企鹅欧洲史系列1517-1949

（套装共4册）

[英]马克·格林格拉斯 等 著

李书瑞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

追逐荣耀：1648—1815

竞逐权力：1815—1914

地狱之行：1914—1949

基督教欧洲的巨变

——1517—1648

[英]马克·格林格拉斯 著

李书瑞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文版总序

《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导读

引言

第一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瓦解

从“白银时代”到“黑铁世纪”

第二章 人口补充

第三章 城市与乡村

第四章 财富与贸易

第五章 贵族的追求

掌握世界

第六章 世界中的欧洲

第七章 观察天地

第八章 了解世界

第九章 查理五世时代的政治与帝国

第十章 大分裂

第十一章 反动、压迫、改革

彼此相争的基督教诸共和国

第十二章 以神之名的冲突

第十三章 与宗教分歧共存

第十四章 教会与世界

第十五章 十字军东征的式微

混乱中的基督教列国

第十六章 国家事务

第十七章 对峙中的各国

第十八章 大战

第十九章 从东到西的混乱时代

结语 欧洲的震颤

致谢

延伸阅读

“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文版总序

文明的更新、重组和不断前进

——为什么我们应该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

彭小瑜

21世纪还剩有80多年，当今的主要发达国家，也就是欧洲国家以及在制度和文化上与之关系极其紧密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在发展上的明显优势目前无疑还存在。那么到了21世纪末，情况又会如何？“企鹅欧洲史”系列包含的9部著作覆盖了欧洲文明近4 000年的历史。如果我们精细地阅读这几本书，我们就能够观察到欧洲文明在历史上经历过的多次繁荣、危机和复兴，进而能够认识到欧洲文明保持更新和不断前进的真正力量是什么。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古老文明，欧洲文明天然具有优越性吗？从19世纪在中国沿海地区贩卖鸦片的英国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欣赏和效仿的品德和价值观。西方近代的“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科学技术固然值得研究和学习，但是学会了“船坚炮利”的本事不是为了欺负和攻打别人。另外，西方文明的优点，欧洲在近代国力强大的原因，绝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我们了解和研究欧洲历史，借鉴欧洲和整个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经验，肯定也不能局限于救亡图存这一有限目的。我们采取和保持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态度，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也是为了对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福利做出我们的贡献。因此，我们对欧洲史和整个西方文明需要有一个认真和耐心研究的态度，努力学习其优点，尽量避免其不足，以期完成我们中华民族在21世纪追求的远大目标。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事业，我们需要精细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是我们了解和学习外部世界过程中迈出的小小一步，却可能会让我们拥有以前不曾体验过的惊奇、思索和感悟。

整套丛书由古希腊罗马远古的历史开始，讲述了直到21世纪的欧洲历史。尽管各位作者的资历和背景不尽相同，他们基本的历史观却高度相似。在对西方文明进行坦率批评的同时，他们以明确的乐观态度肯定了这一独特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自我更新能力。普莱斯和索恩曼在描写古代雅典城邦时（见《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注意到了雅典民众拥有在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政治参与权，不过该城邦“同时也是对妇女压制最为严重的城邦之一”，因为唯有男性拥有公民权的情况让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妇女地位变得十分糟糕。依靠元老院、人民和行政长官三者之间沟通和平衡的古罗马，建立和维持着一个似乎比雅典更加稳定的共和国。后来，贫民的土地问题以及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民众获取公民权的问题，引发了“罗马在350年里的第一次政治杀戮”。之后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导致了血腥的持续的内战，并颠覆了共和制度，但是罗马人在内战废墟上建立了君主制帝国，同时让各地城市保持了强有力的自治传统，在地中海周边的辽阔地区又维持了数百年的安定和繁荣。

乔丹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里面写到了14世纪的黑死病，“在1347—1351年的瘟疫中有多达2 500万人殒命”，之后瘟疫还连续暴发了好多次，而此前欧洲的总人口只有大约8 000万。这个世纪同时也是战争和内乱频仍的年代，是教会内部思想混乱和不断发生纷争的年代。面对如此可怕的巨大灾祸，面对16世纪宗教改革带来的政治和思想的严重分裂，西方人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等领域仍然取得长足进步，并开始探索世界地理，航行到非洲、亚洲和美洲，倡导用实验来把握有用的知识，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仰望星空，认知宇宙的秘密。与此同时，自私的欲望逐渐泛滥，开始有文化人鼓吹“最自然的人权就是自利”，鼓吹“自然状态是一个相互竞争的丛林”（见《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

当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帝国主义的强权给世界上落后国家带来压榨和屈辱的时候，欧洲内部的社会矛盾也变得十分尖锐。在19世纪中叶，英国每天要用掉大约2.5亿根火柴，在位于伦敦的工厂：“用于制造可燃火柴的白磷产生的气体开始给工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工厂工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工和童工，工人需要先准备好磷溶液，然后把火柴杆放在里面浸沾。他们的牙龈开始溃烂，牙齿脱落，颌骨慢慢腐烂，流出散发臭味的脓水，有时从鼻子里往外流脓，人称‘磷毒性颌骨坏死’。1906年在伯尔尼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白磷，两年后，英国议会批准了该公约。”（见《竞逐权力：1815—1914》）

历史故事的细节从来都具有一种思想冲击力。“企鹅欧洲史”系列的各个分册里面充满了大量的细节和故事。看了白磷火柴女工的故事，认真的读者都会好奇，当时的欧洲会往何处去。埃文斯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社会和改革运动。他提到，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声称，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满足工人阶级的合理愿望”。在叙述现代历史的各个分册里，我们都能看到，欧洲统治阶级坚持文化和制度的渐进改良，不单单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社会良知”，也是因为他们面临来自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压力，希望通过对话达成社会各阶层的和解。社会各阶层重视沟通和妥协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传统。沟通和妥协的能力，确实是欧洲文明保持活力和持续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梁启超先生到欧洲考察，遇见一位美国记者，后者觉得“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不赞成梁启超将之“带些回去”的打算。梁启超问：“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该记者叹气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入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面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是他提醒读者，欧洲不会完。他解释说，18世纪以后的欧洲文明不再是贵族的文明，而是“群众的文明”，各种观念和立场有顺畅交流，思想文化依然活跃。所以他断言，欧洲仍然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饮冰室主人在1929年去世，没有机会看到此后的欧洲历史轨迹。我们是幸运的，看到了更多的世界风云变幻。我们是幸运的，能够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样有趣和深刻的历史读物。我们借此不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欧洲的过去，也可能能够看到一点欧洲和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未来。

《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导读

刘林海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是英国当代著名宗教改革史家、谢菲尔德大学荣休教授马克·格林格拉斯的新作，也是企鹅出版集团策划出版的9卷本“企鹅欧洲史”系列丛书的第5卷。这本书的主题是“基督教世界意识”的毁灭，即欧洲由地缘政治概念转变为地域概念的过程，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16世纪至17世纪初‘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意识的消逝与‘欧洲’意识的诞生，以及与之相伴的巨大变革”。“基督教世界”一词出现在中世纪欧洲，是对所有拉丁基督教政权的整体上的称呼。“基督教世界”关注的重点并非地域，而是强调以耶稣基督为信仰对象、以罗马教会为中心的信仰统一体。这是拉丁基督教长期的自我定位，也是抗衡外部世界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工具。在格林格拉斯教授看来，这是一个带有想象成分的观念或意识，也是团结各基督教政权的方案。不过，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世界”意识解体，支撑它的神话也宣告破灭。基督教世界的“失乐园”留下的只有对昔日荣光的哀叹。这个现实也投射到了新拓展的殖民地美洲和伊斯兰世界。欧洲内部以不同的教派为基础形成众多相互争斗的政权，民族意识萌芽，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欧洲开始出现。

该书所涉的时间段，即从宗教改革到“三十年战争”期间的历史，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长期的宗教战争彻底破除了传统的一元宗教格局，形成多宗派并立互竞的局面；另一方面，战争加剧了政治分裂和民族意识，民族国家出现，欧洲政治和外交关系新格局形成。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也被视为欧洲弃旧向新、迈向现代的关键时期，也一直是西方学界和出版界的宠儿，遗世名作不可胜数，其中既有“高大上”的学术精品，也有接地气的普及读物。最近几十年来，受马丁·路德诞辰及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等影响，西方学术界的宗教改革研究又进入了一个高潮。读者可能会问：在众多的著作中，这本大部头的价值何在？值不值得花大力气去啃？

应该说，这是一本学术分量十足、雅俗共赏的好书，完全值得专业学者和一般读者阅读与珍藏。

首先，这是一本由专业学者撰写的严谨学术著作。该书作者格林格拉斯教授是一位史坛老兵，受训于牛津大学，曾在英、法、美、德等国从事专业教学与研究，至今笔耕不辍。他长期从事16—17世纪欧洲史研究，尤以法国宗教改革史、政治史、信息传播史见长。多年的学术积累不但使他对这段历史驾轻就熟，而且使他深谙前沿热点，对各种流派和理论了如指掌，为这本书的学术分量奠定了厚重基础。该书从开始写作到出版，前后历时7年。作者博采众长，广泛借鉴各领域的新理论、新观点，其中既包括环境与气候变化对历史的影响，又有白银资本、火药帝国、认信化（信条化）、全球化等理论。全书融传统的政治史与经济社会史等新史学于一体，巧编妙织，浑然成体，绝无堆砌拼凑之嫌。当然，作者并非仅仅满足于汇聚各家观点，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他并不认同17世纪中期的欧洲是一个全面危机时代的说法，而是倾向于那个时代只是经历了一个“震颤”。因为危机意味着历史转型进入一个大不相同的新世界，从而化解了危机，但事实上“欧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震颤之后就是恢复原状”。同样，他也对用欧洲步入现代性尤其是“早期现代性”的理论给这段历史定位的说法持审慎态度，因为其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对于探寻失去的往昔并没有什么帮助，甚至是危险的。在作者略带伤感的对“统一性”失去的思考中，也透着一丝对当下欧洲现实的关怀。

其次，这本书对主题进行叙述的角度非常有特色。整体而言，作者对1517—1648年的这段历史并没有增添多少全新性的内容，就连该书的主题词——基督教世界——也并非他首创。不过，作者并没有简单重复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而是另辟蹊径，以基督教世界意识的崩溃为论题，重新组合材料，描绘这一个多世纪里欧洲分裂的进程及情状，使人耳目一新。全书从阐述“基督教世界”观念引入，将中世纪末期到16世纪初期的传统大事作为背景和原因，高度浓缩，然后徐徐展开，从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开始，接续对自然的空间和理念上的突破，再到传统史学关注的政治和宗教层面的冲突及其结局，最后是基督教世界观念崩溃的结果。作者的叙述几乎涵盖了历史的方方面面，既有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又有经济、社会生活，更有作为史学新宠的新文化史，几无遗漏；上至天文，下到研究人体内部构造的解剖学，大到军国大事，小到礼仪上的举手投足，尽在掌握。历史的全貌宛如一幅长卷，徐徐展开。该书用社会史的视角阐述传统的大主题，留意普通大众的历史，以普通人的游历感悟开始，以普通人的感慨作为总结，有意凸显为传统史学所忽略的群体。不过，作者并没有将传统史学的主角——帝王将相——逐出，而是将政治很好地融于整体叙事中，将社会各阶层同时置于一个舞台，关注的重点也不在破裂的详细过程，而在破裂的情状及表现。全书剪裁得当，即便专业的学者也不会觉得重复。

最后，该书的呈现形式很好。作者非常注重文字表达和情节设计，重视读者的感受，有意营造文学和戏剧效果，赋予冰冷的数字以生命，把抽象的术语描绘得栩栩如生。作者重视运用当时的各种画作和文学作品，通过对画作内容的描述和分析，以及对文学作品的引用，将读者拉入历史语境中，加深读者的直观感受。此外，作者还非常注重营造立体的空间效果，注重静态和动态画面的搭配。文中多次使用望远镜和广角镜头的比喻，按主题分层次分区域展示，像一个宇航员带领大家在太空遨游，俯视欧洲，由远及近，由表入里，层次感很强，大大提升了该书的可读性。译者流畅的文笔更是锦上添花。

当然，这本书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就作者本人而言，丛书不加注释和索引的体例，设定的以德国历史发展为主体的分期，无疑是一种难以逾越的遗憾。就专业学者和一般读者而言，一些知识性的讹误或欠准确，地域上重神圣罗马帝国而轻英格兰、法国及公教改革，为求全、求细节而显得冗杂的叙述等，无疑拉低了这本书的分值。不过，瑕不掩瑜，这些都不能成为否定它的理由。

引言

大卫·德·弗里斯（David de Vries）为自己周游世界的经历感到非常自豪。1655年他以母语荷兰语出版了自己的游记，书中记载了他远赴地中海、远东、纽芬兰、加勒比和南北美洲的六次旅程。德·弗里斯1593年出生于拉罗谢尔，父母是荷兰人，他自学成才又善于观察，能流利地使用数门欧洲语言，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炮兵队长，一位熟练的航海家，还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的殖民事业——1633年在“南河”（特拉华河），1634年在圭亚那的奥亚波克河（Oyapock），以及1638—1643年在斯塔滕岛——尽数失败，但这并不是他的错。因为赞助人辜负了他，加上原住民太难管理，与他竞争的冒险者也对他不怀好意。德·弗里斯知道自己的忠诚归向何方。低地国家的小镇霍恩[1]是他的家乡（patria）。如果他成功建起一座殖民地“大庄园”（patroonship）[2]，他会把它打造成荷兰地主乡绅的庄园的模样，这样的大庄园会成为他经常提到的“新尼德兰”的一部分。他是加尔文宗的新教徒，参与建造了斯塔滕岛上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德·弗里斯是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认识欧洲的。从欧洲到新大陆，旅途中高大的冰山让他震惊不已，他还在游记中详细记录了在海上遇到的荷兰人、巴斯克人、葡萄牙人与英格兰人的渔船和商船。1620年，他在纽芬兰的圣约翰斯（St John’s）登陆。他熟读他人的游记，对当地印第安人的习俗早有了解，很快入乡随俗。1640年，他拜访了詹姆士河[3]边英国人新殖民地的总督，英国人以一杯威尼斯产的葡萄酒款待他，曾在17世纪20年代后期去过东印度（East Indies）的另一位英国殖民者与他把酒言欢。“我很欣赏他，他对我也同样如此。”德·弗里斯说。他还听到那个殖民者说道：“此山无法与彼山相见，周游世界的人却可以相逢。”

以服饰、饮食与举止而言，他们都是欧洲人，他们知道自己身在另一个大陆，并且“驾驭地球的四极”（如德·弗里斯所言）。德·弗里斯的生涯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人更加广阔的地缘视野，他们开辟新的机遇，迎接新的挑战，异常多样化的交流往来使古老的忠诚感与归属感产生了动摇。这种将欧洲视为一个地理实体的新感受，是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反映出来的，如果再早一个世纪绝不可能存在。16世纪至17世纪初“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意识的消逝与“欧洲”意识的诞生，以及与之相伴的巨大变革，就是本书的主题。

基督教世界——像卡米洛[4]一样——创造了一种想象的过往。中世纪时，基督教世界对应的拉丁词（Christianitas或者Corpus Christianorum）描绘的是一种不同的事物：一个想象出来的存在于当下或未来的、被信仰与理想凝聚在一起的世界。那个信仰共同体随着西罗马帝国的毁灭而诞生，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扎根的基督教最初只是位于一个范围大得多的基督徒世界（Christian world）的西部边陲，而那个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在东方，位于中东和仍然活跃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但是，在逐渐失和的过程中，东西方的基督教渐行渐远，直到1054年，罗马的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互相开除了对方的教籍。这场大分裂之后，拉丁基督徒与希腊群岛、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的东正教徒分道扬镳，形成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

在西方基督教发展的第一个千年里，基督教世界并不知道自己的中心在哪里，因此也不知道自己的边缘在何处。它可以说是（借用一位杰出的中古史学家的说法）一系列“微型基督教世界”（micro-Christendoms）聚集而成的“短程线穹顶”（geodesic dome），各组成部分是自给自足的。“符号商品”（除了圣髑，还包括圣人，比如传教士和圣徒）的流通让神圣的灵恩从一处传播到另一处，信仰共同体的价值观与理想也随之从一个区域扩散到另一个区域。随后，在中世纪中期[5]东西方关系破裂之后，两个地缘与意识形态单位的完全成熟使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一种更复杂的对中心与边缘的感受，这两个单位就是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两者对权威的主张，是神学家、法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在一种充满自信的普世主义氛围中通过相互比拼形成的。这一时期的经济转型、市场的巨大扩张、跨地区乃至跨国贸易的惊人增长、贵族之间的联姻与外交联盟，更加巩固了这一理念。在12世纪到13世纪的有识之士眼中，西欧拉丁基督徒的世界就是“基督教世界”。

罗马天主教会在拉丁基督教的信仰共同体中是核心支柱。拉丁基督教产生了一批知识精英，他们使用的是一门跨民族的语言（拉丁语，而不是希腊语[6]）、一套相同的课程（侧重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哲学与逻辑学）和一种共同的研究方式（经院哲学）。教皇的使节与王公的顾问对于权力从何而来、如何运用以及怎样合法化有着同样的神学见解与官方共识。十字军东征成了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野心勃勃的事业。最重要的是，拉丁基督教是在信仰的继承与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它与既有的多维神圣图景紧密相连，在这片图景上有圣地、朝圣点、圣徒崇拜和各类节日。洗礼是通用的入教仪式。不受洗的非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在中世纪中期是西方基督教世界边缘非常重要的存在，他们之所以被容忍，正是因为他们不是信仰共同体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各大基督教王国将拉丁基督教的边界向南推进至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这些人作为“不归属于基督教世界的非我族类”的意义似乎更甚于前。

基督教世界是一种应激性建构，很容易感到自身受到威胁。然而在现实中，它最危险的敌人并不是非基督徒。能对基督教世界的权力掮客造成最大威胁的，是基督教世界内部充满差异和矛盾的格局——基督教世界的居民各有各的效忠对象，对他们来说，基督教世界的宏大理想并没有什么意义。在西欧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它的版图横跨欧洲中部，它的名称表明自己既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又是普世国度的世俗存在形式）与教会的普世秩序，还有成千上万个村庄和教区，它们的居民往往负有效忠于自己领主的义务，他们是采邑领主的农奴。这些小共同体压倒了普世秩序的机制，它们与城镇一起都受益于中世纪中期的经济变革。人们开始对世界主义的雄心壮志和国际秩序的官僚体制产生怀疑。对于基督教世界中心与边缘的感受越强烈，各地居民就越不愿意耗费时间去获得上头的批准。很多人对为维持普世教会而征收的税款愤愤不平，也不再相信十字军东征这种夸大其词的超国家计划。自12世纪开始，这些情绪引发争议，产生了异端（异端迅速传播，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视基督教世界理念为至宝的人的心中投下了愈加深重的阴影。

黑死病的暴发重挫了欧洲经济，使人们对基督教世界理念的信心更加低落。农奴制和采邑义务成为争论的焦点，地方人民开始主张自己的习惯权利。尽管代表基督教世界的信仰与实践仍在继续，而且基督教世界的神圣图景甚至比以前更加繁荣，但是它在地方上的可信度却越来越低，沦为争相代表传统社会秩序的各类论点的攻击对象。1378—1417年的天主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同样削弱了它要求普世顺从的主张。两个教皇分庭抗礼的局面把基督徒分裂为两派，一派坚持忠于罗马，另一派支持阿维尼翁教廷（Avignonese papacy），后者被它的敌人斥为制造分裂的法兰西王国手中的傀儡。斗争最终在妥协中画上句点，但它对教皇的道德权威造成了持久的损害。从这一事件中还可以看出，深怀不满的地方主义与新兴世俗非帝国权力的结盟是很危险的。妥协是通过大公会议的权威达成的。大公会议坚持主张（这种主张令神职官员和世俗官员都非常苦恼）大公会议高于教皇，这一观点已经被争论了两个世纪，如今被一股更强的力量提了出来。大公会议的主张相当激进，而大多数“大公会议主义者”（Conciliarists）都是温和派。他们认为召开大公会议是结束混乱的一种体面的方法，但并不希望大公会议摧毁教皇的普世权力，更不希望大公会议通过非正统的方式取得教义上的权威。然而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大公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的继承者，实现了这一目标。

所以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欧洲历史的核心问题是：基督教世界——包括决定其重心所在的各种制度，以及更重要的是，支撑它的信仰共同体——何去何从？如果基督教世界毁灭了，那么，谁将取而代之，或者说是否还会有谁来取而代之？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世界逐渐被欧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欧洲的定义在于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距离关系）取代。两者有着天壤之别。基督教世界要求受洗加入这个信仰共同体的人的忠诚，这些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应依据他们与基督教世界的关系而定；而欧洲并不要求在它所指的这片大地上的人精诚团结，只要求人们意识到他们都住在这片大地上，其上的不同国家与民族开始具有道德和文明的优越性。西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关于欧洲团结的伟大规划，发展的时间超越千年，而它的毁灭却如此迅速而彻底，只过了一个多世纪，它便烟消云散，只留下了一点迷梦。促成它毁灭的巨大力量也彻底改变了欧洲，这些力量的相互影响是第一章的焦点。

[1] 霍恩（Hoorn）是荷兰北部的一个小镇，也是德·弗里斯最后去世的地方。——译者注

[2] 巴特龙制度（patroon system）是荷兰在北美殖民地实施的一种封建土地制度，地主被称作patroon，地主拥有的土地被称作patroonship。——译者注

[3] 詹姆士河流经今天美国的弗吉尼亚州。——译者注

[4] 卡米洛（Camelot）是传说中亚瑟王的城堡的名字。——译者注

[5] 中世纪中期（Central Middle Ages）通常指的是11世纪至13世纪。——译者注

[6] 希腊语是东正教会的官方语言。——译者注

第一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瓦解

天主教的西班牙和新生的尼德兰共和国在1609年签署了颇具争议的停战协定后，托马斯·考克森（Thomas Cockson）发表了版画《基督教世界的狂欢》（The Revells of Christendome），画家在画中使用众所周知的讽刺手法嘲讽了基督教世界。席首站着教皇保罗五世（Paul V），在他的左手边，欧洲的各位国王（法国的亨利四世、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和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正面对着我们。在他们对面，三个天主教修士为了欧洲的未来玩着双陆棋、骰子和纸牌，一条狗正冲着其中一人的脚撒尿。这幅画的用意十分明显——没有一个人手里掌握着基督教世界的命运，基督教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许多促使西方基督教世界瓦解的因素在1500年以前就已出现，但直到它们全部就位并相互联系起来，基督教世界的落幕才算完成。

文艺复兴的影响

古典文献和理念的复兴早在1517年以前就在北意大利、佛兰德斯和莱茵兰的城市文化中萌发了。它们挑战了欧洲精英分子哲学思考的既定之道——经院哲学，也动摇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统治地位。人文主义学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通过详细检查和交叉对证，恢复古典时代文献的纯洁性，与文献作者的思想进行对话。人文主义教师十分重视“劝服”（persuasion），也就是组织和运用论点，让他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学生通过阅读大量的拉丁文文献（尤其是西塞罗的著作）学会这门语言，并且将精力放在研究公民的正派行为上。这为论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引入了一套不同的观念，以及一个与“基督教信众”（Christendom）迥异的通用概念——“公众”（public）。

“公众”是人可以设想的最大的法人团体（universitas），它在罗马法的视野中是一个拟制的人，与它的创造者不同，它作为一个实体就像一个活人一样可以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它以“公众”之名代表他人行事。共和国作为一个法人团体体现了共和国成员的意志。共和国之间是有差异的，有的共和国比别的共和国更像拟制的实体。比如，充分利用通信技术发展的“书信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得到了那个时代人文学者的强烈推崇。然而，这也反映了欧洲“知识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历史变迁，知识资本日渐脱离一小群教士与官僚精英的掌控，流入一个更加复杂和世界性的资本市场中，这个市场里有生产者和消费者，有赞助人、印刷工、雕版师、图书管理员和读者各色人等，他们都加入了进来。市场的运作方式取决于当地环境，因此文艺复兴造成的知识与社会影响力在欧洲各地参差各异，而宗教的差异让参差的界线更加分明。文艺复兴的一大重要影响体现在王公的宫廷中，文艺复兴轻而易举地进入宫廷，转型为一种宫廷文化，满足宫廷贵族的需求与渴望。就像20世纪伟大的科学发现一样，文艺复兴既可以化腐为奇，也可以摧枯拉朽。它既可以强化教权与政权，也可以削弱它们。它可以挑战上帝凭旨意护佑世界这种基本的观念，也可以为其提供支撑。文艺复兴带来的新的教学方法给人们一种崭新的方式来理解自身、世界和造物主。

人文主义学者还发现，古代哲学有自己的历史。为了理解亚里士多德，必须了解他在和谁的思想对话，并且把他放到这个对话的背景中去。亚里士多德不再是构建真理与合法性的唯一权威。这一过程是从希腊名著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名哲言行录》（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的编译与普及开始的。这本书为相互竞争的各个希腊哲学家“流派”（sects）提供了一份系谱，让中世纪时退居边缘的观点也能大放光彩。这一时期的人在教学时把亚里士多德放在这个复杂得多的谱系中，认真地研究来自希腊世界的各种观点与论争。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哲学家，有的是伊壁鸠鲁学派的门徒，有的属于斯多葛学派，有的信奉柏拉图主义，有的笃信皮浪的怀疑主义。其结果是，古代哲学不再是基督教真理的婢女和构建普世秩序的工具。这也并没有阻止当时的哲学家努力搜寻一系列基本的真理。有的人认为，同任何系谱一样，哲学也可以循着系谱找到一个古老的源头，它的所有后裔都会携带它历经岁月遗留下来的痕迹。比如，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Francesco Patrizi）在他的《一般哲学新论》（New Philosophy of Universals）中提出，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来自柏拉图的教导，进而上溯到梭伦和俄耳甫斯，一直到摩西关于创世的记述和埃及人的神秘主义，而这些在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的著作里都有暗示（帕特里齐说，特里斯墨吉斯忒斯的著作包含比“亚里士多德的全部哲学”加起来还多的智慧），他的作品年代至少比柏拉图早1 100年。也有人更乐于强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共通之处，这些共通之处说明古人的思想尽管有时大相径庭，但仍有根本上的“和谐”（symphony）暗藏其中。

然而，就在这种混成性质的思路逐渐成形时，希腊哲学家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的读者们发出了激烈的质疑之声。恩披里柯利用他希腊哲学家同行们的观点分歧，对亚里士多德等人寻找真理的行为大加批判。如果你真的相信他的著作（这一时代有几位重量级的思想家确实笃信不疑，尤其是法国行政官米歇尔·德·蒙田），那么古典哲学确实是错误连篇。吉安弗朗切斯科·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anfrancesco Pico della Mirandola）相当于16世纪哲学界的马丁·路德，他在1520年出版的《论异教徒学说之无用》（Examination of the vain doctrines of the Gentiles）中写道：“异教徒（专指古代的非基督徒）的所有学问都在迷信、犹疑和谬误中步履蹒跚。”直到后来，法国天才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才成功地在这种怀疑主义（Pyrrhonism）的基础上建起了一套普遍的哲学体系，有能力为新出现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提供支撑。但是在当时，没有人能够真正想象在激进的怀疑论基础上拼凑出来的基督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人文主义的地理学家、医生和自然哲学家都开始感觉到直接实践得来的经验的重要性以及实验的价值。自然世界的图景因此改变了。从欧洲到广阔世界的地理大发现催生了一种新的认识：自然世界充满了千奇百怪的现象，是一座堆满秘密的宝库，大自然正等待着掌握钥匙的人来破译解读。占星家、炼金术士、宇宙学家、自然术士以及江湖医生等竞相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怎么把森罗万象化约为有序的物理原理，或者至少证明他们的理论对现实观察有所助益。有些人从超自然力中寻找这样的原理——自然中有无所不在的魔力，仿佛人间活动背后有隐藏的精灵，或者说天体的热量和运动承载了这样的魔力。这些人同许多哲学家一样，大肆指责亚里士多德，主要原因是后者关于物质的理论太抽象了。他们把自己的学识与见解包裹在神秘晦涩的气氛中，以免遭受众多批评者的攻击，并且还可以维护他们智慧卓绝、法力超凡的鼎鼎大名。但是还有一种相反的观念认为，人类的知识是有限度的，洞悉自然的秘密永远不可能仅凭个人的力量达成。了解自然需要依靠众多探索者的共同努力，他们应当更关注实用层面的知识，注意到对自然的解释存在着多种可能。

对基督教世界的认知变化造成最大影响的莫过于宇宙论的巨变。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某些古代宇宙论的复兴，在古典时代，它们曾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宇宙论共识发出过挑战。然而，如果地球仅仅是一颗行星，一颗围绕太阳转的行星，那么宇宙比起地球就变得太庞大了——哥白尼自己也承认，那样的宇宙将会“浩瀚无边”（immense）。当天文学家需要设想一下土星轨道与天球之间的漫长距离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意识到地球是多么渺小。既然地球只是行星之一，那么所有新生与腐朽的自然过程，与其用亚里士多德那套以自然界和地球上的现象为基础的学说来解释，不如用太阳的影响或者地球的运动，以及地球与太阳和其他行星的相对位置来解释更加合理。基督教世界曾安居在以地球为中心、拟人化的同心圆宇宙里，那时的基督教世界自信自在。如果被放到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里，那么基督教世界就不再是受造秩序的中心了。

化学医学家兼自我宣传大师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原名德奥弗拉斯特·博姆巴斯茨·冯·霍恩海姆）、魔术师兼占星家约翰·迪伊（John Dee）、神学家兼宇宙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自然哲学家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和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基督教世界残存的“看门人”、宗教裁判所和教皇怀疑与日心说有关联。1600年2月，布鲁诺在罗马的火刑柱上被烧死。一年之后，方济各会修士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由于参与一场民众起义，在那不勒斯的新堡（Castel Nuovo）遭到40个小时的残酷拷问。其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他都被关押在那不勒斯，在牢里痛批亚里士多德异教哲学是“被感染的毒根”（infected roots）。他不再属于这个旧的世界，他梦想着一个天翻地覆的新世界。这一时代的激进思想家的问题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在于他们出生于何地这个随机性事件，这些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逐渐被视为对既有思想的挑衅——这就是为什么文艺复兴没有“终点”（end），只有关于“文艺复兴有多大的能力在新背景下摧毁旧的确定性”的永无止境的讨论。

新教改革

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是新教改革，这场罗马基督教内部分裂的巨大程度与持久后果都与发生在11世纪的东西教会分裂等量齐观。新教改革的复杂性之所以让人哀痛，还在于西方基督教是以暴力的方式分裂的。马丁·路德相信，基督教世界即将因为罗马的“粗人和娼妓”（louts and whores）而瓦解毁灭。1520年5月，一名莱比锡的方济各会修士奥古斯丁·阿尔菲尔德（Augustin Alveld）用德文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为“罗马教皇拥有神授之权统治基督教世界”这一命题提供辩护。路德对这个“莱比锡的蠢货”和他的“堕落言论”的回应是，教皇和他的“罗马教徒”（Romanists）已经把教皇权变成了“穿朱红衣的巴比伦淫妇”，这个堪称敌基督的教皇是基督教世界最大的灾难。[1]那时，路德对《圣经》和教会史的研究已经让他对何为神的真理、神的真理如何得到证明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在当时争议巨大。“唯独信心”（sola fide）是路德反思的成果，“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则是他的证明方式。教皇的权威在起源上来自人而非来自神，而最终权威不属于教皇、大公会议或教会的神父，而是属于《圣经》。这就是路德说的基督教回归它的根源——基督福音——的方式。《圣经》记录了神在创世之初对人类的应许，这应许在《旧约》里被重新确立，在基督里得以实现。没有什么东西比这形诸文字的应许更真确（“literally” true）了，因为神是值得相信的。

这种还原主义的质朴真言引发了太多后果，包括与罗马教会无法弥合的决裂，以及新教中关于应在多大程度上照字面意思理解路德言论的神学大分歧。路德笔下的“基督的国”（Christendom）可以与“教会”（Church）和“基督教共同体”（Christian community）互相换用。它们都指代一个虚拟的共同体，也就是当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时所指的圣徒相通。就这一点而言，说基督的国存在于罗马或是存在于任何地方都是一个“丑恶的谎言”。真正的教会没有外在的形式，没有圣衣，没有特殊的祈祷仪式，没有主教，也没有教堂。神圣的图景急剧缩小了。路德认为，唯独信心可以在全体信徒中造就真正的牧师，唯独信心可以让基督教秩序降临在他们偶然栖身的这个世界。

路德极其成功地调动了各地区——尤其是德意志——长期以来对罗马教会的各种不满。如果罗马教会是基督教世界的恶痈，那么是时候让其他人站出来拔除这个腐烂的根源了。基督徒们的表现应该像看见父母发疯的孩子那样，或者像看到房子着火的人那样有公共责任去敲响警钟、扑灭火焰。国王、诸侯和贵族尤其应当承担起这一责任，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冒神之名的亵渎与耻辱”。路德的目的是加固基督教世界，而不是摧毁它或换掉它。但是，路德彻底地移掉了基督教世界权威与合法性的来源，这让原本团结一致的信仰共同体可能从核心开始走向衰败。1520年的路德是如此斩钉截铁，他认为没有任何人被赋予普世权威。真理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在基督教秩序里是平等的，大家接受一样的洗礼，聆听一样的福音，拥有一样的信仰。正是这三点创造了“一个属灵的基督徒群体”（a spiritual and a Christian people）。以基督徒的身份而言，平信徒与牧师没有不同，诸侯与百姓没有区别。真理被化简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它提出的问题比要解决的还多：现实中，基督徒应该怎样组织自己？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才能产生合适的牧师，牧师的职责又是什么？当牧师或统治者没有履行基督徒的职责时，人们该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的角色又是什么？当君主或官员没有履行基督徒的职责时，基督徒应该怎么做？谁来宣布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又由谁来确保它的统一？保卫基督教世界是谁的责任？

在新教改革开启的神学分裂之下，神圣权力的性质与体现形式的重大转型开始酝酿。一个最为重要的转变体现在教会与国家机构的关系上。路德等新教改革家表面上承认，基督教世界的国家权力与教会权力理论上是分离的。但是现实中，宗教改革制造的压力改变了两者的关系，加强了两者间不稳定的摩擦。路德佯装要维持教会与国家“两套政治体”（two regimes），其实扩大了国家的范围，削弱了教会的势力。路德对权力的重新探讨令新教欧洲对何为基督教真理有了新的看法。在路德的讨论中，真理由上帝宣告，由《圣经》保证，由信条体现（信条即众人同意的陈述），由以信条划分的共同体实践，在共同体内由公权力机构组织并监督人民的生活与行为。“人类参与上帝救赎造物的过程”这种思想被淡化了。上帝已经创造了一个自然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罪就是人生的现实，罪应当被管控和抑制。抑制由国家权力负责，国家权力是围绕着一种神学政治想象而构建起来的，即国家权力以上帝的权力为原型——两者同样全能，同样无法抗拒。

罗马天主教会

这让罗马教会向何处去？它依然坚持自己是基督教世界余留部分的属灵领袖，但是新教欧洲已然拒绝了这样的主张，罗马教会的坚持仍是未定之数。一开始，罗马教会集中精力耕耘拉丁欧洲的腹地。虽然这一努力终于在特伦托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年）上形成了一套对新教的系统性反驳，并且使教会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势及其战事（尤其是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冲突）紧密联系了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天主教的遗产借由新一轮宗教精神的复兴重新把罗马教会与各地本土的根基联系了起来，而这种联系正是新教的宣传所要斩断的。同新教一样，天主教的团结也是以信条化[2]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天主教在组织上仍然是官僚制的神权政体，不过这一情况由于修道会的再度流行而有了改观，这些修道会有的是新生事物（如耶稣会、嘉布遣会等），有的则是古老修会的复兴（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它们都被基督教近来遭遇的挑战激发出了活力。这种组织上的团结成了天主教会批驳新教时的基础，天主教徒可以批评新教徒在神学上制造分裂，在权威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

从根本上说，罗马教会的复兴有赖于一场关于教会统治集团与本土信仰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大讨论。这一讨论的中心论点是，教会既要帮助人类与圣灵相通并获得救赎，又要设法革除那些被教会统治者视为“迷信”毒瘤的古代留下来的祭礼仪式，铲除那些刚刚加入基督教的蛮夷们残留的“异教”崇拜和信仰。后者成为天主教会宏大的传教事业的重心，在新兴海外殖民地的“属灵沃土”（spiritual acreage）上，基督教世界守旧的普世价值为了传遍全球而被教会重新改造。

基督教世界的延续

宗教改革的旗手和旧秩序的捍卫者在根本上都相信，他们是在保卫基督教世界免于毁灭，他们清楚地表示，自己的真理是不言自明的，隐含之意是只有己方彻底打败对方，这场保卫战才算大功告成。对于寻常百姓而言，基督教世界仍然延续着它原本的意义。1565年，一位常听牧师大谈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的威胁的虔诚米兰公民祈祷上帝保护他的家人：“愿我们和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在上帝的爱中圆满合一。”当时的旅行者仍然会写“驶向基督教世界”、“到达基督教世界”或“离开基督教世界”。但是，几乎没有旅行者再去耶路撒冷。新教改革家降低了亲赴圣地朝圣的意义。在英格兰牧师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看来，耶路撒冷已经搬到了西方：“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早已对忘恩的出生地亚洲和流亡地非洲发出了休书，并且几乎已经完全来到欧洲了。”他在1613年出版的《珀切斯的朝圣之旅》（Purchas his Pilgrimage）中这样写道。作为一本游记集锦，这本书的用意在于展现上帝造物的地理多样性。即使对天主教徒而言，朝圣也可以在舒适的卧室里完成，只需要从诸多已出版的游记里选一本来读，便可以同时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虔诚心。

然而，在合适的场合下，就连最热忱的新教徒也可能诉诸这种情感——基督教世界的各个民族本质上是一体的。英格兰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相信基督教世界即“同一个身体”（common corps），弗兰西斯·培根虽然不会认同这位前辈到这个程度，但是他也会诉诸同样的认识。1617年，培根号召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来裁决各国的纠纷，避免“基督徒的鲜血白白流淌”。与培根同时代的埃德温·桑兹[3]在其1605年所著的《欧洲之镜》（Europae Speculum）中表达了“愿得见基督教世界和解”的热切愿望。他在书中认为，这种情感正逐渐升华为他的国君詹姆士一世的政治抱负。伊拉斯谟的继承者们中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在Christianitas这个词上倾注那么多的历史意义，但他们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战争视为“内战”，并且想方设法接受教派多元共存这个现实。

十字军东征的式微

16世纪到17世纪初期，基督教世界最大的祸患看起来就是在欧洲东南方及南方侧翼兴起的那个伊斯兰教强国了。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奥斯曼土耳其的军力与海权再度崛起。到1520年，奥斯曼帝国已经吞并了希腊、爱琴海诸岛、波斯尼亚靠近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并且奠定了自己在巴尔干的霸权。奥斯曼帝国在1526年的莫哈奇（Mohács）之战中大胜匈牙利军队，加强了它在匈牙利平原中部和喀尔巴阡山脉周围的影响，并且在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达维亚建立了效忠于自己的从属国。这些战果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面前划分了一条漫长而脆弱的边界，离维也纳近得让人惴惴不安。截至苏莱曼一世驾崩的1566年，大概有1 500多万人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帝国领土横跨欧亚，核心位于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精明的欧洲观察家既羡慕奥斯曼帝国的国家结构与其宏伟壮丽，又惧怕奥斯曼军队的严苛纪律和庞大规模。伊斯坦布尔变成了帝国的橱窗，1566年时有超过25万人在这里生活，大巴扎（Great Bazaar）和皇宫托普卡珀宫（Topkapı Sarayı），大量的清真寺及其附属学校、医院和公共浴室装点着这座华丽绚烂的大都市。

奥斯曼帝国同时也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整个16世纪在东地中海都占据优势。1517年征服埃及和叙利亚，1522年攻占罗得岛，两场战争开启了奥斯曼帝国在非洲海岸建立支配地位、主宰地中海中部各海峡的霸业。奥斯曼帝国通过中间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为穆斯林海盗颁发执照，授予当地人总督职位和军衔。直到17世纪中期，欧洲船只在地中海南岸海域仍不安全。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是否唤醒了十字军东征的神话？16世纪下半叶的地中海是否见证了一场海洋版“文明的冲突”？而在16世纪上半叶，比起新教的“异端”，教皇似乎更在意土耳其异教徒（Infidel）。教皇国外交事业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对抗异教徒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这个同盟在教皇庇护五世任内终于成形。在16世纪最后20年之前，教皇国始终把更多的资源放在抗击奥斯曼帝国而不是打击新教势力上，所需经费除了来自自己的金库，也依靠虔诚信徒和有志之士的慷慨捐赠。教皇国的宣传口号也借鉴了中世纪的前代教皇全力组织十字军东征时的动员令。对于皇帝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腓力二世而言，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为他们主张自己拥有至高的世俗地位提供了事实上的理由。抗击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动员仍然是这一时期维系基督教世界的重要手段，尽管基督教世界内部正在分崩离析。

土耳其异教徒的形象无疑在基督徒对伊斯兰教的敌意里占据了主要地位，这种潜藏的焦虑有能力在人们的心中塑造恐惧、激发忠诚，对于直接面临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地区的居民更是如此。不过，这种敌意不再体现为一项具体的事业（征服圣地）。“十字军东征”化为“圣战”，后者的目标更为模糊，更接近于“保卫”基督徒的世界免遭侵略者的进攻，这侵略者是所有人“共同”的敌人。对基督教世界可能遭到颠覆的恐惧深入人心。1529年，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城刚告一段落，查理五世派驻维也纳的大使罗伯托·尼尼奥（Roberto Niño）——同时也是哈布斯堡王朝追踪奥斯曼世界动向的眼线——就报告了苏莱曼大帝的海军为侵略意大利、进军罗马所做的准备：“苏莱曼做梦都想得到那座城市，他不断地高呼‘去罗马，去罗马！’”1566年，威尼斯的宇宙学家杰罗尼莫·鲁谢利（Jeronimo Ruscelli）出版了一本当代统治者纹章集，他绘制的每个纹章都揭示了相应统治者隐秘的野心。苏莱曼的纹章是四盏烛台，其中只有一盏有烛火燃烧。鲁谢利对这幅画面的说明直截了当——四盏烛台代表四个大洲。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染指了其中三个，他们登陆第四个大洲（刚刚发现的美洲）已经指日可待了。苏莱曼的宏图是通过打造世界帝国，在四大洲点亮伊斯兰之灯。

“投靠土耳其人”的基督教“叛徒”（renegades）的存在——当时出版物的热门话题——是当时人们更深层次的焦虑。“叛徒”之所以变节，并不全是为外力所迫。比如，16世纪初，爱琴海诸岛中的纳克索斯岛（Naxos）和斯卡潘托岛[4]的人们难道不是把奥斯曼土耳其当成拯救他们脱离基督徒的压迫的“解放者”给予热烈欢迎了吗？奥斯曼帝国在匈牙利平原地位的巩固，靠的难道不是当地农民的默许吗？那些农民早已不堪基督教统治下的领地负担，他们期待奥斯曼帝国施行正义，在当地建立新的秩序。

不过当时的人对于这种担忧土耳其人来袭的焦虑，有不同的诠释方式。比如，德西德利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虽然相信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不容小觑，但是起初他认为唯一的应对之道是通过内部改革让基督教世界更加牢固。然而在1529年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之后，伊拉斯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现在宣称，基督徒个人和集体都有义务拿起武器保护那些在前线受苦受难的人，言语之间暗批路德派教徒。但是路德和下一代新教改革家、来自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都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是来自上帝的警告，告诫人们内部改革刻不容缓，而且他们继续坚决抵制拿起武器抵御外敌的呼声。

对于其他人而言，土耳其异教徒的传统形象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变得更加复杂了：土耳其人不再仅仅代表宗教上的异族“他者”（other），欧洲人开始把土耳其人的“野蛮”“专制”与更广阔世界里的其他民族的特征进行比较——在这个更广阔的世界中，欧洲人对自己的了解也愈加深入。一段时间之后，基督教世界与奥斯曼帝国不共戴天的看法逐步消逝，人们开始不情愿地承认两者可以共存，后一种观念的出现让顽固的反土耳其思想土崩瓦解。基督教世界随着十字军东征的结束而走向衰亡。欧洲诞生了，它作为一面镜子，不仅是美洲的地理和文化参照物，也是黎凡特[5]的参照物。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20年10月，勃艮第公爵、新任卡斯蒂利亚国王及阿拉贡国王、哈布斯堡的查理，在亚琛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穿过大教堂高耸的青铜门，在设计华丽的仪式中登基。他被授予先皇的宝剑与指环、查理曼的名字、奥托大帝的皇冠，以及皇帝的权杖、宝球和繁星披风，还有各类宗教圣物，包括曾刺穿基督肋旁的圣枪。这些物品都是普世帝国在圣礼传统中的象征物。八边形的皇冠与亚琛大教堂，都让人想到神圣的耶路撒冷。宝球代表地球，布满繁星的披风喻指他作为基督在世间的代理人、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统治整个宇宙。但是严格说来，他现在只是“皇帝当选人”（emperor-elect），而罗马人民的国王、永恒的奥古斯都（Romanorum rex semper Augustus）这个头衔要等他被教皇授职加冕之后才能启用——帝国与教皇国是基督教世界的两根支柱。那个仪式直到十年之后才举行，1530年2月，查理五世的三十岁生日那天，教皇才在博洛尼亚为他加冕。查理五世是欧洲最后一个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普世帝国的皇帝，那些主张在他之后也永远失去了意义。他也是最后一位由教皇授职、在亚琛加冕的皇帝。他于1566年退位之后，神圣罗马帝国再也不是基督教世界的双柱之一了，它已蜕化为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土地上使用的一件工具。

查理五世可以说是中了王朝头彩。在25岁的时候，他已经继承了72项王朝头衔、27个王国、13个公国、22块伯爵领地，以及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乃至新世界的各类封地。这意味着接近2 800万人对他有某种程度上的效忠义务，或者说接近40%的西欧是他的领地。他的首相麦库里诺·加蒂纳拉（Mercurino Gattinara）提醒他：“上帝对您非常慈爱。他将您提高到基督教世界所有王公之上，自您的祖先查理曼以来，从未有一个君主拥有如此之大的权势。他让您向着建立一个普世王国的方向进发，令您有望成为统一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牧人。”加蒂纳拉要着手打造皇帝作为世俗领袖的可靠形象。

查理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建立一个统一自治的政治国家，而且很少想起查理曼的遗产。出于对地方认同的守护者权利与特权的尊重，他所理解的普世统治几乎总是指作为信仰的守护者。但是为他设计形象的人想要将基督教与古典时代的帝国（imperium）融合起来，他们的宣传手段让人想到这是在通过人文主义的劝服力施加政治影响，特别是当他们采用了机械时代复制与传播的新工具（印刷术、版画、钱币、奖牌、壁毯）的时候。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里，没有哪个政治领袖像查理五世这样，被如此精心地雕琢，通过如此多样化的媒介，被推广给如此庞大而迥异的目标群体。亚琛的加冕仪式就是宣传攻势的先导，皇帝的木版画、奖牌和雕版画流通于各地，以不同的语言精细复刻了仪式的场景，那时他修剪整齐的络腮胡子和长头发都是德意志的样式。十年之后，雕版画和木版画上的形象变成了一位短发短须的罗马皇帝、战场上的常胜将军、欧洲和平的缔造者。史书记载，查理五世出巡时会抛撒特制的钱币，钱币上刻有半神赫拉克勒斯的双柱，柱上还有查理五世的个人铭言Plus Ultra （“走得更远”）[6]，查理五世边抛边喊“有赏！有赏！” [7]街上的群众齐声高呼“帝国！帝国！” [8]

即使是认同查理五世理想的人也认识到，他的愿望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1527年，帝国军队焚掠罗马，让他作为基督教世界守护者的说法大打折扣。新教改革撕碎了在德意志建立一个团结的基督教共和国（res publica）的所有愿景，更别提团结整个欧洲了。查理五世的军事胜利和外交行为都愈加反映哈布斯堡王朝的需求。它们构成了一种间接性帝国主义，所谓普世王权只是一个走运的君王之家想要称霸的后门罢了。德意志的诸侯，不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把查理五世对神圣统治权的主张视为对德意志民族自由的威胁。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王朝遗产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以及教皇国北方的一连串领地，因此，他对普世王权的声张在意大利表现得无比活跃，遭到的挑战也无比严峻。查理五世的法国对手弗朗索瓦一世竭力抓住一切机会破坏帝国的自我主张。法国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了一套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构想，他们鼓吹一个天命式甚至是弥赛亚式的王国，这个王国的使命就是保卫欧洲政治秩序的自由与特权，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霸权。

世袭君主

如果皇帝不再保护基督教世界，那么谁来保护？治安执法权——刀剑之权——大部分落在了世袭君主的手中。王朝政治（基于世袭的统治）注定要成为主要的政治秩序，它的吸引力在于血统决定合法性。特别是在辅以绝对权威的主张时，王朝统治可以在君主的宫廷这个贵族制加世袭制的世界里调动各种资源。君主可以任意运用向心的恩宠文化和宫廷荣誉守则里的竞争本能为自己服务，这两样工具所代表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在各国宫廷里大行其道。世袭君主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并分享他身边的人自利的愿望，也就是为自己亲朋好友谋取并保住官职的愿望。王朝政治作为推行政治秩序的一种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让人相信它可以结束“后宗教改革时代”的宗教分裂和社会失序。虽说如此，16世纪下半叶典型的政治与宗教暴力偏偏集中在西欧，也就是国家权力最早熟的地方。16世纪最严重的暴行，要么是易受攻击的世袭君主煽动的，要么也把他们深深卷入其中。世袭君主制先是参与了后宗教改革时代以宗教为基础的斗争，后来又为缓和斗争起到一定作用。

王朝国家得以强化，首要原因在于远距离召集和部署兵力的能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征税的能力加强了，而且国家比以往更有信心去调查、控制和抽取各种经济活动的收入，这些权力的变化往往大得惊人。最重要的是，当局在上述权力积累的基础上举债的能力，改变了国家权力相对于社会上其他权力的性质。没有国家的支持，欧洲第一代殖民事业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又一次直截了当地肯定了“该时期是‘现代国家’的诞生时期”这种认识，实则不然。在政府官吏、包税组织（tax-farms）、士兵名册和殖民地法院之外，集体的想象仍然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道德关系连起来的一个基督教共和国（Christian commonwealth）。出于现实考量，国家的行政机制并不强大，依然是地方性、分布式的。在中央，国家权力太容易成为宫廷斗争、派系分裂的焦点；在地方，掌握实权的还是权力掮客、当地贵族以及他们的附庸。当我们站在这一时期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们身后，我们很难看出这样条理分明的画面：令行禁止的国家正向全体公民要求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我们更有可能注意到的反倒是这些人羞辱对手、独揽大权的政治游戏。说到索取臣民的忠诚与服从，近代早期的非军事权力基本上是“施为的”[9]，所谓的权力投射仅仅是为了给旁观者看的矫揉造作的自说自话。欧洲长期以来的地方主义一直是基督教世界的薄弱环节，如今成了王朝国家的致命弱点。

原因在于，王朝政治服从于家谱学的逻辑，受制于出生与死亡的偶然。它无视地方文化认同，并且与各种特权和管辖权相抵触。王朝治下的复合国家制造了有悖于情理的行政单元，各单元的法律宗教传统完全不同，非常容易遭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信条分裂。王朝政治深处的竞争本能使各国不可能围绕一个共同理想展开合作。在国际关系中，王朝政治是不稳定和战争的永恒动力。欧洲世袭君主组织动员能力的增长是以破坏性日益严重的内部冲突为代价的。在欧洲世袭君主加入竞争以前，欧亚权力结构从来不需要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一连串飓风般的地区冲突削弱了基督教世界投入资源和精力进行殖民扩张的能力。事实上，逆向流动发生了。新世界的财富为旧世界的王朝抱负提供了资金，没过多久，就造成了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与之不同，贵族——有时与代议制机构相联合——常常处在一个更能够理解和反映地方愿望的位置，他们会利用人民对外省制度和习惯的情感，反抗王朝君主的集权野心。

根本性的问题在于，王朝政治创造的忠诚生来就是虚弱的。就算王朝国家成功地把自己与人民对基督教真理或者家乡的强烈认同捆绑到了一起，这种事通常也只是巧合。更常见的情况是，国家不得不接受它们治下能做到的政治整合所达到的一定限度，以及宫廷里敌对派系、游说团体和人际网络的无尽旋涡，还有地方自治的现实，而且地方自治在欧洲边疆和殖民地的治理中尤为显著。王朝政治通过加强绝对君主制来打造更加广泛的忠诚的企图，往往会暴露这种主张的内涵有多么贫瘠。王朝国家缺乏一种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它的政治模式对基督教共和国的这一重要部分，对如何促进公共利益，对政权与人民的正确关系，都没有任何论述。在新教改革的环境下，上述理念泛化为一种新的认知，即人的所作所为最重要的是对上帝负责。这种认知的结论——促进公共利益、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改变了16世纪后期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理念的扩散搭上了16世纪至17世纪早期公共传媒转型造成的信息传播多元化的便车。于是，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模式。虔诚善良的地方百姓开始相信，政治决策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需要他们的参与，政治决策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由统治者一手把持。这种现象不仅仅在小型的、个别的、有些脆弱的独立市镇或共和国里发生，也在别的地方出现。王朝国家面对希望参与国家命运的人，几乎拿不出任何回应。在后宗教改革时代的政治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张力是一个重大课题。

基督教共和国与后宗教改革时代的宗教冲突

人文主义者普及了“共和国”（res publica）这个概念。任何形式的有合法性的统治都可以算是一个共和国。这点很重要，因为欧洲大陆各个统治实体的公众形象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神圣罗马帝国与世袭君主制国家，还有选举君主制国家、城邦和共和制国家。基督教诸共和国（Christian commonwealths）的合法性来源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每一方都有对另一方的义务：人民服从统治者是自然的，也是神意决定的，但是人民的服从只有在基督徒君主或“官员”（magistrate）做到服从神的律法并为人民的利益秉公执政时才是理所应当。做不到这些的统治者就是僭主。基督教官员的职责是捍卫正确的宗教信仰、施行正义、推动和平。新教改革之后，教派多元共存使世俗统治者的目标变得相互冲突起来，所以基本问题就在于怎样调整这些目标。不捍卫正确的宗教信仰似乎有损于基督教共和国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和统一性。但是如果要这么做，就有可能使共和国被宗教分歧撕裂，破坏协调、和平与和谐等价值观，这些目标对共和国的存在是同等重要的。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困扰着统治者，尤其是欧洲中部的统治者，因为在1648年之前，欧洲中部的宗教忠诚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欧洲中部也是宗派暴力风险最高的地区，在这里与宗教相关的矛盾蔓延到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些矛盾难以预测又变化多端，还影响到其他已经存在的分歧。矛盾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让基督教共和国的官员极难管控。宗教分歧迫使统治者在冲突中选边站，这使他们的统治能力遭到怀疑。这些分歧令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义务和彼此信任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基督教世界存在的理由就是，它提供了一套理念和制度，可以在信仰共同体内部促进并实现和平。在后宗教改革的世界里，教义冲突取代了原本凝聚基督教世界的共同信仰。当初化解矛盾的工具如今变成了不和谐音的来源。世界变得更加危险，而且被新诞生的信仰划出了犬牙交错的边界。与先前基督教世界的边界不同，新的边界不在信仰共同体的外围面向外部世界，而是在基督教世界的内部。新的信仰边界区分了北方的各类新教教派和南方的天主教，随着反宗教改革运动制造出新的相互冲突的宗教认同，基督教诸共和国斗得你死我活，民众心中的分歧也变得更加尖锐。

对于基督教诸共和国而言，还有其他变化让后宗教改革世界里的宗教冲突变得更难控制。首先，宗教本身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新教改革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信仰流派，各派都有自己的信念，各派都主张自己的合法性植根于它们所认为的与过去的延续性。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世界变成了一个被争夺的遗产，变成人文主义者已经开始鄙弃的所谓衰败腐朽的“中世纪”（Middle Age）的一部分。在新的多元化的图景中，“宗教”（满足“正确”“经过改革”“普世”[10]等标准的宗教）变成了一种判明真信仰、抛弃伪信仰的方法。而且，宗教比以往更强调人们“相信什么”，而不是人民奉行哪一种宗教仪式。最能体现后者的重要性衰退的，莫过于后宗教改革时代的宗教变得更加带有“信条化”（confessionalized）的性质。各路教派的信条（路德派、加尔文宗、重洗派、圣公会）都试图规定人们应当相信什么，以此为基础，各教会与各国都在教育和劝服民众上投入了巨量的资源。然而，对教会和国家而言，让人们统一于一种信条理念是很困难的，反倒是过去那种围绕信仰共同体的统一比较容易，信仰共同体遵行的形式能够直接反映相关个人与社区的信仰，就算不是神学家也很容易分辨不同的仪式。

新教改革之后，宗教统一在许多地方都被证明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基督徒君主们有理由指出，相比起宗教统一，国内和平才是当务之急，所以他们选择利用法律资源去解决宗教争端。然而，在他们的信条批判者眼中，这种容忍信条不一致的做法正是基督教世界病入膏肓的最明确症状。他们抨击说这种教派多元共存注定酿成苦果。统治者容许教派多元共存的做法是在回避问题，逃避责任，这种做法不仅可能招致上帝的怒火，还会让无可避免的最终对抗变成一场更加残暴的灾难。这种观点通常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在这一时期，人们还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来教育他们宗教宽容的意义。相信强行统一宗教可以把宗教异议问题彻底解决是一种幼稚病，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认识这种幼稚病有多危险。

后宗教改革时期，宗教冲突使“将信仰统一到同一信条的程度”这件事的重要性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人们期望基督教诸共和国把坚持并强制达到信条统一作为政治统一的重要前提来落实。教会因新教而发生的变化（以及天主教会的回应）改变了教会与统治者的关系，两者关系的表现形式在各地有着巨大的差异。新教欧洲的一些地方有国家教会（state-based churches），另一些地方则有官方教会，后者与国家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甚至可能独立于国家。在天主教欧洲，教会和国家虽然是伙伴关系，但双方有相当多的机会出现误解和不满。然而总的来说，国家在教会事务上有了更大的权力。权力越大，维护正确宗教信仰的责任也越大。神职人员对统治者的要求越来越多，他们要求基督徒统治者履行他们推广真正的信仰的职责；他们希望统治者在教会结构、纪律甚至信仰等有争议的问题上做出裁决，而同时又谴责统治者干涉了属于教会的权利和财产。在后宗教改革的冲突中，不只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相互义务在受到挑战，官员与神职人员的相互义务也是如此。

到1600年时，欧洲的基督教诸共和国作为基督教世界同一信仰共同体的理念在政治上的残余，不仅外患不绝，内部也被宗教改革制造的分歧弄得元气大伤。它们在宗教与政治的混合炸药面前岌岌可危。就算是对于那些达成了某种程度的教派多元共存的政权，和平也并不稳固，和平取决于各个教派势力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很容易被打破，教派共存很容易遭到那些永远不相信“教派多元共存是件好事”的国家的言语攻击和战略打击。宗教与政治异议的炸药引发战争和冲突，暴露出欧洲人民和他们统治者之间愈加薄弱的信任。“白银时代”（Silver Age）消逝——人口萎缩，经济衰退——的初步迹象只是令那份信任更加脆弱的一个因素而已。

17世纪初，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又回来了，这片刻的喘息让人们不禁设想，后宗教改革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就算无法解决，也应该可以得到控制。一些统治者有意疏远了基督教共和国的核心命题——统治者与其统治的人民之间以共同利益的名义维系的相互义务关系。“绝对”（absolute）统治者站在神权王国的传统构想——国王只对上帝负责，不受他人的监督——的基础上，作为“国家”（state）命运的化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国家”作为一个描述政治实体的词，不再与任何信条相关。绝对君主（比如法国波旁王朝通过数场“宗教战争”逐步统一了整个法兰西王国，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宣称他们独立于——并且超然于——后宗教改革时代基本的政治矛盾。他们可以立法要求宗教统一，也可以颁布敕令允许教派多元共存，可以与宗教分歧中的一方缔结外交联盟，也可以同时与对立的双方缔盟——一切看起来都是合宜的，因为他们的行为符合国家的利益。绝对君主制与那些相信基督教共和国一息尚存的政体——通常存在于没有经历过后宗教改革矛盾巨大破坏的地区——形成了奇妙的反差，在后一种政体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仍然被视为相互具有义务的关系。

欧洲的突发混乱

16世纪50年代、90年代和17世纪20年代之后的数十年，欧洲的军事活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新世纪初年缓和的迹象结果只是虚假的曙光。欧洲陷入了斗争的旋涡，各种斗争相互联系并且极具毁灭性，牵涉面越来越广，直到17世纪40年代后期才算告一段落。这些冲突使欧洲的经济分化更加严重，社会凝聚力越来越弱。16世纪90年代预示了后来更加旷日持久的战争形态的到来。[11]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包含三场相伴出现并且相互联系的战争，其中只有第一场持续了30年。第一场战争发生在德意志（1618—1648年），而且把周边各国都牵扯了进来；第二场战争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与尼德兰共和国的战火重燃（1621—1648年）；第三场战争是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殊死搏斗（1635—1659年）。前两场战争深深植根于后宗教改革时代的纠纷，第三场则与众不同，它是两个国家公开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属于一种全新的战争类型。三场战争相互重叠，把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卷入了它们的轨道。

应对这些冲突需要筹措空前庞大的资源，这样的重负让欧洲各国维持臣民忠诚的能力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西班牙哈布斯堡皇室治下的一系列欧洲王国接连爆发叛乱，在西班牙的敌人的援助和煽动下，地方上的利益相关者奋起反抗，试图为他们和人民寻找另一种出路。叛乱首先发生在加泰罗尼亚（1640—1659年）和葡萄牙（1640—1659年），然后蔓延到意大利半岛的那不勒斯（1647—1648年）和巴勒莫（1647年）。相比之下更加团结的法兰西王国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起初，大范围的地方性、区域性民众暴乱和贵族领导的叛乱轮番爆发，本来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王室凭借镇压与妥协并施的方法控制住了它们。1643年路易十四继位，一个不满五岁的幼年国王坐上王位，使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实力大损。法军同时在多条战线上进行大型国际战争造成了极大消耗，国王又未成年，国家的军事和财政资源紧张到了极点，作为法兰西国家栋梁的高官和公职人员的忠诚面临严峻考验。1648—1653年，官员领导了名为“投石党运动”（Frondes）的起义，在这一时期，两场短暂的公开内战先后爆发，王国陷入了极度的不稳定状态。

围绕三十年战争相关的冲突还有两场同时发生的政治内乱，每一场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两场内乱都源于宗教改革后宗教问题和解的彻底失败，其核心问题都是，基督教共和国在新生的绝对主义统治构想面前如何延续，或者要不要延续。不列颠群岛的内战被时人称为“三个王国的倒塌”，它始于1639年苏格兰人对斯图亚特王室的起义，在1641年爆发的爱尔兰叛乱中扩大化，然后在1642年的英格兰大叛乱（Great Rebellion of England）中达到顶峰。1646年，查理一世在英格兰内战中落败，之后又企图在危险的不利形势下发起反攻，以至于在1649年1月被送上了断头台。大获全胜的议会军此时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指挥下入侵爱尔兰，于1649年残酷镇压了当地的王党–联邦（Royalist–Confederate）同盟[12]。其后，苏格兰人把查理一世的儿子兼继承人加冕为他们的新王（查理二世），英格兰与苏格兰由此宿怨复燃，于是克伦威尔率军在1650—1651年征服了苏格兰。1651年末，三个王国合并为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自称“共和国”（Commonwealth），而且表面上确实是一个共和制国家。

在同一时期的东方，一场大规模的哥萨克暴动于1648年在乌克兰爆发，沉重打击了另一个基督教共和国——波兰–立陶宛共和国（Rzeczpospolita）[13]。波兰王国已经多次打退了莫斯科人[14]、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在其东部和东南部边境上发起的进攻，也平定过罗塞尼亚（Ruthenia）哥萨克人的无数次起义——波兰贵族在罗塞尼亚（乌克兰）建立了大片的庄园，并且在政治和社会上歧视当地哥萨克人，使后者与波兰的关系愈加疏远。然而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盖特曼[15]领导的哥萨克起义（1648—1657年）还是把波兰王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在鞑靼人和后来加入的莫斯科人的支持帮助下，起义者从罗塞尼亚的土地上完全铲除了波兰贵族什拉赫塔（szlachta）和他们的庄园，还取消了拉丁礼天主教徒的教会权力。17世纪20年代瑞典的入侵已经削弱了波兰王国的实力，1648年之后，曾经权倾一时的波兰王国更是遭遇了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崩溃，整个东欧因此陷入了动荡。

这些起义、抗议运动和暴动虽然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它们都象征了欧洲统治者与被统治的人民之间信任的破裂。很多当时的人把这些近乎同时发生的动乱——定期发行的报纸给予了他们相对前人来说从未有过的及时信息——理解为上帝之怒的后果、凡人原罪的应得下场。这也是他们对17世纪中期另一种突发混乱（paroxysm）的看法：欧洲失去了基督教世界所代表的一切。在这片土地上，只剩下一个分裂得赤裸裸的欧洲。宗教边界线覆盖欧洲大地，折射出信仰的破碎化。政治体系取决于各个国家，而国家似乎不再遵守传统道德的规则，并且与其人民处于公开的斗争状态。欧洲大国为争夺霸权大打出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没能创造出一个能够抑制大国争霸的新型国际秩序。欧洲内部四分五裂，而且还把自己的分裂输出到世界的其他角落，使各个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弱化了。经济变化扩大了贫富差距，把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的鸿沟拉得更大；气候变化扰乱了整个地球的定居农业生产活动，就连欧洲对自然世界和宇宙的理解都变成了推测性的、偶然性的、有争议的命题。新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的最后一场危机，17世纪中期的突发混乱则是现今这个欧洲的第一场危机。

世界与发现欧洲

亚欧大陆各文明的跨文化交流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但是直到16世纪和17世纪初，各个民族——不仅是亚欧大陆上的各民族，还包括东西半球的各民族——才开始了较为密集而持续的互动往来。虽然它的实现是远洋贸易发展的结果，而这大部分是欧洲人的功劳，但实现的过程是全球性的，而且在互动方面有两层含义：各民族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交流；它们自己也因为与其他文明——尤其是与亚欧大陆上的其他文明——的物质与思想交换而发生了改变。只有被欧洲中心论严重蒙蔽的人才会说，交流扩大化完全是由欧洲内部动态导致的。交流扩张的过程依赖于全球航道的开辟，这样船只才可能到达世界各地的海岸线。勘测海岸线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事业。15世纪中期，欧洲的水手（或多或少地）“知道”全世界15%的海岸线。到了1650年，接近50%的海岸线基本已为欧洲水手“所知”。新航路的开辟固然惊人，但大多数航路都处在中纬度区域，而且依赖于少数几条最著名的航道，因此大部分关于航路的知识仍然是间接的、未经证实的、不清不楚的。截至1650年，欧洲的海外扩张已经明显提升了它相对于亚欧大陆其他文明的航海科技、导航技术、制图技艺、造船工艺和海战装备水平。

上述互动造成的第二项影响巨大的全球进程是生物交换，现在通常被人称为“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没有人预见也没有人规划，农作物和野生植物就这样在东西半球之间——尤其是美洲大陆和亚欧大陆之间——发生了大迁徙。截至1650年，从新世界来的重要的主食作物已经开始影响欧洲人的饮食与耕作习惯（玉米、木薯、腰豆、利马豆、斑豆、马铃薯），还有新的蔬菜和水果（西葫芦、蔓越莓、菠萝、南瓜）。但是这个过程是双向的。旧世界也向新世界带去了以前没有过的主食作物（小麦、燕麦、大麦、小米）、水果和蔬菜（无花果、莴苣、桃、梨、豌豆、胡萝卜）。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也是如此。火鸡、美洲驼、豚鼠、羊驼和番鸭从新世界来到旧世界；家猫、奶牛、绵羊、鸡、驴、雪貂、蜜蜂和蚕从旧世界前往新世界。新的粮食作物和家禽的引入促进了人口增长，不仅在欧洲如此，而且在东亚，甚至可能包括北美也是如此。不过生物交换也有其不幸的一面，那就是流行病的传播。旧世界输出了腺鼠疫、水痘、霍乱、天花和斑疹伤寒——亚欧大陆的人对这些疾病已经生出了抵抗力，某种程度上非洲人也是，但是美洲原住民大批死于这些疾病。而在这方面，交流是单向的，美洲没有传来任何严重影响欧洲宿主人口的流行病。

哥伦布大交换成为早期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新出现的生产、分配、消费模式中，生物交换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在某些社会组织的变化中更是如此。比如，截至1620年，从非洲被运到大西洋彼岸的奴隶劳动力生产了多达2万吨糖（一种刚被引进美洲的农产品）以供欧洲消费。原材料在全世界大量流通，满足了新兴市场的需求。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在代尔夫特创作的油画第一眼看上去，仿佛反映了井然有序、克制内敛的地方风情，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画中的物品——加拿大河狸的奢华黑皮帽、中国的瓷盘、原料产自秘鲁的银币、（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用胭脂虫染的）朱红色和鲜红色的布料——就会向你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同中国的丝绸、东南亚的香料、印度次大陆的胡椒和棉花以及美洲的烟草一样，这些物品都是这一时期开始以空前的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交易并消费的商品之一。对于一些商品而言，新兴市场的需求可以通过简单地扩大原有生产规模来满足，印度的棉花纺织业和中国的瓷器加工业属于此类。另一些商品则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化，以及残酷的强制劳动，比如墨西哥和秘鲁的采矿业，或是巴西甘蔗种植园的奴隶劳动。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体量庞大，门类丰富，货币化程度较高，它们的重要性从全球视角来看更为显著，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东方一直是欧洲海外扩张的目标所在。从中国的经济活力中获利是欧洲海外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朝疆域内白银的市场总值大约是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白银总值的两倍。从这个角度来看，南美银矿的发现和开采有了另一层意义。东半球市场几乎不想要欧洲生产的任何商品，白银是欧洲商人可以卖到亚洲的少数商品之一。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因此成了世界白银贸易最主要的中间商，尽管大部分白银根本不会登陆欧洲的海岸。17世纪上半叶，欧洲人每年从太平洋沿岸的阿卡普尔科[16]运送50多吨白银到菲律宾的马尼拉，这差不多相当于同一时期欧洲与东印度一整年的贸易额。这些白银从菲律宾被运往中国，换回丝绸等商品。此类贸易是由西班牙大帆船完成的，同样，葡萄牙商船会将日本产的白银输往中国，直到1637年葡萄牙人被日本驱逐出境。[17]

白银生产中心的控制者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这里说的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和德川时代的日本。而所有参与这条贸易路线——从安第斯山脉的银矿到中国的集市——的个人和团体都可以分享到丰厚的果实。白银贸易的回报让欧洲有能力投资最初的美洲殖民计划，并且进一步促进了欧洲与远东的商业发展，商人从中收获颇丰，尤其是在特许贸易公司组建之后（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分别建立于1600年和1602年），一种浅层次的全球化正在成形。

这一时期欧洲的人口增长——部分归功于哥伦布大交换带来的粮食作物——只是更大范围内世界人口增长的一个侧面，其中亚欧大陆的人口增长最为显著。亚洲与欧洲一样出现了国家权力的增强。明代中国、莫卧儿印度与奥斯曼帝国就如同远东的西班牙、葡萄牙与尼德兰，都是“火药帝国”（gunpowder empires）。然而，这些全球性现象都受制于同样的全球性束缚。16世纪人口的急剧增长给自然资源造成了空前压力。这种压力突出体现在环境方面：草原让位于耕地，边缘的可耕地都被开发，商业性捕猎呈爆炸式增长。16世纪末起剧增的这些压力不仅仅表现在欧洲。加重这些压力的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历史记录显示1580年左右起地球气温开始降低，降温的后果到1650年变得更为明显。欧洲17世纪中期的危机尽管构成因素是内生性的，但也是在全球性的背景下发生的。

想象欧洲

矛盾之处在于，是几乎不知道也几乎不提“欧洲”这个词的欧洲人实现了欧洲的海外扩张。美洲的发现使他们把基督教世界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加以重组，变成了他们越来越熟知的“欧洲”。如果没有美洲的发现，“欧洲”也不会存在。古典神话为欧洲的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表现外部世界的暧昧之处的方法。古代世界的人文主义复兴开启了古典神话的宝藏，希腊文物和罗马众神成了权力的镜子，它们既迎合了宫廷的放荡淫乱，又把观众和读者带到一个平行世界中，在那里，财富、美德、人的激情、危险，以及最重要的神的护佑，都可以得到展现，而且这种展现方式未必会损害基督教道德或基督教传统对世界和人在其中的位置的理解。“欧罗巴”（Europe）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从古人那里发掘的神话之一，古人把人类栖居的大地分为三个区域：亚细亚（最重要）、阿非利加（次重要）和欧罗巴（最不重要），每个区域在故事里分属挪亚的一支后裔。随着世界地图和地球仪的广泛传播，神话里的区域逐渐演变为地理上的大洲。第四个大洲美洲的发现是这一转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但转变不是一步到位的。“美洲”和“欧洲”的观念是缓慢渗入欧洲人的想象之中的。比如，西班牙政府官员坚持把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叫作“印度”（the Indies），“美洲”这个词几乎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莎士比亚和蒙田在他们的作品中从来没有用过“欧洲”这个词，虽然蒙田在使用“我们”（us）时指的显然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空间，尽管它还没有名字。然而，“欧洲”越来越被视为一套价值观，并承载起一种认同感，这种价值观和认同感是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欧洲精英赋予这片地理区域的。法国哲学家路易·勒·卢阿（Louis Le Roy）写下“我们的欧洲母亲”，他以这个短语形容一个拥有复杂历史、活跃现在和美好未来的完整文明。弗兰西斯·培根也在1605年非常大气地写下“我们欧洲人”。在这些价值观和认同感的定义过程中，美洲的存在至关重要。那些不来自西班牙所在半岛的人，或是那些不效忠于教皇、不认同贸易权、不承认欧洲人——16世纪初经教皇调解并由皇帝批准后——对新世界的征服与殖民的人，遭到了激烈的批判，这种批判基于一个更宏大的概念，即自然法，自然法是世界上的人类共享的法律，尽管这个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在扩张。自然法可以进一步地被用来定义什么是“人”（human）的行为，什么是“野蛮人”或“蛮族”的行为——这些词成了理解“欧洲”的另一种方式——欧洲的价值观正是在与野蛮的外部世界的对比中凸显出来的。

新教徒开始使用“欧洲”来替代“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当他们想说明欧洲信条冲突的残酷程度其实与所谓“野蛮人”的冲突差不多，甚至更甚的时候。从欧洲来到新世界的定居者以他们故乡的价值观界定自己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祖国被理想化了（“新西班牙”“新法兰西”“新英格兰”），他们也渐渐发现了自己的认同所归。他们之中有些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第一位巴西的耶稣会省长，同时也是一部著名巴西早期史的作者曼努埃尔·达·诺布雷加（Manuel da Nóbrega），是这样描写他的同胞的：“他们爱的不是这里，而是葡萄牙。他们教鹦鹉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国王的鹦鹉呀，赶快回葡萄牙’。”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殖民主义就是按照老地方的样子打造新拓殖的土地。印第安原住民身上具有他们没有也不想要的一切特质：行为野蛮、相信异教、恣意挥霍、不可信赖、缺乏勤奋、缺乏目标、缺乏理性。新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都发现，原住民对“自由”的态度同欧洲人对自然法赋予他们的“自由”的态度完全不同——原住民对责任和法统毫不关心，对未来毫不在意。同时，美洲也逐渐变成体现了欧洲本应坚守却未能坚守的所有价值观的乌托邦。对于自学成才的弗留利磨坊主多梅尼科·斯坎代拉（Domenico Scandella）来说，“新世界”这个词就是幸福的象征，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欧洲的不堪。那些出于宗教原因想要逃离欧洲宗教冲突的人，也把另一个大陆想象成新耶路撒冷，这种想象又把欧洲变为不欢迎自己的异乡，最终导致他们离开了欧洲。欧洲人想象中的美洲为想象旧世界开辟了新的路径。

神话故事在这个想象的变形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1559年6月19日，蒂齐亚诺·韦切利（Tiziano Vecelli，提香）从威尼斯给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正在创作组画《众神的爱情》（Loves of the Gods）六幅油画中的最后一幅，组画来自腓力二世的委托，八年前提香在奥格斯堡拜会这位年轻君主时与他讨论了组画的题材。第六幅画的题目是《劫夺欧罗巴》（Rape of Europa）。1562年春，提香终于把画作交到赞助人手中，画中的场景充满戏剧性，在阴沉的天空下，被欺骗的欧罗巴漂于海上，她即将失去她凌乱的衣衫和她的贞洁。她即将被带往远方并带出这个画面，此时她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紧紧地抓着公牛的角，她刚刚意识到这头公牛根本不是普通的牛，而是法力无边的宙斯伪装的。提香对欧罗巴神话的了解来自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第二卷。文艺复兴时期，奥维德是古代诗人中被研究得最多的人，而且肯定也是译本最多、评述最多的人。提香自己不能读拉丁文，但是没有关系，一位在帕多瓦受过培训的学者，同时也是提香的好友，洛多维科·多尔切（Ludovico Dolce）翻译的插图版《变形记》最近刚在威尼斯的书店上架。

提香的杰作有几重含义。他把以这幅画为首的组画称为“诗画”[18]——以画表现的诗。因为阿拉克涅（Arachne）在与女神雅典娜比拼谁才能织出最美的织锦时，选的就是“劫夺欧罗巴”这个主题，所以提香的意思是他就是现代世界的阿佩莱斯（Apelles，古希腊的著名画家）。但是，正如提香的一位威尼斯朋友皮埃特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去世前不久所评价的那样（顺便说一句，阿雷蒂诺出版过——甚至可能是他定义了——露骨的色情文学），提香的“诗画”是挑逗君王赞助者的情色画，它让那位君主想到在重重伪装之下潜藏的性吸引力与无穷权力。这幅画也有政治上的含义，劫夺让人联想到土耳其人，联想到战争的暴行。所以这幅画也是在告诉年轻的国王腓力二世，他继承的遗产极易遭到内外势力的攻击，沦为自身冲动的牺牲品或他人的猎物。这里的“欧罗巴”也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承载了欧洲的价值观。

最重要的是，欧洲成了一个地理空间。皇帝斐迪南一世的御用制图师约翰内斯·布西乌斯·艾尼科拉（Johannes Bucius Aenicola）提出了“欧洲‘女王’”这个著名形象，也就是把欧洲地图拟人化为一个女性。这一绘画创意被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Sebastian Münster）的名著《宇宙通志》（Cosmographia）的后期版本收录之后变得大受欢迎。丝毫不令人奇怪的是，由于它来自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土地，因此西班牙被画成女性的头部和王冠，意大利被画成她的右臂，她的披风则含糊地向东方延伸下去。王冠的存在至关重要。切萨雷·里帕（Cesare Ripa）是欧洲一流的图像学家，诗人、画家和作家在为图像标志选择色彩时必须参考他的著作，他在1603年出版的《图像学》（Iconologia）中教导他的读者应当为欧洲绘制一顶王冠，“以显示欧洲永远是”四大洲的“领袖和女王”。这其实是对固有等级的颠覆，因为以往欧洲总是落在亚洲和非洲的后面；这也是新生的优越感在绘制地理空间时的反映，这种优越感是随着“作为价值观存在的欧洲”的诞生而出现的。

然而，这样思考欧洲有一个问题。亚欧大陆缺乏明确的自然边界，那么欧洲的边界在哪里？基督教世界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的边界取决于它所代表的信仰共同体，但是这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地理欧洲的边界在哪里呢？把欧洲画成少女的制图员回避了这个问题，她的长裙总是盖住东方的大片地域，裙边上散落着各种名字（“西徐亚”“莫斯科公国”“鞑靼里亚”）。莫斯科公国（Muscovy）算不算欧洲的一部分？其国的陆上扩张虽不像欧洲海洋帝国的扩张那么有名，但是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后者，他们沿伏尔加河而下，跨越乌拉尔山，向东方和南方扩张，殖民了大片的亚洲土地，这些扩张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了。这一问题的答案更加取决于欧洲观察者基于价值观对“他者”的建构，18世纪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通过一套对他们政治、宗教、文化等欧洲传统的特定解释，给这些价值观赋予了一个理性化的概念——“文明”。

欧洲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能够被想象为一个地理实体，是因为欧洲人的空间感变了。“地图学”是通过几何量来理解空间的科学，它需要将几何量从空间的其他属性——如内涵、经历——中抽取出来单独考量。正如托勒密所言，重要的是“距离的关系”。15世纪初，托勒密的《地理学》（Geography）在君士坦丁堡被人们发现——这本书早已为伊斯兰世界所知，但对拉丁基督教世界来说它还是新发现——由此奠定了地图学的理论原则，这本书介绍了经纬度的算法和投影法，并且强调了实地考察的重要性。欧洲制图师利用经线和纬线构想并测量空间，把成果绘成地图和地球仪。欧洲的“大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不仅仅是发现远方的新世界，也是发现自身的地理认同。

欧洲的信息流动

16世纪到17世纪初，欧洲人对何谓“本地”（local）的感觉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地理空间感上。香料、染料、皮革、毛皮、食糖等商品将欧洲各个市场和更广阔的世界市场连接起来。而且，欧洲的交流方式和信息流动也发生了转变。换句话说，这场广泛的大转型不仅包括印刷技术的变化，还包括手写书信、邮递服务、口头传播、旅行邂逅、科学调查以及知识建构的变化。远程交流的组织和结构方式都得到了深化。为了政治行动、宗教信仰和社会行为的目的劝服（道德劝服或其他方面的劝服）一个地区的居民变得更加重要，决定你是什么人、你可以怎么做的空间和时间限制变弱了。人们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越发意识到世界的广阔、多元与复杂。能够读写计算因而可以直接把握信息流动的人与依赖他人来接触信息流动的人之间，差距拉大了。关于三十年战争和相关冲突的报纸与小册子让参战的将领——欧洲画廊的访客都可以看到他们冰冷的眼神、卷曲的头发、发黑的盔甲——变得家喻户晓。小册子上关于屠杀、饥荒和瘟疫的记述变成上帝之怒的鲜活证据，全欧洲都感同身受。17世纪中期，人们明显有了共同的危机感，这是过去150年欧洲信息流动发生变化的最有力证据。

欧洲交流习惯转型的重要性实在不容轻视。比如，假如欧洲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没有可以证明“政权与社会秩序可以和内部宗教分裂与多元化并存”的共同例证的话，17世纪的突发混乱会更加严重，造成更大的破坏。如果欧洲没有改变国家的政治、组织框架以适应信息爆炸和管理好国家的权力关系的话，系统性国家崩溃的风险就会变得更大，贵族和王朝精英的自杀式破坏性斗争会走向失控。如果欧洲没有利用好它繁多而分散的财富权力共同体——经济义务与多种多样的知识转移形成的越来越复杂的网络把这些共同体连了起来，它的殖民主义就不可能在欧洲内部和外部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如果欧洲没有演化出它的外交渠道和交流谈判的规程，结束德意志三十年战争的空前复杂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就不可能达成。

“白银时代”及其余波

截至1650年，东印度出口了超过180吨黄金，新世界出口了1.6万吨白银。这是名副其实的“白银时代”，拥有白银与否变得越来越紧要。就算你没有白银，你也逃脱不了它的影响，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段里，欧洲都处于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中，在欧洲的一些地区，通胀一直延续到了17世纪。不论以货币量计算还是以人口增长计算，“欧洲价格革命”都是一个经济持续增长扩张的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将其称为“美好的16世纪”，尽管它在法国由于战争的原因过早停止了，而且这“美好”对一些人成立，对另一些人可是绝对不成立的。价格革命拉大了“有银子的人”和“没银子的人”之间的差距，加深了因通胀得利的人和因通胀吃亏的人之间的鸿沟。后者中有依靠固定收入的人，他们的入账（租金和其他形式的投资，还包括税收）严重贬值。这些人包括欧洲的上层人物——君主、有地贵族和教士。通货膨胀和经济扩张让他们的收入大大缩水。不过他们一般可以通过剥削他人来做出调整，他们会经常提出提高资产收益的新方法——君主可以向臣民开征新的税目，地主可以向佃户分派新的负担。其结果是地主所有制变得更具掠夺性，佃农的入地费（entry-fines）在一些地区水涨船高，地方社区一直以来享有使用权的林地和公地开始被征收。易北河以东、萨勒河[19]以北的农民阶级身上的领主劳役明显加重了。

通货膨胀和经济扩张让各种各样的人跻身有产者这个社会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而且开始要求得到现存社会秩序里的贵族身份。与此同时，利益受损的人也日益增多。这些人包括广大近乎无地的农民，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几乎难以为继。长期负债的农民，他们要么已经把一切都卖给了债主，要么从土地的拥有者变成了承租人，连租来的耕地也小得可怜，还有不断膨胀的城市贫民阶层。于是，社区承担的社会负担变得更重。这一时期欧洲并没有经历重大的社会转型，而社会凝聚力变弱了。地方团结的衰败在16世纪的经济扩张下还可以被掩藏，但是在其后的经济衰退中就充分暴露出来——三十年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加重了发生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衰退。

弱化的社会凝聚力给欧洲长期以来的地方主义带来了严峻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乡镇的认同感从来都是地方人士——比如在农村环境里经常成为乡村社会头面人物的自耕农，或是地方贵族，或是像企业精英一样管理城镇的商人和行会领袖——人为建构起来的，是他们把地方团结呈现为和平、正义、良序和自身利益的重要防线。但是这些地方人士发现，他们越来越难证明他们关于公共利益的看法与分裂的社区里每个人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宗教分歧令他们的任务难上加难，而国家机器显得越发疏远，不愿倾听他们的担忧，不愿回应他们的诉求。

在地方上，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市镇开始对周围的乡村拥有越来越大的优势，农民开始谨慎地进入城镇市场（因此渐渐对城镇市场产生了一定的依赖），而城市贵族开始投资于乡村（并且开始没收还不起债的佃农抵押的土地）。地方抗议和起义变成本时期一个持续而重要的特征，以至于问题不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而是在这个交流扩散变得更加方便的环境下，地方性的不满和纠纷有多大能力在社区内外找到相同的诉求，让抗议的声音更加响亮。地方凝聚力的衰微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对地方人士造成了影响，他们想为自己周围这个脆弱而失控的世界寻求一个解释。实施了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会（Counter-Reformed Catholic Church）的秩序和权威给了许多人慰藉。一些人认为，原因在于上帝的旨意本来就是神秘莫测；一些人相信千禧年理论，认为这是末日将至的征兆；一些人相信，问题还是在于心肠歹毒、手段邪恶的魔鬼在危害世人；还有一些人相信，天文学可以为这个世界提供解释框架并且预测方向。种种解释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既可以用于解释整个世界的堕落，又在不同程度上被地方人士用来解释地方事态的变化。

当时有人想到应从人类蜕化（metamorphosis）的视角理解这一时期的事态变化。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的画家朋友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把奥维德的寓言古为今用，创作了《白银时代的终结》（The End of the Silver Age）这幅油画。他每次描绘这个场景时都会这样安排人物：柔弱而赤裸的妇女和孩童聚在一起，好强而嫉妒的男人在他们周围自相残杀。赫西俄德描述这一蜕化时写到，“人不愿意崇拜神灵”，而是彼此伤害。在奥维德笔下，这就是“青铜时代”的预兆，这时的人类“生性恶劣，易怒好斗”，这也是“黑铁时代”的前奏。在克拉纳赫看来，画中场景是一个警告，可以同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相提并论。它在提醒人们，人类如果不遵循神意，是多么容易重蹈衰败堕落的覆辙。

欧洲的“白银时代”在世纪末开始失去光泽，这一过程始于16世纪80到90年代，恰好也是新世界白银流入的顶峰时期。16世纪欧洲标志性的经济增长与繁荣周期开始消散。法国和尼德兰的内战进入了最惨烈的阶段，虽然各地都对潜藏的经济危机感到焦虑，但是这种焦虑在人口增长放缓的地区最为明显。这些地区，尤其是欧洲南部，不得不认真考虑经济停滞甚至是萎缩的现实。在一些地区，疫病饥荒肆虐与农村人口减少达到了一代人从未经历过的程度，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后一个世纪。当时的人还没意识到调整机制的意义：年景好的时候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教会的层层义务如今成了社会的负担，并且阻碍社会根据新的现实状况做出调整。领主义务、佃农制（share-cropping）和农奴制是这一时期农村社会支撑精英阶层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在欧洲北部的一些地区，当地社会想方设法重建它们的经济，它们不仅要渡过难关，还要趁火打劫。在西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海外帝国及其经济体系拔地而起，它们既模仿自己的前辈，也在引入新的元素。欧洲蜕变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发展模式的分化。

信息流动让欧洲的大人物们知道，16世纪80到90年代转折性的影响并没有均匀地扩散到整个大陆，而是造成了参差不齐的后果。择善而从、先下手为强成了欧洲张力的一大特点，另一个特点是人们开始伤感地回顾被理想化了的逝去的“黄金时代”。1618年之后一连串困扰全欧的灾难背后的经济斗争引发了社会矛盾，宗教改革后欧洲人曾短暂地领略过同样的矛盾，但当时的人通过谈判化解了这些矛盾。可是现在，由于经济增长和扩张的前景越发不明确，谈判与调解的余地小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国家的分包商（包税人、军事野心家、公职人员等）——在谈判中更加强硬，要价更狠。就算一些人从千禧年派的信念或者重商主义的期望里还能看到光明的前景，其他人也都相信众神的时运决定了美好未来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堂。“幸福的年代，幸福的时节”，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在遇见几个牧羊人时感慨，那些牧羊人还生活在“古人所谓黄金时代”的田园生活里。与他们的生活大相径庭的是“我们黑铁时代”，而这位执迷不悟的游侠骑士就是要在黑铁时代的残酷现实面前起身去打那美好的仗。

17世纪30年代后期，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多·德·美第奇（Tuscan Duke Ferdinando de’Medici）委托皮埃特罗·达·科尔托纳（Pietro da Cortona）为佛罗伦萨碧提宫的“斯图法廊”（Sala della Stufa）创作以四大时代为题材的壁画。这一题材是诗人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向美第奇推荐的，他是艺术巨匠米开朗琪罗的侄孙。最后一幅关于“黑铁时代”的湿壁画完成于1640年，它以极为写实的风格还原了人类的杀戮。尽管人人身着文明社会的服装，但是画中前景里的士兵正在屠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家庭，在他们身后，其他士兵正争得你死我活，一名牧师在旁边竭力恳求他们住手却也无能为力。这一场景比克拉纳赫一百年前描绘的被背叛的纯真更加暴力、紧张、令人惊恐。它让观众想到激烈碰撞的军队和血流成河的围城、三十年战争里遭到毁灭的风景和陷入危险的民众、分裂的不列颠群岛和残破的波兰。“那时，无耻至极的罪行笼罩了整个世界。羞耻、真理和信仰离开了我们，无恶不作的欺骗取而代之；暴力、背叛和阴谋诡计……”——乔治·桑兹[20]把奥维德的诗翻译成了英文，这一部分出版于1621年，他那脍炙人口的译作反映了时人对欧洲17世纪中期灾难的理解。这场危机预示了蜕变的到来，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蜕变。在这样的突发混乱里，欧洲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踏着铺好的道路卷土重来。

[1] Romanist是对罗马天主教徒的蔑称；穿朱红衣的巴比伦淫妇是《新约·启示录》里提到的寓言式的邪恶人物。——译者注

[2] 信条化（confessionalization）是新教改革时期的一种思想运动。它指的是一个教派通过社会性规训和控制，加强自己所在区域内的人口对本教派信条的认同的一个过程。——译者注

[3] 埃德温·桑兹（Edwin Sandys，1561—1629），英格兰政治家，1589年至1626年间多次担任下议院议员。——译者注

[4] 斯卡潘托（Scarpanto）是意大利人对喀帕苏斯岛的称呼。土耳其人到来之前，意大利人在喀帕苏斯岛统治了数百年。——译者注

[5] 历史上广义的黎凡特（Levant）泛指东地中海的广大地域，除了今天狭义上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还包括土耳其、希腊、埃及和昔兰尼加。——译者注

[6] 相传希腊神话中的半神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向西最远到达直布罗陀海峡，因此海峡两岸的两座山峰被称为赫拉克勒斯之柱。据说柱上原本刻有拉丁文Non plus ultra（“此外更无一物”），意指已知世界终结于此。查理五世改为Plus Ultra，也有暗指他的领土远及大西洋彼岸之意。今天的西班牙国徽上仍然可以看到这一图案。——译者注

[7] 原文为法语Largesse! Largesse! ，Largesse直译即“慷慨赠出的财物”。 ——译者注

[8] 原文为西班牙语Imperio! Imperio! ——译者注

[9] 在语言学里，施为功能（performative function）是指语言有实施行动、完成行为的功能，比如法官的有罪判决或领导人的宣战讲话就具有施为功能。——译者注

[10] Catholic Church（天主教会）中的Catholic一词来自希腊语καθολικός，意即“普世的、包罗万象的”。——译者注

[11] 16世纪90年代的主要战争包括法国亨利四世与西班牙腓力二世的宗教战争，沙俄与瑞典争夺爱沙尼亚的战争。——译者注

[12] 爱尔兰叛乱爆发后，爱尔兰天主教徒于1642年建立了覆盖全岛三分之二领土的爱尔兰联邦（Confederate Ireland）。1648年，联邦与占据北爱尔兰的王党（Royalists）结盟反对英格兰议会军，导致了克伦威尔的入侵和联邦的终结。——译者注

[13]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或译“波兰-立陶宛联邦”，是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组成的共主邦联，以波兰王国为主体。Rzeczpospolita为其波兰语国名，由rzecz（事物）和pospolita（公共的）两个词组成，可以对译为拉丁语的Res publica或英语的Commonwealth。——译者注

[14] 此处的莫斯科人（Muscovites）指的是莫斯科沙皇国（Tsardom of Muscovy）的国民，后者是对1547—1721年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另一种称呼。——译者注

[15] 盖特曼（Hetman）是波兰—立陶宛共和国最高军事将领的头衔。1648年乌克兰哥萨克人把赫梅利尼茨基选为自己的盖特曼，标志着哥萨克起义的开始。后来盖特曼成为哥萨克盖特曼国（Cossack Hetmanate，或译哥萨克酋长国）的国家元首头衔。——译者注

[16] 阿卡普尔科（Acapulco）是墨西哥西南部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17] 1637年日本九州西部爆发岛原之乱，由于起义者中很多为基督徒，因此幕府怀疑欧洲传教士与起义有关，于是把葡萄牙商人驱逐出境。——译者注

[18] “诗画”原文为意大利语“poesie”，直译即“诗”。——译者注

[19] 萨勒河（Saale）是易北河的一条左侧支流，发源于巴伐利亚。——译者注

[20] 乔治·桑兹（George Sandys，1577—1644），埃德温·桑兹的幼子，英格兰作家和诗人。——译者注

从“白银时代”到“黑铁世纪”

第二章

人口补充

基督教世界的物质基础

16世纪的欧洲官员统计人口并征税时，通常以“灶”（hearth）为计算单位。这个词让人想到这样一个画面：一家人围坐在柴火周围，通风口设在屋顶，屋子里有几个房间、一个大厅（人们在这里做饭、用餐、干家务活）以及睡觉的地方。仓储空间是第一位的，人的舒适和隐私微不足道。有了地窖、贮藏室和谷仓，家业才会兴旺。在欧洲寒冷的冬夜里，牲畜会来到家的周围（睡到“长屋”里）取暖。

但这只是一种刻板印象。事实上，基督教世界的物质基础在各个地区大不相同。千差万别的房屋风格体现了建筑材料的差异和社会文化的区别，居住条件影响了欧洲人口的发展。16世纪初，大量城镇住房和较为坚固的农村住房开始采用一项重要的建筑革新——嵌于边墙内的壁炉。壁炉的烟囱产生了更多的热量（原因在于通风条件改善后燃烧更加充分），虽然大部分热量还是被浪费了，但是室内的烟尘少了很多。比壁炉效果更好的是黏土和砖瓦砌成的封闭式火炉。一个意大利人16世纪初行至波兰，详细记叙了那里全家人裹着毛皮、围着火炉、睡在长椅上的情景。笛卡尔提到，他是在1619年一个深夜于乌尔姆郊外的“炉室”（poêle，或者是有供暖的旅店）[1]里得到了顿悟，从此开始了他对处理与论证人类知识的崭新方法的探索。当时的一个编年史作者说，捷克克鲁姆洛夫（Český Krumlov）宫殿里的火炉有74个之多。火炉的造型和铅釉色的表面给室内增添了一种新的视觉效果。砖匠把祭坛和时祷书上的《圣经》画面缩小之后刻在炉砖上，让宗教从书本延伸到炉边。灶的变化暗含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变化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空间、隐私、衣着、信仰，还改变了人与老鼠的距离。

木材、石料、砖块等建筑材料和社会地位在决定房屋建设时起到的作用不相上下。建筑业是地方经济的发动机，比纺织业更重要。一栋房屋的建造成本是很难计算的，维护成本就更不用说了。大部分建筑工作需要人力完成，而支付方式也是人力劳动。在石料丰富的地方（康沃尔、布列塔尼、勃艮第、巴黎盆地），即使简陋的小屋也会用石头来造。在地中海地区（加泰罗尼亚、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大家庭的住宅往往规模惊人——用上多达500吨的石料，能有三层楼高。一楼是压榨葡萄和橄榄、储藏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地方，二楼以上供家人居住。筒瓦（在地中海地区很常见）之下的那一层用来储存谷物。屋内的通风是重中之重，必须适应地中海的气候，冬季的取暖则由火盆提供。这些房屋造出来是为了以最低的维护成本使用300年以上的，但是它们的建造成本比木质房屋高15倍。木材是欧洲北部城镇和乡村的居民喜爱的建筑材料，因为那里有更加茂密的森林。即便如此，在整个欧洲也只有阿尔卑斯山的部分地区会完全使用原木来建造房屋。大多数木屋都是半木结构的（half-timbered）——用劈好的木头支起承重框架，然后用枝条和灰泥加以填充。木材很便宜，保温性能也好，而且可以轻松地逐块翻新。这种房屋有各种形态，波兰最常见的房子采用石头地基、木头框架、黏土地板、茅草或木瓦屋顶，再用泥土和稻草包裹外墙以求隔热，欧洲中北部则常见更坚固的半木结构房屋，上层可分出居住区和农作区。在欧洲北部的海边与河边以及南部的大城市里，砖是非常受人欢迎的建筑材料。然而，制砖需要运输、工厂、熟练劳动力和投资，制造耐用砂浆所需的石灰石价格不菲。因此，尽管砖十分适于建造高大稳固的建筑，能以较轻的重量提供优异的隔热性能，被广泛用于城市住房，但是人们只要走出市区不远，就会见到砖房让位于半砖半木结构的房子或者木屋。

社会地位和功能决定了住所的千姿百态。计日工（day-labourers）的居所——村舍或窝棚——只不过是抵挡狂风暴雨的避难所而已。德意志那些生存在温饱线上的无地佃农擅自占用农场主的土地，住在农场主宅子旁边的茅舍里。奥弗涅的矿工勉强栖身于只有一个房间的棚屋内，在西西里的农田里干活的计日工只能在地基上席地而睡。在匈牙利和其他拥有良好排水性的轻质土壤的中东欧地区，乡下人会住在用泥炭和草皮盖的半地下房屋里。一项1564年的调查显示，在亚得里亚海岸的港口小城佩斯卡拉（Pescara），有四分之三的居民（外来工人）住在皮革作坊的工棚里。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房屋是生计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加工储存谷物、橄榄、葡萄的空间比住人的空间更加重要。如果说计日工的住处只是一个避难所，那么富裕一些的乡村居民的住房，正如这一时期中欧和阿尔卑斯山区的木屋保存至今的题字所示的那样，既是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是一笔投资。现存的房屋展示了工匠对材料的直观理解，还有均匀分配建筑的重量时精巧的即兴构思。“建筑师”（architects）这一行业16世纪开始出现在意大利和法国。人文主义者夏尔·艾蒂安（Charles Estienne）1564年出版的《田园住宅》（La Maison rustique）为农村住房提供了一本样式手册，让法国的能工巧匠们参考了几乎有200年。欧洲的人口活力通过住宅建设维持了可观的固定资本投资。

基督教世界的物质生活反映在死者身后的财产清单里，负责开列清单的是拍卖人、公证人和乡下的代笔人，他们知道如何一眼判断物品的价值。开列清单是财产从一代人传承到下一代人手中的第一个步骤，只有当有东西可以继承时才有开列清单的必要。即使是财产有限的乡下人也会开一份清单。这种文件就像遗嘱一样，不是只有富人才需要，它对任何想要为幼年的孩子确保一份遗产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在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的沼泽教区威林汉姆（Willingham），村民会慎重地处置自己的牲畜和制作乳酪用的工具。1593年，一个叫威廉·帕尔代（William Pardye）的船夫留下遗嘱，遗赠他的独子约翰两头奶牛，以及“眼下我的整个房子……房子里的草料、沼泽里我那条船、我的靴子，还有一双高帮鞋”。在勃艮第，最常见的财产是壁炉架、炖锅、炊具和砧板。通常还有一个可以上锁的箱子、一张木床加一个床垫。从15世纪开始，在地板或木板上放一个塞满稻草的麻袋就可以躺下睡觉的人越来越少了。床——要有木质框架和交叉的皮带或绳索作为支撑——是贵重的嫁妆。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四柱床是一件庞大的家具，可以充分炫耀一个家庭的财富。1616年3月25日，莎士比亚在遗嘱里给妻子安妮留下了他“第二好的床”。床垫（填以羽毛或羊毛——稻草也是一种便宜的替代品）上还可以精心地盖上丝绒、穗带和绸缎，不过大多数人因为贫穷所以基本不会有这些东西。尼德兰画家阿德里安·勃鲁威尔（Adriaen Brouwer）的作品《祝酒歌》（La Chanson à boire）描绘了一个农舍的内景，地点可能在安特卫普北边的山丘上。四个农民聚在一张桌子旁，坐在临时凑合的（用旧木桶劈成）家具上。除了他们身上穿的旧衣裳，一块抹布，一个陶罐和一条面包之外，他们一无所有。[2]

欧洲聚落的形态是由历史地理和社会地理的复杂组合决定的。在我们的想象里，最主要的聚落就是核心型村庄，村庄的核心是教堂，往外是开阔的田地和公有的牧场。平原与河谷的聚落确实大抵如此，地中海地区和欧洲边缘重新垦殖的土地——比如西班牙中部的梅塞塔高原（Meseta）和匈牙利平原——的聚落通常也是如此。欧洲的畜牧区、石楠荒原、沼泽地、丛林、树林、山区高地的聚落则是因地制宜，形态差异要大得多。欧洲中部和东部的聚落类型属于“沿街村庄”（street village）——社区沿着道路延伸下去。欧洲北部大西洋沿岸与之对应的则是沿海村庄，社区会在一处海滩或一个装货地点周围集聚起来。

保存到现在的地产地图细致地记录了这些聚落形态。在这一时期，土地测量已经普遍展开。雅各布·科贝尔（Jacob Köbel）撰写的《几何》（Geometria）是最早以民族语言出版的测绘手册之一，1531年出版于法兰克福，书中提到，在人们走出教堂时“选出16名男子，大个子小个子都要有”，让他们站成一列，每个人伸出一只脚站在一根长杆子上，然后在杆子上做上记号，这样测量员就得到了一根可以用来测量田地的16尺（Schuh）长的量杆（英语里对应的量词是“杆”，1杆大约等于16.5英尺或5米）。[3]到16世纪末，测量员们都应掌握运用几何学与指南针对不规则多边形的地表区域进行三角测量的本领。新的工具也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菲利普·丹弗里（Philippe Danfrie）发明的半圆测角仪（1597年巴黎的一份出版物上还登过它的广告）和测量距离用的“测量轮”（waywiser）已经面世。即便如此，绘制准确的地图仍然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保罗·普芬青（Paul Pfinzing）的测绘手册1598年出版于纽伦堡，它建议测量员用硬纸板剪出地块的准确形状，然后通过称重得出这些地块的总面积。他留存至今的地产地图极其细致地反映了当时的聚落和土地使用状况。比如，他出生的村庄亨芬费尔德[4]的地图列举了79个居民的田地和宅地。再往南边，来自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的测绘员约翰·劳赫（Johann Rauch）绘制了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东岸和上士瓦本（Upper Swabia）的一系列地产地图。在他1628年绘制的里肯巴赫（Rickenbach）村地图里，每一栋房屋都标上了序号，注明了户主的姓名与其对应的田地。在16世纪末的巴伐利亚，彼得·茨魏德勒（Peter Zweidler）绘制了班贝格（Bamberg）主教的地产地图，图中包含各种细节，从道路、村庄到鱼塘，连用来标记存疑地产边界的石块也收录在内。

欧洲的聚落形态在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巨大的改变。可是17世纪初，地中海地区又出现了中世纪时（黑死病暴发后）那种“村庄消失”的现象，尤其是在西班牙中部，气候干燥的高地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奥利维瑞斯伯爵–公爵（Count-Duke Olivares）在1642年草拟的遗嘱里决定将他的钱捐给八个虔诚的基金会，帮助那些被废弃的社区重新繁衍生息。1500年起，许多村落出于各种原因从基督教世界消失，有的是由于社会工程（雄心勃勃的贵族发动的圈地运动），有的是遭到打击报复（1545年普罗旺斯的吕贝龙山区和1558年的卡拉布里亚都发生了对瓦勒度派社区的清洗），有的是被人劫掠破坏（16世纪初土耳其人侵略了斯洛伐克南部和匈牙利部分地区），有的是因为气候变化。相比之下，随着欧洲西部与南部的湿地和沼泽得到开垦，新的社区迅速兴起。矿工、盐工、采石工和渔民形成的新兴村落开始生根发芽。而在欧洲北部和东部还有大片原始森林和荒地。挪威农场的数量开始追上14世纪的水平——1665年时大约达到了5.4万。到1570年时，瑞典北部诺尔兰（Norrland）和芬兰东部萨沃拉克斯（Savolax）的垦殖活动已经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尽管当地还是有广袤的郊野人迹罕至。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拓殖到了东欧中部。在南边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15世纪时荒废的村庄开始重新有人居住。农村社会的主旋律就是人口补充。

人口登记

欧洲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没有进行过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但是欧洲有普查性质的文件记录，在城市和比较城市化的地方，此类文献更加丰富。这些普查的目的不是为了人口研究，而是为了征税、征兵或招募新移民。人文主义者普遍青睐普查，而背后的理由五花八门。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支持佛罗伦萨1427年开征的财产税，因为他认为此举效法罗马前例，可以避免暴政。与他同一时代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则厌恶财产税，因为他认为财产税是对地方人士的打击，不过圭恰迪尼支持其他类型的基于普查的累进税。法国人文主义者让·博丹在1576年出版的《国家六论》（Six Books of the Republic）中提倡普查，他认为建立在普查基础上的税收制度才可以合乎比例地（“和谐”地）反映整个社会。虽然有意愿开展调查，但是当时的人都深深地相信，人口数量相比古代已经下降，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在这一时期的空想类作品（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624年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1602年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国家都有责任提高本国出生的公民数量。“我们绝对不能相信臣民太多了、公民太多了这种话，”博丹写道，“我们要意识到，人民之外，别无财富，别无力量。”

随着税收国家（tax-state）的出现，人口统计变得越来越频繁。在这方面先人一步的是意大利诸政权——威尼斯、米兰、托斯卡纳、热那亚、罗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在低地国家南部，征税依赖于对灶数的统计。在朗格多克，土地和财产调查得出的资产估值为征税提供了基础。居民民事登记制度直到17世纪初才逐渐形成。教皇保罗五世1614年颁布《罗马礼典》（Rituale Romanum）之后，意大利各教区开始记录每年领受复活节圣餐的所有会众的年龄与其家庭成员。在北方，瑞典路德派的牧师从1628年起每年都会登记教区居民的识字情况和受宗教教育的情况。

这些文件有时候只是名册而已。财政记录登记了灶数，教会文档登记了领受圣餐的人。它们都需要解读才能产生意义。关于这一时期的人口研究就像黑魔法一样不科学。每个人都同意这一时期的人口发生了“明显增长”，但是增长何时开始何时结束都是不清不楚的。人口增长在15世纪后期仍然很缓慢，1520年以前很多地方都没有显著的增长。在英格兰，1510年左右才开始有记录显示人口增长，然后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在低地国家人口增长来得更早一点，在尼德兰的北部省份一直持续到1650年，但是在南部则遭遇了挫折。

德意志很早就出现了人口增长，西部的势头比东部更加强劲。这一势头在1618年之前是否放缓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三十年战争肯定把它完全掐死了。在法国，增长的节奏在1500—1545年均匀有力，到1545—1560年变得不太稳定；之后增长有所恢复，然后又变得难以判断。从1580年到16世纪末，伴随着内战形势的恶化，增长的动力也下降了。17世纪初，人口又开始恢复不稳定的增长，但是1630年之后增长逐渐停滞，因为不同地区出现了相反的趋势。1628—1632年和1636—1639年的瘟疫在许多地方抵消了前一代人的增长。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区，增长从1500年之前就开始了，在一些地区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下半叶，在有的地方持续到17世纪。然而，17世纪上半叶的瘟疫（1628—1632年、1635年和1649年发生在伦巴第）又把此前一百年的增长基本抵消了。

在西班牙半岛，卡斯蒂利亚的人口在整个16世纪都在增长，最快速的时期可能是16世纪30年代。然后，就像意大利和法国那样，连年的流行病（可能还有与粮食匮乏有关的死亡）把前一代的增长完全清零。1599—1600年流行病的严重程度骇人听闻。从1596年到1614年，可能有多达75万名西班牙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感染了瘟疫。一些地方大概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到从前的人口水平。另一些地方恢复了，结果又败给疫病的下一次侵袭，尤其是1647年和1650年的两次暴发。一项研究集中统计了卡斯蒂利亚64个教区的受洗数量，结果表明半岛内陆（埃斯特雷马杜拉和旧卡斯蒂利亚）发生了急剧的人数下滑。在其他地方，1609年对摩里斯科人（改宗的穆斯林）的驱逐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约有27.5万人被驱逐出境，也就是说巴伦西亚少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卡斯蒂利亚和安达卢西亚受到的影响小一些，但是仍然很严重，特别是对城镇的影响。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在17世纪上半叶人口增长明显停滞的背景下理解16世纪人口的整体增长。17世纪的增长停滞不像黑死病那样是一场全面危机，但是它对16世纪的增长存在系统性的弱点提出了疑问。

把这些分散的趋势转化为总体性的数字需要花不少的工夫。这些数字虽然只是探索性的，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人口增长史上“漫长的16世纪”。欧洲人口在接近1600年时在7 500万到8 000万左右，这差不多是14世纪早期黑死病暴发前欧洲保守估计的人口数量。16世纪欧洲农村人口得到了补充，但是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1340年时，欧洲人口可能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7%（4.42亿中的7 400万）。到了1650年，这个比例已经低于15%。16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比欧洲更快，1600年时应该介于1.75亿到2亿之间，虽然1650年之前经历了一些损失，但仍然比欧洲人口的两倍还多。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欧洲“漫长的16世纪”里的人口发展不算惊人。以现代的标准而言，这个速度只能说是适中（年均1%），而且增长并不平均——地中海地区发展迟缓，西北侧翼动力较为充足。法国占据欧洲的腹地，拥有大约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数量接近2 000万。

这是教区记录开始出现的年代。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些教区开展得比别的教区更早。南特教区的主教早在1406年就命令他的教区教士做好洗礼登记，因此南特是拥有最古老的现存记录的地区之一。登记不是为了人口研究，而是为了宗教目的——防止“教内乱伦”（也就是避免一个人与其教父教母的家人结婚）。久而久之，这些地方性创议被上升为教令或政令。1563年11月24日，最后一届特伦托会议宣布，教区司铎必须为出生与婚姻做好登记。世俗统治者也想要保存好居民在何时何地出生、结婚和下葬的证据。法国1579年的《布卢瓦法令》（Ordinance of Blois）提出，做好记录可以防止欺诈。新教改革对教会与国家职权边界的重新划分使瑞士部分地区（16世纪20年代起）、英格兰（1538年起）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教区登记制度。苏黎世1526年引入了教区登记制度以控制重洗派（Anabaptism）的扩散。约翰·加尔文1541年坚持要在日内瓦建立登记制度，这是他希望的有序政治的一部分。

仅仅法国的一个省（卢瓦尔–大西洋省）就保存了大约10万页16世纪的教区记录：有好几千个“让”（Jean）（四个男孩里就有一个）和“让娜”（Jeanne）（五个女孩里就有一个）。理论上，可以通过“家庭重组法”（family reconstitution）（利用长时段里足够多的家庭的记录把家谱还原出来）推断出人口趋势。但现实中，尤其是对于1650年之前的历史时期，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早期的洗礼记录只是不定期地记下还没来得及受洗就夭折的婴儿。在欧洲一些地区（比如巴斯克的农村和爱沙尼亚），使用父名这种习惯还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在荷兰，下层阶级的人通常不在洗礼记录里使用自己的姓氏，但是在别的记录里又有可能使用。名字是听起来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的，而且别人喜欢叫这个人什么，这个人的名字就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人口流动让家庭重组问题就像一个拼图，有时重要的零片不翼而飞，有时这里的零片成了那一幅图的一部分。

但是，一旦重组出一个家庭，其结果就像通过听诊器倾听一个会呼吸的有机体，生是心脏收缩，死是心脏舒张。支配后者的，是令人麻木的围产期死亡率和出生后死亡率。在大多数地方，四分之一的新生儿活不到1岁，只有一半可以活到10岁。生活在梅斯[5]郊外的让·勒·库隆（Jean Le Coullon）的日记讲述了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故事。他的父母有13个孩子，其中10个还没有结婚就去世了。他本人1545年1月结婚，第二年他的妻子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科利尼翁（Collignon），第三年生下了第二个儿子，1549年生下了第三个儿子，1552年生下了第四个儿子。1553年他的妻子死于鼠疫，此时有两个儿子已经先她而去了。11个月后他娶了第二任妻子，后者又为他生了其他孩子，可是，在他和他日记里提到的邻居的全部19个孩子中，只有6个活到了20岁。他在日记里写下这些早逝记录时，还会在旁边详细记上天气和庄稼的状况。旁人可能会认为他对死亡不是很在意，只有一个瞬间例外，那就是1549年他第一个与自己同名的儿子早夭的时候。当时他写道：“我感到悲恸至极，痛不欲生。”

家有长辈的大家庭并不多见。这一时期新生儿预期寿命很低（可能是25岁），尽管一个人一旦活到成年，生存率就会有很大提升，但是要活到55岁还是很靠运气。活到这个岁数的人常常忘了自己到底多少岁了。摩泽尔（Moselle）河畔的贡德勒维尔（Gondreville）村的地方教士长维里奥·介朗（Wiriot Guérin）1566年时宣称自己是44岁。十年之后，他信誓旦旦地跟洛林公爵手下的官员保证他已经“60出头了”。致命的流行病——除了腺鼠疫，还有斑疹伤寒、猩红热和流感——可以带走整个家庭，对地方社区造成严重的影响。当死亡率飙升至6%～10%，某些时候甚至30%～40%时，我们的人口听诊器可以感测到人口有机体竭力对抗过高死亡率时的抽搐行为。这种抽搐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本能性的——或者说社会性的——补充人口的冲动。洗礼数字先是陷入一个很低的水平，然后随着有机体努力恢复平衡而迅速恢复；小型婴儿潮是对人口灾难的一种很常见的反应。婚姻记录显示，鳏夫和寡妇会重新组成新的家庭，将各自继承到的遗产合并。

那么，欧洲的人口补充是怎样持续下去的呢？从更长序列的现存教区记录中可以看出地方性和地区性的增长周期，这些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一场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危机所打断，每一场危机都会使家庭和年龄组的人口在后来达到峰值和谷值。最重要的是，危机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于那些妨碍人口增长的要素，而在于欧洲人口是怎么做到保持相对较高的生育水平的，即使各种限制条件都在阻碍高生育率的维持。在这一方面，人口研究得到的证据孕育（这个词可以从字面意义理解）的问题和答案一样多。我们仍然不知道有多少男女选择根本不结婚，也许这个比例可能高达10%～20%。对于那些选择结婚的人，他们的婚后生育模式与现代人的生物钟是一致的，生育率在女性20到24岁时达到顶峰，然后逐年下降，起初下降速度较慢，但是越接近40岁下降得越快，大多数女性40岁以后就不会再怀孕了。然而，当时的非婚生子女比例之低是现在倡导家庭价值的人只能在梦里得到的。只有4%～10%的新娘在订立婚约时怀有身孕，但是这些怀孕新娘半数以上都是刚刚怀上，而且想要通过结婚让她们的孩子合法化。非婚生子女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少超过4%，多数时候在2%以下，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下降。这是否表明，16世纪宗教改革使得人们更加看重社会规范和性规范了呢？有这个可能，然而，当时非婚生子女比例通常是与结婚率同方向变动的。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非婚生子女是婚生子女的补充，而不是婚生子女的替代品。

人口生育率在欧洲各地有很大的不同。1650年之前没有证据表明人为控制生育的现象广泛存在。宗教组织和社会规范都规定避孕是不合法的。但是，它们没有禁止夫妇为了避免怀孕而不进行性行为，尽管这种做法好像也不普遍，所以欧洲人口增长之谜的答案就藏在婚姻这个复杂的社会制度之中。

婚姻与家庭

基督教世界的社会基础在于家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什么变化？无论在婚姻内外，女性都继续从属于男性，这并不让人惊讶。宗教改革之后出现了更强硬的支持父权制的声音，这些声音暗含了对可能发生的改变的恐惧。“从属”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包办婚姻仍然司空见惯，不过也得有求婚和商谈的步骤。寡妇一般不会被家人逼迫再嫁，而且如果她们有一笔遗产的话底气会强很多。许多子女成年之后就会离开家住，所以父母的权威不会永远伴随他们。女性受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但是她们有可能找到工作，而且教会在努力地保护她们的信仰自由。对女性行为的限制主要来自社会。宗教改革之后，教会和世俗法庭越来越在意控制人们的性行为。它们之所以害怕女性未婚先孕，正是因为这有可能颠覆男性在家庭里的主宰地位。在欧洲农村，女性尤为不幸：无法担任公职；基本上无法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成为佃农；还有男性对女性极为可憎的家常暴力，这些暴力反映在她们要求法律赔偿的文书里，而打官司又会危及她们的名誉和声望，还有可能被丈夫反诉为“泼妇”（shrew）。

欧洲婚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多样性。我们在对16世纪下半叶以后的英格兰和西北欧城市地区进行家庭重组时，不仅发现了晚婚的人，还发现了相当多的独身的人（多数是仆人）。两者都有助于解释欧洲这些地区是怎么挺过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的经济困境的。晚婚是一种自然的避孕方法。结婚年龄和实际收入成反比例，实际收入下降，结婚年龄就会推迟。“生命周期仆人”（他们已经性成熟，只是在结婚之前继续做仆人）是人口补充的后备力量。欧洲部分城市化地区之所以在17世纪人口迅速恢复，就是因为这种弹性的存在。

在这些城市化地区之外，比如在易北河以东的地方和丹麦，婚姻的选择是由农奴制的现实决定的，地主可以禁止女性成为户主，强行要求女性结婚。在波罗的海国家、匈牙利、法国南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不同的家庭结构反映了交织的各种压力：土地的利用方式、人口与资源的关系、继承的习惯法和税收模式。在意大利南部——以及其他谷物生产被雇用计日工的大庄园（latifundia）把持的地方——婚姻模式反映出男性短命的艰难生活。男女结婚年龄都很早，女性在16岁到20岁之间，独身这种事在修道院之外几乎闻所未闻。女性不会出门打工，强烈的家庭荣誉感也不准这种事发生。寡妇差不多会立即再嫁，而且男人们排着队顶替死者的位置。

在卡拉布里亚、坎帕尼亚、西西里等混合农业与专业化农业（橄榄、葡萄、水果种植业）盛行的地方，农民以小自耕农为主，女孩出嫁年龄较晚（22岁到26岁之间），不愿留在农场里的男孩会搬出去住。在撒丁区，结婚年龄非常晚，有许多仆人住在雇主家——这些仆人有男有女，做些挤奶工或农场雇工之类的工作。撒丁人指望女孩嫁人之前通过外出打工攒好自己的嫁妆，而且撒丁女性能从父母的地产中得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在翁布里亚、托斯卡纳和罗马涅，尤其是在实行佃农制（佃农和地主共担耕作风险）的地方，计日工的核心家庭与自耕农的家比邻而居，自耕农家中数代同堂，也住有佃农和计日工。在有的地方罗马法规定必须指定一个继承人，那么父亲通常会选择长子，但也可能选择第一个结婚的儿子。继承人结婚时，父亲会交出农场的控制权，然后成为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所谓的自己家中的“寄居者”（sojourner），子女已经做好了安排，保证父母年迈时会得到照料。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结构越复杂。富家名门的万贯家财与广泛利益会在婚姻与继承中得到保存并发展壮大，因此它们需要复杂的安排以处理好家庭的内外事务。建立家庭是个人与集体努力确保最佳生存条件的一种手段，毕竟这个世界总在发生能威胁全家人性命的经济和人口危机，而没有一种家庭结构可以应对所有的环境。

谁继承什么，很大程度上是由习惯决定的。嫁妆水准是谈判的结果，死者过世后遗产怎么继承则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习惯法。人们会来到领主法庭，然后公证人会提醒他们习惯法允许什么做法。但是，欧洲北部的习惯法复杂得让人不知所措，当16世纪的法学家开始“编纂法典”（codifying）时，他们也被自己发现的各种矛盾之处难住了。在法国南部、西班牙东北部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世袭领土上，决定继承的是罗马法。罗马法对男性家长有利，家长可以决定他的财产的继承顺序，也可以通过遗产优先权和捐赠等方法把财产交给任何一个他中意的人。孩子可以选择留在家里，这样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继承权。如果他们选择搬出去，他们有权得到一份财产，然而仅此而已，继承时他们会被排除在外。波罗的海沿岸和不列颠群岛实行的普通法同样有利于长子继承制（由最年长的儿子继承）。其他地方——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的习惯法则更关注保障所有继承人的权利。这些地方的习惯法遵循“分割继承制”（partible inheritance）。举个例子，在诺曼底和法国西部，就连以嫁妆的形式得到的财产在父母过世时也必须纳入家产，然后重新平均分配给所有继承人。这种模式的一大重要性在于，一笔嫁妆就是对一个家庭的“收费”（charge）——这一时期嫁妆经常是以租金的形式交付的，所以嫁妆会使农村的债务协定变得更加复杂。

法学家们不喜欢分割继承制，因为它会导致财产的分散化和家长权威的弱化。一篇篇法学论文齐声表示，不管习惯法如何规定，希伯来人的经验和老祖宗积累的智慧都支持长子继承制。16世纪30年代初，英格兰人文主义者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大概是在意大利写了一本对话体论著，试图同时代表辩论的双方。“（把年幼的儿子们）完全排除在外，就好像他们对父母犯（过）什么滔天大罪一样”，这种做法太残忍了，既违反理性，也违背自然的平等，而且“可能会消磨掉自然赋予他们的手足之情”。但是分割继承制又极有可能导致财富的消散：“如果大家族的土地被平分给所有的兄弟，用不了几年，大户都会衰败并且一点点消失。那样人民就没有统治者和领导者了……这种做法就是在毁灭我们文明的基石和土壤。”

所以这一时期的巨变就是长子继承制在欧洲精英圈内的胜利。与此相应，由于对贵族家族的古籍研究和国家资助的对贵族身份的调查通过历史回顾证实了长子继承制的优越性，因此法庭和社会对系谱学有了更深的敬意。英格兰的绅士和富商纷纷采纳长子继承制。法国贵族早已被迫采用长子继承制，而有志加入贵族阶层的法国平民也想要抛弃习惯法，将自己的财富和地产集中在长子手中。意大利贵族实行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独子继承制——要么把所有地产交给一个继承人，要么让儿子们集体继承所有地产，但是最后只有一个儿子可以结婚。只有德意志诸侯和东欧及俄罗斯的有地贵族还继续使用分割继承制，德意志四分五裂的领地仿佛让人眼花缭乱的棋盘，正是分割继承制的表现。

习惯法在建立家庭上又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在所有的夫妇中，有20%的夫妇没有幸存下来的孩子，还有20%的夫妇只有女儿。所以有资格为将来做打算的人也不是很多。无论如何，人们总有方法绕开习惯法，而且这一时期的人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些方法来让法律适应自己的需求。非土地形式的财产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让继承变得更加灵活。但是，继承法似乎还是在两个方面深深影响了家庭的建立，进而影响了欧洲各地区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萨克森的两个地区同时发现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在卡伦贝格[6]周围，领主习惯法和国家政府实行的是完整继承制。其结果是富农名下的大片农田得到延续和扩张，而且富农的住房结构复杂，数代同堂。对于那些离开家族的家庭成员，农场主会给她们嫁妆，但是她们要依据自己的财力借债偿还这笔嫁妆。在社会阶级的另一端是越来越多的小户雇工（德语里叫他们“边缘雇工”，因为他们住在村庄的边缘，也就是村庄外围的公地上），他们必须为别人工作。与之形成对比的是80公里以南的哥廷根，那里的土地所有制允许分割继承，其结果是小农数量渐增，他们的家里只有父母和子女，有时他们会把住宅旁边的棚屋或畜栏改造成住人的地方。另一个结果是财产分散化，16世纪的人口增长更是让那些只继承到小块土地的人一遇到坏年景就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被部分剥夺继承权的年轻人、更长时间的家仆服务或更严重的奴役、农民债务、地产缩小、遗产纠纷——这些问题把继承制度和基督教世界更广泛的历史环境联系了起来。

红马、黑马和灰马

1498年，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出版了以《启示录》为主题的15幅插画。16到17世纪，约翰的神启异象对欧洲人有着不可否认的魅力。1498年到1650年间出版了超过750种《启示录》经文和注释，其中许多都是廉价印刷的。丢勒的插画中最有名的无疑是描绘天启四骑士的那一幅。此前的插画家通常让四骑士各自登场，而丢勒把他们画成了一支队伍，四个人在阴森森的天空下策马奔驰，对面前的一切格杀勿论，同时地狱来的怪兽也在吞食有钱有势之人。在《启示录》中，第二名骑士骑着红马，代表战争；第三名骑士骑着黑马，预示饥荒；第四名骑士骑着灰马，宣告疾病和死亡。

战争造成的影响难以衡量，而战争确实给15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欧洲军队规模大增，战斗的损耗越来越大。1579年西班牙军队围攻并占领马斯特里赫特的战役夺去了城中三分之一百姓的生命。1627年至1628年长达14个月的围城战造成饥荒和疫病，拉罗谢尔的人口因此从2.7万人锐减到仅剩5 000人。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攻陷马格德堡时，大约有多达2.5万人（全城人口的85%）死于焚城大火。三十年战争中军队累计伤亡人员总数可能已不止40万，如果我们把疾病造成的伤亡也算进来，这个数字将超过160万。战争对当地居民带来的影响更大，破坏百姓生计来阻止敌军前进成了一种可以接受的战术。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半岛的雇佣兵分队通常会包括“破坏者”（devastators）这一兵种，他们的任务是一边筑起堡垒，一边毁坏庄稼、铲除葡萄藤和橄榄树，好让这一地区来年颗粒无收。骑士统帅安内·德·蒙莫朗西（Anne de Montmorency）1536年在普罗旺斯就使用这一战术来拖延帝国军队的进攻，17世纪30年代初侵犯洛林公国的军队以及在1632年和1646年两度入侵巴伐利亚的瑞典军队也使用过这一战术。军饷欠发、给养匮乏的军人对于平民百姓而言特别危险，尼德兰起义期间哗变的士兵蹂躏尼德兰城镇即为一例。尼德兰艺术家戴维·维克布斯（1576—1632）创作的雕版画《农民的悲伤》（Boereverdriet）刻画了农民遭到军人虐待的一幕。[7]他又为这一情景画了一幅续作，描绘了农民向士兵报仇雪恨的样子。军队总是在人民真切的恨意和恐惧中转移。1622年，纽伦堡郊外的农民屠戮了巴伐利亚军队中掉队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分队；1631年瑞典军队在班贝格吃了败仗后，走散的士兵也遭到了残杀。

农民逃往设防的城镇寻求庇护意味着土地抛荒，收成落空。不仅如此，这种人口流动还会增加营养不良的人感染流行病的风险，而军队往往是病菌的携带者。尽管文献记录支离破碎，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断出，16世纪后期的战争使尼德兰和法国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1600年后，不列颠群岛内战和德意志三十年战争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平民、军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比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死亡的比例还要高。1558—1583年灾难性的立窝尼亚战争导致了俄国内部的政治和财政崩溃，继而使俄国陷入了1598—1613年的混乱时期（Time of Troubles）。税负倍增导致农民纷纷逃向土壤黝黑的森林草原（forest-steppe）地带，（一些记录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农田无人打理。于是，饥荒在1601到1603年席卷莫斯科沙皇国，内战、农民起义和外国干涉更是让局势雪上加霜。到了1620年，许多地区人口减少的程度已经超过了16世纪80年代的灾难性减少程度。俄罗斯腹地人口恢复花费的时间比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还长。这一时期的亚欧大陆文明里没有一个像欧洲这样让战争如此涂炭生灵。

鼠疫大流行仍然具备重挫欧洲人口的能力，欧洲相互联结的城市区域充当了疫病传播的渠道。1493年到1649年，阿姆斯特丹经历了24次鼠疫暴发，莱顿27次，鹿特丹20次，多德雷赫特（Dordrecht）18次。几乎同一时期（1485—1666年），鼠疫在英格兰的14个城镇平均每16年暴发一次，而且也是伦敦的常客。大都市圈疫病暴发的风险最高。如果老鼠是病原携带者（看起来毫无疑问），那么鼠疫病原必然导致再传染反复发生，而且随着欧洲的往来联络更加频繁，这种再传染延续的时期会变得更长。17世纪上半叶，民政当局开始实施检疫制度——不是基于什么公认的医学成果，而是因为这种做法曾经实现过控制疫病扩散。按照医生的建议，当局开始调查死者的死因，建立机制及早通报外地暴发疫病的消息，并根据这些消息限制人口往来，设立临时隔离医院以在鼠疫暴发时控制疫病的扩散。

惧怕鼠疫是理所应当的，大量感染鼠疫的人很快就会因病死去。这种死亡非常痛苦，而且对所有社会阶级一视同仁。法国外科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把它形容为突入“生命堡垒”并一举将其夺下的敌军。鼠疫无药可治。帕雷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提供一剂治标不治本的药——混合了糖浆与米特里达梯解毒剂（一种古代传下来的“万灵丹”）的药膏——把毒素从病人的身体里“引”出来。尽管如此，医生们还是争相提出对鼠疫的各种解释，颇受认可的一种解释是“瘴气”，也就是说鼠疫是通过腐败的空气传播的。最好的解毒药就是逃离——当然，这让疫病传得更广了。

与鼠疫一同传播的还有其他传染病（比如天花、斑疹伤寒和流感），这让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增加。比如，1580年到1620年的斑疹伤寒可能夺去了100万名俄罗斯农民的生命。斑疹伤寒之所以被医生称作“typhus”，是因为这种病常常给患者造成偏头痛和“神志不清”（stupor）。在1489—1492年对摩尔人的格拉纳达战争的最后一役之前，没有人见过这种病。由于斑疹伤寒流行于军旅之中，人们通常把它叫作“露营热病”（camp-fever）。意大利战争中的军队饱受斑疹伤寒的侵袭，16世纪末匈牙利战场上的基督教军队和奥斯曼军队都由于斑疹伤寒而大量减员。曼斯菲尔德伯爵的部队在1620年的白山之战中逃到下普法尔茨，1621年又转战阿尔萨斯和尼德兰，斑疹伤寒一路上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结果仅在斯特拉斯堡就有4 000人病死。参加了1629—1630年曼图亚战役的法军回国之后传染了法国南部100多万人。

欧洲的军队还传播了梅毒。梅毒第一次暴发是在1494年法军入侵意大利的时候，当时法国人叫它“那不勒斯病”（Neapolitan disease）。在欧洲其他地方它被称作“法国痘”（或者“德意志痘”，或者“波兰痘”，或者“西班牙痘”）。1527年，鲁昂医生雅克·德·贝当古（Jacques de Béthencourt）提出，高卢病（Morbus Gallicus）这个词充满贬义，必须换一种说法。他建议把这种病称作“维纳斯病”（Morbus Venereus）。三年之后，在维罗纳行医的威尼斯医生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创作了一部维吉尔式史诗，讲述了一个叫“西菲留斯”（Syphilus）的牧羊人的故事。弗拉卡斯托罗受到哥伦布美洲之旅的启发写下了这个故事：一支舰队西行来到了一个新大陆，探险者们宰杀当地的动物，因而触怒了神灵，当地土著解释说，神灵曾经因为他们的祖先不再敬神而降下一种疾病来惩罚他们，而牧羊人西菲留斯是第一个染病的人。这个故事让梅毒来自美洲的观念变得根深蒂固。这种病是（按照那鸿·塔特[8]的译文）“物质交通带来的”（by Traffic brought），它也提醒人们，国际贸易是有代价的。

挨饿是常有的事，饥荒也并不罕见。粮食长期短缺——食物供给匮乏，价格奇高——经常发生。英格兰在1527—1528年、1550—1552年、1555—1559年和1596—1598年都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最后一次史称“大饥荒”（Great Hunger）。巴黎在1520—1521年、1523年、1528—1534年、1548年、1556年和1560年也发生过粮食短缺。1521—1524年地中海地区发生了大范围的粮食短缺，1570年和1588年波罗的海和波兰出现了粮食短缺。16世纪90年代，欧洲各地都出现了粮食短缺。1600年后地中海地区严重的粮食短缺发生得如此频繁，以至于不再成为报道的对象。但是有人死于饥饿吗？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给出一个复杂的初步答案。严重的传染病不需要营养不良也可以取人性命，不过严重的营养不良会削弱人的抵抗力，为疾病大开方便之门。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御医泰奥多尔·蒂尔凯·德·梅耶内（Théodore Turquet de Mayerne）建议英国枢密院管好粮食供给，因为饥荒“肯定会引发瘟疫”。英格兰北部一些地区现存的教区记录表明，与粮食匮乏有关的死亡有一种独特的趋势（在晚冬的几个月突然达到高潮），在16世纪90年代和17世纪30年代特别明显。16世纪90年代卡斯蒂利亚内陆部分地区、意大利北部、教皇国和那不勒斯都发现了类似的证据。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粮食歉收之后就会有流动人口在冬月里因为饥寒交迫而死去，有几个年份堪称鬼门关——1635年、1649年和1655年。这种与粮食匮乏有关的死亡不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而是16世纪后期的新产物，它反映了在这一时期传统经济模式的弹性不足以应对经济变化带来的剧变。

粮食短缺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谷物市场仍然是自治的，各地市场的价格波动相互独立，在农村尤为如此。大城市知道高粮价会激发民怨（地方官员很怕发生粮食暴动，大家都清楚一旦发生影响非同小可），所以会设立市政粮仓坚决平抑粮价。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囤积了波兰产的黑麦，提供这些黑麦的是尼德兰商人，他们从16世纪90年代起奠定了自己在远距离大宗谷物贸易中的地位。尼德兰市镇的政府几乎从不干涉谷物贸易——尼德兰商人和官员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在其他地方则不然，有的政府把严格控制谷物贸易作为重商主义政治经济的主要政策。总的来说，仿佛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欧洲正在诞生：一个欧洲能够应付艰难时世，另一个欧洲则束手无策。两者都知道对方的存在，两者的命运都会给对方造成影响。

欧洲的人口补充与全球变冷

粮食歉收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模式？欧洲的气象系统十分复杂，一个小小的变化就可以触发极寒冷的春天和极多雨的夏天，两者都会令庄稼遭殃。古气候学家收集整理了全欧洲与全世界各个时期的气候和环境数据并建立了数据库。欧洲早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有气候学家了。大卫·法布里齐乌斯（David Fabricius）用日记记录了埃姆登从1585年到1612年的天气，为这一时期大量的霜期来迟和夏季异寒留下了证据。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详细记录了丹麦海峡中的文岛（Hven）的天气，佐证了法布里齐乌斯的日记。卢塞恩的教士伦瓦德·齐扎特（Renward Cysat）留下了更具体的每月观测记录，还有他进山采药时与牧人的谈话记录。结合这些“人文档案”与“自然档案”（葡萄酒酿成和公共牧场开放的日期，年轮、孢粉、冰川、冰芯的证据），我们就可以初步重建出当时的气象模式，并且分析气象事件对谷物、牛奶和葡萄酒产量的影响。分析结果说明，这一时期欧洲和全世界发生了急剧的气候变化，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5世纪中期到1560年左右是一个暖期。接着是一个重大气象事件频发的时期，典型的现象有冬季提前到来、冬季非常多雨、春季寒冷多雨、夏季出现低温，以及收获季节（七月到八月）雨水过多。从1560年左右到17世纪40年代，这些现象都极为显著。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连续两年出现寒冷的春季和多雨的收获季。这些年份与粮价最高的年份紧密重合——1569—1574年、1586—1589年、1593—1597年、1626—1629年以及1647—1649年。在欧洲一些地区，气候变化可以导致粮食大幅减产。“小冰期”（Little Ice Age）的影响在17世纪40年代达到顶峰，1641年的夏天是欧洲有史以来第三冷的夏天。1641—1642年，斯堪的纳维亚经历了最寒冷的冬天。由于冰川推进，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农田和农舍逐渐消失，1647—1649年也出现了严重的气候异常。在世界的另一边，长期的寒冷天气和大旱引发了17世纪中期的人口危机，并且间接促成了导致中国明朝灭亡的起义。

对“小冰期”成因的解释集中在太阳活动减弱（2 000年来的最低点）和大规模火山喷发（1638年到1644年太平洋周边有12次火山喷发，是有记录以来最频繁的时期）。望远镜让观测者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分辨太阳黑子。1612年到1614年观测到了很多太阳黑子，1617年到1618年它们几乎都不见了，1625—1626年也是极少，1637—1639年再次近乎消失。天文学家约翰内斯·赫维留斯（Johannes Hevelius）1612到1614年间每天观测并绘制太阳表面图，记下了所有太阳黑子的位置。在赫维留斯的记录里太阳黑子已经很罕见，1645年之后它们几乎无影无踪，直到18世纪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北极光也从北半球的天空里消逝了。同样重要的是，已知的火山喷发产生的尘云降低了大气温度，在包括欧洲在内的全世界制造了不稳定的气象条件。1649年上半年的时候，一个塞维利亚的店主写道：“太阳再没有露过面……就算出来了，也是惨白的黄色，或是深深的红色，搞得人们更加恐慌。”

一些迟迟不来的夏天和一些异常的天气事件（冰雹、夏雪、连绵阴雨）被当时的人解释为上帝的力量，或者是女巫的魔法。西班牙农学家洛佩·德·德哈（Lope de Dexa）建议政府设立一个部门让占星家预测恶劣天气。当时的变化以现代的气候变化标准来看并不算大——年平均温波动不超过2%，总降雨量波动不超过10%。但是这种程度的变化也许已经足以打乱农耕常态，造成粮食短缺，增加人的危机感。到1650年，欧洲城市人口的口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大宗谷物运输。欧洲的通讯体系让城里人对自己的脆弱更加敏感，从而放大了他们的焦虑情绪。

如果我们能对当时的人吃什么有更多了解，我们就能更好地解释粮食短缺的影响。事实上，除了富人，我们对于其他人吃什么，基本上是从一些机构的采购记录里推断出来的，比如收容病人的医院和提供住宿的大学。最重要的食物是做面包用的谷物。谷物是唯一的主粮，不管是做成面包、馅饼皮，还是制成淀粉加到汤或肉汁里，总之每一顿饭都会有它。谷物让人有力气干活，是当时热量最高、价格最低的食物。谷类食物中可吸收的卡路里是牛奶的6倍，人们用同样面积的土地种植谷物得到的蛋白质也比放牧得到的蛋白质要多。基督教世界十分依赖小麦和旱作农业，这种农业的生产力比灌溉农业要低，而1600年时全世界超过60%的人口依靠的都是灌溉农业。

对于那些按日领薪的人，面包钱可以花掉他们一半的薪水。做面包和面食最重要的就是小麦。但是，小麦很贵，因为它是“秋播作物”（秋季播种，来年夏季收割），会大量消耗优质土壤里的养分，所以每过三四年就需要休耕一年，或者通过撒泥灰或石灰等方法来让贫瘠的土壤恢复肥力。对于广大群众而言，小麦要么种来出售，要么与黑麦混合做面包粉。黑麦比小麦耕种范围更广，两种作物有时会一起种，因为如果遇上多雨的寒春，黑麦或许可以熬过去，而小麦则活不下来。两种作物一起收割之后可以制成一种叫“混合粉”（maslin）的面包粉，其实主要是黑麦，只有一点点小麦。斯佩耳特小麦、大麦和燕麦是“春播作物”（summer corn），春季播种，当年即可收割。斯佩耳特小麦广泛种植于瑞士、蒂罗尔和德意志，在这些地方，夏季不够长对它来说不是问题。大麦是“饮料作物”（drinking corn），在欧洲北部被广泛用于生产麦芽酒和啤酒；燕麦是给马吃的饲料，不过在苏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这种地方，它也是人类的主食。

哥伦布大交换把热量更高的主粮带到了欧洲，增强了欧洲的人口恢复力。在意大利南部巴伦西亚附近的地区，（从北美引进的）大米成了一种主食，而且这种“水田作物”（marsh corn）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变得越来越重要。15世纪90年代，玉米（“印第安玉米”）从美洲被引进到西班牙半岛，并且在地中海沿岸逐渐铺开。玉米最初被用来喂牲口，后来被人们做成了玉米饼，意大利人还把它磨成细粉（波伦塔）。塞文山区的穷人把磨碎的栗子做成“栗子饼”（nut-bread）。但是总体而言，人们对食物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的。1641年，约克郡埃尔姆斯韦尔（Elmswell）的农场主亨利·贝斯特（Henry Best）记下了家中每个人的食物：家人吃小麦面包，仆人吃混合粉面包，农场的雇工吃的是用黑麦、豌豆和大麦做出来的黑面包。

谷物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可以保存较长时间，而其他多数食物都很容易腐坏。虽然人们看重可以保存的食物，但是更多种类的蔬菜还是上了人们的餐桌。欧防风（parsnips，欧洲萝卜）、胡萝卜、卷心菜、芜菁等蔬菜，或是第一次出现，或是第一次大规模种植。许多蔬菜的引进是与近东文化交流的结果，近东对欧洲人饮食的影响比新世界大得多。欧洲的菜园第一次种起了南瓜、甜瓜、黄瓜和西葫芦。当初只有罗马富人才吃得起的莴苣和洋蓟如今遍布法国，而且也开始在西班牙巴伦西亚的引水灌溉的菜园里得到种植。卡拉布里亚和加泰罗尼亚出现了栽种新品种果树的温室，比如扁桃树、无花果树、梨树和洋李树。风干是长期储存豆子这种季节性食物的一种方便的办法，尽管这种办法会招来嫌弃。“比起给人吃，更适合喂猪或者野兽。”威廉·哈里森[9]1587年这样写道。在欧洲南部，从秘鲁引进的扁豆起到了缓解食物短缺的作用。阿尼巴尔·卡拉奇（Annibale Carracci）大约于1580年创作的油画《吃豆的人》（Il Mangiafagioli）描绘了一个农村体力劳动者狼吞虎咽地吃着碗里的扁豆的样子，桌上还有洋葱、面包、蔬菜和一杯酒。把卷心菜等蔬菜放在盐水里腌制是另一种保存蔬菜的技术，这种技术在德意志和东欧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把盐水和蔬菜装进黄油桶或石坛子里，用浸湿的平纹细布封上，再盖上一块沉重的木头盖子，这样就多了一种食物过冬。黄油、奶酪和橄榄油也都是很容易储存的材料。

但是，肉类和鱼类仍然是地方性和季节性的食物。新鲜的肉通常在春秋两季上市，不过一部分肉品也会采用卤水或盐水腌制、烟熏、添加调味料后用风干的方式保存起来。这样制成的香肠有生有熟，外形、色泽、风味五花八门，名字也千奇百怪。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认为，这些香肠是烹饪艺术的巅峰，也是俚俗乐趣之所在。在所有食品中，鱼类的商业化程度仅次于谷物。捕鱼业为大量劳动力提供了工作，而且它提供食物储备的重要性更甚于解决就业问题，海洋就是另一种“鬼田”[10]。（大西洋的）白鳕鱼适合用盐腌制，（地中海和大西洋的）红鳕鱼适合烟熏，北大西洋产鲱鱼。从刚刚抽干沼泽的尼德兰的泄水道里捕捞的鳗鱼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市场上大量出售。如果——这看起来是有可能的——全球降温让洄游的鲱鱼群向南方转移了，那么商业捕捞确实是变得容易多了。1650年以前，欧洲西北部的大西洋水产热量储备比美洲的“鬼田”更加重要，在人口增长和气候不稳定的背景下，这些水产弥补了欧洲的食物短缺。

目前我们对这一时期人类死亡的模式并没有一个全面而且有说服力的解释。人口危机的灾难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尽管流行病和营养不良两者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我们不能肯定这种联系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于，我们对当时的人的饮食，以及人与微生物、跳蚤和老鼠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还是了解不足。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社区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严重的人口危机，有的社区却不能幸免于难。这背后的原因必然与两种人有关，一种是社区里的弱小成员，他们最没有能力照顾和养活自己，另一种是流动性很高的人，他们最有可能把传染病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流行病的病原学原理仍然未知，庄稼歉收的影响也是局部性的。欧洲的人口增长面临着大自然和人类冲突双重力量的持续威胁。欧洲南部和中部在16世纪的人口增长基本上在17世纪上半叶被抹平了。其他地区的恢复力，特别是经济发达的西北欧的恢复力，使地区分化的趋势变强，把基督教世界拉扯向不同的方向。

[1] 在中古时期stove不仅指“火炉”，也指“有火炉的房间”。poêle是stove对应的法语。1619年11月10日夜，年轻的法国军官笛卡尔在一个有火炉的房间里做了三个梦，他相信这是圣灵给予的启示，指引他去发现新的哲学。——译者注

[2] 这幅画现藏于巴黎博物馆。可能作者记忆有误，事实上画中只有三个农民，其中一人是站着的，画中没有抹布和面包，但是有两个陶罐。——译者注

[3] 德语里的Schuh对应英语里shoe，都是“鞋”的意思，与英尺（foot）一样都是相当于一只脚的长度。英制长度单位里的“杆”在英语中有rod、pole、perch三种说法，都等于16.5英尺。——译者注

[4] 普芬青的出生地亨芬费尔德（Henfenfeld）是离纽伦堡不远的一个小镇。此处原文为Hennenfeld，疑为笔误。——译者注

[5] 梅斯（Metz）是法国东北部洛林地区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6] 卡伦贝格（Calenberg）是15世纪末到18世纪初存在的一个侯国，首府是汉诺威。此处原文为Calemberg，疑为笔误。——译者注

[7] 此处作者有误，戴维·维克布斯（David Vinckboons）创作了油画《农民的悲伤》，标题原名为Boerenverdriet。后来荷兰铜版画家博伊修斯·亚当斯·博斯维尔特（Boetius Adamsz Bolswert）以维克布斯的这组画为题材创作了雕版画《农民的悲伤》，后者的标题才是Boereverdriet。——译者注

[8] 那鸿·塔特（Nahum Tate，1652—1715），爱尔兰诗人、圣歌作者、填词人。——译者注

[9] 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1534—1593），英格兰牧师。文中这句话选自他撰写的《描绘英格兰》（Description of England）一书。——译者注

[10] “鬼田”（ghost acreage）这个术语指的是供养一国国民所使用的国外土地。——译者注

第三章

城市与乡村

1650年的城市人口比1500年时多了许多。这一时期，北意大利—莱茵兰走廊的人口变得更加稠密，并且成为经济增长的轴心。奠定这一地区繁荣基础的是农村腹地和城市中心的转型，这种发展在全世界并不罕见。在中国，经济发展领先、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出现得比欧洲更早。到1650年，欧洲城市化走廊的活力越发集中于西北欧，包括下莱茵兰和北海对面的英格兰东部。据估计，欧洲的城镇人口比例1650年时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这些人口更加密集、城市化程度更高的经济区的壮大，以及其他的经济变化，削弱了支撑基督教世界的社会凝聚力。这种社会凝聚力就是本章的主题。

城市空间

城镇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当时的人，比如军事大本营、法庭所在地、商业中心区、精英聚集处、文化交流点。城镇是人口密集的节点，它们彼此之间相互竞争，给周遭的世界留下了自己的影响。它们的影响很难说清，有时甚至内含矛盾。一方面，城镇给周边环境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一个城镇的成长又以其他城镇的萎缩为代价。城镇加剧了不平等和风险。

人们观察城市空间的新角度，体现在“地志图”（chorography）——想象出来的城市形态图——这种新生的艺术体裁上。采用斜视视角向当时的人展现城市的“存在”这种画法，最初被认为用在城市规划图上再合适不过了。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1544年出版的《宇宙通志》和纪尧姆·盖鲁（Guillaume Guéroult）1552—1553年出版的《欧洲地志图概览》（Epitome of Europe’s Chorography）收录的城镇风景图中有公共建筑、军事建筑和教会建筑。读者可以把自己置身于这些环境之中。这就好像把一位游客带上全城最高的建筑，让他俯瞰这幅地志图。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安东·弗朗切斯科·多尼（Anton Francesco Doni）认为这是向人们介绍他的城镇的最好办法。城市风景图是人文主义者介绍给读者的旅行艺术之一。

1567年，洛多维科·圭恰迪尼[1]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低地国家全志》（Description of All the Low Countries），这本书是一个在高度城市化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对另一个城市地区的点评。它是一部16世纪城市地理学的杰作，书中还有许多雕版地志图作为插图。五年之后，《世界城市概貌》（Civitates Orbis Terrarum）第一卷面世，这部书被视为奥特利乌斯[2]的世界地图集的姊妹篇。第一卷收录了132个城镇的雕版插图，其后陆续出版了五卷，出版地点主要是科隆，最终这套丛书收录了约546幅精美的鸟瞰图及相应的图注。整个计划的创始人、雕版画家弗兰斯·霍根伯格（Frans Hogenberg）亲手绘制了其中许多幅图。被收进《世界城市概貌》成为一座城市的地位的象征，一些图的边缘还画有人物和纹章，让整个画面更加生动有趣。这些装饰有两重目的：除了满足绘图习惯之外，欧洲人还相信画上的人物能让土耳其人不敢使用这些地图，因为伊斯兰教禁止他们研究人物画像。

但是，城市空间的增长不是匀速统一的。在意大利半岛上，1500年时的米兰是一座9.1万人的大城市，可是经历了1542年那场可怕的人口危机之后，它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直到16世纪末它才缓慢地恢复到从前的规模。佛罗伦萨1650年才恢复到它1520年时7万人的人口规模。博洛尼亚（1493年时5.5万人，1597年时3.6万人）、布雷西亚（1493年时4.85万人，1597年时3.7万人）和克雷莫纳（1502年时4万人，1600年时才恢复到4万人）在竞争中很难胜过邻近的小城（帕多瓦、维罗纳、维琴察），后者的扩张速度更快。与之相对，威尼斯人口增长了50%（1509年时10.5万人，1563年时16.8万人，1600年时15万人）。那不勒斯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可以同巴黎竞争欧洲第一大城市的宝座了（1500年时15万人，1599年时27.5万人）。西西里城镇（巴勒莫和墨西拿）的人口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527年被帝国军队洗劫之前，罗马是一座中等大小的地区性首都，人口5.5万人，1607年时人口已经增长到10.9万人了。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情况和意大利一样参差不齐。巴黎是基督教世界的大都会，也是1500年时唯一一座居民超过20万的大城市。它还在持续扩张，1560年时人口或许达到了30万。在那之后，法国内战的打击扭转了巴黎的运势，直到1600年之后它才恢复人口增长的势头。伦敦恰好相反，不管什么样的人口灾难降临到它身上（比如将在1665年到来的伦敦大瘟疫），它的人口都有增无减，这是英格兰政治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里昂的人口或许从1500年到1560年翻了一倍（4万人增加到8万人），但是此后它便很难保持这个人口规模了。这也是其他法国城市的模式（比如鲁昂和图卢兹），不过马赛在1520年到1600年实现了人口增至三倍（1.5万人增加到4.5万人）。在低地国家，大城市（布鲁日、根特、布鲁塞尔）勉强保持着对小城市（列日、那慕尔、阿姆斯特丹）的人口优势。相比之下，安特卫普1568年时的人口突破了10万大关，达到1490年时的三倍。但是尼德兰起义的动荡——1576年和1583年两次遭到哗变的部队洗劫，1584年又被大军围城——减少了安特卫普一半的人口，此后人口恢复得也相当缓慢。

欧洲中部的一些大城市（科隆、吕贝克）处境艰难，而另一些城市（格但斯克、汉堡）却欣欣向荣。纽伦堡成为基督教世界在莱茵河以东最大的城市。在西班牙半岛上，里斯本和塞维利亚的人口翻了一番还多。其他西班牙城市的人口也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巴伦西亚、托莱多、格拉纳达）。马德里从1500年时一个5 000人的小镇成长为1600年时人口超过3.5万的中等城市。最能代表欧洲的城市化从地中海向西北方向转移这一整体趋势的，是越来越多人口上万的城市开始出现在其他地区。

然而，一个旅行者在小镇（1万人以下）过夜的概率是在大都市过夜的概率的5倍。英格兰有700多个小镇，法国有2 000多个，神圣罗马帝国有3 000多个，波兰有800多个。小镇的密度差异也很大。在德意志南部和西部，平均每6.5平方公里有一个小镇。宇宙学家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说，孚日山脉（Vosges）脚下的城镇离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你可以用火绳枪从一个小镇打到另一个小镇”。比人口密度更能定义一个小镇的，是多元化的功能和城市化的追求。在瑞典和芬兰的小镇里，通常总会有一个鞋匠、一个裁缝、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小镇的基础设施——城墙、城门、镇公所、喷泉和集市——最能反映它们对城市化的追求。

在贵族想要尽可能地使名下地产增值、君主也想要推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市镇纷纷茁壮成长起来。1500年后苏格兰新建了270个封建自治市（法团市镇，incorporated towns）。16世纪后期，立陶宛为了把波罗的海沿岸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利用起来，建立了将近400个领主市镇或者说“私人”市镇。1580年之后的一百年内，瑞典瓦萨王朝颁发了30张新的市镇特许状，以鼓励对新土地的拓殖。与此同时，英国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在爱尔兰也在兴建特许市镇——比如菲利普斯敦（今天的登吉安）和玛丽伯勒（今天的莱伊什港）——以引领英国的殖民事业。在西班牙，几乎每年都会诞生一座新的法团市镇，财政困难的王室巴不得多卖些特许状给地方社区。

小镇的存续取决于周边经济环境的可持续性，不是每个小镇都可以存活下来。比如，英格兰湖区的安布尔赛德（Ambleside）和沙普（Shap）无法保持城镇市场的活力，结果萎缩成了村庄。苏格兰的自治市和挪威新建的特许市镇有四分之三变成了“鬼城”（shadow towns），徒有城镇的名头，其实只是村庄而已。由于添加了亚麻的轻质呢绒纺织业的蓬勃发展，敦刻尔克东边一个名为翁斯科特（Hondschoote）的小镇一下子成长为一座人口超过1.5万的城镇。不过，随着16世纪后期佛兰德斯冲突的爆发，翁斯科特的繁荣也画上了句号。16世纪上半叶，根特南边的小城奥德纳尔德（Oudenaarde）人口翻了一倍，但是到1600年时，战乱导致的人口大量迁出使它的人口减少至原先的一半。城市化程度不能反映欧洲的长期持续增长。

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体现为以城市为圆心、直径不等的影响力圆圈。联系最紧密的内圈以每周一次的集市为核心，不到一日的路程刚好适合把大批不易保存的商品运到集市，大体上75%～90%的本地生产处于这一范围之内。每月一次或每季一次的集市影响范围更广，农民会从两三日路程以外的地方把谷物和牲畜带到这样的集市上卖，它的范围和内圈一样都取决于中心城市的规模。为纽伦堡提供谷物的农村面积大约为3 600平方公里，纽伦堡市政议会的代理人的活动半径超过100公里。这个范围与一个可以界定的经济区或者“区域”（country）基本重合，而且往往顺理成章地与当地的司法和行政管辖区大体重合。在经济方面，剩余的10%～25%的本地生产位于这一范围内，具体比例是多少要看将大宗货物运输到市场的边际成本。1559年时，巴利亚多利德[3]集市上的谷物的售价和运输距离的关系是这样的：距离每增加1里格（1里格等于一辆手推车前进1小时的距离——不超过6.5公里），每袋谷物的售价增加2%。第三个圆圈以每年一次的集市为核心，交易的商品包括羊毛、布匹和纱线，它们的产地一般在40公里以外。这种外圈的影响力在大城市格外显著，它往往会严重阻碍周边小社区的发展。农民的抗议或许可以在首都城市里找到共鸣，但是城市里的贵族寡头可以动用自己的权力封锁城门，严守城墙。市民和农民之间的相互怀疑很深，他们很难长期坚持共同的事业。

移民与人口流动

人口具有流动性，在城市压力较高的地区更是如此。医院登记簿、学徒工契约、教会法庭记录、遗嘱财产清单、军队士兵名册、学生入学名单、新市民登记本以及“外来人口”名单展现了复杂的移民模式。这些移民模式不是新生事物，但是它们的意义非同寻常。人口流动揭示了海外帝国人口增长的原因。整个16世纪，有25万人离开卡斯蒂利亚前往新世界，而且早期移民大多数都是年轻男性。

与前往新世界的移民不同，大多数人只会移动很短的一段距离，他们往往就像爬梯子一样，先从农村到邻近的小镇，然后再到更大的城市。我们偶尔能够重建他们运动的过程。比如，在伦敦以东22.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教区叫罗姆福德（Romford），1562年下半年那里有155个住在雇主家的仆人，他们大多数来自本地家庭，但是有一部分来自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农场雇工是20岁的时候从坎布里亚郡来的（后来他在附近的霍恩彻奇当上了自耕农），还有一个女佣是14岁的时候从肯特郡来的（后来她嫁给了罗姆福德当地的一个裁缝）。所有在坎特伯雷教会法庭上宣誓做证的人中，只有不到10%的人说自己是在本地出生长大的，超过40%的人出生在肯特郡的其他地方，另有28.5%的人来自郡外。如此高的流动性水平在城市化地区之外就不多见了。一份时间跨度从1578年到1633年的样本显示，洛林地区一个叫韦兹利斯（Vézelise）的市集小镇上只有一半的配偶来自离小镇10公里以外的地方，而只有六分之一的新娘会嫁到25公里以外的地方去。

农民进城比反向的人口流动更容易被记录下来。但是，只要一个地方有新土地被开垦，就意味着一定有人口从城镇或别的乡村流动过来。从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或欧洲东部的非本地人名、地名中可以看出移民的痕迹。如果没有来自苏格兰和丹麦的移民，挪威的近海捕鱼业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就连在英格兰的林间牧场地区，比如阿尔丁森林（Forest of Arden）或者什罗普郡的米德尔（Myddle）村（这个村17世纪的时候有个本地的古董专家详细记录了当地人口），也有新移民来到这里，搭一个小屋，从此定居下来。除此之外，还有临时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移民，他们对欧洲的经济财富至关重要。每年春天都会有一大批兼职劳动力从内陆农村来到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出海捕捞鳕鱼。17世纪，从阿姆斯特丹出海的船员有将近60%不是在尼德兰共和国出生的。如果没有移民劳动力，收割大平原上的谷物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山区是劳动力和技能的存储地，山民们流动到平原来建造城墙、清理沟渠、护送骡队、参军打仗。在瑞士的某些山村，一到夏天男人们几乎都不见了。

移民是城市人口的决定性因素，移民填补了城市高死亡率造成的人口赤字。这是欧洲独有的现象——在中国和日本，城市的死亡率和附近农村的死亡率没有显著的区别，一部分原因在于后者对城市的供水、卫生和食品污染更加注意。然而在欧洲，进城移民会填补人口危机造成的亏空。就算是在“平常”的年份里，可能也需要移民来弥补城市居民生育率的不足。城市精英恰如其分地把他们的生活环境形容为危险的、恶心的，甚至是有毒的——与其说是法团市镇，不如说是法团粪堆。城市立法经常提到不卫生的问题，特别是（引用一下伦敦市的法律条文）“恶臭的粪便”“腐烂的气味”“恶臭的污物”“令人作呕、使人患病的臭气”。当时的医学相信，香气可以驱散臭气，所以医生会开出灵猫香、麝香和龙涎香作为传染病的解药。

受到人文主义感召的地方官员为了公共福利提出过各种计划，从城外引清水并建造公共喷泉，铺设专门的下水道，还有通过公众集资雇用清道夫。巴黎市市长曾经组织清道夫清扫街道，并且把夜间清出来的粪便运到城墙外的蒙福孔（Montfaucon）去。在罗马，教皇克雷芒七世设过一个“垃圾部”（Office of Rubbish），但是市民们不肯为这个部门出钱。很多城市想要引入清水的计划都因为这个问题半途而废。这些工程对市民来说太贵了，每个人都认识到它们的必要性，但没有人打算为它们买单。

挥铲扶犁

从地里种出粮食是个苦活，但绝大多数人都以种地为生。农业技术很粗陋，产出水平很低，而且一切都要看天气。想种好地，就意味着不要在这已经很高的风险上再自找麻烦。因此，人们对改变有根深蒂固的警惕心理，而且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生态条件十分关注。这种警惕心理是系统性的，它通过集体农耕实践和法律框架深深植根于农村的基本结构之中。

如果我们用卫星俯视欧洲大陆，欧洲大平原就会映入眼帘，这片香槟色的土地从波兰、德意志北部、瑞典和丹麦南部横亘到法国北部，直到英格兰中部。它最主要的图景就是开阔的田野，田野被分成大块的农田，农户在农田中划出耕地。夏天最突出的色彩是黄色和棕色，因为超过90%的可耕地都被用来种植谷物。种植谷物遵循的是一种叫“轮作”的制度，以免耗尽土壤中的矿物质。欧洲北部流行的是三区轮作（或者多区轮作）。一个农民可以预计每年在每浪[4]土地上至少要花25天耕作，然后再花3～5天收割。

具体的农耕实践是由村庄习俗维持的。每年村民要讨论很多东西，从播种收割的日期到犁的保养，从耕地的大小到拾取落穗权，以及每户在休耕地上允许放牧的牲畜的数量。这些事情必须慎重处置，草率的决定可能会引发矛盾——农村经济生活的两大重心就是调解纠纷和处理环境危害。与人相处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你的繁重劳作最终能收获什么成果。我们对于整体谷物产量的了解是间接推断出来的，并不完整。每年的可耕地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在休耕。收割的效率很低，脱粒和贮藏环节还会进一步出现损耗。运气好的话，一个农民来年可以收获的小麦产量和他预留的小麦种子的比例可以超过4比1。1553年，在克拉科夫日古夫—高斯波达日（Rzgów-Gospodarz）教区的地产上耕作的农民的成果便是如此。从那一年到1573年留下了八次记录，其中仅有两次，农民们获得了更好的收成。在西边，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的农民收成更好一点（1540年的时候比例是6.5比1）。但是，基本图景变化得非常缓慢，甚至不会有什么变化。

如果换上广角镜头，我们的卫星图片可以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多样性。在香槟色的田野中，我们能看到有的地方养了更多的牲畜，有的地方牲畜产奶更多。在尼德兰的弗里斯兰湿地，或是易北河与奥得河（Oder）间的梅克伦堡，动物吃草时会在土地上排粪并且翻动表层腐殖质，所以畜牧业对谷物收成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放牧牛群时，农民会在牧地旁边架上临时栅栏，所以不用把田地完全围起来。至关重要的粪肥缺口得到了补充，这些地方的土地往往产量可观——弗里斯兰的希茨姆（Hitzum）在1570—1573年的平均产出投入比达到了10比1。那里的农民甚至可以不用休耕轮作，只要每年在所有土地上都种上黑麦就好了。与此同时，在英格兰和法国西部的一些地区出现了通过把农场周围的各处土地圈起来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做法。挖沟树篱——相当于我们这个痴迷于安全的时代使用的铁丝网——切断了穷人按习俗获取资源的途径，而他们往往依赖这些资源为生，如公地使用权、拾取落穗权以及林地使用权。但是我们不宜夸大这种变化的力度。从1455年到1637年，英格兰只有3 035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圈，被迫迁移的劳动者不超过3.5万人。考虑到圈地运动可能引发社会动乱，英国议会在1517年、1548年、1566年和1607年多次设立调查委员会并通过法案限制圈地运动的影响。

担心社会动乱可能是农业变革没有更广泛地展开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现实中的农业开发是有得有失的。农民知道把养分还给土壤的重要性。他们生来就充分了解，不能在耕地上过度放牧，以免土壤积累过多的酸性物质，而播撒泥灰土（富含黏土和石灰的土壤）来中和酸性物质只有在运输便利的地方才做得到。如果过度消耗耕地的肥力，压缩休耕地的面积，就有可能减少回到土壤中的生物质。如果把林地或土壤贫瘠的土地也开垦成耕地，长远的产量可能会让开垦的功夫得不偿失。如果饲养太多牲畜，过冬的草料可能会不够用。而且过度放牧可能会损害草场春季的长势，以至于无法为来年冬季储备足够的草料。欧洲的农民既不懒惰，也不愚昧，更不糊涂。他们总是在很有限的条件下做出切合实际的选择。

而且，改变也在其他方面悄悄地发生。弗里斯兰希茨姆的一个农场主瑞恩克·赫特斯·范·赫迈玛（Rienck Hettes van Hemmema）尝试在他的休耕地上种豆子，把完全不种粮食的土地面积减少到总地产的12%。1558年兰开斯特郡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4家农场减少了耕种的冬小麦，增加了春小麦，并且大多数年份里都在休耕地上种了豆子。巴黎郊区蒙鲁日（Montrouge）一份1548年的土地承包合同规定，农民在收割完庄稼之后要立刻犁地并种上薯类作物。同其他巴黎地区的农民一样，这个农民利用了接近首都的优势，不仅养肥了牛羊赶到首都的市场上卖，还养起了马。其他城市周边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不过，农业创新仍然是缓慢、分散的，而且只有在生态与市场条件恰到好处的时间和地点才会发生。

三区轮作制在香槟色土地之外的欧洲不是一种常态。这些地方采用的是两区轮作与三区轮作结合的制度，有时是为了更加密集地种植谷物，有时是为了种植经济作物（大麻、茜草等）。在加斯科涅的朗德（Landes）石楠荒原，或是西班牙的梅塞塔高原（中央高原），农民每年不得不让三分之二的土地休耕。在易北河以东的波兰东部、摩尔达维亚和匈牙利平原，牧场上放养着大量的牲畜。香槟色土地以南的山谷里有欧洲中部最丰富多样的农业模式：谷底温和的气候最适合种植谷物；山顶的环境最适合放养绵羊；两者之间，没有狂风暴雨、朝向南方或东方的山坡适合种葡萄；其他朝向的山坡上有树林提供别样的农业和商业价值（比如木材、葡萄、核桃、橄榄、栗子）。公地（牧地、林地、未开垦的荒地）也是有人在管理和使用的重要资源，是对其他精耕细作的土地的补充。

在卫星图片里，这种复杂的农业体系体现为开阔地被划分为不规则的较小地块，有的地块还被完全围了起来。在英格兰北部、威尔士、法国西部和南部、下萨克森部分地区、威斯特伐利亚、西南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遍地都是树篱和石墙。地中海地区的多样性更大。卡斯蒂利亚北部的坎波斯地区（Tierra de Campos）和西西里内陆主要种植谷物，其他地方谷物种得少些。人们会灌溉水稻、混种谷物与商品树木（栗子树、橄榄树、养蚕用的桑树、核桃树），葡萄园也无处不在。荞麦有时被叫作“黑谷”，不过它不是谷物，而是蓼科的。荞麦从北美洲被引进到欧洲，16世纪初开始征服布列塔尼贫瘠的土地。代表热那亚共和国管理科西嘉岛的圣乔治办公室（Office of St George）是一家类似银行的金融机构，它要求科西嘉当地社区必须栽种栗子树，这样穷人可以用栗子换到钱和面粉。石墙和梯田逐渐攀上山坡，标志着开垦新地的征程即将达到农业体系所能达到的极限。

人们努力地把所有土地都种上农作物。挪威北部200多年来第一次种起黑麦，俄国和波兰两国接近波罗的海的修院领地和贵族领地都扩大了农田的规模。商业巨头兼16世纪伟大政治家安托万·佩勒诺·德·格朗韦勒（Antoine Perrenot de Granvelle）把做官的收入用来在阿登森林和侏罗山脉兴建村庄。护林员们在报告中述说他们与农民非法侵占林地行为的斗争。下朗格多克的土地调查反映出，人们已经利用上每一寸土地。但是，最能展现农民积极响应新变化的是那些靠近城镇的多用途农业区。城镇与农村的关系并不总是城镇把自己的需求强加给农村腹地，事实上，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力量在共同创造生产更多商业化农产品的经济区。市场对谷物产量（和价格）的影响相当巨大，1600年时，罗马城一年要消耗6万车谷物。

城市需求的影响体现为新土地的开垦和水道及灌溉网络的改良，在这些方面，城市资本对农村的投资发挥了最大的效果。伦巴第在16世纪修完了它100年前开始动工的灌溉工程。连接米兰和提契诺河的“大运河”（Naviglio Grande）长达50公里，堪称水力科技的非凡成就。列奥纳多·达·芬奇是设计大运河的工程师之一，他的《大西洋手稿》（Codex Atlanticus）中还收录了他为米兰的圣马可水闸设计的人字闸（mitre-gated locks）草图。与吊闸（portcullis lock-gates）相比，人字闸开口更宽，效率更高。到了1530年，从米兰到帕维亚的伦巴第平原已经布满了辅助性运河与水道织成的河网，到处一片富饶的景象——至少对米兰富人来说是这样。

博洛尼亚在水力技术的应用上创意十足。两条新建的运河通过地下管道为磨坊、缩绒工坊和水力锯木厂提供了机械动力。巴伦西亚附近的引水菜园和比纳洛波河（Vinalopó）的人工水道提高了当地的水稻产量。法国普罗旺斯的工程师亚当·德·克拉波纳（Adam de Craponne）组织了一个财团（成员包括占星家诺查丹玛斯），出资把迪朗斯河（Durance）的河水引到克罗平原（Plain of Crau），灌溉了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些小规模的工程创造了更多的水草甸（water-meadows），让春天能长出更多的青草。当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成功。威尼斯放弃了排干波河与阿迪杰河（Adige）下游谷地的计划。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提出了抽干奇亚纳谷地（Val di Chiana）里的湖泊的宏伟蓝图，不过最后收效平平。教皇庇护四世对抽干蓬蒂内沼泽（Pontine Marshes）抱以厚望，还任命斐迪南的工程师拉斐尔·邦贝利（Rafael Bombelli）来实现这一目标。但工程一起步就遭遇了挫折，后来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宣布工程重新启动，而他在一次工地视察之后染上疟疾去世了。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土地开垦以尼德兰的河口沼泽地最为活跃，这里发生了1650年之前对欧洲海岸线最剧烈的人为改造。事实上，围海造陆在当时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这大概跟气候变化有关。在亚洲，缅甸、暹罗、中国南部、柬埔寨、越南的三角洲都被改造成了人口密集区，得益于地区间贸易的发展，人们开始在这些地方种植新品种水稻。16世纪40到60年代，排水技术让尼德兰每年新增1 400多公顷农田。16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宗教政治问题让这方面的投资告一段落，不过90年代之后投资又得到了恢复。

这样的故事说着说着就容易往熟悉的方向发展下去：资本密集型农业的胜利，由关注市场的农业专家拥有并经营的大型独立农场，单位产量高的粮草轮作地（lonvertible husbandry），圈地运动，通向“农业革命”的康庄大道……这种叙事的背后恐怕还有一个更大的主题，即欧洲西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命中注定会成为欧洲现代性的火车头。但是把剧本从后往前读是很困难的。这一时期的欧洲经济史就是要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用望远镜观察过去时只是要为将来的“成功”寻找最初的起源，我们会得到怎样的错误印象。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做好农活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它需要分摊风险并把风险最小化，需要一年又一年地养活家人和亲戚，还需要保持土壤的长期可持续性，尤其是当这块耕地仅能刚好种出粮食的时候。难道下朗格多克的梯田沿着山坡爬到布满石头的山地的景象还不足以证明一场“马尔萨斯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吗？

这种观点是有证据支撑的。分割继承制使农民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小，这让农民越发想要冒更大风险，不考虑可持续的发展，而加重土壤生产力的负担。比如，在泰恩赛德（Tyneside）的威克姆[5]社区有一小批被采煤业吸引来的劳工，他们要么住在矿场旁边的破屋里，要么住在小农舍里。这种生活方式增加了他们对粮食市场的依赖，也使他们更加受制于市场的风险。1596—1597年他们就因此挨了饿。在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些山地，人们或许会选择集中精力从事放牧，因为这看起来是收益最大化的做法，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步放弃了耕种粮食，于是到了反常的年份，这些地方就会发生与粮食匮乏有关的死亡。生活在卡斯蒂利亚条件艰苦的山地的人指出，土地的肥力即将耗尽，农田已经长不出以前那么多粮食了，什一税记录和地产记录可以部分佐证他们的这种感觉。这种产量的下滑某种程度上是羊和农民僵持的后果，（事实上）羊和农民是相互需要的。另一种可能是，16世纪90年代恶劣的天气和肆虐的流行病把粮价推到极高的水平，以至于农民都懒得认真负责地种地了。到17世纪20年代，许多西班牙人承认，在高原种地已经变得无利可图，因为日常开支太高，而最终回报太低。但是有些社区仍在蓬勃发展，所以总体情况喜忧参半。西班牙在18世纪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农业方式却没有多少改变。如果这一时期确实发生了马尔萨斯危机，那么危机的影响也是限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

城市发展的影响在乡村也感受得到。农业产量的增长总体而言不是通过资本密集型农艺改善或单位产量的惊人提高实现的。产量的增长靠的是地方上的变化，主要是当地人口增长和粮食市场价格驱动的可耕地面积的变化。我们无法判断有多少增长是市场粮价造成的。农村与市场的接触总是因时而异，对价格、风险和回报都非常敏感，而且往往还受其他因素影响。有犁可以用的人有机会成为赢家，只有铁锹可以用的人会沦为输家。欧洲农村大部分的人还没有犁用，他们有的只是镰刀、钐刀和铁锹。后者的生活更易受外界影响，他们的处境取决于城乡经济的其他方面，包括土地使用制度、畜牧业与制造业部门。

土地使用制度

就算是市镇、医院或修道院这样的机构主体，也很少完全占有土地的产权。1515年，意大利多明我会神学家西尔维斯特罗·马佐里尼·达·普里埃里奥（Silvestro Mazzolini da Prierio，拉丁文名为Sylvester Prierias）对一场围绕ius（“权利”）和dominium（“所有权”）的旷日持久的辩论做出了总结。他指出，人们错误地认为，两者是一回事，是完全相同的，拥有ius的人就应该拥有与之相伴的dominium，反之亦然。他承认，理想状态下事情理应如此，但是现实世界没有这么简单。一个人有可能拥有ius却不拥有dominium。他举了一个父亲和未成年儿子的例子：儿子的dominium属于父亲，但是儿子拥有ius，拥有在他父亲的家里得到喂养的权利。所有人都能理解，一份财产的所有权（用罗马法学家的术语就是dominium directum）和它的使用权（dominium utile）在法律上是有区别的，因为这种区别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

真正与大多数人有关的，是土地上可利用的资源的使用权问题。这些使用权往往并不附属于土地的直接所有权。一条河流的捕鱼权、一块土地的通行权、一片森林的伐木权——这些都涉及不同的产权，它们与土地本身的直接所有权是分离的，这些问题是法庭上最常被辩论、法律争议最大的议题。许多使用权仍然属于社区，而这些社区的规章规定，要获取经济资源，就必须支付一笔费用。欧洲许多地区仍然存在公地，地方社区必须就公地的管理做出决定，以实现下列目标：减少农户风险，简化组织结构，缓和参与者的冲突，还有反映地方社区所属社会的组织特征。

在欧洲许多地区，农村社会仍然以采邑地产为主。就算在那些大部分地产被租给农民（小农）的地方，封建领主仍然可以通过采邑法庭的运作对使用权争议做出裁决。领主在农民应缴的税费方面变得越来越不讲情面。这些费用包括授地费，这笔钱须在农民死亡或地主死亡时缴纳，通常是农民所租地块价值的5%～15%（尽管在士瓦本的一些地区授地费达到了苛刻的50%）。在德意志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地主故意缩短租期，这样就可以收更多次签新租契时应缴的转让费。有时一个农民因为一块或几块地而依附于好几个地主，这种情况下农民负担会成倍加重。作为农业集约化趋势的一部分，地主掠夺农民的办法还有限制林地、溪流、湖泊和公共牧场的使用权。

在农民方面，有一批小农的精明程度和组织程度已经高到足以调动他们的乡村机构。乡村议会有代表，有组织，有时甚至有一定的司法管辖权。在西欧许多地区，重要的农场主成了乡村议会的顶梁柱，不过在德意志及其他某些地区，议会首领是地方领主批准上任的，或者甚至就是被领主指定的。即便如此，这些议会也会利用法律保护村民的使用权免遭他们认定的不法侵害。虽然领主想要限制这些机构的权力，但是他们常常会碰上一些地方小农的反抗，这些小农因为担任收税人或地方官的缘故，财富和影响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增强，而且他们和其他小农的财富差距在不断拉大。这些农村显贵——有时还能得到村里的牧师和公证人的辅佐——有能力（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动员起地方的反抗力量，并且依自己的意愿指挥这股力量。农村政治的中心就是这些人以及他们对法律和自身责任的认知。他们的职责在下列情形中至关重要：与各种当局（地主、教会和政府）谈判；如果谈判破裂，组织消极反抗或者公开起义。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在以下三个条件并存时最有可能发生：存在小农或者其他经济独立的生产者，农村有集体组织与代表的强大传统，地主、教会或国家颁布了新的苛捐杂税。

农民很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伤害。他们极度依赖于向市场出售少数几种产品，而且他们还得先花一笔钱才能参与市场交易，在交易中他们很难得知卖到多少钱他们才不算吃亏。他们出售的商品同时也是他们家人这一年赖以为生的口粮和下一年播种的种子。1622年，正值三十年战争让人们对粮食供给惶惶不安的时候，一项针对符腾堡（Württemberg）公国农户谷物储备的大规模调查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农村动态。除了少数大农场主之外，小农们都紧守着自己收获的斯佩耳特小麦，只在彼此之间进行实物交换。另一方面，他们会把燕麦带到市场上卖，马匹、其他动物和穷人都很需要燕麦这种便宜的商品，而这一年燕麦的价格好到不容错过，况且出售燕麦也不会影响农民自己的生计。小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就是这样，一年与一年不同，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也不同。农民需要很强的动机才会把农产品带到市场卖，这样他们才不会觉得自己的福利受到了损害。

债务在农村无所不在，就连货币尚不普及的时候也是如此。富裕的城镇居民、教会机构和犹太人提供了信贷来源，因此这几种人也成为农民暴动的目标。登记债务的是公证人，而公证人、商人和大地主往往就是主要的债权人——这又是一种城市与乡村的互动方式。还不起债直接动摇了农民的生计，让农民不得不变卖土地，或者加入越来越庞大的佃农大军，在佃农制下地主与佃户会分摊农耕的成本和收益。

那些倒霉到破产的人必须变卖掉所有的一切。在法国几乎每一个角落，商人、律师和贵族都在从负债累累的农民那里大量买进土地——这种土地转移的规模非常大。公证的交易记录数以十万计，足以引起当时的人的注意。比如，里昂镇的编年史家纪尧姆·帕拉丁（Guillaume Paradin）1573年写到城里的富商如何从农民手里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土地。有时土地不是卖给商人、王室官员或者贵族，而是卖给同村的富农，这样后者的地产可以连成一片。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一边是小农精英化，另一边是依附性的下层阶级——佃农和无地劳工——赤贫化。这种深层趋势不仅在社区内部制造了矛盾，而且削弱了人们解决矛盾的手段。

到1650年，几乎无地的劳工远比以往要多，他们生存在社会边缘，挣到的工钱大部分换了食物，要拼尽全力才能艰难地活下去。他们的适应能力令人惊叹。靠近托斯卡纳的卢卡城（Lucca）的阿尔托帕肖（Altopascio）村坐落于美第奇家族的地产上，这里的穷人在河边的沼泽地里搭建棚屋，勉强靠河过活。伦巴第北部有一个俯瞰科莫湖的奥苏乔（Ossuccio）村，那里的无地劳工会把木材背到多莫多索拉（Domodossola）。但是一到食物匮乏的时候，他们的脆弱就暴露无遗了。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逃到城镇并且祈求上帝保佑。市政当局对穷人蜂拥而入的抱怨反映了越发严重的农村赤贫化带来的压力。富庶的伦巴第中央的洛迪（Lodi）城附近的科多尼奥（Codogno）村1591年向米兰公爵上书情愿：“我们村……离皮亚琴察（Piacenza）太近了，对那里的人来说简直就像敞开的大门。现在每天都有可怜的乞丐因为山上没东西吃而下到我们村来寻求庇护……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我们村就要被人淹没啦。”

因此，对许多农民而言，有个领主不是一件坏事。封建领主可以保障社会凝聚力，调解地方纠纷，保护社区免遭外来者的威胁，保证当地有神职人员，代表村民与“国家”这个庞大而陌生的外部世界打交道。17世纪40年代时，克雷莫纳乡下的小农被问到想不想要头上有位封建领主，其中一人答道：“是的，先生，我们想要。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严重的破坏，一位领主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帮我们一把。”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正确评价这一时期中东欧封建土地制度的发展和巩固以及农奴制的扩张。

16世纪初，易北河以东、萨勒河以北的地区和波希米亚及匈牙利已经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领地农奴制。在开垦新耕地的过程中，贵族面对他们地产上的劳动者积累了广泛的司法与经济权利。16世纪繁荣的农产品价格更加巩固了这一过程——不仅是地方市场的价格上涨，中欧市场对牲畜的需求和波罗的海港口出口谷物的需求也推高了价格。贵族地主、教会领地的管理人员、君主领地的官员都像野心家一样利用领主权力运营庞大的领地地产，并且无偿地使用农村劳动力。这种模式看似对各方都有好处，大片土地的实际所有者缺乏投资犁队（plough-teams）的资本和使用犁队的劳动力。农民有劳动力和犁队，但是两者都没有得到全年性的集约化利用。田租在上涨，所以农民也做好了以劳动代替租金的准备。不管怎样，经济领主制只是贵族早已掌握的地方司法权的一个延伸。就算农民们被要求建造高大的领主宅邸和巨大的谷仓——两者是封建领主制地区的典型建筑——他们也可以从领主制的好处中得到慰藉，因为强大的领主可以保护他们远离外部世界的威胁，维系领地内部的社会凝聚力。1600年之前，领主治下的农场被视为领主的附庸，农场可以（随所属领地一起）被转让给另一位领主，但是在这些农场干活的农民是有人身自由的。

劳役有多繁重，取决于农民的自留地有多大、他们的土地保有权有多牢固、有多大能力把劳役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在勃兰登堡，农民的自留地面积很大（往往超过24公顷），而且三十年战争爆发前，农民阶级仍然拥有当地大部分的土地。他们可能必须用自己的犁和耕牛为领主的田地服每周两三天的徭役，不过他们可以派儿子去做，或者雇一个人替他们做。农民的未婚子女可能会被领主征去干家务活或其他农活，但是通过帮领主完成转运、售粮这些工作，他们也可以从上涨的农产品行情中分一杯羹。他们是乡村群体的一分子，法律认可他们的权利，他们还可以把领主告上法庭。他们在地方经济中有自己的利益，不会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

相反，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市场对牲畜和谷物的需求格外强烈，公权力掌握在进取精神最强的领主手中，在这种环境下，村民原本世袭的永业权变成了承租权。在当时的法学家看来，承租意味着农民不再属于罗马法下的完全保有人（emphyteutae）。他们变成了任意佃户[6]（colonii），被绑定在土地上（ad glebam adscriptus）。他们不是奴隶（homini proprii），而是农奴（servii），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乡村共同体基本没有被认可的代表权、上诉权和法律求偿权。

在东方的波兰，农民的自留地面积更小，劳役负担更重。但是，一些村民通过谈判与领主达成协议，只需上缴固定限额的粮食，而且他们为自己的土地保有权争取到了一些保障。尽管1518年波兰农民失去了向王室法庭起诉封建领主的权利，但是他们保住了买卖商品的权利。如果他们被剥夺土地或遭到虐待，他们可以揭竿而起，到另一位领主那里寻求庇护。这种机会在乌克兰和立陶宛相当多。立陶宛有20家大贵族（拉齐维乌家族、萨皮耶哈家族等）控制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农田，而这些地产上的农民享有比较优惠的条件。波兰王室通过改革自己的地产鼓励领地地主制的发展。当时模范性的农场是这样的：面积18公顷，边界合情合理，农民的义务与其农场的规模相称。拥有一个这样的农场就可以丰衣足食了。农民一年要花大约130天在领主的田地上劳作，但是其余时间可以耕种自己的田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规模越来越大，领主为了扩大收益，把劳役和田租一升再升。从这个角度来说，开拓边疆和农民阶级的逐步农奴化，与欧洲在新世界的殖民活动颇有相似之处。

在南方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大的农业领地往往和独立村民的自有土地交错杂陈。前者往往属于波希米亚王国和匈牙利王国的王室领地，但是出租给了贵族承包人或教会组织（可以称为“留置权领主制”）。王室领地的管理者规定，地产在归还给王室时必须恢复最初出租时的状态。于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借此参与制定了他们出租的地产上的农民劳役、义务和地位的规范。这些地区的无数次农民抗议和起义，目的都是说服皇帝及其官员出面阻止领地地主的滥权行为。1515年，一个封建领主被杀开启了一场大规模农民起义。1523年，蒂罗尔的农民起事反抗大公斐迪南（Archduke Ferdinand）新任命的几个领主。1524—1526年，德意志农民战争（Great Peasant War）的战火延及蒂罗尔、萨尔茨堡和上奥地利，农民提出的要求包括废除贵族的领地租约，推翻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of Bavaria），后者是当地的一个大领主。战后，斐迪南（当时已成为波希米亚国王）于1527年同意登记所有农民的租契，这样农民的租赁行为就有了法律地位。1594—1597年上下奥地利爆发了反抗徭役和其他滥权的起义，事后皇帝鲁道夫二世（Emperor Rudolf II）在1597年颁布《临时决议》（Interim Resolution），对领地徭役做出限制，并且确认徭役超出限制时农民有寻求补偿的权利。领地农奴制在哈布斯堡的土地上继续存在，不过从此有了国家的监督，而且不会再削弱乡村的团结。

农奴制在欧洲东部变本加厉的主要驱动力，不是地主所有制的经济利益和市场利润的诱惑，而是战争和人口下降这两大灾星。立窝尼亚战争和其后的混乱时期打乱了俄罗斯的一切，造成了人口大规模逃离故土。1580年，沙皇伊凡四世宣布这一年禁止农民离乡。从1603年起，每一年都是“禁止离乡年”，直到1649年，法典正式规定农民及其家人永远与土地束缚在一起。如果农民逃走，领主就有权要求他们回来。曾经或许有过自己的土地但后来沦为附庸佃农或农场雇工的农村居民数量暴增。1620年诺夫哥罗德周边地区无地劳工的数量增加到了1560时的6倍，超过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个比例在俄国内地是40%左右，俄国农奴制的根就是在17世纪上半叶扎下的。在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和波兰，三十年战争和波兰的一系列战争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农民纷纷逃离战区，领地的地主所有制垮塌，但只是暂时的。随着和平的到来，地主重建了权力，弥补了损失，更推动勃兰登堡公爵和波兰共和国把个人农奴制合法化了。17世纪中期的欧洲危机最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是东欧残酷的个人农奴制的加强。

穿梭城乡之间

“穿梭”的“梭”是纺织业的必需品。梭子这个部件由一根杆子（术语叫“分纱杆”）支撑，织布的时候用梭子来引导纬纱穿过经纱。纺织业为城市与乡村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工作。织布往往在城外农户的家中完成，布匹对农民而言是一种重要的副产品，但是工作安排和成品销售几乎总是由城里的布商控制。工场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其实所谓的工场就是城市里集中在一起的织造作坊和染坊，这些城市包括威尼斯、奥格斯堡、佛罗伦萨、诺里奇和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ères）。布匹一直是欧洲远距离贸易的主要商品，即使在发现新世界的一个世纪后依然如此。床单、桌布、帘子、毛巾和餐巾都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新娘嫁衣的绣花裙、面纱和内衣代表了家族的美德。差不多所有需要运输的东西（包括等待下葬的尸体）都要用布匹来包裹。不过，装饰织物（drapery）才是布匹中的王后，绚丽的华盖（Cloths of Honour）——文艺复兴盛期的宗教画中圣母身后的布饰和帷幔——就是一种华贵的装饰织物。

16世纪初，优质装饰织物像艺术一样是意大利的专利，重要的生产中心在米兰、科莫（Como）、贝尔加莫（Bergamo）、帕维亚、布雷西亚和佛罗伦萨。生产优质装饰织物是一笔耗资巨大的生意，顾客的眼光非常敏锐，质量控制对成品的价值至关重要。这门生意很容易毁于竞争和战乱。16世纪上半叶两种不幸都发生了，给意大利装饰织物制造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意大利战争打断了布雷西亚、米兰、佛罗伦萨等地的纺织业，后来一些行业中心成功恢复了往日的光荣，但是新来者也加入了这个行业。新来者中就包括威尼斯人，他们的装饰织物制造业在16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明显发展。而且，阿尔卑斯山以北还有尼德兰的优质装饰织物中心，比如根特、布鲁日和库特赖（Courtrai）。但是，这些生产者还面临着一种新的竞争，来自“新装饰织物”（new drapery）的竞争。

新装饰织物没有用到什么新技术。它其实就是对老式羊毛织物的简单仿制，不过使用的是廉价羊毛，并掺入其他类型的纱线，比如亚麻纱或棉纱。这种新产品被称作“says”或者哔叽，它更轻、更亮、更便宜。新织物复兴了尼德兰南部古老的纺织业城镇——比如里尔（Lille）——和其他尼德兰腹地的城镇。新的财富中心也因此在那些没有古老商团碍手碍脚的地方蓬勃发展起来，比如图尔奈（Tournai）、翁斯科特、巴约勒（Bailleul）、瓦朗谢讷（Valenciennes）、阿尔芒蒂耶尔。纺织工人本来就承担着巨大压力，在经济衰退面前不堪一击，所以他们乐于投身制造新产品来给自己和家人多挣点钱。北海对岸还有英格兰的竞争对手，包括东盎格利亚的精纺毛料，萨福克和埃塞克斯的阔幅装饰织物。

但是，纺织业的主体还是在乡下，生产的是日用布料。亚麻布、帆布、羊毛混纺布——种类繁多，品质各异，不同地区的商人在商业化中的角色也不一样。在许多地方（热那亚、里尔、乌尔姆、雷根斯堡、诺里奇），织布仍然是由独立的手工织工完成的，他们每个星期把织好的布匹带到市场去卖，再买些细纱供下个星期使用。这些人非常依赖市场，一个星期也离不开。如果他们卖不掉自己的产品，他们就买不起继续工作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对原材料的成本和半成品的售价都无法掌控，而且必须承受严格的质量控制。世道艰难的时候独立织工往往会怪罪衣商，衣商如果不买这些的半成品，就会变成织工的众矢之的。纺织业刺激了城乡关系的演进，也激化了城内的社会冲突。有人因此变富，有人因此变穷。纺织业的发展和社会抗议事件总是齐头并进。

贫穷与社会责任感

“穷”，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生活状态。“贫穷”，则是一个社会概念，是存在于富人的社会责任感中的一种观念。富人所在的地方总是聚集了大量穷人，1520年到1560年间，市政官员们都在通过颁布缓解贫困和管理穷人的新法令展现他们的责任感。从纽伦堡（1522年）到斯特拉斯堡（1523—1524年），从蒙斯（Mons）和伊普尔（1525年）到根特（1529年），从里昂（1531年）到日内瓦（1535年）再到巴黎、马德里、托莱多和伦敦，各个城市的都在学习其他城市的优秀经验。然后这些经验中的典范会被归纳成法律（1531年在尼德兰；1531年和1536年在英格兰）。塑造官员的社会责任感的，是打造一个有序有德的共和国的人文主义理想。当他们从这种角度观察自己城市的街道时，他们觉得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了。当时有不少慈善组织，许多都由教会掌握，但是它们运行得并不好，没能减少看得见的穷人的数量，这些穷人在公共广场和教堂门口推推搡搡，在门道里睡觉，在大街上游荡，他们迫切地需要救助，需要道德高尚的市民发发善心。而且（当时普遍认为）穷人会散播致病的瘴气，所以改革也有助于国家的健康。

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胡安·路易斯·比维斯（Juan Luis Vives）正是这么想的。他根据自己自愿被西班牙驱逐（部分原因是他有犹太血统）流亡布鲁日的经历，在1526年出版了《论对穷人的救助》（On the Succour of the Poor）一书，献给布鲁日的官员。他在书中宣称：“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和乞丐流落街头，这是基督徒的耻辱。”市民有道德义务帮助他们，因为贫穷助长了不文明的行为。比维斯认为乞丐的存在是对理智的冒犯，他们是一个共同体患病的标志。他的解决方案是，先把问题分门别类，再各个击破。他首先指出，寡妇、孤儿、残疾人、盲人和病人需要帮助，而且可能终身需要帮助，尽管他认为这些人在自助上往往可以再努力一把。应当从制度上为这些人提供住所、食物、教育、床位以及慈善救助。他还指出，有些人是因为时局艰难所以陷入了困顿，这些人需要的是家乡人的帮助（按当时的说法这种人叫作“会脸红的”穷人）。他建议这些人的救助应由各个教区代表负责，后者的任务就是评估需求、发放救济。除此之外剩下的乞丐都是些“身强力壮的无赖”，市政府应该把他们通通抓起来撵出去。听起来再简单不过了。

比维斯的书很能代表一个道德高尚的官员的思维。这本书恐怕对政策没有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是这种思维的影响却很大，而且立刻影响到了新教欧洲。在新教欧洲，施舍穷人不再被视为换取上帝恩典的一种方法，而且托钵修士的乞讨被看作是在鼓励骗人。新教城市的市议会禁止在公共场合乞讨。解散宗教场所有助于把这些建筑改造为医院和学校，苏黎世、日内瓦等城市都采取了这种做法。在天主教欧洲，情况则要复杂一些。制度性遗产，包括教会组织和公开宣称为了捐助者与接受者的灵魂的事工，都被保留了下来。

在威尼斯，“大协会”（Scuoli Grandi，一种宗教慈善团体）仍然是吸纳善款最多的组织，城里一时善心大发或是一向有志于慈善的富人都会给它们捐钱，就连国家缺乏资金时也会使用它们的钱。在佛罗伦萨，有数不清的医院拥有称职的医生为市民提供医疗服务，这些医生既能抚慰市民的灵魂，也能治疗他们的身体。但是在其他地方，天主教城市都仿照里昂1534年的做法，将它们的慈善团体重组为医院，负责为所有穷人提供帮助，而且医院管理层里既有教士也有平信徒。就像新教徒一样，天主教官员（和参加特伦托会议的教士们）对乞讨提出越来越多的规定，并且设立机构来帮助穷人（尤其是帮助孤儿和从良的妓女，还有面向穷人的贷款行——公典行）。然而，对“值得帮助的穷人”和“游手好闲的无赖”的区分总是半途而废，把“不配救助的”（undeserving）穷人赶出城外的做法也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承担这种因欧洲增长造成严重混乱的负担的是那些自己挣工钱、自己买面包的人。

20世纪30年代，国际价格史委员会组织的一次开创性研究收集了大量的工人日薪数据。委员会的经济史学家们整理了建筑行业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的工资的资料，并把这些工资换算成当地货币的白银含量（所谓“白银工资”）、谷物数量（“谷物工资”）、面包数量（“面包工资”），以及其他以他们的工资可以买到的重要消费品的数量。研究结果证实，欧洲西北部存在一个的新兴经济区，那里的白银工资更高，熟练劳动力丰富。与之相对的是，在欧洲南部和东部，工资上涨（换算成白银计算）的趋势不显著，熟练劳动力供应不足。经济发达地区的熟练建筑工的工资比非熟练工仅仅高50%，在其他地方这个比例则高达100%。以工资的购买力作为评判标准，结果也是一样的。这一时期依赖货币工资的人购买力急剧下降，这对非熟练工而言尤为严重。欧洲西北部的熟练工的购买力下降得最少，而欧洲中部、南部和东部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尤其是非熟练工——的实际工资暴跌，两者之间有云泥之别。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城镇有很大比例（15%～30%不等）的家庭需要定期领取救济——按照定义，这些人就是穷人。很难把这些人同无业游民（“危险的穷人”）分开，而后者从乡村涌入城镇的势头根本无法阻挡。在那不勒斯、教皇国、加泰罗尼亚甚至威尼斯，无业游民都在为盗匪帮派输送新鲜血液。意志最坚定的地方官也抓不住这些扒手和职业杀手，因为他们可以潜回包容他们的农村躲起来。1601年，英格兰好心的士绅和教区官员推出了《伊丽莎白济贫法》（Elizabethan Poor Law）。按照规定，他们尽其所能地区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知勤俭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容忍的流浪汉”。1630年到1631年颁布的《法令手册》（印发给地方官员遵循的关于食品供给、流浪行乞等事项的条例）给了他们更详细的建议，但这些努力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在尼德兰，官员把他们认为散漫无序、给社会丢脸、让富人难堪的社会群体关到劳动救济所里，试图教会他们纪律为何物，结果也是一样的失败。

无论如何，花在济贫上的公共开支从来只是城市财富的极小一部分，市政济贫只是缓解贫困的方式之一，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种。最重要的仍然是个人慈善。新教牧师强调富人与穷人的相互义务，忽视慈善的人和浪费钱财的人都是“制造穷人的罪魁祸首”。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在1600年出版的《论基督徒的善行》（Treatise of Christian Beneficence）一书中承认，有些穷人确实是“道德败坏、只会酗酒的庸众”，但这不是停止捐献的借口——“他们的恶一点也不能减损你们的善。”对于新教和天主教的卫道士而言，救济穷人关乎征服灵魂，因此他们在两种宗教交界的地方有直接的竞争关系。在16世纪80年代的布鲁塞尔和后来的里昂和尼姆（Nîmes），医院和施赈所成了较量的平台，赈济成了团结本教信徒、争取他人改宗的手段之一。事实证明，拯救灵魂还是比重建穷人的生活要容易一些。

民众的抗争

基督教世界地方主义的力量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抗争习惯中。城市的集体忠诚感和政治自治权在贵族中创造了一种传统（学术上称之为“大传统”），即贵族当为城市的权利挺身而出，为了保护法律和特许状赋予他们的特权与君主谈判交涉。当市政官员与其他当局商谈时，他们声称是在代表整个城市共同体，尽管他们通常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去做这些事。城墙、市政厅、政府、印章和官服都是共同体历史的象征。抗争和起义经常出现在这些历史中，不过书写历史的人会把他们整合进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主张统治权的人和被主张的人之间持续的讨价还价。

但是，与这种大传统并存的还有一种抗争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这是属于城里的工匠和劳工、属于农村社会的传统。这种小传统没有被史书记载、被特许状收录或者被制度化的荣幸，但是地方政治文化极为重视小传统——这种文化用不同地方或地区的口音喊出“平民”（commons）、“人民”和“共同体”等词语力求表达自己的存在。它有自己的怨恨对象（“富人”、“叛徒”、公共利益的“吸血鬼”），自己的仪式（以主神节日、教区和宗教游行为基础），自己的民间英雄（当地的罗宾汉），还有各种集会和表达不满的方式。人民期待他们的代表（16世纪的英格兰有时把这些人叫作“上等人”或“中等人”）能保卫家乡，抵抗对既有习俗与传统的粗暴干涉。他们保卫的办法通常是谈判和调解，但是当这些办法不奏效时，他们也会带领民众发动抗争。

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中篇）（Henry VI Part 2）里描绘了1450年肯特郡叛乱领袖杰克·凯德（Jack Cade）的形象。这部戏剧取材于霍林斯赫德（Holinshed）的《编年史》（Chronicles），莎士比亚笔下的凯德表达了小传统的希望与恐惧。他说平民百姓总是被忽视和轻蔑。凯德必须跟士绅打交道，但是他并不信任他们。他对陌生人和外国人也心存怀疑。凯德说：“以后在我们英国，三个半便士的面包只卖一便士，三道箍的酒壶要改成十道箍。我要把喝淡酒的人判作大逆不道，我要把我们的国家变成共有共享。”[7]贯彻小传统的方式既有请愿、协商和调解，也有发动暴乱。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已经学会了接受小传统的存在。

1500年之前的民众抗争大多规模有限，人们对秩序的追求和对当局的尊重控制了事态的发展。但是，16世纪到17世纪初，抗争的规模大大提升了。越来越多的地方群众开始拥有火器，所以与抗争相伴的暴力也逐渐升级。这一时期抗争事件的发生率很难统计，因为它们牵涉的方面太多，频率太高。想要把这些起义全部列举出来的做法总会挂一漏万，因为有许多起义在更大的舞台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项仅针对普罗旺斯的估算显示，民众抗争事件在1590—1634年发生了108次（年均2.4次），在1635—1660年增加到156次（年均6.3次）。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爱尔兰同样叛乱频发，这是在1534年基尔代尔（Kildare）叛乱葬送了菲茨杰拉德家族之后，盖尔政权（Gaelic lordship）崩溃和英格兰人试图以殖民地种植园为基础奠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建立一个新教国家的必然结果。16世纪后期爱尔兰有组织的叛乱（德斯蒙德、基尔代尔、奥尼尔、奥多尔蒂）让英格兰不得不在爱尔兰派驻一支庞大的占领军，这支军队的规模比同期派去与法国和尼德兰作战的军队还大。

不管怎样，最有效的抗争总是消极抗争——比如说拒缴税费——而这些抗争是不会被记下来的。没有演变成全面造反的骚乱比比皆是，尤其是军人哗变、土匪打劫和有组织的犯罪。土匪的行动越发引人注目，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那不勒斯、教皇国和加泰罗尼亚16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封建领地集约化农业做出的反应。土匪盘踞于山间牧区，同时享受着当地居民的骂声和认可。阿布鲁齐的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出生的马可·夏拉（Marco Sciarra）于16世纪80年代后期在罗马涅做了好几年的民间英雄。他说自己是“上帝降下的惩罚，受上帝的命令专门针对放高利贷的人和所有不劳而获的人”，说是上帝让他劫富济贫，而且他还利用了当地人对西班牙人的敌意。那不勒斯传言“他很快就会来到这里自立为王”，这种传言直到他1593年被人刺杀才沉寂下去。传言里的叛乱比实际发生的多。英国政府十分担心英格兰中部1596年会爆发叛乱。像汉普顿盖伊（Hampton Gay）村的磨坊主罗杰·伊比尔（Roger Ibill）这样的一些人也认为叛乱应该发生（“肯定很快就要起义了，因为粮价太高了”），不过事实上根本没有发生。

但是，即使是从不完整的统计也能看出，起义和叛乱在欧洲西部、中部和北部遍地开花。有时这些起义能同时影响好几个地区（16世纪30年代、60年代、90年代和17世纪40年代）。许多起义能持续很长时间，它们发生在边境或难以到达的地区，以地方反抗力量为基础，因此可以延续数年。城市起义（1520年卡斯蒂利亚的公社起义、1539年根特起义）的大传统逐渐被更广泛的城乡冲突所吸收——这些冲突波及的范围远超一座城镇——从而融入宗教改革所引发的更宏大的政治宗教冲突。另一方面，小传统演化为民众暴乱的强大而持久的动力。平民百姓一直相信，如果“人民”的“共同体”的天然保护者没能履行职责，共同体就要自己保护自己。

这一时期抗争的规模让中世纪后期的民众起义相形见绌。1524—1526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是19世纪以前德意志土地上最广泛的一次平民抗争动员。战争顶峰时期，大概有30万名农民走上战场。1525年，整个符腾堡拿得动武器的人有多达70%加入了起义军。这场战争对路德改革造成了巨大的影响。1536年，2万人举着基督五伤（Five Wounds of Christ）旗——这是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游行的标志——浩浩荡荡南下唐卡斯特（Doncaster）。1536—1537年法国西南部的克罗堪起义（Croquants’rebellion）是1358年“扎克雷起义”（Jacquerie）后法国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据称1636年8月时参战的农民有6万人。政府被迫与起义军和谈。农民们拉帮结派，互相谈判协商，与周围的城镇谈条件签协议，还给自己找到了领导人。他们组建议事会宣传他们的不满，动员和强迫别人加入他们的事业，并且尝试与当局谈判。虽然这些运动各有各的起因，但是城市与乡村的抗争已经开始交织在一起，被更广泛的抗争运动和变革所裹挟。然而，支持抗争的各种力量的结盟是不稳定的，这反映了暴动政治的不可捉摸。

民众暴动更加多样化，规模也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某种程度上，它是这一时期经济变化和社会凝聚力下降的结果。这一点特别明显地体现在16世纪到17世纪早期英格兰圈地运动引发的暴乱中。德意志农民战争中的反领主制和反农奴制诉求与16世纪末17世纪初上下奥地利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同样体现了这一问题。与这一时期西欧城市爆发的数量稍逊一筹的粮食暴乱一样，这些冲突背后最重要的是物质矛盾——土地、资源、空间、粮食的权利问题。但是即使是在这些事例中，我们也不可能把抗争者表达的不满简化为经济问题。他们把自己放在“公共利益”（common weal）一边，另一边则是“富人”和“害穷人而死的人”。他们诉诸的是“古老的法律”（old law），希望恢复的是“古老的权利”（ancient rights）。德意志农民战争最广为流传的农民抗议书，著名的1525年3月《梅明根十二条款》（Twelve Articles of Memmingen），有一条重要的要求就是反对农奴制。但是这种反对是以要求社会公正的传统形式表达出来的，它采用了路德派福音的语言，对当局仍抱着尊重的态度：“一直以来领主都习惯于把我们当成他们的财产。这种做法应当受到谴责，因为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所有人，从最低贱的牧人到最高贵的领主，没有例外。所以，《圣经》已经证明，我们是自由的，并且想要自由——但我们不是想要彻底的连当权者也没有的那种自由。”

民众暴动最普遍的背景原因是军事冲突及其对平民大众造成的后果。强制征兵，强制为军人提供住宿，部队行进时的恶意劫掠，社会秩序瓦解时地方投机分子的浑水摸鱼——16世纪最后十年法国内战中不时爆发的民众暴乱（诺曼底的戈蒂埃起义、佩里格的克罗堪起义、图卢兹以南地区的康帕内利起义）就是对这些恶劣影响的抗议。

新教改革带来的政治宗教变化也起到了助长民众暴乱的作用。这些变化影响到了宗教仪式，而仪式是地方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变化还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足为奇的是，民众经常组织暴动来反对宗教改革（1536年的求恩巡礼、1549年的祈祷书叛乱），但是暴动也可以用来要求宗教改革。这一时期的抗争的最普遍目标就是与土地使用者交给领主的领主税差不多的交给教会的什一税。16世纪60年代的法国南部，尼德兰起义初年的尼德兰，清教徒普遍通过拒绝纳税来消极抵抗，除此之外，什一税也构成了匈牙利（1562年、1569—1570年）、斯洛文尼亚（1571—1573年）和上奥地利（1593—1595年、1626—1627年）多场起义的起因。在16世纪教派多元共存的新环境下，需要在新教和天主教中做出选择的不仅仅是君主、地方官和世家大族。这种选择撕裂了城镇和社区，分裂了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

当这些分歧转化为极端暴力的时候，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人就会说，我们早就料到了：“人民”的意思就是残暴野蛮、难以预料的群氓。在连年的政治与宗教斗争中，小城罗芒（Romans）的居民在狂欢节期间决定，要在丰盛星期二的前一天（1580年2月15日）加入周边农村起义农民（所谓的民众联会——或者说“歹徒们”）的行列。那一天，工匠和农民在街头跳舞，恐吓富人道：“三天之后，基督徒的肉就只要六分钱一磅喽！”他们选出来的领袖让·塞尔弗（人称“球王”）坐在市长的客厅里披着熊皮大快朵颐，人们误传他吃的是人肉，而且他的追随者们还穿着显贵基督徒的盛装高呼“基督徒的肉只要六分钱喽”。城里的富人被这副食人的景象吓坏了，他们对这帮人发动了突袭，并且展开了持续三天的屠杀。1585年，那不勒斯愤怒的群众为了抗议高昂的面包价格，把地方官焦万·温琴佐·斯泰韦塞（Giovan Vincenzo Starace）以未能控制粮价为由私刑处死。他们砍断了他的四肢，拉着剩余的躯干穿过大街小巷和他被毁的住宅，最后还把他的肉一块块标价出售。在1626—1627年上奥地利的一场叛乱中，一个女人把一个受害的贵族的眼睛挖了出来，还用手帕把它们带回了家，另一个女人把这个贵族的生殖器切下来拿去喂了自己的狗。

国家和政治当局都会被卷入民众抗争，因为后者看起来是对前者的威胁。上层贵族努力把动乱转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他们想借助动乱在过于强大的君主面前保护自己，并且影响政局变化。法国等国家的贵族都相信，他们有“造反的权利”，他们认为，在暴君侵犯贵族不可剥夺的自由时，他们有合法义务带头抵抗暴君。爱尔兰家族首领们显然也认为，他们有合法权利去召集各个“septs”（家族）反抗英格兰的统治，包括反对英格兰这个敌对的国家和英国国教这个异己的宗教，还有英国人殖民爱尔兰的趋势。但是贵族们是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特别是因为许多民众叛乱的表象之下都涌动着反贵族情绪。英格兰祈祷书叛乱的口号是“杀光士绅，恢复亨利国王时代的《六条信纲》（Six Articles）和宗教仪式”[8]。1632年，法国西南部城市纳博讷（Narbonne）爆发叛乱，叛乱者把贵族叫作“Jean-fesses”（相当于英语里的“Jack-arses”，“蠢驴”之意）。1626—1627年奥地利叛乱期间有一首农民歌曲是这样开头的：“我们要横扫这片土地，领主老爷们都要逃离。”

瑞士常常被作为成功推翻贵族的榜样拿来引用。1594—1595年的克罗堪联会（League of the Croquants）期间，农民经常说到想要废除贵族特权，建立一个瑞士那样的民主政权。而且，君主也可以利用民众抗争，把矛头转向造反的贵族。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6世纪末芬兰的“短棍战争”（Club War），当时瑞典摄政卡尔公爵（Duke Charles）煽动他手下的农民造反，“如果没有别的武器，那就用木桩或棍棒”，推翻那些仍然效忠于被废黜的瑞典国王西吉斯蒙德·瓦萨（Sigismund Vasa）的芬兰贵族。

国家变成了动乱的焦点，尤其是当斗争对象就是国家征的税的时候。随着财政国家（参见第十六章）的发展，动乱的矛头逐渐指向国家的角色、税赋的“不合古制”（novelty）和国家代理人的恣意妄为。法国政府开征盐税（gabelle）的企图引发了西南部的农民起义，起义直到1548年才宣告结束。盐沼在圣东日（Saintonge）和昂古莫瓦（Angoumois）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国家把收税的工作承包给私人税务员（private tax-collectors），从而直接获得一笔钱，私人税务员的副手们再把盐税承包人（gabeleurs）空降到各个市镇去征收盐税，而市镇则把这些外来的盐税承包人关起来或者杀掉，然后造反起事。这成了17世纪30到40年代法国的普遍模式，地方起义的目标变成了财政国家和维持财政国家的理财专家、包税人和总督。

抗争应该表现为支持有合法性的权威，抗争的目标应该是找回失落的“友爱与平等”的时代，这是农村和城市起义的小传统的本质要求。人们总是相信，国王是正义之源，只要他了解到人民的（被朝臣和宠臣掩盖或歪曲的）苦难，他就会救民于水火之中。1639年，诺曼底爆发“赤足汉”（Nu-Pieds）起义，抗议者们疾呼“废除盐税”，但是同时他们也在高呼“国王万岁”。他们在匿名宣言里表示想要回到国王路易十二时期的美好时代。1585年那不勒斯的起义者大喊：“差劲的政府去死吧，正义万岁。”

民众抗争中有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那就是救世主——一位“隐秘的国王”将奇迹般地归来，解百姓于倒悬。它与新教改革期间或以前城市环境里流行的千禧年派的预言相互呼应。1520年路德派的矛盾刚刚爆发时，德意志人民以正直之君先皇腓特烈一世（Old Emperor Frederick）的名义抒发愤慨。葡萄牙人一直坚信国王塞巴斯蒂昂一世（King Sebastian）并没有在1578年的摩洛哥之战中阵亡，而是依然健在，17世纪30年代的空想文学把他作为题材（大部分是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写的），自然界的奇妙现象被当作他要回来的征兆，连埃武拉大学（Évora University）的耶稣会士也撰文阐述他的归来。1606—1607年的波洛特尼科夫农民起义（Bolotnikov Rising）的背景是沙皇鲍里斯·戈杜诺夫（Tsar Boris Godunov）与冒充者伪季米特里（pseudo-Dimitri）——这个年轻人声称自己是真正的皇位继承人，他许诺要恢复和平，审判戈杜诺夫——刚刚结束的皇位之争。冒充者伪季米特里的承诺太有号召力，所以1605年戈杜诺夫死后，波雅尔们的领导下、得到哥萨克人和波兰人支持的保皇派起义把他送上了宝座。1606年10月，波洛特尼科夫的支持者打到莫斯科城下，却与他们最想争取的首都人民意见相左，所以被迫撤退。

如果抗争者都是“忠心耿耿”的人，都是在捍卫传统价值观，为什么这一时期抗争的对抗性变得这么强，并且遭到这么惨烈的镇压？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抗争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被武力镇压下去的。起义反抗领主的城市（1539年的根特、1548年的波尔多、1585年的那不勒斯）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城市的特权被剥夺，城墙被打破，市民被迫缴纳罚金。起义领袖被审判、拷打，然后公开处刑。1585年那不勒斯起义之后，800多人被审判，更有1.2万多人因为害怕随后的镇压而逃离城市。农民军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他们的对手以更高超的战术和更精良的装备打败。但是，败局已定后的蓄意屠杀才是大量死亡的原因。德意志农民战争期间，5 000多个农民死于1525年5月15日的弗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战役。他们的对手雇佣长枪兵（Landsknechte）只损失了六个人，其中两人只是受伤而已。在德意志农民起义的1524年到1526年的两年间，大约有10万名农民被杀。1526年的莫哈奇之战前，已有数万名农民死于匈牙利叛乱。求恩巡礼被镇压后，造反的农民“像狗一样”被屠杀——这个说法来自鞋匠队长（Captain Cobbler），他是农民帮派的首领之一，此刻正在林肯监狱里等待自己的命运。“我们真是蠢到家了才没杀掉那些乡绅，我早知道他们会背叛我们。”他回想道。祈祷书叛乱在1549年8月结束之前，有5 000多个农民死于各种各样的冲突。仅仅是在克利斯特希思（Clyst Heath）之战前，就有900个被捆绑封口的战俘在十分钟内被割了喉咙。1573年克罗地亚农民起义的最后一场战斗中，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Emperor Maximilian II）夸耀说他们杀了4 000个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农民。在1626—1627年的上奥地利起义中，据说有超过1.2万个农民被杀。1637年佩里格（Périgueux）附近的索沃塔（Sauvetat）战役后，战场上留下了1 000具农民的尸体。从16世纪到17世纪，死于起义的人远远多于死于宗教冲突中被列为殉道者的人和因为使用巫术被判处死刑的人。

起义领袖遭到的惩罚格外残酷，为的就是以儆效尤。罗马尼亚人多热·捷尔吉（György Dózsa，一说姓Székely）原本是雇佣兵头目，后来变成了匈牙利东部起义的领袖。这场起义以农民为主，1526年以特梅斯瓦尔（Temesvár）战役的惨败告终，多热被捕后被判处死刑，他被逼坐在冒着青烟的铁王座上，头顶火热的铁王冠，手持烧红的权杖；烧热的火钳插入他的体内，他的叛军同僚们被要求从被火钳插过的地方咬下他的皮，吃掉他的肉。上奥地利的亚当·冯·霍贝施托夫伯爵（Count Adam von Herberstorff）强行给豪斯鲁克山区弗兰肯堡（Frankenburg am Hausruck）派了一个天主教神父，于是当地的路德派农民起兵造反。伯爵宣布大赦普通农民，但是把造反领袖都抓了起来，（按照当时军队通行的做法）把他们分成两组，让他们两两掷色子决定谁死谁活。36人因此被处以绞刑，这一事件引爆了上奥地利的大叛乱。

起义领袖的悲惨结局不仅是为了打消其他人造反的念头，也是为了震慑地方上的要人和首领。这是“绝对服从上帝与君主”的理念最关注的目标，君主颁布的法令和写给地方官员的建议书中充斥着这种绝对服从的理念。此类文字不遗余力地强调叛乱的危险后果，它们大部分的措辞都针对民众的领导人。“如果人人都是统治者，那么谁来服从呢？”求恩巡礼发生后，一本小册子这样问道。“不，不，只有勤劳才能致富，如果一个社会利欲熏心、抗拒法律、上下颠倒，那么财富就会一去不复返。秩序，必须要有一种秩序，最擅长统治的人进行统治，最适合被统治的人接受统治。”这些谈论政治服从的著作的语气比以往更加专制，这反映了作者想要教育的地方领导人基数庞大，差异巨大，可他们正是国家倚赖的支柱。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人文主义者希望把公权力的行使和公共福利的实现联系起来。于是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种危险：地方官员和小贵族可能分不清他们的忠诚到底归属于谁——忠于人民，还是忠于国家。按照新教徒颇有影响力的观点，“下级官员”（绝大多数担任公职的人都可以被算作下级官员）负有对上帝和人民的使命，如果上级统治者没有履行好自己对上帝的使命，那么下级官员可以抗命。因此统治者很难确保这支逐渐壮大的下级官员队伍的忠诚，而且困难时期统治者的权力全靠这群下级官员的支持。

因此，尽管民众起义遭到了严厉的镇压，绝对服从也被竭力鼓吹，而抗争往往能达成它最初的目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彻底失败了，但是随后于1526年6月召开的施派尔议会（Diet of Speyer）通过议案减轻了农民阶级的负担。1526年蒂罗尔起义被镇压之后，《土地条例》在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和皇室领地的劳役限制上向农民做出了让步，且关于狩猎和捕鱼的法律也得到了修改。社会抗争结束之后，新征的苛捐杂税或被撤销，或被推迟，统治者还保证会纠正错误，这不是因为人民赢了，而是因为统治者不得不承认地方领袖的力量。他们为缓解城乡经济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所做出的努力——实施价格控制、颁布法令打击囤积谷物的行为、推出济贫措施、买进粮食再降价卖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明明西欧的社会凝聚力正在瓦解，此后却没有出现更加严重的起义。

即便如此，谈论抗争还是会被视为煽动叛乱，或是被看作别有用心。部分原因在于，关于抗争的言论被传播得比以往更广，因此更容易遭到操纵和误解。统治者对煽动叛乱的言论变得更加紧张——宗教改革之后，统治者开始更加坚决地调查和检举此类言论。1596年，牛津郡木匠巴塞洛缪·斯蒂尔（Bartholomew Steere）对别人说：“西班牙的平民早就起义了，他们杀了西班牙的绅士老爷，然后从此过上了好日子。”其实别人误会了他的意思，不过英格兰政府还是以煽动叛乱的罪名把他处死了。从16世纪中期起，奥格斯堡富格尔（Fugger）家族的银行开始发布时事通讯，追踪报道民众叛乱的进展。抗争者出版的或以他们名义出版的小册子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他们的不满和要求。17世纪40年代，民众起义相互借鉴的可能性变得十分明显。威尼斯驻巴黎大使巴蒂斯塔·纳尼（Battista Nani）在1647年9月论及两个月前爆发的那不勒斯起义的影响时写道：“现在这里的人都觉得，那不勒斯人的做法太明智了，想要摆脱压迫就要像他们那样做。但是政府也意识到，容许人们上街喊出他们对那不勒斯叛乱的支持已经造成了很多麻烦。因此，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禁止出版物再报道关于它的新闻。”信息流动的力量既传播了革新的技术——进而在物质上改造了基督教世界——也传播了抗争的讯息，抗争本身就是基督教世界社会凝聚力衰落的体现。

[1] 洛多维科·圭恰迪尼（Lodovico Guicciardini，1521—1589），意大利作家、商人，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侄子。——译者注

[2] 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佛兰德斯地图学家，1570年出版了史上第一本现代世界地图集《世界概貌》（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世界城市概貌》的主编是格奥尔格·布劳恩（Georg Braun）。——译者注

[3] 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是西班牙西北部的一座大城市。——译者注

[4] 英制长度单位中，1浪（furlong）等于660英尺、40杆或10链（chain），约等于公制的201.16米。英亩（acre）的定义即为1浪乘以1链的面积，1英亩约等于市制的6.07亩。——译者注

[5] 威克姆（Whickham）是英格兰东北部泰恩赛德市郊的一个小镇，此处原文为Wickham，疑为笔误。——译者注

[6] 任意佃户（tenants at will）意味着地主不需要提前通知，可以随时将他们赶走。——译者注

[7] 本段译文参考了朱生豪译本。——译者注

[8] 1539年，亨利八世召开议会，颁布《六条信纲》，重申了若干符合天主教传统的教义。1549年，新王爱德华六世推行《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其强烈的宗教改革色彩激起了德文郡和康沃尔郡天主教信众的叛乱，史称“祈祷书叛乱”。——译者注

第四章

财富与贸易

金钱与基督教世界的关系可能有些尴尬。货币体系的价值在于贵金属，而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共同体的价值在于正统、家世、遗产和知识。不过，这两者多数时候并没有发生冲突。当时的商品交换并不怎么用到金钱（换句话说当时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还很低）。而且，人们常常把金钱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财富——贵族的遗产、教会的圣职、王室的公职、农民的税费——这样就把金钱与传统价值观和既有的权力结构联系了起来。经院神学家们撰文解释如何在合理范围内让金钱与基督教信仰和谐共处。但是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事情发生了变化。白银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流入欧洲，金钱的强大作用支撑起了一个虚拟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交易手段是贵金属，共同纽带是信贷与信托。欧洲建立了海外商业帝国，有人发了财，有人赔了钱。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从白银流动中汲取了能量，它们的资源更加充沛，竞争心更加活跃，更想斗出个你死我活。金钱成了基督教世界的腐蚀剂。最早把金钱和基督教价值观结合在一起的学说认为，贵金属是上帝的丰盛恩赐，是地球在行星作用下的产物。当时的炼金术用行星的符号指代金属（太阳对应金，月亮对应银，金星对应铜，等等），炼金术士相信这些金属是上帝出于对人类的恩慈而放到地球上的。

地下的宝藏

卢卡斯·加塞尔（Lucas Gassel）是一名佛兰德斯画家，他与勃鲁盖尔[1]是同一时代的人。1544年他创作了油画《铜矿》（Coppermine），尽管画中的场景应该是列日附近的铸铁矿场，但山坡上是一副充满污染的工业景象——采矿作业、马车轨道、坑道和升降机。前景里，人们正在用耙子把矿砂耙松，然后用独轮车把矿砂运走。一个工人在费力地背着一口坩埚，旁边另一个人正在把铸件从模子里敲出来。画中突出描绘了水力鼓风炉，有了它才有了这一切。画面中央，一个医生指着一个中毒的工人刚刚吐出来的一盆呕吐物。画中还有一个身着红装的女性提着一壶酒，她的举止表明她给工人提供的服务不仅是倒酒而已。在这一场景背后，邻近的山上仍然是一派农耕景象。加塞尔描绘了一个价值观暧昧不清的二元世界。

这种矛盾情绪是很普遍的。采矿工程师阿格里科拉［Agricola，本名格奥尔格·鲍尔（Georg Bauer）］相信矿物资源是上帝的恩赐：“事实上，一片矿场给我们的好处通常比好几块田地还大。”采矿的风险更大，产出也更高。除了承担更大的风险，采矿还会污染环境。但是矿产大多出自“无法种田的深山幽谷”，“对耕地的伤害很小，甚至根本没有伤害”。不过，高产是有代价的。一样东西数量越丰富，价值就越低。这种现象挑战了人们的传统认知，人们以往认为商品有其天然固有的价值，每样商品都存在一个公道的价格。这种与普通大众的认知相反的观念在当时被称作“悖论”（paradox）。在特立独行的陶匠伯纳德·帕利西（Bernard Palissy）看来，工业生产的玻璃纽扣和廉价木版宗教画在市场上泛滥成灾，必然会让手艺精湛的工匠生活更加难以为继。他说如果炼金术士真的做到把贱金属变成黄金，“黄金会多到被人不屑一顾，再也没有人会愿意用面包或酒换取黄金”。

帕利西认为，价值源于手艺——源于像他这样高明的陶匠的双手——而不是自然。与他同一时代的布莱斯·德·维吉尼亚（Blaise de Vigenere）借用经院哲学反对高利贷的逻辑，称金属这种东西是“没有生产能力”（sterile）的，因为金属自己“造不出任何东西”。道学家们说，地下的宝藏以物质的诱惑让人变得贪得无厌，盲目追求新潮，对时尚顶礼膜拜。阿格里科拉认为这些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地下的宝藏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使用金属，我们就完全无法保护和维持我们的健康，无法保持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金属，人类在野兽之中会活得惊惶而凄惨，人类只能回到森林里重新过上采果摘莓为生的日子……”明矾（alum）——对染布很重要的一种矿物——的开采以事实证明了阿格里科拉的观点。15世纪50年代，奥斯曼土耳其切断了长期以来福西亚（士麦那湾靠近内陆的一个城市）对欧洲的明矾供应。但是，1460年罗马北部的托尔法（Tolfa）发现了丰富的可以露天开采的明矾矿。教皇相信这一发现是上帝的旨意，他宣布采矿的利润将被投入十字军东征。事实上，这些利润充实了教皇的金库和垄断开采权的银行家（美第奇家族，以及后来的阿戈斯蒂诺·基吉[2]）的腰包。基吉为矿场雇了700个工人，又为这些工人建立了阿卢米耶雷（Allumiere）村，还买下了锡耶纳的一个码头用来出口明矾。他还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的选举提供了经费，并且为他们的军事行动提供贷款。商业资本家不用别人教就懂得积累财富、管理企业、保护自己的投资免遭政治手段的干涉，但是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投机上，过于短视。

默兹河谷（Meuse valley）的煤炭开采量从1500年到1650年增加了四倍。煤渣堆与教堂的尖塔不相伯仲。1600年时大量的“海煤”（sea-coals）从纽卡斯尔被运往伦敦和大陆上的港口。铜、锡、铅、砷、硫黄和水银的开采量与运输量是从前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不断扩张的市场需求驱动着对原材料的探索，黄金和白银在这一时期令整个社会改头换面。

黄金与白银

黄金和白银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神秘感。用金线织成的布匹和壁毯在光照下熠熠生辉，黄金和白银让雕像与油画大放光彩，金银制成的徽章、珠宝和餐具述说着贵族与生俱来的美德。寻找贵金属是欧洲海外扩张的动力。1534年，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开启了他的第一次远航，他的目标和上一代人中的哥伦布一样，也是“找到那些据说或许可以发现大量黄金与其他珍宝的岛屿和陆地”。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1576—1578年前往纽芬兰的航程也是为了寻找贵金属。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深知，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帝国不是建立在“塞维利亚柑橘贸易”上的，“是西印度的黄金让他有能力给欧洲各国造成威胁和破坏”。

再者，金银即货币。铸币权被出售给地方企业，因此地方铸币厂生产着五花八门的钱币。法国大约有20家铸币厂，卡斯蒂利亚有6家。意大利几乎所有诸侯国和德意志的许多城市都铸造自己的钱币。铸币是手工完成的，需要用锤子击打手持的模具。这样生产出来的钱币边缘不平整，不同铸币厂的产品在重量和厚度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因此通过“发汗”和“削边”来作假的空间相当大，[3]就连货币兑换商也很难察觉铸币合金和重量上的差异。巴黎铸币厂尝试过用轧机和冲切机来给硬币加一圈齿轮纹，但是这一新发明耗资过高、浪费严重，所以没有投入使用。尽管这种方法在防伪上的价值引发了人们的讨论，但在1650年之前还是没有任何一种欧洲货币采用机械制造。

货币的复杂之处在于它使用的金属不止一种，16世纪欧洲货币主要依赖三种金属：黄金、白银和银铜合金。钱币的币值不仅由面值决定，也受到重量和成色的影响。银铜合金硬币是最不值钱的，它只用少量的银，辅以其他廉价金属（主要是铜），这意味着它实际上不可能有什么内在价值。金币最值钱，而且用得非常少。大多数欧洲人一辈子没有用过一枚金币——16世纪20年代，一枚威尼斯金达克特可以在安特卫普的市场买到600多颗蛋或240多条鲱鱼。金币的重量和成色很容易测量，使用者主要是银行家、廷臣和富人。钱币也是权力的象征。16世纪早期，米兰和那不勒斯的统治者模仿古典时代的君王，把自己的头像印在钱币上，让钱币成为他们的政治宣传品。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将自己头戴征服者皇帝桂冠的头像印在银币上，这种银币被叫作泰斯通（teston），从名字（testa的意思是“头”）就可以看出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开创性。

相比之下，银币是一种通用的交易媒介，银币的扩张推动了欧洲的货币化。银泰斯通（testoons）、半克朗（half-crowns）、天使金币和克朗（以上是1551年英格兰币制改革前使用的银币）、先令、半克朗和克朗（以上是1551年后使用的银币）、西班牙雷亚尔（réales，含3.19克纯银）和尼德兰斯图尔（stuiver，含0.94克纯银）在今天的钱币收藏里俯拾皆是。比它们名气更大的是这一时期的“大额银币”（‘maxi-silver’ coins），比如更重的西班牙银圆（réales de a ocho，意思是“八块钱”，重量是1雷亚尔的8倍），或者欧洲中部使用的古尔蒂纳银币（Guldiner）——它是后来的约阿希姆斯塔勒银币（Joachimstaler，28.7克纯银）的原型，也是更久之后的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所使用的美元银币（Talers）的原型。

铸币厂的生意来自银行家、货币兑换商和商人，这些人带着金属来到铸币厂，然后铸币厂把金属铸成钱币，并且扣除运营成本和铸币税——铸币税是国家向拥有铸币特权的铸币厂征收的税。虽然当局会监督钱币的质量，但是决定钱币数量和原料的是市场。在当时，提供充足的流通媒介——尤其是小额交易所用的媒介——很成问题。人们很喜欢把银铜合金硬币熔掉，提取其中的银，尤其是在货币不稳定和通货膨胀的时候。这一时期的“零钱问题”（problem with small change）在于零钱总是不够，零钱的质量很不可靠，而且铸币厂铸造零钱无法盈利。西班牙半岛有大量价值可疑的勃兰卡（blanca，卡斯蒂利亚铜币，只含有7克白银）。意大利北部日常交易使用的是米兰的泰林尼和塞西尼（erline和sesine，面值分别是3分和6分）。法国的利亚德（liard，1/4分）、旦尼尔（denier，1分）和杜赞（douzain，12分）或是英国的格罗特（groat，4便士）一般用来交过路费、买面包，或者投进捐款箱。但是，这些小额硬币就像劣酒一样流通范围不大。即使是成色最好的钱币也要加入铜，以提高柔软的贵金属的硬度。比如，这一时期英国的“标准”纯银（‘sterling’ silver）含有7.5%的铜，在法国相对应的国王纯银（argent-le-roy）含有4.17%的铜。囊中羞涩的君主急于从铸币中赚钱，于是在钱币中提高贱金属合金的含量，降低银的含量（这种做法叫“降低成色”）。或者，他们可以干脆减小货币的重量，这样就可以用一“磅”（或一马克）[4]的纯银或纯金铸造出更多的同等“面值”的硬币了。

政府在计算重量成色各异的各种金属和钱币时有种统一的记账手段，叫作“记账货币”（moneys of account），在所有类型的交易中都使用它来记账。“记账货币”代表一种稳定的价值，一种钱币与另一种钱币进行比较时比的就是这个价值。比如说，全意大利通用的是记账货币单位是里拉（lire）、索尔多（soldi）和德纳罗（denari）。只有德纳罗才与一种实际存在的硬币相对应。其他两种都是虚构单位，它们的换算关系为240德纳罗等于20索尔多等于1里拉（一种名义上重达1“磅”的硬币）[5]。类似的记账货币在欧洲到处都是，比如西班牙的马拉维迪（maravedí）、法国的图尔利弗尔（livre tournois）、尼德兰的荷兰盾（gulden）、英格兰的英镑。实际钱币和记账货币之间也存在汇率。不同种类的钱币和不同种类的记账货币之间的汇率并不会保持一致。当局首先设定一个汇率，然后铸币厂公示这个官方汇率，并以其作为收购价从商人手中购买金银条和金银币。但是最后决定权掌握在商人手里，因为如果这个汇率太离谱，他们可以选择不跟铸币厂做生意，而是以非官方汇率找别的买家。当时和现在一样，只有少数人懂得金银和货币市场的运作原理，而且只有更少的人——他们聚集在欧洲刚刚出现的金融中心——懂得如何以此牟利。

欧洲的贵金属市场经历了两次巨变。首先，15世纪70年代，葡萄牙人来到了西非几内亚海岸。1481年，一支由11艘船组成的舰队来到此地，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就建起了圣若热·达·米纳（São Jorge da Mina）城堡（今日加纳的埃尔米纳城堡），在这里葡萄牙人同西非人换取“苏丹”黄金，这些黄金是当地人从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与沃尔特河流域开采出来带到海岸的。1509年，葡萄牙设立了“几内亚办公室”（Guinea Office）来监管当地贸易，从他们的账本里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的商业规模（1500年到1520年的贸易顶峰时期，年均贸易额大约是770千克黄金）。其后，美洲殖民地开发了新的黄金来源。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河沙里的黄金就被淘光了。截至1550年，从新世界运到塞维利亚的黄金多达66.4吨，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708.5吨白银。

虽然欧洲缺乏金属的货币经济得到了大量的输血，但是实际影响并没有看起来这么大。从西非运来的黄金可能只是分流了原本会由穿越撒哈拉的商队通过地中海的港口运到欧洲的黄金，而且葡萄牙人还要用一部分黄金来给他们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做担保，这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开销。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另一项变化影响了欧洲的贵金属供应——欧洲中部的银矿和铜矿突然兴旺了起来——它与海外黄金流入基本始于同一时期（15世纪60年代），在16世纪40年代达到了最高点。图林根、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蒂罗尔有一些铜矿与银矿的存在早已为人所知，但是直到这时开采成本才下降到经济上可行的程度，原因在于两项与白银商品价值上升有关的技术创新。

第一项创新是新的化学工艺，即在银铜矿石冶炼时可以加入铅把银从铜里分离出来；第二项是排水技术的改良，效率更高的抽水机可以利用水力和马力把深井里的水抽干。16世纪30年代，白银产量达到顶点，平均每年产银88.18吨。艾斯勒本、安娜贝格、马林贝格、约阿希姆斯塔尔（Joachimsthal）和库特纳霍拉（Kutná Hora）变成了淘银热之城。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在一片繁荣中发了大财，正是欧洲经济繁荣的发源地孕育了路德的宗教改革。[6]

白银、贸易与战争

白银开采过程复杂，成本也高，而且重量又大，难以运输。种种困难解释了为什么1530年之前欧洲几乎没有从新世界进口白银。但是，之后事情有了巨大的改观。1521年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南部，之后欧洲的远征队挺进了奇奇梅卡（Chichimeca）。1546年，当地人给其中一支队伍的首领（胡安·德·托洛萨，一名巴斯克贵族）送了一块白银矿石作为礼物。同一年，一个小型采矿点在海拔2 400米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建立了起来。1550年，由于不了解当地习俗，探矿员引发了与萨卡特克人（Zacatecos）和瓜奇奇尔印第安人（Guachichile Indians）的边境战争。探矿员还在瓜纳华托（Guanajuato）和帕丘卡（Pachuca）找到了更多银矿。银矿石产银量下降的问题引发了西班牙商人巴托洛梅·德·梅迪纳（Bartolomé de Medina）的好奇心，他在1554年从西班牙带来了新的提炼工艺（真正的起源可能在德意志）。新工艺首先需要修建一个平台，然后将磨碎的银矿石与水银和盐水溶液混合铺在平台上。这种黏滑的混合物要在太阳下暴晒数个星期，直到白银与水银完全混合。墨西哥白银的开采与提炼仰赖于从欧洲进口的材料、技术和装备。这些装备包括钢铁制成的工具、发热灯和灯油、碎石机以及马匹。水银需要从西班牙南部的阿尔马登（Almadén）用皮袋运过来，从1563年到1645年，当地的水银生产都由富格尔家族负责。

与此同时，离太平洋640公里的上秘鲁（今天的玻利维亚）的西班牙人定居点开始了另一场大繁荣。1546年，安第斯山脉中海拔超过3 900米的小镇波托西（Potosí）旁边的里科山（Cerro Rico，意思是“富饶之山”，这个名字如今已家喻户晓）发现了银矿。16世纪50年代后期，地表的矿石开采殆尽，西班牙人开始使用混汞法处理低品位的矿石。1572年，第一座人工水库落成，后来附近的山上修建了20多座水库，储蓄了成千上万立方米的水，用来驱动水压锤把矿石粉碎。截至1600年，这里已经有大约125个矿石工坊，小镇已经成长为居民人数超过10万的城市。没有第二座山产生过这么丰富的财富。1570年，墨西哥和秘鲁有1.5万名矿工，从事赶骡、赶车、制盐等工作的人有这个数量的3倍之多。矿工和与危险的水银打交道的工人的死亡率十分骇人。1590年到1620年是中南美洲白银生产的鼎盛时期，官方年产量超过220吨，但是这个数字有严重遗漏——可能有多达三分之二的产量没有得到登记。17世纪同时代的尼德兰报纸登载的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进口的白银数量与官方数字差距太大了，因此大约在1620年后官方通报的塞维利亚到岸白银数量体现的生产显著下滑可能并不像我们从前以为的那样如实反映了欧洲白银流入的衰落。无论如何，到1600年，波托西生产的白银大约有四分之一翻越安第斯山，通过拉普拉塔河，到达巴西、里斯本和欧洲市场。其余的大笔白银则跨过太平洋来到马尼拉，然后前往中国。欧洲海外扩张的早期成果之一是，欧洲人成了全球白银贸易的主导力量。

这种投机生意在欧洲最大的获益者是西班牙王室。它承包了跨大西洋的水银供应并且从中获利，它向生产出来的每一根银条征税（在墨西哥是10%，在秘鲁是20%），而且还要收一笔手续费。这些白银在殖民地港口转运时，在到达塞维利亚接受殖民办公室（Colonial Offce）登记时，在从塞维利亚出口到欧洲其他地方时，都要向西班牙王室交各种杂税。王室收入的增长让查理五世有经费在意大利、北非、地中海、德意志和佛兰德斯展开军事行动。查理五世的帝国建立在与供应商的合约（asientos）的基础上，合约提供了帝国所需的一切，从水银、贷款（asientos de dineros）到所有军事物资。卡斯蒂利亚财政部（Hacienda）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使收入和支出相配，有时收入是不规律的，而支出却是紧急而必需的。事实上，王室把白银当成了领主田地上的庄稼，想收割或需要收割的时候就会出手。在困难的时候，王室会把到达塞维利亚的私人白银直接扣留，强迫所有者接受公债（juros）作为回报。王室把可以预见到的白银收入换算成公债利息，公债利率非常诱人（5%～7%），所以总有人愿意接受公债。当王室无法执行合约的时候，它也把应付款项转换成长期公债。随着贵金属的涌入，卡斯蒂利亚财政部的借款能力节节攀升。西班牙哈布斯堡皇室的财务主管不仅可以依靠西班牙的商业银行家，也可以向全欧洲查理五世帝国治下的其他银行家借款（奥格斯堡的韦尔瑟家族和富格尔家族、安特卫普的谢茨家族等）。后来，王室出现债务违约，这些银行家族损失惨重，于是受西班牙影响的北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克雷莫纳的商业银行家（比如斯皮诺拉家族、格里洛家族、阿菲塔迪家族）把他们取代了。

到了16世纪下半叶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国家借贷已经复杂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的军费继续扩张，尤其是在西地中海和佛兰德斯。政府公债发行数量之大已经威胁到了国家的偿债能力。尽管腓力二世三次宣布国家破产（1557年、1575年和1596年），但他还是确保公债持有者能按时领到利息，他之所以能这么做，唯一的后盾就在于新世界源源不断的白银收入。腓力四世（1621—1665年在位）时期金融危机不断，白银收入下滑，但是美洲来的白银仍然保证哈布斯堡治下的西班牙能获得充足的偿债能力去参与三十年战争。新世界白银的重要性随着其他收入来源的衰落变得更加突出。当白银船队到岸的消息抵达宫廷，马德里会宣布举行公开庆典。因为王室在白银船队没能到岸时扣留了大量塞维利亚的商人资产，所以1621年到1640年王室多发行了500万杜卡多（ducados）的公债。

可以想见，美洲白银就像给欧洲各政权打了一针肾上腺素，刺激了他们对战争的胃口。美洲贵金属不仅支撑了哈布斯堡帝国的野心，也为它的敌人提供了资金。贵金属的开采和运输过程是由商人主导的，不是由国家主导的。塞维利亚的船主、船长和商人构成了强大的美洲殖民商业行会（被称作consulado）的核心。塞维利亚的商人行使了银税包税人的职责。他们订立合约提供船队，支付船员的薪水。在经手塞维利亚从美洲进口和向美洲出口的商品、估测在殖民地出售什么可以盈利等方面，他们承担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当时外国商人会通过驻塞维利亚的代理人赊账购货。等船队从新世界抵达，这些账目就可以用白银收入结清。美洲白银流到塞维利亚，但是旋即又流向四面八方——法国、英格兰、佛兰德斯的商人用谷物、纺织品、盐和制成品与白银交换，然后这些商品又进入美洲市场。直到17世纪早期之前，塞维利亚商人都担当了北方欧洲商人的代言人。

此外，往来于新世界的贸易网络和白银网络变得很像老旧的供水管道——到处都是漏缝，而且压力越大，漏得越厉害。尼德兰与英国的走私者（“interlopers”）建立了可以直接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做生意和破坏西班牙白银船队的基地。白银逐渐从秘鲁经陆路渗入今天的阿根廷，然后从那里运往欧洲市场。走私几乎成了一种制度化的行为，以至于腐朽的西班牙垄断者不得不容忍美洲殖民地的这种状态。哈布斯堡军队在佛兰德斯的存在导致的贵金属转移更是激化了这一趋势。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的雇佣兵，甚至连尼德兰自己的雇佣兵，都通过与供应商签订合约的方式得到了武器、给养和装备，所有合约都以新世界的白银（或用白银购买的黄金）来结算。实际上白银向西北欧的流散加速了这一地区的货币化。它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让欧洲发达的北意大利—莱茵兰轴心向北迁移。它为西班牙的敌人提供了资金，三十年战争结束时，这些敌人击败了西班牙。

新世界的贵金属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军事冲突的需求。这些贵金属也有通过加强商人手中的权力产生社会变化的潜力。在一些地方（比如新生的尼德兰共和国），此类社会变化确实发生了，但是它们并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因为欧洲各国把太多货币财富投入了军事冲突。这种投入造成了社会货币转移（socio-montary transfer）。货币被投到别的事业中，比如军功霸业、贵族世家、官员精英，以及保卫宗教正统。白银流入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的将军和军队的腰包，满足了帝国的官员及其家属、外交官和眼线的生活方式。西班牙的社会精英——贵族和显贵、教会和慈善组织——大量买入政府公债，这些公债持有者在哈布斯堡王朝面临困难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忠诚。西班牙的敌人也出现了相似的社会货币转移过程。这一过程在尼德兰共和国的类国家结构（state-like structure）中也造就了一批显贵精英，他们不想炫耀自己的财富，甚至觉得富有令他们感到尴尬不安，于是他们把财富投到另一套保守主义价值观中。法国作为一个兴起的绝对主义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货币转移工具，它将金钱转化为官僚特权和军饷。波旁王室让新老贵族的豪宅、美服和贵族作风等炫富方式都变得正当了。

贸易与信贷的基础

这一时期欧洲几项最大的转型恰恰最为人所忽视，西欧和中欧部分地区金融的复杂程度不断加深。人们对信贷的态度有所放宽，债务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开始起到更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商业的交易成本下降了。运输变得更容易，借款变得更简单，携款转移的成本也降低了。人们可以在主要港口为货船和船上的货物投保（安特卫普的保费是每月每艘船及船上货物的价值的1%），和平时期保费也下降了。信息的采集来源和传播范围比以前更加广泛，这样的信息流减少了贸易风险。到1600年，商人可以在欧洲许多贸易中心了解到公开的大宗商品价格和汇率。利率经历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只要一个地方的政治局势稳定到市场可以运行的程度，那里的利率就会下降。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让人们可以用多余的财富进行更广泛的投资。商业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多元。零售业也趋向于专业化，尤其是在奢侈品行业。在欧洲的主要城市，专业零售店的发展促进了消费的拓展和深化。这让人们更加注意如何确保市场上的商品可以买到和送达，更加注意与之相匹配的信贷关系。但是，无法预测的意外——特别是战争和政治动荡——仍然是最主要的交易成本。

人们对借钱负债的态度的变化很难被书面记录下来。几乎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都需要借钱，就连在经济没有完全货币化的地方也有许多债务需要打理。嫁妆和歉收会让农民背上债务，贸易衰退会令工匠失业，给地方的债务管理机制增添负担，无法预测的风险会造成各种商业债务。比如在罗马，1582年一年就有大约6%的人因为债务原因被关进监狱。155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债务诉讼都是伦敦最常见的诉讼案。威尼斯很多平民百姓会上小额钱债法庭（Justicia Vecchia）打债务官司，其中接近40%的原告控诉的是拖欠工钱，20%多一点的案件与零售业债务有关，特别是酒商和药剂师控告赊购的顾客不付钱。还有20%的案子与各种服务业债务有关。拉伯雷的名著《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中，庞大固埃（Pantagruel）问巴纽朱（Panurge）：“你什么时候才能还清你欠的债？”巴纽朱答道：“当炼狱冻成冰，全人类都心满意足，你是你自己的继承人的时候。”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债务可能就越重。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格兰，诺福克公爵、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伯爵、埃塞克斯伯爵等贵族经常把他们的银盘、珠宝和不定期的收入抵押贷款，以维持他们的奢侈生活。英格兰在册贵族（England’s peers）1642年的收入大约是73万英镑，但是他们的负债是这个数额的两倍。欧洲贵族的宫殿既体现了他们的债务管理能力，又反映了炫耀性消费在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中的重要性。引领贵族潮流的是欧洲的君主，而且君主们的债务远远超过他们的先辈。

债务和信贷在人的生活中是有道德内涵的。破产被普遍认为是欺诈的后果，关于破产的法律条文数量的增加似乎反映了破产频率的上升。高利贷使信贷多了一层矛盾的道德属性。人人都同意高利贷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罪，多数人认为它也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罪。但是人们在什么样的贷款才算高利贷上无法达成共识。在宗教原则和世俗法律中，高利贷指的是放贷后保证回款、收回的钱比本金多、贷方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的贷款行为。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开始从《圣经》基础和逻辑基础两个角度质疑这种定义。《旧约》的规则对基督徒有约束力吗？如果有的话，宗教意义上的罪只有在行动与意图相同时才会发生。以财产年金（抵押贷款的一种）为例，人们可以说，钱被用来购买借出去的钱产生的利益的权利。年金可能看起来是一种贷款，但是实际上它是对权利的买卖，权利来自土地或资产，而后者的价值是真实存在的。

通常来说人们会透过宗教的视角来讨论这些问题，宗教是人们审视、经历和评判现实世界的棱镜。在这场辩论中，新教神学家既有内部分歧，也有与天主教神学家的分歧。路德的心态比较保守，他对宣传高利贷的说法非常不信任——为此他和好与人争论的天主教神学家约翰·埃克（Johann Eck）展开了论战。不过路德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放款生息是合情合理的（比如学生贷款）。加尔文则受到了精明的法国法学家夏尔·杜摩兰（Charles Dumoulin）的影响。杜摩兰认为高利贷应当依据贷款的情形区分对待，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率的合理程度。他说，对以钱生钱的人放款生息本身没有什么不对的。加尔文在1545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吸收了这一观点，不过他告诉收信人不要让外人知道这封信。

1550年出版于英格兰的小册子《市场，又名高利贷者的集市》（The Market, or Fayre of Usurers）嘲讽了斯特拉斯堡的新教改革家马丁·布策尔（Martin Bucer）的观点。这本小册子是一篇想象的对话录，辩论双方是帕斯奎尔（Pasquil）与高利贷者，后者（布策尔的化身）主动论证高利贷未必是一种罪：“我说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利率奇高的高利贷，而是一项合理的、体面的幸福事业。”帕斯奎尔的答复反映了这一时期对这些问题的传统思维。世上只有两种贷款：一种出于“基督徒的善心”，是为上帝之爱的缘故自愿借出的，另一种出于贪婪之心——对贷款收利息无异于盗窃。到了对利率立法的时候，讨论就必须以现实世界的实际状况为基础了。1545年英格兰议会通过法案允许利率最高不超过10%。尼德兰共和国政府只会管控反社会的高利贷，但是荷兰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1581年颁布教令规定绝不允许放贷者（包括他们的仆人和家人）参与圣餐礼，除非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痛恨这种放贷的营生。

货币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而它的复杂和精细程度已经有了显著增长。年金制度拓展了欧洲的信贷来源，人们可以将他们的土地“永久”抵押（也就是说这份年金可以让后代继承）。比土地年金更有吸引力的是公共收入年金，一个贷款人可以向市政府或国家政府一次性借出一笔钱，从此每年都可以从政府领取年金，期限为“永久”或“终身”。这种年金非常流行，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1520年，教皇宣布年金不违反高利贷法，属于合法行为。此后教皇国便充分利用年金来筹资，其他政府也是如此。到17世纪的前十年，教皇国以年金形式负担的各种债务（monte）高达1 000万斯库多（scudi），支付年金利息差不多占用了政府经常收入的一半。1600年时热那亚的应付年金高达391.65吨白银，它对于这个资源不算丰富的城邦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尼德兰的公债发行开启了一场金融革命，先是荷兰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多德雷赫特、豪达、哈勒姆、莱顿），然后是荷兰省本身成为哈布斯堡领主债务的担保人。这场金融革命重新定义了尼德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荷兰省从此走上金融独立之路，后来尼德兰起义期间这种金融独立对尼德兰的生存发挥了重大作用。据估算，1557年6月腓力二世宣布破产时，卡斯蒂利亚的经常性收入（1559年为5.3亿马拉维迪）负担了5.427亿马拉维迪的公债利息。每次破产都会导致公债规模扩大，因为与债权人的协议总会包含将短期债务转换为长期年金的安排。因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全年收入都被用来支付公债利息，所以可支配的收入只剩下从东西印度群岛来的财富、不定期的教会补贴，以及三年一次的卡斯蒂利亚等级会议（Castilian estates）拨款。

自1522年起，法兰西王室也发行年金，发行单位是巴黎市政府一个据称独立的部门——巴黎市政厅年金局（rentes sur l’hôtel de ville de Paris），年金利息由专项财政收入支付。仅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一朝就发售了大约680万利弗尔的年金。截至1600年，法国发行了2.97亿利弗尔的年金，这个数字是王室年收入的15倍。法兰西王室发售的年金（法语为rentes）越多，贴现发售的频率越高，王室收入负担的利息支出就越高，于是就会出现利息到期未付（实际上意味着王室破产了）。同盟战争结束之后，亨利四世的财政大臣叙利（Sully）公爵安排了一次有选择的利息违约。天主教同盟（Catholic League）战争期间贴现发行的年金就这样被单方面取消了。1600年之后，法国的一大问题是，如何约束拥有最高统治权的国王偿还他欠臣民的债务，或者到底存不存在办法约束国王。

需要借钱的城市居民可以求助于各种各样专业或兼职的典当商和放债人。消费的增长使人们有种类和数量更加繁多的商品可以用来抵押。许多地方的金匠、银匠和珠宝匠都兼任放债人。在意大利半岛以外，放债人经常被称作“伦巴第人”（许多街道名称反映了这一历史传统），另外尤其是在德意志和东欧，犹太商人也提供了范围广泛的金融服务，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南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慈善机构以保护穷人免遭高利贷者的侵害。作为意大利半岛宗教改革运动的自然产物，这些宗教基金会——公典行（Monti di Pietà）——的规模和数量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都得到了增长。大多数公典行的资本来自慈善捐赠，有时捐赠者会指定善款只能作为对穷人发放的低息贷款。大型公典行积累起可观的资本（罗马、维罗纳或都灵的公典行资本金都远超50万达克特）并且提供储蓄业务，出于某种尚不明确的原因，这种面向穷人的银行业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发展得很不完善。原因肯定不是有心人不够努力。英格兰议会1571年考虑过此类提议，而佛兰德斯编年史作家兼企业家彼得·范·欧德格斯特（Pieter van Oudegherste）1576年向腓力二世提交了一份在西班牙帝国全境设立银行和典当行的方案。这一方案从来没有得到实施，不过尼德兰市镇确实建起了一些贷款行，最有名的是1614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贷款行（Huis van Lening）。1600年后，西属尼德兰建立了更多贷款行。

私人储蓄银行也出现了，它们大多由商业银行家及其代理人运营，业务局限于大型城市中心。16世纪70年代，随着直接转账银行（giro-banks）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银行开始接受存款转移（girata），可转让支票（polizze）才缓慢地在意大利出现。所有这些私人银行在贷款方面通常都采用部分储备金制度（fractional-reserve system），理论上应该可以保证他们的稳定性。可是实际上有许多银行倒闭了，储户的存款也有去无回，结果加深了人们对“银行就是骗傻子钱”的印象。

对于商业精英而言，更重要的是汇票的普及。汇票是一种现成的工具，让商人可以相互远程汇款。随着汇票的法律地位和市场信用逐渐稳固，它成了商人兑换外币、偿还外债、实施交易的主要手段。“做生意不能没有汇票，”一个安特卫普的商人说道，“就像航海不能没有水一样。”精明的商人可以从汇票交易中获利，因为处理汇票需要时间，如果在这一时间段里汇率出现了变动，交易双方的其中一方就可以得到一笔合法收益。法庭逐渐承认汇票可以在不同行为主体间转让，这种认可从采用普通法的英格兰开始推广，随后扩散到整个欧洲。于是，商人发展出自己的长期借贷方式，或者反复改写（re-scripting）同一张汇票，或者用不同的贴现率转让汇票。到1650年，汇票已经成为复杂的多边商业支付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贸易和金融的繁荣需要新闻的滋润，来自其他贸易中心的“最新建议”在商业决策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欧洲商业精英留下来的档案文献充满了时事通讯和书信，内容从家长里短到商品价格不一而足。1568年到1605年奥格斯堡富格尔家族的1.6万份通讯让我们可以见识这个对行业了如指掌的家族是如何获取新闻的。富格尔家族在几大商业中心（安特卫普、科隆、威尼斯和罗马）都设有代理人，他们手抄的报纸涵盖了全欧洲乃至新世界、印度和中东的各种新闻。这些报纸翔实地记载了各类事件，从新王的加冕典礼到普通的街头犯罪，应有尽有。其中一期写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债务人在盛装游行中扮演基督，却被打扮成犹大的债主抓住了。1582年，多期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伊斯坦布尔为了庆祝时任苏丹穆拉德三世（Sultan Murad）15岁的儿子穆罕默德（Mehmed）的割礼而举行的为期51天的庆典。报纸也开始定期通报大宗商品价格和汇率，这是我们能看到的能反映1600年时欧洲主要贸易中心的最早例证。

当时这些贸易中心一般都会有一间交易所，在这样的建筑里商人一年四季都可以做生意，而且附近还有其他商店设施。那不勒斯的交易所位于集市广场（Piazza del Mercato）的凉廊，威尼斯的交易所位于里亚尔托广场（Campo di Rialto），那里是城市商业区的中心。汉堡1558年建立的交易所模仿了安特卫普1531年开业的交易所，1569年落成的伦敦交易所楼上有很多商店（有些还是女性开的）。商店与市场和集市并立，反映了欧洲零售业正在日益复杂化。伦敦的齐普赛街（Cheapside）在16世纪是全城最长最宽的大街，也是伦敦市场区的心脏。食品市场占了半条街，文具店和书店占了另外半条街，街边楼房的一楼门面被用来出租。1599年，来自巴塞尔的医学生托马斯·普拉特（Thomas Platter）欣赏橱窗时赞叹说，他在“赤裸的男孩”、“平底煎锅”和“蚂蚱”（这些都是齐普赛街的店名）里看到了“琳琅满目的珍宝和大量的金钱”。室内商店能提供一种剧场式的购物体验。威尼斯的新工厂（Fabbriche Nuove，修建于1550—1554年）是位于里亚尔托的一栋全新的大楼，正对着大运河（Grand Canal）。意大利北部的小城（伊莫拉、朋波内斯科、卡尔皮和加佐洛）都留下了这一时期重新设计、商店林立的中央街道与广场的痕迹。图书经销体现了更为广泛的趋势。1600年时，印刷商、出版商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批发手段来把他们的产品推向市场，这些手段涉及广告、国际展销会上分发的图书目录、代理和经销等方方面面。但是，越来越多的在店售书的书商才是最了解地方市场的人。

“资本”（capital）这个词在这一时期指的是商人或机构得到的资金，不过其他相同含义的术语其实更加常用。这一时期欧洲的资本主义不是围绕金融结构（银行、信用状等）、工业生产和雇佣劳动的增长而组织起来的。信用、商业和交易都是由私人机构完成的，而欧洲的商人更愿意投资于土地、爵位、官职或慈善事业而不是工业生产，因此他们的投资是不可变现的（无法轻易地转化为流动资产）。个人关系和因人而异的信誉评估总是必不可少。欧洲商人的企业是家族形成的网络，而且企业之间常有民族或宗教上的联系。这些家族企业为欧洲的商业联系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不过其中大多数都秉持机会主义，无论什么有可能盈利的生意都会插一手，而且寿命往往不超过三代人。

欧洲的金融体系在变化万千的环境下发展得越来越好。它不需要代议制机构，不过稳定的国家有利于它的运行。政府欠债不还，它也能坚持下去，不过政府降低成色扰乱货币的做法会对它造成巨大的破坏。它对利率不是特别敏感，而且它为能提供专业服务的代理人和中间人创造了充足的机会。到1650年，经纪人在任何地方都比以往更加重要。有这么多的金融家及其代理人，这么多不透明的交易，诈骗的出现在所难免。整个体制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安全。

水涨船高

通货膨胀是16世纪到17世纪早期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巴黎市场上1塞提埃（setier，谷物用的容积单位，等于12蒲式耳或0.44立方米）上好的小麦的价格从1500年的1利弗尔多一点涨到1550年的4.15利弗尔，再到1600年的8.65利弗尔，直至1650年的18利弗尔。虽然年均涨幅并不算大，但是累计来看，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持续的通胀时期。这一现象挑战了基督教世界对“什么构成了财富和回报”的认知。

围绕是什么引发了史无前例的“高物价”，16世纪的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发现了货币存量的增长与物价的上涨之间的联系，尽管他们仍不清楚数量充裕和价值下跌之间的关系。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全面论述了国家铸币时降低成色产生的后果，他指出“货币数量太多就会贬值”。弗朗西斯科·洛佩兹·德·戈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在1552年出版的《印度通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ndias）中推测，美洲物价的上升是“印加帝国的财富流到西班牙人手中的结果”。萨拉曼卡大学著名的奥古斯丁派（Augustinian）教授马丁·德·阿斯皮利奎塔（Martín de Azpilcueta，又被称作“纳瓦鲁斯”，因为他出生于比利牛斯山脉西部的纳瓦拉）在1556年出版的论高利贷的专著中总结出这一论点：“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适销商品——甚至连同人的劳动——的价格在货币匮乏的国家比在货币充裕的国家要低得多。”在阿斯皮利奎塔和其他萨拉曼卡大学教自然法和道德神学的学者眼中，问题在于怎样既服从这种市场的力量，又兼顾社会正义的需求，保证公平的物价和保护穷人的利益。

通货膨胀究竟是不是从新世界流入的白银造成的？有据可查的物价上涨和白银流入之间的联系并不如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紧密。通货膨胀早在16世纪白银流入之前就开始了，而1600年后的白银漏报又打破了此后两者的相关性。但是，这些出入并没有推翻我们通常的认识——通货膨胀确实与货币供给的大规模增长有巨大的联系，这是有扎实的经济学依据的。与之相关的问题则是：货币供给的变化为什么没有造成失控的通货膨胀，而只是造成了逐步的物价上涨？我们只能怀疑，也许是一系列重大而偶然的巧合，让欧洲的贵金属横财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鼓励与远东和俄国的贸易去了。没有后者作为安全阀，欧洲的“白银时代”会迅速演变成一场灾难。

当然，欧洲统治者对于这些一无所知。欧洲各类君主铸币时降低成色的做法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他们的做法对货币供给造成的影响与白银流入毫无二致。降低成色的目的是减轻硬币的重量，或者说减少硬币中贵金属的含量，由此以同样数量的贵金属铸出更多给定面值的硬币。这种做法的好处如此诱人，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君主就会故技重演。1521年至1644年间，勃艮第—哈布斯堡政府12次降低银币的成色和重量。从1520年左右到1650年，英格兰铸币的含银量降低了35%，其中大部分是亨利八世统治后期开始的“大贬值”（Great Debasement）政策造成的，1544—1553年这十年，英格兰经济陷入了疯狂状态。法国连续多年采取降低成色的做法，以至于1650年左右法国主要银币白埃居（écu blanc）的含银量不及1488年的一半。德意志的铸币厂仗着自己的特许权大肆降低铸币成色，民众相信他们痛恨的“假币”和“伪币”都是这些铸币厂生产的，他们把这一时期称作假币时代（Kipper und Wipperzeit）[7]，并且相信这是世界末日到来的前奏。就连在整个16世纪都没有降低过铸币成色的西班牙王室，也在1607年决定降低小额硬币的成色，结果酿成了灾难。

降低成色的做法激起了时人的讨论。英格兰的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在（早已写成但1583年才出版）的《盎格鲁共和国》（De Republica Anglorum）中将其视为君主编织的骗局。海峡对岸的法兰西王室的货币专家、马莱斯特鲁瓦（Malestroit）领主让·谢吕耶（Jean Cherruyer或Jean Cherruyl）认为，连年的降低成色意味着通货膨胀“想象”的成分比现实的成分更大。物价上涨是一个悖论（也就是说，民众的幻觉）。物价没有上涨，排除掉降低成色造成的影响，同样数量的白银买到的谷物其实和以前一样多。两年之后，他的观点遭到了崭露头角的法国法学家让·博丹的反驳。博丹对马莱斯特鲁瓦的“悖论说”的“回应”以实证数据为基础，指出确实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博丹（至少在第二版著作中）倾向于认为这是美洲白银流入的结果。他甚至更加坚定地认为，这是暴政——君主为了伪造货币不惜牺牲公共利益——的迹象。人们理应持有贵金属含量与面值相当的钱币。博丹知道铸币政策与良好政府之间有着莫大的关系，但后来，共和国的价值观逐渐被他要求人民服从于君主的绝对意志的越发严厉而专制的口吻遮蔽了。

到17世纪，已经有人把矿物财富视为斟满毒酒的金杯。“哥伦布曾向我们的一位先王献上黄金，”英国政治思想家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写道，“幸好他并未轻信，而另一位君主饮下了这杯毒酒，害了他自己的人民。”[8]杰出的西班牙外交家迭戈·德·萨维德拉·法哈多（Diego de Saavedra Fajardo）在1640年出版的《政治事业》（Political Maxims）中赞成这样的观点：上帝特意将贵金属精确地掩埋在土地中，这样人们使用的贵金属的数量就刚好不会超过商业用途的需求。无限的财富——比如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矿藏中的贵金属——都是“愚人金”（fool’s gold）。“谁会相信新世界的黄金可以用来征服旧世界？”他这句话是对尤斯图斯·利普修斯[9]那句名言的呼应。

比金钱价值的辩论更深一层的，是人文主义者以古典思想为基础关于事业（negotium）与闲暇（otium）的正确关系的大讨论。亚里士多德曾教育说，积聚财富是良好家政的自然组成部分，但是不应超过必需的限度。否则，积聚财富的人会受到财富的腐蚀。但是，也有人——比如荷兰政论家德克·弗尔克松·库恩赫特（Dirck Volckertszoon Coornhert）——认为，商人也可以是好基督徒，只要他积累财富是为了用于有益的事业。然而到了17世纪，这场讨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7世纪30到4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大胆地提出：自爱（amour propre）可以促使人做出合乎道德的行为，在共有却自利的追求之上也可以建立起友谊，追求财富本身并不一定导致腐败，它反倒符合全人类的利益。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认为，自然最基本的法则是自我保护，所以最自然的人权就是自利（self-interest）。因此，追求自己的利益（包括积累个人财富）并不必然是一件坏事。虽然这些想法尚未成为主流，但是它们作为一种标志可以反映出1650年时的欧洲从宗教改革前夜主导基督教世界的道德共识出发已经走了多远。

曾与法国知识分子共事的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了《利维坦》（Leviathan）。书名“利维坦”指的是《圣经》中的一种海怪，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怪物极其可怖，负责看管地狱的大门。在霍布斯的笔下，“利维坦”是道德中性的主权者，主宰着芸芸众生，众生则依照自己的欲望和愿望行事。这些欲望和愿望在霍布斯看来是无所谓善或恶的：“这些词从来都和使用这些词的人有关，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纯地、绝对地是善或是恶。”在自然状态下，所有人对所有事物都拥有权利，“甚至包括对另一个人的身体的权利”，所以自然状态是一个相互竞争的丛林，“人的生命孤独、贫困、污秽、残酷而短暂”。按照霍布斯的说法，恰恰是自利者审慎的合作，创造了主权者的权力，人类同意放弃他们一部分的竞争本能以换取法治，从而建立一个文明社会。然而，在霍布斯的书中，唯独主权者可以规定追求财富和利润本身是善还是恶。当时的读者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窥探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观——社会的道德规范全凭君主，君主说怎样便是怎样。

[1] 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de Oude），佛兰德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画家，擅长绘画自然景色和农耕场景。——译者注

[2] 阿戈斯蒂诺·基吉（Agostino Chigi，1466—1520），锡耶纳银行家。——译者注

[3] “发汗”（sweating）是指把大量硬币装进一个袋子里剧烈摇晃，然后把硬币上脱落的金属碎屑从袋子底部回收。“削边”（clipping）指的是把硬币边缘直接削掉一小部分。前者效果比较自然，后者更容易被发现。——译者注

[4] 马克（marc）是中世纪德语区广泛使用的重量单位，1马克等于1磅（pound）的一半。如同货币单位“镑”是从重量单位“磅”衍生出来的一样，货币单位“马克（mark）”也是从重量单位“马克”衍生出来的。——译者注

[5] 里拉（lira，复数形式为lire）和磅（pound）都来源于罗马时代的重量单位libra。——译者注

[6] 马丁·路德1483年出生于艾斯勒本（Eisleben）。艾斯勒本、安娜贝格（Annaberg）和马林贝格（Marienberg）都属于萨克森。路德最重要的支持者和保护者是萨克森选帝侯约翰·腓特烈。——译者注

[7] 硬币造假的常见做法是将足值银币切割熔化，混以其他廉价金属然后重铸为新的硬币。Kipper指的是切割硬币的行为，Wipper指的是通过摆弄天平将足值的硬币挑出来的行为。——译者注

[8] 1489年哥伦布曾派自己的弟弟向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争取过远航的资金，但是遭到了拒绝。——译者注

[9] 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1547—1606），佛兰德斯人文主义者，哲学家。他在《政治六论》（Politicorum sive Civilis Doctrinae Libri Sex）中写道：“想要盟友或士兵吗？有钱就行。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收买。想要消灭敌人攻取城镇吗？有钱就行。没有什么东西坚固到不能被金钱征服。……简而言之，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都服从于美好的财富。”——译者注

第五章

贵族的追求

骑士精神的命运

贵族存在的意义在于以武力保卫基督教世界，骑士制度是教会为了这个目的建立起来的。它的核心在于册封（或祝祷）仪式，骑士通过这一仪式蒙受恩典，从而有能力去履行作为基督徒的使命。军事团体的仪典和礼节所推崇的贵族骑士守则在中世纪后期逐渐发生了变化——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诸多指导手册和迅速发展的方言浪漫文学的影响——发展为一种更普遍化的道德风气。对骑士精神正在衰落的抱怨在1500年时已经司空见惯，但是早期以方言出版的骑士传奇诗歌与散文仍然大行其道，最经典的一部是《高卢的阿玛迪斯》（Amadis de Gaule，法国骑士冒险小说，改编自更早的西班牙故事）。这是年轻的腓力二世最喜欢读的一本书，1548年在班什[1]安排的亚瑟王式传奇就是为了满足他的骑士之梦而策划的。册封仪式和马上比武这种骑士仪典在宫廷里十分流行，直到16世纪末才逐渐式微，这进一步证明，在贵族精英从日渐残酷的战争里抽身而出之后，骑士精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完美无瑕、温文尔雅的骑士，没有烦人的教士和抗议的平民。

所以，骑士精神并没有烟消云散，而是像基督教世界一样改变了含义，最后化为一种幻象。骑士精神转变为贵族的宫廷行为守则，这套守则反映出政治权力性质的演变，也反映出世俗精英被期待表现出的服从和效劳。随着保卫基督教世界抵御外敌的战争让位于基督教不同分支的竞争和各王族为推进王朝大业而展开的斗争，作为军事风气的骑士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了。同一时期，贵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贵族开始等同于世袭的社会地位，与军事能力脱离了关系。16世纪到17世纪，大部分欧洲贵族从来没在战斗中折断过一根长枪，但是他们仍然要求保持骑士的尊严。佩戴刀剑、加入骑士团、身着骑士的标志、遵循骑士的规矩成了他们强调贵族身份的符号。

焦万尼·德拉·卡萨（Giovanni Della Casa）1558年出版的《加拉泰奥》（Galateo）是一本指导贵族身份与举止的问答集，展现了骑士应有的道德准则。在个人经历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双重混乱的背景下，托尔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于1580年出版了史诗《耶路撒冷的解放》（Gerusalemme Liberata），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再度搬上舞台。爱情、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在这个道德败坏的世界里成为贵族的真正标志。诗中的一个场景激发了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的灵感，他在1624年创作了开拓性的歌剧二重唱《坦克雷迪和克洛林达之战》（Combat between Tancredi and Clorinda）。路易·德·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1572年出版的《卢济塔尼亚之歌》（Os Lusíadas）用骑士传奇歌颂了葡萄牙人发现通往印度航路的创举，而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Faerie Queene，前三卷出版于1590年，后三卷出版于1596年）将骑士精神置于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之中，当时的读者可以发现作者是在美化伊丽莎白一世对爱尔兰和尼德兰的远征。

骑士传奇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们联系起了贵族的现实与幻想。在所有骑士传奇中，有一部作品最能揭露现实与幻想间的鸿沟。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亲身经历了一个贵族想要保卫早已不存在的基督教世界而感受到的格格不入，他把自己的感受写进了《奇想联翩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恰》（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第一卷出版于1605年，第二卷出版于1615年）中。塞万提斯出身于一个新贵家族，祖父是科尔多瓦（Córdoba）的一名商人，父亲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财政处的律师，（多亏了贵族的荫蔽）同时也是上诉法庭的法官。当时有人问到塞万提斯家是不是贵族，答者说，反正他们家好像从来不用交税，穿得起丝绸衣服，而且“经常看到他们家的孩子骑着强壮的骏马参加长枪比武”。后来塞万提斯家族时运不济，家道中落，这些孩子们既要设法保持体面，又要出门闯荡世界。他们总是受到生活的欺骗。塞万提斯在塞维利亚待了一段时间，想要前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却遭到了拒绝。1568年，塞万提斯因为在马德里宫廷所在地与人决斗而遭到通缉，于是逃往国外，先是前往罗马追随一位枢机主教，然后又去了那不勒斯。

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塞万提斯也在权衡做执笔贵族好还是执剑贵族好：“尽管舞文弄墨比舞刀弄枪更能让人发家致富，但是军人与文人相比仍然有种不可言喻的优越性以及某种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光荣。”这一判断促使他与弟弟罗德里戈投身海军，参加了勒班陀战役。战斗中塞万提斯左手骨折，胸部重伤。1575年，他在返回西班牙途中被海盗捉住了，随后在阿尔及尔的牢房里被关了五年，海盗提出了高达5 000埃斯库多（escudos）的赎金[2]。他的家人变卖了家产想要筹措赎金，并且向御前会议请愿希望得到援助，但是徒劳无功。塞万提斯自己策划的几次逃亡都是十足的冒险行动，最后三位从巴伦西亚受遣来解救基督徒奴隶的仁慈圣母会修士（Mercedarian）从一个恶名昭彰的希腊变节者海盗手中救出塞万提斯，实在纯属侥幸。塞万提斯再也无法提剑，只好拾起了笔，1587—1588年他作为无敌舰队的军需总管派驻安达卢西亚，却因为被人怀疑贪污而被投入监狱，与此同时他的弟弟正在佛兰德斯凭着微薄的收入努力过活。

在狱中，塞万提斯提笔写下了那部冒险小说的最初几章，小说的主角叫阿隆索·吉哈诺（Alonso Quijano），是拉曼恰地区一个农村的退休乡绅，他读骑士小说读得入了迷，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以至于“脑汁枯竭，完全失去了理性”。他决意成为一名游侠骑士，于是穿上盔甲，给自己起了新名字叫“堂吉诃德”，让一个叫桑丘·潘沙（Sancho Panza）的农民做他的侍从，驾着一匹名为“驽骍难得”（Rocinante）的瘦马上了路。堂吉诃德在这个看起来已不再是基督教世界的世界里竭尽所能地做他想象中的游侠骑士，结果屡战屡败。小说中最有名的一幕是，堂吉诃德见到地平线上出现了几个风车——埃斯特雷马杜拉十分常见的景物，同时也是西班牙帝国内叛乱的尼德兰的象征。“命运的安排比我们期待的还要好，”堂吉诃德说，“看呐，桑丘·潘沙，我的朋友，看那三十多个野蛮的巨人，我要跟它们打一仗……这是高贵而正义的战争，能把如此邪恶的怪物从地球上抹除，是为上帝立下大功。”永远讲求实际的桑丘·潘沙告诉他，这些根本不是巨人，然而堂吉诃德满脑子盲目乐观地答道：“显然你对冒险一无所知。”桑丘·潘沙的答复出现在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听说命运女神（Fortune）——别人是这么说的吧——是个喝醉了酒的婆娘，喜怒无常。”16世纪到17世纪早期，贵族的命运确实不在于保卫基督教世界，而是取决于命运女神的无常。

身份的标志

欧洲分层社会的困境在于如何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恨意。在财富十分有限、一方赚钱另一方就会亏钱的社会里，家族世仇和社会嫉恨的破坏力十分强大。宗教改革造成的宗教冲突更是强化了这种破坏能力。一个解决方法是，将举止化为仪式，将礼节化为文化，将行为方式化为社会身份。在一个有序社会里，基督教世界的凝聚力便以这些身份的标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

1580年，波兰大贵族斯坦尼斯拉夫·西琴斯基（Stanislaw Siecienski）从马佐夫舍（Masovia）搬到波兰东南边境的普热梅希尔（Przemyśl），这个城镇紧邻穿越喀尔巴阡山脉通往匈牙利的要道，周围都是当地贵族的大庄园。他在这里以一处庭院为中心建造了一座崭新的宫殿。宫殿的四边象征了世界的四大洲，四角矗立的四座椭圆形塔楼象征了社会秩序的四个支柱：“上帝之塔”、“教皇之塔”、“国王之塔”和“贵族之塔”。宫殿入口面朝一个湖，湖上架了一座桥连接大门和道路，大门之上有一座方形钟楼。1608年，来访的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和王后奥地利的康斯坦丝（Constance of Austria）就是在这里受到欢迎的。迎来送往是有序社会礼节的重要部分。这些礼节最为繁复的地方就是号称“贵族天堂”（nobleman’s paradise）的波兰–立陶宛。在迎接的过程中要进行好几种鞠躬、握手、亲吻和跪拜礼仪。钟楼的目的在于让仆从可以观察大路，提前通报来访的贵族，这样主人好在大门迎接贵宾。帽子在礼节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摘帽鞠躬时帽子要刚好扫到地面。按照波兰的正式礼节，每次提到国王或教皇都要脱帽致敬。拥抱起初多多少少被认为是庶民的习惯，后来成为贵族社交礼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按照礼节农民必须亲吻领主的手，而小贵族也被认为应当亲吻大贵族的手，大贵族根据对方的级别可以摘手套也可以不摘。

走路、穿衣、说话、骑马的方式都是一个人身份的标志。礼仪手册教人如何利用身体语言掌控自己的情绪和周围的空间。有一些姿势并不为这些手册所接受，尤其是这一时期的油画里经常出现的贵族男性昂首阔步的姿势。而另一个姿势——一只手拿着手杖、皮鞭或是皮手套，重心落在一条腿上，另一只手放在臀部——既可以表现政治家的自制风范，也可以暴露一个人的虚荣自负。不论如何，这个姿势都能表现出对空间、道德和政治的坚定态度。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1624年创作的《微笑骑士》（Laughing Cavalier）并不是在对我们微笑，他是在冲着我们的脸捅他的胳膊。

家庭教师们谆谆教导何谓贵族风范，这个概念大约从1600年开始越来越被骑术和剑术学校所重视。它的教育常常是通过舞蹈实现的——波兰贵族引领了波洛奈兹舞（Polonaise）的兴起，旅行者常把这种舞蹈称作“行走之舞”（walking dance）。上层阶级的人更难违背社会习俗。波兰士绅曾取笑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对踢足球的喜爱。现存的波兰贵族家谱里记载了详细的礼仪规则，从如何邀请邻居一起打猎，到如何为逝者致以慰唁，再到如何祝福别人归途平安。欧洲对交流的需求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它让人们对社会身份的存在和拉开社会群体距离的各种方式有了更强烈的认识。正如克拉西琴宫（Krasiczyn palace）的四座塔楼所暗示的那样，宫廷和天主教会对表现社会身份的礼节的制定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影响同样深远的，是对建设一个人人清楚自己的地位并各司其职的“虔诚的共和国”（godly commonwealth）的追求。这种追求是西蒙·斯塔罗夫斯基（Szymon Starowolski）写作的动力，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立陶宛贵族家庭，一生都在为大贵族家的子嗣做家庭教师。他在《改革波兰风俗》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各等级的区别在于承担不同的责任。

以社会身份为基础建立和谐社会的梦想在波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米克瓦伊·雷伊（Mikołaj Rej）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波兰贵族，他的家庭并不富有，而且他本人笃信新教，后来他却晋身为一个大贵族，拥有数个村庄和一座名为雷约维茨（Rejowiec）的市镇。雷伊著述颇丰，其中1543年创作的长诗《地主、村长和神父三人之间的小争论》（Short Conversation between a Squire, a Bailiff and a Parson）揭露了当时的几大社会罪恶——无知的教士、贪财的律师和腐败的政治。雷伊认为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实现美德与社会和谐的理想比以前更加困难了。他想要相信贵族之家可以实现这种理想，在家内主待仆以诚，仆报主以忠，但是他在诗剧《商人》（The Merchant）中又颠覆了传统道德剧的惯例。剧中的商人是一个社会寄生虫，他抛弃了第一任妻子“良知”，与第二任妻子“财富”生下了儿子“利润”。在全剧最后一幕末日审判（这一幕戏仿了波兰的领主法庭）中，君主、主教和官员抬出自己的品德为自己辩护，然而徒劳无用，反而是商人得到了拯救，因为他坚信基督的恩典。简而言之，当把理想与现实世界相比照时，没有什么简单的非黑即白。

然而这不能阻止欧洲精英尽力追求非黑即白，他们推出了一系列禁奢法令，管辖范围涉及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从用餐到着装，从葬礼上应当怎么流泪，到婚礼上什么行为是破坏秩序。欧洲立法者的精力越来越集中于这些法令上，法令的密度逐年攀升，恐怕恰恰证明他们明白自己正在打一场必败的战争。这些法令并不是假模假式的，可真正的问题在于，立法并不是阻止人们逾越社会身份的有效方法。法律管不了奢侈，反复推行的禁奢法令只是反映了对社会凝聚力衰弱的日益担忧。而且立法者们还有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某种奢侈是应当被鼓励的，因为它可以展现统治精英的权力。17世纪上半叶的诸多悖论之一在于，一方面“有序社会”（society of orders）日趋复杂的礼仪风靡了整个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强制执行这些礼仪的法律手段却失去了力量。有的国家（比如英格兰在1604年）撤销了禁奢法令，有的国家（大部分国家）则悄悄地把它们束之高阁。

有序社会需要下层以上层为榜样，可是这又造成了新的问题，因为它在强化阶层边界的同时也可能鼓励了逾越边界的行为。如同塞万提斯家族一样，做一个绅士意味着行为和衣着都要像绅士一样。比如，弗朗切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把他所在的威尼斯社会理想化为一个全然和谐的社会，贵族在公共场合仅穿黑色长袍，彰显共和国的生活多么井然有序。但是他也提到当时的人竞相豪奢，故意穿昂贵的衣服来引人注目。毕竟在这个城市，一个地位低下的造桨工人1633年时的遗产都能包含装满43件衬衫的6个衣箱，市场上可以轻易买到所有类型的布料，连二手服装市场都出现了。威尼斯人不仅仅会在狂欢节时盛装打扮。焦万尼·巴蒂斯塔·莫罗尼（Giovanni Battista Moroni）约1565年创作的油画《裁缝》（The Tailor）中的主角身穿一件华美的紧身上衣和一条深红褐色的马裤，手持剪刀正准备用一块黑色天鹅绒裁出一件贵族托加袍。这位绅士到底是谁？放眼欧洲各地，界定高贵出身的身份标志都在变得越发复杂。这是一个我们不难理解的悖论：人们愈加固执地表达着对有序社会的憧憬，不断下降的社会凝聚力却在阻碍理想的落实。

血统

欧洲贵族是一个差异巨大、根深蒂固、适应力强的群体。对财富、权力和地位的掌握需要他们时时刻刻做出调整，有时这种调整是残酷无情的。在欧洲一些地区，贵族的资源基础集中于土地所有权；在另一些地区，贵族的资源还包括其他投资与活动。这是一场适者生存的竞争，毕竟在整个欧洲社会里没有比贵族更具破坏力的阶层了。这个阶层里最弱小的成员——血统或许深厚但资源匮乏的穷困贵族——纷纷走投无路，再也无法维持他们地位所需的生活水平。取代他们的是新鲜血液，这些新贵或者因为有功于王室或国家而被拔擢为贵族，或者通过下嫁婚姻（地位高的女性与地位低的男性的婚姻）跻身贵族——如果没有下嫁婚姻的保护，欧洲贵族肯定早就绝迹了。支撑贵族等级与特权的思想并不立足于对基督教世界的贡献，而是立足于血统。

系谱学具有极强的《圣经》合法性，《圣经》中从《旧约》里的先祖到基督本人是一脉相承的。系谱学基本上只看父系，因为《圣经》里的系谱多数都是父子相承。不是只有贵族或上层阶级才讲究血统，甚至不是只有人类的血统才值得重视。血统既是个人的，也是团体的，就连动物界也有自己的血统。系谱学对现实有直接而实际的影响（谁继承遗产，谁继承爵位），但是它也是继承权与合法性理论的关键。欧洲所有的习惯法最在意的都是血统的延续问题，不过有很多种方法可以确保血统得到延续。这一时期，血统是合法性最有力的依据。祖先崇拜提供了维持现状的正当理由，而且祖先崇拜激励人们为不负祖先之名而奋斗。德文郡有个家境一般的贵族家族，很不幸地姓萨克比奇（Suckbitch），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要保留这个姓是因为——正如16世纪后期一位家族成员所言——“在千千万万个姓氏中保留一个姓氏（他们这个姓氏），在一个地方世代相传，是蒙神喜悦的。”基于这个理由，他们有资格鄙视他们的贵族邻居考特尼家族（Courtneys），尽管后者比他们有钱得多。

记述祖先是一项重要的工作。17世纪早期的古物研究者乔治·欧文·哈里（George Owen Harry）提议威尔士所有“下层”（meaner sort）绅士把自己的家族血统抄录一份送给他。如果一个绅士记不全自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双亲的姓名，他肯定“连自己也不爱”。士瓦本贵族克里斯托夫·冯·齐默恩（Christoph von Zimmern）苦心孤诣地为他的家族编纂了一本编年史，书中充满了色彩鲜艳的纹章。血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祖先遗留的权利在财产纠纷和特权争议中经常占据重要地位。祖先可以替你争取到贵族扈从的职位，可以为你在家族的教堂或墓地中保留一席之地，也可以帮你进入学院或大学。人文主义作家借着时兴的思潮，宣称真正的高贵在于美德与教育。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人人都知道，现实中血统重要得多，所以才有人不遗余力地宣扬它、证明它。

游行、油画、徽章和文件以不同的形式体现着血统的存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1515年的庆典中进入里昂城时，迎接他的是一幅以耶西之树[3]表现瓦卢瓦王朝的油画。大公夫人伊莎贝拉（Archduchess Isabella）1615年进入布鲁塞尔城时，随她一同进城的是一顶镌刻有她祖先形象的熟铁华盖。从祭坛到中殿再到壁炉，慈善组织为系谱的自我展示提供了许多舞台。欧洲建筑和物质财富中随处可见盾徽与纹章。菱形丧徽和纪念碑、彩色玻璃和陶瓷、银器和家具，贵族在他们身边各处都打上自己的印记，这是一种对过往价值的建设性重估，这些器物的流传也是为了维系贵族的现状。

这些流传的东西有时是很有创意的，有时甚至是凭空发明的。古老家族的旧瓶子里装了新贵的酒，拉塞尔、霍华德、塞西尔、西德尼或霍利斯（Holles）家族（仅举英格兰贵族为例）积极声张自己有多高贵，以避免让同时代的人检视得太仔细，其实他们的主张根本站不住脚，有些主张全凭证言。出生于约克郡的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Sir Thomas Wentworth）深得国王查理一世的宠幸，他的家族的高贵祖先是这样被证明的：他的父亲报告说他“曾听闻我辈的姓氏与先祖的子嗣早在征服者威廉的时代以前就已美名远扬，受人尊敬”，他含糊地追忆说“直至今日低地国家的某些城镇里仍保存了相关的记录”。但是，贵族必须适应新的现实——书面记录越来越被重视。统治者想要有本登记簿来确认谁才是真的贵族。在英格兰，执行这个任务的是纹章官，1555年英格兰专门设立了“纹章院”（college of arms）供他们履行职务。托马斯·贝诺尔特（Thomas Benolt）是纹章院第一位实施地区性普查的纹章官，所有声称自己有盾徽的士绅——在册贵族除外——都要向他亲自提交书面证据。普查并不主要是为了扼制新贵族的产生，而是为了规范相关特权并从中获益。

在海峡对岸，身为贵族意味着免于税赋，所以冒充贵族的人十分遭人痛恨。为此，法国统治者任命了专员来调查贵族爵位，家族必须证明他们的爵位可以追溯至祖先三代。从1500年到1650年，下诺曼底的贵族经历了八次检查，其结果出人意料。1534—1634年对卡昂（Caen）的检查发现994个家族中有114个不能证明自己的爵位。欧洲其他地方的类似调查进行得草率许多。1626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King Gustav Ⅱ Adolf）单方面否认了四分之三的贵族（从400家锐减为126家）的地位，理由是他们太穷了。

血统狂热促使贵族们委任专门的古物研究者去研究他们的血统并把成果刊印出来。出生于柯克比马勒姆（Kirkby Malham）的约翰·兰伯特（John Lambert）有个同名的孙子是克伦威尔手下的少将，老约翰认为自己算个业余系谱学家，他发现征服者威廉有个战友叫雷纳夫·德·兰伯特（Ranulph de Lambert），并且认为自己是雷纳夫的后裔，还印了一些假凭证——这些凭证可能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伊丽莎白一世的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出钱资助系谱研究，试图证明自己是曾与哈罗德国王共同作战的威尔士君王的后裔，而他的儿子罗伯特觉得这项工作非常无聊（“这些毫无意义的玩意儿……太荒唐了”）。然而到了17世纪初，没有人再对塞西尔家族的祖先有所怀疑。1650年时，贵族作为一个精英阶层已经越来越等级明确、边界清晰，他们的血统构成了他们所有权和统治权的基石。

系谱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问题在于如何同时反映两种事实：血统和血亲。后者十分重要，特别是为了防止近亲通婚。罗马法学家有一种画法可以表现血亲，但是它完全忽视了血统，只强调与其他家族的横向联系。这种画法重视的是婚姻，这说明血统并非只能通过父系反映，事实上血统确实是父母两方的传承。德意志的系谱树有时会从女性的腹部画出新的线条。英格兰系谱的习惯是把婚姻画成两个菱形的握手，父母的后代从握紧的双手中延伸出来。这两种画法突出的都是婚姻关系。

贵族怎样打造一场完美的婚姻？这个过程就像与一个不靠谱的搭档打定约桥牌。有太多的变量需要考量：女方的年纪、女方产下继承人的可能性、女方的亲属与人脉、女方的地产如何与男方的相补充、女方成为娘家继承人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爱情很少能够成为婚姻的基础，哪怕有不少证据表明婚姻可以产生爱情。独身主义常常受到贵族的青睐，而这样一来，血统的延续就会受到威胁。意大利北部一些地区（比如威尼斯共和国内陆地区和米兰公国）的习俗是每代人里只有一名男性可以结婚，这样横向联系就不会过于泛滥。宫廷是上层贵族最好的婚姻市场，外交官、地方官和财务顾问是最精明的媒人。但是，君主可能会出手干涉。法国国王时不时就会阻止一场婚姻或是强迫不情愿的家庭联姻。英格兰的王室监护法院（Court of Wards and Liveries）建于1540年，王室利用它来获取贵族孤儿继承人的监护权，这让王室有机会得到这些孤儿的领地，并且影响他们的婚姻，1646年内战即将结束时，王室监护法院随着整个封建领地制被一起废除了。上层贵族是有望用好婚姻市场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不可或缺的中下层贵族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急剧攀升的嫁妆成本——这一时期所有贵族群体都面临这一问题——让他们更难跟上婚姻市场的步伐。

贵族生活

有序社会的核心在于贵族特权，这是“贵族生活”（living nobly）必不可少的部分。贵族特权在欧洲不同地区差异巨大，而且常常与平民的某些权利相重叠。此外，特别是在欧洲西部政权强大的地方，贵族特权遭到了国家权力的侵蚀。贵族特权经常成为争论的对象，这些争论直接或间接地触发了对贵族本质的敏感和焦虑。

几乎普遍存在的一项特权是携带武器权，这里的武器通常是指剑。没有什么比细长的夹钢轻剑的问世更生动地记录了基督教世界面临的挑战。这种武器非常轻便，用一条皮带就可以系在腰上，它的用武之地在于操场而非战场。想要与同样使用轻剑的对手决斗，需要大量的技巧和练习。除了有指导手册可以提供技术建议，从16世纪70年代起，还有雕版画册把决斗变成了一门科学。吉拉德·蒂博（Girard Thibault）1626年出版的《击剑学校》（Academy of the Sword）是一本非常华贵的图集，收录了46幅双人决斗动作的雕版画。事实上，优秀的击剑教练是什么都无法替代的，而欧洲有许多击剑教练，据说最好的教练来自意大利，欧洲的王公贵族都喜欢雇他们。

在欧洲一些地区，决斗成了贵族意识的一种表达形式。自古以来决斗就是比武审判的一部分，比武审判是贵族之间一种合法的解决争端的方式，当事人请求上帝通过战斗的结果施行裁决。历史上最后几次比武审判中，有一场发生在1547年7月10日的巴黎，这场备受瞩目的决斗一方是拉沙泰涅尔领主（sieur de La Châtaigneraie）弗朗索瓦·德·维沃纳（François de Vivonne），另一方是雅尔纳克（Jarnac）男爵盖伊·夏博（Guy Chabot）。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决斗都是私人决斗，这在欧洲一些地区——从意大利到法国再到英格兰——极为流行。尽管流行，但是这种决斗遭到了统治者的强烈反对。特伦托会议禁止私人决斗，1576年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宣布私人决斗可判死罪，詹姆士一世同样把它定为非法行为。巴黎的皮埃尔·德·莱斯图瓦勒（Pierre de L’Estoile）1609年在他的日记里写到，估计过去20年有七八千名法国贵族在决斗中丧命。他的估计可能有些夸张了，但是要知道他笔下的法国经历了40年断断续续的内战，贵族的宿怨和分歧在内战中越积越深。

事实上，决斗折射出贵族的荣誉守则已经发展得多么深奥微妙、根深蒂固。决斗爱好者认为决斗是公开捍卫荣誉的表现，耶稣会士也为决斗辩护，理由是荣誉同财产一样宝贵，人有权为保卫荣誉而战。讨论贵族荣誉以及如何捍卫荣誉的文章汗牛充栋，大部分都像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中“试金石”（Touchstone）讽刺的那样枯燥晦涩、难以卒读。实际上意大利的大多数决斗都没有拼个你死我活，而是巧妙地走个过场，为体面的和解留出余地。安尼巴莱·罗梅（Annibale Romei）1585年出版的论著（1598年被翻译为英文《廷臣学院》）开头就提出不应该进行决斗，决斗是被法律禁止的。所以书中有章节专门讲解如何达成和解，有哪些保全面子的套话可以用来解决争端。

传统上，免税权是贵族的重要标志。实际上从来不是只有贵族才有免税权，许多平民也享受免税权。比如，当三十年战争中瑞典国王想要鼓励芬兰农民或波罗的海海滨的波美拉尼亚农民参军入伍时，他就对后者的土地给予了世袭免税权。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贵族都有免税权。托斯卡纳、威尼斯、东普鲁士和不列颠群岛的贵族是需要纳税的，但他们无疑仍是贵族。免税权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打折扣。随着国家有了更多的资源来征收间接税，贵族会发现他们难免还是交了税。1529年、1541—1542年和1557年，萨克森贵族多次被要求缴纳地产税，1622年他们又被要求自愿向君主的金库“捐款”。贵族不能领兵出征时必须纳税替代兵役，此外他们也可能作为总佃户（tenants-in-chief）被要求缴纳封建税费。很多情况下，免税权从属于具体的贵族财产而不是贵族本人。活跃的土地交易和贵族代际继承的影响导致贵族身份与免税权不相匹配的状况变得十分普遍。

在有的地方，凭借军事和行政能力为君主效力的人也会被赋予贵族免税权，这意味着法律和医学专家也能成为贵族。在西班牙，免税权是对宗教裁判所世俗成员的奖励。在法国，免税权是对王室官员的奖励，而且随着法国国家机器的体量在这一时期不断增长，行政人员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官职是可以买卖的，所以从属于官职的直接税豁免权同样可以买卖。法国王室官职的一大好处就是它不受地产习惯法的管辖，在法律上被视为“动产”（movable goods）。因此官职可以被当作嫁妆或贷款的担保金，或者被用来偿还债务，或者送给无权继承遗产的幼子让他心里感到平衡。除此之外，如果一个人可以证明他的家族连续三代都是享受免税权的贵族，那么他的直接税豁免权就可以成为世袭特权。一个新生的统治集团正在冉冉升起，这群人能言善辩，口才了得，17世纪早期他们有时被称作“穿袍贵族”（nobility of the robe），这个称呼来源于法官和官员身着的长袍。

由于各国都面临新的需求，欧洲各地纷纷出现了类似的动向。从17世纪初起，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的各个委员会与法庭都开始大量聘用上过大学的文士（letrados）。同英格兰的情况一样，随着公职人员队伍的膨胀，公职人员越发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他们与权力和影响力的关系有如近水楼台。许多西班牙的高级文士都被授予了贵族爵位。堂迭戈·拉米雷斯·德·普拉多（Don Diego Ramirez de Prado）1641年在给他的一个兄弟的信中写道：“如果说以前是贵族的地位高于文士，那么现在文士都变成贵族了。”他对他谈论的这种现象十分了解，因为他的另一个兄弟堂阿隆索（Don Alonso）曾是卡斯蒂利亚委员会（Council of Castile）的成员，既拥有贵族身份又享受官职的好处，直到1607年因为侵吞公款被捕入狱。文士家族的崛起挑战了对贵族的传统认识。文士认为他们的高贵在于正直而非勇武，人文主义教育教会了他们自律自制，这比拔剑自卫更加重要。而这种教育面向所有的有才之士开放，并不局限于贵族出身。

贵族的数量

统计1650年之前的贵族数量并不容易，各地数量差异巨大且原因复杂。法国阿朗松（Alençon）周边地区贵族密度相对高——1667年时每1 000平方公里有230个贵族，这个密度是邻近的安茹的5倍，利穆赞（Limousin）的16倍。但是，在法国和其他基督教世界中心地区，比如德意志、波希米亚、下奥地利、尼德兰和意大利半岛，贵族占人口比例并不大。除了少数特例（比如巴斯克和纳瓦拉）之外，这些地方的贵族占人口比例通常不会超过5%，多数时候都比这个数字低，有时甚至低于1%。欧洲各共和国在册封贵族上极其悭吝。16世纪初，威尼斯贵族仅限于28个出身高贵的家族，只有精挑细选的极少数人可以名列《金册》（Golden Book）—— 一本1577年建立的贵族名册。瑞士各州、某些城邦（比如热那亚）和巴尔干部分地区（尤其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称它们根本没有本地贵族。

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疆，抵御外敌的需求仅仅是贵族数量较多的原因之一。边疆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封建领主制，所以贵族仅仅是个人头衔，不受法律上贵族必须拥有一块终身封地的限制。而且在东方的某些地区，集体授衔被当作鼓励人们定居边疆并承担军事义务的奖赏。在另一些地区，授衔只是因为国家力量太弱，只好默认自行封为贵族的行为罢了。卡斯蒂利亚市镇可以自行产生贵族，一个家庭的家长在缴纳一笔费用之后就可以被承认为“平民骑士”（caballero villano），之后他们便可以免交地方税。

在人口稀疏的边疆地区，贵族占人口比例居高不下，甚至逐年增长。1591年，西班牙北部的布尔戈斯（Burgos）省和莱昂省有超过46%的人口是贵族，在布尔戈斯城等市镇里贵族的比例超过一半。在波兰的马佐夫舍和波德拉谢（Podlachia），贵族占人口比例达到20%以上。有的农村全村都是贵族的佃农（仅马佐夫舍就有1 600个这样的村子），他们租赁、耕种的都是贵族的田地。但是，分割继承制造成的地产分散化让有的贵族沦落到近乎无地的程度，形成了拥有贵族身份的农民这种奇特的现象。

人口日益增多的匈牙利贵族也在遭遇类似的现象。1526年土耳其占领多瑙河下游之后，匈牙利西部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开始把能够骑马抗击奥斯曼土耳其的平民封为贵族，农奴就这样一夜之间变为贵族。但是在包括多瑙河流域在内的欧洲很多地区，习惯法以极端的分割继承制来保证血统不会断绝。女儿同儿子一样有权继承地产，女儿继承的部分最高可以达到总地产的四分之一。而且习惯法严格限制将贵族地产抵押或出售的行为。于是，像波兰的情况一样，许多匈牙利贵族逐渐失去了所有土地，从某一时刻起变成了雇佣兵、商人、手艺人，或是给别的贵族做仆人。匈牙利没有降低身份法令（规定有贵族身份的人不得从事某些“卑贱”工作的法律），许多贵族最后以务农为生，跟他们的农民邻居一样连签名也不会。随着拥有的土地和经济资本逐渐衰落，这些小贵族变得越发强烈地在乎他们的文化资本。他们住在由枝条建造、茅草铺顶的陋室里，沉迷于战功赫赫的历史神话（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是马扎尔人、萨尔马提亚人、罗斯人），总是用狐疑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

更引人注目的转变发生在欧洲上层的有爵贵族中——特指公爵和在册贵族。1500年之前，贵族爵位仅仅作为一种特殊权利授予王室家族的成员，王族之外极其罕见。但是到了17世纪30年代，贵族爵位成了国家接纳新的家族成为最高级别贵族的手段。在册贵族的兴起是君主企图控制贵族的结果，而且从君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大好事。授予在册贵族的王室制诰（letters patent）不用花一分钱，反而可以为君主带来利益，因为爵位可以标价出售，也可以作为对功劳的奖赏。其结果是荣誉的通货膨胀，这跟货币通货膨胀一模一样，“荣誉”的价值也遭到腐蚀，开始逐步贬值。

有的地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贵族爵位（匈牙利、瑞典、丹麦），有的地方贵族爵位出现了大规模膨胀。17世纪初英格兰王室大肆出售准男爵爵位和在册贵族爵位。詹姆士一世即位后把英格兰骑士的数量扩充到了原来的3倍。法国在册贵族的膨胀包括提拔外国家族，这引发了法国人的争议。批准加入圣米歇尔骑士团（Order of St-Michel）成了对在16世纪后期的内战中为国王效力的人的一种回报方式。由此引发的骑士团荣誉地位的贬值和愤愤不平的贵族对国王的抗议，使得瓦卢瓦王朝最后一代国王亨利三世于1579年建立了圣灵骑士团（Knights of the Holy Spirit），这个骑士团在任何时候都只有100名骑士。西班牙王室扩张贵族爵位始于1520年（西班牙贵族称作grandes或títulos；贵族旁系称作segundones或mesnaderos）。由三大骑士团授予会服的骑士（caballeros）数量也与日俱增。这些骑士团资金雄厚，它们接收新人入团成为会服骑士（caballeros de hábito），相当于保证这个人拥有作为贵族（hidalguía）的基本素质。这种身份非常抢手，因为若想要获得它，就必须向骑士团的总会提交严密的证据，证明此人没有一丝一毫犹太人或摩尔人的血统，祖上也从未有人被宗教裁判所定过罪。在西班牙社会，加入骑士团可以大大提升一个人结一门好亲事的可能性。但是，腓力四世和首相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出于保卫帝国的需求，公开出售骑士团的准入权。1625年，国王对国务委员会说：“没有赏罚，帝国便无法维持。奖赏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荣誉。金钱我们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觉得通过增加荣誉的数量来补上这个缺口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说获得特权的那些人凭自己的美德本来就应该被视为贵族。对血统纯正的检查毕竟放松了，因此王室被批评为导致贵族腐化的始作俑者。

在欧洲许多地区，最顶层的贵族（同其他贵族相比较）从国家获取的资源多得不成比例。除了土地资源之外，贵族变得更加依赖廷臣、省长和郡长职位的俸禄，以及其他有油水的收入来源，比如领导包税财团或投资政府公债。他们也在争取独立的政治身份。在一些贵族已经占据省级议会上下两院的国家（阿拉贡、匈牙利、波希米亚），有爵贵族还想要禁止其他人进入上议院。瑞典国会的贵族自1626年起分成三个等级分别投票。16世纪末，苏格兰议会（Scottish Parliament）中的地主与贵族尽管同在一个议会，但是各有各的座席。小贵族不信任等级高于他们的廷臣和大贵族。16世纪上半叶，波兰的小贵族结成军事同盟，利用国家议会（Sejm）和省议会（sejmiks）迫使国王收回过去一点点卖给大贵族的王室土地。1548年到1563年，反大贵族情绪达到高潮，小贵族们因此有了一种政治目的感。

贵族的贫富差距比社会其他阶层的贫富差距拉得更大。贫穷贵族的存在是贵族身份与财富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后果。人们普遍意识到它所带来的政治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在变得日益突出。弗兰西斯·培根1605年写道：“贵族过多会导致国家贫困，因为他们的花销是一笔额外的负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贵族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家业衰败，这会造成一种荣誉与财富不相称的情况。”福斯塔夫（Falstaff）和堂吉诃德在舞台与书本上是喜剧角色，某种程度上说明贵族是可以嘲弄的对象。在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1612年至1614年创作的戏剧《羊泉村》（Fuenteovejuna）中，同名村庄（现在叫作Fuente Obejuna）激愤的村民为了报复当地领主费尔南·戈麦斯·德·古斯曼（Fernán Gómez de Guzmán）——他还是卡拉特拉瓦骑士团（Order of Calatrava）的一名队长（comendador mayor）——的压迫而杀死了他。这样的情节不是一出黑色喜剧，而是一篇社会评论。在科西嘉西南部，少数几个封建贵族牢牢掌握着代表热那亚共和国向农民抽税的权利。得益于距离权力中心遥远而独立的地理位置，他们对手下农民的权力无比强大。博齐（Bozzi）、多纳诺（d’Ornano）和伊斯特里亚（Istria）三个家族的农场筑有防御工事，他们与当地人争执不休，偷当地人的羊，尽一切可能从当地人身上榨钱。热那亚共和国对此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1615年5月，农民一把火烧了博齐府，对博齐家族上上下下展开了屠杀。每当国家与地方居民起冲突的时候，反抗势力中通常都会有这样的贵族（往往很难判断他们是被迫参与还是主动参与）：血脉悠久，深孚民望，自视甚高，然而一贫如洗，干扰并藐视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总觉得世界对他有所亏欠。

贵族的财富

富有的贵族和贫穷的贵族总是并存的，两者的关系决定了贵族财富的演化，也决定了两者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关系。如果对16至17世纪最富有的人（国君除外）做一个福布斯排行榜，那么，从1500年到1650年，榜上非常富裕的贵族的数量应该有很大的增长。贵族获取和汇集财富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因为他们发现了新的方式来利用不断扩张的国家权力，利用欧洲的资本市场（并因此背负了庞大的债务），以及充分利用拥有土地所带来的权力。贵族的财富与君主的权力有很大关系，后者增强时前者也增长，后者摇摇欲坠时前者也岌岌可危。

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最富有的贵族，肯定要提到第七代梅迪纳西多尼亚（Medina Sidonia）公爵阿隆索·佩雷斯·德·古德曼·埃尔·布宜诺–苏尼加（Alonso Pérez de Guzmán el Bueno y Zúñiga）。他拥有西班牙最古老的贵族爵位，也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财富部分来自他的家族在安达卢西亚的广大地产，家臣多达9万人左右，地租总收入高达15万达克特，韦尔瓦省（Huelva）一半的土地权益归他所有。1588年，圣克鲁斯（Santa Cruz）侯爵阿尔瓦罗·德·巴桑（Álvaro de Bazán）去世，腓力二世指定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来接掌最幸运的舰队[4]。历史学家往往难以理解这一决定，因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自己都承认他“对航海既不了解也没有经验”。但是，他的雄厚财力才是关键因素，因为他的财富使他有能力承担无敌舰队的开支。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在管理地产和利益上很有才干，而且他在宫廷里的角色也为他带来了一笔收入。早在1574年，他就已经签下了建造和运营西班牙桨帆船队的大单，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如果从新世界回程的珍宝船队没有按时抵达加的斯，他愿意免收延迟的利息。1588年当他力图谢绝无敌舰队司令的职位时，他说不可能承担这一责任，因为他还有90万达克特的债要还，他“拿不出一个雷亚尔来发动远征”。可是到了关键时刻，这位好公爵还是以某种方式筹到了700万马拉维迪的巨款，为那场缺乏准备和资金的远征提供了担保。

到了17世纪40年代，他的孙子、第九代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加斯帕尔·阿方索（Gaspar Alfonso）发现保住自己的财产变得困难多了。由于参与1641年夏的安达卢西亚叛乱，他被剥夺官职并被逐出了自己的领地，还被迫耻辱地向国王敬献了一笔“仁慈之礼”，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保住他的亲戚阿亚蒙特侯爵（Ayamonte）的性命，后者供认自己协助过建立安达卢西亚“共和国”的计划。处死阿亚蒙特侯爵同1632年法国处死蒙莫朗西公爵亨利二世一样都是杀一儆百，旨在打消其他意欲造反的贵族的念头。虽然17世纪中期贵族领导了投石党运动和其他叛乱，但是国家的掌权者对贵族通常还是宽大处理，因为他们发现把贵族留在宫廷里更有助于削弱他们的政治潜力。唯一的例外是英格兰贵族，内战结束后，所有英格兰贵族都在1646年失去了爵位，他们的封建税费全部废止，而且他们大部分的地产和收入都被没收。考虑到英格兰在册贵族曾经占有全国四分之一的农村土地（只有中欧才有上层贵族占有如此多土地的情况），这是1789年之前全欧洲规模最大、意义最重大的一次对贵族统治精英的颠覆。

扬·扎莫伊斯基（Jan Zamoyski）在欧洲最富有的贵族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出身于马佐夫舍的一个并不富裕的士绅家庭，后来变成了首屈一指的波兰–立陶宛大贵族第一代扎莫希奇（Zamość）公爵，他可能是这一时期最被严重低估的政治人物。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于巴黎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并充分将其所学都写进一系列著作之中——其中包括《罗马元老院》（The Roman Senate）一书，他本人便力图仿效罗马元老院的统治原则——自1578年起有半生时间都在担任波兰大首相（Grand-Chancellor，负责对内与对外事务），自1581年起兼任大盖特曼（Grand Hetman，执掌军队）。他一手建立了扎莫希奇城，希望把它打造为一座模范城市，城市由意大利建筑家贝尔纳多·莫兰多（Bernardo Morando）设计，居民包括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城市的中央是扎莫伊斯基宫（Zamoyski Palace），集中体现了贵族遗产国中之国的地位。1605年去世之前，扎莫伊斯基是一位拥有11座城市、200座村庄（遍布约6 500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大贵族，更是一位王室管理人，在112座城市和612座村庄拥有广泛的利益。他精明地把波兰–立陶宛共和国里具有改革思维的中小贵族团结到自己周围，某些人把这个圈子叫作“扎莫伊斯基的人马”（zamojczycy——“扎莫伊斯基”的形容词形式）。16世纪的欧洲没有人比他更算得上是一个造王者了（他策划了三位波兰国王的选举）。他晚年反对瓦萨王朝的西吉斯蒙德三世的绝对主义倾向，很想将这个由自己送上王座的国王推翻。一代人之后，也就是1648—1667年的“波兰大洪水”（Polish Deluge）时代，当扎莫伊斯基的庄园（和其他波兰–立陶宛大贵族的庄园）被瑞典军队蹂躏时，人们再次想起扎莫伊斯基的远见。

这些瑞典军队的指挥官是马格努斯·加布里埃尔·德·拉·加尔迪（Magnus Gabriel de la Gardie），他当时在瑞典国王面前炙手可热。德·拉·加尔迪从三十年战争末期开始担任瑞典军队统帅——为此国王给予了他22 500瑞典元（riksdalers）的奖励，没有任何一位瑞典将军得到过这么高的奖赏——后来还成为立窝尼亚总督（Governor-General）。1650年在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Christina）的加冕礼上，德·拉·加尔迪献上了一个纯银王座。他只是三十年战争时期凭借军事企业发家的贵族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约翰·巴内尔（Johan Banér）、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Bernard of Saxe-Weimar）、孔代（Condé）亲王路易等。他的收入相当于瑞典王国收入的五分之一，而他用这笔钱来大兴土木。他最大的一座城堡（他有很多城堡）有248个房间。1652年，他继承了父亲在斯德哥尔摩的马卡洛斯宫（Makalös Palace），这是整个首都最奢华的私人宅邸，他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宝库，用以展示他在战争中从中欧掠夺的奇珍异宝。最后瑞典的小贵族终于对他发动了反击，1675年他们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德·拉·加尔迪的财富，结果他们根本不知从何查起。最终调查委员会查出他和他的同伙侵吞了400万瑞典元的公共资产，决定对他处以352 159瑞典元的巨额罚金。

枢机主教黎塞留同样出身于家境一般的贵族家庭，但他的运气比前面提到的人好得多。1642年他去世的时候财产完好无损，而且死前仍然深得国王信任。他的财产至少有2 000万利弗尔，其中包括400万利弗尔现金，这个数目相当于普通农村贵族年收入的4 000倍。1500年时，枢机主教是欧洲最富有的群体之一，对他们来说，16世纪的宗教改革就如同没有发生一样，因为改革后他们仍然是欧洲巨富，只不过黎塞留本人的财产来自国家和教会多方利益的组合。继承黎塞留首相和枢机主教职位是儒勒·马萨林（Jules Mazarin），他发现自己想要保住获得的财富比黎塞留要难得多。投石党运动期间，人们指责他在法国陷入动乱时投机牟利，于是他主动离开法国，把财富换成了容易转移的资产（尤其是钻石）。他去世的时候财产估计有1 800万～4 000万利弗尔。

仅仅着眼于抓人眼球的大贵族财富以及贵族的贫富差距，会让我们忽略这一时期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中等贵族的巩固与扩张。他们的成功主要是集体的成功而非个人的。贵族一方面追寻祖先的足迹，一方面吸收新鲜血液，寻找和开发现有的人力资源与生物资源的新方式。对这一时期诺曼底省巴约（Bayeux）地区的贵族的一项研究揭示了这幅图景。从1523年到1666年，贵族群体的总体规模大幅度增加，477个家族晋升为贵族，其中半数是移民，通常是从省内其他地区移民过来的。被他们取代的老贵族有的后继无人，有的因为贫穷而无法支撑“贵族生活”，脱离了贵族阶级。这种消亡尽管十分残酷，但规模并不大。1700年时萨伏依公国接近50%的贵族有可靠证据表明他们早在1563年之前就已经是贵族了（有20%多的贵族来源不明）。博斯[5]的贵族（根据1667年的一项调查）只有42家是1560年后成为贵族的，剩下的87家都是1560年之前成为贵族的。整个16至17世纪，英格兰士绅拥有的土地从英格兰的四分之一左右增加到一半左右。士绅的崛起不是英格兰独有的现象，不过英格兰士绅最能清楚地代表这一主要趋势。

领地的成功

中等贵族之所以能够壮大，是因为他们通过管理自己的主要资产——土地——从经济变化中得到了好处。贵族的考验在于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有效管理自己的领地。西欧的贵族将一部分土地直接开发，另一部分则承包给别人。东欧的贵族利用农奴劳役实现了更大面积的领地开发。缴纳给领主的费用（同经济货币化的大趋势一样）越来越多地采用现金而非实物。一旦货币化，这些资源也开始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总体而言，领主收益占地产总值的比例早在1500年之前就开始下降，而且在此后的150年间下降速度越来越快。但是，领地带来的一些不定期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一个农民把地契转让给另一个农民时需要上交的“免役租”（quit-rents，法语是cens）。领地开发的方式还包括蚕食公地和侵蚀农民使用公地的权利（尽管这有可能引发地方反抗）。地主还会发展领地的边际经济优势，特别是森林和垄断权。16世纪到17世纪初木材价格上涨得到了这些地主的充分利用——这门生意的好处还在于出售木材换到的是现金。

贵族想要购进更多的土地，他们尽量以实惠的价格购买，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也准备抵押自己的土地以贷款购买新的土地。现代早期欧洲变革的一个不引人注意却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是空前活跃的领地交易市场。这一时期的交易规模直到18世纪末才重现于欧洲。君主为了国家能有资金进行竞争性扩张，把仅有的王室土地也抛售给贵族。1575年到1625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把大部分王室地产都卖掉了。法国王室也想变卖王室领地，但是在宫廷内遭到强烈反对，不过在宗教战争期间，法国终于还是制定出一套保全面子的法律方案，把领地合法转让出去了。

随着普鲁士新教改革的展开，1525年，条顿骑士团（Order of Teutonic Knights）的广大领地被“世俗化”（secularized）了：骑士团的土地被归与新的“普鲁士公爵”（duke of Prussia），其中一部分土地保留在改信路德宗的骑士的手里，另一些则被卖掉了。1618—1620年，波希米亚王国企图推翻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但是没有成功，之后哈布斯堡王室把波希米亚大约一半的地产没收并转卖给了自己的贵族。1621年西班牙人把普法尔茨的君主赶出莱茵普法尔茨（Rhine Palatinate）后没收了后者的土地。17世纪30年代后期帝国军队北上波罗的海沿岸时，也用类似的没收手段来威胁当地领主。不到20年后，得胜的瑞典军队指挥官得到了他们刚打下的瑞典波美拉尼亚（Swedish Pomerania）省份的地产作为奖励。在德意志、低地国家和英格兰，国家接管修院地产随后转手卖出，领地出售与新教改革齐头并进。不到20年间（1536—1553年），英格兰的土地大约有四分之一被到期转让。

与此同时，都铎王朝以一场失败的叛乱为借口，加强了它对爱尔兰当地家族及其首领的权力，把英格兰的个人产权法拓展到爱尔兰——在爱尔兰这个国家，家族一向不承认个人产权。按照“先缴后赐”（Surrender and Regrant）的原则，爱尔兰家族首领被要求先放弃他们的世袭权利，然后英格兰再把这些权利赐还给他们，让他们成为英格兰国王的总佃户（ex dono regis）。这种看起来无伤大雅的法律拟制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没收，奠定了此后一个世纪英格兰在爱尔兰的殖民基础。领地的地契从爱尔兰领主名下转到了英格兰国王名下，既然是国王赐予的，国王就可以把它收回再赠予他人。一马当先的是居住在早已被英格兰人主导的都柏林周边地区——佩尔地区（the Pale）——的英裔爱尔兰（Anglo-Irish）士绅。1557年，他们凭借在英格兰的商业利益，推动政府单方面没收了莱伊什（Leix）和奥法利（Offaly），把它们变成了女王郡（Queen’s County）和国王郡（King’s County），其中三分之二的土地都被重新分封给英格兰殖民者，成为他们的庄园。这是最早的一批“种植园”（plantation），这事实上发生于信仰天主教的玛丽一世统治末期。所以说，宗教不是英格兰殖民爱尔兰的最重要因素，尽管宗教无疑越来越成为殖民的借口和依据。

英格兰贵族与佩尔地区的冒险家和官员合谋，伪造系谱来证明他们有权占有爱尔兰的土地。盖尔首领们坚定地起兵反抗，但是最后在都铎王朝的军队面前不得不退却。德斯蒙德伯爵杰拉德·菲茨杰拉德（Gerald Fitzgerald）1586年[6]发动了从芒斯特省（Munster）到威克洛山脉（Wicklow mountains）的大起义，起义失败后芒斯特几乎全境都被没收，然后分封给一小批投机的“承办人”（undertakers），他们与英格兰殖民者合作建立了种植园，并把爱尔兰人逐出家园。短期来看，这种方法似乎十分奏效。1609年，蒂龙（Tyrone）伯爵和蒂尔康奈（Tyrconnel）伯爵逃离爱尔兰，都铎王朝又没收了阿尔斯特2 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多数是长老会信徒）进行殖民，后者让移民的社会基础变得更加广泛，因为来自低地苏格兰的长老会异议者通常不属于社会精英。

斯图亚特王室确信种植园是正确的，有效的。出身英格兰的首席顾问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es）解释说早期的英格兰殖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以决定性的军事征服为目标，没有以推行法律作为后续手段。征服和法律对主权都至关重要。爱尔兰必须“先被一场战争打垮，然后才能建立良好的政府”。在约翰·戴维斯爵士看来，爱尔兰的法律习俗证明爱尔兰人“不比食人族强多少”：“他们的任何财产都是不确定的”，“每个生下来的男人，不管是私生子还是合法儿子，都被他们当成绅士”。英格兰殖民爱尔兰是有道理的，不仅因为这是上帝对新教徒的旨意，是国王詹姆士一世的旨意，而且因为这是在把爱尔兰人变成文明人。这种理由和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及其支持者在伦敦为殖民北美洲辩护的理由没有什么两样。17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查理一世和他在爱尔兰的总督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把种植园政治推行到了极致，他们没收了康诺特（Connaught）、克莱尔（Clare）和奥蒙德（Ormonde），让盎格鲁殖民者可以在爱尔兰中西部建立新的种植园，他们还力图消除阿尔斯特的长老会的影响，实现斯图亚特王室的收支平衡。这种做法在爱尔兰本地人和早先来到爱尔兰定居的人那里都引起了激愤。于是，1641年10月叛乱爆发，叛军的残杀让当时的人将其与1622年3月22日英格兰殖民者在弗吉尼亚遭到的屠杀做比较，两起事件都和土地转移有关。

领地转移是西班牙对墨西哥、秘鲁和智利进行殖民的主要特点，西班牙人建立了大授地制，又称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s），模仿了塞维利亚周边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大型农场地产——它们是埃斯特雷马杜拉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主权被赋予被称为委托监护主（encomenderos）的西班牙殖民者。葡萄牙在巴西的殖民地（特别是1580年以后）主要种植甘蔗，后来是烟草，再后来发展为种植园，领地农业达到了一种从前想象不到的商业规模和复杂程度。说回欧洲，天主教会的土地很容易落到平信徒手里，特别是在某些地区，保护教会人士抵御新教徒的屠杀为土地转移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理由。在法国，教会的财富在内战中连续五次被剥夺，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教会有机会在后来的售卖中回购回来。在西班牙，教会失去了数十万村民，因为它售出领地以向哈布斯堡王室捐钱，让后者可以在北方与新教徒作战。

领地转让交易对欧洲的世俗贵族有利，尤其对中等贵族有利。17世纪贵族延续的关键在于高效地开发地产。尽管（特别是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的南欧）土地的价格止步不前甚至有所下跌，但是土地的利润仍然好过其他投资。然而利润离不开管理和开发，因此，人们开始重视起土地管理人的能力和信用，这反映在新出现的针对此类问题的建议手册中，这些手册重点指出了制订和审查年度账目、通过逐年对比账目明确发展趋势的重要性。贵族的土地资源在法律上往往有各种前提条件和替代条件的约束，目的是保证地产完整性，将其用于抵押贷款或充作嫁妆，以及帮助遇到困难的家族成员。因此，贵族遇到紧急情况时很难动用领地财富。因而才有这样的悖论（在1640年前的意大利半岛和西班牙半岛特别明显）：拥有大片庄园的富有贵族，在长期货币不稳定和实际租金下跌，更别提还有各方面的需求让他们的资源左支右绌的情况下，终于陷入了危机。1650年时，一部分上层贵族开始暴露出自己的弱点，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利用国家资源和扩大领地时太损人利己了。但是贵族作为一种秩序，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强大、更占据优势地位。如果没有贵族，欧洲衰弱的社会凝聚力会造成更具破坏性的严重后果。构成1660年后欧洲旧制度（ancient régime）的基础的社会契约，正是在贵族血统和土地上建立起来的。

[1] 班什（Binche），尼德兰南部城市，位于今天的比利时。1549年8月，查理五世与王储腓力驾临班什，时任尼德兰总督、查理五世的妹妹玛丽组织了一场为期七日的盛大庆典。庆典以一名骑士闯入皇家宴席、请求腓力援救一座被邪恶的魔法师控制的城堡开始，继以连日的马上比武与舞会，最后以腓力本人如亚瑟王般拔出神剑打败魔法师告终。——译者注

[2] 此处作者有误，实际上赎金是20万马拉维迪，相当于500埃斯库多。——译者注

[3] 耶西（Jesse）是大卫王的父亲、耶稣的祖先。耶西之树是一种以树状图的方式展现耶稣系谱的经典画法，中世纪时经常出现在各种基督教艺术中，是后来家族系谱图的原型。——译者注

[4] 1588年，腓力二世为了入侵英格兰，派出了一支由130艘战舰组成的远征舰队，他将其命名为最幸运的舰队（Felicissima Armada），后世常称之为“无敌舰队”（Armada Invencible）。战役的结果是无敌舰队惨败而归，入侵计划无果而终。——译者注

[5] 博斯（Beauce）是巴黎西南方的广大农业区域，盛产小麦，是法国的粮仓。——译者注

[6] 此处作者有误。第十五代德斯蒙德伯爵杰拉德·菲茨杰拉德领导的起义爆发于1579年，结束于1583年。杰拉德死于1583年11月11日，英格兰从此剥夺了菲茨杰拉德家族的德斯蒙德伯爵爵位，直到1600年才让杰拉德的儿子詹姆士重新担任新的德斯蒙德伯爵。——译者注

掌握世界

第六章

世界中的欧洲

世界帝国

西塞罗曾说，罗马帝国是统治世界的帝国（an imperium over the world）。他的意思是只有在罗马保护之下的人才归属于一个连贯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基督教世界这个概念的出现让“归属”（belonging）与信基督教画上了等号。外人（outsiders），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和希腊人教西塞罗应称之为“野蛮人”（barbarians）——因为他们缺乏“文明”（civility）——的那些人，如今等同于“异教徒”（pagans）。到了中世纪中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发展为统治基督教世界的帝国（an imperium over the Christian world）的世代相传的历史与宗教权利的保管人。意大利作家安德烈亚·阿尔恰托（Andrea Alciato）把基督教世界和罗马帝国遗产的联系说得相当明白：“因为……过去所有在罗马生活的人都成为罗马公民，所以现在所有基督徒都是罗马人民。这一原则排除了生活在亚洲、非洲或其他行省并且不信基督的人获得公民身份的可能性。他们是罗马人民的敌人，他们丧失了罗马公民（civitas）的权利。”十分矛盾的是，欧洲海外扩张的起步，恰好与基督教世界普世主义以及支撑它的制度的解体同时发生。海外扩张引发了一场关于“归属”于欧洲意味着什么的辩论。人文主义者承认，共和国（res publica）意味着共和国的公民（civitates）与非公民之间存在区别。但是欧洲人1520年后开始逐渐接触的民族是否有“文明”（如果有的话，理由是什么，文明到什么程度）变成了一个人类学问题，后来又变成了关于欧洲人意味着什么的主观判断问题。

早期的欧洲殖民者并不愿意放弃基督教世界的普世主义理想。葡萄牙人和卡斯蒂利亚人对海外领地的主张是建立在教皇许可的基础上的，西班牙人占领新土地时举行的仪式有意展现出基督教世界帝国（the imperium of Christendom）的延续感。因此，蒙特祖马二世（Moctezuma II，有时也拼成“Montezuma”）被要求在临死前按照西班牙人事先编排的情景遥向查理五世献上自己的帝国，这样就印证了《圣经》的先例，显示了帝国的延续性。赫拉克勒斯之柱和“Plus Ultra”（走得更远）的横幅被置于哈布斯堡纹章周围，“普世帝国”（universal monarchy）就这样与皇帝查理五世结为了一体。在基督教世界向海外扩张的背景下，“普世帝国”意味着“世界帝国”（world monarchy）。尽管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神圣罗马帝国从此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及其子孙继承的这个王国（monarchia）脱离了关系，但西班牙帝国（Spanish empire）仍然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统治全世界的权力主张。

不过，教皇和皇帝对“世界帝国”的合法化认证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法兰西王国对皇帝的认证权发出了挑战。弗朗索瓦一世相当于向查理五世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亚当的遗嘱里哪一条规定要留给皇帝半个世界？英格兰王国则无视两者的认证权，提出自己有独立的认证权，理由是王国有义务教化未开化的人，让没有信仰的人信仰真正的基督教。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在1584年撰写的《向西殖民论》（A Discourse on Western Planting）中宣称，“如今英格兰的国王和女王负有信仰守护者（Defenders of the Faith）之名”，他们有义务“维护和支持对基督的信仰”（这里指的是新教）。次年，哈克卢特饱含热情地写下了“弗吉尼亚事业”（Virginia Enterprise）的三大目标，即“传教、贸易、征服”。三大目标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正如乘上“五月花号”的先驱爱德华·温斯洛（Edward Winslow）在1624年出版的《来自英格兰的喜讯》（Good Newes from New England）中所写的那样，亚美利加是“宗教与利润共同繁荣”之地。但是各个目标是独立并相互影响的，人们对此争论激烈，出现了相互对立的解读，因此不能仅仅把欧洲扩张解释为彰显普世主义。随着地理上的扩张，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广阔的世界上有不同的文化和国家，有的文化和国家（奥斯曼、中国、印度）比起基督教世界不仅地理范围更广，而且更加复杂成熟，尽管它们的文化价值和宗教体系与基督教世界大相径庭。以这种新的全球视角来看，企图以基督教世界的陈旧基础来建立普世权力，按照1625年胡果·格劳秀斯毫不客气的说法就是愚不可及（stultum）。

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统治一开始就引发了一个更基本的合法性问题。多明我会神学家弗朗西斯科·德·比托里亚（Francisco de Vitoria）在萨拉曼卡大学做过一场题为“论美洲印第安人”（De Indis）的讲座。他问道：“西班牙人有什么权利（ius）要求野蛮人服从他们的统治？”教皇要求推翻某个他想推翻的世俗政权的权利，肯定仅仅适用于基督徒而不适用于异教徒。有一种答案是，美洲原住民自愿将统治权拱手让与西班牙帝国，但是这就要求大家无视征服者（Conquistadors）在中南美洲的蓄意劫掠、原住民不愿屈服的种种证据。另一种可能的答案是，西班牙统治印第安人的合法性正是在于后者已经被前者征服这一事实，这样西班牙人就可以把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中用过的说法搬出来再用一次。但是，这种答案同样可以为其他欧洲列强所用。它们也可以说，因为它们征服了世界的某一地区，所以它们有统治该地区的合法性。这一论点使提出对新的海外土地的所有权——而不仅仅是“发现”（discovering）它们——变得更加重要。

欧洲殖民者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方式取决于发现者来自哪个国家和想要建立什么类型的领地。1511年，多明我会修士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Antonio de Montesinos）对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的殖民者说，他们如此野蛮地对待原住民，注定“像摩尔人或土耳其人一样”得不到拯救。于是，西班牙国王就如何最好地在美洲建立统治听取了一些法律建议。从此以后西班牙要求征服者在接受原住民的臣服之前必须宣读一篇名为《要求书》（Requerimiento）——1573年后改为《服从与附庸管理办法》（Instrument of Obedience and Vassalage）——的文件（如果原住民不接受文件条款，那也得在“发动攻击”前读一遍文件）。这种宣读文件的政策很荒谬地假定原住民听得懂文件所用的语言和用词，并且认可这份文件要加在他们身上的领主关系。作为对他们认可领主关系的回报，文件承诺西班牙王国的代表会“准许你们的女人和孩子自由活动，你们和你们的妻儿都不会被人奴役，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我们不会强迫你们改信基督教”。但是，如果原住民拒绝，西班牙王国的代表保证会“在上帝的帮助下对你们拿起武器，让战火烧遍各地……令你们戴上枷锁，向教会与国王陛下臣服……夺走你们的妻儿，使他们成为奴隶……抢走你们的财产……对你们施以领主对反抗他和否认他的封臣可以施加的一切灾难与伤害”。这样的文本既遵循了当年收复失地运动时的做法，又反映了西班牙帝国想要把原住民（即使是以貌似和平的手段）转化整合为西班牙殖民地的一部分的新实际情况。西班牙提供给印第安人的“自由选择权”如此荒诞，使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感到震惊，他说自己简直不知“该笑还是该哭”。西班牙官员禁止使用“征服”这个词来描述西班牙建立统治的行为，他们要求换一个无害的词——“安抚”。

法国殖民者非常谨慎地想要把自己的事业与西班牙《要求书》所代表的那种武力征服区别开来。法国人采用了天主教的祝福礼作为原住民自愿臣服于法国统治的标志。出于这个想法，1612年7月当弗朗索瓦·德·拉齐利（François de Razilly）的远征军到达亚马孙河口时——他们登陆的这座岛屿后来发展为马拉尼昂州圣路易斯市（São Luis de Maranhão）——他向当地的图皮族人（Tupi）派了一个代表团，问“他们是否愿意一如过去那样接纳法国人”。得到原住民的同意后，法国人才登上陆地，砍下一棵树，做了一个十字架，带着它列队穿过各个村庄，然后把它插在地上“作为每个（印第安）人接纳基督教的见证，也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告诉他们和其子孙为什么我们以耶稣基督之名占有了他们的土地”。

与之相对，葡萄牙航海家对于占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以海洋和海岸为基础主张领地的特点。1500年，一支葡萄牙船队到达巴西海岸，船长尼古劳·科埃略（Nicolau Coelho）上岸与图皮族原住民做生意，与此同时，船队的天文学家和领航员也上岸测量正午太阳的高度，记下星星的位置，砍下当地的木材做了一个十字架以标记他们的地点（然后他们就可以在地图上也标出这个十字架）。在葡萄牙人这里，十字架既是海岸线的标志，又是对海洋霸权的声张。1562年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对葡萄牙人的认识提出了异议。当时葡萄牙大使请求伊丽莎白承认葡萄牙对“葡萄牙王国发现的所有土地”拥有主权，她予以拒绝，理由是“在葡萄牙发现的所有土地上……葡萄牙都没有优势”。（按照伊丽莎白女王的理解而不是葡萄牙人的理解）“发现”不等于“占有”。葡萄牙人主张对通往东方的航路有所有权，因而形成了香料垄断，1529年，出生于法国迪耶普（Dieppe）的航海家让·帕门蒂尔（Jean Parmentier）带领两艘船驶往苏门答腊，就是希望打破葡萄牙人的香料垄断。他说葡萄牙人“野心过于膨胀”，就好像“上帝单独为他们创造了大海和陆地，其他国家没有资格航行似的”。

坚持反对葡萄牙的主张的评论者包括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他在1604—1605年创作的《论捕获物与战利品》（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中提出，葡萄牙人“因为发现了海洋，所以拥有航路的使用权”的说法是在把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强制执行一条大自然中不存在的边界。不过格劳秀斯承认，在海外发现全新的陆地，在法律上相当于获得无主财产——就像在大街上发现一枚硬币一样。尼德兰殖民者一丝不苟地标出他们主张拥有的土地的精确纬度和轮廓，以此证明那确实是“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或者（如果不是未知之地的话）他们会指出，他们的合法性在于当地人让出了这片土地，或是他们与当地人谈判取得了这片土地，而且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有固定的贸易、占领和投资活动。相比之下，早期北美英国殖民者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说他们得到的是无人占领的土地，它自古以来不属于任何人，他们没有从任何人手中夺取它。他们在当地建屋扎篱，划分出了自己的“种植园”，就像在爱尔兰一样。他们殖民的理据是，有效利用土地是在彰显神的荣耀，既然原住民不愿意做，那就应该让他们来做。

世界地图上的地名承载了这一时期欧洲海外扩张所留下的深远影响。哥伦布热衷于为他发现的岛屿、海角和河流命名，他的继承者在扩大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时也继承了他的做法。第一位研究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历史学家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说，读西班牙航海图的感觉就像在读“一篇顺序排得不太好的圣人历或圣人录”。葡萄牙人选择把原住民的地名欧洲化，而尼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命名策略则反映了他们家乡的情况。尼德兰人和英国人倾向于用市镇、省份、探险者和统治者的名字命名。法国人在北美起的地名表明，背后有靠山的殖民者更能促进殖民地的发展。殖民者的竞争也会带来地名的更迭。詹姆士敦（Jamestown）的建立者是英国殖民者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他向查理王子（Prince Charles）申请特许状，授予他权力抹除其他国家在北美起的所有地名，只保留英格兰人起的地名。尼德兰人认为，其他国家的人使用他们起的地名（比如源于“巴达维亚”的雅加达，后来变成哈德孙河的“莫里茨”河），佐证了他们对这些地方的所有权。但是，伊丽莎白女王对此不以为然。1580年她对西班牙大使说：“给一条河或一个海角命名……并不能赋予他们（西班牙人）这条河或这个海角的所有权。”物质上的占有和以武力守住殖民地的能力才是关键。1650年之前，欧洲各海外帝国的扩张过程体现出一种讲求实效、占有欲强、竞争心重的不稳定状态。并没有任何各方同意的法律框架或最高上诉法庭可以裁决事实占领（de facto occupation）、法律特许状、外交承认、历史、地图、边界、占领仪式的效力，有的只是声明和反声明的口水仗，这占据了外交官们的大量精力，而且也让与帝国利益攸关的人有机会为他们的私利表达重商主义的呼声。

帝国代理人

在欧洲的海外帝国起步的时候，权力是很分散的。起初，一小批探险者——没有任何经验，只有一纸授权书，但是拥有火药技术——掌握了先机。从1519年在韦拉克鲁斯（Vera Cruz）登陆算起短短两年时间，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和他500名左右的骑兵就已有能力击败拥有超过1 100万居民的阿兹特克帝国。他在登陆时亲自建立了韦拉克鲁斯“镇”[1]，小镇的官员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授权他开展军事活动。1530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效仿科尔特斯，带领一支在与墨西哥的胜仗中初尝劫掠滋味的团伙向秘鲁发起了远征，一开始他手下的雇佣兵人数比科尔特斯少。三年之后，在1533年11月的一个午后，皮萨罗夺取并洗劫了库斯科（Cuzco），印加帝国的命运就此走到了尽头。命运十分眷顾这几个无耻狂徒。从库斯科掠夺的黄金填满了皮萨罗及其同伙的腰包，让他们富得超乎自己的想象。但是长期来看，他们的成功开启了一个激烈而血腥的斗争时代，直到一代人之后西班牙政府才勉强介入，终于开始自己管理殖民地，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第二任葡属印度“总督”（governor）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在印度洋沿岸建立了若干要塞，借此控制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和同僚以从不超过15艘船和3 000人左右的兵力，为新“国家”葡属印度（Estado Português da Índia）制订了一直沿用至17世纪的方向和战略。他们在科钦（1503年）与果阿（1510年）建立了军事堡垒和海军基地，以慑服当地商人。然后他们又控制了印度洋的战略入口好望角、红海的入口索科特拉岛（Socotra），以及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和巴林。他们通过征服东非的一些穆斯林小国、马达加斯加岛和毛里求斯岛，巩固了自己的影响力。接着，阿尔布克尔克于1511年武力攻陷了马六甲——远东地区重要的贸易国家、中国南海的锁钥。这些非凡事迹充分证明，坚定地使用小股武力奠定海上霸权可以实现的可能性。

但是葡萄牙人的成功终归是不完整的。他们没有建立起对香料、丝绸、棉布贸易的长期控制，最主要的两点原因是，东南亚商船仍然可以把摩鹿加群岛产的上好的香料通过巽他海峡送到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Atjeh），而且葡萄牙人始终没有占领红海入口的亚丁。然而，葡属印度的根基在于一个重要的现实状况：参与亚洲内部贸易（intra-Asian trade）所获得的利润（主要来自向当地商人发放安全通行证来索取保护费）足以抵消他们维持存在的开销，而且可以减少从欧洲进口金银来支付他们运回欧洲的亚洲商品的需求。印度消费东南亚香料的数量可能是欧洲的两倍之多，而中国消化了苏门答腊胡椒产量的四分之三。掌握亚洲内部贸易的控制权是葡萄牙商业优势的根本原因。

四处打劫的荷兰人和英格兰人了解垄断性海上帝国的好处，更深知亚洲内部贸易的重要性，1600年后两国开始竭尽所能地破坏葡萄牙的商业帝国。16世纪末17世纪初，比葡萄牙人更专注、更坚决、资源更丰富的荷兰人开始控制胡椒和香料生产的咽喉，自己主导亚洲内部贸易。1596年，第一支重装荷兰舰队横穿印度洋，穿过巽他海峡，抵达爪哇的重要港口万丹湾（Bay of Bantam）——爪哇岛盛产胡椒，同时也是东南亚的海上枢纽。1602年，一群荷兰冒险家成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这个商业财团在成立的前十年平均每年出资向东方派出约13条船，后来极为成功地发展为一个利润巨大的常设性准国家机构。1612年，东印度公司转型为股份制公司，公开发行有期限股票，期限长达数年。公司高管宣示效忠于尼德兰国会（States General of the Netherlands），承诺向国会通报亚洲事态，并且同意在紧急情况下将船只、资本和人力交予荷兰政府使用。作为回报，他们有权缔结协议、建造要塞、征募士兵和海员。这样，公司既是国家的膀臂，又与国家保持距离。

早期派出的商船除了一艘之外其余的满载而归，并且带回了信息和经验，它们累积起来对荷兰在东方发展自己的势力起到了巨大作用。直到1610年股东才第一次领到股息，可是，因为股份极少开放给初始投资者以外的人，所以股份的价值不断增长。而且，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架构中享有特权，所以拥有股份意味着此人已经是一名举足轻重的寡头。公司的17位董事负有设计远东运营计划的复杂任务，他们会在一年三次的董事会议上做出微妙的商业和政治决策。

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的运营基地一开始设在万丹，后来他们与岛上内陆势力关系恶化，于是基地转移到了雅加达。总督扬·科恩（Jan Coen）把葡萄牙人建立垄断商业霸权的经验带到了荷属东印度。肉豆蔻（nutmeg）和其干皮只出产于班达群岛（Banda Islands），当地居民发现，他们不仅可以把香料卖给葡萄牙人，也可以卖给英国走私者，而且价格比荷兰人提供的合同价更高。1621年，科恩利用日本雇佣兵对班达群岛发起突袭，当地居民或被杀或逃亡，人口从1.3万～1.5万人骤降到1 000人左右。代替原住民的是奴隶、囚犯和契约工，他们支撑起了新的荷兰香料种植园。荷兰逐渐把亚洲和欧洲的竞争者赶出了摩鹿加群岛香料的收购生意。从日本和马尼拉流出的白银对荷兰人很有吸引力，于是他们以摩鹿加群岛为基础开始扩大自己在东方和中国南海的影响。与此同时，荷兰人与英国人利用了葡萄牙在印度东部海岸——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海岸——的弱点，把葡萄牙人和缅甸海盗清出了孟加拉湾，获得了孟加拉的贸易特权，由此把这个富饶的地区引入繁荣的欧亚贸易。东印度公司的创始成员彼得·范·登·布鲁克（Pieter van den Broecke）1616年终于在公司所谓“西区”[2]的红海入口设立了“代理处”（factories）（设防的据点）。1614年时范·登·布鲁克在摩卡（Mocha）尝到了“某种又辣又黑的东西”，于是成了第一个品尝咖啡的尼德兰商人。

各种各样的人都与欧洲的海外帝国利益相关。“商业帝国”（merchant empire）这个词名副其实，就连对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帝国也同样适用，因为正是欧洲货币中心的银行家和他们在各个启运港的代理人在提供资本、决定购买和出售的商品种类。无论是从东方进口胡椒、香料、丝绸和棉布，还是从新世界进口贵金属、毛皮、染料和糖，都少不了他们的代理人的参与。驾船的水手、造船厂的工人、为船制造火炮的工匠、帮助海船找到航路的制图师和仪表匠，所有这些人的知识和经验合在一起，彻底改变了欧洲的航海技术与科技。

1650年之前去往海外的欧洲人一直不多，而且许多都是暂居海外。尽管定居者源源不断地向外流出——比如西班牙港口每年都有前往美洲的移民——但是一年很少超过一两千人。1600年时从索法拉（Sofala，东非的葡萄牙堡垒）到澳门的葡萄牙人应该不会超过1.5万人。1650年之前定居在东印度群岛的尼德兰“自由市民”（free burgher）应该也不超过这个数目，也就是说，约翰·马特索科尔（Joan Maetsuyker）——锡兰总督（1645—1650年在任）、任期最长的荷属东印度总督——雄心勃勃的殖民计划彻底失败了。然而，到17世纪中期，尼德兰的新阿姆斯特丹（纽约）可能已经吸引到了大约7 000名欧洲人，而且从英格兰前往美洲的移民潮稳步推进着殖民者的增长（1643年康涅狄格有5 500人，马萨诸塞有大约1.6万人，弗吉尼亚有大约1.5万人）。相比之下，定居于加勒比海外岛的欧洲人数量惊人。作为种植园主的定居者能以优惠的条件租到肥沃的土地，而且种植烟草、槐蓝和棉花很快就可以赚到钱。截至1640年，巴巴多斯的欧洲人口超过3万人，圣基茨岛（St Kitts）也超过2万人——这样的人口密度可以同欧洲最发达的经济区相提并论。

欧洲第一批海外帝国都是由节点连为一体的。非洲海岸和远东的代理处设在战略位置，它们作为闸门，把守着供应点和贸易点。美洲殖民地则有转运港、启运港和政治中心。到1620年，中南美洲建起了大约200座城市，网格状的城市规划反映了当时的人对理想市镇的观念。它们是当地的司法中心和行政中心，而且名义上是自治实体，有殖民地会议这样的机构，但是实际上听命于派驻当地的检审庭（audiencias）和总督（viceroys）。总督一职最早出现于1535年的新西班牙（墨西哥），然后1543年秘鲁也设立了总督，其出现表明，尽管有万里之遥，但是国家下定决心尽可能直接地按照欧洲的方式控制殖民地。

在大多数节点内部，欧洲人都是少数，节点之外更是如此。只有在加勒比群岛（原住民被大量屠杀后欧洲人才进驻）和北美英国殖民地（在殖民过程中原住民被驱赶到内陆），欧洲人才占多数。远东葡萄牙代理处的欧洲定居者与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当地人通婚成家。比如在果阿，葡萄牙人与古吉拉特商人、穆斯林商人、亚美尼亚商人、犹太商人、不同种姓的印度教徒、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基督徒、马来亚商人和中国商人比邻而居。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人竟然没有被当地社会完全吸收，这是很不同寻常的。不过这也体现了以商人为基础的移民社群的力量，而且葡萄牙人的广泛分布解释了为什么葡萄牙帝国衰落之后葡萄牙语仍然是亚洲海上贸易的通用语言。

尼德兰的巴达维亚和西班牙的马尼拉也是一派相似的景象。到1650年，巴达维亚17世纪30年代修建的城墙快被居民挤破了，尼德兰人开始与原住民同居，因为愿意千里迢迢来到远东的欧洲妇女实在太少。他们的孩子成了有一半欧洲血统的混血儿（mestizo，荷兰语叫mestiezen）。公司董事坚持要求欧洲人只能娶受洗的基督徒妇女，他们的孩子（“尽量也包括他们的奴隶”）要培养为讲荷兰语的基督徒。尼德兰定居者的邻居是爪哇人和其他某种程度上吸收了欧洲文化的亚洲人（mardijkers）[3]，还有能讲葡萄牙语但是完全遵循自己传统的中国人。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征服也造成了少数欧洲定居者和大量印第安原住民混居的情况，尽管西班牙人费尽力气想要把两者隔离开来。矿井和种植园既需要印第安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也需要从非洲引进的奴隶。久而久之，美洲出生的欧洲人（Creole，西班牙语叫criollo）变成了墨西哥和秘鲁精英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构成了独特的美洲殖民地认同感的基石。

欧洲殖民地人民的认同直到1650年仍在逐渐形成之中，与他者的相遇和与欧洲本土的持续对话都在塑造他们的认同。殖民地定居者希望让自己跟当地原住民拉开距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家乡人民的批评。背井离乡的欧洲人对异族之“野蛮”的感觉最为强烈，他们十分想要确定自己的优越性。洛佩兹·德·戈马拉在《印度通史》中用一种改良式语言为征服伊斯帕尼奥拉岛和新西班牙辩护，理由是印第安人已经证明自己毫无能力像西班牙定居者一样改造这一地区：“我们到达西印度时一个蔗糖厂都没看到，而我们用自己的勤奋劳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现在的这一切。”美洲印第安人身上具有他们没有并且不应成为的那种人的一切特质。印第安人行为野蛮、相信异教、恣意挥霍、不可信赖、缺乏勤奋和理性，（王家法令怎么说都好）不配得到悉心善待，他们的抗议（比如1610年在巴伊亚、1640年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发生的暴乱）证明他们果然不可信。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再三强调应该公平对待亚洲人，这恰恰说明后者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巴达维亚官员写的答辩书中记录的决策里经常用贬义词（比如“卑鄙”“吝啬”）来形容印度尼西亚人、中国人和穆斯林。有感而发的荷兰博物学家雅各布·邦修斯（Jakob Bontius）抗议他的同胞把亚洲人贬为“瞎眼的异教徒”“奸诈的摩尔人”“软弱的野蛮人”。1615年，一位荷兰归正会牧师在安汶（Amboina）比较了不沾酒的穆斯林和爱酗酒的欧洲同胞。尼德兰海军船长皮特·海因（Piet Hein）是尼德兰对抗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中的英雄人物，17世纪早期他先后服役于东西印度。他亲眼见证了原住民有多么仇恨傲慢的欧洲人：“他们深深地感觉到自己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变得比原先更野蛮、更凶狠了。兔子急了也咬人。受到伤害的印第安人找人报复难道很令人惊讶吗？”就在海因写下这些文字之前，1622年弗吉尼亚发生了印第安人对欧洲人的大屠杀，包括这次屠杀在内的一系列民族和种族冲突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人的感情。后来当上荷属东印度总督的赖克洛夫·范·戈恩斯（Rijcklof van Goens）对身为欧洲人感触颇深，他在1655年写道：“所有亚洲民族都恨死我们了。”

当殖民者比较他们自己与遥远的祖国时，他们一下子觉得殖民者们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殖民者与各自祖国人民之间的差异。这是基督教世界分解蜕化时的一个小小环节。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许多早期殖民者想要重建一个与他们故乡一样的世界。另一些人（比较出名的是传教会中的方济各会，以及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短暂地存在于巴西和佛罗里达的法国新教团体，后来还有新英格兰的新教分离派和巴拉圭的耶稣会）想要建立一个比他们抛弃的故土更美好的欧洲式秩序。方济各会希望实现基督教世界的千禧年之梦。早期耶稣会把美洲视为再造伊甸园的契机。“如果世上真有乐园，”一个在奇异的动植物和蛮荒的地理环境面前茫然无措的耶稣会士于1560年写道，“我敢说，它就在巴西。”

让印第安人信教，是在上帝末日审判之前需要完成的属灵工作。但是，实实在在的信教不是外表上遵循教规就足够了的。洗礼之前要先完成信仰入门、布道说理、教理问答和知识教育，然后还要让他们适应欧洲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实践证明这些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以手头有限的资源对几十万印第安人提供教育、解答和洗礼，只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说服或强迫印第安人搬到城镇里，使其围绕专为他们保留的教堂和修道院组织起来，以便教会他们欧洲人的生活方式，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这种做法产生了一种混合式基督教，它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神圣图景有些相似之处，只不过圣母崇拜被叠加到了谷物女神崇拜和大地母亲崇拜之上，或是干脆与后者混为一体。异教的生育仪式被基督教化的结果只是多了一出简陋的弥撒与游行，但是当地人仍然可以辨认出他们在进行的到底是什么仪式。这种混合状态越来越与后宗教改革时代的归正基督教（或天主教）格格不入。当方济各会回过头来看他们的努力，以及在对待印第安人问题上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世俗当局保持的通常很重要的关系时，他们的千禧年之梦消散了。他们的幻灭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信仰共同体”这种既有观念崩溃的一部分。在新教改革后信条冲突的新环境下，新英格兰清教徒继承了期盼基督的国降临的希望；巴拉圭耶稣会士也是如此，他们决心利用全球化的天主教的资源完成使印第安人变为基督徒的大业。

基督教世界在远东遇到的情况大不相同。16世纪，欧洲人越发明显地感觉到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的挑战，不仅仅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威胁到欧洲的东南翼。欧洲人在印度洋和远东与伊斯兰教的近距离接触也是原因之一。在伊斯兰教扎稳脚跟的地方，基督教传教士的工作变得更加艰巨，当地人对葡萄牙人也转为敌对态度（到17世纪对尼德兰人和英国人也是如此，只是程度较轻）。非洲东部海岸和远东都有这样的地方。比如在班达群岛，穆斯林传教士的数量比基督教传教士还多，只有在没有伊斯兰化的印度部分地区，或是在（方济各·沙勿略1546年去过的）安汶等伊斯兰教还没有渗透的海岛，基督教才有一席之地。在印度尼西亚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印度教退却的地方，伊斯兰教都在高歌猛进。爪哇沿海的穆斯林商业苏丹国对马六甲的葡萄牙征服者恨之入骨。同样，16世纪伊斯兰教在印度南部的扩散也威胁到了葡萄牙的在当地的势力，就连果阿也不例外（1569年起果阿经历了为时两年的围城）。

那时，反宗教改革运动也波及印度。殖民当局有意禁止非基督徒担任公职。1560年葡萄牙人在印度也设立了宗教裁判所，调查叛教者和异端，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发现自己被当成了异端。1599年在戴拜（Diamper）召开的葡萄牙天主教会会议上，聂斯托利派被正式斥为异端，有一段时间聂斯托利派有组织的社群都被强行解散了。大多数改宗基督教的印度人来自低种姓群体，因为他们想要逃离种姓社会体系的压迫。传教狂热使当地人像痛恨海盗和迫害狂一样痛恨葡萄牙人。如果说17世纪早期远东的尼德兰人没有引起如此巨大的仇恨，那是因为归正教会缺乏传教热情，而且尼德兰殖民者利用了当地伊斯兰势力与葡萄牙人的斗争，从中渔利。

海外帝国离不开船。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的船队从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启程前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里斯本的船队从塔霍河（Tagus）出发前往远东，提供资金、组织船队的都是商人。1505—1506年里斯本建立了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用以监督葡萄牙与亚洲的贸易。西班牙也有类似的部门，建立的时间稍早几年。随着殖民事务的发展日益复杂化，商业帝国的文书工作也越积越多。前往亚洲的船队风险很大，对毅力的要求也很高。一支船队不超过10艘船，它们每年2月至4月间从里斯本出发，踏上全程4万公里的漫漫旅程（这个长度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一周），它们要在夏季赶上来自南美海岸的赤道季风和洋流，绕过好望角，努力到达非洲东海岸，停靠在莫桑比克岛的葡萄牙贸易港，这是它们第一个赚大钱的地方。即使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一段旅程也是漫长而艰难的。新鲜食材迟早用尽，关节和牙龈都会肿痛，而且在船上经常会感染痢疾。这样一程下来，多达三分之一的船员丧命不是什么稀罕事。从莫桑比克出发，船队经过索马里北端的海岸，然后穿越印度洋。到达果阿和科钦后，葡萄牙船队最终抵达马六甲，季风可以帮它们走完最后这段路。尼德兰船队的船只数量更多，尺寸更小，有时一支船队有100艘排水量600吨左右的小船，相比之下葡萄牙人的大帆船排水量通常为1 000吨。

过完圣诞节后，船队于次年初启程返航，这样可以搭上有利的冬季季风，到达大西洋后，东南风可以一路把它们带到低气压的赤道无风带，到了这里船队只能自求多福，希望有海风和洋流把它们带回亚速尔群岛和欧洲海岸。至少有16%的船没有平安回家。船队从欧洲出发时装的是压舱物、贵金属、铜，还有一些贸易品，以及公司带给代理处用来建造堡垒的补给品。回到欧洲的船只吃水深得多，舱板之间装满了一箱箱香料（肉豆蔻、丁香、肉桂、肉豆蔻干皮）、一袋袋黑胡椒、一捆捆丝绸和棉布。

只有极高的利润才值得人们投入这样的心血。从香料群岛购买丁香然后在印度市场出售，利润往往高达100%，肉豆蔻干皮在卡利卡特（Calicut）的价格是大班达岛（Great Banda）的10倍到15倍，肉豆蔻的价差高达30倍。印度的纺织品卖到远东，价格可以翻一倍。大量利润都是在远东获得的。在欧洲市场出售香料需要围绕香料的稀缺性和神秘感做许多营销工作，所以需求有一定的弹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无限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造成香料供过于求，价格走低，直到尼德兰加强了他们在远东的垄断，英国内战打乱了英国商人在东印度的活动，情况才有所改变。香料一直是一种风险很高的商品，特别是因为商人要提前一年多投入资本进货装运。所以不足为奇的是，葡萄牙人把香料生意卖给了意大利、德意志和佛兰德斯的商业银行组成的财团，让他们分担这一风险。西北欧的商人出资开展香料贸易，成为他们建立自己的东印度公司直接参与香料贸易的前奏。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船队的运营方式与东方贸易并不一样。船只往返中美洲一次只用九个月，因此在美洲维持一个西班牙殖民帝国就有了现实可能。从16世纪中期开始，船只都被编为舰队，以免遭到法国人——后来还有英国人和尼德兰人——的抢劫，这些掠夺者都在加的斯湾虎视眈眈。西班牙船队有海军护航，通常一年派出两批。一批前往新西班牙，在韦拉克鲁斯城外的圣胡安德乌卢阿岛（San Juan de Ulúa）上的港口靠岸，另一批先在今天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的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Cartagena de Indias）稍做停留，然后前往巴拿马地峡北岸的农布雷德迪奥斯（Nombre de Dios）或波托韦洛（Portobelo），从秘鲁到阿卡普尔科的商人都会来到这里登船。早在16世纪20年代，每年就有接近100艘船满载商品穿越大西洋往来于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之间，它们的运载能力大约是9 000吨。到1600年，年平均船只数量增加到150～200艘，总吨位则高达3万至4万吨——船舶尺寸加大了一倍，使得运载能力大大提升。从欧洲出发时船队装的是殖民者需要的物资，返航时，船上除了新世界的贵金属，还有毛皮、槐蓝、胭脂虫和蔗糖。尽管船运量起起伏伏，但是长期而言欧洲贸易规模的增长非常大。欧洲海外帝国的产品拓宽了欧洲消费品市场，神学家认为这种变化威胁到了基督教价值的传承。

挪亚的子孙

亚欧大陆上所有文明都有过奴隶制，奴隶制是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特征之一。但是1500年的时候，基督教世界里大多数人都是自由身。矛盾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与外部世界相遇并且重新发现了奴隶制，不过这次奴隶制的基础与以往不同，私产制度和种族歧视成了新基础。奴隶被视作主人的“动产”（movable property），而且欧洲法律赋予了奴隶主随意对待奴隶的空前自由。

只有非洲人会被奴役，他们的肤色成了社会隔离的标志。16世纪欧洲富人的家庭里常常能看到黑奴，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和南欧。葡萄牙经济变得非常依赖私人奴隶。佛兰德斯人文主义者尼古拉斯·克雷内斯（Nicolas Cleynaerts）受埃尔南多·哥伦布（探险家哥伦布之子）之命来到葡萄牙时被震惊到了：“到处都是奴隶，所有的工作都由这些被俘获的黑人和摩尔人完成。葡萄牙挤满了这样的人，我相信里斯本的黑人比自由的葡萄牙人更多。”奴隶主包括国王、贵族、教士，甚至普通平民。奴隶们在地里劳作，在船上卖力，在医院打扫，在家中做工。六七十个奴隶贩子靠从赤道非洲运送奴隶到里斯本发了大财。奴隶们戴着手铐、颈环和枷锁在大街上被公开出售，买家和掮客通过谈判确定他们的价格。他们想要摆脱奴役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成功逃跑，要么由主人解放。

到了16世纪末，在任何有欧洲人定居的地方，欧洲人都实施或接受了以种族歧视为基础的奴隶制。这种模式是在16世纪的前20年在加那利群岛的殖民过程中确立下来的。查理五世于1518年颁发执照，允许通过塞维利亚（它像里斯本一样有大量的黑奴人口）向西班牙殖民地引入黑人。但是从1530年起，奴隶从非洲直接运往美洲，以减少海运过程中死亡的人数。到1650年，移民新世界的大部分都是非洲奴隶。

亚里士多德哲学为“非洲黑人奴隶制为什么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历史上十字军东征的先例也可以用来为奴隶贸易辩护。《圣经》上挪亚的三个儿子——闪（Shem）、含（Ham）和雅弗（Japhet）——的故事成了理解种族差异、证明种族主义有理的出发点。挪亚因为某些事对含发出的诅咒被当成了黑皮肤的原因[4]，欧洲人的法律歧视和文化态度更加深了黑人继承诅咒、本性低劣的印象。在1578年出版的讲述马丁·弗罗比舍开辟西北航道的游记中，弗罗比舍的副官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提到了含的诅咒，说“含的所有后代都会黝黑可憎，恐怕这副模样会永远延续下去，让全世界知道不顺从会是什么下场”。西班牙哲学家弗朗西斯科·德·比托里亚认为只要奴隶是在正义战争中俘获的，奴隶贸易就完全具有合法性：“这足以在现实中和法律上使一个人成为奴隶，我买下他也不会有丝毫不安。”到17世纪中叶，经济必要性也成了奴隶制的存在理由之一。当尼德兰人于1634—1638年攻占葡萄牙人在巴西的甘蔗种植园，建立“新荷兰”（New Holland）殖民地时，指挥官拿骚—锡根的约翰·莫里茨（Johan Mauritz of Nassau-Siegen）生出一个想法，认为伯南布哥（Pernambuco）的蔗糖厂应该使用自由白人劳动力。但是他很快就接受了被他赶走的葡萄牙人的观点：“在巴西没有奴隶什么都干不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不使用奴隶。如果有谁觉得这是错的，那也只是徒劳无益的道德顾虑。”

印第安人的问题更加复杂，《要求书》已经把他们转化为西班牙王国的仆人。德·比托里亚说，攻击他们或奴役他们都相当于对塞维利亚宣战。问题在于，他们属于人类中的哪一类？欧洲人的第一反应是——就像看到新世界的动植物一样——根据外表上的相似性把他们归为一个已知类型。第一位记录西印度历史的历史学家奥维多认为，印第安人很像北非蛮族“埃塞俄比亚人”。他们或许并未因为被征服而沦为奴隶，但是他们符合亚里士多德分类法中的“自然奴隶”（natural slaves），这个概念是德·比托里亚在巴黎留学时学到的。自然奴隶指的是智力不足以控制和管理情绪的人。按照新世界第一个殖民地法庭（在圣多明各）的法律专家兼法庭官员的胡安·奥尔蒂斯·德·马廷索（Juan Ortiz de Matienzo）所言，他们“能参与理性和感知理性，但不能拥有理性或遵循理性。”面相学的流行让哲学家和神学家倾向于根据身体外表给人归类。他们很容易根据印第安人的面相就推断印第安人属于被激情操控的人。印第安人不懂为未来做好准备。印第安人的心灵（或者说“灵魂”）就是这样，他们只能通过他们的主人才能成为完全的人（也就是说拥有“德性”）。结论就是，基于上述原因，自然奴隶拥有自由才是一件不自然的事。

麻烦之处在于，欧洲人对印第安人了解得越多，把他们归为自然奴隶的分法就越来越成问题。弗朗西斯科·德·比托里亚属于萨拉曼卡学派（Salamanca School），这一学派的哲学取向是研究“自然法”（law of nature）——也就是说，不仅要理解神在创世时赋予世界的基本原则，还要理解与之相关的使我们成为人的法则。德·比托里亚在大学授课谈到这个问题时，他的听众正在为秘鲁印第安人所受的虐待感到不安，而他希望把“西印度问题”（affairs of the Indies）和“全世界共和国”（republic of the whole world）联系起来。他想要确定的是，印第安人是否得到了“神法”（God’s Law）所规定的对待（自然法是神法的映射）。他首先证明，印第安人有领土权利的概念，有一套管理自己事务的合理秩序，有某种可以辨识的有关婚姻、官员、统治者、法律、产业、贸易、礼貌、文明的文化。在每个门类中，德·比托里亚都强调并明确什么是“欧洲人”——他所理解的真正的“人”——的决定性特征。他的思想是欧洲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思想的缩影，他们通过与他者相遇，把自己带到了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共同体之外，从而理解自身。

德·比托里亚是大学教授，他要认真考虑正反两方的观点。他承认，针对“像对待欧洲人一样平等对待印第安人”这一主张，正反两方论据都很充分。印第安社会没有成文法，印第安官员软弱无力。印第安人容许一夫多妻、母系继嗣和当众裸体。最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印第安人食人，欧洲人对这一问题着了迷，因为食人同鸡奸和兽奸一样，看起来都是违背自然法的行为。哥伦布曾从阿拉瓦克人（Arawaks）那里听说“加勒比人”（Caribs）会“吃人”。墨西哥各地举行的人牲献祭之后应该会有食人狂欢，巴拉圭的瓜拉尼人（Guaraní）和尤卡坦的玛雅人据说都会食人。1554年有传闻称巴西的图皮南巴人（Tupinambá）吃人吃到“最后一片指甲也不放过”。欧洲人相信这些故事，因为他们想要相信这些故事。这样就可以把复杂到无法解决的“什么使印第安人不同于欧洲人”的问题简单化。食物决定一个人的本质，吃得越好，德性就越高。因此印第安人离欧洲人所理解的完全的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德·比托里亚如此总结。这不是简单地改信基督教就可以解决的。印第安基督徒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可能是“野蛮人”，因为他们无法正确地分辨对错（比如食物问题）。按照方济各会修士胡安·德·席尔瓦（Juan de Silva）的说法，他们就像无法分辨“蓟花和莴苣”一样无法分辨“对与错”。他们需要“教化”，教化意味着教育，不过这里指的不仅仅是上学，而且是个人心灵的彻底革新，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期间，“野蛮人”不能被承认为欧洲人，但是可以被承认为欧洲秩序“之内”（within）的存在。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让这些问题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关注。1502年前往新世界时他才28岁，起初是一个种植园主，后来成了征服者的随军牧师，他亲眼看到西班牙的征服给印第安人带来了多少苦难。他最初的反应是打算建立一块乌托邦式的殖民地，希望打造一个理想的基督徒共同体，在那里印第安原住民是被说服改信基督教的，他们与殖民者和谐共处，有医院和教堂，能学会如何在西班牙农场主的土地上劳作。他在今天委内瑞拉北部海岸的库马纳（Cumaná）进行了一番尝试，但是由于缺乏可行性，尝试最后以惨败告终。1523年，拉斯·卡萨斯加入多明我会，开始为美洲印第安人（Amerindian）奔走游说。他的论点和德·比托里亚一样，只是他能比德·比托里亚提供更详尽的证据：征服之前的美洲印第安社会符合亚里士多德对文明社会的各项要求。所以应当说服印第安人改信基督教，而不是以武力强迫他们，而且他们的劳动应当是自由的。他最大的两个成功，一是说服教皇于1537年3月29日颁布诏书《天主崇高》（Sublimus Dei），宣布奴役美洲印第安人是非法行为；二是激励查理五世宫廷的改革者推出1542年新法（New Laws），对新世界殖民地种植园的印第安人劳役做出了规范。

第一任秘鲁总督布拉斯科·努涅斯·贝拉（Blasco Núñez Vela）贯彻落实新法，导致愤怒的地主发动叛乱。领导叛乱的是征服者三兄弟之一的贡萨洛·皮萨罗（Gonzalo Pizarro）。叛乱的殖民者推翻并杀害了总督，宣布秘鲁脱离西班牙的统治。直到新任总督佩德罗·德·拉·加斯卡（Pedro de la Gasca）叙任，承诺废除新法，西班牙的统治才得到恢复。拉斯·卡萨斯刚被委任为新设立的恰帕斯（Chiapas）教区的主教，恰帕斯所在的墨西哥殖民地就爆发了大规模叛乱。他于1547年返回西班牙，表面上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多明我会修道院隐居了起来，实际上却在学界和皇帝身边发起了一场托起道德高地的运动。1547年他向印度委员会（Council of the Indies）提交了《三十条建议》（30 Juridical Propositions），希望利用皇帝查理五世与腓力对继承问题的分歧实现保护印第安人的目的。

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维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是腓力的家庭教师，也是一位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曾在意大利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成了反对拉斯·卡萨斯的人的喉舌。塞普尔维达认为自己才知道哈布斯堡的“世界帝国”（world monarchy）需要什么样的主张。他呼吁对土耳其人发动十字军东征，进而（在一次1544年左右的对话中）提出，根据征服的法律原则，美洲就是属于西班牙的。按照同样的法律原则，美洲印第安人就是西班牙人的奴隶。必须依靠强制力阻止印第安人的食人、乱伦、人牲、裸体……以及印第安人犯下的其他显而易见的反自然罪行。既然建立宗教裁判所、镇压新教异端是合理的，那么用（法律、道德和物质上的）强制力迫使印第安人改信基督教也是合理的。1550—1551年印度委员会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圣格雷戈里奥学院（San Gregorio College）举办了一场学术会议专门讨论这一议题。论战双方竭尽所能，双方都认为自己更有道理。现实中，委员会（于1552年）决定保留一份稀释版的新法。即使巴利亚多利德的论战真的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其实更影响决策的是他们担心印第安奴隶无法成为银矿所需的熟练工。

拉斯·卡萨斯还有最后一番话要说。1552年的某一天，一本未经许可的出版物出现在了塞维利亚，标题为《西印度毁灭述略》（Breví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ción de las Indias），这是他早在十年前就写完的一本小册子。他的心意在于“极度需要让全西班牙知道我亲眼见证的真实发生的事和我诚挚的想法”。他在回顾征服美洲的过程时说，西班牙人就像“有仇要报的豺狼虎豹”一样冲进了“羊圈”，这正是1520年6月15日教皇诏书《愿主兴起》（Exsurge Domine）中批判路德的语言。印第安人“被毁灭”的真实故事——西班牙的权势、贪婪和金钱——预示了基督教世界的崩溃和世界末日的降临。拉斯·卡萨斯的小册子是一部站在征服对立面的历史（a counter-history of the Conquest）。16世纪70年代后期，这本书被翻译成法语在安特卫普出版，1583年又被翻译成英语和荷兰语，新教徒将其纳入了攻击西班牙帝国的“黑暗传说”（Black Legend），强化了海外殖民地的征服与暴虐和欧洲的宗教冲突与屠杀之间的联系。于是，关于奴隶制、改宗和殖民主义的辩论，逐渐进入了关于权力与暴力的本质的主流辩论中。

拉斯·卡萨斯的理念在新世界扎下了根。他相信印第安人也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与欧洲人平起平坐，甚至可能比欧洲人更好，因为他们改信基督教之后就可以返璞归真了。他们会不会也是失落的以色列支派（Lost Tribes of Israel）[5]的后裔，如果是的话，发现新世界不就是神即将在新千年降临的确凿预兆？自从1524年来到新世界，第一代方济各会传教士都抱持着这个信念。这群“归正的”（也就是“属灵的”）方济各会修士在新世界不用像在旧世界那样受到教会当局和宗教裁判所权威的束缚，他们以使徒的热忱接下了传教的挑战。16世纪末，新世界方济各会的千禧年之梦消散了，但是美洲印第安人或许是失落支派的后裔的想法在接近17世纪中叶时又在新英格兰流行起来。关于让美洲印第安人改宗的辩论通过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斗争不断延续下去，这样的碰撞让人不断反思作为欧洲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欧洲之东

中世纪时，基督教世界的边界是由其承载的信仰共同体所划定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十字军的复兴、地中海和东南欧延绵不断的冲突使这些地区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但是波兰–立陶宛共管领土（Polish-Lithuanian condominium）以东的欧洲斯拉夫边疆和波罗的海地区并没有这些问题。自然地理上并没有一道边界将欧洲土地上的居民和亚欧大陆其他地区分割开来。随着西方基督教世界走向四分五裂，东正教传统边界的理论基础也开始动摇。与此同时，莫斯科公国（Muscovy）[6]的崛起复制了西欧的政治过程，它的发展壮大模糊了欧洲的东部边界线。

1480年起，莫斯科人（Muscovite）的君主停止向蒙古金帐汗国（Golden Horde）进贡。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是他们巩固和扩张的关键时期。伏尔加河上游地广人稀，波雅尔贵族地产的定居农业不断发展，留里克王朝的“大公”（grand dukes）以此为基础，开始宣称自己是统治罗斯全境的“沙皇”（“恺撒”）。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封大公伊凡三世为国王，但是遭到了后者的回绝。东西基督教世界各走各的路。伊凡三世说，他们君主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所以他于1503年安排了自己的加冕，使用的是拜占庭帝国的仪式和礼节，并把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自己的纹章。

莫斯科公国/沙皇国在16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的人口在1462年只有可怜的43万人，到1533年时已增长到280万人，1584年时沙皇治下已有540万人。扩张巩固了其在西南方向波属东南部乌克兰的势力，基督教世界在当地的权威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进攻下已经朝不保夕。莫斯科沙皇国同样加紧了对伏尔加河下游流域的控制，于1552年消灭喀山汗国，1556年将势力延伸至里海沿岸。许多石堡城镇拔地而起，用木材建成的小型要塞也相继落成。16世纪尚未结束，一路向东的俄罗斯人已经开始殖民西伯利亚西部，要塞和城堡标志着他们的领土扩张。1600年时，莫斯科沙皇国的统治范围北至白海之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英语有时也写成Archangel），南至里海伏尔加河口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

莫斯科沙皇国的权力基础是沙皇的独特权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想要知道，伊凡三世有什么是他没有的，他得到了这样的答案：“我们俄罗斯人忠于自己的国君，无论他仁慈还是残暴。”这样的忠诚源于沙皇保卫罗斯抵挡中亚游牧民族进攻的角色。沙皇权力的巩固有赖于16世纪莫斯科公国/沙皇国军队建制的发展，特别是伊凡四世（Ivan IV）1550年前数年引入的职业化火绳枪兵（俄语为streltsy，意为“射手”）部队，还有一些西欧已经普遍采用的集权国家的标志。它还得益于伊凡四世建立的保皇派组织，组成这个组织的6 000个密探——禁卫军（oprichniki）——宣誓效忠沙皇，向沙皇通报任何反对他的密谋和传闻。禁卫军制度为他带来了“恐怖伊凡”（the Fearsome）或“伊凡雷帝”（the Terrible）的绰号，从1565年到1572年，在这一制度存在的七年间，俄罗斯贵族在他面前卑躬屈膝。

莫斯科沙皇国的巩固让欧洲边界问题变得更复杂了。他们向东方和南方扩张，进入中亚的森林与河网，新的可能性就此打开。“欧洲”（在“欧洲化”国家的支持下）也在进行扩张，陆上扩张虽不像后来发现美洲那么有名，但是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后者。如同在美洲一样，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直接地由国家主导的。莫斯科沙皇国的巩固造成了人口大迁徙，那些迁徙的人或是主动选择离开罗斯人的土地，或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逃离。这些人包括逃亡的农奴、破产蒙羞的地主及其仆人（禁卫军制度的受害者）、普通的逃犯，以及战俘。一些年轻的俄罗斯人选择“去当哥萨克”（go cossacking），也就是去为顿河和雅克河（Yaik）[7]的哥萨克人服役，然后再回国参加莫斯科沙皇国的军队。有人被做生意吸引，前往第聂伯河、顿河与伏尔加河的下游买卖丝绸、毛皮和马鞍，只有愿意迎接挑战的人才能赚到钱。17世纪早期，南方大草原上各个民族交错杂居——莫斯科人、波兰人、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摩尔达维亚人，还有少量的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反对沙皇的“冒充者”叛军也在这里蠢蠢欲动。镇压叛乱后来进一步助长了沙皇的权势。1649年，沙皇阿列克谢（Tsar Alexis）颁布了一部简短但重要的莫斯科沙皇国法典——《会议法典》（Sobornoe Ulozhenie），他希望通过把农奴束缚在土地上，阻止促进俄罗斯向南方和东方扩张的大规模农民迁徙。

与此同时，莫斯科沙皇国的巩固使欧洲主体与罗斯的交往变得更稳定了。历代沙皇都积极鼓励这样的交往，他们欢迎尼德兰和英国的使节访问他们的宫廷，希望获取欧洲的火药技术。他们一次次受到无法直达波罗的海的束缚，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打通白海和北冰洋的航路终于改善了对外关系的状况。美洲白银既促进了欧洲与远东的贸易，也促进了它与莫斯科沙皇国的贸易。16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物价开始上涨。莫斯科沙皇国的主粮黑麦1550年左右的市价是每彻特伏尔特（chetvert’）23京吉（den’gi），1586—1588年粮食歉收时黑麦售价竟超过80京吉，16世纪最后十年的售价也大大超过40京吉。与此同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知道，一个强大的莫斯科公国/沙皇国是抗击土耳其人的重要盟友，所以以此为目标向其派出使团争取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但是同美洲的情况一样，与俄罗斯更稳定的联系强化了欧洲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西方教会和东正教会的传统界线在波兰和立陶宛开始瓦解，因为一部分东正教会宣布拒绝莫斯科沙皇国的监护权。1558年，也就是立窝尼亚战争（1558—1583年）的第一年，在波兰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位“基辅与全俄罗斯”都主教（Metropolitan archbishop“of Kiev and all Russia”）。这位基辅都主教成功收获了立陶宛东正教人口和俄罗斯西部一部分心怀不满的贵族的忠诚，尽管俄罗斯农民不为所动。1595年，波兰国王宣布这个东正教会与教皇实现共融，这对罗马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统一全球基督教的计划是一剂重要的强心针，不过大俄罗斯腹地（Greater Russian hinterland）仍然效忠于莫斯科的都主教。

东西方基督教内部如今都出现了持不同意见的教派，因此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区别不再是基督教世界的划界依据。如果说确实存在一条界线，那么这个界线某种程度上是划分在了每个欧洲人的心里，所以总是模糊不清、无法定论的。欧洲在与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交往的过程中萌生的认同感在决定欧洲与欧洲之东（European East）的关系时也发挥了作用。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凶猛”“野蛮”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与社会的“残酷”“专制”。英国探险家杰罗姆·霍西（Jerome Horsey）在留里克王朝最后两位沙皇的宫廷里待了17年，对这个国家知根知底，其霸道和残忍令他感到震惊。他在报告1569—1570年沙皇伊凡四世的军队围攻诺夫哥罗德时提到，3万名鞑靼人和1万名火绳枪兵彻底蹂躏了这座城市，这帮人“肆无忌惮地强奸妇女和女佣，破坏、抢劫、糟蹋了城里的所有珠宝和财富，不分老少地杀人如麻，7万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遭到屠杀，最后他们还将一切付之一炬”。如果他的记载可信的话，这场大屠杀可以让1572年发生在巴黎的圣巴托罗缪之夜（St Bartholomew）大屠杀相形见绌。他认为这足以证明俄罗斯不属于他所熟悉的欧洲。数年之后立窝尼亚战争接近尾声时，波兰国王在写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迄今为止之所以可以战胜他（沙皇）全凭这个——他对艺术粗鲁无礼，对政策一窍不通……我们这些与他为邻并了解他的人要及时地告诫其他基督教君主，不要把自己的尊严、自己与臣民的自由和生命出卖给这个最野蛮最残忍的敌人。”

贾尔斯·弗莱彻（Giles Fletcher）是16世纪后期访问俄罗斯的英国商人之一，他是一名伦敦市官员，1588年6月作为大使被派往莫斯科，维护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为英国商人争取到的特权。莫斯科公司成立于1551年，目的是寻找通往中国的东北航道（Northeast Passage）。1553年5月10日，三艘船从伦敦出发，船长是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他所带领的两艘船行驶到摩尔曼斯克附近海域时被冰困住，可怜的船员全都冻死了。理查德·钱瑟勒（Richard Chancellor）驾驶的那艘船找到了白海的北德维纳河（Northern Dvina）入海口，船长上岸后在护送下跋山涉水（走了超过960公里）到达莫斯科，与沙皇伊凡四世见了面。钱瑟勒带着伊凡四世对贸易特权的承诺返回英国。等到贾尔斯·弗莱彻访问俄罗斯的时候，莫斯科公司已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霍尔莫戈雷（Kholmogory）、沃洛格达（Vologda）和莫斯科建立了货栈，每年有12艘船往来于英国和俄罗斯之间，一趟旅程花费的时间和去新世界一样长。

1589年弗莱彻回国，把他的经历写成了《论俄罗斯国家》（Of the Russe Commonwealth）。俄罗斯什么东西都那么极端——这个国家的大小和潜力，当然还有冬季的严寒——令他印象颇深。在所有城镇中，他对莫斯科的记忆最为深刻：莫斯科比伦敦还大，三层城墙保卫着4万多所房屋。大多数建筑都是木头筑成的，一栋房子的木材成套出售，一天之内就可以搭好。作为一个好清教徒，弗莱彻写到，是上帝的旨意让这里有如此充足的木材供应，房屋成本如此低廉（不过上帝显然没有把火灾隐患考虑进来）。弗莱彻与商业精英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他们的商业中心规模之大令他感慨不已，因为商业反映了这个国家广阔的潜力。谷物充足而廉价，畜牧业创造了过剩的牛油和牛皮。俄罗斯北部毛皮产量丰富，每年在圣尼古拉斯湾（St Nicolas Bay）[8]对海豹的选择性宰杀提供了大量的海豹油（用于生产麻布和肥皂）。尽管经济的主导者是莫斯科商人，但是外省商人也富裕了起来。索利维切戈茨克（Solvychegodsk）——意思是“维切格达河（Vychegda）的盐”——是一个远离莫斯科、靠近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聚落，弗莱彻听说了那里的三兄弟的故事，他们就是斯特罗加诺夫兄弟（Stroganovs），尽管弗莱彻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斯特罗加诺夫兄弟属于最早一批挺进西伯利亚的先驱。

弗莱彻知道这个偏远的东方国家资源极为丰富。但是他把这本书写成了一封谏书，警告伊丽莎白一世提防俄罗斯。俄罗斯是“一个真正的怪异的暴政国家（Tyrannical state），（与您的统治完全不同）俄罗斯并不真正了解上帝，它没有成文法，也没有常理意义上的正义”。它的政府“与土耳其的风格非常相近……都是纯粹的暴政”。弗莱彻知道英国宫廷里正在兴起一股反清教徒的（而且在他看来还是绝对主义的）暗流。他的著作本想夸赞女王的仁政，但是因为这本书太直言不讳，所以女王下令禁止出版。然而几代人之后，这本书在英国内战期间出版，起到了抨击保王党人的作用。1650年前欧洲出现了一批把自己对外国的详细知识付梓出版的旅行家、外交官和商人，弗莱彻只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他们的著述加固了人们对俄罗斯的印象——它的国家和社会可能与欧洲有几分相似，但是价值观却迥异于欧洲。

以世界为镜的欧洲

发现亚美利加之后，欧洲的乌托邦文学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托马斯·莫尔借水手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据说是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手下的一名船员——之口描述了“新岛”乌托邦，乌托邦（Utopia）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乌有乡”（No-Place）。《乌托邦》这本书把读者带出他们熟悉的环境，用意在于让他们从外部重新审视欧洲的真实面貌。乌托邦代表了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希望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成为的模样。乌托邦的公民热心公益、遵纪守法、勤勉工作。他们每一个人都厌恶浪费，过着有道德的生活。“无可否认，乌托邦之外的人也在大谈公共利益，但是实际上他们只关心私利，”希斯拉德说道，“在乌托邦，没有任何东西是私有的，但是他们认真地关心公共事务。”乌托邦没有发生过为了个人利益圈占公地这种事，其统治者不会为了自己王朝的目的发动战争，乌托邦也没有耀武扬威、损公肥私的世袭贵族。莫尔用柏拉图式的寓言，把这个新发现的土地变成了一面镜子，反射出欧洲的个人贪欲正在动摇法律、道德和基督教世界赖以维持的共同信仰。莫尔希望这本谈话录给读者留下的收获是：改革共和国的艰巨任务应当马上开始，即便不可能尽善尽美，但也好过什么都不做。这本小册子最初以拉丁语出版于1516年，自16世纪40年代后期起被翻译成其他语言（1548年意大利语，1550年法语，1551年英语，1553年荷兰语），这一时期欧洲的地区间冲突第一次开始与信条冲突重合。

随着欧洲的宗教分歧愈演愈烈，发现一个远离欧洲的海岛城邦的想法成了逃避新产生的矛盾的方法之一。在意大利半岛，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在1553年出版的书中创造了一个名为“幸福城”（Happy City）的虚构世界（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在意大利语中被翻译成“Eutopia”[9]）。反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后，把可能遭到批评的思想写成乌托邦文学变成了作者的一条出路。洛多维科·阿戈斯蒂尼（Ludovico Agostini）在1580年左右撰写的《无限对话录》（Dialoghi dell’Infinito）中提到了一个虚构的海岛共和国，而托马索·康帕内拉1602年在那不勒斯的监狱中写出了《太阳城》（Città del Sole）。康帕内拉描绘了改革后的西班牙帝国可能成为的样子。在他的想象中，有国营的修院农庄和神学院改造成的劳动救济所，美洲印第安人学会了手工技艺，变成了流动的劳动力，所有这一切都服务于天命所归要统治世界的西班牙帝国。洛多维科·祖科洛（Ludovico Zuccolo）在1625年出版的书中用两个虚构的海岛“贝卢齐”（Belluzzi）和“埃万德里亚”（Evandria）呈现了改革后的威尼斯可能达到的成就——真正“尊贵”（Serene）的共和国[10]。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同样感染了新教欧洲，特别是当宗教改革造成的政治和宗教矛盾达到顶峰的时候。对神意的信仰使新教的乌托邦多了一层千禧年主义属性，这些乌托邦与新教中欧地区转型中的化学医学家和神秘主义神学家的联系往往加强了这种属性。“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Defenestration of Prague）的发生和1618年下半年巨大彗星的出现让中欧陷入了狂热气氛，在这样的氛围中，约翰·瓦伦廷·安德烈（Johann Valentin Andreae）出版了《基督之城》（Christianopolis），那是一个遥远的海岛上的模范基督教社会，那里的居民告诉远道而来的陌生人，他的到来“是神的旨意，神想让你知道，没有必要作恶，没有必要按照野蛮人（这里说的是‘欧洲人’）的习俗来生活”。安德烈规划的城市中央是一座教育研究机构——有趣的是这个机构有点像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16世纪70年代后期在文岛建立的乌拉尼亚堡（Uranienborg）天文台。安德烈认为，改革学习的重要意义在于用人类知识改善人的境况，而不是把知识优先转化为武器投入信条冲突。在他梦想的这个开明而团结的社会里，学院的周围是维持社会运行的作坊、粮仓和公共设施。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出版于1624年，他在创作时借鉴了安德烈的《基督之城》。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以这两本书为基础创造了“玛卡里亚”（Marcaria）岛。哈特利布出生于埃尔宾（Elbing），因为三十年战争的缘故逃难到伦敦，他这本书出版于1641年10月，当时正值长期议会（Long Parliament）的第二次会期、英国内战爆发前夜。包括哈特利布在内的很多人都发现，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和在现实中建立一个基督之城式的开明政权之间是存在联系的，未经改革的欧洲反而拒斥这些价值观。

胡格诺派牧师让·德·莱里（Jean de Léry）1556—1558年花了两年时间近距离观察了巴西的图皮南巴人，他写道，如果被称作新世界的美洲只不过是欧洲从前了解不深的某个地方，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亚洲和非洲叫作新世界了”。美洲的不同之处在于，古代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这块大陆的文字资料。对于想要挑战主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共识，主张经验胜过传统观念的人，美洲的发现成了一句斩钉截铁的答案。耶稣会历史学家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发现自己在热带正午的阳光照射下居然觉得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11]但是阿科斯塔相信自己的感觉，“哈哈大笑并且嘲弄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哲学”。

有关新世界的出版物汗牛充栋，流传甚广。游记和探险记非常畅销。比如，埃尔南·科尔蒂斯的书信早在1525年之前就已经以五种语言出版。1526年，奥维多的“印度”（the Indies，指的是美洲）自然史“概述”初版付印。1530年，彼得·马特·韦尔米利[12]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新世界发现“史”。1534年，弗朗西斯科·赫雷斯（Francisco Jerez）的《征服秘鲁的真相》（True relation of the Conquest of Peru）以西班牙语、德语和法语出版；同年，奥维多更为全面的自然史的第一卷也出版了。但是他的著作跟安东尼奥·德·埃雷拉（Antonio de Herrera）17世纪初（1601—1615年）出版的《西印度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这套书通常被简称为“数十年”（decades）——或者胡安·德·托尔克马达（Juan de Torquemada）1615年出版的《印第安君主制》（Monarquía Indiana）——这是美洲原住民历史的一座里程碑——比起来，都算是小巫见大巫。焦万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550年出版的《航海与旅行》（Navigationi et Viaggi）采用了“合集”（collection）的概念，用新世界游记合集借代发现新世界的全过程。他将这套书献给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因为弗拉卡斯托罗“不像很多人那样光是模仿，或是抄袭、微调、转写然后就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弗拉卡斯托罗是个真正的“发现者”，他曾“周游四海，搜集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

欧洲人遇到欧洲之外的其他人类自然会做出评价。观察者必须把自己放置于同其他人类的关系之中，这种放置是相对的、复杂的、感性的，也是理性的。每个人都相信（因为亚里士多德和古典时代大多数人都这么教育他们）人性是同一的。所以，欧洲人越近距离接触新世界的人（乃至非洲人和东半球的原住民），就越从他们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并且把他们的差异和欧洲内部的分歧联系起来，用他们的差异来解释或者夸大欧洲的内部分歧。

德·比托里亚发现欧洲有一类人与印第安人很相似，那就是农民——“就连在我们自己的人民当中，我们也能看到许多农民跟粗野的动物没什么两样。”1550年起，耶稣会传教士在给罗马的信中多次提到意大利农村的“这帮印第安人”：这里的农民过得跟“野蛮人”（savages）一样，他们的信仰和印第安人没什么区别，而且他们像印第安人一样抗拒反宗教改革运动所提供的“教育”。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战争期间，意大利人把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侵略军叫作“蛮族”（barbarians）。法国学者艾蒂安·帕基耶（Étienne Pasquier）强烈反对把法国人叫作“蛮族”，不过他又用这个词来说德意志人。旅行家用来渲染自己游记的“怪物们”（亚马孙人、阴阳人、食人族、巨人、独眼巨人、穴居人、俾格米人、有尾人）逐渐被带回欧洲，成了形容其他欧洲民族的固定用语。鲁汶医学教授科尼利厄斯·杰玛（Cornelius Gemma）在1575年出版的著作列举了各种各样的怪物种族，不过他指出：“不用到新世界去看这些东西，在我们周围就有其中的大部分物种，连更丑陋的你也能找到，在我们周围，正义之治被完全践踏，人性被完全蔑视，宗教被完全撕碎。”他可能想到了当时的宣传文学，在那种宣传小册子里（举个例子）法国人说英国人像野人一样长尾巴，天主教徒把新教徒当成怪物，新教徒也把天主教徒当成怪物。

16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580年（西班牙在海外帝国方面完全战胜葡萄牙，弗兰西斯·德雷克刚结束他的“环球航行”）左右，法国和尼德兰的作家和雕版画家重新发表了拉斯·卡萨斯等人的著作，塑造出了“善良的野人”（good savage）这一形象：这些印第安人被西班牙征服者欺压，后者是我们与印第安人共同的敌人，我们应当与印第安人联盟，一起对抗西班牙人的“马基雅弗利主义”暴行。1580年，蒙田发表了著名散文《论食人部落》（On Cannibals），他用书斋中的绅士的语调，思忖着外部世界造成的困惑。蒙田提到他在鲁昂与一个图皮南巴人会面，并且试图与这个人交流。他用这次经历来作为他看待当时法国的比较标准。

蒙田选取的法国案例来自新教牧师让·德·莱里刚出版的对1573年桑塞尔（Sancerre）被围的记录。围城期间，莱里来到一名教徒的家中，那个人饥饿至极，竟然吃了自己三岁女儿的肉。莱里看到盘中她被烤熟的舌头，心里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现在发自内心的厌恶与1556—1557年他跟随维尔盖尼翁（Villegagnon）远赴巴西研究图皮南巴印第安人的食人行为时感到的厌恶并不相同？作为一个优秀的加尔文宗信徒，他清楚地知道“我们”和“他们”的界线在哪里，他确信两者之间不仅有文化意义上的界线，更有神学意义上的界线。最终只有上帝才知道谁能得救而谁不能，加尔文说得很明白：“即使是最野蛮的民族、最残忍的种族，也相信世上有一个神。”但是，图皮南巴人的迷信已经根深蒂固，这是从他们祖辈那里流传下来的，因为他们是被诅咒的含的后裔。莱里把印第安人的啸叫解释成“魔鬼附体”。总而言之，他们无可救药。

然而，回到欧洲，事情竟没有什么两样。欧洲也有食人，这就是蒙田的论点。“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觉得他们的食人行为骇人听闻，”蒙田说，“但是我真心感到不应该的是，我们正确评断了他人的错误，却看不见我们自己的错误。”让·德·莱里回忆印第安人的舞蹈仪式时并没有简单地把它抨击为魔鬼附体：“听着这么多人缓慢而匀称的和声，尤其是歌声中的顿挫和节制，每唱完一节他们都会延长余音，唱道Heu, heuaure, heura, heuraure, heura, heura, oueh——我站在那里，感到心旷神怡。每当我想起那一刻，我的心都会战栗。”发现美洲，使欧洲人意识到什么是“稀奇古怪”，什么是“美妙绝伦”，以及什么是“原始野蛮”。野人成了欧洲人身份的一部分。

[1] 韦拉克鲁斯市（Veracruz）如今已经发展为墨西哥东岸重要的港口城市。它所在的韦拉克鲁斯州同样以Veracruz为名。——译者注

[2] 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其海外据点分为三个大区：最重要的“东区”（Eastern Quarter）覆盖东印度群岛；“北区”（Northern Quarter）包括日本、中国（含台湾岛）；“西区”（Western Quarter）包括印度半岛、波斯和阿拉伯。——译者注

[3] 马戴客（mardijkers）指的是生活在巴达维亚和其他东印度贸易点的获释奴隶后裔。他们多数是基督徒，说葡萄牙克里奥尔语，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有的拥有葡萄牙血统。此处原文为mardikers，疑为笔误。——译者注

[4] 《旧约·创世记》记载，挪亚一家人回到陆地上之后，有一天挪亚喝醉了酒赤身躺在地上，含看到了父亲赤身的样子，就告诉了自己的两个兄弟。闪和雅弗倒退着给挪亚盖上了衣服，所以没有看到他赤身的样子。挪亚酒醒后对含的做法十分愤怒，于是诅咒含的儿子迦南做闪和雅弗的奴隶。——译者注

[5] 据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帝国征服后，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有十个支派流散四方。——译者注

[6] 莫斯科大公1547年后自称沙皇，改国号为莫斯科沙皇国。——译者注

[7] 雅克河是乌拉尔河的古称。1775年普加乔夫领导的哥萨克起义被镇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了让雅克河畔的哥萨克人彻底遗忘这段历史，把雅克河改名为乌拉尔河。——译者注

[8] 1553年8月24日，钱瑟勒的船终于在白海之滨的尼古拉—科雷尔斯基修道院外的码头安全靠岸，因为修道院纪念的是水手的主保圣人圣尼古拉斯，所以16世纪的英国人都按照钱瑟勒的命名法把白海称作圣尼古拉斯湾。——译者注

[9] 在希腊语中，词根eu-表示“美好”，参见英语中的eulogy（颂词）、euphoria（欢愉）。eutopia的字面意义是“幸福的地方”，而utopia的字面意义是“不存在的地方”。——译者注

[10] 威尼斯共和国的正式名称是“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Serenissima Repubblica di Venezia）。——译者注

[11] 阿科斯塔穿越赤道时正值3月。亚里士多德认为赤道的气温无论何时都应该高到动植物无法生存。——译者注

[12] 此处作者有误。彼得·马特·韦尔米利（Peter Martyr Vermigli，1499—1562）是意大利神学家，从来没有去过美洲。彼得·马特·德安吉拉（Peter Martyr d’Anghiera，1457—1526）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参与过西班牙的地理大发现，他撰写的《新世界》（De Orbe Novo）于1530年出版。两人都以13世纪维罗纳的殉道者彼得（Peter Martyr）为名，故有此误。——译者注

第七章

观察天地

自然与多样性

大发现时代指的不仅是探索和殖民新大陆，走遍全世界的大洋，找到欧洲在其中的位置，大发现还包括对自然和宇宙产生一种新的认知。基督教世界的神学家相信，自然秩序臣服于上帝，受造宇宙是神圣意志的体现。上帝利用自然使我们赞美他的伟大，敬畏他的创造和他的全能。圣奥古斯丁用埃特纳山永不停歇的火山活动和火蜥蜴浴火重生的传说作为上帝干涉自然的例证，提醒我们上帝有能力让人永受炙烤之苦。《圣经》里的记载充分证明神可以在自然界中制造异常事件。陨石、彗星、畸形怪胎以及其他奇异现象都应被认作上帝之怒或大事将至的信号。最起码人们必须承认，自然是难以预测、变动不居、没有规律的。

中世纪中期，基督教世界重新发现了希腊哲学家的学说，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盖伦（Galen）的学说，并且把它们同已知的托勒密地心说结合了起来。自然变为一种有序可解的空间，成为普世的、蒙神认可的真理的一部分，这些真理和神学都是我们可以确切知晓的东西，它们构成了所谓的“知识”（scientia）。因为神的真理和人的真理是一回事，所以自然哲学便是基督教世界信仰结构的内在组成部分。考虑到自然世界（和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体）的复杂性，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和盖伦主义医学的重心在于概述某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有可能破坏知识的确定性，面临无穷无尽的无法解释的变量，乃至跨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危险世界。所以中世纪哲学家按照自己的形象重新打造了一个亚里士多德。他们把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成果（物理学、气象学、动物学、生物学和自然史学论著）边缘化，力捧他的另一些成果（形而上学论著）。同样，（通过伊斯兰医学文献的拉丁文译文重新发现的）盖伦主义医学着重解释人体生理和疾病成因，不讨论治疗实践（practica）。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式、元素和基本质料——热、湿、冷、干（也是盖伦主义体液病理学的基础）——使自然顺从于“科学”。

但是，对确定性的需求迫使人们承认：自然并不受确定不移的“法律”的制约。理论必须为自然界中可能发生的变量留出空间。自然服从于“规律”（regula）而非法律，它是上帝设立的“能工巧匠”（Artificer），它的习惯和喜好是自然界出现运动、孕育、生成和衰败的原因。亚里士多德主义—盖伦主义的解释框架让人感到心安。这个框架使大图景（宏观）和小图景（微观）、整体和局部相互联系了起来。在这样自我平衡的有机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挑战上帝的无限和大能。人人皆可观察到的现象和过往的经验都可以为这种真理证明。

人类看到头顶的天空明显在做圆周运动，于是用天空的旋转给时间下了定义。他们并不认为地上的事物会像天上一样。在地上，某些重物会落到地面，某些不会。固体和液体、气体的作用方式不同。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对这种地上与天上事物行为的差异做出了解释。天体是由单一元素（以太）构成的，以太的自然运动是圆周运动，以太的密度或高或低，但永远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天空像神一样，亘古不易。偶尔昙花一现的彗星是大气上层的气象现象。与此相对，大地是由不同的元素（土、气、火、水）构成的，它们的本质、运动和变化决定相互之间的差异。地上物质复杂多端，但再复杂也有一个限度。地上物质的运动和变化是有限的，而且被天上的以太所包裹。万事万物皆有自己的相对位置，重物可能会下落，但是下落速度是确定的，而且它们最终都会到达宇宙为它们规定的安息之地。固体可能液化，液体可能气化，而它们的新状态不过是它们固有“形式”（form）的一种，是明确而受限的。空是不存在的，因为空间本身就是由赋予物体形式的长、宽、高所定义的。学者甚至认为大自然厌恶真空（horror vacui），这种厌恶使大自然抗拒真空的出现。

16到17世纪出现的自然和以往的自然完全不同。这时的自然是丰饶之角，它的多样性使得它在概念上、方法论上和制度上都不可能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所涵盖。16世纪的博物学家重在发现个体，这也是人文主义语文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希腊语中“历史”（historia）的意思是“探索学习”，自然史则是“发现”（discovery）的一种表达方式。最有名的古代自然史出自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之手。与普林尼同一时代的迪奥斯克里德斯（Dioscorides）是一名为罗马军队服务的希腊医生，他也写了一部百科全书，记载了动物、植物、矿物以及它们的药用价值。两人的著作都引起了人文主义编译者的注意。医学界也开始注重个体，医生在诊断疾病时总会记下他们看到的症状。但是，他们在阅读刚编译的希波克拉底的文字时发现，这位古希腊临床医生重视疾病的症状胜过诊断病因。

对个体的研究从文本延伸到大自然。为了搞清楚普林尼和迪奥斯克里德斯文字中指的是什么植物，人们必须在现实世界有这种植物的样本，于是人们必须进入自然去找寻这种植物。同样，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促使医生开始写病例说明，记录病人的状况，并且研究个别的“疗法”。这些疗法往往和帕多瓦等地的温泉有关。每一个温泉专门治疗某一种疾病。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重视药用植物的价值。医学界希望掌控药剂师的活动，药剂师的商业成功证明了药草（“simples”）应用知识和复方药（“compounds”）制备知识的成功。医学界的监管势必造成其对药剂师的模仿，医学院也开始任命药用植物学教授，这个职位到16世纪50年代时已经十分普遍了。

医疗的发展推动了植物园的建立。其中一座植物园位于帕多瓦的医学院，1545年启用，设计者是意大利建筑家达尼埃莱·巴尔巴罗（Daniele Barbaro）。这座圆形植物园参考军事建筑的设计，由一圈外墙包围，需要穿过地道才能进入园圃。学生站在外墙上可以俯瞰这个由几何形状交织而成的自然世界。巴尔巴罗编译过维特鲁威（Vitruvius）的著作，所以受他启发将园圃设计成了迷宫。这一方案固然构思精巧，但是它隐含的意思是：药草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已经没有更多的药草可以发现了。后来的大学植物园设计得更加灵活。1590年建立的莱顿植物园的第一任园长是夏尔·德·莱克吕兹（Charles de l’Escluse）——拉丁文名为卡罗卢斯·克卢修斯（Carolus Clusius）。园内可容纳1 000多种植物，篱笆围着的苗圃用来种植最珍稀的品种。蒙彼利埃大学的植物园采用了皮埃尔·里歇尔·德·贝勒瓦尔（Pierre Richer de Belleval）的设计，可以创造各地气候，扩大植物品种的范围。

比萨大学药用植物学教授卢卡·吉尼（Luca Ghini）可能是欧洲第一个制作植物标本的人，他采集植物，将其压平风干，粘贴在卡片上，这些卡片就构成了一个脱水版的植物园，也就是“腊叶集”（herbaria）。吉尼把所有卡片装订起来做成了一本百科全书，他称之为hortus siccus（“干燥花园”）。16世纪30到40年代的腊叶集收集了大约800种维管植物（具有可以运输水分的维管组织的植物）。巴塞尔植物学家卡斯帕·博安（Caspar Bauhin）1623年出版的植物名录列举了5 000多种植物。这一时期的腊叶集或者作为工具书，或者作为装饰品保存至今，充满了参见项的注释和不同维管的说明。博洛尼亚大学化石及动植物教授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推动了博洛尼亚大学植物园的建立，也撰写过多部自然史，1617年他把自己的藏品公开展览，成立了欧洲第一个公共科学博物馆，他将自己的藏品称为“自然的汇编”（Pandechio di natura）。参观者称赞这些藏品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之所以能有这么多藏品，多亏了博物学家们通过通信实现的信息交流和标本交换。一个人研究自然，说明他有资格加入“书信共和国”。书信共和国是一个虚拟的共同体，它的社会成分是流动的（包括药剂师、医生、学者、印刷商、出版人、绅士学者和爱好者——贵族女性只占一小部分）。以这种方式研究自然的一大好处在于可以回避欧洲的政治与宗教分歧。这方面的名家不可能被控告为无神论者，因为（这些人也如此强调）他们发现了神在自然中的证据。博物学家们知道自己在从事一项集体事业，他们明白自己不可能独自掌握自然的多样性。在1576年出版的《西班牙珍稀植物自然史》（Rariorum aliquot stirpium per Hispanias observatarum historia）的序言中，身在莱顿的克卢修斯说新标本的到来让他欣喜若狂。与他同一时代的阿德里安·范·德·施皮赫尔（Adriaan van de Spiegel）与他感同身受：“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获得全然完整的植物知识，因为植物的种类多得数不清。”

从药用植物学中独立出来的植物志（florilegia）被给予了越来越丰富的细节和插图。汉斯·魏迪兹二世（Hans Weiditz II）为奥托·布伦费尔斯（Otto Brunfels）1532年出版的《活植物图谱》（Herbarum vivae eicones）创作了木版插画，帮助读者辨认标本。莱昂哈特·富克斯（Leonhart Fuchs）1542年出版的《植物史》（De historia stirpium）是一本小开本植物索引，供实地考察时使用。17世纪大开本的植物志集中收录某一地区甚至某家植物园的植物。植物学摘录本成了博物学家管理不断扩充的信息的必备工具。

罗马贵族费德里科·切西（Federico Cesi）出资赞助新科学的研究。1603年，他建立了林琴科学院（Academy of the Lynxes），院名来自“阿尔戈号”（Argonaut）上那位目光敏锐的英雄林叩斯（Lyncaeus）[1]。科学院的会员们收集标本，考察并记录观察结果，而且通过特殊的加密信件交流自己的发现。林琴科学院会员法比奥·科隆纳（Fabio Colonna）率先使用蚀刻法制作植物插图，这比铜版雕刻法更能表现植物的形态和质地。伽利略·伽利莱1611年被选为科学院会员。他依靠科学院保护他的天文学发现，1624年还给科学院同事寄去了他制作的occhialino（显微镜）。伽利略把望远镜技术反了过来，发明了一种观察自然的新方式，透过显微镜看到的自然比通过肉眼看到的更丰富多彩。他写道：“我在奶酪颗粒上看到了这些小动物，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科学院会员们用显微镜来研究蜜蜂。佛罗伦萨豪门巴尔贝里尼家族的纹章是三只蜜蜂，1623年8月，马费奥·巴尔贝里尼（Maffeo Barberini）成为教皇乌尔班八世（Pope Urban VIII）。林琴科学院的会员们不会放过这个向教皇证明他们可以把“提高教皇的声望”和“在自然中发现神的能力”结合起来的机会。1625年出版的《蜜蜂图解》（Melissographia）在献给教皇的序言中解释说：“伟大的奇迹出现了……眼睛已学会怀有更深的信心。”在随书附上的出版物中，林琴科学院夹了一封恳求包容他们的新研究方法的请愿书。显微镜穿透肤浅的表象，让人看到自然在深层结构中分解成了几何形状。蜂眼的网状结构与蜂巢的六边形巢室如出一辙。林琴科学院这本图集中的剖面图反映了他们对内部结构的关注。

17世纪早期，常识性的动植物分类法正在瓦解。博物学家的方法强调形态描述和差异的重要性，凸显了自然的多样性，但是这对完善分类法没有帮助。因为大量方言变体的存在，植物的命名起初十分混乱，后来才逐渐被归类为通用分类。地方性知识由此变得更加普世化，可是以表面外观（颜色、质地、大小）为基础的分类法似乎已不再适用。博物学家看得越多，越觉得仅凭外观得出的分类法并不可靠。伽利略等自然哲学家都坚持认为，感官证据过于主观，无法揭示自然世界的隐藏常量。

动物学的发展方向同植物学一样，蒙彼利埃大学的杰出医生纪尧姆·朗德勒（Guillaume Rondelet）的鱼类研究和法国鸟类学家、旅行家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的鸟类研究以观察为基础描绘动物的种类，把他们所见的动物和古人发现的动物对应起来，确认哪个是最符合层叠累积的神话故事和早期基督教幻想故事的动物。他们惯于为自然中的事物赋予象征意义，但是当他们遇到欧洲之外的异域自然时，他们被迫把这些象征意义“剥除”。而且，随着动物界的门类越来越庞大，自然哲学家们开始很难想象挪亚方舟到底是什么样子。伊甸园、巴别塔、所罗门圣殿、大洪水等《圣经》故事曾经被用来表现人类智慧和受造秩序的无限可能，如今却成了限制性的框框。自然哲学家仔细阅读每个故事，却发现冒出的问题比得到的答案更多。让方舟装下这些新品种动物实在违背了物理法则。

当时的传统观念认为博物学家是在“重新发现”先贤的智慧。加斯帕尔的哥哥约翰内斯·博安（Johannes Bauhin）和另一位来自巴塞尔的植物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克勒尔（Johann Heinrich Cherler）合著的《植物通史》（Historia plantarum universalis）出版于1650—1651年，这本书的扉页上画了一座花园，外围是一圈古代名人——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迪奥斯科里德斯、普林尼、盖伦，他们都是激励“现代人”（moderns）的榜样。但是事实上，现代人是在以新的方式发现新的知识。自然史需要收集陌生之地的“珍稀物种”（rarities）。寻找标本需要出门远行，越来越多的医师会带上他们的学徒去偏远的地方采集植物。有几位博物学家走出了欧洲——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Francisco Hernández）去了墨西哥，莱昂哈德·劳沃尔夫（Leonhard Rauwolf）去了近东，普罗斯佩·阿尔皮诺（Prosper Alpino）去了埃及，加西亚·达·奥尔塔（Garcia da Orta）去了印度——但是多数欧洲之外的动植物都只能通过旅行者的笔记和标本来间接了解。即便如此，不断增长的新物种资料很快就超出了古代记录的涉猎范围。这些新物种包括：奇异獠牙的俄罗斯海象、跟欧洲任何动物都大不一样的驼鹿、惊人的南美洲食肉植物、据说从来不落地所以没有脚的极乐鸟。印度榕（Ficus indica）的枝条同时向上下两个方向生长。

新世界的疗法似乎有无穷的潜力。西班牙医生尼古拉斯·莫纳德斯（Nicolás Monardes）出版了他对在新世界见到的药用植物的研究。这本于1565年面世的《我国西印度领地特产的药用研究》（Medical study of the products imported from our West Indian Possessions）第一次记录了西班牙人称之为“烟草”的植物的治疗作用。这本书在1577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书名被改成了乐天的《来自新世界的好消息》（Joyfull Newes out of the Newe Founde Worlde）。直到17世纪，博物学家才开始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有了大量一手经验，因此他们才有能力剔除他们的象征主义世界观、不充分的信息来源、将欧洲以外的世界视为“怪异”（strange）的固有观念造成的种种谬误。

家门口也有自然。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sner）为了写作植物史常进山采集材料。他说登上卢塞恩附近的皮拉图斯山（Mount Pilatus）顶峰有如发现了一座乐园。花园变成了自然哲学家的静思之所。自然的真理不在大学的教室里，不在亚里士多德的书卷里，而是在花园里、厨房里、农村里、收藏家的陈列室里。自然研究的空间拓展了，自然研究的受众也拓宽了。城市空间的扩张衍生出城市花园的增长。与此平行发展的是贵族化的园艺学和树艺学，果树嫁接和培育杂交植物体现了对自然的征服。大自然异国情调和与众不同的一面激发了普通读者的热情，让原本只有植物学爱好者感兴趣的自然类图书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罗马的耶稣会士焦万尼·巴蒂斯塔·费拉里（Giovanni Battista Ferrari）1633年出版了第一部专门介绍装饰性花卉的著作《花卉种植》（De Florum Cultura）。书中收录了几幅“中国蔷薇”（Hibiscus mutabilis，即木芙蓉）的插画，这种花一天之内就会变换花色，费拉里是在欧洲环境中种植这种花的第一人。郁金香在尼德兰成了投机生意。人们愿意付天价购买色彩艳丽的稀有品种，栽在花园和窗台花箱里，直到1637年泡沫破裂。

帝王的宫廷对奇珍异兽兴趣十足。宫廷里有狮子、老虎、土耳其母鸡（Turkish hens）、侏儒、小丑，以及各种各样的自动人偶。珍稀物种像宗教圣物一样受到重视，成为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的炫示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逃避无聊的宫廷生活的娱乐（divertissements）。贵族和宫廷收藏家的志趣在于征服自然世界，珍稀物种给予了他们所需的“占有感”（possessing）。朱塞佩·加布里埃利（Giuseppe Gabrieli）1543年成为费拉拉大学的“药物学”（materia medica）教授，他在就职演讲中强调，这门课“不仅面向地位低微的人，也面向一切因其政治权力、财富、出身和知识而引人注目的社会阶级，比如国王、皇帝、贵族。”他对埃斯特家贵族（d’Este princes）的资助大加赞扬，说自然史已经从“最厚重的黑暗中昂起了头”，成为“唯一具有神圣之源的科学，因为它是由神赋予世人的”。

统治者们竞相争取博物学家为自己效力。1544年，第一代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Cosimo I de’ Medici）邀请卢卡·吉尼从博洛尼亚来比萨打理他的植物园。教皇意识到他可以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拥抱整个自然的全球基督教（global Christianity）领袖。16世纪60年代，米歇尔·梅尔卡蒂（Michele Mercati）受邀创立了教皇植物园，并且担任矿物博物馆（Metallotheca）的馆长。卢卡·吉尼在比萨的园长职位由梅尔卡蒂的老师安德烈亚·切萨尔皮诺（Andrea Cesalpino）接任，1593年梅尔卡蒂去世后，切萨尔皮诺离开美第奇家族，开始为教皇服务。切萨尔皮诺当时以准确地为植物分类和描述血液循环而闻名于世，他的研究预示了威廉·哈维的发现。不甘人后的腓力二世委任他的御医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前往墨西哥采集动植物和矿物。1576年，埃尔南德斯向西班牙寄回了16大卷手稿，以及数千份标本和插画，他雇了阿兹特克原住民帮助他完成这些工作。这些材料太过庞杂，有一部分在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的图书馆损毁遗失了，但是有一部分被送到了罗马，得以由林琴科学院出版。与此同时，瓦卢瓦王朝历代国王都让安德烈·泰韦（André Thevet）担任枫丹白露的王室奇珍收藏总监（Overseer of the Royal Collection of Curiosities）。到17世纪，拿骚—锡根的约翰·莫里茨在“新荷兰”（荷属巴西）建立了动物园、植物园和博物馆。约翰·莫里茨委托格奥尔格·马格拉夫（Georg Margraf）创作一部自然史（出版于1648年），并且将其副本作为礼物赠人。宫廷艺术家为他们的观众描绘出了一个极其迷人的自然世界。佛罗伦萨的雅各波·利戈齐（Jacopo Ligozzi）、曼图亚宫廷的特奥多罗·吉西（Teodoro Ghisi）、为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和鲁道夫二世作画的朱塞佩·阿钦博尔多（Giuseppe Arcimboldo）等人营造出了一个可以逃避政治和宗教分歧的自然世界，而枫丹白露画派（School of Fontainebleau）的艺术家着意描绘自然的丰饶场面，自然的富足暗喻了法兰西王室的慷慨。

收藏自然奇珍既是一种消遣，也是了解自然进而开发自然的手段。植物园和解剖学教室得到了“珍品陈列馆”（cabinets of curiosities）的美誉。随着收藏的魅力越发扩大深化，反宗教改革的教士——如罗马学院博物馆（Roman College Museum）创始人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和地方官员——如艾克斯（Aix）的尼古拉—克洛德·法布里·德·佩雷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也加入了医生、药剂师和自然哲学家的行列。打造最大最全的陈列馆需要君主的资源。16世纪后期最有名的陈列馆包括曼图亚的贡扎加家族（Gonzaga）的宫殿、属于蒂罗尔大公斐迪南二世的安布拉斯上城（Upper Castle at Ambras），以及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在维也纳的皇宫和鲁道夫二世在布拉格的皇宫。鲁道夫二世的藏品如此丰富，以至于在他死后，继承皇位的马蒂亚斯（Matthias）说服他的兄弟们，让家族里最年长的族人继承这些藏品，并且建立一个专门的宝库（Treasury）保管它们。

怪物、奇迹与魔法

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框架内，人们都相信，自然虽然遵循自己的“规律”，但是难免会生出一些意外结果，比如六根手指的孩童、大气上层的彗星等。这些事件可能像《圣经》里的干旱、蝗灾、天使显灵和先知之梦一样是上帝给予选民的启示，但它们同样有可能是魔鬼干的好事，《圣经》也说过魔鬼能派出“假先知”（false prophets）。剧烈的征兆会对自然造成破坏，而人们很容易相信是魔鬼的力量在作祟。“怪物”（比如连体双胞胎）的出现是人类违背道德的后果，背后定有魔鬼。同样的，自然也可能产生“奇迹”（marvels），也就是“奇观”（prodigies），奇观是异于自然的（与自然的事物秩序相悖的），而不是超自然的（由神安排的奇迹）。问题在于如何解读自然界中的征兆。

问题的后果是，人们十分看重自然的特殊怪异的一面，而且这一问题直到1650年都没有得到解决。它也是欧洲人艰难地理解欧洲以外新奇并且显然有差异的各种现象的副产品。新世界不仅广阔，而且充满奇迹和怪物。固有的、常识性的对动植物和自然事件的分类法因为怪物的发现而土崩瓦解。看重自然的“奇观”，是“自然的”（natrual）和“非自然的”的二分法开始模糊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珍品陈列馆里常常设有“怪物”（monstrosities）展览，观众总会猜想它们畸形的原因。曼图亚贡扎加家族的藏品里有一个连体小狗标本，还有一个经过防腐处理的有四只眼睛和两张口的婴儿。安布拉斯城堡（Schloss Ambras）藏有一幅“野人”（wild man）油画。画中人物来自加那利群岛，他和他的女儿得了一种遗传病，体毛过多，所以人们猜测他们肯定是可怕的食人族。当林琴科学院的科学家解剖一只雌雄同体的老鼠或是研究一只畸形的雏鸟时，自然的珍稀与异常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晰。

新教改革期间，关于怪物和奇观的文献突然井喷，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这些文献的措辞越来越强调属灵改革和《圣经》知识的必要性，并把非自然事件解释为上帝对人的罪的震怒。基督教世界似乎危在旦夕。怪物和噩兆的成文记录给人一种事件越发频繁的印象。新教改革，加上土耳其越来越咄咄逼人（被解释为上帝对基督教世界行将就木发出的预兆），彻底改变了怪物和奇观的文化内涵。在德意志与新教改革同时爆发的非自然事件，在拥护新教改革的人看来就是上帝发出的启示，表明世界已经走到末日。“现在是末后的时代，福音书对教皇发出洪亮的抗议。”路德写道。他的对头约翰尼斯·科克拉乌斯（Johannes Cochlaeus）1529年把路德描绘成《启示录》里的七头之兽。路德派的鼓吹者报之以木版画《七头教皇兽》（Seven-Headed Papal Monster），画中的野兽爪下踏着《圣经》，大口（形似狮口——暗指教皇利奥十世[2]）威胁要吞食列国。宗教改革的乱局让时人对自然界的迹象更为敏感，他们相信正在发生的事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

随着新教改革争论的激化，关于怪物、奇观和预兆的辩论也越来越激烈。新教徒把它们视为上帝的警告，但是天主教徒把它们解读为魔鬼发出的伪征兆。宗教矛盾让双方都将上帝的干涉范围说得更大，使在区分神力造成的后果和自然本身的不规则时的冲突更加尖锐。16世纪50年代后期起，自然史中的预兆和奇观多得惊人，给人一种末世的焦虑感。这些自然史的作者发展出了一种名为“teratoscopy”（对自然奇观的研究）的伪科学。菲利普·梅兰希通[3]的亲戚卡斯帕·波伊克（Caspar Peucer）1553年发表了一部综述，分析了“神圣的预言”同“自然的预测”和“撒旦的诡计”之间的区别。他是为了证明，尽管魔鬼损害了占卜的准确性，但是有的征兆和预兆确实是上帝发出的。巴塞尔的康拉德·李柯斯泰尼（Conrad Lycosthenes）花了20年时间编纂了一部记录奇观与预兆的编年史，1557年以《预兆与征兆的编年史》（Prodigiorum ac ostentorum chronicon）为名出版。在这本书中，“征兆”（sign）、“奇观”、“奇迹”和“显灵”（manifestation）这些词交换使用，指的都是暴烈、可怕或奇异的事件，它们都是上帝发出的征兆。而且因为这些事件有十分之一都发生在1550—1557年这一时期，所以李柯斯泰尼认为他的编年史就是基督教世界大难临头的证据。宗教、政治的混乱与预兆和奇观的文献交织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上半叶，不过这种情况到了新科学名家的沙龙里化成了一种好奇与娱乐，外加一点怀疑的新文化。

针对缺乏解释的现象，研究古代哲学另类流派的人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柏拉图主义和皮浪主义的作品纷纷付印，希伯来学家（Hebraists）也开始探索卡巴拉的秘传哲学与技术。这一时期，对古典的探索使人们开始以一种历史的视角审视亚里士多德的生平和著作。非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哲学流派浮出水面，为攻击亚里士多德提供了可靠的哲学基础。其中，新柏拉图主义认为自然中发生的“奇迹般的效果”（marvellous effects）可以用另一种宇宙运作模型来解释。生命能量（life-forces）在大自然中无所不在，它无法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式与质料的分类法归类。世界是一个“有感知能力的生灵”（feeling animal），有生命的、自然的“灵魂”（souls）是那些能量的作用工具。这种能量——通常被称作气（pneuma），不能算物质也不能算精神——连接了微观与宏观，让无形和有形的事物达到一种神秘的和谐。高手可以通过自然魔法的力量洞察到这种和谐。魔法师能够通过音乐、数学、精神与心理上的魔法，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属于数字与天体影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可以借助想象力获得上帝置于自然中的深层真理。

自然魔法的涉猎范围非常广。事实上，新柏拉图主义者们对于各自做法的定义和细节都意见相左。这些人没有一个共同的纲领，他们光凭自己无法取代亚里士多德主义共识。他们总是很容易被骂成欺世盗名、假装懂得神秘的天体力量的骗子。但是他们的影响已足够实在，至少到了1650年，人们需要一种以更透明、更实际的自然法为基础的对宇宙的解释，这种需求开始让人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存在。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看起来有更强大的数学作为支撑，有能力以几何与代数的形式表现复杂的关系。新化学哲学的行家也在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中发现了一种泛灵论的复杂的语言和视野，这种语言和视野为尝试解释化学变化提供了基础。新柏拉图主义者把反亚里士多德主义作为话语纲领为自己所用。而且，他们给出了大量例证来证明他们的解释对自然有效。他们每次都强调，他们（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不同）的目的在于拿出一些实际的东西，他们相信实验并开展实验。最重要的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对自然现象的包罗万象的解释并不排除神在宇宙中的力量。他们塑造的有生命的、自然的图景反而强化了“上帝就在身旁”之感，上帝是自然的伟大的创作者，他在宇宙中做工。然而，出于同样的理由，新柏拉图主义者不得不承认，这种自然能量可能会被甘为魔鬼爪牙的人所利用。而且在后宗教改革时代两极化的氛围中，魔鬼变成了残存的基督教世界越来越显眼的敌人。

1533年，海因里希·阿格里帕[4]出版了增订版的《神秘哲学》（De occulta philosophia），这部书几经再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自然魔法”的经典之作。阿格里帕巧妙地把艰深的作品通俗化，这些作品来自意大利新柏拉图主义者，特别是焦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和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犹太卡巴拉学者，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毕达哥拉斯和琐罗亚斯德。阿格里帕是1512年至1518年这六年在意大利北部为帝国服务时了解到这些人的著作的。他写道：“这种魔法是自然的，在观察了一切自然事物和所有天体的力量之后，在通过艰辛的求索发现了这些事物的和谐一致之后，这种魔法就可以解开隐匿在自然深处的魔力。”“所谓的‘魔法’指的是‘像充满魔力的诱饵一样连接下层事物与上层事物之馈赠’的东西。”他继续写道，“惊人的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不是凭借技巧，而是凭借自然——是自然在产生这些奇迹——魔法技巧仅仅起到辅助作用。”

魔法不是魔法师的本领，而是自然在他们的辅助下达成的效果。阿格里帕在谈到连接下层物体与上层物体的魔法时强调了占星术的作用。他说：“魔法与占星术的联系与结合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相信魔法却不相信占星术的人什么都做不成。”阿格里帕拔高“神秘”哲学地位的工作做得比16世纪任何人都多。为了展示自然魔法的潜力，他在他的哲学中加入了许多实验。他用磁石、血石、蛇怪、龙、电鳐、风茄、鸦片、铁筷子、龙蒿（tarragon）来展示自然中的神奇力量，他声称借助自然魔法就可以理解和掌握这种力量。

阿格里帕知道这种力量落到错误的人手中就会变成巫术。他的书的出版是违反多明我会宗教裁判的命令的，他非常清楚在越来越多人被控使用巫术的情况下被说成是研究魔鬼的人会有严重的后果。1526年，阿格里帕首次出版他的另一本名著《论科学之不确定与无价值》（De incertitudine et vanitate scientiarum），指责人文艺术和科学（特别是占星术）毫无用处，在经院神学家和贪婪的教士手中尤其如此。他在1533年的修订版中小心翼翼地加上了一篇公开宣布放弃魔法哲学的声明。阿格里帕本人倾向路德派，在路德的宗教改革的语境中，阿格里帕想要说的是除了信仰《圣经》以外别无真正的知识。可是他在《神秘哲学》中又显示出了相反的观点，他给读者造成的这种混乱让《神秘哲学》恶名远扬，有人因此指控他一定是与魔鬼达成了交易。传说中的浮士德博士（Dr Faustus）的某些细节就来自阿格里帕。

神秘哲学对欧洲越来越多的非主流思想家影响尤甚，他们的职业——如医生、炼金术士、占星家——给他们提供了思考的平台。吉罗拉莫·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毕业于帕维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他在米兰闯出了数学教师的名声，后来转职为一名成功的医生。他早已作为探索出概率论定律的代数学家享有大名，1550年时又出版了《事物之精妙》（De subtilitate rerum）。出版商在广告上说这本书能告诉读者“超过1 500种不同的、罕见的、深奥的、隐匿的、美妙的事物的原因和动力及性质”。卡尔达诺自己强调说，阅读他的书就像走进一间珍品陈列馆，他在1554年版（这一版已经增订成“2 200种非常美妙的事物”了）中警告读者：“读的人会很多，但完全读懂的人会很少，可能根本就不会有人完全读懂。”

卡尔达诺是一个严肃的占星家，他利用观测到的太阳、月球和已知行星的运动的知识去预测和解释世界历史，用时人和先人的星象算命。与此同时，他知道这可能对他的声誉造成危害。如果他的预言落空，他的“敌人们”就可以借此“害”他。卡尔达诺建议说，占星咨询费一定要高，而且一个字也不要出版，“因为出版预言的人就算预测对了也会变得声名狼藉”。然而，卡尔达诺没有遵守自己的建议，他的第一本书就是1534年出版的《预言》（Prognostication）。那一年木星合土星，预示着“世界即将彻底重生。注意了，《圣经》和占星术已确凿表明，我们的贪得无厌要到头了”。四年之后，他又成为第一个出版名人“星盘”（genitures，即星象）集的占星家，这些星盘取自在世或过世的名人出生时行星的方位。《预言》是一本挑衅性的文学著作，书中宣称名人（包括尼禄、路德、丢勒、萨伏那洛拉）的错误和命运早已反映在群星之中。这本书恰如其分地遭到了批评者的狂轰滥炸，但是它也为卡尔达诺招徕了许多王公客户（包括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这些王公相信最好在事情发生之前早点从星辰中预读未来。

卡尔达诺有意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拉开距离。他不止一次写过自传，把自己的人生当作独立存在的科研对象进行检视。神秘力量既有心理影响也有物质影响，他对解梦这种“绝妙的占卜”的兴趣和他的相面术（根据前额特征预测人的行为）、相手术（读掌纹说预言）等理论一样深厚。他和阿格里帕一样知道魔法力量落入恶人手中可能造成的危险。他强调说这种知识唯一正当的使用方式是用来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1557年，卡尔达诺的《事物之精妙》遭到了另一个自然哲学家尤利乌斯·恺撒·斯卡利杰（Julius Caesar Scaliger）的攻击。面对责难，卡尔达诺辩解的理由是，有一种他无法解释的神秘理想在指引着他前行。然而，这个理由不足以说服博洛尼亚宗教裁判所，1570年，卡尔达诺被关进监狱，原因是他打算为基督占星。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魔法师兼数学家（magus-mathematician）约翰·迪伊（John Dee）热衷于占星术。从他1547年前往鲁汶求学开始，他就一直在记录行星的位置，并且利用它们来算命。他在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一部数学占星格言集）中把宇宙比作里拉琴和谐的共鸣。接着，他追随阿格里帕的脚步，探索了犹太秘传的传统卡巴拉。卡巴拉的教诲是，创世是从神的完美堕落为物质世界的不完美的过程。希伯来字母同时也是数字，它们是创世的砖瓦，是解开《圣经》的钥匙。把词语转换成数字，再用运用卡巴拉的诠释技术，就可以发现宇宙中潜藏的数字和谐。迪伊最负盛名的著作是1564年出版的《象形文字的单位》（Monas Hieroglyphica），这本书展示了如何从一个几何符号（象形符号）构建出所有其他的符号。它建立了一套符号系统的基础，并提供了相关注释。1570年，亨利·比林斯利（Henry Billingsley）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迪伊为这个大受欢迎的译本作了一篇《数学序言》（Mathematical Preface），序言中他凭借自己对卡巴拉符号操作的了解向读者请愿，希望读者运用数学发现所有的知识。

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同样怀抱这个目标，他放弃了神学学业，转而迷上了运用数学发现天空的和谐。他在教学时突发幻觉，并受幻觉启发创造了一套象形符号，这套符号同迪伊的类似，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上帝决定只有六颗（已知的）行星，为什么上帝让它们按轨道旋转。开普勒起初在格拉茨（Graz）做数学教师，1600年他拜访了鲁道夫二世的御用数学家第谷·布拉赫并成为后者的助理。一年之后布拉赫去世，开普勒留在布拉格接任了他的职位，由此继承了布拉赫的行星观测记录《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开普勒为行星数量和轨道之所以如此找到了一个答案。他的象形符号基于五种正多面体，即“柏拉图”立体（“Platonic” solids）。根据欧氏几何的原理，各面全等的三维物体只有这五种。[5]因此，当上帝让这些立体形成行星的球体时，只可能存在六颗行星，而且它们轨道的相对位置也被这些立体的形状所划定了（开普勒采纳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他在1596年出版的《宇宙的奥秘》（Mysterium cosmographicum）中概述了这一套“几何卡巴拉”。

三年之后，开普勒开始撰写他的大作《世界的和谐》（Harmony of the World）。1619年这本书终于写完并出版时，开普勒已经把他的新柏拉图主义宇宙论进一步扩展，吸收了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天体和声论（Pythagorean harmony of the spheres）。他的阐述从分析音乐上的和声开始。书中也有长长一节讨论天体和声如何影响地上的自然，尽管开普勒对行星相合可以决定地球上的事这种过分单纯的想法保持怀疑，但他仍坚定地相信占星术。到了这个时候，凭借他和布拉赫的天文观测，他已经确信行星轨道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的了，不过他还是设法用新柏拉图主义来解释这个问题。

为了理解行星围绕太阳的公转运动，开普勒采用了类似磁力的概念。伊丽莎白一世的御医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在1600年出版的《论磁石》（De Magnete）中考察了磁力。吉尔伯特瞧不起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学习方式，他认为自己受惠于伦敦的数学家和航海家——“那些发明并推广了水手必需的观测用的磁力工具与可行方法的人”和那些出海远航的人。但是引导他发现“磁力哲学”（magnetic philosophy）的人是卡尔达诺，“磁力哲学”认为地球被灌注了一种隐藏的能量，被埋入了一个巨大的磁体，这个磁体是活动的，围绕着自己的轴心自行运动。为了证明这一点，吉尔伯特找到了存在于世界中的“微观”实例，也就是天然磁石，到了这一步，吉尔伯特才从实践者那里得到了用来开展“实验”（他喜欢用这个词）的工具，发现了海员早已自己学会的知识：地磁北极与地理北极不重合，指南针在不同经度有不同倾角。

占星家、天文学家、魔术师和数学家，就像宇宙学家和博物学家一样，成了在欧洲宫廷里备受尊敬的人物。教皇保罗三世是16世纪几位聘用常设占星家的教皇之一。米歇尔·德·诺特达姆（Michel de Nostredame）——拉丁文名为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在普罗旺斯的萨隆（Salon）是一个有名的医生，1550年，他开始撰写自己的年鉴。1555年，他出版了《预言集》（Prophecies），又名《诸世纪》（Centuries）。当时的法国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s）在佛罗伦萨宫廷长大，因此对决疑占星术和自然魔法之力相当认同。她请诺查丹玛斯为她的孩子进行王室占星。当她成为太后兼法国摄政时，她拔擢他为宫廷御医，并且为她的家族向他征询吉时。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选在1559年1月15日是遵照了约翰·迪伊占星的结果。从此女王让迪伊不要远离她的周围，而他却忙于为英国莫斯科公司和殖民北美的冒险家担当顾问。为了抗议有些人对他的诽谤，为了证明他没有在做“非基督徒”（unchristian）的事，迪伊接受了波兰贵族阿尔布雷希特·瓦斯基（Albrecht Łaski）的邀请前往波兰，瓦斯基承认迪伊是最伟大的魔法师——迪伊一向如此标榜；迪伊还被冒充灵媒的爱德华·塔尔博特（Edward Talbot）——又名爱德华·凯利（Edward Kelley）——这个骗子玩弄于股掌之中。

后来，迪伊又想转投皇帝鲁道夫二世，1584年8月，他和凯利来到布拉格。他得到了皇帝的接见，并且告诉皇帝，他可以通过他的灵媒（凯利）与天使谈话，天使曾说他是上帝拣选的先知。他邀请皇帝也加入与天使的谈话。如果鲁道夫愿意为自己的罪忏悔，并相信迪伊将要传达的信息，就将克敌制胜，打败土耳其人，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皇帝。皇帝沉迷于自鸣钟、永动机、炼金术，热衷于采集矿物和收集植物，以及把当时最有名的神秘哲学家和炼金术士招募到他的宫廷里来。一名政敌曾说：“陛下只对巫师、炼金术士、卡巴拉学者之类的感兴趣。”然而迪伊失望了。帝国的政治局势很脆弱，鲁道夫想要保持宗教和平。迪伊拐弯抹角地想要成为皇帝的魔法师兼告解神父，让他倾吐秘密然后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但是鲁道夫对魔法的兴趣产生于他的消极顺从和悲观主义。教廷大使坚信迪伊是一个“变戏法的人、破产的炼金术师”，在他的坚持之下，皇帝于1586年将迪伊驱逐。

回过头来看，16世纪末年是占星家在欧洲宫廷名望的巅峰，从那以后他们对宫廷的影响力就下降了。他们的科学所依赖的宇宙隐藏的同源性，在三十年战争中看起来格格不入、无关紧要，政治和军事冲突迫在眉睫，而占星家们没能预见到它们的走向。为了迎合日心说，他们的科学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动。数学家提供了一门更实用也更可靠的科学，特别是在弹道学方面。占星和占卜仍然很流行，但是在哥白尼学说得到广泛接受后，占星学很难与日心说的机械论模型相适应。此外，16世纪末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果断地打击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带头人物，先是批判了一位重要哲学家的著作（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然后烧死了第二位（乔尔丹诺·布鲁诺），再囚禁了第三位（托马索·康帕内拉）。就算是在新教欧洲，也有人对神秘学的从业者持反对态度。新教神学家梅里克·卡索邦（Méric Casaubon）对着迪伊的《象形文字的单位》沉思许久，最后绝望地放弃了。“我完全读不懂它，也感觉不到书中有任何（正确而可靠的）理性。”他这样写道。

到17世纪初年，自然魔法已经在瓦解亚里士多德主义共识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然魔法师们拓宽了知识空间，让实际知识及探索变得更受人尊重，而且在哲学家与技术人员之间建立了更加积极的关系。自然魔法的传统拓展了数学的范围，加深了数学作为理解宇宙的方式的意义。最重要的是，自然魔法扭转了后宗教改革时代把一切反常现象当作超自然事件——上帝的警示或魔鬼的力量——的趋势。魔法让人们得以有更多空间来理解自然。

炼金术革命

炼金术的技巧和实践获得了极大的重视。它们对“白银时代”至关重要。混汞法展现了贱金属转化为稀有金属的可能性，铸币厂主和银匠金匠需要试金工艺和灰吹法。炼金术士的专业知识对枪炮、硝石、玻璃、油墨、漂白剂和染料的生产者都必不可少。炼金术在医药方面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并没有什么正规的炼金资格考试。掌握炼金技艺既需要经验，也需要阅读日益增多的书籍，这些书籍包括解释具体配方的技术手册，也包括中世纪传下来的（常常是阿拉伯文的）权威文献汇编。

炼金术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工艺与程序的集合，它成了化学哲学和化学医学的基石。化学哲学将自身与占星术和自然魔法联系起来，让人将上帝理解为一位神圣的化学家。创世是一个化学过程，而世界的终结也会是一个化学的高潮。化学医学公开挑战盖伦主义医学的主导地位。可以想见，传统医学界对化学医学十分敌视，他们抓住炼金术士长期以来的恶名，说后者是一群诈骗犯。化学医学和化学哲学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新教改革息息相关，特别是与一个人有极深的关联。

这个人就是德奥弗拉斯特·博姆巴斯茨·冯·霍恩海姆（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他在1529年出版的早期著作《对欧洲宣布的预言》（Predictions Pronounced upon Europe）中自称“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意即“超越塞尔苏斯”（Surpassing Celsus），塞尔苏斯是一名古罗马医生。帕拉塞尔苏斯在生活和工作上都拒绝主流知识权威。他出生在苏黎世旁边的一个小镇爱恩西顿（Einsiedeln），后来随他当医生的父亲搬到了奥地利的菲拉赫（Villach），他在那附近的一座富格尔家族所有的银矿做学徒工，后来又接受了医学训练，成为一名军医，之后被巴塞尔市任命为执业医生。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出书论述了矿工疾病的疗法、外伤的新处理办法，以及梅毒的治疗方法。他宣称真正的知识不是来自医学教科书，而是来自平民百姓（“我从来不觉得向游民、屠夫和剃头匠学习有什么可耻的”）和实践经验（“我告诉你们，我脖子上一根毛懂的比你们所有作者都多，我的鞋扣蕴含的智慧超过盖伦和阿维森纳[6]”）。

巴塞尔的职位让他有权在巴塞尔大学讲授医学。因为耻于与医学教授为伍，他拒绝穿着学士服。他不用拉丁语而用他的德语瑞士方言讲课，不用教科书，而且还把其中一本教科书（阿维森纳的《医典》）扔进了篝火里，这种公开挑衅的姿态让人想到五年前的路德。在被巴塞尔驱逐后不久，他就恢复了漂泊异国的旅行生活，他在后来的著作中歌颂这是认识事物唯一正确的方式。他用“根据我说的，而不是根据你们说的”这样的话来嘲弄医学权威。他此前已经去过意大利、荷兰、普鲁士、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黎凡特。这一次他又游历了阿尔萨斯、巴伐利亚、波希米亚和奥地利，最后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辞世。但是，他的生活与传统的游学之士大不相同。有传言说他酗酒荒淫，可能还发了疯；有传言说他打扮成乞丐或农民或贵族；有传言说他1533年在瑞士阿彭策尔（Appenzell）对农民宣讲异端教义，激怒了当地政府。

帕拉塞尔苏斯认为医疗是抗争的一种形式。在他去世前大多数以他的名义出版的著作都在论述以行星相合、日食月食和彗星为基础的预言。一颗新星曾预示基督的降生，宗教改革的混乱和（在他看来）社会即将崩溃的可能性一定也会被天上的征兆反映出来，那将是审判日来临的信号。1531年，这样一颗新星（哈雷彗星）出现了。8月21日，帕拉塞尔苏斯在圣加仑（St Gallen）仰望天空时看到了它。“征兆和预示正在宣告诸国行将毁灭。”他这样写道。但是基督施行过治愈的奇迹，所以归向基督的真道需要恢复基督徒的治疗方式。医疗改革必须从扫清医疗的圣殿、揭露医务人员的贪婪的无能开始。他在两篇讨论梅毒的短文中，对比了两种医生，一种只会开出无效而昂贵的药方（一种名为愈创木的美洲树木，富格尔家族控制了它的供给），另一种却能提供简单的药方（用鸦片酊止痛，用水银治疗梅毒，这是帕拉塞尔苏斯最常用的两种药）。帕拉塞尔苏斯的医疗改革核心在于推进公共利益，用简易的药品关怀社会上最贫穷的人，所以虚荣和贪婪是他的两大敌人。当时有人嘲讽他是“医生中的路德”，他回应道：“我是异端首领吗？我是德奥弗拉斯特……医生之王。”他反对医学权威的“石头教会”（stone-church），而是与农民站在一起（为了支持农民，帕拉塞尔苏斯还短暂地坐过牢）。

帕拉塞尔苏斯汗牛充栋的著作在他生前大多没有与世人见面。这些著作后来逐渐面世，引发许多争议，“帕拉塞尔苏斯主义”（Paracelsianism）注定影响深远。帕拉塞尔苏斯逃离巴塞尔时把许多文章留给了他的抄写员，也就是后来成为出版商的约翰内斯·奥波里努斯（Johannes Oporinus）。奥波里努斯看不惯帕拉塞尔苏斯的私生活，不觉得把他这些洋洋洒洒的瑞士德语文章出版出来有什么意义。它们就这样被放在一边，直到亚当·冯·博登施泰因（Adam von Bodenstein）出现。博登施泰因的父亲是一个激进的新教医生，他本人在被帕拉塞尔苏斯的疗法治好了间日疟之后改信帕拉塞尔苏斯的化学医学。他在被控“写书表达可耻的异端邪说”而被巴塞尔大学开除之后，开始出版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斯特拉斯堡医生米夏埃尔·舒茨（Michael Schütz）是另一个投奔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收集并出版他的著作的人。直到17世纪初，帕拉塞尔苏斯的全集才得到出版，它们大多数用讨人厌的瑞士德语写成，而且充满了奇怪的黑话。于是出现了一批专门解读帕拉塞尔苏斯用词的业余爱好者，以求理解这种新的“chymiatria”（化学医学）。然而，帕拉塞尔苏斯的关键理念渐渐为人所知——特别是自然三“元素”（principles）硫、汞、盐，它们相当于神学上的三位一体。化学过程的基础是分离，宏观过程（创世）和微观过程（消化系统）都可以用分离来解释。“chrysopoeia”和“argyropoiea”（帕拉塞尔苏斯主义中“炼金”和“炼银”的花哨说法）就是一个在精炼金属时逐渐提纯、去除矿渣的过程。

尽管许多医生反对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医学——海德堡（Heidelberg）的托马斯·埃拉斯都（Thomas Erastus）是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三十年战争爆发前它在德意志的影响仍然与日俱增。挂在帕拉塞尔苏斯名下的药方似乎有效，而且化学医学家有望身心合一地通过发现自然的秘密实现公共利益。德意志诸侯的宫廷对化学医学家和炼金术士眷顾有加。科隆大主教巴伐利亚的恩斯特（Ernst von Bayern）是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的重要支持者。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尤利乌斯公爵（Duke Julius of Brunswick-Wolfenbüttel）也是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的保护人。他认为炼金术士在开发领地矿产资源、对国家进行合理化改革、最大化利用经济潜力方面都可以起到关键作用。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Elector August of Saxony）花重金购入炼金术书籍给自己和妻子安娜使用。德莱斯顿的宫廷节庆反映了他对化学、化学医学和园艺学的鼓励。不甘落后的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一世（Duke Frederick of Württemberg）建立了矿业城市弗罗伊登施塔特（Freudenstadt），还在他位于斯图加特的公爵花园里为自己建了一座化学研究院。然而，化学改革越发成为新教宫廷的保留地和它们的斗争工具。

德意志的传统医生开始适应化学医学，他们删去了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关于魔法和异端的理念，删去了后者对盖伦的攻击，同时悄悄地采纳了它的化学医学部分。德意志以外的反对帕拉塞尔苏斯的医学家则集中抹黑它的支持者，破坏它的声誉。在法国，亨利四世的御医约瑟夫·杜·谢内（Joseph Du Chesne）想要证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里可以找到帕拉塞尔苏斯的三元素。杜·谢内的书出版于1603年，立刻遭到了巴黎医学界的抨击。赞成和贬斥杜·谢内两派之间的地盘争夺战在一代人之后仍在继续，黎塞留本人谨慎地支持化学医学家抵挡医学当权派的攻击。与此同时，其他反对帕拉塞尔苏斯的人选择向他的炼金术发起进攻。在杜·谢内出书的同一年，尼古拉·吉贝尔（Nicolas Guibert）出版了他的《被理性与经验质疑的炼金术》（Alchemy Impugned by Reason and Experience），这本书把帕拉塞尔苏斯说成“除了魔鬼之外最邪恶最彻底的空前绝后的谎言之王”。

类似的战斗也在英吉利海峡对岸展开，受盖伦主义教育的托马斯·玛菲特（Thomas Muffet）在巴塞尔变成了帕拉塞尔苏斯的拥趸。玛菲特回到英国后提议在伦敦医学院（London College of Physicians）授权的药典（Pharmacopoeia）中加入帕拉塞尔苏斯的药方。他还专精于当时的人对自然界因其种类繁多而最为困惑的一个领域——昆虫（《玛菲特小姐》[7]这首童谣说的就是她的女儿）。但是他的提议并没有被接受，到17世纪20年代后期，保守派在查理一世的宫廷和医学院里都占了上风。查理的御医是威廉·哈维，他“毫不关心化学医学”，骂那些新潮的医生（“neoteriques”）都是“屎屁股”（shit-breeches）。

这些纷争掩盖了盖伦主义医学家悄然适应新疗法的事实。这在低地国家尤其显著，化学哲学对当地的医学、化学研究和工业流程都产生了影响。医学界可以控制课程和执业医师，但是遏止不住公众的兴趣。盖伦主义医学确实感到了威胁。在17世纪早期的德意志，心志坚定（pure-of-heart）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逐渐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基督之城》作者、路德派牧师约翰·瓦伦廷·安德烈有感于当时的宗教政治矛盾，编写了一本讽刺性小册子，题为《克里斯蒂安·罗森克罗伊茨的化学婚礼》（Chemical Wedding of Christian Rosencreutz）。这本出版于1616年的小册子用炼金术的寓言彰显了新教徒对新黄金时代的盼望。当时，有几种从卡塞尔（Kassel）流传出来的可能也是安德烈创作的册子向公众介绍了克里斯蒂安·罗森克罗伊茨——天赋异禀的炼金术士、神秘的玫瑰十字兄弟会（Brotherhood of the Rosy Cross）的成员。在围绕这个兄弟会和这位神秘大师的虚构故事之下，化学改革化为一种更全面的社会转型的梦想。英国内战爆发后，这种梦想经过重新包装又在英格兰海岸再度出现。

眼见是否为实

神秘的罗森克罗伊茨受到的指责之一是，他的“好奇心”太强了。好奇心是放荡和无神论的亲戚，是“眼目的虚荣”（the vanity of the eye）。后者是英国牧师乔治·黑克威尔（George Hakewill）1608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这本书是为一位盲人写的。当时的人通过观看来歌颂一切周遭世界中可以发现的事物。黑克威尔则认为视力应当为观看所导致的一切恶行负责：野心、暴食、偷窃、偶像崇拜、妒忌、轻视、羡慕和巫术。他曾在加尔文宗主导的海德堡生活过一段时间，当地的宗教改革对偶像崇拜的危险极为关注，黑克威尔在论及天主教仪轨时说那是“迷信的、崇尚视觉享受（worship-in-the-eye）的仪式”。

神学家和道学家并不能肯定该怎么应对这种视觉的霸权。在反宗教改革的法国，有些人鼓吹属灵隐遁，也就是不要“观看”（seeing）这个世界，而汉堡的路德派主管约阿希姆·韦斯特法尔（Joachim Westphal）谆谆教诲牧师们要远离爱管闲事的好奇心，不仅是在政治和宗教争端方面，还包括在自然哲学方面。约翰·加尔文本人在预定论问题上与韦斯特法尔意见相左，他在1549年提醒人们警惕占星家。加尔文并不否认天上对地上的事会有影响，但是他确信人类没有能力解读那些征兆的含义，因为上帝选择不与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应当保持一种“有学识的无知”（learned ignorance），而不是妄图干犯全能者预定的安排。以为我们可以解读预兆和预言，就会走进一座“迷宫”，进而为魔鬼的诡诈打开大门。

好奇心腐蚀了基督教世界。这都是因为，虽然哲学家、博物学家和炼金术士纷纷歌颂观看的好处，但是现实并非一目了然。人人都知道，视觉可能会有重大缺陷，体液不均衡也可能引发幻觉。魔术师和艺术家可以使眼睛相信看见了其实并不存在的东西。透视图、变形画、舞台布景、三棱镜，这些东西不是欺骗又是什么呢？视觉效果是魔法的普遍特征——望远镜和显微镜同其他视觉魔法没有分别。在《新大西岛》中，弗兰西斯·培根大胆地把“透视屋”（天文台）和“感官欺骗屋”（剧场）列为所罗门之宫（Solomon’s House）的研究设施。魔鬼尤为擅长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眼见即为实。要不然女巫怎么能做到让别人以为她们在床上睡觉，同时自己飞去参加她们的祭典？解释所见事物的难点在于怎么解释幽灵和怪物，而解释鬼魂和梦境这些费解的问题也是同样的困难。这种难以解释所见事物的不安全状态会造成危险，因为它会让人分不清真实和虚伪。新教改革和“新学问”（new learning）的主旨都是在于区分真实和虚伪。

解剖学教室巩固了视觉的霸权地位。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讲师们竞相以巨大的热情投入解剖研究。自从著名的佛兰德斯解剖学家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43年出版了《人体的构造》（On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一书以来，医学院里以教学为目的的解剖学教室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体的构造》以维萨里本人的解剖学讲座为基础，这些讲座面向他的学生，由他亲自操刀演示。他在从人体内切除器官时允许观众拿起这些器官：“当然啦，先生们，仅仅通过看我的演示你们学不到太多东西，你们必须要亲手掂量一下才行。”“我看见”（I see）意味着对文本的拒绝，特别是当维萨里证明盖伦误把解剖动物时得到的知识当成人体内的真实情况的时候。近90年后，阿姆斯特丹一位富有的内科医生兼地方官尼古拉斯·蒂尔普博士（Dr Nicolaes Tulp）聘请了一位年轻的艺术家伦勃朗·范·莱因（Rembrandt van Rijn）来描绘他和几位外科医生进行解剖时的样子。伦勃朗并没有简单地美化他所看到的场景。画家笔下的蒂尔普没有在看尸体，而是提着尸体手臂上张开的肌肉和韧带（画家在这里模仿了维萨里的一幅解剖学版画）陷入了沉思。他的同行们却在专注地盯着画面另一端一本解剖学医书。伦勃朗笔下的这堂课是一场沉思，思索上帝创造的自然和人类是何等奇妙。

当时的人为他们对周遭世界的好奇心辩护的理由是，他们是在赞美神在自然中的存在。15世纪末时出现了“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上帝是造物主的证据可以用来作为保卫基督教世界基本信仰的基础。这种理论在说服穆斯林、犹太人甚至新世界的印第安人改宗时也有作用，因为它代表了所有人都能同意的讨论出发点。“自然神学”也是早年雷蒙·塞邦（Raymond Sebond）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1569年米歇尔·德·蒙田将其翻译成法文，使其在16世纪家喻户晓。蒙田承认，自然神学提出了一项重大的哲学问题，因为它依赖于人的感官证据，而感官是很容易被误导的。所以16世纪70年代他就塞邦的自然神学撰写了《雷蒙·塞邦赞》（Apology），这成为他1580年出版的《随笔集》（Essays）中最长的一篇文章。蒙田认为，基督教基于信仰和恩典，而非理性。人类的感官有根本性缺陷，而且可以被欺骗，包括被自然本身欺骗。人类的理性同样容易犯错，我们控制意识的能力一点不比控制身体强。“为了判断我们所见的物体的外观，”他写道，“我们需要一个评判工具；为了验证这一工具，我们需要一个证据；为了验证这个证据，我们需要一个工具。我们就这样陷入了循环。既然感官不能处理我们的争端——因为感官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那么必须让理性来做出决定。没有一条理性不建立在另一条理性之上，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死循环里。”在别的文章里，尤其是在晚年写作的文章里，蒙田表示我们想要寻找的任何真理都在单纯的人那里——比如那位巴西印第安人，“最适合担任诚实的证人”，因为他“非常单纯，没有胡编乱造和花言巧语的本事”。正如帕拉塞尔苏斯（和拉伯雷）所言，真理出自游民、屠夫和剃头匠之口。

蒙田的循环说来自亨利·艾蒂安（Henri Estienne）1562年出版的一本书。那是古希腊哲学家兼历史学家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所著的《皮浪主义哲学纲要》（Sexti philosophi Pyrrhoniarum hypotyposeon）的拉丁文译本，该书是对皮浪思想的总结。皮浪主义诸多命题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不相信感官经验可以得出外部世界的科学知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五种感觉器官能力有限，不够精确，而且还因为（正如蒙田所说）不同的人感知失真的方向也不相同，根本没有办法调和它们。围绕这些问题的极端怀疑主义弥漫了17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知识界，这反映在皮埃尔·沙朗（Pierre Charron）1601年出版的争议之作《论智慧》（De la sagesse）和勒内·笛卡尔17世纪30年代鼎鼎大名的《第一哲学沉思录》（First Meditation）中。如果我们连眼里看到的现象都无法达成共识，我们怎么可能在公民在国家中的职责、孰是孰非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呢？这些都是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的政治与宗教冲突所引发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答案似乎并不在于参与世事，即作为公民团结起来让共和国变得更好，而是在于把信仰和理性分开，抽身于政治世界，让统治者去用武力保障和平，由统治者来决定什么是公共道德。

然而，怀疑主义扎根的时期，恰恰就是当时的人“知道”得越来越多的时期。所谓的事实越来越多，欧洲人对“事实”（fact，某种发生的事，或者某种被观察到的事）的概念阐述首见于16世纪后期的意大利。伽利略认为“事实上”（di fatto）的意思就是“实际上”，弗兰西斯·培根认为“事实”就是可以证实的实验。人们也在求助于表现现实世界的事实的方法：写生的油画、真实的版画、信实的史书。与此同时，人们也更加意识到悖论的存在，悖论指的是与通常观察到的现象——所谓事实——相悖的现象。最能瓦解基督教世界的悖论是，欧洲人知道得越多，理解得越少。

学术的进展

学生在大学里会学到科学确定性，大学是基督教世界智识生活的前沿。1500年时，已有78家机构设立了公共讲习所（studium generale）。在这里基督教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可以跟随教授按照教学方案学习，在讲习所里不仅有文学硕士学位的文科课程（语法、修辞、逻辑三艺，然后是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四艺），而且至少有一个提供博士学位的科系（神学、法学或医学）。这些大学多数历史悠久，是当初依据教皇诏书或皇帝的特许状建立的。但是有30多所大学建校不满百年，出资建造它们的君主知道，大学教育对于塑造上层社会阶级的年轻人变得越发重要。大学招生毫无困难，越来越多的欧洲贵族想要把孩子送来培养成未来的国家官员、律师、医生和教士。而且，被人文主义价值观逐渐浸染的文科院校又把这种价值观输送给它们的学生。德意志在建立新学校方面的成绩斐然。主要的大学多多少少都与教会有关。在巴黎、牛津等地，神学是最卓越的高等科系。这是因为学术的意义在于真理，在于基督教世界核心的信仰共同体的理性基础。大学学位也要以类似的方式按照一种基督教世界通行的课程大纲进行学习才能取得。

1500年前一个世纪推动大学发展的动力在1500年后继续推动大学高速扩张。到1650年，大学的数量已经翻了一番，学生人数可能增长得更快。然而到1650年时，因为宗教与政治分歧的关系，大学的学历不再得到普遍承认。荷兰人于1575年建立的莱顿大学不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承认，也不被腓力二世承认，尽管大学说有腓力二世亲自颁发的建校令（其实是伪造的）。宗教异见人士前往国外学习，他们的大规模移民让新的大学拔地而起（法国、低地国家和罗马的大学与神学院里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日内瓦、色当和奥兰治的胡格诺派）。统治者利用教育机构来让宗教变革生效。1527年，黑森方伯腓力一世（Philip I of Hesse）在没有教皇特许和皇帝批准的情况下建立了一所大学，用来为路德改革培养牧师。都柏林三一学院建于1592年，目的是为巩固英国人的新教优势地位提供清教徒教育的辅助工作。瑞典新建和重建了许多高等教育学院与大学，用意在于把德意志北部和波罗的海被征服的土地整合到瑞典国家中来。

多数有权颁发学位的大学都在天主教欧洲，这些大学也扩展了它们的教育资源。耶稣会借鉴了巴黎的书院制。耶稣会的学院起初与新教机构相比有些落后，但1600年时它们已经赶超后者，能够提供全欧洲课程范围最广、关系最协调的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其他大学比不上的。不过耶稣会的高等教育学院基本上局限于自然学科，文科就由一位神学教授随便应付。这些学院只有一小部分变成了颁发学位的教育机构［比如1581年在奥洛穆茨（Olomouc），1648年在班贝格］。其他提供高等教育资源（比如神学院）的天主教修会多数选择不建立颁发学位的大学。

无论是在新教欧洲还是天主教欧洲，想要为儿子找所大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些形形色色的机构在目标和水平上的区别，知道入学——比如进入德意志莱茵兰加尔文宗的韦特劳诸伯爵领地（Wetterau counties）的赫尔博恩（Herborn）的王牌学院——能得到的不只是一份大学学位那么简单。他们希望给孩子提供“通识教育”（Paedagogium），增进他们的“兼具学识与口才的虔诚之心”。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被指望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他们的目的不是建造和传承一座科学确定性的大厦，他们不需要亚里士多德讲解逻辑学的《工具论》（Organon）这种复杂的脚手架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好在更加基础的入门书已经面世。在路德派欧洲，梅兰希通撰写的几本《辩证法》都非常畅销。在加尔文宗欧洲，风靡一时的是巴黎大学教师皮埃尔·德·拉·拉梅（Pierre de la Ramée）——拉丁文名为拉米斯（Ramus）——所写的《辩证法》（Dialectics）。1536年，拉米斯取得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他说：“亚里士多德说的每句话都矫揉造作。”八年之后，他出版了一本正面批驳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著作，并且提出自己1543年出版的《辩证法》（Dialecticae Partitiones）可以取而代之。他的《辩证法》比亚里士多德的书简洁许多——篇幅只有后者的十分之一。他希望把逻辑变成交流的工具（“辩证法……教人善于辩论的艺术”）。他把修辞学与逻辑学分开，让学生专注于学习如何定义论述的主题，然后如何安排主题。他教学生最基本的方法：从一般到具体，从定义到例证。拉米斯把事物一分为二，然后把每一部分再一分为二（制作二分表格）的做法，到了他教出来的学生手中，就变得更加矫揉造作（over-contrived）了。他提出的改革方案让巴黎的教师们怒不可遏，他们告状说他是在破坏哲学和宗教。1544年，国王命令御前会议封杀拉米斯的书，禁止他执教。他转而研究数学，而且参与创作了另一本论教学改革的著作——他以前的学生奥梅尔·塔隆（Omer Talon）所作的1548年出版的《修辞学》（Rhetoric）。

禁止执教的禁令后来终于被废除，1551年，拉米斯得到了弗朗索瓦一世建立的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这所享有盛名的人文学术机构的哲学及雄辩术教职。拉米斯在这座避风港里向巴黎大学发起了全面进攻，说巴黎大学教授的教职都是买来的，它的一张文凭比其他便宜的大学贵得多。腐败的教授收受贿赂，但他们的工作只是剖析早已死亡的经院哲学。拉米斯的解决方案是，以竞争的方式招聘教授，用公帑支付教授的薪水，而且要改革课程大纲。他树敌无数，而且作为新教徒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中成为敌人的目标，最终死在血泊之中。拉米斯/塔隆的教科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这些书成了赫尔博恩学院（和其他加尔文宗学院）教育的基础，赫尔博恩学院的一名哲学教授约翰·海因里希·阿尔施泰德（Johann Heinrich Alsted）编纂了一部野心巨大的科学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植根于拉米斯主义（Ramist）的教学法，但是博采百家，希望达到调和知识与宗教改革的目的。到1650年时这部书已经有了大约800个版本和改编本，接近一半又被拉米斯主义的教师用来作为教科书，这些书流行于新教欧洲，特别是加尔文宗地区。

与此同时，可以与拉米斯主义教学法的成功相提并论的是耶稣会的改革。他们的模范课程是1599年制定的《学习纲领》（Ratio Studiorum），各个耶稣会学院广泛采用了这套课程——只要他们拥有有能力按照它授课的教师。因为《学习纲领》强调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的重要性，所以它需要具备专长的教师。部分出于信条竞争的原因，欧洲各学院的课程扩展和教学创新都突飞猛进。它们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能言善辩、多才多艺的欧洲人。而这些创新反过来又把大学推到了风口浪尖，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应当保持传统结构的意见对改革造成了束缚。实际发生的改革比外界看到的改革更多，但这还是阻挡不住甚嚣尘上的批评大学固守“旧”学问的声音。

这种批评之声的立足点是“人文主义者所做的是重新发现被野蛮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忽视的古代文献和学术”，这是人文主义的核心论纲。人文主义者的学术史是一条凹陷的曲线，从古代的辉煌，到中世纪的衰落，再到当代的复兴。“拒斥经院哲学，崇尚古代学术”成了一套常见的话语体系，特别被用来推广传统上不被认为是科学的学科。按照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艺苑名人传》（Lives of the Artists）的说法，安德烈·维萨里的解剖学著作把“过时的”经院哲学变成了推销人文主义再发现的惊人之处的陪衬。1564年，巴黎出版了拉米斯一次公共讲座的讲义，他在讲座中说道：“让我们想象一个死于100年前的大学教师现在复活了。如果让他看到从他去世以来法国、意大利和英格兰的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的结晶，他一定会（因为巨变而）战栗震惊的。那几乎相当于他第一次把视线从大地深处转向天空，第一次看见太阳、月亮和星辰。”

到1600年时，批评更进了一步。人文主义者不仅是在重新发现古代学术，而且是在超越古代学术。他们发现了新世界、新仪器、新技术、新哲学，这些东西都被当作“新鲜”（novel）事物被推向市场。17世纪初，安特卫普发行了一系列扬·范·德·斯特莱特（Jan van der Straet）设计的以《新发现》（Nova Reperta）为题的版画。第一组版画的第一幅描绘了美洲、罗盘、火药、时钟、愈创木、蒸馏过程和蚕的养殖。后续的版画描绘了蔗糖生产、通过指南针倾角确定经度和铜版雕刻。“古今之争”从此起步（乔治·黑克威尔就是站在“今人”一方出场的）。“新鲜”不再被当成缺点，人们可以开始认真地推动学术的进展。

1605年出版的《学术的进展》（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是弗兰西斯·培根爵士为“发现”新知识所写的第一部计划书。他的父亲尼古拉斯·培根爵士（Sir Nicholas Bacon）是伊丽莎白时代杰出的廷臣，担任掌玺大臣（Keeper of the Great Seal）之职，弗兰西斯本人受过法律训练，本指望追随父亲的脚步。不幸的是，他仕途受挫，于是就像当时其他人一样，他转而探究那些国家可能感兴趣从而让他转运的规划。这些规划包括由国家出资兴建的研究型图书馆、植物园、实验室和展示发明创造的博物馆。这些想法没有一个成真，他为此感到十分沮丧。国王詹姆士一世（曾自比神启哲人王“所罗门”）继位后，培根出版了《学术的进展》，这本书谨慎地“融合了新事物与旧事物”，把发现新世界和学术改革联系在一起。他在书中写道：“航海术和大发现的进展也许会带来各种科学的更长远的发展和提高，因为看起来是上帝命令它们……汇聚到同一时代的。”他引用了先知书《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中的一句经文：“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与此同时，他也写下了《新工具》（New Organon）——拉丁文名为Novum Organum ——的提纲，这本书15年后即1620年才得到出版。但到那个时候，培根已经是个大忙人了，他1613年被任命为总检察长，1618年被任命为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这本献给詹姆士一世的书并没有写完，但是它的意义正在于此。培根在序言中写道，他把他要踏上的旅程比作哥伦布的远航，称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可以在茫茫大海中指明方向的罗盘。这本书的扉画描绘的是一艘船正在扬帆驶过赫拉克勒斯之柱（柱上镌着“Plus Ultra”的格言，意即“走得更远”）前去发现知识的新大陆。

《新工具》分成两卷。第一卷把亚里士多德当作靶子，毫不留情地攻击了传统学术的“缺陷”（“空想”“迷信”“动辄争吵”）。他在第二卷中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中”道（“middle” way）。为了解释中道，他用蜜蜂做了一个比方。蜜蜂“从花园和田地的花朵那里采集材料，然后却用自己的能力改造它们，消化它们。真正的哲学学习基本上正是如此”。发现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勤劳的人们从“自然史”的仓库里收集关于现实世界的信息，通过实验（借助“设置限定条件”来学习“自然的秘密”）和逻辑推导的技巧把它们转化成丰富的有益知识。培根刻意把他的“逻辑”写成一串联系松散的“警句”——他想让每一则警句都在读者脑中点燃思想的火花。第124则警句这样写道：“因为我要在人类的理解中建造一个世界的真实模型，它会依照世界真实的模样，而不是按照人自己的理性所认定的模样；若不呕心沥血地剖析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建成这个模型……因此真理和效用在这里是一回事。”如果培根打算用他的苦心孤诣打动所罗门王，那他就要失望了。《新工具》出版后不到一年，他的政敌就在议会里通过了对他的弹劾案，令他颜面尽失。培根的方案因其对亚里士多德的无情打击而在欧洲大陆深受喜爱，英国内战时期，他的方案以一种通俗化的形式成为希望改变英国的人的改革宣言。

哥白尼主义宇宙学

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elestial Spheres）出版于1543年。哥白尼曾在克拉科夫和博洛尼亚求学，1503年退休之后却定居在波兰波罗的海沿岸的教堂之城弗龙堡（Frauenburg）。当时天文学是核心课程的一部分，教师使用的教科书旨在解释托勒密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行星是沿本轮围绕地球旋转的，本轮的中心围绕地球公转，这个公转轨道决定了行星球层的形状。本轮——以及与之相关的“偏心等距点”（equants），还有行星沿本轮旋转的运动公式——造成了各个行星速度和亮度的区别，并引起了它们的周期性逆行。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有拉丁文和希腊文版，但是人们认为这本书太艰深了，所以很少直接研读它。人文主义学者努力想要使它变得深入浅出，他们还补充了新的观测记录和计算方法，因为托勒密的记录太有限了。

哥白尼的工作一箭双雕地解决了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实际问题。理论问题是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学说（运动必须是线性的、匀速的）和托勒密的运动学说（它为行星运动为什么不是匀速运动提供了一种解释）之间的矛盾。托勒密的本轮和偏心等距点等说法使得行星的运动不同于宇宙中任何其他物体的运动，就像（哥白尼说的）一个手脚独立行动的怪物一样。让教会难堪的则是一个实际问题。托勒密天文学无法准确地计算日历和复活节的节期，1514年教会把哥白尼请到罗马请他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哥白尼谢绝了，他说如果不先把太阳和月球的运动问题解决，就无法解决教会的问题。哥白尼或许知道，他的最终解法里有一部分已经被阿拉伯天文学家提出来了。但是他发现，不可能换掉行星系统部分而不“拆解其余部分”。于是他重建了整个行星运动理论，把地球也列为行星的一员，这样所有行星都会进行匀速的三重运动（围绕行星自转轴旋转的自转、围绕太阳附近的一点旋转的公转、自转轴自身指向变动的轴转）。

哥白尼并不是把他的研究当作头脑体操。他在序言里坚定地说他所写的就是现实中发生的事。天体在现实中就是围绕太阳旋转的，带着其他天体旋转的行星球层也在带着地球旋转。然而，这样他的体系就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物理学、《圣经》和日常经验相矛盾了。哥白尼不愿意发表他的作品，直到1539年格奥尔格·约阿希姆·雷蒂库斯（Georg Joachim Rheticus）前来拜访他，他才第一次向外人展示他的手稿。雷蒂库斯求学于维滕贝格，当时菲利普·梅兰希通在那里教授自然哲学的研究方法。梅兰希通希望借助自然世界来理解上帝，展现上帝作为造物主施行旨意的一面，也想从自然世界中发现社会秩序的模型。堕落的人类深陷于腐坏，但天空并没有被堕落所影响。观测者可以在宇宙学中发现上帝的旨意，原因在于人类是以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仍然保留了上帝赋予亚当的寻求知识的能力的痕迹。由于上述原因，哥白尼的文章在信仰新教的纽伦堡被维滕贝格培养的路德派信徒拥有的出版社出版，就不足为奇了。即便如此，哥白尼的文章出版时仍被附上了一篇匿名序言，序言的作者是路德派神学家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但是读者以为序言是哥白尼自己写的。奥西安德考虑到这本书会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物理学造成的影响，所以强调说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不应被当成现实的真实反映。相反，它只是一种观察事物的数学方法。把它当成现实宇宙的真实写照的读者有可能“合上这本书时变得比翻开它时更蠢”。

哥白尼的文章是一篇技术性的天文学论文，阅读它的专业人士都采纳了奥西安德的建议。1600年之前，只有寥寥数人相信哥白尼的理论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愿意撰文支持这一观点的仅有四人。就连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也（在1587年）否定了地球三重运动论，而是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所有行星都绕着太阳转，但太阳绕着静止的地球转。罗马从1582年开始采用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它是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会希望领导基督教全球化所确定的一项落脚点，负责计算格里历的人使用了哥白尼的计算方法，但仅仅是因为哥白尼的算法更准确。

多明我会的乔尔丹诺·布鲁诺是那些公开宣布相信哥白尼主义的人中名声最大的一位。他用柏拉图式的对话录讨论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可能性，还讨论了存在无穷多个宇宙、存在多个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可能性。具体是哪条异端言论导致他1592年5月在威尼斯被捕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反宗教改革的意大利对新柏拉图主义是非常敌视的，在这种环境下谨言慎行十分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伽利略·伽利莱，一个1589年被比萨大学聘为临时教授的数学教授，起初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对哥白尼主义的认同。但是，1597年8月，他在读完约翰内斯·开普勒的《宇宙的奥秘》后突然给开普勒写了一封信。他说这本书让他欢欣鼓舞，因为他早就相信哥白尼主义了。“在这一假设下”他“能解释许多现行假设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他甚至写好了一篇为哥白尼主义辩护的论文，不过却不想发表它，因为这些观点只会遭到众人的侮蔑。

伽利略所说的自然现象是在他研究运动的实验中观察到的。他的赞助人是圭多巴尔多·达尔·蒙特（Guidobaldo dal Monte），这位侯爵有一个战友是枢机主教。与圭多巴尔多合作让伽利略十分满意，他（通过在斜面上抛出涂满墨汁的球）证明了被抛出的物体的轨迹是一条对称的曲线，即抛物线或双曲线。这条曲线看起来就像一条两个端点被固定后自然垂下的链子。[8]对于伽利略而言，这一发现回答了一种针对哥白尼主义的关于地球自转的现实意义的反对意见，而哥白尼早已预见到了这种反对意见：为什么从塔上落下的物体会以直线落在塔脚，而不是落在塔的西方？伽利略的答案是，落体的轨迹就像抛体和链子一样，也是一条对称的曲线。这是伽利略第一次认识到运动的相对性，认识到运动可能受到一种匀速变化的动力的推动，而这可以用数学解释。等到给开普勒写信时，伽利略已经发展出了另一套以潮汐运动为基础的支持地球自转的论点。伽利略坚定地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他被哥白尼主义的数学之美所吸引，而又以现实中能否得到证实作为他的决定依据。

1609年，伽利略运用他的技术制作了一台望远镜，这台望远镜可以放大20倍。四年之后，他做出了可以放大30倍的镜筒；1615年时他已经做出了能放大100倍的镜筒。有了这样的工具，他就有能力吸引到王公贵族的赞助，并寻找能支持哥白尼主义的证据了。1610年，伽利略在佛罗伦萨出版了《星际使者》（Sidereus Nuncius），成功吸引到了君主的赞助。他把这本书献给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二世·德·美第奇（Cosimo II de’Medici）。同年，伽利略就得到了美第奇手下一个报酬丰厚的职位。伽利略观测到了木星最大的四颗卫星，并用它们来证明日心说在现实中是成立的。他把它们命名为“美第奇星”（the Medicean stars），并且开始向所有人宣传他所看到的现实。这项事业并不容易，因为他打造的那几台高倍数望远镜已经被人预订了，而且这种工具使用起来也不简单。不过他为说服关键人物，特别是罗马的关键人物，准备了一套双管齐下的策略。他既要说服专家，又要消除怀疑者的影响。

起初事情正如他计划的那样。罗马耶稣会学院的著名天文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1611年11月宣布他观测到了围绕木星旋转的四颗卫星。伽利略荣登教皇之城的前路已经铺好。伽利略还公布了其他补充性发现：金星的相位、太阳黑子、不规则的月面，这一切都如他希望的那样证实了哥白尼的假设。但是，他的策略的第二部分遇到了麻烦。先贤智慧、宗教正统和掌权之人都站在他的对手那边。就连在佛罗伦萨，也有人怀疑他的宗教思想是否符合正统，或许他们的怀疑其实是有道理的。与此同时，宗教裁判所启动了对他的调查并向罗马发去了报告。1615年伽利略拜访罗马时，他不得不在一个被保守主义的教皇主导的教廷上据理力争，教皇命令枢机主教贝拉尔米诺（Cardinal Bellarmine）警告伽利略必须放弃哥白尼主义的现实意义。作为廷臣，伽利略比不上他的对手，后者手里的牌更多。凭天文观测几乎不可能证明哥白尼主义，尤其是在第谷主义已有现成的解释的时候。他在试图消除反对者的影响时惹恼了耶稣会，这让他的处境更难了。从罗马回来后，伽利略心想他还是可以继续宣传哥白尼主义，只要不伤害托勒密体系就好。

伽利略盲目乐观了。一开始他的状况有所好转，1623年，佛罗伦萨人马费奥·巴尔贝里尼被选为教皇乌尔班八世。受此激励，伽利略又写了一部专著，比较了支持和反对日心说的论点。这本书就是1632年以意大利语出版的杰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这本书假想了三位同事在四天时间里展开的一场学术辩论。其中两位唇枪舌剑，但是他们的论述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证实日心说的现实意义。第三个人“辛普利邱”（Simplicio）是个活靶子，他不断地抛出陈旧的观点，让另外两位击倒。伽利略的《对话》完全谈不上“不伤害”托勒密体系，事实上伽利略取笑了对手，而乌尔班八世认为这也是在取笑他本人。

这在1632年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尤其危险。乌尔班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担任教皇使节，他认为法国是阻挡西班牙势力渗透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唯一保障。但是，1630年6月瑞典在法国的鼓励下加入三十年战争，1632年是瑞典捷报频传的一年。如果法国是教皇的盟友，那么新教徒也是教皇的盟友。乌尔班不想与佛罗伦萨的大公闹翻，但是佛罗伦萨大公是亲西班牙的。在双方都要讨好的情形下，乌尔班不希望伽利略问题成为又一个争吵的焦点。1633年，罗马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进行了异端审判，并对他发出了缓刑判决。他被要求宣誓“弃绝、诅咒并痛恨”日心说，而且被判处终身监禁（后减为软禁），他的《对话》被列入《禁书目录》（the Index）。

尽管伽利略不能再公开发言，但《对话》被翻译成拉丁文，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由伽利略的朋友埃利·迪奥达蒂（Élie Diodati）的出版社出版。伽利略的物理学以及“可以解释现实世界的抽象化的数学‘公理’主宰了整个宇宙”这种想法也得到了广泛传播。这多亏了巴黎的最小兄弟会（Minim）修士、数学家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他是一个“通讯员”（intelligencer），身处一张大网的中心位置，这张大网覆盖了各种以研究自然哲学来逃避周遭世界的分裂的学者和古籍专家。名家（virtuosi，这个词在17世纪30年代非常流行）起到了一种建构性的作用。默默服从当权派在政治上或许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在自然哲学的问题上不然。

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谈》（Discourses and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1638年在莱顿出版，次年被梅森翻译成拉丁文。这本书又是一部三人对话录，只是这次伽利略仿照了一种开放式讨论的写法，每个主角都竭力使自己提出的数学公理符合复杂的现实世界。讨论的话题从材料的阻力（第一门“新科学”）一直到运动（第二门“新科学”），而第二个话题中穿插了许多论述不同种类的运动的论文。伽利略想说的是，以下结论是确定无疑的：运动是匀速变化的，加速度可以定义为物体在单位时间的平方里的位移；抛物运动的轨迹是一条对称的曲线。伽利略的力学巩固了他与日俱增的声望。这也是哥白尼主义的命题越来越得到认可、机械论的宇宙图景越来越得到追捧的一个表现。

机械论的视觉

1500年时，“mechanical”被用来形容实用的东西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然而，16世纪时这个词多了一层不同的含义，它被用来形容一切与机械有关的事物。部分原因在于古代力学的复兴，特别是与阿基米德（Archimedes）有关的力学。不过主要原因是机械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里所说的机械——天文仪器、航海仪器、罗盘、测绘装备、水泵和液压装置、计算对数的装置、钟表和日晷、眼镜、地图、堡垒和枪炮——的制造和使用几乎总是要用到数学计算，而且需要适当的训练才能够正确地操作和维护它们。

机械也变成了一种世界观。比如，钟表虽然不是非常可靠的计时器，但是他们作为自动机本身就是上帝的宇宙的一个模型。斯特拉斯堡大教堂1574年安装完成的新天文钟矗立于南耳堂内，整座钟有如一座圣堂，有18米高。天文钟上装有一个天球、一个星盘和各种天文机械装置，还有一面地球时刻表，这座钟可以显示的时间区隔细到分钟，广到世纪。每过十五分钟天使会转一次沙漏，每过一个小时就有一个代表人生四阶段之一的人像从死神面前走过，到了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基督便会出场。时钟上的行星模型让贵族的珍品陈列馆熠熠生辉。查理五世酷爱钟表，胡阿内洛·图里亚诺（Juanelo Turriano）花20年时间为他打造了一座巨型时钟。皇帝驾崩时，这座钟还没造成，而且后来这座钟还为日历改革做了相应的修改。1561年，黑森–卡塞尔方伯威廉四世（Landgrave Wilhelm IV of Hesse-Kassel）的钟表匠埃伯哈德·巴尔德魏因（Eberhard Baldewein）制造了一座以最新的行星表为准的天文钟。被威廉誉为“阿基米德再世”的约斯特·比尔吉（Jost Bürgi）1604年为皇帝鲁道夫二世也制造了一座天文钟。这座钟以格里历为准，能显示最重要的圣徒日，它有两个钟面，一面展示以地球为中心的天象，一面展示以太阳为中心的天象。开普勒曾说，下一代人会给予比尔吉的作品同丢勒的绘画一样高的评价。在他1642年献给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公爵弗雷德里克三世（Duke Frederick III of Schleswig-Holstein）的钟的盒子上，刻有哥白尼和第谷·布拉赫两人的人像。第谷下面的铭文写道：“Quid si sic?”（“如果这样会怎样？”），哥白尼下面的铭文写道：“Sic movetur mundus.”（“这样世界就动起来了”）

机械物件是欧洲对外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基督教全球化的一个动力。从1548年起，皇帝每年给奥斯曼苏丹的贡品里都有从奥格斯堡定做的大量钟表。方济各·沙勿略在1552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派往日本的传教士应当掌握好科学知识，因为日本人对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非常着迷：“他们不断地拿一大堆问题来问我们——天球的运动，日食，月盈月亏，水、雪、雨、雹、打雷、闪电、彗星的原因等。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解释影响很大，我们就这样赢得了民众的灵魂。”耶稣会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83年获准居住在广州西边的肇庆，当地中国学者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过去了，不仅是因为他在学习他们的语言，而且也因为他带来的科学仪器引起了他们的兴趣。1584年，他把一幅照顾中国人感情的世界地图和一件日晷赠送给两广总督。随后几年，他还向中国官员们赠送了多件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之后他还在南京教授宇宙学、数学和物理学，1605年，他被邀请到北京的宫廷。利玛窦把地球的形状、两极的存在、星球的秩序和运动、地球仪的使用方法都当作了知识资本，他写道：“如今知识打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才看见了极其重要的事，以前他们对这些事都一无所知。”

以机械做类比在1600年左右是很常见的做法。德意志路德派牧师约翰内斯·盖格尔（Johannes Geyger）1621年出版了《政治钟表学》（Political Horology），他在书中把三十年战争初期混乱的时政与稳定的天空做比较：“它的主人得有多么智慧和巧妙……才能以他的全能创造了这整个苍穹和时钟？”胡格诺派学者菲利普·迪普莱西–莫尔奈（Philippe Duplessis-Mornay）写道：“天空当然就是一枚巨大的时钟摆轮（Wheele of a Clocke）。”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宣称：“我的目标就是表明，天体机器……就像一个时钟。”

1600年左右开始变化的是数学公理概括现实世界的程度，或者说人类可以用数学公理来预测无论何时何地一定会发生的事的程度。液体中的物体、管中的液体、摆、张力下的杠杆、抛体、冲击锤、弦、高处落体——行为能被预测的物体越来越多了。1618年，年轻的勒内·笛卡尔加入了奥兰治亲王的军队学习兵法，当时军队驻扎在西属尼德兰边境的布雷达（Breda）。他在那里遇到了当地的自然哲学家以撒·贝克曼（Isaac Beeckman），两人一起尝试用数学解决物理问题。他们像伽利略一样——伽利略的作品那时还没有发表——提出了一条描述运动物体下落的定律。贝克曼的“数学物理学”（mathematico-physics）也启发了其他人，特别是法国人。1628年笛卡尔回到尼德兰共和国的时候，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目标：既然可以用数学解决物理问题，那么如何用相同的思路解释人类意识所知的一切？

他开始在笔记本上记下他的想法（和梦境），那本笔记本大概是贝克曼送给他的。笛卡尔也许想要跟随拿骚的莫里茨的军队前往波希米亚，他在1619年11月10日——但是现存的笔记副本可能并不准确——写到，自己发现了一门“奇妙的科学”的基础。他的体系基础是一种能支持他的数学物理学和他对人类行为进行解释的人类知识形而上学。他相信他的方法保证了确定性，因为它把自然知识建立在寥寥几条公理的基础上，这几条公理都可以用直觉保证，它们的真实性就像几何证明一样无须多言。亚里士多德主义对于重、轻、热、冷、湿、干的区别被他抛弃了。自然就是物质，物质的本质是广延，几何属性是物质仅有的属性，即形状、大小、位置和运动。梦境所启发他的方法就是那句著名的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他希望通过这句话来证明他的理智的存在，进而有望合理地证实上帝的存在，证明上帝为宇宙设定的规律，证实物质的存在以及现实世界的物理问题的解法。

1637年笛卡尔出版了《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不过写书谈梦比通过研究现实世界来实现这个梦要容易得多。1629年他就告诉梅森：“我想要开始研究解剖学。”几个月后，他写道：“我现在在同时研究化学和解剖学，每天我都学到一些在任何书上都找不到的知识。”他亲手进行解剖，研究人类和动物的生理机能，探索化学医学和几何学。《谈谈方法》这本书不是一门发展成熟的“方法”，而是对一种认识世界的机械论方法的三个范例（折光学、气象学、几何学）的介绍，笛卡尔后来几十年的著作都在充实这本书里提出的方法。

笛卡尔提出的是一个以运动与力的定律为中心的新世界体系（world-system）的模型。他的机械论哲学要求人们不再把宇宙拟人化，要求人们愿意把上帝在自然中的角色想象成一位与自己的造物保持一定距离的值得信赖的钟表匠。灵魂在这个模型里处于什么位置、是什么让灵魂与身体相联结，成了别人批评笛卡尔体系的主要切入口。笛卡尔体系要求彻底斩断意识与身体之间的联系，因为它不允许人们再相信上帝在物体中植入过“共情”（sympathies）、“和谐”、“神秘”等品质。理念不是宇宙的一部分。理念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如果现实与理念相冲突，我们就应该批判它、拒绝它。宇宙是一台自动机：“宇宙中有一台物质的世界机器，”他写道，“或者更坚定一点说，世界就像一台物质的机器一样是被组装起来的。”他在书中有意地反复提到“我们身体这台机器”。“力学（Mechanics）里没有一条规律不属于物理学（生理学），力学本身就是物理学的一个特例：摆轮组成的时钟能报时，就跟种子长成的树能结果一样自然。”他这样想。笛卡尔同威廉·哈维讨论了心脏的功能，哈维对血液循环的讲解让笛卡尔想到心脏对人体器官而言好比一个水泵，从此笛卡尔更加确信力学定律适用于人体了。

眼睛是这台机器的一部分。他的解剖揭示了眼睛的生理结构，他的几何能力解释了眼睛的折光原理，他的物理定律确定了光和颜色的性质。他可以解释说，眼睛的工作方式和暗箱一样。我们在大脑里实际“看见”的东西和聚焦在视网膜上的影像完全不同。我们的大脑收到的是已经分解的信号，是大脑的认知过程把信号转化成了“视觉”（vision）。因此笛卡尔的机械论视觉说绕过了关于视觉与现实不匹配的那些辩论，提出了一种与那些辩论无关，而是关于“我们可以知道什么”的怀疑主义。如果我们看到了怪物、奇迹、梦境和鬼魂，那么它们其实是我们的认知过程的产物。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之中。我们能确切知道的只有我们周围的世界：它的形状、大小、广延和运动。

与笛卡尔同一时代的托马斯·霍布斯同样极为看重折光学的科学研究，这种“机械论的视觉”（mechanical vision）成了他对人类社会的理解的核心。他的社会哲学的基础是运动和物质的基本概念。他和笛卡尔一样借用了威廉·哈维的发现，哈维说血液循环是一种“重要的运动”，心脏是“一台机器……一个轮子的运动驱动了另一个轮子的运动”。国家不再是有灵魂的共和国，它是一个有心脏的“人造的人”（Artificiall Man），人可以像解释机械装置一样解释国家。使人产生幻觉的运动从感官传达到大脑，心脏接收到对这些运动的认知，产生了我们对疼痛和喜悦的认识，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动力。《利维坦》那幅著名的扉画上全体臣民组成统治者的形象可能来自霍布斯17世纪40年在巴黎见到的一种光学器件。梅森的圈子里有一个叫让–弗朗索瓦·尼塞龙（Jean-François Nicéron）的人，他设计过一种多边棱镜，可以让15个奥斯曼苏丹的画像组合成一幅路易十三（Louis XIII）的肖像。国家就是一个我们想象出来的万花筒。把政治世界像自然世界和宇宙一样凝结在一起的，是被执行的法律。我们必须按我们希望的方式来理解这些法律。

[1] 希腊神话中伴随伊阿宋乘“阿尔戈号”前往科尔基斯寻找金羊毛的英雄都被称为阿尔戈英雄，林叩斯是其中一员。一说林琴科学院的院名来自猞猁（lynx）之眼，因为猞猁视觉敏锐，明察秋毫。林琴科学院的院徽是一只猞猁。——译者注

[2] 利奥（Leo）在拉丁文中是狮子（lion）的意思。——译者注

[3] 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德意志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合作者。波伊克是梅兰希通的女婿。——译者注

[4] 海因里希·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von Nettesheim，1486—1535），德意志医学家、法学家、神学家、神秘主义作家。——译者注

[5] 柏拉图立体更准确的定义不仅要求各面全等，还要求每个顶点相接的面数相同，因此柏拉图立体只有正八面体、正二十面体、正十二面体、正四面体、正六面体五种，开普勒认为它们依次对应着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译者注

[6] 伊本·西拿（Ibn Sīnā，980—1037），拉丁文名为阿维森纳（Avicenna），波斯大哲学家，伊斯兰黄金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译者注

[7] 《玛菲特小姐》（Little Miss Muffet）是一首著名的英国童谣，全文如下：Little Miss Muffet / Sat on a tuffet / Eating her curds and whey / Along came a spider / Who sat down beside her / And frightened Miss Muffet away. ——译者注

[8] 此处作者有误，把抛物线、双曲线和悬链线混为一谈了。抛物线与双曲线虽同为圆锥曲线，但抛物线不可能是双曲线的一支。后来的数学家证明，悬链线的方程是双曲余弦函数，和抛物线、双曲线等圆锥曲线完全不同。——译者注

第八章

了解世界

知识的地平线

基督教世界的知识曾经是少数人的禁脔，科学的范围限定了知识的性质，上等人才有机会获取和传承知识，这样的大环境限制了知识的传播。知识的定义、收集和买卖知识的场域，有机会获取知识的人数，知识传播的地理范围，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都经历了一场大爆炸。知识的影响范围拓宽了。培根1624年出版的《新大西岛》书中的研究设施雇用了负责从全世界搜罗书籍、摘要、实验模型的“光之商人”（Merchants of Light），负责收集书中记载的实验的“掠夺者”（Depradators）和负责整理它们的“编纂者”（Compilers）。这种梦想在一个世纪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三种独立而又相关的创新——旅行、邮递、印刷——改变了知识的传播。三者的互动产生了商品的流通、外交知识的流传、欧洲内外新闻的流动所依赖的基础。书信共和国也依赖这种基础。这些变化（在文化层面上）重新定义了“本地”的意义，加深了有机会学会识字并懂得如何利用识字能力的人和不识字的人之间的差异。

这种文化矛盾一直以来被理解为平民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文化人的意识和讨论中，文化差距久已有之。魔鬼会利用文盲的“迷信”。（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改革爆发之后，宗教和道德上改革的迫切需要，加上海外传教的经历，显然让人们更加相信知道正确信仰和行为的人和必须被传授正确信仰和行为的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当局对服从的更强烈的需求——被写下、被宣誓、被记忆、被内化的教会教义都表现了这种需求——也让人们更加相信学识丰富的人和不识字的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这一时期与社会凝聚力弱化同时发生的是文化凝聚力的削弱。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也是利益。知识的利益相关者（君主、赞助人、印刷厂、文具商）限制了知识的传播，但是“知识应当保密”这种文化假设正在改变。人文主义者宣传说，他们的职责是“让被掩埋在古代尘土中的知识重见天日”。新教神学家坚定地认为，宗教改革让上帝的真理变得众人皆知，把《圣经》放到人民手中，让他们自己去读。帕拉塞尔苏斯说他从医生手中解放了医学。然而同样是新教神学家认识到，人民需要引导才知道如何阅读和理解《圣经》的文本。炼金术文献和新柏拉图主义文献之所以“神神秘秘”，不仅因为它们揭示了自然中隐藏的力量，而且还因为它们的作者相信他们揭示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不应向普通人公开。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不愿公开发表他的魔法的细节，因为那样的话他的读者会指责他是巫师。修道院长特里特米乌斯（Abbot Trithemius）给他的建议是：“你对庸俗的朋友就应该讲庸俗的话，高深玄妙的东西只能讲给高贵的秘密朋友听。对蠢牛喂草，对鹦鹉喂糖。”帕拉塞尔苏斯之所以把他的学说包裹在晦涩的语言中，部分原因就是不想让它落到庸医手中。

尽管大量信息往往还是被保密的，但是新一代自然哲学家和从业人员对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持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Sebastiano Serlio）是一个皮匠的儿子，他受训成为一名艺术家，绘制了纲领式的著作《建筑》（Architecture），这套书出版于1537—1551年，他说上帝给了他这样的天分，他不应该把它“掩埋在自己的花园里”。达尼埃莱·巴尔巴罗说他之所以要评注维特鲁威的著作，是因为他的知识都来自他人（比如石匠和数学家）的公开分享，他希望偿还大家慷慨的人情。制陶大师伯纳德·帕利西1580年出版了《论述极美之物》（Admirable Discourses），批评炼金术士讳莫如深的做法。

17世纪早期，知识在某些地区正在变成一种商品。学者是商人，事实是商品。耶稣会士有时会说自己在从事神圣的“商业活动”。从17世纪20年代起为躲避三十年战争而流亡到伦敦的塞缪尔·哈特利布想让知识成为一种公共商品以服务于“改革的共和国”（reformed Commonwealth）。图书管理员们会成为“促进学术的代理人或商人”，他们必须“记下他们的买卖和从买卖中得到的利润”。他仿照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Théophraste Renaudot）在巴黎的试验性项目，提出了“地址办公室”（Office of Address）的想法，想让它成为知识流动的渠道。

参考书的出版也拓宽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变成了欧洲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图集和地名索引、词典、参考书目、百科全书不计其数，就连那些专家才用得上的参考书也变得更具体和实用了。1500年以前，只有一套记录行星在天空中的运动轨迹的星表，那就是基于托莱多的少量观测数据编纂的阿方索星表（Alfonsine Tables）。到1650年时，已经有十几种不同的印刷星表供人使用。无数的非专业性参考书走向市场，它们面向的是欧洲名流，人们觉得应该备一本在身边才算受过良好教育。欧洲在1650年之前付印的词典超过150种，其中有些是单语的（拉丁语或方言），有些是多语的，可以在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互译。重印范围最广的是安布罗焦·卡莱皮诺（Ambrogio Calepino）1502年初版的《词典》（Dictionarium），词典这种类型就得名于这本书。起初它是一本拉丁语词典，1600年时它已经有了150个版本。

参考书目和出版的销售目录也是很有用的参考书，可以通过它们来记录绝版书、错版书、匿名书和盗版书。名言录收集了五花八门的提供助益或鼓舞人心的名言。第一本题为“百科全书”的书是阿尔施泰德1630年出版的《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非专业性参考书成了印刷商和出版商的主要产品。这些书不仅想要把不断增长的从欧洲和全世界流入公共领域的信息收集起来，而且希望把它们整理好，以便读者查阅。用表格图制作的目录（拉米斯主义教育家很喜欢用二分表做目录），人名、地名、主题索引、页边标志、参见项，让读者一眼就可以辨认不同内容的不同字体和脚注，这些新技术让图书可以有效组织更加庞大的信息容量。

地图学的力量

地图绘制彰显了知识边界的扩张。在领航员、水手、船长、探险家和制图师的集体努力下，印刷的世界地图变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精确。比如，欧洲对南美海岸线的描绘经历了几代人的试错才告完成。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的海图室成了海风、洋流、水深、距离和海岸细节的记录中心。尽管他们很想把这些信息保密，但信息还是渗透到了公共领域。16世纪90年代，关于马来半岛的知识就这样从一个葡萄牙信源那里传到了佩特鲁斯·普兰西乌斯（Petrus Plancius）手中，指明了尼德兰人远征的方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的地图出版商发行的地图记录了东印度公司的地理情报——尼德兰人认为印发地图相当于声明他们对海洋航线的主导权和对领土的占有权。从1617年起，公司官方制图师赫塞尔·盖里茨（Hessel Gerritsz）确定了公司地图的统一规范，这样不同地图的坐标方格就可以直接比较了。

绘制世界地图本身是一门艺术。这方面的先行者是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一位来自弗赖堡（Freiburg）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文主义者。他在洛林公爵勒内二世（René II）的赞助下出版了一幅“印刷世界地图”（超过1.8米宽，是第一幅涵盖360°经线并展示非洲海岸线的世界地图），地图折叠后可以变成地球仪，他还推出了一份“宇宙学”（cosmography）入门。他引用了佛罗伦萨商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写的一封信，这封信1505年被编辑并翻译成了德文。在这封信中，这个佛罗伦萨人把哥伦布对新世界的发现包装成自己的发现。瓦尔德泽米勒完全接受了亚美利哥的话：“既然是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cus Vesputius）发现了（世界的）第四部分，我觉得没有人会反对以发现者Americus，这个充满自然智慧的男人，来命名他的这一发现吧，Americus之地——或者America（亚美利坚），因为Europa（欧罗巴）和Asia（亚细亚）也是女性的名字。”六年之后，瓦尔德泽米勒改了主意，认为叫它“未知之地”比较好。但是已然太迟了，关于这个大陆的神话已经扎下了根，而且当代人开始以类似的方式把欧洲理解为地球仪上写着Europe的那部分了。

下一代制图师进一步改善了世界地图上对各大洲的空间表示法，这些制图师集中在威尼斯、莱茵兰、佛兰德斯和巴黎——这些地方既有人才，也有愿意支持制图作坊的赞助人。他们的专业知识通过制图师家族一代代传承下去。1535—1536年，格哈德·墨卡托（Gerhard Mercator）与雕刻家兼地球仪工匠加斯帕尔·范·德·海登（Gaspar Van der Heyden）、数学家兼测绘员兼宇宙学家雷内尔·赫马·弗里修斯（Regnier Gemma Frisius）、帝国外交家马克西米利安·特兰西瓦纳斯（Maximilianus Transylvanus）合作完成了第一个印刷地球仪。范·德·海登提供了印制地球仪表面的12个部分（地球仪断面）所需的铜版，把这些断面贴到混凝纸做成的地球仪上，就形成了地球表面。这种空间表示法是在赫马·弗里修斯的协调下决定的。这样做出来的地球仪据称可以如实反映当时所知的世界空间。在当时的人并不了解的地方，地球仪也印了免责声明。

接着，墨卡托在1541年制作了一个空前巨大的印刷地球仪。这个地球仪是献给查理五世的大臣尼古拉·佩罗内·德·格朗韦勒（Nicolas Perronet de Granvelle）的，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地理学，把西班牙地理大发现的意义放入了全球背景之中。这个地球仪上还绘有一条螺旋形的恒向线，表明了托勒密北极和地磁北极的区别。墨卡托的地理学承载了政治和宗教世界变动的印记。1543年，被怀疑成“路德派”的他被关进了鲁汶的监狱，后来他抛弃帝国的赞助人逃到了杜伊斯堡，见证了16世纪60年代席卷佛兰德斯的大危机。1566年，作为信仰新教的于利希—克累弗公爵（duke of Jülich-Cleves）新任命的制图师，他开始思考如何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绘成地图。他后来回忆道：“我一开始决定完整地研究宇宙的两个部分，天上……与地上。”但是后来他意识到两者是被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他的宇宙学把时间与空间联结起来，形成一部世界事件的编年史，从创世到今日，由一幅世界地图加以支撑。1569年，这幅地图以挂图的形式出版了，它是第一幅墨卡托圆柱投影地图。不过，地图的图例没有讲清楚航海家应该怎样使用它，更没有讲清楚制图师可以怎样重制它。直到三十年后数学家爱德华·赖特（Edward Wright）提出了三角函数表，墨卡托的地图才有了个解释。墨卡托认为，这幅地图的意义只有与他的《编年史》（Chronologia）放在一起才能得到理解，《编年史》与地图同时出版于1569年。在这本书里，他把世界历史排成一部编年史，全书的高潮是即将降临的世界末日。墨卡托在全书最后预言了一个年份——1576年，荒地十年之始（Initium cycli decemnovalis），这是何西阿预言过的日子，过完这十年之后，主将“向以色列如甘露”。[1]墨卡托的“投影”（Projection）是与欧洲空间相关的普世千禧年历史的一部分。

挂图越来越大，包含的信息也越来越多，但也变得越来越不实用。解决办法是把它分成地区图，再编成图书或图册。墨卡托1585年出版了一部图册，题为《地图集，又名宇宙沉思录》（Atlas, or Cosmographic Meditations）。这批图主要是低地国家、法兰西和德意志。欧洲其他部分在墨卡托去世后被相继补上，全集出版于1595年。这样的地图集只有纯粹的空间信息。佛兰德斯的册页受益于赫马·弗里修斯1533年按照数学程序对该地区做的三角测量，佛兰德斯平坦的地形和鳞次栉比的教堂尖塔为测量提供了便利。不列颠群岛的册页记录了2 500个地名。当得到更加准确的信息时，可以印制新的版画替换掉对应的册页。制图师越来越强调他们的调查方法的可靠性和空间表示法的现代性。到1650年时，印刷地图集与欧洲地名索引一同出售，而且西欧地区细部的表示方法已经基本上被完全掌握了。

新地理学把空间和权力联系了起来。地图确定了16世纪法军入侵意大利的路线，也标明了亨利八世在英格兰南岸建立的堡垒地点。伊丽莎白一世的国务大臣兼财务大臣威廉·塞西尔将贵族地产、税基评估、地方政府边界都画到了地图上。可能正是他在1573年使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Christopher Saxton）被任命为英格兰与威尔士测绘员（Surveyor of England and Wales）。类似的政治和商业需求，使尼德兰共和国和波旁法国批准发行它们的政治疆域图。地图学成了帝国的一件工具。查理五世的制图师迪奥戈·里贝罗（Diogo Ribeiro）为第一次环球航行绘制了地图。1527年，他修订了平面天球图《皇家记录》（Royal Register），这是航海工具的第一次被画在地图上。地图上的太平洋中有一个星盘，位于东经180°的位置——尽管这条经线在地图上并没有标出来——星盘西边有一面小小的葡萄牙国旗，星盘东边有一面大得多的西班牙国旗。这样就通过航海经验和地图学确定了对向子午线（anti-meridian）——1494年6月7日《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中西班牙与葡萄牙瓜分大西洋时人为确定的亚速尔群岛以西100里格的经线对向的那条子午线——的位置。[2]

葡萄牙1512年发现摩鹿加香料群岛，让里贝罗有证据证明，根据对向子午线的位置，摩鹿加群岛位于西班牙这边。152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巴达霍斯–埃尔瓦什（Badajoz–Elvas）举行谈判，尝试解决两国对摩鹿加群岛归属权的争议，但是没有成功，里贝罗是西班牙方的谈判者之一。1529年，两国依靠地图学和航海经验解决了这一冲突，签订了《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Saragossa）。葡萄牙向西班牙支付了35万达克特，以换取西班牙同意将两国在东半球的分界线定在相当于摩鹿加群岛以东17°的位置，根据里贝罗和他的同事的计算，这个位置恰好在西班牙希望得到的属于自己的香料群岛最远的岛屿的西边，1542年后西班牙殖民了这片群岛，也就是菲律宾群岛。[3]欧洲意识背后的空间感正是对殖民地的主张的一部分。

经过特意安排的空间是一种统治的工具。皇帝查理五世用凸显他领地的广阔地图来震撼外国要员，公爵科西莫一世在佛罗伦萨的旧宫（Palazzo Vecchio）用地图壁画装点他的私人房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下令在梵蒂冈建造了一条约120米长的地图廊（Gallery of Maps）。当时有人说，教皇格列高利沿长廊而行，“思忖最好的管理和统治的方法”。长廊的尽头曾有一面镜子，镜中的图像是天花板的壁画变形而成的圣餐礼，地理权力与神圣权力以这种方式被合为一体。

旅行的科学

尽管欧洲大陆充满分裂，但是跋山涉水的人并不少，而且不是只有精英阶层才这么做。从16世纪下半叶起，旅行者就已经在出版旅行指南来帮助其他人。1552年，夏尔·艾蒂安出版了他的《法国道路指南》（Guide to the Roads of France）。他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旅行家，但他是一个精明的印刷商。他的排版式样可以把大量信息安排在非常小的页面上而不影响读者阅读。艾蒂安引领了旅行指南的风潮，到1650年时，欧洲的书店里充满了以《撷英》（Deliciae）、《旅程》（Itineraria）、《游记》（Descriptiones）为名的书。罗马每年接待数以万计的朝圣者。1526—152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城有236家旅馆，平均每233个居民就有1家。所以1650年前有超过193种罗马旅行指南也就不足为奇了。

旅行文学结合了冒险、新奇、文化研究、科学探索、道德教诲，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就可以尽情享受这一切。来自新世界的旅行文学相当于科幻小说，有创新精神的编辑还喜欢将探险家的故事结集出版。拉穆西奥三卷本的《航海与旅行》让马可·波罗的旅行故事和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所写的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的航行变得家喻户晓，于是这套书很快受到了模仿。英格兰的理查德·伊登（Richard Eden）出版的旅行故事被组织成四个部分（分别对应世界的四“角”）。理查德·哈克卢特在他1589年出版的《航海、旅行和地理发现大事记》（Principal Navigation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中也采用了这一原则。

旅行日记也发展成熟，成了欧洲人的理想旅伴。1650年时，已有许多旅行日记得到了出版的机会。萨默赛特郡奥德孔伯（Odcombe）的托马斯·科里亚特（Thomas Coryat）是一个教士的儿子，1611年他出版了《科里亚特杂谈》（Coryat’s Crudities），让人“一口气读完”为期五个月的威尼斯之旅。这旅程一半的路都是徒步完成的，他在回到家乡之后把靴子挂在教区教堂里证明他的壮举。与他同一时代的法因斯·莫里森（Fynes Moryson）1617年出版了他的日记，日记里记录了他过去十年的旅行历程。游记成了虚构写作的主要形式，也成了流浪汉小说的基础。日记作者对道路、城市、旅店、床铺、食物、货币都评头论足。蒙田16世纪80年代初去意大利的时候对他的秘书口述旅行日记，记下旅店的大小、舒适程度和清洁程度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事。德意志旅店是最棒的，对巴登的旅店他给了五颗星。就连在人烟稀少的欧洲农村，基本上也可以找到一张过夜的床，不过1602年有个行至莫斯科沙皇国的旅行者惊讶地发现，“走三四十公里路也遇不到一个城镇或村庄”。莫里森建议在马车里准备一张便携床，以免遇到这种处境。

旅行者们按照“旅行科学”（ars apodemica）指导书里的建议记下他们见到的新鲜事。这类指导书里的扛鼎之作是特奥多尔·茨温格（Theodor Zwinger）1577年出版的大部头《旅行方法》（Methodus apodemica），赞美它的人可能比读过它的人还多。茨温格起初成名是因为编辑了他继父康拉德·李柯斯泰尼编纂的一部名言录。茨温格解释说，他早年的旅行纯属浪费时间，因为他当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他的书教育年轻人如何系统地观察、理解和记录旅途中获得的知识。他曾在巴黎师从拉米斯，所以这本书由一连串难以记忆的分支表组成，这些表格列举了旅行在道德上和实际上的益处，也提供了一些做笔记的实用建议。1650年时，欧洲人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旅行于欧洲内外，以更加系统的方式记录并分享他们的经历。

写字、读书、算数

人文主义者借助“寓意画”（emblems）来用一幅图概述多重含义。这个词来自安德烈亚·阿尔恰托1531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的一部配有插图的警句集的书名。[4]他的想法是，每幅寓意画都用一个场景来向观众传递一种暗示的或出乎意料的信息，寓意画就这样成了一种模仿装置。1621年时阿尔恰托的这本书已经成了一部1 000页的大部头，包含了无数的模仿装置。“寓意画”（Emblemata）后来进入家族纹章、藏书票、建筑物、餐具和刺绣中。举个例子，他第一幅关于墨丘利的寓意画的场景是三岔路口有一堆石头，石头后冒出一个赤裸的男性上半身，这个神的三叉戟指着路中央。对应的格言以这句话作为结语：“我们都处在十字路口，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都会犯错，除非神本人为我们指明道路。”其他寓意画画家把墨丘利画成长着翅膀的为诸神服务的信使。无论如何，墨丘利这个神都成了速度和阅读写作能力的象征。到17世纪20年代，“墨丘利”（Mercurius）已经成了传播最新信息的手抄报和印刷报的同义词。

墨丘利的力量取决于读写能力。非文盲和文盲之间的鸿沟构成了欧洲社会最大的文化分裂，也构成了欧洲改革最大的障碍。在读与写这两种能力中，学会写字难度更大，耗时更长。教写字的老师和学校教师意识到，印刷术提供了出版自学手册的机会。其结果是出现了一大批相互抄袭创意和插图的字帖，它们以教会儿童写字为目标，内容包括指导新手如何削尖羽毛，准备墨水，划好格线，以及写完哪个字母应当提笔。许多字帖在教学时把写字和简单算术合二为一，数学老师也出版了教授算术的含有例子和插图的手册。算术手册注意到了经商可能遇到的问题，包含实际计算中需要的各种心算技巧。彼得·阿皮安（Peter Apian）1527年出版的算术书出现在了霍尔拜因（Holbein）的油画《大使》（The Ambassadors）中。霍尔拜因画出了书中介绍除以12的简便算法的一页，书旁边的地球仪则显示了托尔德西拉斯会议上决定的那条子午线。这提醒人们，数学能力和识字能力对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要。

欧洲城市居民有非常强烈的压力要学会识字和算术。行会要求学徒会写会读。比如，伦敦的五金行会要求学徒手写誓词。从现存的1520—1550年的记录来看，72%的人能做到这一点，16世纪下半叶，这个比例增长到了94%。16世纪斯特拉斯堡第二大类出版物就是技术手册——染料生产的专著、金属加工的册子、土地测量的书籍。它们的读者是会识字的平信徒工匠，这些人的阅读能力以实用为目的。

第一代识字的人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不知餍足、一往无前，有的时候还会把事情搞砸。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也就是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那位同名的名歌手（Meistersinger）——身为裁缝之子却变成了一个鞋匠学徒。他在纽伦堡的拉丁文学校学会了识字，后来学徒期满开始游历他乡。1519年回到纽伦堡之后，他以制鞋为生，业余时间则用来写作。按照他自己的统计，1567年时他已著有4 275首名歌，208部戏剧，1 558篇寓言、对话录、赞美诗和酒馆小调。今天意大利北部的蒙泰雷亚莱瓦尔切利纳（Montereale Valcellina）的广场上有一座有趣的喷泉，形状是一轮缺了一块的奶酪，水流从奶酪的孔洞中潺潺流出。它纪念的是当地磨坊主，人称麦诺齐奥（Menocchio）的多梅尼科·斯坎代拉。麦诺齐奥也是第一代识字的人，比起听布道，他更喜欢自己读书来探索发现。他对宗教裁判说，他从阅读中推断世界的产生“就像用牛奶做出了奶酪，奶酪中出现了蛆虫，天使就是这些蛆虫，神也是蛆虫的一员”。威尼斯宗教裁判所对麦诺齐奥做出了审判，他被判有罪并被处以死刑。

许多人通过非正式渠道学会了识字。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裁判记录表明很多人通过自主学习或在亲戚的帮助下学会了读写。对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而言，家庭是识字能力起步的重要场所，基本识字能力对开展教理问答课非常重要。在家中和其他场合，读书都不是私人活动，阅读逐渐融入了既有的社交模式中。读要读出声，文本要背诵，酒馆的墙上贴的传单就是让人读出来的。布列塔尼农村出生的诺埃尔·迪·法伊（Noël du Fail）把他记忆中老妇人在夜晚的炉火旁唱过的或多次讲过的故事和格言整理起来，于1547年结集出版。他所出版的书只是这种不断演变的口述文化遗产的一个版本而已。艾森纳赫（Eisenach）的路德派改革家约斯特·梅尼格（Jost Menig）在1529年出版的《家计经济学》（Household Economy）中建议定时在餐桌旁朗读《圣经》。康布雷（Cambrai）一位信新教的亚麻纺织工1566年在法官面前解释说：“带我了解福音的是……我的邻居，他有一本里昂印刷的《圣经》，他还教我背诵《诗篇》（Psalms）。”校内校外的同辈带领的口头教学、自学和记忆对掌握实用性的识字与算术能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对初等教育的认识是支离破碎的。小学（petites écoles）、角落学校（Winkelschulen）、商科学校（abbaco，得名于这种学校专攻的商业计算）、ABC学校（教写字）、行会学校、私立学校、市立学校教给学生基本的学习技能，当时的人把这些学校与拉丁文学校分别开来，并且按照他们时常教学的内容对它们分门别类。城市元老认为当地的教育资源对地区的福利和地位非常重要。当16世纪60年代萨克森南部城镇科堡（Coburg）的地方官被问到如何维持三所方言学校时，他回答说：“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手艺人、熟练工和园丁。”城市环境下，小学向大批男生教授基本技能，不过留下文献记录的城市很少，威尼斯是其中之一。1587年，城中6—15岁的男生有至少26%的人上学读书，其中大半去的是方言学校而非拉丁文学校。

历史学家对于用来计算识字率的材料采取谨慎的态度，对阅读率更是如此。有签名的文件从来不缺，但是有能力签名不足以证明有能力写字，更不足以证明有能力阅读。签名也不是普遍接受的证明文件真实性的方式。比如在匈牙利，印章更为重要，因为匈牙利人信不过签名（以及任何形式的字迹）。签名很轻松的人和签名很费劲的人之间也有重大的区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十分关注嫌疑人的读写能力，并据此对他们评级，法官知道只有一点基础的人和能流畅读写的人是很不一样的。

有两条泛泛之论是不会错的。第一，识字率在城镇里最为显著。16世纪中期，可能有多达一半的伦敦市民掌握某种程度的读写能力。1600年以前，欧洲超过1万人口的城镇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因为它们有大量从农村腹地来的移民。卡斯蒂利亚城市昆卡（Cuenca）在1511年到1530年出生的男子只有25%的人能签名，不过这个比例在1571年到1590年出生的男子中升到了54%。在识字的平信徒主导文化的现代早期城镇，识字率突增，这些人决定了城镇居民整体上的学习模式和预期目标。这些高识字率的城市绿洲把从伦敦、低地国家到莱茵河和北意大利诸城的城市化走廊连接了起来。

第二，具有读写能力的主要是男性。16世纪60到70年代里昂的一个小样本显示，只有28%的女性在公证时能签下全名。1630年阿姆斯特丹的教区登记簿上，三分之一的男性在结婚时无法签名，三分之二的新娘谢绝签名。在匈牙利，就连贵族妇女也很难提笔写字。捷尔吉·图尔佐伯爵（Count György Thurzó）的第二任妻子在1592年出嫁时是还是一个文盲。两年之后，她已经能够在信里给他写几句话了，当时他正在土匈战争中围攻一座土耳其城堡，收到信的他非常开心：“你已经能用你的手写字了，我的宝贝，我真高兴……我要带几样最好的土耳其物件作为给你的礼物。”欧洲的儿童无论从哪里得到基本的学习能力，都不太可能是从他们母亲的膝上学会读书的。

良好的教育

当时名气最大的知识分子伊拉斯谟这样写道：“良好的教育（bonae litterae）[5]使人成为人。”他说的教育仅指古典教育。通过原文学习哲学、神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可以实现一种整全的教育，只有这种教育才能赋予学生（主要是男生）对智慧和古典美德的热爱，才能灌输他们服务共和国所需的文明的价值观和基督徒的虔诚。我们很容易高估人文主义教育的成果。他们的建议主要针对的是君主和长官的私人教师或为都市精英服务的拉丁文学校。

人文主义教育家的影响反映了他们的野心。老派语法教师所用的“野蛮”方法——执着于传授枯燥的拉丁文语法和句法，有时还用桦条抽打学生——被完全抛弃了。人文主义者喜欢夸大其词。“我最瞧不起平庸的语法教师浪费宝贵的光阴向孩子的头脑灌输规则这种蠢事。”伊拉斯谟在他1511年出版的小书《论正确的教育方法》（De ratione studii）中这样写道。与此相对，他简要地介绍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student-centred learning）可以多么有趣。老师应该“引导”学生，先上一堂简短的语法课，然后就带学生接触原文，原文便是“一眼清泉”。学生应该自己读原文，概括原文段落大意，把原文（像谚语一样）挂在门框上，刻在戒指或杯子上，用原文编笑话，让原文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学生会逐渐理解“他读到的每一件事实和每一种思想的意义和力量”，变得有信心用这种语言来交谈和写作。练习胜过戒律，方法胜过具体内容，有组织的学习胜过单纯的记忆。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是语言的使用者：能说会道（用拉丁语），有能力解读、评点、翻译原文，可以即兴发言和写作。雄辩（阿尔恰蒂后期版本的寓言画把雄辩描绘成墨丘利）是从事政治的必备技能。在受过人文主义训练的君主、官员和要人眼中，政府的关键在于说服。

人文主义教育家不仅是开列教学计划，他们也提供教学材料。其中最流行的莫过于伊拉斯谟的《格言集》（Adages）和《对话集》（Colloquies）。前者介绍了如何概括大意和评点原文。1500年初版时这本书包括大约800条格言和简要解释，其后每次再版都有所扩充，到伊拉斯谟去世时，该书已经变成了涵盖超过4 000条摘要的巨著。其成果是一幅学术剪影，它把智慧整理成便于引用的精华，这些格言有的稀奇古怪，有的令人捧腹。有些格言直到今天都留在我们的口语中（比如“嚼马嚼子”和“无火不生烟”）。[6]这一时期的拉丁文学生都被要求把自己的摘要编成一本“摘抄”本（“commonplace” books），它们是便携的学术图书馆，对这些学生以后如何布道、如何写书都产生了影响。

摘抄是当时的人处理越来越多扑面而来的信息的一种方法，手写笔记是把笔记中的材料吸收到头脑里的一种方法。人们认为，买书之后应该以目录和索引为样板，按照主题组织自己的笔记，并且在页边空白处做注释。多年积累的笔记让博物学家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感到不知所措。与法布里·德·佩雷塞克同时代的学者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说从未见过佩雷塞克读书不拿笔的样子。佩雷塞克采用活页笔记这种常见的方法，而且每条笔记另起一页，方便以后补充。然后他给每页笔记加上一个标题，装订成册，方便以后查找相关的笔记。然而，这样整理笔记要费相当大的功夫：“他经常解释说，他家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未经消化的一团乱麻。”在乱七八糟的材料中找到想要的东西是17世纪早期的学者都会遇到的困难，不过解决方法也出现了，它出自英国一名学校教师托马斯·哈里森（Thomas Harrison）之手，他是塞缪尔·哈特利布的朋友。哈里森在1640年左右的“图书发明”（booke-invention）是这样的：先用纸条对相关信息做“摘要”（epitomes），然后把它们当作事实保存在文件柜——文件的陈品陈列馆——之中。

同《格言集》一样，伊拉斯谟的《对话集》一炮而红。1518年，这本书未经作者许可在巴塞尔初版时只有区区80页，它是一本帮助男生学习拉丁语会话的手册。截至1522年3月，这本书已再版了30次，一直是书店货架和学生阅读书目的必备之选。在这个旅行的时代，伊拉斯谟首先教学生练习问好和告别——从高雅有礼型（“您好，我无可替代的恩人”）到无礼挑衅型（“你好啊，你这个无底坑、贪吃鬼”），顺便介绍一些基本礼仪（“向正在打嗝或放屁的人问好就礼貌得过分了”）。伊拉斯谟在每一种交流的语域中都尽情发挥：书面、口语、手势、暗示、沉默。笑话、反讽、文字游戏，伊拉斯谟经常以批评他的人作为戏耍的对象，让机敏的读者注意到几乎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有惊人之处。《对话集》何止是一本教育手册，它是给读者的邀请函，邀请他们走进一个更加广阔的文明人的学术世界——“书信共和国”。

伊拉斯谟用“书信共和国”这个词（res publica literaria）来指代一种想象的人文主义者俱乐部。拉丁语是它的通用语，使用倾斜的意大利体而非竖直的罗马体（Roman）写字表明书写者是俱乐部会员。这种写法一开始被嘲笑为逐新求异，随后又被和异端联系在一起。但是后来意大利体出现在了印刷字体中——威尼斯印刷商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是第一个采用意大利体的人。格哈德·墨卡托用意大利体在地图上镌刻地名。手写意大利体可以节省时间，因为意大利体允许更多字母连笔。学生的签名表明一代代学生报名参加了这个俱乐部。

会员身份是通过通信保持的。伊拉斯谟收到和寄出的信有3 000多封保存到了今天——这些信勾勒出了一幅16世纪初人文主义共和国的地图，地图上有许多节点：牛津、巴黎、安特卫普、法兰克福、巴塞尔、维也纳和克拉科夫。这是一群受过教育、有权有势的成功人士组成的自命精英的团体，其中既有神职人员也有平信徒，成员遍布中欧和东欧。欧洲地中海沿岸一些地区在宗教改革后成立了宗教裁判所，在这些地方成为通信会员会招致宗教裁判所的怀疑。但是也有很多办法避免宗教裁判所的敌意。伽利略从不直接与开普勒通信，而是通过布拉格的一个中间人进行通信。尼德兰和英格兰的许多人通过马兰·梅森作为中介进行联系。同伽桑狄和佩雷斯克一样，梅森发现夹在意大利和新教北欧之间的法国是17世纪初作为通信中介的理想地点。

图书印刷通常是合作的成果，需要有看不见的通信交流和手稿流动的帮助。比如，如果没有合作者的协助，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的《宇宙通志》就不可能出版。伊拉斯谟通过贝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了解莱茵兰中部的最新进展。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伊拉斯谟称他是“法兰西的奇迹”——把他在宫廷和法国首都的朋友的一切信息都告诉好朋友伊拉斯谟。热心且识字的公众群体的诞生对于宗教改革内外的变革预期的重要性不亚于印刷机的重要性。这样一个俱乐部令相信自己不属于这个俱乐部的人、被俱乐部排除在外的人、感觉受到俱乐部的主张的威胁的人都心生不满。新教改革不仅制造了政治上的分歧，也对这个看不见的共和国造成了一定破坏，17世纪上半叶欧洲寻找战胜宗教争端的途径和语言的诸多迹象之一，就是书信共和国的逐步重建。

书信共和国唤醒了友谊的道义美德和公民美德。伊拉斯谟在一本指导教学的小册子中以维吉尔的《牧歌·其二》（Second Eclogue）作为例子。他说这首诗谈论的是平等之人的友谊，“品味与兴趣上的联系越强烈越丰富，关系就越持久”。伊拉斯谟还插入了一句话来描述他心目中志趣相投的人的友谊：“我说的是开诚布公、始终不渝、配得上友谊之名的友谊。”伊拉斯谟的书信就是这种理念的典型体现，尽管那些书信是一种以西塞罗式传统做法刻意营造出来的产物。1522年出版的《论写信》（De conscribendis epistolis）是伊拉斯谟另一本大获成功的书，它讲解了如何写出优秀的书信。这本书1550年之前就已经有55个版本了。书信交流以物件交换为前提条件。油画、钱币、奇珍、手稿——所有在文艺复兴时期确定了价值的世俗商品——都成了交换的对象，它们超越了自身的商品价值，成为共同价值观和理念的象征。

奥格斯堡富格尔家族的会计主任马托伊斯·施瓦茨（Matthäus Schwarz）有两幅油画保存到了今天。第一幅是汉斯·马勒（Hans Maler）于1526年2月绘制的，画中的施瓦茨年仅29岁，头戴一顶时髦的帽子，身穿黑貂皮外衣，漫不经心地拨弄着鲁特琴。第二幅是克里斯托夫·安贝格尔（Christoph Amberger）于1542年绘制的，此时的施瓦茨已45岁，体态也发福了。画中有一杯红葡萄酒（意指施瓦茨家族靠葡萄酒贸易起家），衣着华贵的他身后有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施瓦茨表面上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他似乎对生活中的实际事物比对人们的所思所读更有兴趣。从1519年起，他就一直在创作一部卷帙浩繁的日记手稿，题为《世界之奔》（Der Welt lauf），保存到今天的只剩下它的附录《服装之书》（The Book of Clothes），这本图集收录了137幅施瓦茨身着不同服装的微型画。这本书真可谓包含了从摇篮到坟墓，第一幅画是他穿尿布的样子，最后一幅画是他1560年在安东·富格尔（Anton Fugger）的葬礼上吊唁的样子。还有施瓦茨穿校服的样子，毕业的样子（踩在课本上手舞足蹈），穿着旅行商人的行头的样子。有一幅画是1525年秋的事，当时护送富格尔家族白银的施瓦茨身着一件可以反穿的外套，外面是亮红色，里面是绿色，这样行经蒂罗尔的时候他就可以把绿色一面穿在外面，因为绿色是起义农民的颜色。有一页画的是1527年冬的事，他穿着红黄相间的节日服装做出滑雪橇的样子，当时他在参加主人安东·富格尔的婚礼。我们或许可以把这本图集看作一本16世纪的私人相册，它表明了“个性”（individuality）的诞生。但是在1526年6月，也就是离他的30岁生日还有几个月的时候，出现了施瓦茨的两幅裸体画。当时的人相信，在审判日那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丝不挂的。在现实中，施瓦茨的书是别人眼中的他——身穿衣服的他——的生活的写照。他的自我造型（self-fashioning）是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的外衣，但是他的赤身裸体既不反映自我造型也不反映自我意识。赤身裸体意味着他知道要对另一个世界的自己负责，在那个世界里，造型服饰和自我意识都毫无意义。人文主义者让欧洲人重新认识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欧洲人就这样触及了现代个人主义。

“十万火急”

16世纪到17世纪早期，信件对欧洲的活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室制诰是治国的好工具；授职信为你带来政府官职或教会圣职；委任状赋予你治理外省或殖民地的权力；赦罪符保证你的罪已得到赦免（直到新教徒说这不成立）。到1520年，常驻外交官和他们定期收发的急件已经成了西欧宫廷的常态，这是从意大利北部诸国（先是米兰，然后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那里学来的。弗朗索瓦一世1515年继承法国王位时，法国只有一位常驻大使。当他1547年去世时，法国为了与对手哈布斯堡成熟的外交手段相抗衡，已经在欧洲各地派驻十位常驻大使了。随着欧洲商业网络的扩张，大型贸易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行纪来经营外地的业务，信件是它们管理业务的主要手段。在威尼斯，欧洲各地传来的新闻信汇集到里亚尔托（城市的商业中心），这里是欧洲通讯的神经中枢之一，在这里，新闻就是权力，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掌权者无法独享这种权力。

专人送信不是新鲜事。中世纪大学都有自己组织的邮递服务，让学生可以和家人保持联系并收到家人寄来的财物。新的变化在于驿马接力的传递路线和政府的组织让邮政更加完善，个人都可以使用这一服务，只不过要交钱（钱的多少由邮递员决定）。信封上的地址反映了邮政的覆盖范围——信封上还常有给邮递员的叮嘱：“速若飞鸿”（with the speed of a bird）、“日夜兼程”（day and night）、“十万火急”（post-haste）、“疾如雷电”（non celeriter sed fulminantissime）。勃艮第公爵腓力一世（Philip of Burgundy）的邮政大臣弗朗茨·冯·塔克西斯（Franz von Taxis）负责管理哈布斯堡帝国的邮政（“taxi”这个词就是从他这里来的）。一幅创作于1514年左右的冯·塔克西斯的肖像画描绘了代表他职位的符号——带有银饰的信箱、羽毛笔、信件、图章戒指、几枚金币。1516年11月12日，菲利普的儿子查理与弗朗茨和他的侄子约翰·巴普蒂斯特·冯·塔克西斯（Johann Baptiste von Taxis）签订合约，确保他们可以长期经营从布鲁塞尔到帝国各地的“平邮”（ordinary posts）业务。合约规定的工作时间直到18世纪后期之后才得到显著提升。

1520年6月14日，就在查理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前两个星期，查理授予约翰·巴普蒂斯特·冯·塔克西斯任免他领地内的邮政局长的绝对权力，并允许塔克西斯自称“邮政大臣”（General Postmaster）。于是，新闻在帝国内得以快速传播。明斯特重洗派革命的第一封报告由明斯特主教通过塔克西斯的网络寄出，送达沃尔姆斯（Worms）后再经由塔克西斯的网络传达各地。教皇克雷芒七世（Pope Clement VII）与查理五世1530年2月在博洛尼亚出人意料地会面的消息一个星期后就经过相同的路线传到了安特卫普。到16世纪初，意大利北部已经建立起了交错纵横的速递体系。1568年时，罗马有五位常驻邮政局长（西班牙国王、法国国王、热那亚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和教皇本人各有一位），邮件和包裹从他们这里以至少一周一次的频率发往威尼斯、米兰、热那亚、那不勒斯和里昂（继而送往法国各地和低地国家）。安特卫普证券交易所有公开的邮递时间表。移居国外的意大利银行家普罗斯佩罗·普罗瓦纳（Prospero Provana）从1558年起为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都（King Sigismund II Augustus of Poland）管理邮政，他的邮递员每周日从克拉科夫出发，周三到达维也纳，次周周二到达威尼斯。到17世纪初，尼德兰北部所有主要城镇都已被邮政网络覆盖。约翰·泰勒（John Taylor）1637年出版的《邮递通志》（The Carriers Cosmographie）画出了通往英格兰各郡治的邮政路线，并且给出了各个邮递员星期几从哪个旅店出发等详细信息。

邮政网络只服务于主要城镇。邮递价格不菲，而且当时的邮递和现在一样也有出错的时候。不过那时的人可以容忍这种程度的麻烦，当他们审阅传遍欧洲的重大事件新闻报道的时候，困扰他们的不是报道花费过长时间才传到他们手中，而是报道的数量太多而且互相矛盾。识字的欧洲人逐渐开始依赖远距离通信，而且他们阅读的不只是来自欧洲内部的消息。有了往来于美洲殖民地和东印度的商贸循环，海外传回的报告和信件很容易就在欧洲内部流传开来。耶稣会鼓励传教士传回关于自然史和奇珍的信息。耶稣会在海外（利马、果阿、澳门）的学院就像欧洲内部的耶稣会学院一样成了知识流通的节点。比如利马的圣保罗学院（San Pablo College）不仅教育传教士，而且研究当地印第安语言的语法并出版研究成果，它的图书馆是南美洲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它的药房成了著名的本地药用植物中心。到17世纪，耶稣会定期向欧洲发回一船一船的药物与奇珍，然后从1550年左右起出版的《年度通信》（Annual Letters）上就会登载他们寄回的报告。

图书追求读者

印刷术被人赞颂为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路德有句名言，说印刷是“上帝至高至深的恩典，让传福音的事业更进一步”，印刷是新千禧年降临的征兆，是“世界毁灭前的最后一团火焰”。从表面意义上来看，这些话让我们更加相信16世纪到17世纪初发生了一场“印刷革命”（printing revolution）。然而现实中，情况比这要复杂。历史悠久的“手抄出版”（scribal publication，通常是选择性地手抄多个副本以供小范围发行的出版业）技术仍然在为欧洲书信共和国的思想交流提供便捷的通道，这种出版方式很容易根据书信共和国的学术媒介做出改变，而且相对不容易受到出版审查的阻碍，需要的资本投入也很少。但是大批量精确复制文本的可能性确实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当它与印刷文化——商业印刷商、出版商、图书市场、分销网络、适应了这些存在的读者大众——同时降临的时候。这种印刷文化是这一时期的一大成就。1650年时已无法想象没有印刷文化的欧洲会是什么样子。

印刷文化反映的不是技术上的成功，而是商业上的成功。1520年时印刷术就已基本成型，几乎所有需要的技术创新都已经实现了。1650年的印刷机、印刷厂和100年前差不多是一样的，发生变化的是它们的文化影响力。我们对世界范围内的印刷业仍然只能做出主观估计。1520年，欧洲有250到270个印刷中心，几乎全部位于国际化城市、大学城，或是得到了君主宫廷的荫蔽。直到1650年这个数字也没有翻番，不过印刷机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个先进地区。1550年时，巴黎和里昂主导了法国的印刷业。意大利一半以上的图书是在威尼斯出版的，安特卫普在尼德兰的地位也大抵如此。只有德意志市场没有形成一个主导性的印刷中心。你大概可以想象一下，16世纪时这些印刷机印出了1.5亿到2亿册图书。18世纪时这个数字大约是15亿册。

如此巨大的变化意味着出版商要寻找新的读者，说服他们买下新增的这些印刷资料。16世纪除了有对“印刷机彰显神意”的欢呼，也有另一个问题——图书产量过剩。路德痛斥“图书和作者太多太多”，对“浩如烟海”的图书“汪洋”大发抱怨。英格兰的殉教史学家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对此深表赞同，他在他的拉丁文殉教史中写道：“书信共和国真的被无穷多的飞来飞去的图书压垮了，这种情况下我还执笔写书好像多此一举……”17世纪初甚至可能出现了学术类图书的生产危机。我们往往以为在印刷业的起步时代，是读者追求图书。现实恰好相反，是图书追求读者。

欧洲的印刷商和书商知道怎么吸引读者。图书的外观很重要，因为对于识字的欧洲精英而言，印刷的图书不仅是用来传播思想的，也是用来长久保存的。特别是在高端市场，图书是奢侈品和保值品，是作为礼物来赠送和珍藏的。因为图书出售时通常是未装订的（in albis），书商会提供定制的装订服务。因此，扉画对印刷商和出版商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扉画可以摆在店面里，或是在书市上钉在方便看见的地方。木版画生产成本低廉，容易加入印刷工序，印新书时回收利用也方便。铜版凹印成本高，而且铜的供给有限制。铜版的雕刻和印刷都比木版更费时间，难度也更高。但是铜版插画更清晰、更细致，这对印出促进销量的封面大有好处，所以渐渐地，昂贵的图书都采用铜版来印制扉画。

书的扉页会用耸动的话语来勾起读者的兴趣——真实的历史、惊人的奇迹、怪诞的奇观。新版图书会标榜自己可读性有所提升——更好的排版布局、索引、注释、插图。销售目录让读者了解市面上有什么书，知道排版有所改进。16世纪德意志的吕贝克有个印刷商家族（约翰·巴尔霍恩父子），再版“修订”的做法臭名昭著，所以德语中有个词叫verballhornen，指的就是“越改越糟”。印刷一种已被广泛出版的书需要找到有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卖点，富有经验的印刷商擅长制造这种卖点。德意志印刷商采用了一种与罗马字体相对的条顿字体，名为“尖角体”（Fraktur），这样他们的书在本地市场上就有与众不同的外观。里昂内（Lyonnais）的印刷商想要在法国市场的图书中推广一种名为civilité的意大利字体。克洛德·加拉蒙（Claude Garamont）模仿威尼斯的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印刷厂的设计，创作了自己的罗马字体和希腊字体，现代的加拉蒙（Garamond）字体就是以加拉蒙的一个继承者让·雅农（Jean Jannon）的设计为基础的。

扉页有时会根据不同的市场做出改动，或是为了清理存货而做出修改。出版商不仅要写出能说服读者买书的序言，还要跟著名文人软磨硬泡求他们为新书题词。一些地区分化出了专门生产纸牌、贺卡、日历和相册的印刷商。法国北部特鲁瓦（Troyes）的尼古拉·乌多（Nicolas Oudot）是一个印刷商家族的创始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版祈祷书、冒险故事、寓言和年历是从他开始的。这些书后来被称作“蓝皮丛书”（bibliothèque bleue），因为它们的封面都是蓝色的。卖书小贩（colporteurs）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在各个集市上叫卖这些书，它们就这样销遍法国北部。与乌多同时代的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伦敦的书商则寻找市场来销售时效性低的出版物，特别是报纸和期刊。无论在哪里，印刷商和出版商都知道，对各类读者都有吸引力的书最畅销，而他们必须培养这些读者的品味和兴趣。1650年时，一国的图书产量与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度相关。这种关系不是因果关系，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现实：17世纪中叶，印刷成了基层经济繁荣的可靠指标。

当一个成功的出版商需要商业头脑、业务伙伴和好运气。16世纪最有胆识的印刷商之一的克里斯托夫·普朗坦（Christophe Plantin）的生涯就体现了这样的成功。与当时许多印刷商一样，他也是一个移民，出生于卢瓦尔河谷，后来迁居到了安特卫普。1555年，他开始印书，起初他还兼做制皮、装订和贩卖法国蕾丝。他从家人和朋友那里筹集资金，有些朋友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家人”，因为他们都是友爱之家（Family of Love）的成员，都相信亨德里克·尼克拉斯（Hendrik Niclaes）倡导的家庭虔诚。普朗坦在巴黎发展业务伙伴，让早期作品迎合法国市场，小心翼翼地在名贵图书和销量稳定的低端图书之间达到产量上的平衡。1566年时，普朗坦公司（Plantin and Co.）已经拥有7台印刷机，33名印刷工、排字工和校对员，工厂也从梳子街（Kammenstraat）的“黄金罗盘”（The Golden Compasses，以普朗坦的一台常用印刷机为名）搬到了星期五市场广场（Vrijdagmarkt）。普朗坦印刷厂（Officina Plantiniana）从此成为旅游地图上的热点——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然而普朗坦最大的成功，在于利用与上层人物的关系确保了他在印刷业的垄断权力。16世纪图书审查政策的扩张源于印刷商想让自己的出版物免于竞争的私欲。他们想要免于竞争的“特权”（privileges），而政府意识到，特权可以成为压制宗教争议的武器。于是印刷商，出版商得到了出版物的“特许状”（imprimatur），这让他们享受了经济上的好处，但与此同时他们必须把书稿交给官方检查，而普朗坦得到的是最诱人的垄断权力。在安托万·佩勒诺（人称枢机主教格朗韦勒）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在天主教欧洲印刷和销售《多语圣经》（Polyglot Bible）的王室补贴（1568年）和教皇特权（1572年）。1570年，他还得到了教皇授予的印刷和销售特伦托会议推荐的新版日课经（罗马教会的每日祈祷书）的独家特权。1571年，他的特权扩大到了西班牙及其海外领地。数以千计的书从安特卫普成批运出，一时间普朗坦在出版业占据了支配地位。不过没有出版商能长期高枕无忧，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不受他特权影响的科隆印刷商们生产了自己的日课经。政治危机虽然刺激了图书需求，但是也破坏了供应链和销售市场。1572年尼德兰内战硝烟再起，使他几乎破产。这位最成功的出版商，在16世纪80年代后期给别人写信时署名却是“曾经发达过的”普朗坦。

图书馆是新印刷文化的化身。通过现存的藏书清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估计私人藏书的增长。在佛罗伦萨、亚眠等地，藏书的增长体现为国内印刷读物愈加丰富，特别是中等规模的城市藏书（30～200册）的发展。为了容纳大规模藏书而专门建造的图书馆反映了图书与权力之间的联系。1515年，威尼斯元老院决定建造一座图书馆来保存枢机主教贝萨里翁（Cardinal Bessarion）遗赠的图书。元老院的决议指出，向古人学习促进学术，才能产生“健全的政府”。弗朗索瓦一世的文化战略包括建立枫丹白露王室图书馆、王室印刷厂和法定送存制度。德意志的君主竞相建立图书馆，任命学者作为馆长。简而言之，图书馆或者成为推进公共福利的空间，或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成为颂扬君主威严的属于上等人的空间。

语言和共同体

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语言既是沟通的高墙，也是沟通的桥梁。这一时期欧洲有多少种语言？答案并不明确，因为我们是根据流传到现在的语言来判定一门欧洲语言算不算语言的。近期的一项估计认为数量在40～70种之间。当时的人越来越认识到欧洲语言的丰富遗产。他们常常把一门语言的品质和他们认为这种语言的使用者具有的道德特征联系起来。哲学家兼地方官米歇尔·德·蒙田认为法国西南部使用的加斯科涅语很“阳刚”，与他同时代的巴黎律师艾蒂安·帕基耶认为意大利语很“阴柔”。蒙田和帕斯奎尔都认同这一条人文主义纲领——语言是教育的试金石。作家们争先恐后地推广自己的母语，抹黑别人的母语。1542年，意大利戏剧家、知识分子斯佩罗内·斯佩罗尼（Sperone Speroni）讨论了希腊语、拉丁语、托斯卡纳语和其他意大利方言在文学创作时的相对优势。七年之后，诗人约阿希姆·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仿照斯佩罗尼的先例，在《保护和弘扬法兰西语言》（Defence and illustration of the French Language）中谴责自己的同胞没有发扬法语的丰富意涵。在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提出加泰罗尼亚语的高贵来自它与拉丁语的渊源，不过半岛上的其他语言也有自己的捍卫者。比如，马丁·德·比西亚纳（Martín de Viziana）力图证明巴伦西亚语和加泰罗尼亚语一样源自古代语言。1589年，古德布兰德·索尔拉克森（Gudbrandur Thorláksson）提出了冰岛语的纯洁性。几乎没有哪一种方言没有自己的拥护者。

这是否意味着方言的胜利？而现实并不是胜负分明的。口语和书面语间、地方主义的压力和大一统的追求间有种永恒的张力。多语共存一直是欧洲生活的常态。在16世纪后期的瑞士中部的恩加丁（Engadine）山谷，萨利斯（Salis）家族成员用五种语言相互交流。在外读书的儿子们以拉丁语写信回家，家中的人用德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女性们）本土的罗曼什语（Romansch）互相交谈。双语共存在中东欧也是很常见的现象，匈牙利语的使用者和斯洛伐克语、捷克语、德语、克罗地亚语或意大利语的使用者比邻而居。立陶宛同时存在着五种语言——立陶宛语、波兰语、德语、罗塞尼亚语和拉脱维亚语。人们很习惯自己归属于不止一个语言共同体。在什么语境下选择使用哪种语言成了特定时刻对于自己身份和归属的社会与文化声明。

拉丁语是基督教世界的语言。它仍然是定义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智识身份的最重要的“虚拟语言”（virtual language）。英格兰教师理查德·马尔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说，它是“学术共同体”（the learned communitie）的语言，“学者的母语”。它是基督教世界最后一个瓦解的部件。在欧洲的双语地区，拉丁语一直是司法、行政和传播的通用语。直到17世纪，波兰的许多市政和法庭还是拉丁语的。维也纳的财政署（Hofkammer）官员与布拉迪斯拉发的财政署官员用拉丁语通信。德意志和匈牙利的议会（Diets）用拉丁语做记录。如果英国旅行者到匈牙利的旅馆里想让别人听懂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就会说拉丁语。1633年一个佛兰德斯的嘉布遣会修士在给罗马的信中写到“匈牙利的农民和牧人说拉丁语比别处许多神父还流利”。拉丁语一直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正式外交语言。1650年时法兰克福书市上卖的大多数书依然是拉丁语的。它不是唯一的虚拟语言——犹太人用希伯来语，而教会斯拉夫语（Church Slavonic）是东正教徒的通用语——但拉丁语始终是残存的衡量元素，是区分曾经是基督教世界的土地与外界的语言边境线。

新教改革的内部矛盾也反映在语言上。尽管人文主义者鼓吹方言改革的功用，但是政府无法强制推行一种语言。1539年的维莱科特雷敕令（Edict of Villers-Cotterêts）要求法国各法庭使用“法兰西母语”（maternal French language），但是敕令没有禁止其他语言。同年，波兰议会规定波兰的所有法律和敕令都应使用波兰语发布，不过这一规定对地方政府不构成影响。1536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联合法案》（Act of Union）要求宣誓时必须“说英语”，可是威尔士语一直沿用到了17世纪。次年颁布的《英国秩序法案》（Act of the English Order）[7]限制公共场合使用爱尔兰语，导致英语成了一种遭人痛恨的殖民语言。1561年，宗教裁判所要求加泰罗尼亚必须使用卡斯蒂利亚语，因而制造了相似的不满，这种不满到17世纪40年代再度浮现。17世纪，瑞典人想要限制他们的新帝国内丹麦语和芬兰语的使用，1620年白山之战后，哈布斯堡王朝也想在捷克人的土地上强制推行德语。1650年时，欧洲出现了强势的语言共同体，这反映出“本地”在欧洲得到了重新定义。也有一些语言陷入了明显的衰退，比如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盖尔语。对于加泰罗尼亚语、葡萄牙语、捷克语、丹麦语、荷兰语等其他语言来说，形势已经进入稳定。

知识分子面临的语言选择问题在于是要拓宽影响（用拉丁语）还是要深化影响（用方言）。伊拉斯谟毫无困难地选择了前者。他的一切著述都是用拉丁语写的，他讲话也是讲拉丁语（带有尼德兰口音）。但是，在为他翻译的希腊语《新约》所作的序言中，他鼓励人们把《圣经》翻译成方言，这样“最卑微的妇女”（omnes mulerculae）、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土耳其人和撒拉逊人也能读懂，农夫犁地时可以吟唱经文，织工在织布机边也可以留出一些时间读经。宗教改革时代语言方面最大的两个矛盾是：教会里应该使用哪种语言？应该如何称呼上帝？拉丁语仍然是天主教礼拜仪式的语言，但是视察教会的结果表明相当一部分的教区教士，至少在天主教的教士教育改革生效之前，不是很懂拉丁语。这个问题要不要紧，以及他们布道和说教时使用的是什么语言，我们是很难判断的。罗曼语族（Romance languages）的使用者或许比较容易理解简单的拉丁语，如果拉丁语和方言交错使用的话。我们不能肯定会众对方言会更容易理解——除非他们的神父碰巧能流利地使用他们的方言。

新教改革家选择深化影响而非拓宽影响，然而他们面临许多困难。路德主张为了教育的目的保留拉丁礼拜仪式，而且他的神学著作也是用拉丁语写的。胡尔德里希·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的口语是一种瑞士方言，他认为语言是我们理解和敬拜上帝的重中之重。1525年他改革苏黎世的礼拜仪式时，当地的敬拜者用瑞士东部各州使用的瑞士德语来唱《光荣颂》（Gloria in Excelsis）。他的神学著作里只有用拉丁语写的才有广泛的影响力。约翰·加尔文能讲拉丁语和法语方言，不过他选择奋力地用后者来写作。翻译《圣经》对所有宗教改革家来说都是一项挑战。马丁·路德想把《圣经》翻译成“平民百姓”（der gemeine Mann）都能懂的德语。但该选哪种德语？他在《桌边谈话录》（Table Talk）中承认“德语的方言太多，相隔仅50公里就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了”。实际翻译《圣经》时，他选用了萨克森的迈森（Meissen）法庭所用的语言，人称“迈森官话”（Meissner Kanzleisprache）。方言《圣经》让新教在宗教改革的核心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人应当如何了解上帝？

图像的力量

除了印刷文字之外，在木版画、雕版、蚀刻、乐谱和歌谣的出版，奖牌制作和挂毯纺织方面也有惊人的创新和提升。学者、艺术家和雕版画家知道一幅图像可以传达多层含义。机械生产技术推动了地球仪、天球仪、六分仪和天文环的大规模制造，让它们更明晰，更精确。更加可靠的（用来计算地理位置、三角函数、对数和星历的）数学表让这些仪器更加实用。二分表让读者可以一眼掌握信息的结构，图像有助于技术的传播和标准化，高质量插图和图文混排对解剖学教材、生物学手册、数学论著和地图册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画与对个体的重视相得益彰。写实的植物插图弥合了不着边际的论述自然的文字和对自然的直接体验之间的差距。维萨里监督并购买了83幅人体木版画并收录到他的《人体的构造》中，他要告诉读者“图片对理解这些事物非常重要，亲眼观察实物比最明白的文字产生的印象更加精确”。地图上的比例尺、测量结果、图注和手工上色的工艺品完善了人们对所指的现实的意识。关于世界的知识也可以用图表和公式表达，它们建构了各种观察世界、组织知识的方法。因此笛卡尔的折光学论文的插图结合了人体解剖学和折光几何学。雕版画家和艺术家在知识表达的过程中不仅是助手，更是积极的合作者，有时还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图片不仅不会让知识静止老化，反而可以动态地表现出知识的习得过程。（老）海因里希·弗格特尔［Heinrich Vogtherr（the Elder）］第一个用纸片图层绘制解剖图以展现人体的内部和外部。汉斯·巴尔东·格里恩（Hans Baldung Grien）为瓦尔特·赫尔曼·里夫（Walter Hermann Ryff）1541年出版的描绘颅骨解剖各步骤的解剖图集贡献了10幅木版画。伽利略的《星际使者》按顺序展示了描绘他观察到的月面和太阳黑子的不规则现象的插图，作为他的天文理论的视觉叙述。

有图的书卖得好，有图的思想传得开。路德派的宣传家已经在他们的反天主教小册子里加入了人们熟悉的图像（怪物和噩兆），他们的理由是小册子“要让淳朴的人民看懂”。图像可以跨越识字与不识字的鸿沟——图画可以成为“穷人的圣经”（Biblia pauperum），就像787年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Second Nicene Council）称呼的那样。然而，慈运理–加尔文宗（归正）新教对于图像问题，尤其是在宗教崇拜语境下的图像问题，有不一样的看法：图像鼓励偶像崇拜，《圣经·旧约》里的律法称图像会危害真正的信仰，必须销毁。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则没有这种忌讳。正如耶稣会传教士所强调的那样，图像是开展说服的重要武器。1542年方济各·沙勿略来到果阿时带了圣母马利亚的木版画、油画和小雕像。

文艺复兴盛期和巴洛克早期的宗教艺术——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祖卡罗（Zuccaro），以及（后来的）鲁本斯和卡拉齐（Carracci）——通过雕版画和蚀刻画传遍世界。前往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路易·弗洛伊斯（Luís Fróis）1584年报告说，需要发放给日本不断增长的基督教社群的宗教画数量超过5万幅，他还说这些画在印度和中国广受欢迎，可能一个神父带着1 000幅画出发，没到日本就分发光了。耶稣会的解决办法是依托日本的耶稣会神学院建立一所培养本土画家的“学校”。这所学校始建于1583年，第一任校长是耶稣会士焦万尼·尼科洛（Giovanni Niccolò）。在他的指导下，日本的世俗助手把欧洲油画大量地复制成铜版画、木版画、水彩画和水墨画，许多产品都销往中国。

传教士根据特定的环境选择能产生适当效果的图像。比如在中国，图像在利玛窦传教策略中与钟表、天文学和地图一样重要。起初他不用圣母像而是用救世主像（Salvator Mundi），因为中国人分不清圣母马利亚和佛教中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但是后来，他和他的继承者利用了两者的相似性。同他在日本的耶稣会同事一样，利玛窦也避免使用耶稣钉十字架和受难的图像，因为当地人认为这种画很耻辱。耶稣会士常提到图像如何在当地人群中激发剧烈的情绪。欧洲表现艺术的影响力非常强大，1601年中国的万历皇帝见到罗马的耶稣会作坊绘制的救世主像油画时感叹道：“真活佛也。”1605年访问耶稣会士在北京的住所的人被他们看到的“图书所震惊”。他们明显觉得“这些人像是雕出来的，他们不相信这只是图画”。也有人说油画和雕版画有种超自然的魔力，因为马利亚或基督的眼睛好像会随着观看者的移动而移动。

那些相信柔性方法（il modo soave）是争取可靠皈依者的最好方法的传教士倾向于迎合当地人民的偏好。欧洲的机械复制的媒介是天主教全球化的重要助力。墨西哥的纳瓦印第安人（Nahua Indians）仿照一幅来自安特卫普的1550年的雕版画创作了《痛苦圣母》（Virgin of Sorrows）的羽毛画。1578年，有记载的第一幅墨西哥羽毛画——以一幅欧洲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雕版画为基础——经菲律宾抵达中国。赫罗尼莫·纳达尔（Jerónimo Nadal）以16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最早在罗马创作的一组绘画为基础，于1593年出版了包含153幅画的《福音故事图像》（Pictures from the Gospel Stories）。这些画在安特卫普印刷后对亚洲和拉美的传教事业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让人们亲眼看到这些图，”利玛窦说，“我们可以解释可能无法用言语解释的事。”

[1] 何西阿（Horsea）是《圣经·旧约》中的先知。《旧约·何西阿书》第10章第12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第14章第5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译者注

[2] 此处作者有误。亚速尔群岛以西100里格是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提出的分界线，但是并没有被葡萄牙接受。《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确定的分界线是佛得角以西370里格的经线。——译者注

[3] 事实上菲律宾群岛在摩鹿加群岛西北方。——译者注

[4] 安德烈亚·阿尔恰托（Andrea Alciato，1492—1550），通称阿尔恰蒂（Alciati），意大利法学家、作家，被誉为人文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1531年初版《寓言画集》（Emblemata）。——译者注

[5] bonae litterae字面意义是good literature（美文或典雅文学）。——译者注

[6] “嚼马嚼子”（to champ at the bit）指赛马在出发前焦急的样子，形容急不可耐。“无火不生烟”（no smoke without fire）意同中文的“无风不起浪”。——译者注

[7] 《英国秩序法案》全名为《英国秩序、习俗、语言法案》（Act for the English Order, Habit and Language）。——译者注

第九章

查理五世时代的政治与帝国

基督教世界的脆弱

基督教世界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欧洲是一个政治万花筒，敌对引发冲突，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能做的不过是调解冲突。部分原因在于，教皇和皇帝所代表的这两种体制本身也是斗争的参与方，他们的参与改变了他们自身力量的性质，使他们成为批评的目标。而表达批评的方式是要求改革。教会改革是一项长期存在的议程，体现为要求召开教会公会议的呼声。尽管公会议运动在15世纪末已经偃旗息鼓，但是利益相关方仍然可以把教会改革作为针对教皇的工具。帝国改革也是德意志土地上一个历史悠久的话题，它随教会改革一起被抬到德意志议会上，不同的人想用它实现不同的目标。有时改革被用来批判皇帝，有时改革又被用来推行那些加强帝国这个逐渐成熟的政治实体本身的措施。

16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分裂已经暴露无遗，部分原因在于强敌奥斯曼土耳其的出现。正当基督教世界需要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的时候，它却被内部的撕裂搞瘫痪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王朝帝国的形成加剧了它内部的分歧：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1516年即位西班牙国王，1556年退位，1519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帝位上直到1558年去世。哈布斯堡家族的祖产占据了新兴经济中心莱茵兰的战略要地。家族的土地横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沿多瑙河而下直至比维也纳更远的地方。查理五世安排自己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享有新世界的空前财富，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声称自己承载了基督教世界的希望——改革教会与帝国，抵抗奥斯曼土耳其，解决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有人相信他的统治将应验古老的预言。他将是第二位查理曼大帝，他是罗马人民的国王（Rex Romanorum），他会重建教会、改革帝国、痛击土耳其，他会像大卫王一样把羊合成一群。[1]

但是从查理五世继承的遗产看，他的野心实现不了。他继承了哈布斯堡用来限制瓦卢瓦法国的家族联盟和政治纲领，他也继承了皇帝和教皇长久以来的相互怀疑，查理在意大利半岛的支配权和双方不一样的教会改革计划更加剧了彼此的疑心。羊圈变成了战场。查理五世独一无二的地位促使他提出要建立一个保护和推进基督教世界的新“普世”（universal）王国，不过他的企图引来了瓦卢瓦法国针锋相对的回应，后者声称，查理所谓代表基督教世界、保护基督教世界的口号只是掩饰哈布斯堡王朝野心的幌子。尽管法国人努力打造的反哈布斯堡联盟没有他们期待的那么持久，但是他们成功地塑造了一种话语，这种话语拆解了哈布斯堡的帝国统治与基督教世界的存续、教会和帝国改革的关系。

16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世界政治脆弱性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德意志的路德派运动。路德派新教徒重写了发现基督教真理的方法，对教皇权威的合法性发起了全面进攻。关于他们的运动如何缔造了跨越社会边界的新联盟，引入了新的政治角色，使帝国在政治上更成熟、更独立于皇帝，是下一章的主题。本章的主题是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分裂。查理五世在这个问题上又是故事的主角，他又要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感到肩上担着基督教世界的遗产，不能屈于一个重写古老传统的修士的一己之见。但是查理也必须回应路德派唤起的帝国内部的政治力量，它们的合法性来自帝国结构本身。查理通过整合教会改革议程的各个部分来调解路德派和天主教会的做法一度仿佛行得通。教皇愿意配合他的做法，尤其是当这种做法好像可以团结基督教世界抵抗奥斯曼土耳其的时候。然而，教皇内心深处怀疑帝国的动机，最终是相信路德派教义在神学上根本无法调和的一派在教廷占了上风。

16世纪40年代，查理想要通过谈判解决帝国内部神学分歧的努力失败了，此后他转而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许多人——尤其是在那些保证基督教世界统一性的教会机构（宗教裁判所、多明我会、大学里的神学院）任职的人——从一开始就提出路德派教义是异端，只有击溃路德派才能维持上帝在世间的秩序。皇帝的职责是提供击溃异端的剑与盾，从而止住削弱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分裂。在基督教世界碎片化的环境下，尽管新教的发展让对保护基督教世界持强硬派观点的人烜赫一时，但是他们的强硬态度加深了基督教世界深层次的分裂。

查理在1547年4月24日的米尔贝格（Mühlberg）之战中的军事胜利并没有打败新教。后来查理的弟弟斐迪南（皇帝斐迪南一世）在奥格斯堡与新教徒谈成了《奥格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和约签署于1555年9月25日，被载入帝国法。查理打心眼里不想把异端合法化，他也怕这会在帝国内部引发更大的抗议。他想让斐迪南签字而不是自己签字，他还把议会推迟，等他宣布退位再召开议会。斐迪南在议和上并没有拖延，这让查理更感到不安。一个月之后的10月25日，查理五世在布鲁塞尔的大皇宫（Great Palace）举行仪式，宣布了自己退位并把尼德兰的统治权传给儿子腓力的愿望。接下来腓力和斐迪南展开了谈判，斐迪南推翻了查理（在1550年的家族协议中写下的）想要哈布斯堡遗产保持完整的愿望。腓力放弃了继承斐迪南罗马人民的国王王位和将来的帝位的权利。更不情愿的是，他把意大利北部的统治权让给了斐迪南。作为交换，斐迪南承认尼德兰继续受到西班牙的统治。交易谈成后，1556年1月16日，查理卸下了西班牙的王位，授予腓力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西西里、地中海西部诸岛和新世界的统治权。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分歧在帝国内部合法化了。哈布斯堡家族的遗产一分为二，后来证明这种划分依据有致命的缺陷。基督教世界政治领导的失败从此确定无疑。

政治格局

欧洲的政治体多种多样。1520年时，欧洲有大约500个某种程度上独立的政治实体。导致新国家形成的征服与合并的过程还在继续，直到17世纪上半叶，中等体量（有利于经济扩张和其他类型的发展）的国家才开始在欧洲占据上风。1650年左右，欧洲的独立国家大致还有350个。小型政治实体包括自称海上帝国的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缺乏纵深的城邦（日内瓦、杜布罗夫尼克、格但斯克、汉堡），一个带着引人争议的共和遗产刚刚重建的公国（佛罗伦萨，后为托斯卡纳公国），一个新生的联省共和国（尼德兰共和国），这个共和国1600年时才初具国家的雏形，1650年时已经成为一个殖民强国。还有一个古老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它的哈布斯堡腹地正在越来越像一个王朝国家，它其余领土上的宪制也在巩固；另有一个自称共和国（Rzeczpospolita）却是选举君主制的新兴联邦（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使波兰与立陶宛合并）。几个乡下的自治寡头政权（灰色同盟——法语称Grisons，德语称Graubünden——统治着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和一个松散的邦联（瑞士诸州）并存。意大利半岛、比利牛斯山脉、德意志北部和尼德兰尚有无数的小诸侯国，它们在多数场合都独立自治，但也效忠于相邻的大国。有些古老的“失败”国家（勃艮第、纳瓦拉）成了火药桶。欧洲东部和北部有一些选举君主制国家（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丹麦和瑞典），意大利中部最大的国家（教皇国）采用的也是一种独特的选举君主制。

边缘之地存在着自由空间，这些地区顶多是松散地隶属于那些稳定的国家。有些成群结队的波兰人和莫斯科人被称为哥萨克人，其中一部分是逃离农奴制后加入其中的，这些哥萨克人迁徙到了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意即“急流以外之地”），在靠近第聂伯河河口的地方安营扎寨。名义上他们承认波兰–立陶宛的领主地位，实际上他们自行其是，与喀山鞑靼人作战，后者是由伏尔加河畔的鞑靼人和保加尔人混合而成的族群。哥萨克人的长者召开西契拉达（Sich Rada），决定指挥官（盖特曼）人选。当时的人称之为哥萨克“共和国”（republic）。与哥萨克人相似的是克罗地亚的乌斯科克人（Uzkoks，克罗地亚语为Uskoci，意思是“伏击者”）。他们是失去家园、逃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克罗地亚人，聚集在达尔马提亚海岸斯普利特（Split）附近的克利斯（Klis）城堡。克利斯在奥斯曼帝国的进攻下坚持了25年以上。1537年，克利斯陷落，剩余的乌斯科克人在塞尼（Senj）重新站稳脚跟。他们在那里打劫商船，直到敌对的威尼斯和奥地利哈布斯堡1617年在马德里议和，这些乌斯科克人只好又迁居到了斯洛文尼亚的山中。[2]

北非海岸的巴巴里（Barbary）海盗（穆斯林海盗）强征地中海上的基督徒商船，而且劫掠基督教世界的南部海岸。最臭名远扬的是奥鲁奇雷斯（Oruç Reis）和他的弟弟亚库普奥卢·赫泽尔（Yakupoglu Hizir）。[3]两人都成了传奇的主角，哥哥绰号“巴巴罗萨”或者“红胡子”。奥斯曼治下的巴巴里诸国直到17世纪仍是基督教世界的大患。同样的，国家政权对佩尔地区以外的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也只有名义上的统治权，真正的统治权属于盖尔诸侯，而衡量这一时期欧洲国家形成的指标正是国家对边缘之地的侵入和更直接的控制。

少数几个西欧国家在王朝君主的统治下相互合并，逐渐成为超乎同类的强国。有些世袭君主虽然最近才建立王朝，其实自身已有悠久的历史。瓦卢瓦家族1328年坐上法国王位，但实际上1515—1589年统治法国的是它的庶系分支瓦卢瓦—昂古莱姆（Valois-Angoulême）家族。波旁家族继承瓦卢瓦—昂古莱姆王朝时，他们也继承了这一时期最复杂的王朝权力争议。1485年，都铎家族以一场公然政变登上了英格兰王位，1603年他们又被小邻国苏格兰的斯图亚特家族取而代之。斯图亚特王朝努力把它的王朝共管领土改造为一个复合君主国。

在西班牙半岛，特拉斯塔马拉（Trastámara）家族两个相互敌对的支系各自统治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直到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史称“天主教徒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史称“天主教徒伊莎贝拉”）联姻，才把两国合二为一。1504年，斐迪南以武力征服了那不勒斯王国，他说这是为了收回1458年被他的叔叔阿方索二世（Alfonso）从阿拉贡王国分走的家族遗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复合君主国（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那不勒斯），不过这个国家在特拉斯塔马拉家族手中并没有停留很长时间，因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只有一个女儿胡安娜。她的丈夫是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美男子腓力（Philip the Handsome），他的后裔继承了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那不勒斯。从1385年起，统治葡萄牙的阿维什（Aviz）家族在枢机主教恩里克（Cardinal Henry）手中失去了王国的统治权，葡萄牙被并入哈布斯堡的西班牙王国，两代人之后，1640年爆发的起义让葡萄牙王位落入布拉干萨（Braganza）公爵若昂四世（John IV）手中。

14世纪后期，东欧的立陶宛大公和波兰国王都来自雅盖隆（Jagiellon）王朝——立陶宛格季米尼德（Gediminids）家族的后裔，1501年至1572年，立陶宛和波兰被同一个雅盖隆君主统治，所以联系非常紧密。亚历山大·雅盖隆（Alexander Jagiellon）1501年在兄长死后成为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4]亚历山大的另一个哥哥弗拉迪斯拉夫二世（Vladislaus II）1471年被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匈雅提（Hunyadi）家族的君主马加什·考文纽斯（Matthias Corvinus）1490年去世时没有子女，弗拉迪斯拉夫又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这样就形成了又一个复合国——匈牙利—波希米亚，这个王国传到弗拉迪斯拉夫的儿子拉约什二世（Louis II）手中，1526年莫哈奇之战中拉约什身亡，王国随之断绝。16世纪的前20年，波兰、立陶宛、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组成了一个雅盖隆王朝势力范围，就像哈布斯堡王朝一样。随着事态的发展，拉约什二世成了雅盖隆直系血统在匈牙利—波希米亚的最后一代，正如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都成了波兰–立陶宛的最后一代。他们在波希米亚—匈牙利的继承者是哈布斯堡家族——尽管母亲来自雅盖隆家族的佐波尧·亚诺什（John Zápolya）仍在挑战哈布斯堡的继承权——他们在波兰–立陶宛的继承者则是瑞典的瓦萨家族。

世系表1：16世纪的雅盖隆王朝

在斯堪的纳维亚，来自德意志的奥尔登堡（Oldenburg）家族从1397年起以王朝联合（卡尔马联盟）的方式统治着丹麦、挪威、冰岛、格陵兰、法罗群岛和瑞典。1523年，瑞典乌普兰（Uppland）地区瓦萨家族的古斯塔夫·埃里克松（Gustav Eriksson）揭竿而起，成为瑞典和芬兰的国王。1562年，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的女儿、他的继承人西吉斯蒙德二世的妹妹卡特里娜·雅盖隆嫁给了芬兰公爵约翰·瓦萨，也就是后来的瑞典国王约翰三世。瓦萨王朝势力范围就此形成，波罗的海东岸直到16世纪末都处于它的统治之下，此后两代人的时间里，斯堪的纳维亚政治都因为瓦萨王朝的崛起而动荡不安。

16世纪完全不存在“民族国家”（nation state）。那种19世纪的框架与这些王朝事业全然不符，王朝事业反映的是家族利益而非民族身份。复合王国是常态而不是例外。有些复合王国是由相邻的国家组成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皮埃蒙特和萨伏依、波兰和立陶宛、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当时的人承认领土相邻的战略价值，但并不会过分高估它。统一性（语言、习俗和制度的相似性）更加重要。无论如何，王朝动态的风云突变往往不利于相邻领土的形成，很少有国家能享受领土相邻带来的好处。

法兰西王国领土的规模和连续性都是不同寻常的，它一点点地把周边的诸侯国都吞并到自己的领地中。法兰西1453年从英格兰手中夺取加斯科涅，1477年吞并勃艮第，1481年继承普罗旺斯，1491年与布列塔尼合并，这些被吸收的部分都保留了一定的法律、制度或文化自治。法国一体化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在17世纪上半叶重新启动，但是步骤仍是渐进式的。波旁王室1620年吞并贝阿恩（Béarn），1634年吞并洛林，1641年侵入鲁西永（Roussillon）。法兰西王国的一体化和强大实力使它成为效仿和猜忌的目标。

王朝格局好像一直没什么问题，直到法国哲学家、法学家让·博丹政治学著作中的主权学说提出了“权力属于谁”这个问题。当时的人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西班牙法理学家胡安·德·索洛萨诺·佩雷拉（Juan Solórzano Pereira）把他在殖民地政府一生的经验总结成了一部汇编，为西班牙的殖民事业辩护。他的《西印度政治》（Politica Indiana）用博丹主义主权学说来解释西班牙帝国。西班牙对其殖民地统治符合这一模型，因为这些殖民地在法律上和行政上都是西班牙统一的一部分。但是它在阿拉贡、巴伦西亚、加泰罗尼亚、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王国或尼德兰的统治就不符合这一模型。索洛萨诺用“平起平坐”（aeque principaliter）这个教会法术语来形容它们与西班牙的关系，这个术语指的是两个教区在同一主教治下联合的情况。他写道：“这些王国虽然共有一位国王，但在治理和统治它们时，国王必须把自己看作仅仅是这个王国或那个王国的国王。”碎片化的主权对统治差异巨大的政治实体有好处。国王保证一国的习俗、法律和制度不变，该国的地方精英就会接受国王的复合统治。国王不在时，摄政或总督会代替他执政。这种口传圣谕的做法需要高明的手腕来保证地方父老不会感到国王疏远了他们。

复合君主国消耗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纽带。1518—1520年的瑞典起义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斯堪的纳维亚王国。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入侵瑞典南部，战争到最后，他在斯德哥尔摩屠杀了近百名瑞典精英领袖。死者包括古斯塔夫·埃里克松的父亲。于是古斯塔夫领导起义，打败了丹麦人，于1523年6月6日被瑞典等级会议（Swedish Estates）选为古斯塔夫·瓦萨国王，标志着瑞典从此脱离卡尔马联盟。

与此同时，复合君主制在西班牙也在经受考验。查理五世（在卡斯蒂利亚是查理一世）以其母亲胡安娜有精神疾病为由，要求在她母亲依然在世的情况下继任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国王，他从佛兰德斯出发，1517年10月在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登陆。但是卡斯蒂利亚和莱昂议会（Cortes）1518年1月在巴利亚多利德开会，不承认他们所听到的安排，他们继续用“殿下”（Su Alteza）称呼查理，用“陛下”（Majestad）称呼胡安娜。18个城镇的代表向查理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如下：他们的女王保留她的家产；查理必须娶一个卡斯蒂利亚人并学习卡斯蒂利亚语，让西班牙人做他的随从；查理不在时他的弟弟斐迪南要留在西班牙，新世界的贵金属和所有的官职、政令必须继续由西班牙人掌握。查理接受了所有这些要求。就连王室领地都被限制性地保护起来，以避免查理五世可能的侵占。代表们给了新王一笔津贴，但是1520年当他们发现新统治者还要更多钱时，他们惊呆了。

那时，查理已经开始利用简易又便利的归化政策任命勃艮第人担任西班牙的官职。托莱多父老与其他市镇结集力量，组成城市（comunidades）间联盟（junta）。教士在布道时公开鼓励反对新政权，教堂里贴满了号召人民反抗外来国王的传单。公社（comuneros）部队击败了被派来收复托莱多的军队，人们把不满写信呈给胡安娜女王，他们只承认她是合法统治者。他们宣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协定神圣不可侵犯，王室的契约必须履行。忠于查理五世的人在幕后努力寻找支持查理的力量，尤其是在农村，西班牙士绅——往往是担任市议员（regidores）的头面人物——也倾向于支持查理。经历了一年的混乱和战斗之后，公社部队在1521年4月23日的比利亚拉尔（Villalar）被查理击败，危机终于解除。但是，巴伦西亚也出现了类似的局面，那不勒斯也有这样的不满，大型复合君主国有多脆弱早在那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女性摄政往往具备所需的优秀调解能力，为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出色地担任尼德兰摄政的女性都证明了这一点。查理的姑姑奥地利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ustria）1507—1515年和1519—1530年担任尼德兰摄政，她死之后，查理的妹妹哈布斯堡的玛丽（Mary of Habsburg）于1531—1555年担任摄政。查理的私生女帕尔马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Parma）在1559—1567年担任摄政，但她几乎没有自主权，她的摄政期是在泪水中结束的。尽管复合君主制发展出了一种强有力的统治神话，让上层贵族相信应当对王朝保持个人忠诚，但是各国精英不可避免地因为争夺君主的恩惠而相互仇视。复合君主制的不稳定因素可以被掩盖过去，但永远无法根除。

世袭王朝是最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就算是在东欧的选举君主制国家，这一点也根深蒂固。在威尼斯这个历史悠久的共和国，寡头政权的世袭程度并不亚于欧洲的君主制社会。家族、血统和世系主宰了欧洲的上层贵族，为权力和财富、声望、影响力的代际转移提供了合法性。然而，王朝政治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中世纪后期，王朝政治引发了一场英格兰内战（玫瑰战争）和一场国际冲突（百年战争）。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王朝政治依然成本高昂。它难以预料，又缺乏稳定。意外的死亡会造成王朝断绝，联姻又会有难以预见的后果。最重要的是，王朝利益与欧洲各处的地方利益并不天然相符。随着欧洲国家发展更愈加复杂的治理实体，这种不相符制造了许多矛盾和分歧。

古老冲突及其遗产

西欧的王朝大国利用家族的联盟和遗产以及小国间的矛盾来实现它们竞逐的雄心。它们角逐的战场成了新型军事组织、技术和不同的政治运行方式的试验田。欧洲法语区在1453年结束的百年战争中沦为沙场，直到16世纪上半叶，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人们都对战争的惨痛后果记忆犹新。

瓦卢瓦王朝的法国对军事惨败和国家分裂念念不忘，而在都铎王朝的英格兰，1509年被加冕为“蒙上帝恩典，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的亨利八世想到兰开斯特先王亨利五世的赫赫战功，梦想自己也能收回吉耶纳（Guyenne）。1511年11月的《威斯敏斯特条约》（Treaty of Westminster）中，亨利八世加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1503年至1513年在位）、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和威尼斯组成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打算协力把法国人赶出意大利。英格兰的海军行动于次年展开，对吉耶纳的远征却一败涂地。直到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成功扭转局面，得到了亨利八世的喜爱。沃尔西的组织能力对重建英国海陆军和在1512—1513年加来东部的胜仗厥功至伟。他的外交手腕确保亨利1514年8月可以在伦敦签署和约，结束英法两国的敌对状态，基督教世界迎来了和平。这次和会是1518年秋同样在伦敦召开的一场更加盛大的会议的预演。1518年10月，法国、英格兰、神圣罗马帝国、教皇国、西班牙、勃艮第和尼德兰的代表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基督教世界的分裂终于可以成为过去时，这是沃尔西一生最光荣的时刻。1520年6月，沃尔西在吉讷（Guînes）的“金衣之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为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举办了一场奢华的和会，但是和平的愿望没有得到回报。这次和平在英法两国的战事中只是昙花一现，1521年意大利战争重启，英法再度兵戎相见。

英格兰再一次侵入欧洲大陆。1522年6月，亨利八世在温莎与皇帝签订条约，派军远征布列塔尼和皮卡第（Picardy），率领英国大军的是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Charles Brandon）——那一代人里最有才干的英军将领，他一路大肆蹂躏，打到了离巴黎城不到80公里的地方。这一仗收益甚微但耗费甚巨。英格兰议会拒绝增税，沃尔西想出了一招“强制贷款”（forced loan），按照他1525年推出的善行捐（Amicable Grant）政策，所有教士要献出预计收入的三分之一，所有平信徒要献出收入的六分之一。这项征税被国人深恶痛绝，而且也没有征到它预期的水平。善行捐失败之后，尽管法国在16世纪20年代后期已经衰弱不堪，英格兰仍然退出了战斗，沃尔西注定要倒台了。

1543年，英格兰又发起了一场远征，一路人马由诺福克公爵率领攻打蒙特勒伊（Montreuil），遭遇败绩；另一路在萨福克公爵的指挥下包围并成功夺取了布洛涅（Boulogne）。根据随后于1546年6月在阿德尔（Ardres）签订的和约，英国得以占领布洛涅八年，1554年英国把布洛涅还给了法国，但法国也支付了一笔巨大的赎金。1557年，玛丽·都铎（Mary Tudor）不情愿地派遣英军支援她的丈夫腓力二世防守低地国家。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最后一个据点加来也落入法国手中。近半个世纪的干涉没有给英格兰带来任何好处。

英国的远征只是意大利战争的插曲，意大利战争开始于1494年11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亲率远征军翻过阿尔卑斯山“从天而降”，直抵那不勒斯。此前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威尼斯除外，它为自己的稳定感到自豪——被贵族家族撕扯得四分五裂，他们大体上分成亲帝国派和反帝国派。罗马的奥尔西尼（Orsini）家族和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拥护教皇，而他们的死敌——罗马的科隆纳家族和曼图亚的贡扎加家族——支持帝国的事业。教皇的支持者多数团结在法国周围，而科隆纳家族和贡扎加家族是查理五世在半岛的可靠盟友。米兰的维斯孔蒂（Visconti）家族也是亲帝国派，但是他们被雇佣兵将领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赶出了公国，斯福尔扎在不稳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公爵世家。在热那亚，对立的各家族也被共和国情结的周期性发作搞得焦头烂额。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力压其他家族，不过他们的权力基础同样容易受到怀念共和国的民众的攻击。意大利有太多的地方性纠纷供法国侵略者利用。

查理八世的入侵旨在实现他对那不勒斯王国的家族权利，在1442年阿拉贡人登陆那不勒斯建立王朝之前，是安茹家族在统治那不勒斯王国。[5]1486年那不勒斯贵族的叛乱点燃了法国人的希望，有些贵族跻身法国宫廷。弗朗切斯科的继承者洛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Sforza）也怂恿查理八世展开行动。法王的宣传家说法国要推翻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的“暴政”。他们说，那不勒斯是基督教世界最容易受到土耳其人攻击的地方，法国人来这里是要终止窃行和掠夺，建立公义的政权，这是发动十字军东征、收复耶路撒冷的第一步。

就短期而言，查理八世取得了成功。1495年2月22日，法国人畅通无阻地进入那不勒斯，几天之前阿方索二世退位，他的继承者阿拉贡的斐迪南也已逃走。法国人迅速控制了那不勒斯，但斐迪南又重整军队赶跑了他们，于是法国的注意力转移到米兰公国上。查理八世没有后代，继承他的是路易十二（Louis XII），路易十二声称自己凭维斯孔蒂的血统有权继承米兰。1498年，路易的军队开进公国，推翻了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公爵，巩固了法国在北意大利的权力基础，同时把热那亚变成了法国的附庸国。然而从长期来看，法国的征伐让意大利诸邦的政治变得更不稳定了。这些军事行动重新引发了基督教世界潜藏的对统一的法兰西王国的力量的恐惧，阿拉贡的斐迪南在此后的20年充分利用了这种恐惧心理。在法国，（报纸的远祖）“简报”（bulletins）以手抄和印刷的方式四处传播，把意大利说成“人间乐园”，一枚熟透待摘的李子。路易十二的继承者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的廷臣们继续相信这样的诱人神话，他们认定，骑士的气概、军事冒险的追求、解放意大利的大业、个人的利益、效力国王的使命都毋庸置疑地要求他们不断地向意大利推进。

通常所说的“意大利战争”（Italian Wars）在当时的人的体验中，是前前后后多场旷日持久的意大利半岛霸权争夺战，也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哈布斯堡与瓦卢瓦冲突的一部分。意大利战争引发了军备竞赛，军队规模日渐扩大。1511—1516年的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后是1521—1526年的四年战争（Four Years War）和1526—1530年的科尼亚克同盟战争（War of the League of Cognac）。16世纪30年代中期，法国和帝国为了争夺米兰公国和萨伏依公国的控制权又进行了两年的战斗（1536—1538年）。意大利战争的最后阶段（1542—1546年和1551—1559年）冗长而破碎。1530年前，每次交战都有法国的干涉，1530年后哈布斯堡在半岛基本奠定了主导权。法军1513年被赶出米兰，弗朗索瓦一世执政第一年法军又卷土重来。1515年6月，他率领8 000个加斯科涅人和2.3万名雇佣长枪兵翻过阿尔卑斯山，以为期两天（1515年9月13日至14日）的马里涅（Marignan）会战推翻了米兰的斯福尔扎公爵世家，威尼斯援军的及时赶到帮助法国取得了这次胜利。随后于1516年8月在努瓦永（Noyon）签订的和约一度确保了法国在意大利北部的优势地位。

但是短短五年之后，弗朗索瓦就在卢森堡和纳瓦拉的多条战线上对新当选的皇帝查理五世发起了进攻。皇帝的回应是，通过把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许给教皇利奥十世与教皇国达成联盟，以弗朗切斯科二世·斯福尔扎（Francesco II Sforza）之名入侵米兰。驰援的法国大军于1522年4月27日在比克卡（La Bicocca）被帝国军击败。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想法，法国又派了一支3万多人的军队于1524年围攻米兰，但是仍然没能驱逐亲帝国派。法军败后，查理命令他的将军们把战线推到法国境内，从海陆两路进攻马赛。弗朗索瓦应对的方法是在季末领军翻过阿尔卑斯山攻打帕维亚，但是从德意志赶来的亲帝国派援军远胜围城的法军。1525年2月24日的帕维亚之战中，数千名法军阵亡或淹死在提契诺河（Ticino）中，一万多人被俘，其中包括法国国王本人。

被俘的弗朗索瓦被抓到西班牙软禁了起来，1526年1月，他签署了投降书《马德里条约》（Treaty of Madrid），正式放弃对意大利、勃艮第公国和查理的勃艮第祖先的领地的所有要求，才换得了释放。弗朗索瓦的两个儿子被扣下作为人质以保证条约得到履行，不过弗朗索瓦私下发誓说他是在出于被迫才签署条约的。被释放后仅仅一年多，这位法国国王就借勃艮第省议会（provincial estates of Burgundy）推迟批准《马德里条约》的机会否定了条约，与此同时，他的外交官为瓦卢瓦王朝找到了支持者。法国保证支持教皇国和佛罗伦萨，换取了来自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克雷芒七世的支持，1526年5月，科尼亚克同盟宣告缔结，同盟成员还包括威尼斯、费拉拉，以及帕维亚之战后重新入主米兰但不信任哈布斯堡的弗朗切斯科二世·斯福尔扎公爵。帝国军在叛变的法国王族波旁公爵查理三世的指挥下在半岛先发制人，想要推翻佛罗伦萨和教皇国。通往佛罗伦萨的路被大雪封住了，所以他们前往罗马涅，然后直接向罗马进军。罗马的城防虚弱不堪，入侵者把攻城器械都留在后方，只用梯子夺城。波旁公爵在破城时被射杀了——本韦努托·切利尼[6]说是他开了致命的一枪。在随后的罗马之劫（1527年5月6日—12日）中，约有近万名市民被杀，教堂和宫殿惨遭劫掠。

法国抓住了半岛大屠杀造成恶劣影响的机会。另一支（多达7万多人的）法军于1527年7月翻越阿尔卑斯山，拿帕多瓦报仇雪恨，他们攻陷并洗劫了帕多瓦，然后南下前往那不勒斯。与此同时，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 Doria）夺取了热那亚，让法国以萨沃纳（Savona）港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附庸国。多里亚以萨沃纳为基地集结战舰，从海路进攻那不勒斯。一时间，哈布斯堡那不勒斯的崩溃似乎已经无法避免了。但是，法国人与胜利失之交臂。瘟疫让法军损失惨重，而安德烈亚·多里亚背弃法国，用他的海军为哈布斯堡重新夺回了热那亚。萨沃纳的法军举旗投降，由圣波勒（St Pol）伯爵弗朗索瓦·德·波旁（François de Bourbon）率领的援军在1529年6月21日的兰德里亚诺（Landriano）之战中被碾为齑粉。就在同一个月，皇帝与教皇克雷芒议和，双方签订《巴塞罗那条约》（Treaty of Barcelona），然后皇帝扬帆前往热那亚，接着在博洛尼亚由教皇加冕（1530年2月24日），这次会面巩固了帝国在半岛的霸权，修复了帝国和教皇严重受损的声望。

此后30年中，法国还会不断侵入意大利半岛，但是它们会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哈布斯堡—瓦卢瓦冲突的一部分。1530年时，意大利战争对半岛造成的不稳定效应已经十分明显了。年轻的佛罗伦萨律师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日后会写就一部论述意大利战争的最透彻的论著，他早在1508年就得出结论：这些冲突“就像一团火，一场闯入意大利的鼠疫”。它们“推翻列国，摧垮了政府的形式，颠覆了国家进行战争的方式”。与圭恰迪尼同一时代的尼科洛·马基雅弗利也想要理解意大利战争的影响。它的影响不仅在于战争的物质后果，意大利诸国为一时之便与外来的干涉者结盟打击其他国家，这让意大利的政治世界更加动荡不安。

战争使意大利列国的国内政治变得更加残酷。宫廷诸派系力图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消灭政敌，政治刺杀更是屡见不鲜。驱逐敌对派系的领袖制造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因为流亡者（fuoriusciti）总想搞乱驱逐他们的政权以实现东山再起。各派系用流言蜚语相互诋毁，令对方颜面扫地。16世纪20年代，罗马帕斯奎诺广场（Piazza di Pasquino）一角的雕像成了张贴政治海报的场所。这些海报通常充满人身攻击，比如，攻击教皇利奥十世的海报把他描述成把教皇国弄破产的佛罗伦萨金融家，不可信任。16世纪中期，当教皇国开始扼制这种无法无天的政治海报时，“帕斯奎尔”（Pasquil）已经进入了政治词典，成了讽刺文的代名词，同样的地点也出现在威尼斯［里亚尔托附近的“博卡”（Bocca）］和摩德纳［市政厅（Palazzo del Commune）一角的雕像“博纳”（Bona）］。马基雅弗利和圭恰迪尼想要理解这种新型的宫廷。他们试图解释为什么威尼斯的共和制经久不衰，佛罗伦萨却做不到。他们分析了进行战争的各种方式，交战的政治和军事规则看起来并不符合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在战争中，许多事依赖好运气（fortuna）和赤裸裸的实力。

最重要的是，意大利战争损害了教皇和皇帝的信誉。1494年的法国入侵对教皇领地意义重大，正如它对半岛上的其他国家一样。历代教皇及其仆从利用罗马的政治声望和无可匹敌的外交资源，吸引外国提供军事和政治援助，以加强他们对领地的控制。那不勒斯王国在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因为它理论上是教皇的封地。教皇自称有权确认那不勒斯统治者，所以他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迫使阿拉贡的斐迪南做出让步，也有能力迫使竞争那不勒斯王位的法国人做出让步。朱利安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也就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把这种新的复杂政治把握得恰到好处，圭恰迪尼评价说，“如果他是世俗君主的话，就可以赢得无上的光荣”。他通过向竞争对手、西班牙支持的候选人切萨雷·博尔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侄子[7]）许诺好处，确保了自己的胜选，继任时他选择了尤利乌斯作为自己的名号。他这个名号让人们想到5世纪的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一世，他曾大胜阿里乌斯派异端（Arian heresy），在罗马召开教会公会议，修建十二使徒大教堂（basilica of the Twelve Apostles）。但是它也让人想到尤利乌斯·恺撒这位扫除阴谋诡计、建立帝国基础的罗马皇帝[8]。

然后，尤利乌斯二世就把博尔吉亚家族反对他的人都抓了起来，接管了他们在罗马涅的统治权。与此同时，他加强了教皇国在翁布里亚和安科纳的权力，在1512年利用意大利战争中法军被赶走的机会攫取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也攫取了瑞吉欧（Reggio）和摩德纳[9]。1511年1月，教皇亲自带兵围攻并占领了米兰多拉。他每次穿过凯旋门返回罗马时都取得了堪比尤利乌斯·恺撒本人的胜利。教皇尤利乌斯是1508年康布雷同盟的设计师，他把法军和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拉到一起，表面上是要对土耳其人开展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是要推翻威尼斯。然后，随着法国人于1509年5月14日在阿尼亚德洛（Agnadello）摧毁防守威尼斯共和国的联军，教皇尤利乌斯来了一次令人咋舌的180度大转弯。他组建了神圣同盟，这个同盟于1511年10月公之于众，这次是联合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对抗法国人。

路易十二报复的方法是组织了一场宣传战，用小册子和诗歌直接讽刺尤利乌斯为“众奴之奴”（serf of the serfs）——拿教皇诏书中的拉丁语头衔“天主众仆之仆”（servus servorum Dei）玩文字游戏——和“蠢人之君”（prince of idiots）。教皇被描绘成基督教世界大分裂的源头，只有法国国王领导下的世俗君主才能治疗基督教世界深重的痼疾。1511年11月，路易十二在比萨召开教会公会议，同时他的军队侵入罗马涅，横扫拉文纳。教皇尤利乌斯说比萨召开的“小小的公会议”是在“制造分裂”（schismatic），他在罗马的拉特朗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basilica of St John Lateran）召开并出席了自己的公会议。这场公会议变成了一次打嘴仗的大会，凸显出老一派的教会改革议程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

意大利战争让列强充分认识到教皇国被新型政治全面感染的程度和历代教皇的精力被教皇国的世俗事务占据的程度。阿尔卑斯山以南的（ultramontane）君主对任职教皇的人越发公开地冷嘲热讽。路易十二公然说尤利乌斯是农夫的儿子，不打不听话。在意大利战争的刺激下，教皇的任人唯亲膨胀到了新的规模，而世俗统治者也适应了这一新情况。最重要的是，他们投入精力和金钱去影响教皇选举，而因为选举结果基本上是无法预测的，所以人们更加确信枢机主教（多数是意大利人）是一帮靠不住的滑头。

意大利战争也影响了皇帝的信誉。意大利北部许多地区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其中一些地区此时依然忠于皇帝。战争初期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介入被法国宣传为帝国的扩张。查理五世对那不勒斯王国的继承权遭到罗马反帝国派枢机主教的反对，他们担心教皇会成为查理的“随行牧师”（chaplain）。不仅是在法国宫廷，在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人们都认为，皇帝成为米兰公爵的可能性就足以说明帝国统治全意大利的野心。最重要的是，罗马之劫玷污了帝国的事业。以路德派为主的士兵在皇帝的名义下对罗马——基督教世界的耶路撒冷——肆意破坏。他们在拉斐尔1511—1512年为尤利乌斯二世精心装饰的梵蒂冈宫（Vatican Palace）的房间墙壁上刻下马丁·路德的名字（这些字迹今天依然在那里）。在那些从罗马逃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人的记忆中，这起事件是暴虐的皇帝对意大利的攻击。一首合唱歌曲唱道：“意大利，意大利……醒来，抬起你光荣的头颅，记取你最近的悲哀。”“看看你的法利赛人多么恶毒地剥夺了你残存的权威……恢复你的荣光，剿灭邪恶的匪帮、残暴的君王。”这一事件在最大程度上破坏了查理在罗马推动教会改革的努力，让原本就把帝国对半岛的影响视为外来霸权的人疑心更重了。

查理五世的帝国：神话与现实

“从来没有一个家族通过血缘和联姻得到过奥地利家族（House of Austria）这样的规模和实力。”焦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在1589年出版的《论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中写道。与他同时代的西班牙人胡安·德·马里亚纳（Juan de Mariana）所见略同：“帝国通过婚姻成长壮大。众人皆知，西班牙能变成这么庞大的帝国，依赖的是军人的勇武和统治者的婚姻。”伊拉斯谟提醒查理五世，婚姻是“人类最重要的事”，“人们通常认为婚姻是全面和平的牢不可破的锁链”。同雅盖隆家族一样，哈布斯堡家族通过近亲结婚来巩固自己的王朝；与雅盖隆家族不同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人结婚年龄更早。早婚保证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生殖力，近亲通婚则危害他们的健康。

王朝的复杂性在家族之上。王朝是在个人之间传承的权力和爵位的总和。王朝政治的核心是祖先的传统。查理五世在1521年沃尔姆斯议会（Diet of Worms）上发表了痛斥马丁·路德的著名演讲，演讲开头直白地引出“朕的先祖……最虔诚的皇帝，奥地利大公，勃艮第公爵”，列祖列宗都是信仰的守护者，他们“在去世后凭自然的继承权将神圣的天主教仪典转交给下一代”。王朝统治天然是保守主义的。拥有合法性的统治者不仅要主张自己的统治权，也要保护他的人民的“权利”（rights）和“特权”（privileges），后者与王朝本身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

王朝的行为方式与家族类似，是统合主义和等级制的。哈布斯堡王朝建设的设计师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想到自己的时候，也会同时想到他的女儿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和他的孙子、可能的继承人查理，“一心同体，有一样的愿望和渴求。”后来，查理也把弟弟斐迪南说成“我爱的人，我把他当成另一个我”。他告诉斐迪南，他们的敌人会想要“离间我们，让我们不和，这样我们就难以齐心协力，我们的家族就会崩塌”。王朝通常都会担心家族内斗，因为家人的纠纷可以酿成大祸。欧洲所有的统治王朝都在家族内部演化出了一种非正式的等级制。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族的支系都承认自己需要忠于王朝族长，承认支系需要为家族的共同命运服务，这样他们的个人利益才会得到真正的保护。

哈布斯堡的王朝建设精妙地运用了上述原则，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是它的总设计师。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末代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的女儿玛丽。大胆查理1477年战死沙场，导致勃艮第公国内爆，马克西米利安继承了勃艮第的一部分。1482年玛丽早逝，马克西米利安又娶了时任米兰公爵洛多维科·斯福尔扎的侄女比安卡–马利亚·斯福尔扎（Bianca-Maria Sforza）。他得到了1550年前任何君主都无法比拟的最丰厚的嫁妆，也得到了公国的继承权，如果王朝发展如他所愿的话。他在第一次婚姻中有两个孩子：腓力和玛格丽特。他们是王朝关键的资产，而他巧妙地配置了这些资产，让他们与刚刚结合在一起的西班牙王朝联盟——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的孩子结婚。1496年10月，（美男子）腓力大公迎娶胡安娜公主，次年4月，约翰（胡安）王子迎娶女大公玛格丽特（Archduchess Margaret）。

所以，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功是幸运——或者从阿拉贡的斐迪南的角度来看是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的不幸——造成的。约翰王子1497年去世，年仅19岁，某种程度上，他是为家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交媾（copula）过度，或者说纵欲过度——但他并没有留下继承人。伊莎贝拉公主[10]嫁给了葡萄牙国王，但是一年之后因难产而死。她的儿子本来可以继承伊比利亚半岛所有王国的王位，而两年之后也随她而去了。伊莎贝拉的妹妹凯瑟琳公主（Infanta Catherine）1501年嫁给了英格兰都铎王朝第一代国王亨利七世的儿子亚瑟王子（Prince Arthur），不过一年之后他也去世了，1509年凯瑟琳又嫁给了亚瑟的弟弟亨利八世，这桩婚姻看起来就像是“王朝红桃A”。然而，25年过去了，她都没有生下那个都铎恶霸想要的男性继承人，宏大的野心破灭了。

世系表2：查理五世时代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胡安娜公主——现在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王位继承人——为美男子腓力生了一堆子女，每一个都给马克西米利安更多机会拓展哈布斯堡王朝的基因库和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女儿们嫁给了欧洲的国王。她们的兄弟，查理大公和斐迪南大公，把公国、王国像打桌球一样一一收入囊中。1506年查理的父亲美男子腓力去世，年仅6岁的查理继承了他祖母的勃艮第领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低地国家。后来，查理的外祖父阿拉贡的斐迪南国王在1516年去世，查理以母亲胡安娜之名继承了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那不勒斯。丈夫的死和数月之后于1507年诞生的女儿凯瑟琳让可怜的胡安娜精神很不稳定，但男性的粗暴对待对她的精神健康也有一定影响。阿拉贡的斐迪南篡夺了她的继承权，还在1509年2月以“精神失常”为由把她囚禁于巴拉多利亚德附近的托尔德西拉斯镇的圣克拉拉修道院（Santa Clara convent）。这就是为什么1517年10月查理在比斯开湾的阿斯图里亚斯登陆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托尔德西拉斯说服胡安娜让自己以她的名义统治。

与此同时，查理的弟弟斐迪南大公也没有被人忘记，阿拉贡的斐迪南国王想让这个与自己同名的外孙继承西班牙。但是马克西米利安有别的计划，这个计划是通过1515年他在维也纳与弗拉迪斯拉夫二世·雅盖隆签署的协议实现的。此前哈布斯堡已经成功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那些地区，而马克西米利安与弗拉迪斯拉夫的协议把哈布斯堡的婚姻外交发挥到了极致。两大家族用两条连锁婚约把遗产合而为一。斐迪南迎娶弗拉迪斯拉夫的女儿安娜·雅盖隆，安娜的弟弟拉约什二世·雅盖隆迎娶斐迪南的妹妹玛丽。1519年1月12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去世，这一协议的意义直到签署十年之后才完全显露。

神圣罗马帝国的遗产是马克西米利安至死都未能解决的一个难题。帝国本质上是选举君主制的，皇帝由7个选举人组成的选举人团从候选人中选出。16世纪时，选举人包括勃兰登堡藩侯（Margrave of Brandenburg）、普法尔茨伯爵（Count Palatine）、科隆大主教、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Trier）大主教和波希米亚国王。这些选帝侯（Electors）有能力从候选人那里得到一份“让步协议”（capitulation）——候选人承诺当选后必须满足的要求。印刷商汉斯·魏迪兹（Hans Weiditz）在维也纳发行的广告利用了查理先祖父的人气。广告上方是赫拉克勒斯之柱和“Plus Ultra”（走得更远）的铭言，下方是查理的肖像，他被表现为一位容光焕发、用德语说话和写作的奥地利大公。德意志民族继承了罗马帝国的遗产，而他承诺保护德意志民族的特权与自由。在协议草案中他保证“不以帝国的名义与任何外来势力结盟或联合”，不得到明确同意“不引入外来军队”，只提名德意志人担任帝国官职，绝不侵吞上述选帝侯拥有的帝国领土。这些承诺后来对查理五世造成了长期困扰。

查理的候选人资格遭到了多方势力的坚决抵制，主要是弗朗索瓦一世、教皇、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和查理自己的家族成员。亨利和弗朗索瓦都知道即将到来的选举的重要性。皇帝是基督教世界象征性的世俗领袖，基督教西方（Christian West）和平、正义和统一的保证人。而且，皇帝头衔意味着对意大利北部诸国——特别是米兰——的干涉权，因为它们曾经是帝国的一部分。亨利早早退出了抵制，但是弗朗索瓦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表现为是在光复法兰克王国的遗产。他的参选得到了教皇利奥十世的支持和斐迪南大公的同情，但是诸位选帝侯并不买账。弗朗索瓦一世难道不会把帝国当作法兰西王国的附属品吗？

弗朗索瓦和查理都尽自己最大努力争取选帝侯的选票。勃兰登堡藩侯为法国的竞选摇旗呐喊，走到哪里都宣扬他有弗朗茨·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的军事支持，济金根是一个德意志雇佣骑士，此君最近一次胜仗是包围梅斯城，敲诈了一笔数额惊人的赎金。查理则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德意志君主（起初收效甚微）。但是他有士瓦本同盟（Swabian League）的支持，该“帝国行政圈”（Imperial Circle）当时正在组织军队强制执行帝国法庭决议，把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Duke Ulrich of Württemberg）逐出他的领地，因为他吞并了帝国自由市罗伊特林根（Reutlingen）。而且，查理与各选帝侯谈判，让他们不要惧怕他会成为一个过于强大的君主。竞选双方都花费了巨额的贿金，查理向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和韦尔泽（Welser）两大银行家族借了85.1万弗罗林（相当于2吨黄金），又向热那亚的福尔纳里（Fornari）家族和佛罗伦萨的瓜尔塔罗蒂（Gualtarotti）家族借了一些辅助资金，所有债务都以他将来在西班牙的收入偿还。查理五世欧洲帝国的决定性特征——可以调动各地的资源，但是财源只有一处（卡斯蒂利亚）——就是从这时开始体现的。1519年6月28日，选帝侯如期宣布查理以多数票当选。1520年10月23日，他在亚琛被加冕为罗马人民的国王，然后他又等了十年，在1530年2月23—24日才于博洛尼亚被教皇加冕为皇帝。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查理的弟弟，同为皇族的斐迪南。皇帝的顾问们敦促查理五世把祖产慷慨相赠，而查理分两次向斐迪南封地，每一次都体现了他的实用主义精神。1521年4月28日，根据《沃尔姆斯条约》（Treaty of Worms），他将哈布斯堡祖产的五个奥地利公国——上奥地利、下奥地利、施蒂里亚（Styria）、卡林西亚（Carinthia）和卡尼奥拉（Carniola）——让与斐迪南，自己保留西南德意志的其余领地——包括阿尔萨斯和布赖斯高（Breisgau）——因为通往尼德兰的道路极其宝贵，不能放弃。根据次年于布鲁塞尔签署的另一份条约，他将帝国政府交由斐迪南管理，这样他就有机会逃避自己竞选皇帝时许下的诺言。

四年之后，这一决定的重大意义以一种查理和他的顾问都不可能想到的方式表现出来了。1526年4月29日，拉约什二世·雅盖隆在抗击土耳其的莫哈奇之战中身亡，他没有留下子嗣。奥斯曼帝国尚未掌握的匈牙利领土此刻既没有国王也没有军队。查理守护基督教世界的承诺现在有了一种极度紧迫性，斐迪南以最快速度使自己当选为匈牙利国王和克罗地亚国王，1531年，查理将罗马人民的国王之位让给斐迪南，这时后者已经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了。不管是福是祸，斐迪南成了基督教世界抵抗奥斯曼入侵的内陆防线的事实领袖。第二个哈布斯堡王朝帝国的种子已经种下，这个帝国以多瑙河为中心，面向东方。然而在这些选举君主制的东欧国家，是贵族的力量占上风，这一地区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期政治和教会结构的变化让1526年栽种的多瑙河哈布斯堡帝国（Danubian Habsburg monarchy）的种子真正得到了成长。

当时的人是怎么描述查理治下如此庞大的王朝帝国，又是怎么理解帝国的目标的呢？“走得更远”这句标语是查理的御医想出来的，1517年查理从弗利辛恩（Flushing）驶往西班牙时他旗舰的船帆上也画了这句话。让这句标语的可能含义充实起来的是聪明的皮埃蒙特律师麦库里诺·阿尔博里奥·德·加蒂纳拉（Mercurino Arborio de Gattinara）。1508年，他作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外交官与尤利乌斯二世合作组建了对抗法国的康布雷同盟，因此哈布斯堡家族早已认识到了他的能力。加蒂纳拉在修道院静修时撰写了论“新型君主制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胜利未来”（new monarchical world and the triumphal future of Christendom）的论文，并且在查理前往西班牙之前把论文交给了他。一年之后，加蒂纳拉被任命为“诸国全境御前大首相”（Grand Chancellor of all the Realms and Kingdoms of the King），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530年去世。他最初的任务就包括为皇帝写就职演说。1519年11月30日，演讲发表于莫利纳德雷（Molina del Rey），诸位选帝侯被告知，他们受了上帝的启示。查理将在上帝的祝福下重建帝国，恢复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照管基督教世界——它的宗教和共同体。

加蒂纳拉用一系列文章教育皇帝理解世界帝国的意义。他告诉皇帝：“上帝对您非常慈爱，他将您提高到基督教世界所有王公之上，让您成为自您的祖先查理曼以来最伟大的皇帝和国王。”查理是“普世君王”（universal monarch），他的任务是使基督教世界成为充满神授正义（God-given justice）与和平的国度。这是一种但丁的《论世界帝国》（Monarchia）——加蒂纳拉曾想说服伊拉斯谟编辑这本书——和千禧年梦想的奇妙混合体。

这样的话，教皇怎么办？加蒂纳拉在罗马的经历，特别是与教皇尤利乌斯打交道的经历，让他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对教皇非常怀疑。必须让教皇认识到召开教会公会议、进行教会改革的紧迫性。1525年帝国在帕维亚的胜利促使加蒂纳拉敦促查理对教皇克雷芒施压。他建议道：“（告诉）教皇陛下，如果他不打算用他的圣职为意大利和基督教世界带来和平，那我们就不得不动用皇权了。”1526年7月，他想让查理召开自己的公会议。教皇是羊圈里的饿狼，是冲突的挑起者而不是解决者。加蒂纳拉的冠冕堂皇当时还没有被罗马之劫揭穿。

加蒂纳拉去世时，查理已经对他的建议感到厌烦了。查理本能地知道强迫罗马做任何事都太困难，皇帝知道“普世帝国”会被怎样误读为哈布斯堡家族的野心。查理是被勃艮第人用骑士荣誉守则培养长大的，他的人生观简单得多：“荣誉”和“声望”决定了他的优先事项，基督教世界也可以用这两条原则解释。他在1536年的教廷（Curia）演讲中否定了他在追求“普世帝国”这种说法。他只不过是在保护他继承的领地免受路德派基督徒、土耳其异教徒和背信弃义的法国人的攻击——他的敌人碰巧都是基督教世界的敌人。

治理帝国时，查理没有像加蒂纳拉希望的那样坚信行政秩序、法律流程和改革的优势。查理本能地认为自己是人民的代表，他怀疑体制，相信人民。考虑到领地的规模和多样性（勃艮第故地有300—400万人，西班牙有600万人，意大利有350万人，德意志领地有450万人），查理的选择可能更加现实。他的治理需要心腹顾问的帮助，起初这些都是勃艮第人，但是卡斯蒂利亚人逐渐取而代之——后者包括教会高层、卡斯蒂利亚贵族和秘书。帝国的财政资源没有富余，而且一部分还取决于同地方政治体（Estates）[11]达成的交易。那不勒斯王国和哈布斯堡祖产（主要是尼德兰）提供了与其人口规模相比——特别是与卡斯蒂利亚相比——堪称充裕的常规收入。但是比起那不勒斯和尼德兰的议会，查理更容易说服卡斯蒂利亚的议会拿出编外资金。最重要的是，卡斯蒂利亚有别的收入流可供查理向银行家抵押贷款。没有卡斯蒂利亚，查理的军事行动根本无从谈起。他的帝国领地的形状一直在变化，与具体人事关系巨大，一不小心就会倒塌。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为他塑造形象的人把他和他的帝国过度包装。有些人取材于神话谱系，坚持说查理是特洛伊的埃涅阿斯的后裔，这种说法刚好切合了一种信念，即上帝将罗马帝国的统治权永远授予了埃涅阿斯的继承人。勃艮第金羊毛骑士团（Burgundian Order of the Golden Fleece）难道不是为了让人想到取得金羊毛、途中毁灭特洛伊的伊阿宋和“阿尔戈号”英雄们吗？英雄们的传说和维吉尔所述的埃涅阿斯的故事被他们串连到一起了。也有人把西班牙哈布斯堡霸权说成“美德之船”（ship of virtues），查理五世是赫拉克勒斯再世，皇帝在亚琛和博洛尼亚的加冕象征了他的神圣帝国职权。他的总督和官员就是在这种虚构叙事中被培养出来的。

这种编造神话的做法在意大利的小宫廷盛极一时，它们都想在哈布斯堡的势力范围里争夺自己的一席之地。加蒂纳拉的成就之一就是抵消了法国的反帝国宣传。比如在热那亚，也就是1528年7月安德烈亚·多里亚在哈布斯堡的帮助下赶走法国人的地方，查理五世被包装成一个支持热那亚自由的“同盟者”（confederate）。热那亚雇人绘制了伊阿宋生平的油画来装饰总督宫的南立面，1536年，为了迎接查理五世的到来，热那亚又购买了一系列绣有埃涅阿斯生平的挂毯装点总督宫。1539年，佛罗伦萨立了一座皇帝雕像作为庆祝科西莫·德·美第奇大婚庆典的一部分。不甘人后的曼图亚公爵费德里戈·贡扎加（Federigo Gonzaga）为了迎接查理造访，在自己的得特宫（palace at Te）开辟了特洛伊廊（Sala di Troia）和皇帝廊（Sala del Imperator），后者以历代征服者皇帝的画像点缀其间。与之对抗的费拉拉的埃斯特公爵家族聘请洛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创作了《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这部小说把查理五世的祖先追溯到诸神身上。这种影射在文艺复兴时期没有什么问题，宗教改革之后这种影射就有了信奉异教的嫌疑。但是，随着查理五世的政权越来越像一个帝国，他的统治在半岛内外越来越遭人憎恨。1530年起，3 000名帝国军人驻扎在伦巴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意大利保持西班牙治下的和平（Pax Hispanica），同时也为平定哈布斯堡帝国其他地方的问题提供了后备力量。

“强盛大国”法兰西

法兰西王国是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国家，它的人口令查理五世的王朝集合体望尘莫及。法国的难处在于让其他国家相信法国对它们不是威胁。1520年左右，纪尧姆·比代撰写了专著《君主制》（The Institute of the Prince）。比代是学术大师，他对希腊语的知识令伊拉斯谟钦佩不已。他这本书想要说明古代世界的智慧怎样构成当代道德哲学的基础，证明通过教育和学习可以培养君主的美德。他的书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补充了“君主镜鉴”（Mirror for Princes）的传统，伊拉斯谟1516年时也为年轻的哈布斯堡的查理写过类似的作品。比代的文风常常像是在鼓励王权向“绝对主义”（absolutist）方向发展，与法国君主的传统一唱一和。他岂不是对年轻弗朗索瓦说“国王不受本国法条律令的束缚……只有神法可以控制国王……（神）引导国王的自由意志，以神启的方式指引国王”吗？如果你把这些话放到上下文中，你会发现比代不是说君主可以随心所欲，这些话所指的仅仅是国王封官施恩的权力。这是国王手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权力，对王国的运转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国王的权力是通过法条律令和法庭执行的，多数情况下，国王自然受制于这些限制。

比代的关注点在于国王（任命权）的“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因为任命权是一种“必须审慎使用的权力”。审慎意味着公平对待各人的优点和功劳，审慎是君主的品德。正如比代将要说明的那样，品德是通过学习过往的范例内化到君主心里的。但是他也承认，某些情况下君主缺乏所需的“道德智慧”，比如在年幼、年迈或虚弱的时候。这时君主需要顾问，顾问的审慎可以代替君主的审慎。比代绝对没有否定顾问的重要性，他和许多当时的人一样强调只有听取建议、正确判断时机，君主的统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法兰西王国不是威胁，因为法兰西国王守法、审慎、从谏如流。

弗朗索瓦一世年轻时最重要的顾问之一是克洛德·德·塞塞尔（Claude de Seyssel）。1519年，他花一个月精心写出了《强盛大国法兰西》（The Great Monarchy of France），在国王“巡幸”（joyous entry）马赛时作为献礼呈上。塞塞尔认为，法兰西王室彰显了君主制神秘的和谐与秩序。通过与意大利北部和罗马枢机主教们做比较，他希望证明法兰西王室并不武断专制，而是尊重地方法律和教会。如果国王不尊重地方法律和教会，政教两界的高层人士就有义务表示异议并批评国王。塞塞尔说，还有其他“系带”（bridles）限制了法国国王的绝对权力。王国的体制，尤其是法官，对法国的治理起着重大作用。“法国授予其地方法官的权力超过世界上任何我们已知的国家授予它们地方法官的权力”。这些地方法官组成高等法院（Parlements），他们的任务是将国王的敕令记录在册，确保它们不会与王国的“政体”（politia）——既有法律——冲突或矛盾。高等法院也有责任保护王国的“基本法”（fundamental laws），塞塞尔对基本法的定义是王国的习惯法、（“不可剥夺”的）王室管辖权、（萨利克法典规定的）王位继承顺序。

萨利克法典是中世纪早期萨利克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遵循的法律。法国人认为自己是萨利克法兰克人的直系后裔，百年战争时期为了排除英格兰对法国的继承权，法国法学家非常强调萨利克法典中只有最年长的男性子嗣有继承权——“长子继承制”（agnatic primogeniture）——的规则。萨利克法典的这条规则当时在欧洲独一无二，它不仅禁止女性登上王座，也不允许通过女性的血脉主张王位的继承权。1561年时，夏尔·杜·摩兰相信“萨利克法典同王位的存在一样古老”。

在正式意义上，萨利克法典是法国统一的终极保障。但是在非正式意义上，瓦卢瓦王朝跟哈布斯堡王朝一样谨慎地安排王朝的棋子，这样万一法国王室出现了百年战争时导致王国崩解那样的继承危机，它也有办法通过女性血脉找到一种可行的继承方法（见下页）。王室的旁系血脉也被稳稳地列入王朝后裔之中。

16世纪后期，法国继承危机迫在眉睫，凯瑟琳·德·美第奇就采取了这种做法。她把女儿玛格丽特——人称“玛戈王后”（la Reine Margot）——嫁给了纳瓦拉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他来自王室远亲波旁家族，有权继承王位。皮埃尔·德·布尔代耶（Pierre de Bourdeille）——人称布朗托姆神父（abbé de Brantôme）——记载说，凯瑟琳的一个侍女很希望玛戈王后自己成为法国女王。凯瑟琳严厉地叫这个侍女管好嘴巴，但在侍女的追问下，太后承认：“我的女儿当然有能力，而且比我所知的许多男人和国王更有能力治国。”然而，宗教和政治把继承复杂化了。玛戈和她的丈夫在宗教上水火不容，在政见上大相径庭，很难指望玛戈产下瓦卢瓦家族的继承人。所以当凯瑟琳·德·美第奇1586年会见纳瓦拉时，她提出了另一种解决瓦卢瓦继承危机的方法。如果他宣布改信天主教，她就安排他和玛戈离婚，让他娶她的小外孙女洛林的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of Lorraine）。既然亨利与妻子不和，那让他改娶妻子的外甥女也是用婚姻为法国王位能有继承人再上一重保险的方法。亨利拒绝了凯瑟琳的提议，这不是因为他的新教信仰，而是因为他相信，无论如何上帝都想要亨利本人继承法国王位。他的决定使法国遭遇了这一时期最严重的继承危机。

世系表3：16世纪法国王位的继承

当时的人对“强盛大国”法兰西最主要的印象在于它的疆域、组织和宫廷文化的蓬勃发展。1523年时，王室拥有540名官员，在整个16世纪上半叶付给他们的工资开支都在增长。然而这个人数还不包括王后、太后、王子与公主的随员，也不包括顾问、公证员、王室秘书、驻外公使馆人员以及一小批攀附权贵的食客。总体而言，这个人数通常超过1 000人，他们的纪律不彰被当时的人口诛笔伐，旨在管束他们的法令也反映了这一问题。

组织宫廷是一项重大工作，负责它的高级官员是宫廷总长（Grand Maître）和宫廷地方官（Grand Prévôt）。这项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运输，因为治理这样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国家需要法国宫廷按照一套复杂的路程“巡回”（progress）整个王国，与地方精英接触。这种巡回让派驻法国宫廷的意大利人感到疲惫而困惑。“法国宫廷跟其他国家的宫廷完全不同，”萨卢佐（Saluzzo）主教在给佛罗伦萨的科西莫一世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这里根本无法办正事，一点时间都没有，没有一个月、一天甚至一小时可以腾出来让任何人办正事。在这里人人脑袋里只想着打猎、女人、宴会、搬家……”家具、金银餐具、挂毯、宠物都证明了宫廷品味的时髦程度，服饰、食物、礼节和女性在宫廷里更加宽广的社交空间也反映了这一点。有些变化体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意大利的影响，但是勃艮第的宫廷传统和法国本土对更加复杂的市民社会的追求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更大的宫廷需要更大的容身之处，这种需求和摆阔的欲望决定了瓦卢瓦后期的建筑方向。百年战争结束之后，法国贵族重建住宅时不再把防御作为第一要务。与此同时，意大利的战争让法国贵族接触到了文艺复兴盛期的古典主义建筑。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期间积极推动意大利古典主义，建筑设计师雅克·安德鲁埃·迪塞尔索（Jacques Androuet du Cerceau）说弗朗索瓦“对建筑难以自拔”。起初是在卢瓦尔河谷，1528年后在法兰西岛，既有的王室城堡都得到了改头换面。布卢瓦城堡加盖了一整条侧翼，新式外立面采用了意大利凉廊（loggias），效仿了布拉曼特（Bramante）在梵蒂冈的设计。接着布卢瓦东边的御林里又建起了新的尚博得（Chambord）王宫。1528年后，弗朗索瓦一世对卢浮宫、圣日耳曼昂莱宫（Saint-Germain-en-Laye）、枫丹白露宫都进行了重修，它们的装饰极尽奢华，让人联想到法兰西王室和国家的强大。

法国上层贵族是国家常设骑兵（gendarmerie）的名义领袖，真正治国的是司法官和财务官的队伍（corps of judicial and financial officers）。16世纪，这些官职开始世袭或出售。1515年时，官员人数超过4 000名，他们是支持王室实现领土统一的中坚力量。财政压力既增加了他们的数量，也扩大了腐败对王室财政的危害。卢瓦尔河谷一些保存至今的城堡是这些法国统治精英的游憩胜地——舍农索（Chenonceau）、阿泽勒里多（Azay-le-Rideau）、比里（Bury），这些城堡证明了他们的财富与渴望，法兰西王国就是依靠他们的能力才建立起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

法国远征意大利是对查理五世的帝国（imperium）的回应。“最为基督”的国王（Rex Christianissimus）查理八世是组织过十字军东征的圣路易的子嗣，是查理曼的真正继承人。如果查理五世是埃涅阿斯的后代，那么特洛伊人就是法国人的祖先。也有法国人说他们是挪亚长子雅弗的后裔，法兰西是应许之地。法国历代国王的长眠之地圣但尼（St-Denis）是由亲眼见过基督本尊的圣人建立的。法国统治者不需要皇帝或教皇来认证他们的帝国的合法性，它的合法性在于法国国王在兰斯（Rheims）加冕所用的圣瓶中的圣膏。法国的宣传消解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装腔作势，提供了一种更为积极的替代品。法兰西帝国否定皇权过渡论（translatio imperii），这种说法指的是古罗马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一脉相传。法兰西审慎、虔诚，能够立法，致力于改革教会并维护基督教世界的和平。

弗朗索瓦最优秀的外交官——纪尧姆·杜·贝莱（Guillaume du Bellay）和他的弟弟马丁·杜·贝莱——娴熟地诠释了法式帝国（French version of imperium）。纪尧姆的性格是在弗朗索瓦军中形成的，他在帕维亚之战中曾遭俘虏。他意识到，想要打造一个持久的反神圣罗马帝国轴心，需要有幕后耐心耕耘的外交。1532—1536年这四年，他在德意志把这些心得付诸实践。突尼斯战役后，查理五世吹嘘自己是“战无不胜的恺撒”（Caesar invictissimus），于是1535年纪尧姆警告德意志诸侯要提防查理五世坐到他们头上。后来纪尧姆在担任都灵总督和皮埃蒙特副主教（vicar-general）时向意大利人证明，法国的统治灵活纤细，法国国王的大门永远向被皇帝压迫的人打开。

杜·贝莱战略在弗朗索瓦一世时期播种，在他的继承人亨利二世时期丰收。亨利二世巡幸了30多个法国城市（包括1548年9月去里昂，1549年6月去巴黎，1550年5月去布洛涅）开展反哈布斯堡宣传活动。亨利的标志是一弯新月，暗示了人类历史注定经历兴衰枯荣，教会也是如此，教会的衰落已是路人皆知，但是在法国的领导下教会经过改革将会重现生机。他被画成“高卢的赫拉克勒斯”（Gallic Hercules），锁链从他的口中流向他的臣民，说明他靠说服而非武力赢得臣民的忠诚。他的标语——是佛罗伦萨流亡者加布里埃尔·西莫尼（Gabriel Syméoni）为他设计的——“止于充塞宇内”（Donec Totum Impleat Orbem），是法国人对“Plus Ultra”（走得更远）的回应。哈布斯堡—瓦卢瓦斗争正在扩大化。

哈布斯堡–瓦卢瓦大对抗

16世纪40到50年代，意大利战争中涌现的冲突成了基督教世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16世纪30年代时，双方确实拿出诚意想要解决纠纷，但是帝国阵营知晓法国与新教诸侯和奥斯曼土耳其的外交接触后感到非常气愤。随后，没有继承人的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二世·斯福尔扎于1535年11月1日去世，米兰公国——哈布斯堡帝国的战略心脏和通讯枢纽——的命运再次成为未知数。弗朗索瓦的提议是将公国交给自己的次子布列塔尼公爵亨利（后来的亨利二世）。查理回绝了这项提议，但是他说可以接受公国交给国王的三子奥尔良公爵查理二世。

与此同时，弗朗索瓦在里昂附近召集了一支军队，入侵了邻近的皮埃蒙特和萨伏依，还故作无辜地表示对皇帝没有敌意。作为回应，查理入侵了普罗旺斯（1536年），但是进展极不顺利，而弗朗索瓦在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 of Paris）痛斥查理单方面撕毁《康布雷和约》（Peace of Cambrai），重申法国对佛兰德斯伯爵领地的古老权利。在教皇等人的调停下，双方于1538年6月18日谈成了一份为期十年的休战协议，1538年7月14日，两位元首在艾格莫尔特（Aïguesmortes）当面会见，商定了两桩婚事：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将娶弗朗索瓦的一个女儿；奥尔良公爵查理将娶皇帝的一个女儿或侄女，米兰将成为她的嫁妆。两位君主都同意在各自的领土上打击异端，弗朗索瓦承诺加入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十字军东征。1539年11月27日至1540年1月20日，皇帝在法国国王的陪同下走遍了法国，从巴约讷（Bayonne）到圣康坦（St-Quentin），一路上都受到热烈欢迎。不过在米兰问题上敲定协议的细节却困难得多，随着友好的热情渐渐降温，米兰问题也被搁置到了一边。

法国人建立反帝国联盟的努力现在显出了成果。1541年，德意志新教国家的施马尔卡尔登联盟（Schmalkaldic League）欢迎一位新成员的加入：克累弗公爵威廉——1536年，莱茵兰的格德司（Guelders）公国被纳入哈布斯堡尼德兰，为了报复哈布斯堡，格德司公国投票决定将统治权移交给克累弗公爵。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也与法国签订条约。低地国家东翼形成了一个紧密协调的亲法同盟，1542年1月，弗朗索瓦一世为了支援它们，进攻并占领了卢森堡的门户——摩泽尔河畔的斯特奈（Stenay）。同年晚些时候，一支4万多人的法军开往比利牛斯，皮埃蒙特的法军也被动员起来，另有两支军队准备入侵下莱茵兰。查理的军队在佩皮尼昂（Perpignan）顶住了法军的进攻，而且法军没有阻止克累弗公爵在查理大军面前投降，占据有利地位的查理大军次年对法国北部发起了协调打击。马恩河上的法军要塞——圣迪济耶（St-Dizier）、马恩河畔沙隆（Châlons-sur-Marne）、埃佩尔奈（Épernay）——相继落入皇帝手中，皇帝还大肆宣扬要直捣巴黎。弗朗索瓦竭尽所能地与查理议和，1544年9月，双方签订《克雷皮条约》（Treaty of Crépy），查理的外交官给出的条件如此宽厚，以至于当时的人不禁要问大动干戈是为了什么。他们再次提出米兰婚约，双方再次肯定婚约有效。但是奥尔良公爵查理二世在1545年9月9日意外去世，让婚约化为泡影。弗朗索瓦提出，放弃自己先前反对召开教会公会议的一切手段，而且如果他的前盟友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不愿意接受查理的谈判要求，恢复天主教信仰，他愿意向查理提供军事支援。皇帝终于可以腾出手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德意志的内部分歧，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使用武力。查理之所以可以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向德意志新教诸国（German Protestant Estates）军事摊牌，就是因为有《克雷皮条约》。

1547年亨利二世继位，他重启法国的反帝国大业，而且全力以赴，为多角度攻击查理五世做足准备。他重整并加强了法国海陆军，研究了袭击西属新世界的计划，巩固了国家财政。他从英格兰手中收回布洛涅，以英雄之姿昂然入城。法国的间谍和军官潜入意大利半岛，反哈布斯堡的流亡者在法国宫廷公然出现。亨利的外交官重建了与德意志新教诸国的联系，后者的军队虽然在米尔贝格（1547年4月）被皇帝击溃，但是在汉斯·冯·勃兰登堡–屈斯特林藩侯（Margrave Hans von Brandenburg-Küstrin）的带领下缓了口气。法国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巴约讷主教让·德·布雷斯（Jean de Bresse）取得的，1551年10月，他帮助法国与萨克森选帝侯莫里茨（Elector Moritz of Saxony）和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藩侯阿尔布雷希特·阿尔西比亚德斯（Margrave Albrecht Alcibiades of Brandenburg-Kulmbach）启动秘密磋商。三个月后，各方签署了《尚博得条约》（Treaty of Chambord），法国同意立即向德意志新教联盟提供一笔24万埃居的资助，以后每个月再提供6万埃居，作为回报，德意志新教联盟承认法国对所有说法语的帝国自由市——“康布雷、梅斯、图勒（Toul）、凡尔登，以及其他任何符合条件的城市”——的权利。法国的外交家有一个更加宏大的新帝国（new imperium）方案，它以查理曼的遗产为基础，涵盖古代墨洛温王朝的土地，还包括低地国家和莱茵兰。德意志诸侯会自愿加入这个新帝国，法国国王会成为他们的“保护者”（protector）。洛林枢机主教甚至有一枚印章，图案是德意志诸侯的纪念戳（cachets）环绕着百合花饰（fleur de lys）。

法国的准备工作换来了1522年对哈布斯堡的总攻。法国入侵了意大利、德意志和尼德兰，在地中海和大西洋都发动了海军攻势。国王亲自率领大部队（3.5万多人）开进洛林。他们跨过默兹河，不费一枪就夺取了图勒。1522年4月17日梅斯陷落，法军转往莱茵河上的阿戈诺（Hagenau）。斯特拉斯堡看来摇摇欲坠。痛风让查理无法行走，新教诸国的背叛让他意气消沉，他被迫在短时间内召集15万人保卫帝国。帝国大军在冬季围攻梅斯，围城持续了三个月，从1552年10月到1553年1月。最终，皇帝不得不宣布撤军。吉斯（Guise）公爵领导下的法军张扬地把帝国之鹰和赫拉克勒斯之柱捆在一起，加上一句铭文：Non ultra Metas（“止于此限”——也可以理解为“止于梅斯”）。这次撤军让查理的弟弟斐迪南意识到，为了预先避免帝国（Reich）的解体，他必须与异端达成妥协。

与此同时，法军在1553年侵入了科西嘉，引发了一场内战，另一支远征军为了援助锡耶纳共和国南下托斯卡纳。1552年，锡耶纳城赶走了查理五世强设的驻军。作为报复，查理五世派遣他的将军吉安·加科莫·德·美第奇（Giacomo de’ Medici）围攻锡耶纳。1554年8月2日，皮埃特罗·斯特罗齐（Pietro Strozzi）率领的法军在阿雷佐（Arezzo）附近的马尔恰诺（Marciano）之战惨败。在三年艰苦卓绝的围城战后，锡耶纳终于投降，被形成中的托斯卡纳公国吞并。

皮卡第是法国的软肋。查理决定在那里发起他的反击，他让在梅斯战败的部队向皮卡第方向转移，想要攻克法国在佛兰德斯的前哨站——设防城镇泰鲁阿讷（Thérouanne）。泰鲁阿讷补给充足，而且近期才得到翻修，亨利二世周围的人都相信它可以经受任何考验。事实上，一场奇袭就让它陷落了，法军一败再败，一个月后，埃丹（Hesdin）也被攻陷（1553年7月）。1554年，法国组织了三支军队去扭转局势，它们把尼德兰南部化为焦土，也夺取了几座要塞。1555年查理五世宣布退位，双方实现了短暂的休战和喘息。尽管国库空虚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显著，但是亨利二世1556年9月还是决定全力进攻意大利，领兵的是法国宫廷冉冉升起的吉斯公爵弗朗索瓦，他是从庶系分支洛林家族（House of Lorraine）来到法国宫廷的外藩（prince étranger）。次年，就在意大利的战事陷入胶着的时候，法国的皮卡第边境出现了一支西班牙大军（5万多人），领军的是年轻的腓力二世本人。法国费尽全力也只凑到了一半数量的军队来保卫北部防线。指挥这些数量陷入严重劣势的法军的是安内·德·蒙莫朗西骑士统帅。他的军队在防守边境城镇圣康坦时被打得落花流水（1557年8月10日）。57面法军军旗被西班牙人俘获了56面，2 500多名法军士兵被杀，其中许多都是高级军官。骑士统帅本人被俘，巴黎门户大开。吉斯公爵被从意大利召回，国王和他的内参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指责。

从这个局势中受益最多的是吉斯公爵。他以扭转乾坤的形象登场，谋划在隆冬时节突袭加来。两天的轰击后，城堡的围墙竟然破裂了。1月8日，英格兰守军举白旗求和。加来在手，亨利二世有了勒索赎金和要求释放骑士统帅的筹码。法国王太子弗朗索瓦（后来的国王弗朗索瓦二世）是一个在任何和约中都可以用上的工具，如果他娶了腓力的妹妹，那两大家族的和解就有保障了。结果，王太子得到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新娘，这桩婚事得到了吉斯公爵的极力支持——弗朗索瓦将迎娶玛丽·斯图亚特。玛丽·斯图亚特不仅继承了苏格兰王位，而且也在英格兰王位的继承顺位中，如果（后来确实如此）玛丽·都铎没有留下后代，而伊丽莎白公主因为私生女的身份被排除在继承顺位之外的话。玛丽·斯图亚特是一张王牌，就算不是红桃A也是红桃Q。1558年4月19日，订婚仪式举行。婚约规定弗朗索瓦在继承法国王位之前可以享有苏格兰国王的头衔。两大王国的纹章合为一体，1558年11月，他们把英格兰的纹章也加了进来。但是婚约的秘密条款规定，如果玛丽去世时没有孩子，她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权利就会传给瓦卢瓦王朝，苏格兰及其岁入由亨利继承。无论如何都会诞生一个法兰西—不列颠复合君主国（Franco-British composite monarchy）。

同样也在酝酿中的，是为了给这场漫长惨烈而耗资巨大的哈布斯堡—瓦卢瓦冲突划出一条界线的复杂谈判。1558年10月，西班牙和法国——后来还有英格兰——的全权代表开始拿出诚意进行谈判。双重联姻起到了加固王朝和解的作用。萨伏依公爵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Duke Emmanuel-Philibert of Savoy）娶了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妹妹玛格丽特。这样法国国王把萨伏依—皮埃蒙特奉还给萨伏依家族就显得没那么难堪。另一桩联姻是亨利的长姐伊丽莎白嫁给腓力二世本人——1558年11月玛丽·都铎去世，谈判后期腓力二世才把这一条写进条约中。事实证明，关键障碍在于怎么处置加来——1558年11月，英格兰王位传到了新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手中。最终，双方同意法国占领加来八年，然后还给英格兰。法国会提交50万埃居的抵押金证明自己的诚意，双方承认任何破坏和约的行为都会导致条款无效。

法国在洛林保留了三个讲法语的帝国主教辖区（梅斯、图勒、凡尔登），因为腓力不是皇帝，所以他只对这种侵犯帝国的行为做了象征性的抗议。法国还收回了圣康坦，并用占领的四座堡垒换取了三座尼德兰南部的堡垒。但法国放弃了对意大利的王朝主张，萨伏依公爵得回了公国。法国远征意大利的成果只剩下萨卢佐公国和皮埃蒙特的几个要塞，包括都灵。大规模王朝冲突并没有怎么改变基督教世界的国界线，但是它制造了促进新教发展的政治分裂，而且如山一样的债务加剧了参战国的不稳定。

基督教世界和奥斯曼帝国

16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令人胆寒。1521年，他们夺取了贝尔格莱德。1526年，奥斯曼军队闯入匈牙利平原中部，布达陷落。三年之后，苏丹苏莱曼一世（苏莱曼大帝）包围维也纳。匈牙利东部已经落入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名义上独立的属国特兰西瓦尼亚看来也要不保。哈布斯堡家族和雅盖隆家族不再有缓冲国的保护，它们被推到了基督教世界的前线。

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扩大了它在地中海的势力。1517年征服叙利亚和埃及给他们带来了地中海东部的漫长海岸线和许多港口。他们以这些港口为基地，与巴巴里诸国协同作战。当时基督教世界在意大利半岛的内斗正趋于白热化，而且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那不勒斯复合王国和后来哈布斯堡帝国的成形使地中海的交通成了关键的战略问题。1522年，奥斯曼土耳其围攻耶路撒冷圣约翰东征骑士团（Crusading 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把他们逐出了罗得岛。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威尼斯失去了它海洋帝国的大部分疆域，1537年至1540年间丧失了希腊群岛其余岛屿中的绝大部分。只有塞浦路斯、克里特和亚得里亚海的几个基地还在威尼斯手里，而它们也经常遭到袭扰。基督教世界有理由畏惧奥斯曼土耳其。

奥斯曼土耳其的宣传助长了这种情绪。他们的征服促进了一种帝国意识形态的发展和扩散，这种意识形态既为他们的征服提供了依据，又宣扬了他们对统治世界的野心。苏丹利用了伊斯兰教义中的“圣战”（ghâzâ）原则——特别是在占领麦加和其他伊斯兰教圣地、吞并埃及马穆鲁克（Mameluks）之后——继承了“两圣地之仆”（servant of the two sanctuaries）的头衔和古老的哈里发国对伊斯兰之家（dâral’Islâm）的保护权，他一心想要让全世界改信伊斯兰教。自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Sultan Mehmed II）起，奥斯曼朴特[12]就在培育一种征服君士坦丁堡时植根的帝国雄心（imperium）。意大利肖像画家真蒂莱·贝利尼（Gentile Bellini）将穆罕默德二世画成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他在画的底部写上了“世界的皇帝”（Imperator Orbis）。

苏莱曼一世继承了这些传统，以及“世上诸王的废立者”（Distributor of the Crowns of the Great Monarchs of the World）的头衔。1529年，他把佐波尧·亚诺什扶上伊什特万国王的王座，让他戴上匈牙利王冠——它差点被偷运到维也纳，但是被奥斯曼土耳其截住了——做奥斯曼治下的匈牙利的国王，证明这个头衔并非浪得虚名。苏莱曼接见大使时不再叉腿坐在矮长沙发上，而是坐在一个镶嵌宝石的王座上。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Grand Vizier Ibrahim Pasha）命威尼斯的金匠打造一顶仪式用的战盔，1532年，战盔制造完成。战盔上有四层同心王冠（比教皇还多一层），巨大的珍珠光彩夺目，它的用意就在于让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帝国（imperium）主张黯然失色。1532年，哈布斯堡的使节看到这顶战盔，“哑口无言，犹如尸体”。基督教世界位于维也纳和威尼斯的针对奥斯曼世界的情报站传来了令人忧心的报告，说苏丹有志征服罗马。奥斯曼的占卜师与绘图师利用了地中海沿岸改宗伊斯兰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广为接受的千禧年预期，把苏莱曼表现成穆斯林救世主（mahdi），苏莱曼的统治意味着伊斯兰的千禧年（Islamic millennium）即将到来（1591—1592年）。

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坐实了这些焦虑。1480年，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Otranto）遭到洗劫，提醒人们意大利半岛现在也变成了前线。每次看到奥斯曼舰队或每次听闻巴巴里海盗上岸来袭，地中海沿岸基督教社区的危机感都在加剧。出于对土耳其人兵临城下的恐惧和对近期城市遭到劫掠的反应，教皇保罗三世命安东尼奥·达·桑加罗（Antonio da Sangallo）围绕罗马城修建一座巨型城墙。查理五世在那不勒斯的总督佩德罗·德·托莱多（Pedro de Toledo）开始沿海岸修建瞭望塔和防御炮台。费兰特·贡扎加（Ferrante Gonzaga）在西西里沿海监督建造了137座防御塔。

担忧奥斯曼土耳其进犯的情绪通过印刷品、征兵令、布道、图画和流行歌曲在意大利半岛和东欧广泛传播。在克罗地亚这样的边境社会，作为一线抵抗力量的当地贵族把他们的焦虑感传给了背后的哈布斯堡帝国。后者尽管内部分歧重重，但在面对来自东方的威胁时还是担起了团结和动员的责任。1529年，苏莱曼打到维也纳城下的消息传到斯特拉斯堡，市议员（其中许多是新教徒，就算不是新教徒的人也不信任皇帝）没有在该不该支援上多费唇舌，而是立刻讨论能在多短时间内征到多少兵。不是只有最靠近危险的地方才有对土耳其人的恐惧，法国人与英格兰人的文学里和心中也充满了对土耳其人的恐惧，那些大概从来没有见过土耳其人的人也在滔滔不绝地表达他们的恐惧。

基督教世界关于“土耳其人”的固有印象坚定了以十字军东征反对穆斯林的想法。这种印象在公众和精英的话语中大为流行，也反映在国际外交和政治分析中，而且进一步助长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对抗性逻辑。土耳其人是基督的敌人，正如教皇利奥十世在他的1517年4月的诏书《会议陈词》（Constituti iuxta）[13]中指出的那样。他号召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们放下内部纠纷，抗击那些“因为思想顽固而无视救赎的真光”的“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抗击那些“充满仇恨的上帝之敌，怙恶不悛地迫害基督教的人”。1535年，查理五世向卡斯蒂利亚议会宣布他要率军远征突尼斯，他说这是一项对抗“神圣天主信仰的永恒之敌”的事业。

这种集体焦虑经常通过世界末日的话语表达出来。中世纪时，基督教世界毁于伊斯兰军队之手的前景常常被表现为末日将临的征兆，但是现在这个说法有了新的具体关切。意大利北部各城的激进派牧师呼唤基督教世界的道德改革和社会改革，呼唤一个勇猛的君主的出现，希望他能发起十字军东征，在“宇宙之战”中痛击土耳其人。谈论噩兆和预言的流行文学大行其道，让土耳其之祸的普遍焦虑有了一层紧迫感。基督教世界政治领袖和属灵领袖没能保护基督教世界，他们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激化了对奥斯曼扩张的恐惧，助长了末世焦虑。

他们的失败有目共睹。随着威尼斯的海上帝国日益萎缩，威尼斯的元老们忧心忡忡讨论对奥斯曼土耳其是应该绥靖还是应该反抗。“我们与土耳其人打仗就没赢过。”1538年，一名元老这样说道。他们投书罗马、维也纳等城市，寻找盟友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这些元老在威尼斯共和国内陆地区有大量产业。在意大利战争中保护这些产业意味着需要联合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而不是团结一致以御外敌。16世纪上半叶，结束君主冲突的和约通常都会以各方希望发起十字军东征的辞令来作为议和的理由。因此，被俘的弗朗索瓦一世和皇帝在《马德里条约》（1526年1月）中庄严重申他们的“主要意图”是结束具体的不和，集中力量实现“抗击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这个“普世”目标。三年之后，《康布雷和约》（1529年8月）的序言庄严重申签字各方团结起来对抗“土耳其人的入侵”的必要性，“基督信仰的敌人已经在基督教世界兄弟阋墙时乘虚而入了”。《克雷皮条约》（1544年9月）中弗朗索瓦一世承诺提供600名骑兵和1万名步兵去匈牙利“驱逐土耳其及其势力”。这些和约条款的辞令的本质在于，使基督教世界的领导们为自己无法实现各方普遍赞成的共同事业所感到的沮丧公之于众。

教皇国一向致力于将世俗君主团结到十字军东征的大旗之下，因为它确信自己的使命是基督教世界的属灵领袖和国际和平的调停者。但这一职责越来越难实现了，因为教皇国君主的世俗利益要求他保护和推进教皇国的利益，自身变成意大利半岛及其他地方的冲突的参与方。宗教改革进一步增加了它达成使命的难度，因为教皇几乎无法唤起新教君主的忠诚感。教皇越是疾呼基督教世界的当务之急是十字军东征，越是暴露出他缺乏领导基督教世界的能力。不过这没有阻止教皇国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教皇保罗三世认为，让基督教世界君主化干戈为玉帛，以及巩固和平所需要的教会改革，是发起十字军东征重要的先决条件。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一是使教皇派往全欧的使节在游说时在一定程度上言之有物，二是让教会在1536年谨慎地推开了改革的大门，三是令教皇同意在1539—1541年配合帝国与路德派诸国握手言和。一时间，教皇国的努力似乎就要成功。查理五世和威尼斯共和国愿意给和解一次机会。1538年5月，保罗三世本人充当中介，让查理和弗朗索瓦在尼斯和谈，各方承认君主之间的不和给“可怜的基督教世界”带来了危机。然而好景不长。在德意志，与路德派的交涉陷入僵局；弗朗索瓦和查理的关系又一次恶化；1545年特伦托会议的召开给教会改革再添变数。1549年保罗三世去世的时候，不论教皇国自己怎么想，它都不再是基督教世界的教长了。

奥斯曼土耳其对哈布斯堡帝国构成了直接威胁，然而这却使皇帝团结基督教世界其他诸侯发起十字军东征的任务复杂化了。因为“十字军东征”意味着向奥斯曼帝国进攻，所以进攻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就不是很明确。夺回君士坦丁堡是想都不敢想了，收复耶路撒冷也是不切实际的。可是比较有限的目标就不可避免地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利益和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拉拢其他诸侯去实现这些有限的目标就相应地困难很多。1532年，保卫维也纳的任务提供了一个焦点，而且匈牙利要塞小城克塞格（Kőszeg）的顽强抵抗让查理五世有时间集结一个大同盟防御维也纳。这支大联军事实上没有跟土耳其人作战，不过它的成功仍被表现为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胜利。

三年之后，巴巴里海盗堡垒提供了另一个目标。1528年7月叛逃到哈布斯堡旗下的热那亚海军佣兵队长（condottiere）安德烈亚·多里亚加强了查理五世在西地中海的海军力量。1530年，皇帝以每年献上一只猎鹰为条件，允许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在马耳他安家落户，骑士团的桨帆船也壮大了皇帝的海军。1535年6月15日，大约3.5万人的帝国联军在100艘战舰和300艘各式舰艇的护送下登陆突尼斯。一个月的围城之后，哈克阿瓦迪（Halq al Wadi）被攻破，突尼斯城落入查理之手（也多亏了城内奴隶起义）。因为巴巴罗萨的舰队正在附近蠢蠢欲动，所以皇帝本人在确保突尼斯城安全之后就撤回了意大利。他在那里像征服迦太基的西庇阿在世时一样大摆宴席。然而查理五世刚刚证明自己有发起十字军东征的资质，他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别的地方去了。1538年9月27日，罗马与威尼斯的神圣同盟联军在希腊西北海岸的普雷韦扎（Preveza）遭遇惨败，土耳其在希腊的地位从此不可动摇。1540年，威尼斯与奥斯曼朴特议和。

次年，查理发起了他最后一场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远征。这次同样是水陆两栖作战，目标是北非要塞阿尔及尔。500艘战舰载着2.5万人的部队出发时就延误了，恶劣的天气打乱了他们的登陆行动。阿尔及尔人趁他们乱作一团的时候主动出击，远征军陷入了包围。一些人拼命撤到了停靠在马提夫角（Cape Matifu）的船上，但这简直是一场溃败：远征军损失了17艘桨帆船、130艘大帆船和数千条人命。

同年的布达保卫战也以哈布斯堡的战败告终。1526年莫哈奇的惨败打散了支持雅盖隆王朝的贵族，也宣告了雅盖隆家族在匈牙利的谢幕。战后初期，土耳其人退回了多瑙河之门（Danubian Gate）后方，给匈牙利留下了权力真空，斐迪南大公提出自己拥有“王家”匈牙利（“royal” Hungary）的继承权，但是匈牙利掌权的贵族精英不支持斐迪南，而是支持一名本地贵族——佐波尧·亚诺什，他看起来最有能力重建匈牙利王国。1526年11月10日，塞克什白堡议会（Diet of Székesfehérvár）如期选举他为匈牙利国王亚诺什一世。然而不到一年，佐波尧就遇到了斐迪南大公煽起的一场严重的民众叛乱，叛乱领袖是一个自封为沙皇的塞尔维亚佣兵，名为约万·内纳德（Jovan Nenad），（因为胎记）人称“黑人”（the Black）。1527年7月25日，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帮助下，一支来自匈牙利北部的军队在苏德法尔瓦（Sződfalva）之战中击败了黑人的部队，不过那时匈牙利的分裂已经暴露出来了。数月之后的1527年9月27日，一支德意志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联军以斐迪南大公的名义在托考伊（Tokaj）战役中击败了佐波尧，他逃亡到了波兰。斐迪南开始逐步与匈牙利西北部的贵族家族建立联系，这些联系决定了今后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命运，奥地利哈布斯堡以布拉迪斯拉发为基地，依靠这些联系构建自己的中央机构，斐迪南和他的继承者以后就利用这些机构统治匈牙利。

多数匈牙利贵族都出席了斐迪南1527年11月3日在塞克什白堡的加冕仪式。但是佐波尧还在附近，他就像一根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反哈布斯堡民众势力的避雷针。被苏丹扶上匈牙利王座之后，他巩固了匈牙利东北部对他的支持。1540年，佐波尧在今天塞尔维亚的塞贝什（Sebeş）去世。但就在一年前，他娶了伊莎贝拉·雅盖隆，他去世前两个星期，她为他在布达诞下了一个儿子——西吉斯蒙德·亚诺什（John Sigismund）。伊莎贝拉·雅盖隆以王后的身份安排儿子在议会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并且在奥斯曼土耳其的支持和一个叫“捷尔吉修士”（Friar George）的人的辅佐下以儿子的名义治国理政。斐迪南大公觉得此刻正是灭掉竞争者、宣示他才是匈牙利的保护者的好时机。他集结了一支大军（大约由5万名德意志人、奥地利人和其他人组成），指挥官是他的首相威廉·冯·罗根多夫（Wilhelm von Roggendorf）。1541年夏，联军包围布达，但是围城遇到了困难，更糟糕的是，8月21日，奥斯曼军队也到达战场。斐迪南的军队被打败了，此后150年里，匈牙利中部都归奥斯曼土耳其统治。布达变成了一座穆斯林城市。伊莎贝拉和她的婴孩继承人（还有捷尔吉修士）被送到了特兰西瓦尼亚。斐迪南向兄长查理求助，查理却置若罔闻，如何击退东南欧的奥斯曼势力一度成了兄弟俩争执所在。哈布斯堡家族自己都无法团结自己土地上的力量抗击土耳其，遑论团结基督教世界。

没有什么比法国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的“不虔诚的”联盟（“impious” alliance）更清晰地反映基督教世界与奥斯曼帝国的冲突的变动本质了，1530年查理五世在意大利半岛的霸权巩固之后，这一联盟逐渐成形。作为瓦卢瓦家族结盟反对他们认为的哈布斯堡王朝帝国主义的政治手段的一部分，起初法土和解是非正式的，是由巴巴里海盗作为中介实现的。查理五世早就知道了，他还犹豫是该公开斥责这种行为，还是私下说服弗朗索瓦一世放弃这种行为。突尼斯战役之后，1536年，皇帝袭击普罗旺斯，弗朗索瓦叫苏丹在西地中海的盟友巴巴罗萨派他的海军打击安德烈亚·多里亚在热那亚的海军。法国和土耳其计划1537年联合入侵意大利半岛，那几年教皇保罗三世急切推动和解的直接原因就是担心法土缔盟造成的威胁。1537年袭击科孚岛（Corfu）奥斯曼海军舰队有13艘法国桨帆船位列其中。1543年7月，巴巴罗萨110艘桨帆船组成的舰队出现在马赛海岸，船上有法国驻朴特大使，他们来这儿是为了参加法国与土耳其对尼斯（当时是萨伏依公国的一部分）的进攻，基督徒与土耳其人并肩攻打基督徒。同年9月，巴巴罗萨要求让他的舰队在一个法国港口整修，于是弗朗索瓦把土伦交给他处置。除了户主之外所有居民都被要求离开土伦，整座城镇有八个月的时间都在充当奥斯曼帝国的营地。

畸形统治

基督教世界的世袭国家有一个政治悖论：它们都是父权制的，但是女性对它们的王朝战略至关重要。一方面，权力主要是通过男性表现的。让·博丹（一个厌恶女性的人）表达过一个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不证自明的观点：是家庭——构建社会和国家的基石——使男性权力制度化的。“所有的法律和习俗，”他写道，“都规定丈夫主宰妻子的行动，丈夫享有妻子继承的财富。”这种婚姻绝对主义并不赋予“任性的丈夫”为所欲为的自由处理权（carte blanche），但是博丹很清楚，法律站在丈夫这边。另一方面，女性统治在王朝国家中是一个经常存在的现实，而且在这一时期更甚从前。1515—1621年，欧洲出现了16位女性摄政，加在一起她们统治了140年。此外还有五位女王自己担任国君。女王拥有自己的住所、收入和地位，文艺复兴使赞颂女性的美与德成为一种时尚。基督教世界已经习惯了女性的统治。

女性对王朝国家的政治非常关键。出生是政治事件，性是宫廷政治的一部分，新婚之夜是公开的，公证人也要在场。弗朗索瓦一世和教皇克雷芒七世看着14岁的亨利二世和凯瑟琳·德·美第奇“在婚床上搏斗”。布朗托姆神父自称看过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在与玛丽·斯图亚特同房时“失败了好几次”——这个14岁男孩的睾丸还没有从骨盆降下来。王室的生产会引发许多猜想。这么重要的事情自然有许多仪式要遵守。待产妈妈会穿上对王朝历史有重要意义的袍子，吉利的圣物也被用来帮助分娩——这些仪式不足为怪，因为（举个例子）16世纪哈布斯堡王后一半以上都死在产床上。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可怜的妻子生产了九次，但只有一个孩子活到20岁。亨利八世头两次婚姻记录在案的怀孕有十四次，但是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王朝国家受制于一个生物学现实：怀孕不难，真正威胁王朝延续性的，是顺利分娩极为不易。

将权力交与摄政女王反映了王朝的家族性。摄政得到多少权力取决于具体情况。从查理五世与他姑姑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还有他妹妹匈牙利的玛丽的通信来看，虽然她们听从他的话，但他也给了她们相当多的自由。1529—1532年和1535—1539年担任西班牙摄政的伊莎贝拉王后则完全不同。查理对公社叛乱印象深刻，所以密切监视妻子的一举一动。女性摄政经常被说服——或者主动选择——把权力交给别人。1566年的夏天，苏格兰女王玛丽把信任投注于她的乐手和私人秘书大卫·里齐奥（David Rizzio），结果酿成了悲剧，随后发生的是这一时期最阴暗的政治事件。1565年7月20日，玛丽嫁给了达恩利勋爵（Lord Darnley）亨利·斯图亚特（Henry Stuart），然后怀了孕。达恩利勋爵怀疑孩子是里齐奥的，于是在荷里路德宫（Holyrood Palace）当着女王的面杀了里齐奥。1566年6月19日，这个孩子出生了（即苏格兰国王詹姆士·斯图亚特六世，后来的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玛丽又开始宠幸博思韦尔（Bothwell）伯爵詹姆斯·赫伯恩（James Hepburn）。达恩利勋爵想要与女王和好，并且谋求“并肩王”（crown matrimonial）的头衔，这个职位比王夫重要得多。1567年2月10日，达恩利勋爵住在爱丁堡的欧菲尔德教堂（Kirk o’ Field），当天夜里屋内发生爆炸，然后人们在教堂的花园里发现了达恩利勋爵和他仆人的尸体，达恩利勋爵身上还穿着睡衣。他们是被勒死的，爆炸可能是想掩盖他们被人谋杀的事实。

玛丽·斯图亚特后来变成了猖狂的博思韦尔伯爵的囚徒，人们现在怀疑他就是杀人凶手。1567年4月12日，枢密院展开了对他的诉讼，但那只不过是走个过场，当天就宣判他无罪。两周之后的4月24日，玛丽正从林利思哥宫（Linlithgow Palace）前往爱丁堡，博思韦尔伯爵突然带着800人伏击她，把她绑到了他在邓巴（Dunbar）的城堡。间接证据表明他在那里强奸了她。5月12日，玛丽封他为奥克尼（Orkney）公爵，三天之后两人在荷里路德宫大厅成婚。随后爆发了一场反对他俩的叛乱，玛丽（在6月15日）被关到了利文湖城堡（Loch Leven Castle），被迫把王位传给她一岁大的儿子。她企图夺回王位但没有成功，于是逃到英格兰投奔她的远亲伊丽莎白一世。这一系列事件凸显了身处一个分裂王国的玛丽是多么脆弱。每当事情出现差错时，第一个受到指责的就是掌权的女性。

在基督教世界大部分地区，女性都是以摄政的身份统治国家的，但是在不列颠群岛，她们自己就是女王。英格兰的独特之处在于有三位女王——如果我们把1553年7月在位仅九天的简女王，又称简·格雷女士（Lady Jane Grey），也算进来的话——先后登上王位，半个世纪都是女性在统治。玛丽·都铎在位时，新教徒很喜欢攻击女性掌权，因为她彻底终止了他们的宗教实验。克里斯托弗·古德曼（Christopher Goodman）曾是牛津的一位神学教授，后来流亡到莱茵兰和日内瓦，他在1558年出版的书中解释说女性统治是“违背上帝建立的自然和秩序的”。臣民不必服从女王，尤其是当女王迫害上帝拣选的人的时候。同年夏天约翰·诺克斯也在日内瓦写出了《反抗妇人畸形统治的第一声号角》（The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他宣称：“邪恶的女人统治的帝国或政权在上帝面前显得多么可憎啊，一个奸人，一个杂种。”人人都相信他指的是两个玛丽（玛丽·都铎和玛丽·斯图亚特）。他叫她们立马下台，但他为了自己的安全，没有把名字放在扉页上。直到一年之后，日内瓦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才知道是谁写了这本小册子。

那时，玛丽·都铎已经去世，伊丽莎白一世已登上英格兰的王位。她并不觉得诺克斯的话有什么好笑的，她委托约翰·艾尔默（John Aylmer）写一篇还击诺克斯的文章，这个任务挺麻烦，因为艾尔默相当认同诺克斯的主旨。艾尔默在1559年出版的《忠实的真正的臣民的港湾》（An Harborowe for Faithfull and Trewe Subjects）中刻画了诺克斯错位的激情造成的谬误。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权来自她的出身，而出身是全能的上帝的意志决定的。神意注定英格兰“不像一些不经思考的人以为的那样仅仅是君主制的，也不仅仅是寡头制的，也不仅仅是民主制的，而是三种制度的混合体”。这种混合政体正是亚里士多德欣赏的“君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的结合。艾尔默告诉英格兰人一个他们已经知道的道理：英格兰是一个“君主共和国”（monarchical republic），英格兰人是积极的公民，他们知道，国家的安全既依靠他们，也依靠不结婚、不生子的童贞女王。

玛丽和伊丽莎白的统治都提出了无法解决的王朝困局。玛丽的问题在于，怎样结婚，才能既在君主共和国能接受的情况下确保天主教的地位和王朝的延续，又保住她女王的权威。她的决定是在38岁时（1554年7月25日）嫁给西班牙的腓力王子（他很快就会成为腓力国王），这样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不久之后问题再次出现。伊丽莎白的困局刚好反过来：能不能——能的话怎么做才能——既不结婚，又保证这个共和国的稳定——共和国关心的是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与新教的和解可以存续下去。半个世纪里这些难以估量的事占据了英格兰政治的核心地位，英格兰的反应直接影响了新教改革。

[1] 《旧约·以西结书》第37章第24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译者注

[2] 乌斯科克人当时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封臣，他们打劫威尼斯商船，导致1615年威尼斯向哈布斯堡开战。1617年和约规定哈布斯堡解除乌斯科克人的武装，禁止他们的海盗行为。——译者注

[3] 雷斯（Reis）是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将领的一种头衔。亚库普奥卢的意思是亚库普（Yakup）的儿子；赫泽尔也是一个雷斯，他更有名的称号是海雷丁·巴巴罗萨（Hayreddin Barbarossa）。——译者注

[4] 亚历山大·雅盖隆在1492年父亲卡齐米日四世去世后即成为立陶宛大公，1501年兄长扬·阿尔布雷希特去世后成为波兰国王。——译者注

[5] 这里说的安茹家族（Angevins）是瓦卢瓦家族的一个庶系分支。——译者注

[6] 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意大利金匠、雕刻家、军人、音乐家，以自传和诗歌闻名于世。——译者注

[7] 据信切萨雷·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是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译者注

[8] 准确来说，恺撒一生都没有做过皇帝，第一位罗马皇帝是恺撒的养子屋大维。——译者注

[9] 摩德纳和瑞吉欧公国（Ducato di Modena e Reggio）是由埃斯特家族统治的一个国家。——译者注

[10] 这里说的伊莎贝拉公主（Infanta Isabel）指的是伊莎贝拉一世和斐迪南二世的长女、约翰王子的姐姐伊莎贝拉。她嫁给了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她没有出现在下页的世系表中。——译者注

[11] 帝国政治体（Imperial Estates）指的是在帝国议会上有代表权和投票权的帝国成员。——译者注

[12] 奥斯曼朴特（Ottoman Porte），又称庄严朴特（Sublime Porte），指代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这个名字来源于从前东方的统治者在宫殿门口（Porte）宣读政府决议或裁决的惯例。——译者注

[13] 该诏书可能发布于1517年3月，第五次拉特兰会议结束时。标题原文为Constituti iuxta verbum。——译者注

第十章

大分裂

新教改革的出现

新教改革是一场宗教大分裂，就像11世纪西方基督教与东正教的大分裂一样，只是情况更加混乱。它重塑了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图景，使信仰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当时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他们无从理解这种转型。基督教世界基础架构（infrastructure of Christendom）从诞生那天起就面临地方对管辖机构的反感，但这些架构接受并容忍这些反感。异端运动——起码基督教世界基础架构把那些敌意认定为异端——也是中世纪后期图景的一部分，尽管它们的支持者都被迫害和击垮了（波希米亚的胡斯派除外），只留下局限于一地的残余。通过公会议运动表现的教会改革议程在15世纪时引来了欧洲世俗权力的参与，后者利用这一议题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过议会改革来了又走，只对德意志政权造成了影响。1500年的基督教世界处于空前正统的状态。

16世纪的宗教叛乱并不是以毁灭基督教世界为目标的。它的第一位主角马丁·路德认为自己是在拯救基督教世界摆脱它内部的敌人。他要从事的宗教改革本来应该是教皇和主教们进行的，而他们无所作为，所以他是在防止神的怒气降临。1520年之前，路德读了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揭露《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n of Constantine）是伪造品的文章（和其他著作），逐渐相信罗马等级制是一种服务于敌基督的暴政。本该负责改革的人却是改革最大的障碍。1520年3月，路德写了《论善功》（Treatise on Good Works），这本书在语气上并没有怒斥教皇，而是阐述了基督徒的责任，在形式上它一部是对十诫的注释。但是，当他谈到服从“属灵的权柄”（也就是教皇和主教们）的时候，路德对基督教世界的思考的激进一面就体现出来了——这些掌权之人“对待自己责任的做法就像抛弃孩子、追逐情夫的母亲一样”。执掌属灵权柄的人“各方面”都比执掌世俗权柄的人“还要世俗”。他们行的是他们应当阻止的事，他们的做法和指示违背了十诫的前三条，基督教世界从他们身边开始败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有能力的人”都应当救助基督教世界。他号召国王、诸侯和贵族“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制止以上帝之名行亵渎之事的行为”，反抗“穿朱红衣的巴比伦淫妇”（教皇）。他说，这真的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了”。

1520年6月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路德的批判才刚刚开始发挥影响力。路德宣称教皇可能犯错，教会基础架构掌握在外人手中，教会公会议也无法倚靠，于是他开始思考基督教世界的权柄究竟立于什么基础之上。上帝的道（Word）在耶稣基督中化成肉身，人类历史在这一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督是基督教世界权柄唯一的来源。随着这一瞬间的过去，腐坏的可能性上升了，寻求真理变得越来越难。不过，《圣经》保存了上帝的道，《圣经》是神启的中介与内容。《圣经》不需要讲解员，任何相信上帝救恩的人都会在《圣经》中找到显明的真理。路德激进地把传统一笔勾销，这是新教改革与以往的异端运动的不同之处。

国王亨利八世在1522年出版的《为七圣礼辩护》（The Defenc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中承认了这种不同之处，他这本书是对路德1520年出版的《教会的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的回应。英格兰国王把自己打造成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他用《圣经》和教父神学的论点维护七圣礼，说对七种圣礼的支持在历史上是同时出现的，这只可能是圣灵显现的结果。路德的回应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如果基督信仰的真确性仅仅依赖于人们相信它的历史的长短，以及人们的共识与习俗，那么它与土耳其人或犹太人的信仰没有什么区别。传统习俗不过是闲言碎语（Menschen Sprüche），亨利八世就像一个“把头装在麻袋里”的蠢货。

新教改革不同于以往宗教异见运动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路德对基督教世界各等级（Estates of Christendom）——国王、诸侯和贵族——的吁请。路德的宗教改革唤起了更强大的支持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在德语欧洲实现了联合。福音新教运动从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分裂和邻近的瑞士邦联（Swiss Confederation）汲取力量。新的角色——牧师、市政官员、印刷商和宣传家、城市和农村的群众运动——登上舞台，印刷术和其他传播形式让这些运动的动力和支持运动的政治与社会力量显得比现实中更强大、更团结。早期新教改革蕴含的分裂趋势与它一开始释放的力量一样有重大意义。新教改革的存续和演化取决于1520年路德寻求帮助的政治力量。

神圣罗马帝国与瑞士邦联

它们是政治版图上最复杂的实体，就连它们的名号都含糊不清。帝国（Reich）既是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又是基督帝国（Imperium Christianum），还是普世帝国（Imperium mundi）。“瑞士”（Schwitzerland）这个词最早指的是卢塞恩湖边施维茨（Schwyz）地区的几个盟国，它们是旧瑞士邦联的创始成员。接着，其他相邻的州和社区加入了这个核心，不过这个核心依然承认皇帝的领主权。后来，哈布斯堡对邻近的瑞士的主张和野心激发了两者的裂痕。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想要吞并毗邻瑞士的地区，但是争议地区的居民建立了三个联盟，其中两个在1497年和1498年加入了瑞士邦联。它们之中得到更有效的组织的是灰色同盟。瑞士土地上的哈布斯堡势力——尤其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改革——造成的威胁进一步扩大了裂痕。瑞士人形式上仍然是帝国的臣民，但是就连靠近德意志土地的瑞士城邦——巴塞尔和沙夫豪森（Schaffhausen）——在1530年以后也不参加德意志议会了，瑞士自治已经成为既成事实。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了瑞士的独立。

瑞士与帝国的边界只是两者边界无数复杂之处的一个例子而已。帝国名义上有三位大宗宰（arch-chancellors）：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他们分别负责德意志事务、勃艮第事务和意大利事务，1500年时只有第一个还在发挥作用。帝国在北意大利早已没有管辖权，它在勃艮第的管辖权也已经被哈布斯堡家族和瓦卢瓦家族各自的领地瓜分，即便是低地国家的事务基本上也与帝国无关。就连在帝国边界最清晰的德意志东北部，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是皇帝的采邑。参加过东征的古老的条顿骑士团的土地则不属于皇帝，1525年，骑士团的普鲁士分支发生世俗化，它的领地落入骑士团大团长（Grand Master）霍亨索伦手中。所以说，普鲁士与帝国的从属关系来自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家族对普鲁士的拥有权。

勃兰登堡以南是波希米亚王国的领地，包括西里西亚公国、摩拉维亚藩侯领地和卢萨蒂亚（Lusatia）藩侯领地。1526年，哈布斯堡家族继承了这些土地，但是它们在帝国中的地位比较微妙。波希米亚是帝国的属地中唯一一个王国。波希米亚国王是选帝侯之一，因此他的土地不受帝国管辖，但是身为国王的他不直接参与选举人团的评议。波希米亚人坚持认为他们的国家是选举君主制的。就算是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在1526年继承王国时，波希米亚议会（Bohemian Estates）也要在形式上“选”他当国王，这一做法凸显了波希米亚与帝国半分离的关系。

瑞士邦联的边界是由组成它的自治共同体决定的，它们的共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们都独立于其他君主和统治者。边界最常发生改变的地方是东边的苏黎世州和西边的伯尔尼州。苏黎世当时并不大（1520年时大约有7 000人），1498年城市宪章规定苏黎世是一个自治政体，城镇和农村腹地都派出参政代表。苏黎世是邦联在德意志土地上行事的外交工具和政治工具，它在南德意志诸城打探谁有可能被说服加入瑞士邦联，而且苏黎世也与伯尔尼共同商定（比如1516年和1521年）为法兰西王国派遣雇佣兵的条约，尽管苏黎世对这种事不是很情愿。伯尔尼不比苏黎世大多少，其城市宪章没有苏黎世的那么鼓励民主参与。伯尔尼的寡头享有法国王室的保护，而且希望利用法国的保护取得对日内瓦湖周边邻居的领主权。1536年伯尔尼吞并了沃州（Vaud）、托农（Thonon）和泰尼耶（Ternier），日内瓦成了一座孤城。

瑞士和帝国都没有宪法。瑞士邦联的13个全权成员在议会（Diet）这个重要的论坛上讨论事关全体成员的大事，有些议题可能使邦联分崩离析，起初是雇佣兵问题，后来是宗教改革问题。帝国是选举君主制的，七位选帝侯从皇帝候选人中选出皇帝。皇帝被期望定期召开议会或者德意志政治体会议，1495年一份名为《永久和约》（Perpetual Peace）的协定要求皇帝（在选帝侯的许可下）召开议会。

第二院的参会者数量时有波动，但是大约包括25个主要的世俗诸侯国，90个大主教辖区、主教辖区和修道院，以及100个左右的伯爵领地。教士代表反映了一个事实：帝国约有16%的土地受采邑主教（prince-bishop）和大主教的统治，他们的教区往往比他们的辖区更大，这使它们与周边政权产生了许多纠纷。第三院的参会者是大约65个帝国自由市，其中既有大都会，比如科隆，也有小城镇，比如丁克尔斯比尔（Dinkelsbühl），居民不到5 000人。1500年时，议会程序已经固定下来了。开幕式上首先宣读帝国“提案”（proposition），也就是政治体会议的议程。然后各政治体分别开会，如果他们就某项建议达成共识，这项建议就被呈给皇帝。闭幕时，议会决议（和皇帝对决议的认可）会以议事录（Recess）的形式印发。每一部议事录都是一部帝国法。其他有权出席议会的还包括帝国骑士，他们因拥有的采邑而直接对皇帝效忠。他们大多数来自士瓦本、弗兰肯和莱茵河的上游及中游，这些人是皇帝与大诸侯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司法体系是帝国有别于瑞士邦联的一大特点。帝国司法体系的最新发展源自15世纪后期的帝国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是帝国成员国界定与皇帝关系的宏观动向中的一个侧面。改革运动在沃尔姆斯议会和奥格斯堡议会中结出果实。议会变成了一个更加正式、更受认可的实体。新成立的帝国高等法院（Imperial Chamber Court）独立于皇帝和他的宫廷。虽然皇帝有权任命它的首席法官，但是普通法官由各政治体提名。帝国高等法院接管了帝国特权，它的职权是维护和平与正义，裁决皇帝封臣的纠纷。在特殊情况下，人们默认皇帝有废除法律或剥夺法团特权的绝对权力，但是为德意志诸侯和城市担任顾问的律师普遍认为，皇帝受制于自然法和神法，而且他只能为了公共利益行使权力。在通常情况下，皇帝作为帝国最高法官的“公共个人”（public person）身份已经交与帝国法庭，帝国法庭以罗马法作为帝国法律实践的基础。1500年，帝国设立六大行政圈（区域性领地集团），从而建立了一种用来执行帝国法庭判决和帝国议会决议的区域性结构。

查理五世1519年的选举树立了另一个先例。作为选前谈判的结果，他与选帝侯签署了一份让步协议。他只有在选帝侯和议会同意时才能使用皇帝特权。他确认了选帝侯在皇位过渡期和皇位空缺期的权利。他承诺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履行帝国《永久和约》的条款。对外条约必须在选帝侯的同意下才能签署。查理承诺住在德意志，任命德意志人担任帝国官员，绝不在帝国外召开议会。他致力于与罗马协商降低德意志人的教会税，建立一个新的帝国治理委员会，通过委员会开展更深入的帝国改革。这些接受选帝侯和议会监督的承诺开创了一个先例，以后所有皇帝都必须签署类似的文件。查理的承诺（还有他长期不在德意志的问题）成了处理新教大分裂时的又一个限制。

所以，与瑞士不一样的是，德意志帝国有一套成熟的政治和司法实体。只有在帝国内，教会改革和帝国改革才相互交织。《西吉斯蒙德改革敕令》（Reformation of Sigismund）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印刷品。1439年左右，这份文件在巴塞尔起草，1522年前被重印了九次，它想象了一位名为弗雷德里克的教士国王（priest-king），他会领导一场改革，在这场改革中诚实的“德意志”民众会战胜压迫他们的人，战胜“拉丁人”和他们的狡猾。因为教会改革和帝国改革加入了帝国成员界定他们与皇帝关系的变局，所以路德对宗教改革的呼吁在德意志的反响特别强烈。

诸侯尽管不是改革的发起者，却是改革的获益者。帝国的新变化让诸侯有机会把自己表现为帝国的主要立法者与和平的维护者。与此同时，德意志贵族伯爵的数量逐渐减少，因为一小批上层贵族世家通过继承和兼并，整合了他们的土地和爵位，为自己积累出了国君的权力。黑森方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518年，14岁的黑森的菲利普名下统治着诸多原先独立的伯爵领地——卡岑埃尔恩博根（Katzenelnbogen）、齐根海因（Ziegenhain）等——和黑森诸侯国（上黑森和下黑森），它们组成了一个随意拼凑起来的大诸侯国。与地方性和地区性的贵族群体、城镇、教会法团签署的协议，以及限制家族土地和爵位分散化的家族契约，促进了领地的整合。德意志诸侯开始在自己的领地内引入上诉法庭，凭借这种新生的政治实践，一种与之相关的观念得到了强化：他们不再是帝国诸多封臣中的一员，而是领地的统治者。

早在新教改革之前，诸侯和帝国自由市就在试图强化对势力范围内的修道院和教区的掌控。瑞士也是这样，苏黎世州城挑选教士，推动修道院改革，控制平信徒对教会的奉献，利用降临节（Advent）和大斋期的布道的赞助权操控布道者和布道内容。诸侯也在挑战教会和教皇在他们土地上的权威。比如，阿尔布雷希特萨克森公爵乔治（Duke George of Albertine Saxony）强迫迈森教区的教士服从他的要求。勃兰登堡藩侯阿尔布雷希特·阿基里斯（Margrave Albrecht Achilles of Brandenburg）强行对他领地内的教区征税。黑森方伯菲利普想方设法解除美因茨大主教辖区在他土地上的治权。德意志诸侯在1511年的议会上联合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呼吁教会改革。皇帝为了消除批评，自居为教会改革和帝国改革事业的领导人。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1518年的奥格斯堡议会上带头反对罗马为了资助在匈牙利对抗异教徒的战事而对帝国征税，他说只有教会认真地进行改革，他才会批准它对帝国征税。如此看来，教会改革在路德登场之前就已经是德意志政治中的一个活跃议题了。

基督教世界的神圣图景

宗教体验对基督教世界的生活现实非常重要，但是没有什么比探明人们对宗教的真实想法更难的了。在平信徒之中，有文化的人的宗教和不识字者的宗教就有非常大的区别。当时的人对什么是迷信、什么是魔法的讨论（受宗教改革影响而更加激烈了）体现了这种区别。平信徒的关注点受到教士的关注点的影响，两者大致重合（但不是同一时期出现的）。教士是社会中一个多种多样的群体，有些是“在院修士”（regulars），生活在修道院社区里，有些是“教区修士”（seculars），维持教区的教会生活。人们信仰的证据是暧昧不清的，因为分析范畴（“平民”“精英”“迷信”“魔法”“神圣”“信仰”）本身就很简略。16世纪方济各会修士开始在新世界传教时，他们的宗教体验和美洲人的宗教体验天差地别。宗教改革前夕欧洲没文化的人和识字的人之间、平信徒和教士之间的差别就没有这么大。数个世纪以来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互动构建了基督教欧洲，印刷术强化了这种互动。新教改革前夕，宗教体验的多样性和强度都相当可观。

当时识字的人对这一点心知肚明。1517年，意大利枢机主教的秘书安东尼奥·德·贝亚蒂斯（Antonio de Beatis）随枢机主教造访阿尔卑斯山以北。来到科隆后，他观赏了“美轮美奂的大教堂”里“数不胜数”的圣骨匣，以及圣乌尔苏拉（St Ursula）教堂独一无二的颅骨藏品——1.1万名处女的遗骨。[1]在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唱诗席，他参拜了中世纪哲学家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的遗体，方济各会修道院旁边就是竞争对手多明我会修道院，在那里他透过高坛下的玻璃板，看到了司各脱反对的大阿尔伯特（Albert Magnus）的遗体，还见到了大阿尔伯特讲课时坐过的椅子。在城市的一座山丘上，他见到了一个女性教士团，他发现尽管女性教士吃住都在修道院里，但白天她们会结伴行走在大街上。贝亚蒂斯把目之所见与他的故乡意大利做对比：“他们这么注重敬拜上帝，重视并新修了这么多教堂，想想意大利目前宗教的状态……我太羡慕这里了，想到我们意大利人那少得可怜的虔诚，我就感到心痛。”

贝亚蒂斯发现，莱茵兰认为“神圣”（holy）的东西和他的故乡那不勒斯认为“神圣”的东西不一样。其他证据也表明了这种差异。遗嘱记录了人们愿意从财产中选出哪些捐给教会。大量前宗教改革时代的图画、壁画、祭坛画和雕像保存到了现在。我们非常了解大众对宗教圣地的喜爱和对朝圣之旅的重视。历史学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描述宗教怎样规划人们生活的模式，但是对神圣之物的看法的差异使我们很难衡量宗教改革前夕宗教究竟意味什么。

人们大批量地购买宗教书籍。1509年亚眠一家书店的存货清单让我们对什么书流行有了些许认识。清单上有41种书，共1 240册，宗教作品占了绝大多数。其中最多的是辅助家中祷告的手册：近800本时祷书，其中300本是孩童用的大字本。其他的还有圣咏集（赞美诗的合集）、弥撒书和注释（指导《圣经》阅读的评注，每个主日一篇）、宗教导论（教理问答的前身）、阐述十诫和圣礼价值的小册子。此外还有许多书介绍了圣徒的生平，其中最畅销的是雅克·德·沃拉吉内（Jacques de Voragine）所著的《黄金传说》（The Golden Legend）。但是这些证据只能表明（识字的）人们被认为应当读什么，以及什么书卖得好。亚眠书架上的许多书都是拉丁文的。这些书无法告诉我们买的人读懂了多少，也无法说明他们怎么把书和经验结合起来。

教会的基石是教区。教区覆盖了西方基督教的每一个角落。绝大多数人在自己的教区望弥撒、捐献、告解，一年领一次圣餐。然而，教区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体验，它还是一系列圣俸权，圣俸权是垄断收益（以各种方式收取的什一税）的关键，圣职的推荐者、任命者和当选者对这些收益都有份。而且每个教区教堂背后都有教堂执事，他们照看教堂建筑，管理教区资金，组织主保瞻礼。教区在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地位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但是遗嘱证明城里人对自己受洗的教堂——往往也是祖先安葬的教堂——仍然很有感情。教区代表了一种假设，它是宗教义务之地，但不一定是宗教虔诚之地。宗教改革前夕，美因茨郊外一个小教区的在职代牧解释说，他的教众里十个有九个没有忏悔他们的罪，所以复活节时没有领圣体。

宗教改革以前的教会时不时会进行教区巡视，留意违反教规的行为。他们也会关注教士的旷工状况（十分普遍，有时是因为正当原因，比如执行教区任务去了），如果当地人向他们举报的话，他们也会关注教士不检点和不称职的问题。但是根据现存的巡视记录来看，宗教改革以前，后两个问题没有后来新教徒批评的那么夸张。现实情况是——至少在欧洲农村地区——狂热、禁欲、读书太多的教区教士可能会引起居民的疑忌。神父的角色更像一个父老，调解家庭纠纷，起草遗嘱，借钱给农民。当地人想要一个理解他们的人。

平信徒无法选择自己的教区，但是可以选择加入哪个信徒团体——致力于宗教和慈善事业的平信徒兄弟会。宗教改革前夕，这种团体越来越多，更增添了地方宗教体验的差异性。比如在诺曼底，因为某种原因，信徒“慈善团体”在利雪（Lisieux）教区和埃夫勒（Évreux）教区要比在阿夫朗什（Avranches）、库唐斯（Coutances）和巴约这些沿海主教辖区多得多。信徒团体在城市比在农村普遍，尽管没有发现它们与工匠行会之间的相关性，但是两者经常融为一体。以鲁昂为例，宗教改革前夕鲁昂大约有4万人，全城有131个信徒团体，其中许多都与城市的工匠行业重合。

这些信徒团体的社会多样性和职责多样性一样显著。在少数地区，乞丐有自己的团体，不过更常见的信徒团体包含社会各个阶层，社区内的重要人物会组成一个非正式的领导集体，管理行政和财务。除了在困难时期接济团体成员，信徒团体也负责安葬信徒，为他们的灵魂脱离炼狱（Purgatory）而祷告。维护信徒团体的侧祭坛（side-altars），举行年度弥撒，点亮还愿蜡烛，这些是宗教改革前夕信徒团体宗教体验的共同之处。圣歌、神秘剧、鞭笞游行［意大利北部的自笞（battuti）］、赎罪仪式，信徒团体有这么多引人注目的活动，很难想象有什么宗教体验是绝大多数人没有定期或不定期地经历过的。

教区的礼拜仪式、启应祈祷和圣徒日也反映出类似的多样性。我们很容易理解当时的人对迷信（大概意思是操纵神圣的力量以满足世俗目的）的担忧。基督教的信息是否在纷繁复杂的仪轨和奢华的神圣图景中遗失了？比如，比利牛斯山卢龙（Louron）谷地的人怎么理解他们教堂内外的壁画？我们不知道画家的名字，只知道这些壁画作于宗教改革前夕的某个时候。壁画让我们对教会如何回答我们如何得救和谁能得救这两个问题有了粗浅的认识。敬拜者走进蒙镇（Mont）小教堂时会走过一幅最后审判的湿壁画。末日之时，基督犹如一位庄严的法官，端坐于审判世界的法庭，他身边是律师和司法的天平（魔鬼努力地使天平往自己这边倾斜）。天使正在吹响号角唤醒炼狱的死者，让他们接受审判。被画成怪物的魔鬼已经准备好迎接被打入地狱烈火的罪人。但是蒙镇的好人们可以放心：天堂满当当，地狱空荡荡。毕竟这是人们进出教堂时观看的画面，教堂的责任就是拯救罪人。谷地对面的另一座小教堂里的祭坛上画有耶西之树，它提醒人们神圣事工的悠久世系。这些图画是“穷人的圣经”，这是中世纪基督教创作宗教艺术的理由。但是，当地居民能不能理解、怎么理解这些图画，又是另一回事了。

神学家彼此争论救赎是如何实现的（他们的工作就是这个）——我们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或者说到底能不能，促成自己的得救。讲道和听人告解的牧师更倾向于夸大人的作用，就像卢龙的壁画表现的那样。壁画、油画的作者与讲道者发现死亡和审判的景象销路甚广，他们造成一种（可能是夸张的）印象：基督徒满脑子都想着得救。讲道者也强调人的责任和人在自己得救中的角色的重要性。同卢龙的壁画一样，布道也生动地描绘炼狱和地狱里的痛苦惨象。不过他们也说，忏悔和代祷可以缓解这种痛苦。

教会是这种忏悔生效的主要场所。基督有赦罪的权力，他将这种权力传给教皇，让教会去施行这一权力。圣餐能赦免活人的罪，并为死者的灵魂做出辩护。人们经常请求为死者的灵魂举行安魂弥撒。遗嘱表明安魂弥撒变成了一种商品，你买得越多，你的得救就越有保障。去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圣所朝圣，包括远赴圣地（Holy Land），都是很流行的事，但是地区性圣地在悔罪方面也有相同的地位。信徒的精心捐献的还愿祭品（ex-voto offerings）证明了这些圣地的人气。教皇以可购买的赦罪符的形式发放这种赦免，筹得的钱被用来建造医院、教堂，甚至（在尼德兰）堤坝，这是绝对赦免权的一种延伸。赦罪符要求悔罪者做出表示痛悔的个人举动，然后作为对被赦免的报答，承诺参与慈善事业，这样被资助的机构可以将帮助带给更多的人。宗教改革前夕，这种赎罪的做法有上升之势，它们不是像新教徒说的那样仅仅因为自私自利或唯利是图。没有证据证明宗教改革的出现是教会的“滥用职权”（abuses）的结果。所有证据（施工、捐献、朝圣、精致的三联祭坛画）都表明教会欣欣向荣，而且教会拥护正统，同时支持多样化的礼仪和体验，尽管教会自命垄断了真理和救赎。当马丁·路德提出另一种真理和另一条救赎之路时，一切都改变了。

路德之道

“风起于青蘋之末，在众人的轻侮之中，一个男人独自承受了全世界的恶意和冒渎。”第一位研究新教改革的历史学家约翰内斯·菲利普松·冯·施莱登（Johannes Philippson von Schleiden，又作Sleidan）在1555年出版的《实录》（Commentaries）中这样描述新教改革初年的景象。他感受过新宗教运动的振奋之情。作为斯特拉斯堡的一名律师和外交官，他目睹了施马尔卡尔登战争（1546—1547年），冲突的一方是在政治上是斯特拉斯堡的保护者，另一方是皇帝，施莱登想尽量做到不偏不倚，他把施马尔卡尔登战争解释为上帝有意通过路德教训皇帝。批评路德的人把他看成一股要把基督教世界撕碎的邪恶势力。施莱登读过其中一位——约翰内斯·科克莱乌斯——写的路德传记。科克莱乌斯亲眼见过1521年沃尔姆斯议会上的路德，他在书中把路德写成魔鬼的盟友，受肉欲驱使，对推翻当局有无法餍足的渴望。双方都在宣传一种神话：新教改革是从萨克森一个默默无闻的修士这里开始的。然而，新教改革并不是一场独角戏。就算没有马丁·路德，宗教变革的大潮也会找到别的催化剂——路德出席沃尔姆斯议会之时，变革之潮已经在莱茵兰和瑞士涌动了。但是如果没有路德这个超级催化剂，宗教变革不会变成新教改革。

路德本人对于自己的人生巨变忧喜参半。一方面，他觉得他的贡献并不突出：“我只是教书、传道、写作……除此之外并没有做任何事……都是道（the Word）的功劳。”天上没有异象，路德也没有行治疗的神迹，新教神话制造者不得不在他死后编出这种故事。16世纪，他的出生地经历两次大火却幸免于难，一个“伟大的征兆”。三十年战争中他的一幅油画“遇火不燃”。不过，路德很想把自己看成上帝奇妙做工的特殊工具。1531年，他引用了异端扬·胡斯（Jan Hus）受刑之前的话——“我可能是一只弱小的鹅（在捷克语中，胡斯=鹅），但是更强大的鸟群会在我之后来到”——来形容自己：“1415年他们烹了一只鹅，但是一个世纪之后，它已变成了一只天鹅。”约翰·布根哈根（Johann Bugenhagen）在路德的葬礼上重复了这个比喻，提醒天主教对手们路德是在自己的床上静静去世的：“你们可以烹一只鹅，但是100年后会出现一个你们烤不动的人。”他的意思是上帝的真理是无法掩埋的。我们回头来看，从回忆到逸闻，路德给了我们些许机会看到他是如何发现上帝的真理的，不过观察它们就像看一张张发黄的陈年照片。先看看1505年7月，雷暴中的一场濒死体验让路德动弹不得，他向圣安娜起誓如果他活下来他会成为一名修士。再看看路德“尤里卡时刻”的情景，他在公厕旁边的城墙塔楼三楼自己的书房里工作时实现了神学突破——路德著名的“塔楼体验”（Das Turmerlebnis）。我们不知道后者的日期，而且当时的情景也许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路德发现了什么，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其重要性有多大，已经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路德的故事广为人知，在某些方面平淡无奇。路德与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教士没有区别——中等家庭出来的聪明男孩，而且是常去教堂的那种。他说自己是个农民，但是我们要清楚，他的父亲（汉斯）是个矿工，母亲是艾斯勒本一位当地名人的女儿。1505年路德毕业于埃尔福特大学，同年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宣誓成为奥古斯丁隐修会（Order of the Hermits of St Augustine）的修士。1508年，他开始在刚建成的维滕贝格大学教授道德哲学。1512年，他被授予博士学位，成为《圣经》神学教授，两年之后成为本镇神父。1525年，他作为最后一批离开老修道院的修士娶了一名前修女，两人育有六个子女。维滕贝格就是宗教改革开始的地方。

路德只有在写作时才变成一个有趣的人。他出的第一本书是1516年出版的一本布道集，其中的布道创作于两个世纪前，路德相信作者是德意志神秘主义者约翰·陶勒（Johann Tauler），书中论述了如何与上帝相通，过上善的生活。这本书被称作《德意志神学》（German Theology）。路德写了一篇序言夸赞此书，影响了那些想让新教改革比路德希望的走得更快更远的人。接着，路德在1517年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论文：8月出版的《驳经院神学论纲》（Disputation against Scholastic Theology）和10月出版的《九十五条论纲，又名关于赎罪符效能问题的辩论》（Ninety-Five Theses, or Disputation on the Power and Efficacy of Indulgences）。可以肯定地说，后者是史上最短小、最具爆炸性的学术论文了。一个世纪之后，人们为纪念这篇文章举办了一场游行，游行的终点是维滕贝格城堡教堂。一幅1617年的百年纪念雕版画描绘了路德用羽毛笔在教堂门上刻下他的论纲时的场景。笔尖从教皇利奥十世的一只耳朵穿入，由另一只耳朵穿出，打落了他的三重冠。[2]它暗示的是，话语（Words）包含致命的真理，拥有推翻宝座的力量。

大体来说，这就是故事的经过。1518年4月，路德在奥古斯丁会的分会面前进行了海德堡辩论（Heidelberg Disputations），为他在莱茵兰争取到了众多支持者。他开始出版他的布道文，《论赦罪符》（这篇比《九十五条论纲》更流行）、《论基督受难》、《论死亡》、《论做工》、《论婚姻》都是在1520年之前出版的，1520年是路德确定自己立场的一年。他的新作层出不穷，根据一项统计，他大约每两个星期就写出一篇。宗教改革起初就是一场学术和文学事件。

一幅1546年（路德去世那一年）的维滕贝格地图，展现了这座有围墙、10条街和3座城门的小镇。小镇很小，地图上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新修或重修的。南门矗立着全镇最大的房子，那是1512年为宫廷画家、药剂师卢卡斯·克拉纳赫所建的。西门旁的城堡是维滕贝格之所以举足轻重的关键。1485年，萨克森在恩斯特和阿尔布雷希特两兄弟手中一分为二。“恩斯特萨克森”（Ernestine Saxony）保留了选帝侯在帝国议会的投票权，而萨克森最好的部分（莱比锡，连同它的大学和城堡）被分给了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恩斯特的儿子英明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从1486年起统治萨克森选帝侯国，他定都于维滕贝格。腓特烈拆掉了老城堡，建了一座附带图书馆的新城堡。图书馆馆长是格奥尔格·施帕拉廷（Georg Spalatin），他是宫廷神父，也是选帝侯子女的家庭教师，担当着选帝侯与大学之间的中介。

新城堡也有新教堂，教堂里充满了收集来的圣物。1505年落成时，它是全镇最高的建筑。腓特烈希望他的首都在地图上有一席之地，一个好办法就是把它变成宗教、学术和朝圣中心。这个战略需要建立一座堪与莱比锡大学匹敌的新大学。1502年，新大学开门授课，腓特烈的亲戚和童年伙伴约翰·冯·施陶皮茨（Johann von Staupitz）被任命为神学院院长。次年，施陶皮茨成为路德所在修道院的副主教。这间修道院也是新开的，因为奥古斯丁会1502年才来到此地。维滕贝格又小又新，所以没有什么既得利益者。路德可以任命与他志同道合的教授同事，而且有选帝侯的支持，他可以按照他希望的方式塑造当地的宗教生活。

这间新修道院是路德属灵旅程的出发点。他所融入的修院管理模式、听到的布道和读到的神学都告诉他：人是有罪的，人需要救赎。神学家们以抽象概念讨论救赎如何实现，他们的“思路”（viae）有分歧，这些分歧部分反映了各自的哲学立足点。罪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但是人们大致同意有七宗大罪，它们都源自亚当的不顺服。人类继承了亚当的“原罪”，没有能力“止息”神的公义之怒。

幸运的是，拥有绝对力量的上帝愿意——按照现代方式（Via Moderna）神学家的看法——遵守圣约，赐予人类恩典，并且把自己的力量限制在既定的渠道之内。他最重要的圣约就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既是人，又是神子，所以可以代替我们实现对于神愤怒的止息。这份恩典仍然可以通过教会这个渠道和七圣礼，特别是洗礼、圣餐和告解来获得。这些可以给予基督徒等价功德（congruent merit），等价功德会和人自己的忏悔一同发挥作用，尽管“不彻底的忏悔（attrition，对罪的后果的惧怕）在神的眼中是否有价值”、“（过一段时间之后）attrition会不会发展为真正的痛悔（contrition）”、“完美的痛悔能否永远保持”都是争论的话题。他们都同意，常存圣宠（habitual grace）是一种超自然的恩赐，当人以灵魂接受这种恩典时，它会使基督徒与基督相连，使他行事符合上帝的旨意，使他习得一种新的“习惯”，即有德之人的性情。这种恩典是充足的，因为它赋予人服从神的力量，但它不会自动生效，因为它需要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将这种力量付诸实践，做“力所能及的事”（what lies within his powers）。保持恩典的状态需要永恒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忏悔、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远离世俗的诱惑，恪守修院的誓言，是走天路的良好起点。维滕贝格的奥古斯丁隐修会士对这些事一丝不苟。

按照路德自己的说法，他是一个好修士，但是这没有用。1518年，路德这样形容他遇到的诱惑（Anfechtungen），灵魂的暗夜“如此浓稠，如此恐怖，以至于没有一种语言，没有一支笔，可以勾画它们”。1533年，他回忆起他的母亲如何处理被邻居家的女巫纠缠的事。他还在别的地方描述他是怎么在修道院里被魔鬼拜访的。路德的回答经常和粪便有关：“但是，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魔鬼啊，我还有屎和尿，用它们擦擦你的嘴然后享用美味吧。”1515年5月，路德在奥古斯丁会分会前讲道，主题是修道院生活的一大问题——诽谤和中伤。“一个诽谤者，”他说，“所做的无非就是咀嚼别人的屎……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粪最臭，只有魔鬼的粪比他更臭。”换句话说，魔鬼就在修道院里，在我们的口中，它无处不在。路德早年生活的每一瞬间，好像都是一处有意的提醒：拯救不是一个学术课题，而是一个关乎血与肉、生与死的问题。

在路德的多处记载中——他回忆的方式让人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施陶皮茨，作为修道院长和（看起来是）路德的精神导师，为他指明了方向。路德记得有一次施陶皮茨说，当他太沉迷于思考上帝的公义时，他应该转而想想基督的伤口，想想忧患之子（Man of Sorrows）。[3]是施陶皮茨教导路德要把悔改理解为一种与怜悯的上帝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被全能的上帝审判的状态。关键不是在于探寻我们是如何被拯救的，因为我们已经被拯救，问题是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如何相信神。

路德对他读到的东西所做出的反应是有选择、有比较的。随着他的思想的演进，他接受的种种教育披着难以预料的伪装再次出现。他逐渐相信，唯一有价值的神学是可以理解这个世界及其复杂性的神学。在这个过程中，经院神学被他抛弃了。到1517年时，路德已经在公开批判经院神学的空洞范畴。但是它对他仍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现代方式神学对神之主权与人之罪恶的两分法。两分法在路德的思想中一向十分重要，经常以成对词（word-pairs）和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读者通过这些成对词和悖论应当理解人与他人、人与神的联结方式。这些关系永远是动态的，在这些关系中，我们是潜能和欲望的矛盾体：自由，同时又受限制；有罪，但罪已被赦免；可以做出最堕落的恶行，但是（通过神的恩典）也可以继续爱与被爱。路德的悖论让与他同时代的人感到迷惑，伊拉斯谟说他不会为任何路德的悖论步入险境。

代替经院思维的是深度研读《圣经》，投入时间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以及购置伊拉斯谟1516年版《新约》。路德研究的重点是《新约》中的保罗书信和《旧约》中的《诗篇》，他用注释法这种当时向学生授课使用的方法来理清他对相关经文实质含义的解读。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神的话语有了新的想法。人类的言语行为（speech-acts）不算什么。没错，它们是社会的基石（誓言、承诺、赦免），包含了生命中重要的事。但是，我们是心口不一的，我们许下承诺却不履行。《圣经》包含了神的应许，而神是完全可信的。我们不用选一个特殊的角度看它，不用费心诠释它，不用把它变成法律或围着它创造一套形而上学。记号就是现实，神已经预备好了，就等着承认这一点的信心。路德说，拥有这一信心，你就拥有比任何一张纸、任何赦免书、任何知识构建的范式更强大的东西。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可以紧握神的应许。“赦罪符问题”（Indulgences Affair）及其后续事件把这一洞见转化成了一个更加鲜明而尖锐的信条：“唯独圣经”——《圣经》是检验什么符合神的真理的根本标准。

路德在保罗的《罗马书》第1章第17节（这一节又引用了《旧约》的经文）[4]找到了信心的本质：“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他1545年出版的拉丁文版全集序言中，路德说，一直到他1519年第二次讲授《诗篇》的时候，他才领会这段经文的含义：神的义不是对罪人施行审判的法官的义，而是喜欢公平胜过审判，除了信心别无所求，想让我们过属灵的生活作为回报的慈父的义。“我觉得我彻底重生了，”他写道，“就像我进入了天堂敞开的大门。”但那已经是1519年，赦罪符问题发生后两年。他是否像许多研究路德的学者的推测那样更早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在他刚开始授课的1513年，或是他第一次解决《罗马书》问题的1515年？

路德的讲义在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题上只能做这么多。我们可以看到他选择点评什么，阅读谁的书：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让·热尔松（Jean Gerson）、加布里埃尔·比尔（Gabriel Biel）、约翰·陶勒、希波的奥古斯丁。最后一个人格外重要，这位4世纪的神学家花费了极大的努力使基督教会相信，堕落之后的人类不值得拯救，神救赎哪个人的决定（对于我们人类）是完全主观的。神会拯救他拣选的人，利用我们也许拥有的无论多么微小的能力来使我们归向他，以他的恩典逐渐转化我们。一些神学家认为，路德之道仅仅是奥古斯丁主义的重复——既然中世纪从未忽视奥古斯丁，那么路德的创新不过是哑炮而已。但是，在实践中，路德的教导是不一样的。他说，我们得救是因为基督的义。唯独信心（sola fide）——信心本身是神的恩赐——可以得到这义。我们获得这信心是一瞬间的事，不是一步步的事。凭借信心，我们进入与神的动态关系。路德在1522年说，信心是在我们里面的“神圣工作”（divine work）。

也许后来，直到他在因为赦罪符问题遭受攻击之后，路德的新思想才在他脑海中完全成形。他把它称作“十字架神学”，1518年4月，他在海德堡奥古斯丁会的会议上面对自己的同侪阐述了这种神学。在场的一名多明我会修士马丁·布策尔（后来他在莱茵兰和英格兰为宗教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路德的话惊呆了。“荣耀神学把恶说成善，把善说成恶。十字架神学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他接着解释说，启示的神（a God of revelation）高高在上地叫我们该怎么做，该做些什么，这是荣耀神学，它不可避免地把“善”定义为神告诉我们当做、当说的。与此相对，爱人的神（a loving God）为了拯救人类，变成了一个弱小无知的人来到世间，“隐藏在苦难之中”（hidden in suffering）。在另一个场合，他讲解了《出埃及记》第33章，摩西求见神的荣耀，却只见到神的背。对于路德来说，这就是关键。没有人看见神的面还可以存活，所以神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以最不可能的方式显现自身。神虽隐藏，但每当我们的人生陷入混乱时，他都会行动。路德让神学绕开大学和书房，通往医院、卧室和工作场所。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学家，“信徒皆祭司”。如果这一原则顺利实现，宗教改革会使基督教脱胎换骨。

书籍之战

路德造访海德堡是他第一次直接接触莱茵兰人文主义者的文化圈，这个圈子成了“路德问题”（Luther Affair）的回声室。正当路德用自己的方式在维滕贝格寻找福音时，另一群《圣经》学者也在用他们的方法做同样的事。他们的中心在巴塞尔、苏黎世和斯特拉斯堡。巴塞尔是一座伟大的大学城，伊拉斯谟1515年在这里完成了《新约》的编辑工作，同年沃尔夫冈·卡皮托（Wolfgang Capito）成为大教堂讲道人、教授和伊拉斯谟的助理。同样是在1515年，约翰内斯·厄科兰帕迪乌斯（Johannes Oecolampadius）——希腊语的意思是“小羊羔”，德语原名是约翰内斯·胡斯根（Johannes Huszgen）——受伊拉斯谟的印刷商约翰·弗罗本（Johann Froben）的邀请来到巴塞尔。厄科兰帕迪乌斯帮助伊拉斯谟完成了他对《新约》的笔记和评注。大约同一时期，胡尔德里希·慈运理来到巴塞尔拜访“最有学问的学者”（伊拉斯谟），购置《新约》，并且定居下来学习希腊文以掌握《新约》。四年之后，慈运理前往瑞士东部大州苏黎世的首都，登上大教堂（Great Minster）的讲席。1523年，卡皮托去斯特拉斯堡担任圣托马斯教堂的教士长，这是一个牧师会主持的教堂，他的同僚包括马丁·布策尔、同样毕业于巴塞尔的卡斯帕·赫迪欧（Caspar Hedio）和马蒂亚斯·策尔（Matthias Zell）。他们是上莱茵兰宗教改革的推动者。

伊拉斯谟的《新约》成了一部三卷本的大部头。他最初的想法是写一些学术型注释，帮助《圣经》阅读。他痛恨以往的评注，想要提供一种带领读者回到经文原意的注释。但是他写着写着，意识到武加大拉丁文译本达不到他的要求。他需要一个新译本来解释他的注释。然而，为了证明他自己的翻译是正确的，他又需要提供希腊语原文，于是，最终成书接近1 000页。三卷本需要三篇序言。第一篇序言是“对虔诚读者的鼓励”（encouragement to the devout reader）。伊拉斯谟说，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有基督教的真理，“基督的哲学”。你不需要变成教授或神学家才能发现它，你只需要做一个善于倾听的虔诚读者（还得懂拉丁语和希腊语……）。怎么做到这一点，是第二篇序言“论方法”（On Method）的主题。关键在于进入正确的思维框架，了解语言的沟通力。第三篇序言是“辩护”（Apology），因为他预感到会有批评。他指出了武加大译本的1 000多处错误，知道骂声会铺天盖地，因此他将此书献给教皇利奥十世，以获得上位者的保护。

批评者果然蜂拥而至，特别是因为伊拉斯谟抢先了一步。1514年1月托莱多大主教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Cardinal Cisneros）已经在西班牙的阿尔卡拉（Alcalá）出版了《新约》，弗罗本想要为伊拉斯谟的版本争取帝国特权来抢占先机。与此同时，另一场书籍之战在莱茵兰如火如荼。这场战斗的主将是约翰·罗伊希林（Johann Reuchlin），人称“Capnion”（希腊语的意思是“一阵烟”，也就是Reuchlein）。罗伊希林缺乏伊拉斯谟的聪明，更没有伊拉斯谟的表演天分，但是他有语言和哲学方面的技能。1515年时他是欧洲北部一流的希伯来学者。

罗伊希林正在撰写一部研究卡巴拉的巨著，那就是后来出版于1517年的《卡巴拉之艺术》（De arte cabbalistica）。当时他正面迎击了批评他的人。批评者中最显要的是来自纽伦堡的犹太人约翰内斯·普费弗科恩（Johannes Pfefferkorn），此人已改宗为基督徒，1504年在科隆受洗。他靠出版反犹书籍成名，他的第一本书是《犹太人的镜子》（The Mirror of the Jews）。书中都是我们熟悉的下作指控（仪式屠杀、谋害儿童、死不悔改的异端），而且反犹太人运动已经在德意志发挥影响了。犹太人1469年被逐出奥地利，1498年被逐出纽伦堡，在巴伐利亚也遭到威胁，后来在1519年也被逐出巴伐利亚。这样产生的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社群制造了种族与宗教矛盾，普费弗科恩的“镜子”反映并放大了这些矛盾。1509年，普费弗科恩鼓动没收犹太书籍，次年，罗伊希林写了一篇报告，从法律和实质两方面批驳了他的鼓动。罗伊希林成为众矢之的，科隆和巴黎的神学家谴责他的著作，皇帝封杀他的作品，公开烧毁他的书籍，他本人被迫在美因茨的宗教裁判所出庭受审。1515年，就在他的案子等待上诉的时候，乌尔里希·冯·胡腾（Ulrich von Hutten）的《无名小人的书简》（Letters of Obscure Men）面世了。胡腾（和他的朋友们——这是一本集体著作）的这本书伪装成虚构的无名小卒用不规范的拉丁文（dog-Latin）向普费弗科恩的支持者写的书信，它嘲笑罗伊希林的敌人，狠批老派的讲师和修士，以粗俗诙谐的语言描绘教廷及教廷对德意志人的剥削。文化界人士纷纷旁观并加入这场论战。“罗伊希林问题”（Reuchlin Affair）是一场更大规模的书籍之战其中的一次公开冲突，这场书籍之战后来成了新教改革的起点。

路德问题

路德的那些想法本来可能只会停留在他的头脑里。它们后来影响世界，是1517年至1521年间的事件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之一。路德问题被人称作“一场意外的革命”，但这是一出迟早会发生的意外。问题的导火索——赦罪符——不是新鲜事物。在这起事件中，发行赦罪符的正当理由是重修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重修开始于70年前，一直没有完工。教皇利奥十世知道符号的力量（和力量的符号），所以亲自批准了这一计划。他用赦罪符来为重修工程筹资，但是资金来得很慢，而且一些统治者在阻挠他的计划。

霍亨索伦家族年轻的成员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of Brandenburg）不打算跟教皇唱反调。他年仅23岁就被提名为美因茨大主教、马格德堡采邑大主教和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代理主教，成为帝国的一名选帝侯、大宗宰，身兼一国之君。但是他需要罗马颁发的教皇特许状，而特许状是收费的。因此双方达成了一笔交易。阿尔布雷希特负责在德意志销售八年的赦罪符，一半的收入用于重修圣彼得大教堂，另一半收入用来向借钱给阿尔布雷希特支付特许状费用的商人还款。具体的销售工作交给多明我会修士约翰·特策尔（Johann Tetzel）负责，他有15年推销救赎的经验。然而，萨克森选帝侯国是一个禁止兜售赦罪符的国家，而且霍亨索伦家族跟萨克森选帝侯的韦廷家族（Wettins）关系也不好。不过，特策尔在非常接近萨克森边境的于特博格（Jüterborg）传道，吸引了大批信众。

路德的回应是给特策尔的大主教——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写了一封信，随信附上了简短有力的《九十五条论纲》，批判了他认为的对赦罪符的滥用。究竟这篇论纲有没有如梅兰希通在路德葬礼上布道时所说的那样在1517年10月31日那天被钉在维滕贝格大教堂的门上，我们不得而知。路德不打算让萨克森选帝侯在政治上为难，也并不打算让这篇论纲变成对全德意志的呼召。阿尔布雷希特自然而然地这样应对：他把论纲送到美因茨大学进行审查，而且抄送了一份给罗马。与此同时，未经路德授权的副本被印了出来，还被翻译成了德语。多明我会和其他人立刻跳出来为特策尔辩护。于是又一场书籍之战爆发了。

对于路德来说，问题在于恩典和拯救。对于他的敌人，问题在于教皇的权威。书籍和宣传册鼓励德意志受过教育的人发言选边。1518年奥格斯堡议会之前，要求教会改革的言论十分汹涌。教皇利奥十世可以在罗马耐心等待声势过去，但是《无名小人的书简》（1517年教皇诏书要求烧掉这本书）和伊拉斯谟同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和平之控诉》（Complaint of Peace）中对教皇穷兵黩武的尖锐谴责，都让他十分恐慌。《无名小人的书简》是匿名出版的，而伊拉斯谟又有身居高位的朋友，教皇暂时奈何不了他们。相比之下，路德只是萨克森一介无名的奥古斯丁会修士，教皇肯定不难说服选帝侯腓特烈。萨克森离布拉格不远，胡斯派异端在布拉格的血迹还没有干。何不拿路德杀一儆百，让别人知道教皇的权威不容儿戏？于是多明我会对路德发起了异端指控，1518年8月，他被召至罗马。

利奥十世的计算并非全错，但是他忽视了两个非常重要并且相互关联的要素。他低估了选帝侯腓特烈保护路德的决心，他也误读了正在产生的支持路德的运动。腓特烈毫不屈服，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作为君主负有德意志帝国选帝侯的责任。而且，1519年1月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去世，德意志政治势力的天平动摇了。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腓特烈的一票在七票中至关重要。教皇不想支持两个领跑者（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中的任何一个，他起初支持一位本土候选人，那就是腓特烈。对路德的异端指控被推迟了——在这重要的时期，路德更广泛的后盾浮出水面。

维滕贝格大学和路德的修会弟兄——他们早就想要修理多明我会了——理所应当地一开始就是路德的大后方，但是有些路德的支持者来自意想不到的群体，比如帝国的独立骑士，有一名骑士主动提出可以为保卫路德的事业召集军队。已经集结在罗伊希林身后的知识分子也与路德站在同一战线。德意志人对意大利人的文化傲慢和经济剥削积怨已久，此刻也发挥了作用，尽管他们并不会因此尊重犹太人的特权和文化。胡腾起初觉得赦罪符问题这种小事不值一驳，但是1519年7月路德在莱比锡与埃克辩论之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痛骂教会不改革的好机会。1518年8月奥格斯堡议会召开，教皇派出的特使是多明我会会长托马索·德·维奥（Tommaso de Vio），又称枢机主教迦耶坦（Cardinal Cajetan），议会上愈演愈烈的抗议让他难以招架。等到下一次议会（1521年4月的沃尔姆斯议会），他的继承者已经被抗议声淹没了：“全德意志都公开造反了。九成的人在喊‘路德！’，剩下一成的人在喊‘罗马教廷去死！’”

路德从不低估自己的对手，他们的本事在于把辩论的内容从拯救转成权威。第一次是在奥格斯堡与迦耶坦辩论，第二次是与约翰·埃克辩论，路德不得不面对一些他此前从未专心思考过的议题。埃克是英戈尔施塔特大学（Ingolstadt University）的副校监（vice-chancellor），当时可谓如日中天。在埃克《锥标》（Obelisks）对路德《星标》（Asterisks）这次笔战和1519年7月在莱比锡这次当面辩论之中，路德发现自己的战场比以往宽广得多：他否定了教会法中隐含的主张——罗马主教依照神授权利担当教会之首；他断言，教会公会议可能犯错，而且确实犯过错；他相信，胡斯的信仰有许多方面是“最基督徒的和最福音的”（most Christian and evangelical）。他说任何形式的权威，公会议也好，教会法也好，神父也好，都应当臣服于《圣经》的绝对权威。

1520年是路德的奇迹年（annus mirabilis）。“沉默的时代结束了，言谈的时代到来了。”他在《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Address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中写道。这封公开信是当年最有名的三篇宣言之一。他在德意志议会上思考过教会和帝国改革这个更广泛的政治问题，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阐述这一问题。他通过德意志贵族向新皇本人发出呼吁，叫他们“尽基督徒的职分，保护教会，抵抗教皇，务必召开大公会议，改革教会和基督教等级（the Christian estate）”。与此同时，路德也呼吁比贵族更广大的“民族”（nation）将德意志从罗马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真正神圣的秩序。在《论基督徒的自由》（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中，路德认为改革和与罗马教会和解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徒既然无法通过善行获得功德，那该如何过上基督徒的生活？路德的答案是悖论式的：我们既自由又不自由，我们已经脱离“教士的暴政……教会的囚牢”，因为我们与上帝建立了直接联系。我们的束缚在于，这份自由伴随着基督徒“在世间完成上帝的爱”的责任。到目前为止，路德回避了“我们对统治者和教会的服从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的问题。

到《论基督徒的自由》出版的时候，路德已经不可能与罗马教会和解了。科隆和鲁汶的大学都谴责他的著作。教皇1520年6月15日发布诏书《愿主兴起》，威胁路德和胡腾，如果不公开宣布放弃的话，就革除他们的教籍。路德把诏书和他的对手们写的各种书一起烧了，作为对他们在莱比锡焚烧他的书的回应。事情发展到“世俗权力”（secular arm）要在沃尔姆斯议会执行诏书，路德被要求出席议会。帝国顾问们想要避免路德问题成为教会改革讨论的主要问题。政治体会议拒绝在当事人有机会发言回应指控之前审议在德意志实施教皇禁令的问题。双方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过最终达成的妥协是，德意志议会有权决定如何处置发生在德意志的影响教会的事务和教义问题。路德在帝国的保护下前往沃尔姆斯，这趟旅行变成了一场胜利大游行。路德的书被摞在年轻的皇帝查理五世本人面前，书名被一一朗读出来。路德被请来指认它们，并说明是否支持书中的观点。路德在答辩中把这些书分成三类：那些论述信仰和道德的书就连他的敌人也是认可的，否认这些书等于否认基督教世界本身；那些论述教会的邪恶和教皇的腐败的书关乎如何治理基督教世界，否认这些书等于否认所有治疗基督教世界的方法；只有第三类书，那些与反对者的论战，路德承认写它们的时候可以更宽厚一点。当被要求给一个明确的答复时，他说他不会收回这些书，除非有人能用《圣经》证明它们错了，因为他的良心已“被上帝的话语所征服”（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印刷版的答辩中还有这样一句壮怀激烈的话：“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宗教改革的过程

宗教改革在德意志和瑞士开始了。在16世纪20年代爆炸性的十年里，宗教改革通过多种媒介传播，对不同的人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它创造了跨社会群体的新联盟，将新角色引入了政治舞台。修士和修女大批离开修道院的现象，教士结婚引发的争议，以及反对“祭司的娼妓（妾）”的论战为早期宗教改革注入了一种解放感，一种迸发的性活力，维滕贝格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路德的多年好友和支持者——那些令人心神不宁的裸体画就反映了这种活力。1530年以前，宗教改革就已经设法联合了一批新生的教会和新的教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这也是有代价的。一致性是通过规定一种主流的“权威的”（magisterial）宗教改革[5]、剔除不服从主流者的方式实现的。这些矛盾到20年代末演化成了在下列几个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教会应该如何组织与管理，教会和世俗当局的关系，还有圣餐这个无法弥合的大分歧。

新角色诞生的部分原因在于本来应该起决定作用的人没有起到决定作用。沃尔姆斯议会一结束，查理五世就离开了帝国，直到十年后的1530年才回来。他远程干涉的唯一作用是阻挠了德意志政治体会议希望通过全国性教会公会议解决分歧的努力。查理在沃尔姆斯议会提名弟弟斐迪南担任帝国摄政。但是，斐迪南和他兄长的关系很复杂，他和查理都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膝下的王朝继承人，他希望分到一笔足够大的遗产并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和罗马人民的国王。然而，查理对“哈布斯堡家族正在想办法暗中窃取帝国”的指控非常敏感，他在沃尔姆斯同意分给斐迪南5个奥地利公国。然后他又在1522年2月将蒂罗尔、士瓦本的前奥地利（Vorlande），以及最近被士瓦本同盟占领、临时归哈布斯堡管理的符腾堡公国让给了斐迪南。协议中符腾堡一条是保密的，当1525年该条款公之于世时，哈布斯堡对帝国的企图让人起了疑心。与此同时，斐迪南巩固了他在奥地利的权威，顶住兄长的压力在1526年参加波希米亚国王选举。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亚公爵威廉（Wittelsbach Duke Wilhelm of Bavaria）在国际支持下也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斐迪南需要各位选帝侯的支持和政治体会议的默许才能取胜，所以他已经准备好搁置路德问题了。斐迪南还继承了匈牙利的一部分，因此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也削弱了他领导帝国的能力。

按照让步协议的要求，查理同意设立一个治理委员会（Governing Council）。在这个新机构中起决定权的是政治体会议，但是它必须与斐迪南合作。事实证明这非常难。帝国改革计划中有一项是开征名为“公共芬尼”（Common Penny）的帝国税用于军费开支，这个设想没有成功。治理委员会寸步难行，帝国的领导权又回到了政治体会议身上，但是各政治体在如何应对路德改革上也是一团混乱，就连《沃尔姆斯敕令》（Edict of Worms）的实施也成了一个问题。[6]选帝侯腓特烈得到了无须在自己的领地上执行敕令的豁免权。只有哈布斯堡领地、阿尔布雷希特萨克森、巴伐利亚和不伦瑞克为落实敕令采取了一些手段。其余地区都当敕令不存在。几个帝国自由市（斯特拉斯堡、乌尔姆和纽伦堡）带头希望筹备一场全国性的教会公会议，1524年在施派尔举行，但是它们内部不睦，方案也无疾而终，对于诸如此类的德意志帝国内部分裂，路德派既是主要原因，又是最终受益者。

在政治舞台上的新角色中，路德是一个矛盾的角色：一个非政治的民族英雄（a non-political national hero）。路德在离开沃尔姆斯的路上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因为萨克森选帝侯为了他的安全把他抓到瓦尔特堡（Wartburg）关了十个月。路德在那里笔耕不辍——论圣礼、论修院誓言、论《诗篇》，他还把《新约》翻译成了德语。但是，路德1522年重新出现在人前之后，无意成为民众运动的领袖，也无意参与帝国自由市的全国公会议方案。他乐观地认为，话语的传播足以摧毁“教皇政权的成群爪牙”。他最关心的是鼓励基督徒不受诸侯妨碍地改革自己的共同体。他很鄙视诸侯，说他们“基本上是最蠢的蠢货或是世上最坏的坏蛋”，“对他们永远要做最坏的打算”。

但是不管路德本人怎么想，他都成了宗教改革的一块试金石。在维滕贝格大学内，在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官员、莱茵兰和德意志南部城市的人文主义者中，他都有支持者。他的话语通过所在的奥古斯丁会，通过更广泛的传道者群体向外扩散。新教改革的前十年德语地区的印刷宣传册（Flugschriften）展现了改革的过程。宣传册方便携带，定期发行，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半数以上的宣传册只有8页，售价只需一个学徒工日薪的六分之一。四分之三的宣传册扉页都有木版画。文学形式的多样性证明它们借鉴了其他媒介，包括布道、书信、诗、歌、祈祷文、申诉书和劝喻文。尽管宗教是这些宣传册的主要主题，但是其他题材宣传册也有涉猎，比如与土耳其人的战争、平民的起义、奇迹和预言、利息和高利贷。1500—1530年间已知的宣传册超过1万种，绝大部分都是1517—1527年面世的，其中多数是新教（eveangelical）的。1518—1525年市面上的宣传册大约有300万册。对于1 200万的总人口而言这个数字好像不算什么，但是考虑到识字的人数，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尽管宗教改革对欧洲各地都造成了影响，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印刷品产量有这里这么高。恐怕只有在16世纪50到60年代的日内瓦，印刷业和宗教改革才融合到这种程度。

宣传册不是新教说服大众的唯一方式，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方式。最有效的交流者大概是早期的新教传道者。他们将当下这一时刻戏剧化，告诉听众这是“喜乐的黄金”时代，“福音已自由地飞向先前否认基督的全世界”。上帝如今亲自动工，最后的审判和上帝的国（the Kingdom）已近在咫尺。他们讲述自己发现“基督福音真理”（evangelical Christian truth）的经验，邀请听众做出积极的回应。他们说，真正的教会在信徒的共同体之中。福音（Gospel）不属于神父，平信徒在信心上与神父平起平坐，甚至更高一筹。

路德没有给出宗教改革的路线图。他鼓励各地基督教教团自己想办法，所以其他人物有了登场的机会，在16世纪20年代的福音运动中，这些人把路德的教导移植到了自己的关切点和目标上。维滕贝格的宗教改革较早地反映了这种移植可以制造多大的分裂。因为路德被锁在瓦尔特堡，所以维滕贝格的运动由他的大学同事领导。其中一名同事安德烈亚斯·博登施泰因·冯·卡尔施塔特（Andreas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醉心于对圣奥古斯丁的解读和后来路德的超凡魅力，决定破釜沉舟。12月，学生们和其他一些人闯进教区教堂，扔掉弥撒书，拆毁了祭坛。然后他们冲进市议会，要求终止弥撒。作为回应，卡尔施塔特启动了“基督之城维滕贝格”（Christian city of Wittenberg）。他鼓励修士和修女离开修道院，而且还在1521年节礼日宣布与一个15岁的女孩订婚。弥撒应该被换成某种平民参与的活动，因此平民活跃起来。一群群织工——后来路德不屑地称他们为“空想家”（Schwärmer）——来到维滕贝格，他们深信——路德似乎这么说过——上帝在他们这一边。他们对圣餐是奇迹这种想法不以为然，饼和酒不过是符号（“图像”），相信任何别的东西都是“偶像崇拜”。在这个问题上，卡尔施塔特的言论很有煽动性。他在1522年出版的《论清除图像》（On the Removal of Images）中否认“图像是穷人的书”这种看法。他敦促他的读者毁掉图像，免得图像毁掉他们。

这一切都让选帝侯腓特烈感到愤怒，让路德感到错愕。路德获释离开瓦尔特堡，回到维滕贝格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布道。他说，我们的内心世界是我们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到为他人而死，如果我们还充当审判他人的法官，维滕贝格就会变成另一个迦百农。[7]关于基督徒的自由的教导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出必要的改变，但不是迫使他人跟上我们的速度以至于违背了他人的良心。如果修士和修女的良心命令他们还俗结婚，他们就应当还俗结婚。图像只有在被人崇拜时才有危害。神叫摩西不要崇拜图像，但神没有说：“撕掉它们。”维滕贝格的好人受到了不良影响。路德训斥他们，说他们被假先知诱惑了。

早期宗教改革的主要问题是实施变革需要确定的议题、步调和权威。路德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各地自行解决。1523年，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市镇莱斯尼希（Leisnig）询问路德应该怎样开展改革，他叫他们把教会和教区金库掌握在自己的共同体手中。1524年，弗兰肯村庄文德尔施泰因（Wendelstein）的村民起草了教会条例，并且在新上任的教士面前宣读，提醒他：“你是我们的侍者和仆人……不是你命令我们，是我们命令你”。但在茨维考（Zwickau）这个选帝侯腓特烈的“明珠”“小威尼斯”，选帝侯国最大的市镇，这一过程就充满了冲突。施内贝格（Schneeberg）银矿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市镇，使从新财源中获益的人和没有获益的人之间的差异更加尖锐。市财政局长赫尔曼·米尔福特（Hermann Muhlfort）借经济繁荣捞取利益，他的账本记录了重修市政厅、铺设道路、建造新梅毒医院等规划。1520年，从维滕贝格来了一个将来会变成路德派的助祭，名叫托马斯·闵采尔。起初他在茨维考毛纺织区的小教堂布道，他反对教皇的语言吸引了大批听众。随着暴力事件的增加，茨维考的父老开始感到不安。他们指控闵采尔与“乡巴佬”和“酒友”为伍，这帮人一心渴望杀人喋血。他们被叫作“茨维考先知”，其中包括一个刚进城的织工，名为尼克拉斯·斯托希（Niclas Storch）。斯托希和闵采尔一样教导说《圣经》本身没有指导人的力量，人必须受圣灵启发。据说，先知们在（织工区的）“神之小路”（God’s Lane）的居民中招募了十二使徒和七十二门徒。茨维考父老封杀运动领袖，加强对教会的权威，成功夺回优势，把激进派赶出城外。

卡尔施塔特、闵采尔和斯托希把关于圣灵的教导带到了别的地方。卡尔施塔特去了耶拿南边的奥拉明德（Orlamünde），他在那里清除教堂里的圣像，拒绝给孩子洗礼，而且把圣餐解释为对基督之死的纪念。1524年，他出版宣传册《论缓行》（On Going Slowly），回应了路德在维滕贝格的布道。“如果你见到一个小孩子拿着一把锋利的刀，你不会说‘让他留着吧，为了兄弟间的爱’。你会拿走刀，免得他伤到或杀了自己。”他沉浸在中世纪晚期神秘学家的著作中，得出了一套属灵新生的神学，他认为人必须向神拜伏，洁净自己的灵魂，然后接受（比喻意义上的）割礼，通过圣灵转化成一个新人，实现属灵的重生。洗礼和圣餐是属灵新生的记号。小孩子不可能经历这种重生，所以婴儿洗礼是违背《圣经》而不能实施的。饼和酒都是象征，因为没人会相信基督的身体会到处都是。路德回应说卡尔施塔特生吞了圣灵、羽毛和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

类似的势力在瑞士的苏黎世州和伯尔尼州也风生水起。胡尔德里希·慈运理在苏黎世左右大局，伯尔尼官方传道人贝特霍尔德·哈勒尔（Berthold Haller）是狂热的早期慈运理派。16世纪20年代，慈运理凭借清晰的思路和敏锐的头脑，把苏黎世城和苏黎世州规划为宗教改革的前沿阵地。慈运理理解的“改革”（reformation）不仅是教会内部的改革，它还是教会所象征的全体共同体的改革。所以，改革的代理人是共同体的负责人——共同体的官员。1523年1月20日苏黎世市政厅的公开大辩论就反映了这一点。主席台上坐的多半是新当选的市议员、地主、商人、成功的工匠。摆在他们面前的是67条论纲（Articles），这是一份新教徒提交给市镇议会讨论和批准的“规划申请”。慈运理与他的支持者和他的书也在现场，还有600多人挤在大厅里旁听讨论。慈运理的对手准备不足，讲得也很差。它们质疑市议会没有处理此类问题的权力，而慈运理反驳说市议会是“基督徒的议会”（Christian Assembly），是“主教的集会”——慈运理的《新约》释经强调主教的意思是“监督人”（overseer）。在圣礼和礼仪问题上，他的主张大获全胜。结果不出所料，慈运理的规划申请被批准了，他的布道得到了认可，全州教士必须遵照他的布道。

苏黎世的宗教改革是分阶段完成的，三年之后才废除弥撒。但是早在1523年9月，慈运理的朋友莱奥·尤德（Leo Jud）就在布道中指出，东正教和西方天主教对十诫的编号是不一样的。东正教追随犹太教，将雕刻“偶像”（graven image）列成一条单独的诫命，以凸显它的地位。[8]西方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温和，把它放在第一条诫命之下。尤德发表这篇文章时，慈运理已经开始落实偶像崇拜的禁令，他把音乐也算作听觉上的偶像崇拜。慈运理一边清除一切可以被“象征”（embodied）为记号的活动，一边对圣餐有了新的认识。1525年夏末，他出版了法学家兼荷兰省议员科尼利斯·胡恩（Cornelis Hoen）1521年写的一篇书信。胡恩认为，圣餐有关的经文（“这是我的身体”云云）[9]是象征性的。慈运理的“象征论”（symbolic）视角把圣餐象征论（Sacramentarian）的激进观点变成了主流做法，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伯尔尼的宗教改革也是这样展开的。1523年，伯尔尼贵族要求传道人贝特霍尔德·哈勒尔只能讲授《圣经》中的内容。1525年，市议会废除了赦罪符、教士会费和教士在财政与法律上的特权。地方官员掌握了任免本州教士的绝对权力。次年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起义后哈勒尔发现自己成了伯尔尼民众运动的领袖，运动影响了1527年的市议会选举，让地方寡头政权发生了有利于新教的转变。牧师被允许结婚，安魂弥撒被废止，1528年1月举行了一场公开辩论，使伯尔尼的宗教改革跟上了苏黎世的进度。

后来苏黎世与周边的天主教各州进入了激烈的对抗，1531年10月11日慈运理在阿尔比斯附近卡佩尔（Kappel am Albis）战死，凸显了苏黎世宗教改革的与众不同，也预示了即将爆发的国际宗教冲突。慈运理的继承者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宣称慈运理是苏黎世的先知，也是苏黎世第一位殉道者。苏黎世宗教改革的特点包括圣餐象征论、忌偶像、忌色彩、忌和声。这时，苏黎世更激进的边缘分子开始以其反对婴儿洗礼的立场得名——慈运理叫他们“反对洗礼派”（Catabaptists），我们今天称之为“重洗派”（Anabaptists）。慈运理没能改变他们的信念，地方官员把他们抓了起来，依据1526年通过的一项法令起诉他们，威胁要把他们淹死。第一个被定罪的是苏黎世大教堂咏礼司铎的私生子费利克斯·曼茨（Felix Manz）。1527年1月7日下午，他被带到利马特（Limmat）河的一条船上，手脚被捆在一根棍子上抛入水中。他的同伴多数都逃走了，这是第一次重洗派大流散。

苏黎世的宗教改革不止影响了伯尔尼，它的波及范围超出瑞士各州，扩散到了德意志南部，即康斯坦茨湖对岸的多瑙河与莱茵河流域。多数帝国自由市在这一区域，仅上莱茵兰就有18个，士瓦本有30个。这里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区，半数以上的帝国议会都在这里举行。重要城市有纽伦堡、奥格斯堡、斯特拉斯堡和乌尔姆，其次是一系列中等市镇——沃尔姆斯、康斯坦茨、海尔布隆（Heilbronn）和讷德林根（Nördlingen）。贵族不断地跟皇帝说，这些地方正在“变成瑞士”（turning Swiss），这是当年灰色同盟带领瑞士脱离帝国那场运动的延续，他们对那次分裂记忆犹新。德语区南部的宗教改革者受到瑞士邦联的吸引，也纷纷成立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Federations）。

然而，帝国南部诸城发现苏黎世式的宗教改革会给它们造成麻烦。它们的官员不得不承认皇帝和帝国机构的权威。比如，纽伦堡（德意志南部最大城市）是帝国最高法院（Imperial Supreme Court）的所在地，保管着帝国御宝。城市官员开展宗教改革时必须平衡市民和同侪的压力，以及上级和城内保守派的影响。1521年和1522年的法令邀请新教牧师进城，对发放救济做出了限制。城内一些人公开加入路德派。但是，1524年时，市政当局感到了不安。主要是因为教皇对城市发出了禁令，帝国也在施加压力，农民也不交什一税了。当局要求牧师停止讲道，限制印刷品的出版。可是等到这一年皇帝的使者在纽伦堡议会（Diet of Nuremberg）上命令城市官员禁止城内新教活动的时候，他们已经管不住了。纽伦堡颁布了洗礼法令，而且在1524年6月1日引入了归正弥撒（Reformed Mass）。

在德意志西南部，新教改革引入了其他政治角色和社会联盟。1522—1523年的帝国骑士起义受到了路德的感召，起义领袖也是新教的。弗朗茨·冯·济金根在（卡尔斯鲁厄附近的）埃伯恩堡（Ebernburg）的城堡成了新教的印刷中心，也成为（继维滕贝格和纽伦堡之后的）第三个进行新教改革的地方。1519年士瓦本同盟与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交战的时候，济金根见过胡腾，现在胡腾也成了济金根的支持者。胡腾把济金根推举为民族运动的领袖——一个路德拒绝承担的角色。胡腾和济金根希望利用帝国骑士和小贵族的不满建立一支军队，在莱茵河中游地区“迎接福音的降临”（create an opening for the Gospel）。贵族世仇在士瓦本和韦特劳诸伯爵领地催生了一大批贵族联盟。1522年8月，大约600名莱茵兰骑士齐聚兰道（Landau），宣誓在济金根的领导下结为“兄弟”之盟。然后济金根向特里尔大主教选帝侯宣战，但是他期待的大起义没有出现。济金根没能攻陷特里尔，反而于1523年5月在兰德施图尔（Landstuhl）的要塞南施泰因堡（Burg Nanstein）被围，本人战死沙场。胡腾逃到了苏黎世湖（Zürichsee）的一个小岛上，1523年8月，他在那里死于梅毒。各政治体没有让骑士暴动（Knights ’ Revolt）的失败危及他们作为帝国内部固有秩序一部分的命运。

1524—1526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是一个更复杂、规模更大的现象，它加剧了德意志宗教改革初期的紧张局势。占星家已经预言了高潮的来临。1524年2月，所有行星落入双鱼宫，人们将之视为天下大变的征兆，或许一场新的大洪水即将到来。1523年预测灾难降临的印刷品大约有50份保存到了今天，其中一部分预言将会爆发一场民众暴乱。阿尔萨斯的一些叛军声称他们不过是神意的使者，神的意志都在星辰上写明了。

为了启发思考，农民战争经常被笼统地称为“农村宗教改革”，相对的是“城市宗教改革”，不过事实上这种区隔完全是人为的。路德思想的影响超出了城市的范围，贵族充当了新教理念的传播渠道。路德思想的一部分在农村地区，在那些存在教士地产、教士权利和修道院的地方，得到了广泛欢迎。“教会财富是以欺骗手段获得的”这种想法扎下了根。慈运理的影响更加明显，他说福音是宗教改革的检验标准，于是人们开始质疑什一税，《圣经》中哪里有支撑什一税的正当理由？1523年，莱茵兰和弗兰肯开始拒缴什一税，而且这一风气开始向南扩散。在苏黎世，抗缴什一税成了那些嫌改革太慢的人的标志，维蒂孔（Witikon）和措利孔（Zollikon）这两个邻湖村庄开风气之先，它们得到了威廉·罗伊布林——最雄辩的重洗派教徒之一——的支持。

农民战争这个称谓很难概括这场极其广泛的农村和城镇平民的运动的特点，这场运动旨在纠正一些司空见惯的不公平现象，在参与者的眼中，帝国操纵非自然的（罗马）法侵害他们的习惯权利。他们使用的手段多种多样：大规模政治集会，请愿书和表达不满的“条款”（articles），抵制什一税和其他税赋，抢劫修道院和贵族财产。只有在运动后期，农民团体才结成“军队”。我们很难描述这种人民的力量（people-power）爆发的复杂过程，因为不同地区差异很大，而且结果取决于当地环境。1524年夏天在黑森林，富有的圣布拉辛（St Blasien）修道院、卢普芬（Lupfen）和施蒂林根（Stühlingen）两个伯爵领地成了拒缴什一税运动的焦点。瓦尔茨胡特（Waldshut）也加入了运动，这是一个莱茵河边位于巴塞尔上游的小镇，镇里有一个激进的牧师，叫巴尔塔扎·胡布迈尔。[10]

随着运动发展到上士瓦本，它的新教色彩越来越显著。1525年2月大斋期前夕，许多大型农民团体在一种狂欢的氛围中聚在一起。农民首领与梅明根这个小型帝国自由市新任命的牧师克里斯托夫·沙佩勒尔（Christoph Schappel）联合了起来。梅明根刚刚结束一场与奥格斯堡主教的冲突，赢得了自己任命牧师的权利。梅明根官员支持沙佩勒尔，既是因为自己同样越发倾向于新教，也是因为行会施加的压力。沙佩勒尔的拥护者中有一名毛皮工叫塞巴斯蒂安·洛策尔（Sebastian Lotzer），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宣传册作家，他在讲道中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他能认识到福音，就是他预言能力的征兆。梅明根周围村庄的农民首领来到城中，沙佩勒尔或洛策尔（更有可能是后者）把他们的苦衷写成了著名的《梅明根十二条款》，于1525年3月出版。数月之内，这篇文章就被重印了25次以上，成了申诉的纲要和战斗的口号。

这些条款让我们了解到宗教语言和目标如何与其他不满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社会动乱的福音”（gospel of social unrest）。有一条贯穿所有条款的主线，那就是平民（而非农民），他们独立于上级强加的权威，依靠本地共同体的意识。这种共同体背后是一种“神圣律法”（divine law）的观念，神圣律法体现在传统正义和共同体正义之中。想要界定这种农民抗争中的宗教要素，就好比把化合物分解为化学元素，这是一种不得要领的做法。宗教作为纽带，为运动赋予了动力、活力和杀伤力。农民当然有政治诉求。在最激进的宣言中，农民战争表达了平民有废除不虔诚的统治者的权利。一本纽伦堡出版的题为《致农民全体大会》（To the Assembly of the Common Peasantry）的宣传册设想了专制统治者被推翻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农民的自由共同体、城市公社和贵族一同生活在仁慈而遥远的皇帝的权威之下。“变成瑞士”一直是农民战争梦想的一部分。

在托马斯·闵采尔人生的最后几个月，农民战争的激进主义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出来。他在1521年被逐出茨维考，兜兜转转到了布拉格，最后来到萨克森的一个小型设防飞地阿尔施泰特（Allstedt），他在这里领导了一场激进的宗教改革，并且痛骂路德是维滕贝格的官僚。1524年7月13日，他对图林根萨克森（Thuringian Saxony）的共同摄政、腓特烈的弟弟兼法定继承人约翰公爵发表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布道。他引用《但以理书》第2章的经文，把但以理的梦解释为拿起武器推翻压迫福音的君主的号召。[11]他用很短的时间建立了一支500名市民组成的队伍，1524年8月7日夜里到8日凌晨逃出城外，转移到了图林根的小型帝国自由市米尔豪森（Mühlhausen）。他在那里筹备暴乱，建立了永久神圣同盟（Eternal League of God），在后者的帮助下于1525年3月16日推翻了市政府，选举了新的永久议会（Eternal Council）代替政府执政。他在米尔豪森向支持者写下了预示世界末日的书信，要求他们起兵碾碎他们的敌人。

5月10日，闵采尔带着他的部队前去支援一支在弗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集结的农民军，他以为自己是基甸再世，[12]却把他的追随者引向了灭亡，5月15日，贵族军队在城外击溃了他们。闵采尔本人被生擒，12天后在城墙外被斩首示众。这虽然不是农民战争的终结，但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月份，特别是因为路德在这个月发表了短文《反对抢劫杀人的农民暴徒》（Against the Robbing and Murdering Hordes of Peasants）。路德某种程度上出于对闵采尔起兵号令的回应，谴责农民犯了“可怕的罪”。新教的春天结束了，分裂已然产生。我们今天所知的“激进宗教改革”（radical Reformation）从起源上讲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运动，而是一种令人焦虑的关系的一方，如今这种关系走到了尽头。

早期宗教改革的动态凸显了两个现实：第一，宗教变革有能力创造一种关于未来政治与社会的替代性设想；第二，宗教改革为这种变革创造了广泛的联盟。这些联盟在农村有如昙花一现，在城市则有不同的走向。如果联盟由积极的工匠和户主组成，由敢于同当局正面对抗的鼓动者领导，那么宗教改革运动就能成功推翻现存政权；如果组织良好的联盟遇上愿意妥协的政权，结果往往是谈判和解，以一种较为渐进的方式改革教会，旧秩序的捍卫者会吸纳并消解新联盟；如果联盟本身很弱小，领导又无能，又遇到坚决的镇压，运动就会失败。城市中社会与政治动乱反复出现，产生了一系列政治与宗教妥协。

16世纪30年代后期，运动开始有结果。弗兰肯、德意志中部、莱茵兰和瑞士边境的几十个帝国自由市的官员立法接受新教改革。苏黎世州和伯尔尼州也不例外。在新教一度势力强大的德意志南部，1530年之前出台法令改革教会的帝国自由市屈指可数。在德意志北部和波罗的海地区，新教运动刚刚起步，不过最终它们会造成同样巨大的影响。德意志大国诸侯很少有人在运动初期改宗路德派，萨克森选帝侯——1525年坚定的约翰（John the Constant）继承了英明的腓特烈的选帝侯之位——和黑森的菲利普是两个异数。德意志北部最活跃的诸侯仍然反对路德派，他们相信各政治体总有办法统合帝国改革与教会改革。更多的诸侯处于骑墙状态，既忠于旧教会，也不阻挠新教在他们的领地内传教，只要他们自己的权威不受到威胁就行。

1525年条顿骑士团的普鲁士领地的世俗化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因为它并不完全是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它之所以接受宗教改革，是因为它既有的秩序在两大威胁——内部的农民骚乱和外部的波兰入侵——面前崩溃了。大多数诸侯国的犹豫似乎与1526年施派尔议会的议事录相符，后者决定，在教会大公会议召开或全国大会召开之前，各政治体应当“依照自己希望并相信可以对神和皇帝陛下交代的方式”处理自身的宗教问题。

这赋予了各政治体——诸侯和自由市——决定臣民宗教的权利，这种权利后来被称为“改革权利”（ius reformandi）。以此为基础，黑森的菲利普和萨克森的坚定的约翰开始筹划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领地教会，梅兰希通和路德为他们提供了理由——君权神授，君主负有基督徒的义务在自己统治的土地上传播福音。但是施派尔议事录是临时性的，是可以被推翻的。16世纪30年代后期，帝国的领主们开始依信条抱团。1529年的议会仍然在施派尔举行，这次帝国天主教阵营壮大了。斐迪南大公在德意志南部重建了哈布斯堡联盟。萨克森公国的乔治公爵（Duke George of Ducal Saxony）——北德意志天主教诸侯中最雄辩的一员——公开要求诸侯尽自己的职责。上帝的复仇之怒会降在把异端带到基督教世界的“马丁派”（Martinians）身上，没有做到捍卫基督教世界的人不会得到他的善待。1529年的帝国议会撤销了先前的议事录，并要求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推行《沃尔姆斯敕令》。多数政治体同意，并且确实禁止了任何进一步的宗教创新。帝国全境封杀慈运理派（Zwinglianism），任何为成人施洗的人都将被处死。

一些政治体反对新议事录，1529年7月19日，几位诸侯和14座帝国自由市的代表签署并发表了一项少数派决议，称为“抗议”（Protest）——“抗议宗”（Protestantism）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这份抗议提出：区区多数派决议不能否决上届议会的全体一致决议，而且宗教良心的决定属于个人与上帝的私人关系。从此，这份抗议成了路德派改革的基础。次年举行的奥格斯堡议会开了半年时间（1530年4月至9月），查理五世本人也有出席。大宗宰请出席者就宗教问题作做出书面陈述。路德派新教徒提交了《托尔高条款》（Articles of Torgau），主要论述了教会组织问题。出席议会的菲利普·梅兰希通也提交了一份教义声明，它得到了11位诸侯和两座帝国自由市的签名，1530年6月25日被呈给政治体会议，后来这份文件被称为《奥格斯堡信纲》（Confession of Augsburg）。莱茵兰的“新教”政治体和德意志西南部诸城——慈运理主义在这些地方赢得了许多追随者——提交了自己的信纲，史称《四城信纲》（Tetrapolitana）——四城指的是斯特拉斯堡、康斯坦茨、梅明根和林道（Lindau）。路德派宗教改革现在是一场独立的运动了。

路德派改革的政治

各政治体的新教少数派面临着艰难的使命。尽管整个16世纪30年代皇帝都不在德意志，但是他通过低地国家加强了在北部和西部的权威。在西部，洛林公爵的天主教信仰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勃艮第伯爵领地（county of Burgundy）巩固了他的权威。就连与他作对的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也得到了安抚，因为1534年符腾堡公国被还给了乌尔里希公爵。德意志许多领地的统治者仍然坚信帝国的概念，对皇帝保持忠诚，相信他是帝国政治稳定和秩序的保障。新教在贵族中的扩散只能逐渐地改变势力均衡。

1531年，一些新教少数派领地政权组建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这在帝国政治中是一个新现象——一个跨地区的信条联盟，有自己的金库、部队、议会，到16世纪30年代末，还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大多数聪明人仍相信帝国的分歧是暂时的，适度改革德意志教会就可以解决这些分歧。对于相信必须恢复政治统一才可以在其他方面取得进展的人，教会改革似乎是最可靠的选项。这就是为什么神学家、法学家、外交家在奥格斯堡议会（1530年）与雷根斯堡议会（1541年）期间和前后以及两次议会之间，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场合会面讨论。他们的努力没有一次成功，每次会谈都变成相互攻讦。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德意志诸侯和诸城必须在支持宗教改革还是反对宗教改革中做出抉择。

国际背景和德意志诸侯的天主教同盟促使皇帝查理五世决定用武力扭转路德派悄然前行的态势。这个决定具体是什么时候做出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1541年莫里茨公爵（Duke Maurice）继承萨克森公国为这个决定奠定了基础。他单刀直入的风格激励了帝国内的天主教徒，使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感到更加焦虑，这时联盟已经在走下坡路了。黑森的菲利普的重婚削弱了他所谓“履行君主的基督徒义务”的说法，黑森和萨克森选帝侯国对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联合进攻掏空了他们的共同金库。教皇下令1545年在特伦托召开教会大公会议，使人们不再寻求通过召开地区性公会议解决帝国分歧。最重要的是，《克雷皮条约》（1544年9月）给了查理最需要的“法国不会为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出头”的保证。

皇帝对新教徒的军事行动有精心的策划和成功的执行。他对萨克森公国和巴伐利亚许以选帝侯的资格，从而获得了它们的支持。而且他还提出巴伐利亚公爵威廉的儿子与斐迪南的一个女儿联姻，并把利润丰厚的马格德堡教区和哈尔伯施塔特教区的行政权交给莫里茨公爵。接着，他在1546年7月雷根斯堡议会召开前夕向新教诸政治体宣称，他必须对“不服从的诸侯”采取行动，并且宣布剥夺黑森方伯和萨克森选帝侯的政治权利，因为据说他们破坏了帝国和约。这一招巧妙地把政治体的问题变成了维护帝国法律和司法权的问题。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南方成员意识到军事摊牌即将来临，于是集结了5万多人，此时重要的选帝侯（美因茨、科隆、特里尔、勃兰登堡）声明保持中立。皇帝的部队花了一段时间才集结到位，不过联盟军并不接近他们。斐迪南的部队动员遭到了波希米亚叛乱的妨碍，而莫里茨公爵的部队一开始还拒绝与西班牙人一同作战。然而，最终萨克森和波希米亚的联军还是攻入了萨克森选帝侯国，在米尔贝格大破选帝侯的军队（1547年4月24日），生擒选帝侯本人。5月19日，路德去世才一年多，帝国军就兵不血刃地踏进了维滕贝格。卡斯蒂利亚历史学家路易斯·德·阿维拉–苏尼加（Luis de Ávila y Zúñiga）在1549年出版的《评德意志战争》（Commentary on the German War）中说，帝国军跨过易北河让他想到恺撒跨过卢比孔河。1548年，提香在画皇帝骑马像时借鉴了丢勒的天启骑士图。

查理五世借着胜仗的余威召开了奥格斯堡议会。大军在握的他颁布了《1548年临时敕令》（Interim of 1548），尽管对新教徒敏感的问题做了些许让步，但是本质上重新确立了天主教的地位，威胁了那些反抗他权威的人的特权。新教诸国大多数屈服了，然而马格德堡不服，因为它很早就接受了宗教改革（1524年），而且是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长期成员。在《临时敕令》的影响下，大量难民涌入马格德堡，城市也加强城防准备迎击萨克森公国莫里茨公爵的军队。在一年多的围城战中，公爵的部队烧毁郊野，击退援军，损失了4 000人，直到1551年11月马格德堡同意谈判并投降。在被围攻的城内，一场惊人的转型正在发生，转型的策划者是一群以外地人为主的神学家和宣传家。哈特曼·拜尔（Hartmann Beyer）、马蒂亚斯·弗拉齐乌斯·伊利里库斯（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和尼古劳斯·冯·阿姆斯多夫（Nikolaus von Amsdorf）撰写宣传册，宣布自己是路德的教导的真正属灵继承人，马格德堡是“我主上帝之法庭”（Our Lord God’s Chancery）。尼古劳斯·加卢斯（Nikolaus Gallus）1550年撰写了《忏悔、教导与警告》（Confession, Instruction and Warning），提出城市官员身为帝国的“次要官员”（lesser magistrates），有责任反抗皇帝不合法、不公正的行为。

马格德堡围城战是信仰政治的一次体现，宗教认同与政治忠诚紧密联系，两者都通过植根于历史中的救赎神话表达出来。马格德堡的反抗表明基于宗教立场的武装反抗是可以成功的。围城一旦结束，忠臣就变成了反贼，莫里茨公爵在1552年掀起了另一场反对皇帝的诸侯叛乱，把“次要官员”论挪为己用。查理五世被迫在法律中承认了他一直想用武力废除的改革权利。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为德意志后期宗教改革提供了框架，赋予了路德派在既有权力下的合法地位。

新教的分裂

宗教改革使把握人的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得到了格外的重视。书面“信条”（Confession）的意义正在于此。第一份书面信条——1527年发表的《施莱特海姆信条》（Schleitheim Confession）——是重洗派的，这完全不是巧合。农民战争失败之后，重洗派流落四方，在否定他们相信的一切的人的压力之下，他们努力贯彻自己对教会的愿景，仿佛生活在使徒时代的基督徒一样，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村人。《施莱特海姆信条》有其时间性和地域性，许多后来的重洗派还会发表自己不一样的信条。重洗派神学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往往属于次要问题。在此世生活，但又不过属世的生活，会遇到许多困难。这些问题包括要不要和在什么情况下承认诸侯的统治——他们认为这些诸侯根本不是基督徒。重洗派的另一个共同理想是基督徒财产公有（a Christian community of goods），不过他们追求这一点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对于瑞士和德意志南部的重洗派，这一理想与家庭在生活和信仰上的中心地位是相符的。但是在摩拉维亚，重洗派进一步的流散使他们开始向小城——尼科尔斯堡（Nikolsburg）、布尔诺（Brünn）和兹诺伊莫（Znaim）——传教，进而（在内部分裂之后）在贵族领地定居。他们自称是来自普斯特（Puster）山谷的重洗派传奇人物雅各布·胡特（Jacob Hutter）的真正的追随者，过着500人左右的社区生活，由长者管理公共的住房、托儿所、学校和手工生产，他们隔绝于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大体上也与他们互不相干。重洗派在德意志、奥地利和瑞士同迫害——来自新教和天主教的都有——做斗争。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学会了适应：他们逃避兵役，不纳不符合他们良心的税，但是表面上遵守君主的宗教，他们保证孩子只和重洗派结婚，以保住自己的信仰。地域化、信条化的宗教鼓励这种表面服从，因此重洗派在欧洲中部得以作为少数派存在下去。在当地条件合适的地方，比如在摩拉维亚东南部，或是局势混乱的尼德兰北部独立省份，到1 600年时约有10%的人口属于重洗派。君主的迫害和城市官员的监视没有摧垮他们。重洗派代表了宗教改革提出了但未解决的问题。

新教神学不断发展，神学家起草了路德派和慈运理派的信条，巩固了“权威的宗教改革”（magisterial Reformation）。事实上，定义宗教改革信仰的论文早已开启了这一过程。路德认定的标准信仰见于他1529年4月出版的《大教理问答》（Large Catechism），这是为维滕贝格越来越多的神学生准备的研习材料。后来路德又写了适于家庭环境和学校使用的《小教理问答》（Small Catechism）。宗教改革改变了宗教信仰的意义。信条化基督教（Confessional Christianity）成了一种信经的宗教，对于此，世俗当局与宗教当局都感到有必要管理信仰和监管信徒的行为。

新教诸侯抓住了定义信仰的先机。施派尔议事录发布之后，黑森的菲利普于1526年10月将教士召集到洪堡，在来自阿维尼翁的前方济各会修士弗朗索瓦·朗贝尔（François Lambert）的协助下宣布了自己领地上的宗教改革，包括改革学校、医院和济贫法。路德不同意他的做法，而是与选帝侯“坚定的约翰”合作，进一步完善维滕贝格模式，这种模式得到了选帝侯国的采纳和路德派地区的广泛复制。教会仪式被标准化为路德的德意志弥撒，世俗当局监管修道院和教堂的结构，指派传福音的牧师，还建立了一套定期的教区巡视程序，将君主对宗教改革的控制落实到各个教区。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德意志诸侯国的集中化和新教诸侯通过宗教变革巩固自己的统治往往同时发生。

诸侯宗教改革在北欧同在德意志一样较为保守，瑞典的宗教改革正是如此。古斯塔夫·瓦萨刚刚通过叛乱摆脱丹麦的统治，就剥夺了教会的土地，撵走了丹麦的上层教士，用自己人取而代之，在他实施的宗教改革里，瑞典弥撒保留了祭坛、苦像、蜡烛、祭衣、童贞马利亚和圣徒日。唯一的改变就是拉丁语被换成了方言，圣餐兼领圣体圣血，还有禁止焚乳香、洒圣水。事实证明谨慎的宗教改革更加持久，但稳固是有代价的。它依靠的是世俗力量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宗教结构。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对“外人”（一开始是天主教徒，后来也包括非路德派）的恐惧就变成了对“秩序”的执着的一个侧面，它体现在管理人民社会行为和宗教行为的立法之中。

相比之下，宗教改革的爆炸效应在城市环境下更为持久。在城市里，尤其是在莱茵兰的城市里，慈运理给出了另一种不那么保守的模式，它对权力和传播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这一关系主要是指话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属灵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路德和慈运理在这一问题上持不同立场，而且都毫不妥协。1529年10月初，黑森方伯菲利普举办了马尔堡会谈（Colloquy of Marburg），希望双方达成和解，慈运理、路德和许多相关的神学家都出席了这次会谈。辩论的主题变成了有关圣餐的礼文（Eucharistic“words of institution”）。路德戏剧性地用粉笔在桌上写下了“这是我的身体”（Hoc est corpus meum），然后各方激烈地辩论这句话应当怎么理解，应该按字面意义还是按隐喻意义，大家的想法根本走不到一起。路德感到政治压力要求他做出妥协，但是他“被上了镣铐，无法逃脱，因为道（Word）太强了”。慈运理的“联合”（Union）之梦破碎了，宗教改革分裂成两派。不仅是基督教世界发生了大分裂，（无意中）分裂基督教世界的运动本身也发生了大分裂。

[1] 相传圣乌尔苏拉带领1.1万名处女用人游历欧洲朝圣，在科隆遭匈人尽数屠杀。——译者注

[2] 准确地说，在这幅木版画中，羽毛笔贯穿了一只写有利奥十世名字的狮子的两只耳朵，然后打落了狮子身后的利奥十世本人的三重冠。——译者注

[3] 《旧约·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译者注

[4] 《旧约·哈巴谷书》第2章第4节：“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译者注

[5] 权威的宗教改革运动，教会史用语，指路德派和加尔文宗教会，区别于重洗派等较极端的派系。——译者注

[6] 1521年5月，查理五世颁布《沃尔姆斯敕令》，宣布马丁·路德是异端，应当立刻逮捕，而且禁止传播路德的观点。路德在议会闭幕之前就已离开沃尔姆斯。——译者注

[7] 耶稣数次在迦百农传道，但迦百农的居民不知悔改，因而遭到耶稣点名责备。《新约·马太福音》第11章第23节：“迦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译者注

[8] 《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9] 《新约·路加福音》第22章19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译者注

[10] 巴尔塔扎·胡布迈尔（Balthasar Hubmaier），重洗派最著名的神学家之一。——译者注

[11] 之后路德写信敦促萨克森诸侯驱逐激进派。约翰公爵审讯了闵采尔等人，阿尔施泰德的官员感到风向不对，立刻撤回了对闵采尔的支持，闵采尔觉察到了风险，决定再次流亡。——译者注

[12] 基甸（Gideon）是《旧约·士师记》中记载的一位士师，曾率领三百勇士大破米甸人。——译者注

第十一章

反动、压迫、改革

基督教世界有其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基础，这些基础反映了支撑基督教世界结构与生命的制度和思维习惯。因此，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腹地是许多相邻的意大利主教辖区（与基督教世界其他地方的主教辖区加起来一样多）和宗教组织，它们连同地区性强权教皇国一起决定了意大利半岛对新教的反应。伊比利亚半岛的边疆遗产决定了它的反应。作为少数派存在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在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影响下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摩里斯科人（Morisco），决定了大陆这一端对新教理念的反应。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北，不同的环境条件对宗教变革的方向有不同的影响。

抵挡一切对社会及其价值的威胁，一直是支撑基督教世界的动力。这种抵挡在16世纪非常复杂，有两种不确定性相互交织：第一是教会改革的性质，许多个人和群体致力于宗教改革，但是他们的道路多种多样，并没有达成共识；第二是新生的这种新教主导的教会改革，我们很难对它做出评估。它是否如马丁·路德所言是改革的唯一选择？还是说，它是对基督教世界的重大挑战？新教徒自己的意见也不统一，所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有时新教徒说的已经有很多人想到了，就连“因信称义”（更确切地说是“上帝的救恩”，这是奥古斯丁神学中一个始终延续且受人尊敬的主题）和“唯独因信称义”（“善功”无用论）两者的区别也是慢慢才显出重要性的。比如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有一群居住在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修道院的本笃会修士，这个改革派团体史称“卡西诺修会”（Cassinese congregation），他们研究早期希腊神父的著作，想要证明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要将人的本性恢复到上帝所希望的样子，人的工作和上帝的恩典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人们在意的主要是新教表述观点时的语言和语气。

从1521年起，路德派就被教皇、鲁汶大学、索邦神学院（Sorbonne）和科隆大学斥为异端，但政治局势和路德派的自身动力使即刻消灭路德的宗教改革变成了不可能实现的事，因此现存制度对路德派的反应就变得复杂了起来。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的看法并不相同。而且，新教也不是基督教世界面临的唯一威胁。在欧洲地中海沿岸，奥斯曼土耳其才是最大的问题，新教徒只能放在第二位。许多人希望让别人去处理新教问题，或者希望祷告和改革可以让新教徒与教会实现和解。想要遏止新教扩散的人和想要适应新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人之间也有分歧。在这种内部争论激烈的地方，对宗教改革的反应就很摇摆。

稗子与麦子

奥古斯丁不仅启发了新教改革，也是主张宗教不宽容的人喜欢引用的神学家。面对北非多纳徒派（Donatists）的威胁，这位希波主教说，可以合法地使用强制力迫使顽梗的人看到他们的路线错误。奥古斯丁引用基督在宴席上的比喻（《路加福音》第14章第23节[1]），说《圣经》告诉我们“勉强人进来”（compelle intrare）是合法的，使用武力强迫异端分子是可以的，这是一种止血药，能促使走上邪路的人悔改。但是万一他们不悔改呢？后来的教父作家（Patristic writers）明确表示，拒不悔改的异端必须被革除教籍，如同截肢以保证身体其余部分的健康。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阿方索·德·卡斯特罗（Alfonso de Castro）把“勉强人进来”作为《圣经》支持殖民主义的论据。后来他成了皇帝查理五世的顾问，在1534年出版了一部异端百科全书。他1547年出版的《论对异端的公正刑罚》（On the Just Punishment of Heretics）为他赢得了异教徒之“灾”（scourge）的名声。这本书是在特伦托公会议结束后他返回故乡萨莫拉（Zamora）的路上写的，他惊讶地发现人们在公开地批评皇帝对德意志新教徒的战争。

卡斯特罗打算证明他们错了。死刑是对顽固异端的一种合法惩罚。如果把路德处决了，德意志的乱局就根本不会发生。对异端太谨慎只是把问题推到未来——如果谁觉得只能让神来降罚，那他一定是疯了。关于稗子的比喻（《马太福音》第13章[2]）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主张对新教强硬的人往往以这个比喻作为出发点。后来卡斯特罗把“勉强人进来”付诸实践。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都在安特卫普传道，这是尼德兰最大的城市，也是异端毒蛇的巢穴。西班牙半岛对宗教改革的反应是很不同寻常的，国家机器成功地击退了新教“异端”。宗教改革在这个基督教世界腹地最大的王朝帝国的遭遇与在其他地方大不相同。

西班牙例外的基础在于它作为边境国家的历史。在西班牙半岛的一些地区，穆斯林作为主要人口生活了数个世纪。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里都有犹太人，三种宗教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共存（convivencia）。但是，半岛上的基督教国家一心一意要收复失地，这场运动以1492年格拉纳达的陷落宣告完成。共存从此成为历史。犹太人被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改宗基督教，要么离开这个国家，不久之后穆斯林也面临类似的通牒。其结果是人口外流和大量人口受洗成为基督徒。受洗之后，曾经的犹太人（conversos）和穆斯林（moriscos）就变成了“新基督徒”（New Christians）。两种“新基督徒”都养成了这样的宗教传统：表面上服从，但在私下保持原本的惯例和信仰。可是，一旦国家机器开始管制信仰，伪装就不好使了。伪装在别人看来就是不服从。1478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建立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作为他们直接管理的教会法庭，用法来解决这一问题。1536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也如法炮制。宗教法庭（Holy Office）和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完全不同，他是一个国家政府部门，其成员是接受过教会法训练的官员，它在教皇特许状的授权下运作，但是通常独立于罗马当局。它最初的职能是监视新改宗的人，并且得到了相应的资源——当地线人、看守港口和边境的官员、监管印刷业的人手、监狱和档案馆。按照现代标准，它的效率很低，而且往往铺得太开，时常遭到半岛上的议会和教会的批评，但是它颇有势力，并且建立了一种关于行为和信仰的正统观念。

我们可以通过人们读什么，怎么得到读物，来判断它的效果。印刷术作为一种外来技术很晚才被引入西班牙半岛。比如在塞维利亚，克龙贝格（Cromberger）家族（最初来自德意志）三代从事新世界的印刷业，这是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他们小心地不印刷任何异端邪说，以免害了自己。印刷业仅限于大城市和大学城，这方便了对本土生产的监管。宗教裁判所采用印刷执照系统有效地管控了印刷和进口的内容。1551年御前会议初版的《西班牙禁书目录》（Spanish 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可谓应有尽有。

西班牙对《圣经》和宗教读物的需求非常旺盛。伊拉斯谟和其他作者满足了这种需求，然而他的成功倏忽即逝。从1525年起，伊拉斯谟的作品就被怀疑鼓励了那种被裁判所所长（Inquisitor General）认为属于“光照派”（Alumbrados）的信仰。在新卡斯蒂利亚的城市中心，在萨拉曼卡的大学城，在上层贵族的家中，人们结成私密的祈祷团体秘密地进行内心忏悔，以求实现完全降伏于神的爱。对于宗教裁判所来说，这种做法挑战了信仰和行为的双重服从。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光照派读新教的书，但是他们也被冠以了路德派的名声。

光照派得到了比较温和的对待。尽管有宗教裁判所的存在，但是他们的影响在非公开的场合一直延续了下来。后来担任查理五世首相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阿方索·德·巴尔德斯（Alfonso de Valdés）不觉得私下与路德和梅兰希通保持书信往来或者在教皇为1527年罗马之劫辩护后痛骂教皇有什么问题。然而宗教裁判所一直注意着他，如果他没有在1532年就去世的话，宗教裁判所很可能会采取行动。那时他的弟弟胡安·德·巴尔德斯（Juan de Valdés）已经前往罗马以便安全地写作，胡安此后写的一系列文章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广为流传，成了判断异端的标准。

1550年之前，只有一人因为新教原因被宗教裁判所处决，不到40人被调查。但是在1557年，一批信件和日内瓦的反教皇著作落到了错误的人手中。塞维利亚围捕关押了一批嫌疑人。消息被禀报给查理五世，他给儿子腓力二世写的几乎最后一封信，就是要求拿抓到的人来杀鸡儆猴。在令人忧虑的国际局势下，从1559年5月21日起，巴利亚多利德举行了一系列信仰审判（autos-da-fé，来自拉丁文的actus fidei，即Act of Faith），新王腓力二世出席。被逮捕的人中最有名的是西班牙主教长、托莱多大主教巴托洛梅·卡兰萨·德·米兰达（Bartolomé Carranza de Miranda）。卡兰萨被控为异端，受政治动机影响，对他的调查产生了许多传票和嫌犯。宗教裁判们发现情况比他们此前想象得更严重，更有组织性。在国外大学留学的学生被召回国内，出入境的人被严加审查。外国印刷工也遭到怀疑，他们大多数是因为道听途说才变成异端的，虽然他们与书本打交道，但是他们并不是读了书才变得不服教规因而招致怀疑的。那是新教改革在西班牙半岛发生转折的年代。到最后，1559年到1566年间西班牙被处决的新教徒也只有100人左右——不到约同一时期玛丽·都铎处死人数的一半，亨利二世在法国处死人数的四分之一，仅仅是低地国家这些年处死人数的十分之一。大约1560年之后，寥寥可数的西班牙新教徒流亡到阿尔卑斯山以北，他们的文章让腓力二世和宗教裁判所臭名远扬。

称义而活

1543年，一本作者佚名的题为《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恩泽的最有用的专著》（Il Beneficio di Cristo，以下简称《基督的恩泽》）的书在威尼斯上市。这本神秘的书谈的是称义是什么感受，普通人有能力说基督是自己兄弟意味着什么。如果意大利有宗教改革的话，这本书就是改革中最畅销的书。宗教裁判所对这本书的清缴如此决绝，以至于几乎没有留存下来的，直到300年后，剑桥大学一所书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个孤本。这本书的故事反映了意大利对新教改革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

这本书在威尼斯印刷并不令人意外，这座城市的出版业享有盛名。威尼斯共和国没有被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也与罗马保持了一定距离。与西班牙的边境不同，意大利的边境很容易渗透，新教思想流传甚广。北方的学生翻越阿尔卑斯山前来威尼斯的大学求学，商人习以为常地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做生意。一切迹象都表明，至少在《基督的恩泽》出版的时候，意大利北部的人是知道并且能买到新教改革家的书的。

是谁出于什么原因写了《基督的恩泽》？1566年8月，彼得罗·卡尔内塞基（Pietro Carnesecchi）在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庭审上招出这本书为“堂贝内代托”（Don Benedetto）所著，后经马尔坎托尼奥·弗拉米尼奥（Marcantonio Flaminio）修订。卡尔内塞基曾是教皇秘书，他的通讯录让宗教裁判所掌握了灵觉派（spirituali）——想要从教会内部进行改革的人——的身份。通讯录中有弗拉米尼奥的名字，这引出了意大利福音派（Italian evangelism）的其他大人物，意大利福音派这个现在引人争议的词指的是一群希望找到无须走向新教也能实现教会改革的道路的人。弗拉米尼奥是一个来自威尼斯的诗人和哲学家，1528年他住进了改革派主教吉安·马泰奥·吉贝尔蒂（Gian Matteo Giberti）的家中。那一年，吉贝尔蒂隐退到了他的维罗纳教区，维罗纳是威尼斯内陆的富庶城镇中的一个。吉贝尔蒂早已是罗马圣爱会（Roman Oratory of Divine Love）和戴蒂尼会（Theatines）这些属灵团体的积极成员。现在他准备建立一个模范教区，他和许多其他人的行动被称作天主教改革（Catholic Reformation），指的是从教会内部进行改革的行为。据说弗拉米尼奥也鼓励平信徒研读《圣经》、传道和勤领圣体。1539年，弗拉米尼奥因健康原因退休前往那不勒斯，加入了以胡安·德·巴尔德斯为主的圈子，圈子里的男男女女都倾向改革，尤以贝尔纳迪诺·奥基诺（Bernardino Ochino）和朱利亚·贡扎加（Giulia Gonzaga）最为出名，这些人痛饮巴尔德斯主义（一种伊拉斯谟派、光照派和路德派神学的混合体）的醇酒。弗拉米尼奥在那不勒斯见到了“堂贝内代托”，意大利历史学家经过探究，发现他是卡西诺修会的一个修士。《基督的恩泽》里可以发现卡西诺修会的影响，这本书初版于1539年左右。

1541年巴尔德斯去世，弗拉米尼奥等人离开那不勒斯北上，住到了雷金纳德·波尔（Reginald Pole）家中。波尔是一名英格兰贵族、枢机主教，1521年他第一次来意大利，在帕多瓦留学，1532年，他作为抗议亨利八世离婚的流亡者重返意大利。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成了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的知己，后者是一名威尼斯贵族和大使，1535年被教皇保罗三世任命为枢机主教。16世纪30到40年代，波尔和孔塔里尼两人相互交流，产生了意大利改革的虚假希望。教皇期望召开一次大公会议，作为准备，他在1536年建立了教会改革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Reform of the Church），波尔和孔塔里尼（还有吉贝尔蒂）都是委员会的成员。可委员会的报告是废纸一张。1541年，孔塔里尼被任命为教皇使节，被派去参加雷根斯堡会谈（Colloquy at Regensburg），人们又有了新的希望，孔塔里尼与德意志的新教神学家展开直接谈话，达成了一份各方都认可的因信称义声明。谈判破裂后，孔塔里尼被描绘成了一个危险的妥协派。

1542年孔塔里尼的死疑云密布，有些人说他是被仇敌毒死的。作为意大利最有名的“哲学新教徒”（philo-Protestants），贝尔纳迪诺·奥基诺和彼得·马特·韦尔米利惧怕新成立的教皇宗教裁判所（Papal Inquisition），相信他们的未来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所以决定逃亡，从此，一大批可能成为改革家的知识分子和属灵精英都离开了意大利。这时，《基督的恩泽》的修订版出版了，它被指控为路德派的纲要。这本书的意大利读者中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它有多少思想来自新教。16世纪40年代同时见证了这本书的高人气与秘密新教徒（crypto-Protestant）的信仰可能引发群众运动的威胁。在摩德纳、贝尔加莫、锡耶纳、卢卡和托斯卡纳的其他地方，粮食匮乏、社会矛盾与宗教异见如影随形。在威尼斯、帕多瓦和费拉拉，秘密新教徒的非法聚会变得越来越公开化。与此同时在罗马，孔塔里尼的反对者（他越来越少的支持者称这些人为“狂热派”）占了上风，这些人的领袖是那不勒斯人吉安·彼得罗·卡拉法（Gian Pietro Carafa），也就是未来的教皇保罗四世。他们想要证明灵觉派都是些幼稚的妥协者，此时（1542年）罗马宗教裁判所恰逢其时地诞生了。16世纪40年代末，反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大多数遭到怀疑的人都与自己以前的信仰划清界限。能跑或感到非跑不可的少数人加入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流亡者的行列，其中越来越多人去了日内瓦。在萨伏依和皮埃蒙特的山谷中，以及在卡拉布里亚的那不勒斯南边的蒙塔尔托（Montalto）周围，瓦勒度派（幸存的中世纪后期异端的一种）与日内瓦的新教徒建立了联系。他们依据新教重塑了自己的信仰，还提供了一个地下新教网络，这个网络在1560年之后依然存在。

一小批流亡知识分子被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自由所吸引，但忍受不了日内瓦的信条约束。其中就包括莱利奥·索齐尼（Lelio Sozzini），他的父亲是帕多瓦的法学教授，他自己也在帕多瓦上过学。1547年，他跨越威尼斯边界来到瑞士阿尔卑斯山，他一生撰写许多手稿却从未发表，在这些手稿中他相信只有义人可以复活，不义之人的灵魂会和肉体一起死去。这种猜想令苏黎世和日内瓦的改革家感到不安，而且索齐尼对三位一体的看法也遭到了他们的怀疑。1562年他去世之后，他的侄子福斯托·索齐尼（Fausto Sozzini）继承了叔叔未竟的事业，而且居然同时还在安静地为托斯卡纳的美第奇家族担任秘书。1574年他离开意大利后出版了叔叔的手稿，并且游历特兰西瓦尼亚和波兰，他传播的思想到16世纪后期被称为反三位一体的索齐尼主义（anti-Trinitarian Socinianism）。

意大利没有发生宗教改革，历史学家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意大利太胆怯、太礼貌、太贵族了？是不是存在着领导或意识形态上的失败？但是这些问题是在根据德意志发生的事情来评判半岛上发生的事情。《基督的恩泽》的故事引出了其他问题：在半岛处于断断续续的国际冲突的焦点的年代，从内部进行改革而不引发宗教分裂的困难，以及怎样既传播新教又保持教会改革的火苗不要熄灭，即使反动力量不断上升。

檄文前后

新教改革在意大利和在法国的遭遇有一些相似之处。如果说意大利的宗教改革是从未发生的宗教改革，那么法国的宗教改革就是本来有可能发生的宗教改革。同在意大利一样，路德的思想在1519年后通过书籍、学生和牧师迅速传遍法国。1524年8月，纪尧姆·法雷尔（Guillaume Farel）用法语出版了《主祷文与信经》（Lord’s Prayer and Creed），事实上它的内容就是路德1522年出版的《小祈祷书》（Little Book of Prayers）的翻译。这本书就在索邦神学院的眼皮子底下出版，是1534年之前在法国面世的最大胆的新教书籍。16世纪20年代全法国出版的路德派书籍不超过80种，我们知道同一时期仅巴黎就出版了2 500种书籍，两相比较之下前者犹如沧海一粟。纪尧姆·法雷尔在1524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好心的神啊，我看到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这样认识到了神的纯粹恩典，心中多么喜悦！我希望基督最终会带着他的祝福来到法兰西……”然而，正当他表达这样的愿望时，敌视路德的势力也在集结，他们的主事者是神学教授诺埃尔·贝达（Noël Béda），他是巴黎一所学院的院长，也是索邦神学院的院长。后来的法国宗教改革（French Reformation）的主旋律是，既有对宗教变化的焦虑，也有对自然灾难的恐惧——1524年特别惧怕的是第二次大洪水。图卢兹的一个地方官对大洪水深信不疑，甚至为自己制造了一艘方舟以防万一。

在莫城（Meaux）教区，改革理想与反动力量正面冲撞。莫城主教纪尧姆·布里索内（Guillaume Briçonnet）对教区的设想和马泰奥·吉贝尔蒂对维罗纳的设想如出一辙。除了教区巡视和教会会议，他还有一些更不同寻常的做法。他决心要重整教区的农村布道体制，所以建立了许多传教站，传教士是一批众所周知持改革观念的人，这就是莫城小组（Meaux Circle）。这群人里最重要的是雅克·勒菲弗·戴塔普勒（Jacques Lefèvre d’Étaples），他是一名《圣经》学者，也是伊拉斯谟的朋友。其他人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和门徒。布里索内是国王的姐姐纳瓦拉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of Navarre）的告解神父，所以他依靠的是她的庇护。但是这还不够，弗朗索瓦一世在帕维亚被俘之后，王太后萨伏依的路易丝暂摄政事（1525—1526年）。莫城作为一个布匹城镇，经济不景气，于是开始自行推动宗教改革。天主教的招贴被撕了下来，反对教士的歌声在市集回响。勒菲弗逃到了斯特拉斯堡，巴黎派遣法官对布里索内的教区展开异端审查。在这次“莫城事件”（Affair）爆发之后，布里索内和与他意气相投的人文主义改革家全凭纳瓦拉的玛格丽特的人际网才得到了保护。

尽管意大利的改革也有女性的荫庇，但是玛格丽特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她是一位公主，继承了庞大的家产，而且用这些家产为那些不愿被打上“路德派”或“新教徒”标签的改革派创造了安全的空间。她的第一本书是《罪恶灵魂的镜子》（Miroir de l’âme pêcheresse），11年后，另一位公主伊丽莎白·都铎把它翻译成了英文。这面镜子反映的不只是玛格丽特的灵魂——对教会暴虐的批评和犹疑不定的教义——也反映了基督徒可以凭自己走向上帝的道路。更能展示她内心（尽管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3]）的是她后来的著作，出版于1547年的《公主们的雏菊的雏菊》（Marguerites de la Marguerite des Princesses），这本作品集收录了歌谣（chansons）、诗和剧本，明显是早期所作。作为持进步宗教思想的法国人的事业的保护者和推动者，玛格丽特还诉诸自己作为公主的权利，不对信条明确表态。16世纪30年代初期，审慎的行动让“新教徒”得以发展壮大。这是一场不事声张的宗教改革。

“檄文事件”（Affair of the Placards）打断了改革的发展。1534年10月17日深夜至18日凌晨，一篇匿名的题为《论教皇弥撒恐怖、严重、不可容忍之流弊的真实论纲》（True Articles on the Horrible, Great and Insupportable Abuses of the Papal Mass）的布告（placard）被贴在了巴黎和其他城市，甚至（不久之后听说）连国王在昂布瓦斯的城堡的卧室门上都被贴了一张。有两张布告保存到了今天，（现在我们知道）作者是安托万·马克特（Antoine Marcourt），他是一名来自纳沙泰尔（Neuchâtel）的牧师，纳沙泰尔是全欧洲第一个改宗新教的法语城市。檄文攻击“教皇党人”（papists）“假装”弥撒是一场“献祭”（sacrifice），用一个“大词”——圣餐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捏造”了基督的肉体存在于被祝圣的饼和酒中这样的谎言。巴黎的天主教徒暴跳如雷。他们举行了多场赎罪游行，逮捕了两三百人，12月还组建了一个特别法庭来搜查和审判那些有责任的人。有一场赎罪游行是国王本人亲自带队的，六个人被当众烧死，一场公开镇压从此展开。“檄文事件”帮了敌视改革的人的忙。玛格丽特一直待在昂古莱姆和内拉克（Nérac），与事件保持距离。她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个教会小吏的儿子，受过人文主义的法学训练，他就是约翰·加尔文。1534年末或1535年初，他去了巴塞尔。

约翰·加尔文与日内瓦

加尔文是自愿流亡的。巴塞尔给了他安全，但给不了他安全感。好在他的亲戚皮埃尔–罗贝尔·奥利韦唐（Pierre-Robert Olivétan）住在这儿。奥利韦唐和加尔文一样倾向新教，他正在翻译《圣经》的法语译本，加尔文为之作序。这本书献给“热爱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的人”，这句献词让人想到神创造的一切。奥利韦唐版《圣经》出版于纳沙泰尔（瓦勒度派出资），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加尔文后来修订了它，但是尽量不改变奥利韦唐的译法，奥利韦唐在翻译希伯来文时有意不使用来自旧宗教的词。“主教”（bishop）换成“监督”（surveillant），“祭司”（priest）换成“牧师”（pasteur），“杯”从chalice换成cup，“教会”从church换成temple，诸如此类。法国新教正在创造自己的词汇。

巴塞尔的一些印刷商致力于出版新教书籍。1536年3月，两名印刷商出版了一本书的拉丁文初版，这本书将会（以一种十分不同的方式）与加尔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它最初的书名叫《有关基督教的要义》（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he Institution，以下简称《要义》）。加尔文应该在来巴塞尔的路上就已经有了它的手稿或腹稿。形式上，这本书是一本新教正统教义手册，不过加尔文也想把它作为法国“新教徒”抗诉檄文事件后的压迫的申辩。他在献给弗朗索瓦一世的序言中反驳了他们是16世纪的恐怖分子这种偏见。《要义》这个书名暗示它是一本“手册”，但是也有“基础”之意。加尔文告诉国王，新教徒支持基督信仰的支柱。造成问题的不是他们，错在别人身上。他借用《列王纪上》第18章的说法，说：“不是我们误人子弟，招致祸乱，是那些与上帝的权力作对的人造成的。”[4]

这本书的第一句话的结构取自西塞罗：“几乎一切神圣学说都包含两部分：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这两种认识的结合“不是别的，正是一种坚固的信念，它让我们确信，上帝的真理是确实的，他不可能违背他的圣言”。加尔文这句话是对保罗的《罗马书》第10章第11节的释义，[5]四年之后他完成的第一部《圣经》注释就是1540年3月出版的《罗马书》注释。那时他已经把《要义》完全修订了一遍，第二版正式更名为《基督教要义》（Institu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出版于1539年，他把它定位为对他的《圣经》注释的补充。这本书的用意在于“为有志研究神学、解读神的话语的人提供准备和指导”，这本书包含了“宗教的方方面面”，这样等他阐述经文的时候，他就可以“精简”一些，因为基本结构已经在《要义》里讲明了。后来，加尔文生前最后一版拉丁文《要义》（书名改为我们熟悉的Institutes）文本量更大了，囊括了他毕生所学和《圣经》注释需要的所有内容。在后续版本中，重要的全书第一句也经历了微妙但重大的改动。加尔文为第一章拟的标题是“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是密切相关的”，第一句话改为“我们拥有的几乎一切智慧……”意即我们这些堕落的被造物能够掌握的对上帝的认识。加尔文的神学不是上帝的真理，而是我们企图把握上帝选择赐予我们的真理的不完美的尝试。上帝在《圣经》中“对我们说话如同保姆对孩童作小儿语”，为的是“将他的知识简化到我们极其有限的能力所能理解的程度”。

在加尔文看来，注释者的职责是理解作者。他通过《罗马书》进入大数的保罗（Paul of Tarsus）的思想：我们无法从本质上认识神，我们只能通过他的造物和他代表了公义和恩慈这一事实来认识他。我们人类向往公义和恩慈，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做到公义和恩慈。我们活在罪的“无底坑”（abyss）中，活在自己亲手打造的“迷宫”里，神以公义定我们的罪。加尔文认为，保罗书信的实质是“称义”（justification），也就是神对我们这些不义之人的挽回。神找到了这样做的方法，正如他为亚伯拉罕曾做过的那样。他让基督“内住”（indwell）于我们之中，这样我们才能“接在基督上”（engrafted in Christ）[6]或“与基督联合”（coalesce with Christ）。圣礼是滋养我们信仰的“器具”（instruments），是将神的许诺印在我们心上、确认恩典的真切的“印证”（seals）。这些事依神的喜悦而行，并不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在以撒的双胞胎儿子中，神选择了雅各，拒绝了以扫。这也属于神的公义，尽管我们无法理解，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既然经上说了，神拣选信他的人，那么不被拣选的人就不会被拯救，人的功德与是否被拣选无关，而神绝不会放弃他呼召的人。

加尔文的激进之处就在于此：双重预定论，即一些人会得救，另一些人不会。它采纳了基督教世界把人分成核心的信徒和边缘的不信者的二分法，然后又把基督教世界的核心人群再分成两部分。尽管如此，预定论并不是加尔文思想的重点，虽然后来他的一些追随者把它当成了重点。后来的那些人生活在分裂程度更深的欧洲，对预定论产生了共鸣。对加尔文来说，预定论不是鼓励人去为神的审判感到焦虑，而是彻底终止这样的焦虑。对于“我得救了吗？”这一问题，他的回答是：归属于教会，从心里认识基督，就是被拣选的记号。这是从焦虑中的解脱，没有必要建造方舟。剩下的就是与基督一同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充满人类激情的残酷迷宫。但是，上帝的造物不是没有秩序的，在人类事务中我们负有对邻居、公民、统治者的“爱的义务”（duty of love），即便他们不是基督徒。保罗书信的写作对象——那些四散的社群——成为加尔文笔下在世上受难的虔诚之人的模范。

1536年加尔文偶然来到日内瓦做《圣经》讲座，虽然日内瓦并不符合他的理想。它是一座有大约1.2万人口的中型城市，多数居民说法语，拥挤地住在刚重修的城墙内，整座城市建在俯瞰日内瓦湖西端的山丘上。它以前由萨伏依公爵名下的一个采邑主教统治，但日内瓦人在1526年拒绝了自己的主教，地方官员没收了教会的财富。而人们对宗教改革该怎么继续产生了分歧。莫城小组的前成员纪尧姆·法雷尔嫌莫城不够激进所以离开了。1532年他第一次来到日内瓦，他是一个一如既往地爱好冲突的人，能活着离开真是他的幸运。1536年5月21日，日内瓦人停止了罗马天主教的敬拜仪式，摧毁圣像，正式开始宗教改革。加尔文或——更有可能是——法雷尔起草了“教会法令”（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和“信条”（Confession），地方官员规定所有市民必须宣誓遵行。这些誓词和以强制力迫使人们服从新法的手段产生了负面后果。当城市当局要求他们的新“牧师”遵循瑞士邻邦、昔日的“保护者”伯尔尼州的圣餐仪式时，法雷尔和加尔文拒绝主持复活节圣餐，于是遭到了驱逐。直到1541年，加尔文才在自己的条件得到接受的前提下勉强回到日内瓦。中间这段时间，他在斯特拉斯堡接受马丁·布策尔的指导，这三年对他来说是一场培训，让他学习如何建立一个培养每个人最好的一面但又不违背自己核心价值的教会，如何在苏黎世和维滕贝格的信条攻击下生存下来，如何在莱茵河上游和瑞士西部边陲的不稳定的政治中获得尊重。

这些训练对加尔文在16世纪40年代适应新教诸共同体的宗教分歧起到了帮助。前几次特伦托公会议表明，他们再也不用指望与天主教和解了。加尔文已经把查理五世当作尼布甲尼撒再世，相信他是上帝派来惩罚不团结的新教徒的。1547年4月路德派在米尔贝格的战败似乎证明他是对的。然而，鉴于维滕贝格和苏黎世对圣餐大相径庭的观点，团结新教徒看起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加尔文在《短论》（Short Treatise）中阐述了他对圣礼的主张，这篇文章写于斯特拉斯堡，但是他回到日内瓦后才发表它。圣礼是上帝俯就我们微弱的理解力的途径，它们是外在的记号，本身并无力量。不过，它们通过我们对待它们的做法和信心的力量，象征了信心代表的一切和信心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切。因为这种象征性，圣餐不仅仅是一个记号。他在1543年版的《要义》中表示，“让我们学会不要剥去记号象征之物”，因为“真理绝对无法与记号分离”。这使得加尔文更难说服苏黎世“大祭司”（Antistes）海因里希·布林格与日内瓦达成一致了。加尔文拜访了一次布林格后给他写信说：“尽管我从心里认识到我与基督在圣礼中有一种比你用言语表达的更内在的联合，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相信同一位基督或我们在他里面合一。可能只有通过这种内在的共识（consensus）我们才能彼此相连。”1549年，加尔文成功了，他签署了《合一信条》（Consensus Tigurinus）。这份由26条论纲组成的文件是一次神学上的妥协。反对它的人说这是“调和论”（syncretist）——伊拉斯谟最初使用这个词来指双方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达成实用性的协议。他们说的基本上是对的。然而它也催生了一项新的事物：一种双头（加尔文和布林格）“归正”（Reformed）新教传统，当时，路德派在信条立场上越发强硬，这种传统提供了一个利于防守的神学遗产。

加尔文着手为日内瓦教会建立一套章程。1541年11月20日，市政官员在提出几处修订以保护他们的权威的情况下同意了他的草案。“教会法令”创造了一个自我调节的有形的信徒共同体，会众由牧师领导，但是牧师由平信徒任命，受平信徒监督。这个神权政体有一种相互“造就”（edification）的过程在其中。其他职位包括负责教学事务的“教师”（doctors）、负责济贫事务的“执事”（deacons）和负责教会事务的“长老”（elders），他们也要经过相同的任命过程，也要受平信徒监督。这种安排体现了加尔文对早期保罗教会（Pauline Church）的研究和他的法学背景，反映了他对牧师会治理体制的青睐。牧师被要求每周聚会一次讨论《圣经》——这就是“牧师团”（Congregation of Pastors）的起源，后来牧师团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机构，在城内和国外都让人不可小觑。教会的核心是“宗教法庭”（consistory），这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由平信徒和教士组成的议事会，监督共同体的道德和健康。苏黎世、巴塞尔和伯尔尼这些新教城市已经建立了“婚姻法庭”（marriage courts）来解决以前由教会法庭处理的问题。加尔文的宗教法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监督的是会众的整体道德。在实践中，牧师变成了日内瓦国家的有薪公仆，他们对国家效忠，长老的任命也需得到市议会的批准。只有革除教籍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宗教法庭的手中。

加尔文要为教会寻找新牧师。空缺很多，符合他严格标准的候选人却很少。塞巴斯蒂安·沙蒂永（Sebastian Châtillon）——又称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Sebastian Castellio）——就是一个早期的受害者。加尔文早已邀请他来日内瓦学院教书并担任牧师，这看起来是一次不错的任命。但是他们的关系由于神学分歧恶化了，这反映了加尔文的不安全感。直到其他流亡者到来，日内瓦牧师团才变成一个忠诚而稳定的宣教团体。有了他们的帮助，加尔文才有能力对付想要败坏他的名声并把他赶走的反对派。反对他的人中有些是身居高位的日内瓦市民，1546年，大批难民涌入，变成了他们第一步发难的对象。在这山雨欲来的时期，米格尔·塞尔维特（Miguel Servet）——又称塞尔维特（Servetus）——问题正是加尔文很难正确处理的问题之一。塞尔维特是一名来自巴斯克农村的医生，他正在躲避宗教裁判所，加尔文早就知道他离经叛道的死后灵魂“睡眠”的观点。1542年，塞尔维特出版了自己翻译的《圣经》，这个译本借鉴了犹太教、诺斯替派、泛神论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圣经》注释传统。不久之后，他写了主要著作《基督教的复兴》（Restitution of Christianity），系统性地阐述了他的神学。塞尔维特希望他的反三位一体神学可以帮助犹太人回归基督教。这本书在出版之前就已有副本流传开来，索齐尼就是它的读者之一。1547年，塞尔维特给加尔文寄去了一些选段请他评论，加尔文读完之后很不以为然。1553年此书出版时在序言中使用了加尔文的评论。自己的名字和这本被他认为渎神的书联系在一起让加尔文大发雷霆，他想方设法让法兰克福书市禁掉这本书，并且通过一名中介向法国（塞尔维特生活的地方）教会当局发出了警报，让他们逮捕书的作者。塞尔维特逃到了日内瓦，1553年8月，他在日内瓦被捕并投入了监狱。

审判是必须要有的。代表加尔文出庭的是他的秘书尼古拉斯·德·拉·方丹（Nicolas de la Fontaine）。书面证词和口头证词一一呈上，塞尔维特也出色地为自己做了辩护。日内瓦的传道人们集中攻击塞尔维特早期作品的章节，想要证明他对三位一体的解释是渎神，应当判处死刑。然而，渎神罪是很难证明的，特别是当这个人几乎没来过日内瓦、不是日内瓦的居民的时候。加尔文拉来了其他归正教会的大人物对市政官员施压，1553年10月27日，市政官员宣布塞尔维特有罪，当天就把他烧死了。加尔文余生都被塞尔维特问题所折磨。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想要（特别是从意大利流亡者社群中）揭发那些想法或许同塞尔维特一样的人。他与合适的市政官员正面交涉，想让他们严惩异端。他尽量不要让自己的语气太像阿方索·德·卡斯特罗，所以他区分了强迫人改变信仰和捍卫真正的教义之间的区别。谈到后者时加尔文宣称，《圣经》要求诸侯必须用剑维护共同体内正确的宗教信仰。

次年初，加尔文遭到了一本题为《论异端以及是否应当迫害异端》（Concerning Heretics and Whether They Should Be Persecuted）的书的正面抨击，卡斯泰利奥的这本书以化名出版，连出版商名称也是假的。书的主要内容是各类文本的合集，它们多数来自新教改革家（包括加尔文）的著作，他们全都反对对异端采用死刑。这本书（献给符腾堡公爵克里斯托弗）的致词中先描述了一个假设的情景。假设公爵宣布即将访问他的臣民，他命令大家身着白衣以示对他的尊敬。如果他发现，他们彼此争吵，以他的名义相互砍杀，目之所及不见一件白衣，他会有何反应？他难道不会觉得这种做法应当受到谴责吗？然而，如果基督（他本人就是因为异端罪被处死的）回到世上，这就是他会见到的景象。基督徒应当审视自己的灵魂，而不是定他人的罪。市政官员的职责是维持市民社会，不是评断神学。这本书迅速在法国引发了反响。难道加尔文不是放弃了立场，为法国国王以“在自己国内维持正确宗教信仰”的名义对新教徒为所欲为开脱吗？

日内瓦的反对派的心思集中在另一个问题上：是否应当允许新来的流亡者购买市民阶层的权利和地位。允许的话，城市财政会收获一笔横财，但是它也会改变城市的政治构成，巩固加尔文的控制力，因为流亡来的人都是他的追随者。1555年5月18日晚，反对加尔文的日内瓦人发动了一场暴动，却以失败告终。暴动领袖被审判并处死，其他人纷纷逃亡。市政官员同意难民加入市民阶层，城市政治向对加尔文有利的方向复杂化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死于1564年），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在政治上可谓安然无虞。

加尔文每个星期都会讲道（有速记员记下他说的话），他谈论时事要闻，把时事与日内瓦人联系起来，提出宗教改革蕴含的期待与承诺。市政官员用立法落实教会的决定，改变了公众的生活。他们宣布舞蹈非法，控制剧场演出，限制受洗人数，加重了对淫乱、渎神和酗酒的刑罚。不过新法也并不都是压迫性的。加尔文帮助起草了新的婚姻法，新法令堪称开明实际。它降低了结婚的法定年龄，承认女性在择偶时的地位，准许在特定条件下离婚。宗教法庭使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成为一场社会变革。它每周开庭一次，长老审理的案件数量逐年增加，这个趋势几乎一直保持到加尔文去世。这样的趋势解释了为什么日内瓦人觉得教会越来越干涉他们的私生活。日内瓦作为虔诚的“新耶路撒冷”声名远扬，拥护它的人有多爱戴它，批评它的人就有多蔑视它。与蒙田同时代的波尔多官员弗洛里蒙·德·拉蒙（Florimond de Raemond）讥笑法国新教流亡者成群结队地前往他们口中的“Hieropolis”（圣城）。

失败的压制，迟缓的宗教改革

1539年之后的法国宗教改革在当时的人面前呈现出一种悖论。这个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有心压制宗教改革，却失败了。《枫丹白露敕令》（1540年6月）之后，异端在法国成为犯罪，法国通过全面的1551年《沙托布里扬敕令》（Edict of Châteaubriant）进一步强化了相关立法。法国不需要宗教裁判所，因为它的地方官员承担了这一职责。1545年4月在（普罗旺斯的）梅兰多尔（Mérindol）和（维奈桑伯爵领地[7]这个飞地的）卡布里埃（Cabrières）对瓦勒度派的残酷灭绝就是一个证据。然而，就连这个特殊的例子也凸显了压迫的难度，因为对此事负责的官员事后又因为滥用权力遭到特别法庭调查。这只是法国压制政策的不连贯性的一个体现。16世纪40到50年代，面临司法调查的人总是可以（暂时地）越境逃往莱茵兰和瑞士西部边疆的流亡者社区。从1549年起，日内瓦开始登记申请成为城市居民（habitant）的难民。1560年之前登记在册的名字超过5 000个，大多数都是户主。流亡者的总数想必是这个的两倍不止，他们让这个城市的人口翻了一倍。

法律出台得太少太迟了，这在控制新教印刷品的问题上尤为明显。迟至16世纪40年代初，法国当局已经或多或少地控制住了局面。然后，一批以巴黎人为主的印刷商利用自己的专长帮助日内瓦的流亡者扭转了市场形势，促进了加尔文的著作和日内瓦《圣经》及圣咏集的大规模传播。法国当局没能阻止成桶的商品进入国境，没能阻止流动商贩把它们带到书市和集市，也没能瓦解日内瓦为零售商提供的贷款链条，更别提把手稿带进国内的信件网络了。1555年后本土的新教出版社在里昂和鲁昂站稳脚跟，准备好为法国新教1560—1562年的“奇迹年”（wonder years）的需求大开印刷机。16世纪50年代，法国法院调查的嫌犯减少了，定罪的就更少了。就连将囚犯从一个辖区转移到另一个辖区都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因为自发的新教民团有能力伏击救人。

国内的异端立法正在走向失败，但法国的政治领导人似乎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关注的是国外形势，而且国王追究异端的承诺总是受制于更紧要的国际外交压力。法国对莱茵河以东的外交政策依赖德意志诸侯，主要是新教诸侯的支持。就算是在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于1551年去世之后，亨利二世仍然对他随行人员的异见表示宽容。法国的统治集团有种天真的乐观心态，仿佛只要情况需要，他们完全有能力消灭异端。法国地方官员为了自身考虑很怕制造殉道者，法官知道极刑的震慑作用很容易被殉道文化所抵消。圣徒传记的传统使人们对基督教殉道者的形象非常熟悉，但是对异端的司法镇压创造了一个殉难者的舞台，而且确实有新教徒愿意扮演这一角色。1554年8月23日，日内瓦印刷商让·克雷斯潘（Jean Crespin）向日内瓦官员呈上了一部殉道者所受审判的汇编，请求出版许可。官员担心书中措辞的影响，建议把“圣徒”和“殉道者”这些词换成色彩不那么鲜明的词。加尔文加入讨论，反对官员的意见，克雷斯潘的书得以原样出版。在序言中，克雷斯潘强调了圣徒叙事的教化价值。这本书不是老式的圣徒传，记载那些已化为白骨的圣徒的故事，而是一部讲述当代人的遭遇的圣徒传，他们是平凡的有血有肉的人，在极端的环境下尽自己所能地捍卫和解释自己，他们是信心的见证者，也是审判他们的当局的掘墓人。《殉道史》（Book of Martyrs）是一本令人着迷的书。1609年之前，它几经增订和重印，为新教殉道者传记的共同遗产做出了贡献。

16世纪40年代末以后，法国的新教变得与加尔文宗的扩张难以区分。加尔文宗提供了反抗的语言，讽刺尖锐而又立场坚定。比如，阿让（Agen）的校长告诉学生，在教堂里点蜡烛是异教的遗俗。后来他的一个学生在街上嘲讽神父说：“去干活吧，神父，你该照管你的葡萄树啦！”另一个同城的年轻人在路上遇到参加完弥撒的女士们，说她们“刚领了一个饼神”。1552年诸圣节（All Saints’ Day）这天，一伙男子出现在鲁昂大教堂门口，闯入布道现场，高呼“一个大傻瓜！”他们坐在长椅上的同伴则喵喵地学猫叫。1559年在普罗万（Provins），天主教徒在街头被公开嘲笑为“麻风病人”（cagots）。匿名的破坏偶像活动到处都是，公墓、路边神龛、教堂外墙的圣像都遭到了玷污。1547年8月的一天夜里，加尔文的出生地努瓦永当地教堂墓地里的一座基督雕像被拆了下来，拖着脚一路拉到城镇中心广场，然后被吊在了绞刑架上。这些举动是对当局的挑战，它们要昭告天下：掌权者管不了异端了。天主教徒是怎么回应的？神父阿蒂斯·德西雷（Artus Désiré）在16世纪50年代写了很多宣传册，他指明了一条路。他用印刷品反攻新教徒，创造了一种对这些“畸形”（deformation）的“突击步兵”（francs-staupins）的固有印象，他说这些人是敌基督的阴茎崇拜的先知（priapic prophets of Antichrist），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之前的宇宙之战中他们会被统统剿除。

加尔文对此类发展的反应是很矛盾的。他并没有鼓励他的同胞公开反抗，而是自己犹豫不决。他想要加尔文宗各共同体互相支援，但是他建议谨慎行事。许多“品尝过神的真理”的人最终“陷入万劫不复”。他们不应该急于建立教会，更不应该在任何情况下直接与国王的权威抗衡。日内瓦的传教事业——向这些教会派遣受过训练的牧师——起步得非常晚。所以，法国宗教改革并非“产自日内瓦”，甚至有人说加尔文把事情搞砸了，他的谨小慎微使得运动发展到他没法引导和管理的地步。日内瓦没有对这些新生的法国教会强加自己的教会秩序、纪律和信条。但不管它喜不喜欢，日内瓦都成了法国四分五裂、群龙无首的新教会的权威来源，它们需要日内瓦的教义和纪律来提供安全感。法国教会逐渐从1555年的阴影中走出，无论是国王还是日内瓦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教会领导权落到了法国贵族手中，这个结局是加尔文万万没想到的。

莱茵兰与尼德兰：官员、难民、革命

巴塞尔以北的莱茵兰为宗教改革提供了一个避难所。问题不在于理解宗教改革在成功之地的成功——比如在斯特拉斯堡（1529年）和法兰克福（1533年）的成功——而在于解释失败之地的失败。在这碎片化的土地上，一处的宗教改革会引发另一处的反弹和抵制，人口流动、强迫或自愿流亡发生了，它们如同对撞的水流，推动或阻碍宗教改革的前进。有一次，事情发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莱茵兰是哈布斯堡王朝帝国信息和军队的交通要道。一些地区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祖传领地，另一些地区则是他们的兵源地。哈布斯堡家族在这些地区尽可能地反对宗教变革，当地既得利益者也会帮助他们。

对被植入宗教改革的莱茵兰城市的官员而言，问题在于对变化实施管控。这种事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孵化了各派宗教观点的斯特拉斯堡这种地方。这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动乱，是因为市政要员意识到了自己权力的限度。在斯特拉斯堡城内，除了马丁·布策尔1547年被迫离开前主导的权威的宗教改革，你还能遇到路德派、信奉圣餐象征论的慈运理派、成人洗礼派、灵觉派、伊壁鸠鲁派（即开明人文主义者）、法国新教徒、英格兰和尼德兰的流亡者，还有批判什一税、高利贷和修院制的人，以及千禧年派（Chiliastic millenarians）。

1529年，来自士瓦本哈尔（Schwäbisch Hall）的偏执的皮货商梅尔希奥·霍夫曼（Melchior Hofmann）在斯特拉斯堡第一次接触重洗派。他在1526年出版的《但以理书》注释中称最后的审判将在七年后降临。以出神状态出名的乌尔苏拉与林哈德·约斯特夫妇（Ursula and Lienhard Jost）和芭芭拉·雷布施托克（Barbara Rebstock）——“小牛巷（Kalbsgasse）的大先知”——令霍夫曼深信不疑，他相信不只是世界末日将会到来，他本人就是以利亚再世。霍夫曼宣称斯特拉斯堡是属灵的耶路撒冷，基督会在这里建立他在世上的国。他被官员关了起来，后来几次设法逃到下莱茵兰和尼德兰去传播他的救世主思想。1533年他回到斯特拉斯堡，随即被捕。市政官员决定放他一马。他只不过是一大批有志于激进的宗教变革的个体中的一员而已，官员要盯的人太多了。

法国、尼德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难民在莱茵兰可以形成“外国人”教会（“stranger” church），组成一个与周围的路德派区隔的共同体。1538—1564年，有14家这样的教会在活动，主要的几个位于斯特拉斯堡、巴塞尔、法兰克福和韦泽尔（Wesel）。它们实行会众自治，吸引那些正在寻找纯洁的道德与教义的人。它们请求加尔文解决它们的争端，因而变成了第一批日内瓦以外的加尔文宗教会。这种“难民宗教改革”扩散到了城镇之外。在佛日山脉之中和洛林公国边缘的圣玛丽欧米讷（Sainte-Marie-aux-Mines）附近的列夫尔（Lièpvre）谷地有一片采矿社区，16世纪时，采矿业在这里蓬勃发展。16世纪30年代，苏黎世来的重洗派到这里定居，在谷地高处务农为生。后来来了一群说德语的路德派矿工，再后来又来了一批说法语的加尔文宗难民。这个教派多元共存的山谷不知怎么在16世纪后期躲过了周边兴起的信条化宗教的区域一体化运动和冲突，谷地领主和山谷本身的默默无名保护这里免遭迫害，成就了这样一个特例。

尼德兰的官员面临的挑战与斯特拉斯堡有些类似，但是也有决定性的不同。他们的领主是哈布斯堡家族，他们的财富是皇帝军事行动的保障。根特是佛兰德斯最大的城市，布拉班特（Brabant）的明珠安特卫普紧随其后。相比之下，荷兰最大的城镇阿姆斯特丹只是一个小地方，不超过2 500户人家。在某种程度上与欧洲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繁荣依赖商品贸易。随着成捆的佛兰德斯布料在维滕贝格的市集上出售，路德的著作也被运到了尼德兰。1530年之前，30多部路德的书被翻译成荷兰语，还有其他新教改革家的许多著作以荷兰语、法语的形式被推向瓦隆和尼德兰市场。

精英的文化态度影响了不同阶层的人群。人人都被指望会读书、思考，为自己行动。保存到现在的异端调查的证据说明普通人在用一种务实的方式理解宗教。莫尼肯丹（Monnickendam）的文德尔穆特·克拉斯多赫特（Wendelmoet Claesdochter）备受尼德兰新教徒崇敬，她觉得为病人涂圣油的做法毫无意义，说那些油“唯一的用途就是做沙拉或抹在靴子上”。安特卫普的石板工埃洛伊·普鲁伊斯丁克（Eloy Pruystinck）1525年造访维滕贝格，与梅兰希通吵过架，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圣灵，而信心就是希望邻人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平民百姓重复他们在街头或酒馆里听到的话：教士毫无价值，禁食让人头痛，饼和酒变成圣体这种说法是胡言乱语。

安特卫普、根特和阿姆斯特丹的贵族家族怎样管理这样的异见？城市文学和共同体文化离不开尼德兰官员的参与，市政府赞助的由艺术家、工匠和商人组成的修辞院（Chambers of Rhetoric）集中体现了这种文化。16世纪中期，低地国家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这样的社团，安特卫普有好几个。根特每年举行一次比赛，给定一个主题，选出最优秀的剧本。现存的剧本反映了这种市民文化。剧本里讽刺的对象（毫无价值的神父和大腹便便的修士）和说教的口吻都是我们所熟悉的。1539年根特大赛的指定主题是“一个人临终时最重要的愿望是什么？”安特卫普的桂竹香院（Gillyflower Chamber）献上了自己的戏剧，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斩钉截铁的新教回答。

戏剧上演的数周之内，根特爆发了起义。皇帝对贵族特权的侵犯一直令一些贵族愠怒不已，1515年皇帝“巡幸”根特时强迫他们接受的宪章就是这种侵犯的体现。其他人或是归属新教圈子，或是因为查理五世开征的“自愿贷款”（voluntary loans）不断增高的花费火冒三丈。一群行会成员把据传与皇帝达成进一步侵犯城市特权的秘密协议的贵族绑架了起来。在计日工的叫喊声中——所以他们被称为“尖啸派”（Screamers）——那份令人憎恶的宪章在市政厅前被剪得粉碎，一个新的市政委员会立法改革，第一件事就是强制以公道的价格出售谷物。根特的起义没到年末就偃旗息鼓了。1540年大斋期开始时，查理五世访问根特城，重写了城市特权，废除了它的修辞院。根特集中体现了尼德兰宗教改革初期的特点：低级的口水战、街头暴力和市民抗争。

查理五世决意在尼德兰铲除异端。他成功了，但是也付出了代价。正如后来意大利的经验所证实的那样，一个地方接受宗教裁判所需要非常特殊的条件。当腓力二世试图在米兰引入宗教裁判所时，米兰市民发起暴动。1547年，那不勒斯人民威胁发动叛乱，迫使当局暂时收回计划。尼德兰也发生了类似的反抗，不过反抗没有阻止皇帝建立一个市政、教会、教皇三方组成的特别法庭，专门执行针对新教的敕令（Placarten）。新的立法创造了一种对异端的混合式定义，异端被定义成一种比伪造钱币更恶劣的叛国罪。一个人一旦被定罪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悔罪只能改变行刑的方式。叛国罪意味着犯人的财产会收归国有。

贵族认为这种做法十分可怕，有些贵族自己就被新法抓了个正着。安特卫普拒绝颁行1550年4月的反异端敕令，因为敕令要求没有天主教（Catholicity）证书的人不能在城内居住。这损害了安特卫普与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格罗宁根（1536年才被并入尼德兰）同样对来自布鲁塞尔的干涉表示不满，异见人士纷纷逃到格罗宁根躲避风头。1530年之后的异端敕令痛斥警察的疏忽或地方官员的宽容。被派来调查异端的特派员和地方宗教裁判很难展开工作。在地方的反抗之中，还有这么多人被送上绞刑架实在令人吃惊——1523—1566年间大约有1 300名男男女女被处以绞刑。定罪率非常高（在佛兰德斯被调查的人60%都被定了罪），减刑的可能性很低（被特赦状释放的人不到1%）。镇压消灭了潜在的新教领袖，让贵族不服也得服。在法国失败的地方，尼德兰似乎成功了。

这样的成功是以疏离为代价的。人们恐惧起义，被疏离的人在1560年之前找不到任何愿意支持他们的贵族作为领导，因此这种疏离并没有公开体现出来。从低地国家逃到不来梅、巴塞尔、埃姆登（当时的北方新教“日内瓦”）和伦敦的人数从16世纪40年代起不断上升。这样产生的“外国人”共同体支撑起了一套新教徒人脉和教会的地下网络，这种网络较不容易遭到当局的打击。查理五世迫害的成功剥夺了发育中的新教运动自然得到保守派领袖的机会。因此，不那么依赖精英的重洗派运动就有机可乘了。正是因为尼德兰的重洗派运动缺乏可以控制它的市民阶层的领导，它才发展出了别处未曾见过的激进力量。

梅尔希奥·霍夫曼的末世论对尼德兰工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30年，霍夫曼来到东弗里斯兰，为埃姆登等地的成年人施行重洗。他叫他们通过“约的真正记号”（再洗礼）“与世界分离”，这样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中成为得救的人。霍夫曼有一个门徒叫扬·福尔克特松（Jan Volkertszoon），是一个来自霍恩的木鞋匠，这人回到阿姆斯特丹，在当局的眼皮子底下说服别人“抛弃世界和肉体，紧紧依靠上帝，爱你的邻居”，并且为这些人重洗。当局最终在1531年12月把他和其他人一起在海牙处决了。大感震惊的梅尔希奥·霍夫曼下令停止再洗礼，直到1533年——他预计的世界末日——降临为止。

被霍夫曼重洗的人中有一个哈勒姆的面包师叫扬·马蒂斯（Jan Matthys），他没有听从这条指令。他让自己和其他阿姆斯特丹的梅尔希奥派（Melchiorites）都相信他真的是《启示录》中预言的先知以诺，[8]1533年诸圣节这天，他为来到他身边的人施行重洗，并且休了他的（“泼妇”）妻子，另娶新妻。然后他派遣他的追随者两人为一组去宣告世界末日的来临。其中两个门徒，格里特·伯克宾德尔（Gerrit Boeckbinder）和扬·范·莱顿（Jan van Leyden），驶过须德海（Zuider Zee）去了明斯特，这座位于尼德兰以东的主教管辖的城市最近才改宗新教。他们于1534年1月到达之后宣布自己是以诺和以利亚，此地就是新耶路撒冷，一个月之后马蒂斯和其他尼德兰重洗派也与他们汇合。随后发生了一场“大逃离”（Great Exodus），尼德兰有1.4万到1.6万名信徒结伴准备逃离“埃及”。大约3 000人乘坐27艘船离开莫尼肯丹，沿兹瓦特河（Zwarte Water）来到上艾瑟尔（Overijssel）的海讷默伊登（Genemuiden）附近，许多人在这里被当即俘获并解除武器。没有一个人抵抗，因为他们相信耶利米会带他们到迦南地。1534年2月22日，明斯特的重洗派市议会选出了两位新的市长，其中一位是个名叫贝恩特·克尼佩尔多林（Berndt Knipperdollinck）的布料商人，在他的鼓励下，马蒂斯重洗了明斯特城的大部分人口。

之后，一场绝无仅有的宗教改革开始了。人们劫掠修道院和教堂，砸毁圣像。在主教和威斯特伐利亚诸侯的军队围城的压力下，不愿接受再洗礼的路德派和天主教徒被驱逐出城。他们的财产被搬到城中心的仓库里，白银被熔铸成新钱币，币上刻着“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9]居民被命令以“弟兄”“姊妹”相称，住在以爱结成的共同体中。人们建立了财产公有制，服从公家指定的劳役。一个质疑行动合法性的铁匠被人刺伤，然后在市议会开会时被扬·马蒂斯当场射杀。

1534年复活节之后，扬·博克尔松（Jan Bockelson）赤身裸体跑过城镇，在狂喜中失去了语言能力。三天之后他又能说话了，他说这个城市应该建立一个新的由十二名使徒长老组成的公会（Sanhedrin）政府。8月，博克尔松提出一夫多妻制应当合法化，因为《圣经》有“生养众多，昌盛繁茂”的律法。[10]这个提议没有被长老立即接受，一场暴动之后它才变成法律。9月，博克尔松自封“锡安的先知王”（Prophet-King of Zion），街道和城门都被重新命名以庆祝新耶路撒冷的诞生。礼拜日和圣徒日都被废除，一周七天被按照字母顺序重新排列。博克尔松的正妻迪瓦拉（Divara）被封为王后，她和他一起在集市开庭审案，集市上矗立着新耶路撒冷的王座。支持这个重洗派王国的宣传册被偷运出城，煽动其他地方一起叛乱。在阿姆斯特丹，11个裸奔者（Naaktloopers）在街道上奔跑，宣扬明斯特事件“赤裸的真理”。围城持续了17个月，直到1535年6月24日明斯特投降。重洗派信徒被网开一面，但是他们的首领被判处死刑。克尼佩尔多林等人被当众用烧红的铁酷刑折磨，他们的尸体被关在笼子里，吊在圣兰贝特教堂（St Lambert’s church）外，那些笼子至今还在那里。扬·博克尔松在地下室里被人发现。之后的几个月，他作为一个奇物被戴枷游遍德意志，最后他也被折磨至死。

梅尔希奥派是宗教改革中没人爱的养子。天主教徒拿明斯特作为宗教改革是魔鬼的工具的证明，权威的宗教改革则抓住一切机会撇清自己的关系。重洗派修史时把梅尔希奥派排除在外，说它徒有虚名，没有合法性也不具代表性。事实上，梅尔希奥派没有在明斯特一蹶不振。它的一个支派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这个支派认为扬·范·巴滕贝格（Jan van Batenburg）——一个海尔德兰（Gelderland）小贵族的私生子——是大卫再世。巴滕贝格的信徒相信神的国将通过武力实现，而且也认为一夫多妻是合法的。梅尔希奥·霍夫曼继续从他在斯特拉斯堡的牢房里向外偷运宣传册，唱着“你们斯特拉斯堡这帮不信神的文士有祸了”。被卷入明斯特事件的包括一个维特马瑟姆（Witmarsum）的名叫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牧师。他相信婴儿洗礼是没有《圣经》依据的，在传道时反对“引进异端”、篡夺基督王的权柄的“假教师”。[11]在他的影响下，尼德兰重洗派被领上了“属灵再生”（spiritual resurrection）之路，他富于表现力地写到，属灵再生是在神的家里重生之后的新生。他对家和属灵征战的强调对其他尼德兰的分离主义教会产生了影响，特别影响到了大卫·约里斯（David Joris）和亨德里克·尼克拉斯，后者的“友爱之家”在16世纪渗透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比如英格兰小镇和伊丽莎白的宫廷。明斯特叛乱让人想起了新教改革提出但没有解决的问题：神学、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来源和保障，以及上帝对世界的旨意。

舶来的宗教改革

在中东欧，新教改革是舶来品，它的成功依赖于有利的环境，特别是它对语言和文化环境的适应、当地的支持，以及它所引发的冲突能以幸运的结局收场。传统与合法性的守护者被证明对改宗新教的人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天主教复兴和三十年战争），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一事实，那就是天主教会在大片地区（波希米亚北部、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卢萨蒂亚、波罗的海沿岸、大波兰部分地区、匈牙利北部和东部）被削弱成了无足轻重的少数派。16世纪格但斯克最大的新教教堂是圣玛丽教堂——一栋巨大的砖楼，波兰王室只能在旁边修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免得他们造访港口时无处敬拜。

新教不仅挑战了天主教会，也挑战了国王的权威。东欧的选举君主制国家大多数都谨守旧宗教，他们把旧宗教与围绕他们的统治存在的传统和神话联系起来。只有特兰西瓦尼亚这个莫哈奇之战后出现的新领地的总督（voivodes）改宗了新教。然而在波兰，有两次已经改宗新教的人被选为波兰国王，分别是佐波尧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继承者斯特凡·巴托里（István Báthory）于1575年，以及西吉斯蒙德三世·瓦萨于1587年。

选举制君主的权威需要倚靠地方政治体（local Estates）。在波希米亚及其相关的王室领地（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波兰、匈牙利和奥地利诸大公国，权力在贵族手中。其结果就是教会权力遭到削弱，王室倾向于将宗教决定权让与地方解决，以保障贵族特权的名义接受教派多元共存的现实。在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都为了与波兰议会达成缓和，放下了一切需要放下的个人倾向。1555年敕令和1562—1563年的其他决议削弱了教会法庭。到1569年，新教徒在波兰参议院（Polish Senate）里的数量几乎与天主教徒持平了，双方必须达成某种协议。1573年1月，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代表签订《华沙会盟》（Confederation of Warsaw），同意各宗教和平共处。1573年瓦卢瓦的亨利（Henry of Valois）被选为波兰国王时确认了会盟的条文，他的三位继承者也相继确认，几乎把它变成了一部基本法。

在波希米亚，国王的军队和财政权力同样依赖与波希米亚议会达成的协议。法律只有在各等级（Estates）的同意下才能颁行，而且最高法院和省级政府都是贵族的代表组成的。省级政府获得了教士的大部分财富和提名本地圣职的权力。如果他们提名了新教传道人，谁也阻止不了他们。在摩拉维亚，议会、最高法庭和地方官僚全都掌握在地方贵族手中。地方贵族想要反对国王斐迪南一世强行恢复天主教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摩拉维亚总督瓦茨拉夫·卢达尼克（Wenceslaus Ludanic）在1550年的布尔诺议会上为新教教义辩护，提醒国王不要忘了自己的加冕誓词。斐迪南面临一个大多数人都反对他的局面，只得接受在协商下保持教派多元共存，因此摩拉维亚成了神圣罗马帝国《奥格斯堡和约》的化身。

新教在中东欧欣欣向荣，赢得了地方贵族的支持。正是因为在地方贵族的土地上，在他们的影响下，新教才能蓬勃发展——立陶宛大盖特曼、立窝尼亚总督尼古拉斯·拉齐维乌亲王（Prince Nicholas Radziwiłł）是加尔文宗在波兰的守护者，新教的发展在他的领地保护下尤为可观。在斯特凡·施利克伯爵（Count Stefán Schlik）及其家人等大贵族的影响下的新教就发展得稍微低调一些，施利克伯爵是约阿希姆塔尔银矿的发现者，在西波希米亚的洛克特（Loket）附近有产业。施利克家族建立新教文法学校，聘用路德派传道人。在这里同在其他地区一样，新教的传入伴随着德意志人在玻璃制造、亚麻和纺织方面的专业知识的传入。

新教输入的程度可以用方言《圣经》的产量来衡量。方言《圣经》对新教事业的成功非常重要，但是中东欧地区语言多种多样，许多地方语言没有稳定的书写形式，斯拉夫语言还有很多套字母，这些都给创造方言《圣经》增加了难度。（保证了新教在西欧的成功的）书籍生产商业化在东欧困难重重，因为每种译本的市场都很小，印刷和分销的基础设施也并不完善。因此，书籍生产格外依赖贵族的赞助、教士的协作和方言翻译的可行性。在一些地区，方言《圣经》在1650年前都没有出现。19世纪以前没有马其顿语或保加利亚语的《圣经》译本，1739年以前没有爱沙尼亚语《圣经》，第一本拉脱维亚语《圣经》出现于1689年。第一本芬兰语《新约》出现于1553年，但是全本《圣经》直到1642年才面世。相比之下，卡尼奥拉的新教改革家普里莫日·特鲁巴尔（Primož Trubar）的成就相当惊人。他在流亡期间创作了最早的两部斯洛文尼亚语著作，分别是一本新教教理问答和一本识字手册，然后他完成了《新约》的翻译。同样了不起的还有安东尼乌斯·达尔马塔［Antonius Dalmata，又作安东·达尔马廷（Anton Dalmatin）］与斯特耶潘·康祖尔（Stipan Consul）合作翻译（使用格拉哥里字母）并印刷的克罗地亚语《新约》，该书1562年出版于图宾根。新教《圣经》在波希米亚遇到的困难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大。波希米亚在中东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已经有了一部前宗教改革时代的方言胡斯派《圣经》，也有教会组织来为新译本提供资金。在已经有两部不完整的捷克语《新约》存在的情况下，扬·布拉霍斯拉夫（Jan Blahoslav）翻译的完整《新约》于1564年面世，后来它变成了“克拉利茨圣经”（Kralice Bible）的一部分，后者在捷克弟兄合一会（Czech Unity of Brethren）的资助和协调下于1579年出版。

新教在中东欧通过德意志文化传播开来。德意志商人共同体主宰了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同盟市镇。德意志矿工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工作，萨克森贵族在波希米亚西北部拥有地产和利益。新教文理中学在他们的努力下拔地而起，成了埃尔宾和约阿希姆塔尔这些城镇的骄傲。但是新教也通过间接的方式渗透进来，透过商人的联络和在维滕贝格的东欧留学生（1530年时维滕贝格有88个波希米亚学生）向东欧传播，而且从1550年起，越来越多的东欧学生选择去德意志的加尔文宗学院。中东欧也有许多有德意志血统的社区因为与德意志文化的亲缘关系而改宗路德派。凯日马罗克（Kežmarok）是萨克森人13世纪建立的城镇，坐落于匈牙利北部的喀尔巴阡山脉脚下。当地的牧师托马斯·普莱斯纳（Thomas Preisner）1521年在讲坛上宣读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今天的斯洛伐克中部受到德意志影响的矿业城镇——班斯卡什佳夫尼察（Banská Štiavnica）、克雷姆尼察（Kremnica）、班斯卡比斯特里察（Banská Bystrica）——密切注视着宗教改革的动向。这些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发展出一个高出地方水平的完善的教会组织，不过16世纪30年代在波罗的海的汉萨同盟市镇出现了新教法令、公用礼拜仪式以及教义，后来在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波兰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信条差异烙下了自己的印记。

人们根据对德意志文化的态度决定与何种宗教的人联合，这限制了新教的传播。马扎尔人、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波兰人不认同德意志文化。犹太人的认同在于犹太教，罗塞尼亚人认同东正教，鞑靼人认同伊斯兰教。与地方性认同联合得最好的是宗教改革的异见教派，因为一方面新教异见人士容易被赶到很远的地方，另一方面当地人也更加认同非德意志路德派的新教。因此匈牙利有大量的重洗派和活跃的加尔文宗。16世纪后期特兰西瓦尼亚变成了一个加尔文宗国家。

加尔文宗在波兰也是影响力最大的新教教派，扬·瓦斯基［Jan Łaski，又称约翰·阿·拉斯科（John à Lasco）］有一定的功劳。他是唯一一个有国际声望的波兰新教神学家，他在巴塞尔和埃姆登的“外国人”教会待过一段时间，后来从1550年到1553年担任伦敦“外国人”教会的主管，他的足智多谋在调解纠纷和起草满足需求的章程与信条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玛丽·都铎登基时，他随一船难民离开英格兰，在勃兰登堡定居了一阵子，然后于1556年回到故乡波兰。他在这里充分发挥自己的天分，游说上层人物（他成了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都的秘书），拉拢波兰士绅改宗加尔文宗，团结路德派、加尔文宗和流亡的波希米亚弟兄会，使各方于1570年在桑多梅日（Sandomierz）签署了一份共同协议。这是一份针对反三位一体派（神体一位论派）的协议，神体一位论派当时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在波兰，他们在1556年从羽翼未丰的加尔文宗教会中分裂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小教会”（Ecclesia Minor），或称“波兰弟兄会”（Polish Brethren）；在特兰西瓦尼亚，佐波尧·亚诺什·西吉斯蒙德（John Sigismund Zápolya）总督毫不掩饰自己的一位论派倾向。与瓦斯基并驾齐驱的神学家福斯托·索齐尼1578—1579年冬作为私人来宾住在乔治·比安德拉塔（George Biandrata）府上，后者是特兰西瓦尼亚在克卢日—纳波卡（Cluj-Napoca）的宫廷的御医，后来索齐尼去了波兰，在那里成了波兰弟兄会的发言人，为他的论敌所惧怕，而且不断地给信条化的新教制造麻烦。

中东欧的宗教改革吻合既有的民族、政治和社会轮廓。宗教改革在这里不太活跃，没有产生殉道者，也没有清晰的边界。波希米亚是一个例外，它的本土宗教改革在之前那个世纪就发生了。它已经有了一套新的教义（扬·胡斯的教义）和独立于教皇的饼酒同领（in utroque specie）教会，它的支派他泊派（Taborite）的社会神学主张激进变革。但是到1520年的时候，激进的他泊派已经威风不再，并入了弟兄合一会，后者拒绝暴力，更重视内心的属灵争战。尽管弟兄会有主教和长老，但是正如它的名字暗示的那样，它是一系列密切联系的教会，在这些教会里平信徒权力更大。饼酒同领派教会变成了捷克的一种教士当权集团，他们在接受路德派方面慎重到了短视的程度，只有一小批饼酒同领派教会成员对新教敞开怀抱。不过，弟兄合一会与路德派新教形成了友好的关系。弟兄合一会1535年的信仰宣言反映了《奥格斯堡信纲》的内容，他们与德意志路德派的亲密关系也加强了他们的力量。

1547年，波希米亚各政治体的贵族领袖想要把这种亲密关系发展为一场政治运动。斐迪南国王利用档案馆火灾的机会重写了当选时的条约，想要隐晦地建立世袭制。作为回应，贵族领袖宣布他们支持萨克森选帝侯约翰·腓特烈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拒绝斐迪南为帝国军队提供兵员和武器的要求，直接发动叛乱（太草率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摩拉维亚、匈牙利等地的支持）。施马尔卡尔登联盟1547年4月在米尔贝格大败，他们自己也步了后尘。弟兄合一会、各市镇和德意志路德派的领导人为叛乱付出了代价。弟兄合一会遭到放逐（一些人去摩拉维亚寻求庇护，另一些人去了波兰南部），市镇失去了它们的自治权，路德派诸伯爵被剥夺了产业。贵族总体上得到了赦免，各政治体的“自由与特权”在表面上得到了维持，但是他们遭到了严厉的警告。在1549年土地法令的“Recess”（决议）中，波希米亚各政治体的贵族承认“波希米亚土地的特权包含如下原则，即每位国王的长子都应当在父王去世后成为波希米亚国王”。16世纪下半叶，中东欧大体上没有经历西欧那样的政治动荡。然而这一条意味着选举君主制在波希米亚终结的条款70年后还会在三十年战争爆发时给贵族带来更多麻烦。

不列颠群岛的宗教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舶来品。与东欧不同的是，强大的君主国主宰了这片地区——南方是都铎王朝，北方是新近变强的斯图亚特王朝。这一特点掩饰了不列颠受外界影响的程度，尤其是因为宗教改革是从“国家行为”（Act of State）——国王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这件“大事”（Great Matter）——开始的。后来发生了很多始料不及的事。亨利八世离婚的时机对教皇和皇帝查理五世（凯瑟琳的外甥）来说相当不妙，而他俩处理得也很不好。国王的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引导英格兰议会通过法律手段废止了教皇在英格兰的权力。1533年的《上诉限制法案》（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禁止向罗马上诉，宣布“各种古老而权威的历史与编年史清楚地……表明英格兰是一个帝国”。这句话声称英国君主与皇帝平起平坐，帝国式（闭合式）王冠可资证明。[12]此外，它将这个帝国视作一个“自然而谦卑地臣服于国王”的“划分为教俗两界的政治实体”。1534年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宣称国王“依据当前议会的权威……是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这片土地上的唯一至高领袖。”

克伦威尔充分利用这种权威，顶着民众的反抗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瓦解了英格兰的修院结构。但是，他的任何动作都算不上一场充分的新教改革。亨利八世政权从来少不了自吹自擂，无论是对自己的臣民还是对外国。斯蒂芬·加迪纳（Stephen Gardiner）1535年发表的《论真正的服从》（On True Obedience）和亨利自己的《大抗议》（Protestation）被塞进了每个大使的公文包。此前教皇授予亨利国王“信仰守护者”的头衔以奖励他写的《为七圣礼辩护》。所以亨利想要保存基督教世界的共同信仰，尽管他的教会必须由君主领导，而且不能再有那些激起过批评者愤慨的元素。至高领袖没有考虑过路德派。他身边那些更倾向于新教的人——比如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Archbishop Thomas Cranmer）——或陷入了绝望，或成为亨利一朝政治交锋的牺牲品（安妮·博林和克伦威尔）。英格兰早期热心宗教改革的少数派中有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学者叫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新教信仰使他流亡海外，几乎可以肯定他去了维滕贝格和莱茵兰。在那里他把《圣经》翻译成了通俗易记的英语——还能看出他的格罗斯特（Gloucester）方言的影响。亨利八世痛恨这个译本，托马斯·莫尔爵士也是如此。丁道尔被捕时，莫尔正被关在伦敦塔。如果莫尔没有付钱给那个最后背叛丁道尔的人，那就是低地国家的宗教裁判利用了国王本人作为刽子手。

但是亨利八世管不了自己入土以后的事。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六世幼年继位，1547年登基时只有9岁。这个“虔诚的小恶魔”（godly imp）得到了金钱能买得到的最好的教育。他的家庭教师包括古典学者约翰·切克（John Cheke），切克1547年宣布自己信仰新教。爱德华的舅舅爱德华·西摩（爱德华国王的母亲、亨利八世的第三任妻子简·西摩的兄长）成为护国公（Protector），国王的摄政委员会里全是像切克一样曾经把自己的新教信仰藏得很好的人。1547—1553年这6年的宗教改革实验是一场借来的改革，用一位当代历史学家的话说，是“在一个新舞台上演的大陆旧剧的第二幕”。不过这场改革是折中主义的，结果偏离了轨道，在地方上受到抵制。

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招募了许多海外神学人才。帝国军队在米尔贝格大胜之后正是招贤纳士的好时机。贝尔纳迪诺·奥基诺被偷偷运出奥格斯堡，得到一套新衣服和想要的书，并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获得了一个非常驻职位，他与伦敦的“外国人”教会也建立了联系，他的著作经过合适的翻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同胞彼得·马特·韦尔米利也被招募到牛津大学任职。主教们都是他的朋友——拉蒂默[13]、里德利[14]、波内特[15]和胡珀[16]。他关于圣餐的神学通过克兰麦被纳入了1552年版的《公祷书》。其他外国人包括马丁·布策尔（在剑桥大学获得教席）、希伯来学家以马内利·特雷梅利乌斯（Immanuel Tremellius，意大利语作Tremellio）——韦尔米利在卢卡的同事之一——和扬·瓦斯基，克兰麦的想法（他1552年3月想到的）是召集众人召开教会大公会议，压倒特伦托公会议。这一计划从未实现，英格兰的新教随着爱德华六世1553年突然去世而夭折了。同样半途而废的还有“法律宗教改革”（Reformation of the Laws），韦尔米利、威廉·塞西尔等人在这个工程上费了很大的功夫，希望以此替换教会法。正如从其他角度来看一样，这一点也说明国王去世时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刚刚走到一半。

他的继任者玛丽·都铎在一场反对新教少数派的政变中上台，少数派仍希望通过主张简·格雷女士的继承权来坚持下去，但是简·格雷很快就被忠于玛丽的势力抓获并处决了。少数派知道英格兰新教实验危在旦夕。1553年9月托马斯·克兰麦建议韦尔米利等人离开英格兰。正当他们收拾行装的时候，坎特伯雷大主教、约克大主教、伦敦主教、伍斯特主教都被投进了监狱，这是抹杀新教改革的第一步。玛丽所做的一切都依赖于利用英格兰国家对教会的至高地位打击教会，精确瞄准新教的组织结构，战斗目标是实现一种她想要的“真正的服从”。她依靠招徕回国的枢机主教雷金纳德·波尔来实现这一目标，波尔1554年11月作为枢机主教使节回到英格兰。他有意大利的经验，最了解怎样阐述服从这一概念，才能使玛丽治下的关键辩题不是赢得民心，而是确保统一。我们永远无法得知这场英格兰再天主教化运动能进行到什么程度。1558年11月玛丽去世，她的运动也戛然而止。300多人被烧死在火刑架上，大部分都在英格兰南部。其他人逃离这个国家，加入了莱茵兰和瑞士的“难民宗教改革”，其中一人是英格兰殉教史学家约翰·福克斯。他记录了玛丽一朝的迫害，并将其置于上帝干涉历史的宏大图景之中，他的作品构成了新教英格兰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一部分。

福克斯没有告诉我们的是，1558年时，当局已经处决了大部分留在国内的新教领导人，难以发现、已经沉寂的残余分子——运动的“维持者”（sustainers）——也在遭到肃清。如果玛丽活得再久一些，很难想象英格兰新教能轻易复兴，它不会得到法国或低地国家的帮助。当时在苏格兰，洛林的玛丽（Mary of Lorraine）1554—1560年的摄政期走向结束，她女儿（玛丽·斯图亚特）与瓦卢瓦王太子弗朗索瓦二世在1558年结婚。随着法兰西—苏格兰共主国在1557年成立，苏格兰看起来注定会成为法兰西王朝帝国的一部分。1558年11月，伊丽莎白一世登上苏格兰王位，颠覆了所有的安排。西欧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动荡。随之出现的希望建立欧洲基督教诸共和国的跨国政治宗教联盟与从前的基督教世界有天渊之别。

[1] 《路加福音》第14章第23节：“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译者注

[2] 《马太福音》第13章第38节：“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译者注

[3]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2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4] 《旧约·列王纪上》第18章第18节：“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

[5] 《新约·罗马书》第10章第11节：“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译者注

[6] 《新约·罗马书》第11章第24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译者注

[7] 维奈桑伯爵领地（Comtat Venaissin）是环绕阿维尼翁的另一块直属于教皇的飞地。——译者注

[8] 《新约·启示录》第11章第3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有人认为这两个见证人分别是摩西和以诺。——译者注

[9] 《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译者注

[10] 《旧约·创世记》第9章第7节：“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译者注

[11] 《新约·彼得后书》第2章第1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地灭亡。”——译者注

[12] 中世纪的欧洲王冠多为开放式王冠（open crown），即中空的环形金属王冠。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式王冠（imperial crown）则为闭合式王冠（closed crown），中间如帽子般闭合，可以加装更多装饰和宝石。——译者注

[13] 休·拉蒂默（Hugh Latimer，约1485—1555），1535年至1539年任伍斯特主教。——译者注

[14] 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约1500—1555），1547年至1550年任罗彻斯特主教，1550年至1553年任伦敦和威斯敏斯特主教。——译者注

[15] 约翰·波内特（John Ponet，约1514—1556），1550年至1551年任罗彻斯特主教，1551年至1553年任温彻斯特主教。——译者注

[16] 约翰·胡珀（John Hooper，约1495—1555），1550年至1553年任格洛斯特主教，1552年至1554年任伍斯特主教。——译者注

彼此相争的基督教诸共和国

第十二章

以神之名的冲突

基督教世界的新边界

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世界元气大伤。它的普世理念失去了光泽，它的基础机构也开始动摇。罗马教会面对新教的攻击一开始没有一个连贯的反应。想要保卫基督教世界的皇帝被分裂本身所利用，他既没有能力组织力量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也没能阻止新教在帝国内的扩散。基督教世界的裂隙看来已经无法弥合，就连“宗教”（religion）这个概念也反映出宗教的核心分歧。1500年以前，“宗教”（religious）被用来形容修士，就是那些隶属于常规修会、本职工作就是为基督教世界祷告的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根据古罗马文献，用“宗教”这个词来描述各种对神的信仰，不一定指基督教。新教改革家用这个词来强化基督徒的“真”宗教和批评他们的人的“伪”宗教之间的区别。“新宗教”和“归正宗教”（Reformed religion）成了常见用语。与此相对，天主教徒仍然认为只有一种信仰，其余的都是“异端分子”或“分裂分子”，按照英格兰耶稣会士罗伯特·珀森斯（Robert Persons）的说法，“除他们的宗教以外的所有宗教都是虚伪、有罪的”。

一场关于哪个教会是基督教世界的正当继承者的论战自然地爆发了。威廉·塞西尔起草、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59年颁布的《皇家诏令》（Royal Injunctions）要求英格兰各教会：“你们当为基督的至圣至公教会（Christ’s holy Catholic Church）祷告。即，你们当为分散在全世界的基督教人民全体会众祷告，特别是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教会祷告。”每个人都同意，只有一个真正的至公教会，但是它是取决于罗马所说的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还是取决于上帝赋予个别教会的恩典，才是争执所在。当一个不参加国教礼拜的英格兰天主教徒因为自己的宗教遭到审讯时，他被问道：“你是教皇党人、新教徒还是清教徒，或者你信什么宗教？”他对该怎么回答毫无头绪，只能答道：“我不过是个可怜的天主教徒（Catholique）。”这个答复被审讯者认为暴露了他倾向教皇的立场。正是因为“宗教”已经变成一个混乱不清的范畴，所以确定外在服从表现的“信条”宣言和惩戒诏令才变得重要起来。宗教变成了信经所称之物。

一条宗教新边界出现了，或者说，因为宗教改革是一场基督教的板块运动，所以这条边界更像是剧烈震动形成的多条参差不齐的断层线。后宗教改革时代，宗教世界的界线如同政治一样动荡而复杂。统治权包含一系列权利，这些权利的范围不一定与一块连续的地域对应。教区边界很少和政治边界重合。教士任命权被出售或转让到贵族等人手中，这些人不一定与圣职所在地的统治者属于同一教派。无论如何，人民都不再必然地与领主拥有同一信仰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最重要的边界其实是人们头脑中的边界，相互冲突的宗教认同在对抗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些边界。这些边界是通过教育和灌输树立起来的——传教、教理问答、十诫、教堂礼拜、主导公共生活的充满宗教意味的从众行为。在分裂的共同体中，谈判协商和立法形成了这些行为，协商和立法是在争执的阴影下实现的，正是因为一开始有争执，所以才需要协商和立法。对于那些在16世纪后期的政治宗教争执中成长起来的人，他们所做的政治和宗教选择没有什么是不可逆的，特别是在新生的新教北欧和天主教南欧之间的震区。从西边的苏格兰（1560年一场加尔文宗宗教改革的风波第一次震动一个君主制国家）到东边的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人们的宗教忠诚都陷入了疑虑，共同体和国家的归属成了争夺的目标。16世纪60年代，这些争执影响了法国、苏格兰、萨伏依和尼德兰等基督教共和国，16世纪最后十年，它们激化为更广泛的国际冲突，其中一场冲突反映了白银时代的终结、新出现的经济混乱和下降的社会凝聚力。军事活动的地震仪在16世纪90年代监测了一个罕见的高峰，预示着17世纪中期更大规模的战争高峰的来临。

国家与教会中的基督教共和国

基督教世界在宗教改革后已然式微。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会仍然在自己的轨道内维护着基督教世界的普世主义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后来实际上被重新加工成了一种基督教全球化运动。基督教世界仍然是一个常见用词，特别是在表达奥斯曼土耳其引发的焦虑的时候。它也继续被用来指一个基督教诸共和国的集体，各个共和国体现了各自版本的活在信仰共同体中的意义，尽管这种用法越来越少见了。“基督徒君主”（Christian prince）和“基督教共和国”都是很重要的政治理想，自称君主镜鉴、官员指南的书里都会使用这两个词。“官员”（magistrate）在当时被用来指一个共和国内一切执掌“剑之权力”（ius gladii）——惩罚的权力——的人。

为统治者提供建议的书都强调自己不仅是为统治者而写的。每位读者、每位公民都可以把书捧在手中，就像一个人用镜子照自己的脸一样，从文本中学习。这些书都会描述一种理想的统治方式，为的是指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The Prince）被认为是那个世纪最不道德的书，恰恰是因为它颠覆了这种体裁，竟然在纯现实的环境下探讨统治的美德。塞内卡有一句深受喜爱的格言：“人民的爱戴是君主最牢不可破的堡垒。”马基雅弗利要证明它的反命题：“君主被人惧怕好过被人爱戴。”在伊拉斯谟1516年出版的《基督教君主的教育》（Institu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中，“人民”不再仅仅是一个比喻。人民的利益决定一个统治者是否会被认为是僭主，统治者“为公共利益而生”。从前，统治者是“在人民的同意下被任命的”——“惩罚权”被交给了共和国的各位官员。随着16世纪的人文主义古籍专家对“高卢人”、“撒克逊人”、“苏格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波兰贵族自称源自萨尔马提亚人）的早期历史有了更多了解，他们发现了更多权力源于人民的证据。

僭主就不是这样，他们通过篡位或政府掌权，忽视人民的利益，随自己的喜好追逐私利。在伊拉斯谟著作的几乎每一页里，人民都好像希腊悲剧中的歌队，反复咏唱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相互义务。他说，在一个基督教共和国内“存在着君主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公共利益为基督教共和国内的权力赋予合法性、德性与道德。（作为公共概念的）人民是政府赖以存在的生活现实。

德意志历史学家倾向于把这一时期称作“信条化”（confessionalization）时期。不是仅有天主教和新教两种信条，除了路德派的《奥格斯堡信纲》之外还有许多归正（加尔文宗）信纲。截至16世纪60年代初，归正信纲包括1534年的《巴塞尔信条》、1536年的《日内瓦信条》、1549年的《合一信条》、1557年的《匈牙利信条》（Hungarian Confession）、1559年的《高卢信条》（Gallican Confession）、1561—1562年的《比利时信条》（Belgic Confession）、1563年英格兰的《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 of Religion）。从论战的言辞来看，路德派与归正派新教徒之间的怨恨至少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怨恨一样恶毒。1565年11月教皇庇护四世在诏书《吾等受令》（Iniunctum Nobis）中宣布的《特伦托信条》（Tridentine Profession of Faith）为天主教给出了一个统一的回应。除了想要统一信仰，人们也想要推行同一种宗教仪式：歌唱同样的赞美诗，背诵同样的祈祷文，庆祝同样的圣徒日。这些内容由教会的规章、会议和公会议确定下来。基督教诸共和国的问题是：它们要信条化基督教（become confessionally Christian）到什么程度？不这么做会威胁到“正确的宗教”这种认识的存在，这么做的话又有可能被宗教分歧撕裂，共和国重视的协调、和平、和谐也会被粉碎。这个难题没有答案。

使这个问题更复杂的是一个现实是诸共和国正在进化。宗教改革之后，国家和教会结合得更加紧密，新教基督教世界里国家对教会事务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国家不仅是对教士的任命和监督有了更大的权力，也开始承担济贫、教育和（通过管理婚姻、家庭生活和公共道德行为的法规）臣民日常生活的责任。在一些地方，这种进化已经达到了有意识的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程度——官僚化、自上而下的服从在维滕贝格这样的小邦运作得比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这样的大国更好。无论是在想要为自己的事业赢得支持的贵族手中，还是在把自己表现为选民共同体的带头人的虔诚的统治者手中，信条化都成了展现更加强烈的基于宗教的认同感的方法。

但是，更强烈的宗教认同并不一定能创造政治团结。16世纪后期最强大的政治神话莫过于英格兰反天主教神话。它因为伊丽莎白一世的继承问题而迅速产生，伊丽莎白的继承权始终都遭到天主教徒的怀疑。教皇庇护五世在1570年2月25日以《至高之治》（Regnans in Excelsis）对伊丽莎白革除教籍，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英格兰反天主教情绪的复苏。英格兰新教徒描绘的天主教形象反映了他们自己的不安。他们丝毫没有展现民族团结，反而在想象的敌人面前感到十分不团结。16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英格兰天主教海外流亡者策划的各种推翻伊丽莎白的阴谋——有些得到了教皇的鼓励——为他们的恐惧提供了证据。西班牙舰队充分证实了每一个阴谋。但是，伊丽莎白的国务委员会的成员倾向于夸大敌人的团结，误读敌人的意图。她的首席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海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非常信赖间谍、破译员、坐探的情报网，这些人的情报加深了已经很普遍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有可能永久性地疏离英格兰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忠于旧信仰，但也准备效忠新政权。英格兰的反天主教情绪造成了想要瓦解耶稣会的不合理恐惧，耶稣会士被说成煽惑能力神乎其神的“一窝害虫”。新教徒每次打败他们认为的潜藏的敌人的威胁——1588年击败西班牙舰队，1605年挫败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都不会为新教英格兰的安全得到保障而欢欣鼓舞，而是为差一点就没躲过去而感到后怕。每次胜利都加固了对可能发生的灾难的永久记忆。英格兰新教徒的宗教没有带来民族团结，反而表达了他们的怀疑和焦虑。

教会之中是否亦有一个共和国呢？基督教共和国的概念是后宗教改革时代教会学的一个论题，也是16世纪后期冲突的核心问题之一。罗马天主教会主张司铎权力，将其列为特伦托公会议决议的中心纲领。加尔文宗则提出了一个新模型：教会即共和国，教会对其长老会（presbyterium）——加尔文用来指代主教职位的术语——负责，受其长老会监督。真正的至圣教会只有一个，但是这个教会分为多个地方教会，每个地方教会都是神的恩典拣选的，基督是他们的头。按照加尔文的说法，真正的教会是神的话语得到纯正宣讲、圣礼得到正确施行的教会。他在日内瓦的继承者泰奥多尔·德·贝兹（Théodore de Bèze，又作Beza）加上了第三条标准，即教会纪律，他要强调教会的独特性。真正的教会是有神圣秩序的教会。执行长老会指示的教会官员——组成“宗教法庭”（consistory，这个词来自“教会元老院”的拉丁语）的牧师和长老——代表了这种神圣秩序。其中特别是长老有权起草和执行对会众适用的法律，在“自由而合法的（也就是公开的）选举”中选出牧师，争取会众同意自己的选择。按照模范的1559年高卢准则（Gallican Discipline），他们也有权出席教会会议（synods）。宗教法庭—教会会议型教会治理体制对神授权利（divine-right）主教制和基于传统的司铎权力（其他形式的权力依附于司铎权力）造成了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宗处于16世纪后期基督教世界争执的中心位置。

宗教战争

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作欧洲的“宗教战争”（wars of religion）时代。它们其实是政治争执，宗教是身处国家和教会关系中的共和国表现冲突的方式。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分歧是多变难测的，这些分歧既是宗教成为公共与私人事务的核心动力的原因，也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异见表现在各个层次，撕扯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相互义务。充满敌意的教义教条冲突衍生出新的形式，常常集中在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教会”这个问题上。武装冲突化为内战、破坏偶像的暴动、地方市民骚乱、贵族领导的叛乱的农民起义。“象征性”的对抗（烧毁雕像、有组织毁书等）、言语暴力和视觉暴力、司法压迫、极端暴行（屠杀）都在摧毁基督教诸共和国，试炼基督教诸教会。殉教史记录并纪念了惨遭极端暴行的人。宗教建筑、敬拜的权利、竞争的社会空间、祈祷文、游行和庆典都是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些冲突挑战了共和国内官员、牧师和神父的权威，让人们质疑基督教世界是否还能代表共同价值。

管控宗教可能引发的分裂是很复杂的一件事。人们不指望一个基督徒官员“宽容”（toleration），更不指望传“道”者“宽容”。路德把“宽容”这个词引入德语，就是为了拒斥宽容。路德有两句悖论，“信心不容异心，神道不容异道”（Faith suffers nothing, and the Word tolerates nothing），意思是神的话语不容许一点折扣。在人们的期望中，官员不应容忍另一种宗教的存在，就如同不应容忍魔鬼作祟和巫术存在一样。宽容意味着容许邪火熊熊燃烧，因为宽容者没有扑灭它的信念或权力。没有一种宗教信条在根本上容忍其他宗教的存在。官员总是不断地收到劝告，要他们用手中的剑之权力维护领地上一个教会及其信条的权威和地位，消灭其他教会。统治者几乎不需要人来告诫他，将他的土地和人民团结在一个毫无争议的信仰之下是公义公正的。人们的普遍认识可以用法国律师艾蒂安·帕基耶的这句话来描述：“（国家的）整体基础主要依赖于宗教的建立，因为敬畏宗教比君主亲临更能管束全体臣民。因此官员最重要的事是防止异端，禁止一国之内出现多种宗教。”异端的存在会招来神的烈怒。

把16世纪后期叫作宗教战争时代，低估了宗教异见的多变性，也低估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开始透过宗教观察权力问题和认同问题。它忽视了同等重要的教派多元共存的体验，宗教异见不一定引发冲突。当时的人知道宗教是唤起人民忠诚感的表面口号，是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烟幕弹。总之，以宗教之名的冲突使人们对敌人的丑恶伪善极度敏感。人人都同意，激化分裂的残酷冲突是基督教世界混乱的一部分，但是很多人认为，教派多元共存是基督教衰败和行将就木的更隐秘的征兆。

宗教与论战

1566年，日内瓦的印刷机印出了一本讽刺书。它提供了一幅挂图以及对“教皇的世界”（Papal World）的描述，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城市和省份（“善功王国”“教士诸省”等）。教皇的监狱被写成“炼狱”，罗马的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被说成敌基督的宝座。这代表一种地狱式的宇宙论，世界被分为善恶两部分。一只张开大口的章鱼向四面八方伸出触手，控制脆弱的新教诸国，领导新教诸国的24位“改革家”（对应世界末日时的长老[1]）正在赤手空拳地为保卫真理而战。这幅版画的用意就是震撼读者，它夸大了敌人的力量，想要制造一种焦虑感。它的作者利用末世论来展现罗马对各国的威胁。在对抗黑暗力量的战争中，新教真理的正义之军有理由拿起武器，因为，新教徒在世界冲突中岂不是神的使者吗？

这本书的作者化名“Frangidelphe Escorche-Messes”（“热爱自由的烧焦群众”，或者用粗俗幽默的说法，“烧焦废物”）。事实上它的作者是让–巴蒂斯特·特伦托（Jean-Baptiste Trento），他的职业生涯是16世纪后期新教争议者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来自维琴察的难民，曾经扮作毛皮商把新教书籍偷运到意大利，后来流亡到伦敦，住在英格兰间谍首脑弗朗西斯·沃尔辛海姆家中，担任他的遗嘱执行人。为这本书雕刻版画的是皮埃尔·埃斯克里希（Pierre Eskrich），祖籍德意志，移民到了里昂，后来作为新教徒流亡到了日内瓦。他曾负责绘制日内瓦《圣经》中的地图，也为纪尧姆·朗德勒的鱼类自然史绘制过插图，所以懂画章鱼。特伦托和埃斯克里希属于教育好、天赋高的移民小圈子，这些移民有宗教信念，参与宗教改革论战。对掌权者心存戒备的他们将怒火指向他们眼中的滥权和谎言。

16世纪末，来自拉丁语的“争议”（controversy）有了一种新的特殊意义，来自希腊语的“论战”（polemic）看来指的是关于教条和礼仪的言论之战。当时的人罗列了骂人用的词。天主教徒威廉·范·德·林特（Willem van der Lindt）1579年在科隆出版了第一本词汇目录（超过100个词），除了我们熟悉的“路德派”“慈运理派”“教皇党人”和“重洗派”，还有“创新派”（innovator）、“放荡者”（libertine）和“走中派”（moyenneur）。人们也是透过异端或伪装的透镜看待渎神的，因为言语伤人的能力本身也被重写了。图像和音乐以新的方式为言语注入了力量，礼拜圣歌和颂歌遭到戏仿。新教殉教史学家说受难者通过高唱圣咏或灵歌来反抗当局。克莱芒·马罗（Clément Marot）翻译成诗行的法国新教圣咏集一夜之间成了法国宗教改革“奇迹年”间的畅销书。1566年8月撞开安特卫普城门的人手里也拿着圣咏集。1561年，苏格兰女王玛丽从法国被护送回荷里路德宫时，是在集结人群的天主教连祷声中穿过爱丁堡的街道的。后来在天主教同盟战争期间的巴黎，天主教歌曲集被印刷出来，让参加群众游行的人能跟上歌词。宣传册成了法国内战和低地国家叛乱的特点。在街头，在战场上，在印刷厂里，言语对冲突的意义和行动一样重要。

尼德兰的奇迹年与暴乱时代

一个安特卫普人把1566年命名为“奇迹年”（jaer van wonder），那是基督教的“残暴动乱”和贵族的“大叛乱”之年。它是从佛兰德斯南部开始的，8月10日，也就是圣劳伦斯日，帽匠塞巴斯蒂安·马特（Sebastiaan Matte）在斯腾福德（Steenvoorde）的圣劳伦斯修道院外领导了一次室外新教祈祷会。马特祷告完毕，人群冲进修道院，砸烂了他们找到的一切圣像。“圣像破坏运动”（Beeldenstorm）爆发了。

运动从佛兰德斯西部向其他地方扩散。8月20—21日，身在安特卫普的英格兰观察家理查德·克拉夫（Richard Clough）写到，这里就像“地狱，一万多支火炬在燃烧，噪声之大仿佛天地碰撞”。第二天，正处赶集日的根特发生了暴乱，人们动手破坏偶像。孩子们把圣徒像摆到街上，命令它们：“说‘乞丐万岁’，不然我们就砍了你们的头。”然后孩子就砍了它们的头。里尔附近的纺织业村镇也依葫芦画瓢，然后运动向北蔓延到荷兰和海尔德兰。地方当局不得不独自应付这场规模和性质都史无前例的危机。8月23日，身体抱恙、“心里烦闷”的摄政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同意发表宣言（Declaration），敷衍了贵族一番。佛兰德斯和阿图瓦执政（Stadholder of Flanders and Artois）埃格蒙特（Egmont）伯爵拉莫拉尔（Lamoral）报告了武装叛乱和公开集会的传言，还说人们要求像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和约》一样完全的“宗教和约”（Religionsvrede）。海尔德兰执政兼佛兰德斯海军司令（Admiral of Flanders）霍恩伯爵菲利普·德·蒙莫朗西（Philip de Montmorency）和奥兰治亲王威廉都收到了圣像破坏运动和叛乱的报告。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瓦朗谢讷和图尔奈传来计划说要筹集300万弗罗林，这样它们就可以简单地从腓力二世手中赎回自由。1566年12月，安特卫普等地的新教会议组织力量要发起大叛乱，忠于摄政的城镇只能自保。在接下来的决战中，叛军在安特卫普城外被击溃，北方的运动也遭遇惨败。瓦朗谢讷坚持了一段时间，指望法国的新教徒前来支援，然而援军从未到来。

作为后人，我们比当时的人更能看出这场暴乱是可以预见的。在佛兰德斯的纺织业村镇，居民卖出多少半成品布料决定了他们下星期能买到多少口粮。1565—1566年冬，波罗的海的骚乱破坏了布料和谷物市场。但是这场暴乱不仅是一场粮食暴乱，失望、长期存在的反教士情绪和当时产生的焦虑感都掺杂到了运动之中。数千人聚集在篱笆后面或田地里听牧师讲道。老彼得·勃鲁盖尔的油画《施洗约翰的讲道》（The Preaching of John the Baptist）描绘了这样的时刻。男人、女人和孩子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聚在牧师周围。这些自封的牧师在这样有组织的运动中带头是一个奇迹。

上层政治正在酝酿一场巨变。腓力二世委任他的大臣格朗韦勒枢机主教安托万·佩勒诺负责建立宗教裁判所，严格执行异端法，霍恩伯爵、埃格蒙特伯爵和奥兰治亲王走到了格朗韦勒的对立面。这些贵族察觉到自己势单力薄，于是想要组织一个非正式同盟，推动国会阻止从西班牙发出的新财政政策。一年之内，不知从哪里冒出了许多反对格朗韦勒的传单。紧接着又出现了笨蛋高帽（模仿枢机主教的四角帽）以及刻有六支箭捆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的徽记的纽扣。他们的宣传运动奏效了，1564年格朗韦勒遭到解职。1565年1月，乘胜追击的贵族们委派埃格蒙特伯爵前去西班牙谈判，争取更多的让步。埃格蒙特伯爵带着腓力二世的口头承诺回来了，他相信被奥斯曼帝国围攻马耳他搞得焦头烂额的腓力一定会默许他们要求的让步。其实埃格蒙特伯爵被骗了。随着马耳他得到解围，一支满载白银的舰队从西印度返航，1565年1月17日和20日，腓力在塞哥维亚森林（El Bosque de Segovia）的王宫签署了“塞哥维亚书简”（Segovia Letters），表示绝不妥协。

贵族对他们感觉到的公众情绪做出反应。数日之内就出现了宣传册和传单，贵族们争取到了对一份全国请愿书——所谓“和解协定”（Compromise）——的支持。人们亲自签名请愿，旁观的人也为进宫呈书的贵族喝彩。三天之后，布雷德罗德（Brederode）伯爵借用了把“和解派”（Compromisers）说成“乞丐”（gueux）的说法，新成立了一个乞丐骑士团（Order of Beggar Knights），自封为创始成员。乞丐纪念品也上市出售。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团体说成一个政党，如果不是人们的期待的增长超过了组织或目标进度的话。贵族闯入大众政治加剧了局面的不稳定性，进而证明贵族控制不了事态的发展。

1567年初，叛乱自行瓦解。西班牙决定必须让这场“异端叛乱”付出沉重的代价。阿尔瓦（Alba）公爵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领导了镇压。他曾为西班牙帝国戎马半生，1567年8月22日，他率领好几个团的大方阵（tercios，西班牙陆军步兵单位）进入布鲁塞尔。尼德兰以前招待过查理五世的军队，但是从来没有被他的军队占领过。进城之后，阿尔瓦公爵下令从布鲁塞尔议会桌前抓走埃格蒙特伯爵和霍恩伯爵。两人都被判刑，1568年6月5日，两位伯爵在布鲁塞尔主广场被当众斩首。1567年9月，阿尔瓦公爵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当时称为“除暴委员会”（Council of Troubles）——来处置参与叛乱的人。大搜捕开始于1568年3月3日这个圣灰星期三，老彼得·勃鲁盖尔的《滥杀无辜》（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画的就是这一场景。就在处刑持续进行的时候，从1568年到1569年，奥兰治的威廉和他的弟弟拿骚的路易（Louis of Nassau）从德意志进行军事反攻，但是屡战屡败。据除暴委员会的文件记载，总计12 302人接受审判，这个数字低估了实际人数，因为许多在地方上遭到调查的人没有被委员会统计进来。在这些人中，1 000多人被处死，9 000多人的财产被没收。阿尔瓦公爵后来说他的镇压为西班牙国库收集了50万达克特。教区改革作为再天主教化的第一阶段开始推行。各个社区被要求修复受损的教堂，缴纳各种新税以支付占领费用，最引人争议的新税是“什一税”（Tenth Penny），一笔百分之十的消费税。等级会议（Estates）拖延时间，1569年才投票批准临时征税。1571年7月政策到期，阿尔瓦公爵自己动手征税，谁不交税他就派部队住到谁家。

叛乱与镇压的记忆在流亡到德意志和英格兰的人心中生根发芽。他们和1566年以前就已经流亡他乡建立加尔文宗教会的人走到了一起。1568年10月，来自不同流亡组织的63个加尔文宗代表齐聚韦泽尔召开代表大会（Konvent）。三年之后，29名流亡领袖于1571年10月在埃姆登召开教会会议，商定了《五十三条论纲》，确定了荷兰归正教会的纪律、神学和结构。在官方层面上，他们不支持奥兰治亲王意图推翻阿尔瓦公爵的军事进攻；在非官方层面上，他们成了事实和动力的记忆的守护者。

法国的大屠杀与无法实现的和平

1559—1560年，王朝危机、财政崩溃和宗教分歧撼动了法兰西王国。困扰法国的冲突演变成内战，战争开始于1562年，此后便周期式爆发，部分原因在于战争自己的内在动力。内战的第一阶段伤亡惨重，制造了巨大的分裂，参战双方以死相搏，不过只持续了13个月。王室想要借议和夺回主动权，于是在1563年3月谈成了《昂布瓦斯和约》（Peace of Amboise），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战事。1567年，战斗再次打响。1568年3月和1570年8月双方分别在隆瑞莫（Longjumeau）和圣日耳曼两次和谈，但是没过多久又再起刀兵。1573年战火重燃，之后是1576年5月的《博略和约》（Peace of Beaulieu）——很快就被人称作“殿下和约”（Peace of Monsieur），因为基本上是国王的弟弟谈成的——和1577年9月的《贝尔热拉克和约》（Peace of Bergerac），还有1598年4月的南特和谈（Pacification of Nantes），这几次和谈都吸取了先前的教训。

1559年6月30日，国王亨利二世在为庆祝保障《卡托–康布雷齐和约》（Peace of Cateau-Cambrésis）的联姻而举行的比武大会上意外身亡。继承王位的是他15岁的儿子弗朗索瓦，但是短短18个月后，弗朗索瓦二世因为耳部感染不治身亡。1560年12月，弗朗索瓦10岁大的弟弟继位，他就是查理九世。可以想见，此后十年未成年的国王都需要由他人代为理政。法国新教徒相信这些变故都是上帝对瓦卢瓦家族的制裁，他们的统治被打上了问号。

王室还有债务尚未偿还，对新教异端的镇压没能带来所承诺的统一，这个问号画得更大了。1558年4月，在另一场瓦卢瓦家族的炫耀式婚礼中，弗朗索瓦娶了苏格兰的詹姆士五世与吉斯的玛丽（Mary of Guise）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弗朗索瓦二世依靠他笃信天主教的姻亲们来谋划前进的道路。这两位姻亲分别是洛林枢机主教吉斯的查理（Charles of Guise）和查理的哥哥吉斯公爵弗朗索瓦。他俩的得势意味着过去3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主宰朝政的安内·德·蒙莫朗西的没落。所有此后十年将会成为法国新教运动军事领袖的人物都出自蒙莫朗西的家族和势力范围。他们包括孔代亲王路易·德·波旁、庶系王族让娜·德·阿尔布雷——纳瓦拉女王、孔代亲王的哥哥安托万·德·波旁的妻子——和沙蒂永领主（sieur de Châtillon）加斯帕尔·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1560年，首次出现了对吉斯家族的匿名诽谤、诗歌和传单，说吉斯家的“常春藤”在吸吮瓦卢瓦王室的血液，洛林的“尖塔”将把王室取而代之。[2]

这些贵族与新生的新教运动达成同盟，1558年，加尔文亲自争取他们的支持。让娜·德·阿尔布雷可能早在1555年就已秘密改信新教。1558年8月，孔代亲王路易访问日内瓦。科利尼和他的弟弟弗朗索瓦利用圣康坦之战后被俘的时间阅读和思考加尔文的著作。但是许多贵族都还没有做出决定，包括安托万·德·波旁，尽管他1558年3月来到宫廷时随行牧师是一个新教徒，而且甚至他参加过新教的集会，却一直没有做出选择，看起来他比别人更警惕新教可能给法国造成的危险。

1560年3月的一场密谋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有人密谋从吉斯家族的“囚禁”中“救出”国王。密谋者的头目是佩里格的一个乡绅，拉雷诺迪耶领主（seigneur de La Renaudie）让·杜·巴里（Jean du Barry），他的新教信仰不比他输了一场官司引发的不满和他对吉斯家族的刻骨仇恨更深多少。他把不满的人召集到一起，与巴黎的新教牧师搭上了线。孔代亲王和加尔文没有明确地鼓励过他。为了有接触国王的机会，拉雷诺迪耶领主想要以上呈新教请愿书为由在昂布瓦斯面见国王。最后时刻密谋被挫败了，首领们都被吊死在城堡大门上。随之发生的镇压加深了人们的怨恨和吉斯暴政的神话。1559年5月下旬，法国加尔文宗组织了他们的第一次教会会议，62个教会的代表批准了《信条与纪律》（Confession and Discipline），决定采用长老制和教会会议制的教会治理体制。等到1561年3月普瓦提埃（Poitiers）举行第二次教会会议时，他们已经有数百个教会了。他们虽然主攻城镇，但是在下诺曼底和从拉罗谢尔向南向东直至日内瓦的弧形地带吸收到了足够多的信徒。这场运动的扩大看起来势不可当，与之伴生的教派矛盾也似乎难以遏止。“胡格诺派”（Huguenot）这个被滥用的词在1560年赢得了大量关注，“胡格诺”这个名字可能来自图尔城的雨果门（la Porte Hugon）周围的一个城区，新教徒曾经在那里聚会。

凯瑟琳·德·美第奇1560年12月以儿子查理九世之名开始摄政，她想要达成一个共识来解决不断累积的教派矛盾和政府债务。她的做法是1560年12月在奥尔良召开王国国会，也就是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首相米歇尔·德·洛皮塔尔（Michel de l’Hôpital）在1560年12月三级会议上著名的开幕词搬出了友爱（amicitia）和慈爱（caritas）的传统智慧。他说：“温和比严酷更有效。让我们不要再用这些魔鬼般的党派名称和煽动性词语就是了，‘路德派’‘胡格诺派’‘教皇党人’全部不要，让我们只保留一个名字，就是‘基督徒’。”代表们没有谈成任何事情，于是1561年夏天大家在蓬图瓦兹（Pontoise）又开了一次会。教士（三级会议的一个等级）迫于压力，不情愿地提出愿意负责偿还债务，不过条件是拒绝同意宗教协和的原则。

在没有得到三级会议支持的情况下，凯瑟琳执行了她的“温和”策略。她废除了宗教压迫政策，1562年1月，她颁布敕令赋予新教徒聚会和敬拜的权利。她的每一步都刺激新教徒提出更多要求，并且引发地方上的对抗。破坏偶像运动暴露了法国宗教改革的无政府主义和渎神的趋势，而且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在一些地方显示了反王室的色彩。在奥尔良，刚刚过世的弗朗索瓦二世的心脏被人挖出并油炸，最后扔给了狗。路易十一的女儿让娜·德·法兰西（Jeanne de France）是一名准圣人（proto-saint），葬在布尔日（Bourges），她的坟墓被人拆毁并付之一炬。

天主教徒以暴力还击。第一场对新教徒的屠杀发生在桑斯（Sens），一个多明我会（“雅各宾会”[3]）修士煽起了当地群众的怒火。1562年4月12日，100多名新教徒被绑在杆子上淹死。新教徒在图卢兹短暂地占过上风，1562年5月，天主教徒夺回了这座城市，数千人在袭击中屈辱地死去。一些人相信他们是在行使上帝的旨意，因为末日近了。更多的人在随后的战争中失去了性命。地方教会组织并资助了一些新教军队，他们与王室军队大动干戈。安托万·德·波旁在鲁昂围城战（1562年9月至10月）中殒命。1562年12月19日德勒（Dreux）之战结束时已有数千人战死，孔代亲王和蒙莫朗西被俘。孔代亲王的大本营奥尔良被围时，吉斯公爵被让·波尔特罗·德·梅尔（Jean Poltrot de Méré）射杀，后者是一个渗透到王室军队中的一个新教徒。他在严刑拷打之下说是加斯帕尔·德·科利尼指使他干的。无论真实与否，吉斯家族与科利尼的世仇是结下了——内战之中这样的家族仇杀还有许多。

早期的和谈敕令低估了事情的难度。1563年的敕令只有15条；35年后，南特颁布的敕令有95条，另有56条特殊条款专门规定细节。1563年，赋予新教徒的“特权”受到了限制，而且主要是为了满足新教贵族的要求。敕令的具体应用被交给御前会议的成员负责，而他们又尽量让省长和副省长来协助他们解决。他们把很多问题推给国务委员会，后者已经不堪重负了。国王的立法步入了充满争议的领域，比如，控制牧师在讲台上布道的内容，控制市议会里不同宗教的议员人数。敬拜地点和安葬地点都成了引发争论的议题。很多新教徒怀疑自己成了和平的牺牲品，地方共同体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与异己者共存。在一些地区，两个教派都选出了自己的地方议员。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地方共同体受到实际存在或想象的外部威胁的地区，领导人同意互相“团结友爱”。法国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非不可挽回。

凯瑟琳·德·美第奇在与查理九世巡行全国时利用了这些积极因素。1564年1月，宫廷离开巴黎，1566年春才返回首都，1566年2月的《穆兰法令》（Ordinance of Moulins）相当全面，旨在以“虔诚”“正义”为基础重建王国，这是青年国王的座右铭的两个柱石。御前会议在穆兰让亨利·德·吉斯[4]与科利尼之间达成和解，科利尼发誓说他“从来没有同意或导致过对吉斯公爵的刺杀”。然而事实证明，这次和解好景不长。1567年9月，新教领袖提出了“解放”青年国王的又一个计谋——莫城阴谋（Conspiracy of Meaux）。阿尔瓦公爵在尼德兰的镇压让孔代亲王、科利尼和他的兄弟感到不安，而且自己没能援救他们的同教弟兄让他们十分困窘。坊间据说要把他们消灭的传闻让他们非常紧张，他们推测法英两国在巴约讷的会谈肯定讨论了这一计划。1567年6月，教皇庇护五世宣布胡格诺派有罪，他们相信这就是计划的第一炮。但是，胡格诺派向来擅长想象针对自己的阴谋，却不是很擅长实施自己的阴谋。莫城阴谋在最后时刻失败了，还让查理九世和凯瑟琳·德·美第奇觉得胡格诺派真正的目的是谋杀国王，实现自己的野心。

随着安内·德·蒙莫朗西骑士统帅1567年11月1日在圣但尼之战中战死，王室军队的领导权转移到了国王的弟弟安茹公爵亨利·德·瓦卢瓦（Henri de Valois），也就是将来的亨利三世身上。当时刚满16岁的他吸引了许多年轻的天主教积极分子前来效力。安茹公爵指挥了法国西南部的战役，在1569年3月13日于雅尔纳克（Jarnac）大败胡格诺派军队。受伤的孔代亲王准备投降，可是安茹公爵的一个官员无情地把他刺死了。1570年8月的《圣日耳曼和约》（Peace of Saint-Germain）让安茹公爵的手下深感失望，和约规定新教徒有权在国内保留4个要塞作为对他们安全的保证。次月，毫不掩饰地希望以武力消灭新教徒的教皇庇护五世对凯瑟琳说：“总有一天陛下会后悔答应了这么危险的和约。”现在领导新教徒的是科利尼和让娜·德·阿尔布雷，他们也讥讽这个“一瘸一拐、坐都坐不正的和约”——他们和谈时的对手是跛脚的马拉西内领主比隆元帅（Marshal Biron and the sieur de Malassise）。强硬派的天主教徒打算伺机破坏这份和约。

巴黎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巴黎曾向国王贷款，而且自己出资负责自己的城防。动员市民守城的需求将首都的权力转移给了本地民兵的组织者。巴黎教区保留了有独立思想的天主教教士，他们的事业与这座城市连在一起。1569年，3个巴黎人因为私下非法组织新教集会被判处死刑。处刑之后，他们的住所也被夷为平地，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塔以纪念此事。按照1570年和谈的要求，国王不情愿地同意迁走这座塔。1571年12月2日，石匠正准备动工，却遭到了一伙人的阻止。12月19日夜至20日凌晨，塔终于在军队的护卫下被迁走，次日便引发了暴乱。巴黎变成了一个火药桶。

这没有解释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日清晨开始的那场大屠杀。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控制。凯瑟琳·德·美第奇通过谈判安排了她的女儿玛格丽特（“玛戈王后”）和让娜·德·阿尔布雷女王的新教徒儿子纳瓦拉的亨利的联姻。这是一桩高调的婚事，夫妻双方两种信条的融合意在巩固和解。7月8日，亨利来到巴黎；8月18日，婚礼在巴黎圣母院隆重举行。音乐、诗歌、盛典构成了一出婚礼奇幻剧。在8月20日的比武大会上，新教贵族和天主教贵族在“爱的天堂”（Paradise of Love）中装模作样地把酒言欢。

接着，8月22日，海军司令加斯帕尔·德·科利尼参加完国王的会议，在走回住所的途中遭人射伤。科利尼想要在国际上恢复法国反哈布斯堡的势头。1568年8月，科利尼和孔代亲王与拿骚的威廉和他的弟弟路易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1569年，两兄弟帮助法国新教徒作战，在他们的军队中身居要职。这份恩情是要报答的，1572年5月24日，法军远征佛兰德斯支援海上乞丐（Sea Beggars），后者上个月已经攻下布里尔（Brill）。菲利普·迪普莱西–莫尔奈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说远征干涉尼德兰可以把整个法国团结起来。御前会议审议科利尼的提议时，法军已经开始陷入泥潭，于是拒绝了他的提议。科利尼的目标和举动使他变成了国际矛盾的焦点。

想要刺杀科利尼的人是莫尔韦尔领主（sieur de Maurevert）夏尔·德·洛维耶（Charles de Louviers），他从一栋吉斯公爵的家庭教师拥有的房子里向科利尼开枪。莫尔韦尔领主是一个有前科的杀手，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自作主张，还是（如胡格诺派猜测的那样）为吉斯家族做事。胡格诺派贵族觉得自己有危险，扬言报复。查理九世会议桌边的人相当重视他们的威胁，8月23日某时，他们举行了一次或多次面谈，决定选择性诛杀胡格诺派的领袖——这个决定是集体做出的，为的是保护国王和他的国家。凯瑟琳·德·美第奇肯定有参与，但是（同样肯定的是）其他人也有份。当时的人指控国王的弟弟安茹公爵亨利和国王手下的意大利人是幕后黑手。屠杀是仓促准备匆忙执行的。巴黎市长（Provost of Paris）受命关上城门，把塞纳河上所有船只锁到右岸，把守桥梁，召集民兵。当天晚上，年轻的吉斯公爵和其他人从卢浮宫出发，带着一伙军人前往科利尼的住所。一个来自波希米亚的上尉刺杀了科利尼，他们把他被阉割和斩首的尸体抛到街上，最后丢进河里。其他新教要人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城门一直紧闭，屠杀继续进行，塞纳河水被遇难者的鲜血染红。仅凭塞纳河下游捞起的尸体无法完整统计死者的人数，可能有多达3 000个巴黎人惨遭杀害。幸存的新教徒后来不愿讲起这段惨痛的经历。

国王承认自己参与了这一事件，8月26日，他在高等法院面前宣布：“近日之事是国王明确下令执行的，不是因为宗教，亦不违反国王的和解敕令……而是为了预先阻止海军司令实施……对国王本人及其国家……的邪恶可鄙的阴谋。”新教徒认为这是暴君之举，受难者是殉道而死。这场大屠杀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争议，极大损害了下一位国王的和平努力。

巴黎大屠杀在20多个市镇引发了新的屠杀，至少又有3 000人遇害（很可能多达6 000人）。耶稣会士埃德蒙·奥热（Edmond Auger）是一本宗教战争手册的作者，1572年米迦勒节（Michaelmas Day）这天，他在波尔多大教堂的讲台上说：“是谁在巴黎执行了上帝的审判？是上帝的天使。是谁在奥尔良执行了上帝的审判？是上帝的天使……是谁将在波尔多镇执行上帝的审判？将是上帝的天使。”30多年后，为天主教同盟创作宣传册的路易·多莱昂（Louis Dorléans）把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称作一场“挽回的燔祭”（propitious holocaust）。法国北部许多新教徒改信天主教，但是新教在法国南部仍然活力充沛，贵族豪门依旧是他们的靠山。最重要的是，新教运动在卢瓦尔河以南有几座城市要塞。拉罗谢尔是一座拥有大约2万人的海港城市，它拒绝服从王室权威，准备背水一战。被海洋和沼泽保卫的它只有北面容易遭到攻击。王室军队攻城时集中力量攻打北面，战斗持续了六个月（1573年2月至7月），最终也没能攻下来。

胡格诺派早已有了原始的军队和政府。1573年12月，他们打算更进一步，遂召集代表在米约（Millau）开会。97名代表赴会，多数来自法国南部，包括士绅、牧师、官员和城市元老。他们抨击诸侯，认为官员有责任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因而同意为他们的“党”建立一个总体结构。他们以三级会议和他们自己的教会会议式政府为基础，将权力赋予代表大会，代表由省议会选出，每六个月开会一次。大会的职责是立法、决定战争与和平、调整税收水平、以大会名义批准贷款、选举政治领导人、选派代表组成委员会监督领导人的行动。有一段时间，地方活动人士掌握了领导权。1574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米约召开，代表们选出路易的儿子亨利·德·波旁–孔代（Henri de Bourbon-Condé）作为他们的“首长、总督（governor-general）与保护者”。数月之后，他们出于战术原因与“心怀不满”的朗格多克省长亨利·德·蒙莫朗西–当维尔（Henri de Montmorency-Damville）达成合作，一年之后，他们又联合了重要的天主教王族，国王的弟弟弗朗索瓦·德·阿朗松（François d’Alençon）。这些新教活动人士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有效利用他们对本地地形和资源的了解。即便如此，他们也只是“次要官员”中的“次要官员”，来自小镇小村的普通人，他们没有丰富的经验，对公共事务没有信心。他们知道法国内战的模式是短暂交火后必有缓和，所以他们也没有兴趣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因此，法国内战的强度在1572年后提升了一段时间。但是心怀不满的人和新教贵族领导人一直没有关上和解的大门，没过多久，法国王室伸出了橄榄枝。1576年5月的《博略和约》数月之后即告报废。1577年的《贝尔热拉克和约》又称“国王和约”（King’s Peace），国王（亨利三世）本人不牢固的权威和他被人误解的改革措施使和约效力大减。整整一代人都活在内战造成的恐惧里，16世纪80年代后期，新的冲突爆发。回过头来看，只有经过反反复复的记忆与遗忘、和解与重建，法国人才开始拿出诚意，在1598年签署了《南特和约》（Peace of Nantes）。

胡格诺派与海上乞丐

16世纪后期，欧洲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宗教纷争发生在最发达的国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权力经常通过复杂的方式——官职、包税、雇佣兵或海战中的私掠船——外包给个人。反抗国家的教派从这种私人化的权力中获益，他们把这种权力国际化，然后化为己用。最能体现这一过程的莫过于大西洋上发生的故事。沿河国家早就习惯于鼓励商人打造船舶，在战时通过“私掠许可证”（letters of reprisal）租赁这些船，或者容许他们袭击外国船只，然后国家收取一部分战利品。海外帝国建立之后，帝国统治者没能如愿做到限制殖民地与本国的直接贸易，个人冒险时代就此展开。私掠船船长和支持他们的人认为，1494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武断地划分世界，这样的殖民“好像上帝把海与陆地交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独享似的”。拉波佩利埃尔领主（sieur de La Popelinière）亨利·朗瑟洛·德·瓦赞（Henri Lancelot de Voisin）就是这么想的，他是一个新教历史学家，却想要做一名海盗。他用一本书让许多人相信存在一个尚未被发现的“terra australis”，也就是“南方世界”，他还完全驳斥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可以把世界其余部分当作自己私家采邑的想法。16世纪50年代后，他支持他的同胞出海远行，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并且以打劫西班牙船只牟利。

私掠变成了法国和尼德兰的冲突发展的一部分。16世纪60年代，以英格兰为基地的海盗变得非常活跃，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大臣们对此保持缄默，否认参与其中。法国新教徒用私掠的收入支付战争开支。尼德兰的战士在第一次起义失败后也走上私掠之路。1568年，拿骚伯爵路易需要私掠船的支持才能规划进攻弗里斯兰，但是这次战役的失败使他丢掉了私掠船员——奥兰治的威廉叫他们Watergeuzen（“海上乞丐”）——在埃姆斯河（Ems）河口的基地，于是他们转移到英吉利海峡，与英法船只为伍。1570年时尼德兰活动的私掠船大约有30艘，它们从英格兰的港口出发，船长在自己乐意的情况下听从奥兰治的威廉指挥。1571年，伊丽莎白一世开始受到把它们逐出英格兰港口的压力，1572年3月1日，她正式下令驱逐。乞丐们必须找一个新的活动基地。拉罗谢尔被封锁了，1572年4月1日，他们在默兹河口福尔讷（Voorne）岛上的小渔港布里勒登陆。他们打下了城镇，洗劫了它的教堂。这本不是一次民众起义，却引发了一场反对遭人痛恨的西班牙“什一税”的暴乱。

对什一税和阿尔瓦公爵的政权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艾河（Ij）以北的荷兰和阿姆斯特丹。西班牙撤回了军队以应对胡格诺派的南征。于是，奥兰治的威廉7月7日从他的祖先在莱茵兰迪伦堡（Dillenburg）的土地出发，开始了又一场进攻。这一次，布拉班特和佛兰德斯有更多城镇宣布起义。随着西班牙增援的到来，优势回到了阿尔瓦公爵这边，奥兰治的人马没能解除蒙斯之围，阿尔瓦公爵洗劫了梅赫伦（Mechelen）。阿尔瓦公爵说这场洗劫是一次合法报复。1572年12月11日，西班牙军队开始围攻哈勒姆，它是荷兰“北区”（Northern Quarter）的陆上大门，奥兰治带着他残余的军队退到北区，已经“打算葬在这里”。

在地狱的绝望中[5]

当时的人面对这些事件感到不知所措。阿尔瓦公爵呼召荷兰省议会（provincial States of Holland）的议员来海牙，他们却选择在多德雷赫特自行集会，人们应该怎么称呼这群人呢？腓力二世和马德里政府称他们为叛军。伊丽莎白一世以傲慢的神色接见他们的代表。菲利普·范·马尔尼克斯（Philip van Marnix）代表奥兰治亲王对这些议员提出一个简单的目标：“让低地国家有朝一日恢复它们曾经的繁荣和古老的自由”。在他所规划的省政府中，奥兰治亲王将担任执政，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将和平共处。但这只是一个草案，财政安排还不充分，而且事实证明信条不统一的共同体很难维持。议员们相信阿尔瓦公爵是“暴君”，派特使去豪达（Gouda）“取回荷兰的特许状”，为他们的特权制作副本。1575年，荷兰议会创建了自己的大学（莱顿大学），与泽兰缔结联省条约。尼德兰的宣传册作家指责腓力二世妄图“随心所欲”地统治低地国家。奥兰治的威廉在1581年的《辩护》（Apology）中为腓力二世对自己定的罪辩护，而且反过来把西班牙国王描绘成一个暴君。“随他当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那不勒斯的国王，随他当印第安人的国王，随他在那些那他能任意操纵的地方称王称霸；他乐意的话随他当耶路撒冷的国王，随他在亚洲和非洲当个息事宁人的总督，但是无论如何我不承认他在这个国家有那样的权力……他曾宣誓尊重我们的特权，这些特权限制了他的权力。”

1581年7月，尼德兰国会颁布《断绝关系法令》（Plakkaat van Verlatinghe），宣布尼德兰统治权从缺，原因是腓力“抛弃”了尼德兰人民。法令禁止腓力的名字出现在法律文件中，宣布官员不再效忠于国王，而应宣誓效忠于国会。法令的序言来自迪普莱西–莫尔奈的1579年的《论反抗暴君的自由》（Vindication against Tyrants），它为这一决议提供了法律基础，法令也引用了弗里斯兰人文主义者哈该·范·阿尔巴达（Aggaeus van Albada）和豪达著名的政治家弗朗索瓦·维朗克（François Vranck）的论述。阿尔巴达论证的出发点（来自西班牙文献）是“一切形式的政府、王国、帝国与合法当局都是为公民的公共福利而不是为统治者的福利而建立的”。这个共同体已经遭到自己君主的压迫，既然它不能寻求别的领主的救济，那么它“有权以武力反抗”。维朗克讨论了国会的代议制权力，他认为国会是一个“彰显全国和全体居民意志”的机构。

尼德兰起义变成了一场残酷的内战，关于它的记忆在历史中成了新生的尼德兰共和国的建国神话。今天在哈勒姆的圣巴弗（St Bavo）教堂里，加尔文宗圣餐桌背后本来是祭坛所在的位置立着一幅油画。绘在黑色背景上的文字描述了基督最后的晚餐，让加尔文宗信徒想到他们即将领到的饼和酒。油画背后是一条回廊，非本教派（non-confessing）的市民从这里走过。面向回廊的油画背面有另一段引人深思的文字，它的开头是这样的：“如果与饥饿的搏斗没有那么艰苦，暴虐的西班牙人已被赶出哈勒姆。”这首67行的诗记录了城市被包围八个月（1572年12月至1573年7月）时的苦难。城市投降之后，60个市民和大部分守城士兵被吊死，这次围城变成了哈勒姆的身份认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体现在新的城市格言（“美德战胜力量”）中，而且与哈勒姆人的十字军东征传统联系在一起——13世纪十字军围攻杜姆亚特（Damietta）港时，是哈勒姆人打破了僵局。[6]通过这样的纪念，保卫加尔文宗和保卫市民自由变成了起义的主流叙事。

在实实在在发生的围城、劫掠、洪灾、叛国、流亡和忍耐面前，高尚的宗教和有原则的政治都要退居次席。奥古斯丁会修士沃特·雅各布松（Wouter Jacobszoon）原本来自豪达附近的施泰因（Stein），1572年6月乞丐占领施泰因的时候他逃到了阿姆斯特丹。他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他说：“我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混乱、痛苦、野蛮、凄惨的时代感到震惊。”他认为，上帝对尼德兰下达了一个恐怖的判决。“只要人们的外在自由和福利有保障，”1572年9月4日他这样评论乞丐的暴行，“他们就不关心上帝的圣殿有没有遭到掠夺，圣像有没有遭到破坏，神父作为上帝的仆人……有没有被人取笑……上帝离弃了我们。”他在阿姆斯特丹记录了乞丐在街头的虚张声势，记录了他们铸的讽刺硬币、他们唱的歌、他们梦想实现的计谋，甚至记录了孩童玩的游戏。1574年6月3日，沃特神父的日记记录了他目睹的阿姆斯特丹北面“沃特兰”（waterland）的大火，一个旅行者说那里的沟渠里发现了30具赤裸的尸体，都是被乞丐伏击杀害的。他觉得这比在土耳其人治下的生活更加悲惨。

这种事会怎么收场？腓力二世的答案是必须以击败叛军收场，但是他认为政治的重要性不亚于武力。阿尔瓦公爵理解后者，却不理解前者，所以腓力撤下了阿尔瓦公爵，换上了西属伦巴第总督（governor of Spanish Lombardy）堂路易斯·德·雷克森斯（Don Luis de Requesens）。1573年11月，雷克森斯带着6万人的军队来到佛兰德斯，他确信他可以迅速夺取北区，只要他可以决堤放水。但是腓力二世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我们会因此背上残暴的骂名”。而雷克森斯却被欠饷引发的哗变大潮淹没了。战争双方都有哗变这个问题，因为佛兰德斯军（Flanders Army）的规模更大，而且士兵驻扎在城镇里，所以影响也更严重。哗变起于老兵聚会宣传他们的不满，继而发展为扣押居民作为人质。1575年11月，腓力二世决定暂停为债务支付利息，[7]雷克森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死于1576年3月5日，灾难爆发了。

1576年7月25日，哗变的西班牙士兵洗劫了阿尔斯特（Aalst）镇，与其他部队勾结到了一起。11月4日，星期日，接替雷克森斯的奥地利的堂胡安（Don John of Austria）来到卢森堡，腓力二世授权他带领军队回国，允许他为议和做出任何让步。就在同一天，西班牙军队打进了叛军把守的安特卫普城。在数日的焚烧和掠夺中，1 000多座房屋被毁，7 000多人丧生。如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样，关于这一事件的雕版画和新闻信广为流传，使“西班牙之怒”（Spanish Fury）成了反对西班牙的“黑暗传说”的一部分。四天之后（11月8日），尼德兰国会（包括荷兰和泽兰的代表）同意了根特和谈（Pacification of Ghent）和驱逐占领军。不过如果他们没有决定推迟关于宗教分歧的讨论的话，尼德兰起义可能就此了结了，但是三年之后宗教分歧打破了和平的局面。

在奥兰治亲王和愿意加入乞丐事业的荷兰与泽兰诸城的协议中，宗教和平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尽管1573年2月荷兰议会禁止公开的天主教敬拜，但是天主教徒、路德派、重洗派和其他教派事实上私下里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敬拜。然而新秩序下的“官方教会”（authorized Chruch）只有加尔文宗。归正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取代了原本的教会结构，把组织交到牧师、执事和长老的手中。可是，加尔文宗实际上的地位并没有纸面上那么牢固。宗教法庭发往伦敦的信件揭示了另一种现实：传道人短缺，战乱使集会无法进行，会众的数量也少得可怜。“荷兰和泽兰属于加尔文宗”的程度就和“今天西欧部分地区信仰基督教”差不多。1576年荷兰议会的教会法令也明确说明，官员对牧师人选、布道内容和教会结构的维持有最终决定权。不仅是加尔文宗社区的教派成员，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洗礼，因此教堂和墓地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市民空间。

1577年尼德兰南部城市亲奥兰治势力崛起的动力与这种“市民加尔文主义”（civic Calvinism）无关。人民的生活与过去十年相比变得一团乱，这种幻灭感推高了奥兰治亲王在这里的人望。1577年10月28日，根特的两个加尔文宗官员抓捕了阿尔斯霍特（Aerschot）公爵和他的仆人，发起了一场城市革命，权力被交给工匠组成的特别的“十八人委员会”（The Eighteen）。1578年2月，根特的加尔文宗向外输出革命，朝奥德纳尔德进发，并且在科特赖克（Kortrijk）、布鲁日和伊普尔策划了几起小型革命。在他们成功的地方，原有的官员被加尔文宗信徒取代，天主教徒被迅速驱逐，圣像也被摔得粉碎。最重大的事件发生在1578年5月26日，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宗发动政变，拘捕并驱逐了天主教官员和教士。现在看来，一年多前腓力二世对尼德兰国会的让步好像是一个错误。随着佛兰德斯加尔文宗革命的爆发，他对“异端统治”（heretic rule）的本质最坏的恐惧变成了现实。1577年8月，地中海已恢复和平，55艘船组成的珍宝船队带着200多万达克特的白银从新世界返回，腓力有了再一次干涉所需的资源。而且，1578年9月堂胡安去世，腓力可以任命一个新的人来顶替他的位置，这个人既是天才的将军，又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家，他就是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公爵世子（1586年成为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Alexander Farnese）。

法尔内塞是腓力的亲戚，[8]曾与堂胡安一起在西班牙宫廷受过教育。他从1577年起跟随堂·胡安一起行动，所以对问题有第一手认识。他的策略是让时间和事件的内在逻辑为自己服务。事态果然如他所料，1579年1月6日，埃诺（Hainaut）、阿图瓦和瓦隆佛兰德斯的省议会脱离尼德兰国会，它们责怪“异教徒火气太大”。九个月后，这些政治体在阿拉斯（Arras）与法尔内塞签订协议，重申自己服从腓力二世和支持天主教，以换取西班牙军队的撤离。法尔内塞同意了，因为他知道它们迟早会需要他。他以那慕尔的要塞为基地，每当有城镇求援他就前去支援，每次干涉成功之后他都与当地市民签订协议。他不搞打击报复。作为回报，每个城镇都同意回归天主教，给予新教徒离开的权利（ius emigrandi）。与此同时，他以赦免的承诺和养老金诱引贵族归降，一个感到沮丧的尼德兰指挥官说这是腓力二世的“黄金子弹”。法尔内塞的战略开始成形：沿斯海尔德河（Scheldt）收复城镇（梅赫伦、安特卫普、根特），打造一条守卫佛兰德斯省和布拉班特省的防线。

帕尔马公爵最大胆的行动是攻打安特卫普。1576年的劫掠让这座城市愤恨难平，光靠让步是无法挽回它了。帕尔马公爵的围城持续了一年多（1584年7月至1585年8月），他在斯海尔德河上建了一座浮桥（730米长），在桥的两端修起土垒。尼德兰人想用火船和一种叫“止战者”（Finis Belli）的战舰撞毁这座桥，但是没有成功。西班牙部队破城后军纪严明，容许新教徒在两年内离开。仅仅是安特卫普就有数万人远走他乡，统计数字虽有出入，但是从尼德兰南部迁往北部的远超10万人。莱顿和阿姆斯特丹挤满了瓦隆人、布拉班特人和佛兰德斯人。法尔内塞推动的南方再天主教化确定了新分裂出来的尼德兰的轮廓。教士重拾权威，官员恢复原职，他们一个个向哈布斯堡表示忠诚。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因为尼德兰人封锁了斯海尔德河，而且战后重建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法尔内塞食言了，他没有撤走他的部队。16世纪90年代，新一波的哗变引发了大规模的动乱。尼德兰南部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陷入了十年的粮食短缺。在当时人的日记中，粮食匮乏才是最紧要的新闻，毕竟与北方的军事行动已经陷入僵局。

尼德兰北部的未来花了更长时间才尘埃落定。1579年1月23日，荷兰、泽兰和海尔德兰在乌得勒支签订盟约，他们以早在1572年建立的荷兰与泽兰联省政府为模范，同意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永远“像一个省份一样行动”。乌得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的成立使各省有必要任命一个委员会以及财政官等官员，但是在其他方面，盟约明确保障了各省充分的自治权。其他省份是否加入全凭事态发展。1581年7月26日，各省以国会剩余的权力一致决定断绝腓力二世的主权。这样理论上可以使权力更方便地移交给法国国王最小的弟弟，新任安茹公爵弗朗索瓦·德·阿朗松，1581年8月，他恰逢其时地带着一小股军队来到了尼德兰。

然而荷兰与泽兰拒绝承认安茹公爵的“主权”（主权问题专家让·博丹是他的顾问之一），因此国会不能把治理权交给他。1583年1月17日，他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敦刻尔克、迪克斯梅德（Diksmuide）和奥斯坦德（Ostend），但是没有拿下布鲁日和安特卫普。安特卫普之战的“法兰西之怒”（French Fury）最主要的伤亡不在平民，而是在法军自己——大约有2 000名法军被杀。安茹公爵对尼德兰的干涉仅仅是扩大了法尔内塞再征服的目标。1584年6月10日，安茹公爵去世，一个月之后奥兰治的威廉在普林森霍夫宫（Prinsenhof）被人刺杀，这座宫殿从前是一座修道院，代尔夫特市把它送给威廉作为省政府的主要办公地点。西班牙雇的刺客开了三枪，两枪射偏一枪命中。谁能以什么理由、用什么方法指挥与法尔内塞的战争成了有待决定的问题。

1585年后的20年里，这些问题在与西班牙扩大化的斗争中一一得到解决，这场斗争把英格兰、爱尔兰和法国都卷了进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的7个省份不是因为宗教联合在一起的。1578年7月，奥兰治亲王就已经提出宗教和平，乌得勒支同盟默认了这一原则，宗教不是战斗的口号。北方的城镇和省份确实常常发现，地方上驱逐天主教徒的想法会危害它们的安全，流亡到南方的人（比流亡到北方的人少）巩固了天主教佛兰德斯。尼德兰并不像后来17世纪时自己想象的那样是宗教自由的避难所。但是，在政治文化和近来斗争的鲜明记忆的基础上，在奥兰治的威廉的儿子拿骚的莫里茨和他的堂兄威廉·路易（William Louis）打胜仗的帮助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学习建立了一个类国家结构，欧洲其余部分都必须与这个结构打交道。

西班牙王国及其领地

腓力二世于1556年登上西班牙王位，继承了欧洲和海外的广大领地。他从小到大没有学过别的，就是以做一个理想的西班牙国王来调整自己，他憧憬着这个帝国可以带给他的机遇。1543年，他成为西班牙摄政，身为米兰公爵（1540年起）、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国王（1554年起），他对实务有充分了解。1554年，他作为玛丽·都铎的王夫在英格兰居住过几个月。1555年10月25日，他从英格兰横渡海峡来到布鲁塞尔参加父亲移交权力的典礼。不到两年，1557年8月10日，腓力的军队在圣康坦痛击法军。签署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1559年4月）之后，他南下借道他的意大利领地前往卡斯蒂利亚。

他的顾问们在表述腓力二世之治的概念时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把它称为帝国会破坏腓力与他叔叔斐迪南之间微妙的关系，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斐迪南1558年才终于得到议会的认可。但是顾问们相信而且认为，基于无可否认的事实，腓力二世在基督教世界内比其他掌权者地位更高。1563年特伦托公会议闭幕式上，费尔南多·巴斯克斯（Fernando Vázquez）看到西班牙代表以此为由要求自己的位次优于法国人。一年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解释说，西班牙的“权势、统治权和广袤领土”证明它有理由在基督教诸共和国中享有优越地位（praelatio）。不仅如此，西班牙王国的优越地位更来自腓力二世可以为基督教世界效力的程度，以及他代表天主教人民心声（vox populi）的能力。不仅是法国，神圣罗马帝国也应当承认西班牙的优越地位。

腓力决定把王室放在卡斯蒂利亚，这样可以巩固他父亲的帝国的资源组织工作，它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因为他继承的领地中还有那么多在西班牙半岛之外。卡斯蒂利亚的人文主义者吸纳了基督教共和国相互义务的观念，不过他们不清楚这种观念怎样在如此庞大的规模上付诸实际。卡斯蒂利亚的法学家则重视王权作为法的来源的重要性，这为腓力二世以“国王的绝对权力”发布敕令（pragmáticas）提供了理论基础。腓力二世在不同王国推行同一种法律的能力赋予了西班牙王国概念框架及合法性。为国王打造形象的人用挂毯、版画、雕像、巡幸、建筑和音乐丰富它们的细节。

它们的主题包括王朝的延续性和遗产，以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传统包装起来，再加上一些哈布斯堡的神话。西班牙的国君传统不包括加冕礼、涂油和御触。国君形象是在活动中塑造出来的，它的顶峰出现在吞并葡萄牙的时候。1581年国王巡幸里斯本的典礼上有一座凯旋门上的图案是雅努斯（Janus）交出圣殿的钥匙，“如同交给世界之王”，另一座凯旋门上有一句话：“曾经……分裂的世界现在合二为一，因为你是东方与西方的万物之王。”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Alonso de Ercilla）曾在圣康坦之战中效力，后来又去了秘鲁，他写了一首以阿劳卡尼亚战争（Araucanian war）为题材的史诗，作为腓力二世的王国的典范。1583年打造的一枚奖牌一面是国王肖像，另一面是地球，环绕地球的铭文是NON SUFFICIT ORBIS（“此世不餍”）。

这种全球性的神话——一个不敢称自己为帝国的普世王国——集中体现于腓力的王国之心埃斯科里亚尔。从1563年起花了超过21年才建成，它既是修道院，又是宫殿，也是陵墓，它的建筑影射的是所罗门的圣殿。它的仪式空间、典礼空间和物理空间的组织方式体现了国王是上帝和世界的中介、殉道基督的守护者、西班牙诸王万圣的后裔。它强调了统治者彰显神意的无可置疑的权力。腓力二世拒绝巡行全国，认为这有损他的威严，而且他变得越来越遁世。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有一幅彭多哈·德·拉·克鲁斯（Pantojà de la Cruz）为他创作的晚年画像。画中苍白的人物身着黑灰色服装置身于缥缈的空间中——剥离了背景的抽象权力。埃斯科里亚尔蕴含了一种结合了神圣权力与世俗权力、等级权力与祭司权力的理念。难怪埃斯科里亚尔这个缩影所代表的帝国形象成了新教徒恐惧的焦点，也难怪埃斯科里亚尔的权力观变成了一个牢笼。

悖论在于，尽管腓力二世承载的帝国理念有非常浓厚的西班牙的色彩，但是他的帝国并非如此。他的帝国是一个复合型企业，因为西班牙（1580年前指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1580年指整个西班牙半岛）缺乏建造帝国所需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在其他王朝遗产、海外领土和卫星国领地那里非常丰富。圣康坦之战中只有12%的士兵是西班牙人，大部分是德意志人（53%）、尼德兰人（23%）和英格兰人（12%）。1572年阿尔瓦公爵动员的佛兰德斯军有6.7万人，其中1.8万是德意志人，2.9万是尼德兰人，只有1万是西班牙人。如此多元化的征兵方式在这一时期很常见。区别在于，西班牙士兵已经预先在帝国其他地方服役受训。西班牙“军队的肌腱”大方阵尤其如此，他们被授予了全帝国通行的特权。

为帝国提供专业技能和服务的人往往来自意大利——会计、制图师、地理学家、装备制造商、造船商、引航员和工程师。1585年围攻安特卫普时法尔内塞想要在斯海尔德河上建造的浮桥如果没有吉安巴蒂斯塔·皮亚蒂（Gianbattista Piatti）和普罗佩尔齐奥·博拉奇（Properzio Boracci）两位意大利工程师的技术专长是不可能实现的。1581年国王身边的一个官员对国王说，西班牙的御用工程师全是外国人。16世纪90年代在西班牙半岛监制青铜炮的是一个德意志人，开辟大西洋航路的引航员是葡萄牙人、巴斯克人和德意志人，带领无敌舰队前往英吉利海峡的是法国引航员。在勒班陀与奥斯曼土耳其激战的船只大部分都是在意大利半岛造的。帝国的金融纽带也掌握在非西班牙人（主要是热那亚人）手里。

距离和资源决定了帝国的习惯，腓力卓越的情报工作是世所公认的。1569年10月15日，[9]他在宫廷里“面带微笑”告诉法国大使雅尔纳克之战的胜利，后者的政府一个星期后才得到这个消息。西班牙外交官从欧洲各国宫廷最高层那里窃取情报。英格兰驻巴黎大使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Sir Edward Stafford）——1587年1月起开始秘密领取西班牙薪水——提供的信息让腓力二世准确地知晓了英格兰海军准备工作的细节。如果这一消息来得再早一点，他的部队就可以阻止德雷克在1587年4月29日突袭加的斯港了。

距离仍然是西班牙帝国的大敌，因为它的地域太辽阔、太多元了，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解决这个难题。需要以帝国之名管理的承诺和交涉越多，帝国的理念就变得越强。军人、外交官、教士和行政官越是频繁地来往于各个领地，他们对这个理念投入得也就越多。西班牙帝国在美洲是作为行政国家运行的，行政国家意味着决定都要在数千公里之外做出。得到的信息越多，筛选、分析和决策就越难，解决办法就是拖延。从腓力二世书房里流出的急件中的批注体现了这样的压力。他表达了他的犹豫，而且也在思考这个职位的负担，他本能的责任感逼迫他要对全帝国进行微观管理。

那些想象力丰富、能向西班牙拿出复杂的计划的人的机会来了，他们逐渐成了帝国的一大谣言工坊。宗教分歧引发的怀疑加剧了本已激烈的国际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博取了人们的信任。大使经常遭到撤回或立即解雇，常规的外交渠道时常中断。有的人想要为自己的利益扩张帝国的疆界，这种压力很难控制。胡安·德·奥尼亚特（Juan de Oñate）是一个征服者的儿子，娶了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外孙女，他向新西班牙总督路易斯·德·贝拉斯科（Luis de Velasco）提议将墨西哥的边界沿格兰德河（Rio Grande）向北拓展1 600公里。他承诺自己提供远征的资源。总督在跟马德里商讨之后主动提供了牧师和炮兵，并且授予他新土地的总督（adelantado）的头衔。1598年1月，他踏上征途，将这片土地称作“新墨西哥”，他代表西班牙接受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的臣服，并且残酷镇压敢于反抗的人。帝国这次扩张有什么道理吗？就连新西班牙总督也觉得这是一片“毫无价值的土地”。在普韦布洛人的新统治者看来，新西班牙在帝国内得以存在，有赖于普韦布洛人的温顺（和病弱）。

比奥比奥（Biobío）河以南的智利可一点也不温顺。1550年，佩德罗·德·巴尔迪维亚（Pedro de Valdivia）和他的手下在河的北岸建立了一座要塞，后来发展为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从这里出发，他们一路向南打击当地人民，将其分割为各个领地。圣地亚哥的探矿者和矿工接踵而来找寻金矿。图卡佩尔（Tucapel）的印第安人不为所动，他们设计诱杀了巴尔迪维亚并且吃了它，随后印第安人爆发起义，起义的第一阶段持续四年，几乎把西班牙人逐出了智利。1598年，智利总督也被阿劳卡尼亚的印第安人伏击、擒获和吃掉了，接着智利南部已经臣服的印第安人自行叛乱，摧毁了所有西班牙城镇。1600年时智利大约一半的西班牙人口都已被杀。就在这一年，西班牙上尉阿隆索·冈萨雷斯·德·纳赫拉（Alonso González de Nájera）来到智利，报告阿劳卡尼亚冲突的情况。他的解决方案是：一连串堡垒，一支常设军队，消灭当地印第安人，代之以安静的非洲人。与阿劳卡尼亚人的战争继续进行，他的报告被埋没在全球帝国的档案室中，这只是马德里坚持有最后决定权的几百个问题中的一个，但是因为距离、后勤和损耗的原因，马德里无法给出明确的答复。

维持普世王国的重负需要一个共同事业作为理由。在现实中，大部分时候帝国依靠的都是卡斯蒂利亚及其海外领地的资源，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把戏被人误以为是“大战略”。张力源于在地中海保护帝国抵御奥斯曼土耳其的需求。1560年夏，西西里总督派往北非杰尔巴（Djerba）岛的哈布斯堡舰队遭到奥斯曼舰队的偷袭。西班牙的情报人员指出，奥斯曼势力对地中海西部交通造成了严重威胁。于是西班牙开始了超大规模的桨帆船建设，桨帆船数从1562年的55艘上升到1574年的166艘。16世纪70年代，桨帆船舰队的成本与整个佛兰德斯军的成本相当，两条战线同时开战是不可持续的，结果就是1575年9月腓力二世宣布停薪（破产）。

1580年吞并葡萄牙领地后，西班牙帝国的“资源包”（resource envelope）变得更大了。1578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在摩洛哥的阿尔卡塞尔–凯比尔（Alcácer-Quibir）之战中阵亡。塞巴斯蒂昂没有直系子嗣（据传他太怕自己阳痿以至于不愿做爱），阿维什家族就此断绝。塞巴斯蒂昂的王位由叔父枢机主教恩里克（Cardinal Henry）继承，他已经66岁了，而且膝下无后。

争夺王位的人非常多。人称“克拉图修道院长”（Prior of Crato）的安东尼奥（António）是阿维什家族唯一的直系男性子嗣，但是他是塞巴斯蒂昂另一个叔父的私生子。亨里克去世后，1580年6月葡萄牙议会第三等级（Third Estate）的代表承认了安东尼奥的王朝继承权，但是他在政治战场上的实力仍然不够，余生只能在流亡中觊觎王位。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律师认为她也有继承权，1582年，她组织了一支海军保护院长，结果海军在亚速尔海岸遭遇失事。抱着同样目的出发的英格兰远征军1589年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仅剩的另一个来自葡萄牙本土的王位争夺者是布拉干萨公爵夫人卡特里娜（Catherine）。他们都敌不过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腓力的父亲（查理五世）娶了枢机主教恩里克的姐姐伊莎贝拉。1580年8月，腓力封锁里斯本港口，从陆上进攻里斯本城，迫使安东尼奥逃亡。1581年4月，他在托马尔（Tomar）被确立为葡萄牙国王腓力一世。从此以后还有许多的“假塞巴斯蒂昂”，他们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众起义赋予了合法性。腓力二世尊重葡萄牙的制度，葡萄牙贵族（已经与西班牙人通婚）得到了呵护，商业殖民精英得到了保护，就连葡萄牙的王朝传统也被融入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中。

世系表4：1580年葡萄牙王位的争夺者

吞并葡萄牙之后，维持西班牙帝国所需的资源就更多了。尽管葡萄牙本土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亚速尔群岛却仍然承认塞巴斯蒂昂的私生子堂兄克拉图修道院长安东尼奥。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亚速尔一直坚守，直到西班牙海军以一支60艘船的舰队在圣米格尔（São Miguel）岛附近以少胜多消灭了安东尼奥的舰队。1583年，一支更大的西班牙舰队（98艘船，1.5万多人）拿下了顽抗到最后的特塞拉（Terceira）岛。

英法两国同样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北方的佛兰德斯战争中。安茹公爵在尼德兰的事业失败，本人也去世之后，伊丽莎白一世在1585年8月20日与尼德兰签订协议。她同意提供6 000名士兵，支付他们四分之一的国防开支，考虑到奥兰治的威廉已经遇刺，她还愿意派遣一个司令指挥战事。西班牙对付英格兰和法国的手段如出一辙。首先是异议团体主动向西班牙献计献策，他们为西班牙的干涉描绘了一幅乐观的前景。在英格兰问题上，希望破灭的天主教流亡者充当了沟通渠道。1563年特伦托公会议最后几次会议讨论了推翻伊丽莎白并把苏格兰女王玛丽扶上王位的想法，腓力二世对罗马提出的不切实际的方案逐渐感到了厌倦。但是1580年之后，他又开始相信这样的干涉是（按照他的话说）“尼德兰战争，最神圣的战争”的必要部分。在法国问题上，比利牛斯山另一边，西北国境外（皮卡第、香槟）的天主教徒希望从西班牙这里取得人力和金钱来扭转内战的局势。在这方面腓力二世也开始相信，先发制人地阻止异教的纳瓦拉的亨利登上法国王位（1584年安茹公爵去世后他变成了直接继承人）不仅势在必行，而且也是上帝的旨意。

两件事都有种“冷战”的雏形，其典型特征是外交矛盾和密谋。佛罗伦萨金融家罗伯托·里多尔夫（Roberto Ridolf）1569年曾参与英格兰的“北方伯爵叛乱”（Rising of the Northern Earls），1570年，他又怂恿阿尔瓦公爵和腓力二世入侵英格兰，推翻伊丽莎白。这个阴谋被发现后，里多尔夫的信使遭到了逮捕和拷问。按照他提供的证据，诺福克公爵也被抓捕，在1572年被处决。1583年11月，女王首席女侍的亲戚弗朗西斯·斯罗克莫顿（Francis Throckmorton）被判密谋刺杀女王，意图把苏格兰女王玛丽推上王位，支持这次密谋的是玛丽的姻亲吉斯公爵亨利[10]和西班牙人。1584年9月，吉斯家族想要掌握先机，亨利和他的两个弟弟洛林枢机主教路易和马耶讷（Mayenne）公爵查理在南锡（Nancy）会面，结成天主教同盟，同盟由心怀不满的极端天主教贵族和巴黎人的一个外围运动组成，他们深信自己有义务阻止异端纳瓦拉的亨利登上法国王位。1584年12月（或者更有可能是次年1月），亨利·德·吉斯在吉斯家族位于香槟地区茹安维尔（Joinville）的祖宅与西班牙签订秘密条约。西班牙承诺每年支付20万埃居的养老金，条件是在位国王亨利三世去世后吉斯家族要设法将一位信天主教的王族（波旁枢机主教查理）送上王位。1585年10月，随着另一出刺杀伊丽莎白女王的密谋［巴宾顿阴谋（Babington Plot），以英格兰天主教徒安东尼·巴宾顿（Antony Babington）为名，阴谋事发导致苏格兰女王玛丽1587年2月8日在福泽林盖（Fotheringay）被处死］成形，腓力二世全身心投入“英格兰大计”（Impresa da Inglaterra）。

西班牙入侵英格兰的计划可以追溯到1559年夏天，腓力南下横渡英吉利海峡借道尼德兰来西班牙的时候。但是后来他放弃了这个想法，认为它风险太大，并不明智。1557—1558年英格兰重建海军有他的功劳，所以他知道英格兰海军的潜力。一个由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温和新教政权是可以容忍的，只要它不要影响腓力领地的安全。然而16世纪80年代初，这个看法发生了转变，因为1577—1580年德雷克实现环球航行，英格兰海盗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越发猖獗，英格兰在亚速尔群岛支援葡萄牙叛军，最后英军还在1585年远征尼德兰。于是1586年初，在从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西班牙开始了无敌舰队的筹备工作。建造这支预想的海军花费了两年多时间，几乎是从零开始。巨大的工程束缚了西班牙国家的活动和资源，迟至1588年季末舰队才出发。即便是7月底，这支122艘船的舰队从陆地尽头（Land’s End）[11]出发时，行动的战略困难仍未解决。帕尔马公爵一再警告，称直到他在尼德兰海岸收复一个足够大的海港之前这个行动都是不可能实施的，而且这个行动会分散尼德兰战役的资源。1588年的整个初夏，他都被要求把军队保持在靠近海岸的位置，他最终放弃了希望，解除了自己船队上船员的警戒，而这时无敌舰队正在赶来英吉利海峡的路上。

6月和7月，英军两次企图在西班牙水域袭击无敌舰队，但是比斯开湾的风暴使英军的进攻化为泡影。英格兰很怀疑无敌舰队真的这么迟才离港，所以无敌舰队出发时，66艘船组成的英格兰舰队正在普利茅斯湾（Plymouth Sound）补充给养。但是在一长串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北上英吉利海峡的路上，英军成功地追上了它们。尽管英军无数次发起进攻，倾泻了相当多的炮火，但西班牙舰队守住了阵线。它接近尼德兰海岸时只损失了两艘船（都是因为意外事故）。然而，8月6日，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选择在加来下锚。这给了英军组织火船（fire-ship）攻击的机会，而且强风把西班牙舰队吹到了北海。西班牙损失了4艘船，但是大多数船只都成功逃往北方。西班牙舰队大部分损失都是在舰队绕不列颠群岛一周回国时发生的。

这次失败让人不再相信西班牙所向无敌，特别是对于尼德兰叛军和法国天主教同盟的反对者。1590年和1592年，西班牙军队两次分兵援助法国天主教同盟。随着西班牙军事活动的扩张，西班牙的战略舞台越来越大——布列塔尼、皮卡第、诺曼底、朗格多克，以及（通过萨伏依公爵）多菲内（Dauphiné）和普罗旺斯。与此同时，尼德兰执政拿骚的莫里茨也发起进攻，想要把西班牙人赶出尼德兰东北部，夺取沿河的堡垒。

法国天主教同盟

法国王位最后一个直系继承人（安茹公爵弗朗索瓦）在1584年6月10日去世，围绕继承权的争夺就此展开，这场斗争与宗教断层线相结合，动摇了王朝政治的根本。没有人设想过一个君权神授的单一制王朝国家的继承权居然会落到一个新教君主手中，也就是纳瓦拉国王，波旁家族的亨利。亨利继承了庞大的领地，大部分属于从他的母亲让娜·德·阿尔布雷那里继承到的阿尔布雷–富瓦–阿尔马涅克（Albret-Foix-Armagnac）。纳瓦拉这个比利牛斯山中的王国基本上已经被西班牙瓦解了，但是国王的头衔保存了下来，依附于独立的贝阿恩亲王国（principality of Béarn）。在这里，女性可以继承王位，以女王的身份亲政，统治者可以因为不守习俗而被推翻。在让娜女王的影响下，亲王国变成了一个加尔文宗的堡垒。亨利从母亲那里继承的新教信仰与贝阿恩的命运相互交织，但是他从父亲（安托万·德·波旁）那里继承了遥远的法国王位继承权，以及拒绝一切信条束缚的传统。1562年，安托万在攻打鲁昂时身负重伤，驳船沿塞纳河把他送到雷桑德利（Les Andelys），他在那里向天主教教士领了弥撒和临终圣礼，又说他愿依照《奥格斯堡信纲》活着与死去，所以他最后让一个加尔文宗医生为他朗读《圣经》。

1572年，纳瓦拉的亨利娶了天主教徒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为妻（他的母亲反对这桩亲事），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他宣布放弃新教信仰，但是四年之后他离开法国宫廷时又恢复了新教信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招募了一批支持波旁家族继承法国王位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在国内国外都宣扬自己注定要成为法国国君。亨利拒绝改宗迎合时势，而且他把他的拒绝作为表明他的权威高于其他人的手段。

这里说的其他人是指吉斯家族——弗朗索瓦之子亨利和吉斯家族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他的两个弟弟，查理和路易。吉斯家族的财力远不如纳瓦拉国王，但是他们向亲戚洛林公爵和家族以外的西班牙寻求帮助。吉斯家族被亨利三世排挤，他们的不满更推动了他们对天主教事业的支持。他们希望可以在更大的战场中打败新教异端。1587年4月2日，吉斯公爵在给西班牙驻法大使堂·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Don Bernardino de Mendoza）的信中发誓，说他会“马不停蹄地战斗”，直到法国恢复天主教，他的敌人尽数毁灭的那一天。两个月前他的表姐玛丽·斯图亚特在英格兰被处死了。这个消息1587年3月1日传到巴黎，被当作英格兰天主教徒遭到“残酷对待”的证据（以及纳瓦拉国王登上法国王位会有什么后果的依据）大肆宣扬。这件事证明一个两次加冕的头颅也是可以被砍掉的，只要能够避免宗教与国教不合的人登上王位（这正是玛丽·斯图亚特被处死的原因）。巴黎传遍了中伤亨利三世的流言，攻击他不救自己的嫂子。这些流言是“十六委员会”（la Seize，因为政策安排把巴黎分为16个区）的杰作。波旁保王党的历史学家把这个组织的成员说成一群疯子，但事实上这些人得到了上层市民的拥护。多亏一位线人的情报，亨利三世在1587年2月和3月两次逃过政变。1587年9月2日的政变差一点就成功了。天主教同盟是一次传媒事件，巴黎的印刷商一马当先，随后法国其他印刷中心也跟上了步伐。

吉斯家族与十六委员会的关系十分矛盾，这个组织并不是他们创建的，也不受他们控制。亨利·德·吉斯除了调动天主教徒的忠诚之外没有别的计划，他可能更希望把精力投入战场。事实上，他开始展开宣传，强调他的威严，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王。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特别是当这位国王知道吉斯家族在领西班牙人的钱，怀疑坊间流传的他与宠臣（mignons）有同性关系的流言也是这场正在发生的猫鼠游戏的一部分的时候。1588年5月9日吉斯公爵进入罗马的典礼变成了一场胜利大游行。国王下令瑞士雇佣兵5月12日日出之前进入首都以防止发生暴动，结果他们正好遇上了暴动。锁链、铺路石、木桶和木桩构建的街垒蔓延到各条街道。当天下午，吉斯公爵走上街头，不是作为战斗的指挥官，而是身着白缎马裤，以巴黎救世主的身份接受市民的欢迎。第二天，亨利三世从杜伊勒里花园逃出首都，他的耻辱无以复加。

这场猫耍老鼠的游戏一直持续到年末。权威扫地的亨利三世于1588年10月16日在布卢瓦召开三级会议，希望夺回主动权。然而，吉斯公爵利用与会代表们倾向天主教同盟的情绪，又一次借机压倒了国王。12月23日早晨，亨利·德·吉斯被叫到国王的住所，亨利三世的侍卫刺杀了他，第二天早晨枢机主教吉斯也以类似的方式遭到杀害。国王把这件事叫作“王者一击”（coup de majesté），艾蒂安·帕基耶将其称作政变（coup d’état）。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Pope Sixtus V）称其为暴君之举，于1589年5月24日将亨利三世革除教籍。

随着两个吉斯的死讯传开，天主教徒自发叛乱反抗国王。1月1日，首都的圣热纳维耶芙（Sainte-Geneviève-des-Ardents）教堂出现了一幅描绘这场刺杀的壁画。次日，几个宠臣的坟墓被人劫掠，市内房屋上的国王纹章也被人拆除。24小时后游行爆发，后来这样的游行不断上演。1月7日，索邦的神学家批准对亨利三世“收回服从”，人们现在把亨利三世称作“亨利·德·瓦卢瓦”（Henri de Valois），巴黎牧师让·甘塞特（Jean Guincestre）还颠倒该词的字母顺序造出了“丑恶的希律”（Vilain Hérodes）这个词。1月13日，高等法院遭到清洗，第一任院长阿希尔·德·阿尔莱（Achille de Harlay）被关进监狱，公认的保王党人都逃出了巴黎。天主教同盟组建了新的市政府，与联盟委员会（Council of the Union）一起协调其他宣布支持同盟的城市的活动。作为没有死在布卢瓦、逃过国王仇杀的吉斯兄弟之一，马耶讷公爵几乎没有开口，就得到了一个战斗的理由，一个可以合作的省政府，以及一个需要打败的敌人。

这个敌人就是法定的国王，这使得天主教同盟和马耶讷公爵听起来比实际上更加反对君主制。别无选择的亨利三世与纳瓦拉的亨利达成合作，两人组织了一支4万人的军队，在1589年夏天包围巴黎。8月1日早晨，修士雅克·克莱芒（Jacques Clément）在国王位于圣克卢（St-Cloud）的大本营拔刀刺杀国王，一天之后国王伤重不治。克莱芒本人也被国王的侍卫杀死了。对于天主教同盟而言，克莱芒是一个受神感召的殉道者，他们对最后一代瓦卢瓦国王开始了洪水一般的咒骂。回过头来看，这一事件是同盟的顶峰，他们想要结合天主教和王权的难题其实才刚刚开始。

他们希望送上王位的人是纳瓦拉的亨利的叔叔，年过八旬的查理·德·波旁（“查理十世”）。纳瓦拉国王一直把他关在马耶赛（Maillezais）的堡垒里，不准他与外界联络，而且他也没有直系子嗣，1590年5月9日，他在堡垒中去世。在他的名义和拟制的权威下，马耶讷公爵和天主教同盟组织了一个省政府。这种国家与国王分离的法律拟制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不清楚马耶讷公爵在多大程度上能行使提名官员、仲裁有争议的市选举、以国王之名任命主教等属于国王的权力。这些问题困扰着巴黎的同盟，十六委员会在巴黎已经变成一个市政权力集团，是他们在管理这座城市。马耶讷公爵没有打下一场胜仗，他的统治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于是他在1590年3月清洗了巴黎的总委员会（General Council）。

马耶纳公爵打败纳瓦拉国王最大的希望最早出现在1589年8月。保王党贵族没有加入纳瓦拉国王这边，这位新教国王兵力不足1.2万人，只得撤退到迪耶普等待英格兰援军。1589年9月21日，马耶讷公爵用两倍于敌人的兵力也没能把他从阿尔克（Arques）城堡周围的战壕里撵出来。10月30日，纳瓦拉国王的人马出现在巴黎城下。1590年3月14日，马耶讷公爵和纳瓦拉国王的军队再次交战，这次的战场是伊夫里（Ivry）。纳瓦拉国王的兵马这次仍然不如对手的多，但是他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把马耶讷公爵打跑了。天主教同盟有6 000多人在这场战斗中丧命，一个神话诞生了。战斗前夜亨利四世告诉他的部队，如果军旗都被俘获了，那就跟随他头盔上独特的白羽饰。为亨利四世塑造形象的人把这件事当作上帝认可他的王权的标志。

伊夫里之战后，巴黎进入准围城状态。1590年9月，帕尔马公爵的援助终于打破了封锁，但是这时已有3万名巴黎人饿死了。人们越发相互指责，有传言说纳瓦拉国王在城内有奸细，也有传言说他可能会改宗天主教。持宽容态度的保王党——被政敌称作政治家派（politiques）——成了怀疑的目标。1591年秋，十六委员会中的活跃分子新组成的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Ten）加强了巴黎的治安。他们开列了一份“红色名单”（papier rouge），决定了嫌疑人的命运——“P”是绞死（Pendu），“D”是捅死（Dagué），“C”是摔死（Chassé）。1591年11月15日，委员会下令将巴黎高等法院的领导和另外两位法官收监，他们在监狱里被草草处决。1591年11月18日，马耶讷公爵回到首都，标志着十六委员会走到了尽头，他撤换了巴士底狱的狱长，解散了十六委员会，绞死了其中的三个首领。剩下的人不是逃走就是藏了起来。

马耶讷公爵清算十六委员会不仅因为是巴黎发生的事。1591年9月2日，十人委员会向腓力二世写信，邀请他接手法国王位。这又一次提出了那个马耶讷公爵无法解决的问题——王位继承。查理十世死后，天主教的支持者只能假设他们现在处于王位空缺期，只有三级会议才能选出新一位统治者。1593年1月，马耶讷公爵终于在巴黎召开三级会议（毋宁说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立宪会议）。1593年2月，费里亚（Feria）公爵作为腓力二世的私人特使来到巴黎，提议选举西班牙公主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Isabella Clara Eugenia）成为法国女王。这个提议是有一点王朝逻辑作为支撑的——她是亨利二世和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外孙女，但是这样也太明目张胆地干涉法国事务了。费里亚公爵确实对马耶讷公爵做了各种承诺，只要后者愿意支持这一提议。5月14日，公主的候选资格被正式提交给三级会议。

三天之后，也就是5月17日，纳瓦拉的亨利宣布他愿意改宗天主教。他选择这个时机做出决定，是为了增强同盟会议（League Estates）和其他地方不断上升的支持纳瓦拉派的声音。6月20日，同盟会议宣布他们不能接受外国人做他们的国君，一周之后，也就是6月27日，巴黎高等法院一致决定要求马耶讷公爵尊重王国的“基本法”萨利克法典。这边巴黎牧师还在痛斥纳瓦拉国王是个毫无信用的异端变色龙，那边一篇题为《梅尼普的讽刺》（Satyre Menippée）[12]的嘲讽同盟会议的文章开始流传，这篇文章开玩笑说会议代表们嗑一种叫“万灵丹”（catholicon）——形似西班牙金币的小药丸——的药磕高了。1593年7月25日，纳瓦拉国王终于在法国王陵圣但尼改宗天主教。国王从未说过“巴黎值得一场弥撒”，尽管这句话暗示了“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这种新政治逻辑，“国家理性”正在成为一个应对政治宗教冲突的新回答，但他确实把自己的改宗称作“翻筋斗”（somersault），说明他知道这样做的风险。放弃新教为法国缓慢的和解开启了大门，首先（他放弃新教六天之后）双方达成了初步停战，10月27日亨利四世宣布任何投靠国王的人都可以自动得到赦免。1594年3月22日破晓，亨利四世领兵进入巴黎，几乎不费一枪一炮。当国王走向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剩余的西班牙守军悄悄地从另一个城门离开了。

16世纪后期，在基督教世界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下，用武力维持信仰共同体变成了一个引人争议的问题。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中发展出了一些以共和国的名义控制暴力、强化统治者和当局的合法性的理路。骑士荣誉守则区分了可以接受和不能接受的暴力，催生了一些关于战争中什么是合法行为的思想。法律文件与教会及市政当局对私人复仇、家族仇杀和其他形式的人际暴力管控得越来越严。但是在16世纪，特别是在西欧，国家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大的角色。宗教改革为论证“各国主张的权力是有限度的”提供了环境和理由。在国家权力最大、宗教变革的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政治生活中爆发的暴力最严重，这不是一个巧合。流亡者和信仰政治问题最尖锐的移民社区最先提出关于暴力的论述——限制国家使用暴力的权力，赋予其他人控制暴力的责任——也不足为奇。“反抗权”和“叛乱权”的观念有一种跨国界——最终演变为跨信条——的活力，这种活力本身就是反抗和叛乱的反映。

早期新教流亡者社群都向约翰·加尔文征求意见，他很了解宗教变革引发的焦虑。他在第一版《要义》中说，只有上帝有处理僭主暴君的权柄。拒绝服从合法当局的个人应当准备好付出拒绝的代价，他建议他们最好活在暴君管辖不到的地方。但是，在神学家皮埃尔·维雷（Pierre Viret）的影响下，加尔文做出了一些修订。在1559年出版的最后一版《要义》的最后一章中，加尔文承认或许应当有像古代斯巴达的监察官（Ephors）这样的居中权威，他们的责任是“限制国王的意志”。这就是16世纪40年代黑森和萨克森的路德派主张诸侯反抗皇帝的理由，1551年马格德堡之围时这一理论再次出现。加尔文不愿意更进一步，他拒绝为个人反抗当局赋予任何合法性。

然而流亡莱茵兰的英格兰人并不这样想。约翰·波内特1557年出版的《政治权力短论》（A Shorte Treatise of Politike Power）、约翰·诺克斯1558年出版的《第一声号角》、克里斯托弗·古德曼1558年出版的《应如何服从在上掌权者》（How Superior Powers Ought to be Obeyed）都认为可以反抗现存当局，不过他们的理由有细节上的差异。诺克斯以先知的口吻宣称，女王（吉斯的玛丽、玛丽·斯图亚特和玛丽·都铎）的统治是违背神意的，自然已经向所有人宣布了这个道理。她们的行为证明她们是暴君，虔诚的人有理由拿起武器（尽管他在苏格兰语著作中没有说得这么明确）。波内特更注重法律和先例，他承认英格兰人民过去推翻过暴君，但是他建议说：“基督徒应当深思熟虑，仔细考量人的戒律，而不是仓促地执行戒律，基督徒应当观察人的戒律是否与善的戒律和正义相悖或矛盾——如果是的话，那么这种戒律就是残暴邪恶的，是不应当服从的。”

天主教作家威廉·巴克莱（William Barclay）所说的“monarchomachs”——意图“推翻王权”（monarchiam demoliri）的人——就是从这些话语出发论证“反抗权”的。名气最大的书都是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前构思了一部分，屠杀之后才出版的，它们包括弗朗索瓦·奥特芒（François Hotman）1573年出版的《法兰克高卢》（Francogallia）、贝兹1574年出版的《官员的权利》（The Right of Magistrates），以及1579年托名罗马共和国的建立者尤尼乌斯·布鲁图斯（Junius Brutus）出版的《论反抗暴君的自由》（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这个书名可以翻译成“为反抗暴君辩护”，也可以翻译成“向暴君复仇”或“从法律上控诉暴君”，菲利普·迪普莱西–莫尔奈是真正的作者之一。它们不只是因时而作的宣传册，而是在整体的层面上讨论政治服从的限度这个问题。贝兹复活了法律“契约”的思想，并且把它和“圣约”这个神学概念联系起来。他认为约不仅存在于人民与统治者两者之间，也存在于上帝、统治者和人民三者之间。人民可以祈求上帝的制裁，惩罚践踏（对人民或对上帝的）约定的统治者。奥特芒利用他对法兰克人早期历史的知识证明——他是这样假定的——法兰克人曾经通过“公共议会”（public assembly）废黜滥权的国王。这种权力可以重新启用。《论反抗暴君的自由》的作者进一步提出，对于滥施暴政、破坏真正教会的君主，人民不仅应当违令和反抗，也应当呼吁信奉“真宗教”（true religion）的外国君主前来支援。

尽管没有得到公开承认，但是这些论述对相似情况下寻找限制或拒斥合法政治权威的天主教徒也起到了影响。在西班牙，埃曼努尔·萨（Emmanuel Sá）、托马斯·桑切斯·德·科尔多瓦（Tomás Sánchez de Córdoba）和胡安·德·马里亚纳（Juan de Mariana）等耶稣会士的著作也表达了类似的理念。马里亚纳曾在罗马、巴黎和低地国家游学，1574年回到西班牙，成为托雷多宗教裁判所的高级官员。他在1599年出版的《论国王和君主制》（On kingship and its institution）中提出，尽管主权者的权力最终来源于神，但是权力是通过共同体发挥作用的。国王必须把自己放在为人民服务的位置，人民可以依据国王的作为以上帝的名义对其做出审判。政治上的不满就是一种君主必须注意的审判，否则就要面临神召的制裁（国王可能会被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赶下王位）。马里亚纳公然赞成雅克·克莱芒的弑君之举，称其为“法兰西的永恒光荣”。随着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共和国的统治者遭遇行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相互义务”——确保人民爱戴君主的“相互义务”——似乎离现实越来越远了。16世纪下半叶的宗教争执在一些地方导致绝对权力的诞生，在另一些地方导致国家与信条政治拉开距离，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家乡与宗教

这一时期存在“民族意识”（nationhood），而且人们经常唤起民族意识，它成了宗教纷争的一部分。但是人们提到民族时所指的含义并不相同，有时这些含义是完全矛盾的。1547年米尔贝格之战中查理五世麾下的士兵高呼“圣地亚哥，西班牙”（Santiago, Spagna），[13]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不是西班牙人，甚至并不来自哈布斯堡的领地。1576年尼德兰军队中的士兵向哗变者写信说：“我们和你们来自同一个民族，我们都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半岛的编年史把西班牙和卡斯蒂利亚及其语言画上等号，但是这种说法与对半岛上其他王国的归属感是矛盾的。1596年埃塞克斯伯爵俘获西班牙舰队，洗劫加的斯，腓力二世呼吁全民族做出回应，但是一年之前的卡斯蒂利亚议会就已经对这种呼吁起了怀疑，有议员说而今唯一存在的共同体（commonwealth）就是“大家共同的苦难”（a common misery for every one）。

然而，宗教改革给民族意识添加了新的含义。路德呼吁德意志人反抗狡猾而腐败的罗马，法国新教徒重新创造了自由高卢人的神话，有权废立统治者的议会使高卢人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在新教德意志诸侯国，家乡（patria）这个词的使用变得越来越醒目。奥兰治的威廉把自己表现为“爱国者”和“祖国”（fatherland）的拯救者。但是他出生在德意志，喜欢说法语，有人曾经指控说他在尼德兰是外国人，他不得不公开做出反驳。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家乡意味着他们出生的城镇或省份，按照一本1562年的荷兰语词典的说法，家乡就是“每个人出生的国家、祖国、城镇、农村、村庄或任何其他地点”。在荷兰语中，祖国（Vaderland）这个词在路德《圣经》的译本中被用来指代“天国”，因此尼德兰起义的爱国情怀多了一层宗教独特性。但是起义的支持者更多是由于对西班牙的仇恨而非爱国之心团结起来的，他们在教会之内仍有荷兰人、布拉班特人和瓦隆人的区别。宗教改革中逐渐壮大的流亡者共同体催生了一种把过去浪漫化得脱离实际的爱国主义和仇外情绪，这种心理既扭曲了现在，也扭曲了未来。

相信基督教共和国的人通过民族自觉编织出了种种关于集体过往的神话，在这些神话中人民集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学者和古籍专家通过从早期宪章中摘取证据并与自己写的史书一同印刷，为历史增添了新的真实性。这些成果非常可观，特别是在新教欧洲，宗教改革在这里改天换地，创造了新的国家，或是让人们用新的方式观察旧的国家。截至16世纪末，已有6部苏格兰史、1部丹麦史、1部瑞典史、超过14部波兰史、5部波希米亚史和5部匈牙利史得到出版。英格兰新教作家书写过往时唤醒了各种记忆——“英格兰”“不列颠”“阿尔比恩”（Albion）——但是当他们将过去置于制度化的现在时，都带上了一种更加鲜明的民族中心主义。霍林斯赫德的《英格兰列王编年史》和福克斯的《殉道史》都有这样的特点。法国的学者和法学家描述了他们的民族神话如何蕴含在作为共和国一部分的活着的有机体中，特别是指主权法庭和（高卢派）教会。当英格兰普通法（common-lawyer）古籍学者唤起人们对古老宪法的记忆时，他们想象了一个他们归属于并做出贡献的共和国。然而，这个共和国正是后宗教改革时代教俗两界动荡的焦点，这种动荡让人们不再相信这个共和国。

[1] 《新约·启示录》第4章第4节：“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译者注

[2] 洛林枢机主教吉斯的查理的纹章是爬满常春藤的尖塔。——译者注

[3] 多明我会第一个法国总部设在巴黎圣雅克街，所以多明我会在法国被称作雅各宾会。——译者注

[4] 亨利·德·吉斯（Henri de Guise，1550—1588），吉斯公爵弗朗索瓦的长子，新一代吉斯公爵。——译者注

[5] 该句出自威廉·布莱克名诗《泥块与卵石》：“它只为别人奉献安宁，在地狱的绝望中建造天堂。”——译者注

[6] 传说1218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打到埃及的杜姆亚特时，海军被海港的锁链所阻无法进攻，是哈勒姆造船师想到在桅杆上装锯子，锯断了锁链。哈勒姆市纹章上的两个钟和圣巴弗教堂里的两个钟都是为了纪念此事。——译者注

[7] 1575年，腓力宣布西班牙政府破产，停止向热那亚的银行家支付利息，于是银行冻结了支付西班牙军队粮饷的汇票。——译者注

[8] 法尔内塞是腓力的外甥。他的母亲是腓力的姐姐帕尔马的玛格丽特。——译者注

[9] 此处疑为笔误，雅尔纳克之战发生在3月13日，法国大使不至于10月15日还不知道消息。——译者注

[10] 此处作者有误。吉斯公爵亨利是苏格兰女王玛丽的表弟，不是姻亲（in-law）。——译者注

[11] 无敌舰队启程的地方是菲尼斯特雷（Finisterre），意即“陆地的尽头”。——译者注

[12] 梅尼普是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一个犬儒派讽刺作家，梅尼普讽刺体因他得名。——译者注

[13] 据说这句话是收复失地运动时西班牙军队的口号，意思是祈求圣地亚哥保佑西班牙。圣地亚哥（圣雅各的西班牙语名）是西班牙的主保圣人。注意文中的Spagna是意大利语。——译者注

第十三章

与宗教分歧共存

信仰与服从

“归正宗教要么就是好的，要么就是坏的；没有中间状态……归正教义和罗马空想两者黑白分明。”这是一个尼德兰加尔文主义者1579年发表的观点，在西方基督教新出现的教派的不同方，有人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英格兰耶稣会士约翰·雷德福（John Radford）认为新教和天主教的区别“有如天国和地狱”。这样的分歧经常被表现为基督和敌基督、上帝和魔鬼的宇宙之战的一部分。伦敦教士威廉·古奇（William Gouge）说，只有三心二意、犹犹豫豫的人才会不“表露出我们的神圣怒火”。这些是教士的观点，16世纪下半叶，教士带头把宗教信仰打造成加强教会权威、贯彻信条统一的工具。但是，平信徒也抱有同样的看法。1615年，尼德兰瓦瑟纳尔（Wassenaar）村的加尔文宗传道人被他自己的信众推到宗教会议上，信众申诉说他布道时“没有谴责教皇和其他教派”。乌尔姆教区的官员注意到，村民懂得论战争议中的关键问题，却背不出十诫或主祷文。越来越多的天主教与新教的殉教史和个人改宗的故事被拿来在论战中使用，但是这些故事也是在后宗教改革时代人们遭遇令人不安的宗教选择的经验中产生的。

宗教认同是在仪式和礼拜中体现出来的。它们是不同教义的记号，是许多平信徒可能并不理解的精微之处。然而，不需要很多学识就可以明白，崇拜童贞女马利亚和圣徒就是崇拜有权向神说情的圣人。同样的，平信徒领葡萄酒和圣饼或面饼作为圣餐，本身就可以迅速表明“信徒皆祭司”的立场。不过圣体应当采取圣饼还是面饼的形式，领圣餐时应当站立还是坐下，圣餐桌摆在哪里，是否应当对儿童驱魔，如果驱魔的话应当洒几次圣水，神职人员是否应当穿圣衣，这些区别引起了很大争议，如果我们不把宗教服从的意义考虑进来，是无法理解这些区别的重要性的。

新教改革在维滕贝格从一开始就带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上帝或许没有专门禁止或要求过某些典礼和仪式。这些事情可能永远都是“可行可不行之事”（adiaphora）。“承认某些宗教问题是可以保留不同意见的”成了一场极为激烈的辩论的核心议题。德意志推行《奥格斯堡临时敕令》（1548年的帝国敕令，路德派在帝国内合法化的第一步）之后，纯正路德派（Gnesio-Lutherans）就因为这个议题与“菲利普派”（菲利普·梅兰希通的支持者）分道扬镳，后者希望的是与皇帝和解，实现俗界和平。16世纪后期，这一议题在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主教关于清教徒的争议中再次出现。问题关键在于，承认存在“可行可不行之事”意味着打开了个人选择的大门。随着异见风险越来越大，宗教服从（religious conformity）变得更加重要。基督教世界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统一理想：所有地方以相同的方式同时拥有相同的信仰，进行相同的仪式。随着宗教边界变得越来越凶险，归属于一个统一程度与强烈的属灵合一感相匹配的共同体变得更加重要了。

服从根植于后宗教改革时代的社会之中。比如，它能保证——尽管我们必须假定任何时代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性恋男女——我们几乎听不到当时同性恋者的声音，因为当时周围的社会和道德压力十分普遍，被发现犯同性恋罪的人会遭遇极为严酷的法律惩罚。宗教服从通常意味着与身边的会众持相同的观点。但是对于一些人而言，宗教服从的对象远不仅仅是身边的人。比如，英格兰清教徒威廉·布拉德肖（William Bradshaw）与外国的加尔文宗相处，就比与属于国教会（Church Established）的邻居相处更加自在。三十年战争初期，西班牙驻瑞士大使想到天主教全球化，对瑞士的天主教徒说“他们应该觉得跟异端或同乡比起来，跟信天主教的印第安人或非洲人更加亲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服从意味着与最近的邻居做相同的事，也就是大家一起去当地教堂，教堂的钟声代表了人们最主要的宗教体验——召集会众来教堂礼拜的钟声，或是葬礼、婚礼、公共纪念日的钟声。当地教堂与世俗生活水乳交融。教堂会组织基础教育，分发济贫物资。当地领主法庭的法令会在教堂讲坛上朗读，官方布告会被钉在教堂门廊上。不去教堂会让人怀疑你是不是共同体的成员，因革除教籍不准领圣餐是耻辱的印记。容忍被革除教籍的人——推而广之，容忍不服从国教的人——会招致神怒。而当地方社会遭遇灾难时，最现成的解释就是共同体集体犯了罪，必须做些什么来缓和上帝的烈怒。1613年，英格兰城市多切斯特（Dorchester）被大火吞噬，由此多切斯特开始改宗清教，成为内战之前英格兰的一座清教堡垒。服从的压力是在地方上产生的，随着社会凝聚力受到更大的威胁，人口恢复力下降，天气模式变得更加不稳定，这种压力或许会变得更大。

16世纪后期产生的宗教分歧边界在现实中可以把社区一分为二，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国家之间、政治实体之间。能否管控如此产生的矛盾，取决于宗教少数派的人数和组织能力、地方社区领导的外交技巧、领袖之间达成协议的能力、外部压力的程度——包括某些搅乱局势从中渔利的人制造的压力。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看到动乱的导火索出现在何时何地。在游行、圣徒日、葬礼等场合，公共空间完全被同一宗教的人占据，而且人们紧紧地聚拢在一起。受人崇敬的物体——圣徒像、圣遗物、圣餐饼——被展示在公众面前，不参与进来的人就会成为过街老鼠。法国放荡诗人泰奥菲勒·德·维奥（Théophile de Viau）记得这样一件事，1618年，他和同样信新教的朋友来到天主教城镇阿让。在路上他们遇到一个穿着圣衣的神父带着临终圣餐（Viaticum）正要去为一个垂死的教区居民做临终圣礼，一个助祭走在神父的前面替他摇铃开路。路人纷纷除帽下跪，但维奥和他的朋友只是后退一步，仍然站着。他们的不敬引发群众的暴怒，要不是官员干涉，他们连命都没了。

阿让发生的事是在残余的基督教世界与宗教分歧共存的一种方式。大多数情况下，这类事件总是囿于一地、断断续续的，因为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责任压不过其他责任：不能违法，应当与邻为善，接受上级的审判。教派不同的人在其他许多层面是相同的。波兰耶稣会士彼得·斯卡尔加（Piotr Skarga）在写到波兰新教徒时承认：“异端是坏事，但是他们是好邻居、好兄弟，我们和他们因为对同一个祖国的爱联系在一起。”基督教世界中一个内部对立的共同体最坏可以发展到内战的程度。第一次法国内战中，新教徒占领了里昂，破坏了它的教会结构，战争结束后，国王查理九世于1564年造访里昂，当地官员坚持要让有教养的新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两两牵手列队觐见国王。两种教徒的穿着几乎相同，一同向国王表示里昂的忠诚，只有天主教孩子帽子上镶有宝石的小小十字架把他们和新教的孩子区分开来，这是一种在地方被以宗教之名的暴力撕裂后修复共同体的机制。16世纪后期的基督教共和国非常依赖这些机制。

瑞士和德意志的教派共存与分裂

教派多元共存的最早尝试出现在瑞士和德意志。人们努力的方向有两种：第一种是通过谈判实现共享空间，包括（在某些地方）共享教堂和资源——在16世纪这种教堂被称为共享教堂（simultaneum，simul的意思是同时）；第二种是社区隔离，也就是说各个社区保留自己的空间，通常与社区统治者的教派保持一致。第二种方向在德意志典型地体现为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它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宗教格局在地理空间上跟随统治者的宗教倾向——用1586年出现的拉丁语说法叫作“教随君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瑞士大多数地区默认按照第二种方式划分界限。各州决定各自的信条归属，信条少数派只能选择留下并服从，或者离开并搬到别的地方住。然而在曾经历基督教世界16世纪最初的“宗教战争”，也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卡佩尔战争（1529—1531年）的地方，人们决定尝试共享空间。在与苏黎世州毗邻的争议之地图尔高（Thurgau），结束冲突的1531年条约规定天主教会众和归正派会众共享教堂。天主教神父不加区分地为归正派会众成员施洗、主婚。修道院长也会巡视归正派教士，康斯坦茨主教的秘书处会任命归正派新教徒担任牧师。当地人民有权集体或各自选择想要归属的信仰。

图尔高打破了“16世纪是宗教战争的年代”这种认识，它的条约安排持续到了17世纪初期。按照1531年条约的土地和平令（Landfrieden），各方特权都得到了保障。天主教徒将其解释为保持教区神父和边界的存在，以及康斯坦茨主教的属灵管辖权。新教徒有权继续奉行他们的信仰。双方都同意各个地方社区按照多数表决的原则处理事务。条约的条文保证信守天主教的人可以私下或公开进行他们的仪式，“不受攻击或仇恨”——这一条款是共用教堂举行宗教敬拜的基础。最后双方还达成协议，按照信徒比例划分教堂财产。这样的安排之所以能够生效，是因为教派力量进入了僵持的平衡局面。不过人们也开始适应这种情况，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合宜的。

在德意志，教派多元共存实验的规模更大，这场实验奠基于《奥格斯堡和约》。敲定和约细节的法学家发现在神圣罗马帝国极为多样的领地上容许教派多元共存是一件很难的事。尽管和约号称“永久有效”，而且效力优先于其他法律和特权，但是它只适用于天主教徒和签署《奥格斯堡信纲》的路德派。慈运理派、加尔文宗和重洗派被排除在外。诸侯和帝国骑士有权决定领地内的宗教，不愿服从的人被赋予离开的权利（ius emigrandi）。教会对选择信仰新教的统治者的领地的管辖权被暂时中止。1552年《帕绍和约》（Peace of Passau）签署时存在两种信条的帝国自由市继续维持双信条共存。最麻烦的问题在于怎么处理教会领地，“保存教会领地”条款（reservatum ecclesiasticum）规定，采邑主教变成路德派时应当放弃自己的主教辖区，这一条款遭到了新教徒的一致反对。为了照顾新教诸侯的感情，斐迪南国王发表了《斐迪南宣言》（Declaratio Ferdinandea），保证此类教会领地内的新教贵族和城市的信仰自由。这一宣言从来不是《奥格斯堡和约》的一部分，但是新教徒后来认定它属于《奥格斯堡和约》。最重要的是，保障和约的是能从保持帝国统一的可行框架的建设中获益最大者，也就是帝国政治体、帝国官员和法学家，以及皇帝本人。

16世纪后期的帝国史是包括《奥格斯堡和约》在内的政权巩固工程塑造的结果。路德派大获成功，不断扩张；天主教在积蓄反击的力量；被和约排斥的人困难重重。尽管存在宗教服从的压力，但是德意志诸侯和他们的官员知道，帝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教派多元共存才能持续，为了保护共同的和平，宗教限制和灵活都必须有。1558年成为皇帝的斐迪南一世自然形成了这种态度。和约是他调解签署的，在哈布斯堡的祖产中他只继承了埃尔布兰（Österreichische Erblande，就是奥地利世袭领地的意思）、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他统治的这个复合君主国的核心领地并没有自我支撑的充分资源。他依赖德意志政治体的资源来防御850公里长的东部边界，这条边界时刻面临着土耳其人的攻击。这一片65公里纵深的军事区需要2万多名士兵镇守要塞才能把边境入侵减小到最低范围。斐迪南1564年去世时累积了超过1 000万弗罗林的债务，这相当于整整五年的岁入。每年岁入的四分之三都要拿去还债，东部边境的卫戍每年需要100万弗罗林，他去世时军队欠饷差不多已经达到了这个数目。

在他的继承者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那里，情况变得更加微妙。马克西米利安从小到大一直对查理五世愤恨不平，后者1551年还试图剥夺他德意志的继承权，因此他只要有机会就和德意志诸侯特别是路德派诸侯结成统一战线。1562年，马克西米利安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一年之后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他的宫廷专门吸引那些不愿意被迫按照信条进行思考的人。他的宫廷牧师约翰·塞巴斯蒂安·普福泽（Johann Sebastian Pfauser）是一个秘密新教徒。他的图书馆馆长卡斯帕·冯·尼德布鲁克（Kaspar von Niedbruck）时常与路德派改革家接触，与纯正路德派的马蒂亚斯·弗拉齐乌斯合著了1559年以来的基督教会史，以《马格德堡世纪》（Magdeburg Centuries）为名出版。《马格德堡世纪》收集了许多材料，把基督教世界的历史写成虔诚的少数人坚守神的真理反抗敌基督和邪恶势力的一部历史。雅各布·阿孔提俄斯（Jacob Acontius）在去瑞士和英格兰之前也是马克西米利安早期随从中的一员。阿孔提俄斯在为他的哈布斯堡恩主所作的《对话录》（Dialogue）中敦促后者做一个新的大卫王，找到自己通往基督真理的道路。教士那种把真理束缚为确定信条的做法只不过是“撒旦的诡计”[1]。罗马和马德里方面非常强调一个可能信新教的人当上皇帝的危险，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见风使舵，在斐迪南1564年去世后成功继承皇位。

世系表5：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1550—1648

但是，一成为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就同他的父亲一样努力维护《奥格斯堡和约》。帝国内的新教诸侯欣赏他反对教皇的辞令，他同情路德派事业的迹象也让他们感到心安。天主教徒接受他表面上对旧信仰的忠诚，他们知道王朝压力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宫廷里是对他们有利的。斐迪南皇帝的遗嘱把遗产分为三份，马克西米利安和他的弟弟们每人获得一份。马克西米利安保留了波希米亚、匈牙利、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他的弟弟斐迪南继承了前奥地利（奥地利最西边的福拉尔贝格和哈布斯堡在莱茵河流域的属国）和蒂罗尔；更小的弟弟卡尔（Karl）得到了内奥地利（Inner Austria）——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和卡尼奥拉。

尽管马克西米利安没有继承奥地利领地中人口最多的部分，但是他仍然控制着林茨（Linz）和维也纳，而且他可以获取波希米亚的收入。帝国以外的匈牙利仍然是负担而非利源。然而，因斯布鲁克（大公斐迪南二世）和格拉茨（大公卡尔二世）的两处宫廷成了天主教复苏的温床——两人都在支持反马克西米利安的复辟运动。现在看来，维也纳离帝国非常遥远，而且更容易遭到土耳其的攻击。因斯布鲁克卡在哈布斯堡家族现有的连接维也纳和莱茵河的道路上，格拉茨也阻断了跨越阿尔卑斯山通往意大利的联系。另一个适合作为帝国首都的地方是布拉格，马克西米利安的继承者鲁道夫（1572年当选为匈牙利国王，1575年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就在作为皇帝执政的第一年，即1576年，把宫廷迁到了布拉格。

对于当时的人而言，鲁道夫二世比以前的皇帝更难让人捉摸。1563—1571年，他在西班牙宫廷度过了人生的成长期，因此比他的父亲对西班牙哈布斯堡和天主教更有好感，但是他的信仰使他在必要的时候反对教皇（事实上他经常这么做）。他变得对教会事务不再感兴趣，逐渐减少参加礼拜的次数，大约在1600年后他再也不领圣礼了。他的身边有一群奇妙的人文主义者——大多数是流亡的意大利人，持有受人怀疑的宗教观点——和新教难民。鲁道夫公然回避他的叔叔们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是他的领地，但是它们的总督是他的弟弟恩斯特，恩斯特在那里积极地推动天主教的复兴。然而尽管鲁道夫继续在帝国内维护《奥格斯堡和约》，与温和派新教诸侯沟通，招募他们的子孙为自己效力，但是人们怀疑他的立场，这种怀疑开始动摇那些忠诚受到他依赖的人。在先皇那里受人称赞的审慎到了鲁道夫这里变成了优柔寡断，为公共利益着想的建设性模糊被人看作虚伪。《奥格斯堡和约》慢慢开始解体了。

和约对帝国政治的影响取决于各政治体履行和约的意愿。16世纪下半叶，尽管帝国改革、为防御匈牙利抗击奥斯曼所征的税收、《奥格斯堡和约》条款的难以实施常常引发激烈的争论，但是帝国议会（Reichstag）还是召开了多次建设性的会议，这是诸侯、城市和帝国骑士形成的无数联盟和组织造成的结果。这些联盟和组织是地区性的，跨越了宗教边界，为达成妥协提供了道路，它们部分反映出为维护和平与贯彻帝国决议而设的地区行政圈正在走向成熟。因为《奥格斯堡和约》被写进了帝国基本法，所以它的实施直接依赖帝国法庭，随之增加的案件数量也增强了法庭的合法性。帝国法庭从1495年创立到1555年，审理了大约9 000件案子。从1555年到1594年，帝国全境立案数量达到2万件。法官数量增加了，但审理案件的速度还是下降了。起初这种延迟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许多案件都在庭外和解了。而且，帝国枢密院（Aulic Council）提供了另一个渠道，尽管枢密院受到皇帝的更直接控制，而且有很多天主教法官。可是它的案件数量也在上升，就连1580年后它越来越频繁地被人批评裁决对新教原告不利的时候，上升的势头也没有停止。事实证明，法律是缓和《奥格斯堡和约》产生的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

最初的困难集中于教会领地和双信条城市。新教徒无视天主教徒恢复教会领地的要求，仍在迅速地推行主教辖区的世俗化，而帝国政治体逃避了恢复领地和移民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了一定的共识，既因为当前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也因为煽动叛乱的帝国骑士威廉·冯·格伦巴赫，他想要再掀起一次骑士战争，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让两边的温和派走到了一起。就算是在16世纪80年代初期，《奥格斯堡和约》的解读在亚琛帝国自由市（1580—1584年）、马格德堡大主教辖区（1582年）和科隆选帝侯国（1582—1583年）都遇到争议的时候，双方还是达成了妥协。与此同时，在奥格斯堡、丁克尔斯比尔等双信条城市，不同信条也找到了共处的方法，尽管他们必须住到不同的城区。1582年，在作为天主教全球化理想的象征的格里历改革的问题上，双方实在无法达成共识。鲁道夫皇帝单方面要求帝国改用格里历，但是德意志新教徒认为这是教皇的诡计而拒绝接受。两种历法一度平行使用，奥格斯堡的路德派商人在书信和汇票上写日期时写得都比天主教商人晚十天。

然而，到16世纪90年代中期，妥协的意愿渐渐衰退了。新一代人掌握了权力，他们（没见过反例）高估了《奥格斯堡和约》的可靠性。随着新教增长停下脚步，宗教势力的平衡也渐渐发生转移。在巴伐利亚，16世纪60年代的一次国内危机瓦解了贵族内部反对统治家族的派系，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驱逐了公国内所有不签署《特伦托信条》的贵族。之后，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和他的儿子恩斯特仿照新教徒为自己的家属谋取教会官职的策略，打着天主教复兴大业的幌子扩展巴伐利亚的影响。其他野心勃勃的德意志诸侯纷纷学习巴伐利亚的策略，采邑修道院长巴尔塔扎·冯·德巴赫（Prince-Abbot Balthasar von Dernbach）的努力落空了——此君1570年在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中成为本笃会富尔达（Fulda）修道院的院长，然而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1574年美因茨选帝侯大主教在他的艾希斯费尔德（Eichsfeld）领地重建天主教时，则把这个策略运用得熟练得多。

与此同时，法国和尼德兰的内战与混乱波及德意志。部队行军使莱茵兰和德意志西北部骚动不安，西班牙和尼德兰起义军都向帝国寻求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奥兰治的威廉的弟弟拿骚的约翰四世（Johann VI of Nassau）是韦特劳的一个伯爵，和莱茵普法尔茨有紧密联系，他试图动员帝国诸政治体支持他哥哥的事业。同一时期，德意志密切关注着法国的动乱，斯特拉斯堡和科隆的出版社都在出版法国军事行动的时事通讯，以及屠杀与战斗的版画。对西班牙人的敌意早已成为德意志政治的一个要素，腓力二世的“黑暗传说”更是激发了他们的仇恨，这种“黑暗传说”早就是新教在英格兰和尼德兰主要的宣传素材了。法国新教领袖不断地向莱茵河以东寻求军事支援，而且经常可以如愿收到回应。胡格诺派的高级指挥官拿他们往往并不拥有的资源作为抵押，与机会主义的帝国雇佣军司令茨魏布吕肯（Zweibrücken）公爵巴伐利亚的沃尔夫冈（Wolfgang of Bavaria）签署协议（为了应付法军1562—1563年和1569—1570年的进攻）；后来他们又和普法尔茨的弗雷德里克三世（Frederick III of the Palatinate）的儿子、同属加尔文宗的约翰–卡西米尔（Johann-Casimir）签订协议（以应付1575—1576年和1587年的进攻）。

这些干涉把《奥格斯堡和约》一个重要的弱点摆到了聚光灯下，那就是和约条款不包括加尔文宗。帝国少数领地和城市选择加尔文宗作为国教——早期最有名的例子是1563年弗雷德里克三世将加尔文宗定为普法尔茨国教——使帝国政治体中出现了新的异议之声。加尔文宗逐渐破坏了跨信条协议和妥协的效力。普法尔茨的律师们在移民问题上态度强硬，他们说《奥格斯堡和约》至少是默许了宗教异见人士留下的权利，正如它赋予了他们离开的权利一样。普法尔茨的议员们抓住机会声称天主教势力用《奥格斯堡和约》欺压新教徒，和约是一场阴谋，是花钱买通帝国当局才炮制出来的。被《奥格斯堡和约》排除在外的代价就是，普法尔茨选帝侯在一定程度上被剔除出了选举人团。

1586年，萨克森公爵奥古斯都一世撒手人寰，标志着《奥格斯堡和约》一代最后一个主要人物离开人世。他的继承人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在首相尼古劳斯·克雷尔（Nikolaus Krell）的引导下支持约翰·卡西米尔，后者是16世纪80年代后期普法尔茨的临时统治者，也是前往法国帮助胡格诺派战斗的老将。同样是在顾问的指引下，距离较远的勃兰登堡公爵也渐渐开始倒向加尔文宗，尽管直到1613年，约翰·西吉斯蒙德选帝侯（Elector John Sigismund）才正式宣布改宗。16世纪90年代，哈布斯堡家族考虑在匈牙利对奥斯曼帝国发动大型攻势，它要求各政治体提供明确的财政支持，这时帝国的裂痕已经变得更加难以弥合了。帝国议会在需要多数表决的问题上完全按照教派投票，代表们指责皇帝说他索取的资源超过了他的需求。等级会议和帝国法律系统都越发陷入瘫痪。鲁道夫二世的弟弟马蒂亚斯大公1603年沮丧地说：“德意志是个四分五裂的政体，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必须有一个有预见性的皇帝以高明的技巧谈判，才能收拾这个逐渐变成制造猜疑的工具的局势。而现实中，皇帝鲁道夫面临着与弟弟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即将为中欧带来一场风暴。

宗教与共和国：波兰–立陶宛

幅员辽阔的波兰–立陶宛共和国（Rzeczpospolita Obojga Narodów）早已习惯教派多元共存。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公国在1386年结为共主邦联，1454年立陶宛从条顿骑士团手中夺取了王室普鲁士（Royal Prussia）。中世纪后期，波兰扩展到了罗塞尼亚南部（今天的乌克兰），走出了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因为大多数罗塞尼亚人都信仰东正教。之前一直信奉异教的立陶宛大公在1385年与波兰缔结王朝联盟时才终于加入基督教世界，直到16世纪，立陶宛都是基督教世界的边陲。这里教区稀少，异教色彩依然浓厚，罗塞尼亚的大部分人口都是东正教徒，特别是在白俄罗斯（White Russia）。他们使用西里尔字母，保留着对莫斯科牧首的忠诚。波兰君主觉得鼓励其他教派的人在他们空旷的乡村落脚没有什么弊端，只要有人来定居，他们就给予其社区地位和认可，而且乐于招徕具备包税、行政、管理等专长的技术人才。这些人很容易融入波兰大贵族的城市和领地，大贵族欢迎这些能为他们的家庭充当秘书、家教、图书管理员和高效地打理他们领地的人，那些正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开辟大庄园的波兰大贵族尤为乐意。大多数教会职位的提名权都在平信徒大贵族手里，他们的子弟占据要职，因此教会的权力衰落了。众所周知，每当主教试图反对神职人员结婚，或者反抗保护他们的贵族，贵族就会带着武装扈从出现在教会法庭上震慑法官。就算法官真的做出不利于贵族的判决，Sejm（波兰议会）或地方议会也会推翻它。

没有什么比阿什肯纳兹人（说意地绪语的犹太人）的移民更能反映这一时期新出现的流动性世界主义的了，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期，阿什肯纳兹人从德意志、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向东移动，因为基督教世界对他们的统一的恐慌使他们时常遭到集体迫害。波兰和立陶宛成了他们的新家园，这里迅速积聚了欧洲最庞大的犹太人口（接近25万人）。他们首先在波兰西部城镇（克拉科夫、波兹南、利沃夫）站稳脚跟，然后东进来到立陶宛和乌克兰，和迦来特派黎凡特犹太人（Karaite Levantine Jews）一起成为波兰殖民者的代理人和中间人。他们的社区采用祖先传下来的礼拜仪式，起初，波兰王室插手最高层的拉比的任命，使拉比统治集团一度得到了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由于波兰王室影响力的衰退，犹太社区开始主张他们有权任命自己的“杰出之人、黎巴嫩的香柏树、奥秘的贤者”（指拉比），通过犹太人的议会——“三地委员会”（Council of the Three Lands，指波兰、立陶宛和王室普鲁士）——来实现自治。

被基督教世界内部分歧驱赶到角落的其他教派也加入了犹太人的行列。16世纪40年代后期，强大的奥勒斯尼斯基（Oleśnicki）家族的所在地平丘夫（Pińczów）欢迎流亡的波希米亚弟兄会前来定居。尼古拉斯·奥勒斯尼斯基（Nicholas Oleśnicki）允许他们在他的领地上定居，后来还打算把平丘夫变成改革的耶路撒冷，变成为宗教改革问题寻找政治和社会方案的模范城市。城市中心是他的家族建立的保罗修道院，他将它变成了一个新教学院“萨尔马提亚的雅典”（Sarmatian Athens），新教《圣经》译本“布列斯特圣经”（Brest Bible）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平丘夫只是散落各地的充满独立思想家的社区之一，这些思想家大多数都是从那场从未发生的意大利宗教改革中自我放逐的流亡者。斯坦尼斯拉斯·卢宾聂基（Stanislas Lubieniecki）是17世纪的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后来自称“波兰弟兄会”（与加尔文宗和路德派相对）的群体，他记录了他们博学的理想主义，也记录了他们频繁的激辩。平丘夫实验的灵感来自弗朗切斯科·斯坦卡罗（Francesco Stancaro）的著作，是他发起了关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讨论。福斯托·索齐尼［又称索西努斯（Socinus）］1583年受大贵族克日什托夫·莫尔什滕（Krzysztof Morsztyn）之邀来帕夫利科维采（Pawlikowice）定居，是反三位一体派的领军人物。马丁·切霍维奇（Martin Czechowic）来到伟大的立陶宛大贵族“恰尔内”（意为“黝黑的”）米克瓦伊·拉齐维乌亲王在维尔纽斯建立的加尔文宗学校担任校长，他改投重洗派信仰（“我相信为婴儿施洗是教皇党人无知的起源”），主张极端的非暴力。16世纪60年代后期，雅各布·巴列奥略（Jacob Palaeologus）在克拉科夫居住了几年，他提出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应当进行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后来他撤到了特兰西瓦尼亚。1555年路易吉·利波马诺（Luigi Lippomano）作为教廷大使被派往波兰，开始记录他遇到的“各类异端”，但是随后就放弃了，只写下一句“以及其他一切害虫”。当他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这个大贵族殖民者们的主要居住地，他震惊了：“这座城市是一个巴比伦，聚集了地上的所有民族……但是没有几个好基督徒。”

新教顺着这些宗教异端的渠道流入，通过文化接触与交流产生影响。王室普鲁士的德语城市到16世纪50年代已大部分变成路德派的，它们从波兰国王那里买下自己的宗教自由，并将其内化为共主邦联内部的独特认同。许多波兰大贵族支持一种他们认为的有教养的、世界主义的温和加尔文宗。加尔文宗教堂在他们的赞助下出现在克拉科夫周边及以南的地区，为他们的家人和仆人提供服务，然而多数大贵族认为没有必要理会宗教会议要求他们强迫农民上教堂的压力，他们容许农民随自己的心意保持天主教或东正教的礼拜。就连在贵族家庭内部，夫妻之间都常有宗教分歧。波兰新教没有深入的社会基础，很容易遭到内部分裂的破坏。

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就像某种压力锅，压制了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各种社区之间的宗教裂痕。当罗塞尼亚政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奥热霍夫斯基（Stanistaw Orzechowski）——他的母亲是东正教徒，他的父亲是天主教徒，这在16世纪的罗塞尼亚是一种常见的搭配——为波兰政体寻找一个当代的参照物时，他想到了“睿智的威尼斯人”，波兰也有国王、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稳定平衡，国王是头颅，参议员是牙齿，贵族（什拉赫塔）是身体（他们在议会的自由投票权是心脏），平民是腿脚。如同在威尼斯一样，人文主义学者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设想了一个感性与理性兼具的政治秩序原则，这种原则不仅反映在私人论文和历史记录中，也体现在大贵族家和市政厅的壁画上。通行的建国神话认为波兰贵族是萨尔马提亚人后代，萨尔马提亚人是战争英雄，成功地击退了妄图征服他们的罗马人。16世纪后期，波兰面临瑞典扩张主义的新威胁，萨尔马提亚传说变成了对抗瑞典起源神话的武器，瑞典人相信他们起源于前基督教时代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贵族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如何通过法律、语言和爱国行为来为共和国做贡献。

这样的价值观催生了1555年5月末代雅盖隆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认可的借鉴了德意志先例的《波兰临时敕令》（Polish Interim）。敕令宣布国王是宗教问题上“共同的父亲”（common father）。在国王许可召开全国会议讨论波兰教会的改革之前，所有波兰领主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引入任何自己选择的礼拜形式。西吉斯蒙德的秘书安杰伊·弗雷奇·莫杰夫斯基（Andrzej Frycz Modrzewski）建议国王宽容一切宗教观点，因为这样能鼓励不同教派在私下而不是在公开场合处理矛盾。他在1550年出版的论著《共和国的改革》（Reforming the Republic）中回归到一个经常被16世纪后期的学者和各种声明重申的观点：“暴力、牢房、刑柱、火焰，只能触及身体，只有上帝的话语可以触及灵魂。”1572年，西吉斯蒙德去世，1573年，签订《华沙会盟》的代表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阴影下会面讨论安茹公爵亨利的选举问题。有传言说亨利是屠杀的策划者，所以《华沙会盟》代表们把临时敕令纳入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框架中，框架内还有关于波兰王国选举性质的重要宣言，这个框架被称作“传统公约”（Pacta Conventa）。《华沙会盟》庄严承诺：“吾等教派不同之人（dissidentes de religione）将保持和平，决不为变更信仰或教会之事流人之血，或以没收财产、毁坏名声、囚禁或驱逐等方式迫害他人，亦决不以任何方式帮助任何官吏实施此类举动。”安茹的亨利在被选为波兰国王之前必须宣誓“我将守护不同教派之间的和平”。

1573年这个波兰法案的惊人之处在于，它在没有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将教派多元共存合法化了。法案得到了贵族的同意，但是它的实施是自上而下的，而且是违背波兰大多数人口的倾向的。这样形成的宗教共主邦联根基十分脆弱，波兰天主教的主教们拒绝签字。法案的执行主要依靠议会前后举行的地方贵族会议，是断断续续的，没能阻止宗教暴力偶尔爆发。会盟签订一年之后，天主教群众（多数是学生）在耶稣升天节这天纵火烧了克拉科夫的新教教堂布罗格（Bróg）。1591年布罗格再次被烧。1605年诸圣节，维尔纽斯新教牧师被天主教暴徒活活打死。1594年，反三位一体派旗手福斯托·索齐尼在克拉科夫街头遇袭，险些丧命，1598年耶稣升天节，一伙学生闯进他在维尔纽斯的住宅，烧了他的书和文件，还把他拖到市场，威胁说如果他不放弃信仰就打死他。犹太社区，特别是在罗塞尼亚的犹太社区，经常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既因为他们的宗教，也因为他们在殖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共和国最终还是控制不住形形色色的教派之人，尤其是在罗塞尼亚。天主教复兴的推动者——特别是多明我会和耶稣会——逐渐削弱了王室和波兰大贵族的势力，让本已脆弱的东正教—拉丁基督教关系变得危如累卵。面对这样新生的信条鲜明的罗马天主教，与西方基督教接触最多的东正教会也想要按照类似的方式自我改革。在立陶宛首屈一指的大贵族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格斯基（Constantine Ostrogski）的赞助下，奥斯特罗格学院（Academia Ostrogska）在他的领地上诞生了。学院的毕业生在维尔纽斯等地的东正教父老的兄弟会学校里担任教授，学院本身的教授则翻译并出版了东正教《圣经》 ——“奥斯特洛圣经”（Ostrog Bible）。

1589年，生涯跌宕起伏的耶利米二世（Jeremias II）第三次被选为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1589年他在从莫斯科回程途中——他是在莫斯科成为东正教牧首的——访问波兰共和国。抱着改革东正教主教制的目的，他罢黜了基辅的都主教，宣布在布列斯特召开罗塞尼亚罗斯教会（Ruthenian Church of Rus）宗教会议，讨论主教改革问题。会议于1595年开幕，代表们质疑君士坦丁堡牧首和莫斯科牧首的动机，而且也想从波兰国王侵犯性的资助中解放出来。1596年，他们签订了33条的《布列斯特合并条约》（Union of Brest），条约肯定东正教的仪式，但是承认罗马的权威。东仪天主教徒（Uniates）拒绝了所有在西欧激起杀戮的天主教基本礼拜仪式，教皇克雷芒八世却热情欢迎他们加入罗马天主教会，这真是咄咄怪事。不过，这份条约是天主教全球化的巨大胜利。教皇甚至希望他们接受格里历，可他们表示抗议，理由是这会引发叛乱。奥斯特罗格斯基则组织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宗教会议以反对合并条约，捍卫东正教。

基督教世界的毁灭也开始影响到东正教，而且给波兰带来了深远的后果。东仪天主教的主教们发现，尽管有罗马的支持，但是他们在共和国的议会里并不受人欢迎。在多明我会和耶稣会的劝导下，许多东正教徒径直改宗为罗马天主教徒。在罗塞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虽然许多上层东正教人士转变成东仪天主教徒，但是教区教士和人民并没有变。哥萨克人坚守他们的东正教信仰，而且把它变成哥萨克人不属于波兰共和国的一个标志。很多波兰人觉得1648年哥萨克叛乱是一场对他们和共和国本身发起的宗教战争。

国教会的有无：尼德兰共和国与不列颠群岛

在新教欧洲教派多元的困境之上，还有变幻无穷的政教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导致新教崛起的变化过程，也反映了每个政权自身的独特性质。宗教和解基本上都是不稳固的，宗教少数派的地位也是如此。总体来说，教士统治教会、王权比较强大的地方，宗教少数派的地位是很脆弱的。教会比较虚弱、政教关系复杂、政治力量分散的地方，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协议缔造出教派多元共存的可能性相应地就会大一些。

在新生的尼德兰共和国里，起义形势产生了一个没有国教的复杂局面。这里没有国教，有的是“公共教会”（public Church）——“荷兰语归正教会”（Reformed Church of Dutch expression），有别于它的合作伙伴“法语归正教会”，后者是尼德兰南部法语流亡者的教会。归正教会是各省各邦唯一承认的教会、共和国内不允许任何其他的公共（public）宗教仪式。荷兰归正教会享有作为公共机构的特权，继承了以前天主教的教堂和地产。公共集会开幕和闭幕时要诵读它的祈祷词，世俗日历里充满了它的公祷日。然而，正因为它是公共教会，所以它的内部分歧——反映在17世纪初期的亚米纽斯派（Arminian）争议中（见第十七章）——加剧了政治辩论和社会分歧，折射出教会政府的排他结构。

公共教会的存在仍为不属于公共教会的人的私下礼拜保留了空间。这些人敬拜的场所或是公众认可的地点（犹太教堂、亚米纽斯派教堂），或是人们的私宅，在私宅聚会的教会被称作“秘密”（clandestine）教会。阿姆斯特丹的长筒袜商人扬·哈特曼（Jan Hartman）在自家的阁楼里为天主教徒建了一个小教堂，可以容纳150名会众。也就是说，公共教会在共和国里并没有排他性的权威。尽管它的人数在稳步上升，但是根据可靠的估计，1600年前后荷兰和弗里斯兰只有12%到28%的成年人口接受荷兰归正教会的信条和教规。天主教徒、重洗派和就是不想加入归正教会的人可以在市政官的主持下在市政厅结婚。他们可以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受洗和安葬。在许多村子里，所有派别信徒的新生儿都由一位归正派传道人在归正教会的教堂里施洗，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加入了归正教会。因为教堂通常也是学校所在地、地方档案保存的地方和公众集会的地方，所以它变得更像一种公共空间。慕道者（Liebhebbers）可能会参加主日的布道，而在圣餐仪式前离开。公共教会的性质，以及它在地方社会内信条模糊不清的立场，鼓励人们在宗教问题上相互交流，人们说话和行事的方式说明，宗教与其说是信条纯洁性的问题，不如说是落实一种共同理解的公共道德的问题，何时何地讨论宗教比较得体都是有规则、有礼节的。在17世纪初期，宗教问题还是一个引发惊奇和争议的问题，接近17世纪中期时，人们就已经不那么讨论教派多元问题了。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可以说，尼德兰共和国的内外稳定某种程度上靠的是它对教派多元的处理方式，而且这对它的商业繁荣也有帮助。

苏格兰宗教改革是一场每个参与者都竭力想把它辩解成别的东西的政治和宗教革命。约翰·威尔科克（John Willcock）和不知疲倦的约翰·诺克斯领导的新教军队发动叛乱，对抗国王詹姆士五世的遗孀洛林的玛丽王后的摄政军，出人意料地迅速取胜。1560年6月，玛丽不幸离世，叛乱的世俗领导者、自称“会众长老”（Lords of the Congregation）的大贵族们抓住时机召开国会，国会废除了弥撒和先前一切“与上帝的神圣话语不符”的法律，采纳了新的信仰宣言，而且审议了新教会的蓝图，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作《第一教规》（First Book of Discipline）。它包含了教会岁入重新分配给苏格兰教会（the Kirk）的提议，同年，苏格兰教会的议会另行核准了这份文件。玛丽的继承者是她的女儿苏格兰女王玛丽，她1561年5月才从法国回到苏格兰。虽然她拒绝批准这些已经实施的决议，但是她也不打算开倒车。

一部分原因在于，苏格兰教会这个新生的宗教法庭—宗教会议式的教会组织，离成熟还有很多年的路要走。特别是，它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还没有确定下来。宗教改革之前就已发生的平信徒对教会土地的兼并侵蚀了苏格兰教会的物质基础，覆水难收。新组织也没有毁掉旧组织的结构。修道院没有被解散，而是在苟延残喘中慢慢衰落。神职人员留在原位，其中一半的人拒绝服从苏格兰教会，不过这些人还是被允许以养老金的形式领取俸禄。理论上苏格兰人三分之一的收入（teinds）要用来支付苏格兰教会的薪俸，不过实际上这取决于地方大贵族愿意为传道人付多少钱。虽然苏格兰王室名义上掌握了教会圣职的任命权，但是现实中平信徒赞助人仍然把教会收入当作自己的私有产权。

谁来管理苏格兰教会？这个问题仍需辩论。《第一教规》提出由10名监督管理，他们的职权与主教大致等同。教会议会提名了5个监督，但1572年1月在利斯（Leith）召开的教会议会又接受了“虔诚主教”（godly bishops）领导教会的观念，承认主教由王室提名，由国王（或摄政）认可。正当监督和主教合二为一的时候，受日内瓦影响的神职人员批评说“伪主教”（pseudo-bishops）是违反《圣经》的，是不合法的，1577年教会议会宣称：“这种做法与上帝的话语相悖，上帝的话语说主教应当是牧师的牧师”。第一批宗教法庭［“长老会”（presbyteries）］开始出现。1586年之后，颁发圣职与教规裁决的权力从主教和监督转移到了长老手中，不过主教并没有完全消失。尽管1587年《合并法案》（Act of Annexation）剥夺了他们的教会财产——除了两个教区以外，他们的土地全都被贵族吞并了——但是他们仍然在苏格兰国会里保有政治势力。

因此，苏格兰教会的财政捉襟见肘，它怀疑王室并不打算给予它所需的支持，而且它也无法完全控制它的（不规则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传道人。然而，它的经济虚弱并没有减损它在苏格兰建立一个神圣社会的理想。幸好天主教少数派没有及时发起挑战。天主教徒有贵族的支持（一份英格兰报告说，1600年时三分之一的苏格兰领主都信天主教），但是他们局限于地方，而且外国支援来得太晚，以至于任何政治反对派都无法阻止新教的崛起。此外，苏格兰教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劝领主和家族首领改信，它宣传说其成功是它推行的神圣宗教改革的证明。与此同时，它还在苏格兰各教区建立教会法庭（Kirk Sessions），设立传道人会议（长老会），这两个维护教会纪律的机构都是为了回避苏格兰主教制残余而设的。

苏格兰教会希望在世俗权力的支持下实现它的神圣宗教改革，但是不支持也没关系，如果世俗权力反对的话，教会不惜针锋相对。尽管苏格兰国会愿意支持教会在公共道德问题上的强硬路线，而在其他方面，国会和贵族就不那么热心了。教会里的传道人反过来把基督教共和国的相互义务和自由议会的责任解释为随意公开批评王室与贵族的自由。这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苏格兰王室很穷（王室的岁入估计只有4万苏格兰镑左右，仅仅是教会岁入的十分之一）。王室的权力基础（与苏格兰贵族势力三等分的结果）已经瘫痪了有一代人的时间。苏格兰女王玛丽为王室带来了她作为法国王太后的收入，但是这笔钱是挂着线的，她成了她背后的洛林家族的牵线木偶。洛林家族无法理解她的处境，更不打算在她经历了两次灾难性的婚姻之后帮助她。在随后爆发的内战中，她被迫在1568年让位于她一岁大的儿子，逃往英格兰。她的儿子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到1578年才算长大，1584年才开始亲政。在这期间，摄政和国务委员会统治着这个国家，基督教共和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义务制造了派系斗争、家族世仇和反抗阴谋。在此期间，苏格兰教会探索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与王室打交道的方式，并且把苏格兰贵族的派系斗争化为己用，它的自信让它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有如一座灯塔。

詹姆士六世逐渐发现了可以用来遏制苏格兰教会独立性的方法。他的家庭教师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为他讲授过苏格兰的历史，特别是“苏格兰贵族有纠正他们国王的权力”。但是，詹姆士1598年出版的《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则》（Trewe Law of Free Monarchies）部分是为了回应教会的知识分子领袖安德鲁·梅尔维尔（Andrew Melville）。梅尔维尔说：“耶稣基督是王，他的国是教会，国王詹姆士六世是这个国的臣民，在这个国里，詹姆士不是国王，不是领主，不是首脑，而是一名成员。”詹姆士斩钉截铁地回应说：“先知大卫王称国王为诸神，[2]因为国王坐的是神在世上的王位。”教会说长老会是《圣经》认可的基督教共和国的模范，詹姆士回应说他们是“混乱之母，团结之敌……与王国是相悖逆的”。

安德鲁·梅尔维尔的支持者把目标定得太高，给了詹姆士可乘之机。1596年3月，教会大会公开批判国王的“咒骂和脏话”（banning and swearing）和王后的“夜间行走、举办舞会等行为”，他们还讨论了在每个教区训练民兵的计划。9月，梅尔维尔教育“上帝的蠢奴”詹姆士要服从“基督召唤并命令看管他的教会”的人。当年秋天，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的传道人大卫·布莱克（David Black）被叫到枢密院，为他宣称“所有国王都是魔鬼的子孙”的布道做出解释。后来，12月17日爱丁堡发生暴乱，詹姆士借机在珀斯（1597年2月）和邓迪（1597年5月）召开议会，鼓励敌视低地长老会的高地传道人前来参会。[3]双方一起选定了今后参加苏格兰国会的监督（后来是主教）人选。

詹姆士想在苏格兰重建主教制，不仅仅是要把主教当成苏格兰王国传统的三个等级之一。在他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共同的国王（1603年）之后，主教制成了团结“不列颠”各教会的核心元素。一个长老制的教会或许适合日内瓦这样的共和国，而不适合斯图亚特王朝“这样架构庞大的主权帝国”。在1610年的格拉斯哥教会大会上，主教被赋予了主持长老会和宗教会议、确认革除教籍、巡视教区和任命传道人的权力。1612年，苏格兰国会批准该协议，扼杀了苏格兰教会想拯救长老会共和国相互义务的努力。在1618年珀斯的教会大会上，苏格兰教会和英格兰教会的制度统一发展为典礼与敬拜仪式的统一。苏格兰教会在“国王之怒”的威胁面前只得全盘接受《五教规》（Five Articles）——跪领圣体、私人洗礼、主教确认、守圣诞节与复活节为圣日。1621年，《五教规》得到了苏格兰国会的批准。久而久之，长老会越来越担心苏格兰教会曾经拥有的“自由”（libertie），“吾等教规的防波大堤”，已经被破坏了。不跪领圣体、不庆祝圣日是牧师及其会众表达异议的简单方式。尽管枢密院镇压，拒绝服从的传道人被开除，詹姆士在1621年议会上伸出橄榄枝，承诺“在他治下不会再不经他们的同意推行任何此类问题的更改或变动”，但是反抗运动还是诞生了，这场运动将在17世纪30年代结出它的果实。

1559年，伊丽莎白时期第一次议会通过《伊丽莎白和解法案》（Elizabethan Settlement），这是对爱德华六世统治的一种恢复，但是为了让尽量多的在职教士留在原位，法案做了一些让步。这是不是年轻女王的本意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她把自己的喜好掩藏了起来。问题在于和解法案在许多人眼中有两重矛盾：第一，这是以国会法案为基础决定教会和宗教问题，近年来的历史证明国会可能出尔反尔，在天主教辩论家看来，这是最关键的弱点。英格兰天主教徒托马斯·斯特普尔顿（Thomas Stapleton）说：“英格兰的信仰根本不是建立在上帝和他的传道人的权柄上的信仰……而仅仅是对世俗法律的屈服，是一种可以随王国的法规做出变动的意见。”伊丽莎白的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组织了一批古籍学者做出相反的论证，表示英格兰教会倚赖的古老基础恰恰是议会通过法律恢复的使徒权利。

第二，《伊丽莎白和解法案》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一个基本上是天主教式的教会结构，有主教、教会法庭（Church courts）、教会法，以及天主教的礼节和仪式。不过管理教会的是新教徒，他们能从苏格兰和欧洲大陆看到真正的归正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渐渐地，他们希望能追上它们的潮流，好把教皇的制度扫进垃圾桶。然而，伊丽莎白坚决并成功地抵制了对和解法案的任何改动，有时她不惜采取对抗的态度——许多议员在多届英格兰议会中都想通过立法修改和解法案，但都被拒绝了——更多的时候她通过现有的教会统治集团和教会结构走后门解决了这些问题。可是这让伊丽莎白的主教们十分为难，因为很多主教认识到了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而女王对他们的声音充耳不闻。主教们并没有兴趣惩罚狂热的新教徒，但是他们非常清楚这些事情关乎他们自己的权威。1562—1563年教士大会（Convocation of Clergy）点燃的“圣衣争议”（Vestiarian Controversy）——关于在公共场合身着白色罩衣和全套教士服的争议——注定成为一场持久战。教会内外关于教士在自己的教区穿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的辩论象征了关于基督教共和国内是否应当有一个独立的圣职牧师群体的辩论。

英格兰高级教士也知道保留教士圣衣有充足的理由，圣衣是古老权威的外在可见的记号，而且它可以防止英格兰许多倾向天主教的保守派平信徒闹事。然而16世纪60年代后期之后，为保持势力均衡而拉拢天主教徒不再那么重要了。英格兰宫廷政治因为两场婚姻而发生分裂：伊丽莎白自己的婚姻，以及苏格兰女王玛丽——她在1568年逃到英格兰——的婚姻。这些纠纷的结果迫使第四代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d）——一个游移不定的同情天主教徒的重要人物——逃离宫廷。1569—1570年，英格兰北部爆发了伊丽莎白时期最大的叛乱，诺福克公爵随即被捕。领导叛乱的是信仰天主教的威斯特摩兰伯爵和诺森伯兰伯爵，叛乱遭到镇压而失败了，诺福克公爵于1572年被处决。英格兰天主教徒在政治上进攻过，然后一败涂地。狂热的新教徒，不论是平信徒还是教士，都希望再一次推进教会的宗教改革。

然而清教徒——这个名字是他们的敌人对这群“更加狂热的新教徒”（hotter Protestants）的称呼——面临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沮丧和失望。他们的希望是教士统治集团能以某种方式自我改革。让他们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机会是1575年埃德蒙·格林德尔（Edmund Grindal）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是两年之后，女王把他软禁了起来，因为他拒绝压制教会里“说预言”（prophesyings）的做法，说预言指的是教士（在平信徒在场的情况下）聚在一起切磋对《圣经》的理解。格林德尔认为这是迫切需要的改革教会的一种方法，伊丽莎白女王认为这为教士独立和平信徒不服从国教提供了机会。

1583年，格林德尔被正式罢黜，接替他的是约翰·惠特吉夫特（John Whitgift），以他为首的新一代主教更看重服从国教。有清教思想的教士本来就被更加认真的异见天主教徒所掩盖，这些新主教借助国外的帮助更是把他们都抓了起来。清教平信徒想要在东盎格利亚的一些地区建立一个长老会风格的影子教会，而被中途打断了。只有一小部分清教徒选择了“分离主义”（separatism）之路——自我流放。到1603年，英格兰教士统治集团对清教异见人士看起来已经大获全胜。然而事实上，清教即便不是未来教会改革的蓝图，也是许多人对社会道德深入改革的理想。许多珍视这一理想的人同时也相信英格兰是基督教共和国，是一个有两个头的君主制共和国。他们觉得他们同王室一样与国家未来的决定休戚相关，他们不打算质疑王室统治的合法性。同苏格兰一样，英格兰的后宗教改革政治——对宗教分歧的处理——制造了没有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将在17世纪长期困扰他们所有人。

信徒与非信徒的共存

英格兰清教徒活在宗教少数派的困境之中。他们的直觉反应是回望新教信仰的真实殉教者——福克斯的《殉道史》提供了许多例证——并寻找效仿的理想。基督教世界所珍视的、早期宗教改革所培养的殉教模式是拒绝放弃异见信仰，反抗世俗法律或教会法律。天主教的神父与平信徒在反抗时也借鉴了类似的传统。因此，当天主教神父威廉·哈特（William Hart）1583年3月在约克被处刑的时候，他无畏地走上火刑柱，（在死前不久写的一封信中）鼓励母亲为他欢喜，因为他很快就要成为“天国中最光荣最明亮的星”。北安普敦郡的天主教乡绅托马斯·特雷瑟姆爵士（Sir Thomas Tresham）写到，他必须支付巨额的不服国教（Recusancy）罚金也是一种殉教，他用这样的信念来安慰自己：在宗教问题上，“没有人可以给自己做个垫子让手肘有地方倚靠”。圣衣争议期间，一名妇女因为诘问伦敦主教而被“绑在像马桶椅的两把梯子上”，她为自己受的刑感到喜乐，称颂主说“他令她配得上为正道和真理受迫害”。挺身而出反对不虔诚的教会或非基督教的共和国（un-Christian commonwealth）的势力，与起兵造反推翻它们之间并没有巨大的鸿沟。

但是与此同时，反抗和顺从，服从国教与不服国教之间的界线就有得商量了。英格兰天主教徒逐渐变成不宽容的目标，他们更常采取的策略是表面顺从而非反抗，他们去教堂的次数刚好足以让地方官员相信他们对政权的忠诚，不过他们完全不听布道，咔嗒作响地捻《玫瑰经》念珠，或者像赫里福德（Hereford）的酿酒师约翰·维卡斯（John Vicars）那样，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以免听到布道内容。对宗教信条服从的专注恰好鼓励了它本应防止的掩饰行为。友爱之家派（Familists）——亨德里克·尼克拉斯的门徒——虽然参加英格兰国教会的仪式，但是恪守他们的以家庭为导向的神秘教义。持异议的清教教士找到了既满足法律上的服从又不违背良心的方法。耶稣会士以被问到“信仰是什么”这样的重大问题时给出纯正天主教的诡辩答复而闻名于世，尽管所有教派的教士都认为做尼哥底母（他“夜里”来见耶稣[4]）是很危险的。“共存”（cohabitation）总是可以用这些理由来辩护：保护与邻居的关系，加入这个在16世纪后期的冲突中濒临崩溃的基督教共和国。

[1] 《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第11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译者注

[2] 《旧约·诗篇》第82章第6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译者注

[3] 珀斯（Perth）和邓迪（Dundee）在爱丁堡以北，更接近苏格兰高地（Highlands）。——译者注

[4] 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新约·约翰福音》第3章第2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译者注

第十四章

教会与世界

教会与国家

新教改革将基督教会撕裂成信仰不同的各个会众群体，每个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教会”的继承者。这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辩论，“救赎有赖于加入真正的教会”这种信念使辩论更加激烈。礼拜仪式、教理问答、信仰告白、《圣经》译本、教会纪律和宗教教育等新兴的教会组织为普通人详细地展示了不同教会的特点。它们都向普通人强调欧洲正在陷入新的分裂。

而且，新教在两个方面对教会的角色产生了影响。其一是影响了教会的物质结构。新教改革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破坏当地土地财产、什一税和属灵税费的既有模式。世俗当局再也不用怕夺取教会财富被说成渎神了。新教改革家已经为它们提供了托词，让他们能以打击滥权为由侵吞教会财产。1525年，路德向萨克森选帝侯保证，教会的收入属于国家，在支付教士的薪水、建设学校和慈善机构之后，盈余都是选帝侯的。1534年，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没收修道院财产归为己用。其他君主纷纷仿效他的做法。国王亨利八世解散了英格兰的修道院，从1536年到他去世的1547年，王室攫取了130万英镑的收益，而且王室还把advowson（受俸圣职的提名权）收归己有。这些权利——还有祈唱堂（1547年）和教堂里的金银器皿（1549—1593年）——都被转卖给了平信徒。在丹麦，王室早在16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把教会财产转让给贵族，这甚至早于正式实施宗教改革的时间。到16世纪30年代末，主教财产都已被王室没收，修道院都已被世俗化。1527年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有3 724处地产，教会有14 340处地产。到1549年，教会已经一处都没有了。尽管慈运理和布策尔坚持认为教会财产属于所在社区，世俗统治者只是它的管理者，但是官员几乎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新教改革标志着财富的大规模转移和教会地产的部分瓦解。

教会角色在物质和社会方面的变化在新教地区更加显著，因为天主教欧洲没有发生程度如此之大的变化。一些天主教诸侯利用新教的威胁从他们的天主教领地那里汲取资源。在法国，教皇同意让渡一部分教会财产（这些财产日后有可能赎回）来资助王室在内战中的军事行动。巴伐利亚公爵威胁要向新教少数派让步，好从教士那里榨出更多的收益。17世纪30年代，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开始向西班牙教会征税，罗马和教会内部的反对都被他用报复压了回去。而在欧洲地中海沿岸，天主教会仍然保持着物质上的富足。天主教复兴的基础在于教士的财富和特权，如何在最需要的地方利用它们来帮助教会的事业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新教改革的第二个影响是重塑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新教改革对祭司权威神学基础的批判意味着为“世俗权力”套上了一层属灵威严的外衣。在新生的新教政权中，教会事务——从牧师任命到教区生活——都由（在路德派欧洲）御前会议和它的代理人，也就是它提名的教会官员（“监督”）来管理。路德对此类问题的见解是，一切基督徒都同时是上帝创立的两个王国（zwei Reiche）的臣民。一个是信仰的属灵王国，由基督和他的话语主宰，世俗统治者在这里没有管辖权；另一个是此世的诸王国，君主拥有神授之权，有责任保障上帝交付给他们的臣民享有和平和幸福，但是无权干涉臣民的良心。然而在实践中，宗教改革的现实要求和新教徒君主的倾向给路德的奇特解释打了折扣。其他新教改革家更倾向于接受人文主义的思想：共和国是一个道德空间，在这之中神授君权的统治者有增进臣民的信仰、虔诚和正确行为的“职分”（office）。因此更重要的是向统治者提供实例，鼓励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旧约》里敬神的统治者和早期基督教皇帝成了模范，证明虔诚的统治者应当铲除不敬，依据上帝的律法树立真正的对上帝的敬拜。

一切都很完美，只要统治者既虔诚，又懂得这种公共责任的限度在哪里。问题在于这个时代的新教版底波拉们和希西家们往往是不及格的，[1]他们看起来更像《旧约》里的伪善之人和暴君。而且，新教欧洲基本上废除了教会法庭的独立司法权。教会法庭以前会处理渎神、巫术、婚姻等各类事务。现在官员必须设立新的法律，建立新的特别法庭，这些事务必须在更偏向民政而非教会的法庭里裁决。加尔文（随巴塞尔的约翰内斯·奥科兰帕迪乌斯和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布策尔）想要在日内瓦建立一个宗教法庭并赋予其革除教籍的权力，以此更加精确地界定教会的权威，却遭到其他更亲世俗权力的新教徒批评，说他意在打造一个“新教皇制度”（new popery）。海德堡医生托马斯·吕贝尔（Thomas Lüber，即埃拉斯都）提出民政官员或统治者在自己的国家行使主权，教会没有强制力。事实上这在新教欧洲已经成了一种规范。

神圣君主不是新教欧洲的专利。天主教君主也成功确立了对教会的控制，尽管他们还是需要承认罗马的权威，尊重主教的管辖权。在法国，1516年的《博洛尼亚协议》（Concordat of Bologna）把法国国内106个主教座和800个修道院的任命权交给了法国王室，任命时几乎无须注意候选人属于哪个教派或是否支持改革。在西班牙、萨伏依、奥地利哈布斯堡祖产等地，君主把教会高级圣职的提名权视作王室任免权的延伸，即使人选遇到争议时也能压倒教皇。教皇只在意大利半岛继续享有直接提名主教的权利。

天主教地区到处都有教会自治领地——它们传统上的原生力量来自它们的起源神话和圣徒崇拜。事实证明复兴的罗马天主教会很难在普世性的主张下协调这些自治领地，而且它们也十分抗拒国家的控制。只有在法国，这些自治领地才联合起来形成了某种接近运动的存在（“高卢派”），它在教会、学术界（索邦神学院）和法律界（巴黎高等法院）皆有其根源。高卢派吸纳了大公会议至上论（Conciliarism）的议程，希望保护法国教会的自由免遭王室和教皇的干涉。它成了担心皇帝–教皇权威主义在罗马卷土重来的欧洲天主教徒注视的焦点。

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是教会与世界的关系的一部分。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士集体都必须回应广阔世界带来的挑战，应付新的信条政治，面对国家力量壮大这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回应理解物质环境的新方式。他们都必须努力教导信徒宗教信仰和仪式应为何物。

海外传教

欧洲的扩张将基督教推向全球。截至1550年，可能有多达1 000万名美洲人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截至1620年，约有200万名菲律宾人和20万名日本人受洗。这些传教事业是独立于基督教世界的天主教复兴而展开的。它依赖的是西班牙半岛两王国的赞助和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与奥古斯丁会修士你追我赶的努力。耶稣会等新修会是后来特别是在1550年以后才逐渐显示出自己的影响力的。对于改宗者的人数不能完全当真。热情高涨的传教士高估了他们的成功，他们对自己成就的估计有一种对于谁能被转化、转化到什么程度的先入为主的认识。大多数改信者几乎不了解他们改信的宗教，而且传教士劝说他们改信时说的都是些很基本的论点。在墨西哥，传教士经常会劝当地人不要参加弥撒，因为他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弥撒，后来在菲律宾也是这样。在日本，耶稣会士弗朗西斯科·卡布拉尔（Francisco Cabral）不太愿意跟刚改信的日本人讲解神学细节，免得他们精通之后搞出异端来。

天主教社会和欧洲人遇到的原住民社会之间的差距让他们感到震惊。比如，根据秘鲁的习俗，男方如果不先和女方尝试一次性行为，是不会和她结婚的。传教士很难说服秘鲁人放弃婚前性行为，接受禁止婚前性行为的天主教婚姻。认真处理这些困难，意味着接受转化会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这个事实。耶稣会士何塞·德·阿科斯塔在1588年出版的《论印第安人的得救》（On Procuring the Salvation of the Indians）中将非基督徒分成三等：第一等是文明程度与欧洲人相当的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可以理性地了解和实践基督教；第二等包括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他们没有文字，但是有文明社会，他们的宗教仪式掺杂了对自然法的丑陋背离（比如人祭），对付他们既要用说服也要用铁腕；第三等是南北美洲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以及从非洲引入的奴隶，他们几乎不算人类，对他们必须像对待孩子一样，如断奶一般停止他们的游牧生活，把他们“集合”（reduced）进村庄，然后再向他们传福音。基督教文明——它的语言、礼仪和道德——限定了阿科斯塔的民族志研究。他认为，传教士的职责是“一步步地教会印第安人基督教的习俗和纪律，平静地消除迷信和渎神的仪式，扫清粗鲁野蛮的习惯”。

传教需要理解当地的文化和传统，进而理解它们的差异。方济各会的民族志先驱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花了50年时间对阿兹特克人进行田野调查。他把他的发现写进了《新西班牙风物通志》（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这本书收录了受过欧洲写实技巧训练的当地画家绘制的2 000多幅插图。腓力二世知道这种对当地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可能造成的危险，于是没收了它的手稿，命令将它送回西班牙。“基督教是唯一真实的宗教”这种前提限制了对民族志的理解，因此传教士通常把其他宗教理解为无知的产物，甚至更加恶劣的存在。方济各·沙勿略1549年到达日本的第一反应是：“这片土地充满了偶像崇拜和基督之敌。”葡萄牙耶稣会士迪奥戈·贡萨尔维斯（Diogo Gonçalves）1590年来到果阿，在马拉巴尔（Malabar）开展事工，直到1597年去世，他写了一部详尽的传教指南，这本书在1615年被送到罗马。当他描述印度教徒的宗教传统时，他不断地把他们的神明称作“魔鬼”，把他们的信仰称作“恶魔迷信”。这种态度制造了两难的局面。越是把当地信仰视作异教，消灭这些信仰的任务就越迫切，基督教化的任务就越繁重。

传教士的数量与任务相比少得可怜。当地人民的反抗加大了任务的难度，当传教士试图抹去前基督教文明的痕迹时，民众反抗更容易发生。1541年，在新加利西亚（墨西哥）血腥的米希顿（Mixtón）叛乱中，修道院和教堂成了攻击目标，修士被残杀，改宗的人被“反洗礼”（de-baptize），也就是再洗一次头。基督教变成了征服者的宗教。20年后，高地秘鲁人发动名为“舞蹈病”——克丘亚语（Quechua）为Taqui Unqoy——的叛乱，叛乱者拒斥基督教，想要恢复古老神灵（huacas），并且推翻西班牙人的统治。叛乱遭到残暴的镇压，以末代印加国王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被处决告终。暴力没有令已经改宗的人放弃基督教，但是暴力一直在欧洲殖民地的表面之下蠢蠢欲动。

最早的海外传教士是前往中美洲的修士，他们集中于墨西哥高原的殖民地。大规模改信是一种常态，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鼓励信基督教的印第安人住在营地里，把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原住民提供一定比例的劳力和贡金用来建造教堂，教堂往往就建在征服前的神庙所在地。到1650年，天主教会在西班牙殖民地社会已经甚为可观。西属美洲的5个大主教和25个主教成了富裕的地主，比同一时期葡属巴西的大主教和2个主教更富有。大教堂令美洲各位总督的首都熠熠生辉，说明天主教士的舒适生活已经被移植到了新世界殖民地。

然而在光鲜的外表之下，是当地宗教体系与基督教教义的相互妥协。墨西哥人混合了基督教和前基督教的信仰和仪式，特别是在家庭里和在对周围自然环境的态度上。事实证明，彻底消除他们的圣地、宗教历法和古安第斯神祇是非常困难的。建在征服前的神庙原址上的教堂的礼拜堂是露天的，礼拜堂对着一个封闭的院子，院子中央是一个顶上有十字架的平台，这样教堂看起来就与从前献祭的场所有些相似。信徒团体、公共宴会、圣徒崇拜与死者盛宴这种征服前的传统交织在一起，不过套着基督教的外衣。圣徒崇拜被吸收到了他们原有的祖先记忆之中。巴西的非洲奴隶将基督教圣人认作他们自己的小神（orishas）和守护者，也把基督教仪式加入自己的历法。悖论是，欧洲人“偶像崇拜”和“巫术”的概念恰恰证明了前基督教时代先祖与神明信仰的持续存在。埃尔南多·德·桑蒂连（Hernando de Santillán）在1563年出版的论著《印加人的起源、血统、政治与政府之关联》（Relation of the Origin, Descen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of the Incas）中说，“魔鬼通过它们（神灵）在讲话”，还说库斯科周边最近发现有400多座神庙仍有人在献祭品。他的意思很明确，美洲需要一个宗教裁判所。在墨西哥宗教裁判所建立的两代人之后，也就是差不多50年后，埃尔南多·鲁伊斯·德·阿拉尔孔（Hernando Ruiz de Alarcón）在1629年出版的《论今日新西班牙土著的异教迷信》（Treatise on the Heathen Superstitions that today live among the natives of New Spain）里记录了仍在延续的对nahualli（山灵）的信仰。不过，跟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一样，他也无法区分哪些是原住民轻信所致，哪些是魔鬼作祟所致。

在没有定居土著人口、没有农场劳动或建立教区的条件的地方，传教士通常采用修道院传统来向美洲人传道。他们把美洲人“集合”到营地里，这里有围墙防御，可以供人群居，并保护他们远离搜寻原住民劳动力的殖民者。传教起步于新墨西哥，然后扩展到巴西、巴拉圭和加拿大休伦人的地盘。耶稣会士安东尼奥·鲁伊斯·德·蒙托亚（Antonio Ruiz de Montoya）在1639年出版的《巴拉圭的属灵征服》（The Spiritual Conquest of Paraguay）中记载了17世纪上半叶巴拉那河（Paraná）中上游、乌拉圭河与塔佩河（Tape）集合化的历史。他记叙了几位耶稣会士如何把10万多名原住民围到近40个营地里。他们鼓励印第安人种植马黛茶（yerba mate）和棉花，生产羊毛，他们的产品在圣菲（Santa Fé）或波哥大出售。在这些营地中，随着耶稣会建立起一个传教带动的改革派共和国，新世界成为教会（反之亦然）。当时的人读到蒙托亚的书，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印刷的传教故事满足了欧洲人对游记文学、地理学和自然史的需求。方济各·沙勿略1545年出版的第一封《印度来函》（Letter from India）从传教所见的动植物、气候和风土民俗开始说起。等到1590年何塞·德·阿科斯塔出版《西印度自然与道德史》（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时，耶稣会的自然史学和地理学著作已有了长足的增长。耶稣会的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从一开始就坚定地认为推动耶稣会士工作的一个方法就是“大量的内部通讯”。到他离世那年，时事通讯已经成了常态，目的在于“每个地区都可以从其他地区学习任何可以带来相互慰藉和吾主启迪的知识”。

传教士们发扬了欧洲的语言能力，他们的语言学成就蔚为大观。征服前夕，墨西哥有120多种语言，它们全都是口头语言，没有文字。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方济各会就用拉丁字母为其中22种语言创造了音标字母，这样他们就可以归纳语法、编纂词典。在墨西哥等美洲各地以及印度，他们的策略是选择一种语言加以推广，作为传教文本的载体。1539年出现了第一部纳瓦特尔语（Nahuatl）的教理问答，1554年出现了泰米尔文版，1584年出现了中文版，1624年出现了第一种非洲语言的教理问答。这些书后来被用在教堂和学校，由殖民地出版社不断重印。1523年，来自佛兰德斯的方济各会修士彼得·范·德·莫埃尔（Pieter van der Moere）在特斯科科（Texcoco）建立了美洲第一所欧式学校，接着又在墨西哥城的圣方济各学校担任校长，这所学校鼎盛时期有近1 000名学生。他还创作了一部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教理问答给印第安人使用，初版于1548年。

人文主义教学法讲究帮助学生融入新的文化，适应学习的过程。因此，传教士必须把基督教转化成一种可以被理解吸收的形式。比如在菲律宾，十诫、信经和基督教祷词被改编成了可以唱出来的歌谣。也有传教士选择穿上当地的服装，遵守当地的礼节。利玛窦1583年来到中国，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610年去世，他接受了儒家学者的服饰和社交礼仪，而且学会了汉语。他根据中国历法调整了基督教的礼拜仪式，省略了可能引发冒犯的部分，并且（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把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语。利玛窦认为天主教与儒家思想相去不远，他在汉语论著《天主实义》（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中融合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基督教教义和儒家的观念，为基督教与儒家的同化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在印度，罗贝托·德·诺比利（Robert de Nobili）也根据当地习俗改造了基督教。他穿上当地高种姓印度教学者的衣服，把头剃到只留一小丛头发。他学习梵文和泰米尔文，用泰米尔文撰写基督教的教理问答和护教学著作，用泰米尔语的词汇表达基督教的概念。但是同利玛窦一样，他在耶稣会同僚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以及果阿大主教那里都引发了争议。直到1622年罗马做出支持他的裁决，这些争议才得到解决。关于“调适”（accommodation）的争论并没有对欧洲的海外传教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它展现了欧洲本土天主教全球化内部的张力。

本土传教

天主教卫道士认为海外传教的成功是蒙神恩宠的标志。相比之下新教徒能说什么呢？新教传教事业的缺席是尼德兰共和国和英格兰（两国都有殖民地）很难回应的控诉。阿德里安·萨拉维亚（Adrian Saravia）是一名来自尼德兰的难民，在威斯敏斯特担任执事，他说新教徒有义务遵循基督的命令，向每一个人传达福音。尼德兰牧师响应号召，1622年在莱顿建立了一个神学院，培养将来的传教士，但是这个神学院没有坚持多久。新教的传教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而非公共事业的产物。新教认为自己正在本土进行一场真理与生存之战。地方化、碎片化的新教各教会缺乏海外传教的组织，不管怎样，那种组织都让人想到教皇的霸权。如果原住民对上帝的话语没有反应，那一定是因为上帝不希望他们听到。

因此，新教欧洲把精力放在“事工”（ministry）上，事工取代了祭司献祭。事工是一种公共职责，与特定的会众群体——教区——相关，教区是权威的宗教改革承认的基本单位。这种职责需要一种特殊的使命，但不需要保持独身。梅兰希通、布林格、布策尔和加尔文就这样回避了路德最初的“信徒皆祭司”的宣言。人是怎样被这种使命呼召的？权威的宗教改革家们说，上帝的神圣旨意中的命令就蕴含了这种使命。路德希望的是通过按立圣职实现传道人的传承，他认为教会的使徒统绪就是这样的，这不是授予恩典，而是对已经授予的恩典的承认。慈运理则在苏黎世把传道人的使命分为“内部”（属灵）使命和“外部”（管理）使命，这样就为国家或国家的代理人插手事工人选提供了一个合法理由。新教各教会普遍接受对权力的服从，相信这是为秩序和体面付出的代价。加尔文按照马丁·布策尔在斯特拉斯堡的观点，将教会的职责扩展为许多种使命。

在英格兰新教教会中，这些变化更加模糊不清。教士可以结婚，而许多人（包括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认为这是不得体的。虽然有种含混的神学否认圣餐本质上是献祭，不过圣公会的传道人仍然是祭司。尽管欧洲新教的教会形态多种多样，不过各教会普遍坚持，这种新型事工的正确性取决于当事人的行为以及——更重要的是——言辞。传道人的受教育程度、学识、家世和在当地的地位，以及布道能力和“好口才”都成了使命的外在可见的标志。然而，这些只是理想的标准，很容易掺水。由于事工涉及与被牧养的群体的关系，人们对传道人的疑虑总是存在。新教徒从初期就有关于正直和使命的焦虑。

寻找满足这些要求的传道人并不容易。在德意志和瑞士，老神父大多数都被宣布为新传道人，但是这些任职者几乎不知道讲道时该说什么，不知道怎么主持新仪式。整整一代人都需要接受新事工的再教育。在第一代人中，受过充分训练的归正传道人很缺乏，薪水也不够。就算是在伊丽莎白治下的英格兰，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士的供给也是一个大问题。不过，新教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渐渐地收获了回报。到1600年时，帝国内只有大约25%的路德派教士在展开事工时没有大学学位。

教育程度不是有效事工的通行证。传道人和他们的会众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而且，受过教育的牧师在农村会引发怀疑。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和勃兰登堡的农村，以及在英格兰各郡，教士有学位的比例都比城市环境中的要低。这不仅仅是因为职位等级有高有低，城市能比农村吸引到更高学历的牧师候选人，这因为农村的赞助人关注的是地方牧师的其他品质，而不是教育程度。新教教士事工越趋于稳定，传道人的职业近亲繁殖和家族相互通婚的程度也就越高，也就是说传道人的儿子通过结婚成为教士的一员。这让人们更加重视教区牧师的住所，因为这里是彰显基督徒善行的地方。鉴于人们对家庭在新教徒生活和文化中的重视，这种示范作用变得更加重要。然而，对传道人不切实际的期望总是把他们推到与会众相对立的位置上。社区不仅期待他们的传道人学富五车、滴酒不沾、正直谦逊，而且还希望他们保护地方的传统。

因此，教士处在相互抵牾的压力之下。德意志新教的巡视员和监督希望传道人向每个人进行教理问答，但不要对无法把教理问答记到心里去的人太严苛；他们希望传道人与会众保持和谐，但是不要与会众一起寻欢作乐，也不要拿革除教籍来威胁不肯悔改的教区居民；他们希望他好好布道，但是又发现教堂执事抱怨布道太长了。问题在于，新教事工趋于稳定之后，当初引发宗教改革的反对教士的怀疑情绪又一次成了人们的焦点。一个世纪的落实新事工的尝试得到一个教训：必须有世俗当局的帮助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可是在很多地方，只要新教不是国教，这些地方的统治者就不会提供所需的援助。

随着新教各教会在社会中站稳脚跟，“规训”（塑造公众的行为和道德）体现了对秩序的深层焦虑。新教徒废除了告解和苦修，不过他们还没有找到让宗教改革不仅仅停留于理想的方法。路德和他的同事一开始的希望是，一切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自行实现。起初，他们天真而热情地相信，仅凭基础教育就能改变人们的信念，他们随后的幻灭就是这枚硬币的反面。第二代路德派牧师哀叹英雄时代的消逝，痛惜宗教改革的机会被白白浪费了。加尔文作为第二代的改革家希望在新教政权中种下规训的种子，规训平信徒的动机源于“宗教变革对普罗大众没有造成多少影响”这种不安。

在路德派的德意志，教会规训的基础是婚姻法庭、宗教法庭和教区巡视。到16世纪下半叶，教区巡视已成为一种常态。巡视委员会要求牧师、教堂司事、教师、地方官员填写一份详细的问卷，着重考察教堂出勤、教理问答和不敬神的生活。城市巡视经常遇到消极不配合的态度。但是在农村教区，巡视员收获颇丰，这里缺乏教化的现象非常突出。贵族常常带头“藐视上帝的话语的仆人”，主日礼拜的出勤率很低，教理问答班的出勤率更低。“你会发现钓鱼的人比礼拜的人多”，一份报告写道。父母不让孩子去上学，说他们付不起学费，或是买不起衣服和木鞋。有无数的报告描述是以赌博为业的人、“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享乐主义者”、重洗派和吉卜赛人、咒骂的人、争斗的人和酗酒的人。牧师说威胁也没有用。一份报告说，我们警告过了，但是他们说：“为什么要祷告？土耳其人和教皇又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唯一的办法就是沿用那些已经被事实证明不够充分的手段，然后又会传来更多看起来是失败的坏消息。信条化基督教的教义很复杂，理解起来需要识字能力，也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

在归正（加尔文宗）新教地区，规训变成了真教会的标志。在日内瓦，规训的基础是由各位平信徒长老、一位行政官和城中各位传道人组成的宗教法庭，他们每周四开会一次。数千页的法院文件记录了它对私人生活的种种干涉。在加尔文死后那些年，整座城市十五分之一的人口出庭受审过，681人被“暂停”会众资格，这是最常见的处分。革除教籍的情况罕见得多，专门留给那些藐视暂停资格处分或者严重破坏公共道德的人。因为暂停会众资格造成了社会性惩罚，所以它奏效了。然而日内瓦是个小地方，这里的市政官员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支持宗教法庭的工作。

乍看之下，日内瓦宗教法庭证明了道德控制在新教改革中上升的重要性，证明了社会规训是信条化的一部分。但是，宗教法庭对宗教服从的关注程度不逊于改善道德。天主教仪式经久不衰，城市法令很容易规避，于是加尔文在1546年1月提议日内瓦每年巡视一次农村教区，1551年又提议宗教法庭的成员要进行全国性巡视。在日内瓦等地，新教改革强化了宗教服从的重要性，进而让人们更加担心，道德恶化到某个程度时，上帝的烈怒就会降临。社会规训的焦虑来自对宗教纯洁性的担忧。

宗教法庭经常试图在婚姻破裂的案子中调解夫妻双方，长老们关心的是维护婚姻的尊严和上帝面前誓言的神圣性。1568—1582年日内瓦宗教法庭审理的不检点案件中，有近四分之一是关于已经订婚的二人在正式结婚之前发生性行为的。宗教法庭坚持认为婚约必须得到尊重，不过它没什么兴趣强迫发生了肉体关系的男女结婚，即使两人已经有了非婚生子女。长老知道人际纠纷的复杂性，知道人有多么容易受伤，尤其是女性。他们知道人会在证言中撒谎，人的叙事有偏向性，他们也知道宗教法庭收到的证词里充满了流言蜚语。他们知道把一个人开除会众资格或革除教籍没什么好处，把某些案件提交给民政官员更是一点好处也没有。每当宗教法庭需要做出审判时，它都要小心地衡量，教化身处困境之人（特别是女性）和避免丑闻，哪一个更重要。就算是在日内瓦，宗教法庭也没有实现道德改革的严密监督，日内瓦人有办法不让宗教法庭发现他们违反性规则的行为。日内瓦妇女知道怎么利用法庭作为捍卫自己名誉的武器。“神圣宗教改革”（godly reformation）总是有限度的。

天主教的复兴

新教徒的悲观部分来自天主教作为宗教和政治势力在欧洲的复兴。17世纪上半叶，罗马天主教会在中东欧的信条势力的较量中重回上风，这让新教徒很费解。过去数个世纪已经充分证明这个教会并无自我改革的能力，他们相信这个教会已经被上帝遗弃了，它怎么会有精力和意志宣称自己一直是对的？“反宗教改革运动”（Gegenreformation）这个词是19世纪德国新教历史学家首次提出的，它们需要一个名词来统称从对路德的反应到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段时期的种种行为——他们相信1648年是运动终止的节点。天主教历史学家则认为，反宗教改革运动这种说法把反对新教的势力和运动在政治与教会方面的表现和运动的整体连贯性看得太重。这场运动不只是一种应激反应，而是许多先于路德的运动催生的结果，它有地方性的根源，可是缺乏协调，但它激发了一种属灵复兴，这场复兴的寿命远超《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直延续到18世纪。这些人往往倾向于使用“天主教改革”这个词。

这场复兴的概念超越了“特伦托天主教”（Tridentine Catholicism），这个词指的是特伦托公会议（1545—1563年）确立的一项教会计划，会后天主教世界各地根据公会议的一些核心指导意见实施了这一计划。天主教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它对周围变化的反应方式是充满矛盾的。说“天主教复兴”，隐含了一种对“传教士的教会”（missionary church）的强调，尽管教会在海外、东欧和黎凡特的扩张是很重要，但是这并不能充分概括罗马天主教会代表的某种程度上的稳定性和与过去的联系、某种特殊的属灵权威、某种向信徒传达真理的方式。天主教的复兴是以上述特殊立场为基础的。

新的改革派宗教团体对这场复兴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影响了普通的男男女女。从传教士、讲道人、教师、告解神父、问答神父、医院同工和传道人到流离失所的人、流浪的人和被抛弃的人，他们一同重新构建了天主教的牧养图景。不理解他们就不可能理解天主教信条化的成功。同海外传教一样重要的是原有的修会。从1500年到1650年，多明我会的人数大约翻了一番，方济各会各个分支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同。尽管官方不大愿意创建新修会，但是官方受到自下而上的要求创建新修会的压力，也受到响应周遭世界变化的拥有超凡魅力的个人和组织的压力。

在层出不穷的新教团、新修会中，最重要和人数最多的是嘉布遣会、耶稣会和（众多新的女性教团之一的）乌尔苏拉会（Ursulines）。嘉布遣会起初是年轻的意大利守规会（Observant）修士马泰奥·塞拉菲尼（Matteo Serafini）周围的一个极小的团体，到1650年时已经发展为接近3万人的庞大组织，瘟疫期间，它的传道人和同工对意大利半岛影响巨大。1574年，修会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活跃于一切再天主教化正在展开的地方，以在动荡时代陪伴民众著称。依纳爵·罗耀拉是一个来自巴斯克的贵族，他当过兵，1541年教皇诏书批准建立耶稣会时，他只有9个同伴。到他去世时，耶稣会士已经超过1 000人，分成12个教省，建立了33所学院。十年之后，耶稣会已有3 500人，到1615年，耶稣会的人数达到1.3万人。他们的教堂、住所、学院和大学不均匀地分布在南欧和西欧各地，特别集中于城市中心。在较小的市镇，他们的建筑往往是城中最壮观最独特的一座。

乌尔苏拉会起初是安吉拉·梅里奇（Angela Merici）在布雷西亚附近建立的一个单身女性和寡妇组成的共同体。她们致力于帮助医院里的绝症患者、照料孤儿、教女孩有关基督教的基本概念以及教她们识字。在米兰大主教卡洛·博罗梅奥（Carlo Borromeo）的保护下，她们逐渐成了意大利北部一道常见的风景，许多人仍然住在家里，或是仅仅私下对教团宣誓，但是这个团体正在变得越来越修院化。教皇领地阿维尼翁提供了一个进军法国的桥头堡，17世纪初年，阿维尼翁多数城市里都有乌尔苏拉会的组织，她们照看病人，帮助妓女，向年轻的女孩传授教理问答和基本的阅读写作能力。

创立这些修会的人物魅力非凡，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创建的修会在会宪章程、与教会其他部分的关系、国际主义方面都大不相同。他们对各自建立的组织的贡献方式也很不一样，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教会改革不是他们的口号，“属灵”“上帝”“此世”“怜悯之工”才是他们挂在嘴边的词。马泰奥·塞拉菲尼出身于乌尔比诺公国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17岁加入方济各会。和安吉拉·梅里奇一样，他从中世纪后期的方济各灵修（Franciscan spirituality）那里获取营养，1525年中途离开修道院，成了一个退学者，在安科纳和卡拉布里亚躲藏，每日乞食，并在城里叫人悔改。看到他和他的同伴的人管他们叫“隐士”（scapuccini），这个名字就这样固定下来。但是，如果没有上层人士的帮助，嘉布遣会是不会存在的。支持他们的人包括卡梅里诺（Camerino）公爵夫人、教皇克雷芒七世的外甥女卡泰丽娜·奇博（Catarina Cibo）[2]和费兰特·科隆纳（Ferrante Colonna）的遗孀、米开朗琪罗的好友维多利亚·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在她们的影响下，嘉布遣会于1528年得到了教皇的承认。1529年，马泰奥被选为嘉布遣会第一任副主教，但是他和他创建的这个修会的联系十分短暂。他后来辞去这个职位，回到隐居生活中去了。1552年，他在威尼斯去世。有一次他戴着兜帽，举着一根挂有灯笼的棍子走进威尼斯的一所法庭。别人问他找什么，他说：“我在找正义。”天主教的属灵复兴来自这些城市环境里无法平静的良心。

1553—1555年，依纳爵·罗耀拉在罗马向他的葡萄牙密友路易斯·贡萨尔维斯·达·卡马拉（Luis Gonçalves da Câmara）口述了自己的生平。他突兀地从1521年讲起——那是他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年他在潘普洛纳（Pamplona）之战中身负重伤——同样突兀地在讲到1538年11月时停止，这是他来到罗马的日子，后来他在罗马创立了耶稣会。他为我们平静地讲述了属灵旅程的故事，这段旅程起始于他在阿斯佩蒂亚（Azpeitia）的家族城堡里慢慢休养身体的岁月，他读了很多圣徒的传记，这些书把他带到加泰罗尼亚的蒙塞拉特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 of Montserrat）。有一天，他在修道院彻夜祈祷，然后放下了自己的剑和匕首，拿起了朝圣者的手杖，穿上了乞丐的服装。1523年，他在附近的曼雷萨（Manresa）发现了一部中世纪晚期的灵修著作《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他全心全意地祷告、禁食、自我鞭笞，他抛弃尘俗，不再修剪头发和指甲。在苦行中，他的自我反思之旅在强大异象的伴随下让他重新感到了安详。

他对这些经历的记录构成了《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的主要内容，这本书于1548年经教皇批准在罗马出版。《神操》为正在面临人生重大的十字路口的人提供了一条由数个“星期”组成的“前进之路”（way of proceedings）。这条路的核心是一种特殊的默想祷告，通过福音书的经文，读者与基督、圣母马利亚、圣父进行对话，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罪，承认生活的混乱，认识到此世的一切谬误，然后建立一种新的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作为一种属灵交流的操练，这本书与众不同。它对耶稣会内外的影响都极为深远。

往后的15年里，罗耀拉穿着朝圣者的衣服以行乞为生，多数时候他都在街头乞讨。他有时会因为行为反常而触怒宗教裁判所。后来他去巴黎留学，与志同道合的人交上了朋友。他们决定前往耶路撒冷，如果去不了的话，就去罗马把自己献给教皇，让教皇派遣他们去做任何他认为“为了上帝的更大的荣耀和众生的幸福”应该做的事。1537年1月，他们在威尼斯碰头，一边在医院工作，一边等待前往巴勒斯坦的船。这时他们已经非正式地自称为“耶稣团”（Company of Jesus）了，1538年11月，他们来到罗马，和嘉布遣会一样，通过一位上层熟人（威尼斯人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帮助，他们得到了对《基本精神纲要》（Formula of the Institute）的首肯，他们凭这份文件在1540年9月取得了教皇诏书，后来罗耀拉和他的秘书胡安·阿方索·德·波朗科（Juan Alfonso de Polanco）把这份文件扩展为《会宪》（Constitutions）。与嘉布遣会创始人马泰奥·达·巴西亚（Matteo da Bascia）不同，依纳爵继续在耶稣会起着决定性作用，直到1556年去世。

耶稣会士是“教会的斗士”（Church Militant）。《基本精神纲要》开篇即把会士描述为“十字架旗帜下上帝的士兵”，但“基督的士兵”（Christian soldier）是一个常见的比喻，并没有军事方面的特定含义。《会宪》里提到的“总会长”（Superior General）——罗耀拉是第一任——也没有军事统帅的含义。直到罗耀拉去世数年之后，耶稣会士们——最有名的是赫罗尼莫·纳达尔（Jerónimo Nadal）——才开始直接把他和路德相提并论，这是新的“大卫大战歌利亚”，上帝呼召罗耀拉，与路德搭上魔鬼正好发生在同一年。耶稣会士绝对服从教皇，因为耶稣会的规则禁止他们参与教会的教区生活。与其他普通的修会不同，耶稣会士无须遵守常规的教规时刻表，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布道、教学、照料病人和垂死之人。他们可以去“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他们在那里可以带来上帝的更大的荣耀和世人的幸福”。在16世纪的数十年里，他们的事工是独一无二的，耶稣会在寻常修会和外部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联系，他们不分国界地招募人手，开展活动。罗耀拉和后继的总会长就代表了耶稣会需要的才能。

《基本精神纲要》把会士定位为巡回传道人，他们既在会内讲道，也在会外讲道。西班牙有种传统是把宗教文本改编为街头孩童哼唱的简单曲调，耶稣会士把这种传统带到了其他地方。他们也采用了新教的做法，印刷一问一答形式的教理问答。耶稣会的讲道是教学的一部分，与苦修和圣餐这两种圣礼是亲兄弟，它们是此世活动的泉源。这些活动包括帮助受灾群众，陪伴囚犯走到绞刑架，建立孤儿院和娼妓改造中心，调解地方纠纷，等等。尽管耶稣会士在迫害欧洲犹太人问题上意见不一，但是他们一直接受新基督徒（conversos）加入他们的行列（罗耀拉最激进的时候说，他宁可身体里流着犹太人的血，这样他就和基督属于同一个种族了），在威尼斯、罗马和阿维尼翁的犹太人聚居区传道。他们建立了许多平信徒团体，1564年在童贞女马利亚的护佑下创立的罗马学院学生会成了后来众多马利亚教团（Marian congregations）的原型，这些教团又塑造了敬虔运动和附属于耶稣会的“第三会”（Third Order）。他们与此世的接触提出了道德困境。从一开始，耶稣会士就把决疑术（“研究良心判断的学问”，不是一个贬义词[3]）作为学习的基本科目——对于传道而言，决疑术与相辅相成的修辞学同样重要。他们选出最好的告解手册作为教科书，走进了古老的神学论战的雷区，这些论题包括教会应当如何对待人之不足（“罪”），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或者说能不能——参与自己的拯救。

教育可以创造虔诚而负责任的公民并改变世界，人文主义者的这一观点对天主教会和新教各教会提出了莫大的挑战。1560年时，耶稣会对教育的投入开始超过对其他职责的投入。波朗科以第二任总会长迭戈·莱内斯（Diego Laínez）之名宣布：“每一位耶稣会士都必须承担学校的负担。”这确实是一个负担，而耶稣会士扛起这个负担时并没有预见到将来的后果，他们在西西里的墨西拿建立了第一所耶稣会学校。这所学校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到16世纪50年代，耶稣会以每年接近5所的速度开办新学校，16世纪其余的年份里他们都保持了这个节奏。这样的成就让新教的拉丁文学校望尘莫及。耶稣会不收学费，而是依赖贵族赞助人与市议会的捐助和基金会，市议会为能把教育经费交给一个专业能干的机构而感到宽慰。学生分为不同的班级，通过考试升到更高的班级，考试也会给他们的各项技能打分。学生接受的课程是循序渐进的，很强调联系当代世界。学校通过家庭作业、写演讲词和当众演说、记忆和背诵诗歌、演奏乐器、出演舞台剧来鼓励学生积极学习。耶稣会学校的教师来自各行各业，可以提供广泛的课程。这些学校定义了天主教对男孩的培养方式。耶稣会的学院不是神学院，而是天主教欧洲各类社会精英的训练场。这些人成了再天主教化的主要推动力。

教育事业对耶稣会造成了非常沉重的开销负担。德意志学院（German College）作为德意志再天主教化的先头部队，是耶稣会所有教学设施中最费钱的，16世纪60年代的院长焦塞弗·科尔泰索诺（Gioseffo Cortesono）写道：“建这么多学校要把耶稣会拖垮了。”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数量与耶稣会学院的数量相比极为短缺，更不用提其他的职责的需求了。不是所有加入耶稣会的人都是为了进学院当老师的。耶稣会在这个目标上越集中精力，发现的问题就越多。有些学校难以为继，只能关门，结果债台高筑，还遭到各方的怨恨。耶稣会开始认真考虑并处理这些困难，在这个过程中它变得越来越精通人情世故。这让批评者更有理由宣称耶稣会过于流俗，贪图私利。17世纪初期，三种批评者走上了同一战线：批评耶稣会的道德哲学是“或然论”（probabilism）的人（或然论相信，在困难的良知问题面前，人可以保险地选择“或许”为真的原则，批评者称这会导致松懈马虎）；批评某些认为“在一些场合下反抗君主是合法的”的著名耶稣会士的人；暗示耶稣会是一个野心勃勃、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财富和自身利益的组织的人。

天主教复兴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女性的贡献。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此世的挑战与教会的回应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明显。在新建立的大约30个新修会和新教团中，大多数都有女性分会，有9个修会只接纳女性。所有这些新组织——阿维拉的特蕾莎（Teresa de Ávila）创立的“赤足”加尔默罗会（Discalced Carmelites）除外，这是唯一一家由女性创建但接纳男性的修会——都强调在此世积极传道。而在实践中女性怎样积极开展事工呢？向来不缺少女性参加修道院，有些人是违背家庭的意愿出家的，她们被修道院提供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所吸引，这让她们有机会进入一个独立的女性空间，有机会追求原本不属于她们的理想，而且属灵圣地也让她们感到向往。默观修女尽管理论上是基督的新妇，向世界已经“死了”，但是实际上她们通过家人、书信和祷告仍然谨慎地与这个世界保持着经常的联系。阿维拉的特蕾莎是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默观修女，不过她也承认她的默想和祷告没有脱离这个世界。当她走遍西班牙推广加尔默罗会的时候，她多次诉说自己生活中的矛盾。“一方面，神在召唤我，”她反思道，“另一方面，我还在顺从这个世界。”

教会对修女的约束越来越严。特伦托公会议最后一次开会辩论的是修道院和宗教生活的改革。独身修院生活一直是新教攻击的目标，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公会议重申修女院必须封闭，1566年庇护五世的敕令进一步宣布，所有不执行封闭的修女院都会遭到镇压。主要的动机在于控制女性和男性的性行为。禁欲是修女生活的同义词，唯一保护修女贞操的方法就是严格的封闭生活。

然而事实上，特伦托敕令没有得到彻底的实施。乌尔苏拉会利用与大主教博罗梅奥的关系，渐进地接受封闭，但是保持原本的敬虔活动。17世纪初，让娜·德·尚塔尔（Jeanne de Chantal）和弗朗索瓦·德·萨勒（François de Sales）创立的访亲会（Order of the Visitation）——访亲会修士称为“Visitandines”——在萨伏依和法国盛极一时，这是一个寡妇组成的团体，她们因为家庭责任或身体不佳而无法参加修会，但是又想通过向社会传教为上帝奉献。1606年，玛丽·沃德（Mary Ward）移居低地国家，她在耶稣会的鼓舞下于1609年建立了自己的修会，即马利亚会（Institute of Mary）。玛丽·沃德的姊妹们影响越来越大，她们和耶稣会建立了密切联系，而且拒绝接受封闭，坚持穿常服，这使玛丽修女（Sister Mary）树立了很多敌人。她的会友被说成“有毒的种子”和“狂奔的妞儿”，她本人在1631年被定为异端，次年她的修会遭到了镇压。但是，正如后来路易十四在王港修道院（Port Royal）的修女那里发现的那样，把妇女关在栅栏背后是隔绝不了她们的。宗教以多样化的方式赋予了女性力量。弗朗索瓦·德·萨勒成了一名告解神父，用书信鼓励虔诚的寡妇跟随自己的良心，把自己献给神。他的书信1609年结集出版为《成圣捷径》（Introduction to the Devout Life），这本书展示了普通男女如何参与宗教生活。只有最仇视女性的宗教改革家才会忽视妇女的角色，特别是当妇女往往表现出比男人更加虔敬的心灵的时候。

特伦托公会议与作为国君的教皇

1563年12月4日，枢机焦万尼·莫罗内（Cardinal Giovanni Morone）在特伦托公会议上询问枢机会议的268位枢机，是否接受会议闭幕。随后枢机洛林的查理致贺词，他的第一句话是“受祝福的教皇庇护、我们的主、至圣至公教会的教主”，最后一句话是“一切异端该受诅咒！”教廷最高法院（Sacra Rota）的审计法官（Auditor）加布里埃莱·帕莱奥蒂（Gabriele Paleotti）称许多人流下了欢乐的泪水，曾经在评议时相互敌对的人现在相互道喜。他们庆祝的是，千年以来耗时最长的一次教会公会议终于结束了。

公会议开始于18年前的1545年12月。它的召开本身已经因为教皇不愿意组织一个权威可能威胁教皇国的机构而延迟了。瓦卢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活动更是妨碍了公会议的举行，皇帝一直希望召开一个容许讨论与新教和解的公会议。等到开幕之后，会议的进行又因为礼仪问题、谁来主持（教皇使节）和谁能发言与投票（使节在自由发言问题上做了让步，但是在限制代理投票上扳回一城）、议程分歧而一再拖延。皇帝希望先解决教规改革，再解决教义问题。教皇希望明确教义问题，而且绝不退让一步。结果是双方妥协，两个问题同时进行。这样的程序决定了这次公会议的目标不是基督教世界的和解，而是驳斥新教的分裂。

第一次会议（1545年12月至1547年3月）之后，政治活动仍在进行，第二次会议直到1551年5月才召开，这时会议场所已经搬到了教皇国的博洛尼亚，因为教皇担心皇帝对特伦托的影响太大。这次会议又停滞了近十年时间，期间吉安·彼得罗·卡拉法在1555年5月当选为教皇保罗四世。保罗四世从中世纪教皇那里学到了皇帝–教皇主义（caesaro-papalism）的理想。他不信任公会议这种制度，特别是一个如此脱离他的控制的公会议，他也痛恨哈布斯堡家族，痛斥他们签署了《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而且1556年教皇国一度与腓力二世开战，结果惨不忍睹。克己而专制的保罗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到了罗马宗教裁判所上。前任教皇派往特伦托公会议的使节（莫罗内和波尔）也成了他怀疑的对象。特伦托公会议解决的一个重要斗争就是唯灵派在意大利教士和神学家之中的影响开始走上末路。

保罗四世死于1559年，他的接班人焦万尼·安杰洛·美第奇（Giovanni Angelo Medici），也就是教皇庇护四世，表明自己和前任的方向完全不同，他处死了前任的两个侄子枢机（cardinal-nephews），一人被绞死，一人被斩首。庇护四世承认公会议需要完成它的工作，这个现实主义者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改变。法国摄政凯瑟琳·德·美第奇和皇帝斐迪南一世都希望公会议从头开始。腓力二世希望从上次停下的地方开始，庇护四世的手下普遍也是这个想法。1563年1月，公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在特伦托召开，最严重的危机即将到来。争议最大的问题在于要求主教居于主教教区的规定。西班牙的主教们主张神圣权利和上帝的律法要求主教必须住在自己的主教教区。如果这个论点成立的话，教皇再也不能发布豁免令，罗马的枢机们的职权和教皇的权力也受到了威胁。[4]厄斯塔什·杜·贝莱（Eustache du Bellay）跟西班牙人一起提出抗议，称教皇至上才是违背古法，它制造了一种教会内部的“属世暴政”。耶稣会士莱内斯支持罗马教廷，称教皇是使徒的继承人，一切声称除教皇外另有权威的人都是异端。这种观点令耶稣会得罪了很多人，特别是法国人。

1563年5月，僵持的局面使先后两位教皇使节早早死去，急需有人接替。教廷外交官莫罗内枢机被召回特伦托，这才扭转了局势。他赢得了枢机洛林的查理的支持，争取到了法国代表团和帝国代表团对他的折中提案的赞成票，他的提案要求主教居于任所，因为他们是神在世上的代牧（教皇）派出的代表，而遵照这一理论，教皇如果有必要，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颁发豁免令。除此之外，1563年11月11日还通过了议题广泛的各项提案，它们构成了特伦托制度变革的核心内容。这些提案包括任命主教的新规范和一条关于布道的强制令。主教被要求每年举办一次教区宗教会议，每三年举办一次教省公会议，每年巡视一遍教区内所有教区，他们对教会团体和修会——特别是座堂议会——的权力也得到了加强。

神父们在特伦托取得了什么成果？在教义方面，他们的目标清晰地指向新教神学。新教徒毫不怀疑会议通过的法案就是针对他们的。然而事实上，特伦托的代表们对慈运理和加尔文近乎一无所知。从批判路德的天主教神学家的角度来看，路德才是大敌。但是特伦托神学决议的咄咄逼人的表象掩盖了一个现实：特伦托敕令在很多方面都是对普遍认同的中间立场的声明，回避了可能引发分歧的领域。也就是说，特伦托敕令拓宽了启示真理（Revealed Truth）的来源范围，除了《圣经》之外还包括了使徒传统，但是又不说清楚这些传统是什么。在关于原罪（Original Sin）的冗长敕令（16个章节，33条法案）中，神父们回避了界定恩典的本质及其效用的难题，也回避了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为此后一百年里引爆的尖锐分裂留下了长长的导火线。分裂开始于16世纪60年代鲁汶的米歇尔·德·贝（Michel de Bay）的学说，在他的学生和继承人科尔内耶·詹森（Corneille Janssens，又作Jansenius）那里走向爆发。公会议对马利亚崇拜没有发表看法。它讨论了《圣经》方言译本的问题，却没有给出指导意见。尽管许多敕令呼吁废除宗教仪式的“迷信”用法，但是它们没有指明界线在何处。全面的特伦托神学体系虽不存在，不过某些主旨是存在的，最突出的主旨是教士应当充当神学真理的渠道。在特伦托公会议的某个环节，直接体验上帝话语的人文主义梦想让位给了教会的调停职能和教士秩序的复兴，后者是这个世界上独立而特殊的存在。

特伦托神父们的工作都局限在自己经验的范围之内，他们的敕令反映了他们对可行性的认知。没有一个新世界的主教参会，美洲问题也完全没有拿来讨论。代表们认为圣职体系是无可替代的。有关于教士体面和教会秩序的法案，而没有关于美学、音乐或艺术的特伦托法案。神职人员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为教士而设的神学院，不过没能提供必需的资源。特伦托给了保守派东山再起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公会议的影响在于实施，同新教改革一样，他们把负担推放到了地方人士那里。特伦托改革变成了主教改革，具体而言就是博罗梅奥式改革。

这是因为卡洛·博罗梅奥的强大影响力，他在自己那个时代就已经是主教改革的模范了。1560年，他被提拔为米兰大主教区的大主教，这是基督教世界最大最富裕的教区之一。他是他的舅舅庇护四世的忠实助手，作为教廷派（Curialists）的一员出席了特伦托的最后几次会议。公会议结束后，随着兄长费德里科的去世和教皇庇护五世的当选，他于1566年回到米兰，投身教牧事业。早在1564年，他就在副主教尼古拉斯·欧曼尼多（Nicolas Ormaneto）——吉贝尔蒂和波尔两位枢机的门徒——的协助下组织了一场有1 200名教区牧师参加的宗教会议，推动特伦托敕令的执行。此后他又举行了十一次教区宗教会议、六次教省公会议和一场教区巡视运动，尽管离每年一次还有距离（特伦托敕令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足以将教士对平信徒的监督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指示告解神父，除非悔改已经真的非常明显，否则不要宣布赦罪。新成立的“基督教教义”协会（confraternities “of Christian Doctrine”）把虔诚的平信徒的精力引导到配合博罗梅奥式宗教生活复兴的地方。

博罗梅奥执迷于开展运动，部分是由于他身处米兰。尽管教皇放手让他行动，但是罗马还是很警惕，怕变成自己省内的教皇。西班牙当局对他挑衅的态度感到十分恼怒。座堂法政牧师们对他咬牙切齿，至少有一次图谋害他的性命。他只按自己的主张接受新生的常规修会，与耶稣会很合不来。事实上在他这个时代，博罗梅奥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改革派主教。他的威权主义也不是特伦托主教改革家的唯一风格。然而，博罗梅奥在宣传上的才华和他与庇护四世、庇护五世两任教皇的亲密关系，确保了他这种教士权威一直到1600年都占据主流位置。

这时，教区公会议和宗教会议的举行频次在天主教世界达到了顶峰。即便如此，只有一小部分主教算得上热心的改革家。比如在法国，1614年在职的108位主教中，四分之一没有经过按立，13人按照特伦托的定义未达法定年龄，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另有职位，平时不在自己的教区，只有38人举行过教区宗教会议。虽然罗马在批准主教提名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教廷特使），但是它几乎不可能盖过地方诸侯和贵族的影响力。比如在德意志，许多采邑主教既是教会职位，也是政治职位。因此采邑主教巴伐利亚的恩斯特在后特伦托时代的教会（Tridentine Church）里继续平步青云，1566年以12岁的年龄成为主教，然后成为列日、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和明斯特的采邑主教，完全无视特伦托敕令的存在。主教们乐于把天主教改革当成对他们的权力和传统教会结构的强化。因为圣职体系是如此牢固，也因为（正如在法国）世俗法庭可以插手保护教区牧师，所以主教们很难对自己教区内的教士建立有效的控制。尽管如此，教区教士的教育确实逐步改善了。利用教区巡视贯彻宗教变革就像西西弗斯的无用功，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教士秩序面临着不一样的条件和问题，因而教会改革也变得更加参差不齐。

在一系列精力充沛的教皇——庇护五世、格列高利十三世、西克斯图斯五世——的支持下，特伦托改革得到了罗马的许可。与之相伴的是教皇制向着某种类似君主制的存在的演进。这意味着教皇与教皇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教皇国（Papal States）是“圣彼得之地”（Lands of St Peter），包括意大利中部属于罗马主教的各诸侯国。因为教皇国是选举制的，所以这种演进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如此，在美第奇家族的主教（利奥十世和克雷芒七世）治下和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半岛战争的影响下，教皇国的关注点变成了加强其在半岛的政治权力。与此同时，它巩固了对自己领地的控制，削减了让与公社和贵族的特权，在意大利战争的混乱中攫取了新的领土。教皇家族的规模越发壮大，其标榜的权力名副其实。

对教皇成为国君最重要的是，枢机团（College of Cardinals）的角色发生了改变。枢机团一直是拉丁基督教会的元老院，理论上是教皇当局不可分离、不可区分的一个组成部分。“路德问题”期间，枢机团仍然每周在宗教法庭会面数次，商讨全世界发生的与教会有关的事。随着教皇君权的增长，枢机团的权力走向了衰落。它每月开会两次，成了批准决议的橡皮图章。枢机的数量增加了，因为教皇为巩固势力任命新人加入枢机团，以保证多数枢机忠于教皇。后来枢机主要都选自罗马和北意大利的几个豪门，他们虽然保留了作为权力掮客的权威，但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他们的宫殿和随员一样庞大，他们为社交活动而准备的家具和菜肴使开销一飞冲天。罗马仍然是流言和阴谋之地，教会的物质问题，比如财产、收入、退休金，仍然是重要的议题。

想要培养枢机的友谊，利用他们的仇恨并游走于他们的生活，现成的手段就是任命教皇的侄子做枢机。在庇护四世、庇护五世和格列高利十五世任内，侄子枢机成了一种“宠臣”。不过，就像世俗君主的宠臣一样，侄子枢机的地位也是很脆弱的，或早或晚叔伯都会死去。为了保证自己的未来，侄子必须与尽可能多的枢机保持好关系，即便是他在试图维护叔伯的利益的时候。而且世俗统治者——特别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财大气粗，可以给教会提供丰厚诱人的奉献，他们会从西属意大利推出能为他们说话的枢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枢机有权选举下一任教皇。枢机会议（Conclave）上出现的派系非常复杂，他们的政治像迷宫一样，选举结果也极难预测。西班牙哈布斯堡习惯于通过公开宣布某人不可接受（exclusiva）来影响局势，这张否决票强化了他们的存在，直到17世纪法国的影响力再次崛起，1621年格列高利十五世改革了枢机会议的程序。

枢机们渐渐地变成了教皇强权的侍女。这一过程开始于信理部（Congregation of the Holy Office）的建立，这是监督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枢机委员会。保罗四世把宗教裁判所进一步置于教皇的指导之下，庇护五世重组了裁判所的结构，它成了教皇霸权兵器库中的一把利器。后来教皇又增加了其他圣部，直到1588年1月，西克斯图斯五世将圣部常态化，其总数达到了15个。通过这些委员会，枢机们紧密地参与到教皇的执行决策过程中，既包括教皇国的决策制定，也包括整个教会的决策制定。

特伦托公会议的重要性还体现于教皇君主制新生的双重主权——一边是教皇国的主权，一边是普世教会（Church Universal）的主权。意大利战争的结束后，新的风险在于作为国君的教皇可能变成西班牙哈布斯堡的从属。特伦托公会议为教皇提供了一个更宏大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行动理由，一个在全世界复兴天主教的工具。庇护四世和他的继承者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意识到这样做可以把教廷（他们的后院）的改革纳入某种更大的改革之中。庇护四世在发布确认公会议敕令的诏书中首次使用了“普世教会的主教”（Bishop of the Universal Church）这一头衔，这是特伦托最后一次会议赋予他的新头衔。

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从此所有的教会管辖权都来自教皇，所有的主教都只是他的代牧。1564年的《禁书目录》修订了保罗四世的禁书目录，同年11月宣布了新的信誓（Profession of Faith），加入了一条服从教皇的誓词，所有在教会任职的人都被要求签署信誓。1566年颁布了以特伦托敕令为基础的罗马教理问答。其后又有1568年出版的日课经、1570年出版的弥撒书（Missal）、1590—1604年出版的西克斯图斯—克雷芒版《圣经》（Sixto-Clementine Bible），这些只是罗马利用印刷业维持其扩大化的权力主张的几个例证。这些主张集中体现在1582年格列高利十三世的历法改革上。罗马利用宇宙学和数学支持它的普世主义主张，把历法调整了十天，从而把一整年的礼拜仪式都调整了十天。它邀请全世界人（波斯人、中国人）采用这套新历法，但是它在新教欧洲遭到了拒绝。分裂基督教世界的不仅有信条，还有历法。

教皇的形象也改变了。新教皇的祝圣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从圣彼得大教堂到拉特朗圣约翰大教堂——宗座所在地——的庆典游行，这是一场胜利加冕游行，新当选的教皇坐在御轿上，与其权力的象征（宝座、皇冠、华盖）一起沿圣道（Via Sacralis）穿过全城。庆典强调的是教皇对他的国家和对整个世界的主权。在1585年西克斯图斯五世的胜利游行中，护送华盖的是日本使节，他们知道这一安排的含义：天主教会把基督教世界放在全世界的背景之中。圣彼得大教堂加盖了一个拉丁十字形状的中殿以容纳群众，1594年，克雷芒八世为大教堂祝圣。它是基督教世界最大的教堂，17世纪中期，随着教堂前柱廊环绕的广场落成，整座大教堂终告完工。教皇乌尔班八世委托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为高祭坛打造一个祭坛华盖。在它扭曲的青铜柱和顶盖上方，有一个立于金球之上的十字架。

16世纪末，罗马地下墓穴的考古发掘提供了更多用来证明天主教的历史连续性优于新教的创新的证据。圣徒的遗骨与遗物给罗马和外地的教堂提供了新的崇拜物。从1600年的禧年（Jubilee）开始，教皇国为越来越多的朝圣者建设了许多配套设施，包括更完善的道路系统、公共喷泉和方尖碑。克雷芒八世治下，罗马的文学沙龙开始把新教皇的统治风格称为“绝对主义”。对感兴趣的人而言，1619年在伦敦匿名出版的《特伦托公会议史》（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是一本必读书。没过多久他们就猜到作者是威尼斯人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他是一名自然哲学家和重要的神学家，也是伽利略的好友。这本书的副标题暗示了它反对教皇的意图，副标题是“……特别是罗马宫廷阻碍对他们错误的更正、维护他们的盛名的种种行径”。威尼斯禁令（Venetian Interdict，1606—1610年对威尼斯城发布的批评令）期间，萨尔皮就已经用原始文件构建了这本书的主旨，为他赢得了罗马的仇视。罗马的绝对主义毁掉了“敬神的人们”通过公会议与宗教改革“和解”的努力，把公会议变成了使基督教世界的隔阂“无法和解”的工具。更可恶的是，教皇的绝对主义破坏了主教夺回权威的努力，为罗马僭取了“无限制的滥权”。萨尔皮这本构思巧妙的书牢牢树立了教皇绝对主义的反面形象。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拥有主权的教皇们开始改革教廷这个基督教世界最复杂的官僚组织。并不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项改革没有成功，但不是因为不够努力。教廷自己可以创造收入流，它的收入来自出售官职和“转职”（将官职转移给另一个在位的人）。尽管属灵收入（从教会而来的收入）的增长有气无力，然而属世收入（教皇国的税收）上涨了，1600年时达到了教皇国收入的四分之三，教皇国成了欧洲税收最重的国家之一。但是当时的人承认，教皇国不是一个军事强国，它是一个西班牙哈布斯堡荫蔽下的中等角色。教皇国仍然是个有利于少数人的教士国家。博尔盖赛（Borghese）家族的保罗五世、巴尔贝里尼（Barberini）家族的乌尔班八世、潘菲利（Pamfili）家族的英诺森十世，都像王朝君主一样积累家族的财富，这与罗马已经采纳的特伦托精神格格不入。

教会与超自然

相信超自然是一种社会常态。超自然解释了世界上发生的好事和坏事，尤其有助于理解不幸的事。超自然连接了过去和未来，把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将神置于主导世事的中心位置。在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主的形而上学的教育下，有识之士相信宇宙中是有灵的。他们的世界观是极为静止的，是灵解释了太阳和行星的运动。同样，人类有肉体也有灵魂。道德哲学的实质就是解释肉体和灵魂如何相连。

在超自然的核心前提及其附带的社会常态之外，是一系列新教改革之前令知识分子极为关注的辩论，这些辩论也影响了他们对未受教育的人的信仰的理解。这些辩论跨越了学科的分野。据称是男女先贤研制的解药的实验证据受到了医生的质疑，律师仔细地盘问涉嫌冒名顶替和诈骗的人。神学家建立了对善意使用和恶意使用超自然的区分方法。他们想要确定教会礼器（圣水、咒语书、驱邪仪式、耶稣受难像等）可以被何人用来实现什么样的超自然能力。教会称这种能力是存在的，是可以被人运用的。

两个与之相关的改变使这些辩论在16世纪变得更加重要和更具争议。第一个改变是欧洲通信技术对关于超自然的知识和信息传播造成的影响。它让超自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更有地位、更活跃、威胁更大。奇迹传闻、畸形怪胎、天上无法解释的形状和色彩、巫术和魔鬼附身的事例刚好适合放进小开本印刷的册子里快速扩散，满足读者对惊悚故事的需求，详尽的细节仿佛可以证明故事的真实性。狼人、鬼魂的故事等消遣文学适合被写成中篇小说、舞台剧、民谣和歌曲。古籍学者对地方自然史的记录揭开了一个“充满魔法”的世界，就连新教基督教世界也有这种书，即使迷信在这里应该是被禁止的。见多识广的恶魔学家著书相互吹捧，把仔细剖析、审慎探讨过的现象编为概略，也把作者自己遭遇的巫术控诉写入书中。新教神学家和道学家同样编纂他们的概略，记载上帝对人和社区生活的干涉，将其作为难测的神意对世界的影响的例证。他们鼓励人们在日记中记下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个别的神启。教区巡视和宗教裁判所的调查发现了更多证据，证明大众普遍接触过超自然的法术。“魔法”（Enchantment）变得更加广为传播、难以控制了。

第二个改变是新教改革的后果。新教徒通过关注上帝在此世的存在的即时性和实在性，放大了魔鬼的现实性和危害性。天主教徒也认为，在人类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上帝与魔鬼正在进行与人类近在咫尺的战斗，因此他们对作为邪术（maleficium）之一的异端的重视更具急迫性。然而重要的是，宗教改革以前关于“何时以及怎样使用超自然力量是合法的”的辩论变成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论战。新教神学家通过完全改变拯救的语法（对拯救的理解）和符号（代表拯救的符号），创造了一套新的论纲，从这套论纲出发，他们可以批评说天主教会才是“迷信的”。天主教神学家发起了类似的反击，一方面清除看起来缺乏神学依据和实证证据的自然传统，另一方面为天主教仪式的效力辩护，反驳批评这些仪式的人。争议从理解超自然的力量和危险的“有学问的”人与没文化的人或者说“大众”之间的争议，变成有学问的人之间互相妖魔化的争议。这些议题广泛的争议使制定规范超自然、确定可以接受的行为的明确规则变得难上加难。这一时期最艰难的信条斗争是关于预兆、神启、附体、驱魔、鬼魂、预言、梦境、魔法、巫术的神学性、现实性、有效性和正当性的斗争。一直要到17世纪中期，这些斗争的信条化性质才趋于减弱。

这些争论最终导致了神学主导的运动，或是官员主持的针对那些被错误地认为使用超自然法力的起诉，起诉者这么做也有可能是为了敲诈钱财或故意陷害人。在欧洲部分地区，这种运动变成了一次以重组大众文化为目的的大范围再传教，旨在（以天主教复兴为例）压制朝圣，禁绝疗伤圣地，消灭魔法和防御术。这种热情在女巫问题上非常明显。这一时期因巫术问题而死的人可能比因宗教迫害而死的人还要多，虽然根据不同估计的数字有出入，但是1450—1715年可能有3.2万～3.8万名女巫被处死，大多数都发生在1650年以前。这主要不是由于仇视女性，与对女性态度的变化没有多大关系。大多数受害者都是被邻居控诉的，这些邻居中有许多人也是女性，而且被定罪的人里有四分之一是男性。一个女巫是否被定罪取决于当地的各种因素，包括是否存在某种形式的地方和解、当地精英起诉此类案件的决心、诉讼所在的司法框架的性质。只有当国家、官员、地方父老和教士都严肃看待这种问题时，女巫才会被起诉。他们的起诉意味着巫术不仅是教会罪，也变成了一种国家罪，可以在世俗法庭起诉。这种改变某种程度上是宗教改革的结果，但也是信条化的辩论产生的高度激化的焦虑造成的后果。

各地的模式有巨大的差异，它们取决于政治和社会分歧如何聚焦于这些矛盾，不过有的猎巫运动被发起，是因为掌权者焦虑的就是这一问题。在苏格兰等地，刚刚在地方建立的国家司法机关提供了一个先前不存在的诉讼场所。另一方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对巫术这种东西持怀疑态度，几乎没有搞过起诉。枢机博罗梅奥对特伦托规定的巡视热情满满，而且希望争取新人改信天主教，所以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猎巫者，他对宗教裁判所的宽大为怀非常绝望。三十年战争时期一些德意志的采邑主教以他为榜样，制造了数起极恶劣的猎巫狂热事件。早在1650年之前，西欧精英关于自然和超自然力量的现实的辩论就已经开始影响当局对此类诉讼的意愿。面对起诉可能引发的批评，官员变得更加谨慎。对于基督教世界，人们需要保护它免遭魔鬼的毒手。对于欧洲，人们则不那么肯定。

[1] 底波拉（Deborah），以色列士师，事见《旧约·士师记》。希西家（Hezekiah），犹大国王，以公义著称，事见《旧约·列王纪》。——译者注

[2] 准确地说，卡泰丽娜是教皇利奥十世的外甥女（利奥十世的姐姐的女儿）、教皇克雷芒七世的堂外甥女（克雷芒七世的堂姐的女儿）。——译者注

[3] Casuistry如今意为“诡辩术”，指的是用巧妙隐晦、似是而非的话术误导他人。——译者注

[4] 当时教廷滥发豁免令的情况非常严重，这种豁免令容许教士升任主教后延迟赴任时间，既领取俸禄，又保留行动自由。——译者注

第十五章

十字军东征的式微

数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都把自己定义为东方与南方的信仰共同体的对立面。拜占庭和西方都声称自己是基督教世界的继承者和对抗伊斯兰教的保护者，但是11世纪东西方基督教大分裂之后，是拜占庭和西方之间几个世纪的疏远与敌意。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十字军东征是为了削弱而非增强拜占庭帝国，15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根基遭到了进一步破坏——独立的斯拉夫列国希望与西方发展关系，奥斯曼的殖民从东面向拜占庭帝国施压。这个帝国持之以恒地在地中海和巴尔干抵挡伊斯兰的崛起，直到1453年，奥斯曼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标志着拜占庭的终结。

拜占庭崩溃之后，西方成了伊斯兰教面前的基督教世界唯一的保护者。15世纪末，基督徒完成了西班牙半岛的再征服，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北非与伊斯兰正面对抗。它们沿北非海岸建立了一串堡垒，但是不去试图征服已经伊斯兰化的马格里布山地。在东方，基督教世界如今面对的是强大的穆斯林奥斯曼帝国，它矗立于拜占庭在东地中海和巴尔干的灰烬之上。这再一次唤醒了基督教世界东征的本能。然而以前十字军东征的目标——收复圣地——是很明确的，现在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目标却不明确。而且由于新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世界的分裂越来越深，它对奥斯曼的威胁的回应变得越来越缺乏连贯性。事实证明奥斯曼人善于利用这些分歧。随着东征的幻想和实用主义的政治、战略和商业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十字军东征的观念本身走向破裂和式微，基督教世界的理念也是如此，尽管当初让各方团结起来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正是基督教世界的理念。

宗教纷争时代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到1550年，奥斯曼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已不容置疑，他们对欧洲的攻势已不可阻挡。奥斯曼人建立起军事和统治中心桑贾克（sanjaklar）来支配多瑙河及其支流河道，并且以其精力和创造力在匈牙利平原上围绕桑贾克加强控制。1521年贝尔格莱德被他们占领，1526年匈牙利崩溃。1526年他们劫掠布达，1529年再次包围布达，最终在1541年将其彻底占领。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被围攻了六次，最后在1543年落入他们手中，变成了前线要塞和边境桑贾克。同一时期，奥斯曼人于1552年征服了蒂米什瓦拉，拓宽并巩固了奥斯曼在巴尔干以北的据点。为了稳固自己的霸权，奥斯曼人采用当地的习俗。征服之后在匈牙利中部开展的地籍调查将当地资源用来完善地方的物质基础设施，为的是充分证明他们不是一个掠夺性政权。受奥斯曼驻军影响最大的平民可以享受免税和补偿，这些钱或是来自中央拨款，或是从埃及财政那里调拨而来。

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都是很不稳定、容易被渗透的多文化多教派政权，掌权者的成功有赖于取得当地各种组织的认可、挑拨他们的邻居。奥斯曼人知道如何利用当地的不满和争端来保证当地统治者的忠诚。他们把瓦拉几亚变成了一个半独立的保护国。奥斯曼人在瓦拉几亚设立占领军，但是从不在那里开展地籍调查，也不把它的土地当成犒赏（timar）授予奥斯曼的骑士（sipahis）或帝国军团加尼沙里（janissaries）的军官。摩尔达维亚也是同样的模式，当地贵族1538年企图从奥斯曼的统治下争取恢复独立，事败之后更彻底地被奥斯曼政权吞并。

特兰西瓦尼亚的情况比较复杂。它位于匈牙利以东，森林茂密，人口分散，居民分为西部的匈牙利（马扎尔）贵族和农民、东部的土耳其农民和斯拉夫人、小城镇里的路德派德意志移民和组成自治社区的森林住民塞克勒人（Szekler）。特兰西瓦尼亚的国君（总督）不指望能抵挡住任何强邻（波兰人、哈布斯堡家族、土耳其人）的直接攻击。他们的同胞可以组织一支志愿骑兵，不过只能在夏季作战。他们需要一个保护者，然而特拉西瓦尼亚人对向谁寻求保护有分歧。1550年左右，一些人（特别是西特兰西瓦尼亚人）希望寻求哈布斯堡大公，也就是后来的皇帝斐迪南一世的保护。其他人支持佐波尧·亚诺什·西吉斯蒙德，他的母亲来自雅盖隆家族。他两次被选为匈牙利国王（1540—1551年和1556—1571年），主要是因为奥斯曼人的庇护。

宗教分歧也是煽起亚诺什·西吉斯蒙德和斐迪南的斗争的一个原因。特兰西瓦尼亚变成了归正派新教徒——后来也包括神体一位论派——传教的避风港。神体一位论派的信仰似乎提供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融合的可能性。这对东特兰西瓦尼亚的许多群体特别是塞克勒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伊斯兰教对他们而言并不是非常可怕的近邻。奥斯曼人利用这些分歧建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同时允许地方议会选举自己的国君，并且不向他们要求人质或贡赋。在特兰西瓦尼亚，一个新加尔文宗（neo-Calvinist）的国君在奥斯曼人的支持下执政。在土耳其人的保护下，拉丁仪基督徒、加尔文宗、路德派和神体一位论派都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生活中有合法地位，东正教也是被容许的。就像新教与天主教的边界一样，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边界也完全不像两边提倡十字军东征和圣战的人希望的那样明确。

奥斯曼帝国（有点像前基督教时代的罗马帝国）因其自身扩张而成为一个多文化多传统的聚合体。伊斯兰教提供了基本的合法性来源，苏丹自认为穆斯林，认为自己的社会秩序是穆斯林秩序，自己的国家是伊斯兰国家。然而，1550年时帝国已经扩展到三大洲，包含1 500万人口。奥斯曼人学会了如何将伊斯兰之家的保护需求与统治多民族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奥斯曼的宗教和军事精英维护伊斯兰教法的主导地位，但是对如何运用教法保持灵活的态度。伊斯兰教法说明官（穆夫提）主持清真寺和宗教学校（medresses）。他们独立于政权当局，而且可能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不过他们学习的伊斯兰教法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派（Hanaf school），这一派主张宗教融合主义，认为到最后原本不信的人都会改宗。另一方面，地方上的伊斯兰教法官（kadis）是由国家任命的，这些神职人员兼官员既采用苏丹的法律，也采纳当地习俗和传统，试图在他们理解的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的框架内解释它们。与此同时，亚美尼亚人、希腊东正教徒和犹太人的社区在帝国内都有自己的法庭，按照自己的法律施行审判。在帝国的贸易中心，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后来还有法国人、英格兰人和尼德兰人）也被允许按自己的法庭行事。就连在伊斯兰之家内部，奥斯曼人也赋予苦行团体生存空间与合法地位。才能出众的基督徒、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都有机会成为奥斯曼的军人与行政精英。

虽然宗教异议起初鼓动基督教世界将自身定义为将信仰不同者排除在外的信仰共同体，但是奥斯曼帝国能在扩张的同时做到有限度的包容。因此尽管欧洲内部的穆斯林少之又少，奥斯曼帝国却接纳各种教派的基督徒。巴尔干的臣民大部分（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部分地区除外）都是基督徒。安纳托利亚有少部分基督徒，中东基督徒集中于山地——黎巴嫩山、萨松（Sasun）和图尔阿比丁（Tur Abdin）——这些地方传统上都是避难之地。许多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效忠于希腊东正教会牧首或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牧首，两位牧首都居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两个教会的掌权集团都受到奥斯曼官僚的承认。然而在奥斯曼帝国的亚洲和非洲行省，还有许多基督徒既不属于东正教会也不属于亚美尼亚教会，而是居于科普特派、雅各派（Jacobites）、马龙派或聂斯托利派。

从16世纪后期开始，心怀基督教全球化理想的天主教会支持欧洲传教士与亚洲和非洲的基督徒建立联系，切断他们对东正教会和亚美尼亚教会的信仰，拉拢他们改投拉丁教会。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合一”教会（与罗马共融的教会），就像1595年后波兰—乌克兰边境的东正教徒所做的那样。但是在奥斯曼帝国，他们的努力造成了反效果，主要是因为奥斯曼官员不愿意干涉基督徒的争吵，他们认为这些事与他们无关，所以他们鼎力支持两位当权牧首，尽管后者是传教士的劲敌。到17世纪中期，伊斯坦布尔的宗教纷争主要在于保护（主要是法国王室领导下的）天主教传教士免遭——多数情况下——东正教会牧首和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牧首的攻击，而不是穆斯林的攻击。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无视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容许基督教合法存在的多元主义政权，大谈为了应对奥斯曼的威胁需要向异教徒发起东征。相对应的是，伊斯兰的宗教领导人时不时地也宣称需要发动圣战（ghâzá），尽管奥斯曼统治者同时在维持帝国的多民族多信条的基础。同西方的基督教君主一样，苏丹必须回应民众的期待和压力，他们想要属灵复兴、更加正统的宗教和国家支持的信条认同。在基督教的欧洲和奥斯曼的伊斯兰教内部，都有相互而矛盾的压力——有人主张对抗，有人主张共存。这样造成的暧昧关系解释了欧洲与奥斯曼朴特关系的时好时坏，相互矛盾之后又是视情况而相互缓和。

基督教世界特别恐惧奥斯曼在地中海的扩张，地中海沿岸的许多人直接把它放到了末世论的语境之中。基督教世界东征巅峰年代的菲奥里的约阿基姆（Joachim of Fiore）的预言称土耳其人是敌基督的显现，土耳其的最终倾覆将宣告世界末日的降临。拜占庭末年产生的其他预言也这么说。这样的著作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地区通过印刷传播得更加广泛，在土耳其的威胁上升、矛盾加剧的年代，这些书有了更高的可信度。1570年，奥斯曼开始攻打塞浦路斯，布雷西亚的炼金术士焦万尼·巴蒂斯塔·纳扎里（Giovanni Battista Nazari）通过威尼斯的印刷机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预言威尼斯雄狮、帝国之鹰和教皇羔羊将屠戮土耳其大龙。在伊斯兰历的新千年（公元1591—1592年）将至时，类似的预言也在穆斯林地中海世界流传。在基督教世界内传播得最广的一则预言（出现在1552—1600年的32种印刷品中）称奥斯曼人将摘取“红苹果”（the red apple），西方人将其解释为罗马城。

地中海连接各大洲和各个文明，是经济世界的中心。它的都市中心和内地被各种相互协作又相互竞争的贸易模式联系在一起。地中海一端的事情会迅速被另一端知晓、讨论和模仿。中介团体（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摩里斯科人和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等群体或主动或被迫地）充当了信息在各个宗教和文化之间传播的媒介。威尼斯是欧洲最大的与东方贸易的通商口岸，这里有官方译员（dragomen）行会，他们担当与奥斯曼帝国交流的中间人。这些中间人在地中海这个回声室中转播着基督徒与穆斯林的预言，一方的预言会激发另一方的焦虑。17世纪十字军东征式微的一个标志是，地中海作为中介的贸易移民的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正在衰弱，欧洲的末世论思想和千禧年猜测的重心也在转移。17世纪20年代，重心已经离开地中海，内容也不再是对土耳其人的恐惧，它的重心转移到了正在经历剧变的中欧的新教阐释者手中。

1517年，奥斯曼军队征服叙利亚和马穆鲁克埃及，其后支持圣战的马格里布阿拉伯人和北非沿岸的海盗国家也承认了奥斯曼的宗主权。奥斯曼人授权海盗国家合法抢劫基督徒的船只，这样不必给当地人口增加负担即可维持他们在地中海南岸的霸权地位，而且他们还得到了可以在第二次奥斯曼—威尼斯战争（1537—1539年）中战胜威尼斯和哈布斯堡联合舰队的强大海军。奥斯曼人借此建立了在爱琴海的支配地位，统治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大部分人口。奥斯曼人一边利用当地人民对无能的马穆鲁克的失望情绪，一边娴熟地煽动爱琴海群岛上的希腊东正教徒对拉丁天主教领主的反感，以此建立自己的霸权。1550年时，奥斯曼海军的桨帆船在地中海东部离港口和补给点最远不会超过一天的行程。这让他们面对深入马耳他以东海域长途跋涉的基督教世界海军时，拥有了巨大的优势。

奥斯曼人熟知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和政治，这多亏了为他们效力的犹太人、改宗的摩里斯科人和基督徒。穆斯林帝国的西进依赖于将基督徒的分裂敌对化为己用。但是1550年时，帝国快要达到战略极限了，这是陆上补给线的地理学所决定的。奥斯曼的军事地图展现了补给线的重要性，也展示了他们的雄心勃勃的工程草案，包括打通顿河与伏尔加河（第一次提出于1563年）、建造苏伊士运河（1568年）、建造一条通过萨卡里亚（Sakarya）河连接黑海与马尔马拉海的运河（始于1591年）。从当地获取再多资源来补给战略前哨基地，也仍然需要将人与物资从后方送往战争前线。同样，地中海舰队所需的人力物力也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它们需要后勤计划和事先考量。限制奥斯曼西进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欧洲大地上走得越深，当地居民就越不习惯接受穆斯林的统治，越有反抗的意愿。

伊斯兰世界自身也无法幸免于宗教分裂。中东在这一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都与西方有相似之处。1501年，今天伊朗西北部的一个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团体萨法维教团（Safaviyeh Order）的团长在阿塞拜疆和伊朗自封为沙阿（“国王”），即伊斯玛仪一世（Ismail），定都于大不里士（Tabriz）。他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堂弟的直系子嗣，成功地将什叶派确立为他治下的臣民和他开创的波斯萨法维帝国（Safavid empire）的国教。16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在小亚细亚屠杀了数千名什叶派信徒（他们的信仰与逊尼派伊斯兰教有重大差异），想要把异端镇压下去，而伊斯玛仪一世的支持者亵渎了逊尼派的坟墓，希望用军事手段推广什叶派，他们把沙阿推崇为宗教领袖和军事首领。

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奥斯曼与波斯萨法维之间周期性爆发的战争分散了奥斯曼西进的资源和注意力，进而为其与欧洲共存提供了机会。随着葡萄牙人（后来是尼德兰人）取得印度洋的统治权，在接近红海的入口，欧洲与波斯的萨法维统治者联合的可能性一直令伊斯坦布尔极为担忧。16世纪摩洛哥南部阿拉伯人的萨阿德（Saadi）王朝带来了新的伊斯兰异议势力，萨阿德王朝（像萨法维王朝一样）也说自己是先知家族的后裔。奥斯曼朴特和欧洲各国首都都开始用全球性战略需求的话语而非十字军东征的辞令来看待东西方关系。

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土耳其人的战争

基督教世界对奥斯曼人的敌意是根深蒂固的，这方面的证据无处不在。但是除了调集资源的口号和保卫共同信仰的行动之外，基督教君主的御前会议内外充斥着关于最佳战略和应当使用什么军事技术的争论，以及关于防守剩余的基督教土地和收复失地需要什么资源（和资源应集中于哪些地区）的重大分歧。实现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以对抗穆斯林敌人的双重目标的辞令阻碍了这些分歧的解决。教皇和（较小程度上）皇帝的道德权威都因为追求这近乎虚幻的双重目标而受到影响。某种程度上由于教皇的坚持，外交书信和国际谈判都反复强调要实现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以对抗“共同的敌人”。1554年，教皇尤利乌斯三世派枢机波尔去帮助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与查理皇帝议和，波尔写了一篇文章，堪称表达“基督教君主间的和平是上帝的馈赠”的经典陈述。波尔说，这一馈赠非常值得追求，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比你们的不和与战争”对奥斯曼攻陷贝尔格莱德和罗得岛帮助更大的了。整个16世纪，教皇国都梦想着：团结基督教世界，以此作为抗击土耳其人的先决条件，因为这是一个新教徒君主和天主教君主共同赞成的理想，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团结双方的了。

教皇的这种梦想到16世纪末仍然存在，此时皇帝的军队正在匈牙利与奥斯曼人进行看不到胜利结局的“长期战争”（Long War）。这场冲突凸显了教皇克雷芒八世调解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与腓力二世的努力，1598年，两人终于签署了《韦尔万和约》（Peace of Vervins）。侄子枢机彼得罗·阿尔多布兰迪尼（Pietro Aldobrandini）在1596年10月写道：“这些和谈对教皇陛下无比重要，因为他将其视为对上帝和基督教世界的奉献，认为这是消灭异端和制服土耳其人的真正途径。”这是欧洲重要外交活动中“以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团结众人抗击奥斯曼”的辞令最后一次发挥重大作用。欧洲北部的新教徒不再把这些话当真了，教皇在国际外交中的作用衰退了。1645—1646年威斯特伐利亚谈判初期，教皇特使法比奥·基吉（Fabio Chigi）把天主教强国的代表拉到明斯特，达成了一项共同和约，试图抵抗奥斯曼在爱琴海的攻势——1645年，奥斯曼帝国以攻打克里特作为攻势的开端。他的对手是经验丰富的威尼斯外交官阿尔维塞·孔塔里尼（Alvise Contarini），后者在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希望拉拢新教代表实现相同的目标，为了造势，孔塔里尼还夸大了危急的程度。但是基吉和孔塔里尼都对成果感到失望，基吉对驻威尼斯的教皇特使坦白说，诉诸土耳其的威胁起到的效果“和他期待的刚好相反”。他说代表们“听到我谈起土耳其，觉得这只是一个名词，一个意念的产物，一种人畜无害的幻觉”。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教皇国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是保住天主教在德意志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成果，还是为了应对土耳其的威胁以和平为重。它选择了前者。

有一次，教皇的梦想差点就要实现了。1571年5月，神圣同盟在罗马达成协议，支持教皇庇护五世的计划。大多数地中海沿岸的天主教国家（教皇国、西班牙、威尼斯、热那亚、托斯卡纳、萨伏依、帕尔马、乌尔比诺和马耳他）都签署了协议。他们的海军合在一起组成同盟军，由奥地利的堂胡安统一指挥。26岁的堂胡安是皇帝查理五世的私生子，几乎是作为腓力二世的弟弟被培养长大的，他在西班牙南部完成了对摩里斯科叛乱的镇压后于8月在热那亚登船。随后他的舰队前往墨西拿，与其他在9月集结完毕的同盟船舰会合。9月17日，堂胡安上岸参加西班牙军队的庆典游行，他穿过整个海港，最后在大教堂领弥撒。港湾里有208艘桨帆船、6艘加莱赛战船和66艘护卫舰。教皇庇护五世在一艘船上为舰队祈神赐福，并将同盟的十字军旗帜授予舰队。这支远征军的水手和桨手多达4.4万人，船上配有1 800门火炮和2.8万名水兵。这是基督教世界组织过的最庞大的海军，也是伊斯兰教面对过的最庞大的海军。

奥斯曼舰队已在1571年6月拔锚出港。它由250多艘船组成，水手和桨手有5万人，搭载了3.1万名水兵。它的第一个目标是突袭战略要地克里特岛，这是威尼斯的一个富庶的殖民地。它的防御一向非常脆弱，因为希腊人心里对威尼斯的统治早有不满，前一年奥斯曼占领塞浦路斯更是削弱了它的防御。尽管克里特岛的主城顶住了进攻，但是奥斯曼人洗劫了克里特岛，然后包围了黑山海岸的要塞科托尔（Kotor），这是威尼斯在阿尔巴尼亚的殖民地的首府。有传言说达尔马提亚的德尔维纳（Delvine）、阿福伦尼亚（Avlonya）、奥赫里德（Ohrid）和爱尔巴桑（Elbasan）等桑贾克的东正教徒蓄谋叛乱，奥斯曼人对这些传言十分警惕。伯罗奔尼撒——又称摩里亚（Morea）——的南部刚刚爆发了公开叛乱，奥斯曼的情报人员得知叛乱领袖向腓力二世和威尼斯元老院派出了使者。奥斯曼的水陆大军于8月前往当地镇压叛乱，然后袭击了亚得里亚海入口的希腊岛屿科孚。

堂胡安的舰队主动寻找奥斯曼海军的位置，10月7日他们在勒班陀湾找到了目标，这里是奥斯曼舰队存放军火的地方。土军指挥官穆安津扎德·阿里帕夏（Müezzinzade Ali Pasha）是奥斯曼议会中的重要人物，也是苏丹塞利姆二世（Sultan Selim II）的宠臣，他向桨帆船上的基督徒奴隶许诺，如果他们赢了，就给予他们自由。奥地利的胡安只是对他旗舰上的船员说：“天堂里没有懦夫的位置。”这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决战。当天下午四时战斗结束，同盟军牺牲的水手和水兵超过7 000人，17艘船沉没。奥斯曼的损失惨重得多：2万人战死、负伤或被俘，55艘船沉入大海，还有137艘船连同船员——大部分是基督徒奴隶——被俘获。阿里帕夏本人被擒获并斩首，他的头被插上长矛，绑在堂胡安的旗舰桅杆上示众。败局已定之后加尼沙里军团仍在战斗。弹药用尽了，他们就向敌人发射柑橘和柠檬。

神圣同盟和勒班陀海战的意义不在于摧毁奥斯曼海军，也并没有带来战略权力的决定性转移。那些船很快就被新船代替了。次年，大维齐尔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Grand Vizier Sokollu Mehmed Pasha）——出身于波斯尼亚的杰出政治家，受过加尼沙里的训练——被问及勒班陀的损失，他答道：“以奥斯曼国力之强盛，即使下令铸白银为锚，系丝绸为缆，裁缎子为帆，装备整支舰队也不在话下。”事实上，重建一支训练有素的船员队伍才是更大的难题。神圣同盟在勒班陀海战之后没有乘胜追击，他们从未想过收复希俄斯岛（Chios，1566年被奥斯曼人从热那亚手中夺走）或塞浦路斯［奥斯曼人经历长时间的围城后终于在1571年拿下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全面占领塞浦路斯］。

1573年，神圣同盟解散。威尼斯人独自向奥斯曼朴特议和，以保障他们在黎凡特的商业利益，只剩下西班牙（此时已陷入了尼德兰大战）动用自己能调动的一切资源来防守北非海岸的据点。奥斯曼人与尼德兰起义军建立了联系，并且在1574年用一支比勒班陀战役任何一方都大的海军打下了突尼斯城。这让他们有了一个安全的基地，1576年他们从这里出发入侵摩洛哥，推翻了唱反调的摩洛哥苏丹艾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二世·萨阿德（Abu Abdallah Muhammad II Saadi），把他的叔叔艾布·麦尔旺·阿布德·阿尔–马利克一世·萨阿德（Abu Marwan Abd al-Malik I Saadi）扶上王位，后者是前者的对手，而且对奥斯曼言听计从。奥斯曼人以此提醒基督教世界，他们仍然可以把战火引向欧洲腹地。艾布·阿卜杜拉逃到葡萄牙，希望说服塞巴斯蒂昂国王帮他夺回王位。尽管他没有说动腓力二世参与他的计划，但是塞巴斯蒂昂同意率军远征摩洛哥，这是一场十足的十字军东征。他的远征军有1.7万人，艾布·阿卜杜拉也有6 000名摩尔士兵，不过他们在1578年8月4日的阿尔卡塞尔–凯比尔之战（“三王之战”）中仍然不敌奥斯曼。人们最后一次看见塞巴斯蒂昂是他像堂吉诃德一样率领贵族冲入奥斯曼的战线。

阿尔卡塞尔–凯比尔是一个应当被遗忘的耻辱。勒班陀则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童话故事，它有英俊的王子（堂胡安）、邪恶的食人魔（土耳其人）、需要拯救的宝藏（基督教世界）和一个因缘巧合的圆满结局。纪念勒班陀海战意义的庆祝活动多到令人生腻。堂胡安变成了一个十字军的偶像。罗马桨帆船队司令马克安东尼奥·科隆纳（Marc’Antonio Colonna）在罗马得到了英雄般的盛大欢迎。教皇铸币厂发行浮雕青铜奖章纪念这次胜利，乔治·瓦萨里受教皇委托为国王廊（Sala Regia）绘制一组壁画（它旁边是一幅纪念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油画）。在威尼斯，丁托列托（Tintoretto）把威尼斯桨帆船队总司令（captain-general）塞巴斯蒂亚诺·韦尼尔（Sebastiano Venier）画成了神，画中双方激战正酣，韦尼尔站在旗舰甲板上，有天使正在为他作战。他的名声帮助他在80岁的时候当选共和国总督（Doge）。

勒班陀传奇让基督教世界那些开始相信他们的内部分歧大到永远不可能战胜土耳其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而现实又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即使在神圣同盟缔约之后，也有人担心威尼斯正在单独与奥斯曼朴特签订协议来保护它的海上帝国。各方在联军的司令人选和最终目标上迟迟无法达成一致，拖延了舰队的出发时间。神圣同盟之外基督教世界的重要角色都在作壁上观。欧洲新教国家公然无视同盟的存在。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更愿意维持1569年的特惠条例（Capitulations），奥斯曼在塞浦路斯战役之前赠给法国这些特权以分化欧洲诸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也拒绝了同盟的邀请，倾向于维护1568年谈成的奥斯曼帝国协议（Ottoman-imperial accord）。葡萄牙称自己在摩洛哥和红海战事吃紧，无暇旁顾。

16世纪末，地中海各方实现了一种不稳定的力量均衡。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多瑙河诸边疆伯爵领地（Danubian marches）和奥斯曼与其巴尔干及欧洲诸保护国的关系构成了一种类似的不稳定平衡。奥斯曼人继承了原先匈牙利基督徒控制的各个堡垒，这些堡垒位于多瑙河沿岸和巴拉顿湖（Lake Balaton）对岸的外多瑙地区（Transdanubia）及诺维格勒山脉（Novigrad Mountains），还有蒂萨河（Tisza）及其支流沿岸的所有大型城堡——奥斯曼在这些大约130座军事设施中驻扎了1.8万名步兵和7 000名骑兵。奥地利哈布斯堡有自己的弱点，其手中的匈牙利很容易受到攻击，绥靖是唯一的选择，1568年，奥地利哈布斯堡接受休战协议，同意每年向伊斯坦布尔纳贡。此后哈布斯堡逐渐地在从亚得里亚海到匈牙利北部960公里长的弧形边境上组织了自己的防御力量，守军超过2.5万人。1590年双方修约，将停战协议延长八年，尽管条件还是对哈布斯堡不利，但是从1591年起（按照哈布斯堡的看法）或1593年起（按照奥斯曼的看法），这条设防边境上的冲突升级成了战争，战事绵延十余年，直到1606年签订《西特瓦托罗克条约》（Treaty of Zsitvatorok）才算结束。当时的基督教欧洲观察家相信奥斯曼人是在利用与波斯冲突的间歇期，向哈布斯堡的新战略要塞发起挑战。

教皇克雷芒八世追随庇护五世的脚步，试图将匈牙利冲突转变为一次团结基督教世界支持教皇的倡议的机遇。不过这一次，新教徒连邀请函都没有收到，充分说明欧洲的教派分裂已经深到了什么程度。相比之下，“长期战争”成了天主教全球化的复兴力量大展身手的时机。威尼斯、萨伏依、费拉拉、曼图亚、帕尔马和乌尔比诺、热那亚和卢卡都受邀支持皇帝宣称的十字军东征。诸侯和他们的夫人都收到了圣座发来的邀请函。在东方，教皇希望得到波兰国王的承诺；在欧洲以外，他梦想着与哥萨克人、莫斯科大公和波斯沙阿阿拔斯一世（Shah Abbas I）结成一个大联盟。1601年罗马为波斯使团举办了一场相称的欢迎仪式。募款来源遍布各国，运送资金的金融家和中介大部分都不在哈布斯堡的直接控制之下。然而实际成果让人非常失望。教皇派弗朗切斯科·阿尔多布兰迪尼（Francesco Aldobrandini）兵分三路去多筹些钱，但是西班牙的支持来得很勉强，直到1598年才拿出第一笔资金。克雷芒教皇需要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舰队在地中海发动佯攻，但是它们的进攻谨小慎微，只在1595年从海路袭击过一次帕特拉斯（Patras）。法国的亨利四世不吝言辞地在原则上支持介入，而对于任何物质上的支持，他却精明冷静，不愿出手。哈布斯堡最终筹足军费，还是多亏了1570年施派尔议会通过的一项宽松的协议，这项协议要求帝国各领地必须为参与帝国共同防御的军队提供营房和口粮。

到最后，“长期战争”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基督教世界的不团结，而是取决于奥斯曼从属国的表现。匈牙利中部的军事冲突破坏了土耳其在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相互竞争的各王朝中培养的忠诚。这些地区和欧洲大陆其他地方一样受到16世纪90年代气候不规律的严重影响。而且，匈牙利的奥斯曼军队对原材料、粮食和补贴的胃口越来越大，激化了当地领主的不满情绪。奥斯曼在匈牙利的一支重要部队来自克里米亚的鞑靼人（1595年后他们提供了5万多名士兵），每年苏丹都向克里米亚发放一笔征兵“补偿金”（boot money）。收到钱之后，鞑靼军队就沿若干条路线中的一条出发，这些路线一条穿过特兰西瓦尼亚，另一条穿过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然后到达多瑙河右岸。鞑靼人素有偷窃牲畜、抓捕农民卖为奴隶、所过之处化为废墟的恶名，现实中也是如此。

奥斯曼想要约束这种烧杀抢掠，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当地的机会主义者提出可以保护当地人免于鞑靼人的掠夺，并且抓紧时机发动叛乱反抗奥斯曼领主。这些首领向哈布斯堡、奥斯曼和波兰寻求支援，一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亚伦·埃马诺伊尔（Aaron Emanoil，人称“暴君亚伦”）两次成为摩尔达维亚国君，直到他在特兰西瓦尼亚被西吉斯蒙德·巴托里（Sigismund Báthory）抓住并关了起来。“勇敢的米哈伊”（Michael Viteazul）1593年在奥斯曼的支持下成为瓦拉几亚国君，不过即使长期战争已经在匈牙利正式打响，教皇克雷芒八世还在引诱他与周围暴发户一样的新君们结盟。他在不同时期当过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多瓦的国君（有一阵子他同时担任三国的国君），最后在1601年被哈布斯堡帝国司令乔治·巴斯塔（Giorgio Basta）下令刺杀。西吉斯蒙德·巴托里在特兰西瓦尼亚站住了脚，部分原因在于他与波兰的血脉联系，但是也要感谢他那支由匈牙利加尔文宗贵族博奇考伊·伊什特万（István Bocskai）率领的4万多人的军队。然而，随着奥斯曼军队的压力大到西吉斯蒙德难以承受，他最终在1598年10月将君位和烂摊子转交给了一个波兰亲戚。

1599年后，乔治·巴斯塔想要效法斐迪南大公在施蒂里亚的做法，在特兰西瓦尼亚重新推行天主教。但是博奇考伊在奥斯曼的秘密支持下发动起义，打断了他的计划。博奇考伊的军队在两场关键性战斗——阿尔莫什德（Álmosd）和比霍尔迪奥西格（Bihardiószeg）——中接连打败哈布斯堡军队。1605年，博奇考伊在赛伦奇议会（Diet of Szerencs）上被选为匈牙利与特兰西瓦尼亚的国君。土耳其长期战争（Long Turkish War）在1606年以议和画上句号，奥斯曼人的努力在匈牙利平原上没有换到多少座堡垒，而反抗哈布斯堡的特兰西瓦尼亚起义倒有可能给他们帮一个大忙。苏丹艾哈迈德一世（Sultan Ahmed I）派人将一顶王冠送给博奇考伊，提出可以封他为特兰西瓦尼亚国王，条件是他在名义上向土耳其朴特称臣。博奇考伊谨慎地拒绝了这项提议，转而与哈布斯堡大公马蒂亚斯缔结条约，马蒂亚斯不得不承认这位加尔文宗君主在奥斯曼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权威。

法国的外交家和王室宣传家是最早找到理由为与异教徒结盟辩护的人，后来这些理由也被各方广泛接受。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1625年出版《战争与和平法》（Law of War and Peace）时设问“是否应当允许与那些不信仰真宗教的人缔约结盟”。这个问题对想与信条不同的其他欧洲人结盟或想与欧洲以外的人结盟的君主都非常重要。格劳秀斯的答案很直接：“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根据自然法，结盟权对全人类通用，宗教分歧对此不造成妨碍。”即便如此，格劳秀斯也必须费心反驳《圣经》中那些与这个命题相反的论点，而且建议君主要谨慎行事。他说，审慎意味着不应当缔结“会使非基督徒和异教徒（Infidels）占据极大优势”的盟约。欧洲的统治者们应当将自己视为基督教大家庭的一员，大家有共同的义务“侍奉耶稣基督”，在“异教敌人打击基督教列国”时互相帮助。这是欧洲“君主社会”（society of princes）国际外交的惯例，这里有常设使馆，有外交豁免权，有奥斯曼帝国拒绝承认和加入的具有优先权的公约（尽管经常有人对这些公约提出异议）。在这方面，1650年时，欧洲已经出现了一种把奥斯曼人排挤到边缘（他们的政治体制现在越来越被人视为“专制”）的政治认同。

十字军东征的回声

反土动员的口号终于在过度使用和它唤起的理想主义承诺与政治战略现实越来越严重的误配之中消磨殆尽。“Crusade”（十字军东征）这个词在16世纪后期进入英语和法语词汇，这正是它从地平线上消失的年代，不过向异教徒宣战的召唤仍能在一些人那里找到回声。1529年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就有意应召参战。梅克尔（Mercoeur）公爵菲利普–埃马纽埃尔·德·洛林（Philippe-Emmanuel de Lorraine）受到感召，决定在土耳其长期战争上好好发挥他在法国天主教同盟中积累的军事经验。他在1599年离开法国，率领帝国军队从奥斯曼人手中夺回了匈牙利王陵所在地塞克什白堡。

十字军东征保卫基督教世界的梦想也激发了平民百姓的想象力，不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伊丽莎白时代的探险家爱德华·伍德肖（Edward Woodshawe）在1575年遭到逮捕，因为他想要在英格兰当地征兵“前去与土耳其作战”。远赴切萨皮克湾测量波托马克河下游并在1612年绘制出版了弗吉尼亚地图的探险家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曾经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与奥斯曼人战斗，赢得过“上尉”的军衔。1616年，嘉布遣会修士弗朗索瓦·勒·克莱尔·杜·特朗布莱（François Le Clerc du Tremblay）受路易十三的新宰相枢机主教黎塞留之命出使罗马。他提议建立一支欧洲基督徒民兵部队，同时招募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它的使命是保护基督教世界免遭穆斯林进犯。这个计划是讷韦尔（Nevers）公爵查理·德·贡扎格（Charles de Gonzague）想出来的。他的意图在于将宗教不和的毁灭性力量转移到重生的基督教共和国（Respublica christiana）的共同事业上去，只不过这次领导者不是教会，而是各位君主。与此同时，讷韦尔公爵也支持皇帝的行动，甚至在1621年准备了5艘大帆船用来把十字军送到希腊。这恐怕是基督教世界最后一次真正的十字军东征，这个想法刚诞生就被陷入战火的欧洲遗忘了。三十年战争展现了欧洲的毁灭性力量，这场战争毁灭了基督教世界。

对贵族而言，十字军东征的召唤提供了磨炼军事训练、取得骑士荣光的大好机会。但是参与对奥斯曼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雇佣兵，对他们来说，这只是打仗、抢劫、施暴，即使他们有过什么理想主义，也在暴行中侵蚀光了。16世纪末，就连马耳他骑士团——和他们的同行意大利的圣斯特凡诺骑士团（Order of San Stefano）——也发现越来越没人理睬他们的热忱了。威尼斯的元老们说基督徒海盗打扰了正常的贸易关系，他们成功说服当局扣押了马耳他骑士团的财产。17世纪初法国驻黎凡特的领事代表所见略同，亨利四世禁止法国臣民在地中海东部从事私掠活动。教廷急于保护奥斯曼治下基督徒的生命安全以及它在安科纳港的投资利益，所以再三向马耳他骑士团长（Grand Master of Malta）抗议基督徒的海盗行为。

商业、海盗与俘虏

几个世纪以来，教皇都禁止与异教徒通商。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传统上每年濯足节（Maundy Thursday）的教皇诏书《主的圣餐》（In Coena Domini）都会重申这一禁令，一切危害基督教世界的人都将被革除教籍。16世纪下半叶，诏书禁止与撒拉逊人、土耳其人、新教异端交易武器、马匹和战争物资。然而，在商业的压力和诸侯的抵制面前，颁行和落实这些禁令变得非常困难。

就算是在意大利半岛和西班牙半岛，禁令的执行也遇到了麻烦。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等地的统治者对走私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地中海沿岸之外，帝国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地方遵行诏书，法国无视它，新教欧洲干脆取笑它。英格兰和尼德兰在黎凡特为商人争取特权地位时的一个重要筹码就是他们可以提供奥斯曼人需要的高级武器装备。随着基督教世界的衰落，维持任何对“共同敌人”的商业统一战线的能力也衰退了。染布需要的重要化学原料明矾的贸易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只要禁止从黎凡特进口明矾，教皇国就能垄断明矾的生产（因为托尔法有明矾矿）。从前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依赖这种矿盐，教皇说明矾的利润被用于十字军东征。但是，后来这种垄断引发了教皇与天主教欧洲织布中心之间的低级骂战，新教欧洲则公然无视教皇的垄断，与黎凡特的布匹贸易对新教徒来说可是一个商业机遇。

奥斯曼帝国早已习惯向西方特定的商业共同体发放市场准入权。热那亚商人早在1352年就得到了这个特权地位，15世纪，威尼斯人、佛罗伦萨人和那不勒斯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特权是通过“特惠条例”——由个别“条款”（chapters）组成的“特许状”——授予的，它们是土耳其朴特发布的法律文件，严格来说不算外交条约。从奥斯曼的角度来看，这些特许权的目的在于规范那些暂时住在伊斯兰之家的拥有安全通行权（aman，意思是“特赦”）的非穆斯林的身份。协议赋予身在奥斯曼国内但不被视为迪米（zimmi）的商人aman的身份——迪米指的是生活在伊斯兰教统治下的非穆斯林，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必须依法纳税纳贡。特惠条例更关心的是商人的法律地位，而不是给予特定国家贸易优势地位。

16世纪后期发生的变化一是开始向意大利半岛以外的商业共同体颁发这些特权，二是（与前者同时）奥斯曼帝国开始有意把特惠条例当作政治工具使用。1569年，奥斯曼朴特向法国王室代表克洛德·杜·布尔格（Claude du Bourg）颁发特惠条例，这是奥斯曼在袭击塞浦路斯前夕分裂欧洲的手段之一。威尼斯与土耳其之战（1570—1573年）一开打，从马赛来到黎凡特的法国商人的地位立刻就上升了，战争为后来者开辟了商业机遇。不过，英格兰商人也没有放过这个时机，他们的船也已向东进发。两个从事黎凡特生意的英格兰商人为他们的代理人威廉·哈本（William Harborne）弄到了前往伊斯坦布尔的安全通行权，他在1578年到达目的地。英格兰的政策制定者知道与土耳其携手反对西班牙的重要性。伊丽莎白女王在信中夸苏丹穆拉德三世（Sultan Murad III）是“最令人敬畏又最仁慈的恺撒”。苏丹在1580年给予英格兰商人特惠条例，他在写给伊丽莎白一世的信里不吝溢美之词，说她是“追随耶稣的女子的骄傲，弥赛亚之民中最杰出的尊贵女性，基督教共同体事务的仲裁者”。

英格兰的做法引发了一场对竞争优势的角逐。不落人后的法国大使通过谈判废除了英格兰的特权，并且为法国争得了更多排他性条件，包括要求驶往土耳其港口的他国船只挂法国国旗。1583年，哈本作为伊丽莎白一世驻朴特大使回到伊斯坦布尔，成为第一位常驻大使，这个职位在17世纪初变成了英格兰王国最重要的外交职位之一。英格兰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建立于1581年，1592年与威尼斯公司（Venice Company）合并，它专注于英格兰商人在地中海的贸易。英格兰商人借16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法国陷入内战的机会加强了他们在土耳其市场的地位，主要从事进口帕特拉斯、桑特（Zante）、凯法利尼亚（Cephalonia）的醋栗和出口英格兰的布匹。1601年，英格兰人通过谈判将他们的商品的关税降到了仅有3个百分点，还得到了其他商业优势，他们的对手在1650年之前望尘莫及。

17世纪上半叶，英格兰的对手包括尼德兰。16世纪70年代，北尼德兰起义省份的商人开始建立与奥斯曼帝国的直接贸易往来。奥斯曼的战略家知道支持西班牙在欧洲北部的敌人的重要性。因此，当科尼利厄斯·哈加（Cornelius Haga）在1612年从尼德兰共和国率团访问伊斯坦布尔时，尼德兰得到了丰厚的特惠条例。哈加成了尼德兰驻伊斯坦布尔常驻大使，等到他1639年回国时，尼德兰已经在奥斯曼帝国从帕特拉斯到突尼斯城到阿尔及尔等各个贸易中心都设有领事点，享受极低的关税，条件比法国和威尼斯更加优越。17世纪上半叶，欧洲与黎凡特的贸易突飞猛进。远东的胡椒和丝绸在奥斯曼的港口转售，但是更重要的是本地产品的贸易，包括安纳托利亚的棉花、阿勒颇的丝绸和安卡拉附近的山羊毛［“安哥拉羊毛”（angora）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angora是“安卡拉”在英语里的变体］，还有染料和阿拉伯咖啡。1620年时，每年从阿勒颇进口的生丝超过200吨，法国和英格兰竞相争夺在这笔生意上的主导地位。

欧洲与黎凡特之间繁荣的贸易给海盗提供了一个诱人的目标。从16世纪末期开始，扣押船货、俘虏船员的事件成了黎凡特贸易的心头大患，但是也刺激了欧洲与伊斯兰教之间更多的交流和跨文化贸易。私掠在大西洋和地中海都是一种常态。数千名奥斯曼人和摩洛哥人（包括犹太人和东正教徒）被俘虏并被卖到马耳他、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船上做奴隶。北非海盗纵横大西洋和地中海，夏季徘徊于加斯科涅湾外，甚至劫掠爱尔兰和冰岛沿海，有一回，海盗一次袭击拿下了一个400人的村庄。

欧洲公众越来越顾虑在北非港口［塞拉（Salé）、奥兰（Oran）、阿尔及尔、布日伊（Bougie）、突尼斯城、杰尔巴岛和的黎波里］外围活动的巴巴里海盗，他们在从安达卢西亚到阿布鲁齐的地中海海域横行无忌地打劫商船。在北非海盗国家从事私掠的人有柏柏尔人、阿拉伯人、黎凡特人、来自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和摩里斯科人，以及定居北非并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最后一种人被叫作变节者，17世纪初期至少一半的巴巴里海盗都是变节者。他们之中有人是在海上被俘虏、奴役之后以改宗换取自由的水手，也有人觉得私掠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通常被称为小穆拉特雷斯（Murat Reis the Younger）的扬·扬松·范·哈勒姆（Jan Janszoon van Haarlem）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一艘驰骋北大西洋的尼德兰私掠船上学会了私掠的营生，然后驾船前往位于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的塞拉。他从那里出发袭击西班牙船（自己挂尼德兰船旗）和其他国家的船只（挂奥斯曼的红底新月旗）。1618年，他被加那利群岛的巴巴里海盗俘虏，被当作奴隶带到阿尔及尔，在那里改宗伊斯兰教。他在阿尔及尔加入了苏莱曼雷斯（Sulayman Reis）——伊万·迪尔基·德·温博尔（Ivan Dirkie de Veenboer），同样原本来自尼德兰——在地中海的私掠事业。后来，阿尔及尔与欧洲列强签署条约，私掠船不能再在这个港口卸货。所以范·哈勒姆回到塞拉，自称“海军大司令”（Grand Admiral），带领“塞拉漫游者”（Salé Rovers）们继续私掠了很多年。

在北非被卖成奴隶的基督徒的生活极其悲惨。他们被夺去衣服、财产和尊严，用链子锁着，上岸之后就被当成战利品对待。貌美的女性或年轻的男孩被挑出来作为当地统治者——“贝伊”（bey）、总督（dey）或“帕夏”——的妻妾或随从，有能力的人被调去船坞或当地军队，剩下的人被带到当地巴扎拍卖。新主人买下他们的时候，售价会被印在他们的头上或肩上。之后他们就在田里、家中或船上干活，他们的伙食很差，而且经常遭到虐待。在阿尔及尔、突尼斯城和的黎波里，主人要花钱把他们安置在特殊的监狱（bagnes或matemores）里过夜，有些监狱原本是地下谷仓。这里环境恶臭，他们每晚都被拴在墙边，被人密切监视。但是，通过商业中介（对他们来说赎回俘虏是地中海贸易和现金流的一部分）和天主教修会（它们的使命是曝光这些奴隶的困境并把他们带回来）的活动，他们经常可以与亲朋好友和家乡社区取得联系。家人会在市政府和教会机构的帮助下筹集资金把被俘的亲人赎回来。拉罗谢尔的新教商人会签约负责交涉赎金，天主教修会有时接受新教徒的资金来赎回被奴役的“异端”，条件是被赎出来的人要改宗天主教，修会很欢迎这样的结果。

大多数情况下赎人之前都有交涉，这些交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商业交易的一部分。在天主教修会的组织下，被赎回的奴隶们在回国之后会成为修会宣传的焦点。举一个常见的例子，1630年有100多个奴隶被从塞拉赎回，到达法国西部沿海的布鲁阿日（Brouage）。他们的释放是由仁慈圣母会交涉的，仁慈圣母会的创始人皮埃尔·诺拉斯克（Pierre Nolasque）在两年前被封为圣徒。这些被赎的俘虏从布鲁阿日列队前往巴黎。他们穿过城镇的时候不断展现他们的自由，高喊“国王万岁”（Vive le Roi）。出版奴隶的故事、描绘奴役与赎回的插图是仁慈圣母会与圣三一会（Trinitarian Order）的宣传手段之一，这两个修会相互比拼争取当局的赞助。

这种宣传的效果很难说。一方面，它让基督教世界东征的古老叙事重现生机。修士皮埃尔·达恩（Pierre Dan）在1637年出版的《巴巴里及其海盗的历史》（History of Barbary and its Corsairs）中加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描绘奴隶被折磨、强迫割包皮及被监禁的插图，让人想到基督教世界最近教派喋血的画面，同时也加入了奴隶庆祝自己被赎的插图。但是当时的人越来越注意到，赎回基督徒奴隶不是基督徒统治者的当务之急。他们更在意的是不要破坏与奥斯曼统治者的关系或者他们与巴巴里海盗据点首领的双边协议，以免自己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失。因此，当17世纪20年代有10艘海盗船来到尼德兰港口销赃修船的时候，尼德兰当局有些尴尬，因为根据特惠条例，它应当对海盗船示以尊敬，即使有些海盗船是被俘获的基督徒的船，船上还有基督徒奴隶。国王路易十三对嘉布遣会关于数百名法国奴隶在摩洛哥的苦难和法国臣民在阿尔及尔的困境的报告视而不见，直到胡格诺派反抗势力衰弱之后，法国政府才为当地组织赎回计划的人提供有限的帮助。欧洲各国知道，一般来说，与北非沿海的地方势力谈判，比笨手笨脚、适得其反的军事干涉获利更大。

奥斯曼镜中的欧洲

欧洲列强越来越觉得与北非和黎凡特做生意有利可图，这使得大众对土耳其人的认识和更加复杂的新现实之间出现了隔阂。对土耳其人的固有印象根植于历史之中。这一时期无所不在的媒介（宣传册、歌谣、舞台剧、布道，甚至包括儿童的游戏）都强化了这种印象，但是随着不同的元素相互叠加，土耳其人的形象变得碎片化了，这一过程反映了欧洲对自身认知的改变。

土耳其异教徒是基督教世界不共戴天之敌的认识一直很有影响力。教皇英诺森十世在1645年9月19日的诏书中授权向教士征收一笔40万克朗的补贴，援助刚刚向奥斯曼宣战的威尼斯，“因为众所周知，不信上帝的土耳其暴政唯一的渴望就是与基督徒人民作对，消灭基督教，用自己的邪恶取而代之”。对土耳其人的固有印象是残酷、野蛮、专制（最后一点在1600年后更加深入人心）。与奥斯曼军队在海上遭遇、战斗和被他们围城的故事极少有不包含奥斯曼人对基督徒受害者施暴的残酷细节的。同样，越来越多的被巴巴里海盗俘虏或在奥斯曼军中为奴之后被赎回的人的故事强调俘获他们的人有多么专横凶残。土耳其人的“野蛮”残忍被认为是奥斯曼人心理的一个基本成分，体现在奥斯曼政治的专断之中，而对欧洲文化遗产的蔑视更确认了他们的野蛮。一夫多妻制和鸡奸被认为是土耳其人固有的野蛮属性，就像美洲印第安人的兽性一样。欧洲人对自己的价值观和优越感的认知主要来自土耳其新月的阴影，而不是美洲的镜鉴。

虽然对土耳其的刻板印象很顽固，但是欧洲人对奥斯曼的语言、文化、制度和宗教信仰越来越感兴趣。人文主义者开始比较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但他们的比较加深了对差异的认识，强化了已有的观念，助长了内在的优越感。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在《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中表达了对近代奥斯曼苏丹所取得的成就的尊敬，不过他也认为土耳其社会好斗、残酷、不宽容。佛兰德斯作家奥吉耶·吉斯兰·德·比斯贝克（Ogier Ghislain de Busbecq）和法国哲学家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为奥斯曼的司法、道德价值观和军事强项做了辩护，而他们除了欣赏也有另外一面。波斯特尔在1560年出版的名作《论土耳其共和国》（On the Republic of the Turks）中声明此书的目的是“通过充分考察敌人找到抵抗的方法”。比斯贝克在1581年论土耳其人的专著中概述了基督教世界打败奥斯曼人的方案。他在16世纪80年代出版的名著《土耳其信札》（Turkish Letters）里称赞了奥斯曼军人，表扬了土耳其人对社会平等的重视、对旅行者的好客和对穷人的关怀。但是，他也强调基督教世界的希腊遗产遭到摧毁，指出基督徒君主不愿出力一起帮助东正教徒。

法国地理学家尼古拉·德·尼古拉（Nicolas de Nicolai）曾是1551年法国派往朴特的早期使团的一员。他的《航海四书》（Four Books of Navigations）细致详尽，是旅行与观察的人文主义科学的经典之作。它的插图细节丰富，使这本书成了奥斯曼人的时装画册。这些服装被复制出来用在伦敦的舞台剧里，穆斯林越来越频繁地在这些舞台剧中登场，也出现在描绘阿姆斯特丹街景的17世纪尼德兰画家笔下。在现实生活中，1650年左右的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市民见到的外国穆斯林比美洲原住民要多得多。

奥斯曼人和欧洲人逐渐发现他们也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人文主义者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是最早迷上奥斯曼的人之一。他1531年出版的《土耳其史》（History of the Turks）是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前期“土耳其学”（turcica）大潮——诗歌、歌词、戏剧、小说、批判和游记——的滥觞之作。他在科莫湖畔的博尔戈维科（Borgovico）的“伟人画廊”（gallery of the illustrious）里有11幅奥斯曼苏丹的肖像，1543年，巴巴罗萨在马赛把这些肖像的副本献给弗朗索瓦一世。英格兰士绅的家里挂起了“土耳其伟人”（苏莱曼大帝）的肖像。英格兰人的会客室里除了有苏莱曼像，还有土耳其的地毯、丝绸、靠垫和香料。桑特的醋栗作为珍馐在伦敦卖出高价。与此同时，郁金香在尼德兰成了令人痴迷的时髦货，正如它在奥斯曼宫廷一样。比斯贝克的信里对郁金香做了详细描述，大概是由于他的影响力，郁金香球茎在16世纪60年代初进入欧洲。到1630年，“郁金香狂热”（tulipmania）已经席卷尼德兰，成了史上最早的投机泡沫之一，1636年泡沫破裂，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随之崩溃。伦勃朗那幅解剖课名画里的“蒂尔普医生”（Dr Tulp）就是因为太爱这种花，才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1]

随着越来越多有想法的欧洲人亲见或耳闻奥斯曼社会，他们变得越发着迷和惊讶。法国博物学家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1533年出版了他游历黎凡特的详细经历，为奥斯曼人说了很多好话。奥斯曼人具有欧洲人应当具有但往往没有的一切特质。他们的房屋街道很整洁（甚至给婴儿包尿布，以免婴儿弄脏地毯）；他们吃得很健康（大蒜和洋葱），而且不喝酒；他们的手艺精细，穿着也讲究。让·博丹（读了贝隆的游记）非常羡慕奥斯曼的社会和政府。他比较了苏丹和法国国王，认为两者都不是暴君，都仁慈地实行善法，而法国王室缺乏加尼沙里的军事训练。而且，看起来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可以比得上奥斯曼帝国的财政资源和效率。奥斯曼帝国通过人才发掘者强迫基督教男孩当兵，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训练他们，把他们培养为最好的官员、学者、将领和海军军官，这种叫作“德米舍梅”（devshirme）的制度被普遍谴责为野蛮的奴役，却有人暗中羡慕，也希望有一种重（基督徒的）才能、轻家世的制度。“土耳其人是唯一的现代民族，长于实干，他们的帝国霎时间侵入了这个世界。”英格兰旅行家亨利·布朗特（Henry Blount）在1636年写道。他反映了一种被焦虑感刺激出来的欧洲东方主义。

[1] 郁金香在荷兰语中写作tulp。蒂尔普改姓的同时把自己的家族纹章也改成了郁金香。——译者注

混乱中的基督教列国

第十六章

国家事务

信任与服从

1650年之前的30年间，基督教列国之间与内部战争的密集程度超过了1500年前的任何一个时期。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半岛诸国的争端像引力一样吸引外来者的介入，哈布斯堡霸权的拉动和它与瓦卢瓦的王朝对抗加剧了这一趋势。军事建制的规模急剧增加，改变了陆地与海上战争形态的堡垒和火器的技术变革是背后的原因之一。奥斯曼的威胁、哈布斯堡家族意外继承的遗产、其他势力对哈布斯堡的敌对反应都推动了军事行动的升级。战争的成本和它给欧洲统治者提出的财政与组织的要求都呈指数级增长。1552年10月到1553年1月的冬季，从帝国军队包围梅斯开始，可以开展军事行动的月份也增多了。战役几乎可以在一年之中的任何月份进行。而且，相互消耗的战略开始出现，在多条战线对敌出征也变成常态。持续的消耗战增加了战争的财政和行政负担，扩大了战争的影响。

1559年之后，战争的焦点转移到了低地国家和通过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阿尔卑斯走廊连接佛兰德斯和地中海与西班牙半岛的“西班牙之路”（Spanish Road）——这个名字是法国人取的。1567年被派去镇压尼德兰起义的佛兰德斯军变成了欧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长期占领军。正如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半岛一样，低地国家变成了一个旋涡，把这一时期基督教世界的分裂沿信条分界线扩散到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对峙和波罗的海地区更加地方化的冲突制造了更多裂痕，尤其是1563—1570年的波罗的海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和1593—1606年的土耳其长期战争。最重要的是，新教改革引发的世俗矛盾和宗教矛盾在宣传家、外交官和战略家的思维里制造了一种信条化的国际政治观，这种观念立刻影响了新教和天主教各自的权力集团的诞生。

基督教世界不断深化的矛盾在16世纪下半叶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它们构成了一幅单层着色的画（alla prima background），上面直接叠加了1618—1648年的冲突旋涡。三十年战争包含三场震源都在欧洲中部的相互联系的冲突。事实上只有德意志战争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另外两场战争是哈布斯堡西班牙与尼德兰共和国重新爆发的斗争（1621—1648年）和法国与西班牙公开争夺霸权的斗争（1635—1659年）。与此同时，还有几场独立但又有一定联系的战争，分别在不列颠群岛（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叛乱、1638—1651年的英格兰内战）和波兰（1648—1667年的“大洪水”），以及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再次展开的争斗——1645—1669年的克里特战争（Cretan War），又称干地亚战争（Candian War）。它们都比从前的战争耗时更长，相互联系程度更深，更加难以预测和解决。抱着信条化的态度看待国际政治的人对跨越宗教边界、以国家利益为由建立的联盟和契约感到愤怒而困惑。战争涂炭生灵，把更广阔的土地卷入战场，吞噬了大量生命和资源，战斗的程度也比以往更加激烈。欧洲大陆各地的军队都参与了1618年后欧洲中部的战事。在欧洲各国承受的压力不断上升的时代，这些战事进一步动摇了各国的稳定。

国家内部的矛盾可以根据政治危机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6世纪最后十年）是17世纪中期震颤的前奏，矛盾的核心是政治确定性的丧失和对新的确定性的探索。基督教世界冲突的仲裁者——教皇及其帝国——放弃了这一使命，基督徒统治者取而代之，从王朝的延续性和君权神授（通过血统和祝圣得到神授予的权威）的观念那里获取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力。而且，人文主义者论证过“基督教共和国”的理念，这依赖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于权力的目标、手段和执行的共同理解。问题在于16世纪下半叶的宗教对抗削弱了这种理念，对掌权者的行为打上了问号，分化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基督教与王权的关系改变了。

与此同时，国家的权力和责任增加了。政府机构及其活动越来越多，对人民生活的管理和干涉也越来越多，法律、宗教仪式和社会行为的法典化也得到了重视。国家事务的增长需要建立组织、消耗资金。和平时期的开销呈指数级上升，特别是因为君主宫廷在住房、餐饮、娱乐和管理方面的膨胀——君主宫廷越来越成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新政策源的地方。外交机构和军事建制（例如卫戍军）的花费和战争开支陡然上升。被要求出钱的人必然会提出质疑，特别是在1580年后受经济紊乱影响的地区。这些质疑引出了对统治者的批评，人们要求对政治和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

国家活动范围扩大，统治者需要依赖更多的对象。统治者越来越依赖中间势力，受惠于这些被他们委派权力的人。国家的影响范围越大，保证这些中间人的服从就越重要。他们不仅包括传统上作为统治者耳目的总督或权力掮客，还包括经营铸币厂的企业主、为王室提供饮食的承包商、往往是通过买官上位的法官（官衔变成了他们财富的附属品）、承包关税和其他税收的金融家财团，以及雇佣军军官和私掠船船主，到17世纪初期，这些人已经成为金融–军事企业（financial-military enterprises）的半永久性老板，顶着国家的名号做生意。

这些中间势力对国家的权力至关重要，但是他们的承包行为引发了关于谁为了什么向谁支付多少钱的问题。传统上充当请愿渠道和地方利益传声筒与捍卫者的代议制议会被边缘化了，他们或是无力批评这种外包的权力，或是由于有些议员本身就是这种代理人而丧失了立场。而且，因为对中间势力的安排本身体现了权力的影响和协议负责人的操纵，所以竞标失败或觉得报酬不足的人有充分理由以痛斥贪污腐败或偏私为名抒发自己的不满，以此抹黑竞争对手。结果，这些指控造成了更加严重而广泛的幻灭感，政府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变得越发疏远和紧张。

这些紧张关系在君合国（regal unions）里更加明显，王朝巧合把风俗不同的多个国家拼成了共有一个君主的联盟。16世纪下半叶的宗教对抗向复合君主国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在宗教不是共同纽带的地方。即使宗教一致，“核心国家”（core states）也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负担，排他性统治神话的出现为这种重负提供了理由。在（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的）卡斯蒂利亚、（奥地利帝国的）内奥地利和（斯图亚特王朝的）英格兰，这种神话体现为一种“上帝为我们做了独特的安排”的信念。对于所有这些君合国，与执行上帝的使命的特权相伴的是各种责任，统治者以这些责任为由要求臣民的忠诚，并且给自己安排了一个独特的角色。

然而，世俗统治者扩张的能力是有限度的。爱国主义和宗教真理的主张都有可能引发分裂。欧洲的世袭君主们从16世纪后期的政治与宗教混乱中得到的教训是，宗教使他们的臣民更加关心政治，让臣民可以有理有据地要求掌权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宗教鼓励教士相信自己独立于世俗权力，甚至高于世俗权力。君主和顾问不打算拓宽政治光谱，而是声称只有君主才有统治权，强调王朝权利、世袭权力和父权权威，拿《圣经》和自然法作为理论依据。每当战争结束，政治在威权人物的统治下趋于稳定，独裁统治（“绝对主义”）就会成为国家忠诚的对象，尽管独裁统治掩盖了世袭君主未能接纳更广泛的政治意见的失败。等级制的神圣性和君权神授的观念再一次得到强调。君主制的神圣性在16世纪体现为各式各样仪式和典礼的集合。为了应对国王的软弱无力和一系列刺杀国王的企图，政治家、法官和教士为君主制的神圣性塑造了一种更具连贯性的形象。祝圣和安葬的仪式、宫廷庆典、精心设计的王室成员公开露面强有力地突出了国君的神圣和威严，使国君有别于肉身凡胎的平民。

如何看待作为国君的教皇的威严？欧洲各个国家和各位君主如何与反宗教改革的教皇国谈出一个对君权的新认识？新教改革之前基督教世界最具分裂性的论战——11世纪的“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就已经辩论过教皇的世俗权力的问题。1590年到1630年间，这一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只是这次辩论的结果是欧洲的君主不再信任教皇，君王的神圣性得到了加强。意大利耶稣会士罗伯托·贝拉尔米诺（Robert Bellarmine）为教皇的间接世俗权力提供了有力的论述（间接的意思是它是由教皇的属灵权柄引申出来的）。在一系列受人关注的国际辩论中，他的书成了批判教皇世俗权力的人攻击的目标。

这些辩论肇始于16世纪后期教皇革除多位君主的教籍，这是教皇世俗权力大讨论的出发点和新教抨击的对象。耶稣会论证某些情况下可以诛杀暴君的著作引发了风暴，论战愈演愈烈。1594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险些遇刺（1610年真的遇刺）之后，高卢派就拿这些论点来说事。关于教皇世俗权力的论证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人们更加有理由不信任教皇至上主义了，也更加相信诛杀暴君等于弑亲亵圣。在关于1606—1610年威尼斯禁令和火药阴谋、1606年英格兰臣民被要求效忠宣誓（Oath of Allegiance）的争议中，贝拉尔米诺为教皇间接权力的辩护成了最引人注目的话题。随后的论战使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与贝拉尔米诺发生了正面碰撞。贝拉尔米诺去世后，另一位意大利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圣雷利（Antonio Santarelli）接过了他的棍棒，但是他1625年出版的《异端、裂教……与罗马教皇的权力》（Heresies, Schismatics . . . and the Power of the Roman Pontiff）在巴黎被禁和焚毁，耶稣会也不承认它的内容。只有回过头来看，我们才注意到这些争论加强了君主的神圣性，助长了对教皇干涉世俗事务的权力的不信任。批评教皇权力此前是新教徒的专利，现在天主教重要人物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人文主义关于基督教共和国的观念指出了次要官员肩负的义务与责任。次要官员也是执掌刀剑之人，他们可能包括等级会议与国会里的代表和议员，或司法人员、民兵团、行会师傅（guild-masters）和市政官。但是随着国家的中间人（intermediaries）势力的增长，与共和国有利害关系的人也变多了。后宗教改革时代政治混乱造成的一个影响是，这些中间人相信自己在统治权中应当分一杯羹。古代历史（Antiquity）中可以与16世纪后期的内战相提并论的是公元1世纪恺撒·奥古斯都死后的罗马帝国和公元前5世纪雅典与斯巴达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记录这两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和修昔底德——告诫说，在这个时局令人方寸大乱的世界里，应当做到审慎。受过为成为护民官而设计的修辞训练的名人［例如西塞罗和昆体良（Quintilian）］如今被敦促要看到事情的反面。雄辩可以点燃民众的激情，演讲是煽惑的工具，修辞只适用于共和国，论战和争议是宗教冲突的手段。名人的职责是管好自己的事，独立思考，远离平民，展现自己对国家的服从。

这种行为的模范可以在斯多葛学派，特别是塞内卡的书中找到。在16世纪后期政治与宗教争执爆发之后，在大旋涡吞噬欧洲的背景下，斯多葛学派提出了光荣撤退之路——事实上西塞罗有一篇演讲题目就叫《光荣赋闲》（otium cum dignitate）——撤出明争暗斗的公共事务，回到沙龙、花园、柱廊（stoa）构成的私人世界中。在私人世界里，政治家、君主与名流可以自由地思考、表达和讨论通过坚忍与慰藉控制激情（平民被误导以至于走上歧途的根源）的斯多葛主义哲学。这些理念对平信徒名流很有吸引力，而且特别受到加尔文宗地区的人的青睐，这些地方的人接受的教育是人应当用上帝的神法约束激情。坚贞，审慎，面对批评缄默不语，接受自己在公共生活中被要求承担的责任，即使这意味着需要做出违背传统道德的行为——17世纪上半叶的政治使这样的价值观大行其道。这些价值观促使某些人理想化撤出公共生活的做法，却激励另一些人反抗和背叛权威。

17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对统治者的判断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与其他统治者和自己的人民交流、谈判，同时却没有给他们做到这些的经验、机会和希望。除了少数有名的例外（亨利四世和古斯塔夫·阿道夫）之外，大多数统治者在这样的挑战面前都失败了，这也在情理之中。而且，还有幼年继位的人、精神或情绪上不足以应付王位的人继承大统这样的王朝阻碍。欧洲17世纪中期的震颤是信任与责任缺失的结果。

治国之术

17世纪初，“state”这个词开始淘汰某些词（“commonwealth”），给其他词（“realm”“dominion”）增加了新的含义。1650年时，“commonwealth”主要被用来专指共和国和激进的变革——例如查理一世被处决后出现了“英格兰共和国”（The English Commonwealth）这样的国名。法国哲学家让·博丹属于1789年之前最后一代用“commonwealth”（république）而不因那些强调统治者责任的作家喜欢使用它而感到尴尬的法国人。他是第一代认为（他的攻击目标是新教“monarchomachs”或意欲推翻王权者的书）被选举出来或以其他方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统治者不可能是天生的君主的人。

博丹的1576年出版的《国家六论》这样开头：“国家是多个家庭的合法政府以及这些家庭共同服从的主权。”他将主权定义为“一个国家绝对的、永久的权力，拉丁人称之为majestatem……至高的控制权”。主权体现为立法的权力，是完全的、不可分割的。尽管博丹承认人民可能成为集体主权者，但那是一种临时的统治形式。他定义的主权不可避免地指向一个单一的君主制的（博丹的用词是阳性的）权威。他说：“因为在神之下，世上没有比有主权的君主更大的……有必要关注他们的品质，好让他们的权威得到所有人的尊重、敬畏和服从。”博丹更进一步：君主无须遵循前任的法律，甚至无须遵循自己的法律。当然，这种主权是有限度的。从实际来说，主权者如果没收臣民的财产或打破与其他主权者的协议，就是政治自杀。这个法学家兼哲学家在大局中寻找他的终极真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主权者不可以违背自然法。自然法使私有财产和家庭神圣不可侵犯，是神的权威创立了自然法，也是神的权威赋予了主权合法性。如果主权者违反自然法，他就会丧失权力的合法性，沦为暴君。

博丹从一开始就被人批评，他在十年后出版的拉丁文修订本中回应了这些批评。很多人认为，他的主权论提出的问题比回答的问题更多。博丹难道不是把教皇所称的支配权又拔高了一层然后交到君主的手中了吗？主权论将教会的特权和管辖权置于何地？博丹的共和国把基督教世界放在哪里？耶稣会士罗伯托·贝拉尔米诺和安东尼奥·波塞韦诺（Antonio Possevino）抨击说博丹应该归到刚冒出来的政治家派里去，政治家派是一群从宗教内部瓦解宗教的人。他大部分的书都被列入了1596年版的《禁书目录》。与此同时，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学家借鉴了博丹的理念，给它套上公共法律和基督教传统的外衣。但是，他们和在尼德兰南部和西班牙的同侪一样完全无法用一种神学上不可分割的主权的概念去理解帝国。

在博丹的祖国，法国法学家夏尔·卢瓦索（Charles Loyseau）在1610年出版的《论秩序》（Treatise on Orders）中把主权论吸收到了社会等级论中。久而久之，主权论强化了法国国王的君权。黎塞留的顾问卡丹·勒·布雷（Cardin Le Bret）拿主权论作为凿子雕琢法国国王在洛林的领地权。1624年到1632年，勒·布雷担任驻洛林的王室总督，他在1632年出版了《论国王的主权》（On the Sovereignty of the King）第一版。他曾作为专员参与高官叛国罪的审理，1642年他把这些经验加入第三版修订本。这柄主权的利剑所指的人包括蒙莫朗西公爵亨利二世（Henri II）和法国元帅（maréchal）路易·德·马里亚克（Louis de Marillac）——这两人都在1632年的叛乱中被处决，还有国王的宠臣桑马尔斯（Cinq-Mars）侯爵亨利·夸菲耶·德·吕泽（Henri Coiffer de Ruzé），1642年他也因造反被处死，这本书让这些最有权力的人意识到，国家已经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政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政治学著作也在起步阶段。在16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政治学都被视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17世纪上半叶，新教欧洲开始单独开设政治学科，设立专门的政治学教授。早期政治“科学”著作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意大利半岛的大师们，他们以研究和评注塔西佗为由，找到了一种讨论马基雅弗利的思想却不提到他的名字的办法。一位意大利评论家在1588年写道：“这些政治学研究近来得到了很高的尊重，人们认为想要获得世间的光荣，必须理解国家理性……”第二年，皮埃蒙特耶稣会士焦万尼·博泰罗出版了《论国家理性》（Della Ragion di Stato），他谈起自己“非常惊讶地发现（在旅途中）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永远是讨论的话题，尼科洛·马基雅弗利和科尼利厄斯·塔西佗的观点被人频繁引用……”萨伏依公爵查理·埃马纽埃尔（Charles Emmanuel）的随员相当于一个研究治国术的智库，博泰罗在为其效力时用上了他在担任枢机主教卡洛·博罗梅奥的秘书时的经验。博泰罗把国家理性定义为“关于建立、保持、扩张领地方法的知识”。他的经历使他集中研究君主，以及君主如何握紧权力。一切都取决于臣民的服从，臣民的服从取决于君主的德性。这种德性是通过治国科学取得的，治国科学包括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地理学、建筑学，以及最重要的历史学，历史学传授了审慎的原则。

博泰罗以西班牙帝国和全球化的天主教会作为提示，用比较经济地理学衡量国家的实力。他在1590年出版的《城邦伟大的原因》（The Causes of Greatness of Cities）中提了一个与欧洲开始分化的增长模式非常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人类的数量没有增长到与土地面积呈相同比例？他的回答是，北意大利、法国和尼德兰这些地方之所以“伟大”（他的意思是“富裕”），不是因为他们的自然资源或政治系统，而是因为他们人口所依赖的商业和工业。贸易是上帝给人的礼物，海洋是上帝为通往世界贸易铺设的道路。

博泰罗1596年完成的《世界关系》（Universal Relations）以威尼斯大使的报告为模型对国力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把政府越来越多的功能和对各种经常性与临时性收入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但是指出后者应当与这个国家的伟大程度或经济资源相对应。君主德性不仅体现在军事能力上，也体现在增加国家财富的民政项目中。他举的例子包括意大利君主（例如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的公共工程建设，这些工程或是通过国家赞助提高了劳动力技能，或是利用关税培养国内产业。在三十年战争时代的纸上建国者（armchair state-builders）眼中，“重商主义”（毋宁说构成国家理性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成了最重要的政治德性。博泰罗的书是西班牙改革派（arbitristas）和法国重商主义者的必读书目。

博泰罗的书既吸引到追随者，也引来了敌人。国家理性难道不是在为国家凌驾于法律之上找借口吗？它难道不是在容许君主以国家之名践踏宗教、诚实和体面吗？它难道不是君主投机的通行证、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秘密工具吗？1621年，威尼斯的洛多维科·祖科洛注意到“理发师……和其他下层手艺人都在自己的店里或聚会的地方指点谈论国家理性”。法国的安托万·德·拉瓦尔（Antoine de Laval）1612年写到，他惊愕地发现国家理性这个词“频繁地被每个人提起”。揭露包装成其他动机的行动背后隐秘真实的理由成了批判掌权者的表里不一的一种手段。罗昂（Rohan）公爵亨利曾是法国胡格诺派的领袖，事败之后他自我流放到威尼斯，他认为所有政治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君主统治人民，利益统治君主”。“利益”（取其“使自身不同”之义[1]）和国家理性一样也进入了政治学的语言。

对于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耶稣会顾问们和为拜特伦·加博尔（Bethlen Gábor）投靠奥斯曼领主以换取巩固自己在匈牙利统治必要的“机会”找理由的宣传家来说，国家理性是为有争议的决定辩护的得力工具。采用这些决定必须遵循一种与政治必要性协调的道德，但是他们的逻辑对那些不参与政治运作的人来说，仍然难以理解。盖·德·巴尔扎克（Guez de Balzac）在1631年为路易十三写的颂词《君王》（The Prince）中解释说，当从新教徒或西班牙哈布斯堡的“奴役”中“拯救他们的国家”的时候，必要性“可以饶恕并合理化一切行为”。加布里埃尔·诺代（Gabriel Naudé）在1639年出版了《对政变的政治思考》（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on Coups d’état），虽然这本书是早先写成的。这本书只向“强大的心灵”（esprits forts）发放了少量副本，这些人懂得治国术有时需要“为公共利益破坏公共法律”。欺诈对权力至关重要，而且不一定是不道德的。治国术意味着可以与不同宗教的人结盟。用宗教掩护政治野心的并不是土耳其异教徒，反而是基督徒君主（他以亨利八世反叛罗马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作为例证）。论证“国家理性”的书造成了两重效果：一方面，这些书让民众更加相信自己的统治者不可信任；另一方面，它们集中体现了变化中的政治价值观。

生意之人，国家之人

波兰贵族瓦夫日涅茨·戈斯利茨基（Wawrzyniec Goślicki）从帕多瓦大学学成离校时，发表了一篇论波兰参议院的论文献给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里刻画的啰里啰唆的参议员波洛尼厄斯（Polonius）好像就是参照这位作者设计的。戈斯利茨基探讨什么使政府成功时把重点放在国王与公民的互动上。他谨慎地写道：“有人认为国家的利益高于善法，有人认为公民教育创造国家利益，有人认为天空的温度使人擅于公共生活，认为这一点的重要性超过贤王的努力。”戈斯利茨基说，波兰国王应当记住，他的国家依赖于“全体波兰民族（Polonian Nation）的共同认可”，依赖的是像戈斯利茨基这样的人。戈斯利茨基的分析并无不合时宜之处，因为波兰共和国赋予贵族重要的地位。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为了有机会从事公共事业，人们对他们也抱有这样的期待。

问题在于，让戈斯利茨基这样的名人发挥这些作用的议会正在被边缘化。参议院、议会、等级会议和国会在绝大多数共和国中地位都被削弱或是终止活动了。在君权神授、王权神秘化、主权和君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大环境下，让人们想到共和国的理想议会的位置已经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的宫廷提供了另一个会面的场合和另一套名流的风气。礼节手册教导贵族宫廷的文明礼仪。公共生活不再是对统治的共同认可，而是通过上朝、请安、用献媚或沉默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来服从统治者。

虽然这么说，但是对于想要参与政治的人而言，机会其实是变多了，因为国家有了更多的层次。这典型地体现在委员会和宫廷上，它们作为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力结构在国家权力中心共同运作。即使是在君主的绝对主义主张最强烈的国家，委员会制政府也是一个既成事实。在欧洲北部和东部的选举君主制国家，御前会议保障了贵族对权力的参与。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由12名成员组成的从勃艮第继承的同名机构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成了国会的执行委员会。随着委员会的数量越来越多，出现了小圈子的枢密院，它们专门负责亟须保密的国家大事。委员人选通常是根据等级和地位事先决定的。在法国，王族认为名列委员是他们天生的权利。在波兰，首相、财政大臣、军队司令和主教都是理所当然的（ex officio）委员。如果国王把这种人排除在委员会之外，就有可能被人说成是独断专行、被宠臣操纵、容易偏听偏信。

新的问题是事务繁重，难以承担，一个解决办法是把日常事务交给“专业人士”去处理。最高司法就被委派给了御前会议的独立部门。16世纪下半叶在法国逐渐产生了负责司法的枢密院（conseil d’état privé）和负责财政的财政委员会（conseil d’état et des finances）。查理五世即位时，西班牙帝国已经为宗教裁判所、骑士团和十字军东征（Cruzada）设立了单独的委员会，很快他又建立了战争委员会和后来的财政委员会。在德意志帝国及其大部分君主领地，枢密官（Hofrat）产生了以帝国高等法院为模范的王室法院（Hofgerichte）。筹集资金、管理间接税、处理债务、支付仆人薪资、提名教士甚至还有外交都变得越来越复杂。

御前会议把委员人选改为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尽管他们的学历参差不齐。16世纪卡斯蒂利亚委员会几乎所有委员都是大学毕业生。在法国，受过法律训练的行政法审查官（Masters of Requests）为委员会准备案卷，不过委员会本身仍然被贵族占据。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经验、能力、家庭关系和忠诚仍然比大学教育更重要，大趋势是向集体决策的方向发展的。在西班牙，除常设委员会外，还出现了解决特定问题的特别委员会（juntas）。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仿照西班牙的先例，在1588年1月把15个委员会（“congregations”）正式化，借此把枢机变成了教皇的行政官员。

政府事务越来越复杂，委员会越来越多，协调成了一件重要的事，特别是君主不想或不能亲自出面协调的时候。协调者需要在非正式和正式的权力结构之间不稳定的空隙之中发挥职能，罗马的侄子枢机清楚地展现了这种职能，侄子枢机是教皇在国内国外事务上的总督。希皮奥内·博尔盖塞（Scipione Borghese）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侄子枢机，他为教皇保罗五世管理教皇国。他在自己的私人住所里主持行政委员会，处理资助事宜，收取国事信件，决定把哪封信读给教皇。但是他不是独自行使这些权力的，而且非正式和正式的权力结构是相互补充的。在委员会工作的秘书们负责起草书信和决议备忘录，他们把自己视为博尔盖塞家族的成员，既忠于教皇保罗五世，也忠于这位侄子枢机。希皮奥内·博尔盖塞签署文件，管理官僚机构，但是他不是唯一对机构的决策负责的人。

在其他国家，宠臣的协调人身份来自传统的军官或法官职位。在法国，瓦卢瓦宫廷的第一个宠臣是骑士统帅安内·德·蒙莫朗西。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宫廷，类似的角色是总管大臣或宫务大臣。在其他地方，这个角色常常是大法官（或国玺大臣），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法官，但是经常也负责政府和行政。如果宠臣的影响力来自实际能力、军事声望或拥有大贵族的丰厚遗产，他们的权力地位一般会更加稳固，比如瑞典的奥克森谢尔纳伯爵（Count Oxenstierna）、法国的枢机主教黎塞留、西班牙的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有能力的宠臣还有他们自己的宠臣，建立跟班是保卫自己地位的一种方式，他们的仆人包括国务秘书和贵族。黎塞留的批评者把法国的国务秘书称作黎塞留的奴才（créatures）；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培养出来为自己效力的年轻贵族被称作走狗（hechuras），他的附庸被称作奥利瓦雷斯派（olivaristas）。

从16世纪末起欧洲各国宠臣越发盛行的背后有一个逻辑。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本人也是一个宠臣）所观察到的，国王越远离自己的臣民，就越渴望朋友：“对君主来说，因为他们和臣仆地位悬殊，所以无法收获这种果实，除非……他们把某些人提拔到仿佛他们的伙伴、与他们近乎平起平坐的地位。”英格兰剧作家本·琼森（Ben Jonson）把宠臣的崛起描绘成共和国向绝对统治蜕变不可避免的产物。他1603年出版的《西亚努斯的覆灭》（Sejanus His Fall）以塔西佗的作品为原型，在剧中提比略的宠臣利用国家理性的阴险狡诈当上了皇帝的继承人，后来公众的敌意和一个间谍总管令他死得相当难看。与琼森差不多同一时代的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在1594年出版的《爱德华二世令人痛苦的统治和令人痛惜的死亡》（The Troublesome Raigne and lamentable death of Edward II）里提出，同性恋是皮尔斯·加韦斯顿（Piers Gaveston）这个“夜里生长的蘑菇”崛起的原因。这是对亨利二世的法国宫廷的一个写照，亨利二世对一系列宠臣的精神依赖被攻击他的天主教同盟粗俗地表现为性变态。琼森针对的是詹姆士一世的宫廷，国王很明显地正在培养美貌的年轻男子。当时的人很难不注意到这一点，国王和他的宠臣——1615年之前是萨默塞特伯爵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之后是白金汉公爵乔治·比列尔斯（George Villiers）——之间的书信表明他们不只是露水情缘那么简单。

宠臣必须维持国王对自己的信心。大使的书信描述了各种可以保证高位、扑灭骂声的亲近行为（微笑、鞠躬、请安、昂贵的礼物、共同的爱好……）。从来不缺少骂他们的人，特别是因为宠臣导致了引人非议的政策的实施，而且通过外包国家权力给私人承包商而从中渔利。反对宠臣的人利用传言攻势来打垮宠臣，他们集中火力让掌权者不相信某一个人。国王一个皱眉就会引来麻烦，没有被邀请参加一场重大的公开活动或出席委员会就是失宠的证明，宠臣不在国家机关任职也是一种证据。詹姆士一世的宠臣罗伯特·卡尔1615年因为被卷入谋杀好友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Sir Thomas Overbury）的丑闻被关了起来。白金汉公爵乔治·比列尔斯躲过了议会的弹劾，但是因为失败的远征和腐败而不得人心，后来被人刺杀了。斯特拉福德（Strafford）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思17世纪30年代在爱尔兰执政遭到了许多政敌的猛烈攻击，他因叛国罪遭到长期议会弹劾，1641年4月，他成了第一个被《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制裁的人。查理保证支持斯特拉福德伯爵：“我以国王的名义保证，你的生命、名誉和财富都不会有事”。但一个月之后，国王在民众暴乱的威胁下同意了对他的处决。不过斯特拉福德伯爵一开始好歹得到了弹劾的待遇，路易十三的意大利宠臣孔奇诺·孔奇尼（Concino Concini）就没有这么好运了，1617年4月国王下令将他在卢浮宫外刺杀。第二天巴黎群众把他的尸体刨出来，仪式性地挂在新桥（Pont Neuf）的绞刑架上，然后切掉他的双手、头发、胡子和生殖器，剩余的肢体被拖去游街，最后喂给了狗。诺代认为这种暴行使它没能成为一场完美的政变。

国务秘书的重要性凸显了欧洲国家内部的另一种动向。越来越多的决策被以手写与印刷的方式记录和传达。国家大事仍然需要加印国玺，表示变更的文件则要盖上统治者的枢密印（或私人印）。委托书、合约、授职信、许可状、证书与护照等文件在欧洲的政治精英和政府机构中发挥核心作用。书面文件表明权力的远程投射能力实现了突飞猛进。凯瑟琳·德·美第奇有接近6 000封信保留了下来——她原本估计有3万封信。当她向纳瓦拉的亨利抱怨她的负担的时候，他直言不讳地顶了回去：“这种工作量对您来说不是问题。”腓力二世也是夜以继日地跟文件打交道，阅读书信然后手写或口述批复，他也抱怨说自己精疲力竭，头昏眼花。比如，1579年5月，他收到了1 200封请愿书。他的秘书马泰奥·巴斯克斯·德·莱卡（Mateo Vázquez de Leca）写到国王诉苦说一天要签400封信。在欧洲的治理结构中，信使和邮政与军队同样重要。被文件淹没的危险使国王很需要一个宠臣，并且鼓励国王把尽可能多的国事外包给别人去做。

欧洲各国的档案馆从章程的存放点变成了国家权威的武器库，这种转变不是因为先见之明。更常见的情况是，野心太大的工程导致了混乱无序、半途而废的结果。在教皇档案馆这个问题上，教皇庇护五世希望把圣天使堡里的文件整理、复制然后存放到使徒宫——一座为全世界天主教的君王而设的档案馆。1561年，腓力二世对他刚任命的档案馆馆长也提出了相似的要求，要为他的帝国建立一个中央仓库；1578年，伊丽莎白一世也下令建立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到17世纪初，大多数国家都有了自己的档案馆。这些有望长久保存的文件加强了国家的制度性力量给人的印象，尽管不产生那么多文件的君主宫廷仍然是对政治动向最重要的地方。

让司法国运作起来

贤王自当秉公断案，现实却没有这么简单。大量的地方司法系统是掌握在私人（领主、教会、公社）手中的。总体来说，司法要么是地方性、廉价、非专业化的（容易出现偏私或更坏的情况），要么是遥远、昂贵、专业化的。人们从来不缺少对司法的需求。堆积成山的案卷和越来越多的对延误和法律骗局的控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人们面对面的机会变少、以新的方式管理和产生纸上距离的社会中，要求国家处理争端的自下而上的压力导致的结果。麻烦在于人民的不同理想是不能同时实现的——不能要求司法系统既专业又廉价。

国家可以增加王室法庭的数量，把专业司法扩展到地方，增加王室法庭审理案件的种类。1650年以君主之名主持司法的官员比1520年的要多。司法部门的规模扩大了，但是它的规模越大，就变得越不“公共”。比如在巴伐利亚公国，1508年在慕尼黑领公国工资的只有区区162人，1571年时增加到了866人。法国1515年时在司法和财政领域为国王效力的公务员有7 000～8 000人，1665年，它已经成了一支8万人的大军。在新教欧洲大部分国家，教会法庭都已被废除，世俗官员成了教会事务的法官。而这些官员中大多数人，特别是在法国，是花钱买官的，到17世纪初，他们还买下了把官职转售给自己选择的其他人的权利（reversion）。在罗马和其他小型国家，司法官和财政官同样被卖给竞标的有钱人。公务员逐渐把他们的薪水视作他们投入国库的资本所生的利息。

另一个扩展君主司法的方法就是把习惯法法典化。习惯法在中世纪欧洲各地得到了广泛发展，特别是在地方司法系统不以罗马法为裁决依据的地方。国家鼓励官员统一和发布各种习惯。更方便的人口流动和居民所生活的势力范围的扩大化对社会规范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对社会上改革呼声的回应，君主敕令被赋予了更高的重要性。改革理想触及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粮食价格到着装规范，再到娼妓管制。当时有一种要管制一切能动的东西的执迷心态：商品、价格、疾病、异端、无业游民，全部要管。这意味着设立更多的地方巡查官、财务员和认证官，但是这些官职通常也是被出售或外包给承包商的。“治安”（police）条例被反复颁布，并不表示它们没有用，而是体现了立法的教化能力。这是“司法国”（justice-state）的黄金年代，司法闯入了普通人的生活。

欧洲的统治者们最大的抱负在于接受臣民的诉状，以“衡平”（equity）的原则处理问题。让·博丹认为衡平是主权的基石，主权的威严体现为以审慎和仁慈回应臣民的诉状的权力，主权反映了神法，君主是神法的化身。法国国王扩大了行政法审查官的职权和适用范围，这些官员代表国王接受诉状，然后向御前会议汇报案件的曲直。在佛罗伦萨，第一代托斯卡纳公爵科西莫一世鼓励臣民，如果遇到法律上的问题，就直接向他写信，他认为这既可以限制腐败，又可以把自己表现为人民的保护者。1564年，维琴齐奥·丹蒂（Vicenzio Danti）受雇制作了一尊科西莫的雕像，放在新建的公国办公楼（Uffizi）内，这座雕像的一边是一座代表法律（“严格”）的男性雕塑，另一边是一座手持量尺（“衡平”）的女性雕塑。请愿建造这座雕像的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请愿被表达为吁求君主的仁慈，在他们的表述里，衡平成了一座学校，公爵的臣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顺服和遵从国家的语言。1616年，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在星室法庭（Star Chamber）发表演讲，称赞“衡平法庭”（Chancery）是他的神授统治的延伸：“王的公道的传达者，永远遵从法律和正义……因此它胜过其他法庭，它统一了仁慈与正义。”对于早期的斯图亚特国王和17世纪初期的其他君主而言，司法等于审慎地施行君权，司法只属于主权者。

国家的神经

这个时代也是“财政国”（finance-state）的萌芽时期。财政汲取能力达到了此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水平，长期贷款也成了一种常态。税收型国家的建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贵族靠自己的领地为生，16世纪初君主被认为也应当这么做。在一些地方，统治者确实仍然靠领地为生。在奥尔登堡王朝的丹麦王国、黑森方伯领（Landgravate of Hesse）、瑞典——在一切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乡村被划分为以城堡为中心的各个地区，城堡是实物和货币的征收点。货币盈余的一部分会送往国王的国库。在欧洲北部，受到宗教改革和王室吞并宗教教会领地的影响，领地汲取（domain-extraction）一度比以前更加兴盛。但是，涓滴流到中央国库里的钱十分有限。以领地为基础的收入方式逼着官员把账本做得更好看，并且组织库房来储存和出售剩余物资。另一种方案是把领地转让给私人（或者说“私有化”），换取一次性或者定期的付款。

税收让国家得以享受16世纪经济增长的好处。丹麦在波罗的海的入口征收海峡通行费（丹麦王室因此有了一种独特的税收保障），并且对啤酒的销售征收消费税（Cise）。在黑森，16世纪50年代领地汲取达到了极限，方伯的债务攀升至100万弗罗林，相当于年收入的10倍。于是黑森开始按人头征收再分配税，即使是贵族也必须交，消费税也开征了，事实证明消费税（和在丹麦一样）可以赚大钱。在我们有能力衡量的地方，税收是上升的（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有时上升的幅度非常惊人。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帝国的财政腹地卡斯蒂利亚的总体收入（包括从新世界来的白银）从1522年的100万达克特左右上升到1598年的1 000万达克特左右（大约500吨白银）；法国国库的入账从1523年的346万利弗尔增加到1599年的1 760万利弗尔（超过200吨白银，相当于新世界白银进口量的70%多）。奥地利哈布斯堡的财政国建立于16世纪后期，土耳其长期战争让它的税收增加到了原本的6倍。到17世纪初，光奥地利和蒂罗尔的税收总额就达到每年6.6吨白银。就连奥格斯堡或纽伦堡这样的特权城市，财政收入也在提高——纽伦堡的收入在某些年份相当于每年8.1吨白银。在那不勒斯王国，收入从16世纪初接近44万那不勒斯金达克特增加到1595年的250万达克特左右（相当于42吨白银）。英格兰王国的税收是要与议会谈判的，但是它的收入在16世纪也有小幅上涨。这种提升不仅限于君主国。威尼斯共和国的收入从1500年的150万威尼斯金达克特上升到1600年的245万达克特（相当于每年66吨白银）。教皇国也变成了一个财政大国。如果没有财政收入的增长，就不会有16世纪公共贷款的增长。这些贷款的利息支出意味着君主并没有变得更富有，但是他们的国家变成了规模更大的企业。

税收型国家在17世纪上半叶得到巩固，特别是对于三十年战争的参战国。卡斯蒂利亚的岁入从1598年的1 000万达克特上升到1654年的1 800万达克特。法国是最早熟的财政国，根据法国国务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出示的账本，1635年法国刚开始出兵介入三十年战争时收入已经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2 200多吨白银和名义上全国粮食产量的20%。尼德兰共和国的税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达到顶峰。在丹麦，财政国第一次成了人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1629—1643年的年度税收相当于1600—1614年的2倍，其中近三分之二都被用于常备陆军，其余的也大多被用于海军军费。

在17世纪上半叶税收型国家建设的大潮中只有几个例外。卢布林联合下的波兰–立陶宛的收支是相互分离的。在立陶宛，领地是国家的财产而非国王的财产。领地按理来说应当支撑国家的开销，但是它并没有做到这一点。领地反倒被用于质押贷款或租给贵族收取很低的租金。当瑞典侵入爱沙尼亚和立窝尼亚（它的存亡对立陶宛人最为关键）的时候，承租人被说服向新设的国库多出一些钱——1633年引入的节制税（kwarta）——立陶宛人保证不进行领地检查，这笔新税也会维持在最低水平。1648年哥萨克叛乱爆发的时候，向来不为南方战事出钱的立陶宛人勉强同意征收一笔紧急壁炉税（Hearth Tax）并调高消费税，但引发了极大的不满。

国家的主要收入来自波兰，不过17世纪初期受波罗的海和德意志战争爆发后国际粮食市场的崩溃影响的长期货币动荡（1604年到1623年波兰银币的内在价值下跌了41%）大大削减了波兰的收入。和立陶宛一样，波兰大部分王室领地也被低价租给了贵族，1633年，波兰国家议会不情愿地批准对这些领地征节制税。但是王室领地的承租人只交了象征性的一点钱，只有很低比例（大约15%）的领地（所谓的“table”领地，被视为一种君权收入）交了比较多的钱。因此波兰王室越来越依赖国家议会批准的特别税，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项以1563年土地测量为基础的土地税。尽管波兰国王想要借瑞典战争和莫斯科沙皇国战争危机的机会进行改革，但是改革争议很大，引发了对国王的怀疑，这些改革从来没有得到实施，因为立陶宛和罗塞尼亚的大小贵族知道，如果进行新的土地测量，他们漏税的程度就会曝光于天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临时性收入，比如壁炉税和“冬粮税”（hiberna），然而它们的财政回报比不过它们对共和国政治稳定的破坏。1629年作为战时措施对啤酒、伏特加和红酒开征的消费税本来是最有希望的一笔临时收入，但是它制造的分裂太大了，以至于最后只有作为地方税才得以实施，王室从中没有得到一分钱。1648年哥萨克叛乱暴露了共和国致命的政治和财政脆弱性。

17世纪初期英格兰的税收型国家建设也是困难重重。1603年詹姆士一世即位时国库没有债务。从王室领地增加收入还有很大的潜力，关税这个王室收入最大的来源还没有达到自己的上限。同波兰–立陶宛共和国一样，不列颠的三个王国的收支也是相互分离的。爱尔兰从来没有能力自给自足，苏格兰只是勉勉强强，英格兰被指望承担国家最主要的负担。和在波兰一样，这样的格局引发了政治问题。君合国需要的宫廷规模比以往更大——别提欧陆宫廷如今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规模了——英格兰议会一开会都要批评扩大的开支和产生的债务。1617—1624年财政大臣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Lord Treasurer Lionel Cranfield）决心控制王室财务，削减开支，结果到詹姆士一世统治的最后一年也只把赤字降到了16万英镑。与此同时，由于英格兰王室支付仆人的方式是给予他们获得酬金、养老金和年金的机会，因此克兰菲尔德控制开销的高昂热情仅仅是让人以为腐败更严重了。

不列颠王室把关税外包给领导商团的各类廷臣，将君权职能与收益分授给承包人，以此处理不断攀升的债务。从根本上改革的努力都失败了，最有名的一次是1610年的“大契约”（Great Contract），当时国王和下议院（Commons）差点就可以达成废除君权收入换取议会保证每年按总额拨发补助金的协议。谈判失败的原因是双方的政治意愿都不够强烈，但是它的原则在1621年、1626年、1641年的谈判中多次重现。斯图亚特王室不愿意放弃象征国王至上的君权。议员不能确定如何每年征税，他们知道这么做会遭到选民的非难，而且周围的人对宫廷腐败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他们。

17世纪20年代，斯图亚特王室如往常一样希望通过召开议会寻求援助，为他们在三十年战争里规模不大却考虑不周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议员被国王提出的数目震惊了，但是大陆战争不断变化的现实带来的军事开支上涨的速度已经远远超出英格兰人有限的经验，而且按照议会的看法，1621年、1624年、1624年和1628年的议会已经相当慷慨了（1628年议会批出了5笔补助金，16世纪90年代伊丽莎白一世根本不敢向议会提这么多要求），而这些钱越来越达不到斯图亚特王室的期待。1628年的补助金总计27.5万英镑，议会的条件是国王除了自己权限内的收入外不可以再收别的钱。但是这样的数字在国王百万英镑的需求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补助金就像波兰的土地税，名义上是对一个人的土地一年的价值征税。而且和波兰国家议会一样，英格兰议会无法对他们投票通过的补助金的估值实施控制，实际收入的下降——从伊丽莎白时代中期的13万英镑下降到5.5万英镑——反映了通货膨胀和人口流动性增加，也反映了地方自治体系的现实：没人可以强迫显贵人物缴足他们应付的份额。17世纪20年代，召开议会的财政回报下降了，政治成本却上升了，因为议会辩论的重心从如何提高收入转移到了教会和国家的基本法上，最终导致了1628年6月7日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上议院（Lords）和下议院达成一致，国王只得勉强签署认可，《权利请愿书》旨在限制非议会税收、强迫民宅供军队宿营、无理拘禁和戒严令的使用。

17世纪30年代，查理一世从三十年战争中抽身，竭尽所能地筹钱。和波兰国王一样，他也求助于君权带来的临时性收入。这让他可以实行强制贷款，发放生产或销售某种商品的垄断专利权，这种专利权很容易沦为消费税（在肥皂垄断问题上基本就是消费税了）。1630年，他搬出一条尘封已久的特权，向所有未在他加冕时受他封爵的骑士处以罚金，此计大获成功，征到的金额相当于两笔半议会补助金。他还利用自己的权力强制推行保护森林法。不过，正如1635年威尼斯大使观察到的那样，这些是“错误的财源，因为它们只能使用一次，这样的计谋是支撑不了一个国家的”。

查理的另一项临时性收入是“造船费”（Ship Money），这笔用于扩大海军的君权赋税被摊派给各郡郡长，他们负责与地方势力谈出一个各方都认为公平的价钱。造船费引发了很大争议，因为（正如当时的一位观察者所言）“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心怀恶意的家伙，想方设法地抹黑和非难……把它说成一项重负，一项破坏臣民自由的创制”。这项税收起初非常成功，充分证明在查理的个人统治期（Personal Rule）——1629—1640年查理不倚赖议会进行统治的11年——斯图亚特王室日益遭人怨恨的看法是不对的，而有组织反抗的警讯是存在的。东盎格利亚有一个清教徒网络，他们拥护白金汉郡乡绅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和贝德福德（Bedford）伯爵，通过普罗维登斯岛公司（Providence Island Company）的会议聚会。他们希望找到理由挑战税令的合法性，1637年，查理一世允许税务法庭（Exchequer）审理汉普登案。汉普登的律师包括奥利弗·圣约翰（Oliver St John），他是沃里克（Warwick）伯爵和贝德福德伯爵的法律顾问。圣约翰称，如果诚如税令所述事态紧急，那么（自税令颁布以来有充分时间）国王应当召开议会处理此事。汉普登的另一位律师从更整体的角度对君权发起挑战，君权让国王打赢了官司。芬奇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 Finch）宣布“无论是否召开议会都不妨碍”国王为保护王国征税的君权。

这场官司没有加强反抗的动力，也丝毫没有扰乱征税的继续进行。直到1639年苏格兰爆发主教战争（Bishops’ War），导致对地方征税和为军队征兵的需求难以同时满足，1628年《权利请愿书》时代的不满才再次出现，枢密院征收造船费的做法终于告一段落。但是那时，查理无力通过君权筹资消除赤字的失败已经暴露无遗了。1639年，32.8万英镑的未来收入已被预支，没有结清的账单堆积成山，（因为他的主要贷款人都已经去世或破产）他的财政来源只剩下关税承包人和自己的仆人——劳德（Laud）和斯特拉福德伯爵。

在委员会为开征新税出谋划策的时候，对粮食、红酒、啤酒和食盐征间接税是一种受国王青睐的选择，因为这可以被视作一种君权，而且据说这种税要么落在局外人身上，要么被隐藏在产品的售价之中。瑞典首相阿克塞尔·奥克森谢尔纳（Axel Oxenstierna）宣称这种税“受神喜悦，于人无害，不易触发叛乱”。老百姓可没那么容易被骗。在君权宣称有效、商品价格高且弹性大、经济上行的情况下，单一产品消费税可以发挥效果。但是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环境下对廉价商品征税，而且税收的合法性令人存疑的话，它就会引发叛乱。盐税在热那亚和威尼斯等财政国经过检验，运行良好。而在法国中部地区，盐税的实施方式是强迫居民购买产品，于是造成了普遍的诈骗和周期性的反抗盐税的叛乱。在西班牙半岛也是，17世纪30年代开征消费税引发了省级叛乱。尼德兰共和国是第一个开始对各类商品征收消费税的国家——可能就是尼德兰发明了消费税这个词。在城市化的大环境下，消费税为新政权提供了财政基础。法国仿照尼德兰的先例，开征标价税（pancarte）——这个名字来源于主要城镇入口处张贴的关税价目——结果引发了叛乱，标价税在1602年停止征收，直到1640年才小心翼翼地作为战时措施重新开征。在英格兰亦然，17世纪30年代查理一世以君权为基础扩大国家收入的做法引来了群情激愤。

财政创制需要为征税建立更强大的行政结构，尽管征税的许多工作仍然是在地方社区完成的。这些创制需要新的官员、司库和会计。法国1523年设立司库大臣（trésorier de l’épargne），由多位财政司库和（从1542年起）16位财政区（généralités）地方司库辅佐。在哈布斯堡西班牙，中央的财政委员会（Consejo de Hacienda）有权管理卡斯蒂利亚的收入，其他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其他王国和诸侯国的收入。财政委员会技能高超，预算做得非常精确。西班牙的财政官统合广大领土上各种复杂的金融操作，处理巨额资金。虽然没有一个集中化的财政部，但是各委员会记录收支，清楚帝国的合并债务和流动债务，知道什么时候事情出了错。

尽管国家官僚得到了强化，但是财政国的巩固主要还是靠征税和开支的外包。盐税、关税和消费税——还有君主宫廷与军队的供给——被通过合约外包给包税人和供应商。包税保证了现款收入。在一些国家，包税给了廷臣或君主身边的其他人安排租约时操纵与贿赂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包税就像贷款一样可以把资源预支到今天使用，而征税的困难被交给了那些能变出钱、有与地方代理人联系处理复杂的征税操作经验的人（包税财团通常包括富有的商人和官僚）。缺点在于，包税使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与以国家之名征收的税赋，国家无法计算包税人的利润（更别说削减他们的利润），而包税体现的贪婪所造成的不得人心落到了国家的头上。

到17世纪上半叶，外包已经成了一种常态。随着财政国的巩固，参与包税运作的人越来越多。到1650年，法国有6万多名公务员，以及为他们干活的数百名包税人——所谓的partisans，因为他们签了parti，也就是合约——和数千名代理人（commis）。合约给国家带来了资金、贷款和专业知识，不过其过程复杂、秘密、离奇。尽管包税合约在表面上应由出价最高的人竞标获得，但是合约签订者用的是假名，而且他们能保证只有一个人竞标，甚至根本没有人竞标。法国政府在战争时期一直在进行着猫抓耗子的比赛，它被迫向包税人借钱以保持资金流不断。调查侵吞公款的法律机制名为“司法堂”（chambre de justice），然而紧急时期不能设立司法堂，除非被司法堂起诉的人不再是国家的债主。虽然包税交易是秘密的，但是包税人喜欢用奢华的巴黎住所和生活方式炫耀自己的财富。包税人越无法无天，在批判他们的人眼中公私的界线就变得更重要，法国首都与外省的差距也拉得越大。反对包税的人称他们为“毒蛇”和“吸血鬼”。随着包税制的债务金字塔的危险性越发明显，批评者越来越多，批评声也越来越大。

西班牙通过合约把财政运作转包给包税人也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它也经常无力兑现合约义务，解决方式就是停止支付合约款项（即宣布破产）。三十年战争的财政压力使西班牙王室的债务难以周转，它更加急切地要寻找别的方法维持帝国财政。1627年，政府在宣布破产的同时下调币值以降低政府负债。而且，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为西班牙的合约体系找来了一些新的参与者——住在塞维利亚和马德里的葡萄牙犹太商人家族，他们在远东、巴西和欧洲北部的商业活动为他们提供了现金储备。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诱惑他们的方法是对1626年之前改回犹太教的行为颁发特赦令，保证他们的投资不会被宗教裁判所罚没，而且给予他们财政委员会的官职。然后他又唆使他们与热那亚的金融家竞争，这样犹太人和热那亚人就分担了西班牙王室17世纪30年代的重负。17世纪40年代初，至少未来五年所有的租金和税金都已经被质押过两次了，西班牙的财政崩溃迫在眉睫。债券的本金偿还已经终止，利息支付也有停止之势。受到欧洲南部农业歉收和人口下降的影响，卡斯蒂利亚等地的实际收入下滑了。从17世纪40年代起，从新世界流入的白银在数量和价值上也开始下降。开征新税在政治上已不再可行，因为帝国各省的叛乱在17世纪40年代此起彼伏。西班牙在大西洋的军事和海上灾难削弱了葡萄牙新基督徒银行家的偿付能力。1645年，马德里的一家新基督徒商行倒闭，其他商行不愿再借给政府钱了。伴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是西班牙两次宣布破产（1647年和1652年），葡萄牙和热那亚的银行家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法国是17世纪上半叶最早熟的财政国，它的演化提供了广义上的财政国运行的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官职和年金构成了法兰西王室债务周转的核心。1600年时，法兰西王国出售王室官职的做法已经非常普遍化和制度化，两位枢机大臣在任期间（黎塞留，1624—1642年；马萨林，1642—1661年）卖官鬻爵达到了新的高度。新的公职类别被发明了出来；有些公职被“分期化”（semesterized）了，这样两三个人可以共享一个工作；高级法官职位也被拿出来卖。反对这些措施的人援引基督教共和国的理念，称正义遭到出卖，国家已经腐化。1604年，官职继承权也变成了一个税种，称作“鲍勒税”（Paulette），因为第一个签订合约的包税人叫这个名字。随着巴黎市政官员的职位也被拿来出售，巴黎市的年金销售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悖论在于，这撕下了“发行年金的是一个独立于国家的机构”的伪装。到17世纪40年代，法国所有的财政收入都已转包出去，丁口税（tailles）也不例外。1637年，包税人得到了决定哪一笔收入应当履行，哪一笔收入不履行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他们就对收入流有了决定权。年金利息和公务员薪水的支付延迟得越来越严重——法国参加三十年战争的163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的钱迟至签署《比利牛斯和约》（Peace of the Pyrenees）的1659年才发放到位。17世纪30到40年代，法国财政呈现出完全颠倒的态势，税收从未如此高企，国库从未如此空虚。

随着战争经费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高息短期贷款被使用得越来越频繁。贷款利息是通过现金（comptants）支付的，这样就可以绕过法国王室会计程序的审查。贷款的收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而收回本息的放贷者又把新的贷款借给国家。就连黎塞留和马萨林他们也向国家借过钱，并且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黎塞留的“奴才”包括非常规财政机器的重要人物，他信赖这些人的忠心和判断。国家主权变成了一种先斩后奏的（coach-and-horses）合法化工具，为强制贷款和容许总督使用司法与财政权力镇压省级民众叛乱提供借口。

法国各地都爆发了公开反对包税人的农民起义。在鲁昂、波尔多和普罗旺斯等地，反对政权的人还包括在投资王室官职与年金时利益受损的官员，以及被巴黎领导的财政规划排除在外的地方贵族。法国思想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7世纪40年代初在奥弗涅“光荣赋闲”，因为他的父亲参与了1638年3月的巴黎食利者（rentiers）叛乱，被迫逃亡以躲避打击报复。法国国务与财政委员会看到的预算案都是一些虚构的数字，反映了维持法国财政的外包和弄权。巴黎官员希望通过合法抗争而不是叛乱的方式来反对这些创制，运动后来演变为投石党叛乱，叛乱的同时法国破产了，虽然这次破产没有告知公众。

尼德兰的财政经验和法国的大不一样。虽然联省共和国是一个小国，但是也有必要征收空前高额的税收以应付战争。尼德兰人参与了三十年战争中几乎每一个反对哈布斯堡的联盟。1618年，他们支持波希米亚起义，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五世（Frederick V）带着自己的宫廷流亡到了海牙。1625年西班牙发动进攻时，尼德兰领导了包括丹麦在内的反哈布斯堡联盟。1624年法国加入联盟，1630年瑞典加入联盟。尼德兰的海陆军和卫戍军需要的给养比法国更多，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比法国的更高。不过尼德兰没有破产，外包和转包也得到了控制。国会代表通过配额制把在联邦层面协商好的税收分摊到各个省份。消费税每年按照合约外包，而不会绕过会计程序的监督。1625年，关税一度也被外包，但是荷兰省议会的反对派抗议承包财团的利润与非法行为，成功地结束了这次实验。

省议会以很高的税率征收各种各样的税赋。荷兰人的平均税负从1621年到1650年增长了21%。在莱顿，税负占到了啤酒价格的60%、面包价格的25%和肉类价格的14%。然而，公开叛乱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1624年开征黄油进口税之后有一次大规模骚乱，还有1637年弗里西亚（Frisia）有一些动乱。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长期债券被注销成永久性可转让的租金和终身年金。这些负担许多都被“主体”（generality），也就是作为整体的国家（States）承担了，这意味着所有地区都采用了共和国核心地区（荷兰、乌得勒支和泽兰）的低利率。因为债务是按照配额分摊的，所以作为最大的邦国，荷兰的公债上涨幅度最大。到1648年，荷兰的总债务达到了1.25亿到1.47亿荷兰盾之间——这是1618年规模的30倍以上。但是，荷兰没有破产。

最初几任同盟库务长官（Receivers-General of the Union）出自道布尔思（Doubleth）家族——来自梅赫伦的流亡商人。他们在海牙的家位于福尔豪特（Voorhout），邻近国会所在地内廷（Binnenhof），他们的住所充当了非正式的国家财政部。他们凭借商业头脑和意愿，为国家利益承担风险，也获取了巨额回报。议会代表控诉他们贪污腐败，他们1618年的账本在十年之后仍未接受审计。省议会和国会对国家财政的事抱着现实主义的心态。到头来，是联省共和国政治与金融机构的分散性给了投资者信心。这一点加上尼德兰的经济繁荣使利率可以维持在低水平。国债申购者随时准备借钱给国家。在17世纪中期的欧洲政治中，战争造成的高税率不一定会带来危机。

17世纪初期的统治者们喜欢吹嘘自己的财政和军事实力。事实上，两者都非常依赖国家内部（infra-state）的财政组织和政治意愿。英格兰大使写到亨利四世带他在巴黎沿卢浮宫和军械库（Arsenal）之间的堤坝散步时如何自夸，亨利说他一端是军械，一端是财富，这些足够支撑他“在漫长的战争中打到最后”。萨伏依公爵查理·埃马纽埃尔在1601年造访巴黎时对亨利说，萨伏依和皮埃蒙特的区别是，“我能从萨伏依得到我能得到的，从皮埃蒙特得到我想得到的”。1632年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从他领地上汲取的财富之多连他自己也感到不解，这反映出他的前辈绝不可能聚敛到这么多钱。国家事务就是金钱事务，西塞罗说钱是“国家的神经”（pecunia nervus rerum）。利维坦国家暴露的现实就是承认（按照1611年马克西米利安公爵的说法）：“困境之时的贫穷君主既无权力亦无声望。如果他失去了这两者，公共事务的管理就会崩溃。”

战争事务

军事变革对欧洲各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场变革有时被称作“军事革命”，尽管这个说法不能充分地表现出它是一个长时段的连锁反应，但这场变革完全改变了国家保卫自我的方式。15世纪意大利发生的变化到18世纪初仍然能感受得到。某种程度上因为枪械和火炮对战争行为产生的影响引发军备竞赛，改变了军人的着装、携带的装备和他们需要的训练与准备。它彻底改变了骑兵的角色和战术，它也改变了战斗造成的创伤和士兵死亡的概率。枪械为战争的资本投入带来了重大改革。武器必须花钱购买，提前储备。更强大的堡垒需要在作为固定资本的建筑物上投入更多的钱用于建筑维护和全年驻防。更强大的堡垒意味着面临更长时间的围城，这需要额外的装备，而且作战时间也从通常的夏季扩大到了其他季节。海上也在发生类似的军备竞赛，船上配备的火炮越来越多，战术也发生了转变，战斗成了火力的竞赛，正如大炮之于围城的意义一样。

军事变革直观可见的结果就是今天仍然遍布在欧洲的诸多堡垒。这些独特的箭头形棱堡下部用石头或砖头加固，防止城墙遭到腐蚀，外围工程（outer-works）可分为三角堡（ravelins）、双角堡（horns）和皇冠堡，都是为了向来犯的攻城者倾泻火力而设计的。工程师十分抢手，国家需要以最新的堡垒设计来提升自己的防御力，所以君主们竞相用工程和报酬来吸引工程师。17世纪初的军事手册充满了弹道学的详细说明，欧洲愈演愈烈的国际矛盾体现为数千公里长的新落成或改造过的要塞防线。亨利四世的堡垒负责人（叙利公爵）命令工程师沿从萨伏依到皮卡第的法国边境建立的防线就是其中之一。尼德兰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的工程师在尼德兰和下莱茵兰境内的河流两岸也修建了自己的防线。奥地利哈布斯堡和奥斯曼人各自在匈牙利平原上建设防线相互对垒。

这些堡垒在军事革命中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围城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非常耗费物资和生命。大炮很笨重，而且只能以很低的频率发射迫击炮弹。如同海战一样，为围城战所做的动员可能招致后患。法军指挥官在三十年战争中发现自己被巴黎的战略制定者派去执行一些吞噬大量物资、战略价值有限的围城战，然后他们的收获又被其他某处要塞的失守抵消了。在三十年战争和英格兰内战中，精明的军事指挥官会避免围城战。重要的是行动的有效性，为了实现这一点，国家的军事方面实行了转包，以此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可靠军队，为士兵提供给养和兵饷，动员他们去执行三十年战争的消耗战要求的艰难行军和战斗。外包作为军事“放权”（devolution）和军事“革命”（revolution）同等重要。

用雇佣兵来补充君主所有的资源是一种惯用的做法，特别是在基督教世界的边境地区，这里出现了政治真空，盘踞着习惯于烧杀抢掠的武装群体（比如哥萨克人、乌斯科克人等民族）。私掠是海军外包的惯用手段。意大利战争中哈布斯堡和瓦卢瓦的军队里都有来自意大利半岛名门（斯福尔扎家族、贡扎加家族）的海军佣兵队长，他们的契约里有时会有一条准备作战条款（condotta in aspetto），保证他们的人马随时准备参加下一场战役。16世纪欧洲训练最好的军队就是雇佣兵。瑞士步兵练出了一种组织防守型方阵的技术，方阵由戟兵组成，外围由长枪兵保护。这种阵型后来被西班牙的大方阵和德意志的雇佣长枪兵模仿。雇佣长枪兵是德意志小领主和小贵族通过神圣罗马帝国培养出来的雇佣兵种，他们训练好之后再分批与其他君主签订契约。瑞士步兵方阵的有效性依赖于通过连队组织贯彻的战斗技能和优秀的领导。

这些品质都是靠经验获得的。瑞士军人来自组织严密的农民社区，同乡编入同一队。他们的指挥官来自视当兵为光荣职业的家族。双倍薪水的矛兵镇守连队的侧翼，在部队遭到打击时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雇佣长枪兵的兵源背景更为多样化（宗教改革之后包括教派多样化），很多人都把它视为一种纯粹的职业。每个连队选出自己的军官，军官负责部队的调动、住宿和补给，在军长面前代表士兵的利益。和瑞士的连队一样，这些人也被分成小组一起训练。德意志雇佣兵的军长出自小领主或帝国贵族，但军官是广大士兵“推举”（acclaimed）出来的，他们有自己的议事会，这个机构也集体负责贯彻军队纪律。雇佣兵的服饰是出了名的张扬——五彩斑斓的外衣，开衩的袖口，尺寸骇人的遮阴布——反映了这些爱炫耀自己性能力和杀人能力的男人的文化与社会假设。

骑兵连队（Reiter）的需求也很高，这是德意志雇佣兵生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军事变革使传统的“重骑兵”（man-at-arms，一人一马，身披板甲——成了一种专业化的昂贵兵种。17世纪重骑兵仍然存在于法国、威尼斯和米兰，以满足贵族的虚荣心，但是在大多数地方他们都被穿着一定的护甲骑马作战的弩手和手枪射手组成的小队取代了。德意志骑兵擅长于一种名为半旋转（caracol，西班牙语“蜗牛”之意）的手枪兵战术，这种战术可以打垮敌军的步兵方阵，或是趁方阵崩溃之际大肆蹂躏。新教徒在米尔贝格的失败（1547年）主要是这一战术的结果。在战场条件下采用这种机动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比以往更长的战役季节、更大规模的军队和消耗型战争增加了雇佣兵的机会。与此同时，囊中羞涩的君主更加希望与军事承包商分担军队训练、装备、兵饷和供给的负担。军事野心家既是承包商又是放款人。野心家存在于军队的各个等级，从军长、私掠船长到军械商和供应商，上至陆军和海军的将军。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多种多样，取决于他们提供什么（以及国家需要他们做什么）。野心家扩大经营范围、贷款给君主和政府、承担行动职责的意愿，本身就有可能使战况更加激烈。

海上和陆上一样，也有财务运营承包商（operational-financial contractors）。哈布斯堡的地中海桨帆船队是由私人承包商建造、供给和维护的。热那亚桨帆船队与哈布斯堡签订了合约。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中有3艘船是私人承包商制造的，那一年6万吨位的船只中有4.5万吨位来自雇佣商人。船长们（弗朗西斯·德里克和沃尔特·雷利都是响当当的例子）用自己的船进行风险投机。他们从财团募资，自己从事私掠或者把船租给国家，视情况而定。“得到一艘好船，然后小心地管好它”是说给英格兰士绅的晚辈的建议，他们接受的教育使他们相信伊丽莎白时代冒险家大发横财的夸张故事。

军事承包最大的利润来自军械和弹药的供应。热那亚、汉堡和阿姆斯特丹是供应中心，但它们也依赖次级供应商。热那亚的斯特凡诺（Stefano）和巴尔比（Balbi）两大商业家族向西班牙军队提供护甲和武器。马尔塞利斯（Marselis）兄弟是为欧洲北部的军队服务的汉堡军械商之一。阿姆斯特丹军械制造商埃利亚斯·特里普（Elias Trip）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建造战舰，但是在《十二年停战协定》（1609—1621年）期间他把这些船出租给了葡萄牙人和威尼斯人，之后又把它们租给尼德兰人和法国人。路易斯·德·海尔（Louis de Geer）的产业包括17世纪20年代在瑞典建立的铜厂和铁厂，1644年瑞典将军伦纳特·托尔斯腾松（Lennart Torstensson）找到他，希望他连人带炮提供32艘尼德兰战舰给丹麦以和挪威作战（托尔斯腾松战争，1643—1645年）。德·海尔欣然应允——当然是收费的（466 550银圆）。

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期法国和尼德兰的新教军队从德意志招募步兵与骑兵。他们签约是为了长期备战而非为了某一次战役。合约条款是在莱茵兰的城市签署的，雇佣兵的指挥官在这里筹措资金。尽管佛兰德斯军的核心是西班牙老兵，但是部队的主要兵员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招募来的。1603年尼德兰南部的大公政府把行动指挥权交给了热那亚野心家安布罗焦·斯皮诺拉（Ambrogio Spínola），他的信用比西班牙政府还要好。在与土耳其的长期战争中，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兵团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意志，这支国家化的军队里还有许多新教和天主教的野心家，哪里有机会，他们就往哪里去。

训练的重要性随着一定程度上大规模生产的便携式火器的普及而与日俱增。这些火器包括结实的滑膛枪（发射时需要一根立在地上的支架作为支撑）和轻便的火绳枪。这些枪械在早期是用火绳点火的，火绳是一种很原始的装置：把一条缓慢燃烧的引信垂到点火盘（flash-pan）中，通过操纵扳机（hand-lever）来点燃火药。而卡头机（dog-locks）、簧轮机（wheel-locks）、燧发机（flint-locks）——都是用来打火点燃弹药的装置——使用得越来越普遍。燧发枪的发明一般归功于法国枪匠（他也制造鲁特琴）马兰·德·布儒瓦（Marin le Bourgeois），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都是他的赞助人。然而武器的重量和性能不可兼得，只有口径更大的滑膛枪可以在200步外射穿铠甲，而且直到三十年战争（这时用来提高猎枪准确性的枪膛来复线被用在了军用枪械上）之前滑膛枪的准确性都很差。因此便携式火器只能大批量近距离使用，而长枪兵对于在战斗中保护步兵仍然十分重要。这样的发展使训练和经验得到了更大的重视。

17世纪早期，渐渐出现了一种以线性阵型代替传统的部队大方阵的趋势。马基雅弗利在1521年的《兵法》（Art of War）中较早强调了线性阵型的好处。当时的人也知道它的弊端，线性阵型牺牲了方阵的结合力。如果侧翼遭到威胁，一字长龙就必须转向，这种机动非常费力，需要操练和军官的监督。其他新阵型也存在着这样的取舍问题，比如将护甲轻便、运动迅速的骑兵编为小型单位和浅层阵线，在战场上就有更强的机动能力，但这就放弃了以多层骑兵纵队向敌军阵地发起连续冲击的可行性。西班牙人继续使用方阵，而且看不出这有什么劣势。法军迟于采用新的骑兵阵型，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取得罗克鲁瓦（Rocroi）大捷（1643年5月19日）。战场战术不是军事革命的急先锋。

大量印刷出来的书覆盖了战争的方方面面。文字、图表、铅兵、木雕和机械玩具说明战争是人们热切讨论的主题。伊丽莎白时代的军人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写到，“每一天”都有“新的发明、战略、武器革新、军用品，以及各种刚发明出来的新东西。”然而，一个人从书里学到的再多，也比不上亲身经历的体验。16世纪后期的战争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专业技术，给下一代军人留下了重要影响。16世纪80到90年代佛兰德斯军的西班牙统帅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的教育备受尊崇。亨利四世和拿骚的莫里茨与他的堂兄威廉·路易斯的指导同样宝贵。下一代的欧洲新教徒看到了他们的成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他们的做法。威廉·路易斯在1594年12月写给莫里茨的信中讨论了以古希腊军事作家埃利安（Aelian）的战术为蓝本的五排滑膛枪兵轮换的战法，希望能复制罗马人据说用投枪和投石器制造的枪林弹雨。事实证明需要10排才能达到那样的效果。正如当时最成功的军事手册雅各布·德·吉恩（Jacob de Gheyn）1607年出版的《火绳枪、滑膛枪和长枪的武器训练》（Arms drill with arquebus, musket and pike）所述，高强度的训练是不可或缺的。

人文主义者歌颂应征入伍的民兵的美德，抨击雇佣兵的不可靠、无操守和缺乏热情。他们的理想是基督教共和国的公民支持自己的君主保卫自己的家乡。然而现实是征募公民参军的做法（例如马基雅弗利1512年在佛罗伦萨的实验和16世纪40年代法国的“军团”）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他们成本低，训练差，很容易临阵脱逃。尤斯图斯·利普修斯（不熟悉军队但很熟悉塔西佗）对穿着浮夸、目无法纪的雇佣军的批判影响了下一代人，他更喜欢训练有素的征召兵。他的《政治六论》（Politics）的第五卷的英文译本中说“我也要求他们穿着朴素”，他将这本书视为“使军人严格遵循勇气与美德”的方案。三十年战争中的军事野心家和英格兰新模范军的将领训练自己的士兵，不是因为他们读了利普修斯，而是因为他们与自己指挥的军队安危攸关。

1620—1650年参加战争的军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培养和维护的。一个极端是由国家出资、管理和指挥的军队（法国和西班牙的部分军队、瑞典军队的主力、新模范军），另一个极端是承包商将领手下独立王国一样的军队，比如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恩斯特·冯·曼斯菲尔德和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的部队。在两个极端之间是野心家提供的海军和陆军单位，他们大体上是受政治家指挥的；一定程度上受国家节制的军事行动，它们的一些基本要素（军械、补给等）是外包出去的，还有专业供应军械和其他服务的商人。军队外包到什么程度由具体情况决定。所有军队的共同点是他们愿意参加更持久更艰难的战斗，承受更大比例的伤亡。三十年战争中的一些战斗——例如1638年的莱茵费尔登（Rheinfelden）之战和1644年的弗莱堡之战——耗时超过24小时。1642年第二次布赖滕费尔德（Breitenfeld）之战中帝国军死伤或被俘的人数达到一半，另一方的瑞典军队也有30%的伤亡。在1645年的扬考（Jankau）之战中，伦纳特·托尔斯腾松手下用德意志雇佣兵组成的瑞典军队对阵梅尔希奥·冯·哈茨费尔德（Melchior von Hatzfeld）领导的帝国军。战斗结束时，帝国军1.6万人中有四五千名士兵被杀或失踪，另有四五千人被瑞典俘虏。军队中的士兵坚忍顽强、善于应变，他们能随时强行军数百公里然后立刻参加会战。

这样的责任心并不源自对个别统治者的忠诚，除非这个统治者亲身上阵，比如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奥利弗·克伦威尔。它和宗教狂热或爱国热忱也没什么关系。军队的民族构成多种多样：163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德意志北部的军队包括4.3万名瑞典人和3.6万名德意志人、苏格兰人、立窝尼亚人与拉脱维亚人。佛兰德斯军名义上是西班牙的军队，但是兵员来自五湖四海。军中一个意大利军长可能招募德意志或匈牙利的士兵，辅以意大利或是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手。军长和指挥官通常不会强行规定军队的信条归属。根据经验而非宗教热情招募和保留军人的结果就是教派多元共存。许多在英格兰新模范军（1645—1660年）中效力过的人是为宗教原因战斗的，众所周知克伦威尔会任用地位卑微但新教信仰坚固的人。他对曼彻斯特伯爵写道：“我宁可用一个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热爱自己战斗理由的平凡的褐衣队长，也不想要你们称之为绅士但是什么都不懂的人。”但是等到1647年到1649年下层官兵因为欠饷问题变得关心政治之后，他们开始支持独立派（Independents），独立派拒绝国家强制推行宗教信条。像罗伯特·芒罗（Robert Munro）这样的苏格兰加尔文宗信徒“为了宗教事业”加入古斯塔夫的军队，为一个显然兼容并包的路德派而战，他们的对手是天主教法国资助的本国教会当权派。耶稣会士安东尼奥·波塞韦诺1569年出版的《一个基督徒士兵》（A Christian Soldier）——这本书曾在勒班陀之战前被发放给参战部队——讲述了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坚持要让军中的天主教军官接受其他教派的决心，这本书也借鉴了十字军东征的传统。到1650年时，后者显然已经消退殆尽了。

军事责任心是在军队内部产生的。战场指挥官兼野心家的经济利益取决于他的部队的存活与胜利。他们自己的声望和后台老板的财富依赖于他们所做的决定。部队的存续依靠培养和保存有经验的士兵。不管短期上招募废物能得到什么好处，长期来看总是“能干”的水手和“老战士”的经验最为宝贵。想要得到这些人的效力，就要从最广泛的背景搜罗人才，给他们提供有竞争力的报酬和优良的装备，提高双倍薪水的人在行伍中的比例和升职的前景。各个国家为军事野心家的服务互相竞争的现实加上一年又一年的战争，使三十年战争时代的人更相信军人是一种职业。1649年1.5万人的巴伐利亚军解散时，有6个团从1620年就开始服役，另有6个团也已经服役了超过20年。德意志军队大多数的团都连续参战过至少六年左右。最重要的是，战场指挥官要对自己手下的给养和薪水负责，他们的信贷来源和后勤支援对军队的胜利至关重要。

“……派去国外撒谎”

随着基督教世界团结的破裂，它既有的政治统治集团也分裂了。君主自封的专有头衔及其在外交中引发的争吵就体现了这一点。皇帝传统上享有的显赫地位遭到了瓦卢瓦国王的挑战，后者自称是“教会的长子”（1494年圣诞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向查理八世致敬时使用了这个称呼），马德里和维也纳都反对这个称号。在特伦托公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腓力二世不顾罗马的警告，声称自己的地位高于其他欧洲君主。17世纪30年代，英格兰派驻路易十三宫廷的大使彻伯里的赫伯特勋爵（Lord Herbert of Cherbury）记起一件轶事，他说腓力二世责怪一个大使为了礼节上的争吵而中止谈判。据说大使回答道：“虚礼而已……陛下也只不过是个虚礼而已！”

习俗决定了君主处理相互关系的方式。他们在写信时习惯于称呼对方为“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或“我的亲人”，在王朝关系中这些称呼往往并非虚言。他们担任对方子女的教父母，用对方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君主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反映在自己择偶和为子女安排婚姻的选择上。这一时期大多数和谈都围绕着联姻展开，即使联姻的两方最终不能身心合一，它们的政治意义也是非同小可的。葡萄牙的曼努埃尔一世的遗孀奥地利的埃莉诺（Eleanor of Austria）根据《康布雷和约》（1529年）嫁给弗朗索瓦一世，充当丈夫和弟弟查理五世之间的中间人。伊丽莎白·德·瓦卢瓦（Elisabeth de Valois）根据《卡托–康布雷齐和约》（1559年）嫁给腓力二世，从1565年到1568年去世之前一直担任法国宫廷与马德里交流的渠道。

凯瑟琳·德·美第奇不是16世纪下半叶唯一一个把联姻作为国际政策核心的人。不过这时信条分歧已经使外交婚姻复杂化了，大多数欧洲统治家族很难再成功达成跨越信条边界的联姻。1579年，伊丽莎白女王开始与法国国王的弟弟安茹公爵弗朗索瓦·德·阿朗松谈判，英格兰人对与法国人（天主教徒）联姻的激烈反对使谈判搁浅了。跨信条婚姻导致王朝改变信条归属并不是一种无端的猜忌。芬兰的约翰·瓦萨（John Vasa of Finland）是新教徒，1562年他和波兰天主教徒卡特里娜·雅盖隆私奔。1569年约翰成为瑞典国王，在卡特里娜的影响下，瑞典教会开始倾向天主教，教会仪式开始重新使用拉丁礼。约翰和卡特里娜的儿子西吉斯蒙德在波兰长大，受母亲影响成了一个天主教徒，后来继承了波兰王位。但是西吉斯蒙德最终在1599年被自己的叔叔查理（瑞典的查理九世）赶下了王位，因为瑞典人忌惮他的波兰背景和天主教信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一大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缔结任何王朝联姻，它也是欧洲第一个没有教皇背书的重要国际和约。

绝对统治使君主不仅远离自己的臣民，也与其他的君主拉开了距离，因此16世纪那种团结君主社会的盛大峰会（比如1520年6月的金衣之地）变成了明日黄花。外交机构则变得越来越重要。意大利北部的诸侯国之间互设常驻外交官早在15世纪就已经是一种惯例。到16世纪，“把一个诚实的绅士派去国外为本国的利益撒谎”（英格兰驻威尼斯外交官亨利·沃顿爵士（Sir Henry Wotton）的说法）的需求已经很大了。费拉拉、曼托瓦和帕尔马三个公国和威尼斯共和国都有派驻巴黎、马德里和布拉格的外交官。新教改革的力量突出了结交朋友、了解事态的重要性，于是教皇国在利奥十世和克雷芒七世两任教皇期间建立了一个由教皇使节组成的网络。

1600年时，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常驻外交代表，这成了欧洲国家体系的重要标志。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争论和磕绊。一个问题是未结盟的君主是否应当互派外交使节，另一个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向信仰不同的君主派出什么等级的使节。还有人对大使行为和特权问题表示担忧。到17世纪初年，常驻大使已成惯例。大使的存在巩固了君主社会，突出了绝对统治权最重要的排他性。

一个人为什么同意当大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大使的收入并不高，不过，外交服务是通往高位的阶梯，因为大使说话君主会听。而且外交官在欧洲的信息通胀中也占据中心地位。外交信件写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大使是权力网络的组成部分，与越来越多的人交流信息。腓力二世派驻法国查理九世宫廷的大使堂·弗兰塞斯·德·阿拉瓦（Don Francés de Álava）在信中保证：“我们在这个房子里没日没夜地只做一件事，那就是给欧洲各地写信。”1587—1588年，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从其他西班牙外交官那里收到了1 000封信。欧洲权力精英能够获取这些信息，所以心理距离缩短了。为这些信息加密变得更加重要，暗号的使用变得越发普及，破译暗号的需求变得越发迫切。拿骚的莫里茨破解了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的暗号。16世纪90年代，亨利四世的数学家弗朗索瓦·韦达（François Viète）破译了西班牙的密码，在关键时刻发现了西班牙对天主教同盟的计划。但是信息通胀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加丰富的知识，反倒加剧了对他人意图的怀疑。

[1] interest来自拉丁语interesse，原义是“变得不同”“变得更重要”。——译者注

第十七章

对峙中的各国

那些在基督教世界的宗教争执、政治分歧和国际冲突中受苦受难的人到17世纪初终于得到了安歇。亨利四世的政治手腕足以应付法国宗教分裂的现实，他的和谈代表在1598年4月的《南特敕令》上向手里有枪的新教少数派做了恰到好处的让步，既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又没有失去温和天主教保王派的拥护。《南特敕令》实现了以前的敕令没能实现的目标。同年5月，在教皇的倡议下，腓力二世和亨利四世在韦尔万签署和约，结束了为期三年的战争和西班牙对法国十年的干涉。法军出兵打击思想独立、热衷扩张的萨伏依公爵查理·埃马纽埃尔，打消了他的野心，1601年里昂和谈实现了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和平。1604年8月《伦敦和约》（Peace of London）结束了西班牙与英格兰的海战。1606年10月《西特瓦托罗克条约》给奥地利哈布斯堡和奥斯曼之间令人厌倦的战争画上了句号。1609年4月在安特卫普签署的《十二年停战协定》使尼德兰的冲突告一段落。帝国之内政治僵局仍在继续，但是没有人公然挑战自1555年一直保持的和平局面。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各个领地心怀鬼胎，在继承危机上矛盾严重。但是即使在这里，1618年之前的十年间，问题似乎还是可以关起门来协商解决的。

巴黎高等法院院长、亨利四世的图书馆馆长雅克–奥古斯特·德·图（Jacques-Auguste de Thou）相信这些事件为基督教世界重新联合起来提供了一个基础。这次重新联合不会由教皇、皇帝、教会公会议或神学家主导，它会由基督教列国、知识分子和外交家实现。这些人不会迎合公众的赞许，而是在幕后静静地一步步将历史学教导的审慎付诸实践。正如这些条约的谈判代表所做的那样，他们会围绕共同认可的基督教教义达成和解。1603年12月，信仰天主教的德·图写信祝贺信仰新教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登上英格兰王位。他向这位国王寄去了自己写的法国内战史《他的时代的历史》（Historia sui temporis）第一卷的副本。这本书献给亨利四世的序言是一篇经典的为国家主导的教派多元共存所做的政治辩护，它将《南特敕令》作为以治国术结束内战的典范。“温和的对话与……和平的会议”比“战火、流亡和放逐”能实现的更多。詹姆士在回信中对这种观点赞赏有加。他本人从来不是“一个有门户之见的人，也不反对基督教世界的福利”。没有什么比“基督教世界的安宁和普遍和平”“更有价值更重要的事了”。

德·图的图书馆组织了一个智库，把相信好人（finer spirits）可以解决被宗教狂热加剧的信条分歧的学者聚集到一起。詹姆士花了很多时间去弥合教派和民族分歧。1603年，“受上帝祝福的联盟，或谓一顶王冠之下两大知名的古老王国英格兰与苏格兰的重聚”充当了一个模范。次年举行的汉普顿宫会议（Hampton Court Conference）充当了另一个表率，这次会议希望说服英格兰的主教们认真考虑清教徒的改革要求，不过没有成功。两件事情都有人反对，而国王一往无前。在国际上，教皇的威尼斯禁令（1606—1610年）引发的争议和耶稣会主导的对教皇间接世俗权力的辩护招致的批判振奋了他的信心。坚定的高卢派天主教徒、法国与尼德兰的温和派新教徒把英格兰教会看成一种可行的出路：包容的国教会，主教制管理体制，宽松的当局。詹姆士的支持者也来自一些没有想到的地方。拉科（Rakow）的杰罗姆·莫斯科罗维乌斯（Jerome Moscorovius）将自己翻译的神体一位论派教理问答献给这位英格兰国王，向他解释说神体一位论派一直把基督教徒的争议视为违背《圣经》经文的行为。希腊东正教牧首手下的要员也和英格兰国王建立联系，将他视为抵制奥斯曼帝国境内天主教传教士和教皇使节的盟友。帝国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把自己1619年出版的《世界的和谐》献给詹姆士，忆起“基督教世界的这位君主对神圣研究多么用心”。学者们排着队提供自己的归纳基督教教义的方法，相信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或许可以共同遵奉这些被《圣经》确认的原则。

基督教世界变成了妥协主义者的空想——妥协主义者指的是希望致力于调和欧洲宗教分歧的人。这是一种幻想，因为他们梦想的基础是国家行为和外交行为，而外交只是搁置而非根治当时的政治与宗教矛盾。这些协议一个接一个地破裂或变得无关紧要了。1614年，詹姆士的外交官把争夺于利希–克累弗继承权的各方拉到一起，在克桑腾（Xanten）签订和约，但是他们没有消除冲突的根源。1613年，詹姆士的外交官把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丹麦和瑞典拉到谈判桌边，在克奈勒德（Knäred）签订了和平协议，然而双方的仇恨并没有消散。1616年，在法国的矛盾和零星的战争威胁到《南特和约》的时候，英格兰特使托马斯·埃德蒙兹爵士（Sir Thomas Edmondes）在孔代亲王、胡格诺派大贵族和王太后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édicis）之间达成了调停。1617年，她和路易十三开始在贝阿恩重新推行天主教。1620年10月国王巡幸贝阿恩，重新点燃了新教徒的敌意，双方的敌对到1622年的《蒙彼利埃条约》（Treaty of Montpellier）才出现片刻的喘息。

与此同时，奥斯曼和奥地利哈布斯堡从《西特瓦托罗克条约》签订之日起就对条约有不同的解读，双方都指责对方背信弃义，不守诺言。1612—1613年詹姆士派驻帝国的大使斯蒂芬·西厄尔爵士（Sir Stephen Sieur）发现他撮合帝国各方的努力没有一次取得成功。1618年，伦敦出版了一篇献给詹姆士国王的颂词，题为《和平的缔造者》（The Peace-Maker）。国王在不列颠群岛全境（甚至爱尔兰“那个叛乱肆虐的法外之地”）实现了和平。大陆上的其他争端都被恰当地解决了。《和平的缔造者》没有提到新教集团和天主教集团已经开始再一次主宰国际舞台。那一年，连接科莫湖和因河（Inn）的瓦尔泰利纳（Valtelline）——西班牙哈布斯堡通往阿尔卑斯山最重要的通道——的天主教叛乱遭到镇压，充分反映了这一现实。《和平的缔造者》的作者也没有预见到同年波希米亚叛乱的结果，波希米亚的叛乱和1621年《十二年停战协定》的到期推翻了詹姆士的和平大计。

17世纪初，和解是幻想，而且和解制造了一种幻觉：欧洲中部爆发的大规模冲突（发生在1618年）产生的问题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曾经起过作用的外交和政治手段可以再次奏效，一位和平缔造者在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支援下可以重构基督教世界。17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事证明，一切都和预计的不一样。1618年时，没有人预见到国王会被武力赶出自己的王国（波希米亚），被剥夺自己的领地（普法尔茨），支持者或被杀或流亡。没有人预料到法国新教徒会失去自己的军队（1629年《阿莱和约》），《南特敕令》的条款虽然得到确认，但它只是胡格诺派越来越脆弱的特权最后的法律保障。没有人预想到17世纪20年代西班牙军队可以在尼德兰南部对尼德兰的战局中重新占据优势，或是帝国内皇帝与诸侯的力量平衡会被军事手段完全颠覆，或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能够仿佛对待自己的世袭领地一样对帝国行使主权君主的权力（1629年《归还敕令》）。17世纪上半叶最严重的冲突与16世纪后期的争执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是人们对始料未及之事的反应，是死守着正在消失的基督教世界的价值观、抵抗他们眼中对自己宗教统一的攻击的绝望之人的最后一搏。

险境中的政治德性

主权和国家理性战胜了基督教共和国的理性。那些相信自己的出身、教育、社会角色和宗教体验赋予自己在国家中的职责（vita civilis）的人现在怎么办？他们也经历了后宗教改革时代的政治动荡。他们意识到协调个人的信仰和良知与担任公职的要求是多么困难。他们因为自己的言行遭到公众的抨击。他们支持的政治事业破灭了，有时是领导者辜负了他们，有时是事态的发展出乎他们的预料。他们需要一个新的世界观。

尤斯图斯·利普修斯给出的正是这样的世界观。他是那个年代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一度是尼德兰新建的莱顿大学的校长和灵魂人物，1584年，他在莱顿出版了《坚贞二论》（Two Books on Constancy）。这本教科书采用对话录的形式，对话发生在花园里，花园是一个典型的光荣赋闲之所（locus）。利普修斯在强调坚贞时引用塞内卡来告诉当时的人如何通过不动心（斯多葛学派所谓的apatheia）使自己超脱于残暴命运（publica mala）的无妄之灾。战争和灾难是神用来奖惩的工具，应当以斯多葛现实主义的心态坦然接受。有德之人（vir virtutis）拥有“坚定不移的强大心灵，不因外在或偶然的境况而欢喜或沮丧”。服从当权者的利普修斯通过培养一种内省的生活来保持对自己的真诚。

利普修斯1589年出版的《政治六论》（Six Books of Politics or Civil Doctrine）介绍了思考政治生活的方法。这本书是一个用塔西佗语录搭出来的迷宫（蒙田称之为“下了苦功的博学巨作”）。它邀请它的读者（他拒绝用拉丁文外的任何语言出版这本书，他的建议只说给精英们听）把它作为一部贤文宝库，它的编排形式要求读者摘录那些击中他们心灵的段落，这样可以培养他们自己的“坚贞”（constancy），在思想上拉开与当权者的距离。用心的读者发现，他的建议是一种加了道德佐料的国家理性。“忍受”（ferre）统治者好过“摆脱”（auferre）统治者，他宣称“内战比暴政更坏更悲惨”。君主使诈不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只要是“为了善的目标有节制地”使诈。在外交方面，利普修斯建议说：“君主……有时不得不与狡诈的人打交道，自己也要耍滑头，尤其是善的目标和公共利益……要求他这么做的时候。”伪装被置于政治道德的框架之内，政治道德意味着为达目的（稳定和秩序）不择手段，公民只是旁观者。审慎和德性包括君主“容忍”国内与自己不同的宗教吗？经验证明宗教异议撕裂了基督教世界。他写下这句后来他为之后悔的话：“仁慈在这里没有地位；烧掉它，锯开它，放逐一个成员好过整体走向毁灭。”与此同时他承认某一时刻政治德性需要君主做出相反的行为。一旦异议有压倒国家之势，那么最好给它一定的自由，只要它不要破坏国家的稳定。

利普修斯的思想为许多人所接受，创造了一种政治路径。效仿他的法国人（包括德·图圈子里的一些人）远离宗教战争的平民主义，建立了一个沙龙天地，政治成了入会者的谈资。“聚在这里的都是我们忠实的朋友，我想我们在这说的话不会传到门外。”纪尧姆·杜·韦尔（Guillaume du Vair）在1594年出版的谈话录《论坚贞》（On Constancy）里这样写道，这本书刻意模仿了利普修斯的《坚贞二论》。尼古拉斯·法雷（Nicolas Faret）1630年出版的《诚实之人》（The Honest Man）炮制了如何在一个绝对君主国做公民的模式化观念。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宫廷里讨人喜欢的艺术”，它遵循利普修斯的教训，教人如何在虚伪的友谊和奉承的世界里前行，同时保持对自己的真诚。伦敦的戏剧爱好者欣赏到了莎士比亚的1601年发表的《哈姆莱特的悲剧》（Tragedy of Hamlet），剧中的主人公和他的好友霍雷肖（Horatio）在维滕贝格接受了斯多葛主义世界观，回到腐败的丹麦宫廷后，他的世界观遭到考验。哈姆莱特王子拿着学习笔记对比自己的坚贞和母亲的不贞。随着情节的发展，哈姆莱特质问自杀是否是高贵之举，他掩藏起自己的悲痛，利用伪装来发现别人的罪行。

在这种新政治背后有一种关于保密的论述。亨利四世改宗天主教时，经常批评他的天主教同盟人士路易·多莱昂（Louis Dorléans）抱怨说国王就像一个牡蛎，“只在喜欢的时候对自己喜欢的人开口”。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闭嘴，成了一种新的政治能力。1612年，萨伏依公爵查理·埃马纽埃尔的顾问亚历山德罗·安吉索拉（Alessandro Anguissola）将自己写的《论君主善治》（On princely good government）的一章献给自己的主君。这一章的标题是“论伪装”，解释了为什么善治的核心是君主远离自己身边的人，君主的言语应当明确地不表露自己的思想。西班牙耶稣会士巴尔塔萨尔·格拉西安–莫拉莱斯（Baltasar Gracián y Morales）告诫说，我们的耳朵是真理的后门，谎言的前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纯粹的真相不常到来，远道而来的真相更是少之又少。”伪装就像墨鱼用来防御的墨汁，是一种自我保存的方法。

系统性的伪装使欧洲的外交官更难处理收到的相互矛盾的信号。当权者被怀疑动机不纯，有着不可告人的意图。人们不再认为他们会说真话，觉得他们说的都是谎言。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1624年上演的戏剧《弈棋》（A Game at Chess）就是这样刻画外交活动的。对弈变成了虚张声势和反虚张声势的博弈，反映了当时伦敦与马德里的外交关系。剧中角色包括一个叛国的卒子，一个变节的主教，和一个以西班牙驻圣詹姆士宫廷（Court of St James）大使贡多马尔伯爵（Count Gondomar）迭戈·萨米恩托·德·阿库尼亚（Diego Sarmiento de Acuña）为原型的黑骑士。米德尔顿的讽刺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构成了政治德性。

西班牙治下的和平

1616年左右，尼德兰艺术家阿德里安·范·德·文尼（Adriaen Van De Venne）描绘了一大群人享用野餐的场景，画中人物包括尼德兰大公阿尔布雷希特（Archduke Albert of the Netherlands）和他先前的敌人拿骚亲王莫里茨，他们摘了帽子，手里还拿着乐器。土地刚刚犁过，背景里的军队处于待命状态。这幅画是对《十二年停战协定》的一个讽喻，这12年是1598—1621年的23年中所谓Pax Hispanica（las Pazes，西班牙治下的和平）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西班牙与自己的敌人友好相处。但是种种和约背后的外交却是相当曲折，因为每次议和都是对失败的承认。西班牙治下的和平是一种不彻底的和平，表面的停战之下是延续不断的低烈度冲突。

因为大西洋海路仍然容易遭到私掠船袭击，所以西班牙帝国通往欧洲北部的军事走廊（“西班牙之路”）变得更加不可或缺。西班牙对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s）和厄尔巴岛（Elba）的控制为西地中海航路提供了保护。1570年西班牙军队占领了海滨孤地菲纳莱侯国（Marquisate of Finale），1602年干脆把它买了下来。热那亚是一个亲西班牙的共和国，米兰公国是“西班牙之路”的行政和军事枢纽。富恩特斯伯爵（Count Fuentes）彼得罗·恩里克斯·德·阿塞韦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Pedro Henriquez d’Azevedo y Alvarez de Toledo）收紧了西班牙对公国及其周边——曼托瓦、帕尔马、蒙费拉托（Monferrato）——的军事控制。富恩特斯伯爵在米兰用军事占领威胁帕尔马公国，在皮亚琴察驻军，1600年与灰色同盟（Grisons）缔结盟约，那是瑞士东部的一个州，以统治该州的当地同盟为名。这样西班牙军队就可以通过瓦尔泰利纳翻越阿尔卑斯山。萨伏依公国将一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之后，法国可以随意关闭通过小圣伯纳德山口（Little St Bernard）或塞尼山口（Mont Cenis）到阿讷西（Annecy）或尚贝里（Chambéry）然后在格雷森桥（Pont de Grésin）跨过罗讷河（Rhône）进入弗朗什–孔泰的阿尔卑斯西部走廊，因此瓦尔泰利纳对帝国的重要性也上升了。

因为西班牙人自己也不确定和平策略是否明智，所以很难解读西班牙的意图。腓力二世在遗嘱中要求儿子腓力三世（1598年继位）继续尼德兰战争。腓力三世从15岁起就参与政府事务，他是一个笃实虔诚的人，缺乏鼓舞他人的魅力，他把日常事务交给一个亲信（valido，“最值得信任的人”）处理，这个亲信有权知晓（privado）国王的想法——腓力三世的选择是莱尔马（Lerma）伯爵（1599年升为公爵）弗朗西斯科·戈麦斯·德·桑多瓦尔–罗哈斯（Francisco Gómez de Sandoval y Rojas）。国王不参加国务委员会，也不阅读所有的外交书信。莱尔马公爵在宫廷的影响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随着越来越多人怀疑西班牙治下的和平是否明智而变得更加难以确定。有人认为接受条件合理的和平或许不失为审慎的行为。也有人认为，如果和平不利于保护天主教，不能保证西班牙帝国的完整，那么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许多在腓力二世手下成长起来的人相信和平削弱了西班牙的威望。他们注意到，随着尼德兰、英格兰和法国竞相在巴西海岸建立起反西班牙的据点，以及尼德兰和英格兰在远东挖葡萄牙帝国的墙角，西班牙的殖民利益和经济利益正在下滑。

有些人认为，解决西班牙困境的方法是“改革方案”（arbitrio）——有时他们称改革方案太重大了，只能透露给少数人知道，或是用手稿流通。把自己挑选的改革方案的好处印刷出来是方案设计者争取听众的策略之一。他们利用了西班牙近年来的瘟疫造成的道德衰退之感。国家“改革”（reformaiton）加上国际“威望”——结合两者来挫败莱尔马公爵的和平策略。1617年7月，堂·巴尔塔萨尔·德·苏尼加（Don Baltasar de Zúñiga）从布拉格回到马德里加入国务委员会，他是那群感到西班牙治下的和平错失了太多利益的人的头目。在他的主导下，西班牙开始干涉波希米亚和中欧，然后在1621年春重新与尼德兰开战。那一年，腓力三世去世，继任者是他16岁的儿子腓力四世。苏尼加与继任者成了朋友，并且把自己的外甥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堂·加斯帕尔·德·古斯曼（Don Gaspar de Guzmán）拉拢到自己帐下。腓力四世要求他的秘书把所有需要国王签字的文件交给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后者把威望与改革变成了保护西班牙哈布斯堡霸权的大战略。

更加增添不确定性的是制定政策的不仅是马德里一个地方。《韦尔万和约》签订四天前，腓力二世将自己在尼德兰的头衔让给了他的长女伊萨贝拉·克拉拉·欧亨尼娅和她的未婚夫，同时也是他的侄子，（前枢机）奥地利大公阿尔布雷希特。两人在秘密协议中同意西班牙在佛兰德斯保留一支由西班牙将军率领的军队，两人的婚约要求他们收复尼德兰失地。两人可以建立宫廷，施加影响，但是马德里在战略和军事问题上有决定权。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发展。大公来到尼德兰后开始自行其是。他策划了“奥斯坦德之围”（1601年7月至1604年9月：一场“死亡的狂欢”，3.5万人在围城的战壕中死去），而且与英格兰和尼德兰开始直接谈话。腓力三世拖延至最后一刻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据说他评价道：“我内心深处知道，停战协定一旦到期，再次开战的日子就到了。”

关于西班牙帝国的财政实力及其调动资源的意志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评估。英格兰外交官乔治·卡鲁（George Carew）说它是“站不稳的巨人”，就连西班牙政府内部人士对状况也无法做出明确的观察。尽管政府破产，但腓力二世还是在1596年和1597年向英格兰派出两批无敌舰队，第二批有136艘船、1.3万人和300匹马，规模接近1588年。腓力三世1601年派出了最后一批无敌舰队，结果是同样的失败。佛兰德斯军1596年到1600年的四年间固定开支超过6 000万弗罗林，但是由于贷款成本和布鲁塞尔新宫廷的开销，这笔钱只有一部分真正流到军队手中。欠饷的部队自然哗变了。当时的人密切注意着新世界来的白银船队——1600年的第三支白银船队满载800万达克特到达西班牙，当年为王室带来了400万达克特左右的收入，足够（按照国王的一位顾问的说法）“合理地满足各项开支”。然而与此同时，肆虐的瘟疫夺走了卡斯蒂利亚部分地区许多居民的生命。1602年6月，西班牙政府发行小额交易用的新铜币（vellón），它的面值高于它所含金属的实际重量。法国和尼德兰铸造假币，把假币偷偷送进半岛换出白银以谋取利益。于是卡斯蒂利亚的征税能力遭到进一步削弱。1607年时西班牙的收入已经预支到了1611年，债务违约又一次发生了。佛兰德斯军仅仅依靠1608年5月与热那亚银行家财团的合约才能继续维持。当时的人知道和平的原因是西班牙资源耗尽，但是没有人知道西班牙会用多长时间恢复。

在这个令人困惑的世界里，不确定性导致拖延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习惯性拖延被解释成懒惰的人不是只有腓力三世。詹姆士一世同样为手下的人无穷尽的拖延而感到愤怒，然而拖延为将不确定性为自己所用的人创造了机会。西属尼德兰像磁铁一样吸引被迫离开法国、北尼德兰和不列颠群岛的天主教徒。英国天主教徒过分乐观地看待推翻詹姆士一世的可能性，而帝国教会领地和巴伐利亚公国的告解神父、受特伦托公会议激励的教士和官员们想出了再天主教化德意志的各种方案。

和平在英格兰、联省共和国和德意志小国宫廷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辩论。16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政治把政策制定者和军官的世界观定型为两个宗教集团的相互冲突。他们认为西班牙哈布斯堡是对新教统一的威胁，新教徒必须永远保持警惕，在有利环境下要先发制人。“新教事业”（Protestant Cause）是通过教育、宗教、军事、外交、家庭等各种体验培育出来的，书信和阅读也有强化作用。英格兰的弗朗西斯·沃尔辛海姆、兰开斯特伯爵、菲利普·西德尼（Philip Sidney）和埃塞克斯伯爵都发现自己的想法与纳瓦拉的亨利宫廷里的菲利普·迪普莱西–莫尔奈一致。他们那种坚贞和利普修斯鼓吹的坚贞不同。他们有些相信“邪恶“（iniquity）——迪普莱西–莫尔奈用这个词来形容敌基督——势力打着哈布斯堡的旗帜招摇过市，只有武装干涉才能保护“神之圣所的堡垒”。他们估计自己在新教诸侯的委员会里只是少数派。加尔文宗特别注意培养这样的信念：他们是正义的少数派，事实会证明他们才是对的。当他们在辩论中落败时（很明显和平还在继续），他们就从那些觉得自己被禁止影响国家的人那里寻找生力军。

英格兰与西班牙的和平使外交事务成了詹姆士一世议会辩论和争吵的一个主题。17世纪20年代，斯图亚特王室的外交目标与行为都成了关心政治的清教徒少数派动员和向国王施压的话柄。国际矛盾紧张时，亲清教的英格兰教团与法国和尼德兰的加尔文宗一起禁食。他们为救济困难地区的人群筹集资金。在大学和伦敦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里，志同道合的学生们寻找可以寄托希望的新英雄（詹姆士国王的孩子亨利王子；亨利1612年11月去世后又变成伊丽莎白公主，次年她嫁给了普法尔茨的弗雷德里克五世）。

年轻的尼德兰共和国去中心化的政府给反对《十二年停战协定》的人提供了活动空间。尼德兰的统治阶级（“摄政”们，即城镇寡头政权成员，省议会和国会的代表从他们中间产生）意见不一，达成一致需要时间和耐心。约翰·范·奥登巴恩韦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发挥了自己谈判的特长，先是担任鹿特丹市的受薪城镇书记员（pensionary），后来担任荷兰省议会的议长（Advocate），荷兰省议会承担了尼德兰军事预算中大部分开支。按照荷兰省议会1619年5月13日处死他时的声明，他是“一个智力与记忆力过人的商业家和活动家”。奥登巴恩韦尔特为保障荷兰的商业利益用自己的才能谈成了1609年的停战协定，他说停战协定没有损害共和国的完整。后来成为奥兰治亲王的拿骚的莫里茨并不这么认为。西班牙会加强防御工事，内陆省份（莫里茨是内陆省份的执政）会变得非常脆弱，军队（莫里茨的许多支持者来自军队）解散之后一代人都会失去军事经验。

与此同时，其他领域也在发生关于停战协定的争论。奥登巴恩韦尔特和荷兰与泽兰的大多数摄政都不掩饰他们对阿姆斯特丹牧师雅各布·赫尔曼松（Jacob Hermanszoon）也就是亚米纽斯（Arminius）的同情，不过他们谨慎地用当时的神学语言表达他们的看法。核心问题是尼德兰加尔文宗教会在起义中的立场：加尔文宗的预定论，预定论背后的神圣国家，以及教会对不拥护教义纯洁性的人的绝罚权。停战协定签署的那一年，亚米纽斯去世，次年，他的支持者向荷兰省议会和弗里斯兰省议会提交五条款《抗议书》（Remonstrance）。他们支持亚米纽斯在这个国家的教会不是国教会的体制下质疑加尔文宗严苛的对预定论的解释的权利。在布道、辩论、海报、传单中和主日午餐桌旁，抗辩派（亚米纽斯的支持者）和反抗辩派的观点刻入了识字率高、见闻广博但具有强烈不安全感的尼德兰社会中。教堂被洗劫，传道人被起哄，最终奥登巴恩韦尔特和他的几位支持者（包括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在1618年8月23日被国会下令逮捕。八个月后，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宣布奥登巴恩韦尔特对“主体”（作为整体的国家）犯下了罪行——他们理解认为，他1609年谈成的停战协定造成了危险——并且将其斩首。伦敦、巴黎和马德里密切注意着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认为对这个分裂的共和国重新开战的最佳时机就是1621年停战协定到期的时候。

新教欧洲的其他人——不只是政客、廷臣和军人——也相信西班牙不值得信任，应该趁西班牙帝国虚弱的时候先下手为强。他们开展间谍活动，提供专业知识，制造了许多警报和阴谋。有些阴谋是实实在在的危机，有些只是过于激动的幻想。火药阴谋（1605年11月5日）是一场旨在杀害英格兰政府首脑的恐怖行动，阴谋者希望把詹姆士国王换成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再把伊丽莎白嫁到西班牙王室，让她变成天主教徒。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在佛兰德斯军中征战十年，知道火药的力量。威尼斯禁令争议发生后出现了一个更难以确定的阴谋，牵涉到菲利普·迪普莱西–莫尔奈和亨利·沃顿等人。他们的计划是利用威尼斯的流亡者和不满情绪策划一场革命。1617年1月，托马斯·埃德蒙兹等人与沃尔特·雷利策划以远赴圭亚那寻找黄金为幌子袭击热那亚。这个阴谋不是开玩笑，1618年雷利受审并被判处死刑的一大理由就是这场阴谋，审讯时雷利还把其他共谋者供了出来。[1]但是谁知道布鲁塞尔1621年相信的报告背后是什么呢？据说，有一场策划中的阴谋：将一艘船在荷兰装满火药桶，开到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然后炸掉城市正门。1623年10月，伦敦黑衣修士区（Blackfriars）发生了一场事故，法国大使宅邸旁边一个充作教堂的画廊发生了垮塌，压死了很多在楼下听耶稣会士布道的天主教徒。查理王子刚从马德里回伦敦，他异想天开地想要追求西班牙公主玛丽亚，结果空手而归。验尸官宣布这场悲剧是一起意外，而伦敦的宣传册和歌谣传播着另一种理论：这是神的旨意。一个宣传册的标题是“没有阴谋，没有火药”。不论是真是假，是意外还是阴谋，这些论调都突出了天地即将变色的危机感。

高卢的赫拉克勒斯

西班牙外交官知道疑心可能变成对哈布斯堡霸权的憎恨。他们的对应手段有官职、年金的许诺、诱人的婚约、利润丰厚的圣职。对于詹姆士一世，他们利用了他相信智慧与威严堪比所罗门的君王（詹姆士自己）可以弥合信条分歧的信念。他们成功地在敌国宫廷和政治中培育出了亲西班牙派系，这些人的反对者控告他们是有天主教野心的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只要没有国家能真正挑战西班牙的霸权地位，反西班牙情绪就能得到控制。然而，亨利四世治下的法国复兴改变了整个事态，意大利半岛就是一个体现。威尼斯是第一个正式承认波旁王室的天主教国家。教皇国（在教皇克雷芒八世领导下）摆脱了对西班牙的依赖，并且宣布赦免亨利，接着承认他第一桩婚姻（与玛格丽特·德·瓦卢瓦）无效，让他有机会在1600年10月迎娶托斯卡纳大公和奥地利女大公的女儿玛丽·德·美第奇。那一年，罗马和威尼斯风传法国国王想要被选为罗马人民的国王。同年10月，亨利率军攻打萨伏依公国。数月之后，“头脑发热的”（testa d’feu）查理·埃马纽埃尔公爵被迫在里昂和谈。条约容许萨伏依公爵保留萨卢佐要塞，而法国则收下布雷斯和比热（Bugey），这是1558年围攻加来之后法国最重要的战略收获。有了这两块地，法国就可以威胁西班牙之路的西部通道了。

差不多同一时期，图伊桑·迪布雷伊（Toussaint Dubreuil）完成了赫拉克勒斯模样的亨利击杀九头蛇（Hydra）的油画，这幅画大概是为新翻修的枫丹白露所作的。“高卢的赫拉克勒斯”成了为国王设计形象的人的常用选择——1592年持棒痛击天主教同盟的地狱犬（Cerberus），1600年战胜跌倒的半人马（萨伏依公爵），1604年左右清理奥吉亚斯的牛圈（王国改革），将世界负在自己肩上（反映了他对自己权力的欧式认知）。法国人画“国王赫拉克勒斯”（royal Hercules）时通常会画锁链从国王的口中流出，表示法国国王用雄辩教育人民美德与服从。亨利四世基本上抛弃了这种画法，因为他重视行动胜过言辞。他提醒教士、官员和有名望的人，是言辞（布道、演讲、煽动）导致了法国内战。他的责任就是一刀斩断纷争的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争吵是无意义的，因为国王的行动不可置疑。这是一种小心谨慎的威权主义。

亨利四世用自己的超凡魅力把法国的重建变成了王权在旧基础上的复兴。1598年南特和谈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它成功地用法律界定并落实了教派多元共存。内战期间法国新教的扩张势头完全消失了。1600年时新教徒的比例在国内大概不超过5%～6%，他们有大约700个礼拜社区，主要集中于南部。但是新教的政治组织成熟了，1593—1598年的五年间，胡格诺党在六个不同的地点召开过代表大会，1596年4月到1598年6月和谈进行直到《南特敕令》签署这段时间会议几乎没有停过。胡格诺党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南特敕令》的担保，王室同意承担50个驻军要塞（places de sûreté）的费用。然而法国新教徒自己并不团结，而且缺少一个他们可以信任的“保护者”。此外敕令规定将来他们的代表大会只能在国王的允许下召开，还规定了他们敬拜的地点和方式，同时承诺他们不会被国家排除在外。王室专员负责解决整体性的敕令无法解决的地方性问题，由两种信条的成员组成的特别法庭（chambres de l’édit）负责处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诉讼。如果教派多元共存在法国一些地区变成了常态，那是因为当地人同意与对方共存，也就是说信仰的边境线不是被法律框定的，而是不断流动演化的。

亨利四世单方面勾销了王室的一些债务，与此同时，信仰新教的财政总管叙利公爵（1606年受封）马克西米利安·德·贝蒂纳（Maximilien de Béthune）补上了王室收入的漏洞，并且因为严控王室开销变得很不受欢迎。在叙利公爵的鼓动下，亨利在重建时推出了许多重商主义样板工程。巴黎的样板工程包括塞纳河上的新桥和它旁边的新广场（太子广场），（重修过的）卢浮宫和军械库之间的河滨大道，以及王室广场（现在叫孚日广场），这是高速发展的新城区玛莱区（Marais）中的一个意式广场。

法国的大公贵族最强烈地感到了第一代波旁国王统治的强硬性。他们在内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与欧洲各国君主平起平坐，相互通婚，进行着自己的家族竞赛。有些贵族深信不疑地用国际权力集团的信条化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法国的贵族身份是向外人开放的，因为有外国血统的庶子也可以被封为公爵和在册贵族。贵族的理想和波旁王族的理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第一代波旁国王统治重要的推动力和动荡的原因。1602年尼德兰使节弗朗索瓦·德·埃森（François d’Aerssen）写道，贵族“比起抱怨年金，更抱怨和平”，“愿意倾听任何新奇并且激动人心的事情”。这时曾在同盟里与亨利四世并肩作战的法国元帅比隆公爵查理·德·贡托（Charles de Gontaut）正因叛国罪在巴黎高等法院受审——他接受西班牙的年金，与西班牙缔结条约，可能想要谋害国王。亨利四世给出了足以定罪的证据，比隆公爵在巴士底狱被处以死刑（1602年7月31日），这件事告诉世人，国王不只是戴上王冠的贵族。国王是半神——赫拉克勒斯——国王可以砍掉世上最显赫的头颅。

高卢的赫拉克勒斯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与马德里的看法大相径庭。亨利统治末期，二者的分歧最大限度地暴露了出来。1609年3月25日，就在安特卫普停战协定签署前不到一个月，克累弗、于利希和贝格公爵约翰·威廉去世，没有留下直系后裔。他名下的各公国横跨莱茵河两岸，占据了通往尼德兰的要道。这片地区信条混杂，西属尼德兰的流亡者在莱茵河下游的各公国建立了加尔文宗教会，加尔文宗不在《奥格斯堡和约》的讨论范围内，但是正在扩大地盘。加尔文宗包围了科隆大主教辖区–选帝侯国，它是莱茵兰下游最重要的教会诸侯国。帝国训令（“保存教会领地”条款）保证科隆属于天主教，尽管新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对这一条款有不同的理解。然而科隆战争（1582—1583年）期间大主教–选帝侯改宗新教，试图在自己的选帝侯国推行新教改革，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徒很想消除这些改革措施造成的影响。马德里和布鲁塞尔为停战协定结束后任何可能的攻势起见都想加强在莱茵河下游的军事存在。于利希是莱茵河下游左岸防御最坚固的城镇，如果它落入新教徒手中，哈布斯堡在这一地区的边境就会严重受损。

争夺爵位的两个主要人物都是新教徒。皇帝试着空降一个帝国临时行政官（利奥波德大公）维持和平。利奥波德带着一支象征性的部队来到当地，普遍信仰新教的城镇并不支持他，大多数贵族都反对他。他的出现对尼德兰是一个威胁，1610年春，尼德兰开始备战响应。亨利四世感到是时候展示武力了。同十年前的萨伏依的情况一样，他设想在这个重要场合用一次干脆迅速的干涉确立法国的影响力。他的外交官将布鲁塞尔各位大公不肯把亨利的堂侄（亨利·德·波旁—孔代）的年轻新娘（夏洛特·德·蒙莫朗西）交给国王视为言而无信的标志。1609年底，孔代亲王带着未婚妻逃到了布鲁塞尔，因为亨利对孔代亲王的未婚妻垂涎欲滴，这位堂侄又拒绝戴绿帽。1610年初夏，一支由3.2万名步兵、5 000名骑兵和炮兵组成的大军在香槟地区集结。国王委托绘制了一幅油画，把他画成逃避维纳斯（爱神）、追求幸福与美德的女神的赫拉克勒斯。在当时的贵族文化里，赫拉克勒斯经常被描绘成一个人性太强的神，处在自己的肉欲和更高尚的美德的拉扯之中。这样一幅鼓励国王弃肉欲取崇高的油画所传达的信息是会得到利普修斯的赞许的。1610年5月14日，亨利四世乘马车从卢浮宫前往军械库，准备进行军事计划的最后讨论，行驶途中，亨利被人刺杀。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起刺杀背后的真相，尽管我们可以重构事件的过程，而且刺客让–弗朗索瓦·拉瓦亚克（Jean-François Ravaillac）遭到了严密的盘问。拉瓦亚克是一个家道中落、婚姻破裂的家庭中的次子。他没有钱，但有噩梦和幻听，写过语无伦次的诗，他坚持说是“神的裁决”在指引着他。虽然遭到审讯和拷问，但是他的说法始终如一——他是独自行动的。如果受耶稣会启发的讨论弑君的书影响过他，那也是潜移默化的事。其他指向心有怨念的政要参与了刺杀的证据都是有污点的，然而事件发生的时机太凑巧了，以至于很难排除外国阴谋的可能性。外交官事先得到过可靠警报，说布鲁塞尔正在策划刺杀。那一年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的库务长官拨出一大笔钱给法国特务用于秘密行动。1610年5月的刺杀阴谋可能不止一出，拉瓦亚克只是第一个出手的刺客而已。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法国都陷入了新王年幼、政府由玛丽·德·美第奇把持的状态。法国只派出了一支象征性的军队前往于利希，随着妥协方案的通过，西班牙扩大了在该地区的驻军。巴黎审慎地选择与西班牙合作，两国王室签订两桩婚约以巩固友谊。法国虽然暂时无法在欧洲舞台上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角色。

狼狈的奥地利哈布斯堡

1609年7月，亨利四世对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的大使说，鲁道夫皇帝已经不是自己帝国的主人了，连布拉格都不听他的话。大家都知道皇帝在奥地利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上管不了事。两年之后，鲁道夫被迫把波希米亚王位让给自己的弟弟马蒂亚斯大公。八个月后鲁道夫去世，死时除了皇帝这个头衔之外身无长物。在这场反映了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广泛矛盾的王朝危机中，马蒂亚斯成功继承了波希米亚和皇位。马蒂亚斯立志要做他那个没有子女的兄长的继承人，所以他在继承时许下了很多后来无法兑现的承诺。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子嗣，所以继承问题只是推迟了而已，而且他必须应付反对者对他的怀疑。人人都以为哈布斯堡会通过谈判闯过各个难关，但是1618年的波希米亚叛乱引爆了哈布斯堡领地的危机，哈布斯堡用武力解决危机，结果把危机扩散到了整个德意志帝国。

王朝危机的根源在于1564年皇帝斐迪南一世将世袭领地分割给儿子们。斐迪南的分法为次子（也叫斐迪南）在蒂罗尔和前奥地利（Further Austria）建立了一个新公国，为另一个儿子卡尔在内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和卡尼奥拉）也创建了一个新公国。16世纪末，面对土耳其长期战争对哈布斯堡世袭领地造成的共同财政负担和行政压力，两大公国提出了各自的应对方式。鲁道夫皇帝没能与致力于维持帝国运作的人实现联合。这一时期，帝国内部不断加深的裂痕使帝国成员无法为匈牙利战事做出更多贡献。皇帝只好依靠自己的世袭领地，与领地议会谈判，主导议会的是地方贵族和父老，新教在地方已经站稳了脚跟。不管开会地点在哪里，每次议会都凸显出议员对皇帝古怪行为的不理解和皇帝本人的衰弱。与此同时，大公们按照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与地方统治集团打交道。

1564年分出来的一部分土地位于蒂罗尔。斐迪南大公在这里遇到的困难最小，路德派尚未在这里取得多少进展，只要利用邻近的巴伐利亚的影响力，当地的世俗和教会精英就很容易被团结到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旗帜之下，巴伐利亚是自上而下复兴天主教进而巩固权威的一个橱窗。

在世袭领地的另一部分内奥地利，卡尔大公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况。路德派在这里的地方精英中已经很有基础。经过与等级会议的协商，卡尔在1578年的布鲁克和约（Pacification of Bruck）中确认在整体上允许宗教自由。然而1595年卡尔的长子大公斐迪南二世（“施蒂里亚的斐迪南”）接管了内奥地利首都格拉茨。按照父亲的愿望、来自巴伐利亚的母亲玛丽亚大公夫人（Archduchess Maria）的命令和耶稣会士的教导，斐迪南把反宗教改革运动变成了一场信条绝对主义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特点是同时反对新教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相互义务。运动的目标是表现君主如何凭借坚定的领导力刺激服从他的精英去果断迅速地推行反宗教改革。

新教贵族起初希望得到斐迪南对延续布鲁克和约的书面认可，作为议会正式承认他做统治者的交换。斐迪南断然拒绝，声称自己是绝对君主（princeps absolutus）而不是有限君主（princeps modificatus），结果贵族们还是承认了他。后来他声称议会无权越过他直接向皇帝上诉，贵族主张的特权没有“全民同意”（consensus totius populi）的基础，父亲并不对自己的继承人形成约束。他对议会代表团说，他的决定基于“圣灵的启示”（inspiration from God the Holy Spirit）。

1598年9月，斐迪南下诏驱逐施蒂里亚所有的新教牧师。一年之后，教会委员会开始行动。在国家官员和民兵的陪同下，一名主教率领委员会走遍各个城镇乡村。他们公开焚书，亵渎新教徒的墓地。教会委员驱赶了还没走的新教牧师，然后把当地居民聚到一起。他们用路德派的邪恶、改宗的好处、奥斯曼的威胁和对君主的服从来规劝当地人，接着按立一位天主教神父，分派修复教堂的工作，规定主日和天主教圣徒日的仪式。剩下的新教徒被要求离开。大约有1.1万名居民和1 000名贵族选择流亡，但是斐迪南的一些顾问预言的民众叛乱并没有发生。斐迪南的运动是在一个独特的环境下实现这样的成果的：土耳其战争仍在进行，帝国政治越发瘫痪，耶稣会在地方精英中培养的第一代人逐渐成熟。施蒂里亚的成功变成奥地利哈布斯堡其他领地以及后来整个帝国学习信条绝对主义的模板。三十年战争的起源不在布拉格的赫拉德辛宫（Hradschin Palace）——尽管这是1618年叛乱发生的地方——而是在格拉茨的城市之冠（Stadtkrone）。在这里，斐迪南把霍夫堡宫（Hofburg）变成了自己的统治中心，隔壁是耶稣会的教堂和学院（1609年斐迪南将新建的大楼赠予耶稣会），后来他合宜地在这里修建了自己的皇陵。

世袭领地的第三部分由斐迪南一世的儿子兼继承人马克西米利安继承，它分为上下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几个部分。在奥地利，地方贵族牢牢掌握议会。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议会选王的权力使他们的力量有过之而无不及，君主和议会对双方的势力平衡与相互义务有着截然相反的解释，他们的斗争始于波希米亚的选王原则。尽管1547年叛乱之后斐迪南一世申明了长子继承王位的原则，但是议会不认为自己必须服从这项决定。

在所有这些领地上，新教都是一个既存事实，议会保障新教徒——特别是其中的贵族——敬拜的权利。1568年，马克西米利安承认上下奥地利贵族的敬拜自由。到他统治末年，贵族已基本上都是新教徒，在他们的影响下新教教区也已过半。在波希米亚，路德派与饼酒同领派和波希米亚兄弟会合作，议会在1575年向马克西米利安提交了以《奥格斯堡信条》为基础的《波希米亚信条》（Confessio Bohemica），并得到了马克西米利安的口头认可。在邻近的摩拉维亚，加尔文宗比例虽小，声音却很大；在西里西亚，全体贵族和大部分城镇已经归属路德派长达一代人的时间了。尽管国家高官的提名权还在皇帝和天主教徒手中，但是议会里的新教徒发展出了一套平行机构用以保障自己的利益。最后，匈牙利西北部隶属哈布斯堡的飞地也是新教徒占大多数。面对迫在眉睫的土耳其的威胁，马克西米利安和鲁道夫都无法承担忽视匈牙利政治现实的代价——匈牙利议会与哈布斯堡领地及其他地区的议会保持着联系，而且任何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人必定可以得到特兰西瓦尼亚和/或奥斯曼人的支援。

让奥地利哈布斯堡的继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把自己继承到的所有领地全都交给了儿子鲁道夫二世。这打破了斐迪南设下的先例，1582年，鲁道夫四个健在的弟弟为自己不能继承领地要求补偿。他们得到了哈布斯堡领地内的官职，然而鲁道夫的三弟马蒂亚斯拒绝签字放弃自己的继承权。马蒂亚斯做了三年的尼德兰执政（1578—1581年），并没有收获什么光荣，16世纪80年代，他在林茨郁郁寡欢。1593年，他被派去指挥哈布斯堡军队与土耳其作战，两年之后恩斯特大公去世，他成了兄长鲁道夫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是这时，皇帝不支援他与土耳其的战争已经让他很懊恼，而且他（在家族竞争促使下）很想在上下奥地利复制斐迪南大公的施蒂里亚实验。1599年，马蒂亚斯任命梅奥希尔·克莱斯尔主教（Bishop Melchior Khlesl）为上下奥地利首相。在克莱斯尔的推动下，各位大公聚在一起撰写了给鲁道夫的最后通牒，要求他确立继承人。

鲁道夫猛然采取行动，把已然微妙的局势变得更糟了。他拒绝讨论继承问题，为土耳其战争的胜仗感到振奋的他力图证明他也可以复制施蒂里亚方案，让各位大公静安其位。1604年，他告诉匈牙利议会，宗教问题不再是可以讨论的话题，他还对西里西亚的皇家城镇宣布新教机构和敬拜都是不合法的。1604年底，已经十分不满的匈牙利贵族筹划与特兰西瓦尼亚的博奇考伊·伊什特万联合发动叛乱，波希米亚议会则焦虑地观察着西里西亚的事态。

马蒂亚斯利用皇帝越发虚弱孤立的机会，施展手腕使自己当上了匈牙利的帝国总督。面临叛乱的现实，他选择与匈牙利叛军（1606年6月）、博奇考伊·伊什特万和奥斯曼议和。1608年2月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匈牙利议会上，马蒂亚斯与匈牙利人和上下奥地利议会达成协议，后来摩拉维亚议会也加入了协议。匈牙利议会的新教领袖伊雷什哈齐·伊什特万（István Illésházy）被封为宫廷男爵（Palatine baron）。在他和格奥尔格·伊拉斯谟·冯·切尔能贝尔（Georg Erasmus von Tschernembl）的影响下，下奥地利议会即等级会议的加尔文宗领袖向马蒂亚斯大公宣誓效忠（因此无形中断绝了对皇帝的效忠），条件是他们的宗教和政治特权得到保障，包括只有本地人才被任命为当地的国家官员的特权。1608年4月，马蒂亚斯大公手头有军队，身边有摇旗呐喊的人（伊雷什哈齐和切尔能贝尔），他已经准备好前往布拉格向皇帝逼宫了。

西班牙外交官和教皇代表安排出了一条走出僵局的办法。皇帝勉强地承认了与土耳其的条约，他把在匈牙利、奥地利和摩拉维亚的一切权利让与马蒂亚斯，而且保证马蒂亚斯可以继承波希米亚王位。在1608年布拉迪斯拉发协议时袖手旁观的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的议会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1609年6月它们庄严结盟，用《圣经》的辞令发誓为捍卫宗教自由“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它们承认效忠于波希米亚国王，但是不效忠于布拉格那些以国王之名行事的天主教官员。1609年7月9日，一群新教代表闯进了布拉格赫拉德辛宫的居所，鲁道夫在他们面前以个人名义保证给他们想要的宗教和政治特权，即为《陛下许可书》（Letter of Majesty）。波希米亚的贵族、骑士和有帝国特许状的市镇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宗教，每个组织可以从等级会议选出10名“护民官”（Defensores），其实就是变相的另立政府。

之后鲁道夫绝望地想要拯救自己无望的衰弱地位，结果把事情变成了灾难。他叫原先被派去解决于利希–克累弗争端的侄子利奥波德大公带兵回宫，把他从马蒂亚斯大公和波希米亚等级会议手里救出来。军队在沿多瑙河回程途中一些士兵哗变，另一些人劫掠了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部分地区。等到1611年2月他们抵达布拉格，议会剥夺了帝国官员的一切权力，将其转移给护民官。议会在4月火速罢黜了鲁道夫的波希米亚王位，接着以《陛下许可书》为基础确认了他们的所有权利，然后在1611年5月把马蒂亚斯选为新王。七年之后哈布斯堡领地上爆发的危机的轮廓此时已经大体浮现了出来。

中欧风暴

1612年马蒂亚斯当选为皇帝并没有缓解奥地利哈布斯堡在帝国或在世袭领地的危机。他在选帝侯面前把自己表现成一个调解者。他本人不常亲自参与帝国事务，而是让克莱斯尔主教（1615年升为克莱斯尔枢机主教）自己拿主意。但是帝国要人不信任克莱斯尔，认为他是个诡计多端的新来者。至少在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和斐迪南大公看来，他准备与新教徒谈判这件事足以证明不信任他是正确的，所以两人在1618年把他拉下了台。克莱斯尔最初的打算是1613年8月在雷根斯堡召开议会，但是当他提出通过改革帝国法院来打破诉讼僵局时遭到了新教代表的怀疑。同样，当他提出帝国应当帮助马蒂亚斯偿还继承的500多万盾债务和支付目前维护匈牙利边境要塞的成本时，支持者寥寥无几。议会会期拖到了第二年，然后宣布解散，此后40年帝国再也没有召开过议会，原因就是议会失去了通过决议的能力。

之后克莱斯尔在帝国里改弦易辙，通过协商达成独立的双边妥协，利用这些妥协创造一个保皇党的联盟，再利用这个联盟逐渐吸收天主教和新教的分离主义。分离主义随着帝国内信条化防御同盟的组建而变得根深蒂固。新教徒的领导者是上普法尔茨宫伯（Palatine in the Upper Palatinate）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of Anhalt）——他把政治看作对立的信条集团——和普法尔茨–诺伊堡的菲利普·路德维希（Philipp Ludwig of Pfalz-Neuburg），他们抛弃了加尔文宗与路德派的成见，于1608年5月在奥豪森（Auhausen）签署了按信条划界的防御性新教联盟（Protestant Union）。作为回应，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在1609年7月联合德意志的天主教国家也建立了一个同盟。时势给克莱斯尔削弱这两个联盟的努力帮了大忙。尽管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与英格兰（1612年）和尼德兰（1613年）签署了外交条约，但是新教联盟失去了曾有的来自法国和勃兰登堡的支持，而且从未得到过萨克森的任何支持。新教联盟成员弱小，分裂严重，到1618年已经不成气候，1621年便完全垮台了。在哈布斯堡家族挑动的斗争下，马克西米利安的天主教同盟崩溃得更快。这些信条化联盟越衰弱，马蒂亚斯在帝国内部就越不被人信任。

与此同时在世袭领地，马蒂亚斯大公当选皇帝丝毫没有起到减少冲突可能性的作用。在匈牙利，哈布斯堡的生存面临着现实而急迫的威胁。在施蒂里亚，斐迪南大公展示了对一切问题采用强硬的天主教解决方案是什么后果。在波希米亚，一群新教贵族已经从皇帝手中赢得了承认护民官作为他们的独立保障的书面让步。马蒂亚斯甚至同意下一届波希米亚议会可以考虑扩大护民官的权力，让他们负责波希米亚的国防军队和外交政策，允许他们和世袭领地的其他议会结成统一战线。

马蒂亚斯把帝国宫廷转移到维也纳，使自己可以更近距离地处理匈牙利问题。但是，他离布拉格也更远了，帝国宫廷对布拉格的影响也更小了。在1614年和1615年，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领地的两次全体议会上，马蒂亚斯拖延时间，依靠俯首帖耳的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贵族，煽动反对者内部的不和。顺从他的贵族包括波希米亚首相、护民官之一的兹德涅克·冯·洛布科维茨（Zdenek von Lobkowitz）和摩拉维亚的卡尔·热罗金（Karl Žerotín）。议会的失败让一些人理想破灭，让一些人走向激进，不过似乎巩固了马蒂亚斯皇帝的地位。

皇帝无后，下一次继承问题已经隐隐出现。面对内部危机，哈布斯堡兄弟们选择放弃自己的继承权，支持施蒂里亚的斐迪南，他是唯一一个有子嗣的大公。腓力三世作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外孙在理论上有优先权，然而1617年3月西班牙驻维也纳大使奥尼亚特伯爵伊尼戈·德·格瓦拉（Íñigo Vélez de Guevara）与马蒂亚斯和斐迪南达成秘密协议，斐迪南将哈布斯堡对阿尔萨斯和莱茵河右岸的所有权让与西班牙，作为交换，西班牙不反对斐迪南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和帝国皇帝。签好协议之后，马蒂亚斯召开波希米亚议会，议会不情愿地在1617年6月5日将斐迪南选为波希米亚国王，三个月后为他举行加冕。只有两个贵族公开反对这次选举。然后在斐迪南的策划下，匈牙利议会也将他选为国王，他在1618年7月1日布拉迪斯拉发的加冕礼上戴上了圣伊什特万（St Stephen）王冠。他在布拉迪斯拉发得知，他在布拉格的代表（摄政）已经被草草地掷出窗外了。

“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1618年5月23日）是由少数几位绝望的贵族策划的行动。布拉格大主教约翰·洛厄留斯（Johann Lohelius）预计斐迪南会成为国王，早就开始把王室领地上的新教牧师换成马蒂亚斯交给他管理的天主教神父。新教徒坚称《陛下许可书》赋予了他们在王室领地上的敬拜自由，但是皇帝说王室领地现在属于教会，《陛下许可书》的规定不适用了。新教徒于3月向马蒂亚斯皇帝申诉，抗议这种狡计，却遭到了逮捕的威胁。5月22日，一小批新教贵族在布拉格再次开会，他们知道叛乱得不到全心全意的支持，最近被解除帝国枢密院委员职位的图尔恩（Thurn）伯爵海因里希·马蒂亚斯宣布，是时候“按照惯例”把皇帝的代表“掷出窗外”了，他说的惯例指的是胡斯起义之初的掷出窗外事件。第二天，他们唱着圣歌鼓舞士气，走到赫拉德辛宫摄政们的议事厅的楼梯上，把三个人（两名摄政和一名秘书）掷出窗外。

24日，新教徒组建了一个临时政府——“督政府”（Directors）——和一支军队。他们的赌注极高。叛军领袖没有国际支持，事后可能遭到处决和报复，而对于哈布斯堡而言，皇帝之位还没有确定下来。人们将其与50多年前尼德兰起义之初的情形做比较，不过当时起义者的情势没有那么绝望，敌人的意志也没有那么坚决。督政府在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寻找盟友，但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摩拉维亚人拒绝加入。安哈尔特的克里斯蒂安和帝国内仍留在新教联盟——亦称福音联盟（Evangelical Union）——中的诸侯不愿支持一场反对皇帝的叛乱。然而，抱着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的希望，克里斯蒂安说服特立独行的萨伏依公爵资助了一支由恩斯特·冯·曼斯菲尔德伯爵率领的雇佣军——曼斯菲尔德在土耳其战争中累积了大量军事经验，却没有得到报酬。亲帝国派仗着与西班牙的秘密协议争取时间，开始召集自己的军队。马蒂亚斯皇帝1619年3月20日去世，事件的高潮来临了。

波希米亚军队在图尔恩伯爵的领导下侵入摩拉维亚，强迫摩拉维亚议会加入叛乱，然后挥师前往维也纳，在维也纳郊外期待城内也发生叛乱，但叛乱并未发生。西里西亚、卢萨蒂亚和上下奥地利的等级会议与波希米亚人结成邦联，邦联条款模模糊糊地规划了一个混合君主制国家，在其中新教有明确的地位，权力掌握在贵族手中。但是曼斯菲尔德的军队落入了哈布斯堡一支骑兵的陷阱，被打得落花流水。8月19日，波希米亚人以公然暴政为由罢免了斐迪南的王位。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将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五世选为新国王。弗雷德里克接受波希米亚王位反映了他在海德堡的委员会多数成员的世界观。枢密院重要成员路德维希·卡梅拉留斯（Ludwig Camerarius）是一个加尔文宗信徒，他的通信网络使他与欧洲北部大多数向来支持新教事业的人联系密切，他主张对亲帝国派先发制人。

事实上，承认弗雷德里克是波希米亚国王的只有丹麦、瑞典、威尼斯和尼德兰共和国，其中只有尼德兰为他坐稳王座提供了实际支持。弗雷德里克五世不能让他的新教教友失望，而且他的遗产和人际关系影响了他的看法。他的新娘伊丽莎白·斯图亚特（Elizabeth Stuart）是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儿，她让他相信英格兰会支援他。两个世纪前曾有一位普法尔茨国君登上皇位——鲁普雷希特三世（Ruprecht III）[2]——为什么不能再出现一位？伊丽莎白来到布拉格后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他被命名为鲁普雷希特，世称“莱茵河的鲁珀特”（Rupert of the Rhine）。弗雷德里克认为他也可以指望与拜特伦·加博尔的特兰西瓦尼亚军队在年底之前联合进攻维也纳。

斐迪南的地位也得到了加强。1619年8月28日，他在法兰克福被全体一致选为皇帝，而且召集了自己的军队。波希米亚人的战败来得迅速而彻底。萨克森和勃兰登堡选择支持皇帝，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也以天主教同盟之名站在皇帝一边，于1619年10月签署了《慕尼黑条约》（Treaty of Munich）。同盟的军队由身经百战的蒂利伯爵（Count Tilly）约翰·采克拉斯（Johann Tserclaes）指挥。战斗于1620年11月8日在白山打响，白山是布拉格附近的一座白垩陡坡，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3万波希米亚人被帝国与巴伐利亚联军打得一败涂地。邦联军队本来有机会重整旗鼓死守布拉格，但是蒂利伯爵的骑兵把残兵败将打得太散，让他们全无抵抗能力。被嘲笑为“冬王”（Winter King）的弗雷德里克向东逃到西里西亚，然后折回普法尔茨，把奥地利哈布斯堡危机变成三十年战争的，是斐迪南皇帝处理这场胜利的方式。

天主教国家利益的汇合

斐迪南的胜利使信条绝对主义可以在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内更大范围地推广，首先从波希米亚开始。1621年6月21日，27名波希米亚叛军领袖在布拉格市政厅广场被处死。鼓声盖住了他们的讲话声，以免他们宣称自己是殉道者。叛乱的军师扬·耶森纽斯（Jan Jessenius）被固定在一把椅子上，拔掉舌头再砍掉脑袋。死者的头被插在长矛上立于查理大桥示众——6个背叛主君的贵族的头面向东边的城堡，6个市民的头面向西边的老城（Old Town）。1 500多名贵族出庭受审，其中600多人被剥夺领地（另有250名摩拉维亚贵族也被剥夺领地）。有些人得到了少量的货币补偿，但是他们得到的是被刻意贬值的劣币，此时波希米亚经济已经崩溃了。斐迪南利用罚没的土地犒赏忠于帝国的人，加强哈布斯堡国家的权力，推行当地的再天主教化。加尔文宗与路德派的传道人和所有重洗派信徒都被驱逐，宗教自由宣告作废，城市特权遭到限制。1627年，贵族被迫在改宗天主教还是流亡中做出抉择。同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实行《重建法令》（Verneuerte Landesordnung），法令宣布波希米亚王位由哈布斯堡家族代代相传，天主教是唯一宗教。波希米亚不再是哈布斯堡王国的成员国，而是变成了一块皇家领地，波希米亚议会变成了一个咨询机构，上层教士在议会中重新占据要职。超过15万名波希米亚人选择流亡。

斐迪南皇帝知道信条绝对主义的后果，所以根据地方环境调整政策以免激发强烈反弹。在西里西亚，压迫没有那么严酷。在下奥地利，少部分1620年时宣誓效忠斐迪南的贵族——他们得到了个人宗教自由的保证——和失去宗教自由的其他人没有形成抵抗的合力。接着，等到公开反抗他的统治的人都被镇压下去之后，他就在1620年做出新的承诺，简单地保证宗教自由，同时禁止剩余的新教贵族在自己的城堡里保留教堂和学校，理由是它们会煽动叛乱。相比之下，上奥地利经历了与波希米亚类似的命运。1624年，新教牧师和校长被限期一个月内离开这个国家，其他新教徒除贵族之外都要在1626年复活节前选择改宗或离开。由此引发的起义在巴伐利亚的协助下被联手镇压，到1630年，已有10万名奥地利人和波希米亚人一样背井离乡。在匈牙利，斐迪南的统治尚未稳定下来。拜特伦·加博尔时常从特兰西瓦尼亚进攻匈牙利，直到他1629年去世。后来加博尔的继承者拉科齐·捷尔吉一世（György I Rákóczi）继续战斗，他与瑞典和法国结盟，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647年皇帝斐迪南三世与他议和并签署《林茨条约》（Treaty of Linz），之后信条绝对主义才进入匈牙利。

皇帝的法学家（不无道理地）论证，他们仅仅是在哈布斯堡领地上贯彻教随君定的原则而已，而且他们每次都按照《奥格斯堡和约》给予了离开的权利。然而，波希米亚之败后帝国发生的事让人们对帝国的根基产生了怀疑。弗雷德里克在布拉格的失败预示了他在普法尔茨的退位。皇帝提出如果他承认皇帝的权威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但是他选择拒绝，于是在1621年被单方面剥夺了法律权益（皇帝的律师建议说没有必要举行审判，因为他的罪行已经“恶名昭彰”）。靠着曼斯菲尔德伯爵的雇佣军、路德派的巴登–杜拉赫藩侯（Margrave of Baden-Durlach）、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克里斯蒂安（Duke Christian of Brunswick-Lüneburg）和詹姆士一世2 000人的象征性部队，他才逃过一死。西班牙军队在安布罗焦·斯皮诺拉将军率领下沿莱茵河左岸攻入下普法尔茨，蒂利公爵领导的同盟军则占领了右岸，在9月19日拿下海德堡。弗雷德里克流亡尼德兰，接着选帝侯的财产遭到没收。按照1617年条约的承诺，西班牙吞并了下普法尔茨左岸的土地，扩大了在莱茵兰的利益。

波希米亚战役期间，斐迪南皇帝欠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大量债务，起初他以上奥地利作为担保，现在他可以拿上普法尔茨还债了，马克西米利安在1621年的秘密协议中还得到了选帝侯的头衔。选帝侯的势力平衡就这样被永远改变了，而且完全没有与其他选帝侯商量过。普法尔茨枢密院成员路德维希·卡梅拉留斯公开了秘密书信，交易双方无法否认谈定的事，教皇出面要求这项安排必须得到公众批准。教皇还要求藏书丰富的海德堡图书馆转到罗马作为教皇支持的回报。1623年2月，雷根斯堡召开了规模接近议会但仅限天主教诸侯参加的会议，皇帝勉强同意转移图书馆，马克西米利安确保每一本书在被送往罗马之前都被写上一句“巴伐利亚藏书”（Bavarian ex libris）。1628年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吞并上普法尔茨得到正式确认。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不再是对手，而是军事和战略上的伙伴，他们基于天主教徒的共同利益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结成了联盟。

上普法尔茨的再天主教化立刻展开。新教学校和教堂被关闭并移交给天主教当局，耶稣会组织大规模焚烧新教书籍。信条证书作为检验服从——尤其是贵族的服从——的手段被引入上普法尔茨。不领弥撒或在星期五吃肉的人被处以罚款而且有被驱逐的危险。到1630年，上普法尔茨有90个贵族家庭已经改宗，更多的家族选择流亡。如同在波希米亚和上奥地利一样，这些变革创造了把贵族按照曾经或将会忠于巴伐利亚公爵的人的模板进行改造的机会。

萨克森–魏玛公爵威廉四世（Duke Wilhelm IV of Saxony-Weimar）1623年提出德意志和平同盟（German Peace League）的理念，希望和平解决问题，这个同盟从未成立过。他的提议包括容许普法尔茨选帝侯回到自己的领地，流亡者应该回国，可以按照重新组织的《奥格斯堡和约》签订新的和约，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设想。而且此时已是1623年夏，蒂利伯爵的天主教同盟军已经从普法尔茨进入威斯特伐利亚，追赶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的军队，阻止他们逃到尼德兰，8月6日这天，蒂利伯爵在施塔特隆（Stadtlohn）将他们彻底击败了。冲突的舞台向北转移到了新教诸侯领地的腹地。

这个重点转移背后的逻辑在于慕尼黑、维也纳和马德里的利益出现了暂时性的汇合。尽管它们的外交官和顾问持有共同的天主教政治观和世界观，但是当时新教徒将其解读为天主教的大阴谋或哈布斯堡世界帝国神话的再现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只是因为三方都意识到此时联合比各自为战好处更大而已。1620年，天主教国家与西班牙为保护瓦尔泰利纳一致武力干涉灰色同盟，对这个新教人口为主的地区实施了残酷的镇压。17世纪20年代，西班牙和尼德兰在低地国家重新开战后，慕尼黑和威尼斯的支持变得更加明显了。停战协定在1621年到期，斯皮诺拉重新武装了7万人的佛兰德斯军，在1622年向贝亨奥普佐姆（Bergen-op-Zoom）发起进攻。两年之后，斯皮诺拉围攻邻近的重镇布雷达。围攻持续了九个月，造成1.3万名居民和守军死亡，1625年6月布雷达投降。这次胜利是因为太多驻扎在莱茵河、埃姆斯河与利珀河（Lippe）沿岸的尼德兰军队因为蒂利伯爵的牵制而不能动弹。

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对付尼德兰人（而且不需要在尼德兰常驻一支大军）的联合战略是毁坏敌人的经济基础。西班牙在敦刻尔克下令建造了20艘特种海盗船，又征用了大约60艘其他船只用于战争。17世纪20年代，这些敦刻尔克私掠船（Dunkirkers）在英吉利海峡威胁尼德兰和英格兰的船运。1614—1620年间，据记载有1 000多艘尼德兰船只来往于英吉利海峡，但是1621—1627年只有52艘船敢继续使用这条航路。1624—1628年，英格兰损失了390艘船（占其商船总量的五分之一）。这样的经济破坏对尼德兰和英格兰造成了重大影响。1625年英国和尼德兰的反击仅限于一次失败的袭击加的斯和一次更加失败的驰援法国新教徒。同年热那亚成功击退了法国和萨伏依的联合进攻，尼德兰人也被赶出了巴西的巴伊亚（Bahia）。

考虑到这次胜利，西班牙开始在塞维利亚设置官员负责被称作“北国海军部”（Almirantazgo de los Países Septentrionales）的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是认证从北方进口到西班牙的货物的原产地，其目标是禁绝冒充法国和德意志商品偷运进来的尼德兰商品。1625年西班牙启动了一项新的工程——建造连接威悉河以南的莱茵河与马斯河（Maas）的运河，计划在芬洛与马斯河相交，世称欧亨尼娅运河（Fossa Eugeniana），希望能分流共和国的商贸。然后马德里和维也纳开始讨论在北海与波罗的海建设一支哈布斯堡反尼德兰海军。马德里的目的是实现对尼德兰经济的全面封锁；维也纳的目的是开发东弗里西亚和易北河的港口，为帝国国库创造一项永久性的收入来源，对帝国内的教会领地以及将来对教会机构强制推行帝国主导的天主教解决方案。

有了波希米亚的战利品和可以预期的帝国永久性收入来源，斐迪南决定再组织一支军队。1625年4月，斐迪南任命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为新军的指挥官，命令他在下萨克森招募2.4万人。华伦斯坦是波希米亚的一个小贵族，他在马蒂亚斯皇帝的军队中崛起，改宗天主教并积累了军事经验。帝国在波希米亚的财产罚没和货币贬值让他发了财，他成了这一地区最大的地主、帝国内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用自己借的钱招兵买马。佛兰德斯的加尔文宗信徒汉斯·德·维特（Hans de Witte）是他的财团合伙人，也曾从波希米亚的货币贬值中获利，他对华伦斯坦在波希米亚等地的资产有信心。所以愿意动员其他加尔文宗金融家向华伦斯坦贷款，并且负责华伦斯坦作战所需的军械、弹药、粮食的供应合约。在德·维特的帮助下，华伦斯坦还把钱贷给皇帝。作为回报，他在弗里德兰（Friedland）的领地被升为公国，由此他也成了帝国诸侯的一员。华伦斯坦的军队也是一项投机事业，只是比同时期其他人的规模更大。

丹麦与帝国的命运

天主教国家利益的汇合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新教宫廷里，流亡贵族讲述宗教压迫的经过，声称自己遭遇的事必将落到其他地方。得到皇帝的保证因而在冲突中置之事外的国家（比如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开始思考帝国的命运。就连天主教选帝侯也变得紧张起来，他们抱怨在他们领地上的西班牙军队，担心被卷入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冲突。斐迪南皇帝和华伦斯坦将军在布鲁克签订秘密协议（1626年11月），允许华伦斯坦占领帝国领地并向它们索取贡金以支持自己的军队，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得知此事怒火中烧。随着皇帝的意图变得越来越危险，天主教国家的利益开始渐行渐远。

帝国的事态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丹麦。丹麦的奥尔登堡家族在王位空缺和一场内战之后于1536年登上王位，它利用宗教改革巩固了对丹麦、挪威和冰岛的权力，变成了一个地区性强权。奥尔登堡王朝的成功有两个秘诀，一是与贵族合作，二是占据波罗的海入口的战略要冲。随着波罗的海的海上贸易逐渐增长，丹麦越来越想要把它变成自己的内海（mare clausum）。1565年丹麦第一次实行自己这方面的权利，接着它开始对通过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errak）的船只征收通行费（1567年起征收货物价格的2%）。商船被迫到赫尔辛格（Elsinore）向王室城堡克伦堡（Kronborg）缴费——克伦堡重建于1585年，是丹麦国王实力的象征，通行费直接送往国王的金库。

克里斯蒂安四世1596年加冕为丹麦国王，继承了一个健康的国库。自幼学习统治的他带着巨大的热情迎来自己的亲政。他启动了野心勃勃的工程——建立新市镇，开辟新产业，出资探索格陵兰和远东。丹麦海军成了波罗的海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不过其他国家也在挑战它的制海权。从16世纪60年代起，瑞典、俄国和波兰为东波罗的海沿岸展开了激烈竞争。瑞典与波兰陷入敌对关系。由于克里斯蒂安四世拒绝放弃对瑞典王位的王朝继承权，而且丹麦领土从南面和西面包围了瑞典，因此丹麦和瑞典的关系也紧张了起来。丹麦和瑞典也在竞争北极圈内的挪威陆地，两国国王都自称拉普人（Lapps）之王，争夺通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巴伦支海航运控制权。在1611—1613年的卡尔马战争（Kalmar War）中，丹麦只用短短18天就攻下了瑞典唯一的北海港口埃尔夫斯堡（Älvsborg）。1613年1月签订的《克奈勒德和约》（Peace of Knäred）巩固了丹麦在波罗的海和挪威北部的优势地位。瑞典用相当于10桶黄金的100万瑞典元作为赎金换回了埃尔夫斯堡。克里斯蒂安四世在波罗的海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帝国的问题了。

丹麦国王也是帝国诸侯（因为兼任荷尔施泰因公爵），他与不来梅、费尔登（Verden）、奥斯纳布吕克这些主教辖区有王朝关联，皇帝改变世俗化教会领地状态的做法威胁到了他的权利。不来梅和费尔登控制了威悉河与易北河的入海口，克里斯蒂安正想在那里实施他的重商主义大计。当帝国法庭在1618年宣布汉堡是“自由市”（free city）时，克里斯蒂安决定建立新城格吕克施塔特（Glückstadt）来抑制汉堡的海运事业。[3]哈布斯堡对尼德兰实施的北海–波罗的海经济战直接伤害了丹麦经济。

克里斯蒂安对皇帝在德意志北部增强军事存在感到十分不安，但他的御前会议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参与德意志事务是一种分心，会让瑞典有机可乘。所以1625年他向皇帝宣战时不是以丹麦国王的名义，而是以荷尔施泰因公爵的名义援助下萨克森行政圈（Lower Saxon Circle）的地方防御联盟。克里斯蒂安出师不利。1625年7月他和他的马从哈默尔恩（Hameln）城墙上摔了下来。他好几天都不省人事，外界谣传他已经死了，于是蒂利伯爵相信可以迅速克敌制胜。后来克里斯蒂安恢复了过来，第二年在下萨克森战役中与蒂利伯爵和华伦斯坦的联军作战，不过他的外国盟友（尼德兰和英格兰）让他失望了，战事进展不顺。他发起反击但未能成功，只好全面撤退，当他退到哈茨山脉（Harz Mountains）脚下的巴伦山麓卢特（Lutter am Barenberge）时发生了大溃败。半数士兵被杀、被俘或负伤，高级军官战死，国王本人差一点就被俘虏。下萨克森的反抗力量随之崩溃。1627年9月，华伦斯坦和蒂利伯爵的军队侵入荷尔施泰因，进而正面进攻丹麦。华伦斯坦成了梅克伦堡公爵，现在他可以用梅克伦堡负担他的债务，支持他巨大的军队，他的兵力达到了13万人。

皇帝在帝国内至尊无上变成了真正可以期待的前景。哈布斯堡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扼杀尼德兰商业的计划现在已经具备可行性。华伦斯坦得到了“大元帅”（Generalissimo）和“大洋与波罗的海统帅”（General of the Ocean and Baltic Seas）的头衔。他开始在日德兰半岛地峡修建运河，这样船只就可以不用缴纳丹麦在厄勒海峡（the Sound）征收的通行费。他选择梅克伦堡港口维斯马（Wismar）作为海军基地开始建造海军。海军完工之前，波罗的海边的波美拉尼亚小港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拒绝接受华伦斯坦的驻军，1628年5月，他下令炮击施特拉尔松德。他可能低估了这座城镇极其适于防守的战略位置，四个月之后，瑞典和丹麦的援军前来救援，华伦斯坦的军队只好撤退。这次逆转以及丹麦海军完好无损的事实给了克里斯蒂安勇气，他在海上发起反击。帝国战略家们希望把舰队留给帝国将来的事业使用，所以在吕贝克与丹麦国王签订了体面的和约，把他的所有世袭领地——世俗化的主教辖区除外——都还给了他，反正这又不用花一分钱。

1629年3月，斐迪南对被世俗化的教会领地颁布了《归还教产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他的耶稣会士告解神父威廉·拉莫尔迈尼（Wilhelm Lamormaini）向他保证这样的解决方案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保证我们会迅速取胜，他在推动我们前进。”帝国副首相彼得·海因里希·冯·施特拉伦多夫（Peter Heinrich von Stralendorf）起草了敕令文本。表面上看，这个敕令只不过是对《奥格斯堡和约》的一个解释。事实上，它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立法，而且并未得到任何帝国议会的批准就作为帝国法律颁行。它在强制推行天主教对“保存教会领地”条款的解读——要求帝国内的教会君主如果在1552年后改宗路德派的话应当放弃教会领地。条款所指的世俗化曾经大规模发生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世俗化已经得到了认可，在君主继承和土地转移中变成了合法行为。然而，17世纪20年代的军事成功使天主教在莱茵兰这样的地区有条件要求归还教产，而天主教世俗统治者早已开始利用这一既成事实。皇帝用敕令来约束这个已经开始的过程，并且通过强调他本人作为仲裁者的角色来重申帝国的权威。

敕令威胁到了德意志北部15个主教辖区的（新教）主人和德意志北部到中部——地广人稠，收入丰厚——500座富庶的修道院的拥有者。截至1630年底，5个主教辖区和120座修道院已经被帝国专员在华伦斯坦军队的支持下收回。华伦斯坦1628年开始收回自己治下的马格德堡的修道院，城市随之爆发了叛乱。吕贝克和汉堡这两座最重要的汉萨同盟独立城市的代表告诉华伦斯坦，这种做法损害了他们与他的商业合作：“敕令不能继续……不能就这样简单地撕毁宗教和约。”1629年11月，华伦斯坦向帝国战争委员会（War Council）委员长龙巴尔多·科拉尔托（Rombaldo Collalto）回信，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敕令“把所有非天主教徒都推到了我们的对立面”。三个月之后他又写道：“他们的怨恨太深了，他们都说如果瑞典人（指古斯塔夫·阿道夫）来的话他们愿意为他战死。”

敕令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哈布斯堡可以利用广泛的教会圣职任命权来引诱诸侯和领地为皇帝效力，这种圣职任命权的力量是非常明显的。萨克森因为在波希米亚叛乱时支持皇帝得到了卢萨蒂亚。勃兰登堡的加尔文宗选帝侯的政策掌握在他的宠臣亚当·冯·施瓦岑贝格伯爵（Count Adam von Schwarzenberg）手中。后者利用他在维也纳的人脉帮助公爵继承了波美拉尼亚，帮助自己得到了在马格德堡和克累弗的圣职。华伦斯坦在德意志北部各地驻军1.2万人，同时向波兰派遣了1.5万人在波兰战役中牵制古斯塔夫·阿道夫。他还派出1.7万人去尼德兰支援西班牙，1628年尼德兰截获西班牙白银船队，西班牙军队出现了哗变的风险。在这笔天降横财的帮助下，尼德兰在1629年4月开始包围斯海尔托亨博斯，围着它的运河与水闸修了一条长达40公里的堤坝。尼德兰人抽干堤坝里的水，趁机推进，迫使这座西班牙边境要塞中的重要堡垒投降。

帝国在德意志北部的控制十分脆弱，拜特伦·加博尔袭击匈牙利的风险一直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华伦斯坦不想再生事端。然而皇帝和维也纳的帝国战争委员会要他调集1.4万人的军队准备在意大利北部开战。1627年圣诞节这天，曼托瓦与蒙费拉托公爵温琴佐二世·贡扎加（Duke Vincenzo II Gonzaga of Mantua and Montferrat）去世。他的封地理论上是帝国的采邑，而且他没有子嗣。他知道自己身体欠佳，所以事先写好遗嘱，将侄女玛丽亚·贡扎加（Maria Gonzaga）立为继承人，并且把她嫁给远房亲戚讷韦尔公爵卡洛·德·贡扎加，肥水不流外人田。就在他离世的那天，婚礼在曼托瓦举行。讷韦尔公爵是法国宫廷的常客，他继承曼托瓦和蒙费拉托威胁到了西班牙在意大利北部，特别是在相邻的米兰的地位。

西班牙哈布斯堡得到了另一个有权继承爵位的人，声称讷韦尔公爵鸠占鹊巢，并且在1628年春派兵包围卡萨莱（Casale）堡垒。西班牙本打算速战速决，却被拖成了一场超过一年的长期战。法国军队翻过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在1629年2月解了卡萨莱之围，但是当年夏天西班牙再次发起进攻，而且请求皇帝助战。斐迪南接受请求，派帝国军队出征，在9月包围了卡萨莱，而且他不顾华伦斯坦的反对，命令科拉尔托伯爵龙巴尔多担任指挥官。次年7月帝国军队终于攻进曼托瓦，驱逐了讷韦尔公爵。此前，1630年6月，天主教选帝侯在雷根斯堡开会，已经抗议华伦斯坦权力过大，抗议他在德意志北部的驻军和搜刮。他们要求开除华伦斯坦，把他的军队削减到三分之一。斐迪南二世遵从了他们的意见，在8月免去了华伦斯坦总司令的职位。华伦斯坦本人对帝国事务发展方向已经失望，所以平静地接受了这样的转折。他的银行家汉斯·德·维特则无法保持镇静，选择了自杀。就在一个多月前，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瑞典远征军登陆施特拉尔松德。

法国新教党的灭亡

亨利四世被刺杀之后，新教使团在安德烈·里韦（André Rivet）牧师的陪同下觐见路易十三和他的母亲玛丽·德·美第奇表示忠诚。使团中有一位军旅诗人阿格里帕·德·奥比涅（Agrippa d’Aubigné），他讲述了自己当初如何因为不肯在国王面前屈膝下跪冒犯到王后和廷臣的事。他的表态吓坏了里韦，里韦因为恐惧，几乎没法把效忠宣言读完。德·奥比涅解释说他并非想要对国王不敬，特别是在最近国王遇刺的环境下，他对国王是怀着深挚的“尊敬”的。他想说的是（新教）贵族“天然”服从他们的统治者，无须（像天主教徒那样）溜须拍马。胡格诺党（party）鼓励的对权力的态度让人想到基督教共和国。既然和平已经实现，现在胡格诺党的代表大会（按照菲利普·迪普莱西–莫尔奈的说法）存在的目的就是推进新教教会的“共同利益”。他不认为这与王国整体的“共同利益”之间存在什么矛盾。他指出代表大会对维持和平、选举代表在法国宫廷代表他们的利益、使法国新教徒融入公民社会至关重要。基于这些理由，1611年摄政太后玛丽勉强同意在迪普莱西的要塞城镇索米尔（Saumur）召开代表大会。

然而，法国政治走上了相反的方向。接连两位国王遇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公共情绪，而保王派宣传家和高卢派教会官员利用了这种情绪。亨利四世成了一名为国捐躯的波旁英雄。1614—1615年，在为了预先阻止王族（孔代亲王亨利）发动贵族叛乱而召开的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开篇即提出“基本法”——法国之内除了法兰西国王的权力之外再无别的权力。太后礼貌地搁置了陈情书（cahier）余下阐述改革的部分，宣布三级会议散会，1789年之前再未举行过三级会议。玛丽·德·美第奇把曾在前朝尽享尊荣的新教显贵拒之门外，于是这些人有意与其他对现状不满的贵族结成盟友。1615年11月，路易十三娶了腓力三世的女儿奥地利的安娜（Anne of Austria），新教徒相信法国已经走上西班牙哈布斯堡的轨道了。

新教党分成两派，一派相信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是谈判（被蔑称为政治家派），另一派认为对抗才是最好的防御（强硬派——fermes、acharnés）。因为没有一个正式的保护者，所以新教党的大贵族们——东南部的布永（Bouillon）公爵、多菲内的莱迪吉埃（Lesdiguières）公爵、西南部的拉福尔斯（La Force）公爵等——利用自己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与他人竞争新教党的领导权。有些人觉得王室年金和在路易十三的宫廷有一席之地更令人惬意，久而久之便改宗了天主教。1620年，国王出兵把贝阿恩并入法兰西王国，迫使新教党立刻做出抉择。这个比利牛斯山区的子爵领是纳瓦拉的亨利的世袭领地的一部分。[4]在一次失败的叛乱和入侵之后，亨利的母亲让娜·德·阿尔布雷通过国家行为完成了贝阿恩的宗教改革。新教寡头政权通过等级会议管理国家事务，保护了贝阿恩的语言和传统，萨利克法典在这里不适用，君主在这里可以被问责。

把贝阿恩并入法国意味着否定这些传统，削弱贝阿恩新教徒的特权地位。1620年路易十三驾临贝阿恩首都波城（Pau），这是一场天主教的胜利游行。贝阿恩的新教寡头惊恐不安，呼吁他们的法国新教同志前来援救。法国新教徒认为这件事与德意志和莱茵兰的事态存在联系。他们知道自己内部分裂，军事上也没有做好准备，但是感到必须铤而走险，于是拿起了武器，领导他们的是谋略过人的罗昂公爵亨利和不如他能干的弟弟苏比斯（Soubise）公爵本雅明。国王用了五场战役和十年的战争才把胡格诺派的军事力量彻底消灭，但是主要任务已经在1621—1622年头两年的南法战役完成了，许多新教要塞在这场战役中被摧毁，只剩下失去了掩护的拉罗谢尔、蒙托邦（Montauban）和蒙彼利埃作为从前实力的遗存，这几座要塞现在内部分歧严重，充满了绝望。1628年，黎塞留枢机主教阿尔芒·迪·普莱西（Armand du Plessis）对拉罗谢尔发动了残酷的进攻。他下令搭建了12公里长的围城工事和29座堡垒。为了防止城市从英格兰或尼德兰的新教徒那里得到支援，4 000名工人用装满卵石的沉船建造了一座1.4公里长的围墙。围城持续了14个月，英格兰和尼德兰的援救行动没有成功，1628年10月拉罗谢尔投降。

罗昂公爵在1629年6月的《阿莱和约》（Peace of Alais）中将蒙托邦和蒙彼利埃交给路易十三，牺牲了胡格诺派的政党和军队以换取国王再次保证他们拥有《南特敕令》赋予他们的宗教特权。巴黎为攻陷拉罗谢尔举行了盛大的狂欢，庆典的高潮是12月23日穿过12道凯旋门的胜利大游行。官方节目单的扉页描绘了国王坐着接见下跪的巴黎官员的场景，画面外围是奥尔良公爵和苏瓦松（Soissons）公爵。透过背景里的窗户可以看到拉罗谢尔冒烟的残垣断壁。四名官员直勾勾地看着读者，提醒读者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罗昂公爵带着四箱书逃到了威尼斯，过上了流亡者的生涯。被迫赋闲的他开始提笔讨论政治。他的书库包括马基雅弗利和圭恰迪尼，也包括西塞罗、塔西佗和新斯多葛学派的经典著作。他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与严格意义上的加尔文宗并不相同，虽然他对胡格诺派的事业矢志不渝，但这种忠心不是激发他造反的唯一理由。他说造反是因为对西班牙刻骨的仇恨，西班牙的“利益在于迫害新教徒，用赃物抬高自己的地位”，而法国的“利益”在于理解“由此引发的弊害”。他的战争是冷酷无情的，这反映了四分五裂的法国新教运动陷入的绝望局面，他对此不抱任何幻想。有人批评他在1620—1621年向詹姆士国王寻求外援，他说他很确定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以后也会被谴责。他明白基督教道德在政治和战争的场域里是说不上话的，他活在一个政治和军事“革命”的世界里，“革命”不讲“规则”的。他心目中的英雄都是反抗者——亚西比德（Alcibiades）、恺撒，甚至包括天主教的吉斯公爵——他们只有在没能服从自己行为的逻辑时才会被人批判。他拒绝仁慈的美德，他写道：“让我们犹豫退缩的是缺乏决断、缺乏勇气这些恶习，而不是真正的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因此我们经常用最低劣的美德（怜悯）来掩盖自己的恶习。”黑铁世纪铸就了黑铁般的灵魂。

[1] 一般认为雷利被判处死刑的原因时他在圭亚那探险时手下袭击了西班牙的殖民点，西班牙大使贡多马尔伯爵强烈要求詹姆士严惩这种破坏英西和议的事情。——译者注

[2] 准确地说，鲁普雷希特三世（1353—1410）虽然在1400年被选为罗马人民的国王，但是因为当时的皇帝瓦茨拉夫四世不肯让位，所以从未真正做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3] 格吕克施塔特位于拉贝河下游比汉堡更靠近河口的地方。——译者注

[4] 贝阿恩1464年之前是子爵领（viscountcy），1464年之后是亲王国（principality）。——译者注

第十八章

大战

意想不到的后果

1627—1630年，千百公里之外的不同战场发生了多次围城战，包括施特拉尔松德战役（1628年5月—8月）、卡萨莱战役（1628年春—1629年3月）、拉罗谢尔战役（1627年9月—1628年10月）、斯海尔托亨博斯战役（1629年4月—9月）、第二次卡萨莱战役（1629年9月—1630年10月）和曼托瓦战役（1629年11月—1630年7月），它们是欧洲各地进行的消耗战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战局和它们引发的政治与战略后果一样难以逆料。

为了避免攻城“不可避免的流血”（这是华伦斯坦自己的说法），避免损害与汉堡和吕贝克的关系，避免破坏亲帝国派的计划，华伦斯坦选择通过和谈来结束施特拉尔松德之围。这让施特拉尔松德可以与古斯塔夫·阿道夫签订20年期的盟约，成为瑞典两年之后进军北德意志的桥头堡。正当枢机主教黎塞留的拉罗谢尔之围结束的时候，刺杀查理一世宠臣白金汉公爵的那个愤愤不平的中尉在泰伯恩（Tyburn）被处以死刑。约翰·费尔顿（John Felton）被欠了80英镑的兵饷，又在1626年前往雷岛（Île de Ré）[1]救援法国新教徒的远征中负了伤，1628年8月23日，他在朴次茅斯刺杀了白金汉公爵，他宣称（根据他帽子里缝的信的一个版本）：“这个人是个卑鄙的懦夫，他不愿为他的上帝、他的国王、他的国家之荣耀献身，不配被称为绅士和军人。”公众为白金汉公爵的死欢呼雀跃，这背后对国王的不信任打碎了查理在1628年与英格兰议会谈判的希望。两次试图破解拉罗谢尔之围，两次失败，英法战争（1627—1629年）耻辱地走到了终点。英格兰在三十年战争中选择善意中立——意思是暗地里协助西班牙，这是黎塞留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拉罗谢尔之围同样伤害了法国在1624年《贡比涅条约》（Treaty of Compiègne）中与尼德兰缔结的联盟，尼德兰越发担心法国是个靠不住的盟友。

尼德兰攻陷斯海尔托亨博斯结束了西班牙和尼德兰之间的和平外交试探。这座城市不仅是一座军事堡垒，也是北布拉班特主教辖区的主教座、马斯河的门户。斯海尔托亨博斯周边以天主教徒为主的米埃莱（Meierij）地区现在落到了尼德兰手中。从这时起，尼德兰共和国内开始有了少量天主教徒人口（1632年尼德兰夺取马斯特里赫特之后就更显著了），西班牙决心保护这些人的宗教和利益。马德里称这一地区的民事管辖权仍然属于布鲁塞尔，天主教徒的属灵管辖权不容尼德兰人插手，任何处理教会财产的行为都必须经过帝国内的教会领地讨论。斯海尔托亨博斯的陷落使和平更加遥遥无期。

北意大利围城战的失败也使欧洲战局变得更加复杂。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知道西班牙的曼托瓦战争是一场赌博，1627年他写道：“（这场战争）将决定这个王国的命运。”皇帝已经拿下了德意志北部，西班牙已经掌握了在尼德兰的攻势。法国已经在1626年3月5日与西班牙议和，签订了《蒙松条约》（Monzón），解决了双方在瓦尔泰利纳的分歧，目前正在与国内新教徒公开作战。不过到1630年，情况开始变得对西班牙不利。把斯皮诺拉将军的部队撤到北意大利严重破坏了对尼德兰的攻势。尼德兰1628年捕获西班牙的珍宝舰队引发了人们对西班牙再次破产的恐惧。卡萨莱和曼托瓦分散了德意志北部的帝国军队，让瑞典人在1630年有机会在德意志占据立足点。法国干涉北意大利使法国和西班牙与奥地利两国的哈布斯堡家族不可避免地要再次开战。消耗战的胜利取决于一方取得足以迫使另一方求和的战略优势，但是这种逻辑在实践中敌不过战争意料之外的后果。

从1630年到1648年结束德意志与尼德兰的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谈这段时间，意外层出不穷。1630年7月，在法国的财政和外交支持下，瑞典武力干涉德意志，给外交、军事、政治方程增添了新的变量。1635年5月，法国向西班牙哈布斯堡宣战——一年之后法国以类似的宣言对奥地利哈布斯堡宣战——又增加了新的变量。瑞典的问题是，如何在北德意志领地中以及在整个欧洲形成稳定的联盟，以做到迫使皇帝接受它们的意愿，达成恢复帝国自由的和约，同时“清偿”（satisfaction）这次干涉为瑞典带来的债务。法国被迫同时在多条战线进行消耗战，哪里有反哈布斯堡情绪，法国就与哪里的人联合。法国外交官从瑞典人那里学到了新国际秩序的概念，在新国际秩序下，德意志各个邦国的自由受到一个自我维持的体系的保护。枢机主教黎塞留（和他之后的马萨林）的困难在于使别人相信这个新秩序的目标不是瓦解哈布斯堡霸权后用法国霸权取而代之。

中欧十年的战火使一大批人流离失所，他们大多数是新教徒，分散于德意志北部、波兰南部和尼德兰。对他们财产的重新分配造成了各方利益的冲突。军事行动的规模使军械、弹药和装备的供应商可以从持续冲突中渔利。野心家用久经沙场的老兵组建军队，任何最终计算都必须满足为这些军队提供贷款和补给人的需求。作战时主要靠掠夺敌方给养维持的军事机器的难题在于把作战控制在一个适应消耗战需求的规模内，不要消耗过多资源以至于不得不退出战场，同时在终战和谈时保证军队的利益。军事机器以国家的名义作战，国家必须保障军事机器的资源补给，战争造成的后勤和财政压力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国内叛乱和革命。17世纪30到40年代，战争成本在中欧节节攀升。

政治军事外交方程变得越复杂，冲突的主题也变得越发多样化。《归还教产敕令》在帝国内造成的政治僵局、哈布斯堡帝国和西班牙对利益毫不掩饰的追求、后期法国对霸权的渴望、不断扩大的物质毁灭，这一切都表明冲突其实无关基督教世界的存续。西班牙评论家公开鄙视法国的犬儒主义。法国国王被邪恶的枢机主教们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些枢机主教想要联合奥斯曼人、尼德兰人和瑞士人——“信仰、基督教人民、列王和天主教会的敌人”。法国提出的新国际秩序忽视了“德意志民族”（German nation）的重要性，掩盖了法国的扩张主义。1640年后，法国支持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的叛乱，宣传家弗朗切斯科·克维多（Francesco Quevedo）哀叹说法国正在“通过播撒纷争……对整个基督教世界”掀起非正义战争。腓力四世宣称马萨林是“基督教世界灾难的始作俑者”。

17世纪20年代国际政治中信条化的世界观重出江湖，但是没有持续多久。到30年代，已经很难再把国际冲突解读为两种派别的基督教之间的冲突。新教徒内部的分裂格外明显，许多路德派对加尔文宗积极分子的疑心不亚于对热衷干涉的天主教徒的疑心。皇帝很依赖新教诸侯的中立（甚至积极支持），比如黑森–达姆施塔特方伯（Landgrave of Hesse-Darmstadt）、勃兰登堡选帝侯和萨克森选帝侯。同样，不是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坚定不移地与新教斗争。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遵循的是自己的王朝利益和领地需求，17世纪20年代他的利益与皇帝的利益一致，而到40年代又出现了背离。新教的宣传把耶稣会渲染成致力于征服新教的一股秘密而统一的势力，但是耶稣会士其实同听他们传道的这个世界一样充满分裂。

为斐迪南皇帝和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出谋划策的御用告解神父——威廉·拉莫尔迈尼和亚当·康岑（Adam Contzen）——的继承者现在主张与新教徒和解，放弃任何命运前定的念头。就连皇帝斐迪南二世（他的信件有时暗示他在进行一场帝国内部的十字军东征）也敦促华伦斯坦大元帅要像敌人一样在公开声明中拿“宗教作为借口”（praetextum der Religion）。1632年阿克塞尔·奥克森谢尔纳提醒瑞典国务委员会，瑞典之所以参战“不是出于宗教问题，而是拯救公共国家（status publicus）的问题，宗教问题是放在后者内部理解的”。维也纳耶稣会士约翰内斯·甘斯（Johannes Gans）、慕尼黑耶稣会士约翰内斯·韦尔沃（Johannes Vervaux）和耶稣会总会长穆齐奥·维特莱希（Muzio Vitelleschi）都体会到修会过度拥戴或批判特定诸侯的政策会产生什么后果。黎塞留令巴黎耶稣会士让·叙弗朗（Jean Suffren）和尼古拉·科桑（Nicolas Caussin）确信他们的任务是支持政府的政策，而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的告解神父弗朗西斯科·阿瓜多（Francisco Aguado）认为西班牙的战争是一场属灵试炼，法国天主教徒和尼德兰新教徒一样都是魔鬼派来诱惑西班牙的。战争双方的军事机器都依靠跨教派边界的信贷来源和供给来源。宗教变成了一种国家理性，被用来点缀公共宣言，强化宣传运动，为冲突提供合法性，然而它造成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国际政治方程和各方复杂的利益使人们更加难以设想在什么场合如何进行和谈。基督教世界的国际秩序已经不复存在，尼德兰等新教强国拒绝教皇的调解，帝国议会等机构已经荒废，皇帝不愿意为帝国各方谈话创造场合。1630年6月，天主教选帝侯在雷根斯堡开会，第一项议程是“整体和平”（general peace），但实际上会议从未讨论过它。1632年，维也纳主教、帝国议员安托万·沃尔法特（Antoine Wolfath）建议所有天主教国家派出代表在中立城镇召开国会。皇帝对此没有兴趣，他更倾向于与帝国内各强权单独“和谈”（compositions）。1635年初，黎塞留宣布路易十三可以派出法方特使参加和谈，只要腓力四世也参加，不过数月之后法国就对西班牙宣战，这次提议石沉大海。1636年，教皇主动提出调停科隆战争，但是调停从未实现。战略计算使各方相信继续战争对自己更加有利。

直到平衡发生改变，消耗战造成的内部压力强大到再也无法忽视，帝国、瑞典、法国的外交官才在和会框架上达成共识。1641年12月的《汉堡条约》（Treaty of Hamburg）确定了和会的范围。和会将在天主教的明斯特和多教派的奥斯纳布吕克举行，教皇国和威尼斯担任会议召集人。这两座城市和它们之间的道路都会被中立化——会谈期间这一地区在形式上不再臣属于皇帝。食物供应受到保护，安全措施部署到位，帝国邮政覆盖了这两个地点。每个人都知道和谈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它确实持续了很长时间。大约七年之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1648年9月尘埃落定。

意见主宰世界

1641年，波希米亚版画家瓦茨拉夫·霍拉（Wenceslaus Hollar）创作了一幅题为《意见主宰世界》（The World is Ruled & Governed by Opinion）的宣传画。他描绘了“意见”（一个反复无常的女人坐在树上，头上顶着巴别塔，大腿上放着一个地球）和名为“旅行者”（Viator）的骑士对话的情景。一个巡游小丑把墨水倒在树根上，树上长满了传单，像树叶一样落得到处都是。这幅画讽刺的是在英格兰内战前夕的狂热氛围中，随着出版同业公会（Stationers’ Company）和国王对出版物监督的瓦解，报纸和宣传册起到了破坏社会稳定的作用。新闻印刷业放大、分化和扭曲了欧洲的冲突。之所以很难分清冲突各方的动机和效果，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必须不仅用武器交战，也要用言语交战，这扩大了适于对外宣传的动机和深层次的现实之间的距离。布莱兹·帕斯卡尔因为反耶稣会引发的争议所以热衷于参加论战，他对霍拉的画做出了回应，他在《思想录》（Pensées）写道：“主宰这个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权力，可是意见利用了权力。”

17世纪初定期印刷的报纸的出现加深了这种利用的程度。1618年时，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等几个城市已经出现了这种报纸。三十年战争提升了报纸的发行量，到1648年，欧洲有了30种周报，总体发行量估计达到1.5万份。它们多数都是外交、军事、政治事件的摘要，并不刊登异象和奇人的事迹，那些是宣传册作家的招牌。报纸发行的目的是为需要理解身边复杂事态的读者提供全欧洲范围的最新时讯。将军们除了读报之外也有私家信源，大使们把自己写的报告摘编成册。一份报纸流传得越广，越能把自己出版的资讯信息出售给多个媒体，扩大信息的覆盖面。当时的人可以在更宏观的背景下理解时事。报纸不仅反映了战争的各个方面，而且随着起义和叛乱占据报纸的版面，报纸也反映了对17世纪40年代欧洲全面震颤越来越强烈的的认知。

然而，想要区分报纸和其他“谤书”（libels）和“宣传册”（pamphlets）是不可能的。简讯与报纸相辅相成，两种刊物常常是由相同的编辑出版的。《新闻》（Zeitung）、《通讯》（Aviso）、《纪事》（Relation）这些刊物名称表明了出版物的性质，它们并没有把自己跟定期报纸区分开来。斯特拉斯堡出版商约翰·菲利普·阿贝林（Johann Philipp Abelin）1633年首次出版的《欧洲战场》（Theatrum Europaeum）是对1629年《归还教产敕令》以来事件的一次综述。作为配有马特乌斯·梅里安（Matthäus Merian）插图的新闻百科全书，它是通过订阅制销售的。三十年战争的动态为传统宣传册作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遇——贵族授首，领地被夺；英雄失利，意外迭出；大军过处，一片焦土——所有这些都是畅销的新闻，而且随着学术市场的崩溃，宣传册为当时出版业创造的机会与政治宣传的需求融合到了一起。200多种宣传册描述了1631年的马格德堡之劫，把这件事烙进了集体记忆。宣传册最大的作用是通过损害对手的信誉推动战事的发展。顾问和将军（斯皮诺拉、华伦斯坦等）是众矢之的，统治者本身则可以幸免——弗雷德里克五世被逐出普法尔茨失去国君身份后立刻遭到中伤，这个特例恰好佐证了上述规律。

正如帕斯卡尔暗示的那样，掌权者也在利用出版业。当对手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主张时，统治者们抑制住了自己对向普罗大众透露国家秘密的反感。1618年，波希米亚邦联把《申辩》（Apologia）印刷出来传播给国际社会。古斯塔夫·阿道夫1630年写的《宣言》（Manifesto）出版了5种语言共计23个版本。玛丽·德·美第奇身边有一群忠实的宣传家，宣扬她对儿子路易十三的不满。1630年11月的一天，她为了重申对儿子的权威，要求儿子罢免枢机主教黎塞留的职位（其后24小时里她以为自己成功了），这一天被称为“愚人日”（Day of Dupes），从那以后她更是让宣传人员全力开工。贵族和王族——包括蒙莫朗西和加斯东·德·奥尔良（Gaston d’Orléans）——确保他们反抗黎塞留政权的理由被昭告天下，正如黎塞留也聘用天才宣传家向公众解释国家理性需要他掌权。泰奥弗拉斯特·勒诺东（Théophraste Renaudot）在枢机主教的支持下垄断了巴黎报业，他声称《法兰西报》（Gazette de France）是一个独立的声音。事实上，报纸上处处都是枢机主教和国王本人放的料。《法兰西报》成了文学沙龙的必读之物，外省贵族会仔细翻阅《法兰西报》，看自己的子孙是否榜上有名。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报纸已经在公共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英格兰内战时期2.2万种印刷的布道文、宣传册和报纸，与投石党运动期间（1648—1652年）5 000种“反马萨林宣传品”（Mazarinades）保存到了今天，对双方而言，印刷机都是行动工具而非意见工具。

北方雄狮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对德意志的军事干涉拓宽了战场，激化了战争，为后世留下了复杂的遗产。瑞典的资源基础非常单薄（1620年人口不超过125万），行政部门（斯德哥尔摩只有6 000人）和贵族（区区400人）的规模也很小。它的邻国要么比它大，要么比它在波罗的海占有更有利的战略位置。丹麦据守厄勒海峡，是瑞典最直接的威胁。波罗的海对岸的波兰–立陶宛面积是瑞典的6倍，随着谷物贸易的增长，它的河港日趋繁华。波兰和瑞典都声称对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省和立窝尼亚省拥有所有权——里加港和雷瓦尔港（Reval，即塔林）是莫斯科沙皇国夏季的转运口岸。信仰天主教的西吉斯蒙德·瓦萨（1587年被选为波兰国王）1599年被赶下瑞典王位，随之在瑞典与波兰爆发的政治动乱和论战使两国之间陷入了一种在商业、王朝、信条、领土上处处敌对的关系。瑞典与波兰在1617—1618年和1621—1625年两次爆发战争。1626年瑞典侵占了立窝尼亚大部分地区，瑞典军队随后在维斯瓦河（Vistula）河口袭击波属普鲁士。1629年，华伦斯坦向普鲁士派遣了1.2万人的军队，这说明在战败国丹麦无力威胁瑞典利益的情况下，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对瑞典安全造成最大威胁的是神圣罗马帝国。

瑞典王国资源有限，海外盟友也少。它通过征兵制动员了相当高比例的成年男性人口参战，征兵制（utskrivning）提供了一支熟练度不高但（与雇佣兵不同）不用在征召时预付薪水、战斗结束后付清薪水的军队。同样，国王必须自上而下地说服劝诱这些人到瑞典国土之外作战。古斯塔夫国王在政治精英中重新建立起共识，并且改革政府，使财政和司法部门适应战争需求。掌管政府的是阿克塞尔·奥克森谢尔纳伯爵，古斯塔夫十分赏识他的行政才能和战略眼光。1622年奥克森谢尔纳被任命为里加总督（Governor-General），他用里加的港口费填充瑞典国库。1626年，奥克森谢尔纳被瑞典派到埃尔宾担任总督，于是他又对普鲁士故技重施。1628年9月，正是他用这样征到的收入组织了雇佣兵（其中许多人来自苏格兰）防御施特拉尔松德。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目标并不明确，但是他赢得了瑞典国会对他战争的支持，各方都知道作战经费能在德意志那里得到填补。

1630年7月6日登陆波美拉尼亚的远征军规模并不大（1.4万人）。古斯塔夫的宣言由约翰·萨尔维乌斯（Johan Salvius）起草，在施特拉尔松德出版，目标读者是德意志的法学家，特别是帝国公法领域的专业人士。瑞典国王此行的目的是恢复帝国被《归还教产敕令》威胁的“自由”（liberties）。他本人想要的是瑞典的“安全”，保护新教这个问题被搁到了一边。登陆不久后创作的一张宣传画把国王画成马背上的重装骑士，他身边的两个人分别象征正义和真宗教，画的标题是“瑞典约书亚”。这幅画所附的诗第一次把古斯塔夫称作“北方雄狮”（The Lion of the North），呼应了帕拉塞尔苏斯根据《耶利米书》所发的预言。

古斯塔夫的目标和野心随着节节胜利而不断膨胀。他的军队侵占了波美拉尼亚，强迫波美拉尼亚公爵在1630年7月20日签署《什切青条约》（Treaty of Stettin），与瑞典缔结“永久”联盟，让瑞典可以任意使用这一地区的资源。古斯塔夫在德意志北部寻找其他盟友的努力一开始没有取得多少实际成果，只有遭到帝国军队威胁的不来梅和马格德堡市提供支持。到1630年底，瑞典人在巴尔维采（Bärwalde）建立了司令部，1631年1月，他们在这里与法国人签订为期五年的盟约，法国向瑞典提供40万银圆供3.6万人的军队使用，战争目标是“重建受到压迫的帝国政治体”（restore the suppressed Estates of the Reich）。作为回报，古斯塔夫同意保护天主教的敬拜仪式。同年2月，萨克森选帝侯和勃兰登堡选帝侯在莱比锡会见其他新教诸侯，宣布他们在瑞典战争中保持中立。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对瑞典人的到来保持警惕，他与皇帝拉开了距离，1631年5月，他与法国谈判并在枫丹白露签订秘密条约，条约保证无论瑞典如何进攻，马克西米利安都会保留他的选帝侯头衔和领土完整。

战争的规模不断升级，节奏不断加快。最初的焦点是萨克森的新教城市马格德堡，1630年11月，华伦斯坦的接班人帕彭海姆伯爵（Count Pappenheim）率领帝国军包围了这座城市。古斯塔夫答应要保护这座城市，1631年4月之前，他一直指望通过佯攻战术实现这个目标。1631年4月，蒂利伯爵的天主教同盟军抵达战场，加强了帕彭海姆的兵力，1631年5月20日，马格德堡陷落。城破之后，市内燃起熊熊大火，仅有200栋建筑逃过一劫，（烧伤抢掠之后）2万名市民身亡。1632年2月的人口普查显示城中只有449个居民。这场浩劫迫使古斯塔夫主动进攻。面临蒂利伯爵军队的入侵，萨克森选帝侯在1631年9月21日来到瑞典兵营。瑞典和萨克森的军队三天之后在莱比锡以北不远处会师，当天蒂利伯爵占领莱比锡。9月17日，两军在布赖滕费尔德正面交锋——2.4万人的瑞典军与1.8名人的萨克森军对战3.5万人的帝国军。五个小时的激战过后，萨克森人逃离战场，但是古斯塔夫大胜帝国军，后者伤亡大约有2万人，另有3 000人被俘，瑞典军队的损失仅有2 100人左右。整个新教欧洲都在欢庆这场胜利。1632年的宣传画大半聚焦于古斯塔夫本人，将其塑造为基督徒战士楷模和解放者。

1631年9月底，古斯塔夫的军队再次开拔，这次是穿越图林根和弗兰肯前往莱茵兰，那是一个供给充足、交通方便的好地方。瑞典军队在11月27日进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12月22日美因茨投降。一个月后奥克森谢尔纳来到美因茨，建立瑞典的行政和供给指挥部。古斯塔夫自封“弗兰肯公爵”（duke of Franconia），把瑞典控制区视为被占领的领土。瑞典人随意征用物资、征收军费。教会土地被没收，然后被分发给官员和军官作为犒赏，珍贵的图书和艺术品被抢夺并运回瑞典。瑞典人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德意志盟友，不过许多都是被迫与瑞典签订协议，容许瑞典人在本地区征用物资的。主动加入联盟的人不是被废的君主（普法尔茨的弗雷德里克五世）就是寻求保护的弗兰肯小诸侯和莱茵兰城市。黎塞留毫不掩饰自己对瑞典实力上升的警觉，因为瑞典人现在更加接近法国自己的势力范围了。

瑞典的进击对奥地利和西班牙哈布斯堡是一场灾难。腓力四世在普法尔茨的驻军被消灭，“西班牙之路”被破坏。1632年3月，蒂利伯爵在班贝格反击瑞典失败，情况进一步恶化，古斯塔夫现在有理由进军巴伐利亚了。1632年4月15日的莱希（Lech）之战中，同盟军一败涂地，蒂利伯爵身负重伤，5月17日，古斯塔夫和弗雷德里克五世胜利进入慕尼黑。萨克森军队侵入波希米亚，马克西米利安逃到萨尔茨堡，在这种情况下，斐迪南皇帝开始考虑要不要逃往意大利，然而他听从顾问的建议，召回了华伦斯坦。我们永远无法知晓1632年4月斐迪南和华伦斯坦在格勒斯多夫（Göllersdorf）具体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是协议可能授权大元帅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和约，征收自己征服的领地或者特赦这些领地的统治者。在这样的条件下，华伦斯坦召集了一支6.5万人的新军，在纽伦堡包围了古斯塔夫的军队。这座城市早已挤满了难民，古斯塔夫必须承受巨大的伤亡突围。1632年11月16日，他和华伦斯坦的军队在莱比锡西南的吕岑（Lützen）展开厮杀。瑞典是战斗的胜利者，华伦斯坦撤到了波希米亚，可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死在了战场上。

奥克森谢尔纳首相接管了德意志事务的决定权，斯德哥尔摩建立了摄政委员会（Regency Council）辅佐古斯塔夫的女儿兼继承人克里斯蒂娜。面对信任崩溃的局面，奥克森谢尔纳被迫做出大量让步。德意志的伯爵领和主教辖区被“赠送”（donations）给各位军官，作为他们应得的奖励。如何满足保持瑞典军事机器运行的军事野心家的财务需求直到战争结束成了瑞典战略家的心头大事。奥克森谢尔纳希望让德意志盟友承担一些责任来减轻瑞典的负担，但是1633年4月缔结的海尔布隆同盟（Heilbronn League）从来没有实现这一目标。未结清的债务并不是总能核实清楚，就算能核实，债务也太大了，吞噬了越来越多法国和尼德兰提供的被瑞典人交给同盟处置的补助。更糟糕的是，法国减少了它的补助金，而且开始限制瑞典在莱茵河以西的活动。1633年8月，法国军队入侵洛林，到1634年底，法军控制了从巴塞尔到洛林的一大片帝国领地，并在施派尔、菲利普斯堡（Philippsburg）、曼海姆（Mannheim）和特里尔驻兵。最重要的是，奥克森谢尔纳失去了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支持。瑞典坚持要在未来任何终战和谈中以波美拉尼亚作为领地担保，勃兰登堡不能接受。萨克森不愿意在瑞典主导的联盟中当小弟，尤其是领导联盟的是奥克森谢尔纳这个“文秘”（Plackscheisser）的时候。1634年7月，萨克森选帝侯得知瑞典完整的补偿诉求后，向皇帝伸出了橄榄枝。

对华伦斯坦1633年没有乘胜追击的一个解释是，他想要引诱萨克森回到帝国的怀抱。华伦斯坦最令人费解的事就是他作为帝国大元帅与瑞典和萨克森的谈判。他的外交操作加上他没有援助巴伐利亚为越来越多身在维也纳的批评者提供了攻击他的弹药，他们的主使者是皇帝的告解神父耶稣会士拉莫尔迈尼。西班牙正准备向帝国派遣援军，同华伦斯坦争夺帝国内天主教军队的总指挥权。华伦斯坦知道坊间流传着针对他的阴谋，1634年1月12日，他在皮尔森（Pilsen）要求属下向他个人效忠，这个消息被他的政敌抓个正着。斐迪南下令抓住华伦斯坦，死活不论。华伦斯坦逃到埃格尔（Eger），显然正在试图投奔萨克森人，1634年2月25日，他在埃格尔被一名卫戍军士兵刺杀。瑞典人把这件事大书特书，作为劝说摇摆的德意志盟友的又一个例证，即不能信任皇帝。

《布拉格和约》

斐迪南二世如今把帝国军的指挥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后来的皇帝斐迪南三世）。1634年9月，帝国军与枢机主教王子（Cardinal Infante）率领的西班牙援军会合，在讷德林根之战（1634年9月5—6日）中合力击败了瑞典军队和其新教盟军。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指挥的海尔布隆同盟军实力大减，瑞典军队被大量歼灭。数月之内，被盟友抛弃的瑞典在德意志的军事优势完全崩塌。1635年8月，奥克森谢尔纳在马格德堡被讨薪的瑞典官兵囚禁了起来。瑞典军队撤到了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这些省份早已被战火化为焦土。1634年11月，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Johann Georg）与皇帝的谈判代表在皮尔纳（Pirna）签订了初步条约，这份条约成了1635年5月30日《布拉格和约》（Peace of Prague）的基础。

和约签订的战略背景是，1634年10月，奥地利哈布斯堡与西班牙在埃伯斯多夫（Ebersdorf）签订帝国条约，恢复双方的合作，承诺皇帝会帮助西班牙对抗它的敌人。它首要的敌人是尼德兰，1635年2月8日，尼德兰与法国缔结攻击性联盟。但是，4月到5月间洛林公爵查理发动进攻想要夺回自己1633年被法国占领的公国。而法国唯一的选帝侯盟友特里尔选帝侯在自己的城市遭到拘禁，这可能是布鲁塞尔下令指使的。4月5日，法国决定对西班牙宣战。皇帝准备在莱茵河进行一场大战，他愿意在《归还教产敕令》上做出一些让步以在帝国内部争取更多支持。

和约一开始是与约翰·格奥尔格选帝侯的双边协议，后来通过与其他选帝侯和教会君主的协约而不断扩展。和约从未得到等级会议讨论或批准，斐迪南说他不能召开等级会议，因为有可能遭到法国干扰。和约条款暗示——尽管有妥协——它是皇帝对帝国施加影响的许可证，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和瑞典人说他们会为了“德意志的自由”（German liberties）与皇帝继续战斗。博吉斯拉夫·菲利普·开姆尼茨（Bogislav Philipp Chemnitz）是在德意志为瑞典做宣传的重要人物，他批评萨克森选帝侯玷污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神圣记忆，伤害了他的德意志根基。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支持这项协议，因为他得到了一些让步，为了这些让步他同意解散天主教同盟军，另外组建一支听从皇帝指挥的军队。

协议对曾经起兵反抗皇帝的人做出有选择的大赦。普法尔茨选帝侯、符腾堡公爵、黑森–卡塞尔方伯和其他莱茵兰伯爵不在大赦之列，所有从波希米亚和哈布斯堡世袭领地流亡的人也被排除在外。黑森–卡塞尔方伯不被特赦很重要，因为方伯威廉五世（Landgrave Wilhelm V）属于加尔文宗，是加尔文宗信徒的代言人，而且拥有自己的军队。和约失败的原因就是它没有让帝国内足够广泛的当事方参与进来。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做出某些让步，但如今年老多病的斐迪南皇帝相信，为了维护皇帝权威绝不能做出那些让步。

和约涉及的让步需要维也纳24位神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的同意。教皇特使支持的拉莫尔迈尼和其他8位耶稣会士票数不敌受西班牙使节支持的多数派，后者认为妥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得到大赦的人40年内不受《归还教产敕令》的辖制。在颁行大赦的条件下，各方确定了一个终结论战的日期（1627年11月12日），也就是说将1627年定为标准年（Normaljahr），以1627年的情况作为决定教会领地和被侵占地产的争议的基准。各方可以继续就这些地产的争议进行辩论，但是即便达不成共识，已经签署的和约依然生效。事实上，《归还教产敕令》被永久性地中止了，教会圣职任命权曾是敕令将神圣罗马帝国重塑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关键，而皇帝失去了它。

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成了和约在帝国的代言人。他被允许保留自己独立建制的军队，不过必须听从皇帝的统一指令。他的任务并不轻松，因为帝国各方累积了大量诉求和反诉求。试图拉拢某些关键角色（例如吕讷堡公爵格奥尔格），就会疏远另一些关键角色（例如科隆选帝侯斐迪南），给瑞典人和法国人煽动的反和约情绪火上浇油。1635年9月12日，法国在施坦斯多夫（Stuhmsdorf）成功地让波兰和瑞典延续了1629年签订的阿尔特马克（Altmark）停战协定，1636年3月法国与瑞典签订《维斯马条约》（Treaty of Wismar），重新成为盟友，法国承诺支付从古斯塔夫去世时开始拖欠的补助金，继续支持瑞典。1637年2月，斐迪南三世继承了父亲的皇位，也继承了一个效果不彰的和约，帝国的一些部分被外国吞并，一些部分内部结党，各自心存不满。1640年9月，小斐迪南决定在雷根斯堡召开帝国等级会议，他承认必须制定一个新的和约框架。

维持消耗战

古斯塔夫·阿道夫与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的战争动员的军队规模在欧洲史无前例。1628—1629年，华伦斯坦麾下的士兵数量远超10万人，1631年底，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大约有15万人。在布赖滕费尔德，3万多人的帝国军与4万人的瑞典萨克森联军浴血厮杀。要维持如此庞大而集中的军队，基本战略是尽可能地协调供应物资和收集资源的各类组织，以占领和守住德意志中部和北部领地、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为目标。对行动最重要的后勤保障是河流。各类资源都是通过战争税（贡赋）以实物和现金的形式从尽可能广泛的有生产力的地区取得的。华伦斯坦的战略围绕易北河与奥德河展开，供应链的源头是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战略在从巴伐利亚转移到弗兰肯以前依靠莱茵河及其支流。瑞典人在纽伦堡（介于美因河与多瑙河之间）的惨败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供应链被削弱了。

《布拉格和约》签订之后，德意志各交战方的军队人数也下降了。维也纳战争委员会估计1638年初动员的军人还有7.3万人，而到1639年就只有5.9万人了。古斯塔夫·阿道夫时代的瑞典维持着5个集团军。到17世纪40年代初，集团军数量已经缩减到了2个。战争最后的几场重要会战参加的军队远远小于17世纪30年代早期的军队。在波希米亚南部的扬考（1645年3月5日），1.6万人的帝国军对阵人数相仿的瑞典军。1645年8月3日在阿勒海姆（Allerheim）进行的第二次讷德林根之战中，1.6万人的巴伐利亚与帝国联军对战1.7万人的法国与黑森联军。瘦身过的军队韧性更强，战斗经验更丰富。军官过度的野心得到了抑制。指挥官更能管理自己的供应链，拖欠兵饷的情况也得到了更好的控制。指挥官利用自己的调动部队的行动自由保护自己的野战军，避免围城战，着力夺取或保持战略优势。

以瑞典为例，瑞典军队在讷德林根之败后逐步重建。约翰·巴内尔陆军元帅（Field-Marshal）以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作为供给基地，在波罗的海通行费和法国补助金的支持下，领导一支大体上由德意志和苏格兰老兵组成的军队在1636—1637年、1639—1640年和1641年向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发起进攻。他的军队很少超过2万人，所以可以避免帝国军完全消灭瑞典在德意志的存在。他的接班人伦纳特·托尔斯腾松陆军元帅延续了这个战略，1642年他的远征军在第二次布赖滕费尔德之战（1642年10月23日）中粉碎了帝国军。1643年他在丹麦遭遇挫折，不过次年他攻入德意志腹地，在于特博格（Jüterbog）之战（11月23日）中差点全歼了马蒂亚斯·加拉斯（Matthias Gallas）率领的帝国军。号称“军队拆卸者”（army wrecker）的加拉斯领着1.2万名步兵和4 000名骑兵投入战场，结果只带着残余的大约2 000名步兵和几百名骑兵逃到波希米亚。他被解除了指挥权，次年帝国军在扬考和阿勒海姆连吃败绩，维也纳不情愿地开始考虑在威斯特伐利亚做出让步。

驱使军队走向小型化、职业化的原因在于军队从德意志领地获取资源的现实与政治限制，以及军事野心家与他们的国家赞助人的关系的变化。高级军官的赎金不再是战争的一部分，而是逐渐成了国家的责任。帝国–巴伐利亚联军和帝国–萨克森联军的资金来源从军队向被占领土地勒索的贡赋变成了定期税收。参加雷根斯堡议会（1641年）的选帝侯和政治体同意将其他费用定期化，至少将驻军费用定期化，这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再被那么随意地强索钱财。

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平民人口的累积影响不可能得到准确的估计。尽管焦土战术被有意地使用（17世纪30年代在洛林，瑞典军队1632年和1646年在巴伐利亚），但是最大的影响毫无疑问来自粮食匮乏、犁队短缺和疾病传播。虽然有小城镇被洗劫，特别是当守军不肯投降的时候，但是大规模军队很少进入有墙的大城镇。马格德堡浩劫是一个例外。灾难最严重的时期是17世纪30到40年代初，战争、气候不稳定、村民临时逃往城镇躲避军队都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使谷物价格冲上新高。农民的伏击和反抗反映了农民对军队苛捐杂税的不满。1633年，松德高（Sundgau）农民奋起反抗瑞典人，威斯特伐利亚农民与贵族和帝国骑士联手对抗黑森军队。直线下滑的出生率对家庭和社区造成严重打击，必定有一些地区人口水平下降了不止30%。

尽管有墙的城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但是战争贡赋和被拖欠的利息与债息侵蚀了上层精英的财富。时人的第一手证词提供了个人体验的鲜活记录。天主教军人彼得·哈根多夫（Peter Hagendorf）的日记用平静的语气描述了自己在1634年洗劫一座巴伐利亚城镇时起的作用：“我在这儿得了一个漂亮妞儿当作战利品，还有12银圆现钱、几件衣服和一大堆亚麻布。”几个星期之后，他在另一个地方记下了相同的事情，“而且我在这里又得了一个小妞儿”。哈尔（Hall）杰出的微型雕塑家莱昂纳德·克恩（Leonard Kern）用雪花石膏塑造了一个瑞典军人绑架一个全身赤裸的年轻妇女的场景，她的双手被捆了起来，即将遭到强奸，这尊雕塑让观众想到那一代幸存者无法忘却的残酷遭遇。

这些遭遇构成了对这场毁灭性的战争的公共意识的基础，后来汉斯·雅科布·克里斯托夫·冯·格里美尔斯豪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1668年出版的经典德意志流浪汉小说唤起的就是这种公共意识。《痴儿西木传》（The Adventurous Simplicissimus）讲述了流浪汉梅尔希奥·斯泰费尔斯·冯·富克斯海姆（Melchior Sternfels von Fuchsheim）的故事，主角参军入伍，改换门庭，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去了俄国，最后回乡成为一个隐士。这个故事不是作者的自传，可是给读者一种自传的感觉。这部小说含蓄地指责帝国各当局没能保护自己臣民。萨克森等地的统治者不召开等级会议是因为害怕遭到千夫所指，这也在情理之中。在真正召开等级会议的地方——黑森–卡塞尔和于利希–克累弗–贝格公国——君主的失败受到了震耳欲聋的怒斥。不同信条和社会团体齐声指出自己是被君主的愚政祸害的那个等级。

如何维持消耗战这个问题对西班牙和法国两大王国同样重要。两国都缺乏有效机制公平分配如此规模的战争产生的负担。西班牙在欧洲长久以来一直承担着大规模战争的重负，它几乎不可能改变分配负担的方式。法国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避免在国外承担重要的军事责任。它参加三十年战争主要是为了瓦解西班牙哈布斯堡在欧洲的霸权，用自己的霸权取而代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国需要在多条战线同时开战，并且争取盟友实现共同目标。三十年战争变成了一场全球争霸，西班牙和法国都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王国厅

1634年，设计师在马德里城外修建了腓力四世的新宫殿丽池宫（Buen Retiro）。西班牙王室应当在战争时期建造这座王宫来决定帝国的命运，这种想法出人意料。从外表来看，整座建筑其貌不扬，但是它的内饰非常壮观，其中最华丽的房间是王国厅（Hall of Realms），这间长厅的灵感来自凡尔赛宫的镜厅。它既是王座厅，也是公共画廊，更是腓力四世展示权力的舞台，这是腓力的策划人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的创意。这座房间旨在强化腓力的“权威”和“声望”，这两个词是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政治词典的关键词。国内权威意味着强有力的政府和重大改革，国际声望意味着扩张西班牙的权势。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1625年写道：“我一直希望看到陛下在世界上享有与自身的卓越和美德相称的声望。”各扇窗户上方的壁龛里放置着西班牙国王名下24个王国的盾形饰牌，大厅两端挂着西班牙半岛本身的饰牌。这种设计将繁多的事物联系到一起，暗示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1625年改革纲要的核心，即“强大、永久、不可分割的武装同盟”（Good, Perpetual and Inseparable Union of Arms）。

西班牙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各个领地之间分配帝国的军事开支，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的解决方案是修改宪制。帝国的每个省份——从秘鲁到佛兰德斯——都要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为国防做出贡献，组建一支在任何一个王国受到攻击时都可以用上的14万人的军队。这个责任不会再不成比例地由卡斯蒂利亚负担。相反，卡斯蒂利亚独有的对西班牙命运的使命感将属于所有人。正如他在1624年的《大备忘录》（Great Memorial）中所言，腓力不应该只是“葡萄牙、阿拉贡、巴伦西亚国王和巴塞罗那伯爵”，他将是“西班牙国王”。萨丁尼亚和马略卡（Mallorca）不情愿地签字同意这一措施，同时还在协商当地贵族的军事和行政职位。巴伦西亚和阿拉贡用一笔现金买断了自己的长期义务。加泰罗尼亚、葡萄牙和那不勒斯则支吾搪塞。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的表兄莱加内斯（Leganés）侯爵迭戈·马克西亚（Diego Mexia）说服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每年多出50万埃斯库多，而且为佛兰德斯的军队提供1.2万人。这是一项不小的负担，特别是在1629—1633年尼德兰攻势大挫他们士气的时候。佛兰德斯军二把手亨德里克·范·登·贝赫（Hendrik van den Bergh）是沉默者威廉的外甥，1633年，他利用西班牙横征暴敛引发的怨气率众叛逃到尼德兰，他说西班牙的税负和什一税有一拼。1633年大公夫人伊莎贝拉去世造成君位空缺，国会随之召开。后来推翻西班牙王国统治的联省暴乱在这时初露苗头，不过这一次西班牙还是用外交手段解决了问题。

丽池宫的墙壁上挂满了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Francisco de Zurbarán）所绘的赫拉克勒斯像。超人神力和绝对统治正好相称，正如亨利四世的神话制造者已经表明的那样。赫拉克勒斯的形象有很多种解读的方式：美德与力量的结合、封神成圣、征服纠纷、控制激情、拥护改革。其中有的画借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功绩描绘王国最近的胜利。其中五次胜利发生在1625年：布雷达向斯皮诺拉投降，西葡联合舰队将尼德兰赶出巴西的巴伊亚，英格兰远征军在加的斯蒙羞，尼德兰人被逐出波多黎各，解救热那亚共和国。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得意扬扬地写道：“上帝是西班牙人，近日正在为我国战斗。”

表现“胜利”的油画传递了多种信息。西班牙帝国的军事和行政经验举世无匹，军事实力比虚假的和平更能保护西班牙的声望。腓力四世在1629年6月写道：“为了实现良好的整体和平，我们必须先打一场漂亮而光荣的战争。”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是这些胜利的缔造者，这座房间歌颂他的治国才干，批驳他的批评者，让他紧紧掌握国王的宠幸。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为丽池宫所作的《布雷达的投降》（Surrender of Breda）描绘了斯皮诺拉将军接受后者的尤斯蒂努斯（Justin of Nassau）投降的场景。斯皮诺拉下马伸出手阻止后者下跪，宽宏大量之君不吝仁慈。西班牙不指望收复尼德兰，但是它想要一个体面的和平，而这正是法国要阻挠的。

因此，西班牙需要全方面表现出赫拉克勒斯的魄力。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以改革者的身份执掌大权，一扫莱尔马公爵的“宠臣”恶名。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总是把自己称为“大臣”（minister），他通过自己的宗族（parentela）控制事务，在宫廷和政府安排了一批极为忠诚的傀儡，用特别委员会（juntas）来架空西班牙王国已有的委员会机制。1621年，他建立了改革特别委员会（Junta de Reformación），开始重建卡斯蒂利亚的社会和道德。特别委员会报告（1623年）包罗万象，表明“改革”已经被宣扬成解决西班牙衰落的万灵丹。改革措施包括削减市政官员数量，关闭妓院，控制宫廷的铺张浪费。文法学校遭到裁撤——在年轻人的过度教育上花的钱太多了。审查制度得到加强，因为小说和戏剧腐蚀社会、抹黑体制。西班牙社会的再军事化是改革的主旋律，海军被抬到了与陆军平等的地位，因为奥利瓦里斯伯爵–公爵更加重视海军。《大备忘录》为不受控制的政府债务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后来，随着佛兰德斯战役和帝国的财政压力在17世纪20年代不断上升，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抛弃了结构性改革计划，转向速成性解决方案——破产（1627年），与葡萄牙犹太商业银行家重新协商信贷来源，在政府主导下将铜币贬值（1628年），不顾一切地寻找新财源以跟上总体战的需求增长的步伐。

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用“巨人之战”的说法来为这些做法辩护，他说在普世大业（causa universal）面前，王朝、宗教和文化值得一切牺牲。他鼓励教会为即将到来的战斗祷告，为胜利歌唱《赞主曲》（Te Deum）献上感恩。舞台剧纪念丰功伟绩。奥列瓦雷斯伯爵–公爵的宣传家被卷入了一场意志的较量，他们以国家理性为依据抵挡潮水般上涨的批评，批评者称这个宠臣的政权和暴政没有什么两样。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阻碍可以表示反对的机构正常发挥职能。议会的40名代表中有人得到了一定比例的减税以及丰厚的经费和报酬，这样的开支减少了国家本应得到的收入。没有社会团体可以逃过为战争捐款的要求，城镇官员被要求捐出自己的薪水作为强制贷款，王室成员同样要捐出自己的收入，西班牙教会被胁迫放弃自己的财政特权。地租收入日益减少的大贵族早已依赖国王的年金，他们也被要求在战争中为国王出钱出力。这些大贵族势单力孤，除了捐钱之外别无选择。叛乱加剧了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的偏执，他的手段变得越来越武断。他开始向特权阶级提出更多的要求，把积极响应当作忠诚的证明。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写了一篇备忘录回顾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的失势，为将来的国务操作提供建议。他承认伯爵–公爵的意图可能值得赞许，不过“由于他无穷无尽的索求和临时财政政策，我们只能说他的政权变成了暴政”。

1636年，腓力四世承认西班牙面临“一场任何人从未见过的恢宏而狂暴的大战……我们的敌人想要摧垮我的整个王国”。战火延烧至佛兰德斯和北德意志、西北大西洋海域、巴西、加勒比、东印度、北意大利与瓦尔泰利纳、西南德意志、阿尔萨斯、洛林、鲁西永和西比利牛斯。西班牙帝国没有一处不被战争波及。整个十年间，西班牙一边在佛兰德斯维持大军，一边在大西洋建造海军。17世纪30年代末，西班牙拥有150艘前线战船和数支敦刻尔克私掠船队。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定期向皇帝输送补助金，他唆使法国国王的弟弟加斯东·德·奥尔良和法国宫廷里其他心有不满的人与西班牙联手。尽管曼托瓦之战输了，但是西班牙依然拥有米兰，仍能干涉北意大利政治。

1632年8月22日马斯特里赫特陷落是西班牙霸权坍塌的第一个标志。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North-Rhine-Westphalia）和佛兰德斯两地西班牙驻军的供给线因此被切断。在大将（登·贝赫）叛逃的情况下，布鲁塞尔政府向尼德兰发出求和讯号，然而黎塞留破坏了和谈并且入侵洛林公国。西班牙加大了对皇帝的补助金（每年100万弗罗林），1633年向佛兰德斯派出费里亚公爵（米兰的指挥官）和腓力四世的弟弟、大公夫人伊莎贝拉的指定继承人枢机主教王子堂费尔南多（Cardinal Infante Don Fernando）率领的2.4万人的援军。这支军队在莱茵河上游惨败，不过1634年西班牙又组织了另一支援军（1.2万人），这是战争结束之前西班牙最后一支穿过瓦尔泰利纳的军队。

1635年西班牙的军费据估计超过1 100万达克特。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的画家在王国厅里新添了描绘1633年四场胜利的油画，向批评他的人强调他的政策所需要的牺牲必将取得成绩。1635年7月末，一支西班牙部队成功拿下了莱茵河下游的申肯尚斯（Schenckenschans）——意思是申克的碉堡（Schenck’s Sconce），这是一座能够俯瞰海尔德兰向东主要道路的尼德兰要塞。然而胜利的滋味是短暂的。在持续炮击之下，西班牙守军在1636年4月30日投降了。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眼见迫使尼德兰和谈的机会再次流失。当年夏天西班牙入侵法国科尔比（Corbie）给巴黎造成了恐慌，但这只是意在帮助维也纳战略家的一次佯攻，机会没有被利用起来。

随着法国开辟多条针对西班牙的战线，西班牙的整体战略地位受到进一步削弱。米兰公国的人口在1627—1633年因为饥荒、战争和疫病损失了三分之一，1635年它又遭到法国、萨伏依、曼托瓦和帕尔马——里沃利同盟（League of Rivoli）——的联合进攻。西班牙向普罗旺斯和伦巴第发动反攻，并在萨伏依煽起了一场持续到1642年的内战。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的军队1635年与法军联合，在当年8月进攻上阿尔萨斯（Upper Alsace），随后他贪心不足地越过莱茵河想要切断西班牙与佛兰德斯的交通。这个计划失败了，但是在1638—1639年法国战略家再次试图实现这个目标。莱茵费尔登爆发了两次会战（1638年2月28日和3月3日），伯纳德在第二次战斗中俘虏了帝国军多位大将，进而围攻弗莱堡，在1638年4月10日轻松将其攻陷，然后他转向莱茵河畔布赖萨赫（Breisach on the Rhine），这座城市坚守了六个月（1638年6月至12月）。它的陷落让法军在莱茵河以西的阿尔萨斯畅通无阻，彻底切断了西班牙与佛兰德斯的陆上交通。

1626—1627年时，加泰罗尼亚没有参加武装同盟计划。1632年，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陪同腓力四世参加加泰罗尼亚等级会议（Corts）和巴塞罗那市政会议，商讨它们的份额。加泰罗尼亚不是唯一拥有习惯法（fueros）的西班牙省份，但是它的习惯法更加全面，而且因为马德里与巴塞罗那历史上关系紧张，所以它的习惯法使用的频率更高。巴塞罗那的统治机关百人议会（Council of 100）认为没有理由屈服于马德里的要求。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征兵与法国作战，而加泰罗尼亚的商业活力和粮食供给都依赖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等级会议拒绝了国王的要求，而且折辱国王和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1633年，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把接下来对法作战的指挥部（plaza de armas）设在加泰罗尼亚。这个决定不是没有道理（西班牙以南法作为对法反攻的目标），但同时也是一种故意的挑衅，因为远征军也可以充当占领军。后来事情向最坏的可能性发展了。这支新军基本没有成形，使用它的机会也从未出现。1636年卡斯蒂利亚大方阵对吉耶纳发动了一次佯攻，然后在1638年打退了一次法国对吉普斯夸（Guipúzcoa）的入侵。1637年进攻法国要塞勒卡特（Leucate）是唯一一次越过比利牛斯东部国界的出征，这支军队里一个加泰罗尼亚部队的人都没有。更糟糕的是，1639年7月19日萨尔斯城堡（Salses-le-Château）投降，法国占领了这座鲁西永的要塞，而加泰罗尼亚人袖手旁观。

腓力四世和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惊呆了。比利牛斯西部的富恩特拉维亚（Fuenterrabía）1638年挡住了法国的进攻，可萨尔斯几乎打都没打就丢了。他们决心组织一支2.4万人的部队收回萨尔斯，其中一半士兵将从加泰罗尼亚征募。然而，法国加强了城防，围城持续了很长时间。1640年1月6日，守军终于投降。现在西班牙国境之内出现了一场“固定战争”（guerra asentada）。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愤怒地谴责加泰罗尼亚人，同时他意识到这只是他面临的许多挫折之一。他写道：“灾难和坏消息到处都是，数不过来。”攻陷萨尔斯之后，卡斯蒂利亚和意大利军队随意征收粮草，加泰罗尼亚人抗议称，他们的习惯法不允许外国军队在他们的土地上宿营，但军队毫不在意。

加泰罗尼亚叛乱起初体现为反抗军队聚敛的农民起义。在这个表象之下，它是一场有组织的造反，牧师力劝武装帮派将剩余的军队赶到山区，为1640年6月的巴塞罗那暴动铺平了道路。城外的劳工杀死了总督及其家人，强迫市政府发动武装叛乱。本来，达成妥协平息局势的机会是存在的，但是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选择派兵镇压。1640年后期，洛斯贝莱斯（Los Vélez）侯爵佩德罗·苏尼加—雷克森斯（Pedro Zúñiga y Requesens）率卡斯蒂利亚人“入侵”加泰罗尼亚，1641年1月被得到法国支持的加泰罗尼亚人在巴塞罗那城外的蒙特惠奇山（Montjuïc）击退。加泰罗尼亚次年宣布改认路易十三为王，变成法国的一个省，并且迎来了法国军队和一名法国总督。西班牙对此束手无策，因为1640年12月葡萄牙爆发了另一场起义。

从马德里的角度来看，葡萄牙的叛乱和加泰罗尼亚是一回事，而实际上两者是不同的。葡萄牙的面积和人口三倍于加泰罗尼亚，但武装同盟计划给它们分配了一样的份额。1628年提出的六年付清20万克鲁扎多（cruzados）的补助金主要用于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防务，而且得到了葡萄牙的同意。但是与此同时，曼托瓦战争造成的其他财政要求（特别是盐税）1628—1630年在里斯本和其他渔港激起了抗议。马德里和里斯本此前一向融洽的关系从这件事开始由盛转衰。1581年腓力二世与托马尔议会（Cortes of Tomar）谈判，腓力同意做出一定让步换取议会承认他的统治，此后西班牙一直遵守腓力的承诺。1624年，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对英格兰使节安东尼·雪莱（Anthony Shirley）说，葡萄牙人“本质上是忠诚的，他们表现的不满源自他们对国王纯粹的爱”。

然而，17世纪30年代初，氛围发生了变化。1633年，一名佛兰德斯耶稣会士的报告中说“葡萄牙人在所有民族中最尊重英格兰人，最痛恨卡斯蒂利亚人……他们仍然在等待他们的国王堂塞巴斯蒂昂，相信他会在今年把他们从西班牙人手里解放出来……自他多年前离世以来，还没有过这么多回归的传言”。正是这一年，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打造一个真正的西班牙王国的做法直接侵犯了葡萄牙的习惯法（foros）。几位总督先后颁布新的销售税，激怒了葡萄牙贵族。他们深切怀疑马德里的要求是永无止境的。一股反对葡萄牙新基督徒金融家的疯狂民粹情绪通过谣言和传单传播开来。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和国王被说成秘密犹太人（crypto-Jews）的牵线木偶和北欧的犹太教与加尔文宗宗教会议的同伙，那些宗教会议企图破坏葡萄牙的财富和纯洁。

葡萄牙叛乱和加泰罗尼亚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有一个主权领袖。任何起义都离不开布拉干萨公爵若昂，因为他最有权自称葡萄牙王位的合法继承人，而且布拉干萨的领地和影响力可以左右局势。布拉干萨公爵行动谨慎，但是加泰罗尼亚危机使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疑心甚重，他要求布拉干萨公爵立即赶赴马德里。腓力国王面对葡萄牙暴乱增加的报告流下了眼泪，他正确地猜到布拉干萨公爵的沉默说明大事不妙。1640年12月1日，布拉干萨公爵发动起义，起义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王宫卫兵差不多是国内唯一的卡斯蒂利亚军队，根本抵挡不住起义军。女总督萨伏依的玛格丽特（Vicereine Marguerite of Savoy）的国务秘书米格尔·德·瓦斯康塞洛斯（Miguel de Vasconcelos）被人杀害。

到1641年初，葡萄牙军队已经开始攻打加利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新政权与法国（1641年6月）和瑞典（1641年8月）缔结盟约，若昂四世（布拉干萨的若昂）在1641年12月被加冕为这个重生的国家的国王，旧政权现在被称作暴政（el tirano）。新王发誓，只要堂塞巴斯蒂昂重现人间，他和他的子孙就将王位拱手让出。西班牙恢复对葡萄牙的控制权的概率不太可能比塞巴斯蒂昂重现人世的概率更大。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希望发动一场反政变，然而计划被泄露，他在里斯本的支持者遭到铲除，这个希望化为泡影。正当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思考其他方法时，同样叫作加斯帕尔·德·古斯曼（Gaspar de Guzmán）[2]的老对手安达卢西亚大贵族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受到了堂弟阿亚蒙特侯爵的感染。在葡萄牙叛乱的刺激下，阿亚蒙特侯爵提议在安达卢西亚发动相似的叛乱。他得到了尼德兰的支持，而且尼德兰海军1641年9月出现在安达卢西亚外海，这时，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在海牙的线人探听到了他们的计划。阿亚蒙特侯爵被逮捕关押，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被流放到旧卡斯蒂利亚（Old Castile）。

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起兵造反给法国及其盟友提供了更多削弱西班牙王国的机会。这起连锁反应发生的背景是西班牙半岛和意大利半岛严酷的人口、经济和气候局势。马德里、里斯本、巴塞罗那等大城市在年成不好的时候（1630—1631年、1635—1636年、1639—1640年）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寻找粮食供给。1641年春，持续干旱又一次威胁到卡斯蒂利亚的收成。1640—1643年，安达卢西亚出现了史上最高的降雨量。同一时期在意大利，1628—1631年，伦巴第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口在饥荒和瘟疫面前倒下，17世纪40年代，意大利诸城再次出现庄稼歉收和粮食短缺。卡斯蒂利亚的命运与王室息息相关，所以它的忠诚还可以保证，但是没有人知道在奥利瓦雷斯政府不断加码的财政、物质、人力要求面前，这种忠诚还能维系多久。1642年夏，腓力四世意识到他必须亲自收拾局面，免得自己被卡斯蒂利亚收拾了。他赌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亲身离开宫廷去指挥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败军。七个月后，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被解除职务，退休的他深受心理障碍之苦，1644年他一度清醒的时候对秘书写道：“我们就这样，努力地想要实现奇迹，把世界变成它不可能变成的模样……我们越钻研这件事，就变得越疯狂。”

在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对法军的战争演变成一系列山地围城战。腓力四世组织了一支1.5万人的军队前去收复加泰罗尼亚西部的莱里达（Lérida）要塞。法国和加泰罗尼亚的军队没能解围，1644年7月30日，要塞陷落。然而，在比利牛斯山以北，佛兰德斯军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佛兰德斯总督带领2.7万人的野战军从那慕尔出发穿过阿登对法国发起佯攻。他们包围了守卫瓦兹河（Oise）的罗克鲁瓦（Rocroi）要塞，但是他们不知道孔代亲王路易·德·波旁——世称“大孔代”（le grand Condé），在父亲1646年去世之前他的头衔是昂吉安（Enghien）公爵——指挥的法军就在附近。1643年5月19日，法军赶在西班牙军队有时间请求增援之前逼其开战。当天大部分时间，战斗都处于胶着状态，因为法国步兵一开始打不过西班牙大方阵，西班牙骑兵也挡住了法国骑兵的冲击并发起反攻。不过后来昂吉安公爵率领法国骑兵包围了西班牙人，并且炮轰西班牙步兵方阵，直到德意志人和瓦隆人的部队认输逃逸。昂吉安公爵准许其余的西班牙人投降，但是，已经有1.2万西班牙士兵死在了战场上。比利牛斯山以北的西班牙军事力量并未就此消亡，而布鲁塞尔继续战斗的决心大大动摇了。三年之后，法国占领了敦刻尔克和西班牙赖以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海军基地。同年议会军成为英格兰内战的胜者，西班牙再也无法维持通过英吉利海峡向佛兰德斯提供补给的线路了。

尽管西班牙宣传家仍然把尼德兰人视为异端和叛军，但是他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现实：家门口造反的葡萄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不是异端，却（在法国的支持下）向“国内整个基督教世界”掀起非正义战争。西班牙愿意与尼德兰达成交易——反正1609年它都这么做过了——并且承认“列强、国王、诸侯和共和国，甚至土耳其大帝本人”都对尼德兰非常尊重。然而，西班牙不愿意与葡萄牙或加泰罗尼亚和谈，而且反对法国邀请它们的代表参加威斯特伐利亚和会。

西班牙王国的财政和物质需求在西属意大利也引发了大规模叛乱。那不勒斯是西班牙诸王国中人口仅次于卡斯蒂利亚的王国。缺乏习惯法（fueros）保护的它是西班牙军队重要的兵源地。1635年之前的五年里意大利南部有5万人应征入伍，前往德意志和佛兰德斯作战。跟他们一起被带走的还有用来养活他们和粮食短缺的西班牙半岛的大量谷物和肉类。那不勒斯王国同样面临着不断上升的非常规财政贡赋——战争援助款（asistencias de guerra）——的需求，驻地总督通过把征收工作分包给那不勒斯野心家巴尔托洛梅奥·德·阿基诺（Bartolomeo D’Aquino）来解决这一问题。此人通过赞助和特殊交易建立起了一个与总督政府平行的行政机构，这个机构引来了贵族的敌意，而且有把西班牙的统治权吞掉的危险。

1647年初在相邻的西西里，持续两年的粮食短缺引发了一场抗议，但是经过夏天的血腥暴乱之后事件又渐渐平息了。1647年7月7日那不勒斯开始的叛乱则严重得多，起因是政府企图对水果开征新税。总督手头可以说一支军队也没有，当人群在鱼贩托马索·阿涅洛（Tommaso Aniello）——人称马萨涅洛（Masaniello）——身边聚集起来时，他只能躲进新堡。马萨涅洛“国王”的统治很短命——十天之后，人们怀疑他为了自己飞黄腾达正在与西班牙人谈判，于是把他杀了。但是，叛乱在秘密团体的组织下还在继续，叛乱的主力是原本为了保卫那不勒斯抵抗法军而建立的城市民兵。叛乱向内陆扩散，其他城市纷纷落入叛军手中，而且叛乱发展出了反贵族的一面。叛乱者宣布脱离西班牙王国，邀请路易十四做他们的国王。

从加泰罗尼亚战役中调拨的一大批大方阵部队从海路抵达，比起反对西班牙的统治，贵族更怕社会革命，两者合力才在1648年春把叛乱镇压下去。觊觎王位的法国人吉斯公爵（不顾马萨林的指令）来到那不勒斯迎接自己的王座，结果落入西班牙人手中。随着西班牙统治的恢复，德·阿基诺那套合法敲诈的体制被边缘化了。安达卢西亚（1647年1月）、巴伦西亚（1647年10月）和格拉纳达（1648年3月）相继爆发民众暴乱，西班牙王国似乎离灭亡已经不远。不过西班牙的大臣们仍然把最强烈的鄙视留给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法国人，西班牙相信自己的天命就是守护基督教世界，尽管现在它已经不存在了。

政治遗嘱

在那个国家机密被严格保守的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有那么多机密被政治家打着“格言录”“国家理性”“回忆录”的幌子公开讨论。其中引发最多问题的文件莫过于黎塞留枢机主教阿尔芒·杜·普莱西的《政治遗嘱》（Political Testament）。这份文件在17世纪后期被与路易十四作对的尼德兰人出版，试图证明这位枢机主教心怀马基雅弗利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动机。黎塞留和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一样，认为自己是在创造历史——意思是强迫所有人接受自己对时事的解释。黎塞留的图书馆比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的更大，他的研究藏书只有他的“内阁”成员才有权阅读。这些人包括他的秘书、医生和教士，这个内阁与另外两个平行内阁保持着联系。一个内阁包括国务秘书（他的“奴才”）和总督，黎塞留通过他们管理海陆军并监视这个国家；另一个内阁由他的线人和外交代表组成，后者包括被称作“约瑟夫神父”（Père Joseph）的嘉布遣会修士弗朗索瓦·勒克莱尔·杜·特朗布莱和马萨林枢机主教朱尔（Jules）。他们的工作是围着黎塞留转，他的秘书抄写他的手稿和签名，其他人翻阅核对文件，这些文件作为政治先例库成了“官方”（authorized）历史的底本，那就是黎塞留的《回忆录》（Memoirs）。黎塞留内阁利用那些文件编纂了《政治遗嘱》，它既是自传，又是历史，也是留给路易十三的遗产。

这位枢机主教认为，神性意味着运用上帝给予我们的理性理解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书中关键的一章以这句话作为开头：“治理国家应以上帝之国作为法则。”黎塞留很少使用“国家理性”这个词，他知道这个词背负了很多马基雅弗利主义成见，但是几乎每一页都有“理性”这个词，他用“理性”来为公共利益、秩序和服从提供辩护。这份文件期待着法国在未来得到和平，它认为黎塞留政府的逻辑是“消灭胡格诺党，打击大贵族的自傲，对强敌全力进攻”，而目标是“实现一劳永逸的美好和平”。和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一样，黎塞留是一个改革派。《政治遗嘱》根据17世纪20年代起草的备忘录提出了一个改革计划。与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不一样的是，黎塞留认为这个计划只有在恢复和平后才能展开。黎塞留的国家高于任何一个个人（甚至高于国王），他的国家是神意的工具。法兰西王国是一个神圣的事业，实现光荣就是它存在的价值。黎塞留用诉诸国家来掩盖他的派系政治，最令那一时期冒犯到他的人感到刺骨恐惧的，是黎塞留的狠辣心肠和冷酷算计。

黎塞留登上权力舞台并不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他搭了亨利四世的遗孀玛丽·德·美第奇的便车，不久之后她就遭到法国最有权势的男人们的反对，第一件事是1614年孔代亲王、讷韦尔公爵、马耶讷公爵、隆格维尔（Longueville）公爵、旺多姆公爵和布永公爵离开宫廷，召集军队宣布反对她的摄政政府。从此事起一直到17世纪中期的投石党运动，贵族领导的反抗都是法国政治的一大标志。黎塞留谴责并抵制了他们并不高明的自私伎俩，然而他们的反抗比黎塞留愿意承认的更加有理有据。后来他们攻击的目标变成了枢机大臣（cardinal-ministers）的战争部，他们认为它对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造成了威胁。他们意识到，战争部的运作所遵循的价值观与他们自己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对忠义、忠贞、友谊的观念大不相同。他们相信，只要把枢机大臣们赶下台，就可以和西班牙达成体面的和平。

王室内部也有黎塞留的反对者。曼托瓦战争时期是他最脆弱的时候，玛丽·德·美第奇当时努力地想要解除他的职务。“愚人日”（1630年11月10—11日）的那24小时就连黎塞留本人也以为她得逞了。但是路易十三仍然信任枢机主教，反而把太后软禁了起来，太后在1631年逃到了布鲁塞尔，1638年又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她一直是谋划反对黎塞留的核心人物，直到她1642年去世。1638年路易十四出生之前，奥尔良公爵加斯东·德·波旁是国王的弟弟和法国王位继承人（“殿下”）。他一直在专心策划反对黎塞留和路易十三（他时常想要篡夺兄长的王位）的阴谋，1632年，他在西班牙的支持下起兵造反，事败之后，他逃到佛兰德斯加入了母亲的流亡者行列。1636年和1642年，他两次图谋刺杀黎塞留。尽管他有时也会与政权和解，但是黎塞留从来不信任他的忠诚。苏瓦松伯爵路易·德·波旁是加斯东和路易十三的远亲，来自波旁家族最显赫的庶系分支。他参与了1636年的刺杀阴谋，后来与布永公爵弗雷德里克·莫里斯·德·拉·图尔·德·奥弗涅（Frédéric Maurice de La Tour d’Auvergne）流亡到布永公爵名下的色当亲王国，他们联手制定了推翻黎塞留的计划，并在1641年挡住了法军的入侵。旺多姆公爵塞萨尔·德·波旁（César de Bourbon）是路易十三和加斯东同父异母的兄长。1626年他参与过早期反枢机主教密谋“沙莱阴谋”（Chalais Conspiracy）。受1632年叛乱影响，他先后流亡荷兰和英格兰，和他的儿子博福特（Beaufort）公爵一起继续在暗中谋划。

黎塞留的战争部从未脱离危险。17世纪30年代后期，流亡的王族比在朝的王族还要多。黎塞留必须把刺杀和密谋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分化和削弱他的对手。他的一些对手抓住路易十三驾崩的时机（1643年5月14日）发动政变。路易十三不信任妻子奥地利的安娜（她是腓力四世的姐姐）独自摄政，担心她会感到有义务帮弟弟的忙。但是在首相皮埃尔·塞吉耶（Pierre Séguier）的帮助下，她成功架空了根据丈夫遗嘱设立的摄政委员会。面对又一次被拒绝参与国事的局面，一些大贵族在1643年5月27日发动“国是阴谋”（Cabale des Importants），想要实现先王在世时他们没能实现的目标。他们的失败让枢机主教马萨林更加牢固地掌握了摄政的忠心和从黎塞留手中接过的反哈布斯堡总体战政治。

在枢机大臣们的煽动下，法国政治精英越来越厌恶一切与西班牙有关的事，他们的厌恶情绪成了总体战的理由。《政治遗嘱》中“光荣”（glory）与“光荣的”（glorious）出现了30多次，而且全部用在军事和外交的语境中。1643年，让·德马雷·德·圣索兰（Jean Desmarets de St-Sorlin）创作了“英雄主义喜剧”（heroic comedy）芭蕾舞剧《欧罗巴》（Europe）。德马雷担任战争主计长（Controller General for War）和海军总干事（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Navy），处于法国战争事务的核心位置。他写这部剧是为了在巴黎枢机主教宫——现在的王家宫殿（Palais Royal）——的剧场向路易十三和黎塞留演出。天真的“欧罗巴”被西班牙少女伊比利（Ibère）诱惑，但是她背着他与“亚美利加”（Amérique）偷情。幸运的是一个名叫“法兰西翁”（Francion）的国王向朝秦暮楚的伊比利宣战，解放了欧罗巴，变成了他的保护者。“光荣是我唯一的目标，唯有光荣激励我前行。”法兰西翁说道。“光荣等待着您，怀着诸神站在您这边的信心，启程救助我们吧。”欧罗巴答道。这个剧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人的信念：西班牙一直在设法变成欧洲的主宰，而法国的使命就是阻止西班牙。

法军不是军事革命的成功范例。因为16世纪内战的记忆根深蒂固，而且贵族习惯于起兵反抗王室，所以法国基本上没有把军事分包给野心家，但这就意味着巴黎负责策划战争，法军的粮饷由对国务委员会负责的总督提供。1635—1636年的法军战事乏善可陈。由于法军高层内部不睦，法国与尼德兰对佛兰德斯的联合入侵止步不前。两军主攻东部战线，目标是击败洛林公爵的同时围困帝国军，结果因为补给问题未能成功。北意大利战役严重缺乏资源。法国只有在瓦尔泰利纳才实现了完全的成功。

1636年的战场上，法军姗姗来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占领弗朗什–孔泰，切断西班牙之路。巴黎的大臣们一心想占领多勒（Dôle），把资源都投入了围攻多勒的战斗中（开始于6月初）。这让佛兰德斯的西班牙军队趁机夺取了科尔比（8月15日），跨过索姆河。黎塞留和国王害怕首都遇袭，所以撤回了弗朗什–孔泰的军队，让帝国军占领了该地区，并且威胁到了勃艮第。贵族阴谋和财政亏空困扰着1637年的战事。在佛兰德斯围攻朗德勒西（Landrecies）和拉卡佩勒（La Capelle）的两场战斗壮大了法国的声势，不过并没有多少战略价值，只有朗格多克战役因为占领了勒卡特才算一场胜仗。1638年，圣奥梅尔（St-Omer）围城战成了法国战事新的焦点，然而，让法国真正得到机会切断西班牙在莱茵河上游的补给线的，是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这位法国准备签约的外国野心家3月3日在莱茵费尔登的胜利。

随着西班牙战略优势的瓦解，法国的战事终于在1639年有了起色。北意大利战役牵制住了西班牙军队，法军占领鲁西永的萨尔斯，使西班牙陷入了加泰罗尼亚战役。萨克森–魏玛公爵占领了布赖萨赫与弗朗什—孔泰，法军用一场精彩的围城战拿下了佛兰德斯的埃丹。法国在17世纪40年代迟来的取胜的基础已经打好了。法国的大臣们缓和了对军事野心家的态度，赋予蒂雷讷子爵（Viscount Turenne）亨利·德·拉·图尔·德·奥弗涅（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对德意志军队更大的自治权，他有权把德意志军队当作战略和供给单位来指挥，就像战场上的其他军队一样。1648年5月17日，蒂雷讷子爵联合瑞典人在奥格斯堡附近的楚斯马斯豪森（Zusmarshausen）把帝国军打得一蹶不振，打通了通往巴伐利亚首都慕尼黑的道路。维也纳终于不再抵制在威斯特伐利亚议和了。

1640年，亨利·德·洛林–阿尔库尔（Henri de Lorraine-Harcourt）解除了卡萨莱之围，并且成功包围了都灵。娴于意大利政治的马萨林交到了更多盟友，法军介入萨丁尼亚和厄尔巴岛，得到了可以用来骚扰西地中海西班牙船运的海军基地。洛林公爵查理太想重拾他的公国的统治权，所以在1641年7月28日投奔法国，加强了法国在莱茵河中游的优势地位，不过，1641年法军对色当的战役是一场丢脸的失败。在西班牙半岛，法国在加泰罗尼亚和鲁西永支持各省的叛乱。罗克鲁瓦大捷并不是法国想要的对西班牙军队的决定性战略打击（佛兰德斯军大部分兵力仍然保持完好）。然而，西班牙在佛兰德斯的优势地位渐渐衰退了。1646年敦刻尔克落入法国之手，伊普尔和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紧随其后，1647年朗斯（Lens）易手，进一步刺激尼德兰和西班牙加紧结束他们的和谈，1648年1月30日，尼德兰和西班牙在明斯特签署和约（1648年5月15日批准）。

就在这些胜仗的背景下，巴黎爆发了投石党运动。fronde是一种投石器，它被巴黎人用来朝大贵族的马车投掷泥块和石块。宣传册与歌谣用这个词来指反对战争部和枢机主教马萨林的人（马萨林的马车经常被投石）。领导1648年的反抗运动的是王国内地位最高的官员，他们来自巴黎的主权法院，特别是高等法院和会计院（Chamber of Accounts）。1643年开始担任法国主计长的米歇尔·帕尔蒂切利·德·埃梅里（Michel Particelli d’Emery）推出的一系列财政措施使这群人开始参与政治。德·埃梅里的目标是找到方法获取受特权保障的市民财富用于战争。他的政策直接影响了高官们的财富，最后发展到强迫高等法院在1648年1月15日正式开庭登记他的新财政敕令。法官们的反应是举行罢工。同年4月，鲍勒税（官员为传递官职的权利而支付的税种）也被拖过了续约期限。马萨林希望能够通过对不同的人给予优惠条件来分化这些官员，但是法官们决定团结一致，5月13日，高等法院发布《联合决议》（Arrêt d’Union）。

决议共有27条，旨在废止官员们认为的战争部的非法行为。总督的权力被单方面废除。包税被定为非法活动，包税人（traitants）的活动也受到约束；丁口税的税率被降低25%——法官们相信丁口税的收益有25%都被金融家揩走了——拖欠的税款不必补交；设立新官职的做法遭到限制；使用密札（lettres de cachet，国王直接下发的不受法律制约的逮捕令）随意逮捕个人的做法被终止。当政府想要撤销这项决议时，高等法院呼吁其他主权法院的法官于6月15日一起在高等法院的圣路易法庭（Chambre St Louis）召开大会。

圣路易法庭大会有一种另立政府的感觉，但是官员们知道他们所处的局势非常微妙。他们是法律的执行者，天生不是法律的破坏者。他们想要废止战争部的非法行为，鼓动马萨林和奥地利的安娜与他们和解，不过他们没有外交地位，无法让这场斗争想停就停。他们最关心的一向都是自己的特权和投资，而他们希望争取到更广泛的支持，他们知道自己很容易就被说成自私自利之徒。战争部诱导民众憎恶这些官员——在政治危机最紧张的时候，一名重要官员收到了写着“投石党（叛乱）一来，博福特公爵也来了”的传单——这一点官员们不能忽视，而他们也没有把自己的角色想象成保民官。王族作为公爵和在册贵族，天然有权位列高等法院成员。1643年，就是法官们的决议让他们不得参加摄政政府的。1648年，官员们很难再挽回当初这个决议，可是王族利用他们在官员中的人脉和影响力以及发表的宣言，推动他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攻击马萨林党（Mazarinistes）。

1648年1月15日的御临法院（lit de justice）上，佐审官奥梅尔·塔隆发表了一篇强有力的讲话，堪称法官为自己的法律抗争所做的最精彩的辩护，他表示，他们是在保护路易十四，阻止马萨林和摄政以国王之名行非法之实。对塔隆来说，雄辩是高等法院的灵魂，但是雄辩的力量取决于在法庭之外能产生多大影响。塔隆在一篇反对财政敕令的讲话中称，高等法院“具有主权的特征，是人民的首脑，它要管理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的需求，鉴于这样的职责，它有权反对国王的意志——不是通过暴力抗争触怒国王，而是通过正言直谏恳请国王秉公执政”。然而，塔隆特意要求法庭的官方记录不要记下他这段话。委员法官（councillor-judge）皮埃尔·布鲁塞尔（Pierre Broussel）是1648年和1652年的风云人物，他用自己的话准确地表达了平民百姓的想法：“不存在任何国家必要性（State necessity）”使金融家非吸干穷人的血不可；高等法院是王的正义（king’s justice）的化身；法官是不会被收买的正直之人，不像某些假装“大政治家”（grands politiques）实则“一心爱财”的家伙。

因此，尽管表面上齐心协力，但是法官们对下一步怎么走也没有共识。马萨林和奥地利的安娜没有预料到这么团结的反抗，也不确定该怎么应对。他们一开始选择了让步。帕尔蒂切利·德·埃梅里在7月被解职。曾经利益得到保护的金融家发现自己的行动成了非法行为，而且整体和平可能即将实现了，于是再也不愿借出一分钱。法国政府单方面取消了所有的债务和签署过的合约。国王的叔叔加斯东·德·奥尔良出现在高等法院，以调停者的身份说服摄政和马萨林接受《联合决议》的大部分条款。

接着大环境在8月发生了变化。等到加斯东·德·奥尔良充分意识到圣路易法庭所做的决议会造成的影响时，他想要阻止它，但是已经太迟。孔代亲王朗斯大捷（8月20日）的消息传来，马萨林觉得发动剧情转折（coup de théâtre）的时候到了。8月26日《赞主曲》在巴黎圣母院为庆祝胜利而奏响的时候，三名法官（包括布鲁塞尔）被抓了起来。于是，已经被不计其数的宣传册鼓动得政治热情高涨的巴黎市民自发建起街垒。宫廷为了自身安全从巴黎逃到吕埃（Rueil），孔代亲王和孔蒂（Conti）亲王这些王族在会议中充当中介，勉强达成了和解。1648年10月22日，宫廷接受了决议中的15条，圣路易法庭的法官同意这样的结果，同日法国正式在威斯特伐利亚与皇帝签署和约。

马萨林利用与法官的和解争取时间。他打算对巴黎实行经济封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之后，他便可以调派军队实现这一计划。高等法院的回应是在1649年1月宣布驱逐马萨林。封锁产生了效果（首都粮价蹿升到平常冬季价格的4倍），然而查理一世1月30日被处死和西班牙借法国内乱之机入侵皮卡第的消息，让马萨林与奥地利的安娜忧心忡忡。双方再次达成和解——3月11日的《吕埃和约》（Peace of Rueil）和1649年4月1日的圣日耳曼昂莱和谈——宫廷在8月回銮巴黎。可是到这时，投石党运动已经发展到了其他层面。鲁昂、波尔多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的异议和贵族领导的反抗运动使法国仍然四分五裂，很难继续进行与西班牙的战争。

这一时期欧洲各地发生的气象灾难和经济危机同样降临到法国。在博韦（Beauvais）周边地区，1647—1651年恶劣的天气造成粮食严重歉收，贫困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一，直到18世纪才回到原本的水平。当时的人用末世论的辞令来描述危机的程度。1652年的一个宣传册作者写道：“如果说到什么时候人不得不相信最后的审判来了，我相信就是现在。”巴黎以南不远的波尔罗亚尔修道院是詹森主义的避难所，人称安热莉克嬷嬷（Mère Angélique）的院长玛丽–安热莉克·阿尔诺（Marie-Angélique Arnauld）相信她周遭的苦难意味着人更需要祷告，因为“三分之一个世界已然死去”。1648年出现的投石党运动在1651年有卷土重来并且更加大众化、激进化的危险，这场运动一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654年6月7日路易十四加冕为止。

战争中的共和国

1639年，阿姆斯特丹市议员决定建造新的市政厅。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之际，这座市政厅终于开工。潮湿的底土中打进了超过1.3万根木桩，这座耗费850万荷兰盾的工程七年之后完工了，它是这一时期全欧洲最大的政府建筑。上层的大理石地板嵌入了两幅世界地图，每幅各描绘一个半球。这两幅地图突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存在，指出了一个从穹顶往下看看码头的数量就可以很容易发现的事实：尼德兰是一个世界强国。伦勃朗受托绘制八幅反映克劳丢斯·西非利斯（Claudius Civilis）起义的油画，这个独眼巴达维亚人的密谋和造反出自塔西佗的记录。最后伦勃朗只画了一幅画，描绘的是克劳丢斯与起义同志们宣誓的情景，他们没有相互亲吻以示和平，而是击剑为誓——让人想到这个联省共和国是一个好战的军事强权。

共和国重新开展反西班牙斗争的决心一度压倒了关于停战协定的政治分歧。继续斗争意味着在陆上保持要塞驻扎3万人以上，1621年时共和国的南翼和东翼都有要塞护卫。这样的军力意味着莫里茨执政和他的继承者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Frederik Hendrik）享有更大的进攻优势。但是，共和国的成本急剧攀升，而且西班牙经济封锁造成的影响使它的重商主义经济陷入了混乱。1627—1631年，一方面是和谈多次流产，另一方面是在长达80年的冲突中国会军的规模第一次超过了西班牙军队（7万人以上）。在陆上战斗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下，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已经准备好从实力出发提出和谈，西班牙人也愿意听听他的提议。然而海上的战斗仍在急速发展之中，佛兰德斯收紧了封锁力度；皮特·海因抢劫了巴伊亚港的货船，又拦截了古巴的墨西哥白银船队。1629年1月，他的舰队满载价值1 100万荷兰盾的商品和珍宝回到荷兰，相当于尼德兰陆军一年开销的三分之二。公众对于是否和谈的辩论变得越发激烈，共和国的各个省份和城镇意见不一，国家事务陷入僵局。

17世纪30到40年代，陆上战役大体处于僵持状态，亨德里克执政越来越相信他和荷兰省议会合作不来，后者既不愿意全力支持他的军队，也不愿意和谈。经济战还在继续，而尼德兰没有取得多大成功。敦刻尔克私掠船给尼德兰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损失，而尼德兰对佛兰德斯经济的封锁没有取得什么成效。1645年，葡萄牙蔗糖种植园主掀起暴乱反抗尼属巴西，因为蔗糖（和几内亚贸易）是荷兰西印度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公司股东对延续战争变得不再那么充满热情了。葡萄牙和加泰罗尼亚的起义让尼德兰有机会恢复与西班牙半岛的贸易，消除了又一个与西班牙谈判的障碍，1647年1月，尼德兰和西班牙达成停战协定。

三个月后，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执政去世（1647年3月14日），继承者是威廉二世（Willem II），他竭尽所能地阻挠明斯特的和谈，阻止和约的实施。他开始与法国谈判，并且反对1650年5月荷兰省议会削减尼德兰军队规模的决议。6月30日，他下令抓捕省议会的6名领袖，包括未来的大议长（Grand Pensionary）约翰·德·维特（Johan de Witt）的父亲雅科布·德·维特（Jakob de Witt），然后在7月出其不意地进攻多德雷赫特和阿姆斯特丹。浓雾使奇袭多德雷赫特落了个空。威廉的远亲拿骚亲王威廉·弗雷德里克（Willem Frederik）率领1万名士兵攻打阿姆斯特丹。虽然城市做好了防御准备，但是城内意见并不统一，后来它选择了和谈，接受执政的条件，即不解散尼德兰陆军，反而加强他在荷兰的地位。在这几个星期里，尼德兰共和国险些进入内战，然而数月之后威廉二世死于天花，他的儿子威廉（后来的威廉三世）在他去世后一周出生。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引发的内部危机被荷兰摄政们主导的20年无执政统治（Stadholder-less rule）解决了。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在大量准备工作之后，1643年，外交使团来到事先商定的两座城镇开始会谈。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相距近50公里，前者在重洗派起义失败不久之后就变成了天主教城市，后者是双信条城镇，有两座路德派教堂，两座天主教教堂，一个以路德派为主的市议会。两座城市都经历过战火洗礼，而奥斯纳布吕克的苦难更加深重，它遭受过天主教同盟军队的摧残（1628—1632年）和强制再天主教化，后来又被迫向瑞典缴纳战争贡赋。天主教的全权代表齐聚明斯特，由来自科隆的教廷使节（基吉）和来自威尼斯的大使（孔塔里尼）担任召集人。瑞典担任新教代表在奥斯纳布吕克的召集人。德意志各邦根据自己的宗教参加其中一边，尽可能表现得像是在参加共同议会的两个半场那样——法国人和瑞典人要求从始至终都在谈判桌边有一席之地。谈判代表们从来没有召开过全体会议，因此所有议程都是在两边分开讨论的。他们的讨论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与会代表的数量让我们可以一窥会议的复杂性。在和会的不同阶段，196位统治者派出了176位全权代表。缺席的国家只有英格兰、波兰、俄国和土耳其。

大多数重要讨论都发生在1645年11月之后。这个月，帝国宫内大臣（imperial Lord Steward）兼维也纳枢密院院长马克西米利安·冯·特劳特曼斯多夫（Maximilian von Trauttmansdorff）抵达明斯特，他带来了做出大范围让步——特别是对瑞典让步——的指示。他凭自己的权力提出以1618年作为帝国内（但不包括哈布斯堡世袭领地）教会领地和财产的标准年。波美拉尼亚公国可以送给瑞典作为军费补偿，罗斯托克（Rostock）、维斯马和不来梅主教辖区的部分地区也可以一并奉上。哈布斯堡对阿尔萨斯的所有权可以让给法国——不过，特劳特曼斯多夫和西班牙全权代表佩尼亚兰达（Peñaranda）伯爵加斯帕尔·德·布拉卡蒙特–古斯曼（Gaspar de Bracamonte y Guzmán）对于做出哪些让步有不同的指示和观点，法国外交官试图利用二人的分歧。1646年，马萨林提议西班牙公主玛丽亚·特蕾莎嫁给路易十四，以西属尼德兰（或者它的一部分加弗朗什–孔泰）作为嫁妆。但是，1646年10月9日西班牙王储巴尔塔扎·卡洛斯（Baltasar Carlos）去世，路易十四极有可能变成西班牙王位的推定继承人。马萨林的提议被西班牙人泄露给了尼德兰，尼德兰人不希望法国出现在它的边境上，于是在1647年1月与西班牙签署了停战协定。

法国和瑞典想要在威斯特伐利亚为新国际秩序打下基础的愿望破灭了。1643年9月，法国派往明斯特的使节萨布莱（Sablé）侯爵阿贝尔·塞尔维安（Abel Servien）和阿沃（Avaux）伯爵克洛德·德·梅姆（Claude de Mesmes）得到的指示设想了两个运作受到法国保护的各诸侯组成的联邦，一个在德意志，一个在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将替代帝国的法律和制度，皇帝会被降级为总督（Doge）。与此同时，法国要求控制阿尔萨斯，后来（1645年）又要求控制洛林，保留莱茵河对岸的重要堡垒布赖萨赫、菲利普斯堡、埃伦布赖特施泰因（Ehrenbreitstein）。德意志各诸侯和各领地认为，削减帝国的力量代之以瑞典和法国的霸权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特劳特曼斯多夫与他们并肩合作，拒绝任何彻底重塑帝国的要求。瑞典对任何保证瑞典在北德意志地位的提议都表示满意。除了一句模糊的共同担保条款之外，《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最终条文没有任何法国想要的集体安全内容。威斯特伐利亚协定不是欧洲列国均势的前身，相反，它旨在通过复苏帝国机制，重建规范性权利的意识和既有的习惯，在这个重现苏醒的帝国里，未来一切重大政治决策必须得到帝国议会的同意，这一条款将有效限制皇帝的权力。

最重要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希望永久性地解决德意志土地上的宗教冲突。标准年最终被定在1624年，那一年北德意志教会领地的大规模再天主教化尚未展开，但普法尔茨已经被征服。此后所有的信条纠纷都由帝国政治体解决，解决方法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政治体在帝国议会谈判处理。1624年时已有宗教自由的宗教少数派继续享有宗教自由。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不受这些条款约束，不过所有与会者都可以明显看出，威斯特伐利亚协定的主要牺牲品就是皇帝把帝国重新天主教化的企图。《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德意志的政治与宗教的争执时代，以及与之相伴的关于帝国宪制本质的根本性纠纷。和约的失败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份真正的全欧和平协定。法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仍在继续，和约没有提供制约法兰西王国的方法。关于西班牙在低地国家和弗朗什–孔泰的领地的未来地位和北阿尔萨斯与洛林（还有附庸法国的梅斯、图勒和凡尔登）的未定地位的条款，反倒让路易十四在17世纪下半叶有了利用条约侵害邻国机会。

[1] 雷岛位于拉罗谢尔外海。——译者注

[2] 此即第五章提到的第九代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加斯帕尔·阿方索，全名为加斯帕尔·阿方索·佩雷斯·德·古斯曼—桑多瓦尔（Gaspar Alfonso Pérez de Guzmán y Sandoval）。——译者注

第十九章

从东到西的混乱时代

“全世界都在震动”

直至17世纪中期，三十年战争都是欧洲的核心问题。虽然它对直接参与的各方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是它只是17世纪中期全欧大动乱的一部分，这场大动乱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各地也能感受得到。1648年6月，莫斯科的一个居民对当时发生的大事的印象是“……震动很大，人们都愁眉苦脸”，莫斯科这座都城也被震动了。“盐乱”（Salt Riot）——或称“莫斯科起义”（Moscow Uprising）——期间，沙皇派射手（streltsy）驱散起义者，使起义者的愤怒火上浇油，他们攻入克里姆林宫，洗劫了重臣所在的地区，还杀死了几位大臣。此事触发了更多暴动和叛乱。商贾和贵族的100多所房屋被纵火烧毁，数小时之内，半个首都（按照惊骇的瑞典大使的说法）化为焦土。同情莫斯科起义的人在各地造反，特别是在乌克兰的草原边境要塞城镇。人们害怕俄国又要回到“混乱时期”（smuta）——17世纪初期战争、毁灭和饥荒的20年——开始公开质疑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沙皇和他的追随者一边做出大范围的让步，一边实行铁腕镇压，才在之后的五年里重新建立起他们的权威。

与此同时，欧洲东部的另一个首都发生了地震。1648年6月，伊斯坦布尔发生的地震摧毁了为城市供水的高架渠，严重损伤了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和清真寺，数千名参加主麻日的礼拜者丧生。一个威尼斯人报告说，教士把自然灾害归因于奥斯曼帝国没有遵守先知的教诲。两个月后，一名加尼沙里军官8月初从克里特前线回京要求增援，结果引发了一场宫廷革命。密谋者绞死了宰相艾哈迈德帕夏（Ahmed Pasha），把他的尸体扔到街上任由群众肢解——他得了一个绰号叫“千块”（Hezarpare）。随后爆发的加尼沙里叛乱废黜了易卜拉欣苏丹（Sultan Ibrahim）。8月18日，大穆夫提（Chief Mufti）对他下达了死刑判决（法特瓦），然后公共行刑官绞死了他。易卜拉欣的长子——7岁大的穆罕默德（Mehmed）被宣布为新的苏丹，他的祖母柯塞姆苏丹（Kösem Sultan）以他的名义掌权。首都爆发了大规模暴乱，示威者聚集在竞技场（Hippodrome）发出抗议，但是加尼沙里包围了他们，冷血地杀死了数千人。和莫斯科类似，伊斯坦布尔发生的事让人质疑苏丹的统治，政府花费了十年时间才努力地恢复往日的稳定。

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是当地的特殊背景：在莫斯科是混乱时期后新生的沙皇专制，在奥斯曼帝国是它的地缘战略问题和统治结构。不过也有共同因素让当时的人更加相信17世纪中期欧洲的混乱不是一个巧合，也不局限于欧洲。莫斯科和伊斯坦布尔都是统治着形形色色不同地区的大型复合帝国的首都。它们的政治体制都感到了战争的竞争性需要和使国家现代化并为国家融资的需求。它们的反应方式似乎都使它们更加脱离自己的臣民。

而且，极端气候变化使弱势人群变得更加脆弱。1639年、1640年和1645年，乌克兰一向肥沃的大草原遭遇了严重的干旱。1647年和1648年出现了极早的霜降、清冷的夏天和惨淡的收成。1645—1646年政府专员称人口水平比20年前还低。类似的干旱和早霜打击了安纳托利亚高地和巴尔干的粮食产量，而尼罗河的洪水（灌溉了广袤的三角洲，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大量粮食）在1641—1643年和1650年降到了该世纪的最低水位。在恶劣的气候、经济和社会背景下，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混乱破坏了欧洲干草原边境的稳定，特别是在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波兰–立陶宛：大洪水之前

17世纪初，波兰–立陶宛共和国是一个领土大国。1618年，波兰王储瓦迪斯瓦夫·瓦萨（Władysław Vasa）兵临莫斯科城下，试图攻下这座城市。混乱时期刚刚结束，（1613年成为沙皇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Michael Romanov）别无选择，只能将过去十年从共和国手中夺取的土地尽数奉还。离莫斯科仅有300多公里的第聂伯河畔重镇斯摩棱斯克（Smolensk）才新建了石堡，就在1611年落入波兰–立陶宛军队手中。虽然这场胜利让共和国的面积扩张到法国面积的两倍以上，但是它也使共和国的边境更容易受到袭击。1632年，莫斯科人袭击斯摩棱斯克，尽管没能收复它。与此同时，波兰-立陶宛共和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西面的三十年战争，却受到了三十年战争的影响。

波兰–立陶宛和瑞典因为王朝冲突、宗教分歧和商业战略斗争而多次交锋（1600—1611年、1617—1618年、1621—1625年、1626—1629年）。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古斯塔夫·阿道夫在1626年5月从海陆两路入侵波属普鲁士，得到了当地以新教徒为主的城市人口的默默支持，进而直逼格但斯克港。波兰骑兵在欧洲数一数二，可是步兵和炮兵逊于瑞典人，1629年又被华伦斯坦的分遣队牵制住了。1629年10月26日在阿尔特马克签署的停战协定使瑞典有权控制立窝尼亚大部分地区和里加港，有权对通过立窝尼亚的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波兰货物征税。波兰保住了格但斯克，成功避免自己被拖入不断升级的德意志冲突中。共和国得以集中精力保护东部和南部的脆弱边境，不过它的虚弱已经暴露了。

这些内部问题是复合君主制引发的，其君合关系停留在表面，它的内部不对称制造了许多无法解决的两难。它为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而感到骄傲，它的政治核心包括三个等级，即国王、参议院和众议院（Chamber of Envoys），三者合称为国家议会（Sejm）。在众议院里，波兰人、立陶宛人、立窝尼亚人和普鲁士人都有发言权。参议院（150人）包含天主教高级教士、宫廷贵族（Palatine nobles）、受委任的城主和政府中的大臣。国王是选出来的，自从1572年国王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去世起，为了回应中下层贵族的要求，各方同意不仅是议会，全体贵族都有选举国王的投票权。数千名贵族会来到华沙城外的沃拉地（Wola Field）举行大议会（Convocation Diet）选出国王。大议会也会通过谈判形成约定条款，当选的新王必须宣誓遵守约定条款才能得到加冕。

此外，历代波兰国王都必须服从18条《亨利王约》（Articuli Henriciani），这是1573年西吉斯蒙德国王的继任者亨利·德·瓦卢瓦当选时采用的约定条款。它们保证了波兰王位的选举制和非继承制的本质。国王的婚娶必须得到参议院批准。国王必须每两年召开一次为期6周的议会，开征任何新税都必须通过议会批准。议会选出16名常驻参议员，在议会会期之间轮流出席御前会议。未经议会批准，国王不得进行宣战或大军动员（pospolite ruszenie，征召贵族入伍）。国王发誓遵守《华沙会盟》对宗教自由的保证。最后，如果波兰国王干犯贵族的法律和特权，《王约》授权贵族违反国王的命令，结党起义（Rokosz）反对国王。1573年后的历代波兰国王都发誓：“若朕做出任何违背法律、自由、特权或习惯之事，朕宣布一切国民皆不必服从朕。”

在16世纪后期的基督教共和国中，这样的限制不算出奇。当时的波兰人不认为他们的王国很虚弱。他们对混合制政府的好处有不同的观点，但是许多人会认同武卡什·奥帕林斯基（Łukasz Opaliński）在大洪水前夕提出的理念，即强大的国家不利于有德性的波兰人保护自己的自由。他们觉得他们的国王已经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常规议会仅仅每两年开会6个星期，议程由国王决定，议会大半时间都花在请愿和地方性议题上。波兰国王操纵参议院委员会，以至于一般贵族开始怀疑参议院服务的是大贵族或国王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利益。让他们更加不信任的是被选为国王的总是有雅盖隆血统的外国君主——选举更加重视王室血统的高贵威严，而不愿意从本地大贵族成员中选出自己的同侪。人们怀疑外国人不惜牺牲波兰共和国的利益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这对瓦萨家族的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瓦迪斯瓦夫四世和约翰二世·卡西米尔）而言尤其显著，他们还保留着对瑞典王位的宣称。西吉斯蒙德三世的亲奥地利作风和耶稣会士在波兰宫廷的影响对1606—1609年的桑多梅日叛乱（Sandomierz Rebellion）爆发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这场叛乱又称泽布日多夫斯基起义（Zebrzydowski Rokosz），它要求将耶稣会士逐出共和国，选举产生王室官员，废黜西吉斯蒙德国王。人们有种负面情绪，即保护共和国最好的方法就是阻挠国王的新想法，特别是在国外的冒险举动。1634年普沃茨克（Płock）主教写道：“吾等的幸福是不出国境，保障健康和安乐。”

然而，奥帕林斯基所说的“无政府”（nierząd）到17世纪中期开始招来后患。波兰的财政没有经过改革，力量弱小，它的收入基础很不充分，又受到了货币不稳定的侵蚀。通过关税增加税收和开发领地收入的企图徒增贵族对国家意图的疑心。国家军队全靠向大贵族征兵，这样的兵员没有受过常规训练。财政衰弱意味着要塞数量有限，缺乏维护。贵族拒绝付钱从共和国外雇佣军队。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因为没有响应欧洲战争的变革而陷入了更加危险的状态——王子瓦迪斯瓦夫·瓦萨1626—1627年游历欧洲时体会到了这一点，他探访了佛兰德斯军和威尼斯的造船厂。他在约定条款中保证要为共和国建立一所军事学院，建设一支海军，改革步兵和炮兵。然而到1647年，波兰近卫军（Polish royal guards）总共只有1 200人，卫戍乌克兰的军队才4 200人。

共和国可以利用的一支军事力量是哥萨克军（Cossack host）。（生活在第聂伯河下游的）扎波罗热西契（Zaporozhian Sich）哥萨克人原本是冒险家和强盗，后来成了一支实实在在的军队。但是他们行事独立，很难管控。国王斯特凡·巴托里想要用册编制度来管理他们——主要是在乌克兰的边境城镇——把这些城镇里据信可以拿起武器保卫共和国的哥萨克人登记在册。册编哥萨克人的数量在战争时期上升，在和平时期下降，可是不被登记在册的哥萨克人总是远远多于册编哥萨克人，这些人为自己被排除在外而感到愤愤不平。1630年，这些人起兵造反，呼吁东正教会教士和信众的支持。共和国把册编哥萨克人的数量增加到8 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但是与此同时，波兰殖民者不断涌入第聂伯河谷地，1635年联邦议会单方面把册编哥萨克人减少到7 000人，在第聂伯河下游的科达克（Kodak）新建了一座堡垒，由联邦军队派兵把守。这些措施激起了哥萨克人又一次叛乱，他们洗劫科达克，屠杀新来的守军，再次呼吁东正教信徒的支持。当时利沃夫一部编年史写到，哥萨克人“蔑视波兰人，杀德意志人如杀苍蝇，烧毁城镇，杀犹太人如杀鸡”。政府派去与叛军和谈的专员亚当·基谢尔（Adam Kysil）承认，任何协议都不过是停战协议，因为哥萨克问题是“一锅永远在沸腾边缘的开水”。

哥萨克人的残酷很快吓走了自己的支持者。波兰人展示武力之后，哥萨克西契在1638年签署协议。他们同意册编哥萨克人减少到6 000人，保证不经国王批准不袭击鞑靼人（或奥斯曼人），同意听从国王任命的联邦代表的命令。然而，这些代表很快就成了波兰–立陶宛人在乌克兰殖民授地（land-grants）和在主要城镇驻扎波兰军队的工具，成了进一步暴乱的诱因。这样的结果不仅没有维护停战协议，反而激起了又一次大叛乱，因为叛乱领导者是盖特曼亚基夫·奥斯特里亚宁（Hetman Yakiv Ostrzanin），所以这次叛乱被称作奥斯特里亚宁叛乱（Ostrzanin Uprising），叛乱的原因是联邦议会的一条决议激怒了哥萨克人，这条决议把他们和农民放到同样的地位，想要使他们成为农奴，他们通过传单宣传自己的不满，这些传单在东正教修士、哥萨克长老和全乌克兰同情他们的人手中广为传播。尽管大贵族成功镇压了这次叛乱，但是它表明这一地区广泛的社会和宗教痼疾即将爆发。

波属乌克兰（Polish Ukraine）——第聂伯河左岸的土地——原本是立陶宛大公国的一部分。共和国建立之后，波兰在当地取得了支配权——波兰的法律、官员和天主教信仰占据统治地位。这片地区人烟稀少，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移民，他们建立新城或扩充旧城，形成了一个边疆社会，这种社会缺乏人居历史悠久的土地具有的那种社会团结。为了弥补这个问题，也为了充实边防，波兰王室把乌克兰土地大片赠予一小批波兰裔大贵族。波兰地主以领地农奴制为基础开发黑土丰饶的干草原，他们的庄园因而得到了飞速的扩展。庄园管理者往往来自同一群移民——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到1648年，犹太人的数量至少有4.5万人。1640年时，大约10%的地主控制了乌克兰三分之二的人口和土地。1638年叛乱是被两个大地主镇压下去的：耶雷米·维希尼奥夫斯基（Jeremi Wiśniowiecki）和“熊掌”（Bearpaw）米克瓦伊·波托茨基（Mikołaj Potocki）。1630年，维希尼奥夫斯基在乌克兰的庄园包括大约616个居民点。164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7 600个，1645年达到了3.8万个，超过20万人为他服务。波托茨基的大庄园规模与之相仿，1638年叛乱时他的忠诚表现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增长。随着他们庄园的扩大，他们对当地中等贵族和以非波兰裔东正教徒为主的平民的影响也在扩大，这些人都感到被掌权者疏远，心中充满不平和愤慨。

1632年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的当选为国家带来了一位胸怀国际抱负的改革家。他与皇帝（1637年他娶了未来的斐迪南三世的妹妹）、与西班牙和丹麦结成联盟，为了推行财政和军事改革与贵族反目成仇。1646年，借着克里特战争的机会，在罗马、威尼斯和莫斯科沙皇国的支持下，他打算向奥斯曼开战，希望让不稳定的边界稳固下来，同时拉拢哥萨克人参战来解决哥萨克暴乱的问题。他把哥萨克人编入军队，却被联邦议会要求遣散他们。1647年，病患缠身的他重新提出了这个计划，这次维希尼奥夫斯基个人组织了一支超过2.5万人的军队支持他的计划。但是，1648年5月他就去世了，这正是赫梅利尼茨基的哥萨克叛乱处在上升期的时候。

叛乱领袖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是一个乌克兰中等贵族的儿子。他接受耶稣会的教育（尽管他一直是东正教徒），能读说多门语言，了解外部世界。他作为册编哥萨克人参加过1619年波兰与摩尔达维亚的战争，曾被土耳其人俘虏，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两年时光。17世纪30年代，他率领哥萨克部队在黑海与奥斯曼人海战，1638年叛乱前夕，他代表哥萨克西契参与谈判。1645年，他被亚历山大·科涅茨波尔斯基（Aleksander Koniecpolski）夺走地产却没有获得赔偿，亲身体验到了被大贵族压迫的滋味。赫梅利尼茨基向国王申诉无果，于是把这件事传遍哥萨克军队，后来还告到西契那里。1648年1月末，他被选为哥萨克盖特曼，提出了相当于乌克兰独立的要求，他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结成联盟，然后在两场战斗中大败波兰军队——1648年5月16日在若夫季沃季（Zhovti Vody），5月26日在科尔松（Korsun）。1648年底，他带领哥萨克大军进入基辅，宣布他的目标是“把所有罗塞尼亚人从痛苦的波兰统治中解放出来……为东正教信仰而战”。人民（他指的是罗斯人）是“我们的左膀右臂”。波兰国会议员安杰伊·弗雷德罗（Andrzej Fredro）写道：“我们和哥萨克人开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和罗塞尼亚宗教不同。”共和国面临的这场内战背后有社会、宗教和民族种种原因。

哥萨克暴行的遇难者极为明显地反映了民族因素。叛军传唱的“胜利进行曲”（Victory March）歌颂哥萨克上尉“弯鼻子”（Crook-Nose）“剁掉敌军的脑袋”，“吊死的波兰佬（Polack）像一团黑云，波兰人的光荣被打得粉碎”。他们也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拉比拿单·纳塔·汉诺威（Nathan Nata Hannover）在记录叛乱的编年史《绝望的深渊》（The Abyss of Despair）中记载了这场大屠杀。1648年6月，当地居民怂恿哥萨克人进入涅米罗夫（Nemyriv）要塞，这是犹太人避难的地方。随后两天，哥萨克人见人就杀（据他估计杀了6 000人）。妇女宁可跳墙投水自尽也不愿被玩弄杀害。大概至少有1万名犹太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遇害，约有8 000人逃往其他地方避难，3 000人被卖给鞑靼人为奴。

在南向移民和叛军自身的愤怒与绝望背后，还有17世纪30年代后期该地区普遍的多变天气。1641—1643年、1646年的冷夏伴随着晚春的雪霜对短暂的生长期和收成造成了灾难。1645—1646年蝗灾吞噬了庄稼，1646—1647年冬季酷寒，1647年秋冬又有暴雨和洪水。叛乱爆发时天气反季节地炎热干燥，蝗虫又开始毁灭庄稼。桑博尔（Sambir）的施洗者圣约翰教堂那一年的铭文简单地写道：“基督教世界饿殍千里。”

赫梅利尼茨基声称他的叛乱有瓦迪斯瓦夫国王的授权书，尽管这封书信从未被找到过，就算有大概也是他伪造的。即便如此，这都是他在其后三年争取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支持他反抗波兰共和国的雄心的手段之一。他指挥的军队和三十年战争中的军队一样庞大，他还在国外寻找盟友。在这场越发血腥的冲突中，克里米亚鞑靼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为对他们参战的回报，他们获准在乌克兰烧杀抢掠，抓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作为奴隶到奥斯曼市场上贩卖——东正教徒（Orthodox Catholics）把这两种人（即便是东仪天主教徒）都当成合法奴役对象。1651年6月28—30日，在斯特里河（Styr）河畔的别列斯捷奇科（Berestechko）之战中，6万多人的波兰军队迎战10万多人的哥萨克鞑靼联军，并最终取得胜利。鞑靼人撤退时把赫梅利尼茨基扣为人质。他设法通过谈判得到释放，并且保证为他们的效力提供更多回报，他重新组建了哥萨克军，再次与波兰人开战，这回他在1651年9月24—25日白采尔科维（Bila Tserkva）之战中取得胜利，随后签署了停战协定，不过它没有得到国家议会的批准。

1652年夏初，赫梅利尼茨基进军摩尔达维亚，希望巩固与摩尔达维亚统治者的联盟，一起打击波兰人，1652年6月1—2日，波兰国王的军队——大部分是大贵族征召兵——在布格河（Boh）河畔的巴托格（Batih）与之交战。赫梅利尼茨基麾下至少有4万名哥萨克人和鞑靼人。波兰军队不超过1.5万人，但是他们的营地占据守势，而且挖了很好的壕沟。波兰军队内部不和，让赫梅利尼茨基轻松战胜了他们，8 000名波兰士兵被俘后遭杀。1654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与莫斯科沙皇国签订条约，（在后者眼中）奠定了莫斯科沙皇国在基辅罗斯的霸权，开启了莫斯科沙皇国和瑞典对波兰的入侵，到这时，共和国已经毫无招架之力了。

“三王国内战”

1662年，詹姆斯·希思（James Heath）出版了《三王国内战大事纪要》（Brief Chronicle of all the Chief Actions so fatally Falling Out in these Three Kingdoms），这本书强调了不列颠群岛各场独立的战争之间的内在关联——1639—1640年的主教战争、1644—1645年的苏格兰内战、1641—1653年的爱尔兰同盟战争（Irish Confederate Wars），以及1642—1646年、1648—1649年和1650—1651年的英格兰内战。从表面上看，我们可以从17世纪初期到中期东部和西部的局势中发现一些共同之处。和波兰–立陶宛一样，不列颠群岛对三十年战争只是浅尝辄止。后者在1621—1622年对普法尔茨给予了象征性的支持，在1625年11月联手尼德兰对加的斯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远征，与尼德兰一起支援丹麦对帝国的干涉但最终失败，在1627—1629年白费功夫地试图解救法国新教徒，此后便脱离了大陆战事。

同波兰一样，波罗的海、英吉利海峡和中欧的经济混乱对英国商业也造成了不利影响。波兰志愿兵在欧洲各个军队中效力，正如苏格兰人出现在瑞典的军队中；新教流亡者从波希米亚和德意志逃到波兰和伦敦。伦敦商人和英格兰士绅安慰自己说，跟德意志比起来，他们过的“日子真是安宁幸福”（一首英格兰挽歌唱道“任凭德意志的战鼓/为自由和复仇怒吼又如何？这噪声/与我们无关，也不会转移我们的欢乐”）。当三十年战争及其余波影响他国的时候，不列颠群岛进入了自己的混乱时期。

不列颠王国和波兰共和国一样，也是复合君主国，君合关系停留在表面，内部不对称制造了许多无法解决的两难。英格兰和波兰的主要群体都是中等贵族（“士绅”和什拉赫塔），他们感到大贵族阶级疏远他们，国王可能在操纵大贵族的财富和权力，进而分化贵族阶级。士绅渐渐开始注意到，国王的关切和他们的关切不一样，他们的统治者不尊重共和国的法律、传统和自由，所以不值得他们信任。和波兰一样，不列颠群岛的君合关系是不对称的，其中一个成员国（苏格兰）成了被忽视的低级成员。而且，英格兰的财政状况也很差，征税的权力属于议会，国王越是为了与议会无关的目标利用君权开发收入来源，议会越是不愿意开征新税。不列颠群岛也有一个第三成员国（爱尔兰），它的问题也是当地地主的不满、民族和宗教问题的致命组合，这造成了血流成河的暴动。

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教会是依法建立的。关于教会的统一、结构、仪式和敬拜的辩论体现并助长了更广泛的分歧，特别是当国王力主推动教会统一的时候。英格兰的清教徒和苏格兰的长老会根植于国境南北的教俗两界。双方都相信自己代表了本国的由国家和教会承载的基本法律与自由，而斯图亚特王朝正在侵害这些法律与自由。但问题首先爆发于苏格兰，誓约运动（Covenanting movement）得到了拒绝1618年《珀斯五教规》的人的大力支持。1633年，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在英格兰发起的改革和查理一世为实现礼拜仪式统一的全面方案是这一年的重要事件，这一年查理首次造访苏格兰，向苏格兰国会提交了苏格兰新礼拜仪式的建议书。它要求主教穿着圣衣，教士在主持圣餐时穿着白色罩衣。1636年新教会法（New Church Canons）进一步要求苏格兰长老会信徒遵从英格兰新教的仪式，对苏格兰教会、教会议会、教会法庭和长老会则不置一词。第二年，国王凭自己的权威强推新版《祈祷书》（Prayer Book），作为苏格兰教会所有教区敬拜的指南和如何评判不服从行为的标准。

政府公布自己的意图，让苏格兰教会有时间动员信众，它的组织结构为它提供了动员的手段。1637年7月23日，爱丁堡圣吉尔斯大教堂（St Giles）发生了一场事先策划的对新《祈祷书》的抗议。随着暴乱的扩散，“祈愿客”（the Supplicants）有组织的反抗使主教和枢密院在苏格兰无法施展自己的权威。他们的反抗与反对宗教创制、守护方言和法律习俗的事业结合在了一起。这些反抗得到了贵族和苏格兰国会各等级（“Tables”）的支持。第五等级协调贵族和其他三个等级的代表，变成了一个行动处（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它将《国家誓约》（National Covenant）散播到各地征集签名。长老会传道人亚历山大·亨德森（Alexander Henderson）和苏格兰律师沃里斯顿的阿奇博尔德·约翰逊（Archibald Johnston of Wariston）是《国家誓约》的起草者，全国各地都有人签下自己的名字。国王震慑誓约派（Covenanters）的企图被巧妙地摆平了，查理决定用武力镇压这次反叛，他凭着君权收入组织英格兰和爱尔兰联军，没有召开英格兰议会。

查理的计划在1639年尽数落空。他希望利用亨特利（Huntly）侯爵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拉拢反对誓约派的少数苏格兰人，这个计划无果而终。在爱尔兰征兵同样是一场失败。凭借君权在英格兰各郡征召民兵的做法遭到强烈的反对，主要原因是誓约运动和英格兰人普遍反对劳德在英格兰教会内大搞创制的情形如出一辙。一个纽卡斯尔人站出来支持誓约派，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在会引入教皇主义（Popery）和偶像崇拜的人面前自我保护而已”。他不肯应征入伍，“因为除非他的良心下令，否则他不为基督教世界任何君王战斗”。1639年4月，国王在约克检阅自己名下的军队时，两名在册贵族拒绝宣誓效忠——塞伊和塞莱子爵（Viscount Say and Sele）威廉·法因斯（William Fiennes）和布鲁克勋爵（Lorde Brooke）罗伯特·格雷维尔（Robert Greville），两人都是普罗维登斯岛公司的成员和汉普登案的支持者。年底之前这场冲突就已经被人称作“主教战争”了，不过查理的军队太弱，不堪一战，所以他选择通过谈判争取时间。1640年，他召开英格兰议会来争取急需的资源。

1640年4月13日召集的短期议会（Short Parliament）只开了三个星期。和波兰国家议会不同，英格兰议会的双议员郡选区有可能出现完全保有人（因为通货膨胀和财富扩散降低了门槛，所以他们的数量增加了）也有权投票的情况。短期议会中经过竞争性选举得到席位的议员数量之多史无前例。国王只关心一件事，他要从议会这里得到镇压叛乱所需的资源。对议员而言，处理不平才是优先事项，（11年没开过一次议会）他们的抱怨可是相当多。埃塞克斯议员哈博特尔·格里姆斯顿（Harbottle Grimston）直截了当地表示，国内危机比“国外”（他所指的是苏格兰）危机更严重。“共和国被残酷地撕裂和屠戮，一切财产和自由都被动摇，教会不能专心工作，教会的福音和教师遭到迫害，整个国家明显爬满成群结队的尺蠖和蛀虫，‘埃及十灾’也不过如此。”格里姆斯顿是少数参加过17世纪20年代吵闹议会的老人物。同样的还有塔维斯托克（Tavistock）议员约翰·皮姆（John Pym），他也是普罗维登斯岛公司的成员，是布鲁克勋爵、塞伊子爵和约翰·汉普登信任的经理。1640年4月17日，皮姆发表演讲，把具体的不满转化为一种公共事业，同时不让自己听起来矛头直接对准国王。缺乏时间和耐心的查理直接解散了议会，它既没有得到资源，也没有解决不满，而且还有一场战争要打。

短期议会解散后，英格兰各郡的军事动员比前一年更加迟缓，而且用造船费根本征不到钱。英格兰王国是一个门拱，它的门柱是下放给地方自治体的权力。如果地方自治体用脚投票，那么枢密院、郡长（Lords Lieutenants）和巡回法庭（Assize）的法官也没有什么办法强令他们服从。强迫参军本来就惹人憎恨，尤其是当被迫参军的许多人不认同战争目的的时候。誓约派军队在参加过三十年战争的苏格兰老兵的扶持下先发制人，在贝里克（Berwick）跨过特威德河（Tweed），他们带着一本“盖着丧服”的《圣经》，鼓手们打着葬礼队列的鼓点，表明他们代表了上帝的真理。1640年8月28日，英格兰军队在纽伯恩（Newburn）企图阻击他们，结果吃了败仗，苏格兰人不受阻挡地进了纽卡斯尔。查理同意停火并且每月向誓约派军队付钱。国王想要说服伦敦市贷款给他支付停战费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再开一次议会。经过新一轮议员选举（比上次竞争更加激烈）之后，长期议会在1640年11月召开。上次议会没开多久就被解散，议员的不满无人理会，这次议会在国家危机的氛围中召开，目的是为一场国王打输的战争筹钱，而且下议院大多数人都反对国王，在他们眼中，国王的目的、国王本人和这个他们不信任的政权已经无法分割了。

议员们在开幕会上排着队发表请愿，表达他们对查理一世个人独裁（the Personal Rule）和与它关系最大的问题的积怨。他们表示尤其担心天主教在宫廷的影响——集中体现为查理一世的法国妻子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Queen Henrietta Maria）。在民众的示威中，三位著名的劳德主义（Laudianism）的反对者得到释放。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是一名清教徒律师，也是牙尖嘴利的反主教制辩论家，1634年和1637年星室法庭的两场诉讼让他失去了自己的财产、自由和双耳。在第二场诉讼中与他一同受审的还有清教牧师亨利·伯顿（Henry Burton）和医生约翰·巴斯特威克（John Bastwick）。伯顿毫不留情地攻击劳德派主教，最后他在布道中控诉他们的创制等同于教皇主义阴谋。巴斯特威克则骂他们是“兽”（the Beast）的尾巴。和普林一样，伯顿和巴斯特威克也在星室法庭受审，被处以罚金和被当众羞辱，然后关进监狱。1640年11月，被释放的三人如公共事业的殉道者一般得到伦敦市民的夹道欢呼。

起初，长期议会很难决定公共事业的具体内容。伯顿、巴斯特威克和普林与劳德大主教、教皇主义、主教制及个人独裁不共戴天。这些问题并不是一回事，其中主教制比其他问题更加容易引发分裂。但是这些潜在的分裂一开始都被隐藏在对威廉·劳德和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思等查理政权核心人物的进攻中了。劳德因叛国罪被弹劾，于1641年3月1日被关入伦敦塔听候审判。主持汉普登的造船费案的首席法官约翰·芬奇（John Finch）也遭到弹劾，随后逃往海外。1641年4月，斯特拉福德伯爵弹劾案没有通过，下议院诉诸《剥夺公权法案》，虽然多数议员弃权，但是法案还是通过了。5月10日，在伦敦暴徒和欠饷军队的威胁下，国王不情愿地签字批准处死斯特拉福德伯爵。他也在伦敦债主的压力下于1641年2月签署了《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法案要求国王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禁止国王不经议会许可征收造船费等君权收入。

枢密院的打手，即曾经审判过伯顿、巴斯特威克和普林的星室法庭——威斯敏斯特法庭（Westminster Court）——被废除了。星室法庭在教会内的对应机构、经常遭到清教徒激烈反对的高等委任法院（Court of High Commission）被一并撤销。长期议会的重要人物（非正式的“小团体”）暗中停止工作，好让下议院和上议院跟上他们的节奏，让议员集中精力达成众望所归的危机解决方案。约翰·皮姆借温和的伪装调动大众支持的能力再一次得到展现，他在与清教议员少数派的谈判中一跃成为关键角色，他希望通过谈判淡化“如何处置教会”这个可能引发分裂的议题，主张与国王做个交易，因为国王不管怎样都是摆脱不掉的。

众声喧哗

1641年5月，斯多葛派主教约瑟夫·霍尔（Joseph Hall）抨击皮姆在英格兰复制《国家誓约》的“大抗议”（Protestation）时说道：“你们自己什么时候能达成共识？好像你们正在建立你们大谈特谈的巴别塔呀。”大抗议要求议员——后来要求全国——签名宣誓支持教会的“教义”，支持国王的“荣誉和财产”（honour and estate），支持“议会的权力和特权”，支持“臣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大抗议希望针对国家的基本分歧提出一个温和的方案以争取全国一致。然而，虽然它想要捍卫教会、抵制教皇主义，但是它丝毫没有论及英格兰教会的治理、敬拜和使命。这些缺失让保王党有机可乘，他们围绕保卫《祈祷书》和保卫教会发出了统一的声音。另一方面，完全不信任国王的激进观点和彻底改革教会的激进主张正在酝酿。

对身陷囹圄的威廉·劳德的一致反对掩盖了这些分歧。批评劳德的人说他是亚米纽斯的鼓吹者，那位尼德兰神学家批判加尔文宗对于恩典和救赎的观点。亚米纽斯的观点已经证明可以分裂尼德兰共和国，愿意与西班牙签订停战协定的人往往属于亚米纽斯派。早在1625年查理一世统治之初，国王的宠臣白金汉公爵在伦敦的宅邸约克府（York House）举行的宗教会议就表明亚米纽斯主义已经渗入英格兰。辩论的焦点是奇切斯特（Chichester）主教理查德·蒙塔古（Richard Montagu）的著作，他作为英格兰高级教士是亚米纽斯派的倡导者。双方都声称自己赢得了辩论。事实上，反加尔文宗赢得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查理一世的心。他的教会和宫廷越来越倾向亚米纽斯派。被教会和宫廷排除在外的反对亚米纽斯派的人不得不思考其他方法来保护他们珍视的东西——考虑移民，诉诸法律，著书立说，还有制造麻烦。

然而，劳德主义的核心不是亚米纽斯主义。1626年2月，威廉·劳德在议会做开幕布道。他讲论的经文是《诗篇》第122篇的“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络整齐的一座城。”他的论点是，国王的治权和教会的治权是一体的：“因此教会、共和国、上帝的家（Gods house）、圣殿、列王的家、大卫的家，都在我所引的这句经文中相遇。”他的用意是联结英格兰教会与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神圣的古代希伯来的普世教会。圣殿是教会的模范，离开教会就是将基督教世界仅剩的团结也置于险境。劳德认为，这种团结依赖于教会的祭司。主教制政府保证了教会和王国的稳定，正如承认祭司权力、教导信众尊重祭司权力的敬拜形式体现了人对待神授君权的正确方式。他对新教徒的颠覆近乎病态的执迷此时已经很明显了：“任何想要推翻教会之座（sedes Ecclesiae）的人一旦掌权，一定会猛烈攻击大卫的王座。没有一个人是为平等——为教会全体同人——而战的，个个都只想称王称霸。”

劳德决心团结教会反对清教徒，他认为清教徒是在攻击基督教世界残余部分的核心。受此激励的劳德一步步重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在枢密院和地方太平委员会安插高级教士，把圣餐桌改造为祭坛，并强令会众向祭坛鞠躬跪拜，限制平信徒对任命传道人的影响。这些没有得到议会许可的创制影响各个教区的普罗大众。它们在人群中制造了分裂，英格兰教会和英格兰王国一样依赖地方自治，所以创制做不到令行禁止，而且地方自治增加了围绕创制的争议。地方上反对劳德主义的最主要原因是，人们相信劳德主义就是隐蔽的教皇主义。

反教皇主义汲取了英格兰宗教改革的活水，利用了人们对英格兰宗教改革存亡的焦虑。它团结了劳德的批评者，在1641年雪片一样的宣传册中发挥了超比例的作用。教皇主义阴谋成了皮姆和小团体乐于使用的凝聚政治忠诚、怂恿人们怀疑国王的工具。团结无比重要，因为在下议院关于教会将来的治理、仪式和敬拜的辩论中缺少的就是团结。1640年12月11日，“根枝”（Root and Branch）请愿书——它得到了数千个签名——被激进的伦敦教区居民递交给下议院。请愿书大力抨击主教，说主教们破坏传道，推动“下流放荡无知错误的人成为传道人，这帮人像埃及的蝗虫一样占满了整个王国”。结果，“只有教皇党人、耶稣会士、宣扬教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的神职人员等才能发达”。

请愿书提出的问题制造了更多的分裂。英格兰宗教改革是议会确立的，被劳德主义扭曲的英格兰教会的权力也是议会确立的。既然是议会建立的，议会也可以改变它们。但是，像苏格兰长老会信徒和激进的英格兰清教徒要求的那样，按照上帝的话语和早期基督教会的模板建立一个没有主教、致力于社会秩序的神圣改革的教会，应该是改变的方向吗？如果不是的话，（在劳德锒铛入狱、高等委任法院被废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教会来替代这个正在崩溃的主教制体制呢？诚如霍尔所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十分混乱。

1641年10月20日，秋收休会期结束，长期议会重新开会，反教皇主义的平民主义者和反主教制的清教平民主义者平分秋色。议员——特别是在上议院，主教议员在上议院的法律地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紧急问题——对国王的意见发生了一些转变。而在11月1日，趋势又发生了逆转，枢密委员向下议院告知了“某些……关于爱尔兰教皇党人严重叛国，全体反叛……的情报”。不到两个月后，这件事在英格兰引发的焦虑不可逆转地导向了武装冲突。一方面，查理想要征募军队镇压爱尔兰叛乱；另一方面，议员怕这支军队被用来针对议会。

政治的舞台渐渐地扩展到威斯敏斯特宫之外——在伦敦市市政厅（London Guildhall）和首都街头；在教皇阴谋的谣言纷飞的外省城镇乡村；在查理一世的长庭走廊，保王党在寻找一个可以打破僵局的设计场景（mise en scène）。1641年11月8日，皮姆代表“王国状态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e of the kingdom）递交《大抗议书》（Grand Remonstrance），提出查理一世的政府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企图颠覆宗教和自由的大阴谋。《大抗议书》在下议院以微弱优势得到通过，随后公开印刷发行。与此同时，伦敦市发生了一场市政革命，倾向保王党的市议员被扫地出门，取代他们的是反保王党的新议员，后者的第一个动作是（与议会议员携手）选出治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Safety），让它负责伦敦民兵。查理害怕失去对城市的控制，1月4日他带兵进入议会，想要抓捕带头反对他的5名下议院议员和1名在册贵族。但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查理扑了个空。国王的设计场景变成了灾难场景（mise en catastrophe），充分证明他正如传说的那样无能且不可信任。1642年3月，议会颁布法令接管全国受过训练的民兵团。议会在7月投票同意建立一支由埃塞克斯伯爵指挥的军队。此时国王也在忠于他的各郡招兵买马，尽管一些地方想要避免选边站，但是内战形势已经逐渐成形了。

爱尔兰叛乱与同盟派

1641年10月22日，阿尔斯特的爱尔兰原住民在费利姆·奥尼尔爵士（Sir Phelim O’Neill）的领导下与在佩尔地区定居的老英格兰人（Old English）联手开始从国王的代理人手中夺取这个国家。他们的动机强烈但并不单纯，具有投机性质。阿尔斯特的谋叛者因为自己不能进入王室政府而满腹怨气，特别是在1632年查理一世选择托马斯·温特沃思（后来的斯特拉福德伯爵）担任副总督（Lord Deputy）管理爱尔兰政府之后。温特沃思做过北部委员会（Council of the North）主席，这段棘手的经历培养了他的政治观。他在信中说做事要“周到”（thorough），意思是他要恢复国王和教会的财富（同时增长他自己的财富）。他的基本观念是，17世纪20年代的乖戾（他要负一定责任）需要时间来缓和。查理一世铁腕亲政了十年左右，改革了财政和教会，他终于可以召开一届忠心向王的英格兰议会了。爱尔兰成了他的统治手段的试金石。

温特沃思行事格外无情，而且不仅是针对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已是英格兰新殖民主义长期迫害的目标，被剥夺公权、没收土地，他们最后的堡垒（在阿尔斯特）也被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殖民者占据了，他们的主要领袖都流亡海外。他挑动“老英格兰人”（王国的主要地主，多数是天主教徒，历届英格兰政府都不准他们担任公职，但是他们对爱尔兰议会有很大的影响）与“新英格兰人”（落脚较晚的新教殖民者，包括信奉苏格兰长老会的阿尔斯特种植园主，法律和政府积极保护他们的利益）竞争。他在1634年爱尔兰议会中巧妙周旋，得到了一大笔补助金和审查地契的权力。他用“一点点暴力而特殊的手段”（他自己的说法）歪曲了正当法律程序来支持国王确定地契的权力，恢复已经被老英格兰地主吞并的教会领地。温特沃思在爱尔兰实行劳德主义，是为了反击苏格兰种植园主在阿尔斯特不断增长的长老会主义（Presbyterianism）。不过他的手段是很危险的，因为他分化了统治基础本就狭窄的英格兰霸权体制的最薄弱的一环——爱尔兰新教教会（Irish Protestant Church），缺乏资源的它无力向以天主教徒为主的爱尔兰人口传教。

1639年9月，温特沃思被召回英格兰，他留下了一个四分五裂、群龙无首的爱尔兰政府和政治真空，爱尔兰原住民——特别是在阿尔斯特——得到了夺回他们财产的机会。和老英格兰人一样，他们对在苏格兰大胜的长老会誓约派和威斯敏斯特政治中尖锐的反教皇调子十分忧虑。随着查理在英格兰越来越缺乏支持，他开始向王国其他地区寻找仍然忠于他的人。这些人包括老英格兰人，（让步的前景使）他们相信国王默许他们反对新来的新教殖民者和阿尔斯特种植园主，甚至相信国王授权他们造反，在这个节骨眼上，查理一世在英格兰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爱尔兰有人造反。

1641年10月的叛乱没能拿下英格兰在都柏林的爱尔兰政府所在地，不过它得到了所有世世代代被都柏林政府压迫的人的支持。起初他们主要是打家劫舍，但是后来叛乱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开始走向极端，挥起了屠刀。英格兰殖民地数千人遇害，其中许多是被蓄意杀害的。另有数千人被夺去财产和衣物后驱离家园，被迫逃向还可以跑的地方。1641年12月20日，查理一世派专员前往都柏林的英格兰人难民营采集证词。专员也从科克（Cork）收集到了一些书面证词。这些记录——超过1.9万页的书面证词，发誓做证的证人远非中立客观——描绘了爱尔兰叛乱最初几个月的图景，它和后来英格兰与欧洲大陆所知的情况大相径庭。

保存至今的300多份英格兰印刷的宣传品把这件事说成针对新教徒的大屠杀，一次“野蛮的杀戮”，它们使用的词语让人想到美洲印第安人传闻中的“兽性”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41年底，据说一个爱尔兰传道人声称仅阿尔斯特一地就有15.4万名新教徒被杀。这个数字变成了下议院辩论时使用的官方数字，1646年以后，约翰·弥尔顿等宣传册作家把这个数字夸大到了4倍。书面证词反映了爱尔兰人的怨愤的更加复杂多样的现实。在阿尔斯特，武装叛乱者杀人是为了向英格兰种植园主在军队的协助下实施的残暴的殖民主义复仇。在康诺特和克莱尔则不然，人们显然厌恶种植园，但是民族隔阂并不是很明显。南部的伦斯特（Leinster）没有种植园，叛乱是以农民起义的形式爆发的。西南部的芒斯特（Munster）的屠杀比较少，因为老英格兰贵族迅速掌握了局势。

叛军在爱尔兰岛的中西部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他们像苏格兰的《国家誓约》一样设计了一套誓词，宣誓忠于英格兰国王，忠于爱尔兰，忠于天主教信仰。3月19日，英格兰议会强迫国王签署《冒险家法案》（Adventurers Act），要求国王为向爱尔兰派兵必须以爱尔兰的土地作为抵押才准贷款，并且禁止国王特赦叛乱者，在这种情况下，叛乱者组织了自己的联省政府。这个政府是借助天主教的主教组织变出来的，领导者是来自戈尔韦郡（County Galway）的重要天主教贵族克兰里卡德（Clanricarde）伯爵尤利克·伯克（Ulick Bourke）。天主教同盟（Catholic Confederates）设有一个代表大会（General Assembly）——为了强调他们确实忠于国王，这个议会从来没有用过国会（Parliament）这个名字——和一个名为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的执行机构，从1642年起至1649年被奥利弗·克伦威尔击败为止，天主教同盟派统治了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向欧洲各国首都派出使节，还建立了自己的财政和军队。

同盟派成功地变成了英格兰议会和苏格兰誓约派对垒的存在，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独立政府，只不过不挂政府的牌子而已。他们口头上说忠于查理一世，但在与他谈判时要求任何协议都有待战后爱尔兰议会的批准。他们的目标是得到完全的敬拜权，建立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可以参与的自治政府。更激进的同盟派要求废除阿尔斯特内外所有的种植园，将天主教定为爱尔兰国教，与西班牙或法国（在叛乱之处给同盟派送过少许补助金）结盟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这样的要求让查理一世左右为难。被1641年的大屠杀吓到的他已经做出了为在叛乱中受害的新教徒争取赔偿等承诺。但是，由于他在英格兰的军事地位在1643年已经衰落，他开始更加愿意向同盟派给予一些既可以诱使他们来帮助他又不损害他和英格兰新教保王党的关系的让步。1643年9月，同盟派与爱尔兰保王军司令奥蒙德公爵詹姆斯·巴特勒（James Butler）和谈并实现停火。1644年，四面楚歌的查理派出格拉摩根（Glamorgan）伯爵爱德华·萨默塞特，他身负的秘密指令是，同意同盟派的要求，作为回报，爱尔兰的天主教军队要在英格兰和爱尔兰为他战斗。格拉摩根伯爵的秘密指令的一份副本落到了长期议会手中，成了议会宣传的绝佳材料——国王背信弃义的又一个证据。

面对自己的支持者提出的令人难堪的质问，查理被迫宣布格拉摩根伯爵是卖国贼。为了阻止任何在英格兰使用同盟派军队的企图，长期议会在1644年10月通过了《禁止宿营法令》（Ordinance of No Quarter），允许各地方随意虐待爱尔兰人（后来逐渐变成任何有保王党嫌疑的人）。到头来，查理从同盟派那里引进的唯一一支军队是由蒙特罗斯（Montrose）侯爵詹姆斯·戈登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它规模虽小，但足够在1644年利用高地家族对天主教的忠诚和对誓约派的阿盖尔（Argyll）公爵的仇恨挑起另一场内战。然而对于英格兰，越发受1645年初抵达的强硬派教皇使节焦万尼·巴蒂斯塔·里努奇尼（Giovanni Battista Rinuccini）影响的同盟派一味鼓励查理一世，让他继续梦想爱尔兰海对岸会有支援，继续幻想他可以用最方便自己的手段操纵各方，跳出日渐无望的弱势地位，这种鼓励损害了查理与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查理不得不与反对者议和。

“这场血腥而反常的战争”

查理一世本来可以赢得英格兰内战，对合法国王的忠诚是很有分量的。为国王而战的在册贵族是为议会而战的人数的两倍，从中可以看出等级秩序、世袭特权和服从的重要性。他们都在地方社会拥有家仆，尽管许多贵族已经变成了廷臣，远离了自己的地方网络。他们的财产为查理提供了支付兵饷的起步资金。据说伍斯特伯爵向国王的金库贡献了30万英镑。查理一世是不列颠群岛的王室之首，外国君主指望跟他打交道。他因为妻子的关系与法国宫廷关系匪浅，有理由相信只要自己承诺以后帮助法国，法国就会帮助他。他有在尼德兰的诸侯亲戚和官员队伍为他提供骑兵和马匹，许多官员不久之前还在大陆任职。他还可以活用自己13年的治国经验。大多数人惧怕公开冲突的前景，不到逼不得已就避免表明立场。他专心致志地恪守自己的原则——反击针对他的恶意宣传，强调保卫教会，主张服从“君主之自然人”（unto the natural person of the prince）——凸显出他的事业的一致性。他的敌人则很容易被说成意见不一的投机分子。

然而，尽管君主事业在表面上具有一致性，但是竞逐荣誉和自尊受伤经常让骑士党发生内讧。保王党的腹地——西米德兰（West Midlands）和威尔士边区（Welsh marches）——饱受议会军的袭击，他们的补给线和行政基础时刻受到威胁。未能规范保王军指挥官和地方当局的关系——人民已有横征暴敛之感——使行政基础变得更加脆弱，其结果是，保王党的事业最终变得容易遭到地方居民的报复，而保王党自身也分裂为两派，一派对考虑与议会和谈有所准备（因此也对让步有心理准备），另一派（特别是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和鲁珀特王子）相信战到最后才是唯一可行的出路。查理一世募资维持战争的手段很有限，不过是把保王党城镇的金银珠宝充公，质押资产（主要是妻子的资产）借钱，还有许下诺言。

议会军控制了海军（这是避免其他欧洲强国干涉的重要保障）和一些沿海卫戍军，拥有伦敦市和富庶的伦敦周围各郡（Home Counties）的衷心支持。可是1641—1642年几乎没有弥合的关于主教制的分歧连同其他问题重新浮出水面：战争应采取守势还是攻势？如果采取攻势，补给和资金怎么解决？什么情况下可以与国王和谈（或者强迫国王和谈）？这些问题每一个都造成了对议会军行动合法性的质疑，在各自领域产生了分裂性的社会后果。

议会运作的方式非常不便于进行战争。就算是在保王派议员叛逃之后，出席议会的议员数量仍然接近200人（上议院有大约30名在册贵族）。建立委员会处理具体事物的偏好加重了延误，带来了更多产生分歧的机会。议会虽然无疑并不灵便，但是也为处理战争制造的地方不满提供了场合。如果没有这个场合，很难想象（就算事态十万火急，就算皮姆等议会要人巧舌如簧）他们可以让人民同意超常税负和强制兵役。1643年议会战争事务的转型是它最终成功的关键。

保王党最有可能取胜的时机出现在战争初期。1642年10月23日埃吉山（Edgehill）之战是第一场重要战斗，埃塞克斯伯爵的议会军和敌人勉强打成平手，然后匆忙撤到伦敦护卫首都。鲁珀特王子乘胜追击，在11月12日袭击了布伦特福德（Brentford）。保王军包围伦敦的可能性很高，然而埃塞克斯伯爵召集伦敦民兵，在特恩汉姆绿地（Turnham Green）挫败了保王军。随后保王军巩固了对东北英格兰的控制，攻占布里斯托（1643年7月），在西南部攻城略地，从林肯郡突入东盎格利亚，他们想要借和谈邀约来利用议会的内部分歧。皮姆抓住当下的绝望感得到众人的同意，对议会所有土地实行强制估值，征收消费税（外包给专业的收税人），实施强制征兵。1643年秋，议会军守住了格洛斯特，并且与苏格兰人签订条约，2万人的誓约派军队重新进入两年前离开的北部各郡。

誓约派的干涉改变了力量平衡。与此同时，与苏格兰人的条约引发了威斯敏斯特宫的分裂，一些议员犹豫不决、希图和平，另一些议员想以更坚定的决心继续战争。誓约派之所以愿意干涉，是因为查理打算用爱尔兰同盟军侵略苏格兰西海岸，但是他们想要威斯敏斯特议会保证按照长老会的教会秩序重建现在已经破碎的英格兰教会的基础。1643年6月12日，威斯敏斯特议会（Westminster Assembly）成立，包括120名精挑细选的亲加尔文宗的英格兰传道人，30名来自议会两院的平信徒陪审推事，8名苏格兰特派员。他们的任务是为新的英格兰议会提供一份蓝图——最后确实是一幅以长老会为基础的蓝图。

自那之后，主和派议员开始与苏格兰人的反对者结盟，后者对苏格兰人声称《圣经》证明长老会是受神认可的教会政府形式的说法嗤之以鼻。1643年12月8日，约翰·皮姆去世——议会议员诚心为他举办国葬，充分证明了他为议会事业所做的贡献。这一年结束之前，查理断然拒绝了一些议会要人的归降，他与爱尔兰同盟派达成谅解的消息让摇摆不定的人倒向了议会一边。1644年，议会军的胜仗逆转了战争的方向——特别是7月2日的北约克郡的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之战，削弱了保王党对北方的控制，为保王党整体地位的逐步瓦解奠定了基础。1646年5月5日，国王终于被迫在诺丁汉郡的绍斯韦尔（Southwell）向誓约派军队投降。

马斯顿荒原的胜利者包括议员兼指挥官费迪南多·费尔法克斯（Ferdinando Fairfax）、议会军东部联盟（Eastern Counties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少将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还有他的副官奥利弗·克伦威尔。威斯敏斯特宫的矛盾增长扩散到了伦敦市、议会军以及更广泛的领域。在伦敦，不服从国教的教团利用教会权威崩溃的时机建立自己的存在，抗议长老会的教会安排。这群被批评者称为“独立派”的人在议会军中找到了支持者。

保王军和议会军为了军事目的都开始把各郡合并为联盟。议会军东部联盟面临保王军不断袭击林肯郡的压力，于是把自己的军队改编成著名的“新模范军”。克伦威尔特别同意接纳并提拔宗教观点与国教不符、在社会上不属于上层阶级的人。议会军内部急于求和的人与想要不惜一切继续战斗直至胜利的人的分歧已经暴露无遗。这种分歧导致《自我否定法令》（Self-denying Ordinance）最终在1645年4月3日被议会通过，这条法令是一场变相地对军队中议会高官和新出现的独立派的清洗。这个国家经历了“这场血腥而反常的战争”（this bloody and unnatural war），等到国王投降的时候，议会势力的内部分歧已经和骑士党（Cavaliers）与圆颅党（Roundheads）之间的分歧一样严重了。

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气候异常也让17世纪40年代的不列颠群岛居民感到世道格外残酷。1641年的爱尔兰叛乱与一场寒冬（暴雪和多次霜冻）同时降临，观察者发现很多人因饥寒而死，特别是试图逃避屠杀的人。17世纪40年代后期（和爱尔兰一样）庄稼歉收和疫病流行给苏格兰造成了“立国以来未有其匹”的大饥荒。

与此同时，第一次英格兰内战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物质损失。议会当局征收了超过3 000万英镑的税赋和罚金用作军费，不过还有更多的军需是在地方直接征用的。这样史无前例的负担在国王投降之后变得更重了，其后连续六年的粮草收成都被气象灾害所摧毁。埃塞克斯教士拉尔夫·若斯兰（Ralph Josselin）1648年5月在日记中写到“霜冻太可怕了，麦穗都被冻死了”，然后（6月）他又写到“小麦倒伏了，只能跟野草一起被拔掉。我们记忆里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同年，一度在枢密院担任书记的詹姆斯·豪厄尔（James Howell）向一个伦敦来的通讯员说“饥荒不知不觉地爬到了我们身边”。“真的，”他补充道，“英格兰曾经有过很多黑暗的日子，但是它们和现在相比，就像山峦的阴影和月食的黑暗相比一样。”

处死国王

在这样每况愈下的经济环境下，打赢战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还是得和国王谈出一个在保护议会议员的同时保存君主制的和约。誓约派的干涉必须得到报偿，而且他们还指望威斯敏斯特会议提出的长老会教会政府得到实行。议会军打了仗但还没有领到钱，欠饷达到了300万英镑。议会的重税——特别是在1647—1649年收成惨淡的环境下——造成了人们对政客的普遍不满，后者的合法性在于选举，而上一次选举已经是1640年11月的事了。1645年后举行了补选，选进长期议会的是独立派，他们致力于进一步激进地改革司法体制，反对议员中的与伦敦市的那些实力虚弱、容易落败的长老会显要。长老会希望与国王和解，解散军队，通过变卖主教资产来支付欠饷。

与此同时，随着得到他们认为应得的回报的可能性在1647年春变得越来越小，议会军的普通士兵不耐烦了，他们指派“鼓动者”（agitators）向他们的指挥官和议会代表陈说自己的要求。1647年6月3日，他们把国王抓到军中关起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两天之后，各部队在一次大集会上签署全军《神圣承诺书》（Solemn Engagement），宣布他们不是“雇佣军”，而是为“生而自由的英格兰人”的权利战斗而组建的军队。这些权利和信仰自由、定期议会、反对专制是等同的。如今反对专制包括反对议会专制，他们称议会的财政机关和议员贪污腐败，想要永久掌权。这个承诺书的灵感来自伦敦的独立派和被长老会称作“平等派”（Levellers）的激进分子，长老会相信平等派是对财产和秩序的威胁。长老会传道人托马斯·爱德华兹（Thomas Edwards）1646年出版的《刚格拉纳》（Gangraena）是一部“当代宗派分子谬误、异端、渎神和恶行”的“目录”。他号召其他人也来记录迅速滋生的新教派对现存秩序的威胁，自己苦心孤诣地整理证据、说明情况，这本书揭示了社会上的普遍恐惧，仿佛恐惧是一种会侵害社会机体的疾病。

1648年，威尔士和康沃尔有人以勤王的名义造反，肯特、埃塞克斯和林肯郡有人起义反对长老会主导的议会，有一部分海军也叛离了国会的控制。爱尔兰有同盟派，苏格兰西部有忠于斯图亚特王朝的活跃分子，议会军、议会和伦敦市之间有公开分歧，这种情况下，查理一世觉得他还可以挽回军事失利的损失，也在情理之中。他拒绝讨论退位之事，公开宣扬他已做好为守护神授君权而殉道的准备——有机会的时候他通过“御触”（Royal Touch）治愈淋巴结核患者来展示他的神授君权。

1649年1月30日查理·斯图亚特被处死这件事的核心悖论在于，在他的死刑执行令上签字的55个人大多数不是共和主义者。内战爆发之后出现了一小批坚定的反君主制人士，特别是激进军人和出版界人士，不过他们对国王的死或后来共和国的建立基本没有起到影响。弑君的主要依据来自《圣经》，经文被时事工具化，用以证明国王是一个“流人血的人”（man of blood），一贯破坏公共和平，他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不可逃脱制裁。克伦威尔的老师托马斯·比尔德（Thomas Beard）的《神裁之所》（Theatre of God’s Judgments）1648年已经出到第四版，这本书（在谈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时）解释说大规模屠杀的凶手不可能逃过惩罚。马斯顿荒原之战后，亨利·斯卡德（Henry Scudder）在一次对议会的布道中说，按照《旧约》的文本，必须把流如此多人血的那些人绳之以法。平等派的约翰·利尔伯恩（John Lilburne）在1647年出版的《义人称义》（The Just Man’s Justification）中称查理一世必须流自己的血作为流别人的血的代价。1647年10月到1648年12月6日之间，下议院和军队委员会（Council of the Army）的辩论使用过这些理由。克伦威尔和其他人一样相信查理一世就是一个“流人血的人”，他的诡诈和上帝用战争结果对他做出的判决都已证明他是有罪的。但他不确定的是，上帝是否赋予了他或其他军人干涉的权力。在《圣经》中类似的情况下，大卫王不因谋杀押尼珥（Abner）的罪行惩罚约押（Joab）。或许可以用一场审判废黜查理，让他两个儿子中的一个继承王位。

然而，接下来出现了一场谨慎的克伦威尔和军队委员会都无法控制的危机。12月6日，首都警卫团的团长普莱德上校（Colonel Pride）发动军事政变，清洗了长期议会里被他们怀疑属于长老会并支持与国王和谈的议员：45名议员被拘押，186名议员被禁止参加议会，86名议员为表示抗议拒绝参与今后的议程。剩下的70名议员组成了“残余”（Rump）议会。对克伦威尔、费尔法克斯和军中高级将领来说，这件事使他们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人们怀疑议会（High Court of Parliament）是否可以对国王做出合法审判。现在伦敦长老会牧师和上议院剩余成员对他们发出密集的抗议，控诉军队成了暴政的工具。接着，将领们在12月18日收到情报称尼德兰国会与爱尔兰同盟已经签署协议。伦敦很可能遭到海上封锁，爱尔兰为了护驾勤王，很可能在1649年春入侵英格兰。军队花了11个小时希望与查理一世达成和解，查理一世的拒绝使他终于从“流人血的人”变成了全民公敌，被控“以恶毒的叛国之心”向“本届议会和议会代表的人民开战”，这是1649年1月20—27日那一周举行的虚假审判（尽管保持了实际审判所需的形式）对他所做的主要控诉。

查理的行刑台立于白厅宫（Whitehall）国宴厅（Banqueting Hall）北墙之外，他走到行刑台的途中会路过1635年他为纪念父亲詹姆士一世委托彼得·保罗·鲁本斯创作的油画。詹姆士一世被画成了所罗门王，国宴厅变成了所罗门的圣殿。国王威风凛凛，施行公平正义，为国家带来和平与富足，使战争和叛乱在他面前屈膝。查理被行刑那天，伦敦的一台印刷机印出了第一批《国王的圣像》（Eikon Basilike），这本书对查理进行了事后神化。扉页插画就是书名所说的圣像，画中国王正在跪着祷告，他的眼睛注视着一顶永恒的冠冕，他的手上拿着荆棘冠，脚边是一顶世俗的王冠，上面刻着“虚荣”（vanity）二字。从他死亡的那天起，“流人血的人”就被改造成了一个殉道者，一个痛苦之人，他成了保王主义复兴的基础。

西部混乱的结果与东部混乱的结果大不相同。英格兰的物质损失程度可能比欧洲大陆许多地区都要严重。内战中估计有25万男男女女遇难，占到总人口的7%（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口损失也不到2%）。英格兰内战的政治后果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议会军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查理一世不愿意理解战败的意义，坚持要利用各方的纠纷来为自己服务，还想寻求外部支援，这是他人头落地的原因。

国王的处刑释放了一场革命。君主制（1649年3月17日）、上议院（3月19日）和枢密院依次被废。1649年5月19日，《英格兰共和国法案》（Act Declaring England to be a Commonwealth）“根据本民族的至高权力”宣布英格兰是“一个共和国和一个自由的国家”，国家事务由国务委员会的官员负责。主教的职位早在1646年10月9日就被议会法令废除了，许多教士被清洗和驱逐。保王党贵族流亡海外，他们的财产遭到罚没。英吉利共和国（English Republic）巩固了内战催生的英格兰向财政国和军事国的转型。然而，由于内战之后议会新模范军内部新教派系和激进团体重新登场，人们对如何选举议会，如何处置教会领地、什一税和其他教会重大问题，如何将共和国变成一个清教徒的“神圣共和国”都无法达成共识。这些分歧加上顽强的保王主义和一个可以利用保王主义的流亡国王给英格兰革命设定了期限。

与此同时，革命被输出到了不列颠群岛的其他部分，重新塑造了斯图亚特王朝曾经建立的君合国。克伦威尔击败了同盟派–保王党联军，征服并占领了爱尔兰（1649—1653年）。针对天主教徒的刑法为没收大量土地分给欠饷老兵和新教冒险家提供了法律基础。新教冒险家指的是根据《冒险家法案》（1642年3月）同意借钱给议会镇压爱尔兰叛乱的商人和英裔爱尔兰投机者。苏格兰誓约派和保王党虽然合不来，但还是在布雷达（1650年5月1日）与流亡中的查理二世·斯图亚特签订了条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损失的查理同意了誓约派的一切要求，最重要的一条是独立的长老会苏格兰不受英格兰干涉。1650年7月，克伦威尔匆匆把后续的爱尔兰战事交给副手，自己率军前往苏格兰，在邓巴之战中大败苏格兰人。苏格兰誓约派和保王党联合起来再次向英格兰开战，（约翰·兰伯特率领的）另一支军队跨过福斯湾（Firth of Forth），在1651年7月20日的因弗基辛（Inverkeithing）之战中又一次击败苏格兰人。剩余的苏格兰军队南下穿越国界与英格兰保王党的后卫部队会合，最终在1653年再次战败。1651年10月28日，英格兰议会发布《联合标书》（Tender of Union）作为“关于解决苏格兰问题的宣言”，提出苏格兰被“并入共和国（Common-wealth），与英格兰合并”。苏格兰议会被解散，威斯敏斯特国会给苏格兰安排了30个席位。尽管推出了多部“合并”与“联合”苏格兰的法案和法令，联合的最终批准还要等到1657年。因此，虽然联合已经是一个现实，但是高地保王叛军仍在坚守，双方都有所怀疑的事迟迟不能得到合法化，联合很难得到贯彻。这种情况反过来进一步将英格兰革命的生存推向险境。

结语

欧洲的震颤

关于中世纪的迷思有很多。大多数迷思都诞生于16世纪和17世纪初，这也是“中世纪”这个词出现的年代。“基督教世界”不在其中，它是中世纪自我创造的迷思，它描绘了一种团结西方基督教的方案（以及相关的思想和制度架构）。新教改革之后的时代见证了这个方案和它背后的迷思逐步而彻底的崩溃。到1650年，基督教世界已经坍圮荒废，土崩瓦解。除了渴望消逝的团结，怀念“失去的乐园”（Paradise lost），基督教世界已经什么也不剩了。“欧洲”越来越成为如今用来认识过去的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方案，而是一个地理形状，一张可以显示裂痕的地图，一种划分政治、经济和社会碎片的方式。

17世纪中期各种各样的媒介产生了更加流动化、多元化的信息扩散，当时的人将这些不同的信息碎片连缀成了一部萦绕不绝的危机的编年史。康斯坦茨附近的村庄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的葡萄园主加卢斯·岑布罗特（Gallus Zembroth）是当地名人，他回顾1618年“无可置疑的预兆”（他指的是那一年的大彗星），认为它“确定无疑地预示了接下来的三十年战争”，他的话被后来的斯特拉斯堡编年史学家约翰·瓦尔特（Johann Walther）记录了下来。乌尔姆北面的嫩斯特滕（Neenstetten）的修鞋匠汉斯·赫贝勒（Hans Herberle）在1630年左右竭尽所能地想要用笔概括1618年以来的事件：“……战争、叛乱，基督徒流了许多血……在波希米亚……在不伦瑞克、梅克伦堡、吕讷堡、弗里斯兰、勃兰登堡……事实上几乎是整个德意志”。但是他接下来就放弃说清楚这些事了——“我没法讲完所有事情。”从“十五年战争”（1633年）到“二十年战争”（1638年），等到1647年另一个葡萄园主塞巴斯蒂安·文德尔（Sebastian Wendell）在日记中展望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的和谈时，已经变成“三十年战争”了。文德尔没有活到战争结束，而西里西亚的编年史学家耶雷米亚斯·乌尔曼（Jeremias Ullmann）坚持到了和平来临。他写道：“10月24日——感谢上帝——（在整整30年卷走了数十万生命、吞噬了数亿盾财富、除了涂炭生灵和毁灭城镇之外一无是处的战争结束后）高贵、宝贵、期待已久的和约谈成了。”三十年战争这个概念是循序渐进地化为人们理解震颤的战争部分，并且理解战争如何扰乱人的生活的一条路径的。

欧洲的通信渠道起到了回声室的效果，每当事件发生，它们就通过层层反射造成一种环绕式焦虑。当时的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周遭世界失序的原因。1635年，康斯坦茨衣料商汉斯·康拉德·朗（Hans Conrad Lang）认为当时发生的事“从来没有在人类史上听说过”。1640年，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写道：“整个世界都在造反。”1643年1月23日，英格兰牧师杰里迈亚·惠特克（Jeremiah Whitaker）在长期议会的一次禁食日布道中（论及所讲经文时）称“时日在震颤，这震颤无所不在（universal）：普法尔茨、波希米亚、德意志尼亚、加泰罗尼亚、葡萄牙、爱尔兰、英格兰”。大约一年之后，参加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瑞典外交官约翰·萨尔维乌斯报告说：“我们听到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在反叛他们的统治者。”他将其理解为一种“大奇迹”（great miracle），他在想是不是“可以用天上星辰的整体布局来解释它”。

1652年，黑森方伯出版《气象史》（Meteorological History），提出过去24年反常的天气可能是行星造成的。1645年，威尔士教士詹姆斯·豪厄尔按照他相信的神意宇宙论（Providentialist universe）对大失序做出了解释：“全能的上帝最近与全人类发生了争执，于是放任恶灵肆虐全地。我敢大胆地说，就在过去12年这么短的时间段里，人类遭遇了自亚当堕落以来最怪异的革命和最恐怖的事件，不仅是在欧洲，而且是在全世界。”苏格兰的一本宣传册描述了1647年9月诞生的一对连体畸形龙凤胎，宣传册在新教范围内把这件事解释为上帝对世界的警告：“自然似乎陷入了不安和忧虑，以至于天国用一声惊雷宣告它即将来到这个世界。”正当风暴达到高潮的时候，怪物用一声“嘶哑但响亮的叫声”宣告：“我因我双亲的罪成了畸形。”同一年，约翰·泰勒再版了1642年初版的《乾坤颠倒》（World Turn’d upside down），“简要地介绍了这错乱的时世”，（他认为）这本书这是新千年的前奏。1652年孔代亲王的军队屠杀举行公共集会的市民，一位巴黎官员对此沉思道：“如果说到什么时候人不得不相信最后的审判来了，我相信就是现在。”

历史学家倾向于把这些焦虑情绪以及后来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各种叛乱和失序合并成一场——现在普遍认识的“欧洲”的第一场——“总体危机”（general crisis）。可能当时的人把它理解为全球危机也是对的。当然有证据表明，17世纪前期的气象紊乱对全球的定居文明都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有可能——甚至是很有可能——这种影响震动了正在形成的世界贸易模式，（特别是）影响了流入欧洲的贵金属。按照一位经济史学家的说法，全球化世界的各个经济区就像深浅不一的被水道连接起来的池塘。这些水道很容易干涸，或者是被战争或其他混乱阻断。依赖跨地区经济活动为生的人只能埋怨市场失败产生了毁灭性影响，（特别是）他们的货物卖不出去了。

货物卖不出去和白银等商品的流动中断直接相关。伦敦商人托马斯·孟（Thomas Mun）在（1630年左右撰写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中简洁地把这些商品流动说成“衡量我们财富多少的尺度”（rule of our Treasure）。这种财富似乎也越发把整个欧洲一分为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斯多葛主义的侍从桑丘·潘沙说：“我的奶奶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have-nots）。”到1650年，没钱的人的处境变得更危险了，他们可能因为营养不良、寒冷和疾病而死去。17世纪中期的气象异常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状况对他们而言更加危险。毫无疑问，欧洲弱化的社会和文化凝聚力、城乡之间扩大的分裂、北方和南方更大的经济差距、思想共识的衰落，都助长了当时人的焦虑感。不过当时的人对乾坤颠倒的体验主要还是来自身边发生的大规模战争，以及叛乱和失序使非政治精英登上舞台的方式。

当我们拉近距离观察细节时，17世纪40年代后期的各种叛乱和起义变得更依赖、更反映欧洲的深层次分裂，更少体现某种共同的不满，更难用一种整体的套路去解读。话虽如此，这些事件仍具有三个共同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个半世纪欧洲发生的深刻变化。第一，这些事件既有地区性的，也有国家性的，这说明欧洲的地方主义本质在新媒介、新社会力量的调动下被改造成了一种范围更大的存在。第二，这些事件多数是由保守派领袖领导的，他们想要保护方言意义上的法律和传统——有时也包括宗教——免遭他们认为异质的（国家）、不敬神的或者就是无法信任的力量伤害。他们讨厌被“诱骗”（cajoled），这个词是最近才被引入这一时期的政治词汇的。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不信任甚至憎恶的）平民主义的力量，还有教会与国家内的“创新派”也都很容易让他们感到不安。因此，他们愿意支持政治变革的程度是有限的。第三，严重的焦虑造成了瘫痪，但也产生了活力、创造力和变革，既制造了过度主动，也制造了过度被动。在形塑新时代的动力中，上述因素都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的欧洲发挥了作用。

把17世纪中期看成整体危机，隐含的意思就是其后的历史转型进入了一个与从前大不相同的新世界，从而解决了这场危机。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欧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算是在发生了革命的不列颠群岛，变化也没有保持多久。一度失控的波兰–立陶宛存活了下来，新国际秩序没有诞生。欧洲各国开始面对法国霸权这个难以令人接受的新现实。而且，为了回应17世纪中期的叛乱和失序，统治者们结成了社会契约——统治者与精英阶层达成了默示的相互理解，精英分享统治好处的同时支持统治者。这种契约是通过不同程度的缓解和共谋实现的。直到17世纪末，宗教仍然拥有扰乱和分裂欧洲政权与国际关系的能力。新教改革并没有在1650年停止发挥威力，欧洲的社会凝聚力也没有恢复。一直到18世纪初才重新开始出现某种思想共识，全球降温的趋势也是到18世纪才得到逆转。“震颤”（paroxysm，机体的剧烈痉挛）是一个比“危机”更合适的类比，因为震颤之后是恢复原状。

基督教世界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的崩溃。与欧洲震颤同时发生的是，影响政治领域的那种消极与积极的混合体也在影响宗教领域，仍有大量的精力被用于推进基督教全球化。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都加强了正统教义的贯彻，它们的信众信奉的是用信条代表的信仰。尽心尽力的教士和本意善良的百姓仍然希望围绕社会行为模式和规范建立敬神的共和国。17世纪初年，英格兰一个不服从国教的小教团为了逃避英格兰教会的侵犯性要求而搬到莱顿，他们在1619年与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协商，得到了定居“新英格兰”的公地持有证——他们就是朝圣先辈（Pilgrim Fathers）。他们远行的原因，既包括在尼德兰“生活困难”，教团易受攻击，也包括在远方开始新生活的机遇，他们可以让孩子不要“被坏榜样带偏”，并且“怀着巨大的希望在世界远方宣扬和推动基督国度的福音”。对于其他人而言，逃离欧洲的分裂开始新生活仍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在塞缪尔·哈特利布那些希望逃离三十年战争的通信对象中，有人想要建立乌托邦式的基督徒共同体——有人计划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岛上建立“安提利亚”（Antilia）。[1]17世纪30年代，罗昂公爵研究过买下塞浦路斯然后把它改造成模范新教徒的敬神共和国的可行性。

面对这样分裂、敌对而疏离的欧洲，除了有上述基督徒的行动派回应方式外，也有更加内省的回应方式。扬·阿莫斯·考门斯基（Jan Amos Komenský）世称夸美纽斯（Comenius），他既是哲学家，也是据说无所不知的预言家，他亲身经历了欧洲的震颤。1621年，他逃离波希米亚，失去了自己的财产和手稿，一生漂泊不定，内战前夕，他到了英格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他到了瑞典，后来又去了特兰西瓦尼亚。《欧洲一览》（A Generall Table of Europe）出版于1670年，这本书出自他收集的千奇百怪的千禧年梦想。书的序言在世界的大背景下列出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和宗教分歧，然后对“晚近大革命”（late grand Revolutions）做了一个总结，作为解读他的梦想的重要语境。约1623年撰写的《世界迷宫与心之乐园》（The Labyrinth of the World and the Paradise of the Heart）是夸美纽斯的早期作品之一，他在书中设想一个朝圣者被带到山顶俯瞰脚下城市的“迷宫”。他看清了它所有的分裂，特别是思想和宗教上的争执。这就像看到一幅欧洲地图一样。最后朝圣者意识到，真正的统一（神授智慧的和谐）只能在内部灵魂中寻得，灵魂才是一切的答案。

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是一个虔诚者（dévot），1654年11月23日星期一晚10时30分，他经历了令他终生难忘的瞬间属灵极乐。他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描述这种感受，而把它写在了一张羊皮纸上，他过世后这张羊皮纸被缝进了他的背心里，他写下的是一串断断续续的词语，即“确定，确定，由衷喜悦，安宁……喜悦，喜悦，喜悦，喜悦之泪”。他在寻找就寻见的[2]“自隐的神”（Deus absconditus：《以赛亚书》第45章第15节）[3]中找到了自己的心之乐园。统一的欧洲基督教世界解体了，但求索内心良知的基督教一直在发出声音。

[1] 安提利亚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想象出来的一个大西洋岛屿。——译者注

[2] 《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译者注

[3] 《旧约·以赛亚书》第45章第15节：“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译者注

致谢

本书是在四个地方写成的，每个地方都为本书的最终面貌做出了贡献。我对这些地方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我开始动笔的地方是谢菲尔德（英国），我有幸在这里工作，与我所能期待的最支持我、鼓励我的同事和学生一起共事。麦克·布拉迪克、过世的帕特里克·科林森、卡伦·哈维、琳达·柯克、汤姆·伦、鲍勃·莫尔、安东尼·米尔顿、加里·里韦特、詹姆斯·肖和鲍勃·休梅克无疑对本书留下了影响。但是本书的写作主要是在全世界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巴黎国家图书馆里进行的。当我在巴黎第一大学工作的时候，妮科尔·勒迈特、蒂埃里·阿马卢、伊莎贝尔·布赖恩、沃尔夫冈·凯泽和让–马里·勒加尔拓展了我的思维，让我发现了更多角度和可能性，这些成果都以各自的方式融入本书。本书初稿完成于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Albert-Ludwigs Universität Freiburg）弗莱堡高等研究院（FRIAS）历史学院，本书得益于宏伟的大学图书馆和FRIAS格外趣味盎然的环境，我对各位院长致以诚挚的谢意。本书从我与弗莱堡的同事朋友们的对话中受益良多，特别是罗纳德·阿施和他的研讨会的其他成员，以及莱昂哈德·霍洛维斯基、克里斯蒂安·威兰、露西·里亚尔、蒂尔·范拉登、吉亚·卡廖蒂、伊莎贝尔·德弗莱尔和雅各布·坦纳。我在弗莱堡的研究助理阿德里安·斯坦纳特不仅体贴地帮我从图书馆取书搬书，而且通读了所有的章节，指出了我的错误，并向我推荐了一些我早该阅读的材料。文本修订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查尔斯·E. 扬图书馆完成的，我在这里有幸与提奥·鲁伊斯和罗素·雅各比度过了振奋人心的时光。本书反映了与各地学生的互动和讨论，主要是在谢菲尔德，但是也包括后来在巴黎、弗莱堡和华威。没有与他们一同工作的乐趣，本书便没有写作的价值。

本丛书的体例使我无法准确地指出本书引用的作者。他们会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发现自己的功劳。有几位同事好心地为我答疑解难，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朱迪丝·波尔曼（莱顿）、阿拉斯泰尔·杜克（南安普敦）和菲利普·贝内迪克特（日内瓦）。任何写过像本书这样谈论欧洲的书的人都知道作者身处各种语言的知识海洋，最终只能展示沧海一粟。乔纳森·德瓦尔德、罗伯特·施奈德、乔·伯金、帕特·亨特、菲尔·麦克拉斯基和斯考特·狄克逊欣然审阅了部分或全部手稿，为我提供了有益的批评——远远超出我对同事或朋友应有的期待。我的父亲菲利普是初稿的第一位读者，他帮我找到了这本书的“声音”。丛书主编戴维·坎纳丁敦促我尽最大努力打磨论点，使论点更加明晰，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本书最终的主题。企鹅出版集团的西蒙·温德尔是任何作者都梦寐以求的编辑：敏锐、耐心，在重要的地方绝不妥协。文字编辑贝拉·库尼亚消灭了许多事实性和语法性的小问题。塞西莉亚·麦凯专业地完成了插图工作。我重要的朋友约翰·希尔曼向我指出书中哪些地方令他迷惑或者提不起他的兴趣，但是最重要的人是那位与我分享了本书的起起伏伏的人：我的妻子埃米莉。她会轻轻地摆动手臂做出企鹅拍动翅膀的样子，这本书是献给她的。更重要的是，我要把本书完稿后腾出的时间献给她，履行与她一起探索书中提到的欧洲各地的诺言。

于弗莱堡

2013年1月

延伸阅读

本书作者是一只在大图书馆里放飞自我的寒鸦。本书从其他学者的研究中获取了无数给养，但限于丛书体例无法列举来源。以下书单同样未能枚举所有引用书目。这份列表指出了一些可以取得的英文材料——全部都是近年出版的专著——我认为它们对延伸本书主题大有裨益。因篇幅所限本书没有收录统计表格和附录，读者可以访问作者网站http://www.markgreengrass.co.uk查看这些内容。

Arnade, Peter, Beggars, Iconoclasts, and Civic Patriots: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Dutch Revolt (Ithaca, 2008)

Asch, Ronald G. and Birke, A. M. (eds.), Princes, Patronage and the Nobility. The Cour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Age, c. 1450–1650 (London and Oxford, 1991)

— (eds.), The Thirty Years War: The Holy Roman Empire and Europe, 1618–1648 (Basingstoke, 2002)

Baena, Laura Manzano, Conflicting Words. The Peace Treaty of Münster (1648)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Dutch Republic and the Spanish Monarchy (Ithaca, 2011)

Behringer, Wolfgang, Witchcraft Persecutions in Bavaria: Popular Magic, Religious Zealotry and Reason of State in Early-Modern Europe (Cambridge, 2004)

Beik, William, Urban Protest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Culture of Retribution (Cambridge, 1997)

Benedict, Philip, Christ’s Churches Purely Reformed. A Social History of Calvin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2)

— and Gutman, Myron P. (eds.), Early Modern Europe. From Crisis to Stability (Newark, 2005)

Bercé, Yves-Marie, Revolt and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s asdf of Political Violence (Manchester, 1987)

Bethencourt, Francisco and Egmond, Florike (eds.), Correspondence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Europe, 1400–1700 (Cambridge, 2007)

Blair, Ann,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0)

Bonney, Richard J., Political Change in France under Richelieu and Mazarin, 1624–1661 (Oxford, 1978)

—, The European Dynastic States, 1494–1660 (Oxford, 1991)

— (ed.), 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 (Oxford, 1995)

— (ed.), 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 1200–1815 (Oxford, 1999)

Bossy, John,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1400–1700 (Oxford, 1985)

Boxer, Charles,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1965)

—,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London, 1969)

Braddick, Michael, God’s Fury, England’s Fire (London, 2008)

Brady, Thomas A., Oberman, Heiko A. and Tracy, James D. (eds.), Handbook of European History 1400–1600. Late Middle Ages,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2 vols., Leiden, 1995)

Braudel, Fernand,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ies (3 vols., London, 1985)

—,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2 vols., Los Angeles, 1995)

Brook, Timothy,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London, 2008)

Brown, Jonathan and Elliott, J. H., A Palace for a King: The Buen Retiro and the Court of Philip IV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0)

Brown, Keith M., Kingdom or Province? Scotland and the Regal Union, 1603–1707 (Basingstoke, 1992)

Burke, U. Peter,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1978)

—,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2004)

Bushkovitch, Paul, The Merchants of Moscow, 1580–1650 (Cambridge, 1980)

Bussmann, Klaus and Schilling, Heinz (eds.), 1648. War and Peace in Europe (Münster and Osnabrück, 1998)

Calabi, Donatella and Christensen, Stephen Turk (eds.), Cit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Europe, 1400–1700 (Cambridge, 2007)

Cameron, Euan,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 (Oxford, 1991)

—, Enchanted Europe. Superstition, Reason, & Religion, 1250–1750 (Oxford, 2010)

Canny, Nicholas and Pagden, Anthony (eds.), Colonial Identity in the Atlantic World (Princeton, 1987)

Clark, Stuart, Thinking with Demons. The Idea of Witchcraft in Early-Modern Europe (Oxford, 1997)

—, Vanities of the Eye: Vis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an Culture (Oxford, 2007)

Collinson, Patrick, The Reformation (London, 2003)

Cook, Harold J., 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7)

Cressy, David, Birth, Marriage and Death. Ritual, Religion and the Life-Cycl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Oxford, 2000)

Crosby, Alfred W.,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1972)

—,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1996)

Dandelet, Thomas James, Spanish Rome, 1500–1700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1)

Daston, Lorraine and Park, Katharine, 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 (New York, 1998)

Davis, Natalie Zemo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1975)

—,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 1983)

Dewald, Jonathan, The European Nobility, 1400–1800 (Cambridge, 1996)

—, ‘Crisis, Chronology, and the Shape of European Soci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 (2008), 1031–52 Dickens, A. G. (ed.), The Courts of Europe. Politics, Patronage and Royalty, 1400–1800 (London, 1977)

Dixon, C. Scott,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Oxford, 2002)

—, Protestants. A History from Wittenberg to Pennsylvania, 1517–1740 (Oxford, 2010)

— [with Freist, D. and Greengrass, M.] (eds.), Living with Religious Divers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ldershot, 2009)

Dooley, Brendan and Baron, Sabrina A. (eds.),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in Early-Mod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1)

Duke, A., Reformation and Revolt in the Low Countries (London, 1991)

Eire, Carlos M. N., War against the Idols: The Reformation of Worship from Erasmus to Calvin (Cambridge, 1986)

Elliott, J. H.,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1492–1650 (Cambridge, 1970)

—, Richelieu and Olivares (Cambridge, 1984)

— (ed.), Spain and its World, 1500–1700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9)

— and Brockliss, Laurence W. B. (eds.), The World of the Favourite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9)

Evans, Robert J. W., The Making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1550–1700. An Interpretation (Oxford, 1979)

Findlen, Paula, Possessing Nature. Museums, Collecting 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 (Berkeley, 1994)

Fox, Adam, Oral and Literate Culture in England, 1500–1700 (Oxford, 2000)

Freedberg, David, The Eye of the Lynx. Galileo, his Friends, 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2002)

Freist, Dagmar, Governed by Opinion: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ommunication in Stuart London, 1637–1645 (London, 1997)

Friedrich, Karin, The Other Prussia: Royal Prussia, Poland and Liberty, 1569–1772 (Cambridge, 2000)

Frost, Robert, The Northern Wars: 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North-eastern Europe, 1558–1721 (Harlow, 2001)

Ginzburg, Carlo, 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and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Baltimore, 1983)

—,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Baltimore, 1992)

Glete, Jan, Warfare at Sea, 1500–1650. Maritime Conflic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London, 2001)

—, War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pain, the Dutch Republic and Sweden as Fiscal-Military States, 1500–1660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

Goffman, Daniel,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2002)

Gordon, Bruce, The Swiss Reformation (Manchester, 1998)

—, Calvin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9)

Grafton, Anthony, Cardano’s Cosmos: The Worlds and Works of a Renaissance Astrologer (Cambridge, MA, 1999)

Greenblatt, Stephen, Marvellous Possessions. The Wonder of the New World (Chicago, 1991)

Greengrass, Mark, 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 c. 1500–1618 (London, 1998)

Gregory, Brad S., Salvation at Stake. Christian Martyrdom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MA, 1999)

Grell, Ole Peter and Scribner, Robert W. (eds.), Tolerance and Intolerance in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 (Cambridge, 1996)

’t Hart, Marjolein C., The Making of a Bourgeois State. War, Politics and Finance during the Dutch Revolt (Manchester, 1993)

Headley, John M., Church, Empire, and World: The Quest for Universal Order, 1520–1640 (Aldershot, 1997)

— and Tomaro, John B. (eds.), San Carlo Borromeo: Catholic Reform and Ecclesiastical Politic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ashington, 1988)

Henderson, John, The Renaissance Hospital Healing the Body and Healing the Soul (Oxford, 2006)

Hillerbrand, Hans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Reformation (4 vols.)

(New York and Oxford, 1996)

Hoffman, Philip T., Growth in a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French Countryside, 1450–1815 (Princeton, 1996)

Hsia, R. Po-chia, Social Discipline in the Reformation: Central Europe 1550–1750 (London, 1989)

—,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Cambridge, 1998)

— (ed.), A Companion to the Reformation World (Oxford, 2006)

—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 6. Reform and Expansion: 1500–1660 (Cambridge, 2007)

— and Nierop, Henk van (eds.), Calvinism and Religious Toleration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Cambridge, 2002)

Hufton, Olwen, The Prospect Before Her: A History of Women in Western Europe, vol. 1 (1500–1800) (London, 1995)

Israel, Jonathan I., The Dutch Republic and the Hispanic World, 1606–1661 (Oxford, 1982)

—,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1995)

—, Conflicts of Empires. Spain, the Low Countr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World Supremacy, 1585–1713 (London, 1997)

Jütte, Robert, Poverty and Devia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1994)

Kamen, Henry, Philip of Spain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7)

—, Empire. How Spain Became a World Power (1492–1763) (London, 2002)

Kaplan, Benjamin J., Divided by Faith. Religious Conflict and the Practice of Toler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MA, 2007)

Khodarkovsky, Michael, Russia’s Steppe Frontier: 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Empire, 1500–1800 (Bloomington, 2002)

Kivelson, Valerie, Cartographies of Tsardom: The Land and its Meanings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 (Ithaca and New York, 2006)

Knecht, R. J., Renaissance Warrior and Patron: The Reign of Francis I ( Cambridge, 1994)

—, The Rise and Fall of Renaissance France, 1483–1610 (2nd edn, Oxford, 2001)

—, The French Renaissance Court, 1483–1589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8)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The French Peasantry, 1450–1660 (Aldershot, 1987)

—, The French Royal State, 1460–1610, trans. Juliet Vale (Oxford, 1994)

Lestringant, Frank, Mapping the Renaissance World: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1994)

Lloyd, Howell, Burgess, Glenn and Hodson, Simon (eds.),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1450–1700: Religion, Law and Philosophy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8)

Lockhart, P. D., Denmark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King Christian IV and the Decline of the Oldenburg State (Selinsgrove, 1996)

—, Denmark, 1513–1660: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 Renaissance Monarchy (Oxford and New York, 2007)

MacCulloch, Diarmaid, The Later Reformation in England, 1547–1603 (Houndmills, 1990)

—, Reformation: Europe’s House Divided 1490–1700 (London, 2003)

Maclean, Ian, Logic, Signs and Nature. The Case of Learned Medicine (Cambridge, 2007)

Mayr, Otto, Authority, Liberty and Automatic Machine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1986)

Monod, Paul Kléber, The Power of Kings. Monarchy and Religion in Europe, 1589–1715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9)

Monter, William, Calvin’s Geneva (New York, 1967)

—, Ritual, Myth and Magic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righton, 1983)

—, Judging the French Reformation. Heresy Trials by Sixteenth-Century Parlements (Cambridge, MA, 1999)

—, The Rise of Female Kings in Europe, 1300–1800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2)

Mortimer, Geoff, Eyewitness Account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48 (Basingstoke, 2002)

—, Wallenstein. The Enigma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Basingstoke, 2010)

Murdock, Graeme, Calvinism on the Frontier, 1600–1800: International Calvinism and the Reformed Church in Hungary and Transylvania (Oxford, 2000)

Nierop, Henk van, Treason in the Northern Quarter: War, Terror,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he Dutch Revolt (Princeton, 2009)

Oberman, Heiko A., Luther: Man between God and the Devil (London, 1993)

Ogilvie, Brian W., The Science of Describing. Natural History in Renaissance Europe (Chicago, 2006)

O’Malley, John W., The First Jesuits (Cambridge, MA, 1994)

—, Trent and All That. Renam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Modern Era (Cambridge, MA, 2000)

— and Bailey, Gauvin Alexander (eds.), The Jesuits and the Arts, 1540–1773 (Philadelphia, 2003)

Ó Siochrú, Micheál, Confederate Ireland, 1642–1649. A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Dublin, 1999)

Pagden, Anthony, The Fall of Natural Man: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Ethnology (Cambridge, 1982)

—, European Encounters with the New World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3)

—, Lords of All the World: 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c. 1500–c. 1800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5)

Pálffy, Géza, The Kingdom of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 Monarch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2009)

Park, Katharine and Daston, Lorrain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3 (Early Modern Science) (Cambridge, 2006)

Parker, Geoffrey,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1567–1659: The Logistics of Spanish Victory and Defeat in the Low Countries’ Wars (Cambridge, 1972)

—, The Dutch Revolt (London, 1977)

—,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 1559–1569 (London, 1979)

—,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1988)

—, 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8)

—, Philip II (Chicago, 2002)

—,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2013)

— (ed.), The Thirty Years’ War (London, 1984)

—, Success is Never Final. Empire, War and Faith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2002)

Parrott, David, Richelieu’s Army. W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France, 1624–1642 (Cambridge, 2001)

—, The Business of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2011)

Pettegree, Andrew (ed.), The Early Reformation in Europe (Cambridge, 1992)

—, Reform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rsuasion (Cambridge, 2005)

—, The Book in the Renaiss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0)

— (ed.), The Reformation World (London, 2000)

Prestwich, Menna (ed.), International Calvinism, 1541–1715 (Oxford, 1985)

Pullan, Brian, Rich and Poor in Renaissance Venice: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a Catholic State, to 1620 (Cambridge, MA, 1971)

Rabb, Theodore K., The Struggle for Stabil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Oxford, 1976)

Ranum, Orest, Paris in the Age of Absolutism: An Essay (New York, 1968)

—, The Fronde. A French Revolution, 1648–1652 (New York, 1993)

Roodenburg, Herman (ed.), Forging European Identities, 1400–1700 ( Cambridge, 2007)

Roper, Lyndal, The Holy Household: Religion, Morals and Order in Reformation Augsburg (Oxford, 1989)

Rothman, E. Natalie, Brokering Empire. Trans-imperial Subjects between Venice and Istanbul (Ithaca, 2011)

Ruggiero, Guido (ed.), A Companion to the Worlds of the Renaissance (Oxford, 2002)

Schilling, Heinz and Tóth, István György (eds.), Relig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Europe, 1400–1700 (Cambridge, 2006)

Scott, Tom and Scribner, R. W. (eds.), The German Peasants’ Wa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Atlantic Highlands, NJ, 1991)

— (ed.), The Peasantries of Europe: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1998)

Scribner, R. W., For the Sake of Simple Folk. Popular Propaganda for the German Reformation (Cambridge, 1981)

—, Popular Culture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Reformation Germany (London, 1987)

—, Porter, Roy and Teich, Mikuláš (eds.), The Reformation in National Context (Cambridge, 1994)

Seed, Patricia, Ceremonies of Possession in Europe’s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 1492–1640 (Cambridge, 1995)

Sharpe, Kevin, The Personal Rule of Charles I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2)

Skinner, Quentin,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2 vols., Cambridge, 1978)

Slack, Paul, Poverty and Polic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1988)

—, The Impact of Plagu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Oxford, 1990)

Soly, Hugo (ed.), Charles V, 1500–1558, and His Time (Antwerp, 1999)

Stein, Stanley J. and Stein, Barbara H., Silver, Trade, and War. Spain and America in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rn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2000)

Stone, Daniel, The Polish-Lithuanian State, 1386–1795 (Seattle, 2003)

Stradling, R. A., Philip IV and the Government of Spain, 1621–1665 (Cambridge, 1981)

—, The Armada of Flanders: Spanish Maritime Policy and European War, 1568–1665 (Cambridge, 1992)

—, Spain’s Struggle for Europe, 1598–1668 (London, 1994)

Thompson, I. A. A. and Bartolomé Yun Casalilla (eds.), The Castilian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Spain (Cambridge, 1994)

Tomlinson, Howard (ed.), Before the English Civil War. Essays on Early Stuar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London, 1983)

Tóth, István György, Literacy and Written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ope (Budapest, 2000)

Tracy, James D. (ed.),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Cambridge, 1990)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 State Power and World Trade (1350–1750)

(Cambridge, 1997)

—, Emperor Charles V. Impresario of War. Campaign Strategy,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2002)

Trevor-Roper, Hugh,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1967)

—, Renaissance Essays (London, 1985)

Tuck, Richard, 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 1572–1651 (Cambridge, 1993)

Vivo, Filippo di,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Venice: Rethinking Early Modern Politics (Oxford, 2007)

Vries, Jan de,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 Cambridge, 1976)

— and van der Woude, Ad,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 (Cambridge, 1997)

Walsham, Alexandra, Charitable Hatred. Tolerance and Intolerance in England, 1500–1700 (Manchester, 2005)

Walter, John and Schofield, Roger (eds.), Famine, Diseas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Early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1989)

Warde, Paul, Ecology, Econom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Cambridge, 2006)

Webster, Charles, From Paracelsus to Newton. Magic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ce (Cambridge, 1982)

Weiss, Gillian, Captives and Corsairs: France and Slavery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Stanford, 2012)

Whaley, Joachim, Germany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vol. 1: Maximilian I to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1493–1648 (Oxford, 2012)

Wieczynski, J. A., The Russian Frontier: The Impact of Borderlands upon the Course of Early Russian History (Charlottesville, VA, 1976)

Wiesner-Hanks, Merry E.,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 Cambridge, 2008)

Wilson, Peter H., Europ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 London, 2009)

Wormald, Jenny, Court, Kirk, and Community. Scotland, 1470–1625 (London, 1981)

Yates, Frances A., 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London, 1972)

—, Astraea. The Imperial Them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5)

1.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白银时代的终结》，约1530年，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photograph: Scala, Florence）

路德在维滕贝格的合作伙伴是老卢卡斯·克拉纳赫。1530年左右，克拉纳赫通过描绘赫西俄德笔下白银时代终结的场景，为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揭开了序幕

2. 约翰内斯·布西乌斯·艾尼科拉，《欧洲女王》，选自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宇宙通志》，1570年

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布西乌斯·艾尼科拉第一次将欧洲地图画成女王的形象，他的作品出版于1537年。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宇宙通志》的后期版本刊印了这幅画，让这种形象流行了起来

3. 托马斯·考克森的版画《基督教世界的狂欢》（约1609年）讽刺了1609年签署《十二年停战协定》之际的国际政治（photograph: private collection/The Bridge Art Library）

4. 安尼巴莱·卡拉奇，《吃豆的人》，约1580/1590年，藏于罗马科隆纳画廊（photograph: De Agostini/Bridgeman Art Library）

安尼巴莱·卡拉奇日常题材的油画深受人们的欢迎。16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吃豆的人》描绘了一个正在用木勺大口吃豆的意大利人。他这顿饭还包括面包、蔬菜、洋葱和一杯酒

5. 艾萨克·克拉斯·范·斯万恩伯格（Issac Claesz van Swanenburg），《纺织羊毛》（Spinning and Weaving Wool），约1600年，藏于莱顿布料厅市立博物馆（Stedelijk Museum De Lakenhal）（photograph: De Agostini/Bridgeman Art Library）

斯万恩伯格在16世纪创作了一系列油画，描绘了织布的各个步骤。这些画后来成了莱顿布料厅的装饰，布料行会负责检查和监管布匹的生产

6. 汉斯·冯·黑姆森（Hans von Hemssen），《吕贝克市政厅接见室》（The Audience Chamber of the Rathaus of Lübeck），1625年，吕贝克圣安嫩博物馆（copyright © St Annen-Museum/Fotoarchiv der Hansestadt Lübeck）

1625年左右的吕贝克市政厅（市法院所在地），一处面朝市场广场的拱廊下的会见。画中一名女士正在向市法官们陈述案情

7. 格奥尔格·赫夫纳格尔（Georg Hoefnagel），下奥地利圣帕尔滕（Sankt Pölten）地图，选自布劳恩与霍根伯格《世界城市概貌》，1618年

圣帕尔滕是下奥地利的一个城镇，《世界城市概貌》最后一卷收录了这幅城市风景图

8. 特奥多雷·德·布里（Théodore de Bry）仿雅克·勒·穆瓦纳（Jacques Le Moyne），描绘美洲驼驮波托西银矿开采的白银情景的插图，选自《美洲》（Americae），1602年（photograph: Getty Images）

秘鲁波托西银矿开采的白银由美洲驼运往海岸，这是白银通往欧洲和远东之旅的第一步。这幅版画出自地理学家特奥多雷·德·布里1602年出版的《美洲》

9. 特奥多雷·德·布里仿雅克·勒·穆瓦纳，描绘食人情景的插图，选自《美洲》，1592年，藏于万塞讷海军历史档案处（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Marine）（photograph: 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特奥多雷·德·布里在对美洲的描述中介绍了图皮南巴人，他说他们热衷于社交生活。图皮南巴人食人的做法让欧洲人感到震惊和困惑，因为这让后者想到新教改革后在欧洲发生的大屠杀

10. 日本画派，一幅描绘葡萄牙人来到日本的南蛮屏风（Namban Byobu），展示卸货情景的局部，1594—1618年，藏于波尔图苏亚雷斯·多斯·雷伊斯国家博物馆（Museu Nacional de Soares dos Reis）（photograph: 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以欧洲以外的人的视角观察欧洲商人的到来。这幅日本屏风的局部反映了“南蛮”葡萄牙人在日本卸货的场景

11. 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在家中召唤魔鬼的异教仪式的插图，选自《新西班牙风物通志》，16世纪，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大神庙博物馆曼努埃尔·加米奥图书馆（Bilioteca Manuel Gamio Inah Museo del Templo Mayor）摹本，墨西哥城（photograph: 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方济各会人种学家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雇受过欧洲写实技巧训练的阿兹特克画家为《新西班牙风物通志》绘制插图。画家在这幅图中描绘了在家中召唤魔鬼的异教仪式

12. 老博纳文图拉·佩特斯（Bonaventura Peeters the Elder），《阿尔汉格尔斯克港》（The Port of Archangel），1644年（copyright ©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London）

1644年，老博纳文图拉·佩特斯描绘了俄罗斯北部一处欣欣向荣的海港（可能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猎人们带着货物来到此处，在港口装货的大船挂着丹麦国旗

13. 马托伊斯·施瓦茨，《服装之书》，第113幅和第136幅插图，16世纪，藏于不伦瑞克安东·乌尔里希公爵博物馆（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下萨克森艺术馆（Kunstmuseum des Landes Niedersachsen）（photographs: Museumsfotograf）

16世纪奥格斯堡有产者马托伊斯·施瓦茨的两幅精彩插画，他的手稿记录了他一生中穿过的衣服

14. 老海因里希·弗格特尔，《解剖学，又名女性身体的真实再现》（Anatomy, or, a Faithful Reproduction of the Body of a Female），1544年，藏于弗朗西斯·A. 康特威医学图书馆（Francis A. Countway Library of Medicine）波士顿医学图书室（ff QM 33.A16）

在印刷术的诸多新型应用中，医学生用的大册页是其中之一（本图1544年出版于斯特拉斯堡）。这些插图使用了纸片图层，只要掀起纸片，就可以看到解剖面的印刷图片

15. 扬·范·德·斯特莱特，《新发现》，约1599—1603年（photograph: Namur Archive, London/Scala, Florence）

佛兰德斯出版商扬·范·德·斯特莱特（斯特拉达努斯）编著的畅销书《新发现》的扉页版画。画上新世界的发现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其次是现代世界的其他奇迹。亚里士多德小心翼翼地从舞台右侧退场

16. 约翰内斯·赫维留斯，《1644年5月太阳黑子观测图》，选自《月面学》（Selenographia），1647年（photograph: Namur Archive, London/Scala, Florence）

望远镜让观测者可以精确地找到太阳黑子的位置。格但斯克天文学家约翰内斯·赫维留斯把太阳黑子观测图结集收录到《月面学》中（初版于1644年，此图选自1647年版），确认17世纪中期太阳黑子活动变得非常罕见

17. 拉维尼亚·丰塔纳（Lavinia Fontana），《安东涅塔·冈萨雷斯》（Antonietta Gonzales），约1583年，藏于布卢瓦城堡博物馆（Musée du Château）（photograph: Bonhams,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自然的奇观和反常现象撩动着欧洲宫廷人士、哲学家和博物学家的好奇心。安东涅塔·冈萨雷斯继承了她父亲的基因畸变。1583年拉维尼亚·丰塔纳画了这幅画之后，冈萨雷斯出了名，这幅画也被纳入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的怪物藏品中

18. 阿德里安·范·斯塔布穆特（Adriaen van Stalbemt），《科学与艺术》（The Sciences and the Arts），17世纪早期，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Museu Nacional del Prado）（photograph: Scala, Florence/BPK, Bildagentur für Kunst, Kultur und Geschichte, Berlin）

阿德里安·范·斯塔布穆特17世纪早期创作的这幅描绘贵族珍品陈列馆的油画以其想象力向观众表明，自然、科学和艺术如何能够诱惑和欺骗人的感官

19.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马丁·路德与他的妻子卡塔琳娜·冯·博拉》（Martin Luther and his wife Catherine von Bora），1529年，藏于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photograph: Scala, Florence, courtesy of the Ministero Beni e Att. Culturali）

1525年，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路德娶了前修女卡塔琳娜·冯·博拉。路德知道这件事在论战中的意义，所以鼓励通过图画将此事宣扬开去。诸如此类的夫妇肖像（这一幅出自卢卡斯·克拉纳赫的工坊）广为流传

20. 佚名，《教皇与魔鬼》（The Pope and the Devil），约1600年，藏于乌得勒支卡塔里娜修道院博物馆（Museum Catharijneconvent）（photograph: akg-images）

1520年时路德已经确信教皇就是敌基督。此后新教的反教皇宣传无数次地使用了这一主题。这幅阿尔多布兰迪尼家族的教皇克雷芒八世的肖像画绘制于1600年禧年前后，画中教皇是伪装起来的魔鬼

21. 克劳斯·霍廷格（Klaus Hottinger）在他人的帮助下拆除了施塔德尔霍芬（Stadelhofen）的十字苦像，插图选自海因里希·布林格《宗教改革》（Reformationsgeschichte），1605—1606年，藏于苏黎世中央图书馆（Zentralbibliothek）（MS B 316 fol 99r）

新教改革伴随着基督教世界神圣图景的毁灭。1524年，胡尔德里希·慈运理的支持者克劳斯·霍廷格找来一个织工和一个木匠，一起拆除了苏黎世城外的十字苦像。他们想要把木头卖了救济穷人

22. 《1562年4月12日桑斯大屠杀》（The Massacre of Sens, 12th April 1562），让·佩里森（Jean Perissin）与雅克·托尔托雷尔（Jacques Tortorel）出版的印刷画，1570年，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photograph: 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1562年4月12日勃艮第城镇桑斯的大规模暴力揭开了内战的序幕。这幅图是1570年让·佩里森和雅克·托尔托雷尔在日内瓦出版的一系列印刷画之一。反新教暴行的许多细节都出自一本当时的宣传册

23. 马丁·路德的一个追随者在维滕贝格出版的反土耳其宣传册，1664年，藏于奥格斯堡国立市立图书馆（Staats - und Stadtbibliothek, 4 Gs 2359-237）

恐土情绪（Turcophobia）是16世纪到17世纪早期宣传册的一个主要题材。在德意志，与奥斯曼人的战争被同国内宗教政治冲突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一种末世焦虑

24. 皮埃尔·达恩与一名土耳其人或柏柏尔人交谈，选自皮埃尔·达恩《巴巴里及其海盗的历史》，1637年，私人藏品（photograph: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皮埃尔·达恩是法国圣三一会修士，圣三一会创建的目的是从海盗手中和奥斯曼的土地上解放基督徒俘虏。1637年出版的《巴巴里及其海盗的历史》收录的故事和版画鼓励读者支持争取基督徒解放的事业

25. 佚名，《1571年勒班陀之战》（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16世纪后期（copyright ©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ich, London）

神圣同盟在勒班陀湾大胜奥斯曼（1571年10月7日），带来了潮水一般的宣传攻势。这幅油画以一张1572年威尼斯产的宽幅印刷品为基础，充满想象力地再现了战斗的场景，点出了主要的参与者

26. 马尔科·韦切利奥（Marco Vecellio），《博洛尼亚的和平》（The Peace of Bologna），16世纪，藏于威尼斯总督宫十人议会廊（Sala del Consiglio Dei dieci, Doge’s Palace）（photograph: Cameraphoto/Scala, Florence）

查理五世是最后一位被教皇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的加冕仪式于1530年2月24日在博洛尼亚举行。这幅16世纪后期的威尼斯油画描绘的就是这一情景

27. 意大利画派，《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主持下关于历法改革的讨论》（Discuss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Calendar under Pope Gregory XIII），16世纪后期，藏于锡耶纳国立档案馆（Archivio di Stato）。（photograph: Roger-Viollet,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为了与季节相合，历法改革从儒略历中删去了10天。在特伦托公会议的建议下，158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听取专家委员会的意见通过改革方案。从那以后，新教欧洲和天主教欧洲用上了不同的日历，在不同的时间庆祝复活节

28. 蓬佩奥·莱奥尼（Pompeo Leoni），《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Spain），约1580年，这个银制头像在1753年被巴尔塔扎·斐迪南·莫尔（Balthasar Ferdinand Moll）装在了陶土胸像上。藏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艺术收藏室（Kunstkammer,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Inv.-Nr. KK_3412）

蓬佩奥·莱奥尼是西班牙宫廷的御用雕塑家。1580年左右，他用白银为腓力二世铸造了一个头像。这尊雕塑被奥地利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二世买下，他很钦佩腓力二世这位亲戚，而且模仿了腓力的艺术收藏

29. （据称）图伊桑·迪布雷伊，《法国的亨利四世正如制服九头蛇的赫拉克勒斯》（Henry IV of France as Hercules Crushing the Hydra），约1600年（copyright © RMN, Paris – 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 Stéphane Maréchalle）

赫拉克勒斯代表了阳刚、高贵的品质，宣扬了君主的英雄领袖气质。亨利四世长期被宣传为“高卢的赫拉克勒斯”。在这幅图伊桑·迪布雷伊1600年左右创作的油画中，国王像赫拉克勒斯一样杀死勒拿九头蛇（Lernaean hydra），象征他完胜天主教同盟

30. 法国画派，《西堤岛上的神圣同盟游行》（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League on the Ile de la Cité），16世纪，藏于巴黎卡纳瓦雷巴黎市立博物馆（Musée de la ville de Paris, Musee Carnavalet）（photograph: 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天主教同盟通过游行来动员法国各城的支持。这幅据称是小弗朗索瓦·比内尔（François Bunel the Younger）创作的油画描绘的可能是一个月后国王入城之前巴黎最后一场游行（1593年2月4日）

31. 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宣传画，1630年，藏于不伦瑞克安东·乌尔里希公爵博物馆（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PRollos AB 3.4）

1630年适逢新教《奥格斯堡信条》100周年，古斯塔夫·阿道夫有意在这一年选择进入德意志。他的宣传家也利用了他作为军事指挥家的声望。这张以国王的名义发行的宣传画强调他是神的神圣计划的一个工具

32. 佚名，《伦纳特·托尔斯腾松》（Lennart Torstenson），1648年（copyright © Nationalmuseum, Stockholm, Inventory No. NMGrh 1949）

1641年后担任陆军元帅的伦纳特·托尔斯腾松是“三十年战争”后期主要将领中的一个典型。到这幅画创作的时候（1648年），他已经成了瑞典西部省份的总督

33. 塞巴斯蒂安·弗兰克斯（Sebastian Vrancx），《劫掠村庄》（Pillage of a Village），1640年，藏于巴黎卢浮宫（photograph: akg-image/Enrich Lessing）

军队的劫掠是艺术作品的一个主要题材，它在人们的经历和想象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安特卫普艺术家塞巴斯蒂安·弗兰克斯在这幅画中描绘了强盗杀人的场景，弗兰克斯本人经历过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劫掠

34. 莱昂纳德·克恩，“三十年战争”一幕，约1656—1659年，藏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艺术收藏室（Kunstkammer,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Inv. KK 4363）

德意志微型雕塑家莱昂纳德·克恩擅长为贵族的珍品陈列室制作小型雪花石膏像。这件作品刻画了“三十年战争”中的一次暴行

35. 让·塔塞尔（Jean Tassel），《一个修女的肖像（凯瑟琳·德·蒙托隆，第戎乌尔苏拉会创始人）》[ Portrait of a Nun (Cathérine de Montholon, founder of the Ursuline order in Dijon)]，约1648年，藏于第戎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Arts）（photograph: akg-images/Maurice Babey）

凯瑟琳·德·蒙托隆属于新一代虔诚的法国女性。她出身于一个显赫的法国家庭，1611年丈夫去世后在第戎加入乌尔苏拉会，她提出只要他们接受特伦托公会议对修女艰苦朴素的要求，她就捐出她丰厚的嫁妆

36. 安东尼·范·戴克爵士（Sir Anthony van Dyck），《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édici），1631年，藏于里尔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Arts）（photograph: 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玛丽·德·美第奇的宫廷是其他王后学习的榜样。1631年她从法国流亡到安特卫普后，安东尼·范·戴克创作了这幅画，捕捉到了她在逆境面前那种带有王室风范的桀骜和无奈

37. 多梅尼科·加尔朱洛（Domenico Gargiulo），《朱塞佩·卡拉法死于1647年7月10日马萨涅洛叛乱》（The Killing of Father Giuseppe Carafa during the Revolt of Masaniello, July 10, 1647），藏于那不勒斯圣马蒂诺修道院（Certosa di San Martino）（photograph: 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画家多梅尼科·加尔朱洛用画笔记录了1647年那不勒斯居民反对西班牙外来统治、战争重税和与他们沆瀣一气的本地贵族的民众暴乱。当地贵族堂朱塞佩·卡拉法（Don Giuseppe Cafara）就是暴徒的一个主要目标

38. 瓦茨拉夫·霍拉为亨利·皮查姆（Henry Peacham）所作插图《意见主宰世界》，1641年。（copyright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all rights reserved）

《意见主宰世界》是1641年英国内战前夕出版的一幅宣传画。它戏仿“正义女神”画了一个“意见女神”，坐在一棵长满宣传册的树上——矛盾的是，这幅画自己就是一个例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 /（英）马克·格林格拉斯著；李书瑞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2

（企鹅欧洲史）

书名原文：Christendom Destroyed: Europe 1517-1648

ISBN 978-7-5086-9436-8

I. ①基… II. ①马… ②李… Ⅲ . ①欧洲－近代史－ 1517—1648 Ⅳ . ① 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3561号

Christendom Destroyed: Europe 1517-1648

Copyright © Mark Greengrass,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enguin（企鹅）and the Pengui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First Published 2014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

著者：［英］马克·格林格拉斯

译者：李书瑞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633千字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5-827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436-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追逐荣耀

——1648—1815

[英]蒂莫西·布莱宁 著

吴畋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文版总序

《追逐荣耀：1648—1815》导读

作者序

导言

第一部分 生与死

第一章 沟通

第二章 人

第三章 贸易与生产

第四章 农业与乡村世界

第二部分 权力

第五章 统治者与他们的精英

第六章 改革与革命

第三部分 宗教与文化

第七章 宗教与教会

第八章 宫廷与国家

第九章 宫殿和园林

第十章 感性文化与理性文化

第四部分 战争与和平

第十一章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尼斯塔德和约》，1648—1721

第十二章 从《尼斯塔德和约》到法国革命战争，1721—1787

第十三章 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1787—1815

结语

推荐阅读

献给尼基、汤姆、露西和莫莉

“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文版总序

文明的更新、重组和不断前进

——为什么我们应该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

彭小瑜

21世纪还剩有80多年，当今的主要发达国家，也就是欧洲国家以及在制度和文化上与之关系极其紧密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在发展上的明显优势目前无疑还存在。那么到了21世纪末，情况又会如何？“企鹅欧洲史”系列包含的9部著作覆盖了欧洲文明近4 000年的历史。如果我们精细地阅读这几本书，我们就能够观察到欧洲文明在历史上经历过的多次繁荣、危机和复兴，进而能够认识到欧洲文明保持更新和不断前进的真正力量是什么。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古老文明，欧洲文明天然具有优越性吗？从19世纪在中国沿海地区贩卖鸦片的英国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欣赏和效仿的品德和价值观。西方近代的“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科学技术固然值得研究和学习，但是学会了“船坚炮利”的本事不是为了欺负和攻打别人。另外，西方文明的优点，欧洲在近代国力强大的原因，绝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我们了解和研究欧洲历史，借鉴欧洲和整个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经验，肯定也不能局限于救亡图存这一有限目的。我们采取和保持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态度，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也是为了对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福利做出我们的贡献。因此，我们对欧洲史和整个西方文明需要有一个认真和耐心研究的态度，努力学习其优点，尽量避免其不足，以期完成我们中华民族在21世纪追求的远大目标。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事业，我们需要精细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是我们了解和学习外部世界过程中迈出的小小一步，却可能会让我们拥有以前不曾体验过的惊奇、思索和感悟。

整套丛书由古希腊罗马远古的历史开始，讲述了直到21世纪的欧洲历史。尽管各位作者的资历和背景不尽相同，他们基本的历史观却高度相似。在对西方文明进行坦率批评的同时，他们以明确的乐观态度肯定了这一独特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自我更新能力。普莱斯和索恩曼在描写古代雅典城邦时（见《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注意到了雅典民众拥有在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政治参与权，不过该城邦“同时也是对妇女压制最为严重的城邦之一”，因为唯有男性拥有公民权的情况让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妇女地位变得十分糟糕。依靠元老院、人民和行政长官三者之间沟通和平衡的古罗马，建立和维持着一个似乎比雅典更加稳定的共和国。后来，贫民的土地问题以及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民众获取公民权的问题，引发了“罗马在350年里的第一次政治杀戮”。之后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导致了血腥的持续的内战，并颠覆了共和制度，但是罗马人在内战废墟上建立了君主制帝国，同时让各地城市保持了强有力的自治传统，在地中海周边的辽阔地区又维持了数百年的安定和繁荣。

乔丹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里面写到了14世纪的黑死病，“在1347—1351年的瘟疫中有多达2 500万人殒命”，之后瘟疫还连续暴发了好多次，而此前欧洲的总人口只有大约8 000万。这个世纪同时也是战争和内乱频仍的年代，是教会内部思想混乱和不断发生纷争的年代。面对如此可怕的巨大灾祸，面对16世纪宗教改革带来的政治和思想的严重分裂，西方人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等领域仍然取得长足进步，并开始探索世界地理，航行到非洲、亚洲和美洲，倡导用实验来把握有用的知识，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仰望星空，认知宇宙的秘密。与此同时，自私的欲望逐渐泛滥，开始有文化人鼓吹“最自然的人权就是自利”，鼓吹“自然状态是一个相互竞争的丛林”（见《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

当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帝国主义的强权给世界上落后国家带来压榨和屈辱的时候，欧洲内部的社会矛盾也变得十分尖锐。在19世纪中叶，英国每天要用掉大约2.5亿根火柴，在位于伦敦的工厂：“用于制造可燃火柴的白磷产生的气体开始给工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工厂工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工和童工，工人需要先准备好磷溶液，然后把火柴杆放在里面浸沾。他们的牙龈开始溃烂，牙齿脱落，颌骨慢慢腐烂，流出散发臭味的脓水，有时从鼻子里往外流脓，人称‘磷毒性颌骨坏死’。1906年在伯尔尼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白磷，两年后，英国议会批准了该公约。”（见《竞逐权力：1815—1914》）

历史故事的细节从来都具有一种思想冲击力。“企鹅欧洲史”系列的各个分册里面充满了大量的细节和故事。看了白磷火柴女工的故事，认真的读者都会好奇，当时的欧洲会往何处去。埃文斯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社会和改革运动。他提到，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声称，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满足工人阶级的合理愿望”。在叙述现代历史的各个分册里，我们都能看到，欧洲统治阶级坚持文化和制度的渐进改良，不单单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社会良知”，也是因为他们面临来自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压力，希望通过对话达成社会各阶层的和解。社会各阶层重视沟通和妥协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传统。沟通和妥协的能力，确实是欧洲文明保持活力和持续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梁启超先生到欧洲考察，遇见一位美国记者，后者觉得“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不赞成梁启超将之“带些回去”的打算。梁启超问：“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该记者叹气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入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面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是他提醒读者，欧洲不会完。他解释说，18世纪以后的欧洲文明不再是贵族的文明，而是“群众的文明”，各种观念和立场有顺畅交流，思想文化依然活跃。所以他断言，欧洲仍然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饮冰室主人在1929年去世，没有机会看到此后的欧洲历史轨迹。我们是幸运的，看到了更多的世界风云变幻。我们是幸运的，能够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样有趣和深刻的历史读物。我们借此不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欧洲的过去，也可能能够看到一点欧洲和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未来。

《追逐荣耀：1648—1815》导读

一部别开生面的欧洲近代史读本

陈晓律

有关欧洲历史的读本近年越来越多，各种类型的通史和断代史都有自己的长处，从市场的销售来看，均表现不错。因此，要在热销的欧洲历史读本中脱颖而出，引人注目，已经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

不过，手边的这本《追逐荣耀：1648—1815》（蒂莫西·布莱宁著，吴畋译，中信出版集团），却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欧洲近代史读本，其主要特点就是体例的编排、整体的构思很有意思。现在多数的通史都是以时间为序，以重大的政治或经济事件为节点而展开的，这样的好处是符合人们阅读史书的习惯，便于上手。然而，缺陷却是以这种叙事体例构成的读本，很容易大同小异，读完一本，再读类似的书就很难留下深刻印象了。而这本书在体例编排上大开大合，首先就有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使人有读下去的冲动，开卷之后，其他章节的构思也有其独到之处，作者常常将一些晦涩的史学思想巧妙地融入似乎不经意的描述中，使人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作者的苦心。我不妨就此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

比如，作者体例的第一部分就与众不同。他的近现代欧洲史，不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创了人类的新纪元写起，而是首先谈到了“生与死”这样似乎属于哲学的终极问题。的确，不是那些比较“飘”的“高大上”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与毁灭，才是当时欧洲面临的难题。正因如此，作者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起点别具慧眼。因为此前的“三十年战争”把欧洲的精气神和物资基础耗费了大半，而和约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谁也无法继续打下去了，只能妥协。这种妥协的结果是：其一，西班牙承认了荷兰共和国的独立，表明在欧洲通过武力实现“统一”是不大可行的，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凡是试图武装“统一”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为此吃尽了苦头；其二，承认宗教多元主义的存在，尽管新教和天主教的狂热分子都试图让自己的信仰获得真正的胜利，但和约已经证明，宗教信仰的统一也是不可能的。正是这两大特点影响了此后欧洲的发展轨迹。既然谁也不能彻底征服对方，那么，也只能怀着不同的理念共存了。或许，这就是一种宽容，尽管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宽容。

在这样“生存还是毁灭”的背景下，此书的另一个特点也凸显出来，那就是举重若轻。作者首先从当时的交通状况谈起，让人们对几百年前的生活有一个粗略的概念：当时陆路的交通一塌糊涂，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道路的状况和交通的工具都令今天的人们无法忍受——望不到尽头的泥泞道路，马粪的味道熏人，旅途颠簸可怕，旅客往往饥寒交迫。短短的篇幅，却立刻使人产生了历史的幻觉，似乎人们可以瞬间穿越时空，触摸到某种历史的轮廓，嗅到某种历史的味道。水路的交通更是带有冒险性质，只要不落水，能顺利抵达目的地，就算万幸了。这样的开篇和描述，与一般欧洲史对同一时段的书写大不相同，因为谁都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样的大事件，所以欧洲史往往以这样的事件打头开篇，而当时人们的生活如何，却往往语焉不详。然而，作者却通过这样平实的关于人们交往的描述，逐步地展开了一个新时代的画卷。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贸易和生产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个现代社会的雏形终于开始在欧洲出现了。于是，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了现代欧洲史，被“圈粉”了。

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其对历史发展重点的把握能力。新的时代开启了，在欧洲这个大陆上，谁也无法彻底压服谁，只能大眼瞪小眼，但并不表明彼此之间就没有竞争了。随着现代世界的发展，欧洲各个君主国与教皇分家过日子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民族国家则是这种分家的一个结果，也是以后人们大部分生活的单位。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世俗化，但世俗化却不能使民族国家具有政治方面的自发动力和天然的神圣性，于是，民族主义的旗帜就飘扬起来了。正如作者所说，民族主义是一种世俗宗教，能够释放出人们的虔诚和憎恶，其凶猛程度不亚于宗教时期的狂暴。当然，能否成功构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还取决于多种因素，地缘政治、国内原有的政治架构、社会精英的能力与远见、传统与变革的关系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个新事物的诞生。但是，心动不如行动，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竞争中，率先起跑的国家具有了某种先发的优势，而一些还沉醉于旧时代帝国梦的欧洲国家，就不可避免地“悲剧”了。至于这些国家如何未能迅速搭上历史的班车，书中自有详尽的描述，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抓住这样一个要点后，其他的问题自然不难解答。因为即便在率先起步的国家中，一些国家也因为种种原因，在一飞冲天后也就没有了下文，足见历史是公正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想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是没有可行性的。

此外，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对宗教和文化的重视。宗教是一个大题目，其复杂属性在历史的发展中很难准确把握。正因为如此，很多类似著作在描述这段欧洲历史时，都会论及各种宗教事件，如宗教改革、英国清教革命等等，但将宗教专门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论述的专著不多。而欧洲作为基督教的大本营，其宗教色彩是无论如何也抹不去的。因此，如何体现欧洲近代史的宗教特色，是每个撰写者都感到十分棘手的事。而这本书则选择了一个有趣的切入点，从景观图这个最具欧洲宗教特色的形象开始，让读者领略到了欧洲的宗教特性。其实，各种各样的宗教建筑，是今日中国旅游者游览欧洲最直观的印象。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了这些宗教建筑，巴黎是不是巴黎，罗马是不是罗马，这些著名的城市是不是在欧洲，人们都会产生疑惑。从宗教建筑入手展开欧洲的宗教历史画卷，这使得错综复杂的宗教脉络变得清晰生动，也使得读者即便不记得那些拗口的教皇名讳，也会对欧洲的宗教权威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就此而言，这本书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遗憾：没有为此配上更多精美的插图。如果多一些相关插图，我想读者的体验肯定会好很多。当然，书中描写了很多欧洲普通民众对宗教信仰的狂热，以及这种狂热带来的社会震撼，还提到启蒙运动的法国和它的临近区域往往宗教的权威味道更浓，这也是使人印象深刻的地方。理性思考与宗教狂热居然可以奇妙地结合起来，这为近代以来的欧洲增添了某种绚丽多彩而神秘莫测的格调。而作者以感性文化与理性文化来归纳这一时期的欧洲文化，也是一种独到的眼光。如作者所述，理解这一时期文化的丰富性，对哪怕是最高瞻远瞩、最敏锐深刻的头脑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因此，作者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展开了他自身对这种文化本质的理解，他认为，这段时期的文化，是一种以感性文化与理性文化有机交融为特征的文化，正如巴洛克艺术一样，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是一种对宗教体验的世俗理解。而哲学的思考，正如笛卡儿所说，其基础目标是将头脑带离感知，却不意味着将头脑带离上帝，在笛卡儿的体系中，上帝反倒占据中心位置，是人类认知的担保者。当人们无法通过神谕来揭示物质运行的规律时，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豁然开朗。当然，最奇妙的文化现象是巴赫的音乐。巴赫的音乐，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技术上一个令人着迷的创造则是，他的音乐如《音乐的奉献》中，三个声部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变调，使得结尾最后能平滑地过渡到开头。这种音乐创作本身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其中交织着各种思想和形式，其共同之处是双重含义和机敏的隐喻。而更神奇的是，据说巴赫音乐居然能使奶牛愉悦而多产牛奶，使作物生长更为迅速，使花儿开得更加绚丽。难道，巴赫的音乐真是将上帝的精神带给了世间万物？或者，诞生于赞美上帝的音乐，本身就带有某种神圣性？总之，天堂是令人向往的，世俗生活更是使人着迷，理性文化在宗教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突飞猛进，感性文化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放射着应有的光芒。正如作者所言，与其把文化发展概念化为从信仰到理性的线性进程，倒不如将其视为理性文化与感性文化的辩证交锋更为合适。

战争与和平是任何一部欧洲史都绕不过去的内容，但如何描述却是衡量作者是否平庸的一个标尺。近代欧洲的战争不断，不仅大国之间、小国之间、国王之间争吵不断，甚至一些自治城市之间也不断进行着结盟或争斗。如何梳理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的确颇费斟酌。作者显然是以法国为主角来描述近代欧洲的战争的，这并不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但他以和约为主线来展开这一时期的战争与和平，也算是有些想法。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尼斯塔德和约》，再从《尼斯塔德和约》到拿破仑战争，最终以拿破仑失败为这段历史画上了句号。作者对战争的描述算不上特别生动，但也还算有趣，对一些细节的把握也很到位。不过，这显然不是作者描述战争的目的，作者的结论是：一旦国家脱离了传统制约，落入一人之手，将会出现极其可怕的后果，拿破仑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当然，更重要的是，尽管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世界的变化，但200年以后，人们不难发现，以往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不可思议了。1648年，人们祈祷上天不要降下雷暴，200年后的人们却忙着安装避雷针；以前人们烧死女巫，现在要想指控女巫的人却要被送上法庭。历史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完善，人类作恶的能力也在倍增，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只能取决于人们的智慧了。

阅读之后，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本好书，值得一读。但就本人的一管之见，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那就是读本的硬封面。企鹅丛书本来用的是一种普及型的装帧，但不知为何中译本反而使其“高大上”起来。就读书人而言，软封面最适宜平民百姓，拿起来毫不费事，可以各种舒适的姿势翻阅——可以坐着读，躺着读，甚至睡着读。硬封面的书，则适宜恭恭敬敬地放在书橱展览。当然，这是个人愚见，不足为据，只是一点画蛇添足的文字罢了。

愿诸君能在阅读中获得乐趣和灵感。

2018年11月11日于南京市阳光广场

作者序

在撰写及准备撰写这本书的许多个年头里，我受惠于许多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位就是我在企鹅出版社的编辑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他一直支持我，一直很有耐心。我也因自己有幸与历届剑桥学生教学相长而得益良多。这一特别致谢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客套，因为只有在思考要对他们说什么，然后在教室或会议室里临时构思，努力探究如何面对他们的批评时，我才能得出有价值的想法。另一个有助于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是遛狗，我早上带着狗从家到学院，午饭时间会在剑桥西边的田野遛狗，晚上带着狗回家。因此，我把达尔马提亚犬莫莉（Molly）列入这本书的题献名单。当我写下这本书的每一个词时，它都待在我办公室飘窗上它最喜欢的扶手椅里，不过，它那时通常正在打瞌睡。历史系为我提供了理想的工作环境，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拥有全英国范围内最大的历史专业图书馆，而且距离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剑桥大学图书馆——也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对两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感谢，特别要感谢西利历史图书馆（Seeley Historical Library）的琳达·华盛顿（Linda Washington）博士。剑桥内外的诸多同行以各类方式帮助了我，我从中挑出如下人选给予特别感谢：克里斯·克拉克（Chris Clark）、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海因茨·杜赫哈特（Heinz Duchhardt）、查尔斯·布莱宁（Charles Blanning）、伊万·巴尔德斯·布勃诺夫（Ivan Valdez Bubnov）、埃尔文·尼科尔森（Eirwen Nicholson）、埃玛·格里芬（Emma Griffin）、戴维·布雷丁（David Brading）、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mbs）、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乔·惠利（Jo Whaley）、罗德里克·斯旺斯顿（Roderick Swanston）、马丁·兰德尔（Martin Randall）、彼得·迪克森（Peter Dickson）、西蒙·狄克逊（Simon Dixon）、乌韦·普施纳（Uwe Puschner）、乌尔丽克·保罗（Ulrike Paul）、哈根·舒尔策（Hagen Schulze）、芒罗·普赖斯（Munro Price）、比尔·多伊尔（Bill Doyle）、朱利安·斯旺（Julian Swann）、彼得·威尔逊（Peter Wilson）、迈肯·翁巴赫（Maiken Umbach）和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我特别受惠于德里克·比尔斯（Derek Beales）和哈米什·斯科特（Hamish Scott），他们英勇地阅读了我的打字稿，让我不致因主动或疏忽犯下许多错误。在我开始写作后不久，我的儿子汤姆（Tom）诞生了，3年后，露西（Lucy）也来到人世。尽管他们的到来大大延缓了写作进程，却也为我提供了穿越困难阶段所需的动力。要是我的妻子尼基（Nicky）没有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的话，我就不会只享受到孩子带来的快乐，也就根本不可能完成写作。所以，让她的名字出现在题献名单之首是正确的，就像她在我心中居于首位一样。

蒂莫西·布莱宁

剑桥，2006年7月

导言

每一部欧洲史都得始于某个主观选择的年份，当然，要是打算写作一部涵盖自智人出现以来万事万物的历史，那倒是不用了。可有些年份比其他年份更主观。不幸的是，在同一时段内，对某种人类活动而言，某个年份可能具备一定意义，但对其他人类活动来说，那个年份的意义就几近于无。以1789年为例，它在政治上产生了雷鸣般的回响，可在音乐和美术领域，恐怕连蝙蝠叫那么小的声响都没有产生。1648年也是那种年份。因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在那一年签订的，它终结了持续30年、对欧洲的破坏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冲突的战争，因此这一年看上去是个很合理的起始点。此外，和约还解决了至少两个重大争端：西班牙承认了荷兰共和国独立，而此后一个半世纪内欧洲德语地区的架构也得以确立。这两个解决方案背后存在着更为重要的东西：承认宗教多元主义的存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狂热分子都不断梦想能够让他们的真正信仰取得胜利，可在1648年获得承认的僵局此后从未受到严重威胁。

所以，这本书选择的起始年份是有资格作为起点的，可也必须承认，威斯特伐利亚的解决方案留下的未竟纠纷和它了却的一样多。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约》，或许要到1714年波旁王室继承西班牙王位一事获得国际承认后才真正宣告结束。在北方和东方，瑞典的霸权在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战争中遭到一个又一个大国的挑战，直至1721年的《尼斯塔德和约》（Peace of Nystad）才宣告瑞典霸权终结，在这一进程中，国际态势依然不算稳定。将要成为国际政治两股主导力量的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第二次百年战争”和俄国的扩张，前者始于1688年，后者不早于1695年。要是说各国国内政治还有什么走向，那么就是变得更不稳定了。法国内战——投石党之乱——始于1648年，英格兰在1649年处决查理一世后宣布建立共和国。这两场冲突的解决方式大相径庭，前者是1661年的路易十四“亲政”，后者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

1648年有尚未解决的问题，而1815年同样将留下未解决的问题。在后续章节中，笔者会把丝线纺到一起，为读者充当穿越那毫无图解的连贯迷宫的向导，即便书里没有黑格尔（Hegel）或马克思（Marx）乃至辉格派史学家推崇的那类宏大叙事，读者也必定能从中理出发展的脉络。在政治上，最为惊人的发展是国家夺取支配权的不懈行军。到了1815年，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国家在其疆域内都获得了事实上甚至法律上的对立法和效忠的垄断权。尽管政体形式从民主到独裁都有，但政体背后都是抽象化的统治权——国家。在国家核心层面未能完成“立法权垄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语］的政治架构——像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在能够更为准确地阅读时代信号的对手面前变成了易遭捕食的对象。世俗化是国家发展中的重要部分，它将在天主教国家消除任何形式的教廷干涉，在所有国家都使教会服从于国家。可是，在国家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既稀薄又不够温暖。为了赋予国民动力，需要注入更具鼓舞效果的血液。人们越发感到民族主义可以提供这种输血效果，民族主义是一种世俗宗教，能够释放出人们的虔诚和憎恶，其凶猛程度不逊于世人在稍早时候的宗教冲突中所体验到的虔诚与憎恶。

成功的国家也需要适应社会变迁。只有那些成功整合了精英的国家才能繁荣。这种整合可以通过宫廷实现，就像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工程；可以通过代议制国会实现，就像英国议会；可以像普鲁士和俄国那样通过军役贵族实现；还可以像哈布斯堡君主国一样结合上述三种做法。在每一个案例中，事实都证明固化很难避免，固化似乎是与政治体制分不开的。即便是通常能够因时而变的英国式解决手段到1815年为止也经历了一系列动脉硬化。不论社会复杂程度如何，所有欧洲国家都需要和一种新兴文化空间——公共领域——打交道。公共领域位于家庭的私密世界和国家的官方世界之间，是一种让此前相互隔绝的个人在一起交流信息、想法和批评意见的论坛。不论是通过订阅同样的期刊实现长距离交流，还是在某间咖啡馆或某个自愿建立的新团体——比如说读书俱乐部或共济会支部——里面对面地会谈，公共的整体权重都要远高于个体成员的总和。正是从公共领域中生发出了能够挑战旧制度决策者的新的权威来源：公众舆论。这一转变发生的时间在欧洲各地自然有所差异。首先产生公共领域的是不列颠和荷兰共和国，因为它们都拥有较高的人口识字率和城市化水平，也拥有相对自由的审查制度。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欧洲的另一端，俄国是与英、荷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在19世纪之前，人们很难在这个国家找到什么类似公共领域或公众舆论的东西。我们将要看到，公众舆论在被有效操控时可以成为国家额外资源与额外权力的来源。要是像在法国那样，它受到了忽视、误解或疏远，结果就可能是革命性的变化。

创造了公共领域的力量从本质上来说源于欧洲的内外扩张。在战争、衰退、瘟疫、饥荒导致17世纪上半叶出现严重问题后，恢复进程是缓慢而间歇性的，恢复速度也快慢不均，可指标还是逐渐向上的：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提高，商业和制造业得到发展，城市化水平提高，殖民扩张也重新开始。在18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里，这一进程开始巩固并加速，但也不时被挫折打断。尤为重要的是在第一章中要讨论的物质交流的进步。不过受益状况的分布不算均衡。排在首位的得利者是国家，为了维持不断增长的武装力量，国家渴望得到更多的税收，要让城堡里的富人和门槛上的穷人都成为税收对象。居于次位的得利者是地主，随着他们依靠农产品获得的总收入不断增加，而购买制成品的开支相对减少，他们开心地利用了“剪刀差”。土地价格上涨到原先的三倍，土地所有权带来的声望也未消退，有进取心的地主可以让自己的财运极为兴旺。佃农是一个关键群体，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农业创新都必须归功于他们。同样发家致富的还有金融家和商人，前者中那些能够涉足国家财政的人物和后者中参与殖民地贸易的人物发展状况尤为突出。富有进取心的制造业业主只要能够突破行会的限制性措施，就可以享受双重好处——既得益于18世纪劳动力供应量的增加，又得益于同一时期越发强劲的消费革命。

简而言之，18世纪的经济发展制造出了规模庞大且日益壮大的受益者阶层。要是某位显贵拥有矿藏丰富、交通条件良好、处在工业化地区的大庄园，而且——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还幸运地拥有成为实业家所需的才智和个人品质，那么他可能就身处利用世纪机遇的最佳位置。在一个理想世界里，他——要不是因为女性受到各类歧视，实际上也不一定非得是“他”——也会与一个涉足政府财政的家庭联姻，投资银行业和海外贸易。他的良知已经被腐蚀到足以让自己忘记这个世纪有大概700万奴隶被从非洲贩运到加勒比地区，然后在那里被迫劳作。对他来说比较稳妥的是当一个英国人，这样在面对以战争或革命形式突然到来的惩罚时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他的大陆同行们则较易受害，特别是在1789年之后。

可利益分配得非常不均。从地理上讲，从商业化的西北欧到欠发达的东欧存在着鲜明的梯度，前者到1815年时已经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工业化，而在后者那里，人们则可能在旅途中一连几周都碰不到任何像是城镇的地方，而且那里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要说有了什么变化的话，也是变得更糟了。在东欧，奴役、文盲、贫穷和较低的预期寿命在1815年仍然是普遍状况，就像在1648年那样。即便在西欧，经济发展也未能吸纳快速增长的人口。缺乏弹性的食品生产导致价格上涨，与此同时，缺乏适应性的工业拉低了工资。结果就是人口贫困化，因为很大一部分人是不能自给自足的。一类新的贫困出现了，这并不是饥荒、瘟疫或战争突然带来的痛苦，而是持久的营养不良和就业不充分所致。它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营养不良的人还没可怜到不能生育孩子的程度，而这些孩子后来就延续了父母的穷困。资本主义侵蚀了传统社会及其价值观，人们也越发仰赖市场力量。

用理性主义目的论来描绘新价值观发展的做法富有吸引力。“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是贴在这个时代上的流行标签，甚至普及到了近乎陈词滥调的地步。可每一个陈词滥调都以真相为内核。这一时代的确见证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理性主义和世俗化。它目睹了牛顿（Newton）的《原理》（Principia）、洛克（Locke）的《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休谟（Hume）的《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以及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出版，而这里仅仅列出了侵蚀以上帝为中心的传统宇宙观的大量著作中重要的几部。然而我们有同样充足的理由将这一时代称作“信仰时代”，因为这一时代也发生了多次堪称标志性的宗教大复兴，其中包括詹森派（Jansenism）、虔敬派（Pietism）和卫理公会（Methodism），宗教文献也前所未有地流行。正如浪漫主义革命所示，宗教在18世纪也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亡。第十章提出了如下主张：与其把文化发展概念化为从信仰到理性的线性进程，倒不如将它视作理性文化与感性文化间的辩证交锋，这样还合乎情理一些。歌德（Goethe）在《浮士德》（Faust）中对这一事实上存在的冲突进行了最为深入的探究，这部长诗有12 000多行，断断续续地耗费了歌德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以下几行诗可以作为本书的引语：

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

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

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以固执的官能贴紧凡尘；

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

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1]

[1] 此处译文引自歌德著，董问樵译，《浮士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第58页。——下文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第一部分

生与死

第一章

沟通

沟通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中心。除了摄食、排泄、醒来、睡觉等基本生理活动，没什么比沟通更重要。编织出社会架构的，是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地方之间的沟通，包括语言这种象征层面的沟通和游历涉及的物质层面的交通。正因如此，沟通是回到过去的最佳切入点。假若一位来自现代的时间旅行者抵达17世纪，他便会发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当代体验相去甚远。他来自乘坐飞机不到两天便可环游全球的世界，此时身处的世界将带给他十分深刻的震撼：这个世界居然这样缺乏流动性。就算要前往不远的地方，也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高昂的开支和漫长的时间。此外，路上没有统一的符号、标志或语言来给旅行者提供帮助，他们会迅速遭遇费解的行话与方言。正如我们所见，旧制度的许多特征源自物质和象征形式的沟通问题。

陆路

对17、18世纪的大部分欧洲人来说，道路状况决定沟通速度和流动性程度。几乎所有地方的“道路”都是小径，没有路基，也没有排水渠，经常被车辙弄得坑坑洼洼。一下起雨，路就成了泥泞的沼泽，一出太阳，又成了尘土飞扬的凹地。“与其说是人类的足迹，不如说是野兽和爬虫的居所。”一位英国观察者在18世纪初写道。就连主干道也只相当于今天的林间小径。欧洲的道路基本上是罗马帝国的遗产——尽管已经被疏于照管了1 400多年。不论是在戈尔韦（Galway）还是加利西亚（Galicia），绝大部分旅行者的平均速度都很少超过步行速度。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常见速度只可能是步行速度，有充分理由证明，“骑双腿的矮马”“坐圣费尔南多的车”“骑鞋匠的马”[1]……是他们唯一能够负担的在各地间移动的方式。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弗格森（Robert Fergusson）在1774年写下了疲倦的词句：

我畏惧着，以疲乏老迈的腿为马，

走向伯威克（Berwick）。

乘马车旅行相当奢华，它略快一些，但也要贵得多，还可能让人更疲惫——1743年《伦敦杂志》（The London Magazine）上一篇题为《公共马车的苦恼》的文章将它说得很清楚。在列举了从伦敦到约克（York）旅程中的各类不适（其中包括凌晨3点启程，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忍受同行旅客——他们有的吃了大蒜口气熏人，有的放屁、打鼾，或是不停地讲话、渎神和抱怨）后，作者总结道：

如果要赞颂公共马车的便利之处——

我宁愿单足旅行，但得有根拐杖。

道路的走向很少遵循两地之间的最短路径（这种做法可以缩短旅程）。英国道路弯曲、让人费时费力是出了名的。这种迂曲给旅行者带来了麻烦，于1771年从多佛尔（Dover）前往伦敦的外国观察家皮埃尔·让·格罗斯里（Pierre Jean Grosley）却将其视为政治美德的表现：

大道远非笔直，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工程师没有娴熟地掌握在地上画出直线的技能，而是因为土地宝贵，需要小心对待，此外，财产在英国神圣不可侵犯。有了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能侵占它，不管是工程师、稽查员还是别的人，甚至连国王本人都不例外。得补充的是，正如我们将要在“花园”条目中看到的那样，直线也不符合英国人的口味。

欧洲大陆的状况并不比英国好多少，甚至更差。1787年，阿瑟·扬（Arthur Young）发现他从加来（Calais）前往巴黎时搭乘的公共马车比英国的更差，却还要更贵。1800年以前，用弹簧减震的悬架在任何地方都不普遍。荷兰马车因令人不适而臭名昭著：一位英国访客看了一眼将要把他从霍伦（Hoorn）带到恩克赫伊曾（Enkhuizen）的车辆，就放弃了乘车。他只把行李放在车上，之后宁愿选择步行21千米。倘若这位访客步入神圣罗马帝国，就会发现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看来，典型的德意志马车是“野蛮的物事”，因为它“不过是辆大车，有着非常高大的车轮，颠簸程度相当骇人。它没有什么遮盖，三四块松木板横在上面当座位用”。俄国人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证实了他的判断。卡拉姆津在1789年记述道：“所谓的普鲁士‘公共马车’并没有任何与客车相似的地方。它不过是有两排座凳和顶盖的长马车，既没有皮带捆扎，也没有弹簧。”它的缓慢与不可靠同样声名狼藉，当时有人抱怨说，要是想学到保持耐心的必要性，除了结婚外，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德意志到处旅行。阿尔卑斯山以南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阿瑟·扬将那里的客车描述为“可怜的、敞篷的、疯狂的、颠簸的、肮脏的粪车”，还补充说，“从惬意的社会场合一下子步入意大利的客车，我的神经无法承受”。就算为国王效力，也不能保证享有舒适、快速的旅程，路易十四的特使尼古拉·梅纳热（Nicolas Mesnager）在1708年前往马德里时就发现了这一点。他在巴约讷（Bayonne）向凡尔赛报告称，由于道路糟糕，驿站体系混乱，行程已经花费了9天时间。以路程而论，他离目的地还有不到一半距离，但梅纳热估计由于弄到骡子十分困难，他会在路上再花上两星期。

拉动一辆客车需要4头或6头挽畜，根据道路状况，它们每前行10到20千米就得更换一次。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伦敦间的道路长达300千米，公共马车在途中需要换17次马。那些马反过来又需要一支包括马车夫、左马驭者、看守、马仆、马夫、马厩小厮在内的队伍，以保证马匹能跑。鉴于一辆客车只能装载不到10名旅客，相应的费用十分高昂，超出了大众的承受范围。从奥格斯堡（Augsburg）到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直线距离仅有100千米，乘坐公共马车却要耗费一个非熟练工一个多月的薪水。在铁路出现的前夕，道路和马车都有了长足进步，旅行费用也明显降低，但乘坐公共马车从巴黎前往波尔多的费用依然相当于一名职员的月薪。德国社会史学家卡尔·比德尔曼（Karl Biedermann）在写于19世纪中期的著作里估计，两代人之前的旅行费用是他那时的14倍。只有蒸汽火车投入使用——它能够拖动装载上百人的车厢——才能创造出规模经济，让旅行变得大众化。

19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中铁路的出现的确代表了运输革命，而此前一个多世纪里交通也确实在进步。在路易十四的主要内政臣僚让—巴蒂斯特·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的率先推动下，法国引领了发展。在1661年确保政敌富凯（Fouquet）名誉扫地后，科尔贝的首批举措之一便是将道路的养护责任收归中央。1669年，外省权力最大的官员督办官（intendants）身边配备了若干特别的“路桥长官”。作为道路升级的第一步，所有道路的级别都被定为宽7～10米的“国王大道”（chemins royaux）、“地方道路”（chemins vicinaux）或“支路”（chemins de traverse）之一。在科尔贝于1683年逝世后，工程进展步履维艰，后来由于中央控制能力总体上被削弱而毫无进展。到17世纪末时，自佛兰德（Flanders）传来的消息表明，原本应已铺平的从里尔（Lille）到敦刻尔克（Dunkirk）的“国王大道”，现在却有多处无法通行，商人们不得不沿水路将商品从海岸运抵伊普尔（Ypres），而后动用双倍于通常数目的马匹拉车，沿着泥泞的小道前往里尔。皮埃尔·莱昂（Pierre Léon）总结说，1700年的道路整体状况并不比1660年好。

直至18世纪40年代，法国的道路状况才有了显著的改善，养路机构得到了重组，一所培养筑路工程师的专门学院成立了。从法国政府准备用于道路建设的资金总额中可以看出，它对道路的兴趣日益增加。皮埃尔·莱昂的数据表明，科贝尔1668年制定的道路资金预算仅占国家全部开支的0.8%，而17世纪70年代的战争压力甚至让这个目标都无法实现。1683—1700年，用于道路的年均开支为771 200利弗尔（livres）[2]，经费此后出现了明显增加，1715—1736年为300万利弗尔，1770年超过400万利弗尔，1780年为690万利弗尔，1786年为944.5万利弗尔，这表明用于道路的资金在该世纪中增长了两倍多。更好的专业技术和更多的投资产生了累积效果，较之过去，它创造了能够更快捷、更可靠地运输客车的干线道路。在1650年，从巴黎到图卢兹（Toulouse）需要两个星期，而到了1782年，用时不到原先的一半；1664年，从巴黎到里昂（Lyon）需要10到11天，一个世纪后只需要6天；在17世纪，从巴黎到鲁昂（Rouen）的100多千米路程至少需要走3天，而在革命前夜，36小时内就可以走完。这是可以量化的进步。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从巴黎前往波尔多（Bordeaux）所需时间的减少：从1660年的15天降到了1789年的5天半。据达尼埃尔·罗什（Daniel Roche）所述，1789年时，从巴黎出发两周内可以抵达任何一座法国城市。在1786年，克罗伊（Croÿ）公爵于早晨5点30分离开加来，晚上8点就抵达巴黎，赶上了夜宵，以接近每小时20千米的平均速度行进了280千米。

旅行节奏骤然加速或许是旧制度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内政成就。约瑟夫·韦尔内（Joseph Vernet）用他1774年的宏伟画作《修建大道》（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way，现藏于卢浮宫）给予这一成就最为持久的视觉礼赞。画面前景中，一群工人正在修建一条宽阔的铺石道路，有个工头则负责监督，按照画作描绘，他正向一队骑在马上、身着漂亮的镶金边的蓝色制服的工程师报告；道路沿着从山地一侧开辟出的堤岸蜿蜒延伸，通向一座三孔桥，人们正在两台大型起重机的帮助下修建这座桥梁；道路的终点是个位于山巅的城镇，一座大型风磨在一旁俯瞰着它。整幅画描绘的是人类用才智与劳动驯服了桀骜不驯的自然。

文字证据也很充足。阿瑟·扬拥有犀利的眼光和尖刻的笔调，他发现法国有许多值得批判之处，可道路反而激发了他的热情：从加来到布洛涅（Boulogne）的路是“很不错的”，从利摩日（Limoges）到拉维勒奥布兰（La Ville-au-Brun）的路是“真正卓越的”，通往蒙托邦（Montauban）的路“修得很好，并用砾石养护”，鲁西永（Roussillon）地区的路“修得坚实又宏伟，一如声名卓著的法国大道……惊人的工程……纵然是愚人也能看出这些道路是极好的……有座单孔桥，有条通往它的堤道，蔚为壮观；我们不知道英格兰哪里会有这样的道路”，等等。

然而，这样的魅力是从巴黎到外省的快速客运需求催生的，它实际上掩盖了几个长久存在的问题。货运依然以此前那种没精打采的速度前行，每小时只行进三四千米。马耶讷（Mayenne）的亚麻布还得用上整整两周才能运到布列塔尼（Brittany）和诺曼底（Normandy）的港口，运到里尔则需要三四周。就算在自首都延伸出的主干线上，货运也未能复制客运表现出的进步，从巴黎运货到里昂，在1715年得花上3周时间，就算到了1787年，也不过比之前省下五六天而已。连接一个个外省城镇的支线则没有什么可以察觉到的变化：从亚眠（Amiens）到里昂的旅途在1787年会持续25到30天，就和在1701年时完全一样。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指出了这一问题：

法国的大驿路，即联络国内各主要都市的道路，一般都整饬可观；在若干行省境内，这些道路比英国大部分收费公路都宏壮得多。可是，我们所称的十字路，换言之，乡下的大部分道路，却全未进行修理，有许多地方，重载车辆已不能通行，而在若干地方，甚至骑马旅行也会遇到危险，只有骡子是安全可靠的运载工具。

他还补充说，在法国的体制里有种典型做法，若某条道路可能吸引某位宫廷显贵关注，引发他的褒扬与欣赏，大臣就会对这条路高度重视，忽略效用更大却没那么富有魅力的工程。就连阿瑟·扬也一再观察到法国道路上的交通量非常小，这冲淡了他对道路杰出之处的赞赏。在巴黎附近旅行时，他对道路描写如下：“比起伦敦周边，这里就是个荒漠。在整整10英里（约16千米）路上，我们没遇到一辆公共马车，只碰到两辆邮车和非常少的轻便马车，还不到我们离开伦敦后同样时间内应当碰到的1/10。”在如前文那样赞赏了鲁西永的道路后，他评论道：“在36英里（约58千米）的行程中，我一共碰到了一辆有篷马车、半打（农用）大车和几个骑驴的老妇人。这样浪费钱财究竟是为什么？”

就在3年前的1784年，一位法国旅行者也留下了关于伦敦附近道路状况的记录，这与扬笔下的法国道路大相径庭，此人便是博物学家、地质学者巴泰勒米·福雅·德·圣丰（Barthélemy Faujas de Saint Fond），他的记载可为扬的评论提供间接的可靠凭证。就在他活动于伦敦南部边缘拜访科学家同行之际，他抢在扬之前赞颂了扬的国家，称英格兰的道路“就像公共散步场所一样，修建认真、路面平坦”，可与扬不一样的是，他被交通流量震撼到了：

在这个时候（周日傍晚），路上依然有无数男男女女，他们或骑马、或乘车，他们的车队里还有许多仆从。载客马车各式各样，其中大部分还很讲究，而每一辆都既结实又宽敞，拉车的马队也极好，[3]马车一辆接一辆，川流不息，走得又很快，这让整个场景看起来有如魔法：它必然表明（英格兰）富庶到了在法国根本无从设想的程度。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灵动和敏捷，而一切又都是那么平和、寂静、井然有序，这样的反差只有在这里才存在。

他的印象被俄国旅行者尼古拉·卡拉姆津证实了，卡拉姆津乘船从法国前往英国，刚下船就发现：“到处都有很多载客马车、轻便马车和骑手，还有成群衣着考究的人在大道上驱驰，那些人有的是来往于伦敦，有的是来往于村庄和乡间房屋；旅店里到处都有可供租赁的骑乘马和双轮单马马车。一句话，从多佛尔到伦敦的路就像人口大城里的主干道一样。”

两人身处同一时代，各自的旅行体验却反差甚大，对于那些将修建良好道路视为通往现代化必经之路的人来说，这是个有益的提醒。只有一小部分法国人能够乘坐公共马车往来于“国王大道”上。根据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的说法，大部分农民，也就是大部分人，生活半径只有六七千米，换言之，那就是包括他们所在家庭、每周去的市场、公证人和领主法庭在内的地方，农民在这一区域内步行来回。他们在1660年是这么生活的，到了1815年仍然如此。法国的地域极为广阔（是英格兰总面积的4倍还多），而且地域类型多种多样，有的地区直到汽车发明前都难以通行，因此从整体上讲，国王大道对经济、社会影响不大。

正如福雅·德·圣丰注意到的那样，到了18世纪末期，大不列颠的情形已经与此大不相同。主要中心城市间的路程缩短了，地形变得有利了，商业刺激加强了，资本也更丰富了。加之英国人本能地厌恶中央主动指导基建，厌恶由中央负责拨款，上述因素叠加起来，便产生了解决道路修筑、养护问题的不同方式。自1555年起，每个教区都需要提供劳力和工具，负责养护过境道路。由于被派去指导工作的“测量员”没有劳动报酬，不允许辞职，还可能因为疏忽遭到罚款，因此工作实际上进展缓慢，测量员态度怠慢，缺点诸多。约翰·比林斯利（John Billingsley）在他写于1798年的《萨默塞特调查》（Survey of Somerset）中记录如下：“不管什么时候，当某个农场主被派去执行法令规定的劳动时，他都是勉勉强强过去的，而且认为这是他无法从中获利的法定负担。他的仆从和马匹看上去像是感染了主人的迟钝。测量员哪怕竭力活动，都无法让他们活跃起来，完成的劳动成果连规定标准的一半都很难达到。”

另一份同时代资料则估计“3队雇佣劳工比5队法定劳工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5个雇佣劳工干的活比20个其他劳工还多”。基于强制劳动和有偿劳动间的生产率差距，1766年和1773年的《公路总法案》（General Highway Acts）允许教区居民以缴纳现金的方式换取免除义务劳动。然而，人们在那时已发现了另一种方法，这便是“收费公路”（turnpike），该词原本指的是横跨在路上阻挡劫掠者的障碍物。它在1695年的法令中首次被用来指代支付过路费的场所，这开创了道路改良的新纪元。盈利动机也有利于公路建设。实业家可以设法令议会通过一条法令，由他负责养护道路，保持道路状况良好，作为回报，他可以在某一路段对过往车辆征收费用。这是我们在此书中头一次——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遇到英国政府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就法令实际执行成效而言，它明显比欧洲大陆的许多“绝对主义国家”有效得多。这源于国家立法者（议员）和地方执法者（治安官）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由同一人担任。因此，尽管在引入道路通行费时遭遇了激烈甚至暴力的抵制，收费公路法案还是屹立不倒。法案的有益影响很快就被人们察觉到了。

笛福（Defoe）[4]明确指出，法案的主要受益者是乡绅们，他们这时能够以快得多也舒适得多的方式前往伦敦，坐到议会里，在那儿通过更多的收费公路法案。他们津津有味地表决：18世纪30年代通过了25条收费公路法案，40年代通过了37条，50年代通过了170条，60年代也通过了170条。在1750年，143个收费公路信托基金管理着5 600千米的收费公路，到了1770年，则是500个基金管理着2.4万千米。这相当于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修建了遍及全国的公路网络。收费公路信托基金之所以要维持道路水准，与其说是源于法律约束，还不如说源于顾客压力。顾客期望的就是高速，在18世纪，随着不列颠诸岛主要中心城市间的旅行时间一再减半，顾客们也得到了高速。1754年的一份报纸广告宣称：“不管多么不可思议，载客马车实际上可以在离开曼彻斯特4天后抵达伦敦。”30年后，竞争甚至把这个“不可思议”的时间又缩短了一半。如下表格表明了从伦敦前往外地所需的小时数：

表1 1700—1800年从伦敦出发到达目的地所需旅行时间（单位：小时）

这么大的改变很难不引起注意。以理查德·格雷夫斯（Richard Graves）的小说《科卢梅拉》（Columella）为例，该书同名男主“观察到如下事实，他在引退的近些年中注意到了若干现象，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两地间的移动或者说运输能力出现了令人吃惊的进步。‘30年前，谁会相信，’他说，‘一个年轻人竟会乘车去50千米外吃晚饭，或许还会在夜里回去？当然，谁又会说载客马车能在伦敦和巴斯之间每天往来，单程只需大约12小时——而那在20年前公认得花上整整3天？’”客运和后文将要出现的邮递的加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货运也能够从中受益。路况更好的道路可以让块头更大、载重更重的马车通行：在18世纪40年代，只有载重3吨以下的车辆才能上路，而到了1765年，载重上限已经翻了一番。更好的路面状况也意味着每吨货物所需的挽畜数目有所减少。亨利·霍默（Henry Homer）在写于1767年的书中宣称：“一般而言，对装载谷物、煤炭和其他商品的车辆来说，目前所需的马匹数量只是此前的一半多一点。”到了1776年，马修·皮克福德（Matthew Pickford）就在宣传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的快递业务了，快递每天都要发车（周日除外），还使用了他发明的“飞驰马车”。这样的行程曾经需要4天半时间，但到1815年已经缩短到36个小时。

收费公路将速度与流动带入了社会，而社会此前的特征却与这两点截然相反。这是一种文化冲击，特别是当下层人民开始离开村庄、走上大道、进入城镇，并且还在路上染上不驯的习惯的时候，许多人就会对此感到沮丧了。约翰·宾（John Byng）在1781年苦涩地抱怨道：“我衷心希望把王国境内一半的收费公路犁个遍，公路已经给乡村输入了伦敦的生活方式，并减少了乡村人口——我在路上碰到过穿着打扮和斯特兰德（Strand）街的小姐们一样的挤奶女工，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中的每一行字想必都包含着悲哀的事实。”宾提到了戈德史密斯写于1770年的诗歌，这一点颇为有趣，因为该诗是一首已然消失的天真、和谐的乡村世界的挽歌，现代化的力量将居民逐出乡村，使他们面临城市的混乱与邪恶。

运输革命还带来了其他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在这些副作用当中，令同时代的人们怀疑革命是否值当的是犯罪和拥堵。就像计算机既能解决犯罪，也能导致更多的罪行发生一样，更好的路况既提升了社会控制能力，也为犯罪分子创造了新的机遇。收费站是人们需要缴纳硬通货的地方，因而时常遭到抢劫。路上的旅行者越多，冒出来让他们停车交钱的劫匪也就越多。迪克·特平（Dick Turpin）于1739年在约克城外的纳夫斯迈尔（Knavesmire）被绞死，围绕特平和他的母马黑贝丝（Black Bess）产生了不少传说，这些传说概括了更好的道路条件带来的崭新职业机遇。由于公路已经让人们觉得自己值得拥有私家马车，城镇也开始受到交通拥堵的困扰，伦敦的拥堵尤为严重，在1762年全英格兰共有2万辆载客马车纳税营业，其中1/3都在伦敦。福雅·德·圣丰称他不愿在晚上7点离开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爵士的宅邸，便同时揭示了这两种现象，因为7点是众所周知的劫匪活跃时段。然而有人向他保证，当天是星期天，他可以仗着人多势众保证自身安全，因为许多白天前往乡下的伦敦人这时也会乘车回家。

假若福雅·德·圣丰的东道主居住在里斯本、阿尔梅里亚（Almería）或是巴勒莫（Palermo），更不用说华沙或莫斯科，他对动身就会无比迟疑了。总体而论，欧洲境内道路的路况和安全保障存在自北而南、自东而西的梯度变化。在欧洲南部边缘地带，当地人修造优良道路与其说是出于经济的考量，还不如说是出于军事或夸耀的需求。理查德·特威斯（Richard Twiss）在1772年抵达里斯本后发现，从该国首都到辛特拉（Cintra）王宫和塔霍河（Tagus/Tajo）河口的圣茹利昂（St Julian/São Julião）要塞有一条很好的铺石道路。然而，当他启程前往波尔图（Porto）时，缺陷颇多的道路很快就导致他那辆两轮轻便马车得要两个仆人各自扶住一边才能避免翻车，他自己在大部分路段上也得步行。路旁的尖桩上挂着拦路劫匪们被割下的头颅，这一场景也无助于提升路人的信心。在前往西班牙边境途中，特威斯生动地描述了伊比利亚之旅的艰苦之处：

我们过了蒙德古河（Mondego）上的一座三孔桥。除了拉车的骡子之外，还得加上两头牛来帮忙。当我们到了山顶后，就得让骡子歇上一个小时，之后过了一座单孔桥，从那时起，道路变得尤为危险，得从疏松的石块、深厚的黏土、打滑的陡坡上通过。骡子时常跌倒，小路崎岖，雨下得很大，等我们到达维纽萨（Vinhosa）时，天已经很黑了，我们在那住进了最糟糕的旅店，之前和之后都没碰到过这么差的。旅店里只有一间房，房里满是人。他们用湿木头在屋子中央点起了一大堆火，而且，由于屋里没有烟囱，烟只能从门窗排出去。我弄到了一些干草，把它们放到一个大箱子顶上，用斗篷裹住全身，穿着所有衣服陷入沉睡，我的脑袋则探出窗口一半，以防窒息。

有了在葡萄牙的经历后，特威斯心境有所改变，对他在西班牙碰到的事物也更宽容了。从圣伊尔德丰索（San Ildefonso）到马德里的道路给他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这条路可容5辆车并行，瓜达拉马山脉（Sierra de Guadarrama）的山口还有他离开英国后第一次看到的收费公路。从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修道院到马德里的旅程有50千米，但在骡子轮班拉车的状况下，可以用四轮邮车在4小时内走完。特威斯对此高度赞赏，认为它足以与英国国内的车速媲美。然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以下事实的旅客：这类旗舰级道路是为了方便王室成员和宫廷人员出行修造的，他们每年1月去埃尔帕多（El Pardo），4月去阿兰胡埃斯（Aranjuez），6月回马德里，7月去圣伊尔德丰索，10月去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11月再回马德里。换句话说，能够腾出来用于道路建设的经费大多被奉献给了最上层精英。法国旅行者布尔古安（Bourgoing）骑士发现，从阿兰胡埃斯到马德里的道路“可以与欧洲任何优良道路媲美……没有路能够比它直、比它坚实、比它修得好”，可他也感到必须补充一点，道路直至此时也未能从整体上恢复当地经济。当昆卡省（Cuenca）的监政官在1769年向马德里抱怨当地灾难性的道路状况时，他获得了如下答复：“目前没有经费可以用于修缮上述道路。”

在这个粗暴回绝的50年前，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第一位国王费利佩五世（Felipe V，1700—1746年在位）颁布了一条冗长的敕令，当时，国王设想建立连接首都和王国四角的道路网络。第二块法律基石是卡洛斯三世（Carlos III，1759—1788年在位）于1767年颁布的敕令，它命令修建“王家大道”，这是西班牙自罗马时代后第一次出现铺石路面的公路。一定程度的改良显然还是存在的，例如，到了18世纪末期，人们可以乘坐公共马车从马德里前往巴塞罗那（Barcelona）或加的斯（Cadiz）。杰出的经济史学家海梅·比森斯·比韦斯（Jaime Vicens Vives）曾断言，大道网络到1800年全长已经有1万千米，但人们必然会为此种语境下的“大道”是否有意义而感到疑惑。太多的同时代证据表明，西班牙的客运依然十分困难，货运则时常不能完成。就连秉持乐观态度、总是热烈赞美波旁王朝成就的布尔古安也承认，降雨让安达卢西亚（Andalucia）的道路根本无法通行。安达卢西亚以北的布尔戈斯省（Burgos）的监政官则报称：“我看到的道路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只要几滴雨就使其不能通行。”1774年，何塞·卡达尔索（José Cadalso）让他笔下虚构出来的摩洛哥人评论道：“既然你们大部分省份的道路都这么差，那客车经常出故障、骡子经常被绊倒、行人经常失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个问题则是始终存在拦路抢劫的危险。自然，这在每个欧洲国家都是普遍现象，但西班牙这方面的名声尤为恶劣。当然，在描绘拦路抢劫的诸多画作中，一个西班牙人的作品无疑是最伟大的，那人便是戈雅（Goya）。

只要西班牙政府贫乏的资源依然用在辐射状道路，尤其是那些通往王家宫殿的道路的建设上，西班牙就不可能存在国家经济。正如约翰·林奇（John Lynch）所述，“西班牙经济”是不存在的，那里不过是“一个群岛，有多个自产自销的岛屿，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国内关税、自我满足意识、糟糕的道路状况和恶劣的运输条件导致各岛相互隔离”。由于初级农产品、原材料、制成品通常只能由骡子或驴运输，因此任何地方经济活动的半径都相当短。例如，阿尔梅里亚的小麦价格是仅仅80千米外的瓜迪克斯（Guadix）的两倍之多。因此，当地人效仿其他沿海城镇，从法国、意大利乃至非洲进口谷物。在西班牙的另一端，巴斯克人从法国购买谷物，“因为虽然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谷物更便宜，但由于距离远、路况差，谷物是运不过来的”。

意大利的情况更复杂，但基本上是类似的。当代的地中海沿岸人口高度密集，我们得努力想象，才能回想起当地大体上无人居住的时代。阿瑟·扬在1789年9月抵达土伦（Toulon），他惊讶地发现当地没有前往意大利的定期客运班车：“对一个习惯于无数车辆在英格兰到处飞驰的人来说，这难以置信。这样的法国大城市的联系与交通竟然不到我国那些小地方之间的1/100：这确凿地证明了他们缺乏消费、活动和生机。”因此，他被迫乘船远抵“卡瓦莱罗”（Cavalero），即卡瓦莱尔湾（Cavalaire sur Mer），希望在那里能够设法弄到运输工具。然而就算穷尽手段，他在当地也弄不到骡子，最后，乐于助人的船长派了3名船员帮他把行李拖到16千米开外的一个村子。他在那里同样感到失望，无奈之下只得雇了一名老妇人和她的驴运输财物，他和那位老妇人都要步行。

不管扬的英格兰中心主义偏见有多重，他都还是一位公正、客观的观察家，能够找到意大利尤其是北意大利值得赞美的事物，那里绵延着能够几乎全天候通行客车的大道。这样的成就或许不算太大，但要知道，它起步很晚。直到维托里奥·阿梅代奥三世（Vittorio Amadeo III）统治时期，皮埃蒙特王国才修筑了一条穿过滕达山口（Colle di Tenda）的车行道，以连接王国本土和它位于阿尔卑斯山外的尼斯（Nice）伯爵领地。皮埃蒙特以东，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18世纪下半叶修建了连接的里雅斯特（Trieste）和维也纳的道路，格拉内里（Graneri）伯爵称赞这条路“出色、宽阔、安全，虽然坡度较陡、令人疲倦……虽然路程较长，虽然有天然障碍，虽然存在季节性的冰雪问题，虽然总是北风劲吹，但是这条路上的交通量依然很大，车辆川流不息”。在另一块哈布斯堡领地托斯卡纳（Tuscany），迪帕蒂（Dupaty）神父发现从来航（Leghorn）到佛罗伦萨（Florence）的道路是“壮观的”，不过他还补充说离开锡耶纳（Siena）后，“大自然与利奥波德（Leopold）的统治似乎就终结了”。当然，他这么说时，正要离开在开明的利奥波德大公统治下的一片繁荣的邦国，进入教皇占有的世俗领地，而那是落后的同义词：“在古典时代的当地道路上，宇宙各个角落的君王和民族蜂拥而至，凯旋的车辆在路上通行，罗马军队在路上扬起烟尘，旅行者在路上能遇到恺撒（Caesar）、西塞罗（Cicero）和奥古斯都（Augustus），（而今）我只能遇到朝圣者和乞丐。”

越过墨西拿海峡进入西西里后，陆上道路就更原始了。只有首都巴勒莫周围有几千米的铺石路面，除此之外，陆上通行的唯一方式就是走通行骡子的小道或牧畜道（trazzere），也就是牧羊人让绵羊走的路。从西部的特拉帕尼（Trápani）到东部的墨西拿距离大约有350千米，但这段陆上行程通常得走上3个星期。事实上，当雨季到来后，岛上其他部分到墨西拿的道路无法通行就是常事了——当然海路是个例外。英国旅行者托马斯·布兰德（Thomas Brand）牧师在1792年记录如下：“从巴勒莫出发，得益于某位主教的富有和公德心，大约有26千米的路况非常好，除此之外，路就崎岖不平，或是陡坡，或是烂泥。整个乡村没有一辆车，道路就是让一头骡子通行的小径。”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是研究这一时期西西里的最杰出历史学家之一，他曾对此做了如下评论：“合适的公路网络会比其他任何改革在更大程度上改变经济、政治乃至道德状况。”政府也认可这一点，在18世纪70年代指派一名军方工程师筹划修筑从巴勒莫到卡塔尼亚（Catania）的大道。事实证明，他的任务是令人绝望的，无论城镇还是贵族领主都发起游说，想让大道从自己门前经过。有位观察者讽刺说，可以从供职于顾问委员会的领主名字中推断出道路走向。因此，18世纪末的“西西里依然没有一条值得一提的道路”（麦克·史密斯语），和18世纪初时一样。

不论是像阿瑟·扬或迪帕蒂神父（而且与他们类似的评论可以随意找到）那样的当时的人物，还是像保罗·马克里（Paolo Macry）或丹尼斯·麦克·史密斯那样的现代史学家，在他们对意大利道路的严厉批判中，总是缺少一个重要领悟：在河边耐心等待洪水退去的皮埃蒙特商人，或是把橄榄装上驴背运往市场的西西里农民，都没有去过英国。他们从未见过令旅行时间减半、创建了全国市场的收费公路或公共马车。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落后的。而且，当人们评判17、18世纪的状况时，“落后”难道始终是一个恰当概念吗？诚然，人们可以立刻认同全国道路网络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力、预期寿命，还能带来许多经济、政治利益，然而，这难道就是整个故事吗？回顾上文选段中阿瑟·扬的势利或是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的怀旧之情，他们对现代性中的流动性产生的怀疑，或许可以在狂乱、拥挤、令人处于疏离之境的21世纪的世界中得到赞许的回应。

如果南欧路况的批评者们去欧洲东部边缘旅行，他们就会有充裕的时间去想出更严厉的描述了。俄国境内就连最好的干线大道都是用覆上沙子或砾石的树干建成的，一下雨就无法通行。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在这一领域的主要成就是自1718年开始修建从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到莫斯科的笔直大道。就算天气好，车辆行驶速度也还是比走路略慢。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帝国的辽阔疆域里，找不到一条铺上碎石的道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谢夫（Aleksandr Nikolaevich Radishchev）的史诗《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记录如下：“当我从彼得堡出发时，我误以为自己将在最好的道路上奔驰。每个曾跟随于皇帝身后、在那条路上行进的人都会那么想，但这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尘土覆盖着道路，让它在干燥天气下保持平坦，可在软化路面的夏雨侵蚀下，道路就成了泥泞沼泽，无法通行。”

在神圣罗马帝国，关于路况的类似抱怨在整个18世纪里都能找到，不过，那里也有一些路况改善的证明。至少有些诸侯国开始颁布养护主要道路的章程：巴登（Baden）是在1733年，符腾堡（Württemberg）是在1737年，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是在1746年，特里尔（Trier）选帝侯国是在1753年，科隆（Cologne）选帝侯国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领土是在1769年，萨克森—魏玛（Saxony-Weimar）是在1779年，萨克森选帝侯国是在1781年，巴伐利亚（Bavaria）是在1790年。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名单上没有普鲁士，据说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曾认为，旅行者们在他的属地上被迫停留的时间越长，他们不得已而为当地经济注入的资本也就越多。直到1816年，位于易北河以西的所有普鲁士领土上依然只有略多于300千米的大道。在这个领域，奥地利人无疑要优于他们的北方对手，因为卡尔六世（Karl VI，1711—1740年在位）和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1740—1780年在位）在修建从维也纳到布拉格、林茨（Linz）、的里雅斯特、普雷斯堡（Pressburg，今布拉迪斯拉发）的辐射状路网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值得列出特别加以表扬的其他路段还有亚琛（Aachen）—科隆、米尔海姆（Mülheim）—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布鲁赫萨尔（Bruchsal）—奥格斯堡—萨尔茨堡（Salzburg）—因斯布鲁克。在这个时代，甚至已经有人不满足于只对旅途的不适发牢骚了。1784年，多产的作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Friedrich Carl von Moser）带着怀旧之情回顾了少年时代，那时候，人们旅行的步伐要安逸得多。他认为这适合冷淡的德意志人消磨时光，那些脑子更热的法兰西邻居才会受到快速思考、行军、射击、狩猎、吃饭、行走、旅行的惩罚。莫泽哀叹说，现在那一切都向东传播过来了。他最近坐车行经一条新建的大道（Chausseen），车快得“几乎让我丧失了听力和视力”。

水路

要是交通工具能够从陆地转移到水上，那减缓货车与客车行进速度的阻力就会大大减小了，在水上航行可以借助潮汐和水流，船帆也可以利用风力。选择水路的旅客能够免受剧烈颠簸和水土不服之苦，可以乘坐大到足以满足自身享受（有机会和同行旅客保持一定距离也是很重要的），又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船到达目的地。不过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情形经常没那么如意。多佛尔海峡宽度仅有34千米，可在大部分旅客看来，这段行程实际上也是非常漫长的。1777年，乔治·艾斯库（George Ayscough）开始他的“壮游”（Grand Tour）[5]，他从伦敦出发后进展顺利，仅花了9个小时就于凌晨4点抵达多佛尔。这队旅客不明智地好好吃了一顿早餐，而后在上午8点登上了定期往来的邮船。难受了4个小时后，每位旅客都晕了船，不过加来总算出现在视野里了。可涨潮已经过了，所以邮船还得在海岸边来回漂移。最后，一条配备6支船桨的勤务船出来接走旅客和行李，可这时大海已经是波涛汹涌，这导致换船时遇上了极大的困难和危险。勤务船时常面临沉没的危险，艾斯库和他的旅伴们在经历漫长、骇人的最后一跃后，终于半死不活地登上海岸，却又被一队希望招揽搬运行李活计的“破烂汉”大军围住了。这样的经历并不罕见，阿瑟·扬在他1789年6月5日的日记中留下了简短的记录：“前往加来。在船上沉思14个小时让人都没力气思考了。”另一位壮游者爱德华·赖特（Edward Wright）的经历与此大相径庭。经过了平淡无奇的5个小时航行后，他便越过海峡回了国，可在这之前，他得在加来花上4天时间等待合适风向。状况也可能比这更糟：1772年，理查德·特威斯在法尔茅斯（Falmouth）待了整整18天才等到风力减弱，邮船直到那时才能扬帆驶向里斯本。

这便是海路旅行的问题所在：时间和潮汐不等人，但人时常要等时间和潮汐。从法国西海岸的南特（Nantes）到波罗的海东部的但泽（Danzig），条件合适的话只需18天时间，平均耗时约为一个月，但到了冬季，要是风向转为东风，船只不得不在港口避风，那就可能要花上100天乃至150天时间了。因此，近代旅行的主要特征之一——时间表——便在海路旅行中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对18世纪的旅行者来说，他们有难以计数的时间花在等待似乎永远吹不过来的风、永远开不过来的船上。至少在可预测性层面上，内河航运是领先的。到了1789年，已经出现了从巴黎定期开出的“水上客车”（coche d’eau）业务，在夏季，“水上客车”上午6时出发，冬季则是7时，它们在周一开往桑斯（Sens），周二和周四开往蒙塔日（Montargis）和布里亚尔（Briare），周三和周六开往约讷河（Yonne）畔欧塞尔（Auxerre），周日开往诺让（Nogent）。只要天气适宜，就不可能有比河运更愉快的旅行方式。

不过，产生了某种程度上可与现代比拟的客运体系的还是低地国家里过剩的天然水道和人工水道。荷兰经济史学家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重构过17世纪中叶从敦刻尔克（当时还属于西属尼德兰）到荷兰共和国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旅程。鉴于当时妇女很少旅行，而且从不独行，所以那位旅客可以被假定为男性。该旅客遵循惯例，在拂晓时分坐上一条由一匹马拖曳的载客驳船（trekschuit），沿着新修的运河前往奥斯坦德（Ostende）附近的普拉森达尔（Plasschendaele）。在转到水闸另一边的另一条驳船上后，他能够及时抵达布鲁日（Bruges）吃上一顿晚饭，当天行程67千米。第二天，他在上午11时出发，乘坐驳船前往根特（Ghent）。这段豪华之旅所乘的驳船被英国旅行家托马斯·纽金特（Thomas Nugent）描述为“整个欧洲最引人瞩目的一种船，因为它像是分成若干房间的客栈，晚饭时有非常好的常规膳食，由六七道菜组成，所有酒的价格都适中”。驳船由4匹马拉动，花了仅仅8个小时就前进44千米并抵达根特。从这里出发，他可以继续乘坐驳船或帆船前往鹿特丹（Rotterdam），但对他来说，更快也更保险的旅行方式是按惯例转乘马车前往安特卫普（Antwerp）。在那里，他可以赶上一班每天出航的帆船，乘船前往93千米外的多德雷赫特（Dordrecht），这段旅程大约需要24个小时。现在，由于往返于多德雷赫特和鹿特丹间的4艘帆船出发时间取决于潮汐时间，他遇到了一些不确定性。不过，这座城市雇用了一名在大街上宣布公告的职员，以确保潜在顾客不会错过航船，所以，他能够搭上最后一班船，在旅程（更确切地说是行船）的第四天晚上抵达鹿特丹。次日，他可以再度得益于固定时间表。他可以乘坐凌晨5点出发的第一班鹿特丹—代尔夫特（Delft）整点驳船前往代尔夫特，从那里转而前往莱顿（Leiden），在莱顿再度换乘，最终于当晚6点15分抵达阿姆斯特丹。

不管这段旅程看起来多么复杂，它总归是相对快捷、舒适、廉价的。德弗里斯估计，在西欧的其他任何地区，类似长度的旅程都会花上至少3倍于此的时间。荷兰的载客驳船声名远扬：头一次前往西欧旅行的尼古拉·卡拉姆津在库尔兰（Courland）遇到了两个德意志人，那两个人告诉他：“任何希望了解世界的人都该去荷兰。那里的人民生活美好，他们都乘船出行！”具备同样重要象征意义的是规律性、准确性和可预测性。传统上，出发时间模糊的并不仅仅是帆船，因为客车也是“在上午”或“在傍晚”出发的。荷兰客船有准确的时间表的确是非同寻常的，已到了足以吸引访客评论的地步。例如，英国人威廉·布罗姆利（William Bromley）以惊羡的心情在1702年记录如下：“船只十分严格地遵守往来时刻的规定，铃声一响即刻开船，根本不等任何人。”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称的“弥赛亚”时间观在整个中世纪盛行并延续到近代早期，这样的准确时间表是对该时间概念的背离，但这只不过是更广泛的背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弥赛亚”时间观的特征是对历史时间的流逝缺少认识，相信“过去和未来同时出现在当前的现在”。根据这种时间观，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把《新约》人物描绘得仿佛生活在15世纪的布拉班特（Brabant），保罗·韦罗内塞（Paolo Veronese）把《新约》场景描绘得就像发生在16世纪的威尼斯，也就不足为奇了。阿龙·古列维奇（Aaron Gurevich）等人提出，另一种时间观认为时间不再是周期性的，而是线性的，所以最重要的象征成了“时间之矢”而非“命运之轮”，换言之，时间是有方向的，它不是无尽循环的。

这一概念变化的症候和原因都是钟表的普及。再加上像荷兰时间表那样的发展，这便激发出一种新的时间感——“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人们意识到时间是随着发展变化的，也是可以用历法和计时器度量的。“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一旦确立起来，便意味着秉持着“我乐意的时候才出发”态度的客车公司或驳船公司注定失败。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爵士曾于1670年乘坐载客驳船在荷兰共和国旅行，他写道：“凭借这种轻松的旅行方式，勤勉的男士不会损失任何生意时间，因为他可以在赶路时书写、进食或睡眠；事实上，劳动者或勤劳之人的时间是所有国家最珍贵的东西。”鉴于“时间预算”概念越来越把一天分成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把艺术从日常活动中分离出来，这一变动也有重要的文化含义。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的那样，这不仅助长了艺术的自主权，也促进了它的神圣化。

上文的短途旅行似乎使我们远离了沿着荷兰运河缓慢、安静、有目的地稳步前进的马力拖动的载客驳船，可我们总该记住物质层面的交通和符号层面的沟通是密切相关的，经济繁荣是将二者绑定在一起的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将水运视为客运的手段，事实上，它们在运输货物方面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陆路的缺陷在于必须使用为数众多的牲畜，这导致任何重物的运输费用都非常昂贵。许多“道路”十分狭窄或十分松软，根本无法使用有轮车辆，只得用驮马或驮骡，每头驮畜至多能够承重1/8吨（125千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单马拖曳的货车载重大约是驮畜的5倍。顶级“铺石”路面到了18世纪晚期才出现，而且在那时，这样的路面也很罕见，在这种路面状况下，一头牲畜可以拉动重达2吨的货物。然而，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运输费用也会导致利润持续减少，要保持利润的话，运输的货物就必须具有很高的价值。

然而，如果货运可以从马背或货车上转移到驳船上，那么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换成水路，一匹马就可以拉动载重30吨的河上驳船，要是在更平直、更稳定的运河上，它甚至能拉动50吨货物。这一点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17世纪末，法国要塞专家、技术治国论者沃邦（Vauban）元帅自信地表示：“只需6个人和4匹马，就能在状况良好的水道里拉动一艘大小合宜的船……船上能载200个人和400匹马在普通道路上都很难搬运的物资。”同类数字也适用于海运。1670年，一位英国作家估计，若是一艘载重30吨的小船从伦敦开往布里斯托尔（Bristol），那就相当于陆上100匹马的运力。另一位英国观察家罗伯特·索思韦尔（Robert Southwell）爵士量化了成本效益：在他看来，海运成本只相当于马车运输的1/20。这种差异的主要受益者是商品价值较低的大宗货物经销商。一个人用口袋就能装不少钻石，可价值与之相当的煤炭或粮食得用一支驳船队或一批马车来运输。

并不是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拥有这么好的天赐航道。事实上，航道的分布是从西北向东南递减的。不列颠诸岛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距离海洋超过160千米，低地国家则是水陆面积相当。此外，前者的泰晤士河（Thames）、塞文河（Severn）、默西河（Mersey）、亨伯河（Humber）河口，后者的莱茵河三角洲都深深嵌入其内陆。法国经济史学家莫里斯·艾马尔（Maurice Aymard）估计，荷兰共和国是欧洲唯一一个水运吨位显著高于陆运吨位的国家。在英国，两者比例大约是1∶1，在德意志比例是1∶5，但在法国是1∶10。德意志和法国间的对比乍看起来可能令人惊讶，但只要在地图看上一眼就可明白原因。与它的面积相比，德意志的海岸线长度的确较短，但是有若干条大体上从东南流向西北的能够通航的河流，这些河流之间存在一定间隔，它们分别是：莱茵河（Rhine）及其支流内卡河（Neckar）、美因河（Main）、纳厄河（Nahe）、摩泽尔—萨尔河（Moselle-Saar）、鲁尔河（Ruhr）、威悉河（Weser）、易北河（Elbe）、奥得河（Oder）和维斯瓦河（Vistula）。在南德意志地区，多瑙河（Danube）发源于黑森林，流至乌尔姆（Ulm）并吸纳诸多支流后即可通航，其中最著名的支流是在帕绍（Passau）汇入的因河（Inn），它让多瑙河的水量至少翻了一番。

大自然赋予法国更绵长的海岸线，但只有三条河流的通航潜力可与德意志诸河相比。最著名的塞纳河河道蜿蜒曲折，在近代早期的条件下很难通航。由于阿尔卑斯山影响到河水流量，罗讷河（Rhône）往往在春季流得太快，夏季又流得太慢，事实上，一年中有3个月罗讷河是无法通航的。当时最重要的法国河流是卢瓦尔河（Loire），它从里昂以南朝西北方向流向奥尔良（Orléans），然后在南特注入大西洋。然而，不规则的水流和沙洲导致人们连这条河也不能充分利用。人类需要助自然一臂之力。17世纪的两个大工程表明，只要潜在回报足够大，就会激发出工程所需的想象力、资本投入和政治意愿。在动工38年后，利用卢万河（Loing）和塞纳河将巴黎和卢瓦尔河连接起来的新运河主干道最终于1642年完工，它始于卢瓦尔河畔的布里亚尔，水位先是上升39米，而后下降81米，终于卢瓦河畔的蒙塔日。1682年至1692年，奥尔良公爵增修了第二条卢瓦尔河—卢万河运河，其主要目的是从归他所有的森林里运出木材。两条运河合在一起使得交通量增加，导致卢万河不堪重负，于是人们又得沿着这条河新修一条与塞纳河交汇的航道。这些河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首都臭名昭著的供给问题，但运输速度仍然很慢。由于需要与卢瓦尔河反复无常的水流和其他自然障碍斗争，这意味着从南特到巴黎的水运可能6～8个月才能推进不到400千米。罗杰·普赖斯（Roger Price）指出，人们宁可走这条水路，也不走陆路，有力地证明了法国的路况有多差。

另一个主要工程是南方运河（Canal du Midi），也被称为朗格多克运河，它将大西洋与地中海连接在一起，被一位世界运河史学家［查尔斯·哈德菲尔德（Charles Hadfield）］誉为“中国以西迄今为止建成的最伟大运河，欧洲17世纪最杰出的工程，也许是自罗马时代以来最伟大的欧洲工程”。由1万名工作人员劳作15年后，运河于1681年完工，它长达240千米，有101道水闸，其中有一道是位于贝济耶（Béziers）的激动人心的8层“阶梯”，它还拥有3条大渡槽、欧洲第一条运河隧道、世界上第一座为运河供水的人工水库，以及位于地中海边塞特港（Séte）的专用运河港口。高乃依（Corneille）的确有理由写首诗来庆祝“两海汇聚”，它让航海者不用再绕道3 200千米，伏尔泰（Voltaire）也热情称颂这条运河“因它的实用、广阔和难以建造而享有荣耀”。运河完工一个世纪后，旅客仍然热衷于它；在1786年前往西班牙途中，约瑟夫·汤森（Joseph Townsend）记录道：

第二天，我们在贝济耶用餐，朗格多克运河不断将源自农业的财富运入城市。在这里，来自原商贸范围之外地区的谷物、葡萄酒、白兰地、橄榄和油料找到了现成的市场，哪怕是遥远国度的物产都能够以微小的运输成本供应这一地带。

阿瑟·扬在次年补充说：“这是我在法国看到的最好的景象。在这里，路易十四你真的很伟大！在这里，你用慷慨和善良的手为人民带来便利和财富！”重要的是，这个伟大的工程起初并非政府项目。该计划来自皮埃尔—保罗·里凯（Pierre-Paul Riquet），他在运河旁拥有一座庄园，梦想“从西海到东海的大道”能够帮助他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幸运的是，他关于这个项目的备忘录传到了路易十四最得力的大臣科尔贝的书桌上，科尔贝首先命令进行可行性研究，然后支持了整个计划。在工程所需的巨额资金中，有750万利弗尔来自中央经费，600万利弗尔来自朗格多克（Languedoc）三级会议，而里凯本人也筹集了200万利弗尔。

里凯在他的伟大项目完工前6个月破产、去世。他的命运象征着法国“运河时代”的终结而非开始。经过一个世纪的相对停滞，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运河修建速度开始回升，但3个重大项目直到1789年都没有完成，只有旨在连接巴黎与地中海、长达50千米的勃艮第运河（Canal de Bourgogne）在1793年完工。到了1810年，圣康坦（Saint-Quentin）运河的开通才标志法国重回欧洲运河建设前沿。在其他地方，运河建设还有很多。在荷兰共和国，由于供水充裕、地势平坦，运河修建成本较低，而人口密度又导致水运需求增加，因此在17世纪中叶出现了名副其实的“运河热”（德弗里斯语）。在勃兰登堡，尽管城市密度与荷兰不同，但流速缓慢、易于通航的河流有利于运河网络的建设。17世纪60年代，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helm，1640—1688年在位）重建了一条长达40千米的运河，将施普雷河（Spree）与奥得河连接起来，从而吸引西里西亚（Silesia）的贸易通过柏林，经汉堡（Hamburg）进入北海。选帝侯不仅亲自为这一工程提供资金，还为柏林的起重机、码头和其他辅助设备掏了腰包。米尔罗塞（Müllroser）运河让柏林开始主导德意志东北部的经济，一位历史学家［金特·福格勒（Günther Vogler）］盛赞这是“德意志诸侯在经济学领域的第一桩伟大事迹”。大选帝侯的儿子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1688—1713年在位）于1701年获得国王称号后成为第一位“在普鲁士的国王”（King in Prussia），在他治下，运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意味着到了18世纪初，已有3条德意志大河——威悉河、易北河和奥得河——通过运河连为一体。

随着西欧和南欧人口的增长，这些地方对东欧谷物的需求也在增加。因此，经济发展促进了水运条件的持续改善。腓特烈大帝很清楚运河的效用，他在1752年的《政治遗嘱》中便阐明了这一点。在他早年统治时期，新修的普劳恩（Plauen）运河为哈弗尔河（Havel）下游的大弯提供了捷径，翻修的菲诺（Finow）运河则改善了通过柏林的第二大河哈维尔河与奥得河间的航道。除此之外，运河还极大地促进了易北河畔的马格德堡（Magdeburg）和奥得河口的斯德丁（Stettin）之间的交通。腓特烈大帝声称，向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运输盐这样的大宗货物用时可比过去减少一周，而来自俄罗斯的皮革之类的原材料可以从斯德丁输入，而后沿运河和天然河道运到马格德堡，在那里变为制成品，输出到德意志其他地区。建于1772—1775年的布龙贝格（Bromberg）运河连接了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令普鲁士内河航道网络向东跃进，从而完成了从东普鲁士延伸到北海的航道链条。腓特烈大帝在其统治末期富有远见地发展水运，为普鲁士的繁荣与权力提供了远多于过去的资源。1772年，他授权一家荷兰公司将煤炭沿鲁尔河运往与莱茵河交汇处的一个小港口。这个港口当时仅仅被称为“洪贝格（Homberg）码头”，最终则易名为“鲁尔奥特”（Ruhrort），它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内河港口，也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地区的出口。当腓特烈大帝在1786年去世时，他的国家拥有神圣罗马帝国1 000千米人工水道中的85%以上，但连一条铺石路面的大道都没有。报界人士舒巴特（Schubart）的确有理由号召访客们将目光从可憎的陆路转移到宏伟的水路上。

相比之下，大不列颠的运河建设速度赶不上法国、荷兰甚至普鲁士，部分原因在于它有可以替代人工水道的自然水道。英国拥有绵长的海岸线，沿海运输吨位在17世纪增长了2/3。通过建造水闸、疏浚河道和清除障碍物，河流通航长度也增加了，从1660年的大约1 120千米增加到1700年的1 440千米，18世纪20年代又达到1 760千米，换句话说，在仅仅半个多世纪里就几乎增长了60%。到了1650年，泰晤士河上的大量驳船可以远抵牛津（Oxford），一代人之后，威尔士浦（Welshpool）下游的塞文河均可通航。然而，海运和河运也不无问题。虫蛀和水浸带来的损失长期困扰人们，周期性的海上战争——先是与荷兰人，后是与法国人——则让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型沿海商船容易遭到私掠船的攻击。这些商船当然可以加入由海军护航的船队，但这就得以延迟为代价了，船队要精打细算，等到集结起来的商船达到一定数量后才会出航。

河流同样存在局限性，最严重的问题是它们无法根据人类不断变化的需要改变流动方向，这只能由运河完成。英国的“运河时代”比荷兰“运河热”晚了一个世纪。典型的是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公爵修建的运河，这条运河于1761年开通，其目的在于从公爵位于沃斯利（Worsley）的矿山将煤炭运往正在迅速发展的曼彻斯特。它广为人知的成功促成了许多类似项目。布里奇沃特的工程师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 Brindley）制订了一个宏伟的计划，他打算修筑将默西河与特伦特河（Trent）在怀尔登（Wilden）的渡口连接起来的“大干线”（Grand Trunk），从而贯通英格兰的西海岸和东海岸。此外，这还可以向中部地区及当地制造商开放进出口市场。随着泰晤士河和塞文河间的联系进一步增强，人们到了18世纪晚期可以通过全国性的内河航道系统轻松抵达王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英格兰也不是三个王国中唯一从中受益的：1790年，苏格兰修建了连接福斯河（Forth）和克莱德河（Clyde）的运河，1804年，爱尔兰开通了从都柏林到香农（Shannon）的运河。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快得让人能感知到这种变化，在追求经济繁荣、粉碎自然障碍的过程中，这样的变化让人们生出一种战无不胜的感觉。1780年，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从切斯特（Chester）前往伦敦旅行，他在斯通菲尔德（Stonefield）碰上大干线渡槽时备感惊奇：

壮观的运河工程和我所走的道路平行，它是东西两洋的通道，旨在令王国的两边能共享两地的物产。在其他国家，地形状况让他们能够轻松完成此类设计。埃及和荷兰都是平坦的，依靠工人的手便可完成。我们有抱负的天才则嘲弄天然障碍，困难只能激发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渡槽从一度令人艳羡的河流上方通过，河流现已沦落到仅有导航用途。我们填平谷地，我们打通山脉。40年前的先知怎会预测到将有载重25吨的船在斯通菲尔德航行？可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在欧洲，还有三个大工程值得一提。丹麦于1777年启动横穿北海—波罗的海地峡的运河工程，它的成果最为丰硕。这条通道利用了伦茨堡（Rendsburg）下游河道均可通航的艾德河（Eider）和一条通往基尔（Kiel）的运河，最终于1785年完工。丹麦宣称将这条新航道开放给“欧洲所有国家”。在运营的第一年，共有453艘船通过运河，到1789年便增加到1 072艘。另外两个重大项目由西班牙完成，这进一步证明了当地经济的活力。1770年，西班牙开始修筑从图德拉（Tudela）通往萨拉戈萨（Zaragoza）的大运河，它避开了埃布罗河（Ebro）无法通航的河段，打通了纳瓦拉（Navarre）及北部地区与地中海的联系。除此之外，这条长85千米的运河还号称拥有一条长达1.6千米的渡槽，让运河从哈隆河（Jalón）河谷上方高高跃过。即便是吹毛求疵的约瑟夫·汤森也对他于1786年在萨拉戈萨看到的工程进展印象深刻。汤森表示，没有什么比3 000名士兵和农民建造的水闸和码头更完美了，不过他还是酸酸地补充说，由于英国运河更窄、更浅，英国人可以用便宜得多、有效率得多的方式完成同样的工作，“但这样可鄙的运河配不上西班牙人的雄心，也不符合他的宏伟想法”。第二条运河计划从塞哥维亚（Segovia）通往比斯开（Biscay）湾，这条运河的建设在同一时期取得良好进展，但法国革命战争导致它陷入停顿。

在欧洲其他地区，由于地形复杂，加之缺乏资本和专业技术，政府在这方面的相关利益也不够，因此各地的水运能力由变化无常的大自然决定，大自然时而赐予水源，时而截断水源。葡萄牙的塔霍河只有里斯本上游的几千米河段能够通航，再往下便会被岩石和瀑布挡住去路。17世纪末，有家荷兰工程公司提出建议，希望能够通过曼萨纳雷斯河（Manzanares/Mançanares）打通塔霍河前往马德里的水路，却遭到断然拒绝，拒绝方自满地评论道：“就算上帝愿意让这两条河流通航，他也不愿依靠人类的帮助。”缺乏内河航道也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在经济近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除去维也纳新城（Wiener-Neustadt）的短航道和几项非常小的工程，这个国度没有运河。从地图上看，人类似乎没必要努力，大自然已经给它提供了欧洲最大的河流多瑙河，这条河自西北方向流入，宽深的河道在这个国家绵延1 000多千米，最后从东南方向流出。可惜，在匈牙利大平原上，多瑙河两岸是广阔的沼泽带，这让河流实际上无法通航。春季的洪水周期性地冲毁河岸，产生了沼泽，导致多瑙河干流在多数时候都无法用于运输重型货物。要克服这些障碍，就得兴修排水工程、开挖运河，但马札尔贵族缺乏完成上述事业的雄心和资源。

此类约束在俄国影响更大。运河建设所需资源种类繁多，而俄国只有劳动力供应充足。即使如此，由于俄国的资源产地与输出地位置不佳、距离遥远，因此水运在俄国的地位比在欧洲其他地方更重要：俄国的面包篮在人口最多的南部地区，最大的铁矿位于乌拉尔山脉（Urals）东麓，大部分木材产自北部，而最好的港口位于西部或南部边境。因此，根据阿卡狄乌斯·卡汉（Arcadius Kahan）的说法，在俄国内河航道上工作的人数在18世纪翻了将近两番，从6万人增长到22万人。到了该世纪末期，俄国已经开辟了通向黑海北岸的道路，完全控制了亚速海。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83年兼并了克里米亚（Crimea），并在1787—1791年的对土战争中成功地保住了战利品，从而控制了4条向南流动的东欧大河：德涅斯特河（Dniester）、布格河（Bug）、第聂伯河（Dnieper）、顿河（Don）。长时间的经济发展让俄国经济开始自北向南重新定位，短短几年间，已有港口便得到扩大，新的港口也开始出现。1786年，黑海上有80艘船悬挂俄国国旗，1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但这并不仅仅是经济变动，还是地缘政治的转折点，它的重要性可以与英国在控制全球海洋的斗争中击败法国相提并论，因为俄国从此把巴尔干和地中海都视为利益攸关的地区。俄国由此在1798年卷入法国革命战争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崩溃，也由此卷入了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将奥地利势力逐出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斗争，并且，人们至少有理由认为俄国因此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种前瞻性推断也许不太实际，但水道与强权政治间的相互作用还有更具体的案例。例如，腓特烈大帝清楚地意识到，1740年吞并西里西亚也让他控制了奥得河，由此掌握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战略主导权。波兰在1772年第一次遭到瓜分，其中相当引人注目的是普鲁士借此控制了维斯瓦河下游地区。腓特烈大帝在《从胡贝图斯堡和约到瓜分波兰的回忆录》（Memoirs from the Peace of Hubertusburg to the Partition of Poland）一书中满意地写道，新近攫取的土地令他能够控制波兰的粮食贸易，因此“普鲁士这个国家不会再害怕短缺和饥荒了”。

海关与税卡

运输业在不列颠诸岛享有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当地没有内部关税壁垒或税卡（收费公路除外）。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海关和税卡无处不在，尤其是在现金难以流入的乡村，过路商人成了诱人的目标。当商人们越过边界，进入某座城镇、越过某条河流、走过某座桥梁、爬上某个山口或者通过其他什么要点的时候，常会遇到有人收费。例如，莱茵河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水道之一，即使在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时代到来后，河上依然到处是驳船。然而在旧制度时代，人类轻蔑地拒绝了大自然的赠礼。在巴塞尔（Basel）和鹿特丹之间至少有38处海关，由19个不同当局管理。普法尔茨（Pfalz）选帝侯拥有其中7个关口，科隆选帝侯也有5个。因此，在科隆购买200袋盐得花上400塔勒（taler），当这批货物被运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时，其价格已上升到712塔勒，而在差价当中，关税占到了3/4。这还没算上每行船几千米就被迫停下来接受检查、估价、征税所浪费的时间。德意志西部的这种情形算不上特殊：皮尔纳（Pirna）和汉堡之间的易北河上有35个关口。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权力分崩离析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宗教分歧，关税同盟几乎毫无前景，反例倒是有：1777年，黑森—卡塞尔方伯与科隆市之间的争端导致莱茵河全面停航3个月之久。

政治上的统一也不能保证贸易自由。在哈布斯堡君主国里，不仅各省边界上有税卡，每个省份内部也都设有税卡，设立税卡的有君主、等级会议、修道院，甚至还有个人。行省高级官员往往是现行体制的主要受益者，极度缺乏改革热情，就连废除最糟糕的异常税卡并引入标准化度量，也得依靠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及其开明官僚的钢铁意志。1775年，约瑟夫二世废除了西部领土（奥地利世袭领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上的所有内部税卡——征收养路费的税卡除外。即使如此，蒂罗尔（Tyrol）、德意志西南部领地和奥属尼德兰依然例外。约瑟夫二世也想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废除内部税卡，但匈牙利贵族以拒绝缴纳原本应当上缴的直接税份额抗拒此举，这意味着东部领土仍被排除在外。当地依然处于“殖民地”地位，成了食品和原材料的廉价来源地和制成品的强制市场。意大利也出现了类似的有限的经济统一举动，托斯卡纳在1783年废除了内部关税壁垒，10年后，教皇国也采取了同样的举措。

当然，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君主国是尤为碎片化的。然而，法国或西班牙的状况也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国家看起来是统一的，但实际上就是把几个世纪以来兼并所得的独立领土聚合在一起。卡斯蒂利亚、巴斯克（Basque）地区、纳瓦拉、阿拉贡（Aragon）和安达卢西亚都是独立支配海关收入的邦国，因此，从海外进口的制成品往往比国内的便宜得多。这种状况同样适用于法国，在国内贸易方面，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王国。组成王国的省份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省份［诺曼底、皮卡第（Picardy）、法兰西岛（Île de France）、香槟（Champagne）、勃艮第（Burgundy）、波旁（Bourbonnais）、讷韦尔（Nivernais）、贝里（Berry）、奥尔良、图赖讷（Touraine）、普瓦图（Poitou）、欧尼斯（Aunis）、安茹（Anjou）和曼恩（Le Maine）］在某种意义上是统一的，货物可以从其中一个省自由移动到另一个，只需在离开或进入时缴纳一次关税。但是，法国还存在第二类数目可观的省份［阿图瓦（Artois）、佛兰德、布列塔尼、吉耶讷（Guyenne）、圣通日（Saintonge）、朗格多克、普罗旺斯（Provence）、多菲内（Dauphiné）和里昂］，在这类行省里，同类省份之间的贸易或与任何其他类型省份交易均需缴纳关税。此外，3个新近吞并的省份［阿尔萨斯（Alsace）、洛林（Lorraine）和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享有与外国自由贸易的权利，却与法国其他省份存在关税壁垒。

西班牙和法国也都受到各种各样的税卡折磨，设立税卡的有王室、领主和市政当局。有些税卡的确是打算收钱办实事的，比如用税金养护某条公路或桥梁，但大部分税卡往往沦为欺诈旅行者的工具。科尔贝在1679年给地方监政官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着力改革手段恶劣的税卡（péages），但此举效果甚微。4年后，利摩日监政官报告如下：

税卡与日俱增，结果，货物要从上利穆赞（Limousin）运到下利穆赞，就得在16里格（约77千米）的路段里缴纳十七八种不同费用。而且更重要的是，领主们并未按法律规定竖立招牌通告关税，而是从过路人身上拿走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导致过路人为避免货物被没收和上法庭而被迫缴纳费用，所以，他们是根据个人喜好来收费的。

其后的几次尝试根除了最恶劣的违规收费。1729—1782年，仅朗格多克省就关闭了154个税卡，但直到革命爆发，仍有许多税卡在继续运作。可想而知，通行费和关税会对贸易造成负面影响。皮埃尔·布瓦吉贝尔（Pierre Boisguilbert）在1696年表示，普罗旺斯有许多能够在巴黎市场上卖出高价的天然产物。唉，可他又补充说，人造障碍的泛滥成灾让原本不超过四五个星期的行程生生拖延到三个半月。沃邦在他写于1707年的《王国什一税案或普遍征税案》（Project for a Royal Tithe or General Tax）中也抱怨说，由于敲诈勒索的存在，将产品运往市场得碰上很多麻烦，耕种者宁愿农作物烂在田里。

税卡抑制内部贸易也就罢了，不同形式的货物税税率之间还存在极大的差异。盐是法国人人都需要，但人人都无法自产的一种商品。然而，这个国家被分为6个不同的地区，拥有6种不同的盐税（gabelle），结果盐的价格从“重税”地区的每担[6]62利弗尔（包括法兰西岛在内的12个中部省份）波动到“豁免”地带［阿图瓦、佛兰德、埃诺（Hainaut）、贝阿恩（Béarn）和纳瓦拉］的每担5利弗尔。亚当·斯密认为，“英国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税率统一且没有内部关税壁垒。他还补充说，要是能把这两点推广到爱尔兰和殖民地，那英国还会更为繁荣。然而在法国，“各省实行各自的税法，不但需要在王国边界部署许多稽征人员，还要在各省边界加以部署，以此阻止某种货物的输入，或对该货物课以一定额度的税。这样一来，国内贸易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妨害”。再加上上文已讨论到的其他约束，这样的差别制造了很大的贸易障碍。据估计，在18世纪中期，将一批价值500利弗尔的葡萄酒从上加龙省（Haut-Garonne）的米雷（Muret）运到巴黎，考虑到运输费用、通行费、关税和货物税，途中需要花费501利弗尔。

只要同一种商品在两个相邻地区存在价格差，就会出现走私；价格差越大，利润率越大，从事走私的人数也就越多。1786年，约瑟夫·汤森在穿越法国的途中写道：“有位贝里的贵族告诉我，有条小河从他的城堡边流过，小河一边的盐价是40苏（sol）1蒲式耳[7]，另一边则是40利弗尔1蒲式耳，也就是相差20倍。因此，不少于2 000名步骑兵驻扎在河岸上稽查走私分子。”走私是法国当时的主要职业。奥尔文·霍夫顿（Olwen Hufton）依靠对资料的详尽掌握，在她的经典研究著作《18世纪的法国穷人》（The Poor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中信心十足地认为，走私者的数量肯定高达数十万，甚至可能超过100万。一个孩子带上几磅[8]盐穿过某条盐税边界，就能赚到和农业劳工每日收入相当的酬劳，走私者人数庞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就连狗也可以用来偷运贵重物品，这激怒了当局，促使他们转而训练自己的犬类密探用于缉私。更危险的是，法律显然是十分荒谬的，走私所涉及的人也为数众多，所以走私并不耻辱。像“芒德兰”（Mandrin）和“卡图什”（Cartouche）这样的走私犯反倒成了民间英雄。

邮政

无论是在海洋、河流还是运河，同陆上旅行相比，水上旅行都享有不计其数的优势，但它也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速度缓慢。远洋航行的人有时或许能发现从后方吹来的风加快了航行速度，但在多数时候注定得面对难以动弹的无风状况或艰难的迎风调向。在内陆水道上，驳船只能以挽畜的速度也就是步行速度前行。当阿瑟·扬从威尼斯前往博洛尼亚（Bologna）时，他先是乘船过海，后是沿运河前行，扬发现：“在这段航程中，所有语言的力量都不能让我表达出我希望记录下来的想法。我把这段消磨掉的时间列为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恶心的日子，而且这绝对是我离开英格兰后最糟糕的一段时日，但我别无选择：陆路已是臭名昭著，或者说极难通行，连一辆四轮马车（vetturini）都没有；就连那些资金足够乘坐公共马车旅行的人也选择水路。”廉价却慢得要命的驳船相当肮脏，脏到扬在200千米行程的多数时候选择步行。即使在较为宜人的荷兰运河上，对于不耐烦的英国人来说，这种令人抑郁的缓慢也是不可忍受的。18世纪末，詹姆斯·米切尔（James Mitchell）评论道：“这种旅行模式可说是荷兰人做事方法的一个好例子；它节约金钱，但要付出高昂的时间代价……荷兰人一个小时走5千米，英格兰人一个小时可以走9～13千米，这可以说是两国精神和精力之间的区别。”

到了这个时候，米切尔和他的同胞们心目中对陆上旅行已经有了一个标准，而他们发觉，荷兰驳船远达不到这一标准。上文已经提到，由于收费公路的出现，大不列颠境内的陆路旅行速度得以快速提升。而到了18世纪80年代，另一种创新——邮政马车——进一步加快了旅行速度。在此之前，信件由被称为“邮递小子”的信使沿主要邮路来回传递，一位不满的顾客将信使定义为“骑在疲惫老马上的懒散小子，极度缺乏抵御劫匪的能力，甚至有可能与劫匪联手”。这位顾客是巴斯的剧团经理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他相信自己可以干得更好。帕尔默的朋友威廉·皮特（William Pitt）自1783年12月起担任首相，皮特于1784年授权他经营从布里斯托尔到伦敦的定期邮政马车业务，马车装载着信件和乘客，下午4点出发，第二天早上就抵达首都。此举提高了速度和可靠性，它的成功促使马车邮政业务在随后两年里扩展到更多的城市。1786年，从爱丁堡到伦敦的旅行时间从3天半缩短到60个小时。曾有人认为是铁路和工厂制度的结合使人们对时间产生了更加组织化的态度。然而事实上是邮政马车迫使人们细化到以分钟为单位考虑时间的。例如，从伦敦前往格拉斯哥（Glasgow）的乘客会得知他们有35分钟的晚饭时间，不多也不少，也就是从下午4点36分持续到5点11分。如果他们在布丁上耗费了太多时间，等到马车出发的时候就会被扔在车后。所以，正如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所述，“铁路时代”到来时，旅客们“已经做好了心理上和计时上的准备”。

信件促进了客运，反之亦然，这体现出物质和符号层面交流间的共生关系。正是在17、18世纪，交通运输方面出现了质的飞跃；也正是在17、18世纪，邮政业务出现了质的飞跃。在欧洲大陆，由图尔恩和塔克西斯（Thurn and Taxis）家族经营的邮政业务占据领先地位，这个幸运但也锐意进取的家族是最早颁发于16世纪初的皇家特许状的受益者。虽然皇家邮政总管的职位是世袭的，但这并非挂名的闲职，因为要面临来自诸多德意志诸侯的竞争，而来自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萨克森的竞争尤为激烈。到了18世纪末，这两个邦国的邮局数目已经分别达到了760和140。那时候，图尔恩和塔克西斯的邮政网络已经稠密到没有一个德意志社区距离邮局步行的路程超过半天了，邮政组织得也相当好，信件能够在24小时内传递150千米，也可以传递到整个欧洲。从1750年到法国革命战争爆发，据估计该家族共获得2 550万古尔登[9]（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55万英镑）的利润。虽然这个家族在1867年不得不屈从于国有化的压力，当时俾斯麦的新北德意志邦联接管了图尔恩和塔克西斯组织的最后残余，尽管在晚近时期出现了鲁莽之举，但图尔恩和塔克西斯家族就算不能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列，也仍属于德国最富有的家族。

一般而言，法国的中央集权程度更高。“王家邮政业务”早在1477年便已建立，不过，直到1719年，巴黎大学才最终放弃了自行经营邮政业务的古老权利。官方原本只想把邮政作为公务往来渠道，但亨利四世在1603年授权王家信使可以携带私人信件，从此，官方开始利用邮政增加收入。到了1671年，著名通信者塞维尼（Sévigné）侯爵夫人致信女儿道：“我非常羡慕那些动个不停的邮政小伙，他们带着我们的信来来回回，一周里没有一天不带上信；他们总是在外头，白天里的每个小时都在。这是何等光荣的人！他们多么有用，邮政又是多好的发明啊！”到了1763年，邮政业务已得到充分发展，这让某位居约（Guyot）先生能够出版一本专门讲述邮件往来的《书信指南》（Guide des lettres）。到大革命开始时，法国有1 320个邮局，它们已经做好准备，将在传播发生在巴黎和凡尔赛宫的真假故事上发挥重要作用。

英格兰两地间的距离更短，人口密度更大，城市化程度更高，公共领域也尤为早熟，有更好的邮政发展条件。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图亚特王朝首先将邮政视为资金来源。当约克公爵在1685年即位为詹姆士二世后，他每年从邮政业务利润中抽取4.3万英镑的巨额资金，这既是由于他兄长的慷慨，也是发送信件的数量的体现。从中获利的不是只有詹姆士二世，他的兄长有许多情妇，其中有位克利夫兰（Cleveland）女公爵［原名芭芭拉·维利尔斯（Barbara Villiers）］每年从中拿走4 700英镑。后来，女公爵还将这笔钱归于她（和查理二世）的儿子格拉夫顿（Grafton）公爵的名下，而后代代相传至19世纪末期，最终改为一次性支付9.1万英镑，这揭示了英国政治文化对私人财产的尊重。

两个新生事物对创建全国性（先是在英格兰本土，后来遍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象征层面交流网络帮助尤为巨大。第一个是伦敦的威廉·多克拉（William Dockwra）发起的个人行动，他着手建立了仅用于伦敦的私人邮政体系，在11千米半径内以每件1便士的价格收发邮件。他把上百个酒馆、咖啡馆和商店当作收发站，由于白天里几乎每小时都有邮件收发，因此他能够提供比当今任何邮政业务更快的服务。毋庸赘言，约克公爵认为这侵犯了他的垄断权，迅速采取法律行动将其关闭。然而，多克拉的事业充分透露出人们对邮政的需求（和邮政的盈利能力），官方邮局不得不提供替代品。第二个是拉尔夫·艾伦（Ralph Allen）在1720年之后建立的将城镇横向联系起来的“交叉邮政”体系，这使得各城镇间的联系不必经由通过伦敦的主干线中转。到了18世纪50年代，这一体系已将整个英格兰及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包括在内。有理由相信，当乔治三世于1760年即位时，高效的每日邮件业务不仅存在于大多数主要城镇和首都之间，也存在于各个主要城镇之间。

之前谈道路时，我们提到了从北到南递降的梯度，这一规律不适用于邮政。尽管去西班牙存在相当的困难，但自16世纪起，它便有了良好的邮政业务，这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需要与其遥远的帝国进行沟通。意大利也拥有哈布斯堡的遗赠，这让邮件能够以尚算准确、安全的方式在半岛上往来。1746年之后，意大利还成为连接奥斯曼帝国的邮政线路的出发点，这条邮政线路起始于那不勒斯，途经奥特朗托（Otranto）、拉古萨［Ragusa，现名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萨洛尼卡（Salonika），直至伊斯坦布尔（Istanbul）。俄国也有基于东方模式的悠久邮政传统。在这个廉价劳动力供应充裕的国度，18世纪60年代就有1.3万人在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邮政线路上工作。一代人之前，外交官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冯·韦伯（Friedrich Christian von Weber）在两个城市之间发现了24座驿站，并且对它们的效率印象深刻：“这种极大的便利，加上费用的廉价，让彼得堡、莫斯科和阿尔汉格尔[10]之间的沟通变得极为轻松。”然而在其他地方，物质层面的沟通问题（路途遥远、道路极少）与符号层面的沟通问题（民众文盲）阻碍了邮政的发展，那里只存在最基本的邮政业务。哪怕从莫斯科向几个主要省份中心发送一份公函，也需要几周而非几天时间，即便是在邻近主要邮路的社区，人们的生活也不会受到周边地区以外消息的影响。

书信写作是种可以教会的技能。17世纪晚期，教人写信的手册和套话集越发受到欢迎，有兴趣的英国通信者可在其中找到关于如何在爱情或商业关系中提出请求的建议。例如，“W.P.”有本出版于1678年的《飞快邮件附新选书信集及补充：含各种情况下各类诙谐、讨喜的爱情和商业书信案例》（A Flying Post with a Packet of Choice new Letters and Complements: containing a Variety of Examples of witty and delightful Letters, upon all Occasions, both of Love and Business）。18世纪指南书中最成功的作品是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11]于1741年出版的那本，换句话说，他在动手撰写自己那几本出色的书信体小说之前就出了这么一本书。这本书通常被简称为《亲密书信》（Familiar Letters），其完整标题则揭示了他的野心：《在最重要场合写给特定朋友和为特定朋友而写的信件，不仅指导写作亲密信件的必备风格与格式，还指导如何根据人类生活中的共同关切来公正、审慎地行事》（Letters written to and for particular friends, on the most important occasions, directing not only the requisite style and forms to be observed in writing familiar letters; but how to act justly and prudently, in the common concerns of human life）。理查森以172封书信为模板，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其中既有实用性的，也有道德性的，例如“致一位通常匆忙做生意的年轻商人，建议他既要勤勉，也要讲究方法”，或者“来自一位绅士，他努力劝说一位富有的老寡妇不要嫁给一位非常年轻放荡的绅士”。

书信写作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邮政的进步。若是写信人对信件传递没有信心，塞维尼夫人就不会给女儿写1 700封信，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也不会给德芳（Deffand）夫人写1 600封信，也不会给通信44年却未曾谋面的霍勒斯·曼（Horace Mann）爵士写800多封信。横跨欧洲（和大西洋），邮政创造了网络，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可以利用这个网络交换意见、信息和闲话。媒介也对信息产生了影响，当时，长距离的交往变得相对直接了，这激发出更为亲密、主观的写作风格。事实上，歌德曾将多愁善感书信的泛滥归咎于图尔恩和塔克西斯的卓越邮政业务。

[1] 分别为英语、西班牙语、德语中表示步行的俚语。

[2] 法国古代货币单位，又译锂、里弗、里弗尔、法镑。

[3] 此处英文译文有误，译者据法文原本直接译出，详见：Faujas de Saint Fond, Voyage en Angleterre, en Écosse et aux îles Hébrides, Paris, 1797, vol. 1, p. 72.

[4]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报纸撰稿人，代表作为《鲁滨孙漂流记》。

[5] 此指富有的英国年轻人在法国、意大利、低地等欧陆地区展开为期数月乃至数年的游历，通常情况下会游览巴黎、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市。

[6] 担（quintal）：法国旧重量单位，1担≈49千克。

[7] 1蒲式耳≈36升。

[8] 1磅≈0.45千克。

[9] 古尔登（Gulden），14—19世纪在德意志地区使用的金属货币，也译“盾”，与荷兰货币“盾”系同一词源，拼写也相同。

[10] 此即白海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西欧人在近代常将其称作阿尔汉格尔（Archangel）。

[11] 塞缪尔·理查森，英国作家，他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Pamela，创作于1740年）轰动一时，还著有《克拉丽莎》（Clarissa，创作于1747—1748年）、《查尔斯·葛兰底森爵士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ir Charles Grandison，创作于1753年）等书信体小说。

第二章

人

1798年，欧洲两端出版了两本关于欧洲人口的重要著作。比较权威的一本是奥地利启蒙运动顶尖政治学者约瑟夫·冯·索南费尔斯（Joseph von Sonnenfels，1732—1817）的《治国指南：关于我们时代的状况和概念》（Manual of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s and Concepts of our Age），在书中，他对传统智慧——规模巨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件好事——进行了总结。事实上，他甚至断言，人口增长应该被当作“政治科学的首要原则”，理由相当充分：它能够推进公民社会的两个重要目的，物质享受和实体安全。在索南费尔斯看来，人口规模越大，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就越高，抵抗外敌和国内异见分子的能力也越强。他的论点之一是有越多的人承担国家的开支，个人要分担的税负就越轻。这种基于常识的分析方法得到了以下信条的支持：自古典时代起，世界上的人口就一直在衰减。索南费尔斯和绝大部分同时代人，包括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坚信这一点。孟德斯鸠沮丧地评论道：“要是人口的这种衰减不能停止，一千年里世界就将变成一片荒漠。”

同一年里，年轻的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论影响社会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中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他当时32岁，年龄差不多是索南费尔斯的一半，然而他对未来的看法至少要比索南费尔斯悲观两倍。他主要关心的是，怎样反驳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和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等进步论者关于人类可完善性的信念。马尔萨斯的两个前提是“对维持人类的生存来说，食物是必要的”和“两性间的激情是必要的，而且将差不多保持现在的情形”。然而，由于“人口的力量始终会超过土地出产人类衣食的力量”，这两条自然法则的效力并不相等。一对夫妇可以生下若干子女，他们的子女又可以生下若干子女，因此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农业只能以算术级数扩展。换言之，资源的增长数列（1, 2, 3, 4, 5, 6, 7, 8）无力支撑人口的增长数列（1, 2, 4, 8, 16, 32, 64, 128）。所以必然的结果是，不管早晚，当人们在这种矛盾所强加的“天花板”上撞得头破血流时，人口的膨胀将自然停顿。痛苦和“恶习”（马尔萨斯牧师指的是避孕）加在一起，会迅速修复平衡。

从长远看来，他们两人的观点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在1798年，两种观点好像都言之成理。在索南费尔斯的有生之年（他生于1732年），他所属国家的权力和繁荣的增加都同人口的增长齐头并进。约瑟夫二世（索南费尔斯侍奉过的四位皇帝之一）阐明了一条核心的公理：“在我看来，我政策的主要目的，也是所有政治、财政甚至军事当局都应该多加注意的，是人口。也就是说，保持和增加臣民的数量。国家的一切优势都源自尽可能多的臣民数量。”然而在欧洲各地，周期性的生存危机支持了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特别是可能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歉收。要是马尔萨斯活得再长一点（他去世于1834年），他也许会带着些许冷酷的得意看到“饥饿的四十年代”的悲惨状况，特别是导致爱尔兰的人口在短短5年里从840万下降到660万的“马铃薯饥荒”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移民。这种矛盾暗示18世纪晚期在这方面正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点上。我们将会看到，就人口而言，1648—1815年这一时段在很多方面都更接近15世纪而非20世纪，虽然它同样具备许多现代特点。

数字

不难认识到为什么人口统计学是这么有争议的历史研究分支。一方面，人口统计学家有机会将数字计算到小数点后几位，造成数据精确的假象；另一方面，在19世纪和20世纪实行人口普查之前的任何时段，证据都相当零散，所以在描述结果时，“估计”甚至“猜测”之类的词好像都精确过头了。看起来，学者要么得做出关于国家总人口数的大胆陈述，要么得对小型社区人口状况进行微观“重建”，然后在这样的微观基础上，靠想象建立宏观结构。特别是在缺乏通信手段、识字率极低、几乎或完全没有日常行政管理的地区，如17世纪晚期被哈布斯堡王朝“再征服”之后的匈牙利，我们对于事实上的人口规模一无所知。然而，对理解这一（或者别的任何）历史时期来说，人口发展相当重要，所以必须努力尝试搭建某种结构，尽管用来搭建结构的稻草和砖都很不充足。

我们可以从总结概括一些欧洲国家自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晚期最可靠的人口估算数值（见表2）开始。

表2 1650—1800年欧洲各国的人口（单位：百万人）

*此即最后被包括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疆域之内的神圣罗马帝国各区域。

**此处包括特兰西瓦尼亚。

主要资料来源：Jan de Vries,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Cambridge, 1976)

这些统计数据都是近似值，但也有粗略程度之分。比如说，1650年英格兰的数据要比俄国的准确得多，后者可能完全是错误的。以国家为单位的数据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误导，原因是任何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例如在西班牙，边缘省份，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加利西亚，其人口增长比卡斯蒂利亚的中部省份快得多。在法国，埃诺、弗朗什—孔泰和贝里等省份的人口增速最快，巴黎盆地、布列塔尼、中央高原、西南部和南部地区增速中等，诺曼底则最慢。在德意志，人口稀疏的东部的人口增长率要比人口相对稠密的西部高得多，这不足为怪，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德意志内部移民的数量相当大。

尽管有种种限制条件，我们还是能看出总体状况。表2按年代顺序展现了一个过程：先是停滞或缓慢的增长（1650—1700），然后是普遍而适度的增长（1700—1750），再然后是更加迅速的膨胀（1750—1800）。可是只有放到更宏观的时间框架里，它的真正意义才能够凸显。14世纪中期“黑死病”造成了灾难性的人口损失，15世纪晚期人口开始逐渐恢复，这种增长的势头在16世纪一直延续。然而1600年左右，“天启四骑士”去而复返，给欧洲许多区域造成了猛烈的冲击，带来了战争、瘟疫和饥荒，在人口方面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比如说，1599—1600年大瘟疫袭击了卡斯蒂利亚，而这只是一连串疫病的开端，到1650年时，这一区域的人口因此下降了1/4。在17世纪上半叶的普遍人口衰减中，只有英格兰与荷兰共和国幸免于难。所以1650—1800年的发展既代表着恢复，又代表着重新开始增长。可是，我们所讨论的时段之后发生的事情要比之前发生的重要得多。虽然马尔萨斯提出了警告，但18世纪下半叶的人口增长并没有遭到生计所需资源增长缓慢的抑制。19世纪时欧洲的人口反倒继续增长，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在地理方面，就像表2反映的那样，欧洲的人口分布重心从地中海区域转到了西北部。将国家按照区域分组可以看得更清楚（见表3）。

表3 欧洲的人口（单位：百万人）

*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

**法国、瑞士、德意志。

***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低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

资料来源：Jan de Vries,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Cambridge, 1976)

著名荷兰经济史学家扬·德弗里斯编制了表3，他提了一句，本来应该加上第四个区域——东欧，包括波兰和俄国——然而没有足够的数据。

欧洲人口重心的这一转移至关重要。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代，掌控着欧洲的是地中海区域。在制造业、贸易和银行业方面，地中海区域的城市异常出色；在文化方面，意大利各城邦创造了能够同古希腊相提并论的文明；在政治方面，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分支创造了一个“日不落帝国”。然而到18世纪时，在欧洲北部人的眼里，南部俨然成了博物馆，他们欣赏这一区域过去的成就，但更轻视那里的现状。一名英国观光者在1778年表示，罗马曾经属于“一个充满了英雄和爱国者的国度，然而现在它落到了宇宙中最缺乏阳刚之气、最迷信的人们手里”。我们将会看到，地中海区域的人口相对衰减，既是一系列更大问题的表现，也是其诱因。

婚姻和生育

关于欧洲世俗人口的增长，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女性的婚龄提前导致其生育力上升。女性平均婚龄下降五六岁，就可能意味着生育子女的数量增加50%。事实上，托尼·里格利（Tony Wrigley）曾经提出，1750—1800年英格兰3/4的人口增长都是婚龄下降造成的。在英格兰结婚当然很容易，男孩的法定婚龄是14岁，女孩则是12岁，也不需要去教堂举行仪式，在见证人面前交换誓言，甚至只是交换有意结婚的声明然后发生性关系，都被看作有效的结婚手续。然而和欧洲北部和西部别的区域一样，在英格兰，实际婚龄往往在性成熟之后很久，人们的平均婚龄是24.5岁到26.5岁。虽然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英格兰，婚龄确实下降了，但里格利提出，它带来的影响可能被女性更早停止生育抵消了。

婚外生育没能抵消晚婚——在英格兰，只有1/8的女性结婚时不到20岁——的影响。按照21世纪的标准，婚外生育率低得惊人：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婚外生育率都不到5%，通常在2%以下，英格兰就是如此（现在联合王国的婚外生育率超过30%）。在法国乡间，婚外生育率仅有1%，在巴黎也不过4%～5%。然而毫无疑问，在18世纪的进程中，婚外生育率上升了。到1789年，在人口超过4 000的法国城镇里，婚外生育率达到了4%，在发展程度更高的城市里达到了12%～17%，在巴黎则达到了20%。同一时期在德意志，婚外生育率也出现了上升，从2.5%增长到11.9%。然而，这些数字体现的不算明显的生育力增长，对整体状况的影响可能相当小，哪怕所有非婚生子女都能够长大成人。而实际上正如我们所见，非婚生子女特别容易夭折。

在那些教堂、行业工会或庄园主能够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的欧洲地区，晚婚的决定通常是由上而下强加给人们的。然而在北欧、西欧和中欧，它通常是人们对经济状况做出的自愿反应。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要是一对夫妇不能独立养家糊口，就不应该结婚，也正是在这些区域，终身未婚的女性数量最多。在欧洲西北部，10%～15%（有些区域甚至达到25%）的女性保持独身，这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效果比晚婚更加显著。在东欧和南欧，女性独身的比例要小得多，她们也没那么不情愿接受在大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这相应降低了婚龄。在任何地区，嫁妆都是个问题，对女儿过多的父亲们——比如《傲慢与偏见》中的贝内特（Bennet）先生——来说更是如此。已故的英国社会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并不觉得威廉·坦普尔爵士（1628—1699）的这段文字过于愤世嫉俗：“我们婚事的订立和其他常见的讨价还价没有多少差别，只不过是基于对利益或收益的考量，同爱和尊重毫无关系。”波特为支撑这一概括而列出的报纸公告显然十分讲求实际，考虑到它们的宗教背景，这种感觉更加明显：

婚事

圣阿瑟夫（Asaph）的主教大人，同拥有3万英镑的奥雷尔（Orrell）小姐结婚。

约克的牧师罗杰·韦恩德（Roger Waind）先生（大约26岁）同林肯郡一位超过80岁的女士结婚，他将因此获得8 000英镑现金、可以终身享用的300英镑年金和一辆四马大车。

天主教会的成员必须独身，因此没有举行此类婚事的资格。然而通过成立为贫穷女孩提供嫁妆的机构，比如意大利的婚事基金会（monti di maritaggio），天主教会为人口增长做出了微小的贡献。为了防止陷入贫穷，人们普遍决定“无土地，不结婚”，大批男女注定只能独身或守贞。在信奉天主教的欧洲，最常见的庇护所是修道院或女修道院。不得不变成基督新娘（而非男人的新娘）的未婚女孩也必须给女修道院提供一笔嫁妆，然而钱数明显少得多。我们往往想象不出18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有多么欣欣向荣。18世纪中期左右，至少有1.5万家男修道院和1万家女修道院，总共收容了大约25万人。伏尔泰不屑一顾地概括了这些人对社会的贡献：“他们唱歌，他们吃喝，他们消化。”同伏尔泰大多数反教会的嘲弄一样，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许多修士和修女勤奋工作，扮演着各种各样要求颇高的社会角色。然而有一件事他们不能做：生育。

修士和修女们通常不会生育（极少情况下除外），虽说可能暗中进行性活动。事实上，如果18世纪那些越发下流的反教会文学可信，那么他们沉迷的可能只有这件事。已婚夫妇被明确鼓励（虽然并非被强制要求）进行性行为，但性行为并不总能造成生育。由于缺乏直接证据，避孕是人口统计学中迷雾重重的一个领域。然而在这个领域，人们达成共识的程度非同寻常。记述科利顿（Colyton）、日内瓦、贝桑松（Besançon）、鲁昂的文献在这点上是一致的：计划生育得到了普遍实行（特别是在精英当中），规模也越来越大。试举一例，1642—1792年鲁昂的生育率一直呈现下降态势，只在18世纪中期出现过短暂的中断。由于女性停止生育的时间提前，甚至完全没有生育（同一时段内，完全没有子女的家庭比例由5%上升到10%，翻了一番），每个家庭生育的子女数由1670年的8个下降到1800年的4个，减少了一半。

由于任何形式的避孕都遭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强烈谴责，所以相关技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在售的草药和（或）巫术方子有很多，然而它们的效果很可疑。避孕套更加可靠，但绝非不出差错。据说它是由一位名叫孔东（Condom）的医生发明的，意在限制查理二世私生子女的数量，虽然这个词更可能源自condus（拉丁语，意为“容器”）。19世纪30年代橡胶硫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仅有的材料是布料（渗透性太高）或动物肠衣（敏感度太低）。虽说当然有人使用避孕套（如詹姆斯·博斯韦尔），但他们的目的可能是预防疾病而非避孕。1744年，一位英国匿名诗人写道：

要是没有收效不错的安全套的友善协助，

就不要尝试她提供的欢愉。

人们总是设法将避孕套说成其他国家的发明，可见它有多受轻视，英国人叫它“法国信”，法国人却叫它“英国外套”。另一种做法不那么麻烦，但避孕失败的可能性更高，那就是在阴道中塞一块海绵，性交后用注射器或坐浴盆的方法洗掉残留的精液。文学证据表明，法国人特别喜欢这种组合，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在别国游客那里，无处不在的坐浴盆还带来了许多误会和欢笑。

避孕的唯一可靠方法是禁欲，更确切地说，是避免在阴道内射精。人口统计史学家很容易赞同这一点：人们用到的技术中，最有效、最流行的是性交中断法。可惜它招来了棘手的神学争议。不以生育为目的，完全为享乐而交欢，这是可以接受的吗？男人提前将阴茎抽出，这难道不是俄南[1]的罪过吗？1662年的英国国教会公祷书指出，上帝设立婚姻是出于三个理由，一是“生育子女”，二是“防止犯罪，避免淫乱，让不具备守贞恩赐的那类人可以结婚”，三是“在顺境和逆境中相互陪伴、帮助和安慰”，这该如何解释？虽说存在上述问题，但性交中断法依然广为流传，许多非常流行的痛斥它的小册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论俄南罪或可憎的自渎罪过及其对两性造成的所有可怕后果》（Onania; or the Heinous Sin of Self-Pollution, and all its Frightful Consequences, in both Sexes, consider’d）在1710—1760年印刷了20版，该书作者觉得这种方法的伦理道德地位无疑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一名读者写信来说明他和妻子完全养不起更多孩子，所以这么做时良心毫无不安，却得到了直率的回复：他正在犯“可憎的罪行”。在神学光谱的另一端，关于近代早期夫妇们能用到的全部避孕技术，没有谁总结得比萨德侯爵[2]更好了，包括他自己喜欢的解决办法。在《闺房哲学》（Philosophy in the Boudoir，1795年出版）中，他通过两个主要的放荡人物之口，向天真少女解释怎样避免怀孕：

德·圣安热（de Saint-Ange）夫人：一个女孩怀孕的风险，只和允许男人侵略她阴部的频率成正比。让她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种品尝愉悦的方法吧，取而代之，让她随便用手、嘴、胸脯、屁股……

多尔芒塞（Dolmancé）：……骗走繁衍的权利，违反愚人们所说的自然法则，真是最迷人的。大腿和腋下有时候也能给他提供休憩之地，他可以把种子撒在那里，没有怀孕的风险。

德·圣安热夫人：有些女人把海绵塞进阴道里，拦截精子，阻止它们钻进会怀孕的地方。有些女人迫使情人用上“威尼斯皮”做的小袋子，用本国话来说就是避孕套，精液会充满那里，但不会流出来。然而在所有寻欢作乐的可能性当中，屁股毫无疑问是最美味的一种。

死亡：饥荒

萨德侯爵显然是一厢情愿，鸡奸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种非常小众的爱好，这不光是由于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受异常严厉的处罚（见后文第101—104页）。当然，它似乎没有对旧制度下欧洲的生育力数据产生任何能够辨别的影响。避孕技术的累积效应减少而非增加了欧洲的人口。某些地区存在的早婚趋势当然产生了相反的结果，然而这不能充分解释人口数量的增加。人口统计学家因此得出结论：建立在生育力基础上的各种解释是不充分的。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17世纪“三大杀手”——饥荒、战争、瘟疫——的减少甚至消失上。

21世纪的日常生活与近代早期生活相差最大的或许是在食品价格方面。尽管被视为理所当然，也毫不引人注意，但是基本食品价格的稳定与低廉是现代世界的一大好处。媒体的关注偶尔会造成骚动，例如，有报道称巴西的糟糕气象条件导致速溶咖啡的价钱上涨了若干便士，然而总的来说，人们每年常规的购物开支是可以预料的。此外，对大部分人来说，食品开支在薪金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并且还将进一步下降，这是全球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而全球劳动分工又源自快速而廉价的运输。然而，近代早期家庭最大的单项开支是食品，最大的焦虑也源自歉收。在蒸汽动力将北美大平原的无限生产力开发出来之前，大部分食品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提到，在交通要依靠四足动物的时代，运输主要作物——谷物——十分困难，运输超过几千米，利润就没了。

雪上加霜的是，人们对谷物和天气依赖到了危险的程度。1648—1815年，对天气的过度依赖导致了两种问题。第一种是宏观的：大量证据表明，17世纪晚期属于约一个世纪前开始的漫长“新冰期”。若将1920—1960年这段时间当作比较的基准，则17世纪下半叶的平均气温要低0.9°C，而17世纪90年代要低1.5°C。这听起来可能并不多，然而对农业生产力似乎造成了严重的抑制。第二种气象问题是短期的，多雨的冬季或春季，甚至收获时节突然出现的冰雹，会给农作物产量带来毁灭性的影响。要知道，近代早期的耕作者并不选种，只是将前一茬农作物的种子留一部分用来播种，所以他们栽培的品种适应性并不好，无法充分利用土壤和生长条件，甚至在不错的年成，收成也可能低到只有种子的四五倍，他们没有用于收获、打谷或晾干的机械设备，通常也不具备防水的仓储条件。

所以在欧洲，特别是在北欧、西欧和中欧，生产食物的农民们清楚，饥馑之年不是“会不会来”，而是“什么时候来”。饥馑之年到来时，在春天就会看到迹象：庄稼生长缓慢、根部腐烂。关于歉收逼近的谣言四下流传，物价开始上涨，手头宽裕者匆匆忙忙囤积食品。有谷物可卖的人——贵族和教会地主、谷物商人和比较富有的佃农——那时不会将货物投入市场，而会等待价格达到周期性的峰值。甚至在平常年景，暮春和初夏在消费者（及其政府）的日程表中都是一段艰难时日：前一年的谷物储备即将耗尽，新一茬农作物却还没有收上来。这扇“焦虑之窗”在法国被叫作“缺口”（la soudure）。要是当年的收成看上去不怎么样，价格就会开始飞涨。然而这还没完，大部分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小，不足以自给，还需要充当购买者进入市场，来弥补差额。为了筹措必需的现金，他们要依靠劳动或某些制造业活动，如纺纱织布。然而就在升高的谷物价格让此类附加收入越发不可或缺时，由于消费者现在不得不把绝大部分收入花在食品上，他们对手工制品的需求也会下降。

歉收之年的秋季到来时，一大批人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市场以外，这批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为了活下去，他们以恶劣的食物维生，消耗掉自家的谷种，乞讨，犯罪，无所不为。幸运、年轻、健康、有胆量的人或许能熬过冬天，然而如果第二年的收成同样不好，灾难还是会到来。1693年5月，法国博韦主教辖区的一名低级官员指出，谷物价格的迅速上涨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局面。11个月后，他再次留下了文字记录，描绘了令人痛心的场景：

街道和广场上以及城镇和乡村里出现了无数可怜人，他们因饥饿而虚弱，处境悲惨，因贫穷而垂死，没有面包。他们没有工作或职位，所以赚不到买面包的钱……为了延长一点生命、多少缓解一下饥饿，绝大部分没有面包的可怜穷人就去吃不干净的东西——猫肉、被剥皮的马肉（它们被丢在粪堆上）、宰牛时流出的鲜血、厨子抛到街道上的牲畜下水。其他可怜人吃的是用水煮过的草根和药草，还有这类荨麻和野草……可是还有人会挖出在春天种下的豆子和谷子……这些都让人们身体里出现了腐败，恶性热等传染性的致命疾病开始流行……这甚至袭击了富有、不缺吃穿的人们。

这一连串事件在人口上产生的影响不难想象，我们只需要将现在我们都知道的“非洲之角”饥荒的可怕景象换到欧洲背景下，就可以明白了。最明显的是，结婚率和生育率骤降，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飙升。据估算，在1692—1694年惨不忍睹的大规模死亡事件中，280万人丧命，相当于法国总人口的15%。在西欧、北欧、中欧和东欧，17世纪90年代都出现了极具毁灭性的灾难。在芬兰，1696—1697年的饥荒至少造成1/4（可能多达1/3）的人丧命。在苏格兰，1695年的歉收之后是1696年的几乎绝收，1697年的收成稍有好转，然而1698年又普遍歉收。在阿伯丁等受灾最严重的郡，死亡率达到了20%。罗伯特·西博尔德（Robert Sibbald）爵士评论：“谁都可能在穷人脸上看到死神。”只有英格兰与荷兰共和国逃过了这场大屠杀，原因可能是它们的农业体系更加平衡，但更可能是相对出色的水路交通让剩余产品可以更好地流通，自外界输入补给。

1660—1663年、1675—1679年、1693—1694年、1708—1709年，整个欧洲都出现了歉收，其间还发生了多得多的地方性饥荒。状况随后有所好转。1709年后法国没有再发生饥荒，虽然有不少年头出现了严重的短缺，特别是1788—1789年。1741—1742年、18世纪70年代早期和18世纪80年代晚期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生存危机。17世纪晚期，地方性的灾难时有暴发，例如1763年时西西里岛出现了歉收，成千上万人饿死，社会秩序崩溃。出于之前讨论过的原因，食品短缺在欧洲不可能绝迹，直到交流手段的改进使得在“新世界”的平原上种植谷物成为可能。然而就算如此，同之前相比，18世纪也出现了明显的进步。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将会看到，人们将这种进步归因于农耕方式的改善和政府行动效率的提高等。气象条件的逐步改善也可能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不管怎样，饥荒次数和严重程度的下降，必然是造成17世纪和18世纪在人口统计史上有显著差异的一个原因。

死亡：战争

17世纪前50年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些流血事件。在国内，派系争斗变成了内战；在国外，欧洲几乎没有哪里不受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之间的划时代争斗影响。这导致了巨大的人口灾难。1652年，一份关于遭到“投石党运动”（1648—1653年的法国内战以该名为人所知）影响的巴黎周边区域状况的报告被呈交给教会当局，报告中记载道：“大小村落遭到废弃，神职人员不知去向，街道染上了腐尸的恶臭，死尸倒卧在光天化日之下，房屋缺门少窗，什么都沦落成了粪坑和马厩，最重要的是病人和垂死之人没有面包、肉食、药品、炉火、床铺、亚麻布、衣物，也没有教士、医生、外科大夫或任何能够安慰他们的人。”然而巴黎盆地的居民算是幸运的，至少吞噬他们的那场冲突持续时间比较短。那时候在东部，整整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除了战争的恐怖外一无所知。“三十年战争”（开端是1618年5月23日发生于布拉格的“扔出窗外事件”）期间，军队在中欧一次次肆意破坏。免遭战火的只有高山地区和北欧的一两片幸运之地。

当时的人对这一点毫无疑问：此次战事异常残忍，就算用近代早期战争的可怕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关于士兵的劫掠、强暴、杀戮，文学作品［例如格里美豪森（Grimmelshausen）的《痴儿西木传》（Simplicissimus）］和视觉艺术［例如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的《战争的苦难》（Les Misères et les Malheurs de la Guerre）］都给出了令人痛心的证据。围绕着战争造成的伤亡的具体数字，后来的学者展开了长久而激烈的争论。19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心情迫切，认为外国人将他们的国家推回了黑暗年代，多亏普鲁士，国家才终于开始走出黑暗。这种叙事在20世纪后半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种关于“凄惨”情境的描述都出现了。然而，公众舆论好像还是更赞同1943年金特·弗朗茨（Günther Franz）首先提出的数据：城镇人口下降了1/4，乡村人口下降了1/3。但这些数据是国家范围内的平均数，就区域而言，有的是零损失，有的则超过50%。

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人口的恢复一定程度上显然仅仅是恢复而已。一旦军队离开，自然的恢复正常的能力就回归了。汉斯·博斯哈特（Hans Bosshardt）体现了幸存者让人吃惊的男子气概和生育能力，他在80岁时结了第4次婚，新娘是他20岁的教女。这位新娘给他生了3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出生那年，这个孩子同父异母的66岁兄长刚好去世。精力充沛的汉斯最终于100岁离世，他的遗孀改嫁后在生育上再接再厉。不幸的是，事实证明战争并未彻底消失。17世纪70年代，路易十四力图扩展法国的东部边疆，战争卷土重来。普法尔茨刚刚自“三十年战争”中恢复过来，就在1674年被蒂雷纳（Turenne）子爵的部队祸害了。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路德维希（Karl Ludwig）要让路易十四亲自为破坏三十年的重建（rétablissement）成果负责，然而这并没能阻止法国军队在17世纪80年代屡屡前来。1689年对海德堡（Heidelberg）、曼海姆、沃尔姆斯（Worms）、施派尔（Speyer）和这一区域其他许多城镇的系统性摧毁（也获得了官方的批准）代表着军事史上一个不祥的新开端。1693年法国人回来了，这一次将海德堡烧成了白地。路易十四毫无歉意，铸造了一面奖牌，以“海德堡摧毁者”自夸。

17世纪下半叶，一次次遭受人口挫折的不光是倒霉的德意志人。在东南欧，奥斯曼土耳其人控制多瑙河谷的又一次尝试，以及紧随其后的奥地利对匈牙利的“再征服”，都造成大片领土无人居住。在东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波兰和俄国对波罗的海区域掌控权的漫长争夺同样造成了周期性的大规模人口减少。例如在1658年，波兰军队开进丹麦，驱逐瑞典人。接下来的事情很好地诠释了这条古老格言：对平民来说，盟友和敌人一样可怕。日德兰半岛南部传回的报告称：“波兰人把我们赶出了家园，残忍地对待我们，拿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牲畜、谷物、任何财产，因此许多人注定要死于饥饿。在马尔特（Malt）地区，每片教区只有两三人或四个人活下来，不少倒卧在屋子里的尸体被狗吃掉了。”马尔特镇的教区牧师确认了这条糟糕的消息，还补充道，他辖下的教民几乎死光了，房子也给烧光了。有报告称，死亡率高达90%。地方法院得到的消息是：“以上帝真理的名义，众所周知，这场阴沉而不幸的战争和严重的瘟疫降临到我们头上之前，克里斯蒂安·延森（Christian Jensen）牧师的教区和教民们生龙活虎……那时候在弗乌灵（Føvling）教区有45座农场和7处宅地，现在只剩下不到6座农场和3处宅地……其他农场都相当荒芜。”

可见，战争还没有失掉它的獠牙。然而从1648—1815年（至少是1648—1792年）的长时段来看，它的破坏力的确在逐渐下降。这不是因为战争的频率降低了，恰恰相反，18世纪的每个年代（可能除了20年代）里都出现过一场欧洲列强间的大战。原因不如说是这样的：军队更守纪律，补给也更充分。一个又一个国家开始确立对武装力量的掌控，其原因后文将会探讨。对任何不幸遭遇它的人来说，战争都依然是可怕的苦难，可是冲突的持续时间确实变短了，涉及的地理范围也小了。腓特烈大帝宣布，希望将平民隔绝在战争之外，让他们察觉不到战争正在进行。他当然失败了，实际上腓特烈大帝自己承认，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七年战争”对普鲁士来说是同“三十年战争”不相上下的灾难。然而，17世纪上半叶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回归。难以想象，瓦伦斯坦[3]手下的军官会和“七年战争”中的普鲁士尉官一样观察到：

我们始终不缺面包，肉类经常还有剩余。确实我们经常找不到咖啡、糖和啤酒，哪怕出高价，摩拉维亚偶尔也会没有葡萄酒。但是在波希米亚，我们有很多当地酿造的葡萄酒，特别是1757年在梅尔尼克（Melnik）营地时。打仗时是个什么情况你是知道的：要是真想舒舒服服过日子，就该留在家里。

另一边能领到的生活物资也差不多，奥军中的一名英国志愿兵甚至觉得，战友没有开小差的原因是“军饷不低、服装不错、吃得不差”。因此，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爵士用“狗”打比方来描述18世纪的战事很有道理：

可以认为，欧洲文明的卓著成绩之一，就是让这么多世纪来撕扯着手无寸铁民众的“狼群”变成了训练有素的听话的猎犬——有的简直成了贵宾犬。

弗里茨·雷德利希（Fritz Redlich）也持相同观点，虽然措辞比较平淡。整理完1500—1815年军事掠夺的总账，他的结论是：“在关于劫掠和战利品的观点、态度上，18世纪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稍后我们将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大群军队在欧洲横行时，旧时代的糟糕状况又恢复了。然而，另一位“天启骑士”当时遭到了制约，甚至丧失了力量。

死亡：瘟疫

我们可以回想起，马尔特处境悲惨的居民抱怨的不光是“阴沉而不幸的战争”，还有随之而来的“严重瘟疫”。有些受害者是被波兰士兵杀死的，有些可能是饿死的，然而绝大多数死于瘟疫。这是死亡的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它经常同另两者一起出现——因饥饿而衰弱的身体更容易遭到病菌的侵袭，散播流行病的经常也是军队。在之前提到的对“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人口损失的研究中，京特·弗朗茨指出，死于暴力的人数要比原本估计的少得多，主要的杀手是瘟疫。

在21世纪，流行病既是罕见的，又得到了人们充分的认识，因此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流行病司空见惯、完全没有得到认识的时代。由于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5～80岁（取决于性别和地理位置），而且还在劲头十足地延长，可能达到甚至超过100岁，所以我们能够漠视死亡，将它看作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当平均预期寿命在25～40岁（仍取决于阶级、性别和地理位置）时，死亡就是近在眼前的可怕之事了。1650—1675年，英格兰的死亡率上升了，平均预期寿命在17世纪80年代时缩短到最低点——大约30岁，后来在1700年延长到了37岁，18世纪中期延长到了42岁。就算如此，聚集在坟墓边听教士朗诵1662年英国国教会公祷书的内容“我们活着，却近乎死”时，英格兰的送葬者们明白，教士说的是实情。这些令人恐惧的词句出版3年后，“伦敦大瘟疫”在不到一年里可能杀死了8万～10万人，而当时伦敦城的总人口还不到50万。我们能够通过一系列当时的文献追踪瘟疫的发展状况，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死亡人数增加得如此迅猛，就连天生热情洋溢的佩皮斯也受不了。1665年7月26日他写道：“疫病这星期传进了我们教区，无论哪里都非常热。我开始考虑将事情都理清楚，祈祷上帝能让我安排好身体和灵魂。”两天后他去了达格纳姆（Dagenham），发现那里的人们异常害怕来自伦敦的访客传播疾病，因此他大叫：“上帝呀，看到这里的人全活在恐惧中会让人疯掉的。”第二天他回到了首都，因头疼而“特别害怕”。8月中旬，他写道：“人们在死去，现在大家似乎愿意在白天把亡者抬出去埋葬，晚上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8月26日，他的医师去世了，这让他格外惊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好运气和天生的高昂情绪让佩皮斯撑过了夏末和秋天的黑暗岁月，此后死亡率开始下降。就连焦虑情绪也没能阻止他沉溺于两项最着迷的爱好——赚钱和拈花惹草。在那年的最后一天，他沾沾自喜地写道：“我从没像在这段瘟疫时期一样开心过（此外，我也从没赚过这么多钱）。”这是英格兰最后一场腺鼠疫大流行，给能够追溯到14世纪中期“黑死病”的一系列事件画上了句号。瘟疫的性质现在已经相当确定。各种跳蚤（印鼠客蚤）的叮咬传播了杆菌，这些跳蚤通常寄生在老鼠身上。杆菌变得异常活跃时，老鼠就开始死亡，跳蚤需要另找宿主好继续吸血。它们最可能选择的是在老鼠附近生活的人类。遭到跳蚤叮咬以后，通常有3—6天的潜伏期（也可能短到36小时或长到10天），然后染病者会被寒战、呕吐、剧烈头痛、四肢疼痛、眩晕、异常畏光、高烧（大约40°C）折磨，体内的细菌入侵淋巴结，在颈部、腹股沟造成一处或多处肿胀（“腺鼠疫”即因此得名）和内出血。50%～75%的病人会在大约两周内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不那么常见，致死率却更高。和腺鼠疫不一样，它们能够在人群里轻易传播。

简而言之，瘟疫涉及杆菌、跳蚤、老鼠和人类之间的四角关系。不幸的是，17世纪的欧洲人对这种关系全然无知，所以没什么办法打破它。他们同感染源近距离生活在一起，不知不觉促进了瘟疫的周期性流行。詹姆斯·赖利（James Riley）出色地概括了近代早期社区的恶劣卫生状况：

居住区里满是死水、水汽腾腾的沼泽、恶臭的垃圾坑，大街小巷都非常狭窄，空气凝滞，脏物遍地，陋室和豪宅都不通风，死者没有完全同生者相隔离。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致病微生物（和传播这些致病微生物及其他病原体的活个体）在居住区里活得很好……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跳蚤、虱子、家蝇、蚊子、啮齿动物等充当疾病活载体或活个体宿主的小动物和昆虫必然数量惊人。那是这些微生物的黄金年代。

我们通过简单的统计数据，就能够对瘟疫造成的破坏有所认识：1656年，那不勒斯损失了约一半人口，热那亚损失了60%；1721年，马赛（Marseilles）和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人口损失了一半；1743年，卡拉布里亚的雷焦（Reggio di Calabria）损失了一半，而墨西拿损失了70%；1771—1772年，莫斯科损失了5万人（约20%）；等等。然而，这些僵硬的数字背后，是伴随悲痛和苦难的深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裂痕。这里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1647年，巴伦西亚出现了第一例瘟疫患者，安东尼奥·多明格斯·奥尔蒂斯（Antonio Dominguez Ortiz）所说的“近代早期袭击西班牙的最严重灾难”开始了。瘟疫从那里经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传到巴利阿里（Balearic）群岛和撒丁岛，所到之处人口锐减。在巴塞罗那，人们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染病者进入城市，却毫无效果。1651年元旦后不久，那里出现了瘟疫。到瘟疫势头开始减弱的晚夏，已经有4.5万人丧生。制革工人米克尔·帕雷（Miquel Parets）目睹了这场瘟疫的全过程，留下了一份他家庭受到的惨痛影响的记录。他连着失去了妻子、才出生的女儿、三个儿子中的两个：

她妈妈去世后的第二天，上帝把我们的小女儿也带走了。她就像个小天使，有一张洋娃娃般的小脸，清秀、快乐、温和、安静，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会爱上她。不到15天后，上帝又带走了我们的大儿子，他已经工作了，是个很不错的水手，我上了年纪以后要靠他赡养。然而这我说了不算，上帝决定把他们都带走。上帝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干，他清楚怎样对我们最好。他的意志实现了。所以不到一个月，我的妻子、较年长的两个儿子、小女儿都死了。我和4岁大的加布里埃洛（Gabrielo）活了下来，这个家里数他的脾气最难缠。

在巴塞罗那等地，瘟疫暴发导致社会秩序崩溃——情况尚好时，健康的人想方设法出城，富人力图拿钱买路绕开检疫管制，罪犯利用法律和秩序的崩溃肆意妄为。在各地，遗产继承的加速让财产所有权更加集中了，幸存者得到的奖赏可能相当丰厚。最大的受益者是教会——事实上它不可能遭受损失，瘟疫暴发时的期望和结束后的感谢都会带来捐赠。人们坚信，全能的上帝可以阻止瘟疫，这种信念在建筑学上的证据在天主教欧洲依然广布，形式包括小教堂、雕像、多种献给“瘟疫主保圣人”——圣罗科（St Rocco，同样是狗和爱狗者的主保圣人）和圣塞巴斯蒂昂（St Sebastian，同样是弓箭手的主保圣人）——的还愿物。就算瘟疫确实降临了，最终也会消失，证实上帝的无限慈悲。所有这些纪念物中，最壮丽的当然是安康圣母教堂，它是一座宏大的巴洛克式教堂，建在威尼斯大运河入口处，为的是庆祝1631—1632年大瘟疫的结束。在视觉上最宏伟的是维也纳格拉本（Graben）大街上的“瘟疫柱”，1679年的瘟疫之后，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1658—1705年在位）下令竖立了它。

对瘟疫降临的最盛行解释是，这是上帝的愤怒。因此最盛行的防病手段是通过宗教仪式让上帝息怒。1720年在马赛，贝尔桑斯（Belsunce）大主教带领市民狂热地进行圣心祭典，开展悔罪游行。在巴塞罗那，米克尔·帕雷记录道：

无法用词句描述巴塞罗那举行的祈祷和游行，成群悔罪者和拿着十字架的少女走过整座城市，虔诚祈祷。街道上挤满了人。许多人非常热诚，举着蜡烛大喊道：“上帝，怜悯我们吧！”看到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看到这么多光着脚的小女孩，谁的心肠都会软下来。人们能看到教士、修士、修女开展了这么多游行，拿着这么多十字架，进行了这么多祈祷。没有一家教堂或修道院不在室内外开展游行。

这全然无效，帕雷不得不写道：“然而我们的罪过让上帝震怒，游行越多，瘟疫传播得就越广。”

另外两种技术也被用于避免或阻止瘟疫。各种巫术或草药效果最差。1709—1713年，一波又一波瘟疫袭击俄国，彼得大帝下令点燃杜松进行烟熏。要是找不到杜松，他就下令使用马粪，“或者其他难闻的东西，烟对付疾病是非常管用的”。然而，大多数政府当局对流行病的认识很不充足，所以不清楚隔离疾病暴发区域和病人的必要性。比如说，大部分意大利城市号称拥有公共卫生机构（sanità），一出现疾病的迹象，这类机构就会采取行动，拒绝来自疫区的旅行者入内或对其进行隔离，封闭感染者的居所，建立传染病院，处理尸体，等等。可叹的是，绕开规章制度的途径实在太多：感染者逃跑了，病人被藏起来了，遭到污染的衣物没有被烧掉而是被二次利用，瘟疫控制者收受贿赂。由于需要输入给养，因此哪座城市都不可能同外部世界全然隔离，市政当局禁止公开集会的禁令也经常因神职人员的悔罪游行而变成一纸空文。

可是1648—1815年，瘟疫的确从欧洲退散并逐渐消失了：瘟疫最后一次折磨英格兰是在1665年，中欧是在1710年，法国是在1720—1721年，乌克兰是在1737年，南欧是在1743年，俄国是在1789—1791年。关于这一点，出现了多种解释。可能是由于喜欢同人类生活在一起的黑鼠（Rattus rattus）被没那么友善的褐鼠（Rattus norvegicus）替代了，也可能是由于所有鼠类都进化出了更强的对鼠疫杆菌的免疫力，因此跳蚤不怎么需要抛弃它们寻找人类宿主了。越来越多的民居用石材替代木材、板条、胶泥，这可能创造了一个没那么适合啮齿动物生存的环境。另一种假设是，鼠疫杆菌本身演化成了一个致死性更低的类型。在美国学者詹姆斯·赖利看来，“回避和防治的医学”对所有传染病的衰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特别提到了排水、洗涤、通风、丧葬、熏蒸、垃圾填埋方面的进步，制造垃圾的产业、垃圾场的重新选址，以及水井卫生状况的改善。若干欧洲国家采纳了更加有效的检疫规章。最重要的是哈布斯堡君主国，自奥斯曼土耳其人那里夺回匈牙利以后，君主国出台了严格的规章，以将瘟疫携带者拒之门外。自亚得里亚海到喀尔巴阡山脉、在巴尔干半岛上绵延1 900千米的漫长边界变成了宏大的防疫封锁线。对希望自东向西穿越边界者来说，检疫隔离期在未出现瘟疫时是21天，有瘟疫传言时是42天，关于瘟疫的传言得到证实时是84天。警卫们会奉命射杀任何试图逃避规章者。法国政府采用了同样严厉的手段，以控制1720年出现在普罗旺斯的疫情。

这些都不是瘟疫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下降的充分理由，这种下降也不是欧洲人口增长的充分理由。不怀好意的大自然特别喜欢这种伎俩：瘟疫势头慢慢减弱的同时，其他疾病的势头渐盛。流感、伤寒、斑疹伤寒、痢疾、婴儿腹泻、猩红热、麻疹、白喉都导致了死亡率的升高。在18世纪，最大的杀手是天花。这种病毒由空气传播，通过口鼻进入体内，然后在内脏中繁殖，引起高烧和皮疹（后来会变成水疱和脓疱）。幸存者中运气好的人皮肤上会留下麻点（这是脓疱干燥后出现的），运气没那么好的人会失明、失聪或瘸腿（这三者中的任意两种也可能同时出现）。大约15%的感染者会丧失性命。死亡率有时非常高，1703—1707年，冰岛有1.8万人丧生，而当时冰岛全国人口一共才5万。1661—1745年在都柏林，上报的死亡案例中有20%被归因于天花。据英国王家学会秘书詹姆斯·朱林（James Jurin）估算，1680—1743年，天花杀死了伦敦总人口的1/14。在朗格多克的洛代沃（Lodève），1726—1751年的天花暴发让人口死亡率升高了将近200%。

这段时间里死于天花的著名人物包括：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四世（Johann Georg IV），他坚持同垂死的情妇吻别，因而染病；皇帝约瑟夫一世，他于1711年早逝，享年未满33岁，这导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形势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据传是遭他强暴的农家少女把瘟疫传给了他；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Maximilian III Joseph），他于1777年早逝，这加快了巴伐利亚继承战争的爆发。这些例子表明，天花无疑是民主的，在宫殿和茅舍中都大开杀戒。它的破坏力可能不如鼠疫，却更加普遍。伏尔泰在《老实人》中说，要是两支各3万人的军队在战场上遭遇，2/3的士兵会是麻脸。指认罪犯时，人们会提到他们天花疤痕的位置和严重程度，如果罪犯脸上没有疤痕，人们会觉得更值得一提。18世纪欧洲每年因天花而死的总人数通常认为是40万，不过这必然是非常粗略的猜测。1800年时，德意志的安斯巴赫—拜罗伊特（Ansbach-Bayreuth）诸侯国留下了这样的记录：4 509人（总人口的大约1%）死于天花。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死亡象征，天花同样引起了诗人们的注意，例如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夫人。她在1715年26岁时患上了天花，经历严峻的考验后得以幸存，然而失去了美丽。第二年她写道：

我变了多少！唉，我怎么变成了

可怕的幽灵，连自己都认不出来！

我的美貌呢？光彩熠熠的容色，

那预示将来欢愉的容色呢？

我曾多么喜爱端详这张脸！

我经常拜客迟到，就为了多看一眼！

为自己的美貌迷醉，鲜润的红晕浮起，

崭新的生活在我眼里闪闪发光！

唉！不忠实的镜子，能修复我习惯的容色吗？

唉！我怒号，美丽的容色不再！

医药

然而，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麻脸的玛丽夫人低调陪同担任英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的丈夫赴任。在那里，她发现土耳其农妇找到了一种通过接种预防天花的办法。1717年，她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里解释道：

说到生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为它你会想待在这里的。天花在我们当中是那样常见、要命，然而有了种痘术（他们用的是这个名字），天花在这里完全没有危害。一群老妇人以此为业，每年秋天（9月份，天气没那么酷热了）给人种痘……她们拉帮结伙……这些老妇人会带来一只小盒子，里面装满上好的天花脓汁，问你想要挑开哪里的静脉。她马上就会用一根大针把你选好的静脉挑开（不比平日里划一下疼多少），再把脓汁搁进去，针头上能蘸多少就搁多少，然后她会把小伤口包扎起来，她就这样挑开四五根静脉。

这些有胆量的女性利用的是普遍认可的常识：得过不严重的天花后，就能对天花终身免疫。西欧可能已经有人知道了这种技术，可是让它得以普及的当然是玛丽夫人的劝导。虽然由于已经获得了免疫力，她不能亲身示范，但她做了仅次于此的好事——1721年返回英国后，她给5岁的女儿种了痘。威尔士亲王立即效仿，让两个女儿都进行了接种。其他社会领袖也做出了榜样，包括奥尔良公爵、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玛丽亚·特蕾莎皇后、丹麦国王、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这项工作进行得相当艰难，尤其是因为种痘并非毫无风险。1752年时伦敦再一次出现了天花大暴发，所有死亡案例的17%是由天花造成的。这让各处的潜在受害者注意到了天花，结果18世纪下半叶的种痘率迅速上升。萨顿（Sutton）家族的成员们在乡间周游种痘，据称在1750年后的30年里给40万人种了痘。若干地方性研究显示了种痘术可能对人口死亡率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些研究也强调，到18世纪晚期，种痘术已经从王公贵族向下推广到了平民百姓中。

18世纪即将结束时，第二个突破性进展出现了。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现了安全得多也不那么复杂的种痘术。他注意到，感染了牛痘——人类得上时症状会相对温和的一种疾病——的人会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1796年，他给一名8岁男孩注射了脓汁（来自一名感染了牛痘的挤奶女工身上的脓疱）。男孩的症状只是轻度发热，但是给他注射天花病毒一阵子后，他被证明具有免疫力，且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在1798年出版的《关于牛痘接种原因和结果的调查》（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Variolae Vaccinae）中，詹纳公布了这一发现。到1801年，该书再版了两次，这种技术在赢得公众普遍接受方面进展喜人。若干欧陆国家规定强制接种牛痘，例如在瑞典，每10万人里死于天花的人数由18世纪70年代晚期的278人减少到1810—1819年的15人。在巴伐利亚，国王亲身示范接种牛痘，然后又在1807年强制臣民接种，该国死于天花的总人数由每年约7 500减少到150，1810年时降至0人。拿破仑命令手下的军人都要接种牛痘。据称，在詹纳写信给他请求释放一名英国战俘时，拿破仑这样回应：“不管詹纳想要什么，都应该给他。在我的历次欧洲战役中，他是最忠诚的仆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说法，世界上的天花直到1977年才被铲除，然而从1815年起，它就不再是肆虐欧洲的严重杀手了。这一时期医学获得明确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而天花事实上被消灭就是其中一例。在民间偏方（土耳其农妇的“天花帮伙”）怎样同科学观察、实验（詹纳的天花疫苗）相结合，切实改善公共卫生状况、降低死亡率的问题上，它同样是个不错的案例。用来对抗天花的其他疗法则反映了近代早期人们的典型态度。这些疗法建立在希波克拉底[4]–盖伦[5]（Hippocratic-Galenic）传统的基础上，这种传统当时仍然主宰西方医学，尽管——也可能是由于——它因之得名的两位创立者都是古人（希波克拉底生活在公元前450—前370年，帕加马的盖伦生活在公元129—200年）。这种传统的核心是，人们相信健康状况取决于体内四种“体液”的相互关系。这四种体液是血液（热而湿）、黑胆汁（冷而干）、黄或红胆汁（热而干）、黏液（冷而湿）。根据年龄或一年里的节令，任何一种体液都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带来负面影响。黑胆汁过多会导致忧郁，黏液过多会导致迟钝，红胆汁太多会导致好战，等等。医师的任务就是通过排出过剩的体液，恢复理想的平衡。

所以近代早期医学偏好通便、催吐、脱水、放血之类的治疗手法，来分别刺激排泄、呕吐、出汗和流血。17世纪早期，爱德华·托普塞尔（Edward Topsell）将目标界定成“清空或排光多余的体液，因为它们的邪恶特性让身体感到困扰”。这就是为什么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量文献中会提到，疾病一降临，理发匠兼外科医师就带着接血杯和水蛭上了门。事实上，这类医师经常被叫作“用水蛭者”，他们收取“水蛭费”，在“水蛭屋”（医院）里工作。不用说，对天花受害者来说，这些疗法都起不到什么好作用，反倒会带来不良影响。来自外国的疗法，比如“红色疗法”，让病人穿着红衣服、睡在围着红帷幕的床上、喝下红色的液体，也不起作用。然而体液学说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大部分人毫不质疑地接受了其训导。觉得自己“过度充血”时，塞缪尔·佩皮斯就放了血，相信这会改善他越来越糟的视力。事实上像普法尔茨公主这样有主见的人非常少，塞维尼侯爵夫人记载了1670年公主第一次进入凡尔赛宫时的情形：“她不需要医生，更不需要药物……医生出现在她面前时，她表示不需要他，她从来没服用过泻药或放过血，要是不舒服了，她就去散步，靠运动治好自己。”

在近代早期，人们能买到的医疗服务并不少，事实上简直多得过了头。大部分患者会首先诉诸家庭成员积累的以草药和巫术符咒为基础的智慧。要是家中有人识文断字，印刷出来的许多指南——如萨米埃尔·蒂索（Samuel Tissot）的《人类健康忠告》（Avis au peuple sur la santé，1761年出版）或威廉·巴肯（William Buchan）的《家庭医疗》（Domestic Medicine，1769年出版）——都帮得上忙。患者也可以向当地的女巫或智者、乡村教士、铁匠（如果需要正骨），甚至领主夫人求助。要是足够幸运，社区里可能会有具备特殊力量的人，比如“第七个儿子的第七个儿子”，或因“带着胎膜出生”（例如，脑袋上粘着一块胎盘）而被认作天生治疗者的人。许多巡回推销员和江湖郎中在乡下转悠，以多尼采蒂（Donizetti）《爱的甘醇》（L’Elisir d’amore）中杜尔卡马拉（Dulcamara）医生的派头叫卖成药。当然也有正规的医疗人员——医师、理发匠兼外科医师、药剂师。大部分患者没必要仅仅向以上所述的某一种医疗资源求助，他们可能寻求过两三种治疗意见。

我们应该抵制任何将以上众多医疗资源划分成“科学”与“迷信”的诱惑。前者常常弊大于利，而后者常常利大于弊。1775年，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医师威廉·威瑟林（William Withering）发现毛地黄具有强心作用，这个例证引人注目地说明了“科学”与“迷信”之间的含糊关系。他对一名患者的严重心脏病无能为力，当患者从一名吉卜赛女子处买到药茶并迅速康复后，他感到相当尴尬。威瑟林有条不紊地依次测试了药茶中的20种配料，然后分离出了毛地黄这一主要有效成分。毛地黄这种植物能够增加心肌收缩的强度、降低心率，还可以用来治疗水肿。在动物和人类身上进行广泛试验后，1785年威瑟林发表了《关于毛地黄及其医疗用途等等的报告，对水肿和其他疾病的实用性评论》（An Account of the Foxglove and Some of its Medical Uses etc; With Practical Remarks on Dropsy and Other Diseases），向全世界宣告了它的疗效。此后毛地黄一直得到使用。若干其他“民间偏方”也被证明有合理的科学基础，比如含有水杨酸盐（阿司匹林中的活性成分）的柳树皮茶和含有奎宁的“耶稣会树皮”（金鸡纳树皮）。人们偏爱具有实践经验的女巫而非死啃书本的庸医，这种做法很有道理。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表示：“我宁可采纳一个经验丰富、曾经待在许多病人床边的老妇人的建议，或者让她治病，也不愿意让博学多识却缺乏经验的医师给我看病。”

种痘术（人痘）、天花疫苗（牛痘）和毛地黄之类的成功案例相当少，这些成功相隔的时间也相当长。现代医学的几乎所有主题——细菌理论、全身麻醉、放射学、抗生素等等——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现。对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病人而言，1815年的情况和1648年没有多少差别。然而，患者获得有益治疗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个方面出现了四项进步。第一，关于疾病的体液学说被断断续续却明确地捐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关注身体物质结构、从机械论角度理解身体运作方式的学说。这主要是受到了笛卡儿[6]理论的影响，他的理性主义哲学把灵魂同肉体分割开来，因此人们在研究肉体时能够从它自身出发，使用它自身的术语。这产生的主要实际影响是尸体解剖开展得越来越多，这在解构体液理论的同时，推动了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发展。1761年，帕多瓦（Padua）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Giovanni Battista Morgagni）出版了5卷本的《通过解剖学发现的疾病位置和原因》（De Sedibus et Causis Morborum per Anatomen Indagatis Libri Quinque），该书具有里程碑意义。书中详细描述了640例尸体解剖，在患者去世后器官的状况和生前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间建立了联系。

第二，临床训练在某些地区发展起来，这给了有抱负的医师在真正的病患床边学习医术的机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赫尔曼·布尔哈弗（Herman Boerhaave，1668—1738），他是荷兰共和国莱顿大学的医学教授，将笛卡儿的二元论应用到了生理学上。他不是临床训练的发明者，那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帕维亚，然而他的确推广了临床训练。他的诊所给18世纪医学的发展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制度性影响。约翰·门罗（John Monro）将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送往莱顿接受解剖学训练，约翰计划在爱丁堡大学创建医学院，这是其中一步，医学院于1726年按时成立，成了不列颠群岛上最重要的医学研究、训练中心，这不光是由于它同3年后建立的爱丁堡王家医院关系紧密。哈雷（Halle）、哥廷根、耶拿（Jena）、爱尔福特（Erfurt）、斯特拉斯堡、维也纳、帕维亚、布拉格、佩斯（Pest）等城市也成立了类似的临床训练机构。也许值得一提的是，给医学进步提供制度基础的不是大学，而是医院。在牛津大学，钦定医学讲座教授的首要职责是在一学期中一周两次讲解希波克拉底或盖伦的著作。对1698—1718年担任钦定教授的托马斯·霍伊（Thomas Hoy）来说，这种不算高的要求也难以达到。他更乐意生活在牙买加，指定一名代课者（此人转而指定了另一名代课者）替他上课。霍伊的情况算是典型，牛津大学的官方史书沮丧地记载道：“1690—1800年，除了少数例外，在职人员在履行职责时毫无献身精神，所以稍微提一提他们就够了。”

第三个进步是由多种自发活动推动的。没有理由推测人类的本性在18世纪变得更加慷慨仁慈了，然而私人通过捐助来缓解病患痛苦的积极性显然大大增加了。不管是为了“将许多正直而勤劳的工作者还给国家”和“减轻受苦受难者的不幸”而成立的汉堡穷苦病患治疗院，是为“在巴黎得不到医院和基金会帮助的穷人所生育的合法婴儿”服务的母亲慈善协会，还是意在救济伦敦穷苦疝气病患的国家疝带协会（其职责不言自明），人们能够获得的医疗照顾大大增加了。这种现象在大不列颠好像格外普遍，虽说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对此所知更多。“自愿捐助医院运动”对医学特别重要，它之所以被这样命名，是因为我们讨论的医院都是有爱心的个人创办的。第一家是1720年建立的威斯敏斯特医院，后来是伦敦的圣乔治医院、伦敦医院和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各郡至少还建立了30家医院，其中包括剑桥（Cambridge）特兰平顿（Trumpington）大街上的阿登布鲁克（Addenbrooke）医院，它建立于1766年，所用资金来自圣凯瑟琳学院一位前司库的遗赠，这笔钱“被用来雇请员工、添置设备，以在剑桥镇上替穷人买下或创建一家小型医院”。

第四，接受正规教育且拥有合格证书的执业医师人数明显增加了。这些人可以分成三大类。处在金字塔尖的是内科医生，他们接受学术训练，拥有官方执照，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收取最高的诊费。药剂师和理发匠兼外科医师则大不相同，他们通常以行会的形式组织起来，被看作手艺人。顾名思义，理发匠兼外科医师的主要职能是理发，这类人可以开展简单的医疗业务，如拔牙、切开脓疮、正骨，然而通常没有胆量越出自己的限度。前文指出的进步——关于人体的机械论观点和与之相伴的解剖学发展——相应地让理发匠兼外科医师拓宽了视野，他们的理发职能也遭到了削弱。1745年，伦敦外科医师行会自理发师行会中分出，1800年接到了一份王家特许状，改名为王家外科医师学会，完成了上升到专业地位的过程。在法国，针对外科医师的传统手艺训练终结于1768年。各地都出现了内科医师与外科医师训练合流的趋势，后者的地位随之上升。

1648—1815年，几乎没有决定性的医学创新出现，然而医学方面的改变，特别是在对人体运作方式的认知方面，可能比之前1 000年还要多。因此，用威廉·赫伯登（William Heberden）1794年时表露的对未来的乐观看法来结束这一节应该挺合适的：

一想到这里，我就高兴：传授治疗艺术的方法越来越符合理性和自然的要求，迷信和错误的哲学造成的错误逐渐减少，和依赖观察、经验的所有其他学科一样，医学知识不断增加。现在的医师掌握的若干最重要的实践原则，是从前最有能力的医师——包括希波克拉底，甚至埃斯科拉庇俄斯[7]（Aesculapius）——都完全不知道的。

女性、性和性别

1703年，萨拉·埃杰顿（Sarah Egerton）出版了一本题为《若干场合下的诗》（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的诗集，其中收录的一首叫作《竞争》（The Emulation），开头几行如下：

习俗这个暴君呀，我们为什么必须遵守

你强加给我们的傲慢统治？

自生命破晓到躺进坟墓，

任何情况下可怜的女性都遭到奴役，

保姆、家庭教师、双亲、情郎，

为了爱她必须这样，根本逃不掉这种痛苦。

接着最后、最致命的奴役降临了：

对她专横无礼的丈夫

法律会替他的恶劣行径辩护，

所有男性联合一致，来让妻子心怀敬畏。

摩西第一个责难我们的自由，

他写下《五经》时已经成婚。

把我们当成奴隶是明智的，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

要是除去了禁锢，很快我们就会同样回敬他们。

她通过亲身经历获得灵感，充满感情地写下了这几行诗。由于在14岁时（她在自传中是这么说的）早熟地写下了一首长篇讽刺诗《女性支持者》（The Female Advocate），她出身中产阶层的父母给了她这样的处罚：将她送出伦敦，让她在白金汉郡乡下同亲戚们一起生活，然后强迫她同一名律师缔结了无爱的婚姻。丈夫去世后，她才从这种奴役状态中解脱，后来却回到了火坑——1700年前后，她嫁给了一名比她大20岁的鳏夫。不管托马斯·埃杰顿（Thomas Egerton）牧师能带给她多少物质利益［他是阿兹托克（Adstock）的教区牧师］，都不足以抹去她对亨利·皮尔斯（Henry Pierce）——她爱慕的一名下级教士——的记忆。这对不睦的夫妇一早就试图离婚，却迫于法律障碍，在恶名昭彰的糟糕婚姻中苦苦挣扎。另一位女诗人玛丽·德拉瑞维尔·曼利（Mary Delarivier Manley）见证了一场“滑稽的战斗”，埃杰顿夫妇都使用了暴力，丈夫揪妻子的头发，妻子冲丈夫丢吃的。1720年第二任丈夫去世后，萨拉仅仅享受了3年舒适且如希望中一般平静的寡居生活，就在53岁时去世了。

在这段小传里，我们能够看出近代早期欧洲女性会遭遇的一些（但绝非全部）问题：父母专横、包办婚姻、无爱婚姻、不能离婚。可怜的萨拉至少有文学才能，留下了她自己愤恨的记录。她的声音并不孤单。就在她写下以上诗句的同一年，玛丽·查德利（Mary Chudleigh）出版了《若干场合下的诗》，其中收录的《致女士们》（To the Ladies）一诗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妻子和用人是一样的，

只是称呼不同：

命中注定的结打下那一刻，

什么，什么都不能将它解开，

她说出服从这个词的那一刻，

男人就根据法律成为至高，

然后所有善意都给搁到了一边，

什么都留不下，除了身份和骄傲。

对她来说，扮演“身份和骄傲”角色的是乔治·查德利（George Chudleigh）准男爵，德文郡的一名乡绅，他虽然让她生了六个孩子，却只有两个活过了婴儿期。尽管她从未直接批评丈夫，我们却可以颇有把握地推断，此人实在不算理想。两年前（1701年），玛丽夫人写下《女士们的辩护》（The Ladies’ Defence）一诗，对名叫约翰·斯普林特（John Sprint）的非国教派牧师的布道做出回应，此人在布道中鼓吹妻子要完全顺服丈夫。她在引言中指出，造成婚姻不幸的最主要原因是“父母强迫子女违背意愿结婚，男性相信自己拥有随意处置子女的权利，而且他们觉得征求子女同意有失身份”。这首诗展现了三个男人（其中有一位是英国国教会的牧师）和一个女人的讨论。男性阵营的主要代言人是人如其名的约翰·布鲁特[8]（John Brute）爵士，在他看来，“那些最坏的瘟疫、名叫我们妻子的复仇女神”可以（而且应该）被粗暴对待：

是的，要是我们乐意，就可以惩罚妻子，

这是聪明人的特权：

她们只是傻子，必须被这样对待。

女性的代言人梅利莎（Melissa）进行了同样有力的反击，将男性形容成傲慢的暴君、自满的伪君子、残暴成性的禽兽、放纵的酒鬼、懒散的酒色之徒、“脑袋空空的花花公子或者令人作呕的小丑”——这里列出的只是她所起绰号的一部分。没提名字的牧师给了约翰爵士强有力的神学支持，他耐心地向梅利莎解释了将男性同女性区别开来的巨大鸿沟：

你们肤浅的心智别的什么都装不下，

你们被创造出来，为的不是脑力劳动；

那些富有男子气概的辛苦活儿该由我们承担。

我们，像远古巨人一样高高屹立，

好像连天空都不放在眼里，

而你们这些可怜的卑微虫豸在下面匍匐，

在我们高尚的理性看来，比螨虫还不如。

由于夏娃的罪过，人类被逐出了伊甸园，因此他断言，只有继续奴役她的后继者才是正确的。梅利莎回答，女性的任何智力限制都是男性造成的：

我们因遭到男性的轻视而处境艰难，

我们还被禁止知道那些能让我们有价值的东西；

被阻止接触知识，被自学校里驱逐，

变成最忙于繁衍的傻瓜。

约翰爵士马上说，女人不该读书（可见梅利莎的抱怨的确有理），因为“书是亡国的根源，生命的瘟疫/要是被一名妻子学习，它就两者皆是”。这次讨论会的第四名成员威廉·洛维尔（William Loveall）爵士是单身汉，热衷于通过吹嘘猎艳过程中获得的“战利品”来证实自己是异性恋。他告诉梅利莎，女性应该仅仅因美丽而满足，不要用无法理解的事情去打扰她们自己漂亮的小脑瓜。面对布鲁特的厌女症、牧师的神学理论和洛维尔的傲慢，梅利莎只能盼望在来生过上公平的日子。

萨拉·埃杰顿和玛丽·查德利有多大代表性，我们不得而知，但的确有不少能说明风尚的例子。在《关于婚姻的一些反思》（Some Reflections upon Marriage，1706年出版）中，玛丽·查德利的笔友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写道：“如果说所有男人生来自由，那为什么所有女人生来就要充当奴隶？”如同等待民族学家发现的“被湮没的民族”，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欧洲女性是“睡美人”（借用威廉·洛维尔爵士的意象），她们对千百年来压抑的怨恨只能通过文学来表达。我们很容易看出，她们的确普遍满腹苦水。所有欧洲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歧视女性。至少在这方面，近代早期罗马法的传播带来了退步，原因是它对女性的态度是以这种假设为支撑的——她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弱。《查士丁尼法典》[9]明确地指出了女性的“脆弱、低能、不负责任、无知”。这类空洞的容器当然不能被赋予拥有财产的权利。因此女性嫁人时带去的一切都被当成丈夫的财产，只有当丈夫去世后，她才有希望赢回控制权，甚至这时她仍可能不是地产的第一继承人。她未婚的女儿往往会被冷落。即使一处地产并没有被正式“限嗣继承”（保证地产完整无缺代代相传的一种法律策略），男性继承人也通常（甚至必然）享有特权。就像在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1811年出版）中，亨利·达什伍德（Henry Dashwood）的女儿们在父亲死后发现，财产都归父亲的前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她们只能指望父亲的继承人出于好心替同父异母的妹妹“做点事情”。亨利·达什伍德没预料到，儿媳在一章的内容里就成功地将两个女孩能拿到的财产从每人1 000英镑降到了一个子儿没有：

我敢说，他说的是胡话。十有八九那时他已神志不清了。要是神志正常的话，他就不可能想出这种事，居然会求你从自己孩子手里拿出你的一半财产。[10]

我们可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简·奥斯汀并没有偏爱自己的同性，她将范妮·达什伍德（Fanny Dashwood）塑造成贪得无厌的女性，让范妮说出了自己那善良却软弱的丈夫的最坏想法。

埃杰顿、查德利、达什伍德等人都能读会写，她们相当幸运，因为女性的一大不利条件就是缺乏教育。在欧洲各处，男性的识字率都更高，虽然有零星证据表明，女性的识字率也在上升。例如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它强调所有信徒都需要直接接触上帝之道），到1580年时，大约一半教区都获得许可建立了面向男童的德语学校，然而只有10%建立了面向女童的学校。到17世纪晚期，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94%和40%。别处的比例就没这么好了，例如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大概65%的男性会签名，而只有35%的女性会。此外，在设有面向女童的学校的地方，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让女孩专注于缝纫和编织等实用科目，让她们为在家庭中将要扮演的角色做好准备。在一封公布于1655年、写给两所英国大学的信里，纽卡斯尔（Newcastle）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恳求她的男性尊长不要藐视女性在智力上的努力，免得“我们因沮丧而像白痴一样失去理性”。女性严重缺乏自尊的后果是：

我们放弃所有汲取有益知识的努力，仅仅忙于杂乱、琐碎的事务。它不光夺走了我们的艺术才能，还剥夺了我们进行更高层次思考的能力，因此女性变得像蠕虫，只能生活在无知的迟钝世界里，只有良好教育的滋润才能让我们偶尔透透风，而我们这些被养在自己家里的鸟儿很少能获得这样的滋润。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会看到，对女性来说，18世纪发生的知识变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沙龙的发展给一些享有特权的个人提供了赢得实质性影响的机会，小说的出现也给了她们一种非常适合描绘所处世界的文体。然而，启蒙运动的态度实际上比人们所期待的要含糊得多。人们对物质世界及其法则理解得更透彻了，但未必会因此用更加平等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在其中的人类。18世纪晚期，女性可能不再会被当作女巫处以火刑，却照样被高高在上的男性当作弱者加以保护。梅里·威斯纳（Merry Wiesner）指出，“科学革命”不仅没能摧毁“女性劣等”的传统信条，还可能通过对理性、秩序、掌控、机械过程等“男性”特质的偏爱，将“女性劣等”这一想当然的观点更深地植入了欧洲文化。进步知识分子——例如第三代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伯爵和大卫·休谟（两人都始终单身）——发展了关于“礼貌”的一些新思路，然而这些也不能带来平等。替近代商业城市社会及其文明话语的优越性辩护的人们可能会呼吁更加殷勤地、慷慨地对待女性，却同样假定，她们应该继续顺从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在1792年的《替女性权利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以出色的文才，激烈地反对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善意。

在大卫·休谟和孟德斯鸠看来，女性天生低男性一等，然而绝大多数欧洲女性可能对此毫不关心，因为她们是目不识丁农妇的目不识丁的女儿。对她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攒出足够的钱，好吸引一个丈夫。刚过10岁甚至更早，她们就离开家庭去寻找工作。她们从事的主要是家政服务。在卢瓦尔河以北的法国，充当女佣的乡下女孩占了城区人口的13%。一个家庭只要境遇稍有改善，最先要添置的奢侈品就是用人。我们需要运用一下想象力，来体会在公共设施被引入、电能得到利用以前，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苦差事——打水，在城镇里经常要排长队；每天去市场采买所需的物资；清理炉灶，让火一直点着；倒夜壶；清洗、压平和熨烫衣物；拿起和敲打地毯……如此种种，周而复始，让人精疲力竭。要是一切顺利，在辛苦十几年后，她们就能攒下足够的钱，回到村里嫁人。然而有些女佣碰到了麻烦——不明智地怀上了孩子，或者倒霉地生了病。穷困离要命的赤贫仅一步之遥。

除了充当用人，选择另一条路的女性越来越多。在18世纪，许多国家的乡村制造业扩张非常迅速，我在下一章将深入讨论。为了规避城市行会限制竞争的行为，企业家越来越倾向于把纺织业中无须多少技能的生产流程，特别是纺纱，“转到”农民家中。有时，女人们会被集中到一栋建筑或“工场”中。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人从乡村来到大型城市，因为那里有制造业：里昂、尼姆（Nîmes）、图尔（Tours）和意大利北部的丝织业，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花边制造业，英格兰北部的羊毛纺织业和棉纺织业。纺织是让人联想到底层女性的活动：在阿姆斯特丹，因拉客而被捕的女性会被送到感化院（Spinnhuis，直译即“纺织屋”）从事矫正劳动；在里昂，因丝织业周期性经济萧条而失业的女性被迫卖身，她们聚集在砖窑附近取暖。不管在哪里，面临贫困的威胁时，充当妓女都是最后的出路。虽然数据肯定不精确，但是据估计在18世纪中期，伦敦有1万名妓女，而巴黎的妓女人数是伦敦的两倍，对巴黎1/13的女性来说，卖身是部分甚至全部收入的来源。毋庸置疑，其中存在悬殊的等级差异，最顶端是嫁给王公贵族的交际花，往下是水准不一的妓院中的妓女，底层则是露天接客的街头流莺。1763年5月，詹姆斯·博斯韦尔就遇到了一名街头流莺：“在干草市场底下，我碰见了一个强健、快乐的年轻女子，我拽着她的胳膊，带她去了威斯敏斯特大桥，然后戴好“整套盔甲”（指安全套），在这座高贵的建筑物上和她交欢。我们办事的时候，泰晤士河就在下面流淌，这种怪念头让我觉得特别好笑。”

“老姑娘”（spinster，它的另一个意思是“纺织女”）这个词显示，纺织业中的工作机会同样将未婚女性带进了城镇。在人们通常早婚的东欧，这种女性不算多，然而在约10%～15%的女性终身不嫁的西北欧，某些地区确实有多达1/4的女性一直独身。在乡村，所有农民都需要一个打理家事的妻子，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女性独身率也最高。凭着在英格兰乡间四处骑行而赢得的权威，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评论道：“只需看一眼就能明白，在世人当中，农夫是最不能没有妻子的，要是真的没有，那他就不可能干好自己的活儿。”农妇需要照顾家畜，种植蔬菜，将农产品带到市场上，处理乳制品，腌制小菜，替全家贮存过冬的食物，等等。特别是在相对贫穷的地区，男人被迫在一年里的大多数时间漂泊在外寻找工作，因此女人就需要下田耕种。阿瑟·扬没见到什么男人，误认为男人在家里无所事事，而他们的妻子却在辛苦劳作。

这段时间里，上述互相依存的关系并没有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也没有改变。然而，有些人，特别是美国学者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富有想象力地指出，人们看待女性身体的视角出现了剧变。自公元2世纪和盖伦时代开始，人们普遍认同的生物学公理是男女两性的性器官相同，区别在于女性的藏在体内，所以阴道是反转的阴茎，阴唇是包皮，子宫是阴囊，卵巢是睾丸。由于解剖和观察的进步，人们逐渐意识到，事实上男性和女性的差异相当大，足以构成两个非常不同的性别。这让拉克尔做出了优雅简洁的评论：“我们所知的性别，是在18世纪的某个时候被发明出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平等地位也同时得到了确立。恰恰相反，自然科学现在能够给旧有的偏见以更权威的支持。当然对绝大多数欧洲人而言，《圣经》给这种歧视提供了最可信的理由。《圣经》中有大量歧视女性的内容，圣保罗在《以弗所书》5:24中的这句话将这种歧视讲得最为明确：“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有一点确实发生了改变，那就是对女性性欲的普遍态度。过去人们猜测，女性对性爱更加热衷，因为她们能够体验多重高潮。17世纪晚期最流行的性爱启蒙读物是尼古拉·德·韦内特（Nicolas de Venette）的《夫妻恩爱或婚床之乐：关于人类繁衍的若干讲座》（Conjugal Love, or The Pleasures of the Marriage Bed Considered in Several Lectures on Human Generation），该书于1686年首先以法文出版，随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书中明确地指出：“女性的欲望要比男性热烈得多，正如麻雀由于太热、太容易被爱欲影响而不会长寿一样，女性寿命更短，她们具有毁灭性的热度一点点将自己耗尽。”虽然韦内特那颇具独创性、杂糅了（错误）信息和性欢愉的作品在18世纪被继续印行，这种刻板印象却慢慢发生了改变。现在，值得尊敬的女性是被动的，甚至是冷淡、天性纯洁、守贞的，男性则被描绘成在性爱上精力充沛的掠食者。男性的滥交即便没有得到赦免，也会被看作事物的自然规律，被人们顺理成章地接受，“男孩就是男孩”之类语带怜悯却不含反对之意的格言越来越流行。

虽然在18世纪，精力充沛的女性不少，但她们大多藏在色情小说的书页里。如果说妓女是最古老的职业，那么色情小说也一定是最古老的文学体裁之一，只比宗教文学晚一点点。从17世纪晚期开始，后文谈到的公共领域扩张和小说整体发展促成了色情文学创作的井喷。17世纪50年代，《女子学校，又名女士哲学》（L’École des filles ou la philosophie des dames）和《女士学院》（L’Académie des dames）出现在巴黎，随后成了经典。这标志着引领色情书籍风尚的地区发生了变化，法国取代了意大利，其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这两本书很快在欧洲流行开来，由于人们对其中描述的活动需索无度，因此它们传播得越发迅速。1668年2月9日，塞缪尔·佩皮斯在日记中写道：“我出门去了斯特兰德街，到我的书商那里买下了这本空虚、流氓的《女子学校》（原文如此）。我买的是平装本，故意没要装帧更好的版本，因为我决心一读完这本书就烧掉它，它不会出现在我的藏书清单里。要是它被搁到了那里，就是对其他书的侮辱。”翻译几乎立刻跟进。比如说，1683年出版的《修道院里的维纳斯，又名身穿罩衣的修女》（Vénus dans le cloître ou la Religieuse en chemise）在同年就可以买到英译本。出于不能充分解释的理由，色情书籍的出版存在周期性的浪潮。18世纪40年代是色情书籍的好时候，出版了一大批书，包括佚名的《沙特勒看门人东·布格史话》（Histoire de Dom Bougre, portier des Chartreux，1741年出版）、狄德罗的《冒失的首饰》（Les Bijoux indiscrets，1748年出版）、阿尔让（Argens）侯爵的《哲人泰蕾兹》[11]（Thérèse philosophe，1748年出版）、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的《范妮·希尔》[12]（Fanny Hill，1748—1749年出版）。除了最便宜的版本，这些书都因有合适的插图而增色。那个世纪是色情文学浪潮发展的顶峰，萨德侯爵的众多著作可谓色情文学的极致：《朱斯蒂娜》（Justine，1791年出版）、《闺房哲学》、《朱丽叶》（Juliette，1798年出版）。他题目最恰当的一本书《索多玛120天》（The 120 Days of Sodom）写于1785年，然而在1904年才得以出版。

不管是在哪里创作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所有色情文学都是男性写来愉悦男性的。女性通常不是被描述成欢乐、放荡且完全享受男性关注的生物［莫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范妮·希尔、泰蕾兹、朱丽叶］，就是被描述成无瑕的天真少女，她们相当羞怯，却在见到诱惑她们的男性时非常热切。在法国小说中，首先引诱她们的最可能是教士或修士。在《哲人泰蕾兹》（它是整个18世纪最成功的色情小说之一，被萨德誉为“唯一表明了目标而不提到怎样实现的作品”）一书中，同名女主角偷偷观望着她的朋友埃迪斯（Eradice）同一名方济各会修士进行“灵性操练”。一开始是冥想，接着用桦木条笞打埃迪斯的裸背，最后自背后插入，迪拉（Dirrag）神父告诉他毫不起疑的受害者，这是他碰巧拥有的“圣方济束腰带的一点残余”。泰蕾兹这样记录他们祈祷活动的高潮：

“你的心灵舒适吗，我的小圣人？”他问道，流露出一声叹息，“至于我，我看到天堂之门打开了，恩典足够带我上天，我……”

“哦，神父！”埃迪斯叫道，“这种快乐穿透了我！哦，对，我感觉到了天堂的极乐。我觉得，我完全灵肉分离了。插呀，神父，插呀！把我身体里不纯洁的东西都根除掉。我看……到了……天……使。再深一点……现在使劲……啊！……啊！好……圣方济！不要抛弃我！我感觉到了束……束……腰带……我不行了……我要去了！”

换言之，不管一名女性可能多么虔诚，男性性器官的吸引力都是不可抵御的，特别是在这被看作宗教圣物的时候。能说明色情文学源自男性的另一条线索是，描绘两名女子交欢的场景大受欢迎。在反教会的法国色情小说世界里，此类场景几乎总是出现在女修道院里，这发展成了一个次级文学类型，狄德罗的《修女》（La Religieuse）是这类文学的代表。

至于男同性恋者，17世纪晚期，同性恋亚文化在欧洲主要城市发展了起来，可能在较小的城市也有。在伦敦，宫廷就是榜样，17世纪90年代时，一个小团体围绕什鲁斯伯里公爵、波特兰（Portland）伯爵等人成形了。人们普遍认为，国王威廉三世及其侍者阿诺尔德·范·凯佩尔［Arnold van Keppel，1697年受封阿尔伯马尔（Albemarle）伯爵］也参与其中，但这并不正确。在外面的街道上，同性恋俱乐部、小酒馆和露天的“巡游地”数量激增。到1709年，它们已经多到足以吸引低俗记者内德·沃德（Ned Ward）的目光。在关于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各俱乐部的报道中，他写道：

这城里有一帮特别的、搞鸡奸（sodomitical）的可怜虫，他们自称娘娘腔（Mollies），堕落到没有了任何男子气的举止或男子汉的行为。他们更情愿将自己想象成女子，模仿一切在习俗上归于女性的小小虚荣，说话、走路、聊天、礼仪、哭泣、责骂都受到了影响，效仿一切柔弱娇气的做法。连下等女子的放荡都学来了，他们互相诱惑，毫不庄重地肆意妄为，做出种种可鄙、永远不应该得到名字的兽行。

1725年，巴黎的警察编了一部“大备忘录”，其中记载了113个声名狼藉的“下流之人”的名字，包括洛热（Lorges）公爵和替他拉皮条的仆人、一些别的仆人、库阿特（Couatte）神父、维拉尔（Villars）侯爵（维拉尔元帅的儿子）、维拉尔—布朗卡（Villars-Brancas）公爵、昂特拉格（Entragues）侯爵、于米埃尔（Humières）公爵，还收录了他们情人的名字和互相起的昵称。研究了上述全部警察记录的莫里斯·勒韦（Maurice Lever）发现，所有阶层都有代表，不过，歌剧界、戏剧界乃至整个艺术界人士占的比重少得让人吃惊。他的结论是，这个世界相当独立，它是一个有着自身准则、行话、规范、姿态、对手的社会。他们喜欢“巡游”的区域是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和卢森堡花园的某些部分，要是天气恶劣不适合户外活动，他们可以在附近的旅馆租个包间。在荷兰共和国［它给世界贡献了“巡游”（cruise，荷兰语kruisen）这个动词］，这种事情发生的地点就太多了：公厕、阿姆斯特丹市政厅、海牙附近的林地、小酒馆（如海牙的“小海豚”或阿姆斯特丹的“大蛇”）、无数公园和教堂、海牙大教堂的塔楼，甚至是荷兰法院召开会议的大楼底层。

鸡奸者（当时的人多喜欢使用这个词）进了法院就会碰上大麻烦。同欧洲别处相比，荷兰共和国对他们的迫害更猛烈也更残忍。1676年之前，迫害其实并不存在，在1731年真正爆发狂热之前也只是零星发生，1731年后，人们“非同寻常地、意外地发现了亵渎行为”，而这样做的动机可能是在造成大破坏的洪水之后寻找替罪羊。荷兰法院确信存在全国性的同性恋网络，决定“将这种恶行连根拔起”。在仅仅两年时间里，75人遭到处决，数百人仓皇流亡才幸免于绞刑。最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在格罗宁（Groning）附近，当地乡绅鲁道夫·德·梅普舍（Rudolph de Mepsche）以鸡奸的罪名逮捕了30多名农民（其中有成人也有孩子），处死了其中22人。后来在1764年、1776年、1797年都发生了迫害。1791—1810年，阿姆斯特丹几乎年年发生迫害。1730—1811年，尽管引入的《拿破仑法典》已将同性性关系除罪化，仍有大约200人遭到处决，还有人数大致相当的人被判处长期单独监禁。

在法国，死刑相对少，时间间隔也长，场面却非常惊人，足以吸引公众的注意。1661年11月在巴黎市政厅广场，43岁的雅克·肖松（Jacques Chausson，曾担任海关官员，此时失业）和36岁的前同事雅克·波尔米耶［Jacques Paulmier，别名法布里（Fabri）］被绑上火刑柱活活烧死（也就是没有先行扼死），罪名是对17岁的奥克塔夫·德·瓦隆（Octave des Valons）进行同性性侵。审问过程中，他们在酷刑威胁下透露，曾经替贝莱（Bellay）侯爵和贝勒福雷（Bellefore）男爵招揽过年轻男性。警察没有对这些供述采取进一步行动，然而两人被处死之后，一首叫作《肖松和法布里诉冤》的歌谣在巴黎街头被人传唱：

要是我们烧死所有

跟他们同样行事的人，

那么，呀，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

许多法国贵族

和重要的教士

都要去见造物主了。

1725年，巴黎警察局长勒努瓦（Lenoir）估算，首都里有两万个“声名狼藉之辈”。一代人以后，在警察那里挂过号的人数据称增加了一倍。除此之外，《无畏报》（Gazette cuirassé）补充，要是将所有同性性活动积极参与者的姓名印发出来，就会比《百科全书》——对开版达到了28卷——的卷数还要多一倍。然而，18世纪在巴黎因鸡奸被处决的7人中，5人也被宣判犯有盗窃和谋杀罪，另一人则只是模拟像遭到焚烧。1750年，让·迪奥（Jean Diot）和布鲁诺·勒努瓦在巴黎市政厅广场被处以火刑，此前他们被逮到在蒙托尔格伊街（the rue Montorgueil，巴黎最热闹的街道之一）正中性交（当时喝醉了）。人们对判决如此之重普遍表示惊讶。埃德蒙·巴尔比耶（Edmond Barbier）律师在日记中透露了这样的观点：对他们处以重刑的用意在于遏制最近迅速传播的恶习。尽管法律的真正威力只是偶尔临头，但同性恋者要承受不间断的骚扰，“巡游地”那里有不少密探，准备诱捕在求欢时缺乏警惕的人。仅1749年，密探们就逮捕了234人，大部分被捕的人在监狱里待的时间不长，但经历很不愉快，人格受到了侮辱，更不用说后来遭受的社会排斥了。

要是不幸被抓，英国的男同性恋者会面临差不多的命运。17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一系列意在改善公共道德的“改良社团”的成立，这种风险大大增加。第一个受害者是喜欢冒险的爱德华·里格比（Edward Rigby）上尉，他被19岁的威廉·明顿（William Minton）坑害了，后者则是受了“礼仪改良协会”中的托马斯·布雷（Thomas Bray）的教唆。当里格比在铁圈球街（Pall Mall）上的乔治客栈（George Tavern）包间里进行同性性活动时，明顿大喊“威斯敏斯特！”这个约定的暗号，等在隔壁的一名法院工作人员、一名巡警、两名助手当即破门而入。对里格比的判决相当典型——戴枷示众三次，每次两小时，罚款1 000英镑，一年监禁。他后来的生涯成了“流浪汉小说”的素材。逃往法国以后，他改宗天主教，成了海军军官，1711年在同英国的海战中被俘，被带到梅诺卡岛（Minorca/Menorca）上的马翁港（Mahon）。他在那里越狱潜逃，偷偷搭上一艘热那亚的船，回到了法国。

根据伦敦报纸《飞邮报》（The Flying Post）的说法，1698年12月20日，里格比上尉在铁圈球街戴枷示众时“看上去非常愉快”。要是如此，他必定是个硬汉，因为这种折磨真的非常严酷。1810年9月27日，被宣判犯有鸡奸罪之后，6个人在草市街（Haymarket）被处以枷刑，他们是在之前官方突然搜查维尔（Vere）街上“白天鹅酒馆”里一家男妓馆时被抓的。自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到草市街的路边，观者如云，多达数千人，并且都决心以言辞和投掷杂物的方式来表达义愤，有份报纸称：“用言语不足以表达一路上人们对这些怪物的普遍憎恶之情。”因此，抵达实际的戴枷示众地点时，乘着敞篷马车的犯人们已经满身污垢。而在那里，“至少50名妇女获准站在（示众地点前的）圈里，不停向他们投掷烂泥、死猫、臭鸡蛋、土豆、整桶整桶的粪血内脏（是一些屠夫自圣詹姆斯市场带来的）”。但至少他们活了下来。第二年，“白天鹅团伙”的另两名成员被公开绞死，观者如云，其中包括坎伯兰（Cumberland）公爵（乔治三世之子，后来的汉诺威国王）、塞夫顿（Sefton）伯爵和雅茅斯（Yarmouth）伯爵，有流言称，他们都是遭到处决之人的主顾。

跟牵涉其中的人数比起来，死刑算是很少的了，各种形式的检举也一样。在伦敦，一名在公共场合寻求满足的同性恋者是有可能不被察觉的，要是他小心谨慎，运气够好，又出身上层的话，那就更容易躲开了。一个名叫约翰内斯·威廉·冯·阿兴霍尔茨（Johannes Wilhelm von Archenholz）的德意志访客在1789年写道：“很少能看到一个人因这种罪行而遭到定罪和惩罚，这不是因为被指控犯罪的人少，而是因为他们非得尽最大可能做好防范后，才会屈从于这种野蛮的欲望。”1730—1830年，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只审理了70起鸡奸案。更常见的危险是，男妓会试图敲诈勒索以增加收入，例如，又名“胖菲莉斯”（Fat Phyllis）的查尔斯·沃恩（Charles Vaughan）会打扮成女子，参加化装舞会或去戏院。1790年，他犯下了诈取卡夫（Cuff）牧师财物的错误，立刻被后者扭送至地方法官处。

人们对同性恋流行感到恐慌的时候，总喜欢怪罪外国人，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国别偏见由来已久：14世纪中叶，议会向爱德华三世请愿，要求驱逐外国工匠和商人时，一项指控就是他们带来了“糟糕得连名字都不该有的恶习”。有首名叫《女子对维纳斯的抱怨》（The Women’s Complaint to Venus）的歌谣同1698年爱德华·里格比上尉的戴枷示众有关：

英国好人的面孔多么开心呀

直到穆西厄（Mounsieur，原文如此）[13]自法国来

教给佩戈（Pego）一支舞

调子是老索多玛[14]的拥抱

然而现在我们完全过时了：

可怜的妓女可能得去当修女

因为男人们掉转枪口

把激情转移到彼此身上。

在荷兰共和国，人们宣称，在1713年为签订《乌得勒支和约》而举行的谈判之前，他们完完全全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是前来谈判的西班牙和法国使节将它带了进来。此后它被称为“天主教恶习”，这属于敌基督的大阴谋，敌基督设在罗马的总部也是“娈童之母”。

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关于同性恋的认识主要来自审判记录、警察报告和讽刺性的小册子，因此实际情况肯定没有那么离谱。女性之间的同性性关系尤其如此，露出文献“水面”的只是冰山一角。来自非虚构世界的证据只可能偶尔被人发现一丁点，例如在奥尔良公爵夫人的书信中，1685年时她提起，在曼特农（Maintenon）夫人（路易十四出身寒微的妻子）于圣西尔（Saint Cyr）创立的女修道院学校里，

有些年轻女士彼此相爱，她们被逮到犯了各种各样下流的错误。曼特农夫人差点哭瞎了眼睛，她将所有圣徒遗物展示出来，以驱走纵欲的恶魔。她还派去了一名教士，进行反对淫荡的说教，然而他提到的那些东西任何端庄的女士都听不下去。她们全都离开了教堂，而犯人们忍不住偷笑。

就惩罚而言，被迫倾听布道好像严苛了一点。缪拉（Murat）伯爵夫人亨丽埃特·德·卡斯泰尔诺（Henriette de Castelnau）要幸运些，她是出了名的同性恋者，大约同一时间，她被流放到了一座偏远的城堡，受官方监视。在别处，这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深藏不露的恶习，不被提及也不宜提及，只在当事女子决定炫耀这种关系时露头，18世纪80年代在英格兰，张扬的埃莉诺·巴特勒（Eleanor Butler）（“高挑、富有男子气概”）和萨拉·庞森比（Sarah Ponsonby）（“柔弱、白皙、美丽”）就是这样做的。人们表达对女同性恋的观点时，所用的言辞同谴责男同性恋时一样极端。在1700年的一篇论述中，卢多维克斯（路易吉）·马里亚·西尼斯特拉里·德·阿梅诺［Ludovicus (Luigi) Maria Sinistrari de Ameno］神父指出，就女性之间的同性性关系而言，膨大的阴蒂应当作为定罪的证据，酷刑和火刑都是合理的。这种极刑好像非常少见，几乎不存在，不过在1721年，一名以男子方式生活的德意志女子在巴伐利亚遭到处决，罪名是和她的同性爱人发生关系，两人过着某种形式的婚姻生活。

移民

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知道，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员流动不算容易。有些迹象表明，1648—1815年人口压力相当大，因此出现了大规模人口流动。大部分流动是自西向东的，自人口稠密、人口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的区域流向人口稀疏的广阔地带——普鲁士、俄国，以及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所说的位于多瑙河流域和本都山区的“欧洲草原边疆”（黑海以北和黑海西北的欧洲）。回顾了一系列统计信息后，德奈什·西拉吉（Dénes Szilágyi）得出结论：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匈牙利王国（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15]）的人口翻了一番多。这是总体情况，小区域内的变化更大。例如，18世纪，巴奇—博德罗格县（Bács-Bodrog）的人口由3.1万增加到22.7万，而巴纳特（Bánát）地区由4.5万增加到77.4万。这类变化大多是由移民造成的。1683年，土耳其人在维也纳城下遭到了划时代的挫败，随后撤退到巴尔干半岛，这让移民成了可能。1690—1691年，可能多达10万名塞尔维亚人向北迁移，来到了塞尔维亚北部现在名叫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的地区，这是巴尔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大部分移民来自西边，但没有这么集中。人们自洛林、普法尔茨、黑森和士瓦本（Schwaben）前来，农民到此寻求土地，工匠则是寻求职位。他们同时受到“推力”和“拉力”的作用——“推力”是故乡的人口压力，特别是在不实行分产继承的地区；“拉力”则是地主们急于招募人员填充空荡荡的地产，因此向他们提供了免费或廉价的土地。

在这一宏大的重新定居计划中，哈布斯堡当局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保护新赢来的领土，当局在匈牙利南部边疆划出了一片准军事地带。当局随后决定让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在那里进行军屯，将他们组织成若干个团，赋予他们人身自由，给他们免费的土地，以此充当他们抗击土耳其人的报偿。18世纪时，玛丽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组织了招募活动。1782年，普法尔茨的一名目击者记载道：

在所有镇子、村落或小村庄，印刷出来的告示都被传来传去。约瑟夫二世皇帝的奖赏被看得很高，整片地区的人好像都想移民。众多家族（包括过得不错的）走上了移民之路，道路拥挤不堪，看起来，谁都想离开。

自设立在凯撒斯劳滕（Kaiserslautern）、茨韦布吕肯（Zweibrücken）和沃尔姆斯的代理机构出发，奥地利招募人员在这一区域巡游，替1781年的特许状打广告——它承诺免除赴加利西亚（通过对波兰的瓜分，最近归入帝国）定居者的强迫劳役捐税，白给他们40轭土地，他们能拥有信奉新教的自由，10年内免服兵役，得到足够旅途所需的补助金。横越欧洲的旅途危险艰难，不少人又回去了，破了财却长了见识。然而足够的人留了下来，永久地改变了中欧和东欧很多地区的人口和民族结构。2.7万多名德意志人更是大胆无畏，他们响应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类似的诱人号召，在伏尔加河沿岸定居下来。1914年时，他们的人数增加到60万左右。

不管奥地利人做了什么，普鲁士人都能做得更好。1685年10月18日，路易十四签署了《枫丹白露敕令》，废除了1598年的《南特敕令》以及在特定区域给予法国新教徒一定程度宗教宽容的规定。这一天主教的夸耀行动造成约25万名胡格诺教徒迁出法国。他们大多前往两个最大的“难民方舟”荷兰共和国与英国，可还有很大一部分向东而去。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以后仅仅11天，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就签署了《波茨坦敕令》，邀请胡格诺教徒到他的领地定居，表示要是这些人确实前来，就可以获得各种物质奖励。约1.4万人响应了他的号召，不过这些移民对发展缓慢、人口稀少的新家的贡献堪比数倍于此的人。1689年，出现了又一股胡格诺教徒的迁移浪潮，当时路易十四的军队摧毁了普法尔茨，导致在这里寻求庇护的流亡者向东逃难。在决定逃离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中，年轻人的比例高得出奇，所以他们到达目的地后，那里的人口出生率大大提高了。1720年时，1/5的柏林居民是胡格诺教徒（或祖辈是胡格诺教徒）。

各地纷纷采用促进移民的政策，还出现了一个新词：人口政策（Peuplierungspolitik）。它成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一贯政策。1732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国王自觉仿照祖父的榜样，欢迎2万多名被大主教撵出萨尔茨堡的新教徒来到他的领地。他特别渴望让人们重新在东普鲁士定居，因为在1709—1710年的瘟疫中，那里有约1/3的居民丧生。腓特烈·威廉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甚至任何时代）最蛮不讲理的统治者之一，然而他本能地明白，该怎样做出姿态。第一批来自萨尔茨堡的难民快到柏林时，他带着整个宫廷去迎接这些人，咏唱圣诗、同他们一道下跪，感谢全能上帝的神圣恩典。这被证明是一条非常出色的公关妙计，通过语言和形象向欧洲其他区域打了广告，确立了普鲁士第三大“难民方舟”的地位。当时有人说，法国是君主们的避难所［英格兰的詹姆士二世、波兰的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什琴斯基（Stanisław I Leszczyński）］，而普鲁士是受压迫民众的避难所。

他儿子的统治延续了他的许多特点。在腓特烈大帝漫长的统治时期（1740—1786）里，大概28万到30万名移民进入了普鲁士，吸引他们的因素有很多——免费的土地、牲畜、设备和种子，人身自由，宗教宽容，开始几年还无须承担兵役、税款、劳役捐税。根据京特·弗朗茨精确得可疑的数据，这些移民带来了6 392匹马、7 875头牛、20 548只绵羊、3 227头猪、200万塔勒现金。大部分移民在奥得河、内策河（Netze）、瓦尔特河（Warthe）[16]周围的土地上定居，由于排水工程的建设，这些土地得到了复垦，不过还有大约1/4移民是各种工匠，在城镇里定居。腓特烈大帝满意地宣称，他已经“在和平年代赢来了一个省”。这项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克里斯托夫·迪佩尔（Christof Dipper）已经指出，基于国家自身资源的人口再生是个漫长、不确定的过程，因此能够吸引移民的国家才会做到最好。

胡格诺教徒或萨尔茨堡居民遭到驱逐这类著名的事件非常少见。大部分移民是由有利可图的前景这一“拉力”，而非迫害这一“推力”造成的。大部分移民的流动也并未超出国界。哈罗德·坦珀利（Harold Temperley）观察到，哈布斯堡君主国与其说是单一国家，不如说是一整个大洲，这种描述对俄罗斯帝国甚至更加恰当。难怪东部的这些庞大的多民族聚合体中出现了最高的人口增长数据记录。1719年的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和1762—1763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之间，俄国欧洲部分的人口增长率是33.8%，西伯利亚诸省的人口增长率恰好是欧洲部分的两倍。全国范围内的最高增长数据当然出现在新的首都圣彼得堡，仅仅两代人的时间里，它就由沼泽地变成了大都市。1750年时，那里的人口已经达到7.5万，而且依然在高速增加。俄国还存在大量季节性移民，据一名旅行者估算，由于贵族们拖家带口返回了庄园，春天时莫斯科的人口减少了5万。18世纪晚些时候，特别是在1768—1774年的战争获胜后，大批人口涌向南部肥沃的无主土地。这些土地是通过《小凯纳尔贾[17]条约》赢来的，对逃亡农奴格外具有吸引力。

再往西，移民们跨越的距离没那么长，但人数要多得多。北欧、西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不实行把农业人口束缚在主人们地产上的农奴制。在不列颠群岛，吸引移民的最强“磁体”是伦敦，在18世纪的西方世界，伦敦的人口增长举世瞩目：人口自1600年的约20万增加到1700年的约40万，再增加到1720年的约60万和18世纪末的近百万。在18世纪早期，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失衡让英国首都变成了“人口黑洞”［朱利安·霍皮特（Julian Hoppit）语）］，这一增长率只可能通过大量移民（每年约7 500人）来实现。出于很多原因，伦敦是一座独特的城市：不设防，从未遭到外国军队占领，是由私人而非公共财富修建的，没有规划，受宫廷和教会的影响极小，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还有，用约翰·萨默森（John Summerson）爵士的话来说，是“欧洲最不独裁的城市”。它在英国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无与伦比，超出了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首都。巴黎的居民数量一直约占法国人口总数的2.5%，然而伦敦的居民数量在1600年时已经占到了英国人口总数的5%，1650年时占到了7%，一个世纪后增加到了11%。此外，交通便利、工作机会过剩意味着在那里或长或短旅居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会更高。据托尼·里格利估算，英格兰成年人口的1/6曾在生命的某一阶段体验过首都的生活。伦敦居民非常清楚他们的特殊地位。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ayne）在1687年的自夸相当典型，他说，伦敦是“现在整个欧洲（或许整个世界）最大、人口最多、最漂亮、最富饶的城市，巴黎与罗马加起来都比不过”。

在国土面积更大、地理状况更复杂的法国，移民模式相应地更加多样。一般来说，移民模式可以分成三种：季节性的，包括每年离开几个月的情况，临时性的，包括离开几年但最终回到家乡的情况，还有永久性的。就区域而言，西北部和中南部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前者人口相对稳定，后者人口流动规模较大。资源贫瘠的多山区域（如中央高原、阿尔卑斯山区和比利牛斯山区）不得不将过剩的人口向下输送到城市和平原区域，让他们去寻求额外的收入。季节性移民通常是已经成家的农村男青年，他们拥有或租赁一小片耕地，缺乏技能或至多算半熟练工，相当贫穷。这些人要找的活儿通常和农业有关，比如收割、采摘水果或伐木，不过他们也经常在建筑行业工作。到处都有这类普通人。据估计，1810年时约有20万名季节性移民在法国内部流动，还有80万人要靠他们养活。

这种凑合将就的经济对资源匮乏的村落中的可怜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奥尔文·霍夫顿在对18世纪法国穷人的研究中给出了解释。她重现了多姆山（Puy-de-Dôme）地区的圣让多莱尔（Saint-Jean-d’Ollères）村里的村民们年年为谋生而展开的挣扎。每年10月，200名成年男子都会离开村子去砍伐木材。第二年夏天他们会回来，在自己的田里干一阵子活，然后再次离开，去普罗旺斯采收橄榄。与此同时，数量差不多的另一群人（但是带着100个孩子）在11月离开，到贝里找梳麻活儿干。要是没能找到活儿，他们就继续往巴黎走，在找得到工作的任何地方干活，或者乞讨。无论如何，家乡的食物短缺都意味着他们直到下一个复活节才能回去。干完了农活，他们接着前往普罗旺斯，去采摘喂蚕的桑叶，这种活儿一直可以忙到秋天，那时劳作周期就又开始了。村中的300个孩子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也在路上奔波，充当烟囱清扫工，数量不明的一批成年人要充当小贩和（或）乞丐，勉强糊口。就连上了年纪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活要干，在蹒跚前往镇子里乞讨之前，他们要在田里播种。长期在家中度日的社区成员只有幼童和他们的母亲。

在法国的道路上苦苦奔波寻找工作，必然又吃力又压抑。选择移民终极形式，也就是前往欧洲以外的世界的人要多得多。漫长而艰巨的海上航行把勇敢无畏的移民带往有着飘忽不定未来的遥远土地，关于那片土地，他们所知甚少。在这一时期，很多移民横越了大西洋。1630—1700年，约有37.8万名不列颠群岛居民前往北美洲。其后更加稳定繁荣的一个世纪里，移民的步伐减缓了，虽然如此，截至1800年还有25万人离开。据信1745年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叛乱失败以后，4万名苏格兰高地居民移居国外。大量德意志人也选择了移民，其数量存在多种估算，应该介于10万人到20万人之间。到1800年，宾夕法尼亚似乎有1/3的人具有德意志人血统。自伊比利亚半岛向中南美洲的移民浪潮多次出现，但数据非常粗略。普鲁士大科学家、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1800年估计，西属美洲的总人口是1 690万，其中320万人是白人，只有15万名是半岛人（peninsulares），即第一代西班牙人。实际上，根据约翰·林奇的说法，半岛人的真正数量要少得多，介于3万人到4万人之间。甚至在墨西哥（到那里的移民人数一度最多），半岛人也只有约1.4万人，而那里的总人口是600万，其中100万人是白人。大概25万名荷兰人也在17—18世纪移居国外，主要前往东南亚。

不情愿离开欧洲的好像只有法国人。早在1535年，他们就在北美洲创立了落脚点，然而大概100年过去了，魁北克只有65名法国居民，加拿大其他区域也只有100名。在科尔贝的积极指引下，17世纪中期，法国人向北美迁移的步伐加快了，到17世纪80年代，已经有1.2万名法国居民永久移居北美。然而1600—1730年，移民的总数仅仅达到2.7万人。始于1750—1775年的额外人口压力可能造成移民人数迅速增加，然而1759年时，法国人在魁北克被沃尔夫（Wolfe）将军击败，加拿大落入英国人手中。这场战败确保了英语（而非法语）变成世界通用语言，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性。典型的移民是同故国状况明显格格不入的年轻男子。比如说，1785年5月12日，约翰·邓拉普（John Dunlap）（他负责了《独立宣言》的印刷）给生活在蒂龙郡（CO. Tyrone）斯特拉班（Strabane）的内兄弟去信，颂扬“新世界”的优点：“上了年纪还有家室的人要是移民，日子会相当艰难。然而渴望自由、快活的爱尔兰年轻人应该离开家乡来到这里来，越快越好。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良好表现和勤勉都不可能带来像在美洲一样丰厚的报偿。”因此可以说，英国人将异见分子“出口”，在离本土近5 000千米的地方以美国独立战争的形式承受了革命的苦痛。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人同样在拉丁美洲解放运动中承受了革命的苦痛。然而，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发生在法国的革命。

[1] 《圣经·创世记》38: 9—10：“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遗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作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作者注

[2] 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贵族，撰有《索多玛120天》（另译《放纵学校》）、《闺房哲学》等多部色情著作，因制造一系列社会丑闻而多次被捕入狱或被送入疯人院。施虐癖（Sadism）即因他而得名。

[3] 阿尔布雷希特·瓦伦斯坦（Albrecht Wallenstein），1583年9月24日出生于波希米亚，“三十年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统帅，麾下军纪极坏，有“蝗虫”之称，后因遭维也纳宫廷怀疑通敌，1634年2月25日遇刺身亡。德国文学家席勒据其生平创作了名剧《瓦伦斯坦》。

[4] 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学大师，为抵制“疾病是神灵降罚”的传统说法，提出了体液学说。创立了希波克拉底学派，使医学同巫术、哲学分离，奠定了欧洲医学的基础，被誉为“医学之父”。

[5] 盖伦，古罗马医学大师、动物解剖学家、哲学家，曾任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作者）的宫廷医师。在体液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提出了血液运动理论和四种气质学说，被看作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权威。

[6] 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是二元论唯心主义者的代表，被黑格尔称为“现代哲学之父”，对其后的“欧陆理性主义”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现代数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看作“解析几何之父”，代表作品有《谈谈方法》《几何》《屈光学》等。

[7] 此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司治疗、医药。

[8] 布鲁特（Brute）一词意为“残暴者”“畜生”。

[9] 《查士丁尼法典》又称《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是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主持下于529—565年完成的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汇编，共包括《法典》、《学说汇纂》、《法学总论》（又译《法学阶梯》）、《新敕》四部分。它奠定了后世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基础，影响深远。。

[10] 此处译文引自：简·奥斯汀著，武崇汉译，《理智与情感》，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6页。

[11] 此书中译本名为《泰蕾丝说性》，收录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的《沦落风尘的村姑》一书中。

[12] 此书中译本名为《芬妮·希尔：欢场女子回忆录》，由译言·古登堡计划出版发行。另有名为《芬妮希尔：一个欢场女子的回忆录》的译本，由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于2006年出版。

[13] Monsieur，法文意为“先生”，这里原文误作Mounsieur。

[14] 索多玛（Sodom），《圣经·旧约》中因多行不义（包括同性恋）而被上帝毁灭的罪恶之城，鸡奸（sodomy）一词的来源。

[15] 斯拉沃尼亚（Slavonija/Slavonia），大体相当于今克罗地亚东部地区，哈布斯堡时期此地曾设立边屯区，大量招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农民屯田，与斯洛文尼亚并非一地。

[16] 瓦尔特河即今波兰境内的瓦尔塔河（Warta），内策河即今波兰境内的诺泰奇河（Noteć），系瓦尔塔河第一大支流。

[17] 小凯纳尔贾，英文多写作Kuchuk—Kainarji，即今保加利亚锡利斯特拉省凯纳尔贾。

第三章

贸易与生产

贸易

约瑟夫·帕尔默（Joseph Palmer）在1775年到访波尔多，他被深深震撼了：

波尔多之美，没有几座城能比，它似乎拥有广泛商贸往来所赋予的一切富饶。它优雅地坐落在加龙河（Garonne）畔……直线延伸3千米以上的码头，以及一列常规建筑物，实在叫人眼红，宽阔河道中水流湍急，大小船只来往贸易，更叫人艳羡。

12年后，四处游历的农学家阿瑟·扬证实了这一正面评价。在比较英国国内状况与他在法国看到的状况时扬不说法国好话是出名的，因此他的印象尤为权威：“我听说了许多，也读到了许多，但这个城市的商业、财富和壮丽都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巴黎没法跟伦敦比，但利物浦（Liverpool）也没法跟波尔多比。”乘船过河时，扬又补充说：“加龙河的景色很好，目测有伦敦泰晤士河的两倍宽。我觉得，停泊在河里的大船数目让它成了法国必须吹嘘的最华丽的水上景观。”

由于这座城市的建筑表明18世纪是其全盛时期，今天的任何一位访客都能发现证实上述描述准确性的视觉证据。王家广场（Place Royale）尽管极为壮丽，却并非最具特色的地点，因为法国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地方。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大教堂对面的崭新大主教宫殿。最能体现波尔多繁荣的则是由维克托·路易（Victor Louis）设计、建于1772—1780年的大剧院（Grand Théâtre）。大剧院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其大小，因为它虽然非常大，却不及那不勒斯的圣卡洛（San Carlo）剧院或米兰（Milan）的斯卡拉（La Scala）剧院。大剧院是独立建筑物，这也不算特别，因为腓特烈大帝在柏林椴树下大街[1]（Unter den Linden）上的剧院早在至少一代人之前就具备这一特点。波尔多剧院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建筑物，不仅有剧院，还有音乐厅和阶梯。将阶梯视为同等重要的建筑空间看似不合情理，实际上却没那么过分，因为门厅、阶梯与观众席的大小相当。阶梯让波尔多上流社会有机会互相展示华丽，既看别人，也被人看到。维克托·路易意识到，剧院里的观众和舞台上的歌手是同等重要的表演者。在为国王修建的剧院里，王家包厢是其主要建筑特色，而在为波尔多这样的商业大都市修建的公共剧院里，门厅、阶梯和其他公共房间才是特色所在。阿瑟·扬必定充分领会了这座城市的商贸与文化间存在的紧密联系，他写道：

这座剧院大约在10年到12年前建成，在法国，它是迄今为止最为壮观的剧院，我从未见过任何能够望其项背的剧院……男女演员、歌手、舞者、管弦乐队等诉说着它的财富与奢侈。有人向我保证，从巴黎来的当红女演员一个晚上能拿到30～50路易（louis）……每天晚上都有若干剧目上演，和法国其他地方一样，周日也不例外。盛行于当地商人中的生活方式是高度奢侈的。他们的房屋和机构开支都很大。这里有大型娱乐活动，其中许多还是在（银）盘上表演的。巨额赌博则是糟糕得多的事情；还有些可耻的记载说商人们出钱包养剧院的歌女、舞女，这对他们的信用毫无益处。

这种显眼的炫耀源于商业。1717—1789年，波尔多的贸易额年均增长4%，从1 300万利弗尔增长到将近2.5亿利弗尔，增长到几乎20倍，它在法国贸易总额中的份额从11%上升到25%，城市人口也翻了一番，从5.5万增加到11万。尽管商业繁荣部分归功于欧洲其他地区的葡萄酒销量有所增长，但商业繁荣的主要源头是西印度殖民地——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以及最重要的圣多曼格岛（Saint Domingue），它是世界最大的蔗糖产地。在圣多曼格岛上，蔗糖产量从1714年的7 000吨增加到1789年的8万吨。此外，依靠发展富裕起来的并不仅仅是商业巨头，因为波尔多的整个经济都是由其主导产业塑造的。例如：有700～800人受雇于造船场，300～400人在制绳场工作，300人被蔗糖精炼场雇用，等等。

我们将会看到，整个欧洲经济在18世纪都有所发展，但是国际贸易是最生动的成功案例。原始动力可能来自欧洲之外。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里，伊比利亚国家治下的太平洋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发展趋势，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Acapulco）的海关收入说明了这一点，在1720年之前的50年中，收入增长了2600%。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明显增长创造了相应需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英国、荷兰商人。他们把黄金从中国带回欧洲，巴西矿业产出又迅速增长，这都有助于缓解长期的铸币短缺问题，也让欧洲货币得以维持稳定。在北美、加勒比地区和远东，停滞了一个世纪的欧洲殖民扩张再度启动，而登上舞台的是能够自我维持的扩张。从1740年到1780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1/4到1/3。事实上，用阿兰·米尔沃德（Alan Milward）的话说：“18世纪中叶是近代历史上最显著的贸易扩张阶段之一。”从18世纪第二个十年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的对外贸易量翻了一番，对外贸易额增长了4倍，而在同一时期，法国殖民地贸易额惊人地增长到原先的10倍。

冰冷的统计数字则揭示了这一巨大浪潮的人力成本，例如，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在18世纪从大约4万人增加到1789年的大约50万人，而在同一时段，每个奴隶的价格还翻了两番，可见当时对奴隶劳工的需求。所有的航海大国都卷入其中。葡萄牙与荷兰进口的奴隶人数超过自己殖民地所需，它们便将多余奴隶出售给贪婪的西班牙、法国业主。英国人可能是最为活跃的国家集团，保罗·兰福德（Paul Langford）指出，奴隶制是“不列颠帝国的核心制度之一，奴隶贸易是英格兰人的主要贸易之一”。奴隶制当然还是利物浦繁荣的基石，1750—1780年，当地奴隶贸易船出港航次接近2 000次，相比之下，同期的伦敦只有869航次，布里斯托尔只有624航次。

跨大西洋贸易提供了十分惊人的统计数据，但欧洲贸易的核心还是在欧洲内部。雅各布·普赖斯（Jacob Price）曾评论，传统“贸易地图”的持久性是值得注意的，贸易主干道源自波罗的海，经低地国家延伸到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分支则延伸到挪威、不列颠诸岛和地中海。在16世纪，虽然跨洋航线加入了到美洲和远东的航线，但波罗的海—加的斯航线依然是船运的大主顾。在1660年，这条航线是由荷兰人主导的。尽管——或者说正因为——脱离西班牙统治的斗争长达80年（直至1648年才结束），但荷兰人已建立起规模、复杂性和繁荣程度都着实惊人的贸易体系。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就可以说明他们在欧洲贸易中的优越地位：1670年，荷兰商船总吨位为56.8万吨，超过了法国、英格兰、苏格兰、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总和。荷兰贸易的基础是波罗的海诸国，尤其是波兰—立陶宛生产的巨量剩余谷物，其中大部分是黑麦。这些谷物几乎都被运往荷兰共和国，80%的运量由荷兰船舶承担。随后，大约40%的谷物从荷兰输出，供给欧洲诸多地区，尤其是本地产出不足以供养本地人口的南欧地区。充足的基本食物供应让荷兰农民能够专注发展最适合其土壤、气候的农业分支，即牲畜、乳制品、蔬菜、大麦、啤酒花、烟草、大麻、亚麻、油菜籽（用于生产灯油）和各类染料来源（茜草、淡黄木犀草和菘蓝）。沿着荷兰人无可比拟的水上航道，这些经济作物及其制成品被运往遍布北欧、西欧各地的市场。在贸易额方面更重要的是“贵重商品贸易”，荷兰人从南欧收集到诸如香料、糖、丝绸、染料、水果、葡萄酒、白银之类的商品，将它们带回北欧各地，到了17世纪60年代，这一贸易分支产生的利润已达到波罗的海大宗货物贸易的7倍之多。它还提供了许多原材料，为共和国繁荣的制造业门类奠定了基础，这些门类包括：细布、丝绸、棉花、精炼糖、烟草、皮革、木器、挂毯编织、陶瓷、铜器和钻石切割。

技术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荷兰的优势。著名的“笛形船”[2]［被英格兰人称作“长笛船”（fluteships）或“飞船”（flyboats）］是在16世纪末被首次引入航海的，一亮相便形成了强大的竞争优势。阿姆斯特丹造船场采用标准化设计和节约劳力的设备，尽量增加了笛形船的承载能力并缩减了成本。据估计，一艘载重250吨的英国船，其建造成本要比它的荷兰对手高出60%。作为专门用于大宗货运、无须充当战舰的船，笛形船的运营成本低得多，所需的船员也少得多——载重200吨的船只需10名船员，类似吨位的英国船则需要30人。结果，荷兰货船能够以低于其他国家竞争者1/3到1/2的报价提供服务。依靠这样的优势，荷兰人在运输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17世纪下半叶，他们主宰了波罗的海，将当地弄得就像荷兰殖民地一般。例如，瑞典的哥德堡（Gothenburg）港口由荷兰人建造，归荷兰人所有，让荷兰人运营，荷兰语甚至是该港口的官方语言。阿夫朗什（Avranches）主教在1694年写道：

或许可以说因为荷兰人是铜矿业的主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瑞典王国贸易的主人。这些铜矿的承包人总是缺乏现钱，而且在瑞典找不到什么现钱，这样就得把货物抵押给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让商人预付他们急需的现款。焦油和沥青产业也是一样，阿姆斯特丹的某些商人已经从国王手中买到了大部分承包权，此外还支付了可观的预付款。结果，这类商品和其他多数商品在阿姆斯特丹的售价比在瑞典还便宜。

荷兰人强行要求他们的船在通过分隔北海与波罗的海的海峡时享有最惠待遇，因此丹麦的主权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荷兰商业的第二大分支是由渔业支撑的。荷兰的鲱鱼产业被称为“大渔业”并非无故。每年6月底到12月初，由捕鲱船［buizen，眼红的英格兰人称其为“巴士船”（busses）］组成的特设船队跟随鲱鱼群从设得兰群岛（Shetlands）前往多佛尔海峡，一路上捕捞到大量渔获。这些鱼经过盐渍处理，被装进桶内运回马斯河（Maas）一带的港口，以便转手输出。事实证明，天主教欧洲地区的人们是特别好的顾客。[3]鲱鱼季过后，捕鲱船南下比斯开湾或葡萄牙，大量收购加工鲱鱼所需的优质盐。就总产值而言，大渔业可以与英格兰纺织业争夺“欧洲最大的单一商业门类”的称号。北海的鳕鱼捕捞业和北极的捕鲸业就没那么重要了，但也有利可图。北极的捕鲸业在17世纪80年代达到巅峰，当时，荷兰人每年派出240艘捕鲸船，带回高达6万吨将要变成灯油和肥皂的鲸脂。

荷兰人也利用了东方的资源。在16世纪的最后一年，有许多船从香料群岛返回阿姆斯特丹，船上一共装载了27万千克胡椒和11.3万千克丁香，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好东西。这趟贵重货物贸易的利润超过100%，众人纷纷跟上。3年后，各类公司被合并起来组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后，欧洲历史上最大的贸易事业之一起步了。在其巅峰时期，即17世纪末，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拥有150艘贸易船和40艘战舰，雇用了2万名水手、1万名士兵和将近5万名文职人员。荷兰人要在东南亚占据主导地位，就得先从葡萄牙人手上把它夺过来，他们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干劲和侵略性，赶走了一个又一个香料岛屿的控制者。截至1660年，荷兰人已经占据了科钦（Cochin，位于印度西海岸）、马六甲（Malacca，位于马来半岛西海岸）、印度尼西亚（包括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婆罗洲（Borneo，今加里曼丹岛）、西里伯斯岛（Celebes，今苏拉威西岛）、摩鹿加群岛（Moluccas，今马鲁古群岛）、新几内亚西部、台湾岛和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葡萄牙人在东方只剩下南印度的果阿（Goa）和中国的澳门。后来，英国人尝试强行挤入获利丰厚的香料贸易，遭到荷兰人激烈回绝，这样的回绝不消说也是残酷的，1623年臭名昭著的“安汶岛屠杀”尤为残暴。40年后，约翰·德赖登（John Dryden）还极力张扬此事，以此为发动第二次英荷战争争取支持。

荷兰共和国的总人口只有大约200万，然而荷兰商人似乎出现在世界各地，以地名的形式留下他们的名片，合恩角（Cape Horn）、布鲁克林（Brooklyn）、新西兰、范迪门角（Van Diemen）、斯匹次卑尔根群岛（Spitsbergen）都是典型案例。1625—1667年，纽约是被称作“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殖民地。荷兰人甚至在南美、加勒比地区、南非以及东方海域都有了驻地。1667年，皇家海军测量师威廉·巴滕（William Batten）爵士向塞缪尔·佩皮斯评论荷兰船队的无所不在：“上帝啊！我觉得荷兰人是魔鬼拉出来的！”其后不久，他的同胞查尔斯·戴夫南特（Charles Davenant）补充说：“荷兰人的贸易向远方极力扩展，可以说只有全能的主在创世之初设下的约束才能限制他们。”环球贸易复合体的基础是阿姆斯特丹的金融机构。与城市同名的银行建立于1609年，它很快甩开了传统领导者威尼斯与热那亚，成为欧洲金融市场的中心。不久，一家贷款银行也加入了市场。再加上于1609年搬入崭新豪华建筑的股票交易所，多家银行让荷兰商人有了经营生意时的先发优势。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像阿姆斯特丹那样轻松、快速、廉价地提供信贷，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阿姆斯特丹那样的货物保险能力。阿姆斯特丹金融机构做事颇有条理，在登记保险单时还用上了印刷表格。它们提供的保险服务十分优越，在1672—1674年的第三次英荷战争中，就连英国船队也在阿姆斯特丹投保。对所有欧洲商人来说，阿姆斯特丹的账单是支付外贸资金的公认方式。17世纪中叶，正是由于这种制度性基础，当和平于1648年恢复时，荷兰人得以占据有利地位，迅速建立起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所说的“世界贸易主导权”。

荷兰人的主导地位将持续很长时间。直至18世纪中叶，荷兰人依然主导着运输业：在1767年驶入波罗的海的6 495艘船中，有2 273艘（35%）属于荷兰。然而，这样的数据掩盖了严峻的衰退，衰退既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是绝对意义上的。此时，许多开往波罗的海的荷兰船已是来自弗里斯兰（Friesland）和瓦登群岛（Wadden Islands）的小船，荷兰的大宗货运船数量大为减少。比如说，霍伦（Hoorn）的大宗货运船队吨位从17世纪80年代的1.07万拉斯特[4]降至18世纪30年代的1 856拉斯特，又继续下滑到18世纪50年代的1 201拉斯特。标志着荷兰共和国“黄金时代”结束的决定性时段似乎是18世纪的第二个25年，当时“贵重商品贸易”衰退，渔业崩溃。衰退范围越来越大，造船业开始收缩，在阿姆斯特丹以北的赞河（Zaan）河畔，造船场数目从1690年的40多家降到18世纪30年代的27家，到了1750年只剩23家。只有殖民地物产的转口贸易有所发展，但即便在这一层面上，相对于法国、英国完成的大规模扩张，荷兰也处于相对衰退之中。

荷兰共和国在17世纪与欧洲整体发展趋势相悖，实现了人口、财富的增长，而在欧洲其余国家开始普遍发展的时候，它却面临衰退。从1600年到1650年，荷兰人口从140～160万增加到185万～190万，随后便陷入停滞，到了1700年，人口可能略有增加，达到195万，人口增长停滞却成了18世纪的标志。第一次可靠的人口普查于1795年进行，普查共录得人口207.8万。更为严重的是人口分布问题。就在欧洲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时候，许多荷兰城市却经历着去城市化，正如表4所示：

表4 1688—1815年荷兰城市人口变迁

资料来源：Jonathan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1995)

哈勒姆和莱顿尤为突出的数据，体现了曾让这两个城市成为欧洲最繁荣社区的细布产业陷入崩溃的结果。在莱顿，细布年产量从1700年的2.5万匹下降到18世纪30年代后期的8 000匹。

荷兰共和国蒙受了与其他诸多享有先发优势的经济体同样的命运：它的扩张是如此迅速，它的财富是如此惊人，以致注定会招惹别的国家带有忌妒的敌意。当时盛行的正统经济观念认为，世界上的金银货币或者说“现钱”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一个国家在繁荣发展时只能以牺牲他国为代价，这样的信条导致敌意更容易滋生。马修·德克尔（Matthew Decker）爵士在1744年总结道：“因此，如果不列颠的出口超过进口，外国人就必须用贵金属付账，国家就会富裕起来。但如果不列颠的进口超过出口，我们就必须用贵金属付账给外国人，国家就会贫穷下去。”此外，鉴于某国实力往往与其拥有的现钱有关，政府是有责任通过促进出口、减少进口的对应手段统制经济的。以英国议会为例，它在1651年、1660年和1696年通过了《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要求所有往来英国殖民地的贸易均需由英国船舶承运，所有殖民地出产也都只能运往英国港口。法国人的态度与此类似。1670年，科尔贝在他为路易十四准备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在整个欧洲流通的货币总量是固定的，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白银则会不时增加货币总量。事实说明，要是（王国内部）流通的白银只有1.5亿利弗尔，而我们又要增加2 000万、3 000万或5 000万流通量，就必须在同一时段内从各个邻国拿走同样的货币数量。

和英国人一样，科尔贝紧盯着荷兰人，他在同一份报告中宣称，往来于法国港口的贸易曾有9/10由荷兰人操纵。他们带进法国的货物要远多于带走的货物，法国人得用硬通货付账，“这让他们变得富足，却让我们这个国度变得贫穷”。为了纠正这一状况，1662年，由外国船舶运输的货物每吨均需征税50苏，其结果是：“我们业已看到法国的船舶数量每年都在增长，过了七八年，荷兰人就几乎被排除出港口间的贸易了，（现在的）贸易是由法国人操持的。水手、航运人员的人数增加，金钱被留在国境之内，这些都是难以估量的好处。”每当某个欧洲政府施行类似科尔贝的重商主义政策，荷兰人就会受到不利影响。例如，瑞典人在1724年通过了《物产法案》（Produktplakatet），只允许携带本国物产的外国船舶进入瑞典港口。这导致运费和物价上涨，同时伤害了瑞典商人和瑞典消费者，但对荷兰人伤害更甚。

英国人和法国人还都以发动战争的方式直接打击荷兰商业，前者在1652—1654年、1665—1667年和1672—1674年对荷兰开战，后者则是1672—1678年、1689—1697年和1702—1713年对荷兰开战。在上述所有冲突中，荷兰人都证明他们能够发出远远超出自身体量的猛击。1667年掠袭梅德韦河（Medway）或1673年三度大破英法联合舰队的战绩表明，就连1∶14的人口劣势也是可以克服的。但从长远来看，战争之神总是站在部队规模更大的一方。数十年连续不断的战争必然导致过度劳损，这最终耗尽了共和国的资源。尤为重要的是，偿还累积债务、维持武装力量所需的税负给荷兰经济造成了结构性损害。在1678年，荷兰国债为3 800万盾，到了1713年就上升到1.28亿盾。早在1659年，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爵士就惊奇地发现：“虽然他们的正常税收已经和与西班牙交战时一样重了，可人们还乐意缴纳特别税，真是奇怪。”他又举出例证补充道：“据我估计，在一家普通旅馆吃道肉菜，就得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缴纳19种货物税。很离奇，却是真的。”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在17世纪末估计，尽管荷兰共和国的人口不到英国的一半，它却能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这是因为普通荷兰纳税人缴纳的税金相当于英国人或法国人缴纳的三倍。

这些针对消费征收的高额间接税导致工资相应上涨，竞争力相应下降。莱顿织布工的工资是边界对面南尼德兰工人薪水的两倍，是毗邻的列日（Liège）主教侯国（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独立诸侯）的三倍。难怪到了1700年，荷兰人的传统顾客们已在着手寻找其他地方更为合算的供应商了，顾客们也发现用自己的船运输货物更为便利。其他的造船国迟早会缩小与荷兰的技术差距，建造自制版笛形船，发展自己的商船队，摆脱荷兰中间人，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以普鲁士与波尔多的直接贸易为例，其贸易额从18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80年代翻了一番。普鲁士人在军事上表现出了活力，这样的活力在商业中也显而易见。斯德丁（今波兰什切青）的商船从1751年的79艘增加到1784年的165艘，而且船也越来越大：载重超过100拉斯特的商船从1751年的2艘增加到1784年的78艘。在波罗的海地区，斯堪的纳维亚与汉萨同盟间的运输业竞争愈演愈烈，瑞典人在哥德堡发展出可与荷兰匹敌的鲱鱼捕捞业，挪威人则取代荷兰人，成为该地区主要的鳕鱼供应商。18世纪中叶，荷兰的鳕鱼捕捞业已经缩水成不到17世纪90年代的20%。到了18世纪70年代，荷兰人在波罗的海谷物贸易中所占份额仅仅略高于40%，而约一个世纪前，荷兰人是垄断这一贸易的。荷兰人在捕鲸业中的传统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1721年，有355艘船在格陵兰周边海域参与捕鲸，其中大部分——251艘——依然是荷兰船，但此时已有55艘来自汉堡，24艘来自不来梅（Bremen），20艘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比斯开湾港口，5艘来自卑尔根（Bergen）。

随着欧洲其他国家从“三十年战争”中恢复过来，并着手发展自己的商业，它们对荷兰转口贸易的需求减少了。这并不意味着在黄金年代发展出的大型贸易联合体在18世纪陷入了崩溃。几个重要部门还在持续扩张，至少在绝对数量上有所发展。荷兰商人依然在拓展新领域，例如东印度地区利润丰厚的咖啡生意，表现出他们昔日的进取与活力。然而，荷兰国内无疑出现了从制造业和商业转向金融业的现象，人们尤其倾向于给外国政府提供贷款。鉴于许多政府愿意支付5%以上的利息，将积累的资本投入银行业是相当明智的举动。因此，荷兰共和国成了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所说的“食利经济体”，即便不大能算是欧洲经济里的寄生虫，也是较为被动的玩家。

在与荷兰逆向而行的国家中，俄国的成功相对而言最引人注目。1660年时，它还是个偶尔出现的偏远原料供应国，到了1815年，它已崛起为一个贸易大国。彼得大帝在1700—1721年的“北方大战”中取得胜利，他的胜利给俄国带来了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控制权，其中包括了纳尔瓦（Narva）、里加（Riga）和雷瓦尔[5]（Reval）的港口，更不用说还有他新建的圣彼得堡。后者要到1703年才建立，可到了1722年，它的货物吞吐量就高达阿尔汉格尔这个俄国原先的主要港口的12倍之多。俄国牢牢捍卫“通向西方的窗口”，它与西欧的贸易从1726年到1749年翻了一番。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南方的吞并成果同样重要，不过这经常遭到忽略。1774年的《小凯纳尔贾条约》给俄国带来了在黑海边的立足点，使俄国商船有权在黑海上航行；1779年的《艾纳勒卡瓦克协定》[6]则增加了俄国商船可以穿过海峡驶入地中海的权利；俄国在1783年吞并了克里米亚，还在1787—1791年的战争中加以巩固，这让黑海北岸落入俄国控制；1807—1812年的战争又令俄国几乎扩张到多瑙河三角洲。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瓜分波兰，则让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向西推进了500千米以上。

地缘政治状况的变化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落实到商业层面。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继续被西方，尤其是被它的主要顾客大不列颠视同殖民地，即原料供应地兼制成品市场。英国人知道俄国人缺乏各类商业基础，便在1734年的贸易条约中要价极高且绝不松口。虽然1766年的后续条约修订了其中义务较为繁重的条款，但基本剥削要点仍维持不变。事实证明，实现经济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进程：1773—1777年，俄国所有港口平均每年仅有227艘俄国船入港，在载重超过200吨的船中，仅有12～15艘是真正的俄国船。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进入俄国的1 748艘船中，超过600艘是英国船。然而，当一支舰队自波罗的海扬帆起航，行经北海，于1770年6月24—26日在爱琴海上的切什梅大败土耳其人（这是海战史上最具压倒性的胜利之一），俄国已成为海上大国的事实便尽人皆知了。它打算以此取得商业红利，因而随后便在各个贸易中心设立外交代表。在接下来的10年中，俄国任命了16位总领事和30位领事，他们的负责范围遍及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和地中海。18世纪的最后20年，俄国商业快速发展，南部地区新港口带来的机会促进了发展，在南部，赫尔松（Kherson）于1778年建立，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于1783年建立，敖德萨（Odessa）于1793年建立。在1794年，共有406艘俄国船从俄国港口出航，这依然低于英国船的数量1 011艘，但已清楚表明俄国正在建立值得一提的商船队。从1775年到1787年，俄国商船数量增加了8倍。对外贸易也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正如表5所示：

表5 俄国对外贸易总额（金额以千卢布为单位）

资料来源：Isabel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1)

俄国的商贸发生了世纪性的转型，俄英关系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当1766年的贸易条约即将于1786年期满时，英国人惊讶且沮丧地发现他们无法以旧日的条件续约。这没什么可讶异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80年即已显露了她的意图，当时，她组建了武装中立同盟，这是一个非交战国的联合组织，尽管名为武装中立，实际却针对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俄国人明白他们已拥有自己的商船队和贸易机构，因此产生了自信，事实证明，怀有这种自信心的俄国人是固执的，贸易条约就此失效了。1787年1月，俄国人与法国人签署了贸易协议，这令英国人感到更为震惊。此举给伤害加上了侮辱意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既有重大的战略影响，也有严重的政治影响。皇家海军和英国商船都非常依赖俄国的造船原料，这不仅包括制备桅杆和木板的木材，还包括沥青、焦油、树脂、松节油等木材衍生物，以及用于制作帆布的亚麻和用于制作绳索的大麻。现在，既然俄国已经通过黑海打通了与地中海的直接贸易联系，那么可怕的事情便有可能发生——这些“海军军需”可能会提供给英国的死敌。

相应进程其实已经开始了。1781年，一位名为安托万（Anthoine）、以伊斯坦布尔为基地活动的法国商人前往赫尔松、圣彼得堡和华沙，调查此类方案的可行性。他随后前往凡尔赛，向法国当局报告状况。1783年4月，随着在美洲进行的战争告一段落，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Vergennes）伯爵呼吁海军部长卡斯特里（Castries）加快项目进程，以免英国人采取反制措施。安托万正式获得经赫尔松向法国出口海军军需的独家权利，并从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银行得到了10万利弗尔贷款。1784年，一位制作桅杆的能手前往赫尔松与安托万会合，协助他挑选合适的桅杆。安托万还与波兰要人波尼亚托夫斯基（Poniatowski）公爵[7]签了合同，让后者提供300根桅杆的用材。到了1786年，又有263根桅杆运抵马赛。很难估计这番贸易到底产出了什么。与法国人的期望相比，实际运来的桅杆尺寸小、质量差，安托万对给自己捞好处更感兴趣，对增进国家利益则没那么在乎。土耳其与俄罗斯在1787年夏季爆发的战争使项目骤停。1793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取消了贸易协议，以此作为对法国处决路易十六的回应。

尽管这种弑君行为并非主要原因，但它还是促使大不列颠参与了法国革命战争，从而导致法国海外贸易陷入濒死的痛苦。可早在那场致命危机之前，法国的贸易就已出现了损伤迹象。法国商人在18世纪初奋力夺取了黎凡特贸易的控制权，但到了18世纪80年代，他们发觉英国、德意志和奥地利的竞争者们带来的廉价纺织品正在抢他们的生意。截至1783年，法国商品的市场份额已经下降到40%左右。那一年也是北美殖民者最终取得胜利，让英国人承认他们独立的年份，这原本也该是殖民者的法国顾问兼盟友进入他们商业王国的年份，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法国商业体系僵化，过于依赖受保护的殖民地贸易，当中又特别依赖转口贸易，仅后者便占到18世纪80年代出口总额的1/3以上。更具体地说，这一商业体系过度依赖圣多曼格，殖民地贸易总额的3/4、大部分转口货物都源于此地，它还吸纳了法国将近2/3的海外投资。在1791年8月的奴隶大暴动将圣多曼格这只金鹅骤然斩首之前，那里就因过度开发导致的土地贫瘠和奴隶价格上涨而相当虚弱了。此后，法国人再也没能控制这个岛屿。

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令波尔多的贸易额在不到一年内下降1/3了，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国民公会于1793年2月1日向大不列颠和荷兰共和国宣战，此后英国皇家海军统治了海洋，令法国的海外贸易实质上陷入崩溃。汉堡商人洛伦茨·迈尔（Lorenz Meyer）于1801年从波尔多发回报告：

波尔多辉煌不再……殖民地的破坏与丢失已经消灭了商贸，破坏了这座法国第一城的繁荣。这种状况是随处可见的。股票交易所里依然到处是商人，但大部分人只是出于习惯才过来。做生意是罕见的现象。唯一没有消失的商业门类是国内的葡萄酒生意。

1789年，法国对汉堡的转口贸易货物（主要是蔗糖和烟草）价值5 000万利弗尔。而在1795年（这个年份已经好于前两年了），法国仅仅向汉堡输出了291桶蔗糖，而且主要是由中立国船只运输的，在此期间，英国人则输出了25 390桶。也正是在这一年，法国外贸总额下降到1789年的50%。革命前的7年中，海外贸易在法国全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从25%下降到9%。就算在1815年，它也只达到了1789年的60%。这种衰退对法国腹地的制造业也产生了相应影响。以马赛为例，其工业产值从1789年到1813年下降了3/4。

18世纪的重大教训是，商业的关键在于航运和保护航运的能力。这是法国人有时不愿领会又时常不能领会的教训。事实上，凡尔赛有时可以听到鼓吹海军和商业利益的声音，在科尔贝漫长的首席大臣任期（1661—1683）内尤其如此，但在更多的场合下，这样的声音还是被陆军盖过了。在争夺稀缺资源的激烈竞争中，法国的传统和地理条件都对陆军有利。法国人好几次努力建立一支能够与荷兰人（后来是英国人）匹敌的海军，却总是陷入迟疑。因此，所有决定性的海上交战都以法军的失败告终。法国失败的原因在于法国商船队相对弱小。尽管法国人口是大不列颠的3倍，法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也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口，但它的商船队规模从未超过大不列颠的一半。约翰·哈巴卡克（John Habbakuk）爵士将这种失败描述为这一时期经济史中“最不寻常的特征之一”。在1767年，有203艘船从波罗的海经松德海峡驶往法国港口，有299艘反向而行，但其中只有10艘是法国人的船。因此在战争时期，当法国动员舰队的时候，只能从大约5万名熟练海员储备中征召人员。英国这方面的人数则是法国的两倍以上：1801年的人口普查记载皇家海军里有13.5万名海员，商船队里有14.4万名海员。

那便是耶拿桥（Pont d’Iéna）和奥斯特利茨车站（Gare d’Austerlitz）坐落在巴黎，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却位于伦敦的缘故。“第二次百年战争”始于1688年光荣革命，终于滑铁卢（Waterloo），我们不应夸大交战双方的反差。这并不是基于土地的法国贵族政权与基于商业资本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权间的简单对抗。1629年之后，法国贵族获准拥有船只参与海外贸易，1701年之后，特许贵族可以参与一切形式的批发生意，而且不会因此丧失他们的贵族身份。许多贵族参与了贸易。法国历史学家居伊·肖锡南—诺加雷（Guy Chaussinand-Nogaret）写道：“从1770年起……贵族阶层开始大规模地参与大型海外贸易公司，有时候还组建海外贸易公司。”西非公司成立于1774年，旨在开拓卡宴（Cayenne）殖民地并供应奴隶，在它的24位股东中有迪拉斯（Duras）公爵、赛瑟瓦尔（Saisseval）侯爵、朱米亚克（Jumilhac）伯爵、沙特勒韦（Chartreuve）修道院院长、弗雷塞尔维尔（Fresserville）伯爵、梅尼尔格莱兹（Mesnilglaise）侯爵、格里尼翁（Grignon）侯爵、布拉尼（Blagny）伯爵和罗什德拉贡（Rochedragon）侯爵。另一方面，英国议会直至1815年仍由大地主把持。这一时期的英国贵族拒绝商人或金融家进入贵族行列。在约翰·坎农（John Cannon）看来，运营这个国家的贵族们是“人类历史上最排外的精英统治阶层之一”。

然而，两国之间仍然存在重要的差异。法国政府所在地是凡尔赛宫，它是完全由人工创造出来的，是按照仅仅一个人的吩咐在一块绿地上被建造起来的。英国的首都伦敦是一座庞大的港口兼金融中心。即便英国王室的重要性有时候曾被低估，但它在规模、宏伟程度和声望上都是无法与法国王室相比的。我们将在后文看到，伦敦还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公共领域中心，人们在这个公共领域里可以捍卫、运用商业利益。“外交政策的优先”往往会有影响。1688年荷兰执政来到英国，后成为英王，他创造出“海上强国”的概念，这是一个天然同盟，纽带在于英、荷两国共同对抗法国的绝对主义与天主教，捍卫自由、新教和贸易。17世纪90年代，两国成功遏制了路易十四的野心，并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取得了诸多胜利，这似乎表明整个世界的权力平衡已转入英—荷轨道，特别是转入这一轨道中的英国部分。丹尼尔·笛福在写于1726年的《英格兰生意人指导大全》（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中宣称：“我国不仅是一个贸易国，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他的补充或许更具争议：“我们的气候是世界上最适宜人居的气候。”这种得意扬扬的论调不断重现。爱德华·扬（Edward Young）较为知名的身份是《夜思》（Night Thoughts）的作者，他在1730年发出欢呼，声称整个世界都齐心协力让英国富裕起来：

华丽岛！何等的浪潮奔涌，

何等的溪水流淌，何等的风儿吹拂，

何等和煦的太阳照耀，何等的雨水浇灌，

可奔涌、流淌、呼吸、照耀、浇灌都是为你？

每一颗心都怦怦直跳，想要看到

每一块土地的每一个季节如何在你的海岸上融合？

……

旁人买卖或许凭自己的兴致，

不列颠，大海的美丽女儿，

为贸易而生，要耕耘她的田地——波浪，

还要收割每片海岸的作物：

一块小小的土地！可让她自豪吧，

上帝赐下了世界，那时也赐下水面。

不列颠！看哪，宽广的世界：

固体空间不到一半，

流体则占据三个部分；海上的帝国！

为什么？因为贸易。海洋涌动

是为着贸易，为着种种贸易：

为了贸易，海洋为你奔涌。

10年后的1740年，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在《阿尔弗雷德》（Alfred）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作者借隐士之口，让他在最后一次劝导中告知遭遇围攻的撒克逊国王：

我看到你的商业，不列颠，执掌世界：

所有国家为你效劳，外国的一切洪流

都要低头，向泰晤士河纳贡。

英国人认为，他们相辅相成的四大成就——权力、繁荣、新教和自由——都是由商业保障的，因此商人也享有很高的地位。1722年，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在戏剧《觉醒的恋人》（The Conscious Lovers）中借西兰（Sealand）先生之口道：“我了解市镇和世界——请允许我说，我们商人是一种绅士，是最近这个世纪从这个世界成长起来的，你们这些拥有地产的人总是觉得自己的地位远高于我们，可你我一样体面，也几乎一样有用。”约翰·盖伊（John Gay）在《忧伤的妻子》（The Distress’d Wife）中的表述更为有力：“（商人的）名字是耻辱吗？哪儿的行当这么体面？是什么能够扶持我们国家的每个个人？是商业。国家的荣耀、信用和权力依赖于什么？商业。王国政府的光辉和尊贵得益于谁？商业。”丹尼尔·笛福同意他的看法：“英格兰人的贸易创造了绅士，让这个国家到处都有绅士。”除了上述文学例证外，瑞士旅行者塞萨尔·德·索叙尔（César de Saussure）的权威意见也可以作为补充，他于1727年评论道：“在英国，商业不像在法国和德意志一样被人瞧不起。这里的良家子弟乃至有身份的人都可以成为商人而不受轻视。我曾听说有贵族的长子因奢侈放荡的举止而让家庭陷入贫困，最后幼子成为商人复兴了家业的事情。”英国过去的政治理论中有条公理，认为良性政体有赖于市民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维护者是有地精英，他们的独立自主确保了自身的德行。此时则出现了新的看法，人们更愿意将商业社会视为全然合法的私人交际空间，而非腐败巢窟。

最后，还是地位问题让1660—1815年的英国商业有别于法国商业。在法兰西，商业虽然重要，但它不过是种种国家特质中的一种而已。在大不列颠，商业却至关重要。这个国家商业成功的速度极快，竟引来与贸易毫无关系也毫无共鸣的观察者们的广泛关注。第四代奥福德（Orford）伯爵霍勒斯·沃波尔曾告诉与他通信的霍勒斯·曼：“你再也认不出自己的国家了。你离开的时候，它是个自给自足的清静岛屿。现在你将发现，它成了世界的首都。”举足轻重的托利党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博士意识到：“自古以来，还没有哪个行当能够吸引人类这么多的关注，也没有什么商业成果能让人们以如此大的好胜心追逐。”这也引发了许多负面评论，以来自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评论为例，他在1758年写下了长达80页的粗野之语——《对时代举止和原则的判断》（An Estimate of the Manners and Principles of the Times），表示过度的贸易和源自贸易的财富带来了柔弱、不虔诚和颓废。这类主观印象背后是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例如，商船队的规模从1702年的3 300艘（26万吨）增长到1776年的9 400艘（69.5万吨），几乎增加了两倍。货物进口贸易额从1700年的大约600万英镑发展到1770年的大约1 220万英镑，同期的出口额则从647万英镑增长到1 430万英镑，翻了一番还多。要是这些观察者能够活到18世纪末，他们还会有更多赞扬或批评的理由。凯恩（Cain）和霍普金斯（Hopkins）业已确定，1697—18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1.5%。18世纪80年代棉纺业起飞之时，出现了真正可观的加速发展，1780—1800年，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1%。到1801年，出口份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有显著增长，达到了18%，比1783年翻了一番。本章开头提到约瑟夫·帕尔默对波尔多壮观景象的艳羡，要是他能够在1818年游览伦敦，就会发现那里有绵延6.5千米的造船厂、1 100艘帆船、3 000艘驳船、3 000名船夫和导航员、4 000名码头工人，以及（使人不快的）1.2万名税务官。这时，伦敦已是巨大的贸易中心，它让英国不仅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了世界的仓库［博伊德·希尔顿（Boyd Hilton）语］。

都城

变化吸引了当时人的眼球，也吸引了历史学家的眼球。伦敦与利物浦、南特与波尔多、汉堡与但泽、圣彼得堡与塞瓦斯托波尔这样的商业中心具备现代化的活力，看起来像未来的城市，它们也的确是这样的城市。然而对大多数市民来说，给他们提供生计的并非商人。1660—1815年，典型的城市经济并非港口经济，而是宫廷经济。这是都城（Residenzstadt）[8]的黄金时代，居住在城墙之内的人们——统治者和他的官员、教士与廷臣——是“都城”存在的理由。上述特权集团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经济集团，他们在城市里花费从乡村以税收、地租、司法费用等形式榨取的金钱。农民被迫付出的牺牲让都城得以繁荣。在当今这个后工业化的世界上，家政服务虽然并未消亡，却也趋于边缘化，而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它却是城市里的主要工作来源。举例来说，约翰·佩策尔（Johann Pezzl）对18世纪80年代末的维也纳进行了社会调查[9]，他在调查中鉴别出了至少一打“侯爵”的家庭雇员，即那些享有侯爵（Fürst）[10]头衔的权贵所维持的家仆。最为富有的侯爵家族包括利希滕施泰因（Liechtenstein）家族、艾什泰哈齐（Esterházy）家族、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家族、迪特里希施泰因（Dietrichstein）家族和洛布科维茨（Lobkowitz）家族，每位侯爵每年要花费30万～70万古尔登。在这一精英阶层之下是大约70名伯爵，每人每年花费5万～8万古尔登，接着是50名左右的男爵（Freiherr），这些人的家庭支出大约在2万～5万古尔登之间。佩策尔从位于中间的伯爵阶层中选取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来说明为何城里有大批仆人：

女主人需要使唤一两名贴身女仆、一名贴身男仆、一名洗衣妇、两名用餐侍女、一名另加的女孩、一名门卫、一名信差和三名普通侍从。

男主人需要一名秘书、两名贴身男仆、一名听差男仆、一些猎人、一些信差、一些骠骑卫兵、两名普通侍从。

宅邸的一般勤务需要有一名大管家、一名侍者、两名清洁女工、两名家仆、一名门卫。

厨房里有一名大厨、一名糖果师傅、一名馅饼师傅、一名烧烤师傅，还要有常见的厨房帮工、厨房搬运工、洗碗工、厨房女仆等等。

马厩由一名马厩长、一名骑师、两名乘车的车夫、两名骑马的驭手、两名骑马护卫、两名马夫、四名马童等照管。

这是一种文化，在此之中地位意味着一切，排场决定着地位，而排场只能依靠“规模相称”的仆从队伍来维持。所以佩策尔补充道：“据估计，维也纳的男女家仆总数是2万，实际数目只多不少。”在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维也纳的总人口大约是22.5万。在这些直接依靠贵族生活的仆人之外，几乎所有从事贸易、零售或生产的人都是都城关联体的一部分。特权阶层的奢侈消费创造了相应的经济，即奢侈品贸易和（将劳动力吸引到维也纳的）奢侈服务的网络。同时期的作者伊格纳茨·德·卢卡（Ignaz de Luca）在调查中记录如下：“城里的绝大多数贵族是廷臣或公务员。整体而言，贵族阶层拥有巨额财富，能够随意花费，这对劳动人口而言可谓恩赐，尤其是在维也纳这样一个有着大量作坊主、工匠和其他劳工的地方。”大卫·休谟在1768年有过略带酸味的评论，他说这座城市“完全是由贵族以及仆从、士兵和教士组成的”。

即便是近东河谷文明中形成的第一批城市，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依靠租金过活”的食利者阶层定居下来维系的。而我们所描述的这个时代的特别之处就在于，食利者阶层在欧洲许多地区占主导地位，原因之一是各国宫廷的地点固定了下来，到了17世纪末，宫廷已经不再到处巡回。曾有位被派驻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宫廷的疲倦的大使抱怨道：“在我整个出使期间，宫廷就没有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待过15天以上。”而在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治下，宫廷已在凡尔赛停驻下来，迅速将一块绿地变为一座都城暨全国第十大城市。直到皇帝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统治时期，维也纳才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固定首都，直到1683年土耳其人围城失利、威胁最终解除后，维也纳才由边境要塞变为都城。此后，像圣卡尔教堂（Karlskirche）或欧根亲王的夏宫“美景宫”（Belvedere）这样的标志性建筑在古老的要塞之外陆续建成，这显示了统治阶层的信心——土耳其人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了。截至1720年，维也纳城及其周边地区已修建了不少于200座各类豪宅，到了1740年，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这时，这座城市开始以哈布斯堡君主国的“首都”（Haupt — und Residenzstadt）为人所知。

宫廷立于这些都城的中心位置，这是王权与贵族特权的交会之地。宫廷是“表现”场所，统治者的权威通过排场和仪式展现出来；它又是娱乐场所，上流社会人士可以在此宴饮、跳舞、赌博、参加舞会、欣赏歌剧和芭蕾舞，通常会玩得很开心；它还是谈判场所，中心与边境、首都与外省可以在此达成协议。它既是冲突场所，也是解决冲突的场所。欧洲的大地主权贵们不再试图以在自己庄园另立权力中心的方式挑战君主。在英格兰的玫瑰战争（1455—1485）、法兰西的投石党战争（1648—1653）、“三十年战争”（1618—1648）和拉科齐·费伦茨二世（Rákóczi Ferenc II）领导的匈牙利起义（1703—1711）——仅在此列出其中几场较为重要的动乱——结束后，统治者与特权阶层都形成了新的社会政治联盟。无论新的宫廷话语如何提升了王室的形象，这都不是绝对主义对贵族政治的简单胜利。在此可以借用约翰·亚当森（John Adamson）引人注目的隐喻，在宫廷里，“权威的外壳掩盖着各式各样的‘权力门厅’，它们半是补充，半是竞争”。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关于宫廷应该怎么组成，欧洲各地发展出了亚当森所说的“期望的标准化”。

我们将在后续章节看到，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宫廷都在政治和文化中扮演了主导角色。我们在此需要强调它的经济角色，特别是要在脑海里牢记宫廷事业的庞大规模。奥利维耶·沙利纳[11]曾就凡尔赛写道：“它远不仅仅是从王国各个省份召来的大贵族的聚会，而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微缩版本，有着自己的教士、士兵、官员、商人和家仆。”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凡尔赛共有1万名宫廷人员，这让他的宫廷成为整个王国内除军队外——军队本身也在宫廷里拥有强有力的代表——的头号雇主。此外，在太阳王或他的同类周围还环绕着许多行星，每颗行星又都拥有自己的卫星。

许多宫廷人员身着教士服装。都城有强烈的教会氛围，在天主教国家尤为明显。事实上，公开表现的虔诚便是上文提到的“期望的标准化”之一。高级教士和宗教机构都能在宫廷里引起某位王家赞助者的关注。事实上，教会在很多地方都处于都城经济的中心。罗马最为明显，它既是圣彼得继承人的圣座所在地，也是他世俗领地的首都。罗马还是长久以来主宰着神圣枢机团和由神圣枢机团产生的教皇职位的大贵族家族所偏爱的居所，那些最惹人注目的豪华宅邸（palazzi）的名字便说明了这一点：阿尔铁里（Altieri）、博尔盖塞（Borghese）、基吉（Chigi）、科隆纳（Colonna）、埃斯特（Este）、法尔内塞（Farnese）、菲亚诺（Fiano）、潘菲利（Pamphili）、鲁斯波利（Ruspoli）、夏拉（Sciarra）等等。由于几乎每个天主教修会都认为有必要在罗马维持一个分支，结果当地共有240所男修道院和73所女修道院。罗马城的总人口在1740年是14万，而修会人员和教区神父加起来就占了7%，全城大约1/3的不动产也归各个修会所有。

罗马还有两个可以夸耀的资产，它们吸引游客从欧洲各处成群结队地赶到这里住宿，哪怕只是短期住宿。第一个资产是它作为天主教世界首都的地位。虽然基督徒朝圣不像穆斯林朝觐那样有很强的义务性质，但前往罗马及其众多教堂和圣徒遗迹朝圣对虔诚的教徒依然有强烈的吸引力，在天主教会的禧年，教徒对朝圣尤为热忱。据说在1650年有70万人完成了朝圣之旅。只可惜这些人还是去早了几年，没能赶上贝尔尼尼[12]设计的环绕圣彼得广场的宏伟柱廊完工，它足以同时容纳10万名朝圣者。第二个资产是追寻文物的新时尚。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欧洲富人去探寻这个大陆的文化财富，对他们来说，游览古典时代遗址，尤其罗马的遗迹是必不可少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曾表示，“一个没有在意大利待过的人总会感到自卑，因为他不曾看过一个人应当看到的东西。旅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欣赏地中海的海岸”，因为“我们所有的宗教，所有的艺术，几乎一切令我们高于野蛮人的东西都来自地中海边”。既然这时的旅行已经安全得多、轻松得多，对自认学识有成的年轻人来说，前往自己在古典学教育中透彻研读过的地点旅行就成了必备之事。约瑟夫·斯彭斯（Joseph Spence）于1732年陪同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伯爵旅行，没有人能够比他说得更好了：

身处罗马的乐趣之一，就是你不断地看到那些读史时心向往之的大事件发生的地点。这是尤利乌斯·恺撒被布鲁图（Brutus）捅死的地方，他倒在那座雕像底部，发出了最后一声呻吟；这里曾站立着抵抗高卢人，保卫卡皮托山（Capitol）的曼利乌斯（Manlius），他后来企图成为僭主，就在那里被人从那块岩石上扔了下去。

虔诚的朝圣者在数量上仍然占优，但拥有购买力的是世俗游客，尤其是那些又有钱又好骗的英国人——他们在这两方面名气都不小。游客们也会涌向威尼斯。那里有美丽的环境与建筑，性开放（特别是狂欢节期间）也是出了名的，还有高品质的公共娱乐，尤其是歌剧，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吸引着从欧洲各地前来的高消费游客。

享乐成分最少的则是军事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殊类别都城。柏林无疑是这类的代表，每个前往那里的访客都会震惊于身着制服的士兵无处不在。当腓特烈大帝于1740年即位时，这座城市的平民有68 961人，包括随军家属在内的驻军总数则达到21 309人。等到他于1786年逝世时，“如同项链一般”的军营——有位观察者如此评论——已经环绕着这座城市，平民人口与驻军人数分别增加到113 763和33 635。圣彼得堡紧随其后，它在1789年的人口是218 000，其中包括55 600名士兵及士兵家属。

维也纳、罗马、威尼斯或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是都城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的最显著例证，但它们的数量远不及遍布欧洲各地的无数小型都城。都城最为出众的地区是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由世俗诸侯、教会诸侯和仅仅在名义上臣服于皇帝的帝国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混合体。不管确切头衔如何（统治者的头衔多种多样），每一位统治者都支配着一个宫廷、一座都城。有些都城非常小，以歌德、赫尔德（Herder）、维兰德（Wieland）等许多名人定居的魏玛为例，它在18世纪末仅有7 000人左右。按照这个时代的标准，神圣罗马帝国只有两座真正的大城市——拥有17.5万人的柏林和拥有22.5万人的维也纳。它们的共同点是在经济上都依赖统治者。美因茨（Mainz）是中等规模都城的典型，它是与城市同名的大主教兼选帝侯的首都，在18世纪80年代有大约3万人，其中1/4左右是贵族、教士、官员、各类政府雇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选帝侯的花费对经济造成了可观的间接影响。宫廷需要食品、饮料和娱乐，选帝侯宫殿和政府建筑需要养护，各类政府机构则需要约1 000种不同的商品。法国的入侵浪潮始于1792年，此后，宫廷、贵族和教士都离开了，他们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在这时显现出来。美因茨尽管是地位相当重要的法军驻扎城市，也成了托内尔山（Mont Tonnerre）省的省会，但人口还是下降了1/3，仅仅略高于2万。离开美因茨的好几千人追随他们的生活来源，流亡到弗兰肯（Franken）地区和巴伐利亚地区的宫廷。

能够提供居住地的并不仅仅是国王或诸侯的首都。每一座能够吸引食利者定居在城墙之内的城镇都多少算是一座都城。这适用于像巴斯或巴特皮尔蒙特（Bad Pyrmont）这样的温泉疗养地，也适用于图卢兹或基辅（Kiev）这样的行省中心，同样适用于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或昂热（Angers）这样的宗教中心。这就难怪昂热在1789年后成为反革命的中心。这座城镇在1793年被旺代（Vendée）叛军攻占后，一位当地神父在布道时讲述了教士阶层的善行，声称他们“一手接受，一手给予。他们是乐善好施的虹吸管，汲取水后将水分配出去，滋润土地……教士阶层本身就是在救济。他们的财产属于人民”。神父发现教堂会众很快就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历史学家在解释为何法国大革命招致国内外民众的广泛敌意时，应当更关注实际的经济利益因素，而不是只看社会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

生产

手工业行会依然是最普遍的制造业组织形式，人们对于利益的看法即便没有遭到行会的操纵，也必定受到它的强烈影响。行会的漫长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肩负繁多的任务，质量监控、社会行为规范、社会福利、地位维系、宗教热忱和集体娱乐只是其中的几项。当然，行会的核心就是在特定社区内垄断特定商品的生产。在18世纪的多数时候，大部分欧洲城镇里有抱负的制造业从业者都得加入某个行会。一般而言，受训者先得当三年学徒，然后作为满师学徒工离开城镇，前往一个又一个别的城镇，从各类雇主处收集行程证明。这样的游历通常持续至少两年。返回家乡城镇后，他还是不能立刻申请进入师傅行列。首先，他得作为满师学徒工再工作大约两年，然后才有资格将其学徒出师的作品提交给行会，作品若能通过，再缴纳一笔可观的费用，他就能成为工匠师傅。这只是大致情况，实际进程可能会长得多或短得多，特别是在申请人与现有师傅关系密切的时候。毋庸赘言，这个漫长而复杂的程序让行会可以控制师傅的人数，管理学徒出师作品的章程则是尤为有力的控制武器。

和其他许多享有垄断权力的组织一样，手工业行会也天然具有僵化倾向。到了18世纪，许多行会都表现出全然消极的保守姿态，坚守遭到现实冲击的既有做法，墨守成规，怀疑创新，仇视竞争，敌视外国。行会尤其在意将成员资格局限在“自己人”当中。近代早期的价值体系优先考虑的是荣誉，而且行会师傅们也像所有权贵或高级教士那样坚定捍卫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因此，申请加入行会的人必须是男性合法婚生子，并且属于正确的宗教派别。与“不光彩的行当”接触会造成污染，这为排斥诸如刽子手、屠夫、制革匠、理发师兼外科医师、牧人、乐手、演员、小贩、乞丐等外人之子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奇怪的是，公务员的后代也会被排除在外，至少在德意志境内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工场工作的工人后代同样受到了排斥。僵化执行此类章程也许有公报私仇的成分。例如，勃兰登堡有个织布匠在1725年被逐出行会，因为他妻子的祖母据说是牧人后代。有个被人指认和当地刽子手一起喝酒的补鞋匠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比这些间或发生的歧视举动更严重的是，工匠师傅用将竞争降到最低程度的方式维持垄断，给进取与创新造成了沉重负担。在法国，盘剥最为严重的是学徒出师的阶段。满师学徒工往往需要制作一件十分精巧的作品，需要给被指派去评判作品品质的评审委员会成员送礼，在这之后，要是他顺利通过评审的话，还得给行会交一笔入会费。在巴黎，蒸馏酒匠人进入行会需要缴纳800利弗尔，药剂师入会则需要1 000利弗尔。然而，行会现有师傅的子孙时常可以被免去若干要求，有时甚至是全部要求。对制成品尺寸和质量琐碎而细致的规定扼杀了创新，妨碍人们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举例说，1782年引入多菲内地区的新规定包括了265个段落。新商品并不被当作机遇，反而被视为威胁。以印花棉布为例，1686—1759年通过的一系列条例都对它加以禁止。斯特拉斯堡市议会在1770年表现出的态度堪称典型，它阻止了一位棉纺织业主在贸易业立足的尝试：“要是生产者同时成为商人，那就会扰乱所有商业秩序，还会违反规定何人可在城市从事贸易的明智法规。”当开明的改革者杜尔哥（Turgot）于1776年建议路易十六立即废除行会时，他满怀激情地历数此类弊端。他指出，行会对昂贵且无用的学徒出师作品要求过多，许多有才能的工匠不得不离开法国去外国工作。行会认为它们确保了产品品控，杜尔哥则将其斥为一派胡言：“在那些自由贸易已经长久立足的地方，自由从未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居住在郊区和其他幸运地点的工人并不比住在巴黎的干得差。全世界都知道行会的检查体系是骗人的。”他最后总结说：“陛下，我认为，行会的毁灭是您可以赐给人民的最大好处之一。”然而在推进必要的立法工作之前，杜尔哥就因一次宫廷阴谋而下台了。他的工作得留给革命来完成。

其他政府经常采取措施打击行会里的陋习。在神圣罗马帝国，1731年的《帝国贸易法令》（Imperial Trades Edict）既列出了针对行会的全面控诉，也提出了改革方案。该法令第十三条第一段显示出，行会在运作时还保留着某些近代之前的理念：

在某些地方，硝皮法制革匠和鞣皮法制革匠［原文为红制革匠（Rothgerber）和白制革匠（Weissgerber），系两个使用不同材料和技术的制革行当］就加工狗皮过程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的其他无用分歧互相争吵，而且，那些不用处理狗皮的人说要处理狗皮的人是不光彩的，还会说在此类地方工作的学徒就该受到他人惩罚。类似的是，要是某个工匠砸死、打死或溺死了猫狗，甚至只是碰到了猫狗的尸体，就会有人找碴，剥皮匠甚至会跳出来，用匕首之类的威胁工匠，要他破财免灾。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令是在着力恢复此前的措施，那些措施可以追溯到1530年、1548年、1577年等年份，而且法令承认，“总体而言，这些非常有益的规定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甚至逐渐出现了其他弊端”。鉴于执行状况取决于帝国的各个诸侯，实际成果微乎其微。在大部分地方，行会根深蒂固，任何从根本上挣脱行会的尝试都会造成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的困难年头，统治者不得不与各式各样的团体打交道，其中也包括行会。此外，行会在某些行业中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甚至活力，它们远非“颓废”、“濒死”或“过时”——这里仅举出三个经常用以形容18世纪行会的形容词——行会依然在不断涌现。不论在哪里，只要政府认为社会和谐与生产管理比生产力更重要，行会就能找到朋友。因此在1789年后的动荡时代里，甚至到了1848年之后，世人还能看到又延长了寿命的行会。

就像硝皮法制革匠和鞣皮法制革匠知道杀死猫的方法不止一种，对付行会的方法也不止一种。在欧洲大陆的君主国，特别盛行的方法是给受宠的实业家特许权，允许他们在行会体系之外活动，生产特定商品，通常是奢侈品。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定下了步调，此人于17世纪60年代掌管法国的经济政策。1662年，他花费4万利弗尔买下了“坐落在巴黎圣马塞尔郊区（Faubourg Saint—Marcel）的一栋大房子，人们通常称它为戈布兰家（Gobelins）的房子”。科尔贝在屋子里安置了许多由画家夏尔·勒布伦（Charles Le Brun）统一指导的挂毯工坊。其后不久，就有了“超过800名挂毯织工、雕塑家、艺术家、金匠、绣花工，以及制作一切辉煌壮丽的产品的工人”。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很有代表性，那就是完成由勒布伦设计的描绘路易十四功绩的一系列巨幅挂毯。为了体现王室经济实业与王室排场的完美结合，其中一件挂毯描绘了“国王路易十四访问戈布兰制造场”。其他类似的实业紧随其后，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制镜业和制皂业。

我们将在后续章节看到，“凡尔赛项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欧洲其他国家的大部分君主都觉得必须效仿法国。这种模仿固然有跟风的成分，但重商主义的考虑也是推动力之一，君主们希望以减少贵重物品进口的方式扩大贸易顺差。在欧洲大陆各地，行会之外的制造业机构纷纷出现，它们享有政府的支持，并得到各类财政与金融特权作为奖励。以美因茨选帝侯国为例，该国境内建立了生产丝带与穗带、棉布、铅笔、巧克力、金银项链、帽子、丝绸、手术器械、纸牌、缝纫针、西班牙面条、肥皂、羊皮纸、化妆品、塔夫绸、印花棉布等等商品的机构。我们很难评估上述实业以及其他地方存在的类似实业的总体效果。它们是提供了本不存在的资本与实业，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以扼杀竞争的方式阻碍了发展？当然，其中许多实业都是短命的，它们在一场场危机间摇摆，只能依靠进一步追加资本维持下去，一旦王室的资金用完，它们就会垮掉。像迈森（Meissen）瓷器或宁芬堡（Nymphenburg）瓷器这样的成功案例相当罕见。另一方面，也有人为王室提供的补助金辩护，他们指出补助的金额相对而言不算高。就连路易十四也不过在1667—1683年给制镜业预支了284 725利弗尔，在1665—1685年给制皂业预支了大约40万利弗尔而已。他在20年里给享有特权的制造业发放了共计约1 600万利弗尔的补助金，这个金额听起来相当可观，不过，考虑到同一时段内法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15亿利弗尔，这也就显得没那么多了。而且，19世纪进入全面工业化的地区中也有许多可能曾在18世纪得到特别待遇。

虽然这些奢侈品工业的产品现在会陈列在宫殿的墙壁上，也会放在博物馆的展示柜里，但当时它们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还很小。颠覆了行会在制造业中主导地位的主要力量是农村产业的扩张，特别是纺织业，但也包括手套、丝带、袜子、鞋子、帽子等商品的生产，它们不仅是满足当地需求的小规模生产，还拥有庞大的外销市场根基。这里的主要人物是商人资本家，这些人以“包出”的方式协调各道工序。商人资本家买下原材料并将其送到劳工家里，先是交给纺纱工，然后交给织工，最后交给漂洗工和染匠来把布匹变为成品。商人在“计件工作”基础上付工资，并设法找到布匹交易代理人，将产品投入市场。这一体系具备多方面的优点：它利用了廉价的农村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供应越来越多；它将对固定资本的需求降到最低；它使农民除了获得小块土地的出产外，还有机会在天黑后或农闲时节赚到外快；它让妇女、儿童、老人这些非熟练工也能为家庭收入做出贡献；它促进了劳动分工；它还规避了行会的一切规章制度，尤其是对品质的控制和对企业规模的限制。

外包劳动人数众多、发展迅速，极好地证明将生产外包给农村劳动力符合时代的需求。在普属西里西亚，亚麻布产量在1755—1775年从8.5万匹增长到12.5万匹，织机数量从1748年的19 810台增加到1790年的28 704台，截至1790年，从事亚麻布产业的已超过5万人。表6显示了1768—1779年这短短11年里，波希米亚地区亚麻、棉、羊毛纺织工人数量的可观增长。

表6 18世纪60、70年代波希米亚纺织工人数量的增长

资料来源：James Van Horn Melton, Absolutism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in Prussia and Austria (Cambridge, 1988)

据梅尔顿估算，下奥地利制造业的从业者人数从1762年的19 733增长到了1783年的94 094。18世纪发展起来的其他许多“工业区域”也有类似数据。这类快速发展的地方，意大利有伦巴第的宽阔带状地区，它位于米兰以北的山区，从奥斯塔山谷[13]延伸到加尔达湖（Lake Garda），还有热那亚周围的海岸地区和阿尔诺河（Arno）以北的托斯卡纳地区。在伊比利亚半岛，有位访客在1770年将加泰罗尼亚描述为“位于西班牙核心的小小英格兰”，到了18世纪90年代，加泰罗尼亚已经拥有兰开夏郡（Lancashire）以外规模最大的染匠和织工群体。法国有布列塔尼、曼恩、皮卡第和朗格多克。南尼德兰有佛兰德和特文特（Twente）。神圣罗马帝国有下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巴登、符腾堡、西里西亚和南萨克森。哈布斯堡君主国有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上下奥地利。英格兰有兰开夏郡、约克郡的西区（West Riding）、科茨沃尔德（Cotswolds）和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鉴于每个织工操作的织布机都需要25名辅助人员（其中包括6名纺纱工）以维持材料供应，制造业的从业人数是相当可观的。漂白行业在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和巴尔门（Barmen）——下莱茵地区贝格（Berg）公国里的两个邻近城镇——的扩张是包出制侵蚀行会地位好例子。漂白行业原本由行会垄断，但人们充分利用伍珀河（Wupper）将加工转移到周边地区，相关企业从1690年的15家增加到1774年的100家，再到1792年的150家。在结束与行会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后，政府于1762年解除了所有生产限制。

在概述农村制造业的发展时，我有意避免使用有争议的“原始工业化”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由其支持者于1972年首次提出，旨在解释从传统形式的制造业到工业革命的突破，认为原始工业化导致了人口增长、农业商业化、资本积累、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劳工无产阶级化和大市场的形成。其后出现的批评将原始工业化这个概念批得体无完肤。有人指出，这种现象起源的地区佛兰德是极为特别的，只有英格兰以及欧洲大陆上的一两块小飞地能够与其相提并论。希拉格·奥格尔维（Sheilagh Ogilvie）是原始工业化概念最有力的批评者，他总结说：

在18世纪欧洲的其他地区，管辖原始工业的是传统机构（就像农业一样）：行会、商人组织、拥有特权的城镇、农村村社、封建地主。关于原始工业化的大量研究表明，影响工业发展情况的主要因素是制度，而不是原始工业存在与否。

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外包劳动最主要的缺陷是无法控制劳动力。劳工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想要劳作时才不受监督地工作。当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准时，就算市场和商人呼吁提供更多的商品，劳工也会出现好逸恶劳的倾向。有个对策是将生产集中到某一中心，工资由计件发放变为计时发放。它需要以建筑物形式存在的更大规模的固定资本，且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但它也的确令工人在监督下持续工作。事实证明，这类“工场”在18世纪是抓住市场机遇的有效做法。据估计，1800年的欧洲德语区有大约1 000家工场，其中280家位于哈布斯堡君主国（下奥地利140家、波希米亚90家），220家位于普鲁士，170家位于萨克森，150家位于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家族领地［于利希—贝格（Jülich-Berg）、普法尔茨、巴伐利亚］。其中有些单位在某一中心地点雇用了大量工人，举例说，18世纪80年代，林茨的官营羊毛工场雇用了102名染匠和精整工，奥格斯堡的印花棉布公司雇用了350人，柏林的王家纺织场雇用了大约400人。就连奢侈品工场的工人人数也很多，迈森工场和柏林工场在1750年都有400人左右。引人注目的是，位置越偏东，由贵族大亨拥有、经营的这类大企业也就越多，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庄园里弄到原材料和廉价的农奴劳动力。哈布斯堡君主国最大的个体经营者是海因里希·弗朗茨·冯·罗滕汉（Heinrich Franz von Rottenhan）伯爵，他在自己位于波希米亚的庄园里建立了两家大型棉纺工场和一家冶铁工场。尽管国家直接控制其中一些大企业——如柏林的库房（Lagerhaus）工场，它为普鲁士军队生产制服——但这在数量上只占总体的6%。另一方面，还有难以计数的私营业主从制造业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奥格斯堡的“印花棉布大王”许勒（Schül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博隆加罗（Bolongaro）兄弟（烟草），以及克雷菲尔德（Krefeld）的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家族（丝绸）便是其中几个典型。工场的集中化现象并没有局限于西北欧：1779年，巴塞罗那的9家毛纺场雇用了3 000人，而在俄国，也有许多工场的劳工数以千计。

一场“工业革命”？

关于19世纪初欧洲制造业单位规模的增长，我们实际上还可以列出连篇累牍的证据，为免乏味，这里就不补充太多了。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数量增加了，质量是否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换句话说：是旧体制下生产的商品更多了，还是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直到相对晚近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认为，英格兰“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下半叶，就像法国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一样确定。它们时常被人凑成一对，作为现代世界开始的标志，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他仍然深受欢迎的《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中就是这么做的。霍布斯鲍姆也为他“双重革命”中的经济一重给出了相当传统的定义：

“工业革命爆发”这个说法有什么含义？它意味着在18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有史以来第一次摆脱了枷锁。从此以后，生产力持久迅速地发展，而且——直至目前为止——人员、商品和服务都处于无限度增长之中……经济起飞了。

然而，“法国大革命”这个说法从一开始就被同时代人使用，人们接受“工业革命”这个说法所花的时间则要长得多。它在19世纪20年代以法文形式révolution industrielle首次得到运用，也是法国权威经济学家热罗姆·阿道夫·布朗基（Jérôme Adolphe Blanqui）率先宣布了这一现象的世界历史意义，他在1831年写道：“当时，工业状况的变化比有社会生活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剧烈。”而且，另一个法国人——历史学家保罗·芒图（Paul Mantoux）——提供了工业革命之于现代社会重要性的经典历史学陈述：

现代工厂制度起源于18世纪后1/3时段的英格兰。世人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它的影响，它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因而大可以将它比作一场革命，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很少有政治革命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海峡对岸的观察者或许比受到工业革命直接影响的人们更具洞察力，因为在英格兰，这个说法直到很久之后才流行开来。在不列颠图书馆的目录里，数以百计标题中含有“工业革命”的图书出版于20世纪，但这样的书只有几本出自19世纪，没有一本出自18世纪。虽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初版于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n England）中频繁使用该说法，但这部著作要到1886年才从德文译成英文。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英格兰工业革命讲稿》（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在他身后出版，从此，“工业革命”成为美国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很长时期中不断被人提起。

工业革命首先重塑了英格兰，而后改变了欧洲大陆，最后扩展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这样的观念一旦确立就很难改变。人们消耗了多如海水的墨水进行争辩，讨论工业革命究竟是令工人阶级坠入“彻底的兽性状态”［理查德·奥尔蒂克（Richard Altick）语］的坏事，还是让日益增长的财富流入最刻薄的磨坊主手中的好事，但它的实际存在还是被普遍接受了。20世纪中叶，认为世界经济史上发生过一场影响人类一切活动层面的革命（就好像是普罗米修斯与普洛透斯结合起来）的观点又焕发了生机。在《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它的前身是作者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发表的一系列演讲，整理出版后成了畅销书——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用航空比喻总结了工业革命发生时的状况：起飞（take-off）。

起飞是妨碍稳定增长的旧障碍物和阻力最终被克服的时期。促成经济进步的力量过去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和地方带来现代活动，现在则扩张开来，并开始支配社会。增长成为社会的常态。复利似乎成了社会习惯和制度结构的一部分。

很少有源自经济学的术语能够如此流行。几乎在罗斯托著作出版的同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henkron）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也出版了（1962年），这本书提出了另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工业化模型，也促使人们接受了“起飞”这个术语，不过，格申克龙本人更偏爱较为灵活的比喻——大冲刺（great spurt）。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繁荣时期，“起飞”这样的转折点曾发生在过去，也可能出现在未来的信念风行一时，它鼓励政治家们创造出了“技术革命的白热化”［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语］或“大跃进”这样的口号。就连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之后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停滞也未能扼杀这个概念，八十年代末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反倒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样的概念，第一次工业革命基于煤和铁，第二次基于化工和电力。因此，“起飞”仍然和以往一样重要。

然而，不同的声音始终存在。就像托克维尔这样的政治学家强调旧制度的法国和革命后的法国之间存在连续性一样，也总有历史学家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做出同样的强调。虽然罗斯托声称英国经济在1783—1802年起飞了，可他也承认从登机口到飞机跑道得滑行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还有人认为它从没上过天，甚至认为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架飞机。他们并不把工业化视为一场革命，而是将它看作一个演化进程，且认为用机械来比拟这个进程并不恰当，倒不如将它比作以中等速度生长——介于生产缓慢的橡树和速生莱兰柏之间——的生物。他们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含义不固定，从马克思主义者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辩护者（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副标题就是“非共产党宣言”）都能利用。例如，迈克尔·福雷斯（Michael Fores）就抱怨它“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学术概念，各个作者想让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已故的龙多·卡梅伦（Rondo Cameron）说得最尖刻，他给一篇文章冠以挑衅的标题“工业革命——一个用词错误”，继而断言：“或许从没有一个源自经济史学家辞典的术语像‘工业革命’这样为大众所接受。可那是不幸的，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而且还传达了关于经济变化本质的极具误导性的看法。”

这一争议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文献。鉴于它涉及历史变迁甚至历史解释本身性质这样的本质问题，该争议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解决，自然也不会在这里得到解决。然而，哪怕只是简要回顾1815年之前的若干关键经济领域也是有必要的。在极为重要的沟通领域中，支持“渐进论”的论据很充分。正如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样，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许多改进，虽然其中没有一个具备革命性，但累积效应足以令当时的人们相信发生了真正重大的变化。我们可以在此回顾1784年的往事，当时，61岁的德意志作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将速度视作他经历过的最大发展。他怀旧地回想起与德意志民族特性——缓慢思考、缓慢行动——完美契合的悠闲旅行步伐。是德意志人的邻居法兰西人在快速地思考、行动、行军、射击、狩猎、吃饭、走路、旅行。可他注意到一切都已经变了，不久前他在新建的大道上的那次旅行表明，现在德意志人也在冲来冲去，旅程快得“我都不能好好听、好好看了”。

我们不免会想，1798年去世的莫泽假如见到了铁路，会有何感想。有人推测人体无法忍受高于每小时48千米的速度，莫泽也很可能这么想。通常认为，铁路时代的开端是1825年第一条定期客运线的开通，当时，一列由蒸汽机车拉动的火车开始往返于斯托克波特（Stockport）和达灵顿（Darlington）之间，不过，铁路时代并不是像晴天里的惊雷那样突然到来的。有必要在轨道和蒸汽机车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界限。轨道被定义为可以沿着路轨拖曳轮式车辆的平行道路，它的巨大优势在于能够极大地减小摩擦，因此在动力一定的前提下，拖动的载荷物也可以成比例地增加。动力可以是人力，也可以是畜力或机械力。木轨早在1500年左右就开始用于德意志境内的矿山，大约100年后也出现在英格兰境内。铁取代木材后，轨道的承重能力大大增加了。1768—1771年，理查德·雷诺兹（Richard Reynolds）在什罗普郡特尔福德（Telford）附近的煤溪谷（Coalbrookdale）大型冶铁厂引进了铸铁路轨，还在路轨内侧加上了凸缘以提高稳定性。后来的铁轨由可锻铸铁制成，凸缘则被转移到车轮上。煤溪谷工厂内的铁轨长度最终超过了32千米。

这些早期的铁路通常是纯粹的私人事业，由矿业公司出资、修建、运营，但在18世纪结束之前，一些由马匹拉动车辆的公共铁路也出现了，比如从克洛伊登（Croydon）到旺兹沃思（Wandsworth）的货运线和从斯旺西（Swansea）到曼布尔斯（Mumbles）的客运线。18世纪90年代末，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在实验基础上首次将蒸汽动力投入应用。到了1804年，他已能在格拉摩根郡（Glamorganshire）佩尼达伦（Pen-y-Darren）铁厂里的轨道上展示一台蒸汽机车，它能够以每小时8千米的速度拉动10吨矿石和70名乘客。技术上的事常常是这样，一旦有了先行者，其他人就迅速跟进，跟进最快的是约翰·布伦金索普（John Blenkinsop），他制造的重达5吨的蒸汽机车“萨拉曼卡号”（Salamanca）在1812年能够以每小时6.5千米的速度在平地上拖动90吨煤。威廉·赫德利（William Hedley）也制造过蒸汽机车，不过他更为知名的事迹是在1813年获得了一套平滑轮轨系统的专利。当然还有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他建造于1814年的“布吕歇尔号”（Blücher）是第一辆成功运用凸缘车轮的黏着式机车，能够以每小时6.5千米的速度将30吨煤拉上山坡。简而言之，“铁路时代”早在181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才得以成熟，说这是“革命”的确有些不恰当。

“铁路”涉及铁轨和蒸汽动力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发展也是渐进的。早在公元前8世纪，不列颠地区就已普遍使用铁器。人们发现，如果使用木炭将铁矿石加热到高温并保持通风，就能形成一个金属固体块（“铁坯”）。重新加热后，金属可以被捶打成某种形状，这就是“熟铁”。如果向矿石中加入额外的碳，那么熔点就会降低，人们可以将液态铁注入模具当中，这就是“铸铁”。15世纪时，有人开发出一种能够利用加热、压缩后的气流提高温度的炉子，这就是“鼓风炉”。熔化的铁水流到模具里面，模具则由一条主通道和若干条与主通道成直角的较短通道组成，样子像一头母猪正在给它的猪崽喂奶，如此产生的铸铁也被称作“生铁”（pig iron，直译为“猪铁”）。被称为“提纯”的后续创新则让人们可以利用氧化去除杂质，留下半固态的可锻铸铁。

这个时代出现了两大创新。英格兰的铁产量在18世纪初期下降了，这并非由于需求不足，而是因为缺乏制造木炭的木材。贵格会教徒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经过多次实验，最终于1709年成功用焦炭取代木炭炼铁。焦炭是矿物煤在隔绝空气的状况下加热到某一高温后的残留物。由于焦炭中含有丰富的碳，它可以作为加热剂和铁矿石所需的必要添加剂替代木炭。另一方面，由于焦炭是一种比木炭稳固得多且更结实的物质，它在炉内能够承受的铁矿石重量也远大于木炭，因此人们可以建造比从前大得多的炼铁炉，从而产生相应的规模经济效益。达比设在煤溪谷的鼓风炉很快就达到每座每周生铁产量高达10吨的水平。由于煤炭资源当时几乎取之不尽，而且许多都靠近地表，因此，木材短缺对制铁的抑制就被消除了。

第二个重大创新旨在应对生铁产量的提高和“提纯”缓慢、不足间的不平衡。1784年，亨利·科特（Henry Cort）成功申请了“搅炼”工序的专利，它使用反射炉将生铁转化为可锻铸铁。反射炉使用热空气和气体加热金属，不让金属与燃料直接接触，从而避免了污染。搅炼过程包括在炉床上搅拌熔融的生铁，这让循环流通的空气能够除去铁中的碳和其他杂质。再加上科特在前一年取得的另一项专利——一套以更高效的方式制取条形铁的工艺，他的发明促进了铁产量的快速增长，让它在随后20年中翻了两番。大不列颠的生铁产量从1740年的17 350长吨[14]先后增长到1788年的68 300长吨、1796年的125 079长吨、1806年的258 206长吨。在经济领域著述颇多的谢菲尔德（Sheffield）勋爵于1786年预测道：“不夸张地说，科特的发明成果比占据北美13个殖民地对大不列颠更加有益，因为它会把铁贸易的主导权交给这个拥有巨大航海优势的国家。”在1750年，英国的铁进口量是国内铁产量的两倍，但到了1815年，这种关系已经扭转过来，出口量已是进口量的5倍之多。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铁产量增长很快，钢依然是非常稀少的金属。有人在18世纪40年代发明了一种在坩埚内制钢的技术，但钢还是非常昂贵，应用也仅限于刀具制造。廉价的钢要到19世纪中叶才能上市。

铁路的第二个组成部分——蒸汽动力——的发展也是渐进的。需求再一次推动了创新。这一回是因为随着地表矿层日益枯竭，煤矿不得不挖得越来越深，由此产生了用水泵排水的需求。1702年，沃里克郡（Warwickshire）有座矿山用了500多匹马操作水泵。托马斯·萨弗里（Thomas Savery）在1698年发明了第一台机械泵。这台巧妙装置的主要部分是一个充满了蒸汽的巨大金属容器。将冷水倒在金属外壳上，就能使内部的蒸汽冷凝，从而产生真空，将矿井中的水抽出。该装置取得了专利权，被人称为“矿工之友”，但它基本没有实用性，因为交替冷却、加热的过程十分低效，锡焊的接缝也无法持续应对蒸汽压力，事实证明这是极为致命的缺陷。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于1705年发明的“大气热机”就比“矿工之友”有效得多，它使用冷凝蒸汽产生的部分真空来移动汽缸内的活塞。这台机器也有明显的缺陷：它动作很慢，对煤的需求又很大，它的热效率只有1%，换句话说就是每消耗100单位的煤炭，才有1单位是实际上用于抽水的。然而，矿井口的人们几乎不用考虑煤的成本，纽科门热机在短短几年内就被引入了大不列颠的几乎所有大型矿山，18世纪中叶，仅纽卡斯尔煤田一地就有50多台投入使用。

来自格拉斯哥的仪器制造商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找到了一种能够避免冷热循环的方法，而冷热循环正是此前的蒸汽机效率低下的原因，于是，真正的突破到来了。瓦特在修理格拉斯哥大学的纽科门热机模型时发现了一种能将生成的所有蒸汽都利用起来的方法：“我想到，既然蒸汽可以膨胀，它就能冲入真空，要是在汽缸和排气管之间打通联系，它就会冲进排气管，在管里冷凝，不会导致汽缸冷却。”1769年，瓦特取得了“一种减少火机的蒸汽与燃料消耗量的新方法”的专利，与伯明翰（Birmingham）的制造业大亨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生产实用的蒸汽机，他的蒸汽机不仅被应用于煤矿，也被应用于其他各类生产。瓦特的后续改进，尤其是18世纪80年代初发明的双向蒸汽机进一步提高了效率。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真正划时代的时刻，这不无道理，因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完全不受地点约束的动力来源。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分阐述了这个观点：

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谓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像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不像水车那样使生产分散在农村，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普遍的，在地址选择上不太受地点条件的限制。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15]

马克思是在19世纪中叶写作的，那时，瓦特诸多发明的全部意义都已有目共睹。而在瓦特自己所处的时代，人们就没有那么激动了。截至1800年，英国各地运行的各式蒸汽机有1 000台左右。以产生的马力而论，传统能源，尤其是对毛纺业依然十分重要的水力还是远远超过了蒸汽机。彼得·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曾做过估算，即便在1800年，风力的贡献依然要大于蒸汽动力，此外，后者中仍有大约50%由纽科门式蒸汽机产生。

冶金和蒸汽动力的发展情况都不足以支撑工业革命的概念，只剩下纺织业了，更确切地说，是棉纺业。棉纺业没有冶铁业那么古老，但也已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公元900年左右，棉花从埃及传到了欧洲。18世纪，欧洲的棉花主要是从巴西、加勒比诸岛、中东和印度进口的，地中海沿岸和东大西洋的葡属、西属岛屿也有少量种植，直到1784年，第一批来自美国的棉花才运抵欧洲。在了解18世纪末若干创新的意义时，有必要理解为何棉花既具有吸引力又很麻烦。棉花的优点在于平展、空心，有自然的卷曲，纤维较长。因此，它将舒适性与强度、耐用性结合了起来。棉花的严重缺点则是与其相关的产业都属于高度劳动密集型。在植株上生长的“棉铃”得先收获，再轧花（将籽实与纤维分开），接下来清棉、粗纱（拉伸、加长、加捻）、粗梳（混合、拉直并使纤维自然平行），之后才能纺成纱、织成布。亨利·霍布豪斯（Henry Hobhouse）在他的经典研究《变革的种子》（Seeds of Change）中很好地描述了这一过程：

种出好棉花是件相对容易的事，但挑选100磅棉铃需要2个工作日，轧花在最好状况下也得50个工作日，动手舀水、清棉、粗梳又要20个工作日。上述所有努力只能产出大约8磅的可纺棉花，接下来的纺纱需要25—40个工作日。因此，典型的棉纱每磅需要花费12—14个工作日的劳动。即便其中有一些是较为廉价的童工或青少年劳力，这种无趣的工作成本依然高昂，代价依然不可避免。与1磅棉花相比，在同一时期将1磅羊毛从原料纺成纱线至多只需要1—2个工作日，亚麻是2—5个工作日，丝绸则是大约6个工作日。

就像霍布豪斯简要补充的那样，“难怪棉布是1784年的奢侈布料”。只有机械化才能把它变成大众消费得起的布料。这一进程断断续续，原本主要为其他织物设计的一些发明也做出了贡献。比如，约翰·凯（John Kay）于1733年发明的“飞梭”——它让织工的生产率翻了一番——原本是为羊毛设计的。然而，“飞梭”也要求纺纱速度相应加快，这就促进了机械纺纱装置的发明。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和约翰·怀亚特（John Wyatt）的滚筒纺纱机于1738年取得专利权。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在1764年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并于1769年获得专利权。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于1769年发明水力纺纱机，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于1779年发明“骡机”（之所以被称为骡机，是因为它结合了珍妮机与水力机的功能）。上述发明一起带来了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规模经济效应的出现、质量的提高，以及纱线成本的急剧下降。变化幅度大到了甚至能够吸引诗人眼球的地步，以约翰·戴尔（John Dyer）为例，他在1747年的《幸福的贫民习艺所与良好的工业效应》（The Happy Workhouse and the Good Effects of Industry）中写道：

接下来向我们展示

新设计的循环机器，

它拉着、转着一条线，绕成了圆锥形状

不用毫无必要地以手乏味苦干。

一只看不见的轮子隐于地板下，

它为这台和谐机器的每个部分

提供必要的动力。有个人专心致志地

俯视着这台机器，他说：梳完的毛，

平稳地绕在那些圆筒上，

圆筒轻轻转，毛线绕上去

直立的锭子快快转，

转出一条长长的平滑细绳。

到了1800年，极细纱的生产成本已经降到20年前的1/4。棉花从种种创新中受益最大，因为它坚韧的构造适合早期机器的粗糙技术，因为时尚层面开始出现转向轻质面料的长时段变化，因为通往温暖气候带的出口市场已被打开，因为穿着内衣成了所有阶层的习惯。据悉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估计，一名手工纺纱的劳工需要工作超过5万小时才能产出45千克棉纱，克朗普顿的骡机在1780年生产等量棉纱需要2 000小时，而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引进的助力骡机仅需300小时。换言之，劳动生产率在18世纪提高了150倍。英国进口的棉花总量从1750年的113.5万千克上升到1787年的近1 000万千克，而且到了1787年，大部分棉花都由机器清理、粗梳、纺纱了。按原棉消费量计算，1785年的棉纱产量是1760年的11倍，1827年的产量则是1785年的11倍以上。

当时的人明确感觉到有些重大事情已经发生了。约翰·艾金（John Aikin）在1795年写道：“棉花生产迅速而惊人的增长，或许在诸多贸易国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要说这是革命，还得加上许多限定条件。虽然飞梭等发明带来了大有希望的生产率的增长，织布却未能跟上纺纱的步伐。埃德蒙·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于1785年取得了“动力织机”的专利，尽管他后来还做过改进，但因为纱线反复断裂，仍然无法解决将速度与连续性结合起来的问题。到1815年为止，英国只有大约2 400台动力织机投入运行。机械织布是19世纪的现象。塞缪尔·利利（Samuel Lilley）也曾指出，珍妮机、水力机、骡机这样的机器并不能与发明合成染料或无线电报这样的技术突破相提并论。他补充道：“工业革命早期——大约到1800年为止——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使用中世纪技术并将它们发挥到极致。”哈格里夫斯、阿克赖特等人所做的就是将传统手纺车的不同部分以新的方式组合起来。还有人指出，从纯粹定量角度来看，棉花对全国经济的贡献并不大。彼得·马赛厄斯的数据显示，在18世纪60年代，棉花业相关产值还不到经济总量的半个百分点，在18世纪80年代依然低于1个百分点。在1770年，棉花给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60万英镑，可羊毛贡献了70万英镑，皮革也贡献了50万英镑。

在所有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关的产品中，棉花是在欧洲大陆上扩散最早、传播最快、分布最广的产品。不管我们从诸多地区性研究中搜集到的下列信息有多么冗长乏味，它们都会让人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棉纺业在1815年时已经无所不在：1763—1785年，鲁昂的棉纺厂数目增长了1800%，博尔贝克（Bolbec）的增长了800%；在阿尔萨斯的米卢斯（Mulhouse），印花棉布产量从18世纪50年代的3万匹增加到18世纪90年代的12万匹；法国人在1786年进口了500万千克原棉（英国人同期进口了大约800万千克）；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里，位于米兰西北方向的加拉拉泰（Gallarate）、布斯托阿西齐奥（Busto Arsizio）和韦尔切利（Vercelli）开始加工棉花；在蒙扎（Monza），有人于1795年开设了使用骡机的棉纺工场；在俄国，棉布产业始于张伯伦与卡曾斯家族（Chamberlain and Cousins）于1755年开设的工厂，其后便迅速扩展开来；1782—1786年，布拉格新建了10家棉纺厂；截至1792年，加泰罗尼亚的棉纺业雇用了8万人；在奥属尼德兰，安特卫普、布鲁塞尔、梅赫伦（Mechelen）和图尔奈（Tournai）出现了棉纺厂；在阿尔萨斯，棉花工业各部门的工人在1806年共有25 026名，也就是说，这个省份将近一半的工人都受雇于棉花工业；1811年的鲁尔河省（Roër，法国吞并莱茵河西岸时新建的四个省中最靠北的一个）共有6.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在2 500家工厂里工作；1815年，整个欧洲的棉纺业共有150万个纱锭，其中法国有100万锭，萨克森有25万锭，瑞士有15万锭。此类信息还有很多，但这些已经足够了。

这类企业有不少是以外包方式组织起来的，其中许多与其说是机械化工厂，不如说是手工工场。虽然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英国技术已经走向了欧洲大陆。有些企业家到大陆上寻找财富，其中就有发明飞梭的约翰·凯，他未能维持住自己的专利权，之后便前往欧洲大陆。法国当局拨给他3 000利弗尔，并开出2 500利弗尔的年薪让他去诺曼底巡行，教当地工人如何使用他的发明，凯的三个儿子则在巴黎的一家工场里制造飞梭。机器可以仿制，可以靠贿赂操作人员得到机密，技术也会通过工业间谍活动扩散。1785年便有一个案例，当时兰开夏郡抓获了一个名叫巴登的德意志间谍，他打算招募机器操作工，被处以500英镑的大额罚款。截至1815年，从比利时到俄国的整个欧洲都有了当地版本的珍妮机、水力机和骡机。

为什么英国人会在该领域占得先机？这不能用单一原因解释，因为很难找到一项特征是英国经济独有的。优越的自然与人工交通条件？荷兰共和国在这方面绝不比英国差。原因在于商业和金融专业知识的积累，完备的货币市场，先进的商业化农业，灵活的社会结构，宗教宽容，以及对战争损害具备较好的免疫力吗？荷兰人在这些方面至少可以与英国人打个平手，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至少可以声称在某些领域与英国相当。原因在于原材料尤其是煤矿和铁矿（这是荷兰人所缺乏的）供应充足吗？然而比利时和德意志中西部若干地区也享有同样的优势。其他优势也是一样。要达到临界点，或许就得把上述所有优点都结合起来。

只看经济的供给侧可能也是让人失望的一个原因。英国人在需求方面是十分特别的。尼尔·麦肯德里克（Neil McKendrick）曾在一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著作中坚定地指出：“18世纪的英格兰出现了一场消费革命。数量空前的男男女女享受了获得物质财富的体验……消费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必要对应物，是供求平衡关系的需求侧为适应供给侧剧变而产生的剧变。”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现在成了“维持体面的物品”，过去维持体面才需要的则成了必需品。麦肯德里克、约翰·普拉姆（John Plumb）爵士、罗伊·波特和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的著作都阐明了18世纪的不列颠，尤其是18世纪的英格兰是如何越来越被改变了经济的消费欲望控制的。正如普拉姆观察到的那样，“消费之音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强”，而且，“积极消费是成功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顾客不分阶级，总是对的，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承认：“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消费者的利益需要其保证的情况下才应当加以注意。这个原则是……完全不言自明的。”说到底，正是了解到热切的消费者们渴望购买商品，达比们和阿克赖特们才提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方法。戴维·兰德斯评论道：“令英国经济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是对赚钱机遇的异常敏感和热忱回应。这是一个不论集体还是个人，都对财富和商业着迷的民族。”当然，欧洲大陆上也有消费者，特别是在低地国家和城市中心，但没有任何地方的消费者会像英国消费者那样人数众多、信心十足。

英国人自满地观察着欧洲大陆的发展，因为他们知道，模仿就是最诚挚的奉承。英国人可以在1815年摆出一副恩赐姿态，因为他们知道英国经济和欧陆经济之间原本就存在差距，刚刚结束的持续22年的战争则让差距大得难以逾越。这一事态的缘由我们会在后续章节里讨论，不过我们可以在此用一个问题收尾：大不列颠的工业革命是否伴随着甚至先于法国的政治革命发生？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此毫不怀疑：

如果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前后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根本质变都不算革命，那么“革命”一词就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意思了……革命本身，革命的“起飞阶段”，或许能定在1780—1800年这20年间的某个时候（这已经尽可能精确了），与法国大革命同时代，而又稍稍早于法国大革命。无论如何，工业革命都很可能是自农业和城市发明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它从英国发端。

虽然霍布斯鲍姆喜欢认为保守主义（也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然不喜欢任何与革命有关的东西，但在工业革命这一点上其实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因素。美国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也同样确信18世纪末在英国发生的事件具有革命性，他几乎重复了霍布斯鲍姆的措辞：“我们用‘工业革命’表示的技术变革是自轮子发明以来最激烈的革新。”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的是，将大不列颠视为“旧制度”的学者看到的并不是革命性变化，而是连续的发展。乔纳森·克拉克（Jonathan Clark）以其典型的犀利笔锋写道：“‘工业革命’……不是一个事件，也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个很久之后才被用于纪念前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所谓分水岭的历史学术语：在法国，大革命终结了旧制度，在英格兰，也应该有个工业革命来做同样的事情。”

经济史学家提供了充足的统计学证据来支持克拉克的观点。他们把工业化的起始时间越推越早，将工业化产生的影响越推越晚。正如戴维·坎纳丁（David Cannadine）所述，工业革命“几乎写满了英国近现代史”。唐纳德·科尔曼在1989年，即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总结了当时的状况：

如果主要以当时数据或精巧的当代重构形式存在的证据大致正确的话……那么1830年以前的经济增长似乎是缓慢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都没有出现显著增长，值得注意的经济、技术变化也相当有限。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经济才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可即便到了那时，与其说是发展出了更高的生产力，倒不如说是出现了从农业到工业的结构性转变。简而言之，人们越来越强调连续性，认为革命观点暗含的间断性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是错误的。

我们如何解决这个争议？矛盾的是，支持克拉克反对工业革命概念论点的一个论据也许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解读，成为解决问题的线索。克拉克的那个论据出自制造业业主、社会改革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于1815年出版的专题论述：

三四十年前，在这个国家从事贸易、制造和商业的人在帝国的知识领域、财富领域、影响面或人口中都只占有微不足道的比重。

在此之前，英国基本上是农业国。但从当时到现在，国内外贸易的增速不同凡响，已经把商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它从未在任何国家取得过这么大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这一改变主要源于将棉花贸易引入该国的机械发明。

这一制造业现象引发的直接效应是不列颠帝国的财富、工业、人口和政治影响力快速增长；而且，也正是依靠上述成果的帮助，在面对或许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可畏的军事力量、最邪恶的大国（法国）时，帝国才得以与其斗争25年。

克拉克认为该说法表明欧文主要将英国的商业繁荣视为其生存的关键。这的确如此，但它也将商业转型和机械发明联系了起来，认为这个国家的商业转型“主要源于将棉花贸易引入该国的机械发明”。就像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欧文并不会如计量经济学家一般严格区分各类财富创造形式。他所看到的就是英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快到足以被称作革命的地步，尽管他并未使用“工业革命”这一术语。他环顾四周，看到有人在短短几年内从赤贫变为巨富。按照1780年兰开夏郡某人的记载，不到10年内就有“原本全部家当不到5英镑的穷人拥有了马车和仆人，成了一座庄园的领主，还买下了一块价值2万英镑的地产”。值得注意的是，欧文还把这种物质繁荣与政治稳定、军事胜利联系起来。到了欧文出版他那本小册子的年份，始于1688年光荣革命的“第二次百年战争”终于在滑铁卢战场以有利于英国的方式结束了。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所见，这场冲突的最后阶段（1793—1815年）极大地增加了英国对其古老敌手的经济领先优势。对因军事胜利而得意扬扬的英国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胜利，还是以自由、新教和繁荣——令他们国家伟大的三块基石——为基础的整个文化的胜利。换言之，更为广泛的综合发展在一个世纪内令英国从经济、政治都趋于边缘化的海外岛屿变为整个世界的主人，而当时的人们在经济上体验到的根本性转变只是整体发展中的一部分而已。如此看来，商业与制造业的变革的确有资格被称为“革命”。工业化改变了世界，它的确始于大不列颠，也的确始于这一时期。

[1] 椴树下大街，旧译“菩提树下大街”，也有人音译为“林登大街”，始建于1647年，因街道两旁多种植椴树得名，是柏林最主要的林荫道之一。

[2] 笛形船（fluyt），一译平底船、货船、飞船，其名称可能源自类似长笛的船只外形。参见：林伟盛，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大员的船舶与货物转运[J]，国史馆馆刊，2015，45 : 17。

[3] 在天主教会规定的“四旬斋”等斋戒期间，天主教徒不得吃肉，但可以吃鱼，鲱鱼因此成为天主教徒的重要食物。

[4] 拉斯特（last），近代欧洲容量、重量单位，因货物、地区差异而时有变化，1拉斯特载重大约相当于2吨。

[5] 此即今爱沙尼亚首都塔林（Tallinn），雷瓦尔系其德文旧名。

[6] 《艾纳勒卡瓦克协定》，1779年俄土两国在伊斯坦布尔的艾纳勒卡瓦克宫（Aynalıkavak）签署，故而得名。该宫殿于17世纪建成。英文、法文、德文文献常将该宫殿写作Ainali Kawak，本书作者亦不例外。

[7] 波兰、俄国等东欧国家的公爵头衔（波：Książę，俄：Князь）常被英译为Prince，本书亦是如此，译者根据名从主人原则依旧将其译为公爵。

[8] Residenzstadt系德文词，意为“都城”“国都”“京城”，其字面含义为居住的城市。

[9] 调查结果收录在他的著作《维也纳素描》（Skizze von Wien）中。详见：Johann Pezzl, Skizze von Wien Wien, 1786—1790, vol. 2, pp. 59—60.

[10] 德语中的Fürst存在多种含义，此处意为低于公爵（Herzog）、高于伯爵（Graf）的侯爵，也可泛称拥有领地的诸侯。英文中则常将Fürst译作Prince，本书亦是如此。

[11] 奥利维耶·沙利纳（Olivier Chaline），法国历史学家，生于1964年，1992年获得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博士学位，2001年起任教于巴黎四大（索邦），主要研究欧洲近代史。

[12] 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1598—1680），意大利建筑家、雕塑家，巴洛克艺术的主要代表者之一。

[13] 奥斯塔山谷（Valle d'Aosta），位于意大利西北角，毗邻法国、瑞士，通用意大利语和法语。也有人将其音译为“瓦尔道斯特”，或根据意大利语地名译作“瓦莱达奥斯塔”。

[14] 1长吨 ≈1 016千克。

[15] 此处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414—415页。

第四章

农业与乡村世界

生产力问题

现代世界和旧制度世界的最大区别在于农业和乡村的相对重要性。21世纪初，英格兰只有不到40万人——总劳动人口的1.7%——从事农业。此外，绝大部分居住在乡村的人每天都要进城上班，他们的外表也是城市化的。乡村居民消费的食物几乎都不是本地生产的，大部分还是从海外进口的。而在1700年的英格兰，大约8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其中超过2/3直接在土地上劳作，其他人员的收入也大多间接来自农业。英格兰的农业不仅要提供几乎所有供国人食用的食品，还要产出这个国家工业所需的原材料（羊毛、皮革、兽脂、茜草、啤酒花等等），为许多城镇居民提供季节性的工作，创造维持该国制造业部门所需的资本与信贷。而且，除了少数像伦敦、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大都会外，大部分“城镇”看上去都更像是村庄，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当地农业经济。如果欧洲最为商业化的经济体之一都是这种状况，那么农业在东欧和中欧那些彻底乡村化地区的主导地位更是可想而知。尽管经济权力平衡开始转移的征兆已零星出现，但到了1815年，乡村依然占据着和1660年一样的王者地位。

从人类历史的起点开始，乡村为王的状况便一直存在。然而，农业（有组织地耕作土地）主导地位的起源要晚近得多。值得一提的是，智人（Homo sapiens）的存在时间是文明的10倍（如果尼安德特人也算人类的话，那就是20倍）。公元前1万年左右，栽培作物、驯养动物才开始为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狩猎采集活动提供补充。这一变化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生产并保存剩余产品，这就让文明的出现有了可能。主导、控制、利用这颗行星的第一步也是巨大的一步就此迈出。

早期的农学家遭遇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1万年后依然尖锐，那就是，尽管有序耕作能够提高产量，土地肥力却会很快耗竭。如果人们要取得有价值的收获，要么就得在新的土地上播种，要么就得让旧的地块定期休耕。正是处理这个根本性问题的方式决定了1660—1815年的欧洲农业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的密度和土地的可利用性。在人口密度较低、可利用土地面积较大的地区，耕种者能够使用堪称挥霍的用地方式。在芬兰，几乎无人居住的大片森林让人们能够以4年为周期用烧垦方式耕作。第一年，剥开树皮让树木脱水。第二年，烧毁干燥的树干，让灰烬留在地上被大地吸收，这一吸收进程会贯穿整个第三年。最后，在第四个年头将种子撒进已相当肥沃的土壤里，这样产出率可达10∶1到20∶1，也就是说，每次的收获量是播种量的10到20倍。这一成就以现代标准（东盎格利亚的农场小麦产出率是80∶1）来看并不大，但正如我们后文所见，这在18世纪是很了不起的成绩。然而，这种同样被应用于瑞典和俄国北部的“刀耕火种”耕作法也存在缺陷，它不仅导致森林被大规模砍伐，也很快耗尽地力，让人们不得不抛弃耕地——弃荒时间常常长达几十年。在俄国南部的草原上，人们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他们把作物种在天然草场上，但此后产量很快便会下降，这时就只能任凭耕地恢复为草原。

在定居化程度较深、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这种农业是不能实行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已发展出这样一种耕作模式：将社区的可耕地分为互相交替的两块，其中一块耕作，另一块就“休耕”。根据土壤的自然肥力状况，“两圃制”的耕地会每隔一年休耕一年，“三圃制”的耕地则要每三年休耕一年。换言之，任何时候都会有1/2或1/3的可耕地不种植作物。以法国为例，三圃制已在卢瓦尔河以北的肥沃产粮区牢牢确立起来：第一年种植小麦或黑麦，第二年种植大麦或燕麦等春季播种的谷物，第三年休耕。而在条件不那么有利的南方地区，就必须使用两圃制，事实上，像山区或奥弗涅（Auvergne）高地这样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的地方，还不得不进一步延长休耕期。在伊比利亚半岛各地，尽管有人偶尔尝试推行三圃制，但土壤条件决定了两圃制在此占据主导地位，位于欧洲另一端的斯堪的纳维亚也是如此。

由于不论何时都至少有1/3的耕地处于休耕状态，生产力就相应较低，耕种土地所需的人口比例则相应较高。阻碍进步的部分原因要归于纯粹的无知。在知道植物会把土壤里的无机氮化合物合成为蛋白质之前，人们不可能意识到需要给土壤补充至关重要的氮。事实上，氮元素本身直到1770年左右才被人类发现。然而，18世纪的耕作者还是可以观察到使用肥料能够增加土地肥力，减少休耕的需要。那是因为动物会将它们食物中的大部分氮通过体内排泄系统排出去（其中也包括其他肥田成分，特别是磷和钾）。不过，1长吨的畜肥中仅含4.5千克氮，这就需要大量的动物粪便。如果此类天然成分可以合成，人们就可以普遍运用价格低廉又供应充足的肥料，但那应该算是19世纪的发展成就了。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爵士曾于1813年向英国农业委员会做过一系列演讲，后来结集出版为《农业化学基本原则》（Elements of Agricultural Chemistry），他的研究对象还处于相当初级的发展阶段。正如他向听众们抱怨的那样：“农业化学尚未获得正规、系统的形式。能干的实验者们在不久前才开始研究农业化学，相关学说还没有被汇集到任何一部基础论述当中。”

近代的耕作者并没有帝国化学工业（ICI）或巴斯夫（BASF）公司那些以产业化规模生产硝酸盐肥料的工厂，不得不依赖牲畜或（如果这些人较为进取且没那么娇气的话）人类生产的“夜肥”。然而，耕作者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受困于“休耕的恶性循环”。休耕导致生产力低下。可由于绝大部分欧洲人都依靠谷物维持生存，他们不得不把大部分土地用于耕种，那就必然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可以作为牧场饲养牲畜，这反过来又限制了能够利用的粪肥量，该状况迫使土地需要每两三年休耕一年，恶性循环回到了生产力低下的起点。

突破休耕的恶性循环

这个循环是可以突破的，事实上在西北欧的许多地区，它在1700年之前就被突破了。首先的突破是在休耕地上种植非但不会耗尽地力，反而能够补充珍贵的氮，从而恢复肥力的作物。这种技术被德意志人称为“夏播”（Besömmerung）。根据土壤和气候条件，人们在夏播时尝试过多个植物品种，包括豌豆、巢豆（一种果实像大豆的豆科蚕豆属植物，存在诸多种类）、马铃薯、驴食草（Onobrychis viciifolia，一名“红豆草”）和荞麦，但其中最有效的还是各类根用作物（芜菁、芜菁甘蓝、饲料用甜菜）和人工牧草，特别是苜蓿。苜蓿是最有效的，因为它们可以作为饲料贮藏、使用，在冬季还可以养活更多的牲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茎和干草可以用来促进圈养牲畜的发展，继而促进粪肥收集和收益最大化，减少休耕需求。换言之，恶性循环不仅可以阻止，还可以逆转。

从“夏播”到设计出完全消除休耕的轮作之间只有一小步。佛兰德地区早在14世纪就已发展出精细的步骤，不过这样的早熟只是个特例。直到17世纪末，过去采用的敞田制（open-field）才发生显著变化。在1700年的英格兰，“诺福克”（Norfolk）四圃轮作制已经开始从它得名的起源郡传播到邻近的几个郡。这种做法要求在头一年种植冬播作物，通常是冬小麦，第二年种植芜菁，第三年种植像大麦这样的春播作物，但还要套种苜蓿和黑麦草，到了第四个年头，就让牲畜去地里吃草或收割草料，也可以两者兼而为之。要想维持氮含量从而保持生产力，就必须在生产谷物和饲养牲畜之间达到最佳平衡。和其他许多经济进展一样，低地国家是发展的先驱，不过英格兰人往往认为他们才是先驱。理查德·布拉德利（Richard Bradley）在他出版于1726年的《农牧业与园艺业概论，包括一套新的蔬菜栽培体系，配有许多观察和实验图解》（General Treatise of Husbandry and Gardening; Containing a New System of Vegetation: Illustrated with Many 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s）中骄傲地宣称：“提高土地肥力和农学研究十分有助于让我们国家的声望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尽管欧洲西北角的农业变革必定最为普遍，但同时代的记载表明神圣罗马帝国的许多地区也实现了消除休耕：以勃兰登堡为例，有位富有进取心的少校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冯·克莱斯特（Joachim Friedrich von Kleist）在18世纪下半叶引入了新的轮作方法，让他的庄园价值翻了一番多。爱尔福特的腹地享有“德意志的菜园子”的美誉，那里的克里斯蒂安·赖夏特（Christian Reichardt）称，自己已发展出一套周期长达18年的谷物—蔬菜轮作制度，它消除了休耕需求，也无须时常施肥。托马斯·彭南特于1765年行经美因茨选帝侯国，他对当地的状况记载如下：“我在前往哈瑙（Hanau）途中穿过了平坦的富裕乡村，那里长满了印第安谷物（玉米）、甜菜、菜豆、卷心菜和马铃薯。”就连在阿尔卑斯山以南，也能找到像波河（Po）谷地那样的生产力与周围不同的孤立区。维琴察（Vicenza）附近也可列入孤立区，当地于18世纪中叶开始建人造草场，很快就让谷物产量翻番。类似的还有位于西班牙南部的巴伦西亚周边地区，约瑟夫·汤森于1787年在当地发现了复杂的轮作制度。

见过轮作提高生产力效果的农业改革者再看到传统耕作方式，可能会变得极为愤慨。阿瑟·扬或许是其中最为博学多识的，也必定是其中语调最为激烈的，他曾在英格兰、法兰西和意大利深入旅行。扬发现法国的农业有许多值得羡慕之处，不过顺带一提，吸引他赞赏目光的还是佛兰德、阿图瓦和阿尔萨斯这样的边缘地区。他一再惊叹于这个国家自然物产的丰富多样。然而，他也经常为人类因无知而浪费上帝慷慨赐予之物感到惋惜：“有些富裕地区的土壤好得不能再好，休耕实在对不起这样的地。”在皮卡第、诺曼底、博斯地区（Pays de Beauce）或库沃地区（Pays de Caux），“宝贵的土壤上满是乞丐和野草”。扬热心于自己的工作，接着补充道：

因人们无知而导致野蛮轮作蔓延到布列塔尼、曼恩和安茹等地，这样的事数不胜数。他们经营农业的一般特点是修剪、焚烧已经地力耗尽的田地，任其荒芜，等到地力恢复后，再连续种上几茬作物，让地力再次耗尽。要让这些省份改换面貌，只需改变轮作方式。

在洛林和弗朗什—孔泰，三圃制的“悲惨惯例”是“耕作者的一种耻辱”。扬在前往圣尼茨（St Neots）的路上发现，剑桥旁边就有“大不列颠最糟糕的农牧业”，他的标准是在东盎格利亚看到的农业状况。扬于1771年出版了四卷本著作《农夫贯穿东英格兰之旅：对旅途行经王国各郡的记录，对农业状况的调查》（The Farmer’s Tour Through the East of England. Being The Register of a Journey through various Counties of this Kingdom, to enquire into the State of Agriculture），该书以可观的细节描述了当地农业。尽管扬并未使用“革命”一词，但他描述的实际上就是一场革命。他观察到在过去两代人时间里，诺福克的农业发生了意义尤为重大的转型。他将转型原因归结为以下7个因素：

圈地

使用泥灰土（一种主要由黏土和石灰中的碳酸盐混合而成的土壤，形成了疏松的松散团块，作为肥料很有价值）

新的轮作制度

芜菁

苜蓿和黑麦草

长期租赁

“乡村基本上已被分割为各个大农场”

阿瑟·扬如此愤慨是正确的吗？消除休耕真的如此简单，使这么多土地无法耕作的原因仅仅是无知吗？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文化、地理、政治、社会、经济力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联，让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农业被“锁死”在低生产力循环里。无知必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最为丰饶的地区往往也最有创造力，这并非偶然。识字的耕作者会发现获取大量涌现的文献资料越来越容易，伏尔泰的讽刺话“人们已经写出并出版了许多与农业相关的有用作品，每个人都在读这些书，只有农民除外”，也越来越背离实际。的确有许多满怀善意的农学家以传教般的热情传播生产力的福音。在意大利，一座名为献身农业学院（Accademia dei Georgofili）的农学院于1753年在托斯卡纳创立，在诸多创办农学院——创办之后常常还会出版期刊和小册子——的倡议中，这是第一个付诸实施的。意大利的第一个农科教授职位则于1765年在帕多瓦设立。阿瑟·扬在1789年遍游意大利，途中，农学家同行塔尔蒂尼将自己的一本《佛罗伦萨农业期刊》（Giornale d’Agricultura di Firenze）赠给扬，可惜扬似乎没什么兴趣，把书搁下了[1]。不过他还是自满地补充道：“一位西西里的农学教授受他的君主派遣（这是个明智的举动）前往英格兰接受农业教育，在我看来，这是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德语世界同样成果丰硕：1803年，有位任教于普鲁士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大学的农学家编了一份农学参考书目，其中包括超过6 000条图书名目。

农业发展的障碍

然而，知道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去做只是第一步，而且这绝非最艰难的一步。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以传统三圃制耕作的法国农民发现了“夏播”的好处，决心在他的那份休耕地上种植芜菁。然而，芜菁刚刚破土而出，他就得面对堪称农业进步中最大障碍的村社耕作结构。社区里的每个成员，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有权在休耕地上放牛，也都有权在收获后的耕地和收割完第一批草料的草地上放牛。这种权利在法国被称作“共同放牧权”（vaine pâture），任何存在敞田的地区都有类似的做法。“共同放牧权”和“通行权”（parcours，即两个或多个相邻村社互相给予的共同放牧权）都是村社经济的一部分，一切决定都要集体做出，包括种什么、何时播种、在哪里播种、何时收割、以何种方式收割等等。我们不需要太多想象就能意识到这种制度的内在惰性。就像只能以其最慢成员的速度前进的船队，以村社形式组织的农业始终在传统的马尾藻海（Sargasso Sea）上停滞不前。

让我们回到想象中那个怀着进取心的法国农民，他给自己村落农业的静止风帆带来新动力的努力很快就会受到惩罚，他将被迫走上木板，然后掉进海里摔死。为了防止邻居的牛过来吃芜菁，他显然应该建道篱笆将自己的地块封闭起来。邻居很可能直接推倒篱笆，也可能诉诸法律。换言之，任何希望与传统决裂的耕作者都不仅需要知识、进取心和勇气，还需要当局的支持。当局不可能看不到共同放牧权对生产力的阻碍，这一权利被农学家们斥为“野蛮的”“不开化的”，以及——最富有18世纪中叶贬义修饰词特点的——“哥特式的”。在丰富多样的谴责声中，法国重要农学家亨利—路易·迪阿梅尔·迪·蒙索（Henri-Louis Duhamel du Monceau）的下列论述特别具有权威性：

很难想象，如此野蛮、如此阻碍农业进步的习俗还会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法规许可，甚至得到地方官员的鼓励，至少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事实是确凿无疑的。捍卫这一习俗（公共放牧权）的人居然还断言它对促进牛只数量增加是绝对有必要的。这是多么奇怪的错误！我们难道能够认为增加牛只数量的方法就是设法剥夺我们为它们提供足够食物的机会吗？根据经验，2法亩[2]苜蓿地再加上少许普通草料，就足以供4头公牛或母牛维持6个月的生存，维持同等数量的牛只又需要多少法亩残株？要是没有其他的食物，只能吃残株的公牛和母牛状况会很糟。这种习俗绝不会有利于牛只数量增长，反而是增长的真正障碍：这太明显了，根本不用证明。

对于像迪阿梅尔·迪·蒙索这样有抱负的改革者来说，英国似乎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梅斯高等法院的一位地方法官评论道：“要不是英国人让我们明白土地竟能出产这么多，我们或许还不会意识到这种做法是不好的。要不是他们的农业状况让我们相形见绌，我们或许还会像父辈那样认为公共放牧权并非束缚。”

那么，为什么普罗米修斯的力量还没有释放出来呢？法国于1840年进行了第一次可靠的农业普查，结果表明有27%的土地仍在休耕，仅有6%的土地被用于人造牧场。在之前的100多年里，地方和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一些主动改良的做法，其中最有希望的行动由名字就堪称奢侈的布尔代耶伯爵（comte de Bourdeilles）亨利—莱昂纳尔—让—巴蒂斯特·贝尔坦（Henri-Léonard-Jean-Baptiste Bertin）推动，他于1759—1763年担任王国财政总监。布尔代耶伯爵计划让村社里的每个成员保留自己土地的1/5不用负担公共放牧，而是用来种植人工牧草，并用沟渠或树篱封闭起来。这份计划后来被送交地方监政官和农业协会征求意见，这一步骤花费了大量时间，却未能产生确定的结果。法国在国家层面从未提出过此类立法。相关工作留给了高等法院、等级会议和地方监政官，以便他们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开展工作，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虽然不可忽视，但还不够。有种信念阻碍了立法工作，那便是认为公共放牧权这样的村社权利是一种合法的财产形式，18世纪80年代初的财政总监纪尧姆—弗朗索瓦·若利·德·弗勒里（Guillaume-François Joly de Fleury）说：“公共放牧权的确立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约定俗成，此种权利既然已构成属于村社居民的某种财产形式，便不可能再加以干预。”另一个影响力较大的顾虑在于人们知道废除村社架构并引入个体主动性对于在乡村社会边缘挣扎求生的人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正如时常发生的那样，要令生产力在整体上有所发展，就只能让无数的脆弱个体付出代价。正如贝尔坦自己所述，“在保护部分受苦人和农业的整体利益之间是难以抉择的”。考虑到受苦人的社会暴力潜能和国家所掌握的有限警察权力，国家在通常情况下不加干涉也就不足为奇了。迪阿梅尔·迪·蒙索对公共放牧权这样的弊端备感愤慨，但他也不认为英国那种强制推行法令的方式能够适用于法国——在法国，这还得靠自愿行动完成。

法国政府不愿或不能（也可能既不愿也不能）推进废除村社权利的做法，因此也不能批准具有进取心的耕作者将自己的土地圈起来，这正说明绝对主义政权实际操作范围有限。反倒是在立宪的、议会制的英国出现了真正有效的行动，这是因为英国议会代表了这个国家大地主的利益。一旦威斯敏斯特做出一项决定，就会体现在某一议会法案当中，随后由以治安法官身份行事的那些地主同类强制执行。在大不列颠进行的许多圈地活动都是受到影响的所有地主磋商一致的结果，事实上，要是表示同意的土地所有者不到4/5，议会一般会拒绝采取行动，但只要有了可执行的法案，圈地进程就会加速。虽然第一条圈地法案早在1604年就已获得通过，但从该年到乔治二世即位的1727年，不利的经济条件将这一阶段通过的圈地法案总数限制在50份以内。然而到了该阶段末期，金钱嗓门变大了。1722年，罗伯特·维纳（Robert Vyner）得知圈地让林肯郡威瑟恩（Withern）地区的地租从每英亩[3]2先令6便士（相当于12.5新便士）上涨到13先令4便士（约相当于67新便士），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个特例，但即便是更为常见的地租上涨40%也已经非常诱人了。18世纪下半叶，随着农产品与工业制成品间的“剪刀差”越拉越大，潮水般的圈地法案从议会奔涌而出，冲走了传统的农业景观。根据保罗·兰福德的说法，1750—1810年英国通过了将近4 000份圈地法案，影响到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大约20%的土地。这让富裕的地主们变得更加富裕：1776—1816年，莱斯特（Leicester）伯爵托马斯·科克（Thomas Coke）的地租收入整整翻了一番。

换言之，要想击穿传统村社经济的稠密灌木丛，就得有一柄锋利而沉重的立法工具。在普鲁士则出现了另一种方法，国王是幸运的地产主，拥有全国1/4到1/3的农地，这让王国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乡村经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腓特烈大帝，他在利用这一优势时从不迟疑。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的其他诸多计划外，他还于1769年颁布了一条旨在鼓励圈地的基本法令。在欧洲北部的其他地区，理性化的发展案例——时常源自低地国家——是将敞田里的狭窄条状田地合并为完全封闭的地块。这一进程在18世纪下半叶沿着波罗的海海岸推广，瑞典于1749年通过的《田地合并法案》（Field Consolidation Act）是重要的里程碑。在丹麦，采取行动的基本上是以一系列农业委员会形式存在的上层意志，1757年后，这些农业委员会确立了若干地方性圈地法律，1768年，它们被土地整体利用取代，它既鼓励圈地，也积极在旧制度内部进行合理调整。圈地从丹麦向南蔓延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那里采取行动的主要是关注市场的自由农民。在奥属尼德兰，政府颁布了若干鼓励瓜分公地、合并个人土地的命令，在埃诺，此类命令于1757年下达，布拉班特是1772年，那慕尔（Namur）则是1774年。

在打破了“休耕的恶性循环”的地方，谷物产量大大增加了。这是每一个耕作者的梦想，因为谷物可以磨成面粉，面粉可以用来烤面包，而面包是大部分欧洲人偏爱的主食。然而，欧洲许多地区的土壤和气候都不适宜种植谷物，因此居民必须用其他形式的食物应付。阿瑟·扬观察到，“法国有许多人只能吃到很少的黑麦，而且吃不到小麦”，他进而总结，“因此，如果认为这里提到的土地都种着小麦和黑麦，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他描述的替代作物中有一种可追溯到狩猎采集时代的古老食物——栗子［欧洲栗（Castanea sativa），不要和马栗（Aesculus hippocastanum）混淆，后者的果实虽诱人，却不可食用］。在扬穿越法国的旅途中，他一再提到栗树（人称“面包树”）的美丽和无所不在，特别是在利穆赞、拉马什（La Marche）和朗格多克的部分地区，那里的人“大量食用栗子”。在1787年6月前往利摩日的路上，他注意到“所有田地上都有栗树，这给穷人提供了食物”，他还在另一场合补充说栗子“相当于爱尔兰的马铃薯”。对法国南方相当一部分地区来说，栗子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有位朗格多克历史学家在18世纪70年代表示，只有栗子才能让塞文山区（Cevennes）和维瓦赖山区（Vivarais）变得适合人类居住，因为当地的谷物供应实在有限，光靠谷物连现有人口的1/4都无法维持。

新的作物

有些引进时间较晚的农作物分布比较有规律。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在最前面的是玉米，即所谓的“印第安谷物”，它是由哥伦布及其后继者从美洲带回来的。作为食品，玉米具备诸多优点，尤其是它产量高（产出率可达40∶1），能适应土地减少休耕或将两圃制改为三圃制的做法，根部也很长——这让玉米能够深深扎根在土壤内，减少对表层土壤的消耗。17世纪末，玉米已经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牢牢生根，到了18世纪中叶，它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变得相当常见，1800年时，它已传播到黑海沿岸地区。此时，玉米已经远远不只是边缘化的新奇作物了。在法国，图卢兹主教区1774年收获的各类谷物中有15%是玉米，阿尔比（Albi）主教区1786年收获的谷物中则有20%是玉米。在大约同一时期的伦巴第，据估计有10%的耕地被用来种植玉米。然而，玉米不可能成为欧洲农业问题的万能药方。由上文提到的地区可见，玉米茁壮生长的最佳环境是阳光充足的温暖地区。此外，它还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农作物，在营养价值方面也不及其他谷物，它的蛋白质（还有麸质）质量不好，烟酸含量也低，因此过于依赖玉米的人容易得糙皮病等因缺乏烟酸导致的疾病。18世纪的种植者不会知道它在营养上存在局限，也不知道它缺乏烟酸，但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玉米的其他缺点。按照莫里斯·加登（Maurice Garden）的说法，玉米并未给18世纪的法国带来可观进步，在1750年之后甚至可能带来了倒退。水稻的分布因其对环境的特殊需求而更受限制，它几乎完全被局限在北意大利，虽然维系了当地繁荣的稻米出口贸易，但代价是让疟疾成了地方病。

至少就潜力而言，最重要的新作物是马铃薯。它是1565年从其南美原生地引种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在1587年之前就已传到低地国家——这一年，教皇使节在他的菜单里列出了马铃薯。一年后，它传入德语世界，大约在16世纪80年代的某个年份传入英格兰，在16、17世纪之交传入法国。直到18世纪中叶，马铃薯才传到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尽管马铃薯很早就被引种，但它花了很长时间才站稳脚跟，毕竟它早期品种的外观和触感都很难吸引人。然而，马铃薯能够弥补上述缺点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它最终还是被人们接受了，先是进入园艺业，继而进入农业。每个园丁都知道马铃薯是特别的，因为它易于培植，不需要太多照料，很快就能成熟，而且最重要的是产量还特别高。马铃薯在厨房里也很受欢迎，因为它不需要多少准备工作（不必像谷物那样脱粒或碾磨）就可以被轻松地以多种方式烹调，此外还既可口又耐饥。据荷兰经济史学家斯利赫尔·范巴特（Slicher van Bath）所述，18世纪每英亩的马铃薯产量是小麦产量的10.5倍、黑麦产量的9.6倍，虽然马铃薯热量较低，但产量足以弥补热量的劣势。该统计数据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阐述，即马铃薯的净热量值是谷物的3.6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出版）中坚定地指出：“马铃薯田的产量不亚于稻田的产量，而比麦田的产量大得多。在1英亩土地上生产1.2万磅马铃薯和生产2 000磅小麦相比算不上什么优异的成绩。”他还在评论中指出，由于马铃薯种植从园圃转移到农田，过去三四十年中的马铃薯价格下降了一半。更具争议的是，他冒险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以马铃薯作为日常食物是有好处的，这一点可以从伦敦劳工和妓女（“也许是英国属地里最强壮的男子和最美丽的女子”）的好体格上看出来，要是将他们与斯密的那些以燕麦粥为主食、发育不良的苏格兰同胞相比，这种好处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与其他多数主食相比，马铃薯不易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对近代欧洲人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出现歉收，而在于何时会出现歉收。村庄如能在歉收发生时转而依靠马铃薯，就能免遭饥饿威胁。英格兰人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在一本出版于1664年的小册子中宣称，马铃薯是食物短缺发生时“简便可靠的应对方法”。当然，要是过度依赖马铃薯，一旦病害发生也可能会出现灾难，比如19世纪40年代在爱尔兰发生的惨剧，但马铃薯在18世纪的确是救星。仅仅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政府热心推广马铃薯种植。不过，由于至今尚不明确的原因，推广的努力在法国收效甚微，只有位于该国边缘的多菲内地区和比利牛斯地区的若干孤立区域例外。就连王室在凡尔赛享用马铃薯的消息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王后胸前佩戴马铃薯花束的图片也不足以克服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薯条（pommes frites）要到19世纪才会出现在法国人的菜单里。以图卢兹为例，罗伯特·福斯特（Robert Forster）发现当地农民因为害怕马铃薯会污染猪肉，甚至都不敢用它喂猪。勃艮第人发明了马铃薯的法国称呼“土果”（pomme de terre），但他们也以马铃薯会导致麻风病为由禁止人们食用。利摩日曾盛行一种说法，认为马铃薯的紫色花朵是一种致命的颠茄类植物，当地监政官、开明的重农学派人士杜尔哥于1761年尝试破除偏见，他在公开场合食用马铃薯，让坐在他旁边的农民看到自己没有中毒。当然，有偏见的不仅仅是法国人。1770年，遭受饥荒折磨的那不勒斯人拒绝触碰作为礼物送来的一船马铃薯。普鲁士科尔贝格（Kolberg）的市民告诉腓特烈大帝：“这东西无臭无味，连狗都不吃，对我们能有什么用呢？”因为《圣经》中没有提到马铃薯，所以俄国农民也不信任它，认为它会导致霍乱，政府强制他们种植马铃薯时甚至引发了骚乱。

尽管存在普遍的偏见，但到1815年为止，马铃薯已经对不列颠诸岛、低地国家、北欧和神圣罗马帝国许多地区的饮食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同寻常的是，爱尔兰农民这回成了引导进步的先锋。最近一位撰写马铃薯历史的学者拉里·朱克曼（Larry Zuckerman）写道：“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比爱尔兰拥有与马铃薯更漫长、更亲密的合作关系。爱尔兰人是第一批接受马铃薯的欧洲人，他们在17世纪就将它作为大田作物，爱尔兰人也率先对马铃薯表现出热忱，他们在18世纪就将它作为主食。”法国农学家迪阿梅尔·迪·蒙索在18世纪60年代写作时发现英格兰消费的马铃薯“令人吃惊”，可要是和“极度喜欢马铃薯，就算吃很多也毫无怨言”的爱尔兰人相比，英格兰人的热情也就不算什么了。爱尔兰人的“懒床”栽培技术让六口之家可以依靠仅仅1英亩土地的出产过活。爱德华·韦克菲尔德（Edward Wakefield）在1809—1811年游遍了爱尔兰，据他估算，像这样的六口之家每人每天平均要吃掉2.5千克马铃薯。爱尔兰人的不列颠主人有所保留，但他们也在本书所述的这一阶段末期向马铃薯投降了。威廉·科贝特将马铃薯视为奴役的标志（“这个恶毒的根茎……这个悲惨的根茎”），他在1818年怒斥道：“赞扬马铃薯、食用马铃薯成了时尚。人人都加入称颂马铃薯的行列，整个世界要么喜欢马铃薯，要么装作喜欢马铃薯，反正实际效果都一样。”

欧洲大陆虽然只有零星的证据，但它也清楚表明欧洲人越来越愿意尝试马铃薯。早在1700年之前，佛兰德、布拉班特和威斯特伐利亚的许多地方就有了马铃薯；到了1715年，弗兰肯也有了马铃薯；18世纪20年代，它传入勃兰登堡；18世纪30年代，它传入特里尔选帝侯国的摩泽尔河河谷。在普鲁士的库尔马克省（Kurmark），马铃薯产量从1765年的5 200吨增加到1779年的1.9万吨，1801年又继续增加到10.3万吨——到了这时，马铃薯已经成了大田作物。18世纪70年代初期的谷物歉收也为多样化种植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伟大的德意志农业科学家阿尔布雷希特·特尔（Albrecht Thaer，1752—1828）回忆道：“直到1771年和1772年，才开始有人支持让马铃薯充当大田作物，那个时候，所有谷物的收成都不好，随之而来的饥荒让人发现从马铃薯——恰恰是此前只被视为奢侈品的马铃薯——中可以得到和面包一样适宜、充足的养分。”

农奴制与农民的负担

欧洲农民之所以不情愿接受农业创新，不热衷于提高土地生产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不管自己产出了多少剩余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会落入领主之手。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税负看似沉重的时代，但这个时代的税收至少还是简单透明的，因而我们很难意识到旧制度下需要缴纳的税不仅总额度高、门类多，还毫无条理。冒着过度简化的风险，我们可以将受益方分为三类：国家、领主和教会。其中第一个可以留在后续章节讨论，但应当指出的是，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17世纪上半叶“破门劫夺”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有秩序、更易预测的索取。我们将会看到，尽管乡村的动乱并未完全消失，但王室的税收很少成为暴动者的主要目标——那个“特权”是留给领主的。概括一个省份的领主地租情况已经很难了，更不用说一个国家乃至一整个大洲的情况了，但要想稍微理出一点头绪，还是得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

在欧洲东部边缘和西部边缘之间的诸多地区，可以说地主拥有三类土地：靠雇用或强征的劳动力经营的土地，出租给他人以换取现金、实物或获得部分产出的土地，并不“属于”他——这里的含义是他不能随意处理——但他可以行使领主权利、收取地租的土地。这样的领主权利有的只和名誉有关，旨在强调领主在村社里的至高地位，比如说领主有权坐在教堂里某条长椅上，但也有兼具名誉与经济因素的权利，比如独吞某个鸽舍的养护权，或是领主独享的狩猎权和出于狩猎目的圈占猎场的权利——这两点特别不得人心。最后还有一部分赤裸裸的经济权利，比如说这类土地不论何时转手，领主都有权从中收取费用。对法国农民来说，最后提到的那种领主权利尤为难办，在该国多数地区，土地交易税占到购买价格的1/8左右，而在洛林部分地区可以占到1/4或1/3，在奥弗涅甚至可以高达一半。在神圣罗马帝国，土地交易税要低一些，以符腾堡为例，当地这项税率仅有2%。如果继续向东，这个税种就很罕见了，只有普属西里西亚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德语省份是例外，当地的税率在3%～10%之间。领主垄断了碾谷、酿酒、蒸馏的权利，还有权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预购农民的产品，这也是赤裸裸的剥削。有些特别要求既古怪又难办。在匈牙利，领主第一次领圣餐、领主结婚以及领主被土耳其人俘虏后需要付赎金的时候，农民都要被迫缴纳特别地租。这类地租除了会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外，还因其性质凸显出了个体农民及其家人的从属、依附地位。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实行的“家仆强制劳役”（Gesindezwangdienst）是一种特别冒犯人的劳役，要求还在青春期的孩子给领主当家仆服役数年。更为普遍的现象是领主——通常由其管家代劳——召集并主持村民会议，告诉村民应当做什么。中央政府需要通过领主来完成诸多职能，尤其是征兵和收税。

对神圣罗马帝国易北河以东部分、波兰、俄国，以及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地区的农民来说，最繁重的负担既非名誉性的，也非经济性的，而是与肉体直接相关的，需要以强制农业劳动的形式履行。被迫在王家大道上工作［劳役（corvée）］或替领主运输货物在西欧和中欧都是普遍现象，但东欧“强制劳役”（robot，多种语言里都有这个词，但都源自斯拉夫语言里的“劳动”）的性质及内容与中西欧的劳役有本质性的差别。这是两种控制方式和两种经济间的对比，能够最好地概括两者对比的是两组相互对立的德语合成词：领地制（Grundherrschaft）与庄园制（Gutsherschaft），领地经济（Grundwirtschaft）与庄园经济（Gutswirtschaft），这里的Grund意为土地，Gut意为庄园，Herrschaft意为领主统治，Wirtschaft意为经济。在德意志西部、南部和中部，领主制度与经济制度都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在东部则以庄园为基础。在前一类地区，农民根据土地出产向领主缴纳现金或实物地租，而在后一类地区，农民因为生于某一庄园就要缴纳现金、实物地租并服劳役，实际上就是农奴，因为他未经领主许可不能离开庄园、不能结婚、不能自行选择职业，每年还要在领主的自营地上无偿劳动若干天。这种强制劳役尽管在不同地区存在颇多变种，但基本上都是相当繁重的。以勃兰登堡的诺伊马克（Neumark）省为例，每周有3天服劳役被认为是较轻的负担，每周有4天、5天乃至6天服劳役才是正常的。

东、西欧之间存在这样根本性的差别并不难解释。古老的格言“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在正反两方面得到验证。农奴制在城市化的西欧消失得最早，在东欧乡村——旅行者可以一连几周碰不到任何像城镇的地方——不但保留下来，还周期性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它最近一次复兴发生于17世纪的大破坏之后，当时，人口减少和西欧对谷物的需求结合在一起，促使领主将他们的农民束缚在庄园里。与这一社会经济解释紧密联系的是社会政治考量，东欧土地贵族的权力要比西欧土地贵族大得多，东欧中央政府的权力则相应较弱。就算统治者认为自己有责任干预，以保护其臣民免遭领主蹂躏，他们实现良善愿望的实际能力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卡尔六世在1723年发出的虔诚期盼——匈牙利各州会站在被压迫的农奴一边介入事态——只停留在纸面上，一代人后（1751年），玛丽亚·特蕾莎的类似指示结果一样。按照开明贵族拜尔泽维齐·盖尔盖伊（Berzeviczy Gergely）的说法：“地主把农奴视为耕种土地的必备工具，认为这些动产或是他从自己父母那里继承所得，或是购买所得，或是奖励所得。他要求农奴缴纳地租并为他从事强制劳役，还把农奴视为可以根据他自身利益随意处置的人。”

统治者和领主争夺农奴的剩余产品。随着财政压力增大，特别是军费开支日益增加，保护农奴免遭领主压榨似乎对统治者有利。重农主义者魁奈（Quesnay）有句用大写字母写出的醒目格言，“农民穷则王国穷”，这本该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统治者的确需要农民缴纳赋税、填满军队队列，但也需要农民的领主管理乡村、为军官团提供人手。只有那些拥有足够多接受过充分教育的普通人的地方才能摆脱贵族，但那时并不存在这样的地方。就当时的状况而言，统治者需要达成某种平衡。腓特烈大帝在他的专题论述《论政府的形式与君主的职责》（On the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the Duties of Sovereigns）中以其特有的透彻阐述了这一困境。他的前提是立法者必须设身处地，站在最贫困臣民的立场上，然后向自己发问，问自己最希望纠正何种弊端。在许多欧洲国家，农奴制名列弊端清单首位，“在一切处境中，它都是最不幸也最有悖人性的”。然而，尽管废除“这种野蛮习俗”似乎只需要下决心行动，可在现实世界里，还有其他一些需要考虑的对抗性因素，其中包括土地所有者与耕作者之间契约的神圣性，过于轻率的行动可能导致农业崩溃的危险，以及向贵族提供赔偿的必要性。

当腓特烈大帝在1777年写下那几行文字时，他可以从自己的一生，尤其是从1763年在波美拉尼亚遭遇的挫折中汲取经验教训。当时，他向该省的高级民政官员发出了下列明确指示：

无论在什么地方——不管土地属于王室、贵族还是城市——都要立刻彻底废除农奴制。要让这项国王陛下为了全省福祉考虑而颁布的法令立刻得到执行。应当向所有反对者礼貌地解释法令的价值，但迫不得已也可以动用强制措施。

这道法令最奇怪的地方是，腓特烈大帝竟然认为它能够执行下去。鉴于“七年战争”刚刚结束，波美拉尼亚容克们做出的牺牲本该在他的脑海中占据重要地位。容克们抗议这一废奴计划时怀着强烈的愤怒，这是有原因的。当时有人估计，这个省份的每个贵族家庭都可以宣称至少出了一位在军中效劳的军官，容克们的抵制是强有力的。他们还认为领主和农民间的关系不是真正的农奴制（Leibeigenschaft），这种关系依靠的是“自愿且诚实”的契约，领主有义务“供养、维持包括儿童和仆人在内的农民家庭，即便在农民因为事故残疾或年老时也要继续供养，为农民提供房屋、马厩、耕地、牛和园圃，给家仆支付公平的薪水，建造并养护拥有居住和经济用途的主要建筑物”。他们进一步指出，这种福利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好处，就是将农民约束在“适当的位置上”，而切断把互尽义务的领主与农民结合起来的纽带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腓特烈并没有坚持推行这道法令。

腓特烈的谨慎是有理由的。约瑟夫二世于18世纪80年代末坚持推行针对他治下诸多贵族的法令，后果并不愉快。对约瑟夫来说，农奴制、庄园制与庄园经济都是不可接受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一制度将很大一部分人口交给地主统治，这些人就算有再多财富、再多特权，也不过是私人的而已，而这有悖于现代国家所主张的主权。第二，等级制度下的人身依附概念与约瑟夫所持的人类天生平等信念不符。第三，领主对农奴的控制使他们对农奴收入的剥削比例过高，这就让国家拿不到应得份额。第四，农奴制让领主能够滥用权力进而导致社会动乱，因为农奴只能依靠他们唯一可以支配的武器——暴动。第五，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导致制造业和商业部门缺乏劳动力。最后，上述所有限制也导致国家征兵更为困难。

母亲玛丽亚·特蕾莎皇后于1780年逝世后，约瑟夫二世终于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领地了，于是，他迅速投身到废除农奴制的事业当中。从1781年开始，约瑟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令所有农民有权不经领主许可结婚、迁徙、自行择业。儿童为领主充当强制性家庭仆役的义务也被废除了。这套措施向着解放农奴迈出了一大步，但没有触及棘手的领主裁判权问题和强制劳役问题。约瑟夫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兰西瓦尼亚于1784年爆发的农民起义上，起义波及范围很广，高峰时期武装暴动者多达3.6万人，仅胡尼奥德州（Hunyad）一地就有62座村庄和132栋贵族居所被焚，4 000人——大多数是贵族及其家人——被以“最可怕的方式”杀害。对起义爆发原因的调查证实了约瑟夫长久以来的想法：哈布斯堡王朝是僵化的，四肢只能偶尔对大脑的指示做出反应。他的愤怒反应生动呈现出致力于改革的18世纪末期君主的形象：

我已深知索拉特（Szalat）庄园的农奴多年来一直以最迫切的方式抱怨公职人员和地主的压迫和残酷行为，我反复呼吁，要求对申诉进行调查和处理，唉，到目前为止这都是徒劳的。我的确已经指派过多个调查委员会，但他们反而让农奴所受的虐待比以往更重了。有人替官员掩饰，各种弊端从未在根本上得以解决。当然，状况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控制，可要是人们被压迫得太过分，弦绷得太紧的话，它迟早都会断。

甚至早在“霍尔扎[4]叛乱”爆发之前，约瑟夫就启动了一个激进的改革方案。他从一个简单的首要原则出发：“土地与土壤是自然赋予人类用以自立的，它是一切事物的唯一来源，也是一切事物的唯一归宿，历经时代剧变，土地的存在保持不变。因此无可争辩的真理是，土地应当只能供国家所需。”此外，“自然的正义”要求一切土地不论所有者地位如何都应获得平等对待。约瑟夫曾发问，有人认为曾存在一个只有领主而没有农民的时代，农民出现后只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获得土地，这难道不是“愚蠢的偏见”吗？事情的真相是，原始的平等已经被特权和不平等取代，而这正是掠夺的结果。是时候扫除这些弊端了，这样国家和它的全体成员才能平等受益。为此，他宣布在土地平等征税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由于土地类型、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不同，土地价值存在差异，土地税由基于脱粒谷物市场价格的10年平均净收益（也就是扣除种植成本和种子）决定。无论是商业税、工业税还是货物税，所有其他形式的税收都要废除。

这不仅仅是税收改革，也涉及重建农村关系。过去，不幸的农民被束缚在庄园里，被迫以支付各种地租和从事各种劳役的形式尽可能多地为领主出力，这样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留给政府主导的机构或财政了。只要农村经济依然建立在以个人为核心的依附关系基础上，地租依然以实物而非现金形式缴纳，政府工作人员——不论是税吏还是征兵军士——就无法触及大部分人口。因此，约瑟夫下令将包括强制劳役在内的多种与领主有关的义务用一笔现款代替。他深信这样就可以将哈布斯堡君主国受制于偏见的强大潜能释放出来，为国家服务。正是这种将财政改革和“租佃”（urbarial）改革（亦即调节领主和农民间的关系）结合的做法，令约瑟夫二世的方案显得极为激进，也极富争议。

1784年的特兰西瓦尼亚起义并没有改变约瑟夫的想法。他极为坚定、顽固地推行《税收与租佃条例》。就连大多数高级官僚的激烈反对都没有让他犹豫。约瑟夫知道这些人都是因腰包受损而抱怨的领主，这些抱怨反而促使他继续推进改革。1785年，他开始进行作为新制度必备前提的土地大清查，还发布定期的长篇抨击，开展调查访问。1789年时，约瑟夫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完全表现出了莱辛笔下恨不能未来就在今日实现的当时人的急躁，认为推行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具体的执行措施和之前制订的草案之间多少有些差别：土地价值现在基于6年里的平均总收入。农民将保留总收入的70%，剩余的30%中，12.5%归国家，17.5%归领主。后一份额将包括所有的地租和劳役，其中就有教会什一税和强制劳役。政府高官霍泰克（Chotek）伯爵拒绝在1789年2月10日的法令上签名，还坚持要求约瑟夫批准自己的辞呈。面对霍泰克的批评，约瑟夫表示，要是某个农民的收入在过去被剥夺了1/3以上，那么这个农民就已经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必须加以纠正。可事态并未如此发展。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所见，到了这个时候，哈布斯堡君主国已经由于内部动乱和对外战争几乎陷于崩溃，就连顽固到病态地步的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必须取消这个激进计划。还要再过50多年时间，等到1848—1849年的革命浪潮之后，农民才会最终得到解放。

在俄罗斯帝国，农民等的时间更长，他们要一直等到1861年，而且即便到那时，“解放”的果实也会很快让以前的农奴失望。俄国是特殊的，而其最根本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的地理位置。由于气候原因，在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圣彼得堡间的泰加林（taiga）地区，农作物生长期仅有短短4个月（5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莫斯科附近的中部地区是5个半月，在草原则是6个月。相比之下，西欧的农作物生长期有8～9个月。生长期的短暂阻碍了个人主动性的发挥，令合作和资源集中受到重视。农作物产量也因此保持在较低水准，19世纪的平均产出率也只有3∶1到4∶1，或者说和400年前是同一水平。因此，俄国的农业在丰年足以维持耕作者的生活，但并不能产生足以供应重要城市地段的剩余产品。圣彼得堡魅力的背后是农村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现实，全国仅有3%的人口住在城镇。而且，即便这个数字也有误导性，因为大部分“城市居民”都是地主和食用自产粮食的农民。

另一个地理方面的决定因素是空间。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就能看出俄国处于另一个数量级。例如在1800年，从俄国西部国界到乌拉尔山脉（传统意义上的欧洲边界）的距离比从俄国西部国界到爱尔兰西海岸的距离还长。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光是传递信息就相当艰巨了：即便在德意志和瑞典专家于17世纪下半叶建立邮驿系统后，来自莫斯科的公函要传到基辅也可能耗时长达两周。远离主干道的村社，也就是大部分村社，都处于政府沟通范围之外。然而，考虑到来自西方的掠夺者（波兰人、瑞典人）和来自南方的掠夺者（蒙古人、土耳其人）反复入侵俄国，俄国对强大中央政权的需要仍然高于一切。为了抵抗入侵，俄国发展出了一种被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称为“双头政治”的政治制度，沙皇在中央行使绝对权力，但为了换取税赋和兵役，还要将乡村分包给贵族。这套政治制度中如同钢丝绳般贯穿始终的是从属原则：贵族从属于沙皇，农民从属于贵族。高官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ahail Speransky）在1805年评论称，俄国只有两个阶层：“君主的奴隶和地主的奴隶，前者被称为自由人，但也只是比后者自由罢了。”即便到了19世纪，贵族不论级别如何，在给沙皇写信时也都必须以“你卑微的奴隶”这一固定用语结尾。

我们不免得出结论：农奴制之所以在俄国延续最久，是因为它是对基本生存状况的回应。用派普斯的话说，它“并不是一种特殊状况，而是将全部人口和国家捆绑到一起、包罗一切的制度的组成部分。与古代世界或美洲的奴隶不同，俄国农奴并不是居住在自由民当中的非自由民，也不是公民中的希洛人[5]，而是一个不容任何人支配其时间和财产的社会系统的一员”。但在俄国有多种情况。俄国农民并不都是农奴，俄国农奴和农奴也不一样。西蒙·狄克逊曾写道：“农民占到人口的90%以上，而这个庞大的比例掩盖了农民那随时间而变动的多种多样的法律地位。”农民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主人类别。彼得大帝于1723年进行的普查表明，有56%的农奴属于贵族，21%属于国家，14%属于教会，还有9%属于沙皇本人。在劳役（barshchina）和可用货币或实物支付的代役租（obrok）之间，我们也需要做出区别，虽然这两类义务之下还有许多子类。杰尔姆·布卢姆（Jerome Blum）曾记录过44种不同的劳役类型。在农奴从事制造业或商业活动的地方，地主更喜欢收取代役租，而在拥有城市或出口市场、存在农产品输出需求的地方，地主会更倾向于劳役。在后一种状况较为普遍的南方“黑土”地区，劳役制与代役制的实行比例已经上升到大约3∶1，在森林密布的俄国腹地则是大约55∶45。在本书描述的大部分时段里，各种形式的地租似乎有所上涨，直到大约18世纪中叶才稳定下来。当然了，还有为数众多的农奴根本就没有土地，只能作为契约奴仆在领主家中全职工作。英国人威廉·图克（William Tooke）曾于18世纪末在俄国旅行，跟随着贵族家庭的闲散奴仆人群令他感到震惊：“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一个俄国贵族家庭里的家仆数量相当于欧洲其他国家同一级别贵族家庭的五六倍，在圣彼得堡，有些大宅子里的男女仆役数目可达150人甚至200人。”家务农奴似乎特别容易遭到身体层面的虐待。西蒙·狄克逊引述过詹森派神父雅克·朱贝（Jacques Jubé）于18世纪30年代初访俄时目击到的场景，当时，有个年老的仆从因为一个非常小的冒犯举动就被主人踢踹面部和腹部，然后还不得不匍匐在地上赎罪。

在欧洲各地，越来越多的同时代人物开始对农奴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农奴制作为反人类的罪行和反生产力的罪行，招来了软心肠和硬心肠的一致谴责。就算改革的尝试时常并不认真实施或并未付诸实施，但早在1789年之前，就有人感觉这一体制已经奄奄一息了。只有在俄国，农奴制的活力似乎并未衰减。将农奴制确立为主导性社会制度的决定性步骤是彼得大帝于1705年引入了征兵制度，并于1719年开征人头税［字面意思是“灵魂税”（podushnaya podat）］。领主惩罚农奴的权力越来越大，农奴的处境也进一步恶化了。叶卡捷琳娜大帝时常表达对农奴制的敌意，她在原则上无疑是真诚的，但用米歇尔·孔菲诺（Michael Confino）的话说，她主导了“贵族的黄金时代和农奴制的顶峰”。在她漫长的统治时间（1762—1796）里，只有六个领主曾因虐待农奴而受到处罚。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谢夫在1790年发表了《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本书并没有描述他所亲历的某次行程，因而严格来说该书属于虚构，但它对沿途状况的记载是符合实际的。他的主要谴责对象是农奴制，因为这一制度侵犯了自然权利，腐蚀了农奴和农奴主，而且在经济上也存在缺陷：

奴役他人这种野兽般的习俗起源于亚洲的炎热地带，是一种堪称野蛮的习俗，一种象征着铁石心肠和完全没有灵魂的习俗，它已经迅速地在地球表面传播开来。而我们斯拉夫人，光荣（slava）之子，无论名声还是行为都是尘俗中的光荣之辈，竟陷入了无知的黑暗，接受了这种习俗，因而落后。而让我们蒙羞的，让过去几个世纪蒙羞的，让这个理性时代蒙羞的，是我们直到今天都让它保持不变。

拉季谢夫为自己的愤慨付出了沉重代价，他被判处死刑，在死牢里待了一个多月后才减刑为剥夺贵族身份并流放东西伯利亚10年。他在那里待了6年，直到叶卡捷琳娜大帝去世为止。尽管他之后获准返回俄国的欧洲部分，但是他一直没有从自己所受的煎熬中恢复过来，最终于1802年选择自杀。

虽然访客们知道欧洲其他许多地区也存在农奴制，但他们在俄国遇到的农奴制还是尤为繁重、尤为令人反感的。即便把西欧人在看待东欧时普遍存在的居高临下（de haut en bas）倾向放在一边，俄国依然有许多令人不悦之处。出使彼得大帝宫廷的英国使者查尔斯·惠特沃斯（Charles Whitworth）爵士记载如下：“农民就是标准的奴隶，服从于领主的专断权力，可以和各类动产一起转手，而不能占有任何财产。”事实上，从1649年开始，将农奴与其所属土地分开出售在法律意义上就是违法行为，但这种做法仍在继续，18世纪一再发布的诸多禁令就表明了这一点。莫斯科的报纸继续打出把农奴“按家庭”或“按个人”出售的广告，有的广告甚至把他们和日用器皿一起打包出售。一个充当帮厨的女农奴可以值50卢布，而一个“漂亮的农奴姑娘”能卖出前者的10倍身价。事实上，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农奴为妾就很盛行。农奴乐队和农奴剧团也很流行。波将金（Potemkin）公爵曾花4万卢布从拉祖莫夫斯基（Razumovsky）元帅手中买下一支农奴乐队。就连小地主也可以将农奴培训为乐手，让他们白天或是在田里干活，或是在家里工作。这是一种明智的投资，因为农奴乐手不仅可以在晚上给家人带来娱乐，还是一种适应市场的资产，在必要状况下可以出售。不管这样的表演有多么出色，农奴表演者都由主人随意操弄，还会受到体罚。卡缅斯基（Kamensky）伯爵在他的私人剧院耳房里挂上了大鞭子，要是表演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他就会在幕间休息时鞭笞演员，这样的举动可能并非典型，但肯定可以作为象征。另一位剧团主人在文献资料中仅被称作“B”，他每到演出时都在耳房里踱步，用话语和手势指责舞台上的人们。有次在表演《狄多与埃涅阿斯》（Dido and Aeneas）时，女主角演得不好，他激动不已，竟然冲上舞台，掌掴了女主角，在幕间休息时又痛打了她一顿。

这些私人所有的农奴团体主导着18世纪的俄国戏剧与歌剧，说明了俄国的特殊性。扬科娃（Yankova）公爵夫人回忆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人们认为由主人亲自邀请（去剧院）才是较为文雅的，去任何人都能买票进去的地方就不文雅。的确，我们的亲密友人哪个没有自己的私人剧院呢？”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在他那部颇具启发性的俄国文化研究著作中记载如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173座贵族庄园拥有剧院，300座贵族庄园拥有农奴乐队。俄国的戏剧与芭蕾并非诞生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宫廷或公共剧院，而是产生于库斯科沃（Kuskovo）的舍列梅捷夫（Sheremetevs）家族的宏伟宅邸，它实际上是座培养农奴乐手和演员的学院。这个家族拥有的庄园土地面积总计约8 000平方千米，农奴人数可能多达百万，比最富裕的英国权贵还要富裕，他们足以负担成为文化界领袖的开支。

农奴制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简单。在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地区和哈布斯堡君主国，人们通常认为将农奴束缚在领主庄园妨碍了经济发展，因为农奴会被排除在资本主义进程之外，既不能充当该进程中的劳动者，也不能成为消费者。比如说，在约瑟夫二世于1781年授予农奴迁徙自由后，他们才能离开土地参与城市制造业。另一方面，俄国的农奴实际上有可能被迫成为产业工人。从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开始，俄国政府就会把村庄整体“指派”或“分配”给制造业企业，企业往往距离农奴原先的住所很远，位于乌拉尔的冶铁工场尤其如此。在彼得统治的最后一年（1725年），仅冶金工业就分到了5.4万名农奴。大部分此类企业都是国营的，但私人企业家设法获得征召劳动力权利的新闻也时有出现。18世纪中叶，俄国跃升为欧洲头号产铁国，取代瑞典成为英国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就这个古怪的意义而言，或许可以说农奴制正被用于推动经济进步。

然而，农奴制对农业的影响毫无疑问是负面的。不用对人类心理有什么敏锐感知，人们就能意识到被强迫的劳动者不会怀着热情从事工作。匈牙利人齐奇·卡罗伊（Zichy Károly）感慨道：“我的庄园位置非常好，它位于四座城镇附近，我的村庄就在多瑙河岸边，靠着最繁忙的道路，我的管家很好，土壤品质是一流的，然而我的所有收入都花在了管理上。我只能依靠在自己庄园土地上养殖的1.1万只羊获取收入。我还能指望从虚弱的挽畜、糟糕的耕犁和农奴的木车上赚到什么吗？”要是再加上农奴的“敌意”所导致的低效，他的认识就更完整了。越来越多的聪明领主，特别是普鲁士的领主开始意识到放弃农奴的强制劳动、放弃领主和农奴间的一切相互义务反而对领主有利，更好的做法是在必要时雇用或解雇自由劳动力。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冯·克莱斯特少校——前文已经提到他成功地适应了市场环境——就在季节基础上雇用按日计酬的劳工，因为他发觉剥削雇工要比剥削依附于他的农民容易得多。越来越多的贵族庄园（Rittergüter）转入平民手中也加速了这一发展进程。拉季谢夫已经看够了愠怒的俄国农奴缓慢而迟疑的劳作，因而体认到如下事实：“遵循这种（自利的）本能，一切对自己利益有好处的，一切在未受强迫的情况下所要做的，我们都仔细、勤奋、很好地去做。另一方面，一切并非自愿做的，一切不为自己利益所要做的，我们都以粗心、懒惰、极尽失误的方式应付。”“像在领主土地上劳作一样”是“怠工”的同义词。

农奴制不仅仅意味着怠工，它也是农业社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我们所见，就算在农民在法律意义上拥有自由的地方，他们也是集体劳役（servitudes collectives）的自愿受害者。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或受到领主的压迫——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时，为了获得集体安全而聚集在一起的愿望就要强烈得多。在俄国，农奴制与村社或米尔[6]——这是个含义丰富的妙词，也可以表示“和平”“世界”“宇宙”——结合到了一起。米尔由村社中每个家庭男性户主选举产生的村庄长老组成，管理几乎一切与农民有关的事务：确定每年的耕作日期，决定种什么作物、何时种植、如何种植，在敞田上分配地块，征税，强制执行村社的基本纪律。豪克斯特豪森（Hauxthausen）男爵在他写于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评论道：“我们到处都能看到村社的权力，看到人们表现出对村社的服从。”他指出在日耳曼语系或罗曼语系中不存在任何一句赞美村社优点的谚语，这样的谚语在俄语里却有很多，下文便是例证：

唯有上帝能够指导米尔。

米尔是伟大的。

米尔是澎湃的巨浪。

米尔的脖子和肩膀都很宽。

把一切都扔到米尔身上，米尔也能扛住。

米尔的眼泪是流淌的，但它也锋利。

米尔叹气，磐石就会迸裂。

米尔啜泣，森林就有回响。

树木在森林里倒下，木屑在米尔里飞行。

米尔的一根线头成了裸身者的衣裳。

世上的每个人都和米尔不可分割。

属于米尔的东西也属于母亲的小儿子。

米尔所决定的必须通过。

米尔对国家的防务负责。

这不是一个有利于变革的组织结构。持反对态度的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冯·韦伯在1720年写道：“他们的思想极为黑暗，他们的感官受到奴隶制的高度迷惑，即使有人教给他们最明确的农牧业改进措施，他们也没有放弃旧方法的打算，并认为没有人能够比自己的先祖更了解农牧业。”匈牙利自由派人士拜尔泽维齐·盖尔盖伊更有同情心，也更有洞察力：

农民对所有上等人都表现出天生的不信任，甚至对那些无须对农民苦难负责的上等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自己有权用诡计从那些依靠高贵身份享有诸多便利的上等人手中获取好处……他们对一切行政和司法当局也同样不信任。说到底，是谁组成了这些当局呢？是农奴主和那些与农奴主有关系的人。一切创新，尤其是那些源于领主的创新，都遭到农民的憎恶；他们之所以顽固反对，是因为深知领主的利益与自己相悖。农奴怀疑创新是领主打算以牺牲农奴为代价增进自己利益的工具。

拜尔泽维齐补充说，农奴竭尽所能地逃避自己的封建义务，他们仅仅派去最弱小的家庭成员、最虚弱的挽畜和最差的设备。

什一税

国家和领主索取了名目繁多的现金、实物和劳役地租，这还不够，第三个掠夺者群体——掠夺方式较为简单但更令人生厌——以神职人员的形式出现了，他们向农民索要土地出产的1/10。和生活中其他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情一样，它享有《圣经》的支持，特别是《创世记》第28章第20—22节：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7]

《利未记》第27章第30—32节的命令更明确：

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杖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

在当中的一千年里，这一简单的承诺/要求被分解成无限的复杂事物。就理论而言，不论属于最高统治者、最富有的教士还是最卑微的农奴，所有土地都要缴纳什一税，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征地修建新宫殿的园林时，也不得不向在当地征收什一税的领主支付补偿金。然而，旧制度下没有什么东西是简明的，更不用说还是在法国。一些渴望在教会内部确立特殊地位的修会取得了豁免权，普罗旺斯的贵族则把他们缴纳的什一税税率降到远低于平民的地步。有人根据词源和雅各的许愿料想什一税税率就是10%，但实际税率并非如此，有些时候的确可能是10%，但多数情况下是多于或少于10%。不同作物、不同地区的税率都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同一教区里的不同农田都有不同。在加龙河畔阿让（Agen）附近的拉塞佩德（Lacépède），谷物的什一税是1/10，亚麻是1/13，葡萄酒是1/20。西南部有些地方的什一税税率非常高，孔东地区（Condomois）高达1/8，洛林1/7也不罕见，税率最高的是布列塔尼的某些愚昧地区，那里征收的什一税是1/5，甚至还有重到难以置信的1/4。另一方面，南方许多地区，特别是多菲内和普罗旺斯的什一税很轻。还应当注意的是，在领主统治最深入的地区，什一税最轻，反之亦然。皮埃尔·古贝尔估计全国范围内的粗略平均税率应当是7%～8%。

和税率一样多种多样的是什一税的征税对象。虽然可以说谷物收获总得交什一税，但一致性也就到此为止了。木材、天然草场和挽畜几乎都是免税的，但葡萄酒、年幼的牲畜和人工草场并非如此。生产者有很多机会逃税，什一税所有者的手段也很多，因为摩擦和诉讼不断，在苜蓿或根茎植物这样的新作物出现时，情况就会特别严重。诉讼唯一不变的受益方是律师。这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佛兰德的“五点”争议，关于该争议的诉讼持续了“数个世纪”，1789年的革命才最终为其画上句号。征收什一税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所以大部分什一税所有者都把他们的权利出租给专业人士（往往是粮食经销商），这丝毫无助于改善什一税的名声。而且，在耕作者缴纳的所有地租中，什一税是优先的，农民要先付清领主的什一税份额，才能把收成归仓。由于农产品价格在18世纪多数时候都呈上涨态势，什一税几乎始终以实物形式存在，不会被折算成现金征收。

要是农民上缴的什一税被留在他们的教区里并被用于维持当地教士和教堂建筑的开销，那么农民或许会更配合一些。但税收大头一般都落入教会诸侯囊中，主教区和修道院得利尤为突出，甚至连平信徒也能分得一些。谢斯迪约（Chaise-Dieu）的本笃会大修道院就享有300多个教区的什一税。而在教区教士当中，只有1/10能够独享他所在社区的什一税。1789年，一份来自沙隆（Châlons）附近欧奈欧普朗什（Aulnay-aux-Planches）的抗议书向三级会议抱怨道：“什一税是宗教强加给这一地区的沉重负担，但我们自愿缴纳。要是我们看到什一税能够按照上帝和人类指派给它们的目的被正常使用的话，我们会更乐意缴纳。”布卢瓦（Blois）附近鲁容（Rougeon）教区的居民更为愤慨：“我们看到教区的教士们陷入匮乏、不幸、穷困，这让我们苦恼，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无数的修士、托钵修士、神父和大教堂教士拿走我们的什一税，却不给我们的教士留下应得的份额。这些执掌生计的家伙冷漠地看待我们的教堂，那里没有祷告书，没有法衣，处于崩溃状态，脏得就像马厩一样。”没有人知道法国的教会以什一税的形式从平信徒手中搜刮了多少财富，同时代人的估计从0.7亿利弗尔［来自拉瓦锡（Lavoisier）］到1.33亿利弗尔［来自德·沙塞（de Chasset）］不等。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提供的数据是，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里，教会每年搜刮的什一税有1.2亿利弗尔。

新教国家的什一税同样普遍、繁重、令人憎恶。英国的什一税一直存在到1836年的议会法案将其废除为止。实际上，由于什一税所有者——其中1/3是“不当得利”的平信徒——将新作物纳入了自己的征税罗网里，什一税还出现了确实无疑的复兴。1697年发自萨里郡（Surrey）戈德尔明（Godalming）的报告称，“谷物、苜蓿、驴食豆，以及高地上所有草料的什一税”都以实物形式缴纳，此外以实物形式缴纳的还有“豌豆和其他豆类……园圃、果园、果树，以及不论在田野还是其他地方的灌木的什一税。还有啤酒花、亚麻、大麻、菘蓝、藏红花、油菜籽等各种植物的什一税，以及各种小什一税”。马铃薯尽管被列为可以征收什一税的作物，但它还是发展兴隆，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它的利润率。什一税是沉重的负担，就像阿瑟·扬在他出版于1768年的《农夫给英格兰人民的书信》（Farmer’s Letters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中抱怨的那样：

农产品的1/10是相当可观的税收。一个农夫给一块农田充分施肥，花费很大代价排水，让它休耕一年，播上小麦种子，收获作物，支付两年的地租后，还得交出他这一切金钱与劳力换来的农产品中的1/10，这样的负担非常沉重，沉重到英国的现存税收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够与其相比。

教俗法庭一般会站在什一税所有者一边。据估计，威斯敏斯特厅在1782年记录的有关什一税的诉讼有700件，其中660件的判决有利于教士一方。而在前一年，有位富有进取心的肯辛顿（Kensington）教区牧师赢得了向他的教区内生长的外来水果——这些水果是供伦敦富裕居民食用的——征收什一税的权利。塞缪尔·韦斯利（Samuel Wesley）在重建了自己位于埃普沃思（Epworth）的牧师住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什一税谷仓来储存他的谷物。然而，耕作者并不会让什一税所有人的日子太好过。收获时节有首传统歌谣唱道：

我们骗了牧师，我们还要再骗，

凭什么牧师要拿1/10？

搜刮什一税可能是不愉快的，但它带来的报酬非常可观。几乎每个英国村庄都还能以兴建或扩建于18世纪的“老牧师住宅”为傲，它的辉煌为什一税的价值献上了富有说服力的颂词。

农民的抗争

土地所有者与土地耕作者争夺利益的斗争遍布整个欧洲，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这样的斗争越发激烈。在17世纪，农民更有可能诉诸直接行动，特别是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拼命筹集足够的收入以渡过难关的时候。在这类“财政战争”中，乡村社区的其他成员——领主、教士乃至附近城镇的居民——往往会与农民联合起来开展防御，反抗中央的掠夺行为。哪怕是在投石党运动结束之后，大规模的乡村暴动仍然困扰着路易十四当局：1662年，布洛涅地区的6 000名农民拿起武器反抗征税；1664年，贝阿恩也有同等数量的农民抵制征收盐税的尝试——贝阿恩原本是豁免盐税的省份；1670年，增税导致朗格多克北部维瓦赖山区5 000名暴动者发动反抗；1675年，有支叛军控制波尔多达4个月之久，而1.6万名正规军不得不前去对付布列塔尼的一场暴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然而到了1700年，主要针对王家税吏、由大型武装团伙发动的乡村骚乱已经少得多了。

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乡村都成了克洛德·洛兰（Claude Lorraine）画作中描绘的那种田园风光。倒不如说是农民转移了敌意，他们此时对准的是另一个目标——领主。较之此前的直接行动，农民更倾向于运用司法手段提出申诉并谋求补偿。随着国王的控制力度（特别是通过地方监政官达到的控制力度）及其宫廷权威日益增加，申诉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达尼埃尔·罗什观察到：“国家的发展赋予农民抗议权，也给了他们利用这一权利的新理由。”易北河以东也有同样的现象，在那里，“容克们不忠实的仆人”［借用威廉·哈根（William Hagen）富有开创性的文章的标题］也充分运用了自己越发强大的抗议能力。1787年7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1797年在位）发布了一份宣言，并要求把这份宣言“特地”传达给“下层人”，宣言称，国王“怀着高度不悦”看到“地主和受地主支配的村民之间的诉讼和争端数量近来日益增加”。然而，他并不打算彻底消除这种“放肆的诉讼激情”，反而想将其引导到正轨上去。事实上，腓特烈·威廉二世抓住机会，向想要滥用权威的领主们发出一则警告：

但是，如果哪个庄园主滥用了他的权利和领主裁判权，错误地要求村民提供正当份额以外的劳役和费用，以此骚扰受自己支配的村民，或者他侵犯了村民的财产或特权，又或者他犯下法律严禁的其他勒索罪行，或是暴力虐待其属民；那么，这种破坏朕对贵族信任的错误行为就不仅需要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还会招致朕最深切的不满，令朕蒙羞。

当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冯·克莱斯特少校打算在他的施塔韦诺夫（Stavenow）庄园不合法地——至少在庄园农民看来并不合法——提高劳役地租时，农民成了他勇敢顽强的对手。克莱斯特虽然控制了领主法庭，却只能获得暂时的优势，因为农民们雇来一位律师，把官司打到了柏林的王国法庭。经过30多年的争执，这起诉讼最终于1797年完结，农民们取得了胜利。正如我们前文所见，这场持续斗争并未妨碍克莱斯特推动农业创新，让他的庄园价值翻倍。

在王国司法机构缺席或不被信任的状况下，农民还会采取其他抗争策略。这些不满领主权威的弱者有许多抗争方法，包括消极抵抗、搪塞、怠工、假装听不懂、无声对抗。当形势不利于反抗、地主的压迫无法忍受时，反抗权威的行为时常会演变为犯罪。例如，那不勒斯王国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亚省就盛行社会边缘的盗匪行为。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地主竭力侵犯村社权利，农民竭力逃避领主裁判权，双方的争端造成严重破坏，一场近似于“农村阶级战争”［乔治·坎代洛罗（Giorgio Candeloro）语］的动乱肆虐全省。亨利·斯温伯恩（Henry Swinburne）在18世纪70年代末行经卡拉布里亚时注意到：

当一家人中的父亲承受缴纳税款的重负，深陷饥饿和穷困的境地时，他就会上山（va alla montagna），也就是躲进丛林里，在那里，他会遇到同样的受害者，他会变成走私者，变成歹徒、强盗和刺客。

1783年的可怕地震导致4万人死亡，200多个村庄被毁，对许多常年受苦的农民而言，这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政府计划以征用教会财产的方式减轻社会动荡，可是，征用来的教会土地并没有出售给当地耕作者，而是被卖给了中产投机客，计划最终事与愿违。雪上加霜的是，关闭修道院破坏了一个重要的传统慈善来源。到了1787年，匪帮活动就已激增到几乎无所不在的地步，也对政权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以格罗泰里亚（Grotteria）的达戈斯蒂诺（D’Agostino）为例，他在这一年组建了强大的匪帮，足以统治从卡坦扎罗（Catanzaro）到雷焦的整个卡拉布里亚海岸，直至政府大举出兵才被镇压。在1798年法军入侵、鲁福（Ruffo）枢机主教和“圣忠派”（Sanfedisti）发起反革命运动后，法律和秩序彻底崩溃，土匪活动进入了极盛时期。在涌现出来的诸多土匪中，有个名叫米凯莱·佩扎（Michele Pezza）的家伙，他别名“魔鬼大哥”（Fra Diavolo），是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匪徒之一，此人在多部文艺作品中成为主要人物，包括奥贝尔（Auber）写于1830年的一部歌剧、大仲马写于1861年的一部小说，以及劳雷尔与哈迪（Laurel and Hardy）演出的一部制作于1933年的电影。

“魔鬼大哥”这样的土匪首先是罪犯，其次才是反抗社会不公者，而且，说他们反抗不公通常很牵强。他们的受害者往往是自己的同类。然而从农村贫民的角度来看，他们需要找到一个世俗救星，给自己一个获得充足土地和社会正义的希望，这样的需求极为迫切，以致有些不堪造就的人选也被美化成了英雄。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说，18世纪是“土匪英雄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人口增加导致乡村社会压力加剧的时代，一个国家对乡村控制能力尚不确定的时代，一个物质沟通相当原始的时代，但也是一个象征形式的沟通已然有所发展的时代，神话宣传能够以文字、图像和歌曲的形式传播。所以，这也是一个见证了斯捷潘·拉辛（Stepan Razin，俄国人）、尤罗什·亚诺希克（Juro Jánošík，匈牙利斯洛伐克地区人）、别名卡图什的路易—多米尼克·布吉尼翁（Louis-Dominique Bourguignon，法国人）、别名安焦利洛（Angiolillo）的安杰洛·杜卡（Angelo Duca，那不勒斯人）、迭戈·科连特斯（Diego Corrientes，西班牙人）、罗贝尔·芒德兰（法国人）、别名申德尔汉内斯（Schinderhannes）的约翰内斯·比克勒（Johannes Bückler，莱茵兰人）、“罗布·罗伊”麦格雷戈（“Rob Roy” MacGregor，苏格兰人）、别名切片机的马蒂亚斯·韦伯（Matthias Weber，莱茵兰人）、迪克·特平（英格兰人）出现的时代，也是一个罗宾汉（Robin Hood）崇拜大为复兴的时代。上述所有人以及未提到的其他人或多或少符合“侠盗”身份，霍布斯鲍姆将其定义为“出身农民的叛逆者，被领主和国家视为罪犯，却依然留在农民社会当中，被自己人当作英雄、勇士、复仇者、正义斗士来崇拜，或许还会被当作解放领袖，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值得敬仰、帮助和支持的人”。

正是这种神话构建让这些人变得有趣。历史学家已经无情剥去了人们一厢情愿地给他们加上的厚重迷人的外衣，揭示出他们其实是不光彩的罪犯，但这并非当时人的看法。阿尔让松侯爵（marquis d’Argenson）曾慨叹罗贝尔·芒德兰在18世纪50年代给法国农村造成混乱的能力：“不幸的是，人们都站在叛匪那边，因为他们向人们认为富得过了头的总包税人开战，而且以较低的价格卖给人们货物。因此，必须参加这场战争的官员不情不愿，而且总说他们有多不幸。”芒德兰构建受人欢迎的名声的一个重要资产就是他的罪行显然没有受害者，因为他的主业就是利用我们此前（见前文第38—43页）已然审视过的混乱内部关税体系开展走私的。芒德兰的基地设在多菲内，他组织了大范围、宽领域的走私活动，走私的货物包括皮革、毛皮、烟草、火药、铅弹、各种织物，以及农产品，走私范围从奥弗涅延伸到普罗旺斯，从萨伏依蔓延到勃艮第。他的团伙在巅峰时期据称雇用了大约300人。芒德兰于1755年被捕，后来在瓦朗斯被公开处以车磔，以震慑旁人，而他作为法国版劫富济贫罗宾汉的名声却像野火一般通过小册子、木刻和民谣传播。阿尔让松悲观地评论道：“整个国度都在支持走私者。”

正如我们将要在后文看到的那样，随着旧制度跌跌撞撞地走向终结，造成社会影响的农村犯罪达到高峰，但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候，法国的各类警察武装还是能够遏制这个问题的。在国家实质上不具备控制力的欧洲边远地区，农村才可能爆发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抗争。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晚期的最大规模暴动发生在顿河与伏尔加河周边地区，波兰和俄国的农民往往会逃到那里去。这场暴动由一个名叫斯捷潘·拉辛的哥萨克领导，他在1667年组建了一个武装团伙，主要由一无所有的无地移民组成。随后3年里，这个团伙先是袭击俄国人和波斯人的据点，然后集中袭击俄国人的据点。到了这时，拉辛的军队已规模可观，达到7 000人，随着他攻占伏尔加河三角洲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察里津（Tsaritsyn，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斯大林格勒）和萨拉托夫（Saratov），其军队规模也迅速扩大到2万人。当拉辛抵达辛比尔斯克（Simbirsk）时，他的军队已经推进了800千米，业已完成前往莫斯科的一大半行程。然而，沙皇阿列克谢一世（Alexis I）的政府到了此时已有足够时间组织反击。1670年10月，尤里·巴里亚京斯基（Yury Baryatinsky）公爵指挥的军队粉碎了拉辛规模庞大却缺乏训练的武装群体，迫使拉辛所部退往顿河哥萨克的土地。拉辛本人在1671年4月被效忠政府的哥萨克送交当局。他在红场上被公开处决，身体遭到了肢解。然而，拉辛的起义并没有和他一起死去，直至同年12月，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阿斯特拉罕才落入当局手中。

一个世纪后，一场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在类似地区爆发了，它有着和拉辛起义同样的原因，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此次起义的领袖自称是彼得三世——他在1762年的宫廷政变中遇害，这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俄国政治生活的特殊性。继承彼得皇位的是他的遗孀叶卡捷琳娜二世，但她对皇位的掌控并不稳固。这不仅是因为人们认为她默许了除掉丈夫的行动，也因为他们生于1754年的儿子帕维尔[8]至少和叶卡捷琳娜一样有资格继承皇位。事实上，虽然不乏挑战——叶卡捷琳娜治下出现过26位皇位觊觎者，其中16人自称彼得三世——但她仍然一直统治到1796年。其中显然最具威胁的是一位名叫叶梅利扬·普加乔夫（Emel’yan Pugachev）的顿河哥萨克，他曾在俄军服役，参加过“七年战争”和1768年后的俄土战争。普加乔夫于1771年逃离军队，而后靠着自己的小聪明过了两年流浪生活，直到1773年又出现在亚伊克河[9]河畔。在那里，他发现与河流同名的哥萨克军在上年的一场兵变（也由一个僭称彼得三世的人领导）中遭遇残酷镇压，此后便处于狂热的动乱状态之中。

我们不能确定普加乔夫的追随者中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他的宣言，认为他就是彼得三世，或许到底有多少人相信根本无所谓。普加乔夫是个文盲，而且很容易做出荒谬的断言，比如他说自己的“教父”彼得大帝（死于1725年）曾赐予他一把信赖之剑，但那些最接近普加乔夫的人似乎都没有被蒙蔽。真正重要的是暴动者意识到他们有必要合法化暴动，在对付邪恶的篡位者和她那些缺德的顾问时，还需要诉诸传统权威。民间传言彼得三世之所以被废黜，是因为有人要阻止他颁布解放农奴宣言，这让他的形象极具吸引力。事实上，彼得的确在解放教会农奴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几步，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农奴群体中出现了一些最为热忱的普加乔夫的支持者。而普加乔夫宣言的核心主题就是自由——“从河源到河口的自由，土地和土地出产的自由”，宗教自由，免于纳税的自由，免于征兵的自由，再加上更多的物质诱惑，比如免费的土地、食物［每年发放12俄石（chetverti）或70蒲式耳的粮食］、武器，甚至金钱（每年发放12卢布）。虽然普通农民积极支持普加乔夫，但这场起义实际上还是一场边缘人发动的起义，这些人包括口袋里一无所有而心中却有极多怨恨的逃亡者，对俄国政府日益加剧的干涉感到厌恶的哥萨克，生活方式同样受到俄国政府威胁的鞑靼（Tartar）和巴什基尔（Bashkir）牧民，将叶卡捷琳娜视为敌基督的旧礼仪派信徒，以及被“分配”到乌拉尔地区工厂里的农奴——他们转身对付自己的主人，乐意为普加乔夫的军队制造武器和弹药。

这些人在一起，的确有爆发的能量，而且，俄国军队此时仍未结束与奥斯曼土耳其人那场始于1768年的战争。普加乔夫的第一份宣言于1773年9月17日宣读，1774年9月15日，有人将他出卖给当局，其间相隔几乎一整年。在此期间，他数以万计的追随者横扫了几乎和不列颠诸岛面积一样大的土地，他们一路上抢劫、强奸、杀人，最终杀死了1 572名农奴主及其家人、237名教士和1 067名官员，实际人数应该还要多。这场暴动多数状况下并非有组织的军事作战，而是一系列掠夺行动。例如，普加乔夫的主力军在1774年8月吊死了24名地主和21名官员，杀死了数不清的其他居民，洗劫了一切能抢到的东西，以此庆祝夺取萨拉托夫。随后，主力军转向南方，朝察里津推进，但留下了29个武装团伙进一步破坏周边地区。看起来普加乔夫和此前活动在类似地区的斯捷潘·拉辛一样，无法意识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全面农奴起义的潜力，因而并没有朝西北方向的莫斯科进攻，而是向南返回哥萨克地区和“他的人民”那里。也有可能是俄国人与土耳其人于1774年7月缔结和约的消息已经传到，这让普加乔夫确信进一步扩大作战区域的军事行动不再可行。

在伏尔加河和顿河周边的荒地上，帝国当局的命令只能偶尔得到执行，而且通常只能在正规军支持下执行。喀山总督区包括6个省份，人口约250万，但整个总督区里只有80名官员和可以忽略不计的军队。所以，有些事件在治安较好的国家只能造成短暂骚动，在俄国则会因官方太过懈怠而演变为全面起义。两年时间内，在这个不大对头的地方就冒出过两个造反的“彼得三世”，普加乔夫是第二个。就死亡人数和破坏程度而言，普加乔夫起义是18世纪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其独特之处。起义的核心是被剥夺权利者的狂怒。一名来自乌拉尔地区、信仰东正教旧礼仪派的工厂农奴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没有费心了解普加乔夫是谁，也不打算去了解。我们之所以奋起，是为了走上顶端，代替那些折磨我们的家伙。我们希望成为主人，选择自己的信仰……我们要是取得了胜利，就会拥有自己的沙皇，得到想要的等级和地位。”当报复压迫者的机会出现时，起义者必定要抓住机会实施报复。据估计，仅在起义的收尾阶段，就有大约1 000名贵族、官员、军官、教士（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惨遭酷刑、强奸和谋杀。不用说，帝国军队也以同样方式报复。根据判决，普加乔夫会在公开场合被肢解，但让围观人群失望的是，早在肢解之前，他就已经被斩首了。

贫穷与富足

顿河—伏尔加河地区与欧洲其他不安定地区有一大共同点：人口压力。戴维·穆恩（David Moon）做过估算，从18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中叶，顿河哥萨克的男性人口从2.9万增加到了30.4万，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增加来自移民。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这是一个在全欧洲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在各地产生了类似的结果，最普遍的一个结果就是，需求超过了供给，食物价格相应上涨。在发达的现代世界，由于陆路和水路上都有大宗货物运输工具，还出现了全球性的农业经济，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将食物从过剩地区输送到稀缺地区快速消除这种不均衡状况。而在四足动物时代，这种做法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而且也只能局限于那些存在水路交通的地区。各地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所以，以前的荒地被开垦成农田，许多地方将草场改为耕地，有的地方则采用新作物和新技术以提高生产力。事实证明，农业体系各方面的弹性都不够，因此，各地食物价格的上涨速度也比其他货物和服务（尤其是制成品和工资）快。18世纪70年代初，欧洲大陆的普遍歉收导致了价格猛涨。以托斯卡纳为例，粮食价格从1763年之前的每袋12里拉（lire）上涨到1771年的18里拉、1783年的20里拉和1790年的23里拉。在图卢兹，根据罗伯特·福斯特提供的数据，1780—1787年的粮食价格比1740—1747年上涨了67%。

食品开支增加，其他开支增长滞后，出现了“剪刀差”，能够低买高卖的团体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在受益者中居于首位的是那些拥有足够土地生产余粮的人。而在这些精英人士中居于首位的无疑是大地主，不过，对他们的描述还得等到后续章节。受益者中也有处于这种欢乐境地的普通农民。然而，受益者需要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重要的条件：要想赢利，耕作者就必须处于市场所能触及的范围内。如果余粮不能被售出，那么生产也就没有意义了。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在1793年到过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Tobolsk），他说当地的农民“只打算生产足够自给的谷物，就算他们能生产出更多，也没办法处理”。靠近市场则会创造出生产更多谷物的强烈动机。例如，莱茵兰的莱茵河就促进当地发展出了繁荣的专业化农业，旅行者J. K.里斯贝克（J. K. Risbeck）在1786年报道如下：

来自土地的回报不同寻常，这个地区的谷物在莱茵河周边的广大地区很受欢迎。这里还生长着大量的水果和蔬菜，长得很好的芦笋和卷心菜是大部分普通人的食物，德意志就数这里的人最喜欢这两样食物，也只有这里能供应这么多这样的食物。运载新鲜卷心菜和腌制卷心菜的大船把货物运输到莱茵河下游，甚至运到荷兰。克龙贝格（Kronberg）小城坐落在离主干道有两小时行程的地方，它每年和荷兰的苹果、果酒、果醋、栗子（这座城市拥有大片栗树林）的贸易总额达到8 000古尔登。这里的所有村庄都在果园里，俯瞰着下方的大面积粮田。

同年，在欧洲另一端，约瑟夫·汤森发现巴塞罗那周边的菜园子也种了多种植物：“巴塞罗那周边地区耕作状况良好，那里盛产葡萄、无花果、橄榄、橘子、丝、亚麻、大麻、角豆、水果、小麦、大麦、燕麦、黑麦、菜豆、豌豆、野豌豆、巢豆、玉米、小米，还有各种莴苣、卷心菜、花椰菜，以及其他可食用的蔬菜。”

农民的困苦形象以图片形式和口头形式流传甚广，因此我们容易忘记，状况再糟的村社往往也有几个富人［这种有钱有势的人在法国被称作村里的公鸡（coqs de village）］，这些人运气好或是有进取心，能够利用经济状况得利。在说德语的地区，遍及各地的民俗博物馆里满是各种可以追溯到本书所述这个时期的人工制品——绘有图案的箱子和橱柜、家具、钟表、厨房器具和衣物，这些证明了农民的康乐生活，更不用说还有无数保存至今的华丽住宅了。18世纪晚期，也很容易找到农民生活富足的逸闻证词。1763年1月，尽管“七年战争”事实上还在进行，伦多夫（Lehndorf）伯爵却在日记中记下了参加马格德堡附近奥特斯莱本（Ottersleben）“一位富农的婚礼”的情形。来客有300多人，所幸食物供应相当慷慨：42只阉鸡、36舍菲尔（Scheffel，约440加仑或2 000升）用于制作点心的小麦粉、价值150塔勒的鲤鱼、2头牛、14头牛犊、价值150塔勒的白兰地等等。新娘的嫁衣值3 000多塔勒，嫁妆值1.4万塔勒。伦多夫还补充道：“这些富裕的农民仍然享有其古老特权，是大教堂的属民。我在此类农村庆祝活动中度过了一段愉快时光。看到这些人满足于他们的命运，享有舒适的生活水准，我特别开心。”在巴伐利亚南部、黑森林、霍恩洛厄（Hohenlohe）平原、黑森与图林根（Thuringia）部分地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莱茵河谷、摩泽尔河谷以及北海沿岸也能找到对农民富足生活的类似记载。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在德意志境内北海岸边的迪特马申（Dithmarschen）地区，伦登（Lunden）村的哈姆斯（Harms）牧师在回顾18世纪的最后阶段时表示：“那时候，好年成和粮食的好价钱给沼泽地居民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房子越来越阔气，家具越来越精致，马车越来越豪华，衣服越来越精细，生活方式越来越优雅，表达方式越来越动人，鼻子变高了，手变嫩了，而且手上总是满满一把硬币。”

这是那种吸引眼球的农民，他们当然只是少数。绝大部分农民连养活自己和家人的粮食都不够，却还要留下用于出售的“余粮”。对他们而言，剪刀差是一种刑具。食品价格上涨，劳动力市场人满为患，实际工资水准有所下降。大不列颠的食品价格从1760年到1795年上涨了30%，可同期的工资只上涨了25%。当时的人注意到了这种状况：约翰·豪利特（John Howlett）在1786年坚定地表示“劳动力价格并没有和必需品价格成比例上涨”。在法国，两者间的差距拉大了，根据埃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的数据，生活成本从1730年到1790年上涨了62%，而工资仅仅上涨了26%（不过应当注意到他的数据最近受到了质疑，有人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数据，认为实际工资水准下降了10%）。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除外）似乎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粮食价格从1750年到1800年翻了一番，但工资仅上涨了20%。上述数据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数据都有其缺陷，但它们的确都表明，对那些被迫出卖劳动力以进入市场换取商品的人来说，生活水准正在下降。

有多少农民没有土地，依靠充当农业劳工为生？鉴于各国、各省乃至各村的比例都不尽相同，这里没法给出简单的答案。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在《法国大革命的降临》（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指出利穆赞的无地农民占总人口的20%，诺曼底达30%～40%，凡尔赛周边地区可达70%，滨海佛兰德则达75%。西班牙的无地农民在中部和南部地区特别常见，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比例应当在总人口的1/4到1/3之间，但在从马德里经拉曼查（La Mancha）向南延伸到格拉纳达（Granada）和穆尔西亚（Murcia）的广阔条状地域可达2/3，在人口稠密的安达卢西亚高达80%。值得注意的是，大不列颠号称拥有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农业体系，也拥有最高比例的农村无产者。无产者数量增速高于农村经济增速，他们讨价还价的余地小了。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es）在写于1795年的《农牧业劳动者情况》（The Case of Labourers in Husbandry）中评论如下：“每当需要劳动力时，总会有十分充足的劳动力，这导致劳动力价格一直位于合理水准以下，后果就是人们普遍察觉到依靠救济的穷人人数在增加。”英国的第一批可靠数据要到1851年才得以汇总，当时的数据表明只有30多万人自称“农场主和牧场主”，他们雇用150万名劳动者在平均面积略大于45公顷的农场上耕作，这一数字要远高于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地方的数字。

英格兰的人均收入高于欧洲其他地区，值得骄傲，但不太光彩的是，那里的农村普遍贫困，且受到周期性骚乱的破坏。约翰·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证实暴动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相对罕见，直到17世纪末才有所抬头，“但在18世纪，食品骚乱成为突出问题，骚乱日渐增多，到了19世纪上半叶才逐渐消亡”。以歉收和（或）贸易萧条为特征，状况尤为糟糕的年份是1727—1729年、1739—1740年、1756—1757年、1766—1768年、1772—1773年、1783年、1795—1796年、1800—1801年，以及1810—1813年。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这种不稳定状况源于缺乏弹性的农业体系中的价格波动。据估计，绝大部分英国人仍然严重依赖面包，每人每天至少要消费0.5千克面包。表7是牛津郡（Oxfordshire）班伯里（Banbury）一个八口之家的年度开支总结，它表明了面包在工人的预算中是多么重要：

表7 1750年左右的家庭年度开支

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食品价格变化缓慢到几乎无法察觉的世界，因而很难体会穷人对价格突然暴涨的敏感程度。即便是在大不列颠这样交通状况（相对）优良的国家，这种波动也可能是相当剧烈的。食品价格取决于收获状况和粮食储备状况，在任何一个年份里都可能存在剧烈波动。对近代欧洲政府来说，春末夏初是尤为危险的时段，那时候，上次收获后的储粮即将耗尽，而新的庄稼还没开始收割。当时，消费者对有人囤积谷物应对进一步涨价和有人将谷物转移到外地大发横财的消息过度敏感，甚至敏感到了偏执的地步。塞缪尔·杰克逊·普拉特（Samuel Jackson Pratt）在他的诗歌《同情》（Sympathy）中很好地描绘了这种恐惧：

马车载着沉重的货物低声呻吟，

它们的黑暗轨迹沿着道路曲曲折折；

车轮跟着车轮，可怕的车队缓缓而行，

他们载着一半的收获，去往要去的地方……

秘密的行程，就像夜晚一样

掩盖了意图，依然避开阳光……

当那可怜的农夫，离开他的床，

看那巨大的谷仓，空得跟棚屋一样。

正是这种恐惧在1789年引燃了法国农村。大不列颠倒是从未发生过这样广泛而密集的暴乱，但当粮食稀缺、粮价高企时，任何带有中间商牟利气息的作为都会招致大量的群众性抗争。这一回，《圣经》是站在穷人一边的：“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箴言》第11章第26节）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于1971年发表过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他在文中表示，推动英国群众抗争的不仅是饥饿、恐惧或贪婪，还有对合理性的强烈意识，以及采取直接行动强行确立“道义经济”、维持社会规范与义务的传统架构的决心。因此，他们并不是直接掠夺农场主、磨坊主或粮食经销商的粮仓，而是强制要求以他们看来公平的价格出售粮食。就算英国群众的“道义经济”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创造者的贵族式决心——在每一场不管多么暴力的平民行动中都要看到好的一面——它的确在许多次食品暴动中起到了有据可查的作用。

农业与农民的地位

大多数同时代人都不大羡慕农村穷人，17世纪晚期流行的农民形象是极度悲惨的。1684年，一位躲藏在笔名“来自瓦尔堡（Wahrburg）的维罗安德罗（Veroandro）”背后的教士用如下文字斥责农民：

农民确实属于人类，但他们没那么优雅，比其他人粗野。人们只需观察农民的举止和姿势，就会发现将农民和有规矩的人区分开来有多么容易……他们言行中的可憎之处，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在吃饭的时候，他们不用餐具，而是把手直接伸进碗里……几乎可以说，对待农民就该像对待干鳕鱼一样：要敲打得恰到好处，才能呈现最好的状态。此外，亲爱的农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最容易被控制的，那就是给他们沉重工作压力的时候，因为到了那时他们就会有纪律、受管束。要是主人容许农民显得神气又优雅，他们就总想成为主人。只有和农民一起生活了很久的人才能充分意识到他们有多么顽固。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不管说多少正确的事情都不能改变一个农民，他唯一能理解的就是以体罚威胁为支撑的坚定语言。

按照重印了这份控诉书的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的说法，这位作者是一名教士。也许他在向教区居民征收什一税时遇到过麻烦。即便并非典型，此人也绝非独唱。一位18世纪初的巴伐利亚法学家以农民“介于毫无理性的野兽和人之间”为由，坚定捍卫在等级会议中不设农民代表的做法。作为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约翰·克里斯托夫·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在1751年提出，不应将农民作为文学主题，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太重，在经济上所受的剥削太多，在文化上也有太多的局限性。这类观点并不只在德意志境内有。法国人让·沙普·多特罗什（Jean Chappe d’Auteroch）在1761年的俄国之旅期间多次提到他遇到的农民，认为他们浑浑噩噩，醉酒，放荡，这些人喜欢胡闹、欺诈成性、不诚实、残暴、懦弱、暴力、愚蠢，而且缺点还有很多。

这幅黑暗的画面在18世纪变得明朗起来。借用约翰·加利亚尔多（John Gagliardo）一项杰出研究的标题，农民正在从“贱民变为爱国者”。这一转变之所以能够实现，依靠的是公共举措与个人行动的结合。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17世纪后期的官方经济学方针以科尔贝的方针为代表，主要关心的是促进国内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重商主义”的局限性，开始关心农业。用腓特烈大帝的话说，人们开始意识到“农业在人类活动中居于第一位，没有农业就没有商人，没有廷臣，没有国王，没有诗人也没有哲学家。唯一真实的财富形式是由土地产出的。开垦荒地就是战胜野蛮”。当腓特烈大帝在1775年致伏尔泰的信中写下上述话语时，他所表达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真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农主义者为它提供了理论基础。欧洲统治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摆出大力宣传的姿态，以体现农业和农民现已获得当得的关注。例如，当玛丽亚·特蕾莎皇后来到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附近的莱塔（Leitha）山区，捋起袖子帮助人们采摘葡萄的时候，相关部门花了好一番心思确保她的臣民能够得知此事。更有名的类似事件与她儿子约瑟夫二世有关。约瑟夫在1769年与腓特烈大帝会面，他在赴会途中让马车停到摩拉维亚的斯拉维科维茨[10]村外，然后从一个名叫特尔恩卡（Trnka）的农民手中接过耕犁，犁出了好几条垄沟。这次做样子的政治活动取得了难得的成功，有助于约瑟夫二世确立“农民的上帝”这一声誉。这一事件得到了适当的纪念，先是当地人立起一块简单的纪念碑，碑上刻有“用糟糕的德文写的铭文”，然后是“一块非常好的大理石基座，大理石上刻有表现这一事件的浅浮雕以及用捷克文、德文和拉丁文书写的三篇铭文”。拉丁文本由当地权贵利希滕施泰因侯爵委托他人撰写，被卡尔·冯·青岑多夫（Karl von Zinzendorf）伯爵斥为“既无味又不雅”。很快就有许多描绘这一场景的印刷品出版，不到一年，约瑟夫用过的那把犁就被公开展出并被尊为圣物。这么做的君主不止他一个。从英国的乔治三世（“农夫乔治”）到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差别极大的君主都标榜自己对农业的热情。

当时，农业与农民在公共领域引起了极大关注，这也促使君主关心农业。欧洲各地的图书馆里有许多探讨农业的18世纪书本，这些书怀着不同程度的愤慨描述了当时农业的低效，或务实或空想地讨论怎样才能改进农业。关于农业话题的无数期刊和旨在启蒙农民的诸多期刊既反映了争论，也促进了争论。尽管许多刊物是短命的，但人们对农业和农民的兴趣已经强到足以维持庞大的刊物数量，还能使其保持增长的地步。不知疲倦的阿瑟·扬创办的《农业年鉴》（The Annals of Agriculture）在1784—1806年出版了数目可观的46卷。作为公众和私人间桥梁存在的是诸多旨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协会。大批机构在18世纪创立，从以下这些创立于1800年之前的机构看，各地的人们都很关注农业：都柏林王家学会（1731），托斯卡纳农业协会（1757），雷恩（Rennes）农业、贸易与艺术协会（1757），伯尔尼（Bern）经济学会（1759），图尔财政区王家农业协会（1760），巴黎财政区王家农业协会（1761），图林根农业协会（1762），奥尔良财政区王家农业协会（1762），鲁昂财政区王家农业协会（1763），克恩滕（Kärnten）农业协会（1764），策勒（Celle，位于汉诺威）农业协会（1764），为鼓励俄国农业与建筑业而设的帝国自由经济学会（1765），曼彻斯特农业协会（1768），维罗纳农业、贸易与艺术学院（1768），威尼斯共和国农学院（1768），帕多瓦农艺学院（1768），丹麦王家农业协会（1769），尚贝里王家农业经济学会（1772），阿姆斯特丹农业促进会（1775），巴斯与西英格兰农业、艺术、制造业与贸易促进会（1777），爱丁堡高地协会（1784），都灵农业协会（1785），法国王家农业协会（1788），康沃尔（Cornwall）农业协会（1793），彼得伯勒（Peterborough）农业协会（1797），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农业协会（1797），还有纽瓦克（Newark）与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农业协会（1799）。其中一些是官方机构，都灵农业协会就由撒丁国王维托里奥·阿梅代奥三世下令设立，命令要求协会“根据既适合陛下的美好领地又与其多变自然特性相符的法则，主要致力于增进陛下领地内土地耕耘的公共利益”。另一些则完全是私人创立的，以伯尔尼经济学会为例：约翰·鲁道夫·奇费利（Johann Rudolf Tschiffeli）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寻找对推动农业进步有兴趣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该学会由此成立。这些机构组织有奖征文竞赛，在会刊上发表论文，组织分发种子和推广新技术，建立自己的示范农场以宣传先进农业的优势。

人们对农业兴趣骤增，农民的地位也相应提高了。对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来说，农业并不是他的主要关注点，但他也对那些耕种土地的人评价较高，因为农业“比大部分机械行业对从业者的技能和经验要求更高”。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代表”，但斯密指出普通的农业劳动者事实上在技巧和理解力上拥有很大的潜能：“每个因为职业或好奇心与农村下层人和城市下层人交谈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人事实上比城里人优越多少。”欧洲各地都有人持这类观点。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鼓励下，一群开明贵族于1765年成立了俄国自由经济学会，该学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组织一场以“什么对社会最有用——一个农民应当拥有土地还是仅拥有动产，他对衍生出的种种财产应当拥有多少权利？”为主题的征文竞赛。赢得头奖的是来自亚琛的学者（不过他的名字听起来不像德意志人）贝亚德·德·拉贝（Beardé de l’Abbaye）。拉贝认为农民是国家繁荣的根基，对国家而言，再贫穷的农民也比没用、没教养、贪婪的权贵有价值，农民应当得到解放，获准拥有一切形式的财产。组成学会的贵族地主认为他们应当把头奖授予这篇谴责现状的文章，这多少说明了一些问题。然而，学会还是以16∶1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不予出版的决定。

对设法提高农业和农民地位的农学家而言，这一时期最具原创性、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中，有一位给了他们有力的支持，这就是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49年，卢梭顿悟，城市文明尽管有着肤浅的魅力，却已将人类与其自然的乡村根基分离，这是使徒保罗改宗般的经历。他认为只有在自发、未受破坏、自然的农民世界里才能发现真正的美德。卢梭在理论概述、自传、小说乃至写于1752年的歌剧《乡村占卜者》（Le Devin du village）中向易于接受此类观点的大众传播了自己的领悟。那部歌剧的情节简单明了：庄园女主人的魅力诱惑了牧羊人科林（Colin），他因此忽略了自己的牧羊女科莱特（Colette）。绝望的科莱特求助于令歌剧得名的乡村占卜者。占卜者告诉科林，科莱特已对他冷淡下来，这激起了科林的忌妒心，从而实现了两人的和解。虽然《乡村占卜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卢梭受众最广的著作可能是他的书信体小说《朱莉或新爱洛伊丝：居住在阿尔卑斯山麓一个小镇中的两位恋人间的往来书信。由让—雅克·卢梭编纂出版》（Julie, or the New Héloïse: letters exchanged by two lovers, living in a small town at the foot of the Alps.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by J. J. Rousseau）[11]，此书初版于1761年。伏尔泰或许说过他宁愿自杀也不想读它，但几十次再版和翻译表明伏尔泰已经跟不上欧洲大众读者的脚步了。事实上，这本书可能是“整个18世纪的畅销书纪录保持者”［约翰·洛（John Lough）语］。农民在这本书中被称作“最有用的社会阶层，事实上也是唯一真正不可或缺的社会阶层”，他们幸福的自然状态只有在遭到“其他阶层横暴对待或用恶习败坏时”才会毁坏。耕种土地并依靠耕作成果生活是人类唯一真正自然的行为，人类也只能在农业中发现真正的快乐。所以，只有农民才能成为真正完整的人。

进一步探讨农民阶层对高层文化的滋养就偏离本章主旨太远了。简单说，18世纪下半叶的所有艺术门类都见证了乡村世界及其价值观蒸蒸日上的地位。不过，问题在于，庚斯博罗（Gainsborough）的画作或海顿（Haydn）的四重奏虽然审美价值很高，但往往美化了农村的形象，实际上，乡村图景是暗淡的，而且年复一年暗淡下去。约翰·豪利特对英国农村大众贫困化有段评论，当本章的结尾正合适（英国可能拥有当时最繁荣的农村经济）：

我不禁想到，我们对我国穷人恼人行为的抱怨中的确存在一些特别不合情理之处。在过去的40年里，我国的房租和地租上涨了800万到1 000万，我国农场主和手艺人的财富也出现了相应比例的增长，我国商人和制造业巨头的财富几乎无限度地膨胀。我们的这一切都源自那些亲手劳作、汗流满面的人，我们难道应该吝惜一年200万的资助吗？难道我们要以压迫穷人为乐，把他们压榨致死，然后再残忍而荒谬地将这些人的命运都归咎于他们的恶习和放荡吗？

[1] 阿瑟·扬原文为：“20日，一早根据约定去见了西尼奥雷·塔尔蒂尼（Signore Tartini），我感谢他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我和他就自己最喜欢的主题聊了天，还因为那几本他写的书——他将著作赠给了我，在其他书里，《佛罗伦萨农业期刊》因为没什么帮助就被搁下了。”见：Arthur Young, 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 1788, and 1789, London, 1792, pp. 236—237.

[2] 法亩（arpent），也有人音译为“阿邦”。法亩是法国旧制度时期的面积计量单位，随时间、地点、用途不同而存在多种大小不一的算法，1标准法亩约合4 221平方米，1水面法亩或森林法亩约合5 107平方米。原文见：H.L. Duhamel du Monceau, Elements d'agriculture, Paris, 1763, vol. 2, pp. 380—381.

[3] 1英亩≈0.004平方千米。

[4] 霍尔扎（Horja），又作霍里亚（Horia）、霍雷亚（Horea），本书英文原文采用较为罕见的霍尔扎写法，原名瓦西里·乌尔苏·尼古拉（Vasile Ursu Nicola），生于1731年，卒于1785年。霍尔扎系特兰西瓦尼亚阿普塞尼（Apuseni）山区教堂乐手兼木工，曾于1779年后多次率领代表团前往维也纳向约瑟夫二世呈递请愿书，抗议地方当局和贵族的迫害，但收效甚微。1784年10月，霍尔扎领导特兰西瓦尼亚农民、工匠和教士以约瑟夫二世的名义发动起义，12月战败被俘，次年2月被处以分尸酷刑。参见：Beales, D. Joseph II Volume 2, Against the World, 1780—1790, Cambrig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64—270.

[5] 希洛人（helot），一译“黑劳士”，指古典时代希腊斯巴达城邦的国有奴隶，后也引申为各类农奴或奴隶。

[6] 米尔（mir/мир），意为村社。“村社”一词在旧俄文中写作міръ，也意为世界、宇宙，“和平”一词在旧俄文中写作миръ，两词在俄国革命后的文字改革中均改作мир。

[7] 本书中引用《圣经》的部分，均参照和合本汉译文。

[8] 帕维尔，即后来的俄国皇帝帕维尔一世（Pavel），统治时间为1796—1801年，一译“保罗一世”。

[9] 亚伊克河（Iaik），帝俄政府在镇压普加乔夫起义后将其更名为乌拉尔河，该名沿用至今。亚伊克河哥萨克军也同时更名为乌拉尔河哥萨克军。

[10] 斯拉维科维茨（Slavikowitz），即今捷克共和国南摩拉维亚州斯拉维科维采（Slavíkovice），本书英文版误作Sclavikowicz。见：D. Beales, Joseph II Volume 1, In the Shadow of Maria Theresa, 1741—1780, Cambrig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38.

[11] 此书中译本名称、版本众多，存在“新爱洛伊丝”“新爱洛漪丝”“新爱洛绮丝””新爱洛依丝“等多种译法，有商务出版社版、译林出版社版、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等多个译本。

第二部分

权力

第五章

统治者与他们的精英

两场处决与两次行刺

1793年1月17日，星期五，上午10点，国民公会在召开了持续超过36个小时的会议后，宣布了刚刚结束的投票的结果。国民公会激烈争论的事项在于是否应当通过对路易·卡佩（Louis Capet）——他原先被称作“法兰西人的国王”——的判决。票数十分接近：在出席投票的721名代表中，有361人赞成无条件判处死刑——仅仅以一票多数通过。宣布判决的任务落到了吉伦特派（Girondist）最伟大的演说家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身上：“我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宣布，判处路易·卡佩死刑。”路易辩护组中资历最深的人物名字很长，叫克雷蒂安—纪尧姆·德·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Chrétien-Guillaume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他将消息带给了这个死囚。当访客哭泣着走入囚室时，路易那一丝从轻发落的希望也破灭了。路易还打算宽慰马勒泽布，向他保证说：“我反复思索，在我统治时期，是否做过什么该让我的臣民以哪怕最轻微的程度责备我的事情。啊呀，德·马勒泽布阁下，我以最诚挚的真心向你发誓，作为一个将要出现在上帝面前的人，我总是以人民的福祉为念。”路易竟然会认为“人民的福祉”是主要问题，多少说明他始终没能领会1789年后的法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路易先是抱着他的律师，然后在房里来回踱步，接着恢复了平静，准备面对死亡。他的第一步是派自己的仆人让—巴蒂斯特·克莱里（Jean-Baptiste Cléry）前往圣殿塔（Temple）监狱——路易从1792年8月起就被关在这座可怕的要塞里——的图书馆，取来一本大卫·休谟的《从尤利乌斯·恺撒到1688年革命的英格兰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of 1688，又译《英国史》），此书初版于1754—1762年，以8卷本形式刊行。

路易寻找的段落开头是这样的：“国王在宣判和处决之间还有3天时间。他十分平静地度过了这一阶段，主要是在读书和祷告。”这里提到的国王当然是查理一世，也就是残缺议会[1]下议院于1649年1月1日建立的特设最高法庭所称的“查理·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事实上，在提名参与审判的135名委员中，只有67人出现在1月27日的投票现场，通过了“所谓的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谋杀犯、公敌，应当被处以斩首死刑”的裁决。这一裁决是在一次审判后做出的，而在这次审判中，查理的表现显然比他一个半世纪后的法国同行坚定得多、神气得多。查理的敌人将审判地点设在威斯敏斯特厅，并且特意安排了分层的座位，以尽可能多地容纳观众，而这正合查理的意。1月20日，查理不发一言便取得了第一场“胜利”，听到宣读的指控时，他当即回以嘲弄的笑声。他还做出了非口头的蔑视举动：戴着高顶帽出现在大厅，以示他并不承认法庭权威。他还拒绝提出抗辩，这让待审的法官们手足无措，从而挫败了他们的谋划：法官们本想让公众听听被动员起来的33名目击证人的证词。

审判的过程就和开端一样狼狈。就连最忠于议会党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对手让主审法官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和公诉人约翰·库克（John Cook）看上去既笨拙又愚蠢。查理竭尽所能表现得强势。他毫不费力地表明自己只是被“议会中的一小部分人”迫害，上议院——构成“议会中的国王”三位一体体制的第三部分——拒绝对他进行审判，下议院声称拥有“人民”的支持，但这也不实，因为它征询过的人民还不到1/10，而且，审判他同时违反了普通法和上帝的律法，根据普通法，国王是不可能做错事的，根据上帝的律法，难道《圣经》没有明确规定绝对服从的义务吗？无论是哪一边的人都熟读《圣经》，他们应该知道《圣经》中圣保罗的指令：“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罗马书》第13章第1—3节）

但查理的目标并不仅限于证明法官的无能。他知道这样的国家审判只可能出现一种裁决（有罪）和一种判决（死刑），便着手为后世子孙制订一套计划。查理在君主权威方面毫不妥协，他既援引神学支持，又强调君主权威之古和对手激进立场之新，令君主权威显得十分合理：“我的权威是上帝所托付的，这是古老、合法的世袭权威，我决不会违背这项托付，我也不会对新的非法权力做出回应。”更重要的是，查理强调他才是英格兰人民的真正卫士：“不管你们如何僭称，我还是更能代表他们的自由。如果没有法律依据的权力可以创造出法律，并且改变王国的根本法律，那么我就不知道英格兰还有哪个臣民能够保证自己性命无虞，能够保证自己的一切财产安全。”查理在一段特别令人难忘的发言中将贵族式的满不在乎与民粹主义结合起来，他宣称：“对于控诉，我还是不急于下定论，我代表的是英格兰人民的自由。”

1649年1月30日，查理带着宗教和自由的双重诉求前往刑场。新建的断头台就在白厅宴会厅的窗外，他走向那扇窗户时，要是他抬头望向天花板，就会看见鲁本斯神化他父亲詹姆士一世的巨幅湿壁画。查理也即将得到另一种神化。众所周知，他当时穿了两件衣服，以免自己冷得发抖，让人以为他在害怕，他表现得平静、体面、勇敢，由此而来的神话代代相传。难怪安德鲁·马弗尔（Andrew Marvell）会写出如下诗句：

他行事不像常人，丝毫不失体面

在那重大的时刻，

他用那敏锐的目光

打量斧头的边缘。

他不用言语亵渎神明，

也不徒劳为自己的公义辩白，

而是低下他那漂亮的头颅，

如同在床上安眠。

只有当时在查理身边的人听到了他的遗言，这些话公之于众后，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他借自我否定打出漂亮一击：承认上帝报应是正当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自己犯了指控者所控的罪行，而是因为他容许议会在1641年给自己忠诚、无罪的仆人斯特拉福德（Strafford）下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查理重申，自己致力于君主制下的自由，把自己描述成“人民的殉道者”：“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的确希望人民获得自主与自由；但我必须告诉你们，人民想要获得自主与自由，就必须拥有政府和保障他们生命、财产的法律。这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来分享政府的权力，阁下，这根本是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臣民和君主是截然不同的。”克伦威尔（Cromwell）与军队所期望的并不仅仅是处决一个人，而是要消灭一整套政治体制，事实证明，这却成了保王党人的“重大宣传胜利”［戴维·L. 史密斯（David L. Smith）语］。正如一位观察者的记录所述，在斧头砍下去之后，人群中并未爆发出胜利的欢呼，反而出现了“我从未听过的叹息，但愿今后再也不要听到”。

不能亲临处决现场的人很快就能看到许多相关资料。印刷品用图像表现事件，包括国王走向断头台的最后步伐，至关重要的那一刻，刽子手高举砍下的头颅，围观者涌上前用手帕蘸国王的鲜血，等等。出版商源源不断地为有读写能力的人提供常配有图片的文字记载，荷兰共和国那些开拓进取的出版商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所有这类纪念册中，最成功的是《国王肖像：神圣的国王陛下在孤独与痛苦中的肖像》（Eikon Basilike: The Portraiture of His Sacred Majesty in His Solitudes and Sufferings），该书把图像和文字结合了起来。斧头砍下的当天，预先准备好的图书就开始发售，一周之内，小贩们就将首印的2 000册悉数卖掉。它号称是国王本人的作品，不过埃克塞特（Exeter）主教约翰·高登（John Gauden）也在将国王的想法转化为精练的文字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本书制造了17世纪出版界的轰动事件。尽管价格高昂——起初定价为15先令，但1649年时，它已再版38次，更不用提还有8个欧洲大陆版本。截至1660年，它已被译为拉丁文（不止一个译本）、荷兰文、法文、德文、丹麦文，拥有20个外文版本。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当查理委派他的牧师将这本书译成拉丁文时，国王表示自己希望“以通用于世界多数地区的语言将它传递给整个世界”。对急急忙忙的读者来说，还有节选和摘要版本；对喜欢诗的读者来说，甚至还有一个韵文版本。第一版和其他许多较为昂贵的版本都配有一幅卷首插图，该图将国王描绘为一名殉道者，他头戴荆棘冠冕，象征他在这个尘世所受的痛苦，可他仍然坚定地仰视着正在一旁等待他的永恒荣耀。这卷书共有28章，包含3个目标：合法化国王此前的行为，提出保王党人的未来纲领，通过祈祷和沉思开展虔诚教化。将以上三者结合起来的，就是查理以致威尔士亲王公开信的形式立下的政治遗嘱。和同一时期的其他文书一样，它揭示了17世纪中叶欧洲政治话语中必不可少的宗教属性。正如查理所述：“君王的真正荣耀在于发扬上帝的荣耀，维护真正的信仰和教会的美德。”在提及上帝、国王灵魂和圣公会之后，该文书才考虑到“繁荣所系的下一个关键”。这就是“公平正义”，是王国的那些既定法律，它们令人民成为臣民而非奴隶，维持国王的至高权力和人民的“纯真自由，这种自由也就是享受产业成果和他们赞成的法律所带来的权益”。

这本巧妙的出版物将坚定与大度结合，将决心与宽容结合。难怪保王党的宣传册作者们会对它不吝赞美之词，他们一拥而上，宣传这座“一本书铸就的永恒伟大纪念碑，它比埃及金字塔更高”，而“只要读一读这本书，就能深感我们失去了一位高尚、优秀的君王”。它有助于保障君主主义依然作为英格兰政治中的民粹力量和大众力量而存在。护国公克伦威尔的共和主义和他的共和国从此刻起越发处于守势。它也有助于将英格兰君主政体维持下去，使其通过在查理那两个儿子笨拙执掌下经历的考验和忧患。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本该好好注意、学习并用心领会他们父亲的建议：“保持真正的虔诚、美德和荣誉原则，你就永远不会缺乏王国。”

然而到了1793年，虔诚、美德和荣誉已经不再够了。路易十六表明他充分拥有上述三者，但还是丢掉了王国和头颅。当然，后人不可能确定他的悲惨结局是在何时注定的——或许是在1791年6月21日，他打算逃离革命，却在瓦雷讷[2]被捕；或许是在1791年10月1日，全新的国民议会就在那一天召开；或许是在1792年4月20日，法国对外宣战；或许是在1792年11月20日，他藏在杜伊勒里宫保险柜里的密谋文件被人发现了。可以肯定的是，等到1792年12月3日国民公会决定审判路易的时候，就只可能有一种判决结果了。路易本人也知道这一点。他在与自己的首席辩护人马勒泽布的首次交谈中告知后者：“我可以肯定他们会让我去死，他们想这么干，也办得到。那没什么关系。让我们就像我还能取胜一样关注我的审判吧；事实上，我将会取胜，因为我会留下毫无污点的记忆。”

路易以冷漠、平静的态度迎来了他的最终考验。他于1792年12月11日在国民公会受审，他在应对指控时显得疲惫、屈辱，但他保持了出名的好胃口：返回圣殿塔监狱后，他吃掉了六块肉排、一整只鸡和“几颗鸡蛋”。然而，路易此时犯下了第一个错误：他同意进行审判并请求指派律师，这就认可了国民公会有权审判自己。因此，当路易的辩护律师德·塞兹（de Sèze）指出1791年宪法明确规定“国王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时，他的辩护事业事实上已经被路易背弃了。卢梭曾说，自然法至多只能作为辩论点应用到某一个人，但巧妙地诉诸卢梭也没有奏效。国民公会的代表们事实上既是起诉人又是法官，所以路易的状态堪称独一无二，他“既没有公民的权利，也没有国王的特权”，可是，路易已经赞成建立基于人民主权、由一院制立法机构行使权力的政治制度，这种集起诉人、法官于一身的状况正是该制度意料之中的结果。按照查理一世的标准，路易十六是个妥协乃至顺从的模板。或许正是因为路易缺乏那种高傲的斯图亚特式轻蔑，所以他才会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留下一个较为寻常的形象。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双帽记”：查理在整个审判期间始终都以轻蔑的态度戴着高顶帽，路易则在1792年6月17日软弱地戴上了弗里吉亚自由帽[3]，他希望以此安抚攻入杜伊勒里宫的群众。

在等待断头台的召唤时，阅读大卫·休谟的《英国史》虽然不能告诉路易如何求生，却的确向他展示了应当如何去死。和查理一样，路易努力地避免表现出恐惧。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像平时一样享用了大餐：这一回是煎鸡、糕点、煮牛肉和大头菜泥，还喝下了红酒和配有甜点的一杯马拉加（Malaga）葡萄酒，然后就睡了个好觉。1793年1月21日早晨，路易5点起床，6点听了拒绝宣誓的爱尔兰教士亨利·埃塞克斯·埃奇沃思·德·费尔蒙特（Henry Essex Edgeworth de Firmont，拒绝宣誓在这里的含义是拒绝按照《教士公民组织法》宣誓效忠法国宪法）的弥撒，领了圣餐，然后等待国民公会使者的到来。按照埃奇沃思所述，路易毫不动摇地坚信自己的无辜和救赎，他说：“我的上帝，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原则，这是多么快乐啊！要是没有它们，我会去到哪里呢？有了它们，就连死亡对我来说都显出甜蜜。是的，天堂里有一位不可腐蚀的法官，他会知道如何赐予我此间俗人不愿给予的公正。”然而，在路易得到最终的奖赏之前，他还得面临一场漫长的考验，因为派来的马车花了一个半小时才通过拥挤的街道——四列士兵队伍维持着秩序，载着他从圣殿塔赶到革命广场（原先名为路易十五广场，后来又改名为协和广场）。路易注视着自己的祈祷书，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巴茨男爵（Baron de Batz）和另外四人发动了营救国王的堂吉诃德式尝试。上午10点，路易抵达了高高的断头台，随着埃奇沃思低声说出宽慰心灵之辞，刽子手桑松（Sanson）剃掉了死囚的头发。路易随后打算发表一篇演讲，他先是用一声喊叫让持续不停的鼓声寂静下去。不过，路易只来得及说出下列话语：“我无辜而死。我宽恕我的敌人，愿我的鲜血对法兰西人有用，能平息上帝的怒火……”说到此处，已有人匆忙告知鼓手们恢复击鼓。路易很快就被绑在木板上，伴着埃奇沃思神父盖过鼓声的吼叫“圣路易的子孙，升天吧”，他成了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Joseph—Ignace Guillotin）医生的发明——断头台——的最佳广告。

事实证明，革命党在完成恐怖进程方面要比他们的议会党先驱者更彻底。后者把查理一世的脑袋缝在身上，埋在温莎（Windsor）的圣乔治礼拜堂里，路易的遗骸则被直接运到马德莱娜（Madeleine）公墓，放在一口敞开的木棺里，盖上两层生石灰后深埋，墓穴随后立刻被填埋。法国革命者与其说是在摆脱一位邪恶的国王，不如说是要消灭君主政体本身。在他们看来，路易十六之所以有罪，与其说是因为他犯下了叛国罪行，不如说，他作为君主统治国家本身就有罪了。圣朱斯特（Saint-Just）精辟地指出：“没有人可以无辜地统治。”从这一点看，杀死国王是一个仪式性的净化举动。革命者认为自己正在用从死亡国王的鲜血中升起的不死鸟般的共和国神话取代具有魔力的君主权威神话［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语］。一份革命报纸称：“1793年1月21日，法律的刀刃让路易·卡佩流血，这洗雪了我们1 300年的耻辱。”然而事实证明，路易的双重理想——罗马天主教和君主制——并没有被生石灰消解。不管旺代反革命分子背后的动机有多么复杂，他们还是选择自称“天主教与王家军队”。如果说共和制的不死鸟确实是从路易首级滴下的鲜血中飞入天空的话，那作为它对立面的君主制也同样如此。

我们将要看到，从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二人显然十分类似的命运中，可以了解到有关这一时期政治本质的诸多内容，不过，我们先要提一句，对君主而言，刺客的匕首和刽子手的斧头同样危险。1757年1月5日，路易十五在凡尔赛宫逃过一劫，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Robert—François Damiens）的匕首刺到了国王的第四肋和第五肋之间，只往里插了7厘米深，因而没有触及重要器官。审讯人员不愿相信达米安独自行事，立马就用上了烧红的铁钳和其他刑具逼迫他吐露同伙的姓名。达米安不愿回答也不能回答，不过，就算他真如自己所说是个小人物，那也是个“有些十分重要的大人物也知晓的小人物”［戴尔·范克莱（Dale van Kley）语］。他向拷问人员透露的唯一动机就是愤怒，他对人民的不幸处境感到愤怒，对国王支持那些“不拒绝让富人领圣餐”的主教和教士感到愤怒。最后一项批评让他被列为詹森派的支持者，詹森派是与伊普尔的詹森（Jansen，1585—1638）主教有关的教会改革运动，詹森强调上帝的恩典是白白赐下的，反对耶稣会的主导地位，他的这些观点在法国尤其流行。鉴于巴黎高等法院一直都是詹森派的温床，法官们迅速决定撇清与达米安的关系，提出实际上是耶稣会怂恿他犯下如此罪行的。在审讯达米安时，法官们裁定此人应当受到和1610年成功刺杀亨利四世的拉瓦亚克（Ravaillac）一样的恐怖刑罚，以此表明他们与刺客毫无瓜葛。从令人不适的判决书细节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18世纪中叶的法国司法态度：

前述的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已被裁定犯下了非常卑鄙、非常恐怖、非常可怕的弑君罪行。前述的达米安被判处在巴黎教堂的正门前接受惩罚。他要赤身裸体地乘着翻斗小车前往那里，手上还要拿一支重达1千克的燃烧蜡炬。他要在那里跪下表态，宣布自己犯下了非常卑鄙、非常恐怖、非常可怕的弑君罪行，他伤害了国王……他会要求悔改并乞求上帝、国王和法庭原谅他。完成上述举动后，他将乘同一辆小车到河滩广场（Place de Grève），接着被送到断头台上。然后，他的胸部、手臂、大腿和小腿会依次受刑。他的右手将手持犯下前述弑君罪的匕首被处以火刑。受刑的身体部位会被洒上熔化的铅、沸腾的油、燃烧的沥青，以及熔化的蜡和硫黄。然后，四匹马会将他分尸。他的四肢将被扔到刑柱上，他将被焚骨扬灰。所有属于他的财产、家具、房屋，不论在何处，均应被查抄，并交给国王。处决之前，前述的达米安将被要求交代他的同伙的姓名。

实际上，真正的行刑状况比文字所表明的更为可怕。事实证明，四匹马并不足以将达米安分尸，再套上两匹马也不够，因此，刽子手被迫用一柄斧头砍断了依然连接着肢体的部分。受刑人始终保持清醒，他一再发出尖叫：“我的上帝，怜悯我！耶稣，帮助我！”而且，根据一位观察者的描述，他在躯干被扔到火刑柴堆上时还活着。但愿达米安能从在场教士的基督教慈善之举中找到安慰，这位教士“虽然年事已高，还是不吝为受难者提供安慰”。这还不够，当局随后要求达米安的孩子以及年迈的父母“离开王国，永远不可回国，违者将不拘手续、不经审判被处以绞刑”。

在海峡对岸，弑君的传统也会偶尔闪现。乔治三世就躲过了两起想要取他性命的谋杀，第一起发生于1786年，当时玛格丽特·尼科尔森（Margaret Nicholson）认为自己才是合法君主，就在国王于圣詹姆斯宫下马时试着用甜点刀去刺杀他。后来，是乔治的及时干预才让她不至于被在场人群私刑处死，他喊道：“这个可怜的家伙是疯子！不要伤害她！她没有伤到我！”刺客被关进了一所疯人院，在那里度过了42年的余生。1800年，詹姆斯·哈德菲尔德（James Hadfield）在德鲁里巷剧院（Drury Lane Theatre）发动了更像样的刺杀，此人是陆军老兵，在1794年的鲁贝（Roubaix）会战中头部受过8处刀伤。他的手枪子弹差点命中目标，最后打到了王家包厢的一根柱子上。哈德菲尔德的痴呆症以宗教错觉的形式出现，他特别坚信要是自己被国家政权处死，就会导致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否正确，因为政府拒绝服从他的意志，反而将他囚禁起来（他的囚徒生涯持续了41年）。这两个插曲的唯一影响就是让英国公众有机会广泛宣传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在德鲁里巷剧院，谢里登（Sheridan）迅速给“上帝保佑国王”加上了临时写就的一节歌词，而这么做的绝不会只有他一个，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此人曾于1786年在维也纳扮演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里的唐巴西利奥（Don Basilio）一角］在狂喜的听众面前唱出了歌词：

避开潜在的敌人，

避开刺客的攻击，

天佑国王！

他的辖境延长，

为不列颠捍卫，

我父、我王、我友，

天佑国王！

要是哈德菲尔德瞄得更准些，大不列颠的历史必定会有所不同。而瑞典的状况就是如此，1792年3月16日，贵族阴谋家雅各布·约翰·安卡斯特伦（Jacob Johan Anckarström）在斯德哥尔摩歌剧院的一场假面舞会上命中了国王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尽管安卡斯特伦在近距离开火，可也只是勉强成功，因为刺杀目标在中枪之后又活了14天，最终死于坏疽。这一事件有名，主要是因为它是威尔第（Verdi）歌剧《假面舞会》（Un Ballo in Maschera）剧情的基础，不过，剧本作者安东尼奥·索马（Antonio Somma）写出的情节，只有发生刺杀这一点是与实际相符的。历史上的安卡斯特伦绝对不是因国王与他的妻子通奸而一怒之下行刺（古斯塔夫三世是同性恋，这种通奸是不可能的），真正促使他行动的是政治上的敌意。然而，真实的情况也非常戏剧化，很像歌剧情节。古斯塔夫提前接到警告说，有人想要谋害他的性命，但他依然坚持参加舞会，还偷懒到没有戴上全套面具掩饰身份。抵达歌剧院后，他在王家包厢里站了一刻钟观赏舞蹈，将自己暴露在刺客的枪口下，然后，国王对自己的侍从埃森（Essén）男爵说：“他们已经丢掉了一个命中我的好机会。让我们下去吧，假面舞会看起来既活泼又欢乐。让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敢不敢杀我！”一语成谶，受了致命伤的古斯塔夫迅速将此事归咎于他极为厌恶的法国革命者：“我肯定，绝对是雅各宾派出的这个主意。瑞典人还不至于懦弱腐败到谋划出这样的罪行。”

古斯塔夫错得很厉害，至少他说有雅各宾派参与是错了。谋杀他这一事件并不具有什么革命性，不过是又一起贵族政变而已，这是近代欧洲解决政治冲突的常用手段。这并不是达米安或尼科尔森夫人那样疯狂的个人行动，而是仔细谋划、涉及人数众多的刺杀，最终被捕的密谋者有40余人。9年后，瑞典的邻国俄国发生了更为重大的暗杀事件。1801年3月23日，午夜过后不久，一群近卫军军官冲入圣彼得堡的米哈伊尔宫，与沙皇帕维尔一世在他的卧室里对峙。此后的状况非常混乱，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袭击者当时已经喝醉了。他们宣称的目的是迫使沙皇让位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不过有人问过密谋团体的首领要是沙皇不同意该怎么办，首领坚决表示做煎蛋先得打破鸡蛋。帕维尔本打算躲起来，却被人从藏身的帘幕后拖了出来，然后遭到辱骂、殴打，最后被活活勒死，他想要祈祷片刻的可怜请求也被无视了。消息很快就传到亚历山大那里，他总是宣称支持政变的前提条件是不能伤害自己的父亲。没有多少人相信亚历山大的说辞，相信官方死因“中风”的就更少了。

由于关于此事的大部分证据都出现在事件发生后很久，这个肮脏片段的真实过程永远都不可能确定了。可以肯定的是有大批陆军军官参与此事。在已确认的68名密谋者当中，有2/3来自贵族化的近卫团，而近卫团的主要职责是保护沙皇的生命安全。对此，一位愤世嫉俗的俄国贵族评论道：“用暗杀缓和暴政——这就是我们的大宪章。”这绝不仅仅是一句讽刺，因为这种状况在俄国不仅由来已久，也有着光明的未来。1762年6月，帕维尔自己认定的父亲彼得三世就在皇后叶卡捷琳娜纵容的一场政变中被废黜，然后也被勒死了。而在帕维尔的后继者中，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还得在1825年即位时挫败一场军事政变图谋（十二月党人起义），亚历山大二世在1881年遇刺身亡，亚历山大三世躲过了几次暗杀图谋，最后在1894年自然死亡，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被杀，死于1918年。

虽然大部分统治者是老死或病死的，但是他们的统治地位相当不稳固，在那些通常与“绝对主义”联系起来的国家尤其如此。在法国的最后十位国王中，有两人被暗杀（亨利三世在1589年，亨利四世在1610年），一人被处决（路易十六在1793年），一人死于狱中（路易十七在1795年），一人曾被流放（路易十八在1815年），两人逃离法国（查理十世在1830年，路易·菲利普在1848年）。就算将这两个弑君高发期分隔开来的那段长时段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平静。路易十三发动了三场针对新教徒臣民的战争，还挫败了以他的弟弟奥尔良公爵加斯东（Gaston）为首的人搞的大阴谋。他的儿子路易十四从未忘记1651年2月9—10日的那个夜晚，当时，叛乱成性的巴黎暴民冲入他的房间，看他是否还在首都，是否依然是他们的人质，他不得不在王宫里假装睡着了。尽管暴民们随后就离开了，还是满可以肯定这位年幼的国王（当时年仅12岁）被这样的体验吓坏了。当然，他的政治导师们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恐吓，因此立刻向反对派做出了政治上的让步。次日，国王下达命令，让三位投石党（Fronde）领袖出狱（fronde意为“投石”，这场叛乱后称“投石党运动”），这三人都和国王关系很近，分别是孔代亲王（prince de Condé）、孔蒂亲王（prince de Conti）和隆格维尔公爵（duc de Longueville）。我们之前还提过，路易十五在1757年的一次暗杀中侥幸保住了性命。

本书所述这个时期（1648—1815）的开端特别动荡。1648年，当高等法院联合抵制王室政策的时候，投石党运动就开始了，支持叛乱的人们在巴黎王宫周围建立了1 000多座街垒。在葡萄牙、加泰罗尼亚和那不勒斯，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正在蔓延，还有丹麦、波兰和莫斯科国[4]的动乱。1649年，查理一世被砍了头。1650年，一场政变导致奥兰治家族当时尚为婴儿的族长不能在荷兰共和国扮演任何政治角色。早在这场大动乱浪潮开始之前，杰里迈亚·惠特克（Jeremiah Whittaker）就在1643年向下议院欢欣鼓舞地表示：“这是动荡的日子，这样的动荡是普遍的。”颇为进取的罗贝尔·芒泰·德·萨尔莫内（Robert Mentet de Salmonet）于1649年出版了一本英国内战史，他用了偏静态的比喻，将他所处的时代称为“铁的时代”，这个时代将因“发生伟大而古怪的革命而闻名”。

路易十四与绝对君主制

长期来看，以政权更迭方式解决冲突很少能够成功，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在上文列出的各类起义中，只有葡萄牙争取独立的斗争可以说是实现了目标。实际上，对各地的君主制分子来说，动荡的17世纪40年代只是黎明前最黑暗的10年，威权主义政府的新时代即将出现，历史学家常将它描述为“绝对主义时代”。法国率先引领潮流，1651年9月7日，路易十四在他13岁生日后的两天就被宣布正式成年。一年多后，他于1652年10月21日以胜利者姿态进入巴黎。路易的首相枢机主教马萨林（Mazarin，又译马扎然）于次年2月重回巴黎，而他正是投石党人的主要目标，这充分表明内战以保王派的明确胜利告终。一位无名艺术家将路易十四描绘为“朱庇特，投石党的征服者”，画中他穿得就像罗马皇帝一样，四周环绕着赢得的战利品，他脚踏戈耳工之盾，用手持的雷电挫败了戈耳工的巨大阴谋，这以视觉艺术形式表现了保王派的胜利。在这幅画的远景里可以看到伏尔甘和他的助手们正在忙于准备新的雷电，以备朱庇特使用。1654年6月7日，路易十四在兰斯（Reims）大教堂加冕，耀武扬威地为这一进程带来了胜利结局。苏瓦松（Soissons）主教在入城时向国王致意：

（所有臣民都匍匐在）您面前，陛下，主的受膏者，至高者的儿子，羊群的牧人，教会的保护者，地上所有国王之首，上天选定和指派的执掌法兰西权杖、令鸢尾花的光荣与声威向四面八方延伸之人，您的荣耀将远远超过所罗门，从极地延伸到极地，从恒星延伸到恒星，让法兰西成为宇宙，宇宙成为法兰西。

路易在加冕式中被抹上了圣油（在这一场合，圣油需要从空中运输，因为在场的人太多了，没法拿进教堂），据说，493年左右，当圣雷米（Saint Rémy）给出身墨洛温（Merovingian）家族的法兰克人国王克洛维（Clovis）施行洗礼时，圣灵应圣雷米的要求从天上带下了这圣油。这件“第八圣事”[5]让国王成为“行奇迹的王”（roi thaumaturge），也就是成为全能的主已赐予其神奇治愈能力的王，他因此高于其他一切生灵。两天后，路易仪式性地触摸了2 000多名“瘰疬”（一种颈部皮肤的结核感染病症，如今可以使用抗生素轻松治愈）病人并说出祝愿：“国王触摸了你，愿主治愈你。”为体现王权的神圣，他还领了两种圣餐，而这通常是教士的特权。

加冕式意味着特权阶层推动法国走向混合体制的努力彻底失败了。17世纪中叶的斗争结束后，法兰西并没有像英格兰一样出现君主立宪政体，反而出现了（至少在形式上）一直持续到1789年的绝对君主政体。加冕式的神圣性质表明，绝对君主制倚赖的最重要基础是如《圣经》所示的上帝话语。前文引用过《罗马书》中的一节，它尤为坚定地陈述了世俗权力的神圣起源。罗马人本身的案例也可以被拿来支持绝对君主制，因为他们的法律原则也包括“取悦君王的便拥有法律的权力”（quod principi placuit legis habet vigorem）或“君王不受法律约束”（princeps legibus solutus est）。一位16世纪的法学家用简练有力的法语将前者意译为：“国王愿意，法律就愿意。”（si veut le roi, si veut la loi.）

这种立法从属于国王意志的状况，我们似乎可以将它视为专横暴政或同时代人所说的“专制主义”。然而，绝对君主制的拥护者们相当认真地坚持下列观点：合法行使不受约束的权力与暴君反复无常的行为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有人指出，法国国王享有立法垄断权，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都无法对此发起挑战，但国王也受到神圣法律——不管是以《圣经》形式明确出现还是以自然法形式含蓄出现——的约束。例如，“十诫”就要求国王尊重真正的宗教（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尊重臣民的生命（不可杀人），尊重臣民的财产（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和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尊重契约和正当司法程序（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路易十四在宗教事务方面最能言善辩的喉舌波舒哀（Bossuet，1627—1704）主教认为，“国王的权力是神圣的……上帝确立诸多国王作为他的执行者，并通过他们统治国家……王位并不是人的宝座，而是上帝自己的宝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王可以随意行事：

绝对主义和专横的政府不是一回事。绝对是就约束而言的，指不存在能够强迫君主的权力，从这个层面来说，他不必依靠任何人类权力。但并不能由此推定政府就是专横的，因为除了一切都服从于上帝裁决外……帝国内部还有（固有的）法律，所以，一切违背上述裁决和法律的做法在法律意义上都是无效的，而且也总有补救的机会。

波舒哀所指的法律是王国的“基本法”。下列三者可以相当确定地被定为基本法：萨利克继承法，它排除了妇女、私生子和异端信徒的王位继承权；王国领地不可分割，没有国王能够割让疆土；维持天主教信仰。较为模糊的则是“王国的准则”（maximes du royaume），这是由法律、习俗和原则构成的一个整体，它不完全是基本法，但同样具有限制性。不确定性和分歧的空间相当大，到了18世纪，随着高等法院的投石党精神开始复苏，不确定和分歧变得尤为突出。阿尔让松侯爵在他1753年的日记中记录了高等法院向路易十五提的抱怨，法院方面声称，在公正的君主政体里，国王必须遵守基本法，而后又貌似正经地评论道：“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确切了解什么才是基本法。”然而在路易十四治下，败者脑海中投石党运动的败状依然太过鲜活，说不出此类无礼的话语。勃艮第监政官在1660年对马萨林评论道：“来自高等法院的声音已不再中听。”

对国王和他的辩护士来说，在理论上提出绝对权力是一回事，将它付诸实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跟近代早期多数君主不同，路易十四的决心和言辞同样优秀。马萨林死于1661年，而路易随后就迈出了关键一步。他召开御前会议，告知掌玺大臣塞吉耶（Séguier）：“阁下，我已将自己的大臣和国务大臣一齐带到你面前，我要告诉你，在此之前我情愿让已故的枢机主教处理我的事务。可现在是时候由我亲自统治了。”路易的确做到了。至关重要的是，他证明了自己拥有维持君主独裁政体运转的必备品质：才智、能力和绝对的个人魅力。路易主宰了王国的最高议事会，即“楼上会议”（Conseil d’en haut），将大贵族排除在外，在这些大贵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血管里的波旁家族血液浓到足以激发出独立政治野心的“血亲亲王”。路易不可能忘记孔代亲王的背叛，孔代亲王不仅领导了第二次投石党运动，后来还把自己可畏的军事技能借给西班牙军队使用，以此对抗法国。所以，他选择的大部分重臣都来自“穿袍贵族”——他们因出身法律行业而得名。路易曾为训导王太子而准备了一份回忆录，他在书中告知王太子：

我对提拔身份较为高贵之人不感兴趣。最重要的是，我必须树立自己的声望，让公众从我提拔之人的等级知道我的意图并非与他们分享权力。我希望他们只获取我乐于给予的东西，而不要去劳神费力有什么非分之想，而这对出身高贵的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最受路易青睐的三个穿袍贵族家族是科尔贝家族（内政事务、商业和海军）、勒泰利耶（Le Tellier）家族（陆军）和菲利波（Phélypeaux）家族（外交），不过所有的大臣家族都是由路易创造的。在这些人当中，活动范围广并取得重大成就的让—巴蒂斯特·科尔贝（1619—1683）脱颖而出。此人的最大成就是改革了千疮百孔的国家财政，这为路易统治前半段的军事胜利和领土扩张提供了财源。然而，科尔贝既不渴望成为黎塞留或马萨林那样的首相，也没有获得成为首相的许可。路易十四曾告诉他的孙子：“不要被人管治，你要成为主人；永远不要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人，也不要有首相。”路易这话其实是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科尔贝对自己儿子的谨慎建议则是：“只要你还活着，在未经国王明确批准时，就永远不要以他的名义发布任何东西。”

路易就这样垄断了核心决策。而在议事厅外，他也同样专横。法国最接近议会的机构是三级会议，它上次开会还得追溯到1614年，而路易根本就不想召开它。法院以令人困惑的“巴力门”[6]之名为人所知，而在1673年，它和其他“高等法院”一道被剥夺了仅有的政治武器，当时，根据路易的指示，它们需要首先传达国王的敕令，然后才能发表批评意见。同样的指示也被发到了各省的三级会议，现在，它们需要先交税，再发牢骚。塞维尼夫人在1671年从布列塔尼发来报告：“三级会议不会开多久了；要做的只是询问国王想要什么，然后一言不发，会议就结束了。”那时，国王垄断王国内部合法军力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在黑暗的内战中，大贵族自行经营他们麾下的兵团，就像是经营私人军队一样，不过这样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了。勒泰利耶曾在1643年向枢机主教马萨林发出感慨：“军队已经成了一个共和国，有多少中将就有多少个省或区。”在研究该时期的历史学家中，最近有人［约翰·林恩（John Lynn）］用“陷入无纪律、劫掠和兵变的最低谷”来描述投石党战争中的法军状况。而等到路易于1667年向西班牙开战，发动他治下的第一场战争时，他的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他自己拥有的军队，而且只属于他一个人，甚至像孔代亲王和蒂雷纳子爵这样的前投石党人也承认军队隶属于国王。孔蒂亲王和永河畔的拉罗什亲王（prince de La Roche-sur-Yon）——都是国王的亲戚——曾未经许可就前去帮助利奥波德一世皇帝对付土耳其人，路易知道后立刻没收了他俩的军团。王家军队在国内和国外都被投入使用，路易曾于1665年派出一支军队前往奥弗涅地区，给负责终结当地贵族“谋杀、绑架、强奸和勒索”罪行的法官补充了必要的力量，表明了军队在国内的用场。

在将意志强加给自己的王国时，路易最有效的工具是“监政官”，亦即那些成为“国王在外省代表”的外省官员。他们的全称“司法、公安和财政督办”（intendants de justice, de police et de finances）表明了其权力覆盖范围之广，这里的“公安”指的是一切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监政官最早由黎塞留在1635年后派出，目的是加快筹措与西班牙开战所需的资金，虽然在投石党运动期间该职位曾被废除，但到了17世纪五六十年代，监政官最终以常设职位形态回归。等到布列塔尼于1689年最后一个被任命了监政官后，全国共有33位监政官，另有大约700名被称作“次级代表”的助手为他们提供支持。人们曾经认为这种“被派去执行国王命令的委员”代表了一种决定性突破，它标志着国家从权力扩散到各个组织的等级国家走向中央集权化、权力由官僚行使的现代国家。监政官的确是由国王独家任命的，其职位也是不能买卖的，国王同样不准他们在拥有既得利益的地区任职，而且监政官会定期调动，以免他们产生可能与中央身份认同相抵触的地方身份认同。监政官权力极大，以致一些有社会地位的评论者认为这些人才是王国的真正统治者。出生于苏格兰的金融家约翰·劳（John Law）曾在1720年短暂出任财政总监（这是科尔贝担任过的职务），他告诉阿尔让松侯爵：“阁下，要不是亲眼所见，我永远也不会相信在我执掌财政时发现的状况。你应该知道法兰西王国是由30位监政官统治的。这里的统治者既不是高等法院，也不是三级会议或地方总督，我也许可以补充说甚至不是国王或大臣，只是那30个人……外省的幸福与苦难都取决于他们。”

路易十四创立了中央集权、官僚化的现代绝对主义国家，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在宣传这一看法的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或许是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他在初版于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中指出，早在1789年之前，“法国政府权力就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事实上它的活动范围也堪称惊人”。之所以有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人有种特殊的目的论，将国家视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教化力量，当国家（或超国家）里有许多开明的法国官僚时尤其如此。在更看重矛盾或特异之处的英语界历史学家中，这种观点获得的支持较少。他们指出，与其说路易十四将自己视为法兰西国家的元首，倒不如说他把自己当作波旁家族的首领。尽管他很可能在临终时说过“我要走了，但国家永存”，但是他的行动王朝性质更强。他尽力偏袒自己众多的私生子女，甚至到了将他们列入合法王位继承人名单的地步，这显然证明他将家族放在首位。在更高层面上，当西班牙的最后一位哈布斯堡国王于1700年逝世后，路易决心代表他的孙子争夺西班牙的全部遗产，这与国家的理性（raison d’état）关系甚微，倒是和增进家族财富有着莫大联系。

路易提升私生子地位的做法激怒了法国的大贵族。某位圣西门公爵（duc de Saint-Simon）对他的王权发出了最口无遮拦的攻击：“这是对整个国家的蔑视……侮辱了所有血亲亲王……就其程度而言，是最莽撞、最可耻的大逆罪……比大逆罪还要黑暗、严重、可怕……”也正是他指责路易十四确立了“卑劣资产者的统治”。就算科尔贝成了塞涅莱侯爵（marquis de Seignelay），还把三个女儿都嫁到了公爵家；就算勒泰利耶的儿子兼继承人成了卢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另一个儿子跃升为兰斯大主教；就算菲利波家族包括了蓬查特兰伯爵（comte de Pontchartrain）和莫勒帕伯爵（comte de Maurepas），这对圣西门来说根本就不重要。在他看来，他们的新贵族身份和执笔穿袍贵族的出身没什么大不了的。在特罗洛普（Trollope）的《巴切斯特塔》[7]中，乌拉索恩的索恩小姐（Miss Thorne of Ullathorne）虽无贵族头衔，却能凭借她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之前的谱系鄙视暴发户库西伯爵夫人（Countess de Courcy），索恩这么做，正是出于同一种心态。

那么，路易十四真的是在与（打扮成穿袍贵族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大贵族吗？将大贵族排除出议事会似乎有这样的考虑。然而，将决策权集中到国王个人手中并不意味着剥夺他那些贵族巨头的官位委派、声望乃至权力。王室随从、宫廷和陆海军的扩张反倒拓宽了大贵族的发家途径。许许多多战争也让“佩剑贵族”的武力荣誉准则空前兴盛。就像路易于1695年对旺多姆公爵（duc de Vendôme）评论的那样：“你很了解战争这一行在所有行当中的地位，要是投身战争的人表现出色，他获得的荣誉就无以复加，要是表现低劣，身上的耻辱和恶名也会无以复加。”路易带头树立了榜样，他直至1692年还亲自率领自己的军团参战，在“步枪射程范围”内下达“他的命令”。路易周围还有其他几位血亲亲王，包括孔代亲王、波旁公爵、沙特尔公爵（duc de Chartres）和孔蒂亲王，协助他们的还有国王的另一名私生子曼恩公爵和亨利四世两个私生子的后裔——旺多姆公爵和他的弟弟旺多姆骑士。勃艮第公爵当时年仅9岁，被豁免参战，这是个证明波旁王室前线作战惯例的例外。按照这种“高贵义务”（noblesse oblige）的范例，像圣西门这样拥有古老系谱的贵族不该在国务大臣的位置上执笔终老，他们巴不得率军出生入死（圣西门的军事生涯最终归于失败时，他是相当伤心失望的）。在1692年的稍晚时段，奥坎库尔修道院（abbé de Hocquincourt）院长因他的兄弟奥坎库尔侯爵战死，便请求路易准许他去指挥现已失去团长的团。这次战死的人中包括奥坎库尔家的三个兄弟，他们在18个月内相继成为该团团长，但这显然并没有吓到院长。尽管——毋宁说是因为——战争中存在风险，但是大贵族还是认为他们在与当权者合作和投身军队中所得到的利益远多于挑战当权者。同样，路易十四看到，他本人以及其他波旁王族成员与大贵族合作，得到的利益远多于和大贵族对抗。这意味着路易会把最好的军团都留给大贵族：截至1691年，至少有3 000名贵族在精英部队中服役，换言之，在所有服役于法军的贵族中，至少有10%身处上述部队。

贵族对军队的控制并没有被其他人取代，而他们在外省也没有远离权力。传统的权力中心——省督、高等法院和三级会议（在拥有三级会议的省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一直都很重要。为数众多的区域研究业已表明，监政官落实国王意志的程度与他和地方机构关系的和睦程度成正比。以勃艮第监政官为例，要是他和主导地方的孔代家族关系不好，就会很快面临贪多嚼不烂的困境。亨利·弗朗索瓦·达盖索（Henri François d’Aguesseau）于1717年成为法国掌玺大臣，根据此人的记载，他那担任过朗格多克监政官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行省的福祉有赖于那些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精神和动力的重要人物——省督、监政官和三级会议主席——之间关系的完美和谐”。这里提到的省督是亨利四世的私生子韦纳伊公爵（duc de Verneuil），比起处理政务，他对狩猎和“炫耀外表”更感兴趣，因而对监政官的权力并不构成威胁。不过这里提到的三级会议主席是纳博讷（Narbonne）大主教德·邦齐（de Bonzy）枢机，此人的地位相当重要，老达盖索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绝对主义”是否真的如许多历史学家极力主张的那样，只是一个神话？“绝对主义”当然是个后来才出现的说法，要到19世纪30年代才被人发明出来。然而17世纪的人对“绝对权力”的确有清晰的概念，对路易十四确立的绝对权力也有清晰的认知。压制高等法院是个核心问题，它无疑标志着国王大大强化了对立法的垄断地位。至少路易十四是这么看的。他认为自己在位初期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高等法院依然拥有篡夺来的权力，并且乐于使用这种权力”，他又解释了为何自己必须处理这一问题：

在我的幼年时代，高等法院地位过高给整个王国造成了威胁。有必要贬抑它们，这样才能防止它们过去犯下的罪行在未来重演。高等法院的权力已经膨胀到人们将其视为可以与我的权力对抗的地步，不管它们的意图有多好，其权力都造成了非常有害的后果，妨碍了我最伟大、最有用的措施。

地方上的人敏锐地意识到路易十四管理政府的手段的确与过去不一样，而“绝对权力”就是描述它的最好方式。有多位法官曾负责在奥弗涅地区确立王权，修道院院长弗莱希耶（Fléchier）记述过其中某位的活动，这为“绝对权力”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勒佩尔蒂埃（Le Pelletier）先生从上奥弗涅回来了，他带来了不利于居住在高地的贵族们的诸多证据。他坚持要求继续举行巡回审判，以免他在气候恶劣状况下冒极大危险展开的调查无果而终。他当然是以绝对的国王授予他的全部权力行事的，他对司法的阐述令人们心中恐慌。他一个人就足以令山区陷入混乱。他将法律推行到此前从未承认法律的地区，将恐惧带进了从前处于司法范围之外的地区。他在罪行丛生的地方运用严苛的法律：他进入了最坚固的城堡，打开了最隐秘的仓库，把省里最高傲、最有权力的人押送到克莱蒙（Clermont），让他们在那里写下关于自己行为的供状。

1665年10月23日，当狂暴的拉莫特·德·卡尼亚克子爵（vicomte de La Mothe de Canillac）在克莱蒙被处决时，他很可能会赞成将路易十四的权力视为绝对权力。在那之前5年，当马赛的市民感受到路易威权之手的全部力量时，他们也很可能赞成上述观点。当时，马赛城内的对立派系间爆发了骚乱，国王随后派出多达6 000人的军队，彻底终结了这个自称的共和国自1486年首次归法国统治以来所享有的政治自主。很快，国王自己也赶来了，他让人在中世纪的城墙上打出象征性的缺口，拆除了城门，用石头建起了崭新的巨型堡垒——圣尼古拉堡，王家军队则驻扎在堡垒里，震慑着动荡不安的马赛人。自治政府也被国王任命的军政长官取代了，当地贵族则被排除在权力圈外。接下来的10年里，作为自觉的绝对主义工程的一部分，马赛得到了重建和扩大。科尔贝曾委任尼古拉·阿努尔（Nicolas Arnoul）为管理桨帆战舰的监政官，并让他监督城市重建进程，阿努尔对自己的目的说明如下：“除了让国王伟大和城市幸福外，我没有任何目的。马赛将会变成另一座城市……一座无法抵抗主人，但也不会遭到外部敌人攻击的大城……它将怀着为主人服务、为主人的伟大服务、为居民的安宁服务的原则……开始新的生活。”

在实际上和理论上，在感知与现实这两个层面上，绝对君主制都是一种明晰可辨的现象。当然，它绝对不是无所不在的制度，也不是极权制度。按照今天的标准，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打算做的并不算多，而且不少事也没有成功完成。考虑到当时物质形式的和象征形式的交流状况都相当原始（本书其他部分也讨论过这一点），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法律、法制、度量衡乃至语言的极大差异面前，就连法国革命者竭尽全力推进的标准化努力都遭遇了挫败，有些差异甚至一直存在到了20世纪。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路易十四的确在他的王国里实现了立法垄断和强制性垄断。另一个结论也成立：路易十四创造了一种绝对主义政治文化，后文第九章分析的凡尔赛工程会为此提供例证。哪怕是修正派历史学家中的极端修正派，当他站在凡尔赛宫的镜厅里，站在夏尔·勒布伦的画作《路易十四亲政》下方的时候，恐怕也很难坚称“绝对主义是一则神话”。关于这个论题，最睿智的话出自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制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礼仪、艺术和建筑均可被视为表达自我主张的手段，是在以其他方式继续战争和外交。”

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绝对君主制

哈布斯堡君主国也存在类似的推动力，一连几代君主都致力于确立更强大的控制力。然而，他们遇到的问题显然要比法国还严重。法国无疑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只是个由不同时期兼并而来的省份组成的聚合物，但它也永远不可能被描述成“一个由令人昏乱的异质元素组成的有轻微向心力的黏结团”，那是罗伯特·埃文斯概括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多元化时说的话。我们只要念一念约瑟夫二世的头衔，就能很好地体会这个君主国的多元化程度：

约瑟夫二世，罗马皇帝，匈牙利、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加利西亚、洛多梅里亚使徒国王，奥地利大公，勃艮第、施泰尔、克恩滕、克赖恩公爵，西本彪根大公，摩拉维亚藩侯，布拉班特、林堡、卢森堡、盖尔登、符腾堡、上下西里西亚、米兰、曼托瓦、帕尔马、皮亚琴察、瓜斯塔拉、奥斯维茨与扎托尔公爵，士瓦本侯爵，哈布斯堡、佛兰德、蒂罗尔、亨内高、基堡、格尔茨与格拉迪斯卡侯伯，神圣罗马帝国藩侯，布尔高、上下卢萨蒂亚藩侯，那慕尔伯爵，温迪施边区、梅赫伦领主，洛林与巴尔公爵，托斯卡纳大公。[8]

为了防止万一漏写某个头衔，这样的清单通常会以“等等”的套话结尾。哈布斯堡的属地包括今天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德国、奥地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的全境或部分地区。正如哈罗德·坦珀利爵士所论，哈布斯堡君主国并不像是一个国家，倒像是自己形成了一个大洲。

法国或许已经“差异大到了荒谬的地步”［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语］，其中一个重要差异就是语言，法国有两种明显不同的法语（奥克语和奥依语）、四种外部语言（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弗拉芒语、德语），以及多达30种互相无法交流的方言，然而这种多样性与哈布斯堡王朝需要努力解决的语言万花筒比起来，就算不上什么了。暂且不算奥属尼德兰说法语和弗拉芒语的居民，可以确认的主要语言族群有5个：说德语的人口聚居在奥地利和阿尔卑斯诸省，在波希米亚、匈牙利的城镇和特兰西瓦尼亚也有不少；意大利语使用者在南蒂罗尔（但这在当时包括——现在也同样包括——一个“拉丁人”少数群体，他们说一种类似于瑞士罗曼什语的拉丁语）、米兰、帕尔马、皮亚琴察和托斯卡纳形成了一个相对同质化的集团；讲马札尔语[9]的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操罗马尼亚语的在特兰西瓦尼亚；最后还有使用各种斯拉夫语的人。最后提到的这个族群还可以被细分成三个部分：拥有持久存在的文化身份意识和书面语言的部分，比如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人，或加利西亚的波兰人；拥有尚处胚胎阶段的独立身份意识，但没有明确民族自觉意识的部分，如匈牙利王国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还有那些因文盲而被忽视的“湮没民族”，比如加利西亚的罗塞尼亚人（或乌克兰人）、匈牙利北部的斯洛伐克人，他们的存在得等到19世纪才会被民族学家发现。此外，在加利西亚、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还有人数颇多的说意第绪语的犹太少数群体。这还不够，拉丁语通常在学术和宗教讲话中使用，在匈牙利，它也被用于行政和司法。实际情况比这个分类还复杂，因为各个地区之内，语言也是混杂的。特别是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广阔的匈牙利王国与特兰西瓦尼亚等地，有着不同文化和语言的群体带着不同程度的相互仇视生活在一起。

截至1648年，哈布斯堡王朝已经成功击败了存在重叠的两个群体：新教徒和“世袭领地”上的贵族。世袭领地也就是主要说德语的核心领土［上、下奥地利，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蒂罗尔，施泰尔，克恩滕和克赖恩］和“圣瓦茨拉夫王冠领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预知的结局，因为16世纪晚期时，奥地利贵族主要是新教徒，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在位）也同情新教。关键的日期是1620年11月8日，当时，一支由巴伐利亚人、西班牙人、瓦隆人、德意志人、法兰西人（其中还有笛卡儿）和奥地利人组成的多民族天主教军队击溃了波希米亚起义军。尽管花了很长时间，但联手的天主教和王室权威最终还是被强加到了世袭领地上。次年6月，27名波希米亚贵族和市民在布拉格旧城广场被公开处决，处决景象被人以画作形式记录下来，以便给时人及后世子孙留下恐怖警告。大学校长扬·耶森斯基［Ján Jesenský，亦作扬·耶塞纽斯（Jan Jessenius）］的舌头在斩首前被拔了出来，钉在了垫头砧上。1624年，官方宣布天主教为唯一合法宗教，3年后，依然不信奉天主教的波希米亚贵族和市民接到命令，要么改宗正确的信仰，要么移居国外。据估计，有20%左右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贵族（大约85个家族）和25%左右的市民选择了流亡。在白山[10]会战后的几年里，共有约15万人流亡国外。

17世纪中叶的纷乱年代结束后，王朝、教会和大贵族的三角同盟出现了，哈布斯堡君主国在其后一个多世纪里都依靠这一同盟。要是一个贵族想在这个快速变动、充满政治和宗教斗争的世界里飞黄腾达，他就得做事稳当，运气好，是个天主教徒，并忠诚于哈布斯堡家族。由于从失败者手中抄没的土地数量很大，足够用于再分配，效忠者的酬劳是相当丰厚的。除了属于王室和教会的庄园，波希米亚有大约3/4的土地在17世纪20年代换了主人。主要的受益者是大贵族。在16世纪中叶，乡绅阶层的庄园总面积已经超过了大贵族，可在100年后，大贵族拥有全部地产的60%，而乡绅仅有10%。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终于轮到当年的胜利者被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没收土地了，金斯基（Kinsky）家族失去了6.9万公顷的土地，利希滕施泰因家族失去了16万公顷，舍恩博恩（Schönborn）家族和施瓦岑贝格家族各自损失了超过20万公顷——而这仅仅是他们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地产。有这么多土地，难怪他们对哈布斯堡恩人如此忠诚。1732年，卡尔六世皇帝在布拉格附近狩猎时意外命中了亚当·弗朗茨·冯·施瓦岑贝格（Adam Franz von Schwarzenberg）侯爵。尽管受了致命伤，这位不幸的侯爵却能在断气之前喘着气说出“为我的君主献出生命永远是我的职责”这样的话。

主宰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新三方同盟在建筑上得到了呈现，从布拉格的街景中就能看出：被大举扩建皇家城堡和宫殿，位于宫殿隔壁的大主教府邸，耶稣会规模宏大的克雷芒学院（Collegium Clementinum）以及由耶稣会士控制的大学，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和修道院，查理大桥上的圣人雕像，还有不胜枚举的贵族宅邸［切尔宁（Černín）、施特恩贝格（Sternberg）、马丁尼兹（Martiniz）、施瓦岑贝格、洛布科维茨、克拉姆—加拉斯（Clam-Gallas）、戈尔茨—金斯基（Golz-Kinsky）、凯泽施泰因（Kaiserstein）、考尼茨（Kaunitz）、科洛弗拉特（Kollowrat）等等］。布拉格是仅次于维也纳的中欧都城。

白山会战结束后，皇帝斐迪南二世的首要事务就是增进天主教的利益，他认为自己的胜利要归因于教会。不过，紧随着这场信仰变革的还有一场政治变革，它体现在波希米亚的新体制上。尽管等级会议并没有被废除，它却失去了创设法律的权力，选举国王的权力也被正式取消，代之以哈布斯堡家族始终宣称属于自己的王位世袭权。哈布斯堡宫廷现已最终固定在维也纳，这座城市里的波希米亚大臣官署则牢牢掌控着行省的决策。然而，等级会议依然主导着政治生活，在至关重要的税收领域影响尤为显著。由于缺少职业化的官僚阶层，而哈布斯堡王朝又忙于其他地区的事务，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必然的。

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大贵族依然相当兴盛。哈布斯堡的宫廷、军队和外交团体都在扩大，创造出了既有利可图又地位尊崇的就业机会。然而，低于精英阶层的人们依然抗拒着维也纳的统治。1720年，皇帝卡尔六世打算让波希米亚等级会议承认《国事诏书》，认可他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莎为他的继承者，可大部分贵族都以拒绝参加投票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敌意。20年后，当卡尔六世逝世、巴伐利亚选帝侯宣称自己应当拥有波希米亚王冠时，敌意用更激烈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741年12月19日，自称为国王的选帝侯在于布拉格举行的仪式上获得了超过400名波希米亚等级会议成员的效忠。波希米亚的主要贵族家族——包括金斯基、加拉斯、柯尼希斯埃格（Königsegg）、科洛弗拉特、克拉里（Clary）等家族——大多派出了效忠代表，连布拉格大主教［某位冯·曼德沙伊德（von Manderscheid）伯爵］也到了现场，他们公开宣布背弃哈布斯堡家族。在波希米亚本地工作的官员与在维也纳或军队中效劳的官员之间存在鲜明的差别。后者中的大部分（351人中的302人）宣誓忠于玛丽亚·特蕾莎，而前者中的大部分（132人中的114人）效忠来自巴伐利亚的僭位者。

只有剑才能够决定命运，事实证明，哈布斯堡家族仍拥有更有力的武器。1742年末，巴伐利亚军队和他们的法国友军已被赶走，不过，全面冲突还是间歇性地持续到1748年《亚琛和约》缔结为止。这时，波希米亚已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改革项目，这一改革由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豪格维茨（Friedrich Wilhelm von Haugwitz）伯爵操持，他是一个改宗天主教的西里西亚人。他的改革始于1749年，把国家确保安全的初始职能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要想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起初有10.8万人），就需要依靠磋商让等级会议允许长期增税，要是无法通过磋商解决，那就只有强迫等级会议同意。教士和贵族此前享有的免税权也被废除了。新的中央机构将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大臣官署合并起来，地方机构则将代议机构和财务机构合并起来[11]，中央机构那老气、巴洛克式的名字“公共及宫廷事务督导部”（Directorium in publicis et cameralibus）掩盖了一场结构性的转变：它将等级会议掌权变为君主掌权。在世袭领地上还建立起了最高法院（Oberste Justizstelle），它制度化了国王的最高司法权力。这一切都通过来自上级意志的一条法案实现，借用彼得·迪克森的惊人之语，这相当于一场“政变”。

尽管波希米亚的忠诚在1741年动摇了（下一章将谈到，18世纪80年代末还会再发生一次动摇），但在这一时期的多数时段，波希米亚的历史还是显示出哈布斯堡王朝与特权阶层间的传统同盟仍是相对有效的。而在组成这个君主国的另一个主要王国匈牙利，状况就大不相同了。乍看上去，土地、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的状况在匈牙利更为明显，该国的大部分财富都掌握在50个拥有土地的家族手中，似乎它按照类似轴线发展的机会可能还要更大一些。实际情形却要比波希米亚复杂得多。在1526年的莫哈奇（Mohács）会战中，匈牙利的最后一位雅盖隆（Jagiellon）家族的国王在与土耳其军队的交锋中战死，从那时起，哈布斯堡家族就在名义上统治着整个匈牙利王国，可是，他们实际能够统治的土地只相当于宣称拥有的1/3，这是一条新月状的地带，从匈牙利西南部延伸到东北部。而在剩余部分当中，由匈牙利中部构成的1/3归土耳其人直接统治，东部的1/3则形成了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由一位土耳其人的附庸统治。在17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规模“再征服”结束后，根据1699年的《卡尔洛维茨和约》（Peace of Karlowitz），哈布斯堡王朝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统治了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在内的整个王国。第二场战争发生于1716—1718年，以《帕萨罗维茨和约》（Peace of Passarowitz）告终，它又给王国增添了泰梅什堡的巴纳特[12]、塞尔维亚北部和瓦拉几亚西部，不过，这几个新得的战果大多又在1739年丢失了。

正如我们所见，匈牙利拥有异乎寻常的多样性。马札尔贵族是匈牙利地理意义和象征意义上的中心，他们是抵御每一次哈布斯堡整合尝试的基石。这些人的强烈分离主义倾向源自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和地缘政治。自从他们的祖先在896年首次越过喀尔巴阡山脉突入多瑙河下游地区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设法控制这片土地。在随后上千年的起起伏伏当中，即便处于最糟糕的低谷，他们也从没有忘记过去的独立王国，更从未丧失复兴王国的雄心。不论抵抗成功与否，一再出现的入侵者——德意志人、蒙古人、土耳其人——都周期性地强化了斗争意识，这似乎与激烈的民族主义密不可分。雷蒙德·蒙泰库科利（Raimund Montecuccoli）伯爵曾于1662年告知利奥波德一世皇帝：“匈牙利人极为憎恶德意志人，连流露出倾向于德意志的匈牙利人都一起憎恶。”匈牙利人的语言使其文化得以保持完整，任何略微考虑过学习马札尔语的人都能知道，它是一种极其难学的语言，从起源来说，它甚至都不属于印欧语系，而是属于乌拉尔语系，只和爱沙尼亚语、芬兰语有亲缘关系。马札尔贵族也依靠宗教与维也纳保持疏离。在他们的两个大敌当中，哈布斯堡家族是罗马天主教徒，土耳其人是穆斯林，所以大部分马札尔人选择了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和慈运理宗。只有莫哈奇会战后未被土耳其人征服的那些部分感受到了反宗教改革的全部威力，因而成为天主教主导的地区。匈牙利人拥有一种不无道理的信念，认为哈布斯堡王朝把匈牙利当成殖民地来对待，把它作为廉价食物、原材料的剥削来源和来自君主国其他部分的高价制成品的倾销地，这种信念引发了怨恨。1740年西里西亚市场丧失，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进一步导致市场动荡，此后，这种怨恨越发强烈。

波希米亚人也由于历史、语言、文化和物质利益等方面的原因与他们的哈布斯堡统治者之间存在分歧。马札尔人之所以更难对付，是因为他们的组织能力。从很久以前开始，匈牙利王国就被分成大约50个州（comitatus），贵族们定期召开州议会（congregationes），以此进行统治。马札尔贵族在州议会获得了政治经验、组织技能、自信和团队精神，也正是学到的这些东西让他们变得如此难以对付。每当其他地方的麻烦牵制哈布斯堡王朝时，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札尔人都会迅速抓住时机。当土耳其人在1683年向维也纳进军时，信仰加尔文宗的特兰西瓦尼亚公爵奥保菲·米哈伊一世（Apafi Mihály I）向他们提供了帮助，与奥保菲信仰相同的特克伊·伊姆雷（Thököly Imre）也伸出了援手，他曾被苏丹穆罕默德四世任命为附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上匈牙利国王”。刺入哈布斯堡血肉里的马札尔刺即便算不上致命，也一再造成剧痛。特克伊的继子拉科齐·费伦茨二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要知道，一个世纪内就进行了至少五场战争，可以说战争是连绵不断的。”他自己发动的反叛始于1703年，可以说是第六场战争。随着《索特马尔和约》（Peace of Szatmár）的签订，此次反叛于1711年9月30日以失败告终，当时，指挥哈布斯堡军队的匈牙利大贵族帕尔菲·亚诺什（Pálffy János）伯爵和指挥叛军的匈牙利大贵族卡罗伊·尚多尔（Károlyi Sándor）伯爵签署了协定。这一协定令拉科齐感到气馁，他选择了流亡。

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仍有相当一部分战场鏖战正酣，哈布斯堡军队还得在南欧和西欧投入重兵，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再次取胜。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哈布斯堡给出的条件已经相当慷慨了：全面大赦、归还抄没的财产、终结宗教迫害、保证尊重包括贵族免税在内的传统体制。在1741年的黑暗岁月，这样的宽厚产生了慷慨的红利。当时，绝望的玛丽亚·特蕾莎怀抱6个月大的儿子兼继承人约瑟夫，前往普雷斯堡［或者按照匈牙利人的叫法称作波若尼（Pozsony）］向等级会议发出个人呼吁。等级会议成员用拉丁语回应，喊出：“为我们的国王[13]玛丽亚·特蕾莎付出生命和鲜血！”（vitam et sanguinem pro Rege nostro Maria Teresia!）他们答应派出10万名士兵，事实上派来了5万人出头，然而这已经足够让局势转向她一边。正如她后来给小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弗朗茨（Maximilian Franz）的书信所述：“要是善待这个民族并表现出慈爱，就可以完成任何事情……你将目睹这一点，并为我过去曾经享有、现在依然能够获得的有利条件而惊讶。”

玛丽亚·特蕾莎是在1776年写下那些文字的，此时距她去世还有4年。在她整整40年的统治中，特蕾莎表明宽厚行事并不一定就是软弱行事。她以牺牲特权阶层的利益为代价，增加了中央政府在岁入中的分配份额，却并没有导致与特权阶层关系的疏远。至于丢失西里西亚，在第一次瓜分波兰中夺得的加利西亚行省只是个很不够的补偿。可就算未能筹集到收复西里西亚所需的资源，她至少还是在一个尤为危险的时代里大体完整地保住了君主国。本书下一章将审视约瑟夫二世在18世纪80年代遭遇的失败，在这场失败的反衬下，特蕾莎的成就之大清晰可见。

勃兰登堡—普鲁士

“宽厚行事”并不是那种一般会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大敌——勃兰登堡—普鲁士——联系起来的形象，在政治发展层面，这对死敌的共同之处却超乎人们想象。勃兰登堡就算不是“一个由令人昏乱的异质元素组成的有轻微向心力的黏结团”，其领土也零散地分布在欧洲北部，从西边靠近荷兰国境的克莱沃（Kleve）到东边梅默尔河（涅曼河）畔的蒂尔西特［Tilsit，现名苏维埃茨克（Sovetsk），属于俄罗斯联邦］，跨度超过1 000千米。即便勃兰登堡没有哈布斯堡那般的宗教多样性，它的异质化程度也到了足以给统治者带来问题的地步。纵然它的确拥有较大的共同身份意识潜力，可1648年的勃兰登堡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个独立省份的聚合物。1650年，勃兰登堡等级会议就以邻近的东波美拉尼亚省是“异国”为由，拒绝为选帝侯在该省施政捐献资金。哈布斯堡君主国和勃兰登堡在1648年的主要区别在于地位。尽管勃兰登堡选帝侯是有权选举皇帝的德意志精英诸侯团体中的一员，可就掌握的资源而言，他还是落后于其他世俗诸侯（萨克森选帝侯、普法尔茨选帝侯、巴伐利亚选帝侯）。

勃兰登堡迅速崛起，很快就能挑战哈布斯堡君主国在德意志的霸权的地位，随后又能够与任何一个大国争夺欧洲霸权，因此，撰史者往往带有勃兰登堡必然崛起的意识——要是撰写历史的人是普鲁士爱国者或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或两者都是，这种意识就更为突出了。然而，实际情况更有可能是，开始了中央集权进程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在位）并没有一个长期的计划，而是对眼下的紧急状况不断做出反应。欧洲北部的大平原从北海海岸延伸到乌拉尔山脉，对任何一位其领土位于大平原上的统治者而言，缺乏天然疆界都意味着机遇与威胁一样大。腓特烈·威廉的前任格奥尔格·威廉（Georg Wilhelm）竭力想在“三十年战争”中置身事外，曾于1630年给自己刚刚在波美拉尼亚登陆的妹夫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派去一名使者，请求他尊重勃兰登堡的中立。古斯塔夫·阿道夫刻薄地回复说，在善与恶（新教与天主教）的生死斗争中，勃兰登堡是无权置身事外的。

他或许还可以补充说，要么成为捕食者，要么成为猎物。腓特烈·威廉决心让他的选帝侯国摆脱猎物的地位。那就意味着要征集军队，征集军队意味着筹集资金，筹集资金又意味着克服等级会议的抵制。选帝侯设法在1643—1644年相当费力地拼凑了一支7 800人的军队，这让他能够在“三十年战争”的最难熬时期享有一定的独立行动空间。在最终的和平协议中，腓特烈·威廉得到了奖赏。虽然未能索得西波美拉尼亚和至关重要的奥得河口令他伤心失望，可他毕竟保住了贫穷的东波美拉尼亚，还得到了三块世俗化的侯爵主教领地［卡明（Kammin）、哈尔贝施塔特（Halberstadt）和明登（Minden）］以及马格德堡大主教区的继承权，他最终于1680年得到了这个既富庶又具备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腓特烈·威廉此时正处于上升螺旋当中：他掌握的兵力越多，就越能从等级会议榨取钱财，他能榨取的钱财越多，能招募的兵力也就越多。神圣罗马帝国在1654年做出了决定，承认诸侯有权征税以维持必要的驻军和要塞，这有利于腓特烈·威廉。此外，国际形势动荡，对于各省等级会议的抱怨——腓特烈·威廉正在非法征税——皇帝只能装没听见，这也为他提供了进一步的帮助。

腓特烈·威廉显然没有一个“绝对主义”议程，也就是说他显然不希望完全摆脱等级会议。他总是倾向于走谈判和妥协的道路。然而，他有时也会采用暴力手段，特别是在对付尤为顽固的东普鲁士等级会议的时候。1662年，腓特烈·威廉宣称自己会这么对付他们最棘手的领袖——柯尼希斯贝格[14]市民希罗尼穆斯·罗特（Hieronymus Roth）：“明天审讯（他），后天判刑，周二或周三处决。”事实上，罗特从未出庭受审——可能是害怕法庭把他无罪开释——而是被直接关进牢里，关到他在16年后死亡为止。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冯·卡尔克施泰因（Christian Ludwig von Kalckstein）伯爵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对待，他虽然逃到华沙避难，可还是遭到绑架，被偷偷带回勃兰登堡处决。两年后，军事行动终结了柯尼希斯贝格的抵抗。

“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于1688年逝世前，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三个主要目标：创建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自己的财政体系和自己的常备军。他还强迫等级会议接受了上述三者。在17世纪中叶那极度凶险的年代里，他也完好地保存了自己分散的零星领土。人们或许会问，他是如何在其他胸有大志的专制君主——例如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受挫的地方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勃兰登堡等级会议的经济地位要虚弱得多，这也是该地区的自然贫困和“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破坏的综合产物。因此，在1683年和1686年谈判达成的协定中，是选帝侯清偿了等级会议的债务，这与其他君主的状况恰恰相反。瑞典军队和帝国军队曾在选帝侯国内四处横行，人们关于这个恐怖时期的记忆不会轻易消逝，所以，需要一支强大军队的论据拥有持久的说服力。

要是容克贵族自己承担了主要税负的话，他们本可能更为坚定地抵制日益增加的税负——腓特烈·威廉治下的人均税负大约翻了两番。而事实上，大部分直接税由农民缴纳，大部分间接税——特别是新设立的货物税——则是由城镇负担的。腓特烈·威廉在1653年的协定（Rezess）中正式承认贵族地主有权处置农奴，而只要他保护贵族的这一权力，贵族们就准备好任由他处理国事，哪怕心怀不满。然而，这并不是统治者简简单单地用保证贵族在地方上的绝对权力来换取自己在中央的绝对权力。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结成了不断变化的联盟，有对抗，更有合作。容克也并非明确的输家，因为加强国内稳定、强化抵抗外敌能力、扩张领土和扩大军队规模既对选帝侯有利，也对容克有利。实际上，最近有位研究容克的历史学家［（埃德加·梅尔顿（Edgar Melton）］已经得出结论：“霍亨索伦绝对主义的胜利与贵族在地方和行省层面权力和活动的增长是携手并进的。”

人们曾认为勃兰登堡—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君主可以分为两类，要么天赋出众（“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腓特烈·威廉一世、腓特烈大帝、威廉一世），要么或蠢或疯，又蠢又疯（腓特烈一世、腓特烈·威廉二世、腓特烈·威廉三世、腓特烈·威廉四世、威廉二世）。腓特烈一世的不幸之处在于，他被夹在两位成就极高的君主之间，还得到了自己孙子某些极其轻蔑的评价。较为晚近的传记作者注意到腓特烈一世取得了两大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成就，对他的态度较为友善。第一大成就是他令勃兰登堡成为文化受到尊重、鼓励的国家［文化国家（Kulturstaat）］，国家声望因此大大上升。他实现这一成就的方式既包括在哈雷创立一所新的大学（这所学校迅速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也包括创立诸多文化机构。在这些机构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创立于1697年的艺术学院和创立于1700年的科学院，前者旨在成为“一所像罗马和巴黎的学院那样的艺术高等学校或艺术大学”，后者的首任院长正是莱布尼茨（1646—1716）。

更为重要的成就是他将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升格为普鲁士王国。按照海因茨·杜赫哈特的说法，神圣罗马帝国里有“一股称王浪潮”，腓特烈一世此次取得国王地位只是针对这股浪潮的必要回应。在此之前，萨克森的腓特烈·奥古斯特于1697年被选为波兰国王，从而实现了最为壮观的升格。而当斯图亚特家族里的最后一位新教徒死去后，在重要的新教选帝侯中位列第三的汉诺威选帝侯也会成为英国国王，从而获得国王头衔。所以，腓特烈于1701年1月18日宣布他即日起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一世，不过是个必要的回应罢了。幸运的是，皇帝利奥波德一世需要他提供军事和外交上的支持，因而承认了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单方面的宣称。为了增强公信力，腓特烈一世竭尽全力确保伴随柯尼希斯贝格加冕式举行的节庆活动配得上最伟大的君主。马车队把宫廷人员从柏林运到加冕式现场，整个车队需要3万匹马。他的猩红加冕袍上镶嵌着钻石纽扣，每颗都价值3 000杜卡特，而且光是为他自己和王后制作王冠和后冠的花费就超过了为供应加冕式全部费用开征的新特别税的总额。腓特烈一世的确是自行加冕的，这比拿破仑要早一个多世纪，事实上，当他在柯尼希斯贝格城堡的一个房间里完成加冕典礼后，国王夫妇才前往大教堂，由为该场合特意挑选的两位主教（一位属于加尔文宗，一位属于路德宗）行涂油礼。

称自己为国王并打扮得像国王当然不等于创建一个王国。莱布尼茨声称“命名就使事物本质完备”，腓特烈大帝则讥笑自己的祖父创建了“一种两性体，与其说像王国，不如说像选帝侯国”，相比之下，莱布尼茨的说服力要弱一些。然而，霍亨索伦家族的首领现在已经是“在普鲁士的国王”（之所以称作“在普鲁士的国王”而非“普鲁士的国王”，原因在于西普鲁士依然归波兰统治），因此能够坐上欧洲君主的贵宾桌——虽然在桌上的位次并不高。尽管腓特烈一世的儿子兼继承者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对这个不算太高的国际地位感到满意，他在国内却将自己所得的遗产转化为通往大国地位的跳板。他把普鲁士军队的规模翻了一番多，军队总人数到他统治末期已约8.1万，他完全依靠普鲁士资源供给军费，其金库里还积累了约870万塔勒的巨额战争经费，由此，他完成了上述转化。腓特烈·威廉一世从未拔出他已铸就的宝剑，而是——按照他儿子腓特烈在《我的时代的历史》（History of My Own Times）中所说——“通过上述手段默默地走向伟大，而且没有唤起其他君主国的忌妒”。在此进程中，他消除了等级会议方面的最后一丝政治独立，创建了能够容许普鲁士与天然体量数倍于己的对手交锋的行政架构。

关于腓特烈·威廉，汉斯·罗森贝格（Hans Rosenberg）曾做过颇有见地、可能有些慷慨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粗俗、暴躁却又精明的神经过敏者，为豪迈的妄想所困，可还是霍亨索伦家族产生的最卓越的行政改革家”。在他身上，高度的虔诚往往和极度的残暴一同出现，例如，他有一天先是把一名渎职官员绞死在他的办公室前面，还强迫大小官员观看行刑，然后却接见了一群来自萨尔茨堡的宗教难民，还让他的整个宫廷都跪下感谢主这回把受难者拯救了出来。有一回，他视察东普鲁士，法庭已通过了对市政委员冯·施拉布特（von Schlabuth）的囚禁判决，请国王确认判决有效，腓特烈·威廉一世却告诉这名囚徒他应该被吊死。冯·施拉布特不明智地尖刻答道：“人们不会吊死普鲁士贵族。”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回应是让人在冯·施拉布特工作场所的庭院里竖起一个绞刑架，第二天就将他绞死了。可在那之前，国王又去了教堂，在听到关于宽恕美德的布道时流下了眼泪（“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他对贵族阶层整体的态度谈不上恭维，比如，他说克莱沃和马克（Mark）的贵族是“笨牛，但和恶魔一样恶毒……诡诈又虚假，他们就像野兽一样喝酒——别的什么都不懂”，老马克的贵族是“坏人，不听话的人，根本不做好事，在履行对君主的义务时总是粗暴又胡闹”，而马格德堡的贵族“和那些来自老马克的人差不多，只不过还要糟糕一些”。

除了恐吓、苛责他治下的贵族外，腓特烈·威廉一世也有更具建设性的举措，那就是重组中央政府部门。这主要包括将负责管理庞大王室领地［奥托·欣策（Otto Hintze）提出，王室领地占可耕地总面积的1/3，这是普鲁士大臣赫茨贝格（Hertzberg）伯爵在1785年的说法］的机构和负责征税的机构合并起来，组建了“总执行局”，或者按官方说法是“财政、军事与王室领地最高总执行局”，该部门于1723年开始运转。它的四个部门既包括地区性部门，也包括专业化的特定部门，尽管在现代人看来它无疑很奇怪，但相对而言，它标志着普鲁士迈出了将诸多省份合并为单一国家的重要一步。尽管部门主管实际上能够行使可观的独立权力，但他们严格来说还是国王实现自身意志的工具。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他们发来的报告上潦草地写下旁注，以这一形式将旨意传达下去，他的旁注是以旁人无法仿效的半通不通的法文、德文和拉丁文混合行文写成的。相当著名的一件事就是腓特烈·威廉一世在来自卡尔·特鲁克泽斯（Karl Truchsess）伯爵的一份文档上写下了自己的政治目标：“我将实现我的目的，将巩固（意大利文：stabilirai）我的主权，把我的王冠加固得如同铜铸的岩石（法文：rocher de bronze）。”这种政府风格也得到了其继承者的效仿，被同时代人称作“内阁政府”（Kabinettsregierung），但这样的“内阁政府”和英国内阁天差地别，在普鲁士，“内阁政府”意味着指令出自国王密室、不受其他任何人干扰的政府。

这种政府形式有些古老，腓特烈·威廉一世对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僚的支持则要现代一些。从1723年开始，他引入了最后需要考试的省级机关见习生在职培训制度。1727年，他在哈雷大学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设立“官房学派”（cameralism，一种应用政治学）教席，还发出特别指示，称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官员，这也体现出惊人的前瞻性。在这一时期，一种明确可辨的官僚制度出现了：它是混合产物，与社会出身、英才统治、反贪、等级制度、学术训练与任命、中央指导与监督都有关联。这一制度在具体运作中还需要加上许多限定条件，因为人们必定可以在普鲁士发现裙带关系、腐败、阻挠、无能，以及任何时代公共部门都少不了的弊病。已故的贝蒂·贝伦斯（Betty Behrens）对18世纪的法国和普鲁士做过虽然遭到忽视却相当重要的比较研究，她在著作中给出了最明智也最权威的意见：

不管幕后可能发生怎样的争吵、对抗和不公，它（普鲁士官僚机构）都是一个单一组织，有一条明确的指挥链，其触角遍布霍亨索伦领地。不管其中某些成员有多么保守、多么蓄意阻挠，其他许多人终归还是获得了……高度的专业技能与专业知识。

随着黑格尔将官僚机构命名为从市场和自身利益压力中解脱出来的、能够在不受社会分层腐蚀的状况下意识到社会需求的“普遍阶级”，这一进程也就臻于圆满。

对冯·施拉布特市政委员或冯·卡特（von Katte）中尉（他因参与王储逃离其父暴虐管制的密谋而在1730年经审判后被处死）来说，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普鲁士似乎不可能成为适合贵族的土地。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审视军队时所见，普鲁士实际上给贵族提供了很多获取利益的机会。而在内政中，贵族县长们（Landräte，它的单数形式是Landrat）持续主导地方行政也说明了这一点。霍亨索伦家族的属地里约有80名县长，他们构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地主间的重要接口。不管普鲁士政府打算在地方上做什么小事，都需要由县长来完成。是他们负责监督征税、给行经本县的部队提供补给、调节农民和地主间的关系、推进农业改良、防灾减灾、搜集信息、公布政府法令。早期的县长根本不是王权的工具。东普鲁士省督博古斯瓦夫·拉齐维乌（Bogusław Radziwiłł）公爵就在1660年抱怨该省的县长们“对国防漠不关心”，而且是“波兰人的真正邻居”，他之所以这么说，是要抱怨这些人目无政府，一向不服从。即便“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已经用自己的权力强行控制了县长，有位普鲁士显贵还是抱怨说“君主必须随时随地与这些县长就自己的权利进行谈判，哪怕连面包也要谈；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选帝侯就还是名大于实的统治者”。在1689年，那种描述可能是夸张的，而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治下，他已经彻底解决了此类问题。到了此时，县长一定程度上是国王的人，一定程度上也是贵族的人，他们自然倾向于后一角色，但还得留心保持贵族利益与国王利益的平衡。这种两栖品质意味着他们非常适合作为中间人活动，确保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1740年和腓特烈二世（自从在对抗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头一场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就被称为“大帝”）即位标志着普鲁士（和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他用父亲打造的武器发起了攻击。可就国家政治架构而言，变化少得令人吃惊。就算有什么改变，也是他一感觉总执行局有必要增添部门，就给它加上额外负担，1740年多出了商业和制造业部门，1746年多出了西里西亚部门，等等，这让他继承的政治制度变得更加不连贯了。而且，他着重引入的变化反而有利于贵族开倒车。腓特烈二世立刻推翻了自己父亲采取的一切有损贵族利益的措施，事实上，他给总执行局发出的第一批指示中就包括停止追讨被贵族占用的王室土地。

不论是原则还是实践，腓特烈二世在他统治时期都一直忠于该纲领。著于1752年、并不打算出版的《政治遗嘱》包含了他内心最深处关于政府的想法，他将支持贵族提升到了普遍政治真理的高度：“君主应当把保护贵族视作其责任，贵族是他王冠上最华贵的珠宝，是他军队的光彩。”其他社会群体可能会比贵族富裕一些，但没有一个能够在勇气或忠诚上超过贵族。就实践而言，这意味着他终结了自己父亲倾向平民的做法。腓特烈政府部门中的贵族可能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多，但他的确喜欢将贵族拔擢到高位上，在中央的总执行局如此，在地方省份的“军事与王室领地管理委员会”也是如此，不过他还是恢复了等级会议提名重要县长职位候选人的权力。腓特烈二世不仅确认了普鲁士国家的公共机构是为贵族提供外部救济的工具，还尽其所能保护贵族的私人财产。粮食价格和土地价格不时急剧上涨，对容克而言，这既是充满机遇的时代，也是风险极高的时代。对那些肆意挥霍、不思进取或运气不佳的贵族来说，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富有、越来越贪婪的平民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平民想要一座容克庄园——一块贵族地产（Rittergut）——并依靠庄园获得社会影响力。再没什么比腓特烈二世1750年12月29日写给科克采伊（Cocceji）的信更能体现他的社会保守主义了，他在信中惊慌地注意到属于旧贵族家庭的庄园正在被转入新贵之手。国王下令此后除非得到他本人的明确许可，不然任何贵族庄园都不得被转手给其他阶层。这一禁令在1762年又得到了重申。（可以预见这种试图扭转经济大潮的做法必然失败：到了18世纪末，已有超过10%的容克庄园落入平民之手。）怀着同样的看法，腓特烈二世也鼓励贵族家庭按特定顺序限定地产继承，让它能够免遭遗传事故影响，但这同样没有取得成功。

在“七年战争”中，军官团的极高伤亡率破坏了许多容克家庭，法国、瑞典、奥地利和俄国入侵者也摧毁了许多容克庄园，在战后的黑暗日子里，腓特烈二世更为具体的施政是给予贵族援助。他采取了各类干预措施：强行宣布暂停破产程序两年，为农场修缮设施和补充仓储提供现金补助，设立农村信贷机构（Landschaften）来提供简便易得的低息抵押贷款。毋庸赘言，绝大部分军官是贵族，腓特烈二世晚年时，军官里约九成是贵族。

腓特烈二世的普鲁士是绝对主义的，因为国王实际上垄断了立法权；它也是专制的，因为内阁政府仍在运转；它还是贵族的，因为普鲁士偏袒贵族。但整座大厦的根基是为国效力的需求，君主和贵族都得服从国家。腓特烈二世不仅宣布他是“国家的第一仆人”，也以行动说明了自己这话的含义。军官或政府官员的生活不可能很愉快，因为没有人知道国王下次会在何时何地出现，是去检查、讯问、演讲、鼓励、叱骂，还是偶尔给予赞美和奖励。当然，在国王去往他们领地的途中，普鲁士官员们总有互相预警的方法和手段，他们当然只会告诉国王他希望听到的东西，国王的领地广阔又相隔遥远，他当然也只能涉足其中的一小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腓特烈二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不知疲倦、无私奉献的尽忠职守形象。对自上而下的普鲁士改革而言，这有助于延续改革的生命力，使改革在其自然寿命结束后还能持续几十年之久。腓特烈手下的一名官员留下了关于国王日常工作的描述：

他一大早就开始处理外交事务。他已读过来自大使们的公函，这些公函以密码写成，此时已经解密，现在，他开始向秘书口述对每一份公函的答复，不论重要与否，他都从第一件答复到最后一件，答复经常长达数页。随后，他向另一位秘书口述对一切有关内政事务信件的回复、对财政管理委员会报告的回复、对军队监督官报告的回复。他已经在其中某些报告的页边写下了笔记。在此期间，另一位秘书准备重要性较低的信件和私人请愿书的摘要。摘要随后被放在国王面前，他用寥寥数语决定每件事务。

他从不给自己放假。随着国家的扩张，他掌握每个细节的能力达到了极限，结果，政务处理变得杂乱低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居于国王和官僚之间的秘书掌握了大量权力，却不用负什么责任——这是创造专断政府的经典配方。然而，他的榜样作用还是有助于在由他领导的普鲁士精英中创造出服务精神，而所有的王室男性成员都必须到军中服役。从腓特烈二世1763年发给负责西里西亚的大臣恩斯特·冯·施拉布伦多夫（Ernst von Schlabrendorf）的指示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对军役是何等重视：

让我一次说清楚，我不会出售头衔，更不会用贵族庄园换钱，这是在贬低贵族。贵族地位只能用剑、用勇气、用其他出色的举止和工作获得。我只容许那些随时能够为我提供有用军役的人成为封臣，只会挑选那些表现特别优秀、工作尤为突出的人进入贵族阶层。

俄国

当腓特烈二世在1763年写下上述那些话时，他或许并不知道彼得大帝早在一代人之前就已抢先写出同样意思的话：“朕只会把贵族等级赐予那些为朕和祖国效劳的人。”腓特烈二世想必知道彼得大帝早已培养出强调军役的贵族阶层，即便按照普鲁士的标准，俄国贵族对军役的重视也是十分突出的。与其说彼得大帝打算稀释甚至废除莫斯科旧贵族，倒不如说他着手将旧贵族的定位转向为国效力。在此过程中，他重塑了贵族的教育、训练、职业甚至外表。他任凭波雅尔（boiare）[15]、侍臣（okol’nichii）、侍膳（stol’niki）之类的传统头衔消亡。截至1718年，仅有6位波雅尔还在世，最后一位波雅尔死于1750年。彼得大帝制定了一套源自西方的头衔，用男爵、伯爵、公爵等取代了传统头衔，并建立起基于国家军政和民政的新等级制度。这套等级制度在1722年正式定型，彼得在那一年发布了主要基于普鲁士、丹麦和瑞典模板的“官秩表”。官秩表中共包括14个等级，一等是最低级别[16]，全表包括262个不同职位：126个陆海军职位，94个政府职位和42个宫廷职位。这并不是一种英才政治，因为现存的贵族仍然享有优待，达到八等的平民也会获得世袭贵族身份。虽然传统等级社会依然得以延续，但是在现在这种社会里取得成功就要靠表现了。彼得大帝公开以炮兵上等兵的身份进入军队，以此自上而下地树立了模范。约翰·佩里（John Perry）于1716年出版了关于俄国的第一手记载，他评论道：

彼得自己在海军和陆军里都担任职务，他就像是另一个人一样，在那些职位上工作并按部就班地晋升，（彼得希望）让自己的领主们看到的是：他期盼他们能认识到自己和子孙为国效力是绝佳之事，并能逐步有序地获得升迁。

一代人之后，另一位外国观察家——亨宁·弗里德里希·冯·巴塞维茨（Henning Friedrich von Bassewitz）伯爵——在文章中呼应了佩里的看法，他坚持认为彼得大帝并没有任何平等意识：“（他）心中所想的并不是让贵族阶层沦落。与此相反，他全心倾向于给贵族灌输一种渴望，让他们有一种除了依靠出身，还依靠功绩来有别于普通人的渴望。”另一方面，地位现在由等级而非门第决定——拥有三等官位的公爵低于拥有一等官位的男爵。对贵族来说，并不存在可以选择退出的条款：从1710年起，年满10岁的年轻贵族都要接受定期检查，其中通过体质与智力资质测试的人会被送到武备学校学习，直到5年后可以全职服役为止。几乎可以说，俄国贵族不再享有私人生活了。以彼得大帝在1716年发布的命令为例：“朕已从意大利得到消息，威尼斯人表示希望接收我国人员参与海军训练；今天，法国人也做出了回应，说愿意接收我国的受训人员。因此，应立刻在彼得堡各校挑选富裕贵族的孩子，将他们带到雷瓦尔上船。应当派出60名学员。20人去威尼斯，20人去法国，20人去英国。”

这的确是一个与我们迄今为止所讨论过的任何国度都截然不同的世界。这里有个很大的悖论：彼得大帝的至高目标是让他的国家更接近西方，但他把自己的国家推得离西方更远了。当然，俄国的“西方化”的确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1710—1721年，俄国征服了瑞典帝国的波罗的海诸省，获得了著名的“通往西方的窗户”。那时，人们已经不会再重复路易十四的外交失误了，路易十四在1657年给彼得大帝的祖父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Mikhail Fedorovich，即米哈伊尔一世）沙皇写了一封官方信件，却不知道后者在12年前已经死了。一支俄国军队于1716年在梅克伦堡越冬，对西方造成了尽可能直接的冲击。将首都从莫斯科搬到新建的圣彼得堡，这绝不仅仅是把俄国精英阶层向西强行搬迁600千米，因为随之而来的还有同样自上而下的文化转型。胡须、长袍和胸前的十字架消失了，假发、法式时尚和消遣出现了。这座新城市有德国式的名字（因此，它在1914年战争爆发之际换了个俄国名字，改称“彼得格勒”）和荷兰式的布局。正如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所论，它并不打算成为新罗马，而是要成为新的阿姆斯特丹。彼得大帝在某次访问西方期间，于1697年在海牙让戈弗雷·内勒（Godfrey Kneller）爵士给他画过一幅肖像，如果将这幅肖像和他父亲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Aleksei Mikhailovich，1645—1676年在位）的肖像进行对比，我们就能充分看出彼得大帝在上流社会造成的文化变革。阿列克谢的肖像更像一位主教而非君主，彼得的画像则完全是一位闯劲十足的世俗武士君王，除了唇上的细八字胡，没有其他面部毛发。虽然这最后一个细节看上去微不足道，可要知道，东正教信徒认为胡须是敬畏上帝的人的标志，要是没有胡须，人进入下一个世界时就会遇到障碍甚至遭到拒绝。

这种比较所揭示出来的世俗化还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沙皇从牧首手中夺取了俄国教会的控制权。这一变化也体现在仪式上，在原先的教徒列队行进中，沙皇是作为上帝和上帝教会的卑微仆人参与的，而在世俗凯旋式中，沙皇本人跃升为崇拜的中心。这相当于行进的凡尔赛。在上述场合念诵《圣经》经文“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马太福音》第21章第9节）的人也从牧首变为沙皇，这也绝妙地象征了这种世俗化的转变。比如说，俄历1696年9月30日，彼得大帝在莫斯科组织了一次盛大的入城式，以庆祝他在亚速击败土耳其人，仪式包括穿过一座古典样式的凯旋拱门，赫拉克勒斯和马尔斯的巨型雕像护卫在拱门两侧，门上还饰有恺撒的格言“到，见，胜”（veni, vidi, vici）。彼得大帝还自比君士坦丁大帝——并不是君士坦丁改宗基督教的一面，而是君士坦丁作为强大征服者的一面。对抗瑞典的胜利战争以《尼斯塔德和约》告终，缔结和约后，参政院正式给彼得加上了他已使用很久的罗马帝国的头衔——“皇帝”（Imperator）。

这似乎是远离了俄国的拜占庭、希腊遗产，转向了罗马与文艺复兴的模板。类似的“西方化”举措还有彼得大帝时常强调的要为某一抽象概念效劳，而非为他个人效劳。他多次提及“祖国”“俄罗斯”“公共利益”“公共福利”“全民族利益”，以及尤为重要的“国家”。在过去，最接近state、état或Staat[17]的俄语词gosudarstvo指的是属于沙皇的一块特定土地，就像gosudarstvo Sibiri（沙皇领地西伯利亚）中的这个词一样，不过“国家事务”（gosudarstvennye dela）一词倒是从17世纪中叶就开始使用了。彼得大帝打算将非人格化的国家与沙皇个人区别开来，以此将国家概念推进一大步。就算彼得大帝从未使用过“国家的第一仆人”这种说法来描述自己的角色，他所做的也相当接近了，例如，他从一份法令草案中删除了士兵的正确效忠对象是“沙皇陛下的利益”这种套话，而代之以“国家的利益”。俄历1709年6月27日，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Poltava）击败瑞典军队，取得了他所有军事胜利中最大的一场胜利，据说彼得大帝在此战前夕讲过：“不要认为你们武装列阵是为彼得而战，这是为托付给彼得的国家而战。”

到此为止还是很西方化的，然而还有反方向的力量，要将俄国拉过乌拉尔山并拉回亚洲，这种力量可以说更大。彼得大帝推动改革时动用了强制力，结果适得其反。他的新首都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它由征发过来的数以万计的劳工建成，这些人的状况比奴隶好不了多少，建筑地点位于蚊虫滋生的沼泽，许多人病死在那里。汉诺威人F. C.韦伯（F. C. Weber）是英国使馆的秘书，他记载称当局并没有给工人准备任何衣物、食物和住宿，其结果是“根据计算，此次死亡的人数接近10万，因为在那些被战争弄得荒无人烟的地方，就算有现钱也不可能弄到什么补给”。作家尼古拉·卡拉姆津（1766—1826）总的来说很崇拜彼得大帝的功绩，他和韦伯一样认为圣彼得堡是“世界奇观”，但就连他也说这座城市的基石是“泪水和尸骸”。就算在城市建立后，强制措施也没有削弱。为了让城里住满人，有1 000名拥有超过100户农奴的贵族奉命在彼得堡修建住宅，建房经费由贵族自行承担，但建筑样式需要遵照当局制订的规划。由于房屋修建速度较快，地点也不适宜，新的宅邸往往还没建好就塌了。腓特烈大帝的朋友阿尔加罗蒂（Algarotti）伯爵讥笑道：“他们的墙壁无一例外全开裂了，看着很快要塌。有话说得好，其他地方的废墟是自己形成的，圣彼得堡的废墟却是人工修建出来的。”彼得大帝极为关注细节，给新来客们赠送小游艇，要求他们在每周日下午上游艇展示自己的航海技能。参加舞会、晚宴和沙龙之类的社交活动既有强制性，也有严格的规范约束。难怪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把它称作“世界上最理性、最有规划的城市”。

彼得大帝可以把他的贵族赶出莫斯科，但他能够把莫斯科国赶出贵族的内心吗？他真的打算这么做吗？彼得大帝亲自树立的榜样表明他的态度是矛盾的。即便按照最粗鲁的欧洲君主标准（比如说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彼得大帝的举止也达到了粗鲁的程度，只是表现方式不同。外国观察者以夹杂着恐惧和嘲讽的态度报道了他宫廷里的荒诞行为，比如说“悲伤之杯”，这个名字起得相当合适，因为它是指卫兵把成桶的生酒带进来，然后廷臣们被迫用长柄勺舀酒喝。线人会禀报任何不当举止，而在沙皇本人于午夜时分抵达并发布解散信号之前，任何人都不得离开现场。他对儿子阿列克谢的迫害说明他有些错乱。彼得大帝时常欺凌他，羞辱他，还告诉他应该“像对待坏肢一样”断绝父子关系，这就难怪阿列克谢会打算放弃皇位继承权，逃到哈布斯堡君主国避难。1718年，彼得大帝以善待阿列克谢的许诺诱使他回国，随后便以被琳赛·休斯（Lindsey Hughes）称为“第一场俄国公审”的方式对待他。阿列克谢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里接受审讯，一再遭受酷刑，直至仁慈的死亡令他解脱为止。阿列克谢被父亲毒死、闷死乃至扼死的谣言立刻传播开来，这多少表明了彼得可怕骇人的形象。腓特烈王储打算摆脱父权专制时，腓特烈·威廉一世也残酷地对待了王储，可相比之下，就连他的手段也是宽容和公正的模范了。

当阿列克谢不明智地告知彼得大帝他准备回俄国时，他在信中的签名是“你最卑微、最无价值的奴隶，不配享有儿子之名”。这并不仅仅是一番套话。一再震撼到同时代人的是俄国社会关系的奴性本质。它并不是彼得大帝创造出来的，但的确被彼得大帝处处采用的恐怖手段强化了，也被他的《官秩表》制度化了。鉴于俄国并不存在团体结构，也没有群体认同感，人们只能追求个体利益。再加上彼得严格使用强制手段，培养出一种奴性和服务精神，这种十分特别的贵族品质赋予俄国一种可能拥有西方外表、本质上却越发背离西方的政治文化。这种现象时常被同时代人记录下来，即便考虑到其中包括的种种偏见与无知，其被记录的频率之高也到了让人必须严肃对待的地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院士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Edward Daniel Clarke）曾于18世纪末在俄国境内旅行，他的印象能代表许多人的印象，克拉克写道：“或许很多人不知道，跨过区区一条小河沟，一条将瑞典和俄国两国隔开的小河沟，走过仅仅一座桥，就让旅行者从高贵、体面的世界进入悲惨、屈辱的世界。”当然，英国旅行者尤其喜欢这种彻头彻尾的贬低，但那些夸张的语言也道出了事实，克拉克谈到俄国社会的奴性时说：“不论贵贱贫富，他们都一样对上级奴颜婢膝，对下级高傲残酷。”

在现任君主死亡时有序传承权力堪称君主国最根本的问题，彼得大帝未能解决这一问题，这再明显不过地反映了他在使俄国西方化时遭遇的挫折。“国王已死，国王万岁！”在理论上当然都很好，可谁将成为新的国王？在西欧，这一问题是由长子继承制度解决的，可在东欧，波兰是选举国王的君主国，俄国的长子继承原则与其说是法律，倒不如说是习俗，它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彼得同父异母的兄长沙皇费奥多尔三世（Feodor III）于1682年去世后，混乱局面就出现了。尽管彼得当时只有10岁，还有一个异母兄长伊万，彼得却被宣布为唯一的沙皇，部分原因在于生理和心理都有问题的伊万不能胜任沙皇角色，但主要原因在于伊万的母系亲属怀有野心。“射击军”（streltsy）诸团起事后，伊万和彼得都成了沙皇，作为摄政行使权力的却是索菲娅（Sophia），她是伊万的姐姐、彼得的异母姐姐。直到索菲娅在1689年被推到一旁、可怜的伊万最终于1696年去世后，彼得才真正掌握了大权。

彼得大帝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十分坚决果断，按理说，他也会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采取坚定的西方化导向。可他不仅没有这么做，还在实际行动时背道而驰。他仅有的儿子阿列克谢先是被剥夺了继承权，后来又在审讯中被谋杀。彼得大帝于1722年颁布了符合自己意志的新继承法：“朕认为，颁布法令使现任统治君主始终有权指定他看中的继承人，并在此人举止不当的情形下取消其继承权是好的，这样就会约束他的子孙后代，使其不致陷入恶行。”然而，彼得大帝于3年后逝世，死前并未指定任何继承人。随后发生的事情就预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彼得大帝资格最老、最亲近的同伴缅什科夫（Menshikov）公爵把丧偶的叶卡捷琳娜皇后带到近卫军面前，让他们支持由她继位的动议。随后，所有人都前往讨论继承事宜的枢密院。枢密官倾向于由同样名为彼得的沙皇之孙继承皇位，但进入房间的近卫军军官迅速终止了讨论。随着他们士兵的鼓声向外界发出信号，叶卡捷琳娜迅速被宣布为彼得大帝的继承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插曲有助于宣传俄国社会的流动性。缅什科夫据说是个卖饼小贩的儿子，不过他实际上是个军士的儿子，依靠和沙皇的友谊跃升为这片土地上最富有的人物，他也是第一个获得公爵这个崭新世袭头衔的人。就叶卡捷琳娜而言，她生于一个立陶宛农民家庭，1702年被俄军带走时正在给马林堡[18]的一位路德宗牧师当帮厨。此后，叶卡捷琳娜在包括缅什科夫在内的一个又一个军官之间转手，最后落到了沙皇怀里，已婚的彼得大帝最终在1707年娶了她。

是彼得大帝赋予了近卫军各团这种政治角色。正是他认定近卫军应当以半卫队半治安的武装力量形式固定部署在圣彼得堡，也正是彼得赐予近卫军精英地位——就连下级军官也获准自行进入宫廷。谢苗诺夫斯科耶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和骑马禁军团几乎卷入了1725—1825年的每次继承，仅有一次例外（帕维尔一世继位），有人说这些人是“18世纪帝俄的核心”（杰弗里·霍斯金语），也有的说他们是“贵族统治阶级的政治智囊团”［伯纳德·佩尔斯（Bernard Pares）语］。考虑到近卫军与罗马帝国禁卫军的类似之处，或许可以说这也代表了某种形式的西方化，但这就比较牵强了。罗马禁卫军的确在公元193年将皇帝头衔卖给了狄第乌斯·尤里安（Didius Julianus），而俄国近卫军实际上至少从未像罗马禁卫军一样出售过皇帝头衔。有些矛盾的是，对俄国近卫军和罗马禁卫军而言，支持绝对权力都符合这些军方皇帝制造者的利益。彼得二世（1727—1730年在位）的短暂统治结束后，这种情形又在1730年的俄国重现了。最高枢密院的大贵族们邀请库尔兰公爵夫人安娜（彼得大帝异母兄长伊万的女儿）继位，条件是她要与最高枢密院分享权力。可是，她抵达莫斯科（它在安娜前任君主治下短暂恢复了首都地位）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拜访近卫军各团，宣布她自己才是近卫军官兵的团长并亲手给他们送上伏特加。双方都不希望看到大贵族享有权力，所以，安娜在两周之后就背弃了她曾答应的条件。当时正在俄军供职的普鲁士人克里斯托夫·赫尔曼·冯·曼施泰因（Christof Hermann von Manstein）男爵解释了为何专制沙皇和近卫军军官会形成天然同盟：

我很怀疑这个帝国——更确切地说是大贵族——日后究竟能否实现自由。人数极多的俄国小贵族将始终给它造成巨大的阻碍，比起君主一人的权力，他们更害怕一群大贵族的暴政。

曼施泰因说得很对。一位自喀山去信的贵族如此评论让安娜掌权的政变：“几十个权力强大的专制家族去取代一个专制君主，这是万万不可的，要是真的发生这种事，我们贵族就要彻底衰落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彼得大帝的强制统治日益松弛，这一同盟也日益巩固。1736年，义务为国效力的年限从终生减少到25年，要是一个贵族家庭已经出了两个在军中服役的儿子，就可以留下一个儿子经营庄园，不过，即便是那些留在家里的人也必须学会读写，以便在政府需要人手时充当公务员。然而，土耳其战争导致该法令的执行时间有所推迟，要求退出现役的浪潮也导致官方部分废止了这项法令。直到彼得三世（1762年在位）统治的短暂时期，贵族才最终免于强制服役。尽管正如一位贵族所述，他们以“难以想象的快乐”欢迎此举，参政院甚至要求为沙皇造一座纯金雕像，但法令不起眼的细节部分照样显示了若干限制，较为重要的是军官不得在战时退役，政府官员退休也需要获得沙皇的许可。法令还坚定地指出，不愿意志愿服役的人将被逐出宫廷，无法获得皇室的青睐。

曾有人认为这份法令不仅是沙皇和贵族关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也堪称整部俄国史的一个分水岭。理查德·派普斯就认为“1762年法令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君主政体仅靠这一份法令就创造出了一个庞大、享有特权、西方化的有闲阶层，这样一个阶层在俄国历史上闻所未闻”。较为晚近的评价则要冷静一些，这些评论认为，此举既是对现有实践的法律化规范，也是承认让贵族为国家工作已不再需要动用强制手段。就算的确有些贵族从军队或政府转向地方各省，这也没有改变沙皇当局本质上的专制特征和贵族本质上的奴性态度。法令显然没有影响到以政变更迭政权的模式。发布法令4个月后，彼得三世就被废黜了。他实在是愚不可及，竟糊涂到疏远近卫军的地步，还将他们蔑称为“耶尼切里”[19]，此外，彼得三世让他的远房亲戚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亲王[20]凌驾于现任近卫军指挥官之上，在军中引入了普鲁士式惩戒并坚持要求亲自率军发动针对丹麦的无意义战争。皇后叶卡捷琳娜当时的情人格里戈里·奥尔洛夫（Grigori Orlov）随即率军发动政变，叶卡捷琳娜自称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彼得三世随后便被杀害，凶手可能是格里戈里的弟弟阿列克谢。

在一连好几年的时间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权力都是摇摇欲坠的。她深知自己是依靠一场政变上台的，也很可能被另一场政变赶下台。一直虎视眈眈的人中就有她的儿子帕维尔，帕维尔生于1754年，他完全有理由期待在成年后接管母亲的政权。像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玛丽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那样实行共治也是一个备选方案。1764年，一队怀有叛意的军官差点就成功救出了伊万六世，自从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在1741年取代伊万并将其废黜后，他就一直遭到囚禁。虽然看守遵照现成的命令迅速将伊万扼死，可普鲁士大使还是有充分依据预言：“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统治显然不过是世界历史上的短暂插曲。”此外还冒出了一连串僭称皇帝的人物，1762—1774年，至少有12个人自称俄国皇帝，他们的宣称多种多样，包括彼得三世、伊万六世、英国乔治二世和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的儿子、伊丽莎白之女等等。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却始终保持高度独裁，直至1796年逝世为止。她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从未忘记自己的权力根基。因此，她没有取消彼得三世对贵族的解放，但也没有实施他解放农奴的计划。她还用协商来缓和专制。1766年12月，她颁布了一份人称“大圣谕”（Bol’shoi Nakaz）的宣言，表示要于次年夏天在莫斯科成立一个委员会。俄历1767年7月30日，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开幕，与会代表共有574人：政府机关代表38人、贵族大会代表162人、城镇代表206人、自由农民大会代表58人、非基督徒社区代表56人、哥萨克代表54人。农奴的缺席引人注目，他们被认为由其主人代表。

委员会的名称“新法典草案编纂委员会”显示了它的表面目的。它也让女皇能够通过非农奴臣民为这一场合准备的谏书更加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渴望和抱怨。叶卡捷琳娜二世最权威的现代传记作者伊莎贝尔·德·马达里亚加（Isabel de Madariaga）认为，此次立法实践中搜集到的信息“对后续立法来说堪称无价之宝”。实际状况可能的确如此，但委员会的主要目的也可能是巩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皇位：她早在丁尼生（Tennyson）之前就知道“不定的宝座是夏天的海冰”。通过将贵族代表从帝国各地带到莫斯科，她让大贵族想起了沙皇与小贵族的传统联盟。她把贵族当作一个阶层，使其与来自社会其他部分的大量代表对抗，以此让后者更坚定地从属于她个人，并向前者表明他们并非俄国社会的唯一力量。她仅靠召集委员会并令委员们郑重承认她在位，就合法化了1762年的政变，并减少了对将她送上帝位的人的依赖。委员会完成立法工作后，她以土耳其战争作为便利借口，将法典弃之不用。像伏尔泰这样仰慕叶卡捷琳娜的法国人怀着赞许之情将她比作来库古[21]和梭伦[22]，把《圣谕》誉为“本世纪最漂亮的纪念物”，比起这些阿谀奉承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小圈子中人，外国驻俄使节消息更灵通，想法也没那么天真，他们对委员会的真实目的并不抱任何幻想。英国大使报称：“依靠此类足以令俄国人眼前一亮的措施和其他相近的手段，女皇陛下的权力日益增长，已经到了令这位审慎的女君主认为，自己已经强大到足以驯服把送她上宝座的近卫军的地步。”

委员会从未讨论过宪政问题，也不打算讨论这一问题。叶卡捷琳娜二世坚持认为唯一适合俄罗斯帝国的政府形式是专制政府。《圣谕》的第二章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说明：

9. 君主是绝对的。因为只有以他一个人为中心的政府才能以与如此庞大的国家相称的活力来行事。

10. 庞大的国家产生了将绝对权力授予统治者的需要。有必要迅速解决边远地区事务，以弥补遥远距离所造成的延误。

11. 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不仅会损害俄罗斯，还会最终导致它彻底毁灭。[23]

不过，就像18世纪的其他任何一位专制君主一样，叶卡捷琳娜二世深知指导要比实施容易得多。她在统治初期倾向于继续依靠由军役贵族组成的官僚机构，从中央发号施令。她在委员会听到了地方贵族要求加强对地方事务控制的声音，这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普加乔夫叛乱（见前文第223—225页）暴露出的弊病也令她惊恐，于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75年着手对行政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合理分配人口为基础，她设立了41个较小的省级行政单位来取代原有的25个行省。更重要的是，她将广泛的司法、行政职责下放给由本省大会选出的贵族。这似乎带来了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服役依然是通行口令，因为没有服过兵役或服役期间未能升任军官的贵族都无法参加职位竞选，甚至不能在大会上投票。10年后，《俄国贵族权利、自由和特权诏书》正式让贵族关系定型了，但并未淡化专制。它确认了彼得三世在1762年的解放，但也插入了一个重要限制条件：“每当俄国专制政府需要时，每当公共利益需要贵族服役时，每一位贵族都有义务在专制政府第一次召唤时不惜劳力和生命为国效力。”

国家仍然需要贵族，而贵族也仍然需要国家。彼得大帝没能说服贵族放弃分割遗产并转为限定继承，因此，在俄国，家族财富的波动很大。但有一种方式可以让贵族保持财产安全，那就是去军队、行政或外交部门效力，这与其说是为了薪水（当然，要是升到顶层的话薪水也相当可观），倒不如说是为了皇帝恩宠可以带来的土地和农奴赏赐。地位上升的事常有，缅什科夫从赤贫变为巨富的不寻常之处只在于其暴富之快。具备典型俄国特征的是，皇帝的慷慨程度不应当由赏赐的土地面积来衡量，而应当根据农奴人数来判断。例如，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先后赏赐出了40万名农奴，将农奴赠给宠臣、高官，甚至把赏赐作为慈善之举，她曾把200名农奴赠予一位将军的遗孀，因为此人的亡夫在镇压普加乔夫暴动时表现出色。对于需要财富、贪求财富的人来说，这种服役与报酬的结合创造出了迥异于任何西方社会关系的依附关系。

叶卡捷琳娜二世于俄历1796年11月5日去世，她的儿子帕维尔没碰上什么麻烦就顺利继位了。她似乎是想跳过帕维尔直接将孙子亚历山大指定为继承人，可她还没完成此举就被致命的中风打倒了。这种俄国政治史上不寻常的正常时期没有持续多久，帕维尔只统治了不到5年，就在近卫军军官发动的一次政变中被杀。从政治角度来讲，俄国依然非常独特。叶卡捷琳娜二世喜欢向愿意听的人保证俄国并非专制国家，而是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的君主制国家，可孟德斯鸠的断言更具说服力：“莫斯科国曾打算摆脱它的专制，但它并不能摆脱。”尽管这些话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夺位前10多年的《论法的精神》中首次发表的，可它们在1796年依然适用，或者说，它们实际上在1815年，甚至在俄国历史上发生此类事件的任何时间都适用。最后一句话我们可以交给英国外交官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爵士[24]来说，他曾与俄方重新商讨贸易条约，1765—1767年都待在俄国：

专制主义只能在野蛮的国度里蓬勃发展，可俄国的伟大和版图都要归功于她的专制主义；所以，如果君主受限，俄国就会在道德和文明上有所进步，但也要相应丧失自己的权力和国力。

西班牙与意大利

以21世纪初的观点来看，马戛尔尼的预测或许有许多值得一提之处。甚至早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开始向西、向南大举扩张之前，俄国的“伟大和版图”对整个欧洲来说就是显而易见的了。那时，欧洲权力的地理分布已经发生了世纪性的转移，这一点同样很明确。本书涉及的时间段始于1648年，当时英格兰因内部动乱而丧失了大国资格，勃兰登堡还是个三等列强，正挣扎着从“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而且正如我们所见，法国国王甚至都不知道俄国沙皇的名字。等到马戛尔尼于18世纪60年代中期访问俄国时，英格兰（或者说大不列颠，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后应当将该国称作大不列颠）已成为主宰贸易、殖民和海洋的大国，普鲁士面对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同盟之一，成功地守住了它的西里西亚战果，以此确认了它所声称的大国地位，俄国则主宰了欧洲东半部。两个横跨大陆中心纬度的大国——法兰西和哈布斯堡君主国——仍然是无可否认的一等列强，但已开始显露出疲态。可在南方，两个曾经在16、17世纪主宰欧洲甚至世界的大帝国陷入了急剧衰退，那便是西班牙帝国和土耳其帝国。近年来，许多秉持修正观点的著作让传统上认为的“西班牙衰落”或“奥斯曼衰落”显得没那么严重了。美洲的西班牙帝国诚然在18世纪达到了它的最大版图，然而这种扩张在制图学上的成就要多于实际成就，它所涉及的也不过是随手清理些微不足道的东西。

在权力自南向北转移的诸多原因中，政治绝非其中最不重要的一个，而且，尽管看起来或许有些肤浅，但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也至关重要。西班牙便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它显示出既无能又长寿的国王会犯下多少错误。费利佩四世（1621—1665年在位）在赞助艺术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委拉斯开兹（Velasquez）——上倾注了大量的智慧与热情，要是在政治上的投入能够与在艺术上的投入等同，他或许会对自己那江河日下的帝国做更多的调整。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Count-Duke Olivares）于1643年倒台后，对他最具影响力的知己便是阿格雷达（Ágreda）女修道院的神秘修女玛丽亚（Sor María），两人之间的来往信件有600多封，这很能说明他的政治眼界。费利佩几乎在每封信中都恳求玛丽亚为他、他的家族和他的王国（按照这个顺序）祈求上帝。可他最后给国家留下了最具破坏力的打击，费利佩直到死亡前4年才成功生出一位继承人——不过他在生育非婚生子方面并未遭遇任何困难，有人认为他共有8个私生子。他的儿子于1665年以卡洛斯二世（1665—1700年在位）之名继位，但卡洛斯是个可怜人，生理和心理都不健全。按照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爵士富有特色的阴郁断言，卡洛斯是“一个衰落王朝的最后苍白遗物，留给他掌控的不过是一个破碎君主国毫无生机的尸体，那是往日伟大帝国的黯淡遗迹”，他的统治则是“堕落的可悲景象”。

或许“退化”是个更适合用在这里的词。卡洛斯的父亲当然是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而他的母亲奥地利的玛丽安娜（Mariana）也是，玛丽安娜的父母——斐迪南三世皇帝和玛丽亚·安娜公主——同样属于哈布斯堡家族。起初和玛丽安娜订婚的是费利佩四世之子巴尔塔萨·卡洛斯（Baltasar Carlos），此人是费利佩四世和第一任妻子所生，可巴尔塔萨·卡洛斯于1646年去世，她不得不转而嫁给死者的父亲，费利佩本该当上公公，此时却成了丈夫。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加丽塔（Margareta）嫁给了另一个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此人正是玛加丽塔的舅舅利奥波德，斐迪南三世之子。类似情况还有不少。在这个不断沉降的基因池里，哈布斯堡家族还能保持漂浮已经是个奇迹了。换言之，卡洛斯二世成为呆小病患者兼家族分支的最后一位成员绝非偶然。他的画像虽然比真人好看，却仍然相当怪异，这为因家族利益而走火入魔会产生何种后果提供了视觉例证。［他的奥地利亲戚们似乎对此有所领悟。利奥波德一世在娶了两位哈布斯堡亲戚也安葬了两位哈布斯堡亲戚后，转而向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求亲，娶了普法尔茨—诺伊堡（Pfalz-Neuburg）的埃莱奥诺拉·玛格达莱娜（Eleonora Magdalena）。他们的两个儿子约瑟夫一世与卡尔六世在追求远交方面走得更远，都娶了不伦瑞克的韦尔夫家族的公主。］

卡洛斯二世在整个童年期间都像个婴儿一样需要被人抱在怀里，即便在成年后，他也时常不能走路或无法说话。卡洛斯二世的无能创造出了权力真空，他的母亲则乘虚而入，为太后提供顾问建议的先是她的耶稣会告解神父德意志人尼塔尔（Nithard），后来则是声名狼藉的安达卢西亚冒险家费尔南多·德·巴伦苏埃拉（Fernando de Valenzuela）。君主权威出现了内爆般的崩溃，尤为惊人的表现是1677年奥地利的唐胡安·何塞（Don Juan José）的干政事件，他据说是费利佩四世的私生子之一，不过这种父子关系还存在争议。此人在加泰罗尼亚集结了一支军队之后便朝马德里进军，沿路呼吁摄政太后驱逐巴伦苏埃拉并答应由他自己担任她的首相，是为“兵谏”（pronunciamento）。这样的干政事件在西班牙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但远不是最后一回，1936年7月17日，佛朗哥（Franco）将军也发起过“兵谏”（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在这个软弱无能的政权统治下，权力出现了有利于地方精英的碎片化离心倾向：“这并非由信念产生的联邦主义，而是失能导致的联邦主义。”（埃利奥特语）

而在中央，残存的王权已落入由大贵族主导的咨议会手中，实际运作咨议会的是一个紧密联结的贵族精英集团，他们都在贵族化的寄宿学院（colegios mayores）接受过教育。从纸面上看，它很像是一个组织合理的官僚体系，事实上，有位研究费利佩四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学家将当时的西班牙描述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官僚国家”［R. A. 斯特拉德林（R. A. Stradling）语］。费利佩四世本人当然是竭尽全力证明了这一赞许实至名归，他辛辛苦苦地长期独自在桌上堆积成山的文牍中工作，还曾向他的修女知己吹嘘道：

玛丽亚修女，请相信不论工作有多少，我从不拒绝接受。就像任何人都会告诉你的那样，我一直坐在这里，坐在这张椅子上，手上拿着纸和笔，阅读、审阅咨议会给我传来的成堆的问题，还有从外国发回的公函。我立刻就最紧急的问题做出决断，总是尽力让我的决断符合理性的需求。至于那些更重大、更复杂，因而需要更仔细分析的事务，我会交付给不同的大臣，这样，在听取他们的建议后，我可以选择最好的政策。可是说到底，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做出决断，因为我承认这是只属于我的职责，也理解这是只属于我的职责。

奥利瓦雷斯于1643年失宠后，费利佩四世（像后来的路易十四那样）宣布他将亲自管理政府，可他未能持续付出亲政所需的努力。而在他儿子治下，连国王掌权的幌子都不存在了。法国财政专家让·奥里（Jean Orry）在卡洛斯二世死后评论道：“各个咨议会统治着这个国家，也由它们分配王国的一切职位、一切恩宠和一切收入。”西班牙在理论上仍然是一个绝对主义君主国，可在实践中，它就像中央和地方的精英们联合经营的一家企业。关于这一点，约翰·林奇说得很好：“到了17世纪末，马德里庞大且看似活跃的官僚机构已不是绝对主义的工具，也不是中央集权的手段，而是君主和臣民间的中介，它与贵族、教士、包税人、城市寡头和其他与王国政府合作而非服从于它的地方利益集团打交道。”

卡洛斯二世于1700年去世，这引发了一场通常被称作“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欧洲大战，可在西班牙境内，它是一场内战，带来了种种相应的恐怖。波旁家族的王位候选人费利佩五世取得了胜利，这也是卡斯蒂利亚的胜利和加泰罗尼亚的失败。事实上，它是所有边缘省份的失败。哈布斯堡王朝末期的宽仁手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牢固得多的掌控。巴塞罗那沦陷后，当地有一整个城区被毁，还建起了一座庞大的要塞，这可以作为边缘地区命运的象征。新的统治者在1707年的“新计划”（Nueva Planta）中宣布了他的意图，他要求彻底扫除过去妨害马德里绝对主义统治的一切特权和制度：“阿拉贡王国、巴伦西亚王国，以及它们的全体居民发起了叛乱，违背了承认我为合法国王和领主时立下的效忠誓言，有鉴于此，他们丧失了曾享有的一切权利、特权、豁免权和自由。”中央集权制是那个时代的风尚，费利佩五世随后称：“我的愿望是令西班牙诸王国都服从同样的法律、惯例、习俗和公断，每一个臣民都同样服从卡斯蒂利亚的法律——这些法律值得高度赞赏，为全世界广泛接受。”

取代咨议会的是按照法国模板以官僚化形式组织、由国务大臣负责的政府部门。伴随着这一结构性重建进程，社会变革到来了。在哈布斯堡家族治下，按照1683年威尼斯人科尔纳罗（Cornaro）的说法：“权力完全落在大贵族手中。他们以家族联系和私人利益为纽带绑在一起，既不关心公众福祉，也不在乎王国利益。大贵族的权力增长极多，国王的权力也衰退极多，在此情形下，就算国王打算以绝对主义的专制方式统治，我也怀疑他能否成功。”费利佩五世取得的决定性军事胜利令大贵族们身处困境，靠着自己的大庄园（latifundia），他们仍然富有，仍然拥有权势，却丧失了此前享有的“贵族共和制”。法国大使博纳克（Bonnac）在1711年说：“总体而言，天主教国王陛下对西班牙大贵族的看法是，这些人只要不在职，就无力造成危害，因为他们遭到属民的憎恨和小贵族的厌恶。”从18世纪整体来看，国务会议的成员中，将近1/3是新贵族，超过1/3是没有贵族头衔的律师或军官，只有1/3是大贵族或其他拥有古老谱系的贵族。与其说这代表了什么“资产阶级”夺权，倒不如说是“用官僚制度的贵族化革新了贵族政治” ［I. A. A. 汤普森（I. A. A. Thompson）语］。1711年后，西班牙还以监政官体系为模板，引入了一个由中央任命和指导官员的网络，这同样让人想起法国的做法。

有人希望王朝的改革能够将西班牙带回16世纪的美好时光，那时它主宰着欧洲，创建了日不落的帝国，可这样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一个世纪后，西班牙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要说还有什么变化，那也是变得更弱了，而且连其殖民帝国也开始崩溃了。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西班牙人几乎无力控制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变迁。然而，西班牙人在君主方面依然运气不佳。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持续的近亲结婚，因为哈布斯堡王室和波旁王室在上个世纪不断通婚：路易十四的母亲来自哈布斯堡家族（费利佩三世之女），他本人则娶了表妹玛丽亚·特雷莎（Maria Theresa/María Teresa，费利佩四世之女）。不论原因如何，就算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国王相较于前任的确表现出了进步，这种进步就本质而言仍不算大。费利佩五世受制于两种（有时相互抵触的）激情：性和宗教。费利佩五世的异常勃起症状十分严重，可他又十分敬畏上帝，于是竟到了任由王后摆布的地步。他的祖父路易十四曾给过他一个可靠的建议：“国王们暴露在公众眼中，要是让他们的妻子占据主导地位，就会受到格外的嘲笑。你眼前有前人的榜样。王后是你的第一臣民。鉴于她的这一属性，作为你的妻子，她应当服从你……你从一开始就要强势。”然而，他的第一任妻子萨伏依的玛丽·路易莎（María Luisa di Savoia）只需禁止他上床两个晚上，便足以制服费利佩，让他颤抖着表示屈服。他的第二任妻子伊莎贝尔·法尔内西奥（Isabel Farnesio）使用了同样的武器，收效则更为显著，此外，她还操持西班牙外交政策为自己的两个儿子争取利益（鉴于费利佩五世和玛丽·路易莎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他们不大可能继承西班牙王位）。她最终成功地让自己的孩子与欧洲的每一个重要天主教君主家庭缔结婚姻——从葡萄牙到萨克森，只有巴伐利亚例外。

费利佩五世癫狂般地从卧室冲进忏悔室，又从忏悔室赶回卧室，如此制造出的紧张状况导致他出现周期性的崩溃症状，这种症状以极度抑郁、偏执和害怕带着弥天大罪死去的形式表现出来。当费利佩五世于1717年首次出现严重崩溃时，法国大使报告如下：“国王由于过度使用王后，显然日趋衰弱。他已经彻底精疲力竭。”约翰·林奇简练地补充说，大使觉得没有必要评论王后的状况。每当发作，费利佩就卧床休息，拒绝起身、穿衣、洗澡，甚至不顾自己的生理机能，最终一连几天乃至几周躺在自己的粪便上。当费利佩五世在1737年再度发作时，他竟找到了不可思议的解脱方式，那便是这个时代的歌剧明星——阉人歌手卡洛·布罗斯基（Carlo Broschi），此人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法里内利”（Farinelli）。法里内利在国王卧室隔壁吟唱咏叹调，声音深深打动了国王，竟到了让他请求歌手再唱一次，并许以任何形式报酬的地步。机敏的王后为此做了合适的预备工作，法里内利此前正是应她的邀请来到马德里的，他恳求费利佩五世从床上起身，重新承担作为国王的义务。事实证明，法里内利的治疗非常成功，他成了国王夫妇的密友，也成了这个国家的文化霸主。可他还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到了这时，国王的状况纵然多少稳定下来，可他已是日夜颠倒：中午起身，晚上处理公务，早上5点吃“晚饭”，上午8点上床休息。法里内利不得不适应国王的节奏，一年后，他哀叹道：“我从来的那天起，就做着同样的例行事务，每天晚上为国王和王后歌唱，而他们就像第一天听我唱歌一样。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他能让我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保持健康，我每天晚上都要唱八九个咏叹调。我从不休息。”

费利佩五世在位46年。事实证明，卢维尔侯爵（marquis de Louville）早年的预言“他是一位现在不统治也将永不统治的国王”并不算太离谱。就算他的两位王后具有坚强的性格，她们也没有填补权力真空所需的能力，要是考虑到她们的卧室/病房义务，甚至可能连必要的时间都没有。真正填补权力真空的是一系列宠臣，其中第一个便是乌辛斯亲王妃（princesse des Ursins），圣西门公爵认为她的驱动力源自“像男子一样渴求名声与权力”，她也有许多施展的机会。1714年，伊莎贝尔·法尔内西奥一到西班牙就粗暴地免去其职务，取代她的是来自帕尔马的朱利奥·阿尔贝罗尼（Giulio Alberoni）枢机主教，之后是荷兰冒险家扬·威廉·里珀达（Jan Willem Ripperda）。里珀达过山车般的经历高度概括了西班牙政府在第一代波旁国王治下的不稳定性质：王后的庇护让他成为一位公爵，一位西班牙大贵族；王后取消庇护则让他沦为囚犯，继而成为逃犯。里珀达体验了值得写成“流浪汉”冒险小说的多次历险，包括改宗伊斯兰教（他此前已从加尔文宗改信天主教）和率领摩尔军队在北非对付西班牙人，他最终于1737年在贫困中死去。1726—1736年，何塞·德·帕蒂尼奥（José de Patiño）成了事实上的首相，他是一位虽然保守却讲求实效的管理者，给西班牙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费利佩五世的统治时间差一点就大大缩短了，因为他在1724年不切实际地将王位让给自己的儿子路易斯（Luis），“以便在我的余生中集中精力应对死亡，并为我在另一个更为持久的王国里获得救赎而祈祷”。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新国王死于天花，费利佩五世勉强重新承担起国王义务。至少，这场突然死亡让西班牙不会再有另一个怪物，这说的与其是状况不明的路易斯国王，不如说是他当时年仅15岁的王后路易莎·伊莎贝尔（Luisa Isabel），此人也是波旁家族的成员，而且人们认为她的父亲奥尔良公爵把梅毒遗传给了女儿，她的古怪行为包括粗言秽语和赤身裸体地在宫殿周围跑来跑去。当费利佩五世最终于1746年逝世时，事实证明西班牙是“改变越多，就越是保持原样”（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因为他的儿子费尔南多六世（Fernando VI）性格酷似父亲，同样在肉欲和灵魂狂喜间做着痛苦的抉择，并完全受制于他的葡萄牙妻子玛丽亚·芭芭拉（Maria Bárbara）——虽然王后以丑陋闻名，威廉·考克斯（William Coxe）有些失礼地断言：“她相貌平平，体态中原有的优雅已消失在肥胖当中。”费尔南多六世的精力不如其父充沛，他为人懒散，对处理政务漠不关心，让王后管事。法国大使对新君主的统治评论如下：“是芭芭拉继承了伊莎贝尔，而不是费尔南多继承了费利佩。”

不过，不管是谁继承了谁，新的统治都标志着一定程度的进步。费尔南多六世的精神状态虽然不够稳定，但他并没有其父那么狂躁，症状也较易控制。王后也没有以所居的国家为代价去追求她个人的王朝目标，她不像伊莎贝尔·法尔内西奥那么自私，还比她更有才干。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王后是有天分的音乐家，她会演奏也会作曲，还是富有鉴赏力的艺术赞助人。多梅尼科·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自1719年起就是玛丽亚·芭芭拉的室内乐师，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干到1757年逝世为止。王后还继续赞助法里内利，让他不用忍受前任国王治下的古怪工作条件。而在选择大臣方面，她也表现出了比伊莎贝尔·法尔内西奥更好的判断力，最著名的两位大臣是恩塞纳达（Ensenada）和卡瓦哈尔（Carvajal）。即便这两人之间存在诸多削弱国力的派系斗争，西班牙还是取得了意义重大的进展，它实施了税制改革和军队改革，在外国专家的帮助下加快了公共工程建设，缩小了与欧洲北部的技术差距。玛丽亚·芭芭拉于1758年8月逝世后，她的重要性更是显露无遗，她的死亡让原本挣扎在神志失常边缘、只能勉强控制自己的费尔南多六世国王彻底陷入痴呆。国王悲痛得不能自已，他把自己关在马德里附近堪称简陋的比利亚维西奥萨—德奥东（Villaviciosa de Odón）城堡，漫无目的、不停地在城堡房间周围踱步，拒绝别人给他洗澡、穿衣或喂饭。西班牙政府及其帝国陷入停顿之中，一年之后，死亡给这位痛苦的鳏夫带来了慈悲的解脱，西班牙政府与帝国才恢复运转。

费尔南多六世的异母弟卡洛斯三世自1735年起统治那不勒斯，他抵达西班牙后，便展示了个人性格在决定某个18世纪国家命运时的重要性。与此前94年的惨状相比，这个“波旁侏儒里的巨人”（约翰·林奇语）带来了西班牙急需回归的常态。他身心健全，和蔼可亲，既有男子气概又不会过度痴迷于性事（他在婚内生了13个子女），既虔诚又非宗教狂热分子，作为统治者，他带着开明、果断的声望来到西班牙。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考察“开明的绝对主义”时所见，他虽然在传统社会和政治限制下处事，却仍是一位活跃的改革者。就政府结构而言，卡洛斯三世起初是纯粹的绝对主义者，亲自做出所有重要决断。西班牙必定不存在什么约束他行使权力的宪政障碍，就像卡斯蒂利亚议会（Cortes）谦卑地告知国王时所说的那样：“哦，陛下，这个王国不仅准备好向您宣誓忠诚，以正当形式效忠，而且还要执行陛下提出的任何主张。”1766年的骚乱（见下文第405—406页）促使国王改变了导向，他疏远了像埃斯基拉切（Esquilache）那样具有那不勒斯或西西里背景的顾问。卡洛斯三世统治的第二阶段有两位主要人物，大贵族阿兰达伯爵（conde de Aranda）和小贵族何塞·莫尼诺（José Moñino），后者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弗洛里达夫兰卡伯爵（conde de Floridablanca）。两人间不可避免的个人对抗反映出了西班牙贵族两端之间的社会斗争。尽管卡洛斯三世直到逝世之前都充分控制着政权，但政府的个人化程度已经有所降低，部门化程度则有所提高。国务大臣们越发频繁地在人称“政务会”（juntas）的临时委员会中碰头讨论政策，甚至可能已经发展出了某种意义上的集体责任感。

卡洛斯三世在法国革命爆发前一年去世，这场革命将迫使西班牙面临种种难以应对的挑战。统治者和他们的精英以缓慢且不充分的方式毫无规律地适应着时局。就算大贵族们已经从17世纪的显赫地位上滑落下去，就算“拥有头衔的贵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能力、尽心公务”（I. A. A. 汤普森语），但他们显然还是缺乏在革命时代取得成功乃至求得生存所需的爱国主义。而且，就算西班牙的社会政治组织已经摆脱了1700年左右的垂死状态，但它还是相当僵硬的，只能断断续续地回应中枢发出的神经冲动。一个不祥迹象是，随着将领人数的快速增加，军队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1788年，西班牙有47位中将，4年后，中将人数竟增加到132名。而在其他方面，路易十四在1701年的评论仍然适用，这番话是他对新任驻西班牙大使马尔桑伯爵（comte de Marsin）说的：“国王的权力一直是绝对的。人民渴望得到拯救，却非常驯服。内部分裂的大贵族不受欢迎，他们没有什么党徒，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赶出马德里，为此感到惊慌，而且懒惰到了不足以构成威胁的地步。”

*

在拼合成意大利半岛的诸多邦国中，统治者与精英间的关系多种多样。不过，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在整个世纪都变化甚微，或者说至少在18世纪90年代法军入侵之前变化甚微。教皇诸国（Papal States）或许是政治停滞的最极端例子，“诸国”（States）这个复数形式用在这里是极其恰当的，因为它是15个省份的聚合物，还包括位于那不勒斯王国的两块飞地和位于法国的两块更遥远的飞地［阿维尼翁（Avignon）和孔塔韦奈桑（Comtat Venaissin）］。从表面上看，教皇国是一个选举君主制政体，由选出来的教皇统治，受到神圣枢机团的控制，而实际上，后者早已放弃了任何正式控制职能。用法国历史学家路易·马德兰（Louis Madelin）的话说，罗马已经沦为被无能专制统治的贵族共和国。教皇的言辞和教皇的权力之间的确存在差异，正如本笃十四世的评论“教皇指挥，枢机不服从，人们自行其是”所说。他的军队、警察和法院都成了被人奚落的对象。孟德斯鸠1728年曾对罗马进行长时间的访问，他在那里结识了几位枢机主教，其中就包括未来的克雷芒十二世，访问结束后，孟德斯鸠写道：“基督的教皇很伟大，作为君主却很渺小。”

既然教皇国的圣部看上去像“一个门外汉几乎通不过的迷宫”［（汉斯·格罗斯（Hanns Gross）语］，那似乎连概述一下它也没什么意义了。高层的状况也不甚清晰，因为有三个强力大臣：教廷国务卿，他既是外交大臣也是内政大臣；总管枢机，他的职责涵盖财政、农业、商业和公共建筑部门；总财务官，他并不从属于总管枢机，而是直接对教皇负责。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罗马这座城市十分依赖存在于城墙之内的天主教会中央机构。据估计，100多名阁员的随从及家属总数就大约有8万人之多，或者说是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为了获得教皇的豁免，世界各地的忠实教友给罗马发来了无穷无尽的请愿书，而城里的居民中就有许多是靠请愿书赚钱的律师。虽然似乎难以置信，但有人曾估计每140名居民中就有一个律师。

对罗马城和教皇国的人民来说，至少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意味着他们能够享有稳定的政治。而在其他地方，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导致了动荡的局面。西西里就是个极端案例，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支系的统治一直持续到该支系于1700年断绝为止，随后，波旁家族的费利佩五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统治此地，接下来是皮埃蒙特的维托里奥·阿梅代奥二世统治了近7年，奥地利的卡尔六世统治了近15年，这里又在1735年重归波旁家族的西班牙支系，由卡洛斯三世统治，卡洛斯三世在1759年登上西班牙王位后将西西里传给他的第三子费迪南多（Ferdinando）。不管费迪南多有多少缺点，至少他带来了连续性，其统治一直持续到1825年。在17世纪下半叶，西西里的精英们受益于卡洛斯二世那“仁慈的分权主义”（约翰·林奇语）。然而，即便是他那微弱的掌控也可能在紧急状况下出于某种目的而收紧，不过收紧速度相当缓慢。17世纪70年代中期，官方花费4年时间才得以平定墨西拿暴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局经过为期一年的努力都未能组建一个地方民兵团，只得动用西班牙团、德意志团甚至土匪来提供镇压所需的强制手段。当秩序最终于1678年恢复时，重回墨西拿的副王桑蒂斯特万（Santisteban）伯爵给战败的叛军施加了极为严厉的惩罚，以至于墨西拿人口在10年之内减少了50%。桑蒂斯特万决定将市政厅夷为平地，在旧址上犁地并撒上盐［“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士师记》第9章第45节）］，此举体现了镇压的文化基础。曾在1674年召唤市民暴动的大钟被熔化，改铸成卡洛斯二世践踏叛乱的多头蛇的铜像。

西西里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有议会，这是18世纪意大利仅有的三个议会之一，另两个位于教皇国的安科纳（Ancona）边区和威尼斯的弗留利（Friuli）省。然而，议会的雄心与成就都相当有限。议会的三个部门都由特权阶层主导，而他们可能是在变革中损失最重的人群，因此，议会就像制动器，让已然沉睡的政治继续停滞。由于议员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点心上，维托里奥·阿梅代奥二世将它贬称为“冰激凌议会”。鉴于绝大部分选票都被控制在几个结有姻亲关系的家族手中，表决程序只是个形式。一辆马车通常就能运送所有需要出席的代表，只要两三次会议就能完成整个议程。维托里奥·阿梅代奥二世至少还花了一年时间去了解他的新领地，而卡洛斯三世只在返回那不勒斯之前在岛上待了一周，还留下了一座自己的雕像，出于经济考虑，这座雕像是把他前任国王的雕像熔化后另铸的。

西西里也许代表了落后的最低点（可以说它现在仍是意大利最落后的地区），在半岛的另一端，皮埃蒙特则展现出较多的活力，因此，19世纪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将它呈现为业已注定的意大利统一者，视其为“南方的普鲁士”。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该公国在卡洛·埃马努埃莱二世（Charles Emmanuel II，1638—1675年在位）公爵的长期统治期间臣服于法国。常备军的建立与扩张、决策的集中和官僚机构控制力的增强即便并非法国人一手导演，也是在效仿法国。到他统治末期，督政官网络已然出现，这说明皮埃蒙特人走在了他们邻居的前面。随后的两位长寿继承者维托里奥·阿梅代奥二世（1675—1730年在位）、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1730—1773年在位）继续贯彻这一绝对主义政策。它既是公国持续致力于最大化利用资源、增强国际地位的结果，也是其原因。18世纪中叶时，常备军已经扩大到4万人，1796年增加到7万人，再加上有利的战略地位，维托里奥·阿梅代奥二世根据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成了西西里国王。1720年，维托里奥·阿梅代奥二世被迫把这个王国让给卡尔六世，作为补偿，他又成了撒丁国王。

只有在了解到皮埃蒙特—撒丁最终“统一”了意大利之后，人们才能产生探究一个世纪之前发生过什么的兴趣。这一时期意大利最进步、最具主动性的政府行动是由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分支的一位成员发起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该地区的政治颓废。皇帝弗朗茨一世在1765年逝世后，其遗孀玛丽亚·特蕾莎将他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交给了小儿子利奥波德（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作为“次子领地”（secundogeniture）。事实证明，利奥波德是这个世纪最聪慧、最开明、最有成效的改革者之一。他意在使国家中央集权化、合理化和标准化的许多举措很常见。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关注人民在政府中的参与度，通过改革市政委员会，他让地产主和纳税人都能参与其中。这一计划在1772年始于沃尔泰拉（Volterra），1786年时已经扩展至整个公国。利奥波德还打算用民兵取代正规军，他的这一尝试就没那么成功了，事实上还遭遇了彻底失败，可此举也表明他正在努力寻求将一个自上而下的威权主义国家变为公民（而非臣民）为自身事务承担责任的国家。

他为托斯卡纳设计一部宪法的计划就更有意思了。在私人书信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清楚表明自己不同意兄长约瑟夫对待政治的粗暴方式，斥之为“专制主义”。利奥波德曾于1779年在维也纳长期居留，在返回托斯卡纳的路上，他给自己的大臣弗朗切斯科·马里亚·詹尼（Francesco Maria Gianni）寄去了一份宪法草案，其目的在于找到一个能够让统治者和人民为共同利益而共同工作、能够抵制专制主义的权力架构。事实上，按照利奥波德最权威的传记作者亚当·万德鲁什卡（Adam Wandruszka）所述，他执着于守护公国、对抗专制政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对奥属尼德兰乃至匈牙利传统政体的崇拜，但也可以看出更多的现代影响。他深入阅读了英法两国的启蒙理论书籍，其作者包括洛克、孟德斯鸠以及诸多重农主义者，他也对美国革命进程表现出同情和浓厚兴趣。利奥波德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有过书信往来，还拥有一本宾夕法尼亚宪法的法文译本。

利奥波德宪政理论的根基是对社会契约的信仰，他从中推导出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幸福、福利、安全、财产和自由权利，只有在需要尊重他人自由时才应当受到约束。因此，统治者永远都只不过是人民的仆人，人民有权监督立法与行政。每个国家都应当拥有一部基础性宪法作为根基，它可以让公民代表和大众持续不断地监督行政部门。这种安排有利于统治者，因为它可以防范腐败和宗派主义，而且，人们感到统治者有合法性，就会生发出拥戴、信任、参与感、自我牺牲等正面情感。它将协助统治者行善，防范其作恶。利奥波德还想设立省级议会和全国议会，将选举权赋予25岁以上的全体有产男性。议会还享有批准征税和年度预算的关键权力。利奥波德私下里手写的备忘录给出了他推崇宪政的有力证据：

现有的政府制度已经不再可行……每个政府都必须拥有一部宪法……让行政权执掌于一人之手、立法权掌握在全国代表手中的有限君主制是最好的……国家不仅有权批准与税收相关的法律，也有权批准其他所有法律，无一例外。

现在已经无法估计这一方案是否有可能取得成功了。事实上，约瑟夫二世告知利奥波德要废除托斯卡纳原先享有的准自治地位，并将此地重新纳入哈布斯堡君主国，就此令方案陷入停顿。当利奥波德本人于1790年继承其兄帝位后，他光是处理破碎的遗产就已经手忙脚乱了，更不用提还有法国大革命，可是，正如我们将在后文所见，利奥波德的短暂统治表明他真诚地致力于托斯卡纳宪政事业。

大不列颠

通常认为，描述波旁王室流亡者的警句“什么都没有学会，什么都没有忘记”是塔列朗说的。而在1660年，这句话也适用于回国的斯图亚特王室。和他们的法国后继者一样，斯图亚特王朝跌跌撞撞地设法让一任君主完成了统治，只是在更为愚蠢的王弟挥霍掉最后一丝残留的善意后才再度踏上流亡之旅。在前后发生的两场相似的逃亡中，詹姆士二世在1688年逃到法国避难，查理十世则在1830年逃到英国。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因为英国从长期的政体危机中产生了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它在被反复修正后沿用至今，法国则经历了又一个王朝、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迄今为止是五个。1688—1689年解决方案的长寿与它本质上的保守特性关系密切，它与其说是一次妥协，倒不如说是将过去曾经奏效、看起来也值得保留的东西汇聚到了一起。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曾拿航海打过一个著名的比方，用以解释政治上的成功，而英国的状况便为这个比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政治活动中，人就像是在无边无际的无底大海上航行，没有避风的港口也没有下锚的地方，没有出发地也没有指定的目的地。航海事业就是要保持平稳漂浮。海既是朋友，也是敌人。航海技术就在于利用传统行为方式资源，让每一个不友善的场合都变得友善。

载着英格兰政治国家的船在1688年起航了，《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描述了它的构造，其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权利法案》。威廉三世和玛丽女王必须先行签字同意这份文件，然后才能获准登上人们眼中詹姆士二世业已放弃的王位。制定这部法案的议会在序言中明确阐述了他们的合法性来源：“上议院神职贵族与世俗贵族和下议院集会于威斯敏斯特，合法、充分、自由地代表王国人民的所有等级……”他们不是从一张白纸着手，而是在进行古老意义上的革命——恢复在有野心的暴君开始“颠覆和消灭新教与王国法律、自由”之前的正确秩序。这也巧妙地总结了革命者的目标：确保再也不会有人试图把天主教和绝对主义强加给英格兰。在这两个恶魔当中，前者的威胁更大，需要被明确驱逐出去，因此颁布了如下法令：

任何人若与罗马教廷或罗马教会和解或共融，或信仰教皇宗教，或娶了教皇信徒，均不得且永远无资格继承、拥有或享有本王国、爱尔兰、所有属地，或它们中任何一部分的王位和政府，也不能在这些地方享有、使用或行使君主的任何权力、权威或管辖权。

为了预防日后出现对国家法律和自由的侵犯，君主不得暂停法律的执行，不得干涉司法或陪审团，不得挑选议员或蔑视议会，不得在未经议会批准时维持常备军或征税。至关重要的是，议会此后要定期召开、频繁召开，1694年的《三年法案》进一步巩固了这个要求，规定议会每年举行一次年度会议，每三年举行一次大选。狡诈又坚定的威廉三世设法让议会放松了围绕着他的一些限制，但对战争经费的庞大需求还是迫使他基本上受到议会的掌控。这一解决方案以其持久性证明了保守和自由只是看上去矛盾，其本质并不矛盾。在18个世纪以及之后的世纪里，对它的赞美之辞堆积如山，大卫·休谟的下列文字可以作为代表：“它令人民原则占据优势地位，让英格兰政体的性质超越了一切争议……我们在这座岛屿上享有的政府制度即便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备的自由制度。”

虽然进行光荣革命的人们对天主教问题的立场一致，但在不信奉国教的新教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就有颇多分歧了。新教问题最后以妥协告终，在1689年的《宽容法案》中，当权的圣公会事实上承认它再也不能指望根除清教了。一方面，英格兰仍然是一个设立国教的国家，一切公职和大学都只对圣公会教徒开放；另一方面，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如浸信会、公理会和贵格会教徒）即便不参加圣公会宗教仪式也不会受到惩罚，而且可以建立自己的教堂和学校。其后，有组织的非国教徒数目迅速增加：截至1710年，官方已颁发了3 900份非国教聚会场所的开放许可证，英格兰和威尔士当时有大约40万名非国教新教徒。伦敦的非国教聚会所数目是圣公会教区教堂的两倍之多。尽管非国教徒照样得忍受各种形式的歧视，其中最为繁重的是继续缴纳教会经费，并向从未到访的教堂缴纳什一税，但不管圣公会的主导地位有多么令人不快，它至少不是罗马天主教。

类似的想法也有助于让英格兰精英或多或少地保持团结。君权神授、世袭继承、教会不可抗拒君主这些受到托利党珍视的原则已经破裂，但毕竟威廉三世和玛丽不是詹姆士二世，这对大部分托利党人多少算是安慰，让他们勉强接受现实。詹姆士二世在其短暂统治期间野蛮践踏个人和团体财产权，这极大地限制了向“水上国王”献上颂词的詹姆士党。尽管关于詹姆士党的威胁有许多巧妙的夸大之辞，但不变的事实是，在苏格兰高地以外，社会各个阶层对詹姆士党的支持都微不足道，即便在缺乏吸引力的乔治一世于1714年继承王位后也是如此。乔治一世最大的资产就是他的新教信仰。“老僭位者”认定伦敦并不值得他做弥撒后，也就把无价的优势交给了对手。由于英格兰天主教社区规模很小，国家政治在本质上还是归国教徒掌握，斯图亚特王室现在只能期望在西班牙或法国的帮助下夺取他们声称拥有的王位了。所以，新教与爱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天主教与叛国的联系也相应紧密起来。到了这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就意味着外来入侵。詹姆士三世的次子亨利成为一名天主教神父，接着又成为枢机主教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成本就太高了，只有一小部分人数日益稀少的詹姆士党死硬分子还坚持此事。

光荣革命用宽容不从国教新教徒、压制天主教徒的手段解决了曾在17世纪对英格兰造成严重破坏的宗教问题。同样的手段也在爱尔兰实施，但那里的状况却与英格兰大相径庭，因为天主教徒占爱尔兰总人口的3/4（而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仅占大约2%）。可是，天主教徒于1690年在博因河（Boyne）河畔遭遇决定性失败后，他们就身处绝望境地了：“它再一次证明了斯图亚特王朝从爱尔兰夺回英格兰的努力既给爱尔兰人带来了灾难，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灾难。”［基思·费林（Keith Feiling）语］天主教徒被排除在爱尔兰议会之外，还要受到一系列法律的限制。例如，他们在1695年被禁止持有武器，也不能拥有价值5英镑以上的马匹；1697年，天主教主教和正规神职人员也被放逐；同样是在1697年，天主教徒基本被禁止继承新教徒的土地，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土地完整地交给继承人；1703年，天主教徒丧失了购买土地或长期租用土地的权利，还被迫将自己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所有继承人。正如上文这些措施所示，占据支配地位的新教徒深知控制局面的关键在于土地所有权。17世纪90年代，沾染了叛国罪名的天主教地主被大面积没收土地，这就创造出了崭新的盎格鲁—爱尔兰新教精英群体。1640年，天主教徒占有爱尔兰59%的土地，1688年便下降到22%，1703年更跌至14%。为免人们对爱尔兰的从属地位产生疑问，英国议会在1719年通过了一部法案，它名为《为了更好地确保爱尔兰王国从属于大不列颠君主的法案》，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宣示法案》，清楚地体现了英国议会的优势地位。

在苏格兰，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那里的长老会曾是威廉三世的热忱支持者。詹姆士二世在苏格兰没法说自己是逊位的——他是被废黜的，苏格兰“等级大会”既然废过一次国王，就很可能再废一次。威廉三世不仅要承认这一事实，还必须放手让苏格兰议会重整这个国家的教会。结果就是长老会成为苏格兰的官方教会，圣公会则丧失了体制内地位。此后10多年里发生了剧变，这再度体现出苏格兰高地与低地之间的分歧就像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分歧一样深。这种分歧在国内戏剧化地表现为格伦科（Glencoe）屠杀，当时一群苏格兰人［坎贝尔家族（Campbells）］根据一个苏格兰人［约翰·达尔林普尔（John Dalrymple）］的命令杀死了另一群苏格兰人［麦克唐纳家族（Macdonalds）］。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政治精英都意识到——前者比后者更早——只有两国联合才能终结一个多世纪以来导致两败俱伤的周期性动荡。而且，苏格兰不愿在继承问题上跟随英格兰，这样一来，就可能有一位支持詹姆士的国王出现在边界以北，带来可怕的战争。1707年1月，《联合法案》得以通过，该法案第一条便显示出对国家符号重要性的深刻把握：

苏格兰与英格兰这两个王国应当自下一个5月1日起永远合并为一个名为大不列颠的王国，前述联合王国的旗帜图案应如女王陛下所定，圣安德鲁十字与圣乔治十字应根据女王陛下认为合适的方式交叉，用于海洋和陆地上的一切国旗、船旗与军旗。

为了给这个注定在苏格兰不受欢迎的药丸包上糖衣，英格兰谈判人员提出了许多具有吸引力的让步条件，在经济方面的尤为突出。苏格兰人放弃了独立的立法机构，作为交换，他们在威斯敏斯特获得了45个席位（30名郡议员和15名城市议员），在上议院获得了16个席位，占据这16个议席的人选由苏格兰贵族会议从自己内部选择。没过几年，后者就成了“事实上的政府名单”（哈米什·斯科特语）。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由此创立，这个王国比17世纪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联合。在1688年后为期20年的政治重建中，事实证明贵族寡头才是大赢家。是他们控制了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也是他们最早得到了重要职务的任命权。贵族寡头的数量少得惊人：英格兰在1700年仅有173位上议院世俗贵族议员，由于新设的席位弥补了绝嗣的席位，这一数目此后一直保持大体稳定，直到小皮特大举设立新议席才让议席数量在1800年增加到267个。此外，正如约翰·坎农所示，不列颠贵族向新人和新富人敞开大门的名声一定程度上是个神话，甚至直到18世纪末也依然如此。在1800年的上议院贵族中，有113人在1780年或更晚获得贵族头衔，其中25人设法提高了自己的贵族等级，17人出自爱尔兰贵族，7人出自苏格兰贵族，2人是继承其父爵位的非长子。剩下的人员当中，只有7人和贵族不存在某种家庭联系，只有1人是真正自力更生的：银行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第一代卡林顿勋爵（Lord Carrington）。

史密斯跃入上议院得归功于受他操纵的两个“口袋选区”米德赫斯特（Midhurst）和文多弗（Wendover），史密斯明智地将这两个选区交给威廉·皮特处置。那也是许多有抱负的贵族在争取首相关注时采取的手段。在皮特提出的第一批封爵人员中，就有选区贩子托马斯·皮特（Thomas Pitt），他成了卡姆尔福德勋爵（Lord Camelford），控制着老萨勒姆（Old Sarum）和奥克汉普顿（Okehampton），还有爱德华·埃利奥特（Edward Eliot），他握有圣杰曼斯（St Germans）、格兰庞德（Grampound）、利斯卡德（Liskeard），在其他几个康沃尔选区也拥有影响力，这批人中来头最大的詹姆斯·劳瑟爵士（Sir James Lowther），由于对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坎伯兰和萨里这三个郡的选举影响极大，他直接晋升为伯爵［朗斯代尔（Lonsdale）］。正是劳瑟用他在威斯特摩兰郡的口袋选区阿普尔比（Appleby）把威廉·皮特在1781年送进了议会。劳瑟的独特之处在于给予门客自行处事的全权，只要求门客在“与我们的处事方针出现较大分歧”时辞职。一般而言，他认为“自己”的人“不需要对除了我本人以外的任何人负责”。就连劳瑟的弟弟，在投票厅选择了错误方向后也得辞职。

通过这种方式，上议院贵族对下议院施加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影响力还在增加。就在上议院这个机构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之际，贵族议员的影响力却在日益上升，这颇为讽刺。有许多统计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点：例如在1780年，52位上议院贵族控制了113个席位，换言之，1/4的上议院议员控制了1/5的下议院议员。此外还要考虑到下议院有许多人是上议院贵族的亲戚。在1784年大选产生的议员中，有107人是不列颠贵族或爱尔兰贵族的儿子，还有26人是他们的孙子，1人是曾孙，12人是侄子或外甥，此外有84名准男爵（他们享有世袭的“爵士”头衔，但不能在上议院落座），16名准男爵之子，11名准男爵之婿。难怪约翰·坎农得出这样的结论：“18世纪的下议院很有凝聚力，成员有共同的价值观与信心，也正是这种凝聚力让他们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排外的统治精英之一。”

在不列颠高层的其他领域，贵族及其亲属也越来越多。我们将在谈及高级教士的一章中看到，18世纪初，大贵族试图寻找返回圣公会高层的途径。贵族从未远离武装力量，此时更是收紧了对武力的控制。在1769年列出的102名团长当中，有43人是贵族或贵族之子，7人是贵族之孙，4人是贵族之婿。皇家海军中则存在双向进程，一方面，许多取得成功的海军将领被封为贵族［胡德（Hood）、布里德波特（Bridport）、圣文森特（St Vincent）、纳尔逊（Nelson）、科林伍德（Collingwood）、基思（Keith）、加德纳（Gardner）、甘比尔（Gambier）和埃克斯茅斯（Exmouth）］，另一方面，现有贵族的许多非长子加入了海军。圣文森特伯爵曾向乔治三世抱怨：

海军非常渴望获得贵族的点缀，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个军种的重要性；可海军现在充斥着贵族幼支和议员之子，他们吞噬了一切恩宠，阻塞了晋升渠道，事态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不管一位老军官和他儿子这两个人的表现有多好，这个军官之子都不会得到什么晋升机会。

在地方各郡，农业财富日渐增长，贵族在其中所占的份额也稳步上升，个别状况下甚至出现了惊人的增长：贵族拥有的耕地份额从1688年的15%～20%上升到1790年的20%～25%。最富有的大约20位贵族拥有面积超过4万公顷的庄园。地租从18世纪的第二个25年起开始增长，在18世纪90年代快速蹿升，1815年时可能翻了一番。那时，许多大地主受益于日益增长的工业需求，工业发展要用到他们名下庄园地下的资源，特别是煤。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建于这一时期的豪华宅邸点缀在联合王国与爱尔兰各地，比如基尔代尔郡（Kildare）的卡顿（Carton）宅邸［为莱因斯特（Leinster）公爵所建］、艾尔郡（Ayrshire）的卡尔津（Culzean）城堡［为卡西利斯（Cassilis）伯爵所建］，以及德比郡（Derbyshire）的查茨沃思［Chatsworth，为德文郡（Devonshire）公爵所建］，随手举三个例子，由此可见当时大地主的财富与自信。从保留至今的少数几座城市宅邸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皮卡迪利的伯林顿（Burlington）宅邸（为伯林顿伯爵所建），铁圈球街和林荫路（the Mall）之间的马尔伯勒（Marlborough）宅邸（为马尔伯勒公爵所建），以及汉普斯特德的肯伍德（Kenwood）宅邸［为曼斯菲尔德（Mansfield）伯爵所建］。

得利最多的还是大贵族，但他们也带着乡绅们一起进入了1688年之后开放的应许之地。英国约有1.5万户乡绅，他们把土地租给佃农，依靠地租收入过上了越来越有教养的生活。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所见，他们将大量时间投入狩猎和赛马，不过也有些人偏爱图书馆，就像简·奥斯汀于1813年出版的《傲慢与偏见》里的贝内特先生一样。他们以治安官的身份行事，成了国家治理的基石，梅特兰（Maitland）说他们“极具英格兰风格，可能是我国所有政府组织中英格兰风格最显著的部分”。治安官在名义上由国王任命，但实际上由郡长挑选，因此，治安官几乎都来自当地最大的土地贵族，他们负责执行法律，还有少数行政任务，如养护道路和桥梁、准许公共场所开放、监督监狱和贫民习艺所、负责总体治安和法律强制实施、设定郡内税率（如果存在的话）等等。一位治安官坐堂时就足以处理大部分轻微犯罪案件，两位治安官一起出席的“小型审判庭”（petty sessions）可以处理更严重的罪行，两位或两位以上治安官和一位法官出席的“季度审判庭”（Quarter Sessions）则获得了处理几乎一切犯罪案件的授权——仅有最严重的犯罪不在其内。治安官这个职位既没有收入，也不配备任何文书助理，它不会带来物质回报。1693年，萨福克都的治安官埃德蒙·博恩（Edmund Bohun）在名为《治安官：他的职业与资格》（The Justice of the Peace: his Calling and Qualifications）的书中发出警告：“治安官正在成为让他损失许多时间、耗掉若干经费、惹上诸多对头的行当，最后，这个带来上述不便的职业还给不了他什么，只有无利可图的些许荣誉，还得伴着诸多忌妒。”不少治安官似乎在多数时候是怠惰的，有的总是懒懒散散，还有些人，尤其是都市里打算利用职位谋取收入的“贸易治安官”，则是臭名昭著的贪腐分子。托拜厄斯·斯莫莱特（Tobias Smollett）在1762年出版了《兰斯洛特·格里夫斯爵士的生平与冒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Sir Launcelot Greaves），这本书的第十一章名为“对一位当代地方法官的描述”。书中提到的地方法官是戈布尔（Gobble）先生，一名出身低微的熟练织袜工，他“通过和平庸的写手以及最低级的法律代理人交谈学会了一些法律术语”，娶了他主人的遗孀，搬到那个郡，从一位欠他钱的贵族手中获得了治安官的任命。从那时起，“对待那些给不了他称心款项的穷人，他已犯下了一千桩残酷不公的罪行”，因此“人人都讨厌他”。

戈布尔这样的人常有，《汤姆·琼斯》（Tom Jones）中高尚的奥尔沃西（All—worthy）乡绅那样的人也不少。治安官人数很多，所以什么样的人都有。1680年时有2 560名治安官，1761年就增加到8 400名。随着被招募进来的圣公会教士越来越多，治安官的素质在18世纪可能有所提高，到了1800年，圣公会教士出身的治安官约占总人数的1/4。治安官的主要作用在于充当乡绅和贵族间的制度纽带，这个职位让乡绅成为“寡头政治的伙伴”［弗兰克·奥戈尔曼（Frank O’Gorman）语］。因为大部分下议院议员都出自治安官之列，所以将中央和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治安官。正如屈勒味林（Trevelyan）所述：“在18世纪，与其说治安官处在中央的控制之下，倒不如说他们通过全国的议会季度审判庭控制了中央政府。”

贵族和乡绅主宰着议会和地方各郡，掌控行政的则是君主。1688年的解决方案使他成为既在位又统治的国王，是他任命了大臣，也是他告诉大臣要做什么，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外交领域。威廉三世利用英格兰的资源维持他与路易十四的战争，前两位汉诺威王朝的国王则利用英格兰的资源为他们看得最重的这个德意志选帝侯国谋取利益。光荣革命梳理了困扰斯图亚特王朝的宗教、经济问题，甚至可以认为它以这种方式为更强力的君主制铺平了道路。当然，议会现在已经得定期召开了，还控制着钱袋子，然而议会是可以被操纵的。在上议院，主教、苏格兰贵族、军人、海员和廷臣构成了国王可以依赖的坚实根基，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这些人也一直支持他。例如，1783年12月乔治三世认为让福克斯—诺思（Fox-North）政府倒台的时机业已成熟时，他只需做一件事，就是让人们知道他会把任何投票赞成政府《印度法案》的人视为敌人。罗斯伯里（Rosebery）勋爵用一段著名的文字描述了其后出现的状况：

不安的耳语流传开来，勋爵们十分惊恐。渴望郡长[25]或团长职位、星星或草莓叶[26]的贵族们，想有更广影响力、寻求更大用场的高级教士们，卧室里的奴仆们和密室里的爪牙们，不分僧俗，这些人的野心盖过了信念，在国王面前争宠。

在塑造下议院的过程中，王室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选举阶段尤其如此。18世纪中叶，王室主要通过海军部的消费能力控制了大约30个议会选区。尽管有人一再尝试将拿王室薪水的人排除出下议院，以削减王室影响力，但这些努力只取得了很有限的成效。在乔治三世统治的前20年中，即便从王室领取薪水的议员的人数下降了大约20%，1780年时下议院里依然有大约200名“被安插进来的家伙”准备去支持国王选定的大臣。此外，在正常状况下，国王也可以依靠大多数独立议员提供支持。1782年，还不满23岁的小威廉·皮特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雄辩地攻击“王室的腐败影响”：“这一影响在各个时期都带来了许许多多苦难，它让智慧、活力、努力和成功无处容身，我们越强大，王室的影响就越大，但不幸的是，当我们衰落时，它却没有随之衰落。”不到两年，皮特成了首相，他充分利用王室的庇护待在这个职位上。“经济改革”的诸多措施的确减少了王室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仍然是相当重要的。

想要政治稳定，就得有一位同时获得君主和下议院信任的大臣，前者任命他，后者支持他。君主和下议院的信任同样重要。就像福克斯和诺思在1783年发现的那样（而且有许多政客在他们之前已经发现了），国王的不赞成姿态是致命的，而一旦首相失去了下议院的多数支持，任何国王都保不住他的职位。重要的是，在外交方面干不好的政府，谁也救不了。乔治二世用解职、升职乃至设立贵族头衔的方式让沃波尔度过了货物税危机，可沃波尔先是反对向西班牙开战，后来又处理战事不当，就连乔治二世也保不住他了。面对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失败的前景，乔治三世再顽固，再说什么，也不能让诺思勋爵继续担任首相了。较长的和谐阶段（1721—1742年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任期、1770—1782年诺思勋爵任期、1783—1801年小威廉·皮特任期）和较短的崩溃频发阶段都表明王室、职业政客和立法机构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

上述三方都承认需要彼此，但有多需要就说法不一了。1780年4月6日，下议院以233票对215票赞成约翰·邓宁（John Dunning）提出的“王室的影响已经有所增长，目前还在增长，应当使其减少”的动议，此时，平衡显然已陷入紊乱。矛盾的是，要是邓宁的动议失败了，反而会对他所代表的事业更有好处。正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爵士所述：“最能体现腐败弊端的，恰恰是执行谴责腐败权力的决议的过程。”乔治三世在两年后被迫解除诺思勋爵的职务，随后又在18个月内接受了至少三届他讨厌的政府——罗金厄姆（Rockingham）政府、谢尔本（Shelburne）政府和福克斯—诺思联合政府，事实驳斥了邓宁的断言。一向有口才的诺思知道这一点，他告诉下议院：

在我崛起时，我是议会的产物；在我衰落时，我是它的牺牲品。我毫无关系地来到你们当中。我在这里第一次为人所知；你们让我上升，你们把我拉倒。我曾是你们意志与权力的产物，我的政治生涯本身就是证明，足以上千次推翻那种认为王室利用腐败影响摧毁了本议院独立性的疯狂断言。我的生涯难道展现出王室有过什么不正当影响吗？我的生涯岂不正是对于公众声音效力的最强有力的证明吗？

在向所谓过分强大的君主扔石头时，上下两院议员必须小心行事，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地位就像水晶一般脆弱。到了18世纪中叶，很难说议员还如1689年《权利法案》所称能够“合法、充分、自由地代表王国人民的所有等级”。这个问题已经不大清楚了。特别是在1716年的《七年法案》通过后，选举很少举行，间隔时间也变长了，许多选区都不存在竞选，人们越发认为，政治已沦为寡头的竞技。尽管地方各郡选区的名声要好于城镇选区，据称也会开放一些，但那里的席位也时常被提前瓜分，以避免竞选带来的代价。1768年，沃里克郡的一名不动产保有者抱怨说60多年来郡里才举办过一次竞选，而且“在那时，两三个贵族、几个绅士就觉得自己足够……去替你们提名、选择代表了”。竞选没有为参与者追求胜利设置任何限制，参与者无论采取何种策略都不会被视为卑劣。用食物和饮料款待选民、公然贿赂和恐吓都是惯常发生的事情，而且公开投票助长了这种状况。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在创作于1755年的《一场选举娱乐》（An Election Entertainment）这幅画中给出了或许有些夸张但极为生动的描绘，这幅画根据前一年的牛津郡选举所作。在两位辉格党候选人给他们的支持者提供一场喧嚣宴会之际，他们的托利党对手正在外面开展游行，举着一尊标有“不要犹太人”的模拟像。两党都将“自由”一词作为本党口号的一部分，辉格党在后面加上了“和忠诚”，托利党则加上了“和财富”。在众多配角中，贪吃的教士相当显眼。画面前景中，一份名为《反贿赂、反腐败法案》（An Act against Bribery and Corruption）的文件掉在地上无人过问。在画面右侧，一位卫理公会信徒拒绝了贿赂，这让他的妻子大为气愤，她伸手指着孩子们的破烂衣服。

这些竞选事务可能花费很大。据说乔治·扬（George Yonge）爵士继承了8万英镑，他的妻子带来了8万英镑的嫁妆，政府也给了他8万英镑，可在霍尼顿（Honiton）的六次竞选就将他的财富吞噬殆尽。在被发现的无数异常状况当中，将某一选区的在册“自由民”带回来投票（即便他们已经迁居王国的其他地方）的现象值得一提。一名海军军官得知许多水手得到了返回考文垂家乡给政府候选人投票的特别假期后，他匆忙让这些人转乘一艘开往几内亚的船，帮了他的朋友波特兰公爵一把。为现状辩护的人主张议会代表的是财产而非人民，但不管他们怎么说，像老萨勒姆这样没有居民的选区却有两位议员，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谢菲尔德这四座快速发展的大城市却根本没有议员，这样的反差都越来越刺眼。一批改革者在1780年指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选民总人数约为21.4万，但选举制度极不平等，仅仅6 000人就是“129个选区占多数的投票者，他们选出了257名代表，这在英格兰议会下议院占据多数，事实上代表了超过500万的人民”。

然而，改革并未在本书所述的这一时期到来，它要一直等到1832年才到来。主张改革的人面临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唯一能够以宪政方式改革议会的机构就是议会本身，但上下两院的议员都是现有体制的极大受益者。改革者最接近成功的时刻是1782年，当时，小皮特关于调查委员会的动议以141票对161票遭遇失利。次年，当小皮特再度尝试时，他遭到了149票对293票的惨败。小皮特本人指出了原因所在：改革者内部存在分歧，全国范围内的支持也不够。法国大革命给改革者带来了致命一击，大革命后，法国陷入无政府的暴力状态，用反对派辉格党人威廉·温德姆（William Windham）的话说，绝大多数人因此认为，最好别在飓风季考虑修房子的事。许多人为攻克巴士底狱欢呼，但1792年的“九月屠杀”也让他们无法忍受。1792年5月，自由派改革者塞缪尔·罗米利（Samuel Romilly）爵士说，不管怎么说，法国大革命都是“有典有册以来发生过的最光荣、对人类最有益的事件”；而9月时，他在致一位法国记者的信中写道：“在这样的怪物中维持一个自由政府，无异于在非洲森林里建个老虎共和国。”对有些人来说，1793年1月处决路易十六是转折点，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写道：“我告诉你法国人干了些什么。他们居然能让我为一位法兰西国王哭泣。因为他们，我现在居然一想到‘自由’这个词就恶心。”就本章关注的主要问题而言，法国革命的结果是让英国贵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拒绝放弃他对法国新政权的支持后，他党派里的要人们便在波特兰公爵的率领下选择脱党，加入了小皮特的全国团结政府。

为了让这个国家的其余人员跟随政治家行动，有必要继续使用自由之类的词。司法系统的介入让小皮特最糟糕的做法也不至于看上去像是暴政，这帮了政治家一把。很少有贵族——实际上是很少有英格兰人——会比第三代斯坦诺普（Stanhope）伯爵更激进，他被凯瑟琳·麦考利（Catherine Macaulay）称赞为“爱国者、哲学家，人类普遍权利的坚定朋友”。然而，就算对法国大革命的支持毫不动摇，他还是在1792年年初告诉法国友人：“我们已经是自由的了……英格兰现在是欧洲最富裕、最繁荣的国家，而且是最快乐的国家——只有气候除外。”大约与此同时，福克斯致信菲茨威廉（Fitzwilliam）伯爵，指出他俩有三点意见分歧：宗教自由，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歧微不足道；废除奴隶制，这一点福克斯不打算妥协；“第三点就是议会改革，关于这一点，真相与其说是我持有支持改革的什么有力论点，倒不如说是我受到此前的宣言和连贯性的束缚。除了以现有选举模式产生议会，还能有更好的方案吗？我对此并不怀有什么希望。”正如此语所示，法国大革命成了英国精英武器库里最强有力的兵器。国内对革命的支持足以促进团结，可又不到威胁到现有制度的程度。用本节开始时所引迈克尔·奥克肖特的航海比喻来讲，不列颠的国家之舟在法国大革命创造的湍流中扬帆航行，就算遭遇了一些麻烦，也不过是要偶尔鞭笞几个反叛者或是调整几下风帆罢了。最大的动乱是由1798年的爱尔兰暴动导致的，它带来了1800年的《联合法案》。“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创立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让两国关系稳定了下来。它也表明宗主国精英有能力利用一群当地人对付另一群当地人。早在1792年，爱尔兰总督威斯特摩兰伯爵就对小皮特评论道：“新教徒时常宣称他们宁愿合并也不愿把选举权交给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则呼吁宁愿合并也不愿忍受现有的屈服状态，值得你思考的是，在这一场合下，怎样才可能让双方的暴力都有利于英格兰。”

神圣罗马帝国

在与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签订契约之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的第一站就是莱比锡的奥尔巴赫（Auerbach）酒馆，他到的时候，一群学生正在那里狂饮。其中一个名叫弗罗施（Frosch）的唱道：

亲爱的神圣罗马帝国，

怎么才不会分崩离析？

他的朋友布兰德（Brander）回应说：

呸！陈腔滥调！政治歌曲

不堪入耳！你们得每天早上感谢上帝，

使你们不必为罗马帝国操劳心思！

我不是宰相，也不是皇帝，

至少我认为这是很大的恩赐。[27]

这一场景是歌德一首诗歌初稿的一部分，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歌德不时修改这首诗，所以他写出这个场景可能是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或更早。经常有人提出弗罗施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回答。人们往往倾向于嘲笑而非分析，照搬伏尔泰的话：“这个聚合物曾被称作神圣罗马帝国，它仍然如此自称，可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帝国。”直到20世纪末，各类历史学家还在重复负面评价。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初版于1946年的《现代德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讨论帝国最后一个半世纪的章节中，他谴责帝国文化是“法兰西和意大利文化的奴性模仿者”，只体现了“德意志精神的枯竭”，它的政治是“石化的”，至于德意志，它“幸存下来，但没有生机”，它的“狭隘的绝对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自我颂扬”。巴勒克拉夫总结称：“历史学家对这个僵化帝国的唯一兴趣是探究它的终结过程。”

然而，只要想想帝国的长寿，我们就该知道没那么简单。任何延续上千年的机构都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荒谬外表之下有一个稳定的核心，特赖奇克（Treitschke）这样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带着嘲弄注意到了。以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侯爵主教的老年士兵为例，他们帽子上的胆怯题词读作“主啊！在我们有生之年赐予和平吧！”；或以霍恩洛厄亲王为例，他在改建后的魏克斯海姆（Weikersheim）住宅之外立起了4位伟大世界征服者的塑像——尼努斯[28]、居鲁士、亚历山大和恺撒——打算以此展示自己的荣耀。帝国最持久的要素是把德语世界的精英们纳入其政治进程。这一点是通过各邦代表出席帝国议会（Reichstag）实现的，1683年以后，帝国议会不再不定期地在各地巡回召开，而是在雷根斯堡固定召开。它分成3个议院。第一议院由9个选帝侯组成（美因茨、特里尔、科隆、波希米亚、萨克森、普法尔茨、勃兰登堡、巴伐利亚的选帝侯和1692年之后的汉诺威选帝侯）。第二议院也是最大的议院，由诸侯组成，包括34个教会诸侯以及两张由大约40座修道院共享的集体票，还有60个世俗诸侯和4张由100多个帝国伯爵共享的集体票。第三议院由51个“帝国自由市”组成，它们是只服从于皇帝权威的自治共和体。

帝国议会的确很不寻常。自其制度结构在14、15世纪确立以来，世界变了很多。就帝国等级而言，美因茨大主教选帝侯比勃兰登堡选帝侯重要，虽然前者在18世纪末统治的臣民仅仅略多于35万人，军队也只有2 800人，而后者作为普鲁士国王，统治的臣民数量是前者的20倍，军队规模更是百倍于前者。虽然帝国自由市中包括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汉堡这样的大型商业中心，但也有许多不过是村庄而已。奇怪的例子再多，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帝国议会的确容许遍布帝国的地主和城市精英参与政治。在过去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像卡尔·奥特马尔·冯·阿雷廷（Karl Otmar Freiherr von Aretin）男爵、卡尔·黑特（Karl Härter）、格奥尔格·施密特（Georg Schmidt）这样的德国历史学家以非常仔细的研究说明了帝国议会的事务对皇帝和诸侯来说有多么重要，对欧洲各个主要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它们都在那里妥善安排了代表。此外，雷根斯堡还是活跃的政治公共领域中心，是中欧地区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场所，小册子、印发的法令和报纸从那里传到帝国各地。

帝国议会是最重要的机构，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帝国机构。在它之外还有两个帝国法院——帝国高等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和帝国最高法院（Reichshofrat），还有将地区内部各个诸侯国聚集起来的“管区”（Kreise），以及一支帝国军队。按照现代国家的标准，这远远不够。克劳斯·爱泼斯坦（Klaus Epstein）甚至讽刺说“描述神圣罗马帝国的体制就等于是在批评它”。资金匮乏意味着帝国高等法院虽然按照设想应当有50名助理法官，实际上助理法官却从未超过18名，有时还更少，结果到1772年累积了61 233个案件。约瑟夫二世一向很有冲劲，但他随后的改革尝试还是在既得利益集团那里碰了壁。另一方面，组成帝国的各个部件都是被帝国法律捆绑在一起的。而正如几位有抱负的僭主以自身为代价发现的那样，帝国法律也是会得到执行的。以符腾堡为例，专制的摄政者弗里德里希·卡尔（Friedrich Karl）就在帝国介入后于1693年被解职，这给公国等级会议带来了“不小的安慰”。1770年，帝国最高法院解决了同卡尔·欧根（Karl Eugen）公爵相关的久拖不决的争端，判决结果对公爵的对手非常有利。正如研究这一事件的历史学家詹姆斯·范恩（James Vann）所述，帝国“显示了它惩戒君主、保护其臣民的自由的能力”。这标志着一连几任公爵企图摆脱宪政约束的努力遭到了决定性失败，也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评论说欧洲只存在两个宪政，即大不列颠的宪政和符腾堡的宪政。

福克斯又错了。若是将宪政理解为存在普遍公认的让政府完成任务并解决矛盾的框架结构，那么神圣罗马帝国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某种形式的宪政。人们通常认为旧制度下的德意志人是非政治性的动物，他们满足于在软弱诸侯的手下过毫无雄心的生活。事实恰恰相反。得益于权力的分散，大部分德意志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欧洲人——包括英国人在内——都更接近权力，也都更为活跃地参与行使权力。不论参与途径是大部分诸侯国里依然存在的等级会议、管理帝国自由市的市议会、教会邦国的主教座堂教士团、较大邦国中的官僚机构，还是乡村议事会（Kreisräte），德意志人都是活跃而爱争吵的参与者。这里的政治形式从来都不是民主的，也总是受到限制，时常是寡头政治或贵族政治，可权力的确分散到了社会底部。可以肯定地说，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不能让一个农民在一代人时间里成为诸侯。在南德的帝国修道院里，这却是可以发生的，在那里，农民的儿子被选为修道院院长是很常见的。在世俗方面，还应该提一下构成“帝国骑士”的350多个家族，这些贵族地主在帝国议会中并无代表，只是皇帝的臣民。在他们的庄园里——总共有大约1 500座庄园，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千米，人口约35万——他们行使政府和行政的大部分职能，这又一次说明，在帝国各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界限并不清晰。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弗兰克·奥戈尔曼对英国乡绅的评论，说帝国骑士是“寡头政治的合作伙伴”。正如其中一些最大的帝国骑士家族——舍恩博恩、施塔迪翁（Stadion）、梅特涅、格赖芬克劳（Greiffenklau）、冯·德·莱恩——的名字所示，许多家族成员或是寻求为帝国效劳，或是打算在教会邦国谋得有俸圣职，以此为来自庄园的收入提供补充。

权力的碎化与扩散令整个帝国越来越保守，甚至趋于停滞。最根本的问题是，主权、中央集权、权力最大化这样的现代概念与帝国的权力结构格格不入。有人在1756年告诉年轻的约瑟夫二世：

尽管帝国内部邦国的性质迥然不同，但德意志帝国并没有瓦解成一群国家的集合［普芬多夫（Pufendorf）曾将它描述为国家体系（systema civitatum）］，而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它唯一的领袖是皇帝，它的成员是帝国等级会议（Reichsstände，也就是一切出席帝国议会的人）、封臣和全体臣民，它的主权部分由皇帝独自行使，部分在选帝侯的赞成下行使，但在大多数场合都需要预先告知帝国等级会议全体并获得其一致批准，在帝国，每一位诸侯都以完全的自由和权威统治其邦国，但也要遵循帝国的法律与习俗。

这不太明确，但也没法说得更明确了。正如宪政专家约翰·雅各布·莫泽（Johann Jakob Moser）在1766年所论，“德意志是以德意志的方式统治的”，是由基本法律、条约、特权乃至口头传承的传统组合起来进行统治的。

这个特权集团博物馆受到了诸多威胁。自从哈布斯堡王朝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组建起一个世界帝国后，神圣罗马帝国就被定期卷入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部冲突。就在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格兰和法兰西创建民族国家时，最重要的德意志王朝却突然背道而驰。这和新教改革一起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内部痛楚，这种痛楚与其他许多事物一道摧毁了帝国自由市的公民文化，促进了诸侯们的呈现型文化。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所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路易十四及其瑞典仆从反复大举入侵的道路就敞开了。外国君主取得帝国领土，或是帝国诸侯取得外国领土，这样的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瑞典—波美拉尼亚，荷尔斯泰因—丹麦，萨克森—波兰，茨韦布吕肯—瑞典，汉诺威—大不列颠，更不用提各类组合中最大的那个奥地利—匈牙利了，哈布斯堡王朝直至17世纪末才彻底控制了匈牙利的所有属地。

在这些帝国之外的关系中，最具决定性的是勃兰登堡选帝侯逐步取得了普鲁士公国。此举始于1525年，当时最后一任条顿骑士团大团长霍亨索伦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von Hohenzollern）把他的国家世俗化了；在1660年，“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完全拥有了公国主权。腓特烈·威廉的儿子于1701年取得了“在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一世”的头衔，他的曾孙腓特烈二世则清楚展现了此举的隐含意义。腓特烈二世于1740年夺取西里西亚，在随后23年里挫败了一切对手，保住了西里西亚，从而开启了德意志人相互争夺帝国内部主导权的斗争。法国的衰落极大地帮助了他。在过去，那些对抗哈布斯堡霸权的德意志诸侯都自然地转向凡尔赛寻求支援。可随着法国与英国的殖民地争夺越发激烈，法国的资源更加分散，帝国内部的真空开始扩大。即便腓特烈大帝——在他那三场西里西亚战争中的第一场结束后，同时代人给了他“大帝”这个绰号——没有进去填补真空，其他诸侯也会这么做的。

腓特烈大帝沉重打击了神圣罗马帝国。他早年从启蒙运动中汲取了清晰（但微薄）的养分，加上他的成长过程很不愉快，于是，他反对自己的父亲和父亲所代表的一切，其中就包括帝国那“过时、空想的体制”。他将帝国议会蔑称为“幽灵……君主派到那里的代表就像是对着月亮狂吠的护院狗”。一出可以追溯到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七年战争”——的小插曲戏剧化地展现了普鲁士人对待神圣罗马帝国的粗暴新方法。1757年10月14日，一位名叫阿普里尔（April）的帝国议会公证人在雷根斯堡向勃兰登堡代表冯·普洛托男爵（Baron von Plotho）递交了正式命令，宣布因去年入侵萨克森的行为，男爵的主人已被帝国剥夺公权。[29]这样的措辞很是严厉，甚至带有侮辱性。冯·普洛托男爵不为所动地接过了命令，把它塞进阿普里尔的衬衣里，然后让自己的仆从把这位不幸的公证人扔下楼梯。不用说，这一插曲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帝国，越传越夸张。仅仅3个星期后，腓特烈大帝就在罗斯巴赫（Rossbach）会战中消灭了敌军，敌军主要由法军组成，但其中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帝国军队。此战胜利，既是德意志人击败其世仇的胜利，又是帝国的失败。法军指挥官苏比斯（Soubise）亲王抱怨说，他所谓的盟友对交战没什么兴趣，其中尤以新教徒为甚，他们的认同感“完全在普鲁士一方”，这可不是好兆头。

腓特烈大帝已经强大到足以将普鲁士确立为一个主权国家，但是他还没有强到能够让其他诸侯追随他的地步。帝国的组成部分可以分成五类：1、具备地区以外影响力的主要世俗诸侯（普鲁士、巴伐利亚、普法尔茨、萨克森、汉诺威、符腾堡、巴登、黑森—卡塞尔、黑森—达姆施塔特以及其他若干诸侯），2、较小的世俗诸侯，3、教会邦国，4、帝国自由市，5、帝国骑士。只有第一类里的邦国才可能立志成为帝国以外的独立国家，这一类中还有些邦国对普鲁士充满敌意，特别是汉诺威和萨克森，它们是普鲁士在争取北德意志主导权时面临的两个主要对手。从第二类到第五类都意识到它们很容易被第一类中的掠食者吞并，所以，它们要生存，就必须维持帝国。因此在正常状况下，它们会在帝国议会里用金钱、人员和投票支持哈布斯堡皇帝。

因此，即便面对着像腓特烈大帝这样野心勃勃又冷酷无情的君主，皇帝也能够维持帝国的完整。然而，当约瑟夫二世开始他那不得安宁的皇帝生涯时，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很有必要解释一下哈布斯堡君主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区别。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统治者是约瑟夫二世的母亲玛丽亚·特蕾莎，她在父亲卡尔六世皇帝于1740年逝世后继承了君主国。她的遗产包括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所有世袭领地，西起奥属尼德兰，东抵特兰西瓦尼亚，北起波希米亚，南抵米兰，其中一些领地位于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但并非所有领地都是如此。在帝国之外的领地里，最重要的是匈牙利王国及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因为玛丽亚·特蕾莎是女人，所以她不能像父亲一样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大帝入侵西里西亚让长久的空位阶段变得大为混乱，此后，选帝侯们于1742年选择了一位出身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亚选帝侯继承帝位，称卡尔七世，这是3个世纪以来选出的第一位非哈布斯堡家族皇帝。仅仅3年后，卡尔七世就去世了，此后常态某种程度上得以恢复，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洛林的弗朗茨·斯特凡（Francis Stephen）被选为皇帝弗朗茨一世。他们的儿子约瑟夫二世于1764年被选为“罗马人的国王”，这给了他在父亲死后自动继承帝位的权利，而弗朗茨的确在第二年去世了。换句话说，约瑟夫二世从1765年起就是当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在哈布斯堡君主国里只是他母亲的共治者。玛丽亚·特蕾莎于1780年逝世后，他才完全控制了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君主国。

约瑟夫起初认真履行皇帝职责，可他改革帝国最高法院和帝国高等法院的努力失败后，他就认输了，事实上放弃了帝国。这很难说是一个晴天霹雳。在他祖父卡尔六世统治时期（1711—1740），帝国首相府（Reichskanzlei）和奥地利宫廷总理署（Hofkanzlei）就发生过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前者处理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的利益，后者处理他作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统治者时的利益。关键问题在于卡尔六世应当把何种利益放在首位。他应当首先将自己视为有义务以公平态度对待帝国所有成员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吗？还是说，他应当优先考虑自己作为哈布斯堡君主国——其利益经常与帝国利益相悖——世袭君主统治的土地？在一个国家构建越发迅速的世界，不得不说，第二个选择看起来更有说服力。但约瑟夫二世的改变幅度太大了。1778年时，他甚至开始考虑，放弃皇帝头衔从而彻底切断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联系，是不是有好处。

约瑟夫二世并不是一个喜欢折中的人。他放弃让神圣罗马帝国运转的努力后，马上以激烈的态度反对帝国，毫不掩饰自己对帝国机构和成员的蔑视。帝国部门是“尊贵权力的鬼魂”，它的业务是“可恶的”，帝国政体是“恶毒的”，诸侯是毫无骨气的无知之徒，任由他们那些卖弄学问、贪赃枉法的大臣摆布。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显贵人物美因茨大主教选帝侯，约瑟夫二世在写给自己派驻美因茨的使节特劳特曼斯多夫（Trauttmansdorff）伯爵的信中说：“鉴于我刚刚做了耶稣受难节的复活节告解，业已宽恕了所有侵犯过我的人，我就不能动什么复仇念头了，只能蔑视一个傲慢的十足蠢蛋。”

18世纪70年代，特别是1780年左右他的母亲去世后，约瑟夫二世致力于为自己的奥地利谋求利益，而且采取了似乎有意疏远尽可能多的德意志诸侯的方式。细说他复杂的帝国政治手段就太乏味了，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第一，约瑟夫二世在1782年取消了开给神圣罗马帝国各地大臣和其他公职人员的所有支出。尽管这些“补助金”是几乎不加掩饰的贿赂，但它们是在各个德意志宫廷给哈布斯堡影响力的齿轮上油的重要润滑剂。结果，约瑟夫二世一下子就把帝国里那些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从朋友变为敌人，还切断了重要的信息来源，而这么做只是省了一些钱而已。第二，他于次年单方面废除了主教诸侯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的所有教区权利，还没收了教区里的所有教产。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如此肆无忌惮地违犯帝国法律，就连那些因历史和自身利益与帝国部门绑定在一起的帝国成员也感到脚下的地开始摇动。这时，帝国的自我调节机制又一次开始运作，而帮助居然来自腓特烈大帝。此时，原本是猎场看守的奥地利已变为偷猎者，而普鲁士偷猎者可以——事实上是不得不——变为看守。腓特烈大帝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帝国的古老结构实现诸多目的，可这只有在现状得到接受、各宗教派别之间也维持公平的状况下才能实现。随着诸侯同盟（Fürstenbund）的组建，腓特烈大帝在1785年获得了奖赏。这是一个旨在正面对抗约瑟夫二世帝国政策的联盟，尤为反对他尝试用奥属尼德兰交换巴伐利亚。腓特烈大帝能够招揽到两位最为重要的诸侯（汉诺威选帝侯和萨克森选帝侯）和数量更多的二等诸侯，这反映出奥地利在帝国内部的影响力陷于崩溃。腓特烈大帝的最大收获或许是那个“十足蠢蛋”美因茨大主教选帝侯，德意志教会资历最高的教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宰相。他的变节极具象征意义，同时代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不过约瑟夫二世并没有被吓到，他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一直持续到他1790年去世为止。考尼茨侯爵是在约瑟夫二世手下长年受害的外交大臣，他的帝国政策被皇帝像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弄得一团糟，难怪当有人通报约瑟夫二世的死讯时，考尼茨侯爵的评论竟是“太谢谢他了”。

在一个“国家”变为政治话语的“主导名词”的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是过时落伍的，与时代格格不入。它不是一个国家，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倒更像是一个维持法律与和平的组织（eine Rechts-und Friedensordnung）。因此，神圣罗马帝国是不能用现代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的。它并不打算进行中央集权，也不打算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尽可能建立庞大的军队或征服其他国家的领土。帝国面对上述问题时的失败让它在19世纪的大国政治世界里蒙受了羞辱，自然也饱受蔑视，可这也确保它在1945年之后得到了远多于此前的理解。至于同时代的人物，少数人和约瑟夫二世一样对帝国怀有敌意，有些人倾向于本节开头歌德笔下弗罗施所表达的那种深情嘲弄，也有数目惊人的人意识到纵然神圣罗马帝国弊端众多，它还是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在对帝国为数众多的夸奖中，以下文字因其作者克里斯托夫·马丁·威兰（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的智慧、客观与经验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从选举产生的领袖（皇帝）到帝国自由市滨湖哈默斯巴赫（Zell am Hammersbach，黑森林里的一个小社区）的市长与市政当局，每一位德意志统治者或大或小的权力都在各方面受到法律、传统以及其他诸多方式的制约。统治者若参与任何形式的侵犯财产、荣誉或个人自由的非法活动，帝国体制都会为受害方提供保护，对弊端加以补救。

重要的是，德意志与帝国在威兰笔下就像是同义词一样。从15世纪末期起，帝国的全称就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多中心结构与1871年创立的德意志帝国的中央集权形成了鲜明反差，以至于前者塑造民族认同的能力被忽视了太久。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在1765年发表专著，论述德意志民族精神源于帝国体制。他所说的能代表许多人的想法：“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拥有同一个名字，在同一位领袖治下生活，通过我们的体制、权利、义务和法律团结在一起，而这又是为了共同追求自由。”他接着感叹，可惜这样的爱国主义不像在法国、英国或荷兰共和国那样盛行，但他坚持认为德意志人是自由的，而这种自由可以起到恢复民族感情的作用。

讽刺的是，1792年法国革命战争爆发，开启了帝国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而此时，帝国制度的运作状况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在18世纪90年代，诸侯和人民都表现出了让旧制度得以运作的能力。尽管人们很关注一小群与法国入侵者合作的德意志人，即所谓“德意志雅各宾派”，但帝国并没有从内部崩塌的危险。更需要提防的是，奥地利与普鲁士或许会结为同盟，像此前瓜分波兰一样分割德意志。两国在1790年差点开战，此后在1791年达成和解，并在1792年一同向革命的法国开战。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他的《关于法国事务的思考》（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中预言：

只要这两个诸侯保持冲突，德意志的自由就是有保障的。但是，如果它们一直保持相互谅解，确信在同步等比例扩张中获得的利益比在相互斗争中获得的更直接、更确定，也就是说，要是它们认识到，与其靠不让对方掠取其他邦国的旧方针保障安全，不如分赃得利，那么从那一刻起，德意志的自由就不复存在了。

伯克既是对的，又是错的。他认为要是奥地利和普鲁士赢得了1792年的战争，它们就要获取“补偿”，前者用奥属尼德兰来交换巴伐利亚，后者攫取更多的波兰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伯克是对的。但伯克没有料到，它们并未取得胜利，而且两国间的关系很快就被激烈的相互指责伤害了。普鲁士在1795年退出了战争，与法国单独媾和。真正终结了帝国的举动是革命者决心将法国的边界外推到莱茵河，用让教会邦国世俗化的方式补偿扩张中受到影响的世俗诸侯。这一切花了很长时间，主要原因在于奥地利人实际上相当坚韧。直到1806年，最后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才退位，变成了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这个头衔是他在1804年为自己创造的。约瑟夫二世若看到这一幕，该有多么欣慰。根据前文确定的分类，法国革命者和后来的拿破仑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让帝国各部分中的第一类吞并第二类至第五类。拿破仑对他的动机直言不讳。1807年，曾担任帝国最后一任宰相的卡尔·特奥多尔·冯·达尔贝格（Karl Theodor von Dalberg）前往圣克卢（Saint Cloud）觐见拿破仑，建议他恢复帝国制度。达尔贝格的话被打断了。拿破仑轻蔑地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德意志的小诸侯希望获得保护以对抗大诸侯，可大诸侯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统治，但是，我希望从德意志获得的不过是人员与金钱，而大诸侯能给我这些，我就应当不去触动大诸侯，而让无足轻重的小诸侯随遇而安。”在这个大国政治的美丽新世界，像神圣罗马帝国这样的软性政体是没有存在空间的。至于拿破仑摧毁它是否明智就是另一回事了。

[1] 残缺议会（Rump Parliament），对1648年12月6日被清洗后的英格兰长期议会的称呼，因起初仅存50多名议员，此后到会议员也仅有200余人，不足法定人数而得名。

[2] 瓦雷讷（Varennes），旧译“发棱”，全名为瓦雷讷—昂纳戈讷（Varennes—en—Argonne），位于法国东北边境的默兹省。

[3] 弗里吉亚帽（bonnet phrygien），又称“自由帽”，系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帽尖前凸的红色锥形小帽，相传它在罗马时代是释放奴隶的标志，法国大革命时期则成为自由象征。

[4] 莫斯科国（Muscovy），系俄国的前身，在本书对应时段则是一种对俄国的旧称和贬称。

[5] 天主教会规定了七件圣事，即圣洗、坚振、圣体、告解、终傅、神品和婚配。

[6] 高等法院，音译为巴力门（Parlement），这个法语词与英语中的议会（Parliament）是同源形近词，法语中一般也使用Parlement称呼英国议会。

[7] 《巴切斯特塔》（Barchester Towers），又译《巴切斯特塔院》《巴塞特修道院》。

[8] 洛多梅里亚（Lodomeria），德文写作Lodomerien，其名称源于乌克兰西部沃伦（Воли́нь）地区，但在哈布斯堡帝国时代已无实际对应疆域。

施泰尔（Steyr），英文作Styria（施蒂里亚），大体相当于今奥地利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州及斯洛文尼亚东北部。

克赖恩（Krain），英、意文名为Carniola（卡尼奥拉），斯洛文尼亚文名为Kranjska（克拉尼斯卡），大体相当于今斯洛文尼亚西部、南部地区。

西本彪根（Siebenbürgen），系特兰西瓦尼亚的德文名，意为“七座城堡”。

奥斯维茨与扎托尔（Auschwitz und Zator），系波兰境内的公爵领地，1772年奥地利参与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宣称获得此头衔。奥斯维茨现名奥斯威辛（Oświęcim），二战期间曾设有集中营。

亨内高（Hennegau），英文作Hainaut（埃诺），大体相当于今比利时埃诺省及法国北部省（Nord）部分地区。

格尔茨与格拉迪斯卡（Görz und Gradisca），该侯爵领地因两座主要城市格尔茨和格拉迪斯卡得名，两城现属意大利，分别名为戈里齐亚（Gorizia）和格拉迪斯卡—迪松佐（Gradisca d’Isonzo）。

侯伯（Prince-Count/Gefürsteter Graf），神圣罗马帝国头衔，名为伯爵，但地位与侯爵相当。

关于约瑟夫二世的头衔，译者除根据英文版原文翻译外，也参考了本书作者引用的德文原书，详见：Johann Georg Jacobi , Trauerrede auf Joseph den Zweyten, Wien, 1790.

[9] 马札尔语（Magyar），又称匈牙利语，是马札尔人（匈牙利人）的主要语言。

[10] 白山（White Mountain），捷克文写作Bílá Hora，意为白山，这座山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市，即作者前文提到的1620年11月8日会战发生地。

[11] 省级地方机构称“代办和财务署”（Representation und Kammer），掌管行政和财务，取代了等级会议的多数职能。

[12] 泰梅什堡的巴纳特（Bánát of Temesvár），Bánát意为军政府辖区，vár意为城堡，泰梅什堡是该区域的中心。

[13] 书中与英译文一同给出的拉丁文原文将玛丽亚·特蕾莎的头衔写作Rege，是国王Rex一词的单数夺格，因此根据原文译作国王。玛丽亚·特蕾莎的头衔是匈牙利国王（Rex Hungariae），而非女王（Regina），伏尔泰曾对此评论称：“他们总是把国王的头衔给女王。”见：Michael Yonan , Empress Maria Theresa and the Politics of Habsburg Imperial Art,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9.

[14] 柯尼希斯贝格（Königsberg），一译哥尼斯堡、柯尼斯堡，意为“国王的山丘”，即今俄罗斯联邦加里宁格勒州加里宁格勒。

[15] 波雅尔（боярин，复数为бояре），一译领主、大贵族、大臣，10—17世纪古罗斯和俄国大封建主，由9—10世纪东方斯拉夫部落的王宫亲兵首领演变而来。波雅尔作为大公附庸在大公军中服役，但对世袭领地享有完全统治权。从15世纪起，领主成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服役人员的一种高级官职，仅有领主有权参加领主杜马。

[16] 此处原文有误，一等是官秩表中的最高级别。见：Табель о рангах всех чинов, воинских, статских, и придворных, Москва, 1722, С. 1—8.

[17] 上述三词依次为英语、法语、德语词，均意为“国家”。

[18] 马林堡（Marienburg），即今拉脱维亚阿卢克斯内（Alūksne）。

[19] 耶尼切里（Janissary），又译雅内萨里、禁卫军、近卫军、苏丹亲兵，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常备军，本意为“新军”，原为基督徒男童经训练后组成的苏丹卫队，后演变为直属于苏丹的近卫部队，进而成为以武力控制政局、阻碍变革的保守势力，1826年兵变失败后被彻底解散。

[20] 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戈托夫亲王（Georg Ludwig Prinz von Schleswig—Holstein—Gottorf），常被简称为“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亲王”，是彼得三世的远房堂叔。生于1719年，卒于1763年，1741—1761年服役于普军，获中将军衔，1762年随彼得进入俄军，获元帅军衔。德意志诸国的皇帝、国王、公爵、藩侯、侯爵之子均可被称作亲王（Prinz）。

[21] 来库古（Lycurgus），斯巴达立法者，生卒年代与生平事迹说法不一，是否真有其人也存在争议。传说他曾实行改革，颁布了政治、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立法，史称《大瑞特拉》（The Great Rhetra），被认为是斯巴达古代制度与传统的开创者。

[22] 梭伦（Solon），雅典政治家，出生于贵族家庭。公元前592年获得全权实行政体改革，打击了氏族贵族势力，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23] 本书原文与《圣谕》1768年伦敦英译版相同，但伊莎贝尔·德·马达里亚加业已指出该英译版与《圣谕》俄文、法文官方版本存在一定差异，兹据官方版本译出。参见：Isabel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New Heaven and London, 1981, pp. 151—153, 609. The Grand Instructions to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Frame a New Code of Laws for the Russian Empire, London, 1768, p. 71.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обрание Первое, СПб., 1830, Т. XVIII, С. 193—194.

[24] 此人即1793年率团访华的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勋爵。

[25] 郡长（Lord Lieutenant），原文作lieutenancies，系习惯性简称。参见：John William Fortescue, The County Lieutenancies and the Army, 1803—1814, London, 1909, passim.

[26] 星星和草莓叶均为勋位代称。前者指将军军衔上的将星，后者指贵族冠冕上的草莓叶，如公爵冠冕上有8片金质草莓叶。参见：E. Cobham Brewer, The Historic Note—book, Philadelphia, 1891, p. 230.

[27] 此处译文引自歌德著，董问樵译，《浮士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第109—110页。

[28] 尼努斯（Ninus），传说中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亚述国王，并无实际对应人物，相关传说系古希腊时代出现，此后广为流传。

[29] 将腓特烈二世剥夺公权（the ban of the Empire/Reichsacht）系当时的普遍说法，但实际上此动议并未在帝国议会获得通过。参见：Tim Blanning, Frederick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Allen Lane, 2015, pp. 323—324.

第六章

改革与革命

国家

18世纪中叶，德·韦里神父（abbé de Véri，1724—1799）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巴黎社会里已经没什么人敢说‘我为国王效劳’……谁要是这么说，就会被当成凡尔赛宫的男仆头子。‘我为国家效劳’才是最常用的。”政治权威与效忠对象已不再是个人。这种倾向还得到了某些君主的亲自鼓励。并无证据表明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但他的确在撰于1679年的专题论述《论国王之道》（Sur le métier du roi）中写道：“国家的利益必须放在首位。”当然，他又加了一句关于个人的话：“当一个人为国家效力时，他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工作。国家的繁荣确保了个人的光荣。统治者让国家富足、有声望、有实力，也是在增添自己的荣耀。”随后的几代人说得更明确。腓特烈大帝时常宣称他不过是“国家的第一仆人”。约瑟夫二世刚过完20岁生日，就在1761年写下的第一份备忘录中对腓特烈大帝的说法表示了赞同：“一切都是为国家而存在的；国家这个词涵盖了一切，因此，生活在国家里的所有人都应当一同增进国家利益。”意味深长的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并没有说过任何这种类型的话，她只是提了一个含糊的承诺，要让自己为“公众利益”而努力。“国家”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她于1766年颁布的《圣谕》当中。

国家成为18世纪政治话语中的“主导名词”，相关的铺垫很早就开始了。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他的经典著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中展示了构成现代国家概念的各个要素是如何在13世纪末到16世纪末逐步形成的：

原本的观念是，统治者要“维系他的国家”，意思只是维护他自己的地位而已，后来，就成了统治者有义务维系一个独立于他自身的法律和宪政秩序，也就是国家的秩序，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该转变的结果之一是国家而非统治者的权力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用明确的现代词汇为国家的概念下一定义：国家是其领土内司法和立法权力的唯一来源，是其人民应当效忠的唯一对象。

在那三个世纪中形成了三个重要公理：一、政治逐渐发展为独立于神学的领域，二、人们开始认为任何政治实体里的最高当局都独立于教廷或神圣罗马帝国这样的国际性组织，三、当局也垄断了境内的立法和效忠。

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导致教派倾轧，在与其相关的贵族派系斗争的助力和怂恿下，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看来每一个政治实体内部都需要单一的权力中心。经历过法国宗教战争的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和经历过英格兰内战的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发展出了一套成为现代国家基石的主权理论。国家“在国民整体范围内对其公民及臣民”行使“最高、绝对、永恒的权力”（博丹语），国家在两种意义上是非人格化的，它的存在既独立于正在统治之人，也独立于正受统治之人。因此，国家可以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绝对忠诚于它。这一“观念革命”（斯金纳语）意味着，尽管人们还是臣服于某个具体的人，但其效忠的真正对象是一个抽象实体。并不是每一位欧洲君主都能够察觉到这个巨变并做出应对。1766年3月3日，路易十五在巴黎高等法院会议厅发表了一通严厉训斥，这通训斥表明将国家视为君主领地集合的旧观点依然流行，他参加的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鞭笞会议”（séance de la flagellation），路易十五发言的内容如下：

我不允许我的王国内有这样的组织，它让互尽义务与责任的天然纽带堕落为抵抗的阴谋，我也不会在王国引入只会扰乱和谐的虚伪机构。地方行政官员不是一个团体，也不是王国的三个合法等级之外的另一个等级。地方官是我手下负责行政的官员，他们代表我行使真正的国王职责，也就是将公正赐予我的臣民……主权只归于我一人……我的宫廷因我一人而存在，其权力为我一人赋予。权力的多少取决于我。他们只能以我的名义行使权力，绝不允许他们用权力来反对我。只有我有权立法。这一权力不可分割。我的宫廷中的官员并不能制定法律，只能记录、发布、执行法律。公共秩序也出于我一人，那些从前胆敢与君主分离的国家权利与利益都必须归于我，完全留在我的手中。

他不断使用物主代词（“我的王国”“我的臣民”“我的宫廷”），说明他认为王权立于个人，甚至为个人所有，这种观念与客观国家的概念从根本上相悖。

博丹、霍布斯及其后继者的理论无疑远远超出了对现有实践的反映或是反对。如果觉得黑格尔的格言“一旦思想世界发生了变化，现实的改变也就不远了”有些过，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忽略意识层面的政治进程研究是乏味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可能在物质世界中发现促进事态走向同一方向的变化。第一章中讨论过的交流条件大大改善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当人类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局限在出生的社区及其周边范围之内时，权力关系显然会是直接的、个人化的。我们可以做出肯定的推测：时至今日，居住在亚马孙雨林深处自给自足的部落仍然没有多少国家概念（尽管基督教传教士一到那里就会强烈建议他们发展出一种国家概念）。可一旦领主们开始在远离领地的城镇或宫廷里消磨很长时间，一旦他们的属民开始作为工人四处流动，或是被征入中央集权化的军队，人们就不得不以相应的抽象方式直面政治权力了。正如欧根·韦伯（Eugen Weber）所示，直到19世纪末期，农民才真正变为法国人，即便如此，这个长时段进程也必定在1648—1815年加速了。仅仅在法国这一个国家，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就导致几百万人离开他们的出生省份，向着欧洲的四角进军。溶解封建世界的其他重要因素——城市化和资本主义——也导致了同样的结果。

在不那么直接的意义上，军事的发展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正如奥托·欣策所论：“战争是现代国家全部政治活动中的巨型飞轮。”或许是因为他们总在研究战争方面的史料，军事史学家属于史学家这一行里最好斗的那群人，他们决心坚定，寸土不让。然而，他们似乎能就军费的增长贯穿了整个近代早期这一点达成共识。这可能是因为有数据支持。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在1494年率领一支仅有2万人的军队攻入意大利；等到1559年《卡托—康布雷西条约》（Treaty of Cateau-Cambrésis）签订时，即便不包括海军，交战双方各自也都能够部署五六万陆军了。这些数字还在增长。法国于1635年直接介入“三十年战争”时，能够集结大约12.5万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路易十四的军队在最多时有将近40万人，不过，这个数字存在颇多争议，也很不精确，一大原因在于官方数据和实际服役的士兵人数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与其用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无趣统计数据轰炸读者，倒不如让表8提供一个有用的综览：

表8 1632—1786年欧洲各国军队人数

资料来源：Jeremy Black, A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change and European society 1550—1800(Basingstoke, 1991), p. 7

直至18世纪40年代，“奥地利”军队都很难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区分开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时，它有大约10万人，“七年战争”开始时翻了一番，在1787年对土战争打响时则增加到30多万人。军队规模和国家地位携手并进的论点不完全是赘述。然而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未能效仿勃兰登堡—普鲁士获得完全主权的中等规模德意志邦国军力锐减。值得重复的是，普鲁士跃升为大国的主要受害者是萨克森，萨克森的军队在“强者”奥古斯特（1694—1733年在位）治下达到巅峰，当时约有3万人，1792年时降至区区6 000人。在此期间，巴伐利亚军队的人数也减少了一半。

在这些数字之外，还应该加上海上大国的海军所需要的人力。皇家海军的统计数据质量最好，它表明在17世纪末的“九年战争”中，载入战舰簿册的海员最多时有48 514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有47 647人，在奥地利继承战争中有59 596人，在“七年战争”中有86 626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有105 443人，在法国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中有147 087人。法国海军的数据难找得多。1686年的花名册上有59 494人，这可能是法军记录的最高数字。马蒂娜·阿塞拉（Martine Acerra）和让·梅耶尔（Jean Meyer）在研究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中法国海军的权威历史著作中认为，海军总人数从未超过5万。西班牙海军在18世纪30年代末首次制定海军登记规则时大约有2.5万人，到18世纪90年代增加到6.5万人，不过并非所有在册人员都能实际服役。虽然这些数字看上去没有陆军那么庞大，但要知道，建造、装备、维持一支舰队的开支要远大于集结一支陆军。水兵火力比步枪手强，训练开支比步枪手大得多，招募水兵的难度也大得多。阿塞拉和梅耶尔指出，荷兰海军在整体上之所以从未被法国海军甩得太远，是因为荷兰受过训练的水手要多于法国，而水兵正是从水手中征召的。换言之，限制海军规模的主要因素并非财政。

招募、供养、部署这些庞大的群体自然会导致国家权力相应扩张。我们业已看到统治者与精英间的关系怎样受到了这一进程的影响。我们在后面章节还会考察这一进程的财政方面，而在这里审视的则是其意识形态方面。我们选择的案例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因为在那里这一进程既快速又相对彻底，而且可以看出尤为明晰的痕迹。腓特烈·威廉一世于1722年立下了政治遗嘱，堪称对传统王朝的最动人表述。原文有许多词用了怪异的拼法，此处的译文就不复现了，但译文还是保留了原文几乎不加句读的风格：

我亲爱的继承者应当非常清楚所有快乐的统治者都始终心存上帝不养情妇虽然婊子或许是更适合她们的称谓要过敬畏上帝的生活上帝会赐予这些统治者现世与后世的一切恩典所以我恳求我亲爱的继承者过一种纯粹敬畏上帝的生活并做敬畏上帝的事为他的国家和军队树立不滥饮不贪吃的楷模滥饮和贪吃会导致下流的生活，我亲爱的继承者也一定不能在他的领地和行省内容许歌剧芭蕾假面舞会演出而应当对这种东西心怀恐惧因为它们是不敬奉上帝的恶魔般的东西且极大地增加了撒旦的殿堂和帝国的势力。

还有许多这类的话，但凭这些足以把握腓特烈·威廉一世政治思想的特征了。尽管他的儿子腓特烈大帝肯定没养过情妇，但他不养情妇恐怕不是出于遵从父命或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在腓特烈大帝本人的政治遗嘱中，他将基督教贬低为“一种古老的形而上学的虚构物，充斥着无稽之谈、自相矛盾和荒谬，它产生于东方人狂热的想象，然后传到我们欧洲，在这里，有些狂热分子拥护它，有些阴谋家装作信仰它，还有些傻瓜真的相信它”。

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想法是说教性质的，关注一时一地的事，也是虔诚的，腓特烈大帝的思想则在理性、普遍、世俗的层面上考虑问题。腓特烈大帝为了让自己的权力具备合法性，就宣称存在一种社会契约，根据这一契约，自然状态下的居民将足够的权力授予主权者，让他对外保障国家安全、对内维持社会秩序。到了18世纪中叶，这样一种概念已经没有什么原创性了，但一个尚为小国的落后国家的统治者宣扬这种思想，的确是新鲜事。腓特烈大帝在写于1777年的《论政府的形式与君主的职责》中就宗教宽容展开了讨论，给出了最清晰的阐述：

可怜人迫于武力威胁会说出一些话，然而，他内心深处并不认可，因此，迫害者实际上一无所获。而只要回顾社会的起源，就能明确看出，君主无权控制公民的思考方式。只有疯子才会觉得，那时的人们会朝人群中的某个人说：之所以把你抬到我们之上，是因为我们喜欢当奴隶，我们赋予你权力，是让你可以随意支配我们的思想。他们说的应该是：我们需要你去维护我们希望遵守的法律，去明智地统治我们，去保护我们；至于其他方面，我们需要你尊重我们的自由。这一协定一旦达成便不可更改。

这当然是对社会契约论的一种威权主义阐释，授予的统治权既不可变更，也没有条件，臣民没有抵抗的权利，但它的确给统治者施加了为整体利益服务的约束。在刚刚引述的这段话之后，腓特烈大帝给出了清晰的说明：

这些就是君主总体上应当尽到的义务。君主永不应忽略这些义务，因此，他应当时时铭记在心的是自己和最卑微的臣民一样是人。也许他是社会的第一法官、第一将领、第一大臣，但这不是为了让他放纵自己，而是要让他履行与这些职务相关的义务。他只是国家的第一仆人，需要诚实、明智、毫无私心地行事，仿佛随时需要向自己的公民同胞交账。

腓特烈大帝常常说“国家的第一仆人”。这个短语成了他政治体系的主旋律。即位前一年，腓特烈大帝给伏尔泰写过的一封信，信中他用一个鲜明的比喻来描述统治者的角色：统治者就像人体里的心脏，它从每一个组成部分吸收血液，再将血液压送到国家这个身体最遥远的末端；他得到人民的忠诚与服从，报之以安全、繁荣和一切有利于社群福祉的事物。腓特烈大帝对全体的这种责任感让他不至于被人斥为在实行专制主义。人民认为专制权力的本质在于专横、任性，听凭运用权力之人一时的兴致。当时的人之所以指责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是“东方专制主义”，其原因便在于此。普鲁士国王的绝对权力则是有限的，社会契约（特别是法治）对它施加了约束。尽管腓特烈大帝的确偶尔会滥用他的绝对权力，专断行事，但他忠诚于自己的开明政治思想，言行相当一致，因此，当时若有人说普鲁士人生活在专制政体下，普鲁士人便会愤怒反驳。

普鲁士人的这种信念受到了腓特烈大帝漫长的统治期间改革的鼓舞。康德（Kant）在他写于1784年的论文《何谓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中称，这是“启蒙的时代，腓特烈的世纪”，尤为重要的是，腓特烈大帝进一步扩大了普鲁士驰名已久的宗教宽容，放松了书报审查，改革了民法与刑法，这为康德的说法提供了例证。大约从18世纪中叶起，类似的改革也出现在了欧洲其余部分，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托斯卡纳、俄国、丹麦、瑞典、哈布斯堡君主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许多邦国。对于它们在整体上是否称得上“开明的绝对主义”，争论颇多。对某些历史学家（特别是受马克思影响的历史学家）而言，这一概念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根本矛盾，因为他们在本质上将启蒙思想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绝对主义”视为一种封建残余。也有人认为，只有“绝对主义”，没有“开明”，任何开明特征都不过是巧合或装点门面。

启蒙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这种观点其实很容易驳倒。反面的证据太多了，特别是关于启蒙思想家及其受众出身的证据，那样的观念只能说是一种信条。而说到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比较多了，因为这涉及需要谨慎对待的个人动机问题。当叶卡捷琳娜大帝将孟德斯鸠与贝卡里亚（Beccaria）的思想拿来编纂她的《圣谕》时，她是真的打算用他们的启蒙原则作为未来立法的根基吗？或许她只是想要获得谄媚的哲学家们的喝彩？又或许两者都有？如果两种动机都有，那么各占多少，是五五开，六四开，还是其他什么比例？虽然这种探讨并非毫无意义，但最好还是把它留给各人自己判断。有一点时常被用概念否认事实的人们忽略，却很重要：即便是叶卡捷琳娜大帝、腓特烈大帝或约瑟夫二世这样的专制君主，也不是独来独往的。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依赖自己的大臣，而且不仅在执行自己的政策时依赖，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不过，一旦人们将视野扩大到范围更广的决策者身上，启蒙运动的影响就几乎不可否认了。作为若泽一世（José I，1750—1777年在位）的首相，庞巴尔侯爵（Marquês de Pombal，1699—1782）在葡萄牙取得的成就便是一个好例子。侯爵既是葡萄牙国内的博学院（Academia dos Ilustrados）的成员，又是伦敦的王家学会会员——庞巴尔曾于1739—1744年在伦敦担任驻英大使。后来，他从伦敦前往维也纳，在那里成为由格哈德·范·斯维滕男爵（Baron Gerhard van Swieten）领导的启蒙团体的一员，男爵不仅是玛丽亚·特蕾莎皇后的私人医生，还就政治、文化等范围广泛的事务给她提供顾问意见。返回葡萄牙后，庞巴尔随即在这个可能是欧洲范围内教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我们将在讨论马夫拉（Mafra）巨型宫殿修道院的后续章节中看到这一点］主持了激进的世俗化改革，其中包括在1759年驱逐耶稣会会士。在神圣罗马帝国，官僚时常是大学教授，大学教授也时常是官僚，启蒙知识分子和实际处理政务的政客之间有亲密关系的现象尤为常见。约瑟夫·冯·索南费尔斯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人物，他是维也纳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撰写过许多启蒙主义著述，著名作品有《没有偏见的人》（The Man without Prejudice，1773年出版）和《论废除酷刑》（On the Abolition of Torture，1775年出版），他还是宫廷总理署的高级行政官员、审查委员会的成员、视觉艺术学会会长、共济会和光明会的会员。索南费尔斯也为有才干的知识分子享有的社会流动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例证，因为他的祖父曾是勃兰登堡乡村里的一个拉比。这是来自欧洲两端的两个案例，实际上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更多的例证。

此外，批评“开明绝对主义”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到政策上很可能弄错了对象。人们不必等到后现代才发现，在政治中，风格可能比实质更重要。不管统治者个人的启蒙程度多么有限，不变的事实是，在大部分国家，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认为康德是对的，认为自己的确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下面这段作者不明的回忆材料选自封存在“时间胶囊”里的一份文档，1784年，它被放进哥达（Gotha）圣玛格丽特教堂（St Margaret’s Church）尖顶的圆球里，直到1856年才被发现：

我们在这地上度过的日子是18世纪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皇帝、国王和诸侯慈爱地从他们那令人生畏的高处走下来，他们鄙弃夸示与炫耀，成了人民的父亲、朋友和伙伴。宗教脱去了教士的外衣，以纯粹的虔敬形式出现。启蒙大步前进；我们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原先不问世事，现在则为社区做出了贡献。宗派仇恨和宗教迫害趋于消亡，慈善和思想自由占了上风。艺术与科学繁荣发展，我们对自然的运转状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工匠的技术水准已接近大师水准，有用的知识传遍了各个阶层。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真实写照。要是你们站得比我们更高、看得比我们更远，请不要带着傲慢鄙视我们，而要从我们业已给出的写照中意识到我们已在多大程度上改进并巩固了你们的祖国。为你们的后代做同样的事情吧，愿幸福。

有种做法后来被称作“姿态政治”，腓特烈大帝堪称个中大师。1740年，他刚登上王位，就公开将流亡国外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召回国内，沃尔夫在今天很难算是家喻户晓的名字，可在当时，他被视为启蒙运动中独一无二的伟大哲学家。腓特烈大帝就此向欧洲知识界宣布自己国家的文化身份发生了巨变，此外，他也以一种知识分子能够欣赏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了工作。那一年的早些时候，沃尔夫赠给腓特烈大帝一本关于自然法的最新著作，腓特烈大帝写信感谢此举，把这本书夸上了天，还写下了能够完美概括“开明绝对主义”的下列语句：“哲学家应当成为世界的老师，成为君主的老师。他们必须有逻辑地思考，我们必须有逻辑地行事。他们必须以自己的判断力教育整个世界，我们必须以自己的实践教育整个世界。他们必须发现，我们必须将他们的发现转化为实践。”

约瑟夫二世经常因他的固执、傲慢和迟钝被斥为脱离现实的统治者，但是，他的确知道该如何捕捉公众的情绪。他的母亲于1780年去世，这让他独享了对领地的控制权，此后不久，约瑟夫二世便颁布了一套新的书报检查章程：“不论批评对象是谁，不论其身份高低，甚至包括君主在内，只要不是诽谤，批评都不应当遭到禁止，批评者为保证可信而附上自己名字的作品尤其不应当禁止，因为每一位热爱真理之人都应当为得知真相而感到欣喜，就算真相是通过令人不舒服的批评途径传到他那里的，他也该感到欣喜。”人们很快发现约瑟夫二世的自由大厅里还有一些房间依然大门紧锁，比如标有“色情”的那间房，可是，他的态度在哈布斯堡君主国乃至欧洲其余国家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姿态导致了轰动效应，尤其是他对人身攻击似乎并不介怀：“要是诽谤源于傲慢，那么作者应当遭到鄙视；要是源于精神缺陷，那么他应当得到同情；要是仅仅源于敌意——那么朕就该宽恕这个白痴。”

这种姿态令约瑟夫二世获得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知识界的爱慕，他浮夸的激进主义则在特权阶层中引起了厌恶。18世纪80年代的制度冲突将君主国带到了崩溃边缘，可这一冲突中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特别是教会与国家的冲突。被人称作“约瑟夫主义”的改革运动并非始于国家对教会的攻击，而是始于教会内部的一场运动，是由教会进行的自我革新。这种革新在约瑟夫二世出生前很久就开始了，目的是摒弃天主教中的“巴洛克式虔诚”，它要用简朴代替炫耀，用艰苦代替富足，用节俭代替放纵，用节制代替淫荡。正如这一概要所示，它受到了詹森主义的强烈影响，起了主要作用的是富有影响力的摩德纳人（Modenese）改革家洛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Lodovico Antonio Muratori，1672—1750），他最重要的著作《基督徒的虔诚正道》（Della regolata devozione dei cristiani，1723年出版）有过20个不同的德文翻译版本，其中8个是在维也纳出版的。改革者的关切点在于将教会内部的权力从教皇、耶稣会士和正规修会手中转移到主教和教区神父手中，玛丽亚·特蕾莎皇后也秉持这一观点。在主教们的改革与国家的改革之间，克里斯托夫·安东·冯·米加齐（Christoph Anton von Migazzi）伯爵提供了个人纽带，他是穆拉托里的信徒，并于1757年成为维也纳大主教。

直到约瑟夫二世在1780年成为唯一统治者之后，这一联盟才开始破裂。约瑟夫二世迅速引入了对新教徒和希腊正教徒的宽容，排除了任何形式由外部势力行使的对自己领土内教会土地的管辖权，不论行使者是教皇还是帝国的诸侯主教，解散了所有在他看来“全然无用”的宗教修会（也就是大部分修会），并根据自己的基本准则“教会必须对国家有用”新建了国立“神学总院”，对教士进行再教育。约瑟夫二世还引入了对犹太人的宽容，但同时强调他不希望看到他们的人数增加，并着重说明他的主要目标是让他们对国家更有用。此外，约瑟夫二世说话方式毫不妥协，似乎对惹人生气乐在其中。虽然约瑟夫二世生前死后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在他那些较为保守的同时代人看来，他更像个极具破坏性的背教者。1782年春季，庇护六世（Pius VI）不顾一切踏上前往维也纳的旅途，向约瑟夫二世抗议，这既戏剧化地告诉人们可能存在分裂，也让君主国的普通人能够展示自己忠实于传统崇拜形式。他们还受到米加齐枢机主教的鼓励，米加齐正越发激烈地抵制约瑟夫二世的改革。

哪怕最躁动不安的高级教士也不可能对君主国的稳定构成真正的威胁，不管他对教士及他们的教民影响有多大。可当约瑟夫二世把消除不平等的注意力转移到世俗特权上时，事态就截然不同了。应当记住的是，特权并不是贵族的专利，而是渗透到了社会，特别是城镇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毛孔里。再没有什么地方的特权比奥属尼德兰地区的特权更普及了，为了简便起见，下文将把这一地区称作“比利时”。约瑟夫二世与比利时臣民间的关系一直不怎么样。1781年，他唯一的一次访问以双方互不理解告终；1784—1785年，他让斯海尔德河向国际贸易开放的笨拙尝试失败，这让约瑟夫二世确信比利时人不值得帮助，让比利时人确信约瑟夫二世无能；与此同时，他还拿比利时当筹码，想在交换巴伐利亚的事上赌一把（这也没什么好结果），结果彻底疏远了比利时人。然而，让比利时人最终从怀有敌意变为公然暴动的还是他的激进改革方案。1787年1月1日的宣言对政治、行政和司法架构都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它导致布拉班特等级会议先是提出抗议，后是发动抗税斗争，而布拉班特正是比利时各省中最重要的一个。

省督们以让步避免了全面暴动。约瑟夫二世则狂怒地声明自己不像他们那样“软弱”，还想收回他们的让步，可见他既固执，又缺乏政治敏感性。布拉班特和埃诺的等级会议在1788年11月又发动了一场抗税斗争，约瑟夫二世则发布宣言作为回应，表示将两地特权视同作废，将两地政制视作无效，将两地人民视为不法分子。1789年春季和初夏，又一批时机差到不可思议的改革措施激起了比利时人的怒火，在邻近的法国和列日的革命榜样的鼓励下，异议分子拿起了武器。1789年10月，起义军出师不利，但他们随即在11月卷土重来，迅速驱逐了残余的奥地利士兵，当年年底就占领了除卢森堡以外的所有省份。1790年1月11日，联省等级会议宣布“比利时合众国”独立。

矛盾的是，地理上的碎片化原先看似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弱点，此时却被证明是一种财富，因为比利时的分裂并未危及君主国的核心领土。匈牙利的动乱与比利时的动乱同时发生，匈牙利地处国家中心，这场动乱的危险程度要远高于比利时的动乱。在匈牙利与维也纳的长期争斗中，最近的一次对抗是约瑟夫对马札尔小贵族的社会、经济、政治权力发动的堪称激进的攻击。1785—1786年，匈牙利王国在没有考虑历史先例、民族分布、地方意见的状况下被分为10个新地区。前去处理分割事务的特派员自然都是由中央指定的。同样可以预见到的是，各州的行政机关也被国有化了。所以州议会只有在选举国民议会代表时才能召开（因为国民议会从未召开过，所以州议会永远不会召开）。此外，约瑟夫二世拒绝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从而规避了需要遵守传统政治制度的宣誓），将德语作为唯一行政通用语，且在处理1784年的农民起义时对农民持有同情态度，这种打破传统惯例的做法几乎颠覆了马札尔贵族的世界。最后一击则是第四章中讨论过的“税收与租佃条例”。

鉴于马札尔人的祖先曾出于轻微得多的原因就诉诸武力反抗，谋划暴动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官方在1786年破获了第一桩密谋，不过，当被告在被反复盘问下供认他打算用“10万条训练有素的狗”分发宣言，以此宣传暴动后，审讯者就不打算再认真对待他了。约瑟夫二世在这时还算是安全的。普鲁士驻维也纳使节雅各比（Jacobi）男爵在1787年观察到，不管马札尔人发出多少愤怒的嘈杂声，大贵族仍然保持驯服，新教徒小贵族的不满则被宗教宽容削弱了，农民崇拜约瑟夫二世，将他视为解放者，而且大规模的驻军也会扼杀一切动乱的萌芽。不过，雅各比也以令人扫兴的远见补充说，要是普鲁士能够在约瑟夫二世（或其继承人）与叛乱分子达成协议前出兵匈牙利支持叛军，事态就会迥然不同了。当1787年的对土战争爆发后，可能出现的状况恰如雅各比所述。早在1788年秋季，约瑟夫二世就通过情报部门的报告得知异议分子正在密谋将匈牙利变为由萨克森—魏玛公爵统治的独立国家。他也知道加利西亚（奥地利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夺得的省份）的波兰贵族同样渴望挣脱哈布斯堡的枷锁。即便是在君主国的核心地带，通常状况下表现温顺的说德语的省份也出现了大到无法忽略的不满喧嚣声。

即便按照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标准，这个国内危机也是相当严重的。普鲁士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事态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普鲁士在1787年秋季刚刚对荷兰共和国进行了成功的军事干涉，因此，通常优柔寡断的腓特烈·威廉二世这次迫不及待地要利用极为有别的国际形势。法国已经破产，革命一触即发，而两个东方大国又被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地区的战争拖住了，于是，普鲁士得到了掌控欧洲的绝佳机会。1789年夏末的某个时刻，腓特烈·威廉二世决定与土耳其缔结进攻性同盟，于次年春季从北面入侵哈布斯堡君主国，同时发生的还有普鲁士支持下的匈牙利和加利西亚的暴动。倒霉的约瑟夫二世要应付的还不止这些，普鲁士又与波兰就缔结进攻性同盟进行了谈判，西班牙人和撒丁人也准备夺取哈布斯堡的意大利属地。

军队带来了拯救，在哈布斯堡君主国麻烦不断的历史上，这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就在约瑟夫二世的众多敌人认为他们能够闻到腐肉的气息时，君主国却突然起死回生。1788年的战况虽然令人失望，但是奥军在1789年战局中却进展得非常顺利。就在巴士底狱陷落标志着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倒台时，一支奥地利军队正在塞尔维亚境内推进，另一支则在征服摩尔达维亚。10月8日，奥军以强攻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贝尔格莱德，战役的高潮就此到来。在这场胜利的秋季战役中，奥军夺取的土地多到了令国内外敌人开始反复思考是否应当诉诸武力的程度。约瑟夫二世在1790年2月20日逝世，这也促使他们做出按兵不动的决定。约瑟夫二世早已取消了许多最不得人心的政策，他的弟弟兼继承人利奥波德二世则加速完成了取消进程，并发誓忠实于传统秩序。与此同时，利奥波德二世还发起了一场外交攻势，以避免与普鲁士发生战争。1790年7月27日，他通过签署《赖兴巴赫协定》（Convention of Reichenbach）实现了这一点。尽管这份协定迫使他将包括贝尔格莱德在内的全部征服来的土地都交还给土耳其人，但它容许利奥波德二世在匈牙利恢复秩序并重新征服比利时。1790年11月15日，利奥波德二世加冕为匈牙利国王，宣誓“以永生的上帝、最神圣的圣母童贞马利亚和所有圣人之名，保护上帝的教会，保护僧俗领主、大小贵族、自由市和王国全体居民的豁免权、自由、权利、法律、特权和利益，认同古老习俗，公正地对待一切”。1791年9月6日，利奥波德二世在布拉格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直至1918年，匈牙利和波希米亚都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

在欧洲的另一端——事实上，可以说是在西方文明的另一端——也发生了一场类似的冲突，但结果截然不同。尽管大不列颠成了“七年战争”的大赢家，战争却让它的国债总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47亿英镑，它似乎举步维艰。1763年的《巴黎和约》并不受欢迎，战后的经济萧条让任何企图在国内加税的动作都令人格外不快。政府就自然想要寻求美洲殖民地的帮助，毕竟这些殖民地从征服法属加拿大中受益最为直接。此外，众所周知的是，殖民地当时的税率要比本土低得多：根据R. R.帕尔默（R. R. Palmer）的估计，不列颠平均每人每年要缴26先令的税，而马萨诸塞每人每年只需缴纳1先令，纽约是8便士（当时12便士合1先令），弗吉尼亚则是5便士。总体来看，这13块殖民地完全可以说是人口稠密、快速发展、经济富足。在1700年，那里还只有22.5万名说英语的美洲居民，可50年后，这一人数就飞速增加到200万，而且费城已经比除伦敦之外的任何一个英格兰城市都大了。更具争议的是，美洲殖民者对自身防务不负责任、毫不热心，1763年，庞蒂亚克（Pontiac）领导了美洲原住民暴动，而殖民地居民完全把对付暴动的问题留给不列颠人来解决。

因此，英国官方尝试让美洲人为帝国防务开支做出贡献，这始于1764年的《蔗糖法案》（Sugar Act）和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Stamp Act），最终导致了暴动和分裂。对殖民者而言，关键的切身原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信条概括：“无代表权不纳税。”由于美洲人在英国议会中并无代表，因此他们认为议会权力是不合法的，约翰·亚当斯总结如下：“大不列颠的议会并不比巴黎的议会更有权从美洲殖民地收税。”矛盾的是，他们这一结论要成立，就得忽略17世纪40年代以来在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其中也包括承认主权属于议会的国王。马萨诸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爵士（Sir Francis Bernard）在1765年11月告知陆军大臣巴林顿勋爵（Lord Barrington）：“在不列颠，美洲政府被视为获得授权制定地方法规的公司，只有在议会乐意让它们存在时才能存在……而在美洲，它们自称……是完全的国家，除去与大不列颠拥有同一位国王外再没有什么依附于大不列颠之处。”一旦事态涉及主权问题，矛盾就爆发了。这体现在1766年1月的《公告法案》（Declaratory Act of January 1776）上，议会宣示自己的主权，措辞强硬程度不亚于路易十五两个月后宣示国王主权时的措辞（见前文）：

美洲的所谓殖民地与种植园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臣属于、依附于大不列颠帝国的国王与议会……国王陛下运用且依靠大不列颠上议院僧俗贵族和下议院的建议与许可，无论状况如何，他和召开的议会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拥有为臣属于大不列颠国王的美洲殖民地和人民制定对其进行约束的法律法规的全权。

让双方忍无可忍的事件发生在1773年年底，当时英国政府打算帮助处境艰难的东印度公司，准许它向美洲殖民地出售约4 500吨茶叶。美洲方面的回应是“波士顿倾茶事件”，一群异议分子装扮成美洲原住民，登上了停泊在波士顿港格里芬码头（Griffin’s Wharf）的3艘船，将船上的货物扔进海里。这件事在本质上只是个小插曲，却激化了双方的态度，这很好地说明了，在政治上，象征比观念更重要。乔治三世对此毫无疑问：“骰子已经掷下，殖民地要么屈服，要么胜利。”他对待美洲人的态度在许多方面都和约瑟夫二世对待比利时人的态度类似，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我知道我在尽自己的职责，因此，我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乔治三世在1775年7月写道。

那时，战争已经打响。还要再过8年，英国人才会在1783年9月3日的《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中承认美国独立。一些较有远见的英国政治家从战争之初便预言了这一结局，卡姆登勋爵（Lord Camden）是其中尤为突出的人物，他在1775年的辩论中指出：“征服一个跨1 800英里（约2 897千米）、拥有300万人口、所有人都紧密团结在自由、公正的伟大辉格原则上的大洲，似乎是项不该鲁莽投入的事业……阁下，显然你们的军力和财力不足以完成征服美洲这一宏伟目标……可是，法国和西班牙会不会袖手旁观，任凭你们在美洲忙忙碌碌，这就很值得大人们考量了。”尽管战争开始时的公众舆论一面倒地反美，卡姆登却不是唯一一个对战争感到不快的英国人，这是一场针对说英语人民的战争，那些人也和卡姆登一样认同“伟大的辉格原则”。英国人习惯于和宗教上信仰天主教、政治上信奉绝对主义的敌人交战，所以，美洲人呼吁自由的修辞是令人极为烦扰的。而美洲人关于自己究竟是捍卫多种具体古老自由的保守者，还是为抽象自由而战的革命者，是有些困惑的，或者说至少出现了不同意见。大陆会议在1774年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中明智地将两者结合到一起，诉诸“不变的自然法，英格兰的政治制度原则，以及若干宪章与契约”。

美洲人证明了主权国家对权力和金钱的渴望只能被武力所阻止，而这样的武力还必须拥有意识形态的支撑和有利的国际环境。美洲人之所以能够走得比（例如）匈牙利人远得多，实现了完全独立而非仅仅撤销几项受人厌恶的改革，是因为美洲人的武力更强大，意识形态更具包容性，国际环境也更有利。在这些方面，英国政府的另一个大问题——爱尔兰——就更像匈牙利而非美利坚了。英国的军事资源在1775年之后集中到了与殖民地的斗争上，这让爱尔兰在面对内部动乱和外来入侵时格外脆弱。为了应对内忧外患，在像莱因斯特公爵和查尔蒙特伯爵（Earl of Charlemont）这样的显贵领导下，盎格鲁—爱尔兰精英们着手组建了志愿兵连队。1779年末，已有大约4万人武装起来，这个已经很大的数目在此后3年里又翻了一番。美洲战况越来越糟，而法国—西班牙联军试图在1779年入侵英格兰本土——只是被糟糕的天气阻止了，爱尔兰志愿兵的政治力量有了相应增长。亨利·格拉顿（Henry Grattan）在1780年告诉专心听讲的爱尔兰下议院：“从没有一个爱尔兰议会能够得到人民如此高度的信任，你们现在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集会。你们是一支庞大军队的领导。我们的军队不可战胜，我们公众的怒火不可抑制，将像天罚一样触及所有阶层的人。”英国政治家至少可以认同格拉顿对爱尔兰军队的夸耀。结果是英国的一系列经济、政治让步，这就算没有终结爱尔兰的殖民地状态，也改善了它的地位。就象征性方面而言，最为重要的举措是废除了可以追溯到1494年的《波伊宁斯法》（Poyning’s Laws），它要求爱尔兰议会的所有决定都得经由英国批准。在物质方面较为重要的变化是撤销了对爱尔兰毛织品和玻璃器皿的出口禁令，也准许它与其他英国殖民地直接贸易。

然而，爱尔兰继续由英国统治到1922年为止。将它与美国和匈牙利进行对比会是很有教益的。美国同样出现了严重分裂，至少6万名效忠派表示他们宁愿移居他处，也不愿独立，效忠派人数甚至可能多达10万。新生共和国纷乱的早期岁月导致它在1789年引入了一部新宪法，这也证实了国家和公民社会内部都出现了深度分裂。然而，与妨碍爱尔兰人团结起来反抗英国的裂隙相比，美国内部的这些分裂只能算是裂纹。爱尔兰有超过3 000万名天主教徒，大约100万名长老会信徒和45万名圣公会信徒，他们只可能基于利害关系，暂时结合，也注定很快带着仇恨分手。当志愿者大国民会议于1783年11月在都柏林召开时，代表们就天主教解放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最终还是决定反对解放。就好像有自动截止阀一样：要独立，就必须得到天主教徒的支持，而一旦天主教徒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新教徒就改主意了。只有在天主教徒创建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之后，只有在国际形势有利于独立之后，独立才能取得成功。而在当时，即便是18世纪80年代初的有限成果也是承蒙美国人的好意，一位爱尔兰爱国者在1782年承认：“爱尔兰是在美利坚的平原上获得自由的。”事实证明，那种自由只是一种妄想，因为爱尔兰与大不列颠在1801年合并成了联合王国。

民族

如果说国家是18世纪政治话语中的一个主导名词，那么民族就是另一个。事实上，民族是一个更有力的动力源。因为尽管国家雄心勃勃、无所不包、异常活跃，但是它输送到政治躯体各个部分的血液却是十分稀薄的。尽管像腓特烈大帝或约瑟夫二世这样拥有坚定决心的开明绝对主义者可能会希望一生为国效力，大部分欧洲人还是很难为这样一个抽象整体付出太多热情。而民族则有很强的驱动力，因为它同时诱发了自我生长的辩证过程中的积极与消极反应。在民族主义者眼中，自己的民族每多一个优点，对立的民族“他者”就多一个缺点。这是一个双向进程，因为民族主义者认为他者既不能公允地评价其他族群，又拒绝承认自身的弱点。这或许可以称作“民族主义辩证法”，可以用简单的示意图说明：

一个具体例子有助于揭开民族主义力量的这个秘密。当英国人开始摆脱漫长的内部动乱，享受国内的繁荣，并将影响力输出到国外时，他们也在竭力向别人证明本民族的文化资格。主要的受益人是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英国在18世纪发展出了某种莎士比亚崇拜，其中包括1737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立了一座莎士比亚纪念碑，当然，他本来就很有资格受到崇拜。德意志科学家兼警句作家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在1775年访问英国时观察到：“莎士比亚不仅是闻名遐迩的，还是神圣的，各处都能听到他的警句格言。”英国人有理由因莎士比亚自豪，但他们也开始贬低外国文学，特别是虚伪、做作、肤浅的法国文学。不过，众所周知的是，法国人也沾沾自喜于本民族文化的绝对优势地位，将莎士比亚这位不朽诗人的著作斥为粗俗野蛮之作。这可不是瞎猜，因为说出以下评论的正是伏尔泰，“这位戏剧诗人的最大业绩就是毁灭了英格兰舞台”，因为尽管他拥有天赋，却“毫无品味，不懂一条戏剧规则”，结果，他的“悲剧”实际上只是“怪物般的闹剧”。伏尔泰深刻地了解英国，而且在自己的《哲学书简》（Lettres philosophiques）里不厌其烦地颂扬了英国的诸多习俗，因此，他对莎士比亚的断言听来更为刺耳。提一句，伏尔泰对待德意志人也是如此，他在《老实人》里用像牛一样笨拙的森特登脱龙克（Thunder-ten-Tronck）男爵的形象讽刺德意志人，此男爵是“威斯特伐利亚第一等有权有势的爵爷，因为他的城堡有一扇门，甚至还有几扇窗”。

18世纪时，这类相互助长的民族偏见已经有年头了。早在中世纪，讽刺文学就在谈论犹太人的忌妒、希腊人的狡猾、罗马人的傲慢、法兰西人的贪婪、萨克森人的英勇、英格兰人的坏脾气和苏格兰人的淫荡等等了。德国学者温弗里德·舒尔策（Winfried Schulze）令人信服地指出，15、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大大深化了这些简单的刻板印象，他们将单纯的偏见融合进了对民族历史的叙述，因为“大概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宗教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自己的《创世记》”［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语］。海因里希·科尔内留斯·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von Nettesheim，1486—1535）是一位花了大半生时间周游欧洲的德意志人，他在写于1526年的《论科学的不定与无益》（De incertitudine et vanitate scientarum）中指出：

所有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风俗习惯，体现在他们的论述、讲话态度、交谈、喜爱的饮食、处理事务的方式、爱与恨或表达怨怒的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上。所以，要是你遇见一个人趾高气扬地朝你走来，露出凶悍好斗的表情，像公牛一样咆哮，说话粗俗，手势粗野，衣服破烂，那么你就可以立刻判断出来，他一定是个德意志人。

不寻常的是，阿格里帕在罗列欧洲其他民族的特点时用词却要慷慨得多。大部分人文主义者还是偏爱自己的民族。以理查德·马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为例，他在1582年写道：“我爱罗马，但更爱伦敦，我喜欢意大利，但更喜欢英格兰，我尊崇拉丁文，但我更尊崇英文……我以为，没有任何其他语言能够比我们的英语更好地表达观点，能够更简练更直白。”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有君主主义、古典主义和宗教等等超越民族的力量，它们往往强大到足以淹没民族主义的声音。在许多“复合国家”，对某个地区的忠诚和厌恶比民族主义强大得多，西班牙的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之间的裂隙就说明了这一点。让民族主义得以存续并最终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欧洲国家体系内民族国家的出现。在16世纪的英格兰，宗教改革、议会发展和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急剧发展，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事实证明，在斯图亚特王朝让查理一世丢掉脑袋和让他的儿子詹姆士二世丢掉王位的诸多失误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是未能理解民族主义的力量。国王和议会在1688年后再度协力，民族主义才返回了英格兰政治的中心。始于1688年的“第二次百年战争”则使民族主义在英格兰政治中扎下根来。

在法国，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的民族王朝给法国的“宗教战争”（1562—1598）让开道路，法国展开了一段既类似却更为极端的剧情。正如我们在此前章节中所见，直到再度开打的“投石党”内战（1648—1653）结束后，路易十四才重新掌握了君主权力，将国王的事业和法兰西的利益结合起来。与英格兰不同的是，正如凡尔赛工程所示，这种结合很大程度上系于国王个人，并没有团体机构作为中间媒介。事实证明它兼具优缺点。一方面，它让路易十四通过集中资源使他的国家获得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霸权；另一方面，它令王室呈现型文化的运作一直都需要依赖君主的能力。

凡尔赛宫代表的自大招来了涅墨西斯（Nemesis），她是复仇女神，会扭转过头的好运，阻止放肆的傲慢。正如我们所见，很难设想还会有什么比为战争画廊（Salon of War）和镜厅（Hall of Mirrors）设计的装饰主题更加耀武扬威了。至今仍在那里的湿壁画无声地见证了路易十四的铺张和愚行。之所以说这些举动愚蠢，原因有二。第一，战局一旦有变，这些艺术品非但不能增添荣耀，反倒会让日子更不好过，因为过去的胜利同现在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七年战争”的黑暗时日里，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当路易十五面对这些代表前任君主的荣耀、让人不是滋味的制品时，他会有何感想？那时，路易十四想必有点像雪莱（Shelley）笔下的奥西曼迭斯[1]，他残缺的面庞从沙漠中隐约出现，还带着冷淡的轻蔑：“看我的功业，纵是强者，也定会颓然绝望！”

第二，凡尔赛宫工程即便在路易十四在世时也是愚蠢的，至少在外交层面如此。它得意扬扬地炫耀武力，自然引发了相应的暴力反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它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发展影响极大。在过去，有几种“他者”曾被用作加强德意志民族认同感的工具——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土耳其人乃至瑞典人。可从17世纪70年代起，法兰西人成了德意志人最主要的对立面。大批宣传册将路易十四斥责为敌基督、“撒旦的头生子”，德意志人用暴虐、好战、残酷、虚荣、渎神、通奸乃至每一种能够想象到的邪恶行径歪曲他的形象。他的罪过被人当成“基督徒里的土耳其人”一条条点出来，甚至包括他的后宫里有其他人的妻子，他夺人之妻时目无法纪，对待其他君王和他们土地时也是如此。宣传册作者们对他个人发起了攻击，但攻击范围不仅限于他这个人。法国国王的一切邪恶都被认为是法兰西这个对立民族的邪恶。法军在17世纪70年代的法荷战争期间犯下的暴行被人用文字和图像广泛宣传。路易在17世纪80年代将注意力转向帝国，他先是采取归并手段（关于这一点可见下文第678—679页），在1689年之后则转为破坏莱茵兰，而此时，德意志的公众舆论已经准备好相信最糟糕的状况了。实际上，状况的确恶化到了最糟糕的地步：关于劫掠、敲诈、纵火、恶意破坏、强奸等等战争暴行的故事都伴随着针对法兰西民族特性的猛烈指责。法军采用的焦土方针导致海德堡被烧毁，几座莱茵地区的城镇被夷为平地，人们知道此举源于高层授意，越发愤怒。比如，据说卢森堡元帅曾发表演说，号召他的士兵抢劫、杀人、强奸。法军被指控犯下了种种暴行，比如炮击不设防城镇，破坏任何自己认为无法据守的土地，给地里撒盐让土地永远失去肥力，在井里下毒。据说，他们连胎儿和棺材里的死者都没被放过。指责的对象随后从军队扩展到整个法兰西民族。法国人在性方面的不道德尤其遭到了指责：法国没有过了青春期的处女，鸡奸是法国人的发明，梅毒是法国的主要出口产物，巴黎是个大妓院，等等。这些私德上的缺陷也反映在政治制度里。宣传册作者们声称法兰西的法兰克人起初和他们的德意志亲戚一样自由，现在却被奴役了，变得穷困了。预防国王暴政的三大壁垒——贵族、教会和法庭——已经被路易十四变为服从他专制妄想的工具。

根据可靠的反义词词典，法国人这些所谓邪恶特性的反面是单纯、慷慨、真诚、诚实、忠诚、谦逊、忠于配偶等等，那些都是德意志人的美德。在德意志人所享有的各类优势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自由，1684年的一本小册子写道：“太阳底下没有一个民族会比德意志人更热爱自由。”事实上，几乎每一本出版于1648年之后的小册子都会提到这一点。帝国等级会议有权参与帝国政府事务，特别是皇帝选举事务，正是这一权利和法治一起确保了自由。有人指出，所有民族都曾经享有同样的自由，可只有德意志人知道如何保护他们的自由，不过考虑到当时的状况，瑞士人、英格兰人和荷兰人可能也得包括在内。有张18世纪早期的图表名为“关于欧洲民族及其特点的简要叙述”，关于德意志人对民族差异的认知，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这张图表有多个栏，每一栏开头都是一个身着民族服饰的代表人物，民族特征则是根据17条标准——包括智力、知识、恶习、喜欢追求的事业、疾病、对宗教的态度以及娱乐活动——列出的。

德意志人对法兰西人的指责在17世纪90年代达到了巅峰，此后激烈程度有所缓和，不过，它在整个18世纪仍然持续影响着民族话语。主要的变化在于，德意志人对法国实力的畏惧变成了对法国衰颓的鄙视。比如法军在1741年11月至1742年12月间占据布拉格，它既被作为法军残酷行径的例证，也被当作法军虚弱无能的表现。此外，1743年，汉诺威选帝侯格奥尔格（他恰好也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亲自指挥一支军队在代廷根（Dettingen）击败了法军，一本宣传册说，法军撤出德意志战区表明昔日的法兰西雄狮已经变成了小兔子。致命一击发生在1757年11月5日，当时，腓特烈大帝指挥的一支普军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击溃了规模两倍于己的法军。尽管被击败的敌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帝国军队单位里抽调过来的，但当时的公众舆论仍然将这场胜利视为德意志人击败法兰西人的胜利。用约翰·威廉·冯·阿兴霍尔茨的话说，它是一场“民族的凯旋”。

另一方面，“七年战争”的确标志着德意志民族主义发生了重要转向。在17世纪下半叶的恐法浪潮中，哈布斯堡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成了主要受益者。作为在西面英勇抵御路易十四入侵、在东面击败了土耳其人的皇帝，他成为德意志人心中当之无愧的英雄。问题始于1740年他的儿子卡尔六世逝世和后来巴伐利亚选帝侯被选为皇帝卡尔七世。尽管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弗朗茨·斯特凡在1745年被选为皇帝，哈布斯堡家族依靠代理人重获帝位，但是皇帝的位子已经失去了神秘的光环，权威也永久地衰落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考尼茨侯爵在1756年策划了“同盟洗牌”（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这或许是个外交胜利，它在政治上却是灾难。此举让奥地利和其世代死敌法兰西结盟，让腓特烈大帝得以作为德意志自由的救星迈步前进。传统观念认为，德意志民族的代表是采用等级制度的帝国代表，这种观念仍有影响力，但已开始让位于新观念，新观念认为，德意志民族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有更多普鲁士、新教、北德意志的成分。

在英格兰，恐法与自由的结合同样突出。独立的英格兰身份意识最早可以追溯到7世纪，但开启英格兰民族主义近代历程的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按照史蒂文·平卡斯（Steven Pincus）的观点，这也是“英格兰的第一场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的主要推动力是“第二次百年战争”，它始于威廉三世于1688年11月5日在托贝（Torbay）登陆［11月5日当时被人看作一个特别吉利的日子，因为人们也会在这一天庆祝挫败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的“火药密谋”］。这是一次预示状况改善的政权更迭：查理二世只是路易十四的臣仆，威廉三世则是捶打路易十四的人。“比利国王的战争”（比利国王即威廉三世）体现了前述“民族主义辩证法”英格兰版本的所有二元对立：新教对抗天主教、英格兰人对抗凯尔特人、独立对抗奴役、自由对抗暴政、富足对抗贫穷，甚至还有健康食物（老英格兰的烤牛肉）对抗不洁的外来垃圾（淡汤、蛙腿、草叶）。

将对本民族处境的自豪和对他者处境的轻蔑结合起来，会产生出效力极大的混合物，两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第一个例证的作者才智过人，他就是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1671—1713），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他影响到了国内外同时代和后世的人，他对任何带有粗俗偏见气息的失误都抱有辉格式的嫌恶。他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视为生死之战，在这场战争中，英格兰人捍卫自由，抵抗路易十四将“一个普世君主国，一个无知与迷信的新深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企图。在他看来，太阳王大肆吹嘘的文化成就已经被它们所代表的绝对主义暴政玷污了。而英格兰文化尽管存在不够优雅之处，却得到了终将胜利的自由的支持：

我们现在身处一个自由再度处于上升期的时代。我们本身就是最幸福的民族，不仅能够享受国内的自由，而且依靠我们的强大力量还能够将生机与活力赋予国外的自由。我们是为这一共同事业努力的欧洲联盟的首脑和领袖。我们无须担心会丧失这种高贵的热情，也无须害怕会在这光荣劳作中晕厥；我们反而应该像古希腊一样，一连数代与外国强权斗争，尽力消除大君主的过分行径。

第二个例证难免有一些粗俗偏见，却也具备较高的美学品质，那是威廉·贺加斯的两幅蚀刻版画，合在一起名叫《入侵》（The Invasion），创作于七年战争开始的1756年。在第一幅蚀刻版画中，一队法军士兵在法国海岸上一座旅馆外头集合，等待上船参与令这组画得名的入侵英格兰行动。贺加斯充分利用了符号。旅馆外面的招牌上写着“王家鞋淡汤”（Soupe Meagre a la Sabot Royale），王家鞋是种木鞋，在传统上代表贫困。瘦弱的士兵们正在用烤肉钎烤青蛙，还带着一面写有“复仇以及英格兰的好啤酒好牛肉”（Vengeance et le Bon Bier et Bon Boeuf de Angleterre）的旗帜。有位头顶剃光的修士做好了随同出征的准备，他用手指抚弄着一柄斧头，心满意足地注视着他这一行的工具——一座表现偶像崇拜的雕像、一个用于碾碎异端的车轮、精选出的酷刑器具，还有在伦敦布莱克弗赖尔斯[2]新建（重建）一座修道院的计划图纸。画面背景中耕地的则是妇女，因为她们的男人已经在刺刀尖的威胁下被征发到入侵舰队里去了。

第二幅蚀刻版画描绘的是，海峡另一边，一群英国爱国者正集结在一座旅馆外头，旅馆名为“坎伯兰公爵”，是用乔治二世的小儿子命名的，此人曾于1746年在卡洛登（Culloden）击败詹姆士党，还因亨德尔（Handel）的乐曲《看英雄凯旋》（See the conquering hero come）而为后人所知。招牌上还宣称这里每天都供应牛肉，有烤肉也有煮肉，英国士兵的强壮体格与第一幅印刷品中法国对手的消瘦形成了鲜明对比，突出了这种膳食差异。有位诱人的女招待爱慕地打量着一名英国燧发枪手的宽阔肩膀，这也说明了英军的强壮。另一位姑娘调情般拿手指挑动着一柄小刀，而那柄刀的位置恰好像是从某位后仰海员的腹股沟里凸出来的一样，这样的画面更为明显地表露了性方面的暗示。画中所有人在一起围着路易十五的讽刺画笑，画中路易十五手持绞架，嘴里说：“你抢了我的一条好船，你是海盗，你是盗贼，俺派大军过来，通通吊死你们，马尔布鲁（Marblu）。”音乐也没有被忽略。餐桌上有一张歌单，里面包括了合唱曲《统治吧，不列颠尼亚》（Rule, Britannia），另一名燧发枪兵则在吹奏《上帝保佑我们伟大的乔治国王》（God Spare Great George, Our King）的旋律。与不愿应征的法国新兵构成极大反差的是，图中描绘了一位踮着脚尖、想要达到服兵役要求的最低身高的年轻人，而在背景处还有一个连的志愿兵正在接受训练。

法兰西或凯尔特这样的他者有助于强化英格兰民族主义，英格兰民族主义的耀武扬威也激起了与之对立的民族主义。在爱尔兰，18世纪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成就鼓舞了新教徒，他们对伦敦方面居高临下的剥削越来越不满。随着一代代人的逝去，对宗主国的忠诚逐渐让位于对爱尔兰身份的意识。这种民族身份意识甚至找到了在饮食上的表达方式。一本写于1762年的小册子告诉新任总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这一点可以确定，我们现在已经彻底归化了，我们属于且依恋这个小岛，就像你们自己对老英格兰最深刻的感情一样……我们喜欢吃覆盆子和土豆，就像意大利人或法兰西人最喜欢吃葡萄和瓜一样，若有人提出交换，我们决不答应。”（保存至今的）城市住宅和乡村庄园表明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日益增加，这种信心让人越发不满英国主人的殖民态度，英国人依然将教会、政府和军队中的所有好岗位都留给自己人，还让爱尔兰机构给英国寄生虫支付补助金。以18世纪末为例，当时有1/4的“爱尔兰”贵族与那个岛屿毫无关系。托马斯·巴特利特（Thomas Bartlett）指出，爱尔兰人深信，他们的国度正遭到外来英格兰政客的掠夺，这种有破坏作用的信念刺激了爱尔兰新教徒的民族主义。爱尔兰人知道英国人将这片土地鄙视为“泥沼之地”或“蒂格之地”[3]，这进一步刺激了民族主义。尽管第三代莫宁顿伯爵［the third Earl of Mornington，后来的韦尔斯利侯爵（Marquess Wellesley），也是第一代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的兄弟］出生在米斯（Meath）郡，也对爱尔兰有深刻了解，可他依然会在1790年7月行经低地国家时致信友人格伦维尔勋爵（Lord Grenville）：“列日的大部分地区是阴沉、悲惨的乡村，有点像爱尔兰最好的地方。”

17世纪的低谷（1641年的叛乱）和高峰（1689—1690年的拯救）令爱尔兰新教徒确信他们是上帝偏爱的选民。他们并不将自己视为爱尔兰的一个民族，而是视为爱尔兰的唯一民族，因为天主教徒似乎已经被永远扔进历史垃圾堆了。然而，在新教徒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平静表层之下，本土民族主义的岩浆仍然在沸腾。因为讲爱尔兰语的人中许多都不识字，直到1800年时还至少有50%是文盲，公共领域又局限在新教徒主导的城镇，所以人们要是想从像周刊或小册子这样通常被当作民族主义情感传输渠道的出版物中找到什么，几乎一定会失望而归。对过去不公的憎恶、对未来复仇的期望，这样情感虽未浮出水面，却一直在酝酿，可以从口头传述的民族歌谣和史诗中感受到，因为正如苏格兰爱国者索尔顿的安德鲁·弗莱彻（Andrew Fletcher of Saltoun，1655—1716）所述：“要是一个人能够获准创作所有歌谣，他就无须在乎应当由谁制定民族的律法。”文森特·莫利（Vincent Morley）已经展现了那首名为《爱尔兰挽歌》（Tuireamh na hÉireann）或《肖恩·奥康奈尔之作》（Aiste Sheáin Uí Chonaill）的历史长诗有多么无所不在、多么受人欢迎，这表明从歌谣和史诗中探究民族主义并不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这首长诗最早于17世纪中叶在凯里（Kerry）写成，它具有成熟民族主义所应具备的全部要素：一个奠基神话［米莱西亚人（Milesians）自西班牙移居爱尔兰］、一位神话英雄［芬恩·麦库阿尔（Fionn mac Cumhaill）和他的战士团芬尼亚（Fianna）］、来自上帝的特别眷顾（圣帕特里克的到来）、文化成就（修道院）、面对外来入侵时战败的借口［“叛徒德莫德（Dermod）”只是许多借口中的第一个］，以及最为重要的外来压迫（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克伦威尔等等）下深重的苦楚。到了本书所述时段的末期，经由《爱尔兰挽歌》推广的话语开始从乡村世界的客栈和集市进入城市公共领域，开始从手抄本进入印刷期刊。以岛上最流行的《爱尔兰杂志》（Irish Magazine）为例，它在1810年高声谴责道：“世界历史上再没有什么能够比英格兰人对爱尔兰人的迫害更残暴了，再没有什么更反文明了，再没有什么更下贱、更无耻了，再没什么更亵渎上帝了，这有悖于造物主赋予人类、令人类有别于觅食野兽的每一种性情。”正如莫利总结的那样，19世纪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有悠久的过去。

在中短期层面，不列颠国家还能够降伏爱尔兰民族主义，不论这民族主义从何而来。事实上，天主教徒不断主张自身权利，令当局能够更轻易地控制新教徒。1798年爆发了“可能是爱尔兰历史上最为集中的暴力事件”［罗伊·福斯特（Roy Foster）语］，导致大约3万人死亡。6月21日，反叛者在醋丘（Vinegar Hill）溃败，可是在此之前，即叛乱开始后不到一个月，同时代人就把它当作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一场冲突。正如卡斯尔雷勋爵所论：“看上去，南方的宗教复杂性每将新教徒推离叛乱一步，就将天主教徒推得离叛乱近一步。”简而言之，不同版本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可以大大降低宗主国政权面临的任务难度。

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族群多样，分而治之政策实施的机会也相应更多。当利奥波德二世在1790年2月即位时，正如我们在这一章前文所见，因为他已故兄长约瑟夫二世粗暴的改革使匈牙利到了叛乱的边缘，所以他需要尽可能获取帮助。为了说服叛乱分子悬崖勒马，利奥波德二世有效利用了手中的民族牌，让最不稳定的民族团体——马札尔小贵族——意识到他们在王国里并不孤独。一方面，利奥波德二世拿出了让步的胡萝卜，另一方面，他又挥舞着军事威压的大棒。布达佩斯原先说马札尔语的驻军被克罗地亚人的部队取代，因为克罗地亚人既有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极端忠诚，也有对马札尔人同等程度的厌恶。匈牙利南部巴纳特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也在官方鼓励下于1790年8—9月在泰梅什堡召开了一场“伊利里亚民族大会”，大会随后便向位于布达佩斯、由马札尔人操纵的议会索取自治权。与此同时，政府密探在城市居民和农民中到处散发反对马札尔人那种由全部贵族构成民族的概念的请愿书。精心制造的谣言——秘密警察已经掌握了主要密谋者的姓名，准备杀鸡儆猴——则令马札尔小贵族更为害怕。再加上前文已经讨论过的国际形势变化，这场巧妙的战役取得了令利奥波德二世满意的结果，布达佩斯议会同意利奥波德二世在普雷斯堡加冕为匈牙利国王，而且没有给他的权力加上任何新的约束条件。利奥波德二世和其他几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在1790年11月赶赴加冕式，当时他们身着匈牙利民族服饰，这是象征性的和解礼仪。

而在另一个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重要王国波希米亚，情况就大有不同了。在那里，自从天主教军队赢得了1620年的白山会战后，捷克语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宠了。由于用捷克文写作的任何材料都会被自动当成异端邪说，用于学术和行政的主要语言文字就分别成了拉丁文和德文。捷克语复兴是上层推动的。作为最大化利用人力资源的行动的一部分，捷克语在1752年成了维也纳军事学院的官方教学用语，维也纳综合理工学院在1754年跟进，维也纳大学则在1775年效仿，就在同一年，维也纳大学设立了一个捷克语言文学教席。在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出版的捷克文教科书比此前150年的总和还要多。在布拉格，是贵族们引领着重新发现民族认同感的潮流。弗朗齐歇克·金斯基（František Kinský）伯爵是波希米亚大贵族中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在1773年写书为捷克语辩护，他说：“作为斯拉夫人的真正子孙，我继承了这样一种成见，要是法国人的母语是法语，德国人的母语是德语，那么捷克人的母语也一定得是捷克语。”然而，他的书本身是用德文写的。金斯基也是波希米亚王家学会在1784年建立时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王家学会只是贵族们志愿创立的诸多组织中的一个，其他组织还包括捷克王国爱国经济学会（1788）、艺术之友爱国会（1796）、美术学会（1799）、布拉格音乐学校（1811）。这些贵族在将对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忠诚和对波希米亚的爱国意识结合在一起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认同的是波希米亚祖国（česka vlast）而非捷克民族（český národ）。1783年，诺斯蒂茨（Nostitz）伯爵在布拉格建了一座剧院，他将其称作“伯爵们的民族剧院”（Gräfliches Nationaltheater），并在柱廊上写下“献给祖国和缪斯”（Patriae et Musis），这便是两种情感结合的一个例证。然而，到了本书所述时段的末期，更为坚定自信的捷克平民知识阶层开始出现，有迹象表明这种平衡之举越来越难以维持了。1818年，老派波希米亚贵族科洛弗拉特伯爵印发了一份用德文写的声明，宣布要建立“祖国博物馆”（Vaterländisches Museum）。10天后，约瑟夫·容曼（Josef Jungmann）印发了一个捷克文译本，文中将它描述为“捷克民族博物馆”（Národní české museum），还补充说建立博物馆的目的在于保护捷克语言和捷克民族。尽管还要过很多年，才会有说捷克语的农民涌入布拉格和其他波希米亚城市，进而开展具有攻击性的捷克民族主义运动，但运动的迹象在1815年时就已经出现。

正如上述案例所示，民族主义的力量虽然不可否认，却不一定会引发动乱。民族主义需要管控，而它也是可以管控的。随着民族发展成为认同、忠诚、奉献指向的另一个中心，现存政权就得调整自身以跟上民族主义的脚步。事实证明，民族主义对一些群体——在这一阶段指的就是能够读写的中等阶层——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政权需要做的就是做出旨在吸引中等阶层的大幅调整。1776年，约瑟夫二世将他的宫廷剧院改造为“民族剧院”，这确保了他在德意志知识阶层中享有好名声：“德意志人现在拥有了一座民族剧院，它是由他们的皇帝创立的。对每一个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德意志人的人来说，这是何等美好、何等伟大的想法！所有人都怀着最深的崇敬之情感谢皇帝，感谢他为德意志诸侯树立的伟大榜样。”约瑟夫二世热情地定期为剧院做出奉献。他的范例的确被人效仿了，最著名的模仿者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他于1786年即位后，做出的标志性举动就是把柏林宪兵市场（Gendarmenmarkt）的“法国喜剧院”改成了“民族剧院”。

在政体和民族认同有联系的国家，统治者在行事时必须特别小心。约瑟夫二世在比利时和匈牙利行事强硬，就碰了钉子。在英国，头两位汉诺威王朝君主吃亏，是因为他们是德意志人，也不了解英国的状况——乔治一世似乎连英国贵族的等级都不理解。拯救汉诺威人的与其说是他们做过什么，倒不如说是他们没干过什么：毕竟，他们不是受法国王室左右、信仰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室。至少，他们还能意识到不要擅自干预议会——那是英格兰民族认同的核心象征。任何一位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现象的历史学家都应当好好思考以下文字，它们摘自1641年12月22日在下议院发表的一篇布道演说，当时，人们因爱尔兰叛乱而进行了特别禁食。布道说：

你们是这个民族的代表团体……你们代表了这个民族……你们站在全民族的位置上；如果你们拥护上帝的事业，那么整个民族都会拥护你们。鉴于这是一个全民族禁食日，尊贵的议会是全民族议会，所以，这份文本是全民族文本，适用于我们面对的状况，民族的忏悔将改变上帝对全民族的审判，让上帝保佑全民族。

感恩的下议院赠给布道者一个巨大的奉献盘，盘上刻有他的纹章和题词“这是下议院赠给神学学士埃德蒙·卡拉米（Edmund Calamy）的礼物，1641年”。他的布道在印发时的题名为《英格兰之镜》（England’s Looking-Glasse），事实证明它非常畅销，很快就发行了5个版本。就这方面而言，随后的一个半世纪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18世纪70年代，约翰·威廉·冯·阿兴霍尔茨在英国待了6年，此后他总结称，英国人看似过度的民族自豪感源于政治：“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是政治制度产生的自然结果，根据这一制度，每一位公民除法律约束外无须有所依附。在他们当中，这种自豪感传播得极为深广。事实上，在了解并感受到这样一种自由制度的所有优点后，又怎么可能不认为它的价值非同寻常呢？”乔治三世在统治初期经历的问题主要源于他似乎想要扩大王室特权。1783年之后，乔治三世有能力将自己和受他庇护的小威廉·皮特呈现为宪政的保护者，表现出他们是在反对毫无道德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及其密友，这就给国王自己带来了长时间的稳定。

1787年，英国在荷兰共和国取得了外交胜利（见第十三章），胜利拭去了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失败记忆，极大地帮助了乔治三世重建声望。1788年，乔治三世的“疯病”短暂发作，此事令他的名誉得以彻底恢复——虽然这看起来有些矛盾。国王于次年2月康复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贺词如洪水般涌入，他经历了某种神化，正如纳撒尼尔·拉克索尔（Nathaniel Wraxall）所述：“那是英格兰出现过的对民族忠诚与欣悦最壮观、最普遍的展示。”以下文字摘自有将近1 000名“达勒姆市及其周边地区绅士、教士、地产主、公民和重要居民”签字的贺信，它极好地总结了英国民族主义的性质和这种民族主义对国王（及上帝）的认同感，因而值得长篇引用：

最仁慈、最强力的君主，

大不列颠，各岛屿的女王，诸民族的骄傲，欧洲乃至世界的仲裁者，艺术、自由与独立的养育所，她是敌人的恐怖，暴君的灾难，在我们最仁慈、最强力、最受人爱戴的君主的直接指引和仁慈、灵性的预言下，依靠伟大、杰出的查塔姆[4]的一位后裔和他在政府部门的可靠帮手，大不列颠不止一次从依附于人的卑微处境中崛起，达到今天权力、富足、伟大的光辉顶点，为了让君主在难以计数的赐予健康和内心欢乐的神恩下康复，为了让这些国度的政治得到救赎和安慰，要以谦卑、感恩之心敬奉全能的上帝。现在有充分理由可以说河谷再度说笑歌唱，山峦再度欢欣鼓舞，赞美着上帝永恒无尽的慈悲。

全国范围内的各团体和组织一共发出了不少于756封祝贺国王康复的贺信，可见这番话并不是特例，换句话说，之前一代人时间里因7个最具争议的议题［1753年的《犹太人归化法案》（Jewish Naturalization Act）、1763年的《苹果酒税法》（Cider Tax Bill）、1769年的威尔克斯（Wilkes）事件、1778年的《天主教徒解放法案》（Catholic Relief Act）、1780年的“经济改革”运动、1783年的议会改革运动、1784年支持皮特的运动］而产生的歌颂国王的贺信加起来，还不到这次庆祝国王康复的贺信数量的一半。

当达勒姆的好公民起草这份贺信时，法兰西的公民正在列他们的陈情书清单（cahiers de doléance），以便为将在1789年5月于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做准备。尽管君主制本身尚未成为议题，但国王和民族间的分歧已然难以弥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另一种与王室并行却与之分离的合法性来源得到了发展，这就是民族。美国和法国法语遗产研究会（American and French Research on the Treasury of the French Language，ARTFL）的数据库表明，1700—1710年，“民族”这个词在7本不同图书中出现了45次，下一个10年里是在12本书中出现了106次，到了18世纪50年代则是在43本书中出现了990次，此后该词出现频率一直保持在这个数量级上。此外，民族也在高等法院中找到了制度基础。路易十四在处理詹森派时打算请求教皇给予帮助，这造成君主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出现了裂痕，高等法院迅速插入其间。路易十四的继承者继续执行反詹森主义政策，这让高等法院的干涉者们永久居留在裂痕当中。到了18世纪中叶，高等法院已自称“民族法院”（tribunal de la nation）、“民族委员会”（conseil de la nation）、“民族仓库”（dépôt national）和“不容侵犯的民族法律殿堂”（le temple inviolable des lois nationales）。它们实际上在推进民族主权原则，例如，雷恩高等法院就告知路易十五“是高等法院代表的民族许可支撑（complément）了法律”。在路易十五的统治末期，莫普（Maupeou）大法官试图消除高等法院的政治影响，危机随后到来，危机期间，同时代人直白地吐露了倾向，如洛朗盖伯爵（comte de Laurangais）就说：“民族才是最高统治者。它的权力和事物的本质决定了这一点。”对高等法院来说不幸的是，它们还不够民族主义。1788年，高等法院坚称次年召开的三级会议应当分成三个不同等级（教士、贵族、平民）开会，而非成为统一的国民议会，这就表明它们依然是旧制度的附属品。正如巴黎律师雅克·戈达尔（Jacques Godard）所论：“在巴黎和整个王国，现在有三个派系：保王派、高等法院派和民族派。”

事情本可以朝别的方向发展。路易十五的顾问们不一定要坚持反詹森主义政策。他们不一定要在1723年从巴黎返回凡尔赛，让国王远离首都快速扩张的公共领域，不一定要在1756年赞成“同盟洗牌”，大部分法国人都认为此举与民族利益相悖，此后的军事灾难更加强化了这种想法。路易十五不是非得像自我放纵的骄奢淫逸之徒一样行事时毫不顾及自身公众形象。他不是非得压制反对派的拙劣企图，得到不负责任的暴君这种骂名，也不是非得让自己的孙子兼继承人娶玛丽·安托瓦内特女大公，从而让人们对法奥同盟的不满影响到下一任君主。就路易十六本人而言，他不一定非要把自己关在凡尔赛宫和其他宫殿里，给人们留下他只对狩猎感兴趣的印象。在18世纪80年代，当后来证明是王朝终极危机的事件到来时，路易不一定非要陷入呆滞状态，不一定非要消极等待结局。1789年10月5日，当巴黎群众来到凡尔赛时，他们发现王室和宫廷生活在一个僵化的文化世界里，这个世界早已失去了灵魂。凡尔赛成了一个博物馆——虽然凡尔赛博物馆当时还不存在。在王朝犯下的所有错误中，未能适应日益增强的民族力量是最致命的一个。路易十四的确有可能说“朕即国家”，但路易十六不可能说“朕即民族”。那得留给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们，在教士和贵族的背叛者的支持下，他们于1789年6月17日自称为“国民议会”。

人民

在拉动18世纪晚期政治的三驾马车中，“人民”是第三驾。它从一开始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欧洲政治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人民这个概念过于模糊，很难评估其重要性。先看“人民”这个词的翻译问题就知道有多难了。词典会认为德语中对应法语peuple（人民）的同义词是Nation（国民）或Volk（民众），但它只会给出people（人民）这个英语词去对应peuple。另一方面，Volk和Leute（大众）在英语中可以译为people，但Leute在法语中则要译为gens、monde、public（人们、众人、公众）而不会译成peuple。在其他欧洲语言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不确定性。一个可行的推进方式是不去寻觅人民是什么，而是找到人民不是什么，最显然的一点是，人民并不属于政治上的当权派。在下文当中，人民和人民对应的形容词“大众的”（popular）将用于那些自发、自主、不受当局指导或控制的运动或事件。

仅仅由于这一原因，那些记录人民活动的人就以猜疑乃至公然敌对的方式对待他们。当时的警力就算存在也极其原始，社会结构还尤为脆弱，因此，几乎每一个有产者都害怕出现剧烈动荡。所以，在描述普罗大众时，当时人们偏爱使用的词并不是peuple、Volk或people这样的中性词，而是像foule（人群）、Pöbel（暴徒）和mob ［暴民，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在《汤姆·琼斯》中将其定义为“各个阶层中的无德无识之人”］这样的贬义词。就最高层而言，腓特烈大帝在1770年写给达朗贝尔的一封著名书信中很好地展示了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精英心态。他让后者想象一个拥有1 000万人口的国家，要是从中排除所有的农民、劳工、匠人和士兵，就只剩下大约5万男女人口。要是将全部女性和所有愚蠢、缺乏创造力的男性都排除出去，那就最多剩下大约1 000个拥有活跃思维的人，而即便在这个小群体当中，也存在显著的能力差异。所以，腓特烈大帝的结论如下：教化人类（原文如此）的打算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还可能是高度危险的。统治者能够安全完成的任务就是满足于自身的睿智，小心地控制住暴民，任凭他们留在无知愚蠢的境地里。

即便他是国王，腓特烈大帝也太看不起人了，可他对文盲大众的鄙视与知识界是如出一辙的。我们将要看到，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对“民族”心怀极大敬意，却鄙视“街上那些从不会签字或创造，只会咆哮和毁伤的乌合之众”。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认为像“启蒙”或“文化”这样的词永远都不会成为平民词汇的一部分，因为“暴民基本无法理解它们”。法国思想家或“哲学家”的精英心态也不遑多让。激进分子霍尔巴赫[5]有时会被描述为“民主分子”，他认为，有产公民完全不同于“人口中的愚蠢大众”，后者“未经启蒙，根本没有良好判断力，随时可能变成企图扰乱社会的煽动家的工具与帮凶”，霍尔巴赫得出结论说：“让我们永远不去改变向来极有必要的不平等。”

仅仅举出几个“盲目且嘈杂的群氓”断续尝试参与政治进程的例子，似乎就能为这种轻蔑态度提供支持。就在本书所述这个时段的起始点，1647—1648年的巴勒莫和那不勒斯的暴动成功地从西班牙派去的副王手中夺取了权力，但几个月后就在混乱、流血、无政府状态和相互指责中溃败。在巴勒莫，是普通人自己配合异端裁判官特拉斯米耶拉（Trasmiera）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政变中，革命的“大将军”乔瓦尼·达莱西（Giovanni d’Alesi）和他的12名同伴被人极为残忍地杀死。然而，民众刚刚扼杀了革命，就回过头来对政府和贵族发动猛烈攻击。暴动者内部的分歧，加上巴勒莫和墨西拿之间的传统敌意，让西班牙政府最终能够收回控制权，并取消了一路做出的所有让步。同一类自我拆台的不团结状况也出现在那不勒斯，那里的暴动由渔民马萨涅洛［Masaniello，即托马索·阿涅洛（Tommaso Aniello）］领导，他先是被追随者们拥戴为大将军，然后被他们砍了头，接着又很快恢复了名誉——尽管是在死后恢复的，他的尸体被人从坟中挖出，和砍下的头颅重新合到一起，然后得到了合乎英雄待遇的葬礼。就像另一位先高飞后急坠的魅力型领袖科拉·里恩齐（Cola Rienzi）一样，马萨涅洛成了一部19世纪歌剧的题材，那就是《波蒂奇的哑女》（La Muette de Portici），它由达尼埃尔·奥贝尔作曲，欧仁·斯克里布（Eugène Scribe）撰写剧本。这是一部远远超过歌剧本身的歌剧，它引发了一场革命，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这部歌剧于1830年8月25日在布鲁塞尔铸币厂剧院（Théatre de la Monnaie）的上演激发了使比利时最终独立建国的起义，该剧上演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戏剧体裁——法国大歌剧——开始兴起。

一场最终被呈现为歌剧的革命或许很难引起人们的认真对待，而且，那部歌剧的女主角竟然还是个聋哑人。然而，正如赫尔穆特·柯尼希斯贝格尔（Helmut Koenigsberger）和彼得·伯克所示，巴勒莫与那不勒斯的状况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在巴勒莫，达莱西的兄弟与副王之间达成的49部新法律（capitoli）表明参与革命的人口范围相当之广。要是说废除不得人心的税收、给予大赦是旨在抚慰普通民众的话，那么让行会参与行政管理和改革法律程序的计划则体现了对城市未来的长远规划。在那不勒斯，那些看似盲目的暴力，尤其是马萨涅洛遇刺时遭到的暴力，实际上是精心设计的合法化仪式，这既创造了社区的内聚力，也表达出了这种内聚力。

当时的人并没有能够对民众暴动做这种解释的人类学洞察力，他们的评价就没有那么宽容了。当民众掌权时，法律和秩序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崩溃，至少当时的人是这么总结的。这就难怪“直到18世纪，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被人厌弃的词”［约翰·邓恩（John Dunn）语］。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没有什么缘由能够改变这种态度。正如我们所见，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在18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开始持续增加，相对缺乏弹性的谷物供应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每当歉收导致粮价涨到超出一般水平时，就会有一系列面包暴动发生。这些暴动通常以“大众税”（taxation populaire）的形式发生，也就是消费者迫使面包店主以“公平”价格出售面包。暴动者并不打算劫掠，但是他们对谷物贮藏、碾磨、烘烤、销售过程中的对错有清晰的认识。简而言之，他们将一种“道义经济”强加于人（爱德华·汤普森语）。这种对不公的本能感知也得到了《圣经》的支持：“屯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箴言》第11章第26节）当人民怀疑不道德的生产者或商人囤积居奇时，或是当他们看到粮食被运出自己所处的地区时，他们就会变得特别愤怒。

大众的妖怪一旦离开了魔瓶，就为更具野心的反叛分子打开了道路，他们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引导群众运动。1766年春季发生在马德里的骚乱就是个很好的案例，春季一向是一年中很不好过的时段，因为上年的收成即将耗尽，而当年的谷物还没有收割。1765年，卡洛斯三世的改革派政府放松了对国内谷物贸易的传统限制，希望以此促进生产力发展。不幸的是，这恰好碰上了歉收的年头，所以当谷物价格在次年早早开始上涨后，人们很快找到了替罪羊。马德里的骚乱始于1766年3月23日，如一位受惊的观察者所述，发动骚乱的是“一大群最底层的乌合之众……没有固定居所、自甘堕落、败坏的可鄙下等人”。骚乱很快从马德里蔓延到卡斯蒂利亚各地，最终涉及大约70个社区。抗议采用了传统形式，包括打开谷仓、强迫卖方接受公平价格、解除人们眼中的贪腐官员职务、选举替代官员等等，不过也时常涉及当地特有的问题。尽管这些状况在马德里也表现得很明显，但那里还有更重要的方面。在面包暴动和煽动群众反对禁止传统宽边帽和长斗篷的法令（这是一个与公共秩序相关的措施）这一事件的背后，似乎都存在贵族和教士筹划的密谋，甚至法国大使也可能参与其中，他们目的在于反对来自西西里的埃斯基拉切首相。尽管卡洛斯三世受到了惊吓，甚至因此逃到了阿兰胡埃斯，但暴动者除了让埃斯基拉切前往威尼斯（他担任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直到1785年逝世）外一无所获。埃斯基拉切的继任者阿兰达伯爵狡猾地让宽边帽和斗篷的搭配成为刽子手的装扮，于是，这种搭配逐渐被人抛弃了。

马德里骚乱体现了民众骚乱中的典型问题。不管他们的合法化仪式设计得多么细致，他们实际上都只有短期目标，成就也是支离破碎的。当局早晚都会重新掌控局面。在革命前的法国，规模最大、暴力程度最高的暴动是1775年的“面粉战争”（guerre des farines），它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和西班牙一样，“战争”之前的法国恰好既放松了谷物交易管制，又出现了歉收。1775年3月，一块重1.5千克的面包的价格已经从常见的8～9苏上涨到11.5苏，4月底又继续上涨到13.5苏。骚动起初集中在巴黎附近地区，然后蔓延到法国北部的一个又一个市场，骚动的支持者主要是城市贫民和土地出产不足以自给的农民（绝大多数农民）。许多暴力行为指向的是常见目标：景况较好的农民、谷物商人、磨坊主和面包店主，换言之，就是任何被怀疑囤积居奇哄抬粮价的人。尽管法兰西岛和四个邻近省份出现了短暂失控，但政府的回应相当有力——不用说也相当残酷，它出动了军队，并命令军队朝着未能及时散去的暴动人群开火。到了1775年5月底，暴动已经彻底结束。路易十六在给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一封信中相当自满地写道：

坏收成和极少数人的邪恶意图……导致某些无赖在市场上劫掠。农民在这些人和面包价格已经有所降低的假消息——精心传播的假消息——的诱导下，加入了这些无赖之辈，他们甚至厚颜无耻到想要洗劫凡尔赛和巴黎的市场，我不得不命令军队彻底恢复秩序，结果没碰上什么麻烦就解决了问题。我对人民做过的事极为不快，而看到他们不再受到蒙蔽，归还了拿走的东西，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真诚抱歉后，我又感到了欣慰。

路易十六颇有自信地了解到他的武装力量保持了忠诚，暴动分子也可以轻易被吓唬住，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场生存危机并没有和政治变动同时发生，所以，他当时还可以相当轻松。14年后，事态就大不一样了。

巴黎与大海之间隔着漫长蜿蜒的塞纳河，这导致在荒年给它供应谷物时会遭遇诸多困难，因此，巴黎是特别不稳定的城市。伦敦就大不一样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港，向它供应谷物是相当容易的。此外，它那不断扩展的广阔郊区也成了缓冲带，可以防止农村的混乱影响到都市。出于上述缘由，伦敦在18世纪没有发生任何面包骚动，不过，骚动在英国其他地方屡见不鲜，乔治·鲁德（George Rudé）记录过1735—1800年的275次骚乱，其中2/3是地方上发生的面包暴动。当然，首都也会周期性地爆发群众暴力事件，但它们针对的通常是政府政策。1733年就发生了针对议会强行通过新货物税计划的喧闹抗议，抗议活动包括焚烧时任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模拟像。伦敦暴动者针对的目标通常是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数群体。例如，当局在1751年打算让犹太人归化，两年后又再度尝试此举，这都激起了群众性的反犹浪潮。在整个18世纪，最具破坏性的事件是1780年的“戈登暴动”，它们针对的是《天主教徒解放法令》。这些暴动尽管仅仅持续了一周时间，却造成了10万英镑的损失，毁坏的财物甚至是整场法国大革命中巴黎被毁财物的10倍之多。6月7日晚上，霍勒斯·沃波尔在惊慌之中数出了泰晤士河两岸燃起的大火有36处。当局各部门最终选择通力合作，用暴力去回应暴力：285名暴动者在大街上被击毙或因重伤而亡，此外还有450人被逮捕，25人被绞死。

戈登暴动是由乔治·戈登勋爵（Lord George Gordon）领导的，他是戈登公爵的儿子，曾就读于伊顿公学。一位贵族竟领导一群平民暴徒带来了一段“恐怖时期”［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语］，制造出了“火焰中的大都会，废墟中的国家”（威廉·柯珀语）。有些人认为英国政治的未来系于中产阶层，这一可怕事件支持了他们的想法，他们多少有些得意。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1709—1770）以最具表现力的方式阐述了他们的态度，此人是极其富裕的蔗糖种植园园主、奴隶主、商人、金融家、伦敦市高级市政官、议员兼乡村绅士，可以说他这个人就是他所属阶层的象征。1761年11月，在于下议院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贝克福德定义了他口中的“人民的想法”：

我并不是说暴民，也不是说上层或下层人，浮渣或许就和沉渣一样卑鄙，至于你们贵族阶层，大概也就是1 200个贵族，他们对国家算得上什么呢？……当我谈到人民的想法时，我指的是英格兰的中等人民，是制造业业主、自耕农、商人、乡村绅士，是那些承受辛劳的人……阁下，他们是有权干预国家状况和行为的，他们对国家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轻松还是更艰难体会最深，而且，阁下，这个范围内的英格兰人民是一群天性纯良、怀有善意且十分明智的人民，他们或许比太阳底下的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了解自己的政府管理得好不好。

正如贝克福德自己的财富所示，对拥有才能、进取心和资本的中层人士而言，他所说的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当本书所述的时期在54年后结束时，浮渣依然掌控着国家，沉渣依然和从前一样艰辛。是什么出了问题呢？以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1725—1797）为中心的煽动活动提供了一条线索，贝克福德发表演说时，威尔克斯才刚刚起步。威尔克斯是个不拘小节的下议院议员、讽刺文学家兼记者，他在1762年针对乔治三世——当时即位才两年——的主要顾问比特伯爵（Earl of Bute）发动了怀有恶意的公开攻讦。威尔克斯还暗示比特依靠勾引王太后才获得了对国王的影响力。威尔克斯似乎把英国政治中的一切元素集于一身：他依靠和伯明翰郡头号显贵坦普尔伯爵（Earl Temple）的关系得到了下议院席位，他依靠自己的新闻报道在中产阶层公共领域中自在活动，他也知道该如何去动员、操纵普通人。1763年5月，威尔克斯面对煽动性诽谤罪的指控时，在发表于民事上诉法庭的演说中以如下方式给出了自己的定位：

一切贵族和绅士的自由以及——对我来说更合情合理的——一切中下层人民的自由——它是最需要得到保护的——今天都要在我的案件中最终定下来：英格兰的自由是真是假，这个重要问题马上就要决定。

正是在这一场合，伦敦街头的人首次听到了“威尔克斯和自由！”的吼声。依靠诸多支持者的帮助，威尔克斯在身处政治中心的10年里取得了可观的成功——坦普尔伯爵以人身保护状（habeas corpus）将他救出伦敦塔，伦敦的工人给了他议会政治中的额外力量，他们高呼着像“威尔克斯和挑煤工永远在一起！”这样的口号威胁他的对手。可人们很快发现，他太看重私利（即便按照政客的标准）、太不负责任也太放荡不羁了，因此他无法对各个阶层都产生真正的吸引力。贺加斯作于1763年的漫画就充分暴露了威尔克斯的缺陷，画中威尔克斯以不加掩饰的讥嘲态度朝外斜瞥，他那卷成小圈的假发就像是恶魔的角。人们可以在威尔克斯身后看到他创办的传播丑闻小报《北不列颠人》（North Briton）的两期：第四十五期，他在这一期里攻击了国王对议会发表的演说；第十七期，他在这一期攻讦了贺加斯本人。贺加斯的做法远不只是个人报复举动，因为他对威尔克斯及其自由帽子的恶魔化展现实际上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威尔克斯则很快就安居在当权派内部，于1774年成了伦敦市长，在1780年镇压戈登暴动时扮演了领导角色。当时一幅名为《新同盟》（The New Coalition）的著名漫画庆祝了和解，乔治三世在画中拥抱了威尔克斯，对他说：“千真万确！最值得称道的臣民和最有德行的人。”威尔克斯则答道：“我现在发现你是最优秀的君王。”威尔克斯本人曾轻蔑地说一名支持者是个“威尔克斯分子，而我从来不是”，他承认自己“一不小心成了爱国者”。

大众的支持的确帮助威尔克斯取得了两项持久的成就：司法部门认定通用搜查证并不合法，新闻界获得了报道议会议程的实际许可。更笼统地说，他展示了技艺娴熟的政客能够如何利用公共领域。威尔克斯不擅长公开演讲，他主要靠的是小册子、期刊、报纸来信、传单、民歌、诗歌和政治漫画，他用书面文字和图像触及了公共领域。威尔克斯十分关注细节，在他的历次竞选当中，投票给他的所有人都会收到他的感恩卡片，他还有一份记录了所有可以确认为支持者的人的名单。

受18世纪60年代的威尔克斯躁动的影响，英国出现了目标同时指向下议院和君主特权的政治改革运动。1770年时，改革运动已经提出了如下需求：举行年度选举，实行秘密投票，将投票权扩大到涵盖全部有产户主，驱逐控制某地投票的人，增加郡议会议员的人数，废除腐败选区。胸怀大志的改革者们也创建了一个组织，并学会了如何动员伦敦城的利益和意见，如何利用大众的躁动，而且他们发现还可以集合首都之外的支持力量。不过改革者没能改变的是，唯一能够在制度上改革议会的机构就是议会本身。然而，议会的所有成员都必定是现有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者，现有秩序延续对他们有利。所以，议会改革所需要的是一个拥有足够强大的意识形态或特殊利益的团体，只有如此才能突破这个根本限制。

最佳候选者是一个辉格党团体，它的名字源于名义上的领袖罗金厄姆侯爵，这个团队积极寻求与公众舆论构建同盟，用罗金厄姆的秘书埃德蒙·伯克的话说：“我们必须把握强有力的公众舆论，以此在内部加强少数派的影响。”伯克还在致信一本刊物时提到了他的伙伴们：“他们尊重公众舆论，因此，他们随时乐意在公共的法庭上与对手交锋。”事实证明，这条通往真正宪政的诱人道路是条死胡同，因为议会内外改革者的目标有本质上的不同。罗金厄姆派辉格党人的队伍中包括了英格兰最大的一些选区贩子，其中就有他们的领袖和领袖接班人菲茨威廉伯爵。任何旨在消除腐败选区、重新分配议会席位的措施都会动摇他们的权力根基，因而也是他们不能接受的。贵族们对源于下层的自发举动也没什么好感。正如罗金厄姆侯爵本人所述：“我必须说，采用向国王请愿的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先例在哪里。”埃德蒙·伯克同样持保留态度，他的话更居高临下。他告诉下议院：“实际上，我不能说我有幸追随了人民的想法。真相是，我在根据自己想法为民众谋利的过程中碰到了它。”在一封写给罗金厄姆的私人书信中，伯克补充说：“我的意思是，要让人民有一种信念，有那样一种倾向于改进或改变制度的信念，就必须有计划和管理。对公众情绪和舆论的指导都必须靠少数人。”政治当权派之外的激进分子认为，罗金厄姆派辉格党人偏爱的“经济改革”是十分可怜、极不充分的改革，糟透了。约翰·杰布（John Jebb）后来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明喻：“动用英格兰人民完成这一场小小改革，就像是搅动海洋来淹死一只苍蝇。”然而，杰布和他的朋友们从没有鼓动起足够多的中产阶层舆论，更不用说让这种舆论看着像是不可阻挡的力量了。是戈登暴动让许多人看到了放猛兽出笼的危险。有个名叫J.布拉斯布里奇（J. Brasbridge）的伦敦人回忆说：“我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从那一刻起，我成了支持忠诚和社会秩序的人。面对大众的喧哗声，我捂起了耳朵，而且，我相信自己从那时起就一直对我的国王怀有真正的热爱，对我的国家寄予善意的期望。”正如我们将在这一章后文所见，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给了议会改革和大众政治致命一击。

即便是在像大不列颠这样相对商业化的国度，人民走向民主的进程也是断断续续的，直到20世纪，那里的成年人才享有普选权，不过在欧洲各地，政治中的人民元素仍然有了可观的增加。这一点体现在公共领域的政治化过程中。这一时期公共空间的数量激增，人们交换信息、想法和批评的机会也大大增多。咖啡馆就是一个典型。欧洲的第一家咖啡馆在1645年建于威尼斯，此后50年内，咖啡馆遍及整个大洲。咖啡馆在17世纪50年代初就进入了伦敦，到了1659年，塞缪尔·佩皮斯的记录表明他已去过议会附近新宫廷广场的土耳其人头咖啡馆，还在那里听到“反对哈林顿（Harrington）先生的断言——财富不平等才是政府根基——的极好论据”。只要花一杯咖啡的钱（尽管咖啡馆也提供许多其他饮料），任何穿着得体的人都可以加入时事议题的讨论。新近复辟的查理二世对在咖啡馆里盛行的自由表达持有怀疑看法，按照克拉伦登（Clarendon）的说法：

他对人们在咖啡馆里随意谈论十分不满，那里成了最无耻的诽谤和流言生发的场所，一群互不认识的人在那里谈话，他们聚在一起只是为了交流，那些消息通过咖啡馆传遍了王国；他还提到了最近从那些源头扩散出来的一些谣言。

1675年年底，当局试图关闭这些充满了“懒散不满之辈”的休闲场所，却遭到激烈反对，以惨败告终。安德鲁·马弗尔有首题为《两匹马的一席话》的诗歌，这首诗很押韵，也很有智慧：

他们不让人民自由发言，

就是在教人民快快拿起刀剑。

让这城喝着咖啡安静叹息；

击败了父亲的人不会成为儿子的奴隶。

那时，咖啡馆已迅速遍及全国各地，俨然成为“一种英国惯例” ［马尔克曼·埃利斯（Markman Ellis）语］。1739年，仅伦敦一地就有551家咖啡馆。

汉堡的第一家咖啡馆出现是在1671年，巴黎是在1674年，维也纳是在1683年，雷根斯堡和纽伦堡是在168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在1689年，维尔茨堡是在1697年，柏林则是在1721年。开设第一家维也纳咖啡馆的是位名叫库尔奇茨基（Kulchytsky）的波兰人，他在土耳其军队围城期间为奥地利充当间谍，政府出于感激，给了他开设咖啡馆的特许权。在那里，人民同样日日讨论时事。1706年，一位法国访客称“这些地方有不可思议的自由度，不仅是将军和大臣在那里被驳得体无完肤，就连皇帝也是”。一代人之后，状况也未曾改变，那时，一名观察者发现，咖啡馆里“讨论什么的都有，人们高声谈论大国君主们的行动和计划，以及一千零一件各式政治事务”。市政当局控制咖啡馆的企图并未阻止它们的持续增加：维也纳在1770年有48家咖啡馆，1784年有64家，1790年时已经有超过80家。那时，约翰·佩策尔已经可以说：“正如每个人所知，咖啡馆现在成了每一座大型城镇都不可或缺的部分。”

咖啡馆是重要的休闲中心，在那里人们可以玩纸牌、象棋和台球，玩的时候常常赌钱。通过给顾客提供报纸和周刊招徕生意的做法也很流行。塞萨尔·德·索叙尔在1727年从伦敦发出的报告中称：“在这些咖啡馆里，极具吸引力的是报纸和其他公开文件。所有英格兰人都是大新闻贩子。工匠们通常会在开始一天工作时去咖啡馆阅读最近的新闻……再没什么比听到这个阶层的人讨论政治和事关王室利益的话题更加有趣了。”阶层融合和政治论辩中的倾向都给来到伦敦的外国访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普雷沃神父（Abbé Prévost）因为一道密札[6]被迫逃离法国，英国的状况自然令他印象深刻，神父在1729年写道：

有人让我留心那几家咖啡馆，两位勋爵、一位准男爵、一个鞋匠、一个裁缝、一个酒商和其他若干同类人都坐在一张桌子边，不拘礼节地讨论着宫廷和城里的新闻。政府事务和大人物一样是人民所关心的。人人都有权自由讨论。人们在演说和写作中责备、赞成、谩骂乃至恶毒地破口大骂，而当局不敢干涉。国王本人也不能免遭批评。咖啡馆等公共场所是英格兰的自由中心。花上两个便士，你就有权读到所有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文章，还能喝上一杯茶或咖啡。

英格兰的公共领域在政治化方面较为早熟，但这样的公共领域在其他国家也有。一位德意志作者在1745年将咖啡馆比作“政治交易所”，在那里，来自各个阶层大胆犀利的人聚到一起，交换信息、意见和判断。一本关于1780年维也纳状况的匿名著作表明，人们在那里的咖啡馆几乎可以讨论一切，而且对公私事务、巨额融资、文学、商贸、诉讼案件、学术问题和美术等问题的讨论时常同时进行。

18世纪，诸多社交空间进入了第一个繁盛时期，咖啡馆只是其中的一种。同样重要的社交空间有第十章会讨论到的形式多样的读书俱乐部，还有音乐协会、文学会等人们自发组建的协会，以及共济会支部。现代共济会是18世纪的产物，可以追溯到英格兰大支部于1717年在伦敦建立。共济会随后就从那里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外发展，直至18世纪晚期才告一段落，那时，每一座欧洲重要城镇都至少存在一个共济会分部。18世纪末，英格兰有超过500个共济会分部，其中140个在伦敦，由于这个数据只包括了隶属于大分部的分部，真实数字可想而知还会更高。在法国，共济会截至1789年有超过700个分部，其中大约70个在巴黎，法国的会员总数至少有5万人，也就是可能高达城市成年男性总人口的5%。

公共领域的种种活动中产生了新的合法性来源：公众舆论。公众舆论此前就在发挥作用，只是现在影响力大得多了。在英格兰，人们早已认可了让公众满意的重要性。凯文·夏普（Kevin Sharpe）在写到17世纪中叶的混乱年代时评论道，公众意见在很久之前就成了文化的仲裁者，它这时也打算进入政治领域，而且“这样一种认可不仅让政党政治合法化了，也创造出了新闻、讽刺短文和咖啡馆这样的公共领域，公众可以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参与各种活动”。约翰·洛克在他的《人类理解论》（1690年出版）中讨论了三种法律类型，即神法、民法和“舆论法”。舆论法是“嘉赏或厌恶，称赞或惩责，依靠人类心照不宣的同意，根植于世界上各种人类社会、部落和团体”。

而在欧洲大陆上，尽管帕斯卡（Pascal）早早肯定了公众舆论的地位，说过“俗话说得好，公众舆论是世界的女王”，但是公众舆论在此站稳脚跟花费的时间还是比在英国长得多。卢梭在1750年提及公众舆论时仍然称之为永恒不变的集体偏见，因为“在发现改变公众舆论的方法之前，理性、道德或法律都不能制服它”。1770年终于发生了某种程度的突破，因为雷纳尔（Raynal）在那一年发表了如下意见：“在一个思考、讨论的国度，公众舆论就是政府的法则。”马尔赛（Marsais）则反问道：“难道公众舆论不比对法律乃至宗教的敬畏更强大吗？”1775年，马勒泽布在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发表首次演说时称公众舆论的时代将要到来：“一个独立于一切权力、受到一切权力尊重、赏识一切才干、对一切优秀人士做出评判的法庭已经形成。在一个开明的世纪，一个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出版物向全国发言的世纪，那些散布在公共领域、拥有教育才能和鼓动天分的人——简而言之，文人——就像是身处公众集会中心的罗马和雅典的雄辩家。”卢梭也改变了论调，他在1776年写道：“使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迥别于其他时代的一个特点是过去20年中公众舆论的有序和持续。”此时，合法性的新来源迅速得到了众人的认可。这里举出两个例子便已足够。1782年，记者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声称：“在过去30年中，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一场重大革命。今天，公众舆论在欧洲享有的权力已经占据了上风，已经不可阻挡……文人应当受到赞赏，因为在最近这段时间，正是他们在诸多紧要关头创造了公众舆论。得益于他们的努力，公众舆论对事态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看起来他们还在创造一种民族精神。”这时，政府高层也认识到了这个新的合法性来源。1784年，两年前辞去财政总监职务的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出版了《论法国的财政管理》（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Finances in France），他在书中称“社会的精神、对赞誉和思考的热爱已经在法国创造出了一个法庭，在那里，所有引人注目的人都必须展现自己。在那里，公众舆论就像是高踞在宝座上一样分配着奖赏和冠冕，它塑造声誉，也毁灭声誉”。内克尔显然引发了公众的共鸣，因为他的论述成了18世纪最畅销的著作之一，在随后5年中发行了20个版本，卖出了多达8万本。

这一切已经看上去足够明确了，可公众舆论还有一个严重问题，上一段中引用的卢梭那两条对比鲜明的评价就揭示了这个问题。他要在实为庸俗偏见的公众舆论（那种舆论应当忽略）和具有合法性、应当得到尊重的公众舆论之间做出区分。可是，究竟要由谁来决定什么是什么呢？这个人认为是偏见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只是一种意见。乔治·奥威尔曾说，最好的书就是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告诉我们的书，这里我们不妨稍稍变换一下措辞，合法的公众舆论就是那些合乎我们自身意见的公众舆论。对启蒙知识分子来说，不幸就在于事实证明“人民”往往不仅未受启蒙，而且十分反动，“人民”似乎既可能暴动反对消除对犹太人或天主教徒的歧视，也可能为了支持“威尔克斯和自由！”而举行示威。在哈布斯堡君主国，人民不大可能欢迎约瑟夫二世强行塞进他们喉咙里的开明改革，他们欢迎教皇的可能性倒要高得多，1782年4月，有超过10万人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促使约瑟夫二世在其统治末期停止公共领域自由化措施的原因，就是他痛苦地意识到，公共领域并没有如他所愿传播启蒙思想，反而煽动了针对改革的守旧抗拒。正如此前和此后时常发生的那样，事实证明反动派更善于利用书面语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论述比他们的进步主义对手更能引起人民的共鸣。公共领域是一个中立容器，既能接受来自左翼的灌输，又能接受来自右翼的灌输。

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并不是政治异议分子的保留地。各类机构——比如说共济会分部——纷纷主动展现它们的忠诚。正如那些较为明智的欧洲统治者意识到的那样，当公共领域受到恰当的操纵时，它可以成为强劲的支持来源。腓特烈大帝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公共关系艺术大师。尽管他好战、黩武、高傲，也看不起德意志文化，可他还是灵巧地运用了姿态政治，也亲自积极参与公共领域，这都为他赢得了赞誉，比如，摩西·门德尔松就说：

我所在国度的统治者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明智的君主之一，他让艺术和科学繁荣发展，使人人感知到思想自由的力量，连王国版图中最卑贱的居民也不例外。在他的光荣统治下，我发现了机遇和灵感，可以思考自身命运和同胞公民的命运，尽我所能为人类命运和上帝发表观察意见。

英国的乔治三世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最终学会了如何在18世纪80年代初的危机中成为一位政治家。他得到的奖赏就是小威廉·皮特提供的17年政治稳定期。与成功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王室，法国君主政体崩溃的重要原因就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在使自身形象现代化、令政权重获合法性方面一再失败。他们住在凡尔赛，远离公众，纵情声色，任凭路易十四的王室呈现型文化失去效力，让这要命的重负最终把他们拖进地狱。不论公众舆论的风向标指向如何，不论是指向进步还是保守方向，希望维持合法性的政权都必须根据风向调整风帆。

简而言之，到了18世纪80年代末，人民已经作为一股力量出现在欧洲政坛，不过它还是有着诸多不同指向。法国随后发生的事非常戏剧化，因此人们往往忽略此时发生在北美的重大事件。事实证明1781年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并不能令人满意，制宪会议就于1787年在费城召开。新的宪法在1789年生效，它在开头就毫不含糊地阐述了人民主权原则：“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宪法第一条表示“本宪法所规定的立法权，全属合众国的国会，国会由一个参议院和一个众议院组成”。事实上，美国人所做的不过是用了英国宪法的成文版本，去掉了可能产生异议的部分，尤其是世袭君主制，并加以一定的改进，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确立了联邦架构和独立的最高法院。他们业已表明民众暴动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尽管需要友邦的些许帮助），此时他们又表明兼顾多元化与大众性的政府可以带来稳定、繁荣和权力。

与此同时，回到欧洲，“人民”被赋予了一个与在美国截然不同却也声望极高的未来，这主要是通过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实现的，他将“民众”（Volk）定义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单位。在所有难以被译成英语的德语词当中，Volk是最棘手的之一。“People”似乎是最明显的选择，可Volk的含义远不止个人的集合体（就这个词义来说，德语里与之同义的是Leute）。它也可以指一个通过种族、文化纽带联合到一起的共同体，就像在“德意志人民”一词中具有的含义那样，它还带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含义，就像在“大众”一词中具有的含义那样。尤为特别的是，当Volk被用作复合词的一部分时，它可以译作“folk”（民间的），就像在“民间舞蹈”（Volkstanz）或“民间歌谣”（Volkslieder）这样的词中具有的含义那样。赫尔德对“民众”（Volk）的信仰必然会把他推向民粹主义。任何民族的真正价值都不根植于精英的古典文化——赫尔德将其斥为华丽而庸俗的极乐鸟，极尽炫耀却毫无实质，从不触及实地——而是根植于人民大众，特别是乡村人民，他们的根牢牢扎在民族土壤和民族历史中。民间艺术、民间舞蹈和民间歌谣都不应当因粗俗而受到鄙视，而应因真挚而得到珍视。它们是“民族性的档案库”“民族性乃至人性本身的鲜活声音”，从这些民间产物中，一个人“可以学到民族群体的思考模式和它的感性语言”。这是赫尔德的重要成就——重新定位文化价值。用歌德的权威论断来说：“赫尔德教会了我们把诗歌当作所有人的共同财富，而不是少数高雅文化人的私有财产。”

法国大革命——人民、民族、国家

正如我们所见，18世纪的最后25年见证了欧洲诸多地区的政治动乱。随着18世纪走向终结，由君主、教士和贵族主导的旧制度看起来要面对来自下层的不可遏制的挑战了。很多地方发生了反叛，因此许多研究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将其称为“民主革命时代”。然而较为细致的审视表明，许多反叛只是碰巧在表面上相似。在这些反叛当中，有的守旧性质要超过民主性质（如比利时的事件和德意志的大部分骚乱），有的中途夭折（如匈牙利和大不列颠的事件），有的与其说是革命还不如说是政变（如瑞典的事件），还有的被轻易镇压（如日内瓦、波兰和萨克森的事件）。只有一场反叛是进步、革命的，而且依靠自身努力获得了成功，那便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独特力量源自18世纪80年代末两大危机的碰巧重合。第一个危机是因财政破产而突然降临的政治危机。1786年8月20日，法国财政总监卡洛纳（Calonne）给路易十六呈递了一份悲观的评估意见：随着债务的累积，需要归还的年息已经相当于岁入的一半以上，而下一年的许多收入已经被预支了，就算是以高昂的利率，借贷也越发困难。政府稍后尝试了激进的改革方案，期望逃离债务的深渊，但这种尝试却使得跌入深渊不可避免。磋商或强力都不能让法国精英与当局合作。这时，精英已经将君主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下定决心：除非国王同意就国家治理方式进行根本性调整，不然就拒绝放弃对他的控制。在难堪的状况持续两年之久后，路易十六最终于1788年8月8日举起了白旗，他在当天宣布将于次年5月在凡尔赛召开三级会议。

旧制度或许是可以将此次危机局限在高层政治范围内的，虽然可能性并不高。将一场贵族投石党运动变为一场革命的是暴力，而暴力源自正在爆发的社会危机。18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气象灾难在1788年达到了恐怖的顶点，当时法国许多地区出现了歉收。随着面包价格高涨，对日用制成品的需求骤降，贫穷的劳动者在最需要被雇用的时候失去了工作机会。这两场危机从本质上讲是相互分离的，然而它们的确在1788—1789年冬季发生了互动。两者在1789年春季和夏初融为一体，对任何基于农业经济的政权来说，那个时节都是最糟糕的，因为上一年收获的谷物将要耗尽，新收的谷物却尚未进入市场。让1789年的状况变得更加糟糕的不仅有价格上涨的程度，还有一种有害的信念——有人正在筹划阴谋，政府大臣和谷物投机者之间已然达成了一份饥荒契约（pacte de famine），想要用饥饿迫使法国人民屈服。对饥荒的恐惧和对剥削者的憎恶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将人民动员起来，使得整个法国都出现了暴力事件。

过去也有过很多次面包暴动，1775年的暴动尤为突出，然而，此前从没有一次面包暴动恰好与中央的政治危机同时发生。因为三级会议恰在此时最终在凡尔赛召开了。与会代表立刻就一个问题陷入了僵持：究竟是应当分成三个等级各自坐下来投票，让教士（第一等级）和贵族（第二等级）支配平民（第三等级），还是应当组成单一机构。僵局在无效的争论中持续了好几周，最终，第三等级代表以三个关键决定斩断了戈尔迪绳结[7]：6月10日，他们宣布采取单方面行动，就好像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代议机构一样，并邀请另外两个等级的代表加入其中；6月17日，他们采用了“国民议会”的名称，6月20日，他们举行了“网球场宣誓”，发誓在他们为法国制定一部新宪法之前决不容许国民议会被解散。争论到这时才的确热烈进行起来。第三等级在6月这伟大的10天中完成的业绩，实际上就是宣布了人民主权原则，并声称自己有权行使人民主权。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真正起点。

就连路易十六也意识到关键时刻已经到来了，所以他拿出了最后一件武器——军队，想要展开最后的绝望尝试，准备恢复巴黎的秩序，重新驯服三级会议。正如此前时常发生的那样，他在这两方面都弄巧成拙了。一方面，他召集军队的决定让巴黎群众愈加恐惧，愈加愤怒；另一方面，事实证明这大约1.7万名在7月中旬抵达巴黎的士兵是无法派上用场的，因为国王确信要是他命令军队弹压革命群众，军队就会转而发动兵变。由于做出了不去动用军队的决定，路易十六也就做出了让自己顺从革命的决定。在革命的观察者中，安托万·里瓦罗尔（Antoine Rivarol）是眼力最敏锐的人之一，他说：“军队的倒戈并不是革命的一个起因，它就是革命本身。”

此外，革命者也在创建他们自己的军队。他们凭直觉意识到一点：任何政权的核心都是对合法武力的垄断。1789年7月14日强攻巴士底狱的真正重要性就在于此。巴士底狱之所以遭到攻击，并不是因为它是旧制度暴政的象征，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它里面有革命方的全新准军事组织——国民自卫军——所需要的弹药。法国革命者让旧制度的军队倒戈，又创建了自己的军队，在此前或此后许多暴动者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革命者在完成这一任务时得到了许多不善言辞却行为暴力的法国男女的关键性支持，他们将自己的恐惧与愤怒发泄到税吏、城堡主、谷物商人和旧制度的其他代表身上。国家已经失控的想法吓坏了路易十六，他因而承认主权已经从君主手中转到了国民手中。

天生软弱的路易十六要是知道旧制度最牢固的两根柱石教士和贵族都充满了不满情绪，恐怕会更加懦弱。率先举起反旗的并不是军队中的普通士兵，而是贵族军官，在路易十四的光荣时代，法国拥有权力与威望，却在此后逐步陷入崩溃，这让军官们备感疏离。让他们忍无可忍的是法国未能阻止普鲁士在1787年秋季入侵荷兰共和国，这就以最耻辱的方式暴露了法国的无能。所以，第三等级的早期领袖不是资产阶级商人或制造业业主，而是像拉斐德侯爵[8]（marquis de Lafayette）、拉罗什富科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米拉博伯爵（comte de Mirabeau）、拉梅特伯爵（comte de Lameth）或诺瓦耶子爵（vicomte de Noailles）这样的贵族军官。法国大革命一定程度上是一场军事政变。

得胜的革命者现在能够着手自下而上创建一个崭新的法国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想消除旧制度最根本的属性——特权。国民公会在1789年8月4日到5日夜间举行了极度激昂的会议，在这场持续了大半夜的会议上，一项又一项特权被与会人士以自由的名义扔到一边。领主权利、领主裁判权、狩猎权、出售官职、什一税以及一切让个人、团体乃至法国的地区之间产生差异的特权都被废除了，一切都让位于基于平等、英才管理和标准化的新制度。简而言之，国民议会引入了现代化。事实上，在凡尔赛决定的东西就重要性而言并不如普通人在整体上完成的事情。在法国的一个又一个地区，普通市民和农民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既成事实展现在立法者面前，让他们盖章。驱动他们的并不是对理性化的关切，而是让挤脚的鞋变得合脚的决心。

国民议会极有资格去做的一件事是阐述新法国的奠基原则。国民议会成员中包括一些极具天赋的文人，难怪它产生出了质量较高的宣言。其中最具雄辩性、最为重要的是8月26日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一个大国的立法机构竟会宣布所有人都生来享有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就赋予了法国大革命独一无二的普世性。代表们宣布“人”——并不仅仅是“法国人”——享有获得自由、财产、安全、平等机遇、财富平等、免遭压迫和任意逮捕、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宗教宽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自然权利，这就向所有认为其臣民不应享有其中部分或所有权利的政权发起了挑战。通过宣传公民权概念，宣布主权属于国民，以及提出应当将立法、税收、控制武装力量、监督大臣的权利留给选举产生的议会，他们也确立了一个自由政体，这样的政体不仅与俄国这样显然处于专制的政权对立，也和像大不列颠这样整体虽然更为温和却仍不完美的政体对立。

也正是国民议会要去努力克服摧毁了绝对君主制的问题——国债。革命并没有解决这个国家的财政问题，反而让征税变得更为困难。明显的出路是直接拒绝清偿债务，可是除去正直的考虑之外，这条逃生道路还被一个简单的事实堵住了：许多与会代表本身就是旧制度的债主。国民议会最终在遍布各地的天主教会的庄园里找到了解决办法，而教会占有全国大约10%的耕地。1789年11月2日，国民议会以510票赞成、346票反对通过了所有教会财产都要由国家支配的决议。作为回报，国家将会承担给教士开薪水、给穷人提供救济的责任。尽管起初“只有”价值4亿利弗尔的教会土地被下令出售，但这场世纪性的售卖将持续到将曾是法国最大地产主的教会剥夺殆尽为止。这一进程创造出了一个得利阶层，他们对革命成功下了最大的赌注。

教会在革命中的命运体现了新秩序对理性平等的追求。在过去，法国南方的主教区太多了，北方的主教区却不够。国民议会的解决方式是，宣布全国现在的83个省（départements）今后应当各配备一名主教。它还以类似风格宣布今后应当为每6 000人设置一个教区，这一规定导致许多城镇的教区数量锐减。许多教士认为1790年7月12日的《教士公民组织法》中推行的种种创新来得太晚了，但很少有人认为主教选举应当托付给俗人，这条规定容许犹太人、无神论者乃至新教徒选择天主教的各等级统治者。在过去，教会是真正的第一等级，它既是文化中心，也为这个官方意义上纯粹的天主教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服务。1789年之后，在理性、宽容和世俗化的名义下，教会遭到了打压和边缘化，国家则从中受惠极大。

从普遍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永恒的伟大成就是极大地扩大了国家的能力与权力。革命者确信自然站在自己一边，他们充满自信，试图改变人类生活的每个层面。或许他们效果最持久的干预——也可以说是他们最温和的干预——是规定从今往后的基本度量单位将是“米”，1米是从北极到赤道的距离的1/10 000 000。在革命的最初几年里，统制经济被强调民众参与的政治文化掩盖了起来。革命者从卢梭那里得到了如下公理：人民的权力不能因代表而完全让渡出去。在像法国这么大的国家或巴黎这么大的城市采用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因此，政治家要做的就是让人认为，他和他的事业体现了人民主权。政治家们通过一切可以使用的媒体——报刊、小册子、剧院、俱乐部、歌曲、露天演出、列队游行——以及每一种能想到的象征形式争相宣称自己的合法性，这就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政治话语。政治斗争的语言和仪式都不仅仅是更深层次社会现实的外部表现，它们本身就是现实。它们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新的政治基准。1789年之后，每一个希望以合法方式统治的法国政权甚至每个欧洲政权都不得不对参与型政治做出若干让步。

每当革命向左倾斜，就会催生出一波政治移民浪潮。即便如此，法国只有一小部分人口受到了影响。反革命人士需要一个能够动员大众支持的议题，否则就只能止步于有名无实的密谋。他们找到的议题是宗教。早前对新教徒的解放激起了暴力回应，在东南部地区尤为激烈，足可见宗教的力量有多大。不过，国民议会根据1790年11月27日的一条法令，打算强迫所有希望保留圣俸的教士对宪法宣誓效忠，这才导致了长达10年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和这个国家的非法语地区（比如讲布列塔尼语的布列塔尼或讲德语的阿尔萨斯），大部分教士拒绝宣誓，还得到了教区居民的支持。当革命政府打算强制推行它的意志时，暴力爆发了。革命者原本便认为他们受到国际性大阴谋的威胁，而1791年春教廷对革命及革命事业的彻底非难坚定了他们的这种认知。

革命者还知道路易十六就革命对教会的处置深感不满，革命者怀疑他根本就不喜欢革命。归根到底，可以说君主立宪制之所以在法国失败，是因为国王拒绝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这是一场个人的失败，因为在路易十六能够怀着坚定信心说话的少数几个场合，他都几乎被涌向自己的善意淹没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很晚的时候。在摸索着尝试继续控制局面时，他遇到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他身边可畏的王后，米拉博曾称她是“王室里的唯一男儿”。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奥地利人，挥霍无度，人们还传说她与男人和女人滥交，因此，她在民间极不受欢迎。事实上，革命者是完全有理由害怕她、憎恶她的，因为她的确忙于寻求国际军事干预，要利用外力恢复旧制度。

路易十六及其家眷在1791年9月20日尝试逃出法国，这是法国从绝对君主制走向激进共和制的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此举向全世界宣告国王是他自己国度的囚徒，在过去两年中，他与新政权的表面合作并非出于真心。这第一次把共和主义直接放到了政治议程上，可它还没有终结君主制。革命政治的温和中心依然足够大，可以防止激进分子掌权。共和派的示威遭到了镇压，共和主义者的俱乐部被关闭，新宪法也匆忙被确立。新的立法机构“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于1791年10月1日首次召开，大部分议员都希望革命就此结束。

但革命并未结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际态势已经开始影响法国的国内状况。战争始于1792年4月20日，我们之后会详细分析战争起因。我们在这里只需要知道革命者是怀着速战速决的预期投入其中的。实际上，战争拖了很久，也很艰难。对比利时的第一次袭击被奥军轻松击退，革命军士兵直接逃跑，留下了笑柄。然而，这并没有让革命者产生对旧制度军队的合理尊敬，反而强化了他们认为存在内部敌人的信念，他们决心在内部敌人摧毁革命前先将其根除。让他们忍无可忍的是盟军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于7月25日从他设于科布伦茨（Koblenz）的总部发出的臭名昭著的宣言。他还许下诺言：要是杜伊勒里宫遭到攻击或路易十六及其家眷遭到任何形式的伤害与侮辱，那么，他的军队抵达巴黎后，城市就要被付之一炬，市民将被悉数砍杀。在历史上所有效果适得其反的宣言中，这一份登峰造极，因为它恰恰造成了与预想截然相反的效果。革命群众根本没有被吓倒，而是在8月10日强攻杜伊勒里宫，消灭了把守宫殿的瑞士卫队，俘获了国王一家，并迫使立法议会裁定君主制已经告终。法国在1792年9月22日正式成为共和国。

革命陷入了漫长的痛苦。政治团体在后君主制时代竞相声称自己代表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事业，共和国的创立将激进主义放到了重要位置上。在这场竞争当中，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领导的“吉伦特派”原先居于主导地位，此时却无可挽回地被比他们更左倾的力量超越了，这股力量在巴黎街道上由马拉（Marat）这样的激进记者领导，在组织化程度更高的雅各宾俱乐部环境中则由像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这样的政治家领导。所以当国王于1793年1月受审时，布里索派不知所措，他们的对手则在这时明确要求判处国王死刑。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遭到处决，这造成革命还要再走很长一段路才能抵达它的激进极限。

战争让重回稳定变得毫无可能。尽管经历了早期的灾难，革命军之后还是打得很不错。1792年9月20日，入侵的联军在瓦尔米（Valmy）受到遏制，当年秋天，革命军征服了比利时和莱茵兰。然而在1792年与1793年之交的冬季，数以万计的志愿兵离开前线回家，德意志各国开始认真参与战争，战局对革命军而言迅速恶化。此外，1793年年初法国对大不列颠、荷兰共和国和西班牙的鲁莽宣战也意味着法国事实上是在和整个欧洲作战——俄国是个重要的例外。为了维持战线，国民公会（它在1792年9月取代了立法议会）于1793年2月24日宣布征召30万名新兵。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内战。在法国西部的旺代地区，革命政府的征兵——这个最近、最苛刻的侵扰——将当地原本就长期存在的消极抵抗和偶发暴力，变成了以武力摧毁新政权的普遍长期尝试。6月中旬，“天主教与王家军队”已有大约4.5万人，控制了4个省份，准备进军巴黎。来自前线的消息也令人恐慌，奥军于3月18日在内尔温登（Neerwinden）取得大捷，重新征服了比利时，准备入侵法国。革命运势的最低谷或许是在8月29日来临的，当时反革命分子将土伦大港和法国地中海舰队交给了英国人。面对战败的前景，曾盲目乐观发动战争的布里索派已于5月底下台。取代布里索派的是更讲求实际的一个团体，他们准备采用一切手段平定国内动乱、赢得战争、拯救革命。新的权力中心是“救国委员会”，它在理论上只是国民公会的一个管理委员会，实际上却成了随后12个月中的革命专政工具。

新政权成功地击退了入侵，制服了旺代，但也付出了可怕的人员损失代价。中央政府了解并准许蒂罗（Turreau）将军派出所谓的“地狱纵队”攻入叛军所在地区，“地狱纵队”所到之处一路烧杀。没人能够知道在“平定”旺代的过程中有多少人死去。最为权威的估计是双方一共死了大约40万人，按比例，这一事件可以进入近代欧洲暴行的前列。在巴黎，新政权则忙于清洗左右两边的敌对分子。尽管政权领袖，特别是罗伯斯庇尔是以理性、人道和自由的语言提出他们的恐怖法律的，但是这本质上还是一种犯罪行径。只有在法治暂时失效的状况下，像公诉人富基耶—坦维尔（Fouquier-Tinville）或罗伯斯庇尔的最具魅力也最危险的追随者圣朱斯特这样的精神变态者才有机会出来，用他们的黑暗幻想危害人类。

恐怖统治在1794年夏季达到了顶点，那时它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运转障碍。法军于6月26日在弗勒吕斯（Fleurus）决定性地击败了奥军，这表明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对大放血的反击也就不远了。反击在7月27日（根据新的革命历法是“热月九日”）到来，国民公会夺回了主动权，匆匆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支持者送上了断头台。恐怖已经结束了，但它那巨大的影响还会持续很久。恐怖经历在人民当中造成了十分剧烈的分化，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每一次政治危机。而在欧洲各地，这个恐怖年头的惨状让温和派推动的进步主义改革也变得举步维艰，让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当权派变得更加保守，其地位也更加稳固。所以，革命的政治遗产像雅努斯（Janus）一样是双面的：一面是良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另一面是恶性的国家恐怖主义。很难说事实最终证明哪一面的影响力更大。

西线的胜利让法国人能够在1795年迫使荷兰人、普鲁士人和西班牙人退出战争，可奥地利人和英国人还在继续作战。1796年，27岁的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将军征服了意大利，在此影响下，《坎波福米奥条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于1797年10月签订，为欧洲大陆带来了和平。随着法国吞并比利时、占据莱茵兰，还将荷兰共和国和北意大利编组为卫星国，法国人成为西欧和南欧毫无争议的霸主。只有英国人依然未被征服，但那已经足够让大陆回归和平，进入一段休战期了。波拿巴于1798年远征埃及，把俄国首次拉进了这场战争，也给了英国人在尼罗河海战（1798年8月1日）中歼灭法国地中海舰队、暴露法国实力脆弱一面的机会。其结果就是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这场战争在1799年开始，把革命逼到了崩溃边缘。

分别位于政治光谱两端的两位观察家——埃德蒙·伯克和罗伯斯庇尔——早在多年前就预测革命将以军事独裁告终。他们的预言之所以会应验，是因为为期太久的战争自然导致了国家的军事化。全民动员参与战事和对无敌公民士兵的崇拜催生了对军事价值观的美化，《马赛曲》（Marseillaise）就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证，它是全世界所有国歌中最军国主义、最嗜血的一首。在战争初期，巴黎政府对它的将领们保持了严格的管制——实际上，将军们死在断头台上的可能性要比与敌军交手时战死高得多。只是在热月政变和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文官们的掌控才有所放松，将军们则开始变得坚定自信。1795年10月，军人展现出了干预国内政治的能力，当时，由波拿巴将军指挥的部队“用一阵葡萄弹”驱散了一帮保王党群众，而在1797年，督政府又凭借军队的帮助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变。波拿巴无可争议地成了共和国最成功的将领，他也成了最有资格终结共和国的人。1799年10月，波拿巴刚从埃及回国，就立刻联合革命政治老手西耶斯（Sieyés）密谋政变。他们在11月9日（雾月十八日）发动了政变。混乱持续了两天，督政府最终还是被推翻了，取代它的是“执政府”。

这时，波拿巴已经抛弃了早年曾赋予他雅各宾党名声的激进主义。1796—1797年在意大利的经历让他产生了对激进政治原则的深深怀疑。事实上，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他想要的是这样一个政府：政策由位于中央的唯一指导意志决定，而后由职业官僚付诸实施。由于意识形态在这个国度的过度饱和状况已经持续了长达10年，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全国的认同。伤口依然没有愈合，神经依然紧绷，只有位于政治光谱两端的极端分子才希望将左右之间的斗争进行到底。

因此，波拿巴成功的关键，就是他能够混合两种看似无法调和的理想：自由与秩序。他靠的是表面给自由、实际重秩序的手段。革命修辞背后的独裁意志远远强过任何旧制度君主的意志。为了完成功业，他利用了全民投票，全民投票很中他的意，他可以借此把自己已经决定好的事呈现为大众的选择。通往独裁的每一步——1799年的执政府、1802年波拿巴被任命为“终身执政官”、1804年建立帝国——都披上了全民投票的民主外衣。一则逸闻提到有位将军告诉他的士兵，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支持或反对新帝国，但第一个投出反对票的士兵会被拎出来枪毙，这就是投票的实质。一个规模庞大但实质空虚的代议制机构也以类似风格在中央被创建出来。1802年，波拿巴对他的批评者进行了清洗，此后，民众不过是给第一执政的决定盖戳的驯服橡皮图章罢了。

新行政机构的关键人物是“省长”，每个省都设有一名省长，由于吞并比利时和其他征服成果，法国现已拥有98个省。这个新行政机构拥有现代官僚制度的诸多特征：分层、统一、职业化，官员领薪水且受过训练。不过，这毕竟还不是一种英才管理，因为在决定任命或提拔时看重的是对波拿巴的个人忠诚，这让它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封建门荫制度。那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必定会得到很好的奖赏，省长每年可以拿回家2万法郎，这是相当丰厚的薪水（相当于普通工匠年收入的大约40倍）。他们的社会组成既表明了波拿巴决心终结革命的平等主义，又说明了他对有产者的个人偏爱，在1800—1814年的281位省长当中，有不少于100人来自旧制度下的贵族家庭。

尽管有——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贵族特色，新的行政制度运作良好。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要是以有效服从中央命令为标准评定治理水平，那么法国从没被治理得像波拿巴时代这么好。每个人都喜闻乐见的是波拿巴夺权后迅速改良了公共秩序。旺代在明智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下最终被平定，罗讷河谷的宗派仇杀告一段落，各地的盗匪也遭到镇压。省长和他们的下属出色地通过了强制征兵能力的决定性考验，至少在政权初期的确如此。政府修复现有道路，修建新的大道，人们迫切需要的交通改善终于实现了。之前一连几个革命政权遭遇的另一个重大失败是财政，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在督政府的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受益于经济持续恢复的波拿巴建立了法兰西银行，稳定了币值，提高了岁入，使国债规模得到了控制。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尽管这代表法国的财政状况已经明显优于18世纪90年代的混乱时期，但是它仍然不够好，为了维持战争，法国与自己的大敌展开了收入竞争，可它依旧落在后面。在拿破仑战争的高潮阶段，大不列颠的人均纳税额高达对手的三倍。

为了恢复被革命撕裂的国家和大洲的秩序，波拿巴在寻求和解时拿出了他最具政治家风范的表现。他只放逐了不可和解的保王党人和雅各宾党人，并鼓励其余流亡者回国，团结到他的政权周围。正如省长名单中出现的贵族姓氏所示，这一政策取得了毫无疑问的成功。然而，他在和解上取得的最大胜利是根据1801年的《教务专约》（Concordat）与天主教会媾和。他依靠这一击从反革命分子手中夺取了最有力的吸引要素。庇护七世准备接受的条件中还包括承认已没收教会财产和教会从属于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教廷自1789年以来遭遇的灾难之大。尽管波拿巴过了头的野心最终导致了新的分裂，但在中短期层面，《教务专约》还是极大地加强了他对法国乃至整个天主教欧洲的掌控。

他的其他重要成就还包括颁布了六部法典，1804年的《民法典》是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它在1806年更名为《拿破仑法典》，将法典归在他个人名下不无道理，因为拿破仑的确主持了起草委员会的大部分会议，也给最终文本打上了明白无误的个人印记。这部法典被输出到欧洲诸多地区，它成了欧洲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法律文献。由于波拿巴个人的保守主义反映在事关财产、女性、家庭和地产继承的条款上，法典也时常遭到诟病。毫无疑问，这些局限性会与某些普遍人权产生冲突，然而与旧制度下法国那有着大约400部法典的混乱状况相比，《拿破仑法典》是理性与平等的模板，那些心怀感激的接受者也同样认可这一点。

对同时代和后世的人们来说，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看上去是一个分水岭，它隔开了旧制度与现代世界。正如我们所见，这个观点颇有道理。鉴于在欧洲的诸多地区许多事情极为迅速地发生了，得出的确已经发生剧变的结论是相当自然的。然而1815年后，尘烟散尽，许多重大事项要么变化极少，要么毫无变化。1789年之前的法国社会由一群精英显贵主宰，其中一些是贵族，一些是平民，而且所有人都是富裕的地产主。1815年后也是如此。一些贵族陷入破产或走上断头台，但有更多的贵族毫发无伤地通过了考验。天主教高级教士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公务员的数量和威望也都有所上升，但人人都说路易十八的法国酷似路易十六的法国。法国如此，欧洲其他地区更是这样。事实上，认为革命历程反而加固、延长了土地贵族对社会、政治权力的掌控，似乎更有道理。

经济也没有猛然跃入现代世界。23年几乎未曾中断的战争扰乱了法国经济，而没有使它现代化。英国对海洋的掌控摧毁了法国经济在革命前最进步、最有利可图的部分——海外贸易。尽管制造业在大陆封锁造就的贸易壁垒后方繁荣发展，但是多数受益方的发展并不自然，等和平重新到来后，它们还是不能在英国竞争带来的无情冲击中幸存下来。1789年时，英国工业化和法国工业化就不在一个层次上，1815年时，二者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到不可逾越。实际上很难避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革命给法国经济加上了一副枷锁，法国在步入20世纪之后很久才得以摆脱。1815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就人口而言，法国落在了美国、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之后；就工业生产而言，法国被美国、德国和英国甩在身后；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瑞士、荷兰、比利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大英帝国的若干部分也超过了法国。

真正被法国大革命改变了的是政治。革命者以惊人的速度创造了一整套新政治文化，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和欧洲最自由化的政治相去甚远。它基于国民主权原则，是一种历史短暂但前程远大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将现代政治的三个强大的抽象概念——国家、民族和人民——包进了同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包裹当中。对大众参与的强调随之而来，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以及示威、游行、私刑、俱乐部、露天表演和各类公民仪式，法国人民宣布自己已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此外，革命意识形态中所用的概念与语言被有意赋予了普世性，欧洲其他国家也不得不端坐留意法国革命。

让革命者大为失望、让旧政权大感欣慰的是，在法国之外，对革命的效仿很少超出进步知识分子的团结宣言。法国大革命曾是独特的，也依然是独特的。战争将革命带到了外部世界，而且是以破坏性的效果带去的。革命政权迸发出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摧毁过去一千年中令欧洲多少得以保存完好的古老制衡体系。除此之外，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在战争带来的破坏中摇摇欲坠，竟到了它们的殖民帝国土崩瓦解的地步。尽管意大利在1815年经历了旧制度的某种复辟，时钟却再也不能拨回去了。1796年后，意大利的边界时常发生调整，拿破仑也创建过一个“意大利王国”，这就意味着——套用梅特涅的说法——这个国度再不能仅仅被人当作“一个地理概念”了。比利时人也经历了很多，因此，他们在1815年之后不会温顺地屈从于荷兰人的统治，1830年，比利时人最终脱离荷兰，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

不过，最为重大的变化还是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欧洲温和中心的毁灭。在过去，虽然它时常受到内外敌人的威胁，但是它有自我调节的机制，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摧毁它。像查理五世、斐迪南二世或路易十四这样怀有大志的霸主最后都精疲力竭地选择退后。是革命军队迸发出的前所未有的力量，再加上军队政治主人的雄心和愚行，才让帝国走向最终灭亡。这并非拿破仑一个人的责任，但他必须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他的想法是：急剧减少欧洲德语地区的政治实体的数目会让这个地区更易被操控，就短期层面而言，他是对的，可就长时段而言，他就大错特错了。他在被征服的德意志人身上施加诸多羞辱和剥削，激发了极大的报复。在1813—1815年，德意志人只索取了一部分报偿，而真正的复仇要到1870—1871年才会出现。到那时，有一件事也变得十分明确：他对德意志传统的攻击为这个国家成为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度铺平了道路。

[1] 奥西曼迭斯（Ozymandias），希腊人对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称呼。

[2] 布莱克弗赖尔斯（Blackfriars），该地名源于黑衣修士（Black Friars），即天主教多明我会修士的俗称。

[3] 蒂格之地（Teague—Land），英国人对爱尔兰的贬称之一，源于爱尔兰人的常用名字泰格（Tadhg），蒂格是泰格的英语化变体之一。

[4] 查塔姆（Chatham），此处指老威廉·皮特，第一代查塔姆伯爵，小威廉·皮特之父。

[5] 保罗—亨利·蒂里·霍尔巴赫男爵（Paul—Henri Thiry , Baron d'Holbach），启蒙思想家，以激烈的无神论和反宗教闻名。

[6] 密札（letter de cachet）指由国王签发、由一位国务大臣副署并盖有官方印章的信件，主要用于不经审判即逮捕某人入狱。密札是法国旧制度下的一种重要行政管理文书，17、18世纪被严重滥用，1790年被废止。参见：王觉非主编，《欧洲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772页。

[7] 戈尔迪绳结（Gordian knot），传说中弗里吉亚国王戈尔迪（Gordium）编织的难解绳结，后被亚历山大大帝直接劈开或强行解开。参见：（古希腊）阿里安著，（英）罗布逊英译，李活译，《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52—53页。

[8] 一译“拉法耶特侯爵”。

第三部分

宗教与文化

第七章

宗教与教会

罗马与教廷

18世纪产出了无数“景观图”（vedute），它们是提供给前来意大利“壮游”的贵族的纪念品，其中最出色的可能是乔瓦尼·保罗·潘尼尼（Giovanni Paolo Pannini）创作于1757年的《法国驻教廷大使离开罗马圣彼得广场，1757年的罗马》（The French Ambassador to the Holy See Leaving St Peter’s Square, Rome of 1757）。尽管通过描绘前景中排成一队的十辆华丽马车，概念主题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在画布上占主导地位的却是背景圣彼得大教堂——基督教世界最宏大的教堂。它的穹顶是米开朗琪罗的手笔，正面是马代尔纳（Maderna）设计的，环绕的柱廊是贝尔尼尼规划的，这三者结合起来，在建筑学上形成了对教皇的崇高地位的肯定：他是罗马主教，至高无上的教宗，圣彼得的后继者。觐见教皇时，斯坦维尔（Stainville）伯爵［不久后升格为舒瓦瑟尔（Choiseul）公爵］在教皇接待厅大阶梯（Scala Regia，大阶梯中最宏大的一处，17世纪60年代由贝尔尼尼设计）底下下车，在主入口撞见了由贝尔尼尼创作的君士坦丁大帝骑马纪念像。基督徒“真信仰”变成罗马帝国国教的胜利征途，就是从君士坦丁大帝归信基督教开始的。斯坦维尔登上楼梯顶端，进入了梵蒂冈宫里的御座厅（Sala Regia），跪拜三次，分别是在进门、走到房间中央、来到教皇御座下（他获准在那里亲吻教皇穿着便鞋的脚）时。觐见结束后，还需要照样跪拜三次，大使一路倒退着离开，完完全全不敢背朝基督在尘世的代表。

斯坦维尔伯爵在行礼如仪时脑子里有什么念头，我们对此只能猜想。他好像并不信仰基督教，更别说教皇的权威了。他在1753年上任时就激起了罗马教廷的反对，后者因他放纵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的思想而火冒三丈。此外，他在1757年的觐见是为了辞行，由于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尔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的恩惠，他转到了维也纳宫廷任职，罗马之外的所有人都将这看作高升。当他以事实上首相的身份回到法国时，通过说服路易十五放逐耶稣会士，他给了教廷沉重一击——所有修会中，耶稣会是最奉行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他同样给1773年耶稣会的解散铺平了道路。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被胁迫解散一个全体成员都向他宣誓绝对听命、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是“天主教复兴中的最主要力量”［夏伯嘉（Ronnie Hsia）语］的修会，这一事实说明了教廷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多么低下。然而在我们讨论的时代结束前，教廷的地位还会下跌不少。如果说能最好地概括教皇权力达到顶峰的一幅图景是1077年1月亨利四世身着苦修士的服饰，在卡诺萨（Canossa）的雪中赤脚站了3天，求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宽恕，那么教皇权力的低谷就是1809年7月6日庇护七世在奎里纳莱宫（Quirinal Palace）被拿破仑的军队擒获，然后被匆匆送往囚室。

在旧制度下的欧洲，表现出的权力和实际掌握的权力之间有差距不算稀奇，在今天也是这样，然而罗马教廷的这种差距格外突出。教皇和他们比较热心的支持者（“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被局限在了不容许丝毫灵活性存在的绝对话语中。虽说直到1870年的梵蒂冈会议，“教皇在正式解释［以宗座权威（ex cathedra）］关于信仰或道德的教义时永无谬误”才被明确规定为教条，然而它在那之前已被散播了好多个世纪。正是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间里，自17世纪晚期起，“永无谬误”这个词开始被用来形容不会出错的教皇在教导方面拥有的权威。这一观点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是出身那不勒斯的赎世主会运动创始人圣阿方索·利果里（St Alfonso Liguori），他相当长寿，生于1696年，卒于1787年。把黑格尔的话改写一下，圣灵之鸽只在历史的黄昏中起飞，原因是时代精神（另一个黑格尔式的概念）并不喜欢让个人霸占“永无谬误”的权威。

信奉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神学家对教皇行使的多种权力做了精细的界定，但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没能区分开个人和职位。索求这一职位的人数不断膨胀，任职者的素养也不断下滑。就算文艺复兴时期教皇们最糟糕的荒淫举动没有重现，关于人类弱点的证据也够多了，足以使得人们对“永无谬误”心怀疑虑。在反宗教改革的教皇们的朴素苦行之后，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的漫长任期（1623—1644）标志着奢华炫耀的复归。资助艺术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以特伦特宗教会议规定的方式指导和传播信仰，也是为了提供乐趣。就像朱迪思·胡克（Judith Hook）指出的那样，乌尔班八世创造了“欧洲最盛大、最华丽的巴洛克宫廷”。在这个过程中，罗马被装饰一新，他出身的巴尔贝里尼（Barberini）家族也大发横财。乌尔班上任后没多久，他的两个侄子和一个姻兄弟就都成了枢机主教。由于需要维持一个世俗的不朽王朝，他的另一个侄子没有资格领受这种荣誉，却在别的方面获益不少——成了教廷军事长官、博尔戈（Borgo）总督、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 Angelo）总督、罗马行政长官、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亲王。难怪到了乌尔班八世的教皇任期结束时，他这个侄子成了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巴尔贝里尼宫——欧洲最宏大的世俗建筑之一，包括一座有3 000个座位的剧院——的形状就是对这种裙带关系［nepotism，这个词本身源自教皇们赠给侄子（nipote）的恩惠］的建筑表现。宗教上的权力也被用来给家族增光添彩，贝尔尼尼在圣彼得大教堂里设计的巨大祭台华盖（baldacchino）就是一例，巴尔贝里尼家族的盾形纹章装饰着它的基座，柱子和华盖上也满是金色的蜜蜂——巴尔贝里尼家族的象征。一名当时的讽刺诗人恰如其分地写道：

乌尔班做的这件事该写在纪念碑上

喂肥了他的蜜蜂，却饿坏了他的羊群。

（Queste d’Urban si scriva al monumento

ingrasso l’api e scortico l’armento.）

乌尔班八世也为趋炎附势进行了终极辩护。他在将枢机主教吉内蒂（Ginetti）任命为罗马教区代牧时评论道：“我们任命吉内蒂为代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他替我效劳了20年，总是和我观点一致，在任何场合都不反驳我。”

前往罗马的游客——特别是赞赏巴洛克艺术和建筑的那些——有充足的理由感谢乌尔班八世。与他同时代的人们对他就没这么欣赏了。有一位尖酸地评价道：“他更希望被看作王公而非教皇、统治者而非牧者。”可惜，他没能成功掌控贯彻这种世俗野心所需的手段。在位的最后4年里，他被卷入了同帕尔马公爵劳而无功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花销高到了毁灭性的地步，以至于教廷陷入了破产，其臣民开始造反。1644—1815年有16任教皇，他们都是出身名门的意大利人，上任时大多年事已高。18世纪当选的所有教皇在就职时的平均年龄大致是64岁，而1721—1758年当选的5位就职时的平均年龄接近70岁。1730年当选时，克雷芒十二世78岁，按照当时的标准他已是垂垂老矣，而且其视力不断恶化。一年后他完全失明，很快卧床不起，明显缺乏在尤其艰难的10年里指导教廷决策所需的体力。而相对年轻的克雷芒十一世（1700年当选时51岁，还在盛年）也没能使他21年的任期免于灾难：“教廷在他这段任期里遭遇的灾难，比在宗教改革后任何一位教皇治下遭遇的都要多。” ［欧文·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语］对于不幸的克雷芒十一世，萨伏依的维托里奥·阿梅代奥二世给出了决定性的评价：“要是他从未当选教皇，就会永远受到尊敬，被认为配得上这个位子。”

教皇们都是人，也有人的一切弱点，他们有的好，有的坏，有的运气欠佳，都全力对付难解的问题，其热情程度有高有低，取得的成功也有大有小。他们在罗马有数量足够的能干的辩护者，在天主教欧洲别处还有更多，然而他们的受众不断减少，也变得没那么能听进去了。此外，最严重的损害并不是由怒斥罗马为敌基督的新教异端带来的，而是来自如伏尔泰这样的天主教叛徒，经历过耶稣会教育的打磨，这些人投出的“飞镖”再尖利不过。在《哲学辞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伏尔泰对教皇们的过失做出了富有其个人特色的评价：“据说犯下这么多罪行以后还能幸存，就证明了罗马教会的神圣本质。然而要是这么说，哈里发们就更加神圣了，因为他们表现得更加凶暴。”尽管我们不应该将反教权主义者的偏见照单全收，像本笃十四世（1740—1758年在位）这样脾性温厚、富有才智的教皇们也大受称颂，可是不得不承认，罗马教廷严重的形象问题至少一部分是自作自受。虽然随着英诺森十二世（Innocent XII）于1692年颁布诏书，规定教皇永远不得将地产、职位或进项授予亲戚，“侄子枢机”的统治就应该结束了，但是“这个时代最坏的任人唯亲者是（18）世纪的最后一位教皇，庇护七世布拉斯基（Braschi）”（查德威克语）。

对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段中的教皇来说格外不幸的是，他们的城市吸引的世俗观光客越来越多。在过去，罗马是朝圣者的伟大目的地，而现在它成了旅游者的目标。这种转变并不绝对，因为忠实信徒照样大批前来，特别是在每25年一度的“禧年”中。罗马城的圣三一兄弟会是主要负责接待信徒的慈善团体，它在1675年给280 496名朝圣者提供了住所，1700年是299 697人，到了1750年则是194 832人。虽说有些人，比如几个世纪前的唐豪瑟（Tannhäuser）和路德，可能在回家后因他们的罗马之行而对天主教产生疏离态度，但是大部分人想必在参观中受到了启迪，坚定了自己的信仰。然而对更大范围的欧洲公众而言，能够影响舆论的是来自欧洲各地的“壮游者”，因为他们通常记录下了自己的观感，不少还得以出版。他们受过古典教育，来到这里时，他们总拿古典和当下比，也就必然感到当今的状况不如人意。最著名的例子是，古典的过去和基督教的当今之间的对照给18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兼文学作品之一提供了灵感。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道：“1764年10月15日，罗马，我坐在卡皮托山岗的废墟之中沉思冥想，赤足的托钵修士在朱庇特神庙（现在是天坛圣母堂）中歌唱晚祷词，这时，我第一次有了撰写这座城市衰亡史的念头。”

就算其他游客没有吉本这么大的反应，也还是有很多人就像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所说的那样，过来“厚古薄今”。吉本的同胞就是这样，他们一边为自己建立在新教、自由、贸易三大支柱上的巨大成就骄傲，一边强烈蔑视建基于天主教、专制和贫穷这三种互有关联现象上的文化。1740年，霍勒斯·沃波尔自罗马给家里写信：“我有幸在罗马尚存的时候见到它。多年后，罗马恐怕就不值得看了。在如今罗马人的无知和穷困当中，一切都遭到了忽略，衰朽异常，别墅全然失修，宫殿的维护状况糟糕到一半画作都因潮湿而毁掉了。”这种评价要多少有多少。新教徒的憎恨让道给了一种更隐蔽、腐蚀性更强的态度：不管是新教徒、天主教徒还是中立派，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会鄙视罗马。在《我的时代的历史》中，腓特烈大帝对1740年的教皇选举是这样记述的：

由于出身科尔西尼（Corsini）家族的克雷芒十二世逝世，教皇位置前不久出现了空缺。教皇选举会议停滞了12个月，圣灵一直等待欧洲各派列强达成一致。枢机主教兰贝蒂尼（Lambertini）厌倦了这些拖延，他找到别的枢机主教，说：“我建议你们做出决定：如果想要一个盲信者，就选阿尔多布兰迪（Aldobrandi）；如果想要一个有学问的人，就选科夏（Coscia）；如果想要一个丑角，我就是。”圣灵的选择落在了这位逗乐的枢机主教身上。

这段虚构故事是对这一时期比较好的一位教皇的粗野诽谤，故事本身并没有它的流行程度和它反映出的态度那么重要。此外，腓特烈大帝在同一本书里较为审慎地判定了教皇的作用，他的见识相当敏锐，尽管采用了反教权主义的语言：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已经给了迷信致命一击。偶尔有些圣徒被封圣，典礼可能不会被忘记，然而在18世纪，教皇要是鼓吹建立一支十字军，就连20个衣衫褴褛的追随者也不会有。他被贬抑到了丢脸的位置——行使教士的职能，匆匆让他的亲戚与私生子发财。

这一描述非常贴切：18世纪，29位圣徒被封圣，然而他们生活的年代都早于18世纪。现在人们眼中那种因异常圣洁而必定上了天堂、可以替罪人求情的男男女女实在是太少了。夏伯嘉评论道：“虽然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巴洛克时代的教廷却统辖着富有英雄气概的天主教，其中满是传教士、殉道者、改宗者和活着的圣徒。18世纪的教廷却转而向内，或许是它意识到伟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被贬抑到“行使教士的职能”会被看成丢脸？这不仅仅是一个认为所有天启宗教都是“平民的神圣偏见”的自然神论者的嘲弄。所有教皇都继续相信，他们的职位是神圣的，不但负责属灵与教会的事务，还承担着世俗与政治的职责。在世俗权力的层级中，居于首位的是教皇，因为他是基督的代表，掌控着圣彼得之钥，可以给哪怕最伟大的世俗统治者降罪或除罪。在每年的濯足星期四（耶稣受难日前一天），圣彼得大教堂的门廊上都会举行隆重的仪式，教皇、枢机主教团和整个教廷都会到场。要先用拉丁语再用意大利语诵读《在主餐桌前》（In Coena Domini）诏书，列出会自动招致开除教籍惩罚（这会让罪人永远落入地狱，除非其后来得到了赦免）的众多罪行。本质上，它是对所有世俗之人——特别是世俗当局——的警告，要他们尊重教会的自主权力，因为列出的罪行包括：不服教会法庭裁决，向世俗法庭上诉；让世俗法庭而非教会法庭裁决同信仰有关的案件；让教会向世俗法庭屈服；对教会法官造成妨害；强夺教会财物，或在未经对应教会官方许可的情况下扣押教会财物；在未经教皇允许的情况下向教会收取什一税或税款；世俗法官干预涉及神职人员的经济或刑事案件；侵略、占领或强夺教皇诸国的任何部分。当然，世俗统治者经常就这些和教皇的其他要求提出异议，可是它们一直没有遭到废弃。1768年1月，帕尔马公爵发现了这一点，下令罗马发出的所有信件都要经他事先核准。根据《在主餐桌前》的条款，克雷芒十三世做出回应，宣布撤销公爵的法令，他所用的语言让人想起格列高利七世：

（它）充满了侮辱和诽谤，全是意在分裂教会的邪恶学说，目的在于将信众和他们的领袖分隔开来，从而瓦解教会的权威，让神圣秩序上下颠倒，削减罗马教廷的权利，将其置于世俗控制之下，奴役上帝自由的教会。

格列高利七世有本事动员德意志诸侯对抗皇帝亨利四世，克雷芒十三世却没有盟友。他的对手拥有各方压倒性的支持。帕尔马公爵的堂叔[1]——法国的路易十五——占领了阿维尼翁和韦奈桑两块教廷领地，他在那不勒斯的堂亲攫取了贝内文托（Benevento）和蓬泰科尔沃（Pontecorvo）两块教廷飞地，而他的西班牙堂亲卡洛斯三世和姻兄弟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旗帜鲜明地给出了口头支持。教皇开始了一场他不能取胜的较量，我们很难不赞同舒瓦瑟尔的犀利评价：“教皇是个傻瓜，而他的国务大臣是个蠢货。”克雷芒十三世没有让步，当然，这是因为他在1769年2月2日就去世了。然而帕尔马公爵的敕令没有得到撤销，《在主餐桌前》也再没有得到宣告。就算这并没有标志着教皇承认自己处理世俗事务权力终结的那一刻已经到来（这一刻可能直到墨索里尼和庇护十一世于1929年达成协定时才到来），它也是个重要的中间节点。稍后在本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它也标志着耶稣会垂死挣扎的开始。

这一事件中，天主教世俗统治者轻蔑地对待他们的属灵领袖，而他们早就对教皇的外交主张视若无睹。近代早期最重要的国际决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画了中欧的宗教地图，虽说所有天主教强国都牵涉其中，但订和约时没有征询教皇的意见。在他颁布的《对神家的热心》（Zelo Domus Dei）诏书中，英诺森十世提出了正式抗议，尤其对让主教辖区和修道院世俗化、大幅削减向罗马支付的钱款这两条提出异议。这毫无用处，事实上在格尔德·德特勒夫斯（Gerd Dethlefs）看来，诏书“将罗马教会从欧洲秩序中请了出去，还损害了它作为天主教国家最高仲裁者的权威”。从那以后，所有国际条约的磋商都是在不征询教皇意见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结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一系列协商中，教皇的代表被排除在外，而在将那不勒斯、西西里分配给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时，教皇在传统上对这两地声称拥有的宗主权也直接被忽略了。在一次对1713—1714年进行总结的枢机主教团会议上，面对新教徒继承英国王位、汉诺威赢得选帝侯国地位、普鲁士的国王称号得到承认之类的惨败，克雷芒十一世只能发出虚弱的抱怨。

我们了解后来发生的事，因此知道就教会与国家关系的长期发展而言，此时对教皇来说消息有好有坏。我们已经读到，在整个欧洲，“国家”都是“政治论述中的主导名词”（昆廷·斯金纳语），而国家概念的核心是主权。主权的实质是它的自足性，因为“主权”的定义是“谁也不能凌驾其上的终极权威”，没有国家会容忍像教皇这样的国际性权威的干涉。张力当然始终存在，但是直到18世纪，教皇权力和威望的衰退才让权力和野心都日益增加的世俗国家完全占了上风。

好消息是，近代国家在摧毁对其主权造成妨害的各种障碍时，也替教会扫除了许多敌手，虽说要经过很长时间，教皇们才能进化出听到喜讯的必要器官。宗教改革可能是东西教会大分裂后教廷面临的最黑暗时刻，但就连宗教改革也给它留下了一线微光。天主教徒的人数虽然大大减少，但信众同罗马的联系却紧密了许多。名义上的天主教国家对教廷开展世俗化攻击时，也出现了相当类似的情况——“它提升了天主教中心的核心地位”。坚持信仰的天主教徒比放弃的多得多，对他们来说，统治者越是接受世俗主义信条，在罗马的教皇就越权威。这一点对1789年后的法国格外适用，当时它变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全然政教分离的国家，但这也发生在像约瑟夫二世治下的奥地利这样的开明国家。一条条列出教廷的所有问题和缺陷以后，我们要记住的是，教皇依然在罗马，他在全世界的信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而且天主教徒在基督徒中所占比例也大幅上升。1769年克雷芒十四世当选时，霍勒斯·沃波尔愉快地预测，他将是“末代教皇”。他当然不是最后一个看轻了教皇的持久权威的人。斯大林对庇护十二世（1939—1958年在位）的抗议不加理会时，冷嘲道：“他手下有几个师？”不过，斯大林去世得太早了，他没能活到目睹教廷在东欧的权威全然盖过自己这个苏共总书记的时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件憾事。

高级教士

罗马是欧洲最富教皇和天主教色彩的城市。它也可以说是最富神职人员色彩的，密如森林的教堂塔楼和它们的钟声是神职人员主宰地位在建筑和声音方面的持久象征。甚至今天，在世俗化和扩张已经改变了罗马城市面貌的情况下，正午时分，仍有千余座钟响起，听起来十分震撼，也深具象征意义。虽说在罗马体现得格外明显，但这种符号的震撼绝非独一无二。事实上，主导几乎所有欧洲城市——不管是新教的还是天主教的——面貌的都是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在同时代的插画中，哪怕是像伦敦和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巨大商业中心都林立着指向天空的尖顶。值得注意的是，唯一一类由世俗建筑奠定基调的城市中心是以宫廷为中心的崭新的创造物，如凡尔赛或路德维希堡（位于符腾堡公国）。

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破坏之前，遭到战争、火灾或其他自然灾难损毁的教堂会迅速得到重建，重建后的规模通常比之前更大。1666年的伦敦大火以后，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爵士收到了设计55座教堂的委托。重建工作很好地表明了政府、教士、平信徒都需要用物质方式体现对上帝的信仰，希望能够像基督那样死后复活。同样的渴望催生了将遗产赠给教会的积极性，此举持续多个世纪，让教会成了欧洲最富有的团体。此外，财产一旦落入教会之手，就很少能逃离其掌控。个人可能会将出售这片或那片土地当作权宜之计，长生不老的机构却可以永远拥有它手中的东西。结果就是财富的不断积累。在法国，全国大约10%的耕地属于教会，其中有许多是最肥沃的土地。同时代人选择相信的数字要高得多，比如说，巴黎的日记作者巴尔比耶认为这一比例要高达1/3。在那不勒斯，普遍观点是教会拥有2/3的耕地，这个数字几乎必然有所夸张。以下数字或许更可信：教会拥有的耕地比例在伦巴第是23%，在教皇诸国是20%～40%（因具体地区而异）。在巴伐利亚是56%，在下奥地利是40%，这两个估计数字应当与事实相去不远。在卡斯蒂利亚，教会拥有全部耕地和牧地的1/7。在俄国，了解财富状况时更应该参照的是对人口而非土地的占有，1678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全体农奴中有大约20%属于东正教牧首、高级祭司、修道院和座堂。

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地租和农产品价值都在上涨，富有的教会变得更加富有。毋庸置疑，教会的财富分配得极不平等。高级教士位于顶端，享有堪比诸侯的收入。事实上在神圣罗马帝国，他们中的精英也的确是诸侯，统治着独立的世俗领地，也有代表出席帝国议会。为首的是三个莱茵河畔的大主教——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科隆大主教，在帝国议会中，他们列席选帝侯议院，因此，皇帝去世时，他们能施加真正的政治影响力。另外两位大主教（萨尔茨堡大主教和贝桑松大主教）、21位主教、大约50位修道院院长则列席诸侯议院。他们中不管哪个都没能掌握在德意志扮演独立政治角色所需的资源，更不用说欧洲了，然而他们加在一起的分量就相当可观了。就居民的宗教身份而言，1648年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大约是2/3新教，1/3天主教，但从这些教会邦国的宗教身份看，神圣罗马帝国大致是1/3新教，2/3天主教。

这种属灵与世俗权力的混合——18世纪的批评者称之为“混乱”——最为充分地揭示了旧制度的宗教本质。比如说，美因茨大主教选帝侯被认定为德意志教会的领袖，对沃尔姆斯、施派尔、康斯坦茨（Konstanz）、斯特拉斯堡、奥格斯堡、库尔（Chur）、维尔茨堡、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帕德博恩（Paderborn）、希尔德斯海姆等主教辖区均有都主教管辖权。作为世俗统治者，他的属地包括美因茨城、莱茵高（Rheingau）地区、宾根（Bingen）周边地区、自美因茨向东北延伸到陶努斯山（Taunus）的一长条领地、美因河周围的一大片地区和位于图林根的两块遥远飞地。听上去这个“群岛”支离破碎到了可笑的地步，然而要记住的是，18世纪末它大约有35万人，还包括了一部分德意志最富饶的农业用地，还有许多极好的葡萄园。特里尔大主教选帝侯掌控着摩泽尔河谷，科隆大主教选帝侯［通常兼任明斯特（Münster）侯爵主教］统治着威斯特伐利亚最广阔的国土。他们享有和神圣罗马帝国世俗统治者相同的主权，其他所有诸侯主教和诸侯修道院院长也是如此。

照近代国家的标准来评判，这些具备双重属性——一半神职一半世俗——的教会国家必然不合格。19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这些“不堪一击的遗迹”（特赖奇克语）格外严厉。在这个议题上，英国人和德意志人观点一致。柯勒律治（Coleridge）用诗句表达了这种轻蔑，轻蔑中还带着愤慨，因人们普遍认为德意志“小诸侯”们将士兵卖去充当雇佣兵，来获得自我放纵的炫耀展示所需的资金。柯勒律治写道：

而且盟友是这些，

所有小家子气的德意志小诸侯，被污血滋养着

都是心如铁石的人血交易商！

以后很长时间，这种偏见都将存在。在描写诸侯主教们的华丽宫廷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抱怨道：“这些机构想给人一种坚固、永恒、持久的印象，而它们实际上的目的是拉大诸侯和臣民之间的距离，让后者在政治上保持服从。施派尔侯爵主教生活在布鲁赫萨尔的富丽堂皇的宫廷里，他毫不犹豫地向治下臣民宣告：‘君主的意志同上帝的意志毫无差别。’”

对信奉新教的德意志人和信教不信教的外国人而言，这些诸侯主教最讨厌的地方是他们大肆炫耀，实际权力却很小。他们根本没有建立独立国家的能力，却在欧洲建起了极宏伟的巴洛克宫廷——光是以字母“B”开头的，就有班贝格（Bamberg）、波恩（Bonn）、布吕尔（Brühl）、布鲁赫萨尔。不管信奉的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各世俗诸侯的一大野心就是将诸侯主教辖区世俗化，吞并它们变动中的领土。宗教改革之后，他们取得了部分成功，马格德堡大主教辖区的广大土地转归勃兰登堡，不来梅大主教辖区的广大土地则转归汉诺威。世俗诸侯的胃口因此更大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会诸侯之间的亲密关系再好不过地验证了“我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颠扑不破的准则。

教会诸侯不少出身“帝国骑士”，这是一批典型的旧制度贵族，他们的确切出身湮没在了加洛林王朝解体的时间迷雾中，无据可查。将他们同所有别的德意志贵族区分开来的是他们自称为“直辖于帝国”（reichsunmittelbar），也就是说直接、完全臣属于皇帝。他们没能赢得完全的诸侯地位，因此在帝国议会中没有代表，然而在其他大部分方面，他们同诸侯平起平坐。“帝国骑士”包含约350个不同家族，拥有大概1 500片面积约1.3万平方千米的领地，人口总数在35万上下。就个体而言，他们当然毫无分量，可是通过对神圣罗马帝国中很大一部分天主教会的掌控，他们能够发挥远超自己身份的影响力。大部分世俗诸侯改宗新教，坚守旧信仰的只剩了哈布斯堡家族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还有1697年以后萨克森的韦廷（Wettin）家族］，这一点帮了帝国骑士们大忙。由于缺少可选之人，教会国家中的诸侯竞争不算激烈。

帝国骑士心怀感激地踏入其间，填补了空白，他们之前就已占据了若干主教座堂的圣职。他们没能成功垄断对全部主教辖区的掌控，原因是被巴伐利亚领土围绕着的雷根斯堡和弗赖辛等地由巴伐利亚贵族控制，而被奥地利领土围绕着的萨尔茨堡和布里克森（Brixen）由奥地利贵族控制。科隆的主教座堂教士团成员必须由帝国伯爵担任，而在列日，竟有一半以上教士出身平民。不过，帝国骑士占据了帝国教会（Reichskirche）中的大部分职位，而且他们一旦控制了某个主教座堂教士团，进而控制了诸侯主教的选举，就会严格限定任职条件，尽力将闯入者拒之门外。18世纪初，帝国骑士控制了莱茵兰（除科隆外）、弗兰肯和士瓦本的诸侯主教辖区。可以理解的是，教士几乎总会投票给自己的同类，因此一连串帝国骑士登上了康斯坦茨、施派尔、沃尔姆斯、特里尔、维尔茨堡、班贝格、艾希施泰特和美因茨的主教宝座。换言之，帝国骑士通常可以在帝国议会的选帝侯议院中掌握两票，在诸侯议院中掌握更多票数。这就转变成了在维也纳的实际影响力，每位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二世是个著名例外——都会意识到他们的好意有多重要。此外，有许多帝国骑士替奥地利效力，充当军人、外交官和官僚。拿破仑时代奥地利最高效的两位大臣施塔迪翁和梅特涅都是帝国骑士出身，分别来自士瓦本和莱茵兰。对所有骑士来说，留给他们的几十个主教座堂的圣职给他们长子以外的儿子提供了舒服的工作。对成了大主教或主教的不多几位幸运者来说，实权和财富正向他们招手。在选举皇帝时，将其他选帝侯召集到法兰克福投票的正是美因茨选帝侯，他还身兼宰相和选帝侯议院主管，核实大使递交的国书、主持关于新选举“要点”（也就是条件）的讨论、收集各位选帝侯的选票、替新皇帝祝圣和涂油的也是他。

一旦赢得主教选举，成功者的家族就永不缺财源了，因为他手握大量职位的任免权，可以按自己意愿分配。此外，成功会带来更多的成功，原因是一人或同一家族中多人掌控多片诸侯主教辖区的情况经常出现。对所有主教座堂教士团来说，每一场主教选举都会带来以贿赂的形式出现的大笔津贴，外交官们要是觉得哪位候选人和自己的宫廷最气味相投，就会帮他拉票。法国驻美因茨公使评论道：“在德意志人当中，贿赂格外盛行，特别是绝大部分主教座堂教士团成员，他们除了主要薪水，还能在各类选举中捞到不少钱。”他还厌烦地补充道：“没有金钱，就没有德意志（point d’argent, point d’Allemagne）。”教士们迟迟不决定支持哪位候选人，尽可能拖到最后一刻，替自己的选票要出最高的价钱，这种做法被说成是“等待圣灵的启示”。价钱可能很高，这反映了对大国来说，赢得教会国家依然相当重要。1780年，哈布斯堡家族付出了将近100万古尔登，来保证马克斯·弗朗茨（Max Franz）大公在科隆当选。1787年，普鲁士人花费了18万古尔登，想让他们支持的人成为在任美因茨大主教的后继者，可还是无果而终。

整个天主教欧洲都有宗教和世俗权力混合的情况，只是未必有这么明显。波兰的主教长格涅兹诺（Gniezno）大主教公认是影响力仅次于国王的人物，还会在未选出国王的空位期（通常时间很长）充任摄政。在匈牙利同他角色相当的是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大主教，1715年时他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之一，所以之后被称作“诸侯主教长”。在法国，18世纪时有三位高级教士——迪布瓦（Dubois）、弗勒里、布里耶纳（Brienne）——当上了首相。这三人还获得了额外的奖赏，都登上了枢机主教之位。同18世纪的所有其他法国主教一样，他们都出身贵族，因宫廷的赞助而获得了这一职位，还被国王委任了有俸圣职。自1516年的《政教协定》算起，法国的130多片主教辖区的授职权都归王室所有，唯一的例外是斯特拉斯堡大主教辖区，那里的主教座堂圣职者照样享有选举权，但从来不敢在违背凡尔赛意愿的情况下行使。

在天主教宫廷里，神职人员随处可见，频繁举行的宗教仪式同样引人注目。在凡尔赛宫，正式祈祷是国王起床仪式“晨起”（lever）的一个重要部分，早餐后会进行非正式祈祷，中午会举行弥撒，狩猎后会安排晚祷，国王按照礼仪安歇，也就是“就寝”（coucher）时，会进行另一场正式祈祷。除了这种常规日程，在碰到天主教日历上的众多节日时，也会举行特殊的宗教仪式。大约200名身份各异的教士在宫廷里任职，来协助进行此类活动。地位最高的是大施赈官（grand almoner），他会参与“晨起”和“就寝”仪式，在祈祷时起引导作用，还要做饭前祷告。由于接近所有重要教会圣职授予权的源泉，凡尔赛宫成了野心勃勃的法国教士的黄金之乡。1789年时，宫廷专职教士——不用说都是贵族出身——分享着83座修道院的收益，而且根本不用到访他们的财富之源。和他们一样在宫廷里活动的还有许多大主教和主教，他们更喜欢宫廷里的欢乐和资金，而非主教辖区中的辛苦工作。几乎一半主教在巴黎有住宅，有人因此嘲讽说，国家若遭遇危机，至少高卢教会可以马上凑够召开主教会议的人数。1784年，路易十六不得不签发一份文件，命令主教们若要离开他们的会众，就必须事先得到许可。

到了那时候，旧制度下的这一等级已经很难摆脱纵情于现世享受的恶名了。对教会这一等级来说，这一恶名并非全然应得，渴望替大革命前的教会恢复名誉的教士学者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指出许多甚至大部分主教受过良好教育，是他们辖区虔诚、勤勉、高效的管理者。在近来研究18世纪法国教会的历史学家中，约翰·麦克曼纳斯（John McManners）牧师是颇为权威的学者，他的结论是：“在许多方面，这都是法国教会的黄金时期。越来越多的主教——有些对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展现出任何热忱——致力于提升手下神职人员的水准。”他是万灵学院（牛津大学的学院之一，有丰厚的捐赠收入，不教学生）的专职牧师，很有条件同法国教会生活的甘美产生共鸣，也很有条件替它谱写挽歌：“这是成熟的金秋，在树叶开始飘落、冬季降临前用丰富的色彩装点着景致。”然而他不得不点出，教会是对贵族进行额外救济的一个中心。对大多数贵族家庭非长子的儿子们来说，选择非常明确：要么军队，要么教会。在马蒙泰尔（Marmontel）《道德故事集》（Contes moraux）的某一篇中，一位母亲告诉自己的儿子：“你父亲的财富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安顿好你哥哥以后就不剩下什么了。你只需要决定是踏上领取圣俸之路还是参军之路：一个会让你把脑袋剃光，一个会让你的脑袋被打坏；一个会让你获得圣职，一个会让你变成步兵尉官。”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这吸引了未受呼召甚至没有信仰的人，比如洛代沃主教菲利波，圣西门留下了关于他的如下记述：“他在宅邸中公开养情妇，把她们养在那里，直到他去世。他也毫不羞愧地表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自己不信上帝。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因这点而遭受惩罚——然而，他姓菲利波。”正是在这个机构里，可以给路易·德·波旁·孔代亲王（Prince Louis de Bourbon Condé）找到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位。他是克莱蒙伯爵，孔代亲王和路易十四私生女的儿子，享有5座修道院的圣俸代领权（in commendam，也就是说他可以在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情况下获得收入），加起来每年有60万利弗尔，足以供养由歌剧女演员组成的情妇后宫。关于他，麦克曼纳斯写道：“他最接近履行教士职责的做法，是给自己的宠物猴子麦卡锡（McCarthy）修建一座大理石陵墓。”

像艾蒂安—夏尔·洛梅尼·德·布里耶纳（Étienne-Charles Loménie de Brienne）这样的高级教士没这么离谱，却更加危险。他于1751年在索邦神学院撰写了一篇唯物主义论文，却仍能成为神职人员，第二年，他就变成了鲁昂代理主教，时年25岁。后来他在1760年成为孔东主教，在1762年成为图卢兹大主教。他曾被推荐为巴黎大主教，但路易十六反对，原因是“至少巴黎大主教必须信仰上帝”。这一挫折没能阻止他在1787年升任首相，1788年担任桑斯（法国第二富饶的主教辖区）大主教，让侄子成了自己的“副主教”（也就是最终会成为接班人），还为自己赢得了一顶枢机主教帽。革命爆发后，他投票赞成《教士公民组织法》，还买下了被充公的旧圣彼得（St-Pierre-le-Vif）修道院，然后将它世俗化，以此展现感激之情。新政权迅速左转，他方寸大乱，于候审期间死在狱中。

旧制度下的法国完全不是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个复合体，由于数个世纪来的继承或征服，差异很大的地区被凑到了一起。结果就像不同形状砖石拼铺成的路面，固然有不对称的美感，但也叫人摸不着头脑。一个典型例子是，至少7名大主教都有资格宣称是法国教会的主教长。北部的主教辖区实在太大，南部的又太小——其中6个下辖的教区只有二三十个，还有一个（阿莱，Alais）下辖的教区只有6个。巴黎大主教每年的进项超过50万利弗尔，旺斯（Vence）主教则只能靠1.2万利弗尔度日。主教座堂教士团成员通常比他们投票选出的主教更加富有，以沙特尔为例，它要从庄园收入中抽出大约35万利弗尔供养80名教士。

纵览天主教欧洲，可以说高级教士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最早有人定居的地区——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南部，根据非常粗略的统计，那里每15万人就有1名主教。18世纪中叶，西班牙有56个主教辖区，而人口大概是900万。东欧的主教人数就要少得多。“圣瓦茨拉夫王冠领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上只有6名主教和1名大主教，他们要牧养的人数则超过400万。匈牙利的高级教士也相当少，这是因为它的大部分地区在17世纪晚期的哈布斯堡“再征服”以前都在土耳其人治下。在东部这些地区，根据非常粗略的统计，每50万人才有1名主教，因此，至关重要的主教职责，如坚振圣事、圣职授任、探访，很少得到履行。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主教会适应环境变化的速度实在很慢，若要它适应变化，就得有像世俗国家或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妖兵天降（diabolus ex machina），将它从麻木状态中摇醒。比如说，在近代早期，哈布斯堡君主国成了欧洲主要大国之一。然而它没有正式的都主教或主教管辖结构。它的大部分国土都归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主教——如萨尔茨堡主教、帕绍主教、雷根斯堡主教——管辖，维也纳主教辖区管辖的几乎只是城市和城郊，1717年才被提升为大主教辖区。与之类似，西班牙首都和最重要的城市马德里没有自己的主教，归托莱多（Toledo）管辖，而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的主教要服从于塔拉戈纳（Tarragona）大主教的都主教管辖权。在西班牙，最富有的主教要比最贫穷的主教富有10倍，这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的主教大多出身小贵族，以虔诚和忠于职守著称。在罗马教廷使节看来，西班牙的主教（和法国的教区神父）是教会里最值得称赞的神职人员。

天主教会的典型优缺点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圣公会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共和国时期和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圣公会先后在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手中经历了艰难困苦，然而它幸存了下来，1688年后出现了复苏。通过规定能够按照英国国教会仪式宣誓的那些人才有担任公职的资格，首先在查理二世治下获得通过的《宣誓和市镇法案》（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让圣公会占领了英国权力机构的制高点。有些新教中的异见者和不那么坚守的天主教徒准备好了改宗，以此来让自己符合任职要求，然而直到这项法案于1828年被废止，圣公会都垄断了公职。乔纳森·克拉克的观点非常值得一提：1714年汉诺威人继承王位后的这段时期应该被描述成“圣公会占支配地位”的时期，而非人们常说的“辉格党占支配地位”的时期。

英格兰社会上层的圣公会信徒比重当然超过了之前任何时候。17世纪中叶，英国贵族中大约20%是天主教徒，还有20%是清教徒。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清教徒因之丧气；1688年查理二世的弟弟遭到放逐，天主教徒的热情也受到了打击。经过了后来的被剥夺财产和公权、背教、人员自然损耗，持不同立场者几乎消失了：1800年时，上议院绝大多数成员是圣公会信徒（就算他们不是真的信仰，也起码将它当作职业），只有3%的人依然坚持旧信仰。然而乍看上去，圣公会主教的贵族色彩好像要比欧洲大陆上他们的对头罗马天主教会里的薄弱得多。1800年，世俗贵族有267位（自1700年的173位上升到了这一数字），可是只有一位贵族主教——奥古斯塔斯·赫维（Augustus Hervey），第四代布里斯托尔伯爵，德里（Derry）主教。他是个证实规则的例外，原因是他在两位兄长去世后才继承了头衔。由于圣公会的主教可以结婚和生下合法继承人，教会中缺乏贵族也许有些奇怪。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英国贵族很富有，他们的财富建立在长子继承制和限嗣继承制基础上，让他们没有必要寻求在教会中的晋升。

另一方面，如果把贵族的弟弟和儿子们这些法律上的平民、文化上的贵族也包括在内，图景就发生了变化。虽说1740年前获得任命的绝大部分——准确地说，95.3%——主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平民，18世纪下半叶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1752年，关于达勒姆主教出缺一事，一名心怀不满的主教职位候选人写道：“信不信，达勒姆会落到某个贵族教士手里。这口食就是给他们留着的。我们的贵族老爷终于回到了进教会这条路上。我只是惊奇，他们居然好长时间没这么干了。”他说对了。达勒姆落到了尊贵的理查德·特雷弗（Richard Trevor）手里，他是布朗厄姆（Bromham）的特雷弗男爵的第四个儿子，已经当上了圣戴维（St David）主教。1740年后获得任命的76名主教中，20名是贵族出身。此外，最可能拿到教会中美缺的正是这些贵族教士，他们中的一半最终成了最显要的6名主教［坎特伯雷、约克、达勒姆、伦敦、温彻斯特（Winchester）、伊利（Ely）］之一，与之相比，平民出身者只有1/4能登上这些位置。1727年时，爱尔兰（圣公会）教会的所有主教都是平民；而1800年时，42%的主教来自贵族家庭。

我们已经看到，在德意志教会里，教会和世俗权力能够在同一位诸侯主教身上共存。就算没有那么密不可分，英格兰教会和英格兰政府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密切，重要原因是2名大主教和24名主教在上议院都有议席。这是一个投票集团，在双方相持不下时足以左右大局，在1733年的货物税危机中，正是主教们投出的24票帮助罗伯特·沃波尔渡过了难关。可想而知，在上议院的主教议席出现空缺时，当时的政府会确保让自己的忠诚支持者来填补。随之而来的奖赏相当大。18世纪中叶，重要主教辖区的年产值如下：坎特伯雷7 000英镑，约克4 500英镑，伦敦4 000英镑，达勒姆6 000英镑，温彻斯特5 000英镑，伊利3 400英镑，索尔兹伯里和伍斯特（Worcester）各3 000英镑。在这个年代，亨利·菲尔丁《汤姆·琼斯》一书中的费拉马尔（Fellamar）勋爵听说索菲·韦斯顿（Sophie Western）之父的地产每年能带来3 000英镑的进项，就惊叹她是“英格兰最棒的配偶”。此外，主教们都拥有可以自己支配的职位任免权，通常持有“仁爱始于家中”的观点。巴斯和韦尔斯（Wells）主教威尔斯（Willes）是这样分派自己有权处理的美缺的：

1749年8月19日，E. 奥伯里（E. Aubrey，女婿）：韦尔斯会吏长

1753年10月1日，L. 西曼（L. Seaman，女婿）：汤顿（Taunton）会吏长

1755年10月31日，亨利·威尔斯（Henry Willes，儿子）：法务执事长

1757年8月6日，亨利·威尔斯（儿子）：教堂领唱人

1758年4月27日，L. 西曼（女婿）：韦尔斯会吏长

1758年5月15日，威廉·威尔斯（William Willes，儿子）：法务执事长

1760年12月31日，威廉·威尔斯（儿子）：汤顿会吏长

1764年5月26日，查尔斯·威尔斯（儿子）：法务执事长

1764年10月20日，威廉·威尔斯（儿子）：韦尔斯会吏长

这里的高级教士当中也有着我们在天主教国家中看到的巨大贫富差异，布里斯托尔和牛津两个主教辖区处在底端，分别只值450英镑和500英镑。然而所有在上议院列席的主教的花销都非常接近，因为他们都期望在议会召开时留驻伦敦。威廉·韦克（William Wake）舒舒服服地在威斯敏斯特的圣詹姆士教区过着富裕的生活，被推荐出任牛津主教时，他拒绝了，说：

要是我想改变身份，全英国主教辖区里我最不想选的就是牛津。先不用说那微薄的收入，其他理由就足够让人不愿意去那里了，我太赞成主教离任的愿望和理由了，所以很难让自己去面对它。简而言之，这是个只适合基督教堂主任牧师或妓女感化院负责人的职位。

主教们每年从秋天到第二年春天生活在首都，必然导致他们对主教职责的忽略，不过，并没有证据表明1714年后他们履行职责的水准出现了下降，实际上，水准还上升了。一切都取决于领圣俸者的才干。1702年尼科尔森（Nicolson）主教转到卡莱尔（Carlisle）任职时，他发现自1684年起，这个辖区里就没有人行过坚振圣事。他极有担当地试图纠正这种状况，在第一次探访过程中就给5 449人行了坚振圣事。然而，任命标准始终是政治的而非属灵的。能够申请职位的只有能和政治家说上话的牧师。就像1775年4月14日，约翰逊博士告诉博斯韦尔的那样：“没有人会因学问和虔诚而当上主教，他想要升迁就必须和与议会有利害关系的人有所联系。”

在欧洲的另一端，教士阶层提出的要求更多，实际权力却要小得多。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尼康（Nikon，1605—1681）宣称：

你等还不知道吗？……神职人员的最高权威不是来自沙皇或国王，恰恰相反，由于被神职人员行了涂油礼，统治者才能够领有帝国。所以这一点非常清晰：神职是比王权伟大许多的事物……就属于上帝荣耀的属灵事务而言，牧首高于沙皇，只有这样，牧首才能保有或维持属灵上的管辖权。但是就属于现世范畴的事务而言，沙皇地位更高。这样两者之间就不会存在对立。然而，牧首对世俗的管辖权……在适宜的情况下予以关注，为的是能更好地指导它；然而，不管怎样，对神职和灵魂的管辖，沙皇并没有这样的权限……出于这一理由，沙皇必须低于牧首，而且必须听命于牧首。

然而在1667年，由于沙皇阿列克谢的命令，尼康在一场大型宗教会议上遭到罢黜，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尼康的改革导致了旧礼仪派从教会中分离出去，这对俄罗斯东正教的影响持续至今，可是沙皇施加的权威没经过多少抵抗就被接受了。皮埃尔·帕斯卡（Pierre Pascal）评论道：“尼康之后，俄国就再也没有教会了：它有的是国家的宗教。”将教会降格为国家部门之一的是更加专横的彼得大帝。1700年牧首阿德里安（Adrian）去世后，这个职位就一直空缺。致命一击出现在1721年，牧首一职被正式废除，其功能被转给了由政府任命的宗教会议。同天主教或圣公会主教相比，俄国东正教监督们的处境要不利得多。教会法规定教区神父可以结婚，监督却要保持独身，这样一来，监督就必须自修道院修士中产生。这两类神职人员的地位都不高，并且在持续下降，所以只吸引了“虔诚者、破产者、毫无野心者”［G. 阿列夫（G. Alef）语］，贵族的参与也被排除在外，而这本可能赋予教会抵抗国家压力的能力。

修道院

我们讨论的时段内几乎没有兴建大教堂，主要的例外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和黑森的富尔达（Fulda）大教堂，然而数目众多的修道院从零开始得到了重建。事实上可以说，富尔达大教堂是个证明了规则的例外，因为它同时是座本笃会修道院。在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瑞士和奥地利，林立的巴洛克式修道院建筑——许多面积很大——依然是乡村景观的重要特征。魏恩加滕（Weingarten）、奥托博伊伦（Ottobeuren）、茨维法尔滕（Zwiefalten）、圣加伦（St Gallen）、艾恩西德恩（Einsiedeln）、新比尔瑙（Neubirnau）、内勒斯海姆（Neresheim）、班茨（Banz）、奥斯特霍芬（Osterhofen）、迪森（Diessen）、韦尔滕堡（Weltenburg）、圣弗洛里安（St Florian）、维尔黑灵（Wilhering）、梅尔克（Melk）、迪恩施泰因（Dürnstein）、格特魏格（Göttweig）、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提到几座就够了——代表着整个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建筑潮流之一。在“理性年代”据说正欣欣向荣时，却出现了大批修道院，这是本时期的有趣悖论之一。在大部分天主教国家，18世纪第二个或第三个25年里，修道院达到了全盛。18世纪中叶前后，至少存在1.5万座男修道院和1万座女修道院，其中居住的总人口数量超过25万。在天主教欧洲两端，18世纪都见证了反宗教改革的最终胜利：在葡萄牙，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建了90座修道院，而在波兰，同一时段内修士和修女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

除了建筑史学家，几乎没有什么学者关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修道院历史，这种状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巴洛克风格的天主教色彩太重，不符合说英语的新教徒的朴素传统，对它的反感根深蒂固，这无疑有一定作用。然而近年来，德里克·比尔斯在一系列开拓性的修正研究中，认可、诠释、阐明了这些修道院的重要性。他讨论了许多内容，包括“修会教士”（regular clergy，属于宗教修会的男性或女性）在旧制度下的欧洲有多么普遍。孟德斯鸠在1728—1729年写道：“在意大利的道路上，你一转头就必然会看到修士，在城市里的街上，必然会看到教士。所有马车上、船上都满是修士……意大利是修士的天堂。没有不粗枝大叶的修会。全世界的修士在罗马都有事要忙，道路都因之拥挤。”无可否认，从人口构成上说，意大利是欧洲宗教色彩最浓重的国家。根据罗马教廷在1649—165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男修道院有6 000多座，光是主要修会就有包括庶务修士在内的差不多70 000名成员。基于这一结果，1652年英诺森十世下令取缔了修士少于6名的小型修道院，共计1 000多家。意大利人对隐修生活十分热忱，这一举措全然无用，没过多久，修道院的总数就恢复到了改革前的水准——6 000座。到18世纪中叶，意大利半岛上每100名居民中就有1名是修士或修女。这仅仅是平均水平。在某几座特定城市——不光是罗马——神职人员格外显眼。1781年，那不勒斯城里有100多座男修道院，其中生活着4 617名修士，还有将近100座女修道院，其中生活着5 871名修女。这里的总人口数是376 000，因此每36名居民中就有1名是修会教士。他们在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当然要高得多。要是说南部可能被认为特别富有神职人员色彩，那么以下统计可以平衡这种看法：17世纪中叶，佛罗伦萨的修女人数比已婚妇女还要多。

其他天主教国家的修道院饱和度都没有达到这种水准。比尔斯曾经估算，意大利的修道机构数目是神圣罗马帝国的15倍，虽说一座像奥托博伊伦这样的修道院就顶得上50多座在意大利乡间星罗棋布的那种小型男修道院（monasteri）和女修道院（conventi）。以下记录数据同样让人印象深刻：里斯本有50座修道院——32座男修道院，18座女修道院；巴黎有58座男修道院，100多座女修道院；若干西班牙城镇也不逊色，巴利亚多利德总共有46座，托莱多有39座，马德里有57座，塞维利亚有64座。德意志的城镇就算没那么多修道院，通常也有明显的修道院特色。以慕尼黑为例，它名字的意思正是“小修士”，1760年，慕尼黑总人口数在5万上下，城中有18座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宗教建筑和其中的居民，这些给天主教城镇带来了同样的独特风姿，就像各学院赋予牛津和剑桥风姿那样。同后者类似，巨大宗教建筑物占据了核心位置，机构拥有大片不动产，给相当比例的本地居民提供了工作机会，它们的钟表和小礼拜堂的钟声也宣告着时间的流逝。也和牛津、剑桥的学院一样，居于其中的人们终其一生都与外部世界隔绝。儿童在五六岁时进入修道院学校，然后再不返回尘世，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有3名修女这样生活了多年以后，出去参加修士安排的郊游：“在一次远足中，姑娘们不幸遇到了一群正被赶往屠宰场的牛。她们在修道院里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动物。她们吓坏了，央求向导赶紧带她们回去。‘这就是世界，’她们说，‘啊，它多可怕呀！’她们迅速决定成为加尔默罗会修女。”在法国，这一年代是虔诚女性的黄金时期。慈善姊妹会由樊尚·德·保罗（Vincent de Paul）于1633年创立，1660年，它已有70家慈善机构，到1700年运营着200多家，到革命爆发前，它运营着420家机构，其中包括175家医院。弗洛伦丝·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评价，要是英格兰有这样的修会组织，她的努力就没有必要了。这类女性修会还有许多，妇女们简单宣誓，在社区里工作，致力于教育穷人、照顾病患等实际慈善活动。比如说，以布列塔尼为基础的“智慧之女”（Filles de la Sagesse）建立于1702年，1789年时就有了77座修道院，里面生活着约300名修女。奥尔文·赫夫顿观察到，说到“圣马洛—日内瓦”一线以北识字率较高的原因，该区域女性修会十分活跃和它拥有较多财富同样重要。

自318年圣帕科缪（St Pachomius）在埃及丹达腊（Denderah）附近的太本西（Tabennisi）创立第一座修道院算起，大概1 400年间，大笔各种各样的财富自俗人手中流入了修道院手中。事实证明，修士在务农方面富有进取心，在基佐（Guizot，一名新教徒）撰写的文明史里赢得了“欧洲农学家”的称号。到18世纪，虔诚信徒的遗赠加上我们已经知道的，“不朽”机构往往永远保有土地，不少修道院变得相当富裕，有的非常富裕。到法国大革命时，本笃会的圣日尔曼牧场（St Germain-des-Prés）修道院年收入是25万利弗尔，附近的圣热纳维耶芙（St Geneviève）修道院也差不多。当时一种流行却难免含糊的猜测是，修道院拥有巴黎全部不动产的大概1/4。它们可能拥有法国所有耕地的5%左右，每年收到的地租、税捐大概是8 000万利弗尔，还必须加上来自什一税的1.2亿利弗尔。据同时代人估算，修道院拥有那不勒斯、巴伐利亚所有土地的一半，这必然有所夸张，不过可以很有根据地说，在巴伐利亚，28%的农民的地主是大型修道院，因此总数应该会高于28%。在下奥地利，修道院拥有全部土地的20%和一半教会财产。重建梅尔克大修道院——对乘船顺多瑙河而下的旅行者来说，全世界建筑和景观最有力的结合之一就是逐渐映入眼帘的这座修道院——花费了75万古尔登，但这超出了它的收入。在欧洲的全部修道院中，最宏大的是莫斯科以北的谢尔盖圣三一（St Sergius-Trinity）修道院，归它所有的地产超过100处，散布在6个省，上面有10.6万名农奴。英国旅行者威廉·考克斯发现：“它是如此宏大，隔着一小段距离看去，就像是座小镇……除了修道院或修士的居所，围墙里还坐落着一座皇宫和由不同君王建造的9座大型教堂。”据西蒙·狄克逊估计，1762年，在全部修道院土地遭到没收之前，俄国的修道院拥有俄国耕地的2/3左右，跟两个世纪前相比翻了一番。

权力随财富而来。大型修会照样享有声望，这保证了它们的修道院院长和修士长有充分的条件在世俗和宗教世界里进一步获得晋升。在18世纪的教皇中，本笃十三世（1724—1730年在位）是多明我会修士，克雷芒十四世（1769—1774年在位）是方济各会修士，庇护七世（1800年当选）是本笃会修士。在伊比利亚半岛，统治机构和修士世界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费利佩二世兴建的阴森的埃斯科里亚尔宫殿修道院就是其象征——也异常持久。在西班牙，波旁男女贵族效仿哈布斯堡前辈的做法，退隐到修道院。1717—1730年，葡萄牙的若昂五世在马夫拉修建了他自己版本的埃斯科里亚尔，它有880个房间和330个供教士居住的小室。在所有修会中，就同各国当权者建立重要亲密关系而言，最成功的是耶稣会。17世纪晚期，欧洲大部分天主教统治者的告解神父都是耶稣会士。通过控制大部分大学和许多中学，耶稣会士也有了充分条件以间接方式影响精英们。“给我一个孩子，把他带大到青少年时期，他这一生就都是我的了。”这句自夸通常被算到修会头上，虽说考虑到伏尔泰和狄德罗这些反教权主义者的教育背景，是否果真如此还值得怀疑。

在神圣罗马帝国，最重要的修道院是“直辖于帝国”的，也就是在帝国议会里拥有代表，也有自己世俗领地的那些，在修道院范畴内，它们的地位相当于前一节里考察过的诸侯主教。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修道院虽然拥有财富和权力，却没有落到贵族手中。事实上它们给所有信奉天主教的平民提供了最快的晋升路径，虽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能受益。它们的领地不大，只有一两万名居民，彼此的文化竞争很激烈，魏恩加滕修道院院长建了一座可供1.2万人集会的巨大教堂，奥托博伊伦修道院一连几任院长也花了超过50年时间彻底翻建他们的修道院。这些院长实际上都是“居间者”，也就是臣服于某一世俗权威，但他们经常能够通过参与等级会议发挥政治影响力，在宗教改革时期，由于天主教诸侯需要寻求盟友来对抗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贵族，他们获益不少。巴伐利亚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选帝侯国的等级会议中，25个本笃会修道院、6个熙笃会修道院、8个奥古斯丁会修道院的负责人都坐上了高级教士的席位。奥地利的状况与之类似，1631年，梅尔克修道院院长变成了下奥地利等级会议第一等级的议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与其说是属灵领袖，不如说是政治家和管理者。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维也纳，住在“梅尔克宫”（Melkerhof）里，将在修道院的职责留给副院长去承担。

1089年，奥地利边疆伯爵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 Margrave of Austria）将梅尔克修道院授予本笃会，因此它可以算作那种非常古老的修会，其成员在麦克曼纳斯看来，既是最富有的又是最无所事事的：“最早到葡萄园里干活的那些人也是最早到树荫里休息的。”事实上，同时代人对所有修士的观感都差不多，伏尔泰巧妙地用三个令人难忘的词概括了他们的职能：“他们唱歌，他们吃喝，他们消化。”显然，梅尔克或马夫拉的修士们的生活方式很难说符合修道院生活所基于的《圣经》文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翰一书》第2章第15—16节）当然，要是严格按照《圣经》标准，几乎没有教会机构能够过关。然而除了麦克曼纳斯牧师和伏尔泰的评论所暗示的，关于旧制度下的修士，值得一提的还有很多。

首先，他们似乎是相对仁慈的地主。要是能够在世俗地主和教会地主间选择，任何农民都会选择对他们更有利的后者。当然这是从短期来看。必须承认，从长期来看，这么多财富被死死抓在修道院手里不能转让，可能扼杀了进取精神，抑制了农业生产力。由卡洛斯三世任命、负责保护民众利益的一名西班牙官员表示：“短短几年里，被富有的宗教团体掌控的镇子……就陷入了最深的悲惨处境。因为这些团体比所有镇民都有势力，今天全买下田地，明天全买下葡萄园，往后全买下房屋，最后是一切不动产，所有曾经有用的属民被逼得沦为乞丐。”农村人口格外欢迎修道院给出的直接好处，特别喜欢给修道院当雇工。据迪特马尔·施图策（Dietmar Stutzer）估计，巴伐利亚的劳动力中可能有1/10受雇于或依附于修道院。在歉收的时候，修道院也提供慈善救济，例如在1768—1769年，数千名加利西亚农民涌到了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修道院。许多修士发挥着教区教士的作用，只是偶尔回到修道院，法国的600名普里蒙特利会士（Premonstratensian）就是如此。18世纪时，梅尔克超过1/3的修士专门履行教区职责（这一做法延续了下去）。留在修道院里的那些人当然想让日子过得更舒服，例如他们在17世纪晚期给生活的小室里加上了火炉，但他们对教会事务也没有怠慢。他们勤于通过开办学校来推广大众教育，通过收藏来保护精英文化。梅尔克对音乐很有贡献：18世纪70年代，修士们收集了83首交响曲和73首弥撒曲。根据著名权威里夏德·范·迪尔门（Richard van Dülmen）的观点，巴伐利亚的早期启蒙运动可以被描述成“大约1700年开始的修道院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在西班牙知识界，启蒙运动的影响也许没那么明显，但修士，特别是本笃会修士贝尼托·费霍（Benito Feijoo）走在了前面，他们已经带来了类似启蒙的东西。

因此在18世纪，修道院并非濒死。如比尔斯所示，它在那时达到了权力和财富的巅峰。然而他同样说明了，18世纪中叶以后，敌对的压力开始增加。与其说修士和修女没那么虔诚、没那么有用了等等，不如说世俗世界的态度出现了改变。威廉·贝克福德造访埃斯科里亚尔，看到了那里最珍贵的纪念物——天使加百列翅膀上的一根羽毛，但他在报告里没有表达出兴奋和崇敬，也不打算表达这些。来自整个天主教欧洲的平民朝圣者继续涌向魏恩加滕，对那滴基督圣血顶礼膜拜，或者前往玛丽亚采尔（Mariazell），敬奉奥地利之母（Magna Mater Austriae）“黑面圣母”像。然而在社会更高阶层，冷漠和敌意正在滋长。更要命的是，统治者们开始渐渐远离修士的理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六世计划把维也纳郊外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克洛斯特新堡改造成埃斯科里亚尔的奥地利版本，他女儿玛丽亚·特蕾莎却取消了工程，回到了美泉宫——凡尔赛宫的奥地利版本。关于虔诚的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1706—1750年在位）、马夫拉宫的建造者，伏尔泰写道：“想要节日时，他就下令举行宗教游行。想要新建筑时，他就营建女修道院。想要情妇时，他就找个修女。”他的儿子若泽一世却将马夫拉宫丢给了其中的修士。

若泽一世同样抛开了耶稣会士，更信赖奉行启蒙思想的大臣庞巴尔侯爵。1758年，有人对国王行刺，庞巴尔侯爵借此机会获得了王室的许可，第二年将耶稣会赶出了葡萄牙。这被证明是大堤上的裂缝，就连罗马教皇对耶稣会的支持都不能堵上它。耶稣会于1764年被逐出法国，1767年被逐出西班牙、那不勒斯、帕尔马甚至马耳他。引人注目的是，这份名单上没有哈布斯堡君主国，在这场危及整个耶稣会的行动中，玛丽亚·特蕾莎和她的共治者约瑟夫二世保持中立。约瑟夫可能相信，修会教士“本质上是所有基督教省份苦难的根源，也是最无情的水蛭，吮吸着贫苦劳动者和手艺人的鲜血”，然而他同样承认耶稣会士在教育方面的宝贵服务。要拯救他们，中立是不够的。1773年，克雷芒十四世放弃了旷日持久的维护旧制度的努力——自1769年当选起，他就开始为此而战。他颁布了《我们的上帝和救主》（Dominus ac Redemptor）通谕，宣布“我们解散、废止、消灭、革除上述团体（耶稣会）”。天主教各国开始以不同程度的热情查抄耶稣会的财产、驱逐耶稣会的成员。讽刺的是，前耶稣会士这时候在普鲁士和俄国这样的非天主教国家找到了避难所，那里的开明统治者利用他们教育国内信奉天主教的少数派。当因给耶稣会士提供庇护而遭到达朗贝尔批评时，腓特烈大帝回答，宽容是他的原则：“要是你指控我过于宽容，那么我会因这一过失而骄傲。但愿所有君主都会受到这种指责。”

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所以很容易理解耶稣会为何如此招人憎恶、如此易受攻击。随着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这两个可以互补的原则的发展，世俗国家越发感到修会向教廷发誓绝对服从是无礼的冒犯。作为一个主要活动于城市的修会，耶稣会的成员经常自一地到另一地、自一国到另一国，甚至自一洲到另一洲，没能在地方上扎根，而那些更古老的修会正是因此而富有适应力。耶稣会富裕，享有权力和特权，神神秘秘，它的成员明显过于得势，自然招致了包括别的修会成员在内的外部人的敌意。各种各样关于耶稣会士的奇特故事流传开来，比如，他们有奇怪的性偏好，手握巨额财富，有弑君阴谋和掌控世界的计划，等等。本应对此怀疑较多的人们相信了这些故事，例如阿尔让松侯爵，他确信“险恶的意大利修士”正在他们的南美属地组织一支大军，大军已经有了6万人，他们将靠军队成功接掌世界。之所以易受攻击，是因为正如本章前文所述，长期以来教廷和天主教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波旁诸国（西班牙、法国和那不勒斯，受他们近亲约瑟夫二世的帮助和教唆，当时他正在罗马）在1769年的教皇选举会议上联手，以确保当选的教皇不像克雷芒十三世那样致力于耶稣会的存续，耶稣会就这么被出卖了。当选的是方济各会修士洛伦佐·甘加内利（Lorenzo Ganganelli），他可能没有在当选前绝对承诺解散耶稣会，然而尽人皆知，他对耶稣会的支持很不坚决。这一点得到了证明。

在天主教历史学家E. E. Y. 黑尔斯（E. E. Y. Hales）看来，耶稣会的解散是“自路德反叛以来教会遭到的最严重的挫败”。在耶稣会重建的1814年，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9岁，他认为克雷芒十四世在牺牲自己的“耶尼切里”时表现出了“平静的智慧”，可兰克当然是个新教徒。此外，兰克还意识到耶稣会的解散对教会而言预示着一个糟糕的时代：“夺取外围工事后，获胜的舆论必然会针对中央大本营发起更加有力的攻击。暴乱与日俱增，人们思想叛变的范围不断加大。”事实上攻击已经开始了，意味深长的是，来自教会内部的攻击和来自外部的一样多。受驱逐耶稣会士一事鼓舞，1765年，法国神职人员会议向路易十五递交了请愿书，提出建立一个负责审查修道院的委员会。洛梅尼·德·布里耶纳大主教掌权时，修会委员会（Commission des réguliers）提出了带有敌意的提案，这是可以预见的。最终，法国所有修道机构的大致1/6——受到审查的2 966家中的458家——遭到了取缔。这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因为它们在定义上属于小型修道院，拥有的修士不到3 000人，即总人数的大致1/9。更严重的问题是，别的团体或想要加入其中的人们的热情因此遭到了打击，这导致修道院在招募新人方面遇到了严重危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清洗行动更加激烈，1781年，约瑟夫二世命令联合总理署草拟解散所有“毫无用处”、不可能合乎上帝心意的修会的方案，根据他的界定，这指的是所有不运营学校、医院，或不以其他切实途径帮助他人的修会。到约瑟夫二世去世时，他强制执行的这份诏书已经彻底且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哈布斯堡君主国中的教会。10年间，修士和修女的数量就由25 000下降到仅仅11 000，在这场清洗中，核心国土（波希米亚、奥地利、匈牙利）上的530家修道机构遭到解散。换言之，1780年，修士在全部神职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是53%，然而到这10年结束时，这一比例下降至29%。多瑙河地区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结束了。

大众宗教和去基督教化

德里克·比尔斯写过，18世纪的流行绰号“理性时代”其实并不像“宗教时代”或“基督教世纪”那么有据可依。它的特征是体制内教会内部的异见运动，这证明了平信徒的宗教热情未减甚至反增，这些运动有：天主教会里的詹森派、路德宗教会里的虔敬派和圣公会里的卫理公会。在天主教世界，1648年后的时代见证了朝圣活动的大复苏，这种复苏是在宗教改革引起的衰退之后出现的。在一个战争频发但其规模有限的时代里，旅行安全是相对有保障的，受此鼓舞，数量空前的忠实信徒上路前往或远或近、或新或旧的圣地。在三大朝圣地耶路撒冷、罗马、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中，位于欧洲的两处都迎来了大复苏。在圣年期间，据说多达50万名朝圣者曾在圣城的主要接待处朝圣者的圣三一教堂（Santa Trinità dei Pellegrini）落脚，那里向他们提供食宿，还有一顿打包好的午饭，可以让他们在前往七座教堂——想要获得赎罪券就必须逐一造访——时果腹。在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人们相信那里保存着圣雅各的遗体），大批朝圣者于1717年涌入，导致告解神父供不应求。阿尔卑斯山以北同样出现了支持的浪潮。亨利·拉塞尔·希契科克（Henry Russell Hitchcock）在研究洛可可建筑时发现，18世纪时在德国南部，朝圣“流行得不可思议”。他引述了许多例证，如位于巴伐利亚埃塔尔（Ettal）的本笃会修道院，那里得到热烈敬拜的圣母雕像一年里就吸引了7万名参观者，还在1600—1761年创造了至少1 930件奇迹。起源相对晚近的朝圣地同样大受欢迎，比如下奥地利梅尔克附近的玛丽亚塔费尔（Maria Taferl），1642年，一棵垂死的橡树因放在其枝头的圣母怜子像而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它之后也开始自己创造奇迹，作为对这一善事的报答。为了容纳数量不断增加的朝圣者，1661年，一座由雅各布·普兰陶尔（Jakob Prandtauer）——附近梅尔克的建筑师——设计的壮丽巴洛克式教堂动工了。同一年领受圣餐的有3.6万人，1700年时这个数字翻了一番，然后继续增加到了1751年的18.6万和1760年的25万，虽说那棵神圣的橡树和守护着它的圣母怜子像都在1755年毁于火灾。哈布斯堡君主国内最大的朝圣地是施泰尔的玛丽亚采尔，黑面圣母或“奥地利之母”每年吸引来自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等地的12万～15万名朝圣者，这个数字1727年时上升到了18.8万，1757年上升到了37.3万。朝圣也对天主教欧洲的“宗教景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教区圣堂和修道院之外，人们建造了许多耶稣受难十字架、神龛和小礼拜堂，来标记他们的旅程。例如在17世纪80年代，自布拉格前往旧本茨劳[2]的“圣路”上增加了44座小礼拜堂。

朝圣活动的近亲是宗教游行，二者往往很难区分。在大城市里，这类游行可以是极尽精心筹划的事务，是官方和大众的结合，因为高级教士、神父和世俗当局都经常参与进来。在巴黎，根据约翰·麦克曼纳斯的说法，这类华丽的宗教游行吸引了众多游人。他提到每年一度的圣勒圣吉勒（Saint-Leu-Saint-Gilles）教区居民向卡罗勒的圣母（Notre Dame de la Carolles）雕像的游行，这一仪式在焚烧瑞士卫队士兵的模拟像时达到最高潮，3个世纪前，那个瑞士兵酒后用刀破坏了雕像。1743年时，这种无害的“篝火晚会”和教堂希望营造的形象已不再相称，宗教当局试图用大弥撒取而代之，却遭到了无视。圣公会神职人员试图制止伴随众多宗教游行出现的“迷信行为”（它们在英国宗教改革后幸存了下来），但也失败了。例如在安格尔西（Anglesey）岛上，复活节游行的宗教元素遭到了削弱，人们更热衷于随后的世俗娱乐活动，如儿童的捡拾彩蛋和成人的足球赛、斗鸡。在各个地方，耶稣升天节祈祷期间，教区神职人员率领学童以柳条击打界线列队游行，这不光是因田间的出产而感谢上帝，也发挥着重要的实际功能。在没有测绘部门确定教区边界的时代，这种仪式上的勘查给人们提供了一张自己属于哪里、上哪座教堂、人生大事的仪式在哪里举行、去哪里申请救济的“心理地图”。W. M. 雅各布（W. M. Jacob）说得很好：“它确立了社区的整体记忆，界定了谁在社区之内，以及应该为谁、为什么而祈祷。”

众多兄弟会和其他形式的宗教社团同样是神圣和世俗的混合体。它们未必是这个时代的发明，但都在这个时代发展得欣欣向荣。虽说这一定程度上是由新的修会特别是耶稣会促成的，可要是没有平信徒的热烈回应，它们就不可能在城市和乡村生活中都获得突出的地位。18世纪经常被贴上“自愿结社时代”的标签，然而被拿出来充当例证的总是读书俱乐部、共济会支部之类的世俗组织。但是论会员数量，最多的还是兄弟会。对特里尔选帝侯国的41处教区开展的调查发现，只有一处教区没有兄弟会，而且大部分教区有两个以上。夏伯嘉自另一个角度得出了结论：“从长远来看，特伦托会议上确立的天主教教义能获得成功，不是通过打压‘迷信’，而是通过将正统信仰嫁接到传统、大众的宗教活动上。”可情况并不总是其乐融融。随着启蒙的影响渗透到神职人员和他们的世俗主人当中，流行的宗教形式遭到了抨击。把宽容这一议题当作国家近代化日程的一部分来检视时，我们将会看到，动机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对“迷信”的厌恶，还有更实际的动机，比如提高生产力。一个又一个政府颁布法令，大幅减少宗教节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法国，不同主教管区的实际情况不同，但每年大概有100个工作日被节庆消耗掉了，这还不包括星期天。甚至在主教们对节日进行裁汰以后，鲁昂主教管区每年依然有34天的强制停工节日（fêtes chômées），波尔多和欧坦（Autun）有70多天。针对长时间朝圣的禁令背后有同样的动机。18世纪下半叶，针对修道院的攻击越来越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背后的原因是希望将禁欲的修士和修女改造成能够生育子女的社会成员。

虔诚的平信徒能够接受上述诸多变化。等到当局将注意力转向宗教实践时，真正的麻烦才开始。在大多数情况下，规定移走这座或那座创造奇迹的雕像、停止去这里或那里朝圣的法令被直接忽略了，事情也就这么结束了。然而，要是这种不可移动的对象碰到了立志变得不可抵抗的力量（约瑟夫二世是最突出的例子），暴力自然会随之而来。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1787年，美因茨选帝侯国的宗教当局下令引进一本用当地语言写成的赞美诗集。虽说当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谣言还是在平信徒中迅速传开了，说该诗集属于异端，赞美诗是用德文书写的，还像路德宗的书本那样有编号，的确可疑。事实上编撰者已经接到了明确指示，不要将任何新教的赞美诗收录在内。然而异见分子照样心存怀疑。在大部分教区，人们直接忽略新的赞美诗集，继续用拉丁文咏唱，不做更多反抗，可是在当地教士坚持贯彻命令、行使其职权的教区，冲突就出现了。分发到农民们手中的赞美诗集被迅速撕毁和焚烧。这些人很可能受到了修会教士的煽动，嘉布遣会（Capuchins）[3]的省级负责人就被告知，要是他管辖的修会成员继续进行反对用德文咏唱赞美诗的宣传，就将采取措施针对整个修会。莱茵高地区的若干村庄出现了暴力和恐吓，吕德斯海姆（Rüdesheim）也差点爆发叛乱。有个叫克龙（Kron）的箍桶匠带头，有人说他“夸张”，有人说他“有点精神错乱”，在他的带领下，虔诚的市民们动用了私刑。1787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克龙和他的支持者赶走了教堂外面驻守的士兵，进入教堂，在那里用他们认为是拉丁语的语言举行了他们自己的宗教仪式。同一天晚上，当选帝侯国的一名官员极不明智地责备一帮异见分子时，斗殴爆发了。冲突在几天后达到了高潮，一帮市民闯进了当地监狱，放出了一名被囚禁的他们的领袖。在这个时间点上，位于美因茨的中央政府介入了，派出300名士兵镇压起事。

大主教把他的意志强行贯彻了下去，然而他足够明白事理，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已经达到了极限。第二年，那本令人不快的书发行了新版，还加上了附带条件：在引进它的过程中“不会使用强制力或惩罚”。之后大主教又做出了让步，允许德文和拉丁文的赞美诗混合咏唱，或在星期天轮流咏唱这两种形式的赞美诗。事实上，平信徒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官方也在1791年再次许可在礼拜仪式中只使用拉丁文。那时，面对来自革命法国的威胁，这类纠纷不过是个小问题。自1792年起，法军反复破坏着莱茵兰地区，事实证明他们对大众宗教形式比旧制度下最开明的改革者更不敏感。在天主教欧洲的所有地区，革命分子激烈的反教权主义和破坏偶像行为带来了整个基督教历史上对信仰最粗鲁的打击。忠实信徒的回应则是加强他们同传统实践的联系。不管占领当局多么努力地做出了尝试，他们还是不能终止宗教游行、朝圣和其他公开的宗教集会。

我们将在探讨1789年后欧洲的反革命运动时看到，宗教热情让法国人很不好过。处于险境的不光是信仰，还有（人们的）物质存在。对那些相信上帝永恒不变、无处不在的人来说，求他饶恕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莱茵兰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欧洲大部分农村和许多城镇社区的情况：

经验表明，自古以来，我们要是不在耶稣升天节前的几个“十字架周”里公开举行通常的宗教游行，祈求上帝赐福、保佑我们的庄稼（现在法国当局禁止我们这么做），那么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歉收：有时候谷物被毁掉了，有时候则是荞麦被毁掉了，而产量通常也很糟糕。要是谁免掉了对上帝的崇拜，那么上帝就会免掉他赐予整个世界的祝福。所以现在，灾年几乎一个接着一个。

不巧，从宗教的地理分布上看，紧邻法国的那些地区——奥属尼德兰（比利时）、莱茵兰、西班牙、意大利——是欧洲大陆上教权色彩最浓厚、虔诚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遭到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宣称为世俗国家的国家入侵后，它们的教权色彩变得更浓厚，虔诚也表现得更明显了。显示这一时期强烈宗教热情的一个迹象是，奇迹随后大量出现。在普利亚（Puglian）地区的安德里亚（Andria）镇，一尊基督像劝告镇民们反抗法国入侵者，许诺说一队擎着火焰之剑的天使会来帮助他们；在亚琛，一群天使出现在被法国人移走的市场十字架的位置上；在阿雷佐（Arezzo），圣多纳托（St Donato）和圣母马利亚本人显现，以激起动荡；在波恩的圣雷米吉乌斯（St Remigius）教堂，40个小时的祈祷后，祭台上的蜡烛形成了“V. M. F.”几个字母，代表着“马克斯·弗朗茨万岁”（Vivat Max Franz），这个人是科隆选帝侯，而该选帝侯国的首都就是波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种大众虔诚的爆发似乎说明，“非基督教化”的进程并非18世纪的特征。但是，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马德里、伦敦、汉堡、柏林、维也纳甚至罗马，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也在因真正信仰的衰退和不虔诚的滋长而哀叹。早在17世纪晚期，巴黎的一名教区神父就被居住在他教区的一名律师告知：“先生，我还是不能忏悔自己的罪过或领受圣餐，虽说您做得够好了，澄清了我关于基督教的疑难。我对外宣称自己信基督教，好保全面子，也免得引人注意。但是，在灵魂最深处，我觉得这全是神话故事。而且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在巴黎还有两万人和我观点一样。我们互相认识，举行秘密集会，加强彼此的反宗教决心。”不管有多零碎，这类证据都确实表明了重要的变化已经出现。但是它能否证明“非基督教化”这个词适用于当时的情况，就是另一回事了。以下这个结论看起来是合理的：在法国，有些人不再信仰宗教，他们的人数可能还在增加。不过，有具说服力的统计资料表明，来自各阶层、人数非常多的法国男男女女照样保持虔诚。比如说，1778年出版法规的变化让重印已故作者的著作更加容易了，此后，在从印刷机中倾泻而出的200万册书中，几乎2/3是宗教读物。至少一部分变化可以被解释成宗教实践的形式的变化而非实质的变化。正统的天主教徒可能有充分理由认为，詹森派就像是多瑙河，始于天主教，途中变成了新教，以无信仰告终。然而詹森派教徒自己相信，他们不仅是虔诚的基督徒（毫无疑问他们是），也是真正的天主教徒。此外，直接拒绝和热心献身之间的边界是（而且一直会是）模糊的，也有广阔的中间地带。偶然遵奉教义的人被法国大革命自漠不关心状态中打醒，一些人变成了咄咄逼人的反教权主义者，另一些人则回到了积极捍卫信仰的道路上。有些历史学家发现了“基督教话语的瓦解……对基督教热忱的衰退”（丹尼尔·罗什语），然而另一些人的看法是，“正是在18世纪，天主教改革的虔诚占了上风……18世纪是真正意义上基督教的世纪”［多米尼克·朱利亚（Dominique Julia）语］。调和这些概括或许不大可能，但我们大概可以同意约翰·麦克曼纳斯的观点：用“非基督教化”这个术语来概括1789年前的发展太过头了，用它来形容革命政权发动的“闪电战”更合适。

保罗·阿扎尔（Paul Hazard）有句著名的话：“法兰西民族今天思考方式像波舒哀，明天就像伏尔泰了。”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判断适用于法国之外的国家。我们已经看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不管信奉的是天主教、新教还是东正教，改革都来自上层，同当局相联系。在法国，詹森派遭到了迫害；而在天主教欧洲的其他地区，它得到了扶持。它在新教中的对应派别——虔敬派——最早反对的是当权的教会，虔敬派强调所有信徒和非正式信仰团体都可以履行教士职责，强调需要有重生的经历，还对“内心光照”及其自发性和情感格外看重，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引起了路德宗神职人员的惊慌。然而虔敬派最终被吸收进了体制内。因此，有组织的宗教在此并不像法国教会那样，给人以保守僵化的印象。

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标志性口号是伏尔泰的战吼：“消灭卑鄙之徒！”（Écrasez l’infâme!）直到19世纪，它才传至别处。18世纪最后一个10年之前，对大部分人来说，宗教当局遭到攻击不是由于它们过于保守，而是因为它们的开明改革被当作了对上帝的不敬。我们已经看到，从布拉班特到托斯卡纳，从莫斯科到蒂罗尔，麻烦只在企图干涉传统的宗教实践形式时出现。短期来看，那可能给政府带来问题，然而长期来看，它被证明是巨大的力量之源。

[1] 时任帕尔马公爵的费迪南多就母系而言是路易十五的外孙，就父系而言则是路易十五的远房侄子。

[2] 旧本茨劳（Altbuzlau），即今捷克共和国中捷克州拉贝河畔布兰迪斯—旧博莱斯拉夫（Brandýs nad Labem—Stará Boleslav）的旧博莱斯拉夫地区。

[3] 嘉布遣会属于方济各会的小兄弟会之一。

第八章

宫廷与国家

法国的狩猎

1676年12月14日，普法尔茨的伊丽莎白·夏洛特（莉泽洛特）——奥尔良公爵夫人、路易十四的弟媳——自圣日耳曼给她的姑母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去信：

抱歉这么长时间没给您写信，请您不要见怪。首先，我一直待在凡尔赛，整天都忙忙碌碌。我们会打一上午猎，下午3点回去，换装，一直赌博到晚上7点，接着去看戏（从没在晚上10点半之前演完过），然后用晚餐，再往后又回到舞会上，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才就寝。

作为对宫廷文化的概述，这段文字再简洁明了不过。这个时代的欧洲国家绝大部分是君主国，所有君主国都拥有宫廷，宫廷里人们喜爱的日间消遣就是狩猎。或许受到了当今自由主义观点厌恶狩猎的影响，历史学家们几乎都觉得，这项活动应得的对待不过是题外话里的几句轻蔑嘲讽（这项规则的一个著名例外是约翰·亚当森，他指出“任何宫廷都不可能没有替狩猎服务的大量机构”）。然而狩猎对17、18世纪的精英（我们将看到不光是精英）相当重要，这要求我们抛下对它的本能厌恶。写下这句话时，菲利普·萨尔瓦多里（Philippe Salvadori）——关于法国狩猎最具学术性的论著的作者——丝毫没有夸大其词：“像国王一样生活就要打猎，而且要定期打猎……这种消遣是国王职责的一部分，履行它就像履行宗教仪式。”难怪在关系着法国君主制兴衰的两个决定性传说中，狩猎发挥着显著作用。1655年4月13日，得知巴黎高等法院打算讨论已经在御前登记在案的法令时，16岁的路易十四正在万塞讷（Vincennes）打猎。他在冲进会议厅、严厉斥责高等法院官员们的无礼时，还穿着猎装和靴子，挥舞着马鞭。当首席大法官蓬蓬·德·贝利埃（Pompone de Bellièvre，他自己也热衷于狩猎）试图用国家利益替他们的行动辩护时，路易给出了著名的回答：“朕即国家！”

哪怕他事实上没有说过这一名句［就连埃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也称它是“传说”］，国王自猎场前来引发的激动也是真实可信的。与这一插曲相对应的文献记录更加可靠，它是路易十四的六世孙（却只是他的第二代继承者）路易十六在1789年7月14日星期四这一天的日记里记下的：“无事。”就算是路易十六，想必也能意识到，巴士底狱的陷落有些重要。写下“无事”时，他的意思是那天没有去打猎。套用罗马皇帝提图斯（Titus）的话，对路易十六来说，一天不打猎，这一天就白过了。下面的摘录很好地说明了他各类事项的优先顺序：“1789年7月。1日星期三，无事。（三级）会议派来代表团……9日星期四，无事。会议派来代表团。10日星期五，无事。答复了会议派来的代表团。11日星期六，无事。内克尔先生辞职……14日星期二，无事……10月。5日星期一，在沙蒂永大门举行射击聚会，杀死了81只猎物。被事件打断了。离开，骑马回去。”“事件”指的是“十月事件”，王后差点被一帮暴动的巴黎人处以私刑，整个王室事实上都被囚禁，随后被押解回巴黎。

按照王室标准，81只猎物并不算多。路易十六在日记里非常仔细地记下了杀死的猎物的数目。1775年12月，他的记录是杀死了1 564只猎物，这让他一整年杀死的猎物数目达到了8 424。18世纪枪术的局限没能阻止人们迅速杀死大批猎物。根据当若（Dangeau）侯爵的说法，1706年6月30日，贝里公爵和布戈涅公爵（均为路易十四之孙）在圣但尼平原上射杀了超过1 500只松鸡。另一位贵族吕内（Luynes）公爵于1750年写下，在凡尔赛，路易十五在3个小时内射杀了318只猎物，几天后在一个半小时内又射杀了135只。国王和随从们于1738年9月13日在圣但尼平原上射杀了1 700只猎物，这可能是最高纪录。这种规模的屠杀需要的不光是稳定的双手和强健的胃口。到路易十四的漫长统治结束时，复杂、庞大、花费高昂的狩猎组织已经发展起来，依照捕猎者和猎物的特点，它被细分成若干专门部门。

传统上地位最高的是鹰猎，主要是因为它最为古老，也无须用到火器。1750年，在由猎鹰总管（被看作王室的重要官员之一）负责管理的大猎鹰房（Grande Fauconnerie）有登记在册的猎鹰89只，此外猎鹰阁（fauconnerie du cabinet）还拥有40多只，猎鹰间（fauconnerie de la chambre）拥有12只左右。国王为什么需要三个独立的机构来豢养猎鹰，这依然是个谜。最受珍视的是几乎通体雪白的格陵兰隼，其次是冰岛隼和斯堪的纳维亚矛隼，较小的燕隼、灰背隼（贵族女性特别喜爱这种猎鹰）和红隼（最容易驯养）的地位则较低。雕尽管体型可观、气度庄严，却很少被用到，虽然萨尔瓦多里推想，在路易十四的最后一次鹰猎远征中，猎物——雄獐、野猪各一头——的体型意味着必然用到了一只雕。这一时期，鹰猎已经衰落，变成了一种春季礼仪，而非严肃的狩猎形式。路易十四对此相当热心，他总共雇用了175人替鹰猎服务，还在1682年增设了第四类矛隼来狩猎野兔。然而就算是在全盛时期，他每年也只有5～13天进行鹰猎。路易十五对鹰猎没这么热心，路易十六则关闭了同鹰猎有关的全部机构。鹰猎的衰落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所需的投入与最终所获不成比例——需要进行无止境的训练，对猎犬、猎鹰、马匹和狩猎者的配合精细程度要求很高，往往花很长时间才能打到一只鸟（特别受欢迎的是苍鹭）或小型哺乳动物（通常是野兔）。夏尔·达尔屈西耶（Charles d’Arcussier）宣称，在17世纪中期，技艺精湛的鹰猎者在一天里就可以用1只雀鹰抓到70只迁徙中的鹌鹑。然而此事哪怕属实，也明显是个特例。

猎狼活动也在衰落，虽说在所有猎物品种里，狼是唯一可以明确说对人类构成威胁的。路易十四的长子“大太子”非常热衷于猎狼，他其实对任何形式的狩猎都非常热衷，甚至到了带着一群巴吉度猎犬捕猎石貂的程度。然而在他于1711年去世以后，捕猎狼群的就只剩下猎狼犬总管和由他管辖的专业猎手了。虽然有些人喜欢狩猎野猪，但这一时期王室打猎时最受欢迎的目标毫无疑问是牡鹿。猎鹿犬总管（Grand veneur）作为王室重要官员的地位显示了牡鹿的声望。牡鹿（雄性的马鹿，至少5岁）极受欢迎，不光是由于其体型和美丽。传说牡鹿非常长寿：查理六世（1380—1422年在位）的一位编年史记录者称，国王曾经猎杀过一头佩戴着刻有“恺撒的赏赐”字样项圈的牡鹿，说明一位罗马皇帝曾经饶它一命。直到18世纪，人们才确定牡鹿的平均寿命是30～40年。人们还相信，牡鹿爱好音乐，可以通过笛声驯服它们。可能最重要的是，在人们看来，牡鹿优雅繁复的交配仪式和巨大的鹿角显示出同法国国王相称的性能力。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猎鹿活动一直是由10个部分组成的礼仪。贡纳尔·布鲁塞维茨（Gunnar Brusewitz）的概述很有帮助：1、首席猎手利用寻血猎犬或其他追踪猎犬，确定准备猎杀的牡鹿的位置，之后先不去打扰它，但要仔细地记下鹿角的大小和其他特征；2、猎手们和还被皮带束缚着的猎犬在附近的空旷林地上集合；3、猎手以号角声宣布有牡鹿在周围活动，猎犬被放出，狩猎开始；4、对牡鹿的追猎在整片森林中进行，猎手们以喊声和一套复杂号角声中的某一种来通告它的去向；5、要是牡鹿不肯配合，要离开猎场，猎手们就需要用猎犬将它撵回大部队附近；6、在狩猎过程中，猎手们需要注意大部队追踪的是否一直是原先那头牡鹿留下的踪迹；7、要是狩猎用时较长（可能要花上好几个钟头），一部分人马会选择战略要点稍事休整，有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从那里重新开始追猎；8、要是“在追逐中浑身发热的雄赤鹿切慕清凉的溪水”［像泰特（Tate）和布雷迪（Brady）对《诗篇》第42篇[1]的改写那样］，并走到水边，猎手就会发出特定的信号，让大部队注意到这种特别令人高兴的景象；9、等精疲力竭的牡鹿终于陷入困境、面对追猎者时，猎手会从它背后爬过去，割断它的肌腱，以防它弄伤包围着猎物的猎犬，狩猎总管上前，用猎刀割断牡鹿的咽喉，将它置于死地；10、由路易十四引入的最终阶段，以洪亮热闹的狩猎号角声宣布狩猎成功结束，大部队获准争夺牡鹿的内脏，猎犬们获准撕咬牡鹿的头部，猎手们则将充当战利品的鹿角高高举起。

参与的猎手、马匹、猎犬数量经常超过三位数，因此需要对这种仪式性的杀戮加以精心规划。人们不应该认为，无论牡鹿往哪里跑，人们都会跟着它冲过森林。恰恰相反，有了宽广的道路、开阔的十字路口和专门架设的桥梁，大部队就能够安全而舒适地跟上狩猎行动，要是乐意，甚至能够乘坐马车。路易十四在贡比涅森林里开辟了54条新的狩猎用道，他的后继者又增修了400法里（约1 600千米）。这些错综复杂的狩猎用道和交叉点上兴修的建筑物加在一起，创造了一种专门因狩猎而形成的地貌——马丁·诺尔（Martin Knoll）恰当地称之为“具有王室气度的风景”。这种对未开化大自然的象征性征服不仅仅局限于法国。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尼古拉·德·皮加热（Nicolas de Pigage）设计的猎苑，它附属于普法尔茨选帝侯在施韦青根（Schwetzingen）的居所，由一个圆环和8条自中心放射出来的马道、一片被6条主干道分割的正方形区域、几座环环相扣的附属建筑物组成，整座猎苑通过一条宽广的大道同主要宫室相连。

贡比涅只是诸多宏大的猎场之一。路易十四将凡尔赛的狩猎用地面积扩大到1.2万公顷，还买下了朗布依埃（Rambouillet）地产和西南边的2.3万公顷土地。秋天时整个宫廷都会迁到枫丹白露，主要是为了在宫苑周围的森林里打猎。由于狩猎往往是一种每周（甚至每天）都会进行的仪式，为了有猎物可打，就需要大片的猎场。路易十四在统治晚期每年有110～140天在打猎，路易十五一周至少有3天在打猎，而路易十六平均隔天打猎一次。除了在王室所有的猎场上打猎，他们还会被奥尔良公爵、孔代亲王、孔蒂亲王等近亲邀请到自己的猎场，如圣克卢、尚蒂伊（Chantilly）、亚当岛（Isle d’Adam）。奥尔良公爵夫人（路易十四的弟媳）记录道：“每天都在打猎：周日和周三是我儿子（沙特尔公爵）；周一和周四，国王带着自己的大队人马打猎；周三和周六，王太子去猎狼；图卢兹伯爵（路易十四的私生子）周一和周三打猎；他的兄弟曼恩公爵（路易十四的另一个私生子）周二打猎；（奥尔良）公爵先生周五打猎。据说要是所有这些打猎活动同时同地进行，（参与进来的）会有大概900匹马和1 000条狗。”这条记载表明，波旁王室的分支几乎和国王本人一样活跃：尚蒂伊的著名马厩和犬舍重建于1719—1735年，分别能够容纳240匹马和250条猎犬。18世纪里，这一直没有改变。1748—1785年，孔代亲王的首席猎手雅克·图杜兹（Jacques Toudouze）留下了关于全部猎物的详细记载，这些年里遭到猎杀的动物总数让人难以置信，却得到了证实：924 717只。

简而言之，对于处在法国君主制顶端的那些人来说，狩猎是主要的锻炼形式。1750年时，据吕讷公爵估算，凡尔赛的两座王室马厩里一共有2 100匹马，此外还有专供狩猎的300匹。1682年时那里兴建了犬舍，可以容纳多达300条猎犬。路易十五于1737年专门替幼犬建造了另一片犬舍，可以容纳的猎犬总数因此翻了倍。哪怕是在路易十六厉行节俭之后，每年在狩猎上的花销总额也大大超过了100万利弗尔。要是将实际杀死的猎物数目当作衡量标准，那么这种经营当然是成功的。1738年12月27日，路易十五记录，这一年里，他带着一群猎犬杀死了110头牡鹿，带着另一群杀死了98头（1738年结束前，他希望能够让这一数字超过100）。可要是考虑到投入的时间和金钱，这些鹿肉实在少得可怜。那么，连续三代波旁家族成员为什么这样热衷于逐猎，特别是狩猎牡鹿？或许狩猎的一部分吸引力在于它可以充当战争的替代品，在英国诗人威廉·萨默维尔（William Somerville）笔下，它是“王者的运动，战争的映像，却没有战争的罪过”。他的英国同胞威廉·贝克福德说得更加清楚：“狩猎是战争的一种，其不确定性、令人精疲力竭的程度、难度和危险性让它比任何别的娱乐活动都刺激。”替那不勒斯国王卡洛三世（Carlo III）撰写颂词的多诺弗里（D’Onofri）将狩猎时的主君比作赫拉克勒斯[2]，将猎物描述成文明的隐喻，指出狩猎是统治者的运动，原因是它在“改善君主灵魂状态”的同时，提高了他们的军事技能。他还将狩猎描述成气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此，狩猎具有象征意义，可用于夸示。在君主狩猎像中，君主们的确表现得和在指挥战役时差不多，许多描绘路易十四和他那些全力出击的猎鹿犬的画就是这样。

君主们还可以在人们给他画像时身着猎装，来突出勇气、耐力、技能、对自然的掌控等等品质，这些是理想猎手的特征。美学上一个非常出色的案例是戈雅给平平无奇的西班牙卡洛斯四世所画的肖像，卡洛斯四世是需要这些美化的。猎犬顶替了士兵的位置，很大一部分追逐、捕杀猎物的任务被转给了猎犬。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观察到：“人们将大部分逐猎过程和杀伤行动交给猎犬，进行狩猎的绅士们自愿屈服于一套精心编排的礼仪的约束，狩猎的一部分乐趣变成了视觉上的享受，亲自行动带来的乐趣变成了看着其他人（或狗）行动的乐趣。”猎手和猎犬之间形成了强韧的纽带，路易十四就给自己特别喜爱的猎犬狄亚娜（Diane）、布隆德（Blonde）、邦内（Bonne）、农内（Nonne）、波内（Ponne）、福勒（Folle）、米特（Mite）、塔内（Tane）、泽特（Zette）等画了像，将画像陈列在他的马尔利（Marly）私人庄园里。

在王室森林里狩猎牡鹿是国王及其近亲的专属特权。地位较低的人一旦被抓到触犯这项禁令，就会大祸临头。因此我们很容易想到，“太阳王”极力推动狩猎，可能意在拉大君主与贵族的距离。在过去，贵族们一直试着将国王压低到“首席贵族”的位置，还可能再次这么做。替国王晨起和就寝等场合精心设计的礼仪广为人知。在国王穿上靴子去打猎和回来后脱下靴子的场合，这类礼仪还要被小规模演练一遍。为了参与这类礼仪，廷臣们也彼此竞争。不管是陪伴国王乘马车前往猎场或返回宫廷，还是更难得的随后同国王共进晚餐，廷臣都激烈竞争，争取机会。国王还利用狩猎来刺激廷臣们争夺特殊的恩惠。任何廷臣都能够跟去打猎，然而只有经过精挑细选的一小部分廷臣能够获邀穿上猎装，正式变成王室狩猎队伍中的一员。为了创造尽可能多体现差别的机会，不同宫殿的猎装各不相同——特里亚农的是红色加金线刺绣，贡比涅的是绿色，舒瓦西（Choisy）的是蓝色，等等。

参与王室狩猎成为新入宫廷贵族们的特权和职责以后，狩猎就被牢牢整合进了宫廷礼仪。付出代价以后，夏多布里昂发现了这一点。他非常不情愿地屈服于家人的压力，同意在1787年2月到凡尔赛宫觐见路易十四。觐见之后，资历颇深的廷臣夸尼（Coigny）公爵告诉他第二天到圣日耳曼森林参加狩猎大部队，所以他“一大早就出发了，这无异于对我的惩罚，穿着社交界新手的制服：灰外套、红马甲和马裤、花边上衣、高筒靴，腰带上挂着猎刀，戴一顶镶着金边的法国小帽”。他自王室马厩领到了一匹名为“快乐”的马，然而不幸的是，这匹马和它的名字并不相称。它“跑得挺快，但是不听指挥，易于激动，总在玩小花招”。夏多布里昂终于爬上马背以后，“快乐”忽然冲了出去，以无法控制的速度带着他开始了狩猎，先是猛地冲进了一群廷臣当中，然后犯下了抢在国王前面到达死亡猎物身边的头等大罪。虽然国王对这种失礼相当宽厚，但回到凡尔赛以后，夏多布里昂拒绝等待脱靴仪式这个“凯旋和恩惠的时刻”，并迅速奔回了巴黎，这让他野心勃勃的兄弟相当烦心。“我无法克服对宫廷的厌恶。”夏多布里昂在回忆录里冷冰冰地写道。在对细节加以必要变通的情况下，试图奉承国王的廷臣们煞费苦心地组织了铺张炫耀的狩猎活动。1723年在亚当岛，孔蒂亲王组织了一场共有80匹马和150条猎犬参加的狩猎，对象是一头牡鹿，4个小时的逐猎以后，牡鹿终于倒下了。

我们显然无从知道波旁王室在推广狩猎时有多少社会和政治考量。可能正如菲利普·萨尔瓦多里所说，对如此之多的动物进行有规律、仪式性的杀戮强化了国王的神圣地位。法国人对于狩猎的论述——也只有他们的论述——当然注意到了这个方面。不过，连续几代国王忙于打猎，可能只是由于他们喜欢这项活动，不管原因是什么——马匹、猎犬、鹰隼、牡鹿和风景的美丽，在清新空气中锻炼的吸引力，同打猎大部队的良好交情，在户外放松的乐趣，等等。对狩猎的乐趣和相关礼仪的表现给让·弗朗索瓦·德·特鲁瓦（Jean François de Troy）这样的画家提供了市场，他对狩猎前一场华丽早餐的描绘很好地表现了“狩猎生活的魅力”。我们大可以说，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三位国王的个人做法塑造了法国狩猎活动的面貌。他们出资维持凡尔赛和别处的宏大设施，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定期热心参与狩猎的个人做法成了其他法国贵族的榜样。女性也可以积极参加这项运动。普法尔茨的莉泽洛特（颇有阴柔之气的奥尔良公爵颇有阳刚之气的妻子）相当喜欢法国生活的这一方面，1673年时，她让路易·费迪南·埃勒（Louis Ferdinand Elle）给自己画了身着猎装的肖像。狩猎活动值得一提的吸引力是，它给了出轨的情侣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到森林深处幽会的机会。在完成于1720年的晚期杰作《追猎中的休憩》（Halt during the Chase）里，华托（Watteau）用优美而情色的一贯笔触描绘了这种场景。

神圣罗马帝国的抛狐和其他娱乐活动

法国宫廷的声望确保了狩猎的重要性在其他欧洲宫廷里较之过去将更加显著，特别是在西班牙的模范宫廷在患有呆小症的卡洛斯二世的阴郁统治下走向衰落，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凡尔赛建设工程大致同时出现后。在实行分散管理的神圣罗马帝国，狩猎活动的区域差异相当明显——比如说，巴伐利亚人特别喜欢捕獾——然而鹰猎通常享有最高的地位。18世纪时，一部据说由霍亨施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二世（1220—1250年在位）撰写的专著仍在被使用。德意志王公当然会在有史以来最热心的鹰猎者中占据一席之地，特别是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Friedrich, Margrave of Brandenburg-Ansbach，1712—1757），根据他的狩猎簿册的记录，1730—1755年，他在鹰猎中捕获了34 429只猎物。科隆大主教选帝侯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维特尔斯巴赫（Clemens August von Wittelsbach，1700—1761）同样值得一提，他在布吕尔宫大阶梯的装饰里留下了足以说明他对鹰猎的热情的肖像。他还在宫殿的庭院里修建了一座名叫“鹰猎之乐”（Falkenlust）的狩猎小屋，小屋的选址非常用心，正好处在苍鹭自它们在宫殿庭园里的巢穴到在莱茵河上的捕鱼处的飞行路线上。不计其数的狩猎小屋（Jagdschlösser）也从建筑层面证明了德意志王公们对各种狩猎活动的热情，它们有大有小，在森林里星罗棋布。比如说，虽然其领土面积在帝国内只处于中等位置，历代黑森—达姆施塔特方伯（Landgrave of Hesse-Darmstadt）却在克拉尼希施泰因（Kranichstein）、迪亚纳堡（Dianaburg）、门希布鲁赫（Mönchbruch）、沃尔夫加滕（Wolfgarten）、维森塔尔（Wiesental）、贝松（Bessung）、格里斯海姆（Griesheim）、耶格斯堡（Jägersburg）、比肯巴赫（Bickenbach）、恩斯特霍芬（Ernsthofen）、新耶格斯堡（Neu-Jägersdorf）、耶加塔尔（Jägertal）、茨维法尔滕、卡岑巴赫（Katzenbach）等地修建了狩猎小屋。不管就面积还是外观而言，“小屋”这个叫法对它们都并不公允，不少狩猎小屋更像是真正的乡间别墅。比如说，耶加塔尔的小屋由14座独立的建筑物组成，然而就算这样，对陪同方伯路德维希八世（1739—1768年在位）在秋季前来狩猎马鹿的100多名廷臣来说，它照样极度拥挤。厨房记录表明，1758年时，狩猎大部队的菜单上并非只有鹿肉，他们还消耗了大量水产品：119千克梭鱼、123千克鲤鱼、57千克鳟鱼、11千克鲈鱼、24千克鳗鱼、18桶鮈鱼、2 172只螃蟹。哪怕是对较小的狩猎小屋——比如迪亚纳堡的小屋，它是克拉尼希施泰因猎苑中一座精美的洛可可式亭子，被用作观察哨和餐厅——德意志王公也非常注重它们的外观，这清楚地反映了狩猎的展示性质。

为了总有猎物可打，人们需要不断自一座狩猎小屋移到下一座，这意味着每年里有好几个月，德意志王公的宫廷是半游牧性质的。马丁·诺尔曾经指出（他特指巴伐利亚），这种漫游生活带来了政治利益，因为它向统治者提供了同治下乡村居民接触的机会，还让统治者得以象征性地占有遥远的领地。一部成书于1711年的著作称，狩猎给了王公们一种“通过展现他们的光辉和伟大来到处显示权力”的方式。

由于牡鹿的数量锐减，法国式猎鹿（围猎）在英国渐渐消失了，然而它在神圣罗马帝国传播得非常迅速。17世纪80年代，它被介绍到德意志各诸侯国，虽说所需的猎人、马匹和猎犬数量非常大，还存在一次只能捕猎一只牡鹿的限制，但它还是很快流行开来。直到18世纪晚期，它依然盛行，虽然在手头紧的时候，人们可能暂时甚至永久性地放弃这种狩猎形式。比如说，在七年战争的余波中，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Karl Theodor）不得不放弃法国式猎鹿和鹰猎。

《牛津英语大辞典》将狩猎界定为“出于捕捉或杀死野生动物的目的而追逐它们的行为，对野生动物的撵逐或追击，奋力寻觅或努力找到某样东西的行为”，德语中与之对应的词是Jagd，然而它不具备同样积极主动的内涵。Jagd被用作各种实际与猎手无关的活动的词的后缀。比如说，Kampfjagd（斗兽）是指让两只动物在有限空间内打斗，来取悦看客：熊对狗，牡鹿对狼，甚至狮子和老虎对公牛或马匹。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因他在这一领域的战绩而无比骄傲，特意制作了一种奖章，一面是他自己的肖像，另一面是他用来“斗兽”的竞技场。“抛狐”（Fuchsprellen）的情况与之相近，一只狐狸被搁在由协助狩猎的仆从或宫中的绅士淑女举着的网子或毯子上抛来抛去，直到它断气。这种活动一般在君王宫殿的庭院里举行，廷臣们聚拢在宫殿的窗边观看。萨克森人好像格外喜欢这种娱乐：1747年时，在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Augustus III，同时也是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Frederick Augustus II）］的宫廷里，414只狐狸、281只野兔、39只獾、9只野猫被抛掷致死。维也纳的皇宫里也开展过这项活动，瑞典使节在1672年惊异地发现，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会跟宫中的侏儒、小男孩一道，用棍棒敲打惨遭抛掷的狐狸，给它们致命一击。

大部分德意志宫廷喜欢的狩猎形式eingestellte Jagd对现代人敏感心灵的触犯程度比抛狐轻不了多少，对它的最恰当翻译可能是“猎苑狩猎”。做法非常简单：大批猎物被助猎者撵到特地准备的围场里，遭到近距离射杀。将围场设在湖上或河上的做法特别流行，这样人们就能够自船上射杀猎物。这种狩猎方式的优点是，猎手这边除了开枪，不需要耗费半点体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可以预测的。一头遭到追猎的牡鹿可能逃脱，而一头牡鹿要是靠近君王及其侍从的枪口，它的命运就注定了。在铺张炫耀的活动中，这种可预测性给了狩猎变成重头戏的机会，能给前来的显要人物留下深刻印象。在法国，国王没有竞争者（hors concours）；在神圣罗马帝国，许多诸侯参与竞争。对德意志无边无际森林里的众多野生动物来说，这个消息坏透了。“猎苑狩猎”开始时，历代符腾堡公爵每次能猎获几百只动物就很满意了，然而一旦其他诸侯也开始慢慢调高标准，要是想让狩猎得到“成功”的评判，就需要打到1 000只猎物甚至更多。

可预测性也让杀戮能够伴随着恰当的华丽仪式，以精致繁复的整体形式组织起来。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1764年，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组织了一场“猎苑狩猎”，庆祝美因茨大主教选帝侯埃梅里希·约瑟夫（Emmerich Joseph）来访。由于教廷特使朱塞佩·加兰皮（Giuseppe Garampi）枢机主教也获得了邀请，而且留下了关于当天行程的详细记载，这场狩猎格外知名。选帝侯那一边的人马首先在一长串马车的护送下，自位于施韦青根的夏宫前往旧都海德堡。他们在那里登上了选帝侯的游艇，同由150艘船组成的船队一道沿内卡河上溯，抵达猎场。300名农民已经劳作了3个多星期，将100多头鹿敲打进了候宰栏。河边山坡上的森林已经被砍光，变成了富有观赏性的园林，还搭建了由树叶组成的巨大拱顶。在内卡河另一边，建起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建筑，它带有露台和德意志巴洛克建筑中常有的宽大楼梯。乐队待在两座相邻的凉亭里，奏出合适的配乐。加兰皮认为有1万名观众聚集到这里，观赏各项仪式。选帝侯一给出“狩猎开始”的信号，80名身着绿、银二色制服的侍猎人员就将一群群每群十几头的鹿赶下山丘，赶到河里，赶向狩猎大部队的枪口。一旦有动物被射中，侍猎人员就会划船出去，将它拽进驳船里。这场运动持续了一个小时，期间，104头牡鹿遭到射杀。贡纳尔·布鲁塞维茨引用了高乃依的《熙德之歌》（El Cid），冷漠地评论道：“战斗因缺少战士而终结。”（Et le combat cessa faute de combattants.）

这想必给选帝侯那些位高权重的宾客留下了深刻印象，虽说按照同时代的标准，实际战果很一般。前一年，卡尔·特奥多尔的近邻符腾堡的卡尔·欧根公爵用长达两星期的热闹庆典庆祝了自己的生日，包括一次在代格洛赫（Degerloch）举行的节日狩猎，在此期间，5 000只各种动物被撵进一片人工湖，遭到屠杀。就连这个大到可怕的总数也被超越了——俄国帕维尔大公于1782年到访符腾堡时，6 000头鹿和2 500头野猪遭到射杀。在流血杀戮方面，符腾堡好像独具一格，然而别处的人也至少尝试过射杀相当数量的猎物。为了款待弗朗茨一世皇帝和玛丽亚·特蕾莎皇后，1754年时，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公爵约瑟夫·弗雷德里克（Joseph Frederick，Duke of Saxony-Hildburghausen）在维也纳附近的霍夫宫（Schlosshof）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狩猎，聚拢了800头鹿。后来皇帝夫妇坚持要饶鹿群一命，没有享受这种乐趣。

这种怜悯之举非常少见，虽然细微的迹象表明，以杀戮动物取乐的做法出现了衰落之势。1740年登基后不久，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出版了《反马基雅弗利》一书，尖锐地批评了神圣罗马帝国中其他诸侯特别喜爱的狩猎活动，以此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这种言论他发表过不止一次。他因“大部分王公将至少3/4的人生花在匆匆冲过森林、追逐和杀戮动物上”而哀叹，指责狩猎是一种反智的行为：

狩猎是一种让身体兴奋却无益于头脑的感官享乐。它是一种用来对付野蛮动物的致命技巧。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浪费，一种填满空虚灵魂的喧嚣欢乐，导致灵魂不能做出任何别的反应。它是一种追逐野兽的热烈渴望，人通过杀死动物得到残酷满足。简而言之，它是一种让身体强健却让头脑荒芜的消遣。

他承认，狩猎古已有之，然而在他看来，这只能证明“人们打猎的时间很长，然而古老的不见得是更好的”。他同样承认，许多伟人热爱狩猎，可是就连最伟大的人物也并非完美无瑕：“让我们仿效他们的伟大品格，而非小小瑕疵！”以标准的伏尔泰式文风，腓特烈大帝进一步承认，《旧约》中的族长们都是猎手，可是他指出，这些人也做过各种各样不再获得认可的事，比如同姐妹结婚、实行一夫多妻制。腓特烈大帝写到激动处，谴责爱好狩猎的人缺乏怜悯之心：

亚当是否得到了对野兽帝国的统治权，我不清楚；然而我的确清楚，我们比野兽还要残忍、贪婪，像暴君一样统治着这个假想的帝国。要是说有什么东西让我们比野兽优越，那必然是我们的理性，而好猎手的脑子里只有马匹、猎犬、各种猎物。他们通常是粗暴的，全心全意屈服于这种热情。恐怕他们对待人类也会变得像对待野兽一样毫无人性，或者至少，面对苦难时残忍的冷漠态度会让他们对同胞没那么心存怜悯。这是高尚的乐趣吗？这是理性的消遣吗？

俄国的彼得大帝跟他一样厌恶狩猎——考虑到他的许多爱好都相当粗野，这有些出人意料。在俄国，狩猎甚至不是贵族的特权，这也不同寻常。

腓特烈大帝阻止不了手下的容克带着猎犬和猎枪在自己的地产上打猎，然而在他漫长的统治时期，普鲁士没有出现像符腾堡或普法尔茨出现的那么大规模的屠杀。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另一个重要邦国（叫“聚合体”可能更合适）哈布斯堡君主国，相似的限令也出台了，虽然更具随心所欲的特点。玛丽亚·特蕾莎和腓特烈大帝于同一年即位，她在即位后立即下令杀掉皇室保留地内的鹿和野猪，好让农民和他们的庄稼少受困扰。她的儿子和继任者约瑟夫二世采取的措施更加彻底。1786年，他颁布了新的狩猎条例，试图杜绝暴行，为猎手或其猎物造成的损失向受害者提供赔偿，并授权农民以他们觉得合适的任何手段将猎物从他们的地盘（林地、草地、葡萄园）里撵出去。事实上，这意味着关于狩猎的法令的终结。两年后，在巴尔干前线指挥军队时，约瑟夫二世发回了一纸命令，撤销了整个替他服务的狩猎机构。年老的侍猎人员被发给养老金后遣散，年轻的则被重新训练成仆从或护林员，猎犬被分赠或出售，剩下的鹿被杀掉，以平息对于它们破坏庄稼的抱怨。到这时，对狩猎的批评已经开始在公共领域出现。1780年，出现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题为《被猎犬捕杀的牡鹿致君王的一封信》：

今天我有幸被身份高贵的殿下的猎犬捕杀。然而我乞求将来您能够高抬贵手，让我不再承受这种遭遇。身份高贵的殿下，要是您被一群猎犬追杀过一次，就会发现我的祈求合情合理。我躺在这里，没有力气抬头，血打鼻孔里涌出去。身份高贵的殿下，您怎么忍心猎杀这样一头无辜而可怜、以草叶为食的动物呢？我情愿被一枪打死，结束这一切。

我们无法知道这种强烈呼吁有多大的代表性。它的作者可能是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Matthias Claudius），他是一位新教牧师之子，也是赫尔德和哈曼（Hamann）的朋友，靠当记者糊口。抢先在狩猎点偷猎是破坏狩猎的一种更直接也更危险的方式。18世纪，在覆盖着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的蓊郁森林里，监察经常很不到位，因此鼓励了人们的冒险活动。虽然偷猎者通常是设陷阱来逮兔子下锅的农民，但也有人开展了更富野心的行动。最有魄力的是由马蒂亚斯·克洛斯特迈尔（Matthias Klostermeyer）统领的偷猎者团伙，他别名“拜恩希泽尔”［“希泽尔”（Hiesel）是“马蒂亚斯”的俚语叫法］，18世纪60年代晚期在巴伐利亚一路偷猎，经常同所到之处的当局交手。希泽尔坚持了3年，还给一系列传说提供了灵感。那些传说称，他和手下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支持，甚至可能当得起“绿林好汉”（social bandits）的美名。

英国的猎鹿和猎狐

在英国，情况很不一样。这里的历代君主也对打猎相当热衷，留下的证据之一是凡·戴克（Van Dyck）的肖像画杰作《狩猎中的查理一世》。这幅画创作于1635年，现藏于卢浮宫。就算怀孕过17次，身材臃肿，年事已高，斯图亚特王朝的末代君主安妮女王（1702—1714年在位）照样没有打消猎杀牡鹿的念头，虽然在晚年她不得不坐在敞篷四轮马车（calèche）这样的轻便马车里，跟在猎犬后面。她去世前3年，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看到她在温莎附近狩猎，“像耶户（Jehu）那样勇猛地驾车……（她）是和宁录（Nimrod）[3]一样的英勇猎户”。她的后继者更喜欢在自己的出生地汉诺威狩猎（和做别的大部分事情），但英国宫廷的狩猎活动一直延续到1714年以后。1717年，为人挑剔的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给朋友玛莎·布朗特（Martha Blount）写信，说自己刚刚遇见威尔士亲王和全体女侍官自汉普顿宫附近打猎返回。他尖酸地评论女侍官道：

清早吃过威斯特伐利亚火腿，骑着借来的老马抄近路越过树篱和沟渠，在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回家，头脑发热，脑门上还被不舒服的帽子压出了红印（这要糟糕一百倍）！这一切或许能让她们有资格当上打狐狸的人的完美妻子，生下许许多多脸颊红扑扑的孩子。

这位王子的父亲热衷于在汉诺威狩猎，喜欢在位于格尔德（Göhrde）的狩猎小屋（坐落在吕讷堡的荒原上）接待来访的君王，对在英国狩猎的兴致则时有时无。这位王子于1727年登基成为国王乔治二世后，立即采取措施，增加为他的狩猎活动服务的机构，重新任命了猎鹿犬总管（乔治一世让这个职位一直空着），还亲自树立了精力充沛的榜样。以下是对1728年8月17日进行的一场狩猎的描述，它很好地让我们知道了其中包括哪些环节：

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陛下夫妇和公爵殿下、几位公主殿下自汉普顿宫前往里士满附近的新宫苑，狩猎牡鹿取乐。那头牡鹿自上午11点奔跑到下午1点，躲到大池塘附近，抵抗了大约半个小时。在小船的协助下，它被杀死，载了出来。猎手们吹响了法国号。剥下鹿皮以后，尸体被赏给猎犬。国王陛下、公爵和长公主在马背上行猎，王后陛下和阿梅莉亚（Amelia）公主乘坐四轮轻便马车行猎，卡罗莱娜（Carolina）公主乘坐两轮轻便马车行猎，玛丽（Mary）和路易莎（Louisa）公主乘坐四轮大马车行猎。不少贵族参加了狩猎，包括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他们穿着和游骑兵一样的绿衣服。娱乐活动结束以后，陛下夫妇、公爵和公主们立刻吃了一顿冷餐，恢复精神（其他贵族则稍晚些进餐），下午2点多，他们启程返回汉普顿宫。

到目前为止，都符合惯例——这些环节按照欧洲大陆的标准都不算不合适，虽说英国王室女眷对狩猎的热情似乎格外高。然而就算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统治时期，参加狩猎者的构成也明显比在欧洲大陆上更广。伴随着王室狩猎大部队的不光是“贵族和绅士”，城市里的商人、专业人才，甚至神职人员也参与其中。按照替王室猎鹿犬写史的约翰·霍尔（John Hore）的说法，汉弗莱·帕森斯（Humphrey Parsons）格外显眼，他是一位市议员，曾两度担任伦敦市长。狩猎以后的活动（après—chasse）在社交层面也更加多样，狩猎结束后，乔治二世和家庭成员会在汉普顿宫公开设宴，允许所有来客旁观。一次，在讲述狩猎过程前不久，由于挤在宴会厅里的来客实在太多，栏杆倒塌了，人群涌到了宴会上，“陛下夫妇因此开怀大笑”。

这时候，猎鹿已经主要变成了王室的活动，这并非由于它是王室的特权（它的确不是），而是由于农业的扩展让越来越多的森林变成了耕地和牧地，毁掉了鹿群的大部分栖息地。海军扩张也导致了大量森林采伐，光是建造一艘战列舰，就需要砍伐4 000棵树。只有在更加偏远的荒野，如达特穆尔（Dartmoor）和埃克斯穆尔（Exmoor），猎鹿活动才能继续欣欣向荣。这种变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直到18世纪70年代，博福特（Beaufort）公爵在巴德明顿（Badminton）狩猎的依然主要是牡鹿。另一片主要的猎场贝尔沃（Belvoir）是拉特兰（Rutland）公爵在1730年建立的，也是专门用来猎鹿的。然而在英国的大多数郡，18世纪中叶时，狐狸都成了主要的猎物。狐狸有明确的优势：常见；被正式认定成害兽，所以任何人都能杀死它且不受惩罚（也没有罪恶感）；具有迅速、狡猾、耐力出色的特点。不过，不像鹿或野兔，狐狸不可以食用，奥斯卡·王尔德最有名的嘲弄之一就是由此而发的：“英国乡绅撵着狐狸策马飞奔——没法儿夸的人全力以赴地追捕没法儿吃的东西。”（《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年出版）。诺贝特·埃利亚斯谈到狐狸不可食用时，也讲了段生动的逸事：“打猎的时候，一个法国人听见一个英国人大喊大叫：‘多棒呀！追逐狐狸这项运动太迷人了，玩了两小时一刻钟。’法国人回答说：‘天哪，你费了这么多事，这狐狸一定值得一抓！它有油焖小牛肉好吃吗？’”事实上，法国人确实吃狐狸，觉得狐狸肉比狼肉还是强一点：“在秋天，人和狗都吃狐狸，特别是在狐狸吃够了葡萄，膘肥体壮的时候。”

随着猎狐的人气上涨，捕猎它们的方式也改变了。18世纪早期，用来追逐狐狸的通常是猎犬，猎犬可以把爪子（更恰当地说，鼻子和嘴巴）伸向任何会动的东西，不管是鹿还是水獭，是野兔还是獾。它们或者通过视觉（“锐目猎犬”）捕猎，依靠极高的速度，或者通过嗅觉捕猎，依靠出色的耐力。两种猎犬都存在局限性。前一种（比如灵缇犬）很快就会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最适合捕猎野兔之类较小的猎物。后一种相当顽强，但是速度不快。由于猎犬的速度很难撵上狐狸，狩猎大部队不得不一大早就出发，因为在整整一晚的猎食活动以后，夜行性的狐狸那时候速度会减慢。就算这样，一场狩猎也可能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猎犬们将猎物截住，或者追猎因夜幕降临而停止。

猎狐越来越流行，有进取心的猎手们开始通过选择性育种，培养出专门捕猎狐狸的猎犬。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是雨果·梅内尔（Hugo Meynell），1753年，他在18岁时租下了莱斯特郡的夸恩（Quorn）厅。接下来的50年里，他一点点让自己的猎场变成了在英国名声最响的。他的近邻（生活年代也大致相同）罗伯特·贝克韦尔（Robert Bakewell）对绵羊实行了选择性育种，取得了辉煌成果，也出了名，这并非巧合。前面章节里描述的农业进展给梅内尔提供了很大帮助。到他开始行动的时候，围栏已经让莱斯特郡大概一半的土地由耕地变成了牧地，1800年他自夸恩厅主人的位置上退下来时，郡里的耕地几乎全部变成了牧地。大幅扩张的草场上，有让猎犬兴奋的“强烈臭迹”（screaming scent），草场让飞驰成为可能，奔跑时间不像过去那么长，却要刺激得多。由于大部分田地都遭到了树篱和沟渠的分割，跳跃——专门用于狩猎的马鞍的发展鼓励了这种做法——带来了更多的惊险刺激。既然猎犬撵得上狐狸，人们碰头的时间就可以推迟到上午10点左右，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因此被吸引过来，而之前要狩猎狐狸就必须在黎明前起床，这打消了他们猎狐的念头。收费高速公路的发展同样有助于让莱斯特郡和首都的世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此前由于郡里的黏质土壤让旧路“状况恶劣”（丹尼尔·笛福语），这种联系中断了。速度更快的猎犬要同速度更快的马匹搭配，还要实行恰当的选择性育种。这两个物种出现了迅速且相辅相成的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发展。最杰出的英国猎狐史学家雷蒙德·卡尔（Raymond Carr）写道：“1800年时，英国的马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英格兰纯种马也是完美的狩猎工具”。

同附近的猎场［如拉特兰公爵的贝尔沃、朗斯代尔伯爵的科茨莫尔（Cottesmore）、斯宾塞（Spencer）伯爵的奥尔索普（Althorp）和皮奇利（Pytchley）］一道，18世纪80年代，夸恩厅让莱斯特郡尤其是梅尔顿莫布雷（Melton Mowbray）镇成了英国狩猎活动的中心。自这些名字就能看出，在狩猎的发展过程中，王国世袭贵族开风气之先。和通常的情况一样，这个过程在视觉艺术中得到了表现。18世纪，英国出现了一派专画狩猎场景的画家，以回应不断增长的需求，他们发展得很好。虽然在艺术家的层级中，这个画派的倡导者地位不高，但他们的作品却并非如此。表现狩猎、猎犬和马匹的画作没有被挂到他们赞助人的马厩或军械陈列室的墙上，而是挂在了更重要的地方。18世纪30—40年代，约翰·伍顿（John Wootton）表现狩猎的巨幅绘画装点了朗利特（Longleat）、巴德明顿和奥尔索普的门厅，以及巴斯侯爵、博福特公爵和斯宾塞伯爵开放的供人参观的豪华古宅。斯蒂芬·迪赫尔（Stephen Deuchar）在对18世纪英国狩猎画作的研究中指出，通过对比1678年扬·西贝雷希特（Jan Siberecht）对朗利特的描绘和1743年的一幅阿什当（Ashdown）庭园的狩猎图，我们发现，17世纪的画家描绘大宅时，可能会在背景添上狩猎场面作为补充，然而到18世纪中叶，它们的位置颠倒了过来。像路易十四一样，自豪的主人用画作让猎犬的形象留传后世。颇为相称的是，最出色的英国猎狐犬之一，亚伯勒（Yarborough）勋爵的“灵伍德”（Ringwood，它在留种时和猎场上的勇猛都证明了它的优良品质）的肖像是英国最出色的狩猎画家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创作的。当艺术家本·马歇尔（Ben Marshall，1768—1835）解释他前往纽马基特（Newmarket）的决定时，也透露了自己赞助人的优先顺序：“我有充分的理由去那里。我发现许多人乐意付给我50畿尼[4]，来给他们的马匹画像，却觉得要是给妻子画像的话，10畿尼都太多了。”

大贵族掌握着英国狩猎行动的步调，将狩猎扩散到王国每一个角落的则是乡绅和他们的佃农。伯克利（Berkeley）伯爵的狩猎领地自伦敦的伯克利广场到格洛斯特郡的伯克利城堡，延伸成未曾断绝的条带，对每任伯爵来说，认捐一群当地猎犬的“乡绅韦斯顿”[5]都有几十名。雷蒙德·卡尔举出了约克郡的辛宁顿（Sinnington）猎场的例子，那里每年的开支是32英镑10先令3便士，这笔经费来自当地农民、商人的认捐（每人10先令）和缺席狩猎宴会的罚款。比如说，据估算，1815年前在德文郡，一半以上的定居乡绅和大部分佃农都蓄养着某些品种的猎犬。德文郡的一位乡绅夸口自己曾带着72群当地猎犬打猎。18世纪80年代，在伯克郡纽伯里的16千米范围内，就有5群猎狐犬和10群猎兔犬参与狩猎。菲尔丁笔下的乡绅韦斯顿可能会大声抱怨不得不耗上适合打猎的一整天去追回他逃匿的女儿。而他上路没多久，就听到狩猎的号声宣布另一场狩猎即将开始。据说一个人在汉普郡的随便哪座山丘上不用坐多久，就能看到或听到狩猎活动正在进行。

到18世纪晚期，狩猎（特别是猎狐）在英国随处可见，这反映了更大范围内社会、经济和智识的发展：农业的进步、科学在选择性育种方面的运用、建立统一规则的趋势、通过主要猎场之间的猎狐犬流动形成的标准化等等。甚至可以说，狩猎在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就像约翰·霍克斯（John Hawkes）指出的那样：“田野是最宜人的咖啡厅，人们在那里能感受到最真实的社会。它将所有阶层联系在一起，自世袭贵族到农民。这是英国人的特权，在地球上别处都找不到，除了在英国这个真正的自由之地——希望它永远兴旺！”最后这句评论表明，举行狩猎活动能够促进社会融合的说法不无道理。“它被看作在一片乡村区域内促成团结、稳定、和谐，以及忠实于传统、恭顺价值观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戴维·伊茨科维茨（David Itzkowitz）语］虽然时髦人士才有财力在夸恩或科茨莫尔狩猎，狩猎却从来不能被指责为特权阶级的消遣。例如，克里斯托弗·赛克斯（Christopher Sykes）在1792年替狩猎辩护时采用了这样的论据：“要是逐猎的乐趣能够成为将乡间绅士召集起来的手段，它就确实对社会有用且有益。狩猎有助于驱散羞怯，暂时消除差异，建立新友谊，加固同老朋友的关系，使乡间绅士和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

特别是在18世纪早期，有些证据表明，狩猎同样具备政治内涵。斯梯尔和艾迪生（Addison）虚构的托利党乡绅罗杰·德·科弗利（Roger de Coverley）爵士被（语气可亲地）讽刺为胸怀宽广却智力堪忧的人物，他把大量精力投入了追逐各种各样的猎物，特别是狐狸：

由于他对狐狸明显抱有敌意，邻里的频繁道谢、真挚祝福总是与他相伴。他一年里消灭的这类害兽，比人们觉得整个地区产出的还要多。事实上这位骑士毫无顾忌地在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间承认，为了以这种方式确立自己的名声，他偷偷将大量狐狸自其他郡弄来，夜里他总是听凭它们在乡间折腾，好在第二天消灭它们时，更好地彰显自己的本事。

罗杰爵士可不是安德鲁·弗里波特（Andrew Freeport）爵士那种温文尔雅、颇有教养、“彬彬有礼”的辉格党商人和未来之人。在对狩猎画作的研究中，斯蒂芬·迪赫尔呈现了托利党与辉格党、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对立。然而他没有提及辉格党巨头们（里士满公爵、斯宾塞伯爵、菲茨威廉伯爵等）拥有的猎场，更不用说狩猎活动在城镇大众（特别是城市商人）中的受欢迎程度了。斯蒂芬·迪赫尔也误以为“18世纪时，国王的政治权力和他爱好狩猎的性情都遭到了削弱”。与“乡绅韦斯顿”这个粗鲁虚构人物相对的，是彼得·贝克福德（Peter Beckford）这个真人，他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猎狐者之一，据说他“在猎获狐狸时说希腊语，在寻找野兔时说拉丁语，检查手下猎犬时说意大利语，管理自己马厩的财务时说高雅的法语”。

赛马、斗鸡和其他运动

狩猎具有这种整体社会影响的一个原因是，它同别的运动和热衷运动者联系得相当紧密。当然，某些人对所有其他形式的狩猎都白眼相待，比如说，1792年，《不列颠运动家》（The British Sportsman）的作者提出：“在英国，猎狐现在被看作同身份高贵的运动家的品味相符、值得这些人注意的唯一狩猎形式。”威廉·萨默维尔写过一首关于狩猎之乐的长诗，在他看来，只有牡鹿和狐狸值得猎手们关注：

每次逐猎使用不同的猎犬

精挑细选，胆怯的野兔不配

被我们摧毁，只应把这种可恨的攻击

留给卑劣、残忍的猎手，专注于

鲜血和奖赏。啊，让他们的希望破灭，公义的上天！

然而这种偏狭态度并不常见。大部分猎狐者会捕杀或逐猎野兔、参与斗鸡，还出席赛马大会。本书所述的这一时期不仅见证了英国近代狩猎活动的成形，还见证了近代赛马的兴起。这两项运动一直紧密相关。事实上，纽马基特——通常被看作英国甚至全世界赛马活动的总部——的赛马大会是偶然开始的，当时詹姆士一世带着猎犬和猎鹰在纽马基特的荒原上打猎，发现这里也是赛马的理想地点。他的后继者有样学样，查理二世对此特别热心，每年去那里赛马两到三次，每次停留两到三周。他通过亲身示范推广了这项运动，他参加赛马，在纷争中担当裁判，在宫廷里以惯常的肆意铺张接待那些同样热心赛马的人。1670年7月，日记作者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到那里参观，对国王建造的新居所颇感失望，却对马匹的配套设施印象深刻：“那里饲养着大量马匹，开销不菲，用上了所有能想到的技艺和柔情。”他于第二年10月返回，发现“国王和英国的所有时髦人物都在那里，开展秋季娱乐”，还见证了“在丘鹬（Woodcock）和平足（Flatfoot）——它们分别属于国王和宫廷侍寝官埃利奥特先生——之间举行的盛大赛事，观众成千上万”。同赛马相伴的纵情酒色让伊夫林很不满。他记下，在这次停留期间，查理二世带来了充当情妇的法国女侍官路易丝·德·凯鲁阿尔（Louise de Kéroualle）。他还“发现参加赛马、舞会、宴饮、狂欢的那些浮华人物更像是一群奢侈而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而非信仰基督教的宫廷成员”。

1688年的“光荣革命”没有打断王室对赛马的赞助。事实证明，威廉三世和此前的国王们一样热衷于此，虽说他对自己的举止更加注意，没那么越出常轨。1698年，他将法国外交官塔拉尔（Tallard）伯爵带到了纽马基特。国王早上精心安排了狩猎和鹰猎，下午赛马，晚上则用斗鸡充当余兴节目。安妮女王在阿斯科特（Ascot）创立了赛马大会，那里离温莎城堡不远，自一开始就避开了纽马基特的坏名声。那里举行了许多场赛马，其状况反映了狩猎和赛马之间的密切关系，例如：“一只价值50畿尼的杯子被用作赛马的奖品，它曾在王室猎犬捕杀3头牡鹿的场合使用过。”王室捐出金银杯盏来充当重大竞赛的奖品，对赛马场来说，这种做法变成了“资格证明”——得到金银杯盏，它们就有了举办主要赛事的资格。1714年时，这样的赛马场有11家，到乔治二世时增加到16家。那时候，赛马活动已经传到了英国全境。1736年，一名观察者记录道：“王国里对赛马的热情已经达到了如此高度，真是惊人。几乎没有哪座村落不一年举行一次赛马会，争夺奖杯。”还可以加上一句，公爵宫邸也不例外。1765年7月罗金厄姆侯爵组阁时，一名小册子作者嘲弄道：“人们自种马场被叫去执掌国事，骑师摇身一变，成了阁僚。”由坎伯兰公爵组织的商谈是5月在纽马基特、6月在阿斯科特进行的。

这项运动后来的历史被反复提到，罗杰·朗里格（Roger Longrigg）这方面的作品尤为有名。我们这里至少需要指出三项进展。第一，由于在本地母马和进口的种马之间开展的选择性育种，这段时间里英国纯种马迅速发展。事实上，对真正的纯化论者来说，赛马并不是为了得奖，更不是为了赌博，而是一种识别最佳良种马的方式。说来难以置信，但如今能在世界各地找到的无数纯种马的谱系，都可以追溯到自中东输入英国的3匹种马之一，即1688年进口的拜尔利·土耳其（Byerly Turk）、1704年进口的达利·阿拉伯（Darley Arabian）、1729年进口的戈多尔芬·阿拉伯（Godolphin Arabian）。育种是为追求马匹的速度，因此，赛场上的马越来越年轻，赛程越来越短，骑师越来越专业。第二，这项运动实现了正规化、标准化，18世纪20年代晚期，赛马日程表出现了，18世纪50年代时，公认的权威机构“骑师俱乐部”成立了，它负责裁决争端——对任何涉及大笔金钱的活动来说，争端都不可避免。第三，形成了一种“古典”赛事的模式，赛马因此获得了兼具国家性和公众性的形象，比如1776年的圣莱杰（St Leger）赛马会，1779年的奥克斯赛马会（仅限小母马参加），1780年的德比赛马会，1809年的“二千畿尼”赛马会，1814年的“一千畿尼”赛马会（同样仅限小母马参加）。前三种古典赛事都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开始的，这可能是个巧合。

虽说这一点经常遭到忽视（至少被轻描淡写），然而从一开始，有组织的赛马活动就同另一项传统运动紧密相关，那就是斗鸡。不管赛马在哪里举行，同一地点都会开展斗鸡活动，特别是在赛事延续数天的情况下。比如说，1789年在彼得伯勒，赛马大会举行了3天以上，高潮是一次抽奖，每名参与者要付出5畿尼，当地的富豪菲茨威廉伯爵又添上了50英镑，赢家可以将这些钱都拿走。广告接下去写道：

星期二和星期四，天使旅馆将举行常规的（公开宴会）——在那里，星期四照例会有一场舞会。

星期三，“萨拉森人首级”（旅馆名）将举行常规的（公开宴会）。赛马周期间，喜剧演员将在彼得伯勒演出。

赛马大会期间，天使旅馆将定期举行斗鸡大赛，对阵双方是莱斯特绅士和彼得伯罗绅士（均为斗鸡名）。

赛马、宴席、舞会、戏剧演出、斗鸡，这就是18世纪运动家的爱好。唯一让人吃惊的是，职业拳击没有包括在内。由于声名狼藉，斗鸡在维多利亚时代衰落了，所以后来很少有人认识到，在没那么敏感的时代，它到底有多重要。1727年，阿伦德尔的约翰·切尼（John Cheny）在印制首份赛马日程表时，也加进了主要的斗鸡赛事。1779年，当德比伯爵和一众朋友决定在埃普瑟姆（Epsom）组织一场仅限小母马参加的赛事并举行抽奖时，他们以一家旅馆的名字“奥克斯”来为赛事命名。赛马会期间，他们就住在那里，还开展了斗鸡。约翰·伍顿给特里贡维尔·弗兰普顿（Tregonwell Frampton）——来自多塞特的乡绅，替威廉三世、安妮女王和乔治一世管理赛马——绘制的肖像以视觉形式出色地再现了赛马和斗鸡（以及狩猎）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赛马、灵缇犬和斗鸡都同它们的主人一道入画。

斗鸡这项运动历史悠久，然而其现代形式是由王室赋予的。亨利八世在白厅宫（1698年的一场火灾后，这里变成了枢密院的办公场所）附近建立了一座斗鸡场，詹姆士一世经常前往设在圣詹姆斯公园的斗鸡场，查理二世在鸟笼道（Birdcage Walk）建立了另一座斗鸡场。到那时，英国各地，从精心安排的封闭式圆形剧场到简单的露天赛场，都出现了斗鸡场。它也不是一项乡间运动，市镇里许多旅馆的招牌可以做证——事实上，两个最大的斗鸡中心分别是迅速扩展的工业城市伯明翰和泰恩河畔纽卡斯尔。伦敦的众多斗鸡场同样证明，这项运动对城市居民很有吸引力，以下这则1700年的报纸广告就是个例子：

在圣詹姆斯公园南边的王家斗鸡场，今年（1700年）2月11日星期二，将举办一场盛大的斗鸡比赛。比赛要持续一整周，英格兰绝大部分重要斗鸡家会关注这项赛事。斗鸡场里每天都会有一场比赛，时间就安排在下午3点，好趁着白天打完。今年3月9日星期一，威斯敏斯特城绅士和伦敦城绅士之间将有一场斗鸡大赛，每场比赛6畿尼，额外的比赛100畿尼。赛事将在“红狮”赛场持续一整周。今年4月，另一场赛事会在格雷旅馆步道后的新斗鸡场开始，伦敦绅士对沃里克郡绅士，持续一整周，每场比赛4畿尼，额外的比赛40畿尼。

和本章里讨论的其他运动一样，斗鸡涉及各个社会阶层的人。1694年，巴登的路德维希边疆伯爵奉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之命赴英国开展外交活动，斗鸡就是英方替他安排的娱乐活动之一。亚伯拉罕·德·拉普里姆（Abraham de la Pryme）记载：“安排了逗熊、斗牛和斗鸡，供他娱乐消遣。可是他最喜欢斗鸡，表示要是没看过这样的场面，他就根本不可能想到，天底下居然会有鸟儿具有这等勇气和高尚品格”。德比伯爵、伦敦城的绅士们、纽卡斯尔的矿工们都忙着参加这种活动，经常甚至在同一地点。研究大众娱乐的历史学家罗伯特·马尔科姆森（Robert Malcolmson）发现，18世纪的史料里“非常频繁地”提到斗鸡，报纸上到处是斗鸡的广告。在整个18世纪，斗鸡的人气都没有衰退，这与有些人的看法不同。法国观光者皮埃尔·让·格罗斯里在1772年评论，英国人沉迷于斗鸡（和赛马）“到了疯狂的程度”。他还补充说，社会各阶层都参与其中。《运动杂志》（The Sporting Magazine）号称是第一本致力于“汇报赛马、狩猎等所有消遣的信息，希望寻乐、锐意进取、精神抖擞的人们会对它们感兴趣”的期刊，它1792年的创刊号称：“这种消遣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短短几年里，它的规则就被编成了法条，这些法条也得到了王家斗鸡场的认可。王国里消息最灵通、技巧最纯熟的斗鸡参与者同样认可了它们。”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在绅士阶层当中，对斗鸡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追求被确立为一种可以接受（甚至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在乔治·鲍威尔（George Powell）写于1696年的戏剧《康沃尔喜剧》（Cornish Comedy）中，一个角色表示：“没了消遣，绅士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努力用它们打发时间，不然时间就会沉沉地压在我们手上。鹰隼、猎犬、训犬、斗鸡，还有它们附带的那些东西，是乡间绅士的真正标志。”

《运动杂志》同样指出，斗鸡是“不列颠人勇气的奇观”。将它同民族自豪感这样联系起来，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罗伯特·豪利特（Robert Howlett）就在《王家的斗鸡娱乐》（The Royal Pastime of Cock-Fighting）这本专著中郑重地指出，“要是人们将同战争相近的斗鸡运动彻底改造成小丑般的戏剧、愚蠢的舞蹈和类似的浮华玩意儿，那就说明国家和民族已经堕落到软弱无力的地步，将会坠入贫穷和彻底的毁灭，再没什么比这更确定无疑了”，原因是“不管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对男人来说，斗鸡都是合适的。它能够塑造勇气和不屈不挠的品质，还有温厚的脾气，再加上精巧的技能，这些都结合在一起”。在他看来，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就是对这条准则的极好诠释，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II Adolf）在1630年进入德意志时也表示，他完全不用害怕帝国的军队，因为这些人已经放弃了斗鸡，忙于跳舞、饮酒。豪利特将这本专著题献给了“T. V. 奈特爵士”（Sir T. V. Knight），这位爵士来自了不起的斗鸡世家，被威廉三世派往爱尔兰，“击溃惊慌失措的法国骑兵中队，让咆哮的爱尔兰人逃往泥沼避难”。

标志着英国人优越性的不光是斗鸡。在《一系列致友人的信：关于狩猎野兔和狐狸的想法》（Thoughts upon Hare and Fox Hunting in a Series of Letters to a Friend）这本首印于1779年，到20世纪依然在重印的书中，彼得·贝克福德声称：“这个国家出产的猎犬被公认是世界上最棒的。”威廉·萨默维尔热情地附和了这种断言：

万岁，幸福的不列颠！深受喜爱的海岛，

（享受着）上天的独特眷顾！……

唯有你是美丽的自由之岛！

培育出了完美的猎犬，不管是嗅觉还是速度

到现在依然无与伦比，而在别的地方

它们的优点退化，形成软弱、堕落的品种。

这么做的不光是英国人，法国的猎鹿者们对猎狐相当轻视，觉得它对糟糕的猎犬和猎人才合适——英国人就是会喜欢这样的运动。勒韦里耶（Le Verrier）在1763年提出了这一结论，那个年份对法国人来说特别敏感，因为它标志着灾难性的“七年战争”的终结。法国人对他们进口的英国猎犬抱有某种矛盾的态度：17世纪时，（英国）猎犬因速度慢遭到了批评，却因温驯而获得了赞赏；然而在18世纪，它们的速度得到了赞赏，却因难以驾驭而遭到了批评。也有人抱怨说，它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听从新主人的指令，根据菲利普·萨尔瓦多里的说法，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对它们下令时用的是一种奇怪的英法混杂语。不过，吕讷公爵提到英国人时对他们还不失尊敬，因为他们至少骑马纵狗打猎。他特别不喜欢德意志人，那些人——至少在他看来——只是把猎物撵进网里，然后大肆屠杀。

我们已经看到，腓特烈大帝和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等形形色色的德意志批评者因狩猎的残忍而对其加以攻击。在英国和法国，狩猎的拥护者也不能全然随心行事。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写的《百科全书》中，“狩猎”词条颇具敌意，将它界定成“包括了我们同动物开战的诸多方式”，尽管词条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在说明狩猎是一项自然权利，以及它是如何被国王和贵族们篡夺了的。在《爱弥儿》（1762年出版）中，卢梭允许与书同名的未成年学生打猎，然而只是为了将他的思绪从性那方面拽走，还补充道：“我甚至不敢公开声称这种残忍的热情（他指的是打猎）是正当的。”在英国，就连捕猎狐狸的托林顿（Torrington）勋爵都难以忍受他在贝德福德公爵的庄园上看到的对动物和人类的区别对待：“替那些高贵动物兴建的犬舍高傲地凌驾于凄惨的泥巴小屋之上，亚当的后裔就生活在那种小屋里。他们忌妒地斜视着这些更加幸福的猎犬的住所，满心羡慕，只恨自己生而为人，而不是猎狐犬。”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而对狩猎进行的抨击更加常见，好像也变得越来越频繁。12岁的时候，亚历山大·蒲柏和家人一道搬到温莎森林里的邦菲尔德（Bonfield），因此获得了关于狩猎的第一手知识。他特别厌恶王室狩猎的一种形式，将其谴责为“野蛮，说其源自哥特人甚至斯基泰人也不为过。我指的是我们的猎人对在场淑女的粗野恭维——牡鹿死去时，猎人会把刀递到女士手里，让她们去割断那痛苦呻吟的无助生灵的咽喉”。贝克福德的《关于狩猎的想法》（Thoughts on Hunting）收到了这样的匿名评论：“在一个像大不列颠这样遍布耕地的海岛上，一切形式的狩猎，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代价极其高昂、残暴且粗野的行为。”

然而在整个18世纪，狩猎都不需要对抗知识分子的严肃攻击，更不用说立法上的挑战了。虽然斗鸡最后被1849年的议会法案赶到了地下（据说它在那里继续兴旺），狩猎和纵狗打猎却一直幸存到21世纪，尽管状况非常窘迫。在城区利益掌控议会下议院之前，诸多形式的狩猎一直是国王、宫廷、国家之间持久耐用的“黏合剂”。完成这一同化过程的是乔治三世。狩猎是他最喜欢的户外活动，在乡间度过的每一天，从早饭时到晚饭时，他都带着猎犬在外面打猎。他无可指摘的亲身道德示范（特别是在风流韵事方面）完成了对狩猎和赛马的形象的“净化”。他没有享受过纽马基特那声名狼藉的欢乐，从未造访那里，然而每年6月的大会期间，他至少会在阿斯科特停留一天，还拿出了价值100英镑的金杯，充当同他的猎犬一道参与狩猎的马匹的奖赏。他也不是欧洲大陆上那种大肆屠杀猎物的猎人。1783年后，由于他次子约克公爵的求情，被王家猎鹿犬捕到的所有牡鹿都得以免死，当猎物无路可逃时，猎犬会被用鞭子赶开。1793年2月，《运动杂志》确信，王家的狩猎集会完美地表现出了国王和他治下精英们的和谐。写下以下这些话的人当然非常清楚，法国国王一个月前被送上了断头台，法国国民议会刚刚对大不列颠宣战：

在通向狂喜（被一流的马车和女士们簇拥着）的迷人序幕中，我们得意甚至兴高采烈地注视着我们富饶、快乐、强大国家的君王，他自愿放弃了宫廷的尊贵，带着一名普通绅士的全部殷勤和礼貌，以享受个人的喜悦，接受他忠实臣民满怀感激的服务和对他的公开依恋。在这里，我们体验到了仁慈的伟大和庄严，本能地在全然博爱带来的幸福感和一切因互相喜爱而生的文雅仪式面前弯腰，因为在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行进过程中，在号角与猎犬的旋律中，陛下（没有任何个人炫耀的意思）对圈中的全部出色人物和乡间绅士致以最友善的敬意，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祝福。长久以来，他们每一个人都对陛下无比熟知。

由于版面和资料的局限，本章只讨论了三个国家，然而狩猎活动无处不在。连教皇们都保有马厩和犬舍，以及一批相关的官员。根据最新的传记［由亨利·卡门（Henry Kamen）撰写］，对费利佩五世这个第一位出身波旁家族的西班牙国王来说，狩猎是“他唯一认真对待的娱乐活动”（尽管圣西门公爵认为他对“婚床”具有同样强烈的热情）。费利佩五世在世的最后一年里，另一位法国来访者诺瓦耶元帅报告称“每一次约在枫丹白露森林进行的狩猎，他都能准确地回忆起来”。卡洛斯三世每天去打猎两次，除了复活节前的圣周。就连他的儿子、继承人哈维尔王子即将过世一事都不能打乱他一成不变的日常安排：处理事务、打猎、进餐、打猎、处理事务、就寝。一名同时代人评论道：“暴风雨、炎热或严寒都不能让他留在家里，一旦听到了狼的声音，对他来说距离就算不上什么了。他宁可飞奔过大半个王国，也不愿错过向这种他特别喜爱的猎物开枪的机会。”在萨伏依宫廷，马匹总管（grande scudiere）是执掌政事的三位重要官员之一，由于同喜爱狩猎的公爵们有日常接触，这一官职还是“宫廷权力的节点”［罗伯特·奥雷什科（Robert Oresko）语］。这些人建造的狩猎小屋，以及定制的关于狩猎的绘画，从1661年扬·米尔（Jan Miel）绘制的《牡鹿之死》（La curea）到1773年维托里奥·阿梅代奥·奇尼亚罗利（Vittorio Amedeo Cignaroli）的同题画作，都证明了他们对狩猎的热情。相关的建筑物表明了狩猎活动在修建者心目中的地位，至今仍散布于欧洲各处，这类建筑包括联省共和国的赫特洛（Het Loo）、西班牙的阿兰胡埃斯和拉格兰哈（La Granja）、奥地利的美泉宫和拉克森堡（Laxenburg）、巴伐利亚的施莱斯海姆（Schleissheim）和阿马林堡（Amalienburg）、科隆的“鹰猎之乐”、杜塞尔多夫的耶格霍夫（Jaegerhof）、符腾堡的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萨伏依的斯图皮尼吉（Stupinigi），以及波希米亚的特罗亚（Troja）。更不用说凡尔赛了，它最早就是一幢狩猎小屋。

[1] 《诗篇》42:1为“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2]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宙斯之子，曾完成十二项英雄功业。

[3] 耶户和宁录均为《圣经·旧约》中的人物。

[4] 畿尼（guinea）：英国旧金币名，铸造于1663—1814年，含金量约为1/4盎司。

[5] Squire Western，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的长篇小说《汤姆·琼斯》中的人物，马虎、守旧的乡间绅士。

第九章

宫殿和园林

“宫殿时代”中的呈现型文化

在本书中所述的这一时期内，整个欧洲都在兴修宫殿。之前的世纪里也建造过许多宫殿，然而兴修活动从未这样集中、这样活跃。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不修筑或至少彻底改建宫殿。丹麦在哥本哈根修建了阿马林堡宫（Amalienborg）；瑞典在斯德哥尔摩修建了王宫，在城外修建了德洛特宁霍尔姆宫（Drottningholm）；勃兰登堡—普鲁士在柏林修建了王宫，在市郊修建了夏洛滕堡宫（Charlottenburg），在波茨坦修建了无忧宫（Sans Souci）、新宫和城内宫（Town Palace）；俄国在圣彼得堡修建了冬宫，在皇村（Tsarkoe Selo）修建了大宫，还在其外修建了彼得霍夫宫（Peterhof）；波兰在华沙修建了王宫；哈布斯堡君主国修建了霍夫堡宫（Hofburg）的莱奥波尔蒂娜（Leopoldine）边楼和美泉宫；那不勒斯在城中修建了王宫，在城外修建了卡塞塔宫（Caserta）；西班牙在马德里修建了王宫，以及上一章里提到的附带狩猎小屋的宫殿；葡萄牙修建了马夫拉宫；法国修建了凡尔赛宫、马尔利宫和大小特里亚农宫（Trianons）。要是扩大范围，将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的二流或三流地区包括进来，更不用说以上所有国家中的显贵名流，那么这份清单要多长有多长。

有三个例外，能说明不同的问题。最重要的例外是大不列颠，现在式样的白金汉宫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产物，白厅遭威廉三世弃用，后来大部分建筑在1698年毁于火灾，后被重新修缮，仅仅充当政府办公处。威廉三世对汉普顿宫大事改造，乔治三世开展了兴修温莎堡的工程，让其变成了欧洲投入实际使用的最大城堡。然而对当时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权的英国来说，这项工程不值一提。第二个例外是教皇国，它一直以主要欧洲强权自居，然而建筑活动的停滞与之很不相符。这一时段内，梵蒂冈开展的主要工程只有由贝尔尼尼设计、修建于1663—1666年的教皇接待厅大阶梯，以及在18世纪由既有建筑改造而成的博物馆。教皇的第二处（事实上也是主要的）居所是奎里纳莱宫，它的外观在1648年前基本成形。第三个例外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它当然不是君主国，而是一个某段时间内（1672—1795）被一名出身奥兰治家族的执政所管辖的邦联。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另一个名字“荷兰共和国”更为大部分欧洲人所熟悉。可见，大部分兴修宫殿的工程都出现在君主国当中。这么说好像很多余，不禁让人想起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对将文化现象简单化为社会经济问题的做法的嘲弄，他说，纪念性建筑的确不是游牧部落修建的。英国这一例外或许更有帮助，因为它说明，感到有必要修建宏伟宫殿的并非君主国本身，而是特定形式的君主国。讲到这段历史，我们不免要说些题外话。毫无疑问，关于这一时期欧洲政治文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它于1962年首先以德文出版。虽然他意在评论现代文化和政治而非撰写历史，但他对文化史的综述能直接帮助我们理解宫廷及其运作的空间。在近代以前，行使权力的人们——君主、贵族、高级神职人员——通过徽章、服饰、姿态、修辞，以实在、非抽象的方式在公共场合彰显自己的地位。权力既被直接行使，也直接得到呈现（represent）：“只要君主和等级会议依然‘是’国家本身，而不仅仅是国家的代表，他们就可以用‘呈现’的方式来表达权力；他们把权力‘呈’在人民面前，而不是‘代’人民行使权力。”

这就是呈现型文化。这种文化为行使权力者所专有，预设无权者是完全消极的，他们只能通过递交私人请愿书的方式同统治者交流。到了巴洛克时期，呈现型建筑不再是大教堂或城市的街道——中世纪的统治者偏爱通过这些空间开展炫耀——而是宫殿、城堡和庄园内的园林、豪宅。在现代家庭当中，就连承担礼仪功能的房间（富人的会客厅，穷人的前屋）都是设计来供人居住的；而在巴洛克风格的庄园里，就连起居室都承担着礼仪功能。事实上，特别是在法国，最私密的房间——卧室——也是最重要的。奢华地展示哈贝马斯所谓“呈现型公共领域”[1]并不是为了消遣或自我放纵，而是为了在臣民面前展现统治者的权力，首先是在那些最有势力的不安分臣民面前展现权力。

政治环境在这里相当重要。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上半叶，国内冲突、国际争端造成了许多破坏，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8）以不稳固的休战协定告终后，暴力活动仍不时出现——例如，亨利四世于1610年遇刺，1648—1653年发生了内战（投石党运动）。1618年，波希米亚贵族发动了反对哈布斯堡统治者的起义，“三十年战争”由此开始。这场战争结束了，哈布斯堡君主们还是发现，他们手下的匈牙利贵族几乎是和土耳其人一样严重的威胁。西班牙由于1640年葡萄牙人的成功反抗、同年加泰罗尼亚人（最终）失败的反抗而裹足不前。英国内战在1649年达到高潮，查理一世惨遭处决，共和国成立。在统治的头20年，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致力于确保自己能够对那些地方等级会议中的容克行使权力。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于1632年早逝，其女儿兼继承人克里斯蒂娜当时只有6岁，尚在幼年，此后瑞典贵族利用这一时机，夺取了王室的权力和遗产。就连俄国（对任何欧洲规则来说，它通常都是个例外）也因绵延两代的内讧而损失惨重，直到17世纪90年代，彼得大帝才捍卫了自己的权力。简而言之，这是个王室权力不断遭受剧烈挑战的年代。对所有君主来说，恢复、巩固、加强权力都是当务之急。在壮丽的宫殿环境中组织宫廷、利用呈现型文化似乎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手段。

修道院宫殿

宫廷世俗华丽，但支持宫廷的无疑是宗教。在所有宫廷中，宗教仪式都是其运作和建筑的中心。一个典型是巨大的圣洛伦索—德—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San Lorenzo de El Escorial），它由费利佩二世于1563—1584年建造，既是修道院又是宫殿，中轴线上坐落着大教堂。宫廷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一直是伊比利亚宫廷的特点。就连费利佩四世那座位于马德里城郊、用来享乐的宫殿“布恩雷蒂罗”（Buen Retiro）[2]，选址都临近王家教堂和圣赫罗尼莫（Jerónimo）修道院。它的园林中点缀着用来隐修的小礼拜堂，提醒游览者们注意，“雷蒂罗”不光意味着在享乐中放松，也意味着灵性上的静修。17世纪时，宫廷与王权的修道院式风格依然不见消亡，还在1700年后出现了最后的华丽繁盛。在里斯本西北的马夫拉，若昂五世（1706—1750年在位）一因上帝赐福而得到男性继承人，就宣誓要建造一座葡萄牙版本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他后来兑现了承诺。虽然要到1717年——那桩喜事后3年——才开工，可是由于巴西的黄金被定期运来，国王下定决心，加紧了工程进度。1730年，成千上万的工人——最普遍的估算是52 000名——为献殿仪式做好了准备，建筑群包括王宫、长方形教堂和修道院，规模都非常大。建筑物正面长达232米，实际上长度超过了埃斯科里亚尔宫（208米）。修道院部分包括了330名方济各会修士的住处。虽说马夫拉宫的王宫和其中的800个房间要出彩得多，处于核心位置的却仍是教堂，和埃斯科里亚尔宫的情形如出一辙。

虽说位置有些靠近内陆，但马夫拉宫壮观宏伟，驶向里斯本的海员们都可以看见它。他们同样可以听见它，长方形教堂中大钟的声音足可传到15千米之外。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不辞劳苦经由陆路到访此处，1800年10月，他在给兄弟托马斯的信里酸溜溜地写道：“你在海上能够看到马夫拉宫，一座壮丽的建筑物，但是，和葡萄牙的所有东西一样，它远看要好些。”他表示，仔细看时会发现，它除了规模，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教堂、修道院和王宫是一栋宏大的建筑物，正面呈现着一种奇怪的典型葡萄牙式杂糅，既富丽堂皇又低下拙劣；事实上它没有用石材贴面，而是用的膏泥；一半以上的窗户没装玻璃，济贫所一样的窗上挡着红色的木板。”然而他确实也承认：“教堂相当漂亮，图书馆里的书库是我见过最好的，藏书也打理得不错。”而远眺这里时，威廉·贝克福德并未受到触动：“遥远的马夫拉修道院看起来像是巨人的宫殿，围绕着它的整片国土非常荒凉，像是怪兽把人都吃掉了。”然而近看时，他的语气出现了变化：“教堂主入口前的平台和阶梯异常宏大，想不到在葡萄牙能看到这样的东西。仰视着穹顶——它那样骄傲地凌驾在柱廊的山墙之上——我满心愉悦和惊讶。”教堂和宫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所用到的大量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和随处可见的波斯地毯，他们“又穿过了几个装潢方式大同小异的大厅和小礼拜堂，直到筋疲力尽，像在魔宫中迷路的游侠一样晕头转向。我开始觉得，这些宽敞的套房没有尽头”。

虽然后来成了桂冠诗人和既有体制的捍卫者，然而1800年时，26岁的骚塞在行程末尾写下这段文字时，还是个激进分子：“这就是马夫拉宫：一座其中书本从未得到利用的图书馆，正面墙上满是灰泥，一间被厌恶自身处境的修士占据着的王家修道院。”然而，这座宫殿修道院的巨大规模提醒我们，至少对一位欧洲统治者来说，呈现型宫廷文化本质上就是宗教文化。这对与他生活时代大致相当的皇帝卡尔六世来说同样适用，他对美泉宫——凡尔赛宫的奥地利版本——兴趣寥寥，将其赐给了兄长的遗孀，充作她的亡夫遗产。虽然他委任菲舍尔·冯·埃拉赫（Fischer von Erlach）建造了一座极为壮丽的巴洛克风格的图书馆，从而扩大了维也纳市中心的霍夫堡宫的面积，可他在位时最大的工程却是改造和扩建位于克洛斯特新堡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以此作为奥地利对埃斯科里亚尔的回应。在兄长因天花早逝之前，他在西班牙逗留了10年，尽力声索西班牙王位。卡斯蒂利亚人的反抗、法国的军队、英国的外交手腕让他无法获得王冠，可他的确带回了对西班牙式虔敬的热忱，这后来在建筑物上得到了恰当的表现。唉，他没有了可以支配的巴西黄金，面对的只是同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战争所需的无尽花销。因此只有教堂和1/4的宫廷修道院得以修建，虽说这些建筑群已经相当庞大。虽然同别国相比，就在室内和室外场合追求呈现型展现而言，卡尔六世治下的帝国宫廷并无不同，其虔诚却显而易见。1726年，法国使节黎塞留公爵估算，自棕枝主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到复活节星期一的8天时间里，他至少陪着皇帝在教堂待了100个小时。他并不觉得这可喜可贺。

凡尔赛宫

在讨论修道院宫殿时，我们跳过了一些年代。卡尔六世于1740年去世后不久，其继任者玛丽亚·特蕾莎就下令中止了克洛斯特新堡的工程。在葡萄牙，若泽一世（1750—1777年在位）于1750年继位后，就放弃了马夫拉宫，将它留给了修士们。在这个时代，上述两座宫殿看起来都不合时宜，因为大部分欧洲统治者试图模仿的（就算不是在细节上也是从整体效果上）毫无疑问是凡尔赛宫。设计草案将王家卧室放在建筑群的中心，足可见凡尔赛宫和修道院宫殿有多大的差异。虽然小礼拜堂装饰奢华，就规模和位置来说，它却与埃斯科里亚尔宫、马夫拉宫或克洛斯特新堡中的长方形宏大教堂相去甚远。建小礼拜堂应该不是后来才有的想法，但小礼拜堂直到1710年——这座宫殿正式变成王室主要居住地后近30年——才完工。凡尔赛宫首先是世俗的事业，这一点它当之无愧。它的目的不是宣告法兰西国王从属于上帝，而是宣告人类从属于法兰西国王。来访者在穿过将凡尔赛宫和巴黎分隔开来的广袤森林从而接近它的过程中，将会看到精心设计的建筑景观：沿中轴线推进，终点是大理石庭院，主楼层（piano nobile）的中心是最神圣之所——国王的卧室。缺乏竞争对手的状况加强了这座宫殿的影响。在首都，路易拥有3座可以随意支配的主要居所——卢浮宫（Louvre）、杜伊勒里宫、王宫（Palais Royal）。为什么要再建一座呢？可以推测，巴黎大型建筑物（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太多，路易十四决定在几乎未被开发的区域从头动工。此外，束缚着巴黎的狭窄街道限制了宏大建筑物的视觉效果。在外面的森林里，路易十四的建筑师们［由路易·勒沃（Louis Le Vau）和儒勒·阿杜安—芒萨尔（Jules Hardouin-Mansart）领导］能够不受约束地创造出最理想的效果。由安德烈·勒诺特雷（André Le Nôtre）领导的园艺师们也是如此，他们将茫茫森林用一条条直线划分开来，显示了王家工程对自然的征服。圣西门公爵评论道：“对国王来说，向自然施行暴政、用艺术和金钱驯服它，是一件乐事……对自然施加力量，叫人厌恶。”

在宫内，提及基督教上帝之处仅限于小礼拜堂。别处的图像组合都一心一意地表现着对其建造者——太阳王，异教神灵阿波罗（Apollo）在尘世的化身——的崇拜。1661年，路易十四在继承人出生后给这位王太子口授了指令，其中解释了为何要选定太阳充当他最喜爱的象征：

由于它独特的品质，

由于围绕着它的光彩，

由于它照耀在其他星辰上的光芒，那些星辰像廷臣一样簇拥着它，

由于它平等而公正地分配光芒，普照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由于它给各处带来恩惠，创造欢乐，在所有形式的生命中活跃，

由于它不断运动，却显得永远静止，

由于它的轨道永恒不变，从未偏离，对伟大君王来说，它的的确确是最重要、最美丽的形象。

人们对于凡尔赛宫最终目的的推测和争论永远不会有答案。在诸多说法当中，“以其他方式继续战争和外交”（彼得·伯克语）相当让人信服。大量的空间和金钱被用来兴修“大使阶梯”，外国使节参见国王时要自这里上楼。在阶梯顶上，他会面对一连串装潢富丽的厅堂，最极致的是“战争厅”。然后使节就要向左转个大弯，进入当时欧洲最大、最华丽的觐见厅——镜厅，然后缓慢且礼仪周全地走过一段长路，觐见国王。可以想见，大使就算不被吓住，也会受到震撼。事实上，据说一名土耳其使节被完全震慑住了，失去了对身体机能的控制，不得不在走完全程前借来一条干净的马裤换上。要是这条逸闻可信，它可能是对凡尔赛宫及其呈现型文化的终极赞颂。

在战争厅中，法国的外敌除了西班牙、荷兰、德意志三个，又多了一个“叛乱与不和”，它们全被战争女神贝娄娜（Bellona）撵了出去。同其他可供参照的绘画资料（如描绘路易十四独揽大权的画作）一道，这显示了凡尔赛宫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凡尔赛宫既宣告着伤害法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内乱的终结，又确保内乱不会再度出现。要因法国国王的权威而肃然起敬的不光是各国大使，还有法国国内的人。路易十四非常清楚，他登基时波旁王朝刚刚建立了50多年，许多法国世家也只将他看作“首席贵族”。在凡尔赛宫达到顶峰的这种呈现型文化不是对无限自信的表达。恰恰相反，对王座稳定性、合法性的疑虑越多，展示的需求就越大。在富有宫廷气派的自信的平静水面下，始终潜藏着强大的焦虑暗流。修建欧洲最宏大宫殿这一做法背后的主要动机是，路易决心将自己同手下的大贵族们区别开来。例如，他身着一件镶有价值1 400万利弗尔钻石的外套出现在宫廷里，为的是证明任何个人都不能同王室拥有的资源相竞争。然而廷臣们会互相竞争，在追逐由国王带起的奢华时尚的过程中不断斗富。与此相关的巨额开支被证明是实施社会控制的另一种手段：要是贵族们把进项花在凡尔赛宫里的奢靡生活上，他们就几乎或完全没有资本在各省实施政治阴谋了。炫耀性的挥霍无度也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仰赖王室的慷慨赠予。曼特农夫人估算，光是一名带着12名仆从生活在凡尔赛宫的贵族一年就至少需要1.2万利弗尔。能享受这种进项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剩下的人只能在津贴或挂名职务收益丰厚时勉强维持。1683年，王室给出了140万利弗尔之巨的津贴，相当于政府总支出的1.2%。可是哪怕如此，就社会和谐而言，这笔投资也相当划算。

就这样，路易十四的宫廷将国王自“首席贵族”抬升到了“唯一”（solus）和“太阳”（solaris）的位置。但对一名法国贵族而言，进入宫廷不光意味着对实施文化区隔和社会控制的冷酷手段屈服，它同样是参与欧洲最丰富、最令人激动的娱乐活动的机会。对“王宫是唯一值得生活的地方”这一普遍信条，没有人比瓦尔德（Vardes）侯爵阐释得更好了，他对路易十四说：“陛下，要是谁离开了您，那么此人不光悲惨可怜，还荒唐可笑。”以下这一点从最开始就相当明确：所有最棒的贵族式娱乐活动都被王室垄断了。凡尔赛宫不光有最华丽的宫殿建筑，还有最棒的狩猎活动、最棒的戏剧、最棒的歌剧、最棒的音乐、最棒的球类活动、最棒的赌博、最棒的服饰、最棒的焰火、最棒的流言、最棒的性爱——组成贵族生活方式的所有一切。值得一提的是，创造凡尔赛宫里体验的许多建筑师、画家、戏剧家、音乐家是从贝勒艾勒（Belle-Isle）侯爵尼古拉·富凯那里夺来的，此人是最乐意炫耀的显贵，于1661年失势。在和平时期，廷臣们一周在“内宅”（appartement）中作乐三次，官方刊物《文雅信使》（Mercure Galant）于1682年10月报道，那时候“国王、王后和所有王室成员都纡尊降贵，同与会诸人一起玩乐”。“玩乐”在这里意味着台球、纸牌和茶点，还有传播流言的机会，在一个沉溺于位次和恩惠的社会里，流言是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它还意味着跳舞，大家都说国王是最棒的舞者，舞跳得比宫廷里任何人都好，同专业人才相比也不逊色。虽然他最后一次出席正式舞会是在1669年，但他对交谊舞的持久热情却保证了这项活动势头不衰。当若侯爵在日记里说，1684年9月10日到1685年3月3日的大概6个月间，同跳舞相关的王家娱乐活动举行了至少70次，其中包括1次盛大的舞会、9次化装舞会、58次内宅活动，换言之，每两三天就有1次。

因此，凡尔赛宫里的生活是金光闪闪的，可它是镀金的鸟笼吗？虽然它毫无疑问是实施政治和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但情况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贵族被“阉割”了，在奢华却令人萎靡不振的囚禁状态中饱受煎熬。“新宫廷史”的倡导者指出，路易十四的宫廷与其说是单独的庞然大物，不如说是联合体。用约翰·亚当森的恰当比喻来说：“廷臣们的天空中有一系列星体，而不仅仅是一轮光彩夺目的太阳。”对“国家建构”概念的过度强调容易使人忽略，在多大程度上宫廷可以使君主和廷臣在基于合作精神，以及前者所做出的牺牲和后者一样多的情况下，重新磋商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宫廷中服务绝不是让贵族落入陷阱的原因（有人曾经这样觉得），反倒可能通常是贵族保持权威和影响力的主要方式之一。”（亚当森语）可以补一句，虽说这只是就路易十四的宫廷而言。

让凡尔赛宫不同于之前讨论过的所有宫廷的一大特点是，参与其中的诸多艺术家都来自本国。他们几乎都是法国人。证明这条规则的一个例外是顶级音乐家让—巴蒂斯特·吕利（Jean-Baptiste Lully）。虽然他是法国抒情悲剧的创立者，却生在佛罗伦萨，原名乔瓦尼·巴蒂斯塔·卢利（Giovanni Battista Lulli）。娶了法国音乐界一位资深成员的女儿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法国化，从而完成了正式归化。就这样，他努力符合了剧作者皮埃尔·佩兰（Pierre Perrin，1620—1675)提出的名言：“要是一个在其他方面所向无敌的国家的同艺术、诗歌、戏剧有关的事务都被外国人所掌控，这就和国王与法国的荣耀太不相配了。”凡尔赛宫的民族排他性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理所当然，这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现象。本章里讨论的宫廷中，马夫拉宫是建筑师约翰·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Johann Friedrich Ludwig，来自德意志西南部的士瓦本哈尔（Schwäbisch Hall）］和一队意大利雕刻家创造的；拉格兰哈宫是特奥多尔·阿德曼斯（Teodore Ardemans，同样出生于德意志）设计的，该宫殿庭园的设计者是来自法国的艾蒂安·布特卢（Étienne Boutelou）；马德里的新王宫是来自都灵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萨凯蒂（Giovanni Battista Sacchetti）的成果；克洛斯特新堡的首席建筑师是另一个意大利人多纳托·费利切·阿利奥（Donato Felice Allio）。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享有后见之明的我们知道，1665年贝尔尼尼造访巴黎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同时代人眼里，他是米开朗琪罗的后继者。他被请来负责对卢浮宫——首都里的主要王宫——进行彻底重建。贝尔尼尼的声望很高，他自罗马前来的行程无异于凯旋之旅。路易十四下令，要不遗余力地给“艺术之王”以配得上他的欢迎，派遣家臣之首去迎接他。在贝尔尼尼5个月的停留中，这位家臣保罗·弗雷亚尔·德·尚特卢（Paul Fréart de Chantelou）一天不差地写日记，所以留下了很多关于此事的信息，也详述了它为何以失败告终。贝尔尼尼的各种计划没有得到采纳，卢浮宫只有东面修造完成，依照的是法国建筑师克洛德·佩罗（Claude Perrault）的设计。这次到访唯一长久存留的纪念物是贝尔尼尼替路易十四塑造的华丽胸像，这是“视觉艺术对绝对主义最引人注目的记录”（弗朗西斯·哈斯克尔语）。这一项目的失败，部分是由于科尔贝这个事实上统管国内事务的首席臣僚对贝尔尼尼表现出来的反感，部分是由于采纳贝尔尼尼计划所必然带来的巨额开销和破坏，部分是由于国王对巴黎丧失兴趣，将目光转向了凡尔赛，还有部分是由于贝尔尼尼的品味实在太偏意大利了。将他的设计和佩罗最后建造的建筑对比，能够明显看出这一点。佩罗印行了一版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古典时代幸存下来的唯一关于建筑学理论和实践的文本——这是有原因的。此外，在他看来这不光是对古文物的研究，也是一项会激起论战的工作，能够给现下的建筑师以指导。由他设计的卢浮宫柱廊风格高贵简约、沉静壮丽，同贝尔尼尼凹凸面交错的设计哪怕没有隔着一个世界，也至少隔着一道山脉。关于佩罗的作品，戴维·沃特金（David Watkin）这样写道：“既威严又带着超然的气度，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理性却不失华丽，既是法国的，也是世界的。它是17世纪法国古典巴洛克风格的完美典范。”

路易十四文化工程的其他部分也可以用上述这几对看似矛盾的词来形容，一个例证就是凡尔赛。一系列意在将实践加以整理、规范的王家机构创立，巩固了文化工程的权威。法兰西学术院创建于1635年，后来又创建了绘画与雕塑学会（1648）、舞蹈学会（1661）、铭文与美文学术院（1663）、科学院（1666）、音乐学会（1669）、建筑学会（1671）。那时，高雅文化的所有分支均已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羽翼未丰的出版机构也是如此。1663年，历史学家厄德·德·梅泽雷（Eudes de Mézeray）获得许可发行一本文学期刊，理由有以下两个：艺术与科学能像武勋一样提高国家的威望，法国的才智丝毫不比法国的勇武差劲。然而虽说德·梅泽雷获得授权报道任何文化领域内的创新，他却被严禁对道德、宗教或政治事务表达意见。学院强制实施的垄断使任何有野心、有才华的艺术家都不得不答应替国家服务。考虑到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和别处给出的赞助规模之大，进入镀金鸟笼的一大动机是金钱。因此，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伟大的名字——高乃依、拉辛（Racine）、莫里哀（Molière）、吕利、德拉朗德（Delalande）、库伯兰（Couperin）、勒沃、芒萨尔、德·科特（de Cotte）、勒诺特雷、勒布伦、米尼亚尔、里戈（Rigaud）、拉吉利埃（Largillière）、吉拉尔东（Girardon）、柯塞沃克（Coysevox）——都通过津贴或任命同国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他们的忠诚全心全意。拉辛奉承讨好的表态足以为证，他说：“这种语言的全部词汇、全部音节对我们来说都十分珍贵，因为它们是为我们威严保护者的荣耀服务的工具。”

简而言之，凡尔赛宫仅仅是一个文化大工程的最壮观呈现，这个文化工程涉及面广，为的是让法国文化在欧洲建立领导权。到1682年路易十四正式将宫廷移往凡尔赛时，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这项事业取得了成功。同年，梅内特雷尔（Ménestrier）宣称意大利的文化领导权结束了：“法国的荣耀已经成功地给所有艺术建立了规则。过去20年里，学术论文对戏剧、史诗、讽刺短诗、田园诗、绘画、音乐、建筑、纹章、格言、谜语、符号、历史、修辞都进行了规范。现在知识的所有分支用的都是我们的语言。”

所有这些符号中，语言是最重要的。1685年，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在流亡荷兰时表示：“未来，法语会变成所有欧洲人的交流手段。”他还补充，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想要学习法语，它已经成了受过良好教养的标志。1694年，官方刊物《文雅信使》证实了他的预测：“法语的使用范围超出了王国的边界。它也没有受到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或莱茵河的限制。在全欧洲都可以听到法语。所有宫廷都使用法语：王公贵族讲它，大使用它写文书，上流社会让它变成了时尚。”1643年路易十四登基时，法语只是几种互相竞争的语言之一：对有教养的欧洲人来说，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都可能成为同样不错甚至更好的通用语，而拉丁语在学术话语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路易十四统治中期，耶稣会神父多米尼克·布乌尔（Dominique Bouhours）已可以宣称，法语已经成了世界性语言：“它在美洲的野蛮人和最文明的欧洲国家当中同样流行。”17世纪末，当若侯爵得意地告诉法兰西学术院：“我们的全部工作都有助于修饰我们的语言，让它为外国人所知。国王创造的奇迹已经让我们的邻国对法语像对本国语言一样熟悉，事实上此前那些年里的事情已经使它越过了地球上所有的大洋，让它在新世界和旧世界都变得必不可少。”通过成书于1694年的大词典，法兰西学术院对法语进行了编纂整理，这对法语的传播进程也有所助益。

哪怕不太敏锐的人也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对法国文化领导权的颂词都是法国人写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客观的证据。第一份以法语而非拉丁语签署的国际性条约是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到了18世纪70年代，连不涉及法国的条约都用法语起草了，比如1774年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小凯纳尔贾条约》。1743年，腓特烈大帝下令柏林学院的论文集都要用法语印行，原因是“出于实用目的，学院应该以通用语言交流其发现，而这种语言是法语”。在《作为勃兰登堡家族历史的回忆录》（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Brandebourg）一书中，他补充，是路易十四治下的作者们让法语成了学者、政要、女性、廷臣普遍使用的语言，取代拉丁语成为通用语。人们在欧洲大陆上所有的文明之地都可以听到法语，他还补充道，法语也是进入上流社会所必需的通行证。出于以上所有原因，他替自己用非母语写作的做法辩护，指出一个德意志人用法语写作，并不比一个西塞罗时代的罗马人用希腊语写作奇怪多少。

法国化的欧洲？

这种影响自然扩散到了法国以外的宫殿建筑当中。几乎所有出身王室、诸侯或贵族家庭的赞助人都会在凡尔赛宫停留不短的一段时间，将其当作“壮游”的一部分（腓特烈大帝是一个著名的例外）。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强者”奥古斯特甚至委派他的宫廷画家路易·西尔韦斯特（Louis Silvestre）绘制其长子觐见路易十四的场景，以留传后世。那些不能前往凡尔赛宫直接体验这种奇观的人可以通过出版的诸多文字描述和画作对其有所了解。1663年，路易十四指示伊斯拉埃尔·西尔韦斯特（Israel Silvestre，路易·西尔韦斯特的父亲）将“他的所有宫殿、王家宅邸、他庭园中最美丽的景点和方位、公众集会场所、跑马场、城郊”用版画记录下来。由于这项委托，一系列华丽浩大的图册的创作开始了，它们本身就是价值极高的艺术品，向欧洲四面八方传播着法国文化。王家建筑学会秘书安德烈·费利比安（André Félibien）评价道：“凭借这些印刷品，所有国家都会赞赏国王四处修造的这些壮丽宏伟的建筑，以及点缀它们的昂贵装饰品”。“太阳王”离世后50年，建筑师皮埃尔·帕特（Pierre Patte）在《法国因路易十五荣耀而竖立的纪念碑》（Monuments Erected in France to the Glory of Louis XV）一书中写道：

行经俄国、普鲁士、丹麦、符腾堡、普法尔茨、巴伐利亚、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地时，你会发现不管在哪里，法国建筑师都占据着最重要的职位。在圣彼得堡，担任首席建筑师的是拉莫特（La Mothe），在柏林是拉热艾（Le Geay），在哥本哈根是雅尔丹（Jardin），在慕尼黑是居维利埃（Cuvilliés），在斯图加特是拉盖皮埃尔（La Guêpière），在曼海姆是皮加热，在马德里是马凯（Marquet），在帕尔马是珀蒂托（Petitot）……在欧洲，巴黎扮演着希腊的角色，其文化占主导地位，它将艺术家提供给世界余下所有部分。

帕特本人在1761—1790年替茨韦布吕肯公爵效力，担任建筑师。

由于像帕特这样的权威评价，路易·雷奥（Louis Réau）将自己首次出版于1938年的关于欧洲文化史的书定名为《法国化的欧洲》（L’Europe française）。这本书一开头就提到“法国化的欧洲”，还加了个感叹号，表示强调和颂扬。这种观点还被后人重复了许多次，而且在法国的实际文化影响力趋于衰退的时候，被重复的频率却提高了。由罗兰·穆尼耶（Roland Mousnier）和埃内斯特·拉布鲁斯撰写、出版于1959年的一本标准的欧洲通史的部分目录是“欧洲的统一：法国化的欧洲—法语，欧洲语言—法国艺术，欧洲艺术—法国建筑—法国音乐—法国雕塑—法国服饰—法国烹饪—法国入侵欧洲”。然而这些对法国领导权的颂扬——不管是同时代的还是后世的——同工艺品给人的视觉印象不完全相符。这一时段内，大部分在法国以外兴修的建筑物看上去恰恰不是法国式的。要是必须给像圣彼得堡的冬宫、哥本哈根的阿马林堡宫、斯德哥尔摩的王宫、布拉格城堡区（Hradčany）的切尔宁宫、艾森施塔特的艾什泰哈齐宫、维也纳的利希滕施泰因宫或美景宫或施瓦岑贝格宫、弗兰肯的班贝格宫或维尔茨堡宫或波默斯费尔登（Pommersfelden）的维森施坦城堡（Schloss Weißenstein）、德意志西南部的路德维希堡宫或布鲁赫萨尔城堡这样的建筑物贴上某个国家的标签，要贴上的都应该是“意大利”，因为所有这些建筑物的设计者要么是意大利人，要么在意大利接受过训练，要么向有意大利风格的建筑师学习过。就建筑乃至所有视觉艺术和音乐而言，更合理的是写一本名为《意大利化的欧洲》的书，加不加感叹号都可以。

“意大利”仅仅是个地理学概念，这也许是老生常谈，因为那里排他的对抗盛行，其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懂得意大利语，等等。然而，当时的人们显然十分欣赏意大利文化，不管他们自己是不是意大利人。例子要多少有多少，但举一个就够了。1739年，骑士夏尔·德·布罗斯（Charles de Brosses）自罗马给他的兄弟写信，说英国人“在意大利各地”都得到了尊重，原因是他们非常有钱，花起来还大手大脚。法国人却通常不受欢迎，因为他们有着自大的偏见，认为做事情的唯一正确方式就是法国的方式。此人接下来的表现表明他自己也不例外。他酸溜溜地说，英国观光客把全部时间都拿来打台球，离开罗马时甚至还不知道罗马大斗兽场（Colosseum）在哪里。

这并不是说法国的影响无足轻重。我们在欧洲大陆上许多宫殿里都可以看到法国的影响，程度有深有浅。例如慕尼黑郊外宁芬堡的维特尔斯巴赫宫，其首席建筑师约瑟夫·埃夫纳（Joseph Effner）曾经是热尔曼·博弗朗（Germain Boffrand）的学生。阿马林堡有一座精巧的狩猎小屋，小屋和园林毗邻，法国风格更加明显。这是瓦隆人弗朗索瓦·居维利埃的作品，他先以宫廷弄臣的身份替选帝侯效力，后前往巴黎，接受训练成为建筑师。在《18世纪德意志的法国建筑》这一详细准确的调查中，皮埃尔·迪·科隆比耶（Pierre du Colombier）列出了39处不同地点的80座房屋和43座其他建筑物。如果说这听起来像是路易·雷奥“法国化的欧洲！”的复兴，那么应该加上条件限定：许多这类建筑要么相当小（比如海德堡的一扇大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处私人住宅），要么就是整体并非法国式建筑，只是有一些法国元素（如布吕尔和维尔茨堡的主教宫邸）。此外，建筑师名单上有好几位是德意志或意大利出身，这明显是由于他们或是幸运到能够和法国建筑师一道工作，或是明智到在工作中采用了法国风格。应该注意，凡尔赛确立的时尚和其仿效者的建筑风格是有区别的。我们从后来模仿马尔利宫或特里亚农宫的一些较小的狩猎小屋、取乐宫殿上也可以看出这一区分，它们在德意志的对应物的名字就是对此的反映，比如“隐居处”（Solitude，位于斯图加特）、“我的静息所”（Mon Repos，位于路德维希堡）、“我的安乐堡”（Château de Mon Aise，位于特里尔）等等。

这一时期整个欧洲极多的世俗宫殿也反映了这一点。人们模仿的与其说是凡尔赛宫的具体建筑风格，不如说是在新地皮上兴建宏大宫殿的动力。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西班牙费利佩五世的儿子在1735年登基为那不勒斯国王卡洛七世（Carlo VII，1735—1759年在位）后，发现首都的王宫（原先是西班牙总督的官邸）远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当然开始了浩大的改建王宫的工程，但是他的主要精力花在了一座崭新的宫殿上，它位于王宫东北40千米处的卡塞塔。卡洛七世的建筑师路易吉·万维泰利（Luigi Vanvitelli）是来自乌得勒支的一位画家之子，他为卡洛七世建造了一座规模异常宏大的建筑物：245米长、180米宽、36米高，包含大约1 200个房间。乔治·赫西（George Hersey）恰当地评论道：“就规模和普遍性来说，它是最早的巨型宫殿之一，是……后来不列颠帝国、纳粹和法西斯建筑物，以及美国在华盛顿的宏大古典神庙的先驱。”虽说它相对朴素，建筑史学家迈克尔·弗洛里松（Michael Florisoone）称赞它为18世纪中期向新古典主义转向的最早迹象之一，但人们更加常见的反应是觉得它那36个一模一样的凸窗简直是单调乏味。詹姆斯·利斯—米尔恩（James Lees-Milne）辛辣地评论道：“密集的窗户和繁复的装饰都在巨大的建筑里迷失了，就像埋没在肥胖过头的女子胸口的细小项链。”然而，一旦进入宫殿，参观者从中央拱门走到八角形前厅和引人注目的楼梯间的这段路程就不一样了，它收获了多种多样的赞美，比如“非常非常成功”［安东尼·布伦特（Anthony Blunt）语］，“18世纪欧洲的巴洛克杰作之一”（利斯—米尔恩语）。

卡洛七世可是波旁家族的一员，他随心所欲地举行了一系列让人想起凡尔赛宫的呈现型展示活动。他迎娶萨克森的玛丽亚·阿马利娅（Maria Amalia）（她对这种呈现型展示也很了解）时，替他服务的撰史家兼演说家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将他比作在帕特诺佩（Parthenope，建立那不勒斯的塞壬女神）神殿登陆的赫拉克勒斯：“他以可亲的勇猛气势骑在马上时，看起来就是同他拥有的武力相称的皇帝；跨在王家鞍鞯上时，他听到了臣民们的渴求，被看作靠征服而非血统掌控了王国的国王。站在他的王宫里时，他准许诸侯们对他的手顶礼膜拜，他被当成上帝在尘世的幻象来敬仰。”在讨论卡塞塔设计的一本专著中，万维泰利解释了他在南大门处安放四尊巨大阿波罗神像——为首的是“宏伟”——的原因：“这些并不是雕刻家通常会运用的符号，我没有故作抽象地表现它们，而是让它们有所特指：它们属于国王陛下的伟大灵魂，也在那里得到崇敬。”在“呈现型厅堂”之一大使厅里，天花板上的湿壁画描绘的是“由诸多美德天使托举的波旁纹章”，包括显示波旁家族特征的“显赫的位阶”天使，她悬浮在一面大盾牌上，用左臂阻拦一只鹰飞得更高，而她自己凝视着无穷远处。

这些夸饰都来自一个地理范围广、国际影响却微不足道的王国，这使卡塞塔的规模显得非常不成比例，就算考虑到它同样被当作办公场所（像凡尔赛宫一样）这个事实后仍是如此。更不用说花费了。1759年，这个工程的好日子到了头。在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费尔南多六世亡故后，卡洛七世意外地被推上了西班牙王位，成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编号从七世变成了三世。万维泰利哀叹道：“这座建筑物产生了不错的影响，但是为了什么目的？要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在这里，就不一样了。可现在它什么都不是。”到18世纪末它建成的时候，这头昂贵无用的白象已经成了搁浅的鲸鱼。

园林与政治

根据同时代人对卡塞塔王宫的描述，宫殿四周环绕着大片规整式园林。可到了完工的时候，它们也过时了，只能让人依稀想起一度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波旁式样。回到1712年，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埃马努埃尔（Maximilian Emmanuel）曾经自夸：“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庭园、林地、湖泊、步道应该都像在法国的一样。”然而他显然没有将“宫殿”包括在内。事实上，法国风格最明确的地方在户外，因为安德烈·勒诺特雷设计的那种在凡尔赛臻于完美的园林建筑风格随处可见。这种园林的特点是形式化、规整、常用直线。最靠近宫殿的园林是一系列经过精心安排达到了和谐平衡的苗圃和花坛（parterres），其中包括水［水坛（parterres d’eau）和喷水池（bassin）］、草［绿地（tapis vert）］或由花卉和低矮的黄杨树篱组成的精致图案［刺绣隔间（compartiments de broderie）］。所有这些都围绕着中轴线安排，中轴线的焦点在宫殿中心，也就是国王的寝宫。离建筑物越远，园林的树木就越繁茂，然而就算在这里，小树林（bosquet）也被仔细地设计成一组组方格，用笔直的林荫道划分开来，树木也得到了修剪整理，形成精心规划的森林结构。喷泉无处不在，将水柱高高喷向空中。由于凡尔赛的自然供水短缺，供水需要通过一连串经由引水渠同塞纳河相连的巨大蓄水池来补充，因此喷泉的数量和规模给路易十四的工程师们的聪明才智带来了很大挑战。哪怕如此，也只有最靠近宫殿的喷泉可以一直有水。别处的喷泉在国王靠近时才会启动，当他走近的时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哨声和旗语会予以提示。数量比喷泉更多的是成千上万的雕塑，它们得到精心排布，以彰显太阳王的荣耀。其中最大的雕塑位于阿波罗喷泉处，它具有象征意义，表现的是太阳神自波浪中升起，仰望着通向王家寓所的中轴线，开始白日之行。几乎不用多说，园林雕塑艺术和其他事物一道，对路易十四的胜利进行了三维的呈现。例如，柯塞沃克的“战争之瓶”描绘了1672年横渡莱茵河的场景，而他的“和平之瓶”表现的是1678年的《奈梅根和约》。简而言之，凡尔赛园林的方方面面都是人造的，它是人类改造未开发绿地、将其从无序的荒野变成井井有条的人工造物的能力的证明。钱德拉·慕克吉（Chandra Mukerji）写道：“凡尔赛是对自然实施实质性掌控的典型，大声宣告着法国的惊人力量……法国显然想成为新的罗马。只需踏入凡尔赛巨大的规整式园林走几步，就能感受到国王、国家和法兰西国土的天然权威。”

欧洲再没有哪里能聚起复制凡尔赛宫的资源和野心，然而它的影响普遍存在。每位出身王室或诸侯的参观者在回家时好像都满怀抱负，想要有样学样。如果想要回忆起凡尔赛宫的种种，他们可以浏览大量版画，阅读由国王本人撰写的园林参观指南（它印行了若干版），或是安托万—约瑟夫·德扎利耶·达尔让维尔（Antoine-Joseph Dezallier d’Argenville）所著的《园艺理论与实践》（La Théorie et la pratique du jardinage），它首印于1709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们的真挚赞美体现于宏大的规划方案，例如汉诺威的黑伦豪森（Herrenhausen）诸园林，它是由勒诺特雷的学生马丁·沙博尼耶（Martin Charbonnier）设计的；还有欧根亲王在维也纳的美景宫，它是由勒诺特雷的另一个学生多米尼克·吉拉尔（Dominique Girard）设计的；以及西班牙的拉格兰哈宫，生于法国的费利佩五世将任务派给了几名法国园林设计师和雕塑家，来替他营造出家乡的感觉。在整个欧洲的无数贵族乡间庄园里，我们都可以找到凡尔赛宫的缩小版本。

凡尔赛园林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长远。18世纪70年代，还有法国式的园林在兴建，然而那时，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凡尔赛为样板的规整式园林已经过气很久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上和美学上的双重挑战来自英格兰。虽然这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给某些漫长而复杂的研究提供了灵感，但我们在这里只能简单勾勒出大致轮廓。这么说也许过度简单化，不过在英格兰人脑海里，凡尔赛这类规整式园林是同法国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绝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查理二世在1661年试图把勒诺特雷吸引到英格兰一事具有象征意义。戴维·沃特金在关于风景园林的开创性研究中曾经指出，英格兰的气候对依靠宽阔的草坪和树丛的较为自然的园林风格有利。此外，它还促进了对不规则的中国式园林的模仿，当时欧洲对中国园林知识的累积已经足够丰富。圈地之类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离散的农耕单元，猎狐之类娱乐活动的发展创造了对隐蔽处的需求，这些也鼓励了融入自然景观的园林的发展。在凡尔赛从来找不到野生动物（被关起来展览的除外），然而在英格兰，有人发明出被称作“哈哈”（ha ha）的隐蔽壕渠，它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庭园和其中生活的动物是宅邸、园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个时代有许多人指出，较为自由的园林形式和自由主义的政府形式有着相似之处。1712年4月，艾迪生在给《观察者》（The Spectator）第412期撰写的稿件中讨论了“亲见、观察外界事物带来的想象的乐趣”：

自然地，人类的心灵憎恶可能限制自己的任何东西，而且，要是视野被局限于狭窄范围，心灵就容易感到自己受了禁锢……与之相反，宽阔的视野就是自由的形象，眼睛有空间去四处浏览，去尽情欣赏看见的广阔天地，在可以观察到的诸多事物中忘我沉浸。这样宽广而不确定的景色对想象力来说非常愉悦，就像关于永恒或无限的深思对理解力一样。而如果在宏大之外添上几分美，几分不凡，就像波涛的汹涌大海上方由星辰和流星点缀的天空，就像广阔大地上装点的河流、树林、小丘、草场，我们就会领略到更多的愉悦，因为愉悦的源泉不止一处。

在这一立场的支持者中，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最富口才，可能也最有影响力。他的《人类、礼仪、观念、时间的特点》（Characteristicks of Men, Manners, Opions, Times）一书谴责一般意义上的“堕落品味”，而对规整式庭园的喜好正是“堕落品味”的一种——通过促进“对宏伟壮丽的爱好”，它感染了年轻人的心灵。这反过来带来的是“花坛、车马随从、身着杂色服饰的整洁男仆……在城镇是宫殿及与其相配的家具！在乡村也一样，还加上这些我们祖先闻所未闻的豪华宅邸和园林，在大不列颠这样的气候下，它们多么不自然！”沙夫茨伯里伯爵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体验——越来越热爱“没有被艺术或人类的幻想、任性”毁掉的景色，以及因此可以“表现出超越豪华园林那种规整式模仿的壮丽”的大自然。沙夫茨伯里伯爵相信，文化的各种分支都需要以自由为支撑的民族风格，这种风格应该力图追随自然，而非坚持对自然的掌控。在1718年出版的三卷本《田园平面图》（Ichnographia Rustica）中，园艺家斯蒂芬·斯威策（Stephen Switzer）将“规范的设计者”及其对直线不正常的迷恋同“自然的设计者”进行了对比，后者让“他的设计服从于自然，而不是自然服从于他的设计”。

艾迪生和沙夫茨伯里伯爵写作时都正值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束阶段，这个时期既见证了法国霸权的最后终结，也见证了大不列颠崛起为首屈一指的欧洲强国。因此他们赋予园林设计政治意义的做法可能也就不那么让人惊讶了。同样的做法也适用于18世纪30年代几座庞大的英格兰风景园林的建设，但细节上需要进行必要的改动。在将英格兰乡间住宅看作自由主义世界观标志的研究［《英格兰农庄1715—1760：自由主义世界设计的象征》（Der englische Landsitz 1715—1760: Symbol eines liberalen Weltentwurfs）］中，阿德里安·冯·布特拉尔（Adrian von Buttlar）指出，由于占主导地位的辉格党的分裂，一些以“爱国者”自称的贵族回到了他们的庄园，在那里密谋让沃波尔倒台，宣传他们自己政治主张的显著优点。他们的武器之一就是园林设计。花在这上面的巨额金钱充分表明了他们对园艺符号学的重视程度。在斯托（Stowe），科巴姆（Cobham）勋爵雇用了一支园艺师大军，来设计、养护体现了明确政治议题的园林。“现代美德神殿”被刻意营造成破败的样子，里面还放了一尊无头雕像（沃波尔），“古代美德神殿”则供奉着来库古和其他古希腊英雄，与之相伴的铭文称，他们“设计了坚决对抗一切腐败的法律体系，在国内确立了许多年的完美自由和无瑕的纯净风俗”。被供奉在“不列颠杰出人士神殿”（1738年建成）中的8位实干家［阿尔弗雷德大王、黑太子爱德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威廉三世国王、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约翰·巴纳德（John Barnard）爵士］和8位学问家［亚历山大·蒲柏、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爵士、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约翰·弥尔顿、威廉·莎士比亚、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爵士、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爵士］都致力于自由和美德，从根本上反对在那时的大不列颠盛行的专制和腐败。

在整个不列颠群岛，乡绅们无论大小，都忙于将不断增长的财富花在修建风景园林上。约翰·普拉姆爵士写道：“人们都毫不犹豫地栽下大片树林，而它们可能两个世纪后都成熟不了。周长50英里（约80千米）的庭园也没什么稀奇的。光是给他的园子浇水，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就用了50个成年男女和孩子。”1741—1751年，“能干的”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Capability’ Brown，1716—1783）在斯托工作，他至少插手了200处庄园的改造。当然，其中规模同斯托或斯陶尔海德（Stourhead）不相上下的没有多少，具备同样思想主题的也只有寥寥几处，可是它们对乡村的整体影响巨大而深远。没过多久，它们的影响力就开始越过英吉利海峡。越来越多富有的外国游客开始在更加广阔的地域内旅行，将可以参观的豪华宅邸和附带的园林都纳入了日程安排。1763年、1767—1768年、1775年，安哈尔特—德绍（Anhalt-Dessau）的弗朗茨侯爵和妻子在英格兰进行了长时间的广泛游览，对乡间住宅和附带的园林尤为关注。最后一趟行程中，他们参观了布莱尼姆（Blenheim）[3]、博伍德（Bowood）、奇西克（Chiswick）、肯辛顿、奥斯特利（Osterley）庭园、佩恩斯希尔（Painshill）、帕克普莱斯（Park Place）、普赖厄（Prior）庭园、劳沙姆（Rousham）、赛恩（Sion）宅邸、斯陶尔海德、斯托、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沃本（Woburn）和西怀康（West Wycome），还有许多没这么重要的庄园。回去以后，他们着手在沃利茨（Wörlitz）建造一座英格兰式庭园，它足以同最出色的英格兰园林相提并论。此外，沃利茨还以拥有一处帕拉第奥风格[4]的别墅、一座火山模型、一处哥特式的宅邸、一把“英格兰座椅”、一座岩穴和一个煤溪谷铁桥的模型而自夸。这些建筑物和景观表达了高度复杂的文化和政治规划，凡尔赛宫和它的德意志模仿者展现的是中央集权国家及其权力意志，而沃利茨的园林宣传的是个人教化（Bildung）、美德、宽容、联邦主义。

哈布斯堡的另一种选择

这种园艺风格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凡尔赛模式。由于自17世纪60年代开始兴建宏大的宫殿，莱茵河对岸的神圣罗马帝国发展出了另一种呈现型建筑模式。德意志人和他们的法兰西竞争对手对表达自身抱负的需求同样是明确重视的。在这一时期，关于公共事务最高产的作者之一约翰·克里斯蒂安·吕尼希（Johann Christian Lünig）指出，尽管统治者是凡人，天赐的使命却给了他们通过“外部标志”（eußerliche Marquen）将自己和其他人区分开来的正当权力，这也增进了他们的威望和臣民对他们表现出来的尊敬。大部分臣民，他叹息道，不能光靠理性说服，因为用多少卓越的词句来解释政治义务的宗教和理性基础都没用，只要统治者穿着同臣民日常衣着相近的服饰出现在面前，臣民们就丝毫不会留意。统治者只有走在服装华丽的队伍里，被廷臣、外国使节和警卫们簇拥着，才能激发出必要的崇敬和尊重。所以吕尼希当然会赞同约翰·巴西利乌斯·屈歇尔贝克（Johann Basilius Küchelbecker）在18世纪20年代访问维也纳时的反应，后者看到帝国宫廷的规模，深受触动：“看到皇帝陛下在宫廷中被显要王公、伯爵等贵族围绕着，真是赏心悦目。这些人不光在服务时表现出色，还拥有巨大的地产和财富，他们不计其数的随从和昂贵的服饰大大增加了皇宫的壮丽。”

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地位的抬升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在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治下，宫廷所在地才最终定在维也纳，但在这之后，宫廷还在别处停留了很长时间。1665年，随着蒂罗尔支系最后一位成员去世，哈布斯堡家族的所有德意志属地才集中到一位统治者——利奥波德一世——手中。可怜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几乎可以确定是他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这也强化了奥地利支系这个理论上的哈布斯堡家族幼支的地位。这一合并标志着一段格外动荡的时期的终结，在这段时期里，连续数任皇帝都面临着国内的动乱、西线同法国人的战争、东线同土耳其人的战争——这三者还经常同时出现。王朝通过了以上考验，大获成功，对那些受益者来说，这似乎是决定性的证据，证明上帝与他们同行，以同样的方式考验和支持他们。宫廷传教士、奥古斯丁会修士圣克拉拉的亚伯拉罕（Abraham a Sancta Clara）说得很好，他说利奥波德一世是用膝盖击败敌人的，让利奥波德获胜的是祈祷的力量。

哈布斯堡模式的呈现型建筑是更加广泛的宗教事业的一部分，而这种事业是巴洛克式虔诚的特殊形式，被称作“奥地利式虔诚”（Pietas Austriaca）。1657年登基后，利奥波德一世立即前往巴伐利亚旧厄廷（Altötting）的圣母马利亚神祠朝圣，展现了自己的意图。在那里，他将自己的领土置于圣母马利亚的护佑下。朝圣成了宫廷文化中很有特色的一部分。统治期间，利奥波德一世七次前往施泰尔的玛丽亚采尔，它是奥地利全部朝圣之所中最重要的，是黑面圣母或奥地利之母的家乡。他前去朝圣时，整个宫廷往往会随同，例如在1665年，去为前一年在圣哥达[5]战胜土耳其人表示答谢时。1683年，当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围困开始时，利奥波德一世和妻子公开加入了一个敬拜圣母马利亚的团体，9月12日让城市解围的决定性战役也是在“马利亚，帮帮我们！”（Maria hilf!）的大喊声中开始的。可以预见的是，土耳其人后来的溃败强化了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也刺激人们兴建了许多献给她的教堂。在玛丽亚采尔，皇室建筑师约翰·伯恩哈德·菲舍尔·冯·埃拉赫受命再修建一座宏伟高大的新祭台。对这些宗教祭仪，利奥波德一世亲身投入、无比热忱。1665年，他在玛丽亚采尔的朝圣簿上的署名为“利奥波德，圣母马利亚最渺小不配的仆人”。1676年他又写道：“在战时，我希望圣母马利亚担任我的将军，而在和谈时，我希望她担任我的大使。”

这种自谦显然与凡尔赛宫格格不入，同时代的人也没有忽略这种对照。奥地利的小册子作者们赞扬利奥波德一世的谦卑，强调他修造宫殿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他们将利奥波德的质朴和谦逊同路易十四的自私傲慢加以对比。托马斯·达·科斯塔·考夫曼（Thomas da Costa Kaufman）认为，17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维也纳兴建霍夫堡宫的莱奥波尔蒂娜边楼，说明利奥波德一世有意“令他的居所重现庄严壮丽”，然而这座边楼不要说凡尔赛宫，就连他自己臣民的有些工程都比不上，比如布拉格城堡区的切尔宁宫（兴建于1668—1687年）和艾森施塔特的艾什泰哈齐宫（兴建于1663—1672年）。大兴土木不是利奥波德一世的作风。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沉默的，更确切地说，他找到了展现王权的其他方式。利奥波德一世特别喜爱音乐。欧洲所有君主之中，就在音乐上的创造力而言，至今也只有腓特烈大帝和他旗鼓相当。他替六部类型各异的乐剧作了曲，还给宫廷中众多作曲家所写的歌剧贡献了大量咏叹调甚至整幕戏。其中一位作曲家约翰·约瑟夫·富克斯（Johann Joseph Fux）告诉他，他的皇帝身份阻止了他变成一位职业音乐家，非常遗憾。利奥波德一世回答道：“是的，我知道，可就算这样，我做得也不算太糟糕。”

常有人责备（或赞扬）他的祖父斐迪南二世让哈布斯堡君主国成了信奉罗马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好战国家。也正是斐迪南二世开创了赞助和从事音乐的漫长传统。此外，君主国里第一次上演歌剧也是因为斐迪南二世，是在1625年为了庆祝他的47岁生日。在这一点上，斐迪南二世的第二任妻子埃莱奥诺拉·贡扎加（Eleonora Gonzaga）对他鼓励有加，她来自爱好音乐的曼托瓦（Mantua）宫廷。他的儿子斐迪南三世继续了创作、演奏和支持音乐这一传统，而且也娶了一位名叫埃莱奥诺拉的贡扎加家族成员。利奥波德一世没有迎娶贡扎加家族的女子（虽然他的三位妻子中有一位名叫埃莱奥诺拉），可他推广了歌剧，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同第一任妻子玛加丽塔·特雷莎（Margarita Teresa）公主结婚时，她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的女儿，委拉斯开兹的《宫娥图》（Las Meninas）等若干人物画中留下了她的容貌。为了庆祝两人的结合，维也纳举办了有史以来可能最煞费苦心也最盛大的呈现型展示活动，活动在一座特地兴建的剧院——原址现在被约瑟夫广场（Josephplatz）占据——里进行，关于剧院所能容纳的观众人数有多种估计，自1 500到5 000不等。这次演出的是《金苹果》（Il Pomo d’oro），音乐由安东尼奥·切斯蒂（Antonio Cesti）创作，剧本由弗朗切斯科·斯巴拉（Francesco Sbarra）撰写，不过利奥波德一世创作了第二幕和第五幕的一部分乐曲。正如当时的人所说：“世界上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巨作，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出现同样的了。”这一盛事的规模甚至足以让得到最丰厚赞助的歌剧团的指挥惊叹，演员阵容——需要独唱的角色就有50多个——就反映了这一点。这支表演者大军中的许多人是从意大利重金聘请的，特效、23套精心设计的舞台布景、华丽的演出服也开销巨大。不用说，这场表演留下了细致的视觉化记录，它被制作成版画，大量印刷，寄送到欧洲各地，以告诉那些不幸没能到场的人他们错过了何等无可超越的壮丽景象。这场长达8个小时（不得不拆成两部分，在不同夜晚上演）的戏剧只表演两次，这体现了它的呈现型文化特点。自人物的名字可以推知，它是一出具有浓厚寓意色彩的戏剧，旨在赞颂新皇后的美丽和她丈夫、她新家的伟大。结尾时，利奥波德和他新娘的雕像被从侧面推上舞台，背后是写着“奥地利宫廷荣耀”的布景。帕里斯将本剧因之得名的金苹果判给了皇后，原因是她同时拥有密涅瓦的智慧、维纳斯的美丽和朱诺的伟大。

《金苹果》只是一连串漫长得多的庆祝活动的顶点。1666年12月公主抵达维也纳时，为了迎接她，维也纳举行了6周的庆典，包括无数舞会、酒宴和戏剧表演，一场精心安排的马上芭蕾，好几场歌剧，以及一场完全由宫廷里的贵族绅士演出的芭蕾［海因里希·施梅尔策（Heinrich Schmelzer）的《十二位埃塞俄比亚美人》（Twelve Ethiopian Beauties）］。其他精彩场面包括一出铺张华丽的露天多媒体表演，一部分是芭蕾，一部分是被称作“空气和水之间的竞赛”（La contesa dell’aria e dell’acqua）的锦标赛，音乐是由贝尔塔利（Bertali）和施梅尔策创作的；还有一出题为“德意志欢庆”（Das frohlockende Deutschland）的德语“表演”（Schaustellung）。德意志的确欢庆有加：体验过利奥波德一世的一场庆典后，作家保罗·温克勒（Paul Winkler）惊叹道：“维也纳是世界的首都，是全天下的宝座。”在利奥波德一世长久统治的后期，出现了同路易十四在纪念性建筑上正面竞争的趋势，可能是受到奥地利对土耳其人的胜利的激励，也可能是出于对法国要求拥有文化主导权一事日益增加的愤恨，也可能两者兼有。1690年，建筑师菲舍尔·冯·埃拉赫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凯旋门，以庆祝皇太子约瑟夫（父亲去世后，他理所应当享有对皇位的继承权）在当选“罗马人的国王”后回到维也纳。这位建筑师还设计了一座选址就在维也纳郊外的申布伦的新宫殿，这宫殿若能建成，就会让凡尔赛宫在任何方面——特别是美学——都黯然失色。

但是，实际上修建的建筑物低调得多。它当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在规模甚至美学上都不及法国对手。然而哈布斯堡家族可以宣称，他们已经赢下了在宫殿方面的这场战役，不是赢在他们自己建造的建筑物上，而是赢在可称为“下一步的呈现”（representation at one remove）的事上。在整个哈布斯堡君主国，事实上还有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和高级教士都在自己的宫廷里修造了留给皇室的空间。艾什泰哈齐侯爵、圣弗洛里安修道院院长、维尔茨堡侯爵主教都深知，他们荣华富贵的存续取决于哈布斯堡家族荣华富贵的存续。很难想象在建于17世纪或18世纪的任何法国贵族宅邸中，出现的画像会主要是波旁家族成员。然而在莱茵河沿岸，很容易找到将哈布斯堡家族神圣化的例证。比如，在林茨不远处的圣弗洛里安，1683年对土耳其人的划时代胜利推动了大规模的重建事业，让这座建筑物同时发挥着皇宫和奥古斯丁会修道院的作用。在为皇室观众所设的房间里，天花板上的一幅湿壁画将哈布斯堡君主国描绘成之前四个伟大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的延续。在皇帝大厅（Kaisersaal）中，巴尔托洛梅奥·阿尔托蒙特（Bartolomeo Altomonte）创作的另一幅巨型湿壁画体现了“对卡尔六世的神化”，他在画中是朱庇特的模样，站在覆盖着红白相间褶裥装饰的台上，得意扬扬地脚踩一名战败的土耳其人，拟人化了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则对他效忠。从粗略的数量上看，虽说凡尔赛宫存在对路易十四的个人崇拜，然而总的来说，哈布斯堡家族好像有更多的肖像值得夸耀。

宫殿、宫廷和政治

击败土耳其人、将他们逐出匈牙利之后，君主国出现了大兴土木的繁荣景象，这同样是集体行为。既然可以安全地开展建设，君主国的建筑师们就开始努力工作了：在1683年后的半个世纪里，维也纳城里和周边建了约300座宫殿。它们以视觉形式表现了王朝和权贵之间的同盟，这种同盟出现于17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动荡年代。罗伯特·埃文斯在他的经典研究《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形成，1550—1700》（The Making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1550—1700）中指出，在这场漫长的痛苦挣扎中，胜利者是贵族，他们拥有政治权力和物质资源，可以在社会崩溃后收拾残局。尘埃落定时，是他们坚持了下来，高高立于废墟之上。不管是在相对意义上还是在绝对意义上，他们在经济、社会、国家中的地位都得到了加强，而这是以牺牲其他社会群体为代价的。可是若没有哈布斯堡皇帝的支持，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皇帝拥有能够击败他们的敌人——不管是土耳其人、新教徒、市民、小贵族还是农民——的国际联系。对王朝和天主教会的忠诚就是贵族们要付出的代价。比如说，在仅仅一个世纪里，匈牙利的艾什泰哈齐家族就这样自小贵族崛起为拥有土地面积相当于威尔士的侯爵家族。

艾什泰哈齐家族在艾森施塔特修建了巨大的宫殿，在艾什泰哈佐（Esterháza）修建了夏宫，当然还在维也纳修建了一座。像同阶层的大多数成员一样，他们在首都过冬，享用已经在宫廷和扩展出的卫星区域发展起来的一切娱乐活动。最晚到1700年，对哈布斯堡君主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来说，维也纳已成了无可争议的首选游乐去处。就连主要在区域首府（如美因茨或达姆施塔特）居住的王公贵族都会定期在维也纳待上一阵子，因为这是皇室恩赏的众多来源之一：要是远离都城，赢得职位或升迁就算不是不可能，也相当困难。接近财富之源再重要不过，所以在1711年，施瓦岑贝格侯爵准备支付巨额金钱，以成为大掌马官（Oberstallmeister），虽说这一职位薪金不多，却能够保证他经常接触到皇帝，特别是在皇帝出行时。除了职位，皇室还会提供养老金、贷款和没有附加条件的礼金。1773年，玛丽亚·特蕾莎赏下了900万古尔登，这笔钱来自没收的耶稣会土地的进项。贵族要想在维也纳保有产业并与艾什泰哈齐家族基本保持同步，其花销就异常巨大，所以贵族们都迫切需要额外收入。因此君王和权贵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仰（要想得到庇护的好处，必须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信奉天主教）上都被绑到了一起。就连众所周知难对付的匈牙利贵族都被这些将他们和维也纳宫廷绑到一起的纽带驯服了。一名心怀敌意的同时代人评论道：

骄傲的匈牙利人，他们曾经在田庄上忙着制定自由方案，却被引诱到了宫廷或城镇里。通过授予职位、头衔和许婚等方式，通过提供给他们风风光光把钱花掉、签下债务契约、在地产被扣押时完全仰仗他们君主慈悲的种种机会……匈牙利贵族中最强大的一部分就这样变成了败家子、浪荡子和懦夫，宫廷再也没有理由害怕叛乱了。

富有魅力的宫廷也可以是外交政策的工具。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在1697年当选波兰国王、获得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的称号，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波兰获选是一回事，牢牢抓住战利品则是另一回事。在竞选活动中，奥古斯特拥有奥地利和俄国的支持，然而一大群拥有法国的支持和资金援助的波兰贵族同他对立。为了让自己对王位的要求显得有理有据，此时他需要表现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国王，免得人们认为他不过是个被外国强权硬塞过来的普通德意志诸侯。为了追求王室身份，奥古斯特创造了“欧洲最耀眼的宫廷”，这是四处周游的珀利茨（Pöllnitz）男爵在1729年所下的权威结论。这个宫廷号称有除维也纳外帝国中最好的舞会、露天表演、歌剧和狩猎活动。奥古斯特聘用了最好的肖像画家（路易·西尔韦斯特）来给妻子和情妇画像，还聘用了最好的珠宝匠［约翰·梅尔希奥·丁林格（Johann Melchior Dinglinger）］、最好的瓷器设计师［约翰·约阿希姆·肯德勒（Johann Joachim Kaendler）］、最好的雕塑家［巴尔塔扎·佩尔莫泽（Balthasar Permoser）］、最好的建筑师［马托伊斯·丹尼尔·珀佩尔曼（Matthäus Daniel Pöppelmann）］、最好的歌手［福斯蒂纳（Faustina）］和最好的作曲家［约翰·阿道夫·哈塞（Johann Adolf Hasse）］。从贝尔纳多·贝洛托（Bernardo Bellotto）著名的景观画中，我们可以对德累斯顿近乎传说的美丽有所认知。

这种文化攀升的确带来了红利。奥古斯特挤入欧洲一流君主集团的最明确迹象于1719年出现，他的儿子兼继承人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迎娶了哈布斯堡女大公玛丽亚·约瑟法（Maria Josepha），已故皇帝约瑟夫一世的女儿。为了欢庆此事，奥古斯特动用了他宫廷里的全部华丽服饰。准备工作长达两年，包括扩建“茨温格”（Zwinger）宫——它是人们对毗邻选帝侯宫殿的巨大呈现型游乐场的称呼，以及兴修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歌剧院。祝贺活动的高潮是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欢迎新郎新娘自维也纳返回的庆典。人们一定程度上可以知道庆典各项仪式的细节，因为奥古斯特小心地用文字和图像记录了它们，然后通过小册子和版画将其传播到了全世界。此外，这桩婚事给王朝之后几代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红利。奥古斯特的儿子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继任波兰国王，称奥古斯特三世。孙辈当中，玛丽亚·阿马利娅嫁给了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玛丽亚·安娜（Maria Anna）嫁给了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约瑟法嫁给了法国王太子，是路易十六的生母；阿尔贝特（Albert）娶了皇后玛丽亚·特蕾莎的女儿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ia Christina），后来当上了奥属尼德兰总督；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Clemens Wenzeslaus）成了弗赖辛（Freising）、雷根斯堡、奥格斯堡的侯爵主教和特里尔大主教选帝侯；库尼贡德（Kunigunde）成了托伦（Thorn）和埃森（Essen）的侯爵女修道院院长（被约瑟夫二世抛弃后，她可以在那里寻求精神慰藉）。光是这份名单就足以提醒我们，由呈现型宫廷文化支撑的王朝政治可以带来实在的物质利益。

奥古斯特二世被称作“强者”，是因为传说他力气很大，性能力更是难以置信。他并不是唯一案例。几乎和他同时代的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1629—1698）通过在黑伦豪森建造宏伟程度恰到好处的宫廷，毫无疑问地增加了自己的分量，跻身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议院。他最终在1692年成为首任汉诺威选帝侯。在帝国的层级中，勃兰登堡选帝侯领先一步，在创造了同国王相称的宫廷之后，选帝侯腓特烈三世于1701年成了首任“在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一世。当然韦尔夫（Welf）家族和霍亨索伦家族地位提升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军事和政治上协助了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然而宫廷的扩张不仅是他们地位上升的体现，还是上升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路易十四在确立法国的政治霸权（只是暂时的）和法国的文化霸权（这方面更加持久）上获得的成功，哈布斯堡家族在同一时期巩固其君主国的强权地位上获得的成功，以及时代相近的萨克森、汉诺威、普鲁士的统治者的业绩，全都证明了呈现型宫廷文化是稳妥的投资。然而它同时可能造成功能失调。例如在符腾堡公国，17世纪七八十年代，摄政弗里德里希·卡尔对传统的公爵家族进行了改造，让它从平凡甚至粗鲁的“啤酒和九柱戏”之家变成了光彩熠熠、开销不菲的宫廷。毫无疑问，这种转变的源头在法国，宫廷生活也按照凡尔赛宫的规则进行了重塑。过去受欢迎的不守规矩的酒宴被歌剧、芭蕾和舞会取代了。比如说，1684年，在摄政主办的一场“法国式余兴表演”（Divertissement à la française）上，8岁的公爵埃伯哈德·路德维希（Eberhard Ludwig）不得不模仿路易十四，在跳舞时扮演丘比特的角色。这是由弗里德里希·卡尔的首相、在法国接受教育的冯·福斯特—当伯努瓦男爵（Baron von Forster-Dambenoy）引入的沙龙，摄政对参加公国第一次沙龙的符腾堡人的期望是能够说法语，谈论最新的法国时尚。

17世纪下半叶在符腾堡发展出来的文化情结不可能旨在约束贵族，理由非常充足：公国就没有贵族可供约束。16世纪时，通过宣称自己是“帝国骑士”，这一区域的贵族已经确立了相对于公国当局的独立性。换言之，他们承认的君主只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们不向符腾堡公爵臣服，也不派代表参加公国的等级会议。公国的等级会议由两院组成，一个包括世俗化了的14座新教修道院的院长，另一个则包括60座城镇的代表。符腾堡市民远远没有被弗里德里希·卡尔及其后继者们展示的奢华宫廷震慑或诱惑，反而感到了惊恐和疏离。由于摄政也试图和法国结盟以创建常备军，亲法情绪、专制和挥霍就联结在了一起，问题和斯图亚特王朝治下的英格兰一样严重。例如在1681年，等级会议开展行动，要求解雇被聘来指导小公爵的一名法国家庭女教师和一名法国舞蹈教师，理由是他们可能用“放纵的法国品行”、“挑逗的法国行事方式”、“不时被下流和邪恶的笑话打断的交谈”和“一套将关于肉欲之爱的话题置于礼貌话语中心的礼仪”腐蚀受教者。

这些人用厌恶的口吻如此激动地谈论性，说明符腾堡和同期的英格兰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君王和议会的宗教口味出现了冲突。由于欣欣向荣的虔信派运动，等级会议代表信奉的路德宗越来越具有清教色彩，这同摄政宫廷中世俗的享乐主义格格不入，在批评者口中，摄政“嘲弄合法、基督教式、德意志导向、非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政体的基础”，这也同代表们的宗教信仰相抵触。弗里德里希·卡尔则站在绝对主义的制高点上，谴责等级会议“引人反感的语言有损于他的荣耀”。然而，他输掉了这场斗争，在1693年被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废去了摄政之位。他的命运表明，最需要的是斯图加特、蒂宾根（Tübingen）和其他城镇公民的合作，至少是他们的默许，可这些人恰恰是同“放纵淫荡的”法国宫廷文化最疏离的，他们也最坚决抵制法国式宫廷统治。像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经常发生的那样，得到宗教信念支持的政治反对格外顽强。路易十四的呈现型文化让贵族们趋之若鹜，但符腾堡人不吃这一套。他们挺直腰板，虽说通常寻求合作而非对抗，经常不得不让步，但他们坚决抗拒削弱古代自由和传统体制的尝试。

关于过度沉迷宫廷文化的危险性，萨克森的命运提供了更加严肃的教训。当“强者”奥古斯特四处撒钱的时候，他北边的邻居、冷酷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不放过他能抓到手的每一枚硬币。他实际上关闭了父亲的宫廷，解散了管弦乐队，嘲弄地任命宫廷弄臣担任柏林学院主席。据说“强者”奥古斯特曾经对腓特烈·威廉说：“陛下收上来一个杜卡特，只会将它送进金库，而我更乐意花掉它，这样它就可以翻两倍回到我手里。”这听上去可能符合经济学，也得到了关于这两人才干的寓言的支持，却对不得不面临腓特烈·威廉一世之子（他于1740年继位为腓特烈二世）挑战的“强者”奥古斯特的儿子兼继承人（他于1733年继位为奥古斯特三世）毫无帮助。

在腓特烈二世赢得“大帝”绰号的过程中，主要的牺牲品是萨克森。“强者”奥古斯特去世时，给儿子留下的不光是顶级的文化中心，还有堆积如山的债务。他进行了扩军，军队总人数接近3万，虽说已经相当可观，却明显不能确保萨克森—波兰的强国地位。腓特烈·威廉一世遗赠给儿子的文化朴素得配不上“文化”之名，却留下了一支有8.1万人、就质量而言在欧洲首屈一指的军队，还有能够用来支持军队的一座大金库——800万塔勒现款，被打包成桶，存在柏林王宫的地窖里。18世纪开始时，萨克森和普鲁士军队的规模几乎完全一样，要说有什么区别，事实上萨克森军队的规模还略占上风；到了1740年，普鲁士军队的规模就成了萨克森的三倍，训练、装备、财政状况也要好得多。始于1740年12月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亚的一系列战争通常被描述成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德意志控制权而进行的较量，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这也是普鲁士和萨克森之间的较量。作为奥地利女大公之子，奥古斯特三世宣称拥有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要比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的宣称合理得多。如果能成功地将西里西亚并入萨克森—波兰，奥古斯特三世就能创造出牢不可破的领土复合体，自德意志心脏地带一直延伸到俄国边境。这就是他的普鲁士对手急着抢先出击的原因之一。

在1740—1742年的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萨克森曾支持腓特烈二世突袭哈布斯堡君主国，却在1743年背弃了他。因此在1744—1745年的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腓特烈二世的胜利就是萨克森的失败。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在西欧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七年战争”）开始时，这一点得到了残酷而清楚的反映。1756年8月29日，腓特烈二世入侵萨克森，希望能在可怕的俄国战车于次年参与进来之前，同时摧毁他的直接目标和更南边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就这点而言他失败了，然而他确实成功地控制了萨克森，然后榨光了它的全部价值。腓特烈二世径直将萨克森军队并入了他自己的军队，还一再征用萨克森的资源，直到将其搜刮殆尽为止。不过，萨克森的天然财富多到总能让普鲁士强征者们有所收获。腓特烈自己表示，萨克森就像一只面粉袋——不管它被多么剧烈、多么频繁地敲打，总能掉出点面粉。不太夸张地说，给普鲁士赢得强国地位这一成就提供资金的是萨克森人，因为在普鲁士的全部战争努力中，1/3的经费来自萨克森人的非自愿牺牲。

[1] representational public sphere, 又译“代表型公共领域”。

[2] Buen Retiro，意为“快乐的隐居所”。

[3] Blenheim一词系1704年布伦海姆会战发生地Blindheim的英文形式。

[4] 帕拉第奥风格，在巴洛克风格遭到质疑后兴起的一种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因威尼斯建筑师安德里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而得名，18世纪后流行于英国。

[5] 圣哥达（St Gotthard），即今匈牙利沃什州圣戈特哈德（Szentgotthárd）。

第十章

感性文化与理性文化

感性文化

理解1648—1815年这一时期文化的丰富性，对哪怕最高瞻远瞩、最敏锐深刻的头脑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比较好的做法可能是借助一系列警句，例如黑格尔对浪漫主义的定义“绝对的内向性”，然而这远远超出了我的讨论范围，也不太能说明问题。在下文中，我会试着找到一条概念之舟，在绕开列举一串伟大名字这个“斯库拉（Scylla）岩礁”的同时，也不陷入过度概括的“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漩涡”[1]。虽然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化是由感性（或说得夸张一点，“激情”）文化和理性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驱动的，但我的意思并非这是唯一的路径。从黑格尔的“航母”到实证哲学家的“渔船”，各种各样的船只都同样有理由下海。只是在我看来，这条船壳相连的独特“双体船”碰巧既具备速度也具备稳定性。

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创作于1645—1652年的雕塑作品《阿维拉的圣特蕾莎的狂喜》（The Ecstasy of Saint Theresa of Ávila）位于罗马胜利之后圣母堂的科尔纳罗礼拜堂（Cornaro Chapel of Santa Maria della Vittoria）中，是感性文化的一个例证。科尔纳罗家族的成员像在剧院里那样自包厢往外看，就能看见圣特蕾莎经历的异象：“有一天，一位美丽非凡的天使在异象中出现在我面前。他手握长矛，矛尖绚丽夺目，似乎着了火。他将长矛扎进我的心脏，一次又一次，深深刺入我体内。痛苦是那样真实，我一次又一次大叫出声，然而它同样带来了难以言传的甜蜜，我宁愿受这痛苦。生活中的任何欢乐都无法带来更大的满足。天使拔出长矛后，我留在了全心全意热爱上帝的状态里。”关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格言“梦是被压抑的愿望经过改装的达成”，很难想到比这更好的例证。它同样足以打破这种天真的想法：仅仅因为基督教对肉欲之罪进行反对宣传，就假定宗教和性欲互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1739年到访这座小礼拜堂的法国高等法院法官夏尔·德·布罗斯给出的嘲弄性评价没有抓住要点，他说：“如果说这就是神圣之爱，那么我太了解它了。”贝尔尼尼的创作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既是虔诚的又是情欲的。它还是戏剧化的、易变的、幻觉主义的、超自然的、有机的：罗马巴洛克艺术的典范。

贝尔尼尼的这座杰作充分表现了他自己对宗教体验的世俗理解，和他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则用新方法替相反的文化范式有力地发声。由扬·巴普蒂斯特·韦尼克斯（Jan Baptist Weenix）为笛卡儿画的忧郁肖像同贝尔尼尼的感官世界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在1637年发表的《谈谈方法》中，笛卡儿提供了能够把圣特蕾莎的神秘异象拉回尘世的概念工具。最让人泄气的是他开展系统性怀疑的主张：“为了把我们的知识置于真正可靠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怀疑所有信仰，只在完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保有它们。”在重新组装结构中幸存下来的合理部分时，只有一项人类能力可以信任，那就是理性。因此笛卡儿事业的一个基础目标是“将头脑带离感知”，原因是感知能够轻易欺骗那些不够警惕者。这并不意味着将头脑带离上帝。在笛卡儿体系中，上帝反倒占据中心的位置，是人类认知的担保者。正是证明完美上帝存在的能力让笛卡儿得以从他自己的存在这一基本确定性中做出如下推论：“有我，我存在这个命题，每次我说出它或在头脑中想到它的时候，这个命题必然是真的。”这一格言的拉丁文形式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更有名。然而，他的哲学的确标志着同传统经院哲学的明显决裂。即使说贝尔尼尼和笛卡儿都敬拜上帝，后者的想象也同圣特蕾莎的大相径庭。他代表的那种文化是理性、现世、长于分析、原子论、怀疑论、激进、乐观的。

哲学的未来或许属于笛卡儿，但是在17世纪中叶，暂时还是他的对手明显占了上风。他足够幸运，享有一笔私人收入，因此可以周游欧洲，在环境相对宽容的荷兰共和国度过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虽说就算在那里，他也遭到了加尔文派信徒的滋扰。在别的任何地方，世俗势力支持下宗教当局的牢牢掌控都毫不松懈，原因是欧洲所有国家都是信教的。只有在出现国内冲突的异常时段（像英格兰内战期间）或处于半无政府状态的边界地带（如特兰西瓦尼亚），某种事实上的多元主义才可能存在。主流文化有鲜明的宗教特征。此外，它还是呈现型的，也就是说它力图将上帝的荣耀和他的真理“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后世那些习惯了世俗写实主义和人文主义保守陈述的人往往看不惯巴洛克式的自信辉煌。这是以凡尔赛为缩影的呈现型文化在宗教上的对应物，它本意是培养敬畏之心，但它的过度夸大现在更可能激起厌恶或嘲弄。

在欧洲各地有无数这样的案例，在此仅举几例。最具戏剧性的是阿萨姆（Asam）兄弟科斯马斯·达米安·阿萨姆（Cosmas Damian Asam，1686—1739）和埃吉德·奎林·阿萨姆（Egid Quirin Asam，1692—1750）的创作。前者主要以画家的身份工作，后者以雕塑家和建筑师的身份工作，他们的合作涵盖了所有视觉艺术类型。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创作出消除现世与来世边界的整体艺术品。他们运用在两年的罗马学徒生涯中学到的所有幻觉主义技法完成了这一点：错视（trompe l’œil）壁画、错误透视、明暗对比、媒体转换、隐藏式照明，还有将教堂内部装饰得好像为观众而建的舞台布景。其中最为成功的作品是一座始建于1716年的本笃会修道院教堂，它位于雷根斯堡附近的多瑙河畔韦尔滕堡。这里的戏剧效果是由隐藏式照明提供的：圣乔治似乎就要骑马向观者奔来，通过四根曲折的“所罗门”柱形成的凯旋门，刺穿恶龙，让利比亚公主在恐惧之中缩到一旁。在他身后，光亮的壁画展示了圣母和一条缠绕在地球上的顺从大蛇，她站在那里，象征着圣母无沾成胎的教义，而负责守护她的正是圣乔治。正如这一场面所示，阿萨姆兄弟并没有从普世教会的立场思考，而是和其他所有天主教巴洛克艺术家一样，只重视表现天主教会所特有的内容。他们用图像和雕塑来强调那些可以说最令新教徒反感的信仰内容，比如圣母崇拜、圣母无沾成胎说、对圣物和圣徒的崇拜、圣心等等。装饰韦尔滕堡教堂天花板的壁画描绘了“教会得胜”，从中也能看出此种意味。这还是一件幻觉的杰作，教堂的穹顶实际上是椭圆形的双层穹顶，还配有平坦的屋顶，但它看起来是色彩斑斓的天堂景象，抬眼望去，可以看到众圣徒、圣母、圣父、圣子，以及最高的鼓座边的圣灵。在这一戏剧性艺术实践中堪称典型的是，它将观众们画到了壁画边缘，其中有两个人特征与阿萨姆兄弟相似。实际上，在圣乔治骑行通过的凯旋门左侧放着一座雕塑，它的样子很像是委托兄弟俩完成这一工程的修道院院长。通过他们的惊人创造——罗尔（Rohr）的圣母升天像和韦尔滕堡一样引人注目——阿萨姆兄弟证明了呈现型艺术就算是为第三方创作（在这种情形下是上帝）的，也可以成为极具表现力的艺术。至少，埃吉德·奎林·阿萨姆的虔诚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自费买下了慕尼黑森德林街（Sendlinger Street）上的四栋房屋，将其中两栋改建成极具独创性的教堂，来纪念内波穆克的圣约翰（St John Nepomuk），剩下的两栋一栋被分配给教堂神父，一栋由他自己居住。

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艺术事务的权威主宰者约翰内斯·莫拉努斯（Johannes Molanus）发出了下列呼吁：“希望基督徒进入殿堂时，能感到自己进入了某种地上的天堂，上帝在那里充满了整栋建筑。”几乎就在阿萨姆兄弟遵照这一呼吁竭尽全力在韦尔滕堡工作的同时，托梅（Tomé）家族也在托莱多大教堂进行着类似的事业。艺术史学家们说，托梅家族创造的“透明祭台”（Transparente）是西班牙巴洛克艺术“最壮观的”［约翰·鲁珀特·马丁（John Rupert Martin）语］、“最杰出的”［尼古劳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语］、“最精彩的”［芭芭拉·博恩格塞尔（Barbara Borngässer）语］成就。当时的西班牙人认为它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不过外国访客——特别是新教徒访客——则认为它代表了西班牙艺术的颓废。它的功能是让主祭台两侧的人们都能看到圣餐礼，“透明祭台”之名就是因此而来。托梅家族修建了一个实际上朝内的正面，中部则是带有玻璃缝隙的圣体龛，光会从缝隙中涌出，让人们的视线集中到龛中的圣体上。乍看上去，阿萨姆兄弟的作品和托梅家族的作品截然不同，可它们拥有诸多共同点。它们都力图让观众进入玄奥的体验当中，都运用了错视（托莱多的最佳案例就是用石头剥落圆柱表皮，显出里面的半露壁柱），都极好地利用了隐藏式照明，都运用多种媒体创造出艺术整体，都是根植于民间技艺传统的家族的合作冒险，都是毫不妥协、咄咄逼人的天主教风格。“透明祭台”还特别重申了圣事的中心地位，以此对抗詹森主义。

新教欧洲不像韦尔滕堡或托莱多有这么豪华的建筑，不过，那里也存在许多建于本书所述时期的大教堂，足以表明天主教徒没有垄断以三维形式表达宗教虔诚的权利。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兴建于1675—1708年）和德累斯顿的圣母教堂（Frauenkirche，兴建于1726—1743年）是两个强有力的例证。不过，关于宗教虔诚，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动人的表达方式还是音乐。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是公认的古典主义作曲大师，他的作品就是宗教虔诚的典型例证。巴赫创作的一切——他在诸多不同音乐体裁领域都高产得惊人——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他时常在乐谱开头写上“J. J. ”——Jesu Juva（耶稣，帮助我），在末尾写上“Soli Deo Gloria”（荣耀只归于上帝）。即便在修饰成分显然更少的键盘音乐中，巴赫也“巧妙地表达了轻看世俗的虔诚态度” ［理查德·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语］。巴赫在他的教堂康塔塔（cantata）中发现了最适于表达宗教世界观的音乐体裁。在他的两个创造力迸发期（1713—1716年在魏玛和1723—1729年在莱比锡），巴赫创作了大约300首康塔塔，其中有200首流传下来。除此之外还应当加上3部耶稣受难复活剧和3部清唱剧，更不用提他的音乐遗嘱《b小调弥撒》了。就算巴赫并没有亲自写歌词，他至少亲自选择了其中的《圣经》经文和其他宗教经文，因此“巴赫康塔塔”是名副其实的［莫扎特就与巴赫不同，一部“莫扎特歌剧”实际上应该是一部“莫扎特与达蓬特（Da Ponte）的歌剧”或“莫扎特与席卡内德（Schikaneder）的歌剧”］。

在这200首流传下来的康塔塔中，任何一首都可以作为巴赫艺术成就的代表，因为它们的品质都很出色。我们在此探讨的是巴赫作品目录中编号为61的康塔塔《外邦人的救主来了》（Nun kommt, der Heiden Heiland），1714年，它在魏玛第一次公演，之所以选它，是因为它标志着教会年历的起始，是为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准备的，也是因为它相对短（演奏时间约为15—17分钟，视乐队指挥而定），还是因为它即便按照巴赫的标准来看也可谓质量超凡。和其他所有康塔塔一样，这一首也是为路德宗的重要主日礼拜而写的，要构成仪式上的音乐核心，礼拜始于上午7点，持续大约5个小时。康塔塔强化了奏乐之前宣读福音的效果，并为之后持续至少一个小时、被视为圣事主要部分的布道做了铺垫。当它于1717年再度在莱比锡上演时，巴赫用上了圣托马斯学校（他是这所学校的唱诗班指挥）的唱诗班和独唱者，以及大约20名乐手。它被配上了四声部的合唱，还有小提琴、中提琴（这两种乐器都分两个声部）以及通奏低音（低音管和管风琴）的伴奏。高音部全是由男童完成的，他们往往要到十七八岁才变声，因此这也不算奇怪。

这部作品分成六段，包括两首赞美诗、两首宣叙调、两首咏叹调，让会众得到了四个阶段的基督教体验。第一阶段，基督本人被开场赞美歌召来，第一句“外邦人的救主来了”由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和男低音依次演唱，之后四个声部一起合唱：“就是那童贞女之子。”接着提到了教会，男高音祈求基督维护完好的教义并令讲坛与圣餐桌牢固，以此带来“受祝福的新年”。此后演出的不仅是整部作品的中心点，也是巴赫所有作品中最激动人心的段落之一，在拨奏琴弦和通奏低音的背景声中，男低音吟咏出圣约翰《启示录》中基督的话：“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尽管这“不过是”一首宣叙调，仅仅持续大约一分钟，却成了音乐特殊力量的例证，它能给最具表现力的文本增添额外的表现维度。像要做出回应一般，女高音独唱者随后向基督敞开心扉，因为基督甘心住在最简陋的居所里。这部作品以四句歌词的四声部众赞歌告终，这首歌里的音乐在各种意义上都具备决定性：随着唱诗班唱出“阿门！阿门！来吧，喜乐的冠冕，不要耽延！为你，我翘首期盼”，小提琴的音越来越高，一连上升到小字三组的G音，带来死后复生的感觉。

只要知道巴赫不仅以每周一首的速度写作康塔塔，还负责监督抄写部分曲谱、组织唱诗班和管弦乐队、在周六下午组织排练并在周日上午指挥公演，在完成这一切的同时还履行他作为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领唱人的职责，其中包括组织第二个唱诗班，任何一位渴求创造的艺术家都会多少有些灰心。然而，巴赫的那些最高品质的作品在他生前几乎都没有出版，甚至有大约1/3佚失了。人们也无法知晓圣托马斯教堂和圣尼古拉教堂（康塔塔会在一年中的多数周日在两个教堂交替上演，重大节庆时则在两处都上演）的会众们曾如何回应这持续不断的音乐盛宴。当时和现在人们的回应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录制有关：莱比锡的人们只听过《外邦人的救主来了》一次，而且只是把它当作教堂圣事的一部分；今天，人们可以反复聆听现有的17种不同录音中的任何一种［还可以观赏视听录像，如尼古劳斯·哈农库特（Nikolaus Harnoncourt）指挥的演出］，不把它当成宗教作品。人们还能把它和其余的200多首康塔塔一起听，因为至少有6种巴赫康塔塔全集（由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乃至日本的乐团演奏）。一方面，这些作品显示出极大的多样性，因为巴赫利用了他能够想象到的每一种人声、合唱、乐器、配器资源组合。另一方面，它们都证实了音乐产生普遍吸引力的四个基础：旋律、和声、对位和节奏。此外，巴赫作品的低音线十分明晰，连摇滚乐爱好者都能欣赏。这些康塔塔都表达了巴赫深刻的虔信感受，他实现了另一位伟大的萨克森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理念“心智的情感化”。像瓦格纳一样，巴赫把文本和音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整体的艺术作品。即便在考虑像通奏低音线这样的技术层面问题时，他也将思考目的定为“为了上帝的荣耀”。在提到教堂康塔塔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很好地指出了巴赫音乐本质中的宗教目的：

巴赫康塔塔的艺术是对基督教信仰基础与原则的阐述，再没什么比它更敏锐、更坚定、更深刻、更准确了。现世的生活与永生、行为与信心、必死的命运与死亡、犯罪与悔改、痛苦与拯救——一切基督徒灵魂的感情与启示都在颂扬他，自路德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他讲的并不是抽象的神学概念，而是以无可比拟的生动音乐想象、用象征的方式热烈地呈现信仰。

在欧洲的每个地区，不论是天主教地区还是新教地区，每一种不同的创造性体裁都可以展现出这类以韦尔滕堡、托莱多的“透明祭台”和《外邦人的救主来了》为典型的文化。在文学领域，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1678年出版）或布莱兹·帕斯卡的《思想录》（Pensées，在他去世后于1670年出版）都是很好的例子，后者简练地反驳了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人心自有其理，而理性对此一无所知。”在绘画领域，最好的代表可能是罗马圣依纳爵（San Ignazio）教堂的天花板壁画，这幅壁画名为《圣依纳爵·罗耀拉和耶稣会宣教工作的荣耀》（The Glory of St Ignatius Loyola and the Missionary Work of the Jesuit Order，创作于1688—1694年），由耶稣会士安德烈亚·波佐（Andrea Pozzo SJ）绘制。在为数众多的雕塑中，亨德里克·弗兰斯·费布吕亨（Hendrik Frans Verbruggen）于1695—1699年为卢万（Louvain）耶稣会教堂创作的讲坛完美地融入了巴洛克风格的宗教虔诚，因而值得长篇大论，这座讲坛现在已经搬到布鲁塞尔的圣米歇尔与圣居迪勒教堂（Church of St Michael and St Gudula）。伊格纳茨·金特（Ignaz Günther，1725—1775）曾创作过不少雌雄同体的天使，装点了诸多南德意志教堂，它们或许可以与讲坛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音乐领域，我们很容易想到用巴赫的康塔塔和他同时代萨克森同胞亨德尔的作品去对比。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亨德尔的《弥赛亚》（Messiah），重要原因是咏叹调“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和“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同样具有戏剧性、同样充满热情。然而在天主教世界，可供选择的作品也有很多，例如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Alessandro Scarlatti，1660—1725）或其子多梅尼科·斯卡拉蒂（1685—1757）的众多清唱剧或康塔塔。这类比较研究简直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至少足以写完好些大部头。我们这里用几个典型事例就足够了，以它们为基准点，就可以衡量发展的程度。

女巫和猎巫

所有这些文化表现的共性是对上帝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坚信。巴洛克艺术家们试图表现的是，天上地下是一个整体，其间充满了超自然力量。掌管天上地下的基督教上帝不是遥远的“第一推动者”，也不是宇宙的钟表匠，而是亲力亲为、喜欢让自己的存在被感知的神。这种信条能够激发伟大的艺术，却也能够导致不宽容的暴力行径。对承受者而言，没有什么比周期性爆发的猎巫活动更加可怕。到1648年，西班牙、荷兰共和国、英格兰、日内瓦和法国针对女巫的检举告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结束了。17世纪60年代，德意志又出现了一次猎巫热潮，还爆发过很多次短暂却激烈的猎巫活动，一直到18世纪中期以后都还有。在苏格兰，最后一次猎巫活动大爆发是在1661—1662年。在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猎巫活动直到1700年后才达到高峰。1782年，最后一次对女巫的正式处决发生在瑞士的格拉鲁斯（Glarus）州，此前3个世纪里，可能有多达4万名欧洲人被当局处死，还有不知多少人因私刑而惨死。

巫术已在很早之前就从死罪降成了欺诈罪，但认为它真实存在的民间信仰还持续了很久，不时闹出人命。1751年，赫特福德郡特灵（Tring）的一帮暴徒——据报告人数上万——围观了这样的场景：一对老夫妇约翰和露丝·奥斯本（John and Ruth Osborne）被按进池塘里，以此确认他们是否对邻居施行魔法。虽然露丝立刻像石头一样沉了下去，从而证明了她的清白，却还是遭受了三次残酷的折磨，被淹死了。她的丈夫活了下来，他协助提供了证据，暴徒的头目因此受审并被处决。关于巫术的民间信仰的最后一名受害者可能是爱尔兰蒂珀雷里（Tipperary）郡巴利瓦德利（Ballyvadlea）的布里奇特·克利里（Bridget Cleary），1895年，她被丈夫、其他家庭成员和邻居殴打之后烧死，这些人相信，她被妖仙掉了包，不是真正的布里奇特。

相信巫术的人不仅仅限于容易上当的文盲。波舒哀主教（1627—1740）在当时的欧洲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饱学之士了，然而他写道：“我相信女巫可以组成一支同薛西斯（Xerxes）的大军规模相当的军队，至少有18万人。”他还补充道：“我希望能将这些人都塞进一具身体里，这样就能一把火将她们全烧光！”波舒哀是《统治的艺术：来自圣经的教导》（The Art of Governing, Drawn from the Words of Holy Scripture）一书的作者，十分明白他的上帝在关于巫术和女巫的问题上有多么直截了当，他的上帝在《出埃及记》第22章第18节里命令道：“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现代的许多道德神学家往往先想出一条有吸引力的箴言，然后去《圣经》中寻找能够支撑它的经文，与他们不同，当时所有阶层的大部分男性和女性都相信，他们在《圣经》里读到的每字每句都是上帝的话语。因此，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才会说：“否认巫术实际上就是否认《圣经》。”和他同时代的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指出：“否认巫术与魔法存在的可能性，进而否认其真实存在，就相当于否认上帝启示的话语。”

就时间而言，好像有一个由西向东的梯度。不管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尽管后来布里奇特·克利里命运凄惨）还是信奉加尔文宗的荷兰，它们在17世纪所受的影响都不严重，1610年爆发于纳瓦拉的一次猎巫活动过后，这类活动在西班牙也不再出现。在英格兰，自16世纪中叶算起，300—500人因此而死，最后一名女巫于1684年遭到处决。法国的时间表与之相近，中央政府在1682年出手干预，将巫术重新归类为一种欺诈，虽说后来一名教士路易·德巴拉兹（Louis Debaraz）于1745年在里昂被处死。在瑞典，最后一次可怕的爆发出现在1668—1669年的达拉纳（Dalarna）省的莫赫拉（Mohra），当时几个孩童指控女人们将他们带去“女巫安息日聚会”，这次猎巫活动造成约70人死亡，然而最晚一次对女巫的处决直到1779年才发生。

在神圣罗马帝国东南部的诸侯国，比如弗兰肯和巴伐利亚，猎巫热潮反复出现，一直持续到18世纪以后。例如，17世纪70年代末在萨尔茨堡大主教辖区，约140名乞丐和贫儿因“小术士杰克”（Zauberer-Jackl）审判而惨遭处决。非同寻常的是，大部分受害者（70%）是年轻男性，据说几乎全是由小杰克率领的流浪孩童团伙的成员，虽说小杰克本人一直逍遥法外。80年后，新制定的《1751年巴伐利亚刑法典》依然规定，对同魔鬼签订契约、同魔鬼性交甚至仅仅崇拜他的惩罚是绑上火刑柱活活烧死，而对通过呼唤魔鬼帮助来危害第三方及他们的财物或牲畜的惩罚是斩首。虽然不少人指出，德意志地区最后一次处决女巫是1749年在维尔茨堡，然而事实上在巴伐利亚，18世纪50年代还出现了一阵热潮。现有证据表明，最后一名受害者可能是玛丽亚·安娜·施韦格林（Maria Anna Schwägelin），1775年4月11日，她在肯普滕（Kempten）侯爵修道院被斩首，原因是承认同魔鬼签订契约。修道院院长霍诺里乌斯·罗特·冯·施雷肯施泰因男爵（Honorius Baron Roth von Schreckenstein）签署了死刑执行令，还加上了一句指示：“让正义得到伸张！”（Fiat iustitia!）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德语区和波希米亚，17世纪晚期迫害最为严重，然而在更东边的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直到17世纪结束时，迫害才真正开始。1690—1710年，匈牙利有209名被控施行巫术者受审，其中85人遭到处决；之后40年间，有809人受审，其中213人遭到处决。

和欧洲其他区域一样，在匈牙利，迫害女巫活动结束的原因不是人们不再相信巫术或魔法，而是政府的干预。1729年在匈牙利旅行时，约翰·格奥尔格·凯斯勒（Johann Georg Keysler）经过了一个叫奈斯梅伊（Neszmély）的村庄，它位于诺伊恩多夫[2]和科马罗姆（Komárom）之间，几天前，3名女子和1名男子因被指使用妖法而遭受火刑，此前他们遭受了酷刑，招出了各种荒唐的口供。他认为，迫害频繁发生和居民们的新教信仰有关。这同样解释了在塞格德（Szeged）出现的恐慌，前一年当地的法官、法官的妻子和另外34人都被烧死了。向讲述此事的天主教徒表达不满之情时，凯斯勒得到的回答是，那个法官必然有罪，因为他虽然是个又高又胖的男性，却只有3.5盎司[3]重。这不合情理，所以凯斯勒追问，法官的体重是怎样称量的，称量否公开进行，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最好不要深究这个话题。他评论道：

看起来，许多无知之人认为，那些不愿盲信这类故事的人，自己一定参与了这种魔鬼的活动。还有人得出结论，要是谁不相信关于女巫和幽灵的故事，他就不相信上帝或魔鬼、天堂或地狱真的存在。

在匈牙利，玛丽亚·特蕾莎女王于1756年下令，以后所有案件在宣判前都必须提交中央上诉法院核实。女巫审判的数量因此锐减，1777年时完全停止。到那时，可以说女巫审判的年代确实真正结束了（虽然20世纪时，它们又借尸还魂）。1648年，整个欧洲都在焚烧女巫；然而在1815年，任何试图检举“女巫”的人都得站上被告席。

理性文化

关于这一巨变存在诸多解释，而巨变本身昭示了更根本的变化。本书在前文引用过约翰·卫斯理的话，这句话所在的段落便揭示了巫术信念的韧性和它最终松懈的理由：

同样，英格兰人在整体上的确已经否认了关于巫术和幻象的所有记载，只把它们当成老婆子的寓言，实际上，大部分欧洲有识之士也是这么想的。我对此备感遗憾：许多信仰《圣经》的人士对那些并无信仰的人有过粗暴的赞美，我愿意借此机会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我对这类做法决不欣赏。我知道，这类叫嚷以及在国民中传遍的那些无礼行为，究其本源都不仅与《圣经》直接对立，而且还是在反对所有时代、所有民族中最智慧、最优秀的人物。那些人深知（不论基督徒是否知晓）否认巫术实际上就是否认《圣经》；另一方面，那些人也深知只需承认一件有关人与灵交流的记载，那么他们的整座空中城堡（自然神论、无神论、唯物主义）就要落到地上。因此，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容忍他人把这件武器从我们手中夺走。事实上，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论证，它们充分驳斥了那些人的虚妄想象。但我们无须发出叫喊把人轰走，理性或宗教都不需要这一点。

卫斯理不会放弃他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因为它有《圣经》作为基础，得到了历代学者的背书，还有诸多目击记录证实。实际上，当卫斯理在日志中写下这段话后，他详细记录了自己的一位追随者——森德兰的伊丽莎白·霍布森（Elizabeth Hobson of Sunderland）——一再被死去的亲属拜访的体验。当被问及他本人是否见过幽灵时，卫斯理回应说自己也没有目睹过谋杀，但“关于这一点（巫术存在），根据我的耳闻目睹，我不仅拥有和谋杀存在同等有力的证据，甚至会比谋杀存在的证据更有力，所以根据理性，我不可能对其中一方的怀疑超过一方”。在旅行途中，他一再遭遇看起来被鬼附身的不幸的人，年轻女性特别多。当一名医生告诉他，有位受害者正被“从前人称被施了巫术的状况”折磨时，卫斯理愤怒地记录道，之所以人们不再下这样的断言，就是“因为不信者已经将巫术撵出了世界，柔顺的基督徒则成群结队地加入了他们的喊叫”。

换言之，卫斯理之所以坚信巫术，是基于在他看来完全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他不快地意识到许多非信徒和大量基督徒都不认同他。作为一个有才智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给后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警告——不要去奚落已经名誉扫地的信仰体系。生活在21世纪的绝大部分欧洲人对证伪巫术的科学知之甚少，正如他们的先人对证实巫术的科学知之甚少一样。而17世纪有许多科学家虽然因为对知识进步的贡献而备受称赞，却也接受现在会被嘲笑为迷信的信仰。那个时代甚至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1642—1727）就神学和炼金术撰写了200多万字的著述，对占星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认为他可以根据对星象的研究重建已经遗失的古典世界年表，此外，他花了许多时间试图破解《启示录》中的秘密。与牛顿几乎处于同一时代的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1627—1691）在1661年以《怀疑派化学家：或化学—物理的怀疑与悖论》（Sceptical Chymist: or Chymico—physical doubts & paradoxes）挑战了传统化学，可他也是一位炼金术士，从未放弃对奇迹的信仰。

然而，正是这类科学家破坏了巫术和其他所有魔法形式的存在根基。卫斯理认为，只要能够证明一起与魔鬼沟通的事件，所有怀疑都会跌落到地上。但是同样，一旦传统世界观的一部分被证明是虚假的，那么即使能够得到古典时代的权威和基督教权威的支持，整座世界观大厦也会崩塌。在促成崩塌的诸多媒介中，最具资格的便是日心说宇宙观。尽管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有人阐述过日心说，但是，是尼古劳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发表于1543年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elestium）开启了它缓慢、间歇性的被接受进程。沿着这条道路，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和他的传承人、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御用数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极大地改进了天文仪器，革新了观测技术，证明在永恒的完美天堂和持续变化的腐朽地球之间不存在什么一分为二的对立，还确定了行星运动的定律。实际上，开普勒对行星运动定律的解释可以说是第一条自然定律，因为它是精确、普遍且可验证的。

只需稍加诡辩，教会就可以接受他们提出的这种宇宙观，从而轻松消除这一威胁，不过，像约书亚让太阳停止运行（《约书亚记》第10章第12—13节）这样的《圣经》故事总会造成问题。可直到日心说在人们心中从假说变为事实以后很久，教会还是在坚守那根本站不住脚的说法，这就让自己陷入了困境。有人将日心说嘲弄为试图哗众取宠、刻意求新的人犯下的愚行，尽管像路德和梅兰克森（Melancthon）这样的新教徒也加入了嘲弄者的行列，但事实证明最不灵活的还是天主教徒，他们也因此承受了相应的痛苦。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1564—1642）实在太有名了，这让1633年发生在他身上的讯问、定罪和发誓收回前说成了热点事件，给天主教会打上了阻碍知识创新的反动壁垒的标签。组成宗教裁判所审判庭的7位枢机主教明确表示：

太阳位于世界中心且不能离开其位置的命题是荒谬的，在哲学上是虚假的，而且是正式的异端说法，因为它明确违背了《圣经》。

地球不是世界中心，并非不可移动，而是可以移动还存在周日运动的，这个命题也是荒谬的，在哲学上是虚假的，而且从神学角度考虑，它至少在信仰上是错误的。

人们知道审判方在已近七十高龄的伽利略面前展示刑具，以此促使他放弃自己的主张，这样的做法进一步加深了宗教机构和自然科学之间的隔阂。

然而在宗教权威的冰冷甲壳下，基督徒个人和自然科学之间仍然存在着相互支撑的关系。17世纪的所有伟大科学家都是信徒，实际上在大部分情况下，正是对来世必定存在的信仰推动着他们探究自己现今所居的世界。但是，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东西很难与韦尔滕堡的那种宗教契合，他们也很难严肃地接受女巫安息日聚会上人们与魔鬼订立契约、滥交的观念。因为在16、17世纪，新提出了两个中心问题：如果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为什么物体都会朝地心下落？而且，如果没有水晶天球保持行星稳定，为什么它们可以有序绕行？科学家努力探索这两个问题，有关地球的物理学也发生了与天体革命相匹配的变化。在寻找解决方案时，数学提供了最强大的工具。从哥白尼到牛顿，科学家用具有明确性、普遍性和可重复性的数学语言表达发现的能力给新宇宙论提供了必要的权威。事实上，可以说17世纪的最大成就是发现运动是能够用数学方法来衡量的。

牛顿在他初版于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中对自然科学的这种“数学化”给出了权威的表达。除此之外，这本书还证明了让苹果落地的力也正是让行星有规律地绕太阳运行的力。牛顿最终摧毁了希腊人有关天地两个世界存在本质性差异的假设，还证明了两者都根据同样有规律的固定不变的运动定律运行，他通过这样的做法为天与地的机械化开辟了道路。在后牛顿时代的宇宙中，上帝或许仍然可以占有一席之地，但只是创造了一个机械装置，装置此后根据它自己的定律运行。恶魔与女巫当然就没有容身之处了。大多数科学史学家都急于让自己与科学革命的“辉格式”记述——将革命视为从谬误到真理的进步过程——保持距离。实际上，许多人根本就否认科学发展存在革命性的东西，宁愿将其视为从中世纪开始的演化过程。还有些人则喜欢强调其他科学传统——特别是有机论传统和魔法传统——的贡献。例如，有人就曾指出数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柏拉图主义。然而，即便在考虑了每种情况之后，我们也很难避免得出如下结论：机械论科学的确在17世纪赢得了胜利，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则确保了它的胜局。这本书影响极为深远，“在科学史上，还没有一本已知著作能够同时如此大幅度地拓展研究范围和提高研究精度”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语］，但它不仅仅是一本影响力极大的著作。它还标志着天崩地裂般的文化变动。此外，同时代人也能够感知到这种转变。《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读者的知识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自然无法立刻产生文化影响力。不过在牛顿逝世后，法兰西科学院秘书贝尔纳·勒博维耶·德·丰特内勒（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撰写的颂词说得很好：

终于，这本书被人们充分了解，此前慢慢积累起来的赞许变得极为普遍，到处都只能听到赞美之声。人类对整部作品的精湛笔触感到惊讶，对探索出书中发现的极致天才感到震惊，即便是在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时代，全部国家学术界出现的这种天才都不会超过三四个。

更有名的是亚历山大·蒲柏打算用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牛顿墓碑上的墓志铭：

自然和自然的法则

隐藏在黑暗之中；

上帝说，要有牛顿！

于是有了光

评估机械宇宙观对整体意义上“世界的祛魅”（马克斯·韦伯语）以及巫术这一特定信仰的影响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可以说是相当困难的。约翰·卫斯理在查特豪斯（Charterhouse）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基督教会学院接受了教育，鉴于像他这样的人都能在牛顿死后半个世纪仍然坚信巫师的存在，那么自然不可能期望处于文盲状态的大多数人会放弃传统信仰了。当然，必须把巫术信仰的终结和猎巫的终结区分开来，后者要比前者早一个多世纪。要想终止审判巫师，就得让那些能够阻止审判乃至拒绝开启审判的人——地方法官、法官和立法者——对审判持有怀疑态度。要是证据不完整的话，大部分审判情形都会倾向于17世纪下半叶的如下状况。例如在1668年，坚信恶魔与巫师存在的约瑟夫·格兰维尔（Joseph Glanvill，1636—1680）带着遗憾承认：“大多数放荡乡绅和假装懂一点哲学、智慧的不起眼家伙通常嘲弄巫术信念。”而在他的对手当中，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1610—1682）曾将一本名为《展示所谓的巫术》（The Displaying of Supposed Witchcraft）的书题献给约克郡西区的治安官。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当局曾试图阻止该书面世，但在王家学会副会长乔纳斯·穆尔爵士（Sir Jonas Moore）的支持下，它还是得以出版。在韦伯斯特驳斥巫术存在的论述中，核心观点在于巫术支持者时常展示的供词在原则上是不可采信的，因为“要让恶魔或巫师改变或调整上帝在自然中定下的轨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到1681年时，另一位辩论家亨利·哈利维尔（Henry Hallywell）已经可以写出这样的话：那些相信巫师和恶魔真实存在的人会遇到嘲笑和蔑视。英格兰最后一位被处决的女巫是在1684年上的绞刑架。已知最后一次成功的起诉发生于1712年，当时陪审团认定一名女子犯有巫术罪，但这一裁定与法官意见相悖，该法官随即设法为受害者争取到了国王特赦。

欧洲大陆的状况似乎与英国相近：司法当局对证人可靠性的信心越来越不足，最终对相关罪行本身存在也不再坚信了。在日内瓦，那里的外科医生越来越不愿识别被告身上的“魔鬼标记”，最后一次对女巫执行火刑是在1652年，10年后进行了最后一场女巫审判。在法国，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于17世纪60年代进行干预，终止了法国北部地区的猎巫行为，而且在科尔贝的指导下，王国政府于1682年将巫术重新归类为欺诈行为。在莱茵河以东各地区，这些进程花费的时间都要长不少，不过从17世纪第二个25年起，就已出现了质疑巫术的著述。在这里，同样也是司法当局最终自上而下采取行动，阻止了下层群众自发的猎巫行为。

幸运的是，支撑历史假说所需的证据远不必像数学家或物理学家所需的证明那样严谨。就机械论科学的发展和魔法、巫术信仰的衰落这两者间的关系来说，虽然它不能被概括为一道公式，也无法在实验室中重复，但它至少可以被确立为一种可能的状况。两个额外考量有助于巩固这一假说。首先应当记住的是，科学在17、18世纪还没有深奥到只有专业人士能懂。事实上，“科学”这个词要到19世纪晚期才能获得它的现代含义，即与自然科学同义。在此之前，它只不过意味着“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在17世纪或18世纪，那些在今天会被当成“科学家”的人实际上自认为是“自然哲学”的阐述者，他们的知识贯通此后会被条块化分割的各个知识门类。实际上，17世纪的所有伟大科学家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既是神学家又是物理学家。

其次，想要了解主张的大致含义也不用非得理解一切。要遵循笛卡儿的建议“如果你要成为一位真正的真理探求者，就有必要在你的一生中至少一次尽可能地怀疑一切”，也无须细读他的《谈谈方法》。要理解不变的自然律概念，也不必掌握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的数学。此外，当时还有诸多致力于普及的推广者，他们让能力较差的人也能充分理解那些重大发现，并指出发现的意义所在。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的《根据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原理〉阐述，便于未曾学习过数学的人士阅读的天文学》（Astronomy Explained upon Sir Isaac Newton’s Principles, and Made Easy to Those who have not studied Mathematics，1756年出版）发行过7个版本。丰特内勒在《关于死亡的新对话》（New Dialogues of the Dead，1683—1684年出版）、《与一位女士就多个世界的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a Lady,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1686年出版）或《论学习数学的用处》（Of the Usefulness of Mathematical Learning，1699年出版）中提供了简明版的笛卡儿哲学。正如我们将在这一章后文所见，科学的这种普及进程与公共领域的快速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然而在检验这个重要方面之前，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史学问题。我们在这一章中讨论过激进主义和变革速度，曾有一段时间这两者都得到了强调。最令人难忘的著作出自佛兰德人保罗·阿扎尔之手，这位史学家在一本于1935年首次出版于巴黎的名为《欧洲意识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Consciousness）的书中断言：“法兰西民族今天思考方式像波舒哀，明天就像伏尔泰了。这不是普通的摇摆。它是一场革命。”这类粗线条的概括后来不再流行了。事实证明，阿扎尔的自由思考的英雄要比他预想中的保守得多，波舒哀的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还有长得多的未来，事态发展还是以延续性为主。然而，乔纳森·伊斯雷尔在他的巨著《激进启蒙运动》（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2001年出版）中描述了与阿扎尔说法类似的情景，同样强调了这种变化的革命性：“一场巨大的骚动，在每一个知识和信仰的领域都动摇了欧洲文明的根基。”他认为，是同样的现代化力量起了作用：“欧洲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时期能够像这个时期一样经历如此深刻而决定性的转变——在每个层面都朝着理性化和世俗化转变。”他和阿扎尔一样假定存在单一的“欧洲思想”：“只存在一场高度整合的欧洲启蒙运动。”该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观念史，呈现出“知识革命”、“思想之战”和“知识分子的剧变”。就二者的不同之处而言，差异首先出在时间上：阿扎尔将欧洲思想的转变阶段定为1680—1715年，伊斯雷尔则把它推回到1650—1680年。他说，通常认为的“启蒙盛期”事实上只是一个“巩固、普及、注解先前提出的革命性概念”的过程，它实际上“往往仅仅”相当于“先前变动的注脚”。其次，他将重心从英格兰和法兰西移到荷兰共和国，特别是巴吕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身上。第三，由于他重视斯宾诺莎，因此他对启蒙运动早期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平等主义和共和主义关注较多。

要公允地评判一本800多页、用小号字印刷的书，本身就需要写出一本厚书。在此我们只能说，伊斯雷尔以非凡的博学让斯宾诺莎不至于被湮没，他既强调斯宾诺莎本人的作用，又讨论受他影响的遍及全欧的知识分子网络。伊斯雷尔还将荷兰共和国带上了中心舞台，既强调荷兰本身的作用，又突出它是欧洲激进思想的大型集散地。然而和许多重大修正说法一样，这里的状况也被夸张了。“地下的激进知识分子”数量稀少，影响力也很有限，他们是边缘地带的牛虻。埃德蒙·伯克对欢迎法国大革命的英国激进分子的评论也适用于这些人：“草叶下的几只蚱蜢叫个不停，整个原野都能听到它们的声音，而成千上万头牛在大不列颠这棵橡树的树荫下小憩、反刍，一声不发。”同样值得商榷的是激进思想的渗透深度。伊斯雷尔预见到会有这样的批评，他表示：“尽管17世纪后期的知识分子革命主要是一场精英阶层的危机……但正是这些精英塑造、监督、定下了流行文化的样貌。因此，精英阶层的知识危机很快就对普通人的态度产生了影响，它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少数识字工匠和小资产阶级。”即便我们接受这样一种精英主义的大众文化观，还存在一个问题：在这些精英当中，是哪一类人热切接受了激进启蒙运动带来的那种“知识革命”，他们又占据了怎样的比例？尽管漫长的时间足以让人们接受机械论的宇宙观，进而终止猎巫，但绝大多数人依然是虔诚的基督徒。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见，18世纪既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作“理性时代”，也有足够的证据被称作“宗教时代”。不仅教堂繁荣发展，而且公共和私人话语都被宗教主宰了。此外，大多数激烈辩论和争议也不是在信徒与非信徒之间发生的，而是在一类信徒针对另一类信徒时出现的。

公共领域

当自然世界并没有超自然事物这一观点广泛流传，一种崭新的文化空间也扩张开来，那就是公共领域。尽管这个词本身并不新，“公共”这个概念也出现已久，可在那之前，它的用法都非常宽泛，既可以用来指代整个社区，比如说“为了公共利益”（pro bono publico），也可以特指与同一行当有关的一群人，比如说“去剧院的公众”。直到本书所述的这一时期，像“公共舆论”这个词里的“公共”才开始获得它的现代含义，即文化与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来源。大科学家罗伯特·玻意耳是第一批用英语表达“公共”这一概念的人之一，他在出版于1665年的《随感》（Occasional Reflections）中提到“公众此前对我的作品的嘉许反应”。值得一提的是，玻意耳并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任何学术职位，他是科克伯爵（Earl of Cork）之子但并非长子，是一位独立的绅士学者。最重要的是，玻意耳选择用本国语言而非拉丁语写作。当时，学术讨论应使用何种语言仍然没有定论。虽说伽利略、玻意耳和笛卡儿都使用了他们各自的本国语言，但哈维（Harvey）、惠更斯（Huygens）和牛顿使用的仍是拉丁语。莱布尼茨和他的贵族朋友通信时用法文，和亲戚通信时用德文，和学术同行通信时用拉丁文。可形势变得很快。法国的色情书刊在1650年都是用拉丁文出版的，可1700年时，所有书中超过90%是法文书，到了那时，拉丁文已经是一种死语言了。在德语地区，拉丁文书的比例从1650年的67%降到1700年的38%，又继续缩减到1740年的28%、1800年的4%。

这场转向本国语言的变化来得既快速又不可逆转，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读写能力从受过学术训练的精英人群“下渗”到范围越来越大的公众。尽管证据相当零散，但现有证据已能表明识字率稳步上升。在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80年代之间的一个世纪里，法国男性的识字率从29%上升到47%，女性的识字率从14%上升到27%。达尼埃尔·罗什得出如下结论：要是假定所有能够签字的人都能够阅读，那么法国就有大约1 000万名潜在读者。法国东北部地区——特别是巴黎——人口的识字率还要高得多，到了1789年，那里已经接近于全民识字。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甚至写道：“法国人在18世纪末的识字率要高于美国人在20世纪末的识字率。”英格兰、苏格兰、低地国家和瑞典的相关数据质量更高。截至18世纪末，阿姆斯特丹87%的男性新教徒和69%的女性新教徒能够在婚姻登记簿上签字，天主教徒这方面的数据分别是79%和53%。欧洲德语地区的整体数据非常粗略，但无论数据质量如何，它们还是反映出了一种上升曲线：从1700年10%的成年人口识字率到1770年的15%、1800年的25%。不论是在哪里，男性上学的可能性都要高于女性，根据这个充分理由，男性识字的可能性要高于女性。

教育的进步带来了读写能力的提高，可以说教育是公共领域扩张的根基。发展教育的首要动力来自教会而非世俗当局。在新教世界，由于新教强调所有信徒都应当直接阅读《圣经》，因此大众教育成为受到优先考虑的议题。在17、18世纪，不从国教运动、虔敬派、卫理公会等改革运动激发了新的教育动力。即便在当权的圣公会当中，由私人创立的覆盖教区的慈善学校也为数不少，这就让读写得以普及。1734年，仅伦敦一地就有132所此类学校，它们为3 000多名男童和将近2 000名女童提供教育。尽管这些学校的寿命往往很短，可还是有大约1 700所学校建立起来。肯尼特（Kennett）主教曾说，他打算把这些学校作为“对抗天主教的小小据点”，建学校可能有这样的意图，但也有物质层面的考量。在日趋商业化的经济当中，读写和计算成了必备能力，市场反应一向很快，也迅速对这个机遇做出了回应。一名德意志访客在1782年记录如下：“在这里，不时能见到连着的门上写着‘此处教育儿童’‘此处修鞋’‘此处出售外国烈酒’‘此处操办葬礼’。”

欧洲大陆仍有前文提过的那种从西北向东递减的趋势。尽管人们在波兰还能找到个别识字率较高的地区，可在俄国，全民识字却是一个20世纪的现象。正如法国、莱茵兰、比利时和北意大利部分地区的数据所显示的，在识字率方面并没有新教/天主教的差别。多少可以认为竞争需求促使所有宗教都投身到发展教育当中。在天主教欧洲，主动改善乃至创建大众教育的团体以传教士团体最为常见。在法国，之所以东北部会成为欧洲识字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大部分功劳应当归于同样在兰斯创立的圣婴耶稣姊妹会（Sisters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和基督兄弟会（Christian Brothers）。国家直到较晚时期才介入教育。基督兄弟会的创立者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尔（Jean-Baptiste de La Salle）在国王情妇曼特农夫人（后来成为国王贵庶通婚的妻子）的帮助和支持下，成功说服路易十四颁布法令，规定所有7—14岁的儿童都需要入读天主教学校。

18世纪，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入侵此前是教会保留地的教育领域，一部颁布于1770年的奥地利法令坚定地指出：“（教育）现在是，也应当永远是国家事务。”佩根（Pergen）伯爵后来成了约瑟夫二世的警察头子，他就抱怨教士滥用他们对教育的控制权，说他们挑走了最有才能的儿童充实他们自己的队伍，只把资质平庸的人留下来为国效力，这可以作为支持那部法令的依据。因此，佩根伯爵总结道：“国家必须彻底、永久地握有对学校和教育的监督权和指导权。”腓特烈大帝也秉持这一观点，他在1743年告知掌管西里西亚——这个省刚刚归入他囊中——教育的官员，教育的目的是给年轻人提供应当掌握的知识，把他们培养成能够完成为祖国效力这一基本任务的人。实际上，18世纪中叶的欧洲各地出现了一批拥有三个共同目标的改革运动，这三个目标是：要求教育承担公共责任，建立新的世俗教师骨干队伍，对课程进行现代化改革，使之能够培养正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所需的人才，包括官僚、军人、商人、制造业业主、熟练工匠和训练有素的工人。

识字普及的累积效应是激发一场“阅读革命”。虽然阅读热度上升到沸腾状态的速度相当缓慢，但到了18世纪中叶，就有人将阅读描述为“一种癖好”“一种狂热”“一种疯狂”了，爱尔福特的教士约翰·鲁道夫·戈特利布·拜尔（Johann Rudolf Gottlieb Beyer）观察如下：“论上瘾程度，爱烟、爱咖啡、好酒、好赌的人都比不上书迷。”阅读是一种不分阶层的爱好，这让保守主义者感到惊恐，让进步主义者感到欣慰。一本名叫《德意志博物馆》（Deutsches Museum）的德语期刊在1780年记载如下：“60年前只有学者才会买书，然而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一个声称接受过教育的妇女不会阅读。不论城乡，我们在每个阶层中都能找到读者，就连大城市里的普通士兵都会从图书馆借书。”关于这种阅读普及的社会状况，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视觉凭证，比如说丹尼尔·霍多维茨基（Daniel Chodowiecki）就画过农民读书的情景。在现存的丰富文字例证中，写于1791年的詹姆斯·拉金顿（James Lackington）日记的相关条目很突出。拉金顿是个白手起家的人，按照他自己的记载，他起家的时候身上只有5英镑，最后则实现了书店每年卖出10万本书的业绩，他将成本压到最低，声称他的书店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书店”。拉金顿写道：

我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在过去20年中，图书销量整体上已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从前，较为贫困的农民和其他乡村穷人度过冬夜的方式就是讲述巫师、鬼魂、妖怪之类的故事，现在他们靠听儿女们朗读故事、传奇之类消磨冬夜，你要是进到他们家里，或许会看到《汤姆·琼斯》、《蓝登传》（Roderick Random）以及其他供消遣的书，就堆在熏肉架之类的地方。要是约翰带着一车草料进城，他就得牢牢记住把《佩里格林·皮克尔冒险记》（Peregrine Pickle’s Adventures）带回家，要是多莉（Dolly）去集市上卖鸡蛋，她也得受人之托买下《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历史》（The History of Joseph Andrews）。简单来说，各个阶层现在都在阅读。不过，图书销量在上一场战争结束（1783年）后才出现了最为迅速的增长。

英国的统计数据证实了拉金顿的印象：在16世纪的头一个10年里，各类图书大约出版了400部，17世纪30年代的出版总量增加到了6 000部，18世纪头十年是21 000部，18世纪90年代是56 000部。我们在海峡对岸无法找到可靠的统计数据，因为那里存在着规避严格审查的巨量地下出版。不过，从18世纪中叶到1789年，图书出版数可能翻了一番，此后更是增长了许多倍。在德语地区，18世纪的图书出版数大约是175 000部，其中2/3出版于1760年之后。要是把小册子、周刊、报纸和其他短期读物算进去，有人估计大约500 000部出版物在18世纪进入了德语市场。俄国实现了最高的增长率，不过也就是从低到难以置信的1725—1729年仅出版87部增加到1796—1800年出版300多部。

书籍世界的这一数量变化带来了同样重要的质量变化。由于此时多出了这么多可供阅读的图书，读者和阅读方式也都发生了改变。在图书出版数很少、印刷量很小、价格也昂贵的时候，文字是要被一再阅读的，主要目的在于祈祷、教育和启迪。典型的读者是阅读祈祷书的神职人员、阅读法律手册的律师或阅读《圣经》的信徒。简而言之，他们读得相当精细。一旦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可读图书，印量变得较大、价格也相对低廉后，各类新读者就加入其中了，他们寻找时下关注的信息、实用指导和消遣文字，读完一本书就把它扔到一边。简而言之，他们读得相当宽泛。16世纪，一座拥有100本书的图书馆就足以证明馆长是一位饱学之士；到了18世纪末，拥有成千上万本书的私人图书馆已经随处可见了。

越来越多的书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越来越多的读者又会转而促进图书出版数的增加，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发展进程。我们同样也可以说阅读革命促进了文化机构数量的增加。尽管印量的增加导致图书单位成本下降，但技术特别是造纸技术的落后限制了降价空间。对读者来说，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他们共同出资组成一个阅读圈，在圈内传阅买来的图书。这类组织多数是非正式的，但在较大的城镇也出现了较为固定的读书俱乐部，俱乐部既有管理委员会，也有属于自己的活动场所。以莱茵兰的美因茨为例，开设于1781年的读书俱乐部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以较低价格读到各类新出版物，以及享受交流文艺、政治知识的社会关系的机会”。俱乐部位于大教堂附近，由两间用于阅读的“静室”和两间供人讨论、休憩的聚会室组成。会员只需缴纳一笔不算高的年费，就可以从图书馆里借阅图书或查阅大量的报纸和期刊。到那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已经到处都有读书俱乐部了，仅18世纪下半叶就建立了共有20 000名会员的大约600家俱乐部。借阅型图书馆更为开放，也更为商业化，这种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是18世纪的现象。据估计，1800年时，伦敦至少有100座借阅型图书馆，英国其他地区还有将近1 000座。低廉的会员年费——典型价格是3¼先令——至少令熟练工匠阶层有机会接触大量图书。借阅型图书馆在欧洲大陆的传播也很快，其速度堪与其在英国的传播速度媲美：1800年时，莱比锡有9座借阅型图书馆，不来梅有10座，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有18座。

为了迎合新的阅读公众群体，一种崭新的文学类型以小说形式出现了。散文小说的某些类型可能和文学本身一样古老。到17世纪末，小说已经发展出了两种类型：“传奇文学”和“短篇小说”（novelle），前者是描绘骑士英勇事迹的故事，后者是供大众阅读的短篇故事，通常会结集发行。现代小说于18世纪上半叶出现，它将前者的实质和后者广受欢迎的写实手法结合了起来。南欧引领了传奇文学的发展潮流，塞万提斯出版于1605—1615年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是它的巅峰。17世纪，法国作者获得了领先地位，玛丽—马德莱娜·德·拉费耶特（Marie-Madeleine de La Fayette）的《克莱沃王妃》[4]（La Princesse de Clèves）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部以法文写成的现代小说。18世纪上半叶有将近1 000本法国小说出版，这还是在普雷沃神父的畅销书《玛农·莱斯科》（Manon Lescaut，1731年出版）引起了认为这类书不道德的批评浪潮的情况下。尽管作者声称“这是一部寓教于乐的著述”，然而读者和批评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同名女主角的贪婪和放荡上，这本书在法国成为禁书。1737年，当局对所有小说下达了统一禁令，只有在十分严苛的条件下才会给出默许——普雷沃的八卷本小说《英格兰哲学家；或克伦威尔私生子克利夫兰先生的历史，由他本人撰写并译自英文》（Le Philosophe anglais; ou Histoire de Monsieur Cleveland, fils naturel de Cromwell, écrite par lui—mesme et traduite de l’anglais）需要满足将克利夫兰改为天主教徒的条件才能出版。尽管极尽挑逗的“法国小说”（书上印的出版地通常是假的）还将拥有漫长且有利可图的发展历程，但在18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英国小说。英国小说迸发出了非凡的创造力，其代表作有：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1719年出版）、《莫尔·弗兰德斯》（1722年出版）和《罗克珊娜》（Roxana，1724年出版），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年出版），塞缪尔·理查森的《帕梅拉》（1740年出版）、《克拉丽莎》（1748年出版）和《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1754年出版），亨利·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1742年出版）、《乔纳森·怀尔德》（Jonathan Wild，1743年出版）和《汤姆·琼斯》（1749年出版），托拜厄斯·斯莫莱特的《蓝登传》（1748年出版）和《佩里格林·皮克尔冒险记》（1751年出版），此外还有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传：绅士里查斯川·项狄之生平与见解》（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1760—1767年出版）和《多情客游记》（A Sentimental Journey，1768年出版）。这些作品让小说成为英国最优秀的文学体裁。这些小说当中，或许《帕梅拉》在国际上最为成功，它被翻译成大部分欧洲文字，其故事则根据当地需求有所变更。以法国版本为例，同名女主角就被加上了贵族血统，以免有人认为她在婚姻中高攀了其他阶层。

每出现一部天才之作，就还会出现100多部质量较差的作品，这让知识分子生出一种熟悉的抱怨：多就意味着差。伦敦有本名为《月度评论》（Monthly Review）的期刊，它在1790年发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哀叹：

小说就像尼罗河畔的昆虫一样涌现出来，如果允许我们用另一个比方的话，它们就像亚洲田地里的蝗群那样占据着巡回图书馆的书架。它们那庞大又日益增加的数量是一种极大的邪恶，因为，这些小说基本都在传播对人类生活的虚妄看法，它们在供人消遣的时候，往往会毒害心灵。

大众化就意味着粗俗化，这样的哀叹时常还伴随着厌女的新牢骚，因为正是小说率先让妇女作为创作者和消费者进入文学领域。17世纪，巴洛克戏剧的题材，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古典的还是宫廷的，是韵文的还是灵修文学，都明显由男性主导。18世纪的小说关注的是此时此地的“真实”世界，特别注重的是家庭关系，这既将女性移到了关注中心，也让她们能够写作与自身经历相关的作品。弥尔顿失明后，他的女儿曾负责听写作品，如果说这最好地概括了女性在17世纪文学中的作用，那么在18世纪，像伊丽莎·海伍德（Eliza Haywood）、夏洛特·伦诺克斯（Charlotte Lennox）、弗朗西丝·布鲁克（Frances Brooke）、萨拉·菲尔丁（Sarah Fielding）、米尼菲（Minifie）姐妹、玛丽亚·库珀（Maria Cooper）、琼·马里歇尔（Jean Marishall）、菲比·吉布斯（Phoebe Gibbs）、范妮·伯尼（Fanny Burney）、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这样的小说家在名望和销量上已经牢牢占据了与男性同行相当的地位。在欧洲，第一个靠写作为生的妇女是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1640？—1689）。她的三卷本书信体小说《一位贵族和他妹妹间的情书》（Love Letters between a Nobleman and his Sister，出版于1684—1687年）在随后一个世纪里出了16个版本。范妮·伯尼从她第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小说《埃维莉娜》（Evelina）上只得到了20英镑稿酬，可《塞西莉娅》（Cecilia，1782年出版）给她带来了250英镑，《卡米拉》（Camilla，1796年出版）和《徘徊者》（The Wanderer，1814年出版）都是2 000英镑。索菲·拉罗什（Sophie La Roche）所著的《冯·施特恩海姆小姐的故事》（Die Geschichte des Fräuleins von Sternheim）是18世纪热度最为持久的德语小说之一，而在法国，玛丽—马德莱娜·德·拉费耶特也找到了许多后继者，其中包括弗朗索瓦丝·德·格拉菲尼（Françoise de Graffigny）、玛丽—让娜·里科博尼（Marie-Jeanne Riccoboni）、玛丽·勒普兰斯·德·博蒙（Marie Leprince de Beaumont）和安娜—路易丝·埃莉·德·博蒙（Anne-Louise Elie de Beaumont）。在英国，1750—1770年的20个年头中，有11年女性作者撰写的小说要多于男性作者，不过，女性作品在这个世纪里的总比例更可能在20%左右。

纵然小说是公共领域的女王，还有诸多艺术门类同样得益于公共领域的发展。在音乐方面，小说的对应物是交响乐，因为交响乐在18世纪的发展堪与小说相提并论。1700年，“交响曲”（Sinfonia）还是用来描述歌剧序曲的名词；到了贝多芬（Beethoven）的《C大调交响曲（作品21）》首度公演的1800年，交响曲已经牢固确立了在音乐界的优势地位。在此期间，16 000多首交响曲被创作出来。理查德·塔鲁斯金曾冷淡地评论道：“大量的创作自然意味着大量的消费。”的确如此。绝非巧合的是，交响曲的世纪同样是音乐公演的世纪。要是公开的音乐会可以被定义为演出者和听众之间存在明确界限、不具名的公众可以支付费用进场的音乐表演，那么，第一场公开音乐会就是于1672年在伦敦举办的，当时，约翰·巴尼斯特（John Banister）在《伦敦公报》（The London Gazette）上打了广告，称“本周一将会有出色的音乐家演奏音乐，下午4点准时开始，此后每个下午都在同一时刻演出”。尽管巴尼斯特是一位严肃的音乐家，此前还曾担任王家管弦乐队指挥，他的音乐会却是不拘礼节的小规模演出，许多听众在演出时吸烟或饮酒。

1725年后在巴黎组织的圣灵音乐会（Concerts Spirituels）的级别就要高得多，它们的目的是在四旬斋期间剧院关闭时提供音乐。圣灵音乐会主要演出圣乐，和它们暂时替代的歌剧一样，音乐会的开头是一首“交响曲”。随着交响乐将自己确立为一个独立门类，它也就从歌剧序曲的简单快—慢—快形式演变成有四个乐章的独立音乐剧。相应地，也发生了从每种乐器享有相同权重的巴洛克协奏乐声到交响形式——字面意思是“一起发声”——的转变。这一发展也与奏鸣曲形式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尼尔·扎斯拉夫（Neil Zaslaw）对奏鸣曲的吸引力有过极好的总结：“它能极为细致地呈现并发展乐思和乐句，与此同时还透露出令人信服的整体听觉效果。”到了18世纪60年代，在米兰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萨马丁尼（Giovanni Battista Sammartini，1700—1775）、在曼海姆的约翰·斯塔米茨（Johann Stamitz，1717—1757）、在艾什泰哈佐的约瑟夫·海顿都巩固了交响乐在音乐世界中的地位，此后直到本书所述时期结束，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进一步将交响乐提升到了不可动摇的显赫地位。

交响乐的胜利进程见证了欧洲各地音乐的日趋标准化，这也是公共领域扩张的结果。较之从前，当时的乐谱流传变得更容易了，作曲家开始不仅为自己指导的管弦乐团作曲，也为所有乐团作曲。这就促进了管弦乐团人员规模和乐器组成的标准化。当时已经出现了音乐的国际市场：海顿的《弦乐四重奏（作品1和作品2）》传播范围南起那不勒斯，东北直抵柯尼希斯贝格，更不用提向西传到了宾夕法尼亚。尽管海顿的这些乐谱是手抄本，但18世纪的乐谱印刷也发展迅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直到1700年之后，存在已久的雕版印刷乐谱技术才开始广泛传播，这才让那些复杂得多的乐谱能够被更清晰、更廉价、更快速地印刷出来。伦敦率先进入这一印刷领域，巴黎很快在18世纪40年代加入，维也纳则到18世纪70年代才跟上。同样是在伦敦，约翰·普莱福德（John Playford）和他的儿子亨利在17世纪下半叶将现代商业实践带入了音乐出版领域，他们没有止步于出版，还编纂了一本乐谱目录册，然后宣传、推广、分发其中的内容。音乐日益商业化也就意味着作曲家不再那么依赖赞助者个人了，不过版权法律的缺失延缓了这一进程。欧洲各地涌现出音乐实业家，他们寻找有才能的作曲家，让他们与顾客签订对三方都有利的合约。最为著名的案例就是约翰·彼得·萨洛蒙（Johann Peter Salomon）在18世纪90年代让海顿两次前往伦敦，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随着文化公共领域的成长，公众作为审美评判者的权威也增加了。这体现在法国美术与雕塑学会举办、开始于1663年的公开艺术展览的历史上。学会的学者们了解公众的兴趣，也准备好至少是在口头上支持它。1699年，学会宣布在经历漫长中断后重开画展（“沙龙”）时，也在画展目录册中宣布他们希望“延续原有的向公众展示艺术作品的传统，以便获得公众评判”。从1737年起，画展每两年在卢浮宫举办一次，吸引的访客人数不断增加：18世纪50年代是1.5万人，18世纪80年代已经翻了一番。作为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的媒介，批评家也涌现出来。艾蒂安·拉丰·德·圣耶纳（Étienne La Font de Saint Yenne，1688—1771）通常被视为第一位艺术批评家，他在1747年写道：“只有在那些组成了公众的坚定、公正的人们的口中，在那些与艺术家绝无任何关系的人们的口中……我们才能找到真实的语言。”早在1789年之前，画展的大众化乃至民主化的含意就已经逐步显露出来，以画家兼批评家路易·德·卡蒙泰勒（Louis de Carmontelle）为例，在1785年的画展上，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荷拉斯兄弟之誓》（Oath of the Horatii）取得了极为轰动的效果，卡蒙泰勒对此写道：

（画展）是一座大型剧场，在那里，等级、偏爱或财富都不能让坏品味留下……巴黎为之一振，所有市民阶层都挤来看画展。公众作为美术的天然评判者，早已给出了它对经过两年辛劳完成的画作的价值评判。它的意见起初并不一致，也不具有确定性，可很快就趋于稳定。一些人的经验，另一些人的开明，一部分人的极端敏感，还有最为重要的大多数人的正直，最终汇集到一起得出了最合理的评判，这与主导那里的极大自由是相符的。

到18世纪下半叶，匿名的抽象公众概念已经不仅被认为是评判事物美学价值的一个正当来源，而且成了唯一的来源。在丰富的例证中，以下来自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内心呐喊因其强度而引人注目。席勒在斯图加特的公国文法学校接受过良好的免费教育，代价却是丧失了自己的精神独立。他被迫违背自己意愿学习医学，因撰写了自己的第一部杰出戏剧《强盗》（The Robbers）而入狱，还被人告知今后他只能写医学著述，席勒用脚发出了抗议，他逃跑了，还发布了精神独立的宣言，内容如下：

我以不为任何君王效力的世界公民的身份从事写作……从现在起我要解除一切束缚。公众现在就是我的一切——我的心中所念，我的君主，我的朋友。今后我只属于它。我希望自己只出现在它的公断面前。它是我唯一敬畏的事物。想到我戴上的唯一枷锁就是世界的裁断，吸引我的唯一宝座就是人类灵魂，我突然感受到伟大。

这些勇敢的话写于1784年。3年后，席勒接受了耶拿大学历史教授的职位，为萨克森—魏玛公爵效力，后来又在1802年被封为贵族。正如这一轨迹所示，事实证明公众并不是理想的庇护人，下文我们将会讨论它的缺点。现在我们只需知道，公共领域是重要的文化空间，公众是重要的文化参与者。我们可以对公众的基本特征给出界定。它由组合起来的私人个体组成，这些人自愿交换意见，形成了一个大于个体总和的整体。它不仅独立于国家，还因为数量与质量的缘故声称自己拥有更高的地位：由于其庞大数量带来的力量，它可以自命代表公民社会，又由于其对自由表达和公开辩论的坚持，它可以宣称自己拥有较高的权威。公众是无名且没有等级的，只要有能力购买它所消耗的文化商品就能够进入其间。坦率、批评、自发、理性的论述是公众话语的特征，“公开性”“公开化”“公众舆论”等同源词就表明了这一点。

理性文化的胜利

18世纪中叶，公共领域趋于成熟，理性文化似乎取得了胜利。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于1748年，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出版于1751年，它们在欧洲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对前者的诸多回应中，霍勒斯·沃波尔于1750年1月10日写给英国驻托斯卡纳宫廷公使霍勒斯·曼的信堪称代表：“我希望知道你对……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的意见，我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写得最好的一本书——至少我从曾经读过的所有书中学到的东西都不及从这本书中学到的一半。书中有许多智慧，也有同样多的实用知识。据说在法国，这本书损害了孟德斯鸠自己的名声，我可以想象到这一点，因为对那里每一个能够理解它的人来说，符合自身利益的举动都是去诋毁它。”沃波尔说对了一半：《论法的精神》受到了法国启蒙知识分子的狂热赞赏，但保守人士也以同样的热情斥责它。这一次，耶稣会士和詹森派信徒终于达成共识：孟德斯鸠的书非常无礼、高度危险——它实际上就是无神论。保守派这么做，反倒给这本书打了广告。尽管教皇本笃十四世对查禁手段持有怀疑态度，但《论法的精神》还是被列入1751年的禁书名录，这是最好的宣传。《百科全书》引发了很大争议，也引起了国际关注。1789年之前出售的2.5万套35卷本《百科全书》大约一半被卖给了居住在法国以外的订购者。在堪称成熟的启蒙运动宣言的序言中，狄德罗重述了笛卡儿的普遍怀疑方法论：“必须审视一切，必须动摇一切，无一例外，毫无保留。”在一代人之后的1781年，随着启蒙运动进入退潮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第一版的序言中回归到同一中心主题：“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被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人们对它们自身正当性的怀疑，并无法要求人们对它们不加伪饰地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5]

儒勒·米什莱评论道：“《百科全书》远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是一个派系……整个欧洲都在协助它。”当然，“整个欧洲”在这里指的应该是“欧洲的启蒙知识分子”。这的确是一个自觉存在的派系［“党派”（party）会是个更好的用词，因为法语的“派系”（faction）一词并没有它英文同形词的贬损含义］。有一个由持理性进步主义观点的受教育人士组成的国际性团体，其成员有共同的理想，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17世纪。它的成员喜欢自称为“文人共和国”，皮埃尔·培尔从1684年开始出版富有影响力的期刊《来自文人共和国的新闻》（News from the Republic of Letters），刊名中就有这个词。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伏尔泰如此描述17世纪晚期：“虽然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但欧洲已经逐步建立了一个文人共和国。各门科学、各种艺术领域因此得以互相支持，各类学会是这一共和国的组成部分。”

这当然是一个完全非正式的空间。它是寻求或回应志同道合者的人共同创造的，其主要媒介是书面语言，所以，它的扩张与读写能力的提高和出版物——尤其是期刊——的增加同步。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前面章节中讨论过的邮政业务的进步。正如约翰·布鲁尔所论：“通信维持了文人共和国。”他引述的例证之一是古典学者希斯贝特·库珀（Gisbert Cuper）的大话：“我拥有大约100卷书信和学者的回复，他们的友谊和往来信件让我感到光荣。”信的重要性远不仅仅在于方便沟通，因为它们可以将智识交流的想法封装在自己内部。因此，大部分期刊都喜欢开设一个“读者来信”栏目，不过，其中许多来信就算不是编辑自己杜撰的，也至少经过了他们的改写。比如说，《观察者》在1712年的第一个系列就包括了250封来信。新闻和其他内容也会以“来自本刊报道者”的书信体形式呈现出来，在1764年的前4个月里，伦敦《公报》就收到了861封来信，其中560封最终得以刊登，262封在“本刊报道者观察”栏目名下被提及。物质形式沟通的进步和长期的和平促进了共和国成员彼此的了解。安妮·戈德加（Anne Goldgar）就提供了一个与普鲁士胡格诺派后人夏尔—艾蒂安·若尔丹（Charles-Étienne Jordan）有关的例子，若尔丹在1733年先后前往哈雷、莱比锡、巴黎、伦敦、剑桥、阿姆斯特丹和莱顿，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文学之旅（voyage littéraire）。虽然他从没有让自己的视线避开建筑和画作，可他主要在意的还是去拜访图书馆、文学会、书店和知识分子朋友。抵达伦敦后，若尔丹写道：“我看到了圣保罗的教堂，我不会对它说什么，因为我的目的只是谈论书和文学。”

在文人共和国和它滋养出的公共领域中，知识阶层得到了快速发展，它的成员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却高度一致。到了《百科全书》出版的时候，他们已不再是“一小群哲学家”了，反而成了欧洲政治话语中的一股主要力量。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最喜欢做的就是争论，然而这些人都认可的普遍真理让他们对同一场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认同。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启蒙知识分子普遍使用光的比喻。正如他们头号死敌之一诺瓦利斯（Novalis）在《基督教或欧洲》（Christianity or Europe，1799年出版）中所论：“由于在数学上的准确性和自由运动特性，光成了他们的偏爱对象。与其说这些人对光的色彩闪烁感兴趣，倒不如说对光线的折射感兴趣，因此，他们用光来命名自己的伟大事业——启蒙。”关于启蒙，诺瓦利斯使用的德文词是Aufklärung，如果他是个意大利人，那么他就得用i lumi，西班牙人得用ilustración，法国人得用les lumières，俄国人则会是просвещéние（这个词也可以表示教育，这令人感到困惑）因为光可以与无知、偏见、迷信的黑暗构成鲜明对比，它的确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比喻，可它也因肤浅而招致了批评。伏尔泰本人就承认：“我像是山间的一条溪流——我活泼、清澈、飞快地流淌，可并不算很深。”

光的源头是理性。在此，人们必须小心——实际上“哲学家们”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深知理性的多样性和局限性，而且最喜欢奚落笛卡儿、莱布尼茨等17世纪哲学家的庞大理性主义体系，莱布尼茨更是以邦葛罗斯（Pangloss）博士的形式成为伏尔泰《老实人》中的笑柄。笛卡儿因普遍怀疑论而获得仰慕，但他的演绎推理却遭到了拒绝，取代它的是英格兰人的归纳经验主义，伏尔泰对此有过具有双重含义的评论：“笛卡儿把视觉赐予盲人，让他们看到先人和笛卡儿自己的错误。”伏尔泰也曾把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比作小步舞，舞者展现出诸多技艺和优美姿态，可最终还是得回到原地。正如彼得·盖伊（Peter Gay）所述：“启蒙时代并不是一个理性时代，而是针对理性主义的叛逆。”另一方面，尽管理性存在诸多弱点，可是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手段，它还是远远优于《圣经》、传统、直觉或信仰这样的其他选择。或者换句话说，要是一个知识分子想要踩在笛卡儿头上表示“我的计划就是让思想远离理性”，那么他就会自动丧失自称为启蒙人士的资格。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他那本晦涩而深刻的《启蒙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最早在1932年以德文出版）中极好地点明了这个关键：“各种启蒙思潮的基本思想都是坚信人类的理解力可以凭借自身力量领会世界的运转体系，无须求助于超自然，而且这种对世界的崭新理解方式也会带来主宰世界的全新方式。”

正如卡西尔的最后那句评论所示，理性带来的对自然的崭新理解并不是为自然服务的。它不过是为人类利益而控制（或许可以补充说是剥削）自然的第一步。在这里，哲学家是在追随他们最尊敬的先辈之一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设下的项目日程，培根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年出版）中写道：“科学真正、合法的目标就在于这一点：将新发现和新能量赐予人类生活。”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个很好的范例，他在1752年6月的一场雷暴中放飞了一只风筝，来检验他关于电的性质的假说。实验中获取的知识让他能够发明避雷针：“我说，要是这些事物不过如此，难道不能让关于这种能量的知识对人类有用吗？不该用它们保护住宅、教堂、船只等等免遭雷电袭击吗？”近代以前的人们敲响教堂大钟，向上帝祈祷以避免雷击；在富兰克林之后，人们装上了避雷针。

理解并操控自然也涉及理解并操控人类本性。由于哲学家们排除了原罪概念，他们在着手处理这个看似难以捉摸的问题时表现得较为乐观。再没什么比认识论和心理学更能将启蒙人士和传统基督教世界截然区分开了。启蒙人士在这里追随的是另一位英格兰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他的《人类理解论》（1690年出版）提出了下列基本公理：

一切观念都是由感觉或反省来的——我们可以假定人心如白纸似的，没有一切标记，没有一切观念，那么它如何会又有了那些观念呢？人的匆促而无限的想象既然能在人心上刻画出几乎无限的花样来，则人心究竟如何能得到那么多的材料呢？他在理性和知识方面所有的一切材料，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可以一句话答复说，它们都是从经验来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我们因为能观察所知觉到的外面的可感物，能观察所知觉、所反省到的内面的心理活动，所以我们的理解才能得到思想的一切材料。这便是知识的两个来源；我们所已有的，或自然要有的各种观念，都是发源于此的。[6]

这种对天赋观念的否认给社会工程大开方便之门。要是人按照知觉行事，他就不过是周遭环境的产物，那么只需改造环境就能改造人性。

哲学家们还从英格兰引进了牛顿式的宇宙观，随后让它在整个欧洲大陆广泛传播。按照伏尔泰富有影响力的观点：“牛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他的确是最伟大的，古代的巨人不过是他身边玩弹球的儿童。”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是通过伏尔泰的《哲学书简》——这本书在1734年首次发行英文版本时名为《有关英格兰民族的书简》（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而非《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了解重力定律的。遍及欧洲的启蒙人士传播了更进一步的公理：自然世界是一部机械装置，上帝不会频繁干预他创造的世界，看似奇迹的事物不过是错觉或自然现象。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748年出版）中就奇迹给出了他的著名定义，即“依靠神的特定意志或某种不可见媒介的干涉违反自然法则”，这被许多人视为决定性破坏的前奏（尽管还有一些人对此提出质疑）。

随着上帝被逐出物质宇宙，降格为原初钟表匠，人类全神贯注于此时此地的道路就打通了。生活不再被视为信徒在上天堂或下地狱之前需要通过的流泪谷，而是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关切对象。所以启蒙可以说是世俗的，不过关于“世俗”这一概念，德语词diesseitig更具表现力，它的字面含义是“坟墓的此岸”，与字面含义为“坟墓的彼岸”的jenseitig一词相对。启蒙也可以说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亚历山大·蒲柏在他的《人论》（Essay on Man，1733年出版）中最好地概括了这一特征：

先说高天之上的神，还是世间的人？

除了根据我们的所知，我们还能思考什么？

除了人在此世的境地，我们还能看见什么？

我们岂不是从自身思考，就自身谈论？

……

认识你自己，勿对上帝妄加议审；

人类应当探究的，正是人本身。

这里提到的人就是人类本身。理性是一个普世的属性，是人存在的条件，因此，民族、宗教的不同不过是表象而已。所以，世界主义是启蒙人士最自豪的标志之一。以狄德罗为例，他曾致信友人大卫·休谟：“我亲爱的大卫，你属于所有民族……我自夸和你一样是整个世界这座大城市的公民。”只要把祖国理性化地定义为“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ubi bene, ibi patria），他们就对爱国并无排斥意见，但也只会认为它是次要的价值观。在爱德华·吉本看来：“爱国者的职责在于发扬他所属国度的专属利益与光荣，但哲学家或许可以拓宽视野，将欧洲视为一个大共和国，国内诸多居民的文明和礼貌程度都已经达到了类似水准。”吉本自己当然会遵循这条准则，他的第一本书就是以法文出版的。《百科全书》中的“民族”词条由若古（Jaucourt）撰写，他说得更好：“有位哲人说过，我视家庭高于自己，视祖国高于家庭，视人类高于祖国。”一些音乐家也有类似的理想，以格鲁克（Gluck）为例，他的目标是创作“一种能够引起所有民族共鸣、消弭荒谬的民族分歧的音乐”。格鲁克的歌剧《阿尔切斯特》（Alceste）在1768年上演，根据评论家的意见，他也的确取得了成功，因为他的音乐创造力极强，竟到了能够炸开民族局限性的地步，创造出既完全属于格鲁克本人，又与自然乃至宇宙高度一致的音乐。

在启蒙人士看来，宗教信仰甚至还不如地理起源重要。启蒙运动以极高的频率和热情指责了人类的诸多罪恶与愚行，而宗教不宽容无疑高居榜首。正如我们此前指出的，欧洲的每个国家都是宗教国家，纵然皮埃尔·培尔在1682年发表了《论彗星》（Letter on the Comet），约翰·洛克也在1689年发表了《论宽容》（Letter on Toleration），异端人士还是到处都能感受到宗教当局的压制。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人的专题论述都是他们在流亡荷兰共和国期间撰写的。在天主教欧洲各地，宗教裁判所的火焰仍在燃烧。以1724年的巴勒莫为例，修士罗穆阿尔多（Romualdo）和修女格特鲁德（Gertrude）被绑在火刑架上活活烧死，成千上万来自附近乡村的民众涌入城内观看火刑，而在1755年的布拉干萨（Braganza），犹太商人热罗尼莫·若泽·拉莫斯（Jeronimo Jose Ramos）也被烧成灰烬。即便是在法国，即便是在路易十四去世之后，新教徒的处境仍然相当危险。实际上，一条于1724年颁布的国王敕令还强化了针对异端的法律制裁力度：若是一名牧师被发现正在主持新教仪式，那么他将遭到处决，他的会众也将遭到终身绝罚，女人将被送进监狱，男人将被送入桨帆船队充当划桨奴。所以，宽容真的是一件关乎生死的大事，哲学家们怀着十字军般的热情宣扬宽容。

简而言之，启蒙人士将宗教迫害视为与自然法相悖并会导致残暴野蛮行径的做法。宗教迫害也很不明智。在过去那充满宗教冲突的糟糕岁月里，有人认为若是一个群体在信仰上出现纷争，那么这个群体就注定要陷入内部动乱：只有真正信仰的全面胜利才能带来和谐与繁荣。启蒙运动让政治脱离了宗教，从而把这个论述颠倒过来。只有采纳了伏尔泰借亨利四世之口说出的名言“我在罗马和日内瓦之间是中立的”，君主们才能激发出所有臣民的潜能。哲学家们指出，欧洲最成功的三个国家——荷兰共和国、英格兰和普鲁士——也是最宽容的三个国家，这绝不是偶然。

启蒙人士在排除源于地理或宗教因素的偏见时表现得相当坚决，可他们对于性别差异就比较暧昧了。一方面，至少有一部分人（狄德罗）已经准备好承认妇女受到了各式各样的歧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让自己承认性别平等。性别不平等当然不算偏见：它不过是遵循了“自然和自然法则”。大卫·休谟在他的文章《论艺术和科学的兴起与发展》（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中居高临下地指出：“由于自然赐予了男性更强大的脑力与体力，以此使得男性对女性享有优势，他就应当尽可能地以自身的慷慨行为、以特意的顺从与殷勤对待她的一切意愿和主张，以此尽可能地减小这种优势。”基于生物学的论述也得到了社会功能方面的支持。

这种排斥性做法与女性在贵族沙龙中享有的相对自由形成了鲜明反差，而沙龙是18世纪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织。莫雷莱（Morellet）神父在写到最著名也最具影响力的沙龙女主人若弗兰夫人（Madame de Geoffrin）时就很好地定义了沙龙的功能，他写到她设法“取得了为文人和艺术家效劳的手段，而对这两种人来说，她的雄心是有用的，可以让他们和有权有势的人齐聚一处”。伏尔泰将若弗兰夫人描述为“一位个性与天赋都不同寻常的女士”，她的沙龙的繁盛时期从18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18世纪70年代。和许多同行一样，她出身卑微，是一个来自多菲内地区的宫廷男仆的女儿，靠自己的才智与个性一路闯入巴黎社会的最高层。亡夫的财产也对她有所帮助，她能预支20万利弗尔帮助《百科全书》出版。在巴黎的沙龙女主人当中，苏珊·内克尔（Suzanne Necker）是瑞士新教牧师的女儿，朱莉·莱斯皮纳斯（Julie Lespinasse）是私生女；在维也纳，夏洛特·冯·格赖纳（Charlotte von Greiner）是军人的女儿；在柏林，拉埃尔·莱温（Rahel Levin）和亨丽埃特·赫茨（Henriette Herz）都有犹太血统。不存在社会排斥是上述所有沙龙的共同点。格林（Grimm）男爵对若弗兰夫人的沙龙有过如下描写：“各个社会阶层都混杂在一起：贵族、官员、作家、艺术家，所有人一视同仁，只有良好的交往，没有社会阶层。”若弗兰夫人于1777年逝世时，作为文化媒介的沙龙已经过了巅峰期。越发流行、影响力也日益扩大的是前文提过的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公共领域组织，巴黎在1778年后还出现了“学府”（musées）——性质上更加政治化、更富男性气息的辩论俱乐部。这种状况让琼·兰德斯（Joan Landes）认为“将妇女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排除出去并非偶然，而是公共领域的核心部分”，她还认为“从女性和女性利益的立场出发，令人震惊的是，启蒙看上去就像是反启蒙，革命就像是反革命”。

启蒙哲学家对待欧洲以外世界的态度也是矛盾的。17世纪末，欧洲人对其他文化的知识积累已使相对主义有所发展。任何拓宽了选择面的事物都会触及内部的传统权威。这就是为何伏尔泰会将发现美洲视为“一种新的创造”，而且因为发现完全源于人类活动，“此前一切伟大之物……都在它面前黯然失色了”。尤为重要的是，欧洲人发现了东方的伟大文明，它们在通常人们认为的基督教上帝创世之前就已存在了很久，这种发现给《圣经》的权威性带来了事关根本的问题。此外，欧洲人还发现那些文明早在西方还处于野蛮阶段时就发展得高度复杂精密，这就削弱了原有的欧洲中心论世界历史观。皮埃尔·培尔在他的《历史与批判词典》（1697年出版）中写道：

要是能看到一位在欧洲大城市里居住多年的日本人或中国人有关西方的记载，那将是非常有趣的。他们会像我们看待他们一样看待我们。那些前往印度群岛的传教士发布了报告，其中着重强调他们看到了这些崇拜偶像的民族在崇拜仪式中的虚假和诡诈。可就在传教士因此嘲笑当地人时，他们难道就不害怕有人会这么回应：“为何你要笑？换个名字，讲的便是你的故事。” ［贺拉斯（Horace）］或者说，当地人是否应当受到如此谴责？谴责者对他们自身的错误装作并不知情，却极其敏锐地发掘他人的恶行。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培尔和许多追随他的哲学家在这里多少有些虚伪，因为他们将这种方法的矛头掉转过来，对外部文化的缺点视而不见，却在发掘基督教欧洲的缺陷时表现出高度的洞察力。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1764年出版）里有关中国的条目中写道：“中国文人的宗教是值得倾慕的。他们的宗教中没有迷信和荒谬神话，也没有那种冒犯理性与自然、能让修士给出上千种不同解释的教条。”和他的几位同行一样，伏尔泰也将欧洲以外的文明用作敲击基督教欧洲的棍棒，他们出版了声称由外来访客撰写的欧洲实录。就伏尔泰来说，他写的是“自然的孩子”，《天真汉》（L’Ingénu）的主角是单纯的休伦人（Huron），此人揭穿了路易十四治下宗教迫害的残酷与荒谬。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1721年出版）更为精辟，在这本书当中，一位途经法国的波斯贵族就他的旅途经历给国内友人发回了报道。无数教会都自称掌握着唯一真理，都表现出傲慢的不宽容，这让这个波斯人感到十分不快。他总结道：“我可以向你保证，从没有哪个王国会像那个基督教王国一样存在这么多内战。”他还大声感叹：“先知子孙居住的土地真是幸福！”

而在讽刺文学之外，通过1687年对孔子、1771年对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和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印度教经典的翻译，欧洲人对东方主要宗教的了解越来越多，而这有助于人们以相对化的视角看待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分歧、教会内部的分歧不再被视为重要到有理由对异端施加诸多伤害的地步。那时，欧洲人的注意力已经从远东转移到太平洋，那里是启蒙运动的“新世界”，因为在18世纪，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和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Louis-Antoine de Bougainville，1729—1811）的历次航海开始带来有关那里的可靠认识。据估计，在快速发展的阅读市场上，旅行文学占据的份额高于小说以外的任何一个门类。在南方海域，探险家发现了具备高贵野蛮人品格的当地土著，这些土著的美德源自贴近自然的生活，却没有文明的恶习——而且也没有基督徒在良心驱动下的内疚。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对待性的宽松态度让欧洲人既羡慕又不认可。一些较为敏感的欧洲人很快意识到，他们的教化使命会不可避免地变成残酷对待、剥削当地人。库克船长哀叹道：

作为文明的基督徒，令我们更感羞耻的是，我们让他们那已经易于滑向罪恶的道德更趋堕落，贫困和可能发生的疾病也是我们带去的，他们以前从不知晓，这只会打扰他们和他们的祖辈曾享有的快乐安宁。要是有谁否认这一断言的真实性，就让他告诉我整个美洲的土著人通过与欧洲人的贸易得到了什么。

关于这种矛盾心理，我们可以在雷纳尔神父的《两（东和西）印度群岛的欧洲机构与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an Institutions and Commerce in the Two（East and West）Indies］中找到最详尽也最具影响力的表述，这本书出版于1770年。正是他大胆地提出主张：“对整个人类——特别是对欧洲人——而言，再没有什么事件的影响力会超过发现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前往印度了。”一方面，他认可在欧洲那贪婪之手并未触及的地区，当地文化在道德上具备优越性，也承认并不能找到足以为殖民辩护的理由。可他也表达了自己对“教化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这个词将成为法国殖民话语中的一个常见修辞——和有必要开发地球自然资源的坚信。

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日益增加的了解和对待那个世界的宗教的态度之间相互影响，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对此有着尤为出色的描绘，它初版于1719年，是那个世纪最畅销的图书之一。遭遇船难后，克鲁索（Crusoe）登上荒岛，试图把损失减到最小：“理性既然是数学的实质和源头，那么凭借理性来阐明与调和一切事情，凭借最合乎理性的判断力来处理一切事情，人人或早或晚都可能掌握一切机械技术。”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忘记了在周日做礼拜，理由也相当充分：他没法计算日期了。当他突然发觉大麦开始生长时，他认为发生了一场奇迹，开始感恩上帝，可当他发觉大麦来自自己扔掉的鸡饲料后，就又丧失了对上帝的热情。只有在经历过一次谈话——他认为的上帝亲自与他交谈——后，他才成为一名重生的基督徒。可这种内心的信仰之光并没有导致他去迫害别人。在发现食人族时，克鲁索的本能是去杀戮他们，然而较为成熟的想法促使他“把他们留给上帝去审判。上帝才是万民的统治者，知道哪个民族犯了罪，就对哪个民族进行惩罚，给予他们公正的报应”。在他解救仆人星期五（Man Friday）的过程中，星期五告诉了他有关土著宗教的事情，这让克鲁索更坚定了决心：“听了这话，我才发觉在世界上最愚昧无知的异教徒中间也有一套宗教伎俩；为了使人们对教士保持尊敬而采取的秘密设教手段不但在罗马天主教内可以发现，而且也许在世界上一切宗教之内，甚至在最残酷和粗野的野蛮人中间，也能发现。”克鲁索信守了自己的许诺。克鲁索并未采用强制手段就让星期五改宗了新教，星期五的父亲获准继续崇拜他自己的异教神祇，他们还解救了一个西班牙人，也准许他继续信奉天主教。克鲁索自豪地总结道：“在我的领地上，我允许宗教信仰自由。”

宣扬宽容是和攻击不宽容并行的，不宽容对法国哲学家来说就意味着教会。在公开场合，伏尔泰谨慎地坚持宣称他那著名口号“消灭卑鄙之徒！”中的“卑鄙之徒”指的并不是天主教，更不是基督教，而是“迷信”。任何一个哪怕只熟悉一小部分伏尔泰著作的人都不会把他这种说法当真。他的几乎一切著述都浸透了反教权主义，就连他第一部大获成功的作品《俄狄浦斯》（Œdipe，1718年出版）也是如此，其中的一个角色伊俄卡斯忒（Jocasta）说：“我们的教士并不是闲人们想象的那样，他们的知识不过是我们的轻信而已。”伏尔泰显然如孙子所说“知己知彼”，因为他对《圣经》的了解十分透彻。他喜欢的一种策略就是一本正经地改编《圣经》中一些不那么具有启迪意义的段落。从《五十人的布道》（The Sermon of the Fifty）中选取的一个例证足以说明问题：

族长之一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得在他家里接待了两位扮作朝圣者的天使。所多玛的居民要用这些天使满足肮脏的欲望。罗得有两个已经订过婚的女儿，就提出用她们替代两个陌生人，任他们摆布。这两个年轻女子必定十分古怪地熟悉邪恶做法，因为在自己的城镇被火雨毁灭后，在她们的母亲被变成盐柱后，她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连两个晚上灌醉父亲，以便轮流和他睡觉。这是在效仿那关于喀倪剌斯（Cyniras）和米尔哈（Myrrha）的古老阿拉伯神话。可在那则更得体的神话当中，米尔哈因她的罪恶而受到惩罚，罗得的女儿却获得了奖赏，在犹太人眼中，那奖赏是最大、最珍贵的庇佑：她们有了无数后代。

正如这一段所示，伏尔泰的作品中存在一种反犹倾向，这基本上源于他的反基督教情绪。正如他在自己的英语笔记中所写：“基督徒诅咒犹太人，在我眼中那就是孩子拍打父亲。”伏尔泰的哲学家同行也运用了同样的迂回技法。以霍尔巴赫在《百科全书》中的做法为例，他在嘲弄“异教教士”时无疑想的是基督教的教士。在《百科全书》中的其他地方，攻击则较为直接。被单独列出来特意提及的有修道院、独身生活、寄生、迷信（以圣物为例）、过度的财富（有个条目声称法国的一半土地在教士手中）、税收豁免和控制教育。对基督徒而言，冒犯尤为严重的是有关“食人者”的条目，它记录了异教徒指责第一代基督徒存在食人行径，还不大真诚地补充说这是基于误解产生的想法，之后又提供了有关“圣餐”、“圣餐仪式”和“圣餐桌”条目的互见指引。腓特烈大帝曾致信伏尔泰道：“你必将认可我的观点，不论是古人还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曾有人设计出比吃掉神更令人反感、更堪称亵渎的荒谬之举。这是基督宗教中最令人厌恶的教条，是对最高存在的最大侮辱，是疯狂与错乱的巅峰。”

腓特烈大帝是证明了规则的例外，他是一位像法国哲学家一样思考（也像他们一样写作）的德意志人。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启蒙运动到底有多么整齐划一？最近有些学者已经回到旧观念，将启蒙运动视作一场单一的知识分子运动，其中并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当然，欧洲到处都有“思想者将自己视为更广阔的欧洲知识分子运动的一员，他们致力于理解并推广改善人类在尘世处境的事业”［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语］，可是，当略去了最低程度的共同特征后，他们的类似程度似乎仍处于较低水准。意味深长的是，一个人在哲学的抽象领域中翱翔得越高，他向下看到的地面就越平整。越接近人类经验的地面，民族差异那顽固又棘手的障碍就越突出。反教权主义的语调和影响程度就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在欧洲各地，我们都能找到不再接受天启宗教的知识分子，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种激烈的反宗教言论却主要是一种法国现象。关于这一点，弗朗索瓦·菲雷（François Furet）在比较伏尔泰和大卫·休谟时说得很好：

在这两人当中，伏尔泰可能不是更反对宗教的那位，因为他还是个自然神论者，而且至少认为宗教对社会秩序而言不可或缺。可是，尽管休谟质疑认为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其中还包括伏尔泰极为珍惜的第一推动力，但在他的哲学话语中，人们并不能发现任何一点费内贤人[7]著作中的反宗教攻击。休谟与新教各教派和平共处，法国人则对天主教会开战。

当休谟作为英国使团秘书于1763年动身前往巴黎时，他发现了许多志趣相投的人。按照狄德罗的说法，休谟在霍尔巴赫的客厅里抱怨他还没在巴黎遇到一个无神论者。主人环顾四周，看着另外18位访客，反驳说光是这间屋子里就有18个无神论者。

当休谟行经德意志时，他看到的许多事物都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德意志无疑是个非常好的国度，满是勤勉、诚实的人民，而且要是它能统一起来，就会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可是，他并没有在一间客厅里找到18个无神论者。任何一个熟悉德意志启蒙的人都很难理解这竟是同一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人数众多又受过教育的德意志文化阶层中，注定会有一些激进人士，甚至有人会拥有古怪的伏尔泰式机智，但他们都是边缘人物。在对待作为整体的形而上学和具体的宗教时，德意志知识分子的态度与法国激进主义可谓天差地别。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尽管非常倾向于思想领域中的进步一端，却在1765年致信托马斯·阿布特（Thomas Abbt）道：“伏尔泰、爱尔维修（Helvetius）和百科全书派已经用他们的极端主义把许多人吓回了迷信那一边，由此损害了他们自己的事业。”早期启蒙运动的两位主导者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前者声称自己已经反驳了斯宾诺莎，后者明确地和英国人的自由思想以及法国人的无神论保持距离。康德（1724—1804）就算发现基督教存在不足，也没有去攻击它，而是用更高的道德方案将它涵盖在内。当康德将启蒙定义为运用一个人“自己对宗教事务的理解，不受外在引导”，进而“走出自己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时，他并不是在展望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这些话出自他的论文《何谓启蒙？》，发表在1784年的《柏林启蒙月刊》（Berlin Journal for Enlightenment）上。给同一刊物供稿的另一位作者指出：“许多人听到启蒙时，想到的只有宗教。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否认……启蒙对宗教领域而言当然是极度重要的……可它一定不能局限在这个领域：启蒙要是没有在人类生活的其他诸多领域事先取得胜利，那么彻底的宗教启蒙实际上是无法设想的。这个名词要远远延伸到相对狭窄的宗教领域之外。”不止一位像黑格尔这样的人物指出，德意志版本的启蒙“站在神学一边”。

康德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在东普鲁士的柯尼希斯贝格大学度过，先是作为学生，后是作为编外讲师，最终成为教授。作为普鲁士国王的一位忠诚臣民，他打算在征得国王首肯的前提下，从内部启蒙国家。特别是对那些在西欧式自由主义灌输下培养出来的人来说，康德的政治观点看上去是不一致乃至自相矛盾的。即便在恐怖时期之后，他仍然是法国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可又反对任何形式的针对合法政权的叛乱，将大逆罪视为终极政治罪恶。他竭力自圆其说，就使用了不那么让人信服的论证，指出因为路易十六在召开三级会议时事实上已经退位，所以他在企图重获政权时就是革命的。康德认为腓特烈大帝和法国大革命在本质上参与了同一理性进程，这个观点恐怕也无法得到普遍认可。他的通俗讲稿在1798年以《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的书名结集出版，在这本书中，康德坚定地表示，要想通往更美好的世界，就必须“不是通过事物自下而上的进程，而是通过事物自上而下的进程”来实现。卡尔·马克思嘲笑它是“法国大革命的德国理论”，列宁则认为它只能表明要是德国人想把占领火车站作为革命的一部分，那么他们首先会觉得自己有必要买站台票。康德希望普鲁士国内出现双重进程：臣民们自我解放，与此同时自由公开辩论带来政府逐步自由化。作为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个人应当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但作为国家的仆人，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服从。康德把第一种运用理性的方式称作“公共的”，把第二种称作“个人的”，与西欧人士可能期望的称呼恰好相反，这样的说法本身就透露了一些内情。

将康德挑出来予以特别关注是合情合理的，这不仅出于其哲学本身的固有价值，也源于他对同时代人发挥的巨大影响。当康德的重要著作在18世纪80年代出版时，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但这并没有妨碍它们几乎立刻就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覆盖了哲学家同行乃至学术圈，甚至涵盖了整个德意志境内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既包括天主教徒，又包括新教徒。波恩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巴托洛梅乌斯·菲舍尼希（Bartholomäus Fischenich）在1793年1月向弗里德里希·席勒报告称：“就连律师都在尝试以自己的方式通过康德迷宫。我无法告诉你这个人的道德哲学对大部分年轻人有什么影响力——就我本人来说，我在反复阅读。”对那些发觉阅读康德著作原文实在太过吃力的人来说，市面上还有充足的普及读本，这些书摘取了原书精髓，将它们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正如成为一个热心于马克思主义理想的人并不需要精通《资本论》那样，严格遵循康德核心主张的人也不必仔细阅读《纯粹理性批判》。弗里德里希·席勒对德意志文化的重要贡献就是他将康德的洞见传达到文学世界。难以想象竟会有涉及普鲁士改革运动（关于这一运动最后一章将有较为详尽的讨论）的人没有受到康德的深刻影响。埃克曼（Eckermann）曾在1827年询问歌德，想知道在近来的哲学家当中，谁才是他心中最出色的一位，歌德当即答道：“无疑是康德。他的哲学发展得最为广阔，也最为深刻地感染了我们的文化。他还影响了那些实际上从未读过他著作的人。”

康德体现了德意志启蒙运动的特点：严肃、深刻、学究气、哲学化，理论上倾向共和而实践上决不革命。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曾讥讽说“德国人钻得更深，可出来时身上的泥也更多”（不过，德国人或许希望把它改写成“德国人出来时身上的泥更多，可也钻得更深”）。或许康德是同这句话相对应的极好例子。大学在神圣罗马帝国占据的优越地位尤为重要。根据不同的定义，帝国境内至少有40所大学（22所新教大学和18所天主教大学），总招生人数约为9 000——在18世纪60年代的英格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加在一起每年也只招收大约300人。1648—1789年，德意志地区新建了14所大学，其中包括因斯布鲁克大学（1673年）、哈雷大学（1694年）、哥廷根大学（1737年）、斯图加特大学（1781年）和波恩大学（1786年），这也证明了大学在德意志文化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不管同时代人就教授的低廉薪水和繁重工作量（这当然不适用于他们在现代的同类）有过多少批评，18世纪总归是“德意志大学的全盛期”［诺特克·哈默施泰因（Notker Hammerstein）语］。结果，大学在德意志扮演了学术社团或沙龙在欧洲其他地区扮演的角色。正如赫伯特·吕蒂（Herbert Lüthy）所论，在德意志，位于知识分子等级之巅的始终是教授，在法兰西却是独立作家。

此外，德意志地区的大学也与能够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找到的学者自治社团大相径庭。绝大部分德意志大学由世俗当局创立、拨款、管理。每一位身份较高的诸侯都渴望拥有他自己的大学，以此作为一种地位象征，作为控制他治下年轻人的手段，作为给他培训受过相应训练的官员和教士的人才库。矛盾的是，这也产生了一种宽松的学术自由尺度，因为在一所大学里不准许宣扬的内容可能在另一所大学获得批准。哈雷大学的某个虔敬派小集团曾说服腓特烈·威廉一世，让国王认为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是个无神论者，将他逐出普鲁士，不过，沃尔夫被放逐后直接前往黑森—卡塞尔的马尔堡（Marburg）大学，那里的方伯对给这样一位著名学者提供避难所和工作感到非常乐意。沃尔夫的职业生涯也为大学数目众多有助于增加社会流动性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生于西里西亚的一个工匠家庭，通过在耶拿和莱比锡所受的教育迈上了通往名望和财富的道路。1740年，沃尔夫被腓特烈大帝召回普鲁士，他在莱比锡附近购置了一座附带不少庄园地产的大宅第，并于1745年成为帝国男爵（Reichsfreiherr）。

在德语地区和苏格兰之外，这一时期对大学而言可谓平庸时代。有28所大学新建了起来——其中绝大部分位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却有29所大学遭到关闭、合并或降格为学院。在大部分国家，幸存下来的大学成了精神上的死水潭，因他们在宗教上的保守主义而陷入近乎自我放逐的状态。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大型建筑为数众多。牛津大学有谢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拉德克利夫阅览室（Radcliffe Camera）和女王学院（The Queen’s College），剑桥大学有三一学院图书馆（Trinity College Library）、彭布罗克学院礼拜堂（Pembroke College Chapel）和评议会楼（Senate House），建筑的数量与在建筑中进行的学术研究的水平成反比。热心帮助母校的历史学家们不断做出恢复学校名誉的尝试，可是都只能一再确认较之此前和此后，当时的学校的确处于较为边缘的状态。在无数同时代批评者中，爱德华·吉本对18世纪中叶牛津大学发出的指责因其激烈程度而格外突出。在他的《自传》中，吉本写道：“对于牛津大学，我不承认有任何义务；她将欣然否认我是她的儿子，正如我愿意否认她是我的母亲。我在马格德林学院度过了14个月，这14个月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懒散、最没有收获的日子。”当然，他那著名的反教权主义立场——还因为曾短暂改信天主教而有所强化——也和这种怀有偏见的印象关系很大：“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是在盛行虚妄、野蛮的学问的黑暗时代创立的，它们至今仍然沾染有创始时期的弊病。它们最初的训导方法适合培养教士和修士，学校行政至今仍在教士们手中，那批人的生活方式跟当前世界有很大的距离，而其眼光则被哲学的光芒照耀得迷糊了。”在马格德林学院，吉本发现了丰富的财富，可只有很少的学问，因为研究员们是“很体面的态度和蔼的人物，他们安然享用着学校创办人的捐赠；他们成天在一连串刻板的工作中消磨时光，出入教堂和讲堂、咖啡室和公共休息室，直至疲倦了，心满意足了，于是回去美美地睡上一觉。他们不把用功读书、思考或写作的事放在心上；学问和创造力的萌芽一出土便枯萎了，没有给保有它们的人或社会公众结下任何果实”。这看上去像是一个已经远离我们的世界，但有心人只需读下去，读到吉本描述自己在教员餐桌上听到的话语——“谈来谈去，不外乎学校的事务、托利党的政治活动、名人的逸事，以及暗中传说的丑闻这一套”——就能感到学校现在还是老样子，虽然必须承认的是，“托利”这个形容词已经不再合适了。剑桥也没好到哪里去，拜伦（Byron）对它的评判是“深陷在沉闷之中”（当然，恐怕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刺激到让他满意的地步），不过，它还有艾萨克·牛顿爵士可以吹牛，这位卓越学者的光芒之下，是难以计数的平庸之辈。[8]

吉本拥有进入牛津所需的两种必备资质：正确的宗教信仰和足够的金钱。其他几乎所有大学也都需要申请者拥有这两者，不过荷兰大学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那宽容的入学政策。主宰西班牙大学的人是精英中的精英，因为在这个国度，位于萨拉曼卡、巴利亚多利德和阿尔卡拉（Alcalá）的那些重要学院——寄宿学院（colegios mayor）——的成员不仅主宰着大学，也控制了大部分公职。费利佩五世刚抵达西班牙，就接到了来自萨拉曼卡大学非寄宿学院学生的请愿书，他们抱怨说在此前出缺的200个职位中，有150个被寄宿学院的人占据了。教区主教的意见与他们相同：“不管大学生是贵族还是平民，哪怕他夜以继日地学习，学到精疲力竭……只要他不能进入一所寄宿学院，那么，他在文官生涯中至多只能期盼拿到一个市长兼首席司法官的职位，或是可怜的国王司法代表的职位，又或是行政部门里的某个临时岗位。”然而，正如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发生的状况，意识到一种弊端并不会导致它迅速终结。直到1767年驱逐耶稣会士后，西班牙大学才开始了一场坚定的改革，其中也包括让课程内容更为现代化。尽管寄宿学院在1798年被废止了，但这与其说是出于教育考虑，不如说是出自财政因素。实质上的改革在1788年卡洛斯三世死后就已停滞，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还陷入倒退。

在欧洲的另一端，我们也可以发现自始至终依赖国家的做法。在俄国，那里人口的总识字率在18世纪末依然可能仅有3%，大学“几乎完全”［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Nicholas Riasanovsky）语］依靠国家。莫斯科从1755年起开始拥有一所大学，可哪怕在10年后也只有48名住校学生，其中仅有1人攻读法学。到了18世纪结束时，这个可怜的总数也不过缓慢地增长到原先的3倍而已。然而，正是因为国家之手始终掌握着对大学的赞助，所以要是有人敢于反抗，同一只手也会拿起棍棒。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见，拉季谢夫在1790年出版了一本批判农奴制的书后，承受了惨遭棒打的命运。拉季谢夫是一个小贵族的儿子，也是12名被派往莱比锡大学的俄国留学生之一，可他未能以无条件服从回报当局，因此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在此后的那个世纪里，还会出现许多拉季谢夫，其中就包括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Alexander Ulyanov）和他的弟弟弗拉基米尔（Vladimir），前者被处决了，后者被流放了，弗拉基米尔在流放地活了下来，使用他更为人所知的化名“列宁”发动了反击。

英国的情况与此相反。扩张中的公共空间既十分庞大又极为富裕，而国家的赞助相当有限，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推入市场，他们既是要寻求机遇，也是出于生活所需。可以举出一些代表性案例：丹尼尔·笛福作为商人兼制造业业主的生活过得不错，但也有起伏；乔纳森·斯威夫特是圣公会教士，最终成为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任牧师；亚历山大·蒲柏完全依靠出售自己的印刷品维持生计，他说自己“不受惠于任何活着的君王或贵族”；塞缪尔·理查森是印刷商兼出版商；威廉·贺加斯在开始自己的事业之前是个版画学徒；亨利·菲尔丁在伊顿受过教育，在成为米德尔塞克斯和威斯敏斯特治安官之前靠给剧院和杂志社投稿为生，成为治安官后仍然笔耕不辍；另一位伊顿毕业生托马斯·阿恩（Thomas Arne，1710—1778）靠着在德鲁里巷剧院的编曲工作过得很不错；塞缪尔·约翰逊直到52岁才谋到一份政府津贴，之前则作为职业作家在伦敦勉强过活；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1723—1792）在短暂的学徒期后就作为独立画师谋生。这样的人还有很多。由于来自王室、教会和学术机构的赞助仍然存在，而且可能会很重要，因此并不是每一位英国知识分子都是独立的，不过，伦敦独一无二地将城市规模、财富、识字率和相对宽松的审查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它的自由特性受到同时代人士的公认，伏尔泰《有关英格兰民族的书简》只是诸多礼赞中最著名的一个。然而，它也是一种与国家关系平稳的文化。例如，约翰·盖伊可以在《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1728年出版）中讽刺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而不用担心被送进某种英国式巴士底狱里去，不过，英国几乎没有系统性的批评，即便有也十分罕见。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十分接近，可在文化上却差异极大，关于二者的根本差异，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有着非常好的认识：

孟德斯鸠和伯克间的本质不同可以压缩成一个词：1688。这两个人都将个人自由和现在被我们称作公民权利的东西视为政治活动的主要目标，他们都认可任何变动计划必须以所在社会为出发点，也都需要考虑到社会累积下来的传统、利益、成见和渴望。将他们区分开来的是，伯克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参与者，他在自己认可其合法性的政治体制内活动，孟德斯鸠则不是。

从文化组织的差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宽松管制和友善关系之间也有看似矛盾的关联。就名号而言，这两个国家的文化组织似乎是非常类似的：在自然科学上，英国拥有“旨在增进自然知识的伦敦王家学会”（1660年创立），法国拥有“科学院”（1666年创立）；在音乐上，英国拥有“王家音乐学会”（1719年创立），法国拥有“诗歌与音乐的王家学会”（1669年创立）；在美术上，英国拥有“旨在培养和发展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的设于伦敦的王家艺术学会”（1768年创立），法国拥有“王家绘画与雕塑学会”（1648年创立）。然而，创建此类机构的动议在英国都是私人发起的，而在法国都源于王室。正如年份所示，法国的做法是为路易十四服务的文化国有化（更恰当的说法是“王家化”）整体中的一部分。英国的同类组织则是根据个人兴致偶然产生的。以王家学会为例，它源于从1646年起非正式会面的“无形学院”（罗伯特·玻意耳语）。名称大气的“王家音乐学会”最初是为向伦敦上流社会提供意大利歌剧设立的。乔治一世曾保证连续5年提供每年1 000英镑的津贴，还以国王的名义颁布了特许状并任命他的宫廷内务大臣担任学会主管，不过，王室的参与（和管理）也就到此为止了。可以颇有道理地将这种程度的支持定义为学会存在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王家音乐学会极好地体现了伦敦文化现象的复杂性质，它组织得就像是一家股份公司，领导层从贵族（包括7位公爵、13位伯爵和3位子爵）和乡绅中选出，目的在于通过经营为股东们谋取利益。乔治三世以类似的方式赐予王家艺术学会启动经费，给它腾出萨默塞特宫（Somerset House）的房间，并将第一任会长乔舒亚·雷诺兹封为骑士，可随后就让它自生自灭。王家艺术学会在经济上大获成功，竟到了不再需要王室津贴的地步：18世纪80年代，它每年能够吸引5万名访客并赚到2 500英镑，这个收入相当不错。而在法国，国家的管制实在太过严苛，连最受纵容的受益人也能看到自己身处笼中——不管栏杆上镀了多少金。革命对上述所有学会和学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正如一本1790年的宣传册所述，它们是“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教士阶层”。到了1793年，上述机构已经被悉数废除。大学也是如此，考虑到它们在法国文化生活中的边缘地位，这或许没什么可吃惊的。关于法国大学，最近一位对此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西莫内·盖内（Simone Guénée）将它们描述为“陈旧的，与他们反对的文学、哲学和神学运动无法协调，与他们一无所知的科学也不相适应，教育传统、过时且荒废，依然按照中世纪的方式组织，跟不上组织的变化和思想、技术的进步”。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讨论少数几个案例。从伊比利亚国家到匈牙利，从瑞典到那不勒斯，欧洲各地都有文化环境的差异。赞助、识字率、宗教（和世俗主义）、社会组成与机构组织——仅仅举出几个与差异相关的变量——等方面的多样性产生出了具有不同风格的文化艺术品。正如我们所见，在欧洲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着一种身为同一“文人共和国”成员的强烈归属感，各国文人之间大量通信，常常交换意见。尽管欧洲的文化地图连成一片，尽管法语无所不在，但欧洲依然不是一个国家。即便只看启蒙出版物，强烈的民族与地区特征照样引人注目。只有将思想从其背景中抽象出来之后，全欧洲才可以说是一样的。然而，就像一支乐曲远不仅仅是五线谱上的音符，只有在特定文化中由特定乐手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向特定听众以特定方式表演后才能成形，一种思想也远不仅仅是一个概念。liberty（英语中的“自由”）与liberté（法语中的“自由”）或Freiheit（德语中的“自由”）并不相同，Enlightenment（英语中的“启蒙”）与les lumières（法语中的“启蒙”）或Aufklärung（德语中的“启蒙”）也不一样。

在视觉艺术和音乐领域，能够轻易跨越边界的声音和图像似乎很能代表世界主义。富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兼批评家安托万·卡特勒梅尔·德·坎西（Antoine Quatremère de Quincy，1755—1849）显然秉持该观点，他在1798年写道：“在欧洲的所有国度，人们都可以见到一个拥有教养和知识的社群，它还拥有与之相当的一定的品味、理解力与才能。甚至可以说，社群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有时比同一帝国各个省份间的差异还小。”值得注意的是，卡特勒梅尔是一种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的语言是法语，象征形式表达是古典主义。尽管“新古典主义”这个名词实际上要到之后那个世纪才能被创造出来，但它所描绘的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文化偏爱的形式，正如雷米·赛斯兰（Rémy Saisselin）所述，那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散发物”。就像大部分总括所有风格的名称一样，新古典主义作品涵盖范围广，惹起的争议众多。这里我们只能用最粗略的线条勾勒出最基本的轮廓。

世人对古典艺术形式的兴趣出现了复兴，在这具体的复兴背后，人们普遍认为存在着对巴洛克风格特别是洛可可风格的反动。相对于后者轻佻、享乐主义和装饰过度的特征，出现了一种严肃、重道德、说教、直白的艺术。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最好地表述了新古典主义理念的要素，他曾赞扬希腊人“高贵的简约和平静的宏大”（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ße）。那个短语在温克尔曼的第一部重要著述《论效仿希腊人的绘画与雕塑》（On the Imitation of the Painting and Sculpture of the Greeks，1755年出版）中便已出现，书中也包括了他向同时代艺术家们发出的核心信息：“现代人若想变得伟大甚至无敌，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效仿古人。”他说的“效仿”并不意味着“复制”，并不是纯粹复制古典图像、雕塑或建筑，而是主张使用古典模板作为指导。希腊人得益于所享有的气候、文化和组织，他们比此前或此后的任何人都更接近自然所固有的美，也成功地用艺术作品和概念将那种美表达了出来：“希腊人的崇拜者不仅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自然，还能发现更多，发现某种超自然的东西：理想的美丽，脑中产生的图像。”

得益于温克尔曼的文学才能，特别是在透彻的分析中注入富有情感、令人激动的语言的能力，以及在正确时间出现在正确场合的运气，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歌德（生于1749年）回顾自己的青年岁月时，他回想起了温克尔曼在他那一代人中激起的“普遍的、无条件的崇拜”：“所有刊物都齐声传扬他的名声，拜访他的旅人踏上返程时都受到了教益，都欣喜若狂，他的观点传遍了学术和社交圈子。”1805年，歌德将一本18世纪艺术史论文集题名为《温克尔曼和他的世纪》（Winckelmann and His Century）。温克尔曼的著作很快出现了欧洲主要语言的译本，他的影响力和思想一样国际化了。

温克尔曼在18世纪中叶以最具影响力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家的形象出现，他作为理论家的道路实际上早已铺设完毕。在他的前辈当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事实证明，他对呈现型文化的攻击是贯穿18世纪的有影响力的思想。他将巴洛克艺术家视为“腐败之徒”，将贝尔尼尼斥为“缺德者”。伯爵在理论上是世界主义者，在实践上则是仇法分子（和英国的许多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一样），他看到夏尔·勒布伦在凡尔赛宫镜厅的湿壁画作品，特别是“这些拖着长长假发、裸露着脖颈的高卢—希腊英雄，这些怪人，这些奉承方式，这些乱七八糟的色彩，女里女气的宫廷里矫揉造作的姿态和夸张动作”，他被激怒了。正如评论所示，沙夫茨伯里也有政治目的。就像古罗马的艺术因帝国主义和基督教而堕落一样，路易十四的文化也显得既堕落又暴虐，用普世君主国和“通往无知和迷信的新深渊”威胁整个欧洲。

唯一能让沙夫茨伯里伯爵说几句好话的法国艺术家是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因为他的风格“朴素、严整、合理且准确”，而且还因为他在面对腐败的绝对主义法国时选择了自我流放，就此度过了大半生。18世纪上半叶，抗拒当时艺术状况的人普遍对普桑抱有热情。抗拒者中包括了所有赞同理性事业的人。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1703—1770）的艺术代表了他们所厌恶的一切，布歇是受到宫廷喜爱的艺术家，既富裕又多产。在他数目庞大的作品（他声称创作了10 000多幅画）当中，绘于1740年的《维纳斯的胜利》（The Triumph of Venus）为那种令人倦怠的情欲主题提供了代表性的例证，这种风格是布歇的专长，也对路易十五极具吸引力。画上布带飘扬，裸童飞翔，裸女斜躺，一片喧闹景象中连一条直线都没有。画作只表现肉体的乐趣，没有任何道德成分。批评布歇的享乐主义的人中，最直率的是狄德罗：

品味、色彩、成分、性格、表达、绘画的退化都是道德退化的结果。我敢说，他从来不认识真理。我敢说，优雅、体面、纯真和朴素的想法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我敢说，他从来不知道那种与我的灵魂、与你的灵魂、与在正派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或敏感女人的灵魂对话的自然。我敢说他没有品味。

当然，狄德罗的攻击既有政治层面的，又有审美层面的。这次齐射是在1765年打出的，就在这一年，布歇成了官方的“国王首席画家”。狄德罗要求用一种新的艺术取代他眼中的颓废宫廷艺术，它要在风格上趋于古典，内容上倾向伦理教化：“表现出美德令人愉悦、邪恶令人憎恶，揭露荒谬的事物，这就是每个诚实的人拿起书写的笔、画笔或凿子时的目标。”他在这里重述了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说法——实际上他曾翻译过伯爵的著作。狄德罗在18世纪五六十年代支持的画作是让—巴蒂斯特·格勒兹（Jean-Baptiste Greuze，1725—1805）的作品。格勒兹在画展大获成功的几幅作品标题如下：《父亲的诅咒》（The Father’s Curse）、《受惩罚的儿子》（The Punished Son）、《酒鬼的回归》（The Drunkard’s Return）、《瘫痪病人之死》（The Death of the Paralytic）、《父亲给他的孩子读〈圣经〉》（Father Reading the Bible to his Children）。这揭示了他的作品性质。狄德罗热情地给出了赞颂，认为格勒兹的每一件画作都可以变成一部小说——他这么说是出于恭维。虽然现已不再流行，但格勒兹那煽情的说教风格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论是在画展上观赏原作的内行还是看到其版画形式的大众都对之好评有加。其中最为成功的作品是在1761年展出的《乡村婚约》（The Village Betrothal），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它的法文标题L’Accordée de village。同一年，卢梭最畅销的书信体悲剧小说《新爱洛伊丝》出版。正如它们所获得的成功所示，当时对于所谓的“情感”活动有着强烈的需求。虽然这似乎与同时盛行的理性崇拜相矛盾，但它实际上是理性崇拜的补充。正如埃米特·肯尼迪（Emmet Kennedy）所述：“或许，理解情感被赋予的重要性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视为一种促使人去行理性所描绘善行的感情力量。”

由狄德罗主张、格勒兹付诸实践的这种教化艺术旨在描绘普通人，宣扬贞洁、俭朴、节制、文雅的美德，显然与布歇这类人的作品存在鲜明差异。可它的目标和雄心不算大。哲学家想要的是一些更为英雄主义的东西，那只能由描绘历史的画作提供，他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将这种题材放在了艺术等级之巅。现在，是时候让国家插手了。1749年，蓬帕杜尔夫人——她在1744年成了路易十五的正式情妇——派她的弟弟阿贝尔—弗朗索瓦·普瓦松［Abel-François Poisson，他更为人所知的称呼是最终获得的马里尼侯爵（marquis de Marigny）头衔］前往意大利进行长途旅行，以便让他准备好担任艺术总管一职［要是给出职位全名，那就是“王家建筑、花园、艺术、学会及工场总管”（Directeur-Général des Bâtiments, Jardins, Arts, Académies et Manufactures du Roi）］。马里尼侯爵于1751年回国并就职后，偏爱将工作委托给古典主义风格的画家、雕塑家或建筑师。最重要的是，他将塞纳河左岸一座以巴黎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命名的崭新大教堂的设计工作，以及同名大修道院的装饰工作交给了曾陪同他完成意大利之旅的雅克—热尔曼·苏夫洛（Jacques-Germain Soufflot，1713—1780）。把一座教堂当成理性文化的典型可能有些奇怪，但与韦尔滕堡之类的教堂一比，就能理解了。而且，苏夫洛相信“就连一座旨在体现基督教信仰奥秘的建筑物也可以通过运用人类理性来完善”［巴里·伯格多尔（Barry Berg）语］。他在漫长的施工过程中不断实验新型建筑方法，包括使用铁支架加固石材，以此取得无法通过传统技术实现的室内空间感和光感。所以，法国革命者将他的建筑物改造成世俗先贤祠的做法并不算不恰当，改造计划的发起人克洛德—埃马纽埃尔·帕斯托雷（Claude-Emmanuel Pastoret）认为：“应当将宗教的殿堂变为祖国的殿堂，伟人的坟墓将成为自由的圣坛。”更讽刺的是，第一位“入祠”的英雄是伏尔泰，他于1778年逝世，拒绝采用基督教葬礼，此举相当有名（或臭名昭著）。当他的遗骸于1791年移入新的安息之地时，据估计有大约20万名群众观看了移灵。

安吉维莱伯爵（comte d’Angiviller）在1774年接替了马里尼侯爵［泰雷（Terray）曾在两人之间短暂担任总管职务］，在伯爵管理下，国家增加了对新古典主义的赞助。他的主要关注点是每两年委托人创作8幅法国伟人画像和4座法国伟人雕塑，然后计划在卢浮宫建立一所展览画像和雕塑的大型国民博物馆，以此培养爱国主义。安吉维莱伯爵定制的最伟大、最成功的画作无疑是雅克—路易·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它由大卫在1781年构思，1783—1784年在罗马完成绘制，1785年在巴黎画展上展出，在巴黎，它赢得了热情洋溢的赞赏，人们欢呼这是普桑以来最伟大的法国画作。由于大卫在1789年后以革命热心支持者的姿态出现，甚至到了投票支持处决路易十六、成为救国委员会一员的地步，因此，这幅画时常被阐释为是在号召同时代人拿起武器反抗旧制度。大卫本人在1794年和罗伯斯庇尔一起参与了重演荷拉斯兄弟宣誓的仪式性活动，这也为该观点提供了支持。然而，这一切都是事后追溯。就当时而言，大卫并没有暗示他在画中藏有任何时事信息。同时代的人们也没有看到任何迹象：当它首次在罗马展出时，“男女贵族，枢机主教和高级教士”成群结队地前去欣赏。要是大卫真的打算将这幅画当作一种让人们拿起武器的共和主义式号召，那么他题材的时间段就很古怪了，因为罗马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仍是一个王国，而且王国还将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从画作或大卫撰写的任何书面材料中，我们也无法清晰判断他是否曾效仿荷拉斯，认为祖国高于家庭。在这幅画和他革命前的另一幅成功之作《侍从官给布鲁图抬来儿子的遗体》（The Lictors Bring to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1789年创作）当中，都有充分迹象表明他让悲伤女子享有高于嗜杀男子的道德优势。不论大卫的意图可能是什么，在革命爆发后，《荷拉斯兄弟之誓》就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象征符号，正如西蒙·沙玛所论，它拥有革命修辞的所有成分——爱国主义、兄弟友爱和殉难。

要是说大卫1789年之前画作中的革命凭据尚需存疑，那么，18世纪80年代建筑和雕塑领域的新古典主义作品中的这类真实凭据就多得多了。就艺术层面而言，再没什么能够比克洛德·尼古拉·勒杜（Claude Nicolas Ledoux）设计的那40座从1785年开始建造的城门（barrière）更激进了。然而，城门的政治性质是反动的，因为它们是税卡，是由受人厌恶的总包税局在巴黎周边地区设立的。或许可以补充的是，大卫于1788年为安托万·洛朗·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及其夫人创作了一幅画像，这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作为这个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拉瓦锡也是一位总包税人，最终在1794年上了断头台。

感性文化的复苏

如果要找出一个标志着理性文化达到顶点的事件，那么可以考虑1778年3月30日发生在巴黎的事件。这一回，已经用得太滥的词“神化”是完全合乎语境的。伏尔泰在那一天前往法兰西剧院（Théâtre Français），观看他最后一部戏剧《伊雷娜》（Irène）的表演。人们以持续20分钟的起立鼓掌欢迎他的到来。演出结束后，他的半身像被安放到舞台上并被戴上桂冠，扮演伊雷娜的女演员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背诵了一首诗歌，许诺要让伏尔泰永垂不朽——然后不得不返场演出。这是从之前那个月开始席卷法国的凯旋进程的最高潮。约翰·莫利（John Morley）评论道：“哪怕是一位从历尽艰辛的漫长战役中赢得最光荣的胜利的伟大统帅，也不可能得到比这盛大、更轰动的欢迎。”当伏尔泰抵达巴黎市区边缘的城门时，他告诉检查随身财物的税卡官员：“我是这里唯一的违禁品。”这个评论非常到位，因为路易十五惧怕伏尔泰那无礼的不虔诚，已将他逐出巴黎长达30年。路易十六准许伏尔泰返回巴黎，但要求他远离剧院，并禁止王后接见他，这是路易十六那致命的两面不讨好倾向的一个早期迹象。两个月后，伏尔泰逝世，享年84岁。

那时，感性文化正经历着强烈的复苏。当然它从未走远。由于像虔敬派或卫理公会这样的情感强烈的基督教形式蓬勃发展，感性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地步。此前一节中讨论的所有公共领域机构就其内容而言都是中立的。期刊既适合传播自然知识，又适合传播超自然说法：比如说，秉持詹森派信仰的《新教士》（Nouvelles ecclésiastiques）杂志自1728年开始出版，事实证明它虽然受到严重迫害，却仍是18世纪最伟大、最持久的成功传奇之一。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书本、小册子、借阅型图书馆和读书俱乐部。1778—1779年的状况便表明了这一点，当时法国放松了审查制度，由此带来了一股重印死者著作的浪潮，在由此产生的超过200万本书中，将近2/3是宗教书籍。自愿结成的社团既有倾向理性主义的，又有倾向虔诚的，既有共济会集会，又有为研读《圣经》举行的“查经班”。

尽管如此，对大多数同时代观察者而言，特别是在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当中，似乎是理性文化正在胜利前行。在一本出版于1789年的伏尔泰传记中，孔多塞侯爵回顾了传主（生于1694年）一生中发生的进步，并将这种进步视为传主努力的结果：依靠更合理的丧葬方式和接种手段，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附属于罗马宗教的国家神职人员已经丧失了他们那危险的力量，也将丧失他们那可耻的财富”；新闻自由有所改善；在斯堪的纳维亚、波兰、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君主国，宗教不宽容现象业已消失，甚至连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好转迹象；农奴制似乎已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趋于消亡；各种有益的法律改革已然实施；战争频率降低；君主和他们的特权阶层再也无法愚弄属民；整体而言“理性第一次开始向欧洲人民传播一种纯粹而稳定的光明”。

对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来说，1789年爆发的革命标志着理性的最终胜利和全人类新时代的曙光。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是一位曾随同库克船长参与其第二次太平洋探险（1772—1775）的德意志学者，他感慨道：“看到哲学在头脑中结出的果、在国家层面实现的事是光荣的。”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虚妄的黎明，孔多塞侯爵便发现了这一点，他于1794年3月在狱中自杀，以避免面对会将他送上断头台的“审判”。其实，针对理性的反动很久之前就已开始。有三个转折点很突出。首先是让—雅克·卢梭在1749年8月25日的顿悟。他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中写道：

那年（1749年）夏天酷热难耐。从巴黎到万塞讷有2法里。我手头拮据，雇不起车，所以我一个人去的时候，便于下午2点走着去。我走得很快，好早点赶到，路旁的树木按照法国习俗总是被修剪得齐刷刷的，几乎没了一点儿阴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躺在地上，动弹不了。为了走得慢一些，我便想了个主意，边走边看书。有一天，我拿了一本《法兰西信使》（Mercure de France）杂志，一边走一边看，忽然发现第戎（Dijon）科学院为下一年而出的有奖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加速了腐化堕落抑或净化了道德习俗》。一看这个题目，我顿时看到了另一个宇宙空间，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9]

在1762年写给马勒泽布的一封信中，卢梭强调了他的想象来得既突然又极端：“我立刻感到上千道光芒直刺我的思想，一堆了不起的念头竞相出现在我面前，它们来势凶猛，杂乱无序，把我抛进难以言表的惶惑状态。我感到头晕目眩，就像是迷醉了一样。”卢梭陷入了心悸，无法走路或呼吸，魂游象外般跌倒在地。当他在半个小时后起身时，发觉自己的外套正面浸透了泪水。给卢梭展现通往真理之路的并不是理性，而是突然降临的皈依体验，可以与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的归信经历相媲美。他意识到启蒙运动的价值体系需要翻转过来：让人类误入歧途的不是无知、偏见或迷信，而是文明。这时，他眼睛上的鳞立刻掉下来了。作为对第戎学院所提出问题的回应，他写就了《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对启蒙价值体系发动了全面攻击。从原则上讲，妄图控制、利用自然来增进人类物质享受是错误的，从实践上讲也是致命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都存在源自恶习的动机：迷信驱使着天文学，贪婪驱使着数学，野心驱使着力学，无聊的好奇心驱使着物理学。他对印刷术的发明感到遗憾，因为它让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不虔诚作品留传后世。他最后预言说，人类最终会因现代文化而变得极度叛逆，最终达到恳求上帝让他们恢复“天真、无知和贫穷”的地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在主你的眼中变得幸福和珍贵”。

第二桩转折事件发生在1764年6月的一个晚上，当时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三儿子霍勒斯·沃波尔做了一场噩梦。在写给友人威廉·科尔（William Cole）的一封信中，霍勒斯解释了梦中发生的事情：

一天早晨……我从梦中醒来，能够想起的全部状况是：我以为自己是在一座古堡里（对于一颗像我这样充塞着哥特式故事的脑袋来说，这是个非常自然的梦），在一个大楼梯最上方的栏杆上看到了一只披着铠甲的巨手。那天晚上，我坐下来开始写作，一点都不知道我将写下些什么。

这样的意识流持续了两个月，直到他的小说《奥特朗托城堡，一个哥特式故事》（The Castle of Otranto, A Gothic Story）最终完成。当霍勒斯于次年出版小说时，他声称它是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古老的天主教家庭的图书馆里”被发现的，原先于1529年在那不勒斯出版。在序言中，他还推测该书的作者是一位老派的神父，在神父们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光芒威胁时，这位作者“为了让大众确信往昔的错误说法和迷信”而撰写此书。或许是因为该书立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霍勒斯在当年晚些时候发行的第二版的序言中声明自己才是作者，他将这种做法描述为“一种试图融合两种浪漫——古典浪漫与现代浪漫——的尝试。前者中的一切都是想象，都不可思议，后者中，自然总是被刻意模仿，这种模仿有时也会取得成功。虽然并不缺乏创造力，可由于严格遵循普通生活，幻想的来源已经被堵住了”。霍勒斯充分放纵了他的幻想力，写出了如下过度夸张的内容：一幅走下画框的画像，一座流血的雕像，一把大到需要50个人才能挥动的剑，被割断的巨大躯体部分，各式各样的魔法师、小妖精、修士和其他超自然人物，等等。最初的幻梦和小说的写作都发生在理想的环境当中，因为在此前大约15年里，霍勒斯已经把他位于特威克纳姆附近草莓丘（Strawberry Hill）上的房子变成了哥特式的盛大作品，就算它不是“哥特式复兴”的第一个案例，也必定是最有影响力的那个。

第三个转折点是歌德在1770年3月的斯特拉斯堡之旅，他当时只有21岁，准备前往那里的大学攻读法学。因此，歌德是在说德语但由法国统治的土地上经历了他的文化转向。触发转向的是大教堂，它是歌德所见到的第一座大型哥特式建筑。和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一样，他所受的教导是把中世纪的建筑视作野蛮的缩影。可以作为德意志人意见代表的是约翰·格奥尔格·祖尔策（Johann Georg Sulzer），此人撰写的非常受欢迎的艺术百科全书初版于1771年，在这本书中，他给出了如下定义：“‘哥特式’的绰号经常被用于指代野蛮的美术作品，不过很少能够准确给出这个说法的含义。它似乎主要用以表示粗陋、缺乏美感和比例不佳，源于定居在意大利的哥特人拙劣地模仿古代建筑。”

根据歌德出版于1811年的自传，他一开始只是将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尖顶视作欣赏附近乡村的理想观察点。然而，教堂渐渐地开始引起审美反应，这种反应既强烈又难以表达。歌德的反哥特式偏见和建筑物那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在思考这种矛盾带来的问题的过程中，他颠覆了自己的审美准则。所有的经典准则都被这种不规则、不对称、具备独特气质的建筑群驳倒了，实际上这个建筑群甚至都没有建成，因为计划中的两个尖顶有一个始终未能完工，而且整个教堂与其说是建成的建筑物，倒不如说是生长的有机体。歌德所受的教育告诉他应当讨厌这种东西，可他的感受恰恰相反——这就是“一种新的启示”。

歌德在一篇名为《论德意志建筑》的文章中与世人分享了他得到的启示，这篇文章被题献给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主建筑师埃尔魏因·冯·施泰因巴赫（Erwein von Steinbach）。歌德在此带着对哥特式风格的新热情传扬了一种崭新的美学信条。任何认为通过就读学校、吸收原则或遵循规则就能找到美的想法都遭到了强烈否定：那当中实在有太多奴役洞察力和能量的东西了。古典美学所要求的可怕的优良品味、和谐和纯洁是在以暴力对待自然那不可驾驭的自发之美。在这篇文章的关键段落中，歌德定义了他的另一种选择：“唯一真正的艺术是能表现特征的艺术。如果它的影响力源于深刻、和谐、独立的感觉，源自自我独特、不顾任何外界事物的感觉，那么不论出自粗暴的野蛮还是文雅的感情，它都是完整而鲜活的。”这里的关键词是“特征”（karakteristische），歌德指的是自然且自发地从来源文化中产生的艺术，而不是什么模仿产物。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不光是一种具有特征的艺术，还是一种具有德意志特征的艺术。它是“在真正的德意志时代”（in echter deutscher Zeit）从德意志的土地上产生的，它的地位是依靠那被意大利人或法兰西人鄙视的优点赢得的。这座巨塔看上去像是生长出来的某种东西，这就让它愈加美妙：“一棵高大的上帝之树，用千根分枝、百万条细杈和多如海中之沙的叶片宣扬着它的主人——主的荣耀。”

歌德还在斯特拉斯堡遇见了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赫尔德编纂了一本名为《德意志的风格与艺术》（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的文集，歌德写的与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有关的文章就刊登在这本文集里。两人合在一起成为著名运动的核心，这场运动后来以“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之名为人所知，这一名称来自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利安·冯·克林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 von Klinger，1752—1831）的同名剧本。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反对老一辈那些被视为乏味的理性主义与古典主义事物的愤青运动。与老一辈不同，狂飙突进运动强调的是直接或间接源于虔敬派的“内在光照”，认为它占据首要地位。他们的英雄是孤独的局外人，即便被习俗的力量打入沉沦的境地，也不惜代价试图改变。主观性、独创性和激情是他们的理想。赫尔德的导师、普鲁士虔敬派教徒约翰·格奥尔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认为：“只有激情才能为抽象和假设提供手脚与翅膀，将灵魂、生命和声音赋予图像与符号。”

不到10年，狂飙突进运动就燃尽了自己，可在那之前，歌德已经出版了两本影响力极大的杰作：1773年面世的戏剧《葛兹·封·贝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和1774年面世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虽然腓特烈大帝将前者贬低为“对那些糟糕英国戏剧的可恶模仿”，但是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伟大的自由宣言。从风格上讲，这是一场革命，它不仅放弃了时间、地点和事件的一致[10]——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国模式的特征——而且将它颠倒过来。事件连绵数月，场景变换数十次，至少存在两条主线。戏剧的语言在古典主义听来十分刺耳，因为歌德采用了16世纪早期的两份材料，路德的《圣经》译文和历史上葛兹的自传，还采用了他的家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说的高地德语方言。结果产生了表达效果极佳的语言风格，可这也是口语化、不讲语法、缺乏教养的写法。实际上，它传达的主要信息预示着康德后来的说法：任何不是自发产生而是由外界强加的权威都应当拒绝。在这出戏最重要的一行中，反派主角阿德尔贝特·封·魏斯林根（Adelbert von Weislingen）说道：“确实只有那种既不必通过统治别人又不必通过顺从别人来有所作为的人，才是幸福、伟大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更轰动了，它是由德意志人撰写的第一本国际畅销书。此书情节很简单：维特是一个处于中产阶层但身份受人尊敬的年轻人，他遇见并爱上了一位姑娘，姑娘也回应了他的感情，可她已经与别人订婚了，维特无法平复沮丧的激情，便开枪自杀了。它推到文化习俗面前的挑战极为尖锐，人们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在右翼，教会的保守人士认为它对自杀的美化令人厌恶；而在左翼，开明的进步分子发现它对理性的蔑视同样恼人。可是，这本书的赞赏者用维特式充满感情的赞歌淹没了批评。记者克里斯蒂安·丹尼尔·舒巴特（Christian Daniel Schubart，1739—1791）告诉他的读者：“我坐在这里，我的心在融化，我的胸膛在跳动，我的眼里流淌着狂喜的痛苦泪水，亲爱的读者，需要我告诉你们，我读的是我敬爱的歌德所作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吗？我读得如饥似渴。”不到一年，这本书就出现了11个版本，其中大部分是盗版；1790年时，已有30个版本。它几乎立刻被译为英文和法文，18世纪末，几乎所有欧洲语言的译本都有了。

一种新的世界观从卢梭、沃波尔、歌德这样的人的见解中产生。它最终以“浪漫主义革命”之名为人所知，它以情感反对理性，以信仰反对怀疑论，以直觉反对逻辑，以主观性反对客观性，以历史主义反对自然法，以诗歌反对散文。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启蒙运动和它的科学方法不断进行分析，直到把面前的世界变成拆散的、原子化的、毫无意义的堆块。对于启蒙运动的一个常见指责是，它“能够解释一切，但无法理解任何事物”。狂飙突进团体成员约翰·海因里希·默克（Johann Heinrich Merck，1741—1791）对启蒙运动抱怨如下：

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在公开场合只信任能够以理性阐述的东西的自由。他们已经将所有感性因素从宗教中剥离出来，去掉了所有感性成分。他们将它切得支离破碎，让它沦为没有色彩与光泽的骷髅……现在，它被放在一个罐子里，没有人想要品尝它。

理性看似是一位解放者，可事实证明它是尤为严苛的暴君。哈曼愤怒地问道：“这种受到广泛赞誉，有着普遍性、无误性、确定性和自负的主张的理性，不就是一个抽象存在（ens rationis），一个填充了神性的假人吗？”在卢梭看来，哲学家们犯了他情人瓦朗夫人（Madame de Warens）的错误，关于她，他在《忏悔录》中写道：“她没有听从会把她引向正道的心灵的忠告，而是听从了理性，从而被引入歧途。”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嘲笑牛顿会把姑娘的酥胸仅仅看成一条曲线，只关心姑娘芳心的体积，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则宣称“艺术是生命之树，科学是死亡之树”。为了取代理性主义的枯燥抽象，浪漫主义要求重塑世界。他们反对古典主义的自然审美规律，拿出源自天才内心的自发性和独创性来与之相抗。最伟大的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达维徳·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说：“画家不应该只画他看到的眼前事物，还要画他用自己的内心看到的东西。否则他的画就不过是一张幕，人们在幕后只能发现病人甚至死者。”他的友人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斯廷（Georg Friedrich Kersting，1785—1847）从视觉上呈现了这一原则，他笔下的弗里德里希身处一间孤立于外部世界、未加装饰的工作室。

对理解真正重要的事物而言，浪漫主义认为理性及其主要工具——词语——与其说是不足，倒不如说是误导，它们给人以精确、清晰的假象。如果大自然并不是一个毫无生命、由盲目而机械的牛顿法则支配的聚合体，而是一个活跃地进行生命律动的充满活力的有机体，那么只有让其他的人类能力恢复到正确的位置上，才能理解自然。这表明他们拒绝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将其中心隐喻——光——颠倒了过来。“白昼冷光”被斥为肤浅，取而代之的是“仙境之夜”。在戈雅的《理性沉睡，心魔生焉》（The Sleep of Reason Begets Monsters）中，栖息在艺术家肩上的猫头鹰是一只可怕的怪物，还是密涅瓦的猫头鹰，智慧的象征，“只在黄昏起飞”（黑格尔语）？从诺瓦利斯和他的《夜的颂歌》（Hymns to the Night）到理查德·瓦格纳和他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夜晚都被誉为“一切真与美的母亲”。

艺术的神圣化与艺术家的地位

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文化摆脱了呈现和消遣的功能，成了一种神圣化的活动，能够依靠自身获得尊崇。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两场葬礼的对照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线索。没有人知道莫扎特何时下葬，甚至连具体哪一天也不得而知。根据莫扎特的遗孀康斯坦策（Constanze）的说法，他应该是在1791年12月5日凌晨1点死于维也纳。第二天或第三天（记载相互抵触）下午3点，他的遗体被运至圣斯特凡大教堂，在十字架礼拜堂前接受祝福，然后，载着遗体的灵车穿过施图本门（Stubentor），沿着乡间道路前往圣马克思（St Marx）新公墓。下葬可能在当天举行——也就是6日或7日，这取决于读者采信何种说法，但考虑到那时已经很晚了，它更有可能发生在次日，也就是7日或8日。虽然围绕着莫扎特葬礼的一些粗陋神话已经被粉碎了，但事实上它仍是一场非常平静的送别。除了教堂司事和神父，没有人出现在他墓旁，也没有立一块墓碑来标记这个地点。

36年后，贝多芬的葬礼待遇何等不同！1827年3月26日，星期一，下午5点45分左右，他离开人世，他的朋友们早已在韦灵（Währing）公墓选定了一块合适的墓地。一旦他的生命被宣告结束，他们就安排验尸，通过约瑟夫·丹豪泽（Joseph Danhauser）的一幅素描和一张死者面模为后世保留了贝多芬的肖像，并着手保护他的财产。希望与贝多芬做最后告别的人成行成行地从遗体边通过，他们在那口“安放在球状镀金底座上、光亮平滑的橡木棺材”旁边安排了守夜，四周点上了8根蜡烛。3天后，葬礼正式举行，它在下午3点开始，组织方给参与者发放了正式邀请函。随着棺材被运到黑袍西班牙人居所[11]的庭院里，9名来自苏格兰修道院（Schottenstift）的神父为他吟诵祝福，从意大利歌剧团里选出的唱诗班则唱了一首安塞尔姆·韦伯（Anselm Weber）创作的赞美诗。正如人们从弗朗茨·施托贝尔（Franz Stober）的著名绘画中所见，人群拥挤，游行队列很难出发，这本身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了。当队伍最终得以出发时，第二个唱诗班在长号伴奏下唱出了《求主垂怜》（Miserere）。一路上，如一份报纸所述，许多“来自各个阶层和等级”的人聚在一起，人数多到当游行队列前往阿尔泽巷（Alsergasse）的圣三一教堂时，竟花了一个半小时才行进450米。葬礼结束后，队列中的人依然数以千计，他们重新列队前往韦灵公墓。在城门口，古典派演员海因里希·安许茨（Heinrich Anschütz）发表了由哈布斯堡帝国最著名的剧作家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撰稿的演说。这次演说依靠自身的魅力成了理所当然的著名事件，事实上它之所以能够赢得赞美，既是源于其文采，又可归因于它的简练。尤为惊人的是，演说中完全没有提到上帝。格里尔帕策——以及贝多芬——尊崇的神是艺术：“生活的荆棘深深地刺伤了他。他像遇难的落水者去抓堤岸一样，投入你的怀抱。啊，你是善与真的光辉姊妹和同伴，治愈痛苦心灵的香膏，自天降生的艺术！”超自然存在已经没什么必要了，只要一个由一位至高无上的艺术家体现的世俗美学宗教就已足够。正如舒伯特的友人加布里尔·塞德尔（Gabriel Seidl）在一首献给贝多芬的纪念诗歌中所述：

他支配、调和着奇怪和不相容。

他用头脑感受，他用心灵思考。

他教导我们新的欢乐、新的感叹、新的祷告和新的玩笑。

……

他活着！因为他的生命就是他的音乐，神明永远不会从世界的胸膛上将它拔除。

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葬礼仪式之间存在极大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艺术——特别是音乐——在整体上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一个独立、自主的价值和权威的来源。美学是在18世纪中叶的德意志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莱辛（Lessing）的《拉奥孔，论诗与画的界限》（Laocoon or The Bounds of Painting and Poetry）出版于1766年，它将几条不同线索合到一起，形成了将后世的德意志知识分子结合到一起的纽带。和许多作者同行一样，莱辛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尼古拉斯·博伊尔（Nicholas Boyle）在他的歌德传记中恰如其分地评论，德意志审美理论是“从前教士的从前神学”。

莱辛这样的新古典主义者厌恶洛可可式的过度享乐，他们从路易十四设立的学院中的法国理论家身上所得颇多，但莱辛等人并不接受让艺术从属于非艺术目的，比如说颂扬太阳王的荣耀。约翰·格奥尔格·祖尔策在出版于1771年的《美术通论》（Allgemeine Theorie der schönen Künste）中对此给出了权威的表述，他坚定地表示将艺术用于诸如“展示和奢侈”这样的呈现目的是“对它们的神力……和高尚价值的彻底误解”。更具影响力的是温克尔曼。在本章业已提到的他的成就之外，还必须加上一点：他将虔敬派的反省语言和感觉论的异教信仰结合到一起，创造出了一种美学宗教。温克尔曼在描述美景宫的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时，不仅是在欣赏一尊雕像，也是在进行一场宗教活动，因为对他来说，雕像不仅仅代表了神，它就是神［利奥波德·埃特林格（Leopold Ettlinger）语］。

哲学家那精炼、系统的表述可能吸引力有限（尽管人们不应当低估在德意志地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中存在的理性主义），但那些让欧洲文学的权力平衡向莱茵河以东转移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就不一样了。当时，是歌德统领着所有流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被后人视为这些人当中的超群人物。可在歌德生前以及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获得更高评价的是他的友人弗里德里希·席勒，而且音乐家尤其青睐席勒。当贝多芬与歌德在1812年首次会面时，他觉得歌德实在太像廷臣了，而他从小就崇拜席勒，无疑熟悉席勒的作品，在书信中还引用过席勒戏剧的多个段落。

温克尔曼对“高贵的简约和平静的宏大”的著名呼吁渗透到了席勒18世纪90年代的成熟戏剧和美学著作当中。在完成于1795—1796年的两部杰作《审美教育书简》（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in a Series of Letters）和《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Naive and Sentimental Poetry）中，席勒探讨了现代人的隐忧，分析了人的理性成分和感性成分。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剧变揭示了纯粹理性的“理论文化”的无能。当时所需要的是美学教育提供的“实践文化”，这可以让想象力得到拓展。启蒙运动不能仅仅通过概念来影响人类性格，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在感觉的推动下采取行动的。所以，除非情感和想象已经准备好了土壤，不然理性感知的种子就会在播撒的地方干枯：“通向头脑的道路必须通过心灵打开”。那就是美学教育的目的，为从“单纯的强力统治向法治过渡”铺平道路。审美体验是理性与感性可以和谐交融的一个领域：只有在文化当中，人才能同时做到活跃和自由，能够在保持自我约束的同时影响周边世界。当整个欧洲都面临革命性变革的压倒性威胁时，只有通过文化，人类才能实现不放纵的自由。“如果有人要在实践中解决政治问题，他就必须通过美学问题的路径来实现，因为人只有通过美才能走向自由”，这便是席勒的结论。或者也可以用贝多芬更为简洁的表述：“只有艺术和学术能给我们源自更高层次生活的提示与希望。”

正是在18世纪，“艺术”（art）获得了它的现代含义。对约翰逊博士来说，这个词依然意味着技艺，就像“煮糖技艺”一样，不过到了这个时候，“美术”、“高雅艺术”或“有品位的艺术”已经可以与“必需的”、“机械的”或“有用的”技艺明确区分开来了。英国人从德意志人那里拿来了一则信条，认为文学、视觉艺术和音乐具备一些共同的品质，这让它们超越了技术。在撰写于1787年的《论美的可塑模仿》（On the Plastic Imitation of the Beautiful）中，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此人也写过一本富有洞察力的英格兰游记）认为，因为艺术创作不服务于任何实用目的，所以它拥有自足的准宗教的特征。当然，就艺术家应当被以何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这条公理为也带来了重要推论。由于这些人已经晋升为准宗教中的高级教士，因此他们有权享有创作自由，这种自由不应当受到赞助人的呈现型或消遣性需求的约束。用歌德的朋友兼肖像画家约翰·海因里希·迈尔（Johann Heinrich Meyer）的话说：“艺术必须感到自由和独立；可以说，它要想蓬勃发展，就必须自我支配；如果它受到管制和掌握，就注定会衰落，会消亡。”

这种独立的推动力一定程度上是由对赞助人的古怪诉求备感不安所引起的。当海顿又得为尼古拉·艾什泰哈齐侯爵创作上低音维奥尔琴三重奏时，难道不是连他都感觉自己被剥削了吗？1790年，海顿在提到自己此前10年时写道：“我不知道我是乐队指挥还是乐队杂役……做奴隶真的让我伤心……我是个可怜人！”此后不到一年，他就被经纪人萨洛蒙送往伦敦，在那里，海顿名利双收。他在1791年1月8日致信玛丽亚·安娜·冯·根青格（Maria Anna von Genzinger）道：

我的到来在整座城市引起了轰动，我连续3天出现在所有报纸上。每个人都希望了解我。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赴了6场宴会，要是我喜欢，我可以天天出去赴宴。

然而，海顿还是回到了艾森施塔特，直至去世都还在为艾什泰哈齐家族效力。他实在太敏锐了，敏锐得足以意识到不具名的公众也可能是和任何一位王公贵族一样的严苛监工。关键是如何既得到金钱与奉承，又不必放弃创作自由。即便是在最好的时代，实现这种也并非易事，而公众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他们的欣赏水平又没有很大提高，这种平衡就更难达到了。海顿的交响曲很受欢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公众喜欢的是轻松的曲目，也就是要有足够的变化，旋律优美，节奏规整，还不要太长，而且最好用C大调，这样就可以较为轻松地在家里用钢琴演奏它了，当时在中产阶层的客厅里，摆上钢琴成了越发流行的特色。音乐家一直在大声抱怨公众并不欣赏他们，公众更喜欢的是意大利甜腻歌剧那神气活现的曲调和轻巧的配器。贝多芬本人对当时盛行的意大利歌剧风格颇有微词，贝多芬在与胡梅尔（Hummel）的谈话中以特有的简练说道：“据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vox populi, vox dei）——我从不相信。”

要摆脱这种困境，避免从贵族暴政的煎锅跳入公众庸俗的火焰，就需要将艺术从社会的浮垢与沉渣中解救出来，把它放到圣坛上，让它处于毫无污点的安全境地（这里只不过是再次杂糅了隐喻）。因此，所有流派的艺术家都热衷于美学家所宣扬的艺术神圣化。在可供选取的丰富案例中，以下两个案例依靠其语言的雄辩和相对简洁脱颖而出。第一个来自诺瓦利斯［萨克森贵族弗里德里希·冯·哈登贝格（Friedrich von Hardenberg）］：

谁在这世上感到不快，谁未能找到他所寻求的东西——那么，就让他进入书本、艺术和自然的世界，进入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永恒领域吧，让他生活在更美好世界的这座秘密教堂里吧。他在那里一定会找到一个情人、一位朋友、一个祖国和一位上帝。

第二个是歌德：

真正的诗歌是以这样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它了解如何将我们从压迫我们的尘世负担中解放出来，它成了世俗的福音，它创造内心的快乐和外在的满足。就像热气球一样，它将我们引入更高的地方，让我们鸟瞰纷乱的世界。

音乐家是所有创造艺术家中最容易做到这一点的，因为音乐直接与心灵对话，不用靠字词或图像居中传达。关于这一点，伦纳德·威洛比（Leonard Willoughby）说得特别好：“浪漫主义者希望通过音乐抵达终极现实，因为音乐的形式几乎等同于内容，它似乎直接出自那永恒的混沌，无须经过人类理智的梳理。浪漫主义者喜爱并强调的，正是音乐中的这种狄奥尼索斯元素。”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退到某座偏远的象牙塔里，摆脱普通大众的糟糕品味。这只不过意味着在面对最糟糕的市场过剩时要持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超然态度。

民族在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中越发重要，而音乐家有能力传达其重要性，这加速了艺术神圣化的进程。已故的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喜欢引用詹姆斯·哈德利·蔡斯（James Hadley Chase）小说《没有兰花送给布兰迪希小姐》（No Orchids for Miss Blandish）中的话“每个女孩都应该有一个丈夫——最好是她自己的”，然后补充说：“现在，每一种高雅文化都想要一个国家，而且最好是它自己的。还可以补上一句：每个民族都想要音乐——最好是它自己的。”亨德尔之所以在英国受到同时代人的崇敬，背后原因正在于此，他在归化英国后变得越发英国化了。他的的确确是在为英国民族认同的三大支柱——新教、繁荣和权力——发声，他的清唱剧在这方面尤为突出。1759年，74岁的亨德尔与世长辞，人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并为他建立了一座惹人注目的永久纪念碑。在他逝世25周年时，为了庆祝他的国家象征地位，人们举办了一场大规模的亨德尔纪念活动，参与者包括国王夫妇、高级教士、贵族、乡绅以及如一份当时的报纸所说“虽然位列最后，但在娱乐和消费事务上相当重要的人民陛下”。圣公会牧师威廉·考克斯指出，这场纪念活动是“有史以来给予身后名声的最辉煌礼赞”，是“职业、民族和君王的荣耀”。对音乐家的神化发生在伦敦这座拥有欧洲最大公共领域的城市，此事并非偶然。亨德尔展示了音乐表达国家认同的能力，法国革命者则用《马赛曲》和其他通俗歌曲模仿此举，后来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选择效仿。音乐和音乐家地位的这种提升标志着艺术体裁的传统等级发生了剧烈变化，因为在过去，最受赞助人和公众喜爱的是建筑师和画家。可是正如19世纪所示，音乐已经开始不可阻挡地向文化霸权进军。

[1] 二者均为古希腊神话中的海妖，曾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出现。斯库拉盘踞在岩礁上，掠食过往水手，而卡律布狄斯盘踞在漩涡中，吞噬船只。由于二者紧邻，所以人们在经过此地时必然面临两难选择。

[2] 诺伊恩多夫（Neuendorf），亦作诺伊多夫（Neudorf），意为新村，匈牙利文原名为涅尔盖什新村（Nyergesújfalu），即今匈牙利科马罗姆—埃斯泰尔戈姆州涅尔盖什新村镇。

[3] 此处德文原文系重7罗特（loth），即3.5奥地利盎司（unze），约合123克。参见：Johann Georg Keysler , Neueste Reise durch Teutschland Böhmen Ungarn die Schweitz Italien und Lothringen, Hannover, 1741, p. 1032. F. Cardarelli , Encyclopaedia of Scientific Units Weights and Measures:Their SI Equivalences and Origins, London: Springer-Verlag, 2003, p. 101.

[4] 《克莱沃王妃》与《玛农·莱斯科》均有汉译本，也都收录在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克莱芙王妃》一书当中。前者书名译作《克莱芙王妃》，作者名译作拉法耶特夫人；后者书名译作《玛侬·列斯戈》，作者名译作普莱服神甫。

[5] 此处译文引自［德］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6] 此处译文引自［英］洛克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3—74页。

[7] 费内贤人（the sage of Ferney）即伏尔泰，因他晚年曾长期居住在法国—瑞士边境的费内小镇，该镇现已更名为费内—伏尔泰。

[8] 本段中的吉本《自传》译文均参考［英］吉本著，戴子钦译，《吉本自传》，三联书店，2002年，第35—40页。

[9] 此处译文引自［法］卢梭著，陈筱卿译，《忏悔录》，译林出版社，1995年，第308—309页。部分地名译法据《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修正。

[10] 此即三一律，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事件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一出戏的时间范围应在一天之内，地点不应变换，事件上不允许其他支线情节存在。

[11] 黑袍西班牙人居所（Schwarzspanierhaus），即贝多芬1825年10月—1827年3月的住处，也是他的逝世地点。这栋建筑物曾是身着黑袍的西班牙本笃会修士的修道院，因此得名黑袍西班牙人居所，在约瑟夫二世时代后不再作为修道院使用，但仍保留此名。参见：George Grove , A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London and New York, 1889, vol. 3, pp. 425—426.

第四部分

战争与和平

第十一章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尼斯塔德和约》，1648—1721

费尔贝林

1675年6月22日，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率领一支约20 000人的军队进抵马格德堡。他们离开自去年秋季起驻扎的弗兰肯，在不到3周的时间里行军超过300千米。入城后，腓特烈·威廉稍作停留，让人将城门紧闭，强制执行了严格的信息管制。在径直越过易北河后，他指挥全部骑兵——约有7 000人——和1 000名乘车的火枪兵向北赶赴哈弗尔河。他的瑞典敌人沿着河流东岸布兵，对己方现在并未独处东岸毫不知情。6月24日夜，腓特烈·威廉抵达拉特诺（Rathenow）后，便派出一名间谍进入城镇，联系地方官冯·布里斯特（von Briest）。根据腓特烈大帝在《作为勃兰登堡家族历史的回忆录》中的记述，这位富有魄力的城镇官员立刻为瑞典军官组织了一场宴会。就在瑞典军官畅饮之际，腓特烈·威廉派出分遣队越过哈弗尔河，从四面围住了城镇。黑森—洪堡方伯弗里德里希在战斗当天写给妻子的信[1]中，生动地描述了其后发生的事情。

心爱的法蒂（Fatty）：

今天一早，尽管敌军展开了英勇抵抗，我军还是依靠突击夺下了拉特诺要塞。副官卡诺尔斯基（Canolski）率领300人潜入敌军抵抗最激烈的地方，旺格林（Wangelin）和他的情妇被活捉了，他们的上校、1名少校、2名上尉、几名中尉以及大约100名普通士兵也被俘虏。当地的敌军共有600人，其他人都被杀掉了；我们损失了尊敬的于克曼（Ückermann）中校、1名准尉以及四五十名普通士兵。面对整支敌军，仍能夺取这样重要的地方，这堪称世界上最出色的作战行动。要是上帝愿意，我们会很快赢得另一场战斗，同己方步兵会合后，依靠上帝的帮助，我们将再度痛击敌军。

再见，我不能继续写了

直到死亡让我们分离，你忠实的丈夫和仆人

黑森方伯弗里德里希

书于拉特瑙营前

我们不知道“法蒂”是否会在他们更私密的时刻称呼她的丈夫为“黑森”，就像蓬帕杜尔夫人称呼路易十五为“法兰西”那样。他所提到的卡诺尔斯基计谋，是指伪装成一支瑞典援军，骗哨兵打开拉特诺城门。

鉴于瑞典军队已被分割，南半部瑞军指挥官弗兰格尔伯爵瓦尔德马（Waldemar, Count von Wrangel）打算从东面绕过勃兰登堡军队，前往北面的哈弗尔贝格（Havelberg），与他的兄长会师。腓特烈·威廉紧追不舍，在瑙恩（Nauen）从一名战俘口中得知，他再早一个小时就不会错过瑞军了，而瑞军的意图是要在费尔贝林（Fehrbellin）越过莱茵河。他最终在哈肯贝格（Hakenberg）小村追上了猎物，村庄距离日后赋予此战名称的较大社区约有几千米远。瑞军背对着沼泽和费尔贝林桥，但是桥梁已被一支勃兰登堡骑兵前卫摧毁，因此瑞典人别无选择，只能掉转方向，投入战斗。鉴于瑞军享有2比1的人数优势，他们至少应该能够组织防御，争取足以修复桥梁的时间。然而，腓特烈·威廉的果断一如既往地使他在当天获胜。德夫林格（Derfflinger）将军希望等待步兵和炮兵主力抵达，然而他的上级坚称：“我们离敌人就这么近，他不掉头发也得掉毛。”弗里德里希方伯的贸然举动导致战斗打响，他原本奉命率领1 600名骑兵展开侦察而非攻击。要是随后的会战进展不利，他会因违背命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事实证明，勃兰登堡龙骑兵夺取了战场上唯一隆起的地面，这让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炮兵效力。瑞军的一系列反击被打退后，骑兵发起猛攻，迫使瑞典人在混乱中逃往费尔贝林。第二天，勃兰登堡步兵抵达战场，腓特烈·威廉得以向费尔贝林发起最后的进攻，瑞军由战败沦为溃散。在两天的激战中，瑞军损失了大约3 000人，其中许多人在逃过沼泽地时被农民杀死，他们的对手损失了约500人。

费尔贝林战役从人数方面而言是不起眼的，但它的影响却很深远。后人固然可以凭着事后聪明，将此战视为勃兰登堡夺取德意志霸权征程的起点，然而这么想的并不仅仅是他们，因为与腓特烈·威廉同时代的人已经开始称他为“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了。他的曾孙腓特烈大帝写道：“他受到敌人的赞扬，得到臣民的祝福，他的声望可以回溯到伟大的这一天。”短期而言，费尔贝林战役开启了一连串军事胜利。瑞军残余部队撤出了勃兰登堡，退入梅克伦堡，它的无敌声威土崩瓦解。诸多俯冲而来的秃鹰中，有入侵瑞典本土的丹麦人，有占据不来梅的不伦瑞克公爵，还有向波罗的海派出一支舰队的荷兰人。巴伐利亚选帝侯匆忙放弃了参战计划，而他原本要站在瑞典的盟友法国一边。1676—1678年，在其后的三个作战季里，腓特烈·威廉继续施压。尽管瑞典人证明自己能够迅速恢复，他们还是被迫逐步退出己方的广阔德意志领地，1677年底他们丢失了斯德丁，第二年又丢掉了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和波美拉尼亚的剩余部分。1678年，年底将至时，瑞军对东普鲁士发起了近乎垂死挣扎的入侵，却只是加速了瑞典的崩溃，腓特烈·威廉和他的军队刚刚接近，瑞军便先是逃跑，继而在勃兰登堡人的无情追击和袭扰下瓦解。最终仅有3 000人于1679年2月挣扎着返回里加，而入侵部队原先的规模足有其残部4倍之多。

然而，军事上的完胜并不能阻止外交上的惨败。波美拉尼亚的命运不能在东部战场上决定，决定它的是奈梅亨的谈判桌，始于1672年法国入侵荷兰共和国的欧洲大战在那里得以终结。路易十四尽管未能取得彻底的军事胜利，却征服了更多的土地，赢得了更高的声望。较之为数众多的敌人，路易十四依然拥有远多于其中任何一个对手的武装人员。因此，他能够将对手逐个解决，他在1678年5月使英格兰中立，随后于8月10日与荷兰媾和，于9月17日与西班牙媾和，于次年2月与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议和。因此，腓特烈·威廉从战役中凯旋后，发现只有丹麦在支持自己对抗难以遏制的路易十四，而路易十四认定自己的瑞典盟友应当拿回丢失的一切。由于腓特烈·威廉拒绝交出他辛苦得来的征服成果，在一段时间里，双方针锋相对，僵持不下。直到克雷基（Créqui）元帅率领的一支法军蹂躏了腓特烈·威廉的西部领地后，腓特烈·威廉才非常勉强地同意于1679年6月29日在圣日耳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签订条约。从5年来军事行动的辉煌胜利中，他获得的只是微小的边界调整，以及瑞典人让出的在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控制区收取过路费的权利。其余的一切都只能奉还。

法国的霸权

对于人们所称的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霸权，有许多事件可以充当例证，《圣日耳曼昂莱条约》只是其中之一，我们在此采用的是字典上“霸权”（hegemony）的含义：“领导权，主导地位，优势；尤其是在联盟或同盟中某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的领导或主宰权威。”正如我们所见，法兰西君主国历经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考验与苦难，发展出了足以令法国在人口、物质上的压倒性优势生效的国家机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获赐这般深厚、这般多样的人口和物质资源。在自1678年开始执行装潢计划的凡尔赛宫的战争画廊中，如此资源产生的强权得到了宏伟庄严的视觉表达。安托万·柯塞沃克制作的一座巨型浅浮雕在这个房间里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描绘了“路易十四骑在马背上，践踏着敌人，满有荣耀”，下方的一座较小浅浮雕则展示了女神克利俄（Clio）[2]为后人忠实记述他的功绩。夏尔·勒布伦绘于天花板中部的湿壁画则描述了“武装起来的法兰西，坐在被胜利环绕的一片云中”，还手持一面绘有太阳王画像的盾牌。另外4幅描绘战败者的湿壁画环绕着它：无力对抗的西班牙，崩溃中的荷兰共和国，卑躬屈膝的德意志以及被压制住的国内冲突。这还不够，在隔壁的镜厅里，27幅天花板壁画中，有17幅描绘了在战争和外交上取得的胜利。圣西门有理由在1695年悲叹，认为这种得意扬扬的耀武扬威在相当程度上促使欧洲其余部分团结起来对抗霸权：“它们难道没有发挥过一丁点儿惹恼整个欧洲、导致它一再团结起来对抗国王个人和他治下王国的作用吗？”

路易十四能够依靠权力扭转瑞典与勃兰登堡间5年战争的结局，这一权力有赖于几个基础。其一是在1648年使得“三十年战争”终止的解决方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领土层面给予法国的极少，仅有阿尔萨斯的10座城镇和布赖萨赫（Breisach）要塞，但在安全层面给予法国的很多。西班牙正式承认荷兰独立，此举即便没有完全驱散15世纪晚期以来法国被哈布斯堡领地所环绕的噩梦，也至少使其大为消退。德意志诸侯迫使皇帝斐迪南三世签署的协定意味着他父亲将神圣罗马帝国变为君主制国家的梦想半途而废，最终破灭。欧洲的柔软腹部将要保持软弱，现在，法国和她的瑞典“下属”都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保证人，这为日后进一步干预德意志事务、确保其维持现有状态打开了通道。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评为“法兰西王冠上最美珠宝之一”的法国外交官会非常乐意读到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后来的断言：“破碎、分裂、经济上虚弱、缺乏任何民族团结感的德意志实际上沦为了法兰西的保护国，即便在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上，主导的声音也属于法国大使。”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轻蔑至少有些夸张。就短期而言，法国在欧洲各地的声音也受到人称“投石党”的内部动乱的阻碍，这场动乱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后仅几个月便爆发，持续了将近5年。它之所以会拖延如此之久，原因之一是它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持续战争相互滋养，这场战争是1648年未得到解决的唯一重要国际冲突。可以简要概括这种内、外动乱间相互作用的是这场战争的最后大战，此战于1658年6月14日发生在敦刻尔克城外，当时法军由蒂雷纳子爵指挥，他是布永公爵（duc de Bouillon）的幼子，西班牙军队则由孔代亲王指挥，他是路易十四的族兄。这两人都曾在投石党之乱中先后为双方效力。此外，法国一方还有护国公克伦威尔派出的相当规模的英格兰士兵，西班牙一方则有颇具规模的英格兰（与爱尔兰）士兵，指挥他们的是约克公爵，即流亡在外的查理二世之弟。“沙丘之战”以英法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告终，这为次年11月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铺平了道路。该和约让法国吞并了鲁西永和塞尔达涅（Cerdagne），将南部边界推进到比利牛斯山脉，与此同时，其北部边界依靠吞并阿图瓦和佛兰德境内若干要塞城镇得到了扩展。费利佩四世之女玛丽亚·特雷莎与路易十四的婚姻也开启了日后远大于此的收获的前景。尽管她正式宣誓放弃了对西班牙王位的全部所有权，她的放弃却是建立在支付大笔嫁妆这一条件上的，考虑到西班牙常见的破产状况，顺利支付嫁妆是非常少见的。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誓言能够妨碍法国追逐自身利益。早在1646年首次讨论这桩婚事时，马萨林枢机主教就曾直率地表示：“一旦公主与陛下结婚，不管她必须做出什么放弃声明，我们都可以期望获得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

路易十四结婚两年后，马萨林去世，路易十四亲自控制了自己的国家。关于他的亲政，或许最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始肆意行事。荷兰省大议长[3]约翰·德·维特（Johan de Witt）在1664年撰写了一部颇有预见性的备忘录，他在文中评论道，鉴于法国现有“一位26岁的国王，他身体健壮、精神旺盛，了解自己的内心，可以基于自己的权威行事，还拥有一个居住着极端好战的民族、拥有十分可观财富的王国”，战争是必然的，因为这样一位国王“要是能剥夺自己身上对君王而言极其自然的……开疆拓土的雄心，那他就得有非同寻常、近乎奇迹的节制能力”。德·维特是欧洲最具活力、人口最多的共和国里最重要的官员，他对君主国具有内在扩张主义倾向的看法很有根据。就像约翰·林恩论述过的那样，战争并非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君主权力的基本特征，国王要为自己的利益在战争中竞逐。因为只有在战争中取胜，才能获得作为王室和贵族价值体系核心的“荣耀”。正如雷斯枢机主教所述：“让人们变得真正伟大，使他们超出芸芸众生的就是对‘崇高荣耀’的热爱。”

当马萨林告诉他羽翼下的那个人“是否成为有史以来最荣耀的国王完全取决于您”时，他并没有考虑到社会福利或经济繁荣。西班牙的费利佩四世逝世后，路易十四获得了实现军事荣耀的第一个机会。根据当地的“遗产继承法”，首次婚姻中的女儿的继承权优先于后续婚姻中的儿子，因此路易十四以他妻子的名义要求获得西属尼德兰的若干部分（布拉班特、安特卫普侯爵领地、林堡、梅赫伦、上盖尔登、那慕尔）和弗朗什—孔泰的1/3。事实上，正如西班牙人可以轻易解释的那样，遗产继承权是私法而非公法。路易十四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在1667年5月以派出蒂雷纳指挥的军队进入尼德兰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诉求，又于次年2月派出重新得宠的孔代亲王率领另一支军队进入弗朗什—孔泰。他自己乘坐一辆载有妻子、两位情妇等人的马车奔赴战场，好像要用此举来强调国王的男子气概。虽然他在军事上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然而这激起了不好的外交反应，导致荷兰共和国、瑞典和英格兰建立了与法国敌对的三国同盟。在1668年5月2日签订的《亚琛和约》中，法国不得不将弗朗什—孔泰交还给西班牙，但是它在北方获得了若干城镇：贝尔格（Bergues）、弗尔讷（Furnes）[4]、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ères）、奥德纳尔德（Oudenaarde）、库特赖（Courtrai）[5]、杜埃（Douai）、图尔奈、班什（Binche）、阿特（Ath）、沙勒罗瓦（Charleroi），以及最为重要的里尔。

这是一次足以激发颂诗、奖章、绘画和雕塑浪潮的胜利，但是自己的进展被终结的方式显然令路易十四心怀怨恨。荷兰人的“忘恩负义、恶劣信仰和令人难以忍受的自负”令他尤为愤怒，荷兰在传统上是法国的盟友，然而荷兰人现在认为，软弱的西班牙是比猖狂的法国更具吸引力的邻居：高卢人可做朋友，不可做邻人（Gallicus amicus sed non vicinus）。“王家史官”拉辛指出，荷兰共和国已经“因繁荣而盲目，（所以）未能认识到多次增强它、支撑它的是谁。它与法国的敌人结盟，热衷于制定欧洲的规则，以限制国王的胜利为傲”。法国建议，法、荷两国或许可以瓜分西属尼德兰，但此提议遭遇了无视，这更是火上浇油。此外还有经济考量，因为科尔贝认为，荷兰人拥有15 000～16 000条船、英国人拥有3 000～4 000条船，而法国人仅仅拥有600条，结果荷兰航运业每年都要从法国抽取400万利弗尔。1667年，法国着手征收保护性关税，荷兰则以禁止从法国进口葡萄酒和烈酒的方式报复，这又是一个争议焦点。

英格兰的查理二世并不可靠，他于1670年因秘密签订的《多佛尔条约》而退出三国同盟。之后，通过1670年占领洛林公国，法国巩固了东部边境，路易十四又收买了两个在战略上具备重要意义的德意志教会诸侯（科隆和明斯特），得到了这两个诸侯的支持，此后，他于1672年4月向荷兰宣战。起初，在国王的亲自统率和蒂雷纳子爵、孔代亲王及卢森堡公爵的指挥下，规模庞大、约有13万人的法军横扫了面前的一切，由于它享有对敌人4比1的人数优势，这并不令人惊奇。他们在22天内夺取了40座城镇，已经十分接近仅有2万人把守的阿姆斯特丹。然后事情就变糟了。实际上，从事后观察的角度讲，甚至可以说这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转折点。因为路易十四此时已经铸成大错，这一错误与让拿破仑最终失败的错误如出一辙：他忘记了战争应当只是其他政策的延续，还把军事胜利当成首要作战目的。在全面胜利近在咫尺时，他对荷兰人提出了“在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大国间给予彼此的最残酷、最坚决报复”（西蒙·沙玛所言）的条件。这些条件意味着领土、财政、经济、宗教和军事上的全面屈服。为了让荷兰人认识到他们身处从属状态，荷兰每年要派一个使团去朝见法国国王，使团还需要戴上大奖章，以从视觉上表达其悔改、服从，以及因获准保留一丝独立痕迹而产生的感激之心。乌得勒支大教堂也再度作为天主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一百年来的首次弥撒以与胜利者的骄傲夸耀相应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要不断触及荷兰人的痛处。

在此次危机中，荷兰领导层表现并不出色，尽管1672年6月6日在海上击败法英联合舰队已表明他们的敌人并非不可战胜。在陆地上，荷兰人掘开大坝，创造出了从阿姆斯特丹城外的默伊登（Muiden）延伸到瓦尔河畔霍里克姆（Gorcum）[6]的“洪水防线”。然而国务会议中的气氛依然是失败主义的，若非市镇平民起来要求抵抗，还要求指定奥兰治的威廉为抵抗领袖，路易十四本可以稳稳地降伏荷兰。在7月2日、3日两天，威廉被分别任命为泽兰、荷兰两省执政。尽管随后几个月里战事进展依然不利，难关却已渡过。这不光是荷兰共和国的转折点：具备必要的智慧、决心和资源的统治者手中拥有一个欧洲大国，可以阻止法国主宰全欧，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世界历史差点就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乔纳森·伊斯雷尔认为，夏季干旱会降低水位，因此注水过后两周，“洪水防线”就可以轻易逾越。假使他的观点正确，法军的最终推进本可以让荷兰共和国及其海军、贸易、海外帝国永久屈服。

事实证明，法国的过度要求导致西班牙和德意志诸侯担心要是路易十四对荷兰取得完胜，自己或许会成为他名单上的下一个目标，因此威廉三世可以利用越发有利的外交处境。到1672年年底，勃兰登堡的腓特烈·威廉与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已经出兵莱茵河，帮助威廉三世遏制法国。1673年8月30日，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国与荷兰以及被流放的洛林公爵结成新的联盟。路易十四现在不得不将他的兵力分散到西面和南面。截至当年年末，他已经从荷兰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撤出，主要在西属尼德兰、莱茵兰和弗朗什—孔泰作战，更不用提还有地中海了。法军在所有战场上都表现得更好，这一点也反映在1678年8月至1679年2月签订的三份独立和约（它们被统称为《奈梅亨和约》）、1679年6月的《圣日耳曼和约》和1679年11月的《枫丹白露和约》中。荷兰人做得最好，他们恢复了战前的状况，此外法国还要撤销惩罚性关税，这代表他们取得了相对意义上的胜利。如我们所见，瑞典人最为幸运，尽管他们在勃兰登堡手中遭遇了全面失利，却保住了大部分德意志属地。出于同样的原因，勃兰登堡人是最不满的。德意志境内实际上恢复到了战前状况，法国人归还了菲利普斯堡（Philippsburg），却获得了布赖斯高（Breisgau）地区的弗赖堡（Freiburg）。西班牙人做得最差，他们丢失了弗朗什—孔泰（从而失去了对从意大利到尼德兰的“西班牙道路”的控制权）、阿图瓦和佛兰德境内的16座要塞城镇。

路易十四即便未能贬抑、瓜分荷兰共和国，也无疑以西班牙人为代价，巩固了法国在北面和东面的安全态势。这是不可忽略的。应当记住的是，在路易十四开始收复旧地时，巴黎距离西班牙的沙勒罗瓦仅有150千米之遥。法国的战略中始终存在一种防御性成分。将奈梅亨的有限胜利以此种方式记录，暗示着路易十四在发动战争时怀有特定的作战目标。然而，即便对他最为友善的传记作者［例如弗朗索瓦·布吕什（François Bluche）］也认为，对荷战争的最主要动机是对荣耀的单纯渴望。1672年，当路易十四提及发动战争的决定时，他说得十分坦率：

我不会尝试为自己辩解。对一位君王而言，雄心与（追逐）荣耀总是可以谅解的，对像我这样受到命运眷顾的年轻君王来说尤其如此……国王永远不必以追求名声为耻，因为名声必须被人不懈地、热烈地渴望，这本身就能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确保我们的目标实现。名誉往往比最强大的军队更有效。所有胜利者从名誉上得到的东西都多于从刀剑上得到的。

最后的警句表明，路易十四意识到表现其胜利的方式比胜利本身更重要。这无疑就是如此多的时间与金钱被花费在将太阳王描绘为无敌战士上的缘由。路易十四的官方“战争画师”亚当·弗兰斯·范·德·默伦（Adam Frans van der Meulen）陪同他参与战事，以完成必要的速写，日后将它们组合成戈布兰挂毯上的绘画。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他对路易十四及其军队于1672年6月12日在托尔黑斯（Tolhuys）[7]越过莱茵河的描绘，事实上这只是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渡河演练，却被波舒哀夸张地称赞为“在整个世纪中、在路易大王一生中的奇观”。我们已经注意到，凡尔赛宫中许多耀武扬威的画都取材于荷兰战争。要看到它们并不需要亲自前往宫殿，因为路易十四的宣传家们已经确保了翻印自湿壁画、油画以及其他一切物质表达形式的版画得以广泛传播。1673年攻克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是个很好的案例，国王最令人难忘的画像之一表现的就是这一场景，它由皮埃尔·米尼亚尔（Pierre Mignard）绘制，以《路易十四在马斯特里赫特》之名为人所知，不过也被人冠以“傲慢”的副标题。在这一切画作中，路易十四都被描绘得年轻、强壮、精力充沛、英俊、居高临下，他通常轻松驾驭着一匹抬起前腿的战马。为了向世界宣告最伟大国家的最伟大国王的最伟大胜利，其他的传播媒介还包括奖章、芭蕾舞、凯旋门、诗篇和戏剧。对于终结战争的处理方式，高乃依不经意地忽略了其妥协特性，写道：“您一说话，和平就到来，让全世界确信您的万能。”

可想而知，如此耀武扬威会激起承受战争伤害一方相应的痛苦反应。在荷兰共和国，宣传家们翻出与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期间积存的画像和象征画，来攻击这个更危险的新敌人。路易十四在小册子中被描述成近乎《旧约》中暴君的形象，天空着了火，大地喷出烟雾，像崇拜偶像的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那样，他尖叫着“杀，猎杀，好哇！”与西班牙的暴行有关的故事——劫掠、纵火、破坏圣像、亵渎神明、严刑拷打、截断肢体、强奸妇女（尤其是年纪非常小的和非常大的）、谋杀——在被重新讲述时，反派都换成了法国人，以此创造出了新的“黑色神话”。不管这些文字记载和图像描绘有多夸张，事实真相都够可怕的，足以给予“黑色神话”可信度和持久力。将西班牙人妖魔化的做法让一连几代荷兰人得以坚持漫长的独立战争，对1672—1673年法军入侵并占领的记忆则以同样的方式，使其后大约一代荷兰人维持了沸腾的仇法情绪。

当时在神圣罗马帝国发生的事如出一辙。同样，路易十四作为愤怒的上帝之鞭的形象在这里广为传播，特别是在蒂雷纳子爵为了警告其他德意志诸侯而在1674年撤军时蓄意蹂躏了普法尔茨地区后，这种形象的传播变得尤为迅速。这样的破坏并不是士兵个人的自由行动，而是根据统帅命令实施的有组织行为，这大大增加了战争中的恐怖。在可怕的“三十年战争”后，历经多年苦心经营的重建成果就此遭到了肆意破坏，被激怒的选帝侯卡尔一世·路德维希宣称，他要让路易十四亲自为此负责。就像在荷兰共和国一样，法国现已取代西班牙，成为德意志的头号大敌，法国象征着暴政，之所以繁荣也不过是因为无情剥削本国人民。路易十四被描述为与异教徒结盟以征服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实现其建立世界君主国妄想的“大土耳其人”。或许出于同样的充分理由，荷兰人散播的所有关于法军暴行的故事在这里都得到了重复。以下的生动文字选段可以让人对小册子作者运用的修辞艺术印象深刻：

魔鬼般的法国凶手就像土耳其嗜血杀手一样对待上、下德意志境内可怜、不幸、无辜的人们，他们摆布人、拷打人、杀害信徒、虐待人、拉拽四肢、拉拽躯体、折磨人、扼死人、扭断拇指、把人锯断、让人窒息、烧烤人、油炸人、烧死人、处决人、刺穿人、痛打人、粉碎人、肢解人、将人开膛破肚、对人施以轮刑、把人剁成四块、扭断四肢、把人弄残、劈人砍人、把人切成条或片、吊死人、淹死人、用拳头打人、用枪射人、戳刺人，还挖出人的眼睛。

在17世纪70年代，路易十四作为德意志人之锤的形象得到了持续的、不断增强的崇拜，而这巩固了上述印象。例如，蒂雷纳子爵于1675年1月在阿尔萨斯的蒂克海姆（Türkheim）取胜，迫使人数上占优的帝国军队撤到莱茵河右岸后，路易十四命人制作了刻有“六万德意志人被撵过莱茵河”（Sexaginta milia Germanorum ultra Rhenum pulsa）字样的奖章。在这一时段，此类呈现型文化的发展毫无节制，在凡尔赛宫臻于极致。这的确实现了它强化路易十四个人荣耀的目的，代价却是既促进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发展，又赋予了它反法的倾向。就连哈布斯堡皇帝利奥波德一世都能看到其中有利可图。1673年，他号召德意志诸侯作为“忠诚的爱国者”集结起来，捍卫帝国和“德意志民族的自由”。

1678—1679年确立的和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休战，事实上，假如套用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可以认为对路易十四而言，和平只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里需要提及的手段就是“归并”（reunions）。归并流程高度复杂，也没有必要让它耽搁我们太多时间。一般情况下，路易十四宣称，要是他获得的一块新领地被认定带有下属封地，那么封地的统治者应当向新君主宣誓效忠。假如其统治者未能宣誓效忠，那么惩罚就是这块封地要被“归并”到法国。1680—1684年，他通过这一方式吞并了北部、东部边境的大片土地，包括卢森堡、阿尔萨斯、蒙贝利亚尔（Montbéliard）和茨韦布吕肯公国。此类巧取豪夺中最为轰动的是1681年占领斯特拉斯堡，当地的大教堂也被归还给天主教会。毋庸赘言，路易十四胜利进入新领地之事也会通过各类媒介广而告之。题为“国王在他的御前会议上，他是和平与战争的仲裁者”的版画最为详尽地描述了这一现象。实际上，这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1678—1679年的和约缔结后，路易十四在欧洲享有支配地位，不用发动大战便能够实现一切。法国与西班牙曾在1681—1682年于卢森堡发生混战，而奥地利人则忙于应付导致1683年维也纳围城战的土耳其人入侵。1684年8月，利奥波德一世在雷根斯堡接受了为期30年的休战协定，通过这份协定，路易十四得以保有斯特拉斯堡与1681年前（包括1681年）“归并”的领土。

法国霸权的衰微

1683年代表了法国在欧洲霸权的最高点。一位法国外交官傲慢地吹嘘道：“没有我们国王的同意，就连狗都不能在欧洲吠叫。”相当多（尽管并非决定性）的证据表明，路易十四希望（并预计）土耳其人能击败奥地利人，夺取维也纳，吞并哈布斯堡君主国。那会让他进而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保护人，更具体地说，成为唯一有可能捍卫神圣罗马帝国的人。他鼓励土耳其人发动入侵，阻碍波兰人干预，借口十字军不再合适，也不愿以法国在黎凡特地区的商业利益为代价冒险，拒绝了教皇让他团结在基督教事业周围的请求。借助与萨克森、巴伐利亚、勃兰登堡和科隆选帝侯达成协定的手段，他已经铺平了让自己或某个家族成员当选为下一任神圣罗马皇帝的道路。

这并没有发生。波兰的扬三世·索别斯基（Jan III Sobieski）率军南下，击败了土耳其人，利奥波德一世成为基督教世界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捍卫者，被选为“罗马人的国王”的也是利奥波德之子约瑟夫，这确保了约瑟夫继承皇位。路易十四的反应至少包括下列措施——先是强迫胡格诺派教徒改宗（天主教）“正信”，然后在1685年废除准许新教徒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尽管存在禁止移居国外的官方禁令，然而大约有25万人流亡，表明路易十四宣称的“强制改宗运动大获成功”纯属谎言。新教欧洲被激怒了。现在看来，路易十四谋求建立的不光是世界性的君主国，还有宗教独裁。他对境内新教徒的所作所为也很可能会施加到国外同样信仰新教的人头上。至少可以说，此举让国外鹰派更容易建立反法同盟。在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背弃了与路易的长期同盟。更为关键的是，在荷兰共和国境内，威廉三世发现说服荷兰各城镇有必要采取攻势方针也变得容易了。英格兰公使在1685年10月注意到：“他们开始在此高声说出法国新教徒在法国境内的遭遇，以此次迫害为由，各省都指定了一天以纪念迫害、进行禁食。”由于有大约6万名法国难民涌入荷兰共和国，这样的憎恶呼声只会进一步增强。1687年8月，荷兰实质上废止了《奈梅亨和约》中的商业条款，与法国重开贸易战争。1688年初夏，法国公使报称，荷兰人确信路易十四打算“毁灭他们的宗教，还要专门毁灭他们的贸易”。1688年6月10日，英格兰的詹姆士二世的健康子嗣出生，这不仅粉碎了詹姆士之女玛丽和她丈夫威廉三世的继承希望，也激起了恐慌，人们担心长久存续的天主教英格兰与侵略性的天主教法兰西结为同盟。因此，当“不朽的七位”英格兰显贵不久之后邀请威廉三世前来英格兰，希望他将他们从詹姆士党轭下解救出来时，威廉三世成功获得了荷兰省政府的支持，得以施展作为。尽管法国发出威胁，宣称荷军登陆英格兰即被视为对法宣战，但是荷兰对此视若无睹。

这标志着“第二次百年战争”的开始，在127年后的滑铁卢战场上，它才得以终结。主导第一阶段的是詹姆士二世的复辟图谋，他要夺回自己在1688年11月骤然放弃的王位。决定性会战于1690年6月12日在爱尔兰都柏林以北的博因河畔展开，威廉三世的多国部队在此击败了詹姆士二世的法国—爱尔兰联军。阵亡者中包括弗雷德里克·朔姆贝格（Frederick Schomberg），他曾是路易十四军队中的元帅，因拒绝放弃新教信仰而流亡国外，转而为威廉三世效力。威廉三世封他为公爵，让他进入了英格兰贵族的行列。与此同时，路易十四展开了一场战争，他本希望这是场莱茵河畔的有限战争，没想到它却变成了持续9年之久的世界战争（又被称为“九年战争”“十年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大同盟战争”等）。

17世纪80年代末，哈布斯堡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在东面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已经令路易越发警醒。1686年9月2日，奥军攻克布达（Buda），终结了持续145年的土耳其对布达统治。次年8月12日，在洛林的卡尔亲王率领下，奥军在多瑙河畔的莫哈奇粉碎了土军的反扑，使土军付出了3万人死亡的代价，这令奥地利人的这场胜利更显甜美，因为1526年时土耳其人于同一地点取得了胜利，从而巩固了土耳其对匈牙利的控制。同样是在1687年，特兰西瓦尼亚承认了奥地利的统治权。1688年，匈牙利议会承认利奥波德之子约瑟夫为匈牙利王位继承人。9月6日，巴伐利亚选帝侯率领的帝国军队攻克贝尔格莱德。随着奥地利的影响力深入巴尔干境内，土耳其人对可预见的未来惊恐万状，路易十四或许相当害怕利奥波德一世会转向西面，对“归并”施加报复。1686年，奥地利、西班牙、瑞典以及几个德意志诸侯在奥格斯堡结为同盟，在外交层面，这是准备发动报复的一个步骤。

路易十四此时犯下了错误，约翰·林恩称之为“巨大的误算”。他相信，威廉三世忙于英格兰事务，而且几乎一定会在那里失败，所以在莱茵河畔发动一场短暂而猛烈的战役，就足以让皇帝和德意志诸侯将1684年于雷根斯堡达成的休战协定转变为永久性和平协议。结果，他在两个方面都碰到了最坏状况。路易十四自己向东行进，这让威廉三世能够在西面腾出手来。威廉三世在那里并没有失败，反而在年底废黜了詹姆士二世，路易十四预想中的闪电战却成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要是追踪这场战争中的种种曲折，会轻易耗尽这一章的剩余篇幅。然而，战争中的一个邪恶之处需要予以指出，因为它影响深远。1688年9月24日的声明宣称，法国的战争目标是有节制的。它表示，路易十四所寻求的是正式承认“归并”——法国将以放弃对普法尔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一个幼支刚刚继承此地）的主张作为补偿——和抗议巴伐利亚的约瑟夫·克莱门斯（Joseph Clemens）被选为科隆选帝侯。

从事态发展看，声明不算太虚伪。我们也确实可以将法国此后的政策与战略描述成防御性的，但法军采用的方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曾在荷兰战争中采用的残酷焦土战术再度得到应用，然而其强度足有此前的10倍之多。路易十四的两位军事政策顾问尚莱（Chamlay）侯爵和卢瓦侯爵劝说他授权在物质上毁灭德意志西部，其破坏程度要足以创造出荒废的缓冲区。他们认为，此举的附带红利是令其他诸侯大为惊恐，无法再抗拒法国的要求。战役刚刚开始时，卢瓦侯爵就授权蒙克莱（Montclair）将军有组织、有计划地洗劫符腾堡，尚莱侯爵则打算更进一步，他在1688年10月27日写给同僚的信中表示：“我斗胆向你提议一些可能不合你口味的事情，我们夺取（普法尔茨的）曼海姆之后，我就得用刀剑对待这城市，将它犁到地下。”次年3月，曼海姆的确被夷为平地，那里“就像原野一般”（尚莱侯爵语）。城市居民拒绝帮助法军摧毁自己的家园，法军就强征农民来干活。这是自上而下执行的政策，正如卢瓦侯爵在他于1688年12月18日写给蒙克莱的信中透露的那样：“陛下建议，当你撤离内卡河上、下游地区时，务必彻底摧毁所有地方，让敌军找不到任何粮秣，他们就不会接近那里。”国王明确批准了卢瓦侯爵确定的要根除的社区名单，只豁免了其中某些宗教建筑。

这一可怕进程通常被称为“蹂躏普法尔茨”，但是它的覆盖范围事实上要广得多，包括了莱茵河两岸的德意志土地。约有20座较大的城镇被毁，其中包括宾根、奥彭海姆（Oppenheim）、沃尔姆斯和施派尔，此外还有难以计数的村庄遭到毁灭。可想而知，不幸的居民们发起了抵抗和报复，这激发了第二波暴行浪潮，它的组织程度较低，却更为恐怖。海德堡曾在1689年3月成为毁灭目标，然而全市居民已经做好了灭火准备，结果仅有大约10%的建筑物被毁。但这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为法军在1693年重返此地，这一次他们没有犯下任何错误。随后，法国人铸造了刻有“海德堡毁灭”（Heidelberga deleta）字样的奖章，以此宣扬他们的成就，这实际上呼应了加图（Cato）于罗马元老院的所有演说结语中提出的要求：“此外，在我看来，迦太基必须毁灭。”（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毋庸赘述，遭遇暴行的一方回之以大批记录法军野蛮行径、呼吁发起报复的小册子与图像。也正是从这一阶段开始，德意志人开始将法国妖魔化为“世仇”（Erbfeind），利奥波德一世利用了这一点，例如，他在1689年向帝国议会提交的文书中写道：“德意志人，武装起来对抗法兰西……全体德意志人，不论是否属于天主教，都有用统一的心灵、统一的方式、统一的武器抵抗法兰西人的最迫切理由，法兰西人是全体德意志人的共同敌人。”这份文书导致神圣罗马帝国向法国宣战。这不再是一场针对路易十四及其军队的战争，而是一场德意志人对抗法兰西人的战争。法国人的妖魔形象此后还会持续很久。1689年的事件在德意志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烙印，这一点在几乎被小册子淹没的该事件100周年纪念活动中表露无遗，而活动恰好发生在攻陷巴士底狱前夕。约翰·穆尔（John Moore）[8]于18世纪70年代中期进行纵贯莱茵兰的旅行时，提到了法国对普法尔茨的蹂躏：“这一地区的农民依然带着恐惧谈论此事，凄惨景象的细节父子相传，在他们当中，法兰西民族至今仍然招人厌恶。”

和对付平民一样，法军在对付军人的战争中取得了同样的胜利，至少在西属尼德兰、莱茵兰、北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这四个主要陆战战区是这样的。战争成了一连串沉闷且并无决定意义的会战、围城战、机动和抵消机动，只有最热忱的军事史学家才能从对它的描述中汲取乐趣。此时，沃邦在法国北部和东部修建的巨型双层要塞证明了它的功能。截至1693年，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双方显然都没有能力发动制胜的一击，需要通过外交手段达成某种妥协。在某种层面上，只有外交才是决定性的，但战争也是足够重要的。博因河会战实质上终结了詹姆士二世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绝对主义政权的企图，也将新教徒的优势地位强加给了爱尔兰，导致爱尔兰天主教地主的土地惨遭没收。在彼岸的伦敦，英格兰人正在发展其政治、行政以及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于1693年确立国债制度，于1694年建立英格兰银行，这将使他们在应对法国的威胁时能够弥补人口数量上的劣势。英格兰“军事—财政国家”的基础也是在这些年里奠定的。随着路易十四致力于詹姆士党复辟，英法对抗就和法荷、法哈（布斯堡）对抗一样，成了欧洲国家体系中不言自明的局面。

一连多年并无决定性的战争过后，“大同盟”内部自然出现了诸多猜忌与怨恨，这极大地帮助了谋求通过谈判达成和约的路易十四。第一个打破同盟的是萨伏依公爵，他单独与法国于1696年8月29日签署了《都灵和约》，法国则给予他慷慨的和约条款。这又促使奥地利人和西班牙人与法国人在意大利缔结休战协定，以保护他们现已危险地暴露在外的阵地，法军因而能够将3万人的军队转移到已经成为主战场的低地。额外的压力增强了威廉三世终结战争的决心。对于背弃奥地利盟友，他毫无良心上的不安，因为利奥波德一世将大部分关注点和资源都倾注到了向东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上。不用多说，所有参战方的财政和经济此时都已枯竭，常年受苦的臣民要求解决战争问题，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压力。一旦路易十四决定吞下苦药，承认威廉三世为英格兰国王，必要的各个条约便于1697年9月、10月得以在赖斯韦克（Ryswick）签署。法国依然保有阿尔萨斯和斯特拉斯堡，但是被迫放弃其余的“归并”领土和莱茵兰的要塞，将洛林还给洛林公爵，从在西班牙占有的土地上撤出。不过，尽管在当时并不明显，但承认法国拥有位于加勒比海的圣多明各岛的主权，为该地区最有利可图的糖岛打开了发展通道。

这代表了法国的胜利吗？当若侯爵对此毫无疑问：“国王根据他所希望施加的条件赋予欧洲和平。他是主宰者，他的所有敌人都承认这一点，都不由自主地赞颂、倾慕他的节制。”阿尔萨斯和斯特拉斯堡无疑成了法国更加牢靠的一部分，但这是否值得进行持续9年之久、代价高昂得堪称灾难的战争，就是另一回事了。德里克·麦凯（Derek McKay）总结了法国人的反应：“和平在法国相当不受欢迎，并未遭遇军事失败却要归还领土，那里的人很难理解。”这表明当若侯爵只是在为自己打气。利奥波德一世同样不满，因为他未能将法国逐回1648年的国界，然而他可以从东线的持续胜利中得到宽慰。1697年9月11日，即第一份《赖斯韦克和约》签订前9天，萨伏依的欧根亲王指挥着约有5万人的奥军，在匈牙利中部的曾塔（Zenta）击败了人数上两倍于己且由苏丹穆斯塔法二世亲自统率的土军。此战是欧洲战争史上最彻底的胜利之一，它极具决定性，实质上终结了哈布斯堡与土耳其几个世纪来争夺匈牙利主导权的斗争。根据1699年1月的《卡尔洛维茨和约》，土耳其人让出了特兰西瓦尼亚和几乎整个匈牙利，仅仅保有泰梅什堡的巴纳特。事实上，这是土耳其人第一次同意与非穆斯林大国缔结和约而非休战协定，可见此战的决定性。此后的两个世纪里，匈牙利将是奥地利血肉中的棘刺，但是它可观的面积（当时的匈牙利要比今天的同名国家大得多）使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得以最终摆脱西班牙长支的阴影，凭借自身力量成为真正的欧洲主要大国。

“九年战争”无疑标志着路易十四转向了较为防御性的战略。主要鹰派人物卢瓦侯爵于1691年猝然离世，这或许是导致战略转向的原因之一，原因可能还包括路易十四年事已高——他已经50多岁了，根据同时代的标准，已然进入老年。在战争初期，他依然能够像军事画家们忠实记录的那样亲自参与战争，让—巴蒂斯特·马丁（Jean-Baptiste Martin）描绘路易于1692年指挥部队围攻那慕尔的画作可谓顶峰。这却成了路易十四的天鹅之歌，因为他在次年正式宣布不再亲自指挥军队。然而，即便年轻时对荣耀的渴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对波旁王朝利益的关切依然不减。这一点体现在他对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上，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而此时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尽管卡洛斯二世出乎所有人意料活了很久，但到17世纪90年代末，他已经显然不能再撑多久了。下文中大为简化的家族树表明了法国波旁王朝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间存在冲突的继承要求。由于双方都无法容忍西班牙的全部遗产落入对方手中，而在“九年战争”后，双方又都渴望避免下一场大战，解决方法显然就是达成瓜分协议。1698年签署的第一份条约看上去是个可行的折中方案，它将最大的一份——西班牙本土、西属尼德兰与西班牙殖民帝国——给予巴伐利亚的约瑟夫·费迪南德，他是费利佩三世的众多玄孙之一。法国将获得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托斯卡纳的若干要塞，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会得到米兰公国。不幸的是，这位巴伐利亚的亲王在第二年就去世了。由于两个主要声索方轮流坚持其立场，达成新折中方案的尝试均告失败。先是奥地利人拒绝考虑由法国和海上强国达成的协定，该协定会将除意大利属地外的全部西班牙遗产给予利奥波德一世的次子卡尔大公，但是奥地利人坚持要求获得一切。在这一方案下，法国希望以米兰和那不勒斯为代价，交换洛林和萨伏依。卡洛斯二世于1700年11月1日逝世后，又轮到路易十四拒绝妥协了。晚年的国王对保证他帝国领土完整的热忱高过其他一切，因而立有遗嘱，将一切都留给安茹公爵菲利普，菲利普是费利佩四世的曾外孙、路易十四的次孙。是忠实于已与威廉三世达成的瓜分协定，还是赌上一切？路易十四很快就下定了决心。带来邀请函的西班牙使者另外受命，要是菲利普拒绝继承就径直前往维也纳，将王位交给奥地利候选人卡尔大公——这个消息促使路易十四选择了后一做法。西班牙国王逝世的消息于11月9日传到法国宫廷，一周后，路易十四用这样的言辞将安茹公爵带到他的宫廷里：“先生们，你们面前站着的是西班牙国王。他的家世召唤他获得这顶王冠，整个国家都盼望这桩事，要求我毫不迟疑地执行，我愉快地向他们应允此事。这是上天的命令。”

战争此时还并非不可避免。在“九年战争”后，没有任何一个精疲力竭的参战方希望再度出击。在英格兰和荷兰共和国，威廉三世都受到赋予和平发言权的体制的约束。奥地利人手上还有许多东方事务，他们正忙于消化《卡尔洛维茨和约》确保的诸多胜利果实，焦虑地等待着预期中匈牙利人将要产生的反应。路易十四随后的举动是否应当被视为一连串失策？这取决于评论者如何估量他的总体目标。要是仅仅打算让自己的孙子和平地成为西班牙国王，那么他所做的就太愚蠢了。路易十四宣称，要是波旁王室长系传承断绝，西班牙的新国王理论上也可以成为法国国王。西班牙不仅得到了一位新国王，还得到了一整支法国专家队伍，这等于宣告了它的卫星国地位。法军被派去接管西属尼德兰，从1698年荷兰—西班牙协定中确定建立的10座“缓冲要塞”里逐走荷兰驻军。新的国王将获利惊人的向西属殖民地供应奴隶的权利——贩奴特权（asiento）——授予法国商人。英国前国王詹姆士二世于1701年9月逝世后，路易十四承认他的儿子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合法国王詹姆士三世。

此时，战争已不可避免。英国、荷兰共和国与哈布斯堡君主国于1702年5月15日向法国宣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自此开始。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诸多战役表明法军在军事层面上占据优势，17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的战争的各次战役显示双方在军事方面已经大体平衡，18世纪头10年的战争则说明反法联军已拥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军事优势源于双方分别曾在某个阶段拥有的高级指挥官的质量优势。军事史学家承认三位法军将领具备出众能力，在孔代亲王于1674年、蒂雷纳子爵于1675年、卢森堡公爵于1695年退役或死亡后，下一代将领表现得缺乏主动性，这相当令人悲哀，不过维拉尔公爵在1711—1713年的表现还是证明他能够有效地指挥军队。

另一方面，奥军的欧根亲王和英军的马尔伯勒公爵一再展现出高度的活力、主动性和侵略性，他们的对手在这些方面难以与他们匹敌。讽刺的是，欧根亲王起初打算为路易十四效力。直到在1683年遭到断然拒绝后，他才动身前往维也纳，并及时赶到那里，抓住土军围城提供的机会，吸引了皇帝的关注。由于表现出色，欧根亲王获得了一个龙骑兵团的指挥权作为奖赏，不到30岁便成为元帅。他急速跃升的职业生涯很好地表明了哈布斯堡军队的世界性特征，事实上，他使用的3种语言签名“欧金尼奥·冯·萨伏依”[9]便最好地概括了这一点。他的3座大型建筑工程——维也纳旧城的冬宫、旧城外侧的夏宫“美景宫”和狩猎住所霍夫宫——是他依靠天赋和运气累积财富的三维例证。据说，当欧根亲王抵达维也纳时，口袋里只有25古尔登，而当他于1736年逝世时，却留下了一座价值2 500万古尔登的庄园。

在欧根亲王的诸多优点中，值得一提的是他与盟军指挥官——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尔伯勒公爵，公爵的外交技艺也应当得到类似的褒扬——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他俩最重要的联合成就是1704年8月13日在布伦海姆取得的胜利，此战击溃了一支法国—巴伐利亚联军，抓获了1.4万名战俘（其中包括法军指挥官塔拉尔伯爵），还造成敌军伤亡2万人。从约3个世纪前的阿让库尔（Agincourt）大捷算起，这还是英军（作为联军的一部分）赢得的第一场主要陆战胜利，英国历史学家一直高估它的重要性。然而，即使它并未像马尔伯勒公爵的后裔温斯顿·丘吉尔声称的那样为英格兰打开“通往现代世界之路”，它也的确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正在造反的状况下，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危险状况：得到巴伐利亚盟友支援的法军向维也纳进军，迫使哈布斯堡君主国退出战争。布伦海姆一战制止了这个存在决定性潜力的行动，在战争持续期间将巴伐利亚转变为奥地利的附属国，迫使法军采取防御性战略。

联军节节胜利。1706年5月23日，在位于西属尼德兰布鲁塞尔东南方向的拉米伊（Ramillies），马尔伯勒公爵率领6.2万人的联军击败了维勒鲁瓦（Villeroi）公爵麾下规模稍小的法军，随后以夺取一座又一座城市的方式度过了余下的作战季。在意大利前线，欧根亲王于9月7日率领奥地利—皮埃蒙特联军在都灵击败奥尔良公爵，导致法国人于次年3月签署全面撤出北意大利的休战协定。1707年的战局并无决定性成果，此后，马尔伯勒公爵与欧根亲王联手，于1708年7月11日在奥德纳尔德再度重创法军，这让联军夺取了西属尼德兰大部分地区。1709年9月11日，最后一场胜利发生在蒙斯（Mons）附近的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然而胜利的代价极大，以致它几乎不应该被称为胜利。正如法军指挥官维拉尔公爵向他的国王报告的那样：“要是上帝给予我们恩典，输掉另一场与之类似的会战，陛下您就可以认为敌军正在毁灭。”

在这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后，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法军已被逐出北意大利和西属尼德兰，但是联军并没有向法国本土发动致命一击的军事手段与政治意愿。在西班牙，战争已蜕变为混乱的国内冲突，卡斯蒂利亚支持费利佩五世，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巴伦西亚则支持卡尔大公，双方都无法取得决定性优势。所有参战方都将财政和人口刮了个底朝天，这一定程度上是多次歉收和堪称有史以来最寒冷的1708—1709年冬季造成的。和平谈判久久未至，考虑到如此之多的参战方要争夺如此之多的战利品，启动谈判的确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达成和约要花的时间就更长了。英国于1710年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安妮女王当时摆脱了戈多尔芬（Godolphin）伯爵和马尔伯勒公爵（及其妻子萨拉）的“双头政治”（duumvirs），发起了一场导致托利党垮台的选举。新政府中的两位主导人物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1711年后为牛津伯爵）与亨利·圣约翰［Henry St John，1712年后为博灵布罗克（Bolingbroke）子爵］都致力于终结战争。1711年4月，皇帝约瑟夫一世猝然离世，他的弟弟卡尔大公成为唯一继承人，这强化了上述英国新政府中两位主导人物的求和热情。对英国人而言，卡尔大公继承奥地利与西班牙将创造哈布斯堡王朝称霸欧洲的前景，这并不比他们试图通过漫长战斗阻止的波旁王朝称霸欧洲好多少。

英国金主一决心议和，他们的盟友就别无选择，只能跟随金主，不过奥地利人跟得特别慢、特别迟疑。事实上，当英国、法国、荷兰共和国、萨伏依、西班牙的费利佩五世、葡萄牙与普鲁士于1713年4月11日—12日签署《乌得勒支和约》时，奥地利还拒绝签字。直到维拉尔公爵于当年晚些时候夺取兰道（Landau）和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后，奥地利人才最终确信，要是他们继续独自进行战争，就不能取得任何进展，还可能输掉许多。因此，法国与哈布斯堡君主国于1714年3月7日在拉施塔特（Rastatt）达成和约。事实上，《乌得勒支—拉施塔特和约》相当于一份新的瓜分协定。路易十四实现了他的主要战争目的，他的孙子费利佩五世成为得到国际承认的西班牙国王。然而费利佩五世及其子孙永远不可能继承法国王位了。这一点并没有它看上去那么不可思议，因为从1711年4月到次年3月，波旁王室出现了一连串不幸死亡事件，带走了路易十四的儿子、孙子和年龄最大的曾孙，只留下一位生于1710年的合法继承人。《乌得勒支和约》明确声明，要是这条长系传承断绝，继承权将转移到路易十四之弟奥尔良公爵的后裔身上。此外，费利佩五世并未继承西班牙的全部遗产，他只得到了西班牙本身和它的海外领地，被迫承认英国夺占直布罗陀（Gibraltar）与梅诺卡岛。然而，要是路易十四想到他保住了阿尔萨斯和斯特拉斯堡，只需要交出佛兰德的几座城镇，或许就可以宽慰自己，比起在1709年造成威胁的灾难，这个结果已经相当有利了。

虽然对英国的背信颇有怨言，但哈布斯堡家族获利甚多。得到西属尼德兰使他们成为西欧的主要力量；得到米兰公国、被称为“驻军领地”（Stato dei Presidii）的托斯卡纳飞地和那不勒斯王国，则使他们成了意大利的主导力量。西西里和西西里国王的头衔归于萨伏依公爵。在两个“海上强国”中，荷兰通过在现已称作奥属尼德兰的地区恢复“缓冲要塞”的方式，无疑变得更为安全。在涉及新领地的问题上，奥地利人也被迫确认了他们应当遵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条款，包括继续封闭斯海尔德河的国际贸易。10年的努力只换得这些微薄回报，而不列颠人（1707年签订与苏格兰合并的条约后，英格兰人便应当如此称呼）与法国媾和时并未告知荷兰盟友，这个消息也不可能合乎荷兰人心意。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则是，荷兰人在索要海尔德兰[10]时未能赢得英国人的支持，多数地区最终被划归普鲁士。普鲁士现已在欧洲顶级列强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法国承认它为王国，认可它继承瑞士的纳沙泰尔（Neuchâtel）侯国的权利。

大不列颠的“党派之争”极为激烈，《乌得勒支和约》注定要导致分裂。乔治一世于1714年8月继承王位更无助于此，他因视和约为背叛新教事业而闻名，事实上法国人甚至担心他可能彻底废除条约。作为对国王从宝座上发表的第一场演说的回应，辉格党主导的新议会哀叹道：“参与这场战争取得了如此成功……与之并不相称的战争结局则给国家带来了灾难。”牛津伯爵进了伦敦塔，博灵布罗克子爵则遭到流放。然而，人们不需要太多后见之明，就能意识到乌得勒支是英格兰/大不列颠在成为世界强国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路易十四现在不仅被迫承认新教徒继承英国王位，还要将詹姆士二世之子“老僭位者”逐出法国。尽管法国依然是加拿大地区的主导力量，但承认英国占有哈得孙湾（Hudson Bay）领土并归还新斯科舍（Nova Scotia）、纽芬兰（Newfoundland）既有明显的政治含义，也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在割让加勒比海的圣基茨岛（St Kitt’s）上。夺取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使英国成为西地中海的主导势力。贩奴特权从法国商人手中转移到英国商人手中，这一点本身便有利可图，而且也标志着西班牙成为法国卫星国这个威胁得以消除。英国在欧洲大陆上获得了最好的结果：路易十四争取霸权的努力最终遭到挫败，低地地区已成为对抗法国压力的缓冲地带，势力均衡也得以实现。总而言之，和约确立了英国针对欧洲国家体系的目标：建立大陆“均势”。

北方战争

当路易十四于1715年辞世时，尽管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已尘埃落定，“北方大战”却依然在东欧肆虐。之所以将它命名为“大”，是要同发生在17世纪五六十年代、涉及相同参战方的较早战争区别开来。这两场战争都旨在争夺波罗的海和波兰的主导权。1660年，瑞典在《奥利瓦和约》（Peace of Oliva）中巩固了它的波罗的海帝国，这个帝国从丹麦治下的挪威一路未曾间断地延伸出去，沿波罗的海北、东、南三面海岸直抵里加（更不用提在1648年攫取的波美拉尼亚大部了）。17世纪五六十年代，波兰也在冲刷它的“洪流”（Potop）[11]或者说入侵浪潮中得以幸免，不过还是于1667年付出了将东乌克兰和基辅割让给俄国（当时依然通常被人称为“莫斯科国”）的代价。5年后，土耳其人吞并了名为波多利亚（Podolia）[12]的西乌克兰部分地区。在内部发生倾轧又连遭外敌击败的灰暗时期，国王扬三世·索别斯基于1683年成功远征维也纳、协助守军击败土军是异样的成就，短暂而光辉。

奥军于17世纪90年代击败土军，所导致的众多结果就包括土耳其于1699年归还波多利亚，受惠于此的波兰人在雄心勃勃的新统治者——1697年被选为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的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的率领下重新发起攻势。1700年，结为同盟的波兰、丹麦和俄国进攻瑞典，意欲瓜分它的波罗的海帝国，波兰获得的份额将是立窝尼亚（Livonia）和当地重要港口里加。然而，原本认为短暂、轻松的战争却变得漫长而艰苦，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开战时仅17岁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二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精力与魄力，尽管他的胜利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前任君主积攒的军事、财政资源。在一支英荷联合舰队的帮助下，卡尔十二先是在几个月内迫使丹麦人退出战争，然后将他的军队海运到波罗的海的另一端，这支军队尽管只有8 000人，却于11月20日在纳尔瓦给予3倍于己的俄军毁灭性打击。卡尔十二还需要对付奥古斯特二世，而奥古斯特二世是更强大的敌人，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他身后有萨克森的资源，另一方面波兰政治的顽固是出了名的。直至1704年，卡尔十二才得以废黜奥古斯特二世，用波兰大贵族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取而代之。两年后，卡尔十二将战火烧到萨克森，迫使奥古斯特二世签订《阿尔特兰施泰特和约》（Peace of Altranstädt），承认自己丧失了波兰王位。

与军队一再通过莱茵兰和佛兰德同一地带的西欧战争不同，“北方大战”的战场散布在从挪威到乌克兰的上千千米范围内，事件发生的节奏也相应较慢。直至1707年年底，卡尔十二入侵俄国，意欲废黜沙皇彼得一世，将他的帝国分割为“小小的公国”，战争才进入下一阶段。随后的至少18个月里，瑞典军队缓慢地穿过立陶宛，赢得了不时发生的交战，却发现不可能迫使难以捉摸的敌人在空旷的大平原（彼得一世的焦土战术使其更为空旷）上接受会战。1708年秋季，哥萨克首领伊万·马泽帕（Ivan Mazepa）承诺支持瑞军，瑞军相信届时补给将更为充足，因此转而南下，进入乌克兰。历经1708—1709年可怕冬季的煎熬后，卡尔十二最终于1709年6月27日在波尔塔瓦得到了他曾盼望的会战。他的军队在那时已经减少到22 000～28 000人，却得面对大约两倍于此的俄军。此外，当时的俄军在训练和装备方面已经远远优于纳尔瓦会战时期，炮兵尤为突出，用一名瑞典目击者的话说，俄军炮兵“击倒了我军士兵，我们的人好比面对镰刀的青草”。瑞军死伤将近7 000人，2 760人在战场上被俘，余部在3天后投降。卡尔十二逃入土耳其领土，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5年流亡生活。

波尔塔瓦会战是真正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它要比布伦海姆战役之流重要得多。彼得大帝（这是他此时应得的名号）本人的评价是：“现在，依靠上帝的帮助，圣彼得堡的基石已经完全奠定。”莱布尼茨将此战描述为“巨大变革”，总结了欧洲其他部分的反应，补充道：“有人说沙皇对欧洲其他部分而言将是可怕的，他会成为北方的土耳其人。”但是波尔塔瓦会战并未带来和平。事实上，1711年时，彼得大帝就差点在摩尔达维亚的普鲁特河（Prut）畔栽在土耳其人手里。这一地点表明，“北方大战”某种程度上是个错误称呼。这场瑞典人已经无可挽回的失败战争之所以还要继续下去，部分原因可以归于卡尔十二拒绝面对现实，如果有必要，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证据，以表明个人在决定上百万人命运时的重要性。他在1714年回到北方，即便是惊人的骑行业绩——在两周内骑行1 500千米——也无法阻止瑞典的波罗的海帝国进一步收缩。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刚刚终结，其他大国就介入了大战，这更增强了他的固执。以汉诺威选帝侯身份行事的英王乔治一世和荷兰人都前往波罗的海浑水摸鱼。

1718年秋，卡尔十二在围攻挪威境内的腓特烈斯海尔[13]时被人射杀，凶手可能是他麾下的一名士兵，这有助于达成和约，但是瑞典的敌人之间存在严重的内部对立，汉诺威和俄国之间的对立尤为激烈，这导致状况更为复杂。瑞典和汉诺威于1719年11月签订了第一份相当于瓜分瑞典帝国的条约，瑞典将富庶的不来梅、费尔登（Verden）公国让给了汉诺威。次年年初，瑞典与普鲁士签订和约，将波美拉尼亚大部（包括斯德丁和奥得河的控制权在内）交给后者。1720年7月，丹麦也与瑞典签订了和约，完全控制了此前与荷尔斯泰因—戈托普（Holstein-Gottorp）公爵共享的石勒苏益格公国。与俄国达成和约是最麻烦的，因为瑞典人希望法国和英国—汉诺威能够给予帮助，迫使彼得大帝减少他的要求。在显然只能独自应对俄国后，瑞典人才同意议和。根据1721年8月的《尼斯塔德和约》，俄国获得了立窝尼亚、爱沙尼亚（Estonia）[14]、英格里亚（Ingria）三省和卡累利阿大部。这还算不上是彼得大帝长期以来寻求的“通往西方的窗口”的全景，可是已经确认了俄国取代瑞典成为欧洲东北部主导大国的事实。

瑞典的崩溃与波兰沦为俄国卫星国给法国造成了严重问题，法国在过去依赖“蛙跳”战略，鼓励位于北方和东方的国家向夹在当中的哈布斯堡王朝施压。在1716—1718年的战争中，土耳其人再次败于欧根亲王之手，丢失了泰梅什堡的巴纳特和贝尔格莱德，也导致法国面对的问题趋于恶化。鉴于法国的三个传统盟友或多或少都处于衰落状态，外交方针显然需要调整。彼得大帝于1717年访问巴黎时曾提出一个改进方案。彼得大帝告知负责在他停留期间照顾他的法国政府大臣泰塞（Tessé）伯爵：“法国已经丢失了它在德意志的盟友；瑞典几乎已经被毁灭，不可能提供任何帮助；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力已经得到了无穷无尽的增加；我，沙皇，向法国推荐自己，代替瑞典为它效劳……我希望担保你们的条约；我向你们提供同盟，还附上与波兰的同盟……我看到奥地利的强大权力必定会在未来使你们担忧；把我放在瑞典的位置上吧。”法国人缺乏后见之明，未能看到东欧的权力分配的重大变化将是永久性的，也没有回应彼得大帝。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一调整失败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

战争在1713—1721年走向终结，其中一个侧面并不总能吸引人们注意，但理应得到关注，那就是同时发生的国内冲突的重要性。或许最为明显的是，“第二次百年战争”至少在其早期阶段也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内战，在不列颠本土上，则是敌对程度稍逊的詹姆士党人和汉诺威党人之间的冲突。不论是博因河会战，还是1715年挫败詹姆士党起义，都无法终结内战，因为法国人持续不断地寻找从凯尔特后门（爱尔兰或苏格兰）入侵英格兰的方法。在欧洲的另一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哈布斯堡王朝也要在多数时候与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的暴动者展开全面战争，这直至1711年才得以终结。在神圣罗马帝国，巴伐利亚人被迫于1703年的亲哈布斯堡起义后撤出蒂罗尔，次年，哈布斯堡王朝也在面临支持选帝侯的人民起义时放弃了吞并巴伐利亚的想法。法国并不例外：1704年3月，路易十四认为有必要将他最好的将领维拉尔公爵从德意志前线调到塞文山区，以终结新教徒自1702年开始发动的“卡米撒[15]战争”。可以推测，要是维拉尔公爵指挥法军，马尔伯勒公爵与欧根亲王会发觉以布伦海姆战役告终的会战将变得吃力得多。在北方，卡尔十二一直面临贵族政变的风险，政变的意图在于以卡尔十二的死亡终结绝对主义政治、开启“自由时代”。彼得大帝对抗瑞典人的战役也时常受到哥萨克暴动的影响。例如，顿河哥萨克在1707年暴动，乌克兰哥萨克在1708年暴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外的权势依赖于国内的稳定，反之亦然，这或许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却经常为人忽视。正如我们将在此后两章里看到的那样，它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并未消退。

[1] 德国历史学家贝尔纳在其《普鲁士国家史》中收录了此信，写信日期为1675年6月15日（儒略历），即6月25日（公历）。参见：Ernst Berner, Geschichte des preußischen Staates, München und Berlin, 1891, pp. 176—177.

[2] 克利俄是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女神之一，主管历史。

[3] 德·维特在1664年系荷兰省大议长（Raadpensionaris van Holland），原文误作荷兰省议长（Pensionary of Holland）。

[4] 荷兰文名为“弗尔讷”（Veurne）。

[5] 荷兰文名为“科特赖克”（Kortrijk）。

[6] 霍里克姆亦作霍林赫姆（Gorinchem）。

[7] 托尔黑斯系渡河点附近的村庄地名，它在荷兰语中意为“收费站”。

[8] 约翰·穆尔（1729—1802），系爱尔兰医生、作家，与同名爱尔兰政治家（1756—1834）、同名苏格兰将领（1761—1809）并非一人。

[9] 欧金尼奥（Eugenio）系意大利语，冯（von）系德语，萨伏依（Savoie）系法语。

[10] 海尔德兰（Gelderland）系其荷兰文名称，德文名为盖尔登（Geldern）。

[11] 显克微支著名小说《洪流》即以该时代为背景。

[12] Podolia系该地区英文名，该地区波兰文名为Podole，乌克兰文名为Поділля。

[13] 腓特烈斯海尔（Fredrikshald），即今挪威哈尔登（Halden）。

[14] 《尼斯塔德和约》中称该省为爱斯特兰（Estland），约相当于今爱沙尼亚北部。

[15] 卡米撒派（Camisard），意为“穿衬衫的人”，因起义者夜袭时身着白衬衫作为标志而得名，系新教胡格诺派分支。1702年发动起义，1705年被维拉尔公爵镇压。

第十二章

从《尼斯塔德和约》到法国革命战争，1721—1787

王室问题与五国联盟的发展

或许，18世纪第二个10年里签订的各个条约本可以带来长期和平，能够与本书所述时代末尾的维也纳会议带来的和平一样持久。唉，就其脆弱程度来讲，乌得勒支—拉施塔特—尼斯塔德这一系列和约其实更像是1919年的和约。甚至在“北方大战”终结之前，西欧列强就再度开战了。然而，这场战争与上一场大不相同，因为英法两国现在处于同一边。这个不寻常的大转变几乎和1756年的外交革命一样激烈，它的发生方式让我们看到，出于王室而非国家的考量在决定外交方针时依然举足轻重。当然，以路易十四为例，他的确总是关注波旁家族的利益，事实上，在近来的历史编纂学中，这一点还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主导动机。可是，就像将个人与国家融合一样，他始终留意将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即使他从未真正说过“朕即国家”，路易十四也的确说了很多与此含义类似的话。而且，他的确于1679年在《论国王之道》中写道：

君王们时常被迫违背自身意愿，以有损良善天性的方式行事。他们本喜欢予人愉悦，却往往不得不惩罚、毁灭那些他们原本抱有好感的人。国家的利益必须放在首位……当他将国家纳入考虑时，他就是在为自身工作。其中一方得利会带给另一方荣耀。当国家幸福、驰名、强大时，让这一切实现的君王个人便赢得荣誉，最终，他也有权享受最惬意的生活，比他的所有臣民都惬意，这是与其地位相称的。

虽然路易十四在临终时刻坦陈他的确太爱战争了，虽然就连最谄媚的传记作者也承认他早期发动战争的主要动机是获得个人荣耀，可是他巩固了边境，这的确令全国受益。

而西班牙却采取了纯粹出于王室考虑的外交方针，它是国际政治中的离群野象。或许我们更应当这么写：西班牙王后采取的方针是纯粹出于王室考虑的，因为它的推动力源自帕尔马的伊莎贝尔·法尔内西奥，她是费利佩五世于1714年迎娶的第二任妻子。她对丈夫的支配程度在配偶间是罕见的，利用新国家的资源为她生养的两个儿子（1716年出生的唐卡洛斯和1720年出生的唐费利佩）谋取世袭领地。这两人都不大可能继承西班牙王位，因为费利佩五世在首次婚姻中已经育有两位存活的子嗣，所以她便将关注点转移到意大利。在这方面诱导并教唆她的是朱利奥·阿尔贝罗尼，这个不安分的教士来自皮亚琴察，起初作为旺多姆公爵的秘书来到西班牙，当时他已经成为帕尔马公爵的公使，推动将伊莎贝尔选为费利佩五世的新妻子。从气质上讲，他是个投机者，而且对奥地利人——意大利半岛的新主宰——也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因此，他还是个热情的帮凶。

1717年，野心勃勃的两人派出一支由300艘舰船组成、装载3.3万名官兵和100门火炮的强大舰队（自1571年勒班陀海战以来西班牙集结的最大规模舰队），想要从奥地利人手中夺取撒丁岛。由于奥地利人当时忙于进行对土战争，这是个不难实现的目标。得胜的西班牙人于次年前往西西里岛，那里也被他们轻松拿下。此时，西班牙对和平协定的粗暴违犯已引来了其他大国，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敌意。主要出于王室的缘故，这两国都希望保持现状。假如年幼的路易十五死亡，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就自然有希望成为国王，因此，奥尔良公爵与唯一一位可能的王位争夺者费利佩五世势不两立。为了让奥尔良系即位有可能实现，他寻求与英国和解，联手对付西班牙。乔治一世积极回应了奥尔良公爵的建议，他希望这样的同盟能够消除来自斯图亚特王位觊觎者的威胁，确保汉诺威的安全。当彼得大帝于1716年率领大军在邻近的梅克伦堡公国设立冬营时，汉诺威看起来尤为脆弱。就这样，这对“天然、必然的敌人”［英国驻法国宫廷公使斯泰尔（Stair）勋爵1717年语］搁置了分歧，联合起来阻止伊莎贝尔·法尔内西奥的地中海投机。1718年8月11日，一支由海军将领宾率领的英国舰队在西西里岛最南端的帕萨罗角（Cape Passaro）外海歼灭了西班牙舰队，在开阔海域俘获了7艘战列舰，而后击沉了逃往近岸避难的剩余7艘。

对孤立无援的西班牙军队和并不情愿的士兵来说，其后两年都是糟糕的年份，最终西军不可避免地签署了投降协定。一支英国远征军于1719年登陆加利西亚，攻占了维哥（Vigo）和蓬特韦德拉（Pontevedra），一支法军则入侵巴斯克地区，占领了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an）。阿尔贝罗尼遭到了解职与流放。约翰·林奇指出：“很少有一场战争会输得这么轰动，也很少有人会这么突然地从幸臣沦为替罪羊。”法国与英国现在强加了一份解决方案，以整理、稳定《乌得勒支—拉施塔特和约》。费利佩五世需要宣誓放弃对意大利和南尼德兰的一切诉求，但是帕尔马、托斯卡纳公国的继承权被分给他的儿子，即伊莎贝尔·法尔内西奥生下的唐卡洛斯；卡尔六世最终放弃了对西班牙王位的要求权，却得到了西西里岛；萨伏依的维托里奥·阿梅代奥二世被迫以西西里岛换取撒丁岛，并保留了他的国王头衔。

整套解决方案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落实。即便最具天赋的讲述者也会发现，要把18世纪20年代的事讲得既连贯又有趣是很困难的，哪怕连贯或有趣二选一也很难。只有高度密集的叙事和一再引用史料才能说清楚到底哪场和会夭折了；哪个短命的同盟将哪些大国联系在一起，哪两个国家结为同盟，哪个国家背弃了它的盟国，或者如上的任何事情。这里只需提及一点，这段时间里大不列颠在欧洲国家体系中享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尽管这样的形势既罕见又短暂。此外，英国人成功地迫使西班牙人正式承认他们在乌得勒支交出的商业特权，也迫使奥地利人放弃以奥斯坦德为基地建立商业帝国的计划。在这片忙乱中，伊莎贝尔·法尔内西奥是个幸运的受益者，当唐卡洛斯作为帕尔马的新公爵于1732年3月入城时，她16年的谋划终于得到了报偿。前去帮助唐卡洛斯的西班牙军队搭乘英国舰船渡过了地中海，而在无子的托斯卡纳大公死亡当天，被派去保护唐卡洛斯对托斯卡纳的继承权的驻军也被英国舰队载到了托斯卡纳。

截至1730年，法国人已经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劳苦中恢复过来，开始考虑重回他们认为自己理当处于的位置——欧洲国家体系的顶点。路易十五不仅安全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期，还成了健壮的成年人，他在1729年有了一个儿子，而且表现出未来能生育更多子嗣的迹象。1726年，他将无能的波旁公爵解职，并以有意模仿前任国王的方式宣布他此后将成为自己的首相，不过他几乎同时又补充说枢机主教弗勒里将出席他与大臣的全部会面。弗勒里事实上是法国政策的新主管，他将令人印象深刻的精明与决心一道带到外交事务上。他不喜欢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在1731年将不列颠的和平强加给地中海的专横做法，也对奥—俄轴心有所戒备：“就北方的平衡而言，俄国的权力已经上升到太高的程度了，它与奥地利王室的同盟是尤为危险的。”因此，他开始让法国远离与英国的协约，恢复与丹麦、瑞典、波兰及奥斯曼帝国的“蛙跳”关系。

继承问题影响到法国人的多个对手，法国人趁机展示实力。在大不列颠，斯图亚特王室依然是个威胁。彼得大帝未能确立长子继承制，因而每当沙皇或女沙皇死亡后，俄国都要出现动乱，事实上，他让现任沙皇指定继承人的法令明显招致了不稳定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卡尔六世没能生下男性继承人，哈布斯堡君主国出现了继承问题。为了预防被瓜分，卡尔六世于1713年颁布了《国事诏书》，宣布假如他死后并无男性继承人，他的所有领地将全部传给长女玛丽亚·特蕾莎女大公。这注定问题颇多，主要是因为这样做忽视了前任皇帝、他的兄长约瑟夫一世的女儿们的继承资格。卡尔六世着手争取让《国事诏书》得到国际承认，不无成功。西班牙在1725年，巴伐利亚、科隆和俄国在1726年，大不列颠和荷兰共和国在1731年，丹麦和神圣罗马帝国在1732年均表示承认。当然，国际承认并非没有代价，它需要通过各种让步才能换到。相关外交努力是否值得也令人生疑。人们很难不赞同欧根亲王的看法：庞大的军队和充实的金库比这些纸面承诺更有用。

事实证明，波兰继承问题而非奥地利继承问题引发了下一场突然到来的欧洲大战。萨克森—波兰的奥古斯特二世死于1733年2月1日，奥地利和俄国支持将他的儿子选为奥古斯特三世，法国则再度提出以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为候选人，斯坦尼斯瓦夫曾作为卡尔十二的傀儡，在1704—1709年短暂任波兰国王。此外，斯塔尼斯瓦夫于1725年将女儿玛丽亚嫁给路易十五，从而确保了法国的支持。然而，女婿路易十五在波兰只给予他象征性的帮助，反而选择在莱茵河地区和意大利北部作战。法军在这两个地区都取得了胜利，到了1735年，他们已经准备好向无助的卡尔六世发号施令。1733年11月7日，第一份“家族契约”得以签署，法国与西班牙结为同盟，这极大地巩固了法国人的外交地位。战争最终于1738年5月以《维也纳条约》结束，实际作战此时已经终止3年了。它的条款再度表明与王室相关的考虑在决定欧洲版图时有多么重要。奥古斯特三世被确认为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获得洛林公国作为补偿，在他死后，公国将传给法国。现任洛林公爵弗朗茨·斯特凡已于1736年与卡尔六世的女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莎结婚，他将获得托斯卡纳作为补偿，最后一位托斯卡纳大公已经死于1737年。哈布斯堡王朝也会从唐卡洛斯手中拿走帕尔马公国，后者则会得到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在那里成为“两西西里国王”。尽管他的兄弟唐费利佩尚未得到机会，但伊莎贝尔·法尔内西奥让儿子们成为独立统治者的梦想又迈出了一大步。

因此，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是短命的。主导1735—1738年和平进程的是法国人，掌控和平的似乎也是法国人，因为他们和西班牙亲戚们确立了牢固的轴心，将波旁王朝的权力延伸到南意大利。当财政枯竭与军事失利迫使卡尔六世接受法国调停，以终止他自1737年开始的对土战争时，法国的胜利似乎更为彻底了。根据1739年9月的《贝尔格莱德和约》，土耳其人夺回了他们在1718年丢失的大部分土地，其中也包括贝尔格莱德，不过奥地利人还是保住了泰梅什堡的巴纳特。欧洲东部的状况就没这么鼓舞人心了，因为波兰的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明确意识到他的王冠来自俄国与奥地利的支持，他也娶了一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法国的“蛙跳”外交未曾改变，但在未来将面临更多问题。

另一个越发突出的长期问题是法国人与英国人的殖民竞争。后者已经在乌得勒支得到了相当的殖民利益，这勾起了他们进一步殖民的欲望。他们现已控制了北美地区除西属佛罗里达之外的全部大西洋海岸，也宣称拥有哈得孙湾以南的大片土地。被夹在当中的是法国人，他们早在1534年就首次考察了圣劳伦斯河，此时已控制直抵五大湖的河谷地区，并将控制范围延伸到大湖之外。在较为晚近的时候，法国人也宣称对密西西比河河口的遥远南方土地拥有主权，用国王的名字将新的土地命名为“路易斯安那”，并于1718年建立了新奥尔良。他们的明确战略是通过密西西比河河谷和俄亥俄河河谷，将新近获得的土地和北方的老殖民地联系起来。正是在俄亥俄河谷，法国人与来自英属海岸殖民地、向西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寻找新土地的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18世纪30年代时，武装冲突显然已经不可避免。

英国和西班牙之间也有一战。在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中，西班牙丧失了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还被迫允许英国人向西属美洲殖民地输出非洲奴隶，西班牙必然对英国怀有敌意。18世纪3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野心勃勃、无所顾忌的英国商人无视西班牙的贸易限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更为具体的争议焦点是英国在佐治亚正式建立殖民地，这激化了关于西属佛罗里达北部边界的争端。英国与西班牙间的战争最终于1739年爆发，以“詹金斯的耳朵战争”之名为英国人所熟知。耳朵的主人是英国商船队的罗伯特·詹金斯（Robert Jenkins）船长，他于1738年向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展示了自己保存在罐子里的耳朵。他声称在哈瓦那外海，一名西班牙海岸警卫登上他的船劫掠，还一剑割了他的耳朵。他宣称的这件事情发生在7年前，但加上其他可怕的故事后，足以触发从宗教裁判所到无敌舰队以来的一系列反西班牙、反天主教的强烈联想，从而煽动英国公众舆论。此前西班牙于1719年协助詹姆士党发起中途夭折的入侵，这也成了反西情绪新的推动力。议会内外的主战派激起了绝大部分人对西班牙的愤恨，迫使迟疑的沃波尔最终宣战。

起初，鹰派的乐观看似很有根据，因为海军将领弗农（Vernon）率领一支仅有6艘战舰的舰队，以强攻于1739年11月夺取了巴拿马大西洋海岸上的波托韦洛（Porto Bello）。但皇家海军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它实际上并没有在加勒比海、地中海和本土海域同时成功行动的资源和基地。诸多远征均告流产，在这个令人沮丧的故事中，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上校在1742年7月的胜利是个戏剧性的例外，他使得那不勒斯的卡洛七世“正确意识到他（协助西班牙人在北意大利作战）的错误”。马丁让他的分舰队下锚，将毫无防御能力的那不勒斯置于舰队能够轻易命中的射程范围内，他给了卡洛七世半个小时，让他在此期间退出战争，而卡洛七世也照办了。正如尼古拉斯·罗杰所论：“这是宣示海权最合算的一次。”英国的其他胜利并不算多，而且间隔也不短，其中包括夺取位于加拿大路易斯堡的重要法军要塞，还有1747年5月、6月在菲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外海的两次小规模海战中击败法军。

“詹金斯的耳朵战争”刚打了一年，便被归入名头更响的更大规模冲突——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波旁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间争夺欧洲大陆主导权的冲突长达数个世纪，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斗争再度开始，但是，三位君主在1740年的意外死亡也加快了战争的到来。第一位辞世的君主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他死于5月31日。王位传给了他善变的儿子腓特烈二世，他既令人难以捉摸，又富有才智，还在维护其王国利益时采取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手段。尽管腓特烈·威廉一世残酷到疯狂的地步，他的外交政策却是有所保留甚至怯懦的。他受到三种忠诚的约束——对霍亨索伦王朝的忠诚、对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皇帝的忠诚，还有对加尔文宗信奉的可畏上帝的忠诚。但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儿子从不关心家庭，还要求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服从于普鲁士国家的利益；他对神圣罗马帝国只有轻蔑，鄙视它那“过时、空想的结构”；他还将基督教斥为“一种古老的形而上学的虚构物，充斥着无稽之谈、自相矛盾和荒谬，它产生于东方人狂热的想象，然后传到我们欧洲，在这里，有些狂热分子拥护它，有些阴谋家装作信仰它，还有些傻瓜真的相信它”。

腓特烈·威廉一世对皇帝卡尔六世怀有诸多不满，因为卡尔六世在1732年无视了他在波兰的利益，在1733年的梅克伦堡问题上怠慢他，在1738年毫不理会他对利希公国和贝格公国的索求，可除了18世纪20年代中期的短暂疏离外，他还是保持着忠诚。他将自己魔鬼般的精力集中到备战而非开战上，给他的儿子留下一支人数有8.1万之多、质量也可谓欧洲最佳的军队，还留下了用以支撑军队的庞大金库。尽管腓特烈二世有各种理由怨恨他的父亲，他还是称颂父亲的成就，并在《我的时代的历史》中写道：

先王所追求的名望要比征服者的名望正当得多，那就是让他的国家幸福，使他的军队训练有素，以最明智的方式管理财政，此外还有经济。他避免战争，以免战争打扰自己，妨碍他实现如此出色的计划。通过此类手段，他安静地走向伟大，没有激起君主们的忌妒。

现在，他的儿子让这些工具派上了毁灭性的用场。我们没有理由去质疑他坦诚的说法，即他首先要为自己和普鲁士赢得名望，在旁人的脸上扫除讥笑，比如英国的乔治二世曾嘲弄腓特烈·威廉一世为“下士”“大道上的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大清洁工”。即使普鲁士于1701年正式升格为王国，可正如腓特烈二世所述，它依然是“某种两性同体，更像是一个选帝侯国而非王国”。为了清楚表现它的阳性特征，他首先试探能否获取利希公国和贝格公国，但这毫无成果。就在这时，持着镰刀的死神送上了帮助，在1740年10月20日带走了卡尔六世，8天后带走了俄国的安娜女沙皇。听到这个消息后，腓特烈二世“立刻”决心“收复”西里西亚。他以第三人称写道：“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他的一切政治理念，它提供了获取声望、提高国力和终结贝格公国继承争端的方法。”有一个想法他未曾提到，可或许也很重要，那就是即便他不索取西里西亚，别人也会这么做。假使西里西亚落入萨克森人手中，就会让萨克森选帝侯国和波兰的领土连成一片，腓特烈二世极力希望避免此事。皇帝和女沙皇前后脚死亡是相当重要的，和过去一样，俄国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这就导致它无法给予奥地利援助。实际上，腓特烈二世声称“安娜之死……最终让我下定了进取的决心”。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因为继承安娜的是年幼的伊万六世，他在一年后即被废黜，代之以伊丽莎白，她是彼得大帝在第二次婚姻中生养的女儿。

1740年12月16日，普鲁士入侵西里西亚。宗教——“庸俗之辈的神圣成见”——给予了腓特烈二世重大帮助，因为大约2/3的西里西亚人是新教徒，他们渴望避开前任皇帝施加的凶狠迫害。1741年1月初，省会布雷斯劳（Breslau）未经抵抗便投降了。整个行省仅有略多于7 000名奥军官兵，因此普鲁士人很快便完成了占领。直至1741年4月10日，冯·奈佩格（von Neipperg）将军率领的一支奥军才在莫尔维茨（Mollwitz）发起挑战。腓特烈二世显然不会好过。由于奥军的优势骑兵看上去会取胜，因此腓特烈二世在副手什未林伯爵[1]的劝说下离开战场。在他离开期间，什未林伯爵集结了表面上已经战败的普军，凭借步兵赢得了胜利。腓特烈二世懊恼地记载道：“很难说国王和奈佩格元帅[2]谁犯的错误更多。”他将表扬都给予军队：“这场会战是本世纪最令人难忘的会战之一，因为两支小小的军队决定了西里西亚的命运，而且因为国王的部队在那里赢得了时间和忌妒都永远无法剥夺的声誉。”

就军事层面而言，莫尔维茨会战并不比这一时期的其他任何会战更具决定性，但它的确产生了极端重要的政治后果。它表明普鲁士能够捍卫自己的新战果，从而鼓舞了贝勒艾勒侯爵领导的法国主战派，使其与腓特烈二世缔结盟约、加入战争。路易十五和他的首相弗勒里分别认为腓特烈二世是“傻瓜”和“骗子”，低下的评价却并没有阻止他们追随浪潮，去一劳永逸地解决哈布斯堡问题。要是战争能够按照计划进行，要是他们能够向哈布斯堡王朝的新统治者——23岁的玛丽亚·特蕾莎——发号施令，他们就要强行彻底改造中欧。法国人的狡猾计划旨在创建四个大体相当的国度：把下西里西亚（西里西亚北部）给普鲁士，将波希米亚、上奥地利（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布赖斯高和皇帝头衔交给巴伐利亚，下奥地利一部、摩拉维亚和上西里西亚归萨克森，只给哈布斯堡王朝留下剩余的奥地利领土和匈牙利。法国自然会掌控这四者间的平衡，此外还要拿走奥属尼德兰。意大利境内的哈布斯堡属地则由撒丁和西班牙瓜分。

可惜，法国人既无法获得必要的军事优势地位，也不能控制机智的腓特烈二世。正如后者所写，他并不打算给自己造出一副枷锁，因而他没有以法国的忠诚盟友身份行事，而是试图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维持平衡。被截获的公函表明，要是奥地利人同意割让卢森堡和布拉班特，法国人就会立刻背弃他们。因此，腓特烈二世于1741年10月在小施内伦多夫（Klein-Schnellendorf）与奥地利人签署秘密休战协定，根据该协定，他终止了作战行动，奥地利人则撤出了西里西亚。由于萨克森人和巴伐利亚人已经干脆利落地前去协助法国的军事努力，这个喘息时机是玛丽亚·特蕾莎所急需的。1742年初时，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雷希特（Karl Albrecht）已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兼奥地利大公，还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北方，法国以外交手腕挑动瑞典人进攻俄国，从而保证了玛丽亚·特蕾莎无法指望获得援助。随着法国的傀儡高踞帝国宝座（他是3个世纪来的第一位非哈布斯堡家族皇帝）和法国—巴伐利亚联军占领布拉格，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路易十四的一切成就。

胜利没能持续多久。尽管腓特烈二世在1741年末短暂地重返争斗，可在1742年5月的霍图西茨（Chotusitz）大捷让他能够谈妥《布雷斯劳条约》、实现其主要目标（割占西里西亚大部）后，他就于1742年6月全面退出战争。虽然腓特烈·威廉一世的金库已经快空了，但正如腓特烈二世所述：“花费不过七八百万（塔勒）就得到了省份，相当便宜。”与此同时，玛丽亚·特蕾莎成功召集了足够让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露出纸老虎本色的部队，这些部队多数来自匈牙利，至于法军的素质，腓特烈二世嘲弄法军为“骄奢淫逸的廷臣”。截至1742年末，奥地利人已经重新控制了波希米亚，还占据了巴伐利亚。在英国，由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于1742年2月倒台，卡特里特（Carteret）勋爵被任命为国务秘书，英国也采取了积极得多的大陆政策，这让奥地利的外交处境有所改善。英国的补助金是组建英国、汉诺威、黑森、荷兰“国事诏书军”（Pragamatic Army）的财源，在乔治二世的率领下，1743年6月，这支军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代廷根大胜法军。这是不列颠的君主最后一次亲自指挥部队参与会战。

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一点也不喜欢奥地利国势的回升。到了1744年初，他越发担心英国和奥地利可能会迫使法国达成和平协定，这将使他失去西里西亚。他声称自己手头有一封乔治二世写给玛丽亚·特蕾莎的信，信中表示：“夫人，得来有益的归还也有益。”同样令人担心的是萨克森于1743年12月转投敌营，这让萨克森—西里西亚—波兰联盟的噩梦重现了。腓特烈二世并没有沉迷于他的桂冠，而是利用和平时期将军队扩充到14万人，提升了骑兵质量，建立了储有600万塔勒的战备金库，而根据他自己的（错误）看法，这足以维持两场战役。他太了解自己那资源稀缺的国家了，深知它在任何一场长期消耗战中都必定处于劣势，他的战略便是在短暂战争中发起猛烈打击，以达成有限目标。这一回，普军入侵波希米亚，于1744年9月16日攻克布拉格，战争开局很漂亮，可由于他大大低估了在敌方领土上发起冬季战役的危险，战争几乎以灾难告终。他的军队溃败，他被迫退回西里西亚，在那里等待奥地利不可避免的报复。

决定性会战于1745年6月4日在霍亨弗里德贝格（Hohenfriedberg）到来，当时腓特烈二世麾下约有55 000人，他们在4个半小时的残酷战斗中击溃了人数大体相当的奥地利、萨克森军队，俘虏了7 000人、杀死了4 000人，普军的损失却只有1 000多人。[3]这足以保住西里西亚，也能够确保与英国媾和，但还不足以让奥地利人坐到谈判桌边。只有普军在9月30日的索尔（Soor）会战、11月22日的卡托利施—亨讷斯多夫（Katholisch-Hennersdorf）会战和12月15日的凯瑟尔斯多夫（Kesselsdorf）会战——此战使普军攻克德累斯顿——中取得胜利后，玛丽亚·特蕾莎才接受不得不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西里西亚的观点。《德累斯顿和约》在1745年的圣诞节签订，据此条约，腓特烈二世从奥地利手中得到了西里西亚，从萨克森处拿到了100万塔勒。作为回报，他承认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弗朗茨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次推选发生于上一年5月，普鲁士并未参与。腓特烈二世返回柏林，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就是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帝”的绰号。他深知，此次凯旋主要得益于父亲创造的军队，而非自己的领导才干，非同寻常的有利国际条件也帮了忙，更不用说还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了。“从这时起，除非自卫，不然我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他写道。事实证明，说总比做简单。

与此同时，奥地利在西线战场也发现战况艰难。尽管1743年乔治二世在代廷根的胜利将法军逐出了德意志，法国人却发现自己特别适应在奥属尼德兰作战。从1744年开始，他们的军队由萨克森“强者”奥古斯特的一个私生子萨克斯[4]元帅指挥，赢得了一场场胜利，其中最壮观的胜利于1745年5月11日发生在图尔奈附近的丰特努瓦（Fontenoy），他们的国王也亲临现场。当会战结束时，路易十五和王太子在一个又一个团的前方巡行，以此庆祝胜利。这无疑是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巅峰。此后不久，第二次詹姆士党大起义导致大部分英军匆忙越过海峡回国。在其后的两场战役中，萨克斯的军队完全征服了奥属尼德兰，开始入侵荷兰共和国。

这一切胜利本可以让路易十五将和平解决方案强加给敌国，这份方案本该与前任国王在1678—1679年实现的成就类似。不幸的是，战争在其他战场进行得并没有那么顺利。在意大利，奥地利人和他们的撒丁盟友到1746年底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在大不列颠，詹姆士党起义于1746年4月16日在卡洛登戛然而止。在海外战场，丢失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和路易斯堡抵消了法国东印度公司夺取马德拉斯（Madras）的成就。日益强化的英国海上优势导致法国的贸易遭到封锁，也带来了对加勒比海上的法国糖岛会被夺走的担忧。双方都无法发动决定性一击，所有参战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财力枯竭的困扰，于是，一份和约艰难出炉，最终于1748年10月18日在亚琛（艾克斯拉沙佩勒）签署。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将近10年的战争并没有带来与之相称的领土变动。在欧洲之外，英国与法国交换了它们在加拿大和印度的征服成果。在欧洲大陆，法国人将他们在低地的所有战果交还给荷兰人和哈布斯堡王朝。他们唯一的领土收获是通过代理人方式获得的，路易十五的女婿西班牙的唐费利佩得到了意大利的帕尔马公国、皮亚琴察公国和瓜斯塔拉（Guastalla）公国。历经30年的筹划，伊莎贝尔·法尔内西奥最终成功地令自己与费利佩五世的两个儿子成为独立君主。就算萨克斯取得了诸多胜利，法国还是空手而归，和约十分不得人心也就不足为奇了，“像那和约一样蠢”（bête comme la paix）成了法国人日常用语中很有表现力的比喻。

或许，法国人可以从贬抑哈布斯堡王朝中获得些许安慰，亚琛和会中便有一位法国使节宣称：“法兰西已经实现了主要目的，那就是羞辱奥地利王室。”玛丽亚·特蕾莎在名义上的盟友英国人手中遭受了不幸，她必定会对此备感痛苦，就和她父亲在1714年一样。长期来看，她受创的自尊会得到一些抚慰。至少她已在1740—1741年的黑暗日子里生存下来，而在那段日子里君主国的存亡都成了问题。就算她不得不将西里西亚交给普鲁士，将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送给唐费利佩，还要把米兰公国的一小部分让给撒丁，即便军事上处于不利状况，她的庞大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保全了。既然她的丈夫已被国际公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就有充分的理由期望，哈布斯堡—洛林王室会和它的前身一样国祚长久。

另一方面，将西里西亚丢给普鲁士的严重性怎么说都不为过，因为此地人口众多（约有100万名居民）、经济发达（有繁荣的纺织业和良好的水上交通）、在财政上颇有价值（上缴税额约占奥地利与波希米亚总税收的25%）。丢掉这一切已经够糟糕了，可损失还不止于此。由于西里西亚已与邻近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省构成了一个经济整体，这两个省份也蒙受了严重的长期损失。此外，这笔巨额财富落入普鲁士手中的事实让创口加深了一倍：假如把西里西亚的各类资源累加起来，用代数符号“x”代表，那么从结果上讲，哈布斯堡君主国和普鲁士间的实力对比就改变了两个“x”而非一个，因为从其中一方身上夺走的东西加到了另一方头上。战略地位也是如此。在哈布斯堡王朝手中，西里西亚是伸入北德意志领土的突出部，丢掉它不仅削弱了哈布斯堡在当地的影响力，也让普鲁士军队距离布拉格不足160千米、距离维也纳不足210千米。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大赢家无疑是腓特烈大帝。面对汉诺威和萨克森这两个大敌，他确立了自己在北德意志的优势地位，此外，为了争夺整个德语世界的主导权，他正在向奥地利发起挑战。鉴于西班牙与荷兰共和国已经明确丧失了大国资格，普鲁士加入法国、大不列颠、奥地利和俄国之列，组成了能够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行动的五国集团。

法国的衰微：“七年战争”

在《亚琛和约》的余波里，两个同盟集团内部都出现了明显的互相厌恶。玛丽亚·特蕾莎深深反感英国人强加于她的和约，英国人显然欢迎普鲁士的崛起，将它作为防止哈布斯堡再度争取神圣罗马帝国霸权的屏障。英国人也带着同样的恶意抱怨奥地利人对补助金极为贪婪，同时又极为不愿履约。在另一方，腓特烈大帝的举动看起来属于一再背叛，所以法国人疏离了他，而且这个傲慢的不可知论者喜欢拿法国国王的情妇们开猥亵的玩笑，路易十五也因此对他怀有私怨。对腓特烈来说，他也深知只要某事对法国人有利，他们就会无视他的利益。简而言之，彻底改组同盟体系的道路已经被打扫干净。或许改组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可结果表明，它的催化剂是考尼茨侯爵对哈布斯堡外交方针的重新考量。他曾于18世纪40年代在意大利和尼德兰担任高级外交官，还作为奥地利代表出席了亚琛和会，很适合执行这一使命。亲身经历教育了他，让他意识到倘若法国坚决进攻，意大利和奥属尼德兰都是守不住的，而在其他任何方面，它们的价值也远小于中部省份。因此，哈布斯堡的政策导向便从外围转到中部，其主要目标也变为收复西里西亚。可说总比做来得简单：在过去的20年中，君主国在军事上的弱势已显露无遗，要是没有强大的盟友，收复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可在哪里能找到盟友呢？与海上强国的传统同盟已然不再可靠，荷兰人保持中立，英国人背信弃义。还有一个需要考量的因素是西里西亚深处内陆，即便海上强国尽力一试，他们也没法帮助奥地利收复这个失陷的省份。大陆上的目标需要大陆上的盟友。俄国已经是盟国，事实上，卡尔六世正是由于迫切希望维系两国同盟，才让自己于1737—1739年参与灾难性的对土战争。然而，正如玛丽亚·特蕾莎于1740年付出代价后所认识到的那样，俄国援助的质量和分量都不可靠，而且没有什么会比它更不可靠了。俄国因宫廷变革而陷于瘫痪，又受到瑞典入侵的牵制，根本没有参与1740—1745年的西里西亚战争。因此，君主国至少应当获得欧陆头号大国——法国——的善意中立（积极援助就更好了）。

这便是考尼茨侯爵于1749年春季向玛丽亚·特蕾莎及其重臣展示的分析。不足为奇的是，如此激进的计划激起了怀疑甚至反对。虽然如此，考尼茨侯爵还是于1750年出使法国，以阐明其主张。最终让法国人有可能采纳这一建议的是，他们可能会和英国人为争夺北美而重开战端，而且在当时看来，双方必有一战。在北美，法国人正采取前进政策。1752年，法国向加拿大派出了新总督迪凯纳（Duquesne）侯爵，他奉命重新夺回俄亥俄河河谷的控制权，从而打通与路易斯安那的地理联系。1754年，他在阿勒格尼河（Allegheny）与莫农加希拉河（Monongahela）——这两条河汇合成俄亥俄河——交汇处建立了一座要塞，还用自己的姓氏为其命名。事已至此，与大不列颠在台面下的冲突变为正式战争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了。随着英法利益冲突在加勒比地区、非洲、印度和公海愈演愈烈，法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现在面临着抉择：他们应该继续集中精力对抗哈布斯堡、维系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贝尼斯（Bernis）修道院院长曾扬扬自得地表示，“在欧洲扮演优胜角色是与我国的资历、地位和伟大相称的”］，还是应该着重挑战英国、争夺欧洲之外的世界主导权，又或是应该同时尽力完成二者？要是法国人选择了第二个选项，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与奥地利和解，让德意志和奥属尼德兰保持中立，使自己能够将大部分资源投入海上战争。

在奥地利，这一关键决定是在1755年8月19日、21日举行的两次国务会议上做出的，与会者有弗朗茨一世、玛丽亚·特蕾莎、他们的高级顾问，当然还有于1753年成为外交大臣的考尼茨侯爵。会议通过了努力与法国、俄国、瑞典和萨克森结成同盟，将普鲁士的疆界缩小到1618年前范围的决议。为了回报法国的善意中立，奥地利会将卢森堡让给唐费利佩作为奖励，而他无疑是法国的傀儡。此外，一旦波兰王位出现空缺，奥地利也要帮助法国确保他们的候选人孔蒂亲王当选国王。1755年9月3日，奥地利驻法使节施塔尔亨贝格伯爵[5]在贝尔维（Bellevue）城堡与法国外交部的贝尼斯修道院院长首次会晤，这座城堡属于路易十五最重要的情妇蓬帕杜尔夫人。法国人有所犹豫，毕竟这意味着放弃将近3个世纪的敌意。

一系列事件最终打消了法国人的顾虑。英国人同样急于确保欧洲大陆中立化，以避免依然明确作为法国盟友的普鲁士夺占汉诺威，继而利用它抵消英国的殖民征服成果。鉴于英国人无法从奥地利手中获得任何保证，他们转向俄国，于1755年9月与其签订了一份协定。此举产生了惊吓腓特烈大帝的效果，他极度乐意地于1756年1月16日签署了《威斯敏斯特协定》，确保了德意志的中立。正如名称所示，协定并不带有任何同盟条约含义，只是带有特殊目的的临时协议。然而对法国人来说，这是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此时已经决心彻底摆脱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曾乐观地估计法兰西和奥地利必定永远敌对，正如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曾指出的那样，他忘记了连油和水都能在振动时短暂混合。可此举也让法国人于战争迫近之际在欧洲陷入孤立——除非他们接受奥地利的同盟请求。即便在那时，导致“外交革命”的第一份《凡尔赛条约》（1756年5月1日签署）依然是防御性的：只有当奥地利遭遇第三方攻击时，法国才需要做出回应。

英国人误算的后果此时变得明确起来。他们严重低估了俄国内部反普鲁士情绪的强度，那里的两大派系都怀有坚定决心，要教训腓特烈大帝，让“第二个卡尔十二”恢复自知之明。因此，在得知《威斯敏斯特协定》后，俄国人的反应是向奥地利提出建议，希望两国在当年晚些时候联手攻击普鲁士。5月22日，奥地利人通知俄国盟友，声称他们无法及时动员以参与1756年的战役，因此攻击普鲁士还是得等到下一年。但俄国已经开始动员了，动员消息也于6月17日传到了柏林。《凡尔赛条约》并未令腓特烈大帝太在意，因为它只是个防御同盟，但这个最新消息就实在令人忧心了：要是俄国人不顾腓特烈大帝与英国的协定展开备战，那么奥地利人就会给他们撑腰。两线作战的恐怖可能性正在迫近。他同样清楚，萨克森—波兰是密谋中的一方，它正在做出很大的军事努力，以便在瓜分普鲁士时拿到尽可能多的一份。好像这还不够一样，现已牢牢处于法国人控制下的瑞典也要加入掠食者之列，至少是很有可能加入。正如腓特烈大帝在给姐姐拜罗伊特边疆伯爵夫人的信中所述：“我仿佛被恶棍围着的旅人，这些人正打算谋害我，然后自行瓜分赃物。”

腓特烈花了些时间才意识到他所面临的致命危险，可到了1756年6月，他已通过安插在萨克森外交部里的一名间谍获得了可靠信息。根据这一信息源，他了解到奥俄攻势已经延后。在得知攻势要在次年到来后，他决心穿过萨克森，先发制人打击奥地利，希望在俄国“蒸汽压路机”启动前打垮哈布斯堡王朝。1756年8月29日，他的军队攻入萨克森。腓特烈想要闪电战，战事却将持续7年之久。起初，一切进展顺利。10月，萨克森军队已经被迫投降，国王—选帝侯和他的军官们被放逐到波兰，与此同时，大约2万名士兵被径直编入普鲁士军队（不用说也知道，其中大部分人都尽快逃亡了）。10月1日，腓特烈大帝在洛博西茨（Lobositz）面对冯·布朗[6]元帅指挥的奥军，虽然普军取得了艰苦的胜利，却无法迫使奥军退出战争。由于战略已经失败，腓特烈大帝似乎处于最糟糕的境地，因为攻击哈布斯堡王朝使得《凡尔赛条约》生效，迫使法国人加入了战争。不过，可以为他辩护的是，至少他已令萨克森退出战争，还让任何沿易北河而下攻入己方领土的入侵都无法发生。无论如何，到了1757年春季，他或许就要面对欧洲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同盟——法国、奥地利、俄国、西班牙、瑞典还有大部分德意志诸侯，而在对付它们时他却只能依靠大不列颠、汉诺威、不伦瑞克和黑森—卡塞尔。然而，奥属尼德兰成为法国卫星国的前景引诱着路易十五，腓特烈大帝对路易的萨克森亲戚（法国王太子已娶了腓特烈·奥古斯特三世的一个女儿）不宣而战也激怒了他，可以说他不管怎样都很可能加入战争。此外，不幸的萨克森人已然发觉自己正为普鲁士的战争努力做出贡献，而且是截至此时最大的贡献——尽管这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已经在征税和征用方面提供了战争总开支的大约40%。

理清“七年战争”的脉络并非易事，因为它很复杂，形势变化也很快。依靠后见之明，我们可以意识到冲突的第一个年头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是大同盟摧毁普鲁士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到了1757年秋季，胜利似乎已经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腓特烈大帝在春季突然从北面行经波希米亚入侵哈布斯堡君主国，打算在其他盟国迫近之前，至少消灭诸多敌人中的一个。抓住猝不及防的奥军并不比平时困难多少，可事实证明，给这个虽然柔弱却难以捉摸得令人愤怒的目标造成致命创伤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尽管腓特烈大帝于5月6日在布拉格城外设法赢得了一场苦战，可城市本身却攻不下来，其后的攻城战所耗费的时间是他无法负担的。他后来转而东进，迎战道恩[7]元帅麾下的解围部队，6月18日，腓特烈大帝在科林[8]遭遇决定性失利，被迫向北退回萨克森境内。

这时候，坏消息来得又密又快。7月26日，腓特烈大帝的汉诺威盟友和其他德意志盟友（由坎伯兰公爵指挥）在哈梅林（Hamelin）附近威悉河畔的哈斯滕贝克（Hastenbeck）败于正朝易北河东进的法军之手。9月8日，法军将《克洛斯特采文协定》（Convention of Kloster Zeven）强加给坎伯兰公爵，让坎伯兰公爵的军队中立化了，这导致腓特烈大帝的西翼门户大开。它也解放了黎塞留公爵所部，使其能够向南行军，与正从西南面赶来、由苏比斯亲王指挥的法国主力军会合。而在东面，一支庞大的俄军已经入侵东普鲁士，8月30日，俄军在普雷格尔河（Pregel）畔的大耶格斯多夫[9]血战中击败了普军。那还不够，奥军也派出一支袭扰分队攻击柏林，并于10月16日短暂占领了城市。

腓特烈的唯一机会就是阻止法军和奥军合兵一处，所以他匆忙西进迎击前者。11月5日，他在莱比锡以西大约25千米的米谢尔恩（Mücheln）发现敌军。法军足有30 200人之多，此外还要加上由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的约瑟夫·弗里德里希亲王[10]指挥的10 900名帝国军队官兵，总人数颇为壮观。尽管在人数上几乎处于1比2的劣势，腓特烈大帝还是急于求战，在贝德拉（Bedra）村和罗斯巴赫村之间占据了朝向西面的阵地，它距离法军营垒约有4千米。其后发生的是军事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普军炮兵巧妙地部署在高于敌军的阵地上，用一阵炮击让推进中的法国和帝国步兵灰心丧气，而目睹己方骑兵被击溃更让后者士气低落。所以，当可怕的普军步兵以战斗队形出现在他们视野里后，就不存在什么抵抗了。普鲁士的胜利来得十分迅速、轻易、彻底，大部分法军步兵都来不及开火。普军伤亡共计23名军官和518名士兵，其中阵亡人数分别为3和162。他们对手的损失包括700人战死、2 000人受伤以及超过5 000人被俘，俘虏中包括5名将军和300名军官。此战结果影响深远。英国人对此印象相当深刻，他们随后否决了《克洛斯特采文协定》，继续敞开钱袋给盟友普鲁士提供补助金。法军则要退进冬营里舔舐伤口，再也不能在欧陆战局中扮演主要角色。自此之后，他们的努力局限于德意志西北部，在那里，法军屡屡败于汉诺威—不伦瑞克联军（此时由腓特烈大帝的内弟不伦瑞克的费迪南德亲王[11]指挥），罗斯巴赫之战造成的创伤因而时常复发。

腓特烈大帝成功地在罗斯巴赫将一只脚拔出泥淖，可另一只还深陷其中。当奥军大举进入西里西亚，于11月24日夺取其首府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时，那只脚实际上陷得更深了。奥军在人数上至少两倍于对面的普军，因而得以离开城市，在奥得河以西的洛伊滕[12]与普军交战。1757年12月5日，腓特烈大帝在此地取胜，这或许是他最伟大的胜利。由于此战击败的敌军在训练、士气上都远好于他曾在罗斯巴赫打垮的乌合之众，胜利就更值得赞颂了。这场会战结束后，感恩的幸存者们唱起了路德宗的颂歌：“现在，让我们全体感谢上帝。”随着奥军被迫撤出包括布雷斯劳在内的西里西亚，在将要成为“七年战争”的那场战争中，充满征战的第一年以对普鲁士非常有利的方式结束了。

对同时代的人们来说，在两场会战中，罗斯巴赫会战是影响更大的一场。说到底，奥地利的失败在战争史上并不具备什么罕见价值。击溃一支法国大军就是另一回事了，考虑到法军享有的人数优势和它对手的暴发户特性，这就更为特别了。一个故事很快便广为流传：法国军官们曾在战斗前夕高傲地评论，声称他们纡尊降贵与“勃兰登堡边疆伯爵”交战是赐予后者“高度的荣誉”。因此，伏尔泰认为罗斯巴赫会战给他的国家造成的耻辱要大过克雷西（Crécy）会战、普瓦捷（Poitiers）会战和阿让库尔会战，而他也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会战的消息传到法国时，公众果然寒心了，此后再未表现出任何战争热情。在1757年的早些时候，政府就已颁布了一条法令，目的是恐吓那些指责国王外交政策的报纸，威胁要处死被控犯有撰写煽动性出版物罪行的人。罗斯巴赫会战让政府和公众间的疏离更加彻底。1758年4月，时任外交大臣的贝尼斯悲叹道：“现在，我们的国家比任何时候都反对战争。在这里，人们对普鲁士国王的热爱到了疯狂的程度，因为能够有效组织事务的人总会令人欣赏。维也纳宫廷则受人憎恶，它被视为依靠法国变肥的吸血动物，人们对见证它扩张领土少有热情——事实上，对见证法国扩张领土也是如此。”

法国已经中立，德意志诸侯也渐渐失去了参战兴趣，但腓特烈大帝依然面临着与俄国和奥地利的两线作战。他想要把敌人分开，在绝望的斗争中度过了此后的4个年头。1758年春季，在同英国人签署的补助金新约的鼓舞下，他打算征服摩拉维亚，希望以此威胁维也纳，迫使玛丽亚·特蕾莎单独媾和。这一尝试刚以失败告终，他就不得不奔向东线，因为俄军已征服了东普鲁士，正向勃兰登堡本土推进。1758年8月25日，腓特烈大帝在措恩多夫[13]与俄军交战，使俄军停顿下来，这是战争中最血腥的交锋之一。接下来就是南下面对奥军的时候了，可他这回在10月13日—14日的霍赫基希（Hochkirch）会战中惨败于道恩元帅之手。随着腓特烈大帝的敌人开始发挥其压倒性的人数优势，他越发居于守势，在1759年，他已无法阻止俄奥军队会合。1759年8月12日，俄奥两军在库讷斯多夫[14]赢得了整场战争中最大的胜利。超过一半的普军战死、受伤或被俘[15]。腓特烈敏锐地意识到是自己的战术误判导致会战败北的，他打算自杀。在给大臣冯·芬肯施泰因（von Finckenstein）伯爵的信中，他写道：“我再没有资源了，说实话，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我不该在自己国度的废墟上苟活。永别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很好地表现了统一指挥（拿破仑将会十分有效地利用它）的重要性。腓特烈大帝集政治和军事权力于一身，他振作起来，跌跌撞撞地返回安全地带。他的对手在指挥上并不统一，这妨碍了他们的有效合作，也帮助了腓特烈大帝。萨尔特科夫伯爵[16]和同样蒙受了可怕伤亡的俄军先是停顿下来舔舐伤口，继而从奥得河向东退往维斯瓦河。他们的奥地利盟友也迟疑不决，担心腓特烈大帝之弟、颇有进取心的海因里希亲王[17]会率领一支部队出现在南面，截断其交通线。奥军因此也向萨克森回撤。在此期间，从西线传来了好消息，不伦瑞克的费迪南德亲王指挥英国、汉诺威、黑森和普鲁士的多国部队，于8月1日击败了孔塔德侯爵（marquis de Contades）指挥的法国—萨克森联军，此役使得汉诺威、黑森—卡塞尔和威斯特伐利亚大部得以收复。

事实证明，库讷斯多夫之战是让战争产生决定性结局的最好机会，或许也是最后的机会。1760年，腓特烈大帝再度成功让敌军陷入了困境，虽然俄军曾在10月短暂占领过柏林，他还是于11月3日在托尔高击败了道恩元帅及其麾下的奥军。1761年战局依然表现出了同样的来回进军特征，而联军始终无法有效施展其数量优势。可包围圈正在收紧。作战季节结束时，奥军与俄军分别在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越冬。对腓特烈来说，极为可喜的变化最终于1762年1月5日发生了，那天，女沙皇伊丽莎白最终还是没能挨过连续的中风。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她的继承人彼得三世十分反对俄国参战，立刻终止了战争状态。2月23日，他声明放弃一切征服成果，建议他的盟国议和。随后，俄国与普鲁士的正式和约于5月5日缔结。好像是要加上微薄的奖赏一样，普鲁士与瑞典也达成了和约。而在不利方面，英国此时停发了补助金。显然，腓特烈大帝现在可以专心对付奥地利人了，他开始占据上风，到了当年年底已经重夺西里西亚。腓特烈大帝曾以其标志性的厌女笔法写道，玛丽亚·特蕾莎是个“野心勃勃又热衷报复的敌人，因她是个女人且固执己见、不可缓和而愈加危险”，可由于在财政上陷入枯竭乃至濒临崩溃，就连她也不得不接受事实——西里西亚是无法收复的。1763年2月15日，奥地利和普鲁士在维持战前状况基础上签订了《胡贝图斯堡和约》（Peace of Hubertusburg）。

普鲁士成功保住西里西亚与其大国地位并非侥幸。有时候，人们觉得女沙皇之死拯救了腓特烈大帝。事实上，腓特烈大帝本人也赞成这一神话，他在《七年战争史》中写道，普鲁士在1761年底“处于毁灭边缘”：“然而，只需一位女士死去，这个国家便复兴了，那个曾最渴望毁灭她（普鲁士）的大国不再继续了……如果十足的琐事也能影响和改变帝国命运，那么应该如何信赖人类事务呢？这就是命运的游戏，它嘲弄着凡人徒劳的谨慎，它燃起某些人的希望，摧毁另一些人高高扬起的期盼。”可这是个神话。与普遍认知不同，当腓特烈大帝写下“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时，他指的不是伊丽莎白之死，而是奥军和俄军未能利用在库讷斯多夫取得的胜利。至迟到1760年，这场欧陆战争中的所有参战方都已精疲力竭。等到下一场战役结束时，他们像是打成相持的拳手，依然能够坚持，出拳却绵软无力。腓特烈大帝认为，过度自信使奥地利人在1760年底裁减了2万名武装人员，而实际裁军原因则是即将发生的破产。在战争的最终阶段，招募士兵、征收金钱、筹措补给的是普鲁士行政机关，赢得会战的也是普鲁士军队。

与此同时，法兰西与大不列颠的战争开局对后者不利，重要原因是在大不列颠再度出现政治混乱，这一现象也使得欧洲大陆的人们认为代议制政体妨碍了国家充分发挥其实力。在纽卡斯尔公爵（按照老皮特的说法，此人是“在断崖边缘驾驶小车的孩童”）领衔的政府中，哈德威克（Hardwicke）伯爵领导的鸽派与坎伯兰公爵领导的鹰派争斗不已。直至1757年夏季，乔治二世才不情愿地容许老皮特操控战争。在此期间，蒙特卡姆（Montcalm）侯爵率领的法军在安大略夺取了一连串要塞，而在地中海上，约翰·宾将军的分舰队在海战中败给了德·拉加利索尼埃（de la Galissonière），还丢掉了梅诺卡岛。不幸的宾上了军事法庭，还被处决——“以此给其他人打气”，就像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丢掉性命是很不幸的，可处决宾的确提醒了他的同僚们，皇家海军的一大罪过便是不去进攻敌军：“宾之死复兴并强化了富有攻击性的决断文化，它让英国军官有别于其外国同行，也适时给予他们稳步增长的心理优势。”（尼古拉斯·罗杰语）

老皮特的精力和他对议会的掌控让英国陆军大举扩充到15万人，海军也扩张到400艘战舰，战局在1758年快速扭转。7月，英军再度攻克曾于1748年交还法国的路易斯堡，但此次易手是永久性的。1759年5月，十分富裕的糖岛瓜德罗普也被英军攻占了。9月12日—13日夺取魁北克则是个短期内没那么划算、长久而言在战略上重要得多的战果，参战的水陆部队由詹姆斯·沃尔夫将军统率，交战时沃尔夫和他的对手蒙特卡姆都受了致命伤。尽管还有更多的战斗要打——蒙特利尔直至1760年仍未陷落，此战却标志着法属加拿大的终结。同样是在1759年这一“胜利之年”，海军上将霍克于11月20日指挥23艘战列舰将孔夫兰伯爵（comte de Conflans）舰队的21艘战列舰追进了基伯龙（Quiberon）湾，在交战中俘获1艘、击沉6艘，剩余战列舰也被打散，沿着海岸来回逃窜。这标志着法国海军控制本土海域继而准备入侵的相关努力的终结。一位法军舰长如是哀叹：“20日的海战消灭了海军，终结了它的计划。”由于法国要将一半预算转移到德意志境内的陆上战争，因此法国海军是不可能恢复的。1762年1月，罗德尼（Rodney）将军夺取了另一个大糖岛马提尼克，他刻薄地评价道：“当地居民的抵抗相当怯懦，我们对此高度感激。”就在马提尼克沦陷的同一个月，西班牙根据第三份“家族契约”姗姗来迟地加入战争，可此举只不过给英国提供了更多的海陆联合作战目标罢了。1762年8月，哈瓦那陷落，10月，菲律宾群岛上的马尼拉也陷落了。

在印度，法、英两国东印度公司以代理人方式进行战争。这里的法国人享有应得的声誉：他们更有活力、更富有进取心。法国人曾于1746年夺取东南海岸上的大型贸易中心马德拉斯，在1748年的和约中才将其交还，以换取路易斯堡。英国的行动方针则在18世纪50年代获得了崭新的推动力，自1743年起便在印度为东印度公司效劳的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此时亲临一线，以结合军事行动的政治操纵手段恫吓莫卧儿皇帝的副王们，迫使他们屈服。正是这种将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手段使他于1757年控制了孟加拉及其首府加尔各答（Calcutta），还一并夺取了附近的比哈尔邦。新近抵达的拉利伯爵（comte de Lally）打算在1758年再度攻取马德拉斯，两个欧洲大国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就此开始了。1760年1月，这里的决定性会战在本地治里（Pondicherry）附近的文迪瓦什（Wandiwash）打响，德·拉利被艾尔·库特（Eyre Coote）爵士指挥的英军击败。1年后，历经8个月围城战的本地治里陷落，拉利的投降标志着法国称霸次大陆的希望就此终结。考虑到缺乏海上支援，这位不幸指挥官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可那也无法阻止他在返回法国后因玩忽职守罪名惨遭处决。不幸的是，他死得太晚了，没法将勇气赋予“七年战争”中的法国指挥官们。

乍看起来，1763年2月10日最终于巴黎签署的和平协定并没有反映英国人在军事上取得的优势程度。这一定程度上源于英国国内政治的变动，变动原因则是乔治三世于1760年自己22岁时即位，而他又信赖比特伯爵。要是老皮特依然在位，他至少会提出苛刻得多的条件。可因为国王和同僚们拒绝了他先发制人向西班牙宣战的要求，老皮特已经于1761年10月辞职了。法国人收回了法属西印度群岛、若干印度飞地［孟加拉的昌迪加尔（Chandarnagar），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海岸的亚南（Yanam）、本地治里和开利开尔（Karaikal），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的马埃（Mahe）］和纽芬兰（海域）及圣劳伦斯河的捕鱼权。另一方面，法国人在北美的势力已经消失，他们的加拿大属地归了英国，路易斯安那则被送给西班牙，以此诱使其议和。此次失地的意义在当时并不明显。前文曾引用伏尔泰《老实人》一书的段落，而就在这个段落之前的一段，小说同名主人公与哲学家玛丁讨论了英法关系：

“你到过英国，那边的人是不是跟法国人一样疯狂的？”

玛丁道：“那是另外一种疯狂。英法两国正为了靠近加拿大的几百亩雪地打仗，为此英勇战争所花的钱，已经大大超过了全加拿大的价值。该送疯人院的人究竟哪一国更多，恕我资质愚钝，无法奉告。我只知道我们要遇到的人性情忧郁，肝火很旺。”[18]

伏尔泰未能意识到沃尔夫在魁北克取胜与随后将法国人逐出北美是世界性的历史时刻，可他也很难因此遭到非议。事实上，要是他活得足够长，一直活到目睹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他很可能会进一步断言英国人在这一地区的胜利不过给他们带来了一杯毒酒。这场胜利事实上也标志着英语开始了取代法语、成为世界语言的进程，而这一点后来才被人们逐渐认识到。考虑到西班牙人在英国人手中遭遇的失利，西班牙能获得路易斯安那已经很好了，读者不要将它与现在同名的州混淆，因为当时的路易斯安那包括了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从落基山脉一直延伸到阿巴拉契亚山脉。这样，路易斯安那就很好地补充了现有的“新西班牙副王辖区”，该辖区理论上包括了路易斯安那以西，从墨西哥湾直至北太平洋海岸的一切土地，虽然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西班牙将梅诺卡归还给英国人，可也重新得到了哈瓦那与马尼拉。

在战争中损失最大的是法国。它企图同时在海上、殖民地和欧洲大陆发动战争，最终在三个战场均告失利。大部分法国人不愿承认他们的国度正在蒙受绝对意义与相对意义上的衰落，转而寻找替罪羊，并将其认定为1756年的外交革命。要是外交革命能够实现其主要任务，让法国人打败英国人，法国公众舆论或许还是可以接受它的——可是就算那样，也还会有许多人偏爱大陆战略而非“蓝水”战略。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接下来发生的事是灾难。同时代人的记载中有丰富的材料，以下简短摘录将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失败带来的感受是多么强烈而苦涩：“1756年和1757年与奥地利签署的条约已被所有大国视为路易十五的耻辱……上述条约使法国从伟大、胜利的大国变为奥地利的附庸。”［苏拉维（Soulavie）语］“‘七年战争’是一场发动得毫无理由、进行得毫无能力、结束得毫无胜利的战争……失败给民族自尊心造成了剧烈而深远的创伤……法兰西君主国不再是一流大国……王室的呆滞、政治的颓废、君主的堕落激起了羞耻感，它既伤害了法国的民族自尊心，又燃起了民族自尊心。从王国的一头到另一头，与宫廷为敌都成了一种荣誉。”［塞居尔（Ségur）语］“1756年的条约证明了国际关系中的第一准则——天然敌人间永远都不可能存在诚挚、稳固的同盟。这份条约在原则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对法国则是灾难性的。”［佩松内尔（Peyssonnel）语］

第一次瓜分波兰和东方问题

1763年的《巴黎和约》并没有终结法国的苦难。次年，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ław II Augustus Poniatowski）被选为波兰国王，这表明法国一度在东欧拥有过的支配性影响已然消失。新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将自己的候选人——此外还是她的前情夫——强加给波兰，这表明该国现已成为俄国的卫星国。上一次波兰王位空缺是在1733年，那时法国曾经打算用战争手段强行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上台。尽管它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可至少还是趁着因此产生的混乱得到了洛林。而在1764年，它只能无助地旁观。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东欧的状况自1768年开始发生剧变。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在那一年爆发了战争，因而引发了很大的“东方问题”。俄国取得了极为辉煌的胜利，当中还有件令人震惊的壮举：从波罗的海派出一支舰队进入地中海，在1770年6月的切什梅海战中歼灭土耳其舰队（这场海战可以与勒班陀海战或特拉法尔加海战相提并论）。这场胜利可能会让俄国征服整个巴尔干半岛，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

哈布斯堡君主国被迫去应付这一威胁，尤为重要的原因是俄国自1764年起就与普鲁士结盟。土耳其人每失败一次，哈布斯堡君主国发动军事干预以阻止俄国取得全面胜利的可能性就大上一分。没有人比腓特烈大帝更讨厌这一局面，他在巴尔干地区并没有什么可能面临威胁的实际利益，而且依然专注于在“七年战争”的破坏后重建普鲁士。为了避免卷入战争，他拿出了哈米什·斯科特称之为“外交杰作”的对策：瓜分波兰。约瑟夫二世后来正确地指出，那全是腓特烈大帝的功劳，他行事“狡诈，不怀好意”。该方案是让东欧的三个大国以波兰为代价消弭相互之间的分歧。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节制了她对土耳其人的索求，因此获得波兰东部的一大片土地作为奖赏（约9.2万平方千米）。腓特烈大帝得到的土地仅仅略多于叶卡捷琳娜大帝得到的1/3，可对他来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大小不重要，品质才重要”的问题。此次吞并连接了东普鲁士与霍亨索伦王室的核心领土，让普鲁士控制了维斯瓦河下游，给它带来了巨大的战略、经济和财政利益。

对奥地利人来说，利益就远远没那么明显了。他们获得的那部分加利西亚省人口（265万人）足有普鲁士获得的部分的4倍，面积几乎和俄国获得的部分一样大（约8.3万平方千米），可价值却小得多。加利西亚在战略层面是个累赘，喀尔巴阡山脉是君主国的东北天然边界，可它还在山脉以北。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它还相当原始，注定会成为负担而非资产。当约瑟夫二世于1787年最后一次到访加利西亚时，他哀叹就算在这个省份花费大笔资金，也不能使它持续发展。就政治而言，由于那里的波兰贵族不断寻机回归波兰，它还带来了长久的领土隐患。正如1789—1790年的状况所表明的那样，这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瓜分一个传统上倾向于奥地利的天主教国家，还让新教的普鲁士和东正教的俄国拿到大头好处，这不管怎样都让人难以理解哈布斯堡王朝从中能得到什么利益。在1683年，是波兰国王扬三世·索别斯基率军解救了陷入围困的维也纳。然而，一旦腓特烈大帝赢得俄国的认可，玛丽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实际上就别无选择，弗朗茨一世死于1765年，此后便由这两人共同统治哈布斯堡君主国。约瑟夫二世曾抱怨，阻止瓜分的唯一方式就是发动战争——一场奥地利无法负担也不可能取胜的战争。玛丽亚·特蕾莎勉强地接受了她所说的“残酷的必要性”，腓特烈大帝以典型的简练评价道：“她哭泣——可她攫取。”

瓜分波兰并没有终止战争。恰恰相反，俄国人继续施压，将土耳其人远远撵过了多瑙河，因此，当达成和平的《小凯纳尔贾条约》于1774年7月10日签署时，他们在黑海北岸附近获得了重要成果：在东面控制了亚速海入口，在西面控制了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的河口，在中部让克里米亚汗国从土耳其人手中“独立”出来。黑海航行自由和俄国有权向地中海派出商船意味着黑海不再是土耳其的内湖。绝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在这一地区的野心的极限。1775年，约瑟夫二世利用土耳其人孤立无援的处境，以布科维纳（Bukovina）曾附属于波多利亚（在1772年的瓜分中归属哈布斯堡君主国）为由吞并此地，这进一步暴露了土耳其的虚弱。1772—1775年，东欧边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生动显示了孕育已久的权力版图的东移。这场战争也是该地区首场未经西欧国家以各种方式调停的大战。西欧国家踊跃地提出调停建议，可都被坚定拒绝了。面对“野蛮人，也就是德意志与俄国的哥特人与汪达尔人”（大卫·休谟语），或者说是“有史以来最厚颜无耻的劫匪联盟”（霍勒斯·沃波尔语）的罪恶贪婪之举，英国人与法国人的愤怒可想而知，可他们做不了什么。沃波尔认为法国的声望蒙受了最大的损失，他至少可以用这样的想法宽慰自己，还幸灾乐祸道：“这份瓜分条约甚至都没有知会法国，这是公然侮辱了它。那个可怕的君主国是何等堕落、何等屈辱啊。”

事实上，在法国堕入谷底前，它还有一大段持续沦落的路途。法国之星在中欧和东欧暗淡下去之际，俄国之星却在升起。接下来显明这一重大变化的是巴伐利亚继承危机，起因是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无嗣而亡。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其他分支并不缺乏继承者，但贪婪得不可救药的约瑟夫二世抓住这个机会，与第一顺位继承人——普法尔茨的卡尔·特奥多尔——达成协定，让他把巴伐利亚的相当一部分割让给哈布斯堡君主国，以此换取他对剩余部分毫无争议的继承权。腓特烈大帝立刻回应，从波希米亚入侵哈布斯堡君主国。随后的战争——名头很大，叫“巴伐利亚继承战争”——总是被人用轻蔑或嘲弄的言辞描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法国革命前两个大国间的最后一次交锋，它堪称旧制度下战争的理想范例（也可能是夸张范例）。战争中并不存在会战，只有相隔安全距离的稳重机动，与此同时，外交官们则忙着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他们的劳动成果便是1779年5月13日的《泰申[19]和约》，对约瑟夫二世来说，这是不容否认的失败。除了因河畔的一小片土地外，他不得不放弃整个巴伐利亚。这也代表了俄国在欧洲影响力的巅峰，因为这是它第一次在德意志事务上享有决定性发言权——但绝非最后一次。俄国威胁要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从而在迫使约瑟夫二世放弃其冒险立场上起到了重大作用，不仅如此，就连和平协定的达成都是在俄国调解下进行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所得到的奖赏是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现状的监护人，从而实现了与法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此后10年中，俄国取代了法国的地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中起主导作用的外部势力。

与此同时，在名义上独立的克里米亚汗国，叶卡捷琳娜大帝也着手扩张她的影响力。约瑟夫二世从18世纪70年代的事件中汲取了错误教训，这一事实也对她有利。在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取得的（相对）成功与在巴伐利亚乱局中遭遇的（相对）失利似乎表明是俄国在裁决事务。当俄国人合作时，哈布斯堡君主国就获得了广阔的加利西亚省；而当俄国人抗拒时，哈布斯堡君主国就被迫交还巴伐利亚。约瑟夫二世曾这样告知他在圣彼得堡的下属：“俄国与我国联手，我国与俄国联手，就能达成我们想要的一切；可要是失去彼此，我们就很难实现任何有价值的重要目的。”这些话是他在母亲于1780年11月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内写下的。当玛丽亚·特蕾莎还在世时，虽然约瑟夫二世曾获得许可于当年早些时候去拜访叶卡捷琳娜大帝，但奥俄同盟是没有什么前景的。现在，约瑟夫二世不再受制于母亲，可以实现更为亲近的两国关系。叶卡捷琳娜大帝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正是奥地利的抵制让她无法充分发挥俄国在小凯纳尔贾具备的军事优势。截至1780年，波将金已经成功说服她，使她确信最好的推进方式就是与奥地利人结为同盟，此人是叶卡捷琳娜大帝雄心勃勃的前情人、受她宠爱的顾问，还有可能成为她的丈夫。由于双方都十分急切，完成合作一事没有拖很久：在1781年5月的一番书信往来后，同盟得以缔结。

它的第一个成果是叶卡捷琳娜大名鼎鼎的“希腊计划”。该计划意在至少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俄国自己将要占有的部分相对较少——在黑海西北岸进一步占据土地，在爱琴海上获得“一两个岛屿”。然而，叶卡捷琳娜大帝还计划创建两个新国家，它们都将成为俄国的傀儡国：新的“达契亚王国”包括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比萨拉比亚，将由一位基督教王公（虽然并未提及波将金的姓名，但他是最有可能的候选人）统治；还有一个定都在君士坦丁堡的新拜占庭王国，将由叶卡捷琳娜大帝两个孙子中年幼的那一位统治，此人在出生时就得到了“君士坦丁”这个幸运名字（年长的那位则在受洗后被命名为“亚历山大”）。此类空想的计划并没有在维也纳得到认真对待，可此后不久，叶卡捷琳娜大帝就再度出击，这次她并没有带来计划，而是采取了行动，那时候，奥地利人就不得不正襟危坐留心此事了。1783年4月，叶卡捷琳娜大帝宣布吞并克里米亚，此举为俄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对于这桩新的国际盗匪行径，没有哪个大国比法国更愤怒。两个半世纪以来，法国人一直视奥斯曼土耳其人为他们在东欧的天然盟友，因而对俄国的吞并感到恐惧，那似乎宣告了土耳其不再是欧洲大国。法国人发起外交攻势劝诱俄国人退却，还要求——也完全有理由期盼——盟友奥地利协助，因此，当法国人发觉约瑟夫二世不仅竭尽所能地帮助了叶卡捷琳娜大帝，还在过去两年里秘密与她结盟时，他们也是相当愤怒的。不幸的奥地利驻凡尔赛大使梅西—阿让托伯爵[20]卷入了与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伯爵的几番“热烈的意见交换”也就不足为奇了。

法国人的行动毫无力度，原因相当充分——他们刚刚与英国为美洲打了一场代价高昂得如同灾难的战争。这一政策的设计师是韦尔热纳伯爵，自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后，此人便担任外交大臣。他是职业外交官，拥有在外国宫廷，尤其是在斯德哥尔摩与君士坦丁堡活动的深厚经验。韦尔热纳伯爵政策的核心信念是：位于欧洲边缘的两个国家——大不列颠与俄国——权势已然增长，而且正在扩张，应当予以削弱。自1755年起，他便成为路易十五的秘密平行外交机构“国王密使团”（secret du roi）的一员，热衷于保护法国的传统盟友瑞典、波兰和土耳其，对付由俄国领衔的新一类掠食者。由于第一次瓜分波兰刚过去不久，他在东欧无事可做，可英国人与美洲殖民地居民间日益升级的冲突却是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冲突于1775年变为枪战后，韦尔热纳伯爵开始逐步倾向于干预战事。金钱和武器被运到殖民地居民手中，海军也为战争准备停当。事实证明，引发参战的事件是1777年10月伯戈因（Burgoyne）[21]将军在萨拉托加（Saratoga）向美军投降，此战明确表明，尽管英军上年似乎还可以快速、轻易地击败殖民地武装力量，但现在这已是毫无可能。多年过去，在法国革命爆发后，路易十六表示他后悔授权干预美洲，抱怨顾问们利用了他的年轻，可一切证据都表明他每一阶段的批准都是自愿发出的。没有法国人——更不用说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帮助，美国人绝不可能以历史上的方式和速度赢得独立，西班牙人于1779年4月加入战争，荷兰人则在1780年12月遭到英国先发制人的宣战。1781年秋季，决定性会战在弗吉尼亚的约克敦打响，康华里勋爵麾下的8 000英军发觉自己被困半岛，夹击他们的则是乔治·华盛顿与拉斐德侯爵指挥的法—美陆军和格拉斯伯爵（comte de Grasse）率领的法军舰队（拥有24艘战列舰）。当不可避免的投降消息传到伦敦时，时任首相的诺思勋爵的反应是“哦，上帝，一切都完了”。尽管乔治三世决心继续战斗，下议院却于1782年2月27日以234票对215票通过了一项呼吁终止战争的动议。

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纵然1781年是英国人最糟糕的一年，1782年却是最好的一年。英军在陆上守住了纽约和查尔斯顿（Charleston），而且还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展开攻势。而在海上，罗德尼与胡德合兵一处，于4月12日在桑特群岛[22]击败法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夺回了加勒比海与大西洋的控制权。得意扬扬的罗德尼告知海军大臣[23]桑威奇（Sandwich）伯爵，表示法国舰队已然蒙受“极大的打击，不会再恢复了”，并总结称：“现在，你可以鄙夷一切敌人了。”同年秋季，法国—西班牙联军夺取直布罗陀的最终尝试也彻底失败。在印度，作为国家经济复兴大计划的一部分，德·比西（de Bussy）计划大举远征，以期实现法国控制次大陆的目的，但英国海军的行动拖延了他的行动，直到初步和约签订后，远征也未能发动。上述胜利鼓舞了英国代表团，使其在1783年初能够通过谈判达成一年前不敢想的和约。当然，美国的独立得到了承认，可加拿大、纽芬兰和新斯科舍依然属于英国。法国人保有了多巴哥（Tobago），以及纽芬兰的部分渔权，还有塞内加尔、印度境内的少数商站。西班牙人做得还要好，夺回了梅诺卡与佛罗里达。在印度，战前状况得以恢复。

然而，对于《凡尔赛条约》的消息，欧洲最普遍的反应是惊呼“不列颠完了！”（Finis Britanniae!）不列颠帝国因债务而陷于困境，因政治不稳而难以动弹，业已宣战的敌国和持有敌对态度的中立国数目众多，却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与之对抗的盟国。可想而知，大部分同时代人认为，事实将证明，丢失美利坚不过是不列颠帝国全面解体的第一阶段。例如，针对1783年春季英国的国际处境，约瑟夫二世做出了下列分析：“英格兰的处境难以形容，它恰恰表明这个国度已经何等堕落。在最近的战争当中，就算法国所得不过是向欧洲其余国家宣示它的敌手那绝望而可怜的处境，它依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还认为大不列颠在经济层面的损失甚于法国，认为其物质基础更为薄弱，其权势、声望与繁荣均被粉碎，弥漫于该国一切公共生活中的腐败也会妨碍（甚至阻止）其恢复，而约瑟夫二世的观点绝不是没有代表性的。

在法国，人们的观察视角更具敌意、更为实际。然而，法国人似乎再次为第三方利益——这次是美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利益——付出了鲜血与黄金。韦尔热纳伯爵抱怨道：“将英国常驻专员逐出敦刻尔克，让纽芬兰海域渔业限制略微松弛也好，收复多米尼克和格林纳达的小小岛屿也罢，都不是充分到足够让我们投入战争的理由。然而，这就是国王计划从一场胜利战争中争取的仅有目标。”此外，就算英国人未能赢得战争，他们至少赢得了和平。正如乔纳森·达尔（Jonathan Dull）总结的那样：“讽刺的是，从这场战争中最终受益最大的欧洲国家是英国。”时间每流逝一年，英国反战者谢尔本的预言就被印证得越发准确：在丧失对美国的政治控制后，继之而来的将是两国间贸易的补偿性扩张。英国与世界其他部分，特别是与东方的贸易也迅速恢复并超越了战前水平。特别是因为原棉供应再度畅通无阻，工业产出得以成比例地增长。在欧洲，叶卡捷琳娜大帝单方面夺取克里米亚的行为已暴露出法国的虚弱，而在1784年，当约瑟夫二世重启其巴伐利亚项目时，法国也无力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的状况，表现出了类似的无能，这更加剧了法国的困境。最终，组织德意志诸侯同盟并以此捍卫帝国完整（或许这只是腓特烈大帝宣称的目的）的不是法国，而是普鲁士。

“无穷的金钱是战争的原动力”——战争与财政

战争结束仅仅3年，执掌法国财政的大臣（名为“总监”）夏尔·亚历山大·德·卡洛纳（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便不得不于1786年8月告知路易十六，他的君主国快要破产了。旧制度末期的痛苦煎熬开始了。而在同一年，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为了逐步削减国债，推出了他每年投入100万英镑国库盈余的“偿债基金”。按照他最具洞察力、最为简明的传记作者罗斯伯里勋爵的看法，小皮特的这一成就“被同时代人视为他最值得称道的举动”。上述对比鲜明的命运表明了一种根本性的国家差异。“第二次百年战争”并不是在魁北克、特拉法尔加或滑铁卢赢得的，甚至也不是在伊顿的操场上打赢的，而是在伦敦的财政部里获胜的。

要理解为何英国公共财政如此坚韧，而他们的传统敌手却如此脆弱，我们需要追溯到17世纪中期，当时两国同时遭遇了政治危机，却以不同的方式脱离危机。正如我们所见，1648—1653年的投石党运动以君主的胜利告终，他可以不受掣肘地行使财政权力，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绝对”的。在英格兰，更为漫长的斗争产生了与此截然不同的结果，公共财政要置于议会的稳固控制之下，1688年的“光荣革命”则巩固了这一点。事实上，这一点已被视为政体冲突的主要成果：“确保我们自由的不是律法，而是人民手中的钱袋。”（卡特里特语）乍看起来，这一状况会让征税变得更困难，可它实际上是通往最大化利用国家资源的决定性一步。这正是因为参与政治的人们控制着公共开支，也正是因为其中许多人从中得利。所以，议会更情愿准许征收新税或提高税率。此外，就直接税而言，税收既是全国性的，也是地方性的：因为税收统一适用于王国所有部分，所以它是全国性的，又由于它是由纳税人（土地所有者）代表确定并征收的，因而也是地方性的。

然而，直接税——土地税和针对其他形式的私人财产或社会地位的税种——并不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因为它只占到“九年战争”期间总收入的大约42%，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的38%，而到了18世纪80年代，其占比已下降到18%。就连1799年开征所得税也没有将直接税所占的比例提升到1/3以上。主要税负是关税和国内货物税。1660年后，征税职责从个体包税人转移到官僚体系控制下的公职人员身上。间接税具备双重优势。首先，由于它是针对消费的税收，尽管它导致穷人负担最为沉重，可税款在进口港或工场征收，而后一并计入价格，意味着它是相对“隐蔽”的。其次，随着茶、糖和烟草之类应纳货物税的日用品在社会层次上变为大众必需品，它也让政府从贸易发展、关税和18世纪的消费革命中得利。征税机构也成比例地实现了扩张。从“九年战争”开始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海关人员人数增长了1/3，国内货物税税吏人数增长了将近一半。到了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英国已有1.4万名各类税务官，换言之，征税人比国教会牧师还多。机构扩张也伴随着专业化发展。约翰·布鲁尔写道：“英格兰国内货物税（征税机构）依靠一套复杂的测算、记账体系，在组织上采用基于经验和能力的严苛等级制度，还受到中央部门的严格纪律管制，它比18世纪欧洲的任何其他政府机构都更接近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度理论。”

简而言之，17世纪在英格兰发展出的财政体系是普遍、官僚制、专业化的，也是与公众相关的。因此，它享有至关重要的信任。正如马丁·多恩顿（Martin Daunton）所述：“如果缺乏对其他纳税人与政府均会履行义务的高度‘信任’，纳税人就没有多少缴纳税款的动机。”议会方面也确保了发动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是举国战争。威廉三世或许把英格兰纳入了他与路易十四的长期斗争之中，可只有国家利益才能让它持续参战。1689年，约翰·怀尔德曼（John Wildman）爵士在下议院发言称：“我们在此会谈，为的不是国王，而是王国。我曾在此听人鼓吹，‘小心，别成为对法战争的主角’，可在对抗詹姆士国王、使我们免于贫穷与被奴役的战争中，我们正是主角。”笨手笨脚的路易十四支持詹姆士党王位觊觎者并迫害新教徒，英格兰举国必然动用全力与其对抗。

税收在1689年还没那么多，可很快就变得相当可观。在17世纪80年代，年度总开支不会超过200万英镑；而在90年代，支出已经翻了一番多；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年度支出已达到将近800万英镑。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688年的两倍，而公共支出已占到它的7%，此后，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稳步增长到1783年的16%、1801年的27%。收入也从1700年的430万英镑增加到1800年的3 160万英镑，但还是跟不上支出。维持“军事—财政国家”运转的唯一方式是借款。政府在“九年战争”期间通过贷款筹资1 600万英镑；在革命及拿破仑战争期间也以此筹得4.4亿英镑。政府债务从1700年的1 420万英镑增加到1800年的4.56亿英镑。这是如何做到的？这笔债务的名称就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答案，因为它是“公债”或“国债”。罗伯特·沃波尔在1712年写了一本小册子，它的冗长标题中有一部分叫作“在四篇文章中表述并考量国债，即：一、关于公债致一位友人的信”。金钱不是借给了君主，而是借给了拥有全国土地财富作为担保、由议会中人所代表的国家。这一关系在1694年得以制度化，那时的一项议会法令创建了英格兰银行，该行甫一成立便承担了借给政府120万英镑的任务。由于8厘年息享有议会担保，银行在不到两周时间内就从1 268名投资人（包括国王本人）手中筹得了对应资金。到了18世纪中叶，公债投资人增加到6万人，到1815年则高达50万人，其中还有许多人来自欧洲大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评论道：“英格兰银行的稳定是与不列颠政府的稳定相一致的。只有在银行给政府的贷款受到损失时，银行的债权人才可能受到损失……它不仅充当一家普通的银行，而且充当国家的巨大发动机。”这与糟糕的旧日子天差地别，那时，借贷给国王与其说是理性投资，不如说是忠诚行为。这一安排让连续多届英国政府能够在需要资金时以可以接受的利率筹到款。随着人们对该制度越发信任，利率也逐步下降——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是6～8厘，“七年战争”中则降到原先的一半左右。因为胜利孕育着胜利，“七年战争”令人目眩的成功促进了进一步投资。正如本杰明·牛顿（Benjamin Newton）牧师在1758年的一次布道中所述：“现在，战争状况一般是由充足的财富决定的；最富裕的国家就是胜利的国家，胜利的光荣花环已变为黄金价格。”

税收与贷款的结合使得英国政府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倍投入战争。当“第二次百年战争”打响时，皇家海军拥有173艘各式舰船，而当战争结束时，它拥有将近1 000艘舰船。英国陆军在“九年战争”中的年均人数略多于7.5万，到1809年已超过了30万。尽管人员数字的不可靠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在数字看似精确的时候，但一份较为准确的估计认为，在1809年有超过75万人服役于武装力量各分支。役龄男子参军比例从18世纪40年代的1/16增长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1/8、拿破仑战争期间的1/5或1/6。

英格兰人在17世纪下半叶着手创建“军事—财政国家”时享有一个显著优势，那就是他们是相对意义上的新手。尽管曾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等状况下偶尔受到刺激，他们在多数场合还是隔绝于欧陆战争之外，仅仅参与了有限的殖民扩张。而英格兰人的所有敌人都在一个多世纪里陷入苦战，在“三十年战争”中状况尤为激烈。其结果是，各类特许权均已被特定利益集团攫取，事实证明这非常难以改变。这一点在法国最为真切，它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关乎存亡的斗争始于1494年的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到本书所述时段开始时依然在持续进行。法国国王几乎朝不保夕，在一个个权宜之计中蹒跚而行，根本不能创造出有秩序的公共财政体系。

“捐官”或卖官的重要性具有典型性，研究这一问题的最权威历史学家（威廉·多伊尔）将它描述为“一种法国式嗜好”。官职的市场化始于1522年，由于买卖双方都颇为欢迎捐纳官职，它有漫长的未来。对始终遭遇沉重压力的君主而言，捐纳为手头提供了现金；对购买者而言，它们带来了收入、特权（例如免于向军队提供食宿、免除若干税收形式）以及最为重要的地位，在某些状况下甚至是贵族身份。每年缴纳的费用［官职税（Paulette）］换来了世袭地位。科尔贝在1664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共有45 780名由捐纳而来的司法、财政官员，市场价值共计4.2亿利弗尔，政府每年可获得200万利弗尔的官职税，但还要向官员发放800万利弗尔作为薪金。路易十四对荷战争的金钱需求破坏了科尔贝削减捐官的尝试，此次削减也是旧制度下的最后一次。多伊尔估计，在1789年有7万名捐官，换言之，1%的男性人口拥有捐纳得来的官职，因而可能有多达33万人依附于他们。路易十五的最后一位财政总监泰雷爽快地承认了捐官并不公平，可国王也需要获取金钱。

如此庞大的资本被束缚在非生产性投资中无疑对法国经济造成了长久的严重影响，可这并非我们在此关注的方面。就财政层面而言，它意味着改革已处于近乎不可能完成的境地。按照J. F. 博舍（J. F. Bosher）的明晰表达，法国国王们之所以不能改变制度，乃是因为改变已超出其能力范围。博舍也指出了一个与此相关的根本弱点——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征税并非公众职责。它是一桩买卖，私人包税商预先与王国政府签订在国内对应地区征收对应税种的合约，他们预先缴纳税款，以此换取执行征税的权利。其结果是私人富足、公家穷困。在“九年战争”进程中，国王和金融家们签订的合约给予前者3.29亿利弗尔，却还给后者创造了1.07亿利弗尔的利润。难怪在路易十六治下，像“总包税商”这样的官职售价会高达150万利弗尔，因为获得该职位就意味着与整个王国最富裕的40人——间接税征税人——为伍。宠臣们实际征收的金额与最终进入王家钱袋的金额存在极大差异。事实上，那之所以会被称为“王家钱袋”，是因为并不存在监督收支的中央财政部。收上来的大部分税款最终直接流入各类王家包税商手中。当时既不存在官员等级制度，也不存在官僚机构控制。结果，就连走向财政合理化的第一步——预算——都迈不出去。值得注意的是，1784年的《方法论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将“预算”定义为在英国议会中使用的词。因此，财政总监内克尔在1781年提交的《呈王账目》（Compte rendu au roi）中声称存在可观盈余，他的继任者卡洛纳却表示事实上存在巨额亏空，而且，这两人的看法都无法证明究竟是对是错。国家银行也是不存在的。J. H. 申南（J. H. Shennan）指出，路易十四宁可熔化他的金银餐具和白银马饰，也不愿仿效其对手的银行实践。约翰·劳的国家银行计划在1720年遭遇了耻辱性失败，打败他的是在财政国家化进程中可能受损最大的金融家们，这意味着旧制度下将不会有任何后续尝试。

曾有人断言法兰西君主国的财政问题源于特权，因为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享有财政上的蠲免。的确，教会只缴纳了不多的自愿捐献（don gratuit），贵族也无须缴纳主要直接税种人头税（taille）。然而，约翰·麦克曼纳斯业已指出，到了18世纪80年代，教会实际已经上缴了“相当一部分”，而按照贝蒂·贝伦斯的看法，由于1749年统一开征了5%（因此得名廿一税）的土地收入税，1756年其税率加倍，1782年又变为最初的3倍，法国贵族缴纳的直接税实际上多于他们的英国同阶级成员。然而，不管这类反驳多么有理有据、多么客观，它们似乎都有些离题，因为最重要的是绝大部分纳税人对其处境的认知状况如何。18世纪80年代晚期的大量小册子和出版物表明，的确存在一种广为传播的看法：普通人背负着两大特权等级。

因此，与前者（英国财政体系）相关的信任永远无法被灌注进法国财政体系。由于法国严重依赖直接税（取决于不同时段状况，直接税占到总税收的48%到61%），状况变得越发严峻。在英国，土地税是相对隐蔽的，因为土地税由地主缴纳，而他们又将税负以增加地租的方式转嫁到了佃农身上，但是在法国，人头税是直接从耕作者身上收取的。彼得·马赛厄斯和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曾在关于两国财政体制的比较研究中评论道：“假使英国是一个由土地经营者缴纳人头税而且由官员征税的国度，征税人的直接出现将给乡村社会中的大部分家庭创造明确的敌对目标，这会产生并激化政治对立。”在法国，就连间接税的主要税种盐税（gabelle）也会牵涉到单个家庭与征税人间十分明显的直接对抗。

税种与税率的普遍差异也侵蚀了信任。正如我们所见，仅以盐税为例，法国已被分成拥有6种不同税率的6个不同地区。除去滋生不公感受外，根据奥尔文·赫夫顿的说法，这一无序状况也让国内走私成了涉及数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大产业。这一荒谬状况的例证便是走私者颇具创意地使用犬只越界运输，将盐从布列塔尼运到曼恩。在直接税上也能发现同样的差异：以桑斯选区为例，由于根本不考虑土地价值或实际产出，税收最低状况下仅占收入的5%，最高则达53%。认为宫廷中的私人欢愉浪费了政府收入的想法就没那么容易量化表达了。虽然事实上这只占到总支出的6%～7%，可先是路易十五与其诸多情妇的奢侈行为广为人知，后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奢靡行为路人皆知，这也根本无法鼓舞普通纳税人。即便在面临破产威胁的18世纪80年代，卡洛纳还是插手了某些张扬的花销事宜，其中包括从庞蒂耶夫尔公爵（Duc de Penthièvre）手中以1 800万利弗尔价格购得朗布依埃宫，为王后购买圣克卢，还给王后在宫廷里的朋友们许多年金。1787年7月19日，路易十六的大臣们打算给他上一堂迟来的基础课程，教他明白公共关系与财政成就间的联系：

尼韦奈（Nivernais）公爵：“我们不能隐瞒陛下，公众情绪相当糟糕。”“可为什么呢？”国王说。没有人回答。（然后卡斯特里侯爵）大声地说：“陛下，因为公众怀着些许惊异，看到就在陛下准备给人民施加新的税负时，他却没有做出任何个人牺牲；看到他做了一个导致财政毁灭的糟糕选择（卡洛纳），却似乎打算让自己的臣民付出代价；看到他的建筑依然在到处动工。诸如此类。”

按照弗朗索瓦·菲雷的准确判断：“要是路易十六能够打击宫廷奢靡，虽然可能无法拯救他的财政，但他能拯救更多——拯救君主制本身。”

这时候已经太晚了。就连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有限胜利也是以过高的代价赢得的，因为它的花销相当于前三场战争的总和。仅以海军军费而论，从1778年到1783年就翻了两番。等到卡洛纳于1786年8月20日觐见路易十六时，状况已至绝望。这时的君主国陷入了利息与亏空螺旋式交替上升当中，还债开支已多到只能通过募集更多贷款来负担的地步，而这又增加了亏空，使得贷款需求进一步增加，如此一路循环下去。人们认为，在年度总收入约为4.75亿利弗尔的基础上，当时的年度亏空已超过了1亿利弗尔——不过，没有人能够肯定上述任何数字，而同时偿还债务则正在消耗大约一半的收入。在1782年遭遇诸多困难才得以实行的第三次廿一税将于1787年到期。自1776年起，法国政府已借贷了超过10亿利弗尔，而这时的贷款也只能缓慢地以越来越高的利率流入。王家财政此前未能公共化、国家化，这一失败此时被证明极具破坏性，因为它是对信用的重创，导致心不甘情不愿的路易十六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

旧制度下如何赢得陆战

就军事层面而言，在1648—1815年这一时期，三个伟大的成功故事是俄国、普鲁士，以及1648—1697年和1792—1809年的法国。哈布斯堡君主国也有它的光辉时刻，尤其是在1718年前对抗土耳其人的时候，可它蒙受了太多的失败，因而不值得计入第一集团。这一状况表明，军队人数是胜利的关键。

表9 18世纪的陆军人数

资料来源：Walter Demel, Europäische Geschichte des 18. Jahrhunderts (Stuttgart, 2000)

表10似乎确认了这一点，它也说明了这一时期战争的烈化。

表10 1648—1815年战争的烈化

各栏解释：

一、一支军队在交战中的平均规模，根据每场战争中的30场可选会战计算

二、每1 000名参战人员所对应的火炮数量

三、对阵双方军队总人数超过100 000的会战场数

四、平均每月会战场数

资料来源：R. R. Palmer, ‘Frederick the Great, Guibert, Bülow: from dynastic to national war’,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Oxford, 1986)

然而，我们很容易发觉量化方法的不足之处。路易十四纵然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初组建了庞大的军队，也无法阻止布伦海姆、拉米伊、奥德纳尔德与马尔普拉凯。在“七年战争”中，法国、哈布斯堡君主国、俄国、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和瑞典组成的联盟享有巨大的人数优势，可这也无法转化为它们对大不列颠与普鲁士的军事胜利。1756年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口还不到法国一半，普鲁士人口更是不到法国的1/8。

就人口而言，当腓特烈二世于1740年即位时，普鲁士只是个三流国家，然而到1763年《胡贝图斯堡条约》签署时，它已经在欧洲大国的主宾席上站稳了脚跟。根据最普遍的说法，它的胜利关键在于最大化利用资源的能力。依靠在1740年夺取西里西亚，而后成功抵御一切敌手，腓特烈二世表明战争之神并不总是站在军队规模更大的一方。在《我的时代的历史》序言中，他以可以理解的自满评论道：“我曾目睹当小国拥有产业、事务秩序良好时，它们能够成功抵御最庞大的君主国。我发觉大帝国多有弊端，充满了混乱，仅仅依靠诸多资源和自身体量才得以维系。”这段话极好地概括了普鲁士与哈布斯堡君主国之间的关系。

腓特烈二世的三位先君创建了一种军事制度，这种制度本质上依赖统治者与土地贵族间的紧密协作。根据1653年签订的一份协定（“邦议会协定”），后者得以终身保有土地（此前仅拥有可被收回的采邑），享有对地产的独占权，以及对其上农民的控制权。但是作为交换，他们也要确保缴纳常备军所需的税收。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勃兰登堡军队规模依然相对较小（1688年时约有3万人），它依赖外国的补助金，无法将军事成绩转化为领土收益。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以1675—1679年让勃兰登堡人打到里加城门前的瑞典战争为例，根据路易十四的吩咐，勃兰登堡被迫在《圣日耳曼和约》中归还它攻占的大部分土地。极度愤怒的大选帝侯命人建了一块纪念碑，碑上刻有维吉尔的威胁性格言：“我的骸骨上将兴起复仇者。”[24]他指望曾孙成为复仇的工具。

然而，打造这一工具之人却是大选帝侯的孙子腓特烈·威廉一世。他的一部分成就在社会层面。通过巧妙运用胡萝卜与大棒相结合的手段，他让容克成为普鲁士军官团的同义词。假如有青年贵族在志愿参军服役时表现落后，就会有军方搜查队出动，将他们抓到军官学校里去。他们所受的训练是残酷的，早年的军中生活也是穷困的，可只要升到上尉军衔，得以统领一个连，他们的经济前途就有保障了。等到腓特烈二世即位时，容克们已经切实地融入了军官团。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另一部分成就在文化层面。通过个人垂范，他将军人职业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1725年之后，人们从未见到他脱下（波茨坦近卫团的）军装，腓特烈·威廉一世率先垂范，也让他的子孙们随之效仿。他还有一部分成就在军事层面。尽管普鲁士军队只是国际舞台上的羞怯玩家，可在他的监管下，这支军队成了欧洲最具战斗力的军队，他的儿子恰如其分地指出：

先王依靠他无尽的勤勉，在王家部队里灌输了美妙的秩序与纪律，让部队在运动与机动中表现出欧洲前所未见的精确。普鲁士步兵营成了行走的炮群，装填的迅捷令射击速度快了两倍，使普鲁士兵能够以一敌三……这么多新发明将军队变成了移动的要塞，接近这座要塞则阻力重重、相当危险。

此外，军队的兵力与其质量也是相称的。腓特烈·威廉一世从区区224万人口中征集兵力，却在1740年留下了一支和平时期就有8.1万人之众的军队。1732—1733年引入的“划区征兵制”使这得以实现，在该制度中，每个团分得一块征兵区。这标志着通往征兵国家化的重要一步，因为所有身体健全的男子都有义务在征兵区名册上登记。要是志愿者无法满足额定人数，就要采用征兵手段。有限程度的征兵方式并非普鲁士人的发明，瑞典是第一个基于强制兵役原则组织常备军的国家，可正是普鲁士人将它发挥到极致。据路德维希·德希奥（Ludwig Dehio）估计，要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在1740年做出同等努力，它拥有的军队就不会是实际上可用的10.8万人，而将足有60万人之多。

腓特烈·威廉一世也完成了社会军事化进程，这一进程改变了普鲁士。其子的副官冯·贝伦霍斯特（von Berenhorst）的名言是，普鲁士“不是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拥有国家的军队，在这个国度里，处处是宿营地”。军事政策的首要地位影响了各个政府部门的政策。主要的受益者当然是贵族，他们提供了军官人选，获得了对农奴和地方政府的控制权、对庄园地产的垄断权（因此，一名容克只能把土地卖给他所在阶层的另一成员），以及用来修复战争创伤的廉价贷款与补助金。政府在制定财政、贸易政策时优先考虑乡村利益同样使贵族受益。农民也得到了好处，因为要想稳定炮灰的供应，就得让农民拥有过得去的生活水准。按照奥托·比施（Otto Büsch）优雅严谨的表述：“保护农民就是保护士兵。”

这是一种弥散到社会各阶层的尚武精神。容克们与腓特烈二世一道在1740—1763年的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中出入火线，在此期间约有1 550名军官死亡。就算损失了23位家族成员［其中包括杰出的诗人埃瓦尔德（Ewald），他在库讷斯多夫会战中负伤，后来因伤死亡］的冯·克莱斯特家族是个特例，可还有其他多个家族损失人数高达两位数。随着战争以普鲁士克服一切困难取得大国地位告终，幸存者与其统帅就像血盟兄弟般联系起来，正如腓特烈二世的一位老兵所述，这种关系类似苏格兰族长与家族成员间的关系。腓特烈二世自上而下确立了无私地尽忠职守的范例，他与士兵同甘共苦，还要求王室成员也同样行事，而且，所有王室成员都得强制服役。就像伦多夫伯爵吹嘘的那样：“我军有别于其他任何军队之处，是我们的亲王本身就是士兵，而且像列兵一样毫无怨言地忍受艰辛。”平民们也享有这种自豪感，一名法国访客发现：“普鲁士的普通人，哪怕是最低贱阶层的人，都充满了尚武精神，他们满怀尊敬地谈论军队，诵读将军的姓名，详述他们的胜利和赢得光荣的时刻。”这一印象也得到了普鲁士人自己的确认，例如，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在其回忆录中记载道：

曾成功挫败欧洲其他所有国家同盟的国王作为最高统帅出现在游行与阅兵场合，他位于曾赢得诸多会战的部队最前方。当军队在像哈雷门（Hallesche）或普伦茨劳门（Prenzlauer）之类的某座柏林城门外展开训练或演习时，柏林市民们就成群结队地涌出去围观。我的父亲（一位熟练木工）也常常带孩子们去参加此类大众节庆。在拥挤的人群中，在炮兵车队和正在行军的士兵的涌动下，我们准备忍受几个小时的尘土与炎热，只为了能看到被让人眼花缭乱的名将们围绕着的我们的老弗里茨。

简而言之，普鲁士在18世纪成了一个军事化社会支撑的军事国家。这绝非不可避免。1610年，柏林民兵曾拒绝统治者要求他们展开训练的命令，他们的理由虽不英勇，却很合理，那就是用真火药开枪会吓坏他们怀孕的妻子。是“三十年战争”给人们狠狠上了一课，告诉人们在缺乏自然疆界的北德平原上，实际情况是“不吃就得被吃”。是一连串非凡的霍亨索伦家族统治者最终确保说了算的是普鲁士人，而非波兰人、丹麦人、瑞典人、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或奥地利人。事实上，即便到了18世纪初，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对哈布斯堡王室构成主要威胁的也不一定是崭新的普鲁士王国，反而有可能是其他德意志诸侯国，由彼得·威尔逊编纂的下表包含了部队实力和此后的发展状况，它颇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表11 德意志诸侯国在18世纪的军国化发展

巴伐利亚选帝侯在1777年12月底继承了普法尔茨

可仅仅军事化是不够的。普鲁士要成为大国，就得除掉两个邻近对手：瑞典和波兰。此后发生了什么一如我们所知，人们很容易忘记瑞典人在17世纪行使着何等的权力，当时，他们的帝国包括了波罗的海沿岸诸多地区，他们的军队深入南德。鉴于波兰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遭遇瓜分后便消失在欧洲地图上，人们就更容易低估它的潜力了。然而，萨克森选帝侯国的腓特烈·奥古斯特被选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两者在1697年合并，似乎实现了质量与数量的完美匹配：萨克森可能是当时中欧最发达的国家，波兰的土地则几乎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在对付瑞典和波兰的事上，最终都是俄国替普鲁士完成了工作。彼得大帝在“北方大战”（1700—1721）中将瑞典削弱为三流国家，还控制了波兰，无意之中也为普鲁士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正如我们在本章前文所见，1740年秋季的国际形势对腓特烈二世出奇有利，可要是他没干预，那还是什么都不可能发生。不会有战争仅仅因外部环境有利而“发生”，意志带来的行动总是需要的。腓特烈二世做出决定，要动用其父铸造的兵器，利用极度有利的国际形势，这即便算不上最重要的行动，也必定是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此后，一切都变了样。他基于前两次西里西亚战争的经验，于1746年写就了《战争总则》，在这部书中，腓特烈二世让他的指挥官们切记要进行“速战速决的猛攻”。他既是总司令，又是国家元首，因而享有统一指挥的无价优势，得以凭借敌军无法拥有的速度寻求决战。他也在战争中加入了“不做就得死”的幻念，它将孤注一掷的攻击性——这足以弥补任何数量上的匮乏——赐予普鲁士的战争。1806年9月20日，就在拿破仑于耶拿和奥尔施塔特赢得压倒性胜利前3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上尉致信他的未婚妻，信中提到在罗斯巴赫战后，当腓特烈二世于1757年12月挥师前往洛伊滕迎击奥军时，“他就像是一个绝望的赌徒，决心要么输掉一切，要么赢回一切，而且（要是我们的领导人们能注意到这个事实就好了！）这热烈的勇气里不过是强大个性的本能，军事智慧的最高形式正存在于这种个性中”。事实上，随着战事推进，他众多敌人的数量优势开始发挥出来，腓特烈二世的攻击性也减弱了。他拼命闪避敌军，从一条战线赶赴又一条战线，寻求一场既有阵地战，又有运动战和小规模胜利的战争。正如他本人所述，“赢得一场会战意味着迫使你的对手将阵地交给你”，因此“取得许多小胜就意味着逐步积累了财富”。在1761年和1762年的战役中，以及在1778年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中，他都没有打过会战。正如我们会在下一章看到的，法国革命者与拿破仑从腓特烈大帝的军事实践中收获良多，从而征服了欧洲大部，可他们犯了致命的错误，没能像腓特烈大帝那样，让军事手段从属于政治目的。

[1] 库尔特·克里斯托夫·冯·什未林伯爵（Curt Christoph Graf von Schwerin，1684—1757），16岁时加入梅克伦堡军队，1720年转入普军，1740年晋为元帅，1757年5月6日战死于布拉格会战。参见：M.Guddat, Handbuch zur preußischen Militärgeschichte: 1688—1786. Mittler, 2011, pp. 262—263.

[2] 威廉·赖因哈特·冯·奈佩格伯爵（Wilhelm Reinhart Graf von Neipperg，1684—1774），1741年3月19日晋任上将，同年4月12日晋为元帅，死于1774年5月26日。参见：A.Schmidt—Brentano, Kaiserliche und k.k. Generale: (1618—1815), 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 2006, p. 68.

[3] 另据普鲁士总参材料，普军在霍亨弗里德贝格总损失4 751人，其中战死905人，奥地利—萨克森联军总损失约13 800人，其中战死3 120人。参见：R.Keibel , Die Schlacht von Hohenfriedberg, Berlin, 1899, p. 438. 据奥地利官方历史，普军总损失4 737人，奥地利—萨克森联军总损失12 847人。参见：K.u.K. Kriegs—Archiv Österreichische Erbfolgekrieg 1740—1748, Wien 1896—1914, vol. 7 , p. 478.

[4] 萨克斯（Saxe）系萨克森的法文写法。

[5] 约翰·格奥尔格·亚当·冯·施塔尔亨贝格伯爵（Johann Georg Adam Graf von Starhemberg，1724—1807），奥地利外交官，系施塔尔亨贝格伯爵家族成员，1754年起出使法国达12年之久，1765年获得侯爵头衔。

[6] 马克西米利安·尤利塞斯·冯·布朗伯爵（Maximilian Ulysses Graf von Browne，1705—1757），他也是卡默斯与蒙塔尼男爵（Baron de Camus and Mountany），爱尔兰天主教徒，后加入奥军，1754年7月10日晋为元帅。参见：A. Schmidt—Brentano, Kaiserliche und k.k. Generale: (1618—1815), 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 2006, p. 16.

[7] 利奥波德·约瑟夫·马里亚·冯·道恩伯爵（Leopold Joseph Maria Graf von Daun，1705—1766），他也是泰阿诺侯爵（Fürst von Teano）、里沃拉侯爵（Marchese di Rivola），1754年7月7日晋为元帅。参见：A.Schmidt—Brentano, Kaiserliche und k.k. Generale: (1618—1815), 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 2006, p. 24.

[8] 科林（Kolin），今捷克共和国中捷克州科林（Kolín），距布拉格约55千米。

[9] 大耶格斯多夫（Grossjägersdorf，亦作Groß Jägersdorf），今俄罗斯联邦加里宁格勒州莫托尔诺耶。普雷格尔河俄国段现名普列戈利亚河，波兰段现名普雷戈瓦河。

[10] 约瑟夫·马里亚·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亲王（Joseph Maria Friedrich Wilhelm Prinz von Sachsen-Hildburghausen，1702—1787），1739年6月11日晋为帝国上将，1741年4月18日晋为奥地利元帅。参见：A.Schmidt—Brentano, Kaiserliche und k.k. Generale: (1618—1815), 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 2006, pp. 85—86.

[11] 费迪南德·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Ferdinand Herzog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1721—1792），也常被称为不伦瑞克亲王（Prinz von Braunschweig），系普鲁士王后之弟，后加入普军，1758年晋为普鲁士元帅。参见：M.Guddat, Handbuch zur preußischen Militärgeschichte: 1688—1786, Mittler, 2011, pp. 48—49.

[12] 洛伊滕（Leuthen），今波兰下希隆斯克省卢蒂尼亚（Lutynia）。

[13] 措恩多夫（Zorndorf），今波兰西波莫瑞省萨尔比诺沃（Sarbinowo）。

[14] 库讷斯多夫（Kunersdorf），今波兰卢布斯卡省库诺维采（Kunowice）。

[15] 另有资料称，普军参战总兵力49 000人，其中战死约6 170人、伤11 099人、被俘和失踪1 356人，总损失约18 625人。参见：C. Duffy, By Force of Arms, Emperor's Press, 2008, p. 165.

[16] 彼得·谢苗诺维奇·萨尔特科夫（1698—1772），1714年加入近卫军，曾参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俄瑞战争、“七年战争”，1759年因库讷斯多夫会战胜利晋为俄军元帅。参见：А. К.Ильенко, Рус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 25 томах, СПб. М., 1896—1918, т. 18, с. 105—117.

[17] 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冯·普鲁士亲王（Friedrich Heinrich Prinz von Preußen，1726—1802），通称海因里希亲王，兄弟中排行倒数第二，参与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巴伐利亚继承战争，最终军衔为普鲁士步兵上将。参见：M.Guddat, Handbuch zur preußischen Militärgeschichte: 1688—1786, Mittler, 2011, pp. 220—223.

[18] 此处译文引自伏尔泰著，傅雷译，《老实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113页。

[19] 泰申（Teschen），现划归波兰、捷克两国，分别为波兰希隆斯克省切申、捷克摩拉瓦西里西亚州捷克捷欣。

[20] 弗洛里蒙·克洛德，梅西—阿让托伯爵（Florimond Claude, comte de Mercy-Argenteau），奥地利外交官，1727年生于列日主教领地列日（今比利时列日），1766—1789年任奥地利驻法大使，1794年卒于伦敦。

[21] 一译“柏高英”。

[22] 桑特群岛（Îles des Saintes），一译圣徒群岛、圣徒岛。

[23] 原文作secretary of state，但桑威奇伯爵仅于1770年12月19日—1771年1月12日担任北部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Northern Department），此时职务为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24] 原句出自《埃涅阿斯纪》卷四第625行，又作“让我的骨肉后代中出现一个复仇者吧”。参见：［古罗马］维吉尔著，杨周翰译，《埃涅阿斯纪》，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02页。

第十三章

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1787—1815

法国革命战争的开端

法国革命战争的开端通常被定在1792年4月20日，因为这是在巴黎的立法议会向“匈牙利国王”（这是哈布斯堡君主国新统治者弗朗茨此时为人所知的称呼，他要到7月才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宣战之日。实际上，从1787年8月17日起，战争就在持续进行，在那天，土耳其人把俄国大使布尔加科夫（Bulgakov）伯爵关进了君士坦丁堡托普卡珀宫旁的七塔堡[1]里，这是他们的宣战仪式。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明智地评论道，它的开始“与许多战争如出一辙，都是源自受到威胁、处于守势的大国决心以暴力终止衰落、重获安全”。和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到暗杀引发最终吞噬世界的连锁反应一样，土耳其人的行动将产生重大后果。

首先，它让叶卡捷琳娜大帝与约瑟夫二世于1781年缔结的防御同盟生效，同盟要求，一旦某个缔约方遭遇第三方攻击，另一缔约方就要前去援助。尽管约瑟夫二世立刻承认了他的外交义务，即外交辞令中的履约场合（casus foederis），但他是带着沉重心情履约的。正如他向弟弟利奥波德抱怨的那样，“这些该死的土耳其人”迫使他在瘟疫、饥荒盛行的地方发动战争，而获利前景又非常有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奥地利人都会被束缚在巴尔干地区，这就给普鲁士新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扫清了扬名立万的道路。机遇在等待他，那便是荷兰共和国的政治危机。此次危机基本上是派系倾轧的重演，这是自立国以来周期性破坏国家的顽疾，一般是在沿海省份的商业寡头（“摄政派”）和由奥兰治家族领袖——他作为“执政”行使着定义并不明晰的权力——率领的土地所有者间展开的。在此前大约10年时间里，前者占了上风，他们逐步剥夺了执政威廉五世的权力。18世纪80年代，寻求较为激进改革乃至民主改革——其中包括彻底废除执政制度——的“爱国派”群体崭露头角，一股新锐力量加入了纷争。与此同时，荷兰于1785年与法国缔结同盟条约，妹妹已嫁给威廉五世的腓特烈·威廉二世则于1786年继承普鲁士王位，国内斗争也在国际维度上呈现出来。

在这场乱局里，英国主导世界的未来似乎处于危急关头。法国人已在印度洋上拥有波旁岛（留尼汪岛）和法兰西岛（毛里求斯），倘若再控制荷兰设于好望角和锡兰的海军基地，便会占据非常有利的地位，能够将此前他们在美洲的作为施加到在印度的英国人头上，因为他们的对手在圣赫勒拿岛和印度之间没有任何海军基地。显然，英国人怀着极大的恐惧看待法国支配荷兰共和国一事，而在法国大臣中，至少也有一部分欣喜地视其为不容错过的机会。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伯爵于1787年2月去世，海军大臣卡斯特里侯爵领导的鹰派没有了制动闸。此时荷兰爱国派受到了鼓舞，他们要彻底控制政权。

引发结局的事件则是一支自由军（爱国派的准军事组织）部队于1787年6月28日逮捕奥兰治亲王妃，当时她正打算前往海牙，去那里召集支持其夫事业的人。尽管她很快便获释了，英国人却怂恿普鲁士人利用该事件以武力解决荷兰问题。普方犹豫了很久，在切实获悉奥地利人已分心于巴尔干战事后，才同意干涉。爱国派已顽固到愚蠢的地步，他们拒绝赔礼道歉，对他们的后台法国将会信守先前承诺、提供军事援助信心满满。事实上，由于新任首席大臣洛梅尼·德·布里耶纳基于财政原因否决了一切介入动议，在他们的荷兰盟友或遭逮捕或被迫逃亡之际，法国人只能在令人烦恼的无能状态中袖手旁观。执政一恢复他此前的主导地位，荷兰共和国就适时转向了与普鲁士和大不列颠的新同盟（分别于1788年3月和6月缔结）。英国人大为宽慰。荷兰海军现已返回它曾经隶属的地方（处于海军部的控制之下），法国对（英吉利）海峡控制权的威胁得以消解，最重要的是，通往印度的海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安全。乔治三世告知皮特的话说出了众人的想法：“或许，在荷兰发生的变化中，最重要的就是让那个共和国成为我们在印度的盟友。”

在英国人欢呼之际，法国人却在哀哭切齿。在波兰、克里米亚乃至德意志诸侯同盟问题上表现无能是一回事，可在自家后院里也不能捍卫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路易十六支持布里耶纳和他节俭财政的做法，反对鹰派主张后，卡斯特里侯爵便辞职了，陆军大臣塞居尔伯爵也主动卸职。后者之子在回忆录中几乎完全正确地写道：

我们处于紧要关头，这是我们的宫廷应当采取果敢行动的时候。有力的、决定性的主动行动是有可能使敌人混乱、使荷兰人放心、使普鲁士人住手、使土耳其人明白事理的，这本可以将国内的舆论骚动转移到国外，而那场骚动正震撼着法国，要是不想让它在国内爆炸，就赶紧在国外做些什么。

假如做了这件或那件事，事态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这么猜想有些时候是有用的，尤其是在此类猜想由当时的人做出的情况下。在法国的军人看来，这是坐失良机。据拉梅特说，“普遍观点”认为阻挡普军轻而易举，何况荷兰抵抗者还提出可以直接拨款1 200万利弗尔。他指出，一场成功的战役会恢复军队的忠诚，对外干预的政治收益将远远大于任何支出，懒散的政府部门却反其道而行之，实质上背弃了法国的盟友，这令军队士气彻底崩溃。塞居尔伯爵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个意识到分水岭已然出现的人。“法国已经崩溃了，”约瑟夫二世写道，“而且，我怀疑它能否再度崛起。”并不夸张地说，荷兰惨败体现了旧制度即将终结时的耻辱。

法国君主制开始走进死胡同，约瑟夫二世面临的问题也在激化。土耳其对俄宣战来得太晚了，这让奥地利人无法于当年（1787年）在巴尔干地区切实发动任何战役。直到1788年，战争才正式开始。联军进展并不顺利。尽管来自约瑟夫二世的呼吁越发急切，俄军总司令波将金公爵却坚定地采取守势。由于英国拒绝为俄国舰队自波罗的海出征提供必要协助，俄军也没有任何机会出现在地中海来重演切什梅海战。还有一则关于喜怒无常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流言开始传播，据说他要利用俄国专注于南方的时机，经由芬兰发动入侵（他的确在7月如此行事）。在漫长、炎热的夏季，奥军开始沦为他们最古老的敌人——食物匮乏和疫病——的受害者。而在8月，一支土耳其军队突入泰梅什堡的巴纳特，造成了可怕的破坏，这生动地显示了奥军已无力掌控主动权。

在战况转好之前，事情还会糟糕得多。在约瑟夫二世的广阔领土上，他的激进改革项目已经激起广泛的舆论不满。在1787年的奥属尼德兰，总督靠让步才得以终结暴动，而约瑟夫二世立刻取消了让步，还要恢复改革。受到法国革命爆发的鼓舞，奥属尼德兰于1789年秋季爆发全面起义。由于大部分政府军都前往东线作战了，起义军轻轻松松就控制了这个省份。1790年1月11日，联省等级会议宣布“比利时合众国”独立。到了这时，约瑟夫二世已躺在病床上行将就木，最终于2月20日死于肺结核。当他的弟弟兼继承人利奥波德二世于次月抵达维也纳时，他发现自己接收的遗产显然处于瓦解状态。比利时已经丢掉了，匈牙利看起来也要步其后尘。

这样的乱局自然吸引了腓特烈·威廉二世的注意，成功征服荷兰令他兴奋不已。此时英国人深陷债务危机，法国人因革命而动弹不得，俄国人又忙于两线作战，一劳永逸地与哈布斯堡君主国算个总账的时机似乎来了。1789年8月，腓特烈·威廉二世决心于次年春季发动入侵，加速似乎已经开始的哈布斯堡君主国解体进程，继而重新整顿局面。在其他方面，他还计划让比利时和匈牙利独立，后者将由普鲁士的附庸萨克森—魏玛公爵统治。与波兰人和土耳其人的同盟已通过谈判达成，一支16万人的军队正在西里西亚集结。好像还嫌不够一样，西班牙人也准备好了去索取他们在意大利的战利品份额。

然而，1790年夏季，尘埃落定时，什么都没有发生。普鲁士的能力没有看上去那么大。事实上，奥地利的处境早在1788年年底前就开始改善，当时其俄国盟友终于开始了行动。1788年7月的瑞典入侵很快便停顿下来，芬兰军官发动了兵变，丹麦人也威胁要开辟第二战场。事实上，依靠普鲁士和大不列颠的外交干预，古斯塔夫三世才得以免遭大难。于9月签署的休战协定纵然没有挪去叶卡捷琳娜大帝面临的北方压力，至少也使其大为缓解。1788年底又传来了更好的消息，俄军历经长久作战，最终夺取了土军的奥恰科夫（Ochakov）大要塞，这座要塞控扼着第聂伯河河口，是布格河与德涅斯特河间的黑海海岸锁钥。其结果是，同盟双方在1789年战局中的进展都比此前好得多，最后以奥军在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达维亚的一系列胜利告终，高潮则是奥军于10月8日夺取贝尔格莱德。

约瑟夫二世的军队赢得的上述胜利让利奥波德二世能够与普鲁士磋商解决方案。在1790年春季，战争似乎依然是危机最可能导致的后果，可在1790年7月27日午夜前一分钟，英国人调解下的《赖兴巴赫协定》解决了危机。利奥波德二世答应在战前状态基础上与土耳其停战，以此换取普鲁士同意取消动员、中止在比利时和匈牙利的颠覆活动。尽管这要放弃包括贝尔格莱德这一巨大战利品在内的所有征服土地，继续承认土耳其人在巴尔干享有领导权，这一协定却将哈布斯堡君主国从看似必然的瓦解中拯救出来。奥军于1790年11月再度征服了比利时，这便是它给出的直接红利。

就在欧洲大陆受到革命、战争或战争流言破坏之际，英国人正以堂而皇之的自满之情观察着局势。1789年7月，波蒂厄斯（Porteous）主教在日记中记下：“今天，皮特先生和我在富勒姆（Fulham）共进晚餐。他刚刚收到法国革命的消息，而且称其为对我们高度有利的事件，还认为这预示着与法国的长久和平。这是非常快乐的一天。”一个已然发生的插曲将印证小皮特的乐观主义——至少在短期内如此，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1789年5月，西班牙战舰在温哥华岛西海岸的努特卡湾（Nootka Sound）拿捕了3艘英国商船。这个地点实在太过遥远，以致消息传到欧洲竟花了将近一年时间。这是件小事，可它引发的问题却对双方十分重要。英国的商业扩张正在持续猛进，西班牙则一贯声称在太平洋海岸享有贸易、定居的垄断权，从本质上讲，这正是两者间的冲突。双方都武装起来，都在贯穿了1790年春夏两季的激烈谈判中情绪激动。要是西班牙获得了向盟友法国所要求的支持——它完全有理由如此期待——战争就不可避免了。然而事与愿违，什么都不会来临，西班牙人不得不实质上接受英国人的每一条要求。

法国加入战争

鉴于法国外交政策依然处于麻木状态，是时候审视革命的影响了。需要预先说明的一点是，再没什么比同心协力拯救路易十六更加背离其他欧洲列强的想法了。当路易十六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向约瑟夫二世（他毕竟还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哥哥）请求援助时，他得到了刻薄的答复：“不管国王和王后碰到什么事情，在这一切事务中保持中立对我有利，而且我一定不会干涉。”普鲁士外交大臣赫茨贝格伯爵的答复很好地总结了欧洲各国内阁的普遍反应：“法国革命为欧洲其余国家展现了一幅奇景，它们即便不能无动于衷，至少也可以平静欣赏。”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使用一些煽动性言辞指责革命的“野蛮人”，可比起法国，她对波兰更感兴趣。

在法国内部，制宪议会正忙于国内重建。西班牙人后来要求法国人就诺特卡湾争端提供援助，这才迫使他们留意国境之外。1790年5月的辩论表明，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从国王手中夺过外交政策控制权，代表中存在强烈的亲英情绪，他们决心与旧制度时期的外交划清界限。“在未来，我们只将那些正义的民族视为盟友，”让·弗朗索瓦·勒贝尔（Jean François Reubell）宣称，“我们不再希望和王朝契约或大臣战争有任何瓜葛，不愿在未得到民族许可时，以民族的鲜血与黄金为代价发动战争。”就这样，辩论催生了革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第一份重要标志性声明。1790年5月22日，制宪议会宣布：“法兰西民族放弃发动任何征服战争，宣布它将永不动用武力危害其他任何民族的自由。”

这份“面向世界的和平宣言”似乎毫不含糊。然而不到两年，同一个议会便全体一致通过了宣战。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冲突，事实上也存在原则问题。两起争端最为突出。第一起是1789年8月4日—5日诸法令废除了德意志诸侯在阿尔萨斯的司法、领主权利。后者不无道理地抗议说制宪议会无权单方面废除条约规定的权利。在人民主权原则和旧制度造就的契约义务间爆发的这场冲突中，只能有一个胜利者。在梅兰·德·杜艾（Merlin de Douai）提交的关于封建主义的委员会报告中，他慎重地强调，法国的主张同样基于历史与法律，但他的案例实质是基于国家的不可分割与不可侵犯。他所称的“社会契约”——全体法国公民于1789年签署——高于任何统治者在未得到人民背书时签署的政治契约：“简而言之，管理国民权利的并非君王条约。”梅兰用这些话破坏了欧洲国家体系的基础。

至少阿尔萨斯还是通过条约割让给法国的。教皇在该国南部统治的两块飞地——阿维尼翁和孔塔韦奈桑——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那里，革命的支持者们一开始就大声鼓吹“归并”到法国。虽然制宪议会无疑早晚会强行吞并此地，代表们却不悦地获知承认自决原则将引发骚动，因而并未仓促行事。因此，最终的法令小心翼翼地融合了传统论据与革命论据：“制宪议会宣布，从此刻起，根据法国对其属地享有的权利，根据多数社区与公民自由而郑重地表达的并入法国的希望，阿维尼翁与孔塔韦奈桑成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纵然对措辞慎加选择，可这依然无法掩盖将自决原则作为革命外交政策主要准则的爆炸性影响。

这两起争端原本都可以用经济补偿解决。没有一个大国有兴趣为神圣罗马帝国或教皇的无足轻重之物投入战争。事实上，普鲁士和奥地利都喜欢效法革命者兼并恼人的飞地。推动法国与德意志诸国投入战争的并非争端，而是它们对彼此实力对比截然不同的估计。革命者观察了旧欧洲，认为他们目睹的政治体系停滞不前，正处于垂死挣扎状态，所有国家都互相扼住了咽喉：普鲁士扼住了奥地利，奥地利扼住了土耳其，土耳其扼住了俄国，俄国扼住了瑞典，瑞典扼住了丹麦，西班牙扼住了英国，英国扼住了俄国。他们深知荷兰爱国者已起义反抗执政，比利时爱国者也反抗他们的皇帝，因为巴黎到处是荷兰与比利时难民，这些人都期盼有朝一日作为法国解放军的一部分返回家乡。他们也了解波兰人希望挣脱俄国的压迫，匈牙利人希望摆脱奥地利的束缚，爱尔兰人也希望脱离英国的羁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旧制度列强则从1787年后的事件中学到了大不相同的一课。他们看到的是法兰西国家因财政破产和国内动乱而难有作为，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那是“迄今为止世上最能干的废墟设计师”。至于欧洲其他地方的“爱国者”，他们已表明自己不过是纸老虎。西班牙人曾为征服荷兰共和国苦战80年，最终还是徒劳；路易十四在权力最高峰也妄图征服荷兰共和国，同样空手而归；可在1787年，一小支普鲁士军队在区区几周内便完成了此事。奥地利人在3年后击败了比利时叛军，要是说这场胜利和之前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赢得更加轻松了。所以，难道法国革命者会有什么不同吗？

1791年，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东欧，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告一段落。英国人和普鲁士人联合提出了约束叶卡捷琳娜大帝对土耳其领土贪欲的动议，想迫使她放弃奥恰科夫，却在3月以耻辱性失败告终。随后，俄军的一连串胜利带来了8月11日于加拉茨（Galatz）草签的和约，据此和约，土耳其人要割让布格河与德涅斯特河间的全部土地——其中包括奥恰科夫。一周前，经过堪称欧洲外交史上最拖沓、最冗长之一的谈判，奥地利人也于锡斯托瓦[2]最终签订了自己的和约。因此，两个东欧大国此时都腾出手来转而关注西方。由于波兰问题此时业已爆发，对俄国来说，这正是好时候。波兰人趁俄国人忙于巴尔干事务，再度争取独立——他们以后还会如此行事。1789年5月，俄国驻军遭到驱逐，不久前，将波兰政体现代化的持续尝试也于1791年5月3日达到高潮，当时，一部新宪法获得投票通过。宪法确保了王位由萨克森王室世袭（在时任国王的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奥古斯特死后），废除了自由否决权（单个代表阻止立法的权利）和同盟权（该权利事实上将叛乱合法化），从而巩固了中央权威。人们希望，日后会有一个强有力的立宪君主动员这个国家庞大却尚未开发的潜力，对抗外来掠夺者。可等到叶卡捷琳娜大帝腾出手来，报复便即将来临。

奥地利人也将目光转向西面，对准了法国。利奥波德二世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早在1790年6月12日就发出了她的第一份呼吁，希望获得国际援助对抗革命，此举遭到了忽视。直至次年3月，利奥波德二世依然建议他的妹妹不要尝试逃离法国，而应当争取时间，他依然强调，若没有其余所有欧洲列强的赞同和协作，他就无法提供帮助。法国内部急剧恶化的状况和国王一家即将逃亡的消息改变了他的想法。可即便在那时，利奥波德二世还是警告说，在他们抵达安全区域且路易十六正式请求帮助之前，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然而，利奥波德二世对大逃亡成功（假）消息的反应表明他并非如此冷淡、审慎的冷血动物。在一封激动乃至热情的书信中，他称赞自己的妹妹是国王的救星、国家的救星，还是法国乃至所有君主国的救星，信末写道：“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金钱、军队，说实话，一切都是！”

事实上，利奥波德二世的确只有在确信普鲁士至少处于善意中立状态之后，才能有所作为。而到了1791年夏季，普鲁士人也可以接受新的状况。尽管他们自1787年起便在大陆上占据主导地位，却始终没有什么能够展示自己地位的实际成果。他们不无道理地将这归咎于背信弃义的英国盟友，英国人强迫他们在赖兴巴赫妥协，然后又把他们遗弃在奥恰科夫的挫折里。普鲁士人此时开始考虑发动远征，镇压法国革命，因为1791年9月20—21日“瓦雷讷逃亡”的失败已经清楚证明了众人长久以来怀疑的事实：路易十六反对革命，已是他自己国度里的囚徒。

事情的进展快了起来。1791年7月6日，利奥波德二世发布《帕多瓦公告》，号召欧洲君主联合起来恢复法国王室的自由。7月25日，普鲁士与奥地利签署协定，解决了重大争议，发誓在法国问题上合作，为正式同盟铺平了道路。8月27日，利奥波德二世与腓特烈·威廉二世在萨克森的皮尔尼茨（Pillnitz）会面，就路易十六及其家庭当下的困境发表了联合宣言，指出这事关欧洲所有君主的共同利益。他们号召各位君主齐心协力，“让法兰西国王完全恢复自由，巩固君主政权的基础，此政权不仅合乎君主权利，也有利于法兰西民族的福祉”。他们许诺，只要实现这一国际联合，就会立刻采取实现目标的行动。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向武装力量下达“适当的命令”。

这一反革命行动造成了三重误解，最终引发了战争。首先，《皮尔尼茨宣言》极大地鼓舞了反革命流亡者，他们不仅加强了军备，还组建了流亡政府，准备返回法国，他们认为这很快可以实现。其次，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得出结论：在瓦雷讷逃亡事件后，法国向政治中心的明显退缩是他们的恫吓所致。他们认为，只要有必要，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眼下他们好像恰恰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脆弱却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最后，革命者认为《帕多瓦公告》《皮尔尼茨宣言》和流亡者的怪论代表了针对革命的国际性阴谋，该阴谋最终将导致入侵。事实上，再没什么能比这更偏离事实了。一个精心选择的重要表述“届时在此状况下”（alors et dans ce cas）已令《皮尔尼茨宣言》失效。要是所有欧洲君主都赞成合作，“届时在此状况下”，奥地利与普鲁士就愿意采取行动。俄国忙于土耳其、波兰事务，西班牙和撒丁的消极态度人所共知，最重要的是，大不列颠渴望看到法国的混乱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因此这一条件是不可能达到的。宣言发表后，利奥波德二世立刻心满意足地致信考尼茨侯爵道：“对我来说，‘届时在此状况下’是律法，是先知。假如英国辜负了我们，条件就不存在了。”

新立法机关于1791年10月1日在巴黎开会，迈向战争的最后阶段开始了。由于革命议会的术语导致了诸多混乱，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三级会议于1789年6月17日自称“国民议会”。由于其主要任务是起草一部新宪法，所以它的全称是“国民立宪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有时候也被被称为“国民议会”或“立宪议会”。当它最终于1791年9月完成任务后，它的最后举动之一便是通过一部自我否定的法令，禁止将其成员选入替代它的机构。这一替代机构将被称为“国民立法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 législative），时而被称作“国民议会”，时而称作“立法议会”。议员中教士和原贵族（贵族头衔已于1790年6月被废止）的人数都大大减少了，议会成员焕然一新，整体上变得年轻得多，也激进得多。

在这一新机构中，雅克—皮埃尔·布里索领导的激进议员群体很快便攫取了主导权，他们以“布里索派”或“吉伦特派”之名为人所知，之所以称“吉伦特派”，是因为其中许多人来自西南部的吉伦特省。他们的战略基于如下重要见解：路易十六对新宪法的批准纯属欺骗，他和王后正在与德意志列强密谋毁灭革命。为了揭穿这一叛国行为，他们开始了争取对奥宣战的运动。吉伦特派正确地估计到战争将使革命极端化，将毁灭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这将令他们掌握权力。1791年秋季，再没什么看上去比这可能性更低了，因为在745名议员中，仅有38人可被界定为布里索派。但在顶级演讲术的帮助下——韦尼奥、伊斯纳尔（Isnard）、加代（Guadet）和布里索的出色演说可被编入任何一部政治修辞学选集，次年春季，他们几乎获得了全体议员的赞成，仅有7名勇敢的议员于1792年4月20日投票反对战争。

布里索派依靠议员们的利益与偏见实现了这一业绩。他们使用的一些论据是极端实用的，例如，战争将恢复革命纸币指券（assignat）的信用。战争将终结内政动乱，恢复社会、政治和谐的革命梦想，这样的预言也是偏实用的。其他论据则是煽情的老调重弹，一再利用对奥地利的憎恶尤其如此。韦尼奥对1756年的《凡尔赛条约》发出谴责：“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国内复兴曾需要破坏巴士底狱一样，对欧洲和法国而言，废止这一条约是外交事务所需的革命。”这令议员和公众起身欢呼，表达他们的支持。一位又一位发言者声称，法国曾被背信弃义的“盟友”羞辱、利用，现在，是时候让“这个伟大的国家”再次站起来，恢复它作为世界最强国度的应有地位了。或许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战争将快速、轻松地完结。正如荷兰人和比利时人表明的那样，受压迫的欧洲民族正在期盼解放，只要一支法国军队跨过边界，这些人就会立刻奋起反抗他们的封建暴君。奥地利的雇佣兵将成群逃亡，革命的自由战士将不可阻挡。

军事迹象相当吉利，国际处境也同样诱人。人们预计，事实将证明欧洲大联合是虚弱无力的，内部腐朽和不可调和的分歧将使它动弹不得。在重要大国中，大不列颠将因为公众舆论、内阁不稳、巨额国债和印度问题而中立，俄国正忙于波兰事务，西班牙符合破产这个词的每一种定义。最重要的是，普鲁士更可能站在法国一边作战，而非与法国为敌。在主战派最惊人、最具误导性的若干设想中，对普鲁士的信赖便是其中之一。当然，这个设想一定程度上根植于对旧制度下外交体系的排斥，这种排斥带有反奥情绪。重回对普同盟将使法国的伟大恢复到黄金时代——1756年颜面扫地前的时代。它也基于对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这虽然有些意外，却也堪称诚挚。这位“哲人王”的“不朽光荣”和他那稳定、公正、繁荣的国度获得了反复赞赏。具有吸引力的并不仅仅是他和平、开明的美德。他也被议会定为将革命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模范，因为在面对奥地利领导的同盟时，他确已知晓应对之策：先发制人。简而言之，法国根本不必与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为敌，只需要与虚弱的哈布斯堡君主国交战。

憎恶、骄傲与自信正是鹰派有效激发出的三种情绪。1791年秋冬两季，随着辩论持续进行，鹰派给炸弹配上了引信。现在需要的便是引爆装置。愤怒的人们找到了后者，而它正是由奥地利人提供的。在维也纳，利奥波德二世皇帝和他的顾问们越发失望和惊恐地关注着1791年年末的立法议会状况。国王接受新宪法原本有望造就稳定的局面，可这却未能实现。新立法机关的领袖们似乎决心在国内外挑起冲突。随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对干预的乞求变得越发急迫、越发带有责难之情，奥方决心重复之前那年夏天首度使用便取得表面成功的胁迫实践。1791年12月21日，国务大臣考尼茨侯爵向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发出照会，文中使用了精心选择的威胁性语言。他表示，倘若真有法国军队胆敢越过德意志边界，对收留流亡者的诸侯采取行动，那么，驻扎在比利时的奥地利军队将立即干预。不仅如此，“为维持公共秩序、捍卫君主安全和荣誉而团结起来一致行动的其他君主”的惩罚也会随后到来。

对立法议会里的布里索派主战群体而言，再没什么能比这更有利了。就在路易十六批准对流亡者采取行动，令他们备觉气馁时，敌人却前来救援了。要说有什么能让每一位议员都怒不可遏——不管他身处左派还是右派——的话，那便是威胁干预法国内政，因为这与法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人民主权——相抵触。此举也令布里索派的论点变得可信，既然奥地利人无论如何都打算对革命开战，那么先发制人的打击就有百利而无一害了。利奥波德二世与考尼茨侯爵不仅未能预见到他们拙劣举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认为这取得了预想效果。他们之所以受到迷惑，既是因为未能获得关于巴黎现状的可靠消息（他们的大使梅西伯爵很久以前就逃到了布鲁塞尔），也是因为从法国外交大臣德莱萨尔（Delessart）处收到了一份软弱、妥协的答复。他们显然未能意识到实权已掌握在立法机关手中，又在1792年2月17日发出了更加挑衅的照会。之所以已然确凿无疑的宣战还会拖上几个月，不过是因为还需要迫使路易十六解散现有政府。

战争刚刚打响，布里索派的误算便显露出来。欧洲其他地方的人民并未奋起反抗君主，奥地利士兵并未兵变，革命军也未能证明自己不可阻挡，普鲁士并未加入法国一方，反倒立刻站在奥地利一方投入战争。然而，虽然布里索发出种种过于自信的预言，他还是弄对了一件事。德意志列强入侵法国、迫近巴黎，导致君主制于1792年9月22日垮台，共和国也于同日成立。

革命法国征服西欧

战争的复杂性令回溯它的曲折进程变得毫无可能。法国军事史学家阿蒂尔·许凯（Arthur Chuquet）不过是记述前15个月的战事，就需要整整11卷的篇幅。然而，两个基本点还是应当指出的。一点是18世纪90年代的军事胜利具有起伏不定的特性，在波拿巴将军于1796年入侵意大利之前，没有任何一方能够赢得决定性的优势，而且就连波拿巴的那次胜利也被证明是短暂的。另一点则是战场上的胜败与大后方关系密切。在1792年4月底对比利时的首次入侵以灾难告终后，随着笨拙的奥地利—普鲁士联盟战争机器首次开动，战事平静了整整3个月。当战争机器最终于8月初开始推进时，它起初横扫了面前的一切，法国的要塞就像九柱戏木柱倒下般陷落。守军的微弱抵抗令巴黎的激进分子确信他们正被内部敌人出卖。其结果是“九月屠杀”，1 100～1 400名囚犯遭到屠戮。被杀的绝大多数是卖淫者或普通罪犯，和政治毫无关系，不过也有一两名贵族死去了。死去的贵族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朗巴勒（Lamballe）亲王夫人，她的头颅被人割下，送到圣殿塔监狱，人们邀请被囚于此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亲吻这位妇人了无生气的嘴唇，下流报纸曾称这名妇人是王后的同性情人。

9月20日，普军穿过香槟的推进在瓦尔米磕磕绊绊地停顿下来，他们当时并没有碰上预想中士气低落的乌合之众，反而撞上了士兵训练和武装状况良好、指挥官们也清楚地了解形势的大军。战况平淡无奇：在漫长的炮兵交火和一次夭折的推进后，普军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下达了停战命令。法军在夜色掩蔽下离开了战场，可就连最乐观的普鲁士人也只会感到挫败。当时最伟大的诗人歌德正随同他的雇主萨克森—魏玛公爵参与入侵，当夜，他告诉自己的同伴们：“此日、此地，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你们可以说自己就在那里。”

这时，法军正在所有战线上向前推进。瓦尔米战后一天，孟德斯鸠将军入侵了萨伏依公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将其占领。屈斯蒂纳（Custine）将军和孚日山脉（Vosges）军团攻入德意志境内，于9月30日夺取了施派尔、10月4日夺取了沃尔姆斯、10月21日夺取了美因茨，两天后又拿下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这场战役中最重要的会战最终于11月6日到来，它发生在比利时境内的热马普（Jemappes），面对萨克森—泰申公爵麾下人数严重处于劣势的奥军，迪穆里埃（Dumouriez）将军赢得了艰难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不到一周，布鲁塞尔便陷落了，不到一个月，比利时大部地区也如此易手。加上在莱茵兰和萨伏依不费吹灰之力的征服，这场快速而明显的全面胜利在巴黎滋生了必胜心态。但它也带来了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法国应当如何对待军队夺取的土地？这可能不言自明：革命在走向战争时并不怀有任何实际目的。所以，是时候制造一些战争目的了。出现的建议数量充裕，毋庸赘言，最受欢迎的一种——因为是最简单的——是“自然疆界”的信条。热马普会战以后，布里索亲自致信迪穆里埃道：“我可以告诉你，一种观点正在这里散播，也就是说，除了莱茵河，法兰西共和国不应该有任何别的疆界。”1793年1月底，丹东在国民公会上给出了对这一信条的经典阐释：“自然已经在地图上画出了法国的疆界，我们应该推进到地平线四角：莱茵河岸、大洋边、阿尔卑斯山脉。我们应该将共和国的边界推进到那里。”

在建立自然疆界的计划所影响到的人群中，存在语言、种族和历史差异，而且只要对着地图看上一眼，就能发现还存在其他问题。简而言之，莱茵河是在荷兰共和国而非比利时入海的，因此，新的“自然”法国就得包括荷兰的诸多地方。这必然招致英国人的敌对，正如伯克于1791年3月在下议院所述，“公平地说，荷兰或许应该被视作如同肯特一般，是我国的必要部分”，英国人坚信这一点。因此，法军于1793年秋季穿过比利时向荷兰边境推进让英国的中立观战变成了积极干涉。国民公会（1792年9月建立的新革命立法机构）并不担心在越来越长的共和国敌人名单上再添加几个，因为他们相信英国会因内部动乱（尤其是在爱尔兰和苏格兰）而动弹不得。一名法国间谍自伦敦发来报告：“英格兰的前景和1789年的法国完全一样。”因此，当国民公会于1793年2月1日通过对英国与荷兰共和国一并宣战的动议时，连一个异议声音都不存在。同样漫不经心的过度自信也让他们于3月7日把西班牙列入名单。

那时，战争的运势开始再度翻转。当普军于1792年12月2日重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时，一个重要的象征性时刻来临了。这不仅表明德意志列强开始严肃对待战事，也表明法国人对欧洲其他地方革命潜力的自信是全然错置，因为当地人已起来支持普军，为他们打开了城门。此外，曾赢得瓦尔米与热马普会战的大军也开始解散。由于秋季的胜利已确保了革命边界，冬天也将要来临，志愿兵们开始散回家乡。由于入伍后仅需参与一场战役，他们在1792年12月1日后完全有权归乡。估算这场战争这一阶段（或者其他任何阶段）的军队总人数只能是大概的，不过总兵力很可能从1792年秋季的大约45万人降至1793年初的35万人，其中仅有大约22万人够得上“实足兵力”。为了填补人员缺口，国民公会于1793年2月24日引入征兵制。尽管要征召的总人数仅有30万，但这一定额却根本无法完成。在法国全境，平均完成率约为50%，在南部下降到1/4，而在西部，它酿成了旺代地区的内战。

因此，1793年春季，看起来革命就要从内部崩塌了。在南方，西班牙人入侵了鲁西永；在东方，普军恢复攻势，将法军逐出莱茵兰；在北方，奥军于3月18日在内尔温登取得大捷，重新征服了比利时，继而向法国土地推进；在西北方向，由约克公爵统率的一支英国远征军围困了敦刻尔克；在法国内部，“联邦主义”暴动军夺取了包括土伦大港在内的大片地区，并于8月底将土伦交给皇家海军。面对国内外的危局，国民公会做出回应，于8月23日最终完成了向革命战争的漫长过渡（这是在4年前开始的）。他们终于听从公民皆士兵、士兵皆公民的呼吁，颁布法令：

自即日起至一切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全法国人民始终处于被征发状态，为军事服务。

青年人去打仗；已婚男子制造武器、运送粮食；妇女制作帐篷、衣物，服务于医院；儿童将旧布改作绷带；老人至广场鼓舞战士们的勇气，宣传对国王的痛恨和共和国的统一。

国有建筑要改为兵营，公共场所要变为武器制造所，地下室的泥土以碱液处理后用于提取硝石（来制造火药）。

所有口径适宜的火器均应交给向敌人进军的部队，国内警备只需使用猎枪和冷兵器。

所有乘马均应收集起来供应骑兵，所有不用于耕作的挽马应用于拖运火炮和补给。[3]

这一法令通常被看作“全民皆兵”（levée en masse）的开端，可它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也是第一次总体战宣言。从那时起，直至赢得全面胜利，每一个男子、女子、儿童，每一头动物，每一件无生命物体都被征召，用于战争努力。

法令的结果便是征召出了一支可能是欧洲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军队。没有人知道——至少革命者们都不知道——到了1794年有多少人拿起武器。即便人们常说的100万人的数据是个神话，大约80万人这个最佳估计仍然是个极大的总数。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在布里索派未能赢得他们发动的战争后，取代他们（并将他们送上断头台）的新政权粗暴干涉了战争行为。国民公会的代表们被当作无所不能的政委派往前线，对将领们发出恐吓，要求他们放弃失败主义转入进攻。圣朱斯特于1793年10月24日抵达东部前线，随后立刻以伊桑贝尔（Isambert）将军在敌人面前未能表现出足够决心为由，将这位不幸的老将在他的部队面前枪决，从而使自己的意图广为人知。由于拉斐德、迪穆里埃先后于1792年、1793年离开军队逃往奥军，革命者对他们从旧政权继承来的将军表示怀疑并不令人惊讶。大清除随后到来。

新人们知道前辈的命运，并不好受，但在1793年春夏两季的灾难后，他们正是扭转局面所需的人物，而这些人的确完成了逆转。8月，法军在翁斯科特（Hondschoote）赢得了极为重要的胜利，此时，约克公爵被迫放弃他对敦刻尔克的围困，开始撤退，事实证明，这场撤退非常漫长。东线战场在当年秋季发生了复杂的战局变换，1793年年底，25岁的奥什（Hoche）将军最终迫使奥军退过了莱茵河。当次年春季战役开始时，比利时已成为主战场。5月18日，奥军在图尔宽（Tourcoing）失利，6月26日又在弗勒吕斯告负，此后，奥军被迫退回德意志境内。到了1795年年初，法军不仅征服了比利时，还夺取了荷兰共和国与莱茵河左岸——仅有卢森堡要塞和美因茨要塞除外。法国已在西欧取得胜利。

与此同时，东欧的事态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法国的征服。这里的主要受益者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她兴奋地看到普鲁士与奥地利在西欧卷入了失败的战争，这让她得以主导局面，或者如德意志人所说，使她成为“快活的第三方”（der lachende Dritte）。她一得知法国宣战，就下令自己的军队进入波兰“恢复传统宪法”。值得重复的一点是，俄国、普鲁士与奥地利首先是东欧列强，它们更关注波兰而非法国，但是它们的利益并不一致。普鲁士怀着恐惧看待1791年5月3日的波兰宪法，它使王位由韦廷家族世袭，因而重现了萨克森和波兰成为君合国的噩梦。随同恐惧出现的还有贪婪，普鲁士渴望获得更多的波兰土地，尤其是但泽、托伦这样的重要城市及其周边土地。

甚至早在俄国入侵之前，普鲁士人就有可能在考虑第二次瓜分的条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入侵后立刻就做出了试探。由于奥地利人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普鲁士人贪婪的触手那时必定能够抓到些实在的东西。奥方认为对法战争会轻松地速战速决，因此开始以最理想的均势风格预先重新安排欧洲版图。按照他们的主张，奥地利人可以用比利时领土交换巴伐利亚，以此抵销讨伐法国革命的开支，普鲁士人则可以拿下波兰的一片领土补偿花销。按照保罗·施罗德严厉却有见识的断言，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错误”，奥地利人不仅落入了陷阱，还帮忙设置陷阱，并把它挖得更深了：“换言之，奥地利把硬通货交给了臭名昭著的骗子，却去换取他有条件兑换的本票。”现金于1793年1月23日存了进去，普鲁士与俄国在当天签署了瓜分条约，条约给予后者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整个波兰东半部，人口超过300万。普鲁士分到部分的人口相当于俄国部分的1/3，土地面积相当于其1/4，可它的价值相对而言更大些，因为它不仅包括了普方垂涎已久的但泽、托伦，还有距离华沙、克拉科夫仅有几千米之遥的整个大波兰地区。

1793年，普军在西欧取得了诸多胜利，他们于7月23日重夺美因茨，先后于9月、11月在皮尔马森斯（Pirmasens）和凯撒斯劳滕击败法军，但他们的战略此时已是全然保守了。1794年3月，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领导发起了针对瓜分列强的波兰起义，这确保了普鲁士的焦点留在东欧。事实上，不夸张地说，是波兰人拯救了法国革命，使其免于军事失利：波兰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尤其是普鲁士，在参战时留着一只眼睛向后观察，还将一只手背在身后，它还在两个德意志盟国间制造了分歧，并让俄国彻底远离战争。波兰人也在不经意间迫使普鲁士人与革命法国单独媾和。奥地利人被排除在1793年的瓜分之外，便决心在下一次瓜分中好好拿上一份，他们随后于1795年1月3日与俄国签订条约，这份条约指定给奥地利大片土地，使他们的边界几乎推进到华沙。普鲁士人害怕被冷淡地单独抛下，便匆忙与法国完成和平谈判，最早的谈判是在瓦尔米战后立刻开始的，从1794年10月起就认真展开，其结果是1795年4月6日的《巴塞尔和约》，据此和约，普鲁士放弃了与奥地利的同盟，退出战争，此外还同意法国可以占据莱茵河左岸，直至与神圣罗马帝国缔结最终和约为止。作为回报，法国保证可以用莱茵河右岸的土地补偿普鲁士在左岸的损失，并允许普鲁士人将北德意志诸国联合起来形成中立区，从而大大增强了普鲁士的政治影响。增强了实力后，普鲁士人于同年（1795年）10月24日与俄国签署条约，得以参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瓜分波兰。

普鲁士背弃第一次同盟的做法鼓励了另两个强国采取类似动作。1795年5月16日，荷兰人签署《海牙条约》，买来了和平，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多达1亿荷兰盾的赔款，巨额低息贷款，约定在普遍和平达成前供养一支2.5万人的法军，还要割让马斯特里赫特、芬洛（Venlo）和荷属佛兰德。法国谈判代表西耶斯以凯旋姿态返回巴黎，他冲入救国委员会的会场，在桌上扔下一捧荷兰盾喊道：“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亿个这玩意儿！”与西班牙人达成协议的时间要长一些。随着法军涌入西班牙西北面的吉普斯夸（Guipúzcoa）和纳瓦拉、占领东北面的菲格拉斯（Figueras），比利牛斯山脉两端的战役在1794年就已相当有利于法军。即便如此，西班牙诸军依然保存完好，法军也未能冲出山脉边缘。所以，当1795年7月22日和约在巴塞尔签订时，西班牙人获得了18世纪90年代革命法国的对手能获得的最好条件：除去西属圣多明各这个价值可疑的战利品外，其余各地均恢复战前状况。

战争第一阶段的两大赢家是欧洲边缘强国。叶卡捷琳娜大帝并未参加对法战争，可她无疑对波兰人开战了，赢得了将俄国边界向西推移大约480千米的大片土地。在南面，以土耳其人为代价的进一步扩张来得容易许多。在欧洲另一端，革命业已征服了西欧。比利时在1795年10月1日被正式兼并，荷兰共和国也已变为“巴达维亚共和国”那样的驯服卫星国，整个莱茵河左岸都在法国人手中，唯有美因茨要塞还在坚持抵抗。革命曾两度处于全面崩溃边缘，一次是在1792年夏季，一次是在几乎一年之后，可到了1795年，它已经取得比路易十四巅峰时期更大的征服成果。

留下收拾局面的是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对付大不列颠的战争是在大西洋上决定胜败的。1793年1月1日，自信的凯尔桑（Kersaint）已向国民公会许诺，他们的海军可以不费周折地越过海峡发动入侵：“依靠这场远征，我们将终结战争。在伦敦塔的废墟上，我们将与英格兰人民签署确定诸国命运、确立世界自由的条约。”事实证明，比起布里索派同僚们早些时候对于陆军无敌的吹嘘，他的预言并没有更准确。1793年3月，海军将领莫拉尔·德·加勒（Morard de Galles）率领3艘战列舰和5艘巡航舰自布雷斯特（Brest）出航，这一突围尝试以灾难告终。在多次战舰碰撞和桅杆折断后，分舰队不得不耻辱回港。莫拉尔的报告表明，他的若干军官由于对需要做什么一无所知，竟然未能执行命令，与此同时，许多被吓坏的“海员”还拒绝爬上桅杆。“拉图维尔号”（Le Tourville）的杜瓦尔（Duval）舰长亲自尝试固定风帆，却当场被松脱的木块砸死。与皇家海军的第一次实际冲突的结果也并不鼓舞人心。当时，爱德华·珀柳（Edward Pellew）爵士和他的巡航舰“仙女号”（Nymphe）在普罗尔角（Prawle Point）外的海峡水域遭遇了法国巡航舰“克娄巴特拉号”（Cléopatre），经过持续45分钟的激烈侧舷交火，后者被迫降下旗帜。10月，巡航舰“新月号”（Crescent）和“归并号”（Réunion）也在瑟堡（Cherbourg）外海发生了类似交战，其结果如出一辙。

不过，皇家海军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确立优势。虽然在当时并不明晰，可皇家海军的最大胜利还是源自法国内部的纷争，土伦于1793年8月向英军投降，这让法国的木材大仓遭遇毁灭，在尼古拉斯·罗杰看来，这“或许是自（1759年）基伯龙湾以来法国海军遭遇的最重大打击”。1794年6月1日，海军将领豪（Howe）勋爵在深入大西洋约650千米处赶上了布雷斯特舰队，俘获或击沉了一打法国战列舰，自身却毫无损失。虽然大不列颠产生了对“光荣的六月一日”的狂野庆祝，然而这是桩混乱的事件，抓住了多少机会，就错失了多少机会。它也未能实现其主要目的，即俘获那支庞大的法国运输船队。在加勒比地区，英国人发现夺取法属岛屿——多巴哥、圣多明各、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圣卢西亚（Saint Lucia）——是相对轻松的，可在面对疾病与暴动时守住它们就困难多了。唯一的明确胜利是以法国的新盟友荷兰为代价取得的。后者刚刚明确屈从于法国，英国人就拿下好望角，正如远征指挥官舰队司令约翰·布兰克特（John Blankett）所述，此地“在荷兰手中不过是羽毛，可在法国手中却是利剑”。他们还从马德拉斯派出远征军夺取锡兰东海岸的荷属港口亭可马里（Trincomalee），由于它是季风期唯一可用的安全港口，这也是个重要的战果。与欧洲大陆的交通得到确保后，英国人着手巩固并扩张他们在印度的属地。

革命法国征服南欧

纵然英国人大步走上了海军道路，可他们还是不能独自挫败法国革命，那只能由一个陆上强国完成，而这个国家就是奥地利。即便在被他们的欧陆盟友抛弃时，奥地利人还是继续展示着自己奇迹般却往往无人赏识的韧性。1795年末，在几个月的无所作为后，法国人发动了越过莱茵河的两路出击。茹尔当麾下的桑布尔—默兹军团在杜塞尔多夫以北过河，而后南下转往美因茨。皮舍格吕（Pichegru）麾下的莱茵—摩泽尔军团则在南面过河，于9月20日夺取了曼海姆。一场猛烈的奥军反击很快迫使这两个军团退回莱茵河左岸，这一年的战事以12月15日缔结的正式休战告终。为筹备下一场战役，法军策划了针对奥地利的三路进攻，目的在于终结战争。主攻方向是穿过德意志。茹尔当的桑布尔—默兹军团从北面入侵，莫罗的莱茵—摩泽尔军团从南面入侵，两军会师后将针对奥地利发起以攻克维也纳告终的总攻。在此期间，已经恢复活力的意大利军团将突破皮埃蒙特与伦巴第，沿阿尔卑斯山路攻入蒂罗尔，从而补全不可阻挡的三叉戟。

起初，阿尔卑斯山以北一切进展顺利。7月，桑布尔—默兹军团经由弗兰肯朝东南方向快速推进，于8月中旬抵达安贝格（Amberg），此地距离波希米亚边界仅有不足80千米。与此同时，莱茵—摩泽尔军团也通过士瓦本攻入巴伐利亚。但奥军指挥官卡尔大公成功阻止了两军会师，与此同时还将自己的部队集中起来。8月24日，他在安贝格决定性地击败了茹尔当，迫使茹尔当开始了向莱茵河的漫长撤退。莫罗一得知此次失利，便命令自己的军团撤退了。截至10月，这两个军团都退回了出发点。

波拿巴和意大利军团出发更早，行动也更快，挽回了上述两个军团造成的困局。波拿巴攻入了此前未经战火破坏的土地，因而享有难以估量的优势，他的北方同僚们只能靠些许残羹冷炙过活。征服意大利的故事已然得到多次详细讲述。就算这里只能展示一下骨架，至少简明的叙述也能表明事件进展有多快。波拿巴于1796年3月27日抵达尼斯，在此后的一个月里，他击败了皮埃蒙特军队；4月28日，他在凯拉斯科（Cherasco）强加给皮埃蒙特人一份休战协定；5月10日，他在洛迪（Lodi）桥上取得了面对奥地利人的第一场大胜；5月15日，他进入米兰；到了5月底，除去曼托瓦要塞外，整个奥属意大利均被征服。换言之，早在北方的两个军团动身之前，波拿巴就完成了大计划中分配给他的部分。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他强行与一个又一个不幸的统治者缔结过分的协定，搜刮了巨额金钱和车载斗量的艺术品。最重要的协定是分别于6月5日、24日与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缔结的，再加上6月27日占领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中心里窝那（Livorno）港，这些就确立了法国在意大利的支配地位。波拿巴需要定期出现在意大利北部，挫败奥军前后4次自阿尔卑斯山杀出、解围曼托瓦的努力。1797年1月，最后一次解围以里沃利（Rivoli）之战奥军完败告终，随后，曼托瓦终于投降。

南翼现已安全，波拿巴便可以转而北上，开始对哈布斯堡君主国发起拖延已久的深入猛攻。他派出儒贝尔（Joubert）阻挡来自蒂罗尔的奥军袭扰，自己则朝东北方向推进，越过布伦塔河（Brenta）和皮亚韦河（Piave）攻入弗留利。3月16日时，他已抵达塔利亚门托河（Tagliamento），随时准备进入哈布斯堡的克恩滕行省。此时，他对手的意志正在崩溃。弗朗茨二世依然决心继续作战，可南线的新任指挥官并不这么想。这人便是皇帝的弟弟卡尔大公，1796年的胜利者，然而他现在已经确信，什么都无法阻挡波拿巴向维也纳进军。3月29日，波拿巴抵达克拉根福（Klagenfurt），4月7日，他已行经克恩滕抵达施泰尔境内的尤登堡（Judenburg）。事实上，他的前锋部队已经打到塞默灵（Semmering）山口，根据一份并不可靠的报告，他们能够看到120千米以北的维也纳教堂塔尖。眼看桑布尔—默兹军团和莱茵—摩泽尔军团即将再度越过莱茵河，奥地利人同意休战。

战争在那时走向终结，而这又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波拿巴于1797年4月18日在莱奥本（Leoben）达成了一份初步和约。他随后着手在北意大利扶植傀儡政权。等到10月17日在坎波福米奥签订最终和约时，条款已经变得对法国有利了。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份瓜分条约：法国获得了比利时、莱茵河左岸大部、伦巴第、伊奥尼亚群岛和威尼斯属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得到了威尼斯——这不仅包括其大陆领土，还有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土地，法国还许诺当它与神圣罗马帝国缔结和约时将允许奥地利获得萨尔茨堡主教区。奥地利人也同意正式承认内阿尔卑斯共和国，还把曼托瓦割让给它。摩德纳公爵丢掉了自己的公国，作为补偿，他获得了奥地利位于南德意志的布赖斯高属地。

对于旧制度式下讲求均势的政治而言，这一举动是再好不过的讽刺。事实上，这要比瓜分波兰还蛮横无理，因为在威尼斯，那里甚至没有新宪法、“雅各宾派”煽动乃至柯斯丘什科式起义这样为其消亡辩解的借口。如果需要证明“革命”法国不过是另一个强权，这便是证据了。就奥地利的部分而言，奥地利人显然是在威胁之下行事的，可抛弃神圣罗马帝国即便不是自杀行为，也是自残举动，因为《坎波福米奥和约》的秘密条款规定皇帝要尽其职责确保莱茵河左岸归属法国，还要用教会土地补偿失去领土的世俗诸侯。奥地利攫取萨尔茨堡就是这一进程的第一阶段。事实上，弗朗茨二世还要再过9年才会放弃神圣罗马帝国帝位，成为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可随着《坎波福米奥和约》的签订，拥有千年历史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丧钟已然敲响。

之所以还需要9年时间，是因为事实证明《坎波福米奥和约》只不过是休战而已。自1795年起以“督政府”之名为人所知的巴黎当局已因果月（1797年9月4日）政变而重组，此次政变导致当局急剧转向左翼。1798年2月，法军占领教皇国，宣布建立罗马共和国，还将庇护六世强行关押在法国，此举巩固了法国对意大利半岛的控制。从军事角度而言，更重要的事件是掌控瑞士，其手段是法国现已驾轻就熟的策略：借给当地合作者必要的军事力量，让他们夺取权力、建立卫星共和国。1798年12月，撒丁国王卡洛·埃马努埃莱四世被迫退位，皮埃蒙特亦遭占领后，最后一块障碍物也被搬开了。对督政府及其最成功的将领波拿巴来说，和平显然是通过另一种手段继续的战争。

西欧和南欧已在法国掌握之中，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召开的拉施塔特和会也将重塑中欧，督政府便将注意力转向东面的埃及。外长塔列朗和波拿巴都对征服埃及的远征兴致盎然。埃及可以补偿加勒比诸岛沦陷的损失，可以先发制人让奥地利以威尼斯为基地建立地中海帝国的企图落空，可以保护法国在黎凡特的关键利益，为法国工业品提供原料来源和市场，还可以作为征服英属印度的基地。因此，1798年5月19日，一支由280艘各式舰船组成、55艘战舰护航（其中包括13艘战列舰和6艘巡航舰）的庞大舰队离开土伦，向东开进。

报应随之而来。我们确实有充分理由将1798年8月1日视为革命—拿破仑时代法国的转折点。正是在这一天，海军少将霍雷肖·纳尔逊爵士率领由15艘战列舰组成的分舰队发现了停泊于亚历山大（Alexandria）附近的阿布基尔湾（Aboukir Bay）的波拿巴舰队并将其歼灭。在13艘法军战列舰中，仅有2艘逃过了被击沉或捕获的命运，而且，这2艘战列舰后来也被赶上击沉了。硝烟散尽后，纳尔逊评价道：“如此景象，冠以胜利之名显然是不够的。”它恢复了英国对地中海的控制，将波拿巴堵在埃及，也可能标志着法国对英国海上霸权的挑战至此告终。以下是马蒂娜·阿塞拉和让·梅耶尔的观点，他俩是一部关于革命时期法国海军历史的学术著作的作者：“阿布基尔战后，实际上一切都已决定，帝国的命运也是如此，特拉法尔加不过是阿布基尔的必然后果……海军听天由命，指望确保革命存续，阿布基尔改变了一切……阿布基尔标志着法国不再是海上强权。”波拿巴本人此时也承认了英国的海上霸权，正如他得知舰队覆灭后报告督政府时所述：“在此状况下，就像过去时常发生的那样，命运似乎已经决心向我们证明，要是命运赋予我们陆上霸权，便会让我们的对手成为海上主人。”

为何法国人赢得了陆战，英国人赢得了海战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事实证明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国家资源。他所获得的奖赏是连升数级跻身欧洲国家体系前列。他于1786年逝世，而次年开始的革命战争残酷地暴露了他体系的缺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军队在每个方面都超越了腓特烈二世式战争。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颇有助益地对照指出了二者的不同之处[4]：

拿破仑从旧制度继承了胜利工具。革命战争并不具备革新性。通常被视为革命战争要素的一切事物均在此前产生：“法国革命与战争革命同时发生，战争革命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十年里便已发生，很快，两场革命就融合了。”［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语］在旧制度的欧洲，法国理论家和实践者是军事变革的先锋，这也让融合变得更加容易。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源自法国在罗斯巴赫战败导致的极度震撼，这和罗斯巴赫会战50年后普鲁士在耶拿、奥尔施泰特的惨败让普鲁士人所做的如出一辙，为了准备复仇，某些富有远见的法国军事改革家竭尽所能利用了战败的不幸。他们在两个关键领域展开变革。天才炮兵侯爵让—巴蒂斯塔·瓦凯特·德·格里博瓦尔（Jean-Baptiste Vaquette de Gribeauval，1715—1789）被人发掘出来。他曾于1757年跟随奥军作战，亲身体验了普军如何有效运用其野战炮兵。被舒瓦瑟尔（1758年后任外交大臣，1761年后兼任战争国务大臣）召回后，格里博瓦尔着手落实和改进他从德意志学到的东西，尤其是标准化、器件可互换、更高的射击准度、更好的机动性。

大约与此同时，舒瓦瑟尔鼓励他在德意志的指挥官德·布罗伊（de Broglie）元帅实验更为灵活的部队阵形，以获得更好的速度与机动性。布罗伊将他的军队分拆为较易管理的纵队或师，每个单位不超过16个营，由他们自己的炮兵支援，骑兵掩护，轻型部队开路。当其中某个快速行进的纵队与敌军接触时，它应当坚持作战，直至其他纵队适时抵达侧翼介入战事为止。权力下放给了师级指挥官，较好的主动发挥环境可使部队更快地由纵队变为作战队形。

1792年，前去与革命法国作战的奥军和普军自信可以赢得一场快速、轻松的胜利，正如一位流亡者所述，那是“散步去巴黎”。实际上，联军要过整整22年才能在香榭丽舍大道举行胜利阅兵。是什么出了问题？困惑的卡尔大公在他出版于1795年的专题论文《论与新法兰克人的战争》（On War against the New Franks）中问道：“装备优良、兵种平衡、训练有素的军队竟被士兵未经训练、缺乏骑兵、将领毫无经验的敌人击败，这怎么可能？”他的答案至少确认了部分问题：他认为奥地利人之所以失利，是因为他们打了一场防御战，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绵长、稀薄的防御警戒线体系，这让法军能够在关键点集结优势兵力。

许多人认为，与其说法国人做得有多对，倒不如说联军做得有多错。它有利于联军恢复信心，可是也相当危险，因为这种解释方式会助长人们对革命力量的持续低估，也会导致人们确信对旧制度修修补补就足以带来最终胜利。最接近事实的观察者则因他的洞察力获得了一再错过提拔的“酬劳”，这个人便是汉诺威炮兵军官格哈德·沙恩霍斯特（Gerhard Scharnhorst），他于1797年在一本并不出名的杂志上也发表了一篇名叫《关于法军在革命战争中获胜总体原因的讨论》[5]的文章。他特别指出：革命军拥有天生的优越战略地位，这让他们能够在内线作战；他们还具备优势兵力；他们能够运用轻型部队；他们拥有统一的政治、军事指挥；他们采取了服从于国家利益而非王朝利益的战略，而这是一种协同一致、具有攻击性的战略；他们速度更快，精力更旺盛；他们能够无情地接受无限的损失，还使用了拼死一搏、决不妥协的手段。他表示：“这场斗争实在太不公平：一方什么都有可能失去，另一方没有什么可以丢弃。”矛盾的是，联军对法国动员贡献最大：“法国人发觉他们处于可怕的境地，几路大军包围了法国，打算奴役法国人，使他们陷入永久悲苦之中（或者说法国人是这么认为的），这鼓舞法军士兵英勇作战，使得公民做出自我牺牲，让军队搜集到补给，吸引平民来到军旗之下。”沙恩霍斯特也意识到法国人的传统自豪感有多么重要，他们为自己宣称的优越文明感到骄傲，进而激发出对外部干涉的愤怒抵制：“法兰西民族向来主张自己是唯一开明、智慧、自由、快乐的民族，将其他所有民族都鄙夷为不开化、野蛮、不幸之辈。”更为激进的是，他承认自由社会可以号召公民士兵个人迸发热情，从而产生出更强的实力。因此沙恩霍斯特总结说，法国的胜利并非侥幸，也不是一时偏差：“同盟大国失败的原因必定与它们和法国的国内环境密切相关。”

这种信念颇为诱人、相当流行，在前核武器时代颇为适用，但它不可能在不加若干限定条件的前提下被拿来解释法国革命的军事胜利。显然，许多士兵的确视自己为穿军装的公民，以炽烈迸发的意识形态信仰为共和国和自由而战。1792年，时年25岁的若阿基姆·缪拉（Joachim Murat）动身赴战，他的话是信仰激发出的口号的代表：“我的父亲，若是你知晓我的死讯，不要哭泣。毫无疑问，我毕生所能做出的最光荣牺牲就是捍卫共和国时与战友一同死去。”某位无名战士对自己失去一只手臂的轻描淡写的评论也堪称这种口号的典范：“没关系。我还有一条胳膊可以为共和国效劳，消灭它的敌人。”

可当人们考虑到胜利的反复无常特征时，革命热情带来胜利的信念似乎还是有问题的。公民士兵的基本特征——献身于革命、认同国家、自愿服从——是常量，因此应当产生恒定的结果。然而，1792年、1793年和1794年的战局（以及此后的各次战局）都不稳定，更像是成功和失败之间的混乱拉锯或是难分高下的交锋。革命军1792年9月在瓦尔米取胜，可次年3月便在内尔温登失利；1792年11月在热马普获胜，可次年7月又在美因茨告负；1794年6月在弗勒吕斯得胜，可同年又于凯撒斯劳滕三度失手。假定公民士兵战败时是他们恰逢倒霉日，革命感并不强，这是荒谬的。这可能是在耍贫嘴，不过它的确表明基于动机的论点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说明问题。另一方面，检视18世纪90年代发生的会战，我们可以看出奥军和普军中同样能够涌现个人英雄业绩和集体英雄业绩，这是不可能单纯用铁的纪律让士兵害怕军官更甚于敌人这样的原因来解释的。于是就有了两种尴尬的可能性：要么意识形态热忱对战斗效力影响甚微，要么旧制度价值观和革命理想是同样强劲的动机。

这个难解的问题涉及动机，它的答案永远不可能让每个人满意。关于法军在西欧取胜，可以从双方动员的士兵人数中找到更为实际的解释，这在我看来也更为可信。贡特尔·罗滕贝格（Gunther Rothenberg）将载有这一时期大会战及双方参战兵力的表格作为其《拿破仑时代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一书的附录发表，它表明一旦联军能够集结哪怕只是与法军大致相当的兵力，也会取得胜利。看起来很难避免得出吉尔贝·博迪尼耶（Gilbert Bodinier）的结论：“革命军取得的所有胜利都可归因于人数……每当他们的人数优势微弱……或是人数上少于敌军时，法军就会战败。”

然而，质量因素的影响无疑也是存在的。革命军与其前身乃至欧洲其他任何武装力量的最大不同之处便在于它的英才管理制度。制宪议会于1790年2月28日宣布此后“每一位公民都有权获得每一级军衔”，这开启了军官团的快速变革。购买军官职位以提升社会地位的廷臣和暴发户们就此离开，旧制度的顽固支持者们就此离开。填补他们职位空缺的则是原先前途惨遭贵族需求扼杀的人们——那些“幸运的军官”，也就是凭着优异表现赢得军官职位，却被束缚在最低几个级别的普通人，那些受困于低微出身或是穷困，不得不进入炮兵和工兵这样不受认可的兵种的人，以及尤为重要的军士。因此，指挥军队为革命打下西欧的那些人尽管是在旧制度下获得军事训练的，却要到1789年后才获得快速提拔。在1793—1794年的将领中，绝大部分（87.3%）拥有专业军事背景，事实上，其中大部分（67%）截至1789年已服役至少13年。上校和少校的历练程度与此类似，在革命爆发之际，有86.9%的上校和73.1%的少校是职业军人[6]。不过，这也是一支年轻的军队，超过1/3的上校不到35岁，将近2/3的上校不到45岁。

干得好不好不仅仅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它还攸关生死。在拉斐德将军于1792年变节、迪穆里埃将军于1793年变节后，巴黎当局便对任何涉及叛国的事情高度敏感，其中就包括了战败。在1792年8月10日之前，还没有将军被解职，可到了当年年底就有20名将军离职，1793年是275名，1794年则是77名。仅仅解职还常常被认为是不够的。至少17名将领在1793年上了断头台，而次年又有67名将领罹此厄运，两相对照，英国人在1757年处死海军将领宾就显得颇为宽大了。革命的将军们死在自己政府手中的可能性要高于死于作战行动，再没什么能比这个事实更好地显示法国革命的暴力之处了。然而，即便在作战行动中，风险也不可忽略，因为当局坚持要求它的将军们身先士卒，结果便是18世纪90年代有80名法军将领阵亡。倘若再将被己方人员私刑处决的将领［如1792年的狄龙（Dillon）］计入其中，人们就必须承认，革命将领们的每一点名望和成功都是他们辛苦挣来的。

1793—1794年的指挥官们年轻，富有才干，缺乏安全感，他们打破了欧洲战争的原有模式。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将军们曾在低地国家晃荡多年，却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战果。而在1793—1794年，要塞乃至战场的名字未曾变更，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却大相径庭，结果则是战争自此远离“欧洲斗鸡场”20多年，直到1815年才重回低地，引发了短暂混乱。在令这一时期尤为突出的一切统计中，或许最能显露内情的是这样一份统计：它告诉我们，1792—1815年共有713场会战，而在此前300年里，也仅有2 659场而已。这一定程度上源于救国委员会无休止地坚持要求军队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直至敌军彻底失败为止：“震撼如闪电、击打如雷霆”便是它于8月21日发出的简练指令。从这种决绝态度中生发出了冷酷无情，国民公会于1794年5月26日颁布法令，规定不许保留任何英国、汉诺威战俘的性命。幸运的是，只有一名法国舰长执行过这条谋杀命令，而且，尽管他获得了晋升，却也没有人去效仿。

英国人在18世纪确立了海上优势，1793年后这种优势的提升还要不断加速，这一优势将持续到20世纪。然而在1783年，甚至1793年，也还存在可能性不低于英国独霸的若干状况，当时12个欧洲国家有权自称海上强国：4个大国（大不列颠、法兰西、西班牙、俄国），5个强国（瑞典、丹麦、那不勒斯、联省共和国、土耳其）以及3个虽小却并非无足轻重的国家（葡萄牙、马耳他圣约翰骑士团、威尼斯）。可到了1815年，就只剩下1个超级海上大国（大不列颠）和1个落在它身后很远的二等海上强国（法兰西），其他所有海上强国均被淘汰了。法国利用它的陆军实力俘获了其中4国的海军（联省共和国、西班牙、圣约翰骑士团和威尼斯），这是变动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之处。这就难怪在阿布基尔湾战败后，闷闷不乐的波拿巴将军会哀叹不列颠统治海洋的命运似乎已然注定。

两类短缺给法国海军的努力造成了致命的障碍。第一是人力。革命战争开始时，法国人口约为2 800万，而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总人口还不到法国一半。正如我们所见，革命者们能够奋力动员出欧洲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陆军，然而，他们无法为海军做到这一点。这里有一个严重的结构性原因，追根溯源，可以归结为远洋捕捞和海上贸易在法国经济中作用相对较小。这让海军可以在战时征召的熟练水手局限在5万人左右。像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1794年）或尼罗河海战（1798年）这样的失败，之所以后果如此严重，便是因为仅仅这两场血腥交锋就令法国海军总兵力的10%或是战死，或是被俘。到了1802年，已有7万名法国水兵俘虏待在英国监狱或囚船里，而在1814年，也有8万名法国水兵战俘遭到关押。这一时期法、英两军损失的对比可以充分说明问题。

表12 革命—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与英国海军损失

资料来源：Michael Lewi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Navy 1793—1815 (London, 1960), p. 362

此外，英军对公海的控制使得法国的远洋捕捞和贸易事实上陷于停滞，这样可怕的损失也是无法弥补的。而革命的立法议员们对海洋缺乏兴趣，理解也不够，这又加剧了问题，议员中很少有人见过海：2/3的革命议会议员来自居民不超过5 000人的乡村社区。这样的冷漠与英格兰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在那里，海上大国的神话至少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战争，神话提供了一群新教老水手英雄，让约翰·福克斯的《殉教者书》[7]更为完备。人们认为海权与国家自由、贸易繁荣不可分割，“它让英格兰海权成为举国皆兵的理想表达方式”（尼古拉斯·罗杰语）。

法军面临的另一个致命短缺在物资方面。旧制度的海军大臣们，尤其是卡斯特里侯爵，不仅建造了数目惊人的战舰，也囤积了维持舰队航海所需的大量木材、缆绳及其他海军仓储物资。然而，要做到这一切所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只能依靠巨额举债来维持——截至1789年，海军部共计欠债4亿利弗尔。旧制度的最终破产和海军基地的纪律崩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拖延薪饷）导致物资存储条件严重恶化。在与大不列颠的战争爆发后，从波罗的海和黑海补充物资就越发困难了。在这方面，一度丢失土伦后果尤为严重，因为英军成功地在撤退之前焚毁了兵工厂里的几乎所有海军大仓库。到了1795年，法国造船技师已经用尽了所有适合建造战列舰的木材，不得不转而建造巡航舰。在1793年，法军舰队由88艘战列舰和73艘巡航舰组成，而到了1799年，就只剩下49艘战列舰和54艘巡航舰了。

英国在人力和物资两方面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英国海军部所拥有的海军基地比它的对手拥有的更广更深，在为海军提供熟练海员时遇到的困难也要少得多。似乎取之不尽的财富让英国能够向新兵提供诱人的奖金，这也对征募海员帮助很大。与流行说法不同，臭名昭著、招人憎恶的抓丁拉夫并非补充队伍的唯一手段。海军在预算案中占据首要位置，而这在法国不可能发生：“让海军红运临头的是，1793年前的10年几乎都是它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它享有公众和议会的支持。”（保罗·韦伯语）这样的情形此后也会持续下去：议会在1793年投票通过决议，为征募2.4万名水兵拨发所需的经费，1797年甚至准许了征募12万名水兵的开支。1801年的统计表明，海军共有13.5万名水兵，商船队则有14.4万名海员。此外，英国人相当关注保持水兵健康，正如纳尔逊所述：“一切兵役中的头等大事都是健康。”美国独立战争后，一艘英国巡航舰给一名法国访客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震惊于它竟能保持如此一丝不苟的整洁，我从没在土伦的任何一艘巡航舰上看到像它一样的状况。他们说法国人的不洁带来的损失比英国人造成的损失还大。他们每天都要清洗整艘战舰。”在查尔斯·米德尔顿（Charles Middleton）爵士（1778—1790年任海军审计长）有力的管理下，海军造船厂呈现出的特色是较高的管理效率、良好的经济资源利用方式和具备职业精神的官员，此时，法国的造船厂则遭到偷窃和怠慢的破坏。英军还控制了进出波罗的海的通道，这确保了他们享有海军资源的不间断供给，因此，英、法海军规模间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质量差距也在扩大。皇家海军拥有能够在海上训练船员的无价优势，法军则被迫在遭到封锁的港口内训练。在抛锚停泊好几个月后，法军最终不得不前往远洋应用技术时水平粗疏就毫不奇怪了。舰队从布雷斯特出航后时常发生的混乱就说明了这一点。1795年7月，马丁将军的分舰队在耶尔群岛（Îles d’Hyères）外海面对上英军时选择逃离，而在分舰队的1.2万人里，有2/3此前从未出过海。关于法国人时常自我吹嘘的战舰质量优势是否像某些悲观的英国专家所认为的那么大，这一点也值得怀疑。正如阿塞拉和梅耶尔曾指出的那样，对英国造船匠的许多指责实际上反映出海军贵族军官对平民旱鸭子的习惯性鄙视，必须重重地打上折扣。法国战舰的确更修长、更迅捷，但也要为此付出代价：它们更不耐用、更脆弱，同等吨位条件下可携带的火炮数量也更少。其中有些战舰也简直太大了。三甲板战舰“马赛商贸号”（Commerce de Marseille）是在土伦被俘的，它令海军部的专家们大为震撼，但事实证明这艘船在海上没什么用处，1796年被改为囚船。当条件适宜时，崭新的法国战舰的确是可以快速行进的，其代价却是较高的建造和养护费用，以及较短的使用寿命。一代又一代对造船厂的低投入使此类缺陷更加严重了。

两支海军最大也最严重的差距在炮术领域。铁的纪律和持续的海上训练让英军炮手能够打出更一致、更准确而且——最重要的是——更快速的侧舷射击，其炮击速度可能达到法军两倍之多。更好的火药也进一步强化了英军火力。征服孟加拉让英国人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硝石，所以，英军的火炮射击初速也很可能相对较高。接近敌军时，英军还可以充分利用崭新的“卡伦炮”（carronade），这是一款由苏格兰卡伦（Carron）铁厂研发的可怕火炮，它将“游隙”（炮膛和炮弹间的空隙）缩小了50%，能够投射出的更重的金属炮弹也弥补了它在射程上的缺点。（法军火炮养护很差，这让英军无法使用缴获的火炮。）上述创新以及其他若干较小的创新——如标准化的炮闩、可弯曲的夯锤和更为精细的信号——产生了这样的总体效果：创造出了一支能够自信逢敌必胜的舰队。

自信滋生出了侵略性。革命陆军在其巅峰时期具备持续推进的典型特征，而这显然不属于革命海军，可又显然存在于皇家海军当中。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战前的指令最好地概括了这一点：“在无法看到信号或无法正确理解信号的情况下，如果将自己的战舰靠在一艘敌舰旁边，舰长就绝不会犯下大错”。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仅仅持续了5个小时，在此期间，纳尔逊的舰队俘获了17艘战舰，此外还焚毁1艘。法军和西军坚韧地英勇奋战，尽管这两军享有诸多优势，但最终还是惨败，这只能用“英军炮术的压倒性优势”（尼古拉斯·罗杰语）来解释了。此时，英军指挥官们已是疯狂寻求海战，因为他们深知纵然英军数量居于下风，也必将取得胜利。1797年2月14日，约翰·杰维斯（John Jervis）爵士站立在“胜利号”的后甲板上，此时，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西班牙舰队接近了圣维森特角外海，他的参谋长罗伯特·考尔德（Robert Calder）喊出了敌舰数目：

“8艘战列舰，约翰爵士。”

“好得很，阁下。”

“20艘战列舰，约翰爵士。”

“好得很，阁下。”

“25艘战列舰，约翰爵士。”

“好得很，阁下。”

“27艘战列舰，约翰爵士。”

“够了，阁下，别再说了。骰子已经掷下，就算有50艘，我也会突破。”

正是在此战当中，杰维斯的一名部下、“舰长号”（Captain）指挥官霍雷肖·纳尔逊准将亲自率领跳帮队俘获了“圣尼古拉号”（San Nicolás），随后又攻上了“圣何塞”（San José）号的甲板。并非每位英军指挥官都拥有如此这般对攻势的爱好。每一位杰维斯都对应一位布里德波特，每一位纳尔逊都对应一位霍瑟姆。[8]要将海军中的此类朽木通通送上岸还需要几年时间，可英国海军军官团还是逐步通过优胜劣汰成为一个以职业水准、作战技能和侵略性闻名的群体。它的集体质量令杰维斯、邓肯、纳尔逊这样的指挥官能够在清楚各位舰长知道如何行事、明白诸位舰长不会畏葸不前的状况下分割敌军战列线。在他们的对手一边却找不到这样的团队精神。法军方面，不管是指挥官还是水兵都多次表现出优秀的作战技能和坚定的决心，甚至还有英雄业绩，但它们是孤立存在的。海军将领冈托姆（Ganteaume）的描写很有代表性：当他于1801年奉命自土伦出航时，他提出抗议，认为自己的舰队状况并不能支撑出航，因为他的水兵已有15个月未曾领到薪饷，他们吃得差，衣服破烂，士气也低得无可救药。可以预见的是，冈托姆未能完成使命，没能拯救自纳尔逊1798年尼罗河大捷以来被困埃及的法军。

第二次同盟战争

就短期层面而言，波拿巴不幸的埃及冒险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是新同盟的组建。俄国沙皇帕维尔一世对革命法国的“贪得无厌”既愤怒，又焦虑，他怀着这样的情绪观察了1796—1797年的状况。征服黑海北岸后，俄国人在东地中海的商业利益快速扩张，因而对任何威胁到商贸的举动都高度敏感。尤其是在1783年吞并克里米亚后，旧港口得以发展，新港口得以开拓，由这些港口出口的货物价值从1786年到1797年翻了一番还多。此外，俄国对在第二、三次瓜分波兰时所得土地的控制相当薄弱，俄国人对此也感到了同样的焦虑。和波拿巴、塔列朗（以及许多西方历史学家）不一样，他们深知波兰问题和土耳其问题关系密切。因此，当情报表明有一支庞大的军用运输船队在土伦准备必需品时，许多俄国大臣便不安地判定船队是冲着俄国人来的。有些人觉得它是要前往阿尔巴尼亚，船上装载的部队可以从那里向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进军，与波兰造反者会合；有些人觉得它是要开往萨洛尼卡（Salonica），其目标则与上述目标相同；还有些人觉得它或许会直接航向克里米亚。沙皇与圣约翰骑士团——统治马耳他岛的军事—宗教修会——有个人关系，这也强化了上述经济、政治方面的考量。波拿巴在前往埃及途中，于1798年6月夺取了这个岛屿，仅此一点，便令帕维尔一世确信此次远征本质可谓奸邪阴毒。

其结果是新的大同盟就此成立，同盟包括了大不列颠、奥地利、俄国、土耳其、葡萄牙和那不勒斯。到了1799年，波拿巴远征东方的愚蠢之处才完全暴露出来。他误判了俄国人，也低估了英国人。特别讽刺的是，他其实是自己错误的主要受益者，因为战争早期的失利奠定了让他获得权力的雾月政变的基础。由于最成功的将领、诸多极具才能的下属指挥官和法军精锐都被英国皇家海军困在1 600千米以外，事实证明督政府无力应对他们大力促成的同盟。对督政府外交政策的终极指控是1798—1799年冬季俄国人与土耳其人合作的奇观，这绝对是欧洲国家体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同盟之一。

“第二次同盟战争”开局相当鲁莽，那不勒斯国王于1798年11月抢先行动，入侵了罗马共和国。虽然初战得胜，可国王到了年底就得登上纳尔逊的旗舰避难，他的王国也作为“那不勒斯共和国”成了法国的又一个卫星国。当战争于1799年春季正式打响后，法军在全部三个战场遭遇了一场又一场挫败。在德意志，法军越过莱茵河展开推进，卡尔大公在3月的两场胜利不仅阻滞了法军，还将其击退。在瑞士，奥地利人也在6月占领了苏黎世，控制了阿尔卑斯山的主要道路。在意大利，年纪虽大却精力充沛的俄军将领苏沃洛夫（Suvorov）伯爵把法军扫出半岛，只留下热那亚附近的一小块飞地。仅仅两个月，苏沃洛夫伯爵就征服了意大利，这比波拿巴在1796年的征服更快、更彻底。就像1792年夏季和1793年夏季一样，革命的最后时刻似乎就要来临了。

法国革命者发觉很难牢牢保持他们的征服成果，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语言和实践间的巨大鸿沟。他们带着“向城堡开战、给农舍和平”的口号发动战争，许下解放全欧洲被压迫民族的诺言。然而，革命者无法负担诺言，也无力遵守。作为政权，革命政府处于破产状态，而它筹来的任何资金都得用在养活反复无常的巴黎公民这个紧迫任务上，因此革命军被迫依靠他们解放的土地过活。因此，对革命军前进道路上倒霉的比利时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来说，革命军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征收现款式的剥削和对各式消费品及动产的征用。随着军队变得尤为庞大、尤为缺乏纪律，他们也制造了程度前所未见的洗劫、谋杀和强奸。虽然当地人诉诸武装抵抗的尝试都被无情地粉碎，但持续不断的消极抵抗使法国人只能依靠武力保持征服成果。

对革命者来说，这是悲伤的体验。这些人希望全人类都感激地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因此，当革命者遭到拒绝时，他们硬下心肠，将法国放在首位。他们总结说，欧洲其他地方已表明它们依然沉睡在无知与偏见之中，并不值得解放。罗伯斯庇尔认为法兰西民族已经超越其他人类两千年，现在可以构成一个有别于他人的物种，而且，这么想的并不光有他。法国对占领土地采取的严厉法国化政策也表现出了此类傲慢，它自然招致了强烈的反应。即便民族主义并非法国大革命的发明，它也必定从革命的文化、政治帝国主义中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

反法暴动在1799年广泛发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鲁福枢机主教的“基督军”（armata cristiana）光复那不勒斯王国，协助联军将革命军逐出国境。然而，就在胜利在望之时，同盟开始分裂。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目标之间始终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前者希望在意大利恢复旧政权，后者则打算从皮埃蒙特人和教皇那里攫取土地。让状况更为糟糕的是，双方的英国金主正在运用其金融实力从伦敦对战略发号施令。英国人对奥地利人强迫症般的不信任则是又一个加于自身的障碍。其结果是，当巴黎的又一场政变给法国的战争注入新活力时，联军却无法做出足够的回应。尽管奥军于1799年8月在意大利的诺维（Novi）取得了又一场压倒性胜利，决定整场战局的却是马塞纳（Masséna）将军在苏黎世击败了科尔萨科夫（Korsakov）麾下的俄军。沙皇帕维尔一世命令他的军队回国。与此同时，英俄联合入侵荷兰也以灾难告终。

上述胜利未能及时拯救巴黎政权。1799年，督政府已由于一再干涉、否决选举结果而丧失了最后一丝合法性。此时的主要人物是西耶斯神父，这位老手依靠实用主义灵活地成功通过了革命政治的旋涡，当他面对质询，需要回答在恐怖时期做了什么时，他的著名答复堪称实用主义的最佳总结：“我活了下来。”正是西耶斯策动了让波拿巴将军于1799年11月获得权力的政变。这位将军只是三执政之一的表象未能骗过任何人——马背上的家伙才是确凿无疑的主导者。

雾月政变后，波拿巴面对的军事状况似乎有好有坏。就正面而言，法国境内的反革命暴动已经迅速失败，英俄远征军夹着尾巴回了家，马塞纳在苏黎世的胜利也保住了瑞士。另一方面，勒古布（Lecourbe）及莱茵军团入侵德意志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斯塔劳伊[9]将军的奥军于11月底在辛茨海姆（Sinzheim）将其击败，而在意大利，法军手中除去热那亚外的最后要塞科尼（Coni）于1799年12月14日陷落。此时，波拿巴充分利用了政变带来的统一指挥优势，他制订了战役计划，集结了所需资源，指导了实施流程。事实证明，关键在于他在第戎组建了由贝尔蒂埃（Berthier）指挥的庞大预备军团，由此波拿巴就可以充分利用瑞士的中心位置部署军团。

决定性的会战于1800年6月14日在马伦戈（Marengo）打响，那时，波拿巴赢得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会战。要是他战败了（事实上也确实差点失败），那么就算波拿巴在军事层面上或许可以择日再战，在政治层面上他也死透了。他于5月6日离开巴黎后短短几周，以贝纳多特（Bernadotte）、莫罗（Moreau）这样雄心勃勃、心怀忌妒的雅各宾派将领为首，国内已经滋生出了诸多密谋。只有一场决定性胜利才能保住新政权，而一场决定性失利很可能会摧毁新政权，令法国重回革命政治的旋涡。事实上，马伦戈会战既给法国革命钉上了棺材盖，又决定了第二次同盟战争的命运。虽然正式媾和还要过很久，成千上万的人还要为确保和平而死，但人们不需要多少洞察力便能预见到和平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正如保罗·施罗德所写：“唯一的惊人之处是奥地利在马伦戈会战后继续作战了6个月，又放过了一个能相对轻松地脱离战争的机会。”波拿巴把急需的休战赠予他那虚弱的对手，自己则匆忙返回巴黎，强力制止争端并着手巩固权力。

直至莫罗于1800年12月3日在霍恩林登（Hohenlinden）击败奥军，战争才走向终结。1801年2月9日缔结的《吕内维尔和约》 （Peace of Lunéville）确认并扩大了法国在坎波福米奥所得的成果。波拿巴主持了德意志版图的大幅简化，也开启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毁灭。差不多两年后，帝国议会于1803年2月23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几十乃至上百块领地从版图上抹去。较大的世俗诸侯，特别是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成了大赢家，输家则是教会邦国、帝国自由市和帝国骑士。波拿巴的意图在于令幸存者大到可以为法国提供有用的人力、金钱和物资，又小到不足以威胁法国的安全。就中短期层面而言，这一手段运作良好，但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欧洲的柔软腹部在相当程度上硬了起来，而且很可能还会变得更硬。

《吕内维尔和约》签订之后，只有英国还在继续作战。西班牙在波拿巴命令下于1801年4月入侵葡萄牙，迫使其进入法国势力范围，生动显示出英国不足以阻止法国在欧陆上获得霸权。另一方面，正如纳尔逊于同月在哥本哈根赢得的出色胜利所示，不列颠继续统治着海洋。因此，“第二次百年战争”的这一阶段以平手告终，不过在领土得失层面上，法国直至此时的进展还是首屈一指。令人厌倦的谈判持续多月，和约最终签署时，英国人9年来的海上胜利只换来了西班牙的特立尼达（Trinidad）和荷兰的锡兰。包括好望角在内的其余一切战果都得奉还。格伦维尔勋爵自1791年起担任外交国务大臣，直至1801年2月才辞去职务，他在上议院表示，“这份耻辱、有害的条约……已到了所能接受的最可耻、最具毁灭性的地步”，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绪。

拿破仑战争

拿破仑·波拿巴将军直至1804年才成为拿破仑一世皇帝，可革命战争已经在1802年实质上终止了。保罗·施罗德提出了特别令人信服的主张，如他所述，由土耳其对俄宣战引发、自1787年开始的战争代表了18世纪势力均衡体系的崩溃。起初，战争不过是影响东欧与中欧命运的冲突，可到1792年后就扩大到涉及复兴的法国在欧洲国家体系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在上述战争告一段落时，英国掌控海洋、法国掌控西欧和南欧、俄国掌控东欧得到了确认。由于普、奥两国都接受这一解决方案，因此只要三个主导大国接受各自分到的势力范围，承认英吉利海峡或缓冲区这样的地理障碍将三大国隔开，局面就可以维系很久，而最重要的缓冲区便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残余部分，其中又包括了普鲁士和奥地利。

上述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波拿巴在《坎波福米奥和约》签订后表现的那样，他认为和平不过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不仅拒绝与英国就自由贸易商约展开谈判，还将英国制成品挤出他控制的每个国度。他靠敲诈西班牙人获得了路易斯安那，又计划夺取佛罗里达，还要重建奴隶制，向加勒比海的圣多明各岛派出远征军，意图重建法兰西殖民帝国。他甚至违背1802年与英国签订的《亚眠和约》中的条款，拒绝从巴达维亚共和国撤出法军，将皮埃蒙特与厄尔巴（Elba）岛并入法国，并占领了帕尔马。1803年2月，他干涉瑞士，强加给它一部新宪法和一个新同盟，还控制了阿尔卑斯山山口。内阿尔卑斯共和国被更名为“意大利共和国”，由波拿巴担任总统。神圣罗马帝国在他的保护下重建，这也确保了他的影响力在那里同样占据主导地位。1803年1月，政府公报中引述了一位新近到访埃及的法国将领的话语，这个人声称6 000人便足以再度将埃及征服。法国不断挑衅，英国拒绝按照《亚眠和约》的要求撤出马耳他，并于1803年5月18日对法宣战，这或许毫不令人意外。

由于欧洲其他地方还维持着和平——虽然维持得并不容易，随后两年里的主要事务便是波拿巴尝试在布洛涅组织一支入侵部队，他宣称：“只要让我们控制海峡6个小时，我们就能成为世界的主人。”准备入侵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结果到1805年春季，法军一共集结了2 240条运输船，可以运送一支拥有16.5万人、2.3万匹马的军队。波拿巴——或者说拿破仑，他在1804年12月2日自行加冕为“法兰西人的皇帝”后就应当如此称呼——的仰慕者们本该好好检视一下这荒谬的事业。正如尼古拉斯·罗杰所强调的：“他对作战行动所需的时间和条件的认识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仅仅是让这支庞大舰队出港就需要一周的好天气，跨过海峡还要两天全然风平浪静，而且，还得是在皇家海军完全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这就难怪海军大臣德克雷（Decrès）会对拿破仑“古怪、不停变动、自相矛盾的计划”感到绝望了。

然而，上述种种举动终究产生了一种附加收益：它们让大军团（La Grande Armée）——拿破仑对入侵部队的称呼——的作战效力通过训练达到巅峰。这一收益恰逢其时，因为第三次反法同盟在1804年正处于组建进程当中。拿破仑重组了德意志，在1804年3月劫持并通过审判处决了波旁家族的当甘公爵（duc d’Enghien），还自立帝号，这都促使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于当年年底达成秘密协定。拿破仑于1805年5月创建意大利王国，国王自然是他本人，又于次月将热那亚并入法国，这样的举动促使同盟彻底形成。从1805年8月起，欧陆大部分地区再度陷入战火，只有普鲁士保持和平。拿破仑在这时享受了他的最佳时刻。如果说布洛涅插曲表现了他最愚笨的一面，那么他在德意志战役中的表现则说明了为何有那么多同时代人物认为他是军事天才。他无疑是天才，不过也必须由他的对手们提供暗淡的背景，才能令他的将星更为闪耀。奥地利人认为意大利将成为主战场，只给德意志战场分派了6万人。他们的指挥官卡尔·马克（Karl Mack）将军认为拿破仑只能集结7万人，得花上80天时间才能进抵多瑙河。事实证明，大军团足有19万人之多，并完全出人意料地在13[10]天内进军480千米，迫使马克于10月20日在乌尔姆投降。这一回，法军官方公报总算在记录时没有夸张：“包括2 000名骑兵在内的3万名官兵、60门火炮和40面军旗都落入我军手中……自战争开始以来，俘敌总人数约为6万……从未有过如此彻底、如此代价轻微的胜利。”

6周之后，拿破仑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利茨面对奥俄联军又取得了一场胜利，它的代价要高得多，可从结果来看也彻底得多。关于这场胜利——拿破仑所有胜利中最伟大的一场——的每一份记载都认可拿破仑在战场上一再表现出他的“眼力”，那便是克劳塞维茨极为珍视的眼力——“大局观与判断力，二者发展成为惊人的洞察力”。冷酷的战后统计显示了他的胜利程度：联军方面有1.5万人死伤，1.2万人被俘；法军方面，8 000人死伤，573人被俘。拿破仑在给约瑟芬皇后的家书中写道：“我已打败由两位皇帝指挥的奥俄联军。我有点疲倦了。我在旷野里宿营了整整8个白天，还度过了8个冰冷的黑夜。明天，我应当在考尼茨侯爵的城堡里休息，我应该可以在那打盹两三个小时。俄军不仅战败，而且已被歼灭。拥抱你。”俄国人向东退却，准备择日再战。奥地利人则匆忙媾和，于12月26日在普雷斯堡缔结和约。他们放弃了威尼斯城、威尼斯地区（Venetia）、伊斯特里亚（Istria）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将上述地区交给意大利王国，将特伦蒂诺（Trentino）、蒂罗尔地区和福拉尔贝格交给巴伐利亚，将布赖斯高地区交给巴登和符腾堡。

到了1805年年底，拿破仑已处于欧洲之巅，但是他尚未登上世界巅峰。就在他乌尔姆大捷后的一天，灾难降临在特拉法尔加。在短短5个小时的战斗中，面对拥有33艘战列舰的法西联合舰队，由27艘战列舰组成的纳尔逊舰队俘获或击沉了一半以上的敌舰，而且在作战中并未损失一艘战舰。英军以毁灭性的方式展示了其炮术优势，给敌军造成了10倍于己的损失。事实证明，上述战果极为重要。尽管拿破仑花费巨资，试图重建被他“抛弃”（罗杰语）的舰队，英国此时的海上优势却不容挑战。英国人免于遭受入侵，因而可以持续扩张他们已然庞大的殖民、商业帝国。正如后文所述，英国的不可侵犯导致拿破仑执行了大陆封锁政策，这最终导致了1812年攻打俄国的灾难性战役。多数人此时都看出英国人不会输掉战争，可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必将取胜。

再说到欧洲大陆，拿破仑的注意力转向了北方。普鲁士自1795年以来保持中立，但它在1805年秋季曾较为接近第三次同盟，不过还是被奥斯特利茨阻止了。拿破仑此时用上了胡萝卜和大棒，他准许普鲁士占领汉诺威，但也强行要求它为下一场对俄战役提供军队，还要禁止英国船只出入普鲁士港口。普鲁士在第一次革命战争中三心二意地与奥地利合作，在此前10年里无所作为，这让享有后见之明的历史学家们对它印象不佳。然而，在通常被描述为挥霍遗产的酒色之徒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普鲁士攫取的领土竟比腓特烈大帝时期还多。同样应当记住的是，不管有多么可耻，多年的中立还是带来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红利。事实上，1795—1806年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黄金时代。普鲁士人处于法兰西煎锅和俄罗斯烈火之间，人们或许可以对他们的两难处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同情。

无论如何，在柏林无疑存在诸多混乱和迟疑不决，那里的两任外交大臣——豪格维茨与哈登贝格——遵循截然相反的方针。1806年夏季，主张与贪得无厌的拿破仑彻底摊牌的人们占了上风。“莱茵邦联”于7月组建，这暴露了拿破仑将德意志邦国变为卫星国的意图。事实证明，最后一击是拿破仑计划牺牲普鲁士，将汉诺威还给英国以换取和平。10月初，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发出了他知道必将遭到拒绝的最后通牒，这实质上已是宣战。战争在一周内便告结束：在耶拿、奥尔施泰特双重会战中，普鲁士军队溃败。在多数非普鲁士历史学家眼里，崩溃来得太过突然、太过彻底，这让孤军奋战的决定看上去实在是难以理解。费利克斯·马卡姆（Felix Markham）的轻蔑评论堪称典型：“普鲁士在1805年用它的自私中立毁掉了第三次同盟，又在1806年只身挑战拿破仑，选择了自杀。”不过，当时的状况看上去并非如此：普鲁士人认为他们的庞大军队可以赢得足以令拿破仑视他们为平等伙伴而非下属的军事胜利。不管他们的乐观主义有多么不合时宜，普鲁士人都不是怀着战败的预期投入战争的。布吕歇尔将军宣称：“法国佬会在莱茵河这边找到坟墓，那些回家的家伙则会带去灾难降临的消息，就像罗斯巴赫战后那样！”

普鲁士这个国家的内乱或许比会战本身更让人沮丧。并非人人都注意到法军甚至未曾触及普鲁士国境，因为耶拿与奥尔施泰特都在萨克森境内。然而，一座座普鲁士要塞要么未经抵抗便投降，要么稍加抵抗就投降。屈斯特林[11]要塞守备司令急着投降，竟然匆忙越过奥得河去欢迎推进中的敌军。要是腓特烈·威廉三世同意了拿破仑此时提出的休战要求，普鲁士的末日（finis Borussiae）可能就来了。关键的国务会议于1806年11月21日召开，冯·施泰因（von Stein）男爵领导的改革派成功说服国王继续抵抗。在兰克看来，这是普鲁士君主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之一。它意味着普鲁士的命运自此与俄国（已于1805年参战）牢牢相连，也导致拿破仑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由于继续东进，他让自己卷入了东欧政治的迷宫。尽管这种做法的后果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可拿破仑还是无从逃脱。

就短期层面而言，拿破仑进入波兰，搞到了一位情妇——诱人的玛丽亚·瓦莱夫斯卡（Maria Walewska）夫人，还鼓励她的同胞摆脱俄国的压迫。从波兰出发，他北上攻入东普鲁士，在那里，他于1807年2月8日展开了一场会战，那或许是他军事生涯里最血腥的会战之一，严格说来他还是赢得了一场胜利，但在交战中可能损失了多达2.5万人。当奈伊（Ney）元帅后来骑行通过战场时，他惊呼：“何等的屠戮啊！而且毫无结果。”莱斯托克（Lestocq）将军指挥的普鲁士军表现出色，这场会战也标志着普鲁士军队的复兴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事实证明，艾劳[12]只是拿破仑完全主宰大陆这一胜利进程中的短暂挫折，因为就在同年6月14日，他决定性地在柯尼希斯贝格以南的弗里德兰[13]击败俄军，迫使他们于7月9日在涅曼河上的蒂尔西特缔结和约。由于拿破仑急于返回西欧彻底重组意大利与德意志，协定条款对俄国极为宽厚。俄国只需割让伊奥尼亚群岛，而且还得到了普属波兰的一大片土地。本质上，两个大国同意缔结同盟，将欧洲一分为二，法国主宰西欧、中欧和西南欧，俄国则主宰东欧和东南欧，未来的扩张展望则是以土耳其人为牺牲品向巴尔干推进，以英国人为牺牲品向中亚和南亚推进。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积极对待加入大陆封锁和对英开战的要求。真正的受害者是普鲁士，它失去了1/3以上的土地和一半以上的人口，军队被削减到4.2万人，还要支付巨额赔款并维持庞大的法国占领军。更糟糕的是，萨克森—波兰君合国的噩梦重现，因为新近成立的华沙大公国由普鲁士在第二、三次瓜分波兰中获得的份额构成，而萨克森国王（萨克森选帝侯此时的称呼）成了大公国的世袭统治者。

拿破仑帝国瓦解

这两个忙乱的战争年头过去后，欧洲地图就得重画边界、重新上色了。在这个重绘地图的进程中，一个新的大王朝出现了。尼德兰变为王国，由拿破仑的弟弟路易统治。波旁家族被逐出那不勒斯王国，当地转而归属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在神圣罗马帝国（它最终于1806年寿终正寝）覆亡的受益者中，还有一位波拿巴家族的弟兄，他叫热罗姆，成了新创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统治者。另一个新创立的贝格大公国则给了若阿基姆·缪拉，他娶了拿破仑的妹妹卡罗琳。拿破仑把北意大利留给自己，在那里创立了“意大利王国”，将他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Eugène de Beauharnais）立为副王。他把瓜斯塔拉公国给了自己钟爱的妹妹波利娜（Pauline）及其丈夫卡米洛·博尔盖塞（Camillo Borghese）亲王，不过他俩将公国作价600万法郎卖给了帕尔马。另一个妹妹埃莉萨（Elisa）和她的丈夫巴乔基（Bacciochi）亲王在1808年得到了托斯卡纳。就在这一年，拿破仑将他的兄长约瑟夫升为西班牙国王，让缪拉过去填补那不勒斯的空缺。

对旧制度下宫廷政治的拙劣模仿招来了灾难。把约瑟夫·波拿巴强加给西班牙导致暴动席卷西班牙全国，各式各样的不满情绪助推了暴动，然而，这些情绪既有针对新政权的，也有内斗到两败俱伤的。约有2万人的法军于1808年7月在拜伦（Bailén）投降后，由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爵士指挥的英国远征军于次月在葡萄牙登陆。“西班牙溃疡”就此出现，事实证明，它在其后5年里将严重消耗拿破仑的资源。好几次，叛乱看似即将被平定——当拿破仑亲征西班牙时尤其如此，可又每每再度壮大。1809年，韦尔斯利（或者说威灵顿，他于1809年获得世袭头衔后便该如此称呼）两度从西班牙退入葡萄牙境内；1810—1811年，他差点丢掉了里斯本城外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1812年秋季，他再度入侵西班牙，又再度撤出，可到了1813年，他终于发动了不可阻挡的推进，最后于当年10月越过了法国国境。就本质上讲，赋予他决定性优势的是来自海上的援助。正如威灵顿本人所写：“要是有人想了解这场战争的历史，我会告诉他，是我们的海上优势给了我维持军队的能量，而敌人却做不到这一点。”

在这条如同过山车般急转突变的胜利之路上，威灵顿还受益于肆虐半岛的游击运动，不过，他从中得到的帮助既强劲又紊乱。一名法国军官抱怨说游击队“打算将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攻击小股分遣队，屠杀伤员和孤立人员，消灭运输队，劫持信使”。要是游击队撞上了强敌，他们就会分散到乡间，藏起武器伪装成农民。他们平均每天杀死大约100名法军士兵[14]，这并不足以让他们只凭借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却起到了非常有效的辅助作用。社会的紧张局势和单纯的犯罪行为在动员游击队过程中起到了突出作用，宗教的作用也是很引人注目的。西班牙人在过去曾身处基督教世界的前线，他们在地中海对付摩尔人，在北方对付异端，在新大陆对付异教徒，这样的旧意识此时依然强烈。无神论是对正统信仰的新威胁，还是尤为危险的威胁，而法国革命与无神论存在联系，这就给1793—1795年的西法战争和1808—1814年更为激烈的冲突加上了传统的十字军意味。1808年7月25日，圣雅各节当天，加的斯举办了一场纪念仪式，它极好地体现了如何将旧热情转移到新目标上。人们一如既往地举着特别受人崇拜的一尊圣人像游行，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匍匐在雕像脚下的摩尔人战俘穿上了法军士兵制服。国家认同与宗教间的联系就和战斗本身一样广为传播。就在几天前的7月16日，在将导致法军3天后于拜伦遭遇灾难的战略机动中，有支西班牙军队在门希瓦尔（Menjibar）渡口切断了法军撤退路线。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提醒他的士兵们，这是拉斯纳瓦斯（Las Navas）会战的周年纪念日，6个世纪前的这一天，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击败了摩尔人，拯救了基督教，奠定了国家独立的基础。塞维利亚政务会宣称：

我们将为捍卫祖国与宗教而战，我们必须以行动证明自己是真正的西班牙人与基督徒。因此，本政务会要求军队各部、各城镇以及各阶层民众改进自身行为举止，做到谦和努力，依靠……美好德行，凭借不懈祈祷抚慰上帝的正义愤怒。

在欧洲其他许多地区，尤其是俄国，类似的爱国热情与宗教热情相结合的情况也给拿破仑添了麻烦。事实上，这样的热情给1809年的一幕几乎全然晦暗的插曲带来了一丝光亮，当时，奥地利人再度尝试挑战他们的老对手。奥地利方面正确地推断出他们不可能与拿破仑缔结稳固和约，但又错误地设想他已被西班牙动乱搞得动弹不得，便于1809年4月宣战。在维也纳附近，奥军于5月取得了阿斯佩恩（Aspern）之战的胜利，可在这之后，他们又一次展现了自己赫赫有名的能力——在紧要关头反胜为败。7月6日，奥军在瓦格拉姆（Wagram）战败。虽然拿破仑的快速应战粉碎了奥地利人让德意志在他们的支援下发动起义的希望，但是蒂罗尔的战况展现了反法起义的军事潜力。根据1805年的《普雷斯堡和约》，蒂罗尔被并入巴伐利亚，可农民领袖安德烈亚斯·霍弗（Andreas Hofer）号召蒂罗尔人为了“上帝、皇帝和祖国”奋起反抗并得到了响应。每次取胜后，起义军都要做弥撒、列队行进、举行朝圣，在与反教会暴君的斗争中，他们以此感谢上帝的垂顾，祈求他继续给予帮助。在1809年8月13日的贝吉瑟尔（Bergisel）会战中，当1.5万名蒂罗尔农民打败2万名法国、巴伐利亚正规军[15]时，指挥左翼的正是嘉布遣会教士约阿希姆·哈斯平格（Joachim Haspinger）神父。当然，一旦奥地利主力军战败，蒂罗尔人被迫就范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霍弗在1809年11月最终战败，他被押往曼托瓦，在那里遭到处决。

奥地利人得到了教训。1809年10月14日，又一份耻辱的和约在美泉宫签署了，根据这份条约，他们要将2/3的奥属波兰交给华沙大公国，剩下的1/3则交给俄国，要把奥地利残存的亚得里亚海属地割给意大利王国，要送给萨克森一小块波希米亚土地，还要将萨尔茨堡让给巴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奥地利人放弃了抵抗，尝试妥协。这是一个长期后果极为严重的方针变化。在普鲁士，耶拿与奥尔施泰特的惨败令改革者拥有了权力，因此，当胜利最终到来时，它显然打上了改革的印记。而在奥地利，瓦格拉姆战败导致改革者惨遭解职，梅特涅则被任命为首相[16]，因此，当胜利最终降临时，它被打上了梅特涅思考方式的印记，而他在首相位子上一直待到1848年革命。就短期层面而言，梅特涅遵循了哈布斯堡的传统箴言：“让别人去发动战争，幸福的奥地利，结婚吧！”（Bella gerant alii, tu felix Austria nube!）他设法安排了拿破仑与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的长女玛丽·路易丝（Marie Louise）间的婚事。这对幸福的夫妻（他俩幸福得令人吃惊）于1810年3月11日缔结婚约。

哈布斯堡对时机的把握又一次出现了严重失误，因为拿破仑帝国此时正走向瓦解。因为特拉法尔加战后拿破仑不可能直接进攻英国，所以他计划“用陆地征服海洋”——这句话是他对弟弟路易说的。1806年11月颁布的《柏林敕令》禁止与英国进行任何类型的交易，其目的在于摧毁英国经济。实际上，毁灭英国经济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纯属空想。因为在签订《蒂尔西特条约》后的大约一年时间里，拿破仑的确能够有效地实施封锁，惹得英国首相格伦维尔勋爵称“我的惊慌无以言表”。可之后伊比利亚半岛市场的开放就让英国的出口再度蹿升了。而拿破仑本人又一直用颁发特许状——准许从英国进口重要物资并提高国库收入——的方式破坏自己的政策。自1810年起，整个欧洲的经济出现了大萧条，这给处于困境的英国人带来了新的危机，要是拿破仑能够坚持施压，将发生什么？这的确是个好问题。

然而，他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所有欧洲大国中，应对封锁最为得当的就是英国人。他们地处岛屿，与世界其他地方持续展开贸易（这大约占到英国出口额的2/3），拥有良好的信贷机构，能够以相对镇定的态度置身金融风暴之外。保罗·施罗德指出：“拿破仑就算动用全部力量，也不足以打倒英国人，英国人甚至都不必出全力。”可还有一个大国，拿破仑必然注意到了它日益敌对的做法，那便是俄国。在拿破仑签订的所有条约中，《蒂尔西特条约》最为清晰地表现出他的贪得无厌。条约墨迹未干，他就试图将权力扩展到俄国利益范围之内。在1806年开始的俄土战争中，他给予土耳其人秘密援助，还打算对波斯施加影响。而在离法国较近的地方，他将尼德兰王国、汉诺威、贝格大公国、不来梅和吕贝克并入法国，由此扩张了帝国，他还占领了奥尔登堡（Oldenburg）公国。最后一个举动极具挑衅性，破坏了《蒂尔西特条约》，因为时任公爵的正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夫。1811年，瑞典人将贝纳多特元帅选为无子国王的继承人与摄政，这被俄国人解读为法国进一步侵入了波罗的海，不过，拿破仑实际上深深怀疑这位新王储，而他的怀疑也是正确的。

更为重要的矛盾则是华沙大公国这个正在流脓的伤口，1809年的《美泉宫条约》分给它奥属波兰的大部分地区时，该国作为法国卫星国的地位便突出起来。经济问题或许更加根本：没有英国市场和英国航运业，俄国根本不可能存活。1802—1806年俄国的出口货物中，91%的亚麻、77%的兽脂、73%的大麻、42%的亚麻织品乃至71%的铁都是输往英国的。在那些年里，停泊在圣彼得堡的船中超过一半属于英国。英国船不再到来后，码头货物堆积成山，物价骤然崩盘。主要的受害者是俄国权贵，他们的庄园仰赖出口经济作物。不快的亚历山大一世当然明白，刺杀他父亲和祖父的人来自权贵阶层。到了1810年年底，封锁政策已被抛弃。不到一年，抵达喀琅施塔得（Kronstadt）的船只数量就翻了一番。

从1811年夏季起，拿破仑就积极筹划必将到来的战争。此后的12个月里，他在东普鲁士集结起了一支超过60万人的庞大军队，其中大约有30万名法国人、19万名德意志人、9万名波兰人和3万名意大利人。另有5万人的二线部队和补充兵随后跟进。当这支“大军中的大军”于1812年6月22日越过涅曼河时，伴随它的还有20万头牲畜和2.5万辆车。为了养活这一大群人，法军制订了最为详尽的计划，可计划几乎是立刻出了岔子。打败拿破仑的并不是他日后所说的“冬将军”，而是纯粹的距离问题。当他在爱尔福特正式启动战役时，爱尔兰西海岸的戈尔韦要比莫斯科离他更近。他的军队每前进一千米，时间每过去一天，他的最终失败就确定一些（经历这种与俄国人作对情况的，前有卡尔十二，后有希特勒）。拿破仑的唯一希望就是尽快迫使俄军展开会战并决定性地将其击败，从而迫使俄国人求和。而俄军拒绝接受会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很快发觉自己在人数上严重处于劣势——战争开始时，他们的一线部队仅有20万人。

俄国人拒绝以拿破仑所希望的方式作战，转而选择一再撤退，这在大多程度上是有计划的？这依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此举的效果毋庸置疑。当俄军最终于9月7日在博罗季诺坚持抵抗时，大军团的消耗已是十分惊人。以巴伐利亚军为例，他们甚至在与敌军交手之前就由于疾病损失了一半兵力。博罗季诺让拿破仑付出了3万人死伤的代价。由于俄军的损失比法军还大，大军团也得以继续朝莫斯科推进，并于一周后将其攻克，这无疑是法军的胜利。然而俄国的库图佐夫将军能够让主力部队以良好的秩序撤离战场，和对手不一样，他还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援军。不到一个月，俄军便享有了人数优势。所以，法军于10月20日开始撤离莫斯科后，撤退很快就演变为灾难。勒德（Roeder）上尉在日记中写道：“没过多久，饥饿就侵袭了法军，军团开始解体、崩溃，战马成千上万地死亡……莫斯科省和卡卢加省的所有平民都拿起武器，他们此前曾深受暴行之苦，此时便起来复仇。”他最后的评点指出了一个加速大军团瓦解的重要因素，也就是成千上万有组织或自由行动的游击队员的非官方行动。灾难规模惊人，在越过维斯瓦河的65.5万人中，仅有9.3万人还留在部队里。大约37万人或是死于交战、疾病，或是直接冻死；包括48名将领和3 000名军官在内的大约20万人被俘。从拿破仑的长期军事前景来看，和人员惨遭屠戮后果同样严重的是他几乎丢掉了全部马匹储备，可能损失了多达20万匹马。

要让拿破仑的帝国最终倒台，那还得花上一年多的时间，这充分说明了他在自己的辉煌岁月中累积了相当程度的信誉。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他延长了欧洲的痛苦一事，他和他的军队在帝国日落之际表现出的韧性都很难不令人为之震撼。在拿破仑不情愿的盟友中，第一个跳船的是普鲁士：冯·约克（von Yorck）将军于1812年12月30日擅自行动，与俄国签署《陶罗根协定》（Convention of Tauroggen），使普鲁士中立化；1813年2月28日，《卡利什条约》（Treaty of Kalisch）正式确认普鲁士对法开战。奥地利人较为犹豫，因为梅特涅不希望看到法国霸权被俄国霸权取代。只是在威灵顿的确于西班牙取得全面胜利，而拿破仑又在6月份与梅特涅的德累斯顿会谈中暴露出毫不妥协的态度后，奥地利才从谨慎的中立方转为参战方。根据1813年9月9日的《特普利采条约》（Treaty of Teplitz），这三个欧陆大国同意各自出动15万人的军队，直到打败拿破仑方可议和。

自从革命战争开始以来，这还是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第一次协同作战。合作的效果很快便体现出来。10月16—19日，恐怖的莱比锡会战持续了4天，拿破仑对德意志的掌控在此战中崩塌。在会战中的两个关键时刻，德意志傀儡诸侯麾下的部队转而与他为敌：会战第一天，诺曼（Normann）将军和符腾堡骑兵拒绝冲锋，令马尔蒙（Marmont）元帅未能击溃普军步兵；会战第三天，萨克森部队的背叛则被证明是“决定性的事件”［让·蒂拉尔（Jean Tulard）语］。就在拿破仑身边的奥德莱本（Odeleben）少校说，正是这一事件令他明确地陷入沮丧。次日，拿破仑下令撤军。这原本已是灾难，过早地炸掉埃尔斯特河（Elster）上的桥梁则让状况变得更糟，因为它堵住了后卫部队的退路。总的来说，法军在会战中损失了3.8万人，另外还有3万人沦为战俘。大量装备落入联军手中，其中包括325门火炮。拿破仑径直返回巴黎，扔下军队残部在他的帝国废墟间蹒跚回国。1813年年底时，布吕歇尔麾下的普鲁士军队已经越过莱茵河攻入法国。

1813年6月26日，在与拿破仑的德累斯顿会谈中，梅特涅告诉他此时还可与联军签订条件有利的和约，而之后就不一定了。拿破仑的回答毫不妥协：他不会令自己丧失荣誉，他宁死也不放弃一寸领土，旧制度的君主们可以随意输掉许多会战，却还能保住自己的宝座，而他作为“军人暴发户”，负担不起哪怕一场失利，要是他的军队失利，他便不再为人所畏惧了，他的统治就连一天都持续不下去。梅特涅随后斥责了他（这是梅特涅本人的记载），告诉拿破仑，他所说的一切都表明欧洲永远不可能与他达成持久的和平协定，他的和约不过是休战，失败与胜利都推动他走向战争，他与欧洲的最后斗争即将开始——而输家不会是欧洲。拿破仑认为和平不可接受，他的想法事实上大错特错。在那个场合以及此后的多个场合，甚至是在莱比锡战败后，由于梅特涅保持法俄平衡的愿望从未减弱，拿破仑都可以签署一份和平协定，让自己依然统治拥有天然疆界的法国，而拿破仑一份都没有签。尽管他在1814年年初的战役中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能力，但联军的压倒性人数优势还是无情地迫使他退却。被元帅们抛弃的拿破仑于4月6日退位，随后流亡厄尔巴岛。

为何法国人（最终）失败

就像1914年那样，1792年奔赴战场的双方人员都期望在圣诞节前回家。加斯东在欢欣鼓舞的国民公会面前预言：“在我们勇敢的爱国者面前，联军会像黑夜暗影面对旭日阳光那样消散。”而在另一边，普鲁士高级军官比朔夫韦尔德（Bischoffwerder）则告诉一群军官：“先生们，别买太多的马，这出喜剧不会持续很久。我们很快就会打垮讼棍的军队，秋季到来之前就能回国。”事实上，双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就连和约也不过是休战而已。看看法军胜利的花名册——其中较为著名的便有瓦尔米、热马普、弗勒吕斯、马伦戈、霍恩林登、乌尔姆、奥斯特利茨、耶拿、奥尔施泰特、弗里德兰、瓦格拉姆——这么多大捷都没能让法国最终取胜，这似乎很奇怪。然而，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很少有人留意：要是每场胜利都具有压倒性，为何会有那么多胜利？答案自然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任何会战的决定性程度与其说是客观概念，倒不如说是个主观概念。即便是在最具灾难性的失败后，旧制度的决策者们也拒绝相信一切都完了。他们的顽固有理有据，但人们只有在仔细阅读这一时期的军事史后才能发现其缘由。奥地利人尤其喜欢一再重来，他们就像恼人的不倒翁一样，总是在被打倒之后又自行立正，脸上还挂着同样的咧嘴傻笑。拿破仑鄙夷地指出哈布斯堡王朝总是比欧洲其他国家少一支军队、少一个主意，可阿尔贝·索雷尔（Albert Sorel）评论说，哈布斯堡总还是有支军队，总还是有个主意，最后，反倒是拿破仑的军队和主意都耗尽了。

即便是拿破仑治下的革命法国也未能得到旧制度欧洲的普遍承认。不管它的成功有多么炫目，法国的敌人们都认为再努力一把就能将其打倒。事实上，这样的努力还需要很多把，但他们说到底还是对的。尽管作战行动比预期多花了整整23年，联军终究是实现了战争目标。人们并不总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1792年战争的反革命性质时常被夸大了。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在1792年投入战争，并不是为了恢复旧制度，而是为了促使革命者保持立宪架构，让法国继续处于虚弱的君主政体状态（一个西欧版的波兰），当然，他们也是为了扩张领土。在1815年，普鲁士与奥地利的确得到了上述回报。

那时，交战双方都变得困窘了，但也变聪明了。他们不得不在纪律严酷、没有假期的学校里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拿破仑从不学习，因此他的帝国其兴也忽，其亡也速。他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未及建成，联军便已在香榭丽舍大道举行胜利阅兵了。他喜欢视自己为糟糕运气（例如，1812年俄国的冬天提早降临）和背叛行为（元帅们在1814年背弃他）的受害者，可依靠后见之明，我们可以发觉他遇到的本质上还是结构性问题。或许最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人口失衡。尽管法国人口在18世纪增长了大约30%，但这个增长率远不如欧洲其他国家。这样的相对下降与其说源自男性性能力与繁殖力的衰退，倒不如归因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根据同时代标准，法国在18世纪之初就是个人口密集的国家，因此，它的人口很快便一头撞上了没有跟上变化的食物供给所导致的人口天花板。等到革命—拿破仑战争开始的时候，曾让路易十四不可打倒的人口优势已然成为过去。

依靠一个太过狭小的基地去征服欧洲引发了过度榨取。法国人被迫给本国人民和欧洲占领区人民施加极大的压力，这导致收益递减规律迅速生效。短期层面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卫星国，这是一个精彩的发明，它既大有前途又极不光彩。法国人不论去欧洲哪里，总能找到准备好与入侵者合作、依靠入侵者支持对付政敌的异议分子。假如和平恢复得足够久，久得让这些新政权都能站稳脚跟，这或许会是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为了供养以武力维持上述政权的法国战争机器，这些政权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压榨日益加重。一旦作为靠山的法国军队离开，它们就要集体崩盘。同样的离心进程也发生在拿破仑的各个卫星王国里。随着物价飞涨、臣民日益不满，就连那些获得国王头衔和大片土地的德意志诸侯也开始怀疑这到底会不会得不偿失。拿破仑从他的德意志仆从手中索要军队，其人数从1806年的6.3万增加到1809年的11.9万，在1812年入侵俄国时最终高达19万。

对欧洲平民来说，拿破仑的统治许诺得多、落实得少，最终以幻灭收场。当拿破仑发给他弟弟热罗姆一部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宪法时，他说：“人民尝到明智、宽容的施政带来的甜头后，还有什么人会希望回到普鲁士的专断统治下呢？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和西班牙人民需要公民平等和自由思想。”平民无疑得到了像公民平等、量才录用、法律改革和米制度量衡这样的好处。可与之对应的还有不断增加的税负、强制兵役以及比他们在旧制度下体验过的任何政府都专断得多的政府。拿破仑统治的时间越长，就越不得人心。

到了1813年，由于1808年后在西班牙遭遇的挫折、强制征兵导致的愈加强烈的反抗，以及从1810年起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人民对帝国的信心与支持进一步减弱，帝国已经开始由内而外地走向崩溃。更糟糕的是，拿破仑的敌人们开始妥当处理自己的事务了。此前，三个主要弱点导致联军未能完全动员其力量，即他们总对东欧念念不忘，他们内部总有分歧，不愿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将东欧战场与西欧战场合并起来是拿破仑的个人成就，他在1798年首次完成此举，1806年后则是始终如此。他也替对手们解决了第二个障碍：互不信任。拿破仑在1805—1807年的辉煌岁月里极其凶残地对待所有对手，因而将一个信息灌输到他们愚笨的脑壳里：必须放下分歧、团结起来对抗拿破仑。这一课多少还是花了些时间才弄懂的，因为奥地利人在1809年就再一次独自参战，可这些对手最终还是学会了。

同样是拿破仑迫使旧制度的大国们采用革命手段对付革命力量。与其说是这些大国不能掌握革命手段，倒不如说是它们害怕面对可怕的副作用。法国革命者们显然已建立起一个拥有庞大力量的国家，可是他们似乎付出了杀死国王夫妇、没收教会财产、废除贵族制度、创立恐怖政治、使国家陷入内战、纵容快速通货膨胀之类的代价。然而到了1808年，拿破仑已经忙着重新安排欧洲的王座了。既然他能在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废黜波旁王室，那他为什么不能废掉霍亨索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呢？众所周知的是，他的确曾在1807年和1809年有过这样的打算。到了这样的关头，为了求得生存，就连激进的改革措施也可以冒险尝试了。到了1812—1813年，武装农民、动员大众参军的恰恰是反法联军。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由于拿破仑对荣耀贪得无厌，他是注定要失败的。就像法国革命一样，在革命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拿破仑只有胜利这一个战争目标。普鲁士军官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早就凭借特别的洞察力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或许也是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他的著名格言“战争只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常被误解为鼓吹黩武主义，但它实际表达的是“应然”的意思，可以被更确切地阐述为“战争应当只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拿破仑却总是将战争放在第一位，根据其胜利程度与胜利性质决定政策。因此，即便在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败，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有了沦为法军战俘的经历后，他依然坚信拿破仑终会失败，而且认为如果拿破仑入侵俄国，就一定会毁灭。

维也纳会议

拿破仑动身前往厄尔巴岛后，又过了18个月，1815年11月20日的《第二次巴黎条约》（Second Treaty of Paris）才最终为革命—拿破仑战争画上句号。这样一个重建欧洲的大工程自然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于1815年3月1日回国，展开了恢复帝国的最后一次绝望尝试，这也导致了重建被进一步延迟。“百日王朝”结束后，这一插曲因其6月18日在滑铁卢戏剧性的终结方式引来了过度的关注，但它实际上不过是个标着“渐弱”的乐曲尾声。虽然实际的会战或许如威灵顿公爵所说“难分高下”，但联军的人数优势大到了战役开始前结果就已注定的地步。

长达23年的战争可能杀死了500万名欧洲人，从死亡人口比例来看，至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当。两大胜利者是两个位于欧洲边缘的大国。大不列颠实现了它的所有战争目标：法国的大陆霸权遭到毁灭，低地国家重组成一个由奥兰治家族统治的“尼德兰王国”，吞并锡兰、毛里求斯和好望角确保了通往印度的海路安全，占有马耳他则保证了英国对地中海持续施加影响。在领土层面上，俄国获利更多：1809年从瑞典手中夺得了芬兰，1812年从土耳其人手里拿走了比萨拉比亚，在维也纳分配中则得到了波兰大部。普鲁士人的领土收获当时看来并不明显，但也相当不错了。就新增领土面积来说，普鲁士人排在名单很后面，就质量而言却高居榜首，因为他们至少获得了4个经济潜力极大的地区：萨克森北部、亚琛—科隆—克雷菲尔德三角、萨尔地区（Saarland）和鲁尔地区。和平缔造者们将莱茵河左岸大部和威斯特伐利亚交给普鲁士人，从而制造出抵抗法国扩张的缓冲区，可是此举也导致普鲁士成为远强于过去的德意志大国。

普鲁士的上述收获得过上很久才能展现出其意义。在中短期层面，似乎是奥地利人得益最多。就算他们不得不放弃比利时领土（自1794年起就丢失了）和（德意志）西南部的小块土地，可还是夺回了1797—1809年丢失的一切，当中包括了萨尔茨堡、蒂罗尔地区和加利西亚。由于奥地利皇帝也成为由39个邦国组成的新“德意志邦联”主席，他主宰中欧的态势要比此前任何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好得多。此时，奥地利还毫无争议地成为意大利的霸主，它直接统治着伦巴第、威尼斯地区和达尔马提亚海岸，托斯卡纳、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瓜斯塔拉则成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次子领地”。然而，人们不需要太多远见便能看出大约一代人后就会变得极为尖锐的问题。由于奥地利此时已成为一个意大利强权，法国的敌对态度就不可避免了。萨伏依—皮埃蒙特—撒丁不仅重建了，还凭借吞并热那亚变强了，尽管原本的目的是让它成为对抗法国的缓冲地带，但它同样有潜力成为法国的盟友，1859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奥地利也成为远胜于过去的巴尔干大国，俄国的敌对态度同样是必然会产生的。1859年，当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向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发出将奥地利人逐出意大利的信号时（此举为普鲁士将法、奥势力逐出德意志铺平了道路），这一点也变得很明确了。

两个伊比利亚强国的损失则来得太快了，虽然它们遭到的损失是间接的。这两个国家都维持或重获了领土完整，但它们都已将资源消耗一空，以致结束战争后都无力维持其庞大的海外帝国。依靠后见之明，我们可以看出西班牙是特拉法尔加之战的主要输家。1810年，一群包括西蒙·玻利瓦尔（“解放者”）在内的爱国派人士夺取了加拉加斯（Caracas），宗主国权威开始快速崩溃。截至1830年，几乎整个南美都取得了独立。此外，自1793年后，西班牙国内的舆论环境急剧两极分化，这在整个19世纪里都困扰着该国政治。尤为重要的是，教会的贫困化和必然随之滋生的教会社会地位的下降也激发了极端反教权主义的发展，它那极具分裂性的作用将一直延伸到20世纪。西班牙在18世纪受益于它与法兰西的联系，但革命带来的只有灾难。

法国的命运则较难评价。表面上，联军对待它极为宽厚，允许它恢复1790年的国界（或者说让它保留了阿维尼翁与孔塔韦奈桑的教廷飞地），甚至归还了多数加勒比海岛屿。然而，在23年的战争中，法国的权力遭到了一系列沉重打击，其中大多数都是它咎由自取。战争结果之一是，法国损失了140万人（有的估计还要高得多），令男女性别比例降低（从1790年的0.992降至1815年的0.857），也让法国人在欧洲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拿破仑确认并巩固了革命的土地分配成果，这既加剧了人口上的弱势，也让整个法国经济举步维艰。法国海权的崩溃令英国人能够建立起不可动摇的殖民、商贸、工业优势。最终成为“世界工厂”的也不是法国，而是英国。法国经济史学家弗朗索瓦·克鲁泽（François Crouzet）总结称：“（在18世纪80年代）法国的落后还不是灾难性的，那里的工业革命或许可以只比英国晚上几年。但对法国经济而言，法国革命和20多年的战争就意味着‘国家大难’，它拉大了差距，导致差距不可挽回。”简而言之，法国不再具备曾让路易十四得以称霸一时的财政、经济、人口资源。可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覆灭，世界已变得危险得多。

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结构性弱点被漫长的和平时期掩盖了。欧洲直到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都没有任何大战。保罗·施罗德令人信服地指出，拿破仑自私的凶暴之举最终说服其余列强根本性地改变了态度：

他最终令难以教育的欧洲政治家们确信，处于危险之中的不仅是国际政治里的某些益处（和平、安全、领土完整），还有令各类益处能够出现的欧洲政治的生命准则，也就是欧洲国家的独立和欧洲国家体系的存在。拿破仑令政治家们看到，他们此前操持的政治反而令他能够攫取权力、建立殖民统治；为了保护他们所依靠的国际体系，使之不致全面毁灭、为殖民统治所取代，他们不仅要打败或遏制拿破仑，还要放弃自己的旧政治，转而发现或发明一些新政治。

最重要的则是两个边缘大国——俄国与大不列颠——的转变，它们分别依靠体量和岛国位置变得越发坚不可摧，成为后拿破仑时代欧洲的自然霸主，也是仅有的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维也纳解决方案的三位主要缔造者——代表英国的卡斯尔雷、代表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一世、代表奥地利的梅特涅——都意识到“持续了一代人的战争与灾难的主因并不仅仅是革命或拿破仑的帝国主义，而是整体上随意、非法行使权力，这一点必须终止”。因此，他们完成了三件大事：确立了各国相互保障领土、安全与地位，并辅之以认定的行为方式；将欧洲同殖民冲突、商贸冲突和海上冲突隔绝开来；创建了“中间体”网络。最后提到的“中间体”并不仅仅是缓冲国，也可以作为大国间的纽带。因此，尼德兰联合王国不仅阻遏了法国控制低地的后续尝试，也在德意志强国和大不列颠之间架起了桥梁。斯堪的纳维亚、瑞士、意大利、土耳其和德意志邦联也扮演了根据当地实况略有变动的同类角色。最后一个“中间体”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尽管德意志邦联并未带来统一这个施罗德眼中“不可能也无法奢求的目标”，却的确创造了无须统一的和睦，让德意志内部安定，也让欧洲获得安宁。换言之，1815年后的欧洲更像是一条双体船，大不列颠和俄国这两支舷外托架支撑着脆弱的双体船中部浮在水面上。关于这一论点，还有许多可说，不过或许应当补充的是，维也纳解决方案的长寿也源于此前战争的决定性本质。在拿破仑战败、巴黎被征服两次而非一次后，就连法国最具民族主义精神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战争已经输掉了。

还有最后一个极为重要的悖论。法国革命者在1792年4月发动的战争本想成为有史以来最具全球性的战争，一场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打的战争。黑格尔所称的“理性的狡诈”则很快将他们扬扬得意的自信变为沮丧。到了1793年春季，战争已不再是全球性的，而成了民族性的，正如丹东在4月13日面对国民公会时所述：“首先，我们需要力求保护自己的国民，然后奠定法兰西伟大的基础。”意识形态收缩的下一阶段时间要长得多，因为它的变动也要大得多：到了1808年，战争就不过是为一个家族——波拿巴家族——的利益而发动的了。然而，即便这也不是收缩的极限，因为拿破仑到了1810年又得出结论，就连他的兄弟们也不够恭顺，于是着手收回他们享有的些许独立权。以他的弟弟路易为例，此人被迫放弃了尼德兰王位。战争已变成独夫的战争。

革命的敌人们则反向而行。他们基于自己打算使用的手段，在1792年设立了有限而准确的目标。1792年春，这些人甚至没想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他们宁愿组织一场武装示威，认为那就会让革命的乌合之众缩回去表示服从。外部的革命挑战、内部较有远见的顾问都断断续续地刺激、推动着他们，“理性的狡诈”将他们从特殊带向普遍。就在拿破仑的法国滑向军事独裁之际，旧制度的国家却引入了现代化规划，动员起由公民组成的民兵，宣布总体战，使用解放修辞。遗憾的是，在1815年之后，只有英国人能够维持这样的联系，而大陆强国都开了倒车，走向反动，不过，那是“企鹅欧洲史”系列下一卷里的故事了。

[1] 七塔堡不属于托普卡珀宫，两者间步行距离约有6千米。

[2] 锡斯托瓦（Sistova），即今保加利亚斯维什托夫。

[3] 该段译文部分参考了《1787—1860年议会档案》中收录的法文原本，因而与本书英译版存在一定差异，参见：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series 1, vol. 72, Paris, 1907, p. 674.

[4] 本书英译文与德尔布吕克原文存在一定差别，此处据原文译出，详见：Hans Delbrück,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Berlin, 1920, vol. 4, pp. 476—477.

[5] 沙恩霍斯特实于1797年在自己主办的《新军事期刊》（Neues Militarisches Journal）上发表此文。详见：Scharnhorst, “Entwicklung der allgemeinen Ursachen des Glücks der Franzosen in dem Revolutions—Kriege, und insbesondere in dem Feldzuge von 1794. Als 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ieses Feldzuges”. Neues Militarisches Journal 8 (1797): 1—154.

[6] 原文作brigade and battalion commanders，即对革命军上校（chef de brigade）和少校（chef de bataillon）军衔的字面翻译。详见：Jean-Paul Bertrand, La révolution armée, Paris, 1979, pp. 182—183.

[7] 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院士，1563年著有《伟绩与丰碑》（Actes and Monuments）一书，主要记载英国新教徒此前两个世纪中所受迫害，俗称《殉教者书》（Book of Martyrs）。

[8] 亚历山大·胡德，第一代布里德波特子爵（Alexander Hood，1st Viscount Bridport，1726—1814），英国海军中将，曾参与“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战争，因未能取得决定性战果遭遇国内责难，1800年在海峡舰队司令任上退役，为杰维斯所取代。威廉·霍瑟姆，第一代霍瑟姆男爵（William Hotham，1st Baron Hotham，1736—1813），英国海军上将，曾参与“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战争，指挥耶尔群岛海战，但未能取得重大战果，因此遭到属下纳尔逊批评，1795年11月在地中海舰队司令任上为杰维斯所取代。

[9] 安东·斯塔劳伊·冯·纳吉—米哈伊（Anton Sztáray von Nagy—Mihály，1740—1808），匈牙利人，1788年升为奥军少将，1794年升为中将，1800年升为上将。详见：A.Schmidt—Brentano, Kaiserliche und k.k. Generale: (1618—1815), 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 2006, p. 100.

[10] 此处13疑为23之误，因法军各部在此期间的平均行进速度都在每天20千米左右。参见：A. Kraus, 1805 der Feldzug von Ulm, Wien, 1912, p. 229.

[11] 屈斯特林（Küstrin），今波兰卢布斯卡省奥得河畔科斯琴。

[12] 艾劳（Eylau），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巴格拉季奥诺夫斯克。

[13] 弗里德兰（Friedland），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普拉夫金斯克。

[14] 另据西班牙学者豪尔赫·普拉纳斯（Jorge Planas）统计，在1808—1814年的整场半岛战争中，游击队一共打死打伤法国及其仆从国军官1443人，毙、伤、俘法军及其仆从军约40 000人。

[15] 据另一份资料，此战仅有约3 000名巴伐利亚官兵参战，详见：Digby Smith, 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Actions and Losses in Personnel, Colours, Standards and Artillery, 1792—1815, Greenhill Books, 1998, p. 331.

[16] 考尼茨、梅特涅等奥地利重臣并不具备正式首相头衔，而是以主管外交和部分国内事务的国务大臣（Staatskanzler）身份行使事实上的首相权力。见：T.C.W. Blanning and David Cannadine (eds.), History and Biography. Essays in Honour Of Derek Bea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5.

结语

在这一时期留给19世纪的遗产中，最有益的是这则可怕的警示：一旦国家权力脱离了传统制约，落入一人之手，将会出现何等状况。拿破仑以极端贪婪、残酷的方式对待被他击败的列强，就连其中最愚笨的国家都意识到必须为国际关系建立新的基石。光在军事上打败拿破仑是不够的，因为他只是根子深深扎在18世纪的一种疾病的恶性症状。基于协作和政治均衡的体系取代了由盘算势力均衡引发的竞争与冲突。结果，在滑铁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99年里，仅有的大战就是导致意大利、德意志统一的短促、激烈的冲突。就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而言，19世纪战争造成的死亡仅相当于18世纪的1/7。

在各国内部，迹象就要模糊得多了，也更难解读。在大部分人心中，法国革命的恐怖依然太过鲜活，它让人们难以冷静评判其正面贡献。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的绝不仅仅是法国的波旁王室。就算波旁王室是唯一一个再度踏上流亡之旅（1830年）的，可所有欧洲君主国都得辛酸地体会到一点：在1789年之后，倘若一个政权未能找到吸纳人民主权原则的办法，它就不能被视为合法。在凭借1832年重大的《改革法案》重获授权之前，即便是英国的旧制度看上去也在动摇。俄国人则从未学到这一点。更难解读的则是开明宪政和民族主义间的关系。尽管梅特涅才华横溢，却在对待这两者时表现得缺乏眼力，认为它们互相依存，这一点相当致命。如何利用其中一个（民族主义）阉割另一个（开明宪政）还得留给俾斯麦来演示。

种种现象的未来大可以留到本丛书的下一卷中评述。回顾自1648年来发生的状况，我们可以构建出两种截然相对的叙事。第一种可以打上“进步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标签，或许可以表述如下：在1648年，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可到了1815年，地心说哪怕在最为保守的圈子里都丧失了影响力（教皇本笃十四世在1757年解除了对日心说著作的禁令）；在1648年，为了驱赶雷暴人们得举行祈祷、敲响教堂里的钟，可到了1815年，人们纷纷安装避雷针；在1648年，整个欧洲都在烧死异端和女巫，可到了1815年，反倒是那些指控异端和女巫的家伙发觉自己身处法庭被告席。支配性的主旋律是扩张，因为这是一个人口、识字率、城镇、沟通便利度、自行组织的协会、经济活动、海外帝国（还有许许多多）都在增长的时期。这也是一个人类决定性地突破封建世界的时期，人类从等级社会、由土地财富主导、威权主义政府走向了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一时期见证了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也目睹了工业革命的开端。

可还有足够多的材料支持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叙事，它或许可以打上“保守主义”“悲观主义”的标签。人们注意到，许多看似明显的变化本质是肤浅的，许多显而易见的功绩实际是虚幻的。即便在该时段末期，即便在最为先进的国度里，拥有土地的精英依然牢牢掌控着国家，绝大部分欧洲人还是文盲农民，迷信依然猖獗，宗教的大复兴正在发生。事实证明，法国革命纯然是喧哗与骚动，如果说它还有什么影响的话，就是让法国变得比在旧制度下更为保守了。在1815年之后，统治法国的依然是由贵族和平民出身的要人混合而成的精英，这和1789年之前是同一类人。至于“农业革命”、“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它们都根本不是革命，只不过是在回顾过去时给渐进发展贴上的标签而已。真正发生的变化则趋于恶化：国家变得更具侵犯性、更为苛刻、更为暴虐；军队变得更大、更具破坏性；对于穷人来说，在“黑暗的撒旦磨坊”里工作，在如蘑菇般涌现的简陋城镇里生活，这要比过去更肮脏、更野蛮。启蒙提供的解放被证明是狂想，它不过是用一种暴政换掉另一种，而且打开了通向20世纪极权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大门。女性、少数族群和被人认作性变态的人们依然受到歧视和迫害。少数人的华屋美服还是由许多人（尤其是农奴和奴隶）的强制性牺牲来负担的。此外，这一阶段是以23年的世界大战告终的，它在人员损失和痛苦方面令此前任何一场欧洲战争都相形见绌。

正如这本书试图展示的那样，这两种叙述倘若孤立存在，都是无法成立的。这并不是要强迫人们全盘接受其中一种，事实上人们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选择混合搭配。尽管并未尝试掩饰个人偏好，笔者还是希望给读者提供足够的解释、例证和激励，促使读者做出批判性选择，最重要一点则是积极对待这一阶段及其问题。在此，回到序言末尾的歌德《浮士德》诗句是相当合适的。浮士德的孤僻让他与梅菲斯特打赌，赌约是他永远无法满足到说出：“停一停吧，你真美丽！”他同意一旦此事发生，便任梅菲斯特将其带走。历经多次探险后，年事已高的浮士德最终在组织填海造陆上得到了满足。可由于他积极参与世界事务，不断努力理解自然本性、人类本性和自我本性，他还是得到了救赎。结束在此正合适。

推荐阅读

这个列表并不是想要给出什么全面记录。我只列出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书和文章。以下列出的每一本国别史都包括了内容可观的参考书目。

国别史

Jonathan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1995)

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London, 1987)

Simon 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 (London, 1977)

*

Wilfrid Prest, Albion Ascendant. English history 1660—1815 (Oxford, 1998) 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Julian Hoppit, A Land of Liberty? England 1689—1727 (Oxford, 2000) Paul Langford, 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 England 1727—1783 (Oxford, 1989) Boyd Hilton, A Mad, Bad and Dangerous People? England 1783—1846 (Oxford, 2006)

*

William Doyle (ed.), Old Regime France (Oxford, 2001)

Colin Jones, The Great Nation. France from Louis XV to Napoleon (London, 2002)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The Ancien Régime. A history of France 1610—1774 (Oxford, 1996)

Daniel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ss., 1998)

*

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vol. II 1648—1840 (London, 1965)

Georg Schmidt, Geschichte des Alten Reiches. Staat und Nation in der Frühen Neuzeit 1495—1806 (Munich, 1999)

James J.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Oxford, 1989)

Brendan Simms,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Germany 1779—1850 (Basingstoke, 1998)

Peter Wilson, From Reich to Revolution: German History 1558—1806 (Basingstoke, 2004)

Peter Wils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1495—1806 (Basingstoke, 1999)

*

R. J. W. Evans, The Making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1550—1700. An interpretation (Oxford, 1970)

Charles Ingrao,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18—1815, 2nd (Cambridge, 2000)

Laszlo Kontler, A History of Hungary: Millennium in Central Europe (London, 2002)

Paul Lendvai, The Hungarians. A thousand years of victory in defeat (Princeton, 2003)

Derek Sayer, The Coasts of Bohemia. A Czech history (Princeton, 1998)

*

Roy Foster, Modern Ireland 1600—1972 (London, 1988)

Gregory Hanlon, Early Modern Italy 1550—1800. Three seasons in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2000)

John A. Merino (ed.), Early Modern Italy 1550—1796 (Oxford, 2002)

Denis Mack Smith, A History of Sicily, 2 vols. (London, 1968)

*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rev. edn, 2 vols. (Oxford, 2005)

Jerzy Lukowski and Hubert Zawadzki, A Concise History of Poland (Cambridge, 2001)

*

C. B. A. Behrens,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The experiences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Prussia (London, 1985)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London, 2006)

Philip G. Dwyer (ed.), The rise of Prussia 1700—1830 (London, 2000)

*

Simon Dixon, The Modernisation of Russia 1676—1825 (Cambridge, 1999)

Paul Dukes, The Making of Russian Absolutism 1613—1801, 2nd edn (London, 1990)

Geoffrey 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1552—1917 (Cambridge, Mass., 1997)

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Harmondsworth, 1977)

*

H. A. Barton, Scandinavia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1760—1815 (Minneapolis, 1986)

Thomas Munck,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1598—1700 (Basingstoke, 1990) (for Scandinavia)

Franklin D. Scott, Sweden. The nation’s history (Minneapolis, 1977).

*

Raymond Carr (ed.), Spain. A history (Oxford, 2000)

J. H. Elliott,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London, 1963)

John Lynch, Bourbon Spain 1700—1808 (Oxford, 1989)

导言

Johannn Wolfgang von Goethe, Faust, Parts One and Two, translated by David Luke (Oxford, 1987, 1994)

生与死

Philippe Ariès,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 Death: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76)

C. B. A. Behrens, The Ancien Régime (London, 1967)

C. B. A. Behrens,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E. Rich and C. Wilso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V (Cambridge, 1977)

Paula Bennett and Vernon A. Rosario II (eds.), Solitary Pleasures.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and artistic discourses on autoero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1995)

Jerome Blum, The End of the Old Order in Rural Europe (Princeton, 1978)

Clarissa Campbell Orr (ed.), Queenship in Europe, 1660—1815. The role of the consort (Cambridge, 2004)

Carlo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III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00—1914 (Brighton, 1976)

Ralph Davis,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es (London, 1973)

Christof Dipper, Deutsche Geschichte 1648—1789 (Frankfurt am Main, 1991)

Christof Dipper, ‘Orders and classes: eighteenth century society under pressure’, in T. C. W. Blanning (ed.),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urop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2000)

William Doyle, The Ancien Régime, 2nd edn (Basingstoke, 2001)

Martin Duberman, Martha Vicinus and George Chauncey (eds.),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London, 1991)

Robert S. Duplessis, Transitions to Capitalism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1997)

Richard Evans, 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London, 1996)

Richard J. Evans and W. R. Lee (eds.), The German Peasantry (London, 1986)

Michael Flinn, The European Demographic System 1500—1820 (Brighton, 1981)

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 I. 1700—1860, 2nd edn. (Cambridge, 1994)

Netta Murray Goldsmith, The Worst of Crimes. Homosexuality and the law in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Aldershot, 1998)

Emma Griffin, England’s Revelry: A history of popular sports and pastimes, 1660—1830 (Oxford, 2005)

Janet M. Hartle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Empire 1650—1825 (London, 1999)

A. D. Harvey, Sex in Georgian England. Attitudes and prejudices from the 1720s to the 1820s (London, 1994)

Karen Harvey, Reading Sex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odies and gender in English erotica culture (Cambridge, 2004)

Peter Hersche, Italien im Barockzeitalter 1600—1750. Eine Sozial—und Kulturgeschichte (Vienna, Cologne and Weimar, 1999)

Henry Hobhouse, Seeds of Change. Six plants that transformed mankind (London, 2002)

R. A. Houston,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500—1750 (Cambridge, 1992)

Olwen Hufton, The Poor of 18th—century France (Oxford, 1974)

Olwen Hufton, The Prospect Before Her. A history of women in western Europe, vol. I. 1500—1800 (London, 1995)

Isabel V. Hull, Sexuality,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Germany 1700—1815 (Ithaca and London, 1996)

Lynn Hunt (ed.), The Invention of Pornography. Obscenit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500—1800 (New York, 1993)

P. M. Jones, 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1988)

H. Kame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Past and Present, 39 (1968)

Sarah Knott and Barbara Taylor (eds.), Women, Gender and Englightenment (Basingstoke, 2005)

David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2nd edn (Cambridge, 2003)

Thomas Laqueur,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90)

Maurice Lever, Les Bûchers de Sodome. Histoire des ‘infâmes’ (Paris, 1985)

Salvatore J. Licata and Robert P. Petersen (eds.), The Gay Past.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essays (New York, 1985)

Mary Lindemann,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1999)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82)

Peter Mathias and John A. Davis (eds.),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s (Oxford, 1989)

Jeffrey Merrick and Bryant T. Ragan Jr (eds.), Homosexuality in Modern France (New York and Oxford, 1996).

Robert Moeller (ed.), Peasants and Lords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87)

David Moon, The Russian Peasantry 1600—1930 (London, 1999)

Rictor Norton (ed.), Homosexua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 Sourcebook. http://www.infopt.demon.co.uk/eighteen.htm

Rictor Norton, Mother Clap’s Molly House. The gay subculture in England 1700—1830 (London, 1992)

Sheilagh Ogilvie (ed.), Germany. A new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 2. 1630—1800 (London, 1996)

Sheilagh Ogilvie,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 C. W. Blanning (ed.),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urop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2000)

Sheilagh Ogilvie and Markus Cerman (eds.), European Proto—industrialisation (Cambridge, 1996)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Cambridge, 1996)

Roy Por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2)

Roy Porter,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97)

Roy Porter and Lesley Hall, The Facts of Life. The creation of sexual knowledge in Britain 1650—1950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5)

Munro Price, The Fall of the French Monarchy: Louis XVI, Marie Antoinette and the baron de Breteuil (Basingstoke, 2002)

Marc Raeff, ‘Pugachev’s rebellion’, in Robert Forster and Jack P. Greene (eds.), Preconditions of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1970)

Julius R. Ruff,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2001)

Eda Sagarra, A Social History of Germany 1648—1914 (London, 1977)

R. Schofield, D. Reher and A. Bideau (eds.), The Decline of Mortality in Europe (Oxford, 1991)

Tom Scott (ed.), The Peasantries of Europe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98)

B. H. Slicher van Bath,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500–1850 (London, 1963)

Jan de Vries,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Cambridge, 1976)

Merry E. Wiesner,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nd edn (Cambridge, 2000)

Stuart Woolf, The Poor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86)

权力

John T. Alexander, Catherine the Great. Life and Legend (New York and Oxford, 1989)

M. S. Anderson, Peter the Great (London, 1978)

Michel Antoine, Louis XV (Paris, 1989)

Ronald G. Asch, Nobilities in Transition 1550—1700: Courtiers and rebels in Britain and Europe (London, 2003)

Ronald G. Asch and Heinz Duchhardt (eds.), Der Absolutismus – ein Mythos? Strukturwandel monarchischer Herrschaft in West-und Mitteleuropa (ca. 1550—1700) (Cologne, Weimar and Vienna, 1996)

R. Nisbet Bain, Gustavus III and His Contemporaries, 1746—1792 (London, 1894)

Thomas Bartlett, ‘Protestant national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Ireland’, in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335 (1995)

Derek Beales, Enlightenment and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 (London, 2005)

Derek Beales, Joseph II, Vol. I: In the shadow of Maria Theresa, 1741—1780 (Cambridge, 1987).

William Beik, Louis XIV and Absolutism (Boston, Mass., 2000)

David A. Bell, The Cult of the Nation in France. Inventing nationalism 1680—1800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2001)

L. Bergeron, France under Napoleon (Princeton, 1981)

T. C. W. Blanning, 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Old regime Europe 1660—1789 (Oxford, 2002)

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lass war or culture clash? (London, 1998)

T. C. W. Blanning, Joseph II (London, 1994)

J. Bosher, French Finances, 1770—1795: From business to bureaucracy (Cambridge, 1970)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New York, 1989)

John Brooke, King George III (London, 1972)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1992)

John Cannon, Aristocratic Century. The peerage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1984)

Guy Chaussinand-Nogaret, The French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85)

J. C. D. Clark, English Society, 1660—1832: Religion, ideology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ancien regime (Cambridge, 2000)

J. C. D. Clark, The Language of Liberty 1660—1832.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social dynamics in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Cambridge, 1994)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2)

Linda Colley, ‘The apotheosis of George III: loyalty, royalty and the British nation 1760—1820’, Past and Present, 102 (1984)

James Collins,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Cambridge, 1995)

Jonathan Dewald, The European Nobility 1500—1800 (Cambridge, 1996)

P. G. M. Dickson, 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 1740—1780, 2 vols. (Oxford, 1987)

Simon Dixon, Catherine the Great (London, 2001)

Basil Dmytryshyn, Modernisation of Russia under Peter I and Catherine II (New York, 1974)

W. Doyle, Venality. The Sale of Office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Oxford, 1996)

William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rd edn. (Oxford, 1998)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89)

John Dunn, Setting the People Free. The story of democracy (London, 2005)

Geoffrey Ellis, Napoleon (London, 1997)

R. J. W. Evans, ‘The Habsburg Monarchy and Bohemia, 1526 to 1848’, in Mark Greengrass (ed.), Conquest and Coalescence. The shaping of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1991)

David Fraser, Frederick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London, 2000)

François Furet, 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80 (Oxford and Cambridge, Mass., 1992)

Jacques Godechot, ‘Nation, patrie, nationalisme et patriotism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43 (1971)

William D. Godsey Jr, Nobles and Nation in Central Europe: Free Imperial Knight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50—1850 (Cambridge, 2004)

Michael A. R. Graves, The Parliaments of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2001)

John Hardman, Louis XVI (New Haven, 1993)

Adrian Hasting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 Ethnicity,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1997)

Nicholas Henshall, The Myth of Absolutism.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92)

Lindsey Hughes, 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8)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86)

Robert E. Jones,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Russian Nobility 1762—1785 (Princeton, 1973)

Derek McKay, The Great Elector (London, 2001)

Isabel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1).

P. Mathias and P. O’Brien, ‘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15—1810’ in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976)

Vincent Morley, ‘Views of the past in Irish vernacular literature, 1650—1850’, in Tim Blanning and Hagen Schulze (eds.), Unity and Diversity in Europe c. 1800 (Oxford, 2006)

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2 vols. (Princeton, 1959, 1964)

Peter Paret (ed.), Frederick the Great. A profile (London, 1972)

Donald Quataert, 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 (Cambridge, 2000)

Marc Raeff, Origin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bility (New York, 1966)

Marc Raeff, The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law in the Germanies and Russia 1600—1800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3)

J. Riley,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Old Regime in France: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toll (Princeton, 1986)

Hans Rogge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18th—century Russia (Cambridge, Mass., 1960)

Hans Rosenberg,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Boston, Mass., 1966)

Guy Rowlands, The Dynastic State and the Army Under Louis XIV. Royal service and private interest, 1661—1701 (Cambridge, 2002)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1989)

Theodor Schieder, Frederick the Great, ed. and trans. Sabina Berkeley and H. M. Scott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H. M. Scott (ed.), Enlightened Absolutism: Reform and reformers in later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Basingstoke, 1990).

H. M. Scott (ed.), The European Nobiliti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2 vols. 2nd edn (London, 2006)

Quentin Skinner, ‘The state’, in Terence Ball, James Farr and Russell L. Hanson (eds.),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Cambridge, 1989)

David L. Smith,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British Isles, 1603—1707: The double crown (Oxford, 1998)

Hannah Smith, Georgian Monarchy: Politics and culture 1714—1760 (Oxford, 2006)

David Sturdy, Louis XIV (Basingstoke, 1998)

D. M. G. Sutherland, France 1789—1815 (London, 1985)

Julian Swann, Politics and the Parlement of Paris under Louis XV, 1754—1774 (Cambridge, 1995)

Julian Swann,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in T. C. W. Blanning (ed.),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urop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2000)

J. Tulard, Napoleon. The myth of the saviour (London, 1984)

Dale Van Kley, The Damiens Affair and the Unravelling of the ancien régime 1750—1770 (Princeton, 1984)

Peter Wilson, Absolutism in Central Europe (London, 2000)

Richard S.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 vol. I (Princeton, 1995)

宗教与文化

John Adamson, The Princely Courts of Europe. Ritual, politics and culture under the Ancien Régime 1500—1750 (London, 1999)

Nigel Aston, Christianity and Revolutionary Europe c. 1750—1830 (Cambridge, 2002)

Nigel Aston (ed.), Religious Change in Europe 1650—1914 (Oxford, 1997)

Hannah Barker and Simon Burrows (eds.), Press, Politic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1760—1820 (Cambridge, 2002)

Derek Beales, Prosperity and Plunder. European Catholic monasterie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650—1815 (Cambridge, 2003)

Derek Beales,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T. C. W. Blanning (ed.),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urop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2000)

Wolfgang Behringer, Witchcraft Persecutions in Bavaria. Popular magic, religious zealotry and reasons of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1997)

Barry Bergdoll, European Architecture 1750—1890 (Oxford, 2000)

Ann Bermingham and John Brewer (eds.), The Consumption of Culture 1600—1800. Image, object, text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Theodore Besterman, Voltaire, 3rd edn (Oxford, 1976)

T. C. W. Blanning, 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Old regime Europe 1660—1789 (Oxford, 2002)

T. C. W. Blanning,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counter—revolution 1789—1815’, in D. E. D. Beales and G. Best (eds.), History, Society and the Churches (Cambridge, 1985)

Ian Bostridge, Witchcraft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c. 1650—1750 (Oxford, 1997)

Nicholas Boyle, Goethe. The poet and the age, vol. I. The poetry of desire (Oxford, 1991)

Michael Brander, Hunting and Shooting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71)

Volkmar Braunbehrens, Mozart in Vienna (Oxford, 1991)

John Brewer,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7)

Anita Brookner, Greuze. The rise and fall of an eighteenth—century phenomenon (London, 1972)

Anita Brookner, Jacques—Louis David (London, 1980)

Joseph Burke, English Art 1714—1800 (London, 1976)

Peter Burke and Roy Porter (eds.), The 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 (Cambridge, 1987)

William J. Callahan and David Higgs (eds.), Church and Society in Catholic Europ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79)

Raymond Carr, English Fox Hunting: A history (London, 1986)

Guglielmo Cavallo and Roger 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Amherst, 1999)

Owen Chadwick, The Popes and European Revolution (Oxford, 1981)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and London, 1991)

Roger Chartier, ‘Print culture’, in Roger Chartier (ed.), The Culture of Print. Power and the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1989)

Thomas E. Crow, Painters and Public Life in Eighteenth Century Pari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5)

Jean Delumeau, Catholicism between Luther and Voltaire: A new view of the counter—reformation (London, 1977)

Otto Erich Deutsch, Mozart–A Documentary Biography (Stanford, 1965)

A. G. Dickens (ed.), The Courts of Europe: Politics, patronage and royalty (London, 1977)

William Doyle, Jansenism (Basingstoke, 2000)

Jeroen Duindam, Vienna and Versailles. The courts of Europe’s dynastic rivals, 1550—1780 (Cambridge, 2003)

Cyril Ehrlich, The Piano. A history, rev. edn (Oxford, 1990)

Markman Ellis, The Coffee—house: A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2004)

Lucien Febvre, ‘Witchcraft: nonsense or mental revolution?’, in Peter Burke (ed.), A New Kind of History (London, 1973)

Orlando Figes,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 2002)

Martin Fitzpatrick, Peter Jones, Christa Knellwolf and Iain McCalman (eds.), The Enlightenment World (London, 2004)

Elliot Forbes (ed.), Thayer’s Life of Beethoven, rev. edn (Princeton, 1969)

Michael Forsyth, Buildings for Music. The architect, the musician and the listener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Mass., 1985)

Marc R. Foster, Catholic Revival in the Age of the Baroque. Religious identity in south—west Germany, 1550—1750 (Cambridge, 2001)

Mary Fulbrook, Piety and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absolutism in England, Württemberg and Prussia (Cambridge, 1983)

R. Gawthrop, Pietism and the Making of 18th-Century Prussia (Cambridge, 1993)

Marijke Gijswijt—Hofstra, Brian P. Levack and Roy Porter, Witchcraft and Magic in Europe: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99)

Anne Goldgar, Impolite Learning. Conduct and community i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1680—1750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5)

Dena Goodma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thaca and London, 1994)

Hanns Gross, Rom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post-Tridentine syndrome and the ancien régime (Cambridge, 1990)

Louis Hautecœur, 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 classique en France, vol. IV. Seconde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Le style Louis XV (1750—1792) (Paris, 1952)

Louis Hautecoeur, Littérature et peinture en France du XVIIe au XXe siècle, 2nd edn (Paris, 1963)

Louis Hautecoeur, Rome et la renaissance de l’antiquité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Bibliothé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 de Rome, vol. 105 (Paris, 1912)

John Henr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2nd edn (Basingstoke, 2002)

Henry Russell Hitchcock, Rococo Architecture in Southern Germany (London, 1968)

Denis Hollier (ed.),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1989)

Hugh Honour, Neo—classicism (Harmondsworth, 1968)

Hugh Honour, Romanticism (London, 1979)

Holger Hoock, The King’s Artists. 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 and the politics of British culture 1760—1840 (Oxford, 2003)

J. P. Hore,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Buckhounds (London, 1893)

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Cambridge, 1998)

David Irwin, English Neo—classical Art. Studies in inspiration and taste (London, 1966)

David Irwin (ed.), Winckelmann. Writings on art (London, 1972)

Jonathan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Oxford, 2001)

David C. Itzkowitz, Peculiar Privilege.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fox-hunting 1753—1885 (Hassocks, 1977)

W. M. Jacob, Lay People and Religion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96)

Wend Graf Kalnein and Michael Levey,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France (London, 1972)

Thomas Da Costa Kaufmann, Court, Cloister and City: The art and culture of Central Europe 1450—1800 (London, 1995)

Hugh Kearney, Science and Change 1500—1700 (London, 1971)

Lawrence Klein,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Mo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1994)

Martin Knoll, ‘Hunti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9, 3 (2004)

H. C. Robbins Landon (ed.), Haydn in England 1791—1795 (London, 1976)

James Lees-Milne, Baroque in Italy (London, 1959)

James Lees-Milne, Baroque in Spain and Portugal (London, 1960)

Michael Levey, Painting at Court (New York, 1971)

Michael Levey, Rococo to Revolution: Major trend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inting (London, 1966)

Roger Longrigg, The History of Horse Racing (London, 1972)

John 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London, 1960)

John Lough, The Contributors to the Encyclopédie (1973)

John Lough, The Encyclopédie (London, 1971)

Howard Loxton, The Garden (London, 1991)

J. McManners, Death and Enlightenment (Oxford, 1985)

John McManners, Church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2 vols. (Oxford, 1998)

John McMann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hurch (London, 1969)

Gary Marker,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the Origins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Russia 1700—1800 (Princeton, 1985)

John Rupert Martin, Baroque (London, 1977)

P. G. Maxwell-Stuart, Witchcraft in Europe and the New World 1400—1800 (Basingstoke, 2001)

James Van Horn Melton, 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Cambridge, 2001)

Robin Middleton and David Watkin, Neo—classical and Nineteenth Century Architecture (New York, 1980)

Alain Montandon, Le Roman au XVIIIe siècle en Europe (Paris, 1999)

E. William Monter, ‘Witchcraft in Geneva 1537—1662’,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3 (1971)

Chandra Mukerji, 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the Gardens of Versailles (Cambridge, 1997)

Thomas Munck, The Enlightenment. A comparative social history 1721—1794 (London, 2000)

Malcolm Oster (ed.), Science in Europe 1500—1800 (Basingstoke, 2002)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2nd edn (Cambridge, 2005)

R. E. Palmer, Catholics and Unbelievers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Princeton, 1939)

Giorgio Pestelli, The Age of Mozart and Beethoven (Cambridge, 1984)

Nikolaus Pevsner, Academies of Art–Past and Present (Cambridge, 1940)

James Raven, Judging New Wealth. Popular publishing and responses to commerce in England, 1750—1800 (Oxford, 1992)

James Raven, Helen Small and Naomi Tadmor (eds.), The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 in England (Cambridge, 1996)

T. J. Reed, The Classical Centre. Goethe and Weimar 1775—1832 (London, 1980)

Jane Ridley, Fox-hunting (London, 1990)

John Robertson, The Case for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 1680—1760 (Cambridge, 2005)

W. D. Robson—Scott, The Literary Background of the Gothic Revival in Germany (Oxford, 1965)

Gordon Rupp, Religion in England 1688—1791 (Oxford, 1986)

R. G. Saisselin, Taste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aesthetics or an apology for amateurs (Syracuse, N. Y., 1965)

Philippe Salvadori, La Chasse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1996)

Geoffrey Scarre and John Callow, Witchcraft and Magic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2nd edn (Basingstoke, 2001)

George Ryley Scott, The History of Cockfighting (Hindhead, 1983)

James J.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Oxford, 1989)

Alan G. R. Smith, Science and Societ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72)

Maynard Solomon, Beethoven (London, 1977)

Norman Sykes, Church and State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34)

Richard Tarusk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6 vols., vol. 2: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Oxford, 2005)

Mikulas Teich and Roy Porter (eds.), 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 (Cambridge, 1981)

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Harmondsworth, 1973)

Rolf Toman (ed.), Baroque (Cologne, 1998)

W. R. Ward, Christianity Under the Ancien Régime, 1648—1789 (Cambridge, 1999)

David Watkin, A History of Western Architecture, 2 edn (London, 1996)

David Watkin, The English Vision. The Picturesque in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nd garden design (London, 1982)

William Weber, The Rise of Musical Classics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Oxford, 1992)

Richard S. Westfall,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1958)

Reinhard Wittmann, ‘Was there a reading rev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Neal Zaslaw (ed.), The Classical Era. From the 1740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9)

战争与和平

Martine Acerra and Jean Meyer, Marines et Révolution (Rennes, 1988)

M. S. An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1966)

M. S. Anderson, The Rise of Modern Diplomacy 1450—1919 (London, 1993)

M. S. Anderson, 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48 (London, 1995)

Lucien Bély,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XVIe–XVIIIe siècles, 3rd edn (Paris, 2001)

Jeremy Black, A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change and European society 1550—1800 (London, 1990)

Jeremy Black, Europ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48—1815 (London, 2002)

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Rhineland 1792—1802 (Oxford, 1983)

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1787—1802 (London, 1996)

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urope’, in Colin Lucas (ed.), 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91)

T. C. W. Blan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London, 1986)

Michael Broers, 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 (London, 1996)

Martin Boycott Brown, The Road to Rivoli: Napoleon’s First Campaign (London, 2001)

David Chandler,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London, 1966)

John Childs, Armies and Warfare in Europe 1648—1789 (Manchester, 1982)

Stephen Conway,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London, 1995)

Martin van Creveld, Supplying War: 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 (New York, 1977)

François Crouzet, ‘Wars, blockad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urope, 1792—181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 (1964).

Heinz Duchhardt, ‘Balance of Power’ und Pentarchie: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1700—1785 (Paderborn, 1997)

Christopher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Newton Abbot, 1974)

Christopher Duffy, The Army of Maria Theresa. The armed forces of Imperial Austria 1740—1780 (Newton Abbot, 1977)

Christopher Duffy, ‘Rossbach’, in Cyril Falls (ed.), Great Military Battles (London, 1964)

Christopher Duffy, Russia’s Military Way to the West: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Russian military power, 1700—1800 (London, 1981)

Jonathan R. Dull,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5)

Jonathan R. Dull, The French Navy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A study of arms and diplomacy, 1774—1787 (Princeton, 1975)

C. J. Esdaile, The Wars of Napoleon (London, 1995)

Alan Forrest, Soldi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and London, 1990)

Patrice Higonnet, ‘The origins of the Seven Years Wa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0 (1968)

T. O. 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95 (Oxford, 1996)

John A. Lynn, Giant of the grand siècle: The French army, 1610—1715 (Cambridge, 1998)

John A. Lynn, ‘International rivalry and warfare’, in T. C. W. Blanning (ed.),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urop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2000)

John A. Lynn, The Wars of Louis XIV, 1667—1714 (London, 1999)

Derek McKay, Prince Eugene of Savoy (London, 1977)

P. J. Marshall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 J. Marshall, ‘Europe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 C. W. Blanning (ed.),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urop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2000)

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2 edn (Cambridge, 1996)

David Parrott,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istory Today, 42 (December, 1992)

J. H. Parry, Trade and Dominion: The European overseas empir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1)

Fritz Redlich, De praeda militari. Looting and booty, 1500—1815,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ihefte. no. 39 (Wiesbaden, 1956)

N. A. M. Rodger, The Command of the Ocean. 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1649—1815 (London, 2004)

Karl A. Roider, Austria’s Eastern Question 1700—1790 (Princeton, 1982)

Gunther Rothenberg, 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London, 1977)

Paul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1994)

H. M. Scott, The Birth of a Great Power System 1740—1815 (London, 2006)

H. M. Scott, 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Powers, 1756—1775 (Cambridge, 2001)

H. M. Scott and D. McKay,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1648—1815 (London, 1983)

Samuel F. Scott, 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rol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ne army 1787—1793 (Oxford, 1978)

Brendan Simms, The Impact of Napoleon. Prussian high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executive, 1797—1806 (Cambridge, 1997)

Peter Wilson, German Armies: War and German politics 1648—1806 (London, 1998)

1. 从巴伦西亚到巴塞罗那途中一段新修的路，18世纪版画，私人收藏。虽然当时在欧洲各地旅游还是又艰难又危险，花费也很大，但干线道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2. 《抢劫马车》，弗朗西斯科·达·戈雅–卢西恩特斯作于1787年，私人收藏（Giraudon/Bridgeman Art Library）。道路条件好了，旅客多了，犯罪分子有了更多可乘之机

3. 《路易十四在马斯特里赫特》，皮埃尔·米尼亚尔作于1673年，藏于都灵萨包达美术馆（Scala, Florence）。画作将路易十四描绘得有如罗马皇帝，他轻松驾驭抬起前腿的战马，这是他名望的巅峰

4. 凡尔赛宫景色，老皮埃尔·帕特尔作于1668年，藏于凡尔赛宫和特里亚农宫博物馆（Copyright © Photo RMN-Gérard Blot）。凡尔赛宫建在一片未开发的土地上，其精巧的人工规划象征着路易十四对自然的征服

5. 1689年，法军烧毁海德堡，木刻画，收录于J. J. 费尔泽克出版的小册子（纽伦堡，1690），藏于纽伦堡日耳曼民族博物馆（BPK, Berlin）。路易十四的军队有意制造这场大火，为的是摧毁神圣罗马帝国西部

6. 约翰·伯恩哈德·菲舍尔·冯·埃拉赫设计的位于申布伦的新宫殿，版画，约翰·亚当·德尔森巴赫作于1695年前后（akg-images）。奥地利人建这座宫殿是为了与凡尔赛宫媲美，但资金不足，宫殿没能完全按规划建成

7. 路易十四在枫丹白露附近狩猎，亚当·弗兰斯·范·德·默伦画派，作于17世纪下半叶，藏于凡尔赛宫和特里亚农宫博物馆（akg-images/VISIOARS）。路易十四狩猎的场景。狩猎不仅仅是消遣，它在定义、彰显王室权威方面有重要作用

8. 1678年德累斯顿选帝侯宫里的抛狐运动，版画，加布里尔·奇尔纳作，收录于《尊贵殿下的聚会》（纽伦堡，1680）。中欧地区特别流行把狐狸等动物抛来抛去，直到它们断气

9. 1758年在内卡尔格明德的一次狩猎活动，由普法尔茨选帝侯卡尔·特奥多尔组织。画作藏于海德堡库尔普法尔茨博物馆。鹿被事先集中到猎苑中，然后被赶下山丘，赶到河里，狩猎者在舒适的亭子里向鹿群射击

10. 卡塞塔宫，版画，卡洛·诺利作，收录于路易吉·万维泰利1756年出版的《卡塞塔宫设计说明》（The Stapleton Collection / Bridgeman Art Library）。为卡洛七世而建的卡塞塔宫就像那不勒斯的凡尔赛宫。这座规模宏大的建筑有超过1 200个房间，如外观所示，它也用于办公

11. 韦尔滕堡本笃会修道院教堂的主祭台，科斯马斯·达米安·阿萨姆和埃吉德·奎林·阿萨姆于1721年修造（Copyright © Achim Bednorz / bednorz-photo.de）。这是巴洛克戏剧化风格的缩影，捍卫圣母无沾成胎教义的圣乔治骑在马上，刺向代表异端的恶龙

12. 托莱多大教堂的“透明祭台”，纳西索·托梅于1720年修造（Copyright © Achim Bednorz / bednorz-photo.de）。透明祭台如此设计，是为了让主祭台两侧的人都能看到圣餐礼。当时的西班牙人认为它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13. 《法国驻教廷大使离开罗马圣彼得广场，1757年的罗马》，乔瓦尼·保罗·潘尼尼作于1757年，藏于柏林画廊（akg-images）。这位驻教廷大使是斯坦维尔伯爵，他不久后升格为舒瓦瑟尔公爵。虽然他遵循外交礼仪，在本笃十四世面前屈膝，但他并不信基督教，更不相信教皇权威

14. 《阿维拉的圣特蕾莎的狂喜》，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创作于1645—1652年。位于罗马胜利之后圣母堂的科尔纳罗礼拜堂（akg-images/Joseph Martin）。圣特蕾莎梦见一位美丽非凡的天使将长矛刺入她的体内

15. 勒内·笛卡儿肖像，扬·巴普蒂斯特·韦尼克斯作于1647—1649年，藏于乌得勒支中央博物馆。这幅肖像画与贝尔尼尼的圣特蕾莎雕塑创作于差不多同一时期，却与后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笛卡儿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头脑带离感知”

16.《咖啡馆暴民》，内德·沃德作，出自《不列颠群众，又名不列颠胡迪布拉斯》（伦敦，1711）第四部分。只要付得起钱，就能进咖啡馆，咖啡馆成为人们围绕当前议题进行讨论和争斗的公共空间

17. 维也纳宫廷图书馆，1722年，约翰·伯恩哈德·菲舍尔·冯·埃拉赫设计（photo © Achim Bednorz / bednorz-photo.de）。图书馆很华丽，但与其说它意在鼓励人读书，不如说是为了宣扬哈布斯堡家族皇帝卡尔六世的荣耀

18. 弗朗西斯·诺布尔的巡回图书馆（伦敦，1746）。廉价图书越来越多，而且，人们只需交一些费用，就能从图书馆借书，这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

19. 《放下工作的铁匠》，匿名作品，1772年。铁匠放下手头的工作，听裁缝边读报纸边评论

20. 《卢浮宫画展一览》，匿名作品，1785年（Copyright © Photo RMN-droits réservés）。每两年举办一次的画展大受欢迎，公众意见成为文化的权威仲裁者。远处墙上挂着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

21. 《入侵》，第一幅，威廉·贺加斯作于1756年。战争开始，法国人试图将天主教、暴政和贫穷强加给英国人……

22. 《入侵》，第二幅，威廉·贺加斯作于1756年。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健壮、忠诚、富裕的英国清教徒表现出对法国人的轻蔑

23. 《乡村婚约》，让–巴蒂斯特·格勒兹作于1761年，藏于巴黎卢浮宫（akg-images / Erich Lessing）。这幅画展出的那一年，卢梭最畅销的小说《新爱洛伊丝》也出版了。画作大受欢迎，体现了人们对“情感”的强烈需求

24. 《荷拉斯兄弟之誓》，雅克–路易·大卫作于1783—1784年，藏于巴黎卢浮宫（akg-images / Erich Lessing）。这幅画是艺术总管委托创作的，展出后，被评论家和公众一致认为是18世纪最伟大的画作。1789年以后，这幅画才被重新阐释为革命的号召

25.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版画，M. P. 戈尔贝利和J. G. 施魏格豪泽作，收录于《阿尔萨斯古物》（米卢斯，1828）。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让歌德内心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促使他发起了美学革命

26. 《画室中的卡斯帕·达维徳·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斯廷作于1812年前后，藏于柏林国家美术馆（akg-images）。弗里德里希不看外部世界，只画他用自己的内心看到的东西

27. 《贝多芬的送葬队伍》，弗朗茨·施托贝尔作于1827年，藏于波恩贝多芬故居（akg-images）。这一重大公众活动与36年前莫扎特的葬礼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音乐家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

28. 《贫苦农民背负教士与贵族》，作于18世纪90年代前后（akg-images）

29. 《德阿科莱桥上的波拿巴》安托万–让·格罗作于1796年，藏于凡尔赛宫和特里亚农宫博物馆（akg-images / VISIOARS）。画中的波拿巴年轻、有才干，不太自信

30. 《拿破仑》，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作于1806年前后，藏于巴黎军事博物馆（akg-images）。拿破仑很有才干，画中的他已到中年，显得十分自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逐荣耀：1648—1815 /（英）蒂莫西·布莱宁著；吴畋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2

（企鹅欧洲史）

书名原文：The Pursuit of Glory: Europe 1648—1815

ISBN 978—7—5086—9686—7

I. ①追… II. ①蒂… ②吴… Ⅲ . ①欧洲－近代史－ 1648-1815 Ⅳ . ① 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3937号

The Pursuit of Glory: Europe 1648-1815

Copyright © Tim Blanning,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 ( 企鹅）and the Pengui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First Published 2007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追逐荣耀：1648—1815

著者：［英］蒂莫西·布莱宁

译者：吴畋

校者：王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668千字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5-827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686—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竞逐权力

——1815—1914

[英]理查德·埃文斯 著

胡利平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文版总序

《竞逐权力：1815—1914》导读

作者序

第一章 大革命的遗产

第二章 自由悖论

第三章 欧洲之春

第四章 社会革命

第五章 征服大自然

第六章 情感时代

第七章 民主的挑战

第八章 帝国的报应

推荐阅读

“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文版总序

文明的更新、重组和不断前进

——为什么我们应该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

彭小瑜

21世纪还剩有80多年，当今的主要发达国家，也就是欧洲国家以及在制度和文化上与之关系极其紧密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在发展上的明显优势目前无疑还存在。那么到了21世纪末，情况又会如何？“企鹅欧洲史”系列包含的9部著作覆盖了欧洲文明近4 000年的历史。如果我们精细地阅读这几本书，我们就能够观察到欧洲文明在历史上经历过的多次繁荣、危机和复兴，进而能够认识到欧洲文明保持更新和不断前进的真正力量是什么。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古老文明，欧洲文明天然具有优越性吗？从19世纪在中国沿海地区贩卖鸦片的英国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欣赏和效仿的品德和价值观。西方近代的“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科学技术固然值得研究和学习，但是学会了“船坚炮利”的本事不是为了欺负和攻打别人。另外，西方文明的优点，欧洲在近代国力强大的原因，绝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我们了解和研究欧洲历史，借鉴欧洲和整个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经验，肯定也不能局限于救亡图存这一有限目的。我们采取和保持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态度，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也是为了对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福利做出我们的贡献。因此，我们对欧洲史和整个西方文明需要有一个认真和耐心研究的态度，努力学习其优点，尽量避免其不足，以期完成我们中华民族在21世纪追求的远大目标。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事业，我们需要精细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是我们了解和学习外部世界过程中迈出的小小一步，却可能会让我们拥有以前不曾体验过的惊奇、思索和感悟。

整套丛书由古希腊罗马远古的历史开始，讲述了直到21世纪的欧洲历史。尽管各位作者的资历和背景不尽相同，他们基本的历史观却高度相似。在对西方文明进行坦率批评的同时，他们以明确的乐观态度肯定了这一独特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自我更新能力。普莱斯和索恩曼在描写古代雅典城邦时（见《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注意到了雅典民众拥有在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政治参与权，不过该城邦“同时也是对妇女压制最为严重的城邦之一”，因为唯有男性拥有公民权的情况让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妇女地位变得十分糟糕。依靠元老院、人民和行政长官三者之间沟通和平衡的古罗马，建立和维持着一个似乎比雅典更加稳定的共和国。后来，贫民的土地问题以及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民众获取公民权的问题，引发了“罗马在350年里的第一次政治杀戮”。之后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导致了血腥的持续的内战，并颠覆了共和制度，但是罗马人在内战废墟上建立了君主制帝国，同时让各地城市保持了强有力的自治传统，在地中海周边的辽阔地区又维持了数百年的安定和繁荣。

乔丹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里面写到了14世纪的黑死病，“在1347—1351年的瘟疫中有多达2 500万人殒命”，之后瘟疫还连续暴发了好多次，而此前欧洲的总人口只有大约8 000万。这个世纪同时也是战争和内乱频仍的年代，是教会内部思想混乱和不断发生纷争的年代。面对如此可怕的巨大灾祸，面对16世纪宗教改革带来的政治和思想的严重分裂，西方人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等领域仍然取得长足进步，并开始探索世界地理，航行到非洲、亚洲和美洲，倡导用实验来把握有用的知识，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仰望星空，认知宇宙的秘密。与此同时，自私的欲望逐渐泛滥，开始有文化人鼓吹“最自然的人权就是自利”，鼓吹“自然状态是一个相互竞争的丛林”（见《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

当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帝国主义的强权给世界上落后国家带来压榨和屈辱的时候，欧洲内部的社会矛盾也变得十分尖锐。在19世纪中叶，英国每天要用掉大约2.5亿根火柴，在位于伦敦的工厂：“用于制造可燃火柴的白磷产生的气体开始给工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工厂工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工和童工，工人需要先准备好磷溶液，然后把火柴杆放在里面浸沾。他们的牙龈开始溃烂，牙齿脱落，颌骨慢慢腐烂，流出散发臭味的脓水，有时从鼻子里往外流脓，人称‘磷毒性颌骨坏死’。1906年在伯尔尼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白磷，两年后，英国议会批准了该公约。”（见《竞逐权力：1815—1914》）

历史故事的细节从来都具有一种思想冲击力。“企鹅欧洲史”系列的各个分册里面充满了大量的细节和故事。看了白磷火柴女工的故事，认真的读者都会好奇，当时的欧洲会往何处去。埃文斯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社会和改革运动。他提到，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声称，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满足工人阶级的合理愿望”。在叙述现代历史的各个分册里，我们都能看到，欧洲统治阶级坚持文化和制度的渐进改良，不单单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社会良知”，也是因为他们面临来自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压力，希望通过对话达成社会各阶层的和解。社会各阶层重视沟通和妥协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传统。沟通和妥协的能力，确实是欧洲文明保持活力和持续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梁启超先生到欧洲考察，遇见一位美国记者，后者觉得“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不赞成梁启超将之“带些回去”的打算。梁启超问：“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该记者叹气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入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面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是他提醒读者，欧洲不会完。他解释说，18世纪以后的欧洲文明不再是贵族的文明，而是“群众的文明”，各种观念和立场有顺畅交流，思想文化依然活跃。所以他断言，欧洲仍然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饮冰室主人在1929年去世，没有机会看到此后的欧洲历史轨迹。我们是幸运的，看到了更多的世界风云变幻。我们是幸运的，能够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样有趣和深刻的历史读物。我们借此不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欧洲的过去，也可能能够看到一点欧洲和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未来。

《竞逐权力：1815—1914》导读

李宏图

多年前，我就开始关注英国学者理查德·埃文斯教授，他主要研究欧洲近现代史，特别是德国史，同时也喜好史学理论。早在1997年，面对英国正在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他出版了《捍卫历史》，站在“传统史学”的立场对此进行批评，此书出版后立刻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埃文斯教授穿行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学养深厚、视野开阔，既重史实，也具思辨。2016年，他又出版了《竞逐权力：1815—1914》这部书，考察19世纪欧洲历史。此书刚一出版，我便在巴黎的一家书店购得此书，粗略浏览一下，便觉得此书非常有助于我的研究和教学，因为在这本书中，他对19世纪的欧洲历史做出了有别于常人的深入解析。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划分，还是通过历史发展和制度建构起来的文明共同体。因此，欧洲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一个不断走向统一性的历史成长过程。特别是到了19世纪，促进欧洲成长的动力迅速加大，一个同质化的欧洲跃然形成。一些新概念的出现就是明证。例如1800年，出现了“欧洲主义”（Europeanism）这一概念，1830年左右出现动词“欧洲化”（Europeanize）和名词“欧洲化”（Europeanization）。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9世纪时，欧洲通过“欧洲化”成为一种独特的文明类型，形成了共同的认同。

作为一部欧洲史的著作，特别是对19世纪欧洲的历史进行书写，若要反映出19世纪欧洲的历史进程，展现出19世纪欧洲历史的独特性质，例如其有别于18世纪和20世纪历史的特质，我想，这样几个方面是绕不开的主题：例如，欧洲如何率先形成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的内涵；在现代性的推动下，欧洲又如何成为同质性的欧洲；欧洲文明内部的冲突与纷争，何以让欧洲走上了互相残杀的战争之路。平心而论，书写这样一部历史的确是一件棘手的工作，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做出了尝试，例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写出的“年代四部曲”中的《资本的年代》，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而《竞逐权力：1815—1914》的作者、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埃文斯虽然坦陈受到上述两位的影响，但走上了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书写之路，通过自己的深思熟虑，他从19世纪欧洲的历史中抽取出“权力”这个主题词，因而将19世纪的欧洲历史特征体现在其主书名《竞逐权力》上。

初看起来，“竞逐权力”似乎和政治特性紧密相连，而实际上从政治的维度难以概括19世纪欧洲历史的全貌，但经过作者的诠释，才觉得作者提炼出这一主题，内含其对19世纪欧洲历史的真知灼见。诚如作者所说：

对权力的追求渗透19世纪的欧洲社会。国家争夺世界权力，政府追求帝国权力，军队加强自身的军事权力，革命家密谋夺取权力，各政党竞逐执政权力，金融家和工业家追求经济权力，农奴和佃农逐渐挣脱占有土地的贵族的武断权力。19世纪最重要的社会进程——受压迫的各阶层人民挣脱了压迫者权力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妇女摆脱了把她们置于男人控制之下的一整套法律、习俗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权主义者争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工业化的新世界，工会继续争取在薪酬和工作条件上有更大发言权，不断发起罢工；现代主义艺术家对学院派的权威提出挑战；小说家把家庭等社会组织内围绕权力展开的斗争作为自己作品的核心内容。

读完作者的这些解析，不禁心生赞佩，这一概括解析不愧是大家手笔。通常我们只是将19世纪的欧洲史平面化地表述为这样一些内容：19世纪工业革命的完成，现代社会经济体制的确立；以英国三次议会改革为代表的民主化的行进；随着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形成，欧洲通过对世界的殖民与扩张确立起了对世界的主导性地位；随着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他们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力图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在思想文化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纷纷登场；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与表达也从现实主义开始转向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等等。而这本书的作者却在这些内容中洞察出“权力”这一特征和机制，不能不说确实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

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在对19世纪历史的处理和书写中，摆脱了像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那样的“宏大叙事”，而是要去探究“历史发展的线索”。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书写范式的指导思想下，对历史进程的洞察和提炼也就随之不同。如果说霍布斯鲍姆聚焦于时代，因而将19世纪定义为“资本的时代”，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则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将19世纪概括为“世界的演变”。而埃文斯从历史的发展线索入手，提炼出“权力”作为理解19世纪欧洲历史的主线。这也使19世纪的欧洲历史区别于17—18世纪欧洲历史的发展，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布莱宁所概括的“追逐荣耀”。

理解权力，的确体现出作者对现代社会的形成以及现代性特质的精辟洞察，并且梳理出了一种现代性的谱系，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挖掘到了现代社会的基础，这和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曾将“权力”作为解构现代性的主题不谋而合。尽管我们无从确知作者是否受到过福柯思想的影响，但对其抽取出“权力”来概括19世纪欧洲历史的进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作者不仅仅是进行叙事性的历史表述，而是在进行一种反思性的历史书写。

同样，在该书中，作者并不满足于进行一种主题性的提炼，而是在写作中时刻关照19世纪如何既是18世纪的延续，又是相对于18世纪的一种断裂，同样，19世纪的何种内在特性又导致20世纪更大规模的战争与革命，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实践何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而又和19世纪形成了一种断裂，开创了人类历史的又一转折。为此，作者将1815年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失败或者法国大革命的结束作为欧洲19世纪的起点，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终结点。对这一时间节点的选择，作者解释道，在1815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看重的是荣耀、荣誉等，而在19世纪，人们越来越看重权力。那么为什么作者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该书的截止点？对此作者没有给以解释。但如果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阅读完此书，就可以从中窥见作者的深意。正如作者在该书的结尾处所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缓慢而不均衡的民主进程发生逆转。种种新政治运动，尤其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登台亮相，企图使用极端暴力手段推行极端政策，对社会进行暴风骤雨式的改造。恐怖、处决、屠杀、酷刑和集中营成为“一战”后岁月的特征。此后没过多久，发生了种族灭绝，其规模之大令巴尔干两次战争期间的种族暴力和19世纪90年代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相形见绌。欧洲众多名城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大量胜地毁于一旦。数百万人将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回死难者既有士兵，又有平民。一些有眼光的欧洲政治家已经预感到，1914年的宣战将造成巨大震荡，但没有想到欧洲即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914年8月3日黄昏时分，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外交部自己的办公室里伫立窗边，俯瞰下面的商场，转身对前来拜访他的友人说：“欧洲各地的灯火正在一盏盏熄灭。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它们再次点亮的时候了。”

的确，从15世纪开始，欧洲因其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奇迹，以及日益增强的军事地位，在全球化的开始阶段成为世界的中心，整个世界体系就是以他们为中心而建立的，这样一种地位也使得欧洲人充满无比优越的骄傲与自信。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陷于“崩溃”。历史学家写道，欧洲战场空前的伤亡人数，尤其是精英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群体的战亡，特别冲击着知识阶层的心态，导致其广泛失望。这场战争似乎也嘲弄了启蒙思想家一直所高扬的理性、宽容与进步价值观。在德国老兵埃里希·雷马克所写的《西线无战事》这部描述“一战”的小说中，他转述了一个士兵的疑问：为什么拥有千年的文明传统也不能抵御这血腥风暴的来临？也许，作者埃文斯这本书的标题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对权力的竞逐是19世纪欧洲历史如此演变的动因。2018年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本书不仅立体地叙述了19世纪欧洲历史的过程，而且深刻地揭示了19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19世纪的欧洲绝非孤立的存在，它在与18世纪的断裂中成长，并内生出带来20世纪灾难与希望的种种要素。而对于读者而言，作者的这一历史书写无疑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将成为重思欧洲历史的宝贵资源。

2018年10月28日

作者序

本书系“企鹅欧洲史”系列中的一卷，讲述了1815—1914年的欧洲史。上一卷《追逐荣耀：1648—1815》（2007）涵盖的历史时期是1648—1815年。正如那本宏著的作者、我在剑桥大学的同事蒂莫西·布莱宁所言，讲述任何一段欧洲史都必须武断地选择一个起始点，只不过有些起始点比其他起始点更武断。人们对“19世纪”或“20世纪”的提法已习以为常，而历史学家知道，1801—1901年或1901—2000年除了表示年代的先后顺序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历史充满了未解的问题，包括本书在内的许多历史作品都结束在重大战争的爆发和结束上，但即便是这些战争，也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解释。历史作品的侧重面不同，历史分期的方式也会不同。政治、军事或外交史上的某个重要日子在社会、经济或文化史上可能无甚意义。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通常认为，在欧洲很多地区，一直到进入现代之后很久，历史发展得极其缓慢，也就是说，虽然18世纪末欧洲政治体系的旧制度已经覆亡，但旧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半叶。举例来说，直到19世纪后半叶，农奴制度才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绝迹；直到1850年后被称为“人口转折期”的几十年，多年形成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人口模式才开始发生变化，法国除外；1850年之前，工业化仅限于欧洲经济的小块地区，影响微不足道。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传统贵族精英阶层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该观点的代表是阿尔诺·迈耶（Arno Mayer）的《旧制度的韧性》（The Persistence of the Ancient Regime）（1981）一书。依照此观点，尽管这一时代看上去动荡不安，但政治领域内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同意迈耶的观点。19世纪的欧洲无疑不乏变革，除了政治领域，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

有些人甚至认为，最值得研究的历史年代是“革命的年代”。这一提法来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年代四部曲》的首卷书名，这套书讲述了1789—1991年的历史，首卷《革命的年代》是1962年出版的。乔纳森·斯佩贝尔（Jonathan Sperber）撰写的《革命时代的欧洲》（Revolutionary Europe）（2000）沿袭了霍布斯鲍姆的历史时期划分法，研究1789—1848年的历史，那正是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涉及的年代范围。然而选择这段历史时期并非没有代价，在之后那段时期里，欧洲面貌发生巨变，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框架来概括。斯佩贝尔撰写的第二卷书名很长，是《1850—1914年的欧洲：进步、参与、忧恐》（Europe 1850—1914: Progress, Participation and Apprehension）（2008）。毫无疑问，冗长的书名反映了他为寻找一个统一主题而颇费心思。霍布斯鲍姆后来又写了两卷，分别是《资本的年代》（1975）和《帝国的年代》（1987）。前一本涵盖1848—1875年，后一本从1875年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讲述同一历史时期的所有历史著述中，霍布斯鲍姆的这三本书高屋建瓴，任何想撰写19世纪欧洲史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三部历史宏著。霍布斯鲍姆长于在概念上推陈出新，他将这三部作品涵盖的历史时期称为“漫长的19世纪”。此后出版的诸多教科书和历史入门读物纷纷效仿，比如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和马丁·琼斯（Martin Jones）合著的《欧洲史：1783—1914》（Europe 1783—1914）（2000）。然而，漫长的19世纪是一个断裂的世纪，1848年革命浪潮将其分割为迥异的两段。无怪乎撰写从法国大革命或拿破仑失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历史的诸多历史学家不再试图找到任何统一概念，改为选用四平八稳的书名，比如R. S. 亚历山大（R. S. Alexander）为他不久前撰写的一部政治史起的名字——《欧洲前途未卜之路》（Europe’s Uncertain Path）（2012）。

20世纪大部分年代，历史学家把民族国家的崛起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视为19世纪欧洲史的主要特征。民族主义的胜利塑造了新的政治文化实体，激起了对似乎过时的庞大的多民族帝国的反抗，也鼓励人们反抗其他民族的压迫或控制的野心。20世纪时，世界各地的国家都采用了民族国家模式，因此探究民族国家19世纪在欧洲的崛起更加意义重大。历史学家一度积极评价这一进程，把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捷克和波兰民族意识的增强以及民族主义时代的其他现象作为其著述的核心内容加以颂扬。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的兴起蒙上了一层阴影，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就是其阴暗面的表现。此后，世界逐渐进入全球化时代，冷战时期的障碍纷纷坍塌，各种国际机构、世界范围的通信、跨国公司等诸多因素侵蚀了国家边界，开始把各国人民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全球人类共同体。自20、21世纪之交以来，这一现象改变了我们对以往历史的看法，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从全球视角审视历史。撰写全球史的呼声本身并不是新现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Marc Ferro）就曾呼吁撰写全球史；19世纪的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20世纪的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也在著作中体现了“普遍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的观念。不过直到近年，才出现了把世界各地区连在一起而不是割裂开来的世界史。历史学家开始对种种专题开展研究：帝国对欧洲各国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尤其是英国，但不限于英国；把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连接在一起并使其相互影响的全球经济纽带；作为欧洲的普遍进程而非某个欧洲国家特有的全球帝国的崛起。历史学家还忙于从全球视角重写欧洲各国的历史，强调欧洲移民社群——移民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欧洲人——对“母国”的影响，研究源于殖民亚洲和非洲经历的种族理论对欧洲民族主义的影响，探讨全球地缘政治如何成为欧洲各国间关系的主要因素。

我写作本书的方式深受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影响。他撰写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2009）堪称一部真正的全球史，而不像霍布斯鲍姆的那三卷著作那样以欧洲为中心。《世界的演变》一书研究19世纪的历史，各章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记忆和自我观察、时间、空间、人员流动、生活水准、城市、边疆、权力、革命、国家、能源、职业、通信、等级制度、知识、文明、宗教等等。奥斯特哈默有意选择了一些常见主题，比如全球各地区间的联系、共同发展过程和全球进程。然而，总体来看，此书过于突出作者本人的观点和个人思考，盖过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和思考。此外，该书在概述历史时，往往一心建立阐释历史的大框架，而不是力求通过时人的生活经历了解历史。如果是一本简明教科书，这样写也许可以理解，毕竟教科书的最终目的是辅导学生应付考试，但是像该书这种主要针对普通读者的大部头作品，其实可以用更长篇幅来描述反映历史时期特点的细节，既收录读者感到陌生的内容，又谈他们熟悉的史实，而且应该尽可能地让那一时代的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

大致同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全球史著作，其涵盖内容之广不亚于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但对19世纪的描写与奥斯特哈默的大相径庭，这些作者认为，正是在19世纪，欧洲开始引领世界、称霸全球各地。一些历史学家借助大量比较证据，从各个方面论证18世纪初世界各地的文明从生活水准到文化成就大致处于相同水平，这方面的作品有已故的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的力作《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2004）和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讲述全球帝国的宏著《帖木儿之后》（After Tamerlane）（2007）。1700年前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中国的大清帝国、尚未沦为殖民地的非洲贝宁帝国及邻近的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等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与欧洲大体相当。到181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欧洲遥遥领先。欧洲之所以领先，并不像一些历史学家——比如写下《文明》（Civilization）（2011）这一全面论著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说，是因为欧洲具有内在优势，而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结果。直到20世纪初，欧洲在很多领域的领先地位都得到了保持和扩大，但如后文所述，欧洲的领先地位日益受到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撼动了欧洲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将其摧毁，战后欧洲的全球帝国土崩瓦解。我认为1815—1914年在欧洲历史上是一段独特的有意义时期，主要依据就是欧洲在这一时期称霸全球。本书始终强调全球背景，也会论及欧洲之外的事件和进程，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这一百年里发生在欧洲的历史事件。

全球史也意味着跨国史。很多介绍欧洲史的著述基本上是分别讲述不同国家的历史。阿瑟·格兰特（Arthur Grant）和哈罗德·坦珀利（Harold Temperley）合著的《19世纪的欧洲》（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27）可以归入这一类；威廉·辛普森和马丁·琼斯合著的《欧洲史：1783—1914》也属于同一类，书中各章分别讲述了法、德、意、俄和哈布斯堡帝国史。德国史学家米夏埃多·萨莱夫斯基的《欧洲史》（History of Europe）（2000）的副标题是“国家与民族：从远古世界到今天”，该书分别讲述了一些国家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读者基本上看不出是什么把欧洲联结为一个整体，这些国家具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外部环境和事件对它们产生了影响。权威但仍不够完整的《牛津现代欧洲史》（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的编写手法也大致相同，每一卷分别讲述一个国家，只有4卷例外，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希望通过本书说明的一点是，欧洲不仅是不同国家演变而成的松散聚合体，也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共同体。我所谓可以界定的共同体，指的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欧洲的东部界限尤其模糊不清，难以界定，欧洲的社会和文化界限因欧洲人大规模移民世界其他地区也变得模糊难辨。在以上前提下，最好是把欧洲视为一个具有多重共同特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地区，西起英国和爱尔兰，东至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

我尽量从跨国的角度讲述历史。我这样做是有意仿效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他是19世纪末《剑桥近代史》丛书的发起人。阿克顿筹备出版该丛书时告诉撰稿人：

普遍历史不是各地历史的总合，而是首先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核，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宗教战争、绝对君主制、大革命等等。几个国家对历史主流也许有影响，也许没有影响……但不应分散注意力，把葡萄牙、特兰西瓦尼亚、冰岛放在与法国和德国同等重要的地位……我打算打破罗列各国历史的做法，尽可能讲述超越国家边界的普遍历史。

阿克顿未能实现这一宏大设想就撒手人寰了。在效率很高但想象力不足的阿道弗斯·沃德（Adolphus Ward）爵士的主持下，《剑桥近代史》最终问世。这部史书基本上采取了分国叙述的手法，反映了年青一代史学家身处欧洲变化的政治文化氛围，从国家角度审视欧洲史的做法。直到苏联解体，欧盟涵盖东欧大部分地区，加上全球化再次蓬勃发展，才有了撰写一部真正的欧洲史的可能。然而，再也不可能像格兰特和坦珀利等史学家那样，把这部欧洲史写成一部欧洲各国政治史和国际关系史了。至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历史研究拓宽了眼界，几乎涵盖了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霍布斯鲍姆就已经在《革命的年代》中分章讨论宗教、意识形态、科学、艺术、经济及其他专题了。奥斯特哈默列出的专题清单显示，此后的历史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范围。近年出版的新著还纳入了地貌史和环境史。霍布斯鲍姆用宏大叙事把不同主题串在一起，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决定性影响。然而，21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们无法采用这种手法，因为宏大叙事已经深受诟病。正如蒂莫西·布莱宁所言，我们能做的仅是探究“历史发展的线索”。

布莱宁为1648—1815年这段历史时期找出了两条发展主线，他称之为“国家不断追求霸权”和“公共领域这一新型文化空间的出现”。这两方面的发展在19世纪得到了延续，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18世纪几乎难以想象。1785年的欧洲人如果看到1815年欧洲王朝复辟时期出现的国家体制，依然不会有陌生感，虽然表面现象往往具有欺骗性。1815年，国家权力及对公众生活的干预仍然很有限；公众对政治事务的参与仍然很少，尽管不久前的法国大革命树立了生动的范例；公共领域的范围依然局限于受过良好教育、文化水平较高、人数很少的社会阶层及其组织，包括出版社、咖啡馆和读书俱乐部。然而到了1914年，国家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实现了男子普选，欧洲部分地区还实现了妇女普选；公众直接参与国家、地区和地方政策的制定，一个重要的参与方式是通过有组织的政党。与此同时，国家大大强化了对自己公民的控制，从教育到医疗，从兵役制到社会工作。

布莱宁描述了通信进步与经济增长并驾齐驱的发展过程。19世纪，这两个进程发展提速，速度之快是18世纪的人难以想象的。1815年，铁路、电报、汽船和照相技术刚刚出现在历史地平线上；到1914年，欧洲已然步入电话、汽车、收音机和电影的时代。1815年，我们仍然处于牛顿宇宙观、具象艺术和古典音乐时代；到1914年，爱因斯坦已经提出了相对论，毕加索创作了立体派艺术画作，勋伯格谱写了他最早的无调性音乐作品。从更现实的意义上讲，欧洲正步入机枪、坦克、潜艇和战斗机时代。1911年意大利入侵利比亚时，首次使用飞机轰炸了敌军；英国人和德国人分别在南非和西南非（纳米比亚）建立了最早的集中营。以上发展预示了20世纪上半叶的大规模杀戮和毁灭，警示我们不要像19世纪大部分人那样，把19世纪看成一个持续进步、具有无限改良空间的时代。进步是有代价的。如伊恩·克肖（Ian Kershaw）为“企鹅欧洲史”系列撰写的下一卷《地狱之行：1914—1949》所述，从1914年到1949年，欧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谈到绝大多数欧洲人的生活状况，布莱宁写的这一卷以悲观调子结尾。产业的诞生和人口迅猛增长产生导致“一种新型贫困的出现……不是因饥荒、瘟疫或战争突然袭来而遭受的苦难，而是长期营养不良和就业不足的状态”。相对而言，19世纪的欧洲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饥荒、瘟疫和战争，我将在本书中解释其原因。和这段时期的众多其他方面一样，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当然有过饥荒，尤其是在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俄国，也有过瘟疫，不时暴发的霍乱就横扫欧洲大陆。不过，无论饥荒还是瘟疫，都没有此前一些年代发生得那样频繁，也没有带来昔日那种毁灭性的后果。19世纪末，饥荒和瘟疫基本上在欧洲绝迹。

然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不平等并没有与饥荒和瘟疫同时消失。本书将勾画出19世纪不平等现象不断变化的轮廓。农奴制等旧日的不平等形式让位给新型的不平等，比如工厂工资劳动制。可以把19世纪视为一个非凡的解放时代。数百万人获得了更加平等的地位，包括大多数农村人口、妇女，以及宗教上的少数群体，尤其是犹太人。本书将详细分析这种巨大变化并解释其原因。然而，平等和解放是局部的、有条件的，1914年后的年月将表明这一点。讲述人在获得解放过程中受到的种种羁绊，也是撰写19世纪欧洲史的史学家的一项主要任务。

围绕不平等的种种论争是19世纪欧洲政治的焦点。法国大革命留下了种种理念，以此为基础，越来越多的政治思想家和践行者开始构想并试验消除他们目睹的不平等现象的办法。解决方案五花八门，从贵族家长式统治和“位高则任重”论的一个极端，到无政府主义者试图摧毁国家体制的另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等种种思想理论对剥削压迫下了不同的定义，也据此强调把人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解放出来的某一种方式。看重稳定和社会等级制的人认识到，顽固维护旧秩序是死路一条，至少大部分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也参加了围绕不平等展开的大辩论。宗教为源于世俗世界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各种答案，有的干脆宣扬避世观念。种种思潮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点：渴望获取并行使权力，以便把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蒂莫西·布莱宁把他撰写的1648—1815年欧洲史起名为《追逐荣耀》，意指该时代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荣耀，本书则定名为《竞逐权力》。

对权力的追求渗透19世纪的欧洲社会。国家争夺世界权力，政府追求帝国权力，军队加强自身的军事权力，革命家密谋夺取权力，各政党竞逐执政权力，金融家和工业家追求经济权力，农奴和佃农逐渐挣脱占有土地的贵族的武断权力。19世纪最重要的社会进程——受压迫的各阶层人民挣脱了压迫者权力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妇女摆脱了把她们置于男人控制之下的一整套法律、习俗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权主义者争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工业化的新世界，工会继续争取在薪酬和工作条件上有更大发言权，不断发起罢工；现代主义艺术家对学院派的权威提出挑战；小说家把家庭等社会组织内围绕权力展开的斗争作为自己作品的核心内容。

19世纪，社会驾驭自然的能力增强了。各国政府开始有能力应对饥饿和火灾、水灾等自然灾害。医学研究人员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追求战胜疾病的权力。工程师和规划者疏导河流，排干沼泽地的水，逐走野生动物，夷平森林，他们建造城镇，修建铁路和下水道，造船架桥，把人类的权力延伸到自然界。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发利用新的动力源，从蒸汽到电力，从动力织机到内燃机，从而获取了权力。权力的表现形式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有的权力通过暴力行使，有的则靠说服手段，有的权力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有的仅获多数人支持，权力可以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宗教、组织等形式表现出来。在1815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看重的是荣耀、荣誉等，而在19世纪，人们越来越看重权力。19世纪末，权力的概念带上了种族主义色彩，欧洲人把自己称霸世界各地视为他们高当地居民一等的佐证。本书将重点阐述以上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探讨欧洲各国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影响了欧洲与亚洲、非洲及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后者如何影响了前者。

本书分8章，每章分10个小节。第一、三、七、八章主要讲述政治史，第二和第四章讲述社会史和经济史，第五和第六章讲述或许可以泛称为文化史方面的内容。第一章讲述的政治史起自1815年最终打败拿破仑，终于1830年革命浪潮的最后一波余震。第三章续第一章之尾，讲述1830年到1848年革命的历史，也探讨革命浪潮的后果：冲突频仍、动荡不安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初。第七章分析1871—1914年欧洲各国是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民主挑战的。第八章，也是最后一章，讲述了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征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过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降临后，征服给欧洲自身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上述各章均依循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展开。夹在第一和第三章之间的第二章讲述了1815—1848年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不过若要全面讲述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变化——欧洲大陆大片地区农奴获得解放，则需要把农村地区直到1914年发生的一些变化包括在内。第四章涉及自19世纪中叶起欧洲的主要社会经济结构，以及这段时期内这些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五章涵盖了整个这段时期，讨论了社会试图驾驭自然界的努力，从改造欧洲大陆上的荒山野林和河流，到努力控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人性。第六章把这一时期描述为情感时代，将其与之前的理性时代做了对比，探讨了具有情感时代特征的形形色色的精神、宗教、信仰、文化、教育观念和人类概念本身。

为了强调这段历史中人的一面，每章都以一个人的亲身经历开头，这些人的信仰和人生经历提出了供各章探讨的很多问题。8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四男四女，这是我有意安排的。这段历史时期内，妇女人数超过欧洲人口一半，历史上的其他年代几乎也是如此。这段时期内的另一基本特征同样重要：即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欧洲绝大部分人仍然住在农村，靠务农维生。19世纪期间，欧洲的农民、农场主和地主常常被边缘化，尤其在工业社会兴起的地方，但我认为，若说这数百万人都处于马克思所谓“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或说他们仅仅是历史变革的受害者，那就大错特错了。

本书宜按顺序从头到尾阅读。为了与这套丛书的总体结构保持一致，我没有在书中添加任何脚注和尾注。写作这样一本综合性论著，必然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作者的著述；本书原创内容只有所提出的论点和做出的诠释，以及主题的选择和排列。但愿诸多史学家能原谅我引用他们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著述内容却不注明出处。不过，至少请允许我列出每章开篇讲述的个人故事的出处（详见“推荐阅读”）：The Diary of a Napoleonic Foot Soldier, ed. Marc Raeff (New York, 1991); A Life under Russian Serfdom, transl. and ed. Boris B. Gorshkov (Budapest, 2005); Máire Cross and Tim Gray, The Feminism of Flora Tristan (Oxford, 1992) and The London Journal of Flora Tristan, transl. and ed. Jean Hawkes (London, 1992); Hermynia zur Mühlen, 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 transl. and ed. Lionel Gossman (Cambridge, 2010); Wendy Bracewell, Orientations (Budapest, 2009); Brita K. Stendhal, The Education of a Self-Made Woman (Lewiston, NY, 1994); Martin Pugh, The Pankhursts (London, 2001); Ivor N. Hume, Belzoni (Charlottesville, VA). 本书中的大段引用内容多出自原始资料，但有如下例外：第546—547页引文出自Dirk Blasius, Der verwaltete Wahnsinn (Frankfurt, 1980)，第551—554页引文出自Andrew Scull, The Most Solitary of Afflictions (London, 1993)，第562页引文出自John A. Davis, Conflict and Control (London, 1988)，第746页引文出自F. S. L. Lyons, Charles Stewart Parnell (London, 1977)，第783页引文出自Hartmut Poggevon Strandmann, ‘Domestic Origins of Germany’s Colonial Expansion under Bismarck’, Past and Present, February 1969，第792—793页引文出自Franco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 (London, 1960)，第795—796页引文出自Edvard Radzinsky, Alexander II (New York, 2005)，第858页引文出自Adam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New York, 1998)。

2009年，我开始动笔撰写此书。其实我在几所大学讲授19世纪欧洲史时，已经产生了写作此书的念头。1998年我迁居剑桥后，兴趣转向20世纪史。多年来我先后在以下大学讲授19世纪欧洲史：苏格兰的斯特灵大学、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诺里奇市的东盎格利亚大学、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以及最近几年我执教的伦敦市的格瑞萨姆学院。我很幸运，可以在所有这些课堂讲授的过程中汲取素材。我感谢以上大学的学生在我的课堂和研讨会上耐心倾听我的观点，他们发表的意见帮助我补充或修正了自己的论点和总体研究方法。倘若我的研究工作没有得到协助，我绝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内容如此丰富的一部著述。我尤其感谢我以前的学生丹尼尔·考林、尼雅姆·加拉格尔、蕾切尔·霍夫曼、祖西·拉达、乔吉·威廉斯给我提供的资料。2012年，剑桥大学历史系和沃尔夫森学院允许我请学术假，让我获得宝贵的时间来写作此书。每当我需要查找涉及很多专题的资料时，首先会去藏书浩瀚、工作人员热忱相助的大学图书馆。

很多友人和同事审阅了全书或其中部分章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匡正了书中一些错误。企鹅出版集团的西蒙·温德尔是一位资深编辑，他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我还要深深感谢以下各位：蕾切尔·霍夫曼仔细阅读了第一、三、六章，戴维·莫塔德尔对第二、四、五、七、八章做了很多更正，乔安娜·伯克对第五章的评论至关重要，蒂莫西·布莱宁、露西·里亚尔和阿斯特丽·斯温森审阅了整部书稿，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书中若有任何错误，责任全在作者。塞西莉亚·麦凯在挑选插图上给予我宝贵帮助，这些插图为书中讨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挑选的插图依循了各章的先后顺序。如果读者愿意，可以很容易在互联网上找到书中提及的插图和照片。安德拉斯·拜赖兹瑙伊再次证明自己是一位博学有趣的制图专家。理查德·梅森始终是一位工作细致的文字编辑，更正了诸多错误，本书几处文字经过他的润色更加通俗易懂。克里斯蒂娜·沙特尔沃斯编制了一份极全的索引。理查德·杜吉德担负了全书的编辑工作，我谨对他致以深深的感谢。正字法上存在的几个难题最终未能解决，尤其是俄国人名字的音译，我们选择采用了传统的拼法，因为大多数读者不熟悉现代国会图书馆系统。我尽量采用人名的原始拼写方式，比如用Wilhelm而不是William，用Franz而不是Francis。但在极少数情况下，这样做会显得有点怪，尤其是俄国沙皇的名字，为此我采用了这些名字的英文拼法。至于地名，我用的是昔日广泛使用的名称。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克里斯蒂娜·科尔托百忙中挤出时间核对清样，在我撰写此书的漫长过程中，她与我们的两个儿子马修和尼古拉斯始终支持着我。

理查德·J. 埃文斯

剑桥，2016年5月

第一章

大革命的遗产

战争之后

19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在德意志西南部符腾堡的小镇埃尔旺根上，一个名叫雅各布·瓦尔特（Jakob Walter, 1788—1864）的石匠动笔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他被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的大军拉去当兵，随这支军队一直打到莫斯科，之后又一路败退回老家。瓦尔特用质朴无华的笔触讲述了1812年最后几个月他经历的千辛万苦：哥萨克人不间断地骚扰，他自己一身污垢，在饥寒交迫中到处寻觅食物，土匪沿途拦劫，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瓦尔特九死一生后，在一个波兰小镇把自己好好洗了一遍。他已经好多个星期没有洗过澡了：

我洗得很慢，慢慢地洗脸，慢慢地洗手，因为双手、耳朵和鼻子粗糙得像树皮，到处是裂开的口子，上面长了一层黑鳞屑。我的面庞看上去活似一脸大胡子的俄国农民。我照了照镜子，被自己古怪的样子吓了一跳。接着我花了一小时时间，用肥皂和热水搓洗自己。

瓦尔特竭力想除尽自己身上和衣服上的虱子（“我的主子”），最后还是失败了。他跟随部队继续向西撤退时，开始发烧，极有可能患上了斑疹伤寒。剩余的路途他是躺在一辆马车上行完的。他所在的马车队一共有175人，其中百十来人中途倒毙。一身虱子的瓦尔特回到家乡时，觉得亲人一定认不出自己了：“我身穿一件肮脏的俄国外套，头戴一顶老式圆帽子走进家门，衣服从里到外藏匿着无数个一路伴随我的伙伴，俄国的、波兰的、普鲁士的、萨克森的。”他终于能洗个像样的澡，处理掉爬满虱子的衣服，慢慢恢复健康了。本地人与他打招呼时开始叫他“俄国人”。当年凡是去过俄国的人都被人这样称呼。

瓦尔特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欧洲百姓一样，对政治不感兴趣，甚至根本不懂政治。1806年，他被法国的傀儡符腾堡王国征去当兵。1809年和1812年，他又两次被拉去服役。他和应征入伍的数十万名士兵一样，对此无能为力。从他的日记里，看不出他对法国乃至符腾堡王国的事业有丝毫的忠诚，对战争后果有丝毫的兴趣，对俄国人有丝毫的仇恨或杀死他们的意愿。身为普通一兵，他只知道上战场，对战役背后的战略考量全然不知。被卷入苦难的瓦尔特最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活下来。18世纪90年代初，法军曾高唱马赛曲勇往直前，冲向反革命的奥地利军队。昔日法军的锐气早已消失殆尽。如今只有少数士兵依然对拿破仑的事业忠心耿耿，比如皇家卫队。瓦尔特在日记里自始至终流露出的厌战情绪也代表了整个欧洲的情绪，而且不无理由。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使所有人对苦难都已经麻木了，也对未来感到绝望。如果说瓦尔特有什么信念的话，他是靠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挺了过来。不过这没有妨碍他生动描述这场战争对亲历者人性的摧残。

瓦尔特返回家乡后重操石匠旧业，生活平淡无奇。1817年，他结婚成家，夫妻俩一共养育了10个孩子。1856年，他给移民到美国并定居堪萨斯城的儿子写了一封信，讲述家人的情况。当时他已经是一位殷实的建筑承包商和工头，子女尚有5个在世。第二年，这个小伙子回到德意志探望父母，娶了当地的一个姑娘，她是埃尔旺根邻镇镇长的女儿。依照家族习惯，他于1858年返回堪萨斯城时，也随身带回了父亲的回忆录手稿。此后，这份手稿一直由家族成员保存，直到20世纪30年代对学者公开。瓦尔特在埃尔旺根小镇又活了几年，于1864年去世。1873年，他的妻子病逝。如同19世纪千千万万的农民，瓦尔特的身世几乎无人知晓，我们只知道他在远征莫斯科的法军中的一段经历。瓦尔特不同于大多数参加了这场关系重大的远征的人，他活了下来，用笔记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因而不像绝大多数欧洲人那样，一辈子默默无闻。

在从莫斯科撤退的途中，瓦尔特偶然见到了拿破仑。瓦尔特在别列津纳河边坐下来，准备在野外吃顿饭。拿破仑留给他的印象很一般：

拿破仑看着自己那支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军队从面前走过。他内心是什么感受，无人知晓。他的面部表情让人觉得他对自己士兵的惨状无动于衷，也漠不关心。也许他内心想着的只有宏图和丧失的荣誉。尽管法军和同盟国士兵冲他大声喊叫咒骂，但拿破仑仍然面无表情。

从莫斯科悲惨地撤退后，大多数活下来的拿破仑士兵此时对他只有怨恨和蔑视。法兰西帝国那贪得无厌的征兵机器开动起来，迫使德意志、波兰、意大利和法国的68.5万人离开家庭，组成一支大军，向俄国行进。但回来的还不到7万人，40万人战死，10万余人当了俄国人的俘虏，还有部分掉队和开小差的士兵自己想办法逃回了家乡，具体人数不详。几次战役后，拿破仑军队伤亡惨重。英国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俄国人组成的欧洲联军穷追猛打，拿破仑军队向西节节败退。1814年，联军占领了巴黎，把拿破仑放逐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小岛上。

过去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同后来冲突造成的毁灭相比，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造成的危害较轻。然而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大陆各地的战争又持续了23年，大约500万人死于战火。就占欧洲总人口比例而言，人员伤亡之惨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790—1795年出生的法国男子，每5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拿破仑战争。拿破仑军队的阵亡人数高达150万人。俄国人把莫斯科付之一炬，不给敌人留下任何过冬物资。一位观察者写道：“全城四处火光冲天，浓烟蔽日，炙热烤人，大火燃烧三日不熄。”在一片混乱中，法军士兵大肆抢劫，莫斯科周围村子的农民也趁机进城捞一把。大火熄灭后，满是残垣断壁的莫斯科没有留下任何房屋和食物可供拿破仑大军过冬。全城9 000栋房屋毁了将近7 000栋，8 000多个店铺和仓库被烧，329所教堂中的1/3彻底毁于大火。大约合2.7亿卢布的私人财产葬于火海，而且根本不可能得到赔偿。此前大批平民早已逃离莫斯科。留下的人后来也大多离城，过着流民般的困苦生活。只有2%的莫斯科居民留了下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包括不少士兵，都没能活下来。俄国人收复莫斯科后，不得不架起巨大柴堆焚烧1.2万具尸体。直到1814年，莫斯科才真正开始重建。昔日蛛网般的狭窄街道被一座座公园和花园取代，工匠还为沙皇建造了一个富丽堂皇的新皇宫。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莫斯科宛如一个大工地。迟至1842年，专为监督莫斯科重建工程而成立的委员会才结束工作。此后又过了很长时间，莫斯科才恢复了昔日的恢宏。

同一时期，西班牙无数城镇乡村毁于战火和围困。1810—1812年，法军围困加的斯，占领雷亚尔港。雷亚尔港全城6 000人中有一半死于战火，40%的房屋，3/4的橄榄树以及四周大片松树林被毁。西班牙的很多城镇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在法军蹂躏后的地区，牛、马、猪、羊的数量锐减。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丧失了战前人口的近15%。戈雅（Francisco de Goya，1746—1828）的版画《战争的灾难》（The Disasters of War）一共82幅，生动描画了战争的真实情况。这套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公开的版画表现了强奸、劫掠、断肢、屠杀等恐怖场面。在一幅版画中，一具尸体从棺材里露出半个身子，手上是一张纸，上面写着“虚空”。画家选择用这个词概括战争年代造成的后果。

莱茵兰地区连年遭受法军蹂躏，农田荒芜，牛羊猪马绝迹，城乡居民缺衣少粮。法国人对当地人民横征暴敛，助长了劫掠和贪婪。早在战争初期，战争造成的破坏就已显现，其影响持续多年。1792年，从莱茵兰地区返回的一个法国探子汇报说：“就连维持基本生存的物品也荡然无存，没有牲畜的粮草，没有种子，各村子里的其他东西也被盗窃一空。”成群结队的强盗鱼目混珠，装扮成法军士兵出没于乡间。这说明当地居民对占领军的强奸、劫掠和破坏行径早已习以为常。法军到达亚琛后，立即把该城和附近乡村洗劫一空。粮食、草料、衣服、牲畜，一切能够搬运的东西被悉数掠走。冬天降临后，饿死的当地居民数以百计。

不仅法军，其他军队同样一路抢劫，走到哪里，吃住在哪里。所有军队都竭力保证自己的后勤供应。至少在1812—1814年期间，盟国内爱国热忱日益高涨，贵族、商贾和普通农夫自愿为战争做出各种各样的贡献。然而战争规模巨大，仅靠他们的贡献是不够的。1813—1814年俄军一路西进时，依靠几乎已绷到极限的漫长交通线运输军粮，而所谓军粮不过是黑面包和稀粥。士兵若想吃得好点，就不得不去偷，有时还偷自己盟军的食品。骑兵需要马，拖拽野战炮、运送给养也得用马，于是，给成千上万匹马提供饲料就成了所有参战部队都面临的难题。征集粮秣的队伍四处搜寻燕麦和其他饲料。俄国人攻入法国后，大批村子毁于战火。农民如同当年躲避拿破仑派来征兵的官员一样，逃进了林子里，不时窜出来袭击沿线盟国军队的补给车。滑铁卢战役后，规模将近90万人的外国军队占领了法国，四处勒索，民不聊生。

在恢复经济方面，天公也不作美。1815年4月，位于今天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上的坦博拉火山大爆发，腾空而起的火山灰甚至飘到了43千米高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2 000多千米外的地方都可以听到火山喷发的巨响。大量硫黄被喷射到平流层，尘埃连续两年不散。黑云蔽日，出现了橘黄色落日的奇景。拜伦勋爵（Lord Byron, 1788—1824）写道：“早晨来了，又走了。早晨来了，却不见天日。”1816年1月，匈牙利下了一场褐色的雪，据说有大批房舍被雪掩埋。自1811年起，连续10年夏季低温，因为太阳能量输出和全球天气系统发生了变化，而且1808年时在哥伦比亚有一次火山爆发。1815年在印尼的这次火山爆发就发生在这10年的中间。1816年末，大片地区的农作物明显减产，产量仅及正常年景的1/4，收割季节也比以往迟到了一个多月。荷兰因夏季暴雨肆虐，庄稼严重歉收。1816年7月，一家英国报纸报道说：“我们不断收到坏消息，欧洲大陆各地都暴雨成灾。荷兰几个省的大片草地被水淹没，人们担心食品匮乏和物价上涨，人心惶惶。法国内地也饱受暴雨和洪涝之苦。”根据法国天文台的记录，那些年的夏季气温比1740—1870年夏季气温的平均值低3摄氏度。部分地区的葡萄甚至没能在入冬前成熟。

1817年在符腾堡编写的一本年鉴上记载：“去年夏天，每场暴雨过后，就会有严寒天气随之而来，仿佛已经11月了。”莱茵河下游连续5个月洪水泛滥。在伦巴第—威尼西亚地区，地上积雪直到5月都未融化。当年秋天早降的霜冻更是雪上加霜。卡林西亚地区的农民无法播种冬季作物，已经是第3年了。在位于西南部的德意志邦国巴登，1817年粮食产量据说是当时的人们记忆中最低的。据沙伦格拉方济各会修道院的记载，在东南欧一带，1815—1816年之交的严冬导致伏伊伏丁那地区的巴奇县损失了2.4万只羊，入春后又暴雨不断，“多瑙河水位上涨，造成严重涝灾”。“没有人，包括老人，记得以前有过这么严重的洪涝。多瑙河两岸的很多村庄、农田和草田都被水淹没了，河水水位上涨到一人多高。”克罗地亚一个村子的教区教士把1816称为“死亡年”：

大雨连连，天气恶劣，土地不出产，很多人的存粮都不够支撑半年，有些人甚至连两个月的存量也没有……3月刚至，“黑色饥荒”开始袭来。只要还有口饭吃，村民就相互接济……然而他们没能坚持多久……最后百姓们实在活不下去了，四处流浪，或倒毙家中，或死在路上，或葬身林中。

1816年和1817年是克罗地亚的大荒年，1817年尤其严重。粮食价格比5年后的粮价高出2～3倍。交通运输因战争中断，因此很难组织赈灾。这场全球性的气候灾难造成了欧洲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歉收。欧洲遭受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破坏，正在艰难地恢复产业和贸易。英国实行封锁，拿破仑则用“大陆封锁”反制，重创了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商业。各地市场来往断绝，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截至1816年底，伦敦斯皮塔佛德区内有两三万名织工失业。萨克森、瑞士和低地国家的一些纺织城镇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战争结束后，数十万名像瓦尔特这样的士兵复员回乡，加入了规模已经相当庞大的失业大军。

百姓收入大幅缩水，又遇上1816年农作物灾难性歉收，粮价飙升。面包是大多数人的主食。1817年，巴黎的面包价格比前一年翻了一番。1817年，普鲁士军官兼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在莱茵兰地区旅行时写道：“德意志南部和西部几乎颗粒无收，‘真正的饥荒’要来了。”他看到“骨瘦如柴、几乎脱了人形的农民为了寻找吃的，在田间地头翻扒还没长好就已经烂了的马铃薯”。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伦巴第山区，穷人靠吃树根野菜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的东部省份，据计饿死的人有2万余人。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弗朗茨一世（Franz I, 1768—1835）抱怨说，在伦巴第某地，“灾情极其严重，当地人靠吃生菜、喝野菜汤果腹，很多时候什么都吃不到”。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穷人沦为乞丐和小偷，有的流入城镇寻找食物。1816年末，一位观察者写道：“慕尼黑的乞丐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仿佛是从地缝里爬出来似的。”据说，匈牙利各地“乞丐成群”，罗马和维也纳的警察也开始定期出动，把街上的乞丐圈起来送去参加公共事业工程劳动。1816年6月，有人到访瑞士阿彭策尔州，发现“乞丐大多是妇女儿童，数量之多令人震惊”。另一名观察者称乞丐“面如死灰”。大批穷人走投无路，只得离开欧洲。地方政府巴不得他们离开，因此提供了协助。1818年，2 000多人离开巴登，移居里约热内卢。1817年，据说有2万名德意志人和3万名法国人动身前往美国。听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许诺提供援助后，符腾堡的9 000多名穷人长途跋涉，迁徙到东面的俄罗斯帝国。大量人口尤其是军队士兵在广袤地域的流动传播了流行病。当年一无卫生预防措施，二无抗生素。在卫生状况恶劣的军队里，在成群结队的贫苦流民和乞丐中，疫情尤其严重。从1816年到1818年，巴黎死于天花的人数几乎翻了两番。与此同时，低地国家也暴发了一场严重流行病。人们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很容易患腹泻、痢疾和水肿。在意大利北部小镇布雷西亚（Brescia），仅1816年上半年，当地医院就收治了将近300名坏血病患者。人身上虱子携带的斑疹伤寒传播速度尤其快，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城镇几乎无一幸免。格拉斯哥全城人口13万，仅1818年一年，就有3.2万人染上了斑疹伤寒，其中3 500人死亡。赈灾措施反倒加快了斑疹伤寒的蔓延。一位爱尔兰医生说得相当准确：“大批流民为了活命流浪四方，加之各地政府为聚集成群的穷人提供热汤和其他食品，传染病迅速蔓延。”

鼠疫在巴尔干半岛迅速蔓延，于1815年传到意大利。意大利小镇诺哈位于亚得里亚海巴里城附近。镇上1/7居民死于鼠疫。鼠疫蔓延到巴利阿里群岛后，岛上居民大批死亡，1820年有1.2万余人被鼠疫夺去生命。波斯尼亚大批百姓死于鼠疫，死亡人数约占城镇人口的1/3和农村人口的1/4。食不果腹的人为了寻找食物，绕过隔离区和防疫警戒线，成群结队从农村涌入瘟疫流行的城市。在达尔马提亚地区，马卡尔斯卡全城人口因瘟疫而从1 575人减至1 025人。图彻皮村的806名村民中有363人死于瘟疫。面对灾难，当时仍然统治巴尔干大部分地区的奥斯曼政府束手无策。这是鼠疫最后一次在欧洲大规模暴发，也是后果极其严重的一次。研究这次鼠疫的一份历史资料得出结论，自黑死病流行的1347—1351年以来，“还没有其他欧洲国家经历过1815—1818年波斯尼亚经历的那种卫生和人口灾难”。在地中海西岸，各港口匆忙采取措施，隔离入港船只。哈布斯堡君主国与奥斯曼帝国接壤的省被称为“军政国境地带”（Military Frontier），素有重兵把守，交通不便。驻扎的重兵起了很大作用，阻止了鼠疫继续向北和向西蔓延。然而以上诸因素叠加，尤其是庄稼歉收和流行病，还是让欧洲各地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在西欧大部分地区，死亡率上升了8%～9%，部分地区受害尤其严重，同一时期瑞士东部地区的死亡率就翻了一番。

自1816年起，欧洲发生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波及范围最广、最暴力的一系列抢粮骚乱。东盎格利亚的大群饥民手持顶端装有尖铁头的短粗棍棒，高举“不见面包就见血”的旗帜，捣毁了可疑奸商的住宅，要求降低面包和肉类价格。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人群夺取了粮库，袭击磨坊主、商贩和谷物商的住宅。法国各地成群结队的人阻止本地粮食运往外地。意大利的粮仓和面包坊被抢。奥格斯堡和慕尼黑均发生了粮食骚乱。1817年6月，低地国家的谷物价格飞涨，暴民袭击并洗劫了面包坊，借纪念滑铁卢战役二周年之机抗议面包价格上涨。法国东部的大批人袭击了农庄，人数之多，令有些人想起了1789年“大恐慌”时大规模出动的农民力量。骚乱通常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尤其是1817年发生在里昂的一次大规模起义，其起因是谣传拿破仑马上就要返回。1817年3月，曼彻斯特的数百名织工决定向伦敦进发，要求当局采取行动解决纺织业的危机。同年6月，诺丁汉爆发了一次不成功的起义，史称彭特里奇革命；8月23日，布雷斯劳又发生了起义，因为新兵不肯念普鲁士民兵誓词。两次起义均不无政治背景。若从全欧洲视角审视以上骚乱，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动荡主要不是当地或一国的政治因素造成的，而是源于生存危机、大规模失业、贫困，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在拿破仑之后的“白色恐怖”年代里，法国有2 280人受审，其中绝大多数人的罪名是强行压低粮价、阻止粮食外运、抗税或在私有森林砍伐树木。反革命派的反攻倒算只起了很小的作用。

1819年，危机开始消退，然而各地暴乱依然不断。当年8月，将近6万人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举行大规模抗议集会。军队开枪镇压，15名示威者被打死。民众借用滑铁卢这个名字，讥称这次事件是“彼得卢惨案”。同一年，一场因其战斗口号（Hep-Hep）得名的反犹太人骚乱波及西欧和中欧，各地的地方当局惊恐不安，将其归咎于秘密社团的阴谋。其实这场骚乱的起因，很可能是公众认为犹太商人借经济困难发财而心生妒恨。在大学城激进学生的鼓动下，愤怒的手工业者殴打犹太人，破坏他们的财物。很多犹太人被迫逃亡。排犹骚乱从维尔茨堡蔓延到卡尔斯鲁厄和海德堡，沿莱茵河往下波及法兰克福，并向北扩散至哥本哈根及附近村镇，那里的水手和当地居民一起向犹太人房舍投掷石块。骚乱还向东蔓延至克拉科夫、但泽、布拉格和里加，向西至莱茵河上游和下游的法国数省和摩泽尔。由于财物遭到破坏，地方当局均出面镇压。1820年年末，社会动荡终于平息。一些城镇中家境较好的居民和大学生也卷入其中，给骚乱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各地政府忧心忡忡。

就发生的次数和造成的后果而言，拿破仑战争后的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欧洲动荡因地而异。迫于形势，各国政府均采取了福利和赈济措施，承认国家有义务改善最贫困人口的生活。然而在1815—1819年，欧洲各国在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时往往受到很大限制。此前几十年里，各国边界更易不定。新出现的国家仍在创建自己的行政机构，使其覆盖边远地区。当年还没有铁路，公路的状况很差，运河只有寥寥几条，河道难以通航，因此把粮食运送到受灾地区十分困难。以上种种因素意味着偏远地区的居民不得不忍饥挨饿，除非他们移居到政府机构所在的地区。社会精英阶层更是担心社会动荡会像1789年时那样引发革命，造成严重后果。有鉴于此，拿破仑战争后的解决方案既着眼于遏制法国任何可能的政治和军事图谋，又着眼于预防和镇压任何一地发生的革命。

拿破仑之后

还没等得胜的欧洲诸大国给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这段历史画上句号，被流放到地中海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就突然返回法国。此前，被处决的路易十六（1754—1793）的弟弟路易十八（1755—1824）在复辟王朝后马上陷入了困境，无力支付战争赔款。复辟的王朝保留了拿破仑时期不得人心的赋税，削减军费开支，还不顾之前几十年的激辩，恢复了新闻检查制度。好战的天主教被立为国教，疏远了大批法国知识分子。法国人普遍担心，国王会收回革命时期没收的土地，将其归还给教士和贵族。拿破仑重返法国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民众纷纷支持维护大革命的遗产。法国中部地区的一位地方官员报告说：“乡村农民对拿破仑的返回兴高采烈。每天傍晚，他们都在地势高的地方燃起篝火。各地村社的村民欢呼雀跃。”他得出的结论是：“普遍认为，假如不是皇帝返回，让贵族们摆正自己的位置的话，他们统统会被农民杀死。”

人民感情的迸发，加上巴黎工人的支持，疏远了很多资产阶级显达人士。教士阶层尤其仇视前皇帝。在通常同情保王党人的旺代、南部—比利牛斯区和布列塔尼等地，支持拿破仑的人也不多。只有他从前的部下依然积极拥戴他，这些人因被迫大批复员而气愤不已，对复辟王朝时期的经济措施也十分不满。拿破仑说：“只有人民和军队里上尉以下的官兵拥护我。其他人对我怕得要死。但这些人靠不住。”拿破仑重返法国，暴露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变革给法国社会造成的深刻裂痕。1815年3月1日，拿破仑在法国登陆，几周之内，他就召集了一支10万人的军队，因为大多数当年由他任命的法国各省官吏都一如往日征募士兵，法军老兵也聚集在帝国军旗下。盟国中断和平谈判，迅速行动起来。它们担心，如果拿破仑继续掌权，这位前皇帝很快就会再次走上征服和追求荣耀的老路。盟国也仅用了几周时间，就组建了一支由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指挥的大军，军队由11.2万名英国、荷兰和德意志的士兵组成。1815年6月15日，这支军队在滑铁卢村阻击拿破仑军队。下午4点，老将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 1742—1819）带着11.6万名普鲁士士兵赶到战场投入战斗。拿破仑误以为布吕歇尔将军在两天前的利尼战役中阵亡了。但布吕歇尔解救了英国人，之后两军合兵一处向法军发动进攻，最终打垮了法军。拿破仑再次被放逐。这一次他被流放到了大西洋上遥远的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拿破仑在该岛去世。

拿破仑留下的政治遗产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政治家、军官和学生中间很快演变成一个强大的神话。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前的“百日王朝”期间为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或真心或假意地）转向了自由主义思想，他们因此备受鼓舞。拿破仑深知自己地位虚弱，因此一方面努力让世界相信，他的征服梦已经结束了，另一方面又向法国人民保证，他将尊重公民的种种权利和自由，不会再像帝王那样独断专行。被流放期间，拿破仑在著述中继续表达这种观点，直到他去世。此后几十年，有关“开明皇帝”的传奇有增无减。作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评论说：“在拿破仑还活着的时候，世界侥幸逃脱了他的控制；但拿破仑在死后占有了世界。”在法国，“波拿巴主义”象征着爱国主义、男子普选权、国家主权、平等对待所有公民的高效中央集权官僚机构，还代表政府会通过普选和公民投票定期与人民协商，法国人民与国家之间有默认的契约，而国家提供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此外，“波拿巴主义”也是民族自豪感和军事荣耀的象征。波拿巴主义与共和主义其实有相通之处，但波拿巴主义更强调强有力的领袖和军事实力。和共和主义思想一样，波拿巴主义在法国大批民众中有很深的根基。

1815年拿破仑最终战败后，他麾下的官兵解甲归田，回归战前的和平生活。此后几十年里，他们继续传播自己的观点。政治上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是1799年拿破仑发动的雾月十八日（11月9日）政变。这场政变推翻了革命督政府，拿破仑作为第一执政执掌政权，并于1804年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19世纪20年代，欧洲各地有很多思想激进的军官认为，政变是摧毁王朝复辟时期各国专制政权、对政治制度进行开明改革的最有效捷径。同一时期，拿破仑的形象大受推崇，出现在数不胜数的民间故事里和廉价宣传小册子上，在民歌中得到传唱，表现在绘画和雕塑作品里，在昔日帝国硬币、香烟盒、小装饰物、围巾、帽子甚至儿童糖果上都能见到，有做成前皇帝模样的巧克力和甜食，还有糖纸上印有拿破仑时代各种徽记的便宜糖果。男人蓄起夸张的胡须，借此表达对拿破仑大军中蓄须的老近卫军的敬仰。人们在纽扣孔里别上紫罗兰花或红色康乃馨，以此对抗复辟的法国王朝严禁使用昔日帝国颜色的法令。法国以外的多地人民也认为，对拿破仑的崇拜是大革命成果的象征，具体体现为18世纪90年代初恐怖时期后推行的目标明确的改革。爱尔兰共和党人和波兰民族主义者开展政治斗争时，均以拿破仑为榜样。把南美大片地区从西班牙人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委内瑞拉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 1783—1830）对拿破仑钦佩至极，甚至跑到米兰去观看自己心目中英雄被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的仪式。在中国和马达加斯加，也有人把拿破仑奉为神明。

在法国本土，法国人回首往事，甚至觉得滑铁卢战役也不失为胜利，因其表现了面对绝境的勇气和献身“伟大国家”的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据说，皮埃尔·康布罗纳（Pierre Cambronne, 1770—1842）将军在滑铁卢说过一句话：“老近卫军的人只会阵亡，永远不会投降。”这句话很可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而且康布罗纳最终也投降了，但这并不重要。他的不屈精神激励了后代人。司汤达［马里—亨利·贝勒（Marie-Henri Beyle, 1783—1842）的笔名］小说《帕尔马修道院》（1839）的主人公法布里斯纯粹出于理想主义而投身于拿破仑的事业。他的另一部小说《红与黑》（1830）把拿破仑后的法国描绘成一个虚伪、势利、不求上进的社会。另一位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在小说《悲惨世界》（1862）中用了40多页篇幅重述滑铁卢战役始末，并在多处推测这场战役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结局。拿破仑的作战计划“令人叫绝”。法军失利，是因为当时下雨（“下了几滴雨”），法军炮兵没能及时做好先期部署，地形不利，法军运气欠佳，威灵顿墨守成规的战术占了上风（“威灵顿是个战争匠人，拿破仑是战争中的米开朗琪罗……天才败给了经验法则……滑铁卢之战是一流的战役，获胜的却是二流的将军”）。如果拿破仑得胜的话，结果会极为不同。“滑铁卢不仅是一次战役，而且是世界走向的一次改变。”

真实情况是，拿破仑最终失败从来不存在任何悬念。即使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援军赶到之前威灵顿一度有可能被逐出战场，以盟国军队数量上的压倒优势，拿破仑最终也难逃一败。当时，一支庞大的奥地利军队已在滑铁卢以南的莱茵河东岸安营扎寨，另一支强大的俄国军队正向西欧挺进，滑铁卢战役打响时，俄军已经到了德意志境内。拿破仑连对付其中一支军队的兵力都没有，更不要说同时对付奥俄两支大军了。然而，拿破仑重返法国如同幽灵徘徊，令各国胆战心惊，担心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动荡会重演。因此，英、奥、普、俄以及众多欧洲小国的君主决定联合起来，干预另一个自主国家的事务。18世纪90年代初时也有过一次类似干涉，但当时至少有一个借口：法国的革命者威胁要处决国王和他的妻子——奥地利皇帝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放言要把民主理念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1815年干涉行动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完全是预防性的，也为此后多年里类似的干涉行动敞开了大门。在那之后，一旦几个欧洲大国感到革命威胁迫在眉睫，就愿意联手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把革命的精灵塞回历史的瓶子并不容易，因为自18世纪90年代以来，拿破仑以及在他之前的法国统治者发动的战争造成了许多破坏，而且不仅仅是生命财产方面的损失。拿破仑几次变更欧洲版图，兼并了北起汉莎同盟诸城市、经低地国家南抵意大利西北部的大片领土。他创立的法兰西帝国在巅峰时期面积达75万平方千米，人口达4 400万。拿破仑还在帝国四周建立了一圈卫星国，包括华沙大公国、意大利王国和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这些地方通常交给他的亲戚统治。1806年，起源于公元800年的查理大帝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土崩瓦解。1815年时，以上地区的归属大多又恢复了原状。但拿破仑让世人看到，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除了边界的变更，还发生了其他变革。教会势力被削弱，大片土地不再归教会所有，教会国家从地图上消失了。出生和婚丧登记改由世俗机构办理。修道院被解散。很多地区实现了宗教自由，结婚和离婚不再需要通过教会，世俗教育兴起，教士也由国家任命，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教会势力。教会迫于压力，开始允许信仰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非基督徒尤其是犹太人的平等权利。

在他统治的所有地方，拿破仑都用理性和整齐划一取代了僵硬的习俗和特权。拿破仑的大军在欧洲大陆驰骋的同时，他的文官悄然无声紧随其后，打破旧体制，组建新机构，统一标准。在法国兼并的地区和建立了卫星国的边陲地带，尤其是德意志西部、意大利北部和低地国家，出现了新一代职业行政官员，他们在拿破仑永无休止地南征北战之时，管理自己所在地区的地方事务。曾经，主宰地区和地方事务的是神圣罗马帝国那成百上千的帝国骑士，还有教会和领主法庭；如今，司法机构掌管的一套自上而下的统一体制取而代之。在以上各地，《拿破仑法典》取代了泥古不化的既有法律法规，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观念，尽管受拿破仑在妇女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上的保守观点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这一核心理念在某些方面被修改了。凡是实行《拿破仑法典》的地方，财产权一律受到保护，而此前，财产权在很多地区是得不到保障的。《拿破仑法典》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许多重要思想，包括个人自由，以及拿破仑本人在遗嘱中提出的机会均等、“任人唯贤”和“理性至上”。度量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标准化，境内关税取消，行会等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被废除，各地（包括波兰）还解放了农奴。拿破仑带来的变革遍及各地。1815年他动身前往最后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时，以上很多变革显然已无法逆转。

拿破仑的遗产还有更深远的意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就波及范围而言，不仅是欧洲战争，也是全球性的战争。战争打碎了现有的一些全球帝国，为欧洲建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型关系铺平了道路。英国在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已被美国独立战争摧毁，但英国人也把法国残余势力赶出了加拿大，征服了印度，夺取了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吞并了毛里求斯、好望角、新加坡和锡兰。在法国革命的激励和英国的支持下，拉丁美洲各地的共和运动风起云涌，其领袖人物是西蒙·玻利瓦尔。他从混血和美洲原住民中招兵买马，组建了几支非正规军，打败了保王党人，在原西班牙省份建立了一批独立国家，包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拉丁美洲南部的独立运动也产生了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几个独立或自治国家。1811—1824年，西班牙帝国在美洲地区的统治被摧毁了。西班牙因半岛战争（1807年到1814年）而元气大伤，无力集结足够的兵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在1811—1819年间，西班牙向美洲一共派遣了4.2万名士兵，但1820年年末时只剩下了2.3万人。其他人或死于疾病，或当了逃兵。西班牙本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覆亡，无力封锁起义者的港口，也无法打败英国激进的前海军军官托马斯·科克伦（Thomas Cochrane, 1775—1860）指挥的起义者舰队。强大的海军力量对南美洲的独立运动至关重要，而打破力量平衡的正是英国的海上力量。

英国政府一面假装中立，一面对科克伦这样的人听之任之，放手让他们从英国运送给养。打开拉丁美洲自由贸易的大门十分符合英国的利益。1823年，英国承认了新独立的几个国家。美国政府提出的反对欧洲国家对美洲地区进行任何干预的“门罗主义”遏制了英国进一步举动。1826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 1770—1827）阐述了英国多年来支持玻利瓦尔的理由：“我意已决。如果西班牙归属法国的话，也必须是一个不拥有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我催生新大陆是为了恢复旧大陆的均势。”当时巴西已脱离葡萄牙独立，这是拿破仑战争的又一结果。1807年法国征服葡萄牙后，“疯女王”玛丽亚（Maria the Mad, 1734—1816）的摄政王若昂（Dom João, 1767—1826）乘船去里约热内卢设立宫廷，宣布巴西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主国家，享有一切相应的权益和特权。葡萄牙一下子沦为巴西的一个省，1816年玛丽亚去世后，若昂继位成为葡萄牙国王，但决定继续留在里约热内卢，这更体现了葡萄牙的降格地位。1820年，迫于葡萄牙国内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葡王若昂返回里斯本，被迫同意恢复限制与巴西贸易的重商主义政策。若昂留在里约摄政的儿子佩德罗（Dom Pedro, 1798—1834）迫于巴西商人的压力，于1822年称王，巴西成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葡萄牙出兵干预，但被海军将领科克伦的舰队打败。1825年，英国承认了巴西主权。

因此，欧洲国家在美洲帝国的覆亡与欧洲大陆的风云变幻密不可分：法国大革命孕育产生了种种新观念；英国凭借强大海军实力，打开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南美洲的大门，使其对自由贸易开放；美洲与欧洲殖民宗主国之间的联系因战争而断绝；在日益繁荣自治的北美殖民地，欧洲国家强行推行更严厉、更多的经济和税收措施。与此同时，美洲大陆的局势发展也对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的自由派人士、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把拉丁美洲（不包括巴西，奴隶制在该国几乎原封不动又实行了几十年）视为解放运动的成功典范。玻利瓦尔的一系列解放战争展示了一种新型英雄主义。富有魅力的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后来又进一步发扬了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他将从乌拉圭和巴西流放地返回祖国，领导统一意大利的人民斗争。

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自由主义者与欧洲自由主义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在欧洲积极宣传自己的事业，与形形色色的欧洲思想家保持书信往来。例如，危地马拉独立之父何塞·塞西略·德尔·巴列（Jose Cecilio del Valle, 1780—1834）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书信往来不断。洪堡本人也曾游历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很多地方。与此同时，像朱塞佩·佩基奥（Giuseppe Pecchio, 1785—1835）这样的意大利流亡者也为德尔·巴列等拉美自由派人士出谋划策。1821年起义失败后，佩基奥被迫离开意大利流亡英国。一批意大利流亡者，包括克劳迪奥·利纳蒂（Claudio Linati, 1790—1832）在内，则积极参与了墨西哥革命运动时约克派（Yorkinos）与苏格兰派（Escoceses）之间的政治斗争——这两个派别得名于各自分属的共济会地方分会。拉美榜样对欧洲南部的影响尤其大。南欧与拉美的语言隔阂比较小，不像德意志、波兰和俄国。复辟王朝时期，为躲避反动政权流亡海外的自由派人士和革命者组建了某种形式的激进国际，其影响力遍及大西洋两岸。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发生的事情改变了全球各地区之间的力量对比。这并不是说，欧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竞争力、宗教信仰和文化上逐渐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然后出现了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17—18世纪期间，幅员辽阔的前工业化帝国并不鲜见，中国的疆土之大更是令欧洲诸帝国相形见绌。奥斯曼帝国1683年围困维也纳失败，其疆域在1700年前后达到巅峰，之后就不再大肆扩张，但奥斯曼帝国仍然幅员辽阔，起自东南欧，横贯西北非，直抵印度洋和中东。直到18世纪50年代，印度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一些伊斯兰国家的统治之下。奥约和贝宁等非洲大国控制了大片土地和大量人口。但是，拿破仑入侵埃及，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拿破仑占领开罗的教育中心爱资哈尔清真寺后，奥斯曼帝国对穆斯林世界的领导权也动摇了。一系列原教旨运动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新挑战。英国人逮捕了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皇帝，闯入了爪哇的王宫。1793年，马噶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率团出使中国，开启了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一段漫长艰难的交往史。1799年乾隆皇帝死后，清廷内部爆发了派系之争，全国各地反对腐朽清朝的起义此起彼伏，直接打击了清王朝的合法性。

1815年结束的一连串全球性战争不仅动摇了欧洲统治者的合法性，也动摇了世界各地统治者的合法性。战事结束后，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其他地区仍能发展经济，保持繁荣，经济发展的速度基本上与欧洲国家不相上下。然而到了1815年，这些国家就在与欧洲国家的竞争中落伍了。中国、俄国和美国因国内问题无暇他顾，在19世纪时虽有能力，却也无意扮演全球性的角色。法国战事连绵，国力耗尽，虽然其工业化进程从18世纪就已开始，但到1815年时，法国经济已接近崩溃。法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一样，丧失了帝国在海外的大部分殖民地。1815年末时，英国人没有可与之匹敌的对手。这一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争促使欧洲各国推行彻底的改革，很多国家为了打败拿破仑不得不“师夷制夷”，采纳了法国人倡导的一些原则。

举例来说，普鲁士王国被迫减免一直压在本国农奴头上的苛税徭役，致力于实现军队现代化，改革国家官僚机构，提高其效率。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y, 1772—1839）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手下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大臣，出身寒微，精于治国。他改革了俄国原来摇摇欲坠的国家机器，加强了中央集权，大幅削弱贵族左右国家事务的权力。为了使行政管理更加合理，他还建立了一个由各部组成的体系，以国务会议为首，负责监理帝国的立法事务。斯佩兰斯基还想推行更广泛的改革，包括建立代议制机构，但没能成功，他自己也在1812年因此遭到罢黜。不过此前他已大刀阔斧改革了教育体制，建立了一个新的中级教育体系，在几个大城市增建了一批大学。受拿破仑影响，欧洲很多地区的行政机构提高了效率，学会了征兵和收税这两门至关重要的艺术。收税还与刺激经济生产的措施相辅相成，国家允许有进取心的人们为自己和家人聚富敛财，只要他们向国家缴纳赋税就行。这样，军事效率就与经济增长挂了钩。而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奉行的盘剥性国家经济政策却束缚了经济。

也许最重要的是，欧洲人的制海权，尤其是英国人通过一系列战争获得的绝对制海权，为1815年后欧洲称霸世界奠定了基础。欧洲人因此得以进一步在世界各地扩张，在澳大利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这样的地方建立殖民地。这些地方要么没有国家，要么国家虚弱，军事技术落后。欧洲人凭恃制海权控制了海上贸易，扼杀可与欧洲竞争的制造中心。推动欧洲国家海外扩张的那套观念，在法国大革命及此后的一连串国际战争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欧洲人于是愈加坚信，除了像美国这样欧洲观念和信仰已经扎根的地区外，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观念和信仰都比不上欧洲的。然而法国大革命所倡导、后来由拿破仑继承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没有马上惠及欧洲以外的地区。拿破仑甚至还在海地恢复了已被海地起义领袖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 约1743—1803）废除的奴隶制，而杜桑·卢维杜尔本人曾深受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早在1789年以前，认为欧洲在强权政治、经济和技术实力方面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观点就已经很流行了。1815年后的一百年里，这一观点首次有了现实依据。尤其重要的是，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对世袭原则的攻击始于美国，后来又从法国蔓延到欧洲各地，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制、贵族制、奴隶制和农奴制等体制的合法性。在19世纪的进程中，对世袭原则的冲击还将产生更重大的影响。

维也纳会议

1814年11月1日，经过一系列冗长的筹备会议后，欧洲主要大国的领导人及其代表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商讨如何重建欧洲。拿破仑重返法国到折戟滑铁卢期间，与会者惶惶不可终日，会议也暂时中断。复会后，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年6月8日才结束。此后各方又举行了一系列谈判，于1815年11月20日缔结了《第二次巴黎条约》，就最终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维也纳会议期间举办的多场晚会、盛大舞会及其他娱乐活动很快成为美谈。很多场活动极尽奢华。在这个前电气化时代，首场正式舞会使用了1.2万到1.6万根蜡烛，烛光在镜子的反光下亮得耀眼。一位出席舞会的淑女站在楼梯顶端，“眼前一片白光，头晕目眩”。这场舞会唯一的瑕疵是为舞会准备的1万把银勺被盗走了2 500把。在奥地利马术学校举办的另一场正式舞会上，一群宫廷贵妇人装扮成各种自然力。据出席舞会的一位瑞士富翁的娇妻安娜·埃尔纳—吕林（Anna Eynard-Lullin, 1793—1868）讲，化装舞会上扮演“地球”的那位女士无疑艳压群芳。众少妇“一身绫罗绸缎，酥胸前钻石摇摆，精心梳理的秀发不经意地衬托出花容月貌，头上戴的一圈钻石形状各异，美不胜收，鬓发上落下的花瓣如瀑布泻地”。伴随音乐和跳舞者的款款舞步，盛大的晚宴开始了。埃尔纳—吕林评论说：“宴会上精美食品琳琅满目，冰激凌、美酒、肉汤、糖果……佳肴应有尽有。”1814年12月6日，沙皇亚历山大在拉祖莫夫斯基宫（Razumovsky Palace）举办了一场盛大舞会，舞会晚宴上的菜足有36道，出席的客人围坐在20张大桌子旁。这场宴会后没过多久，拉祖莫夫斯基宫就因新安装的供热系统出故障而毁于一场大火。拉祖莫夫斯基亲王的私人图书馆、他个人收藏的艺术品，以及家具和其他家什全部化为灰烬。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很多代表，包括沙皇，都目睹了当时的景象，火舌蹿向屋顶，宅第在烈火中轰然坍塌。

一连几个月，维也纳城内聚集了数千名贵族、大大小小的皇亲贵戚、军官、外交官，以及形形色色的扈从，为风流韵事和尔虞我诈提供了无数机会。众多与会者在日记里详细描述了谈判之外社交场合的种种细节。在维也纳会议期间以及会议前后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 1773—1859）伯爵（后来封为亲王）主导了谈判进程。当年他40岁出头，是莱茵河地区的一位贵族。拿破仑时期，身为外交官的梅特涅青云直上，在1810年安排拿破仑迎娶哈布斯堡王室一位公主的事上起了主要作用。此时梅特涅已任奥地利外交大臣。他相貌英俊，风度翩翩，魅力四射，绝顶聪明，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在此后的30年里，哈布斯堡帝国的外交政策将由他掌舵，梅特涅生于旧制度，长于旧制度，他的外交政策思想也源自旧制度。他曾出使一些欧洲王国，外交经验丰富，深谙国际事务。他亲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剧烈动荡，决心不让这类大动荡重演。

梅特涅的权势源自他所代表国家的实力。选择在维也纳开会不仅仅是因为维也纳地处欧洲中心，有地利之便。最主要的原因是奥地利在接二连三拼凑欧洲大国联盟对抗法兰西帝国上发挥了主导作用，最终在1813年联手俄国、普鲁士以及关键时刻倒戈的一些小国（比如萨克森和符腾堡），在为期4天的“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中打败了法国。法国被打垮后，奥地利帝国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19世纪初时，奥地利人口大约为2 300万，与法国（2 800万）、俄国（3 000万左右）不相上下，是不容小觑的力量，英国（1 100万）、西班牙（1 100万）和普鲁士（1815年时1 600万）则相形见绌。人口优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但在一个仍旧依赖步兵来组成庞大军队的时代，人口优势无疑极其重要。一国在战时动员其资源的能力也至关重要。与很多国家不同，奥地利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代没有推行全面改革。奥地利众多著名政治家认为，己方最终获胜证明了传统体制和做法是正确的。因此奥地利和其他大国一样，期待恢复1789年前的状态。维也纳会议期间举办的许许多多正式舞会和盛宴是大革命前贵族社交生活的再现，也是奥地利恢复原状愿望的具体象征。

毫无疑问，就人口而论，俄国在欧洲诸国中位居第一。但当时俄国与其他国家的人口差距并不大，因为此时俄国还没有扩张到中亚和东亚的广袤地区。1813年，俄国刚从波斯的卡扎尔王朝手中攫取了高加索。1801年，沙皇帕维尔一世（Pavel I, 1754—1801）被一伙憎恨他普鲁士军事作风的卫队军官杀害。他的儿子即位，称为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一世是位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拿破仑说他是“北边的斯芬克斯”。亚历山大一世早年思想开明，曾给予华沙大公国一部宪法。华沙大公国自1815年起改称“波兰王国”或“俄属波兰王国”，归俄国统治。早年的亚历山大一世还着手改善俄国的教育体制。此后他日趋保守，笃信宗教，牢牢控制俄国的立法权和行政权，而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是他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1815年的胜利似乎证明，在经过行政和军事方面的温和改革后，沙皇体制、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是行之有效的。此后亚历山大一世反对任何新变革。一支俄国军队横穿欧洲大陆占领了巴黎。这不仅验证了沙皇对自己使命的信念，而且标志着俄国从此步入欧洲政治舞台中心。

1815年，在亚历山大一世的推动下，俄国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结成“神圣同盟”。三大国承诺，未来若宗教、和平或正义受到威胁，三国将相互支援。此后，一些小国也加入了该同盟。缔约国同意依照基督教福音的原则统治臣民，让战争从欧洲土地上消失。这一条约反映了亚历山大一世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根据这一条约，亚历山大与另外两个德意志大国必须以合作方式实现各自目标，而不是在三驾马车内部给自己的竞争对手制造不和。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 1769—1822）子爵私下里对神圣同盟嗤之以鼻，称它是“冠冕堂皇的神秘主义和无稽之谈的混合体”。不过他认为该同盟不无用处，因此说服了英国摄政王（1762—1830，1820年成为国王乔治四世）认可神圣同盟，同时避免做出任何正式承诺。无论是在拿破仑于耶拿—奥厄施泰特战役中大败普军后建立的普鲁士政府，还是梅特涅主政的维也纳反动政府，或是卡斯尔雷这样的英国保守政治家，莫不因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民主幽灵而胆战心惊。神圣同盟使俄国镇压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成为可能，俄国扮演这一角色直到19世纪中叶，在那之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俄国都没有恢复这一角色。不过条约确保了俄国干预时会与其他主要的战胜国协同行动，不至于单打独斗。

维也纳会议的与会者对战争或暴力可能会死灰复燃怕得要死，他们尤其担心来自法国的威胁。他们不仅试图恢复和加强各国君主的合法性，还竭力寻求调和彼此之间实际存在的或潜在的利害冲突。这意味着用新确立的国际关系来束缚法国的手脚。奥地利人、普鲁士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居然没有与法国人结下民族仇恨，也没有对法国大加斥责。他们允许一位法国代表塔列朗亲王（Prince 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 1754—1838）参加谈判。他曾任拿破仑的外交大臣，在关键时刻站到了另一边，现在为复辟的法国王朝效力。最终这场战争被人视为不同制度之间的较量，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与国家和人民相脱离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然而，拿破仑的“百日王朝”结束后，欧洲各国政府的反法情绪开始增长。法国被迫归还掠夺的艺术品、支付战争赔款，连续几个月忍受法国境内将近100万人的盟国军队，其中很多士兵是德意志人，而且在此期间，所有外国士兵的衣食住行都由法国人负担。调整领土的谈判也开始不利于法国。与滑铁卢战役前缔结的《第一次巴黎条约》相比，《第二次巴黎条约》的条款苛刻了很多。塔列朗为表示抗议，愤而辞职。与此同时，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英国商定，今后20年内，任何时候波拿巴家族的任何人若东山再起，它们就将对法国宣战。

此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欧洲版图曾多次变动，维也纳会议以及1815年秋天举行的谈判又一次改变了欧洲版图。原奥属尼德兰现在归荷兰人所有，不过奥地利收回了以前丧失的所有领土，还控制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和威尼西亚，以及达尔马提亚沿岸一大片领土。此外，在一个代表新成立的“德意志邦联”成员国的机构中，奥地利还被推举为主席。该邦联的疆界与昔日神圣罗马帝国的大致相同，只不过如今仅有39个邦国，而不像18世纪时那样有千余个小国。德意志邦联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些成员国受外国君主统治，汉诺威王国的国王就是英国君主。一些成员国在邦联之外占有大片领土，比如哈布斯堡君主国和普鲁士王国。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疆土一直延伸到邦联的南边和东边，普鲁士王国的领土远远超出邦联边界，一直延伸到俄国边境。一些面积较小的邦国四周大国环伺，因而自主性有限（1866年时，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国已由39个减至34个）。根据维也纳会议产生的解决方案，普鲁士人扩大了在莱茵兰地区的领土，包括鲁尔山谷，把它作为防备法国人将来再次扩张的缓冲国之一，尼德兰王国也是缓冲国。从长远看，鲁尔地区的经济资源以及后来的工业资源大大增强了普鲁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普鲁士为了抗衡俄国对俄属波兰王国的控制，攫取了瑞典属波美拉尼亚、北萨克森、波森和但泽，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于是，普鲁士成了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国之一。俄国不仅在波兰，还在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地区攫取了大片领土。环法国建立的缓冲国圈北起领土扩大后的尼德兰王国，经过普鲁士的莱茵兰，横贯重建的瑞士邦联，直达扩大后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从而完成了对法国的合围。新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包括热那亚、尼斯和萨伏依的部分领土。

卷入此前几十年战争中的欧洲大国在海外攫取了领土，和平方案也必须处理相关问题。英国人巩固了自己的帝国。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很快将失去自己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英国得到马耳他后，在地中海多了一个战略要地；锡兰、好望角和毛里求斯则让英国通往印度的航道多了一层安全保障。为了体现列强自称维也纳解决方案秉持的道义原则，维也纳会议正式宣布奴隶贸易不合法。不过欧洲以外的事务一般不在会议讨论范围之内。维也纳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欧洲国家讨论过是否应对拉丁美洲进行干预，以挽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帝国。1823年12月美国宣布“门罗主义”后，欧洲列强马上打消了这一念头。根据门罗主义，美国有义务阻止欧洲干预美洲事务。1814年，英国对美利坚合众国发动的战争终于结束。交战期间，一支英国远征军还在1812年火烧白宫。至于一些次要问题的争端，比如与加拿大的划界和捕鱼权益，要么得到了解决，要么被悄然搁置。维也纳解决方案把全球性政治问题排除在外，等于默许列强可以一如往日继续争衡，而不至于影响欧洲内部的政治。同18世纪的战争和冲突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各国别无选择，只能默认英国对世界贸易和航运的垄断以及对公海的控制。在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的重商主义时代，一国常常在贸易上排挤其他国家，但英国人现在不这么做，而是推动国际自由贸易。英国人的经济和工业优势决定了在几十年里，他们参与竞争将立于不败之地。直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英国人的优势才开始受到挑战。欧洲列强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冲突再次开始影响欧洲内部各国间的关系。在欧洲内部，维也纳解决方案可以说相当全面。一些拖了很久的次要问题得到了解决，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承认瑞典对挪威拥有事实上的宗主权解决的。瑞典得以在欧洲政治中首开中立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版图扩大后的瑞士的中立国地位也得到保证，以换取国际社会担保瑞士宪法。这样做的目的是结束瑞士国内的冲突，过去这类冲突几次导致瑞士各州之间互相厮杀。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大国领导人都决心吸取教训。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前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大陆兵连祸结，有时战争破坏力惊人。据估计，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人口有将近1/3直接或间接死于兵燹，符腾堡等地区的比例甚至更高。18世纪战乱频仍，战事往往旷日持久。先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继而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6—1763），随后是1792—1815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在某一时期卷入其中。相比之下，从维也纳会议（1814—181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的一百年期间，欧洲只发生了几次战争，而且这些战争的后果和持续时间都比较有限，只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卷入其中。有的战争属于双边冲突，比如英国、法国、土耳其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法国、奥地利和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卷入的意大利统一战争。此外还有几场德意志统一战争：1864年奥地利、普鲁士和丹麦之间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以及1870—1871年德意志国家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828—1829年和1877—1878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爆发过短暂冲突。与此相比，从18世纪到1815年，这两个国家一共交战7次，持续时间将近1/4个世纪。1815—1914年期间，阵亡人数仅为前一个世纪阵亡人数的1/7。

如何解释这么大的反差呢？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欧洲国家不再强调均势，而用一套合作机制取而代之。均势学说不允许任何一国强大到凌驾于他国之上，而新的合作机制则以“欧洲协调”观念为代表，其根本宗旨是维护和平。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间断了不长时间后重新被接纳的法国（这一点至关重要），逐渐习惯于经常在一起开会，通过讨论解决分歧。有几次，几大国还在利益有冲突的情况下采取了一致行动。当然，欧洲大国如此渴望合作，是出于对革命和社会大变动的恐惧。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发生的事情显示，革命和社会大变动很容易引发国际局势的动荡和冲突。因此，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大国彼此合作往往是为了镇压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革命。然而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均势实际上仍然十分重要。自路易十四时期起，法国就一直试图称霸欧洲。就其财富、人口和军事实力而言，法国当时堪称欧洲头号强国。然而法国称霸的梦想因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而永远破灭了。此后几十年里，其他欧洲国家对法国的野心依然心存恐惧，但其实拿破仑战败后，法国已不可能东山再起。法国的人口增长开始停滞不前，在欧洲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很难从150万人战死的损失中恢复过来。在拿破仑战争后的19世纪剩余年代里，欧洲大陆上的主要大国之间大致形成了均势。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在会议制度和“欧洲协调”原则经验的基础上，之前那个世纪造成极大破坏的欧洲诸国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如今通过国际协议得到了解决。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14—1815年，旧制度最终战胜了拿破仑。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之间有很多值得注意的连贯之处。就谈判方式而言，和平协议在某些方面似乎又回到了18世纪时秘密外交的旧习上，一国的领土转给另一国，是不考虑当地居民的愿望的。维也纳会议期间，梅特涅在写给情妇的一封信中说：“每天，我都像切奶酪一样切割欧洲。”没人问莱茵兰的居民是否愿意加入普鲁士，也没有人关心意大利北部居民对奥地利统治他们的感受。但是实际上，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主权的性质。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战争接连不断的主要甚至最重要原因，就是一国君主去世后引发的王位继承之争，比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815年后，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尽管路易十八和亚历山大一世等君主依然坚持君权神授说，但主权的基础已经从个人和家族转向民族和国家。1815年前，一国君主去世后，该国签订的所有国际条约就会被视为无效。如果不想让这些条约失效，就必须马上请新君主重新签署续约。1815年后，这一规则不再适用。如今缔结条约的是国家，而不是君主，在1814—1815年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就是这样。条约始终有效，除非一方有意毁约。一国君主或统治者实际上成了由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担保的民族或国家主权的执行者。不错，19世纪还会有王位继承之争，比如西班牙王位之争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王位之争。这几次王位之争之所以激烈，是因为各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对此加以利用。王位之争本身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王室之间联姻的重要性一落千丈，仅仅是国家之间友好的一个象征。同样，军队现在效忠于国家，而不效忠于某一位君主。18世纪的雇佣军制度以及士兵待价而沽的做法一去不复返了。复位的君主要么学会适应，要么自取灭亡。从19世纪20年代的情况看，很多君主没有吸取这一教训。

重铸时间链条

法国大革命改变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性质。这一点在法国看得最清楚。路易十八复位后，用以王室的鸢尾花徽为图案的国旗取代了三色旗，不承认拿破仑建立的荣誉勋位，同时正式宣布1814年是自己在位的第19年。这一切象征了他对旧制度的效忠。1814年，路易十八身边的一位近臣告诉他拿破仑退位的消息：“陛下，您现在是法国国王了。”路易十八回答：“什么时候我不是国王了？”旧制度下的种种宫廷礼仪、头衔和盛典浮华重现。路易十八拒绝接受拿破仑时期最后一届元老院废除皇帝后表决通过的宪法，因为他拒不承认王权源自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契约。路易十八称，他的权力乃上天所授，载于复辟王朝下的法国宪法所依据的《圣图安宣言》中。他明确表示，他，路易，“蒙上帝恩典作为法国和纳瓦拉之君”，依照个人自由意志赐予法国人民各种权利。

路易十八对旧制度的合法性深信不疑。但他认识到，自己无法让历史倒退到1788年，尤其是在“百日王朝”造成的恐慌之后。路易十八同意不把大革命时期没收的土地退还给教会、贵族或王室。50万人已经购买了这些土地，有的买地后转手卖给他人。强迫这些人吐出自己购买的土地在政治上不现实。《拿破仑法典》继续适用。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世袭贵族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的特权，实行“任人唯贤”政策。贵族这方面的特权没有恢复。宗教信仰自由依然有效，尽管政府把天主教定为国教。1790年把全国划分为行省、巴黎划分为区这一大革命时期的做法维持不变。国王路易十八把以上措施概括为自中世纪“胖子”路易（路易十八与他有很多相似之处）以来法国王室推行的一系列变革的一部分，宣布自己准备“重铸时间链条”。在威灵顿公爵的坚持下，路易十八任命拿破仑手下的两名重臣出任要职：塔列朗任外交大臣，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 1759—1820）任警察总监。夏多布里昂称之为“邪恶斜倚在罪行臂膊上”。路易十八还认识到，三级会议制度已无起死回生之可能。战胜法国的盟国对复辟的法国王室施加压力，警告它不要重蹈覆辙以至于引发大革命。为此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立宪制。路易十八于是成立了一个两院制立法机构，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一切赋税的征收都必须得到议会同意，但路易十八继续握有立法动议权。

由于路易十八随时可以解散众议院，举行新的选举，不受每年改选1/5议员规定的限制，因此新的立宪政体被削弱了。只有国王一人有宣战权。国王任命大臣，大臣对国王而不是对议会负责。尤其重要的是，国王有权“为了国家安全发布敕令”，这实际上赋予了他废除宪法的权力。因此，路易十八统治下的法国其实不是什么立宪君主制，而是绝对君主制。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把限制他的宪法一脚踢开。不仅如此，贵族院的议员还由国王指定，众议院则由40岁以上、每年交纳赋税不少于300法郎的男子选举产生。因此，选民人数很有限。法国总人口2 800万，仅有9万名选民。而人口不及法国一半的英国，早在1832年的《改革法案》前，选民人数就已达到44万，《改革法案》通过后，选民又增加了21.6万人。选举法国新议会的选民资格受到严格限制，结果人们选出了一个由极端保王党人组成的议院。他们赶走了塔列朗，大肆迫害前革命党人和拿破仑分子。新产生的贵族院俨然以法院自居，处死了一些革命党人和波拿巴分子。还有些人被迫流亡海外，包括富歇和塔列朗。

埃利·德卡兹（Élie Decazes, 1780—1860）曾是拿破仑及其家族的助手。路易十八手下以德卡兹为首的大臣深知，鉴于对手不肯让步，若要保住君主制，新政权就必须扩大社会基础。卷土重来的贵族阶级一手操纵政治和政府机构，商人、律师和其他阶层的成员愤怒至极，开始转向1789年大革命早期阶段提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了实现“王权国家化和法国王权化”，德卡兹说服路易十八解散了众议院，选举产生了一个新议院。新当选的议员大多是大地主和政府高官，很多人曾为拿破仑效过力。德卡兹没能走多远。1820年2月13日，路易十八的弟弟阿图瓦伯爵（Comte d’Artois, 1757—1836）的小儿子贝里公爵（Duc de Berry, 1778—1820）、王位的第三顺位继承人（因为路易十八没有子嗣）离开巴黎歌剧院时，被一个心怀不满的马具工人刺死。德卡兹绝望地说：“我们全被暗杀了！”

暗杀事件发生后，德卡兹被罢黜。他的前任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 1766—1822）官复原职。黎塞留是保守派分子，1815年前长年流亡海外，在沙皇手下供职。没过多久，黎塞留也遭罢免，换上了王室中意的极端保守分子维莱尔伯爵（Comte de Villèle, 1773—1854）。维莱尔试图完全恢复大革命前的君主制。1824年9月16日，路易十八死于肥胖症，阿图瓦伯爵继承了王位，成为查理十世（1757—1836）。阿图瓦当时已年近七旬，完全是旧制度的产物，思想顽固不化。这位新国王与极端保王党人结为同盟，连他的哥哥都对他的做法惊愕不已。查理十世授意维莱尔制定了关于渎圣罪法律条文，规定冒犯教会违法：亵渎圣杯者判无期徒刑，亵渎圣体则是死罪。此后他又颁布法律，向大革命时期丧失了土地的贵族提供经济赔偿。查理十世举行了场面宏大的传统加冕仪式，以此象征自己的强硬立场。他还强化了新闻检查制度，扩大教会权力。1824年，教会被授予指定所有小学老师的权力。

以上种种复辟举动延续了以维莱尔伯爵为首的极端保王党人以及他前任黎塞留推行的政策，仿佛是故意想激起自由派人士的反抗。自由派人士通过报章杂志和政治宣传活动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有两份报纸是作家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在1817年到1818年间创办的。因为自由派人士发声，所以贡斯当在1819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此前一年，投身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 1757—1834）也入选众议院。雅克·拉菲特（Jacques Laffitte, 1767—1844）和卡西米尔·佩里耶（Casimir Perier, 1777—1832）等银行家被复辟后的贵族排斥，无法获得社会和政治权力，他们深感不满，也资助了自由派人士。1817年，时任法兰西银行行长的拉菲特因捍卫新闻自由而被解职。一些年轻记者和历史学家围绕大革命的遗产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就有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 1797—1877）。1823—1827年，梯也尔撰写的多卷本《法国大革命史》出版发行。他在书中为君主立宪制辩护，称该体制是人类渴望自由的必然结果，但“形形色色的过火行为”把大革命带入了歧途。25岁出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 1787—1874）同样认为，大革命的精髓是早期的宪政改良主义，而不是后来的大恐怖。他一度被政府禁止授课，在此期间（1822—1828），他在报纸上谨慎表达了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此后几十年里，这两个人将在法国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

在反对派中，除了有一定身份的温和自由人士，还有形形色色的秘密社团组织。这些组织有的伪装成饮酒俱乐部（成员在那里唱政治歌曲），有的以做生意掩护，有的打着共济会分会的旗号，有的取了含义明确的名字，比如“自由骑士社”。这些秘密社团遍布欧洲各地，与拉丁美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某种超越政治界限的激进自由国际。为追求自己理想而四处游走的政治流亡者进一步推动了结社团体的发展。最激进、最活跃的是受意大利烧炭党启发、名为“烧炭党”的秘密小团体。该团体聚集了失业的拿破仑政府文官、失意的大学生以及靠一半薪酬勉强度日的帝国军队的军官和军士。后期的拿破仑宣扬自己是宪政自由的捍卫者，这一形象使共和党人和拿破仑分子团结在一起。密谋者试图煽动军营里的军人起义，挑起了1820年的巴黎起义、1821年的贝尔福和索米尔起义，以及1822年的斯特拉斯堡和拉罗谢尔起义，以上起义均以失败告终。拉罗谢尔起义失败后，四名下级军官被公开处决。当时还在上学的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 1805—1881）目睹了这次行刑。时人普遍认为，这些军人是“为自由事业献身的烈士”。在他们的感召下，布朗基投身革命运动。这段时期内，一共有12名秘密社团成员被处死。烧炭党人屡屡失败，内部产生了分裂，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时，该团体已名存实亡。布朗基本人于1827年在一次街头斗殴中受伤，暂停了活动。因此，19世纪20年代末，在法国掌权的极端保王党人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武装暴动，而是自由主义色彩的议会体制。在1827年举行的选举中，当选为众议员的自由派人士增加，维莱尔伯爵被迫辞职。他的继任者马蒂尼亚克子爵（Vicomte de Martignac, 1778—1832）试图与自由派议员谈判，结果也被解职。接替他的是朱尔·德·波利尼亚克（Jules de Polignac, 1780—1847）。波利尼亚克曾被拿破仑监禁12年，是国王绝对君主制信念的铁杆支持者。面对王室的顽固抵制，法国国内的革命和改良似乎毫无进展。19世纪20年代行将结束时，改良的前景显得遥不可及。

后拿破仑时代的德意志政治形势与法国很相似。德意志邦联的大多数邦国没有全面复辟旧制度。1815—1819年，一大批德意志南部邦国颁布了宪法，建立了代议制议会，意在给自己披上合法外衣，以便对和平协议确立的边界做出有利于自己、不利于竞争对手的修改。此类争端使德意志南部诸邦国无法有效联合起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对邦联的控制。因此，梅特涅只要征得普鲁士政府的同意，就可以让邦联议会（成员国代表开会之地）批准他想采取的大部分措施。普鲁士的主要改革者陷入纷争，较保守的大臣掌握了权力，他们说服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 1770—1840）背弃自己颁布宪法的诺言。这样一来，梅特涅实现目标就更容易了。

志愿参加反拿破仑战争的人从战场返回家乡后，看到德意志邦联被一些君主玩弄于股掌之中，不禁大失所望。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不只是为了把普鲁士、黑森或萨克森从法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也是为了解放全德意志，更有人认为，首先是为了解放全德意志。少数人认为，德意志邦联或许可以为更强大的国家体制奠定基础，1810年创立柏林大学的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就是其中之一，但其他人——尤其是1815年在耶拿发起了“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运动的青年学生——却认为，只有彻底扫除德意志邦联中的专制邦国，用单一的国家体制取而代之，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这些人深受作家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 1769—1860）的影响。阿恩特出生于瑞典属波美拉尼亚，先后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和耶拿攻读神学。1806年，拿破仑占领了他的家乡，阿恩特被迫流亡。流亡期间，阿恩特产生了基于语言的强烈德意志民族意识。他是一位杰出的政论家，在1814年号召用立宪君主制统一德意志，首都设在柏林（他认为维也纳的民族成分太杂）。阿恩特强调德意志人是一个整体，希望通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礼仪和象征符号，甚至共同的服饰风格来表达这一点。1812—1813年动员爱国者志愿投身反拿破仑战争的活动已经指明了方向。

阿恩特提出的观点激励了学生协会的学生。他们身穿昔日志愿军穿过的黑、红、金三色服装。1817年10月，学生在瓦尔特堡集会，纪念马丁·路德宗教改革300周年，倾听讴歌德意志民族特征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当年路德就是在这座城堡里把《圣经》译成德语的。这次活动因焚烧了数十本书和杂志而臭名远扬，被烧的包括《拿破仑法典》、拿破仑时期宣扬与法国人合作的德语传单，还有抨击学生行为和目标的小册子。这些穷学生烧不起真书，改为把带有标签的废纸团投入火堆。年轻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痛斥这次活动，称它是中世纪愚昧的象征。不过他的那句名言“这不过是序幕：焚书的地方，最终也会焚人”，指的是1499年征服格拉纳达时西班牙宗教法庭焚烧《古兰经》，而不是指瓦尔特堡的那次焚书。

在瓦尔特堡被付之一炬的书中，有著名多产剧作家兼记者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 1761—1819）撰写的《德意志帝国史》。他在自办的杂志上大肆嘲讽学生协会成员的观点和举动，结果触怒了这些学生。此前科策布曾流亡俄国，加入了俄国外交部。拿破仑倒台后，他以俄国外交官的身份返回德意志，向沙皇呈送关于德意志情况的报告。有人认为他是间谍，但其实他根本不具备当间谍的条件。不过科策布确实支持亚历山大一世的保守理念。学生协会中的激进派成员卡尔·桑德（Karl Sand, 1795—1820）是个当时只有23岁的神学生，对科策布讥讽学生协会愤恨不已，认为他死有余辜。1819年3月23日，桑德登门拜访这位剧作家，用刀猛刺科策布，跑到街上高呼“德意志祖国万岁！”后拔刀刺入自己的胸膛。桑德活了下来，被送上法庭，翌年被当众砍头。很多评论员，甚至包括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者，都认为他所做的为人所不齿，但也有人把他视为英雄和烈士。行刑的刽子手内心同情民族主义者的理想，行刑后拆除了血迹斑斑的断头台，用拆下的木板在附近的葡萄园里建了一间秘密避暑小屋，用作学生协会成员的聚会场所。

同一时期，学生协会成员、药剂师卡尔·勒宁（Karl Löning, 1791—1819）暗杀拿骚一位政府官员卡尔·冯·伊贝尔（Karl von Ibell, 1780—1834）未遂。梅特涅以这两次暗杀为借口，不失时机地实施了一系列严厉镇压措施。1819年8月，来自10个德意志邦国的代表在度假城卡尔斯巴德制定了这些措施，措施于次月在位于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议会上获得通过。新措施规定各邦国有义务严密监视大学，开除宣传“敌视公共秩序或颠覆现政府机构”之有害学说的任何老师，确保他们不被其他高等学府再次聘用。大学一律不得录取参加学生协会等秘密社团的学生，政府机构也不得雇用这些人。一切刊物出版前都必须接受中央政府机构的审查。一个特别委员会也建立起来，专门负责调查和打击革命运动。此后学生协会四分五裂，成员最多时也不过500人左右。有组织的民族主义活动基本绝迹。各邦国的警察机构相互交换关于所谓颠覆分子的情报，严密监视俱乐部、咖啡馆及其他聚会场所。一切自愿性质的结社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廉价的传单和大幅广告受到严格审查，甚至被封杀。民间百姓很难彼此交流看法或了解政治时事。少数赞成宪政改革和民族团结的人仿效西班牙改革者的说法，称自己是“自由分子”。但他们无法就任何共同纲领达成一致。

德意志反动势力的得势体现在德意志邦联的宪法中。1820年7月，邦联对宪法做了修改，规定邦联内任何一个成员国为了维护秩序都可以干涉另一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原宪法中有关解放犹太人和实行宗教宽容的内容被删除。德意志邦联各成员国政府均采取措施，确保凡有议会的地方，议会都不会成为自由派抗议的工具。各邦国政府都禁止公开议会辩论的内容，迫使议员坐在事先分配好的席位上，免得他们结党。各地的选举都是间接的。新闻报刊检查制度严格限制竞选活动，因此几乎不可能举行公开辩论。一如法国，实际上一如19世纪20年代期间举行选举的任何一地，精心拟定的财产资格条款确保了只有富人才能当选议员。结果就是百姓对选举普遍漠不关心，即使有权投票的人也是如此。举例来说，1816年，只有5%的选民（本来选民人数就很少）在柯尼希山地方选举中投了票。在有些地区，代议制议会由昔日的社会等级组成，只有贵族能够参与。1823年普鲁士设立这类机构的目的是向政府提供咨询，而不是参与辩论，开会地点往往选在某处王宫内的一个房间。不过一个基本事实是，19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德意志邦国确实有了代议制机构，尽管这类机构的权力极为有限，也受到种种限制。“开明专制”的观念已亡于法国大革命，无法复活。政府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德意志各邦国的治理靠的是官僚机构，而不是专制手段。人们普遍认为，一个遵照规则的行政体系可以比代议制议会更有效地限制君主独断专行。再说官员和议员通常是同一批人。正如青年时代的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在1838年所说（他早年的文官经历并不愉快），“一个人若想从政，就必须是领取薪俸、依附于国家的仆人，他必须完全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分子”。

反抗与镇压

欧洲各国政府普遍渴望建立安全的集体防御体系，防止之前几十年的惨烈战争死灰复燃。这不仅体现在神圣同盟中，也体现在旨在促进战胜大国之间合作的其他各样措施中，尤其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力促成立的“四国同盟”。在该同盟下，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以及后来加入的法国外交代表将定期举行正式会议，维护国际合作。这些大国的代表在开会期间安排并实施了一系列交易。例如在1818年的亚琛会议上，代表们拒绝了巴伐利亚对巴登大公国部分领土的诉求，削减了法国为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造成的破坏向盟国支付的赔偿的数额。代表们还决定结束盟国对法国的占领，非正式地接纳法国加入“欧洲协调”体系。会议规定，君主制将成为秩序的基石，原则上实行绝对君主制，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容纳传统立法机构，比如三级会议或应召显贵会议，或是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议会。英国人并不完全赞同以上方针，其本国政体就含有一个选举产生的强大立法机构。在整个19世纪20年代，因对以上安排有不同的理解，英国人与奥地利人往往很难步调一致。

自由立宪主义是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和人民主权理想的产物。人民主权的思想在法国称霸欧洲末期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法起义中有所体现。自由立宪主义显然没有亡。欧洲各地自由宪政的支持者对王朝复辟时期的专制政策日益不满。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VII, 1784—1833）是在法国于半岛战争中战败后被拿破仑扶上王位的。他摒弃了1812年通过的开明宪法，恢复了昔日的绝对主义体制，重新接纳了之前被取缔的耶稣会，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退还拿破仑占领西班牙期间没收的贵族和教会土地。大臣个人必须直接听命于国王，彼此之间不得商议国事。费尔南多七世随心所欲任免大臣。1814—1820年期间，朝廷大臣平均任期不超过6个月。为了保住官职，众大臣不得不以最露骨的方式显示自己效忠于反革命原则。陆军大臣弗朗西斯科·德·埃吉亚（Francisco de Eguia, 1750—1827）头戴18世纪的假发，借此表明自己对旧制度的忠心。费尔南多七世在倒行逆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取缔了共济会，重新恢复宗教法庭。恢复后的宗教法庭马上开始迫害被视为异端的人。

在此背景下，西班牙政府难以有效应对美洲殖民地的起义。不但如此，费尔南多七世政府还立场强硬，拒绝对起义者做出任何让步。西班牙被法国占领，战后又经济衰退，陷入了财政困境。为了镇压美洲的独立运动，恢复对殖民地的统治，西班牙徒劳派遣远征军横跨大西洋。结果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到了1820年，西班牙实际上已经破产，甚至无力负担另一支拉美远征军的费用。1820年1月，一批少壮派军官公开“宣布”（pronounced）支持1812年宪法，开了“兵谏”（pronunciamiento）的先河，兵谏传统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参加过对拿破仑作战的众多官兵和游击队首领受到费尔南多七世的冷落，因而愈加倾向自由主义。心怀不满的政治家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中的不少人曾遭逮捕或流放，有的也因国王压制人民参政议政而心灰意冷。西班牙警方效率低下，以上各派趁机以共济会分会为依托（警方严禁共济会开展活动，但他们依旧秘密集会），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所有的密谋计划都失败了，包括趁国王去妓院寻花问柳之机行刺。但是在1820年时，密谋者得到了军队中下级官兵的支持，这些官兵一想到有可能再被派去远征美洲，不禁不寒而栗。起义队伍在各省日益壮大。民众在王宫外的街头举行了游行示威，表达了对政府为挽救摇摇欲坠的财政而横征暴敛的愤恨。费尔南多七世被迫接受1812年宪法，召开议会，把执政权力移交给任期三年的自由派政府。但他不断否决议会通过的一切决议，竭力阻挠立宪主义者。局面越发动荡，城镇和乡村发生的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费尔南多七世呼吁外国干预。1823年，议会宣布废黜顽固不化的国王。激进分子开始扬言要重演巴黎革命期间发生的九月大屠杀一幕，雅各宾派的胡安·阿尔普恩特（Juan Romero Alpuente, 1762—1835）就是其中一个，一个批评者鄙视地称他“相貌丑陋、蓬头垢面、衣冠不整”。阿尔普恩特提起九月大屠杀，还杀气腾腾地提醒听众，“一夜之间，就有1.4万人被处决”。

在神圣同盟眼中，日益混乱的西班牙局势和爆发革命的危险不可容忍。意大利爆发的类似事件使西班牙危机雪上加霜。1814年，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Vittorio Emanuele I, 1759—1824）结束流亡生活回国，统治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回国时，他也头戴18世纪的假发——复辟的根本象征。埃马努埃莱一世恢复了拿破仑之前的法律制度，但没有在已正式独立的热那亚实行，因为当地反对声浪过于强大。他还恢复了贵族的种种特权（包括只有贵族有权使用歌剧院包厢，在意大利，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很重要），允许撒丁岛保留封建制度。犹太人和新教徒丧失了在法国统治时期获得的权利。埃马努埃莱把书报检查和操控教育的大权交给了耶稣会会士。摩德纳公国废除了拿破仑的各项改革措施，意大利中部教皇庇护七世（Pius VII, 1742—1823）统治下的几个国家也是一样。教皇拆除了街头的路灯，禁止使用天花疫苗，理由是这都是招人讨厌的现代发明。在意大利半岛的一些地区，比如波旁王朝统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拿破仑推行的司法和行政改革措施有不少都保留了下来。自由色彩最强的是北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大公国，当地政府长期受到启蒙价值观的浸润。奥地利在教皇国驻扎了军队，防止自由主义复活。

当地的知识阶层开始对现实心怀不满。拿破仑时代他们占据的职位现在给了返回的贵族。知识阶层被一脚踢开了。两西西里王国的不少知识分子虽然保住了工作，但政府内的工作机会很少。王国的中央集权政策引起地方显贵的怨恨，他们感到自己的自主权受了限制。征兵制引起下层阶级的反抗。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保留了拿破仑的大部分改革措施，产生了一个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下的中央集权政府。高级教士由国家任命，没收的土地不予退还。拿破仑时代任命的绝大多数文官留任。然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行政中心在维也纳，这些文官感到难有作为。例如，只有哈布斯堡君主国首都会说德语的人才有晋升机会。服兵役的年限从4年延长到8年，征兵范围扩大。新入伍的意大利人更有可能被派到君主国的偏远地区服役，比如阿尔卑斯山以北和以东。王国的几任总督告诫梅特涅，不要重蹈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推行改革的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的覆辙，约瑟夫二世试图在帝国全境实行中央集权，用单一模式统治各地。一位总督说：“伦巴第人一向无法接受以德意志人的方式治理他们的国家，也永远不会接受。”

地方显贵对国家集权的做法感到不满，曾经抵抗过拿破仑的人同样有怨气。在意大利南部，这些人从1806年起自发结成共济会式的秘密团体，名曰“烧炭党”。1815年后，法国人也仿效意大利人结成烧炭党。英国人一直鼓励这些团体密谋反对拿破仑的统治。反对专制主义是这一运动的核心内容。拿破仑倒台后，烧炭党人又找到了新的斗争目标：意大利半岛很多地区卷土重来的复辟政府施行的暴政。烧炭党人以西班牙自由主义者为榜样，发动了起义。对现实不满的士兵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起义者横穿那不勒斯，迫使两西西里国王斐迪南一世（Ferdinando I, 1751—1825，俗称“大鼻子国王”，因为他的鼻子比普通人的大）接受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动乱开始向意大利半岛北部蔓延。皮埃蒙特的自由主义者开始策划推翻反动君主的起义。1821年3月，一批心怀不满的军官在皮埃蒙特的几个军营升起了三色旗。埃马努埃莱惊恐万状，逊位给他的弟弟——反动透顶的卡洛·费利切（Carlo Felice, 1765—1831）。躲在摩德纳的费利切威胁说，他决不容忍削弱“君主权力”的任何行为。与此同时，据说倾向自由主义的年轻摄政王卡洛·阿尔贝托（Carlo Alberto, 1798—1849）任命皮埃蒙特起义领导人圣托雷·迪·圣罗萨（Santorre di Santarosa, 1783—1825）伯爵为战争部部长，着手筹划进军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地区。

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的局势对维也纳会议上通过的保守纲领构成了重大威胁。俄国沙皇力主干预，但奥地利人和英国人最初觉得西班牙的形势没那么严峻。自由运动波及意大利后，奥地利人感觉受到威胁。1820年末，神圣同盟在奥地利统治的西里西亚地区的特罗保（奥帕瓦）举行会议，不顾英国反对，决定采取行动。1821年初，神圣同盟在莱巴赫再次开会，进一步确认了干涉决定。费尔南多七世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此前他被囚禁在那不勒斯，在许诺尊重宪法后被释放。刚脱离危险，费尔南多七世就收回了做出的承诺。奥地利派遣一支军队进入教皇国，随后南下那不勒斯。3月23日，这支军队抵达那不勒斯，沿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革命党人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民主烧炭党人，另一派是追随拿破仑时代统治者若阿尚·缪拉（Joachim Murat, 1767—1815）的温和自由派，其中很多人在缪拉政府内任过职。内部分裂的革命党人无力抵抗奥地利人。那不勒斯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西里岛后，当地民众马上发动了起义。街头爆发了骚乱，大批群众攻打巴勒莫市内的监狱，一群手工业者砍下了两名立宪自由派领导人的头。工匠行会拒绝支持自由派。以上事件反映了战后这一地区陷入的经济衰退之深。当地显贵对人民起义怕得要死。起义者在巴勒莫以外地区孤立无援，无力打败岛上的那不勒斯军队。奥地利军队抵达后，起义就被扑灭了。

与此同时，奥地利人还出兵北意大利，轻而易举打败了起义者。千余人被迫流亡海外，其中就有圣罗萨。他在巴黎化名居住了一段时间，后被警方发现，再次被驱逐出境，最后在诺丁汉落脚，靠教法语和意大利语谋生。流亡者的悲惨境遇深深触动了热那亚学生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1821年4月，年仅15岁的马志尼在热那亚码头上看到流亡者寻找去西班牙的船只，并为“意大利流亡者”募捐。后来马志尼回忆道：“那天，我脑海里第一次产生了一个模糊的念头……我们意大利人有能力也应该为实现祖国自由而奋斗。”奥地利人扑灭起义后，97名烧炭党成员及其他起义者被判处死刑（不过除7人外，其余的人都逃走了，受到缺席审判）。没有逃走的几个人后来改判无期徒刑。在两西西里王国，复位的斐迪南一世就没有这么仁慈了。他手下的警察总监卡诺萨亲王安东尼奥·米努托洛（Antonio Minutolo, 1768—1838）大肆抓捕、审判起义者。几名烧炭党人被公开处决，更多的人被判处长期监禁。甚至连梅特涅都觉得太过火了。在梅特涅的压力下，疯狂报复的斐迪南一世被迫把自己的警察总监解职。在教皇国，新教皇利奥十二世（Leo XII, 1760—1829）禁止犹太人拥有财产，还强化了耶稣会士对教育的控制。在意大利各地，大批政府工作人员因涉嫌参与或同情起义而丢掉工作。皮埃蒙特新国王卡洛·费利切表示，在广大平民百姓中，“坏人都受过教育，好人都愚昧无知”，只有军队和教会可以信赖。

维也纳会议列强在如何应对西班牙局势上越发踌躇。1823年4月，法国终于出兵把费尔南多七世重新扶上王位。梅特涅对法国人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虽然西班牙革命党人试图唤起人民对抗击拿破仑和“在1808年震惊世界的能量和决断”的回忆，但这一次，法国的十万大军小心翼翼避免劫掠，并为所需粮草付钱。他们没有遇到西班牙人民或军队的顽强抵抗。西班牙军队的高级将领很快与国王握手言和。法军逼近，费尔南多被关在塞维利亚的最后几天是在从房顶上投纸飞镖中度过的。费尔南多复位后，罢免了自由派大臣，恢复了君主专制制度，清洗军队官兵，全面压制思想自由。军官人人有一份关于自己政治倾向的档案，这些档案成了军队改组的基础。法国占领军对费尔南多以上做法很不赞成，敦促他寻求和解。一些保王派军官也认为费尔南多搞的清洗过头了，加泰罗尼亚的司令官在派保王派“清洗者”去大学前，会先允许自由派教授把大学图书馆里的可疑图书带回家。但总的来说，镇压的目的达到了。自由派后来又发动了几次起义，但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西班牙自由分子的起义不仅激励了意大利人，也激励了葡萄牙人。戈麦斯·弗莱雷·安德拉德（Gomes Freire de Andrade, 1757—1817）是葡萄牙军队内一位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军官。他短暂的职业生涯反映了这一时代各种思想流派交织的复杂情形。安德拉德曾在拿破仑的葡萄牙军团中服役，后出任帝国德累斯顿总督。他是里斯本共济会的大头领，因被控参与推翻以贝雷斯福德子爵（Viscount Beresford, 1768—1854）为首的英国军事当局密谋而遭到逮捕。贝雷斯福德本是英国将领，被任命为享有元帅军衔的葡萄牙军队总司令。安德拉德和贝雷斯福德这种为外国效力的做法，在拿破仑失败后的那些年里颇为常见。两人都没能善终。1817年，安德拉德被判犯有叛国罪，处以死刑。1820年8月，在西班牙一月起义的影响下，由一批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军官组成的混合体“宣布”反英。去巴西找国王要权的贝雷斯福德闻讯赶回葡萄牙，但被禁止下船。他不得已回到英国，于1812年出任泽西岛总督，这个职位的政治风险较小。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葡萄牙革命党人于1822年颁布了一部激进宪法，选出一届议会，恢复了君主制，但只赋予君主有限权力。宪法扩大了公民权利，废除了葡萄牙境内对自由企业的种种封建限制，同时试图再次限制与巴西的贸易，结果巴西脱离了葡萄牙。法国对西班牙的干预在1823年引发了一起军事政变。一位年轻的军官若昂·萨尔达尼亚（João Saldanha, 1790—1876）招募了一小支部队，进军里斯本解散议会，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扩大了国王若昂六世（1767—1826）的权力。但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国王召回贝雷斯福德担任自己私人顾问的举动遭到广大自由派人士的憎恶，萨尔达尼亚试图搞折中，但保守派分子依旧心怀不满，他们怀疑萨尔达尼亚是共济会的首领。萨尔达尼亚发动的政变使法国人失去了出兵葡萄牙的理由，但对葡萄牙国内冲突而言是火上浇油。几年后，葡萄牙爆发了一场内战，看上去是一场王位争夺战，其实有更深层的背景。

俄国青年一代军官在战争期间和1815年占领法国的日子里，深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濡染。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共济会在俄国也颇有影响。它强调人性，重视开展慈善事业，宣扬可以私下讨论问题。俄国精英分子对欧洲的一些自由主义者相当熟悉，一批俄国军官还与瑞士烧炭党人建立了联系。1816年2月，一群人组成了“救国协会”，出身贵族的年轻近卫军军官在一起热议各种观点，比如废除农奴制，用法庭公开审讯取代俄国传统的秘密审判体制。1817年2月，“救国协会”易名为“幸福协会”，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协会部分成员参照美国宪法起草了一部俄国新宪法草案。少数人还进一步主张取消贵族头衔和特权，以土地国有化的方式消除贫困，其中就有一位年轻上校，叫帕维尔·佩斯捷利（Pavel Pestel, 1793—1826）。拿破仑入侵俄国时，佩斯捷利在1812年的博罗季诺战役中负了伤。佩斯捷利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性质的俄罗斯共和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为一院制议会。但他的自由主义理念把沙皇统治版图上的非俄罗斯人地区排除在外，包括芬兰、波罗的海诸国、格鲁吉亚、高加索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佩斯捷利认为，除了有权享受有限独立的波兰人外，其他一切臣属民族都应该融入俄罗斯民族。（实际上，俄属波兰王国的自治和立宪地位对这一团体的成员不无影响。如果波兰可以有一部宪法，那为什么俄国不能有呢？）

1823年时，又出现了一个激进秘密组织，名叫“斯拉夫人联合会”，一共有25名成员，几乎清一色是出身贵族或上层阶级的军官。他们制订了逮捕乃至刺杀沙皇的计划，期待以此揭开革命序幕。1825年11月19日（俄历），亚历山大一世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出乎革命党人意料，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Konstantin Pavlovich, 1779—1831）大公没有继承皇位。帕夫洛维奇大公素有思想开明的名声，至于这名声有多大根据，就不清楚了。康斯坦丁娶了一位波兰女伯爵，选择留在波兰，放弃了俄国皇位继承权。皇位于是传给了尼古拉，他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尼古拉有一个儿子，这样罗曼诺夫王朝就后继有人了。尼古拉一世（1796—1855）以极端保守著称，密谋者坚定了动手的决心。尼古拉从一名告密者那里得知消息后，于1823年12月14日（俄历）匆忙宣布自己是沙皇，挫败了革命党人发动政变阻止他继位的计划。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参政院广场调集了3 000余名士兵，开枪打死了沙皇派来的调停者。沙皇旋即下令自己调集的9 000名士兵开枪镇压，革命军队逃离了现场。1826年1月3日（俄历），俄国南部地区的一次规模较小的起义也失败了。所谓“起义”就此结束。尼古拉一世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传讯了600余人，将其中121人送上法庭审判。包括佩斯捷利在内的5人被判处死刑，31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85人被判短期徒刑。

起义者史称“十二月党人”。和19世纪20年代欧洲其他国家类似团体的情况一样，这些人都是出身上层阶级的年轻军官。他们策划发动军事政变，但同时又是知识分子。他们亲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深受民主和平等思想的濡染。像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源自共济会或受其影响的秘密社团往往是展开讨论或策划起义的场所。欧洲各国政府首脑对这些社团非常警惕。梅特涅称这些人是“一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在暗中活动，危害尤大，他们给社会肌体的各部分造成损害，处处留下道德败坏的种子，这些种子随后迅速生根发芽”。1820年12月，梅特涅告诉亚历山大一世，欧洲大国只有密切合作，方能化险为夷。观点保守的作家认为，烧炭党等秘密团体是1789年大革命的罪魁祸首。1815年，一位保守派作家写道：“只有在不正常的人当中才会产生阴谋。”哈布斯堡君主国政府要求所有政府公务员宣誓，表明自己不属于任何秘密社团。社会上到处弥漫着杯弓蛇影的气氛。1814年，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茨一世访问威尼斯时，看到有人佩戴领带别针，担心这可能是共济会使用的某种秘密符号，于是马上要求提交一份相关的调查报告。他的手下在欧洲各地奔走收集情报，描绘出一幅存在一张巨大的颠覆分子国际网的可怕图景。由于一些社团使用了“共济会”“烧炭党”等具有跨国性质的名字，因此弗朗茨的怀疑似乎得到了验证。19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政治家兼小说家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仍然认为，秘密社团“犹如一张大网罩住欧洲”。他以惯常的夸张口吻告诫道：“这些秘密社团和民众运动结合在一起，有可能摧毁社会，如同上个世纪末发生的那样。”

以上观点极大夸大了现实情况。19世纪的国家更需要害怕的是害怕本身，而不是革命党人的密谋。这种焦虑反映了梅特涅希望为国际社会协调镇压措施找到依据的愿望，以及迪斯累里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倾向。的确，一些国家秘密社团中的一些人彼此之间有联系，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任何目标一致、相互协调的组织。1823年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浪潮已经消退，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可以说是浪潮的尾声。不过从某些方面看，秘密社团可以说是国际革命运动的早期胚胎：秘密社团受类似观点的影响，采取类似的手段，均源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统治，就像是梅特涅和神圣同盟宣扬的国际保守主义的镜像，只是力量小得多。由于此前几十年的大动荡，1815年时，政治已经国际化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外国军队入侵或占领过，也都入侵或占领过他国。在19世纪的进程中，这一现象将以越来越激烈和连贯的方式反复出现。

当然，各国各有自己的特色。在英国，密谋推翻政府的不是下级军官，而是一批自称斯宾斯博爱主义者（Spencean Philanthropists）的激进人士。这一派得名于托马斯·斯宾斯（Thomas Spence, 1750—1814），他反对圈占公地，主张实现男子普选权、废除土地贵族阶层。在阿瑟·西斯尔伍德（Arthur Thistlewood, 1774—1820）的领导下，他们企图借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去世之机起事，就像几年后十二月党人想趁沙皇去世之机发动起义一样。西斯尔伍德参加过1816年的斯帕广场骚乱（Spa Fields riots），当时，斯宾斯派策划利用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进攻伦敦塔。这一次，斯宾斯派策划突袭内阁晚宴，杀死在场的所有人。一个密谋者扬言要把所有人枭首，把其中两人的头颅放在威斯敏斯特桥上示众。密谋者想象，他们的举动会引发一次反政府大起义，之后他们就可以仿效18世纪90年代法国革命者的做法，成立一个公安委员会。大规模暗杀计划其实出自小组里一个名叫乔治·爱德华兹（George Edwards, 1788—1843）的人之手，此人后来被警方收买，专门扮演密探的角色。爱德华兹向英国内政部告发了暗杀计划，警察突袭了位于卡托街的密谋者据点。在随后的打斗中，西斯尔伍德捅死了一位警官。少数几人跑掉了，多数人被逮捕，其中10人以叛国罪名被送上法庭，5人被判终身流放。1820年5月1日，包括西斯尔伍德在内的其余5人被当众处以绞刑。他们的尸体从绞刑架放到地上后，又被砍去了头颅。（大批围观群众见状，发出震耳的嘘声。）

卡托街密谋者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他们是平民而不是军人。但在其他方面，他们与19世纪20年代初的革命团体并无二致。俄国十二月党人虽然抱有平等理想，但比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党人更脱离社会上的其他阶层。他们出身贵族，却具有民主精神，追求扩大政治基础，然而，他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由于俄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因此十二月党人只能用老办法，靠军事政变实现自己的理想。在欧洲其他地方，军事政变同样是推翻王朝复辟时期政权的常用手段。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有公民社会的地方，更多受过教育的平民——律师、医生、教师、商人——加入了革命活动，而在俄国，这种人比较少。受过教育的平民如果感到大众起义的威胁，就会马上从激进活动中退出来，在西西里就是这样。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党人与平民力量无套裤汉结盟，最终令法国陷入恐怖统治。鉴于这一教训，1815年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团体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争取平民百姓的支持的。王朝复辟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动乱是1819年的反犹骚乱。这次动乱除了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阶级成员参加外，确实也有知识分子参与，但很多自由主义者对骚乱的反犹特征十分反感。加入骚乱的人四处毁坏财产，梅特涅为此坐卧不安，他认为这些人对公共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1819年，梅特涅表示，爆发骚乱之地“毫无安全可言，因为在任何问题上，同样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生”。中产阶级自由派大多有同感。19世纪后期，他们对不受控制的民众怀有的恐惧感将再次浮现，给革命者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欧洲宪兵

1815年后王朝复辟时期建立或复辟的所有政权中，最保守的无疑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政权。沙皇尼古拉一世是职业军人，素以严厉闻名。他迎娶了一位普鲁士公主，对她母国的体制钦佩不已。尼古拉一世会说好几门外语，去过英格兰、法国和苏格兰，但他拒绝采用这几个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认为它们不适用于俄国。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眼里，尼古拉一世是个邪恶的人。他即位之初爆发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无疑影响了他一生对改革的态度。他比前任亚历山大一世更强硬，决心把一切革命图谋扼杀在萌芽状态。尼古拉一世崇拜的英雄是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放了一尊彼得大帝的半身塑像，还对一位官员说：“他将是我在位期间仿效的榜样。”

新沙皇继位后，便着手改组政府，把权力集中到听命于他个人的御前办公厅。御前办公厅的第一处是他的私人秘书处，第二处在斯佩兰斯基的领导下编撰法律，第四处掌管教育。任教育大臣16年之久的谢尔盖·谢苗诺维奇·乌瓦罗夫（Sergei Semyonovich Uvarov, 1786—1855）伯爵要求各大学“在复杂的政治和哲学领域遏制热衷于抽象概念的倾向”，培养学生抵制“所谓欧洲理念”的能力。他表示，办教育是为了培养对“专制体制、东正教和民族原则的坚定信念和热情信仰，这些真正属于俄罗斯的救赎原则构成了我们获得救赎的后盾，也是我们国家强盛伟大的忠实保障”。乌瓦罗夫扩建了大学，略微增加了中小学校数量，改革了大学管理体制，鼓励学生兼学科学和古典文化课程。乌瓦罗夫的观点或许极端保守，但他不是一个推行愚民政策的人，他的高等教育政策为19世纪40—50年代出现的一个独具俄国特色的社会阶层奠定了基础，那就是知识分子阶层。

御前办公厅第三处负责国家安全，由前骑兵将军亚历山大·冯·本肯多夫（Alexander von Benckendorff, 1781—1844）伯爵执掌。本肯多夫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他的妹妹是国际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多罗特娅·冯·利芬（Dorothea von Lieven, 1785—1857），曾与梅特涅有过一段闹得满城风雨的恋情。（她丈夫任俄国驻英国大使长达22年，在此期间，大公夫人利芬的沙龙在伦敦颇有名气。）本肯多夫还兼任宪兵司令，因此第三处实际上也管辖警察，有权搜集“关于任何事情的情报”，监视政治上可疑的人——19世纪40年代，平均每年有大约2 000个这样的人——并把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还有权监控俄国境内的所有外国人。第三处的官员经常罗织罪名或轻信不实指控。第三处雇用了一大批眼线，其中一个眼线报告了公众对第三处干涉的不满。据他说，一位官员语带威胁地问告密者：“你难道不知本肯多夫将军为了撬开别人的口无所不用其极吗？”

第三处负责查处官僚机构内的腐败案。一名官员不满地说第三处是“许多年来俄国上空的一片乌云”。1827年，第三处汇报说，百官之中，“清官寥寥无几，官员只会敲诈勒索、弄虚作假，肆意曲解法律条文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杜贝尔特（Leonid Vasilievich Dubbelt, 1792—1862）是本肯多夫的副手和实际继任人，也是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落到他手里的人无不胆战心惊，而且，他对在自己手下受害的人总是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一次，作家兼评论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Alexander Ivanovich Herzen, 1812—1870）向杜贝尔特抱怨说，宪兵搜查他家时，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杜贝尔特惊呼：“天呀，这太不像话了！这帮人竟然如此毛手毛脚！”他虽然客客气气，但这并不妨碍他通知赫尔岑，赫尔岑就要因抨击政府而被流放到俄国东北部的小镇维亚特卡去了。第三处对政治异见分子控制得很严，但在扫除效率低下和腐败方面毫无成果可言，原因之一是政府已经病入膏肓。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托尔斯泰（Pyotr Alexandrovich Tolstoy, 1761—1844）伯爵是国务会议下属军事处处长，国务会议的御前秘书说他“集对一切公务莫名的淡漠和出奇的懒惰于一身”。圣彼得堡总督彼得·埃森（Pyotr Essen, 1772—1844）荒疏政务，甚至没注意到自己的办公室主任侵吞公款和索贿，直到1843年东窗事发。第三处还负责审查剧院剧目。1836年，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 1809—1852）提交了讽刺剧本《钦差大臣》，剧情内容是外省一个小城市的市长误把一个偶然路过此地的人当成了钦差大臣，为了遮掩自己的贪腐，市长殷勤备至，给了那人数额巨大的“贷款”。审查官封杀剧本后，沙皇亲自为剧本放行，想借此剧警诫官吏。在东正教圣主教公会的支持下，1826年颁布的一项法规规定对书报进行审查，1828年时，该法规又修改了一次。由于有些官员是隐蔽的自由派分子，这一法规在实际执行中被掺了水分。但沙皇或某个高官随时有可能会过问，下令关闭某家杂志，或逮捕某个作家。武断与专制制度一向如影随形，俄国也不例外。尽管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政权效率低下，但封杀异见还是做到了。由于缺乏民选议会等表达异见的正式渠道，因此人们只能通过小说、戏剧、诗歌等方式表达不同看法，但很容易被封杀。维多利亚女王曾说，尼古拉一世“对他采取的哪怕是最专制的举措都深信不疑，因为他觉得这是唯一的治国之道”。直到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去世后，俄国政治这块永久冻土才开始化冻。

仿效彼得大帝扩张俄国势力是尼古拉一世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他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秩序。一如彼得大帝，沙皇决心使用俄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镇压欧洲各地的革命。尼古拉一世维护神圣同盟倡导的理想，继续参加会议体系。他热衷于镇压革命，因此有“欧洲宪兵”之称。从他处理波兰事件的手法看，这一绰号委实不虚。尼古拉一世之前的亚历山大一世与波兰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Adam Czartoryski, 1770—1861）大公关系友好，所以没有触动拿破仑建立华沙大公国时实行的多项改革措施，希望以此收买民心。（1812年时，在拿破仑大军中服役的波兰人大约有8.5万名。大公国的建立令不少波兰贵族兴奋不已，他们从中看到了恢复在1795年时丧失的祖国主权的希望。）“波兰王国”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有权自行征税，甚至还有一支自己的军队。一位俄国官员愤愤地称，它是“一条对我们口喷毒液的毒蛇”。显然，他惧怕的是民主毒液也会毒害俄国的政治肌体。

亚历山大一世于1825年去世后，尼古拉一世对哥哥波兰总督康斯坦丁大公不断施压，要他压制种种过头的自由。尼古拉一世获悉十二月党人一直与华沙的一个秘密社团有联系后，态度就更坚决了。19世纪20年代初，华沙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秘密社团，这些团体与共济会关系密切，而1815年时，共济会在俄属波兰王国就已经有了32个分会。沙皇手下的警察查禁了早期成立的一些社团，比如“民族爱国会”和“自由波兰人联盟”，其成员几乎清一色是波兰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学生。维尔那（Vilna）曾是波兰—立陶宛王国一部分，如今被划入俄国。1823年，警察破坏了维尔那大学一批民族主义者的密谋。领导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hiewicz, 1798—1855）被流放到俄国中部地区。5年后，沙皇以叛国罪名把爱国会的几名领导人送上法庭。法官做出无罪判决后［塞韦伦·克日扎诺夫斯基（Seweryn Krzyżanowski, 1787—1839）中校除外，他一直与十二月党人保持联系］，康斯坦丁大公逮捕了几位法官。同时，尼古拉一世下令给密谋者戴上脚镣，流放西伯利亚。更有甚者，波兰军队的所有军官都必须再次宣誓效忠沙皇。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一小批自由派军官在华沙步兵军校秘密聚会，密谋夺取政权。尼古拉一世下令动员俄国军队阻止推翻法国君主制的举动导致更多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830年11月28—29日午夜，他们冲进总督府，看到大公房间门口有一个身穿华丽军服的男子，便把他刺死，随后冲上街头，高呼：“大公死了！”可他们杀错了人。他们刺死的其实是华沙总督，大公当时躲在妻子的卧室里。一些高级军官试图恢复秩序，称密谋者是“无知的凶手”。密谋者旋即开枪打死了这些军官，控制了全城及军火库。大公吓得魂飞魄散，仓皇出逃，顾不上动用军队镇压叛乱，逃走时还带上了1828年公审失败后沙皇下令流放的犯人。大公宣称：“这场乱子是波兰人闹出来的，必须让波兰人来收场。”温和派试图与沙皇谈判，不出所料，沙皇断然拒绝做出任何让步。结果起义的主导权落到了议会里最激进的一派手中。1831年1月24日，他们缅怀了十二月党人后，说服国会于翌日免去尼古拉一世的波兰国王头衔，发表独立宣言。

激进者多是贵族，他们不愿意进行土地改革以争取农民的支持，害怕这样做会损害自身的社会经济利益。此时，沙皇调集了一支12万人的大军镇压起义。俄国军队不仅要应对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波兰军队，还得对付他们自己从东边带去的霍乱瘟疫。在此后的交战中，波兰人几次大胜俄军，但未能乘胜追击。1831年5月26日，波兰人兵败奥斯特罗文卡，尽管他们富有想象力，使用了火箭弹。波兰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加速了起义的失败。波兰总司令扬·斯克日内茨基（Jan Skrzynecki, 1787—1860）将军因采取拖延战术而受到严厉指责。国会不同意任命他为独裁者，斯克日内茨基便逮捕了抨击他的人和军队里的几个对手，将他们送上法庭。华沙陷入混乱。一群人冲进监狱，杀了34名囚犯，包括4名将军。8月15日，国会罢免了斯克日内茨基。波兰军队控制了市内街道，向起义首领开枪，拆除了起义者在街道上设置的路障。就在波兰人自相残杀时，俄军兵临华沙城下。华沙守卫者聚集了4万人守城，加紧构筑工事，但终究无力回天。激战两天后，占绝对优势的俄军打败守军，经沃拉教堂进入华沙。后来在这个教堂院子里发现了拿破仑战争老兵、当地波兰军队指挥官约瑟夫·索文斯基（Jóƶef Sowiński，1777—1831）将军的尸体，他靠假腿支靠在炮车上，被刺刀扎得体无完肤。起义以失败告终。10月21日，残余的起义者向俄军投降。

沙皇决意惩罚起义者。参与起义的波兰军官被悉数开除，流放到俄国中部地区，普通士兵则被送到高加索服役。受惩罚人数多达10万。支持起义的8万多名波兰平民也被流放，其中254人被判处死刑。波兰和立陶宛有5 000多块私人地产被没收。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在华沙全城进行大搜查，搜到的前波兰军队军旗一律送到我这里……任何有历史或民族价值的东西，都给我拆掉运到俄国。”尼古拉一世废除了波兰的宪法，解散了议会和军队，派俄国人去波兰担任政府官员，将波兰置于军管之下。大学被关闭，图书馆被封。从1839年起，波兰学生不得出国留学，历史和社会学科的图书不得继续出版，民族诗人的作品也被封杀。波兰起义令沙皇震怒，他甚至一度表示要彻底甩掉波兰，把它的领土分给奥地利和普鲁士。经众大臣劝说，沙皇终于气消。但这场冲突对于波兰和俄国的关系可谓旧恨添新仇，双方彼此憎恶。后来，尼古拉一世废除了波兰王国的省一级政府，用俄国卢布取代波兰兹罗提。1849年，他又用俄国的度量衡单位取代波兰的度量衡单位，造成一片混乱。沙皇没有放过已被囚禁的起义者。时隔25年，很多起义者仍被关在狱中，或在西伯利亚流放。波兰人的民族主义遭到大规模镇压，但没有被消灭，在19世纪后期又多次浮出水面。

波兰起义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广大群众。一小批军官试图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夺取政权。和十二月党人不同，他们争取到了广大普通士兵和一部分手工业者的支持。手工业者不满生活艰辛和俄国的勒索，参加了起义。起义者真正需要做的是唤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一些起义者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起义者大多出身地主阶级，对土地改革不热心。促使议会讨论土地改革的尝试无果而终。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次起义完全限于城市内。沙皇认为，波兰起义系俄国内部事务。其他欧洲大国没有卷入其中，尽管波兰起义者曾试图争取奥地利出面干预。波兰起义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地的自由派义愤填膺。1830—1831年的事件在英国造成了长期的恐俄心态，下院一致通过了抨击沙皇的决议。谴责奴役波兰的流行歌曲在德意志风靡一时。俄国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Alexander Sergeyevich Pushkin, 1799—1837）回击了“对俄国的诽谤”，称国外批评者这样做是出于嫉妒，因为在推翻拿破仑的战争中，他们本国的贡献没有俄国大。普希金称这是斯拉夫人自己内部的争执。然而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并不这么看。起义期间及之后，多达7 000名波兰人逃到欧洲其他国家，其中就有作曲家弗里德里克·肖邦（Fryderyk Chopin, 1810—1849）。起义前夕，肖邦离开华沙，再没有回去。华沙陷落后，绝望的肖邦从斯图加特写信给父亲：“敌军肯定已经到了我们家门口。城郊恐怕已经陷落，成为一片火海……真恨自己不能手刃一个俄国人！”

沙皇尼古拉一世镇压波兰起义时，公然无视维也纳会议的解决方案，该方案给予波兰王国很大程度的自治。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尼古拉一世也是在维护它，毕竟，这一方案的核心是对付革命威胁，也就是说，任何维护秩序的行动都符合该方案的精神。虽然在波兰问题上只有俄国一家采取了行动，但沙皇希望今后再遇到麻烦时，能够和其他欧洲国家协同行动，尤其是在俄国自家后院之外的地方有麻烦时。然而在维护1815年后的欧洲秩序上，与俄国合作有可能有悖于欧洲其他国家自身的利益，哪怕是最保守的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欧洲协调原则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上，这一点将充分显露出来。

希腊独立

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 1785—1839）和同时期欧洲众多统治者一样，对拿破仑在法国的铁腕统治推崇备至。19世纪初时，奥斯曼帝国仍然在东南欧控制着很大一片土地，自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起，横贯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南面经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直抵希腊和爱琴海诸岛。同时，奥斯曼帝国还控制着安纳托利亚、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埃及和远至突尼斯的北非沿岸。在欧洲政治中，奥斯曼帝国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奥斯曼军队围困维也纳（1683）距当时不过100多年。然而，欧洲贸易重心从中东地区移向了大西洋，18世纪末，西欧国家的经济又迅速增长，奥斯曼帝国开始在经济上落伍。西欧国家改进了陆海军的组织方式和技术后，战斗力开始超过奥斯曼军队。在欧洲大部分地区，18世纪时司空见惯的政府腐败都受到了遏制，但奥斯曼帝国仍然腐败盛行。身居奥斯曼帝国都城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的苏丹越来越难发号施令。在帝国大片地区，地方和区域首领日益坐大。

昔日落草为寇的台佩莱纳的阿里帕夏（Tepedelenli Ali Pasha, 1740—1822）就是一方诸侯。他控制了起自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本土、横贯马其顿、直抵阿尔巴尼亚（他是阿尔巴尼亚人）的大片地区。他于1788年被任命为奥斯曼帝国官员“帕夏”后，肆意征收赋税，靠暴力和敲诈勒索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以贪得无厌和骄奢淫逸闻名，1819年时已经肥胖不堪，无法依习俗在地上盘腿而坐。帕夏的我行我素超出了马哈茂德二世的容忍程度。1820年，2万余名奥斯曼士兵包围了他在约阿尼纳的总部。帕夏率部殊死抵抗，苏丹不得不抽调驻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军队增援。帕夏急寻盟友，与希腊商人为追求“祖国解放”而在1814年秘密建立的“友谊社”搭上了线。友谊社社长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斯（Alexander Ypsilantis, 1792—1828）是一名俄军军官，曾率领友谊社招募的一支小部队进军多瑙河流域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企图挑起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借此摧毁奥斯曼帝国，解放各地的希腊人。

然而沙皇不赞成伊普西兰蒂斯的做法，拒绝支持他攻击一国政权的危险举动。沙皇派军队进入摩尔多瓦，声称神圣同盟允许这类干预。伊普西兰蒂斯说服一个名叫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Tudor Vladimirescu, 1780—1821）的罗马尼亚小地主在一批雇佣军的帮助下发动起义。弗拉迪米雷斯库许诺进行土地改革，很快赢得了瓦拉几亚农民的支持，他的军队也占领了布加勒斯特。然而，尽管弗拉迪米雷斯库竭力约束部下，但他的部队还是四处放火劫掠，甚至连支持独立事业的希腊地主的财产都不放过。伊普西兰蒂斯依托这一地区希腊地主摧毁当地奥斯曼政权的设想因此丧失了群众基础。一支土耳其军队抵达后，绝望的弗拉迪米雷斯库想换边站，但为时已晚。他手下的军官向希腊人告发了他，希腊人将他折磨至死，把尸体扔到了厕所里。伊普西兰蒂斯逃到奥地利，在流亡中死去。不过，伊普西兰蒂斯赢得了希腊东正教会上层人士的支持。东正教会鼓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农民发动武装起义。奥斯曼军队里的希腊籍军官对土耳其人杀害希腊民族主义密谋者义愤填膺，也参加了起义。巴不得推翻奥斯曼人政权的武装匪徒很快在农村成群结队游荡，袭击地方官员，屠杀穆斯林。爱琴海诸岛居民成了海盗，从海上袭击奥斯曼人。到了1821年4月，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4万名土耳其居民中，已有大约1.5万人遭到杀害。

1822年1月27日，一个自封的希腊国民议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埃皮道鲁斯开会，旗帜鲜明地明发表了一篇独立宣言，宣布要挣脱“奥斯曼人的残酷枷锁”。宣言宣布，希腊人民正在进行“一场圣战，其目标是恢复个人自由、财产权和荣誉；欧洲文明国家的人民，也是我们的邻居，现在均享有这些权利”。尽管领导起义的国民议会亮明了指导思想，但起义者依旧各自为政。起义队伍内部陷入分裂，一团混乱。知识分子出身的起义者与政治意识薄弱的粗野战士之间隔阂巨大。在起义者控制的地区，没人能建立起统一领导机构或维护公共秩序。英国观察家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 1799—1875）目睹起义军攻占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特里波利斯，见到希腊基督徒屠杀当地穆斯林居民的情景，绝望地写道：

妇女和儿童在被杀之前往往先受到折磨。希腊人在攻下该城48小时后，就蓄意抓捕了大约2 000名男女老幼，主要是妇女和儿童，把他们带到附近山上的一道沟里，一个不剩全部杀死。

奥斯曼人的报复同样残暴。苏丹下令把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牧首吊死在教堂大门上，尽管后者努力平息局势，开除了起义者的教籍。一些城镇放手纵容穆斯林人群袭击基督徒居民。奥斯曼军队焚烧村庄，毁掉庄稼。在萨洛尼卡，副帕夏挑动制造了一连串屠杀基督徒居民的事件。城内的毛拉心有余悸地讲述了看到的情景，表示“受害者的啼哭和惨叫声”不绝于耳。他在写给苏丹的信中说：“昔日美丽的萨洛尼卡城好似陛下皇冠上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现在它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当地有身份的基督徒，包括萨洛尼卡东正教都主教，都被戴上镣铐，带到面粉市场，受尽酷刑后处决，砍下的头颅带给了副帕夏。他下令把这些头颅悬挂在西门上。无数基督徒被卖为奴。

奥斯曼军队攻占了阿里帕夏的封地后，他跑到帕瓦尼斯湖（Lake Pamvotis）的一个岛上，拒绝了奥斯曼人要他自首受刑的要求（“我不会像奴隶一样交出我的头颅”）。他从躲藏地方的楼上指挥手下人抵抗，结果被楼下射来的子弹打死。仿佛要证明他的预言有误一样，他的头被割了下来，送交给了苏丹。发生在土耳其沿岸附近的希俄斯岛上的事情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岛上有很多希腊富商，靠种植乳香、采集树脂发财致富，乳香树脂好似口香糖，用于咀嚼。希腊起义者包围了当地的一个奥斯曼人军营。军营驻军看到驶来的奥斯曼增援舰队后，屠杀了扣押的人质，逼迫仆人说出主人藏匿财宝的地方（这些仆人随后被勒死）。土耳其人看到从岛上送到希腊本土的大批被没收财物后，以为岛上有无穷无尽的财宝，纷纷来到希俄斯岛参与劫掠。据士麦那的一家法语报纸报道，岛上最大城市的街道上尸体横七竖八，四周楼房在大火中坍塌。大约2.5万～3万名基督徒遭到杀害。大多数居民要么逃走，要么被卖为奴隶。希俄斯岛人口锐减，1822年前一共有12万人，一年后只剩下3万人。

希俄斯岛大屠杀的消息传到西欧后，舆论大哗。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画了一幅油画，即《希俄斯岛的大屠杀》（1824）。画上有一名包着头巾的土耳其骑兵，他胯下的马前蹄高抬，马下是死人和奄奄一息的希腊妇女和儿童。这幅画在欧洲各地知识阶层中激起了对希腊人民的深深同情。1824年11月，参加过皮埃蒙特革命的圣罗萨离开诺丁汉，前往希腊与当地起义者并肩战斗。1825年5月8日，他在斯法克特里亚岛上被奥斯曼帝国下属的埃及军队杀害。大批意大利流亡者和烧炭党人认为，希腊独立事业和自己的事业一样，都是为了挣脱外国统治，恢复昔日的辉煌，他们也向地中海姊妹国表示支持。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人民纷纷成立委员会为希腊起义者募捐，向本国政府施压。英国公众舆论更是一面倒地同情希腊人。1823年，英国政府迫于压力，同意不去干预以岛屿为基地的希腊“舰队”（其实就是海盗船）在海上封锁土耳其，那些“舰队”使奥斯曼人难以向部队运送补给。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英国人慷慨激昂奔赴希腊，加入起义者的行列，许多人到了那里，却大为吃惊。其中一人写道：“我们刚去时，以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全是普鲁塔克式的人物，返回英国后，大家都感觉纽盖特监狱（伦敦的主要监狱）里面的囚徒比希腊人的道德品质更高。”

在渡海参加希腊起义的亲希腊人士中，最有名的是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勋爵。1823年7月，拜伦离开居住地热那亚前往希腊。起义的各派慕于拜伦名气，争先恐后想得到他的支持，拜伦因此对当地局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1824年4月，拜伦也许是患了脓毒症，高烧不退，在迈索隆吉翁病逝。他成了献身希腊解放事业的烈士，激励了更多志愿者从欧洲各国奔赴希腊。法国大革命政治原则的坚定支持者也站在希腊人民一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加勒比海的海地共和国里那些从前被奴役、现在执掌政权的人，他们早在1821年就正式承认了希腊独立。海地的百名志愿者漂洋过海，前去帮助希腊人，但半途上被海盗抓获，不幸再度沦为奴隶。海地共和国无力为希腊事业筹款，只能送去25吨咖啡豆，让起义者卖掉咖啡豆，用所得收入购买军火。与此同时，纽约的亲希腊人士为起义者积极募捐，还有几个美国志愿者加入了起义者队伍，其中就有乔治·贾维斯（George Jarvis, 1798—1828）。贾维斯是美国派驻德意志的一位外交官的儿子，会说希腊语。他身穿希腊军服，以“泽尔沃斯上尉”的身份与希腊起义者在陆地和海上并肩作战，后死于斑疹伤寒。由于出台了“门罗主义”，美国国会里的亲希腊议员没有办法让美国政府正式干预，但希腊人民的起义得到了美国公众舆论的广泛支持。

各方的支援最终还是无济于事。起义者内部派系林立，他们的成分复杂，有海盗、土匪、当地有文化的民族主义者，还有从海外返回的希腊侨民——地中海一带以及东南欧各国都有希腊侨民社区。不同派系之间关系无常，开始内斗。奥斯曼人派遣了一支由苏丹名义上的封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1769—1849）提供的埃及大军。阿里同意扑灭希腊起义，条件是把叙利亚划入他的封地。埃及军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一路向北，所过之处杀人如麻。西欧各国政府面临来自本国人民的越来越大的压力。然而，俄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俄国人想利用奥斯曼人的虚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英国人则对俄国人的野心存有戒心。亚历山大一世最初避免单独采取行动，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会损害神圣同盟，毕竟该同盟是他一手建立的。但是在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他的继任者尼古拉一世若延续这一政策，就势必严重损害俄国的影响力和威望。沙皇很快感到必须采取行动，恰好这时出现了一个干预机会。马哈茂德二世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为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的统治受到多重威胁而忧心忡忡。为此，他推行军事改革，结果在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引发了动乱。

首先挑起动乱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士兵。禁卫军成立于14世纪，当时的禁卫军是精锐部队，兵员来自被当作奴隶的年轻基督徒，但是到近代初期时，这支部队已蜕变为一个世袭性质的组织，纪律松弛，腐败不堪。苏丹认识到这支队伍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于是在1826年下令将其解散。禁卫军曾不止一次废黜想推行改革的苏丹，1826年，他们又一次跃跃欲试，13.5万名禁卫军官兵中，大多数人都不服从长官命令。不过马哈茂德二世不只有禁卫军，他一直在筹建一支仿效欧洲国家的由自由土耳其人组成的现代军队。禁卫军前去攻打苏丹皇宫，很快就败下阵来，退守军营。苏丹的新军炮轰军营，打死了至少4 000名叛军士兵。其余的人要么逃走，要么被监禁。囚犯中至少有2 000人被带到萨洛尼卡砍头，萨洛尼卡因此有“血堡”之称。伊斯坦布尔的动乱给俄国人提供了机会。1826年，俄国人强迫苏丹接受《阿克尔曼公约》，迫使土耳其人从几个罗马尼亚公国撤出。1827年7月，英、法、俄设法消除分歧，缔结了《伦敦条约》，三国共同推动希腊人和奥斯曼人达成休战，但不支持任何一方。三国还向这一地区派遣了舰队。联合舰队司令官是英国海军少将爱德华·科德林顿（Edward Codrington, 1770—1851）爵士，他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临时政府所在地纳夫普里翁的印象很坏（“那是我见过的最肮脏的城市，街道糟糕透顶，房子破旧不堪”），对希腊各派火并、街上枪声不绝于耳的情形印象更坏。但在得知苏丹拒绝接受《伦敦条约》后，科德林顿在英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亲希腊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 1786—1880）的鼓动下，于1827年10月向自己统辖的舰队下令，要舰队向停泊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纳瓦里诺海湾的土耳其舰队开炮。土耳其军舰只能穿过一条狭窄的海道逃跑，而英国舰队正在外面恭候。经过3个半小时的炮火猛攻，土耳其舰队葬身鱼腹，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被彻底摧毁了。

坎宁和科德林顿两人的行为都越权了。时任英军总司令的威灵顿公爵怒不可遏，公开声明与这场海战无关。削弱奥斯曼帝国并不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因为这会给俄国在这一地区扩张自己势力敞开大门。威灵顿的看法没有错，但公开表达它不够明智。奥斯曼苏丹认为，威灵顿的声明是在鼓励自己无视《阿克尔曼公约》，继续镇压希腊起义。作为回应，沙皇对奥斯曼帝国宣战。最初战事并不顺利，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 1712—1786）形容俄土历次战争是独眼龙与瞎子之战。不过到1829年8月时，俄军已然逼近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危在旦夕。不无矛盾的是，这反倒成了修补因希腊起义问题差点破裂的欧洲协调体系的机会。在那个时候，用多个由土匪和革命者掌权的弱小动荡国家取代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部分，是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的。1829年11月到1830年2月之间，各国在伦敦召开了会议。会上欧洲国家同意成立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不大的独立希腊国，同时把几个罗马尼亚公国划归俄国的势力范围。包括俄国在内的与会各国都承诺，今后不会再对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领土提出诉求。希腊起义是到那时为止对欧洲协调体系最严重的威胁。最终，这一体系得以维系。

以上事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扬尼斯·卡波迪斯特里亚斯（Ioannis Kapodistrias, 1776—1831），他对整个欧洲有很大影响。和玻利瓦尔、杜桑·卢维杜尔或成长于18世纪末的其他政治领袖一样，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属于一代新人，这一代人所怀的理想源自法国大革命早期的温和立宪主义，他们对立宪主义可以实现的信念则来自拿破仑。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出生在科孚岛，当时该岛仍在威尼斯统治之下。他先在帕多瓦大学攻读医学、哲学和法律，之后返回科孚岛行医。拿破仑征服意大利各地后，包括科孚岛在内的伊奥尼亚群岛于1797年落入法国人之手。两年后，俄国人和土耳其人又共占了这些岛屿，把它们捏合成所谓七岛共和国。此时，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已深受法国大革命一些重要观念的濡染，此后不久，他把这些观念付诸行动。身为名医，他被任命为军事医院院长，此后又代替父亲出任部长，成为七岛共和国两个部长中的一个。经他游说，占领国使节同意修改强加给七岛共和国的寡头政体宪法。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还说服岛上的权势集团接受改革，选举产生了一个参议院。参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部自由主义色彩的新宪法，并任命他为首席部长。然而，1807年，法国人再次占领了这些岛屿，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被迫逃往俄国，加入了俄国外交部（当时法语是国际社会通用的外交语言，也是俄国宫廷使用的语言，所以他才有可能供职于俄国外交部）。1813年，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受命划定瑞士边界并为它制定一部宪法。他出色完成了任务，以国际担保方式确保了瑞士的中立地位，亚历山大一世因此任命他为外交大臣之一。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上，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倡导开明路线，与梅特涅一伙人推行的秘密外交格格不入。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抱怨道：“他们忘记了，赢得这场战争的不是各国君主，而是国家。”梅特涅说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执迷不悟到极点，生活在一个我们做噩梦时常常梦见的世界里”。

1818年时，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已有渴望希腊独立之心。一开始，他未能说服沙皇支持这一事业。1822年，他从俄国外交大臣的职位上请辞，移居日内瓦。之后，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游说欧洲各国政府支持希腊人民起义，并为起义者筹集物资援助。当时他已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希腊政治家，加上他与俄国关系密切，因此1827年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任命他为希腊“总督”。1828年，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返回设在纳夫普里翁的首都，开始发行新货币，并像他20多年前在科孚岛做的那样改革教育体制，除扩大中小学教育外，还成立了一所大学。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建立了预防鼠疫等传染病的隔离制度。为了改善人民饮食，他把马铃薯引入希腊，向任何愿意种植马铃薯的人免费提供种子。起初农民满腹狐疑，不予理睬。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于是换了手法，把马铃薯堆积在纳夫普里翁岸边，派重兵把守。当地人和进城的乡下人见状，觉得这种新蔬菜一定很值钱，值得去偷，很快，马铃薯就被偷盗一空，卫兵则假装没看见。马铃薯终于在希腊生根落户了。不过，卡波迪斯特里亚斯在与互相争斗的各派系打交道时，可没有这么细致。因派系之争，成立希腊国举步维艰。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试图集中权力，整合军队的管理和征兵工作，统一赋税和关税，但遭到马尼半岛不受约束的世家大族的顽固抵制，此前不久，俄军才协助扑灭了马尼半岛上的一次起义。伊德拉岛（Hydra）、斯佩察岛（Spetses）和普萨拉岛（Psara）上的海盗商船主又添新乱。他们俘获了弱小不堪的希腊国舰队，但被法国海军打败。他们宁肯把舰船凿沉，也不肯加入一支由中央政府指挥的希腊新海军。

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最危险的对手来自马夫罗米哈利斯家族，该家族在马尼半岛上势力很大。为了制服这一家族，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把它的首领、奥斯曼人统治时期任半岛总督的彼得罗斯·马夫罗米哈利斯（Petrobey Mavromichalis, 1765—1848）投入监狱。彼得罗斯的两个兄弟感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侮辱，怒不可遏，决意依照当地习俗暗杀卡波迪斯特里亚斯。1831年10月9日，卡波迪斯特里亚斯走进一座教堂时，事先埋伏在此的两兄弟一个对准他的头开枪，另一个用刀刺入他的肺部。卡波迪斯特里亚斯遇刺后，希腊陷入混乱，暴力横行。直到1832年5月，英、法、俄依照《伦敦条约》条款强行把17岁的巴伐利亚亲王奥托·冯·维特尔斯巴赫（Otto von Wittelsbach, 1815—1867）扶为希腊国王，才结束了希腊的混乱局面。为了找到愿意干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的人，三国花费了几年时间。奥斯曼人承认了维特尔斯巴赫的国王地位，条件是希腊付一笔数额不菲的补贴（说白了就是贿金）。维特尔斯巴赫热爱古典文化，把希腊首都从纳夫普里翁迁到了雅典。他在政府机构里任用了大批巴伐利亚人，以致他的统治被希腊人称为“巴伐利亚人政权”（Bavarokratia）。在此后的岁月里，维特尔斯巴赫竭力控制局面，但没能成功。不过他支持希腊民族主义者努力扩大希腊疆土，把很多仍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纳入希腊，因此得到了一部分希腊人的拥护。制定这一政策的初衷绝非实现这一地区的稳定。

希腊起义的影响波及居民以东正教基督徒为主的又一个奥斯曼帝国地区——塞尔维亚——后，立刻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稳定。在人称“黑乔治”的卡拉乔尔杰·彼得罗维奇（Djordje Petrović, 1768—1817）的带领下，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发动过一次大起义，但被镇压了下去。1815年，又爆发了以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Miloš Obrenović, 1780—1860）为首的一次起义。奥布雷诺维奇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养猪农民，但为人机智，知道不能与奥斯曼军队硬拼。他的目标是争取让苏丹容忍塞尔维亚自治。作为希腊起义者代表的“黑乔治”秘密返回塞尔维亚，执行打击奥斯曼人在塞尔维亚统治的任务。奥布雷诺维奇惧怕他的威望，派人将熟睡的“黑乔治”砍死，从此开启了两大家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血腥争斗。“黑乔治”和奥布雷诺维奇同是游击队领袖，他们领导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农民，不是正规军。奥布雷诺维奇颇有手腕，与信奉东正教的俄国建立了密切关系，利用1828—1829年俄土战争期间奥斯曼人处于劣势的机会一家独大。他靠多年经营畜牧业发了大财，用钱贿赂伊斯坦布尔的官员，取得了征税权，他的财富因此暴增。1830年，奥布雷诺维奇出钱为家族买下了作为塞尔维亚王公世代世袭执政的权利。塞尔维亚农民无法忍受他的横征暴敛，接连不断发动武装起义，但都被奥布雷诺维奇装备精良、统一指挥的军队镇压下去了。

1830年，很可能迫于奥布雷诺维奇的压力，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决定把波斯尼亚的六个城市让给塞尔维亚公国。波斯尼亚穆斯林精英阶层对丧失自治地位义愤填膺，对马哈茂德二世强化帝国统治的措施忧惧万分，害怕自己会受制于信奉基督教的塞尔维亚人。1831年初，他们召开大会，组建了一支起义军，把维齐尔（奥斯曼帝国高官）逐出波斯尼亚。9月，位于萨拉热窝的一个全波斯尼亚大会宣布波斯尼亚在奥斯曼帝国内实行自治，这一举动得到了该地区部分基督徒的支持。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首次公开宣示波斯尼亚的民族身份。1832年，奥斯曼当局镇压了这次起义。虽然欧洲列强（不包括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国内稳定和前景感到担忧，但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时，奥斯曼帝国显然仍有力量打败起义者和革命者，后者未能得到帮助希腊实现了独立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尽管如此，局势仍继续动荡。奥布雷诺维奇对自己领地的统治摇摇欲坠。1838年，苏丹认识到人民的不满比从前更甚，因此迫使奥布雷诺维奇接受宪法、成立议会。奥布雷诺维奇被迫让位给他的小儿子米哈伊洛（Mihailo, 1823—1868）。米哈伊洛上台后并无作为，依旧执行他父亲那些深受人民痛恨的政策，不久也被迫流亡国外。1817年遇害的起义领袖的儿子亚历山大·卡拉乔尔杰维奇（Alexander Karadjordjevic, 1806—1885）执掌政权。奥斯曼帝国的这次干预不仅无助于稳定地区局势，反而是负薪救火，动荡迅速演变为19世纪最惨烈的王位之争。

归根结底，当时欧洲列强还是需要奥斯曼帝国。希腊独立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英国尤其担心一旦奥斯曼帝国解体，俄国就会乘虚而入。卡波迪斯特里亚斯的命运让人不仅看到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及其观念对滑铁卢战役后欧洲政治的巨大影响，也看到了它们的局限性。一方面，出身知识精英阶层的新一代政治家和军队里的少壮军人在自由和民族主权理想的激励下，拒绝接受1815年解决方案中带有复辟性质的保守条款，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和自由主义改革运动。几乎在欧洲各地，他们都得到一部分人的拥护，足以撼动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大厦根基。另一方面，这批人显然只代表了占人口少数的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城乡普通百姓挺身反抗当局时，常常是为了争取自身利益。知识分子背景的革命者宣扬的民族自由和开明改革在他们中间没有引起什么共鸣。革命者起义是受了拿破仑的影响，而拿破仑却坚定信奉一个理性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与革命者争取的代议制政府体制不无矛盾。再者，他们的举动令欧洲列强政府坐卧不安，正因如此，成员看法不一、明争暗斗的欧洲协调体系才得以维系。19世纪20年代末，于1815年在维也纳达成的解决方案虽然个别地方有所更动，但总体上并未受到触动。

七月革命

1830年，法国查理十世的反动政权几乎一夜之间倒台，维也纳会议构建的欧洲大厦第一次出现重大裂缝。1829年8月朱尔·德·波利尼亚克被任命为政府首脑后，与1827年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内的自由派之间的冲突已不可避免。国王查理十世对1789年7月他在哥哥路易十六最后一届政府中扮演的角色记忆犹新，他告诉政府官员：“我那不幸的哥哥做出的首次让步是他覆亡的信号。”他怒气冲冲地斥责自由派分子想推翻君主制：“他们抨击政府的真正用意是攻击君主制。”1830年3月2日，查理十世召集众议院议员发表讲话，宣称如果议员反对他，他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公共秩序。查理十世讲话时情绪激动，不停挥动手臂，加重语气，不小心把戴的帽子碰掉了。帽子在地上翻了几个滚，滚到他亲戚奥尔良公爵路易—腓力（Louis-Philippe, 1773—1850）脚下。路易—腓力的父亲同情1789年大革命，因此被人称为“平等腓力”，路易—腓力也步其父后尘，享有开明人士的名声。查理十世帽子掉地的征兆没有逃过在场者的眼睛。

此后，危机迅速升温。议会对查理发出的威胁警觉起来，221名议员表决要求国王解散波利尼亚克政府，因为它得不到议会的支持。国王反而在政府内任命了更多的死硬保守分子，解散议会，重新举行选举。然而自由派人士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274个议席，而政府只有143席（11个席位未定）。与此同时，查理对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及利亚宣战，希冀借此抬高自己的威望。阿尔及利亚总督盛怒之下用一个驱蝇掸子打了法国大使，造成了一次外交事件。一位法国君主试图通过在海外效仿拿破仑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这不是最后一次。1815年时，法国的海外帝国中就已经少了在印度和美洲的部分，但法国人依然帝国梦不死，发财之心犹存。法国已在塞内加尔和马达加斯开了头，攫取北非海岸的前景则更加诱人。一支法国远征军仅用3周就占领了阿尔及尔，为一个新法兰西殖民帝国奠定了基础。7月第二周，这一消息传到了巴黎，国王的胆子顿时壮了起来，决定动手收拾国内反对派。

7月25日，查理十世和波利尼亚克连发四道敕令，宣布实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解散新选出的众议院，削减选民人数，规定只有最富有的那25%的人可以投票。梯也尔和立宪君主制的支持者公开号召人民抵制这次政变。巴黎随即爆发了街头起义，领导起义的是生计受到书报检查新制度威胁的印刷工人，以及学生、昔日拿破仑军队里的老兵，还有普通劳动者，过去三年连年歉收，粮食和面包价格居高不下，他们早已怨声载道。人群涌上巴黎街头，砸碎路灯，高呼：“打倒波旁王朝！”波利尼亚克乘坐的马车驶过时，群众向他投掷石块。查理十世下令驻守巴黎的部队恢复秩序，但部队指挥官、当年拿破仑军队的元帅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马尔蒙（Auguste-Frédéric Marmont, 1774—1852）手下只有1.3万名士兵，因为4万名精兵被派去了阿尔及利亚。国王和波利尼亚克在最需要军队保卫政权时却调开了军队。1830年7月27日，马尔蒙的军队对聚集在王宫前的示威者开枪，打死数人。群众抬着死难者尸体在巴黎各处游行，把他们当作烈士。翌日，更多的人涌上街头。马尔蒙写信给国王：“现在已不再是骚乱，而是一场革命了。”他也许是有意重复当年巴士底狱被攻克后路易十六听到的话。

7月29日，马尔蒙纠集部队对起义者发起进攻。民众采用了一种新手法应对——修筑街垒。这成了19世纪巴黎一切起义的标准做法。起义者先刨开街上的鹅卵石，将其堆积在街头，然后在上面堆上家具、倒扣的手推车和任何他们可以找到的东西。街垒高度不一，最高的可达3米。马尔蒙的部队攻入后，后路被放倒的树木切断。在一场“夜壶战”中，革命支持者从高处向士兵投掷乱七八糟的东西。组织街垒防御的是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很多人复员时都把武器带回了家。国王的士兵在密集枪声中被迫后撤。马尔蒙不愿对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群众开枪，率部队退守杜伊勒里宫和卢浮宫。部队士气低落，士兵们从早饭后就没再吃过东西。在自由派政治家卡西米尔·佩里耶的慷慨陈词下，整整两个团的士兵倒向起义者一边，其余士兵狼狈逃跑。绝大多数公共建筑落入起义者手中。塔列朗不久前才结束流亡，返回法国为路易—腓力效力，他透过楼上的窗子看到这一切后，从口袋里掏出怀表说：“7月29日正午后5分钟，波旁王室长支的统治结束了。”马尔蒙率残余部队撤出巴黎。梯也尔和自由派议员（尤其是银行家雅克·拉菲特）闻知群众高呼“拿破仑万岁！”的口号，惶惶不安，赶印并散发了一份宣言，宣布废黜查理十世，力促让路易—腓力继承王位，称唯有他会尊重路易十八复位后接受的宪法。梯也尔溜出巴黎，说服路易—腓力接受这部宪法，塔列朗也建议国王接受。路易—腓力返回首都时，沿途群众高呼：“共和国万岁！”多亏参加过1789年大革命的拉法耶特侯爵救驾，他把路易—腓力领到市政厅的阳台上，让他挥舞一面三色旗。查理十世看到军队纷纷倒戈，被迫投降，正式宣布退位，之后流亡英国和奥地利。1836年，他在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地中海沿岸城市戈里齐亚死于霍乱。

作为一场革命，1830年发生在法国的这一事件既不是特别血腥，也不特别有戏剧性。革命只限于巴黎一地，法国其他地区乖乖接受了革命成果。革命成果也谈不上惊天动地，主要有：修改路易十八时期的宪法，废除国王指定的贵族院成员的世袭继承权，删除宪法中规定主权在君的序言，删掉允许国王中止或阻碍法律的条款，授予议会两院立法动议权，废止书报检查制度，把天主教从法国国教降格为“大多数法国人信奉的宗教”。选举法也得到改革，降低了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条件，选民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但仍然只占成年男子人口的5%。路易—腓力及其顾问竭力在革命后的解决方案中把波拿巴主义者和共和党人拉进来。四名拿破仑时期的元帅主持了路易—腓力的宣誓即位仪式（没有举行正式加冕仪式）。王宫对民众开放，新即位的君主亲自接待，与他们一起高唱法国大革命之歌《马赛曲》。

路易—腓力的首届政府成员包括大革命的象征拉法耶特、代表帝国的艾蒂安·热拉尔（Étienne Gérard, 1773—1852）将军、曾为路易十八效力的弗朗索瓦·基佐，还有梯也尔和卡西米尔·佩里耶这样的奥尔良派人士。从前拿破仑军队的元帅让—德—迪厄·苏尔特（Jean-de-Dieu Soult, 1769—1851）也在这一届政府中出任要职。政府显然想努力实现全国和解。公众要求处死查理十世在位最后几个月时政府内的几个反动大臣，但没能成功。波利尼亚克及其同僚坐牢时间不长即被释放，获准流亡国外。当年签署处决路易十六判决书的人和1816年被流放的革命者中，依然在世者也得到赦免，获准回国。这次事变虽然显得十分温和，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却的的确确是一场革命。参政院（Council of State）半数以上高级官员被解职，同时被解职的还有76名地方长官和196名次级长官，以及393名市长或议员。65名将军被勒令提前退休，大多数外交官也丢了工作。路易—腓力把三色旗定为法国国旗，宣称“民族意志在召唤我”。他自称路易—腓力国王，而不是路易十九或腓力七世。如同1789年路易十六被迫做的那样，路易—腓力用了“法国人民的国王”这一称号，而不是传统称号“法国国王”。拿破仑用“法国人民的皇帝”称号也含有此意。这是一种新型君主制，至少有些方面以英国的立宪体制为模型。基佐撰写了一部历史巨著，详细讲述了他眼中立宪体制的渊源——17世纪的英国内战。路易—腓力依然拥有任命大臣的权力，但他行使这一权力时十分谨慎。只有在得到议会支持时，他才会任命大臣。1830年举行的新选举产生了一个自由派占多数的议会。

但是在某些方面，新政权和旧政权一样重视维护秩序。里昂的丝绸业雇有5万名工人。1831年，两件事在里昂引发了大规模骚乱，一是引进了雅卡尔提花机，二是当局在本地制造商和商人的要求下，罢免了一名保证织工产品最低价格的地方官员。成群结队的纺织工人拿起武器，攻击警察营地，经过激战，击溃了警察部队。在这场战斗中，有169人被打死，400多人受伤。几天后，苏尔特带领一支2万人的部队重新控制了里昂，没有再引发流血事件。然而，在3年后的经济繁荣时期，当地商人试图削减纺织工人的工资，结果引发了一连串罢工。最终军队进驻里昂，逮捕并审判了罢工领导人。纺织工人在街头构筑路障，袭击军火库。在此后的激战中，大约有200人被打死，1万余名起义者被捕，他们或被投入监狱，或遭流放。巴黎当局自然怀疑有共和党人卷入其中，起义者也确实发布了使用大革命时期历法的法令，以1792年为元年。政府还严厉镇压了巴黎共和党人分别于1832年6月和1834年4月发动的两次起义。带有雅各宾派色彩的“人权社”（Society of the Rights of Man）领导的最后一次起义失败后，梯也尔以叛国罪名把大批起义者送上法庭。数十人被判有罪，或被监禁，或被流放。

19世纪30年代期间，路易—腓力的统治风雨飘摇。1832年首次发生暗杀国王未遂事件。1835年，科西嘉人朱塞佩·菲耶斯基（Giuseppe Fieschi, 1790—1836）的暗杀行动差点得手。他与另外两名极端民主分子造了一个可以20个枪管同时射击的“发射装置”。1835年7月28日，国王路过巴黎圣殿大道时，菲耶斯基从楼上房间的窗子瞄准国王开火。一发弹丸掠过路易—腓力的额头，他的马被打死。18人在袭击中丧生，包括爱德华·莫尔捷（Édouard Mortier, 1768—1835）元帅。刺客本人也被这一火器所伤。外科医生把他治好后，他被送上法庭，处以绞刑。仅1835年一年，警方就侦破了另外6起刺杀国王的预谋。第二年，一名共和党人士兵路易·阿利博（Louis Alibaud, 1810—1836）手持伪装成手杖的火枪对准国王开枪，所幸那时路易—腓力正对街上持枪向他致敬的卫兵弯腰鞠躬致谢，因而躲过一劫。子弹从他头上7厘米处钻入他乘坐的马车的木框里。几个月后，又发生了一次未遂的暗杀事件，刺客在开枪瞬间被身边的人击倒。1840年，一名刺客开枪时，枪在手中炸开。1835年，前皇帝拿破仑的侄子、不甘寂寞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eon Bonaparte, 1808—1873）收买斯特拉斯堡军营士兵，试图发动政变（他马上被逮捕，政变无果而终）。1840年，他又率领一小批追随者在布洛涅沿海登陆，还带了一只象征帝国事业的鹰（有人说是兀鹫）。国民卫队开枪后，这批人马上投降，被抓了起来。此前一年，奥古斯特·布朗基和600名激进共和派分子攻打巴黎的司法宫和市政厅，28名士兵和三四十名起义者死于枪战。最终秩序得到了恢复。历届政府似乎无力都实现政局稳定。在七月王朝执政的17年里，先后有17届政府，不同届政府任期长短有时相差极大。1830年法国革命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共和党人、波拿巴主义者、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为争夺政权继续互相厮杀。

欧洲余震

1830年法国革命令梅特涅心惊肉跳。但从长远看，这场革命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际体系。查理十世曾雄心勃勃地制定并独自推行扩张法国海外帝国的政策，但该政策因革命而夭折了。现在法国对其海外利益采取了更审慎节制的态度。梅特涅试图煽动神圣同盟对抗路易—腓力。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马上附和，痛骂法国革命侵犯君主制合法性的神圣原则。但到1830年10月初时，所有欧洲大国，包括俄国，均接受了既成事实，正式承认路易—腓力政府。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消失。18世纪90年代，法国人把大革命传播到欧洲各地。最初只有当地少数孤立的激进分子欢迎大革命。40年后，在西欧和中欧部分地区，同情温和立宪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理想的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以至于巴黎一起波澜，几乎马上就在其他地区激起类似震荡。

在梅特涅眼里，法国君主制的垮台意味着“欧洲大坝溃堤”，为革命洪流打开了闸门。8月23日，1830年法国革命不会限于法国一地的兆头初显。那一天，在布鲁塞尔上演了一场歌剧，表现的是17世纪意大利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那不勒斯起义。著名青年男高音阿道夫·努里（Adolphe Nourrit, 1802—1839）高歌《对祖国神圣的爱》一曲时，现场火爆。演出结束后，情绪高涨的观众涌上街头，因几个月前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而陷入贫困的手工业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当局害怕发生骚乱，马上取消了原定的焰火表演，结果这一决定反而把担心变成了现实。手工业者不满取消焰火表演，在街头构筑路障。布鲁塞尔外的源自中产阶级的民兵很快赶来支持起义。民怨沸腾的深层原因是，布鲁塞尔以说法语为主的居民憎恨维也纳会议把荷兰人强加在他们头上。当年外交家的初衷是让尼德兰王国与它南边的这块前奥地利领土连成一体，作为一个和平的缓冲国，与欧洲协调体系的大国一起遏制法国人再次扩张的任何企图。但尼德兰国王威廉一世（1772—1843）有自己的盘算。他想建立一个单一、中央集权式、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为此他排挤占布鲁塞尔居民大多数的天主教徒，对他们横征暴敛，逼迫当地人负担新教学校的经费，剥夺他们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权利。此前没有人问过布鲁塞尔人是否愿意接受荷兰人统治。现在他们开始明确表达自己观点：不愿意！

面对布鲁塞尔起义，威廉先是争取国际社会干预。但各国拖延不决，尤其是英国。于是，威廉召开议会，后者做出了一些次要让步，但未能平息人民的不满。看到起义没有要平息的样子，威廉派自己儿子弗雷德里克亲王（Prince Frederik, 1797—1881）带领一支1.4万人的军队开进布鲁塞尔。经过几天街头混战，经验不足的年轻荷兰士兵完全被城市街垒守卫者的气势压倒，斗志尽失。1830年9月27日，弗雷德里克的军队撤出布鲁塞尔。起义迅速蔓延到安特卫普，当地一支荷兰军队炮轰该城，把佛兰德人和新教徒为主的市民推入革命者的怀抱。9月26日，起义者成立了一个临时民族政府。10月4日，比利时宣布独立，之后召开了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体现了美国革命对欧洲政治思想的持久影响，发表声明痛斥尼德兰政府把比利时降格为殖民地，“把一种特权语言强加给比利时人民”，“向比利时人民征收赋税，不仅税额惊人，征税手法还强横霸道”。国民大会宣布，它将“在自由这一广泛和坚实的基础上建造新社会秩序的大厦，这是比利时人民长久幸福的起点和保障”。

面对比利时的纷乱局势，欧洲列强不知所措，反应不一。俄国人多次威胁动武并动员了军队，南德意志邦国则主张不干预。法国国内有很强的呼声，要求切割比利时，南部法语区归法国，但最终，法国因本国新成立的政府立足未稳，选择作壁上观。危急时刻，塔列朗再次现身，这一次，他的身份是法国驻英国大使。法国政府听从了他的意见，把本国稳定置于首位，这意味着对英国亦步亦趋。再者，同样是反法缓冲国，独立的比利时要比统一的强大尼德兰弱小得多。梅特涅认识到从长远讲是无法阻止比利时人的，于是派了一位大使参加伦敦会议，指示他动员欧洲协调体系接受一个温和、独立的比利时君主国。在新任命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 1784—1865）的主导下，伦敦会议于1830年11月4日召开，很快解决了主要问题，各方同意在比利时建立立宪君主制，成立两院制议会，对选民财产资格做了严格规定。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个新国家的王位让谁坐？

这个问题在会议上讨论了很久。很多候选人因这个或那个与会国不能接受而被否决。和19世纪此后年代里众多小国的情况一样，最后选出来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德意志亲王——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利奥波德（Leopold of Sachsen-Coburg-Gotha, 1790—1865）。他是当时各国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利奥波德亲王是沙俄帝国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在1813年的库尔姆战役中，他作战英勇，亲率骑兵猛攻拿破仑军队。两年后，他以中将军衔退役，年仅25岁。他是德意志人，但其实也是英国臣民，因为他于1816年迎娶了英国摄政王唯一合法后代夏洛特公主（Princess Charlotte, 1796—1817）。他因这桩婚姻获得英国公民身份，并被授予英军陆军元帅军衔，此后不久，他被赐予殿下称号，正式成为英国王室的一员。1817年，夏洛特公主死于分娩，孩子也没有活下来。为了迎合出席1830年比利时问题国际会议的各国，也为了安抚法国人，利奥波德表示，如果有合适人选的话，他愿意迎娶一位法国公主。不过尚有一个小障碍。1829年时，利奥波德娶了德意志演员卡罗琳·鲍尔（Caroline Bauer, 1807—1877），他们的关系只维持了两年。利奥波德解释说，这桩婚姻是私下安排的，从来不具有法律效力。各方被他说服了。1831年，排除了种种障碍的利奥波德成为比利时国王，并于翌年迎娶了路易—腓力的长女路易丝—玛丽。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尼德兰国王威廉仍不死心。1831年初，比利时入侵以威廉为名义国家元首的卢森堡大公国后，威廉极力拉德意志邦联出面干预。然而欧洲列强默许卢森堡并入比利时，德意志邦联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荷兰人气愤不已。1831年8月2日，威廉出兵比利时。利奥波德马上叫来法军支援，击退了荷军。但荷兰人依然据守安特卫普要塞。此后法国迟迟不肯撤兵，狐疑的欧洲大国转而对法国施加压力。1831年9月30日，法国人终于从比利时撤军。一项新条约略微调整了此前各方接受的边界和条款，把卢森堡一分为二，分别给了彼此争夺的比利时和荷兰。一年后，固执的荷兰人依然不肯撤离安特卫普。1832年11月，法国再次出兵，围困安特卫普。英国为了逼迫荷兰人投降，派海军封锁了斯海尔德河。1832年12月，荷兰人终于投降。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直拖到1839年才最终得到解决。卢森堡，更准确地说是卢森堡东部德语区，继续归荷兰国王管辖。1890年荷兰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 1880—1962）即位后，这块领土给了与女王血缘关系最近的男性子嗣，因为根据《萨利克法》，卢森堡大公国的王位不得传给女儿。由于比利时问题错综复杂，其对于法国、普鲁士和俄国的意义又非同小可，因此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三国都竭力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尽管欧洲大国之间分歧不断，俄国的尼古拉一世又因为解决方案公然违反神圣同盟原则而怒火中烧，但除了荷兰与比利时兵戎相见外，比利时问题最终还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了。欧洲各国普遍支持法国出兵比利时。正如1831年2月19日发表的伦敦会议议定书中所说，欧洲的权利源自维护国际秩序的义务，因此高于个别国家的权利。甚至连尼古拉一世也只愿意在欧洲诸国一致干预的前提下采取行动。1830年的革命之所以没有演变成重大冲突，也没有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威胁，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以上动荡及其在欧洲大陆的蔓延无疑意义重大。法国的局势不仅激发了邻国比利时的起义，还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起义。法语依然是上流社会使用的语言，也是欧洲外交场合的通用语言。旅行家、记者、外交家和商人把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时用的也是法语。1826年葡萄牙国王若昂去世后，巴西皇帝佩德罗与他弟弟米格尔（Miguel, 1802—1866）之间的长期争执终于结束。佩德罗放弃了继承葡萄牙王位的一切权利，改让他7岁的女儿玛丽亚·达·格洛丽亚（Maria de Glória, 1819—1853）继承。两年后米格尔篡位，导致这一安排破产。米格尔的支持者既有英国托利党人，又有葡萄牙站在绝对主义一边的显贵地主。前者想通过他恢复英国在葡萄牙的影响力，后者则憎恨1822年宪法和沿袭19世纪初拿破仑所定法律的做法。米格尔废除了大量拿破仑时期的法条，葡萄牙的自由派起义反抗，但被米格尔派镇压下去。在接下来的恐怖统治期间，大批人遭到逮捕、监禁甚至处决。1831年，革命浪潮席卷欧洲，佩德罗把巴西皇位传给了儿子，乘船返回欧洲，在英法支持下攻占了波尔图，此后被米格尔派军队围困在波尔图长达一年之久。据说，他手下的军官在英国酒商款待下日日宴饮，而普通士兵却营养不良，饱受霍乱之苦。佩德罗及其追随者得到了思想开明的英国海军上将查尔斯·内皮尔（Charles Napier, 1786—1860）爵士的帮助。内皮尔化名“卡洛斯·达·蓬扎”（Carlos da Ponza），指挥起义者船舰在圣维森特角大败米格尔派舰队。起义者乘胜占领了里斯本。大批兴高采烈的民众赶走了驻守兵营的米格尔派士兵，夺取军火库，释放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佩德罗为波尔图解围后移师首都。自由派宣布玛丽亚·达·格洛丽亚为女王，随后挥师南下，于1824年5月在阿赛西拉战役（Battle of Asseiceira）中打败了米格尔派的1.8万人大军。米格尔被迫同意流亡海外（根据当时达成的协议，他将得到一笔丰厚的津贴）。佩德罗重启自由派人士的改革，恢复了宪法，没收了米格尔派成员的财产。为了报复教会支持他弟弟的行为，佩德罗关闭了修道院，没收其房舍和资产。1834年9月，佩德罗去世。他的女儿、时年15岁的格洛丽亚继承王位，成为女王玛丽亚二世。她统治的这个国家因连年战争而负债累累，再次成了英国人的附庸。这一次是在经济上依附于英国。

在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专制政权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都没有丝毫改变，直到这位西班牙君主在1833年9月死于痛风。在他遗孀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ia Cristina, 1806—1878）一手操纵下，费尔南多的幼女继承王位，成为女王伊莎贝尔二世（Queen Isabella II, 1830—1904）。1834年，自由派人士趁政府虚弱，推动通过了一部自由主义色彩的温和宪法，尊崇贵族寡头权力，重拾革命前的立宪主义，那种立宪主义有很大局限性，与昔日的社会等级代表制度也有象征性的联系。政府开会时，代表们必须身着中世纪服装，以显示他们不同于新体制下当选的议员。3年后，在更激进代表的不断鼓动下，又通过了一部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新宪法，但该原则也受到了限制，因为这部宪法授予女王广泛的权力。新宪法之所以能够通过，主要是因为西班牙各地城镇爆发了一系列革命。城市贫民纷纷上街游行，街头暴力冲突不断，小麦价格居高不下时更是如此。自由派人士控制的委员会做出让步，遏制了小麦价格的上涨。各地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嗜血模仿者”——仿效18世纪90年代初法国雅各宾党人的做法，放火焚烧女修道院，杀害当地监狱里的囚犯，袭击顽固不化的贵族。后来，一位史学家说，一次冲突后，一位战败将军“被剁掉的手在‘新潮咖啡馆’各张桌子上传来传去”。法国大革命过去差不多40年后，从欧洲各地革命者和革命群众的举动中，仍然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

对法国大革命的记忆促使意大利烧炭党人起身反抗北部的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中部地区的教皇政权。19世纪20年代末，他们开始为起义做准备，意欲扩大自己领地的摩德纳公爵弗兰西斯四世（Francis IV, Duke of Modena, 1779—1846）也给予积极支持。在巴黎革命的激励下，烧炭党人发动了起义，但摩德纳公爵害怕再发生类似的社会大动荡，不再支持他们。烧炭党人在教皇国和帕尔马公国升起了意大利三色旗帜。年老的革命家菲利普·邦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 1761—1837）曾在18世纪90年代初追随罗伯斯庇尔，后来参与巴贝夫（Babeuf）为平等而密谋的活动，反对雅各宾派之后的督政府统治，还为此坐了牢。流亡期间，他极其活跃，积极组织秘密社团，比如“世界社”和“被诅咒的民兵”，还有名字不那么耸人听闻的“人民之友会”。邦纳罗蒂成立了一个解放意大利领导集团，协调各地起义。然而，集团成员为邦纳罗蒂奉行的雅各宾派原则争执不休，而且不无理由地怀疑，他坚持夺取政权后先实行一段“过渡”专制的主张别有用心。烧炭党人现在控制的意大利各城市依然不愿放弃它们之间几百年来的内斗，对在罗马召开一次团结大会的呼吁置之不理。博洛尼亚的起义者甚至不肯接受来自摩德纳、由前拿破仑将军卡洛·祖基（Carlo Zucchi, 1777—1863）率领的革命军队。起义者宣称：“公民们，请不要忘记，摩德纳的情况和我们的情况不一样！”起义者未能唤起农民加入他们的事业，却吸引了少数欧洲冒险家，包括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路易—拿破仑在意大利蛰居期间加入了烧炭党，参与密谋在罗马夺取政权，但预谋被当局轻而易举地破获了。在欧洲诸大国的默许下，奥地利人调集大军，很快将起义镇压了下去。祖基被人出卖，奥地利人给他戴上手铐脚镣打入大牢。他在狱中受尽折磨，直到1848年才被革命者救出。流亡的邦纳罗蒂继续从事他的毕生事业——组织密谋。1828年，他出版了讲述巴贝夫起义的书，该书成了革命者的实用手册，在19世纪后期深受无政府主义者推崇。

巴黎的事态对德意志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位于德意志邦联西北角的亚琛（艾克斯拉沙佩勒），当地人民以戴三色帽章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法国人民革命的支持。经济衰退不仅重创比利时手工业者，也促使其他城市的失业手工业者纷纷走向街头，出现这种情况的城市除了科隆、法兰克福和慕尼黑，还有维也纳和柏林。投身政治的工匠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写道：“一夜之间，莱比锡人民成了这座城市及周边地区的主人。”人们摧毁了不得人心的商人、律师和官员的房子，但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不满转化为具体要求。自由派作家卡尔·冯·罗特克（Karl von Rotteck, 1775—1840）称他们的行为是“对社区的犯罪，罔顾祖国和宪法——驱使他们犯下这些罪行的，正是他们表现出的那种暴民式的狂热、野性、非理性和盗窃欲”。以上观点在中产阶级中间很有代表性，因此当局不费气力就把骚乱镇压下去了。2 000名装备精良的普鲁士士兵开抵亚琛恢复秩序，德意志多地的人群也被迅速驱散。

在德意志的一些中小邦国里，自由派人士利用政府惧怕“暴民”的心理，大胆迫使政府做出了一些重大改革。不伦瑞克邦国的官员威廉·博德（Wilhelm Bode, 1779—1854）领导当地人民赶走了废除1827年宪法的不得人心的卡尔公爵（1804—1873），换上了他比较开明的弟弟威廉（Wilhelm，1806—1884），从而摧毁了王朝复辟时期被封建卫道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原则。公爵城堡被付之一炬后，卡尔公爵魂飞魄散，仓皇逃亡海外。中产阶级一心关注以上事态发展，无暇他顾，由市民组成的民兵担负起了恢复秩序的职责。1832年，威廉被迫同意实行代议制体制。在黑森—卡塞尔，选侯威廉二世（Elector Wilhelm II, 1777—1847）试图把和他姘居的情妇封为贵族，结果疏远了中产阶级。骚乱者走向街头，抗议政府横征暴敛、警察粗暴执法，不满农民被迫向地主缴付封建捐税。在卡塞尔举行的中产阶级公民大会要求建立一个新体制，防止“穷人威胁对有产阶级开战”。威廉二世与其情妇先后逃离卡塞尔。他不在期间，自由派人士推动建立了一院制议会的新体制，放宽选民资格条件，甚至还包括了部分农民，他们赋予议会各种权力，包括起诉国王手下大臣的权力（但大臣依旧由国王而不是议会任命）。萨克森的手工业者和工人也掀起了抗议浪潮，波及乡村地区的纺织业中心。担忧时局的中产阶级公民开始组建民兵，一批高级官员迫使政府让步，于1831年颁布了一部新宪法。在仍处于英国君主统治下的汉诺威，哥廷根大学城的师生一起造反，矛头直指民愤极大的头号保守分子、大臣明斯特伯爵（Count Münster, 1766—1839），明斯特旋即被罢免。此后又经过一番斗争，1833年时，一部相对自由的宪法终于获得通过。

在德意志各地，王朝复辟时期的自由反对派受巴黎革命激励，也许更受波兰革命鼓舞，越发斗志昂扬。在巴登和巴伐利亚等邦国，自由派更换了政府官员，改革了新闻法。德意志各邦国内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汹涌澎湃，在普法尔茨汉巴赫城附近一座废弃城堡举办的一次规模盛大的节日庆典将其推向高潮。和此前的瓦尔特堡节一样，这次活动也模仿了18世纪90年代初法国大革命期间举办的盛大节日庆典。宣传新闻自由的记者约翰·格奥尔格·维尔特（Johann Georg Wirth, 1798—1848）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据计大约2万～3万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倾听所提出的各项改革要求。在场听众多是专业人员、商人、工匠和学生。群众热烈挥舞黑、红、金三色革命旗帜，很多人还头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红色弗里吉亚帽，聆听宣传德意志统一自由事业的演说。革命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聚集到了一起：革命走出了共济会员和密谋者烟雾缭绕的密室，从秘密转为公开，走上了合法的宪政改革道路，而不是造成剧烈社会动荡之路。在汉巴赫，主导事态发展的是演说家的讲坛和记者的书桌，而不是断头台和灯柱。之后，其他地方也举行了小型庆典。

在梅特涅眼中，以上事态发展就是镇压的信号。他宣称：“自由主义已经让位于激进主义。”梅特涅说服联邦议会颁布了一连串新法律（臭名昭著的“六条”和“十条”），强化书报检查制度，取缔政党，严禁举办节日活动或示威，禁止地区议会驳回政府预算或通过批评君主的动议案，还发布了很多其他禁令。军队开进德意志邦联各地城镇，驱散街头人群，几乎各地的自由改革措施都被废除。德意志大地上空，反动势力一时乌云压顶。1833年，德意志邦联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警察机构，专门负责协调各部门一起对付政治动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上层领导人聚在一起，讨论如何联手镇压革命。诗人海涅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被迫流亡，还有些人遭到逮捕和监禁，包括维尔特和在汉巴赫发表过演讲的其他人。时间将证明，德意志境内反动派这次得逞比1819年颁布《卡尔斯巴德决议》（Carlsbad Decrees）时的胜利更不堪一击，更加短命。

自16世纪以来，瑞士一批自治州组成的邦联就傲睨神圣罗马帝国，自由理念为它的傲立提供了合法性。拿破仑限制瑞士独立，强行征募瑞士青年去他的大军服役，瑞士人民加以抵制，通过斗争加深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意识。一个带有半神秘色彩的人物威廉·退尔激励了瑞士人民。退尔是中世纪的瑞士弓箭手。据传，奥地利当局令他用箭射落放置在他儿子头顶上的一个苹果，他的箭穿苹果而过，显示了他的镇定自若和高超武艺。1804年，德意志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写的剧本颂扬了这一传说。1829年，著名意大利作曲家焦阿基诺·罗西尼（1792—1868）在一部风靡一时的歌剧中讴歌了退尔。这部歌剧充满了那个时代的自由和浪漫情调。维也纳会议恢复了瑞士的独立地位和它传统上享有的种种自由。但1823年时，梅特涅和神圣同盟对瑞士享有的自由十分恼火，原因是瑞士的几个州利用自己的自由地位，向虽然失败但依然是潜在威胁的外国革命者提供庇护。维也纳会议列强迫使瑞士联邦压制流亡者的权利，同时限制新闻自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以及工匠、店主和大批农民对外国干预愤怒不已，结成同盟，呼应1830年法国革命，推动联邦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在10个州实行男子普选，保障言论自由。瑞士自由色彩最浓厚的城市苏黎世普及了6—16岁教育，免除穷人学费，同时大刀阔斧改革了市政府机构。

类似的和平改良也给英国的政治体制带来了巨大变化。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和以《六条法令》为代表的国家镇压措施开始显威，滑铁卢战役之后年代发生的骚乱和社会动荡逐渐消退。《六条法令》的内容包括严禁抗议集会，实行新闻检查，中止人身保护权，允许不经审讯就关押嫌疑人。然而，19世纪20年代末，一如欧洲其他地区，英国经济再次陷入低迷，让在1830年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手工业者日益不满。统治阶层惧怕后拿破仑时期社会动荡引发的那种革命，人民群众不满情绪滋蔓更令他们心惊肉跳。大批群众身披三色缎带、佩戴帽章，参加伦敦各处集会，聆听弗朗西斯·伯德特（Francis Burdett, 1770—1844）等激进政治家的演说。曼彻斯特的工人举行大规模集会，呼吁经济萧条期间不得削减工人工资。在远至东盎格利亚的南部各郡，农场工人焚烧干草垛和粮仓，捣毁机器，发泄对脱谷机的愤怒——大批工人因脱谷机的引入而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失业了。1830年，在英国首都伦敦，大批民众反对一年前新成立的制服警察机构大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成立这一机构本身就反映了当局对法律和秩序日益担忧。民众高呼：“不要警察！不要波利尼亚克！”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思想保守的首相威灵顿公爵抱怨道：“人们幻想，只要仿效巴黎和布鲁塞尔，就可以实现他们想象中的人民幸福繁荣的极乐世界。”他不满地说：“全国上下对改良丧失了理智。”

威灵顿政府因其顽固立场而倒台。1830年年底，一个由辉格党贵族领导的改革政府上台执政，决心在不断升级的危机爆发前化解危机。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当年震荡法国、比利时和瑞士政治体系的问题相似：中产阶级改革者、工匠和小农都渴望放宽法律限制，享受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更重要的是扩大政治参与。英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一项改革法案，旨在根除一些荒谬的现象，比如“腐败选区”（人口很少的村镇在下院也有一个甚至两个席位）和“口袋选区”（地方显贵提名本地议员），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等新兴工业城市在议会没有自己的代表，以及连续几日公开投票造成的大范围腐败。改革法案被上院的世袭贵族和高级教士否决后，革命的苗头很快显现。全国很多地区发生了骚乱。诺丁汉城堡被夷为平地，布里斯托尔的主教宫、45栋私宅和一座监狱毁于大火，12人丧生。一名议员感觉国家“正处在暴动前夜”。作家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 1771—1845）称，政治精英吓得双手发抖，肚子抽筋。民众群情激昂，激进的演说家推波助澜。国王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增加辉格党贵族人数，以压倒上院的抵制，威灵顿及其支持者也被迫让步。

1832年，《改革法案》在议会两院获得通过，成为法律。法案消除了不合理现象和欺诈行为，但在这次与法国和比利时政治体制变革相仿的改革中，选民人数仅增加了45%，还不到全国人口的5%。就扩大选举权问题展开的辩论产生了一个新概念，就是“中产阶级”。如首相格雷伯爵（Earl Grey, 1764—1845）所言，“无论是在财产上还是在知识上，中产阶级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构成了真正的公众舆论主体”，“没有中产阶级，乡绅权力就没有任何意义”。如同欧洲大陆的激进分子，主张给予所有成年男子选举权的英国激进分子强烈抨击改革的不彻底性。《贫民卫报》（Poor Man’s Guardian）称，这是“人们可能提出的最不自由、最专制、最糟糕的措施”。以上论调并没有很快消失。不过《改革法案》至少暂时平息了公众的愤怨。随着地方政府及行政方面的进一步改革，英国的政治体制在一个相对开明的新基础上稳定了下来。人们围绕改革展开激烈斗争，最终产生的宪法和政治体制与1830年实现成功过渡的几个欧洲国家的大同小异。英国与几个欧洲国家的区别在于，至少从中短期看，英国的改革更耐久，更能抵制改变现状的新尝试。《改革法案》的主要推动者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 1792—1878）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称，这次改革将“一劳永逸”。

政治风云的变幻

1829年，梅特涅写道：“我隐藏最深的想法是，旧欧洲的末日已经开始。我决心与它同归于尽。我知道该如何尽自己的职责。”1830年这一年似乎验证了他这句话，然而革命浪潮退去后，革命者和改革者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在很多大城市，最初的革命和改革成果都被推翻了。在莱茵河以东地区，除了波兰以外，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革命活动，现存国家体制的权力几乎没有受到触动。尽管“维也纳解决方案”安然度过了这场风暴，但梅特涅在青少年时代所熟悉的旧欧洲——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梅特涅年仅16岁——其实已不复存在。有人听到一个希腊强盗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打开了世人的眼界”，从此“统治人民就更难了”。19世纪20年代，都灵商会概括了这场变革：法国大革命“消除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人人穿戴相同，看不出谁是贵族，谁是平民，谁是商人，谁是官员，谁是业主，谁是工匠，谁是主人，谁是仆人。至少从表面看，引发革命的可悲原则令人遗憾地保留了下来”。魔鬼跑出了瓶子，想把它塞回去已经不可能了。

1815年重新执政的各国君主和政治家对此心知肚明。1815年复辟的王朝往往使用旧制度的各种符号和装饰。这些符号和装饰或许有意掩饰了一个事实，即这一时代的保守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事物。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把1815年看作一个新起点，认为它标志着理性极端化时代的终结。宗教信仰、人的本能和情感、传统、道德，以及有意识地对昔日怀有的新历史感将取代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成为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基础。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 1753—1821）等思想家继承了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提出只有人民普遍接受君主行使绝对权力是上帝的旨意，社会才会稳定。依照此论，人民要么服从，要么后果自负。迈斯特称：“君主的头号仆人应是刽子手。”根据这一保守观点，实行传统等级制度的社会才是秩序的唯一保障。理性是秩序的敌人，只有信仰和情感可以依赖。法国流亡者路易·德·博纳尔德（Louis de Bonald, 1754—1840）写道：“君主制和基督教同时遭到攻击之日，就是社会退回到野蛮时代之时。”文明不仅有赖于压制颠覆性思想，还有赖于压制一切思想。1819年，梅特涅的秘书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 1764—1832）写道：“我仍然捍卫以下论点：为了确保报纸不被滥用，今后几年什么也不该登。如果把这一条作为有约束力的规则加以应用的话，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到上帝和真理身边。”夏多布里昂等思想家认为，只有基督教带来的信仰才能保证人民安居乐业、顺从权威。夏多布里昂最初赞同启蒙运动的理性怀疑主义，后因革命年代的过火行为而重新归信天主教。

不过，博纳尔德和迈斯特这样的人只是处于边缘的极端分子。19世纪20年代期间，作家和思想家普遍开始倾向更自由的观点。1824年时，雨果还宣称，文学作品应当“反映一个信仰宗教的君主制社会”，但到了1830年，他就改为宣扬以下原则：“浪漫主义总的来说，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艺术自由和社会自由是一切思维清楚的思想家都应该步调一致争取的双重目标。”1827年，法国艺术评论家奥古斯特·雅尔（Auguste Jal, 1795—1873）称浪漫主义为“1789年大炮轰鸣的回声”。仿佛为了证明他的观点，1830年欧仁·德拉克洛瓦创作了也许是最著名的表现革命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在众多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眼中，希腊人民的起义是一个转折点，以拜伦病死在迈索隆吉翁为象征。1830年引发比利时革命的那场歌剧不过是新潮流的一个例子，这股潮流源于意大利，作家和作曲家描写古人争取自由的斗争，显然意在借古喻今。

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初期温和阶段响亮地提出了自由、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府和宪政等思想。自由主义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受这些理念的影响，19世纪20年代时，自由主义观点多了一层新意，越来越与民族主义理想结合在一起。拿破仑在欧洲各地传播人民主权思想的同时，也带去了压迫、勒索和外族统治。受拿破仑影响，知识精英阶层认为，只有通过民族自决才能摆脱压迫。19世纪20年代时，从比利时到希腊的自由派就已经在宣扬这一很有说服力的思想了。在19世纪的进程中，这一思想的威力与日俱增。此前，自由派和革命者普遍认为，自己正投身于一场全欧洲的共同斗争，烧炭党人和共济会遍布各国的分支便是例证，但梅特涅及其政治警察机构无疑大大夸大了它们的能量。甚至希腊人民的起义也称得上是一次国际事件，至少就起义领导人而言。然而，从1830年起，各国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分道扬镳，其后果在19世纪中期的革命中显现出来。

以上革命，外加1830年横扫欧洲大陆的革命，都是1789年政治大地震的余震，不过两者是有差别的。在某些方面，造成1830年社会大动荡的社会力量也是推动法国大革命的力量：争取更多权利和更大自由的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渴求工作机会和面包的工匠和手工业者。然而，两方面力量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1793—1794年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在人们的记忆中还很鲜明，有时还会激励一些人采取激进行动，例如19世纪30年代初西班牙一些城市爆发的革命。雅各宾派采取的手法，比如在公共场所集会示威，引发骚动，构筑街垒阻止当局恢复秩序，仍然是城市群众表达自己观点的主要手段。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才会加入他们的行列，比利时就是一个重要例子。在欧洲其他地方，资产阶级几乎都对“暴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怕得要死。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要么组织市民成立民兵以恢复秩序，要么在旧政权调兵遣将镇压时，焦虑不安地被动观望。由于资产阶级抱有这种心态，因此在大多数地方，革命大动荡的结果仅限于温和的自由主义色彩宪政改革，君主制原则基本上没有受到触动。几乎在欧洲各地，被摧毁的都是绝对主义原则，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帝国除外。

长达25年的战争以及拿破仑个人的榜样造就了一支新的社会力量——军官团，或者更准确地说，军官团里的中下级军官。1789年时还看不到这支社会力量的影子，但这一社会集团将在20世纪后半叶“第三世界”的一系列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年轻军官政治意识增强，感觉自己受到了1815年复辟封建王朝的冷落。在很多国家，他们率先发动革命，并得到了形形色色秘密组织的支持。有时他们还能争取到大批普通士兵为他们的事业而战，例如在波兰和西班牙。但总体来讲，在拿破仑战争刚结束的19世纪20年代初到20年代中期间，下级军官未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他们发动的革命也都归于失败。有时他们得到人民群众支持，也是主要依靠中产阶级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但这支力量太弱小，无法取得革命胜利。一些受过教育的人昔日在拿破仑政府机构中任职，如今却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他们对现状不满，但也无力推动革命。再者，从19世纪20年代初到20年代中，神圣同盟和欧洲协调体系犹如惊弓之鸟，生怕革命年代时期的惨烈冲突死灰复燃，因此，它们不会袖手旁观，一旦觉得局势失去控制，就会联合各国进行国际干预。

1830年时，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新的社会变化逐渐把中下级军官排除在政治主流之外，中产阶级以及以工匠和手工业者组成的雅各宾力量为主的城市群众走向前台。欧洲协调体系依然在发挥作用，但主导这一体系的政治家——甚至连梅特涅也不例外——已不再对爆发革命大变动的危险疑神疑鬼，也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干预了。欧洲各地对希腊人民起义的踊跃支持是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希腊人民起义反抗的是一个老牌大国——奥斯曼帝国。该帝国与欧洲协调体系的关系并不密切，信奉的宗教也不是神圣同盟信奉的基督教。当然，总的来说，人们也清楚认识到绝对主义外加低效率绝非维持政治秩序的良方。1830年时，革命似乎已不再意味着天下大乱、暴力和战争。各地革命带来的是带有自由色彩的温和宪政改革。像梅特涅这样的保守政治家虽然不喜欢这些改革，但革命并没有把政权交给民众，因此他们尚能安心，觉得进行国际干预未免反应过度。

最重要的是，一股的重要社会力量几乎没有参与1830年的革命，那就是农民阶级。1789年法国大革命势不可当的原因之一就是革命在农村地区蔓延。生活困苦的农民和农村劳工加入了革命的洪流。革命扫除了长期以来控制农村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封建秩序根基，摧毁了贵族的政治权力。1830年，各地农村几乎普遍沉寂，而当时欧洲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下面我们要讲述的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生活。

第二章

自由悖论

领主与农奴

萨瓦·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尔列夫斯基（Savva Dmitrievich Purlevsky, 1800—1868）出生在俄国中部一个叫韦利科耶的村子里，从小在农奴制度下长大，对这一制度强加的种种义务和苛捐杂税深恶痛绝。普尔列夫斯基诉苦说：“农民人身依附制度无法忍受！”他的村子在一个中校军官不大的私人领地上，有大约1 200公顷可耕地、175公顷森林、656公顷的草地和牧场。这位中校平时住在圣彼得堡，整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从不去自己的领地。一个管家为他照管领地，私吞了大部分收入。虽说领地上的农民大多是文盲，但普尔列夫斯基靠当地牧师送给他的一本扫盲课本学会了识字，开始用过生日或其他日子亲戚给他的一点点钱买书。普尔列夫斯基长大后，他的文化知识帮了他的大忙。

该村有大约1 300名村民，他们都必须向领主缴纳岁租。这不是太大的负担，因为农民除了为维持自己生活种植农作物外，还兼种亚麻及其他作物，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换其他产品。这个村子的村民知道，与大多数农民相比，他们的日子还算不错。普尔列夫斯基写道：“北部省份的平民几乎全靠吃黑麦面包、喝菜汤果腹。农民出于需要，不得不卖掉一切劳动所得，包括奶制品、牛羊肉、鸡蛋等，自己只能吃豆子、燕麦和芜菁块根。我们村比较特殊，村民靠集贸和做点手艺活有些收入，日子过得比其他村子的村民好一些。”但长住圣彼得堡的领主不时向村民提出额外要求。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从圣彼得堡发来指令，在村民大会上宣读。一次，他让管家“挑选4个适于站在马车后面踏板上的小伙子，年龄不超过20岁，身材要高大，另外再挑4个18岁的俊俏姑娘（他没交代让她们干什么，不过不难猜测），要亲自把这8个人送到圣彼得堡的领主家中”。

俄国的贵族地主通常不住在自己的领地上，他们大部分时间要么待在圣彼得堡，要么在法国度假胜地和中欧矿泉疗养浴场消磨时光，或在赌场挥金掷银以至于债台高筑。即便是没有因此负债累累的地主，也往往只把自己的领地看成维持在大城市生活方式的收入来源。韦利科耶村也不例外。1817年中校死后，他的女儿和女婿（女婿是俄国军队的将军）来到村里，要求村民立即预付今后10年的地租，数额高达20万卢布。遭到农民拒绝后，将军和他妻子跳上马车，返回圣彼得堡，但事情远没有完结。很快，村民大会又宣读了一道新指令。新领主将领地抵押，得到了一笔为期25年的贷款。他们要村民除了每年缴纳2万卢布外，再额外支付3万卢布的贷款年息。拒不付钱的人要么送去军队服役，要么遣送到西伯利亚领主的矿场做工。村民听到这道新指令后，惊愕万分，会场一片死寂。普尔列夫斯基后来写道：“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农奴身份感到悲哀。”农奴完全受人摆布。有些领地的领主肆意鞭打农奴，给不服从他们的农奴戴上铁项圈。普尔列夫斯基甚至听说，有一个领主因为一个农民孩子向他的猎犬扔石头，就把孩子的衣服剥下让狼狗嗅闻，随后把他带到原野，放群狗去追他（所幸孩子没有被狗咬伤。沙皇闻知此事后，下令把这个地主逮捕。即使是农奴制，也有一定之规，这个地主显然坏了规矩）。面对领主的索求，不仅普尔列夫斯基这样有文化的农奴感到无助，普通农奴也一样深感无力。

19世纪20年代，韦利科耶村的农奴境遇更糟了。来了个德意志人当他们的新管家，他开始干预村民的婚事，用鞭子抽打不服从命令的人，逼迫农奴在领主开办的纺织厂做工。农奴若是抱怨，他就马上派士兵进村。100余名农奴在领地全体农奴面前被鞭笞。这个德意志管家后来被一个不那么残暴的管家换了下来，但农民仍然怨声载道。最后，领主让全村唯一识文断字的普尔列夫斯基担任管家，试图以此消除村民的不满。普尔列夫斯基着手改善庄园的管理，说服领主在村里开设小学和诊所。普尔列夫斯基手下的人开始背着他侵吞财物，事发后领主怪罪到普尔列夫斯基头上，把他叫到圣彼得堡严加训斥。普尔列夫斯基害怕受到鞭打的惩罚，逃走了。他先潜逃到莫斯科，继而去了基辅，在当地用芦苇秆做了一个筏子，沿第聂伯河顺流而下，漂浮到了530千米以外的摩尔多瓦。他“在亚萨科（Yassakh）上岸时，精疲力竭，衣衫褴褛，腹中空空，身无分文”。当地的俄国流亡者收容了他，他们属于“旧礼仪派”下面的司科蒲奇派（又称“阉割派”）。1843年，德意志旅行家奥古斯特·冯·哈克斯特豪森（August von Haxthausen, 1792—1866）男爵在游历途中见过他们，描述了他们一般在夜晚举行的“怪异的秘密仪式”：“这些人尖利刺耳的声音，令人悚然的热忱和野性的狂热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痛苦印象。”这些人奉行独身主义，更可怕的是还践行自残。

司科蒲奇派成员靠赶大车为生。普尔列夫斯基很快通过诚实和勤劳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一天晚上，他偷听到两个成员议论自己：“他是个好人，我们应该让他改信我们的宗教。”正如哈克斯特豪森所说，司科蒲奇派成员“狂热追求让他人改信自己的教义，还阉割信徒”。普尔列夫斯基知道司科蒲奇派迫使他人改信十分普遍，他吓得魂不附体，再次逃跑。这一次，他往西跑了960多千米，一直逃到多瑙河沿岸，遇到一群世俗的俄国流亡者，和他们一起待了两年，靠捕鱼为生。1834年，普尔列夫斯基获知尼古拉一世豁免了逃亡农奴，于是动身前往东边1 290多千米外的敖德萨，在那里，农奴可以合法定居。普尔列夫斯基在一个酒吧找到了一份侍者的工作。没过多久，他升为经理，在一位酒吧常客的帮助下，他做起了糖生意，成了商人，还与在韦利科耶村的家人取得了联系。1856年时，他已经攒下足够的钱，为自己儿子买回了人身自由。普尔列夫斯基死于1868年。对一个农奴而言，普尔列夫斯基的一生很幸运，他的村子经济状况很好。像俄国中部地区很多农业不太发达的村子一样，韦利科耶正逐渐成为以纺织业和商业为主的工业城镇。这个村子经济的性质意味着村子里的农奴常常外出经商，有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而不是死水一潭，与外部世界隔绝。每当自己的权利受到威胁，农奴都敢于维权，虽然他们的抗争不是总以胜利告终。以上现象逐渐侵蚀了农奴制。在普尔列夫斯基眼里，农奴制是压在身上的沉重经济负担，是对农奴的敲诈勒索。最重要的是，他憎恨农奴制强加给他的屈辱和不公。最终他忍无可忍，逃离了这一制度。

在普尔列夫斯基生活的年代，俄国欧洲部分的农奴占欧洲大陆农奴人口的绝大多数。受1789年法国大革命平等思想的冲击，西欧和中欧的很多地区废除了农奴制，包括巴登、巴伐利亚、丹麦、法国、荷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瑞典属波美拉尼亚、瑞士。符腾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于1817年废除了农奴制。但其他地区依然实行农奴制，包括汉诺威王国、萨克森王国、奥地利、克罗地亚、匈牙利、普鲁士、俄国、波兰、保加利亚、冰岛和波斯尼亚。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汉诺威和萨克森王国才废除了农奴制。1816年普鲁士推翻5年前推行的更激进的改革后，被削弱的农奴制一直延续到1848年或此后不久。俄国和波兰的农奴制终结于19世纪60年代。保加利亚的农奴制一直到1880年才真正废除。在偏僻的冰岛，四分之一的人口实际上都是农奴，直到1894年，冰岛才正式废除了强迫无地农奴为有地农民种地的法律。只有波斯尼亚的农奴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结束。奥匈帝国于1878年从奥斯曼人手中攫取了波斯尼亚，在1908年正式将其吞并。波斯尼亚的农奴可以花钱赎身，但费用不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只有大约4.15万名农奴花钱赎了身。波斯尼亚农村的广大农民对农奴制没有被废愤恨不已。人民怨恨情绪日积月累，在1914年以戏剧化的方式宣泄出来。刺杀奥地利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1863—1914）的波斯尼亚塞族青年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 1894—1918）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称：“我目睹民不聊生。我是农民的孩子，深知农村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要复仇。我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丝毫后悔。”农奴制的确给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

农奴不是奴隶。（欧洲也有奴隶，尤其是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他们被当作奴隶在市场上公开买卖。直到19世纪40年代，教会和国家才解放了他们。他们在1848年彻底获得自由。）农奴既有义务，也有权利，但不是自由人。由于农奴制是历经几百年逐渐形成的，其存在方式取决于各地风俗习惯，因此它有许多表现形式，很难一概而论。但究其根本，都是强迫农民无偿服一些劳役，或是要他们每周几天在当地贵族地主的庄园里做一些具体杂务，比如协助领主狩猎、修缮领主房舍、为领主传递信函，以及各种杂七杂八的活计。农奴的妻子也许不得不为领主及其家人纺线，或做些轻体力活。农奴的孩子可能要为领主放羊放牛，或去领主宅第做家务。在有些地区，国家还强加了更多义务，比如派农奴去养护当地道路和桥梁，承担繁重赋税，为信使提供马匹，或派家里年轻人去军队服兵役。在有些地方，比如韦利科耶村，以上劳役改为缴纳年地租，但农奴的一些义务依然没有免除，比如去村纺织厂做工，在娶妻嫁女的事上顺从管家的意愿，在领主或管家认为农奴不听话时接受体罚。无论农奴承担什么性质的义务，他们的人身依附地位从来都清楚无误。

对大多数农奴而言，在领主庄园做工一般指提供拉犁耕地的牲畜，但也可能是体力活，比如为麦谷脱粒或帮助收割庄稼。服劳役时间的长短通常取决于农民耕地的大小。举例来说，在立陶宛，几十年来农民的土地都被分割为小块。一个耕种四分之一块耕地的农民一般需要每周三天向领主提供一男一女两个劳动力，一天从日出算起，到日落结束。因1797年沙皇帕维尔的一道敕令，一周三天的规定在俄国也很常见。农奴常常向领主提供农副产品，比如鸡蛋、牛奶、果仁、蔬菜等。西欧地区农民的耕地大多是祖上传下来的，而且劳役常常改用货币支付。农奴如果想将自己的地卖掉或遗赠给子孙，就必须以现金或实物的方式向领主支付一笔费用。此外，农民还必须向领主和当地牧师缴纳什一税，通常以农副产品形式缴纳。在东欧大部分地区，农民离开自己的村子都必须经过领主同意。农民如果迁居他处，就还要付领主一笔费用（如果不付费就迁走的话，这人就成了普尔列夫斯基这样的“在逃农奴”）。

所有捐税劳役加在一起，令农民不堪重负。例如，19世纪40年代，在奥地利统治的西里西亚，拥有大约17公顷土地的一户殷实农家每年最多要为领主出工144天，外带提供两头耕畜，此外还要干28天重体力活，花3天协助领主狩猎，再有两天放牛放羊。这户农民还要提供27.5立方米的木柴、大量纺线、60个鸡蛋、6只母鸡和一只鹅。农民一年耕地税略超过23弗罗林，还要缴纳15弗罗林的其他费用和什一税。在哈布斯堡君主国，据计一般农奴收入的17%要交给国家，24%以现金、劳役或实物方式交给领主，两者加在一起超过收入的40%。农奴劳动成果所剩无几，即使年景好时也只能勉强度日，根本谈不上改善自己的生活。农民及其家人每周好几天无法在赖以为生的自家土地上耕作。由于不能自由出售自己收获的农副产品，农民失去了很大一笔收入。领主享有诸多特权和垄断权力，农奴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在欧洲很多地区，农奴只能从领主那里购买盐、烟草、鲱鱼和烈酒。按照法律和习俗，农奴必须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拿到领主的磨粉厂去加工。只有领主有权打猎，这一特权不仅剥夺了农民获取衣食的一个重要来源，还毁坏了他们的庄稼。鹿和野猪在农民的耕地上肆意游荡。贵族狩猎追赶猎物时，有时会横穿耕地、践踏庄稼。在有些地方，为了防止木桩子伤到逃窜的猎物，妨碍狩猎，农民是不可以用篱笆把耕地围起来的。农民必须喂领主的猎狗，还得把自家的狗用链子拴起来，以免它们去追逐猎物。只有领主有权养鸽子，于是农民的庄稼又被鸽子糟蹋。领主往往还会垄断当地河渠的捕鱼权。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领主的种种特权和对农奴的限制都是靠领主法庭强制实施的。当地领主充当法官，审判不听话的农奴。领主法庭的权力是国家赋予的，其决定由领主警察强制执行，也就是由领主的私家仆人执行。农民若设陷阱捕捉猎物，开枪射杀飞禽，拖欠捐税，一经发现就会被扭送法庭，受到惩处。很多领主还私设牢房，他们有权对农奴进行体罚，通常是鞭打。更严重的罪行必须提交国家上级法院审理。大多数国家都对处罚方式做了限制，例如俄国。这类法庭的权力不是无边的，而是要受国家法律的限制。法庭开庭时，领主一般都请一位职业律师或法官主持庭审。由于需要依法行事，因此领主对农民的勒索若超过了允许的限度，农民也可以反告领主。国家法律对领主司法权的干预越来越多，因此许多不那么富有的小地主会把自己的司法权转让给邻近的大庄园主，或干脆建议废除领主裁判制度，他们在1833年的下奥地利三级会议上就是这么做的。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领主裁判制度都充斥着腐败和不平等。农民即使上法院打官司，也会处于不利的地位。19世纪40年代，一名富有的俄国大地主对一名旅行家说：“农民只给法官一个鸡蛋，我们给他一个银卢布。法官又怎么会为他伸张正义呢？”当然，农奴制有好坏两面。根据法律和习俗，年景不好时，领主有义务养活自己的农奴。病、老、残者若家人无力照管，也归领主照管。农奴带耕畜耕种领主土地时，领主管饭并提供耕畜饲料。很多地区的农奴有权在领主的牧场上放养自己的牲畜，在领主庄园收割后的地里拾散落的麦穗，在地主的私有森林里放猪觅食或砍柴。同样，领主通常也有权在村子的公共土地上放养牲畜或使用公共森林。

虽然一整套烦琐规则界定了农奴的权益和义务，但农奴以及他们租种或拥有的土地仍然可以被买卖。领主出售自己的庄园时，庄园上的农奴也会一并转售给新领主。国家常常默许只卖农奴不卖地的做法，这可以从法律规定中看出来。俄国有一条法律，禁止在公开拍卖农奴时使用锤子；1841年的一项法规规定，把农民及其未婚子女拆散出售违法。俄国的农奴必须耕种土地，还有越来越多的农奴被当作家庭用人、男仆、车夫、厨师等等。贵族出身、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 1842—1921）说，19世纪中，他父亲拥有1 200名农奴：“在莫斯科有50个仆人、在乡下还有60多个仆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地主最想要的，是手下的农奴可以满足自己的一切需求……客人若问：‘这架钢琴的音色好极了。是在席美尔店里调的音吗？’地主就会回答：‘我有自己的钢琴调音师。’”即使受过教育的农奴也可以买卖，有时他们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赌桌上就被转手卖给他人。像普尔列夫斯基这样的农奴虽然识文断字，做的是管理庄园的工作，但依然无时无刻不担心被鞭打。比他境况差得多的众多农奴就更不用说了，对这些农奴而言，人身依附给他们带来的屈辱是农奴制最可憎的特征之一。

解放农奴

一段时期内几重压力加在一起，导致了欧洲农奴制的终结。最主要的压力来自农奴日益增长的不满，尤其年景不好时，农奴对领主的横征暴敛无法忍受。很多地区的政府官员担心，参加过反拿破仑战争的返乡退伍军人会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领主。据历史学家统计，1826—1840年，俄国各地爆发了近2 000起农奴暴乱，其中381起迫使政府动用军队弹压。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后，由于农奴期待获得解放，社会动乱激增。1857—1861年，骚乱迅速在全国蔓延，政府被迫动用军队镇压，次数多达903次。即使在农奴制已被正式废除的地区，比如1816年俄国统治下的爱沙尼亚，规定农奴在某些日子必须提供无偿劳役的残存义务依然会引起农民的痛恨。1858年，塔林附近的一个庄园内爆发了一场起义，一支800人的农民军与政府正规军对峙，死伤多人。在之后举行的大规模审判中，多人被判处死刑或流放西伯利亚。农奴反抗的形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形式是农奴自行处置日常生活中的事务，比如在1834年，下奥地利四个村子的村民就把领主的羊群赶出了村里的牧场，政府不得不派军队到当地维护领主的放牧权利。农民的抵抗有时会采取平淡无奇的形式，而且都不违法。19世纪30年代时，西里西亚的领主就已经在抱怨，农民把最年幼的儿子送来服劳役，往往还是个孩子。奥地利的农民付捐税时故意拖延，把老鸡、变质鸡蛋和发霉的蜂蜜进贡给领主，干活时磨洋工。有些地方的农民专门留一匹老弱不堪的马去领主庄园干活。在波兰和俄国，一个农奴若打定主意慢慢悠悠地做某件事，就会说他想“像在领主庄园里那样干活”。越来越多的农奴（像普尔列夫斯基那样）逃离自己的村庄，跑到城市或其他地区，隐瞒自己的农奴身份，找一份自由人的工作。1856年时，有报道称，自1832年以来，有10万余名罗马尼亚农户为寻求人身自由，丢弃自己的耕田，前往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19世纪60年代时，据说已有超过30万名来自俄国和乌克兰的逃亡农奴在刚废除农奴制不久的比萨拉比亚居住。

一些农奴的抗争远比消极抵抗激烈，在当局看来也更危险。1831年7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颁布了所谓的《组织法》（Organic Statutes），在多瑙河流域的几个公国强行建立法定的农奴制。当地农村的匈牙利居民因当初许诺给他们的特权被剥夺而义愤填膺，与罗马尼亚农奴一起举行武装起义。共有6万多名农民参加了起义。当局马上派哥萨克军队前往镇压，逮捕了起义首领，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盐矿服苦役，其余众人各打50棍。然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靠镇压解决不了问题。1832年，一位俄国钦差大臣写道：“我仔细观察了农民阶级和人口中最下层阶级的精神面貌，注意到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更大胆、更独立、更不顺从，同时他们也更贫穷了。他们不再像昔日那样对官吏和政府大员毕恭毕敬。”尼古拉的儿子、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1818—1881）见农奴越来越不服管，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1856年时，他提出“最好自上废除农奴制，而不是等到农奴自下解放自己”。同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落败，这促使沙皇着手全面改革俄国国家体制和社会。战争后期的俄军总司令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Mikhail Gorchakov, 1793—1861）亲王敦促解放农奴，以此加强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因为俄军中绝大部分士兵是应征的农奴。据说戈尔恰科夫表示：“当务之急是解放农奴，因为农奴制集俄国一切邪恶于一身。”不过，还有一些长期过程导致了欧洲农奴制的终结。很多试图改进农奴制的地主感到农奴效率低下，阻碍了农业改革。正如翌年的萨克森解放宣言所说，封建义务“妨碍农业活动自由发展，损害了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沉重的封建义务使农民无力改善劳作方式、改进所用的材料。而领主依赖效率低下的农奴劳动，不劳而获地收取农奴缴纳的捐税地租，他们也没有改善劳动标准的动力。俄国实行的是露地耕作制。大块耕地被切割成很多小条，交给个体农奴家庭耕种，因此很难通过合并耕地来实现规模经济。农奴没钱为改良牲畜品种投资，也买不起化肥。试图靠模仿英国“农业革命”来改善生产的地主心灰意冷。

此外，国际上的因素或许也起了一定作用。例如，1856年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条约》让多瑙河各公国的农奴获得了解放，原因之一是英国和法国希望有一个足以自立的国家——1858年两个公国合并后成立的罗马尼亚——作为抵御俄国扩张的缓冲区。当地领主加以抵制，为对抗这些领主，1858年时通过了一项国际公约，要求罗马尼亚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律，从而让罗马尼亚人都与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1864年，两公国召开的议会选出新君主，新君主大权在握后，克服了地主的抵制，立即颁布了解放农奴敕令，既把贵族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又满足了国际社会的愿望。结束人身依附地位、实现所有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19世纪上半叶自由派提出的核心诉求之一。对各地的保守派政府而言，争取农民的支持是防止自由派掌权的重要手段。一般认为（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农民观念保守，虔诚信教，拥护君主制，既反自由主义，也反资本主义。面对自由派的进逼，农民可以构成现有秩序的最坚强堡垒。接受他们提出的废除农奴制的要求可以被看作维护现存政治秩序的关键要素。因此，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也在推动解放农奴。

无论何地，废除农奴制都是引起主要派别在政治上展开博弈的重大问题。几乎没人正式征求过农奴的意见，但议员很清楚，倘若解放农奴的条件过于苛刻，就很可能引发人民起义。新君主登基或政府更迭往往提供了废除农奴制的机会，俄国的亚历山大二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小君主继位也能产生作用，比如萨克森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Friedrich Augustus, 1797—1854）。1830年，腓特烈·奥古斯特被指定为共治君主，与他在位的年迈叔叔一起执政，此后开始了重大的农业改革。此时在汉诺威，1830—1831年的革命动荡也促使新一届政府全面改革农奴制。黑森—卡塞尔也是一样。以上例子表明，革命会推动当局采取行动。1848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革命立法机构都采取措施，废除残余的封建捐税和义务。由于措施温和，传统的国家政权很快就批准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1830—1916）及其谋士均认为，废除农奴制势在必行，他们深信这样做对国家有益无害。

废除农奴制通常涉及庞杂的法律文书，加之18世纪到19世纪初，一些开明君主已经部分减轻了农奴的封建义务，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普鲁士在1850年3月2日发布的敕令终于废除了王国内残存的农奴制。敕令列出了它取代的1811年到1849年期间通过的33条法律。在激昂慷慨地宣布农奴为自由人后，就是扑朔迷离的法律条文，这些法律条文常常极大限制了法案所基于的原则。1848年4月11日匈牙利宣布废除农奴制后，在此后5年里又补充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这才将废除农奴制在各县落实。在宣布废除农奴制原则与具体实施之间，往往存在领主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空间。问题的关键是领主在失去农奴的捐税和劳役后，应该得到多少补偿。以匈牙利为例，那里最初颁布的革命法令废除了农奴制，但没有补偿领主，但到了具体实施时，补偿就成了交易的核心内容。欧洲很多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一样。

在大部分地区，领主丧失的贵族特权若源自农民的人身依附地位（比如领主裁判权），领主就不会得到任何补偿，因为所有农奴现在均已成为自由人。诸如行动自由权、继承权、劳动权等权利也是无偿给予农民的。然而，在补偿领主损失的农奴劳役、实物支付和地租支付问题上，必须达成协议。政府官员得去查阅文件，计算得出劳役和实物地租折合的金额。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农奴劳役的价值被定为一个雇佣劳动者工资的1/3，这反映了人们对农奴出工不出力的看法。此外，还要从农奴劳役价值中再扣除1/3，用于补偿领主经营庄园的开销。在符腾堡、巴登、罗马尼亚和哈布斯堡君主国等地，国家资助农奴赎身；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和布科维纳，国家甚至替农奴支付全部赎身费用。不过通常农奴必须自己承担所需的一切费用。在罗马尼亚，农奴需要用15年时间分期付清费用，在萨克森和俄国分别是25年和49年。也就是说，1861年俄国颁布解放农奴敕令后，农奴付给沙皇政府的赎身费一直要到1910年才能付清。很多地方为管理这笔费用而设立了专门银行，尤其是德意志各邦国。重新分配土地同样重要。一般原则是，解放农奴交易允许农民继续耕种他们此前拥有的土地，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罗马尼亚代表了一个极端，当地领主有权霸占良田，但要在其他地方补偿农民面积相等的耕地，通常是贫瘠之地，甚至是彼此相隔数千米的小块田地。波兰是另一个极端，俄国政府敌视波兰贵族，因而将100万公顷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占俄属波兰王国全国面积的8%。

包括俄国150万户农奴家庭在内的众多无地农奴的问题更为棘手。俄属波兰王国的沙俄地方长官担心佃农、小农和无地农民闹事，把政府土地分成13万块小田产分给了他们。罗马尼亚王室为了让农民效忠于自己，成为对抗贵族的一支力量，许诺所有前农奴均可分到土地，但这一许诺从未完全兑现。俄国国有土地上的农民被给予有限地产权，后来土地转化为个人可终身保有的地产，但农民需要为此支付赎金。按照每年支付数额的时间表，农民要一直付到1931年。在德意志部分地区，农民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都仍在支付赎金。有时地租支付实际上与封建义务没什么区别。比如说丹麦，那里在18世纪就废除了农奴制，然而直到19世纪上半叶，农民都还在承受支付赎金的沉重负担。如果地主更愿意让农民以服劳役而不是付现金的方式赎身的话，一般都会轻而易举如愿以偿。

以上措施涉及范围很广。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19世纪初颁布解放农奴敕令后，48万名农民成为自由有产者。即便是罗马尼亚这样的小国，也有40多万名农民有了自己的地，另外5.1万户农民分到的地足够盖间房子，有个菜园。在波兰，将近70万名农民分到了土地。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德意志和斯拉夫省份，解放农奴涉及250多万名农户向将近5.5万名地主支付赎金，地主损失的农民劳役总天数，不带耕畜是3 900万天，自带耕畜是3万天，此外还有折合1 000多万弗罗林的年缴款和什一税，以及将近400万蒲式耳（约14万立方米）的实物捐税。解放农奴给俄国造成的影响更大，私人庄园里将近1 000万名农民分到了大约4 000万公顷的土地，这还不包括此前在国有土地上已经分到地的数量更大的农奴。虽说涉及范围很广，但欧洲各地废除农奴制的措施实行起来都很快，几乎没有什么争议。原则上讲，这是整个19世纪欧洲大陆上最波澜壮阔的解放和改革。此前，一个人数庞大的社会阶级被封建人身依附制度束缚在土地上；如今，他们挣脱了锁链，成为享受同等权利的公民。划分社会等级的法律条文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固有的地位和特权已被扫除。几乎在各个方面，所有成年男子现在都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享有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受1789年法国大革命冲击的等级社会最后的法律残余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赢家和输家

什么人从解放农奴中获益最大？解放农奴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总体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重新分配土地的条件和所规定的补偿金数额。领主丧失了自己专属的狩猎和捕鱼特权，再也不能在他人土地上狩猎。领主的垄断权也被取消，但是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酿酒和贩酒权都还被领主独占。领主失去了昔日的封建地位，但并没有失去昔日地位带来的社会尊重。在普鲁士，直到1872年和1891年通过了新的法律后，才正式废除了领主操纵农奴婚姻和执法的权力，但由于前领主往往也是地方行政官，因此他们仍可以代表国家行使类似权力。在东普鲁士以及波罗的海以南的容克贵族地盘，这种权力尤其明显。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所在的地区是俄国的属国，但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在这一地区，庄园司法制延续的时间更长，不过内容受到削弱。总体来看，解放农奴进程最终剥夺了领主的司法审判权，尽管在部分地区这一过程有所拖延。在欧洲一些地区，领主的司法审判权移交到了村委会或地方法院手中，比如奥地利（1862年后）、俄国、萨克森和瑞士。地主从前可以为所欲为，如今必须遵照严格的执法程序。柯尼斯堡的一位地方法官说，从前，如果农民被发现偷领主果园里的水果，

领主就会带几个家丁到这个农民的果园，把树上的果子一扫而光，丝毫不为农民妻子儿女的眼泪所动。他摘走的水果也许是他损失的3倍，但他的举动会得到其他领主的一致赞同。

今天他若这样做，就会被国家认定为违法。一位奥地利贵族抱怨道：“一个世袭了32代甚至64代的贵族，如今却要向那个粗俗的地方委员会低头……目不识丁的愚昧农民……骑到了他富有教养的有钱主子头上。”

从他的愤懑之语中，我们可以想见，很多领主出于多重原因强烈反对解放农奴。出身贵族的俄国官吏抱怨农村犯罪率急剧上升，骚乱增多。一名贵族法官说：“从前，庄园主负责农民的道德教化……从而维持了法律秩序，但今天的农民，至少是99%的农民，都不懂得一个人应该诚实，应该服从政府指令，过家长制的家庭生活。”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温迪施格雷茨亲王阿尔弗雷德（Prince Alfred zu Windischgrätz, 1787—1862）是一个手握军权的大地主。1850年，他在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面前诉说对解放农奴的不满：“陛下政府所做之事，即使是最杰出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敢提出。”在大地主务农已有盈利的地区，以上极端观点并不常见。在匈牙利平原地区，庄园主用得到的补偿金改善农业生产，再将收获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面对来自匈牙利的大量廉价谷物，地主在自己的农庄改种甜菜等经济作物。至于土质差又不带来经济收益的田地，地主就任其荒废。18世纪末，法国没收了贵族和教会的土地，解放了农奴，这意味着1790年后的几十年里，法国的小农数量增加了50%以上。1851年时，法国68%的农民都是自耕农。在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平原地区，法国大革命后封建制度的终结减少了贵族拥有的土地，从1789年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78%，降到1835年的31%。大量土地不是农民买的，而是中产阶级企业家买的，他们急于从这一农业发达地区分一杯羹。西西里岛的情况与此截然不同，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地贵族依然占有90%的土地。

平安度过战争和革命大风大浪的地主往往因解放农奴而大发其财。在大规模种植商品粮的欧洲地区，比如西班牙炎热的平原、法国北部、波罗的海以南的平原地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沃野，还有“欧洲粮仓”乌克兰，地主仍是最有权势的社会力量。波希米亚93个最大庄园得到的补偿金总额将近1 600万弗罗林。这些庄园主和其他地区情况相似的庄园主一样，用这笔钱购买了经济窘迫的小庄园主被迫出售的大片土地。从1867年到1914年，在匈牙利庄园主拥有的土地中，5 900公顷以上大庄园所占的比例从8.5%增至19.4%。这些大庄园一般属于显赫贵族家族。奥地利和易北河以东普鲁士的情况也是如此。除了波兰的情况比较特殊外，解放农奴后，地主的境况总体来说都很不错。至于他们是不是在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很好地利用了所得收益，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解放农奴对农民有什么影响呢？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评论家颇有诗意地讲述了他们想象中的解放农奴会给农村经济带来的改善。一位评论家写道：“昔日的隶农如今拥有了自己耕种的土地，可以精心开垦自家田。昔日归他所有的林区一度每况愈下，如今受到很好的养护和开发。”这话其实只适用于拥有一定数量农田并种植商品粮的农民。很多小农不熟悉货币交易，仍然只为养家糊口耕作，结果很快背上债务，为了支付税捐和补偿金，不得不回去给原东家打工。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从1816年到1859年，农民大约有7 000片大块田产和1.4万片小田产被大贵族庄园收购，农村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沦为无产阶级。19世纪中叶，普鲁士和梅克伦堡有200多万人要么全职要么兼职在农庄打工谋生。同一时期，奥地利30%的农业人口是挣工资的劳力，波希米亚则是36%。

很多家境较好的农民现在有能力从中产阶级地主那里购买或租种更多的地。1877—1905年，俄国农民拥有的土地增加了1/4。1882年政府建立的“农民土地银行”为大部分购地提供了贷款。农民土地激增，但其增速依然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19世纪末时，法国将近40%的田产小于1公顷，丹麦小于0.5公顷的田产达到总田产的27%，德国是33%。这些小块田产比菜园大不了多少。田主为了养家糊口，除了种地，还要去打零工。农村的无地穷人只能靠给他人打长工为生。从1750年到1870年，瑞典的无地或半无地雇工和家人从占总人口的1/4增至1/2。这一社会阶层完全没有抵御饥荒和经济危机的能力。由于自己的劳动产品不足以养家糊口，因此他们必须购买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在欧洲各地，农业日益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中，越来越多的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在欧洲部分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半农奴制。农村雇工的行动自由受到法律限制。1810年通过的《普鲁士农场雇工法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都还有效力。该法令剥夺了农村雇工的很多权利，那些权利都是城市工人享有的，法令还允许雇主任意对农民体罚。丹麦也有类似的法律条文。1907年的《匈牙利农场雇工法案》禁止居住在庄园里的劳工擅自离开庄园，未经雇主允许，劳工甚至不得见任何外人。根据该法案，雇主有权鞭打不足16岁的劳工，鼓动罢工的人有可能被投入监狱。后来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地主越来越倾向于雇短工，比如一次几周，农村劳工受到的种种束缚这才开始放松，可以到他处寻找工作机会。

农民起义

从一开始，解放农奴就让受其影响的很多人感到失望。俄国的农民对给予领主补偿的规定愤怒不已。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俄国农民认为：“我们人是属于你的，但土地是属于我们的。”政府钦差和代理人干预他们日常生活是导致农民绝望的又一原因。在俄国很多地区，农民只想能自己管理自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解放农奴前几年，俄国各地已经爆发了多次起义。至少从短期看，颁布解放农奴敕令非但没有平息农民的反抗，反而加剧了他们的抗争。在彼尔姆的一个村子，当地警察宣读了解放敕令后，农民说敕令是伪造的，他们认为真敕令肯定是用金字写的。农民强烈反对“与昔日我们受领主伯爵统治的日子毫无区别的自由”。政府派军队去当地恢复秩序。1863年初，抗议浪潮逐渐消退。农民的反抗显示出他们对解放条款普遍感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强烈，并没有逐渐消减。

症结是，解放农奴对改善俄国的农业生产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错，农奴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即使从粮食总量中扣除了出口的粮食后，人均粮食产量仍然增加了，但不是所有方面都是这样，畜牧业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880—1914年，俄国的猪、马、牛数量几乎连年下降。人口增长导致农庄面积缩小，尤其在富饶的“黑土地”地区，大量土地依然归集体所有，划成一块块分给数量日增的农户。解放农奴后，农民不得使用属于地主的森林和草地。农民在一份请愿书中抱怨“连鸡都找不到趴窝的地方”。各地的农民都认为尚未耕种的土地是公有财产，不理会地主圈围森林的做法。结果就是俄国非法砍伐林木和盗木案件激增。从1834年到1860年，这类案件从占案件总数的14%增至27%，每年平均受理2万起这类案件。（从1815年一直到1848年，在普鲁士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绝大部分盗窃案都是木材盗窃，而且常常伴有袭击，农民有时单独行动，有时甚至成群结伙攻击林子的主人。）

解放农奴造成的余震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土地价格和地租上涨，同时农村工人的工资下跌，补偿金支付依然令农民不堪重负。国家危机往往引发人民的抗议。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的消息传出后，俄国各城市爆发了罢工和革命起义。在当地教师和官吏的支持下，农民举行大规模集会，起草请愿书，宣讲他们的要求。在有巨大庄园和大批无地劳动者的地方，比如沙俄帝国的西部地区，抗议多采用罢工形式。其他地方的抗议则采用更传统的方式。在俄国中部的黑土地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尤其在除了种地没有其他活路的地方，或地主对农民租佃提出苛刻条件的地方，农民冲进贵族庄园，把庄园主宅第洗劫一空。很多地区的农民为了确保地主不会返回，放火焚烧了贵族的宅第和账本，夺取了他们的土地。这也是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地农民起义惯用的手法。

1905—1907年，俄国一共发生了979起纵火案，几乎无一不涉及庄园主宅第，另有809起非法盗木案件、573起占用牧场事件、216起占用可耕地事件、316起抢劫食品和饲料案件。政府调查后，把大部分案件归咎于人民受了煽动分子、犹太人、大学生、算命师甚至铁路警察的迷惑，但拿不出什么具体证据。实际上，这些事件的主要组织者是有一定文化程度又有走南闯北经历的农民，还有复员返乡的士兵和水兵，后者一心认为，自己当兵打仗吃过苦，现在应该得到酬劳。1905—1907年的俄国农民起义被军警残酷镇压了下去。此后，政府为了在一波城市革命失败后恢复秩序和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平息农民的不满，包括最终取消补偿金支付，放开农民土地市场，允许个体农户在本村外买卖土地，扩建农民土地银行。此后几年，在首相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Pyotr Arkadyevich Stolypin, 1862—1911）的推动下，俄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农民阶级，即后来受到咒骂和压制的富农阶级。斯托雷平试图彻底消灭农村公社的影响，但因农民抵制而失败了。这反映出农民依然没有摆脱集体耕种土地的旧方式。

罗马尼亚解放农奴后，当地农民与俄国农民一样强烈不满。国家官吏与顽固的地主沆瀣一气，百般阻挠分地。农民因迟迟分不到地，无法在规定的15年期限内付清所欠的补偿金。10年后，1874年，国家不得不完全取消一切未付补偿金。农民通常只有很小一块田产。19世纪末时，每10户农民里，差不多就有8户拥有的耕田面积不足5公顷。1864年的解放法规中有一条款取消了农民使用领主牧场和森林的权利，15年期限到期后，领主利用了这一条款。19世纪末、20世纪初，1 500个大庄园占有大约38%的可耕地。1882年时，一位评论家指出，“大多数罗马尼亚农民生活之悲惨难以言状”。地主逼迫农民以劳役代替现金地租，农民的人身依附状况和农奴没有什么区别。迟至1900年，地主的庄园仍然主要靠农民耕种。农民拥有全国耕畜总数的将近95%，为地主耕田时，他们必须使用自己的耕畜。严格的财产资格条件使广大农民无权参加选举，因而无法通过政治途径表达自己的不满。

在此背景下，爆发了欧洲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农民大起义。在摩尔达维亚，一个1.2万公顷大庄园的管家变本加厉盘剥农民，愤怒的村民起而抗争，痛打了这个管家。农民在写给当地政府的请愿书中说：“我们是穷苦人，只知道种地……如今我们走投无路。今春以来，我们已无地可耕，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全家人面临饥饿的威胁。”他们威胁说，如果不增加他们农作物的价格，允许他们用现金而非做工支付地租，那么他们“只能夺占庄园”了。政府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罗马尼亚的农民开始夺取贵族的森林和庄园，庄园主的宅第被捣毁。成群结队的农民向城市进军，捣毁商人和中间商（很多是犹太人）的办公场所。部分地区的地方长官被迫下令重新分配土地。政府调动军队镇压起义，“怒不可遏的”农民则使用“长矛、棍棒、石头甚至枪械”抵抗，把士兵逐回兵营。起义一直蔓延到摩尔达维亚南方。庄园主宅第被烧毁，账本被付之一炬，庄园办事员遭到殴打。各地的农民要求降低地租，扩大放牧权和砍柴权。内格雷什蒂地区的农民捣毁了庄园办公室，拿走了账本，“瓜分了牲畜，占有了磨粉厂”。起义一直蔓延到南方的瓦拉几亚，一些城镇的学徒和店员也加入农民的行列。

当局残酷镇压了农民起义。3月15日，一个地方行政长官报告说：

我们对伯伊莱什蒂村动用了大炮。第五山地军团的一个营进村查明情况时，遭到屋子里农民的枪击，两名军官和十名士兵受伤。该营随后用排炮连续轰击该村，击毙42名叛匪，打伤100多人。村子一半陷入火海。

起义被扑灭后，数千人被捕。地主怂恿士兵摧毁农民的房舍和农场。“匪首”遭到殴打。监狱人满为患，还动用了酷刑。大批参加起义的人被判长期徒刑。这次起义是1815年到1914年期间欧洲规模最大、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估计死亡总人数达1.1万。新一届自由派政府的内政部部长约内尔·布勒蒂亚努（Ionel Brătianu, 1864—1927）推动通过了限制最高地租、保障最低工资的法律，还成立了一家农民银行，提供贷款用于购买或租赁庄园，然后划成小块田分给农民。但这类措施很少付诸实施。按照法规，地主被迫出售18万公顷的牧场作为放牧的公地。但这根本无法满足农民的需求。仍有72.5万户农民的地不足5公顷。

南欧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但没有那么激烈。葡萄牙的农奴制在中世纪就结束了，但领主和教会的种种特权依然沉重地压在佃农头上，尤其是王室土地上的佃农。全国土地四分之一归王室所有。19世纪30年代初，教会下属的一家庄园拥有6 000个农庄，垄断了当地所有磨粉厂、橄榄油榨油机和粮仓。佃农必须把头生的羊羔、马驹或牛犊献给教会，还要交出1/8自己织的布，缴纳面包、葡萄酒和水果税。在其他一些庄园，地主向农民收取脱粒费。农民使用犁耙和耕牛也要付租金。以上负担已经很沉重了。1846年，旨在登记土地占有人、把公地分给私人的自由派改革引发了一场起义。起义首领是北部地区一个农妇玛丽亚·达·丰特（Maria da Fonte，生卒年不详）。起义者称政府打算把土地卖给“葡萄牙北部狰狞可怕的英国人”，于是放火焚烧土地登记处，还冲进城镇。政府出于健康和安全的考虑，曾试图废除人死后尸体留在藏骸所，直到家人敛回骨头、将其安放进家族墓穴的风俗，下令人死后应立即运到城外掩埋。武装团伙袭击葬礼，把尸体送到传统的安息之地，局势愈加混乱。这次起义动摇了葡萄牙的政治体制。最终在列强一致同意下，英国派了一支军队从海上登陆，扑灭了起义。然而，农民的不满并没有消除。

19世纪30年代中期，西班牙废除了封建义务，控制佃农的地主权力大增。在佃农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签约，代耕地主的地，地主把收成的一部分作为报酬给农民。由于自由派政府取消了对土地继承权的限制，施行包括出售公共用地在内的土地改革，因此西班牙农民抗议的矛头往往对准自由派，这不同于欧洲其他地方的起义或造反。西班牙的农民起义同样带有政治色彩。地方显贵和教士也参加进来，领导农民起义。1822—1823年，在围绕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冲突中，保王党人争取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巴伦西亚省长报告说，农民袭击粮店，迫使官吏退还他们收缴的捐税，“威胁说不这样做就要他们的命”。1827年，保王党人发动了一次人称“不满者之战”（War of the Malcontents）的起义。大批农民加入其中，这些农民已经在抗击拿破仑的游击战中磨炼过了。起义势头最盛时，据说起义队伍有3万多人，以赤贫小农、佃农和雇工为主。

农村抗议者围绕国王费尔南多的弟弟卡洛斯（Carlos, 1788—1855）集结在一起。卡洛斯拒绝承认1830年废除《萨利克法》的做法，也不同意让费尔南多年纪尚幼的女儿伊莎贝尔（1830—1904）在1833年继承王位。“第一次卡洛斯战争”从1833年打到1840年。战火延烧到巴斯克地区、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自由派将军中，很多人参加过拉美的独立战争。他们的作战经验逐渐起了作用。1846年，“第二次卡洛斯战争”打响，这场战争又称“晨起者战争”（源自造反者惯于凌晨发动袭击），反映了农村贫苦民众对19世纪30年代掌权的自由派的仇恨。“第三次卡洛斯战争”从1872年一直持续到1876年。这次战争的导火索是阿玛迪奥一世（Amadeo I, 1845—1890）的继位。支持卡洛斯取得王位的人认为阿玛迪奥无权继承王位。拥护卡洛斯的人最想废除的是自由派推行的土地改革。一如众多农民起义，这场战争极为惨烈，充满了酷刑、强奸、屠杀，尽管双方在1835年时经英国大使埃利奥特勋爵（Lord Eliot, 1798—1877）斡旋，达成了善待俘虏协议。卡洛斯起义利用王室及政治精英内部的分歧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吸引了一些外国人加入，包括比利时、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君主主义者，哈布斯堡君主国内施瓦岑贝格和利赫诺夫斯基两大保守家族的主要成员也积极参战。

西班牙南方基本上是大农场主加无地雇工型经济。在这一地区，农民的反抗表现为另一种形式。1848年后，由于自由派未能改善无地雇工的生活，南方无地雇工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一些人认为，以征税、征兵和事实上保护地主阶级为标志的政府是敌视人民的机构，必须打倒，无政府主义对这一部分人极具吸引力。19世纪60年代，纵火和抢劫案遍及西班牙南方。失业劳工偷窃庄稼，把树连根拔掉当木柴出售。1857年6月，塞维利亚人民起义，遭到政府军队镇压，95名起义者被处决。1868年爆发了一次更彻底的自由派革命，女王伊莎贝尔二世遭到废黜。此后阿玛迪奥一世在统治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倒台。1873年，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南方各地农民纷纷借机夺占、瓜分领主土地和公地。在西班牙部分地区，非法放牧、侵占房舍地产、盗窃等低层次的农民反抗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

意大利和西班牙一样实行收益分成的佃农制，意大利农民同样不满现状，但意大利的佃农制造成的政治影响较小。在托斯卡纳，一户农民可租种田地的数量受到契约严格限制，地主拿走收成的一半后，剩下的一半仅够农民一家糊口。意大利这一地区的风俗是，地主有权决定佃农家人的婚姻，监督佃农的品行道德，如果当地劳动力过剩的话，地主甚至可以强迫佃农一家搬走。佃农若未经允许离开农庄，就会因违反契约被判有罪。管家核对收获的粮食，确保佃农拿走的粮食没有超出契约分给他们的份额。在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佃农必须向地主免费提供蛋禽和火腿。一些地区的佃农还要无偿出工干一些体力活，比如挖沟渠。佃农不能为他人打工，也不能用农庄的大车帮助其他农户，对地主的指令稍有抵制，马上就会被解雇赶走。佃农分到的粮食仅够维持一家人最低生活水准；经济作物全部要上交给地主，地主出售后，所得收入的一半分给佃农。年景不好时，佃农往往要向地主借贷，这更加重了他们对地主的依赖。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走向统一，自由派推行一系列改革，引发了意大利农民的反抗。最常见的反抗方式是夺占被圈围的前公地，但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撒丁岛的匪患也很严重。1847年，撒丁岛的一个山民向萨萨里地区主教解释了袭击平原地区农庄的理由：

大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拿走我们所需的羊羔、母羊和猪牛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全能的上帝怜悯世间一切生灵，他怎么能看得下去，加卢拉那些平原上的牧羊人有500、800乃至1 000只羊，而我们每个人仅有不到100只羊？

19世纪60年代，匪患是意大利的一大痼疾。新诞生的意大利国家派重兵去南方剿匪，在“剿匪战”期间，用兵一度占意大利总兵力的2/3。拿破仑时期推行的土地改革在很多方面仍没有落实，农民渴求分到土地的愿望依然没有实现。面对绑架、谋杀、偷牲口、沿路抢劫等犯罪活动，当局的对策是大举抓人。仅1863年下半年就有1.2万人被捕，2 500名作乱者被枪杀。最终，当局靠一支12万人的占领军恢复了秩序。一个强盗头子在军事法庭上指责地主是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他大声宣称：“这就是我们的命运！领主是这一邪恶现象的根源，可受害者却是我们。那又如何，谁让我们生来就是受苦的命！”

废除农奴制后，匪患十分普遍。19世纪40年代中期，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兼政治家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Mihaail Kogǎlniceanu, 1817—1891）游历西班牙时说：“没人敢赤手空拳去平原地区……沿途依然不太平。一路上直到马德里城下，打劫事件不断。各家报纸上每天的各省短讯栏目都充斥以‘强盗’为标题的段落。”欧洲一些地区的强盗更是胆大妄为。匈牙利的一名起义者罗饶·山多尔（Sándor Rózsa, 1813—1878）从小落草为寇，于1837年被捉拿后关进监狱，之后越狱逃走，多年靠沿路打劫为生，袭击人烟稀少的匈牙利平原上的过路人。19世纪中，他借着革命浪潮，趁废除农奴制之机纠集了一伙土匪，打着反抗哈布斯堡王朝、捍卫匈牙利革命的旗号行事。之后他再次被捕入狱。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为庆祝自己在匈牙利加冕，特赦了1 000名犯人，罗饶也在其中。被释放后，他又加入了另一伙土匪，在赛格德—佩斯铁路线上弄翻了一列火车，射杀了火车司机。车上有几个乘客恰好随身携带了枪支，一番枪战后，土匪退走，什么也没有抢到。1869年1月，罗饶终于落网，1878年11月，他死在狱中。

围绕这些土匪产生了种种类似于中世纪英国侠盗罗宾汉的传说和故事，生活在农村的穷人通过传说和故事幻想自己过上了所渴望的自由生活。据传，卡拉布里亚地区的一名土匪朱塞佩·穆索利诺（Giuseppe Musolino, 1876—1956）捐钱给教堂和修道院，还屡屡给国王写信，控告卡拉布里亚的富人为富不仁。希腊土匪被称为klephts，本意是“小偷”（英语中有kleptomania这个词，意为“盗窃癖”），希腊很多民谣和歌曲都以他们为主题。希腊土匪流传得最久远的发明恐怕是“烤羊肉”（lamb klephtiko）这道菜，即把羊肉放在一个土坑里用小火慢慢烤，以免冒出的烟引起他人怀疑。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半岛上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其他一些地区，被称为黑盗客（Haiduks）的土匪残忍成性，成了农村基督徒怨恨当地土耳其统治者的象征。至少有些土匪与农村社会一直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在意大利。对于未婚的年轻男子、山区牧场的牧羊人、被临时雇用的农场工人来说，逃避法律惩罚并不难，因贫穷和贫困化，他们中常常有人走上犯罪的道路。只有极个别的土匪活动带有政治色彩，比如希腊—马其顿人科塔·赫里斯托（Kota Christo, 1880—1904）的活动，他与保加利亚民族统一主义者一道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据说他告诉保加利亚人：“先杀了这头熊（指土耳其人），分熊皮不是问题。”1902年，保加利亚人在一场激战中打败奥斯曼军队，而后抛弃了他。许多土匪的下场都是被人出卖，他也一样，出卖他的是教会：1904年，教会把他交给了奥斯曼总督，随后，他就被砍了头。

罗饶·山多尔的一生说明，尤其在政治危机时期，农村的穷人有机会一展身手。在西西里岛埃特纳山的山坡上，有一座颓败的布龙泰庄园。当初，两西西里国王把这座庄园赏给了英国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 1758—1805），同时赐他布龙泰公爵称号，作为纳尔逊帮助他抵抗拿破仑的奖赏。19世纪中期，纳尔逊家族依然是这座庄园的主人。1860年朱塞佩·加里波第率领志愿军来到西西里岛后，两西西里王国岌岌可危。当地农民纷纷起身造反，数千人冲进布龙泰城内，放火焚烧了文书档案，洗劫了该城官吏的家舍，用刀捅死了一个文书，把他的尸体扔进他儿子房前的火堆里。有人用一把匕首刺入尸体，拔出后用舌头舔沾满血的刀刃，据说有人割下他的肝，放在一片面包上吃。此后又有更多人被杀。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布龙泰农民的怒火所向是法律文书和撰写人。农民痛恨那些记录自己一无所有的文书，认为拥有公地的自然权利高于把这些土地作为私人财产给予前封建地主的法律条文。加里波第知道自己需要争取当地地主的支持，于是迅速扑灭了这次起义。

西西里的局势得到了控制，但对现状不满的远不仅仅是西西里一地的农民，各地农民的怨愤也远未平息。19世纪90年代初，农民的怨愤发展为“西西里棍棒束起义”。30万名佃农、农业工人和小农参加了起义。他们自称Fasci，意即“一捆棍棒”，因为一根棍子容易折断，一捆棍子折不断。起义者把社会主义思想和宗教中的千禧年说糅合在一起，佩戴红玫瑰花饰物，抬着宗教标志物、国王的肖像和加里波第的画像。农民抗议集会和游行的矛头直指不断上涨的地租和食品价格、沉重的赋税，以及歧视性的收益分成耕种契约。他们开始夺占土地，占领税务所，焚烧磨粉厂和政府办公楼。1894年，意大利政府下令围剿起义者，调集了4万名士兵，数百名起义者被射杀或当场处决，1 000多人未经审判即被流放海外，无数人遭到逮捕。

不过，当时佃农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民不满已呈衰落之势。19世纪末，几个因素开始动摇南欧地区的佃农制。进口关税保护了意大利农业，使其不受外国竞争的威胁，1885年末，意大利对粮食征收的关税高居欧洲榜首。然而，粮食价格依然不断下跌。1880年，意大利市场上出售的小麦每英担（1英担约合50千克）33里拉，5年后跌破23里拉，大麻价格则从1880年的103里拉掉到1885年的75里拉。意大利的粮食产量不高（南方每公顷6.4英担，全国平均11英担。英国是32英担），主要原因是农村依然盛行佃农制。迟至1901年，收益分成佃农还占托斯卡纳农村劳工人口的一半，这些人短期内最关心的是让家人不挨饿，因此，土地往往开发过度。1890年，基安蒂地区的葡萄遭遇葡萄根瘤蚜，葡萄种植园遭到毁灭性打击。由于增税，尤其是对盐、糖这类生活必需品提高征税，加上粮食产量没有增加，贫困状况更加恶化。收益分成佃农开始偷窃或隐瞒产量，参加示威游行，示威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暴力。从1898年5月6日到13日，仅托斯卡纳一地就发生了54起游行示威，此前一年粮食严重歉收。

地主对付危机的办法是改种甜菜等利润更高的作物，同时使用机械耕种，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一切都加快了佃农制的衰落，尤其是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农业地区。早在1883年，博洛尼亚一位保守评论家就抱怨道：

今天，佃户家庭正走向分裂和解体，原因是没有了昔日对一家之主的尊敬和顺从。从前，一家之主用美德把家庭成员紧紧拢在一起，让一家人衣食无忧。如今，家庭中的儿子刚长大成人能做农活，就想自己做主。他们嫌弃家里织的粗布，想穿好衣服，还为个人享受伸手要钱，好去吃喝嫖赌。他们要钱的口气之大，在旧式家庭里从未见过。

以上这番话与农奴制废除前的几十年里北欧地区地主的抱怨如出一辙。

全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变动让佃农制走向解体，逐渐被更先进的雇佣劳工经济取代。从19世纪中期起，市场不断扩大，地主更愿意使用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雇用或解雇的工人，这些人干活也更卖力。自19世纪80年代起，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农村工人中间发展成员，利用佃农对苛刻合同的不满鼓励他们罢工抗议，不过这些罢工和抗议活动七零八散，始终不成气候。当时劳工的居住条件恶劣，1881年意大利的一份调查报告称，附近城镇破旧不堪的住宅楼里，有时竟有数百名工人栖身其中，室内卫生条件极差。工人做工时，雇主一般会提供简单的饭食，但工人用于吃饭的钱仍然占工资的近3/4，他们只得常常打发自己的孩子去附近农庄讨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南欧大部分地区的农村雇佣劳工经济已基本成形，但在那之前，已有数十万人为了摆脱贫穷和剥削而背井离乡，移居新大陆。

解决人民吃饭问题

对19世纪的欧洲而言，解放农奴及其连带后果和佃农制衰落的意义非同一般，因为19世纪的欧洲人大多以种地为生。欧洲各地城镇稀少，城镇间距离很远，有如农村汪洋大海里的零星岛屿。直到1850年，还只有20%的意大利人居住在城市里，这个比例在西班牙是17%，在法国是15%，在德国是11%，在波兰是9%，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是8%。意大利和西班牙城市人口比例较高，反映的是昔日人们择居的模式，而不是后来工业化影响的结果。荷兰的情况也是一样，当时30%的荷兰人居住在城市里。英国的情况很特殊。1850年，英国人口的一半是城市居民，这是英国产业经济迅猛发展的结果。务农的英国成年男子占人口比例从1800年的41%降至1840年的29%，与欧洲其他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直到19世纪末，还没有几个欧洲国家可以炫耀说本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比利时和德国的当然超过了，但法国、西班牙没有，俄国就更不用说了。东欧的城市化才刚刚起步。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典型的欧洲人都是住在农村、以种田为生的农民。

尽管19世纪初战乱频仍、饥荒连连，但这段时期内欧洲人口数量仍呈上升趋势。欧洲人口1800年时为2.05亿，50年后增至2.75亿。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幅度因地而异，但欧洲大陆各地的人口都增长了，而且增长是在历史学家所说的那种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极高的人口“旧制度”下发生的，当时的出生率大约是45‰，死亡率是30‰～40‰。人口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昔日肆虐欧洲的大瘟疫消失了。14世纪中期，腺鼠疫曾夺去1/3到1/2欧洲人的生命，18世纪时，鼠疫的影响范围移到了东边。医学干预也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广泛宣传母乳喂养，清除沼泽地（从而降低了疟疾发病率，从南欧各地一直到北边的莱茵河谷，疟疾十分常见），至少在欧洲大国的首都改善公共卫生。天花曾是一大杀手，直到1798年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了接种疫苗。天花患者人数下降也是人口增加的一个原因。此外，滑铁卢战役后，欧洲大陆上基本上没有发生战争，这也促进了人口增长。妇女结婚年龄提前，人口出生率上升，出生率超过死亡率导致了人口的增加。

人口年增长率十分惊人。从1800年到185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年增长率为1.3%，俄国、挪威、芬兰和丹麦都在0.9%左右，瑞典、荷兰和比利时是0.8%，其他地区，除法国、保加利亚、葡萄牙外，人口年增长率几乎都在0.6%到0.7%之间。当然，东西方的人口情况差异巨大。19世纪中，俄国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仅为24岁，而西欧是40岁，俄国极高的婴儿死亡率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好在俄国的出生率很高，大约是50‰，这说明俄国人初次结婚的平均年龄比西欧人低很多。瑞典很早就有比较完整的人口统计记录，瑞典的例子很好说明了在保持高出生率的情况下，死亡率下降在人口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瑞典经历了两次人口大批死亡的危机，一次是18世纪70年代，死亡率飙升，超过50‰，另一次是1815—1816年的饥荒，死亡率激增至40‰。此后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瑞典的人口死亡率没有再飙升过。死亡率持续下降，从18世纪末的略低于30‰降至1840年的20‰多一点。

18世纪晚期，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牧师警告说，在农业社会，人口的增长往往超出土地能够养活人的极限，造成匮乏和饥荒。英国避免了粮食危机，一是靠改进农业生产，二是用出口工业产品所得收入进口食品，尤其是1846年废除了粮食关税后。欧洲各国政府都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1837年，俄国成立了一个国有土地部，负责建立和管理示范农庄、成立农民培训学校。地方开明地主建立的农业改革协会在传播信息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追逐利润产生的效果最大，解放农奴后，追求利润才蔚成风气。在那之前，已有地主开始进口脱粒机等英国制造的工具和机械设备，以及新的改良品种的牛羊。19世纪中叶，俄国欧洲地区的4 400万只羊中，美利奴羊这样的细毛羊占1/4以上。饲养商品羊利润颇丰。1816年，普鲁士全境的800万只羊中，细毛羊品种不到10%；到1849年，普鲁士的1 600万只羊中就有1/4以上是细毛羊了。1816年时，德意志其他地区已向英国出口了100多万千克羊毛；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又增加了10倍多。不过，此时欧洲生产者面临海外尤其是南半球的竞争，羊毛利润下降，于是许多人改为养猪。

19世纪初，农民通常每年留出一大片地休耕，以恢复地力。后来，受英国一些农业著述的影响，休耕做法渐渐不再时兴。地主试图改革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小农开始种植根比小麦扎得更深、可以汲取土壤深层养分的根用作物，或试着种拔出后再犁入土中仍可继续生长的苜蓿。甚至早在解放农奴前，一些有想法的农民就开始合并田产，克服带状耕作法的弊端。从事畜牧业的人改良了羊、猪、牛的品种。轮作制——每年在每块田里改种不同作物以免土壤肥力耗尽——进一步减少了休耕地的面积，还给牲口提供了过冬饲料，而从前，许多牲口必须在入冬前就宰掉。

有些地区有规模较大的农庄为更大的市场生产农产品，因而人们有能力投资。在这些地区，农业上最大的变革也许是使用肥料补充土壤肥力，提高粮食产量。19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肥料还是海鸟粪，秘鲁沿海的钦查群岛上，千年来积累的鸟粪堆积如山。由于当地气候干燥，鸟粪中含的硝酸盐不会被雨水溶解流失。亚历山大·冯·洪堡证实了鸟粪是优质肥料，德意志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 1803—1873）也提倡使用鸟粪。秘鲁在19世纪20年代脱离西班牙独立后，需要新的收入来源。秘鲁从19世纪40年代初开始靠出口鸟粪换取收入，还为此引进了中国苦力，挖掘堆积如山的鸟粪。秘鲁商人与英国航运商签了出口合同。秘鲁经济因此繁荣，进入了所谓“鸟粪时代”。直到19世纪70年代人造化肥取代鸟粪后，这一时代才告结束。在欧洲大陆，使用鸟粪大大增加了面向市场的农业生产。

尽管马尔萨斯做出了悲观的预言，但几十年来，欧洲农业生产的增长基本上与人口增长同步，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开垦了更多的土地。据估计，欧洲大陆上的耕地面积在1800年时为1.1亿公顷，在1910年时为1.53亿公顷。荷兰率先采用了很多农业新技术，排光大片沼泽地的水，还通过在低地筑堤造田扩大了围海造田的面积。1833—1911年，在国家的支持下，人们一共新开垦了将近5万公顷的土地。荷兰农民多是小生产者，不同寻常的是，他们为市场而生产，渐渐开始专门从事奶酪等产品的生产。欧洲其他一些地区的农民慢慢也开始仿效荷兰农民。葡萄种植业尤其重要，小生产者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都种植葡萄。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葡萄酒产量从25亿升增至60亿升。在适于种植水果、大麻、烟草和橄榄的地区，农民逐渐挣脱了为维持生计而种田的桎梏。

进入19世纪后，欧洲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依然和从前一样陈旧，原因之一是各国政府常常征收保护性进口关税，从而掩盖了传统农业的低效率。例如，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对进口粮食严加限制，只有西班牙本国粮食价格一路攀升时，才允许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该措施于1869年得到废止，在那之前，这种情况只发生过4次。西班牙的农民和劳动者仍然使用几百年来的方法耕种土地。19世纪后期，平原地区产量大的庄园开始使用机械和肥料增加产品出口利润，然而即使是在这些大庄园里，耕种方式也多年不变。此后的历届西班牙政府多次尝试开放土地市场，取消对生产的种种限制。即使在改革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地方，农民的处境也十分不利。在匈牙利，19世纪20—30年代的农业萧条导致大批贵族和大地主负债，为了摆脱债务，他们把自己的可耕地改造成牧场，圈围了大片公共用地放羊。

虽然越来越多的小农开始为市场生产，但欧洲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经济学家对“导致家庭、村落甚至整个地区对贸易丝毫不感兴趣、只知道过自给自足生活的狭隘精神”越来越不耐烦。农民不习惯与陌生人打交道，19世纪中叶，在法国南部圣阿格雷夫一带旅行的一个中产阶级旅行家指出：“农民疑心极重，陌生人别指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即使给钱也没用。哪怕问农民最无关紧要的问题，也得不到答复。”这名旅游家想画一张地图，却被一群携带武器的男人逮捕，说他行妖术。往东看，俄国和乌克兰的农民也许会遵照传统习俗，用面包和盐招待陌生人，但同样也可能怀疑他们是来征税的，把他们赶走。无论农民自给自足到什么程度，总需要从白铁匠和过路行人那里从周边城市购买一些用品，尤其是铜铁和陶瓷制品。当粮食歉收或发生经济危机时，村镇往往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农民的境况自然极其悲惨。即使是正常年景，贫困的阴影也始终不散。解放农奴后，由于人口增加和贫困加剧，无地穷人的人数不断增加，如何养活这些农民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靠亲戚接济的传统已不复存在。荒年时期，大批人背井离乡，或流入城市乞讨，或依赖政府和慈善机构的赈济。

19世纪30年代末，波兰诗人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Zygmunt Krasiński, 1812—1859）游历西欧时，看到西西里岛墨西拿的大街小巷“到处是乞丐和拄着拐棍的残疾孩子”。贫困无处不在，连他去过的英国城镇也不例外，而且克拉辛斯基感觉，英国人对待穷人比欧洲大陆国家的人更苛刻。据统计，1818年巴伐利亚人口的6.2%靠国家赈济度日，这还只是留在原地的穷人，不包括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接受私人慈善机构救济的人，此外还有19%的巴伐利亚人处于贫困的边缘。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根本不存在：没有政府补助，没有全民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老年公寓。赈济穷人通常靠教会，尤其是在天主教地区，人们认为施舍可以净化自己的灵魂。基督教慈善机构向穷人提供救济，专靠乞讨为生的叫花子向路上行人伸手行乞，遇到有人施舍时，马上说一串愿主赐福你的话。这种乞丐处处可见。

由于教会无力应对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遍及欧洲各地的世俗志愿组织在济贫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俄国的民间机构极其弱小，因此毫不奇怪，规模最大的志愿济贫组织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1802年创立的“帝国慈善协会”。每年，亚历山大一世都会提供一笔赠款，作为协会在会费和私人捐赠以外收入的补充。协会在俄国多个城市设有分支，19世纪20年代，接受救济的仅4 000多人，到19世纪40年代初，接受救济的就超过了2.5万人，1857年时接近3.8万人。1826—1855年，俄国政府批准成立了大约20个慈善组织。创建于1833年的“产业之家”很有代表性，该组织向穷人提供热汤和工作机会，创办人叫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杰米多夫（Anatoly Nikolayevich Demidov, 1813—1870），是一个富有实业家的儿子。1837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参观圣彼得堡的一所监狱，他看到乞丐和普通罪犯关在一起，不禁大吃一惊，旋即在圣彼得堡成立了“甄别和救济乞丐最高委员会”，同时在莫斯科建立了类似机构。委员会接收被警察逮捕的乞丐，把的确丧失劳动能力的穷人转送到帝国慈善协会，有劳动能力的人推荐给雇主。据说，最高委员会把游手好闲的惯乞交还警察，然后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的劳动营地，同时向生活暂时有困难的人提供补助。

像俄国这样主要靠国家赈济穷人的做法并不常见。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济贫是地方上的事。例如，1816年，一项新法律把济贫事务下放给了巴伐利亚各城市。凡在某一城市出生或结婚的人，或是在当地工作多年的人，均可得到救济。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这一制度要求当地政府对乞丐进行登记，向他们提供衣、食、住所。救济还包括提供免费医疗，当地医生为穷人看病的费用从济贫法基金中出，药房卖药必须按三分之一价格出售。这不过是一个最低保障体系，远远不足以应付19世纪20年代及危机时期劳动阶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的形势。当时欧洲绝大多数人住在农村，靠种地为生。欧洲各国的济贫制度首先是为了救济农村的贫困人口，他们不仅无力对付农业危机，也无力对付欧洲走向城市化带来的贫穷性质的变化。在大多数国家，城市和牧区有救济孤、老、病、残的责任，但大多数穷人仍然靠教会救济。在荷兰，当地政府主要向老人、寡妇和残疾人提供数量有限的食品、燃料、现金和住所。1829—1854年，阿姆斯特丹全市人口的1/4定期接受救济，约90%的救济采取安排穷人工作的方式，3/4的穷人仍然依靠新教改革宗教会救济。繁忙港口鹿特丹的情况也差不多，1859年，该市人口大约17%依赖救济。

欧洲各地，城市中产阶级对贫困人口的增加忧心忡忡，越来越多人认为是教会助长了这一趋势。按照这一看法，游手好闲导致贫困，出现了下层社会，下层社会的人没有财产，对社会和政治构成了潜在威胁。在卡斯蒂利亚，由于19世纪20年代的政治大动荡，自由主义的福利改革计划跃居政治议程之首，各城市严厉打击教会办的福利基金会，（根据1822年《福利法》）没收其财产，把福利机构置于市政府的控制之下。英国是第一个经历工业化及其带动的城市快速发展的国家，英国找到了一种新办法来应对贫困问题、减少贫困带来的负担。一如其他欧洲国家，英国的救济制度也是让有劳动能力的人去劳动，拒绝劳动的人要么受到鞭打，要么被送进监狱。在被称为“旧济贫法”的制度下，当地机构——在英国是牧区——负责救济穷人。1815—1816年经济危机期间及之后，这一制度令纳税人不堪重负。大多数牧区都很小，因公地被圈或可耕地改为牧场而陷入贫困的农村穷人越来越多，超出了牧区的救济能力。马尔萨斯等人认为，参照面包价格和家庭成员人数给予穷人救济金的制度，即史宾汉兰制度，助长了不负责任的人口繁殖。他们想彻底废除“旧济贫法”，1831年，一位评论家抱怨该法“导致贫困蔓延、挥霍盛行”。

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一届锐意改革的政府上台执政，英国大多数政治家认为，在济贫问题上应用新政治经济学原则的时机已经成熟。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部“新济贫法”，目的是敦促身强力壮的穷人参加劳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1 500个牧区合并为600个“济贫法联盟”，由纳税人（大地主享有一人多票权）选出的委员会管理。向穷人提供工作机会的院外救济办法被废止了，身强力壮的人想得到救济的话，只能去济贫院。济贫院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这是有意为之，济贫院管理规章苛刻，伙食粗劣，居住条件简陋，没有任何娱乐设施。正如一位新上任的助理委员所说，济贫院应当起威慑作用，“把它弄成监狱的样子是为了折磨穷人，造成他们内心的恐惧”，如法案中所说，这些被收容者干的活应该“越讨厌越好”。促成通过“新济贫法”的一份报告说：“让穷人可能过得比自立劳动者更好的每一个便士，都是对懒惰和恶习的奖赏。”如果一个穷人感到济贫院的日子无法忍受，他就会想方设法找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他就会乞求工作，而不会自暴自弃。”

“过得更不好”原则被用于所有人。孤儿、老人和残疾人今后要靠自己家人或远房亲戚照料。济贫院给予的救济少得可怜。被收容者穿同样的衣服，受严苛的管理，在社会上背负不良名声。人们普遍认为，但凡有一线可能，都不要进济贫院。1832年出台的《解剖法案》令济贫院更加声名狼藉。制定该法案，是因为提供给医学院的尸体价格不断上涨，一些“掘墓盗尸人”把入土不久的尸体挖出来卖给医学院。1829年破获了骇人听闻的谋杀案，爱丁堡的两个罪犯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 1792—1829）和威廉姆·黑尔（William Hare, 1807—1829）为得到尸体卖给解剖学家赚钱而到处杀人。自1832年起，死去乞丐的尸体如无家人认领，将无偿送给医学院。在一个多数人相信身体复活的信教年代，这种做法很可能比济贫院本身更令人不安。

“新济贫法”饱受诟病也就不足为奇了，批评者认为它剥夺了英国人一向享有的权利。在济贫院里，夫妻被强行分开。19世纪50—60年代，济贫院收容的人中，孩子、孤儿、病人和老人占大约80%。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上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济贫院对他们以及院里身强力壮的穷人凶狠无比。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在早年写的一部小说《雾都孤儿》中，深刻揭露了济贫院的卑鄙和腐败，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主人公奥利弗·特威斯特替挨饿的收容者多要一勺稀粥，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狄更斯在1837年到1839年间写的这部小说辛辣讽刺了管理这家济贫院的教区委员会委员的趾高气扬和虚伪，描述了被收容者必须做的毫无意义的苦工，抨击了这一制度的残忍和无用。

截至1839年，英国一共建立了大约350家济贫院。“新济贫法”没有规定具体时间表，这意味着1849年时，仍有17万名穷人在接受院外救济，同期济贫院收容的“身强力壮的”成年男人有2.8万人。到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赈济穷人的开支减少了一半，这自然合纳税人的意。法案体现了一种无情的功利主义精神，抛弃了慈善和慈爱的理想，代之以对奖励和惩罚手段（后者更容易算出）做出精确的计算，作为刺激穷人劳动的手段。这股功利之风也逐渐刮到其他国家。德意志的“埃尔伯费尔德济贫制度”（一译“爱尔伯福制”）把一个城市划分为数个区，每个区有一名济贫法志愿监督人，负责制定苛刻的救济标准，定期审查申请。1823年普鲁士推行城市行政改革后，这一制度开始在全国推广。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或用政治经济学信奉者的眼光看，任何人，除非身染重疾或是耄耋老叟，没有理由吃不饱饭。身强力壮的人若一贫如洗，一定是懒惰所致。19世纪4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期间，这种理论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在爱尔兰。

“饥饿的四十年代”及其后岁月

尽管贫困人口激增，但欧洲农业还是通过自身调整，设法养活了迅猛增加的人口。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大陆很多地区的农民乐于种植新作物。多瑙河各公国（后来的罗马尼亚）从17世纪开始就种植玉米。玉米极受欢迎，19世纪30年代时，瓦拉几亚70%的可耕地都成了玉米地，玉米是当地农民的主食。在欧洲气候温暖的地区，烟草和番茄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向日葵和烟草、番茄一样来自美洲大陆，种植向日葵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食用油需求。新作物使地主和普通农民能够实现生产多样化，种植更适合大量销售的作物。种植甜菜产生的效益尤其可观。虽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甜菜的产出都无法与殖民地生产的蔗糖相比，但19世纪20年代提炼工艺的改善和政府推出的新刺激措施扩大了甜菜的种植面积。1825年时俄罗斯帝国只有7个炼糖厂，1861年时就有了448个，大多数炼糖厂位于乌克兰。

美洲殖民化后，许多新作物从美洲输入欧洲，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铃薯。欧洲的农民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接受了马铃薯。19世纪30年代，俄国农民称马铃薯是“魔鬼的苹果”，政府试图让农奴种植马铃薯，却引发了一系列暴力骚乱，史称“马铃薯起义”。1834年，英国激进分子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 1763—1835）称马铃薯是“令人作呕的肮脏猪食”；在法国索洛涅地区，10年后一份报道说，当地人认为“吃马铃薯丢人现眼”。不过，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马铃薯已被人接受，拿破仑战争之后的饥荒是个重要原因。在匈牙利和波兰的饥荒重灾区，谷物无法满足需要，马铃薯成了不可缺少的食物。马铃薯富有营养、易于种植、产量高，用水洗洗即可烹饪食用。19世纪上半叶，北欧各地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大幅增加。19世纪40年代初，在俄国的白俄罗斯省份，马铃薯种植面积就已超过了20万公顷。在爱沙尼亚，仅19世纪20年代的这10年内，马铃薯种植面积就增加了两倍。19世纪40年代，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施蒂里亚等地，大片土地上种植了马铃薯。种植马铃薯之风很快刮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法国北部和英伦三岛。马铃薯对爱尔兰尤其重要，爱尔兰农村人口极为稠密，因此种植马铃薯对农民有强烈的吸引力。19世纪40年代初，爱尔兰已有将近1/3的可耕地用于种植马铃薯，比喜爱马铃薯程度仅次于爱尔兰的国家比利时高出两倍多。据估计，爱尔兰的马铃薯人均日消费量超过2千克，这意味着很多人主要靠吃马铃薯充饥。

1845年夏天，欧洲各地普遍湿热，马铃薯感染了真菌性枯萎病，地里的马铃薯大面积烂掉，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在爱尔兰和苏格兰西部等暖冬后夏天又多雨的地区，灾情尤其严重，但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多少受到了这次灾害的打击。1845年，比利时马铃薯产量灾难性地跌了87%，荷兰减产71%，丹麦和德意志邦国符腾堡西南部减产50%以上，爱尔兰则是30%。灾情一直持续到1846年。虽然在那之后，欧洲大部分地区马铃薯产量有所回升，爱尔兰的马铃薯产量却再次暴跌，比正常年份的产量低了88%。1847年，情况稍有缓和，但1848—1849年，马铃薯枯萎病再次袭来。在普鲁士王国的西里西亚，当地人几乎和爱尔兰人一样以马铃薯为食。据说，1846—1847年的冬天，西里西亚人“只能吃草、荨麻和款冬，或是把糠和红花草混合在一起煮的糊糊”。

在荷兰、比利时和普鲁士，马铃薯枯萎病造成了灾情，雪上加霜的是，1846年黑麦几乎减产一半，小麦产量也大幅下降，粮食减产幅度之大为1816—1817年以来所罕见。以上地区受灾严重，因为当地人主要以黑麦和小麦面包为食。19世纪40年代末，德意志、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人口增长陷于停滞，大批人或死于营养不良引起的各种疾病和流行病（尤其是1849年的霍乱和荷兰沿海一带的疟疾），或逃进城里，不再生育孩子。各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控制灾害。普鲁士政府从俄国购买了大量粮食，丹麦政府取消了对谷物征收进口关税，法国政府也增加了从俄国进口的粮食。1840年，比利时人每天人均消费马铃薯1.5千克，但是1846年，佛兰德地区95%的马铃薯因枯萎病烂在了地里。由于棉花生产实现了机械化，加之对亚麻的需求不断下跌，19世纪40年代雇用了30多万人的农村亚麻产业也陷入危机。比利时政府拨款250万比利时法郎用于补贴，1845年9月又取消了对食品和谷物的进口关税，翌年从国外购进了550万千克的种用马铃薯，同时耗资1 470万比利时法郎用于公共建设工程项目。各地城市当局在教会协助下，立即组织了大规模的赈济。例如，1846—1847年，布吕赫市向当地居民发放了25万千克的煤、24.7万升热汤、价值6.4万比利时法郎的面包券，还有直接用于赈济穷人的4万比利时法郎。比利时全国各地的精英决心战胜这场危机，尤其是当时比利时刚独立不久。

1845年，苏格兰高地和西部群岛3/4以上以小农场为主的牧区报告当地马铃薯绝收。饥肠辘辘、营养不良的佃农和他们的家人开始患消化系统疾病。1846—1847冬天，马尔岛罗斯半岛（Ross of Mull）地区的死亡率增加了3倍。不过，灾情主要限于依赖马铃薯为食的地方。尽管灾情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但苏格兰低地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苏格兰高地和群岛大约有20万人受灾。1846年底，政府在马尔岛和斯凯岛沿岸停泊了两艘船，出售廉价谷物，政府兴办的公共事业项目也开始雇用饥民。工人们建墙修路，修建码头，挖沟开渠。1846年初，宗教和世俗慈善机构成立了一个赈灾委员会，向灾区运送谷物，筹集了近21万英镑的巨款，这笔钱也许是19世纪苏格兰为单个目标筹集到的最大一笔款子。各地的赈灾委员会组织分发粮食，提供免费餐。

政府根据“新济贫法”精神，坚持只有劳动的人才能享受救济，一套官僚体制由此而生。监察员携带工作考勤本和饭票负责监督落实这一原则。负责苏格兰和爱尔兰赈济工作的英国财政副大臣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Sir Charles Trevelyan, 1807—1886）坚称：“邪恶之最是听任人们饿死，次之是让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习惯。”最终，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的介入挽救了危局。19世纪40年代时，苏格兰高地75%的庄园已被追求权力和地位的商人买下作为私家狩猎地。这些商人来自格拉斯哥、爱丁堡和苏格兰低地等工业城市或金融贸易中心，有足够的财力救济自己手下挨饿的佃农，大多数人也的确这样做了。怡和洋行是一家实力雄厚、生意兴隆的大商业公司，垄断了当时与中国的茶叶和鸦片贸易。马地臣（Sir James Matheson, 1796—1878）凭借怡和洋行的雄厚资本，在1845—1850年往此前买下的刘易斯岛投了10.7万英镑，比他这些年从该岛庄园所收入多了近6.8万英镑。通过各种方式，灾难得以避免，然而以上措施未能避免19世纪40年代末一场导致欧洲人口大批死亡的危机，只不过暂时缓解了危机。1847年，比利时的死亡率比正常值高出近1/3，5万余人的死亡直接或间接与粮食歉收有关；在佛兰德种植亚麻的地区，一些地方的超额死亡率翻了一番。如同饥荒年头常见的情景，饥民蜂拥到城市寻求救济。由于人满为患，环境肮脏，各种疾病流行，尤其是斑疹伤寒，大批饥民死于疾病。荷兰1847年的超额死亡率高达32%，部分地区达60%。普鲁士的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多了4.2万人，增加了40%。在上西里西亚等工业化起步早的地区，灾情尤其严重。其他地区的死亡人数只比正常年份高出5%～10%，且多为流行病造成。

爱尔兰的情况要严重得多，除了爱尔兰人高度依赖马铃薯外，还有各种其他原因。爱尔兰的济贫工作没有像比利时那样下放到地方。此外，和苏格兰不同，爱尔兰在外地主与自己的佃农几乎没有往来，双方也没有同属一个民族的感觉。爱尔兰的地主找不到工业和金融巨贾赞助慈善活动。危机期间，爱尔兰的死亡率攀升了330%，佛兰德死亡率增加40%虽然很惊人，但还是比爱尔兰好一些。1845年秋，爱尔兰局势迅速恶化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英格兰。必须马上采取行动，然而有政治障碍拦路。最大的障碍是《谷物法》，该法案鼓励出口，同时规定对国外进口的谷物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保护英国的农业。《谷物法》反映了种植谷物的土地贵族对英国政治的操纵，他们是不会把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的。由于土地贵族的阻挠，爱尔兰很难从国外进口粮食缓解灾情。都柏林市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中不乏显贵，包括伦斯特公爵奥古斯塔斯·菲茨杰拉德（Augustus Fitzgerald, 1791—1874）。1845年11月，该委员会和都柏林市长抨击“现政府关闭港口、禁止进口外国食品的犯罪行径”，指责这一政策“维护《谷物法》，为保护一个借灾难发财的自私阶层利益而人为抬高价格”。更糟的是，爱尔兰的粮食仍被允许出口，“出口粮食的数量几乎可以满足爱尔兰全境人口的粮食需求”。这一做法使爱尔兰灾情雪上加霜。1846年1月，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 1788—1850）的英国政府宣布了废除《谷物法》的计划，这是主张自由贸易的中产阶级自由派长期斗争的一大胜利。1846年6月，法案获得通过，但对爱尔兰来说为时已晚。法案只规定逐步降低进口关税，直到1849年完全废除进口关税。此时，严重的后果已经产生了。

英国政府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后，大办公共事业项目，使穷人有一份收入，也开始严格限制马铃薯价格。政府还安排从海外进口粮食，在主要仓储地点分发从印度进口的食品。然而，以上措施零零散散，经常虎头蛇尾，尤其是落实起来拖拖沓沓。例如，迟至1847年，施食处才真正开始运转，但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爱尔兰的饥民涌入济贫院，1848年初，济贫院收容了13.5万人，18个月后，收容人数涨至21.5万人，被收容的都是食不果腹的穷人。法律还规定，不得向拥有多于0.1公顷土地的人提供救济。最终，私人组织的救济活动发挥了更大作用，尽管爱尔兰的地主不像苏格兰地主那么乐意接济自己的佃农，也没那么有能力。在爱尔兰危机问题上，英国的政治精英和上层人士普遍认为，爱尔兰人是自作自受。他们太懒惰，生孩子太多（恰恰是马尔萨斯对“旧济贫法”的抱怨），一名评论家称，爱尔兰人习惯于“在地头田间游荡，什么活也不干”。

1846年底，危机演变成灾难。12月26日，克朗罗兰（Clonlolan）地区赈灾委员会秘书告诉《设菲尔德独立报》（Sheffield Independent），他收到了1 400户人家的救济申请。他在这一地区各地视察灾情时

……被成群结队骨瘦如柴的饥民包围。本应不愁吃穿的农民如今衣衫褴褛，看上去饥寒交迫到了极点。妇女几乎衣不遮体。最让我心碎的是孩子。他们两颊凹陷，面色土灰，满脸皱纹，一副小老头或老妪模样。

科克郡一位地方官员在写给威灵顿公爵的一封信中描述说，斯基伯林附近一个村子“十室九空”，走进“一些茅舍”时，他看到了200多个“皮包骨的饥民，看起来跟死了差不多”，大多数人“因饥饿或高烧而神志失常”。警察在一间房子里发现了“两具被老鼠啃噬了一半的冻僵尸体”。这位官员绝望地写道：“现状之惨，实难以言表。”此时已经设立了施食处，但远远不足以满足饥民的需要。1847年3月4日的一份报告称“10个饥民中，顶多有两个人能得到救济”。

100万名爱尔兰人死于马铃薯饥荒，相当于全岛人口的大约1/5。这是19世纪欧洲最严重的一次饥荒。从绝对数量上讲，爱尔兰的饥荒堪与1816—1817年的饥荒相比，但那次饥荒中，大多数人死于粮食歉收引发的流行病，尤其是巴尔干地区的腺鼠疫。19世纪40年代末，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40万名超额死亡的人中，多数人死于霍乱。只有在爱尔兰一地，大多数人是活活饿死的。不仅如此，饥荒还造成了长期后果。很多活下来的孩子和青少年发育不良。例如在荷兰，1847年后的几年里，新兵中身高不足1.58米的人增加了20%。爱尔兰的出生率下降了1/3，佛兰德的下降了1/5，普鲁士的出生率则比正常年份减少了1/8，因为在饥荒年代，人们要么不愿意要孩子，要么没能力生孩子。佛兰德的结婚率下降了40%，就连法国1847年的结婚率也下降了11%。活下来的爱尔兰人纷纷移居他处，移民风气是所有地区中最盛的。截至19世纪50年代中期，爱尔兰出生的饥荒幸存者中已有1/4移居海外。1841—1846年，在苏格兰高地部分地区，也有1/3到1/2的人移民，有人去了英格兰，有人去了其他国家，这些人或因圈地失去土地，或得到了旅费资助。危机后的10年里，100万名德意志人离开了故土。由于欧洲各国（限制农奴和佃农行动自由）和美国（迟至19世纪60年代，政府才允许人们合法拥有中西部的农田）施加的种种法律限制，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大部分人只能留在国内。

爱尔兰大饥荒并不是欧洲的最后一次饥荒。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冬季漫长严寒，农业产量完全靠天。19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又暴发了几次饥荒。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向灾区运送救济品。在俄国统治下的芬兰，1856年庄稼几乎颗粒无收，1857年春季时，穷人只能吃用树皮和稻草掺上一点大麦或黑麦做的面包，成群饥民涌进城市觅食。自1862年起，连续几年要么粮食歉收，要么年景平平。1867年又是一个大荒年，9月时天降霜冻，当时大麦、燕麦和马铃薯尚未收割，收成因而严重减少，只及正常年份的1/4。芬兰再次暴发严重饥荒。政府生怕预算超支，迟迟不采取行动，等到开始从国外进口粮食时，为时已晚。1868年开春时，人民已经食不果腹。

据一项估计，芬兰全国流民人数超过10万。济贫院给农村流民吃用树皮、草根和地衣做的饭。在图尔库省新考蓬基市，来自波的尼亚低地的流民“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见到猪食桶后马上扑上去，把桶里的猪食一扫而光”。有个人记得，自己向人乞食，但“没人愿意施舍，我只能捡点扔掉的残羹剩饭吃……还有一个男孩坐在路边吃马粪”。大批饿死的乞丐被埋在各地的乱葬岗里。仅1868年3—8月就有9万余人死亡，几乎是正常年份全年死亡人数的两倍。死于腹泻的人数从1867年的1 038人增至次年的7 855人，而腹泻是营养不良的明显特征。旅行家讲述了看到的情景：“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窗子好似空荡荡的黑洞，村民要么挨饿，要么流落他乡。”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饥荒也袭击了瑞典，据当地气象专家的记载，当时4、5月份的平均气温比正常值低3～6摄氏度，春播时节，很多地区地面的积雪仍未融化。耶姆特兰省省长命属下官员教农民用地衣和豆茎做面包，为此当地人称他是“地衣国王”。很多人因为听信他的话而患病，不少人死亡。有的官员提倡吃蘑菇，而平时蘑菇只喂牲口。政府采取的种种赈济措施只是杯水车薪。1868年，西博滕省一地的死亡率就达到84‰，远远高于正常值。饥荒波及波罗的海沿岸的波兰、库尔兰、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远至波的尼亚湾沿岸。发自圣彼得堡的一份报告描绘了以下图景：“村子十室九空，私宅改作医院，救济所里挤满了人，门外是踉踉跄跄、发着高烧、骨瘦如柴的饥民。”

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由于交通工具的改善，加之政府部门加强预防，粮食歉收时就很少再发生饥荒了。铁路通到了农村地区，年景不好时可以向灾区运送食品，从而避免饥荒导致骚乱——政府官员最怕生乱。1854年，法国曼恩—卢瓦尔省作物歉收，省长满意地报告说：“大荒之年没有人滋事，几乎听不到百姓抱怨，这还是第一次。”然而饥荒的幽灵仍然在19世纪的欧洲大地上徘徊，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地区。1897年3月，一份报纸报道了西班牙莱昂省的灾情：

务农几乎是当地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当地人挣扎在饥饿边缘。牛羊几乎死了个精光，要么病死，要么饿死。至于庄稼，风暴和洪涝过去后，外加几个月前的干旱，早已所剩无几。数以千计走得了的人移居巴西，走不了的人只能留下来啃食橡实。

政府紧急向这一地区运送食品，避免了一场灾难。1905年，安达卢西亚地区久旱不雨，受灾人数超过100万，据报道，孩子被迫吃仙人掌和冷杉球果充饥，婴儿死亡率直线上升。饥荒的阴影再次出现。成群结队携带武器的农民在乡村游荡，涌进城市觅食。很多人选择移居海外。1879年爱尔兰马铃薯歉收后也上演了同样一幕。不过总体而言，在后几次荒年期间，各国政府虽然行动拖沓，但还是设法避免了因饥荒而发生的社会动乱。

俄国的情况很特殊。俄国地域辽阔、交通落后，加上财政改革不当以及解放农奴造成的长期后果，俄国在19世纪90年代初遭受了一场灾难。1890年10月，霜冻提前到来，冻死了因秋季干旱而晚播种的种子，那个冬季特别漫长，之后又是持续干旱。1891年俄国欧洲地区的粮食收成比正常年景减产26%，黑麦平均减产30%，在土地肥沃的沃罗涅日省，减产达75%。19世纪80年代，俄国政府试通过刺激谷物出口、在国内增加征税来实现卢布与黄金的兑换，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进一步压榨了农民。1861年的解放农奴方案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农村人口增长，农民度日艰难。此前农民看到谷物销路好，纷纷把牧场改为可耕地，砍伐森林，变林为地，减少牲畜头数，结果失去了主要的肥料来源。过度使用耕地，加上1890—1891年连续两年干旱，也是造成灾难的原因。

1891年末，路透社驻柏林记者布雷利·霍杰茨（Brayley Hodgetts, 1859—1932）走访灾区，无论他走到哪里，满眼都是饥民。一群饥民在一间小屋里围着火炉取暖，异口同声告诉他：“我们对上帝起誓，我们已经三天没吃没喝了。”他们看上去不是饿了几天，而是饿了几周。凡是能入口的都吃光了，凡是能变卖的都卖光了。霍杰茨写道：“这些穷苦农民吃的东西叫人不忍心看，他们吃讨来的碎面包片，有的已经发霉，有的沾满了泥土，放在农民的面包篮子里。”在另一个村子，他看到村民喝的汤“比烧开的污水好不到哪去，男人皮包骨头、眼窝深陷，有几人高烧不退，奄奄一息。所有人挣扎着爬到两个小火炉旁，挤在一起等死。村民吃了上顿没下顿”。大灾之年往往也是疾病流行之年。各种流行病在哀鸿遍野的农村大地蔓延，成百上千因营养不良而虚弱不堪的人死于疾病。在另一地区，信奉托尔斯泰观点的瑞典人约纳斯·斯塔德林（Jonas Stadling, 1837—1945）认为，俄国政府有意推行愚民政策，不允许农民产生丝毫的主动意识。斯塔德林亲眼看到当地农民从自己住的茅草屋屋顶上取下稻草，或喂牲口，或用作过冬柴火。

1891年秋天，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需要开展大规模赈灾活动。然而，国务秘书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洛夫佐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Polovtsov, 1832—1909）感觉，各级官员“被绝望情绪压垮……没人清楚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争先恐后地提出种种离奇的计划”。政府下令禁止出口粮食，同时拨款赈灾，但交通落后，来自外地省份的信息不畅，赈灾工作受阻。灾情最严重的很多地区不通铁路，各条铁路线又分属不同的私人公司，由不同的国家部门经营，负责管理铁路的两个部长又势不两立。政府兴建公共工程，向农民提供粮食贷款，但赈灾计划的落实极为拖沓，覆盖的地区太少，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截至1891年8月，仅有20万人得到了粮食贷款。等到1892年3月赈灾计划完全落实后，接受粮食贷款的人数超过了1 100万，但此时灾情已造成严重后果。1892年底，萨马拉和萨拉托夫两地的死亡率上升了55%左右，乌法和沃罗涅日的死亡率各上升50%，奥伦堡40%，卡赞和辛比尔斯克36%，奔萨和坦波夫30%。受灾最重几个省的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多出406 643人，其中103 364人死于夏季暴发的霍乱传染病，因此死于饥荒的很有可能在30万人左右，这些人中可能有不少死于斑疹伤寒。城镇赈济中心饥民人满为患，导致伤寒四处蔓延。

虽然1891—1892年的赈灾活动起了一定作用，但沙皇政府仍然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抨击。一家报纸评论“这次饥荒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政府应该以此为鉴，启动改革。然而，改革没有发生。圣彼得堡的沙皇中央政府没有与外省较开明的地方行政部门官员加强沟通协作，它们相互之间的猜疑根深蒂固。1897—1898年连续两年粮食歉收后，1899年，饥荒再次袭击俄国。1899年5月，仅卡赞一省的卫生部门就报告说，发现了1万起维生素C缺乏病病例。有一个区的总人口是8 659人，其中5 588人接受救济。沙皇的财政大臣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Sergei Yulyevich Witte, 1849—1915）评论说，俄国农民“似乎完全没有防患于未然的能力，一遇到荒年，马上陷入灭顶之灾，只能靠外人帮助从中挣脱出来”。维特认为，造成农民这种状态的原因不是赋税太重。他称政府并没有对生活必需品征税，而且赋税总的来说很轻，尽管赋税含农民每年必须支付的补偿金。维特把责任推给了农民，称他们因循守旧，对自己在村社里的权利和义务一概不知。维特据说是一个致力于推进俄国现代化的人。他的以上观点显示，他对俄国社会状况知之甚少，这将给他所效力的政权带来致命后果。

到了1914年，饥荒在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已经绝迹。“饥饿的四十年代”是欧洲经历过的极为深重的生存危机。在有些地区，尤其是佛兰德，危机反映为农业和新产业、旧经济和新经济同时崩溃。正如过去几百年来时不时发生的那样，粮食歉收造成粮食价格上涨，城乡居民不得不增加购买面包和其他食品的开支，从而减少了对服装、器皿及其他制成品的需求。城市工厂和作坊随之陷入危机，不得不解雇工人，把他们抛入穷人大军，而工人此时正是最需要有一份收入养家糊口的时候。19世纪40年代，又多了一个危机因素：始于英国的近代工业生产方式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

纺织业革命

19世纪初，欧洲大陆上的绝大多数产业是规模很小的手工作坊而不是大工厂，以人力、马力、柴火、水磨或风车（尤其是荷兰）为动力。手工业作坊生产的产品种类繁多，包括玻璃器皿、银器、钟表、家具等，这类产品大多是为富人定制的。在瑞士和德意志西南部，农业工人和小农一般家里都有一台手工织布机或手纺车，靠纺线贴补微薄的收入。在“家庭包工制”下，产品卖给了中间人。这种收入来源季节性很强，而且不稳定，完全靠家庭中的妇女和孩子的劳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经济突飞猛进，把欧洲大陆远远甩到了后面。1830年，英国的人均工业产值几乎是瑞士和比利时的两倍，法国的两倍多，哈布斯堡帝国、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丹麦或荷兰的三倍。

亚麻和羊毛一直是纺织业的基础。18世纪后期的一个新现象是棉花的大规模消费，此前棉花主要用于生产印花布料。当时，英国用印度廉价劳动力种植的棉花生产大量布匹，然后把棉花制成品输出到南亚次大陆。美国南方靠奴隶种植棉花，成本更加低廉。在欧洲大陆，棉花很快取代了较昂贵的亚麻和羊毛，成为织布的主要原料，而亚麻和羊毛业直到19世纪20年代左右才实现机械化生产。1785年，英国进口了500万千克原棉，1850年棉花进口增至2.67亿千克，全部用于织布。与此同时，印度和埃及先后陷入工业衰退。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曾想建立自己的棉花产业，但受到1838年《盎格鲁—奥斯曼条约》的打击。帕夏打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后，威胁要进军伊斯坦布尔。翌年，英国进行了干预。帕夏对贸易的垄断被强行废止，英国的廉价棉花制品大量倾销埃及，埃及国内产业随之崩溃。英国对世界其他地区拥有的产业优势不是因为英国人更善于发明创造，与英国国内的其他因素也无关；英国棉花生产暴增的根本原因是世界贸易的驱动。1814年，英国输出的棉布数量已超过了国内销售量；到1850年，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英国国内每卖出7米棉布，就输出12米棉布。1820年，英国分别向欧洲大陆输出了1.17亿米棉布，向美洲（不包括美国）、非洲和亚洲输出了7 300万米棉布；到了1840年，以上数字分别增至1.83亿米和4.84亿米。英国拥有制海权确保了它对拉美输出棉布的实际垄断。1820年，输出拉美的棉布是输出欧洲大陆的棉布的1/4，20年后，对拉丁美洲的输出几乎是对欧洲大陆的1.5倍。输出印度的棉布从1820年的1 006万米增至1840年的1.33亿米。1816—1850年期间，棉花产品几乎占英国出口总值的一半。1815年后英国新型产业经济的增长不仅是英国科学技术优势的产物，也是英国建立的全球帝国的产物。

英国蓬勃发展的机械化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北部的兰开夏郡、约克郡、德比郡和柴郡。山上的急流转动水轮，靠水轮驱动的机器通过传动轴同时带动厂房里的大量织机。引进机器是因为英国的劳动力成本高昂；在欧洲其他地区，劳动力成本很低，不值得投入大量资本安装新型机器设备。到1829年，英国已拥有5.5万台动力织布机，5年后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0万台。动力织布机逐渐取代了手工织布机。1820年，英国有24万名手织机织工，因为仅靠动力织布机依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然而，手织机织工日益贫困。机械化生产导致单位印花棉的平均价格下跌，1818年为3先令7便士，1824年降至2先令11便士，到19世纪20年代末，价格仅略高于2先令。手工织布机的织工无力竞争，19世纪40年代中期，手织机织工的人数跌至仅6万人。19世纪40年代末时，英国动力织布机总数达到25万台，比1833年的10万台增加了15万台。不仅织机的数量增加了，技术的不断进步还让织机产量不断提高，19世纪30年代一台300锭机器织的布相当于300个使用手工纺车妇女的工作量。1830年，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 1789—1864）发明的“自动走锭纺纱机”投入使用。此前，想借助技术手段削减工人、解决工人罢工问题的一些工厂厂主找他帮忙，罗伯茨于是提高了织布流程的机械化水平，比如，以前只能靠手工把纱锭转回来，取下上面纺好的棉纱，现在这个过程可以用机器操作了。机械化生产使价格大幅降低，产出的纱线质量更好，质地更细、更均匀。不过，在德国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直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引进了昂贵的自动走锭纺纱机。

欧洲大陆上也发生了技术革新。例如，18世纪晚期法国人发明的雅卡尔提花机革新了丝织工艺，还可用于织造漂亮的棉制品。从1788年到1833年，里昂织布机的数量翻了一番，1833年时，2/3的织机是雅卡尔提花机。1845年，纺织业最重大的发明之一问世。在米卢斯，来自阿尔萨斯的工程师若苏埃·埃尔曼（Josué Heilmann, 1796—1848）发明了一种机器，可用于精纺羊毛纱线和细棉，在那之前，他还发明了一台刺绣机。1832年，菲利普·德·吉拉尔（Philippe de Girard, 1775—1845）制造了一台机器，用于亚麻栉梳（又称“针排”)。1827年，另一位法国工程师伯努瓦·富尔内隆（Benoît Fourneyron, 802—1867）发明了一种高效利用水力的方法，将水轮机水平安装，他称其为涡轮机。此后几年，他不断推出更高效的涡轮机。1837年，他生产了一台60马力的涡轮机，转速为2 300转／分，效率系数为80%。尤其不简单的是，轮子的直径仅30厘米，重量只有18千克。到1843年，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波兰的129家工厂都在使用他制造的涡轮机了。不过，欧洲大陆纺织业引进技术革新最有效的办法是进口英国机器，或直接进口，或转手进口。对法国的战争在1815年结束后，英国恢复向欧洲大陆输出棉花。各国企业家看到了新材料和新技术的优势，英国没用多久就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国家。

战后法国北部纺织业再次迅猛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1815年，在兰斯安装了第一台纺纱机。1844年，鲁贝的羊毛产业引入了第一台动力织布机。法国以东的地区也开始使用动力织布机。1821年，在埃尔伯费尔德建了一家蒸汽动力的棉纺厂，到1834年，伍珀塔尔已经有了10台机器。欧洲各地的新产业发展很不平衡，背后的驱动力各异。19世纪前几十年，西班牙的纺织业增长十分缓慢。1808年时，西班牙已有14家水力纺织厂，但是到了1836年，水力纺织厂只增加到36家。美洲殖民地的丧失切断了西班牙与主要出口市场的联系，直到1832年禁止输入棉制品后，西班牙的纺织业才开始走向机械化和繁荣。与西班牙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截至1828年，下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分别有22.5万和11.8万个棉花纺锭，织布依然靠手工操作，福拉尔贝格除外——19世纪40年代初，福拉尔贝格就有了466台动力织机。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初萌的棉花产业从一开始就被来自瑞士和德国的移民所控制，如一位评论员所说，甚至直到19世纪末，伦巴第实业家圈子里的人说话还是“喉音很重，拖着生硬的尾音”。尽管19世纪30—40年代机器设备水平有所改善，但意大利的棉纺业根本称不上是完全产业化的经济部门，不过直到19世纪末及其后年代，丝一直占意大利出口总值的1/3。到1848年，皮埃蒙特和伦巴第两地已有60家棉纺厂，纺锭总数20万，平均每家工厂有3 000个纺锭。

在政府的推动下，波兰的纺织业较早实现了机械化。马佐夫舍是俄属波兰王国中东部的一个低地地区。该省省长雷蒙德·伦比林斯基（Rajmund Rembieliński, 1774—1841）是亲英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写过剧本《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伦比林斯基说服两位萨克森制造商，在罗兹建了一家靠水力驱动的机械化棉纺织厂。同一时期，比亚韦斯托克和日拉尔多夫地区的羊毛业和亚麻业也再次兴旺起来。一位法国工程师开设的工厂设法获得了沙俄当局的许可，垄断了亚麻生产。然而，政府的政策往往阻碍波兰工业化的发展。1823—1825年，对普鲁士的关税壁垒增加了波兰与西欧国家往来的困难。1830年起义失败后，从1832年到1850年，波兰王国被排除在俄国关税区之外，波兰的工业产品难以打入东边的市场。在俄国，位于圣彼得堡的国有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厂引进了英国的机器设备。19世纪40年代，俄国的公司不再从英国进口棉布制成品，改从美国直接购买原棉。19世纪中叶后，俄国国内的机床厂很快开始提供俄国纺织业所需的大部分设备。19世纪中叶，弗拉基米尔市有58家棉纺厂，拥有900台织机，雇用了5 800名工人。四周村子的村民还有4.5万台手织机，6.5万名工人在自家加工棉花。

欧洲新兴纺织业最重要的中心位于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南部，这里兴建的工厂代表了以劳动和纪律为标志的新世界。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南部地势平坦，河流流速缓慢，无法使用水磨，从一开始就用蒸汽做动力。在早期实现工业化的港口城市根特，1815年时已有25万台珍妮纺纱机。该城福特曼（Voortman）家族拥有的最大一家工厂与两个英国商人签约，进口安装了100台动力织机、10台浆纱机、一台蒸汽机和一台洗涤机，总费用5 0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公司用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赚的钱支付了这笔费用。到1824年底，公司已雇用了60名工人，但仍不能满足需求，公司又另外雇了800名手织机织工。其他企业纷纷仿效。截至1830年，根特各家棉纺厂雇了1万名工人织布和给棉布印花，还在城外雇用了2.03万名手织机织工在家织布。连接根特和瓦隆尼亚煤田的运河开通后，进口原材料和输出产品更加便利，从而降低了使用机器的成本。1830年时，根特一共有700台蒸汽动力织机，1840年增至3 600台，1846年达到5 000台。

到1830年，福特曼工厂的年利润增加了两倍，工厂盈利主要靠向荷兰殖民地出口纺织制成品的新合同。然而1830年革命后，一场经济危机随之而来，这家纺织厂暂时关闭。福特曼家族来自荷兰，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设有公司，家族成员也是奥兰治家族的支持者。这家公司名声不好不光是因为它引入了机器。1829年11月，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公司把工人关在工厂外面，从法国招募了25个纺纱工，还把几个罢工的工人送进了监狱。1831年，工人中间流传一个谣言，说公司在厂房内藏匿了武器。工人闯入厂区搜查，打砸工厂的机器设备，要求重开工厂。厂主蛮横地告诉工人：“你们要是饿的话，吃你们的自由树去！”工人冲进他家，暴打了他一顿，逼他亲吻“自由树”，不过没有强迫他吃树。1832年厂主痊愈后工厂重新开工，但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最初的132名工人中，只有27人返回工厂。厂主叫来警察，生怕自己再受工人伤害。

福尔曼纺织厂对工人的管理苛刻至极。工人上班迟到、醉酒、如厕次数过多、交出的产品不合格，哪怕是为了取工具或润滑机器而暂停手中的工作，都要被扣工资。工人对种种惩罚措施深恶痛绝，积怨越来越深。1834年7月和9月，又先后爆发了几次罢工。其他地区开设的新工厂的工作条件与这家工厂大同小异。工厂这种新机构对雇用的工人实行了新的严酷无情的时间约束制度。手织机的织工为了养家糊口，也许一天要在织机前坐14个小时，但他们可以选择何时开始，何时休息，何时结束。工厂的工人则必须随着上班的铃声准时上班，各种规章条例多如牛毛，工作中稍有不慎，工资就被扣除。曼彻斯特附近的蒂尔兹利有一家纺织厂，1823年，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工人们诉苦说车间温度一般达27～28摄氏度，每天工作14个小时，“包括所谓的一小时晚饭时间，上时间厂房门紧锁，只有半小时茶歇时间才打开门，在高温厂房内工作的工人不得离开岗位去喝水”。工人迟到5分钟，“敞开窗子”，“清洗自己”，“吹口哨”，一律罚款1先令，这可不是小数目。“生病的织工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就得每天付6先令的蒸汽费。”如此苛刻的新规章，无论在哪里实行，都会遭到工人的痛恨。

早期的棉纺厂是险恶之地。工人在棉絮和灰尘弥漫的环境中长时间站立工作，耳边是机器震耳欲聋的噪声，因此多有支气管炎、消化不良、静脉曲张、耳聋等问题。有些织工干的活是给梭子穿线，需要用嘴对准穿线孔把线头叼出来，这些工人注定会患上呼吸道疾病。女工的头发或衣服可能会被夹在皮带和转轴之间，人被拽进去后围着转轴旋转，直到惨死在机器下。梭子可能会从织机里飞出来，扎伤工人的脸。工人可能会被机器卡住，斯塔利桥的一个年轻“清洁工”帕特里克·努恩（Patric Noon）就是这样，他负责清扫一台走锭纺纱机下面的地面。1846年3月，他的头被卡在只有10厘米宽的地方，旋转的机器把他的头皮掀开，露出了头骨。据英格兰和苏格兰工厂委员会报告，1840年仅半年内，各家棉纺厂就发生了1 114起机器引起的工伤事故，外加907起其他事故，造成22人死亡，109人截肢。死伤的工人几乎得不到赔偿，但一些公司会给专为工伤事故设立的慈善机构捐款。社会普遍认为，工人选择干这一行完全是出于自愿，愿意承担风险。雇主常常指责受伤的工人粗心大意。

纺织厂中的女工占的比例很高。1843年，根特的两位医生评论说：“此地和其他工业制造区一样，有一种用女工和童工取代男工的倾向，因为厂主想‘降低成本’。”安装的新机器越多，女工的数量就越大。1829年，根特各家棉纺厂40%以上的工人是女工。在机械化程度更高的福特曼棉纺厂，女工比例高达48%。1832年，这家工厂的男工为了阻止工厂雇用更多女工而举行罢工，但没有任何效果。孩子比女工更灵巧、更廉价，雇用孩子可以防止他们流落街头，还可以增加一家人的收入。直到1889年，比利时才制定了保护童工法。1842年，福特曼棉纺厂雇用的5～9岁童工占工人总数的1%，1879年，这一数字涨至9%；10～14岁的童工所占的比例从1842年的6%增至1859年的34%。很多童工是女孩，或在梳棉车间工作，或操作纺纱机和织布机。几乎所有孩子都与工厂的工人沾亲带故，工厂3/4以上的工人是出生在根特的本地人。年景不好时，家庭有一份收入尤其重要，比如19世纪40年代末。当时的粮食价格涨了20%，根特棉纺厂的工人用收入的76.2%（正常情况下是66%左右）购买食物。博特斯一家人的情况很能代表根特市的纺织工人，他们全家都为福特曼厂做工。路易斯·博特斯（Louis Bauters, 1801—？）是一个织工，从1840年到1850年在工厂工作了10年。1829年他结婚娶妻，1835年妻子被工厂雇为织工。这对夫妇一共有12个孩子，活下来的几个刚满13岁就入厂做工，1845年全家有三人挣钱，1849年又多了两个。然而，全家人依然在死亡线上挣扎。博特斯的12个孩子中，只有1个活过了25岁，4个很小就死了，剩余的7个孩子只活到20～25岁。据1845年的一项调查，福特曼工厂给工人提供的伙食基本上是面包和马铃薯，20%的工人每周能吃4次荤菜，35%的工人每周两次，26%的工人每周一次，18%的工人完全没有肉吃，只能分到薄薄一片酪乳，或是韭葱加马铃薯。贫困、营养不良、疾病和婴儿死亡不是工业革命后才产生的，新出现的工厂环境没有改善工人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工人的生活境况反倒恶化了。

煤铁

虽然只有少数工厂使用了蒸汽机，但蒸汽机技术毫无疑问具有重大意义。蒸汽机的问世被称为“工业革命”。19世纪20年代，“工业革命”一词首先出现在法国，用来指生产方式发生的重大变化。1831年，经济学家热罗姆—阿道夫·布朗基（Jérôme-Adolphe Blanqui, 1798—1854）写道：“这是有社会生活以来，产业状况发生的最深刻变化。”深刻变化不是指兴建大型工厂并雇用成百上千名工人生产标准化产品，这样的地方18世纪时已经有了。与昔日的区别在于，早期工场的工人都是用手操作，干的是体力活。各种自然界的动力，比如使用手织机的织工、拉车的马、风车借助的风力，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推动水轮转动的水，在工业革命的初期阶段都起过一定作用，但蒸汽很快成为最重要的动力。这一突破具有决定性意义。工业动力让社会从此挣脱了自然力的束缚，突破了人力、自然力和马力的局限性。

工业革命的范围不限于纺织制造业，而是扩展到产煤业和制铁业，对后者的意义更加深远。英国工业在欧洲一枝独秀，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很早就开始把煤炭作为能源原料，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始终执煤炭生产之牛耳。从1815年到1830年，英国煤产量翻了一番，从每年1 600万吨增至3 000万吨。迟至1860年，英国产煤量仍然比欧洲其他国家产煤量的总和高出一倍多。伴随需求的增加，为了在地下数百英尺（1英尺约合0.3米）挖掘煤层，矿井越挖越深。必须排出矿井里面的水，保持矿井和平巷的空气流通，平巷顶部需要用木头支撑，煤送到地面后，需要使用专门修建的水渠把煤运走。19世纪4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煤矿用轨道取代水渠。煤矿需要排水是促进蒸汽机发展完善的关键因素，但挖煤还是靠人工。增产的唯一方法是增加矿工，越来越多的外来人流向煤蕴藏量丰富的地区，比如威尔士南部，期待能找到一份稳定工作。

挖煤又脏又苦，还很危险。重大矿难层出不穷。1821年10月23日的一条新闻报道了发生在纽卡斯尔附近沃尔森德矿井的事：

早上8点钟左右，位于泰恩河边的沃尔森德煤矿一个新矿井发生大爆炸。方圆几千米内都可以听见爆炸声。爆炸原因不详，据说是氢气引起的。附近煤矿的矿工和家属听到爆炸消息后，惊恐万分。几百人马上跑到出事地点，打听井下工人的下落……井下的56名矿工中，只有2人安全脱险。还有4人逃了出来，但奄奄一息，其中2人后来也死了。其余50人悉数遇难。

1835年6月18日，在同一矿井地面工作的工人听到了“一声巨响，据他们说，感觉像是地震，随后矿井井口喷射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气体，混杂着矿工的碎衣片和其他小物件”。正在井下作业的26名成年男矿工和75名童工死于这次瓦斯大爆炸。此后几天，悲恸欲绝的家属聚集在井口，看着一具具尸体被从井下运到地面。重大矿难多是瓦斯爆炸造成的，但导致矿工死伤的原因还有很多：被失控的煤车撞断胳膊或腿，身上被掉落的石块砸得伤痕累累，死于突发透水，被落石困住，等等。在矿井下拖拽沉重煤车的怀孕妇女常常流产。

为了挖掘深处煤层，竖井越打越深，常常无视当地地质状况，透水事故因而频频发生。1838年的一则消息称：

上个星期六，彭布罗克郡休斯先生创办的煤矿因为疏忽大意发生透水，导致一起可怕事故……6个可怜人被淹死。事故发生后，水大量灌入矿井。从事故发生一直到星期四上午，工人在3处矿井不分昼夜地排水，第三处矿井除了工人外，还动用了一台蒸汽机排水。

不寻常的是，这次一名遇难矿工的父亲把矿主告上了法庭，但他没有得到大陪审团的支持，输掉了官司。1844年2月14日，彭布罗克郡的加登矿井发生了10年来最严重的事故。该矿井位于克莱多河入海口底下60米处，年产煤1万吨。那一天海潮汹涌，巷道承受不住巨大压力，海水咆哮涌向煤矿，淹死了40名无路可逃的矿工。

矿难赔偿没有明文规定，有的矿主会以施惠的姿态支付一些赔偿金。据报道，19世纪40年代中期，斯塔福德郡南区的煤矿矿主每周给因工伤不能上班的工人6先令，给死于矿难的矿工的遗孀1先令6便士，外加给每个6岁以下的孩子1先令。矿主一般在发生重大矿难时更愿意出钱，各家报纸有时会组织公众为死难者家属捐款，但这种活动只针对“值得帮助的穷人”。1821年沃尔森德煤矿爆炸事故发生后，矿主自己出钱把死难矿工埋葬在当地教堂的院子里，还承担了死者家属的吃饭和取暖费用，直到他们不再需要为止。然而，如卫生专家约翰·托马斯·阿利奇（John Thomas Arlidge, 1822—1899）所说，也有很多矿主常常指责工人“从事危险职业却毛手毛脚，不爱整洁，不肯采取预防矿难的措施，更糟的是，工人普遍有酗酒的习惯”。工人常常自发凑钱帮助受伤工友。很多工人刚刚痊愈就返回矿井工作，而不是靠时有时无的慈善救济过活。1844年，一辆运煤车从年仅8岁的威廉姆·莫罗（William Morrow, 1836—？）身上碾过，导致他失去了一条腿。6年后，他安上假腿又返回矿井工作。矿工和亲属常常觉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要么是运气不好，要么是上帝的意旨，要么是受伤工人本人的过错。矿工的安全防护迟迟得不到改善。1816年投入使用的戴维安全灯逐渐取代了危险性极大的蜡烛，却刺激了矿主去开采更深、挖掘难度更大的煤层，导致发生更多矿难。英国工人为19世纪上半叶英国采煤业的发展付出了高昂代价。

伴随煤炭工业的发展，炼铁业也迅猛发展，技术不断革新。木材数量有限，高昂的木炭成本成为革新的动力。英国大片树林被砍伐，或为建造王家海军舰船，或为将林地改为耕地和牧场，因此需要找到新办法。1790年以前，几乎所有生铁都是用焦炭冶炼的。焦炭是高温熔融后黏结固化的煤，可以加热到极高温度。18世纪80年代发明了提纯生铁、把它冶炼成熟铁或条铁的新技术（“搅炼法”和“轧制法”），英国炼铁业蓬勃发展。1750年，法国和瑞典垄断了欧洲的生铁生产，英国需要的铁基本靠进口。1860年时，英国生铁产量已占欧洲生铁总产量的60%。英国的生铁产业集中在诺丁汉郡、德比郡、约克郡等地的铁矿石矿和煤矿附近，还有其他一些地区。

18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上跟上英国脚步的只有从比利时到法国北部和德国西部的地区。这片地区的煤和铁矿石蕴藏量丰富，具有资本主义工业传统，自然资源丰富，没有代表农业利益的强大政治利益集团，银行和金融业集中，政府投资力度大。借助这些有利条件，根特和比利时南部地区的工业化走到了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前头，不仅纺织业如此，采煤和采矿业也是这样。1838年时，比利时的深层矿井已普遍使用英国制造的蒸汽泵。当时比利时矿井的平均深度是210米。19世纪20年代，列日和沙勒罗瓦地区采用从英国进口的技术，开始建造使用焦炭的鼓风炉及搅炼厂和轧制厂。进口关税保护本国工业不受英国竞争威胁，成本的降低冲击了传统生产方式。到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和英国一样，几乎实现了100%用焦炭冶炼生铁，而德国和法国依然使用传统的木炭冶铁方法。瑞典直到19世纪60年代还在采用英国的搅炼技术用木炭精炼生铁。19世纪60年代以前，阿尔卑斯地区只用木炭冶炼生铁。哈布斯堡帝国北部的维特科维采钢铁厂从1836年开始使用焦炭炼铁，1854年以前，哈布斯堡帝国全境内只有这家工厂使用焦炭，很有可能是因为这家工厂的两个厂长来自威尔士。

欧洲大陆上的许多创新是英国人到来和引入英国机器设备直接促成的。18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为了阻止技术流到国外，制定了禁止出口机器、严禁工匠移居海外的法律，然而这类规定完全无法实施。早在1798年，比利时（当时还是法国人）工程师利埃万·博旺（Liévin Bauwens, 1769—1822）就把一台珍妮纺纱机拆散后藏在运糖的箱子里，从曼彻斯特经汉堡偷运到根特，而当时出口机器是死罪。匈牙利贵族塞切尼·伊什特万（István Széchenyi, 1791—1860）伯爵1815年访问英国时，设法弄到了

一台燃气发动机模型，为了把它搞到手，我绞尽脑汁，不惜血本，凭着意志力和执着，我终于如愿以偿……我的几个旧相识嘲笑我对机器的痴迷，尤其是对一台照明设备的痴迷，我在英国期间花了不少时间研究它。一个轻骑兵上尉花3个小时听技工和他们的帮手讲授理论课外加实际操作，上午浑身上下都是桐油，晚上又全身散发着高级香水味，的确有点怪。

这位伯爵认为蒸汽机既无用又危险（“我的国家没有工厂，谢天谢地，我们没有！”）。他觉得煤气照明设备用途很广，甘愿付2英镑买一台照明设备模型，还用钱贿赂了一个“假扮海关官员的骄傲的英国人”，他“为区区四个金币就出卖了自己国家的灵魂：一台燃气发动机”。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这种伎俩司空见惯。

英国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取消了对出口机器的禁令，改为实行许可证制度，1843年又废止了许可证制度。渴求获得最新技术的外国企业家来到英国，或通过在英国工作把图纸资料带回国，或延聘英国专家改造自己的工场。著名的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就是一个例子。1838年，拥有这家公司的艾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 1812—1887，他起了个英国名字艾尔弗雷德，表示对英国工业优势的敬意）化名“施罗普先生”游历英国。返回德国后，他又不断派人去英国学习最新的工厂架构和工业技术。有时，一国政府也参与引入新技术和生产方式。重农主义者斯坦尼斯瓦夫·斯塔西茨（Stanisław Staszic, 1755—1826）是俄属波兰王国的官员，分管贸易和工业，他在波兰王国庞大的扎莫伊斯基庄园鼓励人们仿效英国人开矿办厂，兴办纺织业加工工厂，修造运河。他在栋布罗瓦古尔尼恰地区发现了煤藏，于是建了一座煤矿，还革新了旧波兰盆地的鼓风炉，用焦炭取代了木炭。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发挥主力军作用的还是私人企业，它们在初期阶段还常常得到来自英国的企业家的帮助，比如爱尔兰工程师威廉·托马斯·马尔瓦尼（William Thomas Mulvany, 1806—1885）。马尔瓦尼原是爱尔兰公务员，负责制订促进就业计划，主要涉及修造运河和筑路。大饥荒后，政府终止了就业计划，他被解雇，不得不另谋出路。一次他陪一批潜在投资者访问鲁尔地区，看到了一直寻觅的机会：

我造访了采矿总局。研究了地质图后，我马上意识到，这一带地下蕴藏着丰富矿产资源。当地铁路交通非常落后，运河和交通设施效率低下。我当时自忖，这些人坐在金山上，却浑然不知。

马尔瓦尼创办了3家煤矿，分别是恒亚（Hibernia）、沙姆罗克（Shamrock）和埃林（Erin）煤矿。时至今日，这三家煤矿依然没有改名。马尔瓦尼后来被授予盖尔森基兴荣誉市民称号，晚年住在杜塞尔多夫直到去世。

政府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为工业化进程提供法律、经济和结构框架。英国还采取了有限措施改善工作条件。1819年的《棉纺厂和工厂法案》禁止雇用9岁以下的孩子，同时规定年龄不足16岁的孩子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6小时，但这些规则实行起来很难。1833年，新《工厂法》进一步缩短了童工劳作的时间，要求他们每天至少有2小时学习时间，法案还设立了一个“工厂督查署”。新法案的出台往往是在一次重大工业事故引起公愤之后。1838年巴恩斯利附近的哈斯卡煤矿突发事故后，英国民众始对本国煤矿的工作条件有所了解。一次狂风暴雨过后，河水漫堤，大水涌入通风系统，淹死了26个孩子，其中11个是8～16岁的女孩，15个是9～12岁的男孩。读报的公众看到这么多童工罹难，不禁悚然。这起矿难引起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的注意，她下令展开调查。由慈善家阿什利勋爵（Lord Ashley, 1801—1885，后获封沙夫茨伯里伯爵）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考察了全国各地的煤矿和矿工群体，有时不惜得罪矿主收集信息。1842年5月，夹带版画插图的报告文本和矿工自述公之于众。报告称，年仅5～6岁的孩子在井下负责开关通风门，年龄稍大后改为在地下巷道推煤车，维多利亚时代的公众看到报告后无比震惊。阿什利勋爵有意利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拘谨的风气，着重描述了女孩和妇女的状况，当着男孩和男人的面，她们只穿裤子，赤裸上身干活。这一做法“使女孩既不适合嫁人，也不适合做母亲”。此后出台的《1842年煤矿法》和《1844年工厂法》成立了一个督察署，禁止妇女和孩子在井下作业。1844年的立法把9～13岁孩子的每日工作时间减至9小时，同时规定在机器四周安装防护栏。如果工人因机器设备不安全而受伤，厂主就会被罚款。

英国的这种改革在欧洲其他地区很少见。更重要的是，国家参与了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特别是后者。修造公路和运河基本上靠政府投资，国家还大力修建铁路。投资资本主要来自国家，国家也立法促使银行更愿意向企业提供贷款。诸如彼得·博伊特（Peter Beuth, 1781—1853）这样的人从事的活动也同样重要。博伊特在普鲁士政府内任贸易和工业大臣，1821年，他在柏林创办了一个技术学院，1823年和1836年，博伊特两次访问英国，了解新工业技术和机器信息。普鲁士率先废除关税壁垒的意义更大。普鲁士先是在1818年推行了一项改革，又于1834年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巴登等南德诸邦很快加入了这一同盟，但奥地利没有加入。关税同盟参照普鲁士进口税规则，合并了此前分散的关税协议，制定了统一进口税。关税同盟的一大作用是保护德意志工业免受英国竞争的冲击，但这一作用常常被人忽略，举例说，1844年，关税同盟决定按每吨一英镑的价格对进口生铁征收关税。

在德国首先倡导自由贸易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普林斯—史密斯（John Prince-Smith, 1809—1874）。他是小学校长，在波罗的海港口城市埃尔宾教书。1847年，普林斯—史密斯在柏林成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协会。19世纪中叶前，就德国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关系而言，他倡导的这一事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取消境内关税壁垒对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把中欧与北海和大西洋连接在一起的大动脉莱茵河就是一个例子。18世纪中叶，流经众多邦国的莱茵河沿岸平均每1.5千米就有一个关卡。其实1815年维也纳会议已有规定，莱茵河航行自由，但这执行起来难度极大，直到1831年才开始实行。此前，一切来往船只必须依次在科隆和美因茨卸下所载货物，在当地出售。1831年改革后，这两个城市一度陷入危机，因为大多数船只现在可以绕过它们。从1834年到1840年，途经科隆港口的船只吨位减少了一半；从1829年到1832年，停靠美因茨的船只吨位减少了1/3。直到铁路出现后，这两个港口城市才逐渐走出危机。从长远看，莱茵河沿岸实现自由贸易大大降低了沿河运输货物的成本。

国家减少干预经济对推动社会技术创新起了重大作用。早期实行重商主义的普鲁士通过法律限制工场数量，防止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时期，比如19世纪40年代末，限制就更严了。当时普鲁士有20座国有煤矿，大多数位于萨尔区和西里西亚，1850年，这些国有煤矿的产煤量占普鲁士产煤总量的20%。同一时期，国有炼铁厂每年产铁15万吨，国家还完全垄断了盐业。普鲁士海外贸易公司（Seebandlung）在西里西亚开办了棉纺厂、化工厂和机床厂，向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贷款。它用纳税人的钱补贴亏本的企业，惹来了麻烦。1845年，普鲁士国王敕令该公司不得再开办新企业。19世纪40年代末，这家公司被迫出售它拥有的大部分企业。巴伐利亚的情况与普鲁士相似。国家拥有盐矿、煤矿、铁矿石矿、巴伐利亚王家银行、三家疗养所，外加世界上最大的啤酒馆——慕尼黑王家啤酒屋。对于“就兴办实业的能力而言，政府官员不如普通百姓”的说法，普鲁士海外贸易公司总经理克里斯蒂安·冯·罗特尔（Christian von Rother, 1778—1849）斥之为老生常谈。然而这句“老生常谈”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批评家指出，政府官员对推动工业发展漠不关心，罗特尔就曾说，发展铁路没有未来。在自由派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推动下，国家和诸如普鲁士海外贸易公司这样的政府机构逐渐不再对工业进行直接投资，但铁路是一个例外，因为铁路的战略意义往往大于经济意义。

国家的作用体现在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制定关税和补贴政策，修造公路、铁路和运河，收集和公布经济统计数字。但不应忘记，自然资源和市场的分布并不由一国边界决定，工业化起步地区往往跨越多国，欧洲西北部的煤田就从比利时南部和法国北部一直延伸到德国西部的鲁尔地区。在欧洲其他地方，产业多集中在煤和铁矿石蕴藏量丰富的地区，比如苏格兰低地、英格兰东北和西北部、威尔士南部、法国东部和中部、与普鲁士和奥匈帝国接壤的西里西亚、德法边境的萨尔区，还有萨克森境内的利格尼茨和茨维考。欧洲早期的工业化完全无视国家边界，其突出特点是技术抄袭、劳动力迁徙、投资和技术知识从一国流向另一国。在工业化经济中，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就是铁路部门。

铁路、蒸汽和速度

发展工业高度依赖廉价、高速和有效的交通工具，把原料运送到工厂，再把制成品运往市场。18世纪和19世纪初，欧洲的陆路和水路交通有了极大改善，不是所有地区的交通都得到了同等改善。当年拿破仑出于调动军队的战略需要修造公路，19世纪20年代，法国仅对这些公路修修补补。1832年发生了一连串社会骚乱后，法国“七月王朝”才开始大力造桥修路，以确保任何气象条件下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调动军队。19世纪30—40年代，法国每年新修的各级公路超过1 200千米，大多数公路没有铺碎石。1824年，法国将近60%的国道破旧不堪，到1845年，几乎所有主干道全年均可通车，但碎石铺面公路网的总长度并没有增加多少——1824年将近3.38万千米，1914年接近3.8万千米。

1821年，哈布斯堡帝国的筑路预算为42万塔勒，20年后增至300万塔勒。筑路工程雇用了1.5万名工人，公路网长度由1816年的3 162千米增至1846年的1.1万千米。筑路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19世纪初，如果道路状况好，一辆驿递马车每天可以走29～40千米。一辆小驿车每小时可以走14千米。1821开始使用驿车后，从法兰克福到斯图加特所需时间从40小时缩至25小时。19世纪初，如果路好走，一辆驿站马车每小时可以走9千米，夏天一天走大约80千米，秋冬季因道路泥泞，天气恶劣，每天只能走40千米。19世纪30年代，从匈牙利布达到维也纳只需31个小时，而半个世纪前，这段路程需要走整整两天。1790年，匈牙利境内的国道总长度为700千米，1848年猛增到1 770千米，不过国家运输公司提供的马车“又脏又不舒服”，一名旅行者在1830年抱怨说，马车活像“吉卜赛人的大篷车”。

在沙俄帝国，用碎石铺的道路仍然罕见。俄国在1831年以前连一条碎石路都没有，1850年时只有4 800千米的碎石马路，半个世纪后，也不过1.6万千米。诗人普希金在《叶普盖尼·奥涅金》中不加掩饰地描写了拉林一家人坐马车从自家庄园前往莫斯科的经历：“道路坑坑洼洼，桥梁年久失修。驿站里到处是臭虫和跳蚤，根本无法入眠。”夏季时，道路尘土飞扬，令人窒息；春秋两季，马路又成了泥潭，马车常常陷进去出不来。许多俄国人认为冬天走陆路更便捷，冬季路面被一层厚厚冰雪覆盖，沿路是驿站，马拉的大雪橇载着乘客，沿着路面上高竖的标杆路标在冰雪上疾驶。雪橇上的人完全暴露在大自然里，任凭风雪吹打。越是达官贵人，出行所需时间就越短：1810年冬天，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从圣彼得堡去莫斯科只用了42小时；1833年12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又把这段路程所需时间缩至38小时。大多数旅行者所需时间要长得多。

在由公路、马路和主干道组成的这一交通网没有覆盖的欧洲地区，出行极为不易。大车、马车、马、骡子、成群的牛羊、徒步的行人沿着地图上没有标记，也没有任何路标的小路穿过一个个岔道，摸索着前行。天气恶劣时，有些路径几乎难以辨识。有些路有特殊用途，比如教徒朝觐的路或牛贩子走的羊肠小道。有的路连接村子和集市，有的则将煤矿、采石场和工厂与主要交通干线连通起来。但绝大多数的路是当地小路，充其量也不过是地区公路。山隘一年四季都很危险，必须有当地向导领路，骑马或骡子走过。在平原地带，农民牵耕牛走过未经平整的土路后，路面一片泥泞，洪水过后，农民也不去修复被冲坏的道路。当地人通常从浅滩涉水过河，桥梁很少见，而浅滩在大雨后往往无法通行。绝大多数道路不适合带轮子的交通工具，直到20世纪初，很多地区还是看不到轮车。农民常常背着东西去集市，尤其是那些买不起骡子的农民。1840年，法国某地区的一个小学督导员报告说，他所在地区的农民把当地道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疯狂之路”，马匹陷到齐脖深的泥潭里；第二类是“凶险之路”，马夫陷到齐眉深的泥潭中；第三类是“死亡之路”，连人带马没入沼泽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19世纪上半叶，水路是运输笨重货物、工业原材料和出口物资的最便捷方式。17世纪和18世纪是挖凿运河的时代，修运河之风一直持续到1815年以后。有些运河连接不同的河流，比如1832年修的把罗讷河与莱茵河连在一起的运河，还有连接马恩河和埃纳河、索恩河和约讷河的运河。有的运河有工业或贸易用途，1836年开凿瓦兹运河，就是为了把法国北部煤矿的煤运到巴黎。各国政府积极赞助修运河工程。1820年，法国的复辟王朝政府甚至计划增挖1万千米长的运河，但由于政府开支受限，截至19世纪40年代末，除已有的2 000千米运河外，只新开凿了3 060千米长的运河。普鲁士人环绕柏林建立了一个运河网，19世纪30年代开凿了奥拉宁堡运河，19世纪40年代末又修了兰德韦尔运河和路易森城运河。这几条运河开通后，人们就可以把廉价的英国煤运到柏林了。英国大部分运河是把煤矿、采石场或铸铁厂与海边或市场连接在一起的短程水道，大多建于工业化起步时期。

蒸汽动力迅速革新了江河海洋的旅行和运输方式。1815年，汽船已航行在克莱德河和泰晤士河上，主要运载乘客。很快，欧洲大陆也用起了汽船。到19世纪40年代，奥地利皇家帝国汽船公司已拥有224艘船，每年在多瑙河上运送的人次超过20万，还开通了黑海航线。与它竞争的其他公司，比如匈牙利多瑙河汽船公司和库尔帕航运公司，经营当地交通运输。到19世纪20年代，已经可以经水路在黑海、里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穿行，载重700吨的驳船可以沿着4 000千米长的河道，从阿斯特拉罕一直驶到圣彼得堡，所需时间不到2个月。1815年，第一艘汽船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上投入使用，19世纪20年代时已能见到汽船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上行驶，但1900年前这并不常见，大多数驳船还得用岸上的马拉，或靠一群纤夫拉（著名的《伏尔加河船夫曲》即源于此，这首曲子风靡欧洲各地）。明轮蒸汽机船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沿河逆流航行，但由于本国人工低廉，这项发明在俄国迟迟得不到推广。交通工具不断改善后，19世纪末俄国内陆航运水道已达16万千米，运送货物总吨数从1861年的600万吨增至1900年的3 000万吨，一半以上是木材和木柴。

用于矿山和采石场的短途有轨车道几百年前就有了，运货车靠人拉或马拉。两项发明彻底改变了有轨车道：自18世纪中期起，铁轨取代了木轨；更重要的是，蒸汽动力机车问世。19世纪初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 1771—1833）首先发明了蒸汽机车，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 1781—1848）和儿子罗伯特（Robert Stephenson, 1803—1859）把蒸汽机车投入使用。1830年9月，利物浦—曼彻斯特线铁路通车，威灵顿公爵出席了通车典礼。据当时一家报纸报道，“沿途两侧挤满了人，彩旗飞舞，小亭子、脚手架和硕大帐篷连成一线”。利物浦—曼彻斯特线全长48千米，不仅运输原棉和煤，第一年还运送了50万名旅客。该线通车后，很快又修建了其他线路。两年内，英国本土已有1.1万千米铁路，贯穿东西南北。铁路公司利润惊人，导致投机之风盛起。1847年英国铁路热达到巅峰时，多达25万人参与铁路修筑，33%的砖和18%的铁用于制造铁轨、蒸汽机、轧件、信号灯及其他设备。铁路贪婪地吞噬了这些物资，外加永久性道路所需的砂砾和机车用煤。铁路的高额利润很快吸引了欧洲大陆投资者的目光。欧洲大陆已有了靠马拉的有轨车道，但尚未使用蒸汽机技术。奥地利人号称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马拉有轨车道，这条路始建于1825年，最终把林茨和布德韦斯连接起来，全长145千米，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还在使用。该线运营期间，有1 000多辆木轮轻型运货车和96辆客车在其上运行，每年运载20万人次，每日平均速度65千米。然而，早在1872年12月最后一辆马拉车离开布德韦斯前往林茨之前，人们就已清楚认识到，未来是蒸汽机车的天下。

也许出乎人们意料，最初为运输货物修建的蒸汽机车铁路运送乘客利润丰厚。很快铁路不仅延伸到英国各地，还扩展到欧洲大陆。1828年，法国在圣艾蒂安开通了第一条运煤车道。4年后蒸汽机车取代了拉货车的马后，这条线延伸至里昂，开始运载乘客，火车车厢分上下两层，下层车厢防寒保暖条件好一些，票价较贵。1835年，比利时的第一条铁路通车，巴伐利亚也开通了铁路，1837年，俄国人修通了从圣彼得堡到沙皇村的一小段铁路，1839年荷兰人紧随其后。1847年，丹麦和瑞士也有了自己的铁路。意大利最早的两条铁路建于1839—1840年，分别是那不勒斯—波蒂奇线和米兰—蒙扎线，这两条线把国王王宫与首都连在一起。意大利统一前，铁路建设发展缓慢，19世纪50年代末，全国修建的铁路不到1 700千米，不过在意大利富饶的北部地区，尤其是皮埃蒙特，当地政治家认识到铁路的经济价值，积极推动铁路建设。修建铁路的一大障碍来自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Gregory XVI, 1765—1846），他顽固敌视现代技术，禁止在罗马街道使用煤气灯照明。他死后，罗马市民取笑说，教皇在去天国之门的途中向圣彼得抱怨他走得双腿酸痛，问前面的路还有多远，圣彼得告诉他：“当初你要是修一条铁路，现在早到天堂了！”

1845年，乔治·斯蒂芬森前往西班牙考察在当地修建铁路的前景。他沮丧地说：“我来此地已经一月有余，见到的配坐火车的人连一列火车都装不满。”1855年时，西班牙全国铁路全长仅455千米。在资源匮乏、人烟稀少的地方，铁路更是姗姗来迟：挪威直到1845年才开通第一条铁路，瑞典和芬兰分别是1856年和1862年。1869年，罗马尼亚和希腊开通首条铁路，一条铁路也没有的只剩阿尔巴尼亚了。以上国家铁路建设缓慢的另一原因是，修铁路需要大量先期投资。英国不缺私人资本，因为英国的工业化已经起步，需要为工业产品和原材料提供廉价快速的运输工具。欧洲大陆上的铁路建设则先于工业化进程，所需资金要么依赖英国投资，要么靠国家资助。

比利时政府把铁路看作新国家实现统一和推动工业化的手段，因此政府发行债券，为修路提供资金。国王利奥波德一世还打算建一个铁路网，取代国内主要水道进口货物，因为比利时的水道都穿过潜在敌对国荷兰的领土。1834年首先批准修建的几条铁路连接起了安特卫普、布鲁塞尔、蒙斯与亚琛、科隆，也连起了奥斯坦德与列日。这意味着比利时的对外贸易要么完全绕过莱茵河，要么避开荷兰境内的一段，如此一来，两国发生争端时，荷兰人就无法封锁比利时了。德意志各邦国同样把铁路视为国家象征，但仅在各自首都修建铁路网，忽视与外部世界的衔接。在巴登大公国，国家修建和营运的铁路用的是宽轨，直到1853年才改用标准轨。即使国家出资，修建铁路网所需的费用也远远超出大多数国家的财政能力，大多数铁路都是靠英国资金修建的，尤其是法国的铁路。比利时政府发行的铁路债券大部分被英国投资者购买。即便如此，修建铁路所需的一国财政投资数额也十分惊人。19世纪中叶，法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13%用于铁路建设，1845—1849年普鲁士发行的铁路证券占国家年预算的1/3。换言之，铁路成了一国经济中的最大部门。乔治·哈德逊（George Hudson, 1800—1871）等英国投机者用大量别人的钱投资铁路项目，后来发现很多项目不过是一纸空文，哈德逊本人因欺骗投资者、贿赂议员而名誉扫地。其他国家很快出现了类似骗子，贝特尔·亨利·施特劳斯伯格（Bethel Henry Strousberg, 1823—1884）就是个典型，他在德国盲目疯狂投机，最终血本无归，大批投资者也随之破产。早期阶段英国人不仅提供了大量资本，还供应了铁轨、车厢、机车和其他设备。1841年，普鲁士的51台机车中，只有一台不是英国制造的，还是一台不能用的。

人员往往也来自英国。巴黎—鲁昂线是英国出资建造和运营的，使用的机车也是在一家雇用清一色英国工人的工厂制造的。建于1835年的莱比锡—德累斯顿线也许有点不寻常，用的是在萨克森当地筹集的资本，但请来了一位曾参与修建利物浦—曼彻斯特线的苏格兰工程师詹姆斯·沃克（James Walker, 1781—1862）考察线路，首批16台机车也从英国装箱运到当地，由英国工程师、司机和技工组装。首次试运时，驾驶火车的是一位英国机车司机。车厢设计出自从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公司挖来的托马斯·沃斯德尔（Thomas Worsdell, 1788—1826）之手。比利时也是一样，依靠英国技术修建了本国铁路。乔治·斯蒂芬森制造了首批机车，匿名与国王及其近臣同乘首列火车，半路火车出了故障。他下车修好了机车，被国王授予骑士称号。以上种种例子反映了欧洲大陆早期修建铁路的普遍状况。毫不奇怪，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铁路都采用英国1 435毫米标准轨距，只有巴登、西班牙和俄国例外。西班牙用的是1 676毫米宽轨，俄国请来修铁路的一位美国工程师建议使用1 524毫米宽轨。因此俄国走了一条自己的路，结果其他国家的火车无法穿越其境，后来造成了极大麻烦。

修铁路通常使用当地劳工。俄国最早的铁路基本上是靠农奴修建的。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早期阶段的劳工主要是英国人。各地的铁路都是成群的“苦工”修建的。所谓苦工，是指干体力活的临时工，他们住在铁路尽头或在附近村子栖身（如果沿线有村子的话），一直干到铁路竣工。他们修建路堤，开辟路堑，挖凿隧道，架设桥梁，铺设上千千米的路基，全靠两只手。事故屡屡发生，或炸药提前爆炸，或路堤和隧道塌方，或推车失控撞死工人。没有任何保护工人、预防工伤的立法措施。更糟的是，工人常常酗酒。酿酒商付给工头佣金，让他们向工友推销啤酒。连一名不允许在工地卖啤酒的英国承包商也说：“如果有人想喝酒，早上上班有权带一加仑啤酒。”死亡事故司空见惯。1836—1841年修建伦敦—布里斯托尔西线铁路时，100余人死于开凿博克斯希尔隧道。1845年，阿什顿安德莱恩线上一座九孔高架桥突然坍塌，正在下面作业的工人被埋在瓦砾堆中。四周聚集了大约2万人围观救援，军队赶来维持秩序。这次事故造成15人死亡，被抢救出来的只有两个人。事后督察员的一份报告称，是工人作业失当造成了这起事故。诸如此类的事故常常是可以预防的，然而随着铁路建设在欧洲大陆铺开，事故层出不穷。

修路雇用了大批苦工。1845年，据说英国有20万人参与修建了4 800千米新铁路，任何一处筑路地段都有数百人甚至数千人干苦工。筑路公司修建路基时，常常不理会土地所有权。一名评论员说：“有时遇到当地地主反抗，筑路公司就召集大批苦工保护土地测量员，向苦工免费提供酒水，给他们优厚的报酬，让他们恐吓土地的合法地主。”少数苦工是爱尔兰人，常常与憎恶他们的英国工人斗殴，有时每方有上百人卷入。19世纪40年代初，5 000名英国苦工参与修建巴黎—鲁昂铁路，一名南安普顿企业家把他们用船运到那里。这些工人在鲁昂开怀畅饮，每次发薪后，都不得不停工3天，把泡在酒吧和夜总会的工人拉回来，让他们醒酒。苦工很受当地酒吧老板欢迎，雇主却头疼不已。英国工程师罗伯特·罗林森（Robert Rawlinson, 1810—1898）说：“他们干起活来像野兽，吃饭睡觉如野人，一身的恶习。”1842年，汉堡大片城区被大火夷为平地，当地一些居民把这场火灾归咎于在附近修建铁路的英国和爱尔兰苦工，示威和骚乱随之爆发，街上的英国人遭到袭击。

铁路从诞生之日起即以速度快而扬名，铁路能把人和货物从一地快速运到另一地。乔治·斯蒂芬森把他制造的首台机车称为“火箭”。纽伦堡—菲尔特线是德国第一条使用蒸汽机车的铁路，行驶在这条线上的两台机车分别叫“鹰”和“箭”。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在19世纪30年代末乘火车夜行，他感到坐火车“仿佛浮士德身披魔鬼斗篷飞翔，又仿佛一只蒸汽大鸟驮着你飞，在夜空中携你一起遨游不为人知的苍穹”。1840年时，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仍在柏林求学，他第一次乘坐火车，惊叹“火车只用33到35分钟就走完了5小时的路程，一路滑行到波茨坦……它简直就是一只飞过去的鸟”。1844年，画家J. M. W. 透纳（J. M. W. Turner, 1775—1851）在一幅题为《雨、蒸汽和速度：西部大铁路》（Rain, Steam and Speed: 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的画中力求表达人们的这种新鲜感受。1850年，诗人约瑟夫·冯·艾兴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 1788—1857）说：“乘坐蒸汽机车旅行就像看万花筒，铁路沿线的世界不断改变，沿途掠过的山山水水风光无限。”

铁路运输量增加后，事故在所难免。第一次事故发生在1830年9月利物浦—曼彻斯特线通车之时。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 1770—1830）与铁路推销商交谈时，斯蒂芬森制造的“火箭号”去加水时悄然无声地从他背后缓缓驶来，把他碾死在车轮下面。一家报纸不无明智地指出：“机车是不会离开铁轨的。任何人只要避开铁轨，绝无生命之忧。不幸的是，赫斯基森先生慌乱中没有听从这一告诫。”他当时沿着铁轨跑，想爬上停靠在旁边一条轨道上的车厢，结果被车厢突然打开的门带到了从后面驶来的火车前面，火车撞上他，他“发出了一声凄厉惨叫，听到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赫斯基森被送到医院后不久就不治身亡。1842年5月，欧洲各家报纸用很大篇幅报道了发生在巴黎—圣日耳曼线上的一次事故。一列挂有18节车厢的火车在两台机车的牵引下行驶时，前一台机车的车轴突然断裂，导致火车出轨，全速行驶的第二台机车撞上它后引起了大火。整列火车脱轨后，火势迅速蔓延到刚刚油漆过的车厢，车厢门却从外面反锁上了。一家报社的记者报道说：“火苗有近30米高，当时风很大，车厢连同里面的乘客瞬间被烈焰吞没，只听见阵阵令人心碎的凄厉呼救声。”

然而，英国政治家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 1811—1889）称：“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高速行驶火车的头等车厢。”头等车厢装有减震器，椅子带有坐垫，车厢顶部有结实的木框，发生撞车事故的时候，乘客较不容易受伤。19世纪40年代初，乘坐三等车厢旅行滋味可不好受。一名早期旅行者说：“我乘火车去罗奇代尔。车厢四面透风，还不如运牲口的车。车厢里有座位可坐，或者说有些有形状的东西可坐，但从里到外都被雨水浇透了。”1844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火车车厢必须确保旅客不会遭到日晒雨淋，欧洲大陆很快效仿。这一法案获得通过后，越来越多的人乘火车出行。不过，铁路的经济效益主要还是靠运输货物。铁路可以更快地长途运输大量货物，从而大大降低成本。根据一项估算，1800年，使用公路运送一吨货物每英里（1英里约合1.6千米）平均费用为64芬尼，1850年改用铁路运输后，每英里成本仅为16芬尼。运输成本的下降刺激了大部件工业品的生产，进一步增加了铁路公司的收入，为建造新铁路提供了动力。欧洲大陆各国很快不再进口建造铁路的材料，而是改用本国产品，这进一步刺激了国内生产。1841年以前，普鲁士铁路公司陆续从英国购买了51台机车；1842—1845年，公司又购买了124台机车，但其中40%是德国制造的；到19世纪50年代，所购买的新机车几乎百分之百产自德国。1842年，法国使用的146台机车中有88台产自英国；到1854年，法国机车的年生产能力已达500台。19世纪40年代中期，位于比利时的欧洲大陆最大炼铁厂年产铁轨3万吨。

这是产业替代的经典范例，它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大陆的工业化发展，刺激了对当地劳动力的需求。1846年，德国的17.85万名铁路工人大多数是德国人，而不是英国人。首批铁路建成后，新线铁路很快在各处出现。铁路的重大意义还要再过几十年才真正显现出来，但19世纪40年代末时，铁路和铁路建设已经开始改变欧洲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德国克虏伯公司实际上起步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公司开始生产机车所需的车轴、曲轴和铁轨。几年后，公司迅猛扩展，克虏伯的眼光开始瞄向全球。他的宏愿是成为全世界铁路设备的供应商，“用铁路把非洲、美洲和亚洲联系在一起，使那里的国家能获得文明国家的地位。加上铁路支线的建设，工业繁荣可以一直持续到世界末日，除非哪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发明了空中运输，毁掉我的预想”。

铁路使通信变得更快、更便捷，信件、文件和其他信息载体迅速从一地传送到另一地。空中电报通过使用臂板信号的地面站以视觉方式传递信息，也让通信变得更便捷。据报道，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分别于1832年、1835年和1839年开始使用这些通信系统。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1802—1870）在他写的《基度山伯爵》（1844—1845）一书中提到了法国通信系统，伯爵改变了信号，在巴黎造成一场金融灾难。然而，受天气和夜晚限制，臂板信号只有1/3的时间可以通过肉眼辨认，而且成本高昂，19世纪中叶前后，伦敦—朴次茅斯线每年的通信费用就达3 300英镑。1837年，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 1791—1872）获得电磁电报专利，电磁电报开始取代臂板信号系统。1846年，英国电报公司成立，开始把电报用于商业。很多人觉得电报十分神秘，据报道，“有人坚信，上面写字的电报纸真的是从电线中间穿过的”。最初，莫尔斯发明的由长短不一的脉冲信号构成的电码不得不与其他类型电码竞争，经过一段时间后，莫尔斯电码才成为标准电码。1850年时，法国已有近1千米长的电报线路，还有1.4千米电报线路在建。为了方便，地面上的电报线通常悬挂在铁路沿线的电报杆子上。

普鲁士人喜欢用杜仲胶把电线包上后埋入地下，普鲁士总长6 500千米的电报线中，近4 000千米都铺在地下。后来，人们开始使用更结实可靠的铅管外壳。各国政府对电报通信潜在的颠覆功能忧心忡忡。在法国和普鲁士，所有电文发出前都必须送交电报站的政府人员过目。任何一地，私人都不得自己发电报。1850年时，据说已经可以从“加来向多瑙河畔的匈牙利城市发送新闻，不需要很久，情报就能从圣彼得堡不间断地发送到比利牛斯”。新通信手段开启了欧洲大陆上思想和信息迅速传播的进程，促进了种种新政治运动的诞生，孕育了超越国界的新政治觉悟。新通信手段的诞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为1848年爆发的革命浪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通信基础。没有新通信手段，就不会众多国家几乎同时爆发革命。

欧洲工人阶级的形成

工业化生产降临前，欧洲很多地区的商品生产把持在行会手中，比如器皿、纺织品、家具、陶器、葡萄酒和啤酒的生产。行会是正式结成的组织，目的是维护生产的高标准，限制产品数量，确保本行业内所有工人享受体面的生活。几百年来，行会对欧洲众多城镇的事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许多城镇高度依赖行会生产优质商品的声誉。行会成员往往是市议会的成员，可以运用手中权力惩罚不加入行会但涉足这一行业的任何人。行会施加的种种限制之所以行得通，一个原因是在1815年时，欧洲很多城镇甚至大部分城镇外围依然有城墙。城市当局规定，行会成员必须住在城内，每天黄昏时分关闭城门，陌生人必须出城，除非的确有一天时间办不完的事。行会成员借助形形色色的仪式和“神秘习俗”强化行会认同感。他们常身穿特殊的衣服，几乎带有制服性质，可以通过衣服来区分谁是石匠、谁是木匠、谁是布商、谁是针头线脑用品商。行会在自己会员之间建立起牢固关系，这常常成为采取集体行动的基础。行会提供的服务包括给孤寡老人和幼儿抚恤金。通过培训提拔青年人，行会确保人人有一份工作，最终有经济能力娶妻成家（行会规定，工匠师傅等级以下的人不得结婚）。

行会受手艺纯熟的工匠师傅控制，他们招募年轻学徒，向他们传授基本手艺。师傅认为徒弟手艺学到手后，行会就会发给徒弟一封信或证书，把他们升级为满师学徒。学徒期满后，满师学徒还需要花三年时间游走全国城镇，向各地的工匠学习，丰富经验并完善技能。最终，满师学徒要制作一件展示自己高超技巧的出师作品交行会鉴定，这件产品若达到了行会的严格标准，行会就会接纳他为工匠师傅。行会也许保证了标准不会降低，但也有因循守旧的一面，行会对发展新工艺丝毫不感兴趣，尤其是面向市场的大规模生产工艺。由于行会排斥竞争者，自由贸易和企业难以发展。

1853年，代表普鲁士出使德意志邦联的俾斯麦历数法兰克福行会的弊端：“制成品价格奇贵，对顾客漠不关心，做工粗糙，交货迟，上班晚到早退，在家干活时利用午饭拖延时间，已有产品千篇一律，技术培训落后，种种弊端不一而足。”连观念保守的俾斯麦也看出，必须改变现状。因此毫不奇怪，18世纪时英国的行会已日薄西山。欧洲大陆上的绝对主义政权也大力削弱行会的种种特权。法国大革命后，行会遭到致命打击，法国正式废除了行会。法国入侵佛兰德后，摧毁了当地势力很大的纺织业行会。德国西部的纺织业行会也是同样下场。德国几届锐意改革的政府废除了行会特权，允许所有人不受限制地选择自己的职业，除非该职业需要很高的专门知识（比如药剂师）。1815年后，行会继续存在，甚至法国也不例外，但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行会步入后拿破仑时代，影响力远不如过去。

即使在经济增长缓慢、工业产品市场形成较晚的地区，比如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行会也遭到了削弱。在这两地和南欧其他一些地方，行会成员负责举办耗资巨大的盛大宗教仪式和列队行进等活动，由于行会成员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1841年，政府官员允许手艺人不参加行会。1821年，巴勒莫的行会卷入了当地起义，翌年，王室废除了行会，在那不勒斯也采取了同样措施。但是，此后很长时间里，两地的联谊会和互助会继续发挥组织手艺人的作用，这既反映了市场竞争的缺乏，又助长了这一现象。1831年，西班牙政府废除了行会的种种特权，3年后又允许自由兴办企业。行会迅速走向崩溃。1836年，因行会囊中羞涩，赫罗纳省的“圣星期四”列队行进活动被取消；同一时期，塞维利亚的列队行进活动被人形容为“糟糕透顶”。立法工作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削弱了行会势力。行会如果发现有哪个成员在工厂做工，将其逐出行会是常事。1815年和平降临后，工厂产量日益增加，新生产方式渐渐把行会甩在一边。行会成员的请愿信雪片般飞到各地政府和议会，抱怨手艺水准下降和来自新生产中心的竞争。巴伐利亚的行会成员抱怨说，1825年出台的一项法律导致“贫困加剧，民不聊生。工业法又增加了手工行业工匠的人数，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

然而，大工业生产的前进步伐不可阻挡。1826年时，柏林连一个行会以外的泥瓦工工匠都没有；到了1845年，不属于行会的泥瓦工工匠已占这一行业工匠总数的65%。同一时期，柏林不属于行会的烘焙工匠所占比例从5%增至19%，不属于行会的制鞋工匠比例从35%跃至82%。只有奢侈品行业仍控制在行会手中。乡村的“自由”手工业者远离城镇行会的控制，因而可以采用新生产方式。1816年，巴伐利亚大约75%的工匠师傅和满师学徒都在乡村。在纺织业和冶金业等部门，工匠和行会成员为了竞争，要么降低价格，要么放弃陈旧的生产方式，采用新的大生产技术。晋级制度的瓦解反映了行会危机。1816年，普鲁士共有25.9万名工匠师傅以及14.5万名满师学徒和学徒工，到了1846年，两边人数分别增至45.7万和38.5万。满师学徒和学徒工越来越难得到工匠资格。正是这批人，而不是农民和无地劳动者阶级，成了早期工业化劳动力的来源。

行会手工业者人数越多，他们的生活就越贫困，成立行会的根本目的——保证每个成员都能过上像样的生活——也越来越得不到保障。1840年，由于柏林3/4的行会工匠收入微薄，政府不再对他们征收最低营业税。满师学徒的经济状况更糟。1839年版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直言：“工匠师傅把满师学徒视作自己的小工，他们对满师学徒感兴趣的唯一原因是想利用满师学徒劳动挣钱。”1845年，普鲁士当局在全国范围实行生产自由，生产自由的规定始于1810年，但各地执行情况不一。有些行业因时尚变化而彻底消失了（比如假发制造商）；有些行业被工厂生产挤垮，比如家具制造商；有些行业成功转型，例如，锁匠可以通过机械制造业赚钱。还有极少数行业的人抛弃行规，转变为工业生产者，生意越做越大。绝大多数小手工业者则面临日益艰难的选择：要么穷困潦倒，靠救济苟活，要么加入日益壮大的工业无产阶级大军。

小手工业者并没有坐以待毙。行会江河日下，他们可以通过其他组织争取自己的利益。法国的学徒工和满师学徒很早就参加了手工业协会（compagnonnage），那是一个由一些秘密团体组成的组织，有入会仪式和自己的暗语。该协会通过向会员提供工作机会和住宿、敦促行会工匠师傅支付能够养家糊口的工资等方式，减轻满师学徒游走法国各地拜师学艺期间的困苦。小手工业者离开手工业协会后，常常成立自己的互济社团，用缴纳的费用负担自己和其他会员的养老开支，或是用于失业生活补贴。据估计，19世纪30年代，每3年大约有10万名青年工人进出手工业协会。这一组织具有工会的某些特征，但其成员常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不休，有的还陷入地位之争。铁匠同意接纳车轮修造工加入他们的协会，条件是后者必须把自己的行业布条系在衣服最下面的扣眼上，车轮修造工则坚持系在和铁匠同样位置的扣眼上。蹄铁工干脆把马具制造工拒之门外。两批满师学徒在路上相逢时，会按规矩互致敬意，然后询问对方从事什么行业。大家如果是同行，就会坐在一起喝一杯；如果不是同行，认为自己地位高对方一等的满师学徒就会要求对方让路。打架斗殴事件常常因此引发，事后，他们还会在城内继续报复对方，死伤时有发生。19世纪30年代，手工业协会体制已经日薄西山。加入行业的新一代工人对旧传统持怀疑态度，学徒反抗满师学徒的专横，满师学徒自己也开始抛弃游走法国各地拜师学艺的做法。铁路出现后，游走法国失去了往日的那种兴奋感，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削弱了行会的残余势力。1848年，行会组织试图统一互相争斗的行会，但无果而终。在工业化降临的时代，手工业协会已无法有效地代表工人。

未来属于工会。然而，只有英国有工会。即便在英国，工会也因《结社法》的严格限制而难以发展。当初制定该法律，是为了在与大革命后的法国交战期间打击雅各宾主义。早在该法出台前，有组织的罢工就时有发生，罢工是为了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尤其是在棉纺织业。罢工常常被镇压下去，领导人被投入监狱。1824年《结社法》废除后（当时战后的社会骚乱逐渐平息），出现了新一波罢工潮。一批代表工人集体利益的工会相继成立，但大多短命。19世纪20年代中期，兰开夏郡的纺织工人因无力有效表达自己的诉求，绝望之中开始破坏动力织机，掀起了一场捣毁机器运动，据说该运动继承了拿破仑战争时期带有神秘色彩的“卢德王”的精神。捣毁机器的行为多发生在缺乏其他就业机会的小城镇。连续数年的高通货膨胀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潮。1825年，议会通过了新的《结社法》，新法依然严格限制工会的活动，但至少承认了工会的合法性。英国各地开始成立工会，但这些工会和欧洲大陆上的行会一样，首要目标是不让过多工人涌入自己的行业。很多工会使用类似共济会的头衔、仪式、徽章和语言，强调与更古老传统的联系，但更新型的现代组织很快取代了这些工会。

英国的法律依然严格限制工会组织。1834年，经济日益萧条，多切斯特附近托尔普德尔的农民成立了一个“互济会”，随后举行罢工，抗议雇主压低工资。政府根据1797年通过的禁止煽动性誓词的法律起诉罢工工人，把他们流放到澳大利亚。全国上下一片哗然，1836年，“托尔普德尔蒙难者”被豁免后获准归国。只有熟练工人成立了基础更广泛、更具永久性的工会，这类工人一旦罢工，就会给雇主造成严重损失。19世纪20年代，不同行业之间互相争斗，导致工人难以采取集体行动；19世纪30年代初，全国范围的“工程师、机械师、机器维修工和花样设计师联合会”成立，行业之间的争斗得以消除。联合会要求会员缴纳很高的会费（每周一先令），用于在会员生病、失业、退休和下葬时提供福利。联合会举行过一次罢工，罢工虽然失败，但联合会并没有受到撼动，而是继续存在了10年，不过，其成员人数并不总是维持在1831年的1.2万人上。大多数工会带有强烈的区域色彩。成立了全国性组织的工会大多难以持久，比如1844年成立的“全国排印者协会”。该协会成立4年后，分裂为3个区域性组织，因为伦敦印刷工人认为自己贴补了北部地区的工会，却得不到任何回报。在一场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期间，雇主一次又一次地压低工会会员的工资，造成劳动纠纷，工会频频受挫，导致织工总联盟、保护劳工全国协会等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很快走向解体。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矿工联合会的例子突出反映了代表工人利益的不易。该联合会成立于1842—1843年，其成员是达勒姆和约克郡两地的矿工。截至1844年，联合会共有成员7万余人，占该地区矿工总数的30%。联合会有一位秘书长、一个全国性领导班子，还拥有一份报纸。它公开申明的宗旨是限制产量，以防止产品价格和工资下跌。1844年，联合会组织了一场罢工，雇主解雇了工会骨干分子，用其他工人替代，罢工以失败告终。1848年时，联合会已经垮了。罢工活动只针对当地或区域范围内的争执。1833—1834年，人们出于政治考虑成立了一个全国总工会，但它除了举行过一次被广泛报道的代表大会外，毫无作为。此后这个总工会也分崩离析。越来越多的工会领导人从以上挫折中认识到，没有政治行动的配合，工联主义和提高工人谈判实力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英国的工会活动有可能逐渐发展成政治行动，而在欧洲大陆，由于警察的镇压，加之产业经济相对落后，工人很难从工会运动走向政治运动。1834年，法国颁布了《结社法》，规定5人以上的结社属于非法。19世纪30—40年代，在深受工业产品市场冲击的欧洲部分地区，抗议浪潮日益高涨。粮食歉收和马铃薯饥荒导致食品价格上涨，民众没钱购买制成品，需求随之锐减，把城市手工业者推入绝境。各地抗议活动的领导者都是有文化和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他们发挥团结一致和相互支援的传统，提出了政治体制无法满足的诉求。产业罢工事件确有发生，但仅限于少数工厂，而且只针对削减工人工资等眼前的实际问题。经济萧条期间，工人因为害怕失业而忍气吞声。1845—1846年萧条期间，鲁昂市因不服从指令而被解雇的工人数量下降了75%。该市纺织工人的1/3是女工，1/5是童工，女工和童工缺乏男性手工业者的反抗传统。矿工以男人为主，他们罢工较为常见，1834和1846年，法国诺尔省昂赞地区的矿工为争取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但是在19世纪30—40年代，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主要还是小手工业者和行会成员。

大多数的抗议活动性质落后，旨在为工人的产品定一个“公平价格”，给工人以“公道的工资”，更重要的是制定食品的“公平价格”。公众骚乱和抗议一般围绕生计问题，行会成员极力保护自己的种种特权和权利，普通百姓要求限制食品价格的上涨。据估计，1816—1848年，德意志邦联境内一共发生了186起捣毁机器、破坏动力织机的事件。工人这样做并不是想阻挡技术进步的步伐，而是想通过这种极端方式争取更好的工资待遇。1844年，波希米亚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破坏机器事件，之后工人向布拉格进军，争取更多人的支持，结果遭到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军队镇压。虽然英国的“卢德王”很有名，但类似的抗议活动在英国并不常见。有人对1815—1848年德意志北部城镇的“社会抗议活动”做了一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41起暴力群体事件源于经济问题，63起是与政府的冲突，19起属于行会之间争执，35起为争取政治权利。同一时期，在南德意志的巴登，研究结果显示，百余起暴力抗争事件中有75起是为了维护行会成员的特权地位。抗议活动反映了特定手工业者群体或村民的团体意识，而不是失去土地的劳工或新生城市贫民阶层的绝望。这些人攻击外来者，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后者，无论对方是管家、商人、猎场看守人、外国人，还是（在德国）犹太人。警察的严厉镇压有时也会引发暴力事件。1846年，科隆几名年轻人因为在一次宗教仪式上放烟火而被逮捕，结果引发了一场骚乱。

这类抗议活动说明，新兴工人阶级开始表达自己的新觉悟了。1844年，西里西亚发生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抗议活动。本是独立的小手工业者的当地手织工地位和收入不断下降，面对动力织机产业的竞争，向他们提供纺线、收购他们织成的布匹的商人不得不压低收购价格。6月4日，一群人袭击了茨旺齐格家族的豪宅，这一家族的富商拒绝了织工要求增加工资的请求。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开枪打死了11名抗议者。德意志邦联各地记者和作家无比震惊，强烈谴责这一行径。这次事件突出反映了工人阶级形成时期抗议活动的过渡性质。一方面，这次工人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工资待遇，而不是为了恢复行会特权；另一方面，工人虽然以工人身份参加抗议，但只针对具体的个人，并没有扩大斗争范围。当年的评论家对无产阶级这一新阶级的出现惊恐不已。1846年版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称：“这一庞大阶级只有靠出卖苦力方能勉强生存。”在英语和法语里，“工人”和“工人阶级”逐渐进入词汇，用来指贫穷的单身工匠、工厂工人、矿工和城市雇佣劳动者，实际上涵盖了所有失去土地、被迫靠出卖自己劳力度日的人及其家人。行会成员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正在形成。在部分地区和行业，身份代代相传的工人阶级形成的迹象已经出现。1842年，采矿工程师约翰·巴德尔（John Buddle, 1773—1843）说：“我国这类特殊的矿工群体……只有靠自身繁殖才能维持，从成人人口中永远不可能招募到这种矿工。”19世纪中叶，在此地和其他新的产业世界中，身份代代相传的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虽然缓慢，但显然已经开始。

“社会问题”素描

1843年奥尔良—巴黎线火车通车时，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说：“世界史上的新时代开始了。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自豪地说，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么乐观。当时有头脑的欧洲人已经意识到，社会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变化。德国保守派作家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 1823—1897）抱怨说：“各种概念混淆不清，每天都有新事物和新词，如果人们不能马上找到一个新词表达，就会赋予一个旧词新义。”早在1835年，德国作家兼法学家罗伯特·冯·莫尔（Robert von Mohl, 1799—1875）就已告诫人们，工业化有可能危害社会。他说，与学徒工不同，工厂工人永远不会有晋级的希望，他们命中注定始终是“被一条锁链拴在齿轮上的农奴，如同他们操作的属于他人的机器；他们绝望的境况将导致形形色色的邪恶现象”，尤其是在工人被迫与家人分开时。莫尔认为，自愿性质的结社组织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尤其是致力于改善工人阶级受教育水平的结社团体。

一批“社会小说”突出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社会问题”。影响最大的一本是1845年出版的《西比尔》。该书作者是托利党政治家、未来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和同一时代众多观察家一样，迪斯累里对新产业工人的贫困状况感到震惊：“他们住在破旧不堪的出租房里……四周墙壁渗着水，光线透过屋顶缝隙射进屋内，即使是冬天，屋里也没有火炉。”房屋前面是“裸露的排水沟，里面漂浮着牲畜粪便和腐烂菜叶”，污水“形成了一块块淤水洼”。迪斯累里为昔日社会不同阶级之间家长式关系的消逝感伤不已，认为英国社会正在分裂为“两个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丝毫同情感的民族：富裕民族和贫困民族”。贵族阶级没有责任感，热衷于追求个人利益，其对立面是被剥削阶级，领导被剥削阶级的是一些“个人野心膨胀、追求邪恶私利”的蛊惑家。小说的高潮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敌对最终演变成暴力冲突，财物被毁。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饱含对社会的批判，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是《雾都孤儿》。小说描写了一个被人遗弃、最后落入伦敦犯罪团伙之手的穷孩子。1845年，德国作家恩斯特·维尔科姆（Ernst Willkomm, 1810—1886）出版了一部小说，小说以工厂工人为主题，取名《白奴》（White Slaves），书名的用意是用反奴隶制的战斗性言辞宣传激进思想。1843年，活跃在文化文学界的贝蒂纳·冯·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 1785—1859）出版了《国王的书》（This Book Belongs to the King），激昂慷慨地呼吁普鲁士国王建立一个“社会王朝”，努力消除有可能波及全国的社会危机。该书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针对“贫困化”日益恶化的激烈辩论。

19世纪上半叶，在描写贫困的所有作品中，流传最广的并不是严肃的社会小册子，而是《巴黎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Paris）一书。作者欧仁·苏（Eugène Sue, 1804—1857）在1823年法国入侵西班牙的战争中作为军医服役，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又参加了1827年的纳瓦里诺海战。苏擅长写情节离奇的短篇小说，很会刻画海盗和土匪等人物。他在小说《马蒂尔德》（Mathilde）（1841）中，写下了“复仇这道菜最好上冷盘”的名句。1842—1843年分90期连载的《巴黎的秘密》一书描写了一个巴黎工人、一个妓女、一名医生、一个获得自由的黑奴，还有众多其他小人物的生活。工人不消说是一名乔装打扮的德国贵族，这也是故事中的很多“秘密”之一。小说鞭挞了上层社会对工人困苦生活的麻木不仁。欧洲各地作家纷纷模仿，乔治·雷诺兹（George Reynolds, 1814—1879）还写了本《伦敦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London），1844年，这部“廉价惊险小说”的各期连载售出4万册，被翻译成众多欧洲语言。小说中的人物有驼背侏儒、放荡教士、盗墓人和被奸污的女仆，作者通过描写这些人物对城市贫民寄予深深的同情。1844年还出版了《柏林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Berlin），作者奥古斯特·布拉斯（August Brass, 1818—1876）指出，“如果我们不嫌麻烦，揭下罩在个人脸上的安逸面纱，把目光投向自己生活圈以外的人的话”，那么普鲁士都城下层阶级生活的种种“秘密”人人可见。

以上文学作品反映了人们面对一个新型社会的降临时焦虑不安的心情，这一社会的未来潜含冲突和风险。不过，这一时期的社会小说没有触及乡村生活，而欧洲各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改革家因在农村推行改革受阻而心灰意冷，常常认为农民比牲畜好不到哪儿去。19世纪30—40年代摩尔达维亚的一名地方官员写到，当地农民“沦落到几乎和牲口一样卑贱的地步，听任贪婪的人随意吆喝使唤他们”。法国小说家莱昂·克拉代尔（Léon Cladel, 1834—1892）说农民是“两条腿的四脚兽……贪婪、嫉妒心强、虚伪、狡诈、玩世不恭、懦弱、野蛮”。俄国文学作品中不乏对帝俄时代农民麻木状态的抱怨，说他们整日酗酒，满脑子迷信思想，敌视一切农业改革措施，顽固坚持世世代代采用的耕作方式，对任何新生事物都抱怀疑态度。19世纪的小说家一般只描写资产阶级、贵族和城市贫民的生活，很少触及农民，即使触及，也仅限于把他们当作改良设想的对象。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把他的一部小说起名为《农民》（Les Paysans）（写于1844年，1855年出版）。稍稍浏览后即可看出，该书是对农民拾落穗习惯的抨击，即打完庄稼后在地主田里捡拾散落在地头的粮食。19世纪，欧洲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政治大动荡时期，农民、小农和无地劳工的举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场农民起义支持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05—1907年横扫俄国各地的农民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沙皇政权，一场规模更大的农村起义将成为1917年俄国革命的关键一环。1848—1849年欧洲各国陷入政治大动荡期间，农民采取的立场极大影响了一连串重大事件的结局，最终结束了“饥饿的四十年代”。

第三章

欧洲之春

机器时代的愿景

19世纪30年代，作家兼革命家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 1803—1844）游历英国时看到工厂工人的生活状况，感到无比震惊：

我对英国无产阶级有所了解后，再也不认为奴隶制是人类社会最悲惨的制度了。奴隶一辈子不愁没饭吃，生病会得到照料。而英国工人和雇主之间没有任何纽带，如果雇主不需要劳力，工人就会饿死。工人病了，只有躺在草席上等死……年龄大了，或受伤致残，就会遭到解雇，只能靠乞讨度日，还必须偷偷摸摸，以防被警察抓住。

弗洛拉指出，失业让妇女落入更惨的境况。她目睹了滑铁卢大街两侧人行道上成群的妓女。弗洛拉写道：“伦敦所有社会阶层都极为堕落。”为了进一步了解造成以上悲惨境况的政治体制，弗洛拉请求议会的一位托利党议员把他的衣服借给她穿，让她可以在公众席上旁听议会演讲（当时议会不对妇女开放）。议员听到她的请求不禁大惊失色。最终她打扮成一个土耳其小伙混入议会，看门人虽然识破了她，但还是放她进去了。弗洛拉听了威灵顿公爵的一次演讲（“冷漠、乏味、拖拉”），感觉毫无新意。新工厂的机器设备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她感到机器对人的危害极其可怕。

弗洛拉出生于1803年4月7日，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秘鲁人。母亲为了“逃离大革命的恐怖”而去了西班牙，在那里认识了她的父亲。父亲是秘鲁的一个庄园主，结识了自称为阿兹特克统治者蒙特祖马后裔的西蒙·玻利瓦尔。弗洛拉的父亲在西班牙军队服过役，于1807年去世，当时弗洛拉年纪还小，母女二人经济拮据。当初弗洛拉的父母是在一家教堂举办的婚礼，而法国只承认世俗结婚仪式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法律上弗洛拉是个私生女。母女俩住在巴黎的一个贫困区，弗洛拉外出在一个叫安德烈·沙扎尔（André Chazal, 1796—1860）的手艺人手下打工，给版画上色，沙扎尔在蒙马特区有一个作坊。两人后来坠入情网，于1821年结婚。结婚时弗洛拉17岁，沙扎尔24岁。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弗洛拉觉得沙扎尔粗鲁、没文化、缺乏责任感、嗜赌、屡屡欠债，沙扎尔觉得她“盛气凌人”。1825年，怀着第三个孩子的弗洛拉离家出走，声称当初是母亲逼迫她结婚，让她走入了一次“无休止折磨”的婚姻。

离婚在法国属于非法。作为妻子的弗洛拉在法律上属于未成年人，一没有任何权利，二没有财产。1828年，沙扎尔同意在法律上分割财产。3年后，沙扎尔开始四处找寻弗洛拉，想要回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叫阿林），根据法律，他对孩子享有唯一监护权。弗洛拉去秘鲁设法收回自家财产期间，沙扎尔在一间寄宿学校找到了女儿，把她绑架，之后开始散发诋毁弗洛拉的小册子。沙扎尔抱怨道：“她没有一丝一毫作为体面女儿、妻子、女性家属或端庄女人的美德……对她而言，家庭纽带、社会义务、宗教信条全是毫无用处的累赘。她毫无顾忌地甩掉了所有这些约束。万幸的是，像她胆子这么大的人极为罕见。”沙扎尔为弗洛拉设计了一块墓碑，买了两把手枪开始练习射击，经常出没在弗洛拉住的巴黎公寓对面的一家酒馆里。1838年9月10日，沙扎尔看到弗洛拉正在街上行走，就走近她，从她身后开枪，子弹钻入了她体内左侧，所幸不是致命伤。弗洛拉经过治疗后痊愈，但子弹一直留在体内没有取出。沙扎尔被逮捕，以谋杀罪被判处20年苦役。

在弗洛拉看来，陷入不幸婚姻无法脱身的妻子恰如英国工厂的工人，与奴隶的境况没两样。1837年11月，弗洛拉写了《一个贱民的经历》（Peregrinations of a Pariah），怒斥她的前夫，告诉所有婚姻不幸的女人：“掂掂他奴役你的锁链有多重……试试能不能打破它！”弗洛拉开始呼吁众议院让离婚合法化。她在1843年写道：“古往今来，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地位……教士、立法者、哲学家把妇女当作不折不扣的贱民。妇女（占人类的一半）被排斥在教会、法律和社会之外。”弗洛拉为了寻找支持自己日益激进观点的理论，开始阅读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主要是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等法国作家的作品。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直在试图画出理想社会的轮廓。弗洛拉阅读了一批著述后感到很不满意，她在1836年写道：“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觉得傅立叶的学说含糊不清。”弗洛拉认为，空想导致工人“行动瘫痪”。她奔走法国各地时，常常得到一些手工业协会的帮助，它们把她视为“母亲”。弗洛拉对手工业协会的内部分裂和争斗深感失望，因此产生了创建统一工人运动的想法。弗洛拉告诉这些手工业协会的成员：“如果你们继续分裂下去，就会失去力量，就会倒下，被种种不幸踏得粉碎！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你们人数上占有优势，人数至关重要。”

弗洛拉耸人听闻的观点和特立独行的做法挑战了男人至上的观念，批评她的人对此深恶痛绝。她提出的另一些观点更是惊世骇俗，比如把孩子交给社区抚养。她赞成傅立叶的观点，认为一成不变的性关系违反人性。不仅如此，弗洛拉与前夫的痛苦经历导致她反对一切与男性的关系，她在与其他女人的亲密关系中找到了庇护所。弗洛拉认为，女人之间的关系不牵扯权力之争。她宣布，妇女应该和所有成年男子一样享有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妇女解放与工人的解放紧密相连，最终妇女和工人将共同赢得胜利。弗洛拉呼吁工人公开支持妇女权利，如同1791年他们的父辈公开支持人权一样。一俟扫除男女权力的不平等，即可实现同工同酬，这不过是承认了一个事实：“在一切需要技能和灵巧身手的行业中，妇女的工作效率几乎是男人的两倍。”弗洛拉没能看到自己的信念付诸实践的那一天。1844年，她去波尔多时染上伤寒，同年11月14日病逝，年仅41岁。她一直活在人们心中，1848年时，人们还会提起她。1846年，她女儿阿林嫁给了一名共和派记者克洛维斯·高更（Clovis Gauguin），但克洛维斯3年后就在去秘鲁的途中病逝了。他们的儿子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在秘鲁与母亲一起生活了7年，后来成为艺术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这也许与他在两大洲的成长背景不无关系。

弗洛拉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现实，她的这一看法基本是对的，但这不意味着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思考过如何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通过建立完美无瑕的公社，他们可以为人类指出未来的方向，这条道路非常合理和谐，世界各地的人很快会选择沿这条道路走下去。傅立叶在1829年写了本小册子，题为《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事业》（The New Industrial and Social World），提出建立他称为“法郎吉”的协作社，每个社包括孩子在内大约1 600人，里面的社会服务设施一律公用。傅立叶本人是建筑师兼统计学家，拥有私产。1832年，他在巴黎郊外建立了这样一个协作社。然而没过多久，成员内部就起了纷争，越来越偏离创始人的初衷。傅立叶的信徒最终在美国建立了若干协作社，但大多数只维持了几年，有的遵照与创始者观点相去甚远的信条转变成为更传统的定居点。

律师兼记者艾蒂安·卡贝（Étienne Cabet, 1788—1856）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卡贝出身贫寒，参加过1830年革命，19世纪30年代初是反对党议员。他比傅立叶更坚定地倡导平等主义。他在《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to Icaria）（1840）一书中设想建立一个人人同工同酬、人人享有选举权、一切财产归公的合作社组织。这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一词即出自他。卡贝的乌托邦设想有一个缺陷：所有人必须服从合作社法令，只允许有一份报纸，用于表达合作社成员的共同意见。卡贝告诫说，渴望自由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也是邪恶的”，其根源是“嗜血性的仇恨”。1848年，卡贝对在欧洲实现自己的计划彻底失望，带领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以小手工业者为主，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建立了一些“伊加利亚公社”，公社大多短命。很多成员无法接受公社的清规戒律，比如禁止吸烟，甚至卡贝本人也被其中一个公社逐出门外。此后不久，他于1856年去世。看来仅仅建立乌托邦合作社不足以说服人类接受它们。还需要再做点什么。

另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找到了一条改变现状的途径，这批人被称为圣西门主义者。该派创始人是克劳德·亨利·圣西门伯爵（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 1760—1825）。圣西门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他1781年在约克镇投身华盛顿统领的军队，1789年险些被送上断头台，后来又被当作疯子，与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 1740—1814）一起被关进沙朗通疯人院，此后的日子也十分坎坷。1823年，他潦倒至极，开枪自杀未遂。圣西门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合理宗教，让人们据此“尽其所能努力改善他人的生活状况”，从而获得永生。他的思想吸引了一批追随者，不仅有烧炭党人，还有众多受过良好教育、训练有素、才华横溢的人，特别是与新的工业世界有关联的人，比如工程师、技术人员、银行家等。圣西门的秘书叫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后来创立了社会学，著有《工业》（Industry）（1816—1818）和《工业制度》（Of the Industrial System）（1821—1822）。孔德也是命途多舛，曾被关进精神病院，1827年又试图自杀，从桥上跳入塞纳河，他的自杀尝试和圣西门一样不成功。此后他又活了30年，与圣西门一道发明了“人道教”这种新宗教，首创了“利他主义”一词。孔德撰写的6卷本《实证哲学教程》（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在1830年到1842年间出版发行，他在书中提出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原理对法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圣西门于1825年去世，但他开创的运动并没有随之消失。他的继任人是一名银行出纳员，叫普罗斯珀·昂方坦（Prosper Enfantin, 1796—1864）。1814年同盟国军队进攻巴黎时，昂方坦率领一批拿破仑追随者拿起武器抵抗侵略者。后来，他加入了烧炭党。昂方坦宣布，改善“人数最多、最贫困阶级”的境况乃上帝旨意。领导这一事业的是科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1834年，圣西门主义者、前烧炭党人、印刷工人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 1797—1871）首次把“社会主义”一词引入法语政治词汇（他还首创了“团结”一词）。昂方坦后来在巴黎—里昂铁路公司任董事。19世纪50—60年代，圣西门的很多信徒在法国工业、经济和学术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昂方坦的思想还影响了路易·勃朗（Louis Blanc, 1811—1882）。勃朗给一个铁器制造商的儿子当过私人教师。1839年，他写了《劳动组织》一书，该书出版后立即畅销。他在书中提议建立工人分享利润的工厂，建厂资金靠贷款。勃朗抛弃了圣西门理论中的等级思想，用“按需分配”取代了圣西门提出的“按劳分配”口号。

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倡导妇女解放也是整个人类解放这一观点最力的是傅立叶，这也是弗洛拉的信念。傅立叶写道：“让妇女也享受权益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总原则。”傅立叶也把妇女比作奴隶，他说对妇女而言，结婚无异于进入“婚姻奴隶制”。生活在法郎吉里的妇女将享有充分平等权利，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结婚或离婚。卡贝创造了“共产主义”一词，傅立叶首创了“女权主义”一词。圣西门主义者同样关注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昂方坦称，“妇女解放”是他将创立的新教会的根本目标。不过，他在这一观念中还加入了“肉体康复”的内容，1832年，他因宣扬妇女性解放而被判违背公共道德罪。卡贝的观点远比昂方坦传统，也许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认为构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元素不是个人，而是一对对异性恋夫妇及其子女，社会共同抚养孩子因此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卡贝认为，每一名女子都应该受教育，但受教育的目的是使她成为“淑女、贤妻、良母、好姐妹、好管家、合格公民”。

秉持空想社会主义观点的不只有法国思想家。威尔士人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出身贫寒，娶了一名工厂厂主的女儿后，建了一个联营企业，买下了老丈人的工厂，一跃成为位于格拉斯哥的新拉纳克棉纺厂厂主。欧文深感工人处境凄惨，为工人子弟创办了学校，开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合作社商店，以低廉价格把店里的商品卖给工人，并与工人分享利润。新拉纳克成了著名的工厂合作社模式。1827年，欧文宣布，该模式可以成为在工业化世界各地建立合作社的基础。他的使命是消除工业把人类“个人化”的现象，用他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取代碎片化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一词首次出现在英语中。欧文投入大量资金在美国试办公社，其中最有名的是1824—1829年风生水起的“新和谐公社”。英国新生产业工人深受欧文思想的影响。不过，欧文后来转而关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另一目标：创立一个新教会。他成了自封的“理性宗教人士协会之父”，此后又信奉唯灵论，热衷于同冥府的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亡魂对话。1858年，欧文自己也去了阴间。

欧文、傅立叶、卡贝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观点传播给工人大众，德国裁缝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就深受他们影响。魏特林在《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Humanity: As it is and as it should be）（1838）和《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The Gospel of Poor Sinners）（1845）等著述中把共产主义的起源追溯到早期基督教教义，提出要让4万名罪犯举行一次千禧年起义，迫使社会接受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手工业者中影响不大，更不用说新生的产业阶级了。偶尔有这样背景的人，其观点也与昂方坦等理论家的思想大相径庭，比如法国小手工业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蒲鲁东的父亲是一名贫穷的制桶工，他本人是排字工人。蒲鲁东在1830年失业后走上了写作道路，撰写了大量著作和小册子，阐述了他的“人民的哲学”。他在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What is Property?）一书中，对书名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一个著名回答：“所有权就是盗窃。”他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一切私有财产，而是想让社会拥有一切财产，然后全部租给社会成员，从而杜绝牟取暴利和分配不公的现象。他的这一回答成了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回荡了整整一个世纪。蒲鲁东坚决反对男女平等，声称如果妇女赢得了平等政治权利，男人就会觉得女人“面目可憎”，导致“婚姻终结、爱情死亡、人类毁灭”。蒲鲁东的结论是：“要么是娼妓，要么是家庭主妇，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可能。”

如同其他问题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蒲鲁东的观点也与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左。然而，他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决心应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新的政治世界，面对在欧洲各地工业化进程中痛苦诞生的经济和社会世界。他们的决心含有黑格尔哲学的某些因素，黑格尔哲学代表了19世纪上半叶的另一种激进思想传统，学术性较强。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Friedrich Wilhelm Hegel, 1770—1831）生长在深受启蒙思潮影响的德国西南部，崇尚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曾目睹拿破仑赢得1806年战役后率军进入耶拿。黑格尔在大学里先后担任过不同教职，于1818年出任柏林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此后他定居柏林，直到1831年患霍乱去世。黑格尔是无神论者，他用理性的“世界精神”取代了上帝概念。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正在通过他称为“辩证”的历史过程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一种历史形态将被它的对立面所取代。然后两种历史形态合为一体，最终实现对立的统一。后来，黑格尔观点日趋保守，开始认为1815年后的普鲁士是“合题”的体现，无须任何变革。因此毫不奇怪，他很快有了“普鲁士王国哲学家”之称。不过，黑格尔的核心思想是历史必然进步，这一思想深深吸引了欧洲各地的激进主义者。波兰艺术史学家约瑟夫·克雷默（Józef Kremer, 1806—1875）在他所著的《克拉科夫来信》（Letters from Cracow）一书中宣扬了黑格尔的观点，该书第一卷出版于1843年。1817年，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库赞（Victor Cousin, 1792—1867）满怀崇敬登门拜访了黑格尔。他对黑格尔说：“黑格尔，告诉我真理。我会把它传播到我的祖国，在我的祖国能够理解的限度内。”伟人黑格尔翻阅了库赞所著的《哲学碎片》（Philosophical Fragments）一书后，对他的印象并不佳。他嘲讽地写道：“库赞先生从我这里拿走了几条鱼，可都被他淹死在调味汁里了。”

《谁之罪？》（Who is to Blame?）（1845—1846）是俄国最早一批社会小说中的一本。该书作者亚历山大·赫尔岑后来回忆，19世纪30—40年代，俄国新出现的知识分子阶层成员讨论黑格尔作品直至深夜。“任何一本书，无论多么无足轻重，只要里面提到了黑格尔，都会被买回来认真阅读。不出几天，这本书就会被人翻得残破不堪，散了架子。”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先对东西方之间种种差异的模糊看法变得清晰起来，迫使俄国知识分子在两者之间择其一。文学评论家伊万·基列耶夫斯基（Ivan Kireyevsky, 1806—1856）的父亲笃信宗教，对伏尔泰的无神论深恶痛绝，他买了一批这个法国人写的书，堆在自己的后花园付之一炬。基列耶夫斯基听了黑格尔在柏林举办的讲座后得出结论：俄国注定属于东方，俄国社会将把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作为根基，依照东正教教义塑造民族道德特征。然而，也有一些人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著作后坚信，俄国注定要走的道路，是通过获得西方常见的种种自由来实现未来解放。年轻的文学评论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 1811—1848）开始把自己祖国文化和政治中一切他视为落后的东西打上“中国”的标签。赫尔岑在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后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但没有走到为达目的宣扬暴力革命的地步。

迈出这一步的是俄国黑格尔派中最激进的一员，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 1814—1876）。巴枯宁在莫斯科上学期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位德国哲学家的著述。巴枯宁脾气极其暴躁。他的朋友别林斯基形容他“性格孤僻，深不可测，蓬头散发”，是出了名的“咄咄逼人、孩子气、夸夸其谈、肆无忌惮、诡诈”。1842年，在巴黎的巴枯宁发表了一篇长文，敦促“实现自由”，抨击“腐朽没落的传统观念残余”。全文透着黑格尔主义精神，因过于抽象，大段文字很难读懂。文章收尾处，巴枯宁令人不寒而栗地预言了无政府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热衷于毁灭的激情也是热衷于创造的激情。”巴枯宁是这一暴力极端主义之父，他的观点反映了一批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德国哲学家的影响。1840年，笃信宗教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即位后不久，就把青年黑格尔派这批无神论者驱逐出境。巴枯宁在巴黎结识了这些人，在他们主办的一份短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编辑是阿诺尔德·鲁格（Arnold Ruge, 1802—1880）。在巴黎期间，巴枯宁还结识了另一位黑格尔信徒——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两人初次见面即彼此留下恶感。巴枯宁后来回忆说：“马克思说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者，他没说错；我说他孤僻、好虚荣、为人险诈，我也没说错。”在一个由革命活动家和思想家组成的小圈子里，马克思将成为巴枯宁的终生对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的影响力超过了巴枯宁。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西部边陲莱茵兰的一个颓败小镇特里尔。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被青年黑格尔派吸引，其中一人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说的就是他：“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马克思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为科隆一份新创办不久的激进报纸《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撰写文章。没过多久，1843年4月，当局封闭了这家报纸。3个月后，马克思移居巴黎。他阅读了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后，对工人阶级的经济前景感到悲观失望。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让马克思看到，只有废除私有财产，采取协作社制的集体劳动形式，才能消除因雇主占用工人的产品而造成的工人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在巴黎与激进分子交往期间，还结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恩格斯成为他终生的合作伙伴。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撰写了数篇论争文章，文章反映了他所在外国流亡者圈子内部四分五裂的状况。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是蒲鲁东等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1847）一书中猛烈抨击了这个法国人的观点，但难以撼动蒲鲁东的地位。以上种种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潮在19世纪40年代末的革命浪潮中均发挥了影响。

[1] 本句出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页。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

19世纪30—40年代，影响最广、破坏性最大的当属民族主义思潮。通常把民族主义定义为根据某一特定人群的主权意愿提出建国诉求，但19世纪上半叶的很多民族主义者远没有走到接受这一激进观点的地步。一些民族主义者寻求使自己的民族挣脱外国桎梏，其中最执着的是波兰人。18世纪时，沙皇俄国、哈布斯堡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瓜分了波兰，此后波兰人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不懈斗争。但此类中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不过是想在一个更大的政治体制内享有更高程度的自治，或争取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哈布斯堡君主国内的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属于这一类，两个民族都没有积极推动君主国本身的解体。芬兰境内约翰·维尔赫尔姆·斯内尔曼（Johan Vilhelm Snelmann, 1806—1881）领导的芬兰化运动从未提出脱离俄国独立的要求。斯内尔曼本人是教师和哲学家，他主张在学校里用芬兰语取代瑞典语（但他本人只会说瑞典语）。还有一类民族主义者，他们追求德意志民族、意大利民族这种分散在数个独立国家中的单一民族的统一。这类民族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争取彻底获得主权。当然，以上不同特征的民族主义之间并非毫无关联。统一意大利意味着推翻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半岛北部的统治，统一德国意味着与丹麦和哈布斯堡君主国（特别是后者）达成安排，后两国的疆界将德意志邦联的部分领土包括在内，但它们本国大部分国土和国民不在德意志邦联内。重要的是，我们不应把后来的独立诉求与19世纪30—40年代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等同起来。19世纪中叶以前，很多人认为民族主义既是目的，也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在“神圣同盟”和梅特涅亲王治下德意志邦联警察体制维护的保守秩序下，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实现开明政治和宪政改革。

同样，认为19世纪30—40年代的民族主义就有了后来欧洲民族主义所含的侵略性和利己主义，也是不合适的。朱塞佩·马志尼是他所处时代最著名的欧洲民族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由自由和独立的各族人民以自愿结合的方式组成。1831年，意大利北部城市起义者由于内部不团结，很快被奥地利人镇压下去，因此，马志尼坚信，必须用一个真正的民族组织来取代他参加的烧炭党，这一组织应当首先致力于把奥地利人从半岛逐出。马志尼藏身马赛，创建了“青年意大利”组织，很可能是仿效了此前不久出现的“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青年意大利党仍带有密谋性质，但有一个明确纲领：在民主及共和基础上实现意大利的统一。该组织还编写了成员名单，收取会员费，使用交通员保持全国各地城镇成员之间的联络。青年意大利党的成员很快增加到数千人，马志尼坚持不懈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撰写的大量小册子深深打动了他们。马志尼相貌英俊也是一个原因，许多见过他的人说，马志尼是他们见过“最美的人”。梅特涅把参加青年意大利党定为死罪。1833年初，在马志尼的影响下，12名军官密谋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皮埃蒙特—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公开将这些军官处死，马志尼本人也被缺席判处死刑，判决书在热那亚他的家门前得到了宣读。梅特涅说服法国把马志尼驱逐出境。马志尼在瑞士继续指导青年意大利党的活动，他针对皮埃蒙特策划了一个又一个密谋。其中一项密谋——和泄露给皮埃蒙特当局的众多密谋一样——涉及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朱塞佩·加里波第。一次，加里波第奉命远行黑海，途中结识了一名青年意大利党成员，之后加入了青年意大利党。加里波第也被缺席判处死刑。他逃到南美后，参加了巴西的“破衫汉战争”，此后又投身乌拉圭内战。

1837年后，在青年意大利党的支持下，马志尼在伦敦以通信方式发动了各民族的民族运动：“青年奥地利”“青年波希米亚”“青年乌克兰”“青年蒂罗尔”，甚至还有“青年阿根廷”，都存在过一段时间。“青年波兰”在19世纪30年代的起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所有这类组织中，生命力最强、最重要的一个是“青年爱尔兰”，这个名字是英国报刊给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 1775—1847）于1840年发起的运动安上的，有嘲讽的意思，该运动与马志尼并无关联，马志尼认为爱尔兰不应该独立。“青年爱尔兰”不赞成暴力和起义，它的奋斗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新国家，而是废除1800年与英格兰签署的《联合法案》。马志尼通过亲手创立的一些组织改写了民族主义的内涵和策略。民族主义者学会了在各自的国家里相互配合，不再止步于高谈阔论，而是变得更加实际。除了波兰人外，其他民族均认识到，仅仅靠起义不可能成功，组织秘密团体也没有出路。民族主义者需要有自己的纲领，有正式的组织，拥有自己的宣传机器，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

梅特涅主导的哈布斯堡帝国依然是各个民族主义运动前进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对意大利、波希米亚、德意志和匈牙利而言都是如此。哈布斯堡帝国、俄国和普鲁士则是波兰民族运动的最大拦路虎。奥地利率领欧洲诸国推翻了拿破仑，1815—1845的30年里，奥地利称雄欧洲。拿破仑一世废除了封建等级代表制等旧立法体制后，普通百姓几乎找不到抒发不满的渠道。皇帝弗朗茨一世拒绝在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统治区内引入任何新的宪政安排。他说：“我的帝国好似一间摇摇欲坠的房子，若拆掉一处，天晓得房子会不会塌。”在意大利中部，1831年当选的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是教皇国的统治者，他靠一支私家军队压制一切批评教皇国腐败和效率低下的意见。在他统治下的地区，管理混乱不堪，格列高利任教皇的最后10年里，政府甚至没能拟定出一份国家预算。在从19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皮埃蒙特国阿尔贝托因惧怕密谋和革命，一直与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人结盟。他对未来颇为悲观，1834年他写道：“充其量只能推迟这场大危机的到来，但它必然会发生。”

19世纪4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的温和自由派改革者力求避免这场危机。一如欧洲其他地方的自由派，他们首先以英国为榜样。米兰改革者卡洛·卡塔内奥（Carlo Cattaneo, 1801—1869）原是烧炭党人，后来采取了较温和的立场，他认为“各国人民永远都应当做彼此的镜子，因为人类文明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各文明相互依存”。从长远看，皮埃蒙特影响最大的温和派人士是加富尔伯爵卡米洛·奔索（Count of 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他是一名新教徒，曾游历英国和法国，支持发展经济、修建铁路、政教分离。随着自由思潮在知识阶层中传播开来，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告诫奥地利驻英国大使，做出让步的时候到了：“当公众舆论发出呐喊时，我们四处劝说，希望见到让步、改革、改良，我们认为自己很保守。而你们却什么都不肯做。”1846年6月16日，乔瓦尼·马利亚·马斯塔伊—费雷蒂（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 1792—1878）当选为教皇庇护九世，这似乎预示了意大利变革的降临。新教皇大赦了一批政治犯，放宽了书报检查制度，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改革教皇国的行政、法律和教育规则。他还召开了一次咨商会议，意大利各地为之震动。其他地方也开始改革。1847年5月，托斯卡纳部分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几个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后，召开了议会会议；1847年9月，大公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 1797—1870）任命了一个温和的开明政府。1847年10月，皮埃蒙特的阿尔贝托接受了各地选出的地方委员会，放宽了对书报检查制度的限制。1845年，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梅特涅拒绝放宽书报检查制度，但丝毫不起作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刊物从境外大量涌入，包括英、法、德等地的报纸。一场危机似乎正在逼近。维克托·冯·安德里安—韦尔堡（Viktor von Andrian-Werburg, 1813—1858）曾在政府内任职，他写了一本探讨这个多民族君主国前景的论著。该书观点悲观，但影响很大，他警告说：“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恰似1788年的法国。”

哈布斯堡帝国匈牙利诸省份的情况似乎尤其如此。改革派领袖塞切尼·伊什特万崇尚英国，主张采取渐进的方式，他希望“以尽可能不声不响的方式”改变祖国现状。塞切尼追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调和，他认为赛马可以促成这一目标——他去过一次纽马基特后就迷上了赛马。为此，他于1826年创立了匈牙利德比赛马会（Hungarian Derby）。继波兰起义和1831年发生的灾难性霍乱疫情后，匈牙利议会在1832年开会，提出了一项改革方案，然而皇帝否决了议会通过的哪怕是最温和的改革措施。1837年，律师兼记者科苏特·拉约什（Lajos Kossuth, 1802—1894）因煽动叛乱罪被逮捕，他公开了匈牙利议会报告。这一事件引发了一场严重危机。议会里支持科苏特的议员迫使梅特涅退让，于1840年5月释放科苏特及其他被囚禁的自由派人士。同一届议会还取消了限制开办工厂的法律条文，批准修建匈牙利第一条铁路，放宽对匈牙利犹太人求职和居所的限制。此后的改革又给予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平等的公民和法律地位，宣布跨宗教之间的婚姻为合法。然而，自由派人士并不满足。科苏特与温和派领导人戴阿克·费伦茨（Ferenc Deák, 1803—1876）联合发表了一篇声明，阐述他们的目标。1847年，新一届议会召开会议，科苏特高票当选为议员。梅特涅被迫做出让步，包括取消奥地利在匈牙利边界设置的海关关卡，但他的让步为时已晚。以上措施未能平息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反对声浪。匈牙利自由派人士与维也纳的君主国政府之间分歧不断加深，最终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几个月后，双方的矛盾演变成一场公开冲突。

在瑞士，温和自由派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新教徒所在的各州城镇，他们通过的改革措施遭到邦联内天主教徒为主的农村地区的强烈抵制。自由派通过了一部有中央集权色彩的宪法，着手关闭天主教修道院，几个保守的州采取了反制行动，于1843年组建了分离主义组织“宗德崩德”（Sonderbund），这一举动违反了1815年的《联邦协议》。双方开始调兵遣将，1847年11月，冲突爆发。邦联军队攻克了宗德崩德的要塞弗里堡，成立了一个自由派政府。如同各地自由派改革政府惯常做的那样，新政府马上把耶稣会会士驱逐出境。在吉锡孔战役中，37名士兵阵亡，100余人受伤，这也是瑞士军队卷入的最后一场激战。在世界军事史上，马拉的战地救护车首次进入战场带走伤员。双方又打了几仗，1847年11月29日，宗德崩德投降。几周后，瑞士通过了一部自由色彩更浓的新宪法。

瑞士内战预示了欧洲其他地区即将爆发的冲突。梅特涅在德意志邦联大部分地区采取的镇压措施并没有完全抹掉19世纪30年代初的革命成果。不少邦国现在都选出了为自由派政治家提供活动场所的立法议会。保守的统治者并不喜欢政治气候发生的这一变化。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上英国王位后，因受到《萨利克法》限制，无法继承汉诺威王位。她的叔叔坎伯兰公爵欧内斯特·奥古斯特（Ernest August, 1771—1851）在汉诺威即位，他早已因惯于在英国上院发表极端保守的观点而臭名昭著，即位后马上废除了《1833年宪法》，要求所有国家公务员对他宣誓效忠。哥廷根大学的7名教授因拒绝宣誓效忠被学校开除，里面有编写了著名民间故事集的格林兄弟，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 1786—1859）。从短期看，他们的举动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宪法依然处于被废止的状态，但是，他们的遭遇引起了德意志各地自由派的同情。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登上普鲁士王位，自由派人士开始对改革寄予希望。反对派俱乐部和社团在各地涌现，自由派人士纷纷当选为此前沉睡的市议会的议员。这些议员开始向国王请愿，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威廉为了缓和局势，于1847年召集由各省三级会议成员参加的“联合省议会”。19世纪40年代末，普鲁士遭遇经济危机，国王召集联合省议会也是为了增加税收。威廉对呼吁立宪的要求置之不理，议会大多数议员也拒绝了他提出的税收改革方案。国王旋即解散了议会，但联合省议会已经表现出了它作为宪政改革核心的潜在作用。

在巴伐利亚，1825年即位的国王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 1786—1868）逐渐失去民心，他手下的大臣卡尔·冯·阿贝尔（Karl von Abel, 1788—1859）推行亲教会的高压政策，路德维希在位期间，近千人受到政治审判。然而，真正动摇路德维希一世权威的，是来到慕尼黑的西班牙舞蹈家洛拉·蒙特斯（Lola Montez, 1821—1861）。她跳“蜘蛛舞”很有名，在带有情色意味的舞蹈达到高潮时，她会撩起裙子，让观众看见她里面没穿内裤。洛拉是风月场上的老手，曾与著名钢琴家兼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和小说家大仲马（有可能）有过恋情。貌美的洛拉其实根本不是西班牙人，虽然她有着深棕色皮肤，颇具异域风情。她是爱尔兰人，真名叫伊丽莎·吉尔伯特，父亲是科克郡的法官。国王路德维希对她可谓一见钟情，初次见面即被她的魔鬼身材迷倒，问洛拉她的乳房是不是真的，据说洛拉当即扯下紧身胸衣，证明不是假的。很快她成了国王的情妇。路德维希馈赠了她无数礼物，给她一份慷慨年俸，还封她为兰斯费尔德女伯爵。阿贝尔提出异议时（他劝诫国王，“谋反分子会喜笑颜开”），洛拉怂恿国王将其解职。民间流传的小册子和传单痛骂路德维希，很多人不禁想起当年对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谩骂——1789年，法国君主制因此名誉扫地。同一时期，德国其他邦国的君主也因丧失了合法性而地位不稳，只是没有闹剧色彩。符腾堡的威廉一世（Wilhelm I of Württemberg, 1781—1864）拒绝改革，一股生机勃勃的自由反对派力量因而兴起。黑森—达姆施塔特顽固不化的大公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II, 1777—1848）顽固抵制改革，结果，律师、前学生协会成员海因里希·冯·加格恩（Heinrich von Gagern, 1799—1880）领导的自由派运动在1847年的邦国议会选举中获胜。

英国的自由国家体制是各国改革派崇尚的楷模。德国的百科全书编撰者卡尔·韦尔克（Carl Welcker, 1790—1869）称英国政体是“出自上帝和自然之手的杰作，亦是人间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件艺术品”。英国政治体制对欧洲大陆自由派的吸引力源自它有能力对自由诉求主动让步，从而避免革命。辉格党在1832—1841年执政期间通过了改革《济贫法》（1834）法案，修改了刑法，成立了以选出的市议会为基础的新的统一市政府体制（《1835年市议会组织法案》）。1832—1849年，一百多个王家委员会成立，负责审查专家资格、编撰资料。这些委员会的报告作为“蓝皮书”公开发行，在全国各地销售数千册，为公开辩论提供了详尽的事实依据。1841年辉格党败选下台后，面目一新的托利党上台执政。新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勤勉高效。在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 1770—1828）和威灵顿公爵手下任内政大臣时，他简化了刑法，1829年又建立了身穿蓝色制服的伦敦警队，警察的民间俗称“Bobbies”和“Peelers”都和皮尔爵士的名字有关。皮尔寡言少语，不喜张扬，为人正直，擅长理性思维，但又有很强的新教意识，一个例子是，19世纪20年代，他反对赋予天主教徒平等权利。皮尔政府统一了货币，所有钞票一律由英格兰银行发行。《1844年公司法》规定，公司必须注册登记，账目公开。在一个疯狂投机铁路建设的时代，这一举措十分必要。皮尔还制定了所得税政策，理顺了国家财政。政治阶层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所得税。

用欧洲大陆上的说法，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都是温和自由派，但英国也有欧洲大陆上出现的那种激进派和民主派。19世纪30—40年代，英国新兴工业地区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工人自助组织，比如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这样的互济社团。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于1844年，在各地开办合作商店，会员可以低价购买商品。此类团体中，政治倾向最强的是宪章运动，这个名字源自1838年5月一批激进议员起草的《人民宪章》。与雅各宾派、卡托街密谋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宪章派成员主张议会制度，想通过无记名投票和选区平等的方式民主选出下院议员。爱尔兰人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 O’Connor, 1794—1855）是宪章运动内一名魅力四射的演讲家，他当过议员，鼓动废除《联合法案》，身高超过1.8米，语言诙谐风趣。被他吸引的不是上流社会成员，而是“胡子拉碴、满手老茧、身穿粗布外套的劳动人民”。奥康纳在一连串集会上用低沉有力的声音对成千上万的宪章派成员发表演讲，用雄辩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1839年2月，宪章派成员在伦敦举行国民公会，把宪章运动推向高潮。在这次大会上，温和派与激进派（他们中有些人头戴弗里吉亚帽）争执不休，暴露了宪章运动内部的严重分裂。1839年7月，一份有128.3万人签名、敦促下院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被当局拒绝，此后激进派更加激昂，几位激进派领导人被当局以煽动性诽谤罪名投入监狱。在蒙茅斯郡的纽波特，宪章派人士约翰·弗罗斯特（John Frost, 1784—1877）组织了一次抗议示威活动，结果演变成一场起义。数千名矿工手持短棍和火枪向当地监狱进军，释放了里面关押的宪章派成员。当局调动军队镇压，士兵对群众开枪，打死了20余人。截至1840年，已有500余名宪章派成员被监禁。第二份请愿书的签名人数超过325万人，1842年被下院拒绝，此后宪章运动逐渐平息，奥康纳转而全力推动土地改革。反谷物法同盟成为英国最有影响的游说组织，它呼吁废止对谷物征收进口关税，得到了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反谷物法同盟发动了一场组织严密的运动，在1846年以胜利告终。辉格党内的贵族虽然与地主利益一致，但认识到需要做出让步，于是与皮尔一道投票赞成废止谷物关税。然而，托利党内一小批议员在善于投机的年轻小说家兼政治家本杰明·迪斯累里的率领下，投票支持《谷物法》，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辉格党人再次执政。由于经济状况好转，加之皮尔推行了对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宪章运动受到了削弱。英国的辉格党人和皮尔领导的具有改良色彩的托利党内的温和自由派显然暂时遏止了民主派和激进分子。

法国的情况最能说明温和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法国温和自由派在1830年革命中上台执政。弗朗索瓦·基佐是一位信奉新教的历史学家，其父在“恐怖统治”时期被送上了断头台。1840年，基佐设法建立了一个稳定政府，连续执政到1848年，结束了19世纪30年代的长期政治动荡。随着岁月的流逝，基佐日趋保守。他表示：“一个人20岁时不想成为共和党人说明没同情心，30岁时仍是共和党人说明没头脑。”基佐崇尚英国，翻译过莎士比亚作品，还出版了一套31卷的英国历史文件集。他是英国式立宪君主制的头号吹鼓手，坚定支持现存秩序。一个批评家说，基佐的最大愿望是“被每一个国家的梅特涅小集团接纳”。有人对因为自己一年收入不足1 000法郎而没有投票资格表示不满，基佐听说后说：“让他们去发财致富！”这充分暴露了七月王朝的实利主义本质。一直到这届政府结束，对选民资格的限制都没有取消。英国的情况与法国的不同，早在1832年改革前，英国按人口比例计算的选民人数就已超过法国（英国选民占人口的3.2%，法国选民只占0.5%）。两年前在法国发生的事情在伦敦引发了对革命的恐惧，为此英国大大增加了选民人数，此后很多年，民主运动一直不振。

基佐的政绩主要体现在教育领域。他定了一个原则：每个社区或社区群都必须有一所小学和一所师范学校，居民人数超过6 000的城镇还必须有一所中学。1835年，基佐对出版自由施加限制，将近2 000人被逮捕，164名记者因煽动罪公开受审，基佐因此受到抨击。基佐称，要求推行社会改革是“异想天开，只会导致灾难”。1841年颁布的《工厂法案》禁止使用机器的工厂雇用8岁以下的儿童，此后直到1874年都没有再出台相关新法案，而且，1841年法案的漏洞很多。同一时期，却出台了一批推动铁路建设的法案。19世纪40年代，修铁路的步伐加快了。无怪乎巴尔扎克把七月王朝形容为“富人针对穷人拟定的一份保险合同”。基佐政府丑闻缠身，尤其是在1847年公共工程部部长让—巴蒂斯特·泰斯特（Jean-Baptiste Teste, 1780—1852）受贿事件曝光后。前部长阿梅代·德潘—屈比埃（Amédée Despans-Cubières, 1786—1853）将军为了获准延长一家盐矿特许权，送给泰斯特10万法郎贿金。19世纪40年代末期，七月王朝因腐败而渐失民心。

1789年的幽灵

再次爆发暴力革命的早期征兆在波兰显现。19世纪30年代初俄国镇压波兰自治后，大批波兰民族主义者流亡海外。流亡期间，他们接触到了海外的民族民主思想，明确了奋斗目标，后拿破仑时代涌现出的秘密社团给他们提供了实现抱负的平台。代表人物是出生在巴黎的诗人卢德维克·梅洛斯瓦夫斯基（Ludwik Mierosławski, 1814—1878），他的教父曾是拿破仑一世手下的元帅。梅洛斯瓦夫斯基参加过1830年起义，不仅是青年波兰组织的成员，也是烧炭党成员。他策划在普鲁士、克拉科夫和加利西亚同时发动起义。1846年，经过长期准备，计划终于成熟。然而，普鲁士警察事先获悉了这一密谋，在他们控制的地区逮捕了密谋首领。加利西亚奥地利总督感到自己势单力孤，无力对付该省武装起义的贵族，于是求助于当地农民领袖雅各布·舍拉（Jakub Szela, 1787—1866），舍拉轻率地向前来参军的人许诺结束农奴制。当地出现了大批武装团伙，局面变得难以收拾。成群结队携带武器的农民纵火焚烧了500余座庄园的房屋，杀了里面的人，拿着贵族地主人头找奥地利当局邀赏，当局给他们发了成袋的盐作为犒劳。将近2 000名贵族庄园主被杀。最终奥地利出兵恢复了秩序。舍拉被授予勋章，还得到了一块地，而可想而知，农奴制并没有废除。起义的丧钟敲响了。1846年11月16日，奥地利与俄国签署了一项条约，废除了起义中心克拉科夫的自由市地位，将其并入加利西亚。

加利西亚的起义或许失败了，但它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各地的温和自由派纷纷行动起来，他们担心，再不启动宪政改革，将无法阻止革命爆发。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各地专制政府从安于现状中惊醒过来，开始做出让步。这一切的大背景是灾难性的粮食歉收和马铃薯疫病导致欧洲经济从1846年起陷入萧条。大批饥民涌入城镇，手工业者收入锐减，沦为贫民，粮食价格却不断攀升。大学生数量激增让局面雪上加霜。19世纪20年代，德国共有9 000名大学生，到了19世纪40年代，大学生数量增加到1.6万。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希望渺茫，也加入了领取救济的队伍。19世纪40年代末的危机也是一场工业时代危机。1848年一系列事件的中心都在受到英国工业竞争影响的地区，英国工业沉重打击了欧洲大陆国家的制造业。1848年3月初，制成品需求的崩溃导致博尔西希（Borsig）铁路和柏林机械厂解雇了1/3工人，波希米亚的纺织企业则大批破产。欧洲各国首都成了1848年革命的支点，同时又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在这些地方，新的工人阶级也迅速形成，街头的抗议示威活动受到各式空想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各国君主、亲王和朝廷重臣均认为，革命即将爆发。他们中一些人多年来一直预言会爆发革命，结果预言成真。1848年标志着在欧洲大陆上，法国式的起义暂时取代了英国式的渐进。很多人预料1789年会重演，革命也的确首先在法国爆发了。反对基佐和路易—腓力的中产阶级开始举办一连串大型宴会，仅1847年一年就有70场之多。大多数宴会是在巴黎举办的，外地的28个省也有宴会。在宴会上，人们发表演说，要求降低选举资格的纳税门槛。在一次宴会上，外面大批和平群众高唱《马赛曲》，搭起的数个巨大帐篷内，1 200名议员分12桌而坐，在烛光下品尝冷盘小牛肉、火鸡和烤乳猪，每张桌子可坐百人，当时一家报纸称之为“奇观”。宴会期间，一支70人的乐队演奏“爱国情调”的曲子，赴宴的人频频举杯，为“国家主权”“民主和立宪改革”“反对派议员”“改善劳动阶级境况”干杯。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感叹不已：“趣味何等高雅！菜肴何等精美！美酒何等醇香！谈吐何等深刻！”发言人鱼贯走上讲台，发表抨击政府的演讲。一个支持改革的人还特别指出了宴会上品尝的冷盘小牛肉（veau froid）与支持基佐政权的精英阶层崇拜的金牛犊（veau d’or）的区别。有人滔滔不绝地讽刺挖苦保守党人，想象他们也举办了自己的晚宴，上的是牛排和布里干酪——前者暗指基佐的亲英倾向，后者影射基佐在诺曼底的支持者。保守党人显然不会去吃“具有改革色彩的小牛肉”或“雅各宾芦笋”。

运动不断发展，对七月王朝构成了明显威胁。政治作家兼历史学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此前已因他撰写的两卷本《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35）一书声名鹊起。1848年1月27日，他质问议会：“你们难道没有嗅出……空气中的革命味道？”他认为，卡贝和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增长。基佐政府无视托克维尔发出的警告，决定取缔宴会运动。组织者迅速反击，决定下一次宴会前先举行一次大规模游行，公开对抗不得举行公共示威的禁令。游行那天，守卫外交部的士兵面对大批群众，惊慌失措，开枪射杀了80余名示威者。几小时后，巴黎全城各处筑起了1 500多个街垒。梯也尔被任命为总理，但国民自卫军士兵不再服从国王，高喊：“改革万岁！打倒大臣！”政府彻底陷入瘫痪。路易—腓力返回杜伊勒里宫的家里，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捧头不语。梯也尔面色阴惨，不停地重复说：“海水在上涨！海水在上涨！”路易—腓力再也挺不住了，坐在椅子上喃喃说：“我退位。”几分钟后，他又大声重复了一遍。在忠于国王的士兵的护送下，国王和家人外加少数仆人匆忙出逃，英国驻勒阿弗尔领事乔治·费瑟斯通豪（George Featherstonehaugh, 1780—1866）在海边亲自迎接他们。路易—腓力乔装打扮，刮去了胡须，戴一副眼镜，身穿一件厚外套，包裹在一条厚围巾里，登上了一条小船。费瑟斯通豪为掩人耳目，用英语与国王打招呼，两人对话如同闹剧一样可笑：“舅舅，身体好吗？”“很好，乔治。谢谢！”1848年3月3日，小船在纽黑文靠岸，“史密斯先生”开始了流亡生活，王族的其他成员很快也追随路易—腓力。七月王朝终结了。1848年法国革命揭开了帷幕。

前面上演的一幕幕令人回想起1789年，但1848年革命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之前的法国大革命。最明显的是它的欧洲特征。18世纪90年代，法国革命者靠武力把革命思想传播到欧洲大陆广大地区，1848年时，他们已经没有必要这样做了，革命几乎同时在众多国家爆发。一个重要原因是19世纪中叶通信交通的重大改善。欧洲的铁路网虽然稚嫩，但发展很快，加上公路质量的改善和汽船的出现，新闻传播的速度大大超过18世纪90年代。公众识字率的提高和城市产业工人数量的激增给革命思想提供了现成市场。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展，外加波及全欧洲的经济危机，意味着贫困和民怨遍及全欧洲，而不只是零星地区。因此，1848年法国爆发革命后，欧洲各地可谓一呼百应。

意大利的动荡始于1848年新年这一天。奥地利统治下的米兰市民仿效波士顿茶党，为了不让奥地利人从烟草税中得到收入，集体抵制吸烟。1月3日，一位参与抵制的市民把烟卷从一名奥地利士兵嘴上打掉，双方扭打起来，演变为一场大骚乱。1848年1月12日，西西里当局为国王费迪南多·卡洛（Ferdinando Carlo, 1810—1859）举行了祝寿活动。群众筑起街垒，升起意大利三色旗，高呼“意大利万岁！”“西西里宪法万岁！”“庇护九世万岁！”等口号。大批农民携带生锈的武器加入，海堡要塞的士兵向他们发射了葡萄弹，农民奋勇向前，把士兵赶出了城。西西里各地农民冲击当地政府办公机构，焚烧税收记录和土地登记册。自由派和民主派联合组建了临时政府，呼吁举行选举。费迪南多·卡洛向西西里岛海运了5 000名士兵，导致意大利本土防御空虚。那不勒斯贫民窟的穷人在西西里人的感召下举行了起义。自由党人惧怕当局不让步可能产生的后果，在王宫前组织了一次有2.5万人参加的示威活动。在群众劝阻下，国王士兵没有采取行动，费迪南多·卡洛被迫签署了一份宪章，产生了一个温和自由派政府。动荡继续向北蔓延。面对高呼“处死主教！”的群众，教皇庇护九世许诺在教皇国建立一个半世俗政府。1848年2月12日，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批准了一部宪法。1848年3月4日，皮埃蒙特的阿尔贝托紧随其后。

虽然当时革命在意大利各地已经风起云涌，但1848年革命爆发的真正标志是七月王朝的垮台。当时美国驻维也纳临时代办威廉·H. 斯泰尔斯（William H. Stiles, 1808—1865）称，革命的消息传遍欧洲大陆，“它仿佛一颗炸弹，落到了欧洲邦国和王国中间，各国君主如同面对提出诉讼的欠债人一样，忙不迭地给予了自己臣民拖欠他们的宪法”。曼海姆的大批群众在激进律师古斯塔夫·施特鲁韦（Gustav Struve, 1805—1870）领导下举行示威，要求巴登大公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 1790—1852）接受施特鲁韦起草的一份请愿书，实现出版自由，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建立一支由民选军官组成的民兵，允许德意志各邦国立宪，最重要的一条是选举产生一个全德意志议会。请愿书在全德意志范围内不断翻印散发，内中各项要求被称为“三月诉求”。巴登、符腾堡和黑森—拿骚3个邦国的君主分别允准了宪法。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路德维希二世（1777—1848）为表示抗议，把权力移交给了儿子路德维希三世（1806—1877），但该国也颁布了一部宪法。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因与洛拉·蒙特斯的情事而深陷困境。1848年2月4日，愤怒的群众袭击了一个王家军火库，路德维希被迫接受了“三月诉求”，但直到他同意退位，让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 1811—1864）接替他后，局势才逐渐平息下来。3月6日，萨克森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1797—1854）被迫同意宪政改革，罢黜了保守的首席大臣。3月5日，来自刚刚获得自由的各邦国的代表在海德堡召开会议，成立了一个“预备议会”，为选举一个全德意志立宪议会做准备。

此后形势发展之快令人目眩。革命浪潮现在居然波及了哈布斯堡帝国，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帝国基本没有触动。巴黎革命的消息传到位于普雷斯堡的匈牙利议会后，科苏特立即要求在改革后的哈布斯堡君主国下实行匈牙利自治。他的演讲被印成小册子在维也纳散发，学生向政府请愿，要求推行自由改革，成立一个包括哈布斯堡君主国德意志地区在内的新的统一德意志国家。4 000名学生携带请愿书游行到市中心，高喊“不要折中办法！要宪法！”的口号，撕毁了封建等级会议提出的措辞温和的改革请愿书。大批携带各式工具的工人群众从郊外涌向市内，用拉倒的路灯杆撞开当局关闭的城门，冰雹般的石块飞向巴尔豪斯广场的士兵，士兵开枪还击。工人冲破堡垒后，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人士要求梅特涅辞职。1848年3月13日，首相梅特涅迫于压力终于宣布辞职，发表长篇讲话为自己辩护。翌日，梅特涅携第三任妻子，乘坐一辆马车离开维也纳，前往英格兰南部的海滨城市布赖顿。一路上他安慰自己，至少他保住了自己的名誉，没有狼狈到和洛拉·蒙特斯同乘一条船渡过英吉利海峡的地步。3月15日，皇帝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 1793—1875）在维也纳宣布废止书报检查制度，召开立宪会议。

梅特涅被赶下台也许是最能预示震荡的深度和广度的事件。过去30多年里，他基本上如愿以偿地压制了抗议和革命，现在人民群众积聚的愤怒终于爆发了。没人能再开倒车。各国政府在压力下纷纷坍塌。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匈牙利总督斯特凡大公（Archduke Stefan, 1817—1867），他出生在布达，感情上更贴近匈牙利人。听到梅特涅下台的消息后，斯特凡大公紧急召集封建等级会议上院开会，会议同意要求制定一部新的开明宪法。科苏特、塞切尼以及自由派改革家包贾尼·拉约什（Lajos Batthyány, 1807—1849）与一个150人的代表团同乘一艘汽船前往维也纳，提交各项诉求。1848年3月17日，经过斯特凡争取，皇帝斐迪南发出帝国敕令，同意成立一个匈牙利自治政府，任命包贾尼为首相。科苏特更进一步，组织了《十二条》请愿运动，要求建立议会政体和陪审团制度，结束农奴制，从匈牙利撤走所有外国军队。多达2万名群众步行到布达的总督城堡，一路上队伍不断扩大。警卫作鸟兽散，摄政会议完全接受了《十二条》请求。当年4月，会议稍加修改后通过了《十二条》，匈牙利成为一个自治立宪王朝，扩大了选举权，建立了议会体制，但国君依然是哈布斯堡皇帝。

哈布斯堡帝国风雨飘摇。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中产阶级的不满、公众的绝望、自由主义思想和激昂革命情绪在这里引发了几乎不可阻挡的一次次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早已惊恐万状、悲观失望的政治和军事统治集团。在奥地利人统治的意大利北部，自由派听到梅特涅倒台和皮埃蒙特终结了国王专制的消息后，马上采取了行动。米兰全市爆发骚乱，到处都筑起了街垒，铺路的石头被扒掉，副总督被绑架，奥地利驻意大利军队司令官约瑟夫·拉德茨基·冯·拉德茨（Joseph Radetzky von Radetz, 1766—1858）参加过拿破仑战争，他在全城要塞部署了军队，还在天主教堂尖顶上安排了狙击手。激战随后爆发，起义者爬上屋顶，居高临下向奥地利士兵射击——大多数士兵其实是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城市据点失守后，拉德茨基被迫撤到城外，从郊外围困米兰。皮埃蒙特的温和派根本不理睬卡塔内奥临时建立的共和政府，说服阿尔贝托进军米兰（阿尔贝托巴不得把米兰纳入他统治下的一个新北意大利王国，担心自己若不采取行动，共和派就会推翻他的统治）。伦巴第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包围了各地兵力薄弱的奥地利军营。与此同时，米兰人经过5天血战，打破了拉德茨基的围困。奥地利人撤军前，报复性地再次炮轰了米兰。作为胜利的象征，几天后马志尼抵达米兰，准备亲自领导意大利的统一事业。

起义迅速蔓延到奥地利统治的意大利北部其他地区。梅特涅倒台的消息传到威尼斯后，欢呼雀跃的群众从监狱中释放了达尼埃莱·马宁（Daniele Manin, 1804—1857）。马宁是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前一年被奥地利人以叛国罪下狱。1848年3月18日，奥地利占领军对群众开枪，威尼斯人马上组建了一支民军抵抗。3月22日，在马宁的鼓励下，海军造船厂工人起义，打死了拒绝给他们增加工资的奥地利司令官，占领了整个地区。马宁宣布成立共和国。奥地利军队（主要是克罗地亚人）从威尼斯撤出，以免给城市内的优美建筑造成破坏。各地的哈布斯堡王朝旗帜被扯了下来，扔进了运河。面对形势的发展，教皇庇护九世迫于巨大压力，加入了反奥地利战争。他向教皇国北部边界地区派遣了一支军队，1万名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罗马年轻人也加入了队伍。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被迫派出8 000名官兵，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多·卡洛也不情愿地派遣了一支海军，以打破奥地利人对威尼斯的封锁。一支1.4万人的那不勒斯军队缓慢向北推进，与其他军队会合。5月底，56万名米兰人投票加入皮埃蒙特，只有700人投票反对。帕尔马和摩德纳很快也上演了同一幕。7月4日，威尼斯立宪会议撇开马宁和起义的共和党人，也同意“融入”皮埃蒙特。人们突然意识到，意大利的统一不仅仅是民族主义者的一场梦。

然而，革命者并非事事如愿。北意大利局势引爆后，暴力蔓延到两西西里王国。当地的自由派政府迫使国王费迪南多·卡洛组建了一支民军，但它根本无力恢复秩序。1848年5月15日举行了选举，参选的选民很不踊跃，选举产生了一个温和的自由派议会。费迪南多·卡洛要求新政府宣誓支持现有宪法，愤怒的共和党人在那不勒斯筑起街垒，当局派出1.2万名士兵镇压。双方爆发激战，200名士兵和大批起义者丧生。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军队大肆枪杀俘虏、勒索钱财，城市贫民趁机在市内横行作乱，四处劫掠，高呼“国王万岁！”“处死统一分子！”等口号。被派去增援威尼斯人的西西里海军舰只奉命返回，大部分士兵也撤回西西里。只有少数部队在古列尔莫·佩佩（Guglielmo Pepe, 1783—1855）将军的率领下留了下来。佩佩将军曾是烧炭党人，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出后，他站在了皇帝一边。他率领的这支部队最终进入威尼斯，与当地部队一道抗击奥地利人。然而共和党人遭到惨败。更坏的消息还在后面。维也纳政府命令拉德茨基“结束代价高昂的意大利战争”，但拉德茨基拒绝谈判，以陆军大臣特奥多尔·弗朗茨·巴耶·冯·拉图尔（Theodor Franz Baillet von Latour, 1780—1848）伯爵为首的维也纳强硬派在背后为他撑腰，后者是前奥属领土荷兰的瓦隆家族的后裔。拉德茨基麾下的3.3万人军队与阿尔贝托的2.2万人部队在维罗纳附近一个丘陵小镇库斯托扎对峙。1848年7月24—25日，经过两天鏖战，奥地利军队把皮埃蒙特人赶下了山。阿尔贝托统一北意大利的希望破灭了，他被迫签署了停战协议。拉德茨基得意扬扬地吹嘘说：“米兰回到我们手里了！伦巴第领土上已肃清了敌军。”马志尼不这么认为。1848年8月，他宣布：“国王的战争结束了，人民的战争开始了。”

维也纳仍然是牵动局势的焦点。1848年3月13日梅特涅下台后，维也纳的局势瞬息万变。4天后，维也纳成立了一届立宪政府，改组了帝国警察机构，遣散了警局密探。当局还降低食品税，宣布实行政治大赦，制订了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然而，4月25日斐迪南批准的一部宪法激怒了激进的民主派，因为该宪法依然赋予皇帝大权。5月4日，大批工人参加了群众的示威抗议活动，新政府首脑被迫辞职。5月11日宣布了有限制的选举权后，激进派怒不可遏。急不可待的大学生成立了“大学生军团”，要求通过男子普选制选举产生一个民主立宪议会。军团成员人数很快增长到5 000余人，温和自由派掌控的民兵组织国民自卫军也有7 000人。1848年5月14—15日夜，大批群众跟随学生游行到皇宫，要求修改宪法，立即举行民主选举。斐迪南和群臣张皇失措，接受了人民的要求。内阁成员愤而辞职。两天后，皇帝携家人连夜从维也纳逃往因斯布鲁克，这让人不禁想起当年路易十六携玛丽·安托瓦内特仓皇逃往瓦雷讷未遂的一幕。

从首都安全脱身后，斐迪南发出通告，声讨“无政府主义派别”的行动，呼吁人民进行抵抗。其实不如说，通告是别人代他发的，因为他根本不具备治国能力。斐迪南虽不愚笨，但患有严重口吃，兼有癫痫病，最多时一天发作20次（他大婚圆房那一夜发作了5次，没有留下后嗣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一生没给后世留下几句意思连贯的话，其中一句是跟御厨的对话。御厨告诉他，吃不了杏丸子，因为现在不是产杏的季节，据说他回答：“我是皇帝。我要吃丸子！”1848年5月24日，斐迪南的近臣关闭了维也纳大学。次日，他们下令解除大学生军团的武装，解散该组织。然而国民自卫军倒向学生一边。数百名工人涌到市中心，大学生用马路上的石块和从房屋里搬出的家具在市内要地筑起了160个街垒，部分街垒与街两侧房子的二层楼一样高，顶上插着红黑色旗帜。政府军队力量薄弱，不得不撤走。8月12日，斐迪南及其随从顺应学生的要求返回维也纳。斐迪南坐一辆敞篷马车，从努斯多尔夫的码头驶向市中心，道路两侧围观的人群对他发出嘘声，中间夹杂着欢迎皇帝的微弱声音。有观察家称，皇帝“死死盯着自己的膝盖，皇后显然一直在涕泣”。皇帝从国民自卫军排列的密集队形中穿过，没有受到士兵的敬礼。大学生军团乐队奏起了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写的《什么是德意志祖国》，而没有演奏奥地利国歌。维也纳的民主派至少暂时占了上风。

维也纳发生的一切与德意志邦联其他地区局势的发展息息相关。邦联内的各邦国一个个被迫接受立宪，最大邦国普鲁士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1848年3月16日，梅特涅倒台的消息传到柏林后，统治阶层惊恐万状。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副官长利奥波德·冯·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 1790—1861）和国王的弟弟、王储威廉亲王（1797—1888）敦促国王使用武力。国王决定做出让步，宣布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召开国民议会，此前议会停开已有一年之久。为加强德意志邦联，新议会的任务是通过一部国家法典，选定国旗，建立一支海军。然而群众并不满足，示威者高呼口号，要军队撤走，士兵开枪回应。很快，柏林各处筑起了街垒，市内教堂开始鸣钟报警。3月18日，普鲁士军队动用步兵和大炮猛攻各处街道。据目击者说，各条街道血流成河。午夜时分，800余名示威者倒在血泊之中，其中绝大部分是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非技术工种工人，即新兴工人阶级的成员。

3月发生的事件非但没有结束革命，反而给革命推波助澜。国王并没有下令让士兵开枪，流血事件令他惊愕不已。3月19日，大批群众抬着前一天被打死的死难者尸体冲进王宫，要求见国王。腓特烈·威廉露面时，“面色苍白，浑身颤抖”，脱帽向人群致歉，然而群众报之以嘲讽，呵斥不止。看到这一幕，人们自然想起了1789年人群冲进王宫，迫使路易十六屈从他们意志的情景。据传王后说：“现在就差上断头台了。”但国王很快恢复了镇定。两天后，威廉身穿象征德意志民族的黑、红、金三色服饰骑马穿行街道，大批佩戴同样徽识的军队紧随其后，国王威望大增。3月22日，他被迫出席为4天前的死难者举行的隆重葬礼，再次摘下头盔，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和对民意的顺从。威廉做出的姿态使他大得民心，但他私下认为，这是他个人的奇耻大辱。他没有听从随从中强硬派的反对意见，而是在月底下令军队撤出柏林。柏林现在为革命者所控制。

此时，温和自由派和强硬民主派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普鲁士议会是根据成年男子普选权原则间接选举产生的。总数395名议员中，保守派占了120名，足以阻挡温和自由派人士格特弗里德·康普豪森（Gottfried Camphausen, 1803—1890）制定的政策。康普豪森是金融家，1848年3月29日受命组阁。6月14日，柏林爆发了流血冲突。民主派示威者，包括高举红旗的大批工人，洗劫了王家军火库。面对混乱局面，康普豪森束手无策，于6月20日辞职。6月26日，议会提出一份宪法草案，内容包括取消国王和军队的一切权利，废除一切贵族头衔，顽固派看到后大惊失色。8月9日，议员要求所有士兵宣誓效忠宪法，而不再效忠国王。康普豪森辞职后的几任政府均软弱无力，恼羞成怒的国王开始与格拉赫和保守派密谋反扑。1848年3月31日，在曼海姆召开了一次国民预备议会，会上分歧凸显。这次是温和自由派议员与激进民主派议员之间出了问题。前者如海因里希·冯·加格恩，他憧憬建立一个由各国君主组成的联邦，借此统一德国；后者的代表是古斯塔夫·施特鲁韦和弗里德里希·黑克尔（Friedrich Hecker, 1811—1881），两人均来自巴登。他们要求成立一个单一的德意志共和国，同时废除现存的德意志各邦国及其君主。激进民主派的主张在议会遭到否决后，两位民主派领导人于1848年4月12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同时着手组建军队，来自巴黎的一批德国流亡者在激进诗人格奥尔格·赫尔韦格（Georg Herwegh, 1817—1875）的领导下加入了他们。德意志邦联在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调集兵力3万，他们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双方力量相差悬殊。4月22日，邦联军队在坎登击溃共和派的军队，此后双方又有几次小规模交火，共和派最终失败。

与此同时，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艰难过程仍在缓慢进行。1848年5月18日，预备议会在法兰克福开幕，决定选举一个国民议会。各邦国可自由决定选举方式，几乎所有邦国都选择了基于财产资格的间接选举制。财产资格门槛较低，大约3/4的成年男子享有选举权。812名议员中，顽固保守派分子寥寥无几，因为大多数保守派为了捍卫原则而抵制选举，半数议员属于温和自由派和君主立宪派，剩余议员大多是民主派人士，其中有部分激进分子。3/4的议员有大学学历，教授只占15%，企业家不到10%，此外还有少数专业人员，比如医生、记者等。依照革命新风尚，议员围绕一份权利宣言展开了激辩，12月27日，这份宣言终于获得通过。宣言规定了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贸易自由、结社和教育自由，废除了死刑。6月24日，议会任命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由奥地利的约翰大公（Archduke Johann of Austria, 1782—1859）出任政府首脑。他着手组建政府，建立全国官僚体制。通往德国统一之路似乎已经打开。

以上局势的发展清楚显示了1848年革命的巨大影响力。欧洲各国君主的统治摇摇欲坠。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多年叱咤风云的梅特涅和路易—腓力都倒台了。各国君主迫于压力，要么交出自己的大部分权力，要么放弃君权神授说，忍辱向本国愤怒的国民低头。欧洲各地建立了代议制议会，在已有议会的地方，议会权力大大增加。一个又一个国家实现了民族自决原则，同时大刀阔斧地推行意义深远的社会和经济改革，鲜明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后人常常把1848年革命贬为不真诚的失败尝试，然而当时情况并非如此。经历了1848年1—7月的一系列事件后，欧洲发生了根本变化。革命确实也遇到一些挫折，但在后来德国人称之为“疯狂一年”的夏季，或者更乐观地说，在“人民之春”期间，戏还远远没有收场。

革命的凋零

今天回首那一段历史不难看出，1848年革命浪潮在自身种种矛盾的压力下逐渐呈现败象。德意志与丹麦之间的边界纠纷突出显示了德意志内的政治势力状况。石勒苏益格是一个讲丹麦语人口占大多数的公国，自中世纪以来，它一直与德意志邦联内的荷尔斯泰因公国结为一体，归丹麦国王个人管辖。1月，绝对主义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Christian VIII, 1786—1848）去世，丹麦自由派得到了机会。继任者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k VII, 1808—1863）无力拒绝温和自由派提出的立宪要求。哥本哈根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弗雷德里克被迫废除了绝对主义的残余部分，指定自由派组建政府，彻底废除了农奴制。1848年6月5日，他宣布石勒苏益格与丹麦合并，王国各地在广泛的选民基础上选举产生一个全国议会。石勒苏益格的所有男子都负有在丹麦军队服役的义务。石勒苏益格公国的德意志地主愤而宣布独立。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大学生，纷纷表示支持。德意志邦联议会向普鲁士求援，普鲁士随即派出军队攻入丹麦。迫于英国、俄国和瑞典施加的外交压力，1848年8月26日，普鲁士人在马尔默签署了停战协定。德意志邦联军队撤出后，在石勒苏益格成立了一个丹麦—普鲁士联合政府。

齐聚法兰克福的民族主义者听到这一消息后怒不可遏。议会开会时，1.2万名激进民主派的支持者在议会所在地圣保罗教堂前集会，呼吁把对丹麦战争继续下去。局面开始失控。9月18日，约翰大公新任命的首相安东·冯·施梅林（Anton von Schmerling, 1805—1893）调驻扎在附近的2 000名黑森—达姆施塔特、普鲁士和奥地利士兵进城。军队开枪驱散人群，60余人丧生，其中有保守派议员费利克斯·利赫诺夫斯基（Felix Lichnowsky, 1814—1848），他被人活活打死，尸体绑在一棵树上，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逃犯”。施特鲁韦为重振激进民主党人的事业，徒步穿过瑞士边境来到勒拉赫小镇。1848年9月21日，他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巴登军队在施陶芬粉碎了他的企图，施特鲁韦被投入监狱。法兰克福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邦联议会现在完全靠普鲁士和黑森军队的刺刀支撑。法兰克福议会尽可颁布法律，慷慨陈词，但残酷的现实是，如果没有武力做后盾，这些法律和慷慨陈词终将一文不值。

法国革命的轨迹也大致相同。路易—腓力逃遁后，1848年2月26日，获胜的自由派推出19世纪20年代在外交部任过职的诗人阿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由他宣布成立共和国。拉马丁被任命为总统，领导一个联合政府，政府成员包括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一个人们只知道叫“工人阿尔贝”（Albert the Worker, 1815—1895）的人。3月2日，政府宣布定于4月23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所有成年男子均有选举权。与此同时，路易·勃朗推动通过了一项措施，建立国家工场，到5月底，工场已经雇用了10万名贫穷工人修路植树，国家每天花7万里弗支付工人工资。勃朗和阿尔贝在卢森堡宫成立了一个劳工委员会，审议手工业者提出的种种要求，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废除分包合同制和外包合同制、限制使用机器等。以勃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思想与传统手工业者的政治观点惊人地混合在一起，后者令人想起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政府对经济施加的控制。

农民对巴黎局势的动荡忧心忡忡，为支撑国家工场加征土地税进一步疏远了农民。1848年4月23日，农民占多数的选民选出了一个温和派加保守派占多数的国民议会。5月15日，包括很多国家工场工人在内的数千名示威者冲进议会抗议。执行委员会把示威者从议院赶出后，指责“卢森堡委员会”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将其取缔，6月20日又关闭了国家工场。当局的这一突然举动激怒了失去唯一收入来源的工人。工人纷纷聚集起来上街游行，高呼要工作，还有人高喊“拿破仑万岁！”的口号。执行委员会惊慌不已，要战争部部长路易—欧仁·卡韦尼亚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 1802—1857）采取行动。卡韦尼亚克是职业军人，参加过希腊独立战争，政治上持共和派温和观点。在他准备动手期间，群众筑起街垒，高唱《马赛曲》，高呼“不自由，毋宁死”。卡韦尼亚克不信任国民自卫军不是没有理由的，大多数国民自卫军官兵不理睬他下达的动员令，有些人还倒向起义者一边。6月23日，卡韦尼亚克调动2.5万名士兵，分成三列纵队攻打大约5万名义者，动用大炮轰击街垒，将其一一摧毁，造成惨重人员伤亡。次日，全城炮声依然隆隆响个不停。议会表决通过了对执行委员会的不信任案，授予卡韦尼亚克全权，连最坚定的共和党人都站在了这位将军一边，比如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Ledru-Rollin, 1807—1874），当年赖德律—洛兰发表演说鼓吹暴力，推动1847年反对七月王朝的“宴会运动”。巴黎各家俱乐部陷入迷茫。没有一家俱乐部支持起义，路易·勃朗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也不支持，蒲鲁东如今已是巴黎工人投票选出的议员。冲突双方抓到对方俘虏后，不加审讯当场处决。大约1 500名起义者被打死，至少2 500人受伤。11 727人被捕，大多数人几个月后被释放，468人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路易·勃朗因反对起义而失去了工人的信任，离开巴黎去了伦敦。巴黎戒严令一直延续到1848年10月。

6月发生在巴黎的事件对欧洲其他地区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的温和自由派和顽固保守派胆子壮了起来，出于对人民群众的惧怕，他们走到了一起。1789—1793年的人民起义曾使法国坠入恐怖统治的深渊，人人对这一幕记忆犹新。自由派焦虑不安，担心法国大革命重演。然而，阶级矛盾并不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唯一绊脚石。19世纪40年代，彼此对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开始发生冲突，尤其在中东欧地区。柏林和维也纳爆发的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争取国家统一和自决的运动，这些运动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保守派和反动分子借机反扑。两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在匈牙利表现得最为明显。圣伊什特万王冠领地疆域内，有人数众多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说德语的萨克森人和罗马尼亚人，这些人都不懂马札尔语。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开始鼓吹将这些少数族裔彻底马札尔化。一个民族主义者称：“从语言角度看，我们国家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巴别塔。如果不能扭转这一趋势，如果不能用马札尔化统一国家，或迟或早，我们的国家会被德意志人或斯拉夫人同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会被人遗忘。”各种对立的民族主义势力开始抬头，比如克罗地亚人就抵制强行推广马札尔语的势力，这将在未来造成危机。法律最终规定，马札尔语取代拉丁语成为政府的官方语言，并要求所有中学教授马札尔语。1843—1844年匈牙利议会开会期间，克罗地亚议员坚持用拉丁语发言，这是他们唯一可以让他人听懂的抗议方式。

以上种种矛盾在1848—1849年哈布斯堡君主国内发生的事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布达佩斯革命后，马札尔民族主义者告诉罗马尼亚人，自由的匈牙利愿意接纳他们为马札尔人，他们应该“感到光荣”，特兰西瓦尼亚一地的罗马尼亚青年知识分子闻言，发起了全国请愿运动。1848年5月15—17日，他们在布拉日外面的“自由广场”向4万名群众宣读了请愿书。为了对抗马札尔人，他们向维也纳求援。该省奥地利驻军司令安东·冯·普赫纳（Anton von Puchner, 1779—1852）将军号召所有忠诚的特兰西瓦尼亚人起身反抗布达佩斯政府。普赫纳将军也是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军人。农民一如往日举行起义，杀死马札尔族和德意志族地主和政府官吏。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马札尔人拉起了一支3万余人的队伍，包括军队中的几个戍边团，开始报复对方，大规模屠杀罗马尼亚族农民，230座村庄被夷为平地。普赫纳的军队逐渐占据上风，但在进军布达佩斯途中被一支匈牙利大军击退。据估计，4万余人死于这场冲突。

1848年革命浪潮甚至波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那是两个与特兰西瓦尼亚东侧接壤的讲罗马尼亚语人口占多数的公国。依照1831年《组织法》，这两个公国名义上由奥斯曼人和俄国人共管，大公（hospodars）的统治被强加给两个公国。很多具有自由思想的大学生和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旅居巴黎期间深受激进思想熏陶。他们在1843年成立了一个名叫“兄弟会”的秘密团体，积极为革命做准备。自由派人士继在雅西的彼得堡大酒店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后，1848年4月9日又向摩尔达维亚在位君主米哈伊尔·斯图尔扎（Mihail Sturdza, 1795—1884）提出了35条自由化要求。斯图尔扎调动军队镇压，逮捕了300余名示威者，将其暴打后流放到土耳其。俄国为了给斯图尔扎撑腰，也向摩尔达维亚派出军队。但是，瓦拉几亚的革命成功了。6月13日，人民群众举行大规模示威，推翻了格奥尔基·比贝斯库（Gheorghe Bibescu, 1804—1873）大公的统治，发表了《伊兹拉兹宣言》，提出了一系列鲜明的自由主义原则，包括废除官阶和死刑，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奥斯曼政府迫于俄国压力，于9月25日出兵瓦拉几亚首府布加勒斯特，经过短暂交火后占领了该城。俄国人担心奥斯曼人镇压不力，两天后也出兵瓦拉几亚。91名革命者被逮捕流放，大批人逃到巴黎或越境进入保加利亚。英国和法国拒绝出面干预。面对自由派提出的废除农奴制的要求，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省保守的地主惶惶不可终日。革命党人的终极目标——把这两个省统一为一个独立的罗马尼亚——似乎依然遥不可及。

哈布斯堡帝国境内很快爆发了类似冲突。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要求把斯洛伐克语定为教学和官方语言，遭到马札尔人拒绝。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义愤填膺，从1848年9月起，爆发了一系列冲突，最终斯洛伐克领袖倒向哈布斯堡王朝一边。奥地利人解放了东加利西亚的罗塞尼亚（也可以说是乌克兰）农奴，允许他们成立一个罗塞尼亚人代议制委员会，还首次允许在该省出版一份乌克兰语刊物，借此煽动该地区的农民反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波兰地主。1848年4月、5月之交，波兰民族主义者在普鲁士的波森（波兹南）省发动了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依然是两年前的起义领袖卢德维克·梅洛斯瓦夫斯基。应该省德意志居民的要求，普鲁士派出大军前往镇压。波兰起义者放弃了斗争，他们取得的唯一成果是废除了波森大公国，将其降为普鲁士一个省。法兰克福温和自由派人士威廉·约尔旦（Wilhelm Jordan, 1819—1894）尖锐质问，波森的德意志人要不要生活在“一个文化内涵不如自己的国家”里。

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诉求。1848年3月，居住在匈牙利王国南部地区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邻国塞尔维亚公国鼓动下，宣布自己所在的伏伊伏丁那省自治。马札尔人的军队残酷镇压了这次起义，在贝切伊市屠杀了近300名塞尔维亚人。当年秋冬，这支军队缓慢穿过该省，沿途纵火焚烧塞尔维亚人村庄，吊死很多村民。塞尔维亚人沿途设伏，对马札尔人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与此同时，克罗地亚人正在辩论是否与塞尔维亚人联合建国。3月25日，在萨格勒布召开了一次克罗地亚国民大会，大会宣布废除农奴制，呼吁克罗地亚实行自治。保守的克罗地亚地主对马札尔人自由派倡导的废除农奴制主张极为不满。维也纳的死硬派相中了杰出的克罗地亚军官约瑟普·耶拉契奇（Josip Jelačić, 1801—1859），认为他是联合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共同对付匈牙利人的合适人选。耶拉契奇观念保守，强烈拥戴君主制，他被任命为克罗地亚总督兼军政国境地带部队司令。所谓军政国境地带是针对当年奥斯曼人威胁修建的防御要塞，如今这一威胁早已消失。耶拉契奇极力促成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团结（例如，他公开在塞尔维亚人的东正教堂和克罗地亚人的天主教堂祈祷）。他提醒克罗地亚议会，如果“匈牙利人依旧不改，继续欺压我们，而不是以兄弟相待，我们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手握利剑严阵以待！”9月4日，为支援塞尔维亚人，他统率5万大军横渡德拉瓦河，深入马札尔人领地内部。

哈布斯堡君主国内部的局势发展也对德国统一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奥地利当局不愿意看到帝国内的德语区分出去，归属于法兰克福统治下的统一德国。另一方面，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认为，既然波希米亚是德意志邦联的组成部分，当地很多居民又说德语，它理应是一个统一德国的一部分。在曼海姆召开的德意志预备议会邀请捷克著名历史学家弗兰齐歇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 1798—1876）与议会成员一道筹备一次全体德意志人的选举。1848年4月11日，帕拉茨基回复说，自己对德意志人的事情毫无兴趣，他大胆表示：“我是一个血管里流着斯拉夫人血液的捷克人。”德意志议员怒不可遏，威胁用武力强迫波希米亚加入统一的德国。与此同时，捷克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开始在布拉格分别成立自己的民兵组织。中产阶级开始分化选边站，他们中很多人会讲捷克语和德语。这时，维也纳的头号强硬分子拉图尔伯爵决定插手干预。他和一些奥地利高级将领一样，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在他眼里，所有自由主义分子和革命者都是国家的敌人。拉图尔伯爵挑选陆军元帅温迪施格雷茨亲王阿尔弗雷德平息布拉格骚乱，后者参加过1813年莱比锡大会战，又是极端的保守派分子，反对此前皇帝及其近臣做出的一切让步。温迪施格雷茨亲王派1万名士兵占据了布拉格各处要冲。1848年6月12日，捷克民兵、大学生、资产阶级国民自卫队和大约2 500名工人游行抗议。游行队伍与德意志民兵遭遇后，双方爆发了战斗。很快布拉格全市各处筑起了400多个街垒，德意志民兵和捷克民兵相互疯狂对射。陆军元帅的妻子死于一颗流弹后，温迪施格雷茨亲王将部队撤出城，从郊外的山丘上炮击市区。6月17日，起义者投降。法兰克福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完全支持温迪施格雷茨亲王。这位元帅征服布拉格其实只是反动派反扑的头一阶段。过不了多久，所有革命机构将被一扫而光。

早在斐迪南一世返回维也纳前，温迪施格雷茨亲王就与拉德茨基元帅和哈布斯堡王朝取得了联系。耶拉契奇的部队被匈牙利人击退后，在奥地利首都附近安营扎寨。1848年7月拉德茨基在库斯托扎获胜后，拉图尔伯爵和宫廷内的强硬派策划保皇派军队发动一次钳形攻势，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会师。他们不仅可以利用革命阵营中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还可以利用温和立宪自由派与激进共和民主派之间的巨大裂痕。政府宣布大幅削减工资后，普拉特公园的建筑工人用黏土和稻草做了一个公共工程部部长模拟像，放置在一头驴身上，模拟像嘴里塞了一枚十字币，身上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十字币部长”。8月23日，工人模拟了一次葬礼游行，队伍走到市中心后，很快与国民自卫队中的士兵发生冲突。士兵驱散人群时，18名工人被打死，150多人受重伤。政府借机马上废止了公共工程计划，但确实也做了努力，帮助失业工人在私营部门找到其他工作机会。

这是一场不同阶级之间的战争。维也纳的中产阶级自由派惊恐万状，转向国王和军队寻求保护。政府趁势逮捕了学生领袖和记者，封闭了共和派办的报纸，继而对布达佩斯下手。9月初，耶拉契奇出兵把科苏特扶上台，包贾尼张皇失措，塞切尼试图和平解决危机，但没能成功。塞切尼为此精神崩溃，自杀未遂后被送入精神病院。深陷利益冲突的斯特凡大公辞去了总督一职，宫廷改派另一位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宿将弗朗茨·冯·兰贝格（Franz von Lamberg, 1791—1848）前往布达佩斯接替斯特凡。1848年9月28日，兰贝格乘坐马车穿过多瑙河时，被一群暴民活活打死，残缺不全的尸体被穿在长柄大镰刀上游街示众。这一事件导致宫廷与布达佩斯彻底决裂。10月3日，维也纳政府下令废除匈牙利议会，将全国置于军事管制之下，任命耶拉契奇为帝国专员兼总司令。拉图尔伯爵派了一营士兵前往维也纳火车站与耶拉契奇会合。大批愤怒工人和依然同情匈牙利事业的民主派破坏了铁路，士兵无法继续前行。增援部队赶到后，对群众开枪，但部队指挥官被打死，帝国士兵被迫后撤。圣伊什特万广场爆发了枪战，政府军依然无法控制局势。

为了防止暴力冲突加剧，拉图尔伯爵下令打开陆军部大门，命令士兵不得对群众开枪。门外的示威者冲进大楼，抓住拉图尔伯爵后把他帽子打掉，之后把他活活打死。拉图尔伯爵伏尸地上后，仍不停被人踩踏、捅刀子。他的衣服被扒光，赤裸的尸体吊在一根路灯杆上，被当作枪靶子。帝国军火库遭到炮击，随后被洗劫。之前守卫军火库的士兵用葡萄弹击毙了大批围攻者。1848年10月7日，失魂落魄的皇帝携家人弃城逃到摩拉维亚的奥尔米茨要塞。维也纳陷入一团混乱，议会（捷克议员仓皇逃到布拉格）、各家俱乐部、学生委员会、市政厅和政府机构朝令夕改，源源不断的命令发出后不久又收回。一位观察家评论说，直到10月底，维也纳人都在“用布告管理城市”。

维也纳的末日很快就来了。1848年10月16日，温迪施格雷茨亲王抵达奥尔米茨要塞后，皇帝斐迪南发布一道新敕令，咒骂维也纳的“恐怖政权”，授予温迪施格雷茨亲王全权恢复秩序。这份敕令实际上出自温迪施格雷茨亲王之手，故意影射1793—1794年期间的巴黎革命。一支7万人的帝国军队包围了维也纳，切断了城市的粮食来源。10月28日，帝国军队开始无休止地炮击市区并清除街垒。温迪施格雷茨亲王队伍中的克罗地亚士兵挨家挨户搜索，拷打居民，大肆劫掠。与此同时，耶拉契奇统领的2.8万名忠于皇帝的士兵也杀进维也纳。黑山士兵口衔弯刀翻过障碍物，与敌方展开肉搏，很快清除了30多个街垒。经过几个小时的血战，温迪施格雷茨亲王收复了维也纳。他旋即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取缔大学生军团和国民自卫军，禁止公共集会，实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2 000多名激进分子和民主派人士被逮捕，9人被处决，其中有前军官文策尔·梅森豪瑟（Wenzel Messenhauser, 1813—1848），他指挥国民自卫军战斗到最后一刻。被处死的还有罗伯特·布卢姆（Robert Blum, 1807—1848），他是来自科隆的工人，先后当过园丁、金匠和灯具厂技工。布卢姆凭借出色的演说才能当选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议会派他去维也纳支援革命，当局以叛国罪名逮捕了布卢姆，于11月9日将他处决（这是11月9日首次成为标志德国历史重大转折的日子，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哈布斯堡王朝东山再起不仅显示出奥地利政府面对革命和民族主义浪潮，决心维护其疆土完整，还让人看到了它为保住自己的江山而表现出的残酷无情。维也纳现在有了一个新政府，首脑是温迪施格雷茨亲王的妹夫、拉德茨基的军事顾问施瓦岑贝格亲王费利克斯（Prince Felix zu Schwarzenberg, 1800—1852）。为了确保王朝未来平安无事，作为第一步，新政府劝说倒霉的斐迪南让位。1848年12月2日，斐迪南逊位，把皇位让给他时年18岁的侄子弗朗茨·约瑟夫。斐迪南在日记里写道：“新皇帝伏在此前他的皇帝，也就是朕面前，请求朕的祝福。朕把双手置于他头顶，划了十字，赐予他朕的祝福……随后朕与爱妻回宫收拾行装。”斐迪南余生一直住在布拉格城堡里，直到1875年去世。维也纳恢复秩序后，新政府转而对付布达佩斯。1848年10月3日，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宣战。耶拉契奇手下的克罗地亚士兵与他们的盟友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在匈牙利一路烧杀，大肆劫掠。匈牙利激进派和温和派在科苏特的领导下，联合成立了国防委员会。

温迪施格雷茨亲王率领一支5.2万人的军队沿多瑙河缓慢推进，打败了装备简陋、力量弱小的匈牙利军队后，于1849年1月15日进入布达佩斯。包贾尼试图调停，被这位哈布斯堡将军逮捕关进监狱。1849年10月6日，被关押了几个月的包贾尼被行刑队枪决。哈布斯堡的军队并非一帆风顺。匈牙利国防委员会转移到首都以东的德布勒森。征兵之后，到1849年6月底，匈牙利军队已有17万人，兵工厂也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科苏特还设法从国外购买军用物资并偷运回国。非马札尔人的少数族裔起义者遭到逮捕和审判，122人被判处死刑。局势的发展正中激进分子下怀，扩充后的匈牙利军队在称职司令官的指挥下，开始发起反攻。1849年4月14日，科苏特宣布匈牙利完全独立，被众人推选为总统。1849年4月23日，匈牙利人收复了布达佩斯，但一支奥地利军队仍然据守俯瞰多瑙河的布达城堡。4万人的匈牙利军队在重炮支援下围困城堡达两周。1849年5月21日凌晨，匈牙利军队攻陷了城堡，在仅仅几个小时内，杀红了眼的匈牙利人就处死了1 000多名奥地利士兵。温迪施格雷茨亲王因这次惨败而被解职。

哈布斯堡王朝危如累卵。面对危局，弗朗茨·约瑟夫和维也纳政府孤注一掷。1849年5月21日，约瑟夫前往华沙会见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争取他支持“反对无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神圣斗争”。原本半死不活的“神圣同盟”原则有了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沙皇看到约瑟夫对他屈膝下跪，恭顺地亲吻自己的手，不禁感到飘飘然。沙皇也有自己的现实考虑，他担心匈牙利独立可能会对他的波兰臣民产生影响——已经有一些波兰人加入了匈牙利军队，包括高级军官。脾气暴躁的奥地利司令官尤利乌斯·冯·海瑙（Julius von Haynau, 1786—1853），又一位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军人，向西翼投入了8.3万名士兵和330门大炮。与此同时，耶拉契奇统率的一支4.4万人军队携带190门大炮从南边推进。匈牙利人全力抵抗入侵的两支军队，根本无力阻挡装备了600门大炮的20万俄国大军。俄军长驱直入，攻入特兰西瓦尼亚，配合当地4.8万名哈布斯堡和罗马尼亚士兵作战。1849年7月13日，海瑙攻陷布达佩斯。匈牙利政府和议会南逃到塞格德。匈牙利人呼吁国际保护，然而无人响应。7月28日，急需盟友的匈牙利政府宣布，所有少数族裔的语言和文化一律受到保护。

这一保证来得太迟了。海瑙统率的军队很快推进到巴纳特地区的重镇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1849年8月9日，海瑙大败由波兰军人约瑟夫·贝姆（Józef Bem, 1794—1850）指挥的匈牙利军队。贝姆在拿破仑的大军中服过役，还参加过1830年波兰起义和葡萄牙内战。他热衷于支持各地的自由事业，1848年先去了维也纳，随后到了特兰西瓦尼亚。贝姆和他的总司令、杰出的军事战术家阿图尔·格尔盖伊（Artúr Görgei, 1818—1916）不同，几乎每战必败。贝姆不懂匈牙利语，在泰梅什堡时从马背上坠落，军情紧急时无法指挥部队。贝姆又一次化险为夷，越界逃入奥斯曼帝国，改信了伊斯兰教，以穆拉特帕夏的名字死于阿勒颇总督任上。这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后一仗。科苏特剃须挂冠而去，先去了伊斯坦布尔，被软禁了一段时间后乘船流亡，1851年，他在万众欢呼声中抵达英国。科苏特靠字典阅读莎士比亚作品，借此学会了英语。有人形容他的英文“颇有古风，听上去像戏剧台词”。科苏特还去了美国，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之后他返回欧洲，在都灵终老。1890年，他的声音被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录下来，成为最早的匈牙利语录音。

1849年8月13日，格尔盖伊向俄军投降。海瑙对沙皇要他宽大处理的指示不予理睬，逮捕了4 600名匈牙利人，其中1 500人被囚禁了10到20年，很多人服刑期间戴着手铐脚镣。500人被判处死刑，不少死刑犯后来减刑，改判多年有期徒刑。120人被处决，大多数处以绞刑。科苏特和其他逃走的要犯受到缺席审判，名字被钉在绞刑架上，模拟行刑过程。海瑙放过了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格尔盖伊。匈牙利人最终失利，一是因为俄军人数上占有压倒优势，给了他们致命一击，二是因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蹂躏和掠夺，匈牙利人被迫分兵应付。不过，匈牙利人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海瑙统率的军队纪律更严明，装备更精良，指挥更出色，可以得到匈牙利人没有的财政和工业资源。

激进分子和反动势力

哈布斯堡君主国稳住阵脚后，于1848年的夏天和秋天分别平定了维也纳和布拉格，德意志统一前景乌云密布。12月20日，法兰克福议会经过数月讨论后，颁布了《德意志人民基本法》，保证一切自由，宣布婚姻世俗化，取消贵族称号和特权，实行陪审团开庭审判制度，同时废除了死刑。然而，以上措施实行起来很难。由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坚决拒绝加入一个单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议会别无选择，只能建立一个面积较小的德国。普鲁士国王作为世袭君主可以延迟立法，但没有否决权。经过努力，人们争取到了足够多的民主派人士支持在宪法中赋予所有25岁以上的男子选举权。1849年3月27日，宪法在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28个德意志邦国批准了这部宪法，包括普鲁士，4月21日，普鲁士新选出的自由派占多数的议会通过了这部宪法。腓特烈·威廉四世把帝国皇冠比作“想把我同1848年革命拴在一起的狗项圈”。他先是解散了议会，不久之后又宣称，他永远不会接受他的权力源自选举，而不是源自君权神授原则。皇帝的言行极大损害了温和立宪派立场，激进民主派和共和派趁机夺得了主动权。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仅在德意志一些边缘地区得势，如萨克森和莱茵兰，这些地区成了激进民主派的最后阵地。

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一个统一的德国宪法后，其他邦国的君主也嚣张起来，纷纷起而仿效，但不是所有君主都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1849年4月30日，萨克森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把德累斯顿自由派议员赶走后，任命了一个持强硬立场的政府，新政府决定动用武力恢复秩序。截至5月3日，示威者已在全市各处筑起了108个街垒，国民自卫军也开始背弃政府。国王和大臣逃到德累斯顿城外的柯尼希施泰因要塞，请求普鲁士人帮助恢复秩序。被国王遣散的民主派议员组建了萨克森新一届政府，城外的大批革命者赶来保卫新政府。萨克森王国宫廷乐队指挥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也参加了构筑街垒的活动。受蒲鲁东和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瓦格纳把革命视为一种手段，认为革命能够为完成自己作为世界艺术天才的使命创造最佳条件。起义爆发后，他无比激动，乐观地断言：“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在它的废墟上将立起一个新世界，插着翅膀的革命女神在暴风雨中呼啸而至。”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观点更为激进。他先参加了巴黎革命，后又被驱逐出柏林，于1849年3月来到德累斯顿。6月，巴枯宁告诉在布拉格开泛斯拉夫大会的代表，他们应该“彻底推翻这一衰老世界，因为它已完全丧失了生气和生命力”。巴枯宁对萨克森自由派追求的目标丝毫不感兴趣，他来德累斯顿是因为他想要一场像样的革命。

瓦格纳忙于制造手榴弹，从德累斯顿圣母教堂顶上观察普鲁士军队。巴枯宁加入了修筑街垒的人群。但他们的行动于事无补。普鲁士政府以闪电般的速度采取了行动，用火车把军队运送到萨克森首府。1849年5月9日，大约5 000名普鲁士和萨克森士兵开进城，拆毁街垒，击溃了保卫城市的3 000余名组织松散的革命者。250名起义者战死，400人受伤，869人被捕。多达6 000人受到审判，罪状一直追溯到1848年3月。727人被判徒刑，很多人被判长期徒刑。97%的服刑者是萨克森本地人，当局把起义归咎于外来人，其实外来起义者寥寥无几。将近2 000名起义者逃到瑞士，其中就有瓦格纳。他说巴枯宁“不得不把自己的大胡子和浓密头发交给刀片和大剪刀……几个朋友观看了这一幕。刀片很钝，刮起来极为痛苦。在刀片下，受害者本人一副听天由命的模样”。瓦格纳又补充说：“我们向巴枯宁告别。当时觉得此次分手，他肯定在劫难逃。”虽然化了装，但巴枯宁还是被捕，获得两次被判死刑的殊荣。巴枯宁先是被萨克森当局以参与起义的罪名判处死刑，后又因在布拉格泛斯拉夫大会上发表的煽动性言论被奥地利人判处死刑。因为他是俄国公民，所以他被引渡给了俄国。俄国当局判处他先在彼得保罗要塞长期服刑，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萨克森起义是针对普鲁士拒绝德意志统一掀起的抗议和反抗浪潮的一部分。在德意志大部分地区，抗议活动很快被压制下去。法兰克福徒有虚名的首领约翰大公拒绝谴责普鲁士人在德累斯顿的行径。1849年5月20日，大臣冯·加格恩辞职，带领60名议员退出议会。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分别召回了驻在法兰克福的本国代表，另外两个抵制统一德国宪法的邦国萨克森和汉诺威紧随其后。剩下的104名议员为躲避法兰克福的普鲁士军队，去了斯图加特。6月17日，迫于柏林的压力，符腾堡政府派士兵捣毁斯图加特议院，撕毁装饰大厅的黑、红、金三色旗，议会被迫中断会议。在莱茵兰，民主派俱乐部和社团纷纷召开会议，要求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政府接受宪法。1849年5月初，位于莱茵河下游的杜塞尔多夫、埃尔伯费尔德和索林根等城市的市民在市内筑起街垒，捣毁机器成了反抗行动的一个特征。群众释放了关在当地监狱里的囚犯，市民和民兵指挥官成立了公安委员会。普鲁士军队开始炮击杜塞尔多夫市内的街垒。埃尔伯费尔德和索林根组织松散的起义者认识到继续抵抗下去毫无希望，自行拆除了街垒后返回家里。当地一些起义队伍，包括很多农民，也纷纷解散。

然而莱茵河上游的革命党人和民主派没有被吓倒。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拒绝接受“法兰克福宪法”后，1849年5月2日，上莱茵河地区激愤的各家民主派俱乐部召开会议，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成立了“临时政府”。在莱茵—黑森民主派的动员下，两队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市民赶来支援。被派来恢复秩序的士兵倒向起义者一边，城里到处飘扬着共和红旗和丝带。在最上游的巴登，军队倒戈支持民主派。5月13日，巴登大公逃到法国，民主派领袖宣布巴登为共和国，联合黑森和普法尔茨的起义者努力挽救奄奄一息的法兰克福议会。波兰民族主义革命家卢德维克·梅洛斯瓦夫斯基受命指挥部队，被起义者从监狱中释放的施特鲁韦做他的副手。施特鲁韦临时组建了一支由大学生和归国流亡者组成的队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在内。这支队伍装备简陋，纪律松弛（据恩格斯讲，一个团的士兵冲进一家酒窖，全团喝得烂醉如泥）。6月12日，普鲁士、黑森和符腾堡的3万军队开进普法尔茨，用大炮粉碎了对方的抵抗，并在瓦格霍伊塞尔一战中击败梅洛斯瓦夫斯基的部队，一周后抵达巴登。拉施塔特是坚持到最后的城市，1849年7月23日，那里的6 000名民主派战士投降。绝大部分俘虏被杀，被处决的俘虏中，600余人的尸体被抛到公共坟地。恩格斯和很多人逃到瑞士，梅洛斯瓦夫斯基辗转到了巴黎，此后几个月内，8万多人离开巴登移居美国。

在革命后期阶段，欧洲很多地区出现了两极对立现象。左翼日趋激进，右翼动用武力镇压。这一次欧洲各地人民的起义与1830年极为不同，不仅声势浩大，持续时间久，而且很激烈，从根本上撼动了各国政府的根基。民主派中的很多革命者曾是烧炭党人，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他们已经抛弃了秘密斗争的旧习，转而领导起义的人民大众，如同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党人。然而到了1848—1849年革命后期，他们越来越孤注一掷。民主派越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温和自由派就越需要现政权的军事支持。另一方的举动也同样绝望。各国君主和保守派惊魂甫定，意识到如果没有外援，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势。俄国人为解救匈牙利的哈布斯堡人而出兵干预，法国人出于极为不同的考虑，也将出兵干预意大利，以稳定罗马局势。在那之前，法国和意大利国内局势都发生了剧变。

在教皇国内，左右翼之间的冲突尤其激烈。教皇庇护九世任命观点温和的佩莱格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 1787—1848）伯爵为司法大臣。此前罗西一直流亡法国，具有法国国籍，1815年他支持意大利境内的拿破仑政权，被基佐任命为法国驻意大利大使。罗西很快成为政府的实际首脑，逮捕了一批原流放那不勒斯的激进分子首领。1848年11月15日，一群被遣散的士兵在议会台阶上围住他，将其刺死，一群人聚集在他遗孀屋子外，高呼：“刺死罗西的手有福了！”数千人聚集在教皇宅邸奎里纳莱宫前面，要求成立共和国。人群中有人开始鸣枪，教皇秘书被穿过办公室窗玻璃的一颗子弹击中，一门大炮的炮口对准了奎里纳莱宫大门。庇护九世吓得魂飞魄散，化装成堂区神父，乘马车逃到那不勒斯，随后下令撤回驻扎在意大利北部的军队。民族主义者宣布打一场圣战让教皇惊恐不安。奥地利人毕竟还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托斯卡纳的温和自由派竭力抵挡里窝那人民起义。1848年8月23日，人民群众夺取军火库后，民主派执掌政权。佛罗伦萨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迫于压力，托斯卡纳当局同意按照一人一票原则选出37名代表参加立宪会议。利奥波德大公仓皇出逃，请求拉德茨基元帅帮助他恢复秩序。暴动者拆除建筑物上的大公徽章，宣布托斯卡纳为独立共和国。在皮埃蒙特民主派的压力下，阿尔贝托废除了1848年7月库斯托扎一役失败后与奥地利人签署的停战协议，调动部队与奥地利人开战。1849年3月22日，阿尔贝托的8.5万名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的士兵与拉德茨基指挥的7.2万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在米兰东北部的诺瓦拉激战了一天一夜，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黎明。阿尔贝托的军队惨败，他彻底崩溃了，连他想战死沙场的愿望都落空了（他抱怨说：“连死神都抛弃了我。”）。阿尔贝托让位给儿子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 1820—1878），前往葡萄牙，自己在几个月后饮恨去世。拉德茨基强迫皮埃蒙特支付巨额赔款，但大赦了除约100名托斯卡纳和伦巴第革命者外的其他人。热那亚的民主派力挽危局，终寡不敌众。在拉德茨基军队的炮轰下，热那亚守城部队被迫投降。埃马努埃莱顶住来自国内的压力，公开表示支持皮埃蒙特的开明宪法，申明自己忠于意大利统一事业（“我将坚定不移地高举三色旗”）。10年后，他因这一立场得到丰厚回报。

在半岛南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社会动荡持续不断，给国王费迪南多·卡洛以可乘之机。1848年5月，他镇压了那不勒斯民主派发动的起义，但西西里岛上的起义依然未平。当地温和派一如往日，为恢复秩序组建了一支国民自卫队。然而这支队伍没有经过什么训练，根本无力抵挡1848年8月横渡墨西拿海峡的1万正规军。国王的军队连续6天炮轰墨西拿，城内2/3建筑被摧毁。最终墨西拿城失陷，费迪南多·卡洛因此有了“炮弹国王”的绰号。西西里的革命政府挑选了卢德维克·梅洛斯瓦夫斯基（哪都有他）出任司令官，指挥一支只有7 000人的弱小军队。它根本不是费迪南多·卡洛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对手，而且梅洛斯瓦夫斯基不会说意大利语，无法给部队准确下达命令。一支那不勒斯舰队尚在驶向巴勒莫的途中，巴勒莫城内就已到处筑起了街垒，上面插上了红旗。然而起义者内部分裂，几乎没有进行什么像样的抵抗。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 1818—1901）当时是一名年轻律师，也是西西里议会里的激进议员，他抱怨说：“温和派惧怕人民胜利甚于惧怕波旁王朝军队。”1849年5月11日，国王完全占领了巴勒莫，他解散议会，恢复了对该岛本已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在那不勒斯，他解散了议会，逮捕了议员。

对意大利各地残存的革命党人而言，现在除了建立共和国外，别无选择。就在托斯卡纳的共和运动四分五裂之时，1849年4月26日，一支1.5万人的奥地利军队开进托斯卡纳，重新把利奥波德大公扶上权位。现在，只剩下罗马了。教皇出逃后，罗马人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马志尼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民主选出的议会一致推选他为罗马荣誉市民。出人意料的是，马志尼证明了自己是一位非常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生活简朴，为人正直，工作效率高，因此深孚众望。马志尼取缔了宗教裁判所，将其房舍用于安置穷人，设立由世俗法官主持的公共法庭，设立累进税制，倡导宗教宽容。他派前烧炭党人费利切·奥尔西尼（Felice Orsini, 1819—1858）去教皇国亚得里亚海沿海城市安科纳任特派员。当时安科纳犯罪猖獗，奥尔西尼去后很快恢复了社会秩序。当时在罗马的美国作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 1810—1850）称马志尼是“天才、杰出思想家”，才干堪比恺撒。

教皇请求国际社会干预。再次由欧洲各国复辟王朝主宰的国际社会对教皇的呼吁没有置若罔闻。说来有些奇怪，这一次出面干预的是法国人。1848年巴黎工人和激进分子在“六月的日子”里失败后，温和自由派急需一位既能维持秩序，又能维护革命政治成果的人物。他们觉得锲而不舍的密谋家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就是自己需要的人。路易—拿破仑最后一次冒险是试图在布洛涅海岸登陆，结果他和追随他的武装人员在沙滩上被俘虏。路易—拿破仑被判终身监禁，关在一个要塞里。1846年，他趁要塞修缮时装扮成建筑工人逃了出来，流亡伦敦。1844年，他出版了在狱中撰写的一本书，宣扬靠成立国家补贴的储备机构和建立劳工聚居地消除贫困，因而受到工人拥戴。他还争取到了温和派的支持，他宣称自己“渴望秩序”。路易—拿破仑给人的印象不佳，用梯也尔形容他的话说，很多人觉得他是个“蠢家伙”。对法国人来说，他是一个外乡人（路易—拿破仑流亡德国期间在当地上学，讲的法语带有德语口音），似乎没人把他当回事。在拉马丁的怂恿下，国民议会毫无顾忌地通过了一部宪法，规定总统经人民普选产生，路易—拿破仑显然会参加竞选。路易—拿破仑巧妙地利用了伯父拿破仑的威望，在1848年12月11—12日的大选中以压倒优势击败了卡韦尼亚克将军——他因镇压六月起义而不得人心——和其他那些无足轻重的候选人，包括拉马丁本人。

路易—拿破仑自称是第二共和国的君主总统。他深知，需要争取法国保守派和保王党人的支持，同时利用法国人民仇恨奥地利的心理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国出兵帮助教皇复位不仅能把法国天主教徒拉到自己一边，还能防止奥地利干预，从而满足自由派和左翼势力的要求。1849年3月，国民议会批准派出一支远征军。4月24日，在1809—1814年效力于拿破仑一世的夏尔·乌迪诺（Charles Oudinot, 1791—1863）统率6 000人的法军部队在意大利沿海登陆，向罗马推进。加里波第赶到罗马加入马志尼的事业，加里波第在前一年的8月从流亡地南美归国，率领500名志愿兵参加了北意大利的战斗。马志尼委托加里波第主持军务。4月30日，8 000名罗马共和国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对法军发起猛攻。加里波第身先士卒，挥舞战刀冲在前面。法军猝不及防，全军败退，伤亡惨重。从南面开过来的一支那不勒斯军队也被共和国部队击退。路易—拿破仑知道，为了与他伯父的辉煌战绩沾上边，必须打场胜仗，弥补乌迪诺的初战失利。乌迪诺在“永恒之城”罗马附近的制高点架上重炮，不停歇地炮轰城区。

1849年6月3—4日，法军攻克了部分意大利人阵地后，继续向前推进。6月22日，罗马外城墙失守。持续炮击给意方造成了巨大破坏和人员伤亡。6月30日凌晨，法军攻入市内，击退了此时开始身着红衫的加里波第志愿军，他们后来因红衫扬名。加里波第看到败局已定，告诉马志尼大势已去，一批老革命家离开意大利，再次流亡瑞士。加里波第带领志愿军撤出罗马，历经险阻，翻山越岭前往威尼斯。他的妻子安妮塔死在行军途中。跟随他的人大多被奥地利人俘虏，受到残酷对待。奥地利人剥下反叛教士乌戈·巴锡（Ugo Bassi, 1800—1849）在授圣职礼上涂抹过圣油的额头上的皮，然后把他交给行刑队枪决。巴锡临死前对一名教皇国官员说：“除了我和你一样都是意大利人外，我没有罪。”加里波第本人安全撤到海边，乘船去了美洲。此后几年，他辗转美洲各国，艰难度日。罗马的庇护九世现在彻底抛开了他昔日改革者的名声。路易—拿破仑劝他尊重自己臣民的自由。庇护九世置之不理，恢复了宗教裁判所，强迫犹太人返回旧日犹太人区，拒绝赦免共和国的大批官员。

在意大利北部，一年前拉德茨基在库斯托扎打败皮埃蒙特军队后，只有威尼斯仍在革命党人手中。皮埃蒙特被迫退出战争正中共和党人下怀。达尼埃莱·马宁恢复了秩序，举行了选举。1849年3月，马宁被人民推选为实际上的独裁者。来自意大利各地的1.2万名士兵和志愿者与1万名威尼斯士兵合兵一处，共同守卫威尼斯50多处加固过的炮台，严阵以待，此时奥地利军队正在意大利本土集结。指挥马宁2.1万人威尼斯军队的司令官是那不勒斯将军古列尔莫·佩佩。在他支持下，马宁封杀了城内激进的“马志尼俱乐部”，其大部分领导成员被流放。威尼斯被围困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城内的粮食和弹药越来越少，开始实行配给制。马宁努力争取外援，响应的只有科苏特和匈牙利人，而最终匈牙利军队未能靠近达尔马提亚沿岸。威尼斯城内，死于伤寒、疟疾和霍乱的人数不断上升。1849年春夏两季死亡人数达4 000人。当年5月，扼守通往意大利本土道路的马尔盖拉要塞连续3周遭到炮击，6万余发炮弹打到阵地上，守卫者被迫撤离要塞。1849年7月29日，奥地利人把重炮缓缓推入阵地后，向城内发出了1 000余发炮弹。8月22日，威尼斯人看到败局已定，向拉德茨基投降。投降条件还算宽厚，允许马宁及其他领导人乘船流亡海外。在这场冲突中，大约8 000名奥地利士兵阵亡或死于疾病，威尼斯方面的死亡人数大致相当。和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其他地区一样，奥地利及其盟军凭借残酷无情的意志和军事优势，维护了帝国版图的完整。当时几乎没人意识到，以上一连串事件实际上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的开始。不出20年，这场危机将彻底摧毁哈布斯堡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统治。

到了1849年9月，各地的革命均已结束，只有法国还剩一个尾声。1848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为第二共和国总统后，解散了国民议会，迎合农民的右翼倾向。1849年5月举行的选举产生了一个保守派占多数的议会。路易—拿破仑在政府内大量安插奥尔良派人士。1849年6月底路易—拿破仑的军队镇压了罗马共和国后，不屈不挠的赖德律—洛兰领导民主派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路易—拿破仑安然度过了这场风暴。6月11日，2.5万人高唱《马赛曲》向议会进发，卡尔·马克思和亚历山大·赫尔岑也在其中，但人群被骑兵驱散。只有里昂一地爆发了激烈的流血冲突，当局动用大炮摧毁了纺织工人修筑的街垒，造成50人死亡，1 200人被捕。路易—拿破仑打压报纸和俱乐部，同时颁布一条法律，规定必须居住3年以上才有资格参加选举，从而剥夺了大批来自城市工人阶级的选民的选举资格。2/3的巴黎选民丧失了选举权，全国失去选举资格的选民人数达300万人。赖德律—洛兰逃往英国，法国的共和派议员遭到逮捕，被投入监狱。

1850年8月8日到11月12日，路易—拿破仑在法国各地奔走，寻求支持。他宣称：“拿破仑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纲领。对内意味着秩序、权威、宗教和人民福祉，对外意味着国家尊严。”150万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修改宪法，延长路易—拿破仑的总统任期，但未能在议会得到所需的2/3多数票支持。路易—拿破仑于是开始策划政变。他奔走各地期间，听到人民高呼“皇帝万岁”，更是跃跃欲试。1851年12月2日凌晨，路易—拿破仑逮捕了包括梯也尔在内的反对派领导人，解散了议会。法国东南部和中部各地旋即爆发了起义，但被军队镇压下去。路易—拿破仑做出的秩序维护者姿态更有了依据。路易—拿破仑操纵的宣传机器指责共和派煽动暴力，2.7万名抗议者遭到逮捕，3 000人被投入监狱，9 530人被流放阿尔及利亚，239人被送到法属圭亚那的魔岛囚犯流放地。路易—拿破仑发布告示，指责议会腐败、派系争斗不休。同时，为了争取民主派的支持，他恢复了男子普选制度。1851年12月20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750万名选民支持他采取的行动，只有64万人反对。不过，有150万名选民没有参加投票，当时法国大部分省份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反对派无疑被束缚了手脚。1852年11月，又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路易—拿破仑被推选为法国人民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定为三世反映了一种不实之说，即拿破仑一世死后，他的儿子继续执政，直到1832年猝死。）雨果讥讽路易—拿破仑是“矮子拿破仑”，被迫逃往布鲁塞尔，之后到了海峡群岛，撰写了著名小说《悲惨世界》。新皇帝选择在他伯父奥斯特里茨战役大捷纪念日和他自己发动政变一周年那一天给自己加冕。卡尔·马克思把1851年发生的事件与1799年的第一共和国做了比较，辛辣地评论说，历史会重演，“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拿破仑三世的批评者低估了他的卓越才华，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 这句话出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1页。——编者注

变革的局限性

领导革命的各地资产阶级自由派几乎都深受英国议会制政体的影响。议会制政体奠定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促进了工业增长。激进分子和民主派则从1789—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汲取了思想。温和自由派追求消灭沿革的专制宪法，废除法律规定的旧社会等级制度。思想更激进的人希望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最初，各地革命党人无论对宪政持何种观点，均认为大家都在为共同目标奋斗。有些人，如巴枯宁和梅洛斯瓦夫斯基，甚至足迹跨越几国，短短几个月内投身几场革命。在欧洲很多地区，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再次上阵，根据亲身经历和个人信仰，或为革命而战，或为抵制革命而战。1848年革命浪潮爆发时，正值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广大贫苦大众几无活路，各国政府面临巨大信任危机。奇怪的是，欧洲深陷危机之时，当时在位的几国君主，无论是令人生厌的法国路易—腓力，神经质的普鲁士腓特烈·威廉四世，患有癫痫病的奥地利斐迪南一世，还是巴伐利亚做事不计后果的路德维希一世，没有一个堪当重任。各国政府对1789年依然记忆犹新，面对危机束手无策。革命似乎势不可当。面对历史潮流，各国政府只能听天由命。

过去几十年里，各国政府对改革做出的让步要么姗姗来迟，要么不得已而为之。民众疾苦和政治参与两大核心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面对温和自由主义和民主共和主义双重潮流的冲击，各国政府一筹莫展。正如1789—1793年巴黎的情况，成千上万对现实不满的工人和城市贫民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推动了大城市的革命。各地的温和自由派组织市民成立了民兵组织，一是为了取代专制君主的军队，二是为了恢复和维持街头秩序。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政治势力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受英国立宪君主制政治模式的启发，温和的自由派极力想借革命力量实行改良政治。他们想推行的诸多改革基本上能为人民所接受，比如实行陪审团开庭审判制、废除死刑、最高权力归议会、采用人民代表制、进行自由贸易、取消进口关税，不过其他一些举措得不到群众拥护。在国家是否应该使用干预手段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为大众提供廉价食品的问题上，自由派态度暧昧，这激怒了示威者。事实证明，各地成立国民自卫队或民兵组织是一把双刃剑，其成员在代表秩序的一方和参与街头巷战一方之间摇摆不定，不知该支持哪一方。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示威者并没有呼吁回到昔日的行会行规和种种限制上。他们要求国家干预社会，不是要退回到社会等级森严、经济职能分工被法律定死的旧社会，而是期盼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世界。从目前掌握的民众成分统计数字来看，新兴工人阶级已经占了很大比例。例如，因参与萨克森革命被判刑的727人中，绝大多数属于新兴工人阶级，其中19%是工匠师傅，26%是满师学徒，12%是“手艺人”，还有12%是“工人”；其实他们本来都可以成为工厂工人。萨克森是当时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那里的革命比大部分地区更激进。当地工人投身共和派和民主派革命反映了他们身处的经济危机有多么严重。巴黎“六月的日子”中的骚乱者成分同样复杂，既有穷困潦倒的手工业者，也有工厂工人，大多数人没有工作。欧洲各地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修筑街垒，争取自己在城市的地位。他们不仅要确立自己在城市内的权威，还要确立在国家内的权威。在一个只有少数有财产的人才有选举资格、温和自由派又拒绝给予人民选举权的世界里，修筑街垒也许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最有效方式。

仓促拼凑而成、缺乏训练的民兵终究不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后者对原政权的忠诚几乎从未动摇过。各国君主也恢复了镇定，不再相信自由派有能力维持秩序。少数态度顽固的将领和官员敦促君主重新树立其权威，他们把妥协视为软弱的表现，躲在新上台执政的自由派政府背后百般阻挠，革命者无力阻挡他们再次掌权。有些历史学家对1848年革命评价不高，认为革命者意志不坚定，胆小怕事。然而，群众诉诸暴力，肆意杀死他们痛恨的保王派军官、大臣和官员，袭击欧洲各地王宫和政府机构，从这些行为中可看不出他们不愿使用武力的迹象。不过，与群众的暴力相比，代表旧秩序的军队要残暴和肆意妄为得多。面对暴力，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温和自由派转向代表秩序的传统势力，只有匈牙利是一个明显例外。民主派想驾驭人民起义这只老虎，结果把温和自由派进一步推向反动势力一边。1793—1794年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在人们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革命党人失利的又一原因是未能争取到农民的支持。在很多国家，尤其是法国，农奴制要么早已废除，要么逐渐受到削弱，只剩些许残余，比如普鲁士和奥地利。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或1917年俄国革命时期的农民不同，当时的农民没有苦大仇深的感觉。参与镇压1849年莱茵兰革命的普鲁士士兵大多来自农村。意大利的加里波第在库斯托扎一战中失利后，曾想对奥地利人开展游击战，但得不到农民响应。他后来写道：“我意识到，民族事业根本打动不了农民。”1849年4月，温和自由派为了重新把利奥波德大公扶上台而向农民搬兵。镇压佛罗伦萨共和运动的恰恰是来自托斯卡纳的农民。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后，农民获得了选举权，他们站到了维护旧秩序的势力一边，把票投给了路易—拿破仑。波兰农民在1846年杀了许多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地主，两年后依然拒绝支持他们。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中欧地区，解放敕令颁布后，农民失去了打仗的理由。此外，1848年时，拥有土地者已不再如18世纪那样仅限于贵族，新生大资产阶级购买了大量庄园，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温和自由派，包括地主阶级，极力想在农村推行私有化，取消公地放牧权，用自由市场制取代旧制，他们这样做自然也触怒了农民。1848年，在积怨未消的地区，再次爆发了农民起义。但总体来讲，农民起义者与自由派的中产阶级革命者互不通气。

革命失利的最大原因在于，革命阵营内部很快出现裂痕。不仅自由派与民主派分裂，君主立宪派与共和派分裂，相互对立的民族主义者也走向分裂。在欧洲很多地区，民族自决原则与模糊不清的国家边界格格不入。历史形成的圣伊什特万王冠领地这一实体与境内的不同语言族群互不相容，比如圣伊什特万领地内和边界两侧居住的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德意志人和马札尔人自认为高人一等，瞧不起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等弱小民族，认为他们落后。哈布斯堡人尤其善于利用这种分裂达到目的。维也纳堪称欧洲抵制民族主义、民主和议会制的中坚力量。1848—1849年冲突结束后，哈布斯堡王朝寸土未失，再次称雄欧洲。然而，革命浪潮播下了帝国衰败的种子，尤其是众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在哈布斯堡帝国之外成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不包括奥地利和波希米亚。这就需要采取有力行动，把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从德意志邦联中除去。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普鲁士的领导。同样，意大利迟迟未能统一，主要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顽固阻挠。意大利半岛上最富饶、最发达的皮埃蒙特显然仍是统一事业的首领，但事实证明，它没有力量把奥地利人从意大利北部赶出去。若要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就必须有外国的援助，尤其是法国的援助。然而当时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问题均不在欧洲议程之上。

1848年精神以不同方式影响了欧洲的部分地区，在这些地区，事件发生的时间也与当时总体形势的发展相异。西班牙不时受到卡洛斯战争的震撼。温和自由派大权独揽的地位受到拉蒙·纳瓦埃斯（Ramón Narváez, 1800—1868）将军专横跋扈作风的威胁。1845年，纳瓦埃斯主持了一次宪政改革，规定只有有产阶级才有选举权，同时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国家财政，在北非发动了殖民战争。纳瓦埃斯担心1848年革命蔓延到西班牙，于是压制各家报纸，大量使用警局密探，靠发布敕令统治。他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时，有人问他是否想饶恕他的敌人，他回答说：“我没有敌人。他们都被我枪毙了。”西班牙经济陷入萧条后，1854年2月，萨拉戈萨一地首先爆发了街头抗议示威，随后波及其他地区。马德里市内筑起了500多个街垒，巴塞罗那也乱了起来。在南方，祖先是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莱奥波尔多·奥唐奈（Leopoldo O’Donnell, 1809—1867）将军以“兵谏”反对政府，称“我们希望把人民从正在吞噬他们的集权中解放出来”。西班牙军人对政局的影响力超过欧洲大部分地区。借助军人势力，奥唐奈达到了目的。他和另一位进步的自由派将军、第一次卡洛斯战争的胜利者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Baldomero Espartero, 1793—1879）一起顺利执掌政权。伊莎贝尔女王仍然在进步党人和温和派之间左右摇摆，军方上层逐渐转向反对她。支撑奥唐奈政权的铁路繁荣破灭后，爆发了一场军人革命，人民纷纷起义响应。1869年，在获胜的民主派的推动下，西班牙颁布了一部新宪法，这也是19世纪西班牙颁布的第六部宪法。新宪法载入了男子普选权和自由派倡导的一切自由，但没有提出建立一个共和国。一个民主派领导人说：“在欧洲找一位民主的国王，和在天堂找到一个无神论者一样难！”也许事先没人料想到，不出几个月，寻找支持民主的国王将引发一场欧洲大战。

在南欧其他地区，1843年希腊已经有过一次争取自由的革命。1832年欧洲列强把国王奥托强行扶上台后，他大批任用德意志人，形成了“巴伐利亚人体制”。一批希腊知名政治家和参加过19世纪20年代独立战争的军官针对该体制合谋发动了一场不流血政变。士兵冲出军营，聚集在奥托王宫窗下，高呼：“宪法万岁！”国王被迫做出让步，指定参与密谋的领导人之一安德烈亚斯·梅塔克萨斯（Andreas Metaxas, 1790—1860）出任首相。希腊变成了立宪君主制，恢复了由男子选民选出的立法议会。奥托从未真心接受宪法，不断在背后作梗，加之他一直没有子嗣，因此在1863年的一场密谋中，他被推翻了。奥托在位期间对他发号施令的英法两国叫他接受既成事实，奥托于是返回慕尼黑。在慕尼黑，他经常身着希腊传统服饰出入巴伐利亚宫廷，直到1867年去世。

希腊的独立得到了列强担保。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残余领土又陷入动荡之中，尤其是阿尔巴尼亚。自1839年起，奥斯曼人在此地推行被称为“坦齐马特”[1]的改革，增加赋税，加强政府集权，削弱当地封建显贵，派遣安纳托利亚人官吏到当地任职，这些人完全是外来者，甚至不会说阿尔巴尼亚语。当地人惯于携带枪支，奥斯曼官员解除当地人的武装，征募青年人去奥斯曼军队当兵，这一做法激起了民愤。1843年，顽强不屈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被逮捕后，爆发了起义，人民把奥斯曼官吏从大部分大城市赶走。经过3周激战，泰托沃落入起义者手中，成为阿尔巴尼亚政务会总部，政务会要求取消各项改革措施。奥斯曼苏丹派奥马尔帕夏（Omer Pasha, 1806—1871）率一支军队镇压起义。奥马尔帕夏本是塞尔维亚人，原名米哈伊罗·拉塔斯（Mihajlo Latas），在奥地利军政国境地带的部队中服过役。他和父亲受到侵吞公款的指控后，逃到了波斯尼亚。奥马尔帕夏的敌人称他是“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一个有着雇佣兵般狂热的野心家”。帕夏的3万大军连续几周炮击泰托沃，逮捕了起义领袖，扑灭了起义。这次起义根本不是什么争取自由的革命，甚至连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思想都没产生。阿尔巴尼亚人既没有一个国家，也没有一个教育体系，连是否使用同一个字母表，阿尔巴尼亚人都谈不拢。阿尔巴尼亚境内的纠纷依然大多诉诸血仇手段，而不是靠法律解决。

波斯尼亚的情况与阿尔巴尼亚很不一样，虽然两国起义的导因都是当地的穆斯林地主阶级不满推行“坦齐马特”和强制实行征兵政策。经过1831年的起义，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民族认同感已显端倪。黑塞哥维那地方长官阿里·里兹万贝戈维奇（Ali Rizvanbegović, 1783—1851）领导的抵抗运动在加强民族认同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告诉人民，如果强行推行改革，“不出30年，波斯尼亚将失去其特征”。他对波斯尼亚人说：“莫斯塔尔就是你们的伊斯坦布尔。”奥斯曼人再次派奥马尔帕夏率军镇压起义。1850年5月，奥马尔帕夏统率一支8 000人的军队，携带35门先进加农炮开进萨拉热窝。队伍中有大量波兰人和匈牙利人，1849年时这些人逃到伊斯坦布尔，改信了伊斯兰教。此外，还有2 000人的阿尔巴尼亚非正规军。当地的波斯尼亚显贵进行了顽强抵抗，但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配合。残酷的内战打了整整两年，奥马尔帕夏一一攻克了起义者的据点。战争惨烈至极，奥马尔帕夏甚至告诫一位友人不要吃萨瓦河里的鱼：“河里的鱼都在吃我赶进河里的波斯尼亚人的尸体。”奥马尔帕夏的军队在波斯尼亚各地一路劫掠，对起义城镇勒索巨额罚款，他设在特拉夫尼克的司令部成了“一所巨大的监狱”。据报道，“政府部门里，连一个波斯尼亚人都没有”，年近七旬的里兹万贝戈维奇戴着脚镣步行了100多千米后被枪决。军队对波斯尼亚人的横征暴敛加上军队食宿的沉重负担使人民一贫如洗。奥马尔帕夏取胜后，有人评论说：“萨拉热窝死了。”

有些国家基本上没有受到1848年局势和思潮的冲击。1848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街头发生了骚乱，但危机很快化解了，原因之一是1844年即位的国王奥斯卡一世（Oscar I, 1799—1859）本人以思想开明著称。他曾提议实行代议制度，但遭到传统社会阶层的拒绝。直到19世纪60年代初，奥斯卡的儿子卡尔十五世（Karl XV, 1826—1872）才成功引入了代议制，把瑞典改造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挪威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处于瑞典王室统治之下。挪威在1814年实行了宪政改革，1829年的“广场战役”巩固了改革成果。此后挪威一直享有较大程度的自治，并未受到1848年大动荡的冲击。俄国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尼古拉一世强化书报检查制度，在听到1848年巴黎爆发革命后加征士兵。不过，当时俄国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发展到有可能爆发人民起义或资产阶级自由派造反的阶段。思想领域内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俄国的一批激进人士——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巴枯宁——受到了革命和在革命边缘地带传播的思想的影响。

在英国，宪章运动因19世纪4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而复活。格拉斯哥和伦敦均爆发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示威者拉倒栏杆，打碎商店橱窗的玻璃。曼彻斯特骚乱者袭击了一家济贫院。1848年4月，宪章派国民公会在伦敦南区举行示威游行，据计有15万人参加。政府担心示威者也许会仿效巴黎民众，于是动用10万名特警（还请出了即将返回法国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阻止示威者过河。不过，示威活动以和平方式结束，宪章运动遭人耻笑，因为公众后来得知，向议会提交的陈情书上的200万个签名中有很多是伪造的，比如“维多利亚女王”和“潘趣先生”[2]这样的名字。当局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通过了新法案，禁止公共集会，强化叛国罪法。威廉·卡菲（William Cuffay, 1788—1870）是混血儿，职业裁缝，祖上是奴隶，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极端激进分子。一个警局密探侦破了他们策划发动起义的密谋后，当局逮捕了这批人。卡菲被流放到塔斯马尼亚，他随身携带了一本拜伦诗集，这是伦敦宪章运动成员“为表达对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情操的深深敬意”而送给他的。

当时正值经济萧条，民众日益不满。这段时期的几届英国政府竭力避免加重国内人民的赋税，为此大幅削减海外殖民地庞大驻军的费用，同时扩大了与殖民地的自由贸易，不再靠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补贴殖民地的种植园主和甘蔗种植主。这一做法导致各殖民地局势动荡。牙买加的种植园主拒绝纳税，加拿大总督被人扔鸡蛋，造反的法属加拿大人纵火焚烧了蒙特利尔议会大厦。英国殖民当局为了避免增加国内负担，对锡兰加征赋税，引发了一次大规模起义。2万名佛教徒拿起武器，试图建立一个本地人的康提王朝，被殖民当局军队镇压下去。身穿袈裟的起义领袖被枪决，尸体在一棵树上吊了4天。在英国统治的马耳他和爱奥尼亚群岛，当地总督明智地推行了带有自由色彩的宪政改革，以防止欧洲大陆上的革命蔓延到本地。在更偏远的地区，1848年，纳塔尔的布尔农民发动起义，反对英国移民来当地定居。开普敦总督哈里·史密斯（Harry Smith, 1787—1860）爵士称，起义者“观察欧洲局势”后萌生了造反之心。史密斯扑灭起义后，不无得意地说，与德国比，英国更有能力维护自己各地领土的统一。

1848年后，欧洲各地温和自由派继续把英国的渐进式改良视为化解社会矛盾之道。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人认为，社会进步理念对外使英国称霸全球合法化，对内推动了改良政治。帕默斯顿勋爵是19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辉格党人政府内的要员，于1855—1865年（中间有过短暂中断）任英国首相，他鼓励欧洲大陆上的自由主义运动，坚信英国的社会和政治模式是各国效仿的榜样。他宣称：

我们国家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榜样。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欣然接受了上天降于它的命运，同时每个社会阶层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断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努力，不是以非正义和不当的方式，不是靠诉诸暴力和非法手段，而是靠品行端正，靠日复一日地积极发挥造物主赋予他的聪明才智和品德。

19世纪50年代，40年代宪章运动发动的阶级斗争已被新形式工会不断施压的斗争方式所取代。例如，1851年成立的“工程师统一工会”就避免举行罢工，重视鼓励成员为积攒保险基金厉行节俭，保险基金经济困难时可以发给大家。设在伦敦的新的温和工会团体坚信，“粗野人的骚乱与‘工程师统一工会’和‘木匠联合会’等组织提出的主张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个时代的金科玉律是个人地位的改善，人们尊奉的圣典是苏格兰记者、铁路官员和前宪章运动成员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 1812—1904）1859年出版的《自助：以性格和行为说明》（Self-Help: with Illustrations of Character and Conduct）一书。斯迈尔斯称：“每一个人都负有伟大使命，都应该培养高尚的品德，实现个人的远大目标。人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机会，应该能够随心所欲地运用他神一般的天性蕴藏的一切力量。”这本书第一年首版发行就售出2万册，到作者去世时，销量达到25万册。

19世纪50—60年代，英国的社会和谐和自由化的个人主义体现在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上。1846年托利党在《谷物法》问题上发生分裂后，辉格党人基本左右了政局，但因内部分歧和经常依靠激进分子而受到削弱。宪政没有受到挑战，正如商人兼记者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 1826—1877）在《英国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一书中所颂扬的。议会制度因而得以不断改善，牢牢确立了下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1854年选举期间，行贿被宣布为违法，行贿受贿现象因而有所减轻（但直到1883年才彻底铲除了行贿）。1867年调整了根据人口多寡不均匀分配议席的制度，1872年实行了无记名投票制。各党成员朝秦暮楚，政治上反复无常。少数派托利党政府执政时间始终不长。1850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去世后，他的追随者逐渐被辉格党所吸引。不过大多数人改换门庭的最大原因还是帕默斯顿深得民心。这几十年内英国历届政府相对虚弱表明，在以自由企业为基础的社会，人们对政府作用持怀疑态度，其显著标志是财政大臣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推行的严厉财政政策。他和其他皮尔追随者加入了辉格党，自己分别于1852—1855年和1859—1866年出任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任职期间废除了数百项关税和消费税，把所得税减至每英镑付4便士，他认为，钱不应上缴给国家任其挥霍，而应“留在百姓口袋里结出果实”。他还进一步推行改革，通过（1855年）废除对报纸征收印花税放开了报纸，1861年又取消了纸张税，以上措施导致各家日报的发行量猛增。1857年，政府开始征收遗产税。格莱斯顿采取的种种措施使他在工人阶级及其代表中颇得人心，也为他在1865年帕默斯顿去世后出任自由党（1859年辉格党更名为“自由党”）首领后竞选获胜铺平了道路。

这一时期政坛上的两个风云人物，格莱斯顿和托利党首领本杰明·迪斯累里，此时已开始了他们之间的较量。迪斯累里是一位有犹太血统的小说家。他之所以声名鹊起，一是因为能言善辩，二是因为他在党内带头反对皮尔。当时在上院领导托利党政府的德比伯爵疾病缠身，迪斯累里成为托利党在下院的实际领袖。1867年，迪斯累里推动通过了第二部《议会改革法》，选民人数增加了88%，成年男子选民从100万增至将近200万，同时消除了遗存的种种舞弊行径。大批民众和平示威，支持该法。后来通过的一系列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该法最初条款的涵盖范围，对两党现在均视为“值得尊敬的”工人阶级提出的要求做出了让步。迪斯累里推动通过这一法案的目的是给予社会上数量可观的一部分人选举权，这些人虽不富裕，但有一定收入。迪斯累里给予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希望他们会因此投票支持保守党人。法国新当选的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出于同样考虑，保留了1848年实行的男子普选制。受此影响，19世纪后期其他国家的保守派政府终于认识到，继续沿用属于18世纪的手段已无法维持他们在近代世界中的统治地位。

[1] 坦齐马特改革，又称“仁政改革”。——译者注

[2] “潘趣先生”是英国传统滑稽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中的鹰鼻驼背滑稽木偶。——译者注

克里米亚战争

1848年革命浪潮失败后上台掌权的各国政府寻求以新的方式巩固自己失而复得的权力。它们都认识到，1848年革命浪潮的根源是经济萧条，因此无一例外以新的热情发展经济。葡萄牙的萨尔达尼亚公爵当年参加过反米格尔战争，1851年，他在一场政变中（他一生发动了不下7次政变）上台。萨尔达尼亚称自己的政府是“一次复兴”，颁布了一部包括直接选举的新宪法，废除了死刑。政府拨款改善基础设施，在全国修建公路、铁路和电报网。同一年，西班牙设立了一个商业、教育和公共工程部。皮埃蒙特的加富尔政府也是一样。德意志诸邦国复位的君主大举借债修造铁路、桥梁、运河和学校。在欧洲大陆各地，国家承担了修造铁路的任务，而铁路是19世纪50年代经济繁荣的主要动力。各国政府成立了统计局，用于评估社会和经济状况，不仅方便警察镇压，还可以为经济、社会和行政改革提供依据。1854年，萨尔达尼亚满意地说：“百姓无心过问政治，都在忙自己的事。”各地均开展城市建设，书报检查制度也改换了形式，从革命前徒劳无益地阻挠发表批评时政文章，改为监视这类文章的作者。同时，各国政府越来越愿意把报纸作为自己的宣传手段。

无论1850年复辟了什么，维也纳解决方案划定的欧洲都不复存在。以梅特涅（1848年）下台为特征的新欧洲与王朝复辟时期的欧洲大相径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列强携手合作维持现状。1850年后的20年中，国际风云骤变，大动荡与冲突接连不断。革命后出现的新一代聪慧、灵活的保守政治家扮演了领导角色。加富尔、俾斯麦、拿破仑三世和迪斯累里这样的人认识到，为了维护秩序和稳定，必须大胆革新，争取人民群众支持国家。他们还意识到，民族主义愈演愈烈，已经到了无法阻挡的地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力图使民族主义为己所用。他们无一例外都想借外交政策达到以上目的，从而给欧洲政治引入了一个新的巨大不稳定因素。就搅乱欧洲而言，无人能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相比。

拿破仑三世可以说是近代第一个独裁者。他认识到，他统治的合法性取决于民众的支持，而不是取决于旧的宗教说教或世俗习俗。为此，无论发动政变，还是此后元老院宣布他为皇帝，他都付诸全民表决。在其他问题上，拿破仑三世也采取了选民投票表决方式。换言之，这是一种公民投票式的独裁体制。皇帝躲在幕后，通过贿赂和恐吓手段操纵选举和公民投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是给自己的政策投赞成票，还是在议会获得对政府俯首帖耳的多数。与此同时，拿破仑三世为取悦民众大力发展经济。他鼓励成立新银行，以资助19世纪50年代修造铁路的热潮，50年代末，法国铁路总长度已是10年前的3倍。铁路的兴建带动了煤、钢和机械等行业的发展。皇帝还重视确保充分就业，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项目，很多项目都由私人出资。然而，不是所有举措都是新创。波拿巴主义与奥尔良派的君主立宪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反映在皇帝启用了一批七月王朝的铁杆支持者。支持者中，有些是他自己倚仗的家族成员，包括拿破仑一世继女（也是拿破仑一个弟弟的分居妻子）的儿子、内政大臣莫尔尼公爵（Duc de Morny, 1811—1865），还有拿破仑一世的私生子、外交大臣亚历山大·瓦莱夫斯基伯爵（Count Alexandre Walewski, 1810—1868）。议会权力被大大削弱，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一共有750个议席，如今只有260个议席，而且议会失去了提出法案的权力，每年议会开会时间仅3个月。

并不存在一个有组织的波拿巴党。拿破仑三世主要通过官僚机构统治国家。实权掌握在以皇帝为首的参政院和议员大多由政府指定的元老院手里。拿破仑三世确保各省省长、市长和外省各级官员对参政院俯首帖耳。地方寡头势力因此受到打击，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强化。1854年推行的改革还大大扩充了警力，进一步巩固了政权。巴黎一地的警力增长了10倍，警察局长的数量翻了一番。驻扎农村地区的宪兵在路易—腓力时期有1.4万人，此后不断扩充，达到2.5万人。警察跟踪迫害政权的反对者，敢于公开批评政府的人被投入监狱，有时是审判之后，有时根本不经任何审讯。如果受审，批评者可以借此机会向公众宣传自己的主张。但是，政权的最重要支柱还是军队。1848年革命的几个月中，国民自卫军完全不起作用，军队证明自己是维护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如今，军队成了捍卫政权的堡垒。军队的威望、薪饷、服役条件均有提高。军队地位上升的一个象征是新组建的帝国御前卫队的艳丽制服。德·托克维尔怒斥拿破仑三世政府是“军事官僚专制政权”，他的话不无道理。仅有繁荣和秩序，靠压制反对派来制造百姓安居乐业的假象是不够的，还需要真正赢得民心。拿破仑三世认为，他必须无愧于一个重要神话——关于他的伯父、伟大的拿破仑一世的神话。当初拿破仑三世为了争取人民支持，大打伯父辉煌战绩这张牌。他大声宣布，自己最重要的使命是重振法国的荣耀和国威。现在他竭力在国际舞台上实现他当年说过的话，法国骤然成为欧洲政治中一个难以预测的不稳定因素。这实际上是法国人最后一次试图恢复他们在17、18世纪享有的欧洲霸主地位。拿破仑三世决心在欧洲为自己树立一个叱咤风云的形象，还有别的原因。军人密谋并没有完全从政坛上消失。1852年末，拿破仑三世私下写道：“军队里有人紧锣密鼓地密谋反对我。我正在密切关注这一切。我以为，我有办法阻止任何人谋反，也许要通过一场战争。”

同时，拿破仑三世为了争取和维持国内民众的支持，还高度依赖法国天主教会。1848年爆发革命后，天主教会也许比其他任何组织更惶惶不安。很快出现了一个机会。19世纪大部分时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酝酿着一场冲突。俄国试图扩张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在地中海获得一个不冻港，但巴尔干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奥斯曼人统治之下。沙皇尼古拉一世称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当时，奥斯曼帝国不仅据有巴尔干大部分地区，还占有中东。尼古拉一世当然清楚，过于咄咄逼人或操之过急会带来风险，他当然不希望看到奥斯曼帝国灰飞烟灭。沙皇把奥斯曼帝国当作维护地区稳定的堡垒，有时乐于扶它一把。从他的所作所为看，这似乎有些矛盾。沙皇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是加强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同时极力阻止其他列强这样做。势力范围之争很快愈演愈烈。天主教修士声称，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内的一小块地面的所有权属于他们。1852年，拿破仑三世支持天主教修士的诉求，以求赢得天主教徒的支持。当年耶路撒冷不过是奥斯曼帝国中东属地上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此前几年，东正教修士趁他人不注意时扩大了自己在这个教堂里的原有地盘，尼古拉一世对此表示支持。两个大国在中东地区各怀野心，很快演变成一场冲突。拿破仑三世一直想为修建一条横穿苏伊士地峡的运河扫清道路，当时苏伊士地峡名义上仍归奥斯曼帝国管辖。

面对两国争执，奥斯曼帝国苏丹踌躇不决。1853年夏天，沙皇对苏丹失去耐心，出兵入侵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两个多瑙河公国，也就是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1853年11月，俄国海军在锡诺普海战中一举歼灭了奥斯曼人舰队。英国人开始为俄国海军在地中海势力的增长而忧心，担心通往印度的航线——从长远看甚至印度本身——会受到威胁。同时英国认为，1848—1849年俄国干预奥匈打破了欧洲均势，对此英国坐卧不安。于是，英国联合法国，向黑海派出了一支海军舰队。尼古拉没有被吓倒。1854年3月30日，英法两国和奥斯曼人一道向俄国宣战。尼古拉一世担心对方会从陆地入侵，加上他觉得奥地利人靠不住，于是从两个多瑙河公国撤回俄军，以加强其他地区防御。果不其然，奥地利人和奥斯曼帝国军队一起出兵两个多瑙河公国。沙皇对奥地利人的忘恩负义怒不可遏——沙皇几年前曾出兵匈牙利，使哈布斯堡帝国免于崩溃，还在1850年通过《奥尔米茨条约》帮助哈布斯堡帝国搅黄了普鲁士统一德意志诸邦的计划。

英法联军与俄军在波罗的海和太平洋沿岸的堪察加一带交战。与此同时，俄军打入奥斯曼帝国境内高加索地区。以上交战均意义不大，更谈不上决定战局，但牵制了大批俄军，仅波罗的海地区就有20万俄军，沙皇尼古拉一世因此无法集中兵力猛攻一处。鉴于1812年他伯父的遭遇，拿破仑深知大举入侵俄国的致命后果，他决定与英国携手攻打克里米亚。部队在这里可以通过海路得到补给，无须走路途遥遥的陆路。英法联军在保加利亚沿海城市瓦尔纳建立了司令部，随后登陆克里米亚。1854年9月，3.5万人的联军在阿尔马战役中击溃俄军5.7万人，直逼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俄军加固了城防工事，于10月在巴拉克拉瓦发动了一次反攻。此时发生了英国轻骑兵团冲锋事件。由于命令传递有误，加之理解错误，英国骑兵盲目发起了冲锋，结果遭到俄军的猛烈炮击。在现场观察战况的法国将军说：“真了不起。可这不是在打仗。”

此时，俄国已经动员了10多万名预备役士兵。奇怪的是，在1854年11月的因克尔曼战役中，面对力量弱于自己的英法联军，俄国人却没有把这支大军投入战场，联军因而击退了俄军的进攻。此后，战争转入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长期围困。英军将领的无能很快暴露无遗。司令官拉格伦勋爵（Lord Raglan, 1788—1855）曾与拿破仑作战多年，在滑铁卢战役中失去一只胳膊。他习惯把敌人称为“法国人”，与他骑马并行的法国军官恼怒不已。军官多出身贵族，重视军纪甚于重视打仗。率领轻骑兵团发起毁灭性冲锋的卡迪根勋爵（Lord Cardigan, 1797—1868）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绝非个例。他是一个富翁，1835年斥巨资4万英镑买下了第11轻骑兵团团长一职——英军军官职位都是花钱买的。很快，卡迪根把这个团变成了有名的“采摘樱桃团”，官兵一律身穿褐紫红色紧身军服。卡迪根的妻子是上司卢肯勋爵的妹妹，1844年两人婚姻破裂后，他与上司反目成仇。此后，他娶了吸烟的阿德琳·德·霍西（Adeline de Horsey, 1824—1915）为妻，骑兵军官找这么一个老婆倒是很般配。卡迪根死后，霍西改嫁一位葡萄牙贵族。后来，她写了几本回忆录，一时传为丑闻。一位英军上尉军官在日记里写道：“英军全军上下都找不出比这两个人更蠢的家伙。”卡迪根和卢肯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两人的无能和相互憎恨造成了误解，导致轻骑兵团发起灾难性的冲锋。

军中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由于军营内卫生条件恶劣，士兵纷纷患病，甚至病死。设在伊斯坦布尔对面博斯普鲁斯的斯库塔里英军医院很快挤满了伤兵、病号和奄奄一息的人，他们在肮脏龌龊的环境中挤成一团。伦敦《泰晤士报》驻当地记者托马斯·切纳里（Thomas Chenery, 1826—1884）写道：“被拉来开救护车的随从疲惫不堪，一点忙也帮不上。不仅缺少外科医生，连执行外科医生指令的助手和护士也没有。”在切纳里的推动下，《泰晤士报》开始了一场旨在改善这种状况的宣传运动。从法军那里传来霍乱后，情况更是雪上加霜。这场战争如同此前历次战争，死于疾病的士兵比死于敌人枪弹之下的士兵还多。这引起了英国护士弗洛伦丝·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的注意。她为改善医护和治疗条件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名扬世界。交战各方死于战争的官兵中，病死的人占的比例极高。英军失去了2.1万人，其中1.6万人是病死的；法军共失去9.5万人，病死的是6万人；俄军的14.3万名死者中，7.2万人的死因是疾病。

以上数字显示，如果说英法联军将领指挥无能的话，俄军将领更无能。霍乱和其他疾病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和俄军其他阵地肆虐。俄方最终也认真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埃莱娜·帕夫洛芙娜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Elena Pavlovna, 1807—1873）是德意志公主，她靠投身慈善事业逃避不幸福的婚姻。在她的推动下，俄国有了近代护理服务，改善了卫生和护理条件。俄军将领跟法军和英军的一样糟糕。优柔寡断、老态龙钟的俄军司令官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帕斯克维奇（Ivan Fyodorovich Paskevich, 1782—1856）1831年在波兰指挥过俄军。1854年12月奥地利与英法结盟后，他担心奥地利人可能会攻打克里米亚西北部，迟迟不肯发兵克里米亚解塞瓦斯托波尔之围。1855年6月，联军对马拉科夫要塞发动了一次缺乏协调的攻击。俄军与联军在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昔日俄国黑海舰队轻而易举打败了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但俄国军舰大多用俄国广袤森林的针叶树做材料，这种木材不适于航海。俄国军舰上的武器落后，用蒸汽做动力的军舰寥寥无几，船员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法英两国舰队驶抵后，俄国海军无论火力还是吨位都显然不及对手。俄军仍在使用射程为200码（约183米）的火枪，而联军使用的枪支射程达到1 000码（约914米）。俄国骑兵骑的马大多走惯检阅场地，不耐行军打仗的艰苦条件，冲锋时更是速度跟不上。俄军士兵使用的军刀又钝又易折断，根本没法与英军士兵使用的大工业制造的设菲尔德钢刀相比。英军的钢刀可以轻而易举划穿敌人穿的厚重长大衣，俄军军刀刺到敌人衣服后却会反弹回来。

俄军兵源来自农奴，服役期25年，很多人年龄已超过40岁。俄国没有合格的预备役部队。战争期间征募的40万新兵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因为缺乏训练他们的军官。很多军官要么年逾中年，要么谨小慎微，缺乏斗志。主持修建塞瓦斯托波尔坚固城防工事的工程师爱德华·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Eduard Ivanovich Totleben, 1818—1884）将军在俄军中可谓凤毛麟角。由于莫斯科以南不通铁路，从俄国中部和北部调俄军到克里米亚需要将近3个月的时间。部队抵达后，武器弹药又严重不足，一是因为运输困难，二是因为俄国没有现代化工厂，制造过程极其缓慢。到1855年底，俄国库存军火仅有9万支枪、250门野战炮。英法联军则可以通过海路源源不断补充武器弹药。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俄国政府财政上无力支撑战争。1856年初，国务会议警告新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他若再不结束战争，国家财政就有可能破产。

1855年3月2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同年2月6日，帕默斯顿出任英国首相。交战方以此为契机，启动了结束战争的谈判。1855年8月增援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俄军被击退后，俄国人开始认真谈判，于1856年3月签署了《巴黎条约》。条约确立了黑海地区的中立地位，禁止俄国在黑海停泊军舰，允许多瑙河两公国独立。这两个公国很快与前奥斯曼帝国属地南比萨拉比亚合并，成立了罗马尼亚。自1812年起南比萨拉比亚一直是俄国地盘，直到从俄国分出去。因此，和平协议不仅沉重打击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还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克里米亚战争是自拿破仑时期以来最惨烈的一场欧洲战争，将近50万人或战死，或伤重不治，或死于疾病。但是，战争涵盖的地域很有限，参战国家只投入了很小一部分兵力，各国交战目标也极为有限。没有一国遭受灭顶之灾，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奥斯曼帝国。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克里米亚战争仍属于老式战争。不仅参战将领（或者说部分将领）是当年滑铁卢战役的老人，而且交战的军队依然身穿艳丽军服，用步枪排射，徒步对敌人发动进攻，或使用骑兵发起冲锋，其方式与半个世纪前的战争没什么两样。

就直接结果而言，克里米亚战争的战果很有限，但俄国在欧洲国际政治中受挫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俄国失去自1815年起占据的欧洲政治中心地位，被打回欧洲政治边缘。法国重返欧洲政治舞台，实力和威望大增。奥斯曼帝国基本上完好无损，只丧失了多瑙河公国。不过，奥斯曼苏丹被迫发布一份正式敕令，承认在自己管辖领地内的基督徒的权利，尤其是在耶路撒冷。人们渐渐认识到需要大幅改革帝国的机构。老资格外交官、措辞犀利的英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告诉苏丹：“您现在的行政制度……正在把您引向覆灭。”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Abdülaziz, 1830—1876）被暗杀后，精神状况不太稳定的穆拉德五世（Murad V, 1840—1904）继位，但很快被废掉。1876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 1842—1918）继位。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均认识到需要推行改革，但无能为力。奥斯曼帝国很快再次沦为欧洲病夫，无力偿还债务。20年后俄国重启对外侵略扩张时，奥斯曼帝国成了它眼中的软柿子。

各交战国军队在战争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俄国和英国均对军事组织和供应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英国没有征兵制，这意味着军队规模较小，没有预备役部队。《泰晤士报》派驻克里米亚记者威廉·霍华德·罗素（William Howard Russell, 1820—1907）在报道中抨击了种种弊端，引起英国公众对战事的忧虑。为此，英国专门成立了一个王家委员会，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组织和供给部队，保证经费来源。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各项改革才得以落实，增加了军费开支，废除了富家子弟（多半是贵族子弟）出钱买军职的制度，改为择优任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外孙。像19世纪欧洲的众多甚至大多数君主一样，他有德意志血统。俄国战败后，亚历山大二世开始推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解放农奴。经过长期准备，1861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推动解放农奴的动力之一是建立一支士兵能从打胜仗中受益的军队。此外，俄国还对各省政府进行了改革。废除农奴制对俄国的乡村管理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废除地主的执法权力意味着建立一套中央执法体系。1864年，俄国还成立了地方选举产生的议会，借此培养民众对政府的忠诚。地区和省一级均成立了地方自治机构，成员由贵族、城镇居民和农民选出，农民采取间接选举的方式。省议会议员大多是贵族，考虑到这种情况，开明改革派没有推动成立全国议会，况且沙皇身边的保守分子坚决反对这样做。因此，俄国保留了独裁统治制度。亚历山大努力改革司法制度，于1865年引入了西欧式的法庭和公审制度，以及法官终身制和司法审判陪审团制。警察保留了对政治犯不经审判实施“行政拘捕”、将其流放西伯利亚的权力。尽管如此，改革依然意义重大。经过一段时间后，法庭成了自由发表意见的主要场所。1862年，俄国废止了预防性的书报检查制度，改为刊物出版后再提出起诉。改革扩大了大学的自主权，教授上课不受任何限制。中小学体制也得到了重组与扩展。与此同时，俄国大力清洗腐败官吏，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政府把诸多职能下放给了议会，这无疑推动了改革进程。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任命思想开明的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米柳亭（Dmitry Alexeyevich Milyutin, 1816—1912）为陆军大臣，对军队进行改革。1861—1881年，米柳亭精简了机构，将公文数量砍削了45%，把帝国划分为15个军区，合并了军队内的分支机构，改革了军事院校和训练中心，使其达到专业化水平，同时增加了现有预备役兵员。预备役士兵人数从1862年的21万增至1870年的55.3万。宫廷里的保守分子想继续保留贵族免服兵役的旧制，米柳亭好不容易说服了沙皇，于1874年开始实行普遍征兵制，服役期6年，外加9年预备役。米柳亭还很重视应征入伍的士兵识字率低的现象——19世纪60年代，新兵识字率仅为7%。米柳亭在军中制订了教育计划，结果士兵识字率迅速攀升。到1870年，俄军半数士兵具有阅读能力，1/4的士兵会书写。1875年后，俄国的战争能力大大强于20年前。

1856年俄国战败后，它在欧洲的地位遭受的打击只是暂时的，不过毕竟持续了将近20年时间。不无矛盾的是，哈布斯堡帝国不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参战国，这场战争给奥地利带来的后果却严重得多。哈布斯堡王朝站在英法一边，得罪了俄国，破坏了1815年后一直是神圣同盟核心的伙伴关系。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地利对联军的帮助为时很短，而且首鼠两端，颇为敷衍，结果是哈布斯堡几乎成了孤家寡人，这给它在欧洲的地位带来了致命后果。所有交战大国中，法国获益最大。战争期间几次重要战役的胜利主要是法国人的功劳，战后拿破仑三世的权力和地位均得到加强。在巴黎召开和会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决定彻底锁定了法国人的胜利。克里米亚战争后，欧洲协调体系名存实亡，各国君主团结一致的观念也宣告终结，法国皇帝大可放手追求荣耀。在海外寻找下一个胜利目标的皇帝将目光投向了意大利。

民族事业的成败

因克里米亚战争之故，法国不觉得对奥地利负有什么特别义务。法国与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结成了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同盟，当时在王国执掌政权的是以加富尔为首的温和自由改革派。克里米亚战争末期，加富尔派出了一支1.5万人的小部队参战。与此同时，他极力讨好拿破仑三世，甚至给拿破仑三世送了个情妇——皮埃蒙特驻巴黎大使的夫人维尔吉尼娅·卡斯蒂廖内（Virginia Castiglione, 1837—1899）。加富尔懂得，维护皮埃蒙特的国家体制，使其免受马志尼领导的民主和民族主义革命者威胁的最好办法是顺应民族主义潮流，但是要确保民族主义走上一条温和道路。皮埃蒙特的立宪君主制具有典型的温和开明风格，它的基础是拥有很大权力、由少数有财产选民选出的议会，这种代议机制在民主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后难以存活。于是，加富尔决定抢在革命党人之前，让皮埃蒙特领导曾在1848—1849年被残酷镇压下去的意大利统一运动。

第一步，必须把奥地利逐出意大利北部。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后，施瓦岑贝格亲王费利克斯在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政府内大权独揽。施瓦岑贝格亲王出身欧洲名门，19世纪20年代在伦敦期间，他与英国女子简·迪格比（Jane Digby, 1807—1881）有一段风流韵事，因此在伦敦俱乐部区获得“下流亲王”（prince of Cadland）的绰号。19世纪50年代，施瓦岑贝格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风流亲王，而是成了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皇帝约瑟夫称他是自己“身边最杰出的大臣”。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眼中，施瓦岑贝格是“身着白色戎装的帕默斯顿”。甚至连梅特涅都对施瓦岑贝格赞誉有加，称他“实为吾人外交学派之弟子”。1851年弗朗茨·约瑟夫颁布了《除夕特许状》后，施瓦岑贝格开始建立一个可以说是彻头彻尾反动的政权，废除了此前的各部宪法和做出的所有让步。司法归政府管辖，法院的独立地位被取消。特许状把议会改为一院制帝国议会，议员全部由皇帝任命。说德语的奥地利官吏在帝国各地执掌统一管理体制，不仅废止了意大利和匈牙利民族自治，还取消了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克罗地亚和巴纳特（1853年，不听命令、碍手碍脚的耶拉契奇被罢黜）等地的民族自治。书刊检查制度得到恢复，警察直接归皇帝统辖。

出乎约瑟夫皇帝意料，1852年4月5日，施瓦岑贝格中风猝死。因找不到合适人选接替施瓦岑贝格，约瑟夫本人仓促独揽大权，兼管陆军部，开始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约瑟夫年纪轻轻（当时年仅21岁），缺乏经验，绝非能担此重任之人，无怪乎他的政策深受母亲和前私人教师的影响。约瑟夫继续倒行逆施。1855年，奥地利政府与教皇庇护九世联合签署了一份宗教协议，扩大了教会在教育和书报检查方面的权力，保证教会财产和婚姻裁判权。不过，同一时期，约瑟夫手下的大臣鼓励修造铁路，奥地利和普鲁士还缔结了削减关税壁垒的协定。也许最重要的是，匈牙利、克罗地亚、加利西亚、布科维纳、特兰西瓦尼亚和帝国境内所有世袭领土上和波希米亚地区的农奴都得到了解放。1853年缔结的协议落实了5年前革命党人发布的一系列大胆却空洞的解放农奴宣言。1854年，约瑟夫终于取消了对匈牙利的军事管制，迎娶了巴伐利亚芳龄17的公主伊丽莎白（两人初次见面，约瑟夫就被她的美貌和活泼可爱迷得神魂颠倒），发布了大赦令，从而确立了一个新绝对主义制度。约瑟夫试图建立一个非民族国家（a-national state），而不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他的做法在各地激起民怨。在帝国各地强行推行单一的行政管理体制耗资巨大，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保持武装中立导致政府债台高筑。为了摆脱困境，政府将铁路私有化，同时加征赋税。1857年，欧洲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维也纳的各家银行，迫使政府进一步削减开支。在沉重的财政压力下，政府被迫大幅削减军费。

19世纪50年代末，民族主义开始小心翼翼地再次抬头。加富尔深知，虽然新绝对主义的奥地利问题重重，但仅凭皮埃蒙特自身的力量还是无力打败它。他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法兰西第二帝国显然再合适不过。拿破仑三世年轻时曾和烧炭党人一起参加反抗奥地利人的1831年起义，而且始终支持意大利的统一。出兵干预可以给他带来新的军事荣耀和政治好处。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具有革命思想的意大利共和派人士奥尔西尼曾短暂担任安科纳的最高长官。他坚信，拿破仑三世本人是实现意大利统一的最大障碍，这一点起了决定性作用。奥尔西尼曾被囚禁在曼托瓦，他用经典的出逃手法锯断了牢房窗子上的铁条，把床单卷成一条绳子，爬出30米高的窗子，顺绳子滑到地面后逃脱。奥尔西尼设计了一种炸弹，在伯明翰试造了6枚，在设非尔德试验后把炸弹先运到布鲁塞尔，随后转运到巴黎。1858年1月14日，拿破仑三世乘马车去歌剧院听罗西尼的《威廉·退尔》，途中，奥尔西尼及同谋者把3枚炸弹掷向拿破仑三世。炸弹击中了皇帝乘坐的马车和马队，8人被炸死，142人受伤。皇帝本人安然无恙。拿破仑三世故作镇定，继续去歌剧院看戏，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这次事件后，拿破仑愈加认为，必须以非革命的方式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从而消除意大利的革命性民族主义。奥尔西尼在狱中给拿破仑写了一封信，敦促他支持意大利的统一事业。据传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出自皇帝本人之手。1858年3月13日，奥尔西尼被送上断头台。他的同伙一个被处死，两个被判长期徒刑，其中一人卡洛·迪·鲁迪欧（Carlo Di Rudio, 1832—1910）后来从魔岛囚禁地逃到美国，加入乔治·卡斯特（George Custer, 1839—1876）将军的第七骑兵团，在1876年的小比格霍恩之战中从印第安人手下逃生。

暗杀事件促使拿破仑三世采取行动。1858年，拿破仑三世在法国度假小镇普隆比埃尔秘密会见了加富尔。两人商定对奥地利人开战，成立一个新意大利邦联，削减教皇权力。皮埃蒙特王国将向东扩展，改名为北意大利王国。作为酬劳，法国将得到尼斯和萨伏依。拿破仑三世出兵20万，加富尔出兵10万。1859年，皇帝在新年招待会上大声告诉奥地利大使：“我对我们与贵国政府的关系不如往日感到遗憾。”按当年外交场合使用的谨慎言辞标准衡量，皇帝这番话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侮辱。加富尔更是火上浇油，鼓动皮埃蒙特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在议会开幕时讲了这么一番话：“对于意大利各地传来的阵阵哀鸣，我们没有无动于衷。”由于事先得到许诺修改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1856年条约，俄国人心满意足。1854年时，哈布斯堡没有对俄国拔刀相助，俄国人本来也没打算为奥地利人出力。

奥地利开始征募意大利人加入帝国军队。随后皮埃蒙特也开始了动员。意大利各地民情激昂。民族主义组织纷纷涌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拒绝取消军队动员令后，约瑟夫愚蠢地对皮埃蒙特宣战，给人造成奥地利是侵略一方的印象，从而彻底失去了英国和普鲁士对它的同情。战事开启后，法国一支大军从侧翼包抄了位于马真塔的力量占优势的奥地利军队，迫使它后撤。1859年6月，法军在决定性的索尔弗利诺战役中将奥军击败。这次战役双方一共投入了30万兵力，是自拿破仑一世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但伤亡较轻，每方大约有3 000人阵亡。这也是世界史上交战双方君主御驾亲征的最后一场战役。结果证明拿破仑三世比缺乏经验的约瑟夫更会打仗。此后约瑟夫再也没有亲身参与过任何一场战争。奥地利人向东节节败退，意大利北部属地尽失。迄今为止，战事的发展一如拿破仑三世和加富尔所愿，但他们开始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加富尔在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地区鼓动民族主义者起义，意在削弱奥地利、打击教皇国。博洛尼亚、托斯卡纳、摩德纳和帕尔马等地奥地利人扶持的统治者纷纷弃国逃亡，把国家丢给了皮埃蒙特人。拿破仑三世开始担心加富尔势力过大，也惧怕普鲁士人和德意志诸邦国也许会出手搭救奥地利。鉴于以上忧虑，1859年7月，拿破仑事先没与盟友皮埃蒙特协商，就在自由镇私自与奥地利媾和。皮埃蒙特人气愤地获知，奥地利依然占有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斯大片地区。加富尔无奈之下只好屈从。随后皮埃蒙特依照事先与法国的约定，把尼斯和萨伏依割让给了法国。

然而戏远未收场。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多·卡洛对内推行高压政策，破旧不堪的监狱里关押了2 000余名异见者，招致欧洲国家的不满。格莱斯顿对他统治的谴责（“把否定上帝上升为一种统治制度”）导致他的政府在国际上日益孤立。英法政府劝他进行改革，遭到拒绝后，两国在1856年召回了各自的大使。奥地利战败后，西西里国王更是势单力孤。正值国家生死存亡之际，1859年5月22日，费迪南多·卡洛去世，死因也许是3年前遇刺时受的刀伤。继位的是弗朗切斯科二世（Francesco II, 1836—1894），3个月前他刚迎娶了奥地利皇后的妹妹。西西里政府加征赋税后，面包价格上涨，百姓怨声载道。弗朗切斯科二世不但不做出让步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反而拒绝人民改革的要求。这一不智之举后来导致了他的垮台。

意大利北部战争激起了革命民族主义者的极大热忱。他们的领袖加里波第在罗马共和国失败后靠驾船航海谋生，先后去过中国、南美洲和英国。1854年，他返回热那亚，藏匿在撒丁岛北边的卡普雷拉岛。战争爆发后，加里波第组建了一支志愿军，士兵身穿红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地的法西斯运动模仿了这一做法，成员身穿各种颜色的衣衫。加里波第的志愿军有“千人军”之称，绝大多数成员来自意大利北部，也有33个外国人，包括4个匈牙利人。起义者迅速派出一支远征军攻打西西里。1860年5月初，加里波第在西西里登陆，自命为独裁者。在当地起义者的响应下，加里波第运用他在南美洲学会的运动战，经过三天巷战攻克了巴勒莫，打败了国王的军队，停泊在海湾的保王派海军舰只绝望之下炮轰巴勒莫。加里波第乘胜挥师直指那不勒斯。此前，国王听从部下劝告，为重整部队放弃那不勒斯。加里波第捷报频传，队伍不断扩大，600个英国人在那不勒斯加入了他的部队。加里波第在那不勒斯受到大批群众的狂热欢迎，他们不停地“挥动帽子和手帕，对他行举手礼。欢呼声震耳欲聋”。1860年9月底，沃尔图诺战役打响。经过两天激战，加里波第统率的2万人打败了人数超过他们两倍的那不勒斯军队。

加里波第现在成了欧洲的英雄。他胜利进军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时发表的多次演说，以及流传的他作战英勇的故事（并不都是夸张）使他成为代表自由民族主义的国际偶像。加里波第写的书信，很多出自手下士兵之手，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各家报刊纷纷刊载介绍他事迹的文章。他的故事还被写成小说、画成插图。伦敦《泰晤士报》称他是“意大利的华盛顿”。他的传记开始在美国、法国、德国及其他很多国家发表。大仲马出了一本法文版加里波第回忆录。狄更斯、弗洛伦丝·南丁格尔等许多人为他捐款。来自南北美洲的大笔金钱源源涌入，赞助他的事业。加里波第访问英国时，被大批狂热群众包围。有人专为他谱写歌曲、创作诗歌，颂扬他的事迹。他的头像被制成瓷器纪念品，俨然成了摩登偶像。对他的崇拜可谓登峰造极，超过了对被流放的科苏特的颂扬，掀起了第一个英雄崇拜高潮。19世纪后半叶，英雄崇拜成了欧洲政治中的一大特征。

然而，加里波第不得不接受当时的政治现实。打败那不勒斯军队后，他同意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举行公民投票，决定人民是否愿意归属皮埃蒙特。投票结果是两地人民几乎一致赞成统一。加里波第辞去总司令一职，返回卡普雷拉岛。1861年3月，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宣布自己为意大利国王。战争以皮埃蒙特实际控制意大利其余地区告终。意大利刚实现统一，加富尔就去世了，很可能死于疟疾，享年51岁。加富尔的成就是把民族主义激情引向支持现存社会和政治秩序推动的事业，但他为此付出了代价。拿破仑三世怒不可遏。当初他在普隆比埃尔同意的内容并不含意大利统一，如今他在自己家门口变出了一个具有潜在威胁的新的意大利王国。他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受到严重损害，有可能在国内失去很多人的支持。拿破仑三世迅速派军队保护身在罗马的教皇，为了安抚教皇，还送给他一列供他私人使用的火车，只是教皇乘火车能去的地方实在有限。法国军队继续驻扎在罗马，防止它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一部分。直到1870年，法国军队才因其他地方的作战需要被调走。意大利军队旋即开进罗马。教皇及其继任者被困在梵蒂冈的高墙内，直到1929年教廷签署《拉特兰条约》，承认意大利国的合法存在。

奥地利的战败促使弗朗茨·约瑟夫加快从新绝对主义政策退缩。战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约瑟夫被迫同意帝国议会部分议员由选举产生。1862年，首相安东·冯·施梅林在帝国西半部领土颁布了一部宪法，但重新抬头的匈牙利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反对建立一个涵盖整个帝国的单一政治体制。施梅林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宣布匈牙利没必要急于建立自己的政治体制，结果彻底得罪了匈牙利人。1865年，一筹莫展的施梅林被罢免。同年恢复的匈牙利议会不可能满足被流放的科苏特和激进民族主义者再次提出的要求。奥地利帝国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而且，奥地利政府没能从战败中吸取教训，改革日益陈旧的军队。

意大利统一战争涉及的地域和持续时间均很有限，造成的后果却波及全欧洲，而且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整个欧洲大陆，意大利的统一极大促进了民族国家理念，仅仅10年前，这一理念还惨遭失败。新的民族主义团体和游说集团开始在各国涌现。意大利成功实现统一不仅在匈牙利促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复生，还在波兰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克里米亚战争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波兰王国俄属地区开始推行改革，包括恢复议会权力，以缓和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贵族的不满，大赦仍在西伯利亚流放的1831年起义的参与者，允许波兰地主参与讨论解放农奴的条件。1858年，波兰农业协会成立，有会员4 000余人，一如1861年在华沙成立的城市代表团，该协会很快成为争取民族主义目标的工具。秘密团体再次出现，讨论小组开始聚会。1831年起义13周年的那一天，民众走上街头游行。为阻挡这股洪流，沙皇任命了保守的贵族亚历山大·维洛波尔斯基（Alexander Wielopolski, 1803—1877）伯爵执掌政府。据说沙皇告诉他：“跟波兰人做不成什么事。不过你若运气好，或许能为他们做点什么。”维洛波尔斯基遵照沙皇的傲慢意旨，解散了农业协会和城市代表团，大规模抗议示威随后爆发。1861年4月8日，哥萨克士兵对示威者开枪，打死百余人。维洛波尔斯基冒着生命危险冲到士兵前面，下令停止射击，但他的这一举动并没有阻止危机升级。大批逮捕和流放示威者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强征3万名波兰青年入伍仿佛一颗火星，点燃了起义火焰。在俄属波兰地区，游击战遍地开花。小股武装起义者依照前身为华沙城市代表团的一个秘密组织制订的计划，把有可能被征入伍的青年偷偷转移疏散到密林里，结果俄军只征到了1.4万人。该秘密组织成员超过20万人，领导者有中产阶级成员、银行职员、邮局小官吏、商人等。他们成立了一个影子政府，下辖5个常设部，还建立了信使体系、情报网和一个安全机构。这一运动仍然完全是秘密的，成员不公开个人身份，因此任何人都可能是它的成员，都是当局怀疑的对象。陆军元帅费奥多尔·贝格（Fyodor Berg, 1793—1874）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曾任芬兰总督，后取代维洛波尔斯基任军事总督。他对新任波兰总督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 1827—1892）大公冷言冷语道：“我现在可以断定，我自己不是它的成员，殿下也不是。”民族主义游击队员在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地对俄军发动了1 200余次小规模袭击，攻击俄军据点和小部队。双方都许诺废除农奴制。波兰民族主义者这样做是根据切身经验，而且贵族地主在运动中的地位远不如1846年时重要。大批农民加入起义与敌军作战，比如，1863年2月24日，就有3 000名波兰农民不畏强敌，在马沃戈什奇手持镰刀迎战一支装备精良的俄军。

然而，民族主义者分裂为彼此敌对的两派。一派是自由主义者的“白党”，另一派是革命党人的“红党”。1863年10月，两派迫于形势，共同接受波兰贵族、前俄军军官罗穆亚尔德·特劳古特（Romuald Traugutt, 1826—1864）的领导。特劳古特率领一小支游击队与敌人周旋，之后前往巴黎争取法国人支持他的事业，但一无所获。特劳古特被授予全权后，改组了民族主义运动，在各股游击队中实行军衔制，对流亡海外的波兰人征税，将“私自煽动叛乱者”从运动中排除出去，威胁说要把他们交给警察。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现在一律使用假名，只有不到20人知道特劳古特的真实身份，仅有6人能见到他。1864年4月8日，一名革命者经受不住拷问，全部招供（他把特劳古特的相貌特征告诉了警察：“中等身材，大脑壳，黢黑的肤色，黑发，留茂密连鬓胡子，蓄胡须，戴普通白框眼镜”）。1864年4月10日凌晨1点，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冲进特劳古特在华沙的居所，把他带到帕维亚克监狱。随后，一大批人遭到审判。8月5日，特劳古特和5名战友在可以一次绞死多人的特制绞刑架上被当众绞死。起义被扑灭了。

波兰起义的中央领导机构被破坏后，各支游击队随之瓦解。陆军元帅贝格废止了维洛波尔斯基实行的各项改革，关闭了俄属波兰王国的一切自治机构。王国直接归圣彼得堡统治，同时开始无情推行俄罗斯化。俄国大学取代了从前的波兰大学，大多数城镇丧失了各种权利。数千名波兰人遭到逮捕，被送往西伯利亚。连地图上“波兰”这个名字也被抹掉，代之以“维斯瓦边区”。在立陶宛，占领军把反抗的村庄夷为平地，没收了地主庄园，拷打杀害涉嫌参加起义的人。波兰知识阶层被封杀，整整一代民族主义者从此消失。以上种种严酷措施引起了欧洲各地人民的震惊和愤慨。自由派对俄国这个庞然大物的憎恨和猜忌得到了证实，尤其是在英国。实际上，波兰起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欧洲各地人民的同情。

各地志愿者纷纷投身波兰起义，比如弗朗索瓦·罗什布吕内（François Rochebrune, 1830—1870）。他是住在华沙的法国教师，参加过1857年派往中国的远征军。罗什布吕内开办了一所击剑学校，挑选一些学员组建了“佐阿夫死神队”[1]，学员身穿肥大马裤，头戴土耳其帽。在1863年3月的格洛霍夫斯卡战役中，罗什布吕内看到波兰起义者仓皇退却，就揪住他们，用枪逼着他们返回阵地，还不停吼叫：“混蛋！现在是什么时候？”他只会说这两句波兰语。法国人热情支持波兰人的事业，罗什布吕内返回自己家乡时，被授予荣誉勋位勋章。不过，大多数志愿兵未能走上战场。一艘搭载200名外国志愿兵的轮船“沃德·杰克逊号”从格雷夫森德港驶出后，在波罗的海触滩沉没。政治观点不同的作家和左翼人士，从加里波第到马克思，都异口同声痛斥俄国人。然而，严酷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大国有意帮助波兰人。英、法、奥三国两次联合向俄国发出外交照会，要求沙皇做出让步，两封照会均石沉大海。普鲁士人甚至提议与俄国人一起镇压起义者，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一念头，再说从后勤角度讲，出兵干预也非易事。结果，波兰人不像意大利人，只能孤军奋战，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1] 佐阿夫，法国旧时的一种轻步兵，以善于冲锋陷阵并穿阿拉伯式华丽服装著称。——译者注

在时代潮流中把握航向

19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中产阶级的经济和金融势力不断增长，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反抗。他被迫同意推行一系列改革，从此开始了他统治的晚期阶段，人称“自由帝国”。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频频用兵，耗资巨大。1868年通过了《军队法》，此后推行的军事改革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拿破仑三世兴办的公共工程项目需要巨额贷款，为此需要议会追批。在1869年的选举中，反对派赢得了350万张选票，增加了150万张，政府得票440万张。皇帝被迫罢黜几位重臣，任命了一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首相埃米勒·奥利维耶（Émile Ollivier, 1825—1913）。奥利维耶曾是温和共和派人士，因擅长在公众场合演讲而闻名。1870年4月，皇帝被迫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批准了“自由帝国”前几年开始的自由化进程。在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超过80%的人支持新宪法。然而，皇帝赢得这次选举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他的独裁统治终于大厦将倾。

皇帝无休止地追求民众对他的拥戴，现在他想再次靠军事荣耀达到目的。没过多久，一个赢得法国爱国者支持的新机会出现了，那就是法国东边日益显现的威胁：德国走向统一。意大利的统一激发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1859年成立的德意志民族协会（Nationalverein）迅速赢得了中产积极自由分子的支持。两年后，东山再起的自由派成立了进步党，其目标包括以选举而不是指定的方式成立政府和行政机构，保障公民和宗教自由，最重要的是，仿照1848年深受温和自由派爱戴的国民自卫军模式，组建一支人民武装，取代固守传统、以反对革命的军官团为骨干、不受议会监督、对国王一人唯命是从的普鲁士军队。新军队的预算和监督权将归属民选的议会。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深知，1848年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兰克福的议会指挥不动普鲁士、奥地利及诸邦国的军队。他们决心不再重蹈覆辙。

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从1848年失败中学到的另一点是，沿德意志邦联边界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不可行。再生的德意志邦联的基础是1850年11月29日的所谓《奥尔米茨条约》。奥地利恢复了它的霸主地位。法兰克福议会工作的艰难已经清楚显示，不会把波希米亚的捷克人纳入一个讲德语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同样重要的是，哈布斯堡王朝也不会允许帝国在德意志邦联内的部分领土被肢解并划给一个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1849年，哈布斯堡王朝再次强势维护自己的利益，显示了这一点。如果德国要实现统一，就必须把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以及哈布斯堡和德意志邦联排除在外，这意味着统一的德国必须以普鲁士为首。问题在于，普鲁士不是一个自由主义性质的国家。普鲁士首相奥托·冯·曼陀菲尔（Otto von Manteuffel, 1805—1882）执掌政权将近10年。在此期间，他实现了政府职能的近代化，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加强警察的作用，使其成为影响社会的一支积极的重要力量，同时保护职业军队在国家中的核心地位。

1858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因一次重度中风丧失理政能力（1861年他去世后，威廉亲王继位），仇视革命的威廉亲王（Prince Wilhelm, 1797—1888）摄政。他罢免了曼陀菲尔，出人意料地任命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内阁，宣称普鲁士政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同时，他试图化解议会中自由民族主义者日益增长的不满，但收效甚微。普鲁士进步党深受意大利统一胜利的鼓舞，开始积极争取控制军队，并将组建民兵的计划付诸实施。1862年底，尽管有限选举权保证了中产阶级的进步党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组建了一年的民兵依然毫无进展。更糟的是，军队开始实行新的普遍征兵制，服役时间从2年延至3年，从而大大增加了现存体制下的军队数量和影响。进步党人于是动用了他们在议会里拥有的那点可怜的权力，即批准国家预算权，否决了政府预算。没有议会批准，无论是征税，还是为维持政府运转支出的费用，均属非法。进步党人不会批准预算，除非同意他们提出的用民兵取代军队的要求。

面对僵局，威廉一世起用了他熟悉的作风强悍、极端保守的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俾斯麦出身普鲁士大地主贵族家庭，性格阴郁，有点神经质，常常生病，但他精力充沛，胃口好得出奇。1880年，一个去他庄园拜访他的人说，俾斯麦在享用了包括“烤牛肉（也可以说是牛排加马铃薯）、烤鹿肉、田鸫、油炸布丁”的午餐后，当晚又吃了一顿“6道菜外加甜食”晚餐。午夜前，他又来了一份称为“茶点”的加餐。俾斯麦每餐必有葡萄酒，早餐也不例外。下午骑马时还要喝啤酒。据他自己讲，他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不少于50次。俾斯麦年轻时放荡不羁，多次与人决斗，后来浪子回头，婚后与妻子相亲相爱。俾斯麦早年就直言吐露了个人抱负。1838年他写道：“我要当人上人，而不是人下人。”俾斯麦嗓音尖利刺耳，不善言辞，从来不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他不具有格莱斯顿打动听众的能力，却是一个冷酷无情、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为达到个人目的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俾斯麦一生热衷加强普鲁士的独立和势力。1847—1848年期间，他所持的极端保守立场给腓特烈·威廉四世留下了深刻印象。1815年，威廉四世派俾斯麦代表普鲁士出席德意志邦联大会，捍卫普鲁士的利益。俾斯麦出使8年期间得出结论：“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俾斯麦暮年时，思考了政治韬略的性质：“人既不能创造时代潮流，也不能改变潮流的方向，只能顺潮流而动，凭借或多或少的经验和技能把握航向，以避免船只触礁。”意大利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德国的统一运动。俾斯麦认识到，19世纪60年代的时代潮流正在朝着德国统一的方向迅速倾泻，势不可当。他决心确保普鲁士王国这艘航船不被这股潮流冲到自由主义的礁石上。他必须维护普鲁士的完好，包括它的核心机构，一支强大、独立的专业军队，一个专制王朝体制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和商业贵族阶层。

1862年9月23日，国王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一周后，他与预算委员会正面交锋。俾斯麦直言不讳地说：“普鲁士必须积聚和保存实力，蓄势而动。过去我们几次错失良机。维也纳条约划定的普鲁士边界不利于健康的国家生活。靠演讲和多数人做出的决定解决不了当代的重大问题，必须靠铁与血。1848—1849年犯的重大错误恰在于此。”俾斯麦为恐吓普鲁士的自由派讲的这番话可谓煞费苦心。他这番冷冰冰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从地图上可以清楚看出，普鲁士这栋房子的确东倒西歪。旧普鲁士国家的核心地区——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位于德意志邦联之外。维也纳会议后普鲁士新添加的领土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与它其他领土之间隔着汉诺威王国。19世纪中叶，西部的这块领土对普鲁士价值极大：那里一直是制造业和商业中心，现在又迅速走向大规模工业化。然而，这块领土不归普鲁士管辖。它有自己的一套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与普鲁士王国其他地区的交通往来自然也极其不便。直到1837年，汉诺威王国都处于英国国王统治之下。所幸维多利亚女王继位后，由于她是女人，根据《萨利克法》不能当德意志君主，因而割断了汉诺威与世界头号商业和海上霸主之间的纽带。俾斯麦看到了把普鲁士各块分散土地合并为一个单一国家的机会。

俾斯麦认识到，关键是策划德意志邦联的覆亡。为达此目的，只有在恶名远扬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做文章。这一问题错综复杂，帕默斯顿有一次称：“只有三个人真正了解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阿尔伯特亲王，一位德意志教授，还有我自己。第一个人已不在人世，第二个人疯了，至于我本人，早已忘得一干二净。”1848年时，这个问题已浮出水面；1863年，丹麦国王腓特烈七世死后绝嗣，导致这一问题再次白热化。丹麦法律允许母系一支后代继承王位，但根据《萨利克法》，诸公国所属的德意志邦联禁止母系一支后代继承王位。即位的新君主克里斯蒂安九世的确是出自母系一支的后嗣，因而不能成为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爵。新公爵必须是出自父系一支的后嗣。在这场扑朔迷离的争执背后，是德意志民族主义与丹麦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一方支持王位传给一个丹麦人，另一方力挺德意志人继承王位。不仅如此，丹麦还通过了一部新宪法，损害了石勒苏益格、两公国北部以及与丹麦接壤的一个公国内说德语的土地贵族的传统权力。俾斯麦要求丹麦收回这部宪法，遭到丹麦拒绝，冲突不断升级。俾斯麦最后以德意志邦联的名义，说服奥地利一起迫使丹麦人放弃对两公国的诉求。

1864年2月1日，普鲁士一支3.8万人的大军（后来又增兵2万人）和奥地利一支2.3万人的军队横穿荷尔斯泰因，越过边界进入石勒苏益格。在暴风雪中，丹麦军队被迫撤出边界一线的防御阵地，退守迪伯尔要塞。普奥两军旋即围困要塞，4月18日，1万人的普鲁士军队攻陷了要塞，双方死伤惨重。在伦敦举行的和谈陷入僵局后，德意志军队继续发动进攻，于6月底将丹麦军队残部完全逐出两个公国。普鲁士军队深入丹麦境内后，丹麦人终于屈服了。10月30日，丹麦被迫放弃两公国，改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分别管辖。在这场冲突中，丹麦损失了将近1/4人口，包括20万名说丹麦语的居民。1848年，两公国内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曾热情支持德国统一事业，因此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完全支持这场战争。

俾斯麦迈出的下一步争议就大了。对丹麦的战争在德意志北部造成了新的地缘政治上的不正常状态。根据1865年奥地利与普鲁士缔结的《加施泰因协定》，荷尔斯泰因公国南部地区归奥地利管辖。对普鲁士而言，将这一公国和石勒苏益格一并纳入自己领土符合自身利益。俾斯麦从普奥两国围绕两公国管辖问题持续不断的争端中，看到了对奥地利开战、把哈布斯堡人彻底逐出德意志的机会。奥地利吁请德意志邦联出面调停争端。俾斯麦宣布《加施泰因协定》无效，发兵入侵荷尔斯泰因。奥地利劝说德意志邦联开始动员军队备战普鲁士，得到了巴伐利亚等南德诸邦的支持，它们担心丧失独立地位，沦为普鲁士的附庸。俾斯麦马上宣布，邦联不复存在。此前他已做了周密安排，一是与意大利人结成了同盟，意大利依然需要把奥地利赶出仍处于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之下的威尼斯，二是在比亚里茨与拿破仑三世会面时，争取到了法国人保持善意的中立。俄国因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表现依然怨气未消，再说俄国认为，一个强大的普鲁士是防御一个独立波兰的屏障。英国则认为这场冲突不涉及自身利益。前方道路已被扫清。

大多数观察家预料以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邦联一方会获胜。普鲁士军队的统帅是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1800—1891）。他是一位儒将，出版过一本小说，还把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书翻译成德语（至少翻译了大部分章节）。毛奇见多识广，妻子是英国人。19世纪30年代，他曾在奥斯曼驻埃及军队中服役，师从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一心想把铁路用于战争（他还担任过一家铁路公司的董事）。毛奇认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是赢得战争的捷径。他把普鲁士集结的大批步兵部队拆散，编成更精干、机动性更强、战术更灵活的部队，指挥权下放给各支部队指挥官。毛奇的做法受到众多军事评论员的讥讽。奥地利的军事理论认为强调进攻是错误的，当年拿破仑一世就败在进攻上。奥地利人因此信奉防御战略，固守军事要冲和要塞。奥军总司令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Ludwig von Benedek, 1804—1881）将军1859年在奥意战争中作战英勇，此后青云直上。贝内德克炫耀说，他没读过一本军事理论书，称“一位总参谋长不需要什么才能。有一个好胃口，外加好的消化功能足矣”。贝内德克说服弗朗茨·约瑟夫让他的好友阿尔弗雷德·冯·亨尼克施泰因（Alfred von Henikstein, 1810—1882）负责制订作战计划。贝内德克器重亨尼克施泰因，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战略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当家子的人，舞跳得好，又是美食家、赌徒和猎鹿人”。1848年和新绝对主义盛行的19世纪50年代期间，奥地利军队是帝国政权的堡垒，因此受到厚待，军费滚滚而来，但都花在了奢侈品、军服和基本上没啥用处的机关部门上，而不是用于实现军备和装备的现代化。与普鲁士军队不同，奥地利军队的大批普通士兵文化水平低，缺乏训练，发育不良，身体瘦弱。

贝内德克决定把主力摆在克尼格雷茨（又名萨多瓦）要塞一线，防止普鲁士军队从西里西亚南下。毛奇迅速调动普鲁士3个军穿过波希米亚山隘，逼近奥地利人据守的防线。奥地利人毫无反应，依旧固守要塞。几次小规模战斗后，1866年7月3日，两军主力在萨多瓦决战。威廉一世名义上是总指挥，实际指挥权却在毛奇手里。对毛奇而言，并非事事如意。电报通信出了问题，铁路运输临时又有了变故。战斗打响时，3个军只有两个赶到战场。13.5万人的普鲁士军队迎战24万人的奥地利和萨克森军队。开战后的战场形势对贝内德克绝对有利。

一周前，意大利国王决定利用战争爆发之机入侵威尼斯。奥地利人不得不调遣7.5万人应对皮埃蒙特军队的进攻。若不是意大利人这次进攻分散了奥军兵力，奥军的优势本来会更大。意大利人准备不足，司令官阿方索·拉·马尔莫拉（Alfonso La Marmora, 1804—1878）承认，集结起来的20万人中，“只有一半人或许可以称为‘士兵’”。奥地利间谍报告说：“意军全线混乱不堪……士兵无处宿营，饥肠辘辘。”意大利没有制订战略计划体系。5年前意大利统一以来，先后换了6个陆军部部长。国王请加里波第组织一支志愿军，但如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私下所说，正规军军官像吆喝猪一样吆喝这些“革命百姓”。士兵怨气横生，奥地利间谍喜不自胜地报告说：“一位王家少校被自己部下刺死。”1866年6月，又一场战役在库斯托扎打响了。奥地利的优势炮火压制了对方，意大利人仓皇溃退。一名军官报告说：“道路拥挤不堪，挤满了意大利士兵、望不到尽头的大车和散兵游勇。”奥地利统帅阿尔布雷希特大公（Archduke Albrecht, 1817—1895）因己方损失惨重而不肯乘胜追击溃敌。他手下的军官怒不可遏，对他的决定感到“惊讶”。阿尔布雷希特失去了一次完胜的机会。

在萨多瓦，双方胜败悬于一线。在奥地利优势炮火压制下，部署在中央地段的普鲁士部队动弹不得。国王威廉一世哀叹道：“毛奇，看来这一仗我们要输了。”然而贝内德克不肯发动反攻，令他手下的部分军官懊恼不已。贝内德克优柔寡断，心无定见，不知道该从何处发起反攻。尽管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他却犹豫不决。普鲁士第三军的10万士兵在王储的率领下，冒着瓢泼大雨艰难行军，携带的大炮和装备全部陷进泥里。下午两点半，这支部队终于赶到战场，对奥地利军队的右翼发起攻击。就在贝内德克举棋不定时，毛奇运用典型的包抄战术，集中兵力突入奥地利军队中央阵地的一个缺口，同时开始从两翼收紧口袋。贝内德克随败军后撤。从下午3点起，在普鲁士军队的炮火下，撤退变成了溃逃。后来一份法庭调查报告称，成千上万的士兵“吓破了胆”，抱头鼠窜。普鲁士轻骑兵紧追不舍，挥舞军刀砍杀敌人。数百名奥地利士兵渡易北河时溺水而死。此次战役，普鲁士方面共有9 000人战死、受伤、被俘或失踪。哈布斯堡军队的损失超过4万人，其中一半以上被俘。奥地利及其盟友已经没有兵力抵抗普鲁士的进攻。毛奇攻占布拉格后，挥师直指维也纳。他的部队一路征集物资，没过多久，多瑙河北部的下奥地利地区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荒野”。丧失了斗志的弗朗茨·约瑟夫向普鲁士求和。1866年7月26日，双方在布拉格签署了停战协议，结束了这场战争。

国王威廉一世及军队将领想乘胜直捣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然后向战败的哈布斯堡王朝提出苛刻条件。亲临战场坐镇指挥的俾斯麦深知，这样做只会导致奥地利人继续抵抗，与普鲁士结仇，渴欲参加未来反普鲁士的任何联盟。俾斯麦认为，事先定下的战争主要目标已经达到。奥地利被逐出了德意志。俾斯麦显示了对传统和合法性的无情蔑视，赶走了汉诺威国王，把他的王国变成普鲁士的一个行省，从而把普鲁士国家两块隔开的领土连在一起。俾斯麦还攫取了其他德意志领土，尤其是德国的金融中心——此前一直享有自治地位的法兰克福。和汉诺威一样，法兰克福在战争中站错了队。俾斯麦本来可以借此机会削弱普鲁士议会的权力，但他清楚，从长远讲，一个现代政府需要开明中产阶级的支持。因此，他提出了《保障法案》，让议员批准他自1862年以来未经议会批准征税的违法行为，以这种方式承认普鲁士议会的合法性。正如俾斯麦所期待的那样，法案导致自由派分裂，少数人拒绝接受，但法案最终获得通过。该法案还排挤了持强硬立场的普鲁士保守分子，他们一直极力推动制定一部更具专制色彩的宪法。保守分子更没有想到的是，俾斯麦如今建立了一个由22个德意志邦国组成的新联盟，他将其命名为“北德意志联邦”。这一新联盟已具有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雏形，有一个议会，即帝国议会。令人意外的是，该议会是通过男子普选制选出的，而不像在普鲁士那样，选举权依然受到财产资格的限制。在这个问题上，俾斯麦照搬了拿破仑三世的做法，把开明中产阶级撇到一边，争取他认为忠于王室、思想保守的广大农民的支持。

俾斯麦确保了帝国议会只拥有有限权力。议会有权批准立法，但无权提出议案。它既不能任命，也不能解散政府或罢免官员。只有联邦主席有任免权，而联邦主席不是别人，正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本人。普鲁士在北德意志联邦的联邦议会中，总能获得超过其他邦国的票数，从而确保了它在联邦议会中的支配地位。联邦主席统率联邦武装力量，有权召开或解散帝国议会。地位仅次于主席的是联邦总理，根据习俗而非法律，他还是普鲁士首相，也就是俾斯麦本人。以上安排旨在确保在一个崛起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新时代中，普鲁士及其体制，首先是军队，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同时，普鲁士的统治地位意味着像汉诺威这样摇摇欲坠的落后邦国走向开放，从而赢得众多自由派人士支持新体制。

1866年的一系列事态发展给欧洲其他地区带来了深远影响。奥地利人败于普鲁士后，认识到不能再与意大利作战。尽管取得了库斯托扎战役的胜利，但奥地利选择退让，在和平协议中把意大利北部地区让给了意大利国。19世纪后期，一名俄国外交官在一次议和会议上嘲讽说，意大利人张口索要更多的领土，他们一定又打败了。哈布斯堡王朝深陷危机。据说逊位皇帝斐迪南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让弗朗茨·约瑟夫当国王。论打败仗的本事，我并不逊于他。”麻烦首先来自匈牙利。以戴阿克·费伦茨为首的温和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在1865年选出的议会中占多数。哈布斯堡势力被赶出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德意志邦联后，领土内各种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大赦后从流亡地归国的久洛·安德拉希伯爵的协助下，戴阿克抓住了这个机会。匈牙利人担心争取彻底独立会激起境内其他民族起而效尤，尤其是斯拉夫人，于是开始与弗朗茨·约瑟夫谈判。双方同意把帝国改为二元君主国，由奥地利和匈牙利两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有自己的政府、立法机构、法律和行政制度。

这一交易把掌管军队、外交和财政的大权交给了维也纳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由各部的共同部长组成。在缔结国际条约等重大问题上，必须事先征求君主国内两方的意见。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立法机构将以派遣“代表团”的方式参加谈判，君主握有最终决定权。1867年6月8日，弗朗茨·约瑟夫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并于7月28日签署了被称为《奥匈折中方案》（Ausgleich）的法律。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弗兰齐歇克·帕拉茨基领导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反对并抵制管辖他们的奥地利立法机构。王国为安抚克罗地亚人做出了让步，同意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作为一门官方语言，同时允许克罗地亚截留很大一部分地方税收。1865年颁布的《民族法》还涵盖了其他民族，包括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萨克森人等，在允许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教课的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君主控制了一个名为“帝国兼王国”（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的中央政府，“帝国”指奥地利帝国，“王国”指匈牙利王国。以上安排又延续了半个世纪，说明它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自1848年以来一直困扰哈布斯堡王朝的难题。

在德意志，普鲁士的胜利极大削弱了以巴伐利亚为首的南德诸邦内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南德诸邦民族自由主义者的热情空前高涨，积极推动德意志的最后统一，把南德诸邦纳入北德意志联邦。然而，法国这只拦路虎横在路上。普鲁士获胜后，莱茵河右岸崛起了一个新的大国。拿破仑三世想限制它给法国造成的威胁，但苦于找不到支持自己的盟友。当时，法国依然派兵守卫教皇在罗马及四周的残存领土，意大利人愤慨不已，英国置身事外，俄国依然重视普鲁士在波兰发挥的作用。而法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开始染上战争狂热症。早在1869年2月，陆军大臣就告诉巴黎的内阁：“与普鲁士必有一战，而且迫在眉睫。我国秣马厉兵，枕戈待旦。”自从伊莎贝尔女王被逼退位后，西班牙王位一直空缺。1870年7月2日，普鲁士王室庶系分支成员、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的利奥波德亲王（1835—1905）被推上王位。法国皇帝感到再也不能袖手旁观。法国把西班牙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认为让利奥波德亲王继承王位是俾斯麦和威廉一世背后策划的结果。法国公众舆论忧惧，如此一来，普鲁士不仅从东边，还将从南边对法国构成威胁。

无论当时还是事后，俾斯麦均声称，选择利奥波德亲王继承王位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的这一说法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格马林根档案中的相关文件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当年西班牙初做试探后，利奥波德的父亲马上去征求威廉一世的意见，俾斯麦建议国王予以支持。俾斯麦这样做并非想挑起战争，而不过是把它当作施加外交压力的又一手段而已。法国大使樊尚·贝内代蒂（Vincent Benedetti, 1817—1900）伯爵前往巴特埃姆斯温泉疗养地与威廉一世会晤时，国王同意收回对利奥波德亲王的支持。利奥波德亲王返回自己的采邑，终其一生与王位无缘，而他的弟弟和儿子均成为罗马尼亚君主。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普鲁士国王和法国大使一起散步时，法国大使突然发难，向国王提出了一连串新要求。威廉“断然”拒绝了贝内代蒂的“无理”要求，即普鲁士永远不得支持诸如利奥波德亲王这样的候选人。国王派自己的侍从副官转告贝内代蒂，自己不想再见到他。威廉一世身边的助手给俾斯麦发了一封电报告知此事。在公布的电报内容梗概中，俾斯麦删掉了威廉一世与法国大使谈话时使用的一些谦辞。关键是法语里的“侍从副官”一词被错译为“值班参谋”，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国王只派了一个低级现役军官，而不是一位亲随去打发贝内代蒂。拿破仑三世正寻找机会在海外再打一个胜仗，借此提高自己下降的威望。对他来说，这一公然侮辱足以构成宣战的理由。

俾斯麦为什么会如此咄咄逼人，诉诸狡诈的手段？首先，1870年2月巴伐利亚亲普鲁士的政府被赶下台后，一个由反普亲法的天主教“爱国党”组成的政府上台执政，德国统一进程有可能因此夭折，俾斯麦担心这一幕在南德其他邦上演。其次，法国的军事改革虽然还不彻底，但在不远的将来，已经令人生畏的法国军事力量会更加强大。再次，目前势单力孤的法国在不远的将来也许会找到盟友，拿破仑三世也的确把宝押在奥地利人和丹麦人会趁机复仇上。最后，俾斯麦感觉，现在很容易造成拿破仑三世是侵略者的印象，从而避免国际社会的干预。普法双方都开始动员军队。大多数人期待法国人会赢得战争，如同1866年他们认为奥地利人会胜出一样。普鲁士的毛奇把战术指挥权下放给了下级军官。法军僵硬的指挥系统却束缚了法军军官，军队行动迟缓，只能以防御为主。与法军相比，普鲁士军队的指挥系统决策果断，雷厉风行。普鲁士总参谋部是当时欧洲唯一一个总参谋部。初次交战时，法军在前线部署了25万人，很多部队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不足。普鲁士及其盟友在边界部署了32万人。法军情报不畅。1870年8月4日，8万人的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军队攻陷维桑堡，一天前刚来此地视察过的法国将军闻讯大吃一惊。法军士兵缺乏训练，漫无目的放枪，彼此互不协调，完全不是纪律严明的普军的对手。法军在沃尔特和斯皮舍朗被动防守，而普军机动灵活。普军旗开得胜后，通向法国的大门洞开。普军长驱直入，直插法国腹地。欧洲各地的公众舆论为之震动。奥地利、丹麦和意大利打消了干预的念头。法国政府倒台，共和派新闻记者和政治家强烈抨击皇帝。患有痛风和肾病的拿破仑三世看上去“痛苦不堪”。拿破仑终于把指挥权交给了阿希尔·巴赞（Achille Bazaine, 1811—1888）元帅。巴赞乃一员悍将，从士兵一步步升为元帅，参加过墨西哥和克里米亚战争。

巴赞举棋不定，与下属部将、皇帝和坐镇巴黎的皇后欧仁妮争执不休。3万普军不等接到毛奇命令，直扑龟缩在法国东北部马斯拉图尔一线阵地的15万法军。普军轻骑兵纵马冲锋，为了迷惑法国步兵，他们高喊着“法国万岁！皇帝万岁！”用军刀劈杀法军。巴赞没有发挥自己的优势兵力下令进攻。在普军猛烈炮击下，加之担心弹药和军需品耗费太大，巴赞移师梅斯。1870年8月18日，这场战争中首次精心策划的战役打响了。配置730门大炮的20万普军迎战拥有520门加农炮的16万法军。巴赞又一次原地固守，普军得以包抄他的两翼。巴赞的部将愤怒不已，要求他调动部队迎敌，但他依然按兵不动，直到被迫下令部队后撤。战争迅速达到了高潮。就在巴赞和14万法军后撤到梅斯要塞时，毛奇调动15万普军将其包围，并击退了法军唯一一次突围。拿破仑三世和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Patrice de MacMahon, 1808—1893）元帅率另一支法军赶来为梅斯解围。麦克马洪是爱尔兰裔，1688年国王詹姆士二世（King James II, 1633—1701）失败后，他的祖先移居法国。前来救援的法军在博蒙受阻，随后也被20万普军包围在色当要塞附近。麦克马洪负伤后，法国将军奥古斯特—亚历山大·迪克罗（Auguste-Alexandre Ducrot, 1817—1882）接替他指挥。迪克罗评论说：“我们现在被困在尿壶里，马上就要屎尿浇头。”在普军连续不断的炮击下，法军惊恐万状，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死伤达1.7万人（普军损失9 000人）。

拿破仑看到败局已定，向威廉一世、毛奇和俾斯麦递信乞降。俾斯麦举起部下送上来的一小瓶白兰地，用英语向在场的所有人祝酒：“为德国统一干杯！”随后一饮而尽。为了争取宽大条款，拿破仑三世亲自骑马走出色当要塞与俾斯麦会面。俾斯麦安排他在一个小客栈的长条椅上坐下，两人用皇帝幼年时学会的德语交谈。俾斯麦告诉拿破仑，法军全军将被收为俘虏，对梅斯的围困将继续下去。皇帝喃喃自语道：“一切都完了。”“是的，陛下说得不错，”俾斯麦冷酷地回答说，“的确一切都完了。”10万法军被迫放下武器，被送往战俘营。1870年9月3日消息传到巴黎后，街头爆发了骚乱。6万民众聚集在协和广场，高呼：“处死波拿巴分子！民族万岁！”9月4日，议会宣布废除拿破仑王朝，成立第三共和国。拿破仑三世被押解到卡塞尔，最终获准从这里流亡英国。

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国王威廉一世告诉部将：“前面还有恶战等待我们。”巴赞率部在梅斯森林里挖壕固守，官兵食不果腹。至1870年9月30日，部队已宰杀了一半军马充饥。法军派出两支各4万人的大军出外搜寻粮草，在普军猛烈炮火下退回。普军用在色当缴获的法军步枪齐射法军，法军伤亡惨重。1870年10月29日，巴赞带领麾下的13.3万名士兵连同600门大炮向普军投降。踉踉跄跄的法军士兵被带到战俘营，普鲁士人看到他们饥不择食的样子，惊愕不已。一个普鲁士人评论说：“从10月29日到31日，法国人除了吃和谈论吃，什么也没干。”与此同时，法国国内成立了以多年反对拿破仑帝国的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 1838—1882）为首的共和国临时国防政府。甘必大决心继续战斗下去。普军对巴黎形成了合围，甘必大乘热气球逃出巴黎后，组建了25万人的军队。11月初，法军血战之后收复了奥尔良。6万法军猛攻博讷拉罗郎德，几番激战后被普军击退。原定巴黎派部队杀出城外，与城外部队里应外合，但计划落空了。博讷拉罗郎德那边传递消息的气球被风吹偏了方向，飘到了挪威。法军士气低落，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法军残部七零八落，只剩下40来万人据守巴黎。

巴黎被普军团团包围，很快粮食告罄。到年末时，巴黎市民只能靠一点点面包充饥。1870年11月底，10万法军试图突破包围圈，在维利耶和尚皮尼激战3天后，被普军击退，伤亡1.2万人。此后法军又有两次突围尝试，但都失败了。普军开始炮击巴黎市区。城内饿死的人远远超过死在炮火下的人。到1871年1月，每周饿死的人数达3 000人。1月10—11日，坚守勒芒的一支法军遭到普军偷袭，伤亡2.5万人，5万人临阵脱逃。南方一支11万人的法军溃不成军。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的士兵和马匹越来越多。加里波第率领一支仓促组建的2.5万人志愿军奔赴法国，为捍卫新的法兰西共和国而战，但无力回天。与此同时，战争越来越残酷。普鲁士人疯狂劫掠，尤其是葡萄酒窖。（一名目击普军行径的美国观察家说：“从色当起，一路上道路两侧的碎酒瓶子几乎连成一线。”）

普军征集粮秣人员和巡逻队受到武装的法国平民和散兵游勇的伏击，后者很快获得了“自由狙击手”的称号。普军每次受到袭击，就立即加倍报复，不加审讯处决所有被捕的武装平民。加里波第及其战友威胁说，德国人再这样做，就割掉被捕的14个普军俘虏的耳朵，但这没有用。俾斯麦下令放火烧掉拒绝提供粮草的村庄，吊死所有男性村民，称“杀人之事，容不得半点懒惰”。普军怀疑奥尔良附近瓦利斯、乌赛尔、阿比利3个村子的村民帮助“自由狙击手”，把3个村子付之一炬。普军攻击摩泽尔河畔丰特努瓦附近的“自由狙击手”时，放火焚烧房舍，用刺刀刺杀里面的村民。尚存一口气的人被普军扔到熊熊烈火中。1871年2月8日，在德国人的配合下，法国举行了一拖再拖的选举。反战的保守派保王党人在选举中获胜。新议会推选73岁的阿道夫·梯也尔任总统。此后举行的和谈中，俾斯麦和毛奇对梯也尔百般恐吓威逼。1871年2月26日，梯也尔被迫同意在条约上签字，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给新统一的德国，支付50亿法郎赔款，允许德国在巴黎大道上举行一次胜利游行。

普法战争中，法国共有14万名士兵战死，大约14万人受伤。德军阵亡4.5万人，受伤人数是阵亡人数的两倍。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和平条款激起法国人民对德国的仇恨，1914年，这种情绪终于得到了释放。俾斯麦在法国人的伤口上抹了一把盐，1871年1月18日，他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如今孤立无援的南德诸邦尽被收入帝国囊中。迪斯累里立即意识到了普法战争的政治含义，他在1871年2月9日说：

这场战争是一场德国革命，其政治意义超过了上个世纪的法国革命……直到6个月前还被所有政治家视为对外关系指南的各项原则荡然无存。昔日的一切外交传统化为乌有……均势遭到彻底破坏。受害最大、对这一大变局感受最深的国家就是英国。

革命的震荡

从1848年到1871年，仅仅20余年时间里，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意大利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梦碎1848—1849年，现在两国都完成了统一。两国均不是民主共和国，而是实行保守派设计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在德国的议会体制下，君主和军队的权力远大于自由派希望给予他们的权力，自由派不得不接受这一体制。男子普选制与温和自由派所期待的也相差甚远。自由派更能接受意大利实行的有限财产资格选举制。拿破仑三世、俾斯麦和迪斯累里等具有魄力、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把赌注压在农村人口观念保守、必会效忠政府上，竭力绕过自由派，争取百姓支持他们新的保守观念。19世纪50年代，欧洲各地的反动势力猖狂反扑，但到了50年代末，均以失败告终，即使俄国也不例外，尽管反动势力也曾试图适应革命带来的新形势。维也纳解决方案已被撕得粉碎，梅特涅一成不变的保守政策被抛弃，新的政治秩序诞生了。虽然中途有过变化，但这一秩序几乎一直延续到1914年。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边界迅速变更，新的地缘政治实体形成，1870年后的40多年里，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以及从巴尔干半岛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诸多较小国家，基本上维持了自己的边界不变。

1848年革命浪潮带来了19世纪50—60年代的巨大变化，但与当年革命者想象中的变化出入很大。1848年把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推上了欧洲舞台，从立宪君主制到民主共和制。1848年后，民族主义成为欧洲政治中的一股决定性力量。在各地，以秘密结社和雅各宾式的革命俱乐部为代表的旧世界让位给了以有组织的政党、政治性书报（既为政府所用，也为反对党所用）、通信日益大众化为代表的新世界，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除外。革命活动分裂为两支，一支是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另一支是日益走向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密谋。保守政治家倡导的更灵活的新式政治取代了梅特涅那种顽固抵制变革潮流的旧式政治。保守政治家认识到，要挽救他们希望维护的社会，就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引导变革力量为己所用。19世纪50年代，哪怕是最反动的政权也认识到，必须给经济松绑，改善教育，改革司法体制。所有这一切都是1848年革命浪潮取得的重大成果。各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不再笼罩在秘密和神秘之中，政府也不再想当然地认为人民会俯首帖耳，而是越来越依赖通过公开宣传鼓动活动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俄国也不例外。从多重角度看，应该把1848年到1871年这段时间视为一段连续的革命变革期，而不应孤立地关注这几十年内接二连三出现的各次短期大动荡。

从全球角度看，1848年革命浪潮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欧洲以外的几块海外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在这方面，如同在诸多其他方面一样，英国人走在他国前面。19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废除了本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并动用强大的王家海军打击从非洲到新大陆的奴隶贸易。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坚定反对奴隶制的维克多·舍尔歇（Victor Schœlcher, 1804—1893）进入政府。1848年4月27日，新政府签署一项法令，解放西印度群岛残留法国殖民地上的奴隶。瓜德罗普有8.7万人获得自由，成为法国公民，马提尼克岛有7.4万人。但是，舍尔歇慢了一步。5月20日，马提尼克岛上爆发了一场奴隶起义，起因是解放奴隶法令传到岛屿之前的两周，当局逮捕了一名不屈的奴隶，引发了抗议活动。岛上当局急于扑灭起义，于5月22日正式宣布解放奴隶。6月初瓜德罗普颁布释奴法令后，岛上的奴隶如同马提尼克岛的奴隶一样，纷纷逃离种植园。年末，当局为了恢复蔗糖种植园的生产，不得不从海外输入契约印第安人劳工。1848年，丹麦属维尔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岛上也爆发了奴隶起义。1848年7月3日，总督彼得·冯·朔尔滕（Peter von Scholten, 1784—1854）颁布了解放奴隶法令。此前一年，加勒比海瑞典属圣巴泰勒米岛上的奴隶已获得解放。

长期以来，废除奴隶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1848年提出的种种观念和反奴隶制思想因而更加深入人心。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兴起福音奋兴运动。一些激进传教士来到蓄奴地区，很快开始积极为奴隶争取权利。1815年，英国从荷兰手中夺走了德梅拉拉岛，作为英属圭亚那的一部分；两年后，伦敦传道会派了一个叫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 1790—1824）的传教士去德梅拉拉传教。史密斯到达后不久，开始与种植园主斗争，为奴隶争取去教堂做礼拜的权利，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史密斯鼓励奴隶读书识字，改善自己的生活，还任命几个奴隶在自己的教堂里做执事。尽管如此，奴隶的境况依然十分悲惨，1823年，1万名奴隶揭竿而起。1831年，巴巴多斯爆发了一场有6万名奴隶参加的规模更大的起义。1835年，巴西的巴伊亚州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奴隶起义。和西印度群岛的起义一样，这次起义也是受海地革命（1791—1804）激励的结果。起义者携带海地领袖画像，追随穆斯林传道士，这些传道士能够鼓动从西非伊斯兰国家输入的奴隶。这次起义更加惨烈，巴西军队动用重兵才将其镇压下去。以上起义令欧洲殖民者、种植园主和各国政府心惊胆战。巴西大起义后不久，奴隶制被正式废除。此前两年，也就是1833年，英国议会根据一项将在1838年全面生效的法律，于当年废除了英国在世界各地殖民地的奴隶制。19世纪50—60年代，世界各地的奴隶制几乎都被正式废除，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在内。各国谈判缔结了打击奴隶贸易的国际条约。加勒比海的圣马丁岛是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分属法国和荷兰，法国解放奴隶法令引发了该岛荷属部分的奴隶起义，但直到1863年，安的列斯群岛其余岛屿的奴隶制才结束，包括库拉索岛。在南美洲东北海岸的荷属苏里南殖民地，奴隶又被迫卖了10年苦力。在以上各地，种植主靠从荷属东印度群岛输入契约劳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地直到1867年才取缔奴隶贸易，1886年才完全废除奴隶制。而法国人又过了10年时间才废除了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奴隶制。

欧洲在海外殖民地的奴隶陆续获得解放，可以说是1848年革命浪潮取得的一项意义深远的成果，表达了渴望人类平等和平等权利的自由民主理想。以上理想推动了部分欧洲地区结束残存的奴隶制，然而这些原则没有用于至少占欧洲人口一半的女性。不同政治派别的绝大多数革命者认为，政治是男人的事，女人应该待在家里。妇女也许会像巴黎妇女那样投身革命起义，参与修筑街垒，面对来犯之敌挥舞革命旗帜，或为起义战士运输给养，但男人认为，以上活动并不意味着妇女有权参政。1848年革命浪潮在提出男子权利问题的同时，实际上也间接提出了妇女权利问题。至少有些妇女公开主张解放妇女。捷克女作家博任娜·涅姆卓娃（Božena Němcová, 1820—1862）敦促改善妇女教育（“我们妇女远远落在时代和自由与文化旗帜的后面。”）。德国社会小说家路易丝·奥托—彼得斯（Louise Otto-Peters, 1819—1895）创办了《妇女报》，宣扬给予妇女选举权，鼓动成立妇女社团。

种种革命俱乐部涌现，集会示威活动日益频繁，吸引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一些组织将妇女拒之门外，于是她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比如前圣西门信徒、资深记者欧仁妮·尼布瓦耶（Eugenie Niboyet, 1796—1883）在巴黎创建的“解放妇女俱乐部”，弗洛拉·特里斯坦是出入她沙龙的常客。在弗洛拉主办的“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性质”的杂志《妇女之声》支持下，俱乐部要求离婚合法化，已婚妇女有权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还特别提出了给予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并提名著名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 1804—1876）——原名阿曼蒂娜·迪潘（Amantine Dupin）——任1848年制宪议会议员（桑婉拒）。1849年，当过裁缝和教师的让娜·德鲁安（Jeanne Deroin, 1805—1894）参加立法议会的选举，她也是圣西门的信徒，把弗洛拉的孩子抚养成人，还编辑过几份短命的女权主义报纸。然而，政府不承认她的候选人资格。布拉格成立了一个推动妇女教育的“斯拉夫妇女俱乐部”。在德国很多地区，爱国妇女组织纷纷涌现。以上形形色色的社团组织中，以法国的社团最为激进，它们宣扬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女权主义思想。各地的妇女组织很少能得到男性激进分子、民主派和共和派人士的支持。目光出奇短浅的蒲鲁东对她们大加谴责。革命失败后复辟的君主政权禁止妇女参加政治集会（尤其是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还有几乎所有德意志邦国），封闭了残存的女权主义报纸。1850年，德鲁安被捕，直到次年才从监狱中释放。10年后，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再度高涨，1848—1849年大声疾呼的几位女权主义者复出，成立了女权组织，出版了女权刊物，最终产生了更深远的重大影响。

在1848年革命浪潮期间提出的种种观念和发生的事件中，女权主义的影响很小。从更广泛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也是一样。革命爆发的那一年，社会主义者四分五裂，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很多人流亡海外。诸如国家工场这样的社会主义原则颇受民众欢迎，但在男子普选权等盛行的民主观念面前相形见绌。社会主义者试图改变革命潮流的走向，为己所用，但很少成功。流亡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已将正义者同盟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重点从密谋转向公开宣传活动。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1848年2月，马克思在恩格斯执笔起草的前几稿基础上，撰写并发表了阐述共产主义者同盟目标的一篇声明，即《共产党宣言》，其中大量简明扼要的语句举世闻名，例如“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提出，资本主义正在疯狂扩张，产生了一个受剥削越来越重、人数日益庞大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最终将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政权。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

尽管《共产党宣言》语言犀利，但它在当时产生的反响很有限。1848年马克思返回科隆后联合了民主派，共同抨击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矛头尤其对准普鲁士。马克思被科隆市政府驱逐后，1849年与恩格斯一道奔走于各国起义中心，但对“小资产阶级”的犹豫不决感到失望。马克思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作为《新莱茵报》的续刊。1850年，该报刊登了他的精彩文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文章提到了革命力量遭受的失败，但预言将会再次爆发新的革命，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权。然而，报纸本身办得并不成功。共产主义者同盟深陷意识形态之争，成员之间怒目相向。它在科隆的成员遭到逮捕，集体受到公审。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忘记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观点，即法律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以为他们揭露了伪造证据后，被告就会被释放。结果陪审团判几名被告有罪。失望至极的马克思解散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他在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里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爆发革命不可避免的阶段。

马克思马上又参加了新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该组织的创始人是富有魅力的黑格尔信徒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1864年8月31日，他在一场决斗中死于情敌之手。死前几个月，拉萨尔在全国各地奔走，召集会议成立了联合会。马克思在伦敦也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他支持1863年波兰民族主义者起身反抗俄国统治。在一次公开集会上，组织者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协会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那种组织严密的团体，而是由现有工会、互利社团和教育协会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在法国以及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赢得了追随者。马克思主要在幕后对国际工人协会施加影响，宣扬一些改良性质的目标，比如缩短工时，说服一国工人不要去破坏另一国工人的罢工，以求自身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在革命来临时为革命创造有利条件。

1871年普法战争巴黎尾声期间，国际工人协会发挥了关键作用。战争末期巴黎被普军围困时，第三共和国政府部门和军队，还有巴黎城内大部分有产阶级撤离城市。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组织了一次选举，建立了独立的市政权，即公社。中央委员会和蒲鲁东分子在公社中占了主导地位，国际工人协会成员只占4席。公社大部分代表是通过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各支部、民主俱乐部或国民自卫军获得经验的。工人在代表中所占比例很高，此外还有小资产者和手工业者。公社大部分时间忙于组织食品及其他物资的供应，但也制订了一些工作计划，规定了最低工资，下令政教分离，废除了工厂罚款制，取消了面包房夜工制，并根据傅立叶的思想开办了一些学校。把以上政策称为社会主义举措似乎并无不妥。正如作家埃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96）所说：“简而言之，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就是工人征服了法国”。然而，源于各种俱乐部的激进思想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反而导致公社内部出现严重分歧。有人听到一个成员对另一个成员说：“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将是我逮捕你那一天。”公社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在很多人眼里，这是1792年一幕的重演，虽然公社的政策实际上与18世纪末的无套裤汉采取的政策相去甚远。

公社显然处于雅各宾派控制之下，但以梯也尔为首的凡尔赛政府依然称，公社成员实际上是接受卡尔·马克思指示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指控马克思是“一场大阴谋的首领”，通过国际工人协会开展活动。马克思再次受人瞩目，挥笔写就了《法兰西内战》（1871）一书回击，称梯也尔是“侏儒怪物”，颂扬公社是工人创造的一种新型国家，是“新社会的光辉先驱”。[2]该文受到了欧洲各地社会主义者的赞扬，转载在各国报章杂志上。然而，公社存在的时间很短。法国其他城镇的公社被迅速镇压下去。梯也尔下令军队开进巴黎，恢复他领导下政府的权威。德国释放了在押的法国战俘，到5月底，凡尔赛方面的军队已从最初的5.5万人增至12万人。1871年4月2日，对巴黎的炮轰开始。公社没有协调一致的防御，也没有设法阻止军队进城。市内的所有街区均修筑了街垒。

1871年5月21日，梯也尔的军队从圣克鲁门攻入巴黎，揭开了“五月流血周”的一页。军队冲进街垒两侧的房舍，开枪射杀守卫街垒的公社社员。双方扣押的人质均遭杀害，包括公社为交换布朗基而扣押的巴黎大主教。1871年3月18日，梯也尔下令逮捕布朗基，但他仍在缺席情况下被选为公社主席。根据当年文件记载，包括对医院和墓葬纪录所做的一项调查，死亡人数在5 700到7 400之间，其中也许有1 400人被捕后被残忍杀害。梯也尔恢复了对巴黎的控制后，38 578名公社支持者被逮捕投入监狱。此后两年中，10 137人被判有罪。将近一半人被流放到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的苦役服刑地。这是巴黎人造反传统断气前的最后一口气，也是延续了80多年的雅各宾主义的最后一次发作。从此，法国政治和社会走向两极，社会主义的性质也为之改变。

巴黎公社遭到镇压后，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分歧加深，成员之间相互指责，尤其是马克思和巴枯宁的追随者。巴枯宁假释期间逃出了西伯利亚流放地，假道日本和美国来到伦敦。与亚历山大·赫尔岑待了一段时间后，巴枯宁又到了意大利，在那不勒斯新一代政治激进分子中找到了自己的信徒。之后他去了瑞士，再次开始策划革命阴谋，坚称自己对贫困农村大众的潜力怀有信心。1867年9月，他与加里波第一起出席了新成立的自由主义色彩的“和平与自由联盟”（维克多·雨果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出席了大会）。巴枯宁因未能说服该组织走革命道路而辞职。之后，他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但在内部建立了自己的小宗派，惹恼了马克思。马克思反对秘密社团发动起义的方式，主张公开建立有组织的政党。随着争论日趋激烈，马克思出席了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在海牙召开的代表大会，在总委员会中战胜了巴枯宁支持者。得到多数成员支持的马克思在会上投下了一颗炸弹，建议将总委员会的驻地迁至纽约。出席会议的代表同意了马克思的提议。马克思这一惊人之举的背后考虑是，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一个新的以政治压迫为特征的反动时代就会到来，国际工人协会将难以开展活动。马克思担心，他本人身体状况不佳，巴枯宁分子可能会借机再次得势，而且他也想排除障碍，继续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熟悉的座位上撰写经济学论著。

此后，左翼内部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泾渭分明。社会主义者大多追随马克思，弃子弹而择选票箱，坚信无产阶级力量的必然壮大最终会形成民主多数，从而实现和平变革。无政府主义者多追随巴枯宁，依赖暴力、暗杀和起义等手段摧毁国家机器，为农村大众发挥自己天生的平等主义本能铺平道路。在19世纪后几十年和20世纪的头10年里，以上两种理论都赢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要了解其原因，我们现在就需要来研究1850—1914年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1] 以上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59—504页。——编者注

[2] 以上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39、384页。——编者注

第四章

社会革命

贵族的没落

1907年，芳龄24的福利奥·德·科纳维勒女伯爵赫尔米尼亚·伊莎贝拉·玛丽亚（Hermynia Isabella Maria, Countess Folliot de Crenneville, 1883—1951）嫁给了28岁的维克托·冯·祖尔·米伦（Viktor von Zur Mühlen, 1879—1950）。玛丽亚是奥匈帝国一位外交官的独女，父亲是流亡海外的法国贵族后代。米伦出身一个显赫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家庭，相貌英俊，风度翩翩，在文化界结交甚广（其中一人是著名歌唱家，也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朋友）。赫尔米尼亚自然也有几分姿色，只是鼻子大了点。她的舅舅安东告诉她：“孩子，你的鼻子没长好。你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聪慧女人。”赫尔米尼亚把舅舅这番话牢记在心，长大后酷爱读书，求知欲旺盛，躁动不安。她随出使外国的父亲在好几国居住过，20岁出头已掌握了好几门外语，英语尤精。20世纪30年代中期，赫尔米尼亚写了一部回忆录，描述了身边亲戚中很多人不可救药的傲慢。他们对出身中产阶级的人极为鄙视，“哪怕他们已经是百万富翁”。一天，她一个长辈的妻子对她说：“其实这些有产阶级人挺好的。我知道，在上帝面前，我们与他们没什么区别。可我就是觉得，他们和我们不是一类人。”赫尔米尼亚的父亲想让她嫁入维也纳的上流社会，为了摆脱父亲越来越大的压力，她把米伦当作逃避父亲压力、独立于自己家庭的一条出路。她父母不在身边时，两人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梅拉诺度假胜地的一次舞会上相识，立即双双坠入情网。3周后，两人互定终身。

赫尔米尼亚的父亲出差返回后，反对这门婚事，理由是小伙子是信奉新教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她应当嫁给一位信奉天主教的维也纳贵族。父亲问赫尔米尼亚：“你想过没有，将来你儿子永远无缘进宫成为国王的内侍，女儿也无望成为帝国贵妇人？”可这不是他女儿的梦想，她幻想的是未来住在风景如画的波罗的海大庄园里。两个年轻人悄悄在法兰克福结婚，随后动身去俄国。赫尔米尼亚认为，婚姻不会像父母一样束缚她的生活。但她想错了。到了米伦在爱沙尼亚的庄园后，她发现空荡荡的豪宅里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带有色情意味的《歌唱家回忆录》”。沙皇政府对入境的书报杂志进行例行检查，除了法庭公函外，其他内容几乎均被涂黑。她写道：“我来后收到了寄来的一套百科全书及其他一些书。连百科全书中‘俄国：历史’这一章目下的内容也被涂黑了。”爱沙尼亚德意志贵族的无知令她感到震惊，无论中产阶级从事什么职业，一律被当地贵族称为文人。赫尔米尼亚后来回忆说：“我到多尔帕特（塔尔图）后，花了400卢布买了一批书，还订阅了几种语言的杂志。我丈夫看到后惊愕不已。婆婆吃惊地问我：‘要这么多书有啥用？一个好的家庭主妇连家里的事都忙不过来，哪儿有时间读书！’”赫尔米尼亚每天洗两次澡（婆婆大声说：“这绝非一个正经女人所为！”）和穿花布衣服的习惯也引起婆婆反感：“为什么你不穿黑衣服呢？”一次，她穿了一件从巴黎买的好看的花衣裳，婆婆看到后说：“看在老天爷面上！你现在可是已婚女人了！”

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与爱沙尼亚农民和农业工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好。赫尔米尼亚的丈夫送给她一把勃朗宁左轮手枪作为结婚礼物，让她每次独自外出散步时带在身上。维克托说，天知道“这些畜生”会干些什么。“每次在乡村道路上遇到农庄马车时，农民都会愤怒地大喊：‘德意志鬼子！’”不过农民很快习惯了她的个性，说：“主人娶了一个金发吉卜赛人，生性狂野，但是个好人。”赫尔米尼亚在佛罗伦萨慈善修女会办的医院帮忙时学过一点医疗知识，她开始运用掌握的知识治疗一些小病，甚至还协助为一名农妇接生。当地医生的家距离产妇有3小时路程，而且他把打猎看得比自己的职责还重，他听说赫尔米尼亚帮助分娩后惊讶不已。赫尔米尼亚开始受到当地人的喜爱。四周的肮脏环境和当地人的无知令她惊骇不已。她对农民惯于酗酒的行为感到吃惊。这些农民觉得伏特加还不够劲，甚至搞到乙醚，以满足喝到不省人事的愿望。

赫尔米尼亚观察到，她嫁入的波罗的海贵族阶层“真诚信奉贵族制和自己的特殊地位，他们一辈子都没想过，其他人也是人”。一天，她丈夫回家时，携带的手杖断成两截。

我惊讶地问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我揍一个农工时打断的。”我听后一边抽泣，一边愤怒吼道：“给我备好马车！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和你离婚！”他茫然不知所措。

一次维克托告诉她，他狠狠揍了一个工人一顿，因为他竟敢用口哨吹《马赛曲》。赫尔米尼亚走到窗边的钢琴旁，整整一天一遍又一遍地弹奏《马赛曲》。工人大笑：“主人拿那个吉卜赛人没办法。”他也的确拿她无可奈何。赫尔米尼亚对生儿育女不感兴趣。她公公婆婆认为，这是她人生的主要目的（“什么？还不想要孩子？你应该少骑马，尤其是不该没完没了地洗澡。”）维克托除了管理自己的庄园、出外猎鹿外，对其他事情一概不感兴趣。一次他外出打猎，留在家里照看庄园的赫尔米尼亚故意让农民从粟仓偷走了大量粮食。她觉得这样可以减轻农民的贫困。

从几个方面看，赫尔米尼亚的婚姻可以说很不寻常，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的婚姻。局限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封闭小圈子的婚姻在爱沙尼亚依然是常态。1860—1914年，贵族的2 060桩婚事中，58%限于贵族圈内，20%是与不是贵族的当地女子（出身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市民阶层）联姻，22%是与俄国女子联姻。与外国人联姻极为罕见，因此一般统计数字里面根本看不到。1914年，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依然占有该省地表面积58%的土地。然而到了1902年，拥有401座庄园的贵族无可奈何地看到，已有79座庄园落入平民之手。一些贵族试图使用法律手段限定庄园继承人，但仍无法制止庄园买卖交易。有些贵族开始使用进口化肥，从种植传统作物改为种植多样作物，有的对木材进行商业开发，有的转而从事奶制品生产，同时开始使用机器。1914年前的30年里，爱沙尼亚、立窝尼亚和库尔兰三地的农业生产率因此提高了20%～30%，但投资的贵族也为债务所累。1889年，地质学家亚历山大·冯·凯泽林（Alexander von Keyserling, 1815—1891）在日记里提到“爱沙尼亚庄园贵族很不容易”，因为“很难发财”。

赫尔米尼亚的婚姻没能维持多久。两人的政治歧见日益加深，直到她和丈夫“再也做不到对另一方的观点怀着善意打趣，也不再对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抱有任何希望”。两人订阅了政治观点截然对立的报纸。赫尔米尼亚只看左派报纸，维克托只看右派报纸。“邮袋寄到后，无论我还是他打开袋子，都用火钳夹住对方订阅的报纸递过去，以免脏了自己的手。我越来越频繁地听到他说：‘我决不允许在自己家里听到这样的话！’”赫尔米尼亚的公公忍不住想管教她。“他会久久盯着我，似乎觉得我神经不正常，随后对我咆哮说：‘如果我是你丈夫，我会把你揍扁。’”赫尔米尼亚反唇相讥：“如果你是我丈夫，要么我早就把你杀了，要么你早就学会怎么做一个绅士。”赫尔米尼亚后来患上了肺结核，一连几个月住在瑞士达沃斯一家疗养院休养。1914年战争爆发时，她仍在疗养院里。赫尔米尼亚再也没有回过家。俄国革命后，她获准离婚。1919年时她已到了德国，加入了共产党，靠翻译谋生，先后把150部法文和英文小说翻译成德文，包括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全部作品。她与犹太作家斯特凡·伊西多尔·克莱因（Stefan Isidor Klein, 1889—1960）在法兰克福同居，自己写了多部长短篇小说，其中几部成为畅销书。1933年纳粹上台后，她离开德国，走前发表了一封谴责新政权的信。她最终定居英国。1951年，穷困潦倒、默默无闻的赫尔米尼亚在赫特福德郡的拉德莱特病逝，她的作品完全被人遗忘。1917年俄国革命后，维克托组织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游击队，30年代又加入了纳粹冲锋队。1950年，他先于前妻一年去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赫尔米尼亚和冯·祖尔·米伦身处的两个世界可谓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奥地利贵族世界，开放、大气、充满文化气息；另一个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地主的世界，贫困、庸俗、残暴、土里土气。两个世界又都是20世纪初欧洲上流社会的一部分，各自以极其不同的方式顽固抵制多年来欧洲涌动的近代化潮流。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特殊性仅仅在于他们的情况极其典型。他们不仅是规模不大的世袭社会阶层，人口不到立窝尼亚、爱沙尼亚和库尔兰三地人口的7%，还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封建体系。19世纪期间，这一阶层的权益和特权才逐渐被削减。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原有的古老司法制度才被1864年亚历山大二世推行改革时建立的新式俄国法庭取代。即使这样，当时的贵族依然保留了在自己采邑执法的部分特权。他们竭力对抗圣彼得堡政府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顽固维护自己的德意志文化和新教信仰，哪怕俄语和东正教分别被立为官方语言和官方宗教。不仅如此，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还顽固抵制向当地人民交出任何行政或政治权力。这是当地农民憎恶他们的一个主要原因。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这种怨恨化为公开冲突，库尔兰和爱沙尼亚一共有184个庄园被烧，90名德意志地主被杀。直到1908年，圣彼得堡派遣的军队，包括哥萨克人，在地方地主武装的配合下，仍在部分地区进行报复。2 000余名起义者被送往西伯利亚，至少900人被处决。

欧洲很多地区都有家产微薄的贵族地主。波罗的海德意志族裔中人数居多的地主即属于这一类。在俄国，所有的孩子均可以世袭父亲的贵族爵位并继承其财产，因此亲王和公主人数众多。19世纪晚期，大约有89万人在法律意义上享有贵族身份。从1858年到1897年，贵族人数翻了一番。同一时期，匈牙利的贵族人数大约占总人口的5%。在欧洲部分地区，尤其是大革命前的法国，爵位是以授官的方式给予的。如果官位不能带来足够的收入，这位官员的子嗣可以承袭贵族爵位，但不会有财力维持与这一爵位相称的生活方式。英国则不实行这一制度。直到1871年，哪怕是军官也必须花钱买军职。海军是一个体现了社会平等的组织，军官晋升以个人才干为准。英国几乎没有贫困潦倒的贵族。长子继承权制度限制了享有贵族爵位的人数，而且早在19世纪前，除了继续保留贵族上院议员的地位外，法律赋予贵族的种种特权就不复存在了。欧洲其他一些地方的贵族同样会失去自己的爵位。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惩罚参与起义的波兰贵族，将6.4万名贵族削为平民。到1864年，什拉赫塔（szlachta）世袭贵族阶层中大约有大约80%的人丧失了自己的爵位和特权。黑山亲王、后来登上王位的尼古拉一世（Nikola I of Montenegro, 1841—1921）心狠手辣，任何臣子若对他不忠（不乏其人），就会立即被削爵。1882年他仍是亲王时，马尔科·米利亚诺夫·波波维奇（Marko Miljanov Popović, 1833—1901）公爵与他发生争执，结果被削爵。有时爵位自动消失，如罗马尼亚的特权阶层波雅尔（boyar），农奴制结束后，波雅尔随之丧失了贵族地位，此后被称为大地主。瑞典1902年后不再封爵，最后一个爵位授予了探险家斯文·赫丁（Sven Hedin, 1865—1952）。

虽然在各地城堡和王宫书房里，《贵族世系谱》（Almanach de Goha）被奉为圣书，但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贵族并不都是世袭的。仅1871—1918年期间，普鲁士就有1 129人被封爵，全部来自有产阶级。法国从1848年后就没有封过爵。然而，通过法律废除贵族爵位的种种尝试均告失败，1848年革命那段短暂时期除外。1858年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旧制度时期的贵族花重金购得官方对自己爵位的认可，公爵爵位标价5 000法郎，侯爵2 000法郎。相比之下，第二帝国时期新封帝国爵位的价值就不怎么高了：官方认可公爵爵位仅收费200法郎。为了迎合资产阶级的虚荣，法国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名字里加上标志贵族身份的“德”。例如，1829年，一个叫洛朗·德拉特（Laurent Delattre，生卒年代不详）的人凭一小块地产，合法地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拉特·德·塔西尼（Lattre de Tassigny）。这样一来，他的后人、著名将军让·约瑟夫·马里·加布里埃尔·德·拉特·德·塔西尼（Jean Joseph Marie Gabriel de Lattre de Tassigny, 1889—1952）就得到了盾徽，可以称自己是贵族后代。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给众多将军和政治家封爵，但也授予几位金融巨贾和实业家贵族头衔。1886—1914年，西班牙一共有210人被封爵，基本上来自商界或政界。

越来越多的新贵族与旧贵族联姻，前者借此获得尊贵地位，后者获得财富。一个典型例子是西班牙银行家兼实业家欧塞比·格尔—巴奇加卢皮（Eusebi Güell i Bacigalupi, 1846—1918）。1871年，他娶了航运业大亨卡米亚斯侯爵安东尼奥·洛佩斯（Antonio López, Marquis of Comillas, 1817—1883）的女儿，婚后育有一子胡安·安东尼·格尔·洛佩斯（Juan Antoni Güell López）和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嫁入旧贵族家庭，其中一个还是封爵年代可追溯到1148年的卡斯特利多西鲁斯（Castelldosirus）家族。在这一新出现的婚姻市场上，美国富婆尤其受人青睐。法国贵族也欣然加入。例如，德卡兹公爵（Duc Decazes, 1864—1912）娶了靠缝纫机生意发家的辛格家族的女继承人伊莎贝尔—布兰奇·辛格（Isabelle-Blanche Singer, 1869—1896），她给他带来了200万美元嫁妆。19世纪90年代，英国两代马尔伯勒（Marlborough）公爵因为入不敷出，被迫出售部分艺术收藏品，他们成了发现乐意嫁给贵族的美国女继承人的高手。第八代公爵乔治·斯潘塞—丘吉尔（George Spencer-Churchill, 1844—1892）娶了一位美国女百万富翁简·沃伦·普赖斯（Jane Warren Price, 1854—1909），她是纽约一位不动产商的遗孀。他的儿子、第九代公爵查尔斯·斯潘塞—丘吉尔（Charles Spencer-Churchill, 1871—1934)又迎娶了在美国拥有价值420万美元铁路股票的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Consuelo Vanderbilt, 1877—1964）。两人结婚纯粹是为了做交易，男方贪图对方钱财，女方想借结婚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最终两人离婚。1870—1914年期间，英国有超过100名贵族与美国富婆联姻。

贵族在宫廷依然很有权势，可以向君主和王后推荐一些人担任稀奇古怪的官职，比如（英国的）“司寝女官”（Lady of the Bedchamber）和“银头杖侍从”（Silver Stick in Waiting）。这不过是些虚职，对政治没有什么影响。与此同时，各国也一直在推进军队的资产阶级化。1804年时，在哈布斯堡王朝军中服役的37位将军中，只有两位来自资产阶级阶层；到1908年，39位将军中有20位出身资产阶级阶层。1806年，普鲁士军队中不是贵族出身的军官还不到10%；1913年，平民军官比例激增到70%，包括近一半的将军和校官。在官僚机构迅速扩大的其他欧洲国家，情况大致相同。在实行两院制议会的一些国家，世袭贵族在上院拥有特权，比如普鲁士的上议院（Herrenhaus）或英国的上院。但是，同经选举产生的下议院相比，上议院不断丧失其合法性。1910年英国通过的《议会法》极大限制了上院的权力。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推动议会通过该法案，说服国王同意，倘若贵族抵制，就大量封爵，用人数压倒他们。下院里的地主人数1874年为209人，1885年降至78人。1868年，英国内阁中出身地主的阁员人数超过了其他阁员（12比8）。而1868—1886年期间，加入内阁的新人中有15名商人和专业人员，只有9名地主。进入20世纪后，像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加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Gascoyne-Cecil, 1830—1903）及其外甥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 1848—1930）这样的首相让位给了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新人，比如父亲是羊毛商的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 1852—1928），还有布商的儿子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 1836—1908）爵士。与此同时，出身卑微甚至贫寒的政治家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叱咤风云，例如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他出生在北威尔士的一栋普通房舍里，守寡母亲和做鞋匠的哥哥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

1832年、1867年、1884年，英国三次扩大选举权，加上工业化和都市化的不断发展，“贵族地主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不断被削弱。迫于社会变革，贵族不得不投身议会政治。俄国贵族为了适应本国新的政治形势，也开始涉足政党政治。1905年，选举产生了国家杜马，格奥尔基·叶夫根尼耶维奇·李沃夫（Georgy Yevgenyenich Lvov, 1861—1925）亲王领导温和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政党政治由此而生。普鲁士极端保守的容克大地主、名字出奇长的埃拉尔特·库尔特·马里亚·菲希特戈特·冯·奥尔登堡—雅努绍（Elard Kurt Maria Fürchtegott von Oldenburg-Januschau, 1855—1937）公然把德国社会主义者称为“一群猪”。让他臭名远扬的是这么一句话：“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随时有权命令一个上校：给我逮捕10人，关闭帝国议会大厦。”但他也不得不参加1901年的普鲁士议会选举和次年举行的德意志帝国议会选举。像奥尔登堡—雅努绍这样的贵族地主现在也必须竞选议会席位，再也不能指望住在自己采邑里或附近的农民和长工会继续对自己俯首帖耳。1872年，英国颁布法律，实行无记名投票制，此后这种投票制为大多数欧洲国家所采用（法国在18世纪90年代就实行了无记名投票制）。在德国，随着投票日益不公开，采取高压恐吓手段越来越难。1912年，奥尔登堡—雅努绍失去了在议会的席位。在比较自由的西班牙，贵族没有多少政治权力。拥有贵族头衔的政治家人数不少，但总体来看，他们并不靠自己的爵位获得政治权力，而是靠权力获得封爵。

在贵族权力不断衰落的过程中，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国家权力的日益壮大。在19世纪的进程中，国家废止了贵族在封建领地的自治权，用人身自由、继承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代了限制农奴人身自由的封建纽带。中央政府机构加税及增加的其他负担进一步冲击了贵族庄园主，专业化的地方政府取代了采邑管家和法庭，贵族集团被选举产生的议会所取代。很多国家扩大了选民范围，加强了议会的合法性。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旧制度”毫无疑问一直延续到1914年。早在19世纪结束前，贵族的衰败就是欧洲各地社会评论员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在历史上，贵族地位源于贵族可以主宰自家农奴的命运。经过数十年的演变，国家接管了领主的主要职能。从法律意义上讲，贵族与庶民已没有多少区别。

新精英阶层

19世纪末，虽然贵族普遍丧失了政治权力，但在欧洲部分地区，贵族依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比如英国。英国的农业早就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而且英国几乎没有极端贫困的农民。1873年，有爵位的363人拥有的地产几乎占了全国土地面积的1/4，平均每人拥有的土地超过4 000公顷。像贝德福德公爵和德文郡公爵这样的贵族大地主的采邑占地面积很大，由此带来的丰厚收入足以维护恢宏的乡村豪宅，雇用成群的用人、厨师、厨房女佣、管家、男仆、女仆、花匠、猎场看守人，以及形形色色的人。有些豪宅虽无宫殿之名，但其富丽堂皇比宫殿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位于德比郡的查茨沃斯庄园。中东欧的大地主更是富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施瓦岑贝格家族在波希米亚南方拥有土地12.7万公顷，匈牙利艾什泰哈奇家族的采邑占地面积达30万公顷，西里西亚11个最大的地主占有该省20%的土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粮食价格不断攀升，大地主因此获利颇丰，70年代粮食价格暴跌后，大批地主陷入困境。从1871年到1901年，英国的小麦价格下跌了一半。小麦种植面积从142万公顷减至61万公顷。不少地主为了适应新形势，改为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但只有面向市场生产的大农场或采邑才有能力投资。1859年，英国工程师托马斯·埃夫林（Thomas Aveling, 1824—1882）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牵引机车，可以把打谷机等机器从一地运到另一地，用蒸汽带动机器运转，很快，他的生意遍及全欧洲。从1882年到1907年，德国的打谷机数量增加了385%，播种机增加了450%，机械化收割机增加了1 500%。从1888到1910年，意大利进口的农业机械数量增长了20多倍。19世纪70年代，法国北部的地主开始从美国进口打谷机、收割机和捆扎机。到1892年，法国已拥有26.2万台马拉锄、23.4万台打谷机、39万台机械化收割机。从1890年到1913年，法国农业机械进口占的比重增加了超过10倍。越来越多的欧洲大陆国家开始制造本国农业机械。从1890年到1913年，俄国农业机械工厂的产值增加了十几倍，其他地区从事商业生产的大庄园情况也大致如此。

然而，小农生产方式基本上没有受到触动。1910年，俄国2/3的犁依然是木制的，只有2%的农户使用播种机。19世纪末，法国一共有350万个农场。这说明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户使用机械，大多数农户依然靠手种地。有了农业信贷银行后，农民至少可以对农业投点资，但农业现代化依然限于规模较大的庄园。德国农业生产的改善较为迅速，影响也更深远。1913年，德国务农人口超过1 000万。虽然较早的时候，增产的主要原因是扩大了耕种面积，但在19世纪70年代农业用地总面积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增长的趋势仍在继续。从1875年到1884年，以及从1905年到1914年，马铃薯产量几乎翻了一番，甜菜产量增加了两倍。1910年时，德国生产的马铃薯已占世界马铃薯总产量的1/3。大量粮食被送到贵族地主的采邑工厂提炼成酒精，部分粮食用于出口。1894年，将近20万升的谷物酒和马铃薯酒经葡属洛伦索—马贵斯的货物集散地出口到南部非洲。贸易极盛的时候，1896年，非洲兰德各家金矿进口了将近50万升酒，用来麻木被拉到矿井做工的数千名非洲工人的感官。进口的酒被兑上水，加上一点西梅汁、绿茶和石炭酸树脂后，当作“黑鬼白兰地”出售。

小农户转向更容易经营的畜牧业。1873年德国牲畜数量为1 600万头，1913年增至2 100万头。生猪数量从1892年的1 200万头增至一战前夕的2 600万头，足以抵消绵羊头数的锐减。养猪占地不大，猪肉用途很广，尤其可以制成供德国人食用的数百种香肠。这一时期，德国人几乎不再吃羊肉。同一时期，弗里德里希·威廉·赖夫艾森（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 1818—1888）在德国创办了生产者合作社和乡村银行，帮助农民实现生产现代化，但进程极其缓慢。到1914年，仍有很多地区的小块农田没有合并，小农生产方式仍占主导地位。一战前夕，普鲁士莱茵省2/3的农场仅占有1/4的可耕地。赖夫艾森的影响遍及欧洲，他的意大利信徒路易吉·卢扎蒂（Luigi Luzzatti, 1841—1927）建立的农业合作银行开一代之先河。到1908年，银行数量已超过700家，几乎都设在伦巴第。这类银行对匈牙利也影响甚深，今天在布达佩斯各处街道，依然可以看到赖夫艾森的名字。

在以上农业区，化肥的问世在提高生产率上起了关键作用。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1803—1873）和英国农学家约翰·贝内特·劳斯（John Bennet Lawes, 1814—1900）爵士发明的磷肥开始取代鸟粪。各家公司开始大规模生产化肥，比如1843年建厂的费森斯（Fisons）公司。意大利进口化肥总值从1887年的400万里尔增至1910年的6 000万里尔。其他地区的农业同样增长很快。还有许多已被今人遗忘的小发明，从各个方面提高了农业产量。例如，瑞典发明家古斯塔夫·德·拉瓦尔（Gustaf de Laval, 1845—1913）完善的奶油离心分离机简化了奶制品生产，这一发明对这一时期因无力与大粮食生产商竞争而改为从事畜牧业的小农尤其有用。只有大农场才有财力购买农业机械和化肥。1902年，在奥地利管辖的加利西亚，511台靠蒸汽驱动的农业机械中，505台用于占地面积超过50公顷的农场。尽管做了种种改进，欧洲各地的贵族采邑和面向市场的农场依然越来越无力抵制从美国大批涌入的廉价进口粮——19世纪下半叶，美国中西部的广袤平原被开垦为耕地。俄国的粮食产量也增长很快，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增加了两倍多，从1910年到1913年几乎翻了一番。大部分粮食出口到国外，家境殷实的俄国农民很快学会了如何给用于出口的自家产粮食定价，以避免受到美国进口粮的影响。在乌克兰黑海之滨的尼古拉耶夫港口，一名美国观察家看到农民“带着自家产的粮食，一来到集贸市场就向人打听，刚收到的电文报道的美国粮食价格是多少，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农民知道怎样把每蒲式耳多少美分换算成每普特多少戈比”。俄国人口增长极快，为了满足俄国人对面包无休止的需求，俄国需要粮食。从1897年到1913年，俄国小麦在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从1/3降到不足1/4。即便如此，直到1914年，俄国和德国仍然是粮食出口大国。

过去几十年里，经过冗长谈判缔结了一系列双边贸易条约，拆除了贸易壁垒，促进了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缔结了24个贸易条约，德国和奥匈帝国分别是18个和14个。19世纪70年代，经济下滑，外加美国对欧洲粮食出口迅速增加，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1879年，德国的俾斯麦屈从容克及其他土地利益集团的压力，采取了保护措施。1885年和1887年，德国又提高关税，对粮食加征30%的关税。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消费的小麦中40%仍然依靠进口，大部分来自俄国。土地利益集团还为自己的采邑争取到减税待遇，确保出身贵族的地方官员执掌赋税大权，在征税问题上保护同是庄园主者的利益。法国的情况如同德国，要求对进口粮食征收关税的压力越来越大。1885年，法国开始征收粮食关税。根据1892年的《梅利纳关税法》，对粮食征收的关税相当高，小麦价格比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大约高出45%。俄国也开始对粮食征收关税，尤以1891年的门捷列夫关税为甚。奥匈帝国也分别于1878年、1882年、1887年对粮食加征关税。意大利人一改19世纪60年代的政策，分别于1878年、1888年、1894年抬高进口税。此外，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也征收关税，这些都表现出强烈的保护本国工业的倾向，不过，增加关税的主要压力来自为市场生产的大中型农场和采邑。

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扶助了规模较大的采邑，但未能扶起后封建社会的传统贵族阶级。在欧洲很多地区，越来越多经营不善的采邑被有钱的中产阶级实业家和投资人收购。截至1877年，俄国实业家和投资人购买了私有土地总面积的1/8。普鲁士解放农奴期间，容克贵族阶级增添了40万公顷土地，还得到了支付给他们的2.6亿马克现金。容克贵族阶级得到了数额如此巨大的资金和这么多土地，却依然负债累累。从1805年到1845年，容克贵族的债务翻了一番，从1.62亿马克涨到3.25亿马克。很多地主无奈之下只能出售私家采邑。截至1900年，易北河以东的贵族采邑中，只有1/3仍为贵族所有，包括新封爵的人。中产阶级购买破落贵族家族的封地是19世纪欧洲后封建时代最常见的社会现象之一。例如，西班牙废除了限制地产继承人制度后，巴利亚多利德省售出地产的1/6被马德里人买去，买主是清一色的平民。1855年，具有自由色彩的一届政府下令拍卖属于国家、教会、慈善机构和地方市政府的所有土地，所得资金用于公共工程项目。1836—1895年，大约61.5万块地产被投放市场，总面积达970万公顷，占西班牙全国总面积的1/3。在匈牙利等欧洲部分地区，大地主为了阻止这一趋势，再次实行限制地产继承制度。1844年，平民首次获准合法购买大地主的采邑土地。从1853年到1867年，新增加了64个限制继承的采邑，将近140万公顷的地成为“不可分割、不可剥夺的土地”。但这种做法只是延缓了土地转让进程，并不能完全阻止它。

部分贵族地主无力适应新的商业主义，尽管他们因丧失“什一税”等伴随封建特权的收入而得到了巨额补偿。1850年，西班牙纳税第一大户是奥苏纳公爵。为了削减债务，他在1841年就已开始抛售部分地产，但仍不得不继续借贷，直到再也无力支付贷款利息，只能出售更多土地。截至1877年，奥苏纳公爵卖出了47块地，“部分价值数百万”。他拥有的地产面积进一步缩小。1894年，奥苏纳公爵与讨债的诸多债权人打了多年官司后，剩余地产悉数被扣押出售。据一项调查，土地大多落入“农业大户之手，很多人是奥苏纳家族以前的佃农，如今这些人拥有了自己耕种的土地，成为资本务农者的典型代表”。像奥苏纳公爵这样的显赫贵族的破产轰动一时，不过在西班牙及其他地区，大多数贵族大地主还是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过渡。他们拿到大笔现金后，广泛投资各行各业，包括服务业和制造业，或是谨慎出售采邑的部分资产以减轻债务负担。小贵族地主的境况远不如大地主。匈牙利人称小贵族地主为“马镫上的贵族”，波兰人称其为“荞麦贵族”，他们与普鲁士的“酸菜容克”（Krautjunker）或“菜地容克”大致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废除农奴制后，这批人因为没有赖以为生的土地，被迫流入城镇。匈牙利的破产数量激增，大批小庄园卖给了大地主，通常通过犹太人开办的银行，1867年时，中等规模的采邑有3万个，到1900年时只剩下1万个。仅1890年一年，就有将近1.5万家农场被银行没收，此前那些农场主已经把自己的农场抵押光了。

对于有一定财力的人，防止家业败落的最好办法就是投资实业。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贵族地主得到了大笔补偿金，可以把这笔钱用于投资。如恩格斯在一本讲述德国的书里所述，19世纪70年代末时，贵族阶层成员把昔日身份高人一等的日子抛在脑后，争先恐后挤入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股份公司董事会。实业家认为，一家公司的董事会里有一个贵族董事可以提高公司档次，那些不觉得追逐丰厚报酬有失身份的贵族乐此不疲。截至1905年，匈牙利各家金融和产业公司董事会里共有88位伯爵、66位男爵。1902年，铁路公司30%的董事、大钢铁公司和金融公司23%的董事是贵族。在奥地利，1866年后成立的各家铁路公司的董事会里，一共有13位亲王、64位伯爵、29位男爵，外加另外42位贵族。这一现象反映了此前几十年巨额财富的转移。1848年法国财产继承文档显示，股份和股票只占死者遗留财富的5%，地产和房产占58%。到了1900年，前者增至31%，后者降至45%。

如果采邑内有矿藏的话，地主投资实业更不是问题。阿伦贝格和克罗伊公爵恩格尔贝特（Engelbert, Duke of Arenberg and Croy, 1875—1949）把自己的威斯特伐利亚领地租赁给公司开矿，20世纪初，他每年出租所得收入已超过50万马克。一些贵族地主选择与开矿公司分成。威斯特伐利亚另一位大亨萨尔姆—萨尔姆亲王阿尔弗雷德（Alfred, Prince zu Salm-Salm, 1846—1923）靠分成办法跃居《德国百万富翁年鉴》榜首。鲁道夫·马丁（Rudolf Martin, 1867—1939）为了标榜德意志帝国的繁荣主编了这本年鉴。西里西亚的大地主深谙生财之道，根据马丁主编的这部年鉴，1913年最富有的11个普鲁士人中，有6人来自西里西亚。其中乌亚兹德公爵、霍恩洛厄—厄林根亲王克里斯蒂安·克拉夫特（Prince Christian Kraft zu Hohenlohe-Öhringen, Duke of Ujest, 1848—1926）是世界最大的锌生产商，雇了5 000多名矿工，1910年时，他4/5的财富投资于实业。另一位贵族吉多·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亲王（Prince Guido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1830—1916）旗下的实业帝国投资铬、黏胶、纸张和纤维素等行业，同时投资奥地利、法国、匈牙利、意大利和俄国的企业。然而，无论有钱贵族多么努力，他们都越来越难跟上工业迅猛发展的步伐。1909年，乌亚兹德公爵经营的产业陷入与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的一场官司，濒临破产。德皇威廉二世不得不出面干预，乌亚兹德公爵被迫出售一大块土地。奥地利大使对此丑闻评论说：“光凭兴趣爱好和一知半解，已经管理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庞大采邑了。”越来越多的贵族把自营产业改为有限公司，聘用职业经理管理这些公司。

很多贵族地主试图从在自己采邑上建立的工业企业获利，但常常玩不过被他们聘用的企业经理。1870年，俄国政府聘用的威尔士铁器制造商约翰·休斯（John Hughes, 1814—1889）来到顿巴斯地区，同时还从南威尔士带来了100个熟练铁器工人和矿工。他从利芬家族租了一块地，建起一家规模巨大的联合企业，一共有8个鼓风炉，还有几个铁矿石矿、煤矿和砖厂。利芬家族原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家族成员在沙俄宫廷和军队中身居要职。该地人口不断增加，休斯又修建了一座用于崇拜圣乔治和（自不待言）圣大卫的英国圣公会教堂，外加几所学校、一家医院，以及茶室、澡堂及其他公共生活设施。企业迅速扩大后，矿工力量日益壮大，利芬家族成员无力对付，加之因财产问题官司缠身，于是在1882年把企业出售给了休斯，改为投资股权、股票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森林。休斯死后不到10年，由他4个儿子管理的这个工业城镇生产了俄国3/4的铁矿石。这一切成就都是一个不会书写、只能看懂用大写字母写成的东西的人取得的，而这片土地上的贵族甚至对休斯和他儿子所取得成就的意义都茫然无知。这块地方后来起名为尤佐夫卡（Hughesovka），以纪念休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大部分威尔士矿工返国后。该地在1924年更名为斯大林诺，后来又改名为顿涅茨克。

如同西里西亚一些大亨的经历，尤佐夫卡例子揭示了一个事实：虽然有些贵族地主极力想跟上时代步伐，但他们往往败在出身卑微、积极进取的企业家手下。资产阶级商人投资土地，贵族庄园主投资产业。从19世纪发生的社会变革中，出现了一个以拥有财富为主要标志的新精英阶层，包括大地主、银行家、商人、实业家和投资人。他们中有人有爵位，有人没有，但生活方式大同小异，服饰相同，志趣爱好无异。越来越多的商人、非贵族政治家和平民加入狩猎和周末乡村别墅聚会活动。用英国人的话说，这些人凭借自己的财富进入“上流社会”。富商大贾人家并不居于一地，他们每年随季节变化不断改换住处。例如在英国，富人们会在暮春初夏时节住在伦敦，然后去苏格兰荒原，等“光荣的8月12日”[1]一到，就去猎红松鸡。之后他们或去诺福克郡猎雉，或去苏格兰中部猎狐、参加乡村舞会，圣诞节时重返伦敦，节日过后再去蒙特卡洛或比亚里茨过冬，终日耽于赌博、玩牌、交际或策划阴谋。

富豪一家若是每年要在一地住上几周的话，通常在当地有自己的房子，但面积最大的房子还是他们的乡村别墅。中欧地区的富人往往在卡尔斯巴德或巴登—巴登这样的度假胜地闲居很久。当地赌场之重要，几乎不亚于温泉浴场，欧洲形形色色的上层贵族和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富翁常常到这种地方聚会。维多利亚女王、德皇威廉一世、拿破仑三世皇帝以及波斯的沙阿纳塞尔丁（Shah Nasir al-Din, 1831—1896）等外国君主都到过巴登—巴登。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 1828—1910）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yevsky, 1821—1881）的小说《赌徒》中的一些情节均以巴登—巴登为背景。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囊中羞涩，但也在巴登—巴登的赌场赌过。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1833—1897）在当地有一所房子。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1818—1883）把当地小镇作为小说《烟》的背景。在这种场所，来自众多国家的上层贵族成员以及越来越多的有钱精英有机会相互结识，他们交际、赌博，还可以跨越民族和语言隔阂一起做生意。法语是通行的基本交际语言，对这种世界主义的发展也有助益。欧洲的一些大城市提供了这类会面场所，尤其是巴黎。一些贵族几乎一年四季住在巴黎，比如后封建社会的罗马尼亚波雅尔贵族，19、20世纪之交时，他们中的2 000人占有全国38%的土地，但他们更愿意住在法国和瑞士，而不愿留在自己贫瘠的国家。后来，法国导演让·雷诺阿（Jean Renoir, 1894—1979）执导的电影《大幻影》（1937）通过讲述冯·劳芬施坦少校和德·波迪奥上尉的遭遇，再现了当年欧洲精英阶层成员所处的开放世界。冯·劳芬施坦少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一所战俘营的长官，波迪奥上尉是战俘营内被关押的一名法国战俘，两人均出身贵族。他们一起追忆了当年在巴黎马克西姆餐厅就餐的时光，甚至还记起战前追求过同一个女人。

上层中产阶级不满足于分沾贵族地主的生活方式，甚至开始涉足19世纪最能体现贵族身份的一项追求——决斗。在18世纪的贵族世界中，追求荣耀与捍卫个人荣誉如影随形，受到侮辱时，报复对方的唯一方式就是向对方提出挑战。按德国人的说法，能进行决斗的应该是satisfaktionsfähig，意思是具有与提出挑战或接受挑战相匹配的尊贵地位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尊贵”的定义在社会阶梯上不断下滑。1800—1869年，已知的参加决斗的232名普鲁士人中，有44%是贵族；1870—1914年，已知的303名决斗过的人中，贵族所占比例降至19%。医生因诊断之争决斗，律师因庭审案子决斗，政客因议会上的争执决斗，陆海军军官，无论是不是贵族（早在19世纪50年代，20%的普鲁士军官团和绝大部分海军军官已不是贵族），因战术之争决斗。出身中产阶级的男子通过争取自身的尊贵地位，挤入了昔日专属于贵族阶层圈子的决斗：在欧洲各地，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亚历山大·普希金和米哈伊尔·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 1814—1841）等作家，彼得·斯托雷平、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和斐迪南·拉萨尔等政治家都与人决斗过，甚至连画家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 1832—1883）也不例外。贯穿19世纪，以中产阶级参与决斗为标志的贵族和资产者习俗的交融反映在多个层面。在英国，自19世纪中叶起，体育竞赛取代了决斗，但过程依然如旧日。显而易见，早在1914年前很久，一个新的有钱有势的上层阶级就已形成。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到19世纪，贵族从一个社会等级转变为一个阶级。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在封建农业社会的法律制度下，贵族无疑享有平民没有的种种特权和权利，这反映了旧制度的社会观念，即每个社会等级不仅知道自己的位置，还被法律禁锢在这一位置上。然而，封建制度衰落前，欧洲很多地区的贵族也是一个社会阶级。换言之，同样可以从经济意义上界定贵族为财富来源于土地的一个社会群体。当然，就最下层贵族而言，穷困潦倒的“酸菜容克”与家境殷实的农民之间没什么区别。在社会的这一阶级，封建制度编织的权利、特权和义务大网最结实，对人的限制也最严。19世纪贵族的没落反映了土地作为财富来源的衰落和金融、贸易和工业的崛起。拥有爵位的贵族越来越脱离与土地相连的财富，日益成为一个仅拥有特殊地位的集团。他们虽然保留了尊显的社会地位，却失去了经济特征，加入了大资产阶级行列。时人对这一点已有认识。例如，19世纪末时，许多法国人都认为，“200个上层巨富家族”操控了全国，其中大多数不是贵族，这些家族操纵一切，只为追逐自身利益（若确有这么一个寡头集团的话，其成员肯定远不止200个）。

《施泰希林》（Der Stechlin）是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 1819—1898）写的最后一部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杜布斯拉夫·冯·施泰希林（Dubslav von Stechlin）是一名保守的贵族地主，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在一次选举中被一个社会主义者击败。施泰希林认识到，他和自己所属的阶级已难以适应现代世界。书中一个叫洛伦岑神父的人说：“我们不一定非要顺应新世界。只要有可能，最好还是继续生活在旧世界里，万不得已时，再去顺应新世界。”给人印象最深的一部描述贵族没落、新生资产阶级崛起的小说恐怕要属《豹》（Il Gattopardo，书名里的gattopardo指19世纪意大利一种几乎被猎绝的硕大野猫）了。该书作者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 1896—1957）是西西里岛的一个小王公，他娶了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妇人亚历山德拉·阿莉塞·沃费·冯·施托姆西（Alexandra Alice Woff von Stomersee, 1894—1982），他们不匹配的婚姻与赫尔米尼亚和米伦的婚姻如出一辙。小说的素材取自家族故事和自兰佩杜萨曾祖一辈保存的文档。故事的主人公是法布里奇奥亲王，他是破落的西西里贵族，靠手下的农民养活自己，终日沉溺在对天文学的嗜好中，其他事情一概不问。在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大动荡中，两西西里王国灰飞烟灭，被并入新统一的意大利，置于皮埃蒙特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金融家和实业家统治之下。这位亲王一成不变的生活也被打乱。那些支持统一事业的人变得有钱有势。法布里奇奥亲王认识到，他和自己的采邑若要在这个新世界里继续存活下去，别无他法，只有接受侄子坦克雷迪的劝告：“若想维持原状，就必须变革。”坦克雷迪加入了加里波第的队伍，显示了贵族对统一事业的支持。野心勃勃的坦克雷迪并不爱安杰莉卡，但还是娶了她。安杰莉卡的父亲叫唐卡洛杰罗，是个粗鲁的不法商人和政客，为了得到支持统一的多数票，操纵西西里公民投票。随着故事的发展，法布里奇奥亲王和这个商人越来越像对方。亲王在生意上变得更果决，唐卡洛杰罗则开始了“不断提高个人修养的过程，历经三代人后，昔日淳朴的农民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乡绅”。

[1] 8月12日为猎松鸡季起始日。——译者注

世界工厂

19世纪的100年里，英国执欧洲乃至全球经济之牛耳。截至1850年，世界贸易中制成品总量的40%产自英国。英国成了“世界工厂”。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展示了英国的霸主地位，为此专门在海德公园内修建了一个占地面积庞大的玻璃房——水晶宫。英国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国在水晶宫内展出自己的产品。毫无疑问，举办博览会的首要目的是向世人展示英国作为世界工业带头人的作用。选择德文郡公爵的首席园艺师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 1803—1865）设计水晶宫，象征性地体现了贵族地主阶级依然具有的影响力。他在德文郡查茨沃斯建过一个庞大的玻璃花房，水晶宫是这一花房的放大版。来自社会各阶层的600万人参观了博览会，平均每天游客超过4万人次。维多利亚女王去博览会观展先后不下40次。博览会开幕日那天，女王写道：“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每张面庞露出的欢悦表情、恢宏的展厅、精美的装潢和琳琅满目的展品，还有管风琴流淌出的音乐……这一切动人心弦。”

展品的新奇和种类繁令参展观众倾倒。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 1816—1855）看过展览后写道：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地方，恢宏、怪异、新奇，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其宏大不止于一处，而是体现在把万物独具匠心地摆放在一起。凡是人类工业生产的产品，这里应有尽有。有展出铁路机车、锅炉、运转的磨粉机、各种各样的火车车厢、种类繁多的马具的展厅，也有套在玻璃罩里、台面上铺着天鹅绒的展台，里面摆放着金银工匠最精美的产品。此外还有被严密看护的小箱子，里面装着价值数十万英镑的钻石和珍珠。

伦敦博览会为最有想象力的机械发明和最具创意的工业产品设立了奖金，英国人几乎囊括了所有奖项，其他国家获奖的项目包括食品、手工艺品和原材料。博览会显示的社会和谐引人注目。享受折扣票价的工人和中产阶级一起观看展览，对展品赞叹不已。这次博览会的幕后灵魂人物、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 1819—1861）在开幕式前表示，这次博览会将展现“和平、仁爱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不仅在人与人之间，还在地球上的国与国之间”。只有德国实业家和军火制造商艾尔弗雷德·克虏伯发出了不和谐音，展出了一门锃亮钢炮，还得意扬扬地称：“让英国人开开眼。”

英国在打败拿破仑后的几十年里称霸海上，从而保证了在这期间英国船只承运大量世界贸易产品。19世纪中叶，1/4的国际贸易商品通过英国港口转运，英国对外贸易货物的一半以上靠英国船只运送，给英国带来了重要的无形收入。伦敦劳埃德公司对全世界船舶保险业的垄断更是极大增加了英国的收入。1890年，英国船舶总吨位仍然超过世界其他国家船舶加在一起的总吨位。即使到了1910年，参与世界贸易的船舶总吨位中，40%仍属于英国。19世纪大部分年代，这些船是帆船。像著名的“卡蒂萨克号”这样的快速帆船主宰了与中国的茶叶贸易。19世纪前几十年，美国帆船比英国帆船更先进，可以装载更多棉花，所需船员人数也比英国帆船少。铁甲船和汽船问世后，尤其是汽船可以横渡大洋后，比如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英国航运业再次领先。波希米亚工程师约瑟夫·雷塞尔（Josef Ressel, 1793—1857）发明的螺旋桨带来了重大突破，1827年，他获得了这项发明的专利。1829年，雷塞尔用它作为“奇韦塔号”的动力装置，以每小时6海里的速度穿越的里雅斯特港口（不幸的是，这艘船途中爆炸。奥地利警察禁止再做试验）。1819年横渡大西洋的第一艘以蒸汽做动力的船“萨凡纳号”依然有船帆。英国工程师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 1806—1859）专为横渡大西洋建造的第一艘汽船“大西方号”吨位居当时世界船只之首，但仍然靠明轮驱动。但到了1845年，布鲁内尔已经能为横渡大西洋建造螺旋桨轮船了，那就是汽船“大不列颠号”。此后又经过一系列的技术革新，比如可反复使用蒸汽、极大提高了燃料效率的三胀式蒸汽机，才开通了定期远程航海航线。有了加煤站后，汽船可以运载更多货物。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通往中国的航线距离缩短了近6 500千米。

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从而确保了英国航运业的霸主地位。根据议会的一项法案，从1889年起，议会要求英国海军拥有的战列舰数量不少于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两个海军强国拥有的战列舰数量总和。英国的对外贸易靠远超其他国家的高度机械化支撑。英国产业的竞争力因此远在其他竞争者之上，可以多、快、好地生产更多产品。英国经济主导着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英国生产工业产品和制成品，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原料。19世纪中期，93%的英国出口产品是制成品，大约同样百分比的进口产品主要是未加工过的初级产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半叶。这一时期，重工业和机械所占比重越来越大。1850年，棉纺业仍占英国出口的60%，到了1913年，棉纺业所占比例降至34%，同一时期，各种金属和机械产品所占出口比例从18%上升到27%。

英国经济对英国控制海上贸易的依赖程度，从威尔士板岩采石业可见一斑。19世纪，英国板岩开采业居世界之首。在城市迅速扩张的时代，石板主要用作成百万套住房的屋顶，同时还输往欧洲其他地区，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亚和西班牙的加利西亚。英国板岩岩层丰富，但石板产地不具备用船只把大块石头和制成的石板产品大批运出去的能力。北威尔士的大采石场先用沿山坡修建的窄轨铁路［比如费斯蒂尼奥格（Ffestiniog）、泰勒林（Talyllyn）和科里斯（Corris）铁路］靠重力把产品运到海边，再把产品装上较小的散装船只运往各地。很多船只都是在特殊港口设施内就地造的，比如迪诺威克港。贝塞斯达的彭林采石场（Penrhyn Quarry）建在雪墩山山坡上，掘山凿岩而成，规模很大，一共有20个坑道，年产量超过10万吨。成堆的废弃石块和碎石子沿山坡滚落山下。1875—1880年的5年中，用船从波特马多克港运到英国各地、欧洲大陆及海外的石板达112.5万吨，另有69.2万吨是从迪诺威克港运出的。这一时期，石板出口量始终非常大，特别是对德出口。1894年，4.87万吨石板中的3.9万吨从波特马多克港直接运往德国各港口。威尔士石板采石业雇用的1.4万名工人之所以能养家糊口，全靠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垄断了对这种笨重易碎的大块石料的运输。

在高度工业化时代，英国产业技术和资本投资在欧洲大陆的分布很不平衡。很多重要工业区跨越国家边界，比如欧洲西北部的煤田。工业生产对一国的经济实力乃至其军事实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在德国西部，鲁尔河北岸的煤层很深，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有了深层矿井。1850年，鲁尔地区的煤产量仅200万吨，1870年增至1 200万吨，1890年为6 000万吨，1913年则达到1.14亿吨（几乎是法国煤总产量的3倍）。到1913年，鲁尔地区已能每年生产800万吨生铁。各家公司疯狂扩张，把采煤和开采铁矿石与冶炼和机械制造“纵向连为一体”，形成一条龙作业，从而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这一过程始于铁路运输业，逐渐扩展到其他行业，尤其是军工业。鲁尔地区的克虏伯公司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公司起家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正值第一个修建铁路热潮，克虏伯靠制造曲轴和车轴发了大财。19世纪中叶后，公司继续推行技术革新，开始生产用于火车车轮的铸钢轮圈，之后是铁轨和制造汽船所需的钢板、螺旋桨和轴承。1862年，克虏伯安装了世界上第一台贝塞麦转炉，转炉得名于英国人亨利·贝塞麦（Henry Bessemer, 1813—1898），他发明了使用氧化法去掉生铁中杂质的冶炼法。1869年，克虏伯采用了他的方法，同时使用以一位英国发明家西德尼·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Sidney Gilchrist Thomas, 1850—1885）命名的技术对贝塞麦冶炼法做了改进。克虏伯用赚取的高额利润收购其他公司和铁矿石矿，制造更多更大的钢铁产品。1874年时，坐落在埃森的克虏伯公司占地35公顷，雇了1.2万名工人，规模是10年前的3倍。凭借像克虏伯和蒂森这样的大型重工企业，德国早在19世纪结束前就已成为欧洲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化大国，开始与英国争雄。1910年，德国商船队中汽船吨位超过200万吨，占世界汽船总吨位的11%。英国垄断商船运输行业的能力显然在下降，德国工业创新和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1888年，俾斯麦参加汉堡新港口设施落成典礼时，视察了占地面积达1 500平方米的布洛姆—福斯造船厂。该厂有3个巨大的造船台，还有1个刚竣工的“仓库城”，拖船和驳船来来往往，岸边停泊着巨大的汽船，码头上吊车如林，不停装卸货物。俾斯麦对身边扈从说：“先生们，这个世界老夫实在是看不懂了。”

与德国工业的飞速增长相比，19世纪大部分时期，法国的工业化进程断断续续。19世纪上半叶，英国在重工业、制造业和工程等领域均居领先地位。这意味着法国人只能重点发展消费产品的生产，尤其是纺织产品。以农民为主体的法国农业在经济中占很大比重，虽然德国和英国银行向法国经济投入大量资金，但法国对产业的投资依然迟缓。法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落在英国和德国后面，难以产生靠增长驱动的需求，只能更加依赖对外出口。再者，法国的农业效率极低。1911—1912年，法国的小麦平均产量仅及比利时或荷兰小麦产量的一半。19世纪70年代，法国遭受了一场严重的农业危机。一种叫作家蚕微粒子的寄生虫给养蚕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运输水果的船把一种叫葡萄根瘤蚜的微小蚜虫从大西洋另一边带到法国，吞噬法国各地的葡萄园。1880年，圣埃米里翁一地近一半的葡萄园颗粒无收。英国一家幽默杂志《潘趣》评论说：“堪称美食家的葡萄根瘤蚜找到了一流葡萄园，栖身头等葡萄酒中。”这场灾害自然也给其他地区的葡萄园造成了严重损失，特别是德国。葡萄酒是法国的大宗出口商品，而德国产的葡萄酒基本上供国内消费，只有一种英国人称为“霍克酒”的腻甜酒才供出口。1885—1894年，法国因这场灾害损失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7%。这一数字显示了葡萄种植业在法国经济中所占的分量。从美国引进抗虫害葡萄后，法国的葡萄种植业逐渐复苏，但替换十分缓慢。1870年时，德国的生铁产量和法国还不相上下；20年后，德国的生铁产量翻了一番，是法国产量的2倍。在这20年期间，法国人口增长率为10%，德国是50%。此外，德国还在本国境内发现了大型煤田和铁矿石矿藏。1870年，法国的农林业雇用了53%的劳动力，1913年为37%。在此期间，人们对修筑铁路热情不减。法国的煤产量在1875年是1 700万吨，1913年时增至4 100万吨，但与英德两国的产量相比，法国的产量并不大。法国进口的煤始终占总消费量的1/3到1/2。

从相对值角度看，法国工业落伍了，而欧洲南部地区则根本没有发展起强大的产业。西班牙农业落后、农民贫困，易于开采的矿物资源匮乏，又丧失了美洲殖民地。1891年，西班牙开始对外国谷物征收100%以上的关税，建立起贸易壁垒。这一切说明西班牙的经济仍然以农业为主。动荡的政治局势不利于投资，国内市场疲软阻碍了资本积累。西班牙产的大部分自然产品出口国外，包括1881—1913年81%的巴斯克铁矿石。葡萄牙的情况与西班牙大同小异。据一项估计，1913年葡萄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欧洲各国中十分靠后，仅略高于巴尔干诸国的产值。奥匈帝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其1913年时的工业产值仅占欧洲工业总产值的6%。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内的农业产值仍占全国产值的一半左右，其中食品、纺织品和消费品名列前茅。重工业集中在少数地区，比如随筑路热发展起来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施蒂里亚。虽然使用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冶炼法可以把低质矿石熔炼后用于炼钢，但每吨成本仍比洛林地区高出1/4，因此需要进口焦炭甚至矿石。直到19世纪90年代，帝国部分地区的人依然喜用木炭，不习惯使用焦炭。奥地利的纺织业继续发展，1851年有130万个棉纺锭，1885年增至200万个，1913年差不多达到500万个，匈牙利则被远远甩到了后面。奥匈帝国境内广大百姓生活困苦，其国内需求受到抑制。只有在少数工业发达地区，富有想象力的进取精神加上从国外引入现代生产方式才创造出成功范例，比如波希米亚的制鞋业。1894年，托马什·巴塔（Tomáš Baťa, 1876—1932）把美国流水线作业技术带回家乡兹林，在家族开办的公司推广这一技术，建立了欧洲数一数二的大规模制鞋公司。在喀尔巴阡山脉北坡，一家加拿大石油公司引进的深钻技术大大提高了石油产量，产量从1884年的2 300吨增至1909年的200多万吨。加利西亚一跃成为世界第四大产油区。

1914年以前，俄国经济的特点是工业化分布不均。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尤佐夫卡当时仍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工业区。19世纪90年代，克里沃罗格一地的铁矿石矿山开始投入大规模开采。在第聂伯河畔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一批大型冶金工厂拔地而起。工业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从1860年到1880年，俄国的工业产量翻了一番，1891年又翻了一番，从1892年到1900年再次翻番，但这个发展速度还是偏慢。1892—1903年任财政大臣、主管过俄国铁路的谢尔盖·维特认识到，加快经济发展步伐需要国家干预。维特决心把俄国带入现代化世界，为此采取了多方面政策，包括大力提高农民识字率，使他们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在1914年以前的欧洲，他推行的政策也许是把国家强力干预作为促进经济和工业增长手段的最好范例。1891年设立的保护壁垒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展。1897年，维特为了给外国银行投资俄国产业机床和工厂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推行金本位卢布。在鼓励外国银行向政府提供贷款方面，他做得也很成功，截至1914年，外国购买了几乎一半俄国国债。从1890年到1900年，沙俄帝国南部诸省份的煤产量增长了3倍多。1890年，俄国生铁产量为21万吨，10年后增至148.3万吨。但直到1914年，俄国的重工业依然落后于棉纺织业、甜菜加工业和其他消费品产业。沙俄帝国大约15%的纱锭集中在“波兰的曼彻斯特” ——罗兹。

后起的俄国产业从西欧和中欧等地进口了先进的成套设备，而不是在已有原始工业基础上发展产业，因此俄国企业创建之初通常规模很大。1890年，乌克兰冶金行业每家工厂平均雇用1 500名工人；190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4 600人。为了操控价格、瓜分市场，企业组成了像普罗达梅塔（Prodameta）这样的辛迪加，尤其在采矿和冶金行业。纵向合并发展迅速，截至1913年，南方12家最大的冶金企业已经拥有或租下了铁矿石矿山，控制了乌克兰80%的铁矿石原料来源。控股煤矿每年煤产量除满足自己需要外，还多出200万吨。然而，俄国农民的贫困阻碍了企业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绝大部分子民仍然在农村务农。一名政府发言人悲观地指出：“务实的人不会幻想，靠生产农民所需的马掌、轴承、轮子、犁和屋顶就可以促进本国冶金行业的发展。”俄国重工业实际上依然依赖外国投资，尤其是法国投资。1899年，俄国3/4煤产量产自15个公司，其中10个是外资企业。从里加到敖德萨，沿途造船厂几乎全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1905年以后，俄国重工业发展不是依靠更大的市场，而是基本靠政府投资，军工业尤其如此。外国对俄国军工业的投资依然占很大比重。法国两家军火企业施奈德—克勒索和圣沙蒙向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最大企业普季洛夫兵工厂和19世纪90年代修筑铁路热时发家的另一家冶金工厂转让技术。1910—1914年，英国的3家军火企业约翰·布朗、维克斯和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联手更新了察里津兵工厂的设备，把它变成“一家英国之外其他国家没有的私人工厂……其设备之新、技术之先进、效率之高均居世界首位”。1914年，俄国出口依然以农产品为主，粮食占出口额的一半，制成品只占8%。1913年，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沙俄帝国生产的煤仅及英国煤产量的1/10，钢产量是英国的1/2，石油开采量是美国的1/3。19、20世纪之交，俄国农业陷入萧条，维特加速推行工业化的努力搁浅。1903年，农业领域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心怀不满的保守派分子，加上因维特平民身份和娶了犹太人妻子而蔑视他的人，对他群起而攻之。维特被迫辞去财政大臣职务。

第二次工业革命

修筑铁路潮接近尾声时，欧洲大陆上的机械工业已承担了大部分机车、铁轨和轧件的生产。由于英国企业继续使用珍妮纺纱机和走锭纺纱机，而不是改用更快、更廉价的环锭纺纱新技术，因此纺织业的迅速机械化重挫了英国的出口贸易。像位于曼彻斯特附近奥尔德姆的普拉特兄弟公司这样的机床企业向日本和其他国家出口新式自动织布机，在本国市场却找不到买主。一些产业在19世纪末已经算是传统产业了，英国对它们的依赖不仅阻碍了新产业的发展，还延缓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欧洲大陆产业享有后发优势，可以采用最新技术，英国的产业开始落伍。1896年后，为利用非洲新出现的廉价布匹市场，兰开夏郡新建了棉纺厂，却依然采用陈旧技术。自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3%，80年代后降至2%以下。生产率也开始下降，截至1914年，英国采煤业人均产量只及美国煤矿业的1/2。19世纪60—70年代，工厂对贝塞麦转炉这样的技术设备大量投资，制造商因此不愿再投资。美国发明的打字机和缝纫机打入英国市场，丹麦、荷兰、法国和瑞典等国享有专利的奶制品设备接连进入，匈牙利制造的辊压机开始取代轧钢行业内使用的英国辊压机。

自19世纪70年代末起，英国产业家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们开始结成行业协会、托拉斯和卡特尔，压制竞争，操纵价格。1879年，茶叶运输商同意限制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船只吨数，以保证所有船只满载而归。英国的消费品生产如今面临美国发明的产品的竞争，尤其是在烟草、盐和缝纫机行业。为了对付美国竞争，英国制造商和零售商开始联手。19、20世纪之交，帝国烟草公司与13家大公司合并后，产量超过英国烟草销售总额的一半。1906年，11家地区肥皂企业合并组成了一家由利华兄弟经营的“肥皂托拉斯”，集中了科研和技术，到1910年时已经控制了英国大约60%的肥皂生产和销售。在这几十年内，食品、饮料及其他轻工业部门打造了众多知名品牌，比如巧克力品牌“吉百利”和“弗莱”（Fry），还有利华兄弟公司的洗涤产品“力士”和“维姆”（Vim）。与此同时，煤产量从1870年的1.1亿吨增至1913年的2.9亿吨。不无讽刺的是，英国独霸欧洲制成品业的地位江河日下的同时，它还成了煤这一重要原料的出口国。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尤其在两个行业被其竞争者甩在后面。德国成为化学工业老大。德国的科研力量举世无双，英国化学家几乎都去德国培训。1861年比利时发明的苏威（Solway）提纯流程革新了纯碱的生产，德国出生的实业家路德维希·蒙德（Ludwig Mond, 1839—1909）将这一方法用于大规模生产。英国化学家威廉·珀金（William Perkin, 1838—1907）与德国同事奥古斯特·霍夫曼（August Hofmann, 1818—1892）共同研制治疗疟疾的奎宁时，偶然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苯胺染料（按其颜色命名为“苯胺紫”）。珀金获得了这一物质的专利权，但直到法国化学家安托万·贝尚（Antoine Béchamp, 1816—1908）发明了还原苯胺及为商业用途成批制造的方法后，大规模生产苯胺染料才成为可能。1865年，“巴登苯胺纯碱厂”（BASF，巴斯夫）创立，设在莱茵河畔曼海姆对面的路德维希港工业城，它也研发出了类似方法。不无讽刺的是，这一方法使用的煤焦油基本从英国进口，因为英国企业家不知它有何用。巴斯夫又开发了新染料，尤其是靛蓝染料，自1897年后一直没有停止过生产，生意兴隆。1900年时，该厂80%的产品都是染料产品。

1863年，两个从事染印业的人根据法国化学家夏尔·热拉尔（Charles Gerhardt, 1816—1856）的研究成果在伍珀塔尔创办了拜耳制药公司。1881年，该公司改为股份公司。热拉尔曾师从德国杰出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后者发现氮可以用作植物肥料，这一发现奠定了化肥工业的基础。李比希曾在巴黎求学和工作，1865年，他开办了一家公司，采用他与一位比利时同事发明的流程生产和销售浓缩肉汁，1899年，该产品起名“Oxo”（奥克索）。李比希还开发了生产酵母酱的技术，产品销往英国和澳大利亚，在英国叫马麦酱（Marmite），在澳大利亚叫菜蜜酱（Vegemite），还成了国民食品。非德国的化学公司大多属于跨国性质，比如发明炸药的瑞典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 1833—1896）1870年在艾尔郡创办的诺贝尔炸药公司，以及创立于1873年的卜内门公司，还有1890年48家小公司合并后成立的联合碱业公司。

19世纪后期德国居于领先地位的另一领域是电力行业。跟化工业一样，电力行业借助国际合作蓬勃发展。英国人在这一领域同样缺乏创新。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1791—1867）制造了首台靠旋转产生电流的机器，但把这一发明大规模用于商业的是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 1847—1931）。1882年，爱迪生在伦敦的霍尔本高架桥修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蒸汽发电站（此前一年，在萨里郡的戈达尔明安装的一台水力发电机首次为公众提供电力）。有轨电车和地铁很快出现在欧洲主要大城市，电炉和电热毯等家用电器也登上188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的展台。德国工程师维尔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 1816—1892）靠不用莫尔斯电码的指针式电报系统发了大财。他与在英国和圣彼得堡的两个弟弟威廉·西门子（William Siemens, 1823—1883）爵士和卡尔·冯·西门子（Carl von Siemens, 1829—1906）合营的企业遍及全球。其他企业也纷纷在英国开设分厂。例如，19、20世纪之交时，伦敦地铁区域线和大都会线的开创性电气化，是美国金融家查尔斯·耶基斯（Charles Yerkes, 1837—1905）出资完成的，地铁列车则采用布达佩斯甘茨工厂生产的交流电设备。约瑟夫·斯旺爵士发明的白炽灯无论质量上还是销量上均比不过他竞争对手爱迪生的产品。1883年，这两家公司在英国合并，注册为爱迪斯旺电灯公司。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英国电力业缺乏创意。

当时德国化工和电力工业已位居欧洲乃至世界之首，把英国同行业远远甩在后面。德国跃居首位的原因之一是聘用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巴斯夫雇用了230名科学家，另一家大化工公司赫斯特有165名科学家，这反映出国家资助的德国大学更重视理工科。1913年，德国化工企业的产品占世界化工产品出口的28%，英国仅为16%。在合成染料上，英国仅占世界出口的2%，德国高达90%。西门子公司及其竞争对手AEG（把爱迪生专利用于欧洲市场的德国通用电力公司）生产了德国75%的电子技术产品。这些公司规模极大，举个例子，1913年，西门子公司在德国雇用了7.5万人，在海外雇了2.4万人。这些公司的老板雄心勃勃。集作家、政治家和商人于一身的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 1867—1922）在其父AEG公司创始人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 1838—1915）的葬礼上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小灯泡发出光芒时，已经在设想全世界被铜线串联在一起的远景，看到电流从一国传送到另一国，不仅传播光，还传播实力”。一批托拉斯和卡特尔的不断壮大推动了工业发展。银行代表跻身产业公司董事会，充当合并和兼并的中间人。19世纪90年代，他们促成了德国凤凰钢铁厂与韦斯滕煤矿的合并，这是“纵向整合”的一例。20世纪初，达姆施塔特银行促成了卢森堡—洛林生铁辛迪加的成立。德国的金融业和工业企业密不可分，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一现象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即开放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被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企业集团所控制。1907年时，德国纸张市场的90%、采矿市场的74%和粗钢市场的50%已经操控在卡特尔手里。截至1900年，德国共有275家卡特尔，涵盖各产业部门，其中大约200家成立于1879—1890年期间。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超过英国，或至少在部分工业部门超过英国的不只是德国经济。19世纪90年代意大利电力业的发展极大促进了现代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发动机制造业。意大利西北部的热那亚、米兰和都灵等地区经济本来就比较发达。产业腾飞前，首先需要修建铁路，此后方能大量进口煤。当时意大利的煤价是英国煤价的8倍。直到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才掀起了修筑铁路潮。新一届政府把铁路看作统一国家的手段，1861—1913年，3/4公共工程开支用于修建铁路。修铁路使用的是进口材料，铁路最初用的也是外国设备。1859年，意大利铁路总长度1 800千米，到1913年，铁路总长度增至1.9万千米，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北部。真正的突破是技术革新带来的。阿尔卑斯山区蕴藏丰富的水电资源，这些资源借助技术革新得到了开发利用。从19世纪80年代起，伴随发电机的不断改进，大型水力发电厂开始建造，1881年位于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的舍尔科普夫发电站是第一个。从19世纪90年代中起，意大利兴起大规模的基建潮。截至1911年，水力发电已替代了20%进口燃料，而且成本低廉很多。1914年，意大利水力发电能力达到100万千瓦时，虽然部分电力用于米兰市（世界上完全靠水力发电照明的首批城市之一）照明等用途，但90%的电力用于产业部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5年里，意大利工业发展突飞猛进。

1893—1894年银行业崩溃后，意大利出现了一批新银行，往往含外国资本。新银行大量投资水电项目，1905年铁路国有化后尤甚。银行向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产业发放贷款。同一时期，意大利还涌现出一批其他先进产业企业，比如1908年成立的奥利韦蒂打字机厂。技术革新还推动了食品生产等传统行业的快速发展。布伊托尼厂将机械烘干技术用于制作面点。凭借棉纺机和动力织机，加上1887年开始征收高额进口关税，意大利一跃成为棉纺织品出口大国，对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出口尤其多。机械化刺激了钢铁业的发展。意大利钢产量在1895年为20万吨，1913年增至93.3万吨。据估计，1897—1913年期间，意大利工业年增长率大约为5%，电力为15%，化工品为13%，钢铁为11%。

在欧洲，靠水力发电实现工业快速增长的不止意大利一家。截至1915年，瑞典每年发电55万千瓦时，钢铁企业实现了现代化，同时打造以精密机械产品为核心的新型产业经济。瑞典通过向英国出口铁轨枕木所需的木材积累了资本，再把资本投入新动力源和新产业，包括技术先进的木材厂和造纸厂。挪威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较大，但有一支庞大的捕鲸船队。挪威的水力发电量几乎成倍增长，从1908年的20万千瓦时增加到1912年的40万千瓦时。意大利、瑞典和挪威三国均跳过了基于煤的工业化阶段，径直进入使用最先进动力技术的工业时代。其他国家，比如奥地利，虽然拥有阿尔卑斯山的丰富资源，但仍难以跟上以上三国的步伐，原因之一是受到了德国经济的制约。例如，德国化工企业可以得到冶金业生产的廉价副产品硫酸，没有这类现代产业的奥地利不得不从西班牙进口成本高昂的硫化铁矿。瑞士和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以生产钟表等高度专业化的手工制品为主，不需要搞水力发电。德国技术先进的大型造纸业需要原木木材，这意味着奥地利—匈牙利在这一领域仍然充当原料国，而不是发展本国造纸业。1904—1914年，奥匈帝国出口的木材是纸浆和纤维素的11倍。德国一路狂奔的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电力供应、有轨电车、街道照明、化染服装、罐头加工食品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而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等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城镇稀疏，因此不存在以上提到的德国国内产生的需求。甚至法国也不例外，法国经济增长迟缓，又缺乏进取精神，因而未能利用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水力资源。

1914年战争爆发后，以上国家的经济发展被打断。不过，当时其他欧洲国家赶超英国之势显而易见，尤其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就连在重工业领域，德国也正将英国甩在后面。德国的产业结构更新、更合理，工厂设备更先进。1913年，德国年人均产钢77吨，英国为48吨。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国家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订购军火，还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改善教育，改革法律，在部分地区直接投资主要铁路干线及类似工程项目。英国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展开激烈辩论，最后一致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德国等国家把先进科研放在了首位。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主要靠机械发明，第二次工业革命显然离不开科学家的才智。英国大学开始调整重点，仿效德国高等教育模式引导科研工作。牛津大学拒绝这样做，继续把重点放在培养文官上。英国其他高等学府认为，应该成立专门科研机构。1907年，依照夏洛滕堡学院的模式，王家矿业学院和王家科学学院合并，成立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但是，英国实业家似乎更热衷于把钱用于在农村置地，而不是回投到生产技术革新中。1914年以前，英国社会上下普遍认为，德国经济已经领先于本国，人们对经济竞争对手的崛起感到焦虑不安。这种焦虑很快就体现在政治和军事层面。

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经济变革横扫欧洲，其规模之大令人惊叹。从下列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变革之巨。1850年，法国经济上活跃的人口中，大约52%的人务农，到了1900年，务农人口降至42%。意大利农民比例从75%（1862年）降至1900年的60%。德国农业人口所占比例更是因迅猛工业化而急剧下降，从大约60%降至35%。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享有的先发优势通过以下数字体现出来：1850年，英国经济上活跃的人口中，仅有22%的人务农，到1900年底，这一数字跌至9%。一个新世界正在降临。在这一世界中，社会统治阶层不再住在农村，而是住在工业化时代的城镇里。

打造新耶路撒冷

19世纪是欧洲走向城市化的时代。在产业生根的地方，全新的人类居住区如雨后春笋。在鲁尔地区的新工业城市杜伊斯堡，人口从1831年的大约7 000人增加至1850年的1.3万人，差不多翻了一番，到1900年，人口飙升到9.3万人。当时人民生活依然贫苦。在处于工业化晚期的俄国，新产业区和采矿区的工人栖身棚户，在莫斯科西南378千米的布良斯克冶炼厂，情况就是这样。1892年，一位到地方视察的钦差大臣称，这家工厂的工人居住区“毫不夸张地说与牲畜圈没啥两样”，肮脏龌龊，空气污浊，卫生条件恶劣。19世纪40年代中叶，22岁的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郊区的索尔福德工业区，在父亲开办的纺织厂下属的一家缝纫厂工作。他发现，四处灰尘飞扬，污秽遍地，艾尔克河一带尤甚，“紧靠着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临河的房子“被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窗玻璃破碎不堪，窗框摇摇欲坠”。没有水泵或管道水，“这里的厕所是这样少，每天都积得满满的；要不就离得太远，大部分居民都无法利用”。中产阶级躲在店铺大门和别墅围墙后面，把自己与极端贫困和剥削隔绝开来。一次，恩格斯在街头对一位中产阶级商人谈起了工人区“可怕的居住条件”，据说，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和恩格斯告别的时候说：“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1]不只是新的工业居住区飞速扩展。1800年，格拉斯哥市人口据估算是7.7万人，20年后几乎翻了一番，增至14.2万人，19世纪末时，人口几乎是世纪初时的10倍，达到76.2万人。柏林人口1800年为17.2万人，19世纪中叶时增至41.9万人，1880年达到112.2万人。30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柏林人口超过200万人。哥本哈根人口在1800年时略多于10万人，到1910年就超过了50万人。1873年多瑙河两岸的布达和佩斯正式合并后，匈牙利首都人口从27万人增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88万人。19世纪大部分年代，里斯本人口基本上停滞不前，在1880年为24.2万人，此后30年里猛增到43.5万人。

城市的社会地理面貌发生变化，城市飞速扩展的后果很快开始显现。和众多其他欧洲城市一样，伦敦吞噬了四周的村子，把它们变成郊区居住区。希望避开肮脏喧闹城市中心的富人选择住在郊外，在汉普斯特德这种地段寻找地势高的房子。修建火车站和商业大楼时，工人阶级的住房被拆除，穷人被迫搬迁到伦敦东区新建的廉价房子里。汉堡一例最清楚地反映出社会地理的分化过程。1820年，该市人口不足20万人，1890年时人口飙升至62.3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人口突破100万人。18世纪及之前，商人和制造商住在汉堡靠近港口的老城区，通常是自己办公室楼上一层，紧挨着仓库。城市日益扩大，他们迁出市中心，搬到旧城阿尔斯特湖一带，或是易北河的下游地区，住在宽敞的别墅里。邻水的半木质房子被分割成合租房，供迁入的工人阶级居住。这一带很快成了著名的“陋巷区”，卫生条件恶劣，人满为患，房子年久失修，肮脏不堪。19世纪很多欧洲城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关注社会的小说家的作品以城市老城区内不断恶化的生活状况为背景。查尔斯·狄更斯在小说《雾都孤儿》里生动描述了伦敦雅各布岛贫民窟的境况：“房子摇摇晃晃，四周墙壁蒙了一层尘垢，丑恶的贫困、肮脏、腐烂、垃圾暴露无遗，触目惊心。”新建的工人居住区往往好不到哪儿去。1832年巴尔扎克小说《夏倍上校》里面的主人公是一位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他穷困潦倒，被迫住在出于投机目的匆匆建起的房子里，条件之差不亚于中世纪的贫民窟。巴尔扎写道：“虽然房子新建不久，但看上去随时会坍塌。”

那不勒斯的贫民窟臭名远扬。19世纪80年代，那不勒斯人口50万人。最穷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8.03万人，是伦敦贫民窟密度的10倍。居民区内一排排房子叠摞在一起，被来此地游览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形容为“有几十米高，好比3个正常的美国城市叠放在一起，阳光很难照到街上”。下城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有8平方米（伦敦是32平方米）。这些廉租房常被人称为蚁丘或兔子窝，被煤灰熏得黢黑。街上到处是倾倒的腐烂垃圾，上面围着成群苍蝇。1884年，瑞典出生的医生阿克塞尔·蒙特（Axel Munthe, 1857—1949）到那不勒斯游玩时，称其为“地球上最可怕的人类居住区”。直到19世纪下半叶（很多城市甚至更晚），不仅仅是那不勒斯，欧洲大部分城市都没有饮水供应系统。汉堡市民的饮用水取自易北河上游，通过水管输送到千家万户。未经过滤的水浑浊不堪，有时水龙头放出的水里还混杂着小鱼。1885年，一位动物学家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题为《汉堡市供水系统里的动物群》。他从一段供水管道里辨识出了几十种蚯蚓、软体动物和其他生物。1863年，对圣彼得堡90%人口居住的8 242栋楼房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只有1 795栋有自来水，但水质仅比水源涅瓦河河水略好一点（来访者被告知不要饮用当地水，一份旅游指南毫不掩饰地表示，“大多数来访者患上了痢疾”）。1911年，生物学家奥古斯特·蒂内曼（August Thienemann, 1882—1960）称鲁尔河“仿佛黑啤酒，散发着氢氰酸气味，没有一丝一毫氧气，完全是一条死河”。源自天然河道的水只占鲁尔河总流量的一半，另一半是居住在流域附近的150万人产生的数百万升污水，外加从150家矿山和100家工厂排出的工业污水。

欧洲城镇增多后，清扫街道之艰巨，不亚于供应干净饮水。直到1914年，在任何一个欧洲城市，都依然可以看到马拉大车、汽车和电车。迟至1892年，汉堡市内和城郊还有大约1.2万匹马。据估计，19世纪50年代，每年需要从伦敦街道上清扫2万吨马粪；30年后，柏林每年从街道上清扫10万吨牛粪。19世纪40年代，英国东北部的盖茨黑德市区内，猪在街上不紧不慢地溜达。至于小镇，农舍的种种声音和气味更是多年萦绕不去。冷冻技术出现以前，大城市向居民供应新鲜肉类的办法是把活牲畜赶到市中心屠宰。据报道，19世纪中叶，仅一年内就有22万头牛和15万只羊沿街道被驱赶到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史密斯菲尔德肉类市场。一名观察家写道：“残忍，龌龊，恶臭，瘟疫，粗俗的语言举止，危险，令人作呕的景象，伦敦所有可憎之处，没有哪个能与史密斯菲尔德肉类市场相比。”动物尸骨被随便倾倒在地面上。19世纪30年代，“每天大约有230到244平方米的人类粪便被人用板车拉到位于巴黎城郊的巨大的蒙福孔垃圾场。1.2万匹死马和2.5万～3万只小动物的尸体大多被扔在地上，任其腐烂”。

公民的自尊感和资产阶级对环境的讲究逐渐合为一股力量，寻求解决之道。中产阶级兴许迁出了市区，但仍需去市内上班，他们对有利于健康的环境的要求日益强烈。1842年，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 1800—1890）撰写了一份关于英国城镇工人阶级卫生条件状况的报告，广为流传。此后，公共卫生协会成立，6年后，又成立了卫生总委员会。查德威克强烈认同维多利亚时代的箴言：“清洁近乎圣洁。”他感叹道：“多少叛乱、多少道德沦丧和犯罪事件皆因不修边幅和堕落而生。”1868年，史密斯菲尔德新开了一个牲畜市场。牲口通过一条新建的地铁专线运到这里。19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普遍认为，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洁净饮水，应当有效处理液状及其他垃圾，清扫街道，保证环境清洁。防止河流污染王家委员会成立后，英国议会于1876年通过了防止河流污染的法令。在这方面，抽水马桶起了关键作用。水暖工乔治·詹宁斯（George Jennings, 1810—1882）是成批生产冲水马桶的第一人，他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厕所，厕所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猴子壁橱”。1851年伦敦博览会期间，827 280人使用了他发明的厕所设施。每人如厕只需一便士，包括免费擦鞋服务，还能使用毛巾和梳子——有个表示上厕所的委婉语叫“花一便士”（spend a penny），直到20世纪晚期人们还在用，就是从这里来的。人们常误以为另一个水暖工托马斯·克拉普（Thomas Crapper, 1836—1910）爵士发明了抽水马桶，其实他只发明了浮球阀。19世纪末，装有抽水马桶的厕所已在英国普及。自1881年起，曼彻斯特法律规定，新建房舍一律必须有安装了抽水马桶的厕所。很多其他城镇也是一样。

艺术批评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称：“一个好的下水道系统远比最受人推崇的圣母马利亚画像高贵圣洁。”伦敦的新下水道系统修建于1858年（此前英国议会因泰晤士河飘来的臭味造成的“恶臭事件”连续几天关门）和1865年之间。主持修建的是土木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 1819—1891），该下水道系统是土木工程的杰作。500余人应邀参加了泰晤士河下游南排泄口的开启仪式。客人品尝三文鱼时，这座伟大都市的污水顺着他们脚下的地下管道一泻而过，流入泰晤士河。1885年之后，城市规划师詹姆斯·霍布雷希特（James Hobrecht, 1825—1902）为柏林市设计建造了“污物处理站”，污水流入欧洲江河前，先对其进行净化处理。19世纪末，欧洲大城市越来越多的居民得到了净水供应。距1888年布达佩斯最后一次爆发伤寒仅10年多一点，该城市的所有房舍均与市供水系统相连。1893年时，布达佩斯已有大约32个公共厕所可供夸口，厕所大多被巧妙地掩隐在市内广场树丛中。从19世纪50年代末起，查德威克的愿景几乎在所有英国城镇成为现实。这一进程在欧洲其他地区耗时较长。例如，迟至1885年，意大利城市中仅1/3有地下排水管道，一半城市有下水道系统。

查德威克的弟子中有一位年轻工程师，叫威廉·林德利（William Lindley, 1808—1900）。19世纪20年代，他在汉堡学习德语。19世纪30年代，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看他精通德语，便派他去修建德国北部首条铁路。1842年，一场大火烧毁了汉堡大片市区，林德利受命协助规划城市重建。重建计划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全新的下水道和供水系统。林德利说服汉堡参议院新建一批水库，用蒸汽泵把位于城市北边易北河的河水通过输水管道输送到千家万户。1890年，输水管道总长度已超过400千米。汉堡市几乎每户人家至少有一个水龙头，要么装在室内，要么装在院子里。城市重建计划的内容之一是建一个中央污水处理系统。该系统建于19世纪40年代，1853年投入使用。1875年，《下水道法》规定，所有市民住房必须与中央污水处理系统相接。有了中央供水系统后，林德利又说服汉堡参议院在闹市区建公共浴室。1851年时他说：“不洁之民必堕，堕民必屡犯国家刑律。”他这番话简直就是他从老师查德威克那里学到的完善城市的政治信条的翻版。

林德利的名声传到欧洲其他城市，很快成了各城市争夺的对象。1863年，林德利开始为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修建新的供水系统。此后，他又去了杜塞尔多夫、圣彼得堡、布达佩斯和莫斯科。19世纪70—80年代，他与儿子威廉·赫林·林德利（William Heerlein Lindley, 1853—1917）一起为华沙设计建造了新供水系统。林德利的另一个儿子罗伯特·瑟尔斯·林德利（Robert Searles Lindley, 1854—1925）也参与了华沙供水系统的修建。该系统由巨大水塔、水库、滤床、泵站、数百千米长的管道，以及难以计数的土方工程和地下隧道组成。小林德利接着又修建了布拉格和阿塞拜疆巴库的供水和排污系统。布拉格为此专门建了一个介绍他主持过的工程的博物馆。他为罗兹市做的规划最初因为费用问题而被搁置，在19世纪20年代最终得以实施。林德利兄弟在各地搞的工程项目极大地减少了饮水传染疾病导致的死亡。从1868年到1883年，法兰克福的伤寒死亡率从每10万人80人降至每10万人10人。第一次大战爆发前夕，华沙一位历史学家估算，华沙新建的供水系统自完工投入使用起，每年平均挽救1万人的生命。只有在汉堡，饮水造成的传染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如前所述，供水管道里的生物五花八门）。汉堡汉莎商人公会的吝啬商人和房主不听林德利的劝告，拒绝为一项用沙子过滤法杀死水中有害细菌的工程解囊。自19世纪末起，欧洲各大城市开始为储存饮用水的水库修建水坝，水坝一律用石头建造，水泥时代尚未到来。威尔士北部艾兰山谷底部是不透水的岩石，年降雨量很大，地势高于伯明翰市，被选为筑坝地点。政府强行征购了土地，3栋乡村别墅、18家农场，以及一所学校和一个教堂被拆除，100余人搬迁（只有地主拿到了少量补偿费）。1893年，工人进驻，筑坝工程动工，工程9年后完工。19世纪70年代，在韦尔努伊湖也修建了一个为利物浦市供水的水坝。欧洲各地筑坝工程项目纷纷上马。德国第一个水坝于1891年在雷姆沙伊德附近竣工。

仅仅提供干净饮水还不足以改善城市面貌。19世纪一个著名城市更新工程是拿破仑三世时期巴黎行政长官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男爵1853年上任后不久搞的。他的目标是拆除巴黎市内据一位评论家说“丑陋不堪、终日不见阳光的蛛网街道”。自称“拆除艺术家”的奥斯曼把狭街窄巷拓宽成宽敞大道的同时，也消除了革命群众修筑街垒的理想之地，从而使城市对代表秩序的力量开放。根据他的宏大计划，西岱岛上的私宅几乎全部被拆除，当地人口从15万人锐减到5 000人。奥斯曼在《回忆录》（1890）里不无得意地写道：“老巴黎已被掏空，叛乱街区和残存街垒片瓦不剩。”大批工人被迫离开市区，搬迁到更远的地方安身，从而为兴建大型公共建筑铺平了道路，比如巴黎歌剧院（1875年落成）和恢宏的火车站。各条中央大道两旁建起了一栋栋楼层一样高、临街一面式样雷同的新古典风格建筑，同时增添了新广场和公共园地。奥斯曼任行政长官期间，行使前任没有的大权，彻底改造了法国首都的面貌。改造工程以他未曾设想的一个地标性建筑辉煌收尾，那就是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 1832—1923）为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建造的埃菲尔铁塔。奥斯曼去世后，巴黎市区改造工程继续进行，但步子放慢了。

巴黎重建期间，位于蒙福孔的垃圾处理站变成了一个郁郁葱葱、山丘披绿的公园。改造法国首都的街道还为建立新的地下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提供了机会。奥斯曼写道：“地下通道是这座大都市的器官，其作用恰如人体内脏，默默工作，却无影无形。”巴黎市修建的地下下水道里面宽敞无比。喜爱冒险的旅游者获准来此一游，有人把下水道游说成“名副其实的凤尾船游，船舱地面铺有地毯，船上有软垫椅子，隧道被灯光照得通明”。1870年版《拉鲁斯词典》骄傲地写道：“有身份的外国人离开这座城市前，无一不想参观一次著名的巴黎下水道。”女游客与男游客一样受欢迎，一名美国游客评论说：“妩媚女郎的身影会使下水道更加诱人。”文人墨客也对巴黎下水道心驰神往。游览时想象自己正在重复雨果小说《悲惨世界》里面主人公冉·阿让的经历，不禁魂销魄荡。

城市更新的同时，欧洲城镇还不断加大投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1862年，以伦敦为基地的美国金融家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 1795—1869）创立了“皮博迪信托基金”。两年后，信托基金在斯皮塔佛德为穷人建了第一个居住小区，共有22套住房，9家店铺，楼房每层装有水龙头，顶层有浴室和洗衣房。截至1882年，皮博迪信托基金在伦敦一共建造了3 500间住房，解决了14 600人的住房问题。在哥本哈根，由私人倡导的社会性住房建设也不断发展。医生对贫民窟状况极为担心，认为那是1853年霍乱瘟疫暴发的根源。哥本哈根最初修建了大约250套住房，低价租给穷人。在很多城市，住房建设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圣彼得堡的房子从1869年的8.8万套增至1900年的15.5万套，同一时期，每套房子的住户人数从7人增到7.4人。19、20世纪之交时，圣彼得堡1/3的居民依然住在没有自来水等基本设施的房子里。在鲁尔地区的新工业城市杜伊斯堡，每间住房的平均居住人数在1875年时是1.3人，10年后增至1.5人。在法国北部的纺织城里尔，1863年对一栋楼房的抽查结果显示，一共有271人在此居住，人均居住面积仅有1.7平方米。

无论投机建筑商为迁入城市的移民修建合租房居住区的速度有多快，住房问题上的改革往往都阻力重重。尽管如此，19世纪下半叶，城市服务设施方面有了重大改进。各地市政府拆除了中世纪的老城墙，为众多城镇的发展扫清了道路。1837年，汉堡在旧城墙处修建了绿地公园。1857年，维也纳修建了环城公路。环线两侧恢宏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城市翻新了道路，路面重新铺过。19世纪中叶以前，伦敦街道都是用木头铺的，而不是像传说中说的那样用黄金铺路。1846年和1851年，奇普赛街和舰队街才先后改用花岗岩铺路。人行道问世的时间更晚。在英国大多数城镇，交通繁忙时行人上街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在规模较大的城市，街上拥挤不堪。马车、马拉大车、手推车、二轮双座马车（在欧洲大陆上则是称为fiacre或Droschke的小型出租马车）挤在一起，道路为之堵塞。交通管制几乎不存在。1868年，人们尝试在英国议会大厦外面安装人工控制的煤气交通指示灯，结果交通灯爆炸，炸死了操纵交通灯的一名警察。控制交通的尝试于是不了了之。此后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欧洲各地再没有安装过交通指示灯。1835年后，英格兰才制定了必须沿马路一侧行驶的法律。迟至1899年，比利时才出台类似规定。在意大利，左行还是右行因地而异。西班牙同样没有一定之规。奥匈帝国，还有葡萄牙和瑞典，一律车行左道。而在受到拿破仑一世狂热推行标准化影响的欧洲地区，比如丹麦、荷兰、德国西部等地，一律车行右道。俄国也是右行，该规定出自叶卡捷琳娜大帝。从20世纪初拍摄的欧洲城市照片中可以看出，这类规定常常是形同虚设。

不过至少夜间，越来越多的街道开始有灯光照明。18世纪末已有了煤气灯。早在1815年，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桥和蓓尔美尔街就用煤气灯照明了。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煤气灯使用愈加普遍，迅速蔓延到英国各地城镇。巴黎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普遍使用了煤气灯。1860年时，仅伦敦一地消耗的煤气量就是德国全国的2倍。1819年，圣彼得堡点亮了全市第一盏煤气路灯；到19世纪中，已有800盏路灯为俄国首都的街道和广场提供照明。1875年，俄国一位军事工程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雅勃洛奇科夫（Pavel Nikolayevich Yablochkov, 1847—1894）首次发明了电照明弧光灯，人称“雅勃洛奇科夫烛”。欧洲大陆上使用公共电灯照明的首座城市是匈牙利的蒂米什瓦拉。1884年，该城共安装了731盏路灯。当时斯旺和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已经取代了弧光灯。以伦敦为先，各地城市开始建造中央发电站。19世纪下半叶，继法国工程师阿方斯·卢贝（Alphonse Loubat, 1799—1866）发明槽轨后，欧洲很多城市建了市区有轨电车系统。早期欧洲各地有轨车皆用马拉，从圣彼得堡到萨拉热窝都是如此。19世纪末，圣彼得堡的有轨车系统总长114千米，每年运载乘客8 500万人次。萨拉热窝第一辆马拉有轨车于1883年开始运营，12年后被有轨电车取代。喂养照料马匹花费大，而且不能每天都用同一匹马，需要频频更换马匹。1879年，西门子发明了导电轨道，此后他开发了通过导电轨道向有轨车输送电力的技术。电气化的诱惑随之增大。不出两年，世界首批有轨电车在柏林投入运行。1885年，欧洲国家采用了美国人发明的受电杆后，行人穿过马路时走在铁轨上，再也不会有触电风险了。

当时各大城市为了解决街道堵塞问题，纷纷模仿即将投入运营的首条地铁——伦敦市区地铁——修建地铁。自1863年起，伦敦地下开通普通蒸汽列车。有轨电车技术问世后，列车改用更洁净的动力。19世纪90年代投入运营的3条新线一开始就把电作为动力。自从发现伦敦地层土质松软、可以钻透后，挖掘更深更窄的隧道——当地人称“管道”（tube）——成为可能。最早的地铁车厢没安窗户，因为觉得乘客乘坐地下交通工具时，无须知道身在何方，人们称这种车厢为“软垫房”。一家英国公司在伊斯坦布尔建造了世界第二条地铁线，1875年投入运营。1896年，格拉斯哥开通了第三条地铁线，用的是缆索铁路。同一年，布达佩斯用的架空线路地铁也投入使用。巴黎紧随其后，建成了自己的地铁。1900年，巴黎第一条地铁线开始运营。在很多欧洲城市，除了地铁外，还有通向市郊的地面和高架铁路系统。自1882年起，柏林“城铁”把现有铁路线和一些专线连在一起，承运每天上下班的市民。

随着欧洲城市的不断扩大，诸如此类的城市改建工程旨在解决如何高效、廉价地运送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人的基本问题。不过城市改建还有不易察觉的原因。1815年后的几十年里，各国君主和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合法性，在国内大兴土木，比如，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下令让莱奥·冯·克伦泽（Leo von Klenze, 1784—1864）为慕尼黑设计高大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和城市空间，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 1781—1841）在柏林建造“新岗哨”（1816）、“纪念解放战争普鲁士国家纪念碑”（1826）和“柏林旧博物馆”（1830）。柏林面貌焕然一新，从一个土里土气的静寂小城变成了气势恢宏的国都。格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 1803—1879）在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弗里德里希·魏因布伦纳（Friedrich Weinbrenner, 1766—1826）及其学生在巴登大公国首府卡尔斯鲁厄建造了类似风格的楼房。沿宽敞大道两侧，宏大的公共建筑鳞次栉比，举目望去，帝王气十足，设计者意在给人以震慑感，借此强化忠君思想。同一时期，英国摄政、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下令在伦敦建造了摄政街和摄政公园。乔治手下最负盛名的建筑师约翰·纳什（John Nash, 1752—1835）指导了工程。拿破仑三世时代巴黎的“奥斯曼化”产生于同一历史背景。

19世纪70—80年代，轮到布达佩斯了。笔直的安德拉什大街建于1872—1876年，道路两边是一栋栋新起的恢宏建筑，包括艺术学院（1871）、音乐学院（1875）和歌剧院（1884）。大道末端是英雄广场，出自加利西亚出生的德国建筑师阿尔贝特·席克丹茨（Albert Schickedanz, 1846—1915）之手，他把新建的艺术博物馆和艺术宫分置于广场两侧。1906年，广场中央又建了一个千禧年纪念碑，纪念马札尔人收复喀尔巴阡盆地。大道一侧的公园气势宏大，完美展现了民族文化。新国家诞生后，兴建公共建筑、打造一个像样的国都马上提到日程之首。1878年，自治的保加利亚大公国（后来在1908年独立为保加利亚王国）成立后，选择索非亚这个居民不足1.2万人的小城作为首都。被欧洲协调体系扶上王位的亚历山大·冯巴滕贝格（Alexander von Battenberg, 1857—1893）是俄国沙皇的侄子，他指定两位维也纳建筑师弗里德里希·格吕南格尔（Friedrich Grünanger, 1856—1929）和维克托·伦佩尔迈尔（Viktor Rumpelmayer, 1830—1885）设计督造两座王家宫殿（一座在索非亚，另一座在黑海海滨）。外国培养的保加利亚建筑师建造了议会大楼、大火车站（1888年启用）和一批政府部门大楼。后来成为首都最大商业街的维托沙大道于1883年建成。索非亚逐渐褪去了昔日的土气和冷清，渐渐有了一国之都的气势。

与大城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各地的众多小镇几乎没有变化。由于交通不便，加上主要依赖内地农村提供的市场，这些小镇往往与新工业化的发展隔绝。1883年版的《贝德克尔东南欧旅游指南》告诫说，德布勒森反映了“匈牙利的种种特征，没有人行道，雨天时，狭窄街道一片泥泞”。1858年版《默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旅游指南》告诫去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无畏旅游者，当地只有“一些小木屋”，一无客栈，二无公路，三没吃没喝。该指南建议打算前往的游客自带帐篷。冰岛极其贫困。越是经济落后或没有发展起来的地方，城市化和城市建设越难于生根。1868年，保加利亚爱国者柳本·斯托伊切夫·卡拉韦洛夫（Lyuben Stoychev Karavelov, 1834—1879）走进保加利亚境内的普罗夫迪夫时，举目四望，看到的是奥斯曼人长期统治的结果——东方社会的肮脏邋遢：“随行马匹踏进没腿的泥污里，歪歪斜斜地艰难行走。空气中散发着恶臭。我们不得不捂住鼻子。街上到处是死狗死鸡。连马匹都陷入泥沼。”1885年保加利亚实现自治后，城市建设才开始起步。19、20世纪之交及其后，即使是欧洲最气派的大都市，也有城市贫民。1900年，伯明翰有4万户人家没有自来水，将近6万人没有自己的卫生设施。迟至1895年，2 000人以上的普鲁士城镇中，只有42%的居民有管道自来水，另外的58%居民饮水靠水井、泉眼、河水或雨水。19世纪结束时，城市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前面的道路依然漫长。

[1] 引文来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25、331、333、565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的胜利

伴随工业的飞速发展，城市社会阶层迅速发生了根本变化，产生了一个多重意义上的全新社会阶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bourgeois, Bürger, borghese）一词本身的含义是城市居民。在前工业化城市的社会秩序中，占统治地位的行会里面也有少数受过教育的医生、律师、公证员、药剂师、小吏和书记官。很多老城镇为上层世袭贵族集团所把持。在保住自己地位的前提下，世袭贵族不得不接纳越来越多的银行家、实业家和专业人员。1875年，瑞士巴塞尔市推行改革，将民主因素引入该市政治制度。尽管如此，19世纪90年代，巴塞尔市主要权力机构中，半数成员仍然来自19世纪初形成的一个封闭的贵族集团圈子。旧贵族集团逐渐丧失了昔日享有的法律特权后，实际上已融入一个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亚得里亚海边的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1815年人口为4.5万人，一个世纪后增至23万人。1838年通过的一部新宪法规定，选举“有才华、有知识、工作兢兢业业的人”，外加符合最低财产标准的人。此后，昔日把持选举的贵族集团丧失了权力。1850年出台的一项改革措施从教育和财产方面进一步扩大了对公民（不同于居民）定义的诠释，包括拥有学位，有一技之长，如建筑师、外科医生、药剂师等，船长、工匠、律师和商人亦在其中。

19世纪的100年里，经济和社会变革导致以上群体的人数不断增加。在很多欧洲国家，资产阶级的影响不断增长。从1815年到1914年，官吏、教师、金融家、律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员在挪威人口中所占比例从6%增至22%。19世纪末，一项统计显示，瑞典有1.5万名商人和实业家，4 700名工程师，7 000名政府公务员，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教师7 600人，还有3 300名医生和药剂师。这些人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阶级。他们与自由自在的农民中最富的人构成了促进社会和政治自由的动力——当时的瑞典依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在较不发达的社会，资产阶级人数虽然增长很快，但往往还是居于少数，其社会和政治力量仍然相对薄弱。1900年前后，匈牙利45%的医生和35%的医学院学生是犹太人。波兰资产阶级中讲德语的群体人数很多，主要集中在说德语的城镇，如但泽、埃尔宾、托伦。维也纳与这些地方形成鲜明对照，庞大的官僚机构在那里治理哈布斯堡君主国全境内的事务，资产阶级人多势众。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市中产阶级最初通过各种交往形式结成社会群体，比如19世纪的阅读圈子、咖啡馆、社交俱乐部或文化组织。德国城镇社交俱乐部常见的名字有“赌城”或“和谐”。社交俱乐部所在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其成员的构成。在德国格丁根大学城，俱乐部40%的成员是教授或讲师，而在巴伐利亚首都慕尼黑，70%的社交俱乐部成员是贵族、军官和官吏。在法兰克福金融中心，成员大多是银行家、商人和实业家。无论何地，这类社团都想扩大成员来源，把知识分子和富人拉进来。19世纪20—30年代，德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新组织，仅在奥格斯堡一地，就有“蒂沃利”（Tivoli, 1825）、“康科迪亚”（the Concordia, 1827）、“资源”（the Resource, 1829）、“活跃”（the Enlivenment, 1829）、“愉快”（the Jollity, 1830）这几个。为了把社会下层成员拒之门外，加入这类社团的门槛一般定得比较高，其内部组织方式则采取民主代表制。随着这些组织大量出现，中产阶级分化为不同的宗教、政治和职业集团，尤其是1850年后。不过，一人加入多个社团有助于加强阶级的凝聚力。19世纪70年代，曼海姆音乐协会38%的成员同时也是该市最大的社交俱乐部“和谐”的成员，该俱乐部成员还包括44%的艺术协会会员和56%的自然史协会会员。这类俱乐部几乎一半成员是城里的纳税大户。对中产阶级而言，跻身都市文化生活是确保职业和社交成功的关键。对医生、律师和其他职业人员来说，知晓与资产阶级其他成员交往的社会礼仪是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入俱乐部或社团也许是赢得病人或客户的手段，也是业余消遣的方式。

这些社团与传统沙龙有所不同。沙龙多是贵族光顾的场所，虽然沙龙成员或到访者不拘社会地位，但他们毫无疑问有很强的贵族气质。妇女在召集主持沙龙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她们受到资产阶级社交俱乐部的排斥。沙龙里常见的两性暧昧关系在严守伦理道德的社交俱乐部极为罕见。各个俱乐部都有一套详尽的规则和程序，而沙龙始终是只为谈天的非正式的聚会场所。人们聚在沙龙里讨论文学和哲学等问题，社交俱乐部讨论的问题范围则总体来说比沙龙广得多。沙龙不欢迎人们发表政治歧见，而社交俱乐部在这方面毫无顾忌。沙龙在整个19世纪始终存在：布鲁塞尔有马尔基奥尼丝·阿尔科纳蒂—维斯孔蒂（Marchioness Arconati-Visconti, 1800—1871）夫人开办的沙龙，米兰沙龙是克拉拉·马费伊（Clara Maffei, 1814—1886）夫人于1834年成立的，乌普萨拉的马拉·西尔弗斯托尔佩（Malla Silfverstolpe, 1782—1861）夫人牵头组织了对文学艺术的讨论，众多其他欧洲城市情形相同。然而，沙龙日益被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交社团取代。这些社团成员皆为男性，遵守新的“男子汉”守则：沉稳、坚毅、刚直、勤勉、自律。这些社团的成员认为，以上秉性妇女一概不具备。

无论是在沙龙还是在新兴的社团组织里，均不见金融家和产业家的身影。这一部分人构成了“经济”或“企业”资产阶级阶层。与律师、教师、医生、工程师构成的“知识”或“职业”资产阶级不同，他们的收入直接取决于市场。两种类型的资产阶级都被社会和家庭纽带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00年时，在普鲁士莱茵兰地区，只有34%的高官妻子也出身官吏家庭，48%的官太太的父亲要么经商，要么兴办实业。官僚阶层逐渐与人数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结为一体。普鲁士莱茵兰地区高级官吏的父亲中，官员、商人或实业家、地主、军人分别占37%、30%、17%和6%。19世纪末，法国、英国和德国商人阶层的1/3/甚至1/2受过高等教育。昔日豪门大户和书香之家瞧不起靠“做生意”致富的人家，如今门第观念渐渐淡薄了。

都市化、工业增长、国家扩张、人口增加，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教师及其他专业人员，以上行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公务员和专业人员”总数在1851年时仅20万人，40年后增至56万人。随着知识日益复杂，培训和认证变得更加重要。在欧洲大陆，人们通过在大学攻读学位获取知识。1877年，意大利40%的大学生攻读法律；1830—1860年，德国大学将近1/3的在校生是法学院学生。无怪乎这一时期议会中律师出身的议员人数最多。种种书面法典界定了法律在欧洲大陆的应用，这些法典三番五次修改，为法律行业提供了大量素材。181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从业律师数量已经很可观，达到1.58万人；1891年，这一数字增至22万人。欧洲其他国家的从业律师数量同样大幅增加。

自然，各地的法律从业人员在资格和能力方面有很大不同，有法国外省小镇水平低、收入微薄的公证人，也有城里富裕的事务律师和伦敦高收入的出庭律师。律师不断呼吁打击不合格的自我兜售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德国人称后者为Winkeladvokaten，意思是街头巷尾的叫卖者，意大利人称之为faccendieri，意即操盘手。19世纪80年代，据说那不勒斯市司法大厅有如跳蚤市场，兜售自己的律师遍布各个角落。无怪乎在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有1.8万名从业律师渴望对自己的行业加强管理。然而，制定相关立法的努力往往受挫，或是法律条文的效力被既得利益集团大大削弱。英格兰是法律行业管理的楷模。1825年成立的法律协会负责制定加入律师行业的标准，组织考试，强制实施现有标准。事务律师准备案卷，出庭律师上庭辩护，他们住在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里，在那里获得资格认证，基本在律师学院内的律师事务所（chambers）从业。直到1894年，英格兰才成立了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机构——律师委员会，负责处理违背职业标准的事例，此前相关事例一直由司法部门处理。

19世纪，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机关和高层国家机构日益膨胀，这些部门也走过了专业化进程。截至1914年，意大利大约有16.6万个高级公务员职位，314名部门负责人，而1882年时部门负责人只有区区103人。19世纪头几十年，公务员和政府官员往往既怠惰腐败，又不称职，与果戈理在剧本《钦差大臣》（1836）里讽刺挖苦的市长无异，那位市长误以为一位来访者是圣彼得堡派来的钦差。政治上保持中立的观念深入人心，过程也很缓慢。在19世纪初期的法国，包括各地区行政长官在内的高级文官同属一个政治机构。王朝复辟时期任命了一批贵族，尤其是前流亡贵族；七月王朝改用波拿巴党人和一批新人；第二帝国时期，有爵位的官员数量锐减。在西班牙，政局的动荡对官僚机构也有影响。1898年，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 1843—1920）写了一部小说《门迪萨瓦尔》（Mendizabal），里面一个人物告诉主人公，自己为官25年，“经历了14届政府，7次被解职”。与西班牙文官队伍中的其他官吏一样，他的去留全凭上司一句话，工作朝不保夕。上一代剧作家安东尼奥·希尔—萨拉特（Antonio Gil y Zárate, 1793—1861）辛辣地讽刺说：“在政府当差其实就是不干事、白领一份俸禄……有无才能无关紧要……一切取决于被任命的人是不是亲朋好友。”英国1854年的《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深受中国文官制度影响，报告建议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政府官员，官员的升迁也是一样。政府官员必须保持中立，为现政府服务，同时又不仰其鼻息。法国的高级公务员在巴黎政治学院接受专门培训，该校简称“巴黎政院”，是一所创立于1872年的精英大学。

与近代文官体制不同，医学职业古已有之，而且相对稳定。19世纪后半叶，英格兰和威尔士合格从医者的人数几乎没有变化，1851年是1.92万人，40年后仅为2.08万人。19世纪中叶，英国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去达官显贵和豪门大户的宅邸必须走给商人用的旁门。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写过一部小说《布尔汉普顿的牧师》（1870），里面的一个人物“还不至于斩钉截铁地说医生不是绅士，甚至连外科医生也算不上，但她绝对不会给予医生她认为只属于法律界和教会人士的绝对特权待遇。人们对文官和土木工程师恐怕同样心存疑问……”1858年，英国成立了医学总委员会，英国医学界在总委员会的指导下，基本上实行自我管理，与其他职业无异。法国医生的人数增长也很缓慢，1866年为1.1万人，1906年比1.3万人略多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医生人数跃增到2万人。医学教育仍然很落后。20世纪初，巴黎医学院学生频频抗议学非所用，实验室拥挤不堪，极少数家财万贯的医生把持了医学界。1911年，不满教育水准低劣的学生把巴黎大学医学院院长反锁在他的实验室里，导致医学院关闭一个月。德国医生协会成立于1822年，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杜绝不合格从医者的竞争，协会痛斥后者是江湖庸医（Kurpfuscher），二是通过制定管理条例确立医生的地位。随着互惠团体、医保和医学慈善团体的发展，医生的收入来源不再限于富人患者。从19世纪40年代到1882年，德意志帝国医学院的学生人数从1 600人增至5 000人以上。19、20世纪之交时，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合格医生人数分别为1.8万人和2.2万余人。

工程学更为现代，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医学。欧洲城镇不断扩大，工程师人数也随之增加，他们筑路开渠、修建铁路。新建的工厂和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185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一共有900名工程师，40年后，工程师数量跃增到1.5万人。意大利规定，从事工程建筑的人必须在意大利大学专修过土木工程课程，从事工程行业者被组织成军事化工兵，隶属于政府专门部门。意大利统一后开始大兴土木，公路和铁路工程为工程师提供了新机会，国家始终是头号雇主。在法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对工程行业的垄断程度急剧下降，但国家依然是最大的雇主。受圣西门主义者影响，加上创立于1794年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声誉日隆，工程师仍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19世纪末，随着工程师人数不断增加，这一职业成了攀登社会阶梯的途径。德国成立了技术学校，截至1914年，有超过1.1万人入技校学习。19、20世纪之交时，德国工程技术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1/5。一如其他职业，欧洲各国的工程师通过成立专业协会来维护行业的特征和地位，比如1856年成立的德意志工程师协会、1848年法国成立的土木工程师协会，以及同时期成立、于1846年对建筑师敞开大门的奥地利工程师协会。1872年，第一届意大利工程师大会在米兰召开。1875年在佛罗伦萨召开的一届大会呼吁建立全国工程师登记册，但没有结果，成立一个全国协会的建议同样无果而终。由于内部纷争不已，意见不一，尤其在如何看待政府在这一行业中作用的问题上，联合始终未能取得进展。直到1908年，24家协会才联合组建了一个全国联合会。

由于一些特殊障碍，俄国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19世纪60年代以前，商人不得拥有农奴或购买土地。国家对商人横征暴敛，把商人当作一个封闭社会等级对待。1897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俄国仅有50万名商人，与东正教教士和修士人数相当，但只及贵族和官员人数的1/3。大多数商人属于旧礼仪派，比如把普尔列夫斯基吓跑的司科蒲奇派，因而与社会更加隔绝。很多商人出身卑微。最终，商人还是设法挣脱了沙皇政权施加的重重限制。技术专家和专业人员挣脱种种束缚更加不易。19世纪大部分时期，他们只能在隶属沙皇政府的军事化组织里工作。举例来说，3/4的医生是政府雇员，其中大多数人毕业于各所军事医学院；94%的采矿工程师和超过3/4的运输工程师毕业于军事工程院校，在工程兵部队服役。直到19世纪60年代改革后，大学和技校才取代了以上体制。19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俄国知识分子阶层扮演了中产阶级的角色。这一阶层人数不多，包括大学教授和讲师、医生、律师，很多人出身贵族。

19世纪90年代，伴随地方自治运动，地方和地区政府崛起。加之谢尔盖·维特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技术和专业人员数量开始激增，依西欧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一个中产阶级。直到19世纪最后10年，各行业才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但成果很有限。自1885年起，沙皇政府允许医生行业召开代表大会，认为这类会议对交流信息、制定关于流行病的政策确有必要，但禁止律师行业这样做。律师行业只在1872年召开过一届代表大会，工程行业连一届代表大会也没有召开过。各行业只能退而采取其他交流方式，比如出版专刊、成立校友联谊会、举行科学会议，或以各种非正式方式保持联系。在沙皇政府眼里，涵盖范围广、自我管理的专业机构是政治威胁。在一个由腐败政府官员继续把持大部分工作职位和合同的社会里，制定道德操守守则很难，甚至不可能实现，而这种守则是西欧国家实现专业化的核心内容。

随着技术及其他专业知识的不断发展，欧洲各国越来越需要教授这类知识的人才。一如法律界和医学界，这一行业内社会等级和收入同样千差万别，高低端之间境况悬殊。高端人才包括大学教授和一些学校的高级讲师，比如，法国的大学预科和德国的高级中学这类学校的老师中，很多人，可以说大多数人拥有名牌大学博士学位。低端人才包括外省小镇卑微的小学教师和乡村教师，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往往不得不再打一份工，这部分人其实并不属于资产阶级。身为政府雇员，院校老师易受政治压力。19世纪20年代，一些大学教授因所持的自由观点被学校解雇，比如弗朗索瓦·基佐和维克多·库赞。1837年，在格丁根大学任教的7位教授也因为这个原因被开除，这一事件臭名昭著。迟至19世纪90年代，这样的事还时有发生，1892年，普鲁士政府下令不得晋升在柏林大学执教的物理学家莱奥·阿伦斯（Leo Arons, 1860—1919），8年后，阿伦斯又因给社会民主党捐钱而被解雇。俄国政治上的控制更严。

在欧洲各地，收入和社会地位高低不均的资产阶级发展很不平衡。19世纪末，随着欧洲各国经济的增长，资产阶级人数和势力毫无疑问也不断增加。所谓资产阶级是指家中雇有用人，与体力劳动毫不沾边。1911年，在中产阶级居住的伦敦汉普斯特德郊区，每1 000个居民中就有737名用人。身为中产阶级一员意味着不仅识字，还拥有文凭，最好是高中和大学或职业资格证书都有，参加各种团体、慈善事业或社会开展的活动，有足够的收入在环境宜人的郊区买一栋别墅或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或如欧洲大陆更常见的那样，租一套这样的房子。赢得社会地位不是靠爵位或世袭，而是凭个人奋斗、品德高尚、生活方式和“体面”的外在表现。一家之内，女眷不在外打工，中产阶级上层人家的女人多投身各种慈善事业，但这不意味着她们只是标榜更高社会地位的被动存在。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女主人需要管理仆人，操持一家开支，确保家人衣食及其他用物无忧。家庭堪称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

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流逝，各地的政治体制已经适应了新的中产阶级世界，甚至连沙俄也不例外。有些社会阶层的人感觉到，1900年时，他们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新世纪头一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描写中产阶级上层人家生活的名著《布登勃洛克一家》问世。该书刻画了一个商人家庭，家庭成员基本价值观尽丧，终日耽溺于酒色，导致几十年后家道败落。家族的每一代男人都患有日趋恶化的牙病，作者把它作为这一家族走向堕落过程的象征。现实生活中，莫罗佐夫家族的兴衰与这部小说里描写的家族惊人地相似。该家族第一代人萨瓦·瓦西里耶维奇·莫罗佐夫（Savva Vasilyevich Morozov, 1770—1862）挣脱了农奴制的桎梏，创办了俄国数一数二的工业企业。他的孙子萨瓦·季莫费耶夫维奇（Savva Timofeyevich, 1862—1905）违背家庭传统，去剑桥大学攻读化学，归国后赞助莫斯科艺术剧院，与思想激进的社会主义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 1868—1936）结为好友。他试图推行一种与工人分享利润的计划，结果被母亲逐出家族企业。季莫费耶夫维奇后来在戛纳自杀，也有人说是谋杀。作家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 1840—1902）发表的长篇现实主义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1871—1893）描写了遗传缺陷给一个资产级家庭造成的后果。托马斯·曼的哥哥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 1871—1950）写了一部小说，叫《垃圾教授》（1905），着重揭露道德上的伪善，讽刺道貌岸然的德国教授的虚伪。19世纪初，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人士仍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诸多方面也是政治中坚力量，但他们越发感到，必须与社会底层成员分享权力。

小资产阶级

马克思及其信徒认为，小资产阶级或中下层阶级是注定要消亡的一个过渡性社会阶层，一部分人上升为生产资料占有者，其余的人沦为除了出卖自身劳动力、受资本家剥削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著述中把小资产阶级定性为一批背景各异的人组成的阶层，包括贫农、小手工业者和小零售商。19世纪下半叶社会剧烈动荡，造成了这些社会群体内部的激烈竞争，同时也扩大了中下层阶级队伍，既改造了这一阶层，也保证了它的未来。教育体制的巨大发展为在体面边缘挣扎的教师提供了就业机会。1846年英国实行认证教师制度后，教师薪酬每年平均仍然只有100英镑，相当于大多数小职员的平均收入。187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小职员总数大约为12.9万人，1901年增至46.1万人。打字机时代到来之前，这些小职员构成了一个清一色男人的职业，包括文档保管员、抄写员，以及金融、法律、保险等行业里的类似雇员和下层公务员。1870年英国一个小职员回答一份书面就业调查时说：“小职员身价低廉，乐意接受180英镑甚至更低年薪的人成千上万，他们的境况永远不会改善。”

这是不折不扣的中下层阶级职业。狄更斯在小说里生动描写了从事该职业人员恶劣的工作环境。在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6）中，道森和福格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办公室“阴暗，散发着一股霉味，一道高高的木壁挡板把小职员与窥视的低俗人隔开，墙上挂了一本年历、一溜挂帽子的小钩子，屋内有两把破旧木椅、一座发出很大滴答滴答响声的挂钟、一个伞架，几排架子上摆放了几摞脏兮兮的文件，还有几个存放陈年旧文档、上面贴有标签的箱子，另有一些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质墨水瓶子”。小说《圣诞颂歌》（1843）里面的鲍勃·克拉特基特是高利贷商人斯克鲁奇手下的一个小职员，为人正直，但不得志，饱受吝啬无比的雇主折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1850）里面的反面人物希普是一个野心勃勃、工于心计的小职员，一门心思往上爬。有些小人物的确如愿以偿。查尔斯·普特尔是小说《小人物日记》（1892）里的主人公，也许可以说是反面人物。他住在郊区，胸无大志，生活单调枯燥。作家乔治·格罗史密斯（George Grossmith, 1847—1912）和威登·格罗史密斯（Weedon Grossmith, 1854—1919）兄弟对此人冷嘲热讽。普特尔后来晋升为高级职员，薪酬增加了100英镑，但他与昔日结识的当地小店主交往时常常感到气恼，觉得他们档次太低。

小店主是19世纪的亮点之一，至少就经济意义而言。随着城镇的扩大，虽然各地之间的交通得到改善，但昔日出售农村产品的每周集市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固定和专门零售店数量激增。例如，对英格兰北部6个城镇的调查显示，1801年，每136个居民有一家店铺，半个世纪后，增加到每57个居民有一家店铺。新的零售方式确立后，居民与店铺的比例稳定了下来。新零售方式中，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店的连锁店最重要。文具公司W. H. 史密斯创立于1792年，之后通过在火车站开设报亭发展为全国性的大公司，第一家报亭建于1848年。各种合作社和威尔士企业家普赖斯·普赖斯—琼斯（Pryce Pryce-Jones, 1834—1920）1861年发明的邮购零售增加了竞争。自不待言，邮购零售业离不开高效的全国邮政系统。评论员评论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地方政府时，很快开始使用“店铺政治”一词，意指零售商可以左右地方政府（从1832到1867年，小店主占地方选民人数的1/3）。

这一领域最惊人的创新是百货商店。五花八门的专卖零售商聚集在同一屋檐下，从而减少了经常开支。新出现的百货商店有好几层，出售形形色色的商品，包括诸多奢侈品。位于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班布里奇百货商店创办于1838年，是最早的百货商店之一，1849年时，它已有23家分店。同年创办的巴黎乐蓬马歇百货商店按固定价格出售商品，在顾客惯于与店主或集市小摊贩讨价还价的时代，这又是一项创举。百货商店因左拉写的小说《妇女乐园》（1883）而留名。左拉在小说里描述了百货商店的多项创新，如邮购销售、促销手段、大幅打折等，描写了小店主无力降低价格与百货商店竞争，生意受到重创的遭遇。这些百货商店堪称成功企业。从1879年到1889年，乐蓬马歇百货商店在布鲁塞尔开办的分店从18家增至32家，销售商品中新添了童装、帽子、香水、法兰绒衣服及众多其他种类。德国连锁百货商店是犹太布商开办的，包括1881年在维斯马开始经商的鲁道夫·卡施泰特（Rudolph Karstadt, 1856—1944），还有蒂茨两兄弟。两兄弟中的弟弟奥斯卡·蒂茨（Oskar Tietz, 1858—1923）1882年在格拉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商店，很快在德国北部建了一连串连锁商店，包括位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一家；哥哥莱昂哈德·蒂茨（Leonhard Tietz, 1849—1914）1879年在施特拉尔松德投身商业。兄弟俩撇开中间商，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进货，从而可以更好地控制价格，而普通零售商很难做到。

百货商店模式很快推广到其他地方。在布达佩斯，西蒙·霍尔策时装店于1895年开张，12年后在一栋大厦里占了4层，出售成衣，这又是一项创新。19世纪末，像哈罗德百货公司这样的百货商店已成为“消费主义的教堂”。哈罗德公司在旧址被一场大火焚毁后，于19世纪90年代末在伦敦西区的布朗普顿街建起了商店。购物成了一项消遣，中产阶级妇女无须上岁数的女伴陪同，可以随意闲逛。受过专门训练的店员，绝大部分是女性，可以有一份稳定工作，代价是每天要站立13个小时。20世纪初时，布达佩斯安德拉什大街上与歌剧院比邻的巴黎百货商店占了一栋大厦的整整6层，出售的商品琳琅满目，价格不一。商店正面厚厚的透明玻璃橱窗里展示着各式商品，商店里四处悬挂着艺术家画作，陈设着艺术装饰物。建于1910年的巴黎玛莎丽丹百货商店室内安装了蒸汽供暖管道、传送信函的气压输送管系统、运送商品包裹的自动传送带，窗外还装了电动遮阳篷。

以上这些新式零售商店其实仅占零售业营业额的15%。小商店、肉铺、面包坊、杂货店、蔬菜水果店、乳品店等店铺越来越多，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马德里的马德里—巴黎百货商店雇用了416人，而20世纪初时，马德里市一共有8 851名商人从事“普通商业”，雇用了近2.5万名工人，平均每个商人雇了差不多3个工人。1905—1907年的3年内，德国商店数量增加了42%；同一时期，德国全国人口仅增加了8%。一个参与1892年英国一项调查的人形容说：“小街上到处是小店铺，有时候客厅窗子或小地窖都被当作卖东西的地方。出售的商品五花八门，有针织品、薯片、浴室瓷砖，还有杂七杂八的其他用物，以及糖果。只要是他们觉得能卖的，他们就卖。”很多这类小商贩生活没有保障。19、20世纪之交时，不来梅地区1/3的零售店铺维持不到6年。根据1905年做的一项调查，根特市将近一半的杂货店维持不到5年。

工匠个人开办的小作坊情况也是一样。1890—1895年这5年很有代表性。这一时期，爱丁堡有1/3的小作坊倒闭。为了捍卫自身利益，同时创造一个社交环境，小资产阶级内部的小店主、小职员及其他人成立了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和社团组织。1867年，木工联谊会在里昂成立，其“宗旨是在木工之间建立定期友好往来关系，加深彼此之间的兄弟情谊，同时共同促进本行业的发展”。布鲁塞尔的糕点厨师在1887年成立了一个社团，为的是“给成员提供一个不时聚会叙旧的机会”，同时代表自己的行业提出要求。富勒姆商人协会不仅为成员举办聚餐会，还致力于促进自身经济利益。在德国，德意志商贩中央协会（1899）、德意志促进商业中央协会（1907）和类似组织均努力维护自己成员的经济利益。早在19世纪末以前，以上组织就自称“中间等级”的代表，把自己同处于两极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及贵族区别开来。来自大企业和社会主义消费者合作社的竞争导致以上社团成员在政治上转向右翼，开始产生恐犹排犹情绪。不过，历史学家对这一现象的叙述有夸大不实之处。

然而，1896年成立的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德意志全国商业雇员协会无疑具有排犹性质，该组织的前身是3年前在汉堡成立的一个团体。随着女秘书逐渐取代男性职员，该组织也开始仇视女权运动。这个极端仇视犹太人和妇女的协会称，女权运动是犹太人为破坏德国人家庭而策划的阴谋，但这种宣传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妇女，主要是中产阶级家庭中受过教育的女子，不断加入靠技术驱动的现代新行业，比如邮政局、电话局总机台、百货商店，以及使用女打字员的各行各业。1870年，丹麦发明家拉斯穆斯·马林—汉森（Rasmus Malling-Hansen, 1835—1890）首次商业化生产打字机，此后，女打字员迅速取代了文档保管员和抄写员。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最显著的区别之一是，教师、小店主、低微办事员、自立门户的工匠和小商贩的妻子和未婚女儿必须工作，或无偿协助家人，或外出打工挣钱。在殷实的资产阶级人家，女眷则无须工作。根据一项职业普查，1907年时，德国54%从事商业的人都是在家族商店里工作。遗孀接管丈夫的企业十分常见。渴望跻身富裕阶层的小资产阶级人家耻于让外人知道自己的家人做工。希腊出生的意大利作家马蒂尔德·塞劳（Matilde Serao, 1856—1927）写过很多部小说，其中一部小说中的一个女人“并没有看不起店主，但内心更希望自己是一位阔太太，而不是店主婆娘，更希望当家庭主妇，而不是卖糖果的人，更希望是相夫教子的母亲，而不是在店铺站柜台”。与小资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差别相比，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欲望和阶级意识上，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差别要鲜明的多。

“失去的只是锁链”

20世纪初，在众多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由挣工资的体力劳动者及其家人构成的无产阶级已经发展为人数最庞大的社会阶级。1914年时，法国全国人口将近4 200万，产业工人占大约400万。在完全实现了工业化的英国，1868年全国人口大约为4 500万，产业工人数量超过1 600万，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数加在一起不到500万，产业工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参与经济活动的社会阶级人数的总和。在德国，体力劳动者（包括农业工人）及其家人占全国人口的近2/3。贫富收入差距悬殊。据一项估算，1867年英国有独立收入的1 000万人中，大约5万人（“上层阶级”）每年收入超过1 000英镑，15万人（“中产阶级”）每年收入在300到1 000英镑之间，185.4万人（“中下层阶级”）每年收入不到300英镑，778.5万人每年收入低于100英镑，其中将近225万人是农工，其余的人为城镇里的技术和非技术工人。富人鄙夷社会下层阶级。有人比较了桑德赫斯王家军事学院学员与海洋协会办的慈善学校招收学生的数据，结果显示，1840年时，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身高比其他学生高出23厘米。在海洋协会学校就读的贫寒子弟很多来自伦敦，他们是欧洲和北美地区身材最矮的群体，比当时美国黑奴的平均身高还要矮5～8厘米。在苏格兰男性囚徒中，格拉斯哥本地人比其他犯人矮将近2.5厘米。身高研究结果显示，直到19世纪晚期，英国人的平均身高才开始增加。

身高之差反映了健康和营养状况之差。1900年前后，伦敦郊区汉普斯特德富人区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为50岁，伦敦贫苦工人阶级居住的萨瑟克区则是36岁。两者的差距首先反映了两个区婴儿死亡率的悬殊。截至1900年，英格兰中产阶级家庭96%的新生儿活过头一年，而伦敦贫民窟的新生儿只有33%能活过第一年。1817年，在巴黎富豪居住的几个区，平均死亡率比全市平均死亡率低16个千分点，19世纪中叶时低27个千分点，1891年时低23个千分点。19世纪前50年，巴黎穷人区的死亡率比全市死亡率高出23～24个千分点，到1891年时才降为6个千分点。工业城镇的死亡率最高。城市内工人阶级的住宅区拥挤不堪，空气污浊。例如，19世纪90年代初，在鲁尔区和下莱茵区工业地带，肺结核死亡率为4.5‰，在东普鲁士农业区为2‰。大约同一时期，在汉堡市两个最富裕的区域，肺结核死亡率为1.3‰，邻水的贫民窟则为3.3‰。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婴儿死亡率分别是11.4‰和25.1‰。死于霍乱等疾病的穷人远多于富人。1892年，汉堡市年收入800～1 000马克的体力劳动者和年收入2 000～3 500马克的纳税人的疾病死亡率分别为62‰和37‰，而年收入超过5万马克的纳税人的死亡率仅5‰。

城市不断扩展后，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把新鲜食品从农村送进城又要防止食品腐烂越来越困难。只有富豪家里才有冰库，存放取自冰川、雪山或北部山区的冰块。苏格兰工程师詹姆斯·哈里森（James Harrison, 1816—1893）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澳大利亚度过。19世纪50年代，他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蒸发压缩制冷机并获得专利。哈里森主要用它冷冻啤酒。迟至1911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制造的第一批家用冰箱才问世，每台售价1 000美元，是一辆汽车价格的两倍，普通人家自然是用不起的。仿佛夏季食物腐烂问题对穷人还不够严重似的，食品卫生标准几乎不存在。直到19世纪末，汉堡市内狗拉的售奶小板车还在穿街走巷。车上是一桶桶未经消毒的牛奶，桶漆成红色，桶盖大敞，据说热天拉车的狗渴了，“就舔从牛奶桶里滴滴答答流出的牛奶”。城市内的母亲很少用母乳喂养孩子，年轻母亲产后几乎马上就要上班，变质牛奶和含结核菌的牛奶是导致婴儿死亡的一大原因。工人阶级往往只买得起没人要的东西，破了的鸡蛋、发霉的面包、磕碰过的水果、动物内脏，还有未售出的不新鲜肉类和鱼。对穷人来说，能吃上这些东西已经算是美餐了。他们基本上只吃面包、马铃薯、玉米糊和其他淀粉食品。1875年，在鲁尔地区的矿山和钢铁城波鸿，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每天食品平均开支如下：面包60芬尼，黄油、肥肉、猪油和其他动物脂肪39芬尼，马铃薯24芬尼，咖啡15芬尼，蔬菜15芬尼。面包价格便宜，在穷人饮食中所占的分量比以上开支数字显示的还要大。

消费者与生产者日益分家后，越来越多的商品通过批发商和中间人转手卖给商店。竞争日趋激烈，想方设法保住或增加利润的商人抓住机会在食物里掺假。1878年俾斯麦指令编写的一份官方报告揭示，为了增加分量，商人往面粉里掺兑了重晶石、石膏和白垩。在德国南部地区，有人用苦味酸甚至尿液给“鸡蛋面条”涂上一层黄色。1889年，汉堡市抽查了黄油产品，发现60%掺了人造黄油（1869年在法国注册专利的黄油替代物，用菜油和牛肉脂肪制成）。1890年，柏林市检验了一批食品和饮料，发现24%的产品掺假。使用种种毫无益处的添加剂减少了食品的营养价值，有时甚至会危及生命。1855年，英国医生阿瑟·希尔·哈塞尔（Arthur Hill Hassell, 1817—1894）发现，面粉和面包里掺有明矾，茶叶里掺杂了黑色火药，牛奶兑过水，咖啡里用了铅氧化物添色剂。1860年通过的《食品掺假法案》收效甚微，一个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不愿增设食品分析员一职。直到1872年通过了一项新法案后，政府才加大了调查食品造假案子的力度。19世纪80年代，更先进的化学分析技术得到采用后，德国等国家制定的相关立法始见成效。1878年，应零售商的要求，法国建立了第一个食品检验实验室，检验批发商批发的食品质量，但直到1905年才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食品掺假和不实食品饮料广告一律违法。该法律还设立了葡萄酒以葡萄酒产地命名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迟至19世纪最后20年，营养标准才开始制定。

伴随欧洲许多城镇居住状况的改善和“卫生革命”，居民的饮食也得到了改善，但就业没有保障。这既反映了资本主义企业依然很脆弱，也反映了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态度。他们中很多人仍然与土地息息相关。在法国南部卡尔莫矿区，当需求疲软时，公司常常解雇工人，分文不付，1886年，这种情况竟然有56天。工人旷工也有后果，尤其农忙季节，工人常常返乡帮助家人收割庄稼。卡尔莫矿区矿工每月出勤率如果达到23%的话，甚至有奖金。欧洲各地工人给周末加了一天，习惯休星期一。英国叫“圣星期一”，德国称“蓝色星期一”。在西班牙西北部的阿斯图里亚斯煤田，多达3/4的矿工不仅每逢繁多的宗教假日就不上班，连假日后的第二天也不上班。很多行业内的工人来去无常，随意性很大。港口码头一般依每艘船进出港时间每次雇用一批工人。每逢淡季，尤其是冬季时，工人就失去了收入来源。在根特市的福特曼棉纺厂，小时工资取代了日工资，忙时厂主可以延长工作时间，无须担心工人会抗议。1858年时，福特曼棉纺厂工人每周工作75小时，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近13小时。需求旺盛时，工厂会增加计件工人需要完成的每匹布的长度（工人按完成的每匹布领取工资）。经济不景气时，厂主马上削减工人工资。至于工资是如何计算的，工人从来不得而知。

很多行业采用了计件工资。工厂根据工人的产量付给工资，矿区根据每班工人挖掘出的煤量计算工资。由于有的煤层煤坚硬，有的煤层煤比较松软，同一煤层不同地段的煤质也不同，因此每挖一车煤，都需要不断计算应付多少工资，以确保报酬公平。矿工使用手工工具挖煤。井下作业工人把窄轨上的运煤车沿水平坑道推到绞车处，再由蒸汽动力绞车提拉到地面上。矿工下到矿井深层煤层作业面所需时间可能长达1小时。“乘绞车上下矿井时间”不断引起纠纷，尤其是矿主拒绝为矿工上下矿井时间付钱时。各地工人的劳动时间都很长，而且设备简陋。19世纪80年代，布达佩斯大部分工厂工人一天工作12小时。根据1910年对5 000家工厂做的一项调查，只有109家工厂有厕所，有食堂的工厂仅75家。工伤事故司空见惯，重大矿难屡上报刊头条，比如1906年法国北部库里耶尔煤矿发生的矿难，1 000多名工人在一次大爆炸中丧生，其中有很多童工。长期来看，对工人损伤更大的是日常的工伤、死亡和疾病。当时医学界刚能诊断出一些慢性病，比如硅肺病和尘肺病。英国工厂及工场总督查长在1899年的年度报告中，列举了向有执照的外科医生报告的22 771起工业事故，其中871起致人死亡，150起工人致残，2 521起导致一只手残废，2 706起属于烫伤烧伤事故，1 202起导致骨折。仅1890年一年，俄国各家冶金工厂就有245人死于事故，3 508人重伤。到1904年，以上死伤人数分别增至556人和66 680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1%。

在雇用大批女工的棉纺厂，衣服很容易被卷进机器里。在引入安全设备之前，工人被机器轧断手指的事故屡屡发生。尘埃飞扬的工作环境伤害了工人的肺。自动纺织机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噪声常常导致工人失聪。具备照顾带小孩母亲设施的工厂寥寥无几。1910年，布达佩斯市调查了5 000家工厂，只有7家有日间托儿所。新产业带来了新危险，白磷火柴制造就是一个例子，那是在1830年由法国人夏尔·索里亚（Charles Sauria, 1812—1895）发明的。19世纪中叶，英国每天要用掉大约2.5亿根火柴，其中大部分是随意摩擦点火的火柴（Lucifers），安全火柴在英国从未畅销过。在位于伦敦的布赖恩特与梅火柴厂，用于制造可燃火柴头的白磷产生的气体开始给工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工厂工人几乎是清一色女工和童工，工人需要先准备好磷溶液，然后把火柴杆放在里面浸沾。他们的牙龈开始溃烂，牙齿脱落，颌骨慢慢腐烂，流出散发臭味的脓水，有时从鼻子里往外流脓，人称“磷毒性颌骨坏死”。1906年在伯尔尼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白磷，两年后，英国议会批准了该公约。

布赖恩特与梅火柴厂等工厂的女工绝大多数年轻未婚，西班牙塞维利亚烟草工厂雇用的4 542名工人中，4 046人是女工。烟草业工人好斗是出了名的。1830年，马德里一家烟草工厂的工人抗议厂方削减工资，骚乱持续了整整5天。这引起了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Georges Bizet, 1838—1875）的注意。1875年，他改编了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1845年写的一部小说，创作了所有虚构的西班牙女工中最著名的一个——吉卜赛女郎卡门。人们普遍认为，妇女心灵手巧，比男人更适于做精细活。在把妇女所做的家务延伸到外部世界的一些行业内，如食品饮料业、衣服制造业、洗衣行业和家政服务业，出外工作的妇女分布也很密集。在棉纺业主导的工业化初期，操作新式织机的工人大多是女工。19世纪中期，在法国北部的鲁贝纺织城，55%的女工在棉纺厂做工。当地33%的10岁以上女子和18%的已婚妇女受雇于各家工厂，一半人在棉纺厂工作。不过，这没有代表性。已婚有孩子的工人阶级妇女通常必须在家操持家务。1829年法国裁缝巴泰勒米·蒂莫尼耶（Barthélemy Thimonnier, 1793—1857）发明的缝纫机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美国发明家艾萨克·辛格（Isaac Singer, 1811—1875）将其改造后用于商业。辛格精力惊人，一生与不同女人生了至少24个孩子。1851年，辛格获得了缝纫机专利权，此后不久开始大批生产缝纫机，推动了新“包出制”的诞生。在这一制度下，布商从中间商那里订购衣服，中间商有使用辛格牌缝纫机的工场，雇用的女工不超过20人。

涉及妇女就业的立法大多是为工厂制定的。1885年，俄国规定了妇女工作时限。大约同一时期，德国也做出了类似规定。1890年，一位（男性）联邦议会议员称，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工人及其家人能受惠于家庭生活所含的崇高精神，享受壁炉和家的温暖，如今这一切似乎岌岌可危”。19世纪晚期，家政服务已成为工人阶级妇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之一，仅德国一国就有250万名用人。1887年，西班牙女劳动力大约有150万人，其中女用人有32.2万人。从1851年到187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住家女用人总数的增长速度超过总人口增长速度两倍，从75万人增至120万人。大多数女佣在只雇一个“什么活都干的用人”的家庭做工。1851年，在英格兰北部军事重镇约克郡，将近60%的受雇妇女是用人。1900年，汉堡90%的家庭用人是妇女，大多来自周边地区。大约75%用人的雇主是只雇一个用人的中产阶级家庭。管理家政服务行业难度很大。截至19世纪80年代，汉堡一家地方法庭每年审理大约2 000个用人与雇主之间的纠纷案件。法庭记录显示，用人经常控诉遭受雇主辱骂欺压，工作时间长，生活条件差，工资微薄，甚至拿不到工资，尤其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雇主若是不喜欢新用人的名字，会强行更改其名，用人只有顺从。

就业的产业条件在农村也逐渐具备了，尤其是在农民大量生产农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的地方。19世纪末务农之艰辛，可以从波美拉尼亚农民弗朗茨·雷拜因（Franz Rehbein, 1867—1901）的一生中窥见一斑，他的自传于1911年出版。弗朗茨的母亲是洗衣女工，父亲是裁缝。他幼年时，父亲死于肺结核病。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在农场做工。他先在一家炼糖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之后又在一个庄园里当用人，最后逃到汉堡，应征入伍。复员后，弗朗茨再次务农。当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已经普遍使用蒸汽动力脱粒机，但只有大庄园主才有自己的脱粒机。大部分脱粒机和操作人员被独立承包商租给他人，承包商根据需要把脱粒机从一家农场运到另一家农场。使用脱粒机需要大量人手，每台机器多至30人，有人给机器送水加水，有人把稻草打成捆，有人拾谷穗。少数有脱粒机的人也使用机械捆草机，减少了所需人手，但大部分工作还得靠双手。工作条件极其恶劣，机器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扬起的粉尘堵塞了雇工的鼻孔，被雇工吸入嗓子和肺部。据弗朗茨说，雇工咳嗽时会吐出“黑色黏液结块”。雨天时，他们的皮肤上是厚厚一层粉尘。雇工领取小时工资，最低工资仅15芬尼。他们通常每天凌晨3点出工，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才收工，有时甚至更晚，只有吃饭或给机器加润滑油时，才能休息一会儿。弗朗茨写道：“人与机器不分家。他成了机器的奴隶，自身也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脱粒机还很危险。1895年，弗朗茨的一只胳膊卷进了机器里，结果被截肢。

劳动力自由市场出现后，加上失去土地、靠打零工为生的贫苦农民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流入城镇，寻找更有保障、19世纪末时报酬也算更好的工作，普鲁士人称这一现象为“逃离土地”（Landflucht）。这意味着女人必须干男人的活，因为妇女依然留在家乡，直到丈夫或未婚夫挣的钱能买块立锥之地接家人过去。1913年对德国北部城乡人均年收入的统计结果清楚显示，弃农进城当工人的诱惑极大：西普鲁士“平原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为480马克，波美拉尼亚地区为576马克，而柏林和汉堡分别是1 254马克和1 313马克。不错，城镇里的中产阶级收入较高，而农民只要有一小块地或菜园就能存活，但即使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以上数字仍显示，一个工业发达国家大部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准已高于农村居民。

城市和农村劳动阶级内部又分出诸多社会阶层。男工和女工的工资收入悬殊。以西班牙纺织业为例，19世纪50年代，女工工资只相当于男工的一半，直到1914年才涨至2/3。不过，男人及其家人同样不能避免社会分成不同阶层造成的影响。伦敦的技术工匠瞧不起非技术工人，在非技术工人内部，船工瞧不起码头工，终身合同工看不起临时工。英格兰工人在爱尔兰工人面前有优越感，同样，鲁尔地区的德国工人瞧不起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以上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往往反映了收入差距。19世纪末时，法国的吹玻璃工人一天挣大约10法郎，而纺织工只挣1法郎65生丁。挣工资的体力劳动者与人数少得多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与此相比，下层阶级内部的工资差别简直不算什么。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所有体力劳动者都一样贫穷，备受压迫。19世纪大部分时期，欧洲很多地区的体力劳动者没有基本权利，从而单独形成了一个社会阶级。渐渐地，一个具有代际传递特性的固定无产阶级形成了。1846年在德国南部埃斯林根市建了一家机车工厂后，一时很难招募到长期劳工，到1856年，工厂已有1 000多名工人，但大多数人干了几个月后就不辞而别，或是去了其他地方，很多人在夏季农忙时回家帮助收庄稼。工人流动的模式反映了农时模式，而不是某一产业的需求规律。正式工夏季返乡时，厂家雇用当地纺织工人顶替他们的工作。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爆发了农业危机后，这一模式才发生了变化。夏季，工人开始留在工作岗位上，逐渐割断了与他们来自的乡村之间的联系。

在威尔士北部的石板采石区，采石工往往不住在采石场。他们在山坡上有一小块自家农田。妻子和家人白天喂养几头牛羊、一头猪和几只鸡。自家田地距离较远的工人只能住在采石场宿舍，家人整整一周都要负责喂养家畜。1892年，一家采石场的经理抱怨说：“一到夏天，比如打牧草的季节，手下的工人就大多返乡。”1911年据国家采矿局说，西班牙西北部阿斯图里亚斯煤矿2/3的矿工是“既有地又拖家带口的农民，他们有时在矿上做工，有时回家种地”。在圣彼得堡，年轻工人依然与家乡村子保持联系。1908年对570名技术工人的调查显示，42%的已婚工人和67%的单身工人把一部分工资交给在农村的亲属。即使在圣彼得堡，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划归“农民”的人中，也有将近20%男人和25%女人是在当地出生的；1902年，圣彼得堡16%的男子和21%的工厂工人属于第二代工人。一个具有代际传递特性的固定无产阶级也在俄国逐渐形成。19世纪结束前，这一现象酝酿着重大的政治后果。

“流氓无产阶级”

各地保守分子对欧洲的城市化进程惶惶不安。德国保守社会理论家威廉·海因里希·里尔认为，大城市导致了传统家庭和社会地位结构的坍塌，人因此“精神亢奋，迷失困惑，对社会心怀不满”，犯罪率上升是必然结果。如1863年伦敦《泰晤士报》所说，社会评论家不安地注意到，出现了一个“无可救药的犯罪阶级”。1832年，卡尔·马克思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充斥着罪犯的底层阶级，也就是“流氓无产阶级”：

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堕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流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流浪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1]

参与镇压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的军官对这一阶级持同样看法。他们把起义归咎于“危险阶级”，归咎于那些“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男人和与他们在一起的脏兮兮女人”。伦敦一贫如洗犯罪阶级的境况与巴黎底层或那不勒斯贫民窟的穷人一样悲惨。报社记者亨利·梅休（Henry Mayhew, 1812—1887）调查穷人状况后，写了四卷本的《伦敦劳工与伦敦穷人》（1851—1861）。梅休与同事一道采访了形形色色的犯人，既有“普通小偷”，也有“入室行窃犯”，记录了城市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靠从泰晤士河上的驳船上偷煤再倒卖给穷人为生的“流浪儿”也在其中。狄更斯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里面的女主人公丽齐·赫克萨姆与父亲一道在顺流漂浮的死尸身上翻找，看兜里是不是装了什么，这些死者要么不慎坠河，要么投河自尽。

这个所谓的单独社会阶级有自己的习俗、习惯和用语。很多评论家有意利用有产阶级读者对这一社会阶级所怀的既怕又好奇的心态。狄更斯在小说《雾都孤儿》中描写了伦敦底层社会。妓女南希、残暴的入室行窃犯比尔·塞克斯、邪恶的费金都属于这个阶层。费金是一个少年窃贼团伙的头子，奥利弗曾受过这一团伙的胁迫。法国作家欧仁·弗兰索瓦·维多克（Eugène François Vidocq, 1775—1857）也在小说中描写了城市的犯罪阶层。他当过扒手，伪造过证件，是一名惯犯，入狱后成了警方密探。狄更斯在小说里也描写了法国城市里的犯罪集团。拿破仑时代后期，维多克组建了法国警探队，之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描述底层社会的书（大多是他人代笔写的），其中一本讲的是底层社会使用的俚语。德国警官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贝内迪克特·阿韦—拉勒门特（Friedrich Christian Benedikt Avé-Lallemant, 1809—1892）撰写了一部介绍犯罪阶层的四卷本书，最后一卷是犯罪阶层成员用语词典。不过，存在这样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这基本上是作家的主观臆想。不少穷人随着自己境遇的沉浮时而犯罪，时而洗手不干，在有可能的时候努力靠劳动谋生，他们的经济生活是合法和非法活动的混合体。19世纪末社会调查家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 1840—1916）绘制的著名伦敦街区地图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他用不同颜色标出伦敦市区各处的贫富差距，蓝色专指社会最底层“邪恶不法分子”居住的街区。

很多在其他方面堪称奉公守法公民的工人认为，偷自己雇主的东西天经地义。矿区的矿工觉得，家里用从矿区带回的煤取暖完全合法，因为煤是他们挖的。19世纪70年代，上西里西亚的矿主提议搜查下班矿工，确保没人私自把煤带出矿，大约3 000名矿工为此举行罢工。码头也是一样。码头工人和码头装卸工常常盗走囤积在码头待售待用的物资。1891年，《汉堡证券交易所报》报道说：“如果工人上夜班，身边又没人监督，有人一夜体重长了几磅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多出的几磅其实是咖啡。”伦敦产业规模很小，有一部分几乎完全依赖偷盗的物资。家具店使用偷来的木料，服装店用盗出的布料，这些店的供应商并没有因此成为职业盗贼。当然，职业罪犯的确存在。阿瑟·哈丁（Arthur Harding, 1886—1981）从小在伦敦东区的“杰戈”贫民窟长大。他暮年时回忆，自己走上犯罪道路是从做小偷开始的，此后胆子越来越大。1908年，他成了“砖巷拖车帮”的“国王”或“老大”，“一个狡黠无比的凶恶罪犯……一个庞大窃贼集团的头子”。哈丁回忆说：“1904年前后我搞到第一把枪。”不久后，哈丁及其同伙开始四处敲诈，向地下非法赌博场所勒索保护费：“上门敲诈俱乐部时，我们会挥舞手枪，喝令所有人站起来，让他们知道这不是儿戏。”其他许多港口城市同样存在犯罪阶层。1906年，北海对岸的汉堡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政治示威，就在全市警察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时，码头附近巷子区的居民从家里跑出来，向路灯投掷石头。他们先砸碎路灯，接着又打碎市中心各家首饰店的橱窗玻璃，拽开安装在窗外的防盗护栏。一名目击者报告说：“橱窗刚被打破，贪婪的手指马上伸进被破坏的防盗护栏里面，抓住橱窗里展出的手表和金银首饰……”时人看到这类事件的报道后，更认为城市化必然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走向失序。

1893年，一份俄国杂志指出：“犯罪数据证实，城市犯罪率高于乡村。”城市居民的生活没有保障。他们背井离乡，与家人分离，又得不到教会道德教化的沐浴。都市生活的种种诱惑远多于贫困乡村。农村地区的犯罪大多是暴力案件，往往与人际关系有关。随着城镇的不断扩展，犯罪性质发生了变化，涉及财产的犯罪案子越来越多。以俄国为例，1874—1913年，85%的谋杀案、89%的过失杀人案和85%的强暴案发生在农村，偷窃和贩卖被盗物品的案件农村只占50%多一点，虽然当时俄国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以上数字有一定欺骗性。它们往往不含农村地方法院处理的案子，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数字无视一个事实：农村地区的犯罪往往反映了不同价值观之间以及农民与地方当局之间的冲突。

公众一般认为，靠勤劳创造的财产不同于现成财产。后者包括制作家具、建造房屋、制造工具不可或缺的木材，以及用于取暖和做饭的燃料。解放农奴后，林区归私人所有，很多地区释放后的农奴拒绝接受林区私有化的后果。1815—1848年，普鲁士因盗窃木材而被定罪的人数激增。19世纪30—40年代，普鲁士（不包括莱茵省）盗窃林木的人数不断上升，1836年为12万人，10年后增至25.3万人。1856和1865年，盗窃林木罪犯人数分别为35.1万人和37.3万人。这一时期，盗窃林木是普鲁士最常见的犯罪。1836年，普鲁士王国每10万名居民中，就有1 000人因盗窃林木被定罪。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其他各种偷盗案件加在一起，每10万人中仅有236人被定罪。致伤致残的犯罪案，每10万人中才23人被定罪。各村村民都卷入林木盗窃，导致地主雇用的护林员与当地农民之间爆发武装冲突。地主现在想把森林作为生财手段，当地农民依然把森林视为公有财产。农民与护林员纠纷的背后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且冲突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村社会自行执法，部分地区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甚至之后都还这么做。违反村规的人会依照本村习俗受到惩处，法国人称这种惩处方法为“瞎闹音乐”（charivari），英国人称其为“喧闹音乐”（rough music）或“吵闹游行”（skimmington），德国人管这个叫“赶山羊”（Haberfeldtreiben），意大利人叫它“敲钟”（scampanate）。法国的“瞎闹音乐”有多种形式，最常见的做法是，村里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举行模拟审判，或砍掉违法者模拟像的头，或把模拟像付之一炬。在有些地区，违法者脸上被涂上蜜后粘上羽毛，头戴睡帽，手上拿一个纺纱杆，倒骑毛驴在村里游街示众。还有一种做法更为常见，尤其在英格兰。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1886）中有一段描写。黎明时分，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违法者房子外，焚烧模拟像，高声辱骂此人，唱为此目的专门谱写的歌曲，吹号角，摇牛铃铛，敲打锅碗瓢盆，大声模仿猫叫（德国人称之为Katzenmusik，即“野猫叫春”），一连几夜不止。在巴伐利亚，如果一个农民勾引了自己的女仆，村里年轻人就会从他家马厩里拉出一辆大车，拆散后把部件运到他家屋顶上，重新组装好后往大车里填满牛粪，这一做法叫Mistwagenstellen（摆粪车）。犯有盗窃、诽谤甚至弑婴罪的人也会受到同样惩罚。这一惩罚方式也用于往啤酒里兑水的酿酒商、放高利贷者，以及未经允许屡次侵越他人私地的农民。

以上种种做法不仅在英格兰、法国和德国十分普遍，在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同样常见。在俄国，“瞎闹音乐”主要用于盗贼，当地称之为vozbdenie（“游街示众”）。村民押小偷在村里游街，有时给他套上马轭，四周的人用锅碗瓢盆、水桶、洗衣盆和铁制品使劲敲打自家的门。盗马贼最遭人恨。1887年，乌曼斯克的村民甚至冲进关押了5名盗马贼的监狱，把盗贼拉到囚室外面一顿暴打，四周围观的人高喊：“狠狠地打，打死他们！”1905年，俄国《法学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人们对小偷、盗匪、恶棍及其他不法分子私自执法的消息通过电报传来……这简直让人产生时空错位感，以为俄国突然被搬到了美国的大草原，私刑在俄国有了公民权。”沙俄政府官员和社会开明人士认为，以上种种行为是农民野蛮落后的写照。1912年，一位俄国作家哀叹说：“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无政府主义和无神论盛行，道德彻底沦丧。”

19世纪末，族间世仇和血仇在南欧地区仍然十分普遍。一旦有人违反了社会习俗，比如退婚、打架、盗窃财产，发生地界或畜群上的纠纷，哪怕只是侮辱了村内一位长者，即使是开玩笑，都有可能导致仇人家族杀死肇事者，开启延续几十年之久的血仇，直到付给受害者家属赔偿金后才休止。在希腊马尼半岛，村村都修建了高大的碉堡，用于追踪发现他们宣布有血仇的仇家家族成员。农忙时双方会暂时休战，但在持续的血仇关系下，有时全家会被对方斩尽杀绝。1821—1852年，在法国科西嘉岛，地方当局有案可查的涉及族间血仇的谋杀案就不下4 300起。以上统计数字令人不寒而栗，但血仇在助长暴力蔓延的同时，也规范了使用暴力的方式，将其转化为一种仪式。在黑山，受辱家族会正式指定某人前去复仇，此人必须对一套誓词起誓。肇事者若犯有罪行，受害者家人可以要求罪犯家人依照习俗允许他们直接找本人了结。派谁去杀人、杀死谁（通常是与犯罪者血缘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取决于当地习俗。阿尔巴尼亚甚至还有一整套世代口头流传的血仇规则，称为“列克族规”（Kanun Leke），包括规定为捍卫家族荣誉而杀死仇人的方式。直到1913年，其中的部分内容才见诸文字。这套规则称：“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各国政府对这一风俗造成的社会混乱越来越无法容忍。英国《1882年公路法》取缔了“吵闹游行”的做法，但在少数地区，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德国，1894年发生了最后几起“赶山羊”事件，警方逮捕了所有参与的人。巴尔干半岛的国家没有能力行使权威，血仇逐渐演变为各族群之间的厮杀，比如黑山家族与阿尔巴尼亚家族之间的仇杀。塞尔维亚族内的复仇事件则日益减少，因为一些名门望族认识到，这样做只会有利于欺凌他们的奥斯曼人。在科西嘉岛和意大利南部，国家在控制暴力行为方面取得了有限进展，死于族间血仇的人数有所下降。19世纪60年代，西西里的血仇以更危险的新形式呈现出来。彼此对立的帮派——黑手党——取代了被新独立的意大利国家遣散的地主私人武装。初期的黑手党充当地主惩罚佃户的打手，之后开始涉足收取保护费及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最后发展到为争夺赃物互相厮杀。在国家力量薄弱、无力管辖山区和偏远地区的地方，比如阿尔巴尼亚、卡塔尼亚、科西嘉岛和马尼半岛，血仇和族间复仇之风依然盛行。

社会保守派把农村视为太平、宁静、重伦理、有秩序的世外桃源，这一看法与现实相去甚远。实际上，统计数据显示，伴随英国城镇的迅猛发展，记录在案的盗窃罪和暴力犯罪是不断减少的。1901年的《罪案登记册》写道：“人们的行为举止发生了很大变化。昔日动辄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如今改为动口不动手。不同社会阶级成员之间的行为举止差距日益缩小。无法无天之风日衰。”巴伐利亚人格奥尔格·冯·迈尔（Georg von Mayr, 1841—1925）开编写“道德统计数据”之先河，他把食品盗窃与食品价格联系在一起。不久之后，欧洲各地开始发布官方犯罪统计数字。德国每年人身伤害案件数量呈现下降趋势，1882—1885年为每年369起，1914年降至346起。当时德国最大城市柏林的犯罪率只比全国平均值略高一点。威尔士工业增长迅猛，南部有煤田，北部是石板采石场地带。1851年，威尔士每845人中有一名罪犯，1899年降至每2 994人有一名罪犯。宗教、节欲、自律、生活水准的提高，还有教育都起了作用。英国内政大臣威廉·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 1827—1904）爵士向首相格莱斯顿汇报说，犯罪率下降“是我国社会地平线上一道鼓舞人心的亮光”。一个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犯罪率越低。

各国推行的法律改革确立了陪审团公开审判制度，比如普鲁士1815年的《刑法典》，以及意大利带有法国烙印的1863年《刑法典》及众多类似立法。这对19世纪晚期涌现的大众报刊来说，好比是送上的一份厚礼。公众对罪犯和各种案情的兴趣日益浓厚。审判耸人听闻谋杀案的报道开始登上报刊的头版头条，比如美国顺势疗法医师霍利·克里平（Hawley Crippen, 1862—1910）和德国前磨坊主、惯犯奥古斯特·施特尼克尔（August Sternickel, 1866—1913）的案件。克里平医生谋杀了自己的妻子，在一艘横渡大西洋的邮轮上与同行的年轻情妇一起被捕。施特尼克尔抢劫一名农夫时将其勒死，各家报刊天天在头版头条追踪报道他受审过程，1913年，施特尼克尔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被处死。读者沉湎于侦探破案故事，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1852—1853）里的侦探巴克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1866）中的探长波尔菲里都大受欢迎。描写独立办案的职业侦探的文学作品在英国尤其走红，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爵士虚构的侦探福尔摩斯就是一例。在德国等欧洲其他地区，口供比间接证据的作用大，基于分析线索的破案小说不大好写，而且，如果故事里的平民侦探显得比警察高明，有批评警局无能之嫌，作者还可能因此惹上麻烦。为了迎合中产阶级读者，作家主要描写中产阶级世界里的犯罪和罪犯，或在作品中引入来自陌生地区的歹徒。在他们眼里，城市内社会渣滓的犯罪平淡无奇，不值一写，而这类犯罪却是狄更斯和维多克等社会小说家关注的对象。欧洲主要大城市里的一些街区依然很危险，有身份的人是不会光顾这些地方的。不过，实际情况并不像批评城市化的人所说那么可怕，犯罪率还是呈不断下降趋势的。

[1] 这段话出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74页。——编者注

移居潮

在19世纪的进程中，数百万欧洲人为了逃避贫困和压迫离开欧洲，去海外寻找新生活。他们的动机往往很复杂。很多人在欧洲的日子前景黯淡，毫无希望，而在美洲大陆不仅可以享受自由，还可以廉价获得土地，种地既可以糊口，又能赢利，他们很难抵御这些诱惑。政治迫害是移居海外的又一动机，尤其是对1848年革命浪潮中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来说。大约3万名“四八年革命党人”（forty-eighters）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附近定居，那里后来被称为“莱茵河上区”（over-the-Rhine）。1853年一位教皇使者来此地访问时，引发了当地暴力抗议。在欧洲大陆，伦敦是形形色色革命者的首选流亡地，从马克思到科苏特·拉约什都选择了那里。在他们之前，一大批波兰政治家在1831年起义失败后也流亡海外，但很多人选择在巴黎定居。1848年革命浪潮期间，在很多欧洲国家都可以看到波兰民族主义者的身影，他们还参加了美国的内战。同来自其他国家的大部分流亡者不同，海外波兰流亡者坚决不肯切断与祖国的纽带。1863年起义期间，波兰流亡者在美国成立了波兰中央委员会，向起义者提供援助。尤利安·乌尔森·聂姆策维奇（Julian Ursyn Niemcewicz, 1758—1814）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人物。18世纪90年代初，他是赞成革命的民族主义者，1795年波兰起义失败后，他流亡美国，在拿破仑入侵波兰后返回祖国。他在1817年写了《3 333年，又名难以置信之梦》，这是波兰首篇有影响力的反犹文章，他设想了祖国将处于犹太人统治之下的可怕的遥远未来。他去世后，文章于1858年发表。该文提出了阴谋论，说“犹太人的波兰”正在取代昔日的波兰共同体的社会结构，此说对崛起的波兰右翼民族主义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相对开明的19世纪20年代，聂姆策维奇在波兰王国政府内任过职。1831年，他因参与起义再次被迫流亡海外。一连串的挫折令他意气消沉，死前不久，他留下一句话：“人人都有祖国，唯独波兰人只有墓地。”位于巴黎郊区的他的墓碑上刻有一行墓志铭：“在泪水被流放的地方，他的眼中依然噙满波兰泪水。”

19世纪自始至终，政治流亡者络绎不绝地前往伦敦或美国，也有一些人去了拉丁美洲，但移居人数最多的年份是1831年和1848年。规模最大的移民潮来自爱尔兰。从1848年到1855年，爱尔兰全国人口从850万降至600万。初期的人口下降主要是饥荒造成的，此后人口继续减少几乎完全是移居海外的结果。据19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爱尔兰全国人口不足450万。截至1861年，有70多万人移居英国本土，20多万人去了加拿大，28.9万人移居澳大利亚（很多人去澳大利亚是因为19世纪60年代的淘金热）。去美国的人最多，1848—1921年，超过300万名爱尔兰人移居美国。1900年时，定居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人数已经超过了爱尔兰本国人口。这些爱尔兰人并不都是一贫如洗。1846—1851年，爱尔兰人从银行提取了价值超过120万英镑的黄金。大部分钱用于支付横渡大西洋的船票费，也有很多人的旅费是渴望把农民从自己庄园赶走的地主资助的。有些人得到政府的资助，少数人靠已经移居美国的亲友资助。爱尔兰移民一般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都柏林南部威克洛郡的一名妇女写道：“我们这一地区的青少年已经不多了，很快中年男人也要走光了，他们现在成群结队涌向美国。”千方百计想离开爱尔兰的家庭合伙凑路费。有几家人说：“我们只想离开爱尔兰，无论去哪儿，日子也不会比这里更苦。”

爱尔兰可以说是一国人民因经济灾难大批逃离欧洲的最突出例子。德国的情况显示，其他因素同样可以成为一国人民移居海外的强大动因，比如农民占有的土地碎片化，尤其是在实行可分割遗产制的德国西南地区。无力与英国工业竞争的手工行业迅速陷入危机是又一原因。19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德意志邦联分别有大约2.15万人、14万人和近42万人移居海外。“饥饿的四十年代”也是一个原因。1846—1857年，一场严重的农业危机过后，超过100万人离开德国移居海外。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宅地法》后，美国的吸引力增加。《宅地法》允许定居者花很少的钱在中西部地区圈地务农，甚至可以免费圈地。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欧洲。1864—1873年，又有100万人离开德国。19世纪70年代经济萧条后，美国的吸引力才开始减退。1880年前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又掀起了新一波移民潮，到1890年，已有180万名德国人移居海外，这一次，移民主要来自德国东北部贫困地区。19世纪90年代德国工业迅猛发展后，德国境内就业机会增加，吸收了大部分有可能移居海外的人口，1895—1913年，仅有50万名德国人移居海外。不过，从1820年到1914年，还是有500多万名德国人移居美国；1820—1860年，德国移民占美国境内移民总数的31%，仅次于爱尔兰移民；1861—1890年，在美国的德国移民占移民总数的近29%，居各国移民之首。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情况与德国大致相同。当地绝大部分土地不适于耕种，瑞典地表一半以上被森林覆盖，挪威地表的3/4是山岭和其他不可耕地。1890年美国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有80万人称自己是美籍瑞典人。19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瑞典分别有大约15万人、近14万人、34.7万人和超过18万人移居海外。最初瑞典人选择移民美国是为饥荒所迫，后来去美国的瑞典人则是听亲人说，在美国可以过上好日子，在美国的亲戚还常常出钱买船票。运送移民的各家邮轮公司因此大发横财，通常邮轮航线经过汉堡或不来梅，再到利物浦或南安普顿，最后到达纽约。各家公司很快开始在瑞典主要城市做广告。移民在寄回的家信中讲述了北美大平原上的田园生活，人人平等，没有瑞典国内的那种贵族，受此诱惑，瑞典人拖家带口移居美国。美国人欢迎瑞典人，觉得他们勤劳守法，做事有条不紊，沉稳，而且是新教徒。1885年，一个公理会牧师表示，瑞典移民“寻求美国国旗的庇护，不是为了在我们中间引入和宣扬社会主义、虚无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比其他任何一国人都更像美国人”。挪威人态度同样积极，加之国内粮食歉收，可耕地匮乏，1825—1900年，有大约80万名挪威人移居美国和加拿大，19世纪80年代移民高峰期时，则有多达18.8万人移民。19世纪，挪威移民占本国人口比例高于英国或爱尔兰，80年代是每10万人971人，而60年代爱尔兰移民高峰期时是每10万人608人。1870—1900年，气候严酷，1875年又有一次火山大爆发，1.5万名冰岛人移民北美，当时冰岛总人口为7.5万人，移民人数占了20%，比例相当惊人。仅1887年一年，就有大约3%冰岛人移民海外。

丹麦的情况与以上国家截然不同。丹麦地势平缓，夏季较长。19世纪末时，全国土地大部分是可耕地和草场，占全国总面积的75%，而瑞典和挪威的可耕地和草场分别只占12%和3%。想移民海外的丹麦人很少。丹麦的经济发展以实现食品加工业的机械化为依托，同时从种植粮食转向生产肉类和奶制品。这一时期丹麦生产的黄油和腊肉成为大宗出口商品。丹麦的做法引起了其他地方人士的注意。1908年，爱尔兰农业改革家霍洛斯·普伦基特（Horace Plunkett, 1854—1932）大声疾呼：“我一向认为，如果我国的改革者追求把爱尔兰建成第二个丹麦，这绝非一个坏目标。”但爱尔兰并不具备丹麦农村享有的一些优势，比如一个处于社会中层的独立的农民阶级，农民文化水平高，有一个小型农村银行体系，没有很深的政治和宗教分歧。丹麦农民合资建立了乳制品合作社（自1882年起）、屠宰场（1887）、鸡蛋包装站（1891）和腊肉厂（1887）。这种情况并没有在爱尔兰发生。1900年时，丹麦腊肉生产合作社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私人企业的数量。出于以上种种原因，移居海外的丹麦人数量很有限。

奥匈移民海外的人数持续上升，19世纪60年代是18.3万人，70年代是28.6万人，80年代29.4万人，90年代跃至49.6万人。一如其他国家，也有相当多的奥匈移民后来返国，占移民人数的1/6到1/2。举例来说，1904年，10.1万人离开匈牙利，同时有大约4.7万人返回。1900—1914年，超过100万人离开哈布斯堡帝国，其中绝大多数人移民美国。1903年，匈牙利政府与丘纳德航运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移民人数随之增加。当时的一位评论家认为，这么多人移民海外，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状况：工时长，工资低，宿舍简陋，大庄园管理方式生硬粗暴，缺少小块耕地”。不过，农业工人通常选择前往德国、俄国或罗马尼亚，而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漂洋过海，移居海外。

经济因素也是西班牙人移民海外的主因。西班牙曾严格限制移民，1853年通过一项新法律后开始放宽对移民的限制。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移民人数才开始激增。1882—1896年，有36万名西班牙人移民新大陆。1904—1915年的数字显示，又有170万人漂洋过海，其中50万人前往阿根廷。移民来自加利西亚、阿斯图里亚斯、桑坦德和加那利群岛等地，都是无力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的贫困农业区。还有一些西班牙人移民北非，尤其是1830年法国变阿尔及利亚为殖民地后，也有的人去了法国，这批人数量不大，大多数人不打算久居海外。1900年，法国有8万名西班牙移民，1911年增至10.5万人。1907年，招工代理人甚至到马拉加省招募45岁以下的农工“免费乘船移民夏威夷州”，截至1914年，有大约7 735名无地劳工离开西班牙，大多数人后来去了加利福尼亚。

俄国大规模移民始于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后掀起的迫害犹太人潮，大批犹太人逃离俄国。俄国移民兼有政治和经济动机。1881年后，每年都有数千人移民他国。1881—1890年，近80万人离开俄国；1891—1900年，160万人移民；1901—1910年，又有160万人去国。仅1911—1914年，就有多达86.8万人离开俄国。犹太人被限制在沙俄帝国西部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内，生活艰辛困苦。19世纪末，有1/3的犹太人靠救济度日。犹太人被逐出莫斯科，加之1891—1892年俄国暴发了一场大饥荒，仅1891年一年，就有9.4万名俄国公民经不来梅和汉堡港移民美国，翌年又有7万人离境。75%～85%的移民为犹太人。20世纪初，大批旧礼仪教派信徒为了躲避东正教政府的迫害，步犹太人后尘移民海外。1900年，旧礼仪派下的一个分支杜霍波尔教派大批移民，其中7 500人迁到加拿大西部，成立合作社，拒绝入学受教育，奉行裸体主义，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

欧洲最后一波海外移民潮来自意大利南部。20世纪初，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农业仍然十分落后，只有意大利北部实现了农业的商业化生产。北意大利地区有足够的资金支撑机械化和化肥的推广。进入20世纪后，国家为开垦耕地提供资金，修建公路和供水设施。截至1915年，35.2万公顷土地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了改良，其中仅有2 298公顷在南意大利。北意大利的农民还受益于罐头产业和甜菜加工业的发展，而南意大利几乎没有怎么受益。南意大利人均收入只及意大利西北部地区的一半。南意大利人深陷周而复始的贫穷落后循环，越来越多的人移民海外。1898—1914年期间，每年至少有15万人离开意大利，其中2/3以上的人来自南意大利，1/4来自西西里岛。有些年份的移民人数甚至还要高。仅1913年一年，就有87.3万人移民海外。移民海外人数占意大利全国人口的比例，在19世纪80年代为0.6%，1900—1913年增至1.8%。汽船问世后，横渡大西洋的时间大大缩短。1897—1906年，40%的意大利移民又返回故土。到1913年，归国意大利移民增至66%。大多数意大利移民是没有技术的农村青壮劳力，其中一些人多次返回阿根廷或美国，据估计，20世纪头10年，大约150万名意大利人永久移民海外。意大利总理朱塞佩·扎纳尔代利（Giuseppe Zanardelli, 1826—1903）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到访意大利南部巴西利卡塔地区莫利泰尔诺的政府首脑。当地镇长对他说：“我谨代表本地8 000人欢迎你，其中3 000人在美国，另外5 000人正准备步其后尘。”扎纳尔代利听到后大吃一惊。

大规模移居海外的现象几乎遍及欧洲各地。1890—1914年，希腊全国人口的1/6移民海外，要么去了美国，要么去了埃及。英、法、葡、荷等欧洲国家在海外拥有帝国，同样有大批人移居海外，其中的法国是一大例外。由于法国出生率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有保障，因此法国人没有离开本土。1815—1914年，据估计总共有6 000万人离开欧洲，其中3 400万人移民美国，400万人移居加拿大，大约100万人去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857—1940年，700万名欧洲人移民阿根廷；1821—1945年，500万人移居巴西；1841—1915年，西欧人口自然增长部分的1/4移民海外，人口净损失3 500万。

世界人口平衡开始发生变化。19世纪中叶时，美国人口仅略多于英国或法国人口。美国国土面积比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稍小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把其他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总人口超过9 200万。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年月里，欧洲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实际上增加了，从1850年的22%增至1900年的25%左右（作为参照，21世纪初欧洲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为10%）。1800年欧洲总人口为1.88亿，1914年跃至4.58亿。欧洲人口的增加是19世纪一波又一波大规模移民海外潮的主要推动力。以上全球范围的数字未能体现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俄国人口增加了300%，原因之一是沙俄吞并了中亚、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大片地区。英国人口增加了400%。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口增长了将近100%。而法国人口增长十分缓慢，仅增加了50%。

世界各地人口的增加是全球化进程社会层面的写照。这一进程在第一次大战爆发前夕达到顶峰。资本、商品、人员和思想从一个大洲流向另一个大洲，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通信速度的提高推动了贸易的发展，减少了欧洲与美国和亚洲之间的商品价格差。1870—1914年，各大洲之间的商品价格差减少了1/2甚至3/4。这一时期，欧洲主宰了海外投资。1913年，海外投资占英国净国民财富的32%。截至1900年，对外投资占法国国内储蓄额的近20%。大部分海外投资流向其他欧洲国家（占法国海外投资的60%，德国的53%），同时资本也流向海外。1870—1913年，英国对外投资的21%流向美国，德国对美投资占海外投资16%（相当于德国对拉美的投资，仅略低于英国投资额）。技术转让涉及所有技术和产业。美国日益成为汽车制造业等新产业的创新者。这是第一个全球化时代，欧洲依然称雄世界。欧洲国家强化与它们在非洲、亚洲、澳大拉西亚和拉丁美洲正式和非正式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欧洲的霸主地位。

从1914年时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时代的变迁。19世纪最后25年，欧洲城市出现的大百货商场自豪地销售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小零售商也卖进口商品，尤其是茶叶和咖啡，还有热带水果、香料、烟草、大米、蔗糖及其他很多商品。在德国，“殖民地商品”一词即指这类来自异国他乡的产品。有些零售网点专门销售进口商品。资产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因海外贸易开阔了眼界。利物浦的很多大商贸行培训其他国家商行送来实习的学徒，既有来自德国和法国的，也有来自拉美地区的。19世纪70年代，据说汉堡有“数十名上了岁数的绅士，熟悉‘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每一座城市’，‘伦敦去过不下20次’”，但从未去过柏林。19世纪末，大多数行业的专业人员开始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协会，与他国同行交流思想和业务。政治流亡者、印刷机、电报和电台促进了各大洲之间的思想转播。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把自己看作全球政治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召开自己的国际代表大会，举办国际会议。世界博览会就是这一切的象征。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想法源自1851年伦敦博览会。仅两年后，纽约市就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为此建造了自己的水晶宫。1876年和1893年，费城和芝加哥继伦敦之后又先后承办了世界博览会。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一些州也纷纷举办展览。1851年时，英国宣扬自己是世界工厂；1914年时，显然英国不再一枝独秀了。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就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但与马克思和巴枯宁想象的革命大相径庭。伴随1848—1871年欧洲大陆上发生的重大政治变革，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这一变化是在较长时间内发生的。经济变革释放出力量，废除农奴制等政治改革得到实施，选举立法机构出现（虽然权力有限），19世纪初维持波罗的海地区贵族权力的那种集团特权终结了，商人、金融家和专家阶层财富和政治抱负膨胀，这一切都打击了传统的贵族地主阶级。一个混合型新社会精英阶层已经崛起，其基础是资产阶级信奉的节俭、勤奋、节制和责任感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欧洲大片地区成为社会及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体现在城市更新、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农业改良、刑法改革，以及治理下层社会犯罪分子和不法之徒等方面，并以种种形式影响到小资产阶级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工人阶级，无论他们与医生、律师、教师或商人的政见分歧有多深。这样的社会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大动荡后的社会极为不同。如后文所述，这一社会还对周围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并不总是有益的重大影响。

第五章

征服大自然

降服野性荒原

1835年，渴望改善家乡面貌的开明匈牙利贵族诗人塞迈雷·拜尔陶隆（Bertalan Szemere, 1812—1869）决定周游欧洲各国，了解他国人民和他们对匈牙利的看法。塞迈雷博览群书，富有语言天赋，会说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1840年塞迈雷返国后，发表了他一路写的旅行札记。他刚上路不久就遇到一件事，显示了他国人对匈牙利的无知。在波希米亚一个叫特普利采的小镇，他不得不耐着性子听身边一名捷克警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向家人数落匈牙利的落后。

他喋喋不休地说：“那个地方冬天出门可危险了。到处野兽出没，比如狗熊。”我告诉他：“在我们国家，冬季狗熊一直冬眠。”心想现在这个老人该无话可说了。可我想错了。他哈哈大笑，说：“什么？狗熊？还是冬天？我知道狗熊是不睡觉的。它们在雪地上蹦跳不止，就像小羊羔一样！”“狗熊！”他的妻子儿女惊呼，死死盯住我。我安慰自己，他们是可怜我。谁让我住在一个这么可怕的国家呢？这位父亲接着说：“对，狗熊。还有狼。有时十几匹狼追逐送邮件的士兵，肯定有不少邮差遭遇不幸，因为有的马匹被狼咬伤，第二天只看到了邮差穿的靴子。一次我坐雪橇从加利西亚返回，遇到狼群追逐，为了摆脱狼群，只能把背囊切成一片片扔给狼……冬季天寒地冻……大雪下个不停，群山和森林白茫茫一片。村里全然不见房舍的影子。门完全被雪封死，无法打开。可怜的村民都被大雪困在家里。”

出于一个匈牙利人的民族自豪感，旅行家急于驳斥这位警察的不实之词。塞迈雷鼓起勇气告诉对方，在他的祖国，雪并不比波希米亚的雪更深，只是“这里的人冬天照旧出门”。警察得意扬扬地回答说：“你说的不错，因为我们这里每天都把道路上的积雪清除干净。”塞迈雷只能默认（“我没再跟他争辩”）：“我们国家的确不清扫路上的积雪，但我们自己明白，不扫雪不是因为懒惰，而是顺应上天旨意。每逢冬天，老天爷就带来寒冷和雪，寒冷使积雪不化，一到春天，又送来温暖，融化积雪。”

也许是为了听到对自己祖国不那么无知的比较正面的评价，塞迈雷离开波希米亚，到了西北部的普鲁士。然而，当地人对匈牙利同样怀有偏见。他听到有人斩钉截铁地对他说：“匈牙利土地肥沃，自然物产丰富，但地广人稀。森林里野兽成群，犹如其他地方家畜成群……没有开垦过的荒野上，盗匪成群出没。沼泽地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天气和意大利一样炎热……国家一团漆黑。在那里居住的都是些农奴和领主。”他越往西走，当地人对匈牙利的了解就越少。与他聊天的法国人只知道匈牙利匪盗成群。他到了英国后，遇到的英国人对匈牙利无知到了极点，只知道它产一种叫托考伊的甜酒。塞迈雷心灰意冷，但他没有放弃努力，极力从爱国主义角度解释匈牙利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紧密纽带，说这种纽带塑造了匈牙利人强烈的自由精神。他喜欢伦敦，那里有占地面积很大的公园，大自然可以不受约束地舒展自己。塞迈雷崇尚艺术家约翰·康斯太布尔（John Constable, 1776—1837）现实主义风格的风景油画。他的作品表现了人的直觉和纯大自然风景，与法国学院派画家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英国画家不是画古典题材，而是画本国自然风光，英国人的自由精神即源于此。而匈牙利政治腐败，人民处于哈布斯堡王朝压迫之下。塞迈雷希望匈牙利仿效英国的精神。其他匈牙利自由派改革者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自己祖国与大自然之间的紧密纽带是落后的象征。1846年，著名自由派政治家戈罗韦·伊什特万（István Gorove, 1819—1891）说：“野人可以随心所欲，以大森林为家，迁入城市的人必须使自己适应周围的人。这就是我们目前在欧洲的状况。”戈罗韦和很多人一样，认为匈牙利必须更文明、更欧洲化。另一位自由派改革家塞切尼·伊什特万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这一观点。他不畏风险，把机床设备从英国偷运到匈牙利。

塞迈雷出于对天赋自由的热爱，投身1848年革命，出任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政府总理。匈牙利投降后，为了不让圣伊什特万王冠、宝球、权杖及其他王位标志落入战胜者哈布斯堡人手中，1849年8月23日，塞迈雷把这些珍宝埋藏在巴纳特地区的奥尔绍瓦，在附近一棵树上留下了记号（1853年，塞迈雷身边的一个人向哈布斯堡王朝出卖了埋藏地点，帝国士兵挖出了这批王权珍物）。塞迈雷从奥尔绍瓦秘密越境进入土耳其，之后辗转去了巴黎，最后到了伦敦。1851年，哈布斯堡当局在匈牙利缺席判处他死刑。塞迈雷痛恨19世纪50年代革命浪潮后的维也纳专制统治：“在沉重的赋税负担下，昔日繁花似锦的庄园正在逐一消失……”而塞迈雷认为，匈牙利人亲近自然，热爱大自然赋予的自由，因此，正如他对帕默斯顿勋爵所说的，“匈牙利是西方文明流入那些东方国家的天然渠道”。

塞迈雷的妻子叫尤尔科维奇·莱奥波尔迪娜（Leopoldina Jurkovich, 1829—1865），她在1846年嫁给他，后来带着大儿子与他一起颠沛流离。1850年，两人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两个月后就夭折了。1858年和1859年，又有两个孩子相继降生，都活了下来。塞迈雷大半生穷困潦倒。他在巴黎结识了一个匈牙利流亡者，此人是个骗子，骗取了他的信任，把他妻子从匈牙利带出来的存款全部骗走。塞迈雷试着做过贩卖匈牙利葡萄酒的生意，想以此谋生，酒运到巴黎后全坏掉了。他与其他匈牙利流亡者龃龉不断，公开指责科苏特怀一己之私，企图在匈牙利变相建立自家王朝，结果塞迈雷成了孤家寡人。他一贫如洗，神志开始不正常，又患了头疼病，夜里总是噩梦缠身，梦见被骗子骗走钱财。1856年，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什么书也读不进去，脑海里出现很多想法，却无力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一个大问题。”他的日记越来越短，意思也越来越不连贯。1862年1月以后，他就不再写日记了。1863年，塞迈雷精神彻底崩溃，完全失去控制，陷入歇斯底里的狂怒中。1864年末一个深夜，他再次犯病，殴打家人。在妻子协助下，塞迈雷向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申请赦免，得到皇帝批准，于1865年1月返回匈牙利，3个月后住进了精神病院。他暴怒发作越来越频繁，病情日益严重，4年后去世。塞迈雷曾与声称他的国家无力降服自己自然环境的论调论战，临终时竟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完全丧失了文明的虚饰，堕入赤裸裸的感情发泄。

塞迈雷的例子似乎证实，欧洲人普遍对匈牙利人生存的自然环境抱有偏见。农村到处是未开化的人和匪盗。1883年，《贝德克尔旅游指南》告诫德国读者：“在一些偏僻地区，游客仍然有遭到攻击的危险。”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和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 1847—1912）分别在小说《喀尔巴阡古堡》（1893）和《德古拉》（1897）中描写了人与兽之间的超自然交融。两部小说的地点都设定在匈牙利境内特兰西瓦尼亚的布拉索夫小镇附近，这绝非偶然。19世纪时，不仅在匈牙利，在欧洲大片地区到处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存在及其主宰人类命运的威力。广袤的土地荒无人烟，从未垦殖过。1815年，普鲁士对土地使用状况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4的土地用于种植庄稼，1/5的土地用于放牧，其余是山脉、森林和荒芜之地，大约占土地总面积的55%。19世纪期间，在人口增长压力下，这一状况逐渐改变。从1805年到1864年，普鲁士可耕地翻了一番。从1860年到1905年，罗马尼亚可耕地从247万公顷增至550万公顷。1818—1860年，西班牙新开垦了大约400万公顷土地。然而，这一过程产生的结果有限，尤其是19世纪头几十年。18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波希米亚的可耕地增加了1/5，但即使到了19世纪后期，波希米亚可耕地仍然不到该省土地面积的一半。19世纪上半叶，俄国欧洲部分的可耕地增加了50%以上，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沙俄欧洲部分仍有4/5的土地未被开垦。

在欧洲的荒凉大地上，栖息着各种各样凶猛的野兽。塞迈雷路上遇到的捷克人提到了狼，当时的人最怕狼。狼通常躲避人类，但饥饿或走投无路时也会攻击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世纪期间，俄国每年大约有200人被狼吃掉。1870—1887年，葬身狼腹者多达1 500人。19世纪80年代，匈牙利泰梅什县发生过狼群窜入农户宅院叼走羊的事情。直到1900年甚至更晚，瑞典还把猎杀狼定为法律义务。在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法国和巴尔干半岛很多地区，尤其是在比利牛斯山脉或亚平宁山脉这样的山区，狼群四处游荡。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动荡年代，很多地区狼的数量增加了。据1817年的一份报道，波兰有一只狼“在最近战事中养成了在战场吃死尸的习惯”，嗜吃人肉，而不吃其他动物，一名林业工人把自己两岁的孩子绑在树上当诱饵，待狼走近时将其射杀。战后法国恢复秩序后，人们又开始猎杀狼。19世纪20年代有1 500只狼被猎杀。19世纪90年代，法国莫尔旺山区、孚日山区、布列塔尼及其他地区依然没有停止对狼的猎杀。19世纪末，在西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狼被逐到了小片荒凉偏僻地带，几乎被赶尽杀绝。狼不像狐狸，它们始终没学会适应城市生活。只有在俄国和远东地区，依然可以随处看到狼。

当时欧洲很多地区的大量野生动物因长期遭到捕杀而基本灭绝。熊是欧洲大陆山区的原生动物，结果被阿尔卑斯山区的山民捕杀殆尽，山民猎熊是因为自己养的羊被熊吃了。19世纪末期，只有在南欧的高海拔山区、巴尔干半岛等地，尤其是俄国和芬兰这两个把熊当作国家象征的地方，还能看到熊。只有在人迹罕至的地区才能猎到熊。约瑟夫·波托茨基（Józef Potocki, 1862—1922）伯爵是沃里尼亚地区的波兰贵族地主，他跑到俄国北部地区才捕杀到了一头母熊和3只幼崽。20世纪初，英国博物学家理查德·莱德克（Richard Lydekker, 1849—1915）去他家登门拜访，在楼梯过道看到制成标本的这头母熊和3只熊崽。棕熊成了捕猎对象。被捕获的棕熊被训练成“会跳舞的熊”，尤其是在俄国。据说，从1866年到1886年，动物园主、动物交易商卡尔·哈根贝克（Carl Hagenbeck, 1844—1913）贩卖了1 000头熊。他的侄子维利·哈根贝克（Willy Hagenbeck, 1884—1965）拥有一个马戏团，他教会70头北极熊叠成一个金字塔。为达此目的，他手段残忍，用鞭子和棍子打熊，或不给它们喂食，然后用肉作诱饵引诱熊做规定动作，动作完成了，熊就能得到奖赏。

欧洲各地城市居民越来越同情熊的遭遇。1889年，瑞士一家讽刺杂志刊登了一篇讥讽文章，称如果熊灭绝了，阿尔卑斯山“昔日的神秘感也将消失”。“如果熊想吃小牛犊，为什么非要杀死这只可以教育的无害熊呢？应该把它培养成导游。如此一来，各方都可受益。我们瑞士又可以对人夸耀，其他地方依旧猎熊杀熊，而我们的做法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熊开始得到有产阶级公众的喜爱。柏林动物园园长路德维希·黑克（Ludwig Heck, 1860—1951）说，熊“模仿人类的滑稽，反映了人类自身的扭曲形象”，尤其是它后腿站立或啃食用前爪死死抓住的食物时。黑克说，公众“像喜欢猴子一样”喜欢熊，但熊对人似乎没有这份温情。黑克早年曾被熊咬掉左手的两个指头尖。19、20世纪之交时，对熊的驯养加深了人们对熊的喜爱。富人家孩子喜欢玩拧紧发条后会跳舞的玩具熊，晚上抱着玩具熊入睡。1902年，美国发生的一件事促成了玩具熊在美国的发明。“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 1858—1919）总统拒绝开枪打死被绑在树上供他射杀的一头熊。此后不久，德国史泰福（Steiff）公司开始成千上万地生产玩具熊。至于熊本是大自然野生动物这一点，完全被人忘记了。

在自家豪宅圈养熊这类野生动物越来越不现实。18世纪末时，设在伦敦塔内的英国王家动物园圈养了280只各类动物，此后园内动物越来越少。1835年一名士兵差点葬身狮口后，园内残存动物悉数迁到摄政公园。19世纪末期，仍有不少贵族王宫有私家鹿苑，里面还养了其他各种动物，波托茨基伯爵就在自己的采邑里养了美洲野牛，但王家动物园已极为罕见。萨克森—科堡—哥达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Sachsen-Coburg-Gotha, 1861—1948）拥有的也许是近代唯一一个王家动物园。1887年，他成为保加利亚君主，登基没几天，就在自己的王宫花园里造了一个大笼子，里面养了一只黑兀鹫，此后又陆续增添了其他动物，包括每天供给斐迪南新鲜牛奶的母牛。1893年，该动物园向公众开放，每周3天接待游人。不久之后，动物园开始向公众展示种种珍奇动物，包括一头西藏牦牛和一条密西西比短吻鳄。原来的牛棚改建为狮房，里面养了两头非洲狮。这个御苑内的动物园逐渐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动物园。

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野生动物感到陌生，只能靠动物展览得到有关野生动物的知识。举办动物展可以体现一种科学使命，同时使人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19世纪30年代末，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先后6次前往德鲁里街观看著名美国驯狮家艾萨克·范安布格（Issac Van Amburgh, 1811—1865）的表演，他的绝技是把头伸进狮子口中。据说，范安布格驯狮成功的秘诀是用一根长铁棍狠狠打狮子。即使是在对待动物不那么残暴的动物园，体型庞大的食肉动物被关在狭小笼子里，通常活不过两年。有些动物园就是为赢利而建的。布洛涅森林内的动植物园建于1860年，目的是驯化、饲养和出售有用的动物，比如安哥拉山羊、美洲驼和羊驼。1870—1871年普鲁士人围困巴黎期间，城内动物大多被饥饿的巴黎人吃掉了。

1871年，波兰第一个动物园开业，开这个动物园显然是出于商业目的。动物园主是个餐馆老板，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兹南，他为了招揽顾客，在自家餐馆后院养了一批动物。1883年，他把这些动物挪到一块占地5公顷的地方。1907年时，动物园里已经有了900只动物，每年有25万人次前来观赏。1868年，一只长颈鹿从德国一家私人动物园运抵布达佩斯，放置在市内植物园里一处占地16公顷的园地里，与众多其他动物一起向公众展出，这是布达佩斯的第一只长颈鹿。两年前建立的这个动物园从成立之日起即服务于科学目的。动物园管理方数次易主，时而是一家学术学会，时而是市政府。动物园兼有夸耀一国疆土广袤的作用。1826年，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爵士和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 1778—1829）爵士一起创立了伦敦动物学会，开始规划在摄政公园内建一个动物园。莱佛士是东印度公司的高级经理，也是新加坡的建立者。他认为：“英国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超过其他国家，但没有一个场所可以用于展览英国统治下的世界大片地区的动物。”莱佛士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借助伦敦动物园展示他认为支撑了大英帝国统治的组织和科学原则。莱佛士生前未能看到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伦敦动物园在1828年——他去世后两年——向动物学会成员开放，1847年对公众开放。

人们对动物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在19世纪的进程中，城市内的资产阶级逐渐取缔农村人依然热衷观赏的残忍表演，比如把一头熊绑在柱子上，放群犬去扑咬。在1824年成立的“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游说下，英国于1835年取缔了这类表演，包括斗鸡。不过，《1835年防止虐待动物法》不保护野生动物，因此，用獾当诱饵放狗去咬的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甚至更晚。1833年出版的《野外记录》称：“这只非凡的小动物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和猎犬的反复攻击，始终顽强抵抗，直到因寡不敌众，遍体鳞伤，气衰力竭而死。”把獾从洞穴里逐出也是时人热衷的消遣方式。一个乡村评论家说：“带着猎场看守人、守林人及其他随从外出一日，或在林中，或在山坡上寻獾洞穴而掘之，好不快活！”自由派政治家阿尔弗雷德·皮斯（Alfred Pease, 1857—1939）爵士在世界上第一部论述獾的专著中称：“在被称为进步时代的今天，防止英国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灭绝的唯一办法就是追捕它。”

英国乡绅日益热衷猎狐，狐狸越来越少，19世纪中叶时，英国每年需要从荷兰、德国和法国输进1 000多只幼狐，在伦敦林德贺市场上售卖，猎狐者购买后将其放生。在有些地区，猎犬扑倒狐狸后，猎人会救下它，留着下次狩猎时用。德文郡有一只狐狸因先后被捉36次而出名。猎犬受过训练，不会杀死或伤害猎物。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他说猎狐是“不可理喻之人追捕不可食用动物的行为”。猎狐活动一直延续到贵族阶级没落的时代。昔日仅限于贵族圈子的消遣娱乐活动大多已经消亡，比如携鹰捕猎，原因是狩猎者的社会成分扩大了，富农和乡绅也加了进来，而鹰猎活动并没有向下普及。在欧洲大陆农奴制度下，只有贵族地主才有狩猎权。1815年后，《拿破仑法典》在莱茵河左岸、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国内生根。被大革命荡涤的狩猎特权中，仅有极少数得到恢复，但受到种种限制。在旧封建法依然盛行的地区，公众在这一问题上反应激烈。1848年向普鲁士议会提交的所有请愿中，要求废除狩猎特权的请愿书占13%。正是在这一年，普鲁士议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赋予地主（包括自耕农）在自家土地上狩猎的权利。即使是在大革命后的19世纪50年代，以上措施也未被废止。

在18世纪的西班牙，供贵族消遣的斗牛表演已经大众化，人们修建了斗牛观看台，引入了徒步斗牛士。19世纪末，斗牛表演风靡西班牙各地，成为该国最大的观赏性体育项目。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地珍爱动物者纷纷抨击斗牛比赛，但没有任何效果。其实对西班牙人这种以杀戮动物为乐的做法，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19世纪末，狩猎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已成为欧洲富人阶层的一项主要消遣。一些庄园主圈养专供狩猎用的动物和禽鸟，在自己的庄园内精心组织狩猎活动。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 1841—1910）酷爱狩猎。他还是威尔士亲王时，为了白天多点时间狩猎野鸡和鹧鸪，把他在诺福克桑德灵厄姆庄园家中的所有钟表往前拨了半小时。他在庄园内的鸟类保护区养了禽鸟，专门种植荞麦和芥菜作为鸟食。雏鸟长大后被放飞，每年大约有7 000只鸟被射杀。桑德灵厄姆庄园的一本“狩猎册”里有一行字：1907年11月7日，射杀了752只鹧鸪。当时，后膛枪已经取代了前膛枪，加上猎手不再靠猎犬驱赶猎物，而是把猎物往枪口下赶，一次打落这么多只鸟不再是什么难事。在英国王室位于巴尔莫勒尔的苏格兰庄园，猎物是公鹿，每年有八九十只公鹿被猎杀。1858年9月21日，尚是威尔士亲王的爱德华射杀了第一头公鹿，那时他才16岁，当时有人评论道：“不难想象，当时这个孩子是多么兴奋……他有可能继承王位，有可能受到帝国各地臣民的爱戴，但首次射杀那头公鹿的美妙瞬间，一生只有一次。”

国君还有机会体验异国风情带来的刺激。爱德华继位前访问锡兰期间，参加了一次猎象活动。1 500人用整整两周时间为他搭建了一个四周围了一圈栏栅的高台。他在高台上摆好射击姿势，等候了5个小时。负责把猎物从藏身地赶出来的人在林中放火后，惊恐万状的野象向他冲来。尽管目标很大，但他只打伤了其中两头象。亲王带领随从徒步在热带丛林中穿行，寻觅被击中的大象，最后找到了一头受伤的象，开枪将其射杀。他爬上小山般的大象躯体，用递给他的一把长刀割下大象的尾巴——猎象人一般都把象尾巴作为战利品。爱德华在印度还射杀过一只怀了4只虎崽的母老虎，连开4枪才把它打死。爱德华七世的狩猎壮举在当时的有钱人中绝非个例。据说奥地利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一生射杀了大约30万只动物，有鹿、熊、老虎、大象、鳄鱼及众多其他动物。他使用的双管曼利彻尔步枪是专为他一人定制的。斐迪南素以神枪手著称。一次德皇威廉二世安排他猎野猪，60头野猪被放出猪栏后，他一口气射杀了59头。1914年他遭暗杀前不久，得意地为死于他枪口之下的第3 000头公鹿做了记录。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方式更能显示人胜于天。

同一时期，欧洲各地的上层阶级开始设法在自己的庄园内再现自然环境，至少是在具备植物条件的地方。18世纪，规整式园林式微，此后精心打造天然野趣庭园之风日盛。英国园艺家格特鲁德·杰基尔（Gertrude Jekyll, 1843—1932）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设计建造了400多座庭院。受她的影响，小径两边大片茂盛的绿色带、野花花坛和精心搭配的不同色彩和质地的花草取代了19世纪初期以人造桥、造作的建筑、遗址和雕塑为特征的风景庭园。园艺家遵循爱尔兰人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 1838—1935）首先提出的“野趣庭园”概念，追求看上去与自然界无异，甚至还显得有几分杂乱的庭园，这样的庭园比大自然更多姿多彩，更有浑然天成感。不过，当时还没有保护野外自然环境的观念。在世界各地，人们肆意猎杀各种飞禽走兽，无论它们是否有用。收藏家展示珍禽异鸟的蛋，风靡一时，时人以攀比自己收藏的鸟蛋为乐。据说，大海雀蛋的售价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一年的工资。大海雀是一种不会飞的海鸟，不怕人，很像南极企鹅。在采集鸟蛋者的追逐下，加上收藏家热衷把成年大海雀制成标本供人观赏，大海雀最终灭绝。1844年7月，渔民捕获了不列颠群岛上最后一只大海雀。渔民从未见过这种鸟，喂养了它3天。3日后风暴骤起，渔民认为是这只鸟行巫术招来的，于是把鸟杀死。同一时期，一位收藏家出资雇人，在冰岛附近的埃尔德岛上杀死了欧洲的最后一只大海雀。此后，大海雀与波图格萨北山羊（1892）、撒丁岛猞猁（1900前后）和欧洲野马（1909）一起在地球上绝迹。

驾驭自然力

19世纪的欧洲还面临自然界的其他严峻挑战。巍峨的山脉隔开了欧洲各地。比利牛斯山脉横亘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阿尔卑斯山脉把意大利与法国、瑞士、德国和奥地利隔开，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分隔了挪威和瑞典，喀尔巴阡山脉绵延近1 000千米，山的一侧贴近波兰和乌克兰边境，另一侧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喀尔巴阡山脉和斯堪的纳维亚山脉的最高峰海拔都超过2 400米，比利牛斯山脉最高峰的海拔超过3 400米，阿尔卑斯山脉的则超过4 800米。以上地区山脉纵横，蜿蜒千里，人烟稀少。夏季，居无定所的牧民在山坡上放羊。冬季，大雪切断了村民与外界的联系，他们一连几个月待在自己的房子里，与饲养的牲口住在一起取暖，以夏天剩下的腌制食品为食。亚平宁山脉自北向南贯穿意大利。巴尔干山脉沿亚得里亚海东北海岸线与亚平宁山脉平行延伸。两个山脉最高峰的海拔均超过2 000米，但都低于该地区的积雪线，它们给交通造成的障碍还是非常大。

自古以来，人们穿行于山口之间，但修建穿越阿尔卑斯山主要山口的公路始于拿破仑，目的是运送军队和给养。一如其他山区，每逢冬季，阿尔卑斯山区的道路就要数月断行。山脉本身给人类征服自然提出了又一个挑战。征服群山成为一项体育运动。英国高等法院法官阿尔弗雷德·威尔斯（Alfred Wills, 1828—1912）爵士为登山运动的先驱，他在1854年登上了韦特峰，3年后又创建了阿尔卑斯俱乐部。1865年，爱德华·怀伯尔（Edward Whymper, 1840—1911）带领一个登山队首次攀登马特峰，成功登顶，但付出了4人死亡的代价。当地向导以引领登山队攀登著名山峰为生，比如瑞士木雕家梅尔希奥·安德雷格（Melchior Anderegg, 1828—1914）。不过，登山活动基本上始终是英国中上层阶级的运动。滑雪是一项新运动，不如登山那么引人瞩目，但深受大众喜爱。在德国大学就读的挪威学生把这项运动引入哈茨山区和黑森林地区。当地人看到这些挪威学生在松软雪坡上飞驰而下时，觉得他们“疯癫狂放，滑稽可笑”。达沃斯和圣莫里茨等度假胜地最初受游人青睐是因为山区空气清新干燥。19世纪80年代，新建的公路和铁路线通车后，这些度假胜地开始在冬季向游人开放，滑雪运动随之流行到阿尔卑斯山区。19、20世纪之交时，滑雪俱乐部纷纷涌现，俱乐部成员教当地居民滑雪，称掌握滑雪技巧“改变了山区居民的生活”，“学会滑雪的山民得以自由驰骋”。

在这段时期内，极地树线以下的欧洲大片未开垦地区被茂密的森林覆盖。英格兰的情况在欧洲很特殊。19世纪末，英格兰的森林覆盖面积仅为5%，而直到20世纪，挪威和瑞典国土的2/3，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俄国和巴尔干诸国国土的1/3，德国国土的1/4以上，波兰国土的近1/4，法国和比利时国土的近1/5和瑞士国土的1/6仍被森林覆盖。只有在种植小麦和供出口的其他农产品的可耕地区，森林覆盖面积才比较小，比如匈牙利、荷兰和丹麦，三国森林覆盖率分别为11%、7%和5%。旅行家一旦离开林海中有人烟的地方，走进密林深处，就远离了文明或半文明世界。德国民族主义作家格林兄弟收集的民间传说常常以森林为背景：韩塞尔和葛雷特兄妹俩出生在一个伐木工人之家，心肠歹毒的继母想抛弃他们，把两个孩子领到密林深处；“小红帽”穿过林子去看祖母时，一只狼尾随其后；邪恶女王想害死白雪公主，吩咐手下的一个仆人把她领到密林深处，结果不为人类所知的一群小矮人搭救了她，邪恶女王的毒计没有得逞。不过，森林也可以是自由之地。逃走的农奴或在逃犯可以藏身林中，森林里物产丰富，足以维持逃亡者的生命。19世纪30年代及以后，参加起义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为了躲避哥萨克人的报复，遁入密林深处。抵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保守派评论家威廉·海因里希·里尔写道：“森林是德国民俗文化的心脏地带。一个没有森林的村子如同一座没有历史建筑、剧场和艺术画廊的城市。”

然而，森林始终面临威胁。在森林边缘地带，农民砍伐树木，或用作木柴，或用来盖房，或制作各种工具、大车及其他手工制品。据统计，俄国农民居住的木屋平均每15年就要彻底翻新一次，原因是农民没有办法防止木头因风吹雨打而腐朽。大多数城镇的房子也是用木料建成的。19世纪中叶，据估计仅在明斯克一地，为了建房子或修缮8 000栋年久失修的房子和其他建筑，平均每年砍伐要60万棵树。俄国江河里往来航行的500条驳船，每条都得用500棵树的木料来造。伐木成了一大产业。1900年前后，俄国每年向英国、德国和荷兰输出200多万吨木材。若有战事，砍伐森林的速度就更快了。19世纪70—80年代土耳其战争期间，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边界附近的大片林木被砍伐。西班牙半岛战争和卡洛斯战争期间，为了不让匪盗有藏身之地，大片树林被砍掉。

19世纪，欧洲各地森林遭到最严重的砍伐。农学家开始认识到，毁掉森林会导致水土流失，甚至让气候发生变化。1836年，俄国人种学家瓦季姆·瓦西列维奇·帕谢克（Vadim Vasilevich Passek, 1808—1842）哀叹：“据老人说，哈尔科夫省气候越来越恶劣，旱灾和霜冻频频发生，这一变化有可能是毁林的结果。”树木被砍伐后，降雨或积雪融化造成水土流失，在草原上冲刷出一条条沟壑。阿克萨克夫一家住在俄国东南部的萨马拉地区，他家附近多出一条山沟，长2.4千米，宽43米。19世纪90年代，俄国南部的沙尘暴据说“十分可怖”，尤其是在春季。据1890年统计，仅半个世纪内，意大利失去了160万～200万公顷林地。从1700年到1850年，欧洲森林面积减了25%，从1850年到1920年，又减了5%。孚日山区和上索恩河流域一带的大片森林遭到砍伐，为造船厂提供木材。巴黎、里昂及其他大城市附近的树林也被砍伐。19世纪30年代，已有法国旅行家写到，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山坡“满目荒芜，寸草不生，唯有光秃秃的岩石”。法国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写道：“自今日起再过50年，法国与萨伏依之间恐怕就只剩下一片荒漠了。”

直到19世纪末，煤逐渐成为重要燃料来源，造房和制造工具改为使用钢铁后，砍伐森林的步伐才开始放慢。俄国各地的农业团体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政府也制定了鼓励植树造林的政策。从1871年到1900年，在顿河哥萨克人居住的地方，新增的森林面积从2.4万公顷增至近3.3万公顷。然而，鼓励植树的政策往往收效有限。据报道，1885年在萨马拉和斯塔夫罗波尔两省属地（国有土地）栽种了127公顷树林，只有不到20公顷的树林存活下来。在北欧其他地区，木材产业的不断发展对植树造林的影响更大。据说，19世纪上半叶，苏格兰的希菲尔德庄园栽种了5 000万棵树。截至1881年，斯特拉斯佩和罗西斯地区一共栽种了1.2万公顷树木，其中有苏格兰松及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树种，比如落叶松和云杉。地质学家和农学家还开始认识到，砍伐森林易造成山体滑坡和水灾。亚平宁山脉的树林遭砍伐后，原来把山坡上土壤固定住的树根没有了，雪崩越来越频繁。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区科森扎两省的林业官员报告说，仅1903年一年，就发生了156起山体滑坡事件，面积超过2 000公顷。位于意大利南部巴西利卡塔地区的巴森托河每年裹挟42万立方米泥沙，从亚平宁山区奔流而下，注入塔兰托湾，淤泥堵塞了河口。有些地区的土地严重退化，成了光秃秃的荒石滩，根本无法种植庄稼。河流因淤泥越积越多而流水不畅，河水漫出河堤，形成沼泽地，滋生出携带疟原虫的蚊子，人类几乎无法在此生存。

意大利历届政府开始出钱推动大规模垦田及其他土地改造计划。让—弗朗索瓦·马约尔·德·蒙特里谢尔（Jean-François Mayor de Montricher, 1810—1858）是一名瑞士工程师，父亲是富有的银行家。1862—1875年，在奇维泰拉—切西亲王亚历山德罗·托洛尼亚（Alessandro Torlonia, 1800—1886）的推动下，他排干了意大利中部导致疟疾肆虐的富奇内湖，在那之前，罗马时代修建的排水渠已经淤塞许多个世纪了。就在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进行当中，据说罗马有人风言风语说：“要么托洛尼亚排干富奇内湖，要么他被富奇内湖熬得灯枯油尽。”截至1907年，仅费拉拉省一地就新开垦出了8万公顷良田，尤其是在波河河口一带，河水各条支流被一一堵住，沙丘被铲平，河水重新归道，洪涝危害随之减轻。然而，在欧洲各地，洪涝仍然是最大的天灾，人民饱受水灾之苦。1838年3月，因上游地区冰雪融化，多瑙河河水漫出河堤，淹没了布达佩斯市区。大块浮冰横冲直撞，撞到的房屋顷刻坍塌。洪水退去后来到此地的克罗地亚作家扬·科德鲁—德勒古沙努（Ion Codru-Drăguşanu, 1818—1884）写道：“倒塌房屋不计其数，此地距森林甚远，附近一带木材极少，造房使用的材料质量低劣，用的是砖坯和夯过的土。”1879年，毛罗什河河水漫出河堤，淹没匈牙利南部赛格德市。全市5 723栋房子仅存265栋，165人丧生。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亲临此地视察后，许诺要重建该城。赛格德市劫后重生，新建成的塞格德市内街道笔直宽阔，现代风格的公共建筑遍布全市。

一条条河流平缓流过纵横交织的田野和绿地。然而，其中不少河流依然没有固定河道，肆意漫流，船只无法航行。多年来为降服河水投入不断增大。1876年，台伯河水因疏浚工程无效而多次淤积后，河两岸筑起石头砌成的河堤，引导河水。1816年一场大洪灾过后，法国东北部伊泽尔河两侧修建了两条分别长42千米的大堤，整个工程于1854年竣工。1853—1866年，在多瑙河匆忙上马了一项工程，用炸药炸掉了河道中游的豪斯坦因山上下来的岩石，彻底消除了千百年来此处河水湍急带来的航行之患。19世纪30年代，人们疏浚了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之间“铁门”处的浅滩，19世纪末时又新建了一条运河，彻底绕过这片浅滩。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要属对莱茵河的整治。19世纪前，莱茵河穿峡谷而下，漫至下游平原，在各处形成沼泽区，区内蚊虫肆虐，疟疾成为当地头号杀手。巴塞尔和美因茨之间的河流最宽处仅4千米，大一点的驳船几乎无法通行。1812年，军事工程师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Johann Gottfried Tulla, 1770—1828）制定了方案，沿两地河道挖了很深的河床，用大坝圈住河水，引导莱茵河各条支流汇入主流，去掉各处环流和曲流，改直河道，制造障碍阻止河水漫到两侧沼泽地。图拉搞的这项工程把河流长度缩短了82千米，宽度限制在200米。此后很少再发生洪涝，沼泽地逐渐排干，增添了1万公顷良田，代价是原沼泽地的植被和动物遭到毁灭性破坏。1876年项目完工时，图拉本人早已去世。当地河岸一带肆虐的疟疾夺去了他的生命。

大规模洪涝灾害的威胁逐渐减轻，但欧洲边缘地带面临的另一重大危害犹存，那就是地震。1829年3月21日，西班牙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重灾区位于东南部的穆尔西亚。据报道，当地严重受损的村庄不计其数：“拉马他遍地瓦砾……瓜尔达马尔已不见踪影，只剩下孤零零的两个风车。”1880年，地震袭击了萨格勒布，严重损坏了市内大教堂，1 500多座建筑物或受损，或坍塌。翌年，希俄斯岛在一场地震中受到重创，64个村子中有25个被毁，死伤者达7 866人。此前希俄斯岛已有不幸之地的名声，1822年，当地居民遭到土耳其人屠杀。1904年，保加利亚索非亚南部地区发生地震，损失惨重。一名记者报道说：“所有兵营化为瓦砾，一个大火药库完全被毁。”1908年12月28日，意大利南部墨西拿和卡拉布里亚两地部分城镇被一场地震夷平，据计死亡人数在7.5万到20万之间。这次地震还引发了浪头高达12米的海啸，沿岸大片地区受灾。当时一无任何防震措施，二无任何抗震建筑技术。人们忧恐的又一原因是，他们无法预测火山何时会爆发。几次火山爆发给大片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尤其是1875年冰岛高地中部阿斯基亚火山的一次爆发，巨大的火山灰团腾空而起，牲畜纷纷中毒倒毙，远至瑞典都未能幸免。19世纪维苏威火山先后喷发8次，1906年的一次喷发导致那不勒斯市严重受损，原定1908年在罗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得不易地伦敦。

各地人们无不感到恐惧的另一灾害是火灾，那个时代的建筑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欧洲城镇火灾频发。19世纪最大一场火灾是1842年的汉堡大火。5月5日凌晨，河边一栋半木质建筑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到四周仓库，焚毁了库内存放的紫胶树脂、橡胶等物资及其他可燃材料。1 000余人参与灭火，一共动用了34辆消防车从港口汲水。内阿尔斯特湖把汉堡市分为东西两区。由于天气干燥，风助火势，夹在港口与内阿尔斯特湖之间的一大片城区陷入火海。汉堡市政府炸掉了沿途房屋，试图切断火路，但巨大的火舌腾跃而过。存放在市政厅的文书档案被转移走后，消防员动用了800磅炸药把市政厅夷为平地。市内教堂化为瓦砾。直到南风改向，吹向大海，大火才渐渐熄灭。2万余人的住房被烧毁，1 100栋房屋、102所仓库、94家酒吧和酒店、7座教堂、2座犹太会堂和难以计数的政府建筑化为灰烬。汉堡收到了将近700万马克救灾捐款，最大一笔捐助款5万马克来自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汉堡周边的城镇向无家可归的人施粥，提供面包和其他食物。不法分子趁火打劫，在仍然冒烟的废墟中拿走能拿走的物品，肆无忌惮地在“鹅市场”分赃，全然不把市民纠察队放在眼里。

欧洲重大火灾远不止汉堡大火灾这一场。1834年，伦敦的一场大火吞噬了英国议会所在地——历史悠久的威斯敏斯特宫。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1837）视察仍在冒烟的火灾现场时，“对大火的凶猛吃惊不已，尽管原建筑高大坚固，很多地方的墙还是用厚厚的大石头砌的，但依然抵御不了熊熊大火”。大批干燥易燃的木质计数筹（陈旧过时的中世纪税收记录方法，又称“刻痕棒”）被塞到了供暖用的炉膛里，以至火势失控。首相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 1779—1848）称这场大火的起因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愚蠢的行为之一”。最终在废墟原址上建起了富丽堂皇的新哥特风格英国议会大厦，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人对这栋建筑都很熟悉。1861年5月10日深夜，瑞士小镇格拉鲁斯的一家旅馆失火，当时正刮着强劲的西南风，大火很快向四周蔓延，一发不可收拾。第二天上午，全镇2/3的房屋已化为灰烬，教堂、镇公所、邮局、学校等建筑毁于大火，593栋建筑被夷平，包括电报局和火车站，“导致火灾灾情无法传送出去”。

1862年5月，圣彼得堡全市多处失火。军人区全区被大火吞灭，40栋楼房被焚毁，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全市一度有5处陷入火海。人们普遍认为是有人有意纵火。“大学生”“激进分子”“波兰人”都成了怀疑对象。几名左翼知识分子被逮捕，但始终未查出他们与火灾有何干系。事情过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1—1872年写了小说《群魔》，书里描写了整个郊区火焰四起的情景。参加舞会的客人透过窗子看到起火，马上怀疑是心怀怨恨的工厂工人故意放的：“这些可怜的魔鬼！能触动他们的唯有大火。”除了以上提到的几场著名火灾外，各地城镇小火灾几乎不断。赫尔米尼亚·福利奥·德·科纳维勒年轻时随任外交官的父亲住在伊斯坦布尔。她提到“这一地区接二连三发生火灾，夜空中只见火苗不断上蹿，空气中弥漫着焚烧过的气味，驶往一处处火灾现场的救护车呼啸而过，不断打破夜晚的宁静”。指挥消防队的是一位上了岁数的匈牙利伯爵，当年的救火车是马拉的，他喜欢亲自驾着马车去救火。等救火马车赶到火灾现场时，往往为时已晚，消防员无能为力。就城镇人口与火灾造成损失的比例而言，挪威奥勒松小镇的一次火灾可以说是最具毁灭性的一次。大火起于1904年1月23日半夜，1万人因这次大火无家可归，不过仅有一人死于火灾。

在农村地区，火灾更是司空见惯，尤其是在用茅草铺农舍和牲口棚顶的地方。仅1857年一年，法国就有两个村子毁于大火。在上马恩省的阿庞斯河畔弗雷斯内村，有114间房子被烧毁，100人无家可归。在布雷斯地区的弗莱特朗村，仅有的17所房子被悉数焚毁。自不待言，火灾也可以是人为纵火所致。一项研究分析了1879—1900年在巴伐利亚农村地区发生的114起纵火案，结果显示，频发的纵火案往往起因于怨恨，怨恨对象包括刻薄的农民或歹毒的雇主、继承家产的兄长、虐待自己的父母，也有些人纵火是为了报复侮辱自己的人，无论是真的受辱，还是自己臆想的。有一人被控纵火烧毁哥哥继承的家庭磨坊，他坦白说：“是我放的火……因为我哥哥虐待我和母亲，我气不过才这么干的。”剧作家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在1897年发表的小说《农民》中，以村子里的一场火灾作引子，描绘了乡村生活的图景：男人围站在一起，一脸惊愕，“眼中含泪，一副无奈的样子”；村里的女人歇斯底里，跑来跑去，哭号不止，“仿佛在参加一场葬礼”。1902年，俄国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一名官员报告说：“纵火的瘟疫在许许多多村子里暴发了。”1905—1906年革命期间，农民的积怨引发了更大一波纵火浪潮。

19世纪期间，由于火灾频发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尤其是城镇火灾，各地普遍采取措施避免这类灾难，一旦预防措施失效，马上果断处置这类事件。1867年，巴黎消防队改为一个团的建制，由一名上校指挥，1914年时，消防队已有48名军官、1 800人。巴黎每个区都设有自己的消防站。自从有了消防汽车，消防队抵达火灾现场的时间缩短了，但迟至1914年，巴黎很多消防车依然用马拉。直到1875年，法国各地的消防部门才实现了标准化。各地市政府迟迟不出台可以降低火灾风险的建筑规则，其他国家的专业消防队更是姗姗来迟。汉堡直到1869年才成立了一个消防队，尽管27年前发生过一次大火灾。大多数火灾是靠志愿消防员扑灭的。1914年时，汉堡市已经可以夸耀有一支拥有500名消防员的消防队伍，配备有最新式蒸汽泵、伸缩梯和化学消防装置。具体落实防火措施属于各地市政府的职责，包括安装火灾警报器，在街头安消防栓。当时火灾警报器仍很少见，1914年，柏林市有700个，布达佩斯市只有149个。截至1914年，维也纳一共有3 260个消防栓，罗马有3 350个。各处消防站开始通过电话联系在一起。1914年时，罗马市已有7个消防站安装了电话。很多城市逐渐出台建筑规章，以求降低火灾风险。罗马市政府要求店铺必须在楼上一层安装防火地板，将店铺与楼上住房隔绝。火灾风险于是逐渐降低。

家家户户每日烧火产生的煤烟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随着城镇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使用廉价煤，烧煤产生的含硫烟尘飘入大气中。工厂烟囱里冒出的大量有毒气体加重了环境污染。据说，前往汉堡的人在半路上就能知道快到目的地了，因为“远远看到笼罩在城市上空的一层黑烟”。空气中的煤烟和煤灰粒子四周的水凝固后，污染更有可能形成挥之不去的霾。1877—1895年，慕尼黑每年雾霾天平均59天，此后10年，年均雾霾天增至80天。英国西米德兰兹工业区上空是一层煤烟和煤灰，自19世纪40年代起，这一地区就被人称为“黑色之地”。撰写铁路指南手册的塞缪尔·西德尼（Samuel Sidney, 1813—1883）说：“白天永远昏暗无光。”1913年，一名飞行员驾机飞过鲁尔地区，用他的话说，“有些地方被一层厚厚的雾霾包裹起来，难以辨认方向，不得不紧急降落”。树木上树叶尽脱，草地蒙上了一层黑色。爱丁堡因为雾霾太重，被人称为“老雾都”。

冬季时节伦敦浓重的黄雾更是一大奇观。因空气中悬浮含硫粒子，自然形成的薄雾变成了黄颜色的浓雾。1873年，史密斯菲尔德牲畜展上展出的牲畜因浓雾而窒息。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伦敦的雾霾都在日益加重，发生得越来越频繁。罢工的港口工人在浓雾掩护下，现身繁华的伦敦西区。不少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伦敦的浓雾特征”作为隐喻。狄更斯在小说《荒凉山庄》的开头几段就把雾霾作为大法官庭蓄意制造的混乱的象征。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在小说《化身博士》（1886）里，用雾表示罩在多重性格罪犯身上的神秘色彩。英国艺术家纷纷逃离伦敦，前往意大利呼吸清新空气。外国艺术家则接踵来到伦敦，捕捉雾气造成的大气效果，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 1840—1926）。他住在萨伏依旅馆，透过房间窗子观察外面，画了100多幅笼罩在雾中的泰晤士河图。莫奈也许觉得伦敦的雾很迷人，然而一直到1914年，浓重的黄色雾霾都是人们患上致死的气管炎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原因。狄更斯在小说《老古玩店》（1841）中说，地面上的一切都被包裹在雾中，“分辨不清一两米外是何物”。各地也曾努力控制有害气体排放，但都因阻力重重而搁浅了。主要障碍来自两方面：一是实业家不肯采用昂贵的除烟设备，二是政治家不愿触动公民使用自家炉灶的神圣权利。

日益缩短的距离

19世纪，征服自然不仅意味着征服荒野和那里栖息的动物，驾驭自然力以及自然力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影响，还涉及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人类活动和交往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距离、空间和出行不易。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很多村子进出极其不易，尤其是山区，冬季就更难了。19世纪20年代，在法国旅行的游客注意到，村民所需的一切几乎都是自产的。衣服是用当地羊毛、大麻或亚麻纤维织的，面包是用自家种的谷物烤的，想吃肉时就宰一头猪、一只羊或一头小牛，冬季吃熏肉或腌肉，所需的极少铁制用具购自流动小商贩。村民的婚姻也限于当地。以巴伐利亚的黑岑豪森村为例，19世纪上半叶，77%的新娘和新郎来自方圆1.6千米内的村子。在法国及欧洲其他地区，情况类似的村子数不胜数。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欧洲人不出远门，生活空间极其有限。各地人使用的五花八门度量衡单位即是这一现象的反映。例如，长度单位“厄尔”最初指一个正常成年男子胳膊肘与指头尖之间的距离，人的平均身高在增长，1厄尔代表的长度本身就不固定，而且，这个量还因地而异。法国厄尔代表的长度是瑞典厄尔的两倍多，芬兰、苏格兰和波兰也各有自己的厄尔，德国各地厄尔长度差别在38～81厘米之间。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单位代表的长度也可能不一样：在萨克森，旧制的1杆相当于7.5厄尔，新制的1杆相当于16尺，比旧制的1杆略长一点。在巴登和巴伐利亚，1杆都算10尺，这比较方便，然而，两地的杆长短不一，巴登的1杆比巴伐利亚的1杆略长一点。丹麦的1杆更短，但与普鲁士的1杆相等；不过，在丹麦，1杆等于10尺，在普鲁士，1杆等于12尺。至于更长的距离，各地通常使用“里”这一单位。然而，里的长度同样千差万别。在威斯巴登，1里相当于今天的1 000米，显示了法国米制对德国西部地区的影响。在普法尔茨地区，1里合4 630米，在威斯特伐利亚，1里相当于1.1万米。在很多地方，传统上一直以一人一天能耕作的土地面积为地表面积的衡量单位，因此该单位代表的面积大小因土地性质、耕种方式和使用工具的不同而异。1茹纳尔（journal，一人一天能耕作的面积）在法国洛林地区合8.27公顷，在上马恩省合10.46公顷，在萨尔特省相当17.8公顷，在朗德省为17公顷薄地或14公顷良田。

官方为统一度量衡出台了种种规定，但农民都置之不理。1861年，当地一名法国教师说，官方制定的度量衡单位已经出台很多年了，当地农民十有八九不理不睬。如果不是经常从事贸易，农民有什么必要理睬呢？在法国西南部偏僻贫困的塔恩省，经济学家亨利·博德里亚（Henri Baudrillart, 1821—1892）发现，当地没人知道“公顷”这个单位。各牧区的人使用的度量衡单位五花八门。不过，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把“米”或基于米的其他单位作为衡量距离的单位，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当年巴黎派出一个科学考察队，沿贯穿南北两极的线测量地球周长（这支科考队自然没有亲赴极地，只是测量了从敦刻尔克到巴塞罗那之间的距离，然后按比例放大），自不待言，他们沿着的那条线穿过巴黎。他们测出的地球周长的千万分之一被定为1米。后来科学家发现，这次测量的结果并不准确，但该单位沿袭了下来。一个原因是，出于不断发展的贸易和工业需要，各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度量衡标准化问题。1875年，17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国际米制公约。英国人对此不予理睬。英国、美国和许多地区沿袭《1824年不列颠度量衡法案》确立的帝国制，坚持用英里、弗隆、链、码、英尺和英寸计量长度，用路德、平方杆和英亩计量面积。俄国人继续使用18世纪初实现标准化的俄制计量单位。俄国的计量制参照了英国的帝国制，但又不完全一样。1俄尺相当于1英尺（约30厘米），1俄寸合1英寸（2.54厘米），但1俄里（verst，意为“一趟犁”）长3 500英尺（约1 067米），比1英里短很多，1英里合5 280英尺（约1 609米）。

19世纪下半叶是修建铁路的时代，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采用米制是这一时代产生的结果之一，因为各家铁路公司需要标准化的长度计量单位。截至1880年，纵横欧洲大陆的铁路长度已超过16万千米。很多昔日没有铁路的国家开始修建铁路。1855年，西班牙颁布《铁路法》，为修建铁路的公司提供资金，不仅允许它们使用公共土地，还允许它们连续10年免税进口燃料和建筑材料。《铁路法》出台后，外国商家积极参与西班牙铁路修建工程，法国人特别能抓住机会。截至1858年，西班牙修建的铁路超过4 800千米，但管理铁路的外国公司完全无视西班牙的经济需求，修建的铁路线从马德里或巴塞罗那向外辐射，而不是沿传统的通商路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班牙无法以廉价可靠的方式把西班牙北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煤矿产的煤运到东部300多千米外比斯开省的铸造厂，后者不得不从威尔士进口煤。19世纪60年代，俄国也掀起了修建铁路潮，得到政府担保的私人公司是铁路热的推手。19世纪50年代中叶，俄国铁路长度只有1 200千米，到1881年，铁路长度增至约2.3万千米。俄国铁路总里程1840年时为32千米，1900年增至8.5万千米。同一时期，意大利的铁路总里程从32千米增至2.6万千米，奥匈帝国的铁路总里程则从232千米增至5.8万千米。瑞典铁路总长在1860年时仅848千米，到1900年，增至1.8万千米。

规模最大的铁路修建项目无疑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线。这条铁路起自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终于乌拉尔山的车里雅宾斯克，在这里与俄国欧洲部分的铁路对接。1891年，西伯利亚铁路同时在东西两端和中段动工，1904年，铁路基本完工。沙俄政府修建这条铁路主要出于军事和战略考虑，有了这条铁路，俄国就可以把军队迅速调到偏远地区。铁路有一段穿越中国东北，为俄国渗透这一地区打开了大门。1905—1906年日俄战争后，俄国又在阿穆尔河（黑龙江）北侧俄方境内动工修建一条新铁路，为下一场俄日冲突提前做准备。现在旅客可以乘坐火车从大西洋一直走到太平洋。这条线上有一列豪华“国际”列车，客厅摆放了一架三角钢琴，浴室用的是大理石材料。但是，火车的平均时速仅32千米，而且只能使用俄国的宽轨，而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都采用了乔治·斯蒂芬森的标准轨。各国在信号技术、操作方法、安全规定以及保险条款方面依然存在差异，造成了一些问题。1878—1886年，在瑞士伯尔尼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制定了涉及以上问题及其他方面的规则，增加了国际旅行的便利。

1850年后，火车车厢内的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变得更加舒适。头等车厢装有玻璃窗和靠垫座椅，冬季还提供热水。不过，火车处理垃圾的方法不太讲卫生，直接倾倒在铁轨上面。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 1831—1897）发明的餐车和卧铺车厢开始投入使用。普尔曼改进了车厢结构的设计，乘客可以在车厢之间穿行。父亲是比利时银行家的佐治·纳吉麦克（Georges Nagelmackers, 1845—1905）创立了国际卧铺车公司，开通了数条国际铁路线，其中最著名的是1883年6月5日投入运营的“东方快车”。该列车单程票价300法郎，相当于一名体力劳动者整整两周的薪酬。火车上的侍者一律身穿制服，餐车提供的晚餐共有7道菜，乘客就餐必须身着晚礼服。“东方快车”完全是为富人设计的。火车从巴黎出发，沿一条蜿蜒曲折的铁路线行驶80个小时后抵达伊斯坦布尔，全程约3 600千米，在法国和德国境内时速为72千米，匈牙利境内48千米，罗马尼亚境内32千米。1894年时，罗马尼亚境内又有了一条新铁路，全程所需时间缩短了10个小时。1906年辛普伦隧道贯通后，“东方快车”改走威尼斯—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新线，全程所需时间缩短到53个小时。

铁路和汽船让地球变小了，在很短时间内行完很远的路程逐渐成为现实。1873年，儒勒·凡尔纳在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里描述的就是这一发展。铁路、汽船和电报成了欧洲国家建立和维护海外帝国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19世纪英国等欧洲国家称霸世界的重要技术基础。倘若没有迅捷的交通通信手段，一国根本不可能从本国首都遥控遍及全球的庞大帝国。铁路的扩展和识字率的普及还造就了19世纪这个书信的黄金时代。1830年，法国每年邮寄的信件数量为6 400万，10年后增至9 400万。1839年，发明家兼社会改革家罗兰·希尔（Rowland Hill, 1795—1879）首先在英国统一了邮资收费标准。两年后，邮件数量因邮票的发明而激增。英国王家邮政局每年递送的邮件，在1860年为5.64亿件，1880年增至12亿件，1900年更是高达23亿件。最早的明信片只是贴好邮票的空白卡片，上面没有图画，19世纪90年代，绘图“私人”明信片问世，此后明信片的流通量增长尤其快：1870年，共有7 500万张明信片被寄出，到了1914年，这个数字跃至9.27亿。为了应对明信片的激增，英国各大城市每天4次递送信件。德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邮政机构，直到1871年，德国成立了德意志帝国邮政总局。海因里希·冯·斯特凡（Heinrich von Stephan, 1831—1897）出任局长。1874年，斯特凡推动成立了万国邮政联盟，该联盟废除了国际信件和包裹上必须贴有途经国家邮票的旧规定，大大提高了全球和欧洲各国邮政的效率。从此以后，各国对本国和外国邮件统一收费，有权截取国际邮政带来的收入，同时还规定，国际邮件一律按统一的单一价格收费。

铁路网不断扩展后，不仅信件和明信片，还有越来越多成批生产的产品被运送到昔日欧洲偏远地区。各条铁路支线把警察、教师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还有书报杂志、各种食品、化肥、新型农机产品运送到远离城市中心的乡镇，从而大幅提高了农耕效率和生产率。农产品生产得以跟上城镇人口的增长。产业化的纺织业、人造纤维、机械工程和钢铁生产挤垮了当地的家庭小产业和手工业。交通运输更发达后，较富裕的农民能够很快把自己的产品运送到城镇。年轻人也得以离开农村，来到远离家乡的工业中心和新建工厂，这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农村生活模式。支线铁路给千百万人提供了新的廉价旅行方式，而就在这一大众化进程起步之时，汽车的问世导致了它的逆转。汽车是德国人卡尔·本茨（Karl Benz, 1844—1929）发明的，他通过一系列技术实验获得了许多专利，包括电池点火系统、火花塞、汽化器、变速杆、水式散热器和离合器。1886年，本茨推出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即“无马马车”。他的妻子瞒着他，开着这部车子去看望106千米外的一个亲戚，半路上找了一个补鞋匠，让他给刹车板钉个皮垫子，就这样发明了刹车垫。在那之后，本茨又加了一个传动装置，建了一家更大的汽车制造厂。很快，其他国家的公司蜂起仿效。有些新的“无马马车”用的引擎是工程师鲁道夫·狄塞尔（Rudolf Diesel, 1858—1913）发明的。狄塞尔的一生反映了新生汽车产业的跨国特征。他生在巴黎，长在巴黎，在德国受的教育。本茨本人与法国两家机械制造公司“潘哈德”和“标致”关系密切，两家公司也开始制造自己品牌的汽车。工厂大部分设备从美国进口。法国拥有一流的公路体系，很早就具备了驾车出游的条件，乡村医生和小地主很快开始购买廉价型轿车。法国产业的特点是有大量小型企业，非常适合新兴的汽车制造业。很快法国出现了诸如达拉克（1896，实现标准化生产的首家汽车生产商）、雷诺（1898）、标致（1899）和德·迪翁—布东（率先大批生产V8引擎）等一批汽车厂家，汽车产量跃居欧洲首位。截至1914年，法国生产了4.5万辆汽车。米其林（1889）发明了充气轮胎后，驾车出行更加舒适。

汽车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地方也许是意大利。有政府的赞助扶持，加上电力资源价格低廉，截至1907年，意大利已有71家汽车制造商，大多以都灵为基地，主要生产受外国富人青睐的高性能轿车。富人喜欢开布加迪牌或阿尔法·罗密欧牌跑车，从飙车中寻求刺激。布佳迪牌汽车创立于1908年，创始人是埃托雷·布加迪（Ettore Bugatti, 1881—1947）。阿尔法·罗密欧（1910）在1906年时还是法国达拉克厂商下属的一家分厂。菲亚特汽车公司（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Torino, FIAT)成立于1899年，创始人是一批前骑兵军官，包括几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菲亚特公司生产赛车，但总经理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 1866—1945）很早就认识到，生产大众型汽车更赚钱。为此他专程前往美国向亨利·福特（Henry Ford, 1863—1947）取经。当时福特已在生产成千上万辆汽车，赚得盆盈钵满。1908年，以价格低廉著称的福特T型轿车问世。阿涅利访问期间，被问到是否有可能把生产福特T型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引入欧洲，问话者注意到：“阿涅利先生避而不答。我一直在观察他的面部表情。听到我的问题时，他眼睛一亮，但面部没有显露任何表情。他迅速改换了话题。”

没过多久，谜底就揭开了。1912年时，已公开上市的菲亚特汽车公司已在制造一款廉价轿车——零型轿车（Model Zero），1903年生产了150辆，1914年增至4 500辆。英国跟不上这种速度。1890年，商人兼工程师弗雷德里克·西姆斯（Frederick Simms, 1863—1944）获准在联合王国和大英帝国生产德国发明家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 1834—1900）设计的高速汽油发动机。西姆斯发明了“汽油”和“汽车”两个英语词，还是王家汽车俱乐部的创始人。一开始，他只制造摩托艇。1896年，西姆斯开办了一家制造戴姆勒牌汽车的工厂。1899年，他又发明制造了世界首辆装甲轿车。其他人纷纷仿效，尤其是赫伯特·奥斯汀（Herbert Austin, 1866—1941）。通常认为，奥斯汀生产了第一辆百分之百英国造轿车。1906年，查尔斯·罗尔斯（Charles Rolls, 1877—1910）和亨利·罗伊斯（Henry Royce, 1863—1933）联手创办了一家新公司，专门制造大马力豪华轿车。汽车产业起伏不定。当时英国有200余家汽车厂商，到1914年仅有半数存活。联合王国本土上最大的汽车厂家是一家美国公司——福特汽车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汽车仍然不常见，但汽车未来发展前景日益明朗。法国在1900年时有3 000辆汽车，此后汽车数量猛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有10万辆以上，而当时英国全国公路上奔跑的汽车数量已是这个数字的两倍。1865年，英国议会针对蒸汽机车出台了一项法案，规定公路上行驶的“机车”时速不得超过4英里（约6.4千米），同时规定必须有一人举着小红旗走在车前。迫于驾驶者的巨大压力，1896年，议会废止了该法案，允许把汽车最高时速提高到14英里（约22.5千米），1904年又出台了全国汽车时速新法规，所有在国有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时速不得超过20英里（约32千米）。法国的做法与此不同，城镇外的公路一律不限时速。一名英国驾驶者称，法国乡村对“飙车族”来说是绝佳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一脚把油门踩到底，在公路上兜一天风”。1914年以前，有车族几乎全是富人，比如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 1859—1932）写的儿童文学作品《柳林风声》（1908）中迷恋汽车的暴发户癞蛤蟆先生。有了汽车后，富人出行无须再乘坐大众性质的火车，改为乘坐私人轿车，向外界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时髦。各国王室成员同样痴迷汽车。1910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帝国私家车房里存放了22部汽车，外加一批司机。沙皇短途旅行时，乘坐法国制造的德洛奈—贝尔维尔牌汽车，若出远门，则改乘90马力的梅赛德斯牌汽车。德皇威廉二世为自己座驾专门定制了一个喇叭，大声播放瓦格纳1854年谱写的歌剧《莱茵的黄金》中雷神多纳的唱段。

再普通不过的自行车是更大众化的交通工具。自行车由“小马驹”（dandy horse）演变而来。1817年，德国一位退休林业官员卡尔·德莱斯（Karl Drais, 1785—1851）发明了“小马驹”，那是一种木质结构的两轮车，骑车人用双脚蹬地带动车子向前滚动。直到19世纪60年代，几位发明家才开始尝试用脚镫子驱动车子，自行车由此而生。他们都自称是自行车的发明者，时至今日，对他们的说法仍无定论。早期自行车用的是外面套着铁圈的木轮子，因而有“筋骨震颤器”之称。由于前轮越大，车子走得越快，因此19世纪70年代的“普通自行车”前轮巨大，后轮奇小，被后人称为“摩天轮自行车”。英国发明家詹姆斯·斯塔利（James Starley, 1831—1881）设计的链条驱动式差速装置解决了这一难题。1885年，他的侄子约翰·肯普·斯塔利（John Kemp Starley, 1855—1901）造出了“罗孚”安全自行车，比此前各种类型的自行车更安全。两年后，苏格兰人约翰·博伊德·邓洛普（John Boyd Dunlop, 1840—1921）开始推销充气轮胎，为此后10年骑自行车热开辟了道路。自行车价格不断下降，销售量随之上升。1911年，已有大约11%的荷兰纳税人拥有一辆自行车，大多数人都属于低纳税阶层，显示自行车已经进入工人阶级的生活。在荷兰这样地势平坦的国家，骑自行车自然很受欢迎。自行车俱乐部开始出现，比如创立于1884年的威尔斯登自行车俱乐部。该俱乐部位于伦敦郊区，主要举行社交活动，包括只向男士开放的音乐会，以及每年演出的默剧。1868年5月31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了首届自行车赛，赛程1 200米。詹姆斯·莫尔（James Moore, 1849—1935）夺得冠军。不久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分别于1892年和1900年成立了两家国际自行车协会。1903年，将近50万人齐聚法国沿线城镇，观看第一届环法自行车赛的赛手经过。而且不只在法国城镇。比赛组织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还安排选手穿过1871年被德国人吞并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自行车作为解放妇女的一种手段具有重要意义。奥地利女权主义者罗莎·麦瑞德（Rosa Mayreder, 1858—1938）称，就对妇女解放做出的贡献而言，自行车所起的作用超过所有女权主义者的努力。有了自行车后，妇女外出无须有人陪伴。服饰也随之改变，不再穿昔日累赘的连衣裙，改穿“更为合理的”裙裤，看上去显得活泼、健美，从而推进了妇女争取的社会平等。自行车尤其受到中产阶级妇女的青睐。1901年，柏林一家杂志刊登了一则消息：“简直无法抵制自行车的诱惑。它太迷人，太新颖，太时髦，太有用，太有益于健康了。终于有一天，市长的女儿也开始骑自行车。没过几年，她母亲也给自己买了一匹小铁马。”左拉小说《巴黎》（1898）里面的一个人物玛丽说：“将来我要是有个女儿，等她长到10岁就教她学骑自行车，不为别的，就为了教她为人处事之道。”自行车的意义同样引起了顽固抵制变革者的注意。一次在维也纳，年轻的赫尔米尼亚看见一个老年贵妇让花工拾一些小石子，放在花园里的一张桌子上：“她坐在花园的树篱后面，四处张望，看有没有骑自行车的女人。如果有哪个女人胆敢从她面前骑过去，马上会遭到雨点般的碎石袭击。老伯爵夫人边扔石头边骂：‘贱妇！贱妇！’”1897年，反对接纳女生的剑桥大学男生模拟吊死一个女人模拟像时，就把模拟肖像放在一辆自行车上。

横向距离缩短的同时，垂直空间也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样品模型后，大百货商场纷纷开始安装电梯。1898年，伦敦哈罗德百货公司在位于布朗普顿路上的商店安装了一部“移动楼梯”，它只有一条皮传送带，由224块连在一起的板条组成，一路摇晃不停地把顾客送到大楼二层。惊魂未定的顾客走下扶梯后，早已恭候在那里的店员递上白兰地和嗅盐为他们压惊。8年后，伦敦市区北部霍罗威路地铁站安装了一部螺旋式自动扶梯，但几小时后就停开了，从未正式投入使用。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美国一家升降器械公司展出了一部更现代化的自动扶梯，板条到了电梯最上端和最下端时可横向移动。由于一些实际困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动扶梯都未能普及。与自动扶梯的情况不同，当时，升降电梯已成为高层建筑的一个常见特征。煤矿使用类似电梯的升降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种升降机使用蒸汽动力绞盘，把装载矿工的笼子送到井下水平巷道，再把井下工人带回到地面。现代电梯的发明要归功于伊莱沙·格雷夫斯·奥的斯（Elisha Graves Otis, 1811—1861）。1854年，他发明了一种安全保护装置，可以防止电缆断裂时升降机坠落。19世纪末，电动马达取代了他发明的使用充水对重的液压动力系统。纽约和芝加哥的大楼楼层不断增高后，使用电梯的地方越来越多。很快电梯传到了欧洲，欧洲的豪华酒店成为电梯的首批用户。各地市政府和警察部门迅速出台了一套安全规则，规定电梯操作员必须受过训练，合格上岗。当年电梯还不能自动对准每一楼层停下，需要靠操作员操控。操作员必须参加考试，检验他们是否能在每一层楼精准停住和启动电梯。出了一连串人走进电梯门不慎失足坠落身亡的不幸事故后，酒店在电梯和大堂入口处安装了安全门，一个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负责开关门。没过多久，各家酒店开始争相炫耀，住在高层的客人无须爬楼梯就可以回到自己房间。《贝德克尔旅游指南》特别带上一笔，指出一些酒店设施齐全，比如柏林的“罗马大酒店”：“酒店位置绝佳，一共有120间客房，每间都有浴室，还有电梯和电灯。”1892年的《贝德克尔旅游指南》出版时，电梯尚不多见，20年后，电梯成为所有豪华酒店应具备的一个特征。旅游指南不再专门提及电梯，只有在介绍廉价旅馆时，才会提及“没有电梯和中央供暖设备”。电梯问世后，不仅酒店越来越高，办公大楼的楼层也不断增高。维也纳的奥地利邮政储蓄银行大厦是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 1841—1918）设计建造的，一共有8层，1905年投入使用。它的高度不久就被1911年建于利物浦的王家利物大厦超过。沃尔特·奥布里·托马斯（Walter Aubrey Thomas, 1864—1934）设计的这栋大楼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共有11层，高约90米，是当时欧洲第一高楼。

电梯还颠倒了不同社会等级在高层建筑内的位置。电梯问世前，廉价房间都在高层，住客回自己房间必须爬很多层楼梯。酒店普遍安装了电梯后，高层房间面积增大，加上窗外景色极佳，又远离繁忙喧嚣的街道，于是高层房间成了最昂贵的房间。阁楼一向是贫困的标志，从卡尔·施皮茨韦格（Carl Spitzweg, 1808—1885）那幅题为《潦倒诗人》（1839）的画作中就能看出。画中一个潦倒诗人缩在自己床上，大声朗读自己的诗作，陋室空空荡荡，地上散落着书本，一把撑开的雨伞遮挡住屋顶漏雨的地方。电梯还带来了顶层套房和楼顶花园。高档公寓里总有一部专供用人使用的电梯。1903年发明了电子按钮后，电梯可以自动停在各层，一些楼房甚至允许客人自己操作电梯（酒店和百货商店因客流量大，仍然保留了由专人操作电梯的做法）。公寓里安装电梯后，住户同住一栋楼的意识弱化了，乘电梯上楼的人与其他楼层的住户相互隔绝，而昔日爬楼梯时，住在上层的住户有机会认识楼下的邻居。

无论电梯升得多高，终究要回到地面。18世纪，人类开始尝试征服天空，为此发明了热气球，此后又发明了氢气球，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在空中逗留时间也更长。氢气球用于向公众做飞行表演。索菲·布朗夏尔（Sophie Blanchard, 1778—1819）因乘氢气球飞行而闻名，飞过很多地方，包括飞越阿尔卑斯山，最终殒命巴黎蒂沃利公园。当时，在乐队伴奏下，她在挂篮里点放烟花，结果点燃了气球中的气体，导致气球坠地，自己身亡。气球飞行事业从此一蹶不振，直到查尔斯·格林（Charles Green, 1785—1870）重启气球飞行。他从煤矿公司购买坑道瓦斯，从而降低了气球飞行的成本。格林乘气球飞行多年，成功升空526次。1836年，他携一名助手从伦敦沃克斯霍尔公园起飞，飞越英吉利海峡。气球飞行高度超过3 200米，18个小时后落在了法兰克福北面，途中他和助手在挂篮里吃了一顿丰盛的野餐。这次飞行再次掀起了气球飞行热。格林甚至提出要飞越大西洋，但他还算明智，从未将此想法付诸实施。

维克多·雨果对飞行的前景兴奋不已，乐观地称，一旦能控制气球的飞行方向，气球“马上会完全、彻底、永远地消除世界任何一地的边界……各国军队会消失，战争恐怖也将化为乌有”。然而现实与他的预言天差地别。自1858年起，气球被用于航拍或其他用途。1862年，英国气象学家詹姆斯·格莱舍（James Glaisher, 1809—1903）乘气球测量高层大气气压及其他数据（他乘坐的气球上升高度在9 000米左右，人差点被冻死）。不久后，气球开始用于军事。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巴黎被普军围困时，交战双方派己方军官乘气球侦查敌军部署或传递命令。小说纷纷描写欧洲飞人对地面上的非洲部族拥有的优势，比如儒勒·凡尔纳的畅销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欧洲各国军队在当时参与的多次殖民战争中开始使用侦查气球。如雨果所说，未来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能控制气球飞行方向的安全可靠的办法，使气球飞行不再取决于风向。人们尝试了许多方法，或使用蒸汽动力，或让一群人转动轮子，有的方法成功了，最终，内燃机和电动机的诞生解决了这一难题。1884年，一艘名为“法兰西”的军事飞艇首飞成功，降落在始发地。第一艘飞艇用于军事也许是必然的。

飞艇的外形必须设计成子弹形状，而不能是圆的。飞艇上装有控制方向的舵和推动飞艇前行的螺旋桨。旅居巴黎的巴西人阿尔贝托·桑托斯—杜蒙特（Alberto Santos-Dumont, 1873—1932）受凡尔纳作品启发，设计了据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可操纵的气球。1901年，他乘气球绕埃菲尔铁塔飞行，引起轰动。不过，最著名的先驱者要属斐迪南·冯·齐柏林（Ferdinand von Zeppelin, 1838—1917）伯爵。他是德军工程师，美国内战期间曾作为观察员派驻联邦军。退休后，他研制出了一种新型飞艇，铝壳外边用一层棉布包裹，飞艇携带一些可伸缩氢气囊。齐柏林成立了一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靠公司收入和政府资助建造了几艘鱼雷形状的庞大飞艇。1908年8月，其中一艘飞艇首飞成功，引起各地公众广泛注意。截至1914年8月，齐柏林又造了20艘飞艇，6艘专门用于搭载富人客户，剩余14艘用于军事。德国各地掀起齐柏林热，热销五花八门的齐柏林杂志、齐柏林明信片、齐柏林装饰品和齐柏林玩具。齐柏林品牌成了德国技术实力和民族骄傲的象征。一首歌唱道，谁咒骂“德国”，齐柏林飞艇就会“从空中扔下东西砸在他的脑壳上”。

此时，人类在飞行尝试上已经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第一个比空气重的飞行器试飞成功。1903年，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 1871—1948）和威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 1867—1912）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代托纳海滩试飞了第一个靠动力驱动的“飞行器”。此前滑翔机发明家德国人奥托·李林塔尔（Otto Lilienthal, 1848—1896）已经设计了数个航空器，包括蝙蝠状弓形翼飞行器。他还造了一座塔，用于试验自己设计的飞行器，一次他从塔顶跳下，颈椎重伤，不治身亡，再没有机会进一步研制他设想的动力飞行器。桑托斯—杜蒙特闻知莱特兄弟的成果后，很快对飞艇失去兴趣。他仿照箱形风筝模型造了一架双翼飞机。1906年10月23日，桑托斯—杜蒙特在巴黎近郊成功完成了正式记载的欧洲首次飞机试飞。飞机设计不断改进，不久之后，1909年7月25日，发明了汽车前灯的路易·布莱里奥（Louis Blériot, 1872—1936）驾驶自己研制的单翼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得到了伦敦《每日邮报》颁发的1 000英镑奖金。据估计，他驾机启程时，观望者超过1万人。当时飞机还没有投入商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国财政部部长雅克·施耐德（Jacques Schneider, 1879—1928）在1912年宣布设立“施耐德奖”，奖励航速最快的小飞机的设计师。此举极大地推动了技术革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花结果，使西线战场上空的空中格斗成为可能。

此时，梦想家、幻想家、科幻作家已经把眼光投向地球大气层以外的世界。在天文学领域有了一些重大发现。1846年9月23日，德国天文学家约翰·伽勒（Johann Galle, 1812—1910）观测到了19世纪新发现的唯一一颗行星——海王星。他根据行星天王星运行轨道上的摄动迹象，通过演算得出了海王星的位置。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范围和精度不断改进，尤其是1857年镀银镜子问世后。20年后，1877年火星大冲时，意大利天文学家乔瓦尼·斯基亚帕雷利（Giovanni Schiaparelli, 1835—1910）使用一台22英寸（约55.9厘米）口径的天文望远镜观察到火星表层有一些线条。他称之为canali（“水道”之意），读了他报告的美国人兴奋不已，把水道误译成“运河”。斯基亚帕雷利发现的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红色行星上是否存在智慧生命的种种猜测。此后的观测未能找到这些线条的位置，最终发现，这些线条原来是一种光学错觉。此前法国作家和天文学家卡米伊·弗拉马里翁（Camille Flammarion, 1842—1925）已经提出，宇宙中有智慧生命存在，但他的这一信念源于自己的宗教信仰，他设想灵魂可以穿越宇宙在其他行星转世。弗拉马里翁积极宣扬火星上存在一个比地球上的人类“聪明很多”的外星文明的观点。他善于宣传自己的观点，给自己罩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弗拉马里翁常常提及一件事：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写的《大气：大众气象学》（1888）一书中论述“风”的一章手稿被风从桌面上吹走，飘出窗外。翌日，书稿竟然一页不乱地落到了印刷商的办公室里。

弗拉马里翁笃信天文学是向善的力量。他写到，倘若世人知道“凝望星空会使人从内心深处感到极大的快乐，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会遍布天文望远镜（而不是刺刀林立），从而促进普天下的和平和幸福”。大多数作家的观点则比较悲观。1897年，德国数学老师库尔德·拉斯维茨（Kurd Lasswitz, 1848—1910）出版了《两个行星》一书，该书讲述几个极地探险家被来自红色星球的外星人绑架到火星的故事。探险家发现，火星表面沟渠纵横，火星人是一个善于航海的民族。火星人派了一支强大舰队前往英格兰，打败了王家海军。小说情节纯属一厢情愿，但这说明早在德国拥有一支海军前，一些德国人就已经在做海军梦了。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的作品更是奇思异想，他在同年分期刊载的小说《星际战争》中，讲述了头颅长得像乌贼的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他们驾驶先进的高腿“作战机器”横冲直撞，所到之处，一切生命被他们释放的热射线和黑烟吞噬，最终，火星人死于普通细菌感染。科幻小说作家继续创作关于火星上甚至月球上存在种种文明的作品，比如威尔斯写的《月球上最早的人类》（1901），尽管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告诫说，这两个星球太冷，不可能存在任何生命。另一位教师、俄国数学家康斯坦丁·爱德华多维奇·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Eduardovich Tsiolkovsky, 1857—1935）写了一篇没什么人读过的论文，题为《利用喷气工具探索宇宙空间》，在文中提出一个数学公式，阐述了火箭能够脱离地球引力的原理，然而直到很多年后，齐奥尔科夫斯基提出的原理才被采用。当时人类对空间的征服止步于地球大气层。

现代时间概念的诞生

通信交通不仅受到穿越横向和纵向空间难度的制约，还受到时间和量测时间复杂性的制约。19世纪早期，时间及其量测方式基本上没有一定之规。前工业化社会的人以日照正午为准量测时间。在地球表面的不同地点，日照正午的时间自然也不同，而且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会用钟表报时的人寥寥无几，即使在有钟表的地方，学校也不教学生这一技能。钟点仅仅给人们一个大致的时间概念。在农村大部分地区，教堂只有做礼拜时才鸣钟，比如晨祷和晚祷，给村民提供稍微准确一点的时间。绝大多数人根本不需要准确知道几点几分。钟表通常只有一个时针。既报时又报分的做法是渐渐流行开来的。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城市或在工厂和煤矿做工，按小时领取工资，计时对雇主和工人越来越重要。1890年，美国发明了打卡机，工人出入工厂时，机器在卡上打印上时间。“自动记录上下班时间制”很快开始普及。为了避免因迟到受罚，工人需要表。19世纪初，世界怀表年产量40万块左右，1895年跃至250万块。19、20世纪之交时，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称，5 200万德国人已拥有1 200万块怀表。

19世纪初期，欧洲各城镇自己定时间，为钟表定时并不考虑周边居民遵守的时间。早期的工厂依然依据当地时间给钟表定时，但这并没有维持多久，实现时间标准化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铁路的延伸是推动时间标准化的最大动力。19世纪70年代中期，德意志统一后的各地时间还是五花八门，不同城市各有各的时间。德意志帝国境内的铁路时刻表不得不以各地时间为准，乘客只能自己根据当地钟表时间校准自己的怀表。各家铁路公司出于内部需要，感到有必要实现时间标准化。1840年，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 1811—1877）发明了同步电钟。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德国钟表制造商马蒂亚斯·希普（Matthias Hipp, 1813—1893）为铁路公司大量生产电钟。在英国，每天一早，海军部一位信使携带一块显示准确伦敦时间的表，搭乘从伦敦尤斯敦火车站发车的爱尔兰邮政列车到霍利黑德港，把表交给乘班轮去都柏林的爱尔兰官吏，他们从都柏林返回时，再把表还给信使，让他带回伦敦。到1855年，英国几乎所有公共场合的钟表都采用了格林尼治平时，比法律强制规定使用格林尼治平时早了25年。推动采用格林尼治平时的铁路公司感到，兼顾各地地方时间过于复杂。

直到19世纪末，有些地方甚至更晚，英国很多火车站的挂钟依然有两个分针，一个显示格林尼治时间，另一个显示当地时间。比利时和荷兰直到1892年才引入标准时间，翌年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也开始采用标准时间。法国各家铁路公司认识到巴黎地处全国铁路网中心，于是把各自的时刻表时间调整为巴黎时间。1891年，法国颁布了一项法律，强制规定在法国全境使用巴黎时间，但各家铁路公司故意把火车站钟表时间调得比巴黎时间慢5分钟，给迟到乘客一些登上火车的时间，而行驶中的火车上的钟表时间依然遵照全国标准时。在德国，积极倡导使用标准时的最大势力不是铁路公司或其他经济势力集团，而是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毛奇。在统一德国的历次战争中，毛奇善于发挥铁路的作用，使用铁路迅速调动部队，他认为，混乱的时区是未来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一大障碍。19世纪90年代初，毛奇抱怨说：“德国现在有5个时区，这是昔日四分五裂的德国遗留下来的。现在德国已经成为一个帝国，理应消除这一现象。”他同意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基准，把从柏林东边穿过的东经15度线上的时间作为全国标准时间。毛奇称：“我们需要统一德国各地的时间。”1893年，德国实现了这一目标。

随着电报体系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应用，统一时间标准变得越来越紧迫。19世纪50年代初，人们首次在英吉利海峡铺设了海底电缆。1852年，电磁电报的先驱爱德华·海顿（Edward Highton, 1817—1859）评论说：“时间和空间距离荡然无存。年变成了天，天变成了秒。英里变成了一英寸的一个零头。”直到1865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大东方号”才成功铺设了一条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此后兴起了铺设电缆潮。到了1871年，著名德比赛马会比赛结束5分钟内，加尔各答对赛马投注的人已经可以知道比赛结果了。由于大英帝国疆域广袤，工业领先世界各国，1890年世界将近2/3的电报线路为英国公司所拥有，它们控制了15.6万千米长的电缆。电报体系影响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大英帝国的疆界。1892年，匈牙利作家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 1849—1923）指出，新全球通信网络的发展意味着如今一个普通村民的视野超过了一个世纪前的一国政府首脑。他若翻开报纸，就能“津津有味地阅读以下一连串消息：智利发生的革命、东非的丛林战、中国华北的一场屠杀、俄国的饥荒”。新的通信体系意义非同小可，也许还隐含巨大危险，因此它不能掌控在私人手里。欧洲各国政府逐渐接管了电报体系。绝大多数电报用户是私人，但新闻机构马上认识到了电报的潜在用途。1851年，富有进取精神的保罗·朱利叶斯·冯·路透（Paul Julius von Reuter, 1816—1899）在德国亚琛成立了第一个使用电报报道全球新闻的机构，7年后又在英国设立了总部。伦敦《泰晤士报》的无畏记者威廉·霍华德·罗素利用新生的电报系统给国内报社编辑拍发电报，报道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指挥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描述了英军的惨重损失、军官的无能、野战医院条件的恶劣。他的实时报道在英国国内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

拍发电报需要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而电话人人都会用。1876年，苏格兰出生的工程师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 1847—1922）发明了电话机和电话传送系统，为此获得专利。早期的电话线几乎无隐私可言：用一条“合用线”打电话时，沿线各站的电话铃都会响，任何人都可以听到电话里的交谈内容。电话使用须知包括讲话前先冲听筒大喊一声“喂！”绅士应避免让自己的胡须碰到话筒。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全国有50万人成为全国电话服务行业的客户。布达佩斯大约有2.7万名电话用户，他们还可以享受电子工程师普什卡什·蒂沃道尔（Tivadar Puskás, 1844—1893）发明的电话新闻和音乐播放服务，1900年，这一服务的用户达6 437人。电话加快了新闻的广泛传播。早在1880年，伦敦《泰晤士报》就接通了一条直通英国议会下院的电话线，为第二天清晨发行的报纸提供前一天晚上辩论的消息。意大利人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 1874—1937）获得专利的新式无线电报系统是又一个重大发明，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仍处于萌芽阶段。马可尼后来入了英国籍。1897年，马可尼成立了英国马可尼公司，开始使用新的无线电报系统，尤其用于海上通信。

为了操作电报系统，对时间的掌握必须精确到小时、分钟乃至秒。苏格兰出生的加拿大工程师桑福德·弗莱明（Sandford Fleming, 1827—1915）爵士指出，建立一个国际电报网需要统一时间标准。这一电报网将“完全覆盖地球表层，观察文明社会的行为；远隔千山万水的不同地区之间不再有时间间隔”。在电报建起的全球通信网中，全球各地“同一时间可以看到正午、午夜、日出和日落”，“星期日实际上始于星期六正午，一直到星期一正午才结束”。这给一些领域带来了无法忍受的不确定性，比如保险行业和立法。人们不知道法律或保险单到底从何时开始生效。1884年，迫于通信全球化的压力，25国代表在华盛顿开会，讨论世界时间标准化问题。此前海员已经通过天文钟做到了时间同步。天文钟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准，量测出不同经度的时间。这反映了英国主宰世界航海业的地位。华盛顿会议采用了这一标准，按经度把全球划分为24个时区，把子午线作为区分东半球和西半球的零时区线，并在太平洋人口最稀少地区画出一条国际日期变更线。

法国政府不得不接受英国确立的世界时间，深感屈辱。1894年，法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夏尔·布尔丹（Martial Bourdin, 1868—1894）为了发泄对英国人的愤恨，在格林尼治引爆了一枚炸弹，后来波兰裔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把这一事件写入了小说《间谍》（1907）。教会也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中世纪的地图绘制者把耶路撒冷这座普世之城视为地球中心，19世纪80年代末，教会人士阿贝·切萨雷·通迪尼·德·夸伦吉（Abbé Cesare Tondini de Quarenghi, 1839—1907）极力鼓动把子午线改到耶路撒冷，但没有成功。1911年法国颁布的一部法律统一了法国时间，将其定为“比巴黎平时慢9分21秒”，只字不提格林尼治。法国人急于从英国人手中夺回主导权。1912年，法国政府主办了一次国际时间大会，建立了一个各国普遍接受的确立时间及全球报时的制度。当时埃菲尔铁塔已经通过无线电信号发送巴黎时间，同时从巴黎天文台接收量测的天文时间值。1913年7月1日上午10点，埃菲尔铁塔对世界各地的8个接收站首次发出了覆盖全球的时间信号。一名法国评论家炫耀说：“格林尼治曾取代巴黎，被定为本初子午线所在地。现在巴黎成为初始时间中心，宇宙的钟表。”

在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爵士描述的宇宙中，时间是均匀、绝对、单向的。这一观念奠定了19世纪诸多观念中最具普遍性的观念——进步观——的基础。认为世界各地时间以线性方式均匀向前流动的观念增强了人类的想象力，人们可以遐想超出自己人生体验的遥远过去。法国大革命后，人们把革命爆发那一年定为元年，然后是第二年、第三年，以此类推，改历法的做法已经使人感到革命后的年代有别于革命前。新历法虽然没能延续下去，但古今不同的观念在欧洲文化中广泛流传，与18世纪形成鲜明对照。18世纪流行的看法是，就人和社会而言，古今大致相同。人们想象中的往昔也开始向前延伸。一些基督教理论家依据《圣经》把地球诞生日子推算到公元前4 004年，例如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James Ussher, 1581—1656），但地质考察得出的结果与此有异。1863年时，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男爵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 1824—1907）已根据冷却率推算地球年龄大约为1亿年。时间向后延伸之久远大大超出了此前人们的想象。时间不仅范围扩大了，还变得更均匀、更有条理。

往昔时光延伸的同时，现世时光收缩了。在19世纪的进程中，如英国散文家威廉·拉斯博恩·格雷格（William Rathbone Greg, 1809—1881）所说，人们日益感到生活中“没有闲暇，没有间歇，整日疲于奔命”。格雷格认为：“19世纪晚期人类生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速度。”英国律师和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 1831—1923）比较了19世纪80年代的生活和半个世纪前自己的青年时代，他回想自己年轻时，很少看见有人行事匆忙，如今“我们无时无刻不被人驱赶得滴溜溜转”。英国东西海岸线的铁路公司相互竞争，都想拥有从伦敦直通苏格兰的第一条铁路。快速帆船之间展开激烈竞赛，看谁能先把中国每年产的新茶运回欧洲。1872年，运输茶叶的“卡蒂萨克号”快帆在一场广为人知的竞赛中输给了竞争对手“塞莫皮莱号”快帆：6月18日，两艘船同时驶离上海，先后于10月19日和20日返抵伦敦。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汽船获得重大优势，因为帆船仍然必须走绕好望角的航线。跨大西洋航行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家船舶公司之间的角逐很快成为它们在岸上总部所在国的实力的象征。在横渡大西洋的竞赛中，1897年，德国船超过英国船夺得第一，1909年又输给了英国，因英国推出了平均航速超过26海里的邮轮“毛里塔尼亚号”，这一纪录直到1927年才被打破。德国“帝王号”豪华邮轮和白星航运公司旗下的“奥林匹克号”豪华邮轮仿如海上宫殿，船上各种服务设施一应俱全。邮轮越造越豪华，大张旗鼓地投入运营。1912年4月15日，世界吨位最大的邮船、白星航运公司新造的“泰坦尼克号”首航时触冰沉没，1 500人丧生。人们对邮轮的信心顿减。“泰坦尼克号”缺乏安全预防措施，船上没有足够的救生艇，上流社会乘客享受种种特权等内幕曝光后，社会上一片哗然。两年后，各国缔结了《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一如海上，陆上时间也日益给人以紧迫感。1912—1914年，意大利艺术家、形而上学画派创始人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 1888—1978）创作了一系列作品。画布上大地一片空旷，唯有主宰万物的偌大时钟和地面上寥寥几个微小人形，有几幅画上可以看到一列火车，一幅画甚至取名为《动身时刻的忧郁》。基里科似乎想表达一个意思：时间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画家只能在其作品中描绘出钟表上清晰可见的钟点显示的一个瞬间，基里科在画中描绘的情景被定格在一个静止时间点上。一些画家试图通过在一块画布上绘出某一物体在一段时间内所处的不同阶段，来表现物体的运动过程，尤其是早期意大利未来派画家，还有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杜尚1912年的作品《下楼梯的裸体女人》就是这样。19世纪80年代诞生的电影可以加速时间、冻结时间，在讲述故事时跳过几分钟、几小时、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更令人惊奇的是，如1895年路易斯·吕米埃（Louis Lumière, 1864—1948）和奥古斯特·吕米埃（Auguste Lumière, 1862—1954）兄弟展示的那样，他们可以采用从后往前播放电影的简单手法让时间逆转。跳水的人似乎跃出水面，落到起跳板上。打破的鸡蛋重新回到蛋壳里。玻璃碎片飞回桌面，重新组合成一个完好无损的酒杯。时间开始显得似乎是可变的、可塑的、不确定的。科学领域内的相对论反映了这一现象。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向全世界科学界宣布了这一理论。他论述相对论的论文相当深奥，但含义并不深奥：对于观察者来说，时间和空间都是相对的，移动中的钟表也许比静止不动的钟表走得更慢；如果两个观察者处于相对运动状态，同样两件事，一个人看到它们同时发生，在另一个人眼中，则可能不是同时发生的。光速是一个恒量，在真空中任何观察者观测到的光速都一样，而且光速无法超越。质量和能量是一回事。以上结论把时间和空间置于全新视角，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传统力学。直到1915年爱因斯坦完成了广义相对论后，以上理论的意义才显现出来。当时有少数物理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些理论革新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基本概念。

大瘟疫的终结

对19世纪的欧洲人而言，时间短暂还体现在另一层意义上：与后来的世代相比，他们的寿命很短。19世纪大部分年代，欧洲人不得不生活在疾病肆虐的环境中，这些疾病轻者致残，重者致命。在气候温暖、地势低洼的沼泽地带，散发臭味的水里滋生的蚊子四处传播疟疾。地中海和黑海一带均流行疟疾，在法国和荷兰沿海一带，还有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疟疾也很常见，直到这几条河流得到治理。1826年，北海沿岸暴发一场流行病，2万人染病，大批人死亡。迟至19世纪末，意大利每年还有200万人患流行病，其中2万人死亡，患“四日热”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是奎宁。1820年，两位法国医学科学家从玻利维亚人和秘鲁人常用的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了奎宁。1834年，侨居圭亚那的德国医生卡尔·瓦尔堡（Carl Warburg, 1805—1892）研制出了把奎宁作为主要成分的“瓦尔堡酊”。直到1897年，在英属殖民地印度工作的英国外科医生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 1857—1932）爵士才证实，疟疾是通过蚊子传播的。同一时期，随着沼泽地的水被排干和河流归渠，欧洲的疟疾发病率逐渐下降。这与任何医学研究无关，而是一项旨在促进商贸的政策产生的附带结果，也是可喜结果。

19世纪的欧洲人所患的各种严重疾病，包括具有潜在致命威胁的疾病中，最常见的是肺结核。这是一种主要侵袭肺部的痨病。人体不断“耗损”，病人咳血不止，体内器官逐渐衰竭，直至死亡。1815年，医生托马斯·扬（Thomas Young, 1773—1829）估计：“这种疾病极为常见。欧洲大约有1/4的人被肺结核过早夺去生命。”19世纪初，巴黎一家大医院做的696例尸体解剖中，大约250例的死因被确认为肺结核。1819年，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在《夜莺颂》中形容患肺结核的病人“苍白、消瘦、死亡”，两年后，他本人也死于肺结核。19世纪下半叶，英格兰和威尔士20～24岁年龄段的死者中，几乎半数死于肺结核。由于肺结核的症状较轻，病情发展通常很缓慢，患病原因与放荡行为无甚关系，因此肺结核几乎带上了一种崇高感。时人普遍认为，肺结核患者对生命的体验更强烈。作曲家肖邦被人婉转地形容为“弱不禁风”。肖邦临终前几年不停地谱写乐曲，后来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肖邦坐在钢琴旁即兴发挥，“把我们带到之前我们茫然无知、之后也无缘重返的境地”。1849年，肖邦死于肺结核。

不少作家和评论家认为，肺结核使病人的道德得到升华。这一观点掩盖了以下事实：肺结核蔓延的根源是拥挤不堪的住房、有损健康的工作条件和营养不良。换言之，这不是艺术家、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病，而是穷人病。看透了俄国社会的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一清二楚。所有文学作品中，恐怕没有比小说《罪与罚》（1866）中对患肺结核的寡妇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死亡的描写更可怖的了。她因丈夫酗酒而陷入贫困，丈夫死后更是一贫如洗，开始神志不清。走投无路的伊凡诺夫娜领着幼小的孩子走上街头卖唱，挣几个小钱，被一名警察捉住后，挣脱后逃跑，一路踉踉跄跄，最终口吐鲜血，倒毙街头。警察说：“以前我见过这种人。她死于肺结核。”伊凡诺夫娜死得既无尊严又怪诞。导致她死亡的赤贫并没有让她在精神上得到升华，而是丧失尊严和发狂。

最贫困的人也是最容易患上肺结核的群体，因为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拥挤、潮湿、卫生条件差。最常见的疗法是清新的空气、干燥干净的环境、健康的饮食，在气候温和的南方、山区或海边疗养。毋庸赘言，如此奢侈，只有富裕人家才办得到。住疗养院的人太少，难以在统计学上衡量效果。不过，19世纪下半叶，几乎各地的肺结核死亡率都下降了。从1850年到1900年，肺结核死亡率下降幅度占所有死亡率降幅的大约一半，虽然1894年时仍有说法称，每年欧洲死于肺结核的人数相当于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导致肺结核死亡率下降的主因很有可能是饮食的改善，直接的医学干预反而收效甚微。1870年，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 1843—1910）发现了炭疽病的病因和传染方式。1882年，他通过对微观样品进行化学鉴别染色表明，他研究过的所有患者身上都携带肺结核杆菌。科赫在自己实验室里培养了肺结核杆菌，把它们注射到健康动物体内，不久后，这些动物出现了肺结核的典型症状。科赫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重复实验，验证了他的发现。科赫指出，肺结核是通过咳嗽传播的。这一发现是一个重大成就，使他在世界上一举成名，这一成果对减少肺结核的发病率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直到卡介苗接种（1921）时代来临和20世纪研制出抗生素后，肺结核发病率才开始下降。

当时，医学领域内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战胜了天花。18世纪晚期，欧洲每年有20万人死于天花。用感染过的针擦蹭皮肤预防天花的办法始于中国，18世纪中叶，这一方法经奥斯曼帝国传到欧洲。18世纪末，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 1749—1823）于1798年革新了治疗天花的方法。他注意到，挤奶女工没人患上天花。詹纳由此推断，挤奶女工之所以有免疫力，是因为已经感染上了一种与天花相似的病——牛痘，而牛痘对人类完全无害。詹纳借用拉丁语里“牛”一词，把他新的预防办法称为“种痘”（vaccination）。这一方法很快推广到各地。各国政府开始强制本国人民接种牛痘疫苗。19世纪中，普鲁士王国颁布法律，禁止没有接种牛痘疫苗证书的年轻人入学、从师学艺、就业或参军。据记录，每年普鲁士每100个新生婴儿中，就有66个接种了牛痘疫苗。其他国家纷纷仿效。法国政府的措施极其不力，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法军中有12.5万人患上天花，其中大约2.8万人不治身亡；而普鲁士人及其盟友只有8 500人染上天花，仅死了400人。法军士兵返国后，天花开始在欧洲各地蔓延。截至19世纪70年代，多达50万人死于天花。1871年，英国政府强制规定接种牛痘。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早在1914年以前很久，天花在欧洲就已十分罕见了。

工业化过程中，其他疾病反而增加了。城市污染日益严重，导致伤寒死亡率上升。伤寒是一种水传播疾病，19世纪50年代，伦敦每10万人中就有87例伤寒，60年代增加到89例。1861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死于伤寒。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伦敦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污除垢活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伤寒发病率降至每10万人不到9例。19世纪80年代初，科赫的助手发现了伤寒病原体。这一发现很快促使人得出结论：没有显露出任何伤寒症状的人也有可能携带病毒。一个例子是著名的“伤寒玛丽”，玛丽·马伦（Mary Mallon, 1869—1938）移居美国，20世纪初，她走到哪里，就把伤寒流行病带到哪里，但她本人看上去安然无恙。公共健康运动马上考虑到了这一事实。其他一些疾病很快也显示具有这一特点，尤其是白喉，还有猩红热、脑膜炎、脊髓灰质炎等。鲜奶或水都可能携带以上疾病的病菌。预防这类疾病的最有效方法是开展个人卫生教育，外加执行净化水源等公共健康措施。

最令人惊奇的是，时不时横扫欧洲的各种瘟疫逐渐消失。数百年来，鼠疫，又称“黑死病”，肆虐欧洲。1815—1818年波斯尼亚鼠疫终结后，哈布斯堡王朝在东南欧建立的军事防线和地中海各港口采取的隔离措施遏制了鼠疫的蔓延。斑疹伤寒要顽固一些，这是一种靠体虱传播的传染病。战争是斑疹伤寒蔓延的一大原因，因为大批军人居住在卫生条件差的环境中。饥荒是斑疹伤寒传播的又一原因。19世纪战争和饥荒不那么频繁是斑疹伤寒病例下降的主因。荒年时，农村大批人口涌入城镇觅食。19世纪40年代末，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和中欧地区的饥荒导致斑疹伤寒暴发。在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 1821—1902）等激进自由派人士眼里，与其说斑疹伤寒是落后导致的愚昧和不爱清洁的反映，不如说它是压制和剥夺基本人权的结果。1848年，菲尔绍受普鲁士政府委托，调查上西里西亚暴发的斑疹伤寒。他谴责当地人不讲卫生、游手好闲和酗酒的行为，但坚决不同意以上习惯源自这一地区的居民大多是波兰人的说法。他提出，当地人之所以自暴自弃，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参与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权利。菲尔绍因提交的这份报告而被免职。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份报告不失为社会医学早期经典论著之一，报告执笔人后来成为知名自由派人士和俾斯麦的对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俾斯麦对菲尔绍没完没了的抨击愤怒不已，在1865年提出与他决斗。受到决斗挑战的菲尔绍有权选择双方决斗使用何种武器。众所周知，他选了两根香肠。一根做熟了自己吃，另一根是生的，里面塞进了致命的旋毛幼虫，留给俾斯麦。好在俾斯麦最终明智地撤回了决斗提议。

斑疹伤寒与肮脏和不洁之间的关系已确定无疑。城镇变干净、人们养成更卫生的生活习惯后，斑疹伤寒的发病率大幅下降。19世纪从始至终，圣彼得堡每年都暴发瘟疫。参加俄土战争的士兵返回俄国后，1878年斑疹伤寒发病率达到高峰，共有8 000多例。1891年饥荒期间，农民大批涌入圣彼得堡，300多人死于斑疹伤寒。正常年景下，由于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改善，即便是俄国，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呈下降趋势。直到1909年，人们才发现了斑疹伤寒的病因和传播方式。突尼斯巴斯德学院院长、法国细菌学家夏尔·尼科勒（Charles Nicolle, 1866—1936）注意到，斑疹伤寒病人不换衣服时才会把病传染给其他人。他检查了患者的脏衣服，确定里面有虱子。他把一些虱子放在一只健康黑猩猩身上后，黑猩猩发病了。尼科勒因这一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斑疹伤寒和天花发病率下降、鼠疫绝迹后，欧洲还要应对生命和健康面临的全新威胁：亚细亚霍乱。英国征服印度北部后，打通了途经阿富汗和波斯的新商路。1817年，霍乱病菌从孟加拉的水库蔓延到欧洲，最初是随着移动的军队向西扩散，此后沿商路蔓延。霍乱之所以蔓延到欧洲，是因为欧洲的战略势力扩张到整个亚洲。这一传染病很快被命名为“亚细亚霍乱”。当时流行的一个观点是，亚细亚霍乱是亚洲人对欧洲人的报复。很多欧洲人认为，正当西方文明达到进步和成就的巅峰时，欧洲遭到了落后愚昧的东方的致命入侵。亚细亚霍乱传到欧洲后，借助19世纪欧洲发展的又一基本特征迅速扩散：工业化确保霍乱可以通过公路、河流和铁路迅速蔓延，在新工业化社会人口拥挤、环境肮脏的城镇和海港的人群中传播，或通过污染的水源和食品，或通过直接的人体接触。霍乱死亡率极高，感染的人死亡率平均为50%，但死亡率高仅仅是霍乱可怕的原因之一。对19世纪的资产阶级来说，同样可怕的是霍乱不仅发病突然，而且病情急转直下，从最初表现出症状到死亡常常不超过24小时。患者上吐下泻，体内液体大量流失，一本正经、刻意遮掩人体机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为之震撼。安详去世与死于霍乱有天壤之别。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亚洲和欧洲有数百万人死于霍乱。1848—1849年，霍乱再次暴发，同样是从东方蔓延到西方，横跨大西洋的船只又把霍乱带到美国。19世纪60年代中，霍乱又一次暴发，又一次漂洋过海。19世纪80年代，瘟疫接连不断，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初才结束。时人注意到，瘟疫肆虐恰逢战乱和革命年代。镇压1830—1831年波兰民族起义的俄军把霍乱传到了西方。1848—1849年维护旧秩序的军队镇压欧洲各地革命时，又有俄军参加，霍乱紧随其后。1854—1856年暴发的霍乱也是从俄国蔓延到欧洲各国的，但唯有这一次，霍乱跨越亚欧大陆，从西方回到了东方，随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英法军队传播到土耳其、保加利亚和中东地区。1866年和1871年流行的瘟疫是俾斯麦发动的德意志统一战争的结果。1892年，如潮的犹太移民把霍乱带到中欧——为了逃避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乘船从汉堡前往美国重建新家园。

中欧酷热的天气和易北河的臭水为杆菌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环境。杆菌从移民居住的廉价房子和设备简陋的肮脏营地进入河水，被潮水冲到了上游流域，很快流入汉堡的进水口，在水未经过滤的水库蔓延，再通过水泵进入城市中的千家万户。政府卫生机构发现霍乱首批受害者后，要么采取手段应对，要么对公众发出警告。数以千计的患者被从感染的房屋中移送到医院，半数人有去无回。仅仅6周内，汉堡全市就有1万人死于霍乱。1892年，西欧和中欧地区唯有汉堡疫情最重。赤贫阶层受害最大，他们居住在拥挤不堪的肮脏房屋内，共用卫生间，根本无法依照1884年发现了病原杆菌的罗伯特·科赫的建议，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如喝水前先把水煮开。科赫视察瘟疫最严重的港口一带贫民窟时，想起了他在埃及和印度看到的贫民窟，转身对随从说：“先生们，我忘了我现在是在欧洲。”在欧洲帝国主义时代达到巅峰之时，很难想象出比这更尖锐的论断。

除了科赫外，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在疾病的细菌理论基础上也取得了重大发现，他研制出炭疽病和狂犬病疫苗，还发明了巴斯德消毒法，通过加热杀死牛奶里可能携带的细菌。然而，19世纪期间，直接的医学干预没能预防各种传染病，更不用说治愈这些传染病了。19世纪下半叶以提供洁净水和适当污水处理为标志的欧洲城市卫生革命无疑遏止了霍乱的蔓延，同时降低了斑疹伤寒和伤寒及类似传染病的发病率。1892年以后，控制边界、给火车乘客消毒及其他类似措施极为有效地防止了霍乱在欧洲各地的蔓延。霍乱是所有瘟疫中最后被征服的。1910年，奥斯曼帝国再次暴发霍乱，随后霍乱蔓延到那不勒斯。1911年，那不勒斯霍乱再起，此时那不勒斯当局和意大利政府已汲取了1884年霍乱的教训，那一年那不勒斯全城因霍乱发生了大规模骚乱。政府没有动用警察采取强制性措施，而是组建了卫生队，其成员主要是卫生队所在地区的工人。队员接到指示，要耐心劝导群众，不要动粗，以免引起公众恐慌。政府下令禁止在街头出售食品，水井和蓄水池一律封闭，对下水道进行消毒处理，监测供水情况，暂时禁止在海港一带游泳，清扫街道和患者住房，销毁患者的衣物。以上措施最初受到公众抵制，但不久就被普遍接受，恰如1892年的汉堡。

走出死亡的阴影

瘟疫也许会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但真正的杀手潜伏于每日每时：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形形色色的痼疾。在欧洲边缘地带，以上因素可以产生毁灭性后果。丹麦管辖的冰岛位置偏僻，不生长树木。比北极圈稍南一点的北方气候严酷，但因温暖的北大西洋洋流而得到缓解，北大西洋洋流把源自墨西哥湾的暖流带到大西洋北面。然而，因冬季漫长、缺乏日照，冰岛种植季节很短，每年只有4～5个月。除了喂牲畜的草以外，其他作物很难生长。冰岛地表的3/4是荒芜的熔岩地带、冰川、山脉和沙漠，岛上居民缩在沿海很小一块区域。数百年的过度放牧破坏了草地，减少了牲畜数量。19世纪中期，冰岛大约有30万只羊和2.5万头牛。冰岛人口在中世纪时达到顶峰，有10万余人。因火山爆发、瘟疫、寒冬和饥荒，19世纪初，冰岛人口减少至5万。沿海出现大片浮冰时，沿海平原的气温骤降，连草都不再生长。

19世纪的冰岛人主要以牛羊肉和鱼肉为食，维生素C缺乏症十分普遍，清洁标准低得可怜。1852年，无畏的奥地利探险家伊达·普法伊费尔（Ida Pfeiffer, 1797—1858）称用茅草当屋顶、屋内烟熏火燎的农舍“肮脏透顶”。她发现，一间屋子地上“痰迹斑斑，人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到访冰岛的人常常对冰岛人的生活状况感慨不已。由于营养不良，冰岛男人的平均身高（根据骸骨测出）在中世纪时为1.73米，1800年时为1.67米。直到19世纪70年代，冰岛人口粗死亡率还是30‰，是1892年正闹霍乱的汉堡市人口死亡率的两倍多。死者大多是婴儿。19世纪40年代，冰岛婴儿年均死亡率高达35%，是挪威和瑞典婴儿死亡率的两倍多。19世纪50年代，冰岛人的预期寿命仅32岁。相对来说，出生率很高，从19世纪30年代一直到50年代，始终在40‰上下。人民生活如此悲惨的地方绝不是只有冰岛。直到1900年，西班牙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始终在30‰左右。原因之一是，虽然自1798年起天花疫苗已经普及，但政府没有给内地农村人口接种天花疫苗。19世纪上半叶，被送到育婴堂的孩子越来越多，这更是雪上加霜，育婴堂里58%的孩子活不过5岁。农村地区的贫困可能造成致命后果。19世纪80年代，在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实行收益分成佃农制的贝尔塔利亚一带，婴儿死亡率每年在20%到30%。

不过，19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死亡率均大幅下降，尤其是婴儿死亡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1800年时为27‰，1913年降至14‰，同一时期，德国死亡率从26‰降至15‰，法国从30‰降至18‰，意大利的死亡率从1850年的30‰降至1913年的19‰。奥匈帝国的死亡率下降比较缓慢，1800年为28‰，1913年为20‰，不过毕竟还是下降了。婴儿死亡率降低，大规模瘟疫终结，卫生条件改善，预防疾病的有效措施出现，以上这一切意味着19世纪最后20年到20世纪前10年之间出生的普通欧洲人，活到成年、中年甚至耄耋之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瑞典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在19世纪初大约是37岁，在19世纪中为43岁，到1910年时，就已经是58岁了。同一时期，荷兰人的预期寿命从32岁增至54岁，尤其是1880年以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预期寿命也不断增加，从36岁增至53岁。法国也是一样，从34岁增到50岁。1910年，俄国的情况与上述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仍然只比32岁高一点。西班牙正好是32岁，还不如俄国。

由于死亡如影随形，因此死亡在19世纪文化中占有核心位置毫不奇怪。葬礼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举行的活动，常常有大批人参加。1852年，英国为威灵顿公爵举行国葬，他的遗体葬在圣保罗大教堂地下，数以千计的人参加了这场葬礼。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1845—1894）去世后，圣彼得堡举城哀悼。所有人一律穿黑衣，剧院和音乐厅一律停业。对沙皇遗体匆忙做了防腐处理后，人们开始把他的遗体从他去世时所在的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迪亚运回首都。他们走了两周，途经莫斯科和众多其他城镇。遗体运到圣彼得堡后，停放在彼得保罗要塞，当时尸体已开始腐烂。1885年，巴黎为小说家、诗人和政治鼓动家维克多·雨果举行葬礼，其规模之大不亚于亚历山大三世的葬礼。据估计，200多万人跟随雨果的灵柩从凯旋门一路步行到先贤祠。据说有20余万人跟在载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 1826—1900）遗体的灵车后面穿过柏林街道。送葬队伍携带了“1 500个花圈，每个花圈上都拴了一条红丝带”。在德国主要城市，送葬已成为社会主义者惯用的示威方式，大批党员和工会会员借送葬机会高举旗帜在市内游行。

平民百姓的丧礼同样讲究。城市中产阶级通常会买殡仪茶壶、镶黑边的信封、用来包住前门铜门环的黑绉布，甚至还为雨天准备了殡仪专用雨伞。1824年后的文献中，有伦敦一家殡仪馆的订货簿，上面记录了为一场极为铺张的葬礼所做的准备：

一口里面填衬有白缎子的厚重棺材，一个填衬有白缎子的棺材盖，棺材里面放置的被褥、被单和枕头，一个橡木做的结实盒子，上面覆盖上等质地的黑布，上等镀银钉子及其他镀银装饰物，用黑鸵鸟羽毛扎制成的一个羽状物外加拿它的人，为工作人员准备的丝绸围巾、帽圈和手套，送给送葬者的礼物，葬礼侍从和权杖，受雇的骑马送葬人，用于包裹旗杆的丝绸，质地最好的黑天鹅绒棺罩，马匹的布鞍垫，更多的鸵鸟羽毛、斗篷，携带棍杖的跟班，帽圈和手套，黑纱，随行雇员，路途中住宿费，车夫，殡仪承办者，一家人去赫里福德郡所需过路费，以上种种费用加在一起共计803.11英镑。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19世纪40年代，英国贵族葬礼的平均开支在800到1 500英镑之间，一位绅士的葬礼大约需要花费200到400英镑。威灵顿公爵的葬礼耗资1.1万英镑，因其奢华而遭到广泛批评。当时已经有人呼吁缩小殡仪规模，减少殡仪开支。1894年《柳叶刀》杂志评论说：“上层及中上层阶级的殡仪费用大幅下降。经调查发现，只需10到15英镑即可办一场体面的丧礼，既不失对死者的敬意，又不铺张浪费。”对死者的悼念不止于葬礼。依据社会风俗，死者配偶必须穿两年黑衣丧服，之后再穿半年半丧服，通常是灰色或淡紫色。维多利亚女王为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正式服丧5年仅仅是时间上异乎寻常地长，与基本习俗并无二致。

维多利亚时代墓地的墓碑考究，尺寸巨大，以此表达对死者的永久怀念。正因如此，瘟疫期间死者被葬在没有任何标志的万人公墓里令公众十分不安。19世纪中叶照相技术问世后，悼念者参加葬礼前，甚至可以与躺在棺材里的死者或死去的亲人合影。死者眼睛微张，穿戴整齐，仿佛依然活着。瑞典和挪威国王奥斯卡一世（1799—1859）是第一位生前下令他死后可以给他在棺材中的遗体拍照的君主，但绝不是最后一位。死亡是常见的诗歌主题。丁尼生勋爵阿尔弗雷德（Alfred, Lord Tennyson, 1809—1892）为悼念亡友阿瑟·哈勒姆（Arthur Hallam, 1811—1833）写的一首流传甚广的诗《悼念》十分著名。壮烈牺牲尤其受到尊崇。亚瑟·德维斯（Arthur Devis, 1762—1822）以1805年海军上将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阵亡为题材创作了一幅画，被人反复模仿复制。令人诧异的是，文学和绘画作品表现的尸体完好无损，没有血污，没有豁开的伤口，没有惨不忍睹的景象。维多利亚时代的葬礼也是一样。在尸体化妆师的巧手下，死者看上去仿佛还在生。为了对死亡表示敬意，死亡的悲惨现实被掩盖了起来。

基督教强调死得体面，从狄更斯小说里对濒死者的描写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体面的死亡指一个人死前头脑一直保持清醒。濒临死亡的病人高烧下与神志错乱做的斗争也可隐喻为了悔过和得到宽恕而做的挣扎。无论多么痛苦，宗教都保证痛苦终将被战胜。病危者的亲人，甚至包括孩子在内，围在病床前，目睹奄奄一息的人缓缓走入永恒世界。不过，公众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时人最关心的是避免今生受苦。19世纪末，一个人死前若不知道自己死期将至，就会被人视为一件幸事。人们认为，最理想的死法是猝死，或是在睡梦中去世。在托尔斯泰写的故事《三死》（1859）里，一个富商不肯明告妻子，她已来日无多（称“这会要她的命”，他的这一说法逻辑上有点讲不通），最终，富商叫来一个穷亲戚告诉她这个坏消息，但这个女人制止了他：“不要试图让我做好精神准备。”在托尔斯泰后来写的另一部更著名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1886）中，主人公的亲朋好友事先商量好，让他相信自己并没有生命之忧。众人“对他的恐惧哈哈大笑，这一难以名状的恐怖之物已经深入骨髓，一刻不停啮噬他的心，把他死死拽到没人知道的地方，众人却当它只是逗人的玩笑”。甚至连他的医生也不停给他康复的希望：“我们很快就会治好你的病！”伊万·伊里奇陷入昏迷后，医生支支吾吾地对他妻子说：“没事的……我……”医生思忖道：“告诉她又有何用？反正她也听不懂。”死亡越来越成为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尤其是对青壮年人而言，至少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死亡。

生活在农村的大多数欧洲人对上述对待死亡的态度感到极其陌生。直到19、20世纪之交乃至更晚，农村死亡率始终居高不下。西西里岛、希腊或俄罗斯干草原上如果哪家死了人，就会把村里的女人招来，把尸体擦洗干净，为死者恸哭，并为遗体下葬做好准备。家里若有挂钟，就会让钟停摆。屋里的镜子全都转过来对着墙，不让死者的灵魂看到自己。水缸里的水会倒掉，以免灵魂溺水。在瑞典、法国农村及其他一些地方，当地教堂用丧钟节奏来表明死者的年龄和性别。通常人死后3天内举行葬礼。如果死者是女人，棺材里会放满首饰；如果是男人，会放进一个烟斗和一瓶葡萄酒；如果是孩子，则放玩具。无论何地，棺材里面都会放进一小枚硬币，付给天堂门口的圣彼得。在俄国，人们有时会在棺材里放一些尖利石块，提醒死者带走他们的罪孽。随着岁月的流逝，葬礼才逐渐转由商业化的殡仪员操办。

乡下人尤其注意确保不发生人没死就被埋葬的事情。在德国，法兰克福一家墓地有一间屋子，里面装了带线的铃铛，线的一头系在死者手指上。遗体的眼睛被合上，防止死者看到生者后把他们召唤走。不只是在特兰西瓦尼亚，在欧洲很多地区，从死者身上站立起来的吸血鬼的传说令人感到不安甚至恐惧。把死者葬在圣化的土地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这一威胁。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墓地开始变得拥挤，叠放在一起的尸体可能会冒出地面，给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世俗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反教会运动开始大力提倡世俗葬礼，而不是宗教葬礼。1880年时，布鲁塞尔已有1/4的葬礼用世俗方式举行。越来越多的墓地从城市中心迁走。从长远观点看，出路还是火葬。信奉尸体在“最后审判日”会复活的人对火葬深恶痛绝。1864年，德累斯顿市尝试在西门子设计的一个封闭装置里焚烧了一具尸体。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上展出了两位意大利科学家设计的一个类似装置。著名外科医生亨利·汤普森（Henry Thompson, 1820—1904）爵士有时也给比利时国王看病，他对展出的装置十分赞赏，翌年创立了英国火葬协会。1888年，该协会在位于萨里郡的沃金火葬场焚烧了28具尸体。这一做法传开了。瑞典医生和政治家里卡德·瓦夫林斯基（Richard Wawrinsky, 1852—1933）积极倡导在卫生的地方实行火葬。1887年，瑞典建造了第一个火葬场，之后又陆续建了更多火葬场，尽管天主教会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都还禁止火葬。

火葬日益普及，从另一方面说明对于欧洲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来说，死亡不再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之事。死亡率下降后，他们对死亡开始感到陌生。退休的政治家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 1823—1900）年老失智多年后奄奄一息，他的女儿弗朗西丝·贝尔福（Frances Balfour, 1858—1931）在写给姐夫阿瑟·贝尔福的（Arthur Balfour, 1848—1930）的信中流露出极度的恐惧，对濒危病人床前情景只字不提。死亡成了人们交谈中忌讳的话题。基督教斩钉截铁的教义渐衰后，人们甚至开始寻找所谓的科学证据，证明死亡不过是走入来世的一个过程。19世纪末，19世纪40年代源于美国的唯灵论盛极一时。“降神会”在各处涌现，人们提出五花八门的所谓证据，称来世依然有灵魂存在。据说，死者可以借灵媒的声音与生者交谈，或是给生者带来灵感，让生者不自觉地在一张空白纸上写字，死者甚至可以用移动桌椅的办法来显示自身存在。1914年时，死亡已成为百姓不愿承认存在的东西，至少在城市是这样。因这一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杀戮使公众受到了更大心理创伤。

抑制原始欲望

死亡率的下降是19世纪欧洲人口史上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死亡率开始下降后不久，生育率也随之下降。这两个趋势加在一起，构成了历史学家口中的“人口过渡”。欧洲各地的出生率均呈现下降趋势。瑞典出生率在1800年为31‰，到1913年降至14‰，英国出生率从38‰降至24‰，德国从40‰降至28‰，法国从33‰降至19‰，奥匈帝国从41‰降到30‰。意大利的情况与以上几国形成鲜明对比，出生率不仅下降缓慢，而且降幅不大，从1850年的37‰降至1913年的32‰。俄国明显落在其他欧洲国家后面。俄国出生率在1850年时为51‰，1913年降至43‰。不过，欧洲各地出生率的总体趋势都是往下降，这意味着每个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量也减少了。从1800年到191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从接近6个减至将近3个。从1870年到1910年，荷兰和德国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分别从4.6个和5.3个降至3.3个和3.5个。从欧洲大陆整体看，每个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量从1870年的4.7个降至1910年的3.4个。另一种更准确的统计方法是看每个妇女婚内生育和养活了多少孩子，换言之，不包括私生子。这一方法得出的结果与上面的无异。奥地利从1880年的6.8降至1910年的5.9，英格兰和威尔士从1851年的6.8降至1911年的4.7，德国从1867年的7.6降至1910年的5.4。大致可以说，19世纪中叶以后，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每个妇女婚内预期会生6到8个孩子，1910年前后减至5个甚至更少。爱尔兰、挪威和瑞典是例外，这三国的数字始终在7个孩子上下徘徊。

欧洲各国生育率的高低和时间先后上的差异导致一些国家担心自己落在他国后面，尤其是法国。19世纪末，“鼓励生育派”成为法国一股重要政治力量。1800年法国全国人口为3 000万，1910年仅增加到4 000万。同一时期，英国人口翻了一番，从2 000万增至4 500万。俄国人口增长得更快，从4 800万增至1.42亿，不过增加的很大一部分人口是俄国向东扩张的结果。奥地利帝国的人口从2 900万增至5 100万。意大利人口1860年为2 300万，1910年增至3 500万。但最令法国担忧的是德国人口的增长。1860年，德国人口为4 100万，只比法国略多一点；1910年，德国人口增至6 500万。19世纪90年代，德国出生率为36‰，与19世纪中叶以来的情况相同，然而法国的出生率下降了，从原本就不高的27‰降至22‰。在德国政府和评论家眼里，这是德意志民族青春勃发的象征，也是法国人走向没落的象征。直到19、20世纪之交时，德国人口增长才趋向稳定，此后开始走低，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辩论。国家采取各种措施竭力制止人口下降，最终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生育率大幅下降是如何实现的呢？当时世界上根本没有避孕药，人工避孕手段效果很差，而且没有普及。1844年硫化橡胶问世，19世纪50年代，固特异轮胎公司开始生产橡胶避孕套（看上去和自行车内胎差不多厚），但价格昂贵，而且安全性差。再者，各国政府均不赞成推销和销售橡胶避孕套，担心出生率下降会削弱本国的军事实力。根据1900年的一项法律，德国的避孕套广告展示含有“不雅用途”的物品，应当禁止。公众出于道德考虑，普遍不赞成使用避孕工具。1900年，妇科医生保罗·茨魏费尔（Paul Zweifel, 1848—1927）称：“使用避孕工具只会助长淫欲。”产婆，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产婆，可以提供子宫帽和化学避孕药，但这些避孕手段均属非法，而且不可靠。其他避孕方法效果更差，也不为人所熟悉，包括19世纪20年代后出版的性知识手册宣传的中断性交避孕法。不过，据1899年对医生做的一项调查，中断性交避孕法在法国最常见，其他地方的情况很可能也一样。同一项调查指出，几乎没人使用避孕套。据医生和产婆说，1914年前人工流产已经越来越普遍，尽管几乎各地都禁止这样做。据估计，1905—1910年，德国每年有10万到30万起人工流产，流产者主要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单身妇女，尤其是小资产阶级。

最保险的避孕方式只有一个——禁欲。由于怀孕的风险及其后果都由妇女承担，妇女首先开始压抑自己的性欲望。如果18世纪有人说妇女没有性能力，人们会觉得很怪异，如今这一观点却越来越流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内。淑女婚前必须严守贞操，不小心怀孕不仅有可能败坏一个家庭的名声，还会使一家人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正是为了促进禁欲，维多利亚时代才出现了道貌岸然之风盛行的现象，其突出代表就是托马斯·鲍德勒（Thomas Bowdler, 1754—1825）编辑的10卷本《家藏版莎士比亚戏剧集》，这套书除原文外没有添加任何新东西，但略去了不适合当着一家人大声朗读的字句。被删掉的内容确实令人愕然。对教士的不敬之语不见了，人体的部分器官回避不提，“人体”一词多被“人”取代，放荡的人物消失得无影无踪，比如《亨利四世》下篇里的妓女桃儿·贴席。鲍德勒的这套书主要由他姐姐亨丽埃塔（Henrietta, 1750—1830）编纂，1807年首次出版发行，1818年全书定型。该书先后再版了50次，最后一次是1896年。虽然早期版本倍受抨击，有人批评妄称一家人大声朗读原版莎士比亚作品“令人作呕”，但早在1820年，一家有影响的杂志《爱丁堡书评》就声称：“难以启齿、原本就不该写的内容如今不再见之于世从各方面讲都是好事。”19世纪后期，这类观点更加流行，在很多国家掀起查禁色情文学之风。德国警察编写了一个长长的淫秽书单。1891年，意大利内政部部长乔瓦尼·兰扎（Giovanni Lanza, 1810—1882）称：“凡是品行端正的人都知道，淫秽图像和黄色书籍对年轻人的危害有多大……伤风败俗会导致整个民族走向堕落。”

经过删节的“大众版”经典文学著作日益走红。很多国家还出台了报刊检查法。中产阶级妇女往往受到道貌岸然势力的攻击。教育不断普及后，童工劳动收入随之下降。用在孩子身上的开支有必要减少，面对压力，中产阶级妇女的生育率首先下降。法律限制使用童工和初等教育扩大后，中产阶级以下阶层的孩子从收入来源变为经济负担，工人阶级的生育率也跟着下降。工人阶级的性压抑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比中产阶级轻。左拉在小说《萌芽》（1885）里描绘的放荡无度主要出自作家本人的想象，而不是冷静观察社会的结果。书中描写了行人夜晚在煤矿居民区的街上看到的情景，每个街口都有一对对交媾的男女。毫不奇怪，欧洲各地私生子数量也开始下降，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路走低，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换言之，妇女不仅减少了婚内性生活，也减少了婚外性生活。

人们常常认为，婚外产子、遭人白眼是妇女被迫卖淫的主要原因。19世纪，卖淫业发展很快。1899年，马德里有2 000名注册妓女，此外还有大约7 000名非法妓女。西班牙首都共有150家正式登记的妓院，定期接受卫生检查。小说家皮奥·巴罗哈（Pio Baroja, 1872—1956）在1911年写到妓院老鸨对妓女十分歹毒，克扣她们的收入，不给她们饱饭吃，妓女沦落到“出卖性的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马德里的注册妓女中，1/4原是家庭女佣，还有1/4很可能原来是纺织女工，迫于贫困卖淫。1869年圣彼得堡人口普查显示，全市大约有2 000名妓女，据说这仅是真实数字的1/4。注册妓女住在城市中心区，主要集中在领有政府许可证的妓院里。19世纪70年代，柏林市对2 224名注册妓女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妓女是手工业者的女儿，20%来自工人家庭，14%出身小官吏家庭。大多数妓女年龄在20岁上下，干过的工作多种多样，但以私家用人和女侍者为主。1909—1910年，慕尼黑妓女总数为4 560人，其中当过女用人或女侍者的妓女分别为1 261人和1 162人。纺织业和制衣业不景气时，地下妓女人数激增，数以千计；经济复苏后，人数又再次回落。大多数妓女根据对额外收入的需要在这一行业进进出出。

随着年轻人纷纷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欧洲城市不断扩大，色情业也随之扩展，以满足他们的性需求。最能反映男人对妓女依赖程度的统计指标就是源于梅毒的死亡率。从1850年到19世纪60年代末，英格兰和威尔士死于梅毒的人数骤增，此后保持不变，从19世纪80年代中起开始走低。梅毒死亡率一般较低，感染梅毒的人数一定远远超出死亡人数。1864年，英军全军有将近30%的官兵患有性病，包括梅毒。截至19世纪70年代末，圣彼得堡每年新增加的梅毒患者大约为3万人，也就是说，每1 000名居民中就有45名患者。直到1905年，两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邵丁（Fritz Schaudinn, 1871—1906）和埃里希·霍夫曼（Erich Hoffmann, 1868—1959）才发现了梅毒的病原体。在梅毒治疗上，不寻常的是很快就有了比较有效的治疗办法。法兰克福的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 1854—1915）一直致力于通过实验找到一种用砷化合物攻击细菌而不使其他细胞受损的方法。他用各种砷化合物进行实验，1909年，他在第606次实验中成功找到了治疗梅毒的化学疗法，他称之为“洒尔佛散”。翌年，制药的赫斯特股份公司开始推销，几年后又上市了经过改进的药物。埃尔利希将这种药物称为“魔术子弹”。

嫖娼的男人不会遭到社会白眼，他们不过是“生活放荡的”年轻人而已，不让他们患上性病成为男性为主的政府的一大任务。从1802年起，法国的娼妓必须在警察局注册登记。此后几十年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对娼妓实行管理。卫生学家亚历山大·帕朗—迪沙特莱（Alexandre Parent-Duchâtelet, 1790—1836）为政府采取的这类措施提供了权威医学依据。1836年，他写的论述巴黎色情行业的专著在他去世后出版，影响巨大。他绘制了巴黎娼妓分布图，称登记行为不检点的女人，把她们关起来，定期接受体检，有病的人送到封闭的医院病房直到康复为止，是她们咎由自取，因为她们“任意放纵自己，生活无度，不配享有自由”。帕朗—迪沙特莱得出的结论是：“给予娼妓自由就是容忍放荡，容忍放荡就会毁掉社会。”

当然，社会等级高的“名妓”和同一阶层的社会名流不受官方法规的约束。上流社会的人更有可能为谋取住房、衣物、首饰等好处而从事性交易，如此可以不沾上商业化卖淫的污点。这也是少数女人趋炎附势的手段，比如洛拉·蒙特斯。歌唱家、演员布朗什·达蒂尼（Blanche d’Antigny, 1840—1874）是左拉小说《娜娜》（1880）里娜娜的原型。据说布朗什·达蒂尼先后与巴黎、罗马尼亚和俄国情人缠绵。她在俄国与圣彼得堡警察局长有一段风流韵事，还是埃及在位君主的情妇。君主和王公贵族大多有情妇或绯闻不断。据法国警方说，多次访问巴黎的爱德华七世在自己下榻的酒店房间幽会了俄国使馆的一连串贵妇人，毫无疑问厚赏了她们提供的服务。至于下层社会，作家笔下受欺凌的年轻姑娘都是底层社会善良的受害者，比如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里面的南希和雨果小说《悲惨世界》里面的芳汀。南希最终被自己粗暴的情人、窃贼塞克斯活活打死。在贫困中挣扎的芳汀被迫卖了自己的秀发和门牙，最后在一阵痉挛中死去，埋在穷人公墓里。

警方的戒规就是为后一类女人制定的。19世纪60年代，巴黎培养的妇科专家威廉·阿克顿（William Acton, 1813—1875）医生在英国为警方的做法辩护。他认为，沦为娼妓的女人身心都不健全，在整体女性中属于另类。阿克顿赤裸裸地称：“大多数妇女（对她们来说是幸事）对性没什么兴趣。”他认为，男人的性欲很强，需要得到宣泄。阿克顿认为，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女人应该被逮捕并投入监狱。他问道：

那些既非陪伴监督人，又非被陪伴监督者的人，“没人知道是何许人也”，在公园、林荫大道和时尚聚会场所与我们的妻子女儿擦肩而过的面容姣好的女子是些什么人？那些女人脸上涂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沿街招摇，大胆上前勾搭过路行人，她们是什么人？那些缺衣少食、蜷缩在黑魆魆的拱门下或冷僻街巷中、令人不忍心看的可怜女人是些什么人？

1864年、1866年、1869年，英国先后出台了3个《传染病法》。阿克顿和负责执行这些法案的政府官员一样，认为以上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这些女子都是娼妓。其实她们也许不过是婚前就有性行为的女子，或是与几个人搞婚外恋的女子，甚至只是没有监督人陪伴、自己随意溜达的女子。依照以上法案，被诊断出患有性传播疾病的妇女一律收监接受治疗。认为色情业有助于维护婚姻和家庭体制的观点在欧洲各地盛行。意大利政治家和人类学家保罗·曼泰加扎（Paolo Mantegazza, 1831—1910）说得很简略：“付费满足性欲比对家人不忠强百倍，也比通奸行为被道德习俗接受强百倍。”

以上观点激怒了社会改革家，比如英国女权主义者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 1828—1906）。1869年只有男子才能参加的废除《传染病法》全国协会成立后不久，巴特勒成立了全国妇女协会，领导了这场运动。巴特勒认为，国家规范卖淫业反而助长了男人嫖娼，因为他们觉得可以避免染上性病，而娼妓却被迫过一种与女人谦恭的天性格格不入的堕落生活。一份宣扬社会纯洁的小册子称：“靠卖淫为生的堕落女人是社会的害虫。你们可以怜悯她们，采用一切办法改造她们，但没有义务给予她们从事那种有害行业的自由，正如没有义务给予任何腐蚀社会的人自由一样。”1888年，人称“开膛手杰克”的一个神秘连环杀手在穷人居住的伦敦东区连续杀死了数名妓女。案发后，不但没有引起公众对受害者的同情，反而加深了人们对妓女的负面看法。记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William Thomas Stead, 1849—1912）通过题为《现代巴比伦的处女贡品》的系列报道揭露了最恶劣的性剥削形式——儿童色情。文章发表后，社会一片哗然，然而收效甚微，唯一结果是把同意性行为的年龄从13岁提高到16岁。

在巴特勒开展的运动的大力推动下，《传染病法》终于在1886年得到废除。她试图把这一运动扩展到欧洲大陆，但彻底失败了，她在《我对一场伟大运动的回忆》（1896）一书中讲述了这段经历。巴特勒愤怒地写到欧洲各地的警察当局对她或置之不理，或嗤之以鼻。直到19、20世纪之交时，法国、德国及其他地方的女权主义者开展的反对登记妓女的运动才开始得到公众的支持。各地警察许可开办的妓院接二连三地关闭。举例来说，从1834年到1874年，汉堡妓院的数量从98家增至191家，19世纪80年代时回落到157家。英国1885年的《刑法修正案》给予警察关闭妓院的广泛权力。法国1906年颁布的一项法律也提高了同意性行为的年龄，导致大批妓女被关入监狱。妓女现在受到警方更严厉的管制，大多数妓女于是改为非法卖淫。大批性工作者激烈反对“新管制主义”。1908年在鲁昂一地引发了大规模的妓女骚乱。注册登记过的妓女攻击逮捕她们的警察，又咬又踢，把警察的衣服扯成碎片，满口污言秽语。被转送他处的妓女在巴黎圣拉扎尔站从火车里逃出，扯开上身衣服，掀起裙子，高声辱骂警察。对峙双方一边是不停高呼“我们是寻欢作乐的女子”、毫不避讳自己行当的年轻姑娘，另一边是卫道士，要么把她们看作堕落男人的无辜受害者，要么当她们是腐蚀社会秩序的邪恶分子。妓女造反以最具戏剧色彩的形式反映了双方之间的鸿沟。

英国大力打击色情业的一个结果是雄心勃勃的自由派政治家亨利·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ère, 1831—1912）对1885年《刑法修正案》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对涉及男人之间不当行为的人处以最长两年的苦役。拉布谢尔称，他提出这一修正案是因为看到英国各地城市男妓泛滥。实际上这一修正案涵盖了男人之间的种种性行为。新法案虽然不及此前制定的对付鸡奸的法律严酷——后者对被判有罪的人施以死刑（1861年废止）——但涵盖范围更广。拉布谢尔修正案还反映了净化社会运动倡导者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男人之间的同性恋是放荡无度的男子淫欲的结果，是反对双重标准运动同样极力遏制的对象。在打击妓女卖淫和男人同性恋问题上，人们都以公共道德操守为理由，还有保护年轻人的需要。19世纪90年代中期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受审期间，对年轻人的保护尤其引起公众关注。在男人之间同性恋关系属于非法的其他国家，比如德国，公众对待这类丑闻的态度也是一样。1907—1908年，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 1861—1927）陷入一连串诽谤官司。他指控德皇的密友奥伊伦堡亲王菲利普（Philip, Prince of Eulenburg, 1847—1921）和宫廷大臣及军中一些将领一直保持同性恋关系。丑闻传出后，德国举国上下为之惊恐，反对派社会民主党人趁机煽风点火。因做伪证而受到起诉的奥伊伦堡亲王身败名裂，德皇的声誉大跌。不无矛盾的是，把同性恋定为非法成了加深性取向意识、强化同性恋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国定男子同性恋为非法，但没有定妇女之间的同性恋关系为非法。其原因并不像传说的那样，英国政府内没人敢向维多利亚女王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女人之间不存在性冲动，这一观点是净化社会运动的基础。欧洲大陆只将男子同性恋定为非法的深层原因也是认为男女情况不同，比如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刑法典》，或1835年、1845年和1903年俄国先后颁布的刑法。在“浪漫友情”的概念下，女同性恋关系可以得到包容。像约克郡富婆安妮·利斯特（Anne Lister, 1791—1840）那样清楚意识到自己性取向的女子十分罕见。她貌有男人相，身穿黑衣，毫不掩饰地追求其他女人，当地社会对她的行为很不以为然，称她是“绅士杰克”。女同性恋者毕竟没有给社会造成普遍恐慌，改革者针对的是男人的肉欲。在一些人眼里，比同性恋更恶劣的肉欲表现形式是手淫。当时手淫给社会造成了道德上的恐慌。净化社会运动倡导者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 1836—1931）牧师宣称：“罗马帝国亡了，其他国家也亡了。如果英格兰也亡了，必是亡于这一罪孽和不信仰上帝。”

此时一场逆运动正在进行。一些色情刊物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提出挑战，比如印有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 1872—1898）版画插图的《黄皮书》杂志，挑战世俗的奥斯卡·王尔德推波助澜。意大利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3—1938）不仅故意公开与女演员埃莉诺拉·杜塞（Eleanora Duse, 1858—1924）谈情说爱，还写了《快乐的孩子》（1889）这类文学作品，招致教会的抨击，被斥为伤风败俗。慕尼黑的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 1864—1918）写的剧本更是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青春觉醒》（1891）以及“璐璐”组剧剧本《地神》（1895）和《潘多拉的盒子》（1904）。他的剧本抨击对性的压抑，描写了女同性恋、卖淫和集体手淫等主题。颓废主义运动的出现显示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及此后的爱德华时代社会在性问题上的复杂心态。1892年，医生马克斯·诺尔道写了《堕落》一书，抨击种种新潮流，认为它们预示了整个社会的没落和道德堕落。争取女子选举权运动的招贴画提出了一个经典口号：“妇女参选，男人守贞。”这一核心思想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避孕药问世。克丽丝特布尔·潘克赫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 1880—1958）在小册子《大祸害及消除之办法》中宣扬男人禁欲，认为这是结束卖淫的唯一办法。她提出的这一主张也许并不像众多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怪异。挪威戏剧家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esn, 1828—1906）的剧作《群鬼》1882年首演时仍然引起大哗，因为该剧描写了一种性病给剧中主角之一造成的长期后果。报刊纷纷攻击该剧，《每日电讯报》写道：“易卜生写的《群鬼》简直令人厌恶。”

对性的严肃研究始于19世纪60年代晚期。匈牙利记者卡罗伊·科本尼（Károly Kertbeny, 1824—1882）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阻止禁止同性恋的《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同性恋”一词也是他本人在1860年发明的。19世纪末对性问题讨论的日益开放反映在出版的各种著作和论文上，也许亦是受这些作品影响的结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精神科医生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 1840—1902）男爵的论著，他在《性精神病态》（1840—1902）一书里探讨了此前人们避讳的各种性的表现形式。该书是专为医学和法律专业人员写的，为了打消好色之徒的兴趣，作者故意把它写成学术性著作，语言干巴枯燥，使用了大量拉丁词。该书探讨了同性恋（“性倒置”）、恋童癖和双性恋的行为。“性施虐狂”“性受虐狂”等词因此书而流行，前者源自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 1740—1814）残忍的性行为，后者得名于利奥波德·冯·萨克—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 1836—1895），他的小说《穿裘皮的维纳斯》（1870）的主人公自愿接受种种性侮辱。克拉夫特—埃宾是刻板的卫道士，认为性的一切表现形式都是病态的，除非目的是为了生殖。尽管克拉夫特—埃宾落笔时异常小心谨慎，他写的这本书依然推动了对性问题的公开讨论。不过他对女性性特点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观点无异，他认为，一个女人若“神志发育正常，家教很严，她的性欲会很弱”。

1896年，克拉夫特—埃宾的英国同行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 1859—1939）发表了他自己撰写的医学课本《性心理学》，把“自恋”和“自动恋”引入词汇。霭理士的观点影响了奥地利神经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他发明了“精神分析”疗法，使用催眠术和自由联想法帮助病人通过潜意识恢复对童年遭受的性创伤的记忆，治疗他们所患的神经疾病。1902年成立的“星期三心理分析协会”对以上观点展开了讨论。弗洛伊德对精神病学家的影响日益增大，最终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弗洛伊德的部分弟子在学术观点上开始与他分道扬镳，尤其是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荣格首创了“外倾型”和“内倾型”两词，设想存在着人人都有、构成人在心灵上信仰宗教基础的“集体无意识”。然而，精神分析的主流还是弗洛伊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弗洛伊德的观点才真正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实情况是，尽管对性展开了公开讨论，尽管有声色犬马的邓南遮这种人，但这一时期及其后年代生育率持续下降清楚显示，大多数人是在有意压抑自己的性欲，而不是放纵性欲。

治疗疼痛

19世纪以前，人类对无时无刻不在的疼痛束手无策，各种民间土法治疗手段充其量只能减轻疼痛，动大手术时没有麻醉药，仅靠使用大量酒精或鸦片麻木患者的感官，甚至像拔牙这样的小手术也会造成难以忍受的剧痛。18世纪欧洲人开始大量吃糖后，拔牙日益频繁。为了麻痹感官，人们采用了18世纪90年代奥地利医生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 1734—1815）发明的“动物磁流术”，也就是“催眠术”，19世纪20年代，法国的医生将其推广。1837年，在伦敦大学附属医院，医生约翰·埃利奥特森（John Elliotson, 1791—1868）在两个分别得了癔症和癫痫病的家庭用人身上做了一连串试验，此后催眠术风靡一时。埃利奥特森声称，他把自己体内的一种无形磁性液体传导给病人后，病人体温升高，驱走了病魔。“麦斯麦术”（Mesmerism），即今人所谓催眠术，马上在社会各阶层中流行起来，直到有人揭露，埃利奥特森的患者其实自始至终都在装病，催眠术才声名狼藉。医生马上停止把它作为手术的一种麻醉手段，而改用化学麻醉剂，而19世纪40年代初时，把催眠术作为麻醉手段十分普遍。

采用化学手段治疗病痛始于口腔医学。1844年，笑气（一氧化二氮）首先用于美国的牙医手术，然而它和19世纪40年代用的另外两种麻药乙醚和吗啡一样，既不可靠，还会产生不良副作用，比如有时会使人上瘾。当时最常用的麻醉药是氯仿（三氯甲烷），苏格兰外科医生詹姆斯·扬·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 1811—1870）发现了它的麻醉效果。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分娩时用它镇痛，此后氯仿得到广泛使用。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里写道：“服药后神宁心静，感觉好极了。”但有人反对哪怕是对接受截肢手术的人使用麻醉药，理由是麻醉药是对自然界的不敬，尤其是像分娩这样的自然而然的事情，更不需要使用麻醉药，麻醉药既危险，又无必要，特别是对士兵而言，他们已对疼痛习以为常。俄国外科医生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Nikolai Ivanovich Pirogov, 1810—1881）首先在战场上使用了麻醉剂。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对接受截肢的人使用了乙醚（他还发明了用于治疗骨折的石膏绷带），但还有很多士兵是在神志完全清醒的时候接受手术的。1854年11月，弗洛伦丝·南丁格尔抵达位于斯库塔里的一家野战医院后不久写道：

我正在截肢手术室安放屏风。明天被截肢的可怜人如果目睹他的战友今天死在手术刀下的话，会留下可怕的印象，减少他的存活机会。其实我这么做没什么用。这些被伤口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手术死亡率高得惊人。一会儿有人大出血，一会儿出现医院内坏疽。每隔10分钟，就有人紧急呼叫卫生员。我们必须在外科医生赶到之前先用软布塞住伤口，尽我们所能止血。

很多病人拒绝接受麻醉，担心手术后自己苏醒不过来。一名教士告诉辛普森，氯仿是“撒旦的圈套，导致全社会的人心肠变硬，使上帝听不到人们受难求救时发出的殷切呼喊声”。受苦对灵魂是好事，肉眼凡胎的人不应该躲避受苦。约翰·霍尔（John Hall, 1795—1866）医生多年在军中服役，曾任克里米亚英国驻军医务总监。他顽固地与南丁格尔作对，称“娴熟使用手术刀是一剂强效兴奋剂，听一个人渴求帮助的嚎叫声比看着他无声沉入坟墓强百倍”。鉴于全身麻醉有一定风险，外科医生探寻只需对身体做局部麻醉的方法，尤其是动小手术时。奥地利眼科医生卡尔·科勒（Karl Koller, 1857—1944）为防止手术刀触到患者眼睛时患者做出反射动作，首先对患者使用了局部麻醉。他先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成功地使用了可卡因。很快，可卡因在牙医行业流行开来。长期以来，民间一直使用自然减痛药方，比如柳树皮和绣线菊。18世纪时，从以上植物中提取出了活性成分水杨酸，1859年，人们弄清了其分子结构，1897年，拜耳化学公司开始生产一种从绣线菊属植物中提取的合成药物乙酰水杨酸，起名“阿司匹林”。两年后，近代最早的有效镇痛药阿司匹林开始销往世界各地。

麻醉剂问世前，外科医生引以为豪的是仅用几分钟时间即可锯掉一条腿。这样做或许可以减轻伤者痛苦，但不意味着手术一定会成功，尤其是外科医生做手术一不洗手，二不对手术器械进行消毒，还重复使用未经消毒的旧绷带。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伊格纳茨（Ignaz Semmelweis, 1818—1865）首先认识到患者在医院受到感染的风险。1847年，据他观察，在他工作的维也纳总医院，在医生病房分娩的妇女有1/3死于“产褥热”，而由产婆接生的妇女死亡率仅为10%左右。塞麦尔维斯注意到，医学院的学生解剖完尸体后，不洗手就走进产房。于是他在产房外面放了一盆用氯消过毒的水，要求学生走进产房前必须用消毒水为自己消毒。此后死亡率跌至仅1%。

然而，塞麦尔维斯提不出任何科学依据来解释这一奇效。他对自己理论的执着追求导致他得罪了其他医生。体液疾病和痉挛性疾病理论都无法解释他的观点。包括詹姆斯·辛普森在内的很多医生认为，产褥热更有可能是人与人之间传染造成的，医生自己传播疾病的说法令他们感到受辱。塞麦尔维斯的任职合同到期后，维也纳总医院没有和他续签，而是让他改教产科学，但只准许他用皮制人体模型演示。几天后，心灰意冷的塞麦尔维斯辞去了教职，去了布达佩斯的一家医院。他在这家医院又一次把产褥热死亡率几乎降至零。1861年，塞麦尔维斯撰写了一本为自己做法辩护的书，结果受到医学杂志的激烈抨击。把产褥热归咎于其他原因的课本更流行。塞麦尔维斯无法让医学界接受他的观点，精神上备受打击，在公众场合的行为举止变得越来越怪异，最终被关进了一家精神病院。他试图逃走，遭到看守暴打，被套上了紧身衣。入院两周后，他死于伤口感染。

此后又过了很长时间，外科无菌术和术前消毒才被广泛接受。疾病生源说终于为这一做法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过巴斯德成果的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 1827—1912）认为，有办法防止细菌感染伤口。接受手术的患者手术后常常因为伤口感染而痛苦地死去。一名11岁男孩从大车上掉下去后大腿骨折，李斯特治疗时用了浸过亚麻籽油和石炭酸的敷料，他用锡箔包住敷料，防止液体挥发。伤者的伤口没有感染，骨头完全复位。手术后6周，这个男孩自己走出了医院。此前人们把黄稠脓视为不好的体液从人体内溢出的迹象，但李斯特提出，这是伤口感染的危险兆头。很快他的一套做法得到推广，包括给外科伤口排血，手术前洗手，用石炭酸清洗伤口，在伤口上使用敷料。1877年，他从格拉斯哥迁居伦敦，培训年轻外科医生，此后这套措施更加流行。纽卡斯尔医院采纳了李斯特“抗菌术”后，各类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60%跌至1%。

李斯特移居伦敦一年后，罗伯特·科赫发现了导致血液中毒即败血症的细菌，这一发现进一步推动了各方面措施的改善，比如彻底清扫外科病房，对外科手术器械进行高温消毒（1887），使用消毒过的橡胶手套（1894）和波兰外科医生约翰内斯·冯·米库利奇—拉德基（Johannes von Mikulicz-Radecki, 1850—1905）引入的口罩。在战场上普及抗菌措施的步伐仍然十分缓慢。普法战争（1870—1871）期间，法国外科医生做的截肢手术多达1.32万例，患者死亡率高达76%。接受截肢手术的巴黎公社伤员无一人存活。直到1875年，法国才出版了第一份抗菌和防止感染操作手册，撰写这份手册的外科医生朱斯特·卢卡—尚皮奥内（Just Lucas-Championnière, 1843—1913）观看过李斯特的临床操作方法。引入以上措施减少了疼痛，外科医生还可以做耗时很长的手术，治疗此前难以触及的人体内脏器官。

以上种种创新外加麻醉剂使医院的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提高了医院的声誉。19世纪初，医院是穷人有去无回的地方。欧洲大陆各地的医院主要是为实现自己济世行善誓言的女修道院开办的。甚至直到20世纪初，德国总数7.5万名的护士中，还是仅有3 000人接受过专业训练，其余的人都是修女或女执事。法国反教会的第三共和国与德国的情况很不一样。19世纪70年代，法国开始实行专业培训。南丁格尔从克里米亚返回英国后，创办了一间护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护士行业的专业化已扩展至军事部门，各国军队认识到，需要减少战时官兵的感染和死亡率。1900年时，在医学科学尤其是细菌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极大提高了医学行业的名望。与此同时，疾病基金和类似机构的出现逐渐为广大民众打开了医院大门。人类对疾病及病因有了全新认识，治疗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19世纪前几十年，解剖学校蓬勃发展，医学界人士得以了解人体内部器官的结构和功能。长期以来，常见的一种做法是用蚂蟥帮助恢复患者的体液平衡。法国医生弗朗索瓦—约瑟夫·维克托·布鲁赛（François-Joseph Victor Broussais, 1772—1838）在拿破仑大军中服过役，先后去过德国、荷兰和西班牙，他找到了使用这些吸血虫的新理由，称给患者放血可以根治他认为是疾病根源的血液炎症。受他的影响，截至19世纪30年代中，法国每年进口的蚂蟥高达3 300万条，直到19世纪末细菌学问世后，给患者放血的做法才开始减少。

1819年，法国医生勒内·拉埃内克（René Laennec, 1781—1826）发明的听诊器革新了诊断方法。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写的小说《米德尔马契》（写于1871—1872年，但以19世纪30年代为背景）里面有个主人公是英国医生特蒂斯·利德盖特，他从巴黎回国后开始使用听诊器，遭到家乡其他医生的强烈反对。其他发明包括喉镜和检眼镜。喉镜是住在巴黎的西班牙男中音歌唱家兼声乐教师曼努埃尔·加西亚（Manuel García, 1805—1906）于1855年发明的，很快被医学界采用。同一年，德国医生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 1821—1894）发明了检眼镜。喉镜和检眼镜的发明推动了专科医学和专科医院的发展。圣彼得堡和维也纳分别于1834年和1837年建立了儿童医院。眼科医院、肿瘤医院、皮肤科医院、整形外科医院及其他类似医院相继成立，提高了医院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新的发现和治疗方法依然不能治愈大多数疾病。直到1945年发现了抗生素并将其用于治疗后，才有了对付常见传染病的办法。医学界治疗疼痛的努力已经起步，但完成这一进程仍然路途漫漫。

疯癫与文明

19世纪期间，人们不断尝试通过科学方法认识并最终节制人性。新诞生的颅相学首开这一领域的先河。19世纪初，弗朗茨·加尔（Franz Gall, 1758—1828）和在爱丁堡教书的约翰·施普尔茨海姆（Johann Spurzheim, 1776—1832）发明了颅相学，此后传给了乔治·库姆（George Combe, 1788—1858），库姆论述该学科的著述对颅相学在英国的广泛传播起了决定性作用。1828年，他写的《人的构造》一书出版，到1859年就已售出30万册。据一项统计，《人的构造》是19世纪40—50年代的第四大畅销书，前三本分别是《圣经》、《天路历程》和《鲁滨孙漂流记》。颅相学红极一时，200多人在英国巡回讲授颅相学，向各地的技工学校传授其要义。颅相学作为一种确立性格特征的科学方法简单易懂，又是世俗的、理性的，尤其受到技工学校师生的热捧。颅相学家认为，大脑有心理、灵性和道德等不同功能，掌管这些功能的是大脑的不同区域，这一重要的深刻见解为后来神经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具有这些功能，这反映在每一种功能在大脑中所占面积的大小上。通过测量遮盖每一种功能的头盖骨面积，更准确地说，是测量颅相学家认为这一功能所在的区域的面积，即可确定一个人的性格结构。库姆认为，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来争取自我完善，改变头颅隆起部分的形状。库姆提倡节俭、整洁、守时、勤奋等品德，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代，颅相学如此热门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1850年以后，人们越发认识到颅相学核心要义的武断之处及其在医学上的荒谬，颅相学名声大跌，最终被1831年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正式摒弃。颅相学在英国以外的地方从未产生过什么影响，尤其是法国，法国的颅相学与世俗的、唯物主义的左翼思想流派混合在一起。

颅相学由盛转衰期间，对精神病患者的看护方式发生了一场革命。启蒙理性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神志正常与精神失常之间的界限，促成了专为精神病患者建立的“疯人院”，以便与此前随意把精神病人和罪犯关在一切的监狱区别开来。精神病学成为医学内的独立分科。改革者主张取消对精神病患者的约束，使用各种治疗手段治愈患者或至少减轻患者的症状。法国精神病学家让—艾蒂安·多米尼克·埃斯基罗尔（Jean-Étienne Dominique Esquirol, 1772—1840）是宣扬为精神失常者单独建立医疗设施的主要人物，他说：“精神病院是一种治疗手段。”1838年，法国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在法国每个省建立合格医生管理的精神病院，埃斯基罗尔是该法的主要起草人。埃斯基罗尔首创“幻觉”一词，提出了“偏执狂”及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盗窃癖”“慕男狂”“纵火狂”——的诊断方法。巴黎东南部的沙朗通有一家精神病院，萨德侯爵1814年去世前一直被关在这里。埃斯基罗尔在这家精神病院采用了一种新式疗法，“让精神病患者摆脱平日的消遣习惯，远离自己的居所，与家人、朋友和仆人隔离开，身边换上陌生人，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采取了以上措施后，心理医生使用一种新的刺激方法使患者的神志恢复正常。甚至“白痴”也受到训练，尤其是在康沃尔郡的医生约翰·兰登·唐（John Langdon Down, 1828—1896）识别出了后人所说的“唐氏综合征”后。

精神病学生理学派的首席代表威廉·格里辛格（Wilhelm Griesinger, 1817—1868）表达了类似的乐观看法。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每一种精神病都源自大脑疾病。”格里辛格认为，所有精神病都可以划分为慢性和急性两种类型，慢性精神病患者应当被送进位于农村的精神病院，急性精神病患者应被送入市内精神病院。如果患者从一种类型转成另一种类型，就需要转送到相应的精神病院。这意味着建立一种综合精神病院体制，各所精神病院院长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因此毫不奇怪，他的这一设想遭到来自各方的反对。格里辛格认为，不应简单把精神病患者关起来，更不应永久束缚他们的人身自由，而是应该让他们去工作，刺激他们的大脑，这么做还可以抵销在各地兴建大型精神病院的费用及日常开支。经过格里辛格的努力，精神病学成为一个学科。1865年，格里辛格出任柏林大学精神病学系首任主任。虽然埃斯基罗尔和格里辛格在精神失常的病因问题上看法不一，但两人都对精神病持一种新的乐观态度。众多欧洲国家都为精神病患者修建了专门设施就是这一态度的反映。

国家着手改革《济贫法》的同时，也开始为它现在相信无力照顾自己的人承担起照护责任。1838年埃斯基罗尔建议的那部法国法律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1841年荷兰就颁布了类似法律。这些法律规定把国家建立的精神病医院置于医学界监督之下。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随着“疯人院这一行”内种种虐待病人的行为逐渐曝光，私人疯人院对患者的护理饱受诟病。早在1828年，就有一项法律建立了“精神病督察员”监督制及许可证发放审批制度。1844年，精神病院里的2.1万名患者大多在私人疯人院。1845年英国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每个郡都要为穷人建立受到医学界监督的精神病院，私人疯人院于是成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把患精神病的家人送去的地方。新建的精神病院位于乡村，比如1831年在汉威尔建立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精神病院，它们解除了对患者的种种限制，鼓励患者在室外活动，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汉威尔一共有450名患者，一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精神病院。由于需要入新型精神病院的患者人数不断增加，新建的精神病院规模越来越大。位于伦敦北部的科尔尼哈奇精神病院正面超过400米长，1849年医院开工时，阿尔伯特亲王亲自为其奠基。

1825年，普鲁士锡格堡地方政府从地方土地税收中拨款，在高度城市化的莱茵兰地区建立了第一家精神病院，最初计划接纳200名患者，慢性精神病人、智力上有缺陷的人、老人和癫痫病人一律不收。地方政府或私人可以提出入院申请，由院长决定是否接受。患者的看护费用基本由患者亲属承担。截至1842年，自1825年起接收的患者中，255人出身军人或白领职业家庭，528人来自手工业者或商人家庭，还有177名商贩、162名农民、28名随从、311名工人。工人在患者中占少数，但在全国人口中已占大多数。当地封建等级会议因这家精神病院带来的开支对它无比憎恶。尽管如此，自由派还是设法维护了它作为一家进步慈善机构的性质。1843年，该院院长卡尔·维甘德·马克西米利安·雅各比（Carl Wigand Maximilian Jacobi, 1775—1858）告诉等级会议：

医院把精神失常的人从他们龟缩的牢笼和洞穴中解救出来，打破了他们身上的锁链，把他们安置在干燥明亮的房间里，让他们睡在洁净的床上，受到看护和保护，四周有花园田野，安排他们做有益的工作和各种娱乐活动，提供医护治疗和宗教安慰。简而言之，给他们提供了今人认为一家设备齐全的精神病医院应有的一切服务。

成立这家精神病院及其他类似机构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失常症，其他人却没有？精神病院的成立及其发展其实主要不是医学进步的结果，而是不断衍变的社会道德观念的结果。

同一时期，在位于普鲁士黑森—拿骚省的埃伯巴赫精神病院，很多患者都被诊断为患有宗教躁狂症。入院前，他们显露出与超自然物沟通交流的种种症状。这些人在农村的环境中尚能受到容忍，但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宗教神秘主义、忧郁、预言、着魔乃至激情都与资产阶级信奉的自我节制和适度格格不入，新出现的精神病学把它们一律解释为精神错乱。精神病院里的治疗不仅有恢复体内和大脑里液体平衡的种种疗法，比如放血，或把患者从高处扔到冷水中，有点像是医学蹦极（埃伯巴赫的一名医生说他们“从24米高的教堂穹顶上把患者从秋千上解开”），还有各种逐走精神障碍的医疗手段，例如把患者绑在一把椅子上，然后让椅子沿其轴线高速转动。以上种种治疗方法还可以用作惩戒手段，尤其是针对精神病院里来自下层阶级的大多数患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埃伯巴赫精神病院邀请中产阶级患者参加定期举办的沙龙，也就是有资深医护人员参加的“晚会”，他们一起品茶聊天、打台球。埃伯巴赫精神病院举行晚会时，通常先请一位认为自己是法国王太子的患者讲话。阶级行为规范和性别行为规范对于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男人和女人举止要得体的观念成为新出现的公共领域的核心内容之一。违反这些行为规范会导致被人视为精神失常，尤其是下层阶级成员。在公众场合举止狂放、桀骜不驯的妇女被贴上“女性色情狂”的标签。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妇女以传统方式抗议把自己关在里面，她们常常采用的粗俗不堪的抗议方式往往又证实了对她们的诊断。举止呆滞麻木、回避与人交往、达不到新兴资产阶级理想中生气勃勃的男子标准的男人也被送入精神病院，理由是他们患有“手淫性精神失常症”。

一家建于19世纪50年代的挪威精神病院列出了精神失常的种种原因：“遗传”（33例）、“手淫”（30例）、“失恋”（23例）、“放纵酗酒”（22例）、“家庭生活不幸”（22例，几乎全是女性）、“烦恼”（13例）、梅毒（11例）、“惊吓或劳累过度”（10例）。医院分5个区域，分别给“社会阶层较高的安静患者”、穷人患者、“闹事患者”、“亢奋，具有暴力倾向的患者”和“堕落下流的患者”使用。医院工作人员阅读用欧洲主要语言出版的精神病学专业刊物，努力使患者习惯过正常生活。患者住单人或双人房间，平时参加锻炼。医院设有食堂，还专门有一间屋子用于患者之间的交际活动。1857年，英国医生威廉·劳德·林赛（William Lauder Lindsay, 1829—1880）访问这家精神病院后汇报说：“男士有台球室，女士可以弹钢琴，和我们正常人的生活一样。”精神病院安排男患者去伐木，女患者做针线活。据林赛讲，患者的精神失常分以下几种类型：忧郁（71例）、躁狂症（43例）、痴呆症（30例）。精神病院在认为有必要时，会为了镇定患者而不加限制地给他们服用鸦片。患者总数为250人，每年大约有65人出院。据这家精神病院讲，出院患者要么完全治好了，要么病症大大减轻。

欧洲的精神病院大多建在偏远地区，原因之一是城市居民往往不同意在自己住区内安置精神病患者。例如，1892年9月，柏林市施特格利茨居民委员会向德意志帝国宰相请愿，要求制止“私人开办的精神病院在本区蔓延……否则不仅本区居民的平静生活和人身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周边地区的名声也会受损，导致拉低房价”。不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主流精神病学理论还是强调患者需要自然环境、清新的乡间空气和活动空间。1907年，维也纳分离派建筑师奥托·瓦格纳设计建造的一所模范精神病院投入使用。该院地处维也纳森林中，院内山坡上错落有致地排列了40间小巧玲珑的病房，还有一个新艺术运动风格的精美小教堂。此时，革新精神病学家已对19世纪中叶建造的庞大精神病院失去了兴趣，更喜欢内部管制不那么严的精神病院，但拆除早期建造的庞大楼群、在原地改建更先进的精神病院几乎得不到任何经费。

哪怕是最先进的精神病院，面对无法治愈的精神病也无能为力，作曲家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就是一个著名例子。1853年，舒曼的情绪开始波动，时而亢奋，时而忧郁，天使和魔鬼的幻象交替出现。1854年2月27日，舒曼担心自己会做出伤害妻子——钢琴家兼作曲家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 1819—1896）——的事情，从一座桥上纵身跃入莱茵河。被船上的人救起后，他自己住进了位于波恩安德尼希的一家不大的私人精神病院。入院后，舒曼的病情迅速恶化。1856年7月29日，舒曼在这家精神病院病逝。造成他病症的原因有可能是脑瘤，也有可能是三期梅毒外加汞中毒。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画家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凡·高患有抑郁症和精神障碍，1888年12月23日，他与友人画家保罗·高更争吵后，用刀片割下自己左耳上的一块肉，包起来留给当地一家妓院里的一个妓女。凡·高意识到自己需要接受治疗，住进了位于普罗旺斯圣保罗的圣雷米精神病院。从1889年到1890年，凡·高在这里住了两年。住院期间他可以到户外活动，受到医院的细心监护，院方不让他抽烟喝酒，防止他再次吃油漆和松节油。凡·高写道：“我住在这里作画比在院外更开心。长期住在这里会有助于我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日子久了，我的生活会更有条理。”对他的治疗十分简单，以泡澡为主，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治疗没有效果。凡·高并没有在此久住，而是离开了精神病院，但继续受到医生监护。1890年7月27日，他用一把左轮手枪冲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两天后死于伤口感染。

19世纪中叶大型精神病院模式之所以不成功，原因之一是这些机构人员不足。一个根本问题是患者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而出院患者人数极少。以爱尔兰为例，1901年一年内，全国各地的精神病院一共接纳了3 700名患者，出院的患者有1 300人，后者中又有数以百计的人很快再次入院。1904年的一份报告承认：“夏季农忙时，精神病患者的家人把病人从医院领回家干活的现象非常普遍。”19世纪70年代之后，“治愈率”并没有增加，爱尔兰全国入精神病院的患者人数反而激增，1914年达到每10万人490名，同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为每10万人298人。这是大饥荒过后几十年里爱尔兰政府慷慨解囊、为本国穷人建造各种设施的结果。早在1838年，威廉·埃利斯（William Ellis, 1780—1839）就因地方政府不断逼他接纳更多患者而被迫辞去汉威尔精神病院院长一职。1844年，视察该精神病院的人报告说：“医院的两名驻院医务人员需要看护将近1 000名患者。”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精神病院的护理状况进一步恶化。

精神病院里的大部分工作由护理人员承担。根据1837年的一份报告，护理人员往往是“其他行业的失业人员……招聘标准只有两条，一是身体强壮，二是有一定自制力，后一条常常被忽略；上岗的人对精神失常是什么一无所知”。他们只会维持秩序，而且方式简单生硬。19世纪60年代中期，一名自己住进汉威尔精神病院的患者说，看护人员的行为加重了他的抑郁：

他们给患者喂饭的方式、使用的语言、不堪入耳的影射、满口脏字的回骂……看护人员与患者竞赛谁笑声最大，他们粗鲁地吼叫和推搡，踩脚趾头，大谈疾病，患者狂躁无助，看护人员对结果漠不关心，以上种种可耻现象加深了此前我已有的印象：我受到了上帝的诅咒。

康诺利·诺曼（Connolly Norman, 1853—1908）兼任爱尔兰几家精神病院的院长。1895年，他要求其中一家精神病院的董事会解雇殴打一位患者、将其肋骨打断的两名看护人员。董事拒绝支持他，结果两名看护继续留在岗位上。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申诉案子成倍增长。精神病院里人满为患，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监理和工作人员故意视而不见。一次一位患者死亡后，诺曼找看护人员询问事情经过，他说：“看护人员告诉我，只要他们还在这里工作，就不会提供任何证据，因为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19、20世纪之交时，各家精神病院里的患者人数增长得比以往更快。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大多数精神病患者或精神障碍者仍然由亲属照料。1871年，普鲁士做了一次人口普查，把55 043人定为“精神失常”，其中41 262人住在家里，占总数的75%。此后几十年里，这一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875年到1910年，普鲁士总人口增加了60%，城镇人口增加了137%，而精神病院的患者人数增加了429%。1910年，普鲁士一共有7.9万名男患者和6.4万名女患者，其中超过半数的人被定为患有“精神障碍失常症”。荷兰的情况与普鲁士大致相同。1850年，荷兰每10万名居民中有52名精神病患者，1910年增至每10万人144名患者。同一时期，瑞士精神病患者的人数增加了一倍。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在家里照护精神不正常的亲属越来越困难，这些患者更有可能引起国家的注意。

除了以上变化外，精神病学理论也逐渐转向认为，很多精神病属于遗传性质，很难根治。1866年、1871年和1882年，格丁根大学、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和波恩大学分别设立了精神病学教授职位，不是为了培养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医生，而是为了从事理论和研究工作，尤其是对大脑的研究。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医生只是通过工作学会治疗精神病人的普通医生，最终改变人们态度的还是学者。学者们提出了一个观点：精神病主要源于机体。“神经症领域的拿破仑”让—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在巴黎萨尔佩特里尔医院建立了神经科门诊。他是描述多发性硬化和帕金森病［沙可用詹姆斯·帕金森（James Parkinson, 1755—1824）的名字命名这一疾病，1817年，帕金森发表了论述“震颤麻痹”的重要论文］的第一人。沙尔科主要研究癔症。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女子性高潮障碍症状。沙尔科提出，在男人中间这一症状和在女人中一样常见，其根源是心理性的，而不是生理性的。但他没能影响执业医生，后者继续建议对被认为患有此症的女孩使用束缚皮带、进行注射或用内科器械治疗。对那些用英国执业医生艾萨克·贝克·布朗（Isaac Baker Brown, 1811—1873）的话说变得“焦躁不安、情绪激动……无视家庭生活给社会造成的影响”的妇女，除了以上治疗手段外，女性生殖器残割也很普遍。自1859年起，布朗在他就职的伦敦外科医院做了很多例这类手术。1871年，他因滥用职权而被产科学会逐出。他称自己没做什么不寻常的事，对他的惩罚不公平，他这么说也许并非毫无道理。

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 1856—1926）表达的观点最悲观。他撰写的精神病学手册于1883年出版，此后不断更新再版。克雷佩林在手册中提出，精神失常主要是后天遗传和生物因素造成的。他称，精神病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不再根据症状，而是从临床角度审视精神错乱”。症状不过是某种综合征的表现，精神分裂症或躁郁症等遗传性精神失常没有任何治疗方法可以治愈。克雷佩林把这一观点推广开来，运用范围远远超出通常意义上的精神疾病，酗酒、小偷小摸等种种偏差行为都被视为病症。各地警察和地方政府如获至宝，马上把他的观点当作对付不顺从的穷人的手段，将狂饮重新定义为“一种间歇性躁狂症”，往往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把酒徒送入精神病院。庞大的精神病院于是成了行为异常者的垃圾场。在德文郡精神病院工作的约翰·巴克尼尔（John Bucknill, 1817—1897）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指出：

法律规定，对自身及他人构成威胁的疯子应该隔离在疯人院里，接受绝对必要的看护。如今这一法律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涵盖了该法生效时根本不会被视为疯子的更大群体。1845年以来，医学科学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错乱领域，雅致挑剔的文明不愿接触有瑕疵的同胞，收容精神错乱者的种种机构人满为患，里面的人越来越像外面世界的人。

经过一个世纪治愈精神失常的努力后，人们在控制无法控制的事情方面似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实际情况是问题反而更严重了。行为偏差和精神失常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规训与惩罚

1858年，在位于汉诺威的格丁根大学城，行刑手把一个被判有罪的谋杀犯押出城外，带到当时俗称“渡鸦石”的行刑台上。四周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等待观看行刑。目睹一切的解剖学家海因里希·威廉·格特弗里德·冯·瓦尔代尔—哈尔茨（Heinrich Wilhelm Gottfried von Waldeyer-Hartz, 1836—1921）描述了以下情景：

几个行刑助手用一个皮兜子兜住犯人的下巴，一人拽住皮兜子，使劲把犯人的头往后拉。刽子手从披风里抽出一把刀刃锋利、装饰讲究的执法大刀，走到死刑犯的左侧，双臂挥刀向犯人头上砍去，转瞬间犯人身首异处。刽子手刀法干净利索，一刀砍断脖子。犯人的头颅留在皮兜子里，脖子伤口处喷射出两股血柱，忽高忽低，反复数次后血柱越来越低，越来越无力。犯人的心脏也逐渐停止了跳动……几个癫痫病患者等在断头台一侧。行刑前，他们给行刑手几个玻璃杯。行刑手用杯子盛上犯人流出的冒着血泡的血，递给患者。患者接过杯子一饮而尽。

已经是1858年了，居然还发生以上的事，人们可能会为此感到吃惊。实际上直到19世纪后半叶，类似这样的公开行刑在欧洲很多地区还十分普遍。大批群众观看行刑，据估计有时多达2万人。刑场四周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人，装神弄鬼的，兜售食品饮料的，唱黄色小调或民间小曲的。

在英国，犯人被公开处以绞刑后，犯人亲属和解剖学校派来领取犯人尸体的人之间常常发生冲突。那些留在示众架上任其腐烂的尸体——英格兰最后一次处死犯人后暴尸示众于1832年发生在莱斯特——有时会被人盗去器官，当作民间治病的手段。在普鲁士，公开行刑要么用斧头，要么用一个沉重的大车轮子。犯人四肢摊开，趴在行刑台上，行刑手把车轮子从上面扔到犯人身上，车轮子处决方式一直用到1848年。莱茵兰司法当局使用断头台，法国占领时引入了这一方式。后来，因为断头台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德国很多地方的保守政府弃之不用，包括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奥地利和英格兰对死刑犯处以绞刑。自1820年起，铁环绞刑被用于西班牙各地，犯人被绑在一根柱子上，行刑手从犯人身后拧紧他脖子上套的铁圈，将其勒死。

由于资产阶级反感公开行刑的做法，各地政府对此也日益不安，因此公开行刑次数逐渐减少，最终彻底废止。1840年，狄更斯目睹一次绞刑后诉说了自己的感受：“实难表述对这一场景的恰当感受……没有悲哀，没有恐惧，没有憎恶，没有沉重感。只有下流粗俗、堕落、轻浮、醉酒，以及其他五十种招摇的邪恶。”1848年以后，欧洲各地政府惧怕大规模的公众聚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普鲁士和萨克森分别于1851年和1855年改为在监狱内处决犯人，1861年时，德意志其他各邦国均已改成狱内处决。1868年，英国终止了公开行刑的做法。俄国早就这样做了，最后一次公开行刑是在1826年，当时5个十二月党人在大批群众围观下被处以绞刑。因绳索断开，犯人侥幸活了下来，围观群众高声请求豁免犯人，按照传统风俗，绳索断开是上帝表达的意愿，然而狠心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在绞架上系上新绳索，绞刑照常进行。法国从1832年起把行刑地点移到了关押犯人的监狱的大门外。1870年后，法国不再使用断头台，改为在平地处决犯人，从而使外人更难看到行刑场景。法国废除公开行刑的努力遭到保守派和废除死刑派的抵制，最终搁浅。废除死刑派认为，改为在监狱大墙内行刑会改善死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从而更难彻底废除死刑。

与此同时，还开始了一场改革，意在减少死刑判决的数量。到1815年，除英国外，欧洲各地几乎均对死刑加以限制，死刑仅用于一级谋杀罪和叛国罪。只有在英国，杀人罪和盗窃罪同样适用死刑。19世纪20年代，英格兰和威尔士3/4被绞死的人罪行涉及财产，只有1/5的人是杀人犯。根据被后人称为“血腥法典”的法律，有200种犯罪当处死刑，不过90%被判死刑的人后来都得到了减刑。尽管如此，从1816年到182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一共绞死了518人，从1821年到1825年末，有364人被绞死，从1826年到1830年，有308人被绞死。与此相比，普鲁士每年平均被绞死的人数仅4到5人。当时普鲁士人口为1 600万，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大致相等。英国被处死者的数量持续下降，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处死的犯人人数已接近欧洲的平均值（如法国每年34人左右）。19世纪20年代，法国每10万人中仅有1人被处死，这一数字基本保持到19世纪末。1905年俄国革命后，被处死者的数量开始回升，从19世纪80—90年代每年大约15人，增至1907年的627人，1908年更涨到1 342人，几乎所有死刑犯都被处决了。这一现象主要反映了政治上的焦虑和尼古拉二世镇压异见的决心，而不是国家的刑法政策。

早在18世纪，首先提出依罪行轻重程度量刑原则的意大利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 1738—1794）就主张废除死刑，理由是实践证明，死刑作为一种威慑手段不起任何作用。19世纪30—40年代，一批包括德国法学家卡尔·米特迈尔（Carl Mittermaier, 1787—1867）在内的改革家用统计数据证明了贝卡里亚的观点，显示在终止处决的地方，无论何地，谋杀案件数量均没有增加。精神病学问世后，减轻精神失常者责任的原则开始被引入法庭。自不待言，各国君主和国家元首依然热衷于保留死刑，因为他们可以借死刑行使国君的象征性权利，通过减免死刑展示上天给予他们的生杀予夺大权。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他们签署死刑令时开始有所顾忌。一批君主在审判不公或预料不远的将来会废除死刑时，拒绝钦可死刑判决，比如1855年后的荷兰国王、1863年后的意大利国王，1865年后的比利时国王、1866年后的萨克森国王、1872年后的挪威和丹麦国王，以及1878年后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自由派批评家称，死刑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过时产物，与现代文明相去甚远。惩罚不只是为了遏制犯罪，也是改造罪犯的手段。1848年后，随着各国议会权力的扩大，这一原则最终获胜。众多欧洲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许多新颁布的法典包括取缔死刑的条款，比如1866比利时颁布的法典和1870年荷兰颁布的法律。希腊等习惯使用断头台或没有断头台时改用行刑队的国家则继续沿用死刑。在普鲁士，俾斯麦排除了自由派的阻挠，在1866—1867年的北德意志邦联刑法典中保留了死刑。1888年急于宣示自己君权的威廉二世登上普鲁士王位后，死刑再次受到追捧。威廉二世迅速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习惯导致凶杀案数量锐减，因为法院和法官一改昔日他更宽厚的祖父威廉一世在位时他们的做法，在死刑判决上更加谨慎。

从多方面看，死刑是长期形成的惩戒制度遗留下的最后残迹，这一制度重在惩罚罪犯的肉体。在农奴制下，肉刑极为普遍。直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地的鞭刑还是十分普遍。作为一种死刑的鞭刑在19世纪60年代被大多数德意志邦国废除，于1870年被荷兰废除，大致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也相继废止了把犯人鞭打至死的做法。然而，英国的鞭刑在此后还保留了很长时间。其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保留了在监狱内施鞭刑的做法。德国新入狱的犯人先被鞭打一顿，作为“见面礼”，犯人出狱时再被鞭打一顿。在欧洲南部地区，监狱惩罚犯人时惯用的手法是打脚板，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部分国家沿用的时间甚至更长。俄国直到废除农奴制后才结束了肉刑，虽然1845年通过了一项内容截然相反的法律；俄国迟至1817年才废除了劓刑。19世纪末，作为一种司法惩治手段的肉刑基本上销声匿迹，包括在奥斯曼帝国。1858年的《奥斯曼帝国刑法典》删除了肉刑，但伊斯兰法庭对通奸之类的罪行依旧判罚鞭刑。

面对昔日惩戒方式的衰微，各国政府需要找到替代办法。把罪犯流放海外马上成为一个选项。这一办法的好处是既惩治了罪犯，消除了他们给社会造成的威胁，又给海外殖民地提供了劳动力。俄国人最喜欢用这种办法，19世纪期间把大约86.5万名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俄国还用政治流放手段惩罚波兰起义者。1830—1831年起义后，大约有2万名起义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63年起义后，又有2万余人被送往西伯利亚。很多人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余生。1897年，革命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被判流放西伯利亚3年，在那里结识了1863年被流放的部分起义者。被流放者常常被分散关押在很大一片区域内，防止他们互相串联，例如，任何一地关押的十二月党人都不超过3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囚犯一路上有时乘雪橇，有时徒步，遭到虐待是家常便饭。1850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流放到鄂木斯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路途上两次被鞭挞，服4年苦役期间，他还被戴上手铐脚镣。不过同普通囚犯相比，政治流放者的待遇还算是好的。普通犯人常常被送到距离中国边境不远的涅耳琴斯克盐矿做苦工，劳动既繁重又危险。直到19、20世纪之交时，流放制度才告结束。

18世纪大部分年代里，英国把犯人流放到美国，1776年后美国去不成了，于是转向澳大利亚。19世纪20年代，英国每年有大约3 000名囚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19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移民人数增加后，开始抵制英国源源不断用船把犯人运到澳大利亚。19世纪50年代，由于在英国国内和澳大利亚遭到公众反对，流放人数开始下降，1867年，流放制度彻底结束。也许不无讽刺的是，这一时期恰值法国开始流放犯人。1852年，拿破仑三世政府在法属圭亚那的魔岛建了一座监狱。里面条件恶劣，监狱看守残暴，犯人往往性命不保。先后有8万名囚犯被关押在这里，直到1946年，这家监狱才被关闭。法国的政治犯没有被送到魔岛上，而是被流放到遥远的太平洋新喀里多尼亚岛。该地在1897年被废弃前，先后关押了2万余人，其中不少人是政治犯。在一些德意志邦国，囚犯可以自己选择是否被流放海外。19世纪20年代初，梅克伦堡的一批囚犯选择流放巴西。直到19世纪中，汉诺威国王还经常提议免费送囚犯去美洲，而不是耗资将他们关押，如果囚犯同意，还能给他们签发隐去犯罪记录的假护照。

从长远讲，取代死刑和肉刑的唯一选择是监狱。18世纪就有了监狱，但主要用于关押待审的人。监狱逐渐用于惩治囚犯后，存在的种种问题很快暴露无遗。刑法改革者提出修建专门用途的教养院和监狱，建立一个旨在击垮囚犯意志、改造其性格、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的监狱体系。1790年，位于美国费城的核桃街监狱开新型监狱制度之先河，其指导思想是粗衣、糙食、苦工，该监狱在欧洲受到广泛报道和赞扬。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 1802—1866）和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合写的两卷本专著《论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应用》（1833）起了很大作用。英国效仿美国，1842年在伦敦的本顿维尔建造了第一所新型监狱，很快欧洲各地纷纷效仿。新型监狱里的每个囚犯都有一组号码，叫到自己号码时必须答应。监狱内走廊两侧是关押囚犯的一间间单人囚室。犯人走出囚室时必须戴口罩，以掩盖他们的身份。读《圣经》、做礼拜、接受宗教教诲等宗教活动是改造犯人的核心内容。监狱里的小教堂结构是特别设计的，囚犯彼此之间看不见对方，但可以看见神父，所有囚犯也都在神父视野之内（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构想的圆形监狱的完美例子）。监狱使用转动不止的踏车，迫使囚徒习惯吃苦。囚犯必须一刻不停地蹬踏车，一般一次2小时，一停下来，人就会被夹在中间，造成严重伤害。

19世纪中叶，监狱改革席卷欧洲各地。基督教贵格会成员伊丽莎白·费赖（Elizabeth Fry, 1780—1845）积极倡导英国监狱的改革。1817年，她看到伦敦纽盖特监狱内的状况后极为震惊，创办了一个改革协会，推动成立了“促进女犯改造英国妇女协会”，通常认为这是英国第一场由妇女领导的全国性改革运动。费赖撰写了大量文章论述监狱改革，名声大噪。1842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专门去拜访她，与她讨论监狱改革问题。在威廉四世之前，德意志新教牧师特奥多尔·弗利德纳（Theodor Fliedner, 1800—1864）曾于1823年见过费赖。受她影响，弗利德纳3年后创立了“改善普鲁士莱茵地区监狱”协会，1835年，当局听取了他的意见，仿照费城核桃街模式在科隆的克林格尔皮茨建造了一所新型监狱。1840年，意大利米兰改革家卡洛·卡塔内奥写了一部颇具影响力的专著，宣扬费城监狱体制。他称，在新体制下：

绞刑架及与之相连的一切野蛮仪式均废弃不用。在单身牢房的死寂中，惩罚不仅得到升华，变得崇高，而且触及精神层面。对付滋事者的最有力手段不再是仅仅使其遭受肉体上的疼痛，而是造成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这种痛苦是社会性的，因为它剥夺了那些惹是生非者人际交往的日常乐趣。

皮埃蒙特依照美国模式建造了一批新监狱，在托斯卡纳的沃尔泰拉和圣吉米尼亚诺分别修建了一所有新型单人囚室的男子监狱和一所女子监狱。19世纪40年代初，法国被关押的囚犯超过10万人。法国新建的监狱对费城监狱制度稍加改造，规定单人囚禁只用于晚上。建造新监狱是为了取代昔日建在水边的苦役犯牢房，被判划帆船的犯人关在那里；如今犯人被套上锁链，送去修路，就像雨果小说《悲惨世界》里面的男主角冉·阿让那样。法国监狱改革家夏尔·卢卡（Charles Lucas, 1803—1889）抨击死刑制度，呼吁按罪行性质区分犯人，用严格的规训手段改造犯人的性格。1885年开始实行缓刑和假释后，监视原则推广到了社区。

改革家满腔热忱，积极乐观，但因政府限制预算而受阻，刑罚制度不受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重视。1885年改革后，法国关在单人牢房的囚犯仍然只占10%。人口增加，服刑人数也随之增加，修建监狱的速度永远跟不上囚犯增长的速度，导致监狱人满为患。新建监狱的单人牢房很快改为关押2到3人，从而打破了隔离原则。1864年意大利全面改革刑罚制度后，几乎所有犯人都必须劳动。监狱里人满为患的现象依然极其严重。直到1901年，大多数监狱还把犯人每两人用链子锁在一起，看守携带皮鞭、棍子和枪支，严密监视在宽敞大厅里面的犯人。俄国的囚犯人数从1884年的8.8万人增至1893年的11.6万人。1900年流放西伯利亚制度终止后，犯人人数进一步增加。每逢皇家盛典，如皇室添嗣，会对犯人进行大赦，截至1905年1月，俄国监狱囚犯人数因频繁大赦减至7.5万人。1905年革命遭到镇压后，监狱囚犯人数再次迅速攀升，1913年时，监狱一共关押了14万人。与此同时，监狱内的状况急剧恶化。1906年时，犯人的死亡率还与普通百姓的死亡率大致相同（11‰和14‰），到1911年，犯人死亡率就增至近50‰。俄国监狱改革搁浅是因为当权者对政局感到焦虑，而不是因为预算拮据。

监狱改革最失败的例子也许是奥斯曼帝国。1851年，颇具影响力的英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爵士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迫使奥斯曼政府做出努力改善监狱状况。坎宁在备忘录里批评奥斯曼帝国的监狱纯属凑合性质。形形色色的犯人，轻犯和杀人犯，待审被告和已被判刑的犯人，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孩子，一律被混杂关押在一起。1871年时，作为对坎宁批评的回应，奥斯曼帝国政府在伊斯坦布尔建造了一所模范监狱，1880年又出台了新的管理章程，把不同类型的犯人分开关押。然而，新措施从未得到正式敕令的认可，多被弃置不用。伊斯坦布尔模范监狱建成后无人效仿。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无力控制下属省份，区域和地方官员无视苏丹推行的改革。随着监狱里囚犯人数不断增加，监狱状况不断恶化，腐败盛行，人满为患导致疾病流行。由于看守人数不足，囚犯之间经常斗殴，监狱内骚乱不止。犯人必须自己做饭，监狱不负责囚犯伙食。囚犯所需食品由家属或慈善组织提供。囚犯受虐待的事例数不胜数。美籍亚美尼亚律师瓦汉·卡尔达什安（Vahan Cardashian, 1882—1934）甚至绘声绘色地讲，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时期，狱方为了逼迫基督徒囚犯招供，毒打他们，用烧红的烙铁烙身子，如果犯人仍不招供，就“剃光他们的头发，在头皮上切开口子，头顶上放上各种虫子”。直到1911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掌权力后，才建立了一个中央监狱管理机构，此后颁布了一连串的法令，打击腐败，取缔监狱看守往监狱里偷运酒精饮料的做法，严惩看守私吞囚犯食物的行为，打击其他不法行径。土耳其的新统治者还努力增加监狱看守人数。1914年，土耳其看守与囚犯的比例已经达到1∶16，同时期欧洲的比例平均为1∶7。

尽管实行了新的隔离监禁和惩戒制度，但欧洲各地的囚犯并没有悔过自新，而是不断再次入狱。1875年，法国一名议员警告众议院：“法国有一批流民，游走于监狱和自由社会之间。”面对这一局势，加上受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提出的进化论影响，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 1835—1909）提出，罪犯不是后天产物，而是天生的，是倒退到人类进化早期阶段的返祖现象。1863年在意大利军中服役的龙勃罗梭参加过卡拉布里亚地区的剿匪。1876年，他发表了《犯罪人论》一书。龙勃罗梭利用照相技术的发展成果，称天生的罪犯胳膊长，五官具有猿人特征，他认为，犯罪是返祖现象，也就是说，罪犯是进化过程中的返祖者。他的这一观点从未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后来他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遗传性犯罪亦是数代人酗酒、性传播疾病或营养不良的结果。19世纪末，犯罪乃遗传所致的基本观点开始影响到欧洲各地。

龙勃罗梭的学生恩里科·费里（Enrico Ferri, 1856—1929）、古斯塔夫·阿沙芬堡（Gustav Aschaffenburg, 1866—1944）、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和拉斐尔·萨利利亚斯（Rafael Salillas, 1854—1923）分别在意大利、德国、英国和西班牙宣扬龙勃罗梭的基本思想，影响深远。研究罪行和犯罪不再是法律和法律工作者的工作，而是进入了医学和犯罪学范畴。19世纪90年代及其后年代，有人开始鼓吹强制“劣等人”做绝育手术，劣等人或许可以工作，但不能传宗接代。龙勃罗梭本人以及至少同意他的部分观点的很多人开始依据新理论宣扬死刑，也就是说，极端退化的犯罪者，那些有暴力遗传基因的罪犯，既不会改邪归正，又无法挣脱遗传的禁锢，只能彻底灭绝他们。惩戒转了一大圈后又回到了起始点，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惩罚肉体，到启蒙时期和维多利亚时代惩罚精神，再到19、20世纪之交时再次惩罚肉体。

以上变革的基础归根结底还是国家强制实施法律的权力不断增大。因犯罪被逮捕判刑的人越来越多。19世纪初，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欧洲各国社会混乱，匪患、偷窃、走私以及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猖獗，重建并维护政治社会秩序成为欧洲诸国的优先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手段是法国式宪兵队，即驻扎在农村地区的准军事骑兵部队，比如1844年西班牙组建的国民警卫队、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结束后俄国成立的宪兵队，此外还有1848年革命浪潮后哈布斯堡王朝为巩固政权建立的宪兵队，宪兵的头盔带有尖角，1857年，这支部队已有将近1.9万人，包括1 500名骑警。当局向一些地区派出宪兵队是为了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如1910年来自布科维纳的一份文件所说，“让宪兵成为替当地百姓排忧解难的朋友和权威”。哈布斯堡政府认为，当地宪兵起到了向百姓宣播西方文明的作用（文件中提到，宪兵的一项职责是教当地人“如何在信封上写地址”）。

19世纪城镇的迅猛扩展造成了一个性质不同的执法问题。昔日的守夜人制度充满弊端，1840年，有人把哈布斯堡的守夜制度形容为“本地和外来流氓的庇护所”，守夜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不起任何作用。19世纪50年代，守夜人被纳入新组建的警察部队。伴随城镇的发展，需要有一支新型的身穿制服的警察队伍。1829年，巴黎警察局长路易—马里·德·贝里姆（Louis-Marie de Belleyme, 1787—1862）成立了巴黎警队，警察身穿蓝色制服，头戴双角帽。6个月后，英国建立了伦敦警队，警官身穿蓝色燕尾服，头戴黑色高顶帽。1828年，德·贝里姆的副手称：“城市警察以保护巴黎居民的安全为己任，确保昼夜平安、交通畅通无阻、街道洁净，预防犯罪，维护公共场所的秩序，破获犯罪案件，抓捕罪犯。”公众对新成立的警队一时不适应，伦敦一些市民把警察视为欧洲大陆专制制度的工具，警察在街上常常受到袭击。1830年，伦敦一位警官为两个斗殴的酒鬼拉架，结果被两人活活打死，成为第一位因公殉职的警官。陪审团称酒鬼打死警官“属于正当杀人”，因为警官“执行公务时举止失当”。

德国常常使用军队维持秩序，或预防和打击驻军城市内哪怕是轻微的不法行径。1840年，有驻军的城市人口占普鲁士城市人口的一半。1848年革命期间，柏林的自由派政府仿照伦敦模式成立了一支新的身穿制服的警察部队，警察头戴高帽，显示与军人的区别。1848—1956年，这支警察部队（Schutzmannschaft，字面意思是“保安队”）归卡尔·冯·欣克尔德（Karl von Hinckeldey, 1805—1856）统辖，他利用自己手中握有的大权改善监狱条件，制订社会福利计划，修建公共浴场，清扫街道，还做了很多其他事情。普鲁士的消防队、监狱看管人员和负责实施《济贫法》的大部分机构统归警察管辖。除此之外，警察还负责监管市场，为城市新居民办理登记手续，逮捕流浪者，监视一切公共集会，为娱乐设施发放许可证，监管公共妓院，批准兽医和药剂师执业资格。警察有权发布法令和罚款，这一权力一直延续到1914年。一如法国，德国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作战经验的官兵组建了一支警队，被选上的官兵只要同意继续在军队服役12年，即可保证他们复员后被警察部门录用。警察按军队编制，携带马刀，而不是英国警察用的木制警棍。执法的军事色彩经过革命时期的改革仍然保留下来。

19世纪，欧洲大多数国家逐渐开始把城市警察与诸如宪兵这样的军事组织分开，这样做有时会引起混乱和争斗。例如，意大利的城市警察拥有类似德国警察的广泛权力，然而意大利的“卡宾枪骑兵队”（相当于法国宪兵队）与1860年组建的公安队伍之间职权重叠。军队负责需要动用武力解决的问题，比如剿匪，尤其是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剿匪。各城镇还有自己的城市卫兵，他们与公安人员常常产生职权上的纠纷。尽管建立了以上种种治安队伍，其成员人数仍然落伍于意大利城市的扩展速度。直到19、20世纪之交后，意大利政府才着手改革，但意大利南部长期存在的混乱局面依然未能消除。黑手党和克莫拉势力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后，情况越发复杂。

在欧洲其他地方，警力紧张的情况也很明显。1900年，俄国人口大约为1.27亿人，警察人数还不足5万人。1878年，俄国新组建了一支警队。1903年，为了在乡村建立法制秩序，俄国又增添了一支4万余人的骑警部队。1905年革命浪潮期间，该部队很快被调去镇压各地的起义，此后再没有用于执法。这支警察队伍人数少得可怜。以梁赞省为例，1913年，当地农村人口超过200万，但只有251名警官、58名警监。法官、警察和地方官吏效率低下，腐败透顶。不过，欧洲很多国家的警察还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例如，匈牙利警察维持交通要道的畅通，巡游街头以遏制犯罪。从1908年到1912年，布达佩斯市两个区的警力加强后，轻微犯罪案件减少了一半。但总体来看，19世纪各国政府遏制或改造人口中不良分子犯罪性格的努力收效有限。

在诸多领域，征服自然的努力已达到了人力所及的极限。在驯服荒野大自然和驾驭自然力方面，人类取得了一定进展，种种不良后果也随之产生，包括生物灭绝和砍伐森林造成的危害。城市化以及为取暖、照明和获得动力大量使用化石燃料造成了大气污染，其后果在20世纪和21世纪日趋严重。尽管时空概念和对时空的实际体验发展得很快，但是欧洲的大部分人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一样，依然不能离开地面很远，也不能在地球上高速穿行。很多人对时空有了新的体验和新的认识后，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迅猛变革时代。医学上的重大成果加深了这一印象。形形色色的大瘟疫销声匿迹，抗菌术的问世大大减少了感染病例，人类的肉体疼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甚至连动物的疼痛都成了一场反对残忍体育项目运动的主题，到1914年，这一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果。人性更难改变，但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极大改变了人类对人生的看法。征服自然给妇女、旅行家和军队带来了种种可能，同时又向许多人关上了门，尤其是偏离社会规范者、边缘人和精神不正常的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由于科学发现了地球及其演变过程的真相，《圣经》之说被削弱，宗教和信仰受到生死攸关的挑战。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先是出现了照相技术，19世纪末时又有了电影、无线广播和录音技术，人类表达自身情感、用文学艺术手段描述自然世界时，也遇到了种种新问题。

第六章

情感时代

追怀往昔

今天，女作家弗雷德丽卡·布雷默（Fredrika Bremer, 1801—1865）在自己的故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几乎已被人遗忘，但19世纪中叶，她是欧洲极负盛名的小说家。布雷默出生在瑞典统治下的芬兰奥布（今天的图尔库）附近，家中除她之外，还有4个女孩和2个男孩。父亲卡尔·弗雷德里克·布雷默（Carl Fredrik Bremer, 1770—1830）是一名富商。1804年，弗雷德丽卡3岁时，父亲携全家迁居斯德哥尔摩，在城南16千米的阿斯塔买了一栋乡村别墅，又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买了一套公寓。在法国家庭女教师和其他私人教师的辅导下，弗雷德丽卡自幼学习中上层阶级淑女的必习技能，英语、法语和德语会话，还有钢琴、舞蹈、针线活计、刺绣、绘画，她样样都会。但是，在婚嫁市场上她先天不足，长得不如她姐姐漂亮，布雷默本人深知这一点。直到她50岁那一年，她还对崇拜者说：“我要是长得再漂亮一点就好了。”弗雷德丽卡越来越深入想象中的世界，从幻想中得到慰藉。每到夜幕降临，全家人会围坐在一起读书，大多是父亲挑选出的严肃历史书，但她和几个姐妹更喜欢读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作品。后来，全家改读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爵士写的历史小说，小说刻画了侠肝义胆的绿林好汉罗布·罗伊和罗宾汉，讲述了他们的浪漫爱情故事，描绘了昔日风景如画的苏格兰和中世纪的英格兰风光。

弗雷德丽卡的父亲对女儿管教极严，弗雷德丽卡因此患上了抑郁症。1826年冬天，她的父母待在斯德哥尔摩，把她留在阿斯塔照顾姐妹中身子最弱的两个。弗雷德丽卡开始让妹妹服用草药，很快她被当地人视为神医，上门找她治病的人络绎不绝。为了赚点钱帮助更多的人，弗雷德丽卡开始写作。她的作品描写了她身处的资产阶级世界中的家庭生活，既有写实的一面，又有诗情画意、颂扬崇高品质的一面，既有传奇式的冒险经历，又有缠绵悱恻的浪漫插曲。她的第一部小说《H家庭》（1831）里面的主角之一、美丽的盲人姑娘伊丽莎白在一场暴风雨中走出家门，来到悬崖边上，伸出双臂吐露了深埋于心的爱情：“一道道耀眼的闪电划过茫茫原野上方的夜空，四周狂风怒吼，暴雨如注，滚滚雷声不时在头顶上炸开。盲人姑娘伫立在悬崖边上，像是暴风雨之精灵，看上去狂野吓人。”她放声歌唱，歌声盖过了暴风骤雨：“我为自由之日欢呼……我自由了……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她告诉监护人：“你束缚我的肉体，限制我的言行，现在我傲立在你面前，强大而坚强。”令读者意外的是，伊丽莎白没有纵身跃下悬崖，而是挣扎着回到家里，死在自己的床上。在布雷默的小说中，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人的描写多充满浪漫和庄严色彩。布雷默在一个故事里索性反问读者：“我的读者朋友会不会感到惊奇，本应只用于怡情的笔，却用来描写一个又一个临终之人，仿佛构成日常生活的是一长列没有尽头的行尸走肉？”

布雷默的小说充满了对哥特式梦境的描写，还有目光狂野的年轻人、啜泣的姑娘、一望无际的松树林、茂林中的清泉。《H家庭》出版后立即畅销，获瑞典文学院奖。布雷默不满自己所受的“杂乱无章”的教育，聘请了一名私人教师佩尔·博克林（Per Böklin, 1796—1867）。博克林是当地小学校长，写过一本论述古希腊人各种口音的专著，同时兼当出版人和德文翻译。他为布雷默开了一门课，讲述德国哲学及其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布雷默的第二部小说《会长的女儿》汲取了她与自己私人教师交往的经历，书里甚至直接引用了老师写给她的信和为她开列的阅读书目。小说围绕一个富人的四个女儿和家庭女教师展开，女教师对女性教育所持的开明观点与雇主的保守思想发生了冲突。女教师以无比辛辣的笔触描述了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我们待在屋里的人虽多，但没有侵占任何人的空间。我们化解了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对立冲突。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矛盾和冲突会毁掉所有人。我们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严格按照操作程序把肉腌好。我们在一起不失分寸地议论街坊四邻。只有在必要时我们才思考。”小说结尾时，几个姑娘终于说服父亲允许她们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和布雷默写的其他小说不同，这个故事以皆大欢喜收尾。

布雷默与单身的博克林陷入热恋。博克林向她求婚，但遭到拒绝，布雷默称，为了写作，她需要过独身生活，不受为人之妻之累。为了走出这段恋情，布雷默躲到了挪威，住在朋友家中。在这里她撰写了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街坊四邻：日常生活中的故事》（1836），书中一位严厉的家长最后突然失明，布雷默的作品中不乏失明的人物。布雷默描写受到束缚、没有个人自由的妇女，而她的个人生活也像她笔下的妇女那样不幸。由于布雷默未婚，因此无论她年龄多大，在法律上依然被视为未成年人。1830年她父亲去世后，她的弟弟克拉斯·布雷默（Claes Bremer, 1804—1839）对她靠写作获取的丰厚收入完全拥有合法支配权，此时布雷默正开始作为成功小说家的生涯。不到10年时间，克拉斯就在赌场里把她的收入输掉了一大半。直到1839年克拉斯在潦倒中死去，加之前几年她的另一个兄弟也去世了，布雷默才得以自主处理个人事务。

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布雷默写的几部小说中，开始出现宗教和神启的主题，例如《午夜太阳：一位朝圣者》（1849）。布雷默博览群书时，读了介绍乌托邦社会的作品，1848年她发表的一部小说即以乌托邦公社为主题。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去了位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法郎吉公社，返回家乡后试图在瑞典也建立一个类似公社。翌年，布雷默前往美国洛厄尔参观，拜访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一个安静的人，气质高贵，不苟言笑，一头黑发，面色苍白，外貌特征突出”。她还结识了一批知名政治家和文人学者。好学的布雷默此次出行携带了“厚厚几大本黑格尔哲学著作”。受名人之累，她整日忙于应酬，根本没有时间读书。这次美国之行的最大收获是，布雷默对美国奴隶制的罪恶和残忍有了一定认识。她骇然写道：“在信奉基督教和思想自由的美国，这一野蛮制度产生了令人完全无法理解、没有丝毫人性的行为。我难以相信这是现实而不是噩梦。”

布雷默返回瑞典后，写了小说《赫塔》（1856），强烈呼吁解放受到法律和社会奴役的妇女。小说主人公赫塔的父亲脾气暴躁，专横霸道，他告诉女儿：“你没有一丝一毫支配自己财产、自己人身自由和未来生活的权利。一切都由父亲决定。”这个父亲不善于经营家庭庄园，在一场火灾中被烧伤。有一段时间，他允许赫塔去小学教书，获得一份收入。最终赫塔不顾父亲的反对，与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心上人英韦结婚（父亲咆哮说：“你敢不听我的话？”）。英韦为了抢救一艘失火轮船上的乘客而身负重伤。小说发表后，布雷默的收入有了保证。她开始游历海外，先遍游欧洲各地，寻找宗教灵感，之后去了巴勒斯坦。布雷默返回瑞典后写了6卷旅行札记。最终，她回到阿斯塔定居，1865年新年前夜，她因肺炎不治去世。

布雷默的小说融合了时代的两大文化潮流，把情感主义、热爱大自然和哥特式意象与常常围绕家庭和家庭生活展开的故事结合到一起。这一时期（1815—1848）被人称为“比德迈艺术时期”，在梅特涅压制政治讨论的大环境下，中欧地区的作家也转向描写家庭生活或不含政治色彩的乡村生活。贵族诗人、《诗集》作者安妮特·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 1797—1848）是这一潮流的突出代表，她创作的诗歌以歌咏宗教和大自然为主。在奥地利，出生于波希米亚的作家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 1805—1868）因他对大自然的描写而闻名。对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这样的诗人来说，灵感和情感源自绚丽的自然风光，尤其是他所在的英格兰大湖区的崇山峻岭和山中溪流。比德迈艺术时期的艺术家不厌其烦，用细致入微的笔法描写了一幕幕家庭和乡村生活情景，常常以虔诚和多愁善感的方式讲述情节简单的故事。这一文体传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简单自然的家具造型风格也传到了那里，“比德迈风格”一词尤指这类家具。正如英国浪漫派诗人摒弃了古典题材和细腻的暗喻，改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比德迈风格家具反映了对法兰西帝国时期做工考究的桃花心木桌椅及类似家具的一种逆动。比德迈风格家具线条简练，突出实用性，深受新兴中产阶级喜爱。由于比德迈风格家具用的是欧洲本地产的木材，如樱桃木或橡木，而不是从海外进口的昂贵硬木，因此家具价格对中产阶级不再可望而不可即。在瑞典，这类家具被称为“卡尔·约翰家具”，得名于当时在位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四世·约翰（Karl XIV Johan, 1763—1844）。卡尔十四世·约翰是拿破仑战争中的一位显赫人物，以贝尔纳多特元帅的身份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

音乐也转向家庭。18世纪贵族和宗教人士赞助作曲家的日子早已逝去，至少没有了昔日的盛况。路德维希·冯·贝多芬（Ludv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卡尔·马里亚·冯·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 1786—1826），焦阿基诺·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 1868—1792）、埃克托尔·柏辽兹（Hector Berlioz, 1803—1869）和弗朗茨·李斯特（1811—1886）谱写的曲子公开演出时依然备受追捧，但音乐在一定程度上退缩到了家庭、沙龙等私人圈子内。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 1797—1828）的作品是一个绝好例子，舒伯特的很多曲子都是为家人或友人晚上或周末欣赏音乐谱写的。即便如此，梅特涅手下的警察对哪怕是私下的聚会依然疑心重重，尤其是青年人的聚会。1820年，当局以颠覆罪名逮捕了舒伯特及四名友人，作曲家本人受到严厉训斥，他的一个友人被投入监狱。舒伯特的喜歌剧《密谋者》（1823）因作品名字而被官方封杀。舒伯特想靠公开演出他的作品获取收入，但演出都不成功。舒伯特只成功举办过一次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演奏的曲子以室内乐作品、独唱歌曲和钢琴作品为主，凡是具有一定水准的业余音乐演奏家，均可在自己家中演奏这些曲子。舒伯特的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1823）、《冬之旅》（1828）和《天鹅之歌》（1828）把人带入了与世隔绝的个人天地，以上作品在小范围内演奏时令人浮想联翩。

一如舒伯特，罗伯特·舒曼早期只写钢琴作品。为了谋生，他一边谱曲，一边兼写音乐文章。他创作的钢琴套曲咏颂艺术爱好者之间的友情，如《狂欢节》（1834—1835）和《大卫同盟之舞》（1837），里面的每首短曲里都有音乐密码，代表舒曼朋友圈内的人。在描写儿童生活的所有音乐作品中，貌似简单的《童年情景》（1838）也许是最著名的一部，里面有玩具（《骑木马》），有游戏（《捉迷藏》），还有幻想（《梦幻曲》，这也许是他最知名的作品）。舒曼后来才开始写艺术歌曲，他借鉴了舒伯特首创的声乐套曲形式，写下了叙事的声乐作品，通常描绘单恋。舒曼晚年写了一些室内乐，还创作了几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作品，尤其是《钢琴协奏曲》（1845）和《大提琴协奏曲》（1850），此时，公开音乐会演出已经给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稳定收入。

即使是舒曼的晚期作品，依然具有节奏飘忽不定的特点，同时含有一种内敛，这与当时一些作曲家（比如李斯特）热衷于炫耀个人艺术才华的风格大相径庭。李斯特在19世纪40年代的公开演出令观众如痴如醉。海因里希·海涅称之为“李斯特狂热症”。这是“不折不扣的疯狂”，每次演出结束，都会有妇女争抢他的手帕和手套，有人还试图剪掉他的一绺头发。李斯特一生追求天才崇拜，站在强调家庭氛围的比德迈艺术风格的对立面。有一定水准的业余音乐演奏家可以演奏18世纪和19世纪初作曲家谱写的所有器乐作品和室内乐作品，甚至包括贝多芬《槌子键琴奏鸣曲》（1818）中最后的赋格——如果忽略后来补加的速度标记的话。19世纪20年代则出现了一批演奏大师，他们擅长演奏常人无法驾驭的音乐作品。开此先河的其实是小提琴家尼科洛·帕格尼尼（Niccolò Paganini, 1782—1840），而不是李斯特。帕格尼尼手指修长，可以同时在4根弦上拉出3个八度。帕格尼尼才华横溢，当时风传他为了获取艺术才华而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帕格尼尼任谣言流传，不予反驳。像李斯特一样，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华，帕格尼尼亲自作曲，以《二十四首随想曲》（1802—1817）最著名，他也出钱请像柏辽兹这样的专业作曲家为他谱写音乐。柏辽兹在回忆录中写，帕格尼尼“蓄一头长发，有一双深邃的眼睛，神色怪异，看上去像是霜打了似的，简直是一个魔鬼附身的家伙”。

柏辽兹本人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是针对18世纪唯理主义的一场新艺术运动，强调人的情感、异域风情和大自然风光。柏辽兹的作品中不仅有与强盗邂逅、独自在山中游荡的拜伦式英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1834），还有地中海的海盗（作于1844年的《海盗》，也取自拜伦作品）。《幻想交响曲》（1830）描绘了艺术家用药后出现的幻觉，包括“走向断头台”和“女巫安息日夜会之梦”。浪漫主义时期早期的一些作品是作家吸食鸦片后写出的，包括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的著名诗歌《忽必烈汗》（1816）。他染上毒瘾，每周要用多达4夸脱（约3.8升）的鸦片酊。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在《瘾君子自白》一书中详细描写了鸦片的作用，鸦片会扭曲时间感和空间感，令他精神亢奋，一些浪漫派艺术家为此染上鸦片瘾。启蒙运动强调情感从属于理性思考，浪漫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个人感受是真理和真实世界及其艺术表现形式的本源。

浪漫主义的典型形象是一个形单影只的人，如德国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的作品《雾海中的漫游者》（1818）。画中人物征服山顶后，伫立山巅，一览山下的壮丽风光，他背对观画者，沉思变幻莫测的未知未来，也许是在默想来世。受到煎熬的天才是浪漫主义艺术理念的核心，贝多芬本人就体现了艺术和煎熬在浪漫主义式的痛苦中的交织。从二十几岁开始，他的听力越来越差，1814年底彻底失聪。贝多芬后期创作的弦乐四重奏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普通人很难听懂，同时期的作曲家路易斯·施波尔（Louis Spohr, 1784—1859）——他的动听作品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听了——称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作品是“无法破译、没有改过的可怕作品”。然而，1825年和1826年，莱比锡连续两年举办了一系列音乐会，演奏了贝多芬的所有交响曲，包括《第九交响曲》（1824）及终曲大合唱。晚年的贝多芬靠收取作曲佣金和谱写室内乐和钢琴作品谋生，写下了含轻快欢愉的第二（也是最后一个）乐章的《第111号钢琴奏鸣曲》（1822）和变幻无穷的《迪亚贝利变奏曲》（1819—1823）。贝多芬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早期他完全承袭古典传统，晚期创作的作品则挣脱了古典传统的束缚。贝多芬的灵感遵循了浪漫主义原则，摒弃了受规则束缚的种种形式（如不同乐章的数目和长度），以即兴和无拘无束的方式抒发情感。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 1818—1848）《呼啸山庄》（1847）里的主人公希斯克利夫也许最形象地体现了情感丰富的浪漫主义英雄特征。用艾米莉的话说，他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吉卜赛人”。约克郡的一个乡绅收养了他。希斯克利夫追求乡绅的女儿，被对方轻蔑拒绝。他陷入绝望和愤怒之中，毕生处心积虑报复收养他的这一家人。文学评论家偏爱艾米莉名气更大的姐姐夏洛蒂的小说，夏洛蒂小说《简·爱》（1847）流传最广。小说讲述了身为家庭女教师的同名女主角挣脱种种束缚、逐渐走向独立的过程。小说中反复出现浪漫主义的主题，尤其是鬼魅般的神秘喊叫声，最终发现声音来自一个疯女人，罗切斯特先生把她藏在约克郡偏僻地方的住宅阁楼里。罗切斯特和简·爱双双坠入情网。然而最终真相大白，阁楼里的疯女人竟是罗切斯特的妻子，他年轻时感情用事，不慎与之结婚。根据法律，简·爱和罗切斯特无法结婚。小说结尾时，疯女人把房子付之一炬。罗切斯特因房屋坍塌受伤，双目失明。故事自述者简·爱返回庄园，解救了罗切斯特先生。最后一章开头那句话广为人知：“读者，我嫁给了他。”

小说《简·爱》中的大量意象在布雷默的作品中均可以看到：失明，火灾造成的伤害和死亡，妇女渴求解放，法律对妇女自由的种种约束。和布雷默作品中的女主角一样，简·爱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追求自我完善。勃朗特三姐妹的小说以荒凉的约克郡高沼地为背景，她们描绘的原生态大自然不是供人驱使和驾驭，而是让人仰慕的壮丽风光。浪漫主义艺术意在唤起强烈的情感，而不只是欣悦和哀伤，这尤其体现在浪漫主义艺术表达的主题上，主题包括敬畏、恐怖，甚至厌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的《弗兰肯斯坦》（1818）描写一名科学家从一些尸体上取出各种器官，造出一个怪物，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故事。浪漫主义绘画摒弃了学院派因袭古典传统的画风，改为描绘野性的自然风光，比如欧仁·德拉克洛瓦的画作《风暴中受惊的马》（1824），画中的马前腿腾空，表达的纯粹是一种情感，又比如J. M. W. 透纳对海景和空气的细致入微的描绘。透纳的《贩奴船》（1840）和《暴风雪中的汽船》（1842）两幅画中的人物在光线效果中显得模糊不清，画中唯有大自然。观念保守的观众不赞成透纳背离古典画派严格遵守透视法的做法，颇具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对此的回答是，透纳的画履行了艺术家最重要的职责——忠实于大自然。

画作《贩奴船》描绘的是台风来临前，奴隶把已死或奄奄一息的奴隶从船上扔到海里的情景，作品所含的政治色彩在很多浪漫主义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拜伦产生的影响既有美学意义，也有政治意义。德拉克洛瓦画的《萨达纳帕勒斯之死》取材于拜伦戏剧《萨达纳帕勒斯》（1827）。德拉克洛瓦的另外两幅作品《希俄斯岛的大屠杀》（1824）和《自由引导人民》（1830）创作于推翻查理十世后。俄国诗人和剧作家普希金积极关注希腊的独立战争，他发表的诗歌激励了十二月党人。诗人兼剧作家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史诗《塔杜施先生》（1834）讴歌了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史诗缅怀昔日独立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我的祖国！你犹如健康。你的珍贵，我浑然不觉。直到我失去了你，才如梦方醒！”弗里德里克·肖邦创作的勇武的《波兰舞曲》和轻柔的《马祖卡舞曲》以音乐形式表达了波兰人民的民族特征。和早期浪漫主义的诸多作品一样，肖邦的《前奏曲》和《叙事曲》摒弃了古典形式（这里指奏鸣曲），改用即兴的行云流水结构，体现了情感的即兴抒发（为了体现这一原则，舒伯特甚至把他一首钢琴曲命名为《即兴曲》）。早期浪漫主义作品表达的情感基本上属于内向型，局限于个人感受，而不是面向大众。诗人、小说家、艺术歌曲作曲家和画家都描写了爱情和绝望、希望和信仰、荒凉和绚丽，但完全基于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体验。

艺术家和作家追求表达真实情感时，回到了启蒙时代之前的遥远年代汲取灵感。柏辽兹的《威弗利》（1828）和《罗伯·罗伊》（1831）序曲受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历史小说的启发。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 1809—1847）的《苏格兰交响曲》（1842）以浪漫主义手法描绘了苏格兰，作品模仿了风笛和苏格兰舞蹈韵律。加埃塔诺·多尼采蒂（Gaetano Donizetti, 1797—1848）创作的歌剧《拉美莫尔的露琪亚》（1835）取材于司各特写的一部小说。法国作家大仲马称，他阅读《艾凡赫》（又译《劫后英雄传》，1820）时，“有一种被电击的感觉”。此后大仲马埋头写了好几部历史小说，包括《三个火枪手》（1844）、《基度山伯爵》（1844—1845）和《罗宾汉》（1863）。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约锡卡（Jósika Miklós, 1794—1865）在小说《阿巴菲》（1854）中甚至原封不动引用了司各特的原话。小说以特兰西瓦尼亚为背景，是第一部匈牙利语历史小说。普希金称司各特是“苏格兰魔法师”。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是德国最著名的作家，他倡导古典主义原则，同时又通过他创作的诗剧《浮士德》（1808完成第一部，1832年完成第二部）对浪漫主义艺术家产生了莫大影响。歌德如此评论司各特：“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遵循自我法则的全新艺术形式。”

维克多·雨果从司各特对自然风光和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的细腻描写中受到启发，创作了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1831）。小说讲述了15世纪背景下的一个凄美爱情故事。故事围绕贫穷的残疾敲钟人卡西莫多和吉卜赛女郎爱丝美拉达展开（司各特《艾凡赫》里面的主角蕊贝卡同样是下层社会的姑娘，她是一个犹太高利贷商人的女儿）。多年后，虚构了福尔摩斯这一人物的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也以类似方式显示了司各特对他的影响。柯南·道尔认为，他写的中世纪题材小说《白衣军团》（1891）和续集《奈杰尔爵士》（1906）及其他历史题材作品才是自己对文学的真正贡献。柯南·道尔一度甚至杀死了他虚构的这位侦探，因为福尔摩斯让柯南·道尔觉得自己更严肃的作品黯然失色。迫于公众压力，柯南·道尔不得不让福尔摩斯复活。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阅读司各特的作品后说了一句名言：在上帝眼里，所有时代都是平等的。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使命是使用移情手法深入探究时代的内在实质，搞清楚“时代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像18世纪的史学家那样，简单地把一个时代贬为落后野蛮。

音乐领域内，艺术家也开始回首往昔，从中汲取灵感。一个突出例子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重新发现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伟大作品的价值，此前巴赫的作品被人认为过于陈旧。1829年3月11日，门德尔松举办了一场公开音乐会，演奏了《马太受难曲》（1727），听众中有普鲁士国王、诗人海涅和哲学家黑格尔，巴赫去世后，这部作品一直尘封。演出大获成功。歌德听说演出成功后说：“我仿佛听到了来自远方大海的咆哮。”这一时代，各地几乎无一例外既演奏当代作品，也演奏老作品，甚至更愿意演奏老作品。为了让浪漫主义时代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巴赫作品，门德尔松把《马太受难曲》全曲长度缩短了一半，改变了配器方式，修改了和声，对独唱演员的部分做了润色。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George Friedrich Handel, 1685—1759）的清唱剧《弥赛亚》（1741）深受听众喜爱，比巴赫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受欢迎。受亨德尔启发，门德尔松等作曲家纷纷谱写清唱剧。然而，19世纪演出的清唱剧与亨德尔的原作大不相同，配器得到了加强，合唱部人数更多。1857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亨德尔音乐节”演出上，一个200人的合唱团在500名乐手的伴奏下演唱了《弥赛亚》。这一时期出现的众多业余合唱团举行的演出大多阵容庞大。

发现过去的确往往意味着要对昔日风格“加以改造”，以迎合今人趣味。19世纪20年代，建筑领域依然被新古典主义风格主宰。欧洲众多首都的政府建筑体现了这一建筑风格，从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设计的柏林王家博物馆（1823—1830，今称“柏林旧博物馆”），到汉斯·里斯托夫（Hans Listow, 1787—1851）建造的奥斯陆王宫（1824—1848），都是如此。浪漫主义时期，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受到了奥古斯塔斯·皮金（Augustus Pugin, 1812—1852）在英国开创的新哥特风格的挑战，最终被后者压倒。皮金刚出道时曾为根据司各特《肯尼沃斯城堡》改编的歌剧设计舞台布景。1833年，他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哥特式建筑范例》。此后，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 1795—1860）委托他在威斯敏斯特建造一座新的议会大厦。旧议会大厦毁于1834年的一场大火。建筑面积庞大的新哥特式大厦用了30年时间才竣工，新议会大厦气势恢宏，只有1895—1904年匈牙利建筑师施坦德尔·伊姆雷（Imre Steindl, 1839—1902）在布达佩斯建造的同一风格议会大厦能与之媲美。19世纪40年代时，新哥特主义已经获胜，当时，各地建筑师和设计师忙于“改造”各式各样的建筑，使之更符合他们心目中的中世纪精神。皮金坚持在他复原的众多教堂内安装圣坛屏，虽然当时这么做已没有必要了。欧仁·维奥莱—勒—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 1814—1879）“改进了”辉煌的巴黎圣母院天主教堂，添加了原来没有的滴水嘴兽，用他认为更逼真的现代雕像替换了部分中世纪雕像。1849年，法国政府下令拆除法国卡尔卡松城堡南段破败不堪的城墙。在巴黎市长的积极活动下，法国政府决定委托维奥莱—勒—杜克修复这段城墙。他使用了与城墙风格不符的法国北部的一些建筑材料，例如石板瓦屋顶。

19世纪后期，皮金和维奥莱—勒—杜克翻修古建筑的做法引发了一场保护国家遗产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得到了各国国内游说团体的支持，还得到了国际刊物和国际会议及国际组织的支持。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保留古建筑原貌，而不是添枝加叶，可以更好地把古今结合在一起。日益增长的民族自豪感也为保护主义者开展的运动提供了助力。各种国际协议，尤其是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签署的协议，敦促战争中的战胜者保护被征服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不是肆意掠夺。拿破仑战争前的历次战争期间，掠夺他国文物司空见惯，拿破仑时代也是如此。19世纪末，亨德尔一些内容更高深的作品始见天日。自门德尔松起，举办尊重原作品风格的公开演奏会已蔚然成风。亨德尔的这些作品成为举办更原汁原味音乐会的基础。1815年，德国的巴赫学会启动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工程，出版这位伟大作曲家的全部作品，不做任何删改。1900年这项工作结束后，学会自行解散。民族遗产和历史真实性这两个概念终于合二为一。

浪漫主义与宗教

浪漫主义强调情感在人类精神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为宗教挣脱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者对它的蔑视铺平了道路，使宗教回归文化主流。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教会的世俗权力被大大削弱，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天主教教区的普通教士如今不再仰赖贵族的恩惠，而是期望罗马教皇的领导。在北欧和中欧地区，这意味着他们的目光越过阿尔卑斯山，紧紧盯住山南边，因此，他们被人称为“越山主义者”。在梵蒂冈的极力怂恿下，教皇至上的越山主义者信奉好战色彩浓厚的天主教，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的恐惧和仇视更加深了他们的信仰。他们转向新的宗教信仰形式，包括尊奉1854年教皇庇护九世宣布的“无沾成胎说”，进行纪念基督道成肉身的圣心崇拜，他们把这些作为激发情感的源泉。大规模的朝圣活动再次复活。德国西部城市特里尔的朝圣活动也许尤其不寻常。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取消了对天主教徒集会的限制后，大主教威廉·阿诺尔迪（Wilhelm Arnoldi, 1798—1864）邀请虔诚的教徒前来当地天主教堂，瞻仰里面陈列的据传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前身穿的长袍，以这种方式反对启蒙运动的怀疑主义。50万人井然有序从这件遗物前鱼贯走过，其中绝大部分是穷人，这显示了复兴的天主教虔诚信仰的威力之大、影响之广。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异象和神启，许多人相信法国女佣埃丝特尔·法盖特（Estelle Faguette, 1843—1929）和利雪的泰蕾兹·马丁（Thérèse Martin of Lisieux, 1873—1897）十几岁时体验的异象和神启。比利牛斯山区卢尔德村有一个受人崇拜的女子贝尔纳黛特·苏比鲁（Bernadette Soubirous, 1844—1879），据说贝尔纳黛特在当地一个岩洞里见到了圣母马利亚的异象，圣母告诉她：“我是无沾成胎。”有病的人开始络绎不绝前往岩洞。圣母指示贝尔纳黛特在岩洞原地建造了一座教堂，人们又去教堂寻求灵丹妙药。很多人称，去过教堂后他们的病就好了。贝尔纳黛特是一个不识字的笃信宗教的淳朴姑娘，教会仔细调查了她所说之事，贝尔纳黛特坚持己说。教会宣布，她看到的异象是真的。1876年，10万名天主教徒，包括35位主教，在卢尔德村聚会，庆祝一尊新圣母雕像落成。类似贝尔纳黛特的故事还有不少，但影响力不大。1876年7月，萨尔地区马平根村的三个姑娘称见到了一个白衣女子，自称“无沾成胎”。一周之内，前来现场朝圣的人多达2万。据几个姑娘说，圣母告诉她们，这里的一处泉水可以治愈疾病。很多前来朝圣的人称，他们去过泉眼后，疾病神奇地消失了。异象之说流传如此之广，一个原因是德意志天主教徒普遍相信，启示了法国人的圣母一定也会启示德意志人。普鲁士警察当局介入此事，派一名化名“马洛”的侦探前往村子调查。几个村民被控诈骗，受到审讯，传侦探在证人席上作证时，他伪造的证据被彻底戳穿。一个普鲁士步兵连奉命来到这个村子，用刺刀强行驱散了数千名朝圣者。教会慑于普鲁士政府对事态的强硬反应，拒绝证实和支持异象的真实性。然而，群众的宗教感情不是教会和国家这样的机构能够轻易压制的。那几个女孩最终承认，故事完全是编造的，只为恶作剧，后来看到这么多人相信此说，就不敢再改口了。

19世纪初福音奋兴后，英国各地出现了大量志愿者组织，比如“抑制罪恶协会”（1820）。在很多这类组织中，中产阶级妇女扮演了领导角色。自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以来的积极卫道士大肆讨伐他们视为堕落的艺术和文学，屡屡起诉艺术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持重战胜了贵族的放荡和平民百姓的堕落。高尚事业不容怀疑和取笑；凡报刊检查制度无法压制的，都被新潮打入冷宫。19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英国推行了宗教改革。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废除了圣公会的部分特权。自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英国人认为信奉天主教无异于叛国。和不从国教的新教徒一样，天主教徒长期以来不仅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拒之门外，还不得担任公职，只有英国圣公会的付费成员才有资格在政府内任职。1828年及1829年，议会法案废止了以上限制。就天主教徒而言，法案的目的之一是缓和爱尔兰日益紧张的局势。越来越多的圣公会牧师从事态的发展中觉察到了危险，尤其是英国政府削减了爱尔兰人主教人数，建议把爱尔兰人主教的一部分收入收归国有，此后实行了教会什一税代偿，宣布世俗婚礼和在不从国教的教堂里举办的婚礼合法，成立了一个常设宗教委员会改革主教教区内的管理体制，以上举措皆在1836年一年之内实施。

牛津大学一批以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 1792—1866）和爱德华·普西（Edward Pusey, 1800—1882）为首的圣公会牧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单张，抨击推行改革的辉格党政府“举国叛教”，批评议会干预教会事务、扩大不从国教者的权利，是“公然无视上帝的主权”。这场运动史称“单张运动”，其成员认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延续了使徒传统，布道时更应该重视仪式和礼服穿着，多用天主教的礼仪。普西被禁止布道两年。纽曼最终按自己相信的道理，于1845年加入罗马天主教会，后来成为一名枢机主教。1851年，又一名圣公会显要信徒亨利·爱德华·曼宁（Henry Edward Manning, 1808—1892）加入了天主教会，他后来成为威斯敏斯特枢机大主教，位居1850年恢复的英国天主教会之首。英国恢复天主教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850年以前的大饥荒后，大批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流入英国。虽然采取了这一对策，但涌入的爱尔兰人继续认同天主教和爱尔兰民族主义，19世纪80年代时，已经出现了抵制新教徒在爱尔兰日益坐大的运动。在欧洲的另一端，波兰人对天主教的认同感更加强烈。波兰当时处于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和信奉东正教的俄国的高压统治之下，罗马天主教成为波兰民族运动的核心。甚至在天主教会谴责了1831年和1863年波兰人的起义后，波兰人对天主教的信仰非但丝毫未减，还因波兰兴起的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得到强化，波兰人对圣母马利亚的虔诚几乎超过欧洲任何一地。

基督教内部有各式各样的教派，与上述运动相对的是1739年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在英国开创的卫理公会运动。截至1850年，该运动成员达到48.9万人。福音奋兴运动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展开，在英国各地的矿区和工业区，浸信会、一位论派等形形色色的教派赢得大批信徒。农民中也出现不再信奉英国国教的趋势，诺福克郡各地的守旧派卫理公会教堂数量激增就是这一现象的表现。尽管各教派教义千差万别，但它们都强调简化宗教信仰，一切以《圣经》为准，省去宗教仪式，以露天布道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通常社会下层中流行这种形式，参加奋兴集会的大批群众常常陷入癫狂，随后归信。情感主义取代了18世纪宗教所含的理性主义。这种运动中包含的情感主义与英国天主教运动的程度相当，但两种运动的教义截然相反。不从国教的新教徒尤其强调过有节制、井然有序的生活，从而为工人阶级的自我改善开辟了道路。从一种视角看，以上这一切也许只是灌输吃苦耐劳、生活规律、节制欲望等习惯的一种手段。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新生的产业工人养成这些习惯，同时又让劳动阶层觉得每日的艰辛劳作乃命中注定。不过，换一个角度看，以上教义推动了政治领域内的民主改革。不从国教的新教徒鼓励人读书和受教育，给工人一种自尊感，当时残酷的工业资本主义正在逐渐取代昔日雇主的家长式管理。

以上种种现象归根结底，是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反教权主义的一种逆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为了促进宗教复兴，于1817年颁布敕令，把加尔文宗和路德派教会合并，由新成立的政府部门宗教、教育及医学事务部（Kultusministerium）管理，此后不少德意志邦国加以效仿（如1821年在巴登）。普鲁士国王引入了一整套全新的标准礼拜仪式，包括圣坛服饰、耶稣受难像、蜡烛、主教穿的丝质长袍和其他天主教衣着。这招致大批牧师的强烈抵制，但截至1825年时，7 782个新教教堂中已有5 343个采用了新的礼拜仪式。众多牧师之所以能抵制新的礼拜仪式，是因为1794年颁布的《普鲁士国家的一般邦法》宣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此后的较量又持续了很久。1834年，腓特烈·威廉三世最终被迫服输，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堂区自主权和礼拜仪式多样化。此后，各地牧师维护自己的认同就容易多了，他们或倾向路德派教义，或拥护加尔文宗教义。北欧地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例如，从1818年起，挪威政府内设立国家事务部，专司教会事务。

针对启蒙思想和国家扶持的类天主教仪式，一场基于“觉醒”观的运动在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各地蔓延。运动发起人是一些在各地巡回布道的牧师，比如出身农民家庭的汉斯·尼尔森·侯格（Hans Nielsen Hauge, 1771—1824）。他向自己的教徒宣扬严守安息日和清教教义。在他的布道会上，归信者发誓放弃享乐和轻浮的举止，用毁坏娱乐器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坚定立场，一名惊愕不已的观察家看到“小提琴家把自己的小提琴付之一炬”。摩拉维亚教会倡导读《圣经》、个人祷告和认罪，宣扬过一种清苦虔诚的生活，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展了大批新教徒，库尔兰一地的教徒数量从1818年的9 800人增至1839年的2.63万人，爱沙尼亚的教徒1818年为2.19万人，1839年跃升到7.5万人。欧洲其他地区的新教也经历了相似的“觉醒”，寻求把宗教从启蒙理性主义中解救出来。在信奉路德派教义的芬兰，卡累利阿宗教复兴运动表现为祷告会和唱赞美诗的庆典活动。统治芬兰的俄国当局极力打压，害怕这些活动引发民族主义骚乱，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把路德派和芬兰独立事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世纪中，匈牙利新教徒占全国人口比例升至约22%，其中大多数人是加尔文宗信徒。由于自由派革命家基本上是新教徒，比如科苏特·拉约什，因此维也纳政府在1859年下令将新教会众置于国家监控之下。翌年迫于英国的压力，维也纳政府不得不撤销这道敕令。根据1867年的《奥匈折中方案》，各民族开始享有自治权，新教徒1848年赢得的各项法律权利完全得到恢复。19世纪初瑞士新教的“觉醒”更引人注目。弗朗索瓦·戈桑（François Gaussen, 1790—1863）等人积极宣扬采用“合理教义”，把《圣经》当作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无误指南。部分教会宣布独立，最终导致瑞士归正宗的正统地位在1907—1909年期间被取消。

俄国反对启蒙理性主义的首领是亚历山大一世。深受女预言家尤利亚妮·冯·克吕德纳（Juliane von Krüdener, 1764—1824）影响的沙皇被神秘主义吸引。克吕德纳告诉沙皇，拿破仑这个“敌基督”将败在他手下。亚历山大坚信自己讨伐这位法国皇帝乃上帝的意旨，一次，亚历山大邀请克吕德纳出席他为梅特涅举办的一场私人晚宴，特别为不在场的基督留出一个席位。受克吕德纳影响，1815年，亚历山大组建了神圣同盟，他笃信这一同盟具有神启之力。他的继任者较为务实，把亚历山大的信仰变为讲求实际的政策。尼古拉一世把东正教教会看作其专制政权下的一个分支，开启了将沙俄帝国境内其他宗教和教派全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的漫长传统。尼古拉一世尤其痛恨所谓“旧礼仪派”教徒，这个分裂教会的教派拒绝接受200年前的教会改革，此后一直不见容于历代沙皇。旧礼仪派的一些团体认为，世界的统治者是敌基督，他们不要神父，也不为沙皇祷告。很多人希望简化崇拜仪式，抨击教会礼拜仪式使用复调音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坚信古教会斯拉夫语《圣经》的神圣性。一些人甚至否定婚姻，不肯使用货币。一个团体摒弃圣像，透过一个墙洞向东方祷告，这批人被称为“打洞派”（Dyrniki），意思是对着墙洞崇拜的人；否定派（Nyetovtsy）如其名字所含之意，对教堂、神父和种种圣礼一概拒绝；司科蒲奇派（Skoptsy）践行自我阉割，以此作为圣洁的标志。践行自我殉道的“菲利普派”（Filippovtsy）以这种方式强化信仰，18世纪这一宗派逐渐消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旧礼仪派信徒令都主教菲拉列特［Metropolitan Philaret，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德罗兹多夫（Vasily Mikhailovich Drozdov），1782—1867）］寝食难安。他从1821年起直到去世都是莫斯科东正教会的首领，任职40余年。受他的影响，1820年沙俄帝国下令取缔耶稣会，两年后禁令又扩展到共济会。在基督教逼人改宗的压力下，1843—1855年被征入伍的5万名不满18岁的犹太青年中，有半数人受洗。1845—1847年，建于1836年的里加教区内的7.4万名库尔兰人和爱沙尼亚人改信了东正教。然而，改信常常只是表面上的。波兰和乌克兰的东仪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正式合并的消息宣布了不止一次，但对信徒没有产生任何明显影响，他们依然遵循天主教仪式。从前，与东正教徒结婚的路德派信徒必须让孩子信奉东正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止了这条规定后，1865—1874年期间，大约4万名从小信奉东正教的爱沙尼亚人和库尔兰人改宗路德派。

1905年的俄国革命撼动了被官方尊为国家机构的东正教会的地位，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宗教自由。曾任圣主教公会总监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Konstantin Petrovich Pobedonostsev, 1827—1907）抱怨道：“所有人都疯了，无论祭司还是世俗之人。”特立独行的圣职修道士伊利奥多尔［Iliodor，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特鲁法诺夫（Sergei Mikhailovich Trufanov，1880—1952）］对抗一些神职人员的自由派倾向，颂扬1905年革命后反动势力“把可爱的祖国从无神论者、强盗、亵渎分子、扔炸弹的人、煽动叛乱分子、谎话连篇的记者和诽谤者手中解放出来的神圣壮举，所有这些人都受到上帝的诅咒和世人的唾弃”。他发动了一场反政府的群众运动。191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召见他，让他把攻击矛头对准犹太人。此后不久，伊利奥多尔晋升为牧首，但他依旧惹是生非。作为一个摇摇欲坠国家的宗教支柱，俄国东正教会在内外交攻下变得虚弱不堪。

希腊东正教会坚定支持了19世纪20年代的独立运动，1833年，希腊议会宣布，希腊东正教会享有自治，不再依附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然而，国王奥托很快没收了教会地产，关闭了600所修道院，开始在希腊实行拿破仑时代在他出生的巴伐利亚制定的世俗化立法。然而，君士坦丁堡牧首一职依然被希腊人把持，希腊东正教会继续在希腊以外的巴尔干各地行使职责。面对罗马天主教的再度兴起，东正教会的各分支渴望联合起来。1848年，东正教四大牧首辖区召开一次宗教会议，正式宣布罗马天主教会为异端，具有分裂教会的性质，此后又谴责教皇无误论是亵渎之说，“无沾成胎说”教条不属实。东正教自身内部也麻烦四起。1901年，《新约》被新译成通俗希腊语在雅典引发了骚乱。这一版本是在伦敦翻译的，由希腊一家日报《卫城》在雅典出版。牧首斥责译文是亵渎行为，学生走上街头，捣毁了这家报社的办公室。11月8日，学生在宙斯神庙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对该书译者处以绝罚。希腊总理动用军队弹压，8名示威者被士兵开枪打死，70余人受伤。在随后掀起的轩然大波中，希腊总理和首肯译文的都主教被迫辞职。1911年希腊宪法规定，只能使用古希腊文版本的《圣经》，哪怕大多数希腊人看不懂。

一如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保加利亚的基督徒在希腊东正教牧首的宗主权下建立了自己的社区。保加利亚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担任神父尤其是主教的希腊人逐渐被保加利亚人取代。1870年，一贯怂恿境内基督教徒分裂的奥斯曼当局允许成立一个享有自治权的保加利亚督主教辖区，这对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至关重要，因为学校体系归宗教机构管。1874年，斯科普里和奥赫里德两地主教辖区的基督徒居民分别以91%和97%的多数票加入保加利亚督主教辖区。马其顿一大片地区从此被置于保加利亚教会控制之下。1872年，阿塔纳斯·米哈伊洛夫·恰拉科夫（Atanas Mihaylov Chalakov, 1816—1888）被选为督主教，1879年，他被推举为立宪会议及此后的国民议会议长，从中可以看出他与民族主义政府的密切关系。1872年，他宣布督主教辖区享有自治，君士坦丁堡牧首宗教会议旋即免去他的圣职，把他及其首要追随者逐出教会，称他们信奉异端，用民族主义分裂教会。尽管如此，督主教辖区仍是一派兴旺，创办或接管了成千所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崛起的民族国家中，教会与国家日益靠近，最终，这些国家与超民族性质的宗教机构一刀两断。类似现象也发生在上述国家以西地区。

异见、怀疑和不信

政教关系日趋紧张与宗教信仰热的再度兴起密切相连，尤其在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地区。意大利走向统一期间，教皇庇护九世面对教皇国被并入意大利王国的局面，在全民公投中，13.3万票支持合并，仅有1 500票反对。意大利新议会颁布了一项法律，承认庇护九世的国家元首地位，给予派驻梵蒂冈的外国使团外交豁免权，同时拨给教皇优厚的年收入。然而，庇护九世及其继任者拒绝了这一解决方案，拒不领取政府的补贴。此后双方成对峙之势，一直持续到1929年。教皇下令禁止天主教徒介入意大利政治，宣布哪怕参与投票也是“不当”行为，但这一禁令落为一纸空文。教皇称自己是“梵蒂冈囚徒”，在梵蒂冈一直住到1878年去世。他不厌其烦屡屡抗议意大利国家采取的行动，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新统一的意大利为了控制全国，解散了3.8万所教会机构和隶属教会的公司并没收其资产，神学院学生被强制服兵役，世俗婚礼被定为法律义务，数十名主教和枢机主教被逮捕。教会开办的学校以及部分宗教修道会依旧存在，绝大多数有资格投票的天主教徒继续在选举中投票，但天主教会机构与意大利王国之间的隔阂依然很深。

1864年，失去世俗权力的庇护九世发布了《谬误举要》。《谬误举要》称，认为人类理性与基督教信仰有冲突，认为新教只是基督教的另一种形式，宣布天主教不应是排除其他崇拜形式的唯一国家宗教，这些观点一概属于谬误。第80条称，认为“罗马教皇可以也应该接受和赞同近来出现的进步、自由主义和文明”是谬误。世俗婚礼应被视为非法和无效，婚姻事宜只应由教会办理（73—74条），必须让教会而不是国家办教育（45—47条）。教皇为加强自己的地位，召开了一次梵蒂冈宗教公会。1870年，宗教公会发布了《教皇无误宣言》，自那以后，教皇得以发布具有上帝权威的敕令和通谕，不容任何异见。自由派天主教徒大为震惊。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解除教授职务，比如尝试用现代鉴别学方法研读《圣经》的神学家兼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卢瓦西（Alfred Loisy, 1857—1940）。1893年，教皇颁布通谕《上智之天主》，对这些人严加斥责，重申《旧约》和《新约》的字义真理不容置疑。各方对此做出的反应中，曾在一份带自由色彩的天主教期刊做过编辑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说的一句话也许流传最广，他针对教皇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19世纪70年代，法国教会与国家之间也爆发了类似冲突。19世纪70年代，君主主义者长期操控议会，第三共和国软弱无力。君主主义者在议会中的势力日衰后，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左右了法国教育政策的茹费里（Jules Ferry, 1832—1893）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教会的措施。他说：“我的目标是建立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国王的人类社会。”茹费里把天主教会的办学机构逐出法国，大力推行教育体系的世俗化。他任教育部部长和总理期间，在他的广泛影响下，星期日礼拜的各项法律被废除（1879），墓地不再分教派（1881），离婚正式合法化（1884）。茹费里去职后，反教会政治并没有止步。20世纪初，所有修道会都被解散（仅剩下特拉普派一支。共和党人觉得他们不是威胁，因为特拉普派教徒一向闭口不言），大约1万所教会学校被关闭。1905年，教会的国教地位终被废除，政教彻底分家。国家完全取消了对教会的财政补贴，同时收回了教会拥有的大多数房产。任命主教需要得到国家批准。1878年当选的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 1810—1903）发动了一场外交攻势，试图结束政教冲突。他发布了著名的《新事》（又名《劳工问题》）通谕，呼吁天主教徒采取行动解决工业化和都市化造成的众多社会问题，同时敦促教士不要卷入政治。这在法国导致了所谓的“归顺”，即教会敦促天主教徒与第三共和国和解。众多堂区教士对此大失所望，他们在布道坛上继续攻击共和国。国家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废止仍在施行的反教会法律，非但没有废止，反而还强化这些法律。

19世纪末德国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同样激烈，但比法国结束得早。为了确保本国天主教徒忠于自己，德国新建立的政治体制把他们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正如庇护九世试图把天主教徒置于教皇权力之下一样。俾斯麦尤其把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大批少数派天主教徒视为“帝国的敌人”，因为他们大多是南德意志邦国的公民，1866年曾站在奥地利一边与普鲁士为敌。此外，波森（波兹南）和西里西亚地区人数可观的波兰少数族裔对民族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大多源自他们对天主教的强烈效忠。1871年，俾斯麦针对利用布道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教士立法，1872年又将天主教会开办的学校置于政府监管之下，取缔耶稣会，断绝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至少自18世纪中起，欧洲各国政府几乎都对耶稣会格外怀疑。1873年，普鲁士颁布了《五月法令》，把培养教士的职责移交给了国家，规定任命教士必须得到政府认可。

此后5年内，普鲁士境内的神学院一半被关闭。1875年，普鲁士政府取消了对天主教会的补贴，各地的宗教修道会被悉数解散，全国一律采用世俗结婚仪式。德国自由派人士更是推波助澜，在这场他们称之为“文化斗争”的运动中为俾斯麦摇旗呐喊。对垒的一方持开明的进步观点，另一方代表了反动的蒙昧主义。天主教教士不肯屈服于新法律，他们抵制国家开办的培训机构，拒绝把教士的任命提交政府批准。警察开始介入，截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989个天主教堂区没有教区神父，225名教士被投入监狱，2名大主教和3名主教被解职，特里尔主教在监狱服完9个月刑期后不久去世。据称在马平根地出现的幻象现象引发了一场波澜，成为冲突的焦点。大批德国天主教徒加入1871年新成立的天主教中央党，在政治舞台上慷慨陈词，倾诉自己的怨愤。1878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当选，为双方和解铺平了道路，尤其是俾斯麦现在掉转枪口，对准新出现的“帝国敌人”社会主义工人党。1880年，俾斯麦推出一项法律，废止政府解职教士的权力。1882年，普鲁士恢复了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翌年又淡化了“文化斗争”立法中一些严厉条款。但是，天主教中央党的崛起并未因此中止，该党在帝国议会中的议员人数很快跃居首位。

政教冲突不止于意大利、法国和德国。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的自由派政府规定任命教士必须得到政府批准，同时废除了1855年与教皇签署的宗教协定，实现了婚姻的世俗化，并把教会学校置于国家管制之下。但是，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否决了强制推行世俗婚礼的建议，一场汹涌澎湃的天主教政治运动由此而起，其表现形式是1891年成立的基督教社会党。1879—1884年，比利时同样陷入“学校之战”，自由派试图使教育世俗化，但遭到天主教徒的强烈抵制，后者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参与骚乱。在科特赖克镇，两名示威者被警察打死。1884年选举产生了一个天主教政府后，自由派在他们控制的200余个城市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天主教徒针锋相对，举行了规模浩大的反示威。最终国王被迫亲自干预，将两名最激进的持教皇至上论的大臣解职，迫使天主教政府软化其立场。荷兰最南边的省份天主教居民占少数，但人数众多。1853年教皇任命了几位主教后，新教教士起而抗议。1872年，一项限制宗教列队行进的法律引发了群众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1878年，一群朝圣者冲击了林堡省鲁尔蒙德附近警察设置的警戒线。在19世纪的西班牙，打击教会的立法层出不穷。自1900年起，冲突和示威持续不断。世俗主义者仿效法国人上街游行，在通常禁食一天的受难日大办宴会，还特别在圣周这一周搞了一个“反教会周”。

欧洲新出现的国家也好，国家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国家也好，推行改革的自由派政府也好，它们无一例外敌视教会，但各地教会面对的挑战不止于此。从长远看，民众的世俗化是对教会更严重的威胁。1851年，英国展开了全国人口普查，宗教方面的结果显示，人口普查的那个星期日，大多数大城市只有不到10%的居民去教堂做礼拜。1852年，英国一名主教说：“居住在农村的手工业者和劳动者至少还有可能在教堂找到一席之地，通常他们也需要这一席之地。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后，既找不到信仰上帝的一席之地，又没有牧师引导他们遵循上帝教诲，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大多失去了敬拜上帝和祷告的习惯。”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俄国。在圣彼得堡主教教区，从1876年到1887年，只增添了85座教堂。修建教堂的经费必须在当地筹措，在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很难筹到钱，原因是当地的大批居民要么刚来不久，要么很快迁往他地就业。1891年德国对各地教会做的一项统计调查显示，在汉堡和首都柏林，牧师与当地居民的比例分别为1∶8 000和1∶10 000，大大低于19世纪初1∶3 000的比例。1891—1895年，普鲁士每年参加圣餐仪式的教徒为每百人43人，而柏林仅为每百人16人。1880年，斯德哥尔摩只有10%的成年男子领圣餐，19、20世纪之交时，只有15%的巴黎居民参加弥撒，同一时期，只有22%的伦敦居民去教堂做礼拜。各项立法也为民众放弃自己的宗教义务敞开了大门。1845年挪威通过了《宗教异见法》，解除了公民必须加入教会的法律义务。1849年，丹麦步挪威后尘通过了类似法律。

宗教奋兴运动竭力抵制大城市和工业化地区世俗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德国。1848年，福音派慈善家约翰·欣里希·维歇恩（Johann Hinrich Wichern, 1808—1881）创立了“国内传教会”，旨在通过在穷人中间开展慈善事业向他们传播基于路德派教义的保守社会观点。当时各种传教团体纷纷出现，致力于在欧洲以外不信上帝的人中间发展信徒。维歇恩顺势而为，仿效这些社团开创了自己的运动。他开创的这一运动蔓延到其他北欧国家，包括丹麦。该运动在丹麦起于1861年，其成员在农村地区开展宗教活动，以宗教信仰为基础把不同社会阶级聚合在一起，也许还有防止教堂会众脱离国教改信当时瑞典兴起的一些激进新教教派的用意。天主教会很快起而效仿。自19世纪90年代起，西班牙一些具有社会忧患意识的教士在巴伦西亚、马德里等城市组织了工人教会团体（Workers’ Circle），截至1912年，成立的这类组织有258个之多，成员总数达18万人。在信奉东正教的俄国，1881年，巡回传教士成立了“以东正教会精神传播宗教和道德启蒙会”，该会在圣彼得堡各家工厂举行集会，吸引了大批追随者。1905年，一个类似组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节制会”拥有7.5万名成员，同年它还印刷了1万份论述工人问题的小册子。这类活动很容易推动坚定的神职人员积极卷入政治。神父格奥尔基·阿波洛诺维奇·加蓬（Georgiy Apollonovich Gapon, 1870—1906）领导了工人的示威活动，最终引发了1905年革命。此后沙俄当局镇压这类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类运动固然表达了广大民众的焦虑，但农村的虔诚百姓与城镇里世俗化的不信教居民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被夸大。据记载，1900年，俄国87%的男教徒和91%的女教徒参加了城市和乡村东正教教堂的忏悔和圣餐仪式。在欧洲大片地区，堂区无疑依然是农村居民生活的中心。然而，农村地区举行的宗教仪式常常与教会的理想水准相去甚远。法国对奥尔良主教区的调查显示，截至1850年，仅有10.6%的当地居民领复活节圣餐，经常去教堂礼拜的人数就更少了。村民在乡村教堂里常常吵吵嚷嚷。19世纪50年代，一名法国堂区牧师抱怨说，信徒从不认真听他布道，而是大声喧哗，他们吐痰、咳嗽、交头接耳、坐立不安，进出时使劲摔门。工业化城市里的工人及家属也许不常去教堂，但每逢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他们依然重视宗教。1910年，89%出生于新教家庭的婴儿和72%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的婴儿受洗。1896—1900年，在“红色”萨克森，90%的夫妇在教堂结婚，99%的死者按宗教仪式下葬。社会民主党成员有时给孩子起明显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名字，以此显示他们的政治信仰，比如，为纪念德国早期社会主义领袖斐迪南·拉萨尔，给女孩起名“拉萨琳”尤其普遍，不过，家长依然让孩子接受洗礼。

世俗化过程对男女的影响是不同的。19世纪中期，在奥尔良主教区内，11.6%的妇女领复活节圣餐，而领圣餐的男人只有2%。在1830年后归比利时统辖的地区内，1780年修女与修士的比例为40∶60，8年后，这一比例变成60∶40。妇女大多从事教书、护理或慈善工作。俄国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从1850年到1912年，修士人数翻了一番，略高于2.1万人，修女人数则从8 533人激增至70 453人。抨击教会的人认为，这是女性感情用事的表现。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是反教会的共和党人，他称告解神父或“勾引”他人妻子，或用“属灵的杖鞭打”妇女，把她们带坏，导致世风日下。米什莱满腹怨气，也许是因为他的情妇临终前没有找他，而是找了她的告解神父。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直到19世纪末及此后很久，法国共和党人始终不肯赋予妇女选举权，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妇女持有偏见，认为妇女易受教会摆布。

19世纪期间，教会权力日益衰微，国家权力不断扩大。生活在人口稠密工业区的普通男性居民，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妇女，不再去教堂礼拜，洗礼仪式和婚丧仪式等标志人生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场合除外。种种现象令虔诚的教徒忧心忡忡。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文化始终是宗教主导的文化。不仅如此，19世纪欧洲的基督徒通过大量建立传教团体，把自己的信念传播到世界各地，其规模之大超过此前任何一个世纪。他们借欧洲称霸世界之机，利用交通条件的迅速改善，在世界各大洲传播基督教。海外传教团从18世纪末起在英国国内就很活跃，1815年在巴塞尔、1821年在丹麦、1822年在法国、1824年在柏林、1835年在瑞典都成立了海外传教团。这些传教团体兴办学校，发行报纸，修建教堂，竭力抑遏与之对立的基督教教派的传教士。新一波传教活动起于新教徒，但天主教会紧随其后，于1868年成立了“白衣传教会”，这些世俗教士身穿白色长袍，外披斗篷，耶稣会士开始传教的时间就更早了。很多传教士惨死在拒绝改信的人手中。枢机主教夏尔·拉维热里（Charles Lavigerie, 1825—1892）组建了“基督民兵”保护传教士，但这一做法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因为这让传教活动看上去太像是十字军运动的重演。

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教的同时，基督教在欧洲受到人们日益强烈的怀疑和审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认为，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是所谓的“世界祛魅”。农村居民认为，自然界是神奇造物，受超自然力主宰；在世界走向祛魅的过程中，这一观点被基于科学认识的有明确目标的理性信仰体系所取代。信仰上发生这一变化的最初主要是城市工人阶级部分成员，尤其是在中欧，外加自由资产阶级。近代科学发现的成果及科学倡导者对宗教提出了日益明确的挑战，促成了新观念的发展。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 1808—1874）及其著述对弗雷德丽卡·布雷默影响甚深，从布雷默写的《晨更》（1842）一书中尤其可以看出这一点。施特劳斯写的《耶稣传》出版于1835—1836年，当时他年仅27岁。施特劳斯运用现代文本鉴别学方法，称福音书中讲述的种种神奇现象纯系神话，他向人展示，能证明历史上确有耶稣其人的证据少得可怜。施特劳斯表述的观点令基督教护教者惊恐万状。乔治·艾略特把施特劳斯的著作译成英文，于1846年出版。福音派社会改革家、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 1801—1885）说它是“从地狱口中吐出的危害最大的一部书”。

年轻的古典语文学家兼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阅读了施特劳斯的著作后坚信，历史研究结果彻底证明了基督教义完全不可信。尼采以他惯常的箴言行文风格宣布：“上帝死了。”在众多价值体系并存的现代世界，基督教宣扬的普世价值体系再也讲不通了，各人必须靠意志力提出自己的价值观，那些提出了一套超越传统善恶观的新价值论的人就是超人。尼采把他们的强力意志与平民百姓的平庸和流行文化的肤浅做了鲜明对比。尼采在世时，他的大部分著作没有多少读者，也未发表过，他患上引发痴呆的三期梅毒，默默结束了生命。但是，尼采深深影响了丹麦作家格奥尔·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 1842—1927）。1873年，布兰德斯在自己开设的一系列讲座上抨击基督教，称它是已死的意识形态。据说受他启发，丹麦开始实行世俗成年礼（不过绝大多数丹麦家庭依旧遵循教会仪式）。

基督徒的失望对宗教信仰的腐蚀力有时不亚于哲学上的怀疑，丹麦哲学家兼神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的著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抨击青年黑格尔派的无神决定论，强调个人意识的绝对自主性。克尔凯郭尔认为，有组织的宗教，尤其是受国家控制的宗教使人变得幼稚，与外部世界妥协颠覆了人的信仰。他写道：“基督教的观点是受难，是渴求献身，是属于另一个世界。”克尔凯郭尔本人去世时，他的思想已经开始对丹麦教会产生重大影响。1855年官方发表的讣告指出：“克尔凯郭尔博士揭示了政教合一产生的致命恶果，加深了众多世俗信徒的顾忌，如今他们感到已无法继续留在教会里。”同年，丹麦教会免除了信徒只参加本堂区礼拜仪式的义务，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堂区。两年后，丹麦教会依据宗教信仰应当是成人的个人选择的观点，废止了必须给婴儿施洗的强制规定。

19世纪基督教面临的种种思想挑战中，对它冲击最大的要数科学唯物主义的兴起。1830—1833年，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 1797—1875）爵士撰写的三卷本《地质学原理》问世。他在书中表示，找不到任何发生过挪亚大洪水的证据，世界也不像多年前一名教士詹姆斯·厄谢尔（James Ussher, 1581—1656）所说的那样诞生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前夜，而是比这一日期早得多。他提出的观点对基督教教义造成重创。面对诸如赖尔和施特劳斯等人的著述，许多基督教作家和思想家最初的反应是祭出自然神学论，该理论断定，存在一个出自上天之手的宏大的自然界规划，世间万物中唯一具有灵魂的人类被置于上帝设计的自然界的核心。然而，继续维护这一观点越来越难。1844年，《自然创造史的遗迹》匿名出版，其真正作者是苏格兰出版商兼地质学家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 1802—1871）。该书以太阳系开篇，以人类的出现为终篇，描述自然世界。作者提出，“从动物学角度看，而不考虑神学赋予人的独特特征”，人不过是动物中的一种。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对基督教信念提出意义更为深远的挑战。1831—1836年，他乘“贝格尔号”船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采集岛上化石，看到了物种的千姿百态。另一位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独立得出了类似结论。1859年，达尔文抢先一步发表了他的名著《物种起源》，该书卷首一句话可谓语出惊人：“直到不久前，大多数博物学家，包括我本人都认为，每一种物种是独立创造出来的，但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达尔文宣称，物种的最终形态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漫长岁月中进化的结果。

由于达尔文在进化论中融入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乐观主义，又依据基督教教义解释了自然秩序，加上在他之前已经有了钱伯斯和赖尔的著述，《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给宗教带来的冲击被减弱了。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 1825—1895）成了达尔文观点的积极倡导者。1860年，赫胥黎来到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围绕达尔文的理论舌战牛津大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 1805—1873）。威尔伯福斯素以能言善辩、口若悬河著称，人称“油嘴山姆”，迪斯累里称他的修辞风格“油腻圆滑”。以下是伊莎贝拉·西奇威克（Isabella Sidgwick, 1825—1908）描绘的一幕：

威尔伯福斯大主教从座位上起身，以轻柔嘲弄的口吻，操着华丽流畅的语言侃侃而谈，驳斥进化论观点不值一信，原鸽就是原鸽，古今无异。他脸上浮现出一丝傲慢的笑意，转身问他的对手：“您说自己是从猴子进化来的。请问是指您祖父那一支，还是祖母那一支？”赫胥黎先生不急不慢地站起来，他身材修长，面容苍白冷峻。他站立在我们面前，表情异常平静严肃，随后语出惊人。似乎没人还记得他说了些什么。我觉得没人能在赫胥黎说过后还能记住，因为他这番话的含义令众人惊愕不已。但没人听不懂他的意思：他不以自己的祖先是猴子为耻，但会耻于认识一个把个人才华用于掩盖事实真相的人。他的意思没人不明白。产生的效果极为震撼，一位女士当场昏厥过去，被人抬出场外。我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达尔文及其学说因这场辩论名声大噪。无论他喜欢与否，进化论与神造说、事实与信仰现在已经针锋相对了。

基督教及其他信仰

一如达尔文本人，绝大多数科学家和学者认为，他们的科学成果或多或少与基督教教义相符。但有些作家，如布兰德斯，还有众多普通社会主义者认为，《圣经》的权威性因种种科学发现而受到了致命打击。在信仰的另一极端，农村地区除了基督教外，还盛行种种迷信和巫术，其中不少源自基督教诞生前的时代。1899年，一名观察家称，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居民依然相信存在“形形色色的邪恶力量”。在德国，人们用死刑犯人的血治病，认为他们的血有神奇疗效，这不过是被认为可以预防和治愈疾病的大量迷信习俗中的一个。乡下人开的药方中，有服用在特定时间采摘的草药，有念符咒，或如在葡萄牙那样，用浸泡在伤者尿里的蜥蜴尸体制成神奇药水，涂抹在伤口上。发烧病人会在杜松、山楂树或其他树下放置礼物。在巴尔干半岛沿海的波美拉尼亚地区，农民对付霍乱的办法是挖出第一个死于霍乱的人的尸体，举行仪式砍下死者的头。法国中部波旁地区的人对付淋巴结结核的办法是举行仪式，让7个儿子中年龄最大的那个在圣约翰之夜日出前触摸患者，出席这类仪式的人数以百计。各地的圣址、喷泉、树丛、水井、蘑菇圈，无一不具有神力。施用巫术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1863年，阿登地区的一个砖匠被判有罪，罪名是雇凶杀死了一个据说对他的砖窑施妖术的男巫。1887年，法国中北部索洛涅地区的一对年轻夫妇听信男巫的话，杀死了女方的母亲，为此被处以极刑。形形色色的符咒书行销于农村集市，尤其是基于中世纪炼金术师大阿尔贝特（Albertus Magnus，约1200—1280）写的《大阿尔贝特》《小阿尔贝特》的种种流行读物。如果某人突然走了好运，人们会说：“他衣服兜里肯定有‘小阿尔贝特’！”

乡村教士常常不顾教会上层的反对，继续从事巫术活动。法国乡村教堂依然敲钟驱赶风暴，虽然教会三番五次下令禁止这样做。百姓从教堂取来小瓶圣水，放在烟囱顶端，以求自己的庄稼和房子得到保佑。接下来百姓自然会去诸如卢尔德这样的基督教朝拜圣地寻求治愈疾病，或在教堂放置还愿牌子和手写的祷词，祈求顺利通过考试。教会为信仰各种奇迹的做法放行，然而奇迹与巫术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在乡村集市和节日期间，占卜师生意兴隆。算命是吉卜赛女人的专长，她们还靠兜售驱赶疾病的符咒赚钱。因世俗教育的发展和法律的限制，支撑此类活动的信仰体系日益受到削弱。父母辈也许还会沿用种种迷信做法，但孩子们在学校里接触了新观念。各地法庭对涉及施魔法、使用春药等巫术活动的案子更加怀疑。1843年，诺里奇地方法官受理一起案子。一名妇女指控妹妹把蛇血和水混在一起制成药水，放入一个牡蛎壳内，再把丈夫剪下的指甲放在里面，导致她丈夫瘫痪。法官驳回了案子。1894年，在法国旅行的一名英国人看到烟囱上放置了一些避雷用的圣水瓶子，但当时教会和国家已经开始大力推广安装避雷针。城市内的巫术活动更是急剧减少。乡下人需要处理好与自然界的关系，城里人没有这种紧迫需要。

多数派宗教与少数派宗教之间的关系比基督教与迷信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奥斯曼帝国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对生活在帝国欧洲领土内的众多基督徒一般颇为宽容。面对欧洲科学文化日益严峻的挑战，在应做出多大调整的问题上，伊斯兰教学者莫衷一是。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设法将近代世俗体制引入帝国的同时，竭力维护对伊斯兰教的传统诠释，禁止输入在奥斯曼帝国境外印刷的《古兰经》。他坚称自己是正统的哈里发，竭力让分离出去的什叶派回到正统。奥斯曼帝国属下的巴尔干地区居住了大量穆斯林人口。波斯尼亚人口大约2/3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1912年，色雷斯西部有大约12万名穆斯林居民，其中有改宗的希腊人后代、突厥人，还有来自保加利亚的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口将近60%是穆斯林，大多数是逊尼派，少数人是拜克塔什教团信徒，属于苏菲派，主流逊尼派穆斯林把他们视为异教徒。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以善于经商和开办企业著称，在奥斯曼帝国的管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19世纪20年代初臭名昭著的台佩莱纳的阿里帕夏。沙俄帝国吞并高加索后，数十万名穆斯林大规模南迁，奥斯曼帝国因此更加强调自己的伊斯兰特征。其后果是19世纪末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导致1912—1914年血腥的巴尔干战争。

19世纪时，基督徒并没有把伊斯兰教视为对基督教欧洲的威胁，这与此前几百年的情况极为不同，但欧洲犹太人社群的看法就未必一样了。19世纪末，欧洲大约有900万名犹太教徒，在欧洲大陆的非基督徒中人数居首，其中520万人处于沙皇统治之下，占俄国人口的将近5%，犹太人必须住在为他们划出的居住地区，其疆域与前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疆域大致吻合，包括今天的立陶宛、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俄罗斯西部。建于1791年的犹太人居住区的边界数次变更，某些类别的犹太人有时获准在犹太人居住区外定居。1891年，数千名犹太人被逐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被迫返回犹太人居住区。对大学里犹太学生的数量，法律明文加以限制（犹太人居住区内为10%，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基辅各为3%）。犹太人居住区内的犹太人大多住在被称为什泰特勒（shtetls）的地方，生活贫困。犹太人居住区的犹太人主要讲意第绪语，遵行各种严格的宗教仪式，穿同样的服装。东正教居民在国家纵容下歧视迫害犹太人的现象十分普遍。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后，基督教暴民大肆迫害犹太人，40余人被杀，200多名犹太妇女遭到强奸。1903—1906年，再次爆发反犹骚乱，波及200余个城镇，2 000多名犹太人丧生，乌克兰受冲击最大。这类暴乱事件受到政府怂恿，通常以基督教教士为首。暴乱期间，一个个村庄被捣毁，犹太人财产损失惨重。因此毫不奇怪，19世纪和20世纪初，200多万名犹太人离开沙俄帝国前往英国等地（尤其是美国）开辟新生活。他们常常得到犹太人慈善家的赞助，比如莫里茨·德·希尔施（Maurice de Hirsch, 1831—1896）男爵，他是德裔犹太银行家，家在巴黎，用投机铁路赚取的财富成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帮助数千名俄国犹太人移民阿根廷，这些“犹太牧人”在南美大草原上纵马驰骋。

1900年，奥匈帝国境内也有200万名犹太人，占总人口的4.6%，其中80多万居住在从前属于波兰的加利西亚。他们与生活在犹太人居住地区内的犹太居民有大致相同的文化特征。19世纪末，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加利西亚，迁往布达佩斯，这样的人几乎占了该市人口的1/4。据当时估计，罗马尼亚境内有25万名犹太人；截至1914年，布科维纳的犹太人占当地人口的13%。同一时期，德国的犹太人口数量从50万增至60多万，俄国移民大批涌入是犹太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1900年前后，英国境内大约有25万名犹太人，荷兰境内有10万，法国8.6万，意大利3.5万，其他国家也有少量的犹太人。19世纪早期，各地的犹太人备受歧视。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被他废除的一些限制又恢复了，在法兰克福就是这样。不过，法兰克福市没有恢复往日的做法，规定犹太人必须住在老城隔离区内的犹太人区。欧洲各地其他城市的情况几乎与法兰克福无异。唯一的例外是罗马，当地的犹太人依然被强迫住在1555年建的用围墙围起的犹太人区内，1848年革命期间，犹太人获准迁出，教皇庇护九世即位后，又把犹太人赶回居住区，不过他在1850年废除了对犹太人区居民征收的人头税。1870年罗马并入意大利王国后，欧洲仅存的这一犹太人区随之消失，18年后，犹太人区的城墙被拆除。沙俄帝国内的犹太人居住区也是为了限制犹太人的行动自由而设的，其规模远远超过罗马城的犹太人区。

即使是在犹太人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的地区，王朝复辟时期，欧洲很多国家的犹太人依然被剥夺了基本公民权。1791年，法国大革命荡除了对犹太人的歧视。拿破仑在被他征服的地区给予了犹太人平等地位，但在有些地方，犹太人的平等权利又被收回了。比利时和希腊从一开始就给予犹太人完全平等的地位，其他地区犹太人的解放姗姗来迟，符腾堡在1828年，荷兰1834年，瑞典和挪威1835年，汉诺威1842年，丹麦和汉堡1849年，而且往往需要一场政治大动荡，比如1848年革命。1867年，奥匈帝国的犹太人获得解放。北德意志邦联及其后的德意志帝国在其宪法中给予犹太人完全平等的权利，而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犹太人要一直等到1878年才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西班牙和葡萄牙更晚，分别是1910年和1911年。直到1917年革命前不久，俄国的犹太人才获得公民权利。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迟至1923年才享有平等权利。英国犹太人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持续了数十年。1829年的《天主教解禁法》并不惠及犹太人，一些提案建议把该法条款扩至犹太人，遭到以威灵顿公爵为首的保守的上院否决，直到1846年颁布了《宗教观点解放法案》后才获得通过。由于犹太人必须对基督教誓词宣誓，因此他们依然被排斥在议会之外，直到《犹太人解放法》（1858）允许犹太人宣誓就职议会议员时可以不说“以一名基督徒的真正信仰”这句誓言，犹太人才得以进入议会。

当时，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人开始分裂为犹太教正统派和犹太教改革派两支。正统派会众希望维持传统的信仰和做法，改革派会众寻求使信仰跟上时代步伐。1841年，英国建了第一个改革派犹太会堂，德国的首席拉比立即否认该会堂属于犹太教，当时他对不列颠群岛仍有影响力。1858年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堂，但两派之间的分歧继续阻碍犹太人争取获得彻底解放的斗争。尽管如此，实现了宗教平等还是一大进步，代表犹太人社区的各种新老志愿者组织不断施压是取得这一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当时欧洲各地信奉基督教的少数族裔也获得了解放。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改信基督教。19世纪前70年，大约有1.1万名德国犹太人改信基督教，此后改信人数大增，19世纪后30年，有1.15万人改信基督教。犹太人与基督徒的通婚占犹太人婚姻总数的比例，1900年在柏林是18%，到1914年在杜塞尔多夫是近1/3。在第一次大战前夕的汉堡，犹太人嫁娶犹太人的婚姻与犹太人嫁娶基督徒的婚姻，其比例已达到100比73。匈牙利的情况完全不同。虽然该国大多数犹太人已经同化，但1895—1907年期间，匈牙利全国83万名犹太人中，仅有5 000人改信基督教。中欧和西欧的犹太宗教社区为了抵制逐渐消亡的进程，成立了自己的文化组织，创办种种报纸、俱乐部和青年团体，然而收效甚微，难以阻挡大多数国家内犹太人改信基督教的大潮。

由于数百年来法律一直禁止犹太人占有土地，加之犹太人在封建制度下始终受到排斥，但不受基督徒不得放高利贷规定的限制，因此绝大多数犹太人聚集在银行、金融及其他专业行业。贫穷犹太人则集中在制衣行业（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犹太移民把制衣业带到伦敦东区）。19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占银行和金融服务业内个体经营者的85%，以上行业雇员的42%，个体商人的54%，其雇员的62%，实业家的13%，其雇员的22%。匈牙利大约45%的律师和49%的医生是犹太人。柏林、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等地犹太人人数不及匈牙利，但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例依然很高。富有的犹太人银行家举世闻名，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该家族作为法兰克福宫廷银行家起家，凭借雄厚财力被几国封为贵族，如1818年和1847年分别在奥地利和英国被封爵。除罗斯柴尔德家族外，还有众多犹太人开办的大金融公司，但论财富和影响，没有一家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相比。普鲁士犹太人中，仅有两人被封为贵族，另一位是格尔松·冯·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 1822—1893），他成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为俾斯麦1864和1866年先后发动的德国统一战争筹措经费，让俾斯麦无须通过德意志邦联的批准获得经费。

犹太人银行家大多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但无人能超过意大利出生、身高1.9米的摩西·蒙蒂菲奥里（Moses Montefiore, 1784—1885）爵士。他很长寿，生前数次访问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老城墙外建造了犹太人救济院“平安居所”。蒙蒂菲奥里和奥斯曼帝国苏丹一起出面搭救身陷困境的犹太人。1867年，他前往罗马尼亚，帮助当地处境艰危的犹太人。蒙蒂菲奥里在耶路撒冷人数不多的犹太社区开展慈善工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然而，旨在结束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的这一运动的真正创始人是说德语的匈牙利人特奥多尔·赫茨尔（Theodor Herzl, 1860—1904），他写了《犹太国》（1896）一书，呼吁所有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赫茨尔是能干的游说家，他的第一次耶路撒冷之行特别选在德皇威廉二世访问耶路撒冷之际。赫茨尔拜见德皇时，向他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赫茨尔成立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召开过几次大会，推动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他去世后，这一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正统派犹太教转变为社会主义左翼。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该运动都还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

基督教会仇视犹太教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从这一传统中又生出了一种更恶毒的新偏见形式，它基于所谓的种族差异科学理论。新词“反犹主义”的日益流行显示了这一变化。该词是奥地利摩拉维亚犹太人莫里茨·施泰因施奈德（Moritz Steinschneider, 1816—1907）首先提出来的，他后来成为普鲁士的东方学者。德国记者威廉·马尔（Wilhelm Marr, 1819—1904）写的《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1879）一书推广了这一概念。马尔临终前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但他的作品反映了德国国内一股右翼政治潮流。在马尔之前，普鲁士宫廷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oecker, 1835—1909）已经开始推动这一潮流，呼吁从法律上限制各行业内从业犹太人的数量，削弱他们在世界商界的势力。1878年，施特克尔在德国创建基督教社会党，初衷是把工人引离社会主义，但收效甚微。如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 1840—1913）所说，反犹主义是“傻瓜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内的少数几个活动家把工人的苦难归咎于犹太人而不是资本家，但他们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有犹太人血统的社会主义者反而很受欢迎，比如保罗·辛格（Paul Singer, 1844—1911），一个原因是，普通党员认为，国家和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对工人的歧视没有什么不同。反犹主义政治在信奉新教的农民中得到一定响应。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身陷经济困境，尤其在19世纪70年代，但支持这些农民的人并不多。特奥多尔·弗里奇（Theodor Fritsch, 1852—1933）竭力宣扬反犹运动的核心观念和政策。以理查德·瓦格纳的遗孀柯西玛（Cosima, 1837—1930）为首的一个小圈子在拜罗伊特知识阶层中享有一定声望，尤其是柯西玛的英国女婿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1855—1927）和他写的《19世纪的基础》一书。1914年以前，虽然可以感觉到反犹主义对德国政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十分有限，只不过存在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小集团而已。

奥地利的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 1844—1910）把反犹主义作为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他任过维也纳市长，政绩斐然，是一个恣肆的政治煽动家。卢埃格尔极力迎合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下层和农民，公开指责犹太人把他们带入经济困境。正是卢埃格尔炮制了用来指匈牙利首都的“犹太人佩斯”一词，那里的专业阶层中，犹太人占了很高比例（“佩斯”一词在德语里还有“瘟疫”之意）。卢埃格尔的反犹言论抬高了此类观点在维也纳的地位。他是不是真信自己的观点值得怀疑。一次，他的一个追随者在一家维也纳咖啡馆指责他和几个犹太人同坐一桌，他回答说：“谁是犹太人，我说了算。”选民似乎对这一切毫不在乎。1902年，卢埃格尔巩固了己方在市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地位。另一个奥地利人在反犹行为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一个铁路巨头的儿子，叫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尔（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 1842—1921）。19世纪80年代初，舍纳勒尔成立了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协会，鼓动奥地利与波希米亚一起并入德意志帝国。后来他把自己的党重新命名为“泛德意志民族党”，并在国家议会上放言，自己“渴望看到一支德意志军队开进奥地利把它灭掉的那一天”。正是舍纳勒尔模仿中世纪所谓的日耳曼英雄，发明了“嗨尔”（Heil !）式敬礼，他的追随者也称他为“元首”。1888年，舍纳勒尔率领一帮人捣毁了一家没等德皇去世就报道他死讯的报社。他因自己哗众取宠的表演被弗朗茨·约瑟夫削爵（1880年他才被封爵）。舍纳勒尔并不就此收手，1898年又领导了“脱离罗马”运动，鼓动奥地利人改信路德宗，再次惹恼了教会和奥皇。舍纳勒尔始终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政客。1907年，他丧失了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舍纳勒尔和卢埃格尔鼓吹的反犹主义后来开花结果，化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的理论，当时希特勒还是一个住在维也纳的年轻人。

此类政客大肆宣扬种种反犹理论，宣称犹太民族体现的犹太精神不怀好意，试图破坏家庭等社会结构，搅乱经济，为了宣扬“世界主义”精神摧毁国家的爱国主义基础。俄国境内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起于阴谋论，人们指责犹太人是给沙皇造成政治麻烦的罪魁祸首。所有反犹小册子中，影响最大的《锡安长老会纪要》就出自俄国，这个于1897年东拼西凑而成的小册子声称巴黎的一个犹太人小集团密谋控制全世界，荒谬的是，其材料来源还包括1864年一部法国政治讽刺剧和1872年译成俄文的一部德国通俗小说。小册子内容枯燥乏味，但经过反犹思想包装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广泛影响。早在1914年以前，反犹主义就已渗入欧洲文化，表现为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各色人物，其中最有名的也许是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 1834—1896）小说《软帽子》（1894）中的斯文加利，斯文加利是个蓬头垢面、虚伪圆滑的狡诈坏蛋，玩弄手法诱使天真无邪的女主角迷上了他。在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中，作者笔下的邪恶人物费金明显是犹太人，他操纵盘剥一个街头流浪儿扒手团伙，最终被绞死。

不过，种种反犹的陈词滥调和阴谋论也遭到很多人的抨击。狄更斯因有人指责他反犹而感到无比羞愧，为此，他在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中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尚情操的犹太人瑞亚，但远不如费金的形象生动。乔治·艾略特写的《丹尼尔·德隆达》（1876）用同情的笔触描写了犹太人的文化。在第七章我们将提到，审讯德雷福斯案子期间法国迸发的反犹仇恨受到广泛抵制和反对，尤其是左翼人士。只要反犹偏见犹存，只要犹太人依然被排斥在各种组织之外，比如普鲁士的军官团、英国众多的俱乐部和社团或俄国政治和社会上层体制，犹太人的解放就仍然没有完成。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反犹主义的泛起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迹象，但从1900年的角度看，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犹太人获得平等权利是社会解放的一大胜利。

攀登巴别塔

反犹主义等政治学说的蔓延也是民族主义崛起的一个反映。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比19世纪初更具排他性，更咄咄逼人。民族主义崛起的基础是在书写文字基础上形成的民族认同。王朝复辟时期，从在结婚登记册或应征入伍表上是签上本人名字还是画个十字架来判断，民众的识字水平极不均衡。普鲁士90%的男子会读写，苏格兰超过80%，法国和英格兰有读写能力的成年男子略超过50%。在其他地方，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很少。18世纪中叶时，奥地利、俄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爱尔兰60%～80%的成年男子依然不识字。迟至19世纪初，在匈牙利沃什州，乡绅阶层的识字率都不及40%。妇女的读写能力就更差了，这反映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妇女几乎没上过学。19世纪40年代，法国和比利时2/3的妇女依然不识字，在英格兰，这个比例超过50%，意大利和西班牙90%以上的妇女是文盲。不会识文断字的农村居民数量远远大于城市居民。19世纪60年代，柏林99%的成人已经具有阅读能力，而在落后的西普鲁士农村地区，仅有67%的人识字。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几乎没人识字，意大利北部地区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迟至19世纪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罗塞尼亚等地还有3/4的成人没有读写能力。而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福拉尔贝格州，仅有1%的奥地利人不识字。手工业者、专业技术人员、中产阶级和城镇居民中识字的人数远远多于农村劳动力和城市下层阶级。19世纪60年代，俄军入伍的新兵中，仅有7%的人会读写，直到1890年，识字的新兵也没有超过1/3。

由于没有本民族书写文字为基础，认同感扎根于地域而不是民族。1837年，一名经济学家在一篇讨论比利牛斯山脉的文章中评论说：“每个山谷依旧是一方小天地，与周边世界差别之大恰如水星与天王星之别。一个村子就是一个族群，犹如国家，各有各的爱国主义。”1864年，一名教育督查员巡视法国东南部山区洛泽尔省的一所乡村学校。他问学生他们身在哪个国家，没有一人能够回答。这位督导员又问：“你们是英国人，还是俄国人？”学生依然茫然不知。在尚未实现政治统一的国家，比如德意志和意大利，民众的国家意识就更淡薄了。不错，通过语言和口音可以分辨出社会阶层。狄更斯所著小说《匹克威克外传》里的山姆·维勒总是把“v”音发成“w”音，一听就知道是伦敦下层阶级说的土话。但是，在大多数国家，语言和口音的主要作用是区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而不是区分社会阶层。一个人一开口，别人马上知道他来自马赛，因为马赛人发“r”音时喉音很重，不是像19世纪大多数法国人那样发舌尖颤音。一国之内各地区的用语常常各不相同。例如，马铃薯在德国中北部地区叫“Kartoffel”，南部地区叫“Erdapfel”，西部是“Grumbeer”，东北部地区是“Schucke”，在萨克森部分地区和勃兰登堡叫“Knulle”。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以中部一条垂直线为界，线以西的人把定冠词放在名词前，以东的人则放在名词后。大多数意大利人只说本地方言。有些方言很特别，如果不是本地人的话，几乎听不懂。弗洛拉·特里斯坦在法国各地旅行时抱怨“没人讲法语”，甚至连尼姆和圣艾蒂安这样的城镇也不例外。在这种地方，“感觉像是置身于美洲密林深处的荒蛮之地”。

在欧洲很多地区，截然不同的语言作为主要交流手段同时并存。欧洲各国都有些地区只说少数民族语言，比如威尔士语或苏格兰盖尔语，西班牙西北部的巴斯克语，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游牧民族拉普人说的萨米语。1873年，据报道，布列塔尼有人“不说法语，也不想说法语”。有些方言地域性极强。法国利穆赞省流行一句谚语：“到哪个村，说哪村话。”劳济茨地区的索布人是人数最少的说斯拉夫语的群体，虽然四周都是德意志人，但他们直到20世纪都不失自己的特征。在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当地人仍然操一种古希腊语变种方言，很可能源自昔日该地区被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在中欧和东欧地区，几百年的商贸往来和定居更是形成了多种语言混杂的局面，同一座城市的居民常常讲不同的语言。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从小在多瑙河下游的小城市鲁斯丘克长大，他记得在街上可以同时听到“七八种不同的语言”：“有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吉卜赛人。土耳其人住在自己的聚居区内。多瑙河北边的罗马尼亚人经常来这里。还有来往于此地的黑海地区的俄国人。”卡内蒂本人属于当地犹太人社群，说拉地诺语。拉地诺语是西班牙语的一种古老方言，1492年被驱逐的西班牙系犹太人把这种方言带到欧洲各地，数百年后，他们的后人依旧讲此方言。他们鄙视说意第绪语的德系犹太人。意第绪语基本上是一种日耳曼语言，是东欧各地犹太人的通用语言。

鲁斯丘克的情况绝非个例。德意志商人、犹太商人，以及定居居民把波罗的海南岸沿海一带和东欧大片地区的城镇变成了说德语的聚居区。与此同时，农村移民在特兰西瓦尼亚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人口稠密的德语区。很多城镇的人会说不止一种语言，根据需要从一种语言改说另一种语言。例如，直到19世纪中叶，布拉格居民还大多会说捷克语和德语，同时认为自己是波希米亚人，他们的认同感是社区和地区的性质决定的，与民族性质无关。大多数欧洲人没有什么坚定的民族认同感，这反映在旅行者跨越各国边境时无须携带护照。有些国家原来保留了关于护照的硬性规定，但自从有了铁路，这些规定就被废除了。挪威、法国、瑞典和葡萄牙分别于1850年、1860年和1863年取消了过境出示护照的规定。希腊于1835年开始实施护照规定，但和其他众多政府规定一样，基本上从未真正实施过。只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国和土耳其继续要求入境的人出示身份证件和签证。法语仍然是中上层阶级使用的欧洲通用语言，因此跨境旅行相当便利。在异国的旅行者如果不会讲当地语言，与教士讲拉丁文也能彼此沟通。

欧洲各地支离破碎的状况得到改变，不仅是因为交通发展了起来，也是因为基础教育不断扩大，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叶。在这几十年期间，很多国家都努力普及初等义务教育。1880年英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10岁以下的儿童必须上学，1899年又将年龄延至12岁。从1910年起，英国的初等教育完全免费，始建于1840年的女王督学团负责督察教育达标情况，其权限如今扩大到全国范围。政治精英阶层认为，新的产业工人阶级亟须受教育。1862年，英国记者兼政治家罗伯特·洛（Robert Lowe, 1811—1892）提出了一项教育改革措施，表示“必须教育我国的技术工匠”，否则工人无法看懂机床操作说明书，更不要说让获得了更多权利的工人明了议会政治体制处理的各种问题了。1867年《改革法案》出台后不久，又通过了一项法案，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建立教育委员会，负责提供当地中小学的经费，这一举措极大削减了英国圣公会的作用。截至1883年，英国各地已有3 692所属于教育委员会的学校。19、20世纪之交时，仍有大约1.4万所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面临资金严重短缺及其他困难。1902年通过的新《教育法案》把英国所有官办学校统一划归地方教育部门管辖，截至1914年，政府又新办了1 000多所中级学校。

教育和扫盲有助于开启民智的观点也启发了法国自由派和保守派政治家。1833年，基佐推动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每个村子建一所小学。他说：“民众因愚昧无知而狂躁凶暴……我们努力在每个村子打造一支必要时政府可加利用的道德力量。”左拉说：“法国的未来将取决于小学教师。”法国社会各阶层普遍认为，1870年法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德国的初等教育质量优于法国。茹费里等一批反教会政治家进一步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的普及。1879—1881年，茹费里提出的改革措施获得通过，进一步扩大了免费世俗义务教育范围，把3至13岁的孩子全部纳入。新办学校不向学生灌输天主教教义，而是依据世俗准则讲授道德戒律，对学生动之以情，谆谆教诲。用茹费里的话说，“老师的职责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而是启迪他们的心灵，让他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道德法则至高无上的威严”。爱国主义教育是世俗学校体制的首要目标。除了教授读、写、算外，课程以法国历史和地理为主，其他地区不在教学范围之内。

自由派政府尤其热衷于促进初等教育，重视识字和识数能力。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西班牙已经把在每个村子建一所小学的目标写入1812年宪法。于1821年、1836年和1845年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法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宏大设想。1857年颁布的《莫亚诺法》规定，9岁以下的孩子必须接受义务教育，付不起学费的孩子可享受免费教育。虽说国家提供的资金很少，但1900年政府首次设立教育部后，经费稍有增加，此后学校经费状况不断改善。和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自由派的首要目标是削弱教会对教育的影响，通过使用单一民族语言加强国家统一，从而使人民具有民族认同感。西班牙使用的单一语言是卡斯蒂利亚语，然而经费短缺意味着政府开办的学校难以落实这些政策。1908年，马德里市修道会开办的学校数量依然超过官办学校，前者为411所，后者135所。加泰罗尼亚的情况也是如此。法国的少数族群语言和地域方言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而西班牙的方言集中在巴塞罗那的工业发达中心和巴斯克农村，因此法国解决这个问题会比西班牙容易一些。

同样，直到19世纪末，俄国的初等教育仍基本被教会把持，但经过地方自治机构的积极努力，这一状况得到改变。地方自治机构致力于为农民办学，尤其为此投入了资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圣主教公会名下共有3.4万所小学，而隶属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学校有8.1万所。不过，这些学校的条件极差。大多数小学只有一个班级，教授宗教、俄语、算数、写作和唱歌等。较大的学校会开设地理历史课程，这些学校大多在城市，校舍往往十分简陋。作家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涅韦罗夫（Alexander Sergeyevich Neverov, 1886—1923）回忆19世纪90年代他上的乡村小学时说：“校舍是一栋黢黑的矮房子，里面摆了一张张长条书桌，天花板破旧不堪，教室是从教堂看护人住的房间分割出来的。”城镇里的学校状况也好不到哪去。同一时期，圣彼得堡市内的一所小学不过是一套三居室房子里的两间，外加一块黑板、少许桌椅。尽管房舍简陋，俄国的学校依然在提高民众识字率和识数能力上发挥了显著作用。

提高成年人文化水平的运动从另一方面改善了大众教育。丹麦牧师兼自由民族主义者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韦林·格伦特维（Nikolaj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 1783—1872）开创的“平民中学”尤其重要。格伦特维是位多产的作家，一生发表了1 500首赞美诗和难以计数的著述和论文。受新教觉醒运动的启发，他认为除了向民众灌输强烈的民族意识、激励他们发挥个人创造力外，还应该向他们传授实用技能。1864年丹麦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中战败后，格伦特维的这一思想在丹麦社会引起共鸣。3年后，丹麦建起了21所平民中学。以不同形式呈现的这一运动蔓延到挪威和瑞典，并受到诸多国家的效仿，尤其是德国。19世纪20年代，英国医生兼慈善家乔治·伯克贝克（George Birkbeck, 1776—1841）分别在格拉斯哥和伦敦创办了技工学院。截至19世纪中，英国各地这类学校超过700所，旨在为成人提供内容广泛的教育，尤其偏重机械工程和科学。学校通常采取开设课程和开放图书馆的方式。“技工”，即工人阶级成员（很多时候包括妇女在内），可以阅览图书馆里的书。通过以上种种方式，初等教育逐渐对欧洲各地的识字率和语言标准化产生了影响。

民族主义者试图发展出一种标准书写文字和口语语言，为他们宣扬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提供佐证。通常他们选择某一特殊方言。保加利亚把该国西部地区的方言作为保加利亚标准语的基础。意大利用的是王公间流行的托斯卡纳方言，而1860年意大利全国人口中，只有2.5%的人把它作为日常交流语言。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 1785—1873）1827年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出版后，进一步扩大了托斯卡纳方言对知识阶层的影响。一些民族主义者认为，以反西班牙为主旨的这部小说也针对占领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人（梅特涅对意大利人同样仇视，称意大利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后来，曼佐尼在把托斯卡纳方言定为统一后意大利官方语言的委员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有时选择某一方言是出于政治考虑。1838年，克罗地亚作家柳代维特·盖伊（Ljudevit Gaj, 1809—1872）放弃卡伊方言，改用斯洛伐克语，因为很多塞尔维亚人也说斯洛伐克语，他希望借此推动他宣扬的南部斯拉夫民族的统一。后来他创造了多年被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一种文字（在克罗地亚用罗马字母书写，在塞尔维亚用西里尔字母书写）。有时民族主义者会造出全新的语言，比如，挪威诗人兼剧作家亨里克·韦格兰（Henrik Wergeland, 1808—1845）发明了尼诺斯克语，用它取代已有的书写语言。韦格兰认为，既有的书写语言因受丹麦语影响而不再纯正（使用尼诺斯克语的挪威人始终是极少数）。民族主义者努力为本民族文化寻根溯源的同时，也推动了语言的统一。在芬兰，地方政府卫生官员兼民族主义诗人埃利亚斯·伦洛特（Elias Lönnrot, 1802—1884）致力于这一事业。他从农村各地采集民间故事和歌曲，从中挑选出与总体结构最匹配的内容，自己添写少量起承转合段落（今人认为，他的文字只占史诗的3%），然后整理成民族史诗《卡莱瓦拉》（1835年出版，1849年又做了补充）。随着芬兰语的标准语地位逐渐稳固（当时芬兰知识分子大多说瑞典语），这部史诗成为沙俄帝国内的芬兰人培养民族认同意识、争取国家独立的聚焦点。

不仅语言，历史也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包括信史和臆想的历史。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始于争取恢复被1800年《联合法案》废除的自主机构，包括爱尔兰议会。欧洲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王国是一个大国，18世纪，波兰被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三家瓜分。对昔日文化的记忆在波兰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为本民族文化奠定历史根基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于希腊独立运动的支持者来说，诉诸古希腊文明，把它作为19世纪希腊建国诉求的依据是理所当然的。人文主义学者阿扎曼蒂奥斯·科赖斯（Adamantios Coraïs, 1748—1833）毕业于法国东南部的蒙彼利埃大学，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一直住在巴黎，与托马斯·杰斐逊互通书信。为了在古希腊文明与希腊独立运动之间建立联系，他不仅出版了新版本的古希腊经典作品，还推动普及一种被称为“纯正希腊语”的通俗希腊语，试图以此去掉希腊通行口语中的外来成分，尤其是增添的拜占庭成分，从而使其尽可能贴近古希腊语。然而，绝大多数希腊平民百姓不大懂这种语言，它从未成为一种通用语言。毕竟，语言未必总是立国的根基。自宗教改革时代起，瑞士境内说德语、意大利语、法语和罗曼什语的居民一直在同一邦联国家内共处。19世纪瑞士国内争端纷起，其原因与语言并无关系。上西里西亚东部地区的波兰人因受德国影响，说的波兰语被“稀释”了，人称“掺水波兰人”，他们不肯加入波兰民族主义事业。境内几种语言并存的比利时情况差不多，说佛兰德语和瓦隆语的居民一直生活在1830年建立的国家内，没有分道扬镳，不过，比利时的统一有时不那么稳固。

19世纪上半叶，各地的民族主义者多认为，欧洲各国无一例外都在迈向先进文明社会，各国只有起点和发展速度的不同。19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作品把德国描写成一片荒蛮之地，其人民既骁勇善良，又粗鲁无常。萨拉·奥斯汀（Sarah Austin, 1793—1867）倾慕德国文化生活，把德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1854年，她说自己在德国乡村“看到了一种我们以为早已逝去的文明状态……对小时候从父母那里听到的事情忆起得越多，就越能了解今日德国社会的风俗”。《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1851）是调查19世纪40年代贫困现象的经典，作者亨利·梅休发现德国极端落后。梅休写道：“从英格兰一路向南走，恍如时光倒流……在德国看到的人，其文明程度以及社会和家庭进步水准至少比我们落后一个世纪。”熟悉他国情况并不能克服偏见。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大动荡年代，迎合贵族的“壮游”不复存在。英国新出现的中产阶级去欧洲大陆旅游开始参加商业旅游团。这一行业中，以浸信会牧师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 1808—1892）创立的旅游公司最为成功。他靠为宣传节欲的人组团出行起家，以团购方式从铁路公司得到折扣车票。

19世纪60年代末，库克组织的旅游团足迹遍及欧洲大陆。英国游客的所见所闻更让他们觉得自己比他国人优越。英国人鄙视欧洲大陆人，欧洲大陆人也普遍瞧不起英国人。1890年，罗马尼亚作家尼古拉·约尔加（Nicolae Iorga, 1871—1940）看到在威尼斯的英国人后抱怨道：

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酒店里，狭窄街道上，漆成黑色的凤尾船里，各处雕像前，塔楼顶端的平台上。男人留修剪过的短胡须，手里拿一本《贝德克尔旅游指南》，挽着爱妻（无论何时都挽着臂），妻子们娇柔可爱，眼球灰白，脸蛋红扑扑的，牙齿整整齐齐。男人个个神情冷漠，举止矜持，说话时断时续，含糊不清，偶尔夹杂着法语，不知所云。

如同弗洛拉·特里斯坦，很多法国人目睹了伴随英国工业化的悲惨生活和压迫后，对他们是否希望法国的未来像英国一样产生了怀疑。1853年，法国作家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写道：“伦敦也许会是下一个罗马，但永远不会是下一个雅典。能成为下一个雅典的只有巴黎。”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俄国国内各派的争执尤其激烈。诸如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Konstantin Sergeyevich Aksakov, 1817—1860）这样的“斯拉夫文化热爱者”认为，未来俄国应扎根于俄国农民的价值观和东正教传统；而“西化派”希望引进西欧的文化标准，曾在英国流亡多年的赫尔岑就持这种观点。居斯坦侯爵（Marquis de Custine, 1790—1857）1839年游历过俄国。在他这样的作家眼中，俄国的亚细亚色彩过于浓厚。居斯坦侯爵认为，俄国贵族阶层“受到的欧洲文明熏陶极为肤浅，当受人溺爱的野蛮人有余，当一个有教养的人则不足”。

把各式各样观点串在一起的是进步理念，无论是欢迎还是抵制进步。去欧洲大陆旅行的英国人不停抱怨城镇的肮脏，但他们相信，欧洲大陆的城镇会和昔日英国一样，经历一场卫生革命。然而，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种族歧视开始取代文化歧视，各国沿着同一条道路走向未来的观念逐渐让位于不同民族具有与生俱来而且不可更改的特征的观点。例如，1863—1864年波兰起义后，俄国有人开始提出，需要压制波兰民族，而不是引导它走向自由和进步。报社编辑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卡特科夫（Mikhail Nikiforovich Katkov, 1818—1887）称，波兰人和俄国人同属斯拉夫人，波兰人的认同感必须融入俄国大文化，波兰人是一个“部族”，他们与“大俄罗斯世界”里的其他人一样，“构成了这一世界的有机机体，深感与它同属一体，具体体现为沙皇集国家和最高权力于一身”。俄国人对乌克兰泛起的民族认同感的敌意甚至更深。1876年，内务大臣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瓦卢耶夫（Pyotr Alexandrovich Valuev, 1815—1890）告诫沙皇说：“允许用乌克兰方言为普通百姓创立一种特殊文学意味着密谋把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其他国家也开始推行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尤其是普鲁士。俾斯麦执政及其后时期，普鲁士出台了限制东部省份的人使用波兰语的政策，同时鼓励说德语的人迁往东部定居。

较大国家的民族主义鼓吹者普遍认为，弱小民族及其文化不太可能形成国家。例如，不仅英格兰人，连威尔士知识阶层里的很多人也以为，威尔士语会“顺利、体面、和平地死亡”。1847年议会对威尔士公国的教育状况展开调查时，一名威尔士教士告诉议会：“虽然我们感情上对威尔士语难以割舍，但没人想推迟对它施行安乐死。”最终威尔士语还是存活了下来。

教育扩大，跨境交流日益频繁，从一国到另一国越来越便利，旅游业兴起，越来越多的书从一种语言被译成其他语言，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像一些人希望的那样增加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卢德维克·拉扎德·柴门霍夫（Ludwik Lazard Zamenhof, 1859—1917）为克服语言障碍所做的努力举世瞩目。他原是波兰作家兼眼科医生，编纂了第一部意第绪语语法书（1879），在《第一书》（1887）中，柴门霍夫发明了“世界语”，取“希望之语”之意。1905年，世界语倡导者在巴黎举办了一届世界语学者大会。然而，世界语从未进入任何一地的主流文化。

渴求知识

初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授本国语言，在19世纪大部分年代，中等教育以讲授古希腊和古罗马经典作品为主。例如，1837年普鲁士政府为初中制定的课程表中，拉丁语课几乎占了1/3，希腊语的比重仅次于拉丁语。1856年革命浪潮后，社会回归保守主义价值观，宗教内容首次被列入学校课程，德皇威廉二世依然不满意。他担心，突出西塞罗（公元前106—前143）这样的宣扬共和国自由理论的作者培育了不赞成德意志帝国君主立宪体制的一代文人。他强调，体格训练和性格培养不可或缺。1890年他称：“高级中学的教学必须以讲授德国文化特征为主。我们希望造就年轻的德国人，而不是年轻的希腊人和罗马人。”1892年，普鲁士全国开始使用新课程表。新课程表分别把拉丁语课和古希腊语课的课时削减了20%和10%。与此同时，更注重实用技能的实科中学体系的变革尺度更大。两类学校体系都在课程中增添了德国文学和历史内容，强调教师要具有“爱国主义情怀”。

德国中产阶级队伍逐渐扩大，普通中级学校的学生数量随之增加。以普鲁士为例，1911年，普通中学学生从1850年的不到5万人增至10.8万人。有人开始抱怨学校人满为患。从1875年到1911年，普通中学的数量从261所增至372所，校舍拥挤现象有一定缓解。19世纪末，俄国共有191所高中，外加115所技校。反动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执政期间，发布了一条臭名昭著的敕令，规定中级学校“不接收司机、仆人、厨师、洗衣工人、小商贩及类似行业从业者的孩子入学，不应鼓励这些孩子离开他们所属的生活环境，也许个别天资出众的孩子除外”。俄国的初中因此具有社会排他性特征。20世纪初，课程中加入了更多的实用内容，作为俄国中级教育基础的古典课程地位随之下降。法国公立中学培养的学生下一步是考取大学。公立中学讲授的古典课程比重大幅下降，近代课程越来越受重视，尤其是法语、文学和历史，以及各门科学。这一做法很受学生欢迎。昔日的学生忆起当年被迫接受古典教育的情景时一腔怒火。1856年，雨果怒斥道：“希腊语的推销商们！拉丁文的推销商们！雇佣文人们！学监助理们！庸人们！先生们！我恨你们这些老学究！”法国的中等教育体系不断扩大，1850年在校生有3万人，1881年为5.3万人，1910年是6.2万人。1899年，国家开办的中级学校学生大约占中学生总数的51%，教会学校学生占43%，私人开办的学校学生占6%。尽管如此，11～17岁年龄段的男孩中，上过中学的孩子占的比例始终不到3%。

法国公立中学条件简陋。学校校舍多是原来教会、医院、军营和女修道院的楼房。1877年，一位督察员巡视一所公学时问：“这个院子空空、窗子破旧、东倒西歪的大房子是什么？学校？农庄？还是客栈？”不过，1769年通过的一条法令至少废除了体罚，40年后拿破仑颁布的一条敕令强化了这一规定。英吉利海峡对面的中学却是另一种样子。精英阶层的孩子在付费的“公学”受教育。19世纪初，学校集合全体学生观看用桦木鞭子鞭打某个学生赤裸的后背是家常便饭。学生犯了点小错，比如未能正确解析拉丁文或希腊文语法，就会遭到鞭打。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1850）中的小学校长克里克尔先生“每天如同骑兵，冲进男孩群中一路左劈右砍，无情抽打四周的学生，随后扬长而去”。学生的反抗与校长的暴虐一样司空见惯。学生都知道，挨打在所难免。伊顿公学的一个学生出钱让画家在他后背画了一幅校长肖像，据说校长用了两根鞭子才抹掉那幅画，盛怒之下，他打断了第一根鞭子。1818年，温切斯特的一群学生占据了塔楼，把校长的几扇门封死。最终20人被开除，校长也被迫辞职。伊顿公学的学生用大锤子把校长办公桌砸碎，放在讲台上一个用木板拼成的小间里，7人被开除。狄更斯在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中无情嘲讽了廉价寄宿学校。多西伯义斯堂的校长瓦克福·斯奎尔斯粗陋无知，又阴鸷狠辣。学校成了上流社会成员遗弃私生子的地方。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很久才逐渐得到改善。

1828年，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 1795—1824）出任拉格比公学校长，他在改变学校现状方面起了很大作用。阿诺德把治愈灵魂视为首要使命，其次是灌输伦理道德，再次才是开启心智。阿诺德曾放言，他宁愿学生以为太阳围绕地球转，也不愿看到学生漠视道德生活的基本准则。“自不待言，一位基督徒和英国人必学的知识是基督教教义、道德和政治哲学。”阿诺德整顿了学校秩序，建立了一套惩戒制度，指定听话的高年级学生担任级长和班长，负责维护执行纪律，包括体罚。英国各地中学纷纷效仿他的改革。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 1822—1896）写的畅销小说《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1857）进一步扩大了阿诺德推行的改革的社会影响。作者休斯上过拉格比公学，讲述了阿诺德博士上任前高年级学生的状况：霸凌、虐待、性侵、赌博、酗酒、嫖娼。小说里的反面角色是哈里·弗莱希曼。校长依照基督教基本行为准则从严治校后，以上现象风流云散。

各地中学的首要目标是为学生考取大学做准备。高等学府里的学生数量很少。19世纪50年代，西班牙全国只有7 000余名大学生，1868年增至1.2万人。此后一直到20世纪，大学生人数继续缓慢增长。鉴于学生分布在10所大学里，以上学生数量依然有限。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西班牙大学的首要职能是向年轻人传授专业知识，尤其是法学和医学。绝大部分学生来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父母付得起昂贵的学业证书费，有了证书方可从业。西班牙的大学大多历史悠久（萨拉曼卡大学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建于1218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历史更久远，可追溯到1088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法国的情况很不同。1789年大革命时期，全国22所大学被视为特权、腐败和游手好闲的堡垒，悉数被解散，代之以培训律师、医生和教师的专科学校和学院。有些学校后来成为著名高等学府和一流科研中心，如建于1795年、1826年复建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医学科学家路易·巴斯德在此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并不是所有改革都受欢迎。一次他威胁说，学生抽烟一经发现立即开除，全校80名学生中的73人马上退学）。这类学校的学生通常人数很少。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卡昂的文学院仅有20名学生。1876年，克莱蒙费朗的文学院只有区区7名学生。这类学校的经费来自考试费用，而不是政府资助，校舍往往年久失修。

一些法国人认为，法国之所以在1870—1871年战争中战败，是因为德国的大学优于法国。德国大学里的所有学科都是开放式的，学生可以任选一门攻读，也可以同时学几门，而法国只有一些互不相关的单科专业培训学校。把现有学校和学院合并为大学因此成为法国共和党人推动的诸多事业之一，但直到1896年，法国各省的学校才仿效德国模式整合为大学。即便如此，当时德国大学在很多学科上依然遥遥领先于法国，甚至法语语文学也不例外，法国学生攻读这些学科必须能看懂德文。高等学院远比一般大学重要，尤其在工程、采矿和商贸领域。创立于1872年的巴黎政治学院是培养政治精英的摇篮，1868年成立的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设立了人文学科。有些学校的专业范围很窄，1821年成立的法国国立文献学院的中世纪文本研读专业驰名欧洲。创建于1791年、隶属国防部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主要培养军事工程人才，1804年，拿破仑将其改为一所军事学院。

19世纪后期法国着手建立大学的举动表明，当时欧洲最先进的高等教育体制在德国。德国高教体制遵循了威廉·冯·洪堡的办学思想。洪堡在普鲁士内政部工作期间，专注于把教学和科研合为一体，做到教师有教学自由，学生有选课自由，并吸纳了古典理想和理性主义哲学的求知原则。洪堡提出：“探究和创造乃人类一切追求的核心。”受洪堡启发，1810年创立了柏林大学，该大学明显体现了一种有异于法国高等学院的理想。洪堡认为，法国的高等学院课程僵死，一味追求整齐划一和纪律，损害了创新和改革精神，德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屡屡败北后，思想界恰恰最缺少这种精神。按洪堡的设想，大学应该按各种科目内含的思想价值开展研究和教学，而不是培养学生未来就业技能，但他的设想在19世纪上半叶并未实现。举例来说，1830—1860年，德国各大学录取学生总数的30%攻读神学，日后加入神职队伍；30%的学生攻读法律，日后在政府供职或加入法律行业；15%的学生学习文理学科，日后从事教学；5%的学生攻读自然科学。

政府对大学控制极严。1817—1840年德国各大学任命的全职教授中，1/3是政府有关教育部门派来的，事先没有经过大学教师的同意，往往也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因此教学自由实际上受到政府干预的钳制。大学规模依然很小。不过，从1871年到1914年，德国22所大学的学生人数从1.3万人增至6.1万人，包括1871年普法战争中从法国攫取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还有创立于1914年的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生人数从2 200人增至8 000人，成为德国规模最大的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慕尼黑大学学生人数也达到了6 600人，莱比锡大学学生人数超过5 300人。从1850年到1870年，父亲拥有学位的学生比例下降，从1/2左右降至比1/3略高一点。在莱比锡，1909年时这一比例降到30%以下。出身实业家、商人和金融家家庭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德国高等教育模式受到广泛模仿。例如，1837年，希腊国王奥托依照德国模式创立了奥托大学（1862年国王下台后，学校更名为“国立大学”），学校下设有各系，同时在卡波迪斯特里亚大学开设了各门科学课程。1811年在奥斯陆成立的王家腓特烈大学完全仿效新成立的柏林大学的模式。历史更悠久的大学也起而效仿，包括创立于1479年的哥本哈根大学，1801年海军上将纳尔逊炮击哥本哈根市时，该校毁于炮火，19世纪30年代学校复建，此后10年又仿照德国模式改革了学科设置。创办一所大学是任何一个有自尊感的国家必做之事。1888年，保加利亚建立了一个包括三门学科的高等教育机构，1904年转为大学。国家对大学仍然严加控制。1907年斐迪南国王出席国家大剧院落成典礼时，大学生嘘声四起，他下令关闭大学6个月，将学校教授悉数罢免。19世纪更早时，雅盖隆大学的命运更具戏剧性。1364年，该校在克拉科夫成立，一直是波兰思想界活动的中心。1846年奥地利正式兼并克拉科夫后，把马克西姆礼堂里面的陈设拆卸一空，改作粮店，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亲自过问此事，大学才得以幸存。俄国对波兰王国境内的各所大学心存戒心，尤其对大学里的学生不放心。1863年波兰起义后，俄国当局关闭了1816年创立的华沙大学，用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取而代之，专门为占领军开办课程，只用俄语授课。

俄国境内的大学同样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大学生是俄国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备受政府怀疑。沙皇政府左右为难，如果控制过严，对教学内容卡得太死，俄国年轻人会去国外留学，尤其是德国大学。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早就说过，德国大学是“年轻人学到与宗教和道德伦理背道而驰的观念的地方”。19世纪后期，俄国青年开始去苏黎世和瑞士其他开明大学留学。作为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一部分，1863年，俄国颁布了《大学法规》，把自治权还给了各所大学，包括教授的任命，同时允许教学和学习自由。这也是洪堡教育体制的理想目标。1882年秋，圣彼得堡和卡赞两地大学爆发骚乱，学生要求增加代表权。1884年颁布了新的大学法规，规定校长、系主任和教授一律由政府任命。学生骚动并没有因此平息。1887年再次爆发学生骚乱，起因是一个学生在音乐会上打了政府大学督察员一个耳光。直到1905年，学生连续几个月示威后，俄国大学才恢复了自治。

如同俄国，古典教育在英国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一些近代课程的比重超过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但直到1920年，掌握古希腊语依然是报考任何专业的必备条件，要求掌握拉丁语的规定延续时间更长。古老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与英国圣公会之间的联系减弱。新成立的大学完全是世俗性质的，如1826年最早成立的伦敦大学（现在叫“伦敦大学学院”）。外地的各所学院早年主要帮助学生参加伦敦组织的学位考试，之后自身也扩建为新大学，比如，1851年成立的欧文斯学院在1880年并入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高等教育与科学和知识专业化的扩展遍及欧洲各地。结构合理、资金充足的德国大学执科研领域牛耳。早在1914年以前，发明了炸药的瑞典发明家、卜福斯兵工厂厂主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的奖金就已授给了一批德国科学家。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授给了威廉·伦琴（Wilhelm Röntgen, 1845—1923），他于1895年发现了电磁辐射，即X光线。同一时期，几乎半数的诺贝尔化学奖授给了德国人。当时科学领域依然是男人的天下，但也有妇女打破了科学界的玻璃天花板。波兰出生的法国物理学家玛丽·居里（Marie Curie, 1867—1934）名气最大，她通过研究发明了“放射性”一词。1898年，她与丈夫皮埃尔·居里一起发现了两种新元素，分别命名为“镭”和“钋”（居里夫人还是位充满激情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后，她接替丈夫的位置在巴黎大学执教，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居里夫人一生两次获诺贝尔奖，分别是物理学奖和化学奖，成为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女性。然而一件事显示了女科学家的地位。一次她与丈夫受邀去伦敦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王家学院只邀请皮埃尔对听众发表演说，居里夫人只能坐在一旁默听，无权发言。

1891年，居里夫人移居法国，埋头从事科学研究。俄国和波兰的大学虽然政治上受到压制，但在科研方面并不落后。创立于1804年的俄国卡赞帝国大学于1830年建了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还开设了医学、化学、数学和地理学院。俄国数学教授尼古拉斯·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Nicholas Ivanovich Lobachevsky, 1792—1856）是近代非欧几何学的创始人之一。1859年，俄国化学教授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布特列洛夫（Alexander Mikhaylovich Butlerov, 1828—1886）发现了天然产生的有机化合物甲醛，一代又一代尸体防腐处理师受益于这一发现。1844年，另一位化学家、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卡尔·克劳斯（Karl Klaus, 1796—1864）发现了元素钌。19世纪70年代，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加利西亚，当地政府忌惮波兰民族主义浪潮的日益高涨，增加了位于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的自治权，拨款建造新教学楼，增添教学设备，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在德国留过学的物理学家齐格蒙特·弗罗布莱夫斯基（Zygmunt Wróblewski, 1845—1888）和同事卡罗尔·奥尔谢夫斯基（Karol Olszewski, 1846—1915）一道发明了氧气和氮的液化方法，奥尔谢夫斯基后来在一次实验中死于烧伤。其他地方以大学为依托的科研活动起步时间还要晚一些。

英语中“科学家”一词始现于1833年，是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 1794—1866）造的。而迟至1851年，人们才设立了剑桥大学自然科学荣誉学位考试。19世纪早期，只有像王家学院这样的机构才有实验室。19世纪中叶，爱尔兰数学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只能把自己的实验室设在格拉斯哥大学内一个废弃酒窖和旁边的煤窖里。他的一个学生后来抱怨说：

实验室里没有专供学生使用的仪器……没有规定去实验室的时间，没有助手辅导学生或解答问题，做实验没有分数，没有实验间，连实验费都不需要付……一个男孩隔一段时间来实验室给炉灶添煤，弄得室内煤灰飞扬，落了一地。尽管环境恶劣，但学生照旧埋头做实验。

直到1874年，剑桥大学才建立了一个物理实验室，以大学校长、第七代德文郡公爵威廉·卡文迪什（William Cavendish, 1808—1891）命名，他帮助实验室获得了资助。在旧体制下，学生全凭个人想象做实验，实验往往导致灾难性后果。后来教学和科研的标准操作程序相继产生，例如生物学领域内的解剖程序。学校还任命了技术助理，利用工业生产提供的机会制造了标准化设备。显微镜和望远镜更加精密，借助化学染色，观察微生物和细菌更加容易。19世纪末时，科学研究和教育已经完全专业化。当时英国的物理学研究已达到很高水平：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约瑟夫·汤姆森（Joseph Thomson, 1856—1940）、新西兰人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 1871—1937）分别提出了电磁理论（1861）、发现了电子（1897）、提出了放射半衰期概念（1899）。1850年，英国各大学内设有60个理工学科教授职位，但不包括医学，半个世纪后增至400个。

19世纪末时，人类普遍对科学的未来感到乐观，科学概念扩大到涵盖一切成系统的知识。19世纪40年代，奥古斯特·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他的代表作《实证主义概观》（1865）被译成英文。实证主义认为，科学观测是行动的唯一依据，必须摒弃先验观念，只有肉眼可见、可核实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人们相信，只要在一切学科采用科学方法，世上就没有了解不了的事物。例如，1895—1902年在剑桥大学任近代史教授的阿克顿勋爵认为，历史学达到了“完整和确定的科学标准”。时人普遍认为，利奥波德·冯·兰克已把历史打造成一门科学，各地的历史学教授均强调，必须采用标准的来源鉴别方法，辨析开展历史研究所依据的史料的真伪，欧洲各地大学均有人效仿兰克。兰克对早期的历史学家不屑一顾，称他们是业余史学家，治史不严谨，还带有政治偏见，甚至连当红作家、辉格党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也不例外。麦考莱的著述情感色彩太重，需要有一种冷静、不带感情的方法。时人认为，兰克提供了这一方法。

然而，这只是一种幻觉。所谓基于来源鉴别分析和原始研究的客观性，其本身不过是为个人信奉的观念披上了一件外衣。兰克提出的观点，即历史学家的使命是指出每个时代的主要潮流，为下一代德国史学家把普鲁士的崛起和德意志统一视为19世纪的大潮铺平了道路。任何反对德意志统一的言行都被斥为抗拒历史潮流。在历史著述中，俾斯麦解决德意志统一问题的办法被说成不仅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是唯一可取的办法。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著有多卷本《19世纪德国史》（去世时只写到1847年）。特赖奇克是个赤裸裸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又是反犹狂热分子，他门下弟子众多，包括奥托·欣策（Otto Hintze, 1861—1940）、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和泛德意志政治家海因里希·克拉斯（Heinrich Class, 1868—1953）。通过这些学生，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看来，兰克史学观并非不带任何感情色彩，鼓吹它的人称自己尊重科学、观点客观，但他们的著述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

情感的性别化

1848年，一本畅销德国的大百科全书在“两性的具体特征”词条下解释说，男女不仅体质不同，智力和精神特征也不同：“女人是感情型生物……男人是思考型生物……牵动情感的事对女人影响更大。”类似观点在同时代出版的众多其他百科全书中也可以看到。在19世纪，情感是体现两性差异的一种现象。1904年，另一本词典称“智力和思想是男人的事”，而女人“远离生活的喧嚣”，因为她们生性富于想象，多愁善感，柔情似水。在这个问题上，上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要么保持缄默，要么一笔带过。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完成名著《共同体与社会》时，一些人已经把性别差异提升到了普世原则的高度。滕尼斯本人认为，在前工业时代，有机共同体的聚合力靠女性情感维系，而取代了前工业时代共同体的工业社会（令他痛惜地）被男人的理性所主宰，妇女渐渐被异化，丧失了自己的本性。滕尼斯认为，工厂的年轻女工不可避免地受到在此意义上的“社会”影响，“心智开启，变得冷漠世故。有违她们天性之事，莫大于此；为害之大，也莫过于此”。

在浪漫主义时代，男人稍有伤心处，大庭广众之下啜泣很平常。狄更斯写作时，每写到死亡情景，都为之流泪，他的一些读者反应更大。例如，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一次在火车上阅读《老古玩店》（1841），读到描写女主角纯洁少女小耐儿香消玉殒的段落时，简直无法自持，他“满面泪水”，啜泣不止，大声吼道：“他不该杀死她！”随即把书扔出窗外。拜伦勋爵每次在剧院观看悲剧都泪如泉涌。据他说，一次他在意大利看演出时，“浑身颤抖，呼吸困难”。法官詹姆斯·肖·威尔斯（James Shaw Willes, 1814—1872）以谋杀罪名判一名女子死刑时，“伏在桌面上啜泣了几秒钟”，虽然他知道，因有情可原的具体情况，犯人十之八九会被减刑。根据当年报道，不仅法官，“陪审团成员和在场的大部分民众也泪水盈眶”。

然而，19世纪下半叶，眼泪不再是浪漫主义多愁善感的象征，而成为女性脆弱的象征。查尔斯·达尔文在《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1872）一书中提出，哭泣是软弱的表现。他写道：“英国人若非伤心到了极点，绝少哭哭啼啼，而在欧洲大陆某些地方，男人动不动就流泪。”其实欧洲大陆上也可以看到类似观点。1892年，匈牙利作家马克斯·诺尔道称，一个“动辄哭泣”的男人显然“功能退化”，生来感情脆弱。19世纪下半叶，“是条汉子”成为公众夸赞人的关键词，至少在男人圈内是这样。公共领域的逐渐扩大，尤其是议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基于一个假定：只有男人才具有参与政治和立法活动所需的理性和责任感。男人俱乐部取代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女性主导的沙龙。很多男人的团体，如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还有伦敦的卡尔顿俱乐部（1832）和改革俱乐部（1836），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政治作用。强调男子气概最终发展为对英雄的崇拜。托马斯·卡莱尔在《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1841）一书中写道：“历史就是伟人传记。”他指的是运用手中权力、扫除一切敌手、称雄一世的盖世超人。后来，尼采在其哲学著述中提出了与卡莱尔极不相同的伟人观。奥地利作家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 1880—1903）在其宏著《性与性格》中从尼采观点引出一个结论。魏宁格认为，唯具有男子气的女人，如女同性恋者，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剩余的女人都是被动的，没有成就和创造力。魏宁格自杀身亡，年仅23岁，该书在他死后出版。魏宁格还是个激烈的反犹主义者，他称犹太人生性像女人，无法完成使自己成为天才的男人使命。魏宁格本人是犹太人，又是在杰出天才贝多芬在维也纳的故居中自杀身亡，他的死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必然会迈出的最后一步。也许这是犹太人恨自己的最极端例子。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欧洲大陆男子用蓄络腮胡子或八字须的方式表现男子气，这一风尚大约始于19世纪中。截至19世纪70年代末，照片上过《伦敦新闻画报》页面的男子中，有一半人蓄络腮胡子。有人以医学为由蓄胡子，19世纪中叶盛行疾病瘴气说，受此影响，时人认为胡子可以过滤掉对人体有害的气雾（俾斯麦称自己的八字须是“我的口罩”）。更重要的是，男人留胡子更容易给外人呈现一副面无表情的面孔，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因社会认为，流露情感是女性特征。在欧洲大陆知识阶层，蓄浓密络腮胡子的人比英国人少。例如，希腊男人不分社会阶层都蓄八字须，但通常只有政客才特意蓄络腮胡子，比如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 1864—1936），他想给国际社会留下一个好形象。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和他表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1865—1936）样貌相似，和他们一样，韦尼泽洛斯只留了修剪整齐的短胡子。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许是为了迎合国际社会时尚才蓄了浓密的络腮胡子。由于一脸络腮胡子令人联想起俄国农民，因此俄国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男子一般不蓄胡子，而这恰恰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蓄蓬乱大胡子的原因。

德国男子的胡须一般比较平常，但蓄浓密胡须的也大有人在。据与尼采同时代的瑞士语文学家雅各布·梅利（Jacob Mähly, 1828—1902）讲，尼采精心蓄了“一口茂密胡须，确保不会有任何人说他女气”。德国男人尤以种种奇形怪状的胡子著称，从德皇威廉一世两鬓的粗硬大胡子，到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 1849—1930）蓄的两撇分开的长胡子，再到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精心蓄的两撇上翘胡须。19世纪40年代以前，蓄络腮胡子是在文化和政治上标新立异的表现，只有艺术家和宪章派人士才蓄胡子。宪章运动和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蓄络腮胡子登上大雅之堂。此风盛行，不是因为参加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英勇士兵返乡时都胡子拉碴，这一风尚与剃须技术也没有什么关系，不但没关系，简直是藐视剃须技术的存在。越来越多的男人对1847年威廉·亨森（William Henson, 1812—1888）发明的安全剃刀带来的便利不屑一顾。亨森本人似乎也没怎么利用自己的发明成果，而是蓄了一口修剪得很漂亮连鬓胡子。欧洲大陆上的男子——很多人是艺术家——基本上步英国人蓄胡子风尚的后尘。例如，法国印象派艺术家几乎人人蓄络腮胡子。19世纪40年代，俄国作曲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Mikhail Ivanovich Glinka, 1804—1857）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到了1856年，他却蓄了修剪整齐的大胡子。他的同行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1840—1893）也是一样。19世纪60年代，勃拉姆斯不再剃胡子。挪威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提供了另一种蓄须风格，同样为世人所接受。他从19世纪60年代中开始在两鬓蓄大胡子，不过一旦留胡子不再时髦，易卜生就马上剃掉了自己的胡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仍然在两鬓蓄着大胡子，让人感到他是一个早已逝去的世界的遗老。

19世纪时，高顶黑色大礼帽也是男子气概的象征。高顶黑色大礼帽取代了19世纪20年代的三角帽后，中产阶层的男子几乎每人一顶。1850年，阿尔伯特亲王也开始戴高顶黑色大礼帽，大礼帽注定将风靡英国。欧洲大陆很快也起而效仿。高顶黑色大礼帽的质地从海狸皮改为绸缎后，高度加长，在美国成为“烟囱式高顶大礼帽”。于是市场上开始销售一种可折叠高顶黑色大礼帽，尤其适合去剧场看戏和欣赏歌剧时戴。与蓄络腮胡子不同，戴高顶黑色大礼帽之风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年代。高顶黑色大礼帽，外加一件黑色长披风和自19世纪30年代起取代过膝短裤的长裤，成为资产阶级体面身份的象征，彰显戴帽子的人的尊贵地位和权力。高顶黑色大礼帽的主要用途不是护住脑壳，而是举帽向他人致意。不戴帽子的人一看就是精神失常或未开化之徒。1893年，柏林一家报纸报道说，有人注意到“一个没戴帽子的男人”在街头游荡，骚扰过往行人，显然此人精神不正常。狄更斯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里的加弗·赫克萨姆靠打捞泰晤士河中的死尸、掏取死者兜里的钱为生，作者形容他“像野人一样”，因为他“头发蓬乱”。

在更早的年代，包括18世纪，贵族的衣着显示他们是有爵位的贵族成员。高顶黑色大礼帽和黑披风流行后，贵族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继而完全消失。通常灰色或黑色衣服突出男子气概，妇女的服饰则较为艳丽。流行的裙子从高腰线转向低腰，19世纪50年代，又开始流行裙撑，裙撑由几个圈环支撑，向外鼓起的裙子完全遮住了人的自然体形。女权思想兴起后，这种笨拙不便的服装被紧身的“公主线”服装取代。思想更开放的女权主义者开始穿灯笼裤，人称“布卢默女服”，名字取自宣扬节欲和女权的阿梅利亚·布卢默（Amelia Bloomer, 1818—1894）之姓。布卢默参照19世纪50年代土耳其人穿的宽大马裤发明了灯笼裤。服装纸样和缝纫机日益普及后，妇女时装日新月异。时装行业随之兴起，每个季节都推出新款服装。19世纪80年代裙子后面加的防止裙摆拖地的“裙撑”仅流行了几年，通常用鲸骨制成的束腰紧身胸衣则盛行了整个19世纪。如同男人，妇女也时兴戴帽子，不过妇女戴的帽子通常尺寸不大，至少直到20世纪头10到15年都是这样。此后开始流行华丽的宽檐帽，帽子上面插着源自殖民地、染成五颜六色的鸵鸟羽毛。诸如此类的服装只有富裕人家才穿得起。不过，随着百货商店的逐渐扩张，时装对中下层妇女也不再遥不可及。

兴起于19世纪中期的蓄胡子之风，究其原因，恐怕是对很多欧洲国家内出现的新女权运动的一种逆动。妇女借助女权运动开始活跃于公共领域，宣传承认妇女的平等权利。19世纪前几十年，把男人和女人分别定性为理性动物和感性动物的观点也体现在法律中。法律把妇女和孩子归为一类，由丈夫代行其权利，未婚女子则由父亲代行权利。欧洲国家通常把妇女排斥在大多数专业行业之外，医学和法律专业化后，妇女更难越过门槛。妇女不享有法律权利，因此在商业、银行业和金融业内难有作为。大多数专业行业需要大学文凭，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妇女直到19世纪晚期才得以迈入大学校门。《拿破仑法典》不仅是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和波兰等国民法的依据，还是德国西部大部分地区民法的基础，同时对1864年的《罗马尼亚法典》影响极深。根据《拿破仑法典》，妇女不是法人，而被视为未成年人，直到婚嫁为止，结婚后的女人由丈夫代行其法律权利，妇女无权签署合同，若想从事有酬劳职业、改换地址、提起诉讼，就需要得到父亲或丈夫的同意。法律还规定，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丈夫有权迫使妻子住在他选择的地方。如果她与他人通奸，可以被判两年以下的监禁，而男人与他人私通根本不是罪。如果丈夫发现妻子与他人通奸而杀死了妻子，不得以谋杀罪名起诉他；而妻子若伤害了丈夫，则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拿破仑法典》最初允许离婚，波旁王朝复辟后，法国于1816年废除了这一权利。

俄国1836年法典规定，无论丈夫去哪里，妻子都必须跟随自己的丈夫，除非他去西伯利亚。妻子不具有法人身份，无论工作、上学、出行还是从商，均需父亲或丈夫同意。如果一方有通奸行为，或不加解释离家出走超过5年，或公民权利被剥夺，那么理论上允许解除婚姻，但实际上很难做到。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7）里面的同名女主人公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政府官员。她与年龄比她小的渥伦斯基私通，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虽然她丈夫最终同意离婚，但她还是无法解除婚姻，因为法律只允许无辜一方提出离婚，同时规定要么过失一方忏悔，要么提供对方不忠的证据，而这样做会毁掉安娜的名誉。绝望之下，她卧轨自杀。德国1900年的民法典取代了此前的一切法律条款，该法典通行于德意志帝国境内各地。法典废除了普鲁士启蒙时期制定的法律中给予妇女的少量权利，规定妇女结婚后全部财产归丈夫，同时引入了罪责原则，从而增大了离婚难度。

尽管依然存在种种不平等现象，但19世纪的一大特点是妇女权益不断得到改善。在瑞典，倡导妇女权利的先驱者是弗雷德丽卡·布雷默，在所谓“赫塔辩论”之后，她的斗争产生了政治结果，1858年，瑞典未婚妇女开始享有充分法律权利。1862年，布雷默公开支持给予妇女选举权，同年，城市选举权扩大到法律承认的成年女子。很多国家有组织的女权运动起源于女性办的慈善事业，布雷默也参加了济贫性质的教育和慈善活动。妇女通过这类活动走进公共领域，直面贫穷妇女因不享有法律权利而遇到的诸多问题。改善至少部分妇女境况的一个办法是进入专业行业。在索菲娅·杰克斯—布莱克（Sophia Jex-Blake, 1840—1912）的积极奔走下，1869年，妇女得以参加爱丁堡大学的入学考试（一共有152名考生，分数最高的7名考生中，4人是女考生）。1870年11月18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受一些思想保守的教授怂恿，阻挡女考生前往设在外科医生大厅的考场，向她们投掷垃圾和泥块。尽管闹事者被大学处以罚款，但1873年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依然裁决，医学院不该录取妇女，妇女也无权参加考试。妇女于是去国外求学，然后回国执业。1892年以后，苏格兰各地大学开始平等录取女生。

英国人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 1836—1917）利用药剂师协会章程里的一处漏洞获得了行医执照，协会马上堵住了漏洞。伊丽莎白从巴黎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后，经过一番周折，于1870年在伦敦开了一家私人诊所。3年后又利用一处漏洞被接纳为不列颠医学学会会员。之后该学会也马上修改了章程，杜绝更多妇女加入。然而，在英国行医的首位妇女既不是伊丽莎白·安德森，也不是杰克斯—布莱克，而是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y，约1792—1865）医生，巴里是在爱尔兰出生长大的姑娘，原名玛格丽特·安·巴尔克利（Margaret Ann Bulkley）。巴尔克利成年后，为了能上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而女扮男装（这是家人为她出的主意）。1812年，巴里获得医学学位，此后她一生扮作男人，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医，先后在南非、毛里求斯、圣赫勒拿、加拿大和加勒比等地服役，身边只有一个黑人男仆和一条狗陪伴。她死后世人方知她是女儿身，令医学界十分尴尬。

欧洲大陆妇女的首选大学大部分在瑞士。1847年，创办了12年的苏黎世大学向妇女敞开大门。19世纪70年代，建于1834年的伯尔尼大学开始接纳攻读学位的女生，2 000余名学生中，大约一半来自瑞士以外的国家。俄国和德国妇女在瑞士得到了在本国被剥夺的机会。在与瑞士比邻的自由色彩浓厚的南德巴登邦国，1902年各大学开始接纳女生，到了1908年，德国所有大学都对妇女敞开了大门。1860—1861年自由主义黄金时期，俄国各大学曾开门接纳女生，但为时很短，1862年妇女又被逐出大学校门，此后俄国妇女只能去海外留学。即使这样也不为沙皇政府所容，在它眼里，去海外留学是滋生政治激进主义的温床，沙皇政府于是把在国外留学的女生悉数召回国。最终解决办法是在圣彼得堡专门为女子开设讲习班，其水平低于大学，不过妇女还是可以享受19世纪70年代不断扩展的中等教育。19世纪80年代，反动政府关闭了已有的女子讲习班，只保留一个，置于秘密警察严密监视之下，新一波女子出国留学潮随之而起。沙皇尼古拉二世政府对此惶恐不安，于19世纪90年代恢复了女子讲习班。到1904年，在女子讲习班学习的学生有五六千人，而此前的20年里仅有150名学生。1905年以后，妇女终于获准参加国立大学入学考试。其他众多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1893年，德国第一所政府资助的女子小学诞生。法国直到1880年才建立了一套女子中等教育体系，但这些学校不以帮助女生攻读大学学士学位为目的。1869年，剑桥大学设立了第一所女子学院——格顿学院。直到20世纪中叶，女生才获准攻读学位，即使她们通过了考试，在那之前也拿不到学位。虽然进展迟缓，但变革已经起步。

在私人领域，妇女权利也有所改善。1857年英格兰颁布的《婚姻诉讼法》首次允许离婚，无须再通过特别的议会法案。《婚姻诉讼法》还内含合法分居条款。伦敦新成立了一个离婚法庭，6年内处理了千余件离婚案，但法庭仍然没有做到对男女一视同仁。男人仅凭妻子通奸一条并指出与妻子通奸的一方即可申请离婚，而妇女除了丈夫通奸外，还要证明自己受到丈夫虐待，或丈夫重婚，或有其他劣行，而且不能说出与丈夫通奸的人是谁。1870年，英国妇女权利状况进一步改善。英国议会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规定妻子赚取的收入归自己所有，1882年，这一规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妻子结婚时带来的财产也包括在内。1884年，法国终于将离婚合法化。根据1875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德国承认了妇女在法律上的独立个人地位。19世纪末，众多国家妇女的财产权和抚养子女权均得到改善。妇女作为杂志编辑和报纸专栏撰稿人活跃在公共领域中，所谓妇女太感情用事，无法参与公共生活的观点受到致命打击。

各地女权主义组织主要产生于环境宽松的19世纪60—70年代，它们积极争取改善妇女在法律和教育领域的地位。瑞典有组织的女权主义运动始于1873年成立的“维护已婚女子财产权协会”。该协会在经济问题上积极宣传自己的观点。丹麦妇女协会成立于1871年，此前自由派调整了政策。1883年结束国家对色情业的管制成为热点问题后，该协会趋向左倾。挪威的情况与丹麦大致相同。1887年，民族主义作家比昂斯滕·比昂松（Bjørnstjerne Bjørnson, 1832—1910）在一系列演讲中抨击双重道德标准。1892年，“白丝带会”诞生，积极宣扬社会纯洁、节欲和妇女选举权。法国早期女权主义运动与共和思想密切相连。女权主义运动的两个主要人物莱昂·里谢（Léon Richer, 1824—1911）和玛丽亚·德雷姆（Maria Deraismes, 1828—1894）均是共济会成员。1875年，亲君政府取缔了她们创立的改善妇女境况协会，当时协会只有150名成员，每次出席会议的不过10到12人。1882—1883年，里谢又创建了一个争取妇女解放的新组织，即“法国争取妇女权利联盟”，但该组织被男人操控，男性成员几乎占成员总数的一半。1883年，出现了一个更激进的组织“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领导人是于贝蒂娜·奥克莱尔（Hubertine Auclert, 1848—1914）。这两个组织人数有限，影响力不大。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妇女主导了德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其中社会小说家路易丝·奥托—彼得斯（1819—1895）早在1848年革命期间就是积极的女权主义者。她抓住开明政治东山再起的机会，于1865年创立了“全德妇女联合会”，此后的30年里，该协会谨言慎行。当时在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包括普鲁士，法律禁止妇女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协会因此无法呼吁给予妇女选举权。它去帝国议会请愿，要求在1900年颁布的民法典中加入已婚女子财产权，却无果而终。

19世纪末以前，各地的女权主义运动几乎完全是中产阶级运动，基本上与当时占欧洲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阶级无关。19世纪期间，农村地区妇女的境况在某些方面甚至恶化了。在高度工业化时代，年轻男子为了寻找更高收入而离乡进城，留下来的妇女劳动负担更重，同时还要操持家务、抚养孩子。1912年德国北部蔡茨地区的一名医生写道：“劳动分工起了变化，妇女的劳动更加繁重。”废除农奴制后，妇女在婚嫁问题上享有较大自由。伴随交通的改善，妇女更容易走出自己所在的村子结识更多的人，择偶范围随之扩大。但就大多数妇女而言，离婚仍然可望而不可即。英国妇女离婚虽然不像往日那么困难，但离婚费用高昂，这说明在民间，人们仍认为贩卖老婆是正当的。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1886）开篇对这一习俗有一段描述：靠打捆干草为生的农民亨查尔喝了掺朗姆酒的甜牛奶麦粥后，醉醺醺地把老婆苏珊拽到集市上，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卖方通常事先找好买方。据1833年的一篇报道，在埃塞克斯埃平镇的集市上，一名妇女被卖了两先令六便士。她的丈夫被带到法官那里后，称自己与妻子已分居一段时间：“我老婆公开与一个名叫布莱德雷的男人姘居，买主也是此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政府取缔了卖妻习俗，这一习俗反映了农村地区对男女婚姻关系的普遍冷漠，城市中产阶级对此大感震惊。女权主义运动的重点是改善教育、争取财产权和婚姻自由权，而这并不是广大劳动阶层妇女关心的问题，后者一生劳碌，生儿育女，为生存而挣扎。

尽管如此，女权主义者争取到的成果还是为赋予所有妇女有意义的权利铺平了道路。虽然1914年以前仅有极少数妇女跻身专业行业领域，但她们能够作为医生行医或入大学学习本身为未来树立了至关重要的先例。女权主义者赢得论战不是靠人人权利平等的观点，而是靠宣扬女人比男人更讲道德、更有同情心、感情更丰富的观点。很多女权主义者称，妇女通过参与慈善事业证明了自身价值，显示她们不仅能把母性运用于全社会，还能以负责任的方式组织和引导母性，从而使所有人受惠。因此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工业行业和行政部门时，必须显得刚毅，她们开始以冷漠面目出现。1911年，《每日镜报》宣称“泪水涟涟的女子已不复存在”，文章的大字标题是《从不掉泪的女人：商界女子的坚毅取代了昔日维多利亚时代的眼泪和歇斯底里》。无论女权主义者如何强调妇女与大自然和情感世界的密切关系，她们奋斗的最终结果是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妇女与男人一样，养成了美国人所谓“抿紧上唇”的沉稳习惯。

追求快乐

和世界各地的人一样，欧洲人一般通过种种文化活动追求快乐。对快乐的追求并不总是与劳作的世界完全分开。在前工业化社会，男耕女织时会以唱歌的方式决定劳动的快慢节奏，一则可以减轻工作的单调枯燥，二则把握自己的劳动节奏。法国有句谚语：“耕者唱歌，耕犁不止。”在比利牛斯山区，当地人雇妇女跟在收割者后面，合着他们的割麦节奏唱歌。在一些特殊场合，如婚礼或舞会，当地人还会边演奏小提琴、风琴和鼓等乐器，边唱父母教的曲子或从货郎那里买来的民歌曲子，或在村里空地和草地上席地而坐，听巡回歌手唱歌。德国的“板凳歌手”通常携带一个小背包巡游四方，背包里塞满了歌谱和插图小册子，讲述神奇事件、奇特传闻、悚人谋杀案和凄美爱情故事，故事押韵合拍，这类歌曲统称为Moritaten（街头曲艺），因为它们一般都以道德说教（moral message）收尾。民歌大多哀叹贫苦农民的困苦遭遇，诉说食不果腹、劳动繁重、赋税劳役沉重和生活中的其他苦楚，尤其是在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地区。一首罗马尼亚民歌唱道：“他们把我们当牛一样使唤，像剪羊毛羊一样盘剥我们。”村民举行婚礼时唱的是低俗的曲子，1848年革命等社会大动荡年代，人们也出于政治需要改编民歌。

社会逐渐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绝大多数民歌随之消亡。1893年，一位研究俄国民间文化的不知名美国人写道：“昔日动听的民歌消失在咝咝作响的蒸汽声中。”简短欢快的歌曲取代了节奏缓慢的史诗和民歌，讲述个人经历的歌曲取代了村社仪式，来自城镇的歌曲取代了传统曲调。伴随铁路的扩展和交通的改善，法国农村的年轻人开始热衷唱从巴黎传来的法语歌曲，对用当地方言唱的歌曲失去兴趣。村里的牧师和小学教师向村民散发打印的歌曲集，内含宣扬爱国主义和伦理道德的曲子，同时鼓励成立合唱团体，借此达到引导乡村音乐的目的。1864年，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名学校督察员得意地报告说：“在校方和教师的努力下，众多合唱队演唱的爱国和宗教歌曲取代了下流小调。”游吟民歌手难以与之竞争，逐渐从社会上消失。在传统乡村舞蹈中，男男女女或面对面排成两列，或围成一个圈，舞会为年轻人依照村社规则求偶提供了机会；到19世纪70年代时，年轻人开始喜欢成双成对跳华尔兹舞、波尔卡舞或方阵舞——19世纪80年代，洛林的一名观察家称之为“城里人跳的舞”。1891年，来自法国西南部地区洛哈盖的报道称：“老式舞蹈正在逐渐消失。大多数舞蹈已不复存在，化为对往事的记忆。”舞蹈与逢年过节举办的仪式分家，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大众娱乐消遣方式。

国家对乡村大众文化日益敌视。政府官员试图限制集市和宗教列队行进，认为这些活动威胁了公共秩序。政府以健康和安全为由限制一些动作野蛮、常常致人受伤的比赛，同时借口保护动物取缔了以活物为目标的射击和投掷项目竞赛。俄国的官员和中产阶级伦理家在百姓集市和种种仪式上目睹酗酒现象，痛心疾首。1908年，一个宣传禁酒的人在守护神节期间抱怨道，农民“狂饮不止，人人陷入疯狂之中，互相咬下对方手指，或相互厮打致死……宗教节日时亦是如此……众人狂饮伏特加酒，堕落行为和混乱比比皆是”。每逢这类节日，打群架现象十分普遍，死伤人是常事。19世纪90年代末，俄国已有近50个城市取缔或限制假日市场，防止农民进城参加这类活动。在英格兰等地，圈地活动夺走了大量通常用于举办乡村娱乐活动的场地。弗雷德丽卡·布雷默作品英译者玛丽·豪伊特（Mary Howitt）的丈夫威廉·豪伊特（William Howitt, 1792—1879）是个作家，他注意到，1840年时，“大众体育和娱乐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据我回忆，跳莫里斯舞的人、化装表演演员、犁地游行者和唱圣诞颂歌的人越来越罕见”。

经济学家、巡回法官约瑟夫·凯（Joseph Kay, 1821—1878）注意到，社会底层成员大批涌入新工业化城市，产生的后果尤其不幸。他在1850年指出：“如今英格兰的穷人可以说没处消遣，要么去麦芽啤酒馆，要么去高档小酒店。”酒精是工业化的润滑剂。在新的城市世界里，酒馆和酒吧纷纷出现。1890年，法国北部工业区每46个居民就有一个酒吧，迎合城市工人阶级的饮酒需要。截至1910年，法国人每年喝掉将近50亿升葡萄酒，不过葡萄种植者和酒吧老板常常往酒里兑水，酒不会太烈。各地政府试图限制酒精饮料的销售，但收效甚微。例如，为了绕过普鲁士的许可证法，有人开始经营廉价简陋的饮酒俱乐部，通常设在一群工人私下租的房间里。到1893年，鲁尔煤矿区内已有100多家饮酒俱乐部，成员超过1.6万人。这种俱乐部德语叫Schnapskasinos，从名字可以看出，它既卖瓶装啤酒，也卖烧酒（Schnaps）。德国人喝烧酒，法国人则更喜欢喝苦艾酒。苦艾酒是一种用有药效的苦艾植物酿的烈酒，酒呈绿色。截至1910年，法国人一年要喝掉3 600万升苦艾酒。后来，发生了一起苦艾酒酗酒者的恶性杀人案件，1908年，瑞士经公投把禁苦艾酒写入宪法。荷兰和法国也分别于1909年和1914年禁销苦艾酒。

俄国政府一向不愿为减少酒精消费做努力，19世纪90年代，政府开始垄断伏特加酿酒业，其从酒精销售中获得的收入几乎呈指数增加，从一年2.5亿卢布增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将近10亿卢布。19世纪大部分时期，俄国政府收入的将近1/3来自对伏特加的征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1866）里，有大段对圣彼得堡酒吧和小酒店里酗酒情景的描写。小说开篇是无可救药的酒鬼马尔梅拉多夫喝醉后的一段独白，他没钱买酒，把女儿卖给了妓院，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想把这部小说起名为《酒鬼》。欧洲各地的社会评论家也报道了类似情况。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中提到，周六下午领到工资后，“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1]工业化时代早期，甚至早在工业化开始之前，欧洲各地就有了各种宣扬戒酒的组织，它们受宗教运动的激励，通过道德劝诫以及立法和增税等手段遏制酗酒，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这类组织势力尤其大。瑞典政府垄断了烈性酒的销售，只有在受到管制的店里才能买到酒。挪威也施加了类似管制，1833年，阿夸维特酒的年人均消费量为18升，1851年降至6.8升。工人可以更容易地买到纯净水和软饮料来解渴。从1899年到1913年，德国各地的酒精消费下降了25%。19世纪80年代，英国啤酒消费量开始下降，19世纪70年代，每年每人为182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降至不足136升。1800年时，喝茶已经成为英国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随着城市的扩展，中产阶级下层和劳动阶级成员也开始喝茶。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均茶叶年消费量为0.73千克，19世纪70年代跃至2千克，19世纪90年代增加到2.6千克。

各种俱乐部和社团提供了除饮酒外的其他消遣方式。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北部工业城市里尔有63家饮酒俱乐部，还有37家扑克俱乐部、23家保龄球俱乐部、13家撞柱游戏俱乐部、10家箭术俱乐部和18家弩弓俱乐部。矿工大多饲养用于比赛的鸽子或灰狗，也许鸽子和灰狗是矿工在煤井下面无法享受的行动自由和疾速的象征。很多地区成立了足球俱乐部，加强了城市新社区的纽带。1863年建立的英格兰足球协会，其初衷是强制执行1848年公立学校代表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制定的“剑桥规则”，该协会为名牌大学所主宰。1883年，来自工人阶级的布莱克本奥林匹克队在足球协会杯决赛中打败老伊顿人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足球迅速在欧洲大陆流行开来，通常是英国人带去的。早在1863年，《苏格兰人报》就报道说：“几个旅居巴黎的英国绅士最近组建了一个足球俱乐部……经当局批准，开始在布洛涅森林举行足球赛，法国人看得目瞪口呆。”1874年，英国工人成立了德累斯顿英吉利足球俱乐部，之后其他俱乐部纷纷出现。1899年，英国花边工人赫伯特·吉尔平（Herbert Kilpin, 1870—1917）组建了AC米兰足球俱乐部，当时的名字叫“米兰板球和足球俱乐部”（板球为时不长）。1894年，利沃夫与克拉科夫两队举行了波兰有史以来的首场足球赛。开赛第6分钟，利沃夫队的沃齐米日·乔米基（Włodzimierz Chomicki, 1878—1953）踢进了波兰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裁判旋即宣布比赛结束，利沃夫队因此获胜——可见当时人们还不熟悉足球比赛规则。1914年时，足球已逐渐发展为一项国际性体育运动。足球爱好者中，工人渐渐占了大多数。很多球队都来自工业化城市，比如鲁尔的沙尔克04足球俱乐部，“04”代表球队组建的日期，该队队员人称“矿工”。

伴随识字率的提高，大众报纸的问世提供了另一种消遣方式。自亚历山大二世起，俄国逐渐放宽了对书报的管制，“廉价报纸”随之出现。报纸只有一页纸，不征订，只在街头出售，这类“马路报纸”中，卖得最好的一份叫《莫斯科小报》（Moscow Sheet），编辑尼古拉斯·帕斯图霍夫（Nicholas Pastukhov, 1831—1911）当初开一家小客栈，他手下的一名记者称他是“文盲编辑，与文盲读者为伍，知道他们爱看什么”。1870年，有人对圣彼得堡的一份廉价报纸嗤之以鼻，称它是“谣言、流言蜚语外加新闻的废品旧货栈”。青年作家契诃夫的编辑告诉他，“我们要先抓住那些愚蠢读者，然后用知识性强的文章教化他们”。实际上知识性强的文章并不多见。自19世纪70年代起，法国开始有地方报纸，但最初只有中产阶级才阅读报纸。不过1896年警方称一家报纸《康塔尔展望报》（L’Avenir du Cantal）“农民很喜欢看”。这家报纸的销售量扶摇直上，一周达2 300份，超过20年前法国中南部康塔尔省报纸销量的总和。1903年，吉佩的布雷顿镇有人指出，大众的读报热“加剧了各家报纸之间的竞争，它们竞相报道奇闻逸事，或刊载传统故事，对有思想的内容和对话越来越不感兴趣”。

法国的廉价报纸与俄国的廉价报纸同样追求猎奇。1863年创办的《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的版面充斥着谋杀、丑闻及形形色色耸人听闻的内容。这家报纸的老板莫伊塞·波利多尔·米洛（Moïse Polydore Millaud, 1813—1871）告诉他聘用的第一个编辑，必须“不怕别人骂自己愚蠢……要去发现普通百姓都在想什么，然后以此为指南”。截至1880年，这家报纸销售量超过50万份。这类报纸不仅街头可以买到，铁路沿线上的小亭子也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此类报纸已有1 000余家。巴黎各家日报的发行量1870年为100万份，1910年激增至500万份。1881年新颁布的新闻法和进口美国霍伊公司制造的快速轮转印刷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55年英国废除印花税后，报纸发行量激增。不过此后很久，即使是畅销报纸，如发行量15万份的《每日新闻报》和19世纪70年代末发行量达到19万份的《每日电讯报》，版面也始终一成不变，内容严肃。

直到1896年，才有了一种货真价实的大众报纸——《每日邮报》。截至1902年，该报的发行量超过100万份，居世界各国报纸之首。《每日邮报》靠耸人听闻的标题和噱头很快超越其他报纸，吸引了大批读者。例如，1906年，它为飞机首次飞跃英吉利海峡提供了1 000英镑奖金。报纸开始以报道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来哗众取宠，而不再用报道怪异奇闻之说来追求轰动效应。德国尤其如此。德国民众识字率普遍较高，加之1848年革命后实际上结束了报刊出版前的检查制度，德国报业蓬勃发展。截至1862年，仅柏林一地就出现了32份报纸，其中6份报纸每日出双刊。1866年，《科隆报》（Cologne Newspaper）日印刷量大约6万份。插图周报比一般报纸更受读者欢迎，比如1875年末拥有40万订户的《凉亭》（Die Gartenlaube），还有《喧声》（Kladderadatsch）和《傻大哥》（Simplicissimus）这样的讽刺期刊。德国报社数量从1850年的大约1 500家增至1914年的4 221家。为产业工人办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亚文化群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声誉，直到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商业报纸取代了这一亚文化群后，追求轰动效果才成为德国报纸的一大特征。

伴随公共图书馆数量的增加，除了报纸杂志外，工业化时代出现的工人阶级对图书的兴趣也与日俱增。19世纪50年代，用两个先令即可买到再版的畅销小说。同一时期，出版商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 1794—1871）在他的“铁路图书馆”开始印刷定价一先令的图书。这类提高趣味的大众文学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旨在消除被改革者视为追求猎奇的“廉价惊险小说”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德国，后者以“叫卖小说”为代表，这类廉价小说分期刊载，在街头出售或挨家挨户推销。19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柏林刽子手》是这类小说的典型，连续分130周刊载。开头几章，死刑、谋杀、绑架、决斗、掘墓、溺毙、事故、纵火、谍战，应有尽有。为了平衡，出版商也出版一些廉价版经典作品，像加里波第这样英雄人物的传记深受大众喜爱，1861年俄国成立的“传播好书协会”这样的组织也出版一些内容健康的图书，但粗制滥造。至于哪一类图书最畅销，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出于对工人阶级读书趣味的关切，英国于1850年颁布了《公共图书馆法》，确立了由地方政府出钱建造免费图书馆的方针。在欧洲大陆，这一理念传播缓慢。直到1910年，才有法国人欧仁·莫雷尔（Eugène Morel, 1869—1934）积极倡导公共图书馆理念。更常见的是，各种读书会和工会在自己建造的社区中心开设小型图书馆。

廉价小说还被用作情节剧的素材。维多利亚时期，情节剧盛极一时。剧作《一串珍珠》（又译《理发师陶德》，1846—1847）很有代表性。剧中的反面人物斯文尼·陶德是“舰队街上的魔鬼理发师”，他杀死顾客后，把受害者做成肉饼。每次他一出场，观众马上嘘声不止。除了反面人物外，男主角通常是一个不起眼的纯真小伙，还有一个同样天真、处境危险的少女，外加年迈的父亲或母亲和一个仆人。19世纪50年代，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的综艺剧院（music hall）开始出现，情节剧与综艺剧院融为一体。位于伦敦兰贝斯区的坎特伯雷厅是最早的一家综艺剧院，建于1852年；到1878年，伦敦已有78个大型综艺剧院。主持人先对晚上上演的歌曲、舞蹈、喜剧、杂耍等节目做一介绍，观众则一边观看演出，一边吃喝，剧场内吵闹打斗，混乱不堪。1868年，一名评论家形容英格兰的综艺剧院是“肆意放荡的殿堂”，观众“在低级歌曲和下流表演中沉沦”。在综艺剧院演唱的歌曲，歌词谈不上有任何新意，如一首歌曲所唱：“神思遐想自快活。”道德改革家对一些演员的下流表演深恶痛绝，如玛丽·劳埃德（Marie Lloyd, 1870—1922），中产阶级评论家称她的表演伤风败俗，危害极大。

法国起初只有简单的歌手咖啡馆，如19世纪50年代位于巴黎蒙马特高地的“刺客酒吧”（后更名为“狡兔酒吧”），文人墨客和艺术家经常光顾。后来，更讲究的场出现了，那样的地方拥有滑稽说笑演员和乐队，上演固定的舞蹈节目，演员装扮华丽，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创建于1869年的“女神游乐厅”。1889年开张的“红磨坊”夜总会是以一群女孩高踢腿为特征的康康舞的诞生地，画家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常去光顾，“红磨坊”夜总会的广告张贴画即出自他手。这种地方亦有有伤风化的表演，诸如密斯丹格苔［Mistinguett，原名让娜·布儒瓦（Jeanne Bourgeois），1875—1956）］这样的演员迎合形形色色耽于娱乐的观众的趣味。1881年，“黑猫夜总会”（又名“艺术歌厅”，但该名很快不再用）在蒙马特区开张营业。作曲家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 1866—1925）曾在这家歌厅弹钢琴为生。1897年创办人兼老板鲁道夫·萨利斯（Rodolphe Salis, 1851—1897）去世后，夜总会关门。德国工人阶级去的地方叫“叮当响厅”，功能相当于综艺剧院，19世纪70年代起自柏林，很快在德国北部和西部地区流行开来。“叮当响厅”这一名字源自顾客边唱副歌，边用手中刀叉敲击玻璃杯发出的声音。1879年时，“叮当响厅”已在帝国议会受到抨击，有人称：“鉴于演出内容轻佻，性质纯属挑逗，“叮当响厅”的存在有伤风化。”

开办文学艺术咖啡馆之风从法国吹向其他地方，各地纷纷效仿。克拉科夫的“绿气球”歌厅建于1905年，为作家和画家提供了一个聚会场所，1912年，在检查制度和警察干预下，歌厅被迫关闭。1901年创办的柏林“特级歌舞厅”请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出任音乐总监。巴塞罗那的“四只猫”咖啡馆始建于1897年，当初是一个啤酒馆，兼当小酒店和廉价旅馆。从外表上看，它完全是巴黎同类咖啡馆的翻版，以表演加泰罗尼亚传统木偶戏著称。它常常展出现代派风格的绘画作品，借此向公众兜售，也许是这一原因，几年后，咖啡馆于1903年关闭。1876年开业的维也纳“中央咖啡馆”生命力更强，仅1913年一年，光顾这家咖啡馆的人中就有弗洛伊德、后来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阿道夫·希特勒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地利社会党领导人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 1852—1918）告诫外交大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Leopold Berchtold, 1863—1918）伯爵，一场欧洲战争会在俄国引发革命。贝希托尔德伯爵语带讥讽地问他：“谁会领导这场革命呢？莫不是坐在中央咖啡馆里的布隆施泰因先生？”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Lev Davidovich Bronstein, 1879—1940）还真是一位革命家，不过他从事革命活动用的是化名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19世纪80年代，慕尼黑一些知名啤酒馆室内大厅宽敞，室外花园点缀，为成百上千的顾客提供食品、饮料和演出，比如“市民”啤酒馆（Bürgerbräukeller, 1885）和“狮子”啤酒馆（Löwenbräukeller, 1888），啤酒馆自己的乐队演奏背景音乐，每逢周六晚上，一批歌手和喜剧演员登台表演节目。俄国的这类场所与酒精消费没什么关系，因为厂主和宣扬禁酒的组织有自己的剧场，上演短剧、轻歌剧、闹剧和杂耍，小丑、魔术师、喜剧演员及其他大众娱乐型演员表演各种节目。仅1899年一年，种种大众禁酒监督团体就组织了1 332场戏剧演出和1 356场户外演出，1904年，以上演出分别增至5 139场和4 238场，40%的节目属于严肃戏剧。据报道，这类演出导致忏悔节和其他民间节日期间上演的大众戏剧绝迹［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 1882—1971）创作的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1911）即以忏悔节为背景］。1908年有人称：“大众禁酒监督团体打击了粗俗大众热衷低级趣味表演的风俗，唤起他们对古典艺术的热爱。”然而，情节剧依旧是俄国最流行的戏剧形式。1902年，一名经理抱怨说：“无论表演采取什么新形式，哪怕披上艺术的外衣，公众都一概不感兴趣。他们只迷恋令人肝肠寸断的剧作，煽情的表演让他们看得如醉如痴。”

除了剧院、啤酒馆、酒吧和咖啡馆外，舞厅为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提供了又一处消遣场所，通常舞厅比一间腾空了家具的小酒馆大不了多少。这类舞厅属于另一个世界。这里跳的舞蹈迥然不同于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成员伴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1825—1899）等维也纳作曲家谱写的华尔兹舞曲跳的舞蹈，也不同于欧洲各地村社社员舞姿优美的舞蹈。在舞厅跳舞的人舞步简单，音乐单调。德国神学家、社会调查者保罗·格雷（Paul Göhre, 1864—1928）做过3个月的工人，观察无产阶级成员的生活状况。1895年，他对周日晚上在开姆尼茨工业化郊区舞厅看到的情景深恶痛绝：“舞厅里的这些年轻工人从周日晚上一直跳到周一凌晨，不仅花掉了辛辛苦苦挣来的工资，还耗尽了精力，丧失了理想和纯真。”各地政府开始以维护公共秩序和道德为名，对这类场所加以限制。20世纪初，在英国开办综艺剧院需要有许可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终于禁止在综艺剧院出售含酒精饮料。德国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杜塞尔多夫的警方把公共舞厅关门时间提前到晚上10点，德国其他工业城市旋即照搬。

1914年以前，跳舞的舞曲必须由乐队演奏。托马斯·爱迪生在1877年发明的使用蜡筒的唱机在当时鲜为人知。出于宣传目的，格莱斯顿、德皇威廉二世、丁尼生及其他人的声音被录制下来，直到今日，我们仍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德国出生的美国人埃米尔·贝利纳（Emile Berliner, 1851—1929）改进了唱机技术，于1887年发明了唱盘，可以在他称为“留声机”的机器上播放，但唱盘的旋转速度很难控制，一张唱片只能放两分钟音乐。由于录音设备只能录下距离很近的声音，因此完整的管弦乐队只能让位给12人左右的小乐队。复制唱片的方法在很久之后才发明出来，因此乐师若想有50张唱片可卖，就得重复录制50次。杰出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 1873—1921）录制的首批唱片引起轰动，他浑厚的嗓音尤适合这种新媒介，1914年时，他已能靠销售自己的唱片每年收入2万英镑。柴可夫斯基称留声机是“19世纪所有发明中最令人惊奇、最美好、最有意思的一个”。他还特意让爱迪生录下了他的声音，留给后人。

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新的娱乐手段——电影，其他一切娱乐活动黯然失色，电影很快主宰了大众的消遣时间。早在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 1787—1851）已经用所谓“达盖尔银版摄影法”做出了第一张照片。19世纪50年代技术进一步改进后，英国摄影师罗杰·芬顿（Roger Fenton, 1819—1869）拍下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克里米亚战争照片。早期照片需要长时间曝光才能达到效果，被摄者若想要一张画面不模糊的肖像照，就必须一动不动坐很久，甚至长达半小时。为了防止身体摆动，被摄者通常需要用支架固定自己的头部、胳膊和腰部；摄影师必须把相机安在一个三脚架上，用一块黑布遮住自己的头，防止漏光。直到19世纪末有了明胶感光板后，人们才有可能拍摄移动物体。1888年美国首先推出廉价柯达箱式照相机后，摄影对普通百姓不再遥不可及。同一时期，对多镜头和打孔赛璐珞胶片的实验催生了电影的发明。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一次放电影，观众看到一列火车冲银幕驶来，不禁大惊失色，在座椅上猛地后仰，还有人从座位上跳起，逃向放映厅后方。到了1897年，已经有了几家电影制片厂，也设计出了用于摇摄的旋转相机。由于放电影成本远低于真人表演，因此电影在欧洲各地迅速流行开来。1895年时，柏林的“冬苑”剧场就在放映早期的一镜到底的电影了。新开发的技术让多镜头、使用多卷胶片的电影成为可能，拍摄和推销电影的公司应运而生。1905年，匹兹堡的“镍币影院”开电影院先河。

电影放映机（该词为卢米埃尔兄弟首创）迅速流行开来，一个例子是西班牙。早在1896年，西班牙就上映了第一部单镜头的电影。电影在大城市工人居住区极受欢迎。最初电影只是种种表演中的一项，在俗称“棚屋”的简陋场地放映，如工棚或地下室。截至1910年，仅巴塞罗那一地就有100多处放映电影的场所，包括兰布拉大街两侧那些能容纳1 000人左右的大型电影院。电影院内的座位依票价贵贱隔开，中产阶级可以免受来看电影的工人阶级喧嚣之苦。在这种场所，通常会雇用一位钢琴家为银幕上放映的无声画面演奏背景音乐，有时还会放映手工上色的彩色电影，不过通常都是黑白电影。1914年普查结果显示，西班牙的电影院有900余家，包括走村串乡放映的流动电影。1912年，西班牙政府担心电影内容有伤风化，建立了放映前审查制度。其他国家也一样。例如，英国于1909年颁布了《电影放映法》，1912年又成立了“不列颠电影审查委员会”。也许一般人想不到，出产电影最多的国家是丹麦。1906年北欧电影公司成立后，翌年就拍摄了67部粗制滥造的电影。1914年时，所有欧洲国家放映的电影中，大部分还是进口的美国片。欧洲电影业固然诞生了，但好莱坞主宰全球的苗头已经显现，当时美国各家电影制片公司开始迁离东海岸。

[1] 引文来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13页。——编者注

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

摄影和电影的现实主义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时代接近尾声，画家的创作风格日益回归现实主义，比如，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摒弃昔日神秘和宗教题材，转而关注现世生活。从库尔贝的风景画中，看不到浪漫主义惯用的夸张笔法和构图技巧，画作体现了一种自然主义手法，让人感到画家身临其境，即兴动了作画念头。在《碎石工》（1849）中，库尔贝画了路边两个砸石头的农民。《奥南的葬礼》（1849）画的是他长辈的葬礼，画中人物不是衣着华丽的模特，而是参加葬礼的人，出殡者井然有序。如果换了浪漫主义画家画同一题材，出殡者一定会做出种种痛不欲生的表情。库尔贝说：“《奥南的葬礼》其实是浪漫主义的葬礼。”后来他抱怨说：“如同1830年的人被冠以浪漫主义者之名一样，我也被冠以现实主义者之名。”库尔贝的作品毫无疑问开启了一种新的文化风格。库尔贝本人是政治激进分子，积极参加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活动，他画贫民不是为了表现自然风光，而是为了抨击社会。在《拾穗者》（1857）中，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1814—1875）描绘的情境是贫苦的农家女弯腰拾捡庄稼收割后散落在田里的谷穗。凡·高在《吃马铃薯的人》（1885）中描画了一群农民，他们在一盏小灯的昏暗灯光下，围坐在桌边吃自己种的马铃薯。凡·高说，他想通过农民的外形表达，农民就是“用抓食马铃薯的这双手在田间耕作的”。

属于1848年创立的“拉斐尔前派”的英国画家是另一类现实主义者。从一种角度看，丹特·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 1827—1910）、约翰·埃佛勒特·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 1829—1896）及同行画家反映了浪漫主义的关切。他们以中世纪和宗教题材为主要内容，与古典模式和技法分道扬镳，探寻真实的表现方式，同时还采用新现实主义的手法，用普通人当模特，比如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女孩或妓女。1850年展出的米莱斯画作《基督在父母家中》广受非议。画家没用超凡的宗教意象，而是以一个画家肮脏杂乱的画室为背景，基督一家被画成普通穷苦人。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争议更大，他的雕塑作品与古典学院派的平滑柔润风格大相径庭。罗丹没有依循希腊古典传统，他的雕刻作品姿势夸张，立意新颖，雕像质感粗糙，直接唤起观众的情感。1864年，巴黎沙龙拒绝接收《伤鼻的男人》这个巴黎街头搬运工的半身塑像，理由是鉴赏家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青铜时代》（1877）是一尊与真人一样大小的裸体男子雕像，巴黎沙龙筛选委员会经过表决，以微弱多数同意收藏它。这一作品令批评家迷惑不解，因为它不反映任何历史或神话主题，用罗丹的话说，它“仅仅是一尊简单雕像，与任何主题无关”。当时罗丹已经开始走红。有人出钱委托他雕塑一扇大门的缘饰，依但丁作品取名“地狱之门”，这一雕塑最终半途而废，但罗丹为此创作的一些人物雕像后来举世闻名，尤其是《思想者》和《吻》。第一尊青铜雕像《思想者》完成于1904年，后来又制作了多尊；《吻》是一尊大理石雕像，创作于1889年。尽管罗丹作品备受争议，但19、20世纪之交时，他不仅名扬天下，而且绕过学院派，受到政府认可。

现实主义之风迅速刮到其他国家。俄国14位年轻艺术家组成了“巡回展览画派”，1863年，他们退出皇家美术学院，自己组建了一个美术家合作工厂，创作的作品包括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Ilya Yefimovich Repin, 1844—1930）的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1873）。现实主义风格小说同样以现实生活为背景，而不是沉浸在浪漫主义的过去，但不是所有现实主义小说都是这样。现实主义小说把读者带入熟悉的世界，讲述的道德和社会故事与自己的生活没啥区别，只不过更曲折、更精彩，读者有时会情不自禁产生支持作者革新思想的愿望。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与视觉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在时间上并不完全吻合。《舒昂党人》（1829）、《驴皮记》（1831）等巴尔扎克早期小说和幻想寓言模仿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19世纪30年代，巴尔扎克一改往日风格，转而以现实主义手法撰写系列小说《人间喜剧》。仍有一些画家不理会现实主义潮流，继续把《圣经》和古典历史故事作为绘画题材，但毫无疑问，19世纪中叶以后，以忠于现实生活的手法反映当时生活的艺术作品和小说已成为主流。

正是工业化进程催生了现实主义小说，使之成为描写社会全貌的表达形式。现实主义小说家写了芸芸众生，描写各种人物之间变化不定的关系。狄更斯是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他的多部小说旨在以文学形式揭露当时社会的种种罪恶现象及其严重后果，急切呼吁解决社会问题。《雾都孤儿》（1837—1839）描写了伦敦罪恶丛生、社会混乱的现象，《荒凉山庄》（1852—1853）揭露了英国过时的民法体系造成的不公正和代价，《艰难时世》（1854）抨击了新生产业家奉行的功利主义哲学的残酷无情。“社会小说”具有强烈的批评社会色彩。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写的《阿尔顿·洛克》描写了服装行业对农民工和工人的剥削，反映了身为宪章派成员的作者对他们寄予的同情。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 1810—1865）的小说《玛丽·巴顿》（1848）揭露了作者所谓“制造商一心追求财富、损人利己、麻木不仁带来的不幸和可憎激情”。《悲惨世界》（1862）描写了雨果眼中当时的三大社会问题：“男人因贫困而沉沦，妇女因饥饿而堕落，孩子因上夜班而失去童年。”埃米尔·左拉在《小酒店》（1877）中以激烈的笔触描绘了巴黎贫民窟居住环境恶劣的图景。他在另一部作品《萌芽》（1885）中，以数十年的时间跨度，描写了一个矿区内生活的政治和社会特征，他生动讲述了一场罢工的始末及其后的起义过程。高尔基的小说《底层》（1902）描写一个流浪汉收容所，里面俄国穷人的境况更触目惊心。

现实主义小说之所以能在众多欧洲国家畅销，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中产阶级人数和财富的增长，医生、教师、公务员、科学家和各类白领工人也加入了商人、实业家、律师、银行家、雇主和地主等富人的行列，图书市场应运而生。据英国1851年的人口统计，富裕阶层人数超过30万人，这是有史以来首次统计富人人数。30年后，这一数字翻了一番。印刷业内，蒸汽印刷机取代了手工印刷机，机器生产降低了纸张成本，大幅提高了纸张产量，图书价格随之下降，图书数量激增。连载小说十分普遍，包括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除了“廉价惊险小说”和叫卖小说外，又出现了一类中产阶级小说，迎合受过教育的读者的需求。1800—1825年，英国每年出版580部图书，19世纪中叶，每年出版的图书超过2 500部，到19世纪末，超过6 000部。1855年，俄国出版的各类图书达1 020部，到1894年，这一数字涨了差不多10倍，达到10 691部，相当于英国和美国出版的新书的总和。

人们越来越喜欢读非小说类图书，从百科全书、实用手册到三卷本的人物传记。然而，19世纪30年代，英国出版的小说在图书总量中所占比重为16%，半个世纪后增至近25%。阅读小说曾是上流社会妇女的消遣方式，如今成为中产阶级男女的普遍嗜好。也许是出于吸引观众读者的需要，现实主义艺术家和作家既关注穷人和被剥削阶级，也关注富裕阶层。肖像画依旧是画家的重要收入来源，在文学领域，那一时期出版的长篇家族传奇故事往往以资产阶级为中心。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剖析了观念保守的老一辈人与持虚无主义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左拉的《鲁贡—马卡尔家族》（1871—1893）由20部小说组成，他称：“小说描写的对象是在一个崇尚自由真理的时代之初，肆无忌惮攫取占有一切好东西、最终被自己的贪欲所毁的一家人，反映了新世界的诞生带来的致命震荡。”

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1871—1872）一书中，讲述了铁路、医药及其他近代化前兆带来的变化对一个泥古不化的小镇的冲击。福楼拜本来打算写历史幻想小说，经朋友劝说放弃这一想法后，写了《包法利夫人》（1856），以现实主义手法细致描写了一个羸弱乡村医生百无聊赖的夫人和她的日常生活与情事。台奥多尔·冯塔纳写的《艾菲·布里斯特》（1894）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7）里面都含偷情内容，无论是真的还是臆想的，还有上流社会已婚妇女饱受压抑的生活。特罗洛普在六卷本系列小说《巴塞特郡纪事》（1855—1867）中描写了虚构的一个外省城市里显达人物的沉浮过程，他的《帕利泽小说》（1865—1880）讲的是出身名门望族的一家人参与议会政治的故事。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曾说，特罗洛普“不可估量的长处在于他对庸常生活的透彻认识”，他的这一评论看似夸奖，实则有讽刺之意。无论现实主义小说和绘画表达的内容多么平淡无奇，它们都与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作品有一个共同点：诉诸人的情感，通过深入刻画人物性格，唤起观众和读者的同情和共鸣。

文学现实主义是欧洲一场范围广泛的运动。在葡萄牙，这一运动以若泽·马里亚·埃萨·德·盖罗斯（José Maria de Eça de Queirós, 1845—1900）为代表。19世纪70年代，盖罗斯任葡萄牙领事，住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受到英国现实小说的濡染。他并不喜欢英国（他访问布里斯托尔时写道：“在我看来，这个社会乏善可陈，人们思维狭隘，烹调蔬菜的方式粗陋。”）。盖罗斯的小说因此以葡萄牙为背景，最著名的一部是《阿马罗神父的罪恶》（1875），小说讲述一名年轻教士与女房东女儿偷情的故事，首次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现实主义运动主要体现在戏剧上。瑞典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的剧作《父亲》（1887）和《茱莉小姐》（1888）体现了左拉在《戏剧中的自然主义》（1881）中提出的理念，摒弃复杂夸张的结构，改为挖掘人物性格。同一时期，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用丹麦语从事创作，他在剧本中通过精心构思的情节，揭露了资产阶级堂皇生活表象掩盖下人受到压抑的悲惨现实，如《玩偶之家》（1879）和《建筑大师》（1892）。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深受易卜生影响，他创作的剧本含有强烈批评社会的思想，比如抨击贫民窟房东的《鳏夫的房产》（1892）、揭露在性问题上虚伪表现的《华伦夫人的职业》（1893），以及讲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巨大文化差异的风尚喜剧《卖花女》（1912）。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1946）的《织工》（1892）生动描绘了19世纪40年代西里西亚遭受压迫的贫穷工人的悲惨境况。现实主义诞生前的戏剧大多肤浅造作，例如乔治·费多（Georges Feydeau, 1862—1921）创作的闹剧，情节复杂，充满离奇巧合。此后喜剧和闹剧依然层出不穷，但同时代的戏剧开始具有严肃的文化内涵。

现实主义甚至渗入矫揉造作的歌剧领域。意大利统一后，歌剧深受意大利文学“真实主义”的影响。旗手是路易吉·卡普阿纳（Luigi Capuana, 1839—1915），他原是浪漫主义诗人，19世纪70年代开始写他口中的“现实诗歌”。卡普阿纳与同时代的文人一道，从历史转向现实，从烧炭党这样的浪漫化题材转向大众的现实生活。1890年，托斯卡纳地区作曲家彼得罗·马斯卡尼（Pietro Mascagni, 1863—1945）把维尔加的《乡村骑士》剧本改编为一部独幕歌剧。歌剧讲述了西西里岛一群农民的爱情故事，这与意大利歌剧惯常采用的历史或荒诞题材天差地别。《乡村骑士》常常与鲁杰罗·莱翁卡瓦洛（Ruggero Leoncavallo, 1857—1919）的独幕歌剧《丑角》同演，《丑角》首演于1892年。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 1813—1901）暮年时也顺势应时，不再采用浪漫主义题材，如根据大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改编的同名歌剧（1853）。威尔第创作的最后几部歌剧均取材于莎士比亚，如《奥赛罗》（1887）和《法尔斯塔夫》（1893）。以上两部歌剧均未采用典型的现实主义主题，但都摒弃了传统歌剧宣叙调与咏叹调交替出现的模式，改为一种延续流动的音乐风格，对话部分之后是歌唱。

威尔第的后继者公认是托斯卡纳的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1858—1924）。普契尼原是浪漫主义作曲家，也创作过一些歌剧，如根据亨利·米尔热1851年写的一本小说改编的《艺术家生涯》（1896）。此后他转向“真实主义”，创作了《托斯卡》（1900）。他的出版商称：“这就是我要的歌剧，没有离奇的夸张，没有精心设计的奇观剧情，也无须惯常的冗长音乐伴奏。”《蝴蝶夫人》（1904）和《西部女郎》（1910）两部歌剧的现实主义色彩更明显，讲述的故事或刚刚发生，或距今不久，而《托斯卡》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歌剧中现实主义的最极端代表恐怕是摩拉维亚作曲家莱奥什·雅纳切克（Leoš Janáček, 1854—1928），他创作的歌剧《耶奴发》（1904）讲述了摩拉维亚一个穷村子里弑婴和救赎的故事，该歌剧是使用白话随对话节奏演唱的最早几部歌剧之一。现实主义歌剧首演时，往往引发极大争议。例如，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1875）表现日常生活和工人阶层人物，令观众骇然，剧场内一片死寂。比才抱怨说：“我为他们写的这部作品，这些有产阶级一个字也看不懂。”演出《卡门》的剧场一半座位是空的。1876年热过很短一段时间后，该剧的不再在巴黎上演，直到1883年才恢复演出。1875年10月，《卡门》在维也纳上演时反响很好，不过演出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宣叙调取代了剧中的一部分对话，同时在第二幕中加了作曲家早先谱写的一段芭蕾舞曲。比才本人没能看到这场打了折扣的成功，当年6月，他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36岁。

众多国家内出现的现实主义思潮恰值文学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崛起，这绝非偶然。19世纪文学民族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记者出身的博莱斯瓦夫·普鲁斯［Bolesław Prus，亚历山大·格洛瓦茨基（Alexander Glowacki, 1847—1912）的笔名］写的小说《玩偶》（1890）。小说以界限分明的华沙为背景，描写了1848年和1863年波兰人理想的两次破灭。小说里的几位主角生活在一个由势利贵族阶层主宰的社会制度下，贵族不想采取革命行动把祖国从外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俄国作家尤其乐于描写1812年拿破仑的战败，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9）为代表。托尔斯泰本人说，这部作品“不是小说，也不是诗歌，更不是历史叙事”。这部宏著当然不仅仅是歌颂俄国人面对外敌入侵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精神，而是具有更深刻的含义，从小说对博罗季诺战役的描写中，看不到任何讴歌英雄壮举的影子。直到19世纪末甚至更晚，法国画家还屡屡把拿破仑战争作为绘画题材，正如意大利画家为意大利统一运动的胜利感到骄傲一样。左拉的小说《崩溃》（1892）控诉了色当战役（1870）期间法国高级军事将领的无能和普鲁士军队的残暴。在现实主义艺术领域，自称“巡回展览画派”的俄国画家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景画风格，既描绘风景如画的俄国乡村，又反映住在农村、靠务农为生的人的艰辛生活。1874—1879年，波希米亚作曲家贝德里赫·斯美塔纳（Bedřich Smetana, 1824—1884）创作了题为《我的祖国》的系列交响诗，以音乐形式描绘捷克的乡村，讲述捷克民族英雄和历史传说故事。德国画家安东·冯·维尔纳（Anton von Werner, 1843—1915）擅长从爱国主义角度画德意志统一时期的历史事件（由于他名气太大，竟摊到了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教德皇威廉二世画画）。

19世纪中叶，歌剧在意大利已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歌剧音乐被全国各地的乡村乐队演奏。爱国歌曲或可以被视为具有爱国性质的歌曲地位上升，成为近代民歌。这也是歌剧在意大利民族主义文化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的一个原因。艺术在19世纪早期受到严格控制，但依然传播了民族主义思想，深受大众喜爱的焦阿基诺·罗西尼创作的歌剧《阿尔及尔的意大利女郎》（1813）就是一例，剧中的意大利奴隶听到有人鼓动他们“胸怀祖国，为国尽忠；放眼意大利，英勇无畏的人再次出现”。维琴佐·贝利尼（Vincenzo Bellini, 1801—1835）的歌剧《诺尔玛》（1831）描写了高卢人反抗罗马人占领军的起义。威尔第的歌剧《纳布科》（1841）处处影射奥地利对意大利北部的占领，尤其是著名唱段《希伯来奴隶的合唱》。萨韦里奥·梅尔卡丹特（Saverio Mercadante, 1795—1870）创作的歌剧《豪拉提乌斯与库里提乌斯》（1846）已被今人遗忘，歌剧讲述了中世纪意大利人抗击德意志入侵者的故事。歌剧在帕尔马上演时，甚至引发了一场暴动，观众听到“我们发誓，要么解放祖国，要么为此捐躯”的歌词时，一起涌上街头，帕尔马大公仓皇出逃。瓦格纳把“德意志艺术”的胜利作为乐剧《纽伦堡的名歌手》（1868）的主题，他在剧中引用了源自中世纪的一个预言：“德意志人民和德意志帝国在外族统治下四分五裂，邪恶势力危害我们。”瓦格纳经常迸发文化上妄自尊大的狂热，在那之前3年，他说：“我是最纯粹的德意志人。我就是德意志精神。”

19世纪从始至终，民族主义精神贯穿俄国作曲家的作品。莫杰斯特·彼得罗维奇·穆索尔斯基（Modest Petrovich Mussorgsky, 1839—1881）希望自己的音乐“完全是俄国的产物，没有德国音乐的玄奥和俗套……扎根于本国土壤，靠吃俄国面包汲取养分”。穆索尔斯基在谱写的歌曲和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1873）的早期版本中，尝试再现俄语演讲的节奏和语调。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首演于1880年，乐曲结尾时，伴随大炮轰鸣响起雄壮的俄国国歌，庆祝俄国战胜拿破仑。亚历山大·鲍罗丁（Alexander Borodin, 1833—1887）创作的一部未完成歌剧《伊戈尔王子》为沙俄帝国吞并中亚地区辩护。19世纪后期，民族主义以使用民间歌曲的形式出现，比如斯美塔纳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1866）。歌剧以具有典型现实主义色彩的一个村子为背景，采用富里安特舞曲等捷克舞曲形式。安东宁·德沃夏克（Antonín Dvořák, 1841—1904）仿效斯美塔纳，在自己的作品中揉进了民歌，他的《斯拉夫舞曲》（1878—1886）把民歌曲调引入了音乐厅。芬兰作曲家让·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 1865—1957）把音乐创作与芬兰人民塑造民族特征、挣脱俄国统治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这体现在他的《卡累利亚组曲》（1893）等作品，尤其是《芬兰颂》（1899—1900）中。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 1857—1934）在他创作的《威风堂堂进行曲》第一组扉页上题了一句话：“在有老鹰翅膀徽记的旗帜下，我听到了整个民族行进的脚步声。”钢琴演奏家兼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兹（Isaac Albéniz, 1860—1909）在他创作的钢琴曲中，融入了弗拉曼柯舞曲旋律和西班牙民间音乐，如《西班牙组曲》（1890）和《伊比利亚》（1905—1909），他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吉他曲，吉他是最具西班牙色彩的乐器。挪威政府甚至给爱德华·格里格（Edvard Grieg, 1843—1907）颁发养老金，以表彰他的音乐为挪威民族认同形成所做出的贡献。不过，格里格越来越不喜欢也许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为易卜生1867年剧本《培尔·金特》谱写的配曲《在山魔王的宫殿里》，“因为它散发着牛屎味和膨胀的挪威民族主义”。

春之祭

浪漫主义日趋衰落后，标准的古典音乐形式复活，其实后者从来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业余音乐爱好者离不开古典音乐，钢琴乐和室内乐不愁没有市场。中产阶级走向富裕后，各地城市的自豪感越来越强。各地开始兴建专用音乐厅，比如阿伯丁音乐厅、莱比锡布商大厦音乐厅（1884）、阿姆斯特丹音乐厅（1888）、莱顿剧院（1891）和日内瓦的维多利亚音乐厅（1894）。对演奏大师的崇拜推动作曲家与演奏家合作，为后者谱写用于演奏的协奏曲，勃拉姆斯与匈牙利小提琴家约阿希姆·约瑟夫（Joseph Joachim, 1831—1907）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不过，勃拉姆斯常常对约阿希姆提出的演奏方面的意见置之不理，以至于有位评论家称，《小提琴协奏曲》（1878）与其说是为小提琴写的，不如说是为抵制小提琴而写的。1827年贝多芬去世后，交响曲沉寂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占据乐队演奏曲目单的中心。罗伯特·舒曼直到后期才开始写交响曲、协奏曲和室内乐。勃拉姆斯慑于前辈贝多芬的高大，用了20多年的时间谱写他的《第一交响曲》，他在该曲最后乐章的主题中，直接向他这位伟大前辈的《第九交响曲》致敬。交响曲成为体现音乐天才的最重要标志，这段时期后期的几位作曲家，如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 1824—1896）、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和西贝柳斯，几乎没有写过其他大型作品。作为其重要地位的标志，交响曲的演奏时间更长，乐队规模更大。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1892）和马勒的《第三交响曲》（1896）均长达一个半小时。交响乐需要庞大的乐队，有时还包括合唱队。马勒的《第八交响曲》（1910）因参加演出的人数众多，有“千人交响曲”之称。马勒与西贝柳斯有一段著名对话。马勒对西贝柳斯说：“交响曲必须和人世间一样，无所不包。”这位芬兰作曲家则强调，交响曲需要有“深刻的逻辑和内在联系”。西贝柳斯的交响曲比他这位奥地利同行的作品要短得多，结构也更紧凑。

这类作品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贝多芬，勃拉姆斯等作曲家还有意向贝多芬致敬。一如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勃拉姆斯的作品基本上采用传统音乐形式，比如他的弦乐四重奏、协奏曲、钢琴奏鸣曲和三重奏、合唱《德意志安魂曲》及古典体裁下的其他作品。然而，“新德国乐派”的提倡者把这一切贬斥为墨守成规。一些新的音乐形式被视为代表未来的音乐，如李斯特首创的交响诗和瓦格纳创作的乐剧，其风格自由，叙事和具象派艺术特征兼而有之。瓦格纳认为，乐剧是“完整的艺术作品”，演奏乐剧类似于举办神圣仪式，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帕西法尔》就是不折不扣的神圣仪式。1882年，这部歌剧在拜罗伊特剧院上演，1874—1876年，瓦格纳为演奏自己的歌剧而修建了这座剧院。爱德华·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 1825—1904）等评论家认为，音乐能唤起听众的情感，但音乐本身不能代表情感。瓦格纳抨击汉斯立克和赞成他观点的人是“一个音乐节欲团体”，惧怕情感的流露，对汉斯立克“优雅地掩盖自己犹太人血统”的做法嗤之以鼻。这场“浪漫主义成员之争”掩盖了一个事实：争论双方其实有很多共同点。勃拉姆斯私下称：“我是最出色的瓦格纳派分子。”勃拉姆斯的音乐常常引起极大争议，1859年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上演时，听众席上嘘声一片。气势磅礴的第一乐章和钢琴乐的姗姗来迟令听众感到怪异。瓦格纳和勃拉姆斯代表了晚期浪漫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有一种观点认为，瓦格纳拓展了和声范畴，将其推向半音体系，尤其是他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857—1859），但正如勋伯格后来所说，勃拉姆斯本人对调性的处理同样不失为一种创新。

瓦格纳派成员对“新音乐”的探索反映了他们对传统文化形式的日益不满。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传统文化形式反映在很多艺术领域中。在绘画领域，照相机开始颠覆现实主义和绘画艺术，迫使艺术家重新思考自己行当的性质。一批以克劳德·莫奈、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 1841—1919）、阿尔弗莱德·希斯莱（Alfred Sisley, 1839—1899）和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 1830—1903）为首的巴黎艺术家具有现实主义的诸多基本特征，尤其是对庸常生活的关注。在爱德华·马奈的影响下，他们冲破了古典学院派的传统模式，不再简单描绘静止的现实，而是记录下给观察者留下的往往转瞬即逝的印象。古典学院派每年举办的沙龙画展排斥他们的作品，他们于是在1863年成立了“落选作品沙龙”。后来，他们被人称为印象派画家，“印象派”一词源自对莫奈作品《日出：印象》（1872）的评论。印象派画家走出画室，深入原野乡村作画，以粗放的笔法和大胆的色彩记录下光色效果。莫奈甚至在同一天的不同时辰或同一年的不同季节数十遍地重复画同一主题，例如干草垛、滑铁卢桥和鲁昂大教堂，以表现它在不同光线、薄雾、浓雾、阴影下给观察者留下的印象。当时刚刚发明的彩色胶卷尚处于实验阶段，没有普及。通过使用生动变幻的颜色，印象派画家多了一种不同于摄影的选择。最初，公众对他们的作品冷嘲热讽，到19世纪末时，印象派画家已被社会广泛接受。

通过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 1862—1918）的作品，印象主义影响到音乐领域，但德彪西本人不承认自己的作品是“蠢人口中的‘印象主义’作品”，他表示“这一提法完全不准确”。德彪西摒弃了传统音乐形式，创作采用非传统和声和细腻音色的钢琴和管弦乐作品，以唤起薄雾、雨中花园、水面倒影、被淹没的教堂、阿纳卡普里群山等引发的情绪情感，他最长的管弦乐作品《大海》（1903—1905）就描绘了波涛以及波涛与风的对话。同是法国人的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 1875—1937）同样拒绝把自己的作品归类为印象主义，拉威尔创作了更多的抽象音乐。公平而论，他的几部作品可以算作印象主义作品，例如钢琴组曲《镜》（1905）。法国文学领域里的象征主义运动对德彪西的影响尤深。象征主义运动标志着与现实主义分道扬镳，转向灵性和梦幻。1886年，希腊出生的诗人让·莫雷亚斯（Jean Moréas, 1856—1910）在《象征主义宣言》中称，试图直接反映现实世界是徒劳的，如同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需要做的不是描绘“物象本身，而是描绘物象产生的效果”。在宣言上署名的三位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 1844—1896）和斯特凡·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既运用语言的含义，也用语言的声音来表达作品主题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德彪西和拉威尔的许多作品受象征主义诗人启发，尤其是德彪西为管弦乐队写的交响诗《牧神午后》（1894）和拉威尔为花腔女高音和室内合奏乐队写的《斯特凡·马拉美的三首诗》。

象征主义画派画家的作品保留了具象画派的内核，同时又把作品置于非具象背景下。德国画家弗朗茨·冯·施图克（Franz von Stuck, 1863—1928）的画作《罪孽》（1893）表现了一个从阴影中走出的裸女。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 1863—1944）因《呐喊》（1893）而扬名。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特（Gustav Klimt, 1862—1918）的《犹滴与荷罗孚尼之头》（1901）表现了一个性感的半裸女人，她被拜占庭式的金饰包围。克林姆特在画作中渲染外表装饰之时，19世纪90年代装饰艺术领域内的“新艺术”运动（又名“青年风格”运动）方兴未艾，其特点是弯曲的线条、抛物线和艺术风格的字体。挪威奥勒松市内建筑的装饰显然体现了这一新风格，1904年，该市毁于一场大火，3年后，该市重建。新建的匈牙利佩斯市内的诸多建筑也是一样。俄国作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lok, 1880—1921）和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原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Boris Nikolaevich Bugaev），1880—1934］把声音引发图像联想的方法和实验性韵律引入自己的诗作。象征主义派艺术家不仅抵制现实主义派绘画，还抵制把艺术当作民族主义工具的做法。他们提出，艺术完全自立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之外。用左拉的话说，法国作家若利斯—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 1848—1907）的小说《逆流》（1884）给予现实主义“重重一击”。这部小说里的作为，或者说不作为，发生在一个幻觉世界里，在这一世界里，想象的事情比现实生活更现实。奥斯卡·王尔德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0）里的主人公生活放荡无度，他的画像因此变得丑陋，而他本人却容貌依旧，岁月和罪孽行径没有在脸上留下任何痕迹。19世纪90年代倡导唯美主义的王尔德等人认为，应该只为艺术追求艺术，不应有任何其他目的。

以上潮流为艺术与具象派分道扬镳、斩断与过去几百年的传统风格的纽带铺平了道路。1910年，英国画家兼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ry, 1866—1934）为伦敦展出的保罗·高更、文森特·凡·高及其他画家的作品创造了“后印象派”一词。参展画作背离了印象派的细微风格，在用色上越来越随心所欲，使用鲜明的颜色作画。高更笔下赤道以南太平洋热带诸岛生活图景，如《死者的幽灵在注视》（1892），还有凡·高《星夜》（1889）里的螺旋状云彩，不是用颜色表现绘画对象，而是用颜色来解释对象的情感。另一位知名画家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在背离具象主义传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以几何图形的象征手法表现自然风景。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的绘画比塞尚有过之而无不及，颜料与绘画对象的自然颜色毫无相似之处，例如，《戴帽子的女人》（1905）这幅画中，端坐的女性的鼻子和额头被涂上了绿色。安德烈·德朗（André Derain, 1880—1954）的《查令十字桥》（1906）用的是刺眼的绿、蓝、红、黄。一名评论家把马蒂斯和德朗的作品比作野兽，于是他们被人称为“野兽派”画家。德国也有与他们风格相似的作品。1905年，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 1880—1938）和一些人在德累斯顿组成一个团体，起名“桥社”，其成员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抒发艺术家的内在创作欲望，因此被冠以“表现主义”之名。一个名叫“青骑士”的团体更为激进，1911年，该社在慕尼黑成立，名字取自弗朗茨·马尔克（Franz Marc, 1880—1916）的画作《蓝马》。蓝马的背景是红、黄、紫、蓝几种颜色交织的山丘。

1912年，伦敦第二次举办后印象主义画派展览期间，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 1881—1964）评论道：“我们已经不再问这幅画象征什么，而是问：我们对这幅画有什么感受？”他的这番话同样适用于那一时代视觉艺术领域内的其他潮流。青骑士社的另一位成员、旅居海外的俄国人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康定斯基（Wassily Wassilyevich Kandinsky, 1866—1944）创作了最早的纯抽象作品，如《方块与同心圆》（1913），从颜色到形式都斩断了与具象艺术风格的联系。巴黎“立体派”画家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和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把画面分解为一组复杂的几何图案，从不同角度表现被画对象。他们用单一的浅淡颜色，通常是灰色或褐色，取代野兽派使用的鲜明色彩。画中依然可以看出被画对象，但完全被打碎，像是万花筒，布拉克的《小提琴与烛台》（1910）就是一例。1912年，立体派画家开始用拼贴方式彻底抹掉景深感和透视感，比如毕加索的《玻璃杯和苏士酒瓶》（1912），画布上贴着报纸碎片，看上去与被画对象毫不沾边。以上潮流的影响很快波及欧洲各地，产生了一批作品，包括捷克画家弗朗齐歇克·库普卡（František Kupka, 1871—1957）的《无定形：两种颜色的赋格》（1912）、意大利未来主义派画家贾科莫·巴拉（Giacomo Balla, 1871—1958）的《抽象速度和声音》。未来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最后15年里涌现出的众多团体和运动中的一个，开创人是诗人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1876—1944）。1909年，马里内蒂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热情洋溢地描述了由机器、冲突和侵略主导的未来世界。他写道：“我们要歌颂战争——清洁世界的唯一手段。我们要赞美军国主义、爱国主义、自由创造者的毁灭姿态。我们歌颂值得为之献身的美好理想。我们称赞一切蔑视女人的言行。”未来主义力求捕捉《宣言》描述的这一世界的喧嚣、运动及其他特征。

未来主义派对机器的崇拜与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复兴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成为打造民族文化努力的一部分。挪威民俗博物馆创建人汉斯·奥尔（Hans Aall, 1869—1946）称，他的收藏宗旨是提醒国人，“最重要的是，我们同属一个民族……我们是挪威人”。19世纪末，诸如英国民歌协会这样的组织纷纷出现，拉尔夫·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 1872—1958）等音乐家开始用蜡筒留声机录下一些老年男女歌手演唱的传统乡村民歌。这一切听上去无伤大雅。人们脑海里浮现出以下图景：脚穿凉鞋、一身粗布衫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探寻另一种生活方式，以求摆脱工业化社会生产的产品和城市生活，重新拾回传统民俗艺术的自然简朴技能和风格。这恰恰是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创始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受约翰·拉斯金的影响想做的事，也是一个名叫“制造同盟”的德国组织追求的目标。1904年，制造同盟的核心人物、建筑师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 1861—1927）发表了体现“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精神的三卷本著作《英格兰的住宅》。在奥地利和瑞士，1912年和1913年间也出现了类似组织。这些组织抨击工业资本主义，开展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左翼色彩。

然而，重拾“原始”民俗文化有引起分裂的一面。欧洲帝国巩固了它们在非洲和亚洲建立的殖民地后，非洲的艺术品输入了欧洲，比如贝宁的青铜器。探索现实主义之外道路的艺术家看到这些艺术作品后如醉如痴。1907年，毕加索在巴黎参观了一个非洲艺术展，此后开始尝试把非洲艺术风格融入自己的作品，尤其是油画《阿维尼翁少女》（1907），毕加索在二维平面上描绘了一群妓女，其中两人戴非洲面具，这幅作品标志着他走向立体主义的一个重要阶段。“原始主义”一词很快被用来指这一类作品，而且不仅限于视觉艺术。在音乐领域，作曲家发现，民歌的和声和旋律与欧洲古典音乐的和声和旋律常常极为不同。像沃恩·威廉斯一样，作曲家巴托克·贝拉（Béla Bartók, 1881—1945）游走乡间，四处采集民歌。在他们之前，一些古典作曲家也用民歌，但他们修改了民歌旋律，去掉了民歌和声的野味，磨掉了民歌的棱角。巴托克反其道而行之，把民歌融入自己的作品时，保留了民歌的原汁原味。

其他作曲家也开始冲击已被瓦格纳拓宽的调性界限，最终完全冲破界限。阿诺德·勋伯格因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开始创作无调性音乐。他的妻子与画家里夏德·格斯特尔（Richard Gerstl, 1883—1908）偷情，她返回丈夫身边后，格斯特尔自杀身亡。勋伯格在《第二弦乐四重奏》（1908）和声乐套曲《空中花园篇》（1908—1909）中，斩断了传统调性对音乐的束缚。他创作无调性“情节剧”《月光下的皮埃罗》（1912）时，为了弥补损失的和声而精心采用了一些技法，在一个小型室内乐团的伴奏下，一位女高音演员唱诵了诗歌。勋伯格表示，他的音乐“不是构建的，而是自然表达的”，不带任何格式化的拖沓情感。他的两大弟子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 1885—1935）和重视细节的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 1883—1945）效法老师创作无调性音乐。不过，其他作曲家在作品中保留了调性，只是对华美的和声和音乐的过度浪漫主义色彩加以抵制，深受大众喜爱的《玫瑰骑士》（1911）就是这样。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 1864—1949）的这部歌剧没有了他早期歌剧《莎乐美》（1905）和《厄勒克特拉》（1909）对不谐和音的不时运用，而是表达了更传统的晚期浪漫主义风格。西贝柳斯说，自己创作晦暗、简洁、充满不谐和音的《第四交响曲》，就是为了“抗议时下的音乐”——他指的是施特劳斯，而不是勋伯格。西贝柳斯补充说，这部交响曲与晚期浪漫主义风格不同，“没有一丝一毫的马戏杂耍成分”。

现代主义音乐在歌剧院和音乐厅频频遭到听众的抗议，有时听众反应强烈。1913年3月31日，维也纳上演勋伯格、贝尔格和韦伯恩的作品时发生了打斗，警察赶到现场，音乐会提前收场。之后法庭开庭审理音乐会组织者挥拳殴打抗议者一案。事件目击者、轻歌剧作曲家奥斯卡·施特劳斯（Oscar Straus, 1870—1954）辛辣地评论说，那一记拳头是当晚听到的最谐和的声音。1913年5月29日，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春之祭》在香榭丽舍剧场首演，掀起了一场更大的风波。此前斯特拉文斯基已为富有魄力的谢尔盖·帕夫洛维奇·季阿吉列夫（Sergei Pavlovich Diaghilev, 1872—1929）和他领导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写了两部大获成功的芭蕾舞剧。第一部芭蕾舞剧《火鸟》（1910）一举奠定了斯特拉文斯基在巴黎音乐界的新秀地位，第二部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1910—1911）更受欢迎，虽然剧中使用了双调性，即两个声部有不同的主音且相互冲突，而且斯特拉文斯基不顾季阿吉列夫的反对，拒绝用传统和声解决结尾。《春之祭》刚开场，座无虚席的剧场内就有一伙人狂笑喝倒彩，遭到与之对立的另一伙人的怒斥。不一会儿，舞台上的演员已听不见乐池里管弦乐团演奏的音乐了。乐团指挥皮埃尔·蒙特（Pierre Monteux, 1875—1964）后来回忆，闹事者“把能扔的东西纷纷掷向乐池”。从乐池里传出了不谐和的乐句和刺耳的和弦，伴随着震撼、不规则、重复的律动，舞蹈演员表演异教仪式，使劲用脚跺地，剧情是一个年轻姑娘在舞蹈旋转中倒地身亡，观众陷入疯狂。一名观众回忆，后排的一个男子“开始有节奏地用拳头敲击我的脑壳”，男子本人如痴如狂，一时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一名伯爵夫人从座位上站起，冕状头饰歪斜，怒喝道：“我活了六十年，这还是头一回有人胆敢嘲笑我！”两拨人对骂，至少有一人提出决斗。在震耳的口哨声和喧叫声中，剧场的灯亮了，40余名闹事者被逐出剧场，演员在一团混乱中继续演出，一直坚持到终场。

次日，各家报纸无一例外从负面角度报道这场演出，称音乐和舞蹈“野蛮”，俄罗斯芭蕾舞团应该卷铺盖回俄国。斯特拉文斯基后来说，音乐不过是音符的抽象组合，只能表达自身，任何其他内容都无法表达。然而《春之祭》唤起的无法抑制的强大情感证明，他的说法不实。原始风格的音乐，把音乐置于异教而不是基督教背景下，外加使用彼此冲突的多重节奏和多重调性，所有这一切冲破了欧洲文化的平滑表层，意在搅动和打破现状，对创作动听音乐的浪漫主义晚期作曲家提出挑战，后者包括卡米耶·圣—桑（Camille Saint-Saëns, 1835—1921）、加布里埃尔·福雷（Gabriel Fauré, 1845—1924），以及年轻得多的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马尼诺夫（Sergei Vasilievich Rachmaninov, 1873—1943）。1914年，英国作曲家古斯塔夫·冯·霍尔斯特（Gustav von Holst, 1874—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去掉了名字里的“冯”字）写下了《火星，战争使者》，其中反复出现的震耳和弦、刺耳的不谐和音和沉重的鼓点似乎预示了战前歌舞升平世界的终结。此前，受到现代主义画家、作家和作曲家冲击的战前世界已开始动摇。称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野蛮”的评论家不仅对其音乐不满，而且对编舞背离古典芭蕾舞的服饰、舞蹈风格和设计不满。香榭丽舍剧场爆发骚乱仅仅一年后，一场世界大战爆发。真正的野蛮将横扫欧洲各国。

第七章

民主的挑战

最后的边疆

一批广为人知的新闻图片反映了20世纪早期的英国社会状况，其中一张上有个体态娇小、衣着考究的妇女。1914年5月21日，她被一个头戴警帽、高大结实的警官抱起，带离白金汉宫入口处。她双脚离地，嘴巴张开，不知是在抗议还是在喊痛。她叫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 1858—1928），一直试图向国王乔治五世递交一份赋予妇女选举权的请愿书。埃米琳任何时候都衣着得体，她的一个女儿评论说：“母亲一向认为，姣好容貌和得体穿着是从事公职的必要条件。”此前埃米琳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积极奔走，投身往往属于非法的运动，为此多次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一次，她被警察带到了霍洛韦女子监狱。埃米琳总爱说，她命中注定是革命者，因为她出生在巴士底日这一天。其实她的生日是1858年7月15日，比巴士底日晚一天。她非常喜欢卡莱尔写的法国大革命史（一次她说，这本书“激励了我一生”）。埃米琳的家族毫无疑问具有政治传统。她爷爷目睹了1819年的“彼得卢惨案”，奶奶积极参加了反谷物法同盟的活动（1838—1846），父亲是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个殷实商人，在美国参加过废奴运动。埃米琳年幼时，父亲给她念过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抨击奴隶制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如同19世纪众多政治领域，在解放奴隶问题上使用的语言也用于争取解放其他社会群体的活动，这一次是解放妇女。

埃米琳的父母都支持赋予妇女选举权。她母亲订阅了莉迪娅·贝克尔（Lydia Becker, 1827—1890）主编的《妇女选举权杂志》。贝克尔女士也是曼彻斯特人，1867年创立了“妇女选举权全国协会”，同时积极推动教育委员会接纳妇女成员。1870年，贝克尔当选为曼彻斯特教育委员会委员。1874年，埃米琳参加了贝克尔召开的一次会议，后来她写道：“我离开会场时，已成为自觉坚定支持妇女选举权的人。”1878年，她认识了理查德·潘克赫斯特（Richard Pankhurst, 1834—1898），一名比她大24岁的支持妇女选举权律师。埃米琳提议两人自由同居，潘克赫斯特不同意，担心这样做会遭到社会孤立，至少埃米琳会如此。两人于1879年结婚，1886年迁居伦敦，埃米琳为他生了5个孩子。1889年，他们举家搬迁到布鲁姆斯伯里市，住在罗素广场附近，这里已成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积极分子的中心，其中还有美国知名人士哈丽雅特·斯坦顿·布拉奇（Harriet Stanton Blatch, 1856—1940）。1889年，埃米琳与丈夫创立了“妇女选举权同盟”，积极争取妇女参加地方选举的权利。然而没过多久，同盟就因在工联主义和爱尔兰地方自治等问题上产生分裂而解散。埃米琳对妇女选举权运动停滞不前深感失望。1903年，她和女儿克丽丝特布尔（Christabel, 1880—1958）及其他四人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开始招募支持者，尤其是在兰开夏郡。该同盟发行一份时事通讯，组织请愿，举行集会。1905年5月，赋予妇女选举权的法案被议会下院封杀，埃米琳及其支持者在下院外面大喊大叫，抗议下院阻挠法案通过。

这次抗议活动引起社会对她们这个组织的注意。埃米琳似乎认为，这标志着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已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每日邮报》称其成员为“争取妇女选举权女子”。同盟成员采取的手法越来越大胆。1908年2月，埃米琳试图进入议会，向首相阿斯奎斯递交一份抗议书，结果被捕，在滋事罪名下被判监禁6周，她入狱后名声大噪。1909年6月，她为了确保警方再次逮捕她，扇了一个警官两个耳光。埃米琳开展的运动在社会上获得广泛支持。1908年6月21日，25万到50万人参加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在伦敦海德公园组织的一次户外集会。阿斯奎斯政府对这次集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争取妇女选举权女子的举动于是愈加激烈。有两人向唐宁街首相官邸的窗子投掷石块（当时官邸入口处没有设置路障），与此同时，其他成员打碎了伦敦西区店铺的玻璃。她们被逮捕投入霍洛韦女子监狱后，包括埃米琳在内的14人绝食，抗议监狱里的恶劣条件。狱方于是强使囚犯进食，用钢夹钳把她们的嘴撑开，再把饲管塞进喉咙里，过程极为痛苦。埃米琳手持一个大陶罐自卫，才不至于被强制喂食。她写道：“霍洛韦已成为一个恐怖和酷刑之地，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事件几乎每日层出不穷。医生奔走于囚室之间，履行自己可怕的职责。”

1913年，政府颁布了《病囚暂释法》，争取妇女选举权女子称之为“猫鼠法”。根据这一法规，狱囚，包括埃米琳，可以因绝食造成身体虚弱而被释放出狱，待狱囚身体有所恢复后，再送回监狱服完刑期。与此同时，警察对付争取妇女选举权女子示威时粗暴至极。埃米琳聘请了一批女子保镖，人人受过柔道训练，手持棍棒。她的追随者对建筑物的袭击变本加厉，企图放火焚烧首相准备前去发表讲话的都柏林王家剧院，但未成功。她们向阿斯奎斯乘坐的马车投掷一把斧头，放火焚烧邮箱，烧毁了摄政公园里的一个亭子、王家植物园里面的兰花房和停在国王诺顿车站的数节空车厢。支持妇女选举权的加拿大女子玛丽·理查森（Mary Richardson, 1882/3—1961）炸掉一个火车站，打碎内政部大楼的窗子。1914年3月，她在国立美术馆用刀子划破迭戈·委拉斯凯兹（Diego Velázquez, 1599—1660）的画作《镜前的维纳斯》，称：“我想毁掉神话史上绝代佳人的画像，以抗议政府迫害潘克赫斯特女士。她是当代第一佳人。”其他支持妇女选举权女子把硫酸泼洒在高尔夫球场，在地上烧出“给妇女选举权”的口号，并袭击一些政治家。埃米莉·怀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 1872—1913）有纵火前科，还袭击过一个她误认为是财政大臣的男子。1913年6月4日，她在埃普瑟姆德比赛马会上冲到国王马前，很可能是想把一条标语系在马身上，旋即被按倒在地。几天后，她因伤重不治去世，成为第一个为支持妇女选举权捐躯的女子。

这种“制造骇人事件”的运动在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内部造成严重分歧。埃米琳为压制不同意见，取消了每年召开的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年会，剥夺成员表达反对意见的权利。以她为首、包括她女儿克丽丝特布尔在内的一小伙人把持了决策权。埃米琳称，妇女选举权运动成员是“一支野战军”，与民主不相干。1907年，几名重要成员已退出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组建了“妇女自由同盟”，其成员人数很快超过埃米琳的组织。妇女自由同盟的活动仅限于非暴力的消极抗争。妇女社会政治同盟还不分青红皂白开除了一些成员，包括埃米琳的两个女儿西尔维娅和阿黛尔，埃米琳认为，这些人和社会主义运动走得太近。有人认为，妇女选举权运动成员动辄诉诸暴力和对民主的蔑视也许是法西斯主义手段的前兆。但不要忘记，她们的暴力行为几乎全部针对男性社会的物质象征（如高尔夫球场）。她们和法西斯成员不同，从未认真策划过杀害或伤害个人。毫无疑问，妇女选举权事业因为她们才广为人知，但同时代的一些人认为，她们的暴力手段和极端主义把政府逼到墙角，更难支持赋予妇女选举权。

持这一观点的同代人中，不乏赞成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温和人士。19世纪末，这一过程曲折的事业已颇有时日。1869年，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发表了《妇女的屈从地位》一文，这是最具影响力的宣传女权的文章之一。19世纪30年代初，密尔与知识分子哈丽雅特·泰勒（Harriet Taylor, 1807—1858）结为密友，当时泰勒已与丈夫分手。她丈夫去世两年后，1851年她与密尔结婚。从密尔写的这篇文章中，明显能看出她对密尔的影响。文章把妇女解放诠释为“消除对妇女的种种限制，承认妇女与男子享有公民的一切平等权利，对妇女开放一切体面的职业以及培养在这些行业就业的培训教育机构”，废止“法律给予丈夫的操控妻子的过度权力”。密尔并不认为妇女在所有领域与男子具有同等能力，但他认为，不让妇女试一试自己是否具有这种能力是不对的。如果妇女在某一领域不如男子，自由竞争会证明这一点，无须设置法律障碍。密尔认为，妇女在法律和社会上受到排斥，无法参与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公共生活导致社会失去了一半成员的才干，对社会危害极大。不过，密尔认为，只应给予中产阶级妇女平等权利，无产阶级妇女不包括在内。他写道：“我认为，在家庭经济来源不是靠财产，而是靠薪酬的情况下，现在常见的男人在外挣钱、妻子在内持家的安排总的来说似乎是两个群体之间最合适的分工。”

密尔的这篇文章很快被翻译成丹麦语、法语、德语和瑞典语。1870年时，俄国女权主义者已经在围绕它展开辩论了。1866—1867年，正当英国辩论第二次改革法案时，已是议会议员的密尔在下院发言，支持给予妇女选举权，这是首次在议会提出这一要求。1859年成立的促进妇女就业协会表态支持密尔。1867年，莉迪娅·贝克尔成立了妇女选举权全国协会，但新成立的这一组织未能得到格莱斯顿和其他著名自由派人士的支持，影响日衰。直到19世纪80年代约瑟芬·巴特勒发起废除《传染病法》运动后，该组织才再次东山再起。很多人认为，如果妇女有选举权的话，这一运动的胜利会来得更快。1897年，立场温和的妇女选举权运动结束了内部派系纷争，统一在“妇女选举权全国同盟”（下面简称“全国同盟”）旗帜下，领导人是米莉森特·加勒特·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 1847—1929），她的姐姐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领导了争取妇女从医权利运动。“全国同盟”召开会议，发行宣传册子和杂志，宣传给予妇女选举权。1907年，该同盟在伦敦市中心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英国议会下院现在已赞成给予妇女选举权，尤其是1886年和1897年相关立法提案在下院辩论期间，但议会上院依然抵制。在妇女参政运动女积极分子的宣传鼓动下，“全国同盟”声势越来越大，成员人数远远超过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1913年达到5万人，而后者成员仅200余人。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全国同盟”开展的运动一如支持妇女选举权女子的运动，成功希望渺茫。

法国自由女权主义运动遇到的阻力与英国的情况很不一样。共和派政治家大力推动改善妇女教育，认为这会促使妇女脱离教会，但他们始终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认为这样做会加强君主主义者势力，削弱共和国。教会里的保守派对给予妇女任何个人权利的想法深怀戒心。不无讽刺的是，妇女笃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会为妇女提供了家庭以外的少数活动场所之一，妇女可以在这里积极开展活动，无须面对男人的敌视。不过在1876年，法国也掀起了一场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到1883年，该运动已提出了广泛的女权主义主张，包括在法律、教育、就业、薪酬和选举上实现男女平等。早在1885年，女权运动领导人于贝蒂娜·奥克莱尔就组织了支持妇女选举权的街头示威活动，还在当年大选同一时间举行了一次“影子选举”，15位妇女竞选，在社会上广为传扬，但她们未能进入议会。

1904年《拿破仑法典》一百周年之际，奥克莱尔在巴黎发动了一连串女权主义示威游行，当众撕毁这一著名文献的副本。她的同伴设法钻入百年庆典官方宴会的一个阳台，释放了一批巨大的气球，上面写着：“《拿破仑法典》压迫妇女。《拿破仑法典》令共和国蒙羞。”出席宴会的人目瞪口呆。1907年，奥克莱尔再次在巴黎市内发起游行示威。翌年，她与20名支持者闯入议会大厅，向政客散发传单。她最出名的抗议举动也发生在同一年。巴黎市长选举期间，奥克莱尔和一个同伴走进一个投票站，掀翻投票箱，抗议剥夺妇女选举权，她因此名扬法国，但没赢得多少支持者。1913年，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拥有1万名会员，但大多数人属于下属的不同组织，如各种节欲团体和妇女工会。即使是1914年7月一次规模空前的女权主义游行，也只有6 000人参加，与伦敦数万人参加的支持妇女选举权集会不可同日而语。法国反对女权主义者的各方势力过于强大，那里的女权主义者要一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后，才能看到妇女被赋予选举权。

英国以外的规模最大的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发生在德国。与法国女权主义者的情况不同，德国的女权主义者没有她们最明显的政治盟友对她们抱有敌意的问题。但这些盟友，即进步党人，既没有英国自由党人或法国共和派人数上的优势，也不具有它们左右政治的能力。1893年世界博览会期间，在芝加哥举行了国际女权主义者大会。德国女权主义者在会上同意建立一个新的总组织——“德意志妇女协会联盟”。翌年，该组织正式成立，截至1914年，会员人数达到25万人。在该组织内部及其边缘地带，出现了女演员玛丽·施特里特（Marie Stritt, 1855—1928）领导的一个激进派别。施特里特的父亲是律师和帝国议会议员。该激进派别的成员宣传反对政府管制色情业，对警察提出诉讼，组织公开集会。此类激进活动促使帝国议会首次认真辩论妇女选举权问题。在警察的打压下，激进运动毫无进展。1902年，律师安妮塔·奥格斯堡（Anita Augspurg, 1857—1943）和伙伴莉达·古斯塔瓦·海曼（Lida Gustava Heymann, 1868—1943）在汉堡创立了“德意志妇女选举权同盟”。汉堡的情况很特殊，当地妇女参加政治集会不违法。女权主义者海伦妮·施特克（Helene Stöcker, 1869—1943）崇尚尼采提出的个人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学说，主张给予未婚母亲和私生子平等法律地位，免费发放避孕工具，使堕胎及其他措施合法化。这一切撼动了资产阶级的传统道德观念，令女权主义运动中的温和派无法接受，她们借1908年妇女参加政治活动合法化之机，在德意志妇女协会联盟内接纳了众多右翼新教组织，反对堕胎合法化建议。施特克愤而辞职，表示抗议。取代她的是一个远比她保守的人物——历史小说家兼记者格特鲁德·博伊默（Gertrud Bäumer, 1873—1954）。

1908—1914年，女权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别陷入内讧，四分五裂。施特克的“新道德”运动难以自圆其说。同时，就重点应该是开办妇女诊所等福利举措，还是开展争取妇女权利的政治运动，运动内部争执不休。争论双方相互攻击，称对方为了赢得选票而与执行委员会的一些男委员上床，结果引发了至少7起耸人听闻的诽谤案，闹得沸沸扬扬，这对“新道德”运动而言很难说是什么光彩的事。在妇女应该争取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还是争取成人普选权的问题上，争取妇女选举权组织分裂成为三个对立派别。前者意味着接受普鲁士实行的财产资格选举权，从而剥夺数百万名工人阶级妇女的选举权；后者意味着与主张普鲁士所有成年男子和妇女都有选举权的社会主义者结盟。女权主义者还日益受到右翼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敌视，后者抨击她们破坏家庭。为此，女权主义者不再宣扬实现妇女经济和职业独立，改为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女权主义运动中越来越多的女性社会工作者中，有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她们认为，妇女的首要作用是生儿育女，保证子女健康成长。与此同时，女权和平主义者，如奥格斯堡、海曼和施特克，在女权主义运动内外受到民族主义者围攻，政治上越发边缘化。德国的女权主义运动貌似强大，但指导思想不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该运动处于虚弱和分裂状态。

1908年以前，德国妇女开展政治活动始终受到法律限制，而在俄国，妇女政治活动几乎不存在。1905年革命期间，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了《十月宣言》，许诺推行广泛改革，但对妇女解放只字不提，令俄国女权主义者愤怒不已。她们成立了“争取妇女平等权利全俄同盟”，截至1907年，成员人数已达1.2万人，成员们积极开展活动，争取妇女选举权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该同盟与温和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关系密切，同时隶属于“工会总联合会”，后者是1905年革命期间出现的由中产阶级白领团体建立的组织。工会总联合会宣布：“争取妇女权利斗争与争取俄国政治解放斗争紧密相连。”它起草了给政治家和俄国议会议员的请愿书，同时得到了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支持。女权主义者向议会递交请愿表前，大规模邮寄请愿表，同时在各家杂志上刊登，或在街头散发，请路人签名。有份请愿书得到了超过2.6万人的签名。工会总联合会派代表出席了1906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妇女选举权国际联盟”（1902年由美英两国争取妇女选举权者创立）大会。1908年，工会总联合会召开了全俄妇女代表大会，1 00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讨论了广泛的问题，俄国社会女权主义的元老安娜·帕夫洛夫娜·菲洛索弗娃（Anna Pavlovna Filosofova, 1837—1912）主持了这次大会。

然而，会议因社会主义派妇女的干扰多次中断。她们打断“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发言，用脚跺地板，扮鬼脸，称政治权利与一贫如洗的工人阶级妇女毫不沾边。主持会议的人在主席台上怒喝：“我们不想听你们讲话！”社会主义派妇女中途退场以示抗议。右翼方面，俄国议会议员建议，女权主义者需要去诊所检查自己精神是否正常，一名议员甚至称她们是“娼妓”，菲洛索弗娃听到后潸然泪下。在警察不断打压下，1908年，工会总联合会解体。女权主义者随即成立了一个“争取妇女平等同盟”，比工会总联合会更精简，组织得更好。争取妇女平等同盟再次把重点放在向俄国议会请愿、呼吁给予妇女选举权上。1912年，该同盟得到40名议员的支持。翌年，自由派领导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Pavel Nikolayevich Milyukov, 1859—1943）向议会提出一份男女普选权提案，他早期曾在一个女子学院执教。他介绍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条款时，右翼议员哄堂大笑。最终表决结果是206票反对，106票赞成，提案被否决。这标志着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终结。女权主义运动失去了支持，人数下降到仅数千人，绝大多数是职业妇女，尤以医生为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几年，俄国民主和议会机构不断受到遏制，殃及女权主义运动。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女权主义者通过建立全球性组织增强了自身力量，此类组织包括“国际妇女理事会”（1888）、妇女选举权国际联盟等等。到了1914年，女权主义者至少使妇女选举权问题成为政治家无法忽视的问题。决定妇女选举权运动命运的最重要因素是民族主义。1914年时，德国的民族主义组织已带有浓重的专制主义、大男子主义和咄咄逼人色彩，有时还含有反犹思想。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德意志反对妇女解放同盟”，它称德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受犹太妇女操控，这一指控纯系子虚乌有。不过，匈牙利女权主义运动的确是这样，因为该国人数不多的城市中产阶级成员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农村乡绅阶层主导的匈牙利民族主义反映在社会问题上，观点同样保守。大多数政党反对“女权主义者协会”积极开展的宣传活动。1904年，格吕克利希·维尔玛（Vilma Glücklich, 1872—1927）和施维默·罗西卡（Rosika Schwimmer, 1877—1948）一起创办了该协会。格吕克利希是匈牙利首位被大学录取的妇女。施维默是和平主义者，也是德国激进女权主义者安妮塔·奥格斯堡和莉达·古斯塔瓦·海曼的挚友。1913年，格吕克利希和施维默在布达佩斯共同主持召开了妇女选举权国际联盟第七届代表大会。她们在匈牙利开展了种种宣传运动，包括在1912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示威，参加者达万余人，她们还散发布告和传单，给议员拍电报，在讲演场所就妇女选举权问题质问参选的候选人。然而，匈牙利女权主义运动未能赢得本国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后者对领导运动的犹太人有戒心，而且反对女权运动在国际政治上奉行的和平主义立场。

不过，民族主义也有可能支持赋予妇女权利。很多国家的女权主义者把教育作为重点，提出必须向妇女灌输民族价值观和理想，让她们将其传授给孩子。这一观点极大地推动了波希米亚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在该运动提交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是在奥地利女权运动请愿书上签名人数的4倍。她们的观点得到了捷克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支持，后者坚信，捷克妇女需要教孩子捷克语，而不是德语。捷克妇女选举权运动是从1905—1906年一场争取男子普选权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分化出来的。在此期间，弗兰齐什卡·普拉明科娃（Františka Plamínková, 1875—1942）创建了“妇女选举权委员会”，提出妇女选举权问题超越政治。1909年，妇女选举权委员会正式要求除英语、法语和德语外，把捷克语列为妇女选举权国际联盟的第四种正式语言（但无果而终），显示了对民族主义事业的支持。在哈布斯堡帝国内，妇女事业得到了捷克民族主义领导人托马什·加里格·马萨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 1850—1937）的坚决支持。马萨里克一次去莱比锡，结识了美国女子夏洛特·加里格（Charlotte Garrigue, 1850—1923），两人结为伉俪，可以说马萨里克是在妻子影响下成为女权事业的坚定支持者的。捷克各政党均接受赋予妇女选举权原则，推出妇女候选人竞选波希米亚议会席位，只是妇女没有希望当选为议会议员（当选的唯一一位女候选人被哈布斯堡王朝任命的总督否决）。

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相辅相成最成功的例子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自1814年起，挪威一直处于瑞典统治之下。在挪威激进自由党内，主张完全脱离瑞典的成员支持赋予妇女选举权。1893年时，该党在具有自治地位的国家议会中已占多数席位，但还没有达到修改宪法所需的2/3多数。翌年，一份要求给予妇女公民权的请愿书得到1.2万人的签名。1895年，教师兼记者吉娜·克罗格（Gina Krog, 1847—1916）成立了“妇女选举权全国协会”。1880年，她在伦敦结识了福西特。克罗格领导的协会积极开展争取妇女选举权活动，1901年为妇女赢得城市选举权。正当欧洲列强的注意力转向1905年俄国革命时，瑞典和挪威政府之间就后者是否有权自行任命领事问题发生争执。双方经过谈判，挪威完全获得独立。一位丹麦亲王被选作挪威国王，即哈康七世（Haakon VII, 1872—1957）。1907年，新宪法给予有财产妇女有限选举权。1913年，一个左翼自由派政府实现了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普选权。

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在芬兰产生的影响更大。芬兰虽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但依然保留了自己的政治体制，包括沿袭下来的封建等级会议（有代表权的不同社会等级）。随着民族主义的日益高涨，芬兰人民积极争取芬兰语与瑞典语的平等地位。一场女权主义运动随之产生，其核心是一个读书团体，讨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一文。1884年，芬兰人赢得了语言平等。女权主义者指出妇女在“用本国语言教育孩子”上所起的关键作用。1872年时，芬兰妇女已获得参加城市选举的权利。20年后，卢奇娜·哈格曼（Lucina Hagman, 1853—1946）成立了“妇女协会联合会”，为完全实现政治平等而斗争。哈格曼是小学教师，还教过作曲家西贝柳斯。政治压迫加上沙皇当局推行的俄罗斯化促使芬兰各派民族主义者团结在一起。1905年沙皇在俄罗斯帝国境内放开公民自由后，一个国家立法机构取代了封建等级会议制度。1906年，立法机构宣布实行成人男女普选权。沙皇待危机过去后收回了自己的否决权，1910年时，俄国政府再度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由于芬兰议会中已有女议员，因此1909年芬兰宪法中依然加入了平等权利条款，但直到1917年，这些条款才完全生效。

1914年时，欧洲各地的女权主义运动均把争取选举权作为首要目标。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她们的诉求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国际舆论潮流的一部分，最终必将获胜。有时女权主义者也尝试推动社会实现财产和就业平等权利。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职业妇女依然很少。就民众代表权、扩大男子选举权、国家主权等更重大问题展开的辩论常常触发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在很多国家，包括丹麦，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在地方和城市一级取得了一些成果。截至1910年，丹麦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人数超过2.3万人。1912年，自由派控制的丹麦议会下院以100票对14票的优势通过了妇女选举权法案，但在上院受阻。1909年，瑞典争取妇女选举权人士赢得了妇女参加地方选举的权利，1912年又在议会下院争取到多数议员支持完全赋予妇女选举权。然而，和丹麦的情况一样，法案未能在上院获得通过。妇女选举权是民主最后的边疆。随着现存政治体制面临民主越来越大的挑战，女权主义者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直到战争降临，距离实现终极目标似乎依然路途漫漫。

各国女权主义运动和它们隶属的形形色色国际组织之所以能团结一致，原因是绝大多数女权运动及女权国际组织的成员来自资产阶级，持自由政治观点。甚至连英国的争取妇女选举权女子也没有提出给予各阶级妇女选举权，而是仅仅争取平等选举权。欧洲各地的财产法依然偏向男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争取妇女平等选举权，其实只是为人数很少的有产妇女争取这一权利。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最初提出平等权利，是指妇女与男子同属人类，男女自然平等。这一观点日益被另一种观点所取代：正因为男女不同，才应该给予妇女平等地位。女权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认为，给予妇女选举权能实现世界和平，结束性剥削，取缔有管制的也许还包括未加管制的色情业，全面改造社会道德。主流女权主义者认为，给予妇女选举权会加强维系一国国民团结的纽带。她们要求充分发挥妇女价值观的社会作用。以上观点体现为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现代福利社会。扎根于宗教信仰、具有悠久传统的妇女慈善事业改变形态，成为新出现的以妇女为主体的现代福利事业，例如社会福利工作。

福利国家的崛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妇女进入公共领域的同时，欧洲国家针对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权益诉求开始对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这是这段时期民主挑战的一大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15年，各国政府对军火弹药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带动了经济的增长。这一时期工潮空前激烈。1906年，法国大约40万名工人罢工，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1905和1912年，鲁尔地区罢工潮此起彼伏，矿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提高薪酬待遇。西班牙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10年的3.5万人增至1913年的8.4万人。1911年，英国全国铁路工人首次罢工，全国矿工继之，于1912年首次举行罢工。除了大规模的产业工人集体罢工外，还有一些发生在工厂和矿井的小规模罢工，主要针对具体厂矿的不公正做法，这类罢工一般为时不长。不断高涨的工潮给沙俄政府提出越来越大的挑战，1914年7月，圣彼得堡爆发一场总罢工。这类罢工越来越带有明显政治色彩，如1907年10月10日“红色星期四”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要求实现男子普选权。1906年1月17日“红色星期三”这一天，汉堡也举行了示威，示威者试图阻止对工人投票权的限制，但失败了。

随着欧洲各地工会运动的发展，罢工规模越来越大，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在很多国家，这一现象初现于19世纪中叶革命后的几十年间。1855年，苏格兰矿工亚历山大·麦克唐纳（Alexander Macdonald, 1821—1881）指出，拉纳克郡的一次罢工期间，“矿工内部的分裂帮了矿主的忙，如果他们铁了心抵制正义要求的话”。他敦促成立工会，“消除自己内部的混乱状况”。1863年，全国矿工协会成立。1868年，英国工会联盟成立。其基础远比19世纪上半叶成立的工会稳固，因为它基本上由分散的手工业者工会组成，扎根于当地。这类工会人称“新型工会”，比如1860年罗伯特·阿普尔加思（Robert Applegarth, 1834—1924）创立的“木匠和细木工联合会”。尽管雇主百般阻挠，但英国各地工会的存在已不可改变。19世纪90年代，英国工会会员人数略高于150万，1900年增至250万，到了1914年，工会会员人数已经超过400万。

其他国家的工联成果远不及英国。1910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社会主义矿工联盟”从几年前被雇主摧毁的一些地方小工会的废墟上崛起，成为社会主义工会联盟“劳动者总联盟”的一个分支。1888年劳动者总联盟成立时，成员为3 355人，1910年增至4万人，1914年，随着分散工会纷纷加入，劳动者总联盟成员人数接近12万人。它的一个强劲竞争者是全国劳工联盟。全国劳工联盟创立于1910年，奉行工联主义宗旨，主张通过一次总罢工推翻资本主义政府，这一组织尤其受到铁路工人和电工的支持。工会成员仅占工人总数的一小部分。德国的情况和西班牙差不多。截至1914年，已有200多万名德国工人加入工会，但工会力量依然相对薄弱，靠集体谈判达成的协议少得可怜。瑞典的情况截然不同。1906年，瑞典雇主和工会的全国性组织正式相互承认对方。德国的雇主大多强烈坚持，他们有权决定薪酬和工作条件，无须征求工人同意。即使是在德国矿工力量鼎盛时期1910—1911年，鲁尔地区也只有40%的矿工加入了工会。为了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工会抗衡，德国成立了天主教和自由派工会，造成了工会运动的分裂。此外，与工会作对的德国破坏罢工者在雇主资助下成立了自己的“黄色”工会，在法国也有类似情况。

法国的工会组织支离破碎、力量薄弱，罢工运动又屡屡失败，未能取得有限的实际成果，少数具有革命倾向的人于是倒向激进工联主义。1895年成立的“劳工总联盟”反对与任何政党结盟，其主要领导人、记者出身的埃米尔·普热（Émile Pouget, 1860—1931）宣扬把破坏作为产业斗争的手段，他把总罢工视为推翻政府的政治武器。然而，劳工总联盟发动的罢工屡屡失败，主要原因是经费拮据。它的大多数成员属于改良主义者，受下属一个分支组织“劳动交易所”的影响尤其大，这类组织帮助各行业的工人寻找就业机会，打破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壁垒。截至1901年，法国共有74个具有劳动交易所性质的组织。不无矛盾的是，尽管其灵魂人物、激进记者费尔南德·佩卢蒂埃（Fernand Pelloutier, 1867—1901）把劳动交易所视为国中之国，它们在财政上却靠政府补贴。1864年，罢工合法化，20年后，工会也获得合法地位。然而一如英国，法国法律规定，工会若怂恿工人破坏合同，使用威胁手段，或从事“欺诈活动”，就要负赔偿责任。法国各家工会为了绕过这些限制，常常自我解散，改头换面后再次出现，但这样做严重制约了行动自由。

尽管自身存在种种问题，但欧洲各地工会的崛起以及此起彼伏的罢工形成了一股强大力量，推动各国政府制定社会立法，安抚工人的不满。有时这样做含有明显政治目的。法国政府意识到，火车司机长时间驾驶火车会危及公共安全。19世纪60年代，一名火车司机因连续3站不停车而险遭解雇，他坦白说，自己连续工作了38个小时，熬不住睡着了。法国政府因此多次敦促铁路公司限制工作时间。1891年，法国政府终于说服铁路公司同意，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12小时。公众关切也是提出改进措施的一个原因。1860年和1872年的《英国煤矿管理法案》含有多项安全保障措施，由一个督查机构监督实施。1880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立法，规定雇主要对工业事故负赔偿责任。这一立法既反映了新出现的工会所起的作用，也反映了公众听到工伤事故报道后常常对工人抱有的同情。其他法案规定，工作场所的卫生环境必须达标，各行各业的工作条件也有了相关规定。然而，依然没有一个全面的社会福利方案，工人年迈体衰无法工作或生病时，生活完全失去保障，往往陷入极度贫困。

在社会福利方面率先做出重大变革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俾斯麦。19世纪80年代，他推行了一系列国家福利措施。这位铁血宰相称，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满足工人阶级的合理愿望”。俾斯麦内心把他口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看作变相的贵族家长式统治。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很快超出了俾斯麦的政治初衷。1883年，俾斯麦引入了医疗保险，建立了疾病基金，工人自己必须负担基金的2/3，但有权竞选担任管理委员会会员，从19、20世纪之交开始，工人在管理委员会占多数。1885年时，德国疾病保险制度已经覆盖了430万名工人。1884和1889年，工伤保险制度和老年及残疾退休金制度分别出台。以上计划都得到了国家大力资助。不过，各类保险制度的局限性显而易见，比如，养老金只适用于70岁以上的男子，即使到了19世纪末，也只有27%的男性工人超过这一年龄。1890年俾斯麦下台几个月后，以上制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禁止女工和青少年上夜班，同时立法限制工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疾病保险覆盖了1 500万名德国人，工伤保险2 800万人，100万人领取养老金。以上措施未能阻止德国人投票支持社会主义者，但在防止工人阶级支持社会主义左翼派别上很可能起了一定作用。

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俾斯麦在德国推行的改革。匈牙利在1884年建立了工厂督查机构，1900年建立了义务医疗保险制，截至1911年，已覆盖100多万名工人。1907年，匈牙利政府建立强制工伤保险制度，为工伤者提供最多10周的免费医疗，外加带薪病假。1898年，意大利建立了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养老金基金。1891年，瑞典政府开始为医疗保险拨款，1913年又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全面医保制度。1910年，法国开始实行工人退休金制度（报告员在法国众议院称，这是“第三共和国最伟大、最完美的改革”）。虽然符合条件的人中只有1/3的人为退休金支付了自己应付金额，但毕竟开了一个头。1905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对养老金和疾病补助做出了规定。到了1914年，已有超过50万人每年从以上制度中至少得到一定数额的补贴。1898年，法国立法建立了由国家资助的事故赔偿制度，废除了此前要求受害者证明事故系雇主懈怠造成的规定。英国的现代福利社会是战前几年执政的自由党政府建立的，一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社会良知，二是如同俾斯麦，想防止工人阶级倒向社会主义。以上措施还包括建立养老金制度（1908），设立劳动交易所（1909），执行改进后的建房和城市规划标准（1909），以及建立涵盖疾病补助和失业救济金的全民保险制度（1911）。以上种种改革撼动了1834年的《济贫法》，但直到进入20世纪后很久，该法才最终被废除。

以上改革显示，当初俾斯麦针对工人阶级上层制订的福利计划已经扩大到社会较低阶层。在那之前，救济最贫困人口是教会的工作，后来，私人慈善活动和市政府的济贫措施逐渐取代了教会的慈善事业。英国的中产阶级妇女尤其积极，比如奥克塔维娅·希尔（Octavia Hill, 1838—1912）。她开创了旨在改善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示范住房”运动，并于1869年创办了“慈善组织会”，把埃尔伯费尔德济贫制度引入英国。该制度始创于1852年，当初是为了应对1848年在恩格斯成长的工业发达地区爆发的革命浪潮。埃尔伯费尔德济贫制度有一套督查员体系，督查员负责查访穷人，就补助金的适当数额提出建议，查核穷人家庭状况是否属实，帮助穷人尽快找到工作。一旦有工作机会，穷人就必须接受，否则将丧失补助金。埃尔伯费尔德济贫制度从教会手中接管了贫穷问题，把济贫事业置于世俗社会的管控之下。过去几十年世俗和教会慈善作用的转变从荷兰一例看得尤其清楚。1854年，荷兰颁布一项法律，把教会定为主要救济组织，只有万不得已时城市当局才会介入，然而，国家的救济负担越来越重，1855年负担济贫开支的40%，1913年增至57%。医学界不断敦促在医疗方面采取更得力的措施。1851年，荷兰社会评论家杰罗尼莫·德·博斯·肯珀（Jeronimo de Bosch Kemper, 1808—1876）写道：“一俟人民的健康得到改善，贫穷的一大根源就将消失。”对这一问题的辩论旷日持久，直到1901年荷兰最终实施了《公共健康法》、《住房法》和《工伤法》，承担了过去100年推给教会的济贫重任。在很多方面，世俗救济机构与传统的基督教教会慈善机构无甚区别，比如，1833年在巴黎创办的圣文森特·德·保罗协会常常访问贫苦人家，埃尔伯费尔德济贫制度的督查员对该组织恐怕不会有陌生感。

究其实质，福利国家的崛起是针对左翼政治派别日益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间）做出的反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保守派和自由派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对他们政治地位的最大威胁，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与主流政党的国家至上观念格格不入。受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信徒的影响，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业化国家或正在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受到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没有任何义务效忠于压榨自己的资本家和资本家操控的民族国家，打仗更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只会被当作炮灰，让实业家大发战争财。社会主义运动公开宣布，它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机构，包括私有财产、私人公司、警察、军队、教会，甚至家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财产公有、孩子由社区抚养、废除宗教、由工人管理企业的国家。后来证明，社会主义政治其实没有以上设想那么激进，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党纲中所载的宏大目标与现实生活中政治家的务实精神常常不是一回事。一个重要原因是福利国家的出现，工人在社会主义理论要摧毁的社会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利益。就此意义而言，可以说福利国家创始人实现了他们的政治初衷。

第二国际及其对手

19世纪70年代初，两大原因导致创立于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解体，一是马克思和巴枯宁两人的追随者之间的分歧造成内部分裂，二是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警察当局疯狂镇压工人运动。1876年，国际工人协会正式解散。到了1889年，再次尝试把欧洲各国工人团结在一个运动之下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个新组织在巴黎成立，通称“第二国际”，第二国际一直延续到1914年。在此期间，它定期举行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制定对各国支部具有约束力的方针政策。第二国际的中坚力量是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它源自19世纪60年代在普鲁士开展的立宪斗争，当时斐迪南·拉萨尔创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及继任者推行的政策包括国家控制下的生产者合作社、议会至上和男子普选权。1868—1869年，又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形成了，领导人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当过小学教师和记者，参加过1848年革命，倍倍尔则是普鲁士军官的儿子，两人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熏陶。1875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德国哥达召开大会，联合组建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不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表示，成立新党的想法主要出自拉萨尔而不是他本人。新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政党，不如说是激进民主党，它丝毫不提经济发展规律和国家的阶级基础，也不提发动革命的必要性。倍倍尔本人信奉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 1833—1921）的学说，杜林不但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还是一个反犹分子。1877年，恩格斯为了清除他在党内的影响，写了《反杜林论》（全名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倍倍尔和党内其他同事阅读后，改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从1878年到1890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非法地位。德国社会主义者与自由派人士之间的政见分歧本来就深如沟壑，在此期间，双方更是势不两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带有俾斯麦烙印的国家也越发敌视。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以及它断言历史规律决定革命最终必然胜利之说极有吸引力。1887在瑞士圣加伦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拉萨尔派的残余代表被击败，1891年，恢复合法地位的工人党在爱尔福特召开代表大会，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纲领。马克思已于1883年去世，当时党内的思想旗手是恩格斯，他在新党纲中加入了经济决定论思想。随着工人阶级人数和力量的不断增加，加之对工人阶级的盘剥变本加厉，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机构，从教会到军队，从学校到司法制度，都不过是用于洗脑的工具。无产阶级革命将扫除旧制度，代之以一个平等、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除了以上源自马克思的信念外，恩格斯又在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中添加了一个因素——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而微妙地改变了指导思想的意义。恩格斯采纳了进化论，而不是“普鲁士王室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的辩证历史发展观。早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前，职业记者卡尔·考茨基（1854—1938）就已跃升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头号理论家。考茨基认为，既然科学理论已证明社会演变将导向工人阶级执掌政权，那么党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保存好自己，革命自然而然会发生。自1890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竭力避免再次被政府取缔的风险，越来越强调自己的和平与守法性质。为了做好准备迎接革命，它专注于党内建设。德国社会民主党拒绝与自由派等“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以保持自身在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等待革命的到来。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宣称，由于资产阶级未能完成在德国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历史使命，因此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重任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这意味着不仅致力于改良制度，去掉最恶劣的做法，还要坚持走议会道路实现革命。社会民主党认为，一俟在帝国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政权就唾手可得。这一理论在现实中得到验证。自1890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和选票不断增加，1912年成为国家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拥有110个席位。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超过100万，不仅是德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党。

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日益陷入政治瘫痪。党的左翼和右翼都在努力探寻今后发展的方向。右翼修正主义者以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为首。伯恩施坦的父亲是犹太人，在柏林当火车司机。伯恩施坦自1872年起积极投身社会主义运动，参与起草了《爱尔福特纲领》。在英国流亡期间，他吸收了修正主义理论，19、20世纪之交时，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局势的发展证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不断贫困化的预言是错误的。他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实际上越来越好，革命不会发生，党应该改变方针，实行自由改良主义。伯恩施坦对马克思观点的批评在党内引起激烈辩论，普通党员认为辩论造成党的分裂，因而支持领导人压制讨论。修正主义者是一小批孤立的知识分子，在党内没有权力根基，最终他们的观点没成气候。实用主义者在党内不断增多，影响远远超过修正主义派，他们认为，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高度重视的意识形态问题没有意义。伊格纳茨·奥尔（Ignaz Auer, 1846—1907）等人认为，只需放手发展党员、争取工人阶级利益就可以了。奥尔原是一名制马具工人，19世纪90年代期间为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巴伐利亚社会主义领导人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Georg von Vollmar, 1850—1922）曾是一名军官，他愿意与左翼自由派和国家合作，只要这样做有助于实现必要的改革。在德国南部地区，社会民主党议员因此投票支持国家预算，与自由派私下密切合作。社会民主党党员还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和医疗保险事业。工会主要关心为会员带来实际利益，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日益增大。工会转变成为群众性组织后，需要有一批领取薪酬的全职工作人员，于是，一批专注党的日常工作而非社会主义理论、政治原则和长远战略等宏观问题的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扩大了实用主义者的队伍，增强了他们在党内的影响力。

德国警察觉得，只要某一政党意在推翻国家政权，就尽可骚扰破坏它的政治活动，无须任何立法授权。警察当局充分利用有权参加公共集会并“维持秩序”的规定，甚至随意找个借口驱散社会民主党的集会，同时对右翼政党的活动听之任之。截至1914年，社会民主党主办的报章杂志的编辑均坐过监狱，少则几个月，多则数年，罪名从诽谤警察到冒犯君主都有。社会民主党党员及其支持者被排斥在政府部门之外，没有社会民主党人担任军官、法官或政府官员。发明了汞汽灯的物理学家莱奥·阿隆（Leo Arons, 1860—1919）加入社会民主党，积极参与活动后，德皇威廉二世称：“我不能容忍社会主义者……在皇家大学教授青年一代。”为了把阿隆从他任教的柏林大学开除，1898年专门颁布了一项法律。克虏伯等重工业企业家聘用一批私人侦探监视自己职工的活动，一旦发现社会主义分子，立即将其开除。

这种歧视做法助长了社会民主党内一个左翼派别的崛起，它认为改良方案没有出路，呼吁直接发动革命。这个左翼派别的领袖是记者兼作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1889年，她为躲避沙皇当局从波兰王国流亡瑞士，进入苏黎世大学学习，1897年获得近代波兰经济史博士学位，此后移居德国，结婚后获德国国籍（这桩婚姻完全是出于实际考虑，夫妇俩从未在一起生活过，5年后两人离婚）。卢森堡撰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试图找出驱动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她的代表作是《资本积累论》（1913）。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她的反战立场。卢森堡认为，如果所有可能参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举行大规模罢工，就可以制止战争，战争也必须得到制止。1907年，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卢森堡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动议，呼吁一旦战争迫在眉睫，欧洲各地就举行总罢工。卢森堡说：“社会民主不过是近代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这场斗争的动力源自对斗争本身历史意义的认识。人民群众实际上是自己的领袖，辩证地开创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以上观点显示，卢森堡比其他人更倾向民主，然而她甩开领导、仅靠人民群众发动革命的想法注定不会成功。她的同事、同属激进派的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1871—1919）是早期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他本人是律师和帝国议会议员。他在《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中提出了与卢森堡相似的观点，反对拉工人充当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然而直到战争爆发，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及少数追随者在党内还是势单力孤。

1889年初创立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结成紧密同盟。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比德国社会主义者更关注理论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大理论家考茨基也是奥地利人），别具一格。由于奥地利处于多民族君主国，因此奥地利人尤其关注民族主义，而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民族主义问题基本被忽略。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 1881—1938）在《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7）中承认，人类文化因各放异彩的民族国家而更加灿烂，但他依然支持第二国际奉行的发动欧洲总罢工以阻止战争的政策。最终证明这一政策是徒劳的，但有一场社会主义运动成功阻止了战争，那场运动发生在瑞典。亚尔马·布兰廷（Hjalmar Branting, 1860—1925）原是天文学家，后改行做记者，1889年，他创建了社会民主党。20世纪初，布兰廷领导了一场运动，阻止政府动员预备役人员对分离的挪威发动战争。布兰廷呼吁在“国王，别插手挪威！”的口号下发动一场总罢工，瑞典政府担心征募不到一支军队去攻打挪威，被迫做出让步，两国得以和平分手。这恐怕是战前欧洲政治性总罢工以大获全胜告终的唯一一例。

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色彩远小于欧洲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宪章运动失败后出现的新型工会与自由党渊源很深。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激进社会主义思潮才再度兴起。首批新生社会主义组织中就有社会民主联盟，其领导人亨利·海因德曼（Henry Hyndman, 1842—1921）出身富商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还是一流的板球手。身为记者，他目睹了1866年奥地利与意大利的血腥战争，对战争深恶痛绝。1880年，海因德曼乘船横渡大西洋，途中阅读了《资本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信徒。他的同事包括威廉·莫里斯、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1855—1898）和两名技术工人兼工会活动家汤姆·曼（Tom Mann, 1856—1941）和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 1858—1943）。海因德曼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后，原以为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就会自我毁灭。1890年，他毫不气馁，把资本主义的末日改为1900年，仍然是风浪不起地自行消失。海因德曼的纲领包括废除君主制和解散军队，不无矛盾的是，还有防止妇女解放，他认为妇女解放偏离了社会主义宗旨。海因德曼行事专横跋扈，触怒疏远了他身边的骨干分子。19世纪80年代末，这些人已全部辞职。当时社会民主联盟只有3 000人左右。它始终只是一个派别，又是英国唯一一个讨论马克思观点的运动，虽然它并不完全赞成马克思的观点。“费边社”是一个思想性更强的团体，创立于1884年，名字取自采用拖延战术而不是硬拼打败汉尼拔的罗马将军。费边社有2 000名左右会员，人数虽不多，但它出版的《费边论丛》（1884—1901）影响甚广。一些社会名流为它出版的各种刊物撰稿，比如剧作家、《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1889）的编者萧伯纳，社会改革家比阿特丽丝·韦布（Beatrice Webb, 1858—1943）和丈夫悉尼·韦布（Sidney Webb, 1859—1947）。

英国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主要代表是起源于工会的工党。截至1888年，工会会员已有近75万人，绝大多数人属于英国工会联盟。1886—1887年，英国工会联盟成立了一个选举委员会，要求增加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的席位。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的工会与自由党人决裂，提名工人阶级自己的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1892年，参选的苏格兰人凯尔·哈迪（Keir Hardie, 1856—1915）当选为伦敦南西汉姆贫民区议员。哈迪是私生子，当过矿工工会领导人，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说：“我开展工作的灵感主要来自基督教义，而不是其他源泉。”1893年，哈迪在布拉德福德创立了独立工党，该党代表出自海因德曼的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独立工党的目标是实现“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制”。早期工党与自由党结成同盟参加地方选举。1906年，工党在下院赢得29席，自由党提出的候选人中则有26名矿工工会代表当选。1910年，40余名工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胜出。然而直到战后，工党才取代自由党，成为最大的左翼政党。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同样力量单薄，内部分裂为不同派系。最重要的一派，也是与德国模式最相近的一派的领导人是茹尔·盖得（Jules Guesde, 1845—1922）。他参加过巴黎公社，19世纪70年代流亡意大利，1876年改信马克思主义。当过记者和小吏的盖得令资产阶级十分恐惧。他瘦高个，头发披肩，一脸大黑胡子，面色苍白，戴一副金属框架眼镜。盖得在意识形态上观点僵硬固执。1880年，他在马克思的帮助下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 1842—1911）与盖得私交甚笃。马克思去世前不久给两人写信，批评他们做革命空谈，两人向马克思保证，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据说，马克思的回复是“这么说我自己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盖得扎根于法国北部的纺织工人，通过在当地开展社交活动争取支持者。他的党源自法国中东部地区的一个名叫“玛丽安娜”的秘密团体，在矿工中颇有威信。在法国南部，他主要依赖雅各宾时代后的激进中下层阶级。1898年时，社会基础复杂的法国工人党已有1.6万名党员，在议会中赢得13个席位，成为法国社会主义派别中最大的一支，但与德国相比仍然微不足道。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盖得派”争取到了工会的支持，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关键条件。

从1881—1882年开始，盖得派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一个叫“可能派”的团体。可能派的领导人是从医的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 1844—1912）。和众多政党一样，“可能派”这个名字当初也是对手给起的，起名字的对手是盖得，他讥讽他们卖身投靠资产阶级。布鲁斯回敬说，他接受这个名字，反称盖得是“不可能派”。布鲁斯认为，最终将通过经济变革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必要的。他专注于城市问题，争取在地方掌权。1889年，可能派在巴黎市议会和议会下院分别赢得9席和2席。布鲁斯行医赚钱后，立场趋向中间派，提出最终不会爆发革命。印刷工人让·阿列曼（Jean Allemane, 1843—1935）是前巴黎公社成员，主张把总罢工作为政治武器，他不同意布鲁斯的悲观论点，1890年与他分道扬镳，创建了“工人社会革命党”。工人社会革命党以工人为主体，1892年在全国议会赢得5席。然而，当选议员与地方选区的政党关系紧密，后者认为这些议员事事都要向他们请示。几位议员感到在议会中无所适从，于1896年脱离了工人社会革命党。

此时，一个新人物脱颖而出：让·饶勒斯（Jean Jaurès, 1859—1914）。他统一并最终引领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饶勒斯称自己是“知书达礼的农夫”，穿衣打扮与资产阶级无异，还穿一件黑披风。不过，他衣冠不整，裤腿过短，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不是书就是文件，看上去和哪个社会阶级都不沾边。从他不修边幅倒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哲学教授。饶勒斯是杰出的演说家，对听众的情绪变化有一种常人没有的直觉。他看清激进派并不认真推行社会改革后，离开了激进党，成为一名不属于任何政党的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 1859—1943）加入了他的行列。米勒兰是律师，因在法庭上为政府起诉的罢工者辩护而扬名。他试图使分属不同党派的社会主义议员联合起来，包括盖得派和可能派，让他们共同支持一个最低纲领，包括垄断企业国有化、公共服务城市化、保障小资产者的独立地位。1899年，米勒兰应邀加入以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Pierre Waldeck-Rousseau, 1846—1904）为首的内阁，出任工商部部长一职。同时入阁的还有因镇压巴黎公社而臭名昭著的加斯东·加利费（Gaston Galliffet, 1830—1909）将军。社会主义者抨击米勒兰是机会主义者，与他断绝往来，果不其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成了共和国的总统，观念保守。

米勒兰没做成的事，饶勒斯做成了。可能派的分裂和独立社会主义议员人数的增加助了他一臂之力。1900年，饶勒斯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在地方一级选举上与激进党人结盟，借此增加本党在议会中的议员人数。20世纪初，他回报了激进党人，支持他们提出的反教会议案。盖得遵循德国人不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路线，说服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公开谴责饶勒斯。饶勒斯明智地接受了批评，终止了与激进党人的合作，并于1905年实现了各社会主义党派的统一，组建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饶勒斯起草的1908年党纲如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纲，照顾到了各派观点。针对盖得派，党纲提出以发动革命为终极目标；针对残存的阿列曼派成员，党纲提出一俟机会成熟就举行总罢工；针对持可能派观点的人，党纲提出立即开展竞选活动，推进城市管理改革，支持工会。到1914年，法国社会主义者人数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超过9万人，但仍不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的1/10。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继续陷入派系纷争。左翼以坚决反对军国主义的古斯塔夫·埃尔韦（Gustave Hervé, 1871—1944）为首，右翼领袖是鼓吹爱国的亚历山大·瓦雷纳（Alexandre Varenne, 1870—1947）。该党从未与工会结成紧密同盟，虽然在一些选举中获胜，但始终未能动员起广大农民。尽管如此，1914年时，法国社会主义者已是不可小觑的力量，在国民议会601个席位中拥有102席，几乎是1906年时席位的两倍。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还必须应对来自左翼的一个强劲对手——无政府主义者。至少就理论而言，两者都希望摧毁现存秩序，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社会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是不平等和压迫的根源；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国家本身的存在才是根源。社会主义者愿意等待时机发动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希望马上发动革命。社会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愿意走议会道路，无政府主义者摒弃议会民主，主张直接诉诸革命行动，换言之，“用实际行动做宣传”。马克思及追随者在第一国际战胜巴枯宁后，无政府主义者转向采用个人暴力和恐怖主义手段颠覆国家。他们办的报纸举行抽奖，奖品包括手枪和匕首。零散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社会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包括抢劫、谋杀和安放炸弹，其高峰是1894年暗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马里·弗朗索瓦·萨迪·卡诺（Marie François Sadi Carnot, 1837—1894）。卡诺在里昂出席完宴会，乘一辆敞篷马车正要离开，被一个年轻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桑特·杰罗尼莫·卡塞里奥（Sante Geronimo Caserio, 1873—1894）刺杀。卡塞里奥宣称，他这样做是为了报复政府处决无政府主义者埃米尔·亨利（Émile Henry, 1872—1894），后者在巴黎圣拉扎尔火车站咖啡馆里引爆了一枚炸弹，炸死1人，炸伤20人。有人谴责他滥杀无辜，亨利回答：“没有无辜者。”

亨利安炸弹，是为了报复处决另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奥古斯特·瓦扬（Auguste Vaillant, 1861—1894）。1893年，瓦扬在众议院投掷了一枚炸弹（因为是土造的，威力有限，没有炸死任何人，但炸伤数人）。瓦扬被绞死前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干掉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万岁！”除瓦扬和亨利外，还有许多无政府主义殉道者和勇士，其中最出名的恐怕是弗朗索瓦·拉瓦绍尔（François Ravachol, 1859—1892）。他被判犯有一连串罪行，包括企图炸掉一些法官居住的公寓楼群，谋杀圣艾蒂安地区一位年迈修道士并盗窃其存款，杀害一名地毯商和两个老妇。法官宣读判决书时，他高喊：“无政府主义万岁！”埃米尔·亨利受审时，清楚道出了貌似盲目袭击的背后动机：“我想让资产阶级认识到，他们恣肆享乐的日子到头了。令他们趾高气扬的胜利成果将被撼动。他们的金牛犊将在底座上剧烈摇晃，直到被震倒，滚落到泥浆和血水中。”

诸如此类的事件给公众普遍造成了一种印象：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些不修边幅、胡子拉碴、头戴贝雷帽、手持炸弹的人。正是自这一段时间起，出现了一批描写无政府主义者的著名文学作品，比如左拉的《萌芽》（1885）、亨利·詹姆斯的《卡萨玛西玛公主》（1886），以及约瑟夫·康拉德以伦敦为背景的《间谍》（1907）。其实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人数极少，他们造成的最大后果是令资产阶级社会惊恐不安。他们招致警方严厉镇压，尤其是1893年12月颁布了一系列“罪恶的法律”（于奥古斯特·瓦扬投掷炸弹两天后通过），允许法国政府封闭无政府主义者办的大部分报纸。无政府主义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闹出的动静更大。巴枯宁对这两国影响最深。1864—1867年，这位俄国革命者在意大利旅居了3年，深受年轻一代激进分子的崇拜。巴枯宁不无乐观地写道：“社会革命的降临地不在别处，就在身边的意大利……意大利的广大农民已经成为一支发动社会革命的大军。”1874年，巴枯宁参加无政府主义者在博洛尼亚发动的起义，有人向警察告发了革命者的计划，起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巴枯宁脑海里闪过自杀念头，最后还是化装成教士亡命瑞士。1877年，他的信徒埃里科·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 1853—1932）和后来人称“斯捷普尼亚克”的俄国革命者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克拉夫钦斯基（Sergei Mikhailovich Kravchinsky, 1851—1895）闯进贝内文托附近的坎帕尼亚山区，宣布废黜国王，焚烧小镇的文牍档案。无政府主义者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支持，但被调来的军队逮捕。1878年，同情他们的陪审团判他们无罪。

马拉泰斯塔一直活到法西斯当权的时代，时而坐牢，时而流亡伦敦，靠做电工谋生。当电工时，他为抢劫猎犬沟渠街一家珠宝店的劫匪提供了作案工具。警察赶到现场后与劫匪交火，3名警察负伤。劫匪躲在西德尼街的一栋房子里负隅顽抗。内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亲自指挥警察把房子团团围住，最后把劫匪悉数击毙。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零散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倡导“用实际行动做宣传”。他们中有暗杀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Umberto I, 1844—1900）的加埃塔诺·布雷希（Gaetano Bresci, 1869—1901），为报复处决5名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而刺杀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Antonio Cánovas del Castillo,1828—1897）的米凯莱·安焦利洛（Michele Angiolillo, 1871—1897），还有1898年用一把10厘米长钢锥刺死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的路易吉·卢切尼（Luigi Lucheni, 1873—1910）。卢切尼行刺前在日记里写道：“我真想杀死个什么人，但必须是个大人物报纸才会刊登。”

巴枯宁在西班牙影响最大。19世纪70年代，他的意大利信徒朱塞佩·法内利（Giuseppe Fanelli, 1827—1877）接触了一小批傅立叶和普鲁东的追随者，说服他们在第二国际内建立宣扬巴枯宁思想的分支。法内利不懂西班牙语，只说法语。据听过他演说的一个人回忆，他的声调“可以随他演讲的内容不断变化，抨击剥削者和暴君时，语调慷慨激昂，谈到人民疾苦时，马上又变得悲悯哀婉”。法内利和追随者鼓动在巴塞罗那举行政治罢工，受到当地工人拥护。他们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农村贫穷的佃农和南方小农。19世纪90年代时，无政府主义者已在西班牙各地组织大规模示威活动，导致1909年7月25日到8月2日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惨剧周”。当时，数千名示威者抗议政府招兵去非洲服役，政府调集军队镇压，1 000余人被打死，1 700人被控参与武装叛乱，其中5人被判处死刑，59人被判无期徒刑。1910年，这一事件催生了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性质的工会——全国劳动联盟（简称CNT）。

德国的情况与西班牙截然不同，无政府主义从没有在德国扎根。一个主要原因是德国有组织的产业工人阶级力量强大。无政府主义者最大的一次机会是在1883年9月的一天。德皇威廉一世、俾斯麦和一批德意志王公定于这一天去莱茵河畔吕德斯海姆的一座小山出席“日耳曼尼亚”雕像的揭幕仪式。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必经之路的下水道安置了一枚大炸弹，倘若得逞，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是，他们缺乏经费，买不起防潮导火索，仪式前一夜下雨，炸弹受潮后没有爆炸。几周后，这些人炸毁了法兰克福警察局，他们被捕后供认了曾策划在揭幕仪式上制造爆炸事件的图谋。3人被砍头，2人被监禁，2人无罪开释。在审判席上，一人听到宣判后高喊：“我要是有10个脑袋，也会欣然献给同一事业！”德国无政府主义影响最持久的地方其实不是本国，而是美国。1880年，装订工人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 1846—1906）被社会主义工人党开除，他在1882年移民美国，改名约翰（John），积极参与了美国兴起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意大利移民在这场运动中起的作用尤其令人瞩目。1885年，莫斯特出版了《革命战争之科学》一书（副标题是“关于使用和制作硝化甘油、炸药、硝棉、雷汞、炸弹、导火索、毒药等的实用手册”）。他一生数次坐牢，一次被指控怂恿他人暗杀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 1843—1901）。

在莫斯特的美国追随者中，俄国移民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 1869—1940）名气最大，人称“红色爱玛”。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等经典论著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领导人至少在理论上都支持男女平等。德国社会主义领袖倍倍尔撰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流传最广。该书描述了遭受社会和经济剥削的工人阶级妇女的悲惨境况，尤其是被迫卖淫的妇女，描绘了一幅革命后的新世界图景：男女完全平等，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种种传统束缚荡然无存。德国社会主义妇女组织之所以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妇女组织中举足轻重，这本书起了一定的作用。1896年，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 1857—1933）把几个分散的地方团体合并为一个组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克拉拉都是该组织的领袖人物。她出生在萨克森的一个小村子，本名克拉拉·艾斯纳（Clara Eissner），她当小学校长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法国人，受过极好教育。19世纪70年代末，克拉拉积极投身社会主义运动，结识了俄国革命家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 1848—1889），奥西普成为她的导师和伴侣。两人没有结婚，但生了两个儿子。克拉拉随奥西普流亡，先去了苏黎世，之后移居巴黎。由于生活困苦，两人均染上了肺结核。奥西普于1889年去世，克拉拉则康复了。后来，她嫁给了比她小18岁的艺术家格奥尔格·聪德尔（Georg Zundel, 1875—1948）。她的两段恋情显示，她完全藐视资产阶级传统观念。

正是在巴黎期间，克拉拉阅读了倍倍尔写的文章，同时结识了恩格斯，从此成为社会主义女权思想的坚定支持者。蔡特金去世后，克拉拉返回德国，接管了一家半死不活的社会主义女权杂志，更名为《平等报》。1914年时，这份杂志发行量已达12.5万份。杂志宣传的观点一以贯之：无产阶级妇女的斗争是工人积极争取彻底改造社会的斗争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克拉拉谴责女权主义运动自立门户的观点，称之为“资产阶级”思想，不断抨击女权运动的领导人。在路易丝·齐茨（Luise Zietz, 1865—1922）的协助下，克拉拉·蔡特金发展了一批“鼓动家”，致力于招募工人阶级妇女。齐茨本人是烟草工人，嫁给了汉堡的一个码头工人。德国很多地区的法律禁止妇女参加政治活动，最初活动没有什么进展。1905年法律放宽后，尤其是1908年废止了这些法律后，女权运动蓬勃发展，1914年时已有17.5万人参与，成员绝大多数是社会民主党男党员和工会男会员的妻子。她们的丈夫认识到，如果妻子敌视他们从事的政治活动或对其漠不关心，他们就难以专心致志投入工作，尤其是罢工和资方闭厂停工期间。再者，妻子若不教育孩子支持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危及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出于以上考虑，社会民主党党纲加进了妇女解放原则，包括给予妇女充分政治权利。

社会民主党并不想看到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妇女独立自主。从1900到1908年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妇女大会尤其受到社民党男党员的敌视。在他们的阻挠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妇女大会仅在1911年又召开过一次。运动内部一个争议更大的问题是国际妇女节。1910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妇女代表大会仿效美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在克拉拉的倡议下通过了设立国际妇女节的决议。1911年3月19日，奥地利、丹麦、德国、瑞士、美国等国的妇女举行示威，要求给予妇女选举权，1912年、1913年和1914年，以上几国妇女又举行示威。游行队伍沉默不语，蜿蜒穿过城市街道。坚定信仰社会主义的妇女高举旗帜，上面写着“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大字。社会民主党的男性领导人多次试图阻拦妇女上街游行抗议，但都失败了。1912年，社会民主党撤销了它的妇女局。这时克拉拉·蔡特金和罗莎·卢森堡（她一直不涉足妇女问题，认为妇女问题会分散她从事革命活动的精力）早已转到极端左翼一边。1908年，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被撤换。社会民主党支持给予妇女选举权从来只是做做样子，从一件事即可清楚看出这一点。1910年社会民主党看到有可能给予普鲁士所有成年男子选举权后，马上表示赞成，绝口不提妇女选举权。

无论是规模还是组织纪律，德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在欧洲都首屈一指。法国一批激进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女权社会主义小组”，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路易丝·索莫诺（Louise Saumoneau, 1875—1950）。索莫诺出身工人家庭，父母是细木工，本人是裁缝。索莫诺与克拉拉·蔡特金持同样观点，认为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与革命事业毫无关系，因而不为主流社会主义者所容。1914年，各派社会主义者加在一起总数为9万人，其中妇女不足1 000人。普鲁东写的厌女文章影响依然很深，法国仍然是以小手工业为主的家庭型经济。工会从来不赞成妇女运动，认为这会影响男人的工资。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均有妇女社会主义运动，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英国工党内也有少数妇女十分活跃。德国人在争取妇女权利的国际运动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甚至超过了在第二国际中的地位。

虽然各地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团结，但它们依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25年推动欧洲政治民主化的最强大动力。当时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组织拥有数百万名追随者，绝大多数来自产业工人阶级。这些组织公开致力于在政治中实现人民大众的平等权利，实行政府负责制，废除君主制和爵位贵族制度，去除国教，破除封建地主等级制，通过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和在一切经济领域建立公有制消灭剥削制度，从而使社会成员生活在一个渗透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世界里。社会主义者精心编织了一张大网，包括社会主义组织、报章杂志、形形色色的俱乐部和协会、工会、教育机构及其他机构，以此为手段向人民传达以上信念，尤其在德国和奥地利。社会主义以这种方式改变了数百万普通工人的人生。然而，当时主导政治制度的精英阶层认为，社会主义对社会稳定和秩序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保守派，最终还有自由派政府推行福利改革，竭力化解工人阶级的不满，消除他们的不安全感和贫穷造成的人民对国家基本体制的不满和绝望。截至1900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进入了大众时代。形形色色的政党和集团争夺人心，争取人民大众的支持。

大众时代

如果说现代民主的基石是成人普选权和政府对议会和选民负责的话，那么19世纪后半叶欧洲历史潮流似乎不可阻挡地朝这一方向发展。1848年革命后的复辟回潮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失败。恰恰相反，在一些国家，宪政主义获胜，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确立，还推行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比如新闻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陪审团公审制度等等。19世纪中叶，或因革命，或为了预防革命，欧洲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用议会取代了传统的封建等级代表制。瑞典比较晚，直到1865年，一个民选议会才取代了封建等级代表制。普鲁士更具代表性，1848年革命浪潮期间，普鲁士建立了议会。各国先后扩大了选举权，把新生社会阶级包括进来。

早在19世纪结束前，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男子普选权。希腊自1829年立国起就以成年男子选举权原则为基础（但1877年以前不包括失业者）。法国于1848年开始实行男子普选，此后一直延续下去。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在全国选举中实行了男子普选。奥地利于1907年给予所有成年男子选举权。意大利在1882年和1887年先后两次有限扩大男子选举权，1912年完全实现了男子普选权。西班牙的1869年宪法赋予所有成年男子选举权。其他一些国家显然已着手扩大公民权，但1914年时尚未完成。19世纪40年代，瑞典的选民人数略有增加，1865年的议会上院选举中，大约20%的成年男子获得选举权，40%获得下院选举权，1909年，选举权再次大幅扩大，但没有实现普选。挪威于1898年开始实行男子普选权，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自由派政治家试图为他们推行的挣脱瑞典统治的政策争取最大合法性。1849年丹麦建国时，只有1/7的成年男子有权参加下院选举，这是19世纪中叶革命浪潮的结果之一，此后选举权不断扩大，直到1915年彻底实现了男子普选权。

一些国家赋予全体成年男子选举权的进程比较缓慢。英国1867年的《改革法案》已经增加了选民人数，从1 365 000人增至2 446 000人，约占成年男子总数的1/3。选举权仍然受财产资格限制，但比1832年时放宽了很多。不仅城市中产阶级，少数技术工人也享有选举权。52个小市镇的议会席位被取消，席位重新分配。1872年，无记名投票制度开始实行，削弱了地主权力，杜绝了贿赂和恐吓选民的现象。1884年，1867年《改革法案》条款延至农村。一年后，重新分配了142个选区，其中39个并入伦敦，剩余选区并入北部一些工业城市。将近2/3的成年男子享有了选举权。1884年，罗马尼亚扩大了1866年的选举权范围，涵盖了大部分中产阶级，但把广大农民排斥在外，结果1907年酿成一场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各地。

19世纪欧洲各国宪法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比利时的1831年宪法。这部宪法因吸纳了信仰自由、受教育权利等基本自由原则而闻名于世，但它也设置了很高的财产资格标准，享有选举权的比利时男子仅有4.5万人。1848年革命期间，男选民人数翻了一番，增至9万人。1892年，仅4.4%的男子（包括各年龄段）有选举权。比利时人民为争取男子普选权，在各地举行罢工和街头示威抗议。在此背景下，1893年，比利时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规定凡年满24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34岁以上男子如有家室和可课税的房子，则有两张选票，拥有专业技能资格和财产的人有3张选票。选民人数猛然增加了9倍，大多数选票来自拥有多张选票的选民。在荷兰，国会被潮流卷去，直接选举取代了间接选举。大革命后反动势力卷土重来，1850年荷兰选民人数反而下降了，全国300万人口，大约有8万名选民。比利时全国人口430多万，选民人数与荷兰大致相同。19世纪末，荷兰社会主义运动日益壮大。由于前几年经济不景气，罢工潮此起彼伏。面对民主化的压力，1887年荷兰放宽了选举权，凡满23岁的男子，只要达到较宽松的缴税和住房标准，一律享有选举权。这一措施出台后，选民从1890年的占成人总人口14%增至1910年的31%。

在欧洲部分地区，君主专制或军事专制主义势力百般阻挠民主化力量。然而，政治局势的动荡对于民主并非坏事。1903年塞尔维亚发生的军事政变削弱了君主权力，壮大了选民力量。1910年10月4日，葡萄牙一小批自称“烧炭党人”的少壮派军官逮捕了高级军官，武装里斯本市民，宣布成立共和国。玩兴正浓的国王不得不中断桥牌游戏，逃到一个荒凉海滩，乘船流亡英国。西班牙局势长期动荡，但在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14年的半个世纪里，西班牙实行的君主立宪制相对稳定，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轮流执政，人称“轮流坐庄”。在欧洲各地，国家和议会权力之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君主的秉性、政治阶层的短长优劣和一国的政治文化。1884年，挪威建立了民选议会问责政府的制度，丹麦和瑞典分别在1901年和1917年效法挪威。各国在国内推行改革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重要的一点是，议会的产生和选举权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革命的恐惧，从1832年的英国到1907年的奥地利都是如此。在法国、德国以及1867年的英国，保守派政治家把选举权扩大到人口中的一些群体，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些人会投票支持维持现存秩序，从而挫败自由党人。有时推行改革是因为原有制度因革命或战争垮台，1848年时很多国家属于这种情况，再如1865年的丹麦或1905年的俄国。温和自由派人士认为，只有两类人应该享有选举权，一是因自身拥有财产、缴纳赋税而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人，二是会读写、有能力为本国政治文化做出贡献的人。但是，迫于力量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施加的压力，自由派不得不扩大选举权。

19、20世纪之交时，现代政治触及农村广大民众。自古有之的暴乱和起义依然不断，尤其是在农民被剥夺了参与国家政治文化权利的地方，如1905年的俄国和两年后的罗马尼亚。然而，欧洲很多地区的农民已经开始组建自己的政治组织。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农民起义与社会主义信奉者的现代政治观点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学说结合在一起。19世纪90年代，德国农民组织起来建立生产合作社，每年新建千余个这样的合作社，直到1914年。巴伐利亚的“农民同盟”在“不要贵族，不要教士，不要医生，不要教授，只要农民代表农民”的口号下，发动农村大众，他们对当地显贵和中产阶级无视农民利益极为不满。在德国中部，奥托·伯克尔（Otto Böckel, 1859—1923）和赫尔曼·阿尔瓦特（Hermann Ahlwardt, 1846—1914）建立的反犹政党利用了农民的不满，他们使用1848年革命时的黑、红、金三色，宣称他们“反对容克地主和犹太人”。法国出身的中产阶级观察家开始注意到，农民“不像往日那样顺从了”。选举从来只在城镇举行，交通改善后，农民参加投票变得容易了。1907年，葡萄根瘤蚜肆虐，重创大片地区的经济。葡萄种植者兼咖啡店老板马塞兰·阿尔贝（Marcelin Albert, 1851—1921）开始举行集会，据说参加者数以万计。农民不再缴税，地方官员挂冠而去，南方大批民众包围地方政府机构，派去镇压的军队抗命不从（后被派到突尼斯的偏远地区驻守）。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不得已召见阿尔贝，发现后者因自己开创的运动失去控制而惊慌失措，克列孟梭说服他放弃群众运动。最终只剩下一个“激进党”，拥有大量农民选票，农民靠该党大幅减少了自己的赋税。

爱尔兰的农民运动更难控制。19世纪40年代末，马铃薯饥荒暴发，大批爱尔兰人移居海外。此后，以信奉新教的英裔爱尔兰人为主的地主阶级与雇农和无地佃农之间的对立趋向激化，当时大庄园数量不断增加（占地6公顷以上的庄园增加了20%），小农场数量不断减少（占地2～6公顷的农场减少了38%，占地0.4～2公顷的农场减少了52%）。随着识字率的提高（1850年为33%，1900年增至84%）和信奉天主教的中产阶级的崛起，19世纪70年代末，爆发了一场史称“土地战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横扫爱尔兰乡村。1879—1882年，这场运动带来了超过1.1万起“罪行”，以发放恐吓信为主。1.1万户佃农从租种的土地上被逐走，地主受到人身攻击，个别地主被枪杀（一名评论员称：“英国人枪杀农民和偷猎者，爱尔兰人枪杀地主及其代理人。”）。19世纪80年代，“农村犯罪案”是1878年水平的25倍，包括枪击、殴打、残害动物、阻挠猎狐、发放恐吓信等。爱尔兰小农不满自己被剥夺法律权利，仇视“凌驾于他们之上的英裔爱尔兰新教徒”，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民族主义力量兴起则助长了爱尔兰小农的怨恨情绪。

识字率提高，教育扩大，民族语言标准化，铁路、报章杂志和大批印刷传单带来的交通和通信大发展，这一切使城市和乡村的广大民众得以参加政治讨论，从而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在实现了成人普选权或重要社会阶层获得了选举权的国家，越来越多的男子开始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参加选举的选民百分比不断上升，到20世纪初，在诸如德国这样的国家已超过85%。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后，现代政党开始出现。它们组织起来参加选举，在国家议会里获得代表席位。然而，这些政党中的少数民族成员日益增多，很快对欧洲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提出了挑战。

自由主义的危机

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直到19世纪结束，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少数民族要么无足轻重，要么缄默不语。波兰民族主义是19世纪一些重大动荡的源头。1863年波兰起义被残酷镇压后，波兰民族主义受到遏制。民族主义政党开始出现，但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加之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各自统治下的前波兰领土的压迫，这些政党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在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少数民族对于本国政治进程无足轻重。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刚开始露头。但是，在两个国家，即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和二元君主国奥匈帝国，公民权放宽，“民众民族化”，重大政治冲突随之而起。两国国内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利用自由派统治地位的衰落日益坐大，这是扩大政治权利带来的最明显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已事关国家存亡。

1867年和1884年英国两次扩大选举权宣告了辉格党人的末日。从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出身贵族的自由派人士一直把持英国政坛。1883年，下院辉格党领袖、德文郡大公的儿子哈廷顿勋爵（Lord Hartington, 1833—1908）说，辉格党的职责是“领导加引导，节制”民众意志，“在先进党与有钱有势、自然反对变革的阶层之间牵线搭桥”。他口中的“先进党”指在下院拥有大约80个席位的激进党，激进党想进一步推行民主和社会改革。19世纪中叶后，昔日的辉格党摇身一变成为自由党，中产阶级逐渐成为党内的中坚力量。格莱斯顿维系了党内团结，尽力延迟大众政治的到来，19世纪80年代后，他又为大众政治的降临起了重要作用。

格莱斯顿是保守财政政策的最著名践行者，力行节制政府开支。格莱斯顿认为，他的一切政策旨在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他强烈信奉精英统治，任命大批贵族辉格党人出任政府各部要职，与激进党人政见南辕北辙。格莱斯顿认为，与其与民众为敌，不如顺应民意。他觉得自己的作用是弥合地主阶级和政治精英集团与工业化过程中新生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格拉德斯倾注全力支持自己认同的事业，因此主导了议会下院。只有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迪斯累里能与他争锋。迪斯累里私下称格莱斯顿是“不讲原则的疯子”，对他极尽讽刺挖苦，打击他的形象。在迪斯累里眼里，格莱斯顿集“嫉妒、报复心、虚伪和迷信于一身”。格莱斯顿把迪斯累里视为无原则的投机分子，他曾说：“昔日托利党有自己的原则。无论结果好坏，它都会坚持原则，也的确坚持了原则。这一切如今毁于迪奇（迪斯累里）之手。”两人之间的唇枪舌剑被各家报纸转载，他们在下院的较量成了吸引全国大量观众的娱乐节目。政治成了表演，更让人感到下院是开展国家政治辩论的绝佳场所。

就煽动议会外群众的能力而言，迪斯累里不及格莱斯顿。格莱斯顿的嗓音低沉有力，具有穿透力，可以在户外对1万到1.2万人发表演讲。一些听力好、声音低沉的“接力者”把他的话复述给人群外圈的人。1879—1880年，格莱斯顿在户外发表一系列出色演说，人称“中洛锡安竞选活动”，标志了现代竞选运动的诞生。他在演说中犀利抨击迪斯累里政府，成千上万的听众听得如痴如醉。格莱斯顿不是向自己的选区，而是向全国宣传自己的纲领，每次演讲都近5小时，常被人比作布道。即使是在一个虔诚信教的时代，格莱斯顿对宗教的笃信也是超群的。他的高派圣公会理念贯穿所有政治演说，反映了他的坚定道义信念。格莱斯顿因此成为全国加尔文宗、卫理公会等不从国教宗派信徒眼中的英雄。1868年，格莱斯顿表示：“似乎上帝出于自己的考虑一直给予我力量。我深知自己不配。荣耀归于上帝。”迪斯累里抱怨说，格莱斯顿经常把政治王牌藏在袖子里，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他总是说，王牌来自上帝。格莱斯顿有在重大问题上久思不决的名声，因此人们传说他每口饭要咀嚼32次才下咽。其实，他做事往往很冲动。

作为现代政治运动的自由党的诞生有格莱斯顿在背后推动。1877年，伯明翰自由党领袖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 1836—1914）创立了“自由党全国联合会”。张伯伦是实业家，靠生产螺丝起家，后在自己家乡出任市长。联合会在各选区设立了分支机构，有注册会员，参与筹款活动，在各地建立社交俱乐部，选举期间负责协调竞选活动。保守党人也有一个类似组织，即1867年成立的“保守党协会全国同盟”，自1870年起，该同盟由保守党中央机构领导，1880年时，该组织已半死不活，后来才重整旗鼓。由于以上变化，加之选民人数增加，几位候选人同时竞选的选区数量增加了。1865年，194个选区的候选人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议员；20年后，只有39个选区的候选人没有竞争对手。出乎迪斯累里意料，1868年格莱斯顿赢得了新选民的支持，组成了自己的首届政府，一直执政到1874年。这也是19世纪30年代辉格党政府以来的第一个锐意改革的政府。这届政府的目标是把自由竞争的自由原则引进一切政治和社会领域，改革的内容和规模都十分惊人。

自1870年起，除外交官外，竞选政府公职的候选人无一例外必须参加公开竞争考试，这为中产阶级在政府内任职打开了大门。任命和庇护制度不复存在。针对1864—1871年普鲁士连战连胜的现实，陆军大臣卡德威尔勋爵（Lord Cardwell, 1813—1886）改组了军队，从印度调回大批部队，同时建立了一支基于本土的远征军。买卖军职制度被废除，军官晋升完全凭个人才干。作为惩戒手段的鞭刑同时被取缔。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建立了由地方政府出资的“公立小学校”，与教会办的学校分庭抗礼，初等教育得以普及。根据《公共卫生法》（1872），各地成立了卫生委员会，任命了卫生事务医务官。1871年的《地方政府委员会法》强化了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政府相关机构的权力，同年另一项举措取消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师必须参加宗教考试的规定。1869年颁布的工会法案保护基金，1870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1882年进一步完善）赋予妻子拥有自己婚前财产的合法权利。立法热过后，1873年迪斯累里把在下院前排就座的政府大员比作“喷发后的火山”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当时其他几项举措遇到了麻烦。1874年，格莱斯顿举行了大选，他只有废除所得税这一条清晰政策，结果惨败。

在大选中获胜的迪斯累里出任首相，一直干到1880年才下台。他炫耀说：“我爬到了滑溜溜的电线杆的顶端。”迪斯累里出生于中产阶级上层犹太人家庭，受洗成为基督徒。他蓄山羊胡子，穿戴时髦，俏皮诙谐，自称小说家（他在任期间继续发表小说）。这么一个人似乎不像领导一个由不苟言笑的乡绅地主组成的政党的合适人选。他的法宝之一是，他对贵族制度的长处坚信不疑，本人意志坚定，不人云亦云，不会被暴民吓倒。他甚至认为，犹太人天生就是贵族。1867年，迪斯累里一手推动扩大公民选举权，开创了“托利党民主”，从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把保守党人转变为一个现代政党。1865年帕默斯顿去世后，迪斯累里马上接过他的爱国主义衣钵，为保守派所用。他的党得益于伦敦郊区的不断扩大，郊区居民在1874年选举中坚定站在托利党一边。迪斯累里就职时已是七旬老翁，在他任职期间，通过了新《公共卫生法》（1875）、《手工业者和劳动者住宅改善法》（1875），在1876年通过一个规定所有船只必须在舷侧标出最小干舷线的法案，俗称“载重线标志法”，还实施了其他举措。不过，他的内政政绩逊于前任。迪斯累里更重视外交和帝国主义政策，认为他的使命是以“恢复常态”的方式实现社会安定，只做微小改革，避免大革新。1876年，迪斯累里以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身份进入上院。他与格莱斯顿的激辩已成往事，格莱斯顿这位前自由党首相输掉1874年大选后引退。格莱斯顿对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犯下的暴行怒不可遏，重返政治舞台，开始了他的“中洛锡安竞选活动”。格莱斯顿挟竞选之势执掌自由党。1880年，格莱斯顿赢得大选，再度执政。

格莱斯顿发现，他已驾驭不了“中洛锡安竞选活动”释放出的民众政治能量。如今他被人称为“G.O.M.”，意思是“老前辈”（Grand Old Man）——他的政敌则将其解释为“上帝的一个过失”（God’s One Mistake）——也有人称他是“人民的威廉”。议会外的民众支持重大改革举措。格莱斯顿推动议会通过了1883年《取缔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法》，限制竞选人的竞选金额，打击选举期间的舞弊行为。1884年的《改革法案》大大扩大了支持格莱斯顿竞选的那部分社会阶层的选举权。张伯伦同样主张改革在住房、土地庄园继承税（1894年最终出台）、免费初等教育、累进所得税等方面的现行做法，如此一来必然会惹恼辉格党人。张伯伦宣称，自由党人“已为走向建设性激进主义做好准备”。他衣着考究，扣眼上总是别着兰花，戴单片眼镜，看上去完全不像桀骜不驯的激进分子，但他以贸易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表的言论得罪了辉格党内的贵族，把他们赶到保守党人阵营。

张伯伦的激进主义含有他对帝国和联合王国抱有的坚定信念，正是这一信念把他推向与格莱斯顿冲突的道路，尤其是在爱尔兰问题上。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民主与自由主义迎头相撞。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普遍对英格兰人的统治和信奉新教的地主感到不满，很多地主长年住在英格兰。1869年，格莱斯顿撤销了国家对爱尔兰圣公会的支持，剥夺它的捐赠基金，试图借此解决宗教问题。1870年颁布的《爱尔兰土地法》扩大了佃农权益，然而执行起来困难重重。1872年实行无记名投票后，爱尔兰人选民没有了此前英裔爱尔兰人地主给他们施加的压力，结果把59名爱尔兰人送进威斯敏斯特议会，59人无一例外坚定支持“爱尔兰地方自治”。迪斯累里对“爱尔兰问题”不予置理，只颁布了一部《高压法案》（1875），赋予政府镇压动乱的权力。法案没有起到丝毫作用，1880年，针对地主和英格兰人的暴力已在爱尔兰乡村蔓延。格莱斯顿一心解决爱尔兰问题，1880年他说：“我的使命是在爱尔兰实现和平。”

1881年，格莱斯顿推动通过了第二个《土地法》，进一步扩大了佃户权益，但遭到信奉新教的英裔爱尔兰人地主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 1846—1891）的反对，后者认为法案还不够。巴涅尔于1875年当选议会议员，1880年成为“爱尔兰自治联盟”领导人。该联盟创建于1873年，1882年更名为“爱尔兰议会党”。凭借这一平台，巴涅尔发挥了他的杰出演讲才华。他本人有一半美国人血统，1879—1880年冬天，他周游美国，向移民美国的爱尔兰裔人士筹款，争取他们的支持。他告诉美国听众：

我们反对英国人治理不善的同时，也为爱尔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铺平了道路。不要忘记，这是全体爱尔兰人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无论我们在美国，还是在爱尔兰，绝不会有一人罢休，直到彻底斩断把爱尔兰与英格兰连在一起的最后一根链条。

巴涅尔扶助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芬尼运动”，政府依据《高压法案》把他投入监狱。1882年，他在所谓《基尔曼哈姆条约》中同意接受《土地法》，条件是取消拖欠地租。之后他被释放。威廉·奥谢（William O’Shea, 1840—1905）上尉主持了谈判，他的妻子基蒂·奥谢（Kitty O’Shea, 1846—1921）是巴涅尔多年的情妇，肚子里已怀了巴涅尔的孩子，很快就要分娩。两人之间的风流韵事此时尚未公开，但1881年奥谢上尉曾提出与巴涅尔决斗。当时面临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基尔曼哈姆条约》因一起暗杀事件遭到破坏。1882年5月6日，一个叫“爱尔兰民族不可战胜者”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秘密团体的成员在都柏林凤凰公园刺杀了爱尔兰事务大臣弗里德里克·卡文迪什（Frederick Cavendish, 1836—1882）勋爵和次官托马斯·亨利·伯克（Thomas Henry Burke, 1829—1882）。1882年，英国政府指控巴涅尔支持这次暗杀，将他逮捕后投入基尔曼哈姆监狱。巴涅尔公开谴责暗杀行为，此后获释出狱。调查结果显示，指控他的文件是伪造的，但当时谈判已不可能再有任何进展。

次年举行的大选中，赖1884年《改革法案》，议会中支持爱尔兰地方自治的议员增至86人，领导人是巴涅尔。他与保守党人结盟，把格莱斯顿赶下台。在新组成的议会下院里，爱尔兰人议员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时格莱斯顿已接受了地方自治是唯一出路的观点。但是，信奉新教的辉格党大佬拒绝加入内阁，他们一想到被信奉天主教的农民控制的未来爱尔兰议会可能会没收英裔爱尔兰人地主的财产，不禁不寒而栗。他们得到了张伯伦领导的激进党的支持。张伯伦认为，地方自治打击了英国的帝国使命。1886年，格莱斯顿提出的《地方自治法案》被击败。在此后举行的大选中，支持他的自由派丧失很多议席。以张伯伦为首的79名自由党统一派成员和以上院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为首的316名保守党人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索尔兹伯里领导的保守党从1885年到1905年执政近20年，其间只中断过3次。前两次是1886年和1892—1894年，分别是第3届和第4届格莱斯顿政府，后一届政府再次因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倒台。第三次是1894—1895年，执掌这届短命政府的是才华横溢但作风懒散的罗斯伯里伯爵领导的自由党人。爱尔兰问题终结了自由派长期称霸政坛的日子。

格莱斯顿之所以支持爱尔兰地方自治，原因之一是他认识到，巴涅尔不会接受任何其他方案。格莱斯顿不愿意让自由派领导权落入张伯伦之手，他认为张伯伦和迪斯累里一样，是危险的机会主义者。格莱斯顿担心，爱尔兰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始终主导英国政治。爱尔兰地方自治成了一个道义事业，格莱斯顿为此打起精神继续参与政治活动，直到耄耋之年，然而他终未能如愿。1889年，奥谢上尉终于向法院提出与妻子离婚，同时把巴涅尔作为被告一并告上法庭。巴涅尔因这一丑闻名誉扫地后，爱尔兰地方自治事业折戟沉沙。1890年审理此案期间，一些细节被披露出来，自由党人中不从英国国教的新教徒闻知怒不可遏。格莱斯顿警告说，如果巴涅尔继续留任，他们就会输掉下一次大选。这位爱尔兰领导人的追随者在这一问题上陷入分裂，巴涅尔为挽救自己政治生命而奋争，结果一病不起。1891年10月，他患肺炎死在基蒂怀抱里，3个月前，两人刚刚结婚。

19世纪最后15年，索尔兹伯里成为英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是贵族大地主，又是活跃的记者。索尔兹伯里很会掩饰自己，外表给人的印象是一位不动声色、举止傲慢的政治家，其实他生性好激动，遇事悲观。索尔兹伯里分别于1885—1886年、1886—1892年和1895—1902年出任首相，在下院和上院分别得到以张伯伦为首的自由党统一派和辉格党贵族的支持，当时辉格党贵族大多已倒向保守党。索尔兹伯里在前两届政府期间还兼任外交大臣。由于他具双重身份，加上他又是上院议员，因此他的属下大臣在国内政策上有很大自主权。但总体来看，索尔兹伯里在位期间除了改组地方政府、改善工作条件外，无甚作为，这反映了他极端保守的信念：“只要有事，就不是好事。尽量不生事符合我们的利益。”也许就此意义而言，索尔兹伯里遏制了英国日益高涨的民主浪潮。索尔兹伯里擅长演讲。虽然他观念保守，却接受了格莱斯顿引入的大众政治。与此同时，格莱斯顿逐渐淡出政坛后，自由党人得以调整政策，回归1891年的《纽卡斯尔纲领》。该纲领赞成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社会变革，减轻工人阶级贫困。这是一种全新的自由主义，摒弃了格莱斯顿信奉的政府越小越好的观念，转而寻求与国家赞助的社会福利理论妥协。这样做的又一好处是争取到了工会对自由党人的支持。在此后举行的一系列地方选举中，自由党与工会结成联盟，导致越来越多的自由党统一派成员和保守党人输掉选举。

索尔兹伯里在任最后几年，被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牵涉到的帝国问题纠缠。这场战争在国内激起民众的爱国热忱，包括大批工人。自由党人在这一问题上陷入严重分裂。1902年7月，身体虚弱的索尔兹伯里辞职，外甥阿瑟·贝尔福接替他出任首相（由此产生了一个短语“鲍勃是你舅舅”——“鲍勃”是索尔兹伯里的昵称——意为“完事了”）。贝尔福曾在索尔兹伯里手下在下院处理过政府事务，但面对张伯伦挑起的新危机束手无策。张伯伦这位伯明翰前市长对德国崛起的经济实力忧虑万分，积极主张再次征收进口关税，减轻“德国制造”产品对英国经济的冲击。他的主张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而自从半个多世纪前废除《谷物法》后，这一原则始终神圣不可侵犯。征收进口关税将与“帝国特惠制度”挂钩，对帝国内部的进口产品只征收最低关税，从而维持食品的低廉价格。张伯伦宣扬的这一观点触怒了保守党人中的辉格党贵族。1903年，他们脱离政府，成立了“统一食品自由贸易派”（Unionist Free Fooders）。张伯伦的主张同时也遭到自由党人和工会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哪怕对来自帝国内部的食品征收很低的进口关税，也会导致工人阶级的生活费用上涨。

1905年12月，贝尔福因保守党内分裂被迫辞职。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靠打自由贸易牌赢得1906年大选，组成自由党政府。贝尔福本人在选举中输给了年轻战地记者温斯顿·丘吉尔，丢掉了议会席位。1907年11月，坎贝尔—班纳曼心脏病数次发作。1908年4月他去世前不久，在他手下任财政大臣的赫伯特·阿斯奎斯取代他出任首相，继续执政了8年。阿斯奎斯得到377名自由党人、53名新成立的工党的代表和83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拥有对保守党人的绝对多数优势。保守党人分裂成三派：79人赞成关税改革，称“彻底支持派”，49人支持贝尔福，31人为“食品自由贸易派”。新首相是出色的律师，能言善辩，他的领导风格不是驾驭内阁，而是管理内阁。阿斯奎斯在政治生活和私生活上均不拘小节。他娶了社交界名媛玛戈·坦南特（Margot Tennant, 1864—1945）为妻，1910年到1915年期间，又与年轻贵夫人维尼夏·斯坦利（Venetia Stanley, 1887—1948）长期保持婚外恋关系，最多的时候一天给她写3封情书，有些是他出席内阁会议时写的。阿斯奎斯还因嗜酒出名。

自由党人执掌政权是象征新时代降临的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这一连串事件中，首先是1901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逝世。接替她的爱德华七世即位时已经59岁，他一生声色犬马，饮酒、赌博、狩猎，追求从俄国公主到巴黎妓女的形形色色的女人，由此引发的丑闻玷污了他的名誉。（爱德华七世因多次造访巴黎而享有国际大外交家之名。其实他根本配不上这个称号，他去巴黎的目的与外交风马牛不相及。）1910年爱德华七世去世后，他的儿子乔治五世继位。1892年他长兄去世，乔治成为王储。他长期在王家海军服役（其间在手臂上文身），不出海时，要么收集邮票，要么狩猎。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与维多利亚女王不同，政治上没什么建树，加上保守党人势力日衰，自由党人得以放手推行民主化，或者说几乎可以放手，因为保守党人在上院的世袭贵族中依然拥有压倒优势。

阿斯奎斯的执政风格比较柔和，两位自由党政治家得以在内阁中脱颖而出。一位是1905—1916年任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 1862—1933）爵士。格雷性格古板，毕业于牛津大学，获三等荣誉学位，成绩平平，在校时曾获“老式室内网球”冠军。格雷出身望族，祖辈是辉格党大地主，本人心高气傲，在外交政策上自行其是。阿斯奎斯内阁内的另一名要员戴维·劳合·乔治完全属于另一种类型。劳合·乔治靠律师职业起家，凭借演说才华和个人魅力成为政治家。他禀性激进，言辞更是激烈，致力于动用国家资源改善穷人的境况。在他影响下，自由党人很快着手兑现《纽卡斯尔纲领》中的许诺，满足支持他们的工会提出的要求。1909年，时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提出了所谓“人民预算案”，内中包括打击富人的累进所得税和土地税。把持上院的保守党人竟然前所未有地否决了政府预算案，称它是对财产的攻击。政府旋即宣布举行大选，1910年1月，政府赢得大选，自由党和工党携手击败了保守党人。此次大选的选民投票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占选民的87%）。选举结果显示，选民不仅支持政府执行“人民预算案”，还支持废除上院否决议案的权力。阿斯奎斯于是提出了废除上院拥有的否决权的法案。在首相威胁立即辞职的情况下，新继位的国王乔治五世被迫同意，如果上院拒绝法案，他将任命500名自由党人任上院议员。保守党人果然拒绝了议案。阿斯奎斯再次要求举行大选。1910年12月举行了大选，结果与上一次大选相同。新增的500名上院议员咄咄逼人，尽管世袭贵族中有将近100名“死硬分子”顽固抵制，上院最终还是通过了《议会改革法案》，赞成票比反对票多出17张，王室也表示接受。从此以后，上院对下院批准的立法议案仅有拖延权，再也无力阻挡议案。这是民主政治取得的一大成就。

1910年后，阿斯奎斯政府在这场宪政危机中依赖83名“爱尔兰党”议员维持自己在议会中的多数优势。上院权力被削减后，作为酬劳，这些议员要求在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爱尔兰问题再次成为政治焦点。爱尔兰政治进程很快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1912年，政府提出一项法案，允许爱尔兰建立自己的议会，拥有处理各种事务的广泛权力，但外交、国防及部分财政和警务除外。该法案遭到自由党统一派的坚决反对。1911年贝尔福因支持上院改革而失去保守党领袖地位后，该党被统一派控制。贝尔福的继任者是加拿大出生的商人和关税改革者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 1858—1923），他强烈反对爱尔兰地方自治，支持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北爱尔兰新教徒坚决反对在爱尔兰其他地区接受人口占多数的天主教徒统治。爱尔兰党坚持在爱尔兰全境内实行自治，新教徒成立了一支16万人的“北爱尔兰志愿军”，司令是一名英国退役将军。同情统一主张的英军军官按兵不动，以律师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 1854—1935）爵士为首的统一派开始为内战做准备。在审判奥斯卡·王尔德一案中卡森曾作为检方出席，名噪一时。

爱尔兰危机导致英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只是因为1914年8月英国与德国开战，才推迟了危机的爆发。战前英国国内发生大规模劳工骚动。1911年全国铁路工人首次罢工，同年港口工人罢工，南威尔士还爆发了矿工示威，军队开枪镇压示威者。政府似已无力控制局势。争取妇女选举权女子的过激行为更让人感到局势一团混乱。自由党采取的对策是实行矿工最低工资制，1912年建立了疾病和失业补助制度，但这些措施未能满足大多数工人的要求。从1910年到1914年，工会会员人数增加了60%。工党的影响力随之上升。1912年，阿斯奎斯放宽了选举权限制，试图借此平息民主浪潮，但因妇女选举权问题而搁浅。保守党内的地主阶级势力日益衰微，郊区资产阶级开始滑向保守党。格莱斯顿结成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联盟已近末日。英国的民主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1914年末，政治进步进程显然陷入困境，后来一位历史学家口中的“自由英格兰的怪异死亡”已经开始。当时对联合王国领土完整威胁最大的是爱尔兰乱局，最终爆发了一场武装起义，内战随之而来。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独立建国，仅北爱尔兰六郡留在联合王国内。

民族主义与民主

以赋权少数民族的方式扩大选举权给自由议会制度造成了颠覆性后果。目睹这一后果的又一大国是依照1867年《奥匈折中方案》建立的奥匈帝国。迫于社会主义者的压力，1907年，奥匈帝国给予境内一半领土上的民众选举权，但在另一半领土维持旧制不变，结果激化了民族主义情绪，削弱而非加强了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的影响。这一时期从始至终，主导二元君主制政治的都是长寿的弗朗茨·约瑟夫。他1848年即位，在皇位上坐了将近70年，直到1916年去世。仅仅凭借长期执政，约瑟夫就给帝国带来了稳定和延续性。他幼年师从梅特涅亲王，拿破仑战争期间，梅特涅领导了反法斗争。约瑟夫越来越像是另一个时代的人，信奉君权神授说，将其诠释为恪尽职守、严格遵守礼仪和传统。约瑟夫为人乏味，缺乏想象力，但颇有天分。他会说英语、法语、德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还粗通捷克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出于年龄和自身经历方面的原因，他对变革十分谨慎。不得不变革时，他能显示出足够的灵活性，接受变革。他的个人生活因一连串的不幸蒙上阴影。弟弟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1832—1867）在墨西哥被处决，长子鲁道夫皇储（Crown Prince Rudolf, 1858—1889）自杀。1898年，他的妻子，面容姣好、性格倔强的伊丽莎白皇后被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卢切尼刺杀。1914年，他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人暗杀。

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奥地利都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1859年它在意大利统一战争中败给意大利和法国后，走上了漫长的衰落道路，其间有起有落。地缘政治因素决定了奥匈帝国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寻求复仇，而是从1871年起与新生的德意志帝国结盟，尽管心有不甘。奥匈帝国不得不面对自己周边巴尔干地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俄国借奥斯曼帝国走向衰微之机四处扩张，支持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随着岁月的推移，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均势开始向后者倾斜，尤其是德国加大对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投资后。帝国的二元政体结构包含两个分开的国家，奥地利和匈牙利，大致沿莱塔河划界，因而分别有内莱塔尼亚和外莱塔尼亚之称。两个国家境内都有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帝国的奥地利那一半，少数民族以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意大利人和乌克兰人为主；帝国另一半匈牙利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从很多方面看，1914年以前的奥匈帝国政治史，也是这个多民族帝国极力抵御日益高涨的语言和族裔民族主义的历史，在此期间，正在崛起的工人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也不断高涨。

如同英国，奥匈帝国的议会体制也走了一条渐进改良之路。自1867年起，1861年成立的帝国议会权限仅及帝国的奥地利部分。这是一个陈旧的体制，显然需要变革。议会议员不是直接选出的，而是由各州议会推出，州议会议员又是从分别代表地主阶级、城镇、商会和农村四个阶层的“地区议会”选出的。1873年，议员人数从203名增至353名，由地区议会直接选出。这一变革类似英国1832年的《改革法案》，增加了城镇的代表权。地主阶层选出85名议员，城镇118名，商会21名，农村128名。帝国全国人口中，只有6%的人有权参加以上选举。1883年帝国议会搬迁到位于维也纳环城公路边上新落成的大厦后，降低了加入地区议会的付税标准。1896年又增加了第五个地区议会，同时实现25岁以上男子普选权。新增的地区议会选出了72名议员，改变了贵族人数占优势的局面。

以上变革并没有改变皇帝依然握有任免大臣权力的事实，也没有触动由世袭贵族组成的上院的权力，但变革的确说明，政府本着审慎自由主义精神逐渐扩大选举权。阿道夫·冯·奥尔施佩格（Adolf von Auersperg, 1821—1885）亲王是当时政坛的风云人物，19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掌权，尽管弗朗茨·约瑟夫不喜欢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尤其是他强烈的反教会政策。奥尔施佩格不仅在1873年扩大了选举权，还给予加利西亚的波兰人更大自治权，扩大了陪审团审判制的涵盖范围，将大部分重罪包括在内，同时推行了其他一些带有自由色彩的改革。1873年爆发了“黑色星期五”金融危机，7亿莱茵盾在维也纳证券交易所蒸发，成千上万家公司和老板破产，包括48家银行和两家铁路公司。公众对自由派的信心受到打击，尤其是少数自由派人士深陷导致危机的金融投机活动。1879年，奥尔施佩格未能利用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一场重大国际危机，因而倒台。弗朗茨·约瑟夫和大批自由派议员最终抛弃了他。

右派在此后举行的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胜出。爱德华·塔弗（Eduard Taaffe, 1833—1895）伯爵上台执政。他祖上有一名爱尔兰贵族，17世纪时效力于哈布斯堡家族（他因此获爱尔兰贵族身份，虽然爱尔兰贵族不是英国上院议员）。塔弗幼时与弗朗茨·约瑟夫一起玩耍，早年作为温和自由派人士涉足政坛，19世纪60年代任过首相。他再次出山时，观点已趋向保守。塔弗最大的成就是说服一直抵制帝国议会的捷克议员重返议会。作为交换条件，他在波希米亚使用捷克语和捷克人在波希比亚议会的代表权问题上做出一系列让步。塔弗有一句名言，反映了他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态度，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做到精心调控帝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满情绪，使之没有深浅多寡之别”。他的这番话不是指蓄意奉行“分而治之”政策，而是表明他认识到，民怨不可避免。塔弗能做的不过是竭力使不满情绪不至失控。正是在塔弗的推动下，1883年扩大了选举权。这一举措进一步削弱了自由党，为新政党打开了大门，不仅有社会主义者，还有基督教社会党。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卡尔·卢埃格尔精力充沛，甚得民心。卢埃格尔出身贫寒，后成为律师，在维也纳法庭审理的案子上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辩护，以此扬名。他赞成进行社会改革，发表反犹言论，维护天主教利益集团，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1890年，卢埃格尔的党在议会赢得14席，包括维也纳地区的7个席位，而自由党人丢失了1/4的席位。1895年，基督教社会党在维也纳市议会选举中获多数席位。弗朗茨·约瑟夫因厌恶该党的激进政策，拒绝承认新当选的议员。两年后，卢埃格尔在帝国议会赢得27席，这次弗朗茨·约瑟夫不得不做出让步。卢埃格尔依仗自己是维也纳市长，大力推行城市改革计划，发展现代医疗，改善饮水和交通设施，修建公园、医院和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立志把维也纳建成“美丽花园城市”的宏愿，因此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1910年，卢埃格尔死于糖尿病。此前奥地利不顾上院强烈抵制，于1907年再次大大放宽选举权。面对社会主义者接连不断举行的大规模示威，弗朗茨·约瑟夫担心，撼动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的革命可能会在奥匈帝国重演，地区议会制终于被废止，各州一律实行男子普选。这次改革的结果是一些分裂出来的新民族主义派别入选帝国议会，如托马什·马萨里克领导的“捷克人民党”。1900年马萨里克创建该党，与自由派“青年捷克人”、保守的“旧捷克派”和捷克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878年）分庭抗礼。其他少数民族内部同样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分裂成不同派别。1907年，帝国议会的516名议员分属大约30个政党，其中有87名社会民主党人、97名基督教社会党人、18名斯洛文尼亚教士党人、17名波兰平民党人、3名旧罗塞尼亚党人和2名捷克人民党人。讨论问题的议会成了彼此对立的不同民族团体争吵的场所。他们操着五花八门的语言，冲对方大吼大叫，把对方声音压倒。捷克议员采取拖延战术阻挠议会讨论，理由是议会使用德语。波希米亚议会里的德意志人议员以同样的办法回敬。1908年弗朗茨·约瑟夫登基60周年之际，波希米亚各地的捷克民族主义者甚至扯下哈布斯堡王朝旗帜，表达他们的绝望心情。帝国议会的混乱和瘫痪导致政治权力转到宫廷，落入弗朗茨·约瑟夫周边大臣手中。皇帝与指定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关系并不融洽。原因之一是约瑟夫迫使他的侄子同意，因为后者与索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 1868—1914）的婚姻系贵庶通婚，两人的孩子不得继承皇位。索菲不过是女伯爵，论品级没有资格当哈布斯堡王朝皇后。大公因此受到钳制，难以在奥匈帝国推行或许能安抚捷克人的改革。更重要的是，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后，军人权柄日重。

皇帝依然握有军事和外交决策权，但奥匈帝国的另一半匈牙利在政治体制上享有较大自主权。弗朗茨·约瑟夫采取重大军事或外交行动前，必须征询政府意见。1867年《奥匈折中方案》后，伴随维也纳中央集权专制体制的垮台，匈牙利全面推行改革，更新了宪法，给予犹太人平等公民和法律地位（1868），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1869）。1875年，匈牙利局面稳定下来，19世纪60年代两大民族主义组织合并组建的自由党开启了长期执政的岁月。一如欧洲很多地区，代表匈牙利民族主义温和派的自由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是因为选举权受到限制。全国人口仅有大约10%享有选举权，绝大部分是地主和专业人员，没有穷人。匈牙利的自由党顽固抵制扩大选举权的一切尝试，担心此门一开，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更有机会发泄不满。1875—1890年任首相的蒂萨·卡尔曼（Kálmán Tisza, 1830—1902）改革了税收制度，平衡了收支，但为此四面树敌。左翼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希望匈牙利享有比1867年《奥匈折中方案》更大的自主权。而维也纳的军方和官僚机构认为1867年《奥匈折中方案》走过了头，希望收回部分权力，改由自己掌握。蒂萨夹在两派中间，越来越难控制局面。1886年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一场仪式上，奥地利驻军司令在一名参与镇压1848年匈牙利革命党人的奥地利将军墓前献了一个花圈，触动了民族主义者的敏感神经，而这仅是多起冲突中的一起。蒂萨最终对处理这类似乎无足轻重的纷争感到厌倦，于1890年辞职。不过他的党依然执政。

匈牙利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主要来自民族主义的马札尔地主阶级。他们抵制农民代表呼吁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由于匈牙利工业相对落后，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难以发展。19世纪90年代罢工潮过后，工会被取缔。参加1904年罢工的铁路工人被征入伍。示威活动常常遭到警察的血腥镇压（比豪尔发生的一次示威期间，33名示威者被打死）。马札尔语被指定为各级司法和行政机构以及一切政府公告的官方语言，甚至不讲马札尔语的地方也不例外，地名全部马札尔语化，几乎所有中学都必须用马札尔语授课。如此一来，政府、教育、行政、司法和专业体制只对会说、读、写马札尔语的人开放。19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中马札尔人占54%，罗马尼亚人16%，斯洛伐克人11%，德意志人10%，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等其他少数民族人数更少。然而统计数字被做了手脚，以显示讲马札尔语的人占多数，而实际数字很可能不足50%。自19世纪90年代中叶起，马札尔语化激起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日益强烈的反抗，预示了自由党称雄政坛时代的终结。议员纷纷背弃蒂萨·卡尔曼的儿子蒂萨·伊什特万（István Tisza, 1861—1918）领导的自由党。很多人加入了民族主义团体。1905年，蒂萨试图修改下院议事规则，绕过反对派采取的阻挠战术。看到议长挥舞手帕，让支持政府的议员投赞成票时，认为议长应秉持中立的人怒不可遏。更多的自由党人脱党，加入了科苏特·费伦茨（Ferenc Kossuth, 1841—1914）领导的独立党，该党属于新的民族主义者同盟，费伦茨的父亲是1848年匈牙利民族主义运动领袖。

弗朗茨·约瑟夫对议会陷入瘫痪忧心忡忡，任命职业军人、匈牙利人卫队长费耶尔瓦里·盖佐（Géza Fejérváry, 1833—1914）任首相，威胁要以发敕令的方式把匈牙利选民人数增加一倍，同时做出妥协姿态，提议让民族主义者同盟执政。民族主义者同盟在此后举行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律师韦克勒·山多尔（Sándor Wekerle, 1848—1921）被任命为新首相。然而，1909年民族主义者同盟散伙，翌年自由党人再次上台执政。此时政治大环境急剧恶化。对立的民族主义政党在语言地位问题上各自提出不同主张，以致教育改革受挫。反对党议员在议会使用拖延战术百般阻挠，议会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在马札尔人议长的推动下，议会通对了对议事规则的修改，议会终于可以开会议事了。一名反对党议员恼羞成怒，对议长连开三枪，随后对自己又开了一枪（四发子弹都打偏了）。政府对一些民族主义领导人提出起诉。现在匈牙利和维也纳的情况一样，实际上也靠发布敕令统治。这意味着政府内的决策过程越来越不受民众和民主思潮的影响，但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仍受到制约，需要征求维也纳的意见。奥匈帝国民众的民族化趋势严重损害了议会制度和国家完整，其程度远甚于陷入爱尔兰麻烦的英国。

政局动荡幻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有两大政治体制长期动荡不定。力量薄弱的政党和联合政府起起落落，变化很快。这里指的是意大利和法国的政党，两国政府更迭频繁，犹如走马灯。19世纪末，两国政府政治体制都经历了危机，民众对政府的无能备感失望，差点把独裁者推上台。法国的各种政治联盟和力量组合变幻不定。从1871年2月到1914年9月初，一共产生了49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时间不足一年。意大利的政治体制与法国大体相同，1861年到1914年一共产生了32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时间比法国略长一点，但也长不了多少。英国与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况很不一样，从颁布1867年《改革法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仅产生了14届政府。奥地利和匈牙利处在英国和意法两个极端例子的中间。1867—1914年期间，奥地利产生了24届政府，同一时期，匈牙利产生了17届政府。相对于意大利和法国，奥匈两国的政局要稳定得多。

这两个拉丁民族国家政局长期动荡不定的原因何在呢？先从意大利说起。显而易见，意大利历届政府完全没有延续性可言。由于不存在集体责任一说，政府大员若不同意某项政策，就马上挂冠而去，没有丝毫顾忌，整届政府往往因此而倒台。导致领导人更迭的主要原因不是大选，而是政府内部的分歧，因为这段时期大部分时间政府总是赢得选举。意大利议会以1848年的《皮埃蒙特宪法》确定的极其有限的选举权为基础。意大利全国人口2 200万，只有50万人享有选举权。意大利立国之初，50万人中仅有30万人去投票站投票。选举中的舞弊现象猖獗。选举时，钞票被撕成两半，选民投票前拿半张，投完票后再领另外半张。选举人名册上有很多虚构的名字，有的是从当地墓碑上抄来的。据报道，在普雷达皮奥地区的一次选举中，40头牛也上了选民名册。恐吓和贿赂一样盛行。在西西里岛，政客假手黑手党恐吓选民。

最初，意大利北方人把持了意大利政坛。他们联合南方的大地主，把南方作为个人施以政治恩惠和获取权力之地。南方大地主操控了地方政府，向议会输送了大批议员。从1861年加富尔英年早逝一直到1875年，他缔结的温和自由派和保守派同盟主宰了政坛，出现了一系列短命政府。加富尔的继任人是来自托斯卡纳的贝蒂诺·里卡索利男爵（Bettino Ricasoli, 1809—1880），此公出名地廉洁，有“铁男爵”之称。里卡索利炫耀说，他的家世比萨伏依王室更显赫，结果触怒了国王，1862年被罢黜。里卡索利真心实意想努力实现意大利王国与梵蒂冈的和解，因双方立场僵硬而搁浅。今天人们仍记得他，不是因为他有过什么政绩，而是因为他酿制了基安蒂干红葡萄酒。下一位首相是乌尔巴诺·拉塔齐（Urbano Rattazzi, 1808—1873），他在1862年执政了一年。此后是路易吉·法里尼（Luigi Farini, 1812—1866），1863年他持刀逼迫国王对俄国宣战，被迫辞职。此后两年马尔科·明盖蒂（Marco Minghetti, 1818—1886）执政，他因脾气暴躁出名。1863年，明盖蒂与拉塔齐在议会彼此恶语相向，随后两人决斗。短命政府不断更迭，里卡索利、拉塔齐和明盖蒂后来都再次上台执政。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历届政府集中精力优先处理罗马问题，其次是与教会的一系列较量。1870年，意大利攻占罗马，宣布罗马为意大利首都，罗马问题终于得到解决。1876年时，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意大利没有进行任何社会改革。记者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Agostino Depretis, 1813—1887）领导的左翼自由派上台执政。

德普雷蒂斯自1876年起到1887年去世一直任首相，几乎没有间断过。德普雷蒂斯是继加富尔之后意大利出现的又一位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德普雷蒂斯宣称，他的政策是“扩大民主”，但他采取的方式常常令人怀疑。德普雷蒂斯说服意大利议会投票支持拨款修建2 000千米长的公路，之后他把这笔款项给了各地，以换取来自这些地区的议员选票。他还借助王室势力在参议院塞满自己的人。不过，德普雷蒂斯确实推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包括制订大规模修建铁路计划，以及普及免费初等义务教育，这对一个全国3/4人口不会读写的社会来说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1882年，德普雷蒂斯终于兑现了他“扩大民主”的许诺，扩大了选举权，通过降低选民财产门槛，把选民年龄限制从25岁降到21岁，使选民人数从50万增加到200万。然而，因选民必须识字这条规定依然有效，意大利南部几乎所有人都没能获得选举权。而意大利北部识字的手工业者和中产阶级下层的其他成员获得了选举权。

新获得选举权的意大利阶层构成了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的权力根基。他是西西里人，德普雷蒂斯的前幕僚。德普雷蒂斯去世后，克里斯皮接任首相一职，从1887年起一直干到1891年。1893—1896年，他再次出任首相。克里斯皮祖上是阿尔巴尼亚人，有人认为他的多变性格由此而来。克里斯皮的民族主义资历无可挑剔。青年时代的他是狂热的马志尼民族主义者，曾被迫流亡。意大利统一运动期间，他跟随加里波第率领的“千人军”漂洋过海。克里斯皮精力过人，1887年他上台执政时已经68岁，除了首相一职外，还兼任三个重要部门的部长。他是左翼自由派人士，改革了监狱体制，使罢工合法化，颁布了一部现代民法典，还推行了诸多其他政策。以上几乎所有举措都动用了王室敕令的权力。批评克里斯皮的人开始称他是独裁者，他的所作所为无疑为20世纪的墨索里尼开了一个先例。但有一件事克里斯皮没有做，那就是打击充斥意大利政治体制的腐败。1891年一份关于银行丑闻的报告揭露，各家银行一直在印超过法定限额的钞票（为了印钞，罗马银行偷偷使用在英格兰的一台印钞机）。印出的钞票用于贿赂政客和政府官员。银行还对拖欠巨额债务的政客网开一面，以此换取政客的惠泽，尤其是政客作为酬谢授予银行家的贵族爵位。克里斯皮试图压下这份报告，然而报告还是泄露给了报界。报告点了一些人的名字，还写出了具体细节。一名欠个人信贷银行50万里拉的议员突发心脏病死亡，一家银行的前董事在火车上被人谋杀，另一家银行的一名董事失踪，后来被人发现化装成了神父，他被逮捕时试图服毒自杀。1891年，克里斯皮首届政府因这场丑闻垮台。1893年，他又被召回，要他对付西西里岛的一场农民起义，他以残酷无情、毫不妥协的手段镇压了起义。克里斯皮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监管银行的法律措施，包括允许银行在产业融资上发挥更大作用。这些举措刺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意大利经济的发展。

1896年，意大利军队在埃塞俄比亚惨败，意大利自由主义的声名因战败而一落千丈。克里斯皮被迫辞职。两年后又爆发了一场重大经济危机，起因之一是美西战争导致面包价格上涨。意大利各地城市爆发骚乱。参加过库斯托扎战役的路易吉·佩卢克斯（Luigi Pelloux, 1839—1934）将军为专门对付骚乱，辞去陆军部部长一职。任陆军部部长期间，他大刀阔斧改造了军队；现在，国王任命他出任首相兼内政部部长。政府其他4个部门也由现役军人执掌。佩卢克斯动用国王发布敕令的权力，下令禁止政治集会，宣布政府雇员罢工为非法，用流放或预先逮捕等手段对付政治犯，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佩卢克斯宣布，他只靠敕令统治，并向议会提出一项法案，他发布的敕令无须经过议会表决认可即具有法律效力。左翼自由派人士试图通过冗长演说把这一法案“说黄”，议会场内的议员吵成一团，彼此拳脚相加。佩卢克斯解散了议会，逮捕了几名议员。上诉法院裁定他的行为违宪。议会再次开会后，佩卢克斯试图打断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左翼议员愤而离席表示抗议。1900年，佩卢克斯要求举行大选。他提出一个法律加秩序竞选纲领，同时许诺在中国谋取一块殖民地，以补偿意大利在非洲的失败。结果他输掉大选，被迫退休。意大利的政治体制化险为夷。意大利的这段经历显示，国家危难之时，议会体制极易受到强人干涉。20世纪20年代，议会体制沦为更凶残的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的牺牲品。墨索里尼杀害了一名自由派议员后，其他自由派议员集体退出议会大厅以示抗议，墨索里尼对此视若无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主宰意大利政坛的是乔瓦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 1842—1928）。焦利蒂也属于左翼自由派，但没有参加过意大利统一运动的资历，只是一名职业文官。他认识到，随着意大利北部工业社会迅猛发展，有必要进一步推行社会改革，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焦利蒂从不干预罢工，竭力避免与社会主义者交恶，也尽量不采取任何可能激起民变的措施，而当年佩卢克斯将军就是借社会动乱上台的。1906年焦利蒂赢得大选后，提议提高遗产税，同时增征所得税，但遭到挫败。各派在这一问题上情绪激动，激辩中，一名保守党反对派议员把一个墨水瓶掷向焦利蒂。焦利蒂处事圆滑，擅长把来自形形色色小集团的部长和议员拼凑成一个同盟，就在他的同盟看上去马上要垮掉时，他已改换了多数成员。他的这一手法很快被人称为“变形术”，意即把一个摇摇欲坠的同盟转变成为一个胜券在握的同盟。从19、20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除短暂间断外，焦利蒂凭借这一手法一直执掌政府。他还全面收集各个议员的材料，建立个人档案，找出个人弱点和可施压的地方。焦利蒂处心积虑安抚社会主义者，但未能阻止后者赢得更多人的支持。1909年，极左翼在议会赢得100多席，其中半数席位为社会主义者所得。焦利蒂没能阻止社会主义者在1913年遵循第二国际路线，退出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

焦利蒂推行的最重要改革是大大扩大了选举权，此举意在安抚要求扩大选举权的社会主义者。1912年，选民从300万人增至850万人，绝大多数是成年男子。翌年举行的选举中，不出所料，社会主义者赢得了78席，最激进的议员中，有52人誓言要推翻资产阶级议会。人数增加后的选民中，只有一半人参加了投票。像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参与投票的选民越多，自由派输给极端派别的席位就越多。1913年梵蒂冈取消对天主教徒参政的禁令后，很快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保守天主教政治组织，代表右翼势力攻击自由派人士。意大利的政治体制显然越来越难于运作。从1911年起，焦利蒂为了争取舆论支持，开始在海外开拓殖民地，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而且不仅仅殃及意大利。毫无疑问，随着选举权不断扩大，意大利变得更加民主，议会也没有因佩卢克斯执政那段时期丧失自己的主导地位。然而，意大利北部地区迅速走向工业化造成了诸多社会矛盾，最初为少数中产阶级自由派精英设计的政治体制没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

直到此时，虽然意大利历史上政府频频更迭，赖历届政府中的一些部长，意大利政治体制的根基依然基本稳固，尤其是某一部长在同僚中脱颖而出，连续几年实行强势统治时，如德普雷蒂斯、克里斯皮和后来的焦利蒂。意大利得以推行卓有成效的政策。类似反差也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特点。第三共和国1870年建于第二帝国废墟之上。与意大利不同，第三共和国以拿破仑三世实行的男子普选权为基础。共和党派政治家废除了第二帝国的专制主义，把政治权力交给众议院，众议院因此具有了如同意大利议会的主导地位。法国不仅实现了民主选举权（至少对男子而言），还有一个对众议院，因而最终也对选民负责的政府。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法国的情况实属罕见。然而，以上成果常常有可能得而复失。1871年2月8日，第三共和国举行首次全国大选。不无讽刺的是，被1830年革命赶下台的保王党正统派胜出，赢得总数645席中的400席。1873年，在新成立的众议院中占多数的保王派议员推选正统派的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元帅出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普法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德高望重，只有一名议员投票反对他。麦克马洪就任之初小心谨慎，维护总统一职的中立性。在他领导下，1875年颁布了一部新宪法。然而两年后，麦克马洪解散了共和党人政府，为此招致非议，有人说他蓄谋发动政变。在此后举行的选举中，左派胜出，获得120个议席，成为众议院多数派，麦克马洪辞职。正统派在众议院占有多数席位的优势为时很短。1871年大选期间，众多选民对共和党人投反对票，因为后者的纲领中含有继续对德战争的内容。6年后，这一问题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

尚博尔伯爵亨利（Henri, Comte de Chambord, 1820—1883）自称是王位正统继承人，但他毫无政治才干可言，支持他的正统派也动摇不定。尚博尔伯爵是个懒惰无比的人（始终没学会怎么系鞋带），体态臃肿一如在他之前的路易十八，而且毛发极重（一名侍臣说“他的毛发系统颇为发达”）。就正统派事业而言，最大的不幸的是他没有子嗣。在正统派阵营中，尚博尔属于观点最偏激的一派，意欲开历史倒车，退回革命前的时代。尚博尔伯爵童年在维也纳度过，从没学过1788年以后的历史。他拒绝把三色旗作为法国国旗，坚持用昔日白色鸢尾花饰国旗。主流正统派和地方显贵希望把权力下放到地方，而不是实行尚博尔追求的集权专制制度。尚博尔严禁追随者在共和国地方或中央政府内任职，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承认共和国，这一做法损害了他的事业。19世纪70年代，尚博尔与支持七月王朝及其继承人的奥尔良派达成交易。1883年尚博尔去世后，他的铁杆追随者拒绝遵守协议中的核心条款，不肯承认巴黎伯爵奥尔良的腓力（Philippe of Orléans, Count of Paris, 1838—1894）为王位合法继承人。话说回来，这个腓力也不是什么理想候选人。他是路易—腓力国王的孙子，侨居英国萨里郡，没有几个支持者。大多数人早就要么归顺了共和党人，要么成了波拿巴主义者。后者在1876年的选举中赢得75席，已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寄寓英国的拿破仑三世的儿子、皇太子拿破仑（Napoleon the Prince Imperial, 1856—1879）在二十几岁时随英军去祖鲁兰与祖鲁人打仗，不幸阵亡，结果波拿巴主义实际上也没了继承人。奥尔良的腓力至少还有一个儿子可以继位，也叫腓力（1869—1926），他后来成了著名探险家。奥尔良家族到他这一支也就断了。1886年，法国政府颁布法律，禁止昔日王室后嗣入境法国，彻底断了他们重登王位的念想。

19世纪70年代，温和的共和党人主宰了法国政坛。1877年第三共和国创始人、首任总统阿道夫·梯也尔去世后，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 1838—1882）成为共和党人领袖，他在一次事故中失去右眼，此后总是让人从左侧给他拍照或画像。甘必大是很有魅力的演讲家，大力倡导他称之为“新社会阶层”的事业，“新社会阶层”即由政府公务员、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组成的中下层阶级。甘必大把这些人与构成共和主义中坚力量的白领阶层、商人、地主及其他人结成联盟。正是这一社会契约构成了共和国长期稳定的基础。19世纪70—80年代主导政坛的政治家是律师兼记者茹费里，他发展了甘必大的成果。茹费里长袖善舞，利用打击教会和民族主义政策大得民心，但也招致不少人的反对。他为人冷漠孤僻，两次遇刺都大难不死。他的一名批评者说，这不足为奇，因为茹费里没心没肺，杀手无从下手。1885年，茹费里政府因印度支那战局逆转倒台，引发共和国的一场严重危机。与此同时，一场经济衰退导致大批农民负债累累。1887年提高进口关税后，城市劳动者陷入困境，25万人失业。有人发现，总统的女婿一直倒卖荣誉勋位勋章和其他勋章。茹费里一心推行殖民政策和打击教会政策，在任期间没搞什么社会改革。1885年大选期间，由心怀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成立的各种团体一致反对共和国。第一轮选举中，以巴黎伯爵为首的保守党同盟赢得177席，共和党人129席。第二轮选举时，共和党人搁置内部分歧，赢得383席，保守党人获200席。但共和党人分裂成为两派，一派是所谓的“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的追随者及其政治继承人，另一派是激进分子。

修改宪法似乎势在必行。众议院把目光投向陆军部部长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 1837—1891）将军。布朗热人称“复仇将军”，与后来意大利的独裁者佩卢克斯将军属于同一类人。在议员纷争不已的乱局中，布朗热很快成为国家团结的象征。1887年，朱尔·格雷维（Jules Grévy, 1807—1891）因倒卖荣誉勋位勋章丑闻而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很多人认为布朗热本应当仁不让，接过总统一职，但最后还是由萨迪·卡诺出任总统。卡诺任财政部部长期间以为政清廉著称。1894年，卡诺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布朗热开始积极竞选，很多人踊跃为他捐款，认为他可以拯救法国荣誉，成为又一个拿破仑。1889年1月，布朗热大败共和党候选人，当选为巴黎选区议员。他敦促解散众议院，选举产生一个立宪议会。内政部部长让·康斯坦（Jean Constans, 1833—1913）站出来与他叫阵。康斯坦是破产的抽水马桶水箱制造商，任过印度支那总督，此后担任竞选活动负责人，作风干练，但为人腐败。从多方面看，康斯坦堪称第三共和国政客的典型代表。他放言要逮捕布朗热，同时又给他时间逃走。布朗热方寸大乱，逃到比利时，最终在情妇墓碑前自杀。康斯坦获得奖赏，出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布朗热主义仍是一支次要政治力量，但共和国免于倾覆。

布朗热主义凋残后，激进派重归共和派主流，与机会主义派结盟，掀起一个名为“社会连带主义”的新运动。余下的社会主义者构成了左派核心。昔日布朗热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三共和国前20年没有推行社会改革，民众心灰意冷。在1889年选举中，共和党人获得议会多数席位，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改善与之友好的社团的地位，取消了当时员工还必须随身携带的工作手册。1893年，当局“以连带互助的伟大原则名义”给予穷人免费医疗待遇，1905年，又将公共救济范围延至老弱病残。1892年，仲裁劳工纠纷机制建立，同年，当局限制了妇女和儿童的工时，1898—1903年，赔偿工伤工人法律颁布，1910年，工人退休金制度建立。进入20世纪后，法国开始实行矿工8小时工作制，其他很多行业工人的工作时间也不得超过10小时。福利国家时代似乎终于在法国到来了。然而，以上法律的效力很有限。1914年，法国依然有将近9 000万人住在未设国家退休金、保险和医保事务机构（救助办事处）的社区。在设有这类机构的地方，当地政府又肆意克扣经费（1897年众议院表决通过的医疗经费，5/6从没有动用过）。限制工时的法律漏洞百出，很难落实。19世纪90年代末，共和国再次陷入政治危机，其严重程度超过当年布朗热将军引发的风波。

1894年底，法国情报部门（官方名称是“统计科”）截获了一封信。一名法国军官通知驻巴黎的德国武官，有一批秘密军事文件要交给他。写信的人暗示，这不是他第一次向德国人递送军事情报。隶属法军总参谋部的炮兵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39—1935）马上成了怀疑对象。有人觉得，他的笔迹酷似写信人的笔迹。德雷福斯断然驳斥了对他的指控。他是阿尔萨斯人，1872年选择了法国国籍而不是德国国籍。他不缺钱，没有叛国的经济动机。然而，他是一个犹太人，而当年法军中的犹太人参谋寥寥无几。法国情报机构为了证明自己效率高，急于破案，为此整理了一份秘密卷宗，德雷福斯及其律师均无权阅览。1895年1月5日，政府以此为依据在一次公开仪式上褫夺了德雷福斯的上尉军衔，判处他终身监禁，送往法属圭亚那魔岛上的监狱服刑。

德雷福斯的亲属不承认他有罪，继续游说新闻界。次年新闻媒体发现，卷宗里的部分文件系情报机构伪造。1897年，真相浮出水面。写那封信的人是斐迪南·埃斯特拉齐（Ferdinand Esterhazy, 1847—1923），一个生活放荡、负债累累的军官，他完全有动机向德国人出卖情报。然而，埃斯特拉齐有身居要职的朋友，右翼报纸把他描绘成犹太人阴谋的受害者，军事法庭宣判埃斯特拉齐无罪，继续维持德雷福斯的有罪原判。小说家左拉对这一判决结果义愤填膺，给总统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为被人陷害的德雷福斯申辩。这封题为《我控诉》的信马上在法国传开，几周内售出30万份。政府以诽谤罪名起诉左拉，打赢了官司。不过陆军部被迫承认，卷宗里有伪造材料。伪造者是情报部门的于贝尔—约瑟夫·亨利（Hubert-Joseph Henry, 1846—1898）。他被逮捕监禁后，绝望之下自杀。1899年，德雷福斯终于获准上诉，从魔岛返回法国，军事法庭再次判他有罪。1899年9月，德雷福斯获总统赦免，次年参议院予以追认。1906年，一个民事上诉法庭推翻了1895年判决，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德雷福斯事件从始至终，声援和反对德雷福斯的人通过报章杂志、传单和招贴画互相口诛笔伐。双方在法国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开集会，立场势同水火，不可调和。马赛发生了反德雷福斯示威活动，继而犹太人商店被砸抢。共和党人大为震惊，发现法国军队的忠君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俨然以独立王国自居，我行我素。法军是法国民族主义和对德国人复仇意志的象征，右翼政客和作家因此极力捍卫法军。在神职人员眼里，德雷福斯事件是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策划的一个阴谋，显示所谓“归顺”只是口头上支持共和国。声援德雷福斯运动于是成为打击教会的事业。政府解散了200多个修道会，进一步推行教育世俗化。激进分子再次与温和共和党人分道扬镳。1902年，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增加了在议会的席位。埃米尔·孔布（Émile Combes, 1835—1921）被任命为总理，他出身农民家庭，父亲是裁缝，还开了一家酒店。孔布代表了甘必大口中的新社会阶层。他节俭到了抠门的地步，为了节省纸张，他在一页纸上写了3 600个词。孔布滴酒不沾，在公开宴会上不喝红酒，只喝红颜色饮料，以免引人注意。他任总理期间，加快了几位前任开始的社会改革步伐。德雷福斯事件一方面彻底清除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反犹思想残余，另一方面加深了右翼政客和记者的反犹倾向。爱德华·德吕蒙（Édouard Drumont, 1844—1917）主编的日报《自由之声》不时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把宗教和种族上的反犹主义与形形色色的阴谋论结合在一起。该报日发行量10万份。与此同时，孔布政府继续执政。1905年，社会主义者迫于第二国际施加的压力，不再支持政府，孔布政府随之倒台。

1906年，在一连串打击教会和社会改革措施实施的过程中，法国举行了大选。激进派大胜，在众议院赢得42%席位。当时激进派领导人是乔治·克列孟梭（绰号“老虎”），他争强斗狠、四面树敌。克列孟梭动辄与人决斗，因妻子与他人通奸而休妻，随后把她送进监狱。克列孟梭在一家报社任编辑时，率先发表了左拉写的《我控诉》公开信。他还以擅长演讲著称。克列孟梭没有兑现实行改革的诺言，而是忙于镇压劳工骚乱，动用军队驱散示威者，为此与社会主义者交恶。1909年克列孟梭倒台后，激进派陷入分裂，此后是一连串短命的政府。第三共和国期间，法国政府动荡不定的岁月出奇地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众议院分裂成众多小派别，没有形成大规模政党，因而受制于地方政客，后者则一门心思为自己选区的选民捞取好处。由于没有正式设立总理办公厅，政府各项政策杂乱无章，政府首脑不得不兼任某个部的部长，如外交部部长，没有余暇制定贯彻大政方针。民主体制的种种缺陷暴露无遗：没有无记名投票制，对竞选开支不加限制，选民免费喝酒，贿赂腐败现象比比皆是。只关心地方利益的议员朝秦暮楚，彼此结成的同盟分分合合，聚散无常。至少在不了解情况的人看来，法国的民主制度运转不灵。

政局长期动荡的表层下面却是高度的连贯性。令人吃惊的是，法国民主体制虽然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四分五裂，却经受住了19世纪70年代的君主主义、80年代的布朗热主义和90年代的德雷福斯事件等一连串风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政局都相当稳定。内中原因很多。一是官僚机构大权在握，尤其是外省省长。巴黎政府有一支庞大的文官队伍。立法内容往往定得很宽泛，由政府官员制定具体细则。二是法国选民对政党出奇地专一。西部一些地区自大革命以来始终投票支持保守党候选人，南部和中部地区18世纪90年代支持雅各宾党人，一个世纪后支持社会主义者。由于法国经济增长缓慢，始终有大批自耕农，因此疾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没有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导致政治体制的塌方。1914年，法国人口的一半住在不足2 000人的市镇里，没有大规模的工业支撑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巴黎及其居民丧失了1789年以来具有的革命锋芒。第三共和国与第一和第二共和国不同，是一个外省人共和国。众议院多年来无甚变化。1870年到1940年之间任何一段时期，任职超过20年的议员都占1/4，3%的议员任职长达33年之久。众议院权力很大，几乎没有休会的时候。众议院下属的重要委员会成员更换也不频繁。由于任何人无权解散众议院，因此它可以在两次大选之间的5年内行使自己权力，无须忌惮政府。换言之，在第三共和国执掌权柄的是一个由职业政客组成的寡头统治集团，其中大多数人在自己的选区有很深的根基。

虽然法国政府每隔几个月就更迭一次，但往往有一些部长留任。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第三共和国一共产生了561名部长，其中217人只任一届，103人任两届，71人任3届，48人任4届，122人任部长超过4届。任何人，只要没有无能到不堪用的地步，都有希望多次出任。有时还会出现一些主导法国政坛的强人。打击教会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 1862—1932）在1909年到1913年期间三次出任总理。夏尔·德·弗雷西内（Charles de Freycinet, 1828—1923）先后7次任陆军部部长，4次任总理。他原是一名工程师，后来执掌铁路系统，1870—1871年任战争动员部部长。由于长期在政府任职，弗雷西内得以对军队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正是因为当过几任陆军部部长，他才有可能推行这些改革。茹费里在1879到1885年间8届政府中的5届政府中担任教育部部长，两次出任总理，从而得以大刀阔斧改革法国的中小学体制。基于以上原因，改革目标常常能够实现，从茹费里和他之后的孔布通过的打击教会立法，到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采取的社会福利措施，都是如此。第三共和国延续了70年左右，是大革命后法国所有政治体制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如同意大利，法国政局只是看上去动荡不安而已。

“全速前进！”

法国因其议会握有实权和男子享有普选权而有异于其他政治体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意大利、奥地利及其他国家分别扩大了选举权，这一差异才消失。意大利的政体与德意志帝国极为相似。一如德国，意大利基本上也是赖最强大的邦国建立的，可以说，皮埃蒙特是意大利的普鲁士。皮埃蒙特体制推广至意大利全境。德国保留了联邦政府治理体制，皮埃蒙特在意大利举足轻重，地位更甚于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的位置。两国的君主权力都很大，包括有权提名或罢黜政府大臣，有权不采纳他们的意见，有权解散议会，有权掌控外交政策和军队，有权独自发布敕令。不过，两国也有一些重大差异。普遍认为，意大利政府必须在议会拥有多数席位，一次不信任投票通常会导致政府辞职或要求重新举行选举。德国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与英国或普鲁士不同，德国议会上院权力有限。后来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宪法赋予君主的权力给意大利民主体制带来了灭顶之灾，德国也是一样。威廉二世倒台后，宪政权力基本上移交给了总统。不过在当时的意大利，这些权力很少被行使。

一个重要原因是意大利的君主都是胸无大志的庸碌之辈。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是个头脑简单的军人，与当时众多欧洲君主一样，只会追逐女人和狩猎。他公开养了至少一个情妇，生了数不清的私生子（有人说，通常用来指国王的“子民之父”的说法用在他身上再贴切不过了）。他的继任人翁贝托一世是皮埃蒙特的第四位名为“翁贝托”的君主，但他选用“一世”的称号，以示他对意大利王国的忠诚。他酷爱猎狐，有过军旅经历，以政治观点保守著称，有时会以任免大臣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1900年翁贝托一世被暗杀后，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1869—1947）继位。他性格内向，不喜交际，终日沉迷于收集硬币，积攒了10万多枚硬币，不厌其烦地在《意大利钱币大全》（Corpus Nummorum Italicorum）中编目分类，该书从1910年起一共出了20卷，最后一卷于1943年出版。他父亲只给过他一次忠告：“记住，作为国王，你知道如何签名，会读报纸，会骑马，这就够了。”埃马努埃莱三世身高只有1.52米。一次德皇威廉二世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威廉二世经常开不合时宜的玩笑），带来一队身材高大的普鲁士禁卫军士兵请埃马努埃莱三世检阅，令埃马努埃莱三世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

这件事凸显了19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外交的笨拙。德意志帝国在立国之初的20年里，有德意志统一设计师奥托·冯·俾斯麦小心翼翼掌舵，故安然无恙。德国像法国一样，国家议会经男子普选产生。俾斯麦仿效拿破仑三世，把赌注压在民众的忠诚上。1871年，他为在德国国家议会选举中实行男子普选辩护时，以惯常的坦率称：“在一个有君主制传统和忠君情怀的国家，普选权不仅可以根除资产阶级的影响，还会选出君主执政。”然而事实与他说的相反。19世纪70年代自始至终，帝国议会一直被民族自由党人、有条件支持俾斯麦帝国的人和开明改革的坚定倡导者控制，其主要原因是广大农民阶层根本不参加选举。19世纪70年代中叶，民族自由党在议会占有绝对多数，拥有总数397席中的204席。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开明立法法案，包括《德意志帝国刑法典》和度量衡标准化，以及建立一家国家银行、发行国家货币。民族自由党支持自由企业，限制贸易自由的残余障碍因而被扫除。

德意志帝国既没有政府问责一说，也不存在政党执政。严格地说，甚至没有一个国家政府，仅有执掌一些帝国机构的文官，他们被称为“国务秘书”。实际情况是，皇帝、帝国宰相和国务秘书若要有效地行使职权，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议会。历次选举于是越来越表现为政党之争，有组织的竞选活动越来越重要，形形色色的政党相继诞生，有亲俾斯麦的民族自由党和1866年成立的反俾斯麦的进步党，也有的政党代表各少数民族，如1870—1871年的波兰人和丹麦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身（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德意志保守党分别成立于1875年和1876年。从短期看，男子普选权的最大受益者是19世纪70年代初成立的天主教中央党。该党团结了德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和乡村的各社会阶层，迅速形成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它对俾斯麦在开展“文化斗争”期间抨击教会的言论深恶痛绝，因此深得民心。意大利成功照搬德国经验已是1912年意大利实行男子普选制之后的事。

天主教中央党领导人是汉诺威律师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Ludwig Windthorst, 1812—1891）。因自己身世之故，温特霍斯特亲英（1866年，他因质疑普鲁士是否有权兼并汉诺威王国而扬名）。温特霍斯特工作勤奋，能言善辩，成为议会辩论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头大身子小，几乎失明，要靠别人给他读报，成为漫画家的绝好素材。不过他的一位同代人称他是“议会产生的一个奇迹，能与俾斯麦一较高低的唯有此公”。温特霍斯特尤其擅长使用诙谐语言奚落对手。一次他与俾斯麦辩论。厌恶他的俾斯麦斥责他试图利用天主教问题把汉诺威从帝国分裂出去，犯下叛国罪。温特霍斯特答复说，过去两天“对我的人身攻击登峰造极，恶毒之至，我不禁感到，我是个重要人物，此前我从没敢有过这个念头”，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普鲁士警察用水蒸气熏信封，拆看温特霍斯特的信件，但他没有屈服（他开始改用密码写信）。最终温特霍斯特引导天主教中央党驶离俾斯麦风暴，回到风浪较小的政治水域。

天主教中央党受到掣肘的一个原因是，德国立国之初，有选举权的仅限于25岁以上的男子，选举既不公平，也不保密。选民必须带上自己的选票去投票站，越来越多的选票由声称代表选民的各政党散发，包括受乡村地主阶级利益集团操控的保守党人。地主和工厂主可以检查选票，惩罚不按规矩投票的农民和工人。在工业区，工厂主或其代理人常常领着工人去投票站投票。经过长期争取，1903年，国家终于同意向选民提供用于装选票的不透明信封。1913年，标准化选票箱才投入使用（据报道，此前选票箱可以是烟灰盒、抽屉、箱子、帽盒、饭锅、陶器、碗、啤酒杯、盘子或垃圾箱）。相对于欧洲很多地区的议会选举，总体来讲，即使在1903年改革前，德国循规蹈矩的政治文化也确保了帝国议会选举较为公平。

这一点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帝国议会的权力是日积月累逐渐增加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成立了越来越多议会有权监督的中央机构，包括帝国审计厅（1871）、帝国统计厅（1872）、帝国铁路局（1873）、国家债务署（1874）、帝国卫生厅（1876）、帝国邮政局（1876）、帝国专利局（1877）、帝国司法厅（1877）、帝国最高法院（1877）和帝国殖民事务厅（1884）。以上机构分走了原属联邦各州的权力，将其集中在柏林手中。帝国议会不断通过立法法案，不断削弱代表帝国25个州的上院的权力，使宪法向选举产生的下院倾斜。与此同时，主理帝国各中央机构（包括最重要的外交部）的国务秘书一职也逐渐演变为政府部长。一如法国，一个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支撑了虚弱而派系林立的立法体系。

19世纪70年代末，俾斯麦再也不能得心应手地操纵帝国议会通过议案。“文化斗争”手段不再奏效。1873年经济崩溃后，经济危机旷日持久。来自海关关税和间接赋税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日益膨胀的帝国行政机构的开销。随着工业人口的增长，德国开始依赖从海外进口粮食。地主和实业家大声鼓噪，要求征收保护性进口关税，信奉自由贸易的人无法接受。19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工厂的鼓风炉半数闲置，帝国议会里的自由派人士依旧否决了一项对进口生铁征收关税的动议。俾斯麦明知可能性近乎零，依然邀请民族自由党领袖鲁道夫·冯·本宁森（Rudolf von Bennigsen, 1824—1902）加入政府。本宁森要俾斯麦保证给他的党更多政府职位，还要把政府问责制和政党政府纳入宪法。俾斯麦和德皇威廉一世都无意迈出这一步。最终，俾斯麦拉拢民族自由党的计划不了了之。

1878年，德皇两次险遭刺杀，刺杀事件正中俾斯麦下怀。5月11日，威廉一世乘坐的马车沿柏林闹市区的菩提树下大街行驶时，年轻水管工马克斯·赫德尔（Max Hödel, 1857—1878）手持左轮手枪朝德皇连开两枪，没有命中，被愤怒的人群擒获。6月2日，失意的经济学家卡尔·诺比林（Karl Nobiling, 1848—1878）手持一把双管短枪，从楼上俯瞰同一条大道的窗子朝年迈的皇帝开枪。所幸那天威廉一世一身戎装，头戴尖顶铁盔，躲过一劫，但身负重伤，不得不暂时退出公众生活疗伤。众人抓捕诺比林时，他用左轮手枪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赫德尔受到审判，被判处斩首。俾斯麦借机大造声势，指控社会主义工人党策划了这两起暗杀（其实赫德尔改信无政府主义后，已被社会主义工人党开除出党）。俾斯麦以这两次刺杀事件为借口，取缔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党人继天主教徒之后，被俾斯麦描绘成“帝国的敌人”。如俾斯麦所料，民族自由党人进退维谷：是冒同情刺客的风险维护公民自由权利，还是牺牲自己信奉的自由原则支持取缔社会主义工人党？俾斯麦颁布一系列保护性关税后，自由党人再次左右为难。次年，帝国议会通过了保护性关税。公民自由和自由贸易这两项措施导致自由党内部分裂。

这标志着帝国政治体制大幅右转。具有自由倾向的高级官员被罢黜，代之以保守分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选民行使了自己的选举权。参加帝国议会选举的选民比例从1871年的50%上升到1912年的80%以上。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工人参与选举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选票激增。民族自由党一向依赖把持城市选区的显贵，后者风光不再后，自由党人江河日下。1871年，民族自由党在议会赢得125席，反俾斯麦的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获76席，保守党人94席，社会民主党人（当时为社会民主工党）2席。到了1912年，民族自由党降至45席，进步党人增至42席，保守党人57席，天主教中央党91席，社会民主党人110席。以上数字显示，自由主义力量长期以来不断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左翼社会主义力量和右翼天主教政治势力相应增大。

天主教中央党在“文化斗争”期间受到打击后，急于表白对帝国的忠诚。它表面上批评德国的殖民政策，其实是政府在帝国议会里的主要支持者。但俾斯麦未能充分认识到德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意义，他为男子普选制下的赌注输了个精光。1896年，帝国财政部国务秘书阿图尔·冯·波撒多夫斯基—魏纳（Arthur von Posadowsky-Wehner, 1845—1932）抱怨道：

德国正逐渐成为工业化国家。皇室指望不上的那部分人口，即大城市和工业区内的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才是君主制的真正后盾。倘若目前的状况持续下去，君主制要么被共和制取代，要么如同英国，沦为有名无实的君主制。

以上预言之所以没有成真，一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继续受到政治精英阶层的孤立，二是因为直到1914年，议会都权力有限，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此外，联邦25个州依然拥有广泛权力。25州中既有施瓦茨堡—鲁多尔施塔特这种无足轻重的小州，又有像汉堡这样面积小但地位重要的州，更有举足轻重的大州，如巴登、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

在普鲁士王国面前，以上各州相形见绌。普鲁士拥有帝国大部分人口和领土，在德国一家独大，其分量超过意大利的皮埃蒙特，与法国形成鲜明对比。法国第三共和国建立在反对巴黎发号施令的基础上，体现了外省权力。尤其重要的是，普鲁士国王永远是德意志皇帝。联邦议会上院58个席位中，普鲁士占了17席，总能胁迫足够多的州跟随它投票，从而获得多数。普鲁士首相几乎无一例外也是帝国宰相（俾斯麦身兼二职，外加外交大臣）。联邦每个州有自己的君主、自己的立法和行政机构，掌控教育、卫生、警察等部门，征收大部分赋税，但中央政府权限不断扩大，逐渐削弱了各州的自主权。没有几个州实行民主制。很多州规定，只有拥有财产的人才有资格投票。普鲁士的选民被等分为三级，分别代表高端、中端和低端纳税人，前两级富裕选民的票数永远超过最贫穷的第三级选民，即使后者人数远远超过前两级。更重要的是，控制了其他各州军队的普鲁士陆军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议会管辖，尤其在战时。19世纪70年代，帝国议会里的民族自由党议员试图强迫陆军提交年度预算，这是民族自由党人10年前采取的激进立场的一次微弱回声。普鲁士陆军不愿自己的预算受到任何限制。最终俾斯麦拼凑了一个妥协方案，军队预算每7年表决一次，这一方案最大限度地削减了议会的控制权。1887年的这一妥协办法还是引发了一场重大冲突。自由党人试图以表决方式把审核军队预算的频率增加为每3年一次。俾斯麦宣称：“德国陆军这一体制不能仰赖变幻无常的帝国议会多数派……有人企图把帝国军队变成一支议会军队……他们是不会得逞的。”

俾斯麦对民族自由党挑战陆军的独立地位极为恼火，1887年解散了帝国议会，举行大选。他在竞选中为一己之私，大肆渲染法国威胁，称法国做梦都想复仇，“战争已迫在眉睫”。俾斯麦赢得了大选，首次在帝国议会中得到保守党人和民族自由党组成的多数派的支持。人称“联盟”的新多数派没能维持多久。1890年，俾斯麦认识到，尽管他在80年代率先推行了社会福利政策，但依然未能摧毁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如此前他未能遏制天主教中央党一样。《反社会党人法》中为期12年的日落条款生效日期将至，俾斯麦开始为延长《反社会党人法》做准备。但他独断专行的地位不仅有赖于他对帝国议会的操控，还取决于德皇本人（威廉一世曾表示“在俾斯麦手下当皇帝很难”）1888年，老皇帝去世，享年90岁。他的儿子继位，按普鲁士王室序号称腓特烈三世（1831—1888）。新皇帝迎娶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维多利亚公主（1840—1901），以思想开明著称。他与俾斯麦的关系并不融洽。但他性格柔弱，优柔寡断，“铁血宰相”可以对腓特烈三世颐指气使。1878年腓特烈代行君主职权时，俾斯麦告诉腓特烈三世，如果他放过刺客，无异于对帝国和君主制的背叛，结果腓特烈签署了赫德尔的死刑判决，尽管他本人坚定反对死刑。腓特烈三世只当了99天的皇帝就因患喉癌去世。英国一流外科医生竭力救治，终无力回天。

他的儿子威廉二世继位。威廉二世的性格与父亲迥然不同，生性躁动不安，喜欢夸夸其谈，情绪起伏不定。新皇帝出生时左臂萎缩，他的父母为了刺激左臂发育，把他的左臂放在新屠宰的牲畜尚带余温的内脏中。这种治疗方法无助于威廉获得他显然需要的心理平衡。威廉二世不是个勤政的人，整日沉溺于游山玩水，被人称为“云游皇上”。1894年8月，据一家报纸统计，过去的365天里，199天他都在路上。人们注意到，威廉二世举止“有点不正常”。他巡游时，迫使年迈将军做体操。一次众老将军做体操时，威廉二世绕着他们跑，边跑边剪断他们的裤子背带，众将军的裤子纷纷滑落到地上。还有一次，他让一个体态肥胖的侍臣学一条名犬叫。他还逼军事内阁长官迪特里希·冯·许尔森—黑泽勒（Dietrich von Hülsen-Haeseler,，1853—1908）伯爵装扮成女芭蕾舞演员在宫廷跳舞，这位倒霉将军快速旋转时突发心脏病，当场倒毙。威廉二世与他国君主交往时一样鲁莽。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King Ferdinand, 1861—1948）对柏林进行国事访问时，威廉在大庭广众之下使劲拍了他臀部一下，然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1904年，他在一场晚宴上对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 1835—1909）说，比利时应该协助德国袭取法国。据说利奥波德听到威廉的荒诞请求后极为不悦，起身离席时头盔都戴反了。

威廉二世身边有一批“秘密顾问”，批评家斥责他们擅权，其实他们恐怕没有那么大能量。不过，这群小人在威廉面前百般谄媚逢迎，让他错认为自己统御一切且君权神授。一次威廉二世声称：“德国政策决于朕一人。吾国必须遵从朕的意志！”1908年德皇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爱德华·蒙塔古—斯图尔特—沃特利（Edward Montagu-Stuart-Wortley, 1857—1934）上校向英国《每日电讯报》泄露了他与德皇一次私下谈话的内容，结果德皇招致八方怨恨。日本人恼怒是因为威廉二世称，德国建造远洋舰队是针对他们的。法国人和俄国人气恼，是因为威廉说他们拉德国介入英国人的布尔战争。威廉二世告诉上校：“你们英国人简直就是3月发情的兔子，疯了，完全疯了！”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出威廉二世的浅薄。执掌外交部的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 1837—1909）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消除德皇插手造成的影响，他任职16年，其间只见过德皇一次。据说两人这次见面谈的话题是在波美拉尼亚打野鸭子的经历。

以威廉二世的性格，他决不会听由俾斯麦发号施令。两人之间龃龉不断，新皇帝不肯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更加剧了冲突。俾斯麦再次玩弄惯用伎俩，以辞职威胁。出乎所有人意料，威廉二世接受了他的辞呈。1890年，俾斯麦去职。著名漫画家、《爱丽丝漫游奇境》一书插图作者约翰·坦尼尔（John Tenniel, 1820—1914）爵士为此画了一幅漫画，题为“抛弃舵手”，图中俾斯麦走下德国这艘大船，德皇站在甲板上，漫不经心地看他下船。威廉随即宣布，他奉行“全速前进”政策，任命了将军莱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 1831—1899）接替俾斯麦。卡普里维为人和善，但毫无政治经验。出人意料的是，他着手推行自由政策，降低关税，对反对党做出和解姿态。然而，卡普里维不懂得如何与帝国议会打交道，他推动通过的《军事法案》不合德皇的胃口。卡普里维对手下的部长过于宽纵，结果身陷针对他的密谋，“秘密顾问团”在背后推波助澜。1894年，无心恋战的卡普里维挂冠而去。他的继任者是巴伐利亚的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克洛德维希（Prince 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1819—1901），他上任时的岁数超过了辞职时的俾斯麦。他手下特立独行的大臣要么一个个辞职，要么被德皇身边的佞臣取代。首相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用他的话说：“我也许软弱无力，但至少我不是一个奸臣。”1900年，年逾80的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辞职。

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的继任者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 1849—1929）是德皇的心腹，自1897年起任外交国务秘书。德皇写道：“伯恩哈德，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与一个全身心效忠你的人打交道是何等惬意！”比洛对德皇百般逢迎，竭力在帝国议会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同盟。帝国议会分别于1898年和1900年通过法案，支持德皇力推的建立远洋舰队计划。1902年，议会又通过关税改革法案，农业利益集团强烈反对这一法案，认为它走得还不够远。比洛深感德皇处处肆意插手令他无法工作，于是秘密策划限制德皇的影响。1907年，比洛以天主教中央党抨击德国殖民政策为由操纵举行了一次大选，在帝国议会产生了一个多数派，人称“比洛阵营”。由于比洛对左翼自由派的政策做出了让步，这一阵营也包括了左翼自由派。天主教中央党大选后沦为反对党。比洛有意向报界泄露了宫廷内一连串同性恋丑闻，导致“秘密顾问团”名誉扫地。比洛听任《每日电讯报》全文刊登内容尴尬的采访报道，尽管报社事先把稿件送交他审批。他利用文章发表后掀起的风波促使德皇同意此后不再干预政务。

导致比洛下台的不是德皇，而是比洛阵营内部在改革帝国财政制度问题上产生的分裂。1909年辞去宰相职务前，比洛设法让威廉任命自己提名的人接替，而不是声名狼藉的“秘密顾问团”成员。继任者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 1856—1921）是一名职业官僚，在帝国政府内先后任过普鲁士内政大臣和帝国内政国务秘书。霍尔韦格缺乏政治经验，不知如何与帝国议会打交道。与此同时，比洛阵营的垮台为“海军联盟”等新右翼极端势力团体的崛起开辟了道路。海军联盟为支持政府政策而成立，后来摆脱了政府控制，开始抨击帝国领导人对建立一支强大战列舰舰队不热心。其他一些组织，如“殖民地联盟”“东进协会”“泛德意志联盟”，联合组成了“民族主义反对派”，鼓吹帝国扩张政策，呼吁对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严厉手段，甚至诉诸武力。尤其是1912年社会民主党赢得帝国议会选举后，一切迹象显示，政治正在走向两极分化。“一战”结束后，德国更是坠入政治暴力的深渊。

趋向极端的政治

德皇威廉二世多次声称，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取决于他一人，而德国国内的政治文化却生机勃勃。种种观点通过政治报刊互相争鸣，各党派拥有大批党员，每逢大选，选民投票踊跃。国家的专制本能与民主参政力量背道而驰。男子普选制催生了政党体制，迫使中央政府依赖议会里的多数派推行它的诸多政策。德国与二元君主国奥匈帝国的情况相仿。奥匈帝国的立法体系因各少数民族采取的顽固立场而陷于瘫痪，权力日益落入皇帝及其重臣手中。一如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的立法和政治体制对最高层决策影响有限。1913年，帝国议会甚至就“扎本事件”通过了对贝特曼·霍尔韦格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案。当时驻扎阿尔萨斯地区扎本市（萨韦尔讷）的德国占领军大肆逮捕、监禁和虐待当地人。阿尔萨斯是帝国直辖省，而帝国政府袖手旁观，拒绝谴责军队的行为。贝特曼政府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显然，议会负责制在德国生根尚需时日。1914年8月的危机显示，德国的文职和军事领导人制定政策时，基本上不理睬议会和政治党派。

在沙俄的专制体制面前，中欧诸帝国的专制制度相形见绌。1856年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后，亚历山大二世推行了改革，但改革并没有改变沙俄的专制制度。19、20世纪之交时，俄国既没有一个全国议会，也没有任何政党。公开展开政治讨论的空间很小，俄国反对派团体采取的手段因而远比欧洲其他地区的激烈。俄国没有一个人数庞大的中产阶级，又缺乏自由政治传统，19世纪70年代沙皇亚历山大放松新闻管制、推行教育改革后，出现了一个在很多方面极为独特的社会团体——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开始为民主摇旗呐喊。“知识分子阶层”（intelligentsia）一词为波兰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卡罗尔·利贝尔特（Karol Libelt, 1807—1875）首创，最初指积极宣扬基于语言、文化和教育的波兰民族身份的人。相对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使用的“知识界”（literati）一词，“知识分子阶层”一词的含义既可以说更宽，也可以说更窄。它不包括受过教育的全体中产阶级（德语Bildungsbürgertum），但有公民积极参政的特殊含义，尤其在文学领域——由于官方限制言论自由，文学的政治色彩尤其浓厚。俄国知识分子阶层成员最初多是贵族。随着职业阶层人数增多，大学和中等教育体系扩展，出身平民百姓家庭的人也逐渐加入了这一阶层，被称为“平民知识分子”（raznochintsy，字面意思为“不同社会阶层群体”）。1833年，79%的中学生为贵族官宦子弟，到1885年，这一比例降至49%。同一时期，出身平民的中学生比例从19%上升到44%。截至1894年，俄国各所大学共有2.5万名学生。此前大学生早已组织起来，刊发各种时报，例如《鲜活之声》和《揭露》。大学生成为新生知识分子阶层的听众，最终为这一阶层输送了新成员，如一名评论家所说，他们是“公众舆论的晴雨表”。

学生开始要求开除不合格的教授。1858年，莫斯科的两名教授被迫辞职。学生的举动招致反弹。一批教授抱怨说，大学生“不再是听话的小学生，越来越像是主子”。当局削减了录取学生的数量，警察重返大学校园，监督学生的行为。免交赋税条款废止后，贫寒的“无产阶级学者”人数锐减。举行集会必须得到大学校方的许可。当局采取的压制措施促使大批学生趋向激进，一些学生被逮捕开除。外地省份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形形色色的时报和杂志不断涌现，加之亚历山大二世没有进一步推行改革，尤其是他拒绝成立一个民选的全国立法机构，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成员急剧转向左翼。在爆发的政治论战期间，屠格涅夫写了小说《父与子》（1862），批评革命理论是“虚无主义”，激进杂志《现代人》的编辑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Gavrilovich Chernyshevsky, 1828—1889）予以反击，写了小说《怎么办？》，宣扬依照空想社会主义者绘制的蓝图，建立一个以生产者合作社为基础的社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成了俄国激进分子的指南。把农民公社作为新社会的基础，避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种种邪恶，该思想源自上一代激进分子亚历山大·赫尔岑的著述。他主办的《钟声报》从他侨居的伦敦偷运进俄国。很多更年轻的知识分子认为，赫尔岑的观点过于温和，如彼得·拉夫罗维奇·拉夫罗夫（Pyotr Lavrovich Lavrov, 1823—1900）。拉夫罗夫相信，一旦农民接受了社会主义原理，农村就可以成为暴力革命的载体。拉夫罗夫因撰写反政府文章也遭到逮捕，后流亡瑞士。侨居瑞士期间，他与巴枯宁等密谋革命者争执不休。

1866年，局势趋向恶化。莫斯科大学的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成立了一个人数有限的秘密阴谋团体。该团体的核心小圈子“地狱”抽签选中一名先后被卡赞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开除的年轻贵族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卡拉科佐夫（Dmitry Vladimirovich Karakozov, 1840—1866）去行刺沙皇。卡拉科佐夫对自己家人剥削农民的行径深感内疚，一腔热情地接受了交给他的任务。他在一份自白书中写道：“我决定杀死邪恶的沙皇，为我可爱的人民捐躯。”自白书因邮寄途中丢失而未能发表。1866年4月4日是《怎么办？》一书中预言的革命爆发日。沙皇离开圣彼得堡夏宫时，卡拉科佐夫冲向沙皇，瞄准他开枪，但他的胳膊被人撞了一下，没有打中沙皇，他重新瞄准时被沙皇卫兵拿下。卫兵从他外衣口袋里搜出一小瓶士的宁。沙皇问卡拉科佐夫：“你刺杀我图什么？”他回答：“我什么也不图。”1866年9月3日，卡拉科佐夫被处以绞刑，尽管他归信了东正教，祈求宽恕。其余10名同谋者被判处服苦役。当局随后对圣彼得堡大学严加管束，社团一律被取缔（很多革命者小团体用听上去无害的名字当掩护，卡拉科佐夫参加的团体当初注册时，称自己的宗旨是推动建立缝纫合作社）。此后激进分子开始秘密建立自己的组织。

受以上事件影响，学生谢尔盖·根纳季耶维奇·涅恰耶夫（Sergei Gennadiyevich Nechayev, 1847—1882）着手策划刺杀沙皇。他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崇拜者，据说他仿效《怎么办？》一书里的苦行男主角，睡硬木板，终日以黑面包为食。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他流亡苏黎世，在那里结识了巴枯宁。涅恰耶夫冒称自己是一个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此前，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监狱中越狱。涅恰耶夫与巴枯宁合写了著名的《革命者教义问答》（1869）。根据这份文件，革命者必须完全献身于使用暴力打碎社会秩序的事业：

革命者是一个失去自我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的事业，没有个人情感、习惯和财产，甚至没有名字。他全身心都沉浸于唯一意图、唯一念头、唯一激情——革命。他不仅在言辞上，而且以实际行动与社会秩序、知识阶层圈子、一切法律、习俗、普遍接受的现状，以及这个世界的伦理观念断绝关系。他将是这个世界的死敌。如果他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为了更有力地摧毁它。

几个月后，对巴枯宁深感失望的涅恰耶夫秘密返回俄国（他称巴枯宁总是“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创建了一个叫“人民惩治会”的秘密团体。一名成员因不同意他的观点退出组织，涅恰耶夫伙同其他几人把他勒死，把尸体抛入冰封湖面的冰窟窿里。尸体被人发现，数名犯罪者被逮捕后，这一案件真相大白。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写了一部小说《群魔》（1872），辛辣描画了革命者。涅恰耶夫再次亡命瑞士，与巴枯宁恢复交往，同时开始发行一本杂志。但他的所作所为令周边熟人胆寒。他偷窃巴枯宁和其他人的私人信件，作为讹诈他们的手段。涅恰耶夫还威胁一名出版商，称如果不解除与巴枯宁的合同就杀死他。瑞士当局将他逮捕，引渡给俄国，1882年他死在狱中。这名坚定革命者提出的理想深深吸引了后几代人。

最初对暴力的崇拜影响很有限。学生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Nikolai Vasilyevich Tchaikovsky, 1851—1926）组织的一个阅读讨论小圈子影响更大。这一团体出版小册子，鼓吹建立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走向人民”运动由此而生。学生一身农民打扮，学做各种农活，与农民同吃同住，目的是说服他们接受革命。这一运动扩散到俄国各地。年轻革命者在农村召集会议，与农民一起下地劳动，赢得了农民的信任。革命者很快发现，无法让农民不再崇敬沙皇。民粹主义者向农民散发宣扬革命的小册子和书本，结果发现他们不识字。很多民粹主义者受到当地神职人员和乡村长辈的痛斥。1874年末，“走向人民”运动结束。据司法部统计，770人被逮捕，其中158人是女子。53名民粹主义者逃亡，265人在押候审。

这场运动波及面甚广，令沙皇政府惶惶不安。1877年，政府下令对193人举行大规模公审，审判一连持续了几个月，被告中还有参加学生示威活动的人。他们在法庭上哄闹法官，滔滔不绝发表政治演说，给陪审团留下深刻印象。结果陪审团裁定153名被告无罪。他们中还是有40人被判有罪，其余的人在等候审判期间被囚禁了好几个月。这次审判导致其余革命者更加激进，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土地与自由社”。这是第一个既有名称又有纲领的政治运动，而不是围绕一个人的松散组织。土地与自由社遵循“走向人民”运动精神，派成员去外地省份，在学生中间影响尤其大。土地与自由社主张以有选择地暗杀一些人的方式“摧毁国家体制”。审判193人期间，圣彼得堡总督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特列波夫（Fyodor Fyodorovich Trepov, 1809—1889）遭到自己年轻女秘书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 1849—1919）的枪击。查苏利奇是涅恰耶夫的亲密同事，也是基辅一个巴枯宁小集团的成员。她和众多人一样，得知特列波夫鞭打一个拒绝对他脱帽致敬的政治犯后，怒不可遏。特列波夫在枪击事件中仅受了点伤。审判查苏利奇期间，特列波夫的种种残暴行径浮出水面，证据确凿。陪审团宣判查苏利奇无罪，予以释放。查苏利奇担心再次被捕，逃亡瑞士。为了防止再出现这种情况，政府把对政治犯的审判移交给军事法庭。

巴枯宁和拉夫罗夫的追随者造成革命运动的分化。其中一派自称为“黑土重分社”，主张不采取暴力手段。领导人是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 1856—1918）和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Pavel Borisovich Axelrod, 1850—1928）。1880年，该社领导人流亡瑞士，在那里继续开展政治活动，与查苏利奇一道开启了一场马克思主义运动。另一派别取名“民意社”，一心刺杀沙皇，希冀靠这种手段实现摧毁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想。他们派人打入亚历山大二世皇宫内部，给他送去炸药，那人用炸药制成一个爆炸装置，放置在冬宫餐厅的地板下，爆炸时间定在沙皇就餐时。结果11人被炸死，沙皇因晚到而躲过一劫。民意社又在一条铁路下面挖了一条隧道，在里面放置了炸药，准备等沙皇乘坐的火车驶过时引爆炸药。通过潜伏在第三科的一个双料间谍，他们获取了沙皇行踪的详细计划，知道他将乘坐两列火车中的前面一列。然而火车顺序在最后一刻被调换，炸弹只炸毁了装载沙皇辎重的列车。亚历山大二世为了消除该运动的影响，颁布诏书放宽政治，包括着手为建立一个代议政治体制做准备。1881年3月13日，沙皇乘坐一辆马车参加一次例行军事活动时，民意社两名成员先后向他投掷炸弹。第一枚炸弹没有击中，随后一枚命中目标。陪同沙皇的警察首脑后来讲述说：

我被又一次爆炸的声音震聋了，炸弹产生的气浪把我掀倒在地，身上多处受伤。在一团浓烟和白色烟雾中，我突然听到皇帝陛下发出微弱的声音：‘救救我！’我用尽全身力气从地上一跃而起，奔到皇帝身边。皇帝半坐半躺，右胳膊撑地。我以为他仅受了重伤，试图扶他站起来。但皇帝陛下的双腿被炸断了，一条断腿血流如注。20余人横卧街头和人行道上，伤情轻重不一。有人设法站立起来，有人在地上爬行，还有人竭力从压在自己身上的死尸下面爬出来。

亚历山大二世被送回皇宫，不久因伤重不治去世。

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身高超过1.8米，体格魁梧，为人粗暴，属于顽固守旧派。他曾明确表示不赞成父亲推行的诸多改革措施。亚历山大三世笃信宗教，深受前家庭教师、圣主教公会总监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影响。亚历山大三世采纳了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建议，收回早先下达的建立代议制议会敕令，任命“土地长官”监督地方政府，同时加强政治镇压。警察现在有权擅自搜查、逮捕、审讯、监禁和流放因任何政治活动获罪的人，甚至连仅仅受到怀疑的人也不放过，他们剥夺“不可靠公民”的就业机会，监控一切文化活动。警察有权发布戒严令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局派密探前往瑞士监视政治流亡者，设法打入革命组织内部。1881年，内政部内成立了一个新警察机构“奥克瑞纳”（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来打击恐怖活动。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组巴托夫（Sergei Vasilyevich Zubatov, 1864—1917）主持内政部期间，奥克瑞纳甚至成立了各种工会，意图把人民的革命愿望引入和平轨道，同时秘密资助各种学生团体。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还在俄国引发了反犹浪潮。当局臆想刺杀事件是犹太人密谋策划的（其实民意社成员中没有几个犹太人，笃信犹太教的更是一个没有），犹太人受到限制，不得离开所在的城镇，各大学和职业开始实行配额。1891年，莫斯科的犹太人被驱赶到前犹太人居住区。此前亚历山大二世曾放宽对犹太人居住区的管制。俄语被强制作为波兰各地法院、大学和中小学的正式语言，但芬兰人继续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波兰民族主义于是开始复活，但受到当局的严厉打压。

亚历山大三世的镇压措施一直持续到他统治的终结。在警察的严酷镇压下，新的刺杀阴谋无一成功，民意社解体。然而出乎人们意料，1894年，时年49岁的沙皇死于肾功能衰竭，很可能是在1888年皇家列车一次出轨事故中受伤所致（事故发生时，他正与家人在餐车就餐，据说他用双手撑住坍塌的车顶，让孩子从损毁的车厢中逃出）。他的长子、皇位继承人尼古拉二世当时有些不知所措。他听说父亲去世的消息后询问妹夫：“我和俄国会面临什么？我还没有做好当沙皇的准备。我从来不想当沙皇。”尼古拉二世才能有限，做事认真，但缺乏想象力，为人过于腼腆谦恭，驾驭不了手下的人。但他坚定不移支持专制体制，宣称：“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将一如去世的父亲，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竭尽全力坚定维护专制体制原则。”尼古拉二世对此的理解是，从处理农民改名请愿到召见官员面试，他必须事必躬亲，芝麻大的事他也要过问。尼古拉厌恶手下大臣，只因为他们分走了他的部分职权。他甚至不肯任命一名私人秘书，宁愿自己处理私人信函。尼古拉二世分不清轻重，不会把次要的事交给手下人去处理，自己集中精力抓大事。波别多诺斯采夫抱怨说：“他观点肤浅，又固执己见。”沙皇日益疏远手下大臣，亲近一批对他谄媚的贵族。他常常一连几个月外出旅行，或狩猎，或乘游艇周游，或与家人一起度假。他离朝期间，政府工作完全陷入停顿。有一件事被普遍认为是不祥之兆。尼古拉二世加冕次日，将近50万人聚集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巨大军事训练操场参加庆祝活动。当局免费提供食品啤酒，风传食物不是人人有份，结果发生踩踏事件。很多人被推到壕沟里，或窒息而死，或被人踩死。1 400余人丧生，600余人受伤。惨案发生后，尼古拉二世无动于衷，照旧参加各种庆典活动，出席舞会、音乐会及其他娱乐活动，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连当局控制的媒体都纷纷抨击他的冷漠。

革命运动很快复活，尤其是土地与自由社前成员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返回后。1894年，他们创立了一个新组织“人民权利社”。1902年，该社与1896年成立的“社会革命党人同盟”联合组建了社会革命党。受赫尔岑和拉夫罗夫影响，新成立的社会革命党奉行民粹主义纲领，主张在保障农民权利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社会。一如同时期欧洲其他地区的农民，俄国农民开始卷入政治活动。但与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农民政治组织不同，社会革命党人沿袭了俄国的恐怖主义传统，成立了一个秘密“战斗队”，此后两年先后刺杀了两位内政部部长、一位大公及多名政府官员。“战斗队”的二号人物是警方密探一事曝光后，社会革命党人认识到自己内部也许混入了有意制造事端的人。1909年，他们摒弃了“个人恐怖”策略。19、20世纪之交时，一些更温和的政治运动加入了争取民主的斗争。19世纪6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成立了一批地方自治机构，包括由贵族、城镇居民和村社农民选举产生的地区议会。这些地区议会又选出各省议会，1870年时，省议会数量达到34个。省议会的权力极其有限。地方自治机构聘用了越来越多的行政官员、医生、教师、农学家、工程师、统计学家及各方面的专家，为自由政治思想奠定了根基。截至1900年，据计有4.7万名专业人员受雇其中。19世纪90年代，地方自治机构还频频召开会议，改良政治制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是一场主张进行温和民主改良的草根运动，它对专制制度提出的潜在挑战远远大于人数虽少却很凶险的恐怖团体。

游离于政治边缘的普列汉诺夫和其他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依靠农民发动革命的观点。他们提出，发动革命的将是产业工人阶级。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维特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俄国产业工人队伍迅猛扩大。1898年，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然而，党内就策略问题争执不休。1903年列宁撰写了《怎么办？》后，该党分裂为水火不容的两派：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列宁写《怎么办？》这篇文章（不是小说），不是受同名小说《怎么办？》（1863）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影响的，而是受涅恰耶夫影响。列宁把《革命者教义问答》里面的核心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提出只有在强有力领袖的领导下，投身革命事业的职业革命者才有可能发动革命。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人士则主张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强调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开展合法斗争，这一立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模式大同小异。而布尔什维克反对选票决定政策的观点，针锋相对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列宁拒绝妥协，坚持产业工人应该接受党的领导，待工人阶级最终夺取政权、成立议会制政府后，党将动员工人迫使中产阶级做出让步。当时布尔什维克仍处于革命活动边缘，热衷使用非法暴力手段，如1907年抢劫第比利斯银行。格鲁吉亚青年约瑟夫·朱加什维利（Josef Djugashvili, 1878—1953），即斯大林，策划在市中心广场抢劫了一辆运钞马车。布尔什维克内部混入了不少警察局奸细，其中有罗曼·瓦茨拉沃维奇·马林诺夫斯基（Roman Vatslavovich Malinovsky, 1876—1918），他一直混到中央委员，是奥克瑞纳最昂贵的奸细。截至1914年，党内领导人中，唯独马林诺夫斯基从未被监禁或流放过。这一点引起众人怀疑，后来证明，他们的怀疑完全是有根据的。

19世纪中叶后，沙俄政府没有打赢过一场大战，包括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和把沙俄在1917年引向终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到来后不久，一场战争降临。不断向东扩张的俄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与日益强大的亚洲强国日本爆发冲突。1900年，17.7万人的俄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和朝鲜。1904年2月，日军对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唯一不冻港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1941年日本轰炸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的行动与此颇有相似之处。1905年1月，守卫旅顺港的俄军被围困多日后投降。2月，俄国人在沈阳遭到惨败，9万余人伤亡。5月，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航行几个月后抵达交战地区。此前，英国不允许俄国舰队通过苏伊士运河，因英国与日本结盟，而且俄国军舰误把北海地区的英国捕鱼船当作日本兵舰，对其开炮射击，惹恼了英国人。日军全歼俄国舰队，击沉8艘战列舰，自己没有任何重大损失，随后日本陆军攻取了库页岛。一个实行立宪政体的亚洲国家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一个不实行立宪政体的欧洲国家。

这场战争在俄国国内极不得民心，沙皇统治的合法性因俄国战败受到沉重打击。美国出面在伦敦召开和平会议。地方自治机构利用远东没有俄军的机会召开会议，提出立宪要求，尼古拉二世被迫接受，当时他正忙于对付一场波及军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从前线返回的败军屡屡兵变。1905年初，一个工人代表团前往冬宫向尼古拉递交请愿书。领队的是东正教神父格奥尔基·加蓬，请愿队伍举着圣像宗教旗帜和沙皇画像，途中仍遭到军队枪击。这次血案被称为“血腥星期日”。加蓬逃走了，但他勾搭奥克瑞纳、收取日本军方钱财的事曝光后，社会革命党“战斗队”成员把他绑架后吊死。首都的工人早已停工，现在又爆发了总罢工。1905年5月，“工会联合会”成立。6月，停泊在敖德萨港口的“波将金号”战列舰水兵哗变。铁路工人罢工导致当局无法调动军队。托洛茨基领导的工人代表在圣彼得堡成立了苏维埃。托洛茨基提出了“不断革命论”，意指时机成熟时，可以把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直接转化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称沙皇“与全体人民为敌”，宣布举行总罢工，要求充分实现民主。

内外交困的尼古拉二世颁布了所谓《十月宣言》，同意举行选举并成立议会，即“国家杜马”，同时仿照西欧国家模式设立了部长会议。当局为了安抚农民，免除了尚未付清的赎身费，允许农民扩大自有土地，削减村社权力。以上改革出自1906—1911年任首相兼内务大臣的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之手。斯托雷平认为，他可以打造一个效忠国家的富农阶级。此前不久他已遭罢黜，但社会革命党人依然把他视作危险人物。1911年9月，基辅歌剧院上演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Nikolai Andreyevich Rimsky-Korsakov, 1844—1908）创作的一部歌剧。中场休息时，社会革命党人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博格罗夫（Dmitry Grigoriyevich Bogrov, 1887—1911）当着沙皇尼古拉及其两个女儿的面枪击斯托雷平。几天后，斯托雷平死于枪伤。博格罗夫被当场抓获，受到军事法庭审判，10天后处以绞刑。和沙俄帝国晚期其他类似性质的案子一样，这次案情背景扑朔迷离。博格罗夫是警方奸细的身份暴露后，流传一种说法：警察当局内的极端右翼分子指使他暗杀斯托雷平，试图以此为由强化镇压措施。调查为此展开，但沙皇本人亲自下令中止调查。此案真相始终不明。

1906年4月27日，第一届国家杜马经选举产生。杜马无权任免大臣，大臣任免权依旧在沙皇手里。但还是出现了不同的政党。以地方自治机构内自由派人士为主的立宪民主党人赢得179席，社会革命党人赢得94席，反映出他们得到越来越多农民的拥护，社会民主党人得到18席，右翼派别32席，剩余席位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所得。立宪民主党人坚持杜马应有权任命大臣，沙皇为此解散了国家杜马，取消了大多数议员再次参选的资格。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7日召开。保守派议员人数增加，立宪民主党人人数减少。社会民主党人斗胆批评军队后，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第三届国家杜马是以苛刻的间接选举方式产生的。每230名地主推选一位选举人，而农民推选一位选举人需要6万人，工人需要12.5万人。第三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11月14日召开，议员中包括154名支持《十月宣言》的“十月党人”、127名保守派人士、54名立宪民主党人和33名左翼人士。1912年11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国家杜马，产生方式一如第三届国家杜马，但比后者更保守（不过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将在5年后的“二月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尼古拉二世虽做出种种让步，但没有一次出于真心。他听从身边顽固守旧的亲信随从劝说，批准开除7 000多名政府雇员，绝大多数人在地方自治机构工作。他还组织了名为“黑色百人团”的武装民团，袭击杀害自由派议员，驱散反对派集会，煽动迫害犹太人。沙皇本人还嫁祸犹太人，称“滋事分子中十之八九是激起民愤的犹太人”。

民主运动和代议制机构受挫，大批人遭到逮捕，苏维埃受到镇压。尽管如此，1905年后专制制度并没有完全复辟。残存的书报审查制度彻底消失，涌现出的各种政党依然存在，大学规模不断扩大，学校自主权增加。1910年，当局再次打压激进学生。地方议会体制进一步扩大，工人开始享受有限的医疗保险，农村地方治安官制度得到恢复，对农民的体罚受到限制，但没有完全废除。初等教育迅猛发展，民众识字率大幅提升，但1913年农民购买书报的开支仍少于购买给圣像上供用的蜡油的钱。国家权柄依然操控在沙皇身边一个日益恣意妄为的小集团手中。自1905年11月起，尼古拉二世及其亲信日益受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Grigori Yefimovich Rasputin, 1869—1916）影响。拉斯普京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和信仰治疗师，传说他有神力，可以治愈皇太子患的血友病。拉斯普京依仗个人权势支持反犹的“黑色百人团”，在斯托雷平被罢免一事上起了重要作用。围绕这个僧人的丑闻和谣言不断。传说他纵欲无度，与皇后亚历山德拉（Alexandra, 1872—1918）私通。1912年时，以上传闻导致沙皇威望一落千丈。

沙俄宫廷生活日渐滑入荒诞之中。与此同时，俄国工业化突飞猛进。然而，工会没有举行抗议和维护自己权益的合法渠道，非法罢工日益频繁。1912年1月到7月间，将近145万名产业工人举行罢工。其中103万人在提出的种种诉求中加入了政治方面的内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统治摇摇欲坠，败象日显。政治趋向两极化。沙皇镇压国家杜马内合法反对派导致温和中间派萎缩，建立民主制的可能性日益渺茫。民主夹在诉诸暴力的右翼和从事恐怖活动的左翼之间。如同其他欧洲国家，政府内有人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作为摆脱困境的出路。日俄战争爆发前不久，距他本人遭暗杀仅几个月，内政大臣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冯·普勒韦（Vyecheslav Konstantinovich von Plehve, 1846—1904）表示：“为了阻止革命爆发，我们需要打赢一场小规模战争。”他讲这番话后没过几周，日俄战争爆发。这既不是一场小规模战争，俄国也没有打赢。即将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规模之大远胜于日俄战争。这场战争将荡除沙皇政权，带来近四分之三世纪的共产主义政权统治。

“世界美国化”

民主浪潮在俄国止步，至少是暂时受阻，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民主潮流依然势不可当。然而，这股潮流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选举权扩大后，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民众参与政治。工人阶级支持至少看上去像是致力于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推翻现有体制的社会主义运动。农民开始放弃传统的抗议方式，加入民粹主义的天主教党派和形形色色的农村利益集团。1914年时，在众多欧洲国家，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受到群众运动的夹击，政治影响力日益衰微。大众的民族化使政治论争变得空前激烈，像佩卢克斯和布朗热这样的人物异军突起、上台执政即是一个体现，无论他们掌权时间有多么短。两人都靠许诺实现民族辉煌赢得了民众拥护。诸如“海军联盟”这样的德国民族主义群众运动开始推动历届政府奉行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比利时于1893年实现了男子普选权，佛兰德地区使用单一语言的广大农民因而获得了选举权。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运动由此而起，目标是把佛兰德语和法语同时作为官方书面语言，成千上万的群众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英国与比利时的情况相仿。选举权扩大到新的社会阶层后，爱尔兰自治问题冲破了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治模式。在哈布斯堡君主国，选举权的扩大导致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大立法机构完全陷入瘫痪。坚信民主潮流不可阻挡的人不得不面对极右势力、极端民族主义和反民主运动的崛起，如泛德意志主义者和“黑色百人团”，这些势力本身又是对议会民主政治发展的逆动。1914年，以上运动依然弱小，虽然它们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至少为政府所容。民族主义已不再是1848年以前那支鲜明的自由主义力量。在乌克兰，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对手人民党宣称：“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都是我们民族的敌人。”泛德意志主义者要求取缔社会民主党，剥夺犹太人的选举权，建立以德皇为首的专制体制。以上思想产生的影响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在欧洲各国受到的暴力压制。

早在19、20世纪之交以前，19世纪初到世纪中相互竞争的种种自由进步理想就已日薄西山，无论是法国雅各宾式的革命，还是英国的渐进式改良，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学说开始转向臆想中的一国民族及其历史根源，而不再基于正义和人民主权的普遍原则后。似乎没有哪一种革命理想有可能在全世界实现。欧洲各国及其政治文化开始走向自我封闭，互相隔绝。此时美国开始崛起，成为世界未来的一面镜子。大批欧洲人移民美国后，欧美两个大洲在方方面面有了联系。昔日美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地的形象日益模糊，美国是所有人“机遇之乡”的观点传播开来。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废除奴隶制后，有损美国正面形象的主要障碍被扫除。美国工业和技术的迅速崛起也有助于提升美国形象。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美国充分展示了它的工业和技术实力。美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显而易见。1892年，法国社会科学家保罗·德·鲁西耶（Paul de Rousiers, 1857—1934）写道：“法国士兵的背囊中，装着芝加哥加工的各种肉罐头。”19、20世纪之交时，美国的引领和榜样对欧洲的政治文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女性解放和妇女选举权问题上。1910年，巴黎大学历史学家古斯塔夫·郎松（Gustave Lanson, 1857—1934）休假期间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一所大学教书。在他教的女生中，“典型美国姑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她们通常体态修长，年轻健美，一脸清纯，披金发或棕色头发，眼睛湛蓝，大笑时目光注视着你，眼神坦荡坚定。她们生活优越快乐，无拘无束。”读过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1881）等小说的人自然深解其意。

当然，美国同时又让人感到是粗野拓荒者之地。威廉·科迪（William Cody，1846—1917，人称“野牛比尔”）举办的美国荒蛮西部巡回展显示了这一点。自1887年起，他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盛况空前。前往观看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上至维多利亚女王和德皇威廉二世，下至市井小民。然而，很多保守派人士对美国技术在欧洲产生的影响惶惶不安。小说家威廉·冯·波伦茨（Wilhelm von Polenz, 1861—1903）擅长写描述德国乡村恬淡舒适生活的小说。他访问美国后说：“文化美国化意味着庸俗化、机械化、麻木化。”他写了《未来之乡》（1904）一书，谴责犹太移民对美国的影响，提醒德国人警惕他看到的“国际犹太人”势力不断增长的危险。“美国化”一词源自英国记者威廉·斯特德写的《世界的美国化》（1901）一书。他撰写此书的用意是宣扬通过与美国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更新英国宪法，从而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称霸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12年4月他乘“泰坦尼克号”邮船前往美国，中途殒命。）欧洲人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力焦虑不已。1898年美西战争后，欧洲对美国的帝国扩张心生恐惧。

美国的经济模式备受赞誉，比如高效利用工作时间的“泰勒主义”。从缝纫机到飞机，美国人的种种发明迅速得到推广。自由派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尤其欣赏美国的民主制度。德国人曾对美国政府的“抽象自由”和“僵硬体制”表示不屑，在浪漫主义时代，这种看法十分普遍。19世纪末期，德国人开始赞誉美国体制，尤其是部分德国人认为尚未完全实现民主的英国是一个走向没落的大国。左派自由分子对美国的小政府和得到宪法保障的美国人享有的广泛自由极为推崇，赞扬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联邦制度，把它作为德国效仿的榜样。1887年，威廉·李卜克内西驳斥一名抨击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提醒他：“所有民主国家的人民都保守。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美国宪法真正赢得了‘被保存’的权利。处于专制统治下的人民从来不保守，因为他们的日子一向不如意。”仍在苦苦追求民主的欧洲人认为，美国代表了他们为之奋斗的未来：和平、繁荣、技术先进，一个人民主权的自由国家。

敌视民主、宣扬带有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色彩的狭隘民族主义的人，惧怕、厌恶芝加哥和纽约等现代化都市代表的日新月异世界的人，还有抨击美国社会违背了种族纯洁理想的人，对美国的看法较为负面。然而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右翼还是左翼，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未来属于欧洲人和美洲、澳大拉西亚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欧洲移民。无论未来政治走向如何，世人普遍认为，未来将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帝国问题在欧洲各国国内政治中的重要性日增。克里斯皮、比洛、茹费里和迪斯累里等政治家发现，打帝国这张牌必能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伴随法兰西帝国的扩张，法国人对1871年战败所怀的复仇之心愈切。德国的政治精英日益渴望有一块“阳光下的地盘”，成为一个与20世纪欧洲大国地位相称的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国。英国的张伯伦和自由派帝国主义者把捍卫大英帝国作为自己政治抱负的核心。俄国在东亚折戟后，重新转向地中海扩张势力。维护残存海外殖民地成为西班牙国内政治的首要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目标最终摧毁了民主体制。独立的民族国家借奥斯曼帝国衰落之机扩张本国领土，尤其是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国家。奥匈帝国为了维护帝国的完整，似乎别无选择，必须抑制巴尔干半岛的动荡。在欧洲各地，崛起的大众政治推动的民族自豪感对政坛的影响日深。

极少数人对帝国的未来心怀疑虑。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就是一个。1897年，英国隆重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王家海军舰队受阅仪式。深受震撼的吉卜林写了一首题为《退场赞美诗》（1897）的诗。诗歌内容与时代基调截然相反，但时过境迁后重读此诗，感到这首小诗颇有预言的味道：

我们的舰队在远洋消失，

火光在沙洲、海角熄灭：

看我们盛极一时的昨日

归入了亚述、腓尼基之列！

吉卜林提醒读者，一切帝国不过是昙花一现，即使是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也不例外。但总的来说，有心思索未来的人对未来感到乐观。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 1865—1922）是《每日邮报》的出版人兼编辑，也是《纽约世界报》的客座主编。20世纪第一天，1901年1月1日，《纽约世界报》发表了民众对报社几周前问他们的问题的答复：“你认为新世纪面临的最大社会和政治威胁是什么？”新闻记者列举了从个人主义到酗酒的种种威胁。神职人员认为是不信仰上帝和“拜金主义”。阿瑟·柯南·道尔及其他作家有点不厚道，把“不负责任的报界”视为威胁。军备、帝国主义和战争在众多答复中占了突出位置。哈姆斯沃思对公众流露出的悲观情绪视而不见，宣称：“《纽约世界报》乐观地认为，20世纪……将应对并战胜一切威胁，成为我们这个不断进步的星球有史以来最美好的世纪。”

第八章

帝国的报应

探险家

1815年，马戏团大力士乔瓦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Giovanni Battista Belzoni, 1778—1823）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巡演后抵达马耳他，打算在此地表演一系列绝技，包括举重、折弯钢条、打破铁链。他的一个拿手好戏是用安置在他肩膀上的钢架扛起12个侏儒。贝尔佐尼生于帕多瓦，父亲是理发师。他早年想当修道士，1789年拿破仑军队占领他的家乡后，他逃离意大利，在荷兰靠理发为生。1803年，贝尔佐尼移居英国，与生于布里斯托尔的萨拉·贝恩（Sarah Bane，1783—1870）结婚。贝尔佐尼身高2米，体格魁梧。他开始在伦敦街头表演大力士节目，以此糊口，后来被伦敦市内经常举办演出的阿斯特利圆形剧场的一个著名马戏团聘用。贝尔佐尼自称逃离意大利前学过水力学，痴迷技术，他的这番话真假难辨。他的演出常常伴随神奇灯笼表演，一台投影仪把中世纪时期的骷髅和鬼魅图像投射到前面的屏幕上。在马耳他期间，贝尔佐尼结识了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手下的一个人，主动提议向埃及总督展示他发明的一台机器，可以抬高尼罗河的水位灌溉庄稼。两人为此专程去了一趟埃及。测试时机器功率不够大，带动不了他所说的水量，随后机器转速失控，总督宣布实验失败。潦倒的贝尔佐尼和妻子求助当地英国领事亨利·索尔特（Henry Salt, 1780—1827），索尔特既是多产的画家，又是埃及文物收藏家。两人见面后一拍即合，索尔特聘请贝尔佐尼任自己的代理人。

没过多久，贝尔佐尼来到位于底比斯的卢克索古城遗址。索尔特委托他把一尊巨大的拉美西斯二世半身雕像（公元前13世纪）搬走，装船运往英国。这尊半身雕像重达7吨，后人称之为“年轻的门农”。贝尔佐尼打扮成阿拉伯人，但他的高大身躯和大胡子极为惹眼。他与妻子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后来他写道：“此时我妻子已经习惯了旅行，和我一样对居住条件毫不挑剔。”），贝尔佐尼向当地一位奥斯曼官员出示了总督手令，又送给他一包咖啡外加一些火药，然后雇了130个劳力，耗时两个多星期才用滑轮把半身像运到尼罗河边。运输途中半身像不时陷到沙子里。贝尔佐尼因雇用的劳力不见踪影而与当地官员干了一架。历经艰辛后，半身像终于被装上船。贝尔佐尼一路逆流而上，沿途又发现了大量“也许不难运走”的文物。他一直走到著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庙遗址，返回时携带了大批珍贵文物。贝尔佐尼把包括拉美西斯二世巨大半身像在内的所有文物沿尼罗河运到下游的亚历山大港，再转运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此后贝尔佐尼又在凯尔奈克地区出土了一些文物，成为进入吉萨第二座金字塔的首个欧洲人。他的妻子萨拉一路陪伴他，与当地妇女住在一起，让她们对他们夫妇放心。她写道：“既然我命中注定与尼罗河有缘，我就努力了解这些半野蛮人的种种生活方式。”后来她果真写了一本讲述当地人生活的书。

索尔特对贝尔佐尼获取的文物喜不自胜，告诉赞助人爱尔兰贵族芒特诺里斯勋爵（Lord Mountnorris, 1770—1844），他要送上“一批我相信你从未见过的货物”。索尔特想用船把一具木乃伊运回英国，迷信的船长拒绝装载，结果鳄鱼没能运走。他还想把一条制成标本的鳄鱼运回英国，结果鳄鱼被兀鹫吃了。贝尔佐尼开始了他作为探险家和埃及学家的新生涯。他处理埃及文物时粗手粗脚。贝尔佐尼身材高大，很难钻进古墓入口的狭窄通道，即使完全爬行也很难。一次他卡在一座金字塔里面，不得不让助手把他拽出来。贝尔佐尼提起，在卢克索附近古诺神庙地下通道，尘土呛得他喘不过气，飘来的臭味令他作呕：

我好不容易钻进了这个地方，穿过一条50码，100码，300码，也许是600码[1]长的通道，人几乎瘫倒了。我找到一处可以休息的地方想坐下来。一具埃及古尸不堪我体重的重负，像一个纸盒子一样垮掉了。好在我可以用双手支撑自己，但这些古尸没有任何支撑，结果我跌坐在几具破碎的木乃伊当中，压碎的尸骨、碎片、木头盒子散落一地，四周尘土飞扬。我一动不动坐了15分钟，待尘埃完全落定。出去时又掀起一团尘土。每走一步，都会压坏一具木乃伊。

贝尔佐尼对他给木乃伊造成的损坏无动于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探索的目的是掠走古埃及人用纸莎草写的文献。我在木乃伊的胸口、臂膊下、膝盖上方或腿上找到了藏匿的少量文献，和木乃伊一起包裹在一层层布里。”贝尔佐尼在一块石雕像上刻上自己名字，防止被他人搬走。他还请人画了大量彩色图纸，绘制了各处墓地的平面图及墓中文物，包括帝王谷各处墓穴内护墙板的详细数目。贝尔佐尼是走入帝王谷的首个欧洲人。此后他又多次返回帝王谷，发掘了大量文物，包括一个巨大的方尖碑，如今矗立在当年威廉·班克斯（William Bankes, 1786—1855）爵士在多塞特郡的乡间别墅金斯顿莱西南面。班克斯加入了贝尔佐尼的一次探险，随同他沿尼罗河逆流而上。班克斯对人炫耀说，他私人收藏的古埃及文物数量之多无人能比。

贝尔佐尼每次探险都要对付地方官员的阻挠和对手的竞争。他移走菲莱方尖碑时，另一个收藏家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Bernardino Drovetti, 1776—1852）横加阻拦。德罗韦蒂对待文物方式之野蛮比贝尔佐尼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次他发现了20个花瓶，为了抬高花瓶价格，他打碎了一半）。拿破仑任命他为法国驻埃及总领事，此后他一直留在埃及，为法国各家博物馆搜罗文物。德罗韦蒂在卢克索贝尔佐尼船上看到方尖碑后，硬说这块碑是他的，率领手下的人袭击骑着毛驴的贝尔佐尼，有人开了一枪。贝尔佐尼翻身跳下毛驴，打倒一个来袭者，“抓住他的脚脖子，把他当棍子抡向其他人”。当地的阿拉伯人赶紧上来拉架劝和，毕竟他们的生计仰赖这些欧洲人。1819年，贝尔佐尼夫妇途经帕多瓦返回英国，乔瓦尼撰文介绍了自己的探险经历。1821—1822年，在英国怀才不遇的贝尔佐尼前往欧洲大陆，在各地举办展览，展示出土文物（他一时兴起，诌了两句诗：“我藐视我的敌人，还有糖饼，如果我的朋友记得真正的贝尔佐尼”）。展览没给他带来多少收益。贝尔佐尼又借了一大笔钱，前往西非加入一次探险，查明尼日尔河是否与尼罗河相接，同时寻找传说中的沙漠城市廷巴克图。贝尔佐尼在贝宁患痢疾一病不起。他在离海不远的乌戈顿含恨致信友人：“我像一个乞丐一样死去了。”他在信中恳请朋友在他死后“安慰我亲爱的萨拉”，照顾好她。1823年12月3日，贝尔佐尼死于乌戈顿。他留下的著述和绘图外加萨拉自己的著述没有带来多少收入。萨拉穷困潦倒，先在比利时居住，后又迁到泽西。1870年，萨拉在当地病逝，享年87岁。

贝尔佐尼在埃及的所作所为是欧洲人劫掠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个缩影。早在1792年法国入侵莱茵兰时，劫掠已经开始，此后愈演愈烈。1797年，拿破仑一世从意大利掠走了大量绘画和古代雕像，运往巴黎，因他把巴黎看作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翌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带了167位“学者”同行，根据这些学者的建议抢走了大量文化艺术品。1813年10月，普鲁士将军冯·布吕歇尔在“民族大会战”中打败拿破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814年3月，打到巴黎的布吕歇尔用武力夺回了这位法国皇帝从普鲁士掠走的艺术品。英国摄政王多次请求购买部分珍品，作为王室收藏，威灵顿公爵对此置若罔闻，决定安排归还“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暴政期间，法国违反文明战争准则从一些国家掠走的文化艺术品”。最终只有大约55件被掠走的艺术品归还了原属国，其余艺术品此前已送到法国各地博物馆，占领法国的联军并不知情。19世纪此后年月里，威灵顿不赞成军事掠夺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公爵本人认为，劫掠行为不仅涣散军心，而且丧失民心。他从西班牙战争的经历中认识到，收揽一地民心极其重要。

欧洲人与欧洲以外社会打交道时就没有这些顾忌了。1798年纳尔逊在尼罗河战役中打败拿破仑后，英国人心安理得拿走了大批拿破仑抢劫的埃及文物，包括对译解象形文字至关重要的罗塞塔碑。从没落的奥斯曼帝国掠夺的文物数量更大。只需贿赂各级地方官员，即可轻而易举地以极低价格购得古希腊文物，如埃尔金大理石雕塑。1801—1812年，埃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Thomas Bruce, 1766—1841）的代理人把一些大理石雕塑从帕特农神庙运走，1816年，英国政府购买了这些雕塑，之后雕塑被大英博物馆收藏。19世纪后期，一支英国远征军从西非贝宁掠走了200多尊铜像，也送到了大英博物馆。德国人把太平洋诸岛居民使用的航海小船运到柏林人种志博物馆展出。德国商人、业余考古学家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热衷探寻特洛伊古城遗址。1873年，他在一个场址发现了藏匿在密窖里的黄金首饰，将其偷运出土耳其，送给妻子佩戴。

以上种种劫掠行径是19世纪欧洲称霸世界的一种体现。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欧洲的工业增长、军事霸主地位，还有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的改善。通过铁路公路、河流运河和汽船，人可以更自如地在各大洲之间穿行，从启程地深入内地。科学和科学知识越发受人尊重，为探索理念推波助澜。贝尔佐尼及其他埃及学家搜集埃及文化艺术品时，有时损坏甚至毁坏了艺术品，但也加深了欧洲人对古埃及的了解。法国语言学家兼历史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1790—1832）依据贝尔佐尼弄到手的方尖碑上的双语碑文，译解了象形文字字母表。渴求科学知识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丁在喜马拉雅山脉找到了雅鲁藏布江和印度河的源头，还发现了几段中国古长城遗址。1844年10月，普鲁士自然科学家兼探险家路德维希·莱卡特（Ludwig Leichhardt, 1813—1848？）穿越澳大利亚东北部采集标本，行程4 800千米。1845年12月，一行人在北部海岸埃辛顿港现身，当时世人以为他们已经遇难。莱卡特宣称：“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科学，不含任何其他目的。”1848年，他再次尝试从东到西横穿澳大利亚，结果神秘失踪，很可能葬身大沙漠。

当时英国国内掀起一股寻找尼罗河源头热。1856年，在“王家地理协会”资助下，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 1821—1890）爵士和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 1827—1864）发起了一次著名探险活动。伯顿既是探险家，又是冒险家，性情暴躁，充满激情，据说他懂29种语言。伯顿扬名是因为他乔装打扮去过麦加，翻译出版了未经删节的《天方夜谭》（1886—1898），还出版了古代情色文学作品《芳香园》（1886）和《爱经》（1883）的英文版。伯顿在作品中详尽描写他遇见的当地人的性行为（甚至包括阴茎尺寸），在维多利亚社会引起大哗。1857—1858年，他与斯皮克一起沿尼罗河逆流而上，成为最早发现坦噶尼喀湖的欧洲人。途中一行人遭到一伙索马里勇士的袭击，一柄长矛刺透伯顿面颊，在脸上留下一块伤疤。自己筹资的塞缪尔·贝克（Samuel Baker, 1821—1893）和妻子弗罗伦丝（Florence, 1841—1916）的名气不在伯顿之下。两人的历险经历激发了维多利亚时代人的想象力。贝克在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属地的维丁奴隶拍卖市场上注意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姑娘，当地的帕夏出价比他高。他贿赂了看管姑娘的人后带她逃走，在布加勒斯特与她结婚。贝克在锡兰住了一段时间后，19世纪60年代开始了非洲探险之旅。弗罗伦丝始终不离他左右。1869年，贝克被任命为埃及军队少将，率领一支由1 700名被释放的犯人组成的军队前往尼罗河上游的赤道地区扫除奴隶贸易。他的后继者是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后来被称为“喀土穆的戈登”。贝克因他从事的探险活动被封为骑士，但维多利亚女王拒绝在宫中接见他，声色俱厉地说：“此人婚前就与妻子尽欢。”

探险尤其为既有胆量又有钱财的女子提供了机会。瑞士探险家伊莎贝尔·埃伯哈特（Isabelle Eberhardt, 1877—1904）是一个波罗的海德意志曼贵妇与她为子女聘用的亚美尼亚私人教师的私生女。伊莎贝尔精通8种语言，平时穿戴一如男子。改信伊斯兰教后，她前往撒哈拉探险，出人意料死于一次突发洪水。奥地利人伊达·普法伊费尔（Ida Pfeiffer, 1797—1858）是维也纳富商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老鳏夫。1838年丈夫去世后，她开始周游世界，先去了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此后穿越南美洲和太平洋，还与婆罗洲岛上的达雅人和苏门答腊岛上的巴达克人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英国妇女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 1831—1904）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探险家之一，尤其是她开始携带照相机旅游后。最初她靠父亲的资助，后来得到了一笔遗产。伯德的足迹遍及美洲、澳大利亚、中国、夏威夷、印度、伊朗、日本、朝鲜、马来亚、新西兰、奥斯曼帝国和波斯湾。她的讲座吸引了大批慕名而来的人，最多时有2 000余人。一次她在苏格兰小镇托伯莫里做关于波斯的讲座，讲演完后，据说听众“如醉如痴，现场跺脚声、鼓掌声、喝彩声混杂在一起，震耳欲聋，人们纷纷挥舞帽子和手帕，表达喜悦和感激之情”。1892年，伯德入选王家地理学会，称为首位女性会员。

在全球各地探险的人，往往自己就出生在父母分属不同民族的家庭，比如美籍法国人保罗·迪·沙伊鲁（Paul du Chaillu, 1835？—1903）。他自称是看到活大猩猩的首个欧洲人，把几具大猩猩骨架和处理过的尸体带回法国展览。沙伊鲁还是第一个观察俾格米人的欧洲人，著有《侏儒国》（1872）一书。他讲述的种种发现对19世纪末人种分类法的发展产生了莫大影响。沙伊鲁出生在留尼汪岛，也可能是巴黎或新奥尔良，父亲是法国商人，在加蓬经商。沙伊鲁在加蓬师从传教士。他把黑猩猩当宠物饲养，还将他听到的黑猩猩绑架妇女的非洲传说写成书出版。美国通俗小说作家埃德加·赖斯·伯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 1875—1950）受这些传说启发，写了《人猿泰山》（1912）一书。威尔士人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同样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原名约翰·罗兰兹（John Rowlands），在一家济贫院长大。1859年，他作为水手跟船来到新奥尔良后放弃水手工作，被一个叫斯坦利的富商雇用，后被后者收为继子。美国内战期间，他先后在南军和北军中服役，之后成为一名记者，结识了《纽约先驱报》传奇主编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 Jr., 1841—1918）。贝内特派他寻找失踪的英国传教士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1871年，斯坦利终于在非洲偏僻的坦噶尼喀湖附近找到了利文斯通。斯坦利走上前说：“我猜想您就是利文斯通博士吧？”他的不动声色堪称说话含蓄的典范，为后人津津乐道。

1874年，《纽约先驱报》委派斯坦利从刚果河源头出发，沿河一直走到入海口。356人随他出发，一行人走到刚果河河口时，只剩下114人，没有一个是欧洲人。很多人死于疾病，斯坦利的残暴也是死因之一。他动辄鞭打挑夫。甚至连伯顿也抱怨说：“斯坦利把黑人当猴子，任意射杀。”斯坦利本人称：“这些野蛮人只懂得尊重武力、实力和果决。”1899年，约瑟夫·康拉德写了小说《黑暗之心》，据说里面的人物库尔兹就是以斯坦利为原型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看上斯坦利熟悉刚果情况，把他收为己用。利奥波德二世认为，攫取刚果盆地一可以为比利时扬威，二可以为自己名下的私人勘探公司带来丰厚利润。斯坦利把湖泊、山脉和大片土地纳入欧洲人的视野，同时也为利奥波德二世掠夺这一地区创造了条件。法国人对斯坦利开展的探险活动忧心忡忡，也派了一名探险家皮埃尔·德·布拉扎（Pierre de Brazza, 1852—1905）前往刚果盆地，在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遏制比利时在当地的势力。

不过，斯坦利扬名，主要还是因为他找到了利文斯通，当时这位长者已闻名遐迩。利文斯通边传教边为当地人治病的事迹广为传颂，但他组织能力很差，与助手口角不断，很多助手要么辞职，要么被他赶走。利文斯通既没有找到一条沿赞比西河可供航行的河道，也没有发现尼罗河的源头。他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不遗余力传播宗教，在当地发展基督徒。多年后，他开办的一些教会学校培养了后来成为非洲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的年轻人。利文斯通发回英国的报告继续强调打击奴隶贸易的必要性。在他走过的地区，奴隶制还没有废除。讽刺的是，随着利文斯通队伍的人越来越少，他越来越依赖阿拉伯奴隶贩子的帮助。他最后一次探险时疾病缠身。1873年利文斯通去世后，为了把他的尸体运回英国，挑夫抬着他开始腐烂的尸体一直走到1 600千米外的海边。利文斯通的一生体现了勇气和虔诚、科学和信仰，以及身处危境时坚定不移的精神，激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通过斯坦利的日记，利文斯通成为一个传奇式人物，他开展的活动为后来英国的领土扩张奠定了基础。

与当年其他探险者一样，利文斯通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从事的活动推动了帝国在非洲大陆上的扩张。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人在地球上发现昔日未知地区总是与扬国威、逐名利密切相连。探险家在自己国家写作出版自己的探险经历，宣扬自己的毅力和胆量，也是为了使阅读这些书的人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哪怕是不具有任何明显经济或战略利益的探险，也离不开这两个动机。一个明显例子是前往当时毫无经济价值可言的北极。挪威人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 1861—1930）是穿越格陵兰岛内陆的首位欧洲人。他乘“弗雷姆号”船连续几个月穿过大片浮冰向北行驶，之后改乘狗拉雪橇。1896年，南森抵达北纬86˚13.6＇的北极区。1897年，比利时地理学会资助的一次探险活动掀起了探索南极风。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争先恐后派探险队前往南极。1911年12月14日，挪威人罗阿尔·阿蒙森（Roald Amundsen, 1872—1928）率先抵达南极点。他曾是比利时探险船队的大副，几年前穿过西北航道时，从因纽特人那里得知，兽皮比羊毛大衣更轻，防水性能也更好，狗拉雪橇最适于在雪地上行走。随着所带食品不断消耗，雪橇重量减轻，阿蒙森杀掉多余的狗，喂养留下的狗。出发时拉雪橇的52条狗仅有11条存活下来。此后不久，1912年1月17日，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 1868—1912）上尉率领的一支英国探险队也徒步走到了南极点。他们一行五人起初想用矮种马，后来发现马受不了极地的严酷气候，但又不屑使用狗，觉得坐狗拉雪橇有失绅士风度。由于穿的大衣御寒性差，加上冻伤和维生素C缺乏症，斯科特及其同伴在归途中无一生还。3月29日，斯科特死前在留在帐篷里的日记本上记下几行字：“假如能生还的话，我要讲的故事会很精彩。我和我的同伴经历的种种艰辛、显示的坚韧不拔精神和勇气会打动每一个英国人的心。”

在一定意义上，探索世界其他地区被视为欧洲人以科学和文明名义从事的共同事业。例如，英国王家地理学会先后授予莱卡特、南森、阿蒙森、赫丁及其他人学会金奖。利文斯通和斯科特等人成了民族英雄。寻找尼罗河源头或抵达南极点上升为扬国威的竞争。从长远角度看，探险活动成为帝国的重要根基，因为探险活动拉近了世界偏远地区与欧洲的距离，让欧洲人感到这些地区注定要被“发现”，屈从于欧洲人的意志。那里有人居住地区的社会无一例外被欧洲人视为落后低等，是等待征服的现成对象。欧洲人甚至认为，有些地区实际上不存在人类社会，例如澳大利亚。俄国探险家尼古拉斯·米哈伊洛维奇·普热瓦利斯基（Nicholas Mikhailovich Przhevalsky, 1839—1888）的态度颇有代表性。他“一手持短筒马枪，一手执鞭，在中亚和西藏北部地区从事探险活动。普热瓦利斯基首次描述了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野种马。他称中国人是“人类渣滓”，声称“1 000名俄国士兵足以征服从贝加尔湖到喜马拉雅山的整个亚洲”。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探险家成为帝国主义的先驱，尤其自19世纪后半叶起。

[1] 1码约合0.9米。——译者注

帝国热潮再起

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列强在全世界各地激烈争夺殖民地，英法之间的争夺尤其激烈。维也纳会议召开时，对殖民地的争夺已尘埃落定。从维也纳会议一直到19世纪结束，英国拥有绝对海上霸权。19世纪70年代中，英国王家海军拥有500多艘军舰，服役军舰总是占军舰总数的一半，其中61艘是现代铁甲舰而不是老式木船。无论规模还是实力，英国王家海军远远超过紧随其后的竞争对手法国和美国海军。自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政府奉行的政策是确保本国海军实力超过任何两国海军实力的总和。拥有绝对海军优势的英国因而是唯一有能力打造并维护一个庞大帝国的大国。英国船只承运了世界80%的货物。英国控制了与独立的拉丁美洲的贸易，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寻求把它在拉丁美洲或世界任何一地的经济垄断变为领土兼并。英国人选择依赖自由贸易。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后来被称为“帝国主义”的具体清晰理论，即认为欧洲文明优于其他文明，或是把为攫取殖民地辩护作为一项政策。18世纪，从非洲向北美、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输送奴隶曾是欧洲与美洲之间贸易往来的主要内容。到了19世纪20年代，奴隶贸易开始衰落。支撑奴隶贸易的重商政策被美国革命打得粉碎。

尽管如此，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欧洲在海外的帝国再次迎来了一个扩张热潮。再度扩张的动力不是来自欧洲大陆内部，而主要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的演变，当地局势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1830年法国兼并阿尔及利亚就是一例。阿尔及利亚曾是奥斯曼帝国下辖的一个行省。该省自治省长、阿尔及利亚总督侯赛因（Hussein, 1765—1838）主要靠贩卖奴隶、绑架人质、海上抢劫聚财。财源逐渐萎缩后，财政开始捉襟见肘。1816年，英国人迫使阿尔及利亚总督释放基督徒奴隶，退还他勒索基督徒俘虏所得赎金。侯赛因为了满足英国人的要求向百姓征税，结果遭到民众抵制。1827年，侯赛因要法国人偿还拿破仑战争期间他借给法国的钱，法国领事一口回绝。侯赛因招他入宫，骂他是一个“没有信仰、崇拜偶像的无耻小人”，用驱蝇掸子打了他。法国报界叫嚣雪耻。法王查理十世急于赢得民心，消除自由派再次造反的风险。1830年，他踌躇再三后决定出兵阿尔及利亚。渴望重振拿破仑时代辉煌的法军从前皇帝的底层抽屉里取出了他昔日制订的入侵阿尔及利亚计划。84艘法国舰只把3.7万名士兵运到地中海对岸，建立了一个坚固基地。1830年6月19日，奥斯曼帝国3.5万人的大军抵达阿尔及利亚。拥有更精良大炮的法军大败奥斯曼军队。7月5日，阿尔及利亚总督投降，条件是法国尊重阿尔及利亚人民信仰的宗教。法军占领了阿尔及尔，拿破仑再次获胜，不过这一次是从坟墓里取得了胜利。

自不待言，法国人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没过多久就把清真寺改建为教堂，激起这个笃信伊斯兰教的民族的抵抗。昔日抵抗奥斯曼人征税的苏菲派教派领导了起义。领袖是一个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年轻人，叫阿卜杜·卡迪尔·贾扎伊里（Abd el-Kader al-Dzejairi, 1808—1883）。他号召发动圣战，屡屡大败法军。1836年时，法军处境岌岌可危。国王路易—腓力派托马—罗贝尔·比若（Thomas-Robert Bugeaud, 1784—1849）元帅出征。比若打败了起义者，把他们的村庄夷为平地［欧洲诸多语言中引入的一个阿拉伯语词razzia（焦土政策）即源于此］。1847年，法国人最终赢得战争。阿卜杜·卡迪尔放弃抵抗，仓皇逃到大马士革。法国人从这件事中汲取了教训，开始利用各种伊斯兰机构维护自己的统治。来自欧洲的形形色色定居者先后抵达阿尔及利亚：有意欲在阿尔及利亚复原1789年大革命前法国社会的法国旧贵族，有建了一座修道院、办了一家农庄的熙笃会修士，有获赠阿尔及利亚土地的退伍军人，有试图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圣西门社会主义信徒，有1848年6月起义后被逐出法国的革命者，还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马耳他人和众多其他国家国民。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定居海外的法国人早年抱有的理想几乎丢光了。他们鼓噪压制殖民地原居民的权利。1870年10月24日，巴黎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颁布一项法律，给予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和其他定居者法国国籍，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仍然仅享有限权利。当地穆斯林领导人穆罕默德·穆赫拉尼（Mohamed el-Mokhrani, 1815—1871）对把犹太人置于穆斯林之上怒不可遏，号召与法国人打一场圣战。他坚信，德国人打败法国人是天意。1868年，估计30万名阿尔及利亚人死于一场饥荒，法国人的统治是造成饥荒的主因。法国大肆宣传阿尔及利亚的基督教会开展的赈灾活动，更激起了当地人的愤慨，15万名穆斯林响应穆赫拉尼号召，围困法国人和其他殖民者龟缩的城镇。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这场冲突外加1868年的饥荒导致近100万人死亡，占阿尔及利亚全国人口的1/3。法国疯狂报复当地人，起义领袖要么被杀害，要么被流放到太平洋上的新喀里多尼亚岛。多达50万公顷的阿拉伯人土地被没收。为了斩断阿尔及利亚与其他穆斯林地区的联系，阿尔及利亚人去麦加朝觐受到严格限制，甚至连阿拉伯语也被定为外语，有鼓励抵抗法国统治嫌疑的穆斯林社会和教育机构被摧毁。应殖民者要求，短短几年里，阿尔及利亚北部地区成为法国的3个行省，南部地区依然归法军控制。

就1880年以前欧洲殖民主义的普遍特性而言，阿尔及利亚可以说是一个例外。非洲其他地区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反映了3种不同利益的交织。首先是商贸利益。随着奴隶贸易逐渐走向衰败乃至消亡，欧洲人的商站开始从奴隶贸易转向蔬菜油料贸易，加工非洲当地生长的落花生和棕榈。然而，这一做法反而刺激了非洲大陆对奴隶的需求，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奴隶贸易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下半叶。1880年前后，西非沿海一带商站星罗棋布，大部分为英国和法国所设。英法之间的竞争成为冲突根源。两国政府为了从中赢利，开始对这些商站征收关税，这导致两国侵占了更多通往非洲大陆的入境点，以阻塞走私活动。英国政府在拉各斯拿走了丹麦在西非海岸残存的要塞，1861年攫取拉各斯，1872年占有荷兰人在埃尔米纳的据点。法国人在塞内加尔沿海一带建了更多商站。商站数量日益增多，影响越来越大，与非洲当地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因而需要军队保护。不过，当时贸易利益压倒一切，把推行殖民化作为一项官方政策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

相对而言，英国对攫取殖民地兴趣不大，南非发生的事情反映了这一点。伦敦在吞并布尔人定居地区还是允许他们自治之间摇摆不定，毕竟布尔人是不列颠臣民。英国在1852年承认德兰士瓦为自由国家，1877年将其吞并，1881年再次恢复其自治。19世纪末，伦敦在南非问题上的踌躇不决后果深远。英国在印度的扩张也非预先谋划，而主要是1848年出任印度总督的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usie, 1812—1860）个人所为。他认为，印度人控制下的各邦效率低下，他若兼并这些邦，就可增加东印度公司的收入。东印度公司是一家有钱有势的英国贸易公司，过去几十年里，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活动，该公司控制了次大陆上大片地区，拥有私家军队和行政管理人员。旁遮普邦统治者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 1780—1839）去世后，该邦陷入混乱，英国人乘虚而入。1849年，英国吞并了旁遮普邦，顺手吞并了旁边的信德。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宿将查尔斯·詹姆斯·内皮尔爵士（Charles James Napier, 1782—1853）只接到镇压当地一场叛乱的指令，但他僭越权限，夺占了信德。［传说他给上级发电报，只有一个拉丁语单词peccavi，译成英语是“I have sinned”（我犯罪了），发音和“I have Sind”（我攻占了信德）一样。但这个词其实根本不是出自他手，而是翻译家凯瑟琳·温克沃斯（Catherine Winkworth）开玩笑发给讽刺杂志《潘趣》的，杂志社以为是内皮尔写的，就这样刊登了出来。］旁遮普和信德是通往阿富汗酋长国的交通要道。1842年，英国向阿富汗派出一支军队，试图征服这个国家，结果1.6万人被当地部族人歼灭，仅一人生还。

19世纪40年代以后，尤其是19世纪50年代中期，英属印度急剧扩张，印度北部大片地区沦为英国属地，1852年，达尔豪西在下缅甸采取行动保护英国的贸易利益。这一切表明，至少在世界这一地区，英国继续推行帝国扩张。英国的扩张在当地引发强烈矛盾和仇恨。传教士的到来令当地人惊恐不安，担心传教士会强迫他们改信基督教。英国人的统治风雨飘摇。19世纪中叶，南亚次大陆上大约有2亿人口。英国人不会移居此地，本地人也不会改信基督教；次大陆文化也不会被欧洲生活方式同化。但次大陆给英国带来了丰厚收入，可用于维持一支隶属东印度公司的庞大私家军队，兵员来自当地人，即英军中的印度兵。1857年，隶属印度军官的印度兵达20万人。此外，还有一支英国军官指挥的欧洲人军队，兵力1.6万人，单独编成几个团。英国的领土扩张意味着印度军队现在要到远离本国的地方服役，甚至去缅甸和中国这样遥远的地方，而薪饷不涨，大批印度士兵不肯离开故土。军事扩张必然导致对当地人民增征赋税。引入一种新型步枪导致矛盾白热化，新步枪用的子弹用涂过牛油或猪油的纸包装，使用时必须用牙咬开纸，前者触犯了印度教信徒，后者伤害了穆斯林。印度兵拒绝使用新型步枪，惩治士兵导致他们公开反抗。次大陆很快陷入战火。印度一些大邦的统治者本来就对自己失去权力怀恨在心，对英国干预印度教习俗愤愤不已，顺势参加了起义。其他各邦依然效忠英国。在部分地区，起义明显带有民族主义特征。不过，起义者动机各异，很多地区局势平静，因此很难把这次起义说成一场独立战争。

英国人败退到各地军事要塞，被起义者围困。大规模屠杀英军士兵的事件频频发生，1857年发生在坎普尔的屠杀尤其出名，英国国内群情激昂。英军扭转战局后，开始大肆报复起义者，大批射杀或吊死起义士兵，或采用莫卧儿王朝时期惯用的惩罚办法，把他们绑在炮口放炮轰死。英国政府认为，起义是东印度公司惹起的，因而取消了该公司的军事和行政权力，改为由自己直接统治，从此开始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British Raj）。英国在印度的驻军人数翻了一番，印度兵只在效忠英国的北部地区征募，同时仿照莫卧儿王朝模式设立了更能为当地人接受的征税制度，作为军队的经费来源。英国政府很快又控制了马来亚半岛。1873年，半岛上的邦国被迫接受英国非正式宗主国地位，是为了确保对华贸易不受海盗侵袭，而这也是19世纪50年代荷兰人控制印度尼西亚的重要原因。一如这一时期其他扩张，英荷两国的扩张大多很零散，不是预先谋划的结果。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活动也是一样。法国传教士在当地受到迫害甚至被杀，19世纪50年代末，拿破仑三世出兵印度支那。当地的法国官员力陈，为了保护传教士和法国贸易利益，进一步扩张势在必行。法国的扩张引起与当地和地区势力的冲突。1884年，法军攻陷兴化要塞。19世纪90年代，印度支那半岛全部落入法国之手。

以上所举例子中，几乎都是当地的欧洲官员、商人和传教士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而不是反过来。来自欧洲移民的压力最大，不仅在南非，还有澳大拉西亚。澳大利亚的欧洲人口不断增加后，商人、捕鲸者和海豹猎人开始东移，进入太平洋。19世纪30年代，他们向新西兰毛利人出售枪支和烈酒，结果暴力冲突屡屡发生，局势日益混乱，部族之间更是发生了长达几十年的“火枪战争”。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 1796—1892）有计划地向南澳大利亚移民，1840年，他带领一大批移民乘船来到新西兰。英国政府为了向他们提供某种保护，宣示对新西兰拥有主权。同年签署的《怀唐伊条约》本意是保障毛利人的土地权益，但定居的欧洲移民根本不理，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战争和小规模暴力冲突，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初才结束。英国人和殖民者无力打败毛利人。19世纪60年代，欧洲移民人数已经超过毛利人人口，双方僵持不下，关系紧张。毛利人被欧洲移民驱赶到远离欧洲定居点的偏僻地带，在那里继续捍卫自己的利益。欧洲商人以新西兰为起点走向太平洋深处，寻找椰子油和鸟粪，绑架岛上居民，强迫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甘蔗种植园做苦工，这些人被称为“黑鸟”。英国海军试图阻止这一贸易，但收效甚微。商人、捕鲸者和传教士陆续来到太平洋岛屿。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1874年英国吞并了斐济。夏威夷和汤加顽强抵抗，避免了被欧洲强权吞并的命运。欧洲人还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不断扩张，但没有正式推行殖民兼并政策。数百万欧洲移民大举迁至内地，逐走了他们定居地区的原住民，导致后者人数锐减。

欧洲国家政府越发感到，当商贸利益受到威胁时，政府应该出面干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清政府限制欧洲商品的输入，同时向西方大量输出本国商品，尤其是茶叶。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走私产自印度的鸦片。1838年，清政府为了杜绝鸦片贸易进行干预，朝廷出面干预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国人登上停泊在国际水域的英国船只，收缴了船上装载的鸦片后将其销毁。英国商人被困在工厂里，食物供应被切断，直到他们同意交出货物。为了报复中国，英国从印度派了一支远征军攻陷广州，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英国割占香港岛，迫使5个通商口岸开放。美国和法国很快也与中国缔结了开放通商口岸条约。清政府不满对外开埠通商，冲突再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60年，英法遣兵约2万人进攻北京。欧洲人称派去和中国人谈判的代表团成员遭监禁拷打而死，为了报复，捣毁了古老的帝国夏宫圆明园。清政府被迫增开10个通商口岸，支付一大笔赔款，接受在清政府管制下的鸦片贸易。到了1900年，由于中国国内也种植了鸦片，鸦片贸易走向结束。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沙皇转向亚洲，不断扩张以满足他的野心。随着定居移民和商人不断东移，当地官员开始自行其是，与地方小国或周边强国缔约。19世纪70年代，俄国人已渗入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地区。一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即中亚大草原上的俄国定居者受到希瓦、布哈拉和浩罕几个政权不稳但势力强大的穆斯林汗国的威胁。沙俄军队逐渐征服了以上地区，把前两个汗国变成自己的保护国，后一个汗国划为俄国一个省。沙俄帝国不断东扩，分别于1865年和1868年征服了塔什干和撒马尔罕。19世纪70年代末时，沙皇已经控制了整个中亚地区。沙俄的举动引起英国政府的警觉，感到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地位直接受到威胁。伦敦把英俄对这一地区的争夺称为“大博弈”。不过，圣彼得堡最在意的还是确保有太平洋出海口，为此侵吞了中国东北领土，1858年，清政府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俄国继而占领了库页岛，与日本对峙。东扩的俄国人甚至跨过白令海峡，进入北美洲。18世纪，越来越多的俄国毛皮商在阿拉斯加打猎或从事贸易活动。19世纪初，俄美公司控制了大部分毛皮生意。19世纪中叶，这一地区的水獭、河狸及其他毛皮动物因滥捕滥杀而濒临灭绝，来自哈德逊湾公司的竞争日益激烈，与几千千米之外的俄国欧洲地区保持通信联系费用高昂，俄国政府不堪重负。在阿拉斯加的俄国人始终没有超过七八百人，几乎所有人都住在两个沿海小镇上。俄国政府认识到以上难题难以解决，1867年以每英亩两美分（1英亩约合0.4公顷）的价格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假使当初俄国没有出售阿拉斯加，历史或许会改写。

帝国主义时代

19世纪70年代开启了帝国主义时代，当时，“帝国主义”一词首次进入英语词汇。英国经济学家约翰·A. 霍布森（John A. Hobson, 1858—1940）注意到，很快“人人开始把这个词挂在嘴边……用它来指主导了西方世界政治的一场运动”。宣扬帝国主义的国家政府渴望民众支持它们以一定代价维持海外殖民地的方针。1877年，英国宣布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女皇，开始了对帝国的崇拜。几年之内，印度王公和殖民地军队就出现在不列颠举行的王室庆典上，包括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即位50周年大典。宣告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的“德里杜尔巴”受到大肆宣传。起初公众对颂扬帝国的做法不以为然，此后该做法渐渐风行，尤其是在新兴的大众报纸上。到了19世纪90年代，在铁路报摊、政治集会、书报杂志、小说和历史作品上，对帝国主义的宣扬已随处可见。如时人所说，君主国升格帝国，让英国人可以庆祝“自由民主国家认可下的英国世袭王室成为不列颠民族称雄世界的象征”。不过，在1880年前后，很多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政治家就已经在憧憬征服世界其他地区了。

1851年，英国在水晶宫主办世界博览会，开举办国际展览之先河。“殖民地展台”开始出现在国际博览会上。1889年巴黎博览会上共有18个殖民地展台，分布在专为这次博览会建造的埃菲尔铁塔周围。大多数欧洲国家建了殖民地博物馆，展示掠夺来的艺术品。动物园里除展示各类动物外，还增建了“土著村”。19世纪八九十年代比利时举办的各种展览中，有一个典型的刚果村。从非洲运来的黑人依照要求重复他们在故土的生活。通常没啥可看的，因为他们在非洲时要么狩猎，要么务农，不会在村子里闲坐。土著村里修了个水池，里面养了鱼。游览者把硬币投进水里，让刚果人扎入水中打捞，有时还会把一瓶瓶的杜松子酒和白兰地扔到水里，以灌醉黑人为乐。村里搭了戏台，让黑人手持长矛盾牌再现格斗场面。刚果人被迫半裸着绕圈行走，显示他们是“货真价实”的黑人，寒冷时节，很多黑人因此病倒。没人想让这些村民制作或展示工艺美术品或表演音乐节目。相对于殖民地的欧洲移民，在本土的欧洲人对“野蛮人”怀有的优越感更强，对社会影响更大。这种优越感推动了过去几十年欧洲诸帝国的急剧扩张。

从1878年到1914年，欧洲控制的领土新增了2 200万平方千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和美国拥有的殖民地人口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57%。人们对这一时期帝国的急剧扩张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霍布森、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等人试图从经济角度解释欧洲的扩张，认为在一个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因垄断和卡特尔的出现而日益僵硬、利润下降的时代，欧洲国家需要殖民地为其产业提供原材料，为自己的产品打开市场，为本国剩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领域。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面对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高涨，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政党呼吁发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保守派政府想以攫取殖民地的方式把工人阶级的不满转化为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热情。因此，殖民扩张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结果。19世纪70—80年代，工业的确增长迅速，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甚至更晚，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才进入垄断和卡特尔阶段。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19世纪80年代利润率下降。恰恰相反，欧洲各国经济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经济严重衰退中逐渐走向复苏时，帝国主义盛极一时。直到19、20世纪之交后，伴随选举权的扩大，才出现了渴求帝国殖民扩张的大众游说团体，而当时欧洲已经攫取了大部分新领土。国内的政治考虑依然重要。19世纪80年代期间，欧洲大国仍然认为，它们可以靠镇压手段击败社会主义。1878—1890年，俾斯麦主政的德国取缔了社会主义运动。19世纪70—80年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早年的政治仍未走出1871年血腥镇压巴黎公社的阴影。参与帝国博弈的几个大国的选民人数极其有限，比如意大利。19世纪90年代，德国选举权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大众政治的崛起。

19世纪70年代末期，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形势起了变化。德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粮食生产者开始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自由贸易时代随之结束，国际角逐日趋激烈。欧洲国家殖民地的扩大虽然缓慢，但始终在进行，导致主要欧洲大国之间发生冲突，比如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对西非的争夺。欧洲商人对当地经济的不断渗透屡屡引发危机。欧洲列强现在越来越感到，必须以吞并领土的方式应对危机。政治家从帝国扩张中看到了振扬国威的机会。1877年，在迪斯累里一手导演下，维多利亚女王被宣布为印度女皇。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茹费里把海外领土扩张当作转移本国人民视线的一种手段，使其不再对丧失阿尔萨斯—洛林一事念念不忘。他宣称：“法兰西必须把它的语言、风俗、旗帜和天才带到世界各地。”意大利的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宣扬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意大利帝国。最初欧洲列强并不愿意推行代价高昂的领土吞并政策。例如，俾斯麦坚称，德国不需要拥有自己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只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开支。俾斯麦曾表示：“我绝不是一个主张获取殖民地的人。”但他确实认为，在欧洲列强的博弈中，宣示自己在一些特定的潜在殖民地拥有利益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有用砝码。1888年，俾斯麦对一名探险家说：“您的这幅非洲地图确实很好，但我的非洲地图在欧洲。这里是俄国，这里嘛……是法国，夹在中间的是敝国。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

当时阻挡帝国吞并狂潮为时已晚。早在1857年，一连串的事态发展就削弱了俾斯麦的地位。当年英法两国领事得到授权，监管奥斯曼帝国突尼斯统治者贝伊的破产政府，后来意大利人也加入其中，1869年，改为由一个日益被法国人操控的国际财政委员会监管。贝伊政府对当地人征的税连一小部分都收不上来，欧洲列强迫使突尼斯不断削减进口关税，直至仅3%，大批廉价欧洲商品涌入突尼斯，受损的当地经济更是雪上加霜。1881年，意大利对势力日益膨胀的法国恼怒不已，宣布它打算完全吞并突尼斯。法国向突尼斯派出一支远征军，结果引发了一场穆斯林起义。突尼斯贝伊穆罕默德三世（Muhammad III, 1813—1882）被迫让位给自己的弟弟阿里三世（Ali III, 1817—1902），法国旋即宣布突尼斯为自己的保护国。奥斯曼帝国在北非势力的衰落加剧了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地处沙漠的利比亚资源匮乏，19世纪始终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埃及的情况则不同，它的资源远比利比亚丰富，尤其盛产棉花。自19世纪初起，埃及实际上一直享有自治。1867年，奥斯曼苏丹与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伊斯梅尔（Isma’il, 1830—1895）达成协议，正式确定了埃及的自治地位。长期以来，埃及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行经济现代化，延聘欧洲专家协助它实现这一计划。1854年，作为这一计划的一部分，埃及当局委托前法国领事费迪南·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 1805—1894）组建一家公司，在苏伊士地峡开凿一条运河。这项工程动用了150万名劳工，耗时15年。1869年运河投入使用，但直到1871年工程才完全竣工。问题是运河收益甚微，伊斯梅尔因投入大量资金，1878年陷入破产。为此成立了由法英两国操控的债务委员会，负责寻找解决办法，但伊斯梅尔从中作梗。委员会说服奥斯曼政府将其废黜，改由他的长子陶菲克帕夏（Tewfk Pasha, 1852—1892）接任。

这一做法激起了一场大规模起义。起义领袖是埃及军队的高级军官艾哈迈德·阿拉比（Ahmed Orabi, 1841—1911）上校。英国人称他为“阿拉比帕夏”。法国议会拒绝为远征埃及拨款，1882年，英国独自出兵，在泰勒凯比尔打败起义者，扑灭了起义，被拖入的英国人实际上独占了埃及。应该在当地驻军的一个原因是抵御穆罕默德·艾哈默德（Muhammad Ahmad, 1844—1885）发动的圣战。艾哈默德在比邻的苏丹自称“马赫迪”，取救赎者之意。1885年，伊斯梅尔任命的苏丹总督戈登将军在马赫迪起义中命丧苏丹首都喀土穆，派去救援的英国远征军赶到时为时已晚。戈登死后，英军撤出苏丹。苏丹暂时成了无人管之地。埃及没有变成英国殖民地，而是继续被置于债务委员会的监管之下，该委员会成了英法两国角逐之地，同是债务委员会成员的德国推波助澜。

1884年，俾斯麦利用了英法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他支持法国人，试图借此使法国人不再渴求对1871年夺走阿尔萨斯—洛林的德国复仇。与此同时，俾斯麦又在殖民地问题上要么给英国人制造麻烦，要么威胁英国人（俾斯麦说他的非洲地图在欧洲正是此意），希望以此向英国展示善待德国的好处。德国帝国议会大选在即，俾斯麦需要势力强大的民族自由党的支持，该党与汉堡及其他地区的商业利益集团结成紧密同盟。俾斯麦开始把一些重要地区列为德国保护地，比如西南非洲的吕德里茨（1884年5月，那里升起德国国旗）、多哥兰和喀麦隆（1884年）、新几内亚（威廉皇帝领地，1884年12月）、德属东非（1885年7月，包括今天的坦桑尼亚，但不含桑给巴尔）。俾斯麦还与萨摩亚国王签订了一项条约，给予德国其他欧洲列强没有的优惠权益。国王看到停泊在萨摩亚港口外的一艘德国军舰后，感到与德国人定约实为上策。正如其他地方一样，德国在当地的探险家以及商人和种植园主是背后推手，前者中有西非的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Gustav Nachtigal, 1834—1885）和东非的卡尔·彼得斯（1856—1918），后者中以新几内亚商人和种植园主最为积极。但也就是这样了：此后，德国政府并没有大举打入这些地区。

俾斯麦采取的行动造成一片恐慌，欧洲各国争先恐后吞并领土。俾斯麦为了强调与法国的友谊和他的新殖民地政策，与法国政府商定在柏林召开一次会议。1884年11月到1885年2月，柏林会议召开。会议几乎只讨论刚果问题。与会国认可了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吞并刚果并将其变成他个人财产的做法，还认可了法国对刚果河北岸领土的索求。除此之外，会议没有任何成果可言。柏林会议宣布，索求一块殖民地必须符合“有效占领”条件，然而这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这类领土索求只涉及沿海地区。会议重申，刚果河与尼日尔河等主要大河流域必须实行自由贸易，但这一原则基本上被各国抛诸脑后。柏林会议为领土吞并制定了基本规则，实际上等于宣布“瓜分非洲”已经开始，从而助长了新的吞并活动。1884年，“瓜分非洲”一词首创于英国。1885年，英国宣布尼日利亚沿岸为其保护地，授权1879年成立的王家尼日尔公司深入内地，与当地统治者签订条约，代英国实行统治，其做法与昔日的东印度公司如出一辙。法国与英国在埃及的冲突加剧了两国之间的争夺。法国在西非的地方政府试图建立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河的帝国。1889—1890年，法国与英国签订条约，划分了两个帝国之间的界限。这一切其实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内地实际上被一些势力强大的伊斯兰国家控制。

德国仅有多哥和喀麦隆两块保护地，外加西南非，因为俾斯麦和德国企业对在非洲进一步扩张兴趣不大。不过在东非，创建了德意志殖民协会的卡尔·彼得斯于1884年以公司名义与原住民首领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他威胁要把他拥有的土地卖给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以此要挟俾斯麦给他新建的东非公司颁发经营特许状。彼得斯背后有民族自由党人撑腰，俾斯麦为了争取该党支持，屈从了彼得斯的要求。1885年彼得斯重返非洲后，迅速吞并了更多土地，直到他被英国人逐出乌干达。他惹的麻烦还不止于此。1889年，他开办的公司因其活动引发了阿拉伯种植园主起义。在英国的支持下，德国政府不情愿地派军队前往镇压。1891年德国宣布，德属东非系德国控制下的领地。1890年，德国把桑给巴尔给了英国，换取英国据有的北海赫尔戈兰岛，该岛位于德国沿岸附近，面积虽小，但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此时，彼得斯的斑斑劣迹传到柏林。1892年，彼得斯绞死他一个非洲情妇的消息曝光，原因是他发现她与他的男仆私通。彼得斯还绞死了男仆，把两人来自的村庄夷为平地，结果在当地激起民变，德国军队被派去平乱。德国政府召回了彼得斯。1897年，他被解除公职，同时丧失了领取退休金权利。他逃到伦敦，躲过了刑事起诉。

用赫尔戈兰岛交换桑给巴尔反映了英国的一大关切，即把东非沿海的英属保护地与加煤港连成一线，为经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的新航线提供保护。1886年和1890年，英国承认了德属东非，以换取德国承认英国对乌干达直至莫桑比克（自16世纪以来一直被葡萄牙所控制）以北的东非其余地区的控制。这一交易是两国交换殖民地的基础。不过，英国也得应付难缠的帝国冒险家，具体说是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 1853—1902）。罗兹幼年时离开英国，被送到南非疗养，后来成为商人。19世纪80年代末，他把当地的钻石矿山收购一空，完全垄断了世界钻石供应。此后罗兹开始从南非向北发展，从当地统治者那里得到开矿特许权，但他的野心不止于发财。他深信，他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于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他把德意志人也算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里）。罗兹想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东非和中非的统治从开罗一直拓展到开普敦。不过这些殖民地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罗兹希望它们能摆脱他认为来自伦敦的过度干预。1890年，他因以上观点出任开普殖民地总理。罗兹立法把非洲人逐出家园，得到布尔人定居者的支持。当时传教士在中非大片地区开始遇到麻烦，英国政府乐于把这片地区交给罗兹的英属南非公司掌控。1894年时，中非大部分地区已成为英国保护地。

垂涎非洲的又一欧洲强国是意大利。在德国支持下，意大利在非洲之角攫取领土，在当地修建港口，为进出穿行苏伊士运河的意大利船只补给燃料。除以上几国外，还有零零散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大多是前商站或加煤港。法国把撒哈拉以及赤道西非和中非广大地区归为己有。非洲东部和南部地区基本是英国和德国的地盘。只有阿比西尼亚和从美国返回的获得自由的奴隶建立的利比里亚自由国依然享有独立。在此基础上，仍有一些不大的调整，比如1898年法英两国对尼日利亚北部等地，尤其是对上尼罗河的法绍达所做的调整。之前这两个大国在法绍达发生了军事冲突，深感自己弱于对手的法国面对优势英军，明智地撤回了自己军队。在北非，意大利与法国在1900年摆平了各自对的黎波里（利比亚）和摩洛哥的索求。19世纪90年代中期，“瓜分非洲”实际上已尘埃落定。

俾斯麦对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新波美拉尼亚、所罗门群岛北部、马歇尔群岛和瑙鲁提出索求后，引发了列强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争夺。1885—1886年，英法承认了德国的索求，把新几内亚东北部给了德国，换取德国承认英国对新几内亚东南部和南太平洋的统治以及法国在东太平洋部分地区的宗主国地位。欧洲商业渗透印度支那后，1885—1886年，法国出兵镇压当地的民族起义，把安南、东京、老挝、柬埔寨和原有的交趾支那殖民地合为一块法国属地，置于一名总督统治之下。法国的这一举动促使英国于1885年占领了上缅甸。独立的暹罗王国（泰国）作为英法两国殖民地之间的缓冲区得到保留。与此同时，英法争抢马达加斯加岛。两国冲突不断，彼此虎视眈眈。1890年英国承认法国一块保护地后，双方矛盾才得以化解。

世界有些地区从未完全落入欧洲人的直接统治，包括阿比西尼亚、安纳托利亚、阿拉伯半岛、日本、朝鲜、蒙古、摩洛哥、暹罗等。其中面积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当属中国。中国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经济开发和投资潜力巨大。从1850年到1864年，中国陷入太平天国起义内乱，多达2 000万人死于兵燹。这也是19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冲突。此后中国恢复元气，但1860年东北领土被俄国侵蚀。自1875年起，中国实际处于慈禧太后（1835—1908）统治之下，慈禧太后通过自己的侄子光绪皇帝（1871—1908）垂帘听政。光绪皇帝支持仿效西方推行改革，被慈禧太后软禁，太后的极端保守由此可见一斑。慈禧太后与日本的明治天皇（1852—1912）形成鲜明对照。1866—1870年，明治天皇在改革派的支持下逐渐掌握了权力。日本改革派掌权后，开始向世界各地派出使臣，学习引进西方的产业、教育和政治制度，延聘欧洲专家到日本帮助实现现代化。在短得惊人的时间里，日本走上成为经济大国乃至军事强国的道路，不仅有能力抵御外侮，还越来越渴望成为争夺领土的列强之一。朝鲜为它提供了第一个机会。一名德国军事顾问告诉日本政府，朝鲜是“指向日本心脏的一把匕首”。朝鲜名义上是独立国家，实际长期受中国控制。1894年朝鲜国内爆发起义，清政府发兵朝鲜平乱。日本认为自己受到中国的侮辱和威胁，也遣兵朝鲜，很快打败了装备落后、纪律松弛的清军。朝鲜和中国被迫承认朝鲜归入日本势力范围。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

欧洲列强从以上事件中感到，抢掠中国的时机到了。它们最渴望能够不受限制进入中国市场。列强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租借“通商口岸”99年是最佳手段。通商口岸系中国迫于列强压力，对外国商业开放、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口岸。1895年后，通商口岸数量大大增加，远超过80个。除了英国人把持的口岸外，中国还把一些口岸租给了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日本、美国、葡萄牙、比利时在中国都有了租界，甚至利奥波德二世的刚果自由邦也和中国签了条约。欧洲列强在中国的迅速渗透不可避免地招致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席卷而来，名为义和团，又称义和拳。运动旨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限制传教士和鸦片商人的活动，甚至完全杜绝这类活动。慈禧太后起初犹豫不决，后来倾政府之力支持义和团运动。拳民团团包围了北京的外国使馆区。1900年，中国各地有2 000余名中国基督徒被杀，一些欧洲传教士、商人和官员也被杀死。卷入冲突的八个国家遣兵2万前往中国，攻陷了北京。各国军队开始大肆抢掠，据说都城的大批中国妇女被强奸，拳民和有拳民嫌疑的男子就地处决，落到日本人手里的更是必死无疑。德国军队没赶上战事，但马上加入抢掠。德军在不来梅港登船远征前，德皇威廉二世训令道：

你们要毫不留情！不留俘虏！……一千年前，匈人在国王阿提拉统率下打出威风。时至今日，他们的威名依然不减。朕祝你们在中国振扬德意志威名，让中国人永世不敢再轻蔑德意志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皇讲的这番话给他带来了麻烦，尤其是他拿匈人说事。

联军强迫中国政府支付战争赔款，这笔巨款中国可能需要还到20世纪20年代末。长期以来，人们预料中国将被瓜分，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义和团起义极大震动了欧洲列强。如果仅仅开放通商口岸就引发了起义，吞并整个中国又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呢？有鉴于此，攫取更多中国领土似乎并不可取。此外，八个列强中的两个，俄国和日本，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剑拔弩张。中国东北地区的外国投资占对华投资1/4以上，日俄绝无可能以和平方式均沾在东北的利益，1904年，两国兵戎相见。最终中国政府得以保存。与其耗费巨资征服中国，取其政府而代之，不如继续向中国提供高利贷，坐收其利。再者，让清政府的税收部门负责偿还债务比较合算，好过成立欧洲税收机构代管中国债务，比如昔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的那个。为此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除了俄国人外，其他国家均表示赞成。与此同时，列强还与中国缔结了一连串双边条约，承诺不再攫取更多中国领土。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盟。英国承诺，日本若遭到另一国攻击，英国将保持中立，倘若再有两个大国介入，英国将站在日本一边。英日同盟在英国广受称颂，英国政府把它作为保守党人外交政策的范例向选民宣传。中国人屡受屈辱，忍无可忍，1911年爆发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中国游走欧洲列强之间，随时有可能沦为殖民地。在世界其他一些地区，欧洲列强被迫退却。古巴爆发了骚乱，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西班牙为保住自己这块最宝贵的海外殖民地而残酷镇压当地人民，美国为此与西班牙兵戎相见。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结果不仅古巴落入美国之手（但为时不长），美国还夺取了波多黎各和太平洋上的菲律宾和关岛。至少太平洋地区的西班牙帝国就此终结。西班牙还把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和帕劳卖给了德国，而德国当初想要的是菲律宾。德国和美国分占了萨摩亚，换取英国退出萨摩亚，改取汤加、所罗门群岛的几个德属小岛屿以及西非的几块有争议地区。昔日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只剩下西属摩洛哥、西非和几内亚，以及西属撒哈拉和加那利群岛。重新洗牌到此结束。西班牙帝国的覆亡震撼了西班牙的政治体制，尽管西班牙收回在古巴的投资有益于本国经济。冲击的余波持续了几十年，直至20世纪30年代。

毋庸置疑，在欧洲国家追求帝国的过程中，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的遭遇是奇耻大辱。此前意大利已控制了非洲之角的部分地区。19世纪90年代，意大利企图攫取埃塞俄比亚。当地军阀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II, 1844—1913）征服提格雷和阿姆哈拉省后于1889年称帝，与意大利人签订了友好条约。然而，条约的意大利语文本和阿姆哈拉语文本内容有出入。依据意大利语文本，意大利管辖厄立特里亚，同时在埃塞俄比亚享有保护国权利；阿姆哈拉语文本仅说孟尼利克需要时，会请意大利外交官当他外交政策的代理人。两种文本内容不一曝光后，两国在条约问题上的争执日益激烈。1893年，孟尼利克二世正式废约，开始囤积新式欧洲武器，部分武器购自意大利。他还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圣彼得堡，俄国于是向埃塞俄比亚军队派出军事顾问。1894年，意大利人挑起争端，冲突迅速升级。1896年3月1日，两国军队在提格雷山区阿杜瓦激战。

意大利军队共有1.5万人，很多人是没有打过仗的新兵，枪炮落后，穿的鞋子在崎岖山路上常常磨破。意军分三个纵队齐头并进。由于意大利人用的地图不准确，三支部队之间很快拉开了距离。封建制度下的埃塞俄比亚募集了一支10万人大军迎敌，部队装备了先进步枪，还有适于山地作战的42门俄国野战炮。一支意大利部队后撤时误入歧途，走入一条山沟，几千人遭到埃塞俄比亚骑兵屠杀。埃塞俄比亚司令官为士兵打气，高喊：“杀呀！杀呀！”关键时刻，孟尼利克二世又投入2.5万人，包围了另外两支意大利部队。意军被迫后撤，伤亡惨重。意军和厄立特里亚土著士兵阵亡人数达7 000人，将近3 000名意大利士兵被埃塞俄比亚人俘虏，残余部队逃离战场，丢弃了1.1万支步枪、所有大炮和大部分辎重。意大利俘虏受到善待，但埃塞俄比亚人视800名厄立特里亚土著士兵为叛徒，剁掉了他们的右手和左脚。意大利被迫承认埃塞俄比亚的独立。孟尼利克二世心满意足，谨慎决定不乘胜进军厄立特里亚，以避免招致报复。意大利国内人民扒掉铁轨，防止政府增征兵员。愤怒的爱国者向总理克里斯皮的宅邸投掷石块，克里斯皮被迫辞职。

但总的来说，除美洲地区外，欧洲列强与欧洲以外大国之间力量对比悬殊。1898年的恩图曼战役就是一个突出例子。赫伯特·基奇纳（Herbert Kitchener, 1850—1916）少将率领一支英国和埃及联军击败了苏丹马赫迪起义军。这简直是一场屠杀。苏丹人死伤达2.3万人，英军方面仅伤亡430人。正如法籍英国作家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 1870—1953）所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方有马克沁机枪，而敌方没有。”欧洲以外的国家若想击退欧洲人入侵，别无他途，只有仿效埃塞俄比亚和日本的做法，获得欧洲武器和军事装备，而先进武器又是欧洲经济繁荣、产业和科技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产物。全球力量不平衡其实并不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自1500年起就不可避免。直到19世纪后半叶前期，全球强弱对比才见分晓。这不仅是先进技术的结果，也是欧洲和平环境的结果。倘使欧洲各国如1815年以前那样继续互相厮杀，把彼此之间的冲突引向世界其他地区，情况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英国海军霸权保障了和平。在和平环境下，通信网、电报、海上航线、陆上商道、跨洲铁路得以扩展，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发展和帝国交通网的建设，全球贸易量几乎跳跃式地增长。倘若主要工业化大国彼此厮杀不止，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欧洲人大规模移民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推动了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欧洲和美国是主要受益者。在此意义上，欧洲对边界的管制空前松懈。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也更加合理，可以更有效地动员本国资源。殖民化有其局限性，但总体而言，19世纪后半叶欧洲主宰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的这一世界霸权地位此前没有，此后也不再有。

剥削与反抗

1884—1885年召开的柏林会议掀起了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争夺殖民地之风。会议定了一条基本原则：一个欧洲大国若要确立对一块殖民地的统治权，必须满足“有效占领”条件。商贸利益决定了沿海地区先被侵占。不久后，探险家开始深入腹地。非洲大陆内地情况不同于沿海，欧洲国家完全无视地理特征，在地图上笔直画条线，标出各自索求的领土界限，但划出的领土仍然有待置于实际控制之下。从多方面看，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的一段殖民史也是几个欧洲帝国处心积虑把纸面上的殖民地变成真正殖民地的历史。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移居殖民地的欧洲人越来越多。无论殖民地许可与否，他们夺取原住民的土地，或放牧牲畜，或建立橡胶园和棕榈油种植园。由此产生的冲突是欧洲帝国主义史上最血腥的一页。尽管欧洲列强不情愿，还是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采用军事手段给入侵的定居者撑腰。德属西南非（纳米比亚）发生的冲突尤其激烈。最初这是一块保护地，由一个有限公司以俾斯麦喜欢的放手方式经营。这家公司倒闭后，1888年德国政府接管了这块保护地。大部分地区是沙漠或半干旱地区，居住着赫雷罗和纳马族游牧部落。19世纪90年代，德国移民开始进入这一地区，动手修建牧场，他们用篱笆圈地，不许游牧部落的人靠近。19世纪90年代末牛瘟爆发，严重影响了当地人生活。游牧部落开始报复定居者，袭击德国牧民。1904年，大约有150名定居者被杀死。德皇威廉二世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挑衅，甚至视其为对他个人的侮辱。德国不会像1896年在埃塞俄比亚受辱的意大利人那样受辱。柏林发兵1.4万人，由洛塔尔·冯·特罗塔（Lothar von Trotha, 1848—1920）将军统率。特罗塔是强硬的普鲁士陆军军官，之前在殖民地服过役。他说：“我知道非洲部落只屈从于暴力。我的政策就是以冷酷甚至可憎的恐怖方式使用暴力。”赫雷罗部落的男人一律被枪杀，妇女和儿童被赶进沙漠，任其饿死。德国出版的一些畅销书赞颂德军的胜利，但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赞成这一政策。社会民主党主办的报纸谴责“在非洲维护我国荣誉的方式”，支持政府的人敦促选民“为捍卫祖国荣誉、反对卖国者投票！”

殖民地文职总督特奥多尔·洛伊特魏因（Theodor Leutwein, 1849—1921）因奉行与赫雷罗族人的妥协政策而受到军人排挤。他称灭绝政策是“重大错误”。洛伊特魏因认为，应当把赫雷罗人作为劳力使用，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他的主张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于是，还没有被杀掉的赫雷罗族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以及纳马族人被关进了“集中营”（这是德国人首次正式使用这一字眼）。他们在集中营的命运同样悲惨。位于纳米比亚海岸附近沙克岛上的集中营条件最恶劣。囚徒被迫做苦工，忍受刺骨寒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稍有松懈，就会遭到皮鞭抽打。每天都有尸体被抬到海滩上，涨潮时被海水卷入鲨鱼出没的海中。这个集中营还是一个科研场所，后来成为第三帝国著名“种族卫生学家”的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Eugen Fischer, 1874—1967）来到雷霍博特镇，研究镇上的混血居民（他称之为“雷霍博特杂种”）。1905年，德国殖民地当局禁止“种族混合”，1909年又规定，不同种族之间通婚或同居将使双方失去公民权。因以上举措，Rassenschande（“种族污染”）一词进入了德语法律词汇；30年后，该词再次浮出水面。第三帝国时期颁布的《纽伦堡法案》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殖民地的德国移民、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白人和布尔人在法律上高人一等，可以征募赫雷罗族男人做苦工，强迫他们佩戴身份牌（后来纳粹对犹太人也采用了这一做法。不过它在欧洲的渊源更久）。据估计，战前赫雷罗族人口为8.5万人，战后锐减到1.5万人。2万名纳马族人中，将近1万人被杀死。被关进集中营的大约1.7万名非洲人中，只有一半人活了下来。

德国在管理众多其他殖民地时也始终使用暴力。在德属东非，武装冲突此起彼伏。1891年，柏林的帝国政府被迫接管了这块殖民地，但暴力冲突依然不止。此后6年中，德军一共发动了61次“讨伐”。1905年爆发马及马及起义，起因是土地被没收，赋税繁重，人们不堪劳役。结果，大约8万名非洲人被杀死，德国人还毁掉了起义者的庄稼和村子，20万名非洲人死于随之而来的饥荒。当地满目疮痍。德国人不仅仅在像这次起义这样的重大冲突中使用暴力。在德属殖民地，暴力司空见惯。在喀麦隆，官方记录的公开鞭打从1900年的315次上升到了1913年的4 800次（实际发生的肯定还要多）。这类行径反映出德国人力不从心，为数很少的殖民者竭力控制众多原住民人口。像喀麦隆这样的殖民地属于被占领殖民地，鉴于当地的气候和地形条件，这类殖民地只能接纳少量移民。定居殖民地则不同，当地的气候和条件适合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吸引了大批欧洲人前来定居，德属西南非就属于这种，前来定居的牧场主人数相对较多。

原住民社会的力量、组织水平和军事能力也是决定暴力程度和与殖民者冲突结局的因素。像赫雷罗族这样组织松散的游牧部落比较容易对付，而横贯喀麦隆北部，一直延伸到尼日利亚等英属殖民地的一些伊斯兰国家政治结构严密，更难战胜。在德属东非，415名殖民地官员管辖将近1 000万名非洲人和阿拉伯人商贩，但对内地鞭长莫及。德属东非全境只有30个军事据点，若要有效发挥作用，只能与当地阿拉伯首领合作。殖民者当然可以选择合作对象。一名地区官员在多哥任职20年余年，其间罢免了他治下区域的544名酋长，换上其他人，还延聘非裔美国人布克·T. 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 1856—1915）在亚拉巴马州创办的塔斯基吉黑人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让“黑人”教“黑人”种植棉花，其实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最终，殖民者只能依靠当地豪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在喀麦隆北部地区，德国经过多次远征，征服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富尔贝贵族集团。富尔贝贵族借助德军扩大了自己地盘，形成了双方共治局面。德国人比当地人口要少得多，充其量只能在多哥、喀麦隆和德属东非这样的殖民地建立几个自己有能力统辖的孤岛。

相对于德国，其他殖民大国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位居欧洲帝国之首的英国采用放权方式治理帝国。威斯敏斯特法律依然至高无上，但伦敦没有在帝国各地推行一刀切式的统治体制。由于英国在帝国内部始终实行自由贸易，因此中央集权统治更无必要，权力下放到各地殖民地。大英帝国的主要殖民地早在“瓜分非洲”之前就已归属英国，首先是定居殖民地，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首，外加非洲最南端的开普殖民地。虽然在一些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也有一定数量的欧洲移民，如阿尔及利亚和德属西南非，但英国殖民地与众不同的一点是，它们主要是为移民建立的。很多英国人去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私人移民公司为鼓励英伦三岛上的人迁居海外，开拓殖民地，再廉价出售给移民。提出这一想法的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他成立了不少殖民公司，尤其是在新西兰。韦克菲尔德和追随者游说英国政府，让政府相信这些殖民地经济上可以自立，还能在海外建立一个英国社会。19世纪30年代末，加拿大爆发了武装起义。在当地人口中居于少数的法国移民认为自己的权利被剥夺，深感不满。德拉姆勋爵（Lord Durham, 1792—1840）为此提交了一份报告，为殖民地的管理制定了基本规则。报告建议在殖民地实行自治，成立殖民地议会和政府。这项建议成为大英帝国治理拥有大量欧洲移民，尤其是英国移民的殖民地的基础。西印度群岛和印度这种移民在当地居于少数的殖民地不包括在内。不过，19世纪末期，自治制度不仅扩大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包括了新西兰和开普殖民地，英国政府不想负担与当地原住民打仗的费用。选举权只限于白人少数群体。

在建立定居殖民地过程中，殖民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暴力手段？像在此前的美洲地区一样，加拿大的移民无须做什么，疾病就帮他们解决问题了。1816年，塞尔扣克勋爵（Lord Selkirk, 1771—1820）率领的苏格兰殖民者抵达马尼托巴省的阿西尼博亚，遇到当地“印第安人”抵抗，后者担心殖民者抢走他们的毛皮生意。在“七株橡树之战”中，当地人杀死了总督和22个欧洲人。1817年，塞尔扣克带领一批全副武装的退伍军人返回，重建了这块殖民地。他们获胜不仅是因为准备充分，还因为传入了天花，当然，他们不是有意为之。19世纪30年代一个德国旅行家形容说：“遍地都是没有掩埋的尸体。当地印第安人，人数大约9 000，几乎死光了。印第安人、克劳族和黑脚族人四散逃亡。无论逃到那里，都无法摆脱如影随形的死神。”像德国人的殖民地一样，英国定居殖民地暴力冲突不断，虽然规模不大，但常常造成人员伤亡。动武一方多是定居者，而不是殖民地驻军。澳大利亚殖民者在澳大利亚四处圈地，称这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国家。土著游牧部落丧失了以往狩猎采集之地，开始报复殖民者。1824年，悉尼西边巴瑟斯特地区和亨特山谷的牧羊点遭到土著人袭击。新南威尔士总督托马斯·布里斯班（Thomas Brisbane, 1773—1860）将军宣布实行军管，允许牧场主射杀土著人。传教士兰斯洛特·思雷尔克德（Lancelot Threlkeld, 1788—1859）报告说：“一大群人被驱赶到一片沼泽地。骑警围着他们不停地兜圈子，不分青红皂白乱枪射杀，直到所有人，男人，女人，孩子，一个不剩被杀死！”骑警队取了45个人头作为战利品送回英国。

只有为数不多几次，英国政府对土著人大动干戈，例如在塔斯马尼亚。最初总督试图向土著人显示，处理他们与殖民者纠纷时会公平执法。但还是爆发了冲突。冲突一直持续到1830年。英国财政部出钱，由总督乔治·阿瑟（George Arthur, 1784—1854）募集了3 000名欧洲人，包括1 000名士兵和700个假释犯人，组成一道横贯澳大利亚的“黑色封锁线”，把土著人赶到霍巴特东南的塔斯曼半岛。1800年时土著人口尚有7 000人，而因零星的私人之间凶杀，以及疾病造成的大量死亡，当时，土著人口已减至数百人。阿瑟总督称，残存土著人“会一个不剩杀死所有白人居民，如果这样做不危及自己性命的话。”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乔治·默里（George Murray, 1772—1846）将军拒绝派部队协助总督剿灭土著人。他表示：“灭绝土著民族会给英国政府性质留下一个抹不掉的污点。”除了抓住5个打盹的土著人，将其枪杀外，“黑色封锁线”再没有发现其他土著人。土著人在茂密丛林掩护下偷偷穿过了“黑色封锁线”。1834年，存活下来的200名土著人被告知，他们的土地将被退还，允许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土著人于是向政府投降。然而，对他们的许诺是谎言。这些土著人被送到塔斯马尼亚北面55千米外的弗林德斯岛，绝大多数人死在岛上，幸存者寥寥无几。

屠杀土著人是近代澳大利亚早期历史混乱局面的一个侧影，通常是被释放的罪犯所为。政府竭力建立秩序。1838年，一伙前罪犯在新南威尔士中部的米亚尔溪屠杀了30名土著人，此后其中7人被判有罪，处以绞刑。“7人都表示，想不通为什么白人杀死黑人会被处死。”此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该“彻底放弃对偏远地区的控制，任由当地移民肆意妄为，或彼此打斗，或侵害土著人”。发生了这场屠杀后，州政府摒弃了这一观点，组建了一支边界巡警部队，主要是保护牧场主不受土著人袭击。小规模杀戮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大多系个别人所为。19世纪中叶，政府基本上控制了局势。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此地土著人的最主要死因是疾病。据估计，1788年，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大约在50万到75万之间。而到了1921年，土著人口已降至7.2万人。

如果英国人的对手不是人烟稀少地区的游牧部落，而是在沃土良田上定居的农民，情况就更复杂了。总督没收了开普殖民地以东的科萨人土地，分配给从前是奴隶的人。1834年12月21日，一支科萨人队伍夺回了土地，杀死了英国人和布尔人。总督本杰明·德班（Benjamin D’Urban, 1777—1849）中将宣称，必须“灭绝”科萨人，他因使用这一情绪化字眼在英国受到广泛批评。科萨人酋长被枪杀，士兵割掉他的双耳作为战利品，但科萨人依然顽强抵抗。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 1779—1848）领导的新一届辉格党政府被德班的行为震惊。开普一地连年战事，耗费巨大，令政府忧惧不已。几个月后，墨尔本勋爵政府出面斡旋，双方达成妥协。英国人从当地撤出，科萨人继续留在故土。这一解决办法并不受欢迎，尤其是荷裔布尔农民，他们痛恨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奴隶制，对付给他们的一丁点补偿金怒不可遏。1835—1837年，大约5 000名布尔农民表示不再信任大英帝国，向北迁徙，史称“大迁徙”。布尔人与祖鲁人和恩德贝勒人爆发了暴力冲突。据报道，1837年，135名迁徙者屠杀了9 000名恩德贝勒族战士。1838年2月，祖鲁人杀死了霸占他们土地的荷兰移民。同年12月，作为报复，布尔人在“血河之战”中屠杀了3 000名祖鲁战士。1843年，英国吞并了北迁布尔人建立的娜塔莉亚共和国。英国人与布尔人和祖鲁人的冲突持续了几十年之久。1879年1月，祖鲁战士在伊散德尔瓦纳与一支英军激战，大败英军。虽然驻守罗克渡口据点的英军挡住了另一拨祖鲁人，但英军还是被迫后撤，撤退途中又添伤亡。7月，英国增派的一支大军最终打败了祖鲁人，建立了英国人统治。1887年，英国决定吞并祖鲁兰。

三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因此而结束。1881年，第一次布尔战争爆发后不久，一支布尔人军队在马朱巴山战役中打败英军，重建1877年被英国吞并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德兰士瓦共和国是当年大举北迁的布尔人创立的。1884年，人们发现德兰士瓦地区蕴含丰富的黄金矿藏，情况发生了变化，两年后，兴起了大规模淘金潮。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再也禁不住金矿带来的巨大财富的诱惑。英国要求扩大选举权，允许德兰士瓦地区布尔人之外的其他白人居民投票。1899年布尔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后，英国发兵南非，开始了第二次英布战争。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 1832—1914）率领的一支英军击退了布尔人对纳塔尔和开普发起的反攻，为被围困的城镇解围，尤其是马弗京。1900年，英军攻陷了布尔人的主要城镇，包括德兰士瓦首都比勒陀利亚。战争又持续了两年。布尔人对英军发动了游击战。新任英军总司令基奇纳勋爵采取的对策是有计划地摧毁布尔人的农庄。他建了45个关押布尔人的集中营，里面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大约2.5万名布尔人战俘被流放海外。交战双方均大量使用黑人士兵，英国人还修建了64个集中营，用于关押黑人家属。住在集中营帐篷里的大约2.8万名布尔人死于疾病、营养不良和严酷环境，其中孩子占大多数，死亡率大致1/4。关押在集中营里的10.7万名非洲黑人中，至少有1.4万人丧生。集中营内的状况并不是有意推行种族灭绝政策造成的，不过条件相当恶劣。此后不久德国在德属西南非建立的集中营却是种族灭绝政策的结果。1909—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成为英国的一个自治领。非洲黑人和印度移民工人均不享受白人享有的权利。

“瓜分非洲”期间大英帝国攫取的其他大块领土的情况与以上殖民地很不一样。这些领土上没有任何正式的自治制度，也没有立法议会或选举权。它们不是定居殖民地。除了英属东非外，这些领土上的白人移民人数很少。新获取的西非殖民地因出产棕榈油、硬木、象牙、可可、落花生和棉花等产品，经济价值越来越大。埃及以南的东非殖民地的意义主要在于保护经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的交通线。除桑给巴尔、文莱、汤加、马来亚和最重要的埃及等少数土邦外，这类殖民地没有保留土著统治者，而是直接隶属于殖民地事务部。殖民者抢夺土地意义不大，因为在这些被称为“白人坟墓”的地区，白人人数很少。建立帝国首先是出于经济动机。1897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阐述英国在热带非洲的殖民政策时说：“我们认为，我们的目标纯粹是商业方面的。”一如俾斯麦，索尔兹伯里希望由特许公司负责殖民，而不是由政府出面。例如，从1884年12月到1886年10月短短一段时间内，率先在后来的尼日利亚殖民的“王家尼日尔公司”与当地头领签订了237个条约。各地酋长把自己的土地和合法权利转交给了公司，换取开矿、务农和保留本部落法律的权利。公司方面则宣布：“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无意插手与中非各位酋长达成的内部安排。”

事实证明，英国人做出的安排和德国人的安排一样短命。1895年，自由党统一派成员约瑟夫·张伯伦出任殖民地事务部大臣，他的帝国情结之深远甚于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张伯伦对为统治大英帝国新获取的非洲地区做出的基于条约的松散安排很不满意，认为必须更坚决地维护不列颠的利益。西非的阿散蒂人为抵抗英国入侵与后者连年交战，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英国占领阿散蒂人的都城后，战事才结束。英国在其他地区也遇到抵抗。1897年初，尼日尔海岸保护地的代理总领事派遣了一支由250名非洲士兵组成的队伍前往西非贝宁王国，声称是为了和平目的。贝宁国王从一名商人那里探听到，这支人马的真实用意是要废黜他，吞并他的王国。于是，国王的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几乎杀死了所有人，仅2人幸免。此后英国派出一支军队前去报复，把贝宁洗劫一空，掠走了大批青铜器和其他艺术品。张伯伦认为，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势力强大的蓄奴伊斯兰酋长也需要降服。1900年，英国成立了一支西非部队，多次攻击这些酋长，直到他们屈从于英国人的要求。此前一年，桑给巴尔苏丹去世后，他的侄子没有事先征求英国领事同意就自立为王。英国为表示不满，派了一支王家海军舰队炮击桑给巴尔港，造成500余人死伤。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一样，用暴力手段维持其在非洲的统治。

“白人的负担”

1889年召开的一次世界反奴隶制大会允许比利时利奥波德国王在比属刚果征收关税，用于筑路、修铁路、制造汽船和建立军事据点。利奥波德声称，结束他私人领地上的奴隶制和奴隶贸易需要具备以上条件。利奥波德许诺，他死后国家可以收回这块领土。受此诱惑，加之当地经济收益前景诱人，比利时议会贷给国王一笔巨款，以启动各项建设。利奥波德把刚果视为迅速牟取暴利的机会。他从美国引入种植者种植棉花，但当地条件不适于棉花种植。他又改做象牙生意，他的代理人深入内地射杀大象，收购或没收商人的象牙。1896年在刚果旅行的一名比利时参议员说，一路上非洲人脚夫络绎不绝：

（他们）皮肤黢黑，表情痛苦，身上仅围一块肮脏无比的腰布蔽体，满是小卷毛的脑袋上顶着负荷：纸盒子、大包裹、象牙……大多数人一脸病容，不堪重负。过度疲劳、吃不饱饭更加重了负担……像这样的脚夫南来北往，数以千计……他们本是当地酋长手下的奴隶，酋长把他们交给拥兵自重的征夫土邦，把他们的薪酬据为己有。

惩戒当地人的方式是用河马皮做成的鞭子抽打。利奥波德维尔的一个比利时官员看到30个幼童遭到鞭子毒打，罪名是其中一些孩子见到一个白人后大笑。利奥波德使用一支私家军队维持自己的统治，19、20世纪之交时，这支军队人数达到1.9万人，费用占殖民地预算总额的一半。征服方式与其他地方所见无异。各地非洲酋长和头领抵抗利奥波德手下人的侵入。卡坦达一地的桑加部落与比利时人爆发冲突，酋长躲进一个巨大岩洞，私家军在洞口外防火，藏在洞内的178人被活活闷死。19世纪90年代末，利奥波德的私家军荡平了残余的抵抗中心。

比利时殖民地与其他殖民地的不同之处不是它对刚果的征服，而是它治理刚果的方式。充气轮胎和用于电器、电话、电报线及其他大量用途的绝缘材料日益普及，刺激了世界橡胶业的增长。利奥波德抢在拉美和亚洲人工种植的橡胶树长成并冲击天然橡胶价格之前，疯狂掠夺刚果丰富的天然橡胶。利奥波德名下的“英比印度橡胶公司”和其他特许公司的利润超过700%。从1890年到1904年，仅仅14年，刚果橡胶收益就涨了将近100倍。橡胶采集者走进密林深处，砍掉遮天蔽日的橡胶树枝条，采集橡胶汁，毁掉植物。采集橡胶既难又危险，比利时官员为了强迫当地人从事这一行当，把他们的亲人扣作人质，直到他们交出规定数量的橡胶。工人在私家军的严密监视下把凝固后的橡胶汁运到收集地点。如果橡胶汁数量太少，就马上枪杀人质，对妇女则是先奸污后枪杀。

哪个村庄若敢反抗，利奥波德手下的人，即白人统领的黑人军队，就马上杀死所有村民。为了向自己长官证明没有浪费子弹打猎觅食，士兵剁下受害者的右手，用火熏烤后带回。有个旅行者来到一个当地人反抗激烈的地区，看到小火上正烤着81只手。旁边的人对他说：“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证据。我总是砍掉被我们杀死的人的右手，向政府证明杀死了多少人。”砍掉的手如果少于用掉的子弹，士兵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去砍活人的手。商贸活动把天花和昏睡病等疾病带到了以前没有这些疾病的地区。由于妇女不肯要孩子，男人或被送进森林采集橡胶，或修建一条388千米长的铁路，用于运送利奥波德夺来的财务，因此生育率急剧下降。比利时当局对刚果劳动力短缺现象极为忧虑，1924年下令搞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发现与19世纪后期的估算数字相比，刚果人口减少了50%，从2 000万跌至1 000万。

以上暴行很快引起了欧洲和美国国内反殖民主义人士的注意。一个名叫埃德蒙·迪恩·莫雷尔（Edmund Dene Morel, 1873—1924）的年轻人在一家与刚果做生意的船舶公司工作，结识了对利奥波德的残暴行径无比震恐的当地传教士。莫雷尔把了解到的情况捅了出去。刚果的一位英国领事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 1864—1916）反映的情况更具体。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和柯南·道尔爵士等作家加入了他们的事业。1909年利奥波德国王死前不久，他被迫交出刚果统治权，改由比利时政府接管，政府官员开始种植橡胶树，取代天然橡胶采集。然而，反对刚果境内暴行的运动没有触及法属刚果地区，这些地区内同样不乏暴行。对一个法国商站的研究显示，1904—1907年期间橡胶产量的波动与公司警察用过的子弹数量在统计学上是相关的。据一项估算，法属刚果热带雨林地区的人口也减少了50%。法属殖民地体制内的不平等是有意设计的，殖民地的大多数人民被剥夺了公民权，很少有例外，这意味着当地行政官员以专制手段统治殖民地，有大量欧洲人定居点的北非阿尔及利亚除外。19世纪前期，法国人依然怀有“教化使命”信仰，热衷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自由、平等、博爱——传播到世界各地。尽管这一意识形态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但殖民的经历迫使法国人从这一崇高原则中后退。殖民者攻占土著王国后，感到当地居民难以被改造为法国人，这样做成本太高，伤亡太大。比如达荷美王国，它使用女兵和成批杀死活人献祭的习俗让法国人既痴迷又恐惧。1912年，法国医生兼探险家朱尔·阿尔芒（Jules Harmand, 1845—1921）写了《统治与殖民》一书，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从各个方面改善土著人的命运，但必须以使他们可以从中受益的方式。换言之，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逐渐改变自己……即以间接统治方式，保存当地人原有体制……”

间接统治方针源于英国对印度的长期统治。印度与大英帝国内的其他殖民地截然不同，其实它与任何欧洲帝国的任何一块殖民地都没有相似之处。印度极其庞大，19世纪60年代人口将近2亿人，此前印度曾被另一个大国莫卧儿帝国统治。在某些方面，莫卧儿帝国提供了现成的统治体制，英国人自称是这一体制的继承人。印度不适于外国人移民或定居，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主要宗教，基督教传教士在当地开展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用不列颠文化同化印度人是虚无缥缈的理想。1857年印度起义（“印度哗变”）后，英国任命的总督在次大陆独断专行，仅受到一个由文官组成的人数很少的委员会的钳制。委员会后来逐渐扩大，加入了选举的成员，但委员会没有权力制定法律，也无法阻止总督在做的任何事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政体都可以说是旧制度下的独裁。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依靠两大支柱。一个是文官体制，这是一种由英国人组成的中央集权式精英体制，其分支遍布印度各地。迟至1915年，文官体制内的印度人还只占5%。印度文官政府内的官员待遇优厚，18世纪末期腐败丑闻暴露后，文官变得比较诚实和尽责。文官负责征收当年莫卧儿人定下的赋税，首先是地税。莫卧儿帝国时期，多出自贵族阶层的收税官负责征收地税。1861年，糅合了英国原则和印度习俗的制度开始实行。在此制度下，文官政府执掌司法权，同时还向600余个王公土邦派遣政治顾问。大多数土邦很小，在1857年印度起义之后保存了下来（有人认为，同化土邦措施是起义导因之一）。王公土邦自行征税，管理自己的事务，但需要在英国官员指导之下，后者鼓励推行改革。随着岁月的流逝，年轻一代王公去英国求学风气日浓，交通、电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改善了通信手段，王公土邦聘用越来越多的英国文官或英国培养的文官治理事务，土邦因而成了一种印度传统与欧洲近代制度相结合的混合体。很多人认为，它是间接统治的最佳模式。不仅仅在王公土邦，在英国直接统治下的地区，英国维持自己的统治都离不开印度人的被动合作，包括精英阶层和广大民众的合作。英国人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保留了印度的习俗、体制和基本管理结构，同时努力做到执政廉洁。维多利亚时代的全套近代管理体制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印度，建立了诸如马德拉斯大学（1857）这样的教育机构，采纳了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在1835年提交的一份印度教育报告中提出的方针，借用英语教学的大、中、小学之力，培养新一代印度精英管理阶层，作为英国社会与印度社会之间的中介。19世纪60年代起，当局陆续成立了分散的警察部队，1905年，各地警力得到统一。19世纪初期，英国通过自由贸易摧毁了纺织业等自给自足行业，印度被纳入迅速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这刺激了新产业的诞生，加快了城市化步伐，修建公路、铁路和运河推动了这一进程。1857年大起义令英国人大为震恐，促使他们更谨慎对待印度社会及其传统，同时坚持推行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政策，让印度人看到英国统治带来的好处。

以上一切均以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为后盾，具体体现为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第二大支柱——印度军队。英国正规军人数保持在25万人左右，担负卫戍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任务。印度军队人数与英军不相上下，且可以通过召后备役兵员迅速扩充。印军费用从印度本地税收中支出，占印度税收总额的大约1/3。在1857年起义的重要地区孟加拉，欧洲军队与印度军队的人数比例固定在1∶1。在马德拉斯和孟买，两者比例为1∶2。1885年，英国高级军官麾下的英军和印军人数各为7.3万人和15.4万人。驻扎印度的英军部队采取轮换制，“印度兵”与英兵分开。兵员来自西北边境省、尼泊尔、旁遮普等“民风凶悍”的地区，1857年时，这些地区大多没有反叛。目不识丁的赤贫社会阶层也是兵源，穷人不大可能接触造反或起义思想。印军不仅是英国统治南亚次大陆的一支力量，也是它建立世界霸权的一支力量，例如，印军曾协助英国在东非获取殖民地。

总体而言，英国对印度的统治陷当地人民于苦海之中。英国殖民当局对土地课以重税，税官收税效率远胜过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官吏，从而带来土地使用上的变化。每逢歉收，就有饥荒。1860—1861年，印度北部200万人因饥饿奄奄一息。19世纪70年代，印度各地600万人食不果腹。1896—1897年，因季风造成的自然灾害，又多出500万饥民。同期暴发的一场瘟疫更是雪上加霜。交通通信设施依然很落后，无法有效开展救灾活动。迟至1921年，仅有3%的印度人上过学，因此预防疾病很难。只有少数精英阶层成员识文断字。从前也有天灾。据估计，1770年孟加拉发生的一场饥荒夺走了将近1 000万人的生命，史载殖民时代前也屡发饥荒。但毫无疑问，在英国统治下，饥荒发生得更频繁，灾情更严重，英国殖民当局没有采取有力措施缓解灾情。印度还成为全球契约劳工的主要来源地。契约劳工制类似半奴隶制，劳力领工资，但一没有人身自由，二不享受各项权利。1879—1920年，大约6万名南亚劳工被送到斐济，2.5万人被运到毛里求斯。19世纪90年代，3万人被送到肯尼亚修建铁路，1/3以上的人丧生或致残。截至1900年，大英帝国各地的南亚劳工总数超过100万人，几乎全是印度人。有时他们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取代已成为非法的奴隶。1874—1915年，将近7.5万名印度人被送到特立尼达。印度劳工遍布大英帝国各地反映了帝国的全球特征，也造成了次大陆印度社会的分裂，在一些殖民地引发种族矛盾，尤其在斐济。

尽管存在以上种种问题，英国殖民当局又应对不力，在印度，改良仍被视为实现殖民地社会稳定、建立秩序的最佳途径。1918年后，大英帝国其他殖民地也逐渐采纳这一观点。于是，征服殖民地之后，就会开始实行维多利亚式的“改良”，缅甸王国就是一例。法国在印度支那坐大令英国惊恐不安。缅甸国王敏东（Mindon Min, 1808—1878）去世后，爆发了王位争夺战。他的110个子嗣绝大多数被勒死，之后又被大象踩踏（沾王室成员的血犯忌）。胜利者锡袍王（Thibaw Min, 1859—1916）不愿意对英国人俯首帖耳，开始与法国人谈判，法国同意在缅甸修建一条铁路，同时开设一家银行。1885年，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发兵一万前往上缅甸，打败了缅军，史称第三次英缅战争。战争结束后，英国于1886年兼并了缅甸。自由党议员纷纷谴责这次战争是“强横暴力行径……愚蠢至极”。缅甸原有的政治体制被摧毁，国家陷入混乱。在活下来的众王子领导下，缅甸人民在各地开展了游击战。在缅甸的英军人数很快增至4万人，英军发动“平定”战役，处决所谓的“土匪”，也就是起义者，把他们的村庄付之一炬。

1890年，缅甸局势趋于平静，和平环境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总督府内的一名英国官员说：“缅人是那种生性无忧无虑的人，是东方的爱尔兰人。”另一名官员评论说：“如果财富、个人的舒适生活、对财产的保护、公正法律、铁面无私的法官和统治者等福利可以抵消对自由抱有的乌托邦幻想的话，那么缅人的未来会很美好。”他这番话的现实含义是，缅甸农村全被用于生产商业用途大米，大片森林被砍伐，英国公司从印度引入成千上万的契约劳力做工，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公路、铁路、海港、城市和商业的发展。缅甸成为向大英帝国大片地区供应大米的不可或缺产地，特别是向东非地区和印度，印度消费的大米15%产自缅甸。许多英国士兵和官员娶了缅甸妇女，很多时候只是与她们姘居，19世纪90年代，这一做法引发民怨。一个新的英缅混血儿精英阶层由此而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一精英阶层逐渐在缅甸占据了统治地位。同时，印度也出现了一个“英印混血儿”社会阶层，在同一历史时期在次大陆上扮演了类似缅甸新精英阶层的角色。

帝国主义就这样延续了改良思想。1899年，鲁德亚德·吉卜林在一首闻名遐迩的诗中概括了这一思想。他敦促殖民者：

挑起白人的负担

派出你们最优秀的子弟

让你们的孩子扎根海外

为被你们降服的人效力

管理殖民地需要大量受过教育的官吏，这意味着需要培养在殖民地挑选出来的本地人。无论他们在当地学校上学，还是去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留学，其结果都是新造就了一批本地人精英。他们吸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包括缅甸在内的一些殖民地早在沦为殖民地前就有了民族认同感。在其他殖民地，人们则需要用欧洲自由主义的语言表述民族认同，仿效19世纪末大众民主时代欧洲的政党模式建立自己的组织。

南亚次大陆的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成立。国大党早期思想源自神智学运动理念，这是一个追求四海皆兄弟理想的半宗教性组织，成员既有英国人，也有印度人。印度国大党的初始目标是敦促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政府和行政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大党很快得到印度精英阶层的广泛支持，开始对政府施压。1892年，英国殖民当局做出让步，接受了《印度参事会法》，允许团体提名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参加立法参事会，1909年，又允许他们参选。昔日英国人借莫卧儿帝国解体及随后印度陷入分裂之机，逐一吞并各土邦，或是挑动它们互相争斗，而统一了印度，用一个整齐划一的管理体制将其维系在一起的也是英国人，这为新生的统一民族主义运动创造了机会。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当局顽固地维护从地税制度到王公土邦和土邦主制度的旧体制。在受过教育的新精英分子眼里，这一切都是阻碍进步的绊脚石。确实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白人的负担”：它是帝国主义者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负担，而不是反过来。

“东方问题”

19世纪下半叶，欧洲列强设法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彼此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执。20世纪初时，世界各地殖民地已瓜分殆尽。殖民化达到饱和后，想要攫取新领土的欧洲国家可以说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夺取另一个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欧洲大陆上有一个地区，低垂的果实在帝国主义政客贪婪的目光下摇动，那就是奥斯曼帝国。19、20世纪之交时，奥斯曼帝国依然统辖东南欧的大片领土。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管理极其不善，造成灾难性后果。直到1845年，伊斯坦布尔才开设了首家银行，最早发行的钞票上面没有编码，极易伪造。迟至19世纪40年代，奥斯曼帝国才开始编制国家预算，1839年始设财政部。19世纪50年代中期，情况有所改善。然而，帝国财政完全无力负担克里米亚战争带来的巨额开支。奥斯曼官员开始向英法两国大量贷款。很快，他们养成了贷款的习惯，靠不断举债支付管理帝国所需的费用。西欧各家私人银行在10%利息的诱惑下踊跃发放贷款。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政府为筹措资金，开始征收国内贸易税和12%的出口关税。当初奥斯曼帝国为得到贷款而缔结的国际协议规定，进口关税不得超过5%。结果帝国境内欧洲工业产品泛滥成灾。

这一切给腐败的奥斯曼帝国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好机会。一名英国观察家指出：“上上下下，无人不贪……近代土耳其政治家最关心的是为自己敛财，他们知道自己官位不稳，抓住机会敛财。”他的这番话充满自我优越感，但不无道理。19世纪70年代初，奥斯曼帝国财政陷入严重危机。1875年时，为偿付债务支付的利息已占政府财政总收入的44%。帝国确实推行了一系列持续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广泛改革，即坦齐马特改革，包括成立国家银行、编制预算、设立财政部、保障基本公民权、改革军队、制定民法和刑法、建立西式大学、修建铁路、开设证券交易等等。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规定所有宗教团体享有平等权利，同时为了打造奥斯曼民族认同，还推出了国旗和国歌。

以上改革因100多万名穆斯林难民涌入帝国而受挫，先是逃离克里米亚战祸的难民，之后是俄国入侵高加索后逃离俄国人的难民。大量难民流入巴尔干基督徒居住地区，当地宗教矛盾迅速激化，奥斯曼当局常常强行把基督徒赶出家园，安置穆斯林难民。19世纪70年代初，欧洲经济繁荣，但1873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造成灾难性后果，向奥斯曼帝国提供的贷款也断流了。1872年是大旱年，帝国各地农业歉收，铺天盖地的蝗虫把塞浦路斯的庄稼吃得干干净净。当年冬季天气酷寒，各地人民食不果腹。伊斯坦布尔死尸横街，有人看到狼群袭击郊外居民。次年春天解冻后又发生洪涝，灾情更加严重。1874年初，安纳托利亚和南巴尔干地区90%的牲畜被宰杀食用，当地政府面对灾情束手无策。交通运输设施落后，无法向受灾地区运送救灾物资。奥斯曼帝国政府不但不缩减开支，反而变本加厉对人民横征暴敛。税务官吏大多是花钱买了收税权的农夫和个体企业主。农民为了躲避勒索，纷纷逃进城市或躲进山里，收税官和随行警察大肆劫掠村庄，拿走实物抵税。抵抗运动迅速蔓延，尤其是巴尔干基督徒居住地区。

面对瞬息万变的局势，俄国人乘隙而入。俄国先是征服了高加索，继而借1866年和1870—1871年普鲁士先后打败奥地利和法国之机，不再承认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协议中规定的黑海中立地位。英国人起而反对，但没有得到其他大国的呼应，1871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会议允许俄国人再次向黑海派遣舰队。贯穿19世纪俄国外交政策的一条主线是设法在地中海获取一个不冻港，1856年俄国战败后一度偃旗息鼓，如今又卷土重来。奥斯曼帝国的衰弱增大了俄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现在又多了一个新因素：泛斯拉夫主义。19世纪7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推行改革，允许公开辩论，泛斯拉夫主义随之在俄国兴起，蔓至巴尔干地区。信奉东正教和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开始宣扬，居于少数的各斯拉夫族裔同属一个以俄国为首的民族大家庭。在名义上仍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但强烈同情基督徒起义者的地区，这一思想影响越来越大。起义者反抗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横征暴敛。塞尔维亚激进分子渗入波斯尼亚，支持当地农民起义。1876年4月和5月间，保加利亚民族主义革命者仓促发动起义，几周之内即被奥斯曼军队扑灭。

保加利亚起义虽然短暂，造成的后果却极其严重。起义者杀害了几名穆斯林平民后，与奥斯曼军队一道镇压起义的非正规军“巴什波祖克”大肆屠杀保加利亚人。巴什波祖克收复巴塔克城几周后，来此地采访的《伦敦每日新闻报》的美国记者贾纽埃里厄斯·麦克加恩（Januarius MacGahan, 1844—1878）报道：“我们一行人拽住缰绳，不约而同发出惊叫。几乎就在马腿下面，眼前的景象令我们毛骨悚然。地上一堆骷髅头，混杂着人体各部位的骨头、几乎完整的骨头架子、衣服、毛发和腐肉，散发出一股股恶臭。”据他估计，8 000余人被这些非正规雇佣兵杀害。其他人估算，遇难人数达3万人。保加利亚人的遭遇引起西欧各地民众的广泛同情。和英国迪斯累里政府一样，西欧各国政府不愿介入，担心削弱奥斯曼帝国会给俄国人进一步扩张敞开大门，然而，民众呼吁政府采取行动。英国的格莱斯顿引导民意，大张旗鼓地抨击“保加利亚惨案”，借此在政治上东山再起。格莱斯顿大声疾呼：“让土耳其人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带走他们的暴行，那就是自己滚走。我希望，所有的土耳其警察和地方官，所有的军官、凯马坎和帕夏，一个不剩带着他们的行李滚出他们蹂躏和亵渎的这个省。”

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浪高过一浪。1876年5月，奥地利、俄国和德国插手保加利亚事务，为奥斯曼帝国统辖的巴尔干诸省制定了一项总体改革方案，但遭到苏丹拒绝。6月30日，塞尔维亚人对奥斯曼帝国宣战。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迫于泛斯拉夫主义压力，不得不派出志愿人员前往塞尔维亚，与塞尔维亚人并肩作战。11月11日，沙皇赞扬了“我们的志愿兵，很多人为斯拉夫民族事业流血牺牲”。然而，塞尔维亚人作战不力。塞尔维亚军队只有460名军官，外加700名俄国志愿军军官，指挥12.5万名没有受过训练的农民。部队装备落后，使用的武器要么已过时，要么是土造的，打仗不是靠装备，而是靠人数。而改造后的奥斯曼军队战斗力加强，装备有马提尼—亨利步枪和史奈德—恩菲尔德步枪，外加克虏伯野战炮。在一位俄国将军的指挥下，6.8万名塞尔维亚人攻打奥斯曼人据守的尼什要塞。1876年8月，奥斯曼人大败塞尔维亚人，5 000人阵亡，9 500人受伤。俄国人此时开始介入，威胁要对奥斯曼帝国开战，除非它同意在战前状况基础上实现和平。1877年2月17日，双方媾和。

以上事态震动了伊斯坦布尔。1876年5月30日，“青年奥斯曼人”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被赶下台，几天后遇害。参加政变的很多人毕业于西欧各国大学。阿卜杜勒·阿齐兹的侄子穆拉德五世即位，他性格软弱，闻知叔叔死亡的消息后昏厥过去，苏醒后连续一天半不停呕吐。青年奥斯曼人期待穆拉德五世颁布一部宪法，但他毫无作为。1876年8月31日，青年奥斯曼人以精神失常为由废黜了穆拉德，把他弟弟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推上台。阿卜杜勒·哈米德认识到需要与青年奥斯曼人保持一致，马上颁布了一部宪法。加上刚战胜塞尔维亚军队，他一时深孚众望。1877年3月31日，西方列强就《伦敦议定书》达成协议，议定书中含有在巴尔干诸省进一步推行改革的要求。阿卜杜勒·哈米德觉得自己翅膀硬了，拒绝了国际社会的调停。4月24日，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终于屈从于泛斯拉夫压力，对奥斯曼人宣战。此前俄国争取到了奥地利和罗马尼亚的支持，俄国许诺把波斯尼亚给奥地利，同时答应保护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条件是允许俄军安全借道罗马尼亚。

1877年春天，俄国大军南下跨过多瑙河。7月，俄军兵临防守坚固的保加利亚普列文要塞城下。此前，奥斯曼·奴里（Osman Nuri, 1832—1900）帕夏亲率一支奥斯曼大军增援普列文。俄军两次攻城失利后，沙皇同意使用罗马尼亚援军。第三次强攻依然不克，1.8万名俄国和罗马尼亚士兵阵亡。绝望之下，沙皇请出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宿将托特列边。托特列边是军事工程师，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主持构筑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防御工事。托特列边增调兵力后，俄军和罗马尼亚军队达到10万人，彻底切断了普列文与外界的联系，扫清了外围阵地，击退了敌军一次突围。1877年12月9日，土军统帅率部投降，2 000名军官和4.4万名士兵和他一起做了俘虏。在高加索地区，两军在一系列战役中展开激战。11月17日，俄军攻陷卡尔斯城，土耳其人溃不成军，1.7万人被俘。决定战局的交战发生在巴尔干地区。1878年1月3日，7.1万名俄军攻陷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两周后，俄军又在普罗夫迪夫战役中打败一支土军。1878年1月5—9日，胆略过人的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科别列夫（Mikhail Dmitrievich Skobelev, 1843—1882）将军率5万俄军在希普卡山口与土军激战3日，2.2万名土军被迫缴械投降。此役后奥斯曼人无力再战。俄国人攻占阿德里安堡后，通向伊斯坦布尔的大门洞开。此后不久，交战双方于1878年1月31日签署了停战协议。

3月3日，在圣斯特凡诺举行的和谈刚一结束，俄国人立即在正式和约上签字。和约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大保加利亚，疆界包括马其顿全境，但不包括萨洛尼卡。更重要的是，保加利亚获得了穿色雷斯西部通向爱琴海的出海口，切断了奥斯曼帝国通向其巴尔干属地的陆路通道。新成立的保加利亚显然不过是俄国的仆从国。这一条约令英国人坐卧不安。在此之前，1878年2月13日，英国派出一支舰队前往马尔马拉海。和约还无视奥地利人，继续让奥斯曼人统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俄国在高加索继续扩张，奥斯曼帝国呈分崩离析之势。一旦奥斯曼帝国瓦解，沙皇会是最大受益者。19世纪70年代，奥斯曼帝国状况可谓凄风苦雨。帝国债台高筑，每年偿债数额已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奥斯曼帝国已无力在财政上继续支撑战争，1875年宣布破产。根据一项国际协议，1881年成立了“奥斯曼公债管理处”，雇员很快超过5 000人。委员会成员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债权人，实为英法两国银行的代理人，奥斯曼帝国的贷款大多出自这两国的银行。管理处有权征收关税及其他税，参与投资利润丰厚的项目，如修筑铁路。奥斯曼的屈辱处境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1877年战争爆发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即位后颁布的宪法对他已毫无用处，于是他宣布无限期中止宪法。哈米德记得前两任苏丹的下场，自己在宫内深居简出，令奥斯曼舰队停泊在金角湾内。他觉得海军军官是自由派分子，一旦远离他的视线，一定会密谋造反。从长远讲，他这样做使帝国很难不再丢失更多领土，尤其是埃及和苏丹。1897年希腊进攻克里特岛，被奥斯曼军队击退，但列强出面干预，把克里特岛给了希腊。《圣斯特凡诺和约》签署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英国和奥地利的主导下，“欧洲协调”复活。俄国人被迫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1878年6月，会议在柏林开幕。经过幕后紧张谈判，俄国人设法得到了想要的大部分东西。柏林会议大大缩小了保加利亚的面积，剥夺了它通往爱琴海的出海口，东鲁米利亚省退还给了奥斯曼帝国，俄国兼并了罗马尼亚东北角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作为补偿，多布罗加北部的部分土地划给了罗马尼亚。在高加索，俄国把巴统和卡尔斯据为己有。柏林会议承认了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黑山三国的独立，三国均分到了更多奥斯曼帝国领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诺维帕扎名义上依然归属奥斯曼帝国，但从现在起由奥地利管辖。

《柏林条约》实际上在巴尔干地区制造了两个势力范围：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西巴尔干归奥匈帝国，东巴尔干归俄国。塞尔维亚人极为恼怒。俄国舆论大哗，因为俄国公众不是与1877年战争之前的境况做比较，而是与《圣斯特凡诺和约》签订后的境况做比较。泛斯拉夫主义日益高涨，反对矛头直指柏林会议东道国德国。为此，俾斯麦翌年与奥匈帝国结盟，1882年意大利加入后，扩大为“三国同盟”。1881年，俾斯麦秘密续延了奥匈帝国、俄国和德国的“三皇同盟”，三皇同盟于1872年正式公布，次年开始生效。从长远看，奥匈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彼此虎视眈眈，俾斯麦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弥合两国分歧，注定失败，但他的努力至少暂时修补了裂痕。柏林和谈产生的一个附带结果是，英国将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塞浦路斯据为己有，作为交换，英国同意保护奥斯曼帝国的亚洲属地，抵御俄国进一步扩张。在19世纪剩下的时间里，英国对俄国觊觎阿富汗、波斯、土耳其以及印度西北部始终焦虑不安，这一地区构成“大博弈”各方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焦点。

长远来看，巴尔干地区被划为俄奥势力范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这一安排把动荡不安的巴尔干诸国与两个大国的利益和声望绑在一起，同时在这些巴尔干国家孕育了仇恨，勾起它们的野心，最终引发重大冲突。没有一国对本国的领土安排感到满意。1878年柏林会议要求巴尔干各国在宪法中加入保护宗教自由的条款，主要是针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的穆斯林和罗马尼亚境内的犹太人，招致这些国家的怨恨。黑山得到了出海口，但被告知它不得拥有军车，而且它的所有商船必须挂哈布斯堡王朝旗帜，这一条款被黑山人接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柏林条约》缔结后，英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评论说：“自以为力量足够强大，可以拿起武器争取实现自己目标的人会挺身反抗他们认为违反正义和‘民族性’原则、把他们置于统治之下的政府。无力诉诸武力的人会使用阴谋诡计。这两种情况已经发生。”

冲突几乎马上发生了。阿尔巴尼亚少数族裔起身反抗黑山。马其顿人起义反抗奥斯曼人。一如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反抗《柏林条约》强加给他们的基督教政权。塞尔维亚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1885年，巴滕贝格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Battenberg, 1857—1993）领导了一场大规模起义。亚历山大出身德意志王室旁支，被人民群众推举为保加利亚大公。保加利亚再次控制了东鲁米利亚。塞尔维亚出兵干预，很快被保加利亚正规军打败。然而，俄国人废黜了亚历山大大公，改扶萨克森—科堡—哥达的斐迪南上台，翌年指定他为摄政王。欧洲各国舆论哗然。在众人眼里，斐迪南比他的几位前任都要柔弱。维多利亚女王称：“他完全不合适……纤弱、古怪、女里女气”——暗指斐迪南是同性恋的谣传——“必须立即阻止他上台。”后来证明，他生存能力极强，在大公位置上一直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因善于玩弄政治手腕而获“狐狸斐迪南”的绰号。俄国人没有从他那里得到想要的东西。斐迪南上台后，国家实权落入残酷无情的斯特凡·斯坦博洛夫（Stefan Stambolov, 1854—1895）之手。斯坦博洛夫的父亲是客栈店主，他本人是1875—1876年起义中的重要人物。斯坦博洛夫一手策划政变，把斐迪南扶上摄政之位，直到他被正式推选为大公。面对俄国的不断干涉和长期经济困难，斯坦博洛夫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逮捕监禁反对派人士，钳制报界言论，向抗税的村子派驻士兵。

1891年，保加利亚财政大臣遇刺身亡，斯坦博洛夫坚信是俄国间谍干的，把300多名亲俄知名人士投入监狱。1887年他出任首相，因独断专行而与斐迪南冲突不断。19世纪90年代，两人的冲突白热化。1893年，萨洛尼卡的马其顿人成立了一个秘密恐怖主义团体“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缩写为IMRO。该团体的目标是使用暴力手段使马其顿挣脱奥斯曼人的统治，保加利亚人很快主导了这一组织。他们中很多人在奥斯曼人压迫下逃离马其顿，栖身索非亚。斯坦博洛夫对外奉行缓和与奥斯曼人（奥斯曼名义上依然是保加利亚的宗主国）关系、对抗俄国势力的政策，马其顿难民因此对他恨之入骨。斯坦博洛夫的地位摇摇欲坠。1894年，斐迪南国王认为时机已到，将其罢免。斯坦博洛夫下台后没活多久。1895年7月15日，他乘马车穿行索非亚街道时，一个刺客对他开枪。他跳下马车，用随身携带的左轮手枪还击。又有3个刺客冲上来把他扑倒在地上，他们知道斯坦博洛夫身上总穿一件防弹背心，于是用刀子猛刺他头部。斯坦博洛夫用双手死死护住脑袋，疯狂的刺客用刀子沿手腕砍下他的双手。与刺客搏斗的斯坦博洛夫保镖待刺客逃走后，把身负重伤的斯坦博洛夫抬回家里。据说他临终前在床上说：“保加利亚人民会原谅我做的一切，但不会原谅我把斐迪南带到这里。”谣传国王本人策划了这次暗杀，不过更有可能是IMRO干的。几天后为斯坦博洛夫举行了公葬，马其顿人在葬礼上嘲笑不已，他的妻子高举起两个装有他两只断手的罐子后，马其顿人才被喝止。斯坦博洛夫死后不到一年，墓碑被一枚炸弹炸毁。

这一幕恐怖剧上演之时，罗马尼亚局势相对平静。1859年，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合并为罗马尼亚。亚历山德鲁·库扎（Alexandru Cuza, 1820—1873）大公试图改革两个公国复杂严苛的农业体制，发生了失误，1866年被赶下台。政变首领扬·布勒蒂亚努（Ion Brătianu, 1821—1891）是一个大地主，参加过1848年革命。不出所料，他很快物色了一位德国亲王，即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亲王卡尔（Prince Karl of Hohenzollern-Sigmaringen, 1839—1914）接任大公。罗马尼亚人称他卡罗尔一世。面对新的政治环境，大公顺时应势，借1878年俄土战争之机宣布罗马尼亚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1881年又将其升格为王国。大公大权在握，加之1866年宪法（仿效比利时1831年的宪法）严格限制公民权利，罗马尼亚政局相对稳定，自由和保守的不同派别组建了联合政府。罗马尼亚在外交政策上致力于与列强建立友好关系，分别与奥匈帝国和俄国签署了贸易条约。1875年保加利亚人起义后，罗马尼亚保持中立。罗马尼亚人对俄国人在《圣斯特凡诺和约》中粗暴对待他们极为失望，转向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至少在形式上，这一联盟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匈牙利镇压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导致局势日趋紧张。奥地利人支持保加利亚抵制罗马尼亚对多布罗加提出的领土诉求。布勒蒂亚努的儿子约内尔执掌的罗马尼亚政府于是与法国和俄国结盟。结盟的另一原因是，罗马尼亚对邻国保加利亚沿两国边界大规模集结军队惶恐不安。当时欧洲分裂为两大阵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处于夹缝中的罗马尼亚最终选择了中立。

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

巴尔干地区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已来日无多，还反映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认同理念正在迅速蔓延，其根源是欧洲海外帝国的扩张。欧洲人认为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19世纪大部分年代里，这一观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而且有很强的道义和宗教内涵。英国出版的地理教科书指出，不列颠还是未开化人居住之地时，法老时代的埃及“已经是一个具有丰富知识的古老国家”。但英国最终走出黑暗时代，崛起为大国。人们因此希望，有朝一日非洲也不再是黑暗大陆。其他文化落后的原因不是缺乏智力，而是没有进步和宗教。1866年，英国的《青年传教士杂志》告诉它的“青年朋友”：“如你们所见，人类虽类型各异，但出自同一祖先”，因此任何种族的任何人“几乎都可以像欧洲人一样快地学会识文断字”。以上观念基于19世纪早期反奴隶制运动所含的人类平等信念。

维多利亚时代的基督教认为，人人都可得救，甚至提出了全人类最终归信基督教的愿景。英国主要传教团体均创建于18世纪90年代，在海外移民中间传教，在反对奴隶制运动中发挥了作用。受此鼓舞，这些团体开始把传教活动扩大到原住民社会。19世纪从始至终，传教士都是传播欧式教育的主要手段，也是在非洲、亚洲、澳大拉西亚传播欧式医疗方式的主要手段，利文斯通就是这样。当时流行的观点是，英国史也是个人自由不断扩大的历史，甚至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人们还以解放和进步为由，为英国干预世界其他地区辩护。英国小学课本一再告诉孩子，英国干预是为了反对压迫，实属不得已而为之。1883年，一本小学课本如是说：“阿瓦德王国的国王昏庸无道，1856年，英国不得不把它收归己有。”自由的普世性质决定了在世界各地，“白人的负担”加在了欧洲人身上。自由原则无论在何地受到践踏，欧洲人都不能无动于衷。

英国一向坚信自己优于其他国家，负有教化的使命。19世纪50—60年代，英国的这一信心受到一连串冲击。克里米亚战争中暴露出来的英国军事组织上的弊端，“印度哗变”，英军在新西兰的土地战争中未能打败毛利人，与西非阿散蒂人的第二场战争陷入僵局，以上这一切已经够糟糕的了，但与俾斯麦发动的德意志统一战争造成的巨大动荡相比，这些都算不了什么。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鉴于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迪斯累里认为，英国在世界舞台上更需要积极维护自身利益。他一直争取工人阶级支持保守党人事业，将此视为自己的使命，根据他倡议颁布的1867年《改革法案》使很多工人享有了公民权。1872年，迪斯累里称，他们（工人阶级）“对自己是帝国国民感到骄傲，决心尽自己所能维护帝国”。1874年迪斯累里再任首相后，不遗余力在国内外加强大英帝国的实力。1875年，他为英国夺得了对法国修建的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该运河是连接印度的交通要道。1880年迪斯累里任满下台，他在任期内对阿富汗和南非先后用兵，并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扮演了主角。如我们所见，迪斯累里还说服了维多利亚女王接受“印度女皇”称号，使帝国概念成为英国民族认同的核心。

非洲殖民者、企业家塞西尔·罗兹认为，帝国可以给英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从而改善民众生活。帝国还是宣传爱国主义的工具。1900年，《每日快报》称：“我们的政策是爱国主义。我们的信念是大英帝国。”当时布尔战争引发的好战狂热席卷伦敦。乔治·阿尔弗雷德·亨蒂（George Alfred Henty, 1832—1902）等作家写的通俗小说、《男童自己的杂志》等书刊，甚至还有早期电影，纷纷讴歌帝国。一部电影中有轰炸马弗京的镜头，观众看得如醉如痴。其实这部电影是在伦敦周边的高尔夫球场拍摄的。亨蒂称：“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始终是我写作的主旨之一。”此外还有反映帝国气象、大量生产的廉价制品。英国中小学校开始庆祝“帝国日”，游行队伍穿过伦敦市中心的街道，联合王国各地城镇几乎都有这样的游行。“童子军”（1908）等组织纷纷出现，培养去殖民地从军的一代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已是英国民族认同的核心，而19世纪中叶时还没有这种现象。

新的帝国观含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和对其他文化文明的鄙视。英国中小学教科书对东方文化不屑一顾，称其除了具有观赏价值外，别无他用。教科书告诉学生，也许有理由推断，像泰姬陵这样的纪念性建筑，“最初是为了纪念为人类做出贡献的某个伟人建的，而不是哪个一辈子游手好闲、声色犬马的王子突发奇想建的”。其他民族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相比，处于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教科书不再说在上帝眼里各民族一律平等，同属人类，而是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被统治民族的种族劣等性。一本地理教科书写道：“澳大利亚土著人其貌不扬，不讨人喜欢，习俗下流龌龊。马来人和捕食动物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猎物，以满足他们嗜血和抢掠欲望。（尼日利亚）的部落……野蛮至极，信奉种种恐怖宗教，用活人祭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英国人的统治不仅合乎道义，政治上也是必要的。

19世纪80—90年代的帝国主义者认为，英国人不仅注定要统治劣等民族，还要引领全世界走向未来。1895年，约瑟夫·张伯伦宣称：“我对这个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治民族——信心十足。这个民族自豪、坚韧、自信、果决，任何时候都不会因环境或变化而退化，必将成为未来世界和普世文明的主宰力量。”基于血统把不同民族分成三六九等的信念被披上科学外衣后，流传更广，19世纪后半叶达尔文主义影响日深是一个重要原因。“物竞天择”首先出自生物学家兼人类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之口，达尔文主义在他那里成了严酷的竞争法则。“生存斗争”“强者必胜”等说法很快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容。达尔文的思想或对其思想的某种诠释被应用于人类社会。

19世纪晚期，社会达尔文主义风靡欧洲。一种进步说法是，国家有义务通过改善住房、卫生和营养来提高本民族素质。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写的畅销书《宇宙之谜》（1901）传播了达尔文思想，不过他加进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人类特征既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也来自遗传。海克尔把人类社会划分为10个民族，加上分支一共32个民族。他认为其中“高加索人”是佼佼者，非洲人则近似于类人猿。他的结论是，有史以来，没有任何“肢体长毛的”人为人类文明做出过贡献。海克尔认为，罪犯属于退化种族，应该被处决，以防止他们把自己的犯罪特征遗传给下一代。“不可救药的犯罪者无法害人将直接给筛选过程带来好处。”对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也应依此处理。他认为，不应治疗儿童疾病，这样可以通过自然法则把弱者从遗传链中筛除掉，只剩下强者繁殖种族。不过海克尔认为，从优生学角度看，战争有害无益，因为它毁掉了每一代人中最勇敢的优秀分子。他命名的“一元论者联盟”（1906）积极宣扬和平主义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组织受到德国军事当局严密监控。

早在19世纪60年代，达尔文的亲戚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就把达尔文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他认为，天才是遗传的产物，聪明人之间繁殖可以提高人类智力。毋庸赘言，他自己一家及身边亲属就是绝佳例证。家族的每一代人都显示了卓越才能和科学才华，体现了很强的规律性。高尔顿在把自己定为科学人才还是全才之间踌躇不决，最终选择了后者。像其他优生学家一样，高尔顿自然没有思考过财富、教育和环境是否也起了作用，他反而认为，劣等民族生育了过多劣等孩子，给种族的未来造成威胁。知识阶层开始对他所谓的“优生学”展开讨论。从1895年H. G. 威尔斯撰写的小说《时间机器》中，可以看到对这一观点的反证。时间旅行家在遥远的未来发现，工人阶级退化为“莫洛克人”，一种穴居野人种族，而属于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埃洛伊人”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保护感和竞争意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 1835—1909）认为，下层阶级与类人猿更相似，继承了人口中遵纪守法阶层没有的野性和犯罪本能。

高尔顿弟子、传记作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 1857—1936）笔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悲观色彩更重。像皮尔逊这样的优生学家认为，解决之道在于鼓励优等人繁殖，同时抑制劣等人人数增加。在英国社会，这样做或许还有可能。如果将其推广到全世界，结果会很不乐观。皮尔逊受到法国种族理论家阿蒂尔·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 1816—1882）的影响，后者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首先提出了自己观点。戈比诺是亲德分子，狂热信奉贵族体制，自封为“伯爵”。他认为，民族杂交只会削弱优等民族特征，不会改善劣等民族特征。戈比诺称，法国贵族大多是德意志人，用他的话说，也就是源自早期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和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等所说的“雅利安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人支持，但1870—1871年法国被德国打败后，该观点很快引发了对德国人取胜在何种程度上证明他们是更优等种族的论争。毫不奇怪，戈比诺的观点在德国最盛行。1894年，德国成立了戈比诺学会。1899年，瓦格纳的女婿、亲德英国人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写了《19世纪的基础》一书，把戈比诺的观点推向新极端，成为种族化的反犹主义工具。犹太人被描述为血统纯正的雅利安人的宿敌，基督被说成是雅利安人，而不是犹太人。

科学种族主义把各种族按不同进化等级排列，暗示不同种族混杂会把所谓“高等种族”拉低为“低等种族”。皮尔逊思考大英帝国及其历史时讲了下面一番话：

历史证明，有一种方式，也只有一种方式，能够产生更高级的文明，那就是种族竞争，身心两方面的强者生存。若想知道人类劣等种族是否能进化到更高水平，恐怕唯一办法就是听任他们互相厮杀，一决雌雄。即便如此，个人与个人、部落与部落之间为生存展开的争斗可能也得不到天择相助，因为他们缺少一种特殊环境，而雅利安人屡战屡胜极有可能得益于这一特殊环境。

依照这一悲观论点，教育和改善生活对劣等种族不起作用。征服、同化甚至灭绝是唯一可能出路。“拥有最强大体质、心智、道德、物质和政治力量”的民族将“赢得生存之战和霸主地位之争”。德国将军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 1849—1930）宣称，这些民族这样做理所应当：“如果没有战争，劣等退化的民族很容易扼杀处于萌芽中的健康因子，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的普遍堕落。”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的心腹谋士、记者、外交部新闻官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 1882—1955）写道：“敌对是永恒的、绝对的，是不同民族之间关系内含的固有成分。”

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存在一种普遍观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线性的。这一观点不限于英国。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和民主化，其他欧洲国家紧随其后。自由派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普遍现象。19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与新闻自由、陪审团审判制度、民选议会权力至上等自由价值观紧密相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中，情况发生了变化。例如，昔日英国评论家盛气凌人地把德国视为一个不讲实际、仍滞留在中世纪的落后国家，不过早在19世纪结束前，英国人已对德国的工业化和科学进步表示钦佩，对德国经济增长有可能超过英国感到焦虑。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把法国人视为一个退化民族。一个原因是法国人口增长缓慢。1912年，德国人的优越感受到无情打击。一份官方报告显示，德国的出生率也开始下降。德国各家报纸和政治家焦虑不安地指出，俄国经济持续增长，人口大量增加，对军队未来实力具有潜在的巨大影响。奥匈帝国的政治家和将军目睹塞尔维亚境内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蔓延到帝国各地，惊慌不已。法国舆论把德国说成一个放大版的普鲁士，僵硬、缺乏想象力、好战、威胁他人。越来越多的人用含种族主义色彩的语言表达这种焦虑心情。在为生存和霸主地位进行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中，“斯拉夫人”对抗“条顿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抗“拉丁人”。

并不是没有人挑战以上观点。殖民地当局需要奖励当地的精英阶层，维持帝国统治离不开他们的合作，民族问题往往居于次要地位。英国慷慨给予各地殖民地的土邦主和苏丹各种王家荣誉，或是封爵授勋。霍布森、列宁和卢森堡等抨击帝国的人痛斥他们认为支撑了殖民事业的经济剥削。种种殖民暴行，尤其是在德属西南非的暴行，受到天主教政治家的抨击。欧洲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一致认为，下一场战争将起于资本主义利益，它们决心制止这场战争。一旦战争迫在眉睫，它们将在全欧洲举行总罢工。1889年，奥地利和平主义者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 1843—1914）发表了畅销小说《放下你的武器！》，为和平事业奔走，她说服瑞典炸药制造商诺贝尔设立和平奖。1905年，她本人被授予和平奖，当之无愧。在俄国人的倡议下，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召开和平会议，为限制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制定了一系列重要规则，包括禁止杀害俘虏和平民，宣布占领军是沦陷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不得抢掠或破坏文化艺术品。由于德国阻挠，为解决国际争端建立一个有约束力的仲裁制度的努力失败了。有人认为，战争反正不会到来。英国和平主义者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 1872—1967）在他所著的《大幻觉》（1909年首版时书名是《欧洲的视觉幻象》）中提出，欧洲各地的经济已高度一体化，战争有害无益，因此，想象任何一国可以通过袭击另一国受益是一种幻觉。但他表示，尽管如此，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增加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巴尔干半岛，武装冲突的确愈演愈烈，反映出不同族裔和宗教之间的仇恨。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予以遏制。

巴尔干战争

巴尔干半岛上的最初热点在有争议的马其顿。马其顿人口成分复杂，杂居着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和瓦拉几亚人。根据《圣斯特凡诺和约》，马其顿给了保加利亚，1878年的柏林会议又把马其顿交还给了奥斯曼帝国。这一地区的东正教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又有宗教之争。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都要求这一地区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保加利亚人最为激进。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特工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马其顿频频袭击奥斯曼官员，获取其钱财。由于越来越需要靠勒索和恐吓手段筹集资金购买武器，他们的暴力演变为犯罪。1897年，奥斯曼当局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一个隐藏处收缴了大批武器弹药，但革命者的激进活动有增无减。1903年，他们攻占了保加利亚边界附近的28个村庄，打死500多名土耳其士兵。土耳其援军源源而至。恐怖主义性质的谋杀和炸弹袭击开始蔓延，最终形成一场大起义。土耳其正规军联合雇佣兵镇压了起义，把119个村子付之一炬，夷平了8 400所房屋，5万名难民被赶进山区。革命运动基本上被扑灭了。然而，奥斯曼的行为触怒了国际舆论，奥匈帝国和俄国罕见地采取一致行动，派出一支国际警察部队。奥斯曼苏丹无可奈何，只得接受。

绝望之下，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悄悄求助德国。不久后，德国军官开始训练奥斯曼军队。德国工程师修建了一条由德国银行出资的通往巴格达的新铁路。但这一切损害了苏丹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权威，外国干涉、政府镇压，他又拒绝恢复1876年宪法，导致推翻他的密谋不断。阿卜杜勒·哈米德继位后不久，放弃了确立奥斯曼民族特征的政策，用泛伊斯兰主义的新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其原因可能是帝国失去了巴尔干地区大量信奉基督教的人口，同时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从高加索和新成立的巴尔干国家迁徙到安纳托利亚。此后，帝国开始大力宣传苏丹作为哈里发的宗教地位，争取人民的支持。渐渐地，阿卜杜勒·哈米德把帝国遇到的麻烦视为基督教世界策划的一场国际阴谋，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地区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少数族裔，他们大多是殷实商贾和商贩，根据《柏林条约》，阿卜杜勒·哈米德负有保护他们的义务。1892—1893年，当地官员称，亚美尼亚人试图摧毁伊斯兰教，在他们的怂恿下，成群结队的穆斯林对当地亚美尼亚人大开杀戒。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团体以牙还牙，遭到奥斯曼军队镇压。此后，这一地区的地方官员在苏丹派来的库尔德非正规军协助下，继续挑动对亚美尼亚人施暴。

最大一桩惨案发生在1895年12月。3 000多名亚美尼亚人在乌尔法教堂被活活烧死。亚美尼亚人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抗议示威，遭到当局镇压。奥斯曼帝国首都各处的亚美尼亚人被杀害。格莱斯顿再次敦促外国干预，但始终没有结果。屠杀一直持续到1897年。在此期间，共有10万到30万亚美尼亚人遇害。奥斯曼帝国国内的反动势力发起一场运动，压制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的呼声，后来演变为对亚美尼亚人的集体迫害。1909年，阿达纳城内又有3万人丧生。19世纪90年代末，阿卜杜勒·哈米德因亚美尼亚惨案丧失了国际社会对他的最后一点同情，气数将尽。阿卜杜勒·哈米德不信任年轻军官。他们中很多人去过西欧，受到西方思想的濡染。政权腐败意味着军官常常拿不到薪水。1907—1908年，密谋分子秘密成立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暗杀了安插在军队内部的警察局密探，随后举事，各地军营纷纷公开支持委员会。阿卜杜勒·哈米德为了保命，匆忙同意恢复1876年宪法，然而为时已晚。这就是“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不寻常的是，宣布支持自由和民主的革命者得到了少数族裔团体的支持，甚至包括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次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他的众多亲属中挑选了一个，立为穆罕默德五世（Mehmed V, 1844—1918），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把自己观点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自1885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后，巴尔干地区的国家纷纷整军备战，用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提供的贷款从欧洲主要军火制造商那里购买最新式武器，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英、法、德政府热衷扩大本国出口。在军队内部马其顿军官的敦促下，保加利亚大批采购武器，到19世纪90年代中，军队开支已占国家预算的1/3。1902年，保加利亚无力支付各笔贷款的利息，被迫宣布国家破产。破产的国家不止保加利亚一家。塞尔维亚人同样耗费巨资扩军，导致1893年国家破产，政府宣布无力偿还贷款利息，之后重组了债务，削减了货币发行量，成立了一个独立金融管理机构。希腊的情况更糟糕。1893年时，国家负债额是国民收入的10倍。希腊政府宣布国家破产，但一直到1897年，希腊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解决问题。1897年，希腊因克里特岛上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发生纠纷而对土耳其开战。此前，雅典街头大批人群愤怒指责国王乔治一世（George I, 1845—1913）背叛民族事业，寻求和平解决争端。战事同时在几个战场铺开，位于色萨利区的多莫科斯是主战场，交战双方在此地各自集结了4.5万人的军队。希腊军队不敌奥斯曼军队，节节败退。希腊因在“黑色97年”战争（又称“不幸战争”）中失利，丧失了一连串小块领土，被迫向奥斯曼人支付巨额赔款。一个国际金融管理委员会看到希腊无力支付赔款后开始介入，减少希腊货币发行量以稳定德拉克马币值，代希腊政府征收间接税，确保希腊有能力向奥斯曼政府支付战争赔款。

以上国家面临同样的难题：自给自足的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因而对外出口量很小，税收部门又效率低下。尽管财政上捉襟见肘，但军事扩张步伐并没有停止，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更是推波助澜。受青年土耳其党人影响，1909年8月，希腊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政府，最终把政权移交给了干练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他立即着手改革国家财政制度，同时推行重整军备计划。塞尔维亚变革的时间更早，方式更血腥。1903年，国王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奇（Alexander Obrenovíc, 1876—1903）为了削减军队权力、节省开支，开始在塞尔维亚军队内部进行清洗。一批少壮军官决心除掉国王，首领是代号“阿皮斯”的上校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ć, 1876—1917）。很多达官贵人暗中支持他们，他们强烈反对国王寻求与奥匈帝国和解，担心这样做会使塞尔维亚沦为哈布斯堡的一个仆从国。当时奥布雷诺维奇已失民心，他独断专行，封闭各家报纸，无视选举结果，结果与政坛元老结怨，后者中有手握重权的内政部部长乔尔杰·根契奇（Djordje Genčić, 1861—1938）。和众多部长和其他官员一样，根契奇反对国王迎娶名声很不好的德拉加·马欣（Draga Mašin, 1864—1903）。两人宣布订婚后，内阁成员全体辞职。根契奇告诉国王：“陛下，您不能和她结婚。她是公共情妇，我也是她的情人之一。”国王扇了他一记耳光。这一记耳光把根契奇推入阿皮斯一伙密谋分子的怀抱。

1903年5月28日深夜，经过精心策划，阿皮斯率领28名军官闯入王宫。随后爆发激战。阿皮斯三次中弹，但活了下来，子弹此后一直留在他体内。其他密谋者冲上楼，发现了通往一间梳妆室的隐蔽入口。国王和王后就躲藏在这里。造反者向国王信誓旦旦保证，会继续遵守军人效忠国王的誓词。待国王和王后走进卧室后，他们开枪射杀两人，随后乱刀齐下，把尸体砍成碎块，抛出窗外。其中一人切下王后身上的一块皮肤，作为战利品随身携带。其他密谋分子在贝尔格莱德各处射杀内阁成员，包括首相。军人从与国王家族对立的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中挑选了一位长者立为国王，即彼得国王（King Peter, 1844—1921）。现在军队可以随心所欲购买它想要的任何武器，结果债台高筑。因为是从法国购买军事装备的，所以塞尔维亚欠了法国巨额外债。亚历山大的专制体制被废除，人民主权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权力落入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选民手中。自由派政治家尼古拉·帕希奇（Nikola Pašić, 1845—1926）渔翁得利，他领导的激进党一直遭到国王亚历山大镇压。这场革命的最大输家是奥匈帝国。自那以后，塞尔维亚始终仇视哈布斯堡帝国，试图打破它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控制。1908年，塞尔维亚和巴尔干其他地区把新生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政权视为奥斯曼帝国衰微的又一征兆和动手的信号。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民族统一主义忧心忡忡，借伊斯坦布尔局势混乱之机吞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自30年前召开的柏林会议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名义上是奥斯曼的一个省，实际上处于哈布斯堡控制之下。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的斐迪南宣布保加利亚脱离奥斯曼人的统治独立，自封为国王。面对现实，俄国被迫同意修改《柏林条约》，但决不允许类似情况重演。它鼓动巴尔干各国相互结盟，支持在被吞并省份开展颠覆活动。这些省内杂居着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混乱局势蔓延到黑山。1878年前，黑山内乱不止，1858年黑山人在格拉霍瓦茨战役中获胜，1878年的《柏林条约》承认了黑山独立。《柏林条约》缔结后，大公尼古拉一世（Nikola I, 1841—1921）巧妙地巩固了独立，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俄国大公。1904年，黑山对日本宣战，这一举动仅具有象征意义，旨在显示与俄国结盟。1910年，尼古拉趁奥斯曼帝国没落之机在自己的贫瘠国家称王。同年，与黑山比邻的阿尔巴尼亚发生了武装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征兵。青年土耳其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同属穆斯林，却剥夺了后者使用自己语言和受教育的权利。

始于北非的一连串事件点燃了巴尔干火药桶。1911年，摩洛哥苏丹请求法国出兵镇压一场起义。德皇派了一艘炮舰驶到阿加迪尔，胁迫法国退让。英国介入支持法国，迫使德国接受法国为摩洛哥的保护国。作为交换，法属刚果的一块地方被划入德国的喀麦隆殖民地。意大利政府觉得在北非建立一个帝国的机会来了，出兵侵入利比亚，对名义上的宗主国奥斯曼帝国宣战。这场战争因意大利人首次使用了空中侦查和轰炸而著称。有史以来，意大利人还第一次使用了地面装甲车。初战受挫后，意大利不断增兵，最终达到15万人。奥斯曼人招募了一支阿拉伯人雇佣军助战，但只能通过海路运送援兵，仅集结了3万左右的兵力。人数和武器逐渐占优势的意大利人打退了土耳其人。与此同时，一支意大利舰队在贝鲁特沿海全歼奥斯曼帝国海军，夺占了爱琴海上的多德卡尼斯群岛。

在国内已焦头烂额的奥斯曼政府乞和。1912年10月，双方签署了《乌契条约》，利比亚归意大利管辖。作为交换，海上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归还奥斯曼帝国，但意大利没有遵守协议后一部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部分内容才落实。奥斯曼帝国已呈土崩瓦解之势。1912年8月，2万名组织松散但装备精良的阿尔巴尼亚部落军队攻占了马其顿的斯科普里市，奥斯曼人被迫允许它周边有大量讲阿尔巴尼亚语人口的省自治。看到阿尔巴尼亚人和意大利人得手后，保加利亚、希腊、黑山和塞尔维亚感到动手的时机到了。1912年10月，巴尔干各地乱成一锅粥。保加利亚人进军色雷斯地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入侵马其顿，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发兵阿尔巴尼亚北部和科索沃，希腊人攻入阿尔巴尼亚南部。本已士气低落、纪律涣散的奥斯曼军队四面受敌，毫无招架之力。不出几日，塞尔维亚人在库马诺沃打败了一支土耳其军队，攻陷斯科普里。一名目击者称：“土耳其部队穿过城市街道仓皇撤退，溃不成军……士兵缺胳膊少腿，浑身血污，双足赤裸……塞尔维亚人的炮弹开始落到火车站。铁路职工四散而逃，如同遭到枪击的麻雀。”塞尔维亚军队穿过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这一地区，放火焚烧村子，屠杀村民。军队里的一名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说，斯科普里市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在市中心看见阿尔巴尼亚人尸体成堆，头颅被割下。一看便知，这些无头男尸不是战死的”。

大屠杀的元凶是阿皮斯上校。1908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吞并后，他创建了一个名叫“国防”的民族主义组织。奥地利人迫使塞尔维亚政府取缔该组织后，阿皮斯又秘密成立了一个叫“不统一，毋宁死”的恐怖主义组织，又名“黑手会”。该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包括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1912年11月16—19日，一支希腊军队在莫纳斯提尔战败后，塞尔维亚集结11万人的军队猛攻8万土耳其人。双方激战3天，1.2万名塞尔维亚士兵和1.7万名土耳其士兵阵亡。指挥奥斯曼军队的将军最后率部投降，4.5万人被俘，3万名残兵逃进附近山里。与此同时，一支希腊军队星夜兼程，赶在保加利亚人之前夺取了萨洛尼卡城，这两个小国的关系由此迅速恶化。不过保加利亚人在其他地方运气更好些，他们在10月24日攻陷了位于色雷斯地区的洛曾格拉德（克尔克拉雷利）要塞，肃清了当地奥斯曼军队。溃退的土耳其人一路屠杀平民。攻入的保加利亚人放火焚烧沿途所有清真寺。保加利亚人使用900门野战炮猛轰恰塔尔贾要塞，30千米以外的伊斯坦布尔都可以听到隆隆炮声。土耳其人掘壕固守，伤亡人数攀升，战局成胶着状态。1912年末，战事基本结束。1913年2月，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在阿德里安堡重启战端，起因是土耳其人拒绝按照和平谈判达成的协议把该城交给保加利亚人。伊斯坦布尔政府同意割让该城，但马上被“青年土耳其党人统一进步委员会”推翻。笃信宗教的大学生走上街头示威，高呼“宁死不要屈辱和平！”的口号。1913年3月26日，阿德里安堡终于陷落。将近6万人死亡，很多人死于霍乱。保加利亚人进城后，看到街道上到处是开始腐烂的尸体。

保加利亚转攻恰塔尔贾和加里波利不克后，国王斐迪南终于暂时放弃了他企图恢复《圣斯特凡诺和约》短暂建立的“大保加利亚”，甚至建立一个版图更大的保加利亚的野心。在列强调停下，1913年5月30日，斐迪南签署了《伦敦条约》。条约认可奥斯曼人从整个地区，甚至可以说几乎从欧洲完全撤走，同意成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奥匈帝国支持阿尔巴尼亚独立，期待它成为自己的仆从国，从而切断塞尔维亚通向地中海的陆路。列强自然而然地再次物色了一位德意志亲王，这次是维德的威廉（Wilhelm of Wied, 1876—1945）。他被扶为阿尔巴尼亚大公，称维迪一世（Vidi I），他在位时间不到6个月。当初起义反抗奥斯曼人的穆斯林农民反对这一国际条约，认为这是信奉基督教的列强代表阿尔巴尼亚大地主阶级利益强加给他们的。维迪高度依赖北部米尔迪塔地区天主教军队的支持，农民愈加愤怒。1914年9月，起义者进入地拉那。维迪逃离阿尔巴尼亚，加入了西线德军，但从未放弃他的阿尔巴尼亚国王称号。阿尔巴尼亚从此四分五裂，塞尔维亚、黑山、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先后入侵，有时是几国联手入侵。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没多久，又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保加利亚因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显然实力大损。塞尔维亚与希腊秘密结盟，放言吞并它们占领的马其顿领土，而保加利亚称这些领土是属于它的。罗马尼亚要保加利亚割让其东北部（多布罗加东南部）地区，希腊人对萨洛尼卡周围地区虎视眈眈。1913年6月28日，保加利亚将军米哈伊尔·萨沃夫（Mihail Savov, 1857—1928）未经政府批准，奉国王之命先发制人进攻塞尔维亚，导致灾难性后果。保加利亚军队内疾病横生，士兵厌战，哗变频频，逃兵不断，攻势以溃败告终，塞尔维亚打退了保加利亚的进攻。希腊对保加利亚主力部队发动攻势，将其一举击败。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罗马尼亚借保加利亚连吃败仗之机，挥师进入多布罗加南部地区。奥斯曼人也趁机重占了色雷斯东部部分地区，收复了阿德里安堡。一支罗马尼亚军队逼近，距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仅11千米。保加利亚不得已罢战，结束了持续一月之久的冲突。

部分交战国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获得的战果，这一次丢掉了不少。尽管如此，根据1913年8月和9月分别签署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和《伊斯坦布尔条约》，保加利亚领土比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前的版图扩大了16%，人口从430万增至470万，罗马尼亚领土增加了5%，黑山领土猛增了62%，希腊人口从270万增至440万，领土扩大了68%，塞尔维亚领土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人口从290万增至450万。奥斯曼人设法保住了在欧洲的立足点。但对俄国人而言，两次巴尔干战争是一场灾难。它精心构建的巴尔干同盟体系以最惊天动地的方式坍塌。这一地区的头号大国保加利亚对俄国没有支持它怨恨不已，转而投靠德国。俄国的友国只剩下塞尔维亚一家，塞尔维亚因此势力大张，1914年，它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力。俄国夺取地中海入海口的企图完全失败。塞尔维亚通过两次巴尔干战争从其他地区基本得到了它垂涎的领土后，开始觊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两次巴尔干战争的一大特点是，各交战国在国内动员了规模庞大的军队。塞尔维亚全国人口不足300万，投入的兵力超过拿破仑一世纠集的任何一支军队。保加利亚动员了50万人，占全国男子人口的1/4。各国军队掘壕固守，动用大炮猛轰敌军。士兵开始穿迷彩服或灰色野战服，而不是昔日颜色鲜艳的军服。骑兵仅于助攻。除罗马尼亚和黑山外，其他交战国均使用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用探照灯照射敌军防线。交战从此不分昼夜。交战国领土野心极大，远不限于吞并它们以文化、语言或历史为由认为应该属于自己民族国家的领土，例如黑山对阿尔巴尼亚的入侵，“黑手会”制订的“大塞尔维亚计划”，斐迪南国王梦想在伊斯坦布尔加冕为包括马其顿在内的保加利亚帝国君主的欲望。这些国家的领土野心实际上反映了转向欧洲发展的帝国主义。屠杀平民预示了20世纪即将发生的种族灭绝。不断扩张的民族国家为了维护自己民族和宗教统一，杀害被视为异族的平民。保加利亚军队沿途焚烧清真寺。占领马其顿的国家，尤其是塞尔维亚，无情强迫当地人接受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试图借此抹掉少数族裔文化。1913年11月，该地区一名英国副领事报告说：“骇人惨案和劫掠层出不穷，被吞并地区的穆斯林人口面临被塞尔维亚人灭绝的危险。”这类警告绝非20世纪最后一次。

交战各方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阵亡士兵总数达20万人，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战乱引起的瘟疫，尤其是霍乱和斑疹伤寒。在很多方面，巴尔干战争预示了后来发生的事。但这两次战争毕竟为时不长，各参战国的目标明确、有限，而且大致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同意休战，没有那个交战国试图更迭敌方政权。与此同时，大国显然越来越多地被拖入这类冲突。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黑山联合塞尔维亚出兵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当地大部分居民既不是塞尔维亚人，也不是黑山人。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逼两国撤军；俄国为塞尔维亚撑腰，开始动员军队；法国宣布支持俄国；英国介入后，紧张局势才得以缓解。此后召开的国际会议保障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黑山人夺取了斯库塔里，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如何确定新独立的阿尔巴尼亚的边界问题上争执不休。黑山拒绝撤军，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几个大国付给黑山国王尼古拉一大笔贿金后，他才同意撤军。1914年8月，巴尔干冲突再次爆发时，化解冲突可就不这么容易了。

“人人翘首以待的大战”

1815年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欧洲各国政治家和政客认为，要预防社会和政治革命重演，关键在于国际合作。欧洲曾因法国大革命和之后的拿破仑战争满目疮痍，生灵涂炭。必须通过重建社会等级制度、恢复政治秩序来避免这一幕重演。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防止了殖民地和帝国之间的冲突殃及欧洲和平。欧洲各国只打了为数不多的几场战争，目标有限，使用的手段同样有限。俾斯麦重视构建一个同盟体系，给予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所需的空间巩固自己，为此做出了一系列安排，旨在消除法国寻找盟友以求收复普法战争中被德国吞并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威胁。1872年，俾斯麦设法建立了“三皇同盟”，借此离间了俄国和法国，同时把奥匈帝国拉了进来。三国均想遏制领土被它们瓜分的波兰人的民族主义理想。1882年，俾斯麦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结成“三国同盟”，进一步加强了条约体系。5年后，他又与俄国人秘密签署了《再保险条约》，企图继续拉住俄国这个盟友。在巴尔干半岛，俾斯麦说服奥匈帝国和俄国同意彼此划分势力范围，西巴尔干归奥匈帝国，东巴尔干归俄国。俾斯麦深知，巴尔干动荡不定的政治局势有可能点燃一场欧洲冲突。他多次警告说，德国也许不得不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1876年，俾斯麦告诉帝国议会，巴尔干地区的冲突“恕我直言，不值得我们冒牺牲哪怕是一个体魄健壮的波美拉尼亚士兵的风险”。

俾斯麦施展外交手腕，竭力维持欧洲现状，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从长远看，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利益不可调和，尤其是在巴尔干半岛。1890年俾斯麦去职后，年轻一代德国政客和政治家掌权，他们对德国的命运充满自信，对俾斯麦为保护年轻帝国不受敌国攻击而建立的错综复杂外交联盟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德国有能力照顾自己。接替俾斯麦任宰相的莱奥·冯·卡普里维未征求德皇意见，听任《再保险条约》到期后自动失效。德意志帝国很快开始卷入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事务，殖民地问题重返欧洲政治。欧洲协调体系开始动摇。直到20世纪初，英国都把俄国视为最大的潜在对手，一是因为两国在亚洲展开了“大博弈”，二是因为俄国人继续向地中海和中东扩张。英国对法国同样心存戒心。直到1900年后的一段时期内，告诫英国公众警惕政府对未来战争准备不足的小说还把法国视为主要威胁。小说耸人听闻地描写背信弃义的法国人使用巨大气球把军队运过海峡，或在多佛海峡下面偷偷挖掘一条隧道，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部队从海底运到海峡对岸。这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1900年2月28日，法国外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 1852—1923）告诉内阁成员，讨论如何反击英国对法国殖民宏图的挑战时，“有人建议派军队在英国登陆，有人建议远征埃及，还有人主张待俄国攻打印度时，驻扎印度支那的法军进军缅甸”。显然，英法两国宿仇未消。

德尔卡塞争取让德国支持以上荒诞想法，遭到德国拒绝后，他转念想到，解决殖民地问题的最佳办法是与英国合作，而不是与它作对。1904年，英法两国签订著名的《挚诚协定》，结成协约关系，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旨在避免因支持各自盟友而被拖入日益迫近的日俄战争（此前英国为阻止俄国在中国扩张而与日本结盟）。协议包括解决英法两国之间遗留的殖民地争端，就摩洛哥属于法国势力范围问题达成谅解。1905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派军在丹吉尔登陆，许诺帮助摩洛哥苏丹抵御法国人。德皇告诉法国领事，他知道如何捍卫德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在外交措辞上，诸如此类的言论给人以好战印象）。德皇试图趁法国的盟友俄国与日本关系紧张，打击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德皇可能以为，这样做会使英国觉得，与其同虚弱的法国结盟，不如与强大的德国结盟，英法协约也会不攻自破。

与昔日的干预一样，德皇这次干预又是适得其反。英国表态支持法国。德国政府被迫退让。1906年4月签订的《阿尔赫西拉斯条约》满足了法国人的大部分要求。这场危机的最重大意义表现为劳合·乔治的一篇公开讲话：“如果英国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地区受到粗暴对待，好像它在民族之林中无足轻重，那么我要强调指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伟大国家，以此为代价换取和平是无法忍受的屈辱。”最晚从这时起，英国政府，包括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不再把俄国和法国视为对英国利益的主要威胁，而是把德国当成主要威胁。此前英国外交部官员已持这一观点，尤其是艾尔·克劳（Eyre Crowe, 1864—1925）爵士。1907年1月，克劳在一份著名备忘录中阐述了他的观点：要么德国“有意识地追求先在欧洲，继而在全世界建立德国霸权”，要么“德国的宏图仅仅是虚荣、思维不清和不讲现实的治国术的表现，它认识不到自己的观点摇摆不定”。他的结论是，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结果都一样：必须与德国抗衡。

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德国从颁布1898年《海军法》和此后的相关法律后，开始大规模扩充海军。此前德国几乎没有像样的海军可言，德皇和新上任的帝国海军大臣提尔皮茨决心建设一支与德国声望相匹配的海军。与此同时，德国统治阶级上层日益感到，德意志帝国拥有的小块殖民地支离破碎，无足轻重，与大国地位太不匹配。面临新出现的民族主义性质结盟的压力，这一观点得到加强。正如当时的外交大臣、后来的宰相比洛所说，德国需要“阳光下的地盘”（他的继任者贝特曼·霍尔韦格后来对法国大使重复了这句话）。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比洛着手推行所谓的“世界政策”。德国政府，还有置政府于脑后的德皇，开始大肆介入世界事务，尤其是布尔战争和义和团起义。提尔皮茨借《海军法》启动了大规模的海军建设计划，旨在建设一支不仅拥有捍卫和扩张德意志帝国利益的快速轻巡洋舰，还拥有巨大战列舰的舰队。德国的目标是通过在北海与英国的对抗，重创英国王家海军，迫使英国人接受德国以各种手段扩张其海外帝国。提尔皮茨宣称：“对德国而言，目前最危险的海上敌手是英国。”然而，提尔皮茨和德皇目光短浅，没有认识到英国人面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必定有所应对。英国首先扩大了自己的海军建设计划。1906年，英国汲取俄国海军被设计更合理、装备更精良的日本海军击败的教训，开始建造一种新型战列舰。与现有战列舰相比，新型战列舰装甲更厚，速度更快，装备了更多远射程大炮和鱼雷。第一艘新型战列舰被命名为“无畏号”。

1914年时，英国已拥有29艘新型战列舰，其中很多艘的质量远远优于旧式战舰，有“超级无畏号”之称，而德国仅有17艘战列舰。与此同时，王家海军还全面革新了操作方式。1897年，当时雄居世界之首的英国海军被人形容为“一个昏昏欲睡、效率低下、只会吃飞蛾的有机体”。水手接受的训练是在一个天下太平的世界驾驶船只，海军上将和船长非常在意自己舰只的外表，常常自己掏腰包装饰舰只，水兵花费大量时间擦拭铜管乐器，船长不搞舰炮演习，担心会弄脏船上的涂漆。舰长珀西·斯科特（Percy Scott, 1853—1924）发明了近代海军火炮射击技术，他指挥的军舰命中率高达80%，而当时英国舰队的平均命中率是30%。然而，他受到冷遇。1902年受命推行海军现代化的海军上将“杰基”·费希尔（“Jackie” Fisher, 1841—1920）是一位改革家，难怪两年后他直言不讳反问道：“有多少海军上将用自己的大脑思考？”费希尔很快下令中止操纵桅杆训练。1905年，他下令所有舰只一律采用斯科特的火炮操作方法。有史以来第一次，英国海军命中率高于失误率。虽然保守老派、被他称为“患痛风”的海军上将纷纷反对他，但其实费希尔算不上真正的现代思想家。1914年，王家海军依然认为，北海上的一次对决即可决出胜负，靠战列舰的大炮和登舰士兵即可大获全胜，换言之，打一场现代版的特拉法尔加海战。提尔皮茨也持同样观点。他们设想的海战从未发生。海军交战变成消耗战，使用单艘潜艇击沉对手商船、扼杀对手供应线的大国更有优势，况且战列舰极易受到来自空中的致命攻击。

英国赢得了这场海军军备竞赛，但对德国海军野心的猜忌和恐惧丝毫未减。换言之，军备竞赛已结恶果。消除后果绝非易事。每一艘新型战列舰下水时，两国都大肆宣扬，加深对方的焦虑。1914年时，无论英德两国对政府危机期间的外交策略分歧有多大，两国都把对方看作欧洲一场更大冲突中的主要潜在对手。德国长年重点发展海军后，1913年决定扩充陆军，更加深了英国的焦虑。这种焦虑自有其后果。1907年，英国首相坎贝尔—班纳曼告诉法国人，他认为“英国公众舆论不会允许在欧洲大陆上部署英国军队”。格雷和其他内阁成员认为，倘若出兵支援法国，也只能是一支两三个师规模的象征性部队。他们觉得应该让职业军人制订具体军事计划，结果把本来属于自己的权限拱手让给了将军。在内阁不知情的情况下，英军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 1864—1922）爵士为一场欧洲大战精心做准备。每年夏天，他都骑自行车前往法国北部与德国接壤的地区及荷比卢三国转悠，他认为这一地区将成为下一场战争的战场。威尔逊没有告诉内阁，他与法军高级将领秘密商谈后制订了周密计划。一旦德国入侵，英国将派出一支强大远征军驰援，任由法国人调遣。威尔逊瞧不起民主派政客。他知道，一旦派出几个师，后续部队就会跟上。这一计划的含义从未在内阁讨论过。英国不思后果就对欧洲大陆做出了承诺。

海军高级将领认为海战将是昔日大海战的重演，陆军高级将领也认为，陆地战争会类似19世纪60年代的冲突：先通过铁路把部队迅速运到前线，然后决一胜负。对手将遭到萨多瓦（1866）和色当（1870）式的惨败，几周后，至多两个月后，将缔结和平。如果他们研究过交战双方实力大致相当的巴尔干战争、美国内战和克里米亚战争的话，或许就不会这么想了。从那时起，铁丝网和机关枪就成为标准防御手段，当时内燃机和装甲还不够发达，生产不了可以轻而易举克服这些障碍、恢复运动战的装备。少数人看到了这些尴尬的事实。波兰银行家扬·布洛赫（Jan Bloch, 1836—1902）在《现代武器与现代战争》（1900）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下一场大战中，“铁锹和步枪一样重要”。他预测，未来战争会是一种胶着状态，骑兵冲锋战术已是明日黄花。配备机枪、掘壕固守的士兵比穿越开阔地、对他们发起冲锋的敌军拥有至少4倍优势。交战国需要动员数百万男子，由此造成的种种压力和负担将导致“整个社会组织的崩溃”。他警告：“军人顽固守旧……这样不仅危险，而且代价高昂。”

无人留意他的告诫，正如无人在意汉堡社会民主党教师威廉·洛姆苏斯（Wilhelm Lamszus, 1881—1965）的和平主义观点。1912年，洛姆苏斯出版了《人类屠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一书。作者好似亲临战场的士兵，描绘了“战场上尸横遍野”的一幕：“仿佛死神抛下它的长柄大镰刀，摇身变成一台机器……这一幕在脑海里萦绕，挥之不去。在技师和技工的命令下，我们走向死亡。如同机器大规模生产针和纽扣一样，现在机器大批制造瘸子和尸体。”赴死的士兵成千上万，而“这些机器继续存活下去”。保守派把洛姆苏斯说成“想从德国人民骨头中吸走爱国主义骨髓的病夫”。该书出版后，头3个月销量达到10万册。持以上观点的并非只有洛姆苏斯一人。1914年，波罗的海地区的贵族尼古拉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冯·兰格尔（Nicholas Alexandrovich von Wrangell, 1869—1927）男爵在巴黎告诉一个故交：

山雨欲来，此后一幕将是自蛮族人入侵以来世人所未见。无须多久，世人就会吃惊地发现，构成我们生活内容的一切全都变得一钱不值。野蛮时期即将到来，并且将持续几十年。

1910年时甚至更早，很多人都认为战争即将到来。海军上将费希尔讲述了1902年后他在王家海军内制造的气氛：“上班时，我们筹划战争、讨论战争、思考战争、盼望战争。”1906—1914年任德军总参谋长的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1848—1916）在1912年直言，战争不可避免，“越早越好”。人们通常称他“小毛奇”，以表示对他名气更大的叔叔的敬重。两年后，战争真的来了，他反倒精神崩溃，不得不卸任。

不只是陆海军高级将领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埃米尔·德里昂（Émile Driant, 1855—1916）是涉入政治颇深的法国将军布朗热的女婿。早在1891年，他就写信给自己所属团的战友：“我的夙愿是与你们一道投身我们都期盼的大战。”英国作家对战争将带来的机会兴奋不已。霍勒斯·韦切尔（Horace Vachell, 1861—1955）在他描写哈罗公学校园生活的理想化小说《小丘》（1905）中写道：“在年轻、纯洁、满腔热情的时候死去，在健康鲜活的时候骤然死去，为拯救他人的生命或重于生命的名声死去……舍此生之身，投入更充实更饱满的来生，希冀和愿望永远纯洁，回忆和追思永远美好，一切都如五月的夏日那样清新欢快——这难道不是值得欣喜而非悲伤的吗？”信奉天主教的保守派人士希莱尔·贝洛克写道：“我多么期盼这场大战！它会像扫帚一样横扫欧洲。”1912年，推动陆军改革的重要人物伊舍子爵（Viscount Esher, 1852—1930）说：“低估武器碰撞的诗意和浪漫，是精神上懦弱和想象力贫乏的表现。”欧洲诸国政治精英阶层中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战争是一种宣泄，是长期积聚的能量的释放，是消除一切疑虑和不确定性的出路，是自19世纪以来日益困扰欧洲政治和社会的一切未决问题和棘手难题的答案，简而言之，是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时代建功立业的机会。早在1914年8月以前，欧洲各地的人就普遍预料会有一场全面战争。有人期盼，有人忧惧。

灭顶之灾降临倒计时

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前往6年前被奥匈帝国吞并的波斯尼亚省，在萨拉热窝市阅兵并进行公开访问。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地盘，波斯尼亚省是他可以携妻子女伯爵索菲参加官方活动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地方之一，因为两人的婚姻属于“贵庶通婚”。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把这次访问视为一次挑衅，因为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有领土诉求。波斯尼亚境内有人数众多的塞尔维亚少数族裔，他们中间一个小团体秘密策划暗杀大公。参与6月28日行动的几个密谋者笨手笨脚。他们这么年轻，又没有任何经验，他们的无能可想而知。密谋者都不满20岁，其中几人被这次意义非凡的行动吓坏了，大公乘坐的汽车从他们面前驶过时，竟没有开枪。一人投掷了一枚炸弹，炸弹从汽车挡板上弹跳下来，落到后面一辆汽车下面爆炸，车上数人受伤。斐迪南大公没有取消访问，坚持照原计划继续访问。给他开车的捷克司机不熟悉萨拉热窝市区，拐错一个弯。意识到走错路后，司机停车准备倒车，车子恰好停在19岁的密谋者加夫里洛·普林齐普前面，他是波斯尼亚的塞族大学生，也是民族主义者。普林齐普镇定自若地连开两枪，大公当场死亡，他的妻子受了致命伤（他第二枪的目标其实是萨拉热窝总督）。普林齐普为逃避逮捕和审讯吞下了氰化物胶囊，但又呕吐了出来，他试图开枪自杀，被警察夺下枪支。普林齐普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惊骇不已，精神抑郁，因疾病和营养不良等原因，他身体日益虚弱，几年后患肺结核死在泰雷津狱中。据说不赞成斐迪南这桩婚事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闻知暗杀消息后说了一句话：“一个更高的权力恢复了我无法继续维持的秩序。”然后，他下令举行三等葬礼。

在遇刺之前的几年，弗朗茨·斐迪南在奥匈帝国领导层的内部争论中始终是温和力量。他认识到帝国虚弱无比，一直力主帝国行为有所节制，尤其是在处理与塞尔维亚人的关系上。斐迪南试图改革帝国君主制，削弱匈牙利人的权力，对南部斯拉夫人和捷克人做出让步，把帝国改造为一个“大奥地利合众国”。德意志人自然仍处于统治地位，他坚信德意志人优于其他种族。斐迪南遇刺身亡后，维也纳的主战派更容易追求他们的好战主张。1908—1909年波斯尼亚危机期间，主战派首领、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 1852—1925）敦促对塞尔维亚开战。1913年1月到1914年1月期间，他不下25次催促用兵。早在1907年，他就公开表示，塞尔维亚“不断滋生企图分裂南部斯拉夫地区的愿望和阴谋”。现在他的机会来了。刺客显然并非完全孤立无援，奥地利人不无理由地怀疑，他们与阿皮斯上校和“黑手会”有瓜葛。此前几年，阿皮斯和“黑手会”在塞尔维亚军队、警察和情报机构中扩大了自己的势力。阿皮斯招募了少量波斯尼亚塞族青年，其中有些人和普林齐普一样，靠塞尔维亚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到贝尔格莱德求学。他们把暗杀作为政治手段既无新意，也无奇异之处。大公访问萨拉热窝的消息公布后，普林齐普及其同伙自然而然觉得，暗杀是表示抗议的不二选择。阿皮斯上校似乎认可了这一计划，虽然他并不代表塞尔维亚政府。塞尔维亚对暗杀企图亦有察觉，甚至私下建议大公取消这次访问。

维也纳政府决定，为了惩罚塞尔维亚人，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必须采取行动。鉴于此前几年欧洲各地刺杀之风盛行，刺杀重演的可能性极大。维也纳政府咄咄逼人的又一原因是，它深知奥匈帝国的大国地位江河日下。出于对自身虚弱的认识，奥匈帝国政府采取行动前征求了德国上层的意见。维也纳方面认为，塞尔维亚应对斐迪南遇刺事件负责，放言必须“消除作为巴尔干半岛一个大国的塞尔维亚的威胁”。塞尔维亚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的行为显示，它会“不择手段”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损害包括哈布斯堡王朝在内的各方利益。德皇威廉二世、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和德意志帝国统治阶层其他成员中断休假，在1914年7月6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致同意无条件支持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采取的任何行动，这就是著名的“空白支票”。倘若没有这张支票，维也纳政府或许会在惩罚塞尔维亚人的问题上三思而后行。与会者中似乎没有一人想过，如果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人动手，俄国人肯定会卷入。俄军当时还没有做好准备，沙皇肯定会等待军队备战完毕后再介入，而定于1917年完成的军队改编和扩军结束之前，俄军不可能完成备战。俄国在此前的巴尔干危机中退缩过，它会因忌惮德国而再次却步，沙皇尼古拉二世不会容忍弑君行为。这就是“空白支票”背后的考虑。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德国人想借这次危机对俄国人开战，更不要说对英国人开战了，尽管后来的史学家多持此观点。

斐迪南遇刺之初，国际舆论普遍同情奥地利人。尽管有德国撑腰，但奥地利政府决定暂缓行动。当时，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 1860—1934）正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奥地利想等他安全归国后再动手。再者，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之间就采取何种政策达成一致也需要时间。这一决定带来致命后果。直到1914年7月23日，斐迪南遇刺近一个月后，奥匈帝国才对塞尔维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不仅要求惩罚刺客，还要惩罚据它称怂恿刺客的人。延迟行动不可避免引起人们猜疑，而倘若6月底马上采取行动，很可能会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事情过去一个月后，谋杀带来的震惊已经消失，国际社会对奥地利人的同情随之降温，最后通牒因此显得不是出自真心。实际上它也确实不是出自真心。奥匈帝国政府并不是以最后通牒方式认真提出一系列条件，而是把最后通牒作为开战借口。危机之初，维也纳已经决定诉诸战争。

塞尔维亚接到最后通牒后大为震惊，它原以为德国会约束奥地利。塞尔维亚总理尼古拉·帕希奇征求俄国人的意见，他告诉俄国，如果俄国建议接受通牒，塞尔维亚会照办。俄国让塞尔维亚人不要退让。当时塞尔维亚国内正举行选举。如同大多数政客一样，帕希奇不愿对奥地利人一味迁就。斐迪南遇刺后的几周内，塞尔维亚政府并没有积极调查此案，把肇事者及支持者绳之以法。塞尔维亚政府坚持，必须等奥地利人提供证据后，它才能采取行动。不过，塞尔维亚政府的确同意取缔“黑手会”组织，压制攻击奥匈帝国的出版物和言论，从学校教科书中删除抨击奥匈帝国的内容，开除有反奥匈帝国行为的军官。虽然塞尔维亚政府推三阻四，提出种种条件，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最后通牒的大部分内容。不过，它坚决拒绝了第六条，即奥匈帝国官员参与对刺杀案的调查。塞尔维亚政府称，这一条有违它的宪法，其实它是怀疑这样做会导致外国接管塞尔维亚的执法机构。奥匈帝国政府旋即宣布最后通牒遭到拒绝，没有再给谈判任何机会。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24小时内，奥匈帝国的炮弹就落到了贝尔格莱德。

在那之前，英国政府并没有把这场国际危机太当回事。当时它正忙于应对各地的罢工和争取妇女选举权成员的过激行为，外加日益逼近的北爱尔兰新教徒武装起义的威胁。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竭力把冲突限制在地区范围内，敦促德国、法国和俄国约束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德国人因此认为，倘若冲突扩大，英国会保持中立。格雷竭力维护他本人建立的“三国协约”的团结一致，私下向法国人和俄国人保证，危急关头英国会站在他们一边。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前，英国舆论大多同情奥地利，指责塞尔维亚人应为暗杀事件负责，要求逮捕肇事者。英国报界普遍认为，卷入这场意义不大的争端将是荒谬的。《每日新闻报》在题为《为什么我们不能打仗》的头版文章中称，德国和英国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德国战败会导致俄国称霸欧洲。记者兼议会议员、后来的超级爱国者霍雷肖·博顿利（Horatio Bottomley, 1860—1933）称，必须荡平塞尔维亚。只有《泰晤士报》一家报纸支持英国介入。直到1914年7月24日，忙于处理北爱尔兰问题的首相阿斯奎斯依然认为，英国不会卷入其中。然而，格雷试图说服内阁介入危机，明确表态支持法国，希望这会遏制德国。7月27日，他的努力被内阁拒绝。格雷提议由四个大国出面调停，但拒绝了霍尔韦格的提议：如果英国同意继续保持中立，德国将不再吞并法国土地。危机已近白热化，英国的立场仍不明朗。

德皇威廉二世常被人视为主战派，其实他在战与和问题上如同在大部分问题上一样摇摆不定。7月6日，他致函弗朗茨·约瑟夫：“一周之内，局势会因塞尔维亚退缩而明朗。”最后通牒尚未发出，他就预料到了结果。7月13日，毛奇表示，奥地利应立即对塞尔维亚发动打击，速战速决后“马上缔结和平”。然而，奥地利没有立即动手，难怪德皇和霍尔韦格倍感失望。德国领导人依然认为，法国和俄国远没有做好准备，因此不会介入，战争不会扩大。7月21日，霍尔韦格通知德国驻外使节：“我们急切希望把冲突限制在当地。”7月27日，德皇获知塞尔维亚对最后通牒做出的答复后说：“没有任何必要开战了。”显然，他认为最后通牒是一份货真价实的外交文书，而不是开战借口。柏林的高级官员观点不一，文官力主谨慎行事，军方领导人敦促继续无条件支持奥地利。危机期间，赫岑多夫同时收到柏林高层发来的两份内容相互矛盾的电文，他不禁问：“柏林到底谁说了算？”他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因为柏林领导层内依然没有共识。

军事谋划在这场危机中起了关键作用。毛奇丝毫没有改动他的前任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 1833—1913）制订的作战计划。德国统一战争的功臣老毛奇当年认为，一旦欧洲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德国应避难就易，在西线取守势，先打垮俄国。老毛奇的继任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 1832—1904）持同样观点。19世纪90年代俄国防御工事的改善、俄国疆土的广袤和俄军的不断扩充给施利芬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他修改了作战计划。德国将派一支劲旅入侵比利时，绕过巴黎，从背后把法德边界一带的法军封堵在他们据守的要塞里。如此一来，一俟对俄开战，德国将首先进攻法国。战后有人认为，当初根本不可能改变部队动员方案，把德军主力从西线调到东线对付俄国人。1914年主管铁路运输的德国将军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 1867—1939）闻知后愤怒不已，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里面地图、计划和时间表一应俱全，证明他若接到命令的话，不需3天即可做到。他没有接到命令。至于俄国人，他们的军事计划中不含任何与奥匈帝国单独发生冲突的内容，动员计划基于与奥匈帝国和德国同时作战的构想。不仅如此，调动部队去前线的头一阶段的局部动员非常全面，俄国以外没有几个人能分清局部动员与总动员之间的区别。此外，局部动员计划中所含的部队调动会妨碍总动员，从而为尽快把局部动员改为总动员提供了理由。

俄国报界舆论普遍同情塞尔维亚。这很自然，两国同属泛斯拉夫民族，都信奉东正教。圣彼得堡几乎没人认为塞尔维亚政府与刺杀事件有关。据此观点，奥地利没有理由采取任何反制措施，最后通牒是侵略行径，恰如1908年奥匈吞并波斯尼亚之举。俄国政府认为，德国在“纵容”奥地利。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后，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Sergei Dmitrievich Sazonov, 1860—1927）马上对报界发表声明，称如果“我们的骨肉兄弟塞尔维亚人民的尊严和统一受到威胁”，俄国不会“袖手旁观”。他告诉奥地利大使：“你们正在欧洲纵火。”危机高峰时出访俄国的法国政府代表团最关心的是面对奥地利的挑衅巩固法俄同盟，法国敦促俄国坚定支持塞尔维亚。嫁给尼古拉二世身边两位大公的两位黑山公主还在一次正式晚宴上对法国人说：“要打仗了……奥地利会输个精光……你们将收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我们两国军队将在柏林会师……德国将被摧毁。”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方案事先泄露给了俄法两国。1914年7月23日，俄法两国政府正式决定协助塞尔维亚抵御奥地利的威胁。

同一天，奥地利发出了最后通牒。7月24—25日，俄国内阁开了两天会后得出结论，德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断挑衅，这一次把奥地利人作为自己的工具。7月26日，俄国政府启动了“军队前期动员计划”，7月29日，又宣布进行局部动员。这是俄国支持塞尔维亚的明确信号。如果说此前塞尔维亚还有可能退缩的话，现在它已无路可退。萨佐诺夫从一开始就无条件支持塞尔维亚人，7月23日以后，他知道他这样做得到了法国的支持。法国则面对参战支持俄国入侵巴尔干的前景。两国政府依然存一线希望，指望英国明确表态支持它们和塞尔维亚采取的行动后，德国会就此止步，约束奥地利。然而，英国内阁中有几位观点近乎和平主义的自由派人士，因此英国不同意公开声明支持法俄。很多人认为，联合王国的帝国利益高于一切，而巴尔干半岛争端不涉及王国的重大利益。内阁3/4阁员反对参战，除非英国自身受到攻击。众多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依然认为，对英国全球利益的最大威胁来自法国和俄国，而不是德国。1912年，外交部低级官员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 1886—1968）指出：“不友好的法国和俄国对英国的危害远甚于不友好的德国。德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诸多麻烦，但无力威胁我国的重大利益。”1914年7月25日，艾尔·克劳爵士写道：“如果战争到来，而英国置身事外，肯定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一是德国和奥地利获胜。法国被打垮，俄国灰头土脸，一个没有朋友的英国会是什么处境？二是法国和俄国获胜。它们会如何对待英国？印度和地中海呢？”左右英国政策的仍然是对帝国的考虑，而不是对欧洲的考虑。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国内最大的政治运动，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超过任何其他政党。随着危机日益加深，该党的态度是德意志宰相霍尔韦格最关心的问题。一旦战争爆发，他必须获得议会的一致支持，一是需要议会投票赞成拨款，二是造成公众普遍拥护的印象，从而使军事行动合法化。和社会党国际中的其他政党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正式承诺，一旦战争爆发，就宣布总罢工。1914年7月27—28日，社会民主党在德国主要城市举行大规模和平示威，示威者多达75万人。在比勒费尔德，社会党人编辑卡尔·泽韦林（Carl Severing, 1875—1952）警告7 000名示威者，一旦战争爆发，数百万工人将被领到屠宰场。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呼吁举行总罢工，并于8月9日召开第二国际会议。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团结一致似乎就要实现。然而，7月31日，饶勒斯和友人在位于蒙马特区的“克鲁瓦桑”餐馆吃饭时，法国民族主义青年拉乌尔·维兰（Raoul Villain, 1885—1936）走到餐馆敞开的窗户旁，拔出左轮手枪对饶勒斯头部连开两枪（刺客后来被陪审团宣判无罪。陪审团成员坚信，战争是必要的）。饶勒斯遇害使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一团混乱。7月29日俄国开始局部动员后，德国领导人惊慌失措。此前德皇正式宣布进入“临战状态”，现在他又撤销了这道命令。饶勒斯遇刺时，德军仍未接到动员令。

德国威胁俄国，如果它不撤回军队动员令，德国将动员本国军队。作为回应，1914年7月31日，俄国宣布总动员。德国推迟动员使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相信，俄国才是侵略者。在社会民主党人眼中，俄国是一个落后的未开化国家，处于一个残酷、蒙昧、排斥犹太人的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俄国如果获胜，就会摧毁各地的社会主义运动。自由派青年军官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 1897—1918）在8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是在为反对野蛮的俄国、捍卫德国文化遗产、保护德国妇女和儿童而战。”反战示威销声匿迹。几天之内，帝国议会里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致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贝特曼·霍尔韦格也说服了德军高级将领，必须正式对俄国宣战，“否则我无法让社会党人支持我”。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启动了“施利芬计划”。现在轮到德国发最后通牒了，这回是针对比利时，警告它不得抵抗德国入侵。德国的最后通牒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比利时别无选择，只有拒绝德国，德国于是输了理，给英国介入提供了理由。阿斯奎斯和格雷现在得以争取到内阁的支持。只有两位大臣挂冠而去。1914年8月4日，英国正式宣布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欧洲各国的大使前往派驻国外交部与东道国辞别，很多大使眼中噙着泪水。国际外交上的摇摆不定和支吾搪塞结束了。欧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战争爆发前发生的一连串复杂事件中，值得注意的是，卷入其中的几乎没人考虑过妥协。不无讽刺意义的是，最初对开启战端最犹豫不决的两个国家是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奥匈帝国领导人请求德国给予支持，塞尔维亚领导人向俄国提出同样请求。在整个危机期间，起决定作用的很可能是德国给了奥地利一张“空白支票”，让它随心所欲处置塞尔维亚。假如德国和俄国各自认真约束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会不会阻止这两个国家动武？我们无从得知。从当时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民众群情激昂的情况看，这种可能性不大。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土崩瓦解的潜在后果之严重，远远超过一年前的局势。一年前，英国的介入防止了巴尔干战争升级为一场欧洲全面战争。很多人，包括维也纳的有些人认为，奥斯曼帝国之后就是哈布斯堡帝国。从一开始，奥地利人就铁心动武，塞尔维亚人决心抵抗。德国、俄国和法国政府从未认真考虑过调解，三国坚守立场，因为惧怕给它们在欧洲的声望和权力造成损失。没有哪一方提出过任何认真建议。最有条件进行干预的大国是英国，如同一年前它对巴尔干战争的干预。然而，英国对危机一直不够重视，等到认真对待时为时已晚。灵活、狡诈，精心把战争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这是上一代政治家的特征，即俾斯麦和加富尔那一代人。1914年时，他们已被新一代领导人取代。新的领导人从四分之一世纪的帝国主义吞并、战争和征服中学到，实力最重要。敌方的人民属于劣等民族，打败他们轻而易举。军事领导人的好战，加之各国的男性都热衷表现决斗所需的冷静和勇气，这一切导致各国领导人的态度趋于僵硬。

做出以上重大决定的政治家并没有被民众的狂热浪潮推入冲突。直到1914年8月的第二周，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呼吁的反战示威在英国部分地区依然接连不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7月末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随后，德国主要大城市的中心广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支持战争的示威。几天后，右翼爱国团体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广场也举行了支持战争的集会。参加者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当年拍摄的照片中，平顶草帽一片汪洋即可证明这一点。在所有支持战争的集会上，如潮人群中几乎看不见一顶布帽子，看不到一个身穿工装的人。首批志愿上战场的人满面笑容，兴高采烈乘火车奔赴前线。相机拍摄下了这一情景。他们是欧洲中产阶级的年轻一代。继他们之后，大批部队源源不断开往前线。大多数人上战场是因为他们确信祖国遭到侵略，帝国本土受到威胁，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可能被残酷无情的敌人毁灭。也有不少人打仗是出于不得已，或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出路。

余下的几天和平日子里，伪装成工人的警察出没于汉堡各家酒馆和酒吧，听社会民主党基层党员之间的争论。1914年7月29日，一个工人问：“奥地利皇储被刺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为这件事我们必须付出生命？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另一个工人说：“我已经结婚，还有孩子，但祖国危难之时，国家会抚养我的家人。我告诉你，是死在工作岗位上还是为国捐躯，对我都一样。你最终也会和我一样想。”还有一人抱怨说：“那些爱国者随意阻塞街道，警察对他们造成的交通拥挤不闻不问。当局警告我们不得参加示威活动，可他们想干什么都可以，不就是因为他们赞成打仗，高唱《坚守莱茵河》（一首德国爱国歌曲）吗？”当时欧洲依然以农业型社会为主，绝大多数欧洲人对这场战争似懂非懂，感觉战争距离他们很遥远。各地农民担心收割会受到影响。法国东南部的一个村子鸣警钟告诉村民战争爆发的消息后，全村“惊恐不安”，村民不分男女老幼，相拥而泣。据一名英国旅行家记载，俄国一个哥萨克人村落的反应同样茫然。男人为本民族的尚武传统感到自豪，渴望打仗，但新闻只报道了战争爆发，没提与哪国打仗。有人认为是中国，有人说是英国，没人想到会是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束了欧洲人长达一个世纪的世界霸权。自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并非毫无征兆，也不是猝然而至。早在1914年以前，美国就开始在经济上赶超英国和德国。在帝国殖民地，尤其是印度，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运动已暗潮涌动，不出几十年就会开花结果。1914年的宣战开启了一场超过4年的大规模全球冲突，给欧洲带来毁灭，摧毁了大半个世纪支撑欧洲人的睥睨全球的自信，加速并强化了世界其他地区对欧洲霸权提出的挑战。持续4年多的战争重创了欧洲经济。大规模通货膨胀、经济大萧条和又一场长期战争随之而来。此后欧洲经济连续40多年一蹶不振，进一步削弱并最终摧毁了欧洲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国登上世界舞台，改变了两场世界大战的力量对比，使之决定性地倒向盟国一边。1945年时，美国已成为超级大国，美国文化风靡全球。冲突开始后4年多，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几个庞大帝国灰飞烟灭。此后不久，奥斯曼帝国于1922年解体。俄国沙皇及其家人死于革命者之手。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皇帝分别流亡荷兰和马德拉群岛，后面跟了一群德意志亲王，19世纪时，这些亲王旺盛的繁殖力在欧洲外交中起了重要作用。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Mehmed VI, 1861—1926）去国移居意大利海边，在那里了却残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缓慢而不均衡的民主进程发生逆转。种种新政治运动，尤其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登台亮相，企图使用极端暴力手段推行极端政策，对社会进行暴风骤雨式的改造。恐怖、处决、屠杀、酷刑和集中营成为“一战”后岁月的特征。此后没过多久，发生了种族灭绝，其规模之大令巴尔干两次战争期间的种族暴力和19世纪90年代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相形见绌。欧洲众多名城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大量胜地毁于一旦。数百万人将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回死难者既有士兵，又有平民。一些有眼光的欧洲政治家已经预感到，1914年的宣战将造成巨大震荡，但没有想到欧洲即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914年8月3日黄昏时分，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外交部自己的办公室里伫立窗边，俯瞰下面的商场，转身对前来拜访他的友人说：“欧洲各地的灯火正在一盏盏熄灭。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它们再次点亮的时候了。”

推荐阅读

通史

Bayly, Christopher.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Oxford, 2004)

Berger, Stefan (ed.). A Compan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1789—1914 (Oxford, 2009)

Blanning, Timothy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Oxford, 1996)

Davies, Norman. Europe: A History (2nd ed., London, 1997)

Gildea, Robert. Barricades and Borders: Europe 1800—1914 (Oxford, 1987)

Hobsbawm, Eric.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London, 1963);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London, 1975);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London, 1987)

Merriman, John. A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96)

Osterhammel, Jürg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2014)

Seigel, Jerrold. Modernity and Bourgeois Life: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since 1750 (Cambridge, 2012)

Sperber, Jonathan. Revolutionary Europe 1780—1850 (Harlow, 2000); Europe 1850—1915: Progress, Participation and Apprehension (London, 2008)

国别史

巴尔干地区

Clogg, Richard. A Concise History of Greece (Cambridge, 2002)

Crampton, Richard J. Bulgaria (Oxford, 2007)

Glenny, Misha. The Balkans 1804—1999: Nationalism, War and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1999)

Hupchick, Dennis. The Balkans: From Constantinople to Communism (New York, 2002)

Hutchins, Keith. Rumania 1866—1947 (Oxford, 1994)

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lkan National States 1804—1920 (Seattle, 1986)

Mazower, Mark. The Balkans (London, 2000)

Palmer, Ala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1992)

Quataert, Donald.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 (Cambridge,2005)

不列颠

Devine, Thomas. The Scottish Nation: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2012)

Foster, Robert Fitzroy. Modern Ireland 1600—1972 (London, 1988)

Morgan, Kenneth O. Rebirth of a Nation: A History of Modern Wales 1880—1980 (Oxford, 1987)

The Longman History of England

Briggs, Asa. 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 (London, 1999)

Read, Donald. The Age of Urban Democracy: England 1868—1914 (London, 1994)

The New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Hilton, Boyd. A Mad, Bad, and Dangerous People? England 1783—1846 (Oxford, 2006)

Hoppen, K. Theodore. The Mid-Victorian Generation 1846—1886 (Oxford, 1998)

Searle, Geoffrey. A New England? Peace and War 1886—1918 (Oxford, 2004)

法国

Gildea, Robert. 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 The French 1799—1914 (London, 2008)

Tombs, Robert. France 1814—1914 (Harlow, 1996)

Zeldin, Theodore. France 1848—1945: Ambition, Love and Politics (Oxford, 1973); Intellect, Taste and Anxiety (Oxford, 197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Jardin, André, and Tudesq, André-Jean. Restoration and Reaction 1815—1848 (Cambridge, 1984)

Agulhon, Maurice.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 1848—1853 (Cambridge, 1983)

Plessis, Ala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cond Empire 1852—1871 (Cambridge, 1988)

Mayeur, Jean-Marie, and Rébérioux, Madeleine. The Third Republic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Great War 1871—1914 (Cambridge, 1984)

德国

Blackbourn, David. Germany 1780—1914: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Fontana History of Germany, London, 1997)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London, 2006)

Nipperdey, Thomas. Germany from Napoleon to Bismarck 1800—1866 (Dublin, 1996)

Sheehan, James J. German History 1770—1866 (Oxford, 1989)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Germany

Sperber, Jonathan (ed.). Germany 1800—1871 (Oxford, 2004)

Retallack, James (ed.).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8 (Oxford, 2008)

哈布斯堡帝国

Macartney, Carlile A.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1968)

Okey, Rob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c.1765—1918: From Enlightenment to Eclipse (London, 2001)

Sked, Ala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815—1918 (London, 1989)

Taylor, Alan J. P.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15—1918 (London, 1941)

伊比利亚半岛

Birmingham, David. A Concise History of Portugal (Cambridge, 1993)

Carr, Raymond. Spain 1808—1939 (Oxford, 1966)

Shubert, Adrian. A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Spain (London, 1990)

意大利

Clark, Martin. Modern Italy 1871 to the Present (London, 2008)

Duggan, Christopher. The Force of Destiny: A History of Italy since 1796 (London, 2007)

Mack Smith, Denis (ed.). The Making of Italy 1796—1870 (New York, 1968); Modern Italy: A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1997)

Woolf, Stuart. A History of Italy 1700—1860: The Social Constraints of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1979)

低地国家

Kossmann, Ernst. The Low Countries, 1780—1940 (Oxford, 1978)

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

Derry, Thomas K. The History of Scandinavia (Minneapolis, 1979); A History of Modern Norway 1814—1972 (Oxford, 1973)

Jespersen, Knud. A History of Denmark (London, 2011)

Kent, Neil. A Concise History of Sweden (Cambridge, 2011)

Kirby, David. A Concise History of Finland (Cambridge, 2006); The Baltic World 1772—1993: Europe’s Periphery in an Age of Change (London, 1995)

Plakans, Andrejs.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Baltic States (Cambridge, 2011)

Tomasson, Richard F. Iceland: The First New Society (Reykjavik, 1980)

波兰

Davies, Norman.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2 vols, Oxford, 2005)

Frankel, Henryk. Pol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1772—1939 (London, 1946)

Prazmowska, Anita J. A History of Poland (2nd ed., Basingstoke, 2011)

Wandycz, Piotr S. The Lands of Partitioned Poland, 1759—1918 (Seattle, 1974)

俄国

Dixon, Simon. The Modernisation of Russia 1676—1825 (Cambridge, 1999)

Hosking, Geoffrey.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1552—1917 (London, 1997)

Rogger, Hans. 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sation and Revolution 1881—1917 (London, 1983)

Saunders, David. Russia in the Age of Reaction and Reform 1801—1881 (London, 1992)

Seton-Watson, Hugh.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Oxford, 1967)

Westwood, John N. Endurance and Endeavor: Russian History 1812—2001 (Oxford, 2003)

瑞士

Church, Clive H., and Head, Randolph C. A Concis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Cambridge, 2013)

Craig, Gordon A. The Triumph of Liberalism: Zurich in the Golden Age 1830—1869 (New York, 1988)

战争与和平

Bley, Helmut. South-West Africa under German Rule 1894—1914 (London, 1971)

Brewer, David.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from Ottoman Oppression (London, 2011)

Clark, Christopher.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 2012)

Darwin, John. After Tamerlane: 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 since 1405 (London, 2007); Unfinished Empire: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Britain (London, 2012)

Fieldhouse, David.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6)

Figes, Orlando. The Crimean War: A History (London, 2010)

Hochschild, Adam. 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 (London, 1998)

Kennedy, Paul 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London, 1988)

Lehning, James R. European Colonialism since 1700 (Cambridge, 2013)

MacMillan, Margaret.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How Europe Abandoned Peace for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2013)

Otte, Thomas G. July Crisis: The World’s Descent into War, Summer 1914 (Cambridge, 2014)

Quinn, Frederick. The French Overseas Empire (Westport, CT, 2001)

Schroeder, Paul W.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994)

Sluglett, Peter, and Yavuz, M. Hakan (eds), War and Diplomacy: The Russo-Turkish War of 1877—1878 and the Treaty of Berlin (Salt Lake City, 2012)

Taylor, Alan J. P.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4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954)

Wawro, Geoffrey. The Austro-Prussian War: Austria’s War with Prussia and Italy in 1866 (Cambridge, 1996); The Franco-Prussian War: The German Conquest of France in 1870—71(Cambridge, 2003)

传记

Hubertine Auclert, the French Suffragette by Steven C. Hause (London, 1987)

Belzoni: The Giant Archaeologists Love to Hate by Ivor Noël Hume (Charlottesville, VA, 2011)

Bismarck: A Life by Jonathan Steinberg (Oxford, 2011)

Johannes Brahms: Life and Letters by Styra Avins (Oxford, 1997)

The Feminism and Socialism of Lily Braun by Alfred G. Meyer (Bloomington, IN, 1985)

The Education of a Self-Made Woman: Fredrika Bremer, 1801—65 by Brita K. Stendhal (Lewiston, NY, 1994)

Cavour by Denis Mack Smith (London, 1985)

Francesco Crispi: From Nation to Nationalism by Christopher Duggan (Oxford, 2002)

Marie Curie and the Science of Radioactivity by Naomi Pasachoff (Oxford, 1996)

Charles Darwin by Adrian Desmond, James Moore and Janet Browne (Oxford, 2007)

Charles Dickens by Michael Slater (London, 2009)

Disraeli by Robert Blake (London, 1966)

Bertie: A Life of Edward VII by Jane Ridley (London, 2012)

The Frock-Coated Communist: The Revolutionary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by Tristram Hunt (London, 2009)

Francis Joseph by Stephen Beller (London, 1996)

Frederick William IV and the Prussian Monarchy, 1840—1861 by David Barclay (Oxford, 1995)

Garibaldi: Invention of a Hero by Lucy Riall (London, 2007)

The German Worker: Working-Class Autobiographies from the 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edited by Alfred Kelly (London, 1987)

Gladstone by Roy Jenkins (London, 1995)

Emile Guillaumin: The Life of a Simple Man, translated by M. Crosland (London, 1983)

Henrik Ibsen: A New Biography by Robert Ferguson (New York, 2001)

A Radical Worker in Tsarist Russia: The Autobiography of Semen Ivanovich Kanatchikov,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eginald E. Zelnik (Stanford, 1986)

Rosa Luxemburg by John P. Nettl (2 vols, Oxford, 1966)

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by Jonathan Sperber (New York, 2013)

The Unknown Matisse: A Life of Henri Matisse 1869—1908 by Hilary Spurling (London, 1998); Matisse the Master: The Conquest of Colour, 1909—1954 by Hilary Spurling (London, 2005)

Mazzini by Denis Mack Smith (London, 1994)

John Stuart Mill: Victorian Firebrand by Richard Reeves (London, 2007)

Claude Monet: Life and Art by Paul H. Tucker (London, 1995)

Napoleon III by James McMillan (London, 1991)

Nicholas II: 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 by Dominic Lieven (London, 1992)

Florence Nightingale: The Woman and Her Legend by Mark Bostridge (London, 1998)

Palmerston: A Biography by David Brown (London, 2010)

The Pankhursts by Martin Pugh (London, 2001)

A Life of Picasso by John Richardson (vols 1—2, New York, 1991 and 1996)

A Life under Russian Serfdom. The Memoirs of Savva Dmitrievich Purlevskii, 1800—1868,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Boris B. Gorshkov (Budapest, 2005)

Radetzky: Imperial Victor and Military Genius by Alan Sked (London, 2011)

Salisbury: Victorian Titan by Andrew Roberts (London, 1999)

Clara Schumann: The Artist and the Woman by Nancy B. Reich (Ithaca, NY, 2001)

Bernard Shaw by Michael Holroyd (London, 1998)

The Feminism of Flora Tristan by Máire Cross and Tim Gray (Oxford, 1992)

The London Journal of Flora Trista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ean Hawkes (London, 1992)

Queen Victoria: First Media Monarch by John Plunkett (Oxford, 2003)

Richard Wagner: His Life, His Work, His Century by Martin Gregor-Dellin (New York, 1983)

Jakob Walter: The Diary of a Napoleonic Footsoldier, edited by Marc Raeff (New York, 1991)

Kaiser Wilhelm II by Christopher Clark (London, 2000)

Windthorst: A Political Biography by Margaret L. Anderson (Oxford, 1981)

Vera Zasulich: A Biography by Jay Bergman (Stanford, 1983)

Clara Zetkin: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Philip S. Foner and Angela Y. Davis (New York, 1984)

Zur Mühlen, Hermynia. 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 transl. and ed. Lionel Gossman (Cambridge, 2010)

政治

Anderson, Margaret L. Practicing Democracy: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Imperial Germany (Princeton, 2000)

Brock, Michael. The Great Reform Act (London, 1973)

Eley, Geoff.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after Bismarck (London, 1980)

Elwitt, Sanfor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Republic: Clas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68—1884 (Baton Rouge, LA, 1975); The Third Republic Defended: Bourgeois Reform in France 1880—1914 (Baton Rouge, LA, 1986)

Figes, Orlando.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1996)

Hobsbawm, Eric.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1990)

Joll, James. The Anarchists (London, 1964)

Lichtheim, George. A Short History of Socialism (London, 1970)

Mosse, Werner E. Alexander II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Russia (London, 1958)

Offen, Karen M. European Feminisms 1700—1950: A Political History (Stanford, 2000)

Price, Roger. The French Second Empire: An Anatomy of Political Power (Cambridge, 2001); People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48—1870 (Cambridge, 2004)

Pulzer, Peter G. J.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New York, 1964)

Rapport, Mike. 1848: Year of Revolution (London, 2009)

Riall, Lucy. The Italian Risorgimento: State, Society and National Unification (London, 1994)

Schorske, Carl 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 (Cambridge, MA, 1955)

Sperber, Jonathan.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1848—51 (Cambridge, 2011)

Stites, Richard. The Four Horsemen: Riding to Liberty in Post-Napoleonic Europe (New York, 2014);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Princeton, 1978)

Venturi, Franco.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London, 1960)

Vincent, John. The Formation of the Liberal Party 1857—68 (London, 1966)

经济与社会

Berend, Iva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Diversity and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2013)

Blum, Jerome. The End of the Old Order in Rural Europe (Princeton, 1978)

Brooks, Jeffrey. When Russia Learned to Read: Literac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1861— 1917 (Princeton, 1985)

Crowley, John et al. (eds). Atlas of the Great Irish Famine (Cork, 2012)

Engel, Barbara Alpern. Between the Fields and the City: Women, Work, and Family in Russia 1861—1914 (Cambridge, 1994)

Erickson, Charlotte (ed.). Emigration from Europe 1815—1914: Select Documents (London, 1976)

Evans, Richard J. 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40—1910 (Oxford, 1987)

Foster, John.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Three English Towns (London, 1974)

Frank, Stephen. Cultural Conflict and Justice in Rural Russia 1856—1914 (London, 1999)

Gay, Peter.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5 vols, Oxford, 1984—98)

Glickman, Rose L. Russian Factory Women: Workplace and Society 1880—1914 (London, 1984)

Henze, Charlotte. Disease, Health Care and Government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Life and Death on the Volga 1823—1914 (London, 2011)

Hobsbawm, Eric. Bandits (London, 1969); Captain Swing (with George Rudé, London, 1969)

Hunt, Tristram. Building the New Jerusale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Victorian City (London, 2004)

Landes, David 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1969)

Lukacs, John. Budapest 1900: A Historical Portrait of a City and its Culture (London, 1988)

McKean, Robert B. 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Workers and Revolutionaries, June 1907—February 1917 (London, 1990)

McReynolds, Louise. Russia at Play: Leisure Activities at the End of the Tsarist Era (Ithaca, NY, 2003)

Parthasarathi, Prasanna. Why Europe Grew Rich and Asia Did Not: Global Economic Divergence 1600—1850 (London, 2011)

Perrot, Michelle. Workers on Strike: France 1871—1890 (Leamington Spa, 1987)

Pollard, Sidney. Peaceful Conques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urope 1760—1970 (Oxford, 1981)

Porter, Roy.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97)

Scholliers, Peter. Wages, Manufacturers and Worker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Factory: The Voortman Cotton Mill in Ghent (Oxford, 1996)

Snowden, Frank. Naples in the Time of Cholera 1884—1911 (London, 1995)

Stern, Fritz. 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hro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London, 1977)

Weber, Eugen.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London, 1979)

White, Jerry. Lond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uman Awful Wonder of God’ (London, 2007)

Wohl, Anthony S. Endangered Lives: 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1983)

Wolmar, Christian. Blood, Iron and Gold: How the Railways Transformed the World (London, 2009)

Wood, Gillian D’Arcy. Tambora: The Erup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rinceton, 2013)

Zelnik, Reginald E. Labor and Society in Tsarist Russia: The Factory Workers of St. Petersburg 1855—1870 (Stanford, 1971)

自然、文化、性别、宗教

Abrams, Lynn. The Making of Modern Woman: Europe 1789—1918 (London, 2002)

Anderson, Harriet. Utopian Feminism: Women’s Movements in Fin-de-Siecle Vienna (London, 1992)

Blackbourn, David. Marpingen: Apparitions of the Virgin Mary in Bismarckian Germany (Oxford, 1993); The Conquest of Nature: Water, Landscap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ermany (London, 2006)

Blanning, Tim. The Romantic Revolution (London, 2010)

Bracewell, Wendy. Orientations: An Anthology of Eastern European Travel Writing Ca. 1500—2000 (Budapest, 2009)

Burrow, John W. The Crisis of Reason: European Thought 1848—1914 (London, 2000)

Clark, Christopher, and Kaiser, Wolfram (eds). Culture Wars: Secular-Catholic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2003)

Corbin, Alain. Women for Hire: Prostitution and Sexuality in France after 1850 (London, 1990)

Corton, Christine L. London Fog: The Biography (London, 2015)

Cunningham, Hugh. Leisur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1780—1880 (London, 1980)

Dixon, Thomas. Weeping Britannia: Portrait of a Nation in Tears (London, 2015)

Evans, Richard J. 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Oxford, 1996)

Facos, Michelle, and Hirsh, Sharon (eds). Art,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Fin-de-Siecle Europe (Cambridge, 2003)

Figes, Orlando.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 2002)

Finnane, Mark. Insanity and the Insane in Post-Famine Ireland (London, 1981)

Frevert, Ute. Men of Honour: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Duel (Cambridge, 1995)

Harris, Ruth. Lourdes: Body and Spirit in the Secular Age (London, 1999)

Kern, Stephe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Cambridge, MA, 1983)

Lidtke, Vernon L.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r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85)

Lindenmeyr, Adele. Poverty Is Not a Vice: Charity,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Imperial Russia (Princeton, 1996)

Malcolmson, Robert W.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Cambridge, 1973)

McCulloch, Diarmaid.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First Three Thousand Years (London, 2009)

McLeod, Hugh, and Ustorf, Werner (eds). The Decline of Christendom in Western Europe 1750—2000 (Cambridge, 2003)

McManners, John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xford, 1990)

Ogle, Vanessa.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1750—1950 (London, 2015)

Sassoon, Donald. The Culture of the Europeans: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London, 2006)

Schorske, Carl E. Fin-de-Sie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London, 1980)

Shubert, Adrian. Death and Money in the Afternoon: A History of Spanish Bullfighting (New York, 1999)

Swenson, Astrid. The Rise of Heritage: Preserving the Past in France, Germany and England 1789—1914 (Cambridge, 2013)

Taruskin, Richard. Music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2009)

Vital, David. A People Apart: The Jews of Europe 1789—1939 (Oxford, 1999)

Vyleta, Daniel M. Crime, Jews and News: Vienna 1895—1914 (Oxford, 2007)

Walkowitz, Judith R. 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 Women, Class,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1980)

1. 《诺里奇附近的风车》（1816），约翰·克罗姆（John Crome, 1768—1821）作（Tate Gallery, London, 2016）。1815年4月，坦博拉火山爆发，喷出的硫黄把天空变成了黄色，1816年更是成为“无夏之年”，造成欧洲各地的饥荒

2. 《君主们的蛋糕》，讽刺维也纳会议的漫画，法国画派，1815年，私人收藏（The Stapleton Collection/Bridgeman Images）。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英国摄政王、那不勒斯国王若阿尚·缪拉在维也纳会议上瓜分欧洲，身旁站着儿子的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剪走了法国。塔列朗伏在桌子底下，紧紧抓着路易十八的勋章

3. 《希俄斯岛的大屠杀》，欧仁·德拉克洛瓦作于1824年，藏于卢浮宫（Lanmas/Alamy）。这一大型画作描绘了奥斯曼军队突破希腊起义者的包围后犯下的暴行。希俄斯岛上可能有多达3万名居民被杀，更多居民被卖为奴隶。此前，希腊起义者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多次屠杀穆斯林土耳其人

4. 《被拖去解体的战舰“勇猛号”》，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作于1838年，藏于英国国家美术馆（Bridgeman Images）。“勇猛号”参加过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是那批木质战舰中最后的几艘之一，它正被一艘蒸汽动力的拖船拖去解体。这象征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和英国海上力量的变化，虽说画面引发了焦虑之情，但英国仍是海上霸主

5. 《大饥荒》，乔治·弗雷德里克·沃茨（1817—1904）作于1850年，藏于沃茨画廊（Trustees of the Watts Gallery/Bridgeman Images）。该画原名《爱尔兰大驱逐》，表现爱尔兰大饥荒中本可避免的人类苦难的画作不多，这是其中一幅。那场饥荒是19世纪最严重的饥荒，它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导致100万名爱尔兰人死亡，19世纪50年代，大量移民从爱尔兰流出

6. 《1861年俄国解放农奴》，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库斯托季耶夫（1878—1927）作于1907年，藏于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美术馆（Bridgeman Images）。画作表现当地官员宣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解放农奴敕令的情景。数世纪以来数百万农民的奴役状态由此解除，这是19世纪欧洲最重要的解放法案

7. 瑞典法伦的露天铜矿，平版画，作于1850年前后（akgimages/ullstein bild）。这座铜矿曾在几个世纪中为欧洲供应了大部分铜，但19世纪中期以后，它的地位就被智利和美国的一些用现代方法开采的铜矿取代了

8. 《从圣彼得堡到沙皇村的第一列火车》，平版画，弗里德里希·冯·马滕斯（1800—1875）作于1837年（Heritage Image Partnership/Alamy）。俄国铁路建设缓慢，铁轨轨距比欧洲大多数地区的宽。这条铁路主要供王公大臣在叶卡捷琳娜宫和其他地方之间往来

9. 《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公社》，版画，F. 贝特作于1838年（Chronicle/Alamy）。“新和谐公社”产生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设想。欧文是富有的英国实业家，他在1825年买下了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和谐镇，希望建立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区。像大多数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美国试办的公社一样，新和谐公社没能维持多久

10. 温迪施格雷茨炮击布拉格，平版画，藏于维也纳博物馆（akg-images）。布拉格城中，捷克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分歧妨碍了反哈布斯堡起义的进展，在奥地利陆军元帅温迪施格雷茨的镇压下，起义者于1848年6月17日投降。中欧的反革命进程由此开启

11. 克尼格雷茨（萨多瓦）战役，版画，作于1866年（Interfoto/Alamy）。赫尔穆特·冯·毛奇统率的普鲁士军队机动灵活，奥地利军队则动作很慢。普鲁士军队突入敌方中央阵地，奥地利军队溃散。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统一之路由此开启

12. 拿破仑三世的军队穿过塞尼山隘口，版画，作于19世纪，藏于米兰复兴博物馆（Copyright © 2016. Photo Scala, Florence）。拿破仑三世的军队走在他伯父拿破仑一世修造的道路上，准备前去支援皮埃蒙特军队，将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北部。1859年6月24日的索尔弗利诺战役之后，意大利统一的脚步就不可阻挡了

13. 《维也纳城的舞会》，威廉·高泽（Wilhelm Gause, 1853—1915）作于1904年，藏于维也纳博物馆（akg-images）。画作描绘了贵族的社交世界。画面中央，反犹的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正与利奥波德大公和其他权贵交谈，这说明卢埃格尔已为哈布斯堡上流社会所接受

14. 《曼彻斯特内史密斯铸造厂的汽锤》，詹姆斯·内史密斯（James Nasmyth, 1808—1890）作于1871年（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詹姆斯·内史密斯是苏格兰发明家，他在曼彻斯特的铸造厂安装了他发明的汽锤。汽锤只需很少的人力，就能将铁加工成机器零件，这是工业革命时代的重要创新

15. 《布达佩斯千禧地铁示意图》，作于1896年，藏于布达佩斯基什采利博物馆（photo: György Klösz）。著名的安德拉什大街地下的地铁站，地铁开通于1896年。这是世界上第二条电气化地铁（伦敦地铁是第一条），每日可运送3.5万人次，是匈牙利首都城市现代化的光荣证据

16. 《移民》，拉法埃洛·甘博吉（Raffaello Gambogi, 1874—1943）作于1894年，藏于里窝那法托里乔瓦尼民间博物馆（De Agostini/Bridgeman Images）。画中的意大利人在里窝那港口上船，准备远赴新西兰，此举是受了移民机构广告宣传的影响。直到19、20世纪之交，意大利才出现了海外移民大潮，在那之后，每年有超过15万人移民海外，多数去了阿根廷或美国

17. 《诺伊堡与松德恩海姆之间莱茵河的水文地质图》，C. F. 穆勒出版社，卡尔斯鲁厄，1822/1825年，藏于卡尔斯鲁厄档案馆（H/Rheinstrom Nr. 72, GLA/Landesarchiv Baden-Württemberg）。图中红色部分是工程师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规划的新河道。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莱茵河的河道改直，变得更有利于航行，河流长度缩短了82千米。这是19世纪的众多河流工程之一

18. 《斗牛》，文森特·加西亚·德·帕雷德斯（Vicente Garcia de Paredes, 1845—1903）作于1892年（De Agostini/Getty Images）。19世纪，斗牛这一观赏性体育项目风靡西班牙各地。当时，猎狐在英国大受欢迎，甚至到了要从欧洲大陆进口成千上万只狐狸幼崽的地步

19. 将跨大西洋电缆运上“大东方号”汽船，《新闻画报》（Die Illustrirte Zeitung）插图（akg-images），1865年3月。跨大西洋海底电缆铺设成功后，全球快速通信成为可能。1884年的华盛顿会议划分了时区，确定了国际日期变更线

20. 塞尔维亚边境，人们为预防霍乱而消毒，《小日报》插图，1911年1月（Mary Evans/Alamy）。1911年，霍乱从中东传到欧洲，强制消毒等卫生措施有效减轻了疫病的危害，降低了欧洲的死亡率。图中的消毒喷雾可能没起太大作用

21. 《处决卡尔·路德维希·桑德》，平版画，J. M. 弗尔茨和A. P. 艾森作于1820年（Copyright © 2016 Scala, Florence / Bildarchiv Preußscher Kulturbesitz, Berlin）。1820年5月20日，卡尔·路德维希·桑德遭到处决，罪名是谋杀支持俄国的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1848年革命之前，欧洲许多国家公开行刑，1848年以后，许多政府惧怕大规模的公众聚会，改为狱内处决

22. 《纪念保加利亚教会脱离普世牧首辖区独立》根据尼古拉·帕夫洛维奇（Nikolai Pavlovich, 1835—1894）画作所作的平版画，1872年，藏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Bridgeman Images）。经过15年的斗争，保加利亚教会于1872年脱离普世牧首辖区独立。19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与普世基督教的冲突越发激烈，保加利亚督主教辖区的建立就是一种表现

23. 《悲惨世界》，广告，朱尔·谢雷（Jules Cheret, 1836—1932）作于1886年，私人收藏（Archives Charmet/Bridgeman Images）。维克多·雨果小说《悲惨世界》1886年版的广告，该小说初版于1862年。当时有许多小说描写19世纪城市工业社会中穷苦人的生活，《悲惨世界》是其中之一

24. 《在绿气球歌厅》，卡其米日·西库尔斯基（Kazimierz Sichulsk, 1879—1942）作于1908年，藏于华沙米茨凯维奇文学博物馆。“绿气球”（Zielony Balonik）是克拉科夫的著名文学歌厅，1905年开张，6年多后在俄国警察的干预下被迫关闭。巴黎、巴塞罗那、柏林等地也有类似场所，它们与现代主义艺术关系密切

25. 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女子闯进巴黎的一个投票站，《小日报》插图，1908年5月（Art Archive/Alamy）。于贝蒂娜·奥克莱尔等法国妇女积极争取妇女选举权，他们在1908年5月闯进一个投票站，掀翻投票箱，抗议妇女被剥夺选举权。挪威和芬兰在1914年以前就已赋予妇女选举权，但法国妇女直到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

26. 《刺杀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胡安·孔巴–加西亚作于1897年（Tarker/Bridgeman Images）。1897年8月8日，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遇刺，行凶者想为此前被处决的5名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报仇。那些年里，欧洲还发生了许多这类暴行

27. 《攻击》，爱德华·伊斯多（Edvard Isto, 1865—1905）作于1899年，藏于芬兰国家博物馆（photo: Markku Haverinen）。画中，一只代表俄国的鹰想从芬兰女子手中夺走法典。这幅画被大量复制，成为芬兰反俄罗斯化民族斗争的象征

28. 挪威立法机构宣布从瑞典独立，着色照片，弗雷德里克·希尔夫纳–拉斯穆森（Frederik Hilfling-Rasmussen, 1869—1941），《挪威历史图解》配图，1909年。1905年6月7日，挪威议会宣布从瑞典独立。独立过程没有流血，主要是因为瑞典当局担心瑞典工人会发起反对军事干预的总罢工

29. 德国部队突破赫雷罗人的包围，《小日报》插图，1904年2月21日（Getty Images）。柏林派去纳米比亚平乱的武装部队对赫雷罗部落赶尽杀绝，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列强的殖民暴行之一

30. 1913年7月21日，土耳其军队在第二次阿德里安堡战役中击败保加利亚军队（Photo12/ullstein bild）。画中的壕沟、飞机、重炮，以及保加利亚人身上的卡其布军服，都像是一年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演

31. 《狼（巴尔干战争）》，弗朗茨·马尔克作于1913年，藏于奥尔布赖特–诺克斯画廊（akg-images）。这位年轻的德国艺术家用立体主义技法表现巴尔干诸国贪得无厌，彼此争夺，吹走了已经开始凋谢的人性之花。1916年3月4日，马尔克本人死于凡尔登战役

32.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妻子遇刺，《王冠画报》插图，1914年6月（Alamy）。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妻子索菲·霍泰克女伯爵在萨拉热窝遇刺。这幅速写显然参考了目击者的报告，画中几个人站的位置以及大公戴的帽子都符合实际情况。不过，跟这幅画描绘的不同，先中枪的是大公。注意方向盘的位置：奥匈帝国的车辆靠左行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竞逐权力：1815—1914 /（英）理查德·埃文斯著;胡利平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2

（企鹅欧洲史）

书名原文：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ISBN 978-7-5086-9650-8

I. ①竞… II. ①理… ②胡… Ⅲ . ①欧洲－近代史－ 1815-1914 Ⅳ . ① 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1353号

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Copyright © Richard J. Evans, 201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企鹅）and the Pengui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First Published 2016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竞逐权力：1815—1914

著者：［英］理查德·埃文斯 著

译者：胡利平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720千字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5-827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650-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地狱之行

——1914—1949

[英]伊恩·克肖 著

林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文版总序

《地狱之行：1914—1949》导读

作者序

导言 欧洲自我毁灭的时代

第一章 悬崖边缘

第二章 巨大灾难

第三章 和平乱局

第四章 火山之舞

第五章 阴霾四合

第六章 危险地带

第七章 走向深渊

第八章 人间地狱

第九章 暗夜渐变

第十章 劫灰涅槃

致谢

部分参考书目

“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文版总序

文明的更新、重组和不断前进

——为什么我们应该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

彭小瑜

21世纪还剩有80多年，当今的主要发达国家，也就是欧洲国家以及在制度和文化上与之关系极其紧密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在发展上的明显优势目前无疑还存在。那么到了21世纪末，情况又会如何？“企鹅欧洲史”系列包含的9部著作覆盖了欧洲文明近4 000年的历史。如果我们精细地阅读这几本书，我们就能够观察到欧洲文明在历史上经历过的多次繁荣、危机和复兴，进而能够认识到欧洲文明保持更新和不断前进的真正力量是什么。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古老文明，欧洲文明天然具有优越性吗？从19世纪在中国沿海地区贩卖鸦片的英国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欣赏和效仿的品德和价值观。西方近代的“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科学技术固然值得研究和学习，但是学会了“船坚炮利”的本事不是为了欺负和攻打别人。另外，西方文明的优点，欧洲在近代国力强大的原因，绝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我们了解和研究欧洲历史，借鉴欧洲和整个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经验，肯定也不能局限于救亡图存这一有限目的。我们采取和保持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态度，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也是为了对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福利做出我们的贡献。因此，我们对欧洲史和整个西方文明需要有一个认真和耐心研究的态度，努力学习其优点，尽量避免其不足，以期完成我们中华民族在21世纪追求的远大目标。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事业，我们需要精细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是我们了解和学习外部世界过程中迈出的小小一步，却可能会让我们拥有以前不曾体验过的惊奇、思索和感悟。

整套丛书由古希腊罗马远古的历史开始，讲述了直到21世纪的欧洲历史。尽管各位作者的资历和背景不尽相同，他们基本的历史观却高度相似。在对西方文明进行坦率批评的同时，他们以明确的乐观态度肯定了这一独特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自我更新能力。普莱斯和索恩曼在描写古代雅典城邦时（见《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注意到了雅典民众拥有在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政治参与权，不过该城邦“同时也是对妇女压制最为严重的城邦之一”，因为唯有男性拥有公民权的情况让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妇女地位变得十分糟糕。依靠元老院、人民和行政长官三者之间沟通和平衡的古罗马，建立和维持着一个似乎比雅典更加稳定的共和国。后来，贫民的土地问题以及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民众获取公民权的问题，引发了“罗马在350年里的第一次政治杀戮”。之后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导致了血腥的持续的内战，并颠覆了共和制度，但是罗马人在内战废墟上建立了君主制帝国，同时让各地城市保持了强有力的自治传统，在地中海周边的辽阔地区又维持了数百年的安定和繁荣。

乔丹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里面写到了14世纪的黑死病，“在1347—1351年的瘟疫中有多达2 500万人殒命”，之后瘟疫还连续暴发了好多次，而此前欧洲的总人口只有大约8 000万。这个世纪同时也是战争和内乱频仍的年代，是教会内部思想混乱和不断发生纷争的年代。面对如此可怕的巨大灾祸，面对16世纪宗教改革带来的政治和思想的严重分裂，西方人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等领域仍然取得长足进步，并开始探索世界地理，航行到非洲、亚洲和美洲，倡导用实验来把握有用的知识，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仰望星空，认知宇宙的秘密。与此同时，自私的欲望逐渐泛滥，开始有文化人鼓吹“最自然的人权就是自利”，鼓吹“自然状态是一个相互竞争的丛林”（见《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

当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帝国主义的强权给世界上落后国家带来压榨和屈辱的时候，欧洲内部的社会矛盾也变得十分尖锐。在19世纪中叶，英国每天要用掉大约2.5亿根火柴，在位于伦敦的工厂：“用于制造可燃火柴的白磷产生的气体开始给工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工厂工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工和童工，工人需要先准备好磷溶液，然后把火柴杆放在里面浸沾。他们的牙龈开始溃烂，牙齿脱落，颌骨慢慢腐烂，流出散发臭味的脓水，有时从鼻子里往外流脓，人称‘磷毒性颌骨坏死’。1906年在伯尔尼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白磷，两年后，英国议会批准了该公约。”（见《竞逐权力：1815—1914》）

历史故事的细节从来都具有一种思想冲击力。“企鹅欧洲史”系列的各个分册里面充满了大量的细节和故事。看了白磷火柴女工的故事，认真的读者都会好奇，当时的欧洲会往何处去。埃文斯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社会和改革运动。他提到，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声称，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满足工人阶级的合理愿望”。在叙述现代历史的各个分册里，我们都能看到，欧洲统治阶级坚持文化和制度的渐进改良，不单单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社会良知”，也是因为他们面临来自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压力，希望通过对话达成社会各阶层的和解。社会各阶层重视沟通和妥协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传统。沟通和妥协的能力，确实是欧洲文明保持活力和持续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梁启超先生到欧洲考察，遇见一位美国记者，后者觉得“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不赞成梁启超将之“带些回去”的打算。梁启超问：“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该记者叹气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入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面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是他提醒读者，欧洲不会完。他解释说，18世纪以后的欧洲文明不再是贵族的文明，而是“群众的文明”，各种观念和立场有顺畅交流，思想文化依然活跃。所以他断言，欧洲仍然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饮冰室主人在1929年去世，没有机会看到此后的欧洲历史轨迹。我们是幸运的，看到了更多的世界风云变幻。我们是幸运的，能够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样有趣和深刻的历史读物。我们借此不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欧洲的过去，也可能能够看到一点欧洲和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未来。

《地狱之行：1914—1949》导读

吕一民

习史之人对长期重点关注、研究的时段易产生“偏爱”之情，本人研习20世纪法国史多年，在高校开设的主要也是“20世纪世界史”之类的课程，难免对这段历史兴趣尤浓。诚然，每当本人格外强调20世纪史的重要性时，往往会有研究其他时段为主的同行不以为然，尽管如此，本人依旧想在此强调20世纪具有的唯一性，即它是包括这本书当下绝大多数读者在内的很多人多少亲身经历过几年的世纪。即便对于这本书目前尚为数不多，但很快就会成为其主要读者的生于21世纪的读者来说，它仍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已经成为过去的所有世纪当中，20世纪是距21世纪最近的世纪。

欧洲在20世纪之初还是像在19世纪那样，在世界上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甚至如同该书作者在书中所言，“雄踞文明的巅峰傲视世界”。然而，在20世纪进入中后期之后，欧洲先前具有的这种优势地位明显弱化，甚至在不少人眼里，欧洲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但笔者以为，欧洲在当今世界占据的地位依然不容小觑，而了解欧洲在跌宕起伏、错综复杂的20世纪世界史中曾经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对于“试图弄懂不久前的力量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作者导言语），更是至关重要。有鉴于此，当得知近年来在迻译世界史佳作方面表现不俗的中信出版社拟推出“企鹅欧洲史”系列的中译本，并以提供“先睹为快”的机会为条件约写“20世纪卷”的推介文字时，本人欣然接受。

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企鹅欧洲史”系列是由著名的企鹅兰登集团耗时10余年为大众精心打造的欧洲通史的“鸿篇巨制”，20世纪欧洲史又是其中最吸引我的一卷，而且还因为该卷出自本人早就颇为欣赏的伊恩·克肖之手。

克肖是一位以对20世纪德国史，特别是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的精深研究蜚声国际史坛的英国史学家。坦率地说，同样是欧美学者写的20世纪欧洲史之类的著作，本人相对更倾向于选择出自英美学者之手的作品。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在研究20世纪欧洲史，特别是20世纪前半期的欧美学者当中，较之法德两国的学者，英美学者似乎要超脱、客观一点——其间当然也有细微的差别，英国的学者或许会有“日不落帝国”辉煌不再的失落，而美国学者则难免会自得于20世纪日益成为“美国的世纪”。此外，在本人看来，在20世纪欧洲史，特别是其上半段的历史中，民主体制与极权体制各自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较量，即便不是最为重要的内容，那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或许会让读者感到更为可取的是：克肖不仅是位英国学者，而且还是位生长在作为欧洲民主制度典范的英国，同时却对20世纪前半期欧洲极权体制的“标本”纳粹德国有着精深研究的史学家。他的这种特殊身份显然有助于其在探究、审视20世纪欧洲史时能更好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如果说克肖此前出版的《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等书，以其在“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小见大”方面的出色表现，已经足以让读者对这位史学家的功力、识见推崇备至，那么，他的那部被一些人誉为“对希特勒现象的最终解释”的《希特勒传》（上、下卷），从企鹅出版社约稿到出版竟然历时18年之久，更是显示出他在追求完美和极致方面具有非同一般的精品意识和工匠精神。凡此种种，皆让人们对这部由名社全力打造，名家用心撰写的著作充满期待。

诚然，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是人们时常会碰到的情况，但至少本人在阅读后觉得，一开始就让人们充满期待的这部著作绝对不在此列。在本人看来，此书的成功与它具有以下值得充分肯定的特点密不可分。

首先是角度得当，主线明晰。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20世纪的欧洲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所处立场或审视角度相异，历史学家眼中和笔下的欧洲难免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就要求他们首先在立场或角度问题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此而言，克肖的选择是“欧洲史不等于把欧洲各国的历史简单地加在一起”，并力图本着这一宗旨来探究和描述“欧洲大多数乃至所有组成部分中对欧洲历史发挥了驱动作用的力量”。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克肖还观点鲜明地把欧洲的这一时代定位为“欧洲自我毁灭的时代”，认为“20世纪的欧洲去地狱走了一遭”。本人以为，克肖的这一选择堪称得当，他对这段欧洲史的上述定位亦基本令人信服。

克肖不仅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欧洲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而且还以“战争的世纪”作为贯穿这段欧洲历史的主线。他在导言中明确指出：“欧洲的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认为“这个世纪的主要特点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继以长达40多年、直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冷战”。正是通过这一明晰的主线，克肖得以颇为令人满意地把这段欧洲史需要包含的许多内容系统、有序地串在一起。

其次是构思巧妙，引人入胜。

克肖之所以能够找到审视、梳理20世纪欧洲史的上佳角度和理想主线，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他在此前出版的《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等书中显示的那样，不仅是位擅长“小处入手”的“好手”，更是位善于“大处着眼”的“高手”。事实上，正是因为在动笔之前就已对20世纪欧洲史有很好的总体观照和把握，他才可能不仅“胸有成竹”地谋篇布局，而且还构思巧妙，引人入胜。其中，他在序言结尾处的这段话尤其令读者印象深刻：“足球赛中场休息后如果出现赛情大反转，足球评论员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上下半场两重天。’欧洲的20世纪也完全可以视为两个半场的世纪，也许1990年后可以算是‘加时赛’。”而这本书英文书名“To Hell and Back”中的Back一词，在上下卷内容的衔接上所起的“四两拨千斤”似的作用，更是让人不由得击节赞叹。

由于20世纪欧洲史内容丰富，而此书篇幅却极为有限，虽然在谋篇布局时已构思巧妙，克肖仍不得不在内容的主次排序、繁简取舍方面大下功夫，其间对书中的很多内容不得不仅满足于简略的概述。尽管如此，克肖却“自始至终都注意在叙事中加入一些当时人对亲身经历的描述，以使读者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稍有了解”。因为依他之见，“无论如何，书中描述的个人经历提供了生动的图景，比枯燥的抽象分析更能使读者在感性上了解，当时的人是如何应对打乱了他们生活的强大力量的”。窃以为，克肖的这一处理方式实属难能可贵。这些当事人在记忆还未凝固，甚至尚未冷却之际的叙述，不仅具有弥足珍贵的独特“史料”价值，而且有助于让这本书更加引人入胜。

再次是阐释精准，发人深思。

作为早已蜚声史坛的史学名家，克肖在此书序言中不仅提及霍布斯鲍姆等人已就相关历史写过佳作，而且还强调“本书无法不高度依靠他人此前做过的研究”，谦逊之情，溢于言表。但在本人看来，克肖显然过于谦虚了，他的贡献绝非如其所说的那样：“我的任何原创都仅限于本书的组织与解释，即对这段历史的写法以及书中论述的基本理念。”事实上，如同绝大多数成熟的史家到了“炉火纯青”地步推出的佳作那样，克肖的这部著作不仅构思巧妙，行文流畅，而且阐释精准，洞见迭出。例如，他在书中不仅着力探讨了“那几十年特有的四个相互交织构成全面危机的要素”，较为令人信服地昭示“使欧洲濒临自我毁灭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文化的全面危机是由上述四个因素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造成的”，而且还发人深思地指出：“不过，这四个因素在德国表现得最极端，它们互相强化，产生了爆炸性效果。”

毋庸讳言，由于诸多复杂因素，一般说来写好现当代史的书难，而写好面向知识大众的现当代史的书更难，难怪克肖在序言中坦承，此书“在我写过的书中，可以说这是最难写的一部”。但本人觉得，此书的读者们或许可以感到庆幸的是，克肖不仅知难而上，而且还凭借自己的学识、才情和努力，为大家奉献了一本高水平的大众史学作品。它不仅能让读者饱览20世纪欧洲的总体历史图景，而且更能让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更好地去思考，弄懂“不久前的力量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作者序

本书属于一部自1914年至今的欧洲史，是两卷中的上卷。在我写过的书中，可以说这是最难写的一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写每一本书都是为了对过去的某个问题获得更深的理解。本书所叙述的近期历史涉及多如牛毛、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困难多大，试图弄懂不久前的力量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这个诱惑仍是无法抵抗的。

当然，20世纪欧洲史不单有一种写法。包括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理查德·韦南（Richard Vinen）、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和伯纳德·瓦瑟斯坦（Bernard Wasserstein）在内的许多作家已经写出了立意不同、结构各异的出色历史著述，对这段历史各有特别的切入角度。此卷和在它之后的下卷当然代表着我个人对这个波澜壮阔的世纪的看法。像每一部试图涵盖一段漫长时期内世间万象的作品一样，本书无法不高度依靠他人此前做过的研究。

我深知，关于本卷的一切内容，都能找到浩如烟海、精湛优质的专家论述。只有在涉及1918到1945年间德国历史的几个方面，我才有权说自己做过初级研究。在别的方面，我只能依赖其他学者在许多不同领域中的出色工作。哪怕我有超强的语言能力，也不能不依靠他人的研究成果。没有哪个学者能够亲自阅遍全欧洲的档案，而且既然专攻具体国家历史和特定历史题目的专家已经做了研究，就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因此，本卷叙述的历史是建立在无数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

受企鹅出版社欧洲史系列丛书的体例所限，我写作时参考的许多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都无法提及，包括专题论文、当时文件的不同版本、统计分析报告，以及对具体国家的专门研究。书后列举的参考文献反映了我主要借重的作家。我希望他们能原谅我无法在脚注中提到他们的著作，也希望他们能接受我对他们治学伟绩的由衷赞赏。因此，我的任何原创都仅限于本书的组织与解释，即对这段历史的写法以及书中论述的基本理念。

我为导言定的标题是“欧洲自我毁灭的时代”。它确定了本卷立论的框架，也提示了（尚未写成的）下卷的叙事角度。书中的章节按时间顺序安排，并根据主题进一步细分。因为我特别注意历史这出大戏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也特别关心具体历史事件是如何形成的，所以我把这段历史分成几个比较短的时间段，自然也要分别讨论每个时间段内促使各个历史事件发生的不同力量。因此，书中没有专门论述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或政治的章节，但每一章中都有关于它们的内容，虽然对这些因素强调的程度各有不同。

本卷叙述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其主要内容就是战争。这是写作的一大困难。在这样一本涉及广泛题材的书中，怎么可能透彻地讨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么重大的题目呢？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著作汗牛充栋，但我不能干脆叫读者去另找书看（虽然关于本卷的每一个主题，读者都可以参照其他的作品）。因此，我觉得在与两次世界大战直接有关的章节开头的地方，应该对前线的战局发展做一个极为简略的概述。这主要是为有关的章节定向，并勾勒出造成如此惨烈后果的大灾难的规模。尽管对有关事件的描述简明扼要，但那些事件显然具有关键意义。在其他情况中，我也曾仔细思考过是否应理所当然地假设读者熟悉相关史实，比如，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兴起的背景，或西班牙内战的发展过程。最后我还是认为，简单的概述也许会对读者有所帮助。

我自始至终都注意在叙事中加入一些当时人对亲身经历的描述，以使读者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稍有了解。那个时代与今天的欧洲在时间上相隔不远，在性质上却大相径庭。当然，我知道，个人经历仅仅是个人经历，在统计上没有代表性。但是，这些经历经常可以体现或反映更广泛的态度和想法。无论如何，书中描述的个人经历提供了生动的图景，比枯燥的抽象分析更能使读者在感性上了解，当时的人是如何应对打乱了他们生活的强大力量的。

当然，欧洲史不等于把欧洲各国的历史简单地加在一起。本书要描写的是欧洲大多数乃至所有组成部分中对欧洲历史发挥了驱动作用的力量。一般性的总结自然只能是鸟瞰，没有细节，只能笼而统之，不聚焦具体特点，虽然只有放眼全局才能辨出特定事件的发展轮廓。我力图不遗漏欧洲的任何一个地区，也经常强调欧洲东部特别悲惨的历史。然而，一些国家不可避免地比其他国家起的作用更大（或更可悲），因而值得我们更加注意。本卷和下卷所说的欧洲包括俄国（当时是苏联）。我们不可能将这个如此关键的国家排除在外，尽管俄罗斯帝国/苏联的大片领土超出了欧洲的地理界线。同样，当土耳其深入参与欧洲事务的时候，它也被包括到本书的论述范围内，但1923年奥斯曼帝国解体，土耳其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土耳其对欧洲事务的参与即急剧减少。

本卷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形势的概览开始，之后的各个章节逐次论述大战本身、战后的情况、20年代中期的短暂复苏、大萧条的惨痛打击、又一场世界大战的逼近，以及战火如何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重燃，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文明的崩溃。我还在按时间顺序安排的结构中插入了一个主题章节（第九章），探索了一系列跨越之前各章所涵盖短暂时期的长期主题性历史——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基督教会的立场、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大众娱乐的发展。最后一章又回到了时间顺序的框架之内。

我原打算把上卷叙述的截止时间定为1945年，因为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事停止的时候。但是，尽管欧洲的正式作战行动止于1945年5月（对日作战是在8月结束的），但1945—1949年这段欧洲历史上重要时期的轨迹却明显是由战争本身及对战争的反应塑造的。因此，我觉得，和平正式回到欧洲那一刻之后的事态发展也不可忽视。1945年时，战后新欧洲的轮廓几不可辨，后来才逐渐显露出来。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加上最后一章来介绍战争刚结束时的情况，那段时间不仅仍然暴力频发，而且给1949年一分为二的欧洲打上了难以消除的印记。因此，我把上卷截止的时间定在了1949年，而不是1945年。

足球赛中场休息后如果出现赛情大反转，足球评论员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上下半场两重天。”欧洲的20世纪也完全可以视为两个半场的世纪，也许1990年后可以算是“加时赛”。本卷论述的只是这个异乎寻常、充满戏剧性的世纪的上半叶。在那段时间内，欧洲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动摇了自己文明的根基，似乎铁了心要自我毁灭。

伊恩·克肖，曼彻斯特，2014年11月

导言

欧洲自我毁灭的时代

人民的战争将比国王的战争更可怕。

温斯顿·丘吉尔（1901年）

欧洲的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这个世纪的主要特点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继以长达40多年、直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冷战”。那是一段剧烈动荡、悲惨痛苦、极为引人注目的时期，是一段大动荡与大变迁的历史。20世纪的欧洲去地狱走了一遭。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有将近100年的时间，欧洲雄踞文明的巅峰傲视世界，但从1914年到1945年，它却落入了野蛮的深渊。但这个自我毁灭的灾难性时期过后，欧洲出现了过去无法想象的稳定和繁荣，尽管也付出了不可弥合的政治分裂这一沉重代价。在那之后，欧洲再次实现了统一，但全球化日益加深造成了巨大的内部压力，带来了严重的外部挑战，欧洲在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推入一场至今仍未解决的新危机之前，其内部的紧张就已经在不断加剧了。

1950年后的时代将留到下卷去探讨，本卷讲的是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那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是如何濒临自我毁灭的。本卷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释放出来的危险力量，是如何最终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难以想象的人性沦丧和大肆毁坏的。这个灾难，加上大战中发生的空前的种族灭绝，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20世纪欧洲艰难多舛的历史中最重要的决定性时期。

下面的章节探讨了造成这场无法估量的灾祸的原因，找出了那几十年特有的四个相互交织构成全面危机的要素：1.基于族裔与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大爆发；[1]2.激烈且不可调和的领土要求；3.尖锐的阶级冲突，具体表现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4.旷日持久的资本主义危机（当时许多观察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肓）。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1917年后出现的一个新要素。另一个新要素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危机几乎持续不断，仅在20年代中期那几年稍有缓解。其他两个要素在1914年之前已经存在，虽然远不如后来表现得那么严重。这四个要素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要肇因，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一个至为重要的结果是这些因素的严重加剧。它们之间致命的互动催生了一个异常暴烈的时代，导致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还大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相互联系的要素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为害最烈，它们大多是欧洲大陆最穷的地区。西欧的情形稍好一些（虽然西班牙是一大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俄国则在革命后立即爆发了激烈的内战。这些事件释放出了新的极端民族主义力量，通常以族裔为标准来确定国家认同。民族主义和族裔间冲突在欧洲大陆东部最贫穷的地区尤为激烈，因为在那些地区，不同族裔的人口一直是混杂而居的。民族主义经常把仇恨的矛头指向犹太人，拿他们当替罪羊，把造成民众痛苦和愤懑的责任都推到他们头上。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比西欧多，融合程度和社会地位一般来说也比西欧犹太人低。中欧和东欧的有关地区成了极端反犹主义的大本营，远甚于德国。西欧地区在族裔上相对单一，民族国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方才形成。所以，西欧的族裔间紧张尽管不是完全没有，但程度比东部轻得多。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多数中立国也都位于西欧。重振国家威信和争夺物质资源这些助长侵略性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在大陆东部的作用比在西部大得多。德国地处欧洲中心，西面与法国和瑞士接壤，国界以东是波兰和立陶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大的战败国，德国掌握着欧洲未来和平的关键。对于战胜方协约国的盛气凌人，德国满怀愤恨，仅仅暂时压下了翻盘的野心。在欧洲南部和东部，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垮台后，新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但那些新国家往往是在重重困难之中勉强拼凑而成的。民族主义和族裔间仇恨毒化了政治，因此，这些地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杀戮场毫不令人意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领土的划分大大加剧了民族主义的冲突和族裔—种族间的紧张。1919年《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的起草者无论多么好心，都无法满足在往昔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新国家的领土要求。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大多数新生国家中，少数族裔都占了人口相当大的部分，成为发生严重政治动乱的隐患。国界争端几乎无处不在。少数族裔通常遭到占人口多数的族群的歧视，提出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另外，《凡尔赛和约》重新划定了国界，自认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国家因此心怀怨恨，怒气一触即发。虽然意大利国内没有族裔之分（除了战后并入意大利，主要讲德语的南蒂罗尔省的人民），但是老百姓仍然认为自己的国家遭受了不公对待，因为意大利尽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没能得到它垂涎的后称为南斯拉夫的领土，这样的情绪正好为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利用。德国对欧洲持久和平的威胁更大。德国和意大利一样，国内也没有族裔分别，但民众对战后国家领土被割让愤怒不已，强烈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这导致他们后来纷纷转向纳粹主义，也煽动了德国以外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德裔少数族裔的不满情绪。

极端民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并且愈演愈烈，个中原因不仅有族群之争，还有阶级冲突。民众的注意力一旦集中在民族国家内外的假想“阶级敌人”身上，团结感即大为增强。战后经济的剧烈震荡和20世纪30年代经济衰退的严峻后果大大加剧了全欧洲的阶级间敌对情绪。当然，在整个工业化时期，阶级冲突时有发生，也常有暴力冲突。但是，与战前的岁月相比，俄国革命和苏俄的成立使得阶级冲突变得异常尖锐。苏俄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构建了另外一种社会模式。1917年后，消灭资本家、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等主张吸引了贫苦大众的支持。但是，苏俄共产主义也造成了左派的分裂，使左派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同时，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右派势力却大大加强。感觉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的主要是传统的土地精英阶层、中产阶级和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成为一支激进力量，在东山再起的右派的引导下组成了极具侵略性的新政治运动。

和号召革命的左派一样，反革命运动也对阶级冲突造成的愤恨和焦虑加以利用。它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支持，不仅鼓吹极端民族主义，而且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特别受影响的又是中、东欧的国家，因为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威胁似乎近在眼前。但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近乎偏执的仇恨相结合，助长了右派群众运动的兴起，这才是国际上最大的危险。正是右派的群众运动使得右翼势力先在意大利，后又在德国执掌了国家权力。鼓吹仇恨的民族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把极右势力推上了台。它们一旦转向支持对外侵略，欧洲和平也就危在旦夕了。

第四个因素是其他三个因素的基础，也与它们互相影响，那就是两次大战之间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了世界经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主要经济体虚弱无力，美国的经济虽然一枝独秀，却不愿意全力支持欧洲的重建，这些共同构成了灾难爆发的原因。日本在远东，特别是在备受政治乱局困扰的中国，大肆扩张市场，侵蚀了欧洲的利益。大英帝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遇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那里本地纺织工业的增长挤压了英国的出口市场，使英国经济雪上加霜。俄国爆发了革命和内战后，等于退出了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危机是全球性的，但对欧洲破坏最大。

20世纪2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危机和30年代的通货紧缩危机之间，有过一段昙花一现的繁荣期，但事实证明它的基础极为不稳。几乎相继发生的通胀和通缩危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混乱。在一片人心惶惶之中，贫穷和对贫穷的恐惧都极大地助长了政治的极端情绪。

光是经济混乱尚不足以引发大规模政治动乱，还要有国家合法性的危机，其根本原因是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和文化上的鸿沟，使得力量已经受损的权力精英又遭遇到群众运动的新压力。欧洲许多地方恰恰二者并存。在一些地方，各种极端的一体式民族主义（integral nationalism）势力利用民众因国威扫地、强国梦碎而普遍产生的失落感来挑起大规模运动，号称要抗击强大的死敌。在国家权威虚弱的国家中，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完全有可能夺取政权。

因此，使欧洲濒临自我毁灭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文化的全面危机是由上述四个因素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造成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包括西欧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相互作用的影响。不过，这四个因素在德国表现得最极端，它们互相强化，产生了爆炸性效果。阿道夫·希特勒巧妙地利用了这场全面危机，提出了以武力克服危机的思想。他掌握了对德国的独裁控制后，欧洲爆发大灾难的可能性随即显著增加。德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有所减弱）。它要求修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且扩张领土的野心不死，这些都将直接侵害众多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欧洲的危机导致又一场战争浩劫的概率因而日益加大。危机演变成冲突的地点是欧洲大陆最不稳定的中部和东部，这当在意料之中；战争开始后，东欧沦为受破坏最严重、人性的扭曲与堕落表现得最突出的修罗场，也不应令人惊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是空前的。文明深层崩溃产生的道德影响在战后的20世纪，甚至20世纪之后都贻害甚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截然不同，它为欧洲在20世纪下半叶的重生铺平了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边界与阶级冲突加剧，资本主义遇到了深远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旋风却把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全部扫光。苏联对东欧国家的统治强力镇压了那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与骚动。战后随即发生的大规模种族清洗重绘了中、东欧的地图。战败的德国满目疮痍，山河破碎，称霸欧洲的梦想灰飞烟灭。西欧各国展现出全新的态度，愿意为实现合作与融合而捐弃互相敌对的民族主义。两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原来助长了极右势力的反布尔什维克思潮皈依了西欧国家的意识形态，因而促进了稳定保守政治的形成。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美国积极领导的）改良资本主义在西欧造成了空前的繁荣，为政治稳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1945年后，所有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共同消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摧毁了欧洲的危险因素。

具有关键意义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早在俾斯麦时代之前，1815年拿破仑时代结束时即已出现的欧洲列强争霸的体系。浴火重生的欧洲虽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处于被撕裂的状态，但是真正的强国只剩下美苏两家，它们隔着铁幕对峙，各自按自己的模式主持着自己势力范围内国家与社会的重建。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到1949年，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了原子弹，4年后，又造出了破坏力更加骇人的氢弹。核战争的幽灵自此出现，核战争万一打响，造成的浩劫将远超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危险使人们心怀戒惧，帮助促成了1945年时谁也想不到在欧洲能够实现的和平年代。

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交织，共同促成了欧洲东西两部分的转变？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卷探讨。本卷将试图解释欧洲在波澜起伏的20世纪上半叶如何堕入了深渊，但在1945年跌到谷底的仅仅四年后，又如何开始奠定基础，实现了惊人的复苏，在战火的余烬中涅槃重生，踏上走出人间地狱的回归之路。

[1] 本书中，将ethnic译为“族裔”，nation译为“民族”，race译为“种族”。——编者注

第一章

悬崖边缘

我们当然信奉和平主义！但我们必须通过列装大炮的预算。

罗伯特·穆齐尔所著《没有个性的人》中施图姆将军的话（1930—1942年）

那个时候已经有征兆，战争一旦爆发，将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完结。最出名的是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于1914年8月3日表达的不祥之感：“欧洲各地的灯火在相继熄灭。我们今生再也看不到它们重新燃起了。”德意志帝国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也预感灾难将至。1914年7月底，战争的阴云日益逼近，他惊呼：“我看到人力无法抗拒的阴影笼罩在欧洲和我们自己人民的头上。”此前三年，德国社会党人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顶着激烈的反诘和异议，在对德国国会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欧洲爆发战争的威胁在与日俱增，而战争将给欧洲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宣布：“资本主义世界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正在逼近。”[1]战争并未如倍倍尔所说，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垮台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他准确地预见到，战争将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后来，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描述为“影响巨大的灾难”。他所言不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是一场灾难，它开启了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使欧洲几乎毁灭了自己。

黄金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尤其是上层阶级的成员，是这样回忆战前时代的：那是一段稳定、繁荣、和平的辉煌时期，不幸却由于后来发生的可怕事件而一去不返。美国人把战前时期称为“镀金年代”（Gilded Age）。欧洲人对那个时代也怀有同样的眷恋。巴黎的资产阶级忆起“美好时代”（la belle époque），想到的是那时法国文化为全世界所艳羡，巴黎是文明的中心。柏林的有产阶级回顾“威廉时代”[2]，认为那是个富庶、安全、伟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新统一的德国终于得到了它应有的地位。同样，维也纳当时似乎正处于文化与思想上卓越的顶点和（奥匈）帝国荣耀的巅峰。慕尼黑、布拉格、布达佩斯、圣彼得堡、莫斯科和欧洲各地的其他城市也都沐浴在文化的辉煌之下。各种艺术、文学、音乐和戏剧都迸发出大胆的创造力，出现了许多新颖、挑战常规、发人深思的艺术表现形式。

在伦敦，经济比文化更加重要。在这个“日不落帝国”的首都，“一战”后的那代人渴望重现已经逝去的那个经济增长、贸易繁荣、货币稳定的“黄金时代”。英国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战后写过一段著名的话，说“伦敦居民”可以“在床上啜饮早茶时，打电话订购产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产品，想订多少都行，并可以期望货物很快就会递送到家。”此言所指当然是享有优厚特权的人，描述的是居于世界贸易中心，金钱、地位无一不具的中上层阶级的生活。对于住在东欧的犹太小村落，或意大利南方、西班牙、希腊和塞尔维亚贫穷的乡村，或柏林、维也纳、巴黎、圣彼得堡和伦敦的贫民窟里的穷人来说，这种安详惬意的生活是完全陌生的。即使如此，“黄金时代”的形象并非战后人们的臆想。

尽管欧洲存在着内部分歧和受民族主义驱动的竞争，但所有国家之间货物和资本的流动都完全不受妨碍，大家都属于联系紧密的全球性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经济增长的前提是稳定，而稳定的保障就是各国都接受伦敦金融区的主导地位，把金本位承认为一种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英格兰银行掌握着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钥匙。船运、保险、利息和出口带来的隐性收入超过了英国的进口赤字。1897—1898年间，黄金，尤其是来自南非的黄金供应量大增，但英格兰银行既未过分增加黄金储备（因为那将严重打击别国的经济），也未减少黄金储备。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比英国经济增长速度快，更有活力。当时就有苗头，美国有朝一日会主导世界经济。然而，英国仍然是全球贸易的执牛耳者（尽管它所占的份额在减少），也是最大的对外投资者。大国间为全球经济资源展开的竞争无疑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形成了与日俱增的压力。然而，直到1914年，给欧洲，尤其是欧洲实现了工业化的地区带来了诸多裨益的体系仍然完好无损。人们普遍对持续的稳定、繁荣和增长满怀信心。

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幕，博览会意在展示以欧洲为核心的欣欣向荣的文明，讴歌进步。博览会上的展出代表着新技术的时代。巨型机器显示的力量和速度令人赞叹。由5,000个灯泡照亮的“电之宫”实实在在地炫花了参观者的眼睛。参展的有24个欧洲国家，也有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美国。博览会开放的6个月内，访客多达5,000万人，参观者经常目眩神迷，惊叹不已。东欧国家的展览阵容强大，特别是俄国，它一家就设了9个展馆。博览会的一个突出内容是欧洲“教化的使命”。在那个帝国主义的巅峰时刻，对遥远殖民地异国风情浓墨重彩的渲染传达了欧洲统治世界的强有力信息。商业、繁荣与和平似乎保证欧洲的统治地位会千秋万代地保持下去。前途一片光明。

这种乐观态度有其根据。19世纪与它之前的时代相比是和平年代，与后来的时代相比更是如此。自从拿破仑时代于1815年宣告结束以来，欧洲没有发生过遍及大陆的战争。不管是1853年到1856年在遥远的克里米亚发生的冲突，还是最终促使1871年德国和意大利各自实现统一的简短战事，都没有危及欧洲大陆的普遍和平。壮观的巴黎世博会举办10年后，一位名叫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英国作家写了一本国际畅销书《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他甚至在书中宣称，在现代，商业和全球各地互相交织的经济产生的巨大财富使战争完全失去了意义。不仅英国人，就连英国以外的许多人也都同意他这个观点。人们难以想象繁荣、和平与稳定不会千秋永续，更无法预料它们会如此迅速地烟消云散。

然而，欧洲还有很不美好的另外一面。大陆各地的社会结构都在迅速改变，虽然步伐很不均匀。有的地区实现了迅速而深刻的工业化，但仍有大片地区以农业为主，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只有原始的农业。到1913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大约4/5劳动人口的谋生方式依旧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整个欧洲的农民超过劳动人口的2/5。只有在英国，务农的人数降到了劳动人口的1/10多一点儿。1913年，只有英国、比利时和（令人惊讶的）瑞士的劳动人口中，有2/5以上是产业工人，连德国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多数欧洲人仍然居住在村庄和小镇里。生活水平的确在不断改善，但大多数欧洲人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无论他们是在柏林、维也纳或圣彼得堡这类快速膨胀大都市的污秽环境里寻求工作，还是留在乡间，靠土里刨食勉强度日。许多人用脚投票，远走他乡，因生活贫困、没有出路而离开祖国。几百万欧洲人完全沾不到繁荣和文明的好处，迫不及待地要出外闯荡。1907年，向美利坚合众国移民的人数达到顶峰，一年内就有100多万欧洲人到达大西洋彼岸。20世纪开始后，移民人数比前一个十年猛增了3倍，大批移民从奥匈帝国和俄国逃向美国。不过，最多的移民来自意大利南方。

社会的快速变化产生了新的政治压力，开始威胁到已有的政治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的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多数欧洲国家中，古老的贵族家族所代表的土地精英继续把持着政治和军事大权，有些贵族和腰缠万贯的工业或金融业新贵通过联姻建立了关系。另外，世袭君主制仍然是欧洲的主要政治形式。只有瑞士（它过去一直是邦联，1848年通过了近代的联邦共和宪法）、法国（自1870年起）和葡萄牙（自1910年起）是共和国。奥匈帝国的皇帝是弗兰茨·约瑟夫，早在1848年他就登基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他的帝国幅员辽阔，下辖5,000多万不同民族的臣民。约瑟夫皇帝似乎成了君主制统治持久性的象征。

尽管如此，实际上各处都存在着宪政框架、多元政党（尽管有投票权的人数极为有限）和法律制度。就连俄国的专制政权也在1905年的一次未遂革命后被迫让步，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得不把他（其实极为微弱）的权力交给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但是，即使在被视为议会民主发源地的英国，大部分人仍然没有政治代表权。有些国家很早就确立了男性普选权的制度。比如，德国1871年的帝国宪法规定，所有25岁以上的男性都在国会选举中有投票权（虽然占德意志帝国领土2/3的普鲁士对于议会选举权限制得十分严格，以保证地主阶级继续占据统治地位）。意大利确立（基本可算）男性普选权的时间晚得多，是在1912年。不过，世纪之交时，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允许妇女在议会选举中投票。许多国家的女权运动对这种歧视发起抗争，但在“一战”之前成果甚微，只有芬兰（虽然它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但俄国1905年的革命流产后，芬兰引进了一定的民主变革）和挪威例外。

关键的变化是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崛起。每个国家的精英都视其为对他们权力的根本性威胁。1889年，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第二国际”建立，它是一个总机构，负责协调各国政党的计划与纲领。多数社会主义政党都以某种形式奉行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的革命理念。它们攻击资本主义固有的剥削性质，宣传建立人人平等、财富公平分配的新社会，这些显然对大批贫苦的产业工人颇具吸引力。统治精英企图禁止或镇压工人组党或建立工会，却徒劳无功。工人比过去更善于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工会的迅速壮大即是明证。到1914年，英国的工会会员超过了400万人，德国超过了250万人，法国约有100万人。

20世纪之初，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各种运动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法国社会主义者捐弃前嫌，在1905年团结到一起，宣布他们“不是改良党，而是以阶级斗争和革命为己任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赢得了17%的普选票，在法国议会下院获得了103个席位。在德国，俾斯麦企图压制社会民主，结果事与愿违。自1890年起，奉行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为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战”前其成员超过100万人。在1912年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到的支持超过了任何其他政党，一举赢得国会近1/3的席位，使德国统治阶级恐惧战栗。

在经济比较先进的欧洲地区，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嘴上怎么说，实际上都遏制了激进情绪，将其引离革命，导入议会行动的渠道。法国的让·饶勒斯（Jean Jaurès）违背他所属的社会党的宣传，提倡不搞革命，而是沿议会之路走向社会主义，一时从之者众。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虽然言必称马克思主义原则，实际上却寻求通过选举赢得权力。英国的工党（它是1906年采用这个名字的）脱胎于工会运动，体现了工会对工人利益的务实关注，不追求革命的乌托邦理想。它基本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抛到一边，推重非革命的理念，主张不必推翻资本主义，可以对其加以改良，使之最终造福于工人阶级。工党认为，国家权力经和平改造后可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西欧、北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工人虽然贫穷，但已不像过去那样一文不名，激进情绪也有所减弱。若是爆发革命，工人失去的将不只是锁链，所以他们大多听从改良主义领导人的指挥。

欧洲大陆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则不同。民众与国家权力的对抗更加激烈。没有什么居间组织来分散权力，也没有社会结构来使民众认同并支持国家。国家大多行使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高度依赖强制手段。统治阶级地位牢固，官吏贪污腐败，代议制机构弱小无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中欧、北欧和西欧的中产阶级后来忆起逝去的“黄金时代”时，想到的是建立在良性国家权威和法治基础上的文明蓬勃发展，但那与欧洲大陆南部和东部边缘的情况风马牛不相及。比如，20世纪之初，西班牙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巴斯克地区（Basque Country）反对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罢工、暴乱和地方起义愈演愈烈。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佃农中许多人支持无政府主义，经常爆发零星的反国家暴力行动。在意大利南部，腐败官吏对大庄园主唯命是从，农民的暴力抗争此起彼伏。乡间匪帮的犯罪行为与贫农和佃农反抗国家和大地主的起义混在一起，难以分辨。1905年，爆发了一波工人罢工和动乱的汹涌浪潮，使欧洲领导阶层对工人阶级革命悚然惕之。同年，俄国发生革命，沙皇险些被推翻。国家的强力镇压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反革命暴力，士兵在圣彼得堡打死了200名工人，还打伤了好几百人。革命被镇压下了去。国家在议会代表权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但那只是表面文章，实际权力仍然把持在沙皇和他任命的大臣手中。手中无权的人，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无论在理念上有何分歧，都从中吸取了明显的教训，那就是：沙皇专制政权无法改良，只能推翻。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而变得日益激进。

缺乏大众支持的政府既要应对被它们视为威胁的左翼运动，又要争取民众支持，于是民粹主义运动应运而生。工业资本家或地主常常直接或间接地赞助此类运动，力图把以阶级为基础形成的潜在反对力量导入更易于控制的渠道。他们希望把大众“国家化”，向其灌输有利于维护政治现状的强势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努力成功了。除了国际社会主义的理念仍有少数人拥护以外，好战的民族主义、恶毒的反犹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种族主义在民众中流传甚广。初等教育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和廉价小报的发行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大众政治不仅为左派，也为右派开辟了动员民众的新方式。旧有的确定性开始解体。原先由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精英组成的权力集团感到了新的不安全。

大众的动员严重威胁到现存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因此于1895年发表了分析大众行为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原文标题为“群体心理”（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他声称，个人在群体非理性的感情冲动的影响下，会将理性抛到九霄云外。这个思想在20世纪初很有影响力——该书重印45次，被译为17种文字，后来更是成为想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的必读书。勒庞认为，感情冲动是大众的一个特点。在欧洲各地，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手段就是民族主义诉求。欧洲的统治精英对民族主义远不如对社会主义戒惧。大战爆发前，民族主义狂热所包含的危险的确是可以遏制的。然而，它们播下的种子后来却成长为破坏乃至最终摧毁已有秩序的力量。

政治趋于两极化，外交关系出现紧张，国家卷入对外冲突，这些都会引起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1898年西班牙对美国的战争起初大受支持，但西班牙惨败、殖民地被美国抢走后，企图在“民族复兴”大旗下建立团结的努力也随之失败。其实，鉴于西班牙国内不同地区间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分歧，这种努力反正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通过打击内部敌人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圣战式狂热，最终将导致灾难性的冲突。

在大部分国家中，渲染内忧外患的激烈言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大众媒体煽动着激烈的仇外情绪和不加掩饰的种族敌意，政府也乐得推波助澜。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更是给英国国内称为“沙文主义”或“武力外交政策”的极端民族主义好战情绪火上浇油。德国的保守政府在1907年所谓的“霍屯督选举”中极力煽动民族主义，污蔑反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不爱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在国会中失去了不少席位，但实际上得到了更多的民众选票。这表明，沙文主义在德国和在英国一样，在中产阶级成员当中比在工人中更为流行。）

泛日耳曼同盟、海军协会和保卫德国同盟等民族主义组织大多依靠中产阶级中下层的支持，它们力主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扩张性外交政策。1914年之前，这些组织不过是较大的压力集团，无法进入主流政治，遑论政府。然而，强硬的民族主义思想当时已经渗透进了除社会主义左派以外的所有政治派别中。在意大利，有人对意军1896年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在阿杜瓦（Adowa）的惨败深以为耻（5,000多名意大利士兵在那次战役中丧生），还有人觉得意大利是“无产国家”，无法跻身于欧洲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之列。这些感情催生了几乎是宗教式的狂热，强调斗争和牺牲，鼓吹建立强有力的反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军力、推行强势外交政策。不过，尽管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鼓噪不休，但是他们远不能代表社会中的多数意见，在政府眼中基本上仍然只是一群捣乱分子。即使如此，民族主义的压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自由派执掌的意大利政府决定于1911年入侵利比亚，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意大利军队在战斗中用飞艇轰炸了后撤的奥斯曼帝国的部队，这是空中轰炸首次在作战中发挥作用。激进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和在德国一样，仍只有少数人支持。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但是，导致后来事态恶性发展的种子已经播下。

民族主义在界定“国家”时越来越多地使用族裔——有资格成为国民的人——而不是领土作为标准。比如，法国的一位民族主义者埃德蒙·阿奇迪肯（Edmond Archdéacon）在1902年的选举中自称“坚决反对国际主义。作为反犹主义者，我要求15万犹太人和做他们走狗的2.5万共济会员停止压迫欺凌3,800万法国人”。他说，他代表“真正的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事实上，民族主义运动在法国和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自己内部四分五裂，无力争取国家权力，但可以逼迫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虽然民族主义政治在法国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在各种思想并存的法国文化中，“不合适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应该被排除在国民之外”这个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依然理直气壮地占有一席之地。欧洲大部也都存在类似的言论。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是遍及欧洲的一个古老现象的新名称，这个古老的现象就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基督徒对“杀害基督的人”多少世纪以来的传统敌意仍然十分普遍，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士也一直在煽风点火。仇视犹太人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由来已久、关乎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对犹太人的各种限制不久前有所放松，犹太人得以更多参与商业和文化生活，结果惹得其他人更为不满。于是，只要发生经济下滑，犹太人必定是替罪羊。到19世纪下半叶，由来已久，常常十分刻毒的仇犹情绪又添上了一重更恶劣的内容，那就是可能危及他们生命的新的种族理论，这种理论为仇恨和迫害提供了生物学上的伪科学理由。旧时的歧视固然恶劣，但还允许（有时是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生物反犹主义却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根据这种理论，从科学和种族的角度来看，犹太人在“骨子里”就是不同的。犹太人成不了法国人或德国人，正如猫变不成狗。这种理念意味着对犹太人不仅要歧视，而且要完全排斥，再进一步就可能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

反犹主义的言论骇人听闻。德国反犹主义者使用细菌学的术语来形容犹太人。维也纳受人爱戴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把犹太人称作“人形的猎物”，在那之前还说，只有把所有犹太人装在一艘大船里让他们在公海上沉没，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无论具体言论如何，至少在西欧，反犹的政治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黄金时代”似乎有所减少。这种情形有一定的欺骗性，因为反犹主义在很多情况下被纳入了主流的保守思想。对犹太人的诋毁并未消除，但在战前时期，它的政治影响比较有限。虽然政治边缘存在着反犹主义，但是大多数犹太人在威廉皇帝的德国还是自在安适的。犹太人自己觉得，法国的气氛更加令人生畏，因为那里刚刚发生了可耻的德雷福斯事件（这位犹太军官被误判犯了叛国罪，引起了法国的反犹狂潮）。但是，法国的形势在20世纪初也有所好转。东欧犹太人的处境则恶劣得多。从1903年到1906年，俄国西部一些地方发生了对犹太人的野蛮屠杀，造成数千人死伤，而这样的屠杀经常是沙皇的警察和行政当局煽动起来的。波兰、乌克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地区也普遍存在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到后来，情势一旦生变，这些地区即成为欧洲主要的杀戮场，实非偶然。

欧洲文明进步之“黄金时代”的黑暗面在另一种思想中初露狰狞，那就是“优生学”及其近亲“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的思想起源于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在伦敦的研究，他把他亲戚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提出人的能力是遗传的，可以通过遗传工程来改善人类这个物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优生学就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瑞士和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引起了注意，被视为“进步”的科学。它在英国的拥趸包括自由主义建制派和初生的政治左派的主要思想家，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贝弗里奇勋爵（Lord Beveridge）、H. G. 韦尔斯（H. G. Wells）、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早在纳粹实施“安乐死行动”的30多年前，声名卓著的英国小说家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在1908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就甚至语带赞许地说要建立一座宽敞的“死亡之室”，在乐队奏出的轻柔乐曲声中，把“所有的病人、跛子、残疾人”温柔地领进去。

优生学看似提供了一种可能，即通过控制生育把造成犯罪、酗酒、卖淫和其他“反常”行为的特征从社会中剔除出去。它融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统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假设就是：某些种族天生比其他种族优越。高尔顿自己在1908年写到，优生学的首要目的是限制“不适者”的生育率。支持优生学的人认为，消除“不健康”的人最终将有助于形成一个适应性更强、更健康、“更好”的社会。他们担忧，社会福利措施会鼓励社会的“劣等”成员生育繁殖，从而造成种族退化，于是更加坚信应提高民族效率。

1911年，一份德国杂志组织了一次有奖征文，题目是“劣等分子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何种代价？”获奖文章的作者是汉堡的一个在贫民庇护所工作的官员（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几乎所有的福利开支）。医学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应该对“劣等人”实行绝育。德国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普勒茨（Alfred Ploetz）的医生把优生学与“种族卫生”挂起钩来，成立了“种族卫生协会”。到1914年，这个协会在德国的不同城市建立了4个分会，成员共350人。那一年，种族卫生协会要求规范“有医学理由实施流产或绝育”的情况下应遵循的程序。就在战争爆发的几周前，德国政府起草了一项法案，禁止为了社会的原因或优生的目的实行绝育或流产，只有在“对生命或健康有紧迫威胁”的情况下才给予准许。该项法案尚未成为法律，德国就投入了战争。若非战争造成了形势剧变，优生学可能和反犹主义一样，永远也成不了气候，更不用说种族卫生学这个变种了。但即使如此，后来事态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在欧洲文明的“黄金时代”打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经埋下了日后暴力迸发的种子。可以说，基于民族、宗教、族裔、阶级的敌意与仇恨，这样的丑恶现象在每个社会里都有。巴尔干地区和俄罗斯帝国暴力频发。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后，具有法西斯特征的暴力团伙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警察经常站在他们一边。暴乱中犹太人受害尤烈。据报道，1905年10月发生了690起屠杀事件，3,000多名犹太人死于非命。敖德萨（Odessa）最骇人听闻的一次屠杀造成800名犹太人死亡，5,000人受伤，10万多人无家可归。反革命势力的报复导致1.5万反对沙皇政权的人遭到处决。奥斯曼帝国的情况更糟。这个帝国的辖地覆盖了近东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自15世纪以来一直由土耳其人统治，现在却处于无可救药的衰落之中。据估计，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实施的残暴镇压下，1894年至1896年间，奥斯曼帝国有8万多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促成屠杀的是土耳其人对日益高涨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恐惧，而且民众不满经济状况，又抱有基于宗教和阶级的敌意，就连警察也对屠杀不加制止。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时有发生，从未停止。1909年，又有1.5万到2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

然而，欧洲的暴力大多是对外的。即使国内相对和平，经济日见兴旺，帝国主义列强也一贯使用暴力来维持对外国领土的占领，迫使殖民地人民屈服。英国、法国和俄国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全球4/5的地区。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挑战会招致残暴无情的报复。1900年，德皇威廉二世命令德国军队像阿提拉的铁骑一样凶残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几个通过压榨中国经济获利的欧洲国家各自派出军队，加上美国和日本的军队，组成了一支联军，在中国奸淫掳掠，犯下了累累暴行。据估计，10万名中国人遭了八国联军的毒手。

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些殖民地肆无忌惮的残酷行为令人发指。在相当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个人领地的刚果，殖民者利用全球对橡胶的需求大发横财，对当地人民残暴野蛮，无所不用其极。1885年到1908年间，据估计有1,000万男女老幼被杀死。英国人从1899年到1902年为完全征服南非对布尔人打了3年的仗，其间英方使用无情的焦土战术来毁掉敌人的财产，并建立了“集中营”，里面囚禁的主要是布尔人的妇孺。集中营的条件极为恶劣，拥挤污秽，疫病流行，导致2.8万名被囚者（其中很多还不到16岁）中1/4的人死亡。据有些人估计，1904年至1907年，居住在（今天称为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总数约6.5万的赫雷罗人和纳马族人有80%死于非命。德国殖民当局的军队有系统地对反抗殖民统治的当地人民实施报复，将他们赶入沙漠，许多人因此活活饿死、渴死。更多的人在奴工营里劳累至死（德国人借用英国人的用语，将奴工营称为“集中营”）。

随着大国之间关系紧张的加剧，重整军备的压力也开始加大。同时，人们意识到，新型武器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未来的战争因此将迥异于前。1899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邀请26个国家的代表在海牙开会，旨在为“欢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而维持和平，限制军备。会议通过了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确立了战争法，规定5年内禁止使用某些类型的武器。事实很快证明，海牙和会的这些结果只是一纸空文。不过，它们的确表明，那时人们已经知道，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欧洲的和平时代一定会延续下去，他们也对现代工业化武器的杀伤力感到不安。他们日益认识到，采取行动预防战争和战争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大动乱已迫在眉睫。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需要维护欧洲的和平，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繁荣。但是，欧洲各国领导人在希望和平的同时也在积极备战——万一真的发生战争，就要争取速胜。

滑向战争？

英国政治家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后来有一句名言，说1914年欧洲各国“没有丝毫担忧和不安地滑过锅缘，落入战争的沸腾油锅”。这句一针见血的话准确描述了1914年7月最后一周里，事态不可遏止地向着战争发展的情形，也捕捉到了形势完全失控的那种感觉。但是，此言暗示当时的人普遍漫不经心、无忧无虑，却是错误的。这话的意思也不应理解为，战争的爆发乃偶然的事故，由一系列可悲的错误造成，它的发生无人乐见，无人料到，且无法预料。事实正好相反。虽然大多数决策者都真心希望避免战火燃起，虽然有人茫然无措，有人犹豫彷徨，有人断言大祸将至，有人临阵动摇退缩，但当战争来到眼前时，战争的意志还是压倒了和平的愿望。对于可能爆发战争的前景，欧洲领导人看得非常清楚。

劳合·乔治的名言还有一层含意，那就是，“一战”没有明显的驱动力，那场灾难并非由某个国家挑起，而是各方都有责任。的确，欧洲各国领导人和外交家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同一群走向悬崖的旅鼠[3]。确实有误会发生，也存在着普遍的互不信任（造成互不信任的一个原因是关键决策人的个性），这些都在把欧洲大国推落悬崖的过程中加了一把力。这确实与一代人之后的情形不同，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哪个具体的国家是战争的主要推手。所有大国的确都对战争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危机急剧发酵之时，法国怂恿了俄国，令其更为好战。英国发出的信号暧昧不明，它没有力挽狂澜，而是随波逐流，沿着危险的道路一步步走向战争。尽管如此，对于最终导致战火席卷全欧的灾难性事态发展，还是不能说所有欧洲国家都负有同等责任。

有些国家各有自己的利益和野心，彼此互不相容，极易导致全欧大战；这样的国家是引发大战的主要责任方，它们在危机中敢于外交行险，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不惜动武。1914年7月，事态到达爆发点的时候，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是危机中的决定性力量，其中又以德国的作用最为关键。

德国雄心勃勃，企图称霸欧洲，同时又对俄国可能会兴起为霸权怀有日渐强烈、近乎偏执的恐惧。为实现前者，防止后者，德国不惜冒引发欧洲大战的风险。1914年7月6日，德国保证无条件支持奥匈帝国（即通常所谓“空白支票”），因为德国假设，奥方很快会对塞尔维亚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报复奥地利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和索菲王妃的遇刺。他们两位是在对萨拉热窝进行访问期间于6月28日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刺杀的。但这仅仅是臆测。德国提供了无条件支持的保证，而且没有规定哪些报复措施是奥地利不能采取的，尽管冲突扩大的危险和欧洲列强介入的可能都显而易见。在德国的怂恿下，奥地利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其内容故意写得让塞尔维亚无法接受。德国的煽风点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把这个原本地方性的问题变成了全欧洲的危机。最后通牒要求塞方对与暗杀阴谋有关的塞尔维亚官员和军人采取行动，逮捕奥方指名的两个军官，并压制反奥地利的宣传。一项构成对塞尔维亚主权极大侵犯的要求是，让奥匈帝国的代表协助对暗杀阴谋的调查，并参与对塞尔维亚国内反抗运动的镇压。

当时，塞尔维亚的力量在增强，这威胁到了奥匈帝国对巴尔干的控制；多民族的奥匈帝国还面临着日益加剧的解体危险。为了一己之利，奥匈帝国不惜把欧洲拉入战争，但它必须有德国做后援。奥地利明明知道俄国会给塞尔维亚撑腰，但它向塞尔维亚（“黑手社”恐怖组织就是从塞尔维亚向萨拉热窝的刺客提供武器的）发出的最后通牒仍然故意提出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这大大增加了引发全欧战争的可能性。俄国一心要防止奥匈帝国主导巴尔干（因为那将使俄国实现自己野心的企图受阻），不出意料地做出了强烈反应。俄国立即表示支持塞尔维亚，尽管它非常清楚，那意味着不仅要和奥匈帝国打仗，还要与德国开战，而德国一旦参战，法国就必然出手（因为谁都知道德国的作战计划要打击的不仅是俄国，还有法国），英国也很可能加入。

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为了它们各自强权政治的目的，对一个实质上地方性的冲突不去尽力平息，反而火上浇油。这种极为冒险的战略最终导致了1914年的大灾难。如前所述，这三个大国中，德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如果它没有给奥匈帝国提供无条件支持的“空白支票”，奥匈帝国就不会有恃无恐，向塞尔维亚发出如此强硬的最后通牒。如果奥匈帝国不是如此咄咄逼人、寸步不让，俄国就不会承诺支持塞尔维亚，继而引起一系列的后果。“空白支票”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欧洲大战爆发的可能性。

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等大国各自结成了对立的同盟。1914年，大国间平衡尽管仍勉强维持着，但越来越岌岌可危。早在19世纪90年代期间，德国就生出了觊觎世界强国地位的野心，这导致了紧张的升级，构成了长期的潜在威胁，是对英国世界强国地位的直接挑战。德国与英国的竞争日益加剧。但是，在欧洲大陆上，受强大的德国（它自1879年起与奥匈帝国结盟，1882年又成为意大利的盟国）威胁最甚的是法国和俄国。法俄两国一个是共和国，一个是专制君主国，但共同利益促使它们令人意外地建立起了友好关系。1894年，它们专为应对德国的挑战签订了盟约。十几年后，德国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因为1905年，俄国惨败于日本这个远东新兴强国，当时许多人为之震惊。俄国的失败动摇了沙皇帝国的根基，触发了俄国的内乱，险些造成沙皇专制政权的覆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精明的经济和政治管理下，后来的几年成了俄国的兴旺年代。在法国巨额贷款的帮助下，俄国经济显著增长，军事重建一日千里。于是，俄国重新燃起了希望，想趁奥斯曼帝国力量衰落之机夺取对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的控制权；与英国关系的巨大改善使俄国这一希望成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俄英两国在历史上一直是竞争对手。英国坚决不让俄国控制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Dardanelles）这两个扼守地中海及中东通道的海峡，为此不惜和俄国在1854年打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也一心要防止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威胁到它自己在印度的殖民地。但是，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后国力衰弱，愿意与英国修好。于是，它们两国在1907年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了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的西藏这些它们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中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对德国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肯定有间接的影响。俄国和英国1907年签订的条约和此前俄法建立的联盟以及1904年英法达成的（直接针对德国的）友好协议加在一起，重组了欧洲权力政治的结构。德国和它的主要盟国奥匈帝国（另一个盟友意大利不太指望得上，尽管意大利领导人号称自己的国家是强国，但其实差得远）忽然发现英、法、俄居然站到了一起（鉴于它们三国之间往昔的互相敌视，可以说这个发展是惊人的）。可以理解德意志帝国为何愈发强烈地感到四面受敌。

英国外交部认为，两大同盟的对峙（如后来的核武器那样）是对侵略行为的一种威慑。但是这种情况也意味着，战争一旦发生，就不会仅限于局部，而将是全面战争。然而，引起战争的并不是这两大同盟。在那以前的10年间，发生了好几场严重危机，却均未导致战争。1905年，德国对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利提出了挑战；1908年，奥地利蛮横地吞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地方名义上虽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已经被奥地利占领了30年）；1911年，德国的一艘炮艇驶入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port of Agadir），向法国发出挑衅。然而，大国间的这些紧张都很快得到了缓解。1912年，在长期动荡的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结为同盟，自称巴尔干同盟，趁奥斯曼帝国力量衰弱对它开战；次年，巴尔干同盟爆发内讧，保加利亚为争夺前一年战争的利益沾润对塞尔维亚动起了刀兵。这些区域冲突爆发后，大国都设法确保了它们不致发展为大型战争。

尽管如此，大国间的紧张仍然显而易见。两次巴尔干战争使这个战乱一触即发的地区更加不稳定，新的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且，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影响力早已开始走下坡路，另一个地区大国奥匈帝国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的表现使人觉得它软弱被动，就连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也依然如此。因此，奥匈帝国以后在巴尔干地区必将遇到更多的麻烦。俄国统治者仍然希望有朝一日能控制土耳其的两个海峡，并通过夺取（属于奥地利控制下的波兰的）加里西亚（Galicia）来确保西部边界的安全；他们把奥匈帝国的虚弱看在了眼里。

欧洲战争远非不可避免，可是谁也不想冒备战不足的风险。国与国之间的猜忌推动军备竞赛急剧升级。1911年到1913年，大国的军费开支陡然增加——德国增加了30%，俄国增加了50%。德国和英国投入巨资建造新型作战舰队，竞相建立最强大的海军。陆军的规模也大为增加。德国于1913年扩充了陆军，法国马上如法炮制。俄国对1905年败于日本的伤痛记忆犹新，到1913年已经在军队重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德国忧惧交加地注意到，俄国还计划进一步大肆扩军。军备竞赛中，奥匈帝国落在了后面，它的军力只够打区域战争。它招募兵员的配额在1889年就固定了下来，虽然1913年颁布了增加兵员的新法律，但为时已晚，无法缩小与别国军队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

然而，即使在奥匈帝国也和在整个欧洲一样，适龄男子中很大一部分人接受了作战训练。到1914年，欧洲各国的正规军和预备役军人已经达到几百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全面动员后，俄国有350万大军，德国210万，法国180万，奥匈帝国130万。大国中只有英国没有大批预备役人员随时可以征召入伍。英国军队由志愿兵组成，只有10万人左右，主要是为打殖民战争准备的。与其他大国的军队相比，英军的规模小得可怜。但是，英国的皇家海军掌握着世界的海上通道，是大英帝国的军事基础。英国还可以从大英帝国遍及全球的殖民地招募大量兵员。

许多人认为，前一个世纪基本维持了欧洲和平的制衡制度会继续发挥作用。但也有人认为，战争很快将不可避免。这不仅是由于军事化的加强和紧张的加剧，这种情况本身就反映了大国精英的焦虑，认为国家存亡系于一线，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精英的这种态度又加大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若是打赌，谁都不会在欧洲的脆弱和平会无限期维持下去的可能性上面下大赌注。

这还只是1914年6月28日弗兰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前的情况。奥地利1908年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大大刺激了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情绪。包括一些军官在内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于1911年成立了秘密组织“黑手社”。主要推手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ć，人称“阿皮斯”（Apis）］于1913年成为塞尔维亚军事情报部门的首长。刺杀斐迪南大公的阴谋就是阿皮斯掌控的秘密网络策划而成的。这次暗杀行动招募了一些波斯尼亚的塞族青年当刺客，最终得手的叫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他们要刺杀的奥地利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其实对斯拉夫少数族裔非常友善，愿意向“南方的斯拉夫人”进一步放权，以实现帝国的稳定。但是，这正是激进分子眼中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理想的威胁。暗杀发生在斐迪南大公暨王妃对萨拉热窝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当时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故：大公乘坐的敞篷轿车的司机转错了弯，驶入了一条小巷，倒车时引擎又熄火了，无意中给普林齐普提供了天赐良机，使他得以弥补此前他们狂热民族主义七人组中另一个人行刺失败之憾。即使如此，仍然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弗兰茨·斐迪南（和他妻子）的遇刺必然引发欧洲的全面战争。之前也发生过暗杀事件，甚至是暗杀国王的事件，却均未引发重大冲突。1894年，法国总统萨迪·卡诺（Sadi Carnot）遇刺；1900年7月29日，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遭枪击而死；1903年6月11日，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和王后被暗杀；1913年3月18日，希腊国王乔治一世也死于刺客之手。事实上，几乎到1914年7月底，弗兰茨·斐迪南的遇刺似乎还不致引发全面战争。

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发生3周后，外交压力才骤然上升。7月的最后一周，伦敦的金融市场才开始对爆发战争的前景表现出不安。即使在那时，仍然有迹象表示，人们有信心能够避免最坏的情形发生。7月30日，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饶勒斯还说：“会出现起伏。但事态最终不可能不恢复正常。”第二天，7月31日，他死在了一个精神错乱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枪口之下。那人说饶勒斯是叛徒，必须除掉，而饶勒斯的“叛国罪”就是他努力争取国际和平。

对弗兰茨·斐迪南的被刺，奥地利显然应该对（被认为应对此事负责的）塞尔维亚发动短暂的报复性攻击以示惩戒，而塞尔维亚的军队正好由于不久前在巴尔干战争中的失败而元气大伤。其他强国很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攻击无可厚非，是对杀害哈布斯堡王室继承人的合理报复。确实，人们几乎都觉得这样的反应自然而又合理。维也纳和其他各国都认为，报复事关国家荣誉，是宣示哈布斯堡帝国强国地位的必要举措。刺杀事件发生3周后，德国领导人尤其认定，只会打一场局部战争。

但是，即使是局部战争这种有限的行动，组织起来也颇费时日。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政府、外交和军事机器相当笨重，耗时甚久才能进入状态。好战的总参谋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伯爵（Count Franz Conrad von Hörtzendorf）在奥地利的外交大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伯爵（Count Leopold Berchtold）的支持下，力主马上对塞尔维亚开战，但帝国匈牙利部分的政府首脑伊什特万·蒂萨伯爵（Count István Tisza）却主张小心谨慎，担心会发生“欧洲大战的可怕灾难”。奥匈帝国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内部意见不统一，才转向德国求援的。奥地利人觉得，德国军队战无不胜，哪怕攻击塞尔维亚会引起全欧洲的战争，只要有德国做后盾，奥地利就有恃无恐。奥地利从柏林那里得到的信号是，如果一定要打仗，眼下是最好的时机。

然而，哈布斯堡帝国做事只有两个速度：慢和停。打仗需要兵员，但当时更急需劳动力收获庄稼。因此，不可能立即发动战事。有人指出，至少还需要16天的时间来动员军队对塞尔维亚实施打击，说这话时已经是暗杀发生的两天之后了。可以说，奥地利的迟缓反应相当于一条慢燃的导火索，最终导致了所有大国的卷入。随着危机的加深，各国长期形成的心态、目标、野心和恐惧影响了它们各自的行动。

德国1871年才完成统一，但它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工业化经济体。它雄心勃勃，决意获得自己“在太阳下的地盘”[4]，成为在地位和影响力上和大英帝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强国。同时，德国又非常担心时间不等人，害怕敌国会集结军力阻挡其野心的实现。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早在1912年就在德皇面前说过，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来得“越快越好”。他建议先借助报刊挑起反俄情绪，那样，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得到民众的支持。自那以后，毛奇一直力主打预防性战争，在德国遭到俄国或法国，或二者联合的攻击之前先发制人。大战爆发的几周前，他坚称战争迟早会到来，德国应确保战争发生在自己能够打赢的时候。据报道，他在1914年5月14日说，俄国两三年内就将完成军备方案的执行，到那时，德国敌人的军力就会强大到无法应付。毛奇的结论是，唯一的办法是“在我们还有一定胜算的时候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来粉碎敌人”。

但是，对未来看法悲观的毛奇虽然占据着德国军队中最关键的位置，却不能决定政府的政策。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对于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忧心忡忡。他认为战争是“跃入黑暗”，是“最严峻的责任”。他甚至预言，与德国一些鹰派人物的说法相反，战争摧毁不了社会民主运动，无法消除它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威胁，反而会使它得到加强，“并造成一顶顶皇冠落地”。7月底，随着危机进入最后阶段，贝特曼—霍尔韦格看到，自己的政治举措并未奏效，军方的影响力在明显上升，于是试图“尽全力踩下刹车”。不过，他觉得总参谋部的意见也有道理，那就是，俄国的军力会迅速扩大，时间拖得越久，德国的军力就越处于下风，因此，开战“越快越好”。与其坐视自身处境不断恶化，不如在可以速胜的时候早些动手。俄国同德国的西方宿敌法国结了盟，这使德国更有理由担心自己陷入包围。

在俄国7月30日开始动员军队，使战争不可避免之前，德国掌握决策权的是文官，不是军人。即使如此，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都不像德国军队那样，享有相对于文官政府的高度自治。7月底危机达到顶点的时候，毛奇和总参谋部的影响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军事需要压倒了政治举措。德皇有时似乎同意毛奇的分析，但他尽管气势汹汹地展现出好战的姿态，在危机期间却举棋不定，畏首畏尾，最后一刻甚至想退出战争。不过，德皇实际上根本无法控制比他强大得多的军方力量。德国的军事规划者严格坚持他们早已制定好的战略，计划一举击败法国，然后转过头来对付俄国。所以，当德皇7月30日要求总参谋长毛奇取消对法国的攻击（希望以此来确保英国的中立），尽举军力对付俄国的时候，毛奇明确回答说办不到，那会把德国训练有素的军队变成“混乱的乌合之众”。毛奇说，军队部署是多年计划的结果，不能随意地临时更改。整个危机期间，德皇根本不能下旨定策，只能被动地对政府的决定做出反应，归根结底是对军方的要求做出反应。

在毛奇的意见最终得到接受，事态发展在7月底达到高潮之前，德国政府主要忙于应付它先前的严重政策失误——它让奥地利放手处理塞尔维亚危机，结果带来了引爆欧洲大战的实实在在的危险。由于这个巨大的失误，德国在整个7月间都在尽力回应由别国造成的各样事件，事态正在迅速失控。

俄国的长期利益在于控制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的两个海峡，这两个海峡对俄国贸易至关重要，由于它们扼守通往黑海的通道，因此对俄国南部的安全也意义重大。俄国不能允许任何其他国家统治这个地区。随着奥斯曼帝国颓势日显，奥匈帝国显然成了俄国在巴尔干利益的最大威胁。俄国海军高层的鹰派甚至设想赶在土耳其收到（从英国）订购的5艘无畏级战列舰之前动手夺取君士坦丁堡（俄国人仍在使用伊斯坦布尔的旧称）。但这个设想对俄国在7月危机期间行动的影响微乎其微。俄国人并未确定要在1917年前完成备战。1914年时，他们并不想马上和德国摊牌，但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内容遭到泄露的7月24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一俟俄国在最后通牒内容泄露后对塞尔维亚表示了支持，事态滑向全欧大战就不可避免了。单是维护国威这一项考虑就决定了谁也不会退让半分。

1914年7月为大战铺平了道路的三大强国之中，奥匈帝国是最弱的一个，它的行动主要是出于对自身未来的担忧。奥斯曼帝国力量的衰落导致巴尔干的局势日益不稳；众所周知，俄国对1908年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事耿耿于怀，可能试图夺取对巴尔干的统治权；塞尔维亚在俄国的支持下日益强硬——这些都是维也纳权力部门的走廊里人们焦虑谈论的话题。因此，在1914年7月，打垮塞尔维亚似乎是个好主意，条件是要确保得到德国的支持，打一场有限战争，速战速决，赢得胜利。可是，奥匈帝国并未立即采取行动报复弗兰茨·斐迪南的被刺，而是通过7月23日的最后通牒把俄国（进而牵扯到德国和法国）卷入了正在酝酿的冲突。

早在7月6日，德国就宣布无条件支持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认为奥地利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塞尔维亚若不肯让步，就要受到军事打击的惩罚。德国在巴尔干主要盟友的地位会因此上升。当时没人认为俄国会干预。沙皇总不会支持暗杀皇室成员吧？德国认为，俄国仍未做好战争的准备，其他列强则会袖手旁观，接受既成事实。事实很快证明，德国的政治算计实在靠不住。然而，德国给奥地利开出“空白支票”的时候，已经有人意识到，德国也许严重误判了形势，所采取的行动风险极大。身居相位的贝特曼—霍尔韦格就承认，“对塞尔维亚用兵会导致世界大战”，将“颠覆现存的一切”。

维也纳方面拖拉延宕，意味着德国迅速解决这场地方危机的希望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实现。直到7月19日，对塞尔维亚强硬最后通牒的文字才确定下来，又拖了4天才终于发出。至此，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已经过去了3周半的时间。最后通牒又给了塞尔维亚人48小时的作答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塞尔维亚人害怕奥地利会大举进攻，本来已经准备接受最后通牒中的苛刻条件了。但是，最后通牒的条文遭到泄露，俄国人得知后向塞尔维亚人表示支持，壮了他们的胆子。俄国不计后果地对奥地利采取强硬立场，给塞尔维亚撑腰，这个政策得到了法国盟友的鼓励。7月20日到23日，法国总统普安卡雷（Poincaré）和总理维维亚尼（Viviani）对圣彼得堡进行国事访问，表示了对俄国的坚定支持。

普安卡雷在孩提时期经历过普鲁士对他家乡洛林（Lorraine）的侵略，怀有深深的反德情绪。他在1912年就支持俄国干预巴尔干，虽然他清楚地知道那将导致俄德两国的冲突。1912年的情况和1914年一样，如果德国和俄国发生军事冲突，导致德国在欧洲地位削弱，那将对法国有利。1912年，俄国决定不介入巴尔干的冲突。这一次，圣彼得堡的决策者觉得不能置身事外。支持塞尔维亚有助于俄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如果爆发战争，德国就必须双线作战，因此俄国领导层的鹰派相信俄国能够打赢。决定一旦做出，就没有多少选择了。从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加大。虽然即使那时也可以阻止事态向着战争的方向发展，但无人有此意愿。

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后，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Sergei Sazonov）第二天当即回应说：“那意味着欧洲大战。”不久后，萨宗诺夫指责奥地利故意挑起战争，对奥地利驻俄大使说：“你们在给欧洲放火。”然而，萨宗诺夫心知肚明，俄国自己的行为也在明显加大欧洲大陆燃起战火的可能性。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尚未到期，俄国就于7月24日把存在柏林的全部国家资金（高达1亿卢布）撤了回来。更重要的是，它决定开始秘密动员部分军队（征集了100多万兵员），并命令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进入战备状态。7月25日，所谓的“备战时期”开始。俄军的行动很快使德国人意识到俄国在进行秘密动员，虽然俄国到7月28日才正式宣布动员军队。那一天也是奥地利终于对塞尔维亚宣战的日子。

至此，向着大战的发展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为了防止冲突上升为全面的欧洲战争，有关国家最后做出了一些紧急却徒劳的外交努力。那些外交努力有真心真意的，也有虚假作态的，却都为时已晚。德国本来希望能够把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控制在当地，可这个希望早已破灭。即使如此，在俄国决定开始秘密动员军队的5天后，德国仍未采取任何决定性的军事举措。7月29日，柏林仍在犹豫是否要宣布“战争紧急危险状态”（那是全面动员之前的最后一步）。但那天晚上，俄国领导层决定开始军队总动员。第二天，7月30日，沙皇先是批准了总动员令，后来胆怯之下又取消了命令，经过了一段延误后，沙皇最终还是同意了进行全面动员。

在柏林，军事需要终于压倒了外交考虑。7月31日，德国宣布进入“战争紧急危险状态”。德国首要关注的是确保社会民主党支持作战，因为有些社民党人具有强烈的反战倾向。所以，必须使德国看起来是被迫自卫。俄国的总动员恰好提供了理由。贝特曼—霍尔韦格宰相对于俄国人现在看起来成了有错的一方感到高兴，但接着又悲观地说：“情势已失去控制，战争已经启动。”7月31日午夜，德国向俄国发出限期12小时的最后通牒，说如果俄国拒不撤销动员令，德国就要开始总动员。8月1日最后通牒到期时，圣彼得堡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于是德国对俄国宣战。法国在同一天发布动员令，支持俄国。两天后的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

英国最关注的不是欧洲大陆上的危机日益加重，而是爱尔兰可能会爆发内战。在战争压力日增之际，英国不属于主战阵营。在所有大国当中，英国从欧洲战争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最少。英国的领导人非常清楚，如7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所说，战争将“造成巨大的花费，对贸易造成极严重的干扰”，会导致“欧洲的信用和工业完全崩溃”。他还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不管谁是战胜者，许多东西都会一去而不复返。”英国内阁的大多数成员都和格雷一样，担忧战争造成的后果，希望能够维持和平。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内，英国外交大臣试探着寻求通过调解来解决危机。英国与俄国、法国达成的协议并未规定英国有义务插手，格雷仍然在两边下注。英国如果像德国人希望（虽然并不指望）的那样明确宣布中立，那么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也能预防全面战争。但是，格雷犹豫不决，坐失良机，失去了折冲的空间。而且说到底，英国不能冒让德国主导欧洲大陆的风险。这是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另外，英国政府和反对党中都有人认为，支持法国和俄国关乎荣誉和威信。在英国外交部颇有影响的艾尔·克劳爵士（Sir Eyre Crowe）说，英国若在这场大战中置身事外，它的大国地位必然受损。

最后，德军越过边界进入中立的比利时，英国要求德国尊重比利时中立地位，这一最后通牒在8月4日0点到期后没有得到理睬，这给了英国宣战的口实。讽刺的是，直接促成这场危机的奥匈帝国反而是最后参战的大国，到了8月6日才对俄宣战。5天后，法国对奥匈帝国宣战。又过了一天，英国也终于对奥匈帝国宣战。还要再过14个月，战火才会延烧到冲突导火索塞尔维亚的土地上。但此时塞尔维亚已经不再重要。主戏马上就要开场了。

促使列强一步步走向战争深渊的是恐惧。这些大国都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造成它们担忧的部分原因是国内要求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压力，或激烈的民族主义诉求（这在奥地利尤其突出），它们害怕这些可能（也的确会）造成帝国的瓦解。但是，列强最害怕的还是彼此。德国害怕被法国和俄国这两个敌国包围，尤其害怕俄国，害怕沙皇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旦超过自己将产生的后果，例如俄国可能会在对德国势力扩张至关重要的巴尔干地区占据统治地位。俄国则害怕德国控制巴尔干、近东以及掌握俄国经济命脉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法国四十几年前被普鲁士侵略过，对德国怀有近乎偏执的恐惧。英国害怕失去商业龙头老大的地位，也害怕德国称霸欧洲，无法容忍德国控制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线。恐惧驱动了军备竞赛，也促使列强及早出手，抢在敌人前面先发制人。所有大国还有一个共同的恐惧，那就是因为在最后关头退缩而丧失颜面。

各方甘冒战争之险，还因为它们都相信战争不会持续多久。应该说，各国这样想与其说是有根有据，不如说是一厢情愿，不愿意去想万一事与愿违又将如何。每个国家的决策者中都只有寥寥数人对战争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过担心。无论各国决策者内心有何担忧，他们的行动都是以战争很快就会打完为前提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军事顾问并非不了解现代大炮的强大破坏力，也明白派步兵冒着机枪的弹雨冲锋会造成大量死伤。几十年前的美国南北战争已经预示了现代战争的高死亡率，但欧洲领导人对此不以为意。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18.4万亡魂也未能让他们警醒。若论从中获得的认识，他们只看到，现代战争破坏力巨大，因而会很快分出胜负。毕竟，尽管普法战争打了10个月，但关键的色当战役在战争开始仅仅6个星期后就发生了。关于不久前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观察者都注意了它造成的大量伤亡。但日俄战争也为时不长，只有1年多一点儿。

欧洲的军事思想家根据近期的经验，预计若是再打仗也会为时短暂。他们没有因为冲突可能久拖不决、战局僵持会使战场沦为屠场而对战争望而却步，而是依恃火力技术的迅速进步，认为快速机动的进攻尽管会造成惨重的伤亡，但能够迅速取胜。德国军方尤其倚仗这个思路。他们知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因为敌国联盟在人数上占优势，英国还可能动用海军封锁，掐住德国的脖子。因此，负责军事规划的德军总参谋部得出结论：进攻越迅速，越猛烈，就越有可能赶在敌人动员起足够的力量之前打垮敌人，也越有可能尽快结束战争。

毛奇的计划与前任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施利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en）在1905年制定的计划大同小异，即以双线作战为前提，但首先快速西进，以巨大兵力迅雷不及掩耳地击垮法国人，接着转向东线，在俄国人动手之前打败他们。施利芬设想，一个月内即可实现突破，奠定胜利的大局。但是，法国人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危险，他们的野战军规模与德国的不相上下，也在准备发动大型进攻。俄国人同样想采用果断的快速攻势，通过奥地利的加里西亚直抵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俄国人在东普鲁士对德国人发动进攻就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这个主要目标，这使得法国人深为恼火）。奥地利人也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不过他们明白，虽然他们可以单挑塞尔维亚，但要想对付俄国，却必须与德国在东线发动的毁灭性打击相配合。欧洲大陆上的每一个大国都首重进攻，将其视为迅速决胜之计。谁也没有制订后备方案，谁也不去想如果无法速胜该怎么办。结果必然是长期的消耗战，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军事和经济力量更胜一筹的同盟。

在欧洲，不仅统治阶级，而且相当大部分的民众都相信打仗既有必要，也有理由，并一厢情愿地认为战争将是一场激动人心的短暂冒险，相信自己的国家必能迅速取胜且伤亡不多。这说明了为何随着紧张不断加剧（民众到7月底才意识到紧张的存在），最终爆发全面战争，欧洲各交战国会有如此之多的民众热情高涨，甚至喜气洋洋。当然，绝非所有人都怀有上述想法，民众的热情也远非初看之下那么普遍。事实上，不同国家、地区、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情绪千差万别，从好战的歇斯底里到强烈的反战，从狂热的兴奋到深切的焦虑，不一而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欧洲各大国的首都，至少一部分人为战争的步步逼近而欢呼雀跃。

奥地利宣布与塞尔维亚断交后，英国驻维也纳的大使报告说，“兴奋狂喜”的“大群人”走上街头游行，“高唱爱国歌曲，直到深夜”。后来，奥地利反战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描述了沉浸于爱国热情的维也纳的气氛如何使他心醉神迷：“街上到处是游行的人群，旗帜、横幅迎风飘扬，音乐响彻大街小巷，入伍新兵兴高采烈地欢呼着列队前进，他们年轻的脸上容光焕发。”茨威格发现，这种“壮观、狂喜，甚至诱人”的场面一度压倒了他“对战争的憎恶和反感”。奥地利社会党中有人起初对威胁和平的举措提出了抗议，但一旦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抗击沙皇暴政的观点得到接受，“战争情绪”就压倒了抗议。

在柏林，俄国总动员的消息传来后，5万人（主要是中产阶级成员和学生）于7月31日聚集在皇宫前听德皇宣布：“在今后的斗争中，我的人民不再分党分派。现在我们都只是德国人。”酒馆、咖啡馆和露天啤酒座的顾客起立高唱爱国歌曲。年轻人走上街头，要求开战。德国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热情支持战争的示威游行。沙皇尼古拉在圣彼得堡冬宫的阳台上接见了向他欢呼的大批人群，人们好像有人指挥一样，齐齐地向沙皇行跪拜礼，挥舞着手中的旗帜高唱国歌。在巴黎，民众听到普安卡雷总统宣布要克服法国的内部分歧，建立全国人民的“神圣同盟”后，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社会党人也同样积极。由于外部威胁的出现，工人阶级对饶勒斯被刺的愤怒转变为爱国的责任感和对德国侵略的夷然不惧。

这种异乎寻常的感情爆发，其根源是多年来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在校学生和现役军人进行的民族主义说教，加上爱国组织、游说团体和大众报刊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民族主义热情在上、中层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尤为普遍。他们许多人认为，战争是大好事，因为它能使民族重新振兴，从他们眼中社会的道德堕落中解放出来。1909年在意大利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我们要讴歌战争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清洁力量，它代表着尚武主义、爱国主义和破坏性行动。”战争被视为英勇、冒险、有男子汉气概的事业，专治民族衰落。战争使各国暂时克服了内部分歧，产生了一种民族团结感。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新团结体现了“1914精神”，几乎是一种宗教觉醒。这使他们更加确信，德国文化不仅异于，而且优于以革命与共和主义为基础的法国文化，英国那注重物质的民主就更无法与德国文化相比。他们认为，必须捍卫高等文化的价值观，如有必要，还应将其强加给欧洲其他国家。

无论是这种高傲和智性上的优越感，还是范围更广的战争热情，都不能准确、充分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态度。因将要开战而欢庆的情形主要出现在较大的城镇，而且即使在大城镇中，也并非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住在伦敦的反战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后来说，他看到“普通男女为战争即将爆发兴高采烈”，大为惊诧。然而，当时的迹象表明，伦敦和英国其他地方民众的普遍情绪是焦虑紧张，而不是好战的热情。欢迎战争的似乎只有中产阶级的部分成员，特别是青年。

在柏林，聚集在市中心的一群群学生表现出的爱国激情却并未得到工业区工人的响应。工人的情绪以反战为主，他们至少是对战争的前景感到焦虑，希望维持和平。乡村地区的民众对打仗也热情不高。有报告说，“许多农民家庭陷入悲伤之中”，乡村地区的老百姓想到自己的父亲、儿子、兄弟或孙辈可能丧生沙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俄国农民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在法国农村，农民们听到普安卡雷宣布“神圣同盟”，感到的是震惊、悲观，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令尽责，但没有丝毫的兴高采烈。

产业工人阶级，特别是加入了奉行国际主义、赞成和平主义的社会党和工会的工人，不支持好战的极端民族主义，也不热情拥护战争。不过就连他们也没有站出来反对战争。各国逃避兵役的情况都少之又少。老百姓哪怕对战争热情不高，但出于责任感或听天由命的心态，都服从国家的征召。法国动员的兵员中只有1.5%抵制应征，政府本来以为这个数字会高达13%。德国的工会成员同意在战争期间暂停罢工。德国、法国和英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人投票支持政府为战争拨款。在俄国杜马的投票中，社会党人投了弃权票（但5位布尔什维克的议员投了反对票，并因此遭到逮捕）。

国际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之所以支持民族主义的战争，是因为他们相信，战争是防御性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战争乃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捍卫自由，不是为建立帝国主义统治。后人回顾这一段历史，会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浪掷生命，毫无意义。可是，在1914年8月，战争看起来却绝非毫无意义。工人愿意和自己的同胞以及盟国一起投入他们眼中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自卫战争，愿意为祖国而战，甚至捐躯。他们应征入伍后被灌输了爱国主义和纪律观念。他们首先是爱国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

在德国，抵抗可憎的沙皇专制政权成了激励和团结社会主义者的动力。7月最后几天，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各个城市组织了大型反战集会，据估计共有50万支持和平的示威者参加。然而，社会民主党刻意强调，祖国如有需要，工人们随时会挺身而出保卫祖国。这个需要就是“对沙皇政权的战争”。俄国发布动员令后，德国对俄宣战，社会民主党立刻转而支持保家卫国。讲德语的奥地利社会党人也为了同样的理由支持战争。俄国社会主义者不顾布尔什维克的反战立场，一致支持保卫“俄罗斯母亲”，抵抗“践踏人类一切规则”的德国人。罢工停止了，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被迫流亡。法国社会主义者同样支持保卫国家，抵抗可恨的德国人的入侵。英国工党也同意必须对德作战，直至将其打败。

各国的报纸挑起了国民疯狂仇视外国人的情绪。有些人不为这种煽惑所动，实属难能可贵。但大多数人在媒体的启发下想象力空前活跃，在他们眼中，到处都有间谍和第五纵队分子的身影。有外国口音或外国名字的人无一不身处险境。来自阿尔萨斯（Alsace）的人如果因德国口音暴露了身份，可能会受到其他法国人的殴打。慕尼黑有两名妇女被人听到在说法语，结果要靠警察搭救才得以安全脱身。圣彼得堡高呼爱国口号的暴民捣毁了德国大使馆，还抢劫德国人开的商店。沙皇为迎合这种狂热，把首都的名字改为彼得格勒，因为圣彼得堡听起来德语味道太浓了。

8月的头几天，德国有超过25万人踊跃志愿参军。这个数字非同小可，因为几乎所有男性人口都受义务兵役制管辖，只有17岁以下或50岁以上的人才免于兵役。在英国这个唯一不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大国，1914年8月有30万人志愿参军，9月又多了45万人。工业城镇中，工友或邻居一起入伍，组成“好友营”。许多人参军是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但即使如此，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将一切因素纳入考虑之后，可以看到，民众的确普遍对战争满怀热情，反战的声音微乎其微。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可以说战争是人心所向。

每个交战国都有大批欢呼的人群在火车站为开往前线的士兵送行。与母亲、妻子和孩子的婆娑泪眼相伴的，是高亢入云的爱国歌曲和迅速得胜、早日团聚的豪言壮语。但是，前往战场的许多（也许是大多数）预备役士兵无论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摆出多么勇敢的姿态，一旦要离开自己的家庭、农庄、办公室和工作场所，心里终不免有些勉强和忧惧。他们用“到圣诞节就完事了”的梦想来安慰所爱的人，也安慰自己。没有几个人像奥地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约瑟夫·雷德利希（Josef Redlich）那样清楚地对未来怀有不祥的预感。1914年8月3日，他看到数千名预备役士兵在维也纳的火车北站登上火车开赴前线时说：“哭泣的母亲、妻子和新娘们，等待着她们的将是怎样的痛苦啊。”

运兵全靠火车。德国使用了1.1万列火车，法国使用了7,000列火车，专门运送部队上前线。也有大量马匹需要运送。奥地利、德国和俄国一共征用了近250万匹马，英国和法国征用的马匹还要多上几十万匹。在军队对马匹的依赖上，1914年和拿破仑时代没什么两样。

与此同时，军队制服的颜色大多变成了深卡其色或灰色。但法国人仍然穿着属于前一个时代的军装：亮蓝色上衣、红色裤子和红蓝相间的帽子。1914年8月，士兵的背囊中还没有保护性的钢盔（1915年法国和英国给士兵发了钢盔，次年，德国军队也配备了钢盔），也没有防毒面具，但他们很快发现，防毒面具是对一种新型致命武器的必要防护，虽然效力仍然不够。

1914年投入战争的是19世纪的军队，他们打的却是20世纪的战争。

[1] 《诸神的黄昏》是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四部分。——译者注

[2] 威廉时代指威廉二世在位时期。——译者注

[3] 旅鼠生活在北极地区，经常成群活动，被用来比喻盲从的人。——译者注

[4] 指强国地位。——译者注

第二章

巨大灾难

沉默的人群……部队奏着军乐前进，别忘了这些人正在走向屠场。

巴黎一位公务员米歇尔·科尔代的日记（1915年7月14日）

1914年8月过后，天翻地覆。进入新世纪已经14年，但那场很快要被称为“大战”（The Great War）的战争，才真正标志着欧洲20世纪的开端。从日历上标明的世纪之初到欧洲堕入灾难性战争之间的年月属于前一个时代。1914年8月之后开始的新时代，是更可怕的时代。

悲剧展开

战争打响两年前，汉堡的一位教师兼反战作家威廉·洛姆苏斯（Wilhelm Lamszus）写了《人类屠场》（Das Menschen-schlachthaus）这本小说，书中描写了未来战争中高效杀人机器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大量死亡，那种恐怖和残酷令人不寒而栗。很不幸，这本小说言中了。八年后，一位在战争期间几乎自始至终都热忱勇敢地带领部队在前线作战的坚定的德国军官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写了一本畅销书《钢铁风暴》（In Stahlgewittern），那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出色文学作品之一。云格尔的标题是对欧洲各国士兵四年战争经历的最恰当描述。

这两部文学作品分别写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灾难性冲突的之前和之后，但都抓住了战争本质的某些方面。这场战争与以前战争的区别在于，它是工业化的大规模屠杀。人的血肉对抗的是杀戮机器。士兵们面对的是重型大炮、机枪、自动步枪、迫击炮、烈性炸药、手榴弹、燃烧弹和毒气。越来越多的现代武器投入作战，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前所未有。军队策划大型攻势的时候，已经把巨大的人员损失作为必然因素纳入了考虑。火炮和弹片是战场上的主要杀手，但也有无数人死于伤重不治和战场上恶劣条件导致的疾病。

战争促进了技术进步，推出了新型武器和大规模屠杀的方法，影响深远。1915年春，德国在进攻伊普尔（Ypres）附近的协约国阵地时使用了毒气弹，自那以后，毒气开始在作战中广为使用。1916年，英国在对索姆河（Somme）的进攻中首次使用了坦克，到1918年，坦克编队已经成了重要的作战工具。从1915年起，潜艇成为德国打击协约国航运的重要武器，改变了海战的性质。同样重要的是飞行器技术迅速发展，使前线的作战部队和后方城镇的居民都暴露在空袭的可怕威胁之下。1914年8月6日，德国的一艘齐柏林飞艇向比利时的列日（Liège）投掷了炸弹，预示了这个威胁。因为平民不能免于空袭，也因为许多其他因素，平民自此成为战争行动的一部分，要么是为战争出力，要么是作为敌人攻击的靶子，这是以往未曾有过的。大众媒体进行的战争宣传向民众灌输对别国人民的仇恨。交战国采用了新的方式来动员民众。战争开始成为无所不及的全面行为。1917年，法国报刊发明了“总体战”（la guerre totale）一词来表达前线和后方在战争中捆在一起的事实。

此外，虽然欧洲是“一战”的中心，但这场战争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冲突，影响到了每一个大陆。这部分是因为英国和法国（尤其是英国）是全球性帝国。英国下属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都在1914年8月跟随英国加入了战争。非洲人和印度人被征召入伍去为欧洲人的事业作战，许多人命丧沙场。100万印度人参加了协约国一方的作战，其中很多人被派往非洲和中东的战场。法国从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西非和北非，征召了60多万人。200多万非洲人或者应征入伍，或者充当劳工；约10%的人没能活下来。东非战场动用了大量劳工搬运沉重的军需，致使劳工死亡率高达20%，比英军士兵的阵亡率还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多数战争一样，开战容易，结束却难。25万多法军士兵没有像他们答应亲人（和自己希望）的那样在圣诞节回家团聚，而是长眠在了战场上。到11月底，总伤亡人数（包括死的、伤的和被俘的）已经超过45万。英国同期的伤亡人数是9万，超过了最初的征兵人数。1914年8月和9月间，奥匈帝国在加里西亚跟俄国打了几场，在这最初几次战役中，奥匈帝国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30万。战争头5个月间，奥匈帝国在东部战线上的总伤亡人数达到了50万。到1914年底，德国损失了80万人，其中11.6万人阵亡（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阵亡人数的4倍多）。战争初期人员损失最大的是俄国。战争的头9个月间，俄国损失了差不多200万人，其中76.4万人被俘。交战各方1914年的伤亡相对于军队规模的比例是整个大战期间最高的。

德国挥师比利时，平民立即成为杀戮的对象。战争的头几周内，德军横扫比利时，包括妇孺在内的6,000多名平民惨遭杀害、虐待或驱逐。德国的军事训练给士兵灌输了对游击战的偏执性恐惧。德军士兵经常被仇恨烧红了眼，只要有他们（主要凭想象）认为的狙击手攻击，或是他们误将“友军炮火”当作敌人从后方发起进攻的情况，他们就认为当地所有的老百姓都应该负责。即使他们知道老百姓是无辜的，也照样对其施以集体“惩罚”。

在9月6日到9日的马恩河（Marne）战役这场关键之战中，法军在离巴黎大约50公里处挡住了德军的进攻，使德国基于（迅速打败法国人，然后转而对付俄国人的）施利芬计划的整套速胜战略落了空。在欧洲西部，抢攻成为过去，防守战成为常态。交战双方的部队停下脚步，开始修建战壕。起初的战壕非常原始，后来建得日益复杂，成为比较完善的防卫系统。很快，战壕从英吉利海峡沿岸一直修到了瑞士边界。战壕中虫蚁成群，泥泞不堪，大批士兵只能在那种非人的条件中存身。战壕蜿蜒曲折，前方树立着一卷卷装有尖刺的铁丝网，还有支壕通往军需库和野战医院。9月底，西部战线的僵局已经形成，这个僵局一直维持了四年，直到1918年。

交战国中无一因战争初期的巨大损失而试图结束战争。各国都有巨大的兵员储备。各方的战略思想实质上都是要拖垮敌人，直到对方无力再战。而实现消耗战目标的主要方法就是，向战场倾注越来越多的部队，来对敌人的牢固防线发动越来越大的进攻。因此，大规模流血注定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东部战线很漫长，部队部署不如西线密集，战况从未像西线那样僵持不下，而是较为有利于中央国（Central Powers）[1]。德国老将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重披战袍，在精明强干但有时容易冲动的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少将的辅佐下，指挥德军于8月下旬在东普鲁士的坦嫩贝格（Tannenberg）大败俄国的第二集团军。德军是在自家的土地上抗击俄国入侵的。俄军在占领东普鲁士的两周期间造成的破坏，德国人看在眼里，更加深了他们原有的反俄偏见，助长了他们的作战斗志。俄军遭到重创，几乎损失了10万人，其中5万人伤亡，5万人被俘。不久后，在9月8日到15日的马祖里湖区（Masurian Lakes）战役中，俄军又损失了10万人，其中3万人被俘。在南面的俄奥战线，俄军进攻加里西亚的战斗比较成功。奥地利军队在庞大的俄军面前寡不敌众，损失惨重，被迫于9月3日灰溜溜地撤退。

如同在比利时的德军一样，占领了加里西亚的俄军也认定当地老百姓参与了对他们的攻击，这种基本上毫无根据的想法促使他们对当地人民极尽残暴之能事。加里西亚的近100万犹太人尤其成为俄军虐待的目标。大部分暴行都是哥萨克士兵犯下的。随着俄国大军的逼近，大批犹太人预感形势不妙，纷纷逃离。自8月中旬起，入侵者就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屠杀。随着占领军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数百名犹太人遭到杀害。抢劫、强奸司空见惯。犹太人的村庄被化为焦土。俄军抓了1,000多名犹太人做人质，用来勒索赎金。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1915年夏，5万名犹太人和许多非犹太人被送到俄国，其中许多人最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或中亚。

战争开头的几周内，奥地利还遇到了另一次丢脸的失败，这次打败它的不是另一个“大国”，而是位于引发全欧战争危机中心之地的国家——塞尔维亚。迟至1914年8月12日，奥地利军队才调动陆军进攻，到那时，其他交战国早已把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遇刺而“教训”塞尔维亚的事情抛到了脑后。奥地利的“惩罚行动”本来预计不会太长。起初，奥军似乎很快就会长驱直入贝尔格莱德。然而，装备低劣但士气高昂的塞尔维亚人发动了反攻，激战3天后击退了奥地利人。双方都伤亡惨重。1万奥地利士兵战死，是伤员人数的3倍。塞尔维亚方面的伤亡数字是3,000到5,000人战死，1.5万人受伤。奥地利军队对狙击手极度恐惧，又过于担心满腔怒火的当地百姓会开展游击战进行反抗，因而犯下了特别野蛮的暴行。据估计他们杀害了约3,500名平民，多数是抓到后就地处决的。

战争的范围继续扩大。10月29日，土耳其军舰无端对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基地发动袭击。俄国作为回应于11月初对土耳其宣战后，土耳其军队通过高加索地区入侵了俄国，但年底即被击退。这次入侵失败，土耳其损失了至少7.5万人，其中有些人死于俄军的炮火，也有很多人死于疾病和严寒。但是第二年，1915年，土耳其取得了一大胜利。那年4月，它挫败了协约国大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利伯利（Gallipoli）登陆的入侵企图。那次入侵由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一力促成，但时运糟糕，计划草率，执行不力。协约国近50万士兵参加了加利伯利战役，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和塞内加尔的部队。此役确立了土耳其军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Mustapha Kemal Pasha，后来通常称为阿塔图尔克（Atatürk）］的英名，土耳其军人为保卫祖国表现出来的顽强战斗精神，加上他们在沿岸固若金汤的防守，使入侵者无法寸进。对协约国来说，这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到12月，协约国被迫放弃行动开始撤退的时候，军队的伤亡人数已经接近25万，其中5万人死亡（许多是死于疾病）。土耳其一方损失的人数也大致相同。

土耳其在1915年遇到的危机促使它犯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严重的暴行。土耳其所在的地区在战前就曾多次发生可怕的屠杀，原因是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东部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之间常有领土争端、民族冲突和宗教对抗。1913年政变后，土耳其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取得了政权，掌握了国内政策，在战前即已开始努力在土耳其境内实现更大程度上民族和宗教的一致。在总人口中占少数，但数目依然众多的亚美尼亚人显然是这一目标的一大障碍。那时，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大大加剧了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这些边境地区的紧张。现在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敌意更是使这种紧张到了几乎白热化的程度。

居住在俄国边界两边的亚美尼亚人一心要摆脱土耳其的统治，大多同情俄国。大战爆发后，他们觉得脱离土耳其的机会终于来了。亚美尼亚人得到了俄国的鼓励，而土耳其通过安插在圣彼得堡的间谍了解到，俄国人计划挑唆亚美尼亚人造反。这对土耳其来说是一大危险，特别是因为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区是战略要地。土耳其领导人认为，亚美尼亚人和敌人狼狈为奸，威胁到了国家的战争计划。饱受暴力袭击之苦的亚美尼亚人则认为，与俄国合作是保护自己不致遭受更大规模屠杀的最好办法。

1915年4月中旬，亚美尼亚人在凡城（Van）发动叛乱。参与叛乱的各方，无论是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还是库尔德人，都犯下了暴行。然而，俄国人并未提供帮助，亚美尼亚人只能孤军奋战。土耳其要面对西方协约国从达达尼尔海峡方向汹涌而来的大军，又提心吊胆地防着俄国人自高加索那边前来进攻。他们把亚美尼亚少数族裔视为俄国的特洛伊木马，报复起来特别凶狠残暴。战争给土耳其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它得以追求民族单一性这个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凡城叛乱后不久，土耳其政府就开始驱逐亚美尼亚人。驱逐的规模日益扩大，与之相伴的暴力也迅速升级。几周后，土耳其政府颁布命令，把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约150万亚美尼亚人全部赶去叙利亚沙漠深处。在被驱逐途中以及到达营地后，许多人因患病或遭虐待而死。更多的人惨遭屠戮，那是土耳其领导人支持的屠杀计划的一部分。据估计，亚美尼亚人的死亡人数在60万到100多万之间。

尽管西部战线上协约国军队相对于德军的人数优势日渐扩大，但僵局的结束仍遥遥无期。于是，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他于1914年9月取代了毛奇）把希望寄托在东线。他认为，迫使俄国人低头是赢得西线战争的关键。

然而，德国在东部必须应对其主要盟友奥匈帝国日益明显的军事疲态。1914—1915年严冬时分，奥军在喀尔巴阡山脉高处发动的攻势以灾难告终，损失了包括最后一批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兵员在内的80万人。许多人活活冻死或死于疾病，几万人被俘，开小差的士兵越来越多。无论是在东部还是西部，德国的军队都越来越挑起了同盟国一方的大梁。

奥匈帝国的厄运还没到头。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在英、法、俄一边加入战团，开辟了南部战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奥匈帝国实力虚弱，但应付意大利还是绰绰有余。与此同时，德国接连大败俄军，先是2月在东普鲁士的马祖里湖区（俄军损兵折将9.2万人），然后是春天和夏天在波兰。6月，德国把加里西亚从俄国手中抢了回来，7月和8月，又夺取了（以前在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Poland）的大部分地区。华沙也于1915年8月4日落入德国之手。夏季大攻势终于结束时，德国已经征服了拉脱维亚西部沿海的库尔兰（Courland）和立陶宛。从5月到9月，沙皇军队的损失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00万，其中90多万被俘。

秋天，同盟国也巩固了在巴尔干的地位。10月初，德国和奥匈兵团终于开进了大战的导火索塞尔维亚。一个月前加入同盟国的保加利亚也派兵参战。11月初，塞尔维亚落入了同盟国的控制。这开辟了一条为奥斯曼帝国运送武器的陆上通道。俄国的力量已严重削弱，巴尔干成了德国的掌中之物，就连衰弱的奥地利军队也在南边顶住了意大利，使其不得寸进，所以，德国在西线力挫敌人的胜算比起一年前大了许多。不过，德国的时间并不多，在西线克敌制胜不能久候。

法金汉计划对巴黎以东200公里默兹河（Meuse）边大片碉堡要塞网的中心凡尔登（Verdun）发动大规模进攻，一举击溃法国人。他觉得，在凡尔登给法国人以毁灭一击将是向西线全面胜利迈出的一大步。从1916年2月到7月，德军把凡尔登围得如铁桶一般，之后发生的激战持续到12月。对法国人来说，凡尔登保卫战成了为法兰西而战的象征。双方都损失巨大，共伤亡70万人以上，其中法方伤亡37.7万人（16.2万人阵亡），德方伤亡33.7万人（14.3万人阵亡）。但德国人没能取得突破。对法国人来说，他们的国家得到了保全。对德国人来说，他们损失惨重，却徒劳无功。到7月中，最大的杀戮场转到了索姆河。

在索姆河，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组成了“大推进”的主力。如果说凡尔登战役后来成了法国人心目中战争恐怖的象征，那么索姆河战役在英国人的记忆里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分别。凡尔登一役可以当作为了拯救法兰西而做出的巨大但必要的牺牲而载入史册。在索姆河作战的英军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却不是在抗击对自己祖国的进攻，很多人可能根本不清楚自己在为何而战。进攻计划的主要制定者是自1915年12月起担任英军总指挥的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后任陆军元帅）将军。实际上，进攻的目的后来偏离了原来的初衷。最初的设想是由法方主导那场攻势，力争实现战局的决定性突破，但后来变成了由英方主导，旨在减轻凡尔登法国守军的压力。英军和法军希望把德军拖到师老兵疲，大大削弱它的力量。然而，必须等待时机成熟才能做出制胜一击。对大多数即将投入索姆河战役的士兵来说，无论长官如何高喊爱国口号，如何给他们加油打气，战略目标恐怕都比不上活着重要。但是，进攻的第一天，就有几万人横尸沙场。对英国人来说，索姆河战役象征着毫无意义的巨大生命损失。

经过长达一周的猛烈轰炸，战斗于1916年7月1日正式开始。光是那一天，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就损失了57,470人，其中19,240人战死，35,493人受伤。那是英军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天。事实很快表明，以为此役能带来重大突破完全是幻想，而且是代价沉重的幻想。到11月底，索姆河战役在雨雪泥泞中渐渐平息下来时，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仅在35公里长的战线上获得了宽约10公里的一片狭长土地，法国军队的所获比英军约多一倍。为了这点儿成果，死伤了100万人以上。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军队的伤亡人数是419,654（其中127,751人死亡），法军一共伤亡了204,353人，德军伤亡了465,000人。索姆河战役的损失如此恐怖惊人，所得却如此微不足道，实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部战线上最糟糕的战役。

那一年的第三场巨型攻势发生在东线，以俄国将军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奇·勃鲁西洛夫（Aleksey Alekseyevich Brusilov）命名。它于1916年6月4日打响，是一次大胆的出击，目标是南部战线上（跨越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北部的）普里佩特沼泽地（Pripet Marshes）和罗马尼亚之间大片地区中奥匈帝国的阵地。勃鲁西洛夫迅即取得大捷，这里面有他仔细谋划准备的功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奥军的无能和士气低落。战役打响两天后，奥军就阵脚大乱。他们原本派了部队前来增援，但因为敌人在北部意大利发动了攻势，又急急地把增援部队调了回去。德国的预备部队也投入了战斗，以防发生全面溃败。但是，到9月底，同盟国已经在长长的战线上被向后推了约90公里。奥匈帝国至此已损失了75万人，其中38万人被俘。德国的损失也非常惨重，约伤亡25万人。俄国在勃鲁西洛夫攻势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役头10天，俄方的伤亡就直逼50万人，整个战役的伤亡约100万人。战役胜利捷报引起的一片欢欣鼓舞掩盖了表面下不断扩大的裂痕。事态发展很快证明，俄国正在比奥匈帝国更快地走向灭亡。

勃鲁西洛夫攻势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是把罗马尼亚拉到了协约国一边，罗马尼亚于8月27日宣布参战。罗马尼亚人认为，同盟国颓势已现，必败无疑，希望趁机从匈牙利那里捡个大便宜。可惜他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同盟国派出了一支由德国人指挥的军队，收复了落入罗马尼亚手中的失地。到1917年初，同盟国已经占领了布加勒斯特和罗马尼亚的大部分领土，包括战略重地普洛耶什蒂（Ploesti）油田。

然而，对德国领导层来说，东线的成功并不能补偿在西线实现突破企图的失败。8月，法金汉为凡尔登战役失利付出了代价。他被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代替他的是坦嫩贝格战役的英雄，被晋升为陆军元帅的兴登堡，他在这场渐失人心的战争中，是位受人拥护的将领。兴登堡的得力助手鲁登道夫将军被任命为军需总监，并很快在德军新的领导层中成为实权人物。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越来越直接干预政府事务，等于建立了军人独裁。一个例证是他们不顾文官政府的反对，强行通过了企图靠潜艇攻击协约国航运来结束战争的战略。协约国的封锁不断收紧，但德国的海军舰队对此无能为力。英国和德国尽管在战前都花费巨资建造庞大的海军舰队，但大战期间唯一的一次大型海战——1916年5月31日的日德兰海战（battle of Jutland）——却没有产生任何决定性的结果。德国海军击沉的敌舰数目比己方损失的多（击沉了14艘敌舰，损失了11艘），伤亡也比敌方小（德军伤亡3,058人，英军伤亡6,768人）。但是，由于德国的海军舰队总体规模比英国的小，因此它遭受的损失对其作战能力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它在大战剩余的时间内无力再战，而英国舰队仍然能够继续维持对德封锁。因此，德国越来越倾向于扩大潜艇的用途，不仅用它们来打破封锁，而且要决定性地扭转战局走势。德国海军领导层估计，潜艇每个月能击沉装载总量达60万吨的商船。按这个节奏，不等美国插手改变战局，5个月内英国就会垮掉。但是，如果潜艇战不成功，美国人又参战的话，德国的前景可就大大不妙。

他们决心赌一把。1917年2月1日，德国开始了无限制的潜艇战，对航行在英国水域的协约国和中立国商船不发警告即予击沉。这一决定铸成了大错。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想确立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此前一直希望达成“没有胜利的和平”，不肯在欧洲这场巨大的冲突中选边站。德国发动潜艇战的决定使这个政策戛然而止。两天后，威尔逊宣布美国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潜艇战中，不可避免地有美国商船被击沉，美国因此于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虽然美国远征军到1918年春才加入西线的战斗）。德方为潜艇战制定了每月要击沉的商船吨位数，他们以为英国会被动挨打。其实他们过于乐观了，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吨位数只在1917年的4月和6月达到了目标。事实证明，潜艇战不成功。更糟的是，德国为自己树了美国这个强敌。

1917年间，西线的战局一直僵持。人力财力都难以为继的德国只得暂时先保住手中所有。1917年春，德军后撤到较短、较易防卫的战线。他们称其为西格弗里特阵地（Siegfried-Stellung），协约国叫它兴登堡防线（Hindenburg Line）。防线缩短的另一个好处是德国腾出了20个师的兵力，加强了防御能力，因为他们知道协约国一定会发动新的攻势。

第一场进攻4月9日在阿拉斯（Arras）打响，那天大雨倾盆，雪霰交加。战斗双方除了照常遭受了巨大的人员损失之外，在领土上没有任何斩获。协约国军损失了15万人，德军损失了10万人。阿拉斯之战原本是想削弱德国的防御力量，以配合法军对“贵妇小径”（Chemin des Dames）的大举进攻。“贵妇小径”是埃纳河谷（Aisne valley）边的一道山岭，在苏瓦松（Soissons）以东，兰斯山（Rheims）以西。指挥那次进攻的是1916年12月刚刚接替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将军任法军总参谋长的乔治·罗贝尔·尼维尔（Georges Robert Nivelle）将军。但是，德方事先获得了法军即将发动攻势的情报，布下了坚固的防御，使尼维尔攻势遭到惨败。战斗于4月16日开始，5天后，法军损兵折将13万人（包括2.9万阵亡士兵），却仍未能突破德军防线，无奈只好放弃进攻。4月29日，尼维尔被解职，继任者是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菲利普·贝当（Phillipe Pétain）将军。

尼维尔攻势的失败并未吓阻英国的道格拉斯·黑格陆军元帅。他认为，那不过证实了自己关于法军斗志软弱的看法。虽然黑格前一年在索姆河战役中也遭受了惨重失败，但他愈挫愈勇，仍坚信可以通过1917年夏在伊普尔附近发动大型攻势来实现决定性的突破。他的目标是借道佛兰德（Flanders）直扑比利时海岸，消灭那里的德军潜艇基地。他这个目标远远没有实现。正相反，他的人马陷入了佛兰德的泥淖难以自拔。第三次伊普尔战役被英国人称为帕森达勒（Passchendaele）战役（这是伊普尔以东几公里处一座小岭上村庄的名字），其惨烈程度不亚于索姆河战役。

7月31日打响的帕森达勒战役正赶上夏秋之交的多雨季节。此前的大规模炮轰已经翻地三尺，倾盆大雨又把地势低平的战场变成了黏稠的沼泽，泥浆经常深及腰间。11月6日，协约国终于把已成废墟的帕森达勒村夺到了手（5个月后，这个著名小村庄的村民再次撤离，村子重新落入德国人手中），结束了攻势。至此，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部队损失了27.5万人（7万人阵亡），德国损失了21.7万人。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只是协约国（暂时）向前推进了几公里。

那一年西线上最后一次攻势发生在11月，在阿拉斯东南的康布雷（Cambrai）。此次攻势部分是为了弥补在伊普尔的失败，但战局发展的模式基本未变。协约国开始时夺得了部分土地（将15公里长的战线推前了7公里），却得而复失。英方损失了4.5万人，德方是4.1万人。因为协约国的预备部队都陷在了伊普尔战役的泥淖里，所以没有足够的兵力利用德军在攻势初期的败退乘胜追击。不过，康布雷战役显示了一丝未来战争的走向。经过仔细的空中侦察（这是又一项新事物）后，300多辆英军坦克首次以密集队形发动进攻，步兵和炮兵紧随其后。坦克在帕森达勒的泥浆里几乎毫无用处，在康布雷比较干燥坚实的土地上，它们却引进了一种新的进攻战术。当时，猛烈的炮火还能制约笨重的坦克，但坦克的时代即将来临。

西线的战局虽然仍然僵持，但战争能否继续打下去出现了变数。厌战情绪日益明显。英军士兵尽管怨声载道，但军纪还是得到了维持。但是，法军士兵开小差的越来越多，士气极为低落，使法国政府大为头痛，后来更发生了4万士兵拒不执行尼维尔命令的哗变事件。直到（尼维尔被解职后）贝当解决了士兵们的大部分不满，兵变才平息下去。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军心浮动日益严重，但是各交战国政府都觉得，只有争取到对本国有利的和平条件，才能对如此可怕的惨重损失有所交代。既然战争仍处于胶着状态，各方就都难以得到对己有利的和平条件。奥匈帝国尤其希望退步抽身。弗兰茨·约瑟夫1916年11月去世后，新皇帝卡尔一世继位，他曾于1917年12月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求和的试探。但是，德军最高指挥部不肯把比利时和其他被德国占领的领土拱手让人。它对通过让步达成和平的办法完全不予考虑，坚持要不惜代价赢得胜利。德国军队仍有再战之力，因为德国对军火生产进行了重组，大大增加了武器弹药的产量。另外，就在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德国开始出现深刻的内部政治分歧，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增强的时候，新的希望出现了——不是在西线，而是在东线。

俄国在前线遭受了巨大损失，国内贫困日益加深，因而出现了持续的社会动荡。几个月后，终于爆发了1917年3月（俄国旧历2月）的革命。沙皇被推翻。临危受命的临时政府认为，尽管军队明显厌战，但必须继续战斗，以争取“没有失败的和平”。临时政府的作战部部长（后来的政府首脑）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甚至以自己的名字为俄军7月发动的攻势命了名。可惜，那次在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Bukovina）漫长战线上发动的攻势也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俄国国内政治风云激荡，反战呼声日益高涨，部队士气空前低落，革命热情开始从彼得格勒传向前线的官兵。克伦斯基攻势失败后，虚弱的俄军根本顶不住德军于1917年9月（旧历8月）对里加（Riga）发动的攻击。这场俄德之间在“一战”中的最后一次战斗结束后，里加落入了德国手中。到11月（旧历10月），临时政府本身也在第二次革命中被推翻，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欧洲的政治格局很快将因之发生巨变。从眼下来看，这首先导致了战局的变化，因为1917年12月20日，新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在与德国缔结停战协议五天后，开始了与德国谈判和平条约的艰难过程。

在这个大背景下，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8日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他认为这个理想主义的计划也许能够结束战争，为欧洲的持久和平奠定基础。威尔逊看到俄国退出战争在即，认为可趁此机会促成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为全面和谈建立基础。他的建议包括去除妨碍自由贸易的经济壁垒，裁减军备，“调整”（这是他含糊其词的用语）对殖民地的争夺，撤出所占领的领土（包括俄国，并“真诚地欢迎它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加入自由国家的社会”，还表示愿为它提供“各种所需援助”），给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人民“自主发展”的机会，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各国联合起来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虽然看起来清楚明了，但大部分内容不可避免地流于空泛，不够精确，容易造成不同的解释或引起争议。“自决”和“民主”的字眼在“十四点计划”中并未出现，但这两个概念很快被视为威尔逊所鼓吹自由主义理想的基石，也助长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倾向。然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短期内并未促成西部战争的结束，在东线也没有在布尔什维克和同盟国的谈判中起到任何作用。

在德军东线司令部所在地（今天白俄罗斯境内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进行的谈判于1918年3月3日结束。德国给虚弱无力的苏维埃政府开出的条件是现代历史上最苛刻、最难忍的，但也是最短命的，因为同年11月达成的停战协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也变为无效。根据该条约，波罗的海、乌克兰、高加索和俄属波兰被割让，俄国因此损失了1/3的人口，1/3以上的工农业产区和石油、铁矿、煤炭等自然资源。高加索给了土耳其人，包括波罗的海在内的东欧大部落入德国控制之中（虽然乌克兰无力提供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急需的大量粮食供应）。

5月，罗马尼亚遭到几乎同样野蛮的肢解。罗马尼亚与奥匈帝国、德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签署的《布加勒斯特条约》使同盟国再次获得了大片领土。这一次，割来的领土主要归了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奥斯曼帝国也有所沾润），但真正的赢家显然还是德国。至此，德国的统治覆盖了中欧、东欧和南欧的大部分土地。然而好景不长。不仅如此，列强把这些多民族地区的领土当作棋盘上的棋子移来放去，却不知那里正酝酿着大规模的动乱。

东线战局出人意料的迅速缓解使德国在西线的前景有所改善。东线事态发展的后果在1918年间逐渐显现，而在眼下，德国先出手解决了意大利战线上胜负难分、麻烦棘手的局面。意大利自从1915年加入协约国后，在的里雅斯特（Triest）附近从阿尔卑斯山流入亚得里亚海的伊松佐（Isonzo）河畔与奥匈帝国军队的战斗就几乎没有停过。1917年10月，德国向奥军派遣了增援部队。第十二次，也是决定性的伊松佐河战役（意大利人称其为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于10月24日打响。意大利人被打得溃不成军，短短一个月内，就被紧追在后的敌军击退了80公里。在前线作战的意大利步兵部队都是强征来的士兵，一半以上是来自南部意大利的农民或农业工人，完全没有斗志。部队指挥无方，士兵不仅装备低劣，还要忍饥挨饿。到1917年11月10日，意军损失了30.5万人。1万人战死、3万人负伤的伤亡率相对算是比较低的。绝大多数的兵员损失（26.5万人）是因为士兵开了小差或故意被俘。难怪卡波雷托战役成了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个耻辱。

直至此刻，协约国在西部战线上一直占有兵力和武器上的优势。德国的损失在西线远远超过东线。但是，俄国退出战争使德国腾出了整整44个师的兵力转战西线。实际掌管着德国国务的鲁登道夫觉得，可以在1918年发动大规模春季攻势，赶在美国人参战前取得西线的决定性胜利。攻势的代号是迈克尔行动（Operation Michael），进攻的重点是索姆河防线。3月21日，进攻开始。德军的6,600门大炮向敌军阵地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炮轰。震惊骇惧、兵力居劣的协约国联军被向后驱赶了近40英里[2]，几乎退到了亚眠（Amiens）。但他们没有溃散。德国步兵只能缓慢前进，尤其是在战线北部。伤亡人数十分巨大。攻势的第一天，德方就损失了近4万人，其中1/4阵亡。英军的损失仅稍少一些。把德军和协约国联军的损失加在一起，创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单日伤亡的最高纪录，甚至超过了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到攻势于4月5日停止时，德军一共损失了23.9万人，而且已无力补充损失的兵员。英国和法国加起来损失了33.8万人，其中1/4被俘。迈克尔行动两周的损失相当于凡尔登战役的5个月。

这标志着德国战败的开始。它4月份为夺取比利时港口对佛兰德发动的攻势也是开始得胜，却后继乏力。协约国联军尽管遭受了损失（又损失了15万人），但仍然有预备兵员可用，德国的预备兵员却已经告罄，最后一批人全部投入了那年春夏两季的攻势。战斗又转移到了过去的战场上——德军再次进攻贵妇小径，一直推进至（“一战”中第一次大型战役的发生地）马恩河。1918年6月，美国军队加入了协约国联军的行列，以每月20万人的规模投入战场。接着，法国在马恩河发起反攻，动用了几百辆雷诺坦克，加以空中掩护的支持，一下子就俘虏了3万德军。德军的士气开始动摇，很快就一落千丈。德国3月攻势的斩获因协约国联军8月下旬和9月的大踏步前进而丧失殆尽。到10月初，协约国突破了深壕高垒的兴登堡防线，德军全线败退。至此，德国在军事上大势已去。但是，国内老百姓并不知道战败在即，因为政府的宣传仍在鼓吹只有取得胜利才能有和平，对最坏的消息隐瞒不报。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从这些不祥之兆中看出，战败已不可避免。他们拼命要赶在德军崩溃、军事完败无法掩饰之前，谈判达成和平。此事攸关军队（和他们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他们开始设法推卸自己对于日益逼近的战败的责任，把谈判任务转嫁到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实现议会民主的政治力量（主要是社会主义左派）头上。10月1日，鲁登道夫向参谋部的人员宣布，德国在战争中已无胜算，他说：“我已经请（皇帝）陛下让那些造成了目前局势的人进入政府，让他们担任政府职务。必须由他们缔结必要的和平。他们给我们煮的这锅汤必须让他们自己喝下去。”这开始了战后遗患无穷的一个神话：德军在战场上没有被打败，造成德国战败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势力在国内挑起骚乱，对国家的战争事业“背后捅刀子”。

与此同时，由于士兵大量脱逃，反抗情绪日益增强，战场上连连失利，加之和平的前景日渐明朗，因而德国的盟友都纷纷放弃了作战。保加利亚面对从西南方向开来的气势如虹的协约国联军，被打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开小差成为军中的普遍现象，一些省级城镇建立了士兵和工人理事会，革命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于9月29日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10月，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大限终至。军事失败，从高加索可耻撤退，士兵成群结队地逃离战场，再加上国内经济崩溃、法治败坏，这一切促使土耳其在10月30日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11月初，同盟国的军队乱作一团，政府也陷入混乱，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巨大的战争显然已近尾声。11月9日，德皇政府垮台，新政府表示愿意接受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作为和谈的基础，战争终于可以结束了。11月11日，在协约国联军最高指挥官福煦（Foch）元帅位于贡比涅（Compiègne）森林中的司令部，德国天主教中央党政治家马蒂亚斯·埃尔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作为德国代表团团长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战争至此正式结束。11月11日11时，枪炮声陷入了沉寂。

亲历战争

1916年7月2日，一名德国陆军士兵对凡尔登战役做了这样的描述：“你不可能想象那种恐怖。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真的无法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不同战线的血泊中爬出的无数其他士兵无疑都有同感。

几百万士兵在大战的整整4年间或其中的部分时间内熬过了地狱般的日子，他们的经历不可能一概而论。前线与后方的书信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们的遭遇。然而，西线与后方的通信比东线多得多。由于信件的内容都要经过检查，因此它们表达的感情通常都比较隐晦，有意轻描淡写。无论如何，写信人往往都尽量不使读到信件的亲人心焦或悲伤。当然，士兵们的经历也大不相同。在决定一个人对战争态度的因素中，亲身经历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还有本人的脾性、教育、军阶、社会阶级、物质环境、与上级的关系、政治归属、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和不计其数的其他因素。战后，人们对大战的印象因浩如烟海的战后回忆录和老兵的叙述而进一步加深。然而，对战争的回忆与任何事件目击者的事后叙述一样，都免不了受到叙述者记忆准确性的影响，叙述者的记忆也（可能下意识地）受后来事态发展的影响。战后发表的文学作品虽然有很多动人心弦、启人深思的佳作，但是，关于战争给深受其害的普通男女留下的创伤，那些作品的描绘无论多么逼真，都仍然是事后重建的景象。所以，任何对亲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感受的总结至多只是大致的印象。

比如，大战期间，士兵们时刻与死亡为伴，随时有丧命的危险，难以确知这在当时和以后对他们的心理有何影响。无数事实证明，人的感情很快会变得迟钝麻木，对自己不认识的士兵的死亡会无动于衷。凡尔登战役前线上的一位法国步兵谈到自己看到又一具死尸，心里却毫无感触时说：“这种漠然也许是作战者最好的心态。……长期的难以承受的强烈感情最后造成了感情的死亡。”一位战时在英军里当过列兵的人回忆说：“我看到了一些可怕至极的情景，但大家的纪律性很强，都不把它们当回事，好像看见的是正常情况似的。”

即使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之死，似乎也很快被接受为寻常之事。一位农民出身的俄国军官在1915年4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光是我这个排就已经换了几百人，至少一半在战场上或伤或亡。……我在前线待了一年，对这种事已经不再去想了。”英军的一个列兵回忆索姆河战役时说：“负伤的、死了的和马上要死的像河水一样源源不断……你得抛掉所有的感情，咬牙挺下去。”另一位列兵后来谈到索姆河战役第一天他所属部队的损失时说：“我们回去后没有点名，因为800人只剩了25个。没人可点。”一位下士的话坦率得惊人：“我们死了好多人，可是抱歉地说，我从前线下来时却并不感到难过。我唯一的念头的是不用操心那么多人的吃饭问题了，我得赶在口粮被削减之前拿到战士们两个星期的口粮。”一位医疗队小队长回忆说：“我慢慢变得心肠硬起来。有好多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都习以为常了。”无法确知这类观点在英军中有多普遍，在其他国家军队中的普遍程度就更不清楚。但是，上面引述的话无疑相当有代表性。

不过，也有比较符合人性的感情。治军严格、坚定求胜的俄军指挥官勃鲁西洛夫深知他的任务“艰难而又痛苦”。大战打响的第一个月，他向妻子描述加里西亚的一次战斗中战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时说：“我的心情沉重已极。”此言表明，他对那种惨状并非无动于衷。1914年11月，德国的《矿工日报》（Bergarbeiterzeitung）上登载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描述了他看到一个步兵残缺不全的尸体时感到的惊怖。信中写道：“我总是看到这个没了头，肩膀上只剩下一团模糊血肉的步兵站在我面前。我睁眼闭眼都看得到他。”来信者说：“那景象如此恐怖可怕，我接连两夜都睡不着觉。”

当然，人们对敌方的伤亡很少表现出怜悯之心。柏林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收集到的许多言论中有一条说：“敌人纯粹是障碍，必须予以摧毁。”一个法军士兵在1915年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我们正在变为野兽。我感到了别人的这种变化。我也感到了我自己的这种变化。”并非所有士兵都因为战场上的经历而变得残酷无情，但许多人的确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战争是残忍无情的杀戮。用来杀人的主要武器是大炮、机枪、手榴弹或别的远距离杀伤武器，士兵不会面对面看到敌人。1914年到1917年间，法军伤亡的3/4是由大炮的炮火造成的。在当时以及后来，士兵们都说，他们向着远处素不相识、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敌人开枪射击，丝毫没有良知的挂碍。跳进敌军战壕拼刺刀这样的近距离作战并不常有。1917年春，西线德军的伤亡只有0.1%是肉搏造成的，而76%来自大炮的轰击。有些士兵对近身肉搏有着本能的抵触和顾忌，但真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去做。也有人喜欢肉搏。一位年轻的英军少校说，他对未来的事情不费心思去想，他认为，他们“在前线宰杀德国人”是理所当然的。另一个英军士兵在1915年6月的一篇日记中，描述了他是如何一枪打死一个高举双手哀求饶命的德国年轻人的。他写道：“看着他往前仆倒，感觉好极了。”

有些人认为战争是大扫除，可以清除本国社会中败坏不洁的渣滓，虽然有此想法的人肯定只是少数。有个德军士兵听到宣战的消息后欢欣鼓舞，在1915年初写信给一个熟人说，如果战争能使祖国“更纯洁，把外国因素（Fremdländerei）清除干净”，那么前线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关于这个士兵，世界很快就会有更多所闻。他叫阿道夫·希特勒。

对非我族类的敌人进行脸谱式刻画，这起到了煽风点火、激起仇恨的巨大作用。战争开始之前，民众的仇恨情绪已经调动了起来。战争打响后，对敌人的成见又通过前线和后方的宣传得到了大力加强。交战各方的官方宣传都力图将敌人妖魔化，极力向作战部队和国内老百姓灌输仇恨。一个办法是广播敌方犯下的（真正的或编造的）暴行。这种对敌人笼统刻板的描绘经常颇为有效。一些思想左倾的德国军人强烈反对本国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德皇的统治，但他们也接受把斯拉夫人描绘为劣等民族的夸张说法，认为德国负有教化的使命，有责任把文化带到东方。初次踏足俄罗斯的德军发现，关于这个国家的宣传所言不虚。一个德国军官回忆说，俄国是“亚细亚、大草原、沼泽地……一片荒凉的烂泥塘。没有一丝中部欧洲的文化”。一个喜欢写诗的德国军士在1918年2月写道：

可恶的俄军对自己国家的土地

和对大自然肆意的破坏举目皆是！

这些似乎永远失去了的东西

却在德国文明之师手中重焕生机！

政府的宣传把俄国人描述成落后、粗陋、野蛮的亚细亚人。这个形象塑造了人们的心态，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罄竹难书的暴行打下了基础，尽管此时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尚未被合并为同一个须予追杀的群体。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仇恨宣传绝非完全成功，在西部战线上尤其如此。1914—1915年间，德军士兵与英军和法军士兵之间发展出了某种友谊，1914年圣诞节期间，他们甚至在无人区实行了非官方“停战”，尽管这种友好交往后来被他们的长官叫停了。双方都有时会允许对方把死伤的战友从战场上抬回去。有时，双方心照不宣，默许实行短期停火；巡逻的士兵对敌军开枪有时故意不瞄准。有迹象表明，交战双方的普通士兵互相尊敬彼此的战斗素质，感到大家有共同的人性，却不幸陷入了一场无法理解的屠杀。

即使如此，还是不应过于夸大交战方士兵之间的友谊。明确或下意识的意识形态理念是促成这场混战的一大因素，这种理念的确在军官和指挥官，尤其是军阶较高的人中间更加普遍，但普通士兵也通过教育和训练受了国家文化力量的影响。不仅如此，杀戮很快形成了大势。士兵适应了杀戮，有时认为事情就是“杀人或者被杀”那么简单。士兵们大多没有选择，只能服从命令。对他们来说，头等大事是在战斗中活下来。1917年，一个意大利骑兵在一场伤亡过半的激战中得以幸存，他写道：“生命是美味，我们用健康的牙齿细细咀嚼。”宏伟的理想没人在乎。战壕里的英军士兵讽刺地唱道：“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

在前线，除了死亡的威胁，与士兵们长期伴随的还有怎么也掩盖不住的恐惧。这自然促成了普遍的听天由命心态。当然，士兵并非总在火线上作战。事实上在任何时候，被派往前线的人都是少数。其他人则在后方不停地接受操练，此外也休养、放松、娱乐（踢足球和逛妓院似乎是英军士兵比较喜欢的娱乐活动），但是，他们在进行这些活动的同时，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下一次“大推进”不久就要开始。随着即将开赴战场的消息传来，忧虑和恐惧与日俱增。开拔的时刻终于到来时，有些人甚至害怕得尿裤子。也有人表现得满不在乎，其中许多人无疑是故作轻松，想掩盖内心的紧张。有少数平时不算胆小的人因为过去经历过战斗的恐怖，有时害怕到精神崩溃，拒绝跳出战壕向敌人冲锋，结果被指控为临阵怯战或临阵脱逃，落得被行刑队枪毙的悲惨下场。

多数人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上，所以干脆听天由命。发动进攻前，部队给士兵大量供应朗姆酒、杜松子酒和伏特加等烈酒，以帮助他们克服恐惧。一个英军列兵回忆说：“我跳出战壕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就是往前冲。”许多人的回忆表明，比起阵亡，士兵更加害怕严重致残。根据德国人在1920年发表的关于“战时恐惧心理”的研究报告，“想象自己终身残废足以使……死亡相形之下成为更好的结果”。许多士兵希望自己受点儿小伤，不致残废或丧命，但足以使自己不再适合服役，被遣送回家；英国兵把这种伤叫作“返家伤”（blighty wound），德国兵称其为“回家伤”（Heimatschuß）。有些人自己弄出这样的伤来，但万一被识破，不但白挨了疼，还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鉴于士兵们遭受的苦难，西线上军队的士气居然还维持得住，实在令人惊讶。1917年贵妇小径发生的法军哗变是一个例外，但检查士兵家信的审查官注意到，随着浩大的凡尔登战役久拖不决，士气出现了动摇。1916—1917年冬天，开小差的人数也有所增加。法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来安抚哗变的士兵，说明政府是多么认真对待那场短命的兵变。1918年春夏时分，德军大举进攻，法军的士气再次面临考验。但是，法国人是在为保卫祖国而战，这一点起到了凝聚军心的作用。1918年8月，法军坦克把德军击退到马恩河彼岸，胜利在望，于是法军的士气重新振奋起来。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也自始至终保持了士气。1918年春，德军取得突破时，英方的士气一度低迷，但随着德军的攻势受阻和己方援军（特别是美军部队）的到来，士气又恢复了高涨。

当然，英军士兵中间也不乏不满和抱怨，糟糕的条件、质低量少的口粮、令人筋疲力尽的操练和专横粗暴的军官都是抱怨的理由。所有作战部队的纪律要求都很严格，在有些部队中（特别是俄军和意军）甚至到了残忍的地步。到大战的后半部分，各交战国的军队都加强了对士兵的管制，以稳固动摇的军心。但是，光是强制手段无法解释士兵们为何仍然坚持作战，而且事实上，强制手段并未平息大战接近尾声时多数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严重不满。维持着士气的是积极的力量。大多数法军和英军的士兵始终保持了对最后胜利和己方正义的信念。保家卫国的爱国感情为法军提供了作战的正面理由，也对英军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尽管不像对法军那么重要，因为英国没有遭到侵略，英军不是在本国国土上作战。审查官在英军士兵的家信中没有发现他们战斗到底的意志有丝毫减弱，也没有看到他们愿意通过妥协来达成和平。

德军的士气到了1918年才土崩瓦解。比起法军或英军来，德军的官兵不平等更加严重。不平等加剧了士兵的不满，1916年后，这种不满日益政治化。官兵的饷金差别巨大；战士在前方死伤上万，军官却在后方花天酒地；自1916年开始，口粮粗粝难咽，还备受克扣。这些都使士兵们愤怒不满，国内又传来物价上升、生活艰难的消息，他们因此越发认为，自己白白做了牺牲，好处都到了资本家和牟取暴利的投机分子手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需要发动革命来实现正义的言论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许多德军士兵都同意艺术家兼雕刻家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所说的，这场把几百万人送进屠场的战争不过是一场“可怕的骗局”。珂勒惠支的儿子彼得在1914年战死，使她伤心欲绝。人们对和平、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向往混合交织。大战最后几周，越来越多的前线士兵表达了这样的向往，他们用脚投票，大批逃离战场。

除德军之外，东线上其他国家军队的士气很早就开始动摇。对于自己为之战斗的所谓“事业”，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军队的很多士兵从来就不相信。俄军征来的士兵3/4以上是农民，大多是文盲。勃鲁西洛夫将军抱怨说，许多士兵“根本不知道战争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也显然不知道有德国这个国家。士气很快开始低落。1914年俄军初尝败绩后，俄国审查官就报告说：“士兵不再有得胜的信心。”食物、衣服、武器无一不缺。据报告，从1915年开始，前线士兵的武器就已经不敷使用。这种情况加上战事频频失利自然有损士气。军官对士兵的虐待更是雪上加霜。士兵普遍仇恨军官，认为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也鄙视他们，认为他们腐败无能，只会躲在后方享乐。广大士兵开始思索是谁造成了自己的苦难。他们找到的回答是：自己遭到了背叛。早在1915年，俄国审查官就报告了士兵当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观点：“也许很快就必须承认，我们被打败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被背叛了。”自1916年起，士兵们愈加悲观，也愈加起劲地寻找替罪羊和背叛者，这些给前线作战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一个士兵听到士官“解释”俄军此前的一次撤退是因为间谍和叛徒的破坏之后说：“鱼先从头臭起。重用窃贼和骗子的沙皇算什么沙皇？这场战争我们输定了。”通往革命之路开始形成。

从那时起，俄军士兵开小差和自愿投降成为普遍现象。军心涣散，1916年秋天发生了20多起哗变。前线的其他士兵对哗变非常支持，几乎没有人表示谴责。勃鲁西洛夫攻势短暂成功带来的喜悦退去之后，士兵们再次陷入厌战的消沉，同时，家信传来的消息又使他们注意到国内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1916年11月，彼得格勒军事审查委员会主席指出，通过家信传到部队的谣言“造成了士兵斗志的低落和他们对家人命运的深切担忧”。1916年就有报告说，士兵中间出现了要求实现和平，甚至是无条件实现和平的呼声。到1917年二月革命的时候，海潮变成了海啸。

东线的其他作战部队也早就出现了大规模开小差的情况。尽管意大利军队从来都对开小差的行为严加惩处，但是1915年至1917年间，开小差的士兵人数几乎增加了3倍。到1917年11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已有30万人开了小差。东线上士兵投降比西线上普遍得多，这也表明归根结底需要靠决心和自律维持的士气十分脆弱。

奥匈帝国军队难以维持士气的一个显著原因是缺乏民族团结。讲德语的奥地利军官经常看不起其他族裔的士兵，如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意大利人等等。士兵不仅仇视蛮横的军官，而且经常带着族裔的有色眼镜看待长官，对哈布斯堡王室的事业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是怀有敌意。捷克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受到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奥地利军官欺负，愤愤不平。奥地利人则认为捷克人、（来自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的东部匈牙利的）鲁塞尼亚人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不可靠（对后者的怀疑有一定道理）。官兵关系如此糟糕，不可能提升士气。捷克士兵大批开小差的情况日益严重，这说明民族主义倾向起到了削弱哈布斯堡帝国战争努力的作用。

大战打响不久，东线的平民就开始受到战争的影响，其程度比在西线深得多。波兰有位村长写了一部出色的回忆录，描述了东线一个战区中平民的战争经历。扬·斯洛姆卡（Jan Słomka）1842年出生，1929年以87岁高龄辞世。他在波兰东南部塔尔诺布热格（Tarnobrzeg）镇附近一个叫杰科（Dzików）的村子里当了40年的村长。那个贫穷村子所在的地方离维斯图拉河（Vistula）和喀尔巴阡山不远，战前受奥地利统治。他生动地描述了战争对他村子的影响。村民遭遇的更像是17世纪“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前进和撤退过程中的烧杀抢掠，而不是西线上典型的僵持不下的战壕战那特有的恐怖。西线上巨大的消耗战与平民生活无关。

战争开始不到一年，斯洛姆卡的村子就来过了5次奥军和4次俄军。村子附近打过3次大仗。俄国人两度占领过那个地区，第一次占领了3个星期，第二次是8个月。大军经行和实际的战斗造成了巨大破坏。周边地区近3,000所农庄和房屋被摧毁，主要毁于大炮的轰击。有些村子完全被夷为平地。约3.5万英亩的林地遭到焚烧、砍伐或被大炮炸毁。被毁坏的农庄里剩下的东西被抢劫一空。俄国大军到来前没能逃离的村民大多落得一无所有。许多人只能在废墟中草草搭建的棚子中栖身；他们的田地被步兵的战壕和铁丝网分割得支离破碎，无法耕种，只能抛荒；他们的马匹和耕牛被俄军强行征用。大部分成年男性被送往乌拉尔（Urals）。粮食、衣服、住房，无一不缺，但劳动力奇缺，因为男人都被驱逐了。当局不得不采用限制口粮这种极为不得人心的做法，但随着粮食短缺日益严重，粮食价格也飞速上涨。

开始时人人都很乐观。1914年8月1日动员令发出后，杰科村的年轻人争先恐后跑去报名参军。开赴前线的大军沿途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士兵们精神饱满地高歌前进。大家普遍认为，同盟国必胜，将在俄国土地上与敌人对决，一个新的波兰国家将在战争中浴火而生。

然而，战争的爆发突出了当地人口中一道严重的裂痕。天主教徒出于对犹太人的敌意和不满，指控他们逃避兵役，还说他们不肯担负自己那份为军队提供膳宿、马匹和车辆的责任，因而加重了其他村民的负担（犹太人占塔尔诺布热格镇人口的多数，虽然在杰科村和附近的其他村子里不是多数）。最后，犹太人被集中到一起，在强迫之下劳动。

随着奥军的前进，俄军撤到了维斯图拉河对岸，这更使人们相信奥地利的胜利指日可待，那也将意味着波兰的胜利。大家都以为战争几个月后就会结束。然而，这种初期的乐观很快被打得粉碎。9月9日，近在咫尺的枪炮声使在那之前一直坚信奥军胜利在望的村民惊慌失措。几天后，情况清楚地表明，奥军不是在大踏步走向胜利，而是在仓皇撤退。仅仅几周前还军容严整开往前线的部队，回来时却行列涣散，士兵疲惫饥饿、带伤挂彩。败退的士兵先是向老百姓讨饭吃，然后发展到抢劫老百姓的财产。当地许多犹太人在随后而来的俄军到达之前纷纷逃走。他们的确应该逃走，因为敌人对犹太人“非常严酷无情”。杰科村的犹太人被俄国人集中起来当众鞭打。附近一个村子里有五个犹太人被以匿藏武器为由绞死。塔尔诺布热格镇上也有两个犹太人被怀疑是间谍而受到绞刑，尸体挂在路边示众。10月初，俄国人自己被迫撤退时，当地老百姓以为回来的军队是奥地利部队，把他们当作救星来欢迎。后来他们发现，这些“救星”原来是匈牙利部队，驻扎在这个区的约1.5万匈军和俄国人一样贪婪凶狠。到11月初，俄国人又杀了回来，于是又是一轮大规模洗劫和破坏。这次他们一直待到1915年6月。

战争最后几年，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当地人民的苦难越发深重，大批士兵开小差，凸显了奥地利军力的薄弱。这一切使得波兰独立的希望变得渺茫了。1918年2月9日，乌克兰和德国及奥匈帝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把奥地利加里西亚省的东半部划归新成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条约规定，德、奥两国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并为乌克兰打击布尔什维克的努力提供军事支持，以此换取乌克兰的粮食），然而，达成条约的过程却完全没有波兰代表的参与。这使波兰人普遍认为，德国和奥地利背叛了他们。威尔逊总统一个月前发表的“十四点计划”中，有一条是协约国将努力帮助波兰独立建国，这削弱了波兰人对同盟国本就根基不牢的忠诚。但是，波兰独立建国的目标如何实现、能否实现，都还根本说不准。

1918年10月的最后一天，原来躲在树林里靠老百姓送饭维生的一群群开小差的奥地利士兵走出林子，把军帽上的玫瑰形奥地利军徽扯了下来，聚集在塔尔诺布热格镇的广场上。11月开头几天，各地的士兵都把奥地利的军阶标识换成了波兰的鹰徽。士兵们迫不及待地涌向火车站准备回家。参加群众集会的公民为“波兰复国”而欢欣鼓舞。代表着专横霸道的战时管制的地方官员（包括斯洛姆卡自己）都被就地免职。警察尤其成为民众的怒火所向，经常遭到痛打。犹太人被指控放高利贷对人落井下石，还躲避上前线服兵役，他们也是民众仇视的主要对象。对犹太人的仇视偶尔演变成暴力行为，比如抢劫犹太人的店铺、殴打店主人。阶级仇恨也显而易见。当地土地的2/3为10个大地主所拥有，剩下的1/3分散在约1.4万名小农手中。难怪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混乱局面中，一伙伙经常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启发的农民（有时在庄园仆人的帮助下）手持棍棒、干草叉和步枪攻占大地主的宅邸和庄园，抢劫粮仓，夺走粮食、牲畜、干草、马车和别的财产，有时还殴打甚至杀害庄园的管理人。

在波兰的这个地区，战争以如此自信的期盼开始，最终却导致了深切的仇恨，引发了阶级冲突，加剧了人们对犹太人的敌意，造成了权威的崩溃以及普遍的暴力和混乱。新生的波兰根本不是统一的国家。停战协议签署时，波兰连自己的政府都还没有。1918年11月16日波兰宣布独立建国时，它确定边界和建立统一基础设施的艰难努力才刚刚开始。扬·斯洛姆卡在杰科村的乡亲以及无数个其他波兰村庄的村民无论在战争期间对波兰复国抱有何种希望，他们的希望对波兰最终复国的方式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波兰之所以实现了复国，完全是因为俄国、奥地利和德国（1871年前是普鲁士）这三个自1795年起分割了波兰的强国陷入了崩溃。

尽管东西两条战线上的战事各有特点，但西欧和东欧的后方百姓都同样遭受了战争带来的物质和心理苦难。受苦最深的是妇女。家里经常只剩下她们顶门立户，她们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担负起田里的农活，还时刻挂念着在远方打仗的丈夫。工业区的妇女必须承担起原来由男人做的事情，无论是在兵工厂里劳动，还是保持运输网络的畅通。她们要在粮食短缺日益严重、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管好家务，也时刻害怕有人敲门，带来家人阵亡的噩耗。难怪民众的愤怒和不满与日俱增。妇女购买食物需要排队，她们得以借此互相接触，交流消息和传言，也发泄心中的不满。前方来鸿使她们对战局的好坏以及部队的作战情况有所了解。她们自己则在写给在前线打仗的男人的家信中报告后方的情形。官兵偶尔休探亲假时，也能目睹国内的情况，并把探亲期间的印象带回前线的战壕。

对于前线的恐怖，后方的人不可能充分想象得到，尽管看过电影《索姆河战役》的几百万英国观众能够略有感知。那部电影虽然有虚构的部分，却真实反映了那场战役的惨烈。影片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后方的观众对战争有了直观的了解。电影中血淋淋的场景甚至使有些观众当场吓晕过去。当局不得不承认，老百姓不愿意面对战争的残酷现实。大部分后方民众都想，或者说需要，把自己亲人在前线经受的苦难排除在脑海之外。因此，许多从前线回来的军人觉得家人完全不理解自己的经历，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位英国中尉1917年回家休假时在亲戚那里受到的热烈欢迎很快就冷却下去：亲戚们一个劲儿地夸赞英军在帕森达勒的胜利，可是当那位中尉描述了战役的惨状，暗示士兵们做出的牺牲毫无意义的时候，他就被赶出了门。

然而，这种无知无感不一定是典型的情况。后方与前方的互动比这个事例所显示的更紧密，也更重要。家信是部队官兵与家人保持联系的生命线，大量的家信都表达了对探亲假的渴望（指那些比较幸运，可以享受探亲假的士兵，而加拿大军团、澳新军团和印度军团的士兵，或来自俄罗斯帝国偏远地区的许多士兵就没有这么幸运）。随着战争的继续，后方和前线对战争的态度似乎开始合流，特别是在胜算越来越小的交战国中。

后方和前方各类人等的经历多种多样，无法总而言之或笼而统之。然而，它们清楚地显示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点：政治制度有群众基础，代表性较强，并拥有得到广泛接受的制度化价值观（即“合法性”）的国家显然在维持民众和军队的士气方面更胜一筹，战争行动也更有效。当然，这还不够，还需要武器、军粮和兵员方面的优势。英国和法国具有这些优势，尤其是它们不仅可以利用海外附属国的资源，而且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战争后期更是有大批美军直接参战。这使部队维持住了最终必胜的信念。如果获胜的希望能够维持，实现的可能性又越来越大，国家就能继续保持合法性，哪怕在前线损失惨重。

但是，一旦战败日益成为定局，希望就会破灭，巨大（并仍在增加）的损失将被认为是徒然的浪费，国家将被视为造成这场巨大灾难的元凶。这会造成国家的合法性荡然无存，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最明显的表现是战争进入尾声时同盟国军队有大批士兵开小差。在合法性最薄弱的国家中，战争的重负极易导致后方民众和前线士兵的大规模动乱，直接威胁政权本身的生存。

重压之下的国家

战争给所有交战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就连最终的战胜国也不例外。在如此大规模的冲突中，所有相关的任务，无论是新任务还是规模翻番的原有任务，都落到了政府肩上。前线对兵员和军需的需求就像无底洞。仗打到一半的时候，每个交战国适合从军的男性人口中，有一大部分都已被征召入伍。（大战开始时英国实施志愿入伍政策，1916年改为征兵制。）需要生产大批的武器供士兵使用。新技术的研究和新型武器的发展都需要国家赞助。需要大量增建医院、临时医务室和康复中心来照料从前线撤下来的大批伤员和战斗致残人员。必须给失去丈夫、无人养活的遗孀及其家人提供福利，尽管所提供的福利也许远远不够。国家必须通过其掌控的宣传和审查体系来操纵公共舆论，维持士气，并通过直接或间接对报界施加影响来控制新闻的传播。

这一切都要求国家控制经济，也意味着国家开支的激增。大战接近尾声时，各国的军费开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德国的军费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9%，法国是54%，英国是37%（虽然像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榨取不了那么多的资源）。各国都对公民开征了新的税赋，或提高了原有的税率。在通过课税来筹措军费方面，英国做得比较成功，但德国不太愿意加税，法国更是如此，他们希望靠胜利后向战败国索取赔款来补偿。大部分战争资金来自贷款。协约国主要向美国借款。奥地利向德国借了一部分款。随着战争的继续，德国在国外日益求贷无门，于是越来越依靠国内贷款来筹措作战费用。所有交战国都大力推行战争公债。各国债台高筑，到了贷款和税收都不敷使用的时候，国家就滥发钞票，为将来埋下了隐患。

随着国家对经济的指导和对公民生活的干预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机器开始扩张。官僚机构日益扩大，监视、强迫和镇压也有增无减。属于敌国国民的“外国人”被关入集中营。特别是在东欧的有些地方，整片地区的人口被迫背井离乡。1915年俄军撤离西部波兰和立陶宛时，经行之处一片“焦土”。至少30万立陶宛人、25万拉脱维亚人、35万犹太人（他们遭到了尤其残酷的虐待）和74.3万波兰人被强行带到俄国内地。到1917年初，俄国流离失所的人口达到600万，除了被强行带入俄国的人，还有来自高加索和西部边界地区的难民。他们流落在俄国的各个城市，和那里的居民一道忍受着日益加深的苦难。

各国政府都必须确保民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也包括军工企业中的大批女工）的支持，但物质条件的恶化令工人情绪越发激进。政府更愿意经常使用“大棒”而不是“胡萝卜”，比较专制的政府尤其如此。然而，在英国、法国和战争晚期的德国，政府实质上对工人进行了收买，包括（相对于社会其他部分来说）给工人增加工资，许诺将来给工人更多的好处，对工人组织工会的要求做出让步，等等。德国1916年12月通过的《预备服务法案》（Auxiliary Service Law）一方面为动员劳动力规定了严格的措施，强制要求17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必须参加军工生产的劳动，另一方面则允许雇员超过50人的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给工人和雇主以同等代表权。即使如此，工人（包括女工）不论多么支持国家的战争努力，仍随时准备为了捍卫自身的物质利益而举行罢工。大战期间英国的状况不像其他交战国恶化得那么厉害，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相对较高，但工人罢工的次数在各交战国中仅次于俄国。1918年参加罢工的英国工人比1914年多了两倍。其他国家罢工的次数在大战的头两年相对较少，但1917—1918年间急剧增加（政治诉求也日益明显）。

战争带来的艰难困苦日益加深，似乎无穷无尽，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希望为自己的痛苦找到归咎的对象。国家的宣传进一步煽起了民众的仇恨。普通老百姓的愤恨大多是针对资本家和金融家的。但他们的愤恨不光是对发战争财者的明显的阶级仇恨，而且也可以轻易地转为种族仇恨。犹太人被越来越夸张地描绘为劳苦大众的剥削者和金融资本的代表。不过，很多欧洲人对犹太人的仇恨由来已久，反犹的原因不仅限于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任何偏见都会和反犹情绪挂起钩来。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敌意通常把经济上的不满与古老的反犹偏见混合起来。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认为犹太人是“杀死基督的人”的偏见仍然非常普遍，基督教教士也经常散布这样的言论。1917年，这个各种仇恨混合而成的大杂烩中又加上了一个致命的内容，说是犹太人造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革命。大战接近尾声时，对犹太人的各种诋毁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人们说他们是基督教的敌人、资本主义剥削者、逃避兵役者、煽动闹事分子，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推进力量。怪不得在1917年后，由于对俄国革命的反感，沙皇警察在战前为污蔑犹太人阴谋夺取世界权力而伪造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其发行量大为增加。

战争对国内政治造成的影响和国家制度的可持续性都对社会造成了影响，而社会变化反过来也直接对它们产生作用，所有交战国莫不如此。开始时，各国都试图保持战前的政治制度不变或尽量维持原状。1914年11月，温斯顿·丘吉尔在一次讲演中喊出了“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的口号，强调必须继续保持正常状态，不受国外战事的干扰，因为预计战争很快就会完结。每个交战国都一度有过这种希望。政治起初基本上照旧，直到各国的国内形势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战争重压的猛烈冲击。

英国和法国的党派间政治分歧未有稍减，经常还相当尖锐，但这种分歧并未压倒建立在支持战争事业基础上的团结。只有少数人对这种团结提出了挑战，他们的挑战有时相当高调，却对主流意见没有影响。唯一的变化是，经过战争中的一系列挫败后，“强人”入主政府，锲而不舍地争取胜利。在英军于索姆河战役中遭受巨大损失，爱尔兰又爆发了危及英国统治的大叛乱之后，活力充沛的戴维·劳合·乔治于1916年12月担任英国首相，领导着一个人数不多但权力很大的战争内阁。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对战时经济进行了重组，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成功地推动了战争努力。1917年，法国前线发生严重兵变，国内反战示威不断，强烈要求以妥协求和平，这些麻烦引发了政治危机。结果，那年11月，政府不得不请老牌激进党领导人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重新出山。起用作为共和民族主义象征的克列孟梭是为了表示政府的坚定决心，恢复民众的信心，并象征“争取胜利、实现和平的不屈不挠的爱国斗争”。

在英国和法国，围绕战争该如何打的内部争议固然存在，社会主义左翼对于社会与政治也怀有不同程度的不满，但都远未达到发动革命、挑战国家权威的程度。英国国内的士气得以维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相信英国不会遭到侵略，胜利并非遥不可及，物资匮乏也相对没有那么严重。当然，战争间接影响了每一个人。但是受到战争直接影响的基本上只有军人。法国民众的态度分歧较大。1918年初举行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抗议示威中，有人发出了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革命的声音。示威引发了1918年5月兵工厂工人的大罢工。如果战争不是在法国本土上进行的话，也许会有更多的人持反战的观点。事实是，反战的呼声被继续战斗、抗击德军进攻的紧迫需要轻易地压了下去。等德军进攻的威胁减弱，胜利在望的时候，法国人的士气就高涨起来，并一直维持到了最后。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左派都压倒性地支持本国的战争努力。这两个国家中都没有出现对国家合法性的严重威胁。如果战败成为定局，民众觉得损失是无谓的牺牲的话，也许情况就不同了。

与西方国家截然相反的是俄国。只有在俄国，大战期间爆发了革命；只有在俄国，革命彻底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结构；只有在俄国，统治阶级被完全摧毁。

1905年俄国革命的企图未遂，因为没有力量把罢工的工人、叛乱的农民和士兵及水手各自的不满联合到一起，而且参与兵变的士兵只是少数，革命者也缺乏统一的领导。沙皇做出了妥协，保证建立制宪政府，因而避免了革命。但事实很快证明，所谓的制宪政府不过是表面文章。另外，沙皇还大肆实行镇压。在逮捕革命领导人或将其流放到遥远的地方，查封煽动叛乱的报纸，镇压罢工和处决农民起义领导人这些方面，沙皇的政治警察奥克瑞纳（Okhrana）[3]是行家里手。政府暂时躲过了一劫。后来的几年内，沙皇和民众的沟通有所改善，经济实现了增长（临近大战爆发那几年，增长率超过了美国），工业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家收入也有所增加。但是，沙皇专制政权的僵化痼疾仍在。如果没有爆发战争，也许会发生渐进式的改革，把沙皇统治变为由议会控制的立宪君主制。然而，鉴于统治阶级对大规模改变的顽固抵抗，以及工人和农民对专制统治那种根深蒂固、（怎么镇压都消除不了的）有组织的反对，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未来爆发革命倒是很有可能。到1916年底，这个未来看起来已经不远。

1916—1917年间的严冬季节，许多俄国农民都把粮食或囤积起来，或高价出售。同时，大工业中心出现了粮食和燃料的严重短缺。交通运输几近瘫痪。国家财政糟到极点。通货膨胀急剧恶化。（除兵工厂的技术工人之外）工人工资的上涨跟不上飙升的物价，许多人已经到了挨饿的边缘。但是，少数特权阶层仍在大发战争财，这引起了民众极大的愤怒。1917年1月，彼得格勒（原来的圣彼得堡）和其他几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和罢工，人们因生活水平下降而感到的愤怒与反战和反沙皇统治的情绪结合了起来。3月8日（俄国旧历2月23日），女工因没有面包吃而走上街头抗议，引发了兵工厂工人大规模罢工和示威的燎原烈火。彼得格勒的工人暴动还得到了士兵和水手的支持。虽然军警对彼得格勒的示威者开了枪，但是20多万工人的罢工仍在继续。军队中也发生了相当于军人罢工的活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政府束手无策，虽然下达了镇压兵变的命令，但接令者置若罔闻。形势的发展迅速脱离了沙皇政权的控制。在一片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工人选出了代表自己的政府，称为苏维埃（即代表会议的意思）。全国的秩序迅速崩塌。士兵也选出了苏维埃作为他们的代表，要求沙皇退位。到了军界和政界的高官都认为沙皇必须下台的时候，沙皇无奈于3月15日宣布退位。1918年7月，沙皇和他的家人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他们的遗骨时隔80年，在苏联解体后才得到确认。

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利益各异，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他们对沙皇及其代表的统治制度的共同怒火暂时超越了他们在利益上的分歧，因为他们都认为，沙皇是造成他们痛苦的罪魁祸首。1917年，产业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与农民的革命力量暂时联起手来，但即使如此，可能仍不足以推翻现行的制度，1905年革命的失败就是明证。不过，这一次有一个关键的条件，那就是战争联系起了工农利益和前线大批心怀不满的士兵的利益。一旦不满的情绪传到前线，一旦士兵不再愿意打仗，一旦他们的革命热情与后方民众的热情聚合起来，政权便气数将尽。战斗中巨大的伤亡和前线无法忍受的艰苦导致军心思变，最后爆发的反战运动冲垮了被视为把国家拉入了战争的政治制度。沙皇政权一直依靠镇压和强迫治国，没有居间机构来组织民众对政权自发自愿的支持，所以，随着压力越来越大，政府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直到革命的洪流在1917年冲破堤防汹涌而出。

即使赶走了沙皇，1917年3月成立了“革命民主”的临时政府之后，俄国的形势依然动荡不安。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时局变幻莫测，战争败局已定，俄军却仍在苦苦支撑，这些形成了更加激烈的第二次革命爆发的条件。

到1917年10月（俄国旧历），引领革命的组织架构已经形成。1905年的革命就缺乏这样一个带头的组织，而事实证明，这是实现革命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布尔什维克除了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支持者外，尚无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它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激进领导核心。根据这个核心的既定计划，摧毁旧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建立一个全新社会的前奏。布尔什维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较大的一派。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9年，后来分裂为一个较大的革命性派别（布尔什维克）和一个较小的改良性派别（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人们更加熟悉的是他的别名列宁（他于19世纪90年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主要居留外国，直到1917年返回俄国）。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求党员纪律严明、完全忠诚，团结一致推翻沙皇。列宁的下一个目标是无情打击“阶级敌人”，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临时革命民主专政”。1917年4月，这位领袖魅力十足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从流亡地瑞士回到彼得格勒的革命旋涡之中。德国人希望挑起俄国国内的动乱和民众对和平的要求，从而进一步削弱俄国人已经动摇的战斗意志。后来的事态发展说明，德国人此举是历史上最大的“乌龙球”之一。临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的镇压迫使列宁于7月退到芬兰（芬兰从1809年起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半自治区，沙皇被推翻后，那里要求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但是，随着国家权力的瓦解冰消，他又回到了彼得格勒，去领导第二次革命。

把布尔什维克紧密的领导层及其坚定的党员团结在一起的，是一种救赎式的乌托邦意识形态，他们希望未来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冲突的社会。但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对广大民众产生号召力，却不是因为它提出的虚无缥缈的理想，而是实在得多的东西。它许诺给人民带来和平、面包，给农民分田地，让工人做管理工厂的主人，把权力交给人民。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此时所有大城市都成立了苏维埃）。当时，物资奇缺，价格飞涨，俄军最后一次灾难性的攻势又造成了巨大的流血损失，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威信扫地，这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机会。布尔什维克控制着彼得格勒的苏维埃，这为发动十月革命提供了平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人是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泰因（Lev Davidovich Bronshtein），他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鼓吹不断革命论。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俄国各地的苏维埃。他们对国内的阶级敌人实行无情的镇压，经过了两年多残酷的内战后，才打败了强大的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使俄国稳步走上了彻底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变革之路。但是，从一开始即可明显看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和社会。关于俄国事态的报道把冲击波传到全欧洲，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久久回荡不息。

在欧洲其他地方，合法性危机发生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年后，战败日益逼近之时。在德国，战争并不意味着党派政治的结束。恰好相反，德国政治的两极化在大战爆发前已经埋下了种子，起初它隐藏在1914年“国内和解”的表面之下，但随着人们日益强烈地感到生活艰难，认为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却所得甚少，眼看战败的阴影步步逼近，这种两极化就充分暴露了出来。大战之初暂时得到掩盖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分歧很快再次显露，自1916年起日趋极端。粮食供应骤减，物价激增，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这些都加剧了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的政治分歧。

推动激进政治变革的主力是德国的左翼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对战争的立场不同，在1917年4月陷入分裂。激进的少数派视大战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认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结束战争。他们脱离了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简称USPD，其核心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剩下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变为德国多数社会民主党（MSPD），他们也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和德国对别国土地的抢夺，但他们拒绝革命，倾向于建立代议民主制度，成立对议会而非对德皇负责的政府，以此实现改良。（在德意志帝国，各种政治倾向的政党在国会中都有代表，但没有决策权。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德皇以及他任命的大臣和军方领导人手中。）

1917年7月19日，在国会对一项要求和平的决议的投票中，德国多数社会民主党得到了自由派的一部分人（进步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但是，保守派和右翼自由派强烈反对这项决议，他们力挺军方，不仅赞成毫不手软地推进战争，而且支持尽量吞并别国领土。各个压力集团有泛日耳曼同盟等大企业集团做金主，特别是有成员众多，信奉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祖国党撑腰（该党1917年创立，迅即发展为拥有125万党员的大党），各集团大力鼓吹攻城略地、战至最后胜利，同时拒绝建立议会民主的要求。这种政治局面一直维持到大战尾声，并随着物质条件的日渐艰苦和战败阴影的逼近而进一步加深。1918年德国战败后，政治呈现极度两极化，这其实在大战最后两年里的国内事态发展中已初现端倪。

然而，只是到了大战的最后几个月，1918年夏季攻势失败后，前线的士气才真正崩溃，加大了国内要求停战的压力。德国产业工人1918年1月举行的大罢工在前线并未得到多少支持，因为士兵们还以为春季攻势会取得成功。攻势在3月开始的时候，部队官兵在这场“德国力量的大爆发”中斗志昂扬。他们终于意识到攻势失败了之后，抑制不住的愤怒转为直接的行动。他们怀着勇气和信念坚持作战近4年之久，现在却只求在这场看起来毫无胜算的战争中活下去。厌战情绪转变为日益强烈的停战愿望。大战最后4个月间，西线上有38.5万名德军士兵投降，远超之前4年的总和。据估计，从1918年8月开始，75万士兵开了小差。与此同时，德国国内的动荡日益加剧。那年年初爆发了工人大罢工，工人主要抗议的是生活条件的恶化。现在，罢工呈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含义。要求和平、民主、皇帝下台的呼声与日俱增。

战争拖得越久，德国国家本身的性质就越受到质疑。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大臣对皇帝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这种政治制度在战前已遭到社会主义者拒斥，但靠着坚决抵制任何民主企图的强大力量维持了下来。战局的恶化促使左翼大声疾呼，要求不仅要停止不断的流血，还要把将德国拉入战争的人解职，并引进民主的议会政府。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对皇帝不满，认为他代表的统治制度建立在军国主义、阶级特权和任意权力的基础上，把德国带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个制度无法改造，只能推倒重来。必须建立民主。历经战争辛酸、痛苦和贫困的人民必须获得政治发言权。到1918年秋，德意志帝国国家制度的合法性几乎荡然无存。

德国领导人起初对美国威尔逊总统1917年1月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深恶痛绝，因为那意味着把德国吞并或占领的领土物归原主。然而，后来形势急转直下，新上任的帝国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Max von Baden）本人一贯赞成政治改革，支持实现和平，反对吞并外国领土。他于10月5日向威尔逊发出呼吁，希望以德国比较容易接受的条件实现停战。但是，威尔逊不肯让步，坚持德国必须引进议会民主（这意味着德国的统治精英将失去权力），放弃攫取的他国领土，并大量裁军（包括交出海军舰队）。德国领导人就是否接受这些在他们看来十分苛刻的条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鲁登道夫力主拒绝受辱，继续战斗，但是，他已经指挥不动军队了。同时，事态的飞速发展超出了他和任何其他人的控制。10月26日，鲁登道夫辞职，直到最后还怪这怪那，就是不怪他自己。

10月29日到30日夜间，德国海军指挥部命令基尔（Kiel）的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进行最后摊牌的大决战。水兵们拒绝执行这项荒谬的命令，发动了兵变。这项命令等于要水兵为了德国海军的名誉去白白送命，所以他们坚决不肯执行。兵变迅速蔓延，引发了革命的燎原之火。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掌握了基层的权力。将领们明确告诉象征旧秩序的皇帝，他必须下台。皇帝只得同意。11月9日到10日夜间，德皇威廉二世离开了位于比利时斯帕（Spa）的军事司令部，前往荷兰流亡（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41年去世）。德皇到11月28日才正式放弃王位，但在那之前，他退位的消息就已经被公布了。威廉二世尚未离开，成立共和国的决定就已经匆匆地在柏林国会大厦的阳台上昭告全国。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任命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为继任者，此举同样没有实际的宪政合法性。在那个革命的时刻，宪政的规矩并不重要。德国在长达数月的混乱动荡中走上了成为完全的议会民主国家的道路。

不祥的是，德国国内捍卫旧秩序的力量仍然强大。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进行必要的策略调整，准备一俟形势有变，就全盘取消对民主和议会统治做出的让步。即将达成停战协定时，德国军方领导层流传的观点是：“左翼政党不得不接受这种耻辱的和平，然后他们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届时就有希望再次翻身上马，恢复过去的统治。”在那些人的心目中，民主是德国遭遇的“最大厄运”。

在意大利，国家制度也是危机重重，只比德国稍好一点儿。虽然意大利属于协约国阵营，但是它并不觉得自己是大战的战胜国。1915年，少数政治精英把战争强加给了民意严重分裂的意大利，他们希望一举得胜，攫取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片领土。参战的决定做出时，就连军队的将领都被蒙在鼓里，也没有征求议会的意见。大多数民众都觉得国家有限的政治代议制度反正和自己没有关系。意大利的政府经常更换，但似乎又始终不变，因为政府永远在为同样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怎么也无法鼓动起人民对政府的热情。意大利参战后，战场上的失败、生活的艰难和巨大的伤亡导致社会上出现分化对立，不仅进一步破坏了老百姓对历届弱势政府的支持，而且动摇了国家的根基。

意大利的议会是虚弱和分裂的象征，很少开会。历届政府都靠颁布法令来治国。此外，尽管出了差错都算在政府的头上，但政府其实控制不了军队的指挥官——严厉专横、残酷无情的路易吉·卡多尔纳（Luigi Cadorna）将军，直到他因1917年的卡波雷托战败之耻而被迫离职。在那之前，战争的需要压倒一切。工厂实施军管。新闻审查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加强了。随着工人开始举行反匮乏的示威和罢工，镇压也进一步加剧。社会和政治分歧严重激化，社会不公正和战争中骇人听闻的巨大伤亡成为分歧的焦点。自1916年起，损失、失败、匮乏和国家耻辱感与日俱增，社会动荡不安，罢工、示威和对粮食短缺的抗议时有发生。民众的情绪虽尚不足以发动革命，却已离革命不远了。

反对战争和对政府不满的声音大多来自左翼，虽然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也分裂了，一边是明确拒绝战争、希望发动革命的小部分人，另一边是出于爱国主义而继续（也许不太热心地）支持战争努力的大多数。可怕的是，右翼对政府的攻击更为激烈。国家党人扩大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加紧鼓吹在东南欧和非洲扩张领土。据意大利内政部部长说，他们企图控制警察，对反对他们的人进行威胁恫吓。他们想扫除自己眼中毫无用处的议会统治及其官僚结构，鼓吹即使大战结束后也应对国家和经济进行准军事管理，以促成剧烈的社会变化。他们还积极参加自称为法西斯（Fasci）的地方防卫组织。意大利的战后危机征兆已现。

统治奥地利达几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王朝也为投入一场日益不得人心的战争付出了代价。“一战”是由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引发的，虽然这个事件后来几乎被完全遗忘了。大战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国内得到过完全的支持。不可能把它说成是防御性战争。即使为取胜之故，对德国的依赖都太过明显，令人不安。随着这场灾难性战争的继续，可能会分裂并断送哈布斯堡帝国的离心力量大为加强。早在最后的战败来临之前，帝国已显然不堪重负。几十年来，年迈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一直是这个虚弱的多民族帝国几乎唯一的团结象征（奥匈帝国中的奥地利部分在机构组织上已经基本上成为独立的实体）。约瑟夫皇帝1916年11月驾崩时，正值国家的战争努力和哈布斯堡王室统治这两者的合法性危机都日益加深之际。约瑟夫的侄孙和继承人卡尔皇帝无力回天。他力图减少对德国的依赖并寻求与协约国达成和平协议，却都徒劳无功。

卡波雷托一役后，奥地利实现光荣的梦想一度死灰复燃。但是，在接下来的严冬中，火车几乎全部用来为军队运送物资，不能运输老百姓需要的燃料和食品。1918年头几个月，帝国各处大型抗议示威此起彼伏。产业工人的骚动、对悲惨生活条件的愤怒、民族分离主义的感情和反战的不满混在一起，构成极大的威胁。维也纳的医生兼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形容当时的情况为：“统治者昏聩无能，民众情绪低沉、群龙无首，普遍缺乏安全感。”到1918年10月，抢粮暴乱、罢工和抗议有增无减，民族仇恨和无法无天的乱象不断扩大。照奥地利粮食厅厅长汉斯·勒文费尔德—吕斯（Hans Loewenfeld-Russ）看来，形势已经“完全绝望”。人们眼看着哈布斯堡帝国在分崩离析。

帝国大部分地区的阶级间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归入了民族主义政治，或退居次位。奥地利中心地区的工人为抗议急剧恶化的生活水平多次举行示威，这样的示威往往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启发，有可能发展为革命。但在其他地方，民众的不满情绪融入了捷克人、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要求实现独立、脱离帝国的呼声。在匈牙利，尽管卡尔皇帝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实施开明的改革，建立近似联邦的结构，但要求脱离维也纳、实现独立的声音在战争的最后几年还是越来越大，并得到了许多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匈牙利至少在名义上维持了文官统治和议会辩论，而在帝国中奥地利的那一半，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暂停运作，临时国民大会也遭关闭。新闻审查和对民众的监视大大加强。德裔和捷克人居住区以外的地区实行了军事管制。异见者遭到逮捕，被投入监狱。但是，这些镇压行为都无法平息“一战”最后年月中方兴未艾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捷克人的分离要求尤为强烈。

1918年10月，奥匈帝国的残余军队与意大利军在维托里奥威尼托（Vittorio Veneto）遭遇，官兵们只顾保命，被意军打得大败。奥匈帝国至此山穷水尽，军队已经分崩离析。10月下旬，卡尔皇帝同意让帝国军队的官兵加入他们自己民族的部队。这不过是承认现实而已，因为捷克、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其他民族的士兵反正都开小差回家去了。到10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后来的南斯拉夫以闪电般的速度宣布了独立。奥地利于11月3日和意大利达成停战，就此结束了战争行动。卡尔皇帝于11月11日勉强放弃了权力（但没有退位），在他生命最后的3年间先是流亡瑞士，最后死在葡属马德拉岛（Madeira）。长达5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统治画上了句号。

德国和奥匈帝国爆发革命，君主制被共和国取代（奥匈帝国分成了好几个“继承国”），这些都是在战败的时候才发生的。战败也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以南领土的分解（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原属地在19世纪70年代期间大多实现了独立，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又使它失去了在欧洲的领土），战时的土耳其领导人乘坐德国潜艇逃往敖德萨，最后到达柏林。奥斯曼帝国内部不断增强的反战情绪也导致了国家合法性的严重危机。大批士兵开小差说明土耳其军队的士气低落到了危险的程度。摇摇欲坠又尾大不掉的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力不从心。它企图在高加索攫取土地，却空手而归。中东的阿拉伯人自1916年开始发动叛乱（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帝国利益对叛乱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使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当局在帝国南部基本上无法履行职责。

与此同时，土耳其本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令人惊心。前线损失惨重，据估计，土耳其军队的死亡人数高达250万，是英军的3倍。如此惨重的损失，加之国内货币濒临崩溃，物价飞涨，粮食和其他商品严重短缺，使奥斯曼帝国已经岌岌可危的基础更加不稳。土耳其并未因停战而摆脱苦难和暴力，而是很快又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直到1923年，这个遍体鳞伤的国家才终于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攫取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土地，却不得不面对那里巨大的反殖民动乱、一波波的抗议浪潮和普遍的暴力。这些也没有因大战结束而戛然而止，而是给未来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比起4年前冲突初起之时，欧洲已是面目全非。就连战胜国——英国、法国和（有名无实的战胜国和同样有名无实的“大”国）意大利——都精疲力竭。收拾残局的任务看起来最有可能落在一个新兴大国的肩上，它丝毫没有受到大战的损害，欧洲列强元气大伤，它的经济却强势增长。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最终没有担起这个任务，而是让欧洲自己去收拾烂摊子，这是形成战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性遗产的根源另有所在。最关键的是，在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沙皇俄国的废墟中生成了一个问题无穷的组合。

历史证明，民族主义、领土冲突和（此时聚焦于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支新生力量的）阶级仇恨一旦结合起来，就具有高度的爆炸性。民族主义是“一战”的一项主要遗产。它造成最大破坏的地方，恰恰是中欧和东欧那些几世纪以来不同民族一直混居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战后重划的国界引起了争议。有些地方被划给了别的国家，这造成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仇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更是使这种刻毒的仇恨成倍增加。特别是在东欧和中欧，阶级冲突与族裔及领土矛盾相互交织，使狂暴的敌意几乎达到沸点。因此，大战刚刚结束的那几年根本算不上和平年代，大规模的暴力仍在肆虐。暴力在人们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20年后在欧洲一场破坏性更大的冲突中爆发了出来。

大战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巨大伤亡。阵亡士兵的人数几乎达到900万，（主要由驱逐、饥馑和疫病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接近600万。把所有交战国都算上，多达700万名作战者成为战俘，有些人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战俘营中被关了好几年（虽然大部分战俘停战后都很快被遣返回国）。战胜国靠着更强的军事力量和更多的经济资源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千差万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个人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和他们国家的命运。交战双方都有许多人是为理想而战的，尽管他们的理想经常寄托错了地方，但仍然是理想。他们作战的理由包括保卫祖国、民族荣誉和威望，维护自由和文明，还有爱国的责任，后来又加上了对民族解放和美好未来日益强烈的憧憬。那四年的屠杀接近尾声之时，著名的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1918年的一篇日记里不无嘲讽地写道：“战争可以被概括为这样的准则：你为你的理想而死，因为不值得为它们而活。”到那个时候，数百万作战者中可能只剩少数人仍怀有当初参战时的理想，无论那些理想是什么。欧洲各国大量应征入伍的士兵中，许多人可能从来就没有过抽象的理想。他们打仗是因为别无选择。对这样的人来说，战争的屠杀毫无意义。

1916年，西线的一个法国军人在阵亡前不久写下了辛酸的诗句，表达了所有交战军队中数百万普通士兵的心声：

我想问清

这场屠杀为何而兴。

答曰“为了祖国！”

我却仍然不懂为何。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屠戮规模空前，造成的破坏巨大无比。它产生了一个面目全非的欧洲，留下的遗产既深且远。漫长的清算马上就要开场了。

[1] 中央国通称同盟国，由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组成。——译者注

[2] 1英里≈1.61公里。——编者注

[3] 奥克瑞纳，全称为“社会安全和秩序保卫局”。——译者注

第三章

和平乱局

这不叫和平。这叫停战20年。

斐迪南·福煦元帅对《凡尔赛和约》的看法（1919年）

战后形势算是某种和平，但经常望之不似和平。正如地震后会发生海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动乱。剧烈的动荡过了五年才平息下去。解甲归田的士兵发现，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变。战争破坏了政治制度，毁掉了经济，分裂了社会，催生了建立美好世界的激进乌托邦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止战之战”。那么，它为什么反而为另一场更具毁灭性的浩劫铺平了道路呢？几百万人希望保持和平，实现更高程度的自由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美好社会，这样的梦想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成为泡影？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自由民主这三个互不相容的政治制度竞相争夺统治地位，欧洲是如何为它们所代表的不同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的？在大战初止的危机年代里，局势艰难，为什么共产主义只在俄国得到了成功，法西斯主义只在意大利获取了胜利，而民主在欧洲其余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德国这个位于大陆中心的国家保持了下来？

“适合英雄”的土地？

1918年英国大选的竞选中，被许多人誉为“赢得战争者”的戴维·劳合·乔治首相说，要建立“一个适合英雄生活的国家”。尽管英国战前曾是欧洲首富，四年大战中国土也几乎无损，但此言对许多离开战壕退役回家的士兵来说，很快就成了空洞的许诺和嘲讽。

其实，英国军队的复员开始时相当顺利。1918年停战时的350万英军到1920年就减员到37万人。战后初期的经济小阳春使得4/5的复员军人到1919年夏都找到了工作（有时抢了战时雇用的女工的位子）。但是，经济繁荣仅是昙花一现，到1920年秋即告完结。英国政府（效仿美国）为保护英镑采取了通货紧缩的政策，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之大受影响。工资起初还跟得上物价上涨，后来却急剧减少。尖锐的阶级矛盾无法缓解。1919年，劳资纠纷造成了3,500万个工作日的损失；到1921年，这个数字飙升到8,600万。从1920年12月到1921年3月的短短3个月内，失业率翻了一番。到1921年夏，失业人口达到200万。大多数失业工人的住房都污秽破败。1918年，政府许诺要为英雄建造住房，但到了1923年，光是解决（比1919年时更严重的）基本住房短缺就需要建造82.2万所新房，更不用说还要重建贫民窟中的几百万处陋居。

到1921年，无数复员军人（许多因伤严重致残）沦于极端贫困。他们或在街上乞讨，或靠卖火柴和纪念品勉强度日；他们从济贫食堂领取免费食物，有时只能睡在门道里或公园的长椅上。一位复员军官恨恨地说：“我们不再是英雄，只是‘失业者’。”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是诗人、作家，也曾当过军官，参加过前线作战，他回忆说：“不断有复员的老兵上门售卖靴带，讨要我准备丢弃的旧衬衣和旧袜子。”自愿离开上层中产阶级的舒适环境去前线照顾伤员的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说：“爱国者，特别是女性爱国者，在1914年享尽荣耀，到1919年却备受诋毁。”她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前途，没有生机，没有意义的世界”。

英国的状况虽然凄惨，在欧洲却远非最糟，尤其是与其他直接参战的国家相比。英国军队的伤亡虽然可怕，但不算最多。“一战”中，英国军队的阵亡人数为75万（另外，来自大英帝国各殖民地的部队还死了18万人），意大利近50万，法国130万，奥匈帝国近150万，俄国约180万，德国200万出头。按比例来算，一些小国的损失最为惨重。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派往前线作战的部队有1/3阵亡或死于伤病。交战大国的军队在作战中的死亡比例从11%~12%（俄国、意大利和英国）到15%~16%（法国、德国和奥匈帝国）不等。所有国家的军队中，受伤的、致残的和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数远远超过死亡的人数。“一战”的全部死亡人数是自1790—1914年间所有主要战争中死亡人数总和的两倍以上。1918—1919年间的流感在全世界致死的人数又是“一战”期间死在欧洲战场上人数的两倍。在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上，还要加上战后的暴力及边界冲突导致的死亡。

战争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是自18世纪末到1914年所有参战国国债总额的6倍以上。最直接受战争影响国家的战后产值远远低于1913年。相比之下，英国的情况要好得多。但即使如此，它的国债在1918年也比1914年高了几乎12倍。所有协约国中，英国对美国的净负债最高，1922年达到近45亿美元。这意味着它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要长久依赖美国的信贷。中立国也难逃战争对经济的打击。它们大多能够扩大经济以应付战时需求，瑞典就是这样做的。然而，战争却加剧了中立的西班牙的经济困难，深化了原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分裂。

战争在西欧造成的实际破坏主要限于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那些地区是作战的战场，受到的破坏惨不忍睹。几十万所房屋被毁，工业普遍遭到破坏，大片农田抛荒，大部分牲畜被杀。然而，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带只有30到60公里宽。在战区之外，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遭受的破坏很小。东线的战斗流动性更大，情况完全不同。塞尔维亚、波兰和后来成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地区处于交战双方的拉锯区，受到的破坏极为惨重。

胜利班师、在伦敦受到英雄式欢迎的英军士兵至少看到祖国和他们离开时相差不大。相比之下，（经常是军容不整、队列零乱地）返回维也纳、布达佩斯、慕尼黑或柏林的士兵却一脚踏进了革命动荡和经济混乱之中。奇怪的是，在管理战后劳工市场、控制失业率方面，战败的德国比战胜的英国（和中立的荷兰）做得更好。德国采取的方法包括迫使妇女放弃她们在战时担负的工作，用男人取而代之。通货膨胀也起到了帮助。在这个时候若是推行通货紧缩政策会进一步打击德国经济，使之无法为大批复员军人创造就业机会。可是，政府对于猖獗的通货膨胀坐视不管，很快就为此付出了其他方面的沉重代价。

战争期间，德国的国家负债几乎增加了30倍，投入流通的纸质货币增加了20多倍，加速了通货膨胀。1918年的物价比战前上涨了5倍，货币贬值了大约50%。德国并非唯一受困于此的国家。奥匈帝国的战时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更加严重。战争期间，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1919年，法国、荷兰、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物价比1913年高了3倍，英国的物价几乎是1913年的两倍半。然而，在战后的中欧和东欧，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般完全失控。波兰、奥地利和俄国的货币由于极度通货膨胀成了废纸。（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多年担任波兰东南部杰科村村长的扬·斯洛姆卡数年后回忆起，1920年波兰纸币马克取代奥地利克朗后，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甚大：

卖了东西如果不马上用得来的钱买东西的话，就会吃大亏。很多人卖了房子或田地，或一部分牲畜，把钱藏在家里或存入银行。这样的人失去了一切，成了乞丐。另一方面，那些借钱囤了东西的人发了大财。钞票一堆一堆的，得用皮箱或篮子来盛。钱包那类东西不管用。日常用品的价钱先是几千块钱，然后成了几百万块，最后是几十亿块。

直到1924年，波兰发行了新货币兹罗提，才实现了物价的稳定。

德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是一场严重政治危机的一部分，危机爆发于1923年，法国为报复德国拖欠战争赔款而占领了鲁尔（Ruhr）的工业重地之后。德国当初押的宝是己方打赢大战，靠战败国的赔款来收回成本，以此为基础的战争筹款方式埋下了恶性通货膨胀的种子。德国政府要承担战败的经济后果，当然不愿意阻止通货膨胀。德国打仗主要靠在国内发行战争债券来筹资。通货膨胀提供了消除国债的手段。战争刚结束时，政府采取了遏制物价上涨的措施，但1921年宣布了战争赔款的要求后（规定只能用金马克，不能用贬值的纸币偿付赔款），政府改变了策略，对高通胀坐视不管。

通货膨胀使德国付清了内债，防止了在英国发生的那种因通缩措施引发的严重劳工骚乱。此外，它还帮助德国工业在战后迅速复苏，强力推动了出口。工业企业家可以贷款进行必要的投资，然后用贬了值的货币偿债。货币贬值使德国能以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价格出口货物。难怪德国在1920年到1922年之间工业生产增长巨大，失业率不断降低；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通货紧缩政策产生了恰好相反的效果——生产率下降，失业率上升。

德国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基本上与通货膨胀同步，至少起初是这样。工会保住了雇主在战时做出的让步，还争取到了工资和工作时间方面的进一步改善。但是，通货膨胀使非技术工人和靠固定收入或养老金生活者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923年的鲁尔危机期间，通货膨胀完全失控，成为不折不扣的灾难。1914年，美元与马克的兑换率是1∶4.2；战争结束时，美元成了德国最重要的硬通货，对马克的兑换率是1∶14，1920年末上升到1∶65，1922年1月又升至1∶17,972，到1923年11月，更是飙升到令人晕眩的1∶442亿。一个例子说明了这种无法理解的天文数字对靠微薄积蓄过活的普通人产生的影响：柏林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老人储蓄了10万马克，换个时代，他也许能靠这笔钱过上比较舒适的退休生活，但是通货膨胀使他的存款变得一文不值，只够买一张地铁票。他乘地铁在柏林城绕了一圈，回家后把自己关在公寓里活活饿死了。

战后的欧洲没有一处“适合英雄”的土地。欧洲的城镇乡村到处是悲恸的寡妇、失去双亲的孤儿、残疾的士兵，还有挨饿的、失业的、赤贫的人。战争留下了约800万需要国家帮助的残疾人。只在德国一国，就有50多万名战争遗孀和100多万名孤儿。65万受了重伤的人当中，2,400人失明，6.5万人只剩了一条腿或一只手臂，1,300人双腿或双臂都被截肢。战争期间，医学取得了进步，但外科手术无法完全治愈如此骇人的创伤。除了残缺的身体外，战争还给人造成了心理创伤。据估计，德国有31.3万心理受创的人，英国有40万。许多人的心理创伤永远没有治愈，他们得不到足够的心理治疗，公众也不理解他们的状况。战争伤残人员陷入经济困顿和社会歧视之中。雇主不想雇用残疾人，在战争中心理受创的复员军人经常被认为是“歇斯底里”，或者被怀疑装病骗取养恤金。

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埃塞尔·斯诺登［Ethel Snowden，她的丈夫菲利普（Philip）于1924年成为工党的第一位财政大臣］生动描绘了大战刚结束时维也纳的凄惨景象：“身穿制服的军官在咖啡馆里卖玫瑰花。纤弱的女子穿着曾经精美但已经褪色破旧的衣服，带着孩子在街角乞讨。大街上长出了野草。商店门可罗雀……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在劳工介绍所排着长队领取失业救济金。……诊所和医院里勇敢的医生尽力治疗浑身长疮的瘦弱孩子，基本上没有药品，没有肥皂，也没有消毒液。”

东欧更是水深火热。俄国内战造成几十万难民逃亡，他们无论逃到何处，都身陷困境，前途茫茫。当地人民自己的生活已经困苦不堪，自然不会欢迎难民的到来。波兰大部被多年的战斗毁得满目疮痍，战后的境况极为艰难。大战刚结束时，华沙人口的一半靠少得可怜的失业救济维生，疾病横行。在波兰东部，人民几乎处于饥馑之中。1919年任英国中欧暨东欧救济团团长的威廉·古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报告说：“这个国家四五次遭到不同军队的占领，每一次，占领军都把物资搜刮一空。俄国人（1915年）撤退时放火烧毁了大多数村庄；田地荒芜了4年……这里的老百姓靠吃草根、野菜、橡实和石楠维生。”政治动乱席卷战后欧洲毫不奇怪，奇怪的是居然没有爆发更广泛的革命。

几乎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不仅要忍受严重的物质匮乏，而且要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场人海战争造成的伤亡如此巨大，国家必须对民众的深重苦难有所表示。

法国阵亡将士的家人希望将死者安葬在本村教堂的墓地里。政府最终对公众压力做出了让步，国家出资，把30万被家人辨认出来的遗骸从公墓中移到他们家乡的墓地重新下葬。这项浩大的工程牵涉到复杂的后勤和官僚程序，但法国可以做到，因为法国的阵亡将士大多死在了本国的国土上。其他国家就无法效仿，只能把死者安葬在他们战死的地方，虽然战胜方和战败方的阵亡者葬在不同的地方。法国人尤其不能忍受自己的亲人和德国人葬在一起。于是，在原来把阵亡的德国人和法国及英国阵亡者一起下葬的地方，人们又把德国人的遗骸挖出来运到另外的公墓安葬。结果，在以前的战场上或附近的地方建起了多个阵亡将士公墓，不同国家的公墓各有特点。阵亡将士墓象征着不朽的英雄主义和为国捐躯的精神，引起了民众虔诚的崇敬。民众感到死者的牺牲重如泰山，他们将在上帝面前得到重生。英国各个阵亡将士公墓精心修剪的草坪上，一模一样的白色墓碑整齐地排列成行，有些墓碑上刻着“上帝所认识的”字样，下面埋葬的是无法确认身份的阵亡者。很快，把无名战士的遗骸带回祖国，在国家忠烈祠中落葬，成为国家集体哀悼的一项重点活动。1920年，法国举行了隆重盛大的仪式，在凯旋门的拱门下安放了无名将士墓；英国也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设置了无名将士墓。不久后，意大利、比利时和葡萄牙也举行了类似的纪念活动。

西线为阵亡将士举行了国家纪念活动，东线却没有这样的举措。俄国连一座纪念碑都没有建立。在俄国，大战还没结束就发生了革命，紧接着又爆发了破坏性更大的残酷内战。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后，被视为贪婪帝国主义国家狗咬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被扔到一边，内战中红军的英勇事迹才是更重要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在俄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中有一席之地。

在战败国中，战争撕裂了社会，不仅导致了军事上的惨败和生命的巨大损失，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动乱和意识形态对抗。不可能指望战败国能像西方战胜国那样团结一致地纪念阵亡将士。德国到了1931年才在柏林为“一战”的死者建造了一座国家纪念碑（虽然此前地方上建起了许多战争纪念碑）。关于大战与德国战败意义的争议激烈异常，人们无法就如何纪念战争达成一致。各种各样的公众情感中，一个极端是对战争中生命损失的悲痛惊骇和反战情绪，这在凯绥·珂勒惠支的一座雕塑中得到了动人的表达。这座雕塑表现了父母对死去的儿子的悲悼，在大战期间开始构思，十多年后才完成，安放在比利时的一个公墓中。另一个极端则是因战败及伴之而来的革命而感到的耻辱和愤怒，这种情绪把战争英雄主义融入了对民族复苏与振兴的希望。“朗厄马克神话”（myth of Langemarck）是这种情绪的凝缩。朗厄马克听起来像德国地名，其实是比利时佛兰德地区一个村子的名字。大战刚开始的1914年秋，匆忙成军、缺乏训练的年轻德国志愿兵和英军打了一场本来不该打的战役，德方死了2万到2.5万人。德国的宣传机器把这场毫无意义、浪掷生命的战役美化成长盛不衰的传奇，说它表现了青年人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而这正是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基础。关于大战阵亡者的神话在德国一直是意识形态争议的主要焦点，到30年代，这个争议最终以灾难性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战争的残酷使许多人成为和平主义者。信仰社会主义的德国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把“一战”称为“欧洲的浩劫、人类的瘟疫、本世纪的犯罪”。他说：“大战把我变成了反战人士。”英国女作家维拉·布里顿在大战中失去了未婚夫、哥哥和两位好友；怀着对死亡与痛苦的厌恶和失去亲朋好友的悲伤，她成了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争取女权的激烈斗士。在法国，战前是孤儿院院长的马德莱娜·韦尔内（Madeleine Vernet）创立了“反战妇女联盟”，得到了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支持。在法国和在欧洲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实现和平、消除资本主义竞争中固有的社会不平等的理想拥护者众。然而，抱有这种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反战思想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复员官兵都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参加过战斗；如果爱国的责任和要求需要他们再上战场的话，他们仍会勉为其难，重披战袍。但是，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实现和平、安全，拥有正常的生活和没有战争的美好未来。绝大多数人都想回到自己原来的农庄、工厂、村子和城镇中去，最重要的是，回到家人身边去。至少在西欧，这是最普遍的反应。人们用不同的办法试图重建被这场可怕冲突完全打乱的生活。战争的恐怖使他们坚信，再也不能发生战争了。

反革命者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持此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还留下了与这种观点相竞争的完全不同的遗产：崇拜战争、欢迎暴力和仇恨。对许多人来说，战争并未在1918年11月结束。战败、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造成的文化冲击，加上逃离俄国内战的难民散播的可怕故事，引发了对“红色恐怖”的偏执恐惧，促成了一些人的野蛮心态，把残害他们认为造成了这场灾难的人视为责任、必要和乐趣，甚至是正常的生活方式。

在战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政治暴力有增无减，令人惊骇。西北欧也不能完全幸免。一个例子是1919年到1923年间爱尔兰摆脱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发生的严重暴力，包括教派间的杀戮、英国准军事组织［“黑棕部队”（the Black and Tans）］犯下的暴行，最后是1922—1923年间短暂却血腥的内战。1916年反抗英国的“复活节起义”昙花一现，很快被镇压下去。英国人对被逮捕的起义人士严刑拷打，将起义领袖处以死刑。此种行为无助于安抚民众的情绪，反而在当地人民心中埋下了长久的仇恨。这样的仇恨助长了爱尔兰共和军于1919年发动争取独立的游击战，其间爱尔兰共和军也实施了大量恫吓性的暴力行为。作为回应，英国派去了黑棕部队。这个名字来自成员临时拼凑起来的制服的颜色——有警服的深绿色（其实不是黑色），也有军服的浅棕色。黑棕部队由大约9,000名前军人组成，协助他们行动的是2,200名前军官组成的皇家爱尔兰保安队的附属师（皇家爱尔兰保安队本身就深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痛恨）。黑棕部队和附属师犯下了累累暴行，包括强奸、酷刑、谋杀，还有烧毁他们认定为叛乱分子的住房。这给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关系造成了长达几十年的恶劣影响。就连十几年后成为英国法西斯联盟领袖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都极度反感他们的行为。他们犯下的暴力令人发指，是英国历史上无法抹去的污点。

但是，爱尔兰在西北欧是例外，即使在联合王国内也是例外。英国政府一贯视爱尔兰为准殖民地，对它与对英伦三岛其他地方的待遇不同。除了在爱尔兰，英国只在海外殖民地实行过极端的暴力镇压，比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圣雄甘地的激励下开始支持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1919年4月，英国军队在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将军的命令下，对阿姆利则（Amritsar）几百个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了枪。在英国本土，战后动乱的规模远不致发展为革命。1919年和1920年，英国和法国动用了民防队伍来反击工人罢工，但社会和政治动荡一直在政府控制之内，远未形成革命的势头。再过十几年，形势发生了变化之后，法国准军事团体的活动才成为大问题；在英国，这样的团体从未对政治秩序构成过威胁。

南欧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在政治暴力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崛起，次年，西班牙建立了军事独裁。在欧洲的东南角，像1915年驱逐和屠杀几十万亚美尼亚人这样的极端暴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早已屡见不鲜，并一直持续到战后早期。最恶劣的一例是1922年9月，土耳其夺回了士麦那（Smyrna，现称伊兹密尔Izmir），这个爱琴海西海岸上的多民族港口城市被希腊占领了三年。土耳其把士麦那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居住区付之一炬，屠戮了好几万名居民。直到1923年，希腊把西部土耳其纳入版图的企图遭到惨败，自此放弃后，该地区的普遍暴力才最终平息。那年签订的《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承认了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也批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大的一次人口交换（其实就是驱逐）。这实际上相当于第一个得到国际同意的大规模种族清洗——100多万希腊人（大多数是前一年刚从安纳托利亚逃过来的）离开了土耳其，36万名土耳其人离开了希腊。

中、东欧是反革命暴力的震中所在。这种暴力是新现象，其猛烈程度为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以来之最。在中、东欧，变得残酷无情的不只是经历了几年杀戮、对流血和痛苦已经无动于衷的复员官兵，还有全社会的人。焦土政策和驱逐平民是东线战争的一部分。在那个地区，战争并未于1918年11月结束，而是立即转为波兰激烈的边界冲突和俄国内战，后者的恐怖与残暴震动并波及了整个东欧和中欧。

反革命者的一个关键动机是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蔓延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中有些人积极参加了波罗的海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但是，暴力不单是对俄国事态的反应。每个战败的同盟国都爆发了左翼革命，革命也都遭到了反对。政治混乱中，武装准军事组织得到壮大。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无一例外都参加过大战，大多在东线经历过前线的屠戮。那种屠戮使多数欧洲人为之震恐，却使这些人振奋激动。他们认为战斗杀敌是光荣的英雄行为。他们回家后，看到的是一个自己不理解的世界，如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所说，世界“颠倒过来”了。他们感到极为失望，有的还认为平淡无奇、往往贫穷困苦的平民生活没有未来。许多有此想法的人投入了鼓吹种族暴力的准军事组织的活动。在德国东部和俄国西部之间，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地区，准军事组织大量涌现。德国的自由军（Freikorps，其实就是政府出资支持的强盗）据估计吸引了20万到40万名成员，带头的通常是贵族。边界冲突、极端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和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等因素，混合出了造成各种危险的暴烈情绪，也让自由军有机可乘。

1918年，德国有22.5万名军官复员，其中约1/4成为自由军这个准军事组织的成员，他们大多是出身中产阶级的下级军官。大批失业的复员士兵和没有土地、靠卖力气谋生的人也加入了自由军，他们希望能在东部获得自己的一块土地，同时对别人的财产能抢就抢。然而，自由军的多数成员不是老兵，而是年轻人，大战时他们年纪太小，没有参军，但他们的心态和对和平失望的人一样。他们是“好战的青年一代”，崇尚军国主义价值观，追求国家荣耀。

这些人力图弘扬或重现战时的同志情谊、“战壕集体”、男人间的肝胆相照和投入战斗的兴奋。他们怀念或想象战时那种万众一心的爱国激情，那种甘为国家事业战斗甚至献身的感情。这使他们更加怨恨那些让人民做出如此巨大牺牲，却换不来胜利和光荣，只换来失败和屈辱的人，这也极大地燃起了他们的复仇渴望，要报复那些他们认为应该对国家丧失领土负责的人，报复建立了与他们所拥护的一切截然相反的世界的人。现在的新世界没有章法，没有权威，没有正义，只有（他们认为是“赤色分子”煽动的）一片混乱和“娘娘腔”的民主。他们用极端的暴力对这一切做出了反应。

这一波新的暴力没有清晰一致的意识形态，贪婪、嫉妒、对物质财富和土地的渴望都起到了作用。暴力本身更多地由恣意行事的冲动所驱动，不是为了建立理想的未来社会或新形式的国家。不过暴力仍有意识形态倾向。这种暴力有针对性，并非随意盲目，打击的目标是可能会摧毁施暴者所珍视价值观的革命力量，主要是国内的敌人。

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国内的大敌，犹太人更是如此。在许多反革命者看来，这些内部的敌人彼此混合重叠。他们看到，犹太人在革命运动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俄国有列昂·托洛茨基和其他犹太人，匈牙利有库恩·贝拉（Béla Kun），奥地利有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和奥托·鲍尔（Otto Bauer），德国有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rg）。此外，1919年4月慕尼黑成立的短暂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几位领袖人物也是犹太人。这似乎给他们的狂想提供了证据，他们认为，犹太人在策划“世界级的阴谋”，要破坏欧洲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秩序。这种狂想的起源是战前沙皇的警察伪造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犹太人大多欢迎俄国革命，认为这会为他们带来解放。他们渴望未来能够建立没有歧视与迫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加入革命运动的犹太人比例超出了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他们在苏俄的行政和警察部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1919年，基辅的政治警察［契卡（Cheka）］75%的成员是犹太人。在东欧，犹太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同义词，虽然大部分犹太人事实上不是革命者。犹太人后来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随着战局日益艰难，失败的前景渐趋明显，同盟国和俄国开始向前线部队进行恶毒的反犹宣传，使许多士兵深受影响。战争结束后，中欧和东欧一片混乱，反犹暴力骤增。一位俄国社会学家在1921年写道：“犹太人在哪里都受到仇视。所有人，无论来自哪个阶级，受过何种教育，政治信仰如何，属于哪个种族或年龄组，都恨犹太人。”他认为，仇恨犹太人是“今天俄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甚至可能是最突出的特点”。俄国内战导致了对犹太人的疯狂攻击，最严重的发生在乌克兰。那里共发生了约1,300次对犹太人的屠杀，五六万名犹太人死于非命。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在东加里西亚连续不断的激烈战斗引发了包括利沃夫（Lvov）在内的100多个城镇中的反犹暴力。1919年7月，波兰军队开入利沃夫时进行了一次大屠杀，70名犹太人遇难。

库恩·贝拉历时甚短的共产党政权于1919年8月终结后，匈牙利也爆发了广泛的反犹暴力。1919年夏，埃塞尔·斯诺登回忆了一位本来高雅迷人的匈牙利贵族妇女说过的话，那段话反映了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以及把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同起来的观念：“如果我能按照我的心思去做，我会杀光所有的布尔什维克，而且不会让他们死得痛快。我要把他们放在小火上慢慢地烤。想想那些肮脏的犹太人对我们一些最出类拔萃的人做的事情。他们把我全部的衣服和首饰都抢走了！……我敢肯定，就在这个时候，某个犹太丑婆娘正在（把我美丽的白皮靴）往她那丑陋的脚上套。”有这种心态，匈牙利战后的政治动乱中发生了对犹太人的暴行自然不足为奇。1922年的一份报告说，在匈牙利位于多瑙河以西的地区，就有3,000多名犹太人被杀害。

在哈布斯堡帝国废墟上兴起的新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但即使那里也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屠杀。1922年，布拉格大学的学生暴动使身为犹太人的校长被迫辞职。德国和奥地利没有发生对犹太人的屠杀。然而，激烈的反犹言论还是毒化了社会气氛，使得好几个官居高位的犹太人遭到谋杀，比如，1919年，巴伐利亚的总理兼州长库尔特·艾斯纳被暗杀，1922年，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也遭毒手。

反革命者的暴力毫无节制，无一例外地超过了他们声称要抵抗的革命暴力。据估计，奥地利死于“红色恐怖”的有5个人，德国最多200人，匈牙利是400到500人。但是，奥地利死于反革命暴力的至少有850人。1919年4月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镇压造成了至少606人死亡，其中335人是平民。库恩·贝拉在布达佩斯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终结后，“白色恐怖”造成了大约1,500人死亡，至少是死于赤色分子之手人数的3倍。

一个参与了1920年对德国鲁尔地区共产党起义镇压行动的学生志愿者事后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没有宽恕。我们连受伤的人都打死了。”另一个作为准军事组织成员参加了1919年波罗的海战斗的德国青年回忆说：“我们见人就杀……心里一点儿人的感情都没有了。”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后来担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主持实施了精心策划、规模空前的屠杀计划。据他所说，波罗的海地区的战斗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目击的所有战斗都更残酷，是“纯粹的屠杀，直到一个不剩”。1919年到1921年间，波兰和德国在波罗的海地区和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准军事组织的成员大开杀戒，被杀的人数可能高达10万。

1923年后，准军事组织成员的暴力行为骤减。但是，尽管有些施暴的干将不得不去适应变化了的时代，但他们的性格或态度却并未改变。30年代，许多人在欧洲各地日益壮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在暴力最严重的地区，更糟糕的还在后面，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俄国成功建立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应。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

对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即将被剥夺土地和其他财产的人不可能乖乖接受，必然会进行抗争。随之而来的3年内战超乎想象的残暴血腥，造成了700多万男女老少的死亡，是俄国在“一战”中损失的4倍，而且死者大多数是平民。大批人死亡的原因除了实际作战和严酷镇压之外，还有内战带来的饥荒和传染病。

俄国内战其实是一系列的战争。“白色”反革命势力想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这个共同的目的把这些战争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内战也有国际方面的影响。主要由前沙皇政权的高级军官和哥萨克人领导的白军得到了协约国在部队、武器和后勤方面的支持。1919年，白军从西伯利亚发动的西进攻势得到了来自捷克、美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约3万兵力的帮助。协约国给白军提供的弹药等于那年全苏俄生产的弹药的总和。然而，在那以后，外国支持后继乏力，不像后来苏联对内战的叙述所描写得那么重要。内战一度胜负难料，特别是在1919年。但是，到1920年末，布尔什维克确立并维持住了对前俄罗斯帝国的辽阔土地的控制。内战的最后阶段，节节胜利的红军又于1920年对约瑟夫·毕苏斯基（Jósef Piłsudski）元帅领导的波兰军队发动了战争。波兰人被赶出基辅（这个城市在内战期间十几次易手），红军在8月被毕苏斯基的军队在华沙城门外击退后，双方于1920年秋实现停战，达成的解决方案把波兰东部与苏俄接壤的国界线向东移了一些。1921年3月的《里加条约》（Treaty of Riga）为新边界提供了保证，至少维持到下一战爆发之前。

1919年达到高潮的反苏运动大多发生在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缘地区。然而，红方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他们获得了对俄罗斯广阔的中部核心地区的控制，还拥有优越的组织能力和毫不留情的雷霆手段。敌人的内部分裂也是一个因素。辽阔的领土为红军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粮食储备，兵员和给养都是以强制手段从农村征调的。红军因此迅速壮大，从1918年10月的区区43万人增加到1920年底的530万人。尽管战士们装备低劣、衣食不周，而且往往缺乏训练，但是这支由7.5万名前沙皇军队军官指挥的庞大军队有严酷的军纪管理，为捍卫革命而战，白军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凝聚力上都不是对手。老百姓起初支持苏维埃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许诺进行土地改革，现在苏维埃国家虽然在失去民心，但布尔什维克占据了绝对优势，反对党受到打压，任何敢于抵抗的人都会遭到残酷无情的打击。这一切意味着民众只能服从。

无论如何，白方没有提出任何能与布尔什维克争锋的像样社会方案。白方领导人是保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唯一的目标似乎就是将时钟拨回到革命前的时期，所以，白方在边缘地区的非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中间得不到多少支持。比如，乌克兰有3,200万人口，大多是农民，热诚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因此不可能动员他们起来支持“大俄罗斯”的事业。白方不仅欠缺一致连贯的计划方案，而且在组织上也逊于苏维埃方面。它筹建不起像红军那样庞大的军队，内部沟通不良，军事战略也缺乏协调。然而，内战远非胜负早定。红军经过了整整3年极为艰苦血腥的战斗才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的最终胜利乃大势所趋。

内战结束时，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几近崩溃。与1913年相比，工业生产剧减66%，农业生产直落40%。政治上也困难重重。1921年初，农民不肯出售粮食，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布尔什维克大本营俄国大城市的产业工人又爆发了抗议，反对政府的强制高压。（公历）2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发生了大罢工，政府不得不宣布军事管制。1917年的革命中，水兵是布尔什维克最热情的支持者，但1921年3月，圣彼得堡城外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的水兵发动了叛乱。这标志着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危险上升到了临界点。政权的反应严酷无情。托洛茨基向叛乱的水兵发出警告说，24小时内他们若不投降，就会把他们“像打靶一样一个一个地击毙”。水兵们没有从命，托洛茨基也说到做到。5万红军对喀琅施塔得要塞发动了猛攻。经过18小时的激战，叛乱被彻底平息。平叛战斗造成了1万多名叛乱水兵和红军战士的死亡。数千名参加叛乱的水兵被处决或送进了劳改营。

往昔热情拥护者的反叛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深为震惊。这还只是警告，更大的挑战是赢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但农民对政府土地政策的反对已经到了激烈的程度。在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把土地的再分配定为合法。但是，内战期间对农民强征物资以及早期建立集体农庄的企图激起了农民的反叛。集体农庄的粮食产量很低，因为农民故意少播种子——有时当局强征粮食，实在留不下种子可种——结果就是1921—1922年的大饥荒。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暴动，有的暴动者对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犯下了可怖的暴行。列宁认为，农民暴动对政权的威胁甚至大于内战中的白军。于是，苏维埃政权在1921年夏使用了大规模武力来镇压农民暴动。数千名农民被枪毙，几万人被送进劳改营。但是，单靠大棒是不够的。内战表明，光靠强迫手段生产不了粮食。

布尔什维克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完全推向了对立面，可是，它在政治上依赖农民的合作，又迫切需要农民多产粮食。于是，政权领导层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列宁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党代会上提出“新经济政策”以安抚农民。这项政策放松了党对农业的控制，恢复了部分的市场经济，同时国家依然拥有工业生产、交通运输、能源和通信等主要经济部门。市场上又有东西卖了，经济很快开始复苏，尽管城镇居民对那些无耻利用新的供求形势大发横财的奸商义愤填膺。

1924年1月列宁去世时，经济已经重振。苏维埃政权安然度过了这场巨大的风暴。布尔什维克虽历经坎坷，但此时已经掌控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党的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对党组织行使严格的中央控制，建起了一套制度，得到了越来越多官员和政工人员的忠诚。革命后的4年内，官僚人员翻了两番，达到240万人。大批的人加入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有近150万人入党。2/3的新党员是盼望过上更好生活的农民。这一切帮助布尔什维克巩固了权力，并进一步向乡村地区渗透。

生产由工人做主，人民通过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表来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这些理想主义的观念现在必须重新调整。共产主义恐怕只能等到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在那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应该也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来行使。任何反对意见都可冠之以“资产阶级”和“反动”的罪名予以根除。不允许“资产阶级”法律阻碍对阶级敌人的无情消灭。

使用高压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个中心内容。1918年，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大声疾呼：“让资产阶级血流成河——要有更多的流血，越多越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包括把家境通常只比别人稍好一点儿的富农（kulak）说成是剥削穷人的地主，以此把热切渴望土地的贫农的仇恨转嫁到富农身上。列宁把富农形容为“靠人民受穷发了财”的“吸血鬼”，说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是“吸吮劳动人民的血”的“水蛭”[1]，号召消灭他们。

到1922年，苏维埃政权自觉足够强大，可以对宗教信仰发起攻击，摧毁东正教教会的根基了。列宁号召对教士发动无情的斗争。苏俄建国伊始，就不承认常规的法律，而是把无限的权力赋予了国家秘密警察“契卡”。契卡的领导菲力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宣称：“契卡必须保卫革命，征服敌人，即使它的剑偶尔会落到无辜人的头上。”此言是完全无视真实情况的轻描淡写。据某些估计，被投入监狱和劳改营的人多达几十万，他们在监狱里过着悲惨的生活。

因此可以说，在列宁的有生之年，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特征已经显现了出来，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这些特征的延续和必然后果，而不是误入歧途。列宁在世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内部政治、意识形态和个性的尖锐冲突勉强得到了控制。但是，在他经受长期的病痛折磨于1924年去世后，长期而激烈的权力斗争随即展开。随着局势逐渐明朗，约瑟夫·斯大林成了最后的胜出者。在他的领导下，苏联的早期历史进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新阶段。

虽然欧洲的右派惊恐万分，但是事实很快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无法输出的。开始时，苏维埃领导人以为革命能够遍及全欧洲。但是在内战期间，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承认这个期待不会成真。早在1920年秋，红军在华沙城外被波兰军队打败的时候，列宁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俄国的情况与欧洲其他国家迥然不同。它的领土面积居世界之首，比欧洲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都大，东西长达8,000公里，南北宽达3,000公里。领土的辽阔造成了俄国政治统治的独有特点。战前的欧洲各国当中，只有沙皇统治在1906年之前没有任何宪政限制，1906年后实行的宪政也不过是做样子。俄国没有独立的法律基础，也没有多元政治的代表结构，而这些都是在其他国家中促进了国家制度渐进改革的因素。

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俄国的公民社会力量弱小。拥有地产的中产阶级规模很小，对政治异见的镇压使得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思想日趋激进。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在大型工业城市中产生了贫穷的无产阶级，但是俄国经济仍然十分落后。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基本上都生活在农庄中，大多是地主家的农奴，对国家及其官员非常仇视。暴力、残忍和轻视人命是俄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特点。列宁正确地认为，俄国农民是革命阶级，维护财产和秩序与他们的利益毫不相干。在欧洲的其他许多地方，尽管农民仇视庄园主，西班牙和意大利有些地区做农活的散工有造反倾向，但都不存在与俄国类似的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激化形势、冲垮沙皇统治之前，俄国就已经具备了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有利条件，这在其他地方是无法复制的。

内战之后，苏维埃俄国迥然不同于前，实际上与欧洲政治的主流隔绝开来，转为内向。后来的年月中，在建设国家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暴行。约100万人去国流亡，其中许多是前沙皇政权的支持者，他们在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大肆散播关于苏俄的恐怖故事，让席卷全欧的反布尔什维克情绪走向歇斯底里。布尔什维克主义很快变成了可怕可憎的妖魔，成了保守派和激进右派首要的反对对象。

1919年，战胜国领导人在巴黎召开凡尔赛和会考虑重画欧洲地图的时候，已经把苏俄视为敌人。它们在军事上支持力图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不肯承认苏俄，所以只能把欧洲东部边界划分及其有效性这个棘手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大分割

重画的欧洲新地图与1914年的地图大不相同。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这四个帝国消失了（虽然德国新成立的共和国保留了“帝国”的名称，该词是历史上可追溯到查理曼时代的德意志帝国的象征）。它们的崩溃催化了中欧、东欧和南欧政治结构的转变。帝国崩溃之后，出现了十个新的民族国家（包括1923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

创建欧洲新秩序的任务主要落到了战胜国的四位领导人肩上，他们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和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他们1919年1月来到巴黎时，面临异常艰巨的挑战。威尔逊倡导的理想主义背后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目标，那就是使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龙头老大，按美国的想法重塑战后世界。在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的激励下，与会者确定了远大的目标，其中之一是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来保证集体安全与国际和平，在这个框架下努力预防欧洲再次堕入战争。

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成立于1920年1月，总部设在日内瓦，到该年年底，其成员国达到了48个。它旨在促进国际合作，保护少数族裔，尽力缓解中欧和东欧的人道主义危机。最重要的是，它致力于维持战后的国际安排。后来的事实却证明，那完全是白日做梦。没有军事干预的能力，建立有效的多国集体安全框架只能是空想。虽然国联的创建者想把它建成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组织，但是它其实仍然基本上是一个欧洲组织，尤其受英国和法国利益的主导。由于威尔逊在美国受到政敌阻挠，因此本来应该是国联关键成员的美国根本没有加入。

“自决”是威尔逊的中心理想，也是巴黎和会的审议基础。这个词的含义可以有多种解释，威尔逊也有意不予说明，特别是因为自决的概念对殖民地宗主国权力的影响为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大国所不喜。威尔逊认为，自决的实质意义是，政府来自人民主权，即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国家最好逐渐演变发展而成，不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建立。

然而，在战后欧洲的惨状乱象当中，自决这个革命性的概念不是长远的愿望，而是当下就要实现的要求。事实上，首先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对自决的支持纯粹是功利性的。他们支持民族主义运动是为了破坏并摧毁欧洲现存的殖民帝国，更广泛地说，要削弱或推翻帝国主义。然而，用斯大林的话说，“有时候会发生自决权同另一个权利，即同最高权力——执政的工人阶级巩固自己政权的权利相抵触的情况……自决权不能而且不应当成为工人阶级实现自己专政权利的障碍”[2]。此言挑明，在新生的苏联，“民族自决”要完全服从于布尔什维克国家的中央政策。

1919年（未邀请苏俄参加的）凡尔赛会议上审议所依据的自决概念，与布尔什维克对自决的解释截然相反。它被当作新的世界秩序的框架，这个世界秩序的基础是自由民主，即国家主权来自人民，政府须得到人民认可。然而，潜在的问题是，恰恰是在欧洲大陆最不稳定的地区，关于人民主权的宣称是以族裔为基础的。垮台的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上都混居着多个民族，那些民族都对土地、资源和政治代表权提出了要求。在西欧国家（正如在美国一样），国家塑造出民族，在与国家机构的联系中，人们慢慢产生了民族意识。但是，在中欧、东欧和南欧的大部分地区，民族意识产生于同属一个族裔、语言和文化的人民建立国家的要求，而且他们经常要求国家只代表他们所属族裔的利益。当多个建立主权民族国家的要求相互冲突时，自决该如何实现？

从一开始，四大国就清楚地看到，多民族混居的中欧和东欧不可能实现民族自决。四大国作为和平缔造方只能尽其所能，希望多族裔的国家能逐渐实现民族团结，解决族裔间分歧，成为正常运转的民族国家。欧洲各国的边界无论如何调整，都免不了要包括相当规模的少数族裔，（当时以为）他们的权利可以靠国联来保障。新成立的国家中，除了奥匈帝国残留下来的讲德语的奥地利，没有一个是单一族裔的国家。比如，350万名匈牙利人被划到了匈牙利边界之外，他们居住的土地基本上都给了罗马尼亚；300万名德裔被划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欧洲新地图的最终确定其实与民族自决没有多少关系，关键是新的划分能否满足某些领土要求，拒绝别的领土要求，又不致在将来引起太大的紧张或敌意。

几乎每个新国家都与别国有激烈的领土争端。领土要求的族裔理由几乎全是障眼法，真实的原因是由经济、军事或战略利益所驱动的（有时毫不掩饰的）领土野心。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都想得到马其顿的一部分领土，希腊和意大利争夺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对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有领土要求，波兰和德国就西里西亚（Silesia）的归属争吵不休。所有这些领土要求与反对声都打着自决的旗号，但其实不过是自古就有的扩张领土的企图。有些领土要求几乎与民族自决沾不上边，比如，意大利就坚持认为自己应当得到居民几乎全部讲德语的南蒂罗尔（South Tyrol）、几乎全由斯拉夫人居住的达尔马提亚海岸（Dalmatian coast）、主要由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居住的部分小亚细亚，以及被初露头角的法西斯分子拿来大做文章的港口小城阜姆［Fiume，现在克罗地亚的里耶卡（Rijeka）］，虽然城中只有一部分人口讲意大利语。

为了把这些一团乱麻似的争端理顺，四大国在巴黎费尽心血。新国家的边界划定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人为因素。有些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的废墟上创建的，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Kingdom of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 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和波兰，四大国只需承认事实即可。在其他的情况中，边界的划定被用来奖赏大战中支持协约国者，惩罚战败的敌国。比如，罗马尼亚大为受惠，领土增加了一倍，基本是从匈牙利那里划过来的。在中欧，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是领土再分配中的大输家。

领土得以扩大的国家固然欢欣鼓舞，未能如愿以偿的国家却感到沮丧、愤恨和深切的不满。在意大利，人们因阜姆划归了别国而群情激愤，这恰好给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以可乘之机。早期的法西斯主义者，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发明了“残缺的胜利”（mutilated victory）一语来表示意大利受了骗，没有得到它应得的一份胜利果实。他把收复阜姆当成了自己的事业。1919年9月中旬，他带领一支七拼八凑的准军事队伍把这个亚得里亚海边的小城莫名其妙地占领了15个月。意大利与南斯拉夫于1920年11月签订的《拉帕洛条约》（Treaty of Rapallo）最终将阜姆定性为自由市，陆上与意大利相通。但是，对力量日益壮大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来说，阜姆仍然是一面旗帜。1924年，它终于被贝尼托·墨索里尼吞并。

在巴黎举行会议的四大国需要对付大战遗留下来的众多领土问题，但无论那些问题有多么困难，要解决的重中之重都是德国。四大国一致认定，德国应为大战的爆发负责。在它们看来，德国（在40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内）两度入侵法国，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对平民犯下累累暴行，这一切都证明德国是挑起大战的元凶。于是，对挑起大战、造成惨痛代价的德国进行惩罚与报复就成了协约国领导人的头等大事。更加关键的是要确保德国再也无法将欧洲推入战争的深渊。如果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工业能力予以足够的压制，德国就可能再次威胁欧洲和平。另一方面，德国经济对未来欧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况且，彻底整垮德国（这在法国会特别受欢迎）也许会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打开大门，使它得以扩散到欧洲的中心。

协约国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德国人不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大战中被打败了。4年的战争并未摧毁德国。宣布停战时，协约国的军队并未开进德国的国土，而且那时德军仍然占领着比利时大部和卢森堡。德国军队回国时受到了鲜花和旗海的欢迎。刚宣布停战时，普鲁士的作战部宣布：“我们英雄的军队胜利返回了祖国。”此言当然不实，但德军高级指挥部也说过同样的话；1918年12月，就连担任新政府首脑的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也这样说。因此，德国人民很容易就相信了反对革命的右派散播的谣言，说社会主义革命者在国内煽起的劳工动乱给前线部队背后捅了刀子。

1919年5月初，协约国对德国宣布的赔偿要求使德国上下为之震动。如果战败的事实明显可见，人们也许就不会如此震惊了。协约国给德国规定的赔偿条件非常苛刻，尽管比德国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强加给俄国的条件稍好一些。不过，在一心想狠狠惩罚德国的法国，公众舆论仍然认为对德国太宽容了。德国要割让占它战前领土约13%的土地（包括主要位于东部的肥沃良田和工业重镇），因此而失去它战前6,500万人口的约10%。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损失尽管惨重，却并非不可弥补。真正的破坏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是对民族自尊自傲的沉重打击。

协约国勒令德国实行去军事化，这更加深了德国人民的屈辱感。德军一度强大威武，1918年还能够向战场投入450万人，现在却要削减到区区10万人，征兵也被禁止了。海军的军舰和潜艇在停战后或是被协约国接管，或是被毁掉，规模缩小到1.5万人。以后不准德国有潜艇，也不准它建立空军。

被迫割地掀起了德国民众的狂怒，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派别的人都同仇敌忾。《凡尔赛和约》被谴责为战胜者的“独裁令”。“我坚信条约必须修改，”外交家伯恩哈特·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在1920年这样写道，“这条约荒谬无理，许多条款根本不可能执行；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点来推翻整个凡尔赛和平。”

如果德国东山再起，有些地方肯定会再次沦为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棋子。比如，但泽［Danzig，今天波兰的格但斯克（Gdansk）］这个工业港的居民几乎全是德裔，如今却被波兰的领土四面合围，被国联定为“自由市”，港口贸易设施开放供波兰使用。对萨尔兰（Saarland）归属的裁定也是莫名其妙。萨尔兰地处德法边界，居民主要是德裔，该地富含煤炭和铁矿石，是工业要地，因此法国觊觎已久。萨尔兰的煤矿和铁矿划给了法国，但萨尔兰这个地方却被置于国联管理之下，为期15年；时限到期后，将举行公投，由居民自己决定是愿意归法国，还是归德国，还是维持现状。莱茵兰（Rhineland）的安排也非常别扭。法国为了确保持久安全，想把这个几乎全部由德裔居住的地区永远置于协约国的占领之下，把德国领土推至莱茵河以西。最后，法国无奈只得同意对莱茵兰占领15年。对于这些领土安排，德国人至少在当时无力反对，但他们心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其他分割德国领土的决定也引起了民众的痛苦和愤怒，正好为民族主义分子所用。民族主义者虽然不得不暂且忍耐，但从未放弃以后重改《凡尔赛和约》的希望。德国西面的变化相对较小。绝大多数居民讲德语的奥伊彭—马尔梅迪（Eupen-Malmédy）是西部边境的一小块区域，它被划给了比利时。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北部主要讲丹麦语的部分给了丹麦。不过，在东面，德国领土的丧失是真正的切肤之痛。所谓的波兰走廊把西普鲁士和波森（Posen）从德国手中夺走，并入了新成立的波兰。这样一来，东普鲁士也被与德国其他地区分隔开来。1922年，上西里西亚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双方都极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但公投没有产生明确的结果。尽管如此，这片富含煤炭和其他矿藏的工业地区还是判给了波兰，德国民众本就因丧失领土而感到的愤恨不已，这下更是火上浇油。

引起最大愤怒的是《凡尔赛和约》的第231条。这一条后来通称“战争罪责条款”，将德国及其盟国定为发起战争的一方。它为德国赔偿战争损失的责任提供了法律基础，而德国赔偿正是法英两国公共舆论鼓噪不休的要求。赔款数额由协约国建立的一个委员会决定，该委员会于1921年最终判定德国的赔款额为1,320亿金马克。尽管这是一笔巨额款项，但是，假以时日是可以还清的，也不致造成德国经济的瘫痪。后来，大部分赔款也根本没有支付。事实上，战争赔偿主要不是经济问题，它真正造成的破坏在政治方面。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战争赔偿一直是德国政治中的一个毒瘤，有时稍有缓解，有时重新发作，挑起民族主义情绪，威胁到德国的政治健康。到1932年，赔款实际上被一笔勾销的时候，德国再次陷入了危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危险的民族主义灾祸就在眼前。

四大国在重整欧洲各国边界时除了巨大的实际困难，还要承受来自本国公众的压力。不公不义的妥协在所难免。无论如何，它们努力产生的结果与其说是实现持久和平的框架，不如说是可能导致未来灾难的毒药。它们经过妥协后塑就的欧洲如同一座弱不禁风的纸屋。新秩序暂时得以维持，但那不过是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强大到足以摧毁它。但是，德国是个挥之不去的难题。一旦它重振军力，纸屋就很容易坍塌。在巴黎开会缔造和平的四大国遏制了德国作乱的能力，却没有将其完全消灭。被视为“一战”导火索的德国军国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和权力野心仅仅是暂时蛰伏，并未被完全根除。割地、赔款都不足以使德国永远虚弱无力。即使德国陆、海军的规模与能力锐减，它的军事领导层仍然毫发无损。德国的军队将领、经济与政治精英和很大一部分民众内心拒不接受《凡尔赛和约》和在上面签字的德国新民主政府代表，也拒斥欧洲的新秩序。形势一旦发生变化，他们就会寻求改变这个秩序，使之有利于德国。目前，德国只能任人宰割；不过它虽然受了伤，却仍然是巨人。

脆弱的民主

巴黎和会的审议遵循了一条值得称赞的原则，那就是，希望新欧洲能够实现民主，各国政府代表的不再是未经选举的王公和地主的利益，而是人民通过多元政党、自由选举和议会表达的意志。

“一战”刚结束时，除苏俄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都采纳了代议制议会民主的政府模式。在时常爆发大型族裔间暴力的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都希望成为主权的共和国，可惜它们很快就在俄国内战中被红军征服，之后又被纳入了苏联的版图。在前哈布斯堡帝国和沙皇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9个民主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奥地利和匈牙利）。1922年，爱尔兰南部面积较大的地区在事实上自英国独立（虽然直到1949年前在名义上仍然处于英国王权之下），建立了名为爱尔兰自由邦的民主共和国。第二年，土耳其在独立战争胜利后赶走了协约国的占领军，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制，成为议会制共和国。

欧洲国家纷纷采用民主制度，部分原因是战胜方四大国的领导人，尤其是威尔逊总统，坚持新欧洲必须建立在民主政府的基础上。但更重要的是，大战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它催动了分崩离析的君主制内部（主要来自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大战期间被动员参战的大批人员战后要求实现改革、进步、代表权，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社会中关心政治的人数大大增多。大众政治扎下了根，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各国几乎都把投票权扩大到了所有男性公民，有些国家甚至让所有妇女都享受了投票权，虽然那时英国还没有给予所有妇女投票权，法国更是根本没有给妇女投票权（因为参议院拒绝了在众议院中获得压倒多数支持的动议）。结果，政党动员的选民比从前多得多。比如，英国的选民人数从1884年的800万增加到了1918年的2,200万，从1912到1919年，德国的选民人数从1,450万上升到接近3,600万。动员大众的确比过去容易了，但发起政治运动挑战并破坏民主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引导、策划和动员公共舆论成为政治生活至关重要的一部分。随着报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操纵群众、推动排斥异己和专制主义的机会也大为增加。

政治激进化是大战刚结束时动乱岁月的突出特点。许多国家涌现出形形色色的众多党派，各自依靠人口某一部分或特定利益集团的支持。基本上看不到英国政治制度的那种稳定。在英国的制度中，对议会权力的竞争一直在自由党（它作为主要政治力量的地位不久后被工党所取代）和保守党之间进行。英国采用简单多数票当选（first past the post）的选举制度，每一个选区都只有一位胜出者。这压抑了小党的出现，促使议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所以，联合政府在英国并不常见，只是例外（虽然1915到1922年间的英国政府的确是联合政府）。相比之下，欧洲大陆的国家普遍采用比例代表制，投票权又大幅度扩大，这极易造成议会中不可调和的分歧，使政府软弱无力。在多数国家中，共产党和社会党、农民党和民族主义政党、天主教和新教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都在民众中享有不同程度的支持。这常常导致社会分裂，政府不稳。

社会主义在工业区的工人阶级当中很受拥护，但几乎在各处都处于分裂状态，因为比较激进的工人在俄国革命的激励下，更倾向于共产主义。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大部分地区，绝大多数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主要是收回大庄园的土地，重新分配），所以广泛支持鼓吹民粹主义的农民党，但他们的支持时起时伏，并不稳定。农民党经常与代表着新生民族国家中重要族裔群体的民族主义政党合并为一，在少数族裔人数较多或边界有争议的国家中很容易成为不稳定因素。新生的国家通常经济困顿，但又必须建立国家认同感，奠定政治基础。在这样的国家中，民主尤其步履维艰。大战刚刚结束的那几年，民主在多数国家幸存了下来。但是，民主作为政府制度备受质疑，既遭到强大精英集团的拒绝，也为人口中新动员起来的部分激进分子所排斥。

只有在西欧和北欧那些在大战中得胜的经济发达的国家（英国和法国）和始终保持中立的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士），多元民主才基础坚实，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政府制度。在这些国家中，战后的社会与经济震荡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和社会分裂，引发了产业工人的骚动，加强了工人阶级（经常是受俄国革命启发）的激进立场。但是，反民主的力量相对弱小，在可控范围之内。除了爱尔兰，其他国家没有少数族裔动乱的压力。爱尔兰的动乱直到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后才平息下去，但即使在动乱期间，人民也一致支持议会民主制，并最终建立了稳定的两党制。法国可以算半个例外，因为法国的左派和右派中都有少数人拒绝第三共和国的自由民主制。但除此之外，民主政府的形式几乎得到了普遍拥护，没有合法性的危机。

主要的问题在别处。比如，希腊和保加利亚的议会制度在19世纪就已经建立，虽然它们过去一直不过是派系斗争和庇护主义的门面而已。根基牢固的权力精英和寡头利用并操纵着民众。暴力和镇压是家常便饭。战后的希腊政府由于在小亚细亚对土耳其作战的惨败而立足不稳，还陷入了派别间的激烈冲突。冲突的一方是保王派，另一方是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的支持者。韦尼泽洛斯是自由党党魁，一直是希腊政治中的关键人物，对他的评价从来褒贬不一。不过，军队的高级将领才是希腊政治的主导力量，他们举足轻重，越来越能对国家权力施加影响。希腊在希土战争中战败后，反对国王的军官于1922年发动政变，康斯坦丁国王被迫退位。他的儿子乔治二世继位仅仅两年后也被赶走，这一次是在一群保王派军官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之后，而那群军官中有一个就是后来的独裁者扬尼斯·迈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1924年3月，君主制被废除，希腊成为共和国。在那之后，希腊国内政治的严重分裂得到了缓解，但并未消失。

大战之后的保加利亚国力疲弱，经济凋敝，代表（从土地大规模重新分配中受益的）小农的农民联盟成了最大的政党，与它规模相差不少的第二大党是（成立于1919年的）共产党，然后是社会党。然而，由身为农民党领袖的亚历山大·斯坦博利伊斯基（Alexander Stamboliiski）担任首相的政府镇压异己，腐败滥权。斯坦博利伊斯基遍树强敌，尤其危险的是他得罪了许多军官。1923年，他们决定出手扼杀民主的实验。斯坦博利伊斯基被推翻，权力落到了军方手里。

在阿尔巴尼亚这个1913年才建立的新国家中，由阶级冲突和传统部族忠诚所驱动的派系斗争和暴力明显是国家政治的中心内容。阿尔巴尼亚虽然也实行民主制，但那不过是表面文章。它在大战中遭到希腊、意大利、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些强邻的分割和占领，战后又陷入了一段短暂但剧烈的动荡。新建的各个政党就土地改革和制订宪法等问题争执不下。但是，地主阶级和部族领袖的利益占据了主导地位。领导不同派别的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阿尔巴尼亚东正教教会的主教凡·诺利（Fan Noli），另一个是出身于阿尔巴尼亚显赫穆斯林家族的艾哈迈德·贝·索古（Ahmed Bey Zogu）。酷刑、杀人、贿赂和腐败是这两个人及其追随者常用的手段。国家的政治制度更接近新封建主义，而不是真正的议会民主。诺利在1924年的一次武装叛乱中击败了索古，迫使他逃往国外。6个月后，索古带领着他组建的包括许多外国雇佣兵在内的军队卷土重来，推翻了政府，这次轮到诺利和他的追随者逃亡了。1925年1月，留下来的议会成员选举索古为总统，总统的权力得到了扩大，任期7年。

罗马尼亚在1881年就建立了以立宪君主为首的多元政治制度，但“一战”后它的领土大为扩展（几乎扩大了一倍），国家因而发生巨变。议会虚弱无力，由贵族、军人、东正教教会高级教士和上层资产阶级组成的统治阶级力量却十分强大。政府因害怕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而推行了土地改革，领土扩大使人口中增添了少数族裔，有些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城市无产阶级得到了壮大。这一切导致了重叠交织的冲突和连续不断的危机。

所有上述国家的经济基本上都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战后的经济困难、边界争端、领土要求以及国籍的问题都造成了政治紧张。人口的有些部分，特别是政治意识刚刚启蒙的农民，新近得到了投票权，这为蛊惑和操纵选民的政客提供了大量机会。专制主义随时都有可能冒头。

西班牙面临的困难同样严峻。尽管它在战时保持中立，但它的经济还是受到了大战的严重影响。一次次的罢工沉重打击了国家权威，革命似乎山雨欲来。西班牙若是参加了大战，也许会真的爆发革命。实际上，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精英的寡头统治下，1876年建立的立宪君主制和完全不具代表性的议会制度勉强存活了下来。社会主义运动迅猛壮大，自大战结束以来，社会党成员增加了一倍以上。但是，由于选举安排上的歧视，社会党在议会中只有区区几个席位。尽管如此，统治精英的控制还是在减弱，他们的自由派—保守派政治基础也在崩塌。从1902年到1923年，换了34届政府，这使广大民众更加蔑视孱弱无力的议会制度。统治阶级看到，国家太弱，无力保护他们的利益；然而，反对国家的力量（主要是工人阶级）也太弱，无力推翻现行制度。结果，西班牙政治形成了僵局。

有人痛斥“自由主义的软弱”，呼吁建立“公民独裁”来防止出现“布尔什维克式的无政府状态”。要求建立强有力政府来恢复秩序的人和害怕发生革命的人组成了利益联盟。在这个联盟的支持下，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将军于1923年9月发动政变，夺取了权力。政变得到了军队、天主教会、地主阶级、大企业和中产阶级的支持，反对政变的工人阶级斗志消沉，缺乏团结，宣称要发起总罢工，但并未全力推动。政变后实施了军事管制和新闻审查，只允许建立一个民族团结党，劳资关系也按社团结构来组织，无政府—辛迪加式的工会被宣布为非法（与它竞争的社会主义工会对此大为满意），一些主要的反对派人物被投入监狱。但是，普里莫的独裁相对温和，他主持的政府通过推行公共工程建设甚至一度造成了经济蓬勃发展的荣景。最重要的是，普里莫在短时间内成功恢复了秩序，这是大多数西班牙人最关心的。西班牙的民主本来就只是个幌子，没有几个人会为它的消亡一洒哀悼之泪。多数人对民主完全漠不关心。眼下，反革命势力取得了胜利。

在往昔帝国的继承国中，议会民主制就像种植在贫瘠土壤中的一朵柔弱小花。从一开始，它就面临着强大的社会集团和民粹主义（通常也是民族主义）力量的挑战。然而，民主在战后危机之中生存了下来，尽管只在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持久的成功。

芬兰在红军和白军之间5个月（造成3.6万人死亡）的激烈内战后，于1918年获得独立。议会民主制载入了1919年的宪法。尽管政府的根基不稳（这反映了保守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农民党人和瑞典民族主义者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是，政府决心顶住强邻苏俄的威胁，坚决维护国家独立，这成了它合法性的基础。独立头几年担任总统的卡洛·尤霍·斯托尔贝里（Kaarlo Juho Ståhlberg）作为国家元首掌握着大范围内的行政权。他大力支持立足未稳的议会制度，也在加强政府制度合法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更是如此。（一手创建了国家的）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是坚定的民主派。忠诚的军队、哈布斯堡帝国遗留下高效的官僚机构、坚实的工业基础、逐渐走出战后衰退的经济，这些都为他的执政提供了有利条件。捷克斯洛伐克有20多个政党，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和民族利益。政党如此众多，极易损害国家的政治制度，而马萨里克在维持政治制度的完整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918年12月和1919年初，马萨里克动用捷克军队镇压了企图在斯洛伐克建立独立共和国的行动。1919年5、6月间，来自匈牙利的亲布尔什维克力量侵占了斯洛伐克。马萨里克向协约国求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派遣由法国军官指挥的部队击退入侵者，收复了失地。他任命了由独立于各个政党的官员组成的内阁，以便处理那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严重骚乱，显示出高超的手腕。1920年11月和12月，政府还实行军管，打击了社会党中的亲苏势力挑起的一波罢工潮。

这是个重大的转折点。自那以后，捷克的议会制度维持了完整，开始时不太稳定，但后来权威日益增加。革命左派陷入孤立，因为民众大多希望实现和平与秩序。农民利益和工业无产阶级利益之间达成了广泛平衡。在所有（以前帝国的）继承国中，捷克的无产阶级人数最多，但他们大多支持议会民主制，而不是共产主义。斯洛伐克人和（暂时忍下了各种形式歧视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德裔少数族裔融入了国家政治，分裂倾向因此受到遏阻。民主逐渐巩固，尽管深层的矛盾仅仅得到了遏制，并未根除。

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民众珍惜新获得的独立，普遍反对强邻苏俄推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以，尽管政府不稳，但民众依然支持议会民主制。关键的一点是，政府努力维护强大的农民游说团体的利益，限制弱小的共产党。然而，民主仍然十分脆弱，政府全靠军方领导和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的宽容才能存在（事实证明这个宽容为时不久）。

南斯拉夫（在塞尔维亚君主统治下）把议会制写入了1921年的宪法，这是集权主义对联邦主义的险胜。但从一开始，议会制成功的前景就比较渺茫。南斯拉夫有20多个少数族群，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这三大族群分歧严重。尽管政府努力培育民众对南斯拉夫国家的认同，但分离主义的倾向仍然十分强烈。新生的南斯拉夫既要顶住马其顿的分离主义压力，打击那里强大的亲保加利亚准军事组织，又要应付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武装叛乱分子。对国家完整的首要威胁是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统治地位的愤懑不平。南斯拉夫未能促成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一致认同，但还是遏制住了克罗地亚的分离趋势，尽管费了很大的力气。斯洛文尼亚人认为，留在南斯拉夫国家中能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得到最好的保护；其他的少数族裔力量弱小，彼此又不团结；意大利的扩张野心也激起了亚得里亚海沿岸人民的亲南斯拉夫情绪。

虽然南斯拉夫的族裔分歧十分尖锐，但它是个农业国，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可言，共产党自从1921年遭到禁止和迫害后即一蹶不振。各个派别的腐败利益盘根错节，那些派别大多是土地再分配的受益者，对它们来说，支持新生的国家比破坏这个国家对自己更有好处。在比例代表制下，南斯拉夫的议会中有45个政党，各自维护自己的民族和地区利益。这个结构上的问题导致该国在8年间换了24届政府，这实际上加强了王室及其腐败的侍臣、军方（及准军事组织）和安全部门的统治地位。事实上仅为门面的民主暂且得以继续存在。

19世纪期间，波兰的民族意识一直在增强，这与南斯拉夫那种刻意打造的微弱国家认同感形成了鲜明对比。1918年，经历123年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的波兰再次成为一个国家，接着就和苏俄爆发了战争，那是这个新生国家在1918年至1921年间打过的6场边界战争之一。战争使民众初步找到了国家团结的感觉。体现了这种团结的是被普遍视为波兰救星的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还有民众的民族主义感情。波兰多数族裔对人数较多的少数族裔比较反感，这是民族主义感情加强的一个因素。但是，在这个因战争和恶性通货膨胀而民不聊生的穷国，团结很快就让位于深刻而激烈的分歧。

分歧有部分的族裔原因。波兰人口近1/3是少数族裔（有些地区少数族裔占了当地人口的多数），包括14%的乌克兰人、9%的犹太人、3%的白俄罗斯人和略超过2%的德意志人。各少数族裔群体的民族主义目标不仅不可避免地彼此冲突，也与波兰多数民族的强硬民族主义情绪发生了矛盾。阶级分歧更是造成了政治的两极分化。波兰人口的一大部分是农民，因此土地改革对非共产党的左派政党来说是重中之重。政府1925年终于采取措施对土地做了大幅度重新分配（但给予了大地主补偿），但是，右翼政党激烈反对土改，坚决捍卫地主阶级的特权。

波兰1921年通过的民主宪制以法国第三共和国为榜样，结果和它的榜样一样，也造成了软弱无力的政府和两院制议会中尾大不掉、四分五裂的下院。形形色色的政党（有的代表农民，有的代表工人，还有的代表少数族裔）竞相争夺影响力，主要的有少数族裔联盟（联盟内部各族裔关心的问题不同，经常无法调和）、保守的国家民主党（它维护地主、企业家和中产阶级的利益，而中产阶级的一大关注点就是抵制“外国”影响，特别是犹太人的影响）、农民党（它最主要的目标是重新分配大庄园的土地）和社会党（它极力维护其在大战结束时近乎革命的形势下取得的重要成就，包括引进了8小时工作制）。政府频繁换届既造成了不稳定，也使得国家的政治方向模糊难辨。多数老百姓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民主政府软弱无能，议会中那些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政客只会吵吵闹闹，没有能力解决国家面临的巨大问题。

政府为遏制恶性通货膨胀（1923年11月已达到1美元兑165万波兰马克）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1925年，波兰发行不久的新货币兹罗提遭遇巨大压力，导致了政府的垮台，于是，紧缩措施被再次祭出。国家经济步履维艰。波兰的民主在困苦的战后年代中艰难地存活了下来，但它从未得到巩固，也从未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政治制度。波兰数次濒临内战或军事暴动。人民普遍对民主感到幻灭。有人说，需要一位“铁腕人物领导我们走出深渊”。1926年，民族英雄毕苏斯基宣布，他认为波兰落入了只顾谋取权位和个人物质利益的政党之手，他要对这种现象宣战。这是他当年5月发动政变的前奏，预示着波兰专制统治的开始。

奥地利原来是庞大的帝国，现在却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德语民族国家，多数奥地利人起初寄希望于和德国合并，但协约国打破了这个希望。在那之后，奥地利就几乎不存在建立政治团结的基础了。社会党和两个主要的反社会主义政党——基督教社会党（它是奥地利最大的政党，与天主教会关系密切，日益强硬地坚持奥地利民族主义）和规模较小但声音很大的德意志民族党（它赞成与德国结盟）——三足鼎立，彼此之间的裂痕很深。为了保卫奥地利与别国有争议的易受攻击的边界，特别是为了抗击南斯拉夫从斯洛文尼亚对奥地利南部边界的入侵，大批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武装民兵组织了起来。这些民兵不仅拥护民族主义，虔信天主教，强烈反犹，而且激烈反对他们眼中的“红色维也纳”社会主义统治。

即使在维也纳，社会主义也与大部分中产阶级、（沿袭了过去帝国传统的）国家官僚机构和天主教的主教团格格不入。在维也纳以外的地方，社会主义更是步履维艰。奥地利这个阿尔卑斯山麓的新生共和国中大部分地区是乡村，人民观念保守，有爱国热情，虔信天主教，并激烈反对社会主义。初期的革命性阶段过后，奥地利人骨子里拥护专制的力量逐渐增强。从1920年开始，推动奥地利建立民主的主要力量社会党就没有参加过奥地利的政府。与社会党联系紧密的民主越来越处于守势。

在俄国以外，唯一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是匈牙利，但为时不长。（1919年4月在巴伐利亚掌权的苏维埃政府还没来得及从它在慕尼黑的临时基地向外扩张，就被军队和右翼准军事组织镇压了下去。）匈牙利的马扎尔贵族保留了巨大的特权和广阔的庄园，仍然像对待农奴那样役使农民。由两个自由派小党和（在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中仅得到一部分人支持的）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力量薄弱，无法推行必要的社会改革，也没法解决土地再分配这个紧迫的问题。各地城镇居民举行大示威，要求彻底变革。共产主义的宣传大受拥护，温和的社会民主党失去了影响力。工人和士兵组成的理事会向政府权力发出的挑战越来越强。一些原属王室的庄园被雇农占领。压垮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协约国要求匈牙利军队在汹汹而来的罗马尼亚军队面前撤退，这意味着匈牙利必然会丧失领土。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政府拒绝接受协约国发出的最后通牒，结果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上台。它宣布在匈牙利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政权仅维持了4个月，它执政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国家雷厉风行地采取严厉的干预措施来实现经济国有化，没收银行存款，同时还强征粮食，打击教会。国家支持的恐怖日益加紧，数百名有产者被任意逮捕，其中有些人付了巨额赎金后得到释放，也有人遭到枪决。好几百人成为“红色恐怖”的受害者。匈牙利日益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又遭到了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军队的多面夹击。到1919年8月，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陷入了绝境。它众叛亲离，中产阶级、农民，就连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成员都转而反对它。政权领导人库恩·贝拉和多数推行“红色恐怖”的共产党人民委员都是犹太人，这掀起了反犹情绪。只有苏维埃俄国出手才能拯救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即使那样也只能救一时之急。然而，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正在内战中苦斗求存，无力向匈牙利提供军事援助。对匈牙利输出共产主义的失败十分清楚地表明，以俄国革命为样板发动世界革命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库恩·贝拉的倒霉政府于1919年8月1日辞职，正值占领了匈牙利大部的罗马尼亚军队开进布达佩斯大肆抢掠之际。库恩逃离匈牙利，最终到达俄国，在那里死于斯大林的迫害。几个月内，右翼民族主义保守势力就重新控制了匈牙利。土地改革被叫停，庄园主保住了财产和权力。军方、官僚机构、工商界领袖和农民阶层中比较富裕的人都对库恩政权深恶痛绝，也都欢迎保守的专制主义，认为它能够恢复秩序。身为战斗英雄的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海军上将自1920年起担任国家元首，几乎干了1/4世纪。他主持的历届政府都是专制政府。为报复库恩政权的“红色恐怖”，他发动了范围大得多的“白色恐怖”，匈牙利国家军队的右翼军官小分队主要针对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犹太人发动了一系列暴行（据一些估计，约5,000人被打死，数千人遭监禁）。

匈牙利和西班牙一样，是战后时代大潮流中的例外。总的来说，民主经受住了那段波涛起伏的动乱时期的考验，尽管有时离失败只有一步之遥。部分的原因是，民主思想在欧洲各地都得到了理想主义者的热情支持。这样的人大多属于社会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阵营，他们一直满怀激情地谋求摆脱传统精英专制统治的桎梏，向往实现民主，建立更公平、更繁荣的社会。然而，主要的原因是旧秩序在大战中一败涂地。旧秩序的支持者无力抵抗民主的建立或推翻这个全新的政府制度，因为新制度获得了来自不同社会与政治阶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虽然民众的支持有时不太稳定。精英阶层由于自身的虚弱以及对布尔什维克的极度恐惧，愿意容忍多元民主制，尽管热情不高，而且他们经常可以利用民粹式的民族主义来操纵民主，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而边界争端恰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大好由头。但是，民族主义的政党和运动大多存在内部分歧。右翼民族主义运动和右翼精英缺乏团结，无法在大战刚刚结束那几年中对民主提出步调一致的挑战。

在一定程度上，左派也和过去的统治阶级一样力量薄弱，四分五裂。在俄国以外，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支持议会民主制，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者几乎在各处都是少数。因此，最后的局面经常是新生的民主侥幸生存，因为反革命的右派和革命的左派都没有力量将其推翻。

除了西班牙的普里莫靠政变夺权之外，民主制度生存形势中的主要例外是意大利。它是第一个，也是战后危机中唯一一个自由民主垮台，法西斯主义取而代之的国家。

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意大利自从1861年实现统一后就建起了多元的议会政府制度。然而，称其为民主实在太过牵强。当时的选民人数极为有限，把持政治的是自由党显贵组成的小型寡头集团，山头林立，腐败不堪。1912年投票权的改革使选民几乎增加了两倍，从不到300万上升到近850万（多数是文盲）。但是，投票权的扩大并未导致政府制度的重大变化。接着就发生了给意大利带来撕裂和重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经过长时间的摇摆不定和秘密谈判后，于1915年加入协约国的战团。大战甫一结束，意大利即于1918年12月宣布给所有成年男性以投票权，算是对士兵的奖励，第二年又通过新的选举法，引进了比例代表制。政府希望借此来获得民众的更大支持，但改革产生的效果却适得其反。

在战后的一片混乱中，新获得投票权的大批民众抛弃了过去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把票要么投给了新近创立的代表天主教利益的意大利人民党，要么投给了宣称要“为工人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党。社会党宣布效忠于列宁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Comintern）。同年11月的选举中，社会党在下议院的席位增加了两倍，人民党的席位更是增加了将近3倍。最大力支持自由党政府的是庇护政治仍占上风的意大利南部地区，那个地区比较贫穷，经济以农业为主。但是，自由党及其支持者如今在议会中成了少数。政党政治趋于分裂，政府立足不稳（1919年至1922年六易其手），日渐瘫痪。意大利似乎即将爆发红色革命。

1919年和1920年在意大利被称为“红色的两年”（biennio rosso），其间爆发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工业城市中罢工屡见不鲜（每年有1,500次以上），工厂被占领，工人发动示威游行，对物价飞涨愤怒不已的人群抢劫店铺。在部分乡村地区，复员回乡不久的农民夺取了大庄园的土地，100多万雇农参加了罢工。混乱日益加剧，政府显然无力恢复秩序，有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和对社会主义的焦虑与日俱增，政党政治陷于分裂，无法走出困境。这一切为新的政治力量开辟了政治空间，而填补了这个空间的是法西斯主义者。

在意大利的政治乱局中，北部和中部的城镇兴起了几个小型准军事运动，它们给自己起了个不起眼的名字，叫法西斯（Fasci），意思是“群体”（字面意思是“捆”，该名源于古罗马时期象征秩序的束棒的拉丁文）。这些运动主要吸引了属于中产阶级下层的复员军人（尤其是复员军官）和许多学生的支持。它们没有集中的组织，但成员均比较年轻，都信奉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美化战争，崇尚暴力，对他们眼中自由党政府那信誉全无、分裂不和、软弱腐败的议会政治深感不满。他们认为，意大利英勇的战争努力被政治阶层拖了后腿，意大利若是继续由过去的显贵领导，永远也成不了伟大的国家；那些人应该被统统扫光。法西斯激进派要采取极端的行动来实现意大利的更新。这个纲领有革命的含意，因为它旨在通过暴力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至于改成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

众多的法西斯运动当中，有一个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在1919年3月建立起来的。墨索里尼原来是社会党机关报的编辑，因在1915年狂热鼓吹意大利参战而与左翼社会党决裂。在“一战”中，他亲身参加了作战并受了伤。他把大战视为他个人经历和意大利历史上的一段英雄时期。他1919年创建“战斗的法西斯”党（Fasci di Combattimento）时提出的纲领与其他法西斯团体的纲领并无二致，其基调具有明显的革命性，许多提议与左派的主张不谋而合，如实现普遍投票权、取消一切贵族头衔、保证思想自由、建立对所有人开放的教育体系、改善公共卫生、打击金融投机、引进8小时工作制、组织工人合作社并让工人分享利润、废除政治警察以及参议院和君主制、建立以地区政府自治和行政权力下放为基础的新型意大利共和国，等等。纲领的目标是“彻底改变集体生活的政治与经济基础”。

然而，墨索里尼后来不再承认这些具体的社会和政治主张，宣称它们不代表他的理念，而仅仅是留待以后进一步明确的希望。他说，法西斯主义“不是事先制定好一切细节的新生理念，而是产生自采取行动的需要，它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实际的，不是理论性的”。墨索里尼此言发表于法西斯运动诞生的几乎20年后，意在为他领导的这场运动短短两年内就出现了大变脸进行辩解。墨索里尼是最大的机会主义者，根据政治的需要，他会毫不犹豫地无视、绕过或调整他在米兰宣布的纲领。他的“社会主义”运动内容永远是附属于实现国家重生的目标之下的。国家重生的概念意思模糊，却强大有力，至少在表面上能够把相差甚远的利益团结在一起。对墨索里尼来说，原则毫不重要，权力才是一切。所以，他的运动从革命转向了反革命。他起初支持工人罢工，1920年秋却派遣法西斯准军事小分队去镇压罢工，保护地主和工业资本家的利益。接下来的几个月间，法西斯小分队的暴力行为急剧升级。墨索里尼认识到，他要打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靠和它们争抢同一群人的支持。要获得权力，他需要有钱有势的人做后盾。他必须赢得保守派和中产阶级的信任，而不仅是依靠心怀不满的复员军人和凶狠的暴徒。

墨索里尼起初只是众多法西斯领导人和地区老大中的一个，他在早期的法西斯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不是因为他的个性强悍而富有活力——那是所有法西斯运动领导人的共性——而是因为他聪明地利用了报纸，在主办《意大利人民报》（Popolo d’Italia）的过程中与工业资本家建立了关系。他鼓吹的激进主义注重实现民族团结、权威和秩序，不惜使用暴力来打击阻碍实现这些目标的人（社会党的左翼、革命者和罢工的工人）。这不仅与保守统治阶级的利益相符合，而且直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在秩序崩坏，自由党政府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法西斯党人日益得到意大利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倚重。

到1921年中期，意大利政府甚至给法西斯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让他们去对付日益严重的混乱失序，还命令警察不准干预。在5月的选举中，任首相的自由党人乔万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把法西斯党纳入了包括民族党、自由党和农民党在内的“民族联盟”，希望驯服法西斯党，并削弱来自社会党和意大利人民党的反对。民族联盟整体赢得了大多数选票（虽然法西斯党只赢得了议会535个席位中的35个）。但是，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力量并未大幅减弱。政府不稳定的痼疾依然无法消除。现存的国家制度只得到了议会中少数议员的支持。法西斯党虽然在选举中还是小党，但它在不断成长。1919年底，它只有区区870名党员，到1921年，它的成员数已经达到了20万。

法西斯党实现突破的地方不是经济落后、以农业为主的南方，也不是墨索里尼的发迹地米兰这样的北方城市。法西斯主义是在中部商业比较发达的乡村地区，如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托斯卡纳（Tuscany）、波河河谷（Po Valley）和翁布里亚（Umbria）等地壮大起来的。地主和土地租赁人面对社会主义同盟、农民合作社和由社会党或人民党主导的地方理事会的挑战，通常会花钱从附近城镇雇用法西斯暴徒，用卡车拉他们去殴打和自己作对的人，强迫那些人喝蓖麻油，把他们拉下职位，毁坏他们的财产，或用其他手段恐吓他们，警察却袖手旁观。几周内，原来的“红色”省就变成了法西斯的据点。法西斯党建立了“辛迪加”来取代社会主义联合会，通过威胁恫吓的手段“鼓励”工人和农民参加。到1922年6月，辛迪加已经有了50万成员，主要是农民。地主和工业资本家满意地看到，难以控制的骚动变成了驯顺的服从。

“黑衫军”（squadristi）是法西斯准军事队伍，通常每队由十几个暴徒组成，受势力庞大的地区法西斯首领控制。墨索里尼也许是最重要的法西斯领导人，但他在法西斯运动中远非一言九鼎。1921年，他为了向统治精英证明自己是谋求建设性国家团结的“温和”爱国者，曾试图减少针对社会党的暴力，甚至提出要和社会主义同盟和解。他这个立场激起了地方法西斯首领的反叛。结果，墨索里尼被迫辞去法西斯党魁的职务，直到他对激进分子低头，宣布放弃任何与社会党人和解的念头后，才官复原职。各地区法西斯党的首领彼此不和，互不信任。他们愿意继续推举墨索里尼做党魁，是因为他在国内是著名人物，控制着法西斯的报纸，并与工业资本家和其他权贵联系紧密。作为对他们的信任的回报，墨索里尼明确表示支持法西斯小分队在后来几个月内夺取对北方众多城镇的控制权。1921年10月，他正式成立了国家法西斯党。

接下去的几个月中，法西斯党的组织机结构扩大到2,300个地方支部（每个支部都在不断发展新的党员），使墨索里尼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基础。对软弱无力的自由党政府日益失望的中产阶级蜂拥加入法西斯党。到1922年5月，法西斯党的党员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短短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增加了50%。法西斯运动由社会不同阶层的成员组成，但地主、店主、职员，尤其是学生，占了超比例的份额。法西斯运动总的来说也得到了地方精英、警察和法官的同情。

1922年秋，法西斯主义成功地进入了社会和政治机构，获得了强有力的群众基础。8月由社会主义联合会号召发起的总罢工彻底失败，但罢工进一步增加了中产阶级的忧惧。10月24日，法西斯党在那不勒斯举行了4万人的大型集会，显示了它的巨大力量，与左翼力量的明显薄弱形成了鲜明对比。墨索里尼收回了法西斯运动开始时提出的另一项要求，即把意大利变为共和国。他宣称自己无意废除君主制，还说法西斯运动已经做好了掌权的准备，要求新政府中至少要给法西斯党留6个部长的位子。

事实上，10月28日发动的“进军罗马”完全是虚张声势。国王收到了政府的辞呈，同时又听到传言说10万法西斯民兵正势如破竹地向罗马开来。其实，法西斯民兵只有2万装备低劣的“黑衫军”，军队如果想的话，是很容易将其一举击溃的。组建自由党政府的最后一次企图宣告失败后，国王请墨索里尼出任首相。墨索里尼不是带领胜利前进的法西斯大军开入罗马，而是身穿黑衬衫、黑裤子，头戴圆顶硬礼帽乘火车到来的。他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被任命为首相，他的政府是广泛的联合政府，除了他自己和其他3个法西斯党人以外，还包括来自自由党、民族党、民主党和人民党的部长。11月中，议会明确地对新政府投了信任票。但是，鉴于近年来政府一贯不稳，谁也不指望新政府能维持很久。

这种想法很快发生了改变。想向上爬的人现在争相加入法西斯党，党员人数到1923年底膨胀到78.3万，比“进军罗马”时多了一倍以上。法西斯主义开始制度化。它初始时期的核心力量是由野蛮的暴徒组成的黑衫军和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现在这个核心力量被冲淡了，因为党内涌入了大批寻求工作和进身之阶的机会主义者，包括原来与法西斯主义作对的民族主义分子，其中许多是君主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此时，墨索里尼尚未形成建立一党独裁的清晰计划，但是他的信心在逐渐增强，与传统的老人政治中的政党大人物相比，他已经显示出了更加充沛的精力。1923年11月，他促成了选举制度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改变，规定如果选举中胜出的政党获得了1/4以上的选票，即可得到议会中2/3的席位。表面上，这个改变是为了确保政府的稳定；实际上，它保证了自由党和社会党若想保住权力，就必须支持墨索里尼的政府。在1923年4月按照新配票制度举行的选举中，法西斯党人占多数的民族联盟实实在在地赢得了2/3的选票，在议会535个席位中占了375个。他们胜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竞选中使用了暴力手段。反对党仍然存在，但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力量已经大不如昔。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多数意大利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愿意接受墨索里尼的领导。

1924年6月，发生了一件危险的导火索式事件：曾谴责选举舞弊的社会党领导人贾科莫·马泰奥蒂（Giaocomo Matteotti）失踪了，尸体后来被发现。谁都知道是法西斯干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墨索里尼或他手下法西斯党高层人员下的命令。此事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为示抗议，社会党退出了议会，但此举的唯一结果是进一步巩固了政府的地位。反对派仍然四分五裂，虚弱无力。与此同时，墨索里尼表现出温和的姿态，做出了让步，把一些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和右倾自由主义者安插在政府职位上，把法西斯民兵编入国家军队。国王、教会、军方和大工业企业家这些“大块头”出于对社会主义东山再起的防范，站到了墨索里尼的一边。但是，各省法西斯党首脑对墨索里尼的支持是有条件的，他们要求建立彻底的法西斯政权。新的一波暴力突出强调了他们这个要求。

墨索里尼故伎重施，两面讨好，在他为巩固权力而需要依靠的保守派和对任何稍微温和的举措都不满意的法西斯极端分子之间搞平衡。迫于地方法西斯党魁的压力，墨索里尼虽然在1925年1月对议会的一次讲演中坚决否认与马泰奥蒂的死有任何关系，但又公开表示对所发生的事情负全责。为了安抚激进法西斯分子，他说：“如果两个不可调和的因素在彼此斗争，解决唯有武力一途。”他的这条原则被付诸实施。政治反对派被逮捕，反对党遭镇压，新闻自由被废除，政府几乎完全被法西斯党人把持了。后来，墨索里尼写道：“极权国家的基础已然奠定。”马泰奥蒂之死的危机本来可能毁了墨索里尼，却反而加强了他的力量。法西斯的权力至此终于得到了稳固。

在战后的危机年代中，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大行其道，在别的地方却无法突破呢？墨索里尼成功的关键因素有自由主义国家合法性日益严重的危机、战争的影响和民众对爆发革命的恐惧。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除了西班牙之外，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像意大利那样深重。西班牙没有参战，而相比之下，大战对意大利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

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不久，大部分地区仍然经济落后，社会分裂。大战之前的国家制度是寡头政治，大战之后，寡头政治无法继续维持。意大利参战暴露出了国内在社会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刻分歧，它在战争中遭受的惨重损失使这样的分歧进一步突出。大战中，几百万意大利士兵被征召入伍，他们中间许多人在战后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成千上万的复员军人和许多其他人认为，意大利的胜利被“毁掉”了，意大利被骗走了原本应该得到的国家荣耀和帝国扩张的机会，付出的牺牲完全得不偿失。这些想法助长了他们对目前的国家及其代表的激烈拒斥。

法西斯的中坚力量最初发展起来，是因为他们认为意大利的寡头统治集团背叛了从战场上归来的英雄。在这种愤懑、分裂、混乱，社会主义革命似乎迫在眉睫的气氛中，发扬民族主义、实现国家重生、摧毁衰败无力的自由主义国家的呼吁使许多人为之振奋。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革命胜利后的那段时期内，鼓吹工人暴力夺权的社会党在意大利的选举中获得大胜，共产党1921年建党后一度蓬勃发展，这些都使人觉得革命近在眼前。

战后投票权的扩大彻底打破了政府的稳定。政治中间派和保守的右派四分五裂，在有产者眼中，政府显然无力应对社会党兴起造成的威胁。这些都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政治空间，使它争取到了民众的支持。法西斯党针对所谓国内敌人的极端暴力行为更令其从者如云，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商业发达的地区。

统治精英把命运与法西斯党系在了一起，没有他们的支持，法西斯党光靠极端行为无法登上统治地位。墨索里尼没有夺权，权力是奉送给他的。在那以后，把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保守派、君主主义者，以及军队和教会的精英，全都衷心支持法西斯采用的威胁和操纵的手段。到1925年，法西斯靠这些手段几乎垄断了对国家的控制。

意大利的战后形势鼓励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其他欧洲国家中与意大利情况最相近的是德国。那么，为什么民主在“战胜的”意大利崩溃了，却在战败的德国顶住了战后危机，生存了下来呢？

民主在德国幸存

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德国，政治局势日益混乱。墨索里尼“进军罗马”的消息传来，立即引起了右翼极端分子的共鸣。自1920年起，具有非凡煽动能力的极端种族—民族主义者阿道夫·希特勒就一直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大放厥词，虽然他在其他地方没有舞台。1921年，他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的党魁，这个党在某些方面与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早期情况有些相似，也组建了一支暴力准军事组织。NSDAP通常称为纳粹党，与德国其他的极端种族—民族主义运动大同小异。但是，希特勒煽动号召群众的能力无人能及。纳粹党尽管仍然是小党，但力量在迅速壮大，主要是在巴伐利亚，该地在德国联邦制度中享有高度的地区自治，自1920年起一直是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那些民族主义分子认为，德国最大的州普鲁士实行的是他们坚决反对的“社会主义”民主。

在希特勒的领导下，纳粹党成员从1921年初的2,000多人猛增到1922年秋的2万人。“进军罗马”的几天后，希特勒的一个高级随从在一家大啤酒馆里对欢呼的人群宣布：“希特勒是德国的墨索里尼。”当时，对纳粹党魁的个人崇拜刚刚苗头初现，这个宣布为其猛加了一把火。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地区，德国随即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希特勒因为能够动员起激烈反政府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所以成了巴伐利亚剧烈动荡的准军事运动中的领导人物，而巴伐利亚的准军事运动正逐渐发展为有意愿、有能力攻击柏林民选政府的一支力量。民主危在旦夕。

事实上，反民主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已经从1918年国家战败和革命的震惊中迅速恢复了过来。柏林新建的社会党临时政府生怕革命向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向发展（事实证明那是过虑），在大战停战日之前就和军方领导层达成了一个致命的交易，使军官团得以东山再起。这个交易的实质内容是，革命政府同意支持军官团，以换取军方支持政府抗拒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左派内部分裂为两派，多数人赞成议会民主制，少数人则组成德国共产党，以莫斯科为榜样，寻求发动彻底的苏维埃革命。这个分裂对1919年新建的民主形成了长期掣肘。然而，对民主真正严重的威胁却来自右派。战败和革命损害了它的力量，但它只是暂时藏起爪牙，并未被完全消灭。到1919年春，反社会主义、反民主的右翼力量已经开始复苏。中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本来就对社会主义怀有本能的反感，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更是极为恐惧。1919年4月，左派在巴伐利亚曾试图强行建立苏维埃式的政府，更加剧了这些人的反感和恐惧，他们为右翼的卷土重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到1920年3月，由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他是鼓吹兼并战争的游说组织“祖国党”的创始成员）和瓦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her von Lüttwitz，准军事组织“自由军”就是在他的启发下建立的）共同领导的一个右翼军人极端组织认为，自己已经羽翼丰满，有能力推翻政府了。但短短一周内，他们发动的政变就一败涂地。卡普、吕特维茨和他们的一些主要支持者不得不逃去瑞典。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军方并未对政变进行镇压。政变未遂是因为工会发起了总罢工，而且公务员拒绝执行卡普的命令。左翼依然有捍卫民主之力。

然而，卡普政变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武装自卫队与政府支持的自由军在萨克森（Saxony）和图林根（Thuringia）地区，特别是工业重镇鲁尔（那里的工人组成了“红军”），发生了激烈冲突，此时军队出动了，用残酷的手段恢复了秩序。尽管军方对新生民主的忠诚值得怀疑，它还是成了政府的重要倚仗。右翼极端分子逃往巴伐利亚寻求庇护。与此同时，民主日渐虚弱。社会党、天主教中央党和左翼自由党这些新生民主政府的中坚力量在民众中的支持度越来越低。从1919年1月到1920年6月，它们占国会席位的比例从将近80%骤降到44%。核心的民主党派失去了国会的多数。后来，在国家一级的选举中，它们只在1928年一度有可能夺回多数。有人说德国成了没有民主党人的民主国家，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夸张，但言出有因。

1921—1922年间，造成政治高度紧张的最大原因莫过于战争赔款的问题。对右翼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不啻他们赖以生存的氧气。政治暴力似乎随时可能爆发。从1919年到1922年，右翼恐怖分子犯下了352起政治谋杀案。对议会民主的攻击不仅来自右派，而且也来自左派。1921年春，共产党人企图在萨克森工业区发动起义，激战数天后，起义被普鲁士警察镇压下去。尽管起义失败了，但是共产党在工业区得到的支持仍然有增无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巴伐利亚，州政府拒绝执行国会为打击政治极端主义和暴力而通过的1922年《保护共和国法案》，极端右翼民族主义获得的支持与日俱增。

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德国货币，也扫光了中产阶级的储蓄，造成了政治的两极化。共产主义革命的幽灵再次出现。为镇压共产党人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发动的“十月革命”，政府派去了军队，有一次还对示威者开了枪。共产党在汉堡也发动过一次起义，但为时不长，与警察冲突后败下阵来，造成了40多人死亡。但来自左翼的威胁很快就过去了，更大的威胁来自右翼，主要集中于巴伐利亚。那里的各个准军事组织集结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强大力量。赫赫有名的鲁登道夫将军是代表他们的象征性人物，希特勒是他们的政治发言人。准军事组织在巴伐利亚的政治中举足轻重，但是没有国家防卫军（Reichswehr）的支持，它们仍然无力推翻柏林的政府。

自从德国建立共和国以来，军方领导人的立场一直暧昧不明，他们在抽象的意义上支持国家，但对新成立的民主政府仅仅是勉强容忍。防卫军的首脑汉斯·冯·泽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发出的信号含糊不清。他拒绝对巴伐利亚出手干预以恢复秩序，但随着政变的谣言愈演愈烈，他又警告巴伐利亚的政治领导人，不要支持极右准军事组织发出的日益激烈的民族主义鼓噪。巴伐利亚防卫军的领导层本来希望像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做的那样，进军柏林并建立独裁政府。但是冯·泽克特对这个想法泼了一瓢冷水，声明他不会反对柏林的合法政府，巴伐利亚的军队随后撤回了对政变的支持。

无路可退的希特勒感到自己别无选择，必须行动起来，否则就会眼睁睁地看着民众支持流失。于是，1923年11月8日，他在慕尼黑一家大啤酒馆里大张旗鼓地宣布发动政变，但第二天，在警察的弹雨之下，政变的队伍在市中心灰溜溜地铩羽而归。来自右翼的威胁和来自左翼的威胁一样，被遏制住了。啤酒馆政变的溃败等于切掉了政治体上的一个脓疱。参与政变的人都被逮捕。几个月后，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几个政变领头人受到审判，被判处监禁（量刑过于宽松）。极端右派被击溃，危机平息了。很快，货币实现了稳定，更合理的偿还战争赔款的新框架建立起来。民主勉强得以幸存。

战争、失败、革命和战后和约规定的条件重创了德国，使它陷入两极分化。历届政府无一稳定。中产阶级恐惧并仇视社会主义，这种情绪助长了反民主的右翼民族主义者的鼓噪和准军事团体的野蛮暴力。德国的情况与战后的意大利有些类似。然而，与意大利不同的是，德国的民主不仅在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大党中，而且在天主教中央党和左翼自由党中也仍然保住了强有力、组织严密的支持。虽然德国建立议会民主的时间不长，但它有着长期的多元政治历史。政治参与的传统早已确立，男性普选权已经实现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德国的政府是联邦制，这一点也与意大利不同。虽然主要的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在国会成了少数党，巴伐利亚又发展为反民主的右倾民族主义大本营，但是，普鲁士这个德国最大州的政府仍然掌握在坚定的民主党派手中。当然，光靠这一点仍然无法拯救民主，如果对新生共和国热情不高的权力精英转而拒绝民主的话。

最关键的是，对议会民主从一开始就态度暧昧的军方领导层在1923年危机的高潮时刻站到了国家一边；而墨索里尼的运动则是在获得意大利军方的支持后才夺取了权力。军方支持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说明了民主为何在德国得以平安度过战后的危机，在意大利却遭遇了崩溃的命运。显然，德国的军方领导层对政变成功的机会严重存疑，他们对1920年卡普政变那耻辱的失败仍记忆犹新。除了怀疑之外，军方领导人不肯为政变背书还反映了他们的担忧，他们怕万一自己被迫担负起德国的政治责任，可能应付不了德国在国内外面临的严峻问题。

光是国内的经济凋敝和对外的虚弱无力，就足以使军方不愿意支持一群毫无经验者推翻民选政府的努力。如果政变成功，建立了右倾独裁政权，这样的政权从一开始就会陷入军事和经济险境。面对经济危机，它将一筹莫展。美国人是否会对由军人掌控的德国政府提供财政援助，也非常值得怀疑。如果换了态度强硬的政府，万一又发生战争赔款到期无力支付的情形，法国很有可能再次出手，把莱茵兰夺走。德国军队的力量因停战和约的规定遭到大幅削弱，无力抵抗外来干预。在军方领导层看来，目前不宜支持专制政权取代民主政府。

在尚未争取到停止战争赔款之前，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桎梏和重建军队这些事只能暂时推迟（虽然德国在1922年与苏俄签订了《拉帕洛条约》后，两国间达成的秘密协定使它们得以规避《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在军官培训方面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是，没有军方的支持，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在1923年就不可能像一年前的意大利法西斯党那样崛起。民主度过了危险期，进入了比较平稳的时代。但是，威胁仅仅平息了下去，并未完全消失。

到1924年，战后危机结束了。不过，在一片平静的表面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战后和约造成的问题仍在发酵。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两恶结合，成为对欧洲持久和平的主要威胁。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民族国家。在欧洲，“一战”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其中许多是不稳定的）基础上的新秩序。但是，欧洲大国仍然怀有帝国梦想。在大战中胜出的英国和法国仍然相信，它们未来的繁荣和国威要靠它们的帝国实现。作为战后安排的大赢家，英法两国控制了德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前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土，从而大大扩展了它们的帝国。

1916年，英国的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和法国的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这两位外交家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两国瓜分了阿拉伯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大英帝国的版图因此扩大了100万平方英里[3]，法国则得到了约2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新建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给了法国，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和伊拉克的托管权归了英国（中东因此成为将来帝国防御的基石）。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表示支持依然弱小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宣布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自己的民族家园”。这部分是为了争取美国犹太人对战争的支持（当时美国尚未参战），也是为了确保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巴勒斯坦日后不会按商定的那样交给法国。《赛克斯—皮科协定》 （Sykes-Picot Agreement）和《贝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产生的后果不仅震撼了欧洲，而且波及全世界，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以及后来的时间内。

德国和意大利可以说是曾经的强国，也可以说是潜在的强国，它们的帝国之心也依然不死。它们因原有的殖民地被夺走或未能夺取殖民地而感到屈辱，认为自己被贬到了“穷国”的地位。眼下它们当然无能为力，但它们将来发难的隐患就此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必然的联系。形势本来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尽管如此，“一战”的结果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欧洲爆发又一场巨大战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欧洲人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开始生出了对未来和平与繁荣的希望。

[1] 列宁：《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斗争》，《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编者注

[2] 斯大林：《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编者注

[3] 1平方英里≈2.59平方公里。——编者注

第四章

火山之舞

如果问他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他们能够做出的唯一回答是：“我们不知道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也不想知道。但既然我们活着，我们就想尽量享受生活。”

一位新教教士对德国城市中“无产阶级青年”的评论（1929年）

1924年，欧洲的光明前景为之前十几年所未见。遭战争破坏的经济逐渐复苏。生活条件开始好转。国际和平受到的威胁比1914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小。欧洲大陆上的暴力动乱趋于平息。文化创造和创新蓬勃发展。随着战争的恐怖记忆逐渐远去，似乎整个欧洲又获得了新生，漫长黑暗的严冬过后，人们终于迎来了春天。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一个更加无忧无虑的新时代开始降临。爵士乐、查尔斯顿舞、摩登女郎，这些美国的舶来品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人看来，都象征着欧洲自己那“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也有人把那个时代称为“黄金的20年代”。人们终于对未来产生了更大的希望和乐观。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至少看似如此。

可是，仅仅5年后，纽约华尔街的大崩盘就引发了空前严重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危机席卷欧洲，使这个大陆跌入了可怕的经济萧条漩涡。它粉碎了对和平与繁荣的希望，破坏了民主，为比上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战争铺平了道路。

欧洲是正在摆脱战争带来的灾难，向着未来的和平与繁荣稳步前进，却不幸遇到了经济萧条那无法预测、不可避免的巨大力量吗？还是说，形势发展的某些不祥之兆在欧洲的战后复苏中被掩盖住了，随着经济危机席卷欧洲而充分暴露了出来？

在经济复苏如火如荼的1928年，德国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对无根据的乐观提出了逆耳忠言。对欧洲复苏具有核心意义的德国经济跟恶性通货膨胀的黑暗时期相比，的确已有好转。但是，施特雷泽曼说，德国的经济依然不稳，如同在“火山上跳舞”。这个比喻不仅对德国的处境，而且对整个欧洲都恰如其分。欧洲对马上要将这片大陆拖入危机频发时代的灾难懵然不觉，还在兴高采烈地跳着查尔斯顿舞。

经济繁荣

不必师从卡尔·马克思也能认识到，经济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后欧洲形势的走向。至于经济力量的运作，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真正懂得，政治领导人则几乎没有一个懂得，更遑论他们治下的广大民众。即使在今天，经济学家仍然就大萧条的确切成因以及它的影响为何如此广泛、深刻和持久等问题争执不休。尽管如此，大萧条的本质要素还是清楚的。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经济在“咆哮的20年代”期间过热。经济过热的根源在于大量廉价货币投入消费性开支（这方面的领头羊是汽车和电器的销售），最后又流入了似乎在无限上涨的股票市场。1929年泡沫破灭时，影响远及欧洲，突出暴露了欧洲经济的结构性缺陷，这个缺陷造成了欧洲的极端脆弱。具体来说，战后欧洲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是严重失序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战前的控制和平衡已不复存在。

崩溃发生之前，欧洲经济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复苏迹象，显示它正逐渐走出战后危机的剧烈动荡。经济重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德国工业的重建；德国的工业部门尽管遭到了破坏，但潜力巨大。的确，德国在经历了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的重创后，实现的复苏令人瞩目。通货膨胀基本上消除了工业债务。但是，工业设施大多老旧过时。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推行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及合理化的严格方案，实现了生产技术方面的可喜进步和工业产出的大幅增加。然而，这并非完完全全的成功。事实上，它突出了欧洲经济的一些基本结构性弱点，使德国首当其冲受到1929年美国大萧条的严重影响。

德国复苏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是恢复被恶性通货膨胀摧毁的货币稳定。与此相联系的是管理好战争赔款这个棘手的问题，它是1922—1923年间经济和政治动乱的根源。

在通货膨胀危机的高峰时期，取代已成废纸货币的关键一步就已迈出。1923年11月，新货币“地租马克”（Rentenmark）问世。这个临时货币以地产和工业资本做抵押，很快赢得了公众的信心。第二年，在美国大额贷款的支持下，地租马克站稳了脚跟，采用了金本位标准，被重新命名为“帝国马克”（Reichsmark，与旧货币的兑换率是1∶1万亿）。也是在1923年秋天，一个由美国银行家查尔斯·G. 道威斯（Charles G. Dawes）担任主席的国际专家委员会开始重新审议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并于1924年4月提出了建议。“道威斯计划”规定德国以递增的方式分期付款，这样德国的赔款义务履行起来比较容易。这只是临时性的安排。委员会假设，一旦德国经济完全恢复，支付赔款将不再艰难。

问题是，用来支付赔款的钱主要是外国贷款，大多是来自美国的贷款。美国投资者从德国经济中看到了获利的好机会。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等美国大公司都做出了在德国设厂的规划。到1930年，外国给德国提供的信贷达到50亿美元左右。起初，得到贷款的主要是德国工业。但不久后，企业就提出了抱怨，说太多的投资分流给了德国的各个城市去修建公园、游泳池、剧院和博物馆，或者用于修缮公共广场和建筑物。这些无疑对改善德国城镇的生活质量大有好处，但是，这些需要长期投资的事情现在却使用短期贷款来做。人人都以为好光景会持续下去。可是，如果美国有朝一日收回短期贷款，削减贷款额，该怎么办呢？这在当时似乎不是问题。

道威斯计划最明显地表明，“一战”之后，美国不可逆转地登上了世界经济龙头老大的地位，在大战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干扰中，美国是最大的赢家。在远东，日本也兴起为经济强国。而英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却一去不返。欧洲的国家、货币和海关都比以前增多了，征收进口关税造成保护主义加剧，也加强了经济民族主义。战前经济繁荣的国家，尤其是位居前列的英国，以为能恢复往日的荣光。1914年前，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汇率与黄金的国际商定价格挂钩的“金本位”是经济稳定的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金本位暂时中止。到了20年代，各国又一点点恢复实行金本位的时候，经济和政治气候却已大异于昔。

当时的形势极不稳定。美国成了最大的经济体，伦敦曾经的金融霸主地位受到了纽约和巴黎的挑战。但在1925年，英国采取了回归金本位的重大行动。3年后，法国也如法炮制。至此，欧洲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回归了金本位。为了面子，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坚持维持战前本国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这被认为是“回归正常状态”，指战前时代的经济安全。可是世界已经变了。英国在维持固定汇率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它现在经济困难严重，结果固定汇率非但不能使它受益，反而造成了它的虚弱，留下了后患。

20世纪20年代中期欧洲经济强劲复苏之时，没人预见到这些问题。1925年到1929年间，工业生产上升了20%。德国、比利时、法国、瑞典、芬兰、荷兰、卢森堡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平均数。经济基础较小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和拉脱维亚也是如此。法国和比利时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它们货币的贬值。法国扩张靠的是它在20年代早期异常迅速的经济复苏。从1925年到1929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1/4以上，人均收入几乎增加了1/5。大萧条前夕，法国的出口比战前高了约50%。比利时工业生产的增长也令人惊叹，达到近30%，出口也大幅增加。最令人瞩目的增长发生在经历了残酷内战的苏联，当然，国际经济的市场力量在那里没有发挥作用。

然而，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挪威、希腊和奥地利，经济仍然欲振乏力。在法西斯统治下，墨索里尼为了面子，人为地把意大利货币里拉的价值定得过高，结果造成了失业率上升和工资下降。政府实行的公共工程和农业补贴只能抵消一部分影响。西班牙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政权也惹上了麻烦。高关税保护措施基本上把西班牙与国际市场切割开来，货币比塞塔的价值被高估，这些使西班牙的经济困难在1929年间日益恶化。丹麦和挪威也因货币价值定得太高而吃到了苦头。英国经济在1928—1929年间呈现了短时间的飙升。然而，虽然汽车制造、化工和电气等新兴产业出现了增长，但是整个20年代期间，采煤、钢铁、纺织和造船这样的传统核心工业一直萎靡不振。尽管如此，到1929年为止，欧洲整体从战后破坏中的恢复仍然相当成功。在美国经济繁荣的强力驱动下，国际贸易增长了20%以上。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北欧和西欧，变化的步伐最大。在主要是较穷、较不发达乡村地区的东欧和南欧，变化的速度就慢得多，范围也比较有限。汽车生产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亨利·福特率先在美国开始了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汽车在战前是奢侈品，即使到了战后也仍然使大多数人望洋兴叹。到30年代早期，欧洲每千人还只有7辆私家汽车，而美国是每千人183辆。不过，欧洲的汽车生产也开始瞄准了大众市场。领头羊是英国制造的奥斯汀7型，这款车于1922年开始生产。之后，意大利的菲亚特，还有法国的雪铁龙及之后的雷诺和标致等汽车公司也很快生产出了较小、较廉价的轿车。（1929年被美国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公司收购的）德国的欧宝也转到了这个方向，不过在20年代的繁荣年月中，全欧洲都没能生产出一款家境一般的人也买得起的轿车。

即使如此，汽车和摩托车在欧洲城市中已不再是稀罕物。到20年代中期，英国的公路上跑着约100万辆汽车，法国有50万辆，德国有25万辆。同期，意大利修建了第一条高速公路，几年后，就建成了约3,000英里的公路网。其他地方的公路远不如意大利发达，但到20年代末，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道路都可以开汽车了。在欧洲的城镇，运货和载客的大小车辆不再是马车。街景在迅速变化。欧洲的汽车化宣告开始。

电气照明也在改变着城市的风景。只需扳动发电站的一个开关即可点亮整个街区。煤气灯和沿街点灯熄灯的工作开始过时。电能带来了在美国已经普及的家用电器。吸尘器缓慢地进入了欧洲的中产阶级家庭，虽然洗衣机、电冰箱、电烤箱等仍然比较少见，对工人阶级家庭来说，家务也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辛苦劳作。随着电话的普及，办公室工作也在改变。据说，柏林的50万条电话线每天要承载125万通电话。不过，那时安装私人电话的住户寥寥无几。到20年代末，瑞典站到了前列，每千人有83部电话机，德国每千人50部，意大利每千人只有7部。电能也催生了第一次通信革命。1924年，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广播节目才开播两年，注册登记的听众数就达到了100万。在电台扩张速度方面紧随英国之后的是德国，1924年，德国的听众数是1万，到1932年即达到400万——每4户人家就有1户有收音机。

许多人以为，欧洲正开始走向长期的繁荣。事实证明那只是幻象。也许很多人根本没有感到经济的兴旺。大多数人的生活和过去一样，只能糊口，富裕连想都不敢想。贫困也许不像过去那样难以忍受，但仍然几乎无处不在。在农村，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原始简陋；在拥挤壅塞的大城市和工业区，住房条件恶劣至极。贫民窟的住户经常是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卫生设施极为原始。建造更好的新住房成为燃眉之急。当然，住房情况的确有一些改善，有时改善的幅度还相当大，尤其是如果国家采取了行动的话。到20年代末，德国的共和国政府平均每年建造30万所新房子，许多是用公共资金建的。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大片工人新村拔地而起。在大战之前的君主制下，用于住房的公共开支几乎为零。到1929年，与1913年相比，住房建设成了国家开支增长最快的领域。1924年到1930年，德国一共建造了250万所住房，全国每7所住房中就有1所是新建的，700多万人从中受益。社会民主党掌权的“红色维也纳”市政府也成绩卓著，使18万居民住进了新公寓。最壮观的工程是1930年完工的庞大的卡尔·马克思大院（Karl–Marx–Hof），这片专为穷人建造的住宅共有1,382套公寓。

但是，这些情况并非常态，而且远不能满足需求。1927年，长期的住房荒仍未缓解，德国还有100万家庭没有自己的家。瑞典在20年代加大了建造住房的努力，但对城市严重的住房拥挤状况来说是杯水车薪。巴黎和法国的其他城市毫无章法地向外扩展，郊区建起的住房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污秽肮脏，里面住着从乡间或国外蜂拥而至寻找工厂工作的移民。在英国，住房的逼仄污乱也是巨大的社会问题，在工业区尤以为甚。据估计，大战刚结束时英国需要80万所住房。通过推行战后住房计划，英国建起了21.3万所住房。但是，由于1920—1921年间贷款的成本激增，住房计划虎头蛇尾，草草而终。1923年的保守党政府采用了给私人建筑公司提供补贴的办法，但私人企业在后来6年间建造的36.2万所住房大多是贫穷工人家庭买不起的，主要卖给了中产阶级下层成员。1924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引进了第一个社会住房方案，由市政府负责建造住宅，政府提供补贴以控制租金的上涨。这种俗称为“政府公屋”（council house）的建筑快速扩大，到1933年已建成了52.1万所，住户主要是工人阶级。这是个好的开始，但仅此而已。仍然有几百万人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在南欧和东欧的城市中，恶劣的居住条件是常态，大批人从贫穷的农村涌入城市使之进一步加剧，而农村多数人的住房条件一直非常原始。

工会的成员大为增加，它利用劳方在大战中新获得的讨价还价力量压倒资方，成功地确立了每周工作40小时的规定。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开始，40小时工作周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推行。这减少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尽管实际上工人还是要加班，所以他们每周劳动的时间仍不止40小时。技术工人的工资有了上涨，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中，工资的上涨远跟不上企业利润的增加。然而，具体的情况千差万别。正在扩张的新兴产业的工人境况较好。为了增加汽车产量，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大型工厂雇用的工人数以千计，20年代期间，工人实际工资增加了40%。不过，虽然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但是他们的工作大多十分单调，流水线上的工人千百次地重复同样的动作，劳动纪律异常严格。大部分工厂工人都是移民（到1931年，法国的移民达到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7%），遭受着各种歧视和虐待。20世纪20年代，法国接收了40万俄国难民，是其他国家接收难民数量的4倍。其余的难民大多来自波兰、意大利、亚美尼亚和阿尔及利亚。

传统产业的工资走向截然不同。英国的煤矿业产能严重过剩，于是雇主企图降低工人工资（最后成功了），这引发了1926年5月1日到13日的大罢工，那是20年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150多万来自运输和工业部门的工人参加了罢工，声援被雇主关在大门外的约80万煤矿工人。政府强迫罢工停止的力度不断加大，10天后，工会联盟（Trade Union Congress）就偃旗息鼓，接受了政府提出的几乎是侮辱性的条件。矿工们虽继续坚持反抗，但6个月后，罢工以他们的完败告终。矿工们衣食难周，无奈只能接受矿主强加给他们的工作条件——工作时间加长了，工资却减少了。1928年11月，德国雇主采取了同样的强硬态度。他们公然违反仲裁决定，强行规定新的工资标准，为此把鲁尔钢铁工业的全部工人——共约22万人——关在工厂大门外。这些大型冲突最明显地昭示了产业工人（特别是传统重工业工人）和工会力量的削弱，也表明失业率居高不下之时，雇主讨价还价的力量增强了，态度也日趋强硬——这还是在大萧条之前。

法国与德国一样，在采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大型产业方面走得最远。这种方法是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于世纪之初发明的，那时亨利·福特在1913年刚刚把大规模生产技术应用于汽车生产。工业生产合理化在德国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加剧了失业。20年代早期，德国的失业人口还比较少，但1925—1926年间猛增了两倍多，达到200万人（占德国劳动人口的10%）。在欧洲其他地方，类似的严重失业也屡见不鲜。在丹麦和挪威等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中，失业率达到了17%~18%。传统重工业和纺织业在世界市场上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它们的迅速扩大又导致了产能过剩，因而造成了高失业率。即使在大萧条前，英国的失业人口也从未低于100万。

1911年，英国根据《国家保险法》初次实行失业保险制，战后又进一步扩大了失业保险的范围，覆盖了约1,200万英国工人（但这仅是全国劳工的60%左右）。妇女也被包括在内，但她们每周领的失业救济金比男人少。家庭仆佣、农业工人和公务员不在保险之列。这个办法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发生，但它旨在应付短期失业，而非长期的结构性失业。保险基金的资本不敷使用，只能由国家通过课税来补贴。德国的问题和英国类似，但更为严重。德国于1927年建立了失业保险的安全网（这是对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的健康、事故和老年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到大萧条发生时，失业保险已是步履维艰，大萧条发生后更是不堪重负。无论如何，德国工人只有不到一半人能够享受失业救济。虽然欧洲其他国家也效仿英国引进了失业救济制度，但对工人的覆盖面更小。

如果说经济繁荣对欧洲工业区产生的影响既不全面也不均衡，那么在欧洲大部分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许多靠着小块土地勉强为生的农民就与经济繁荣的好处完全无缘。许多农庄主靠大战发了财，战后的通货膨胀又消除了他们的负债。大战结束时土地价格走低，有财力的人因此得以多买土地。但是，农业很快遇到了艰难时世。随着战后经济复苏步伐的加快，欧洲的农业产量开始增加，但市场上已经出现了粮食过剩。大战期间，欧洲以外的国家扩大了粮食生产来补足欧洲市场的短缺，现在市场上充斥着它们的产品。20世纪20年代晚期，苏联通过出口粮食来赚取资金，以进口急需的工业设备，这一政策更加剧了市场上粮食的过剩。于是，粮食价格急剧下跌。到1929年，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比起1923—1925年间降了1/3以上。高度依赖农业生产的东欧和南欧国家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

农业基本上仍未实现机械化。战后的土地改革把许多大庄园分成小块，产生了大批生产力较弱的小农庄，造成了土地的零散化。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地方实行了农业补贴，帮助促进了生产力的改善，波罗的海国家把重点转向乳制品和畜牧业产品的生产，增加了国家的出口。但是，大部分靠种地为生的农民在大萧条到来之前已经度日艰难。农民负债激增，令人惊心。大萧条使许多农民堕入破产的深渊，但在那之前，他们就已经滑到了深渊边缘。随着城乡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年轻人在乡间看不到未来，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涌入城镇，住在拥挤肮脏的贫民窟里。美国自20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实行更加严格的移民控制，人们不再能大量移民美国。但是，国内移徙十分活跃。只在法国一国，1921年到1931年间就有60万人离开田地，去城市的车间和工厂碰运气。

对生活在乡间的人来说，20年代晚期和繁荣根本沾不上边。对处境艰难的欧洲大部来说，大萧条相当于雪上加霜。“危机前的危机”使得农村居民在大萧条发生前就成为激进分子煽动的理想对象。许多雇农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吸引。另一方面，拥有土地的农民一般倾向于支持日渐强大的专制右派。

虽然大部分欧洲国家在20年代后半期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复苏，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旦时运不济，欧洲就会陷入严重的困境。几乎没人意识到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存在。比起前一个十年，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许多人，也许是大部分人，觉得日子会越来越好。尽管有些人比较谨慎，对未来的乐观还是压倒了对灾难的预言。但是，1929年10月24日到29日纽约股票市场发生大崩盘，剧烈的冲击波传到欧洲后，对未来的乐观顷刻间消失无踪。

另一种模式

经济危机尚未到来，预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人就已经开始向苏联投以崇敬的目光。苏联没有受到国际经济起伏的影响，它的模式是国有社会主义，旨在为最终实现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分歧，没有不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在许多人眼中，苏联模式代表着理想的未来。它似乎是市场经济以外的另一种更好的模式，能够建立比严重不公、经济模式过时的劣等资本主义制度更好的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计划和经济自给自足似乎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在欧洲各地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苏联的经济增长的确可圈可点，当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动乱，加之内战的破坏，苏联经济增长的起点较低。苏联经济复苏的速度令人瞩目。到1927—1928年，工业和农业产值都达到了1913年的水平。政府在1921年至1928年间实行新经济政策，把农民的利益与粮食生产联系起来，并允许农民在一定限制下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这个政策大获成功。但到了1927年，它也造成了一些困难。在工业方面，苏联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欧的先进国家。

苏联领导层一直在激辩如何摆脱经济落后的处境。他们认为，克服这个巨大的弱点首先是抗击贪婪的帝国主义列强威胁的需要，也是改善人民生活、为社会主义未来夯实基础的前提。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早晚必然要打仗。1928年11月，苏联处于经济和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时，斯大林对党的中央委员会说：“不这样干我们就会被消灭。”但是，通往这个决定性关头的道路崎岖曲折。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经济政策日益成为苏共内部激烈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直到斯大林确立了绝对主导地位，苏联经济的方向发生了剧变。

新经济政策自1921年开始实行起就争议不断。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托洛茨基，仅将其视为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他们力主加强国家计划经济，宁肯损害农民利益也要加快实现工业化。托洛茨基还坚持认为，应继续输出布尔什维克主义，促进世界革命。另一方面，斯大林在1924年12月宣布，党的目标只能是“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到那个时候，托洛茨基的影响力已经在迅速减弱。的确，他的论点非常有力，人格魅力十足，但他树敌太多。此外，他对党内关键权力杠杆控制比较薄弱。斯大林得到了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y Zenoviev）、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和“党的宝贝”（这是列宁给他起的绰号）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等苏共领导人的支持，在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占了上风。1925年，托洛茨基辞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同年晚些时候又被踢出政治局。1927年，他和他的追随者因“异端”观点被开除出党。次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莫斯科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斯大林自1922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助了他一臂之力。1926年，他们俩改弦易辙，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反对在他们眼中过于偏向农民的经济政策。

事实上，虽然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努力没有减弱，但向着全面计划性工业的步子已经迈出。这时，斯大林在力挺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的坚定支持下，削弱并最终扳倒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27年，这两人也被驱逐出党（不过第二年，他们低头悔过，谴责了托洛茨基，收回了对斯大林的反对，他们的党籍又得以恢复）。

斯大林要求大量征用粮食，对农民阶级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这使他与他原来的盟友、力主维持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日益对立。到1928年中期，两人成了不共戴天的政敌。斯大林坚信，小农生产是阻挡经济增长的不可克服的障碍。随着工业人口的不断扩大，保证他们的粮食供应至关重要，而这只有通过国营的大规模农业生产才能做到。斯大林靠着灵活的手腕赢得了党内对加速工业增长这一宏伟计划的支持，却苦了农民。他把党的机器控制在手中，把布哈林斥为“背离分子”（deviationist）。到1929年，布哈林就成了过气人物。斯大林赢得了权力斗争，当上了苏联的最高领袖，终于成为不可挑战的列宁的接班人。

那时，新经济政策虽然没有被正式废除，但实际上已经被淘汰。1927—1928年的冬天，农民不愿意以被官方压低的价格出售粮食，把粮食都囤积了起来。就在重要的大型工业工程相继上马之时，粮食短缺问题开始日益突出。利用粮食短缺大发不义之财的中间商买进农产品后以黑市的高价卖出。原名约瑟夫·朱加什维利（Josef Dzhugashvili）的斯大林无愧于他为自己起的别名（斯大林的意思是“铁人”），做出了非常合乎他本人性格的反应：实施粗暴的强制措施。1928年1月，他专程前往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像内战期间那样，征用了农民仓库里的粮食。任何对所谓“乌拉尔—西伯利亚方法”的反对都被断然否决。布哈林试图防止强征粮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阻止斯大林掌握更多的权力，却徒劳无功。

1928年中期，斯大林在关于未来经济政策的争执中胜出。那年提出了一项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计划草案，在1929年4月的党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事实上，这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大多杂乱无章，设定的那些非凡增长的目标号称是实现了，但依靠的是官方的虚假数据。不过即使如此，苏联的进步也是令人钦佩的，特别是考虑到其他的欧洲工业化国家当时正在经济大萧条中痛苦挣扎。一座座庞大的工业城拔地而起。在第聂伯河（Dnieper）下游修建了一座巨型水电站，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和西伯利亚的库兹涅茨克（Kuznetsk）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冶金厂，斯大林格勒和哈尔科夫（Kharkov）的拖拉机制造厂规模进一步扩大。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加入产业工人的行列，使之4年内就翻了一番。即使按照对苏联方面数据存疑的估计，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也超过了10%，到1932年，煤炭、石油、铁矿石和生铁的产量大约增加了一倍。

然而，这一切对人造成的伤害极大，任何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坚决不会为发展经济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产业工人的工作条件、薪资报酬和生活水平都极为低下。工厂的劳动纪律严酷异常，对“偷懒者”的惩罚毫不留情。不过，在五年计划下受害最深的是农村地区。政府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只能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推行工业化。1929年，从农民那里收不上来粮食，结果城镇闹起了粮荒，只能采用配给面包的方法，这促使政府在同年通过了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方案。该方案旨在用两年时间将苏联1/4的农田收归相当于大型农业工厂的集体农庄，把农民的土地充公，使农民成为乡村无产阶级。事实上，集体化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到1930年3月，苏联2,500万户农民家庭中的60%已经加入了集体农庄。

但是，农民对此极为抵触。有几个地区甚至爆发了叛乱，参加者接近75万人。一个小自耕农说：“对我们征收粮食和土豆，根本就是明抢，贫农和中农都不能幸免。一句话，是强盗行为。”他要求废除农业集体化，恳求得到“自由，那样我们会心甘情愿地帮助国家”。政府暂时承认了这个问题，斯大林将其归咎于“被成功冲昏头脑”的地方官员的过火行为。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比例剧降到23%，但那只是一时安宁。很快，集体化的压力又卷土重来。到1931年的收获季节，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户再次被要求加入集体农庄，苏联的粮食几乎全部由集体农庄生产。3年后，农业集体化普及到了全国。

从城里派来的由党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工作队采用无情的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国家颁布了“去富农化”（即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来打击富裕农民，说他们是乡村的资本家。然而，“富农”一词的含义全由工作队任意确定。只要是反对集体化的人都可能被扣上“富农”的帽子，遭到监禁，被流放到遥远的劳改营去，或干脆被枪毙。只在乌克兰，就有113,637名“富农”在1930年的头几个月遭到流放。有些人反对强制集体化，但实在太穷，无法被划为“富农”，他们就被称作“准富农”，同样受到严惩。许多“富农”选择了逃走，财产能卖就卖，卖不了就干脆丢弃。有些人先把妻子和孩子杀死，然后自杀。

政府本来期望粮食生产会翻番，实际却发生了减产。虽然减产的幅度不大，但国家采购的粮食增加了一倍有余，结果造成了农村地区严重的粮食短缺。农民被迫加入集体农庄的时候，不愿意把自家的牲畜上交国家，宁可将其杀光或任其饿死。于是，牛和猪的存栏量减少了一半，山羊和绵羊减少了2/3，导致了肉和奶的短缺。如果某个集体农庄没有交够公粮，国家就不把其他地方的农产品调拨给它，还勒令它上交谷种，因而这个农庄来年夏天必定将继续歉收。

苏联农业政策的直接后果是1932—1933年的大饥荒，其严重程度更甚于1921—1922年的饥荒。哈萨克斯坦和北部高加索地区受害尤烈。在本该是富饶产粮区的乌克兰，饥荒造成的结果惨不忍睹。一位党的干部走访那里的一个村子时，村民们对他说，“我们弄到什么就吃什么——猫、狗、田鼠、鸟”，甚至树皮。1932—1933年，2,000多人因为吃人而被判罪。大饥荒在乌克兰造成的死亡人数没有准确的数字，最可靠的估计是大约330万人死于饥饿或与饥饿相关的疾病。全苏联的数字应该还要多一倍。

关于这种惨状的一些消息传到了国外，但苏联的崇拜者对这样的消息要么不当回事，要么斥之为反共宣传。西欧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苏联发生了饥荒。没有几个外国观察者能够亲眼看到那场灾难。有此机会的少数人之一，英国记者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将它描述为“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罪行之一，后人将无法相信发生过如此可怕的事情”。他说得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大陆东部的人民最为苦难深重；在战后的动乱和俄国内战中，他们的苦难未有稍减。

文化之镜

对于自身所处的世界以及决定着自己生活的那些不可阻挡的力量，欧洲人是如何看待的呢？对此当然没有统一的答案。人的生活方式和因之产生的想法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家庭背景、社会阶层、政治文化，还有变幻莫测的历史发展。无论如何，能够提出洞见卓识的人必然多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获得的高等教育是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企及的。创造性艺术中最具开拓才能的人既反映了，也塑造了广义上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吸收“高等文化”产品的通常是上层阶级或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员，社会思想和艺术创作的重要发展对他们影响至深，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间接的。然而，人口的大多数接触不到“高等文化”，那不在他们的正常生活范围之内。

多数人在每天下班后或周末休息时接触到的是通俗文化，比如看电影、去舞厅跳舞，还有（至少对男人来说）一个重要的活动，那就是泡酒吧。这样的文化为受众提供的不是对生活与世界的反思，而是对现实的逃避、片刻的兴奋，以及对每日单调乏味，经常是沉抑郁闷生活的暂时摆脱。看电影是逃避现实的最好办法。欧洲各国的城镇建起了一座座“电影宫”，以德国为最。1930年，德国电影院的数目达到了5,000多家（比10年前多了一倍），座位总数为200万。20年代末，有声电影开始取代无声电影，吸引了更多的观众。电影院对观众投其所好，放映的电影大多是喜剧片、剧情片、冒险片或浪漫片。令劳动阶层男人趋之若鹜的另一个逃避现实的办法是观看职业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赛。不过妇女对体育比赛基本不感兴趣。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足球热就从英国传到了其他欧洲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国家都设立了大型足球联赛制。每次举行足球比赛，观众都是人山人海。在英国，1923年第一届温布利杯的决赛中，博尔顿流浪者队以2比0击败西汉姆联队，那次比赛观众的官方数字是12.6万，但通常认为，实际的观众人数要多一倍。[1]

“高等”和“通俗”文化通常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它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都成了两次大战之间欧洲“时代精神”的核心。它们体现的不仅仅是不同的文化形式。“一战”后第一个十年间文化和艺术创新的极致显然只有很少数人能欣赏。各种先锋（avant-garde）文化形式不可胜数，它们不仅与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毫无关系，而且，当它们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构成尖锐挑战的时候，还遭到了大众的仇视和抵制。

先锋文化指文化现代主义的艺术理想、形式和表现。从20世纪开始，几乎所有领域的文化创造都脱离了过去古典派、现实派和浪漫派的表现方式，有意识地转向了“现代主义”（尽管现代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20年前，甚至更早）。“现代主义”的审美概念涵盖面很宽，包括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们的一致之处在于反叛过去的艺术形式，以为其过时、浅薄，缺乏内在意义。1906年，德累斯顿的几个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艺术家组成了“桥社”（Die Brücke），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它将成为通向新艺术时代的“桥梁”。“桥社”的成立宣言称：“我们年轻人肩负着时代的未来，要从地位已经确立的年长之人手中夺得行动自由和生活自由。”一切常规的或“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在他们拒斥之列，取而代之的是对新的“现代”审美形式的恣意实验。艺术家凭着想象力和创造力彻底破旧立新。现代主义完全摒弃过去关于美、和谐和理性的理想，碎裂、分散和混乱成为新的基调。这种文化形式惊人地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政治和经济断裂。

“一战”后，巴黎和1914年之前一样，仍然是吸引文化能量和创造性的磁石，巴成为现代主义艺术活力的中心。大战前就定居巴黎的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是艺术苍穹中最璀璨的明星之一；那时，他已经因创造了以抽象三维表现形式为特点的立体主义（Cubism）而盛名远播。法国首都跃动的艺术活力使欧洲各地及欧洲以外的艺术家趋之若鹜。包括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在内的现代主义作家也群集巴黎。巴黎左岸艺术家的创新如火如荼。（1916年在苏黎世创立的）达达主义（Dadaism）和（次年在法国发源的）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这两种最新颖、最具革命性，又彼此紧密相连的艺术形式20年代期间在巴黎红极一时。这两种艺术形式从视觉艺术延伸到文学、戏剧、电影和音乐。它们主要是对造成了惨绝人寰的“一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反应。它们都拒绝理性和逻辑，强调荒诞、荒谬、无逻辑、非理性。它们描绘想象力的怪异跳跃，直接或间接吸收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卡尔·荣格（Carl Jung）的心理分析及关于人下意识本能冲动的研究成果。这类实验性艺术旨在显示，在世界井井有条的表面下隐藏着无法解释的混乱。理性逻辑的表象掩盖着荒诞，那是心理深层的奇异狂想。这样的艺术旨在对人的感性造成冲击，促使人去寻求未知的意义和可能性。

20年代期间，文化“现代主义”的形式五花八门，在欧洲各地表现不同，但经常互相重叠。俄国的“构成主义”（Constructionism）和荷兰的“风格派运动”（De Stijl）强调在设计中使用抽象的几何图形。意大利“未来主义”（Futurism）的鼎盛时期在“一战”之前，现在风头已过，它使用抽象画来描绘速度、动态和技术的成就。在写作方面，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ees）、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诗作［最著名的是他1922年出版的名作《荒原》（The Waste Land）］和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中心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小说都自觉运用了现代主义的手法。被称为“第二维也纳乐派”的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和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使用十二音的变化组合，发明了“无调性”音乐，与古典音乐的和声决裂。

无论现代主义采取何种形式，其特点都在于摒弃常规的艺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碎片化、非理性、脆弱和不和谐，与战后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恰好相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展出相对论这个革命性的理论后，就连物理学都失去了确定性。1927年，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提出了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表明不可能精确地知道原子核周围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这似乎证实了无法用理性来解释世界的观点。

战前的先锋文化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的所有特征，但1914—1918年间发生的惨剧更加剧了艺术对理性的攻击。现代主义在战前仅是“外围”运动，现在却进入了欧洲的文化主流；至于它是否获得了大众的接受，那却要完全另当别论。

德国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现代主义”创新在欧洲领袖群伦，就连巴黎也甘拜下风。由于“魏玛文化”（指那个时代卓越的德国先锋文化）的意义历久不衰，所以很容易夸大它在当时的代表性。其实，即使是在魏玛共和国，多数文化表现形式仍然是保守、符合常规的（“魏玛共和国”的名字来自图林根的魏玛城，这个小城曾经是德国文化的中心，是歌德和席勒生活过的地方，1919年的制宪大会也在那里召开），比如，1930年慕尼黑艺术展近3,000件的展品中，只有5%是“现代”作品。尽管如此，在那短短的几年间，魏玛共和国，尤其是它的中心柏林，无论在政治上多么坎坷艰难，其先锋文化和思想创新的蓬勃怒放在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20年代这种创造性的爆发到了30年代却遭到激烈摒弃，艺术和社会思想与时代情绪变化的密切契合在德国表现得最为突出。

德国的先锋文化没有因大战而断裂。战前那个十年最有活力、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是表现主义，它故意扭曲物体的形状，使用刺目颜色的异常组合来揭开肤浅的表象，露出深藏于内的感情和焦虑。表现主义的一些领军人物怀有乌托邦式的梦想，甚至欢迎大战的到来，将其视为摧毁旧有资产阶级秩序的一剂猛药。初临战场作战更是让他们激动万分。画家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在1914年写道：“我真希望能把这样的巨响画出来。”这种兴高采烈的情绪转瞬即逝。大战接近尾声时，贝克曼、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和奥斯卡·考考斯卡（Oskar Kokoshka）这3位志愿兵[2]都已经退伍，不是因为身体垮了，就是因为心理崩溃。另外两位画家奥古斯特·马克（August Macke）和弗兰茨·马尔克（Franz Marc）不幸阵亡。表现主义在战后仍然存在，虽然很快就让位于达达主义这一更加公开的社会和文化抗议形式，还有淋漓尽致“忠实”表现战争的恐怖和革命暴力的新现实主义。

战前表现主义那充满理想的热情变成了对人性的阴郁悲观。1919年3月，贝克曼完成了大型画作《夜》（Die Nacht），描绘了街头暴力和政治混乱侵入家中的骇人景象。1914年热情参军的画家奥托·迪克斯（Otto Dix）用战争致残者作为素描的题材，他的素描受达达主义的影响，人物周围散落着剪成碎片的报纸和钞票，象征着现实生活的破碎。格奥尔格·格罗斯（Georg Grosz）明确将反战情绪政治化了，他的画作描绘了阵亡士兵的残缺尸体和战争致残者受损毁的形象，还有饥肠辘辘的乞丐、在城市肮脏阴暗街角拉客的妓女，或大发战争财的贪婪投机商、脑满肠肥的工业资本家和自鸣得意的军国主义者。

到20年代中期，文化的主导潮流似乎反映了德国趋于稳定的局势。表现主义和其他相关的艺术形式专注于心理、感情和理想主义，但现在人们开始寻求审美的清晰有序，于是“新客观主义”或“新即物主义”（Neue Sachlichkeit）应运而生，它得名于1925年在曼海姆（Mannheim）举办的一场艺术展览。至此，实物设计、建筑、绘画、摄影、音乐和戏剧都采纳了现代主义形式。1919年，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在魏玛创立了包豪斯学院（Bauhaus），后来学院迁到德绍（Dessau）。包豪斯学院的艺术家、雕塑家、建筑师和美术设计师共同创造了一种注重合理性和功能性的新风格。其中一位著名艺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大战前曾是慕尼黑的表现主义艺术家团体“青骑士”（Der Blaue Reiter）的领袖人物。他从俄国归来后，采取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新设计风格，更加棱角分明，并采用抽象的几何形状。包豪斯学院既追求理想化的艺术目标，也面向实际生活。格罗皮乌斯认为，应当利用技术来设计规划合理的新型住房，以解决民众的苦难，消除阶级界限。包豪斯学派的设计以清洁、舒适和高效利用空间为特征。在这种理想化的设计中，风格的简约与美密不可分。它是“新客观主义”最切合实际、对社会最有价值的表现。

建筑设计创新的一个出色成果是为1927年斯图加特住宅展览会设计的魏森霍夫住宅区（Weissenhof Estate）。它由包括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内的一组出类拔萃的建筑师在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指导下设计而成，共有60座建筑物，表现了现代主义的新风格：几何线条、朴素无华的外观、平面的屋顶和开放的内部空间。把钢铁、玻璃和水泥用于艺术是对机器时代、现代技术和大规模生产的反映。设计者奉行的格言是“无饰的形式”（Form without Ornament）。不过，不欣赏这种风格的大有人在。激烈的反对者斥其为“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尽管建筑设计和城镇规划的先锋派建筑师应邀为柏林、法兰克福和其他地方设计过公寓大楼，但他们对20年代德国城市中严重的住房荒基本上没有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然而，现代设计［如20年代在法国初创的装饰艺术（Art Deco）］的大部分内容还是逐渐进入了各种日常用途，不仅在德国，而且远及其他国家。

德国文化领域中，文学和社会思想百花齐放，丰富多样，不能一股脑儿全部归入“新表现主义”和“新客观主义”的类别，无论这两个术语的范围有多么宽泛。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最出色的作品中，有一部也许可以算是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里最具影响力的德国小说。托马斯·曼原来是保守主义者，后来逐渐转而支持新生的德国民主，即使不是出于本能或感情，至少也是出于理性。《魔山》（Der Zauberberg）1924年出版后好评如潮。其实，这本书在战前就已动笔，大战期间一度停笔，到十几年后才最后成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显示出来的人类自我毁灭能力对该书影响至深，书最后写成时，形式与曼开始时的构想已迥然不同。这部著作十分复杂，象征意义丰富，主要聚焦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故事的背景非常特别，是瑞士阿尔卑斯山中一所肺结核疗养院，那是对病弱腐朽的世界的比喻。书中的两位主角塞塔姆布里尼（Settembrini）和纳夫塔（Naphta）代表着理性和可怕的非理性的冲突。第三个角色卡斯托尔普（Castorp）在他们二人之间左右为难，最终似乎决定与启蒙运动价值观站到一起，但在小说接近含意不明的尾声中，他却说自己“支持非理性的原则，事实上，我早就开始奉行病态的精神原则了”。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作品含意神秘莫测，似乎是对未来的预示，其中心主旨也是非理性，这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表现为一种无从解释的可怕力量。它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使人既无处可逃，也无力抵抗；它决定着人生，使人如同生活在逼仄的铁笼之中。卡夫卡的著作在20年代并不广为人知，到他于1924年逝世很久以后才开始出名。卡夫卡本人苍白消瘦，两眼凹陷，心理上痛苦纠结。他与德国先锋派的主要文学人物没有多少联系（尽管他对那些人的许多作品相当熟悉），因此，他作品的奇诡创新就更加异乎寻常。卡夫卡不比别人更能未卜先知，但是他的作品似乎特别能捕捉到个人在现代社会和官僚机制权力压迫下那种绝望无助和茫然失措的疏离感，是现代主义文学中最悲观的一类。才华横溢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官僚机构的权力视为现代性的实质所在。他也写到理性化社会中的“世界袪魅”，但他认为有纪律的理性将捍卫自由。卡夫卡的作品里不存在这种潜在的乐观主义。

卡夫卡描绘了掩藏在日常活动秩序井然的表面下的现实，那是一个由官僚规则、指令、法律和迫害构成的不可理喻的世界，企图走出这个迷宫的人到处碰壁，永远无法从这一片混乱中脱身，获得他渴望的遥不可及的救赎。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 （The Trial）出版于他逝世后的1925年，主角约瑟夫·K遭到逮捕，至于罪名是什么则从未说明，他被交给一个虽然看不见，但阴险可怕，似乎无所不在、无法逃避的法庭接受审判。他企图申辩自己无罪，但法庭说，“有罪的人都这么说”。虽然没有正式的法庭程序，但对他的“审判”旷日持久，逼得他一点点承认有罪，直到彻底投降，最终在一处偏僻荒凉的采石场乖乖地任由两个沉默的行刑手将他野蛮处决。在1926年出版的《城堡》 （The Castle）中，一个土地测量员来到一个偏远的村庄，据说是奉谁也没有见过的城堡主人的命令而来。村民们非常抱团，自始至终敌视他这个外人；他们服从于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城堡的掌权者，但城堡掌权者究竟是谁，则始终没有清楚说明（虽然村民们对它深信不疑）。这个外来人越来越沉迷于弄清楚城堡的掌权者以致不能自拔，但他遇到了一层密不透风的社会控制网。他甚至无法见到一个也许纯粹是想象中的高官，去问明白为什么他这个土地测量员应城堡的聘请而来，却永远无法踏入城堡一步。卡夫卡作品中表现的对无法理解的规则的自愿服从，似乎预示了后来几十年间出现的极权社会，虽然他那异常复杂的文字可以任人做出各种解释。

的确，20世纪20年代期间，“高等文化”在众多欧洲国家的各个领域硕果累累，成就惊人，然而，它却对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任何直接影响。德国戏剧即是一例。20年代期间，德国的戏剧即使在小城镇也非常红火（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把向美国借来的短期贷款大量用作公共资金），成为辉煌的魏玛文化的一个中心要素。最著名的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对新的戏剧表现方式做的实验。他使用蒙太奇手法、简约的背景和互不相关的场景来表现对行动的疏离而不是认同，以此表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但是，大部分看戏的观众都对布莱希特的实验戏剧和其他先锋派作品敬而远之。在20年代剧院上演的剧目中，实验戏剧最多只占5%。多数戏剧还是保守的常规戏剧，受多数观众欢迎的是音乐剧、喜剧、笑剧和其他的轻松型娱乐。无论如何，由于票价的缘故，经常看戏的人只占人口的少数，大多属于中产阶级。1934年的一次调查表明，多数德国工人从来不去剧院。

其他媒体同样体现了“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脱节。留声机，特别是收音机的普及意味着人们不必出门即可得到娱乐——大多是轻松型娱乐。年轻人尤其更愿意听大西洋彼岸传来的雷格泰姆音乐、爵士乐、舞曲或流行歌曲，而不是贝多芬或瓦格纳，更遑论勋伯格或韦伯恩了。

现代文学的经典著作也经常是读者寥寥。书籍仍然比较昂贵，基本上只有富裕的人才买得起。公共图书馆倒是加建了不少，但工人阶级是否能直接从中受益并不清楚。“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在德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大些，他们也许会竞相阅读托马斯·曼的《魔山》（至少谈起来不至于对其一无所知），但大多数德国工人的阅读似乎只限于报纸杂志。英国读者读起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和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写的侦探悬疑小说来如饥似渴，对P. G. 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笔下的仆人吉夫斯（Jeeves）和他主人伍斯特（Wooster）的倒霉遭遇看得津津有味，却不会埋头研究弗吉尼亚·伍尔夫那高深的“现代主义”作品。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在1924年发表的《超现实主义宣言》（Manifest du surréalisme）、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或毕加索的最新画作，以及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那不同凡响的（特别是因为它十分冗长）7卷本史诗小说《追忆逝水年华》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也许使巴黎的知识分子兴奋不已，但内地各省的农民或北方大工厂里辛苦劳作的工人不可能和他们一样为之激动。弗里茨·朗格（Fritz Lang）在1927年拍成了才华横溢的未来主义默片《大都会》（Metropolis），对人沦为机器的奴隶这一现象做了反乌托邦式的描绘，可是，就连一位比较客气的批评家都认为那部电影是个失败，“因为它根本不像生活，既不像昨天的生活，也不像明天的生活”。迅速增长的电影观众最喜欢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演的让人哈哈大笑的滑稽默片，不愿意去看发人深省的先锋艺术杰作，然后去思索生命的意义。

艺术和娱乐所代表的“高等文化”和“通俗文化”这两个领域很少有交集或重叠。在大多数欧洲人看来，先锋派现代主义文化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也不受其影响。但它的意义仍然十分重大；在仅仅几年后的1933年，纳粹党把被其文化和种族意识形态认定为非法的书籍付之一炬，对“堕落的艺术”发起正面攻击，以最野蛮的方式确认了这一点。

后来的情况表明，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成了文化上的分水岭。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对一切具有威胁性的“现代”新事物的批评急剧增加，于是，对“堕落的艺术”的攻击成了法西斯武库中的有力武器。这种攻击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极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年代期间那里的艺术实验非常激进前卫。然而，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右翼法西斯在文化上要做的，都不是使时光倒流，回到传说中的传统时代，而是要在（实际上经常被严重扭曲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旗帜下追求另外一种乌托邦。这个理想本身也是“现代”的，它利用技术进步的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这肯定带有现代色彩。但法西斯版的“现代”坚决拒绝自1789年起传遍欧洲的自由多元主义、个人主义、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法西斯乌托邦理想的中心内容是通过摒弃“堕落”“病态”的现代形式来实现民族的重生。这意味着无情清除多元社会中的先锋艺术创作。

先锋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脱节在大多数社会中普遍存在。更为不祥的是文化悲观主义。这种思想在德国人数众多、教育良好的资产阶级成员当中最为突出，它把先锋文化与通俗文化一律谴责为颓废腐朽现代性的表现和民族衰落的象征。现代艺术形式受到思想保守人士的百般鄙夷。在古板的中产阶级的家里、小镇的咖啡馆或乡村酒馆的酒桌旁，柏林上流社会的耽于享乐也是千夫所指。这种“颓靡”被视为对国家道德与文化本质的威胁。

德国中产阶级坚决拒绝“美国影响”，将其视为现代社会一切弊病的代表。他们把爵士乐斥为“黑人音乐”，认为产生了那种音乐的文明远远劣于孕育了巴赫和贝多芬的文明，而“美国”交际舞那挑逗性的节奏则可能引诱年轻姑娘失足。一个教士说，姑娘们时兴的“美国式”短发“完全丧失了精神准则”。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似乎成了低俗文化的代表。这位歌手兼舞者是非裔美国人，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她演出的舞蹈充满着异国风情（和色情挑逗），身上几乎一丝不挂，只用几束香蕉遮住关键部位。她在柏林的演出（和在巴黎一样）造成了轰动。好莱坞电影在20年代末吸引了几百万观众。批评者说，那些电影的平庸“吞没了不仅是个人，而且是全体人民的个性”。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品被视为对德国传统手工艺的威胁，象征着消费主义的大型百货商店挤垮了小店铺。这些都是“美国影响”的表现，而“美国影响”被认为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文化本质的攻击。

在德国，对文化堕落的攻击不仅限于“美国影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都在应予痛斥的现代社会弊病之列，这里面有着清楚无误的种族因素。犹太人是文化生活与大众媒体中的佼佼者，很容易把他们说成是大城市中现代“沥青文化”的主力，而那种文化正好是植根于乡村的“血与土”文化的对立面，“血与土”才是“真正”的德意志文化。

文化悲观主义也促使人希望创造新的精英，因而为通过优生和“种族清洁”来实现民族重兴的思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天翻地覆使许多人痛感价值观沦丧和文化衰败。大战中的人员损失特别加重了对生育率下降的担忧。当时对这个问题评论很多，人们普遍认为它威胁到了家庭、家庭所代表的价值观和民族的繁衍力。看到肢体残缺的伤兵和因丈夫死在前线而伤心欲绝的年轻遗孀，人们似乎就看到了国家今后将面临的人口减少的危险。生育率的下滑加上人口质量的降低，使得医学界一些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忧心忡忡，也加大了实行优生学的呼声。

这种情况并非德国独有。英国的优生学会1926年创立，很快就有了约800名成员，主要来自科学、文化和政治精英阶层。他们孜孜于通过生物手段改善人类，尽管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斯堪的纳维亚、西班牙、苏联和其他地方也成立了优生学会。在德国之外，也有人提出要对精神病人实行强制绝育以改善人口质量，比如，1922年，在瑞典的乌普萨拉（Uppsala）成立了一个种族生物研究所。但是，对种族质量的重视在德国最为显著。早在1920年，一位名叫卡尔·宾丁（Karl Bingding）的律师和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霍赫（Alfred Hoche）的精神病专家就提出了在当时仅有极少数人支持的极端观点，认为法律应当允许“消灭不值得存在的生命”。“对民族质量而非数量的强调与我国产粮区面积的缩小有着心理上的联系”，1925年在德国精神病学会发表的一场演讲如是说。这种说法将人口政策与缺少“生存空间”（德文为Lebensraum，该词后来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用语）联系在了一起。两年后，德国生育率的下降被说成是“城市对农民阶级的胜利”和妇女解放造成的“我们文化衰落的众多象征中最可怕的一个”，最终必定导致“白种人的衰亡”。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著作《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对文化悲观主义影响至深。该书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大战即将结束之时，第二卷出版于4年后。斯宾格勒旁征博引，使用生命周期的生物学比喻对历史上不同的文化做了比较，从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角度提出，西方文化在物质主义的影响下注定要没落，除非精英领导的强大国家动用国家的力量予以抵制。到1926年，这部内容庞杂的巨著卖出了10万余本，读者全部是德国中产阶级。汉斯·格林（Hans Grimm）于1926年发表的小说《没有生存空间的人民》（Volk ohne Raum）比斯宾格勒的著作轻松易懂，但同样加剧了文化悲观主义的情绪，成为被右翼政治力量利用的工具。该书暗示，人口过多是德国经济困难的根源，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发动“争取生存的斗争”去征服新的土地（格林设想去非洲征服土地，反映了他对帝国的怀恋之情）。1926年到1933年间，这本小说的销售量达到20万册以上，购买此书的许多人无疑是日益壮大的纳粹运动的支持者。

德国的6,000万人口中，斯宾格勒或格林的热心读者只占一小部分。尽管如此，像他们这样的作者和其他能够利用报纸杂志宣扬观点的人，以及神职人员和学校老师这样的意见“传播者”，其影响力绝不能低估。他们形塑公众态度的潜力同样不可小觑，后来法西斯主义推广的就是他们塑就的公众态度。

大多数德国人对战前时代还有印象，尽管他们的记忆经常因恋旧而失真。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日益坚信过去的时代是和平、繁荣、文明的时代，战争毁掉了它，留下的是灾难与混乱。在文化悲观主义者眼中，往昔的荣光现在仅剩下了一个影子。他们认为，欧洲文明和基督教“西方”价值观硕果仅存的内容不仅因内部衰败而岌岌可危，而且也受到了外来道德和政治“疾病”的侵蚀。

文化悲观主义在德国比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普遍，更严重。虽然法国人也对民族衰落感到焦灼，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有文化悲观主义者，但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忧心如焚。文化悲观主义在德国的种种表现说明，在中欧这个最重要、最先进的国家中，早在“黄金的20年代”，一些将在政治及意识形态气候发生巨变后成为强大力量的思想就已经初露端倪。巨变的时代尚未到来。认同文化悲观主义及其附属思潮的还只是少数人。但是，随着大萧条的到来，形势立刻发生了转变。

光明前景？

1924年，道威斯计划得到接受，法德两国的关系于是有了恢复的可能。这成了实现欧洲持久安全的关键所在。1925年1月，英国新任外交部部长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表示，希望“在能够给旧世界各国带来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上”建立“新欧洲”。张伯伦总是身穿晨礼服，头戴礼帽，衣领上别着康乃馨，鼻梁上架着单片眼镜，冷漠超然，不苟言笑。也许这么说不太厚道，但他看起来活像漫画里的英国上层阶级。张伯伦的希望似乎并非痴心妄想。德国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法国则坚持确保牢不可破的安全，以防德国这个莱茵河以东的邻国再次发动侵略，二者的关系不可调和。而一旦克服了这个问题，就掌握了实现欧洲稳定的钥匙。

张伯伦在1925—1926年间为法德两国在新基础上建立关系穿针引线，起到了重要作用。英国的利益遍及全球，为保护海外资产，英国的军费开支（尤其是海军军费）居高不下。英国需要缓解欧洲的紧张局势，而这就意味着在法德之间建立某种平衡。不过，重建法德关系的主要负责人是两国的外交部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和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唇髭浓密、烟不离口的白里安是典型的法国外交家，雄辩滔滔，魅力四射。他也是眼光远大的政治家，那时已经开始设想将来要组建独立于美国强权的欧洲联盟。白里安看到，为了法国的利益，应当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与德国和解，在这个基础上，法德两国都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他的难题是得设法说服法国公共舆论，使之相信与宿敌修好不会损害法国的安全。

德国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身材魁梧，留着细细的一线唇髭，已经开始谢顶。个性强悍张扬的他和白里安一样高瞻远瞩，也在寻求为欧洲的持久和平建立基础。他一度热情支持君主制，在“一战”期间高调鼓吹兼并主义。但是，战争本身、德国的战后经历和1923年那艰难困苦的一年使施特雷泽曼认识到，他所宣布的“在和平欧洲的中心建立和平的德国”的目标若要成为现实，就需要重建与法国的关系。1926年，他在德国人民党的大会上说：“新德国及其复苏只能以和平为基础。”他问道：“但是，如果和平不建立在德国和法国之间谅解的基础上，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施特雷泽曼既是精明的务实主义者，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两者并不矛盾。对他来说，头等大事是重建德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然而，当时的德国外交孤立，军力虚弱。德国要实现复兴，首先必须恢复与英法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从而修改《凡尔赛和约》，解决战争赔款问题。施特雷泽曼认为，只有通过和平谈判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这就意味着与法国修好。他和法国的白里安一样，为遏制激烈反对和谈、要求采取强硬外交政策的众多右翼民族主义者费尽了心力，把激进的民族主义压制了整整5年。

实现法德缓和的决定性一步是1925年10月16日签订的《洛迦诺公约》（Treaty of Locarno）。公约条款是施特雷泽曼、白里安和张伯伦乘“香橙花号”游船在马焦雷湖（Lago Maggiore）上泛舟5小时期间商定的。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承诺互不攻击，英国和意大利做担保国。公约的中心内容是五国保证维护德国的西面边界和莱茵兰非军事区。公约为德国1926年加入国联铺平了道路，而“洛迦诺精神”带来的国际关系改善使西欧人看到了持久和平的希望。法国人高兴地看到，英国正式为法国的安全做出了担保。白里安将其视为一个重要收获。英国欢迎法德两国关系的缓和，也对自己将来在欧洲的责任只限于莱茵河边界感到满意。对施特雷泽曼来说，《洛迦诺公约》是向德国复兴这个长期目标迈出的必要一步。外交孤立一经打破，协约国军队及早撤出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可能性就随之加大（原定的撤军时间是1935年）。此外，现在德国也许可以从比利时那里收回奥伊彭—马尔梅迪，拿回萨尔（Saar），减少战争赔款，并结束协约国对德国的军管。不错，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是拿不回来了，但施特雷泽曼指出，那是德国军力虚弱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关于德国的东部边界，他可是寸步未让。

对于洛迦诺的成果，每个西方参与国都有理由感到满意。东欧的反应却截然不同。波兰尤其觉得西方国家，特别是它的盟国法国，辜负了它。波兰的处境非常不利，它夹在苏联和德国之间，比过去更加孤立无援。没有一个“东方的《洛迦诺公约》”。德国明确表示不为波兰边界担保。英国和法国也没有做出担保。英国不想与东欧有任何牵扯，法国尽管早在1921年就与波兰以及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的“小协约国”（little Entente）结成了同盟，但它没有强烈的动机担保波兰边界的安全。英法两国都更希望把德国往西欧这边拉，杜绝德国与苏联加强关系的可能性。德国有些人鼓吹加强与苏联的关系，说1922年的《拉帕洛条约》才是好条约，因为它确立了德苏之间蓬勃发展的贸易关系（还有不公开的军事合作），给两国都带来了重大收益。强硬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不出意料地对洛迦诺的成果感到不满。作为对右翼批评者的安抚，施特雷泽曼保留了“纠正”东部边界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但泽、波兰走廊和上西里西亚可能会重回德国手中。他保证不会考虑使用武力。他认为，假以时日，这个目标可以通过耐心的外交来实现。

1926年9月10日，德国被接受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施特雷泽曼盛赞德国与从前敌国共聚一堂的景象，暗示人类发展从此有了新的方向。张伯伦说，这意味着战争的篇章终于翻过了最后一页，欧洲站在了新的起点上。白里安的讲话最热情洋溢，他高呼：“丢掉步枪、冲锋枪、大炮！为和解、仲裁、和平让路！”［两年后，白里安的理想主义未有稍减，他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B. 凯洛格（Frank B. Kellogg）一起促成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Briand–Kellogg Pact），公约宣布决不使用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和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注定它从签订伊始即是一纸空文。］

令人激动的“洛迦诺精神”很快冷静了下来。欣喜兴奋过后，法德两国的利益仍然差距巨大。法国关于安全的忧惧殊难克服，而德国关于早日结束外国军队对整个莱茵兰地区占领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虽然协约国的军队在1926年撤离了科隆地区）。1926年，德国有人提议出售由赔款委员会代存的价值150万金马克的铁路债券，用钱来换取外国军队撤出莱茵兰，但这个提议无疾而终。德国要求清空（驻扎着6万协约国部队的）莱茵兰，收回萨尔河和奥伊彭—马尔梅迪，取消协约国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但是，法国人认为法国会因此受到更大的安全威胁，却得不到任何回报（实际上，协约国1927年就把监督德国裁军的责任交给了国际联盟）。另外，美国银行家反对把道威斯计划规定的义务商业化。两年后，在1928年的一次国联会议上，德国正式要求协约国军队撤出莱茵兰，这次没有提出任何交换条件。不出意料，法国和英国不以为然，坚持等战争赔款付清后才能解决莱茵兰问题。

至此，战争赔款再次成为突出问题，因为根据道威斯计划，德国的分期付款额在1928—1929年将有所增加，这就给德国经济增加了负担。1929年1月，成立了一个新的赔款委员会，由美国商界人士欧文·D. 扬（Owen D. Young）担任主席，负责修改赔款规则。5个月后，委员会提出了建议，同年8月，建议得到了相关政府的接受。“扬计划”规定的德国偿款额比道威斯计划少得多，尤其在头几年。但是，偿还期延长了，要到1988年才能付清最后一笔赔款。德国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扬计划极为愤怒，组织了一次请愿表示对它的反对，并迫使政府举行关于这个计划的公民投票。但是，1929年12月的公投结果表明，6/7的投票人都同意接受扬计划。虽然施特雷泽曼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公投的结果，但是他支持扬计划，因为这意味着他的一个近期目标能够实现：协约国保证，如果德国接受扬计划，它们就会撤出莱茵兰。1930年3月，德国议会批准了扬计划。同年6月30日，协约国从莱茵兰撤军，比《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时间早了5年。

那时，和平修正主义的缔造者施特雷泽曼已经逝世。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虽然他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努力结出的果实。他的成就包括结束了外国军队对鲁尔的占领，终止了协约国军事委员会的监督，实现了经济稳定，调整了战争赔款，提早实现了协约国从莱茵兰撤军，当然还有达成了《洛迦诺公约》以及带领德国加入了国联。不过，施特雷泽曼的健康状况一直堪忧，他在外交折冲中呕心沥血，这更加重了各种疾病。在阴云在德国上空聚合，经济危机即将席卷欧洲大陆之际，施特雷泽曼之死意味着德国很可能不会沿着他指出的道路走下去，不会继续通过妥协让步、审慎行事、和平谈判来努力恢复国力。此外，白里安的影响力也在下降，因为德国提出外国军队加快撤出莱茵兰的要求后，法国人民普遍认为白里安在有关谈判中不够强硬，还认为他对法国的安全利益保护不力。这对德国坚持施特雷泽曼路线的前景更是雪上加霜。白里安11次担任法国总理，可谓空前绝后。在他最后担任总理这一次（他7月刚刚上任，同时兼任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泽曼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他也辞去了职务。

1929年8月，海牙会议召开，旨在就德国战争赔款和协约国撤出莱茵兰的问题达成协议，会议的名称是“战争清算会议”（the Conference on the Liquidation of the War）。那场会议似乎标志着光明新未来的开端。事实上，1929年恰好是塑造了欧洲现代史的两次大规模战火之间的中点。

摇摇欲坠的民主体制

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际关系缓和应归功于各国的民主政府。只要它们存在，欧洲的和平就有望维持。但是，2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经济复苏并未导致民主体制在全欧洲壮大。有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开始被专制政权所取代。这种情况在落后的农业社会中比较常见，因为那种社会通常民主观念扎根不深，存在着深刻的意识形态裂痕，或面临着民族统一方面的严重困难。民主只在北欧和西欧依然强大，在整个大陆却表现不一。

在中欧，民主在匈牙利仅仅是门面，在奥地利步履维艰，在捷克斯洛伐克却欣欣向荣。匈牙利有多个政党，也有选举（选民人数极为有限，城市以外的地区没有无记名投票）和议会制度。但匈牙利的多元政治制度仅是表面现象，实质远非如此。它受到强有力的行政当局自上而下的控制，无人挑战代表着精英阶层利益的执政党；老百姓对政治漠不关心，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软弱无力。

奥地利的民主制度未受损坏，但基础薄弱，问题严峻。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立场毫无交集，后者占统治地位，通常受到右翼泛日耳曼主义者的支持，20年代期间始终控制着国家议会（虽然没有控制首都维也纳）。形势稳定的那几年，两党的意识形态鸿沟不仅没有弥合，反而进一步扩大。1927年爆发了一场动乱。社会民主党“捍卫共和国联盟”的两个成员被名为“保卫家园”的右翼团体射杀，法庭却宣判枪手无罪。于是，一群工人焚烧了维也纳的法院大楼。警察对投掷石块的示威群众开了枪，打死了85人，警方也有4人死亡。伤者更是数以百计。事过之后，局势恢复了平静，但依然暗潮汹涌。这个事件的主要受益者是号称要保卫家园的各个右翼组织，它们既吸引了新的支持者，也获得了工业资本家更多的资金支持。还有一个不祥之兆是，支持日耳曼民族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各方政治力量日益极端化。当1930年经济危机来袭的时候，奥地利的民主已经摇摇欲坠。

捷克斯洛伐克则完全不同。它克服了民族分歧和政党结构的分散，顶住了潮流，维持了民主政治，国内没有出现对民主的严重威胁。捷克地区的工业相当发达（虽然斯洛伐克并非如此）。它有人数众多、教育良好的资产阶级，还有经验丰富的民事行政部门。1925年，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14%的选票（27个其他政党对选举结果提出了质疑），获得的议会席位比任何其他政党都多。在位于政治光谱上其他位置的政党眼中，共产党的胜利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促使它们团结到了一起。（除共产党之外的）各主要政党无论彼此有何分歧，都支持民主。事实证明，它们建起的联盟行之有效，自1923年开始，经济强劲增长，失业率骤降，这也大大有利于维持民主政府。捷克斯洛伐克的统一来之不易，而且依然脆弱。要维持统一，必须保持国内的稳定，这也是促使各政党努力维持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政府对人数众多的德裔少数族裔和斯洛伐克人采取怀柔政策，表示要给他们更大的自治权，这也起到了对那些人中潜在反对派釜底抽薪的作用。

捷克斯洛伐克是罕见的成功故事。而早在大萧条到来之前，在东欧大部、巴尔干地区和远至大西洋的地中海地区，民主政府都要么已经垮台，要么正在垮台，要么在苦苦挣扎。

波兰的历届政府均未给这个困难缠身的国家带来稳定。最后，独立英雄毕苏斯基元帅忍无可忍，于1926年5月12日到14日发动政变，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带领波兰在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波兰这个国家有6种货币、3套法规、2种火车轨距、数不清的政党和人数相当多的少数族裔（每个少数族裔都遭受着严重的歧视），把这样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整合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1922—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过后，波兰的经济开始复苏，1924年开始使用单一货币“兹罗提”是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但是，波兰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因与德国的关税战而进一步加剧），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更是使那些问题解决起来难上加难。造成政治分歧的最大问题非土地再分配莫属。结果，政府换届犹如走马灯，哪一届也干不长久。

到1926年，政治和经济状况都丝毫不见起色，政府也因议会内部无法解决的分歧而陷于瘫痪。毕苏斯基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召集起军队中依然忠于他的部属，经过在华沙的短暂交战后，迫使政府辞职。宪政政府的机构和制度得到了保留，但对民主自由的限制增加了，专制主义有所增强，包括加紧了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

东欧大部都存在着和落入专制主义的波兰同样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农业主导的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土地问题造成了紧张，政党政治的分歧无法弥合，少数族裔人数众多，国家无法整合，军方力量强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稳固的民主困难重重。立陶宛很快就堕入了专制主义。立陶宛的军队在1920年曾败于毕苏斯基麾下的波兰军队，现在却从毕苏斯基在波兰发动的政变中受到启发，于1926年12月发起暴动，导致议会休会整整10年，总统大权独揽。在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中，如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议会制度虽然内部不稳，却顶住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专制压力。不过，后来只有芬兰的民主得以持续。

巴尔干国家建起的政府表面上是代议制政府，但实质上无一例外都是庇护主义政治外加赤裸裸的暴力，腐败猖獗。那些国家都是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民非常贫穷，文盲率很高，政治竞争往往是部族间仇恨的反映。边界和民族的问题造成了长期的不稳定。真正主事的一般都是军方。

1923年到1927年间，希腊从君主制变为共和国，随即是短命的军人独裁统治，后又变回到共和国，3年内颁布了3部宪法。在那之后，希腊有过4年的相对稳定，接着经济危机到来，希腊货币德拉克马暴跌3/4，政府眼看着国家滑向灾难却束手无策，1936年，民主的门面彻底坍塌，专制政府正式登台。

毫无法纪、暴力频仍的阿尔巴尼亚几乎不能算作一个国家。偏执凶狠的艾哈迈德·索古在多次血仇厮杀中胜出，于1924年12月领导发动军事政变，攫取了政权。4年后，他自封为国王，靠着军队的支持封官许愿，开启了14年的个人独裁。

保加利亚的政治也是暴力泛滥。1923年，一群军官在国王鲍里斯三世的支持下暗杀了首相亚历山大·斯坦博利伊斯基，将他的首级砍下，装在一个铁盒子里送到索非亚。接着，共产党组织的一次暴动遭到血腥镇压，死伤数以千计。1925年，索非亚大教堂发生炸弹爆炸，造成160人死亡，数百人重伤（虽然国王和诸大臣都毫发无损）。此事发生后，政府发动了又一波可怕的“白色恐怖”。保加利亚的议会政治仅仅是表象，执政党在国家政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政府依靠残酷镇压实现了稳定，一直持续到大萧条年代。

罗马尼亚的国内矛盾也非常深刻，主要是关于土地（罗马尼亚的绝大多数人口住在乡村，大部分是小农）和国家认同的问题。罗马尼亚人认为，国家面临的威胁包括匈牙利企图夺回被《凡尔赛和约》划走的土地，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罗马尼亚共产党非常弱小，1924年即被宣布为非法，因此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和少数族裔，尤其是犹太人。20年代期间，矛盾尚在可控范围内。1923年通过的新宪法加强了政府的行政权力。掌握统治权的布勒蒂亚努家族（Bratianu）通过操纵选举，使由它控制的国家自由党在议会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结果，国家权力几乎被布勒蒂亚努家族所垄断。然而，1927年，在位14年的斐迪南国王去世，削弱了该家族对权力的掌握，导致了政治不稳定。次年，农业经济遇到的困难日益严重，国家自由党因此在选举中败于国家农民党。但是，国家农民党应对经济困难不力，很快失去了民心。1930年，曾在1925年因情妇有一半犹太人血统而宣布放弃王位的卡罗尔二世反悔而食言，发动了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登上了国王的宝座。接下来的几年内，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导致激烈反犹的暴力法西斯运动兴起，政治危机不断。通往独裁的道路就此铺就。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本来就先天不足。（有偿）收回大地主的土地，将其重新分配给农民的做法一直争议不断。它与四周的邻国——意大利、希腊、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又都有边界争端。不过，最终使它那难以驾驭的民主制度变为专制主义的，是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因为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占人口多数、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水火不容，利益无法调和。1928年，一个愤怒失控的塞尔维亚人在议会刺杀了3名克罗地亚议员，引发了一系列后果。亚历山大国王于次年1月解散了议会，废止了宪法。新闻自由被取消，政党遭禁，国家权力更加集中。（1929年10月，国家改名为南斯拉夫，据说这可以凝聚民心。）1931年9月，这些措施载入了专制主义的新宪法。

地中海地区的多元议会制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守势，或者干脆早已垮台。1929年的《拉特兰条约》（Lateran Pacts）承认了梵蒂冈的主权，规定了意大利与教会辖地的关系，并重申天主教为意大利的国教，墨索里尼借此消除了天主教会反对其政权的可能性，巩固了手中的权力。这样，意大利法西斯国家中最后一支相对自治的力量也被解决掉了。在西班牙，普里莫·德里维拉继续行使着他在1923年建立的相对温和的独裁，尽管大萧条到来的时候，他为维持他那脆弱的政权而日益左支右绌。

1926年，葡萄牙和一些地中海国家一样，也落入了专制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葡萄牙旧有的寡头权力结构。政府不稳成为常态，从1910年到1926年，葡萄牙共换了45届不同类型的政府。1915年曾有过几个月的军人执政。1917—1918年又有过一段带有早期法西斯特征的短暂军人独裁。政治暴力一直是葡萄牙政治中的潜在因素，进入20年代后日渐猖獗。军方对无能的多元政治制度极为不满，尽管军方内部不和，但仍旧有可能起来推翻政府。1925年，一场混乱的军事政变被挫败。次年，军方各派克服了彼此间的分歧，由戈梅斯·达·科斯塔（Gomez da Costa）将军带领再次发动政变，从冷漠的公众那里得不到热心支持的文官政府未加抵抗即乖乖屈服。保守的精英阶层和天主教会欢迎政变。左派力量太过弱小，无力反对。科斯塔随即让位于安东尼奥·卡尔莫纳（António Carmona）将军，后者在军方支持下进行统治。卡尔莫纳1928年成为总统，一直干到1951年去世。但是，政权的关键人物很快变成了安东尼奥·德奥利韦拉·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他是科英布拉（Coimbra）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928年4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两年后成为总理。在长达40年的时间内，他一直是葡萄牙专制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20世纪20年代末，民主只在欧洲经济最为发达的北部和西部没有动摇，因为那里没有东欧和南欧存在的那些破坏民主的因素。大萧条到来前经济强劲增长的那几年里，民主要么已经牢牢站稳，要么正在巩固的过程中。国家建立在精英与大众达成的广泛一致的基础上，极左和极右的党派都成不了主流。无论各国的具体特点如何，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帮助维持了民主的合法性，比如，政治和社会制度顶住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动荡延续了下来，政府能够融合社会各界的利益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领土完整和文化同质性得以保持，共产党力量弱小，相对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因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代表。这些国家的民族融合大多是漫长渐进的过程。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3]和瑞士皆是如此。爱尔兰南部新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是个例外，它经过短短6年的独立斗争就摆脱了英国统治。然而，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也很快站稳了脚跟，巩固了运作良好的两党制民主，其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信仰为根本的同质文化，还有对英国的广泛敌意。

民主在欧洲大部的失败固然对相关国家的人民有影响，有时似乎也波及邻国，但还不致威胁欧洲的和平。只有当民主在英、法、德等大国陷于崩溃的时候，才会危及全欧的和平，因为大国的稳定对于维持摇摇欲坠的战后平衡至关重要。

整个20年代期间，英国的经济一直欲振乏力，但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它却是政治稳定的典范。然而，尽管英国基于多数票的选举制度起到了防止政党分散化和不同政党间结盟的作用，但却没能阻止英国政府在1922年到1924年间三易其手。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是苏格兰农场工人和女佣的私生子，但他克服了卑微的出身，当上了工党领袖。他两度担任首相。第一任时间较短，1924年1月政府成立，到11月即告完结。接下来的5年内，政府由保守党掌权。新任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来自英格兰中部地区，是富有的炼钢厂主家庭，给人的印象是稳重可靠、令人放心。他的政府遇到了1926年大罢工造成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动乱，组建第二年即成为弱势政府。但是，英国依靠体制内的调整进行危机管理。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运动都无法影响主流政治，前者的支持者还不到选民的1%，后者力量弱小，仍处于萌芽阶段，支持者都是些乖戾怪僻的人。英国在20年代期间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但那些问题并不影响民主的合法性。1930—1931年间，经济大萧条使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少数政府陷入了危机，但国家没有出现危机。

法国的稳定不像英国那样牢靠，虽然法国的民主在大萧条之前没有遇到过严重的困难。由于货币危机，从1925年4月到1926年7月接连换了6届政府，但内阁的频繁更迭并未动摇第三共和国的合法性。雷蒙·普安卡雷担任总理的1926年到1929年间，稳定得到恢复，1928年的选举显示民意转向保守的右翼，似乎使稳定进一步巩固。表面上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的政治制度并非无人挑战。法国社会中有一部分人从未接受过共和国，或仅仅对共和国勉强忍受；他们人数虽少，影响力却不小。在法国左翼政府深陷财政危机，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大幅缩减的当口，1924年11月23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一道在巴黎组织了一场大规模游行，护送（1914年遭暗杀的）社会党英雄让·饶勒斯的骨灰到先贤祠安放。游行队伍组成的“红旗的海洋”使人联想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右翼称其为“资产阶级的葬礼”，说“此时，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了革命的祸患”。没有几天，就兴起了一批自称为各种“联盟”的“爱国主义运动”，其中之一叫作“束棒”（Faisceau），这是从意大利法西斯运动那里借来的字眼，这个名字一语道破了该组织的政治倾向。这些组织几乎一夜之间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成员，大多是年轻的法国人。

并非所有联盟都是法西斯组织。事实上，有些联盟坚决拒绝诉诸暗杀手段。法国的极右分子也并不都是某个联盟的成员。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极端右派和保守右派之间的界限变化不定。最后，法国安然度过了那段时期。普安卡雷大力维稳，有产者重新获得了安全感，危机的引信被拆除了。各种形形色色的联盟至少暂时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保守主义占了上风，不再需要极右派来抗衡左派。不过，极右派并未消失。如果危机重起，持续的时间更长，对稳定的破坏更大，更加危险，那么极右派就会东山再起并变本加厉，对法兰西共和国构成威胁。

如果说英国稳定牢固，法国却根基堪忧的话，德国就是一个说不清的谜。德国的制度既不是经济比较先进的北欧和西欧国家那类基础牢固的民主，也不是东欧那类脆弱的新生民主。德国在很多方面是混合体。它集西方和东方的特点于一身，既和英法两国一样有大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也有众多植根于土地的农民，特别是在德国东部。德国有民主理想主义和多元政党政治的悠久传统、高度发达的官僚机构、现代的工业化经济，还有教育良好、文化先进的人口。

但是，民主制度在德国却是新鲜事物。它诞生于战败和革命的苦难之中，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德国实现政治统一才半个世纪，人民心中更深层的认同是超越国家边界的文化认同。德国与英国、法国和西北欧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国家概念的基础是族裔，不是领土。无论德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彼此意见如何不同，他们都拒不接受其所谓“西方”民主的价值观，不管是起源于1789年大革命的法国传统，还是造就了英国现状的鼓吹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他们心目中，德意志国家体现了德意志文化价值观，不仅异于，而且优于西方文明的产物。他们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经受的耻辱、战后它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虚弱、它大国地位的丧失，以及它的议会体制造成的分裂都不过是暂时的失利，不会永远如此。

德国的政治稳定不单是德国人民关心的事情，而且对欧洲大陆未来的和平举足轻重。德国横跨欧洲东西两部，经济和军事潜力巨大，改变东欧现状的野心不死，所以，民主能否生存，以及施特雷泽曼的国际合作政策能否延续，就成了决定欧洲大陆上摇晃不稳的力量平衡能否得到维持的关键问题。

20年代后半期的“黄金时代”中，德国顺风顺水，经济增长强劲，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还加入了国联。《洛迦诺公约》确定了西面的边界。人们普遍感到，民主在日益巩固，即使1925年到1927年间政府四度更换也未改变这种感觉。政治极端主义没了市场。1924年，对共产党的支持降低到9%，支持温和的社会民主党的票数却有了同样比例的上升。1923年11月希特勒组织暴动未遂，极端右派四分五裂。虽然纳粹党在希特勒获释的第二年得到重建，但它仍然只能活动于政治的边缘。一位观察家在1927年说，纳粹党不过是一个“小团体，无法对广大民众和政治事件的走势产生任何可见的影响”。

1928年的大选反映了德国的稳定局面。顶多只能算半心半意支持民主的右翼保守派损失惨重。纳粹党获得的选票仅有可怜的2.6%，只赢得了12个议会席位，这似乎表明，它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到了穷途末路。大选的主要赢家是社会民主党，它赢得了30%的选票，在与两个天主教党和两个自由党结成的“大联盟”中一家独大。在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的领导下，德国社会民主党自1920年以来第一次掌握了政权。民主在德国似乎前程似锦。

然而，表象下的实际情况并非一片大好。“大联盟”本来就脆弱不稳，很快，社会民主党和与它勉强结盟、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施特雷泽曼的德国人民党之间，就暴露出了深刻分歧。导致两党针锋相对的第一个问题是造大军舰。社会民主党在选前提出的竞选口号是：“不要装甲巡洋舰，要让孩子吃饱饭。”所以，当联盟的中间及右翼政党的部长们强行通过了建造一艘巡洋舰的决议时，社会民主党人勃然大怒。接着，鲁尔的工厂主把几乎25万钢铁工人锁在工厂大门外，不准他们复工，这造成了“大联盟”成员之间的又一条鸿沟。关于小幅增加失业保险金中雇主摊款份额的建议造成了旷日持久、无法调和的争议，这完全暴露出联盟中各个政党的立场大相径庭。1930年3月，这个问题终于压垮了笨重不灵的“大联盟”。

此时，经济困难开始加剧。1929年1月，德国的失业人数突破了300万大关，比前一年增加了100万，占劳动人口的14%。共产党在1928年选举中获得的支持有所增加，达到10%以上，得到了许多失业工人的支持。共产党遵循共产国际新通过的斯大林路线，开始把枪口转向社会民主党，莫名其妙地骂它是“社会法西斯党”。在农村，农业经济危机也引发了人们对政治的严重不满。

纳粹党人发现，他们在北部和东部的乡村地区没有进行持续的造势活动，就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意外。事实上，即使在纳粹党还无足轻重的时候，它的党员就在不断增加，现已达到10万人，这给它提供了足够的生力军，使它得以充分利用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另一个对纳粹党人有利的因素是，他们声嘶力竭地反对扬计划对战争赔款安排的改动，因而得到了保守报刊的赞扬。虽然纳粹党离主流政党的地位还差得远，但是它在1929年几场地方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有所增加。次年6月，大萧条全力来袭之时，希特勒的政党在萨克森的州级选举中赢得了14%的选票，比它在1928年国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数几乎高了5倍。

不久后，继穆勒之后担任总理的中央党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解散了国会，因为国会拒绝了他关于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的提议。对于国家面临的财政困难，布吕宁没有试图寻找民主的解决办法，而是企图靠总统令来强推通货紧缩的措施。德国总统这个绝顶重要的职务自1925年以来一直由战争英雄冯·兴登堡陆军元帅担任。兴登堡虽然宣誓捍卫民主共和国，但他曾是君主制政权的柱石，他不相信民主，而是自视为代理德皇。把总理从社会民主党的穆勒换成愿意靠总统令治国的布吕宁，其实是好几个月前就计划好了的，是削弱社会民主党、建立不靠多元议会制的政府的大方略的一部分。兴登堡、布吕宁和支持他们的保守派精英从未想过让纳粹党执政，他们认为纳粹党人是一群野蛮、粗俗、吵闹的民粹主义者，不是管理国事的料。他们实质上是想把时钟拨回到过去。有没有君主并不重要，他们要的是回归俾斯麦式的宪政安排，在那样的安排下，政府不受议会管束，尤其是不受可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管束。兴登堡、布吕宁和保守派精英希望建立反民主的半专制统治，由保守精英当权。

布吕宁担任了总理，兴登堡绕过议会行使统治，这使得民主在德国陷入经济萧条之前就遭受了沉重的打击。1930年9月14日举行国会选举后，民主再受重创。举行那次选举是布吕宁的决定，结果事与愿违。希特勒的政党取得了惊人的突破，赢得了18.3%的选票，在新国会中占了107个席位。纳粹党一夜之间声名大噪，成为德国议会中第二大党。投给纳粹党的选票不再是浪费在边缘小党的身上了。群众对纳粹党的支持迅速增加，资金源源而至，使之得以从事更多的煽动激进情绪的活动。纳粹党的权力之旅开始起步。希特勒担任总理似乎仍遥不可及，但是，靠总统令治国的致命决定和纳粹党在1930年大选中的成功为德国的民主敲响了丧钟，进而扩大了全欧洲的不确定性。过去几年中艰难维持的平衡岌岌可危。

当然，未来充满着各种可能，从来不是一条清楚明白、事先定好的道路。如果大萧条没有从美国传来，欧洲也许能够一直沿着经济持续增长、开明自由、民主政治的康庄大道阔步走向国际和平与和谐的光明未来。但是，若是打赌的话，恐怕没有人会对这个可能性下很大的赌注。虽然后来几年间不断加深的危机既非不可避免，亦非预先注定，但其来有自。欧洲“黄金的二十年代”仅是表面光鲜，其实是问题丛生的晦暗时期。

全球经济失衡，弱点突出。各国推行保护主义政策，高调追求自身利益，更加剧了经济失衡。因此，各国没有坚实的基础去抵御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冲击。文化的不同滋生了广泛的偏见与敌意，在社会和思想气候转差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利用。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在各地都处于守势。到大萧条来袭时，欧洲的许多国家均已或即将沦为专制社会。

所有欧洲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在决定欧洲命运走向中最为举足轻重。欧洲大陆实现光明未来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德国身上。但是，早在华尔街崩盘之前，德国就出现了令人忧心的迹象。经济增长掩盖了日益严重的问题。文化分歧在德国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表现得更加尖锐。德国滑入全面危机之前，潜在政治危机的迹象已历历可见。德国民主的完好无损是欧洲未来和平与稳定的最好保障。如果民主在这个关键的欧洲国家中垮掉，会发生什么情况？大萧条在后来数年间造成的后果不仅对德国，而且对整个欧洲都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流行查尔斯顿舞的那些表面上无忧无虑的年代中，欧洲一直在火山上跳舞。现在火山到了爆发的时候了。

[1] 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祖父带着他两个大一点儿的儿子观看了那场球赛。他们一起乘火车从奥尔德姆（Oldham）南下200英里去看比赛，回来时却走散了。比赛结束3天后，我的叔叔吉米被发现在雷丁（Reading）火车站的侧轨上呼呼大睡。克肖父子那次可算是玩得尽兴了！

[2] 他们都是德国画家。——译者注

[3] 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译者注

第五章

阴霾四合

沿着湿滑的陡坡沉入深渊，踪影不见。

秩序和清洁，工作和舒适，进步和希望，全部一去不返。

汉斯·法拉达《小人物，怎么办？》（1932年）

大萧条的魔掌从1930年开始收紧。它对欧洲来说不啻一场大灾难。欧洲所受的影响并不平均，有些国家依靠良好的经济与政治结构躲过了大萧条的重创。在各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受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即使在发生了严重衰退的经济体中，也有一些部门出现了增长。尽管如此，那场经济衰退造成的破坏仍然十分巨大，既深且广，没有一个国家毫发无伤。

大萧条期间，欧洲的政治分裂暴露出来。欧洲基本上一分为二。民主得以生存的地区仅仅是西北欧，另外还有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在后两个国家中存活的时间不长）。在其他地方，专制主义占了上风，尽管形式也许各不相同。在这个经济和政治都四分五裂的大陆的上空，阴霾在迅速聚集。

衰退

美国经济的烈火烹油之盛导致了对耐用消费品、汽车、钢铁和建材生产的大量冒险投资。投机的泡沫于1929年10月24日破灭后，美国的经济荣景戛然而止。一位观察家评论说：“市场就像发了疯，对企图主宰它的人发起了狂暴无情的报复。”惊慌的人们纷纷抛售股票，华尔街一片大乱。股票价格一落千丈，成千上万的投机者倾家荡产，商业信心沉入谷底。工业产值和进口额直线坠落，商品价格下滑，失业率飙升。美国给外国的贷款在崩盘前就已经开始减少。现在，美国债权人开始收回原来向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发放的短期贷款。

国际经济本已失衡，现在又面临强大的通缩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在劫难逃，被卷入迅速扩大的经济灾难。衰退像传染病一样越传越广。到1930年，欧洲制造业陷入了衰退。大规模失业也从大西洋彼岸传了过来。到1930年夏初，光德国就有190万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制度不堪重负。全国人均收入开始下降，1932年的人均收入仅是1929年的2/3。通货紧缩席卷欧陆。需求的减少导致价格下跌，民众的购买也开始减少，就连对生活必需品的购买也降到了最低水平。工资和薪金降低了，但随着价格的下跌，仍然有工作的人挣的工资反而能买到更多的东西，所以，“真正的工资”往往有所增加。税收的减少给政府收入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有些国家企图通过削减国家开支来平衡预算，却事与愿违。1933年在伦敦大张旗鼓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是唯一一次寻求国际协调应对危机的努力，可惜一无所成。各国政府应对经济衰退的办法是加紧保护本国的经济。到1930年夏，美国已经出现了强烈的保护主义倾向。作为报复，其他国家也采取了关税保护措施。比如，法国对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在1931年增加到37%，捷克斯洛伐克增加到50%。英国也打破了它的自由贸易传统，自1932年3月起实施10%的普遍关税，4个月后，又与各英联邦自治领达成交易，确保英国货物得到优惠待遇。对已经在苦苦挣扎的国际贸易来说，出口骤降等于雪上加霜。

更坏的还在后面。几个欧洲国家的银行系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1931年5月，由于储户害怕失去存款而发生的挤兑造成奥地利最大的银行、维也纳的“联合信贷银行”倒闭，对欧洲金融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两个月后，德国的第二大银行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也被拉下水，在储户的挤兑风潮中破产。欧洲各银行开始出售英镑来增加黄金储备，因而引发了对英镑的抛售。英国试图维持原有的兑换率，但徒劳无功，7月下半月每天损失250万镑。从7月中到9月中，两亿多英镑的资金流出伦敦，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减少到了危险的地步。9月21日，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英镑的汇率应声而落，降了1/4。

1932年，欧洲的经济跌至谷底，资本主义经济陷入空前的崩溃。所有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下降了，但幅度各有不同。英国、瑞典和意大利是7%，比利时刚过10%，德国和南斯拉夫则到了17%以上，波兰更是高达25%。这是因为各国的经济结构和它们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同。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法国在经济衰退开始时几乎未受影响，部分原因是法郎在1931年前估值偏低。法国经济中农业占很大部分，农民中相对较多的人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另外，法国还有大量与地方和地区经济密切相关的小型手工业生产，这些在经济萧条初期帮助法国抵御住了华尔街崩盘的严重后果。1929年，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农产品价格，维持了国内市场的繁荣，这也有助于加强法国起初抵御危机的能力。法国政府骄傲地宣称，尽管其他国家面临经济垮台的危险，但它的“繁荣政策”将继续下去。一家主要的法国日报宣布：“无论世界经济萧条的原因为何，法国都能平静以对。”“经济的健康和法国人民美德的可喜结合使法国成了世界经济的支柱。”

这种自高自大很快就遭到了现世报。截至1931年，法国仍仅有5.5万人失业。但它已无法躲避陷入国际性经济衰退泥沼的命运。大萧条在1931年终于降临法国后，对法国的影响比对多数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影响都更持久。整整10年内，生产都没能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法国1936年的出口额只有1928年的一半。1932年，破产企业的数目直线上升，且升势不止。根据官方数字，1935年的失业人数达到近100万，非官方的数字还要高得多。法国为了面子，不肯让法郎贬值，经济复苏因而更加步履维艰。英镑和美元贬值后，法郎的坚挺使法国丧失了出口竞争力。

虽然一提到大萧条，人们就会想到工业城镇中大批的失业工人，但是，靠土地谋生的人，包括中农、贫农和干零活的雇农，也在那场经济暴风雪中险遭灭顶。重灾区是高度依赖农业的东欧。大萧条造成处处民不聊生，啼饥号寒。波兰受害尤烈。波兰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部门很小，政府采取的大幅度削减国家开支、硬撑估值过高的货币等措施更加重了已经十分严峻的形势。当时有人这样描述大萧条在波兰乡村产生的影响：“夏天还好，但到了冬天，孩子们瑟缩在茅屋里，从脖子往下的整个身体都装在填满了谷糠的袋子里，因为若是没有这一层遮挡，他们就会在没有取暖设施的冰冷茅屋里冻死……所有人的生活都困苦至极。”

农产品价格一落千丈。同时，贷款来源枯竭，利率居高不下，许多负债的人因此沦为赤贫。大批农庄被出售或拍卖。比如，从1931年到1932年，巴伐利亚被迫出售的农庄数目增加了50%。打零工的农业工人经常找不到活干。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靠土地的产出为生，有时仅能勉强糊口。法国南部一个贫穷村子里的住户每天只吃得起一顿饭，吃的东西只有栗子、橄榄、小萝卜和一些卖不出去的自家种的蔬菜。不出意外，在法国农村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农民对政府、官僚、城里人、金融大亨、外国人和犹太人日益怒火中烧，他们认为，自己的困苦就是这些人造成的。这种情绪助长了极右派宣扬的激进主义。

经济遭受的破坏在工业区更加显著。奥地利的工业产值从1929年到1932年直落39%，失业率几乎增加了一倍。波兰1932年的工业产值与1929年相比下降了30%，失业率也翻了一番。欧洲大陆最大经济体德国1932年的工业产值与1929年相比几乎少了一半。工厂车间纷纷关门，几百万工人失去了工作，造成失业率飙升。到1932年底，英国、瑞典和比利时的工人失业率到了20%以上。德国的劳工几乎1/3没有工作，官方数字是600万，如果加上非全职工人和隐性失业者，数字就到了800万，也就是说，全国劳动人口有近一半失业或半失业。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下面掩藏着人民的辛酸和痛苦。

庞大的失业人口使国家失业保险制度不堪重负，失业工人只能靠微薄的救济金维持生活。1931年，英国政府把失业救济削减了10%。无论如何，长期失业的人都不再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而是要在《济贫法》下获得救助，但政府首先必须对申请人进行受人痛恨的严苛的“家庭经济调查”（Means Test）来评估他们的收入状况，然后才决定是否给予救助。当时人们说，家庭经济调查只会使穷人更穷，因为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人有工作，另一个人的失业金就会被减。英国威根（Wigan）一个四口之家的父亲原来每周领取23先令的失业救济金，但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加起来能挣31先令，结果父亲的救济金被减少到10先令。在纺织业重镇兰开夏郡（Lankashire），经济衰退造成哀鸿遍野，棉纺厂的大部分工人被解雇。1932年，兰开夏郡的布莱克本（Blackburn）有一个家庭只靠一个人的失业救济金维生。当他谢绝了远在250英里以外的康沃尔郡（Cornwall）的一个工作机会后，政府马上不容分说地停发了他的救济金，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此被切断。难怪在20世纪后来的时间内，甚至20世纪以后，人们一想到英国的社会政策，马上就会回忆起可恶的“家庭经济调查”。

大萧条造成的贫困摧残灵魂，破坏家庭，断绝人的一切希望。1936年初，英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兼社会评论家之一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威根小住，亲身经历了处于萧条之中的工业区的生活状况。[1]

几周后，奥威尔离开威根时，“一路上触目惊心，放眼望去只看到成堆的矿渣、死寂的烟囱、堆积如山的废铁、臭气冲天的运河、印满了木底鞋印又混了煤渣的泥巴路”，途中他看到“贫民窟的姑娘常见的疲惫的脸，小产和每日的操劳使得25岁的人看上去像是40岁；我目光触及的那一刹那，那脸上呈现的苍凉与绝望为我此生之仅见”。一两年前，奥威尔还去过巴黎，目睹了那里可怕的贫困：“你知道了什么是饥饿。你肚子里只装着面包和人造黄油，到街上去看商店橱窗……你知道了与贫困密不可分的无聊；无所事事，又吃不饱饭，结果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

1932年，德国只有15%的失业工人得到了全额救济，但即使全额救济也十分微薄。另外有25%的人接受紧急救助，40%依靠济贫救助，还有20%什么救助都没有。一位观察者在一些严重贫困的地区旅行时描述道：“全国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官方干预毫无作用，人民生活在敝陋、压抑、满是疾病的活地狱中。”严冬时节，柏林和其他市镇临时搭起了大棚，数千名无家可归的人每天都到那里去取暖，领取仅够果腹的食物，找个睡觉的地方。全家人都意气消沉。一个14岁的德国女孩在1932年12月写道：“我爸爸失业3年多了。我们原来相信他总有一天能找到工作，可是现在就连我们孩子也放弃了一切希望。”

奥地利维也纳以南25英里处有个地方叫马林索尔（Marienthal），当地唯一的大雇主是一家纺织厂，它的倒闭影响到了当地人口的3/4。在那里做的一项社会学研究表明，长期失业会造成人的麻木、无奈和深深的绝望。一个30来岁、贫困交加的失业工人有一个妻子和两个营养不良的孩子，研究人员对他的评价是：“他没有了希望，只是浑浑噩噩地得过且过。……他丧失了抗争的意志。”

关于波兰的一份报告表明，贫困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往往是灾难性的。“好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没有足够的家具让每个人都能有坐卧的地方，食物越来越少，气氛变得越来越无望、压抑，这些必然导致家人彼此经常争吵……家庭生活的解体加速，下一步就是人们沦为盗贼和妓女。”波兰人因失业而自杀的事件急剧增加，这表明人民生活得实在是痛苦绝望。

受害最重的是重工业工人，比如在煤矿、钢铁厂和造船厂等产业就业的工人。（像马林索尔这样）陷入长期衰落的纺织工业区也是满目疮痍。但大萧条在各地造成的影响并不一样。从1928年到1932年，德国全国的失业人数翻了两番。在以农业为主的东普鲁士，失业人数只翻了一番（虽然农村经济的困境同样带来了普遍的痛苦）。相比之下，工业区萨克森的失业人数增加了7倍还多。1932年，英国北方的平均失业率是伦敦的两倍。但平均数掩盖了巨大的差别。在东北部的毕晓普奥克兰（Bishop Auckland）和贾罗（Jarrow），1/2以上的工人没有工作。1933年秋，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J. B. 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为他目睹的情况深为震惊，在他的《英格兰之旅》（English Journey）中写道：“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人群，不是几十人，而是成百上千人。”在南部威尔士工业区的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 Tydfil），工人失业率超过了2/3。但在伦敦北边的圣奥尔本斯（St Albans），失业工人只占劳动人口的3.9%。

不过，在影响如此深远的经济萧条中，却还有些地方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英国南半部相对繁荣，吸引着凋敝地区的人逐渐南移来寻找工作，人口的增多造成了需求的加大，进而更加推动了增长。为了满足对新的房舍、学校、商店、电影院和其他设施的需求，建筑业蓬勃发展。郊区不断扩大，于是需要修建新的道路。建筑业又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主要基于英格兰南部的电气工业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不断扩大。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用电量增加了几乎10倍，这造成了对电器的需求，即使在大萧条期间也不例外。买得起汽车的人也有所增多，主要是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人。机动车市场在经济萧条中逆势增长，汽车制造厂集中的英格兰中部地区没有像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和苏格兰这些传统工业重镇那样遭到惨重打击。英国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因此扩大。同样扩大的还有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差距。对居于较繁荣的英国南部地区的许多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大萧条中受害最烈地区的大规模失业似乎非常遥远。朝阳产业的雇员和有经济能力享受他们劳动产品的消费者实在是幸运儿。

经济危机大大加剧了人们已有的愤怒与不满，也加深了他们对未来的焦虑与担忧。社会因此变得更加刻薄，更不宽容。一个表现是，大规模失业加深了对占了“男人的工作”的妇女的偏见。随着德国失业率的飙升，夫妻两人都工作的“双收入者”日益成为公众的怒火所向。在法国，对妇女的偏见也因大萧条而加剧，许多人认为，妇女应该待在家里和农庄里做妻子和母亲，最多干些“女人的活儿”，比如做福利工作或当护士。随着大萧条加剧，妇女被挤出了许多工作场所，晋升无门，在大学里不受欢迎，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歧视（包括在法国政治中，妇女直到1944年才获得投票权）。妇女即使能找到工作，比如做店员、秘书或其他的办事员，工资也必然比男同事低。只有斯堪的纳维亚没有随大流加大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瑞典甚至（在1939年）立法规定，不能把已婚作为不予雇用的理由。

斯堪的纳维亚对妇女就业与众不同的态度是它关于福利与人口政策大思路的一部分。但那里也出现了对人口数量下降和似乎必然会随之而来的质量退化的担忧，这与欧洲当时的普遍思潮不谋而合，经济危机正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一战”以来，对人口下降的担忧是欧洲的普遍现象，法国和德国尤甚，这导致了对20年代中一度得到提倡的避孕的反弹。反避孕的潮流遍及各国，得到许多民众的支持，在天主教国家中尤其得到一贯激烈反对节制生育的天主教会的强烈支持。虽然堕胎在欧洲大部都被列为非法，但此时反堕胎的立场更加强硬。比如，英国在1929年将堕胎定为犯罪。任何被定罪“意图消灭一个产下即可存活的孩子的生命”（定义为28周以上的胎儿）者都要被判处终身苦役。即使如此，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成千上万的已婚和未婚妇女仍然选择堕胎，不仅冒着受到法律严惩的风险，而且还可能因非法手术出错而使自己的身体严重受损，甚至死亡。

英国植物学家玛丽·斯托普斯（Mary Stopes）在20年代提倡节制生育的时候，是把它作为改善人口质量的措施来宣传的。“一战”后，遗传、基因、种族族群的缩小和对优等品种的渴求成了欧洲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问题。大萧条加深了对“民族健康”的疑虑，人们因此更加支持优生学，或与它意思一样，但听起来令人心悸的“种族卫生”（指通过控制生育来淘汰“劣质”，改善种族品质，以期提高“民族效率”）。各国在经济萧条期间不得不勒紧腰带，于是，照顾社会中“无生产力”成员的代价变得更加难以承受。在英国，支持优生学运动的不仅有著名的科学家、心理学家和医生，还有包括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剧作家萧伯纳在内的大知识分子。1932年，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他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书中描绘的社会依靠生物工程和思想控制来实现最高程度的社会及经济效率并维持稳定）即将出版时说，优生学是政治控制手段，他赞同采取措施来预防“整个西欧族群……的迅速退化”。一些更为极端的优生学论者认为，除非采取大刀阔斧的种族清洗措施，否则不列颠“种族”的生理特质势必会退化，以致最终灭绝。他们甚至考虑要对“劣等人”采取无痛消灭的手段，如果做不到，就对其实行强制绝育。虽然抱持这类主张的只限于少数优生学家，在英国并未得到实施，但它们显示，在大萧条期间，就连民主国家的民意也转向了保守。

在德国，让遗传病患者自愿绝育的提案在1932年纳粹党上台前就提出了，也得到了医生的支持。希特勒政府上台后采取的措施还要激烈得多。不过希特勒政府尽可放心，它于1933年7月14日颁布的法律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拥护。那项法律规定对各种遗传病病人、身体严重畸形者和长期酗酒者强制实行绝育，在后来的几年内处置了大约40万人。（德国用“死亡室”来消灭精神病人还要等到6年以后。）然而，推行强制绝育的不只是残忍的独裁政权。1934年，所有斯堪的纳维亚民主国家都在民意的广泛支持下通过了法律，规定对某些公民强制绝育，数万人因此受害。法定绝育也并不限于欧洲这个“黑暗大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30个美洲国家中的4.2万名公民因“智障”或“疯狂”而接受绝育手术，大多是被强迫的。在整个欧洲（以及更广的西方世界），国家干预公民生活越来越被人接受，这在1914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欧洲各国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不仅造成社会思想的激进化，也导致了政治行为的极端化。政治随着阶级矛盾的加剧而趋于两极化。多数国家中的左派都分裂为温和的社会党和与莫斯科步调一致的共产党，二者互相对立。左派努力阻止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却常常徒劳无功。在很大程度上，左派的激进态度是对日益壮大的右翼极端反社会主义运动的反应。在除苏联以外的几乎每一个国家中，大萧条都导致了对法西斯运动支持的急剧增加，而法西斯运动就是要通过人为制造、强加于人的民族团结来摧毁左派，重组社会秩序。危机涉及的范围越广，老百姓就越容易受极端右派的蛊惑。危机对德国的影响最全面，它引起的反应比欧洲其他地方更加极端当是意料中事。

欧洲受大萧条打击最大的经济体也正是欧洲大陆上最主要的经济体。德国的民主脆弱不稳，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分歧严重，人们对“一战”的深重屈辱仍记忆犹新，感到自己的文化受了威胁。经济崩溃加剧了各种矛盾和痛苦，暴力增加，政治的两极无法调和。这一切导致了民主政府的垮台。经济危机之初即已四面受敌的民主孱弱无力，无法生存，转向专制统治遂不可避免。欧洲有些国家的民主已经垮台，还有的岌岌可危。但德国是所有国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德国有着广袤的领土、强大的工业基础（尽管因经济萧条暂时受到重创）和处于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而且野心勃勃地企图修改《凡尔赛和约》划定的领土边界，这一切都使得德国与众不同。这样一个国家一旦建立专制政府并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就构成了对欧洲和平的潜在威胁。

随着大萧条的魔爪日益收紧，社会结构开始解体，意识形态的鸿沟进一步扩大为深渊。看到德国危机缠身、朝不保夕、屈辱无助、四分五裂，人民因自己一度伟大的国家雄风不再、沦落如斯而痛心不已。德国的议会民主结构不堪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它的瓦解为各种政治力量提供了活动空间，而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认为，只有一支政治力量有望带领他们实现民族复兴，那就是希特勒的纳粹党。

于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掌握了德国的政权。这个日子标志着欧洲历史上一个灾难性的转折点。在大萧条对欧洲政治与经济产生的各种影响中，德国发生的事情是最大的灾祸，不仅对德国人民如此，而且对整个欧洲，进而对全世界都是如此。

最坏的结果

德国的危机不只是经济危机，甚至不能算是主要围绕着经济的危机，而是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危机。美国经济遭逢大难，却没有导致国家的危机。英国经济的下滑虽然没有美国剧烈，但也极为严重，结果却明显加强了保守建制派的力量。美国和英国的统治精英都认为现行的政治体制符合他们的利益，绝大多数老百姓也都支持现存的统治结构以及作为其基础的价值观。法国在这方面的一致意见较弱，国家因此在经济危机中遭到了较大的冲击，但还是坚持了下来。瑞典的经济危机反而加强了国家的社会民主基础。

相比之下，大萧条在德国撕掉了自1918年以来包在化脓伤口上的绷带，表明德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对民主的接受仅仅停留在表面。随着大萧条的步步进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民主是使德国陷入困境的元凶首恶，于是民众对民主的支持日渐萎缩。德国的民主遭到精英的暗中破坏，民众的支持又在迅速退潮，因此德国民主从1930年起就已经日薄西山。事实证明，政治的两极化有利于极端分子，希特勒成了最终的得益者。

经济危机最严重时担任总理的海因里希·布吕宁把自己的整个政治方略都寄托在取消德国的战争赔款上，他努力向战胜国表明，德国在来势汹汹的大萧条打击下，已经无力偿款。对他来说，只要能摆脱德国的赔款负担，德国人民经受的水深火热就是值得的。1931年6月，这个目标的实现看起来近在咫尺。当时，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不顾法国的反对，推动通过了暂停德国赔款一年的提议。当年年底，根据扬计划的规定建立起来审查德国偿付能力的委员会得出结论说，暂停到期后，德国仍无力支付赔款。委员会建议取消德国的战争赔款，也取消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次年夏天，在洛桑的一次会议上，这条建议得到了通过。德国同意支付最后一笔小额赔款（实际上根本没有支付）。这样，战争赔款这个自1919年以来对德国来说不单是经济上，而且是政治上的沉重负担被一笔勾销。然而，布吕宁却无法居功。他失去了兴登堡总统的信任，在洛桑会议即将召开之时被免职。兴登堡用布吕宁做了该做的事，现在用不着他了。

力图修正“一战”成果的人想去除《凡尔赛和约》的桎梏，军方希望重振雄风，反民主的精英计划建立更加专制的统治，这一切在赔款取消后都不再是痴人说梦。兴登堡开始露出了本相。总理一职的担任者频繁更换，1932年6月到11月是弗兰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继任的库尔特·冯·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仅从1932年12月干到1933年1月；他们主持的德国政府日益右转。但是，德国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整个国家都面临着迅速恶化的危机。在没有群众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两人对危机都束手无策。他们的难题是，任何解决危机的办法都需要依靠希特勒。

从1930年到1933年，德国的政治体系日益分崩离析，由此产生的巨大真空为纳粹党创造了机会。现存的国家体制几乎民心尽失，汹涌的民怨促使选民纷纷投向希特勒的纳粹运动。希特勒本人也日益成为吸引愤怒而忧惧的大众的磁石。他的宣传机器为他打造的形象显示，他不仅体现了民众对德国现状的不满，而且代表着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与梦想。人们把自己的信念、憧憬与愿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他提出民族彻底重生的愿景，把他们凝聚到了一起。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心向希特勒。直到1933年，左派都保持了30%以上的选民支持率。两个天主教政党又稳占了另外15%的选票。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几乎完全由失业工人组成的）共产党之间深切的敌意使它们绝无可能组成反纳粹的统一战线。这种致命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来发生在德国左派身上的巨大灾难。但是，它并非造成灾难的原因，因为左派政党没有权力。主要问题不在于左派，而是在于右派。政府的权威在崩溃，公众的不满在蔓延。纳粹党和共产党各自控制的准军事团体之间的暴力冲突日渐增多。中产阶级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惊慌地看到共产党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主要是挖走了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误以为共产革命迫在眉睫。中间和偏右的“资产阶级”政党失去了支持，和它们一道垮台的还有30多个地方小党和利益集团式的政党（没有限制的比例代表选举制度造成了政党泛滥）。那些政党的支持者大都投奔了纳粹党。

纳粹党利用民众的各种不满与偏见，煽动起了人内心深处原始的愤怒和仇恨。然而，它的吸引力不全是负面的。纳粹的宣传一方面把它在政治和种族上的敌人妖魔化，另一方面发出了民族复兴和民族团结那令人热血沸腾的号召。它讴歌1914年间（一度）出现的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和大战期间前线士兵的“战壕集体”，声称要创建一个超越一切内部分歧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这一象征的号召力不可谓不强。

一名18岁的办事员参加了其他政党的集会后，在1929年加入了纳粹党。他听了一名纳粹演讲人激动人心的讲话后，对自己的振奋心情做了这样的描述：

我感到深深的折服，不仅因为他热情洋溢的讲话，而且因为他真诚地胸怀全体德国人民，我们德国人最大的不幸就是分裂为众多的党派和阶级。我终于听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切实建议！取缔一切政党！消灭阶级！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同体！我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些目标。就在那天晚上，我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所属，我属于这场新运动。它是拯救德意志祖国的唯一希望。

从1930年到1933年，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人加入了纳粹运动，无论出于何种个人动机。希特勒掌权前夕，纳粹党员的人数已接近85万，其中4/5以上是大萧条后加入的。光是名为冲锋队（Sturmabteilung，简称SA）的准军事组织就有40万成员，其中许多人甚至不是纳粹党员。

多数选民想要的不是连贯有序的计划，也不是对政府进行有限改革。希特勒的纳粹党对他们有吸引力，因为它许诺要彻底破旧立新。纳粹党人不想对他们口中垂死腐烂的制度修修补补；他们声称要将其完全摧毁，在废墟上建起一个全新的德国。他们不是要打败反对者，而是威胁要完全消灭他们。这个主张的吸引力正在于它的激进。自小就被灌输“和平与秩序”价值观的体面中产阶级成员现在却愿意包容纳粹的暴力——只要暴力的对象是可憎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或者是（不仅狂热的纳粹分子，而且多数民众都认为势力太大，对德国有害的）犹太人。中产阶级视暴力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这一美好目标的副产品。为了凝聚民族团结，克服内部分裂，他们不惜诉诸不容忍与暴力。1932年夏，当希特勒在一次演讲中把不容忍当作好事，宣称“我们就是不容忍。我的目标就是要把那30个政党从德国清除出去”的时候，4万听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喝彩声。

纳粹的激烈言论是各种仇恨和民族主义口号的大杂烩，许多批评家因此不屑地把纳粹主义视为一场不成熟的抗议运动。他们认为，一旦形势改善，或者纳粹党不得不参与执政时，它就会不击自溃。的确，纳粹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难以控制、派别林立的抗议运动。但它不是只会抗议和宣传。纳粹领导人，尤其是希特勒，既是出色的煽动家和宣传家，也是意志坚定、冷酷无情的理论家。

希特勒对自己的目标毫不讳言。他在1924年到1926年间写成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前半部是他在兰茨贝格（Landberg）的监狱中坐牢期间写的］最明确不过地宣布了他的反犹偏执，也阐述了他认为只有夺取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土地，德国的未来才有保证的观点。纳粹党外没有多少人把希特勒的这些观点当回事，认为那不过是这个活动于政治边缘、策划了一场未遂暴动的疯子的臆想。

希特勒个人的思想并非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主义从者如云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作为他思想中心的反犹主义，在选民蜂拥投向纳粹旗下的30年代初，反而不如纳粹主义相对无人问津的20年代时在纳粹宣传中来得重要。犹太人当然是德国一切不幸遭遇的替罪羊。但是，大萧条期间吸引了选民的是纳粹党做出的各种许诺，包括结束选民心目中由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一手造成的痛苦，打倒应为德国困境负责的人，在全国“人民共同体”的基础上建起新的社会秩序，把德国建成强大、骄傲、繁荣的国家。纳粹的宣传把希特勒描绘为能够实现上述承诺的唯一人选。1932年选战中纳粹的一条口号称希特勒为“千百万人的希望”。希特勒代表着纳粹党的意识形态，也代表着公众对国家得救的渴望。

希特勒靠着出色的煽动才能和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但操作手法灵活）巩固了自己在纳粹运动中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意识形态范围很广，足以容纳右翼思想的各个分支和也许难以调和的不同利益——位居他之下的其他纳粹领导人各有偏好，有时会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动（尽管可能完全不切实际），比如，有人想重点推行“国家”社会主义以赢得工人支持，别的人却想强调“血与土”来争取农民的民心。这些不同的目标都被纳入含义模糊但号召力强大的民族团结主题之下，存在的任何社会问题都被用作反犹宣传的素材。“领袖”就这样成为“思想”的化身。围绕希特勒建立起来的小圈子成了防止派别分裂这个法西斯运动通病的壁垒——在纳粹党成立早期，分裂的现象曾十分明显。

大萧条期间，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即已摇摇欲坠，纳粹党挖民主的墙脚更是屡屡得手。到1932年，希望保留民主制度的只剩下1/5仍然支持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所余无几的自由派，以及天主教中央党的一些支持者。民主的确已死。至于应该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却众说纷纭。约3/4的德国人希望建立某种形式的专制政府，但专制的形式五花八门，无产阶级专政、军人独裁、希特勒独裁都有可能。尽管纳粹党人一直不停地鼓噪煽动，但他们在1932年夏赢得的选票已经到了他们在自由选举中能够达到的上限——刚过选民总数的1/3。1932年8月，希特勒要求被任命为政府首脑（当时纳粹党刚刚赢得37.4%的选票，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却被兴登堡总统断然拒绝。兴登堡想要的专制近似于回归德意志帝国的制度，不会允许希特勒当总理。然而，不到5个月后，兴登堡就改变了主意，而那时纳粹党的支持度并未上升，反而在下降。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终于被任命为总理的时候，他刚刚遭遇了选举败绩。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党自1929年崛起以来获得的票数首次出现了下降。由于其领导层内部发生了危机，纳粹党这个泡沫似乎已经破掉了。1932年的那场选举是在两轮总统大选和一系列地方选举之后举行的第二次国会选举，是由国家危机的不断加深促成的。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德国的各个城市发生冲突，造成的暴力升级使得内战成为实实在在的危险。军队害怕被卷入。历届保守政府都无力解决暴力的问题。僵局就此形成。国家的保守精英如果得不到纳粹掌握的群众的支持，就无法执政，但是如果希特勒当不成总理，纳粹党就不肯参与政府。最后，能够上达总统天听的一些人通过幕后活动打破了僵局，劝说兴登堡相信，唯一的办法是把总理大位交给希特勒，通过主要由保守阁员组成的内阁对他进行钳制。这个致命的交易终于为希特勒铺好了通往权力之路。

希特勒是弄权的好手。墨索里尼耗时3年才完全掌控了意大利的国家机器，希特勒却只用6个月就在德国建立了绝对主导地位，主要是靠公开对反对派实施恐怖，辅之以强大的压力，使人对新政权不得不从。希特勒上任头几周，数万名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仅普鲁士一地就有2.5万人）被逮捕，在临时监狱和集中营里受尽虐待。政府发布的紧急法令给了警察无限的权力。当年3月23日，国会在一片山雨欲来的气氛中通过了《授权法案》（Enabling Act），解除了国会对政府的限制。一方面忐忑畏惧，另一方面又兴奋期待的德国社会顺从地接受了这一切。人们蜂拥加入纳粹党。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五花八门的社会和文化组织、俱乐部和协会也都迅速纳粹化。德国人中除了30%左右坚决支持左派的人（当然还有仅占人口7.6%，已经在遭受迫害的少数犹太人）之外，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投票支持纳粹党，但至少觉得它关于“民族崛起”的一些主张有一定的吸引力。完全不为纳粹党宣传所动的人为了自保，只能把真实的想法深藏心底。民族复兴那令人陶醉的气氛从来都有威胁恫吓的成分。

纳粹党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消灭可能组织起来反对它的力量。顽强不屈的共产党被无情摧垮，社会民主党这个在欧洲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运动遭到禁止。随着社民党的消亡和1933年5月初德国庞大的工会被强行解散，德国那虽有长期的理想传统，实际却只存在了14年的民主几乎被彻底消灭。剩下的只有地下反对派在危险四伏之中勉力维持的星火残余。“资产阶级”和天主教的政党也或是遭到禁止，或是自行解散。到7月14日，纳粹党已被正式宣布为唯一合法的政党。

希特勒上台之初，不仅要迎合他的众多追随者，而且必须照顾到以德高望重的兴登堡总统为代表的保守派中坚力量。3月21日，他精心安排了一场振奋人心的展示团结秀——“波茨坦日”[2]，宣称要在新老德国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实现民族复兴，把一直追溯到腓特烈大帝光荣时代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与对未来荣景的憧憬象征性地连在了一起。此举为希特勒赢得了保守派的支持。许多原本对他心存怀疑的人受到了感动。希特勒似乎正在从煽动家逐渐变为政治家，他开始把自己的形象从纳粹党魁改造成有水平的国家领袖。

1934年初，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的野心引发了一场严重危机。他要把纳粹运动进一步激进化，还想把军队置于纳粹党准军事力量的控制之下。这显然威胁到了现有精英的地位。希特勒不得不有所动作。他在6月30日动了手，下令对冲锋队的一些领导人大开杀戒，这就是“长刀之夜”。罗姆和冲锋队的一些其他领导人被枪决。别的曾经惹怒过希特勒的人，包括（因为在1932年秋反对希特勒而被视为叛徒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和（被认为一直阴谋反对政府的）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也遭到杀害。据估计一共有150到200人被杀。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打着“保卫国家”的旗号发动大规模谋杀，反而威望大振。在老百姓眼中，他是在清扫奥吉厄斯的牛舍（Augean stables）[3]，去除了一个疯长的恶疮，或者说是德国政治体上的“溃疡”。军方感到高兴，因为“清洗行动”去除了对它的一大威胁，巩固了军方对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清洗行动”也是对意图挑战希特勒政权者的当头棒喝，使他们看到，不管反对的力量多么强大，政权都不惜随时使用野蛮的武力予以打击。至此，希特勒已是不可挑战的。1934年8月初兴登堡逝世后，希特勒揽过了国家元首的大权。此举确立了他在德国的极权。国家权力和元首的权力都集于一人之手。

希特勒巩固独裁的同时，德国经济开始重兴，军力迅速重建。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国家却在大萧条的重击下尽显疲弱与分歧。欧洲国家为克服经济危机而苦苦挣扎之时，几乎各国的民主都落于守势，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却步步进逼。这对于欧洲的和平实乃不祥之兆。

经济复苏之路

1933年，大萧条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已经触底，一些地方开始隐约地显现出微弱的复苏迹象。不过，在许多受打击极大的工业区，即使形势开始好转，也几乎看不出来。虽然欧洲其他的主要经济体开始复苏，但是法国却在经济萧条中越陷越深。那年夏天，在伦敦召开了旨在稳定货币、停止关税战的世界经济会议，那是唯一一次为就复苏措施达成国际协议的努力，但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使会议的愿景付之东流。罗斯福不出意料地以刺激美国经济、照顾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绝对优先。他甫一上任，就降低了美元兑英镑的汇率。此举进一步确定了各国自扫门前雪的行为模式。各国应对危机的方法不同，行动的步伐各异。没能通过协议建立国际贸易制度无疑拖了经济复苏的后腿。民主国家开始跌跌撞撞地走向复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承认，即使对职业经济学家来说，经济也是“一团乱麻”。难怪政府领导人几乎从来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做。

到1933年，英国这个除美国以外的全球最大经济体开始走出大萧条。次年，英国成为第一个超过了自己1929年工业生产水平的国家，虽然那不过是说明了整个20年代期间增长率的低下。说明最坏时候已经过去的另一个指标是失业率的下降。1933年，失业人数从300万减至250万。然而，下降仍然极为缓慢。英国的失业率在1932年是17.6%，到了1935年，才降到12%~13%。在受大萧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失业率仍在50%以上。1932年，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的几千名失业工人举行了向伦敦的“饥饿进军”；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的政府如临大敌，警察与游行的工人发生了暴力冲突，局面大乱。一份得到广泛支持、要求废除“家庭经济调查”的请愿书被警察没收，没能呈交给议会。1936年，在英国东北部受经济萧条重创的造船城市贾罗，大约200名贫困的失业工人向近300英里以外的伦敦进发，赢得了公众的广泛同情。他们带来一份有1.1万当地民众联署的请愿书，请求政府对他们民生凋敝的城市伸出援手，但是，政府却拒绝接受请愿书。

英国政府坚持正统的财政政策，努力保持预算平衡。使用赤字财政来应对大萧条的非正统方法仍处于萌芽状态，凯恩斯尚未确定他的反周期经济学理论。华尔街崩盘后不久，凯恩斯曾预言伦敦不会受到严重影响，说“我们认为前景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后来他一定因此言而备感尴尬。大萧条强势来袭之时，实行计划经济、通过借贷来促进增长的最大胆蓝图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提出来的。此人无疑能力过人，同时又野心勃勃、急躁冒进，没有固定的政治归属。出身贵族的他一度是保守党人。20年代初，他对保守党感到失望，遂脱离保守党，成为独立的议会议员，后来又加入了工党。他在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立场显然是左倾的。他在自己关于通过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的主张遭到断然拒绝后，就带领一批人脱离工党自立门户，名为新党。在1931年的大选中，新党没能赢得像样的支持，于是莫斯利开始转向极右。他公开表示对墨索里尼的崇拜，于1932年建立了英国法西斯联盟，此后在政治上再无建树。

1931年夏天财政危机期间组成的国民政府内阁只有10人，由来自工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三大政党的大臣组成。很快，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就成为内阁的领军人物。鲍德温是保守党人，担任过首相；张伯伦的父亲约瑟夫是著名的自由党政治家，异母长兄奥斯汀曾担任外交大臣，帮助促成了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不过，1929年到1931年间工党政府的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保住了职位，菲利普·斯诺登起初也仍旧担任财政大臣。工党因为麦克唐纳和斯诺登加入政府而发生严重意见分歧，在斥他们二人为叛徒的一片责骂声中将他们开除出党；两人只得另起炉灶，成立了“国民工党”。

为了保持财政的稳健，斯诺登提出了紧急预算，不出意料地引起了他原来所属的工党的怒火。包括削减开支、提高所得税、降低公共服务部门雇员的工资和失业救济金在内的紧缩措施初次提出时，导致了工党政府垮台（因为许多这类措施超乎比例地有损于社会中最贫穷人口的利益），但是这一次，国民政府依靠下院多数议员的支持，得以力推这些措施，使其在议会中获得通过。提出紧急预算最重要的动机是恢复人们对软弱无力的英镑的信心，但它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减少了需求，导致了通货紧缩。使英国逐渐走出大萧条泥潭的最大功臣是短期贷款成本降低导致的廉价货币。它引发了住宅建筑的大扩张，也因而刺激了对建筑材料、住房家具、家用电器和其他附带产品的需求。即使在大萧条最严重的1930年，英国也建起了20万所新房子。1934年到1938年间，平均每年的新屋落成量是36万所。

从1934年到1939年，政府为了清除贫民窟，拆毁了约25万所不适宜居住的房屋，还为建造福利住房（在英国称为“政府公屋”）提供补贴。在苏格兰，拆旧房建新房的工作主要由市级政府承担。两次大战之间的几十年内，苏格兰共建造了30万所工人住房，虽然到了1939年，仍然有6.6万所房屋被认为不宜居住，另外还需要再建20万所房屋才能减轻工人住房严重拥挤的现象。英格兰和威尔士一些进步的市级政府也推行了住房建筑的大型项目。不过，30年代期间不靠政府补贴建造的新房子要多得多，在总共建成的270万所房屋中占200万所左右。这些房子中3/4由各个建筑协会出资建造。建筑协会还为买房者提供房屋贷款，其掌握的资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大为增加。私人建筑业兴旺起来，特别是在英格兰南部的城郊地区。这里土地供应相对充裕，建筑成本不高，住房负担得起，房屋贷款利率很低。国内需求的上涨、新兴的电化学工业，以及汽车工业出口增加也促进了经济增长。汽车的普及给政府带来了宝贵的收入。1939年，汽车税收对政府收入的贡献比1921年增加了5倍。

法国和英国一样，也试图通过财政紧缩的正统手段来重振疲软的经济。政府开支剧减，校舍、工人住房和其他房舍的建筑资金均遭到大幅削减。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自然也成为紧缩的目标，此举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但是，政府绕过国会发布法令实施的财政紧缩措施影响了所有国家雇员的薪金、养老金和福利，造成失业率升高，并开始侵害退伍军人和其他公众的利益，这造成民众不满迅速膨胀，政治动荡日益加剧。法国出于政治考虑，不肯效法其他国家来通过货币贬值推动出口。像法国那样坚守金本位的国家越来越少，其中比利时于1935年3月终于改弦更张，将货币贬值了28%，生产和出口随即开始复苏，失业率骤降。然而，法国仍然不为所动。不过，1936年9月，贬值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左倾的人民阵线政府本来信誓旦旦要捍卫法郎，但重建军备需要大量资金，政府不得不令货币贬值。1937年6月，法郎又贬。1938年，法郎再贬。不到3年法郎就贬值了1/3。从那时起，法国经济才开始有了较大的起色。

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认为，只能使用古典自由主义的正统财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危机，直到市场经过调整后恢复增长，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却另辟蹊径。丹麦、瑞典和挪威都在大萧条中受害不浅。丹麦和挪威的失业率高于30%，瑞典的失业率在20%以上。农产品价格下降和出口减少对丹麦的影响尤为严重。战后，三国的政府都根基不稳，国家进一步分裂和政治走向极端似乎都可能发生。然而，丹麦在1933年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整合，瑞典和挪威紧随其后。以此为平台，这些国家内部就采取何种经济政策来大力推动萌芽中的复苏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丹麦是领头羊。1933年1月，因为需要就克朗贬值的问题达成协议，社会民主党和农民党做了一笔交易：社会民主党支持有利于农民的保护主义措施，农民党则支持缓解失业的措施和福利政策。瑞典和挪威随后也做出了类似的安排。特别是在瑞典，政府依靠新达成的务实的协商一致引进了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旨在通过国家投资公共工程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这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有多大并不清楚。复苏早期，赤字财政的程度不深，在反周期政策的效用逐渐显现出来之前，复苏就已经开始，并得到了货币贬值和出口增加的助力。即使如此，为摆脱危机而达成的协商一致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为建立在政治稳定和民众支持之上的福利政策奠定了基础。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采取的政策大同小异，这反映出它们之间的高度合作，不仅因为它们需要缓解各自国内的紧张，而且也因为它们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德国形势的忧虑在日益加深。

独裁政权有自己的复苏之路。意大利由法西斯掌权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抵挡来势汹汹的大萧条。事实上，意大利于1927年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在华尔街崩盘之前就已经削弱了意大利的经济。墨索里尼认为，意大利的货币里拉估值过低（150里拉兑1英镑），有辱意大利的国家声誉，于是调整了里拉的比价，改为90里拉兑1英镑，之后又采取了通货紧缩的措施。里拉升值本来是为了展示力量和政治意志，却产生了破坏性的经济后果。从1929年到1932年，意大利的工业产量下降了近20%，失业率增加了两倍。侥幸没有失业的人尽管保住了工作，但工资减少了，虽然从1932年到1934年，物价剧降和政府发放的家庭补贴不仅弥补了工资减少的损失，而且增加了实际收入。1934年，每周工作时间被降到了40小时，主要是为了减少失业，但并未调整每小时工资来补偿工人因工作时间缩短而失去的收入。自1935年起，实际工资再次下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仍未达到1923年的水平。

墨索里尼政府应对大萧条的办法是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公共工程开支大为增加。国家出资收回土地进行再开发，这在意大利并非新鲜事物。但是，1870年后的半个世纪内，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是（按1927年的物价计算）3.07亿金里拉，从1921年到1936年之间却猛增到86.97亿金里拉。这帮助降低了失业率，却无法阻止物价上升，也不能提高生产率或推动技术进步。政府高度重视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推动“小麦战役”（battle for grain），还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这些措施增加了小麦生产，提高了作物产量。到1937年，小麦进口减少到20年代末进口量的1/4。然而，这个政策造成了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大多数主粮平均消费量的减少。

也是在大萧条期间，法西斯政权终于开始采取行动，落实它宣扬已久的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主张。1934年，22个社团成立，各自代表经济的一个具体部门，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体化的计划经济。然而，目标与现实相去甚远。社团国家在实践中笨重不灵，官僚习气严重，不仅不能激发，反而压制了进取精神。在表象之下，实际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大企业手中。工会1926年就失去了独立性，劳资关系落入意大利工业总会所代表的工业资本家的控制之中。主要工业部门建起的卡特尔（即垄断集团）确保了企业的利益得到维护。大萧条期间政府采取的经济措施也有利于大企业，虽然表面上似乎把经济置于严格的国家控制之下。1931年，政府组建了一家国有机构，专门购买经营不善银行的股票，以逐渐增加对银行部门的控制，并在1936年实现了意大利银行的国有化。1933年又建立了一家国有机构（工业重建局）来刺激欲振乏力的工业。慢慢地，国家直接介入了造船、工程和军火等重要的工业部门。

30年代末，走向独裁的步伐日益加快，国家干预也与日俱增，意大利与自由市场经济渐行渐远。国家制定的规章束缚了工商业领导人的手脚，官僚控制日益增强。不过，企业家起初害怕控制权会被国家全部夺走，后来证明这个担忧并未完全成真。虽然法西斯政府和大企业之间有时免不了摩擦，但是它们多重的共同利益（且不说工业从军工生产中获得的暴利）确保了它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后都一直紧密配合。

总的来说，大萧条发生后的那个十年间，意大利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增长率远低于1901—1925年的水平。国家规定了种种限制，人们时时害怕自己会失业，政治上与政府步调不一的任何表现都可能招致报复，这些都扼杀了人们努力进取的事业心。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到“二战”开始时才稍有好转。工业产量也是一样。尽管意大利的镇压性政府实行强力干预，但事实证明，意大利走出大萧条的道路比欧洲民主国家的更曲折，效率更低，而且危险得多。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与追求帝国荣耀相比，恢复经济只能向后靠。虽然殖民征服战争的根源是意识形态，但法西斯领导人显然认为，在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候，对非洲进行殖民扩张可以提高政权的威望。经济复苏只是法西斯主义大计划中的一部分。

德国的情形更是如此。经济复苏步伐最快的地方也正是大萧条中受害最深的地方。德国经济的飞速复苏引起国内外一片惊叹，这帮助巩固了民众对希特勒独裁政权的支持，使人感到纳粹党创造了“经济奇迹”。纳粹党上台时并没有促进经济复苏的蓝图。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在就任总理后的第一次演讲中许诺要通过两项宏伟的“四年计划”来拯救德国的农民，并消除失业现象。至于这些目标如何实现，他没有说明，也心中无数。对他来说，经济学不是严谨的科学，而是和所有其他事情一样，是意志的问题。按照他那粗陋的决定论思想，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权力，不是经济学。

纳粹党刚上台的几个月，希特勒和他的政权像原来对大企业领袖保证过的那样，致力于改变经济活动的政治条件。左翼政党和工会被摧毁，遂了工业资本家的心愿。劳资关系得到重组，雇主掌握了工作场所的主导权。企业获得的这种新自由有国家的镇压作为支撑。资本家可以压低工资，提高利润。然而，他们必须明白，决定企业发展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国家利益。希特勒把制订振兴经济计划的事交给国家机关的金融专家和经济界领导人去做。对他来说，打造经济充满活力、强劲复兴的形象才是关键。他对经济复苏的最大贡献在于鼓起了人民对复苏的信心。

纳粹党的运气不错。它的上台恰值大萧条最严重之时，所以，无论哪个政府执政，经济都会发生一定的周期性复苏。然而，德国复苏的速度与规模把世界其他国家都甩到了后面，超过了衰退后的正常反弹。初期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以前已经提出（纳粹掌权前也已开始实施）的一些主张，纳粹政权采纳了这些主张，大幅扩张了实施范围。创造就业的计划在1932年即已开始执行，但规模很小，不可能对当时的严重失业产生任何缓解作用。1932年的巴本政府在创造就业方面的拨款额是1.67亿帝国马克（Reich mark），而纳粹政权在1935年一举豪掷50亿帝国马克。然而，即使纳粹政权的拨款也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不足以刺激经济复苏。不过，政府大张旗鼓宣传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有限拨款产生的效果。德国似乎又走上了正轨。

修筑公路、开挖水渠、土地再开发等就业计划无论经济价值如何，都相当引人注目。一队队的志愿劳动者（自1935年起，参加公共工程的劳动被规定为义务）更造成了国家蒸蒸日上的印象。政府给的工资极为微薄，但若是不愿意为了少得可怜的工资去做苦工，就会被关进集中营里被野蛮地强迫端正劳动态度。只要接受某种紧急救济，就会被从失业名单上除名。失业率的急剧下降（失业的确减少了，但幅度不像统计数字显示得那么大）也使人信心大增，相信国家正在积极有效地振兴经济。

创造就业，大量投资于建筑工程，对汽车工业实施税收优惠，采取措施加强对农业的保护，防止农产品价格下降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在后来的5年内，农民收入增加的速度是工人周薪上涨速度的3倍），这些都是纳粹政权刺激经济的重大举措。此时离30年代中期还有很久，到那时，政府不惜巨资重整军备使经济复苏再上台阶，完全消除了失业，甚至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希特勒注重有效宣传，汽车工业因而大为获益。他上台伊始，就承诺对汽车制造业实施税收优惠，多修公路，并生产廉价的“人民的汽车”（虽然大众汽车其实到“二战”后才进入平民家庭）。1934年的汽车产量比大萧条前的经济巅峰期1929年高了50%。公路建设如火如荼，高速公路的开通更是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宣传。1934年在公路建设上的开支比20年代中的任何一年都多一倍。国家对建筑业的投资刺激了私人住房建筑，众多小公司得以为建筑公司和为想给新家配备家具的消费者提供货物与服务，生意兴隆。

德国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政策显然影响到了对外贸易。它仅靠自己的资源无法满足需求。但政府拒绝考虑让帝国马克贬值，这不仅是为了面子，而且也因为人们对1923年的惨痛经历仍记忆犹新，那时的恶性通货膨胀使货币成为废纸。马克坚挺造成了贸易逆差。结果，德国愈发倾向于缔结双边贸易协议，而不是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也愈加努力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在德国国民银行行长、1934年起担任经济部部长的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的主持下，1931年银行崩溃后为控制汇率、管理偿债所采取的临时措施执行期大大延长。到1934年，在外汇严重短缺、货币储备急剧下降的压力下，德国集中力量寻求与别国，尤其是与东南欧的国家达成双边贸易协议，由它们提供原材料，换取从德国运来（无一例外总是迟到）的制成品。这是德国在经济疲弱的境况中想出来的务实办法，并不是因为它预谋在中欧与东南欧建立统治地位。此法促进了那些地方的复苏，然而，随着德国经济力量逐渐增强，那些地区对德国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增加，逐渐被吸入了德国的轨道。

对德国来说，经济复苏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附属于迅速重整军备，最终靠军事力量实现扩张的政治计划。到1936年，政府开支几乎比纳粹上台前增加了一倍，后来的两年内又再翻一番。公共开支最大的份额用在了军工产业的发展上，1936年是1/3以上，1938年则几乎达到一半。军火工业成了推动经济的最主要引擎。开始时，军队甚至消化不了希特勒想拨给他们的款项。但从一开始，重整军备便是明明白白的头等大事。1934年，沙赫特就通过在国家预算之外的“创造性会计法”提供了大量隐性资金。打造强大军队的努力自此迅猛展开。快速扩张的军工产业像无底洞一样吸收了大量资本货物和原材料，这方面的开支增长大大超过了消费品的增长。

到1935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由于外汇短缺和货币储备的减少，满足迅速高涨的军备需求和拨出足够的资金进口粮食二者无法兼顾。1934年发生了粮食歉收，（1933年为推动农业生产，提高农民地位而成立的）帝国粮食署程序烦琐，效率低下，结果1935年秋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社会动荡的加剧引起了政权的极大担忧，迫使希特勒出手干预，以确保外汇不都用来购买军工产业急需的原材料，也得拨出一部分用于进口粮食。

到1936年初，经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是纳粹政权为使德国走出大萧条所采用方法不可避免的结果。解决困境只有两个办法：要么缩小发展军备的规模，迈出重新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要么继续推行迅速军事化。后者意味着德国要努力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若是没有领土扩张，就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个目标，而扩张领土则意味着早晚会打仗。1936年，希特勒必须在这两个办法中选择一个。他会选择哪个其实早有预示。纳粹党自掌权伊始就隐含了意识形态居首、经济居次的倾向，希特勒的选择明确证实了这一点。1936年，又一场欧洲大战的爆发开始了倒计时。

政治急速右转

大萧条期间，欧洲的政治急速右转。令人惊讶的是，在资本主义深陷于当时许多人认为是致命的危机之时，在大规模失业遍及各国、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的情况下，左派却处处失利。西班牙社会党是1931年4月促成第二共和国成立的主力，但即使在西班牙，社会党自1933年起也日益落于下风。在法国，社会党人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1936年上台执政，却仅为昙花一现。社会民主党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成功是个异数。在欧洲其他地方，右派都在阔步前进，经常发动民众游行。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形？是什么决定着民主的成败？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欧洲为何在政治上压倒性地向右转，而没有向左转？经济危机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这种前景不妙的局势？有时，政治的右转加强了保守主义，无论是西欧民主国家中相对温和的保守派，还是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中由反民主政治精英主导的反动专制政权。但是，大萧条也为激进右派的民粹运动创造了条件，使之得以吸引支持者，有时甚至进一步动摇已经非常脆弱的统治制度。

法西斯主义的诱惑

一些极端右翼激进运动毫不掩饰地抄袭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追随者使用的方法、象征和语言，骄傲地自称“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其他的这类运动同意法西斯运动的一些主张，甚至是大部分主张，但不肯采用法西斯的名称。这主要是因为定义的问题，可是，为“法西斯主义”下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形形色色的极右运动多如牛毛，各有其特征和重点。因为它们都声称代表某个民族“真正的”“实在的”“本质的”特点，都以该民族所谓的独一无二作为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基础，所以激进右翼不可能建立一个与左翼的共产国际相对等的真正国际组织，作为它们的代表。1934年12月，来自13个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希腊、爱尔兰、立陶宛、荷兰、挪威、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和瑞士）的极右组织代表在日内瓦湖畔召开会议，想确立一个框架以便协同行动，但最重要的国家纳粹德国抵制了那次会议，而且会议连基本的共同理念都没能达成。

尽管如此，所有的极右运动，无论是否自称“法西斯”，都仍然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共性。比如，它们都奉行极端民族主义，强调整体民族的统一，认为民族特征需要靠通过“清除”一切被认为不属于本民族的分子（外国人、少数族裔、“不良分子”）来达成；它们都具有种族排他性（虽然不一定是纳粹主义信奉的那种生物种族主义），坚持自己所属民族具有“特殊”“独一无二”“优越”的素质；它们都激烈地要彻底消灭政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也包括自由主义者、民主党人和“反动派”；它们都强调纪律、“男子汉气质”和尚武主义（通常进行准军事组织的活动）；它们也都相信专制领导。有的特征在一些极右运动的意识形态中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中心特征，但它们不具普遍性。有些运动的民族主义以收复领土或建立帝国为目标，危害极烈，但并非所有极右运动都是扩张性的。有些运动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不过并非所有运动都反对资本主义。它们大多赞成按照“社团主义”路线重组经济，废除独立工会，由利益“社团”在国家指导下管理经济政策，但并非无一例外。

这些林林总总的思想虽然侧重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要动员民众起来支持本质上反动的非革命专制政权。公然自称法西斯的运动则更进一步。它们不仅想推翻或打碎现存的国家，用民族主义的专制政府取而代之，而且要实现民众对民族集体意志的完全服从。它们要求全身心的投入。它们豪言要创造“新人”，打造新社会，建立自己民族的理想国。这种对全身心的要求是决定法西斯主义革命性质的最重要因素，使其有别于相信专制与民族主义，但实质上仍要保存现有社会秩序的其他右翼运动。

无论是极右派的受害者，还是坚决反对极右运动的左翼人士（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极右运动称为“法西斯”运动）都完全不在意用语的学术性精准。的确，追求定义的清晰不应模糊大萧条时期欧洲向右转这个大趋势，尽管不同国家右转的表现形式不同。

国家无论是转向保守右倾还是激进右倾，都被宣传为保护与振兴民族之必需。随着阶级冲突加剧（此时，阶级冲突已经从主要是经济性质的冲突变成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冲突），民族团结被鼓吹为抵御社会主义威胁的坚固堡垒。在英国这种社会主义威胁较小、较轻或较遥远的国家，决心捍卫现存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保守主义占了上风，激进右派几乎没有任何活动空间。德国是另一个极端，那里的社会主义威胁较大，保守派也想推翻现存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却又四分五裂，支持者大多被法西斯右派吸收了过去。其他欧洲国家大致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法西斯主义的诱惑从未如此之大。它发出民族重兴的呼声，把忧惧与希望强有力地连为一体，这样的呼吁似乎无所不包，足以超越社会界限。法西斯主义以充满蛊惑性的言辞描绘民族的未来，声称要维护不同社会群体的既得物质利益，它引起了感觉受到社会现代化变革威胁者的共鸣。它渲染内部敌人的危害，尤其是社会主义及发动社会革命号召的祸患，以此动员那些害怕自己将因此失去地位、财产、权力或文化传统者。然而，它把这些利益集合起来，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个社会属于强者、适者、有功者——简言之，（他们自己眼中的）配得者。

鉴于法西斯主义的号召鼓动刻意要超越（由于危机加剧了政治的碎片化而进一步深化的）常规利益政治的部门界限，它的社会基础相当庞杂应在意料之中。的确，有些社会群体更容易受法西斯主义的吸引。法西斯主义激情浪漫、理想主义的一面，以及它暴力冒进的激进主义尤其吸引中产阶级的年轻男性，如果他们尚未被吸收入左翼或天主教的青年组织的话。反建制的“代际反叛”（generational revolt）极易被导向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从事的种族主义及反左派暴力行为。法西斯党的党员绝大多数是男性，虽然德国一些地区收集的数据表明，纳粹党即将掌权时，投票给纳粹党的妇女也越来越多，也许是出于和男人同样的原因。

对现状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成员通常超乎比例地支持法西斯主义。白领、生意人、专业人士、退役军官、国家机关雇员、店主、手工业者、小工厂主、农庄主和（通常出身中产阶级的）学生占了法西斯运动群众基础的很大部分。但是，虽然纳粹党的干部和领导人物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但是法西斯主义不能（像过去那样）被简单地界定为中产阶级的运动，甚至根本不能从阶级的角度来界定。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都支持法西斯主义，人数远超原先人们能想到的。1925年到1932年之间，大约40%新入党的纳粹党员来自工人群体。投票支持纳粹党的选民中1/4是工人，如果把投票人全家都计算在内的话，甚至可能高达30%~40%。1932年，工人中投票支持纳粹党的可能多于支持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在冲锋队这个崇尚勇武的准军事组织里，青年工人占了多数，1925年到1932年间占一半以上，纳粹党掌权后比例更高。

这些工人中没有多少是从社会党或共产党那里争取来的。的确，有人改变了原来的左倾立场，但是其大多数过去从未加入过左翼工人阶级政党。纳粹党在许多方面不是典型的极右派组织，特别是它的巨大规模（1933年初纳粹党规模之大，已经超过了意大利法西斯党在11年前墨索里尼组织“进军罗马”规模的3倍）。不过，规模较小的法西斯运动在群众基础的组成方面与纳粹党大同小异：中产阶级是核心，但也包括相当多从未与左翼政党有过关系的工人。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瑞士和英国（以及墨索里尼“夺权”之前的意大利）的情况均是如此。

大萧条与极右派成功的机会没有直接关联。的确，大萧条导致了希特勒的胜利。但是，墨索里尼比希特勒早将近10年在意大利上台时，大萧条尚未发生，其他一些国家的法西斯运动则是到了大萧条得到缓解后才初露头角。还有的国家（特别是英国，还有欧洲以外的美国）尽管同样在大萧条中严重受创，却没有产生像样的法西斯运动。除了大萧条造成的社会与政治矛盾，还需要别的重要因素，例如对丧失领土的愤怒、对左派的偏执恐惧、对犹太人和其他“外人”的本能敌意、对分裂的政党政治“拨乱反正”能力的缺乏信心等。只有当这些因素互相作用的时候，才会造成制度的坍塌，为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

实际上，只有在意大利和德国，土生土长的法西斯运动利用保守派精英的软弱掌握了政权后，力量强大到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确定国家的走向。更加常见的情况是，法西斯运动要么受到镇压性专制政权的遏制（在东欧），要么能够剧烈破坏公共秩序，却无力威胁国家的权威（在西北欧）。

法西斯主义的胜利靠的是国家权威扫地，虚弱的政治精英无力回天，政党政治四分五裂，以及可以任意成立激进运动组织的环境。这些前提条件存在于1919年至1922年间战后的意大利和1930年至1933年间深陷大萧条泥淖的德国，在其他地方却几乎都不存在，除了西班牙，那里（各自内部都四分五裂的）左右两派之间日益激烈的对抗最终导致了1936—1939年的内战，继以军人独裁，却没有发生法西斯“夺权”的现象。相比之下，无论是在民主政府得到统治精英和老百姓广泛拥护的西北欧国家中，还是在专制精英严格掌控国家制度、剥夺公民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东南欧国家中，法西斯运动都没有力量攫取政权。

西欧的右派：顽强的民主

英国的情况清楚表明，它的政治制度中没有任何使激进右翼得以兴起的空间。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以君主制、国家、帝国、议会制政府和法治为支撑，得到英国人民的普遍接受。即使在英国陷入大萧条时，基于议会民主的立宪君主制也未曾遇到挑战。没有大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政治秩序构成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威胁。（20世纪20年代取代自由党成为保守党主要对手的）工党意在改良，不赞成革命。工党的骨干力量工会也是一样。英国保守党与一些其他欧洲国家的保守派不同，它在维护现存秩序一事上有既得利益。1931年的银行危机导致工党政府下台，当年10月27日举行的大选中，保守党赢得了英国议会史上最大的压倒性胜利。国民政府获得了60%以上的选票，拿到了521个议会席位，其中470个席位是保守党的。“国民政府”这个称号听来似乎代表全体国民，其实是保守党政府。在经济危机水深火热之时，英国的议会制度不仅维持住了，而且更加稳固。国家没有遭遇危机。左派不构成威胁。工党是反对党，但支持国家。极端政党只能游走于政治边缘。大萧条期间，英国议会中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属于共产党或法西斯党的议员。

保守主义的强大力量使极右派无机可乘。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于1932年创立的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简称BUF）从未有过出头的机会。英国法西斯联盟在其巅峰时期有5万成员，支持它的各色人等包括不满现状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退役军人、小企业主、店主、职员，还有英国不景气地区及穷人聚居的伦敦东区（它是传统的移民居住区，英国1/3的犹太人口都住在那里）的非技术工人。英国法西斯联盟的风格一贯是拙劣抄袭外国的做法。法西斯式的黑衫制服及游行、法西斯的政治风格与形象，特别是针对犹太人和政敌的可憎的公开暴力，这些都与英国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英国法西斯联盟与反法西斯左派的冲突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1934年6月，英国法西斯联盟在伦敦举行了一次1.5万人的大型集会，几百名反对莫斯利的人混进了集会，结果遭到惨不忍睹的群殴，此事使得包括大报《每日邮报》的老板罗瑟米尔勋爵（Lord Rothermere）在内的许多人撤回了对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支持。1935年举行大选时，莫斯利很清楚英国法西斯联盟一定会惨遭败绩，所以干脆没有参加。1935年10月，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成员人数骤降至5,000，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逐渐恢复到约2.25万。“二战”开始时，莫斯利和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其他领导人被拘留，他们的党也被解散。英国法西斯联盟对被它视为种族与政治敌人的人是威胁，也是破坏公共秩序的捣乱者，令人头痛，但它对英国主流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

其他西北欧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要么是战胜国，要么是中立国。人民没有感到自己的国家在大战中受到了屈辱，也没有收复领土的野心。在这些国家中，激进右派同样无望掌权，因为现存的政治结构牢固坚强。法西斯运动在丹麦、冰岛、瑞典和挪威获得的民众支持少得可怜，在芬兰得到的支持稍大一些，但它在那里最好的选举成绩也不过是1936年的8.3%。在瑞士德语区的一些地方，信奉法西斯主义的民族阵线党在1933年至1936年间获得的选票高达27%，但之后即直线下滑；在瑞士的其他地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为数寥寥，反对者却声势浩大。

爱尔兰蓝衫党（Blueshirts）成立于1932年，正式名称是陆军同志协会（Army Comrades Association），1933年更名为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这个组织仅仅是昙花一现，领导人是性格无常、政治观点极端的约恩·奥达菲（Eoin O’Duffy）。此人曾任爱尔兰共和军（IRA）参谋长，被解除爱尔兰警察局长的职务后成了蓝衫党的领袖。到1934年，蓝衫党的成员达到了约5万人，主要来自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西南部。但是，在政府宣布了对蓝衫党的禁令，又和英国解决了一起严重损害爱尔兰农业的贸易争端之后，对蓝衫党的支持迅速瓦解。蓝衫党人放弃了他们激进的法西斯思想和特点，并入了新成立的主流政党——爱尔兰统一党（Fine Gael）。到1935年，蓝衫党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奥达菲退出了爱尔兰统一党（他成了该党的一大难堪），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带领一支爱尔兰部队在佛朗哥（Franco）将军麾下作战。

尽管荷兰的失业率在1936年高达35%，但是它的政治结构仍然牢牢地植根于新教、天主教和社会民主等次级文化中，使激进右派无法寸进。政府换届定期进行，但实际上人事安排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执政党经常务实地调整路线，或与其他政党达成妥协。对纳粹德国日益增长的警惕也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现存议会制度的完整。在民众眼中，法西斯主义既是“外来的”，也对国家构成了威胁。荷兰主要的法西斯运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ationaal Socialistische Beweging）在1935年达到高峰，赢得了接近8%的选票。然而，两年内，它的支持率就下降到了4%。在“二战”爆发之前的年月里，极右派的支持度一直低迷。

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一个与法西斯主义有些相似的天主教专制社团主义运动曾经在比利时大受支持。1936年，国王党［Rex Party，该党得名自一家天主教出版社“圣王基督”（Christus Rex），而那家出版社的名字又来自确立不久的“圣王基督节”（Feast of Christ the King）］[4]赢得了11.5%的选票，这主要是因为，比利时东南部工业区讲法语的中产阶级认为体制内的政党腐败不堪，于是用选票表示自己的抗议。不过，对国王党的支持很快萎缩，只剩了一点儿残余。跟荷兰一样，由天主教、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组成的现行社会与政治环境排除了极右运动的活动空间。比利时还有一个不利于极右派的条件，那就是没有真正的比利时民族主义。佛兰德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早期法西斯主义运动各据一方（虽然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支持），但国王党在那里的支持度较低。

法国的第三共和国一度似乎受到极右派的严重威胁。法国的政治制度不仅造成政府频繁更迭（常常是不同政党轮流坐庄，但内阁成员不变），而且也导致各政党为了实际利益时常变更盟友。政党联盟中少不了作为第三共和国核心政党的激进党（Radical Party）。激进党反对教权，奉行自由主义经济理念，高度依赖中产阶级的支持，愿意与右翼或左翼的温和派交易以保住权力（通常也都保得住）。大萧条影响刚刚开始显露的1932年，社会党和激进党在选举中都颇有斩获，两党组成了不稳定的温和左派联盟。当时，仇外情绪日益加强，激进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女权主义和对“赤色威胁”的恐惧（虽然共产党只赢得了国民议会605个席位中的12个）[5]愈演愈烈，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保守派政党组成的右翼集团的失败引发了右翼的过激反应。莱茵河彼岸的形势发展更是给他们激动亢奋的情绪加了一把火。右翼民族主义者组成了包括退伍军人协会在内的各种准军事议会外联盟，其中有些至少具有法西斯主义的部分特征。在普安卡雷治下实现了财政稳定的时期，这些准军事组织原已乏人问津，现在却又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

在紧张日益升级的形势中，巴黎绝大多数右翼报刊都不失时机地火力全开，大肆诋毁政府。法国的政治从来就因贪腐盛行而臭名昭著，但1933年底揭露出来的一件丑闻尤其让媒体如获至宝，它可以被渲染为不仅是对政府，而且是对共和国的威胁。那件腐败丑闻的起因是一个名叫亚历山大·斯塔维斯基（Alexander Stavisky）的人犯下的公共财政诈骗案。该人是个侵占公款的卑鄙小人，恰好是东欧犹太人，这正坐实了右翼的偏见。丑闻涉及许多高官，主要是激进党籍的官员，传言说从斯塔维斯基手中收受贿赂的政客有132人。后来，据说骗子斯塔维斯基畏罪自杀。消息传出，一时间谣言四起，说是犹太人和共济会员为了封住他的口合谋弄死了他。此事引发了巴黎街头的骚乱。1934年2月6日，大批支持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议会外联盟成员（据有些估计高达3万人）发起了进军首都的示威活动。当天夜里，警察和几千名示威者发生暴力冲突，造成15人死亡，1,400多人受伤。

这场自1871年巴黎公社以来最严重的有组织暴力使法国的政治建制派深为震惊。可以说，街头暴力和准军事组织把（只成立了几天的）政府拉下了台。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加剧了左右两派的对抗，这在20世纪30年代剩下的时间内一直是法国政治的突出特点。但事实证明，任何对国家的实质性威胁都只是海市蜃楼。法兰西共和国的生存并未受到严重威胁，尽管当时的情况看似十分严峻。各种议会外联盟在意识形态上虽然都奉行极端民族主义，都激烈反共并支持专制主义（往往赞成某种形式的社团国家），但是它们就由谁领导以及所要达成的目标各执一词。其中最大的联盟“火十字架”（Croix de Feu）在1934年初大约有4万名成员，在2月暴乱中与“法兰西行动党”（Action Française）等其他右翼组织相比基本上保持了克制，因此而得到保守派报刊的赞扬。“火十字架”的领导人弗朗索瓦·德拉罗克（François de la Roque）上校后来与他的一些追随者的反犹言论拉开了距离。

此外，1934年2月事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分裂的法国左派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团结到了一起。若非如此，共和国面临的威胁就会严重得多。事实上，左派迅速做出了反击。共产党到2月9日就动员起了己方的支持者。他们同右翼准军事组织的冲突造成9人死亡，几百人受伤。3天后，100多万工会会员举行了一天的总罢工，使整个巴黎完全停摆。后来的两年内，发生了1,000多起各种各样的示威活动，主要是左派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而组织的。也是在1934年，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终于使斯大林认识到共产国际攻击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是多么荒谬，于是斯大林呼吁成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共同阵线。在法国，暴力冲突凝聚了左派，为1936年组成的人民阵线赢得政权铺平了道路。1934年2月的事件之后，法国分裂的右派第一次遇上了团结的左派。

人民阵线政府于1936年6月发布了对各种联盟的禁令。有些联盟自我改造成了议会政党。“火十字架”蜕变为法国社会党（Parti Social Français）[6]后，支持率大增。1937年该党党员已达到75万名，比社会党和共产党加起来都多。不过，在此过程中，它日益背离法西斯式蛊惑群众的做法，转向了保守的专制主义。1936年6月，脱离了共产党的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创建了一个真正的法西斯政党——法国人民党（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纳粹德国虎视眈眈，1938年人民阵线的解体消除了来自左派的威胁，民族团结随着战争阴云的聚合日益加强，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多里奥的法国人民党，使它陷入急剧衰落。即使如此，形式多样的法国右派（有些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主义，有些则与法西斯主义十分接近）还是建立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若非如此，1940年后维希政府就不可能那么轻易地得到民众的支持。

尽管共和主义在法国历经坎坷，但它仍然有着长期而广泛的群众基础。西班牙的情况则迥然不同，那里反对民主共和国的力量强大得多。然而，在西班牙这个社会与政治分歧根深蒂固，似乎随时会爆发危机的国家中，日渐严重的经济困难起初不仅没有给提倡专制主义的右派提供壮大的机会，反而为其制造了障碍。

普里莫·德里维拉1923年建立起来的军人独裁本来就不太强大，到1930年初气数已尽。普里莫上台之初的成功靠的是经济的繁荣，繁荣期结束后，民众的不满与日俱增，普里莫的权威逐渐消失，于是他被迫辞职，出国流亡到巴黎，不久便去世了。他离开几个月后，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踏上了流亡之路。1931年4月的大选产生了新的民主共和国。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民主都在向右转的时候，西班牙却反其道而行之——至少一度看来如此。然而，左派在1931年大选中获得的压倒性胜利仅是一时风光。虽然许多对普里莫和国王失望的西班牙人愿意试一试共和国制度，但是他们对共和国的支持经常是半心半意、游移不定的，还附有各种条件。除了产业工人阶级以外，共和国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产业工人阶级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并且集中于几个大城市和地区，主要是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和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支持共和国的各政党之间分裂严重。左派内部分为社会主义者和（尤其在西班牙南部农村地区实力雄厚的）无政府—辛迪加主义者，前者是共和国的中坚力量，后者仅将共和国视为由工会领导、反对国家权威之长期暴力斗争的第一阶段。两派之间的分歧无法弥合。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表现得尤为强烈的地区认同感和对马德里的敌意也妨碍了左派的统一。另一方面，右派在1931年的大选中被打败，处于溃不成军的混乱状态。尽管高度保守的反共和势力在议会选举中落败，但是它们实力仍在，非常顽强。事实上，共和国的建立重新点燃了在普里莫独裁统治下被暂时压制的意识形态之火。

新生的民主制度甫一成立就遭到激烈质疑。不到两年，社会党和自由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就因为颁布推动农业改革、保护工人和大幅削减天主教会权力的立法，引起了右派日益尖锐的反对。至于由激进反社会主义者和坚定支持专制统治的天主教徒组成的右派，尽管其内部四分五裂，但他们对上述立法的反对倒是非常一致。地主、雇主、天主教会和军方毫不动摇地反对共和国。社会改革进展缓慢，效果有限，许多支持共和国的人感到沮丧不满。在1933年11月举行的新一轮选举中，左派大败，右翼政党赢得了胜利。接下来的两年里，随着权力转入地主和资本家手中，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改革措施或者被逆转，或者遭到阻挠。内战的种子开始孕育。

西班牙右派没有统一的目标。有些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想要恢复君主制，建立以军方为后盾的专制社团国家。更大的一部分在1933年组成了简称CEDA的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这个由民粹主义者、天主教徒和保守主义者组成的巨大团体成了西班牙最大的政党，号称有73.5万党员。该党声称要捍卫基督教，抵御马克思主义。它把党魁希尔·罗夫莱斯（Gil Robles）尊为“领袖”，还采用了法西斯的其他表现形式，如公众集会、制服、法西斯式的敬礼、动员群众的方式等，并组织起了法西斯倾向日益明显的青年运动。与激进的法西斯主义不同，它拒绝准军事活动，至少在形式上维护现存的国家机制，并坚持走合法的非暴力议会道路。然而实际上，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日益赞同反共和国的暴力行为，支持建立社团主义的专制国家。它对民主的态度顶多只能算好坏参半。罗夫莱斯宣称：“到时候要么议会俯首听命，要么我们就将它一举摧毁。”

专制右派大多信奉带有法西斯色彩的保守专制主义，在它庞大却又四分五裂的群众基础中，真正支持激进法西斯主义的人为数寥寥。最重要的法西斯运动名为“西班牙长枪党”（Falange Española），是1933年由原来的独裁者普里莫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创立的。长枪党既与资产阶级右派作对，也与马克思主义左派为敌。可以想见，何塞·安东尼奥难有寸进。在2,500万人口的西班牙，长枪党的党员不超过1万名，它在1936年的选举中只赢得了4.4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0.7%）。同年，长枪党被禁，领导人全部被逮捕。何塞·安东尼奥被判处死刑，11月遭处决。那时，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已经在摩洛哥发动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叛乱。佛朗哥于1936年4月接管了长枪党，将它（至少在名义上）定为支持叛乱的右翼民族主义联盟的基石后，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才真正成为群众运动，并在内战结束后成为军人独裁下的国家政党，不过它只是为军人独裁服务，并不能掌握政权。

内战爆发前，西班牙政坛群雄并起，长枪党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它的社会革命理念必然造成大部分中产阶级成员和天主教会的疏离。在内战前西班牙那种多元民主的环境中，建立完全的法西斯群众运动的企图未能成功。这重要吗？在坚决反对右派的各个左派团体眼中，小小的长枪党与所有其他的右派团体没有任何区别。无论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和长枪党在严格的定义上有何差别，左派都把它们一概视为法西斯党。左派错了吗？那些在内战期间及之后受到右派残酷迫害的人看来，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支持者众，不仅限于长枪党的少数拥护者。

在意大利和德国，老牌的保守派及自由派右倾政党垮台后腾出了政治空间，于是，煽动民粹的大型法西斯政党填补了真空，围绕着民族复兴的纲领建立起统一的新右派，击溃了左派的威胁。然而，西班牙不存在这种真空。那里的政治空间被若干保守—专制的政治运动所占据，那些运动有强有弱，有些具有鲜明的法西斯色彩，尤其是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反民主的西班牙右翼势力很大，但正是因为保守派的力量强大，激进法西斯主义才无机可乘。到佛朗哥于1936年7月发动叛乱时，西班牙民主的危机加深了。但是西班牙左派不惜为民主而战。右派经过3年的惨烈内战才终于打垮了民主派。

右翼势力的沃土：中欧与东欧

西班牙在西欧是个例外。可是，在中欧与东欧，转向极右却是普遍现象。法西斯运动风头最盛的国家是奥地利、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对奥地利来说，希特勒在邻国德国的崛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一战”后欧洲领土划界造成持续动荡，为法西斯主义的壮大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

大萧条发生时，奥地利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团体大多已经有了法西斯的倾向。1931年银行业的垮台和失业率的飙升重创了奥地利经济，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严重恶化。奥地利的政治大致是三分天下：一是土生土长的保安团（Heimwehr），二是受边界那一边德国事态的激励建立起来并快速壮大的奥地利纳粹党，这两支力量都是大型法西斯组织，第三个是在产业工人中依然基础牢固的强大的社会党。在大萧条的影响下，三方的分裂进一步加深加剧。1930年，保安团的支持者人数比奥地利纳粹党多一倍，因为许多奥地利人认为纳粹党是外国传来的，但是纳粹党在迅速聚集人气。在1932年的区级和地方选举中，纳粹党都赢得了16%以上的选票。

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后，奥地利纳粹党构成的威胁愈加明显。为了应对这一威胁，奥地利39岁的总理，身材矮小但精力充沛的恩格尔贝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废除了议会政治，成立了他所谓“以（社团）财产为基础，有强有力专制领导的基督教德意志‘奥地利’国家”。在多数非社会主义党派、保安团和天主教会的支持下，他的政权限制公民自由并对反对派实行镇压。1934年2月，政府一手挑起了社会主义者的武装起义后将其血腥镇压下去，并宣布社会主义为非法。尽管奥地利的左派与德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左派不同，没有分裂为互相竞争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但左派的力量仍然无法与右派抗衡。新颁布的宪法废除了议会，建立了社团国家。支撑着国家的是自上而下建起的一套复杂的“社团”和咨询委员会系统，而这套系统又以一个支持国家、名为“祖国阵线”（Fatherland Front）的政治组织做后盾。国家的真正权力掌握在总理手中。陶尔斐斯本人于1934年7月被纳粹分子暗杀。但是，他的继任者库尔特·冯·舒施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不顾纳粹党越来越大的压力，继续维持了专制政权。这个政权与其说是法西斯政权，不如说是保守反动的镇压性政权。它有法西斯主义的一些特点，但更加温和。冯·舒施尼格准备在1938年3月13日举行公民投票，重新宣示奥地利的独立，但因为3月12到13日德国入侵并吞并了奥地利（德奥合并）而没有成功。

罗马尼亚是“一战”的大赢家，领土扩大了一倍以上（主要是原属匈牙利的领土，但也有俄国、保加利亚和奥地利的土地），所以，乍看之下不清楚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在那里会有市场。当时，长期而严重的农业衰退致使农民的收入下降近60%。经济困难导致了对少数族裔仇视的加剧，马扎尔人和德裔都是仇恨的对象，但尤其成为民众怒火所向的是掌握着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犹太人。领土扩大后，非罗马尼亚人占了总人口的30%左右。罗马尼亚一直是欧洲反犹最烈的地方，那里的犹太人直到1918年才获得公民资格与权利。在当时的环境中，很容易利用经济困难来加深对少数族裔的偏见与敌意，或营造“真正”的罗马尼亚人受外国人威胁的民族主义形象。

即使按照法西斯主义的标准来看，罗马尼亚的法西斯运动“天使长米迦勒军团”［Legion of the Archangel Michael，又称“铁卫团”（Iron Guard）］也要算是极端暴力、极端反犹的。它由原法学院学生、具有领袖魅力的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创建，1937年成员达到27.2万人，在当年的选举中赢得了15.8%的选票，成为罗马尼亚的第三大党。科德雷亚努鼓吹煽惑人心的浪漫化极端族裔—种族民族主义，获得了众人的支持。他的种族主义以暴力清洗理念为基础，要除掉国家中所有的外来分子（特别是犹太人，据说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对罗马尼亚边界的威胁有关，还与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相联系），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纯洁。另外，科德雷亚努还祭出了植根于基督教纯洁和农田大地的“真正”罗马尼亚道德价值观，宣称要实现“国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精神革命”，创造“新人”。支持铁卫团的中坚力量是教师、公务员、律师、东正教教士、退役军官、记者、学生、知识分子，当然还有农民。不过，“回归田园”这种对农村生活不切实际的浪漫描述说服不了农民，铁卫团赢得农民支持，靠的是把这种情感与农民因长期农业不景气而遭受的深重经济困难联系到一起，并许诺通过没收犹太人的财富来给农民发放土地。

虽然30年代期间法西斯主义在罗马尼亚力量日增，但是它仍然是反对组织，无法夺取国家权力。科德雷亚努的组织在罗马尼亚1937年选举中取得成功，国王和统治阶级大为警觉。在军队、官僚机构和体制内的国家自由党大部分成员的支持下，卡罗尔国王巧妙地利用其他政党之间的分裂，于1938年初解散了议会，建立了君主独裁。“天使长米迦勒军团”被禁，科德雷亚努遭到逮捕，后来在监狱中被谋杀。君主独裁政权吸纳了法西斯主义的大部分内容，包括极端反犹主义。政府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并不彻底。法西斯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尽管几百名法西斯分子被处决，但是法西斯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卷土重来，并一度参与了执政，不过那时的形势已大不相同。

“一战”后，匈牙利失去了大片领土，它对此切肤之痛耿耿于怀。大萧条造成农业生产低迷，高达1/3的产业工人失业，社会与政治矛盾因之大大加剧。然而，特别是在根伯什·久洛（Gyula Gömbös）于1932年至1936年任首相时期，他本人的极端右倾使弱小的法西斯力量陷于分裂，甚至一度失去了行动能力，20年代期间东山再起的保守派统治精英遂得以操纵控制议会，及时调整政策应对危机。所以，1937年之前，匈牙利没有出现大型法西斯政党。社会主义左派因1919年库恩·贝拉政权的倒台而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后来的几年中，民众对于米克洛·霍尔蒂什打着民主旗号的专制政权的参与又非常有限，这些因素也限制了法西斯主义动员群众的机会。1937年后，在德国的事态发展以及国际政治格局快速变化的影响下，才出现了大型法西斯运动。匈牙利国家社会党由8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组成，前身是由曾在军中做过参谋的费伦茨·萨拉希（Ferenz Szálasi）于1935年成立的民族意志党（Party of the National Will），1939年改名为箭十字党（Arrow Cross）。该党在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员、军官以及布达佩斯工业区的工人中大力发展党员，到1939年和1940年交接之际，党员人数达到了25万。直到“二战”后期，匈牙利落入德国统治之下，战败的阴影日益逼近的时候，箭十字党才有了一段短暂的辉煌，但对它的受害者来说，那却是可怖的黑暗时期。

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其他地方，法西斯运动实现突破的最大障碍是控制着国家权力的反动保守的专制精英，特别是军方，因为精英阶层把群众运动视为对自己权力的威胁。那些国家的政府一般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性，并通常是鼓吹极端种族主义的独裁专制政权。它们有时盗用法西斯运动的目标和主张，却对法西斯运动进行镇压。在政府转向专制主义的国家（比如1934年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和1936年的希腊），或者在统治精英力挺现存专制政权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几乎没有组织和动员民众的空间，连成立法西斯运动的机会都少而又少。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实行民主政府制度的只有11个西北欧国家——英国、爱尔兰、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袖珍小国冰岛。这些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要么是战胜国，要么是中立国。（除苏联人民之外的）欧洲人口的3/5生活在16个某种形式镇压性专制政府治下的国家中，公民权利少得可怜，少数族裔受到各种歧视与迫害。这些国家是：意大利、（吞并了奥地利的）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斯洛伐克、前捷克［当时为德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南斯拉夫、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战”后在奥匈帝国领土上建立起来的新生民主国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保持了民主制度，直到它于1939年遭到德国入侵。民主在奥匈帝国各个继承国中的失败最清楚地表明了战后体系的破产。

只有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党力量足够强大，得以掌握国家权力并建立起独裁政府。即使在欧洲的专制国家中，这两国的情况也非常特殊，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对内控制既严且广，而且因为它们都一意扩张。然而，它们对欧洲和平的威胁程度大不相同。意大利企图控制地中海，并希冀在非洲建立殖民帝国。这个威胁是可以遏制的，而且无论如何，意大利也根本没有能力挑起将整个欧洲卷入其中的战争。两国中更大、更有活力、更残酷、意识形态更激进的纳粹德国则完全不同。它对欧洲的心脏地区虎视眈眈，视其为扩张的目标。这构成了对整个大陆的威胁。德国一旦建立霸权，就会颠覆欧洲那岌岌可危的均势。自此，欧洲和平的完结只是迟早的事。

[1] 令人惊讶的是，奥威尔这位如此关注工人阶级状况的观察家却错失了在威根观看橄榄球比赛的机会，那可是一项典型的无产阶级体育运动。1936年2月15日是他到达威根后的第一个星期六，他本应去离他住处不远的赛场，观看威风八面的威根队是如何在自己主场1.5万观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以10比17的比分完败于利物浦斯坦利队的小鱼小虾的。

[2] 当时，担任总理的希特勒和兴登堡总统在兵营教堂握手，象征了纳粹党与军方的联盟。——译者注

[3] 希腊神话中厄利斯国王奥吉厄斯的牛舍中养了3,000头牛，30年未打扫，牛粪堆积如山，赫拉克勒斯引河水一日间就将其冲洗干净。——译者注

[4] 该节日是教皇庇护十一世于1925年确立的。——译者注

[5] 国民议会（Chamber of Deputies）即法国议会的下议院。——译者注

[6] 法国社会党不是简称为社会党的法国社会主义党（le 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1940年法国陷落于纳粹之手后，法国社会党即告解散。——译者注

第六章

危险地带

“经验表明，”格莱特金说道，“关于任何困难复杂的过程，都必须给大众提供简单易懂的解释。根据我所知的历史，我认为人类绝不能没有替罪羊。”

摘自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1940年）

1934年前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欧洲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危险。战后体系摇摇欲坠。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自由民主理念这三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法西斯政权展示了力量，民主国家却暴露了自己的软弱。独裁者逐渐得势，开始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废墟之上，全球性大战的阴云正在聚集。

国际秩序的坍塌

欧洲的战后国际秩序从一开始就如同一座地基不牢的脆弱大厦。战后安排激发了各国追求自身利益的心态，激化了族裔矛盾，引起了民族主义的怨愤，而它们反过来又威胁着战后体系的存在。这种情况在欧洲东部最为突出。在欧洲西部，“洛迦诺精神”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那几年曾给人带来稳定与和解的希望，但经济萧条使这个希望烟消云散。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站稳了脚跟，接下来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更是令人惊心。经过10年的法西斯统治之后，意大利已不再像“一战”之前那样孱弱和分裂，而是开始放眼建立帝国、称霸地中海和北非地区的可能性。然而，经济大萧条期间出现的最令人不安、对国际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新实体，还是纳粹党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它从“一战”的战败中重新站起，充满自信地强力宣示自己的权力。

这些新生力量很快将再次重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目全非的“大国”格局：奥匈帝国的灭亡造成欧洲中部和东部出现了一大批局势不稳的国家，英法两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力大减，苏联仍在忙于充满暴力的国内重建。国际舞台几乎完全被强国间均势的变化所主宰，小国则不由自主地被吸入大国角力的漩涡。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强悍成为危及国际秩序的强有力新因素，尤其是德国。其他国家，包括时刻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将加强对这种威胁的防御视为重中之重的苏联，基本上都只是被动地应付这种它们并不完全理解的力量。它们彼此怀疑，互相竞争，因而也就无法团结一致打击法西斯主义。

只有国联这个超越国家利益的机构对欧洲国际秩序中强大的离心因素进行了抵制，可惜它力不从心。没有美国的参与，国联的有效性从一开始就打了折扣。尽管如此，国联在20年代还是在救援东欧各地成千上万颠沛流离难民的努力中发挥了作用。当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货币险些被恶性通货膨胀压垮时，国联提供巨额贷款帮助稳定了货币，使那两个国家免于破产的厄运。即使在大萧条期间和之后的时期内，国联仍在防治传染病、打击贩卖人口和改善世界贸易条件等领域继续发挥作用，这些领域中的工作都是超越国界的，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积极发展。但是，在实现捍卫并在必要时强制维持和平（虽然它不掌握任何国际军事手段）这个中心目标方面，国联一败涂地。它无力阻挡意大利和德国的贪婪掠夺和横行霸道，也无法克服西方民主国家只顾一己私利、互不团结、自毁长城的政策。

破坏国际秩序的第一个事件其实发生在远离欧洲的地方，那就是日本1931年9月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暴行发出谴责，国联却几经拖延才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冲突的背景情况并建议解决办法。委员会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提出报告，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但同时也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有合法利益，要求中国予以承认。这个判决固然谨慎，但宣布的时候为时已晚。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这一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广袤地区建立了“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国联没有强制性力量迫使日本放弃它侵占的领土，而积弱分裂的中国又无力用武力夺回领土。日本的侵略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激烈批评，但批评无济于事，只使得日本于1933年2月愤而退出国联。外交上的孤立助长了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使日本急剧转向锐意扩张的军人寡头统治。中国东北事件暴露了国联的虚弱无力，进而显示了英法这两个在国联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的软弱。英国若加强它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将给它已经捉襟见肘的防卫资源再增压力。无论是在远东还是在欧洲，这都是绥靖政策的诱因。

国联的核心关注是通过基于裁军协定的集体安全制度减少爆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但事实证明国联在这方面遭遇了不折不扣的失败。1920年建立的国联承载着巨大的希望和崇高的理想，但它在后来的10年间却成果寥寥。在个人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国家，公共舆论大多对裁军持欢迎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10年后，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那场灾难，对当时惨痛经历的回忆使人们更加害怕新的战争，怕它会成为世界末日级的浩劫。反战的和平主义运动虽然从来都只有人口的一小部分参加，但是在英国、法国和丹麦等西欧国家中，对和平主义运动的支持日增。许多人虽不支持和平主义，但积极拥护和平与裁军。这样的人比和平主义者多得多，主要是社会主义者、工会积极分子、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和教士，其中女性占大多数。20年代晚期，德国左派的反战情绪也相当强烈。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1929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在德国售出了100万册以上。

与德国左派的反战情绪正面对抗的，是右派理直气壮的军国主义和对战争的美化。恩斯特·云格尔在20年代出版的美化战争的回忆录《钢铁风暴》在德国大受欢迎，这清楚表明了德国人之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存在着多么深刻的分歧。所以，《西线无战事》的出版引起了右派，特别是初露头角的右翼旗手纳粹党的暴怒，也就不足为奇了。1930年12月，美国根据该小说拍摄的电影在德国上映时，纳粹领导的右翼势力视之为对德国荣誉的侮辱，组织了一波又一波狂暴的抗议，结果这部电影被禁止公开放映，理由是它“危及德国的国际地位”并“贬低德国军队”。

然而，只有在纳粹崛起后，军国主义观点才压倒了反战的情绪。军国主义观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光荣的斗争，只是因为国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分子“在背后捅刀子”才使德国功亏一篑。20年代时，由强硬好战的退伍军人组成的最大的军国主义组织“钢盔”（Stahlhelm）规模尚小，远不如社会民主党的反战老兵协会“帝国旗帜团”（Reichsbanner）。直到1932年，希特勒掌权的前一年，德国社会党人还组织了多场支持和平的集会，参加者达60万之众。即使在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之后，德国人口的大多数，尤其是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仍然怀有对战争的一种病态恐惧。希特勒的伎俩是，他多年来一直向德国人民表示，他要的是和平，不是战争，而保证德国国防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整军备。他还力图使德国人民相信，他不过是想在军力方面得到和西方强国的“平等权利”。他辩称，如果西方强国不裁军，那么无论是为了起码的公平，还是为了伟大德意志民族的骄傲和声誉，都应该允许德国重建军队，把被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减到小得可怜的军队发展到与西方强国相似的水平。不仅纳粹党人，而且许多其他德国人都觉得这个论点言之有理。

因为这个关键问题，筹备多年，1932年2月2日首次召开的日内瓦世界裁军会议为达成国际裁军协议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尽付流水。当然，要想管理全球武器贸易，限制各国政府的军费开支，并劝说各国通过裁军来保证安全，需要解决许多困难的技术问题。但是，比技术问题大得多的障碍是，包括日本、苏联、意大利和德国在内的大国根本没有裁军的意愿。此外还要加上尤其使法国和英国煞费脑筋的另一个难题，即应该允许德国武装到什么水平？法国对两次遭到莱茵河彼岸德国的入侵记忆犹新，可以理解它为何将国家安全视为重中之重。任何稍微影响国家安全的裁军措施对法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另一方面，英国作为裁军理念的主要推手持有更加理想化的观点，认为全面裁军可以带来安全。法国人不为英国人的观点所动，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立场，因为英国不肯保证法国万一遭到德国攻击时一定会派兵驰援。

这两个西方强国在裁军政策上的根本性分歧给希特勒提供了天赐良机，使他得以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在世界裁军会议上大唱高调，但堂皇的言辞下隐藏着极大的不公平，因为它们强迫德国限制军备，却不肯将自己的军备降到与德国相同的水平，也不准德国重整军备，以达到其保证自己的安全所必需的水平。各国（包括部分小国）都寸步不让地坚持本国利益，决心要保证其实是不可能达到的安全，这击碎了任何达成普遍协议的希望。

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不负德国军方领导层和外交部所望，宣布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联。那时，裁军会议已经沦为空谈的场所。希特勒敏锐地抓住这个大好的宣传时机，退出后马上举行了一次公投。公投的官方结果是，95%的选民支持希特勒的行动，这大大提升了希特勒在德国人民心中的威望。德国退出之后，裁军成为泡影，虽然世界裁军会议依然蹒跚前行，直至1934年6月才终于寿终正寝。希特勒胜利了，国联遭到重大打击。裁军毫无可能。欧洲做好了开始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准备。

1935年3月，希特勒感到已经羽翼丰满，于是宣布将德意志国防军（Wehrmacht）扩大到36个师（大约55万人），并重新实施普遍兵役制。希特勒还公开宣布德国拥有了空军，其规模已经相当于英国空军（显然是夸大其词）。这两个步骤都是对《凡尔赛和约》的公然违背。西方民主国家仅仅提出了抗议，然后就没了下文。不过，它们还是因希特勒此举感到了紧张，大量增加了军费开支。

德国重整军备的行动引起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领导人的警惕。他们于1935年4月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莱萨（Stresa）会晤，同意坚持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但仅仅两个月后，英国就将这块国际团结的遮羞布丢在一旁，同意了德国提议的关于限制舰队规模的英德双边海军协定。英国人希望，这项协定能够成为向着管理和削减德国军备这个大目标迈出的一步。事实证明那是白日做梦。海军协定等于是在巴黎和会棺材上敲的又一颗钉子，而且这一次居然有一个制定了战后安排的大国直接参与。德国欢欣鼓舞。法国看到英国自作主张，毫无必要地给希特勒抬轿子，则非常不以为然。

德国摆脱了国际上的孤立处境，力量也大为增强。战后的欧洲秩序明显开始坍塌。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为了加强自身安全纷纷寻求建立新的同盟。除了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即与德国签署了一项政教协定（Concordat）的梵蒂冈，波兰是第一个与中欧这个醒来的巨人寻求新谅解基础的国家。1934年1月，希特勒同意和东邻波兰签订一项互不侵略的10年协定。德国和波兰关系的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波兰获得了西部边界的安全。德国则在纳粹主义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导致德苏关系急剧恶化之际，消除了东面起火的可能性。

30年代早期，苏联基本上忙于应付内乱。但是，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苏联领导人深切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认为需要与西方民主国家合作，在欧洲建立集体安全制度。苏联在1933年与英国、法国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34年9月又加入了它原来斥之为“帝国主义阴谋”的国联。苏联也需要缔结新的同盟。于是，苏联于1935年与法国签订了互助条约，又与已经和法国结成防卫联盟的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然而，这些新条约不仅没能威慑希特勒，反而坚定了他挣脱一切束缚的决心。

事实上，破坏国际秩序给予了国联致命一击。为意大利和德国拉近关系铺平了道路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欧洲的中心，而是在非常靠南的地方。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入侵了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后来通常称为埃塞俄比亚）。这是以现代手法推行的老式帝国主义。墨索里尼坚决鼓吹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他自己的威信。战争的胜利将使意大利一雪1896年阿多瓦（Adowa）一役惨败于阿比西尼亚之耻。它将向西方大国表明，意大利已不复1919年时的孱弱；当年，尽管意大利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方，却被剥夺了许多意大利人认为自己国家对非洲殖民地“应得的”一份。在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势头趋弱之时，意大利要通过军事征服来昭示自己是蒸蒸日上的帝国主义强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阿比西尼亚将成为意大利建立现代罗马帝国大业的一个台阶，而现代罗马帝国的基础就是意大利对地中海、亚得里亚海与达尔马提亚、希腊与爱琴海，以及北非与东非的统治。

那场战争野蛮而又残酷。意大利使用轰炸机大肆投掷毒气弹来恐吓老百姓，但是，阿比西尼亚顶住敌人的巨大优势，坚持了好几个月。1936年5月，意大利军队开进亚的斯亚贝巴，阿比西尼亚的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出国逃亡，战争方告结束。意大利又花了7个月的时间，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才宣布阿比西尼亚“实现了平靖”。意大利国王被宣布为皇帝。墨索里尼沉浸在意大利民众的一片赞颂声中，他的民望达到了他一生中空前绝后的最高点。他在国内是名副其实的众望所归。

在国际上，阿比西尼亚战争敲响了国联作为促进欧洲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的丧钟。国联对意大利实施了经济制裁，但制裁范围极为有限，比如，禁止对意大利出口鹅肝酱，却不禁止钢铁、煤炭和石油的出口。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和法国外交部部长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想和意大利做交易，同意把阿比西尼亚约2/3的土地划给意大利，等于是奖赏墨索里尼的侵略。消息泄露，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英国民众的反应尤为强烈。国联的一个成员国无端遭到另一个成员国的侵略，而两个最重要的国联成员国居然同意把被侵略的国家肢解瓜分。

此事使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一度趋于紧张，但它对国联的地位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欧洲小国把国联的软弱看在眼里，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对它的支持，并寻找其他保证安全的途径。瑞士重申中立，虽然它实际上希望靠意大利来抗衡法国和德国的影响。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不再相信法国是可靠的盟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西班牙、瑞士及荷兰一样，看到国联的主要成员国居然奖赏侵略者，放任其攫取领土，因而认为继续支持制裁制度不再有任何意义。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后，国联变成了高唱理想高调，实际毫无用处的机构。作为维护和保障欧洲和平的工具，国联已死。诡异的是，它在“裁军”议题下的最后一份报告发表于1940年6月德军横扫法国之际。

阿比西尼亚战争的主要得益者是德国。在那之前，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态度非常冷淡。他和西方国家一样，对德国的扩张主义企图，尤其是德国对奥地利的虎视眈眈心存警惕。1934年，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遭到暗杀后，墨索里尼甚至把意大利军队调到阿尔卑斯山的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以警告希特勒不得轻举妄动。1935年4月，墨索里尼还与西方民主国家结为“斯特莱萨阵线”，旨在遏制德国向西扩张，特别要阻拦它染指奥地利。但是，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意大利陷于孤立，受到制裁，战场上也并非一帆风顺。希特勒的德国对那场战争保持了中立，没有支持国联。墨索里尼需要朋友，希特勒也是一样。1936年1月，墨索里尼改了口风。他发出信号，表示他认为斯特莱萨阵线已成过去，他不会反对奥地利落入德国的势力范围，并说一旦巴黎批准法国和苏联的互助条约，如果希特勒做出反应，他不会支持法国和英国。希特勒马上注意到了墨索里尼的表态。这说明他可以考虑早些动手实现莱茵兰的再军事化，那是加强德国西部防御的关键一步，对重整军备十分重要，但那将公然违反保证了西欧战后安排的1925年《洛迦诺公约》。

洛迦诺会议认可的战后解决方案把莱茵河右岸宽达50公里的德国领土定为非军事区，任何维护民族利益的德国政府早晚都会要求取消这条规定。不仅极端民族主义者，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这条规定是对德国主权不可容忍的限制，也是战胜国1919年所做裁决的一大污点。若是进行耐心的外交谈判，很可能两年内即可结束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希特勒也打算在1937年实现此一目标。但是，耐心的外交不是他中意的方法。他认为，采取惊天一击才会大大提升自己的国内威信和国际地位。法苏互助条约得到批准使他得到了行动的借口。西方民主国家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步调不一，国联信誉丧失，再加上墨索里尼开绿灯，这些都为他提供了机会。希特勒必须抓住时机。他虽然在最后关头有过踌躇，但并未犹豫多久。1936年3月7日，2.2万德军开赴非军事区。集结的3万德军中只有3,000人在警察部队的护卫下深入莱茵兰。没有发生军事对抗。正如希特勒所料，西方民主国家事后提出了抗议，但除此之外并无举动。希特勒毫发无伤地取得了到那时为止最大的胜利。

历史证明，那次是西方民主国家在不诉诸战争的情况下阻止希特勒的最后一次机会。它们为何没有采取行动呢？毕竟，德国只有一支小部队进入了莱茵兰，而且给他们的命令是，万一受到驻扎在那里的西欧最大规模军队的威胁，就立即撤退。如果法国通过展示军力阻止了德军的前进，那将是对希特勒的重击，会大大削弱他在德国军民心目中的威信。这会产生何种后果我们不得而知。如果希特勒1936年重新实现莱茵兰军事化的企图以不光彩的失败告终，他就很可能无力推行后来那些被军方重量级人物视为鲁莽危险的行动。然而，希特勒掌握了法国方面的情报，知道法国基本不会采取军事措施阻止德方的行动。希特勒动手之前，法国领导人就差不多排除了使用武力将德国军队驱出莱茵兰的可能。动员军队每天要花3,000万法郎，这在财政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法承受的。即使事实上没有动员军队，巴黎也险些爆发金融恐慌。此外，法军无法立即投入行动，它需要16天的动员期。而且，法军只会为保卫法国的边界而战，不会为了莱茵河边的非军事区打仗。法国的公共舆论也反对军事还击。就连希望惩罚希特勒的人也觉得不值得为莱茵兰而战。

无论如何，法国都不愿意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然而，英国不可能支持为了莱茵兰大动干戈。英国领导人很清楚（也明确告诉了法国人），英国不会因德国违反了《洛迦诺公约》而与之兵戎相见。英国的公共舆论肯定不会赞成这样的行动。阿比西尼亚危机后，英国民众的情绪与其说是反德，不如说是反法。英国老百姓完全不想和希特勒作对，因为许多人认为他不过是进了“自家的后院”。英国民众没有举行抗议示威，或要求制裁德国，这与他们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

英国和法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只是试图掩盖彼此间关于今后行动的意见分歧；它们表示焦灼与担忧，寻求国联理事会的干预（好像希特勒会因此而害怕似的），最终敷衍地提出了几条外交解决莱茵兰问题的建议。对英法建议的外交举措，希特勒断然予以拒绝，因为他已经以他自己的方式解决了问题。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对议会下院说，他要寻求一个得到各方同意的和平解决方案。他声称：“我们一贯追求的目标是实现欧洲的绥靖。”不久后，“绥靖”一词成了英国政府挥之不去的梦魇。

1936年3月底，希特勒安排了一场公民投票来为他在莱茵兰的行动背书。正如独裁者总是获得压倒性的票数一样，希特勒得到了99%的投票者支持。当然，公投的结果是政府操纵的，但是，绝大多数德国老百姓热情欢迎希特勒的行动，这一点毫无疑问，特别是当形势清楚地表明这不会导致战争之后。希特勒在国内的威望空前高涨，这加强了他相对于德国传统精英的优势。希特勒的大胆产生了回报，传统精英的怀疑却被事实证明是多虑。军方尤其对希特勒进一步归心。希特勒的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他认为自己永远正确，对在德军开入莱茵兰之前那些紧张日子里犹豫摇摆的人，他满心鄙夷。

现在，德国的军力无疑已成为欧洲力量格局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仅仅4年前，德国还虚弱无力，西方大国甚至同意免除它的战争赔款；抚今追昔，事态的转变实在令人震惊。莱茵兰的再军事化给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致命的一击，消灭了在法德边界上实现持久和平的最后希望。西方民主国家和希特勒的德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突然加大。此前3年内，希特勒多次主动出击，西方强国却犹豫不决，凸显了它们的软弱与动摇。

在英法两国仍企图靠外交手段对付不守规矩的国家同时，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越走越近。1936年初，德意两国的关系仍算不上友好，但当年秋天，它们就建立了同盟。11月1日，墨索里尼宣布罗马—柏林轴心形成。墨索里尼开始从大独裁者变为区区合作伙伴，虽然他本人尚懵然不知。这两个易变难测的人掌握着各自国家中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统治的德意两国一意扩张，对欧洲和平构成了日益增大的威胁。7月，失去了意大利这个后盾的奥地利无奈同意了德国的要求，德国对奥地利的影响因而大大增加。在德意轴心正式确立之前，它们两国就联手在西班牙采取了行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决定在军事上支持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叛乱。

使这两个独裁者走到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都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显然是主推者。墨索里尼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主要是为了国内宣传，苏联对他在战略上并不重要。希特勒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对更加激烈。在他心中，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天生是连在一起的，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一直对此念念不忘。不过，他掌权后确定外交政策时，苏联顶多只是次级的考虑因素。193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一年，与意识形态上的大敌摊牌这个希特勒从未忘怀的念头开始定形。他越来越警惕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希特勒认为，共产党在法国和西班牙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对德国是实实在在的危险。他非常清楚苏联的工业化在大踏步前进，也知道苏联在计划大肆强军。在他看来，时间不在德国一边。他认为欧洲分裂成了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今后几年内的某个时候，必须对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予以迎头痛击，否则将为时太晚。

1936年8月底，希特勒写了一份长篇备忘录，指出了今后4年德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制定了旨在为迅速加快军备建设而尽量增加国内生产的纲领。这份备忘录出台前的几个月间，德国国内的经济压力日益加重。粮食进口暂时超过了军备建设所需的原材料的进口。一些著名人士纷纷要求政府削减军备开支，调整经济走向。德国何去何从到了决定性的时刻。

希特勒做出了决定。他选择了大炮，而不是黄油。他这样做是出于政治考虑，不是经济考虑。他那份关于“四年计划”的备忘录开宗明义地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将成为新的世界性冲突的中心。他宣称，与苏联摊牌不可避免，尽管无法确知它何时到来。备忘录的结尾处提出了两项任务：“第一，德国军队必须在4年内达到能战的水平；第二，德国经济必须在4年内达到战时状态。”这并非开战的时间表，但是，从此时起，德国已无法脱离前行的轨道。除非推翻希特勒，否则不可能回到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和平时代经济中去。希特勒选择尽快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秣马厉兵，准备战争。目标已经确定。通往战争之路已经铺好。欧洲的命运落到了独裁者手中。

欧洲主要意识形态

保守政权

20世纪30年代是独裁者的十年。有些独裁政权20年代就建立了起来。还有些独裁政权产生于40年代的外国占领。但是，30年代是独裁者特别得势的十年。到1939年，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欧洲人口超过了民主国家的人口。

所有独裁政权都有如下的共性：消除（或严重限制）多元的政治代表制，限制（或废除）个人自由，控制大众媒体，终止（或严格限制）司法独立，以及扩大警察权力来粗暴镇压政治异见者。所有独裁政权也都采用某种形式的伪代表制度，都声称自己代表“国家”或“人民”，体现人民的主权，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它们通常都保留了某种形式的国民大会或议会，尽管这类机构都受到各种滥用、操纵或控制。然而，实权无一例外地掌握在“强人”手中，而强人的权威靠的是军方和安全部队的支持。在所有独裁政权中，军方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独裁国家的军方全部奉行民族主义的保守意识形态，一律激烈反对社会主义。多数独裁政权以平定内乱、恢复“秩序”、维持精英的现有权力为目标，并不构成国际危胁。

比如，爱沙尼亚总理、农民联合会的前领导人康斯坦丁·帕茨（Konstantin Päts）于1934年建立的专制政权宣布，它的目标是在当时政治剧烈动荡、议会骚动不稳的局势中维护国内安全。政府取缔了半法西斯性质的极右民粹运动“老兵联合会”（Vapsen），说它是加剧政治动乱的罪魁祸首。属于该组织的议员的当选被宣布为无效，该组织的一些领导人被逮捕。政治示威遭到禁止，一些报纸被迫停刊。接下来，帕茨解散了议会。此后，政府禁止反对派活动，并通过国家宣传机器来推动国家团结。但是，政府没有进行大规模政治迫害，没有建立集中营，没有限制艺术与文学（只要它们不“煽动叛乱”），甚至对司法都没有施加多少干预。帕茨把他的政府称为“指导下的民主”。它明显不是民主，但它最多是不活跃的独裁。除了早期的一些镇压活动，它与当时的多数专制政权相比甚至是比较自由开明的。

波兰的专制也是比较温和的一种（至少初期如此）。1926年5月毕苏斯基元帅发动政变后，民主的外在形式得到了保留。议会、多元政党和工会都继续存在，新闻也仍然相对自由。然而，国家的行政权力大为增加。“强人”毕苏斯基本人正式的职位是作战部部长，但他实际控制着政府。1930年，5,000多名政治反对派被逮捕，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在监狱里遭到残酷虐待。除了这个突出的例外，当时的政治镇压并不普遍。1933年3月，波兰深陷经济危机之时，议会赋予了政府靠法令治国的权力。毕苏斯基所依靠的真正权力掌握在军方手中。政府主要部门的首脑都是忠于毕苏斯基的人，人们称他们为“上校”。镇压加紧了。1934年，根据一纸总统令，在贝雷扎—卡尔图斯卡（Bereza Kartuska）建起了集中营，无须法庭判决即可将人监禁3个月（到期后还可以再延长3个月）。1934年7月被关入集中营的第一批人是波兰法西斯分子。然而，1939年以前，集中营的大部分在押者都是共产党人。“二战”前共有3,000人左右被送进集中营。十几个人死在了里面，这固然十分恶劣，但比起许多其他专制政权的受害者来，人数还算是少的。1935年4月通过的新宪法更巩固了波兰国家的专制特点，宪法赋予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广泛的权力，大大削弱了议会独立的基础。

不久后，毕苏斯基于5月去世，但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仍然派别林立、政治分裂，纳粹德国又在一旁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名为“民族统一阵营”的亲政府大型组织于1937年成立起来，开始卖力地为30年代晚期波兰政治中的重磅人物、人称“民族领袖”的爱德华·希米格维—雷兹（Edward Śmigły-Rydz）将军争取支持。波兰的民族主义倾向更趋激烈，反犹情绪更加狂暴，对少数族裔排挤日甚。不过，意识形态仍然仅限于实现民族统一这个模糊的目标，而且波兰没有像样的法西斯运动。它的专制独裁形式是最平和的一种。政府从未想过要大规模动员民众，只求控制社会，没有改变社会的雄心壮志。对政府来说，只要能保持秩序，维护一直统治着波兰社会的保守精英的利益，即于愿足矣。

大多数专制独裁国家在动员群众方面都成就有限。在希腊，呆板乏味的扬尼斯·迈塔克萨斯将军没有群众组织可供利用。他于1936年4月掌权之前，在希腊仅有4%的支持率，然而，1935年复位的乔治二世国王给他撑腰，军方也支持他。当时的政局乱作一团，权力斗争激烈，议会内部僵持不下，迈塔克萨斯遂得以于1936年8月成立独裁政权。他宣称要建立一个没有党派之争的政府，拯救希腊使其不致落入共产党手中。他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宣布军管，镇压政党和反对派组织，并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由。军队和警察力量得到加强。几千人被投入集中营遭到残酷虐待。迈塔克萨斯试图效仿法西斯主义的方法，建立了法西斯式的国家青年组织，还精心安排歌颂领袖的大游行。但是，迈塔克萨斯掌权之前，法西斯主义对希腊几乎没有影响，他（显然是为了建立他自己的权力基础）按照意大利法西斯的办法动员群众的努力并不成功。他也没有任何近似连贯一致的意识形态思想。迈塔克萨斯在权位上一直坐到他1941年去世，但是他全靠国王和军队的支持。他的独裁是镇压性专制政权的又一个变种，对社会进行限制、管控，却不动员民众，而且缺乏意识形态的驱动。

两次大战之间的其他独裁政权大多有共性也有特性。在匈牙利，霍尔蒂·米克洛什的专制政权在30年代期间受德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保留了多元政治制度的形式，但实际上日益依赖军队和大地主，而不是动员起来的大众。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政党被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非可依靠的基础。萨拉希·费伦茨被监禁，他领导的运动（民族意志党，后来的匈牙利国家社会党）一度遭到取缔，后来才恢复活动，于1939年3月重组为箭十字党，并在同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了1/4的选票。即使如此，尽管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日增，霍尔蒂政权自身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日趋极端，反犹色彩越来越严重，但它在本质上仍然以维持现状为主旨，是保守政权，而不是革命政权。

欧洲的另一边，安东尼奥·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也许是全欧洲独裁政权中最不活跃的一个。他在1933年成立的“新国家”（Estado Novo）以社团主义的宪法为基础，体现了保守的天主教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加上维持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基本上就是该政权用来团结各方的意识形态的全部。政府限制公民权，实施新闻审查，禁止罢工和关厂，还使用通常的镇压手段，包括设立政治警察和特别法庭，搞大批判，鼓励人们互相揭发。葡萄牙有一个由国家组建的政党“国民联盟”，有一个青年组织，还有一个（采用法西斯式敬礼的）准军事组织，这些为政府提供了群众基础。然而，萨拉查并不想依赖法西斯式的群众运动。事实上，他对国家辛迪加主义者，即法西斯“蓝衫党”，进行了镇压。他是所有的独裁者中最乏味的一个，不想搞小集团，也拒绝强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扩张主义。他奉行的保守专制主义与欧洲活跃的专制政权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

活跃的专制：意识形态与群众动员

当时即可清楚地看到，有三个国家与众不同，它们是：苏联、意大利和德国。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们之间意识形态的对抗明显加剧，一方是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另一方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这一对抗已经把欧洲拉入了危险地带。欧洲爆发战争的黄灯警示已经亮起。普通的专制政权无一威胁到欧洲和平。但是这三个非常规的活跃国家，尤其是斯大林的苏联和希特勒的德国，引起了西方民主国家日益加重的担忧。许多保守右派害怕共产主义甚于害怕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自20年代起把这三个政权划为一类，称之为“极权”统治，以有别于“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不仅共产党人，大多数左派都认为，将苏联共产主义与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权归为一类是大错特错，德意同属邪恶的法西斯主义，不过是不同的变种而已。

无可否认，这三个国家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大相径庭，但是在统治方法上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包括对社会的严格控制、对反对派和少数派的恐吓、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一党制，以及不遗余力地动员群众。如果革命一词指的是为了实现根本改变社会这一乌托邦目标发动的大规模政治行动，那么可以说它们都是革命的政权。它们都在原则上要求个人的“完全投入”（实践中则有所不同）。在控制民众方面，它们不满足于仅靠压服的手段，而是想用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来动员民众，把他们“教育”成全身心投入的坚定信徒。因此，它们都是与“普通”专制迥然有别的活跃国家，但它们在实践中彼此有多相似呢？

斯大林主义：理想主义、高压和惧怕

到30年代中期，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制度变成了斯大林主义。苏联建国之初实行的是集体领导，但自从1924年列宁去世后，集体领导制便消失于无形。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最后阶段以及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时，苏联发生了激烈的派别斗争，产生了一个明确的赢家。

1936年，苏联颁布了新宪法（取代了1924年的第一部宪法）。斯大林称其为“世界上所有宪法中最民主的一部”。新宪法规定了普遍投票权、公民权利、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就业保障，这一切都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此时苏联政权的维持高度依靠人们的恐惧、屈从和追求名利的野心，就连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有限的自由也荡然无存。苏联公民实际上处于国家无限的任意权力之下。这主要是由于大力强推飞速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造成的，也是由于对爆发战争的担忧日益加大。另一个不可小觑的原因是作为统治者的斯大林本人那极端专横、残暴无情、顽固偏执的个性。

1928年到1932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最中心的内容是对农业集体化，斯大林称其为自上而下的革命。1932年底，政府宣布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即使统计数据有水分，取得的成就也的确很大。但是，推行五年计划时采取了高压强制的手段，非常不得人心，特别是在农民中间。占苏联辽阔国土大部分的农村因之陷入了贫困。但城镇居民也怨声载道：粮食短缺，住房紧张，价格上涨。各阶层的人都感到不满，党员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尤其如此。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列宁时代的老干部，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并非一律赞成。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记得列宁在世时的那个斯大林，说他不过是伟大的列宁的一个助手，而且还不是最受列宁赏识或最能干的。这使得斯大林如芒在背。

然而，那个时候人们怀抱的，不只有对现状的不满和反对，也有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宏大的快速工业化方案动员起了苏联各地的几百万人。无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是将要成为党的积极分子的年轻共产主义者，而意大利和德国的青年运动此时仍是精英团体，到30年代晚期才变成群众组织）不知疲倦地传播社会主义的理想。当然，万众一心努力建造未来天堂的形象，对于每天在焦虑、物资匮乏和当局的压迫之中苦苦挣扎的大多数苏联人民来说，并不能带来安慰或补偿。然而即使如此，政府仍不乏热情的拥护者。年轻的城市工人、知识分子和（将社会主义视为通向摆脱歧视与迫害之路，从欧洲各地纷纷涌来的）犹太人特别容易为创造美丽新世界的理想所吸引。大坝、发电站、莫斯科地铁，还有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新城这样的巨型建筑工程被视为辉煌的标志，显示着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表明了苏联社会的巨大进步。参与建设新的理想社会事业所激发的理想主义情怀绝不是虚无缥缈的幻觉。

除了对建设新社会的参与感以外，还有眼下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而不只有关于遥远未来的许诺。执行工业化方案动员起了庞大的人力，需要大批积极分子。这些人有进身的前景，有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特别是在推动制度有效运作的过程中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1934到1939年间，50万人被发展入党，其中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经验不足。大批新党员成为低级行政官员，他们很享受自己因此而得到的地位与特权，也喜欢权力的滋味。工厂不仅需要工人，还需要监工、工头和经理。（20世纪30年代，近3,000万名农民从农村涌入城镇。）低级行政人员若想飞黄腾达，就必须对政府的要求亦步亦趋。为了国家的事业，各级干部都残酷无情。专横的管理人员常常视下属为草芥，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能达到生产定额，粗暴的管理方法不仅不会受到申斥，反而会得到表扬。达到生产目标就升迁有望；一旦失败（无论对失败的确定是如何任意专断），后果则不堪设想。这是苏联制度的核心，它依靠几百万个“小斯大林”在基层执行国家的意志。然而，这种统治是单行道：上面发号施令，下面负责执行。

总书记斯大林控制着党的机器，造成指挥权高度集中。行使权力的一切杠杆和组织都掌握在斯大林手中。苏联的官僚机构十分强大，中央事无巨细，无所不管。随着斯大林专断倾向的加剧，国家的官僚机构日益受到他心血来潮的左右，但是，这种非官僚的干预并未阻止官僚机构规模不断扩大。斯大林甚至会因为一点儿小事亲自发电报做出指示。比如，他会命令位于国家另一头的某个党或国家机关的干部给某个建筑工地送去急需的铁钉。在苏联，党指挥国家，斯大林指挥党。事实上，斯大林的专制完全推翻了苏共领导层集体领导的机构框架。

30年代期间，苏共只开过两次代表大会，一次在1934年，一次在1939年。党的中央委员会表面上是党的最高机构，但30年代中期实际已沦为斯大林手中随心所欲的工具。在列宁时代，党的决策机构政治局每周都要开会，到了30年代，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少。政治局的成员一度多达15人以上，后来减到几个斯大林的坚定盟友，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心耿耿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他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主席，相当于总理）。那些人对斯大林唯命是从，既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安全而担心，也因为权力的引诱和实惠。他们在传达和执行斯大林各方面命令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会议经常是非正式的，有时在斯大林的乡间别墅，有时在斯大林的黑海度假屋。他们在决策中的作用仅仅是形式上的，从来没有表决。经常是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提出建议，斯大林对其加以改动后即成为决定，随即下达到党的各机关，甚至发给本应是独立的国家机构——苏联人民委员会（Sovnarkom）。

在基层，斯大林模式导致了党员干部的大换血。原来的干部下台，大批新党员上岗。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造成的剧变给新党员提供了机会，这又转而促使他们顺从地接受斯大林的绝对权威。自30年代初开始，对斯大林的英雄崇拜大大提升了他的权威。

建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需要煞费苦心，不光是因为斯大林并非仪表堂堂（他身躯矮胖，唇髭浓厚，还得过天花），也不仅仅是因为他行为诡秘，不事张扬，声音低沉，语调死板，一辈子都没能改掉他讲俄语时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真正的问题是列宁的巨大影响。斯大林不希望被人认为他企图取代列宁这位伟大布尔什维克英雄和革命领袖的传奇地位。所以，他起初时小心翼翼。1929年12月他过50岁生日时有人公开为他唱赞歌，这是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开始。斯大林做出谦虚的样子，公开反对将自己与列宁相提并论，也表示不赞成对他个人表忠心的种种言辞。但实际上他默许对他的赞颂，包括夸大他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事实上他的作用相当小），他先是被捧到与列宁平起平坐的地位，后来更是被称为宇内第一。

无数溜须拍马、趋炎附势的小人蜂拥而上，以各种方式为“人民领袖”的英雄形象增添光彩。到1933年，莫斯科市中心斯大林的胸像和画像比列宁的多了一倍以上。此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从来造诣不深的斯大林已经被吹捧为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著作的印刷册数远远超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多于列宁的著作。1935年，斯大林身着他常穿的那种式样呆板、色调暗淡的服装（比较罕见地）出现在莫斯科的一次集会上时，2,000多名与会代表震耳欲聋的掌声持续了整整15分钟。当掌声终于平息下去后，一位妇女高声喊道“光荣属于斯大林”，再次引起了热烈的掌声。

当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多是靠杜撰，但是，它在民众中也的确产生了反响。无数苏联老百姓对斯大林充满敬仰。据说斯大林自己在1934年曾说俄国人民需要一个沙皇。对许多苏联公民，尤其是居住在仍然执着于信仰和仪式的乡村地区的农民来说，想到受民众拥戴的“沙皇父亲”时，他们脑海中浮现的形象是严肃的家长，是保证秩序及秩序所带来福祉的人。这无疑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强果敢的领导力正是经历了多年内乱的苏联人民翘首以盼的素质。虽然苏联号称无神论社会，但是在1937年的人口普查中，57%的苏联公民仍自称有宗教信仰（后来这个结果没有公布）。深深植根于民众宗教信仰中的传统促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类似圣礼的内容，使斯大林被奉为先知和救世主。

个人崇拜无疑为斯大林奠定了获得民众真心拥护的基础，虽然对此无法量化估算。在巩固斯大林的领导地位方面，个人崇拜功不可没。但还有另一个重要得多的因素——恐惧。斯大林个人统治最主要的依靠，是他一手掌握所有下属的生杀大权，下属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安全感遍及苏联社会。1937—1938年间可怕的“大清洗”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不安全感。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国家实施的暴力已经十分严重，大批人遭到逮捕。到1933年，还有100多万“反苏维埃分子”被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之中。地方一级对经济变革的飞速步伐有抵触，这使得斯大林极为不快，结果有85万党员在1933年被清除出党。最高领导层内部也有矛盾。一些党的领导人想减轻对经济的压力。有迹象表明，斯大林不再能得到党的最高领导层毫无保留的支持。有些人寄希望于颇有威望的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可是，1934年12月，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办公室内被射杀了。

年轻的刺客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曾与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有过关系。斯大林没有忘记，季诺维也夫以前曾经反对他，支持现在被妖魔化为最大敌人的托洛茨基。事实上，因为基洛夫生前和尼古拉耶夫的妻子眉来眼去，所以尼古拉耶夫打死基洛夫很可能是出于个人原因，没有政治动机。但是，斯大林认定此事是政治阴谋。刺客经过草草审讯后就被枪毙。无论人们有何种疑问，都从未能够证明斯大林与基洛夫的被刺有任何关系。但是，斯大林很快将基洛夫之死为己所用。他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任意逮捕、审判和处决的权力。季诺维也夫和同样支持过托洛茨基的列夫·加米涅夫被判处长期徒刑。列宁格勒有3万多名真正的或被指认的反对人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其他边远地区。接下来的5个月内，近30万党员遭到清洗。斯大林若是在基洛夫被杀后不久读了警察的报告，他的恐惧偏执还会进一步加剧。当时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他们杀了基洛夫。我们会杀了斯大林。”此外还有其他要除掉斯大林的说法。

斯大林的疑神疑鬼至此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936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向他报告说，人在国外的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斯大林的又一个老对手尼古拉·布哈林的支持者保持着联系。于是，斯大林下令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带出监狱，在公审大会上重新审判，罪名是从事包括暗杀在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并指控说，基洛夫被杀后，他们暗杀名单上的下一个人就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处死刑，1936年8月被枪决。在布尔什维克早期领导人和中央委员当中，他们是第一批遭清洗的，但远非最后一批。1938年，布哈林也被公审，随后遭到处决。至此，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人人自危，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央委员会的139名委员中有110名被定为“不可靠分子”而遭逮捕，一般下一步就是枪决或者发配到古拉格[1]去受苦。几乎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中都有人被捕。1934年党代会的1,966位代表中有1,108人被抓。苏联共产党这个独立的权力基础正在被摧毁。大批管理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被清洗的对象，这也是苏联的经济增长在1937年后戛然而止的原因之一。

清洗一旦开动，就产生了自动向前的惯性。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向政治局提出了逮捕25万人的目标，准备枪决7万余人，剩下的判处在监狱或劳改营长期服刑。到1938年底清洗结束时（可能是因为它造成的巨大破坏影响了工业生产），内务人民委员部远远超过了它为自己制定的目标。被逮捕的人数接近150万，近70万人被枪决。就连自1936年起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绰号“铁刺猬”的“大清洗”总执行者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也在1939年锒铛入狱，次年被处决。1939年，监狱及劳改营中的囚犯和被流放至蛮荒之地的人加起来有近300万。他们的境遇可说是生不如死，无数人饿死、累死，或被任意处决。

斯大林其人冷酷而睚眦必报。（就连他的鹦鹉都遭到了清洗；只是因为那只鹦鹉老是学他粗鲁的吐痰声音把他惹烦了，他就用烟斗猛敲鹦鹉的头将其打死。）他经常疑神疑鬼，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有些事情的确使斯大林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安全堪虞。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也不单是斯大林偏执心态的极端表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几百万野心勃勃的干部和恭顺奴性的公民参与了高压政策的执行。有人受害，但同时也有人得益。得益的是为政权服务的人。无疑，在政府的宣传蛊惑下，很多人相信苏联国内潜伏着各种“破坏分子”“颠覆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富农”，以及间谍和奸细。因此，使用高压来消灭“敌对分子”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加强了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伟大事业的认同感，也巩固了他们对斯大林的信任。就连许多受迫害、受歧视的人也认同苏维埃的价值观，拼命想靠拢政府。

政府鼓励人民彼此揭发。任何稍微“偏离正统”的言论都可能招致可怕的夜半敲门。1937年11月，列宁格勒的一名妇女在日记中写道：“每天早上我一醒来，脑子里自动出现的念头就是：感谢上帝我昨夜没被逮捕。……他们白天不抓人，但今夜会出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另一位住在列宁格勒的工人夜里睡不着觉，竖着耳朵听有没有令他胆战心惊的汽车引擎声。他的儿子记得，每当有汽车驶近，他就说：“他们来抓我了！”“他坚信他会因为自己说过的话而遭到逮捕——有时他在家里会咒骂布尔什维克。”警察的到来令人胆寒。奥西普·皮亚特尼特斯基（Osip Piatnitsky）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员，曾深受列宁的信任，他的儿子回忆父亲被捕的情形时说：“突然，好几辆车开进了院子。身穿制服和便衣的人跳下车，向楼梯口走来……那个年代，许多人料定自己会被逮捕，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由于害怕被揭发，人人三缄其口。1937年，一个人在日记中写道：“人们都关起门来秘密地私下交谈。只有醉汉才公开发表意见。”

揭发别人不一定是出于政治原因。揭发者能获得晋升或直接得到物质奖励。揭发还为报私仇提供了天赐良机；与邻居的冲突、和同事的争执、亲密关系的决裂，这些都成了揭发的动机。向警察打小报告的告密者足以组成一支大军，其中有人是受了金钱的诱惑，有人是被讹诈，不得不与警察合作，但很多人是自愿的。被揭发的人必然倒霉，有的是遭到监禁、流放，有的被送去劳改营，还有的甚至被处决。监狱中的囚犯来自各行各业，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1937—1938年间，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一个人能安然无忧。事实上，党的精英尤其不安全。就连热情支持斯大林的人也不能肯定自家的门不会在哪一天深夜被擂响。

斯大林实施的“大清洗”令人发指，这也许是因为他对苏联面临的巨大危险日益感到焦虑。他觉得苏联到处都潜伏着“法西斯间谍和敌人”，他们组成了庞大的“第五纵队”，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不遗余力地争取在战争到来之前消灭内部的一切反对势力。苏联边界地区的少数族裔遭到大规模驱逐，很多人被处决。苏联西部的波兰人（还有许多被认为可疑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受害尤其严重。斯大林害怕波兰会和希特勒的德国联手攻击苏联，于是在1937年8月下令抓捕了14万波兰裔苏联公民。接下来的几个月间，他们或是被枪杀，或是被送到劳改营。

红军也未能幸免。希特勒的德国和日本在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这意味着苏联将两面受敌。在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会以为）斯大林最不希望的应该就是红军的强军努力受到干扰。然而，令人震惊的是，1937—1938年间，“大清洗”几乎摧毁了军队的高层指挥。曾不止一次冒犯过斯大林的出类拔萃的战略家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hail Tukhachevsky）被逮捕后，被迫供认阴谋推翻苏联，之后遭到处决。共有3万多名军官被清洗，至少2万人被处决。军阶越高，被逮捕的可能性越大。对红军的“斩首”严重削弱了它的战斗力，在受斯大林赏识，却能力不够的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的指挥下，苏联红军根本没有打大仗的能力。

为了补上这个令人担忧的缺口，苏联的国防开支在30年代末急剧增加，从1934年所占国家预算的9.7%（略低于54亿卢布）到1939年的25.6%（392亿卢布）。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原本在1933—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有所改善的人民生活水平再次剧降。增加农产品上缴的配额、提高税赋、加大集体农庄的劳动强度等措施在农村极为不得人心。城市工人则因1938年实施的限制性劳工法而怨声载道。

斯大林的领导方式不得人心。不错，有许多坚定支持政府的个人、理想主义者和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但是，除了真正或假装崇拜斯大林的人和热情支持政府的人以外，很多人只是在高压下敢怒不敢言。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动乱，也没有社会不安的迹象。据目前所知的信息，从来没有人企图杀害斯大林。许多人热爱他，但更多的人害怕他。高压起到了作用。斯大林政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高压。

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极权”之梦

1925年6月，墨索里尼对法西斯运动“激烈的完全意志”大加赞誉。像他通常的言论一样，此乃夸大其词。墨索里尼清楚得很，无论“意志”多么“激烈”，多么“完全”，其本身都不可能成为统治的坚实基础。他赞美的“意志”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激进与暴行，这也许能打败反对者，却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尽管墨索里尼本能上是激进的，但是他精明地认识到，若想“夺取权力”，除了肆意妄为的地痞流氓之外，他还需要其他力量的支持。他需要传统精英给他撑腰。他也认识到，坚实的权力基础必须是国家，不是政党。

墨索里尼要么是够聪明，要么是运气好。1925年2月，他在迎合法西斯运动中极端分子的同时，误打误撞地找到了一个对付地方法西斯党那些桀骜不驯的激进党魁的办法。他把省级党魁中最激进的罗伯托·法里纳奇（Roberto Farinacci）任命为法西斯党的总书记。法里纳奇凶恶残暴，但没有多少政治头脑。他清洗了一些最不听话的激进分子，帮了墨索里尼的忙。然而，他容许甚至直接鼓励公开的暴力，因而引发了反弹。于是，墨索里尼趁机在1926年撤了法里纳奇的职，撇清了自己和法西斯党那些不得人心行为的关系。后来的几年内，法西斯党在不那么激进，但更有行政能力的几届总书记的领导下迅速壮大（到1933年，它已经有了150多万党员，而意大利的全部人口才不过4,200万），但彻底丧失了“激烈的完全意志”。它逐渐失去了革命的锐气，变成了体制内的政党。

当然，党内有些人仍然怀有革命的雄心，最突出的是墨索里尼本人，还有一些地方党魁。他们确保了法西斯党不致落入普通专制主义的窠臼。然而，法西斯党实质上变成了负责宣传的工具、组织对墨索里尼膜拜的机构、进行社会控制的机器，以及维护国家权力的组织。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与苏联政权截然不同，垄断政党（1928年后不允许任何其他政党存在）是国家的仆人，不是国家的主人。

“一切都在国家之内，不允许国家之外或反对国家的活动。”墨索里尼在1925年10月如是说。“一战”期间，各交战国都实行了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广泛控制，这使得许多人相信，只有通过国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才能维持国力，持这个观点的不只是意大利人。后来，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在应对“一战”遗留下来的巨大问题时表现软弱，这更加强了这种观点的吸引力。自1923年起在法西斯政府内担任教育部部长的乔万尼·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是罗马的一位哲学教授，也是墨索里尼最为推重的理论家，他不谈法西斯运动的“完全意志”（totalitarian will），而是着重论述“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在秦梯利看来，国家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重要。国家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全民族的意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完全”的，它涉及的“不仅是政治组织和政治倾向，而且是意大利民族的全部意志、思想和感情”。这个思想无论多么模糊不清，多么无法实现，在当时都十分新颖。

“极权国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20年代晚期逐渐形成的。它不可避免地建立在镇压反对派的基础之上。政治反对派早在1925年就被击垮了。当时，反对派已经是噤若寒蝉，镇压他们无须费太大力气。政府只逮捕了约100人。多数反对派领导人都逃到了国外。同年，政府迅速控制了报刊，实施了严格的新闻审查。这些行动没有引起多少抗议，虽然保持了一定独立性的参议院曾在一段时间内努力维持了新闻法。1926年，对墨索里尼4次暗杀未遂事件被用来煽动起秩序至上的狂热，反对党全部被禁，罢工和关厂也被禁止。后来的几年中，共产党尽管仍保存了地下组织，但到1934年仅剩约200名党员。1929年，意大利政府通过与教廷签订《拉特兰条约》安抚了天主教会，所以可以放心，天主教会不会制造麻烦。这种新友好关系的一个表现是，教皇庇护十一世赞美墨索里尼是“上天”派来把国家从自由主义的虚妄教条之下解放出来的人。

虽然准军事组织黑衫军的暴力促成了意大利法西斯国家的成立，但要通过系统性的镇压来遏制潜在的反对力量，还得靠警察和司法机构，而两者均不在极端法西斯主义者或法西斯党员的掌握之中。过去的各种镇压形式没有彻底改变，只是进一步加深扩大。超乎司法控制之外的政治警察实现了集中领导，建起了大规模的间谍和线人网（许多人是自愿成为告密者的），开始对异见者进行严密监视。揭发行为非常普遍，通常都是匿名的。警察动辄抓人，经常是因为揭发出来的小小不言之事，甚至是莫须有的“罪行”。“颠覆分子”通常被判处长期徒刑，或流放到意大利南部的边远省份或海岛。共产党人是头号打击对象。［前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被判20年徒刑，服刑期间写出了《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其中包含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极重要的理论思考，他最后死在狱中。］对墨索里尼或王室成员的攻击可被判处死刑。1927年，“国防特别法庭”建立，适用军事法，不受正常的法律限制。后来数年内，这个法庭审理了5,000多件案子。

这些严厉的镇压措施确保了国内任何反政府的企图都不可能成气候。然而，与其他一些专制政权相比（不仅是当时的德国或苏联），意大利国内的镇压还是比较温和的。比如，事实很快证明，佛朗哥的西班牙比墨索里尼的政权嗜血得多。提交给国防特别法庭的案件中，真正定罪的不到20%，大部分被判罪的都是共产党人，另一个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共济会成员。“二战”爆发前，法庭只做出了9项死刑判决，另外8人被判死刑后减了刑。大约1.4万反法西斯人士未经法庭审判被警察直接处以流放的惩罚，有些人被判长期流放，但实际上一般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得到了大赦。

多数老百姓与其说热情支持政府，不如说是被迫服从。只有服从政府才能找到工作或领取福利。这必然导致官员腐败受贿。人们即使对政府不满，也都为了自保而深藏不露。然而，循规蹈矩的意大利人不必时刻担惊受怕，唯恐政治警察深夜前来敲门。政府的镇压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主要针对反法西斯人士——这基本上就是镇压的目的。异见受到遏制，反对遭到消除。人们大多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然而意大利社会还不是当时苏联那样的高压，最严重的恐怖输出到了国外，受害者不是大多数意大利人民，而是非洲殖民地的所谓劣等种族。

法西斯主义全盘接受了意大利国家权力的传统支柱。墨索里尼许诺要缩减官僚机构，其实官僚机构不减反增。到1929年，他本人就掌管了8个政府部委。政府部委的运作需要专业的公务员。当然，公务员都加入了法西斯党，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首先是公务员，其次才是法西斯党员。各省的负责人也不是地区的法西斯党魁，而是国家的行政官员。他们不仅监视潜在的“颠覆分子”，还严密注意当地法西斯积极分子的动向。管理地方事务的通常仍然是传统统治阶级的成员，那些人只是名义上的法西斯党员，在南方尤其如此。

政府还必须拉拢军队。于是，1925年的一项裁减军队的计划被弃，提出计划的作战部部长被解职。墨索里尼亲自掌管了作战部的工作（不久后又接管了海军部和空军部）。实际上，三军各自为政，彼此间缺乏协调，效率极其低下。墨索里尼对此无能为力。军官团的大多数成员仍然是保守主义者，并不真心支持法西斯主义。保守派军官忠于君主制，内心并不热情拥护墨索里尼。但无论如何，比普通军官更加保守的高级将领很乐意接受政府强行实施法西斯“秩序”、镇压左派和制造民族团结表象的做法——只要政府别来干涉军队。

到30年代，法西斯政权完全巩固了权力。有实力的反对派不复存在。政权获得了君主、军方、教会、工业大亨、大地主等权力精英的支持。但是，国家其实从未真正实现对社会的完全控制。事实证明，法西斯主义怎么也无法赢得社会中相当多的一批人的拥护，特别是在大城市和南部农业省的大片地区，那些地方曾是社会党的大本营。不过，虽然民众对政府没有发自内心的拥护，但至少给予了默认和迁就。法西斯运动早期主要靠中产阶级的支持。30年代期间，随着对左派恐惧的消退和国内秩序的恢复，对提高社会地位与改善物质条件的期望开始上升，国家似乎在阔步走向辉煌，政府于是愈发赢得了中产阶层的大力支持。法西斯党吸收了大批职员、白领工人和管理层人员，它的中产阶层的特点因之更加突出。到1933年，法西斯党员身份成了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必备资格。

不论人们内心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有何想法，该政权的一个特点使它迥然不同于当时的普通专制政权，甚至赢得了西方民主国家中许多人的钦佩。这个特点不是镇压与强制这些独裁政权的共性，而是对民众的不懈动员以及充沛的活力与干劲。这种活力表现为一种关于力的新式审美，要使艺术、文学、建筑，尤其是纪念碑式的建筑为政治所用。许多外部观察者觉得，法西斯主义代表着现代化的政府，是对社会的合理组织。它似乎将秩序与国家统筹的社会福利结合在了一起。

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国家”思想想把人生从摇篮到坟墓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内。它要创造体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精神的“新男人”，“新男人”背后是认真履行民族责任的“新女人”，其民族责任基本上就是打理家务和生儿育女。秦梯利说：“领袖的思想和希望必须成为群众的思想和希望。”法西斯党的触角伸展到了人民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远远超过了党的活动的范畴。到1939年，意大利几乎一半的人口是法西斯党某个附属组织的成员。意大利建起了福利组织来照顾孕妇和新生儿，并为穷人提供食物、衣服和应急住所。1926年，法西斯党成立了一个青年组织给年轻的意大利人灌输必要的尚武价值观，它下设许多分部，1936年成员数增至500多万。这个组织除了训练青年为当兵入伍做准备之外，还设立了许多颇受欢迎的青年俱乐部，为青年提供了过去没有的、更多更好的体育设施，建起了不少青年旅馆。1935年，包括许多穷人家孩子在内的500万儿童参加了假日野营。学校和大学加强了向学生灌输新价值观的努力。在许多意大利人（和外国观察者）眼中，最了不起的创举是1925年成立的“全国业余活动组织”（Opera Nazionale Dopolavoro）。到1939年，这个组织的成员人数达到了450万（约占产业工人总数的40%）。它为工厂的蓝领和白领工人提供了他们过去从未享受过的体育、娱乐和旅行机会。这些活动都很受欢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因此就一定拥护政府，更别说拥护法西斯党了。

体育尤其受欢迎。它成了政府用来在人民心中唤起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的工具。在政府的大力鼓励下，骑自行车和滑雪成为群众普遍参加的体育运动。著名的法西斯领导人伊塔洛·巴尔博（Italo Balbo）驾机飞越大西洋，显示了他的勇气和飞行技能。普里莫·卡尔内拉（Primo Carnera）从1933年到1935年一直保持着重量级拳击世界冠军的称号。在玛莎拉蒂、布加迪和阿尔法—罗密欧等名牌效应的作用下，赛车使得醉心于速度与力量的大众如痴如狂。足球开始成为意大利人体育运动的首选，1934年和1938年意大利两次赢得世界杯，给政府提供了绝好的宣传机会。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是看电影，电影放映时也播放展示意大利体育成就的新闻片，借此隐晦或公开地向广大观众传达法西斯主义的价值观。收音机的普及也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大福音。数以千计的市镇中心广场都架起了扩音器，每次墨索里尼发表演讲，党都会命令家里没有收音机的人（1939年意大利多数家庭仍属此类）到广场集会，以确保他们收听到演讲。

墨索里尼本人是法西斯政府最大的资产。外国人尤其欣赏他坚决反共的立场。就连温斯顿·丘吉尔都对他赞不绝口，在1933年称他为罗马天才的化身。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小心地一点点建立起来的。20年代中期，反对派被镇压下去，大众媒体成为政府的工具之后，宣传机器才开足马力，打造出墨索里尼几乎是超人的新恺撒形象。到30年代中期，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心目中的威信远远超过了他的政府和法西斯党。

许多人私下对法西斯主义有诸多不满，鄙视地方上那些趾高气扬、贪污腐败的法西斯党领导人和官员，但他们对“领袖”充满崇敬，尽管30年代晚期，民众对政治越来越冷漠，对法西斯主义的激情开始消退，就连墨索里尼也不免受到影响。仍有许多老百姓把墨索里尼当作神一样膜拜，几乎成了一种幼稚的宗教信仰。1936年，意大利的一家大报《晚间信使报》（Corriere della Sera）煞有介事地写道：“当你茫然四顾，求助无门的时候，你记起了他。能帮助你的舍他其谁？”这个“他”不是上帝，而是墨索里尼。至于人们何时应写信给领袖，文章写道：“只要生活中遇到了困难，随时可以。……领袖知道，你写信给他，是出于发自内心的悲伤或因为实实在在的困难。他是所有人的知心人，他会尽他所能帮助任何人。”许多意大利人对此信以为真。每天都有大约1,500人写信给墨索里尼：“我请求无所不能的您给我帮助。”“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您是我们地上的神，我们虔诚地向您求助，相信您一定能听到我们的请求。”“领袖，我崇敬您正如崇敬圣徒。”以上句子摘自一个农民写给墨索里尼的热情洋溢的信，他所在的省曾是社会党的大本营。

从一开始，追求帝国辉煌就是墨索里尼政权的一大特点。宣传机器盛赞意大利1935年对阿比西尼亚的入侵，把国联对意大利的处置说成是对意大利的不公，这些都激发了意大利民众的爱国热情。所以，1936年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取得胜利后，墨索里尼的声望如日中天也就不奇怪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赞美称他“如神一般”“永远正确”，是“天才”“恺撒”，还说他创建了名为“意大利”的“宗教”。然而，那也是他民望的顶点。根据意大利国内的警察报告，“二战”之前的最后几年，随着官方宣传与现实情况的脱节逐渐加大，墨索里尼的声望开始下降。人们在应付日常生活中各种物质困难的同时，还对再次爆发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怀疑国家的作战能力，也因意大利对德国依赖日深而感到不满。许多人至此已经失去了对法西斯主义的信念。

30年代末，在民众热情明显减弱的情况下，墨索里尼政权为了重振活力，显示法西斯主义的激进丝毫不逊于纳粹主义，把意识形态的狂热推上了新台阶。政府强行规定，人们彼此问候必须伸直手臂行法西斯式的敬礼，公务员必须穿制服，军队要走正步。这种新的极端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是1938年引进的恶毒的反犹立法。在通过反犹立法的问题上，德国并未对意大利施压，但它为意大利树立了样板。纳粹党人曾将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视为楷模，现在反了过来。墨索里尼不想被看作希特勒的随从。他要证明他和德国的独裁者一样激进。另外，他觉得把犹太人定性为“内部的敌人”会像在德国一样，帮助巩固国家团结。意大利的种族主义过去主要针对的是非洲黑人，而不是人数不到5万（还不到全国人口的0.1%）的小小的犹太人群体。但是，反犹主义在法西斯运动中虽然不是中心特点，却一直有一席之地。意大利加入轴心国，将自己与德国绑在一起后，法西斯运动中的反犹主义就变得更加突出，终于导致了1938年的种族主义法律，法律的基本前提是“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种族”。种族主义法律没有引起多少抗议。大部分人民并不狂热反犹，但对反犹情绪也没有强烈的反感，有些人还受到了反犹宣传的蛊惑。在这个问题上，如同法西斯统治的其他方面一样，民众对政府的主张并不热情拥护，但消极服从。

对西方民主国家来说，独裁者在国内的所作所为无论多么令人反感，都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在国际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越来越被民主国家视为威胁欧洲和平的“疯狗”。法西斯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之前，别国对它并不特别戒惧。1936年它与纳粹德国结为轴心国同盟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尽管如此，真正的祸害显然仍是重整旗鼓、团结一致、力量大增的德国。

希特勒的德国：种族共同体

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上台，强势专制的墨索里尼靠坚强的意志打垮了马克思主义，把全国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使得德国民族主义者早在希特勒1933年“夺权”之前就对意大利，特别是对墨索里尼，心驰神往。墨索里尼是希特勒钦佩的少数人之一。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的一些领导人间建立了个人关系。1926年后纳粹党内强制实行的伸直手臂的“德式敬礼”是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借来的”。纳粹领导层通过和民族—保守主义的统治精英达成“交易”，使希特勒登上了权位，这不禁使人想到11年前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掌权的类似安排。早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把他们两国的命运绑到一起，成立轴心国同盟之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已经显而易见。

纳粹政权模仿意大利1925年建立的“全国业余活动组织”，成立了大型休闲组织“快乐带来力量”（Strength through Joy），它是“德国劳工阵线”（German Labour Front，这个国营机构取代了被粉碎了的工会）的附属组织，负责为工人提供各种文化与休闲活动。高速公路很快被视为新德国经济复苏及现代化的标志，它的修建是受了意大利1924年至1926年间建造的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的启发。德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者作为英烈祭奠，向人民灌输尚武精神，举行大型集会游行以培育注重大规模运动的新审美观，创立青年运动使整整一代人自小就接受纳粹价值观的熏陶，成立各种福利组织，建立基于对领袖盲目忠诚的一党垄断，这一切法西斯意大利也都在做。两个政权都镇压左派，当然也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另外，只要是对政权有利，它们都支持大企业（在这一点上它们与苏联的激进国有社会主义不同）。这两个独裁政权不仅推行强硬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而且本质上是帝国主义政权。然而，它们尽管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仍然异大于同。纳粹政权更激进、更有活力、更具侵略性、更意识形态挂帅，这反映了德国独裁政权的关键性结构。德国纳粹主义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相似仅仅是表面上的。

纳粹政权之所以自成一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上的希望、期待和机会，这些体现在希特勒至高无上、不可挑战的领导地位中。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赋予了他几乎是超人的“英雄”品质，把这个曾经只能在啤酒馆大放厥词的煽动者变成了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这当然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正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崇拜、苏联的斯大林崇拜，或任何其他的领导人崇拜。然而，因为斯大林还要忠于列宁的遗产和马克思主义的信条，所以他需要超越过去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源，希特勒却不必如此。他也不必像墨索里尼一样，上台几年后才能着手建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对“元首”（Führer）[2]的个人崇拜植根更深，为时更久，对独裁统治的思想发展影响更大。

希特勒在20年代中期即已确立了自己在纳粹运动中的最高地位。早在1933年被任命为国家总理之前，他就已成为“振兴民族，迈向伟大”的理想的化身，为纳粹党吸引了几百万支持者。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被称为“希特勒运动”是有道理的。1933年，身为纳粹党魁的希特勒获得了对德国这个现代化发达国家的统治权。自1934年起，他掌握了国家的全部权力，不像墨索里尼起码在名义上一直位于国王之下。他现在能够把他所憧憬的那些遥远而模糊的目标灌输到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垄断了权力的纳粹党得到了众多附属组织的坚定效忠，警察和监视部门是高效的镇压机器，民族—保守主义精英和几百万德国老百姓广泛支持纳粹党，这些都给了希特勒很大助力。希特勒的理想要实现，前提是通过战争一雪1918年战败的耻辱以实现民族的救赎，并消灭他认为造成了德国战败的犹太人。这个理想是“行动指南”，希特勒成为总理后终于可以将其变为国策了。

“消灭犹太人”的思想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争取“生存空间”的思想囊括了关于德国扩张的各种主张，它意味着准备在可见的未来发动战争，以确保德国以后的经济基础和对欧洲的统治。这两个思想维持着纳粹德国意识形态的活力。这种意识形态的激情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完全不存在，也在本质上与导致苏联动乱的深层思想截然不同。它没有连贯一致的计划，也没有定期实现的蓝图，但它向着极端化的发展方向和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都是纳粹制度所固有的。

极端化的中心内容是种族清洗。在法西斯意大利，即使在1938年颁布了反犹立法后，种族主义的重要性和激烈性都远不及纳粹政权上上下下的种族纯洁化运动。纳粹的种族主义远不止反犹，然而，仇恨犹太人是它的核心。纳粹恐惧很多东西，尤其恐犹。对希特勒和他的许多狂热追随者来说，犹太人是危及德国生存的心腹大患。他们认为，犹太人在国内毒化德意志文化，破坏德意志价值观，侵蚀德意志种族的纯正，在国外是（在纳粹看来）领导财阀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支国际恶势力。因此，消灭想象中犹太人的一切权力和影响力，就成为建立在种族纯洁基础上的民族复兴这一乌托邦理想的关键。

自1933年起，这些病态的幻想变成了具体政策。希特勒上台伊始，就于1933年4月1日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内对犹太人商铺的抵制，之后又通过了第一批把犹太人清除出公务员队伍和在法律界与医疗界歧视犹太人的立法，使许多犹太人意识到自己在德国没有未来。1935年，第二波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开始，其高潮是1935年9月通过的《纽伦堡法案》，法案规定犹太人与“德意志血统”的人通婚为非法，褫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为后来几年扩大对犹太人的歧视打下了基础。1938年的又一波，也是最严重的一波迫害导致了当年11月9日至10日之间全国范围内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因为屠杀中犹太人店铺和住房的窗户玻璃被打得粉碎，这场屠杀被讽刺地称为“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迫逃离德国。在那以前，犹太人已经被逐渐排挤出经济活动，失去了生计，成为苟活于社会边缘的人下人。德国所谓的“人民共同体”建立在种族歧视和迫害的基础上，其突出特点就是排斥被认为不属于它的成员。

与犹太人一道被排除在“雅利安人”主流社会之外的，还有一连串被视为“外人”的社会少数，包括吉卜赛人、同性恋者、精神病人、酗酒者、乞丐、“好逸恶劳的人”、“惯犯”、各种“反社会者”，等等。医务人员、福利专家和执法机关无须纳粹党的督促就自觉积极执行这种排斥性的政策。政府向占人口多数的族裔提供奖励生育的各种福利，如婚姻贷款、生育补助、儿童抚养，甚至（自1933年起）对“退化的人”实行绝育。这些措施欧洲其他国家也有，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极端全面地推行“种族卫生”的原则，以期创造一个种族纯正、基因强大的社会，一个正在备战的社会（这一点是秘而不宣的）。

在九头蛇般的庞大纳粹运动中，“人民共同体”的种族基调不言自明。纳粹党既不像意大利法西斯党那样屈居于国家之下，也不像苏联共产党那样凌驾于国家之上，而是与国家平起平坐，互相交织，形成一种有些尴尬的双重存在。它的宗旨之一就是确保把“劣等人”排除出“人民共同体”的努力得以持续，尤其是维持反犹的势头。负责推行德国种族政策的最重要机构是党卫军（Schutzstaffel，简称SS，准确的意思是“保卫队”），意大利和苏联都没有直接与之对等的机构。党卫军是纳粹运动的精英组织，在意识形态上最具活力。它致力于“种族清洗”，既是为改善“国家的政治健康”，也是为德国将来统治欧洲奠定基础。

自1936年起，已经掌管了（不受任何法律管辖的）集中营的党卫军执掌了安全部门和刑事警察，建构起巨大的监视网，还建立了自己的军事部队（Waffen-SS，武装党卫军）。到30年代中期，对反政府活动的凶狠镇压开始见效。1935年初，集中营的在押人数降到了3,000人左右，这是纳粹执政期间的最低数字，被关押的人仍然主要是左翼政党的支持者。集中营实现了建立者的初衷，至此本应到了关门大吉的时候。然而，希特勒和党卫军的领导人一点儿没有关闭集中营的意思，反而计划扩建。这清楚表明，党卫军—警察机器的使命是不停地加强管控，消除“国家内部的敌人”，实现“人民共同体”的种族净化。处于社会边缘，被视为“对人民有害”（volksschädigend）的人被大批逐出“人民共同体”，集中营的被囚人数4年内激增到7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2.1万人。

在推行种族政策的同时，建立强大的军队，实现“人民共同体”的军事化，发展经济以迅速重整军备，这些努力也没有片刻放松。从1936年开始，这种努力的步伐急剧加快。正如希特勒启动“四年计划”的备忘录所表明的，他10年前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种族帝国主义理想从未动摇，而实现这个理想的前提是，在某个时候可能会为夺取“生存空间”爆发战争。他的帝国不会建立在非洲殖民地或海外的其他地方，而是在欧洲本土。

此时，这还仅是个想法，是希特勒和其他一些纳粹领导人心中一个尚未定型的概念。对于“生存空间”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对所设想的扩张也有不同的假设。一些军队将领把强大的军队视为保证德国安全的威慑力量。其他人则设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必须打仗，以确立德国在中欧和东欧的霸权。1936年时，几乎没有人想到会与法国和英国作战，或不久后入侵苏联。但是，尽管当时对未来的冲突没有具体的设想，但德国大力强军肯定不是为了让部队永远待在营房里。另外，德国的军事指挥官行动高效、经验丰富、技能精湛、思想坚定，不像死气沉沉的意大利军队那样，虽然最终打赢了阿比西尼亚战争，但已无余力。

在德国军事指挥官的文化中，强大的军队、国家扩张与建立帝国被视为强国必备的特质。1914到1918年间，他们转战欧洲各地，征服过别的国家，占领过它们的土地，直到最后不得不吞下战争惨败、国家蒙羞、痛失强国地位的苦果。自2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就向往着有朝一日重整旗鼓，再建雄师，打一场大战。他们也想到了，这样的大战将使用各种现代武器，造成巨大的死亡与破坏。希特勒在重振国力、推翻《凡尔赛和约》、投资千百万马克重整军备等方面的努力与成就必然受到军队将领的热烈拥护。1935年和1936年，面对德国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举动，西方民主国家没能做出一致的有力回应，德国实现扩张的可能性于是进一步加大。希特勒意识形态的第二条主线（为争取“生存空间”而扩张）像第一条主线（“消灭”犹太人）一样，开始日益明朗。

一切迹象都表明，纳粹政权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广受支持。这种支持到底有多广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在纳粹政权统治下，正如在其他独裁政权之下一样，反对意见遭到野蛮镇压，大众媒体被官方宣传所垄断。但是，政府在振兴经济、消除失业、恢复政治“秩序”、重建国家团结和国力方面的成就无疑受到民众的普遍拥护，最得人心的是爱国行动的胜利（尤其是在莱茵兰再军事化中对西方强国的夷然不惧）。希特勒个人的声望如日中天。许多人不喜欢纳粹党及其地方上的代表，或者不齿于纳粹激进分子攻击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仪式、机构与教士的行径，但就连他们也对希特勒崇敬有加。即使是坚决反对纳粹政权的人也只得郁闷无奈地承认，老百姓普遍对希特勒十分爱戴。德军开入莱茵兰使希特勒在神坛上坐得更稳。即使在产业工人当中，也常能听到“希特勒真是好样儿的，他什么都不怕”这样的话。虽然工人对政府没有好感，但他们都大力支持希特勒撕毁可恨的《凡尔赛和约》的行动。希特勒被视为德国在世界上新地位的象征。人们对他怀有“奇妙的”信任，相信他能够做到“绝不让德国吃亏”。

近乎宗教的感情、幼稚的全民崇拜、对服从与秩序这类父权式价值观的信奉都通过官方宣传得到了强化。每年都有1.2万名以上各行各业的德国人写信给希特勒，表示对他的赞美和五体投地的崇拜。男女青年在希特勒的青年运动中接受纳粹价值观的洗脑（到1936年，加入国家组织的青年运动几乎成了强制性的），就连在共产党或社会党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都一边倒地支持纳粹政权。许多青年兴奋地感到自己加入了冒险的开拓事业，觉得全社会齐心协力，超越了一切阶级分歧。他们对未来心驰神往，想象未来等待着自己的是一个充满着诱人的新机会与新经历的世界，大有作为一个特殊、优等民族的成员舍我其谁的气魄。多年后，一位上年纪的女士在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时承认说：“我觉得那是个好年月。我喜欢那个时代。”她并非唯一有此想法之人。许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重通货膨胀以及魏玛共和国时期大规模失业和严重政治分歧的德国人，事后都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好年月”。

至于另有看法的人，恐怖镇压制住了他们。到1935年，左派最后一点反对的火星也被彻底掐灭。没有流亡国外的社会主义者彼此间尽量保持着秘密联络，但除此之外，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反对政权的行动。共产党的基层支部不断重建，又不断被渗透、被消灭，这个勇敢无畏却徒劳无功的抵抗运动就经历着这样的循环，直到第三帝国的末日。但是，除了投身于危险的地下反对活动的极少数人以外，大多数德国人只能接受独裁统治，服从政权的要求，有些人积极主动，有些人则勉强为之。监视、窥探、揭发等一切控制严密社会中的惯用手法一样不少，无处不在。比如，在别人对你做出“希特勒万岁！”的敬礼后，千万不要特立独行，拒绝以同样的方式还礼。人们永远处于提防戒备之中。顺从社会的压力无时不在，但只要乖乖听话，盖世太保就不会来找麻烦。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除了被认为是“人民敌人”的犹太人、社会局外人（被称为“社会异端”）和政治反对派以外，恐怖手段所起的作用并没有那么直接。

多数人都愿意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团结一致的“人民共同体”，认为国家的光荣未来建立在他们的种族纯正和种族优越之上。对于被拦在“共同体”之外的“外人”，尤其是犹太人，多数人都不会为之一洒同情之泪。官方宣传对犹太人无休无止的中伤和妖魔化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果。1936年1月，流亡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一位秘密特工从柏林报告说：“国家社会党确实加深了老百姓和犹太人之间的隔阂。……现在人们普遍感觉犹太人是另一个种族。”老百姓普遍认为，犹太人不属于德国的“人民共同体”，应该离开或被赶走。有大批“人民的同志”（这是当时对普通德国人的称呼）愿意以跳水价收购犹太人的生意，霸占犹太人的财产，或搬进犹太人空出来的公寓。

德国还大力欢迎欧洲其他地方的德意志族人加入“人民共同体”，但那些人不想为此冒战争的风险。他们目前只是压下心中的忧惧，把头埋在沙子里避免面对现实。他们很快就会清楚地看到，他们已身陷危险地带深处。

苏、意、德之比较

斯大林的苏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德国虽然有一些共同的结构特征，但统治方式有很大不同。斯大林的政权显然异于其他两个，其他两个的共性更多（有些是纳粹德国从法西斯意大利那里“借来”的），不过彼此间也有关键的分别。政权号称对公民实施“完全控制”，实际上都未能做到。做得最差的是法西斯意大利，讽刺的是，它是唯一明确宣布要建立“极权国家”的。然而，在受到如此严密操纵控制的社会中，“完全控制”无疑对公民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三个政权之下，不存在政府准许并掌控的范围以外的“政治空间”和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们三个都持续不断地努力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塑造民众的态度与行为。它们都通过强调“内部敌人”的存在来塑造并加强民众对政权的认同，而所谓的“内部敌人”就是“外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形成了“属于”本国的“自己人”的社会。

政权价值观对社会渗透程度最浅的是意大利，最深的很可能是德国。对人民思想改造的成功程度难以确知，但显然都是在青年人当中最为见效。政权成功动员起了大批的理想主义者，争取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由于镇压反对派，缺乏言论自由，因此我们不可能确知民众对政府支持的程度。根据能够得到的不精确数据，纳粹德国获得的民众支持最大，意大利比德国差了一截，苏联人民受胁迫最重，似乎说明真心支持政府的人最少。

它们都动用了高压手段。对生活在警察国家恐怖之下的人来说，这些政权之间意识形态或结构上的分别完全没有意义。即使如此，这种分别仍然重要。斯大林对自己公民实行的高压统治异乎寻常，他那种随心所欲、出其不意的震慑可称独一无二。纳粹主要使用恐怖手段来粉碎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然后日益转向打击弱小的少数人，特别是犹太人和其他种族或社会意义上“外人”。法西斯最恶劣的恐怖手段全部用在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在国内，一旦法西斯政权初期“蓖麻油与大棒”[3]的街头暴力平息后，所实施的高压比起其他两个政权就温和多了，主要用于消灭已知的反对派。除此之外，政府基本上采取遏制的策略。

法西斯意大利在意识形态宣传和军事化方面也是三个政权中最弱的一个，它对社会的动员基本停留在表面上。经过十几年法西斯统治后，言论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完全契合仍然仅仅是幻想。政权没有一个驱动它前进的根本性宗旨。阿比西尼亚殖民战争的胜利尽管深得人心，但也只是对意大利人的心态产生了表面的影响，在短时间内动员起了民众的激情。无论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的领导层多么好战，意大利人民都对战争和军事上的荣耀没有兴趣，当然也不愿意承受战争的艰难和痛苦。意大利军队顶多能和比自己弱小的敌人打一场短暂的战争，但它完全没有适于打大战的装备。意大利的军火工业技术落后，跟不上其他国家重整军备的步伐。

苏联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极为强大。在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苏联在推动国营经济、重组农业生产和飞速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苏联经济的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领导层认为不远的将来一定会爆发战争。然而，苏联与德国和意大利有一点不同之处：它的重点是在经济和社会上做好打仗的准备，目的是保家卫国，而不是对外侵略（尽管苏联认为，为了建立防御带，必须占领波罗的海三国，也许还有波兰西部地区）。斯大林非常清楚，苏联的军事建设才起步不久，根本没做好打大仗的准备，何况他还亲手通过“大清洗”重创了红军领导层。

希特勒政权的明确重点是加紧迫害“内部敌人”，特别是犹太人，以及狂热备战，为在可见的未来的军事冲突做准备。它备战显然是为了侵略，而不是防御。在这两个方面，希特勒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活力非常强。德国的经济在欧洲大陆上是最发达的，并且正越来越迅速地转向为备战服务。德国也有着最高效的军事领导力。

后来的岁月中，这三个政权都在塑造欧洲的未来中起到了超比例的重大作用，但是不出意料，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正确地把德国视为最重要的危险。此时，他们主要把斯大林看作对他自己人民的威胁。墨索里尼则主要是对意大利非洲殖民地的人民的威胁，是地中海形势不稳的根源之一。希特勒是对德国犹太人的威胁，但从国际角度来看，更是对欧洲和平的巨大并不断增长的威胁。

英国政府尤其怀疑并敌视苏联。它鄙视苏联的社会制度，对斯大林的清洗百思不解。意大利被视为地中海地区一个可控的问题，它与西方利益的敌对日益加强，但其本身并不构成很大的威胁。使英国日益警惕的主要威胁是德国。德国的人民团结一心，领导他们的是一个残暴无情、一意孤行的独裁者。德国在迅速重整军备，军力马上就要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1914年英国参战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德国称霸欧洲，不让德国的世界强国野心危及大英帝国。看来这一幕很可能不久后就会重演。

1936年发生了一场冲突。冲突爆发不久，许多人就认为它预示了更大战乱的到来。那场冲突也是上述三个政权之间的一次交锋。1936年7月，佛朗哥将军对西班牙共和国发动了叛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立即向他提供了军事支持，斯大林则支持共和国的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对立的国家显示了力量，西方民主国家则又一次暴露了自己的软弱。大国卷入西班牙内战不仅是西班牙人民的悲剧，而且极为清楚地表明欧洲的国际秩序正在坍塌。欧洲再次陷入战火的危险与日俱增。

[1] 古拉格，即劳改营。——译者注

[2] 指希特勒。——译者注

[3] 指暴力恐怖和行凶放火。——译者注

第七章

走向深渊

决不能适应形势得过且过，逃避解决问题。必须让形势适应我们的要求。如果不“闯入”其他国家或攻击其他人民的财产，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阿道夫·希特勒对军队将领的讲话，1939年5月23日

1914—1918年那场造成几百万人血洒沙场的大战刚刚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大多数欧洲人对战争仍然谈虎色变。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都清楚地看到，向着又一场战争的发展势头正在不可阻挡地加快。这一次的情形不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滑过边缘”或不知不觉地“梦游进入”他们仅有些模糊预感的大灾难。这一次，一个明显具有侵略性的强国采取行动，逐渐消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打仗，要么任由欧洲落入专横的纳粹德国统治之下。俗话说：“通往地狱之路由良好的意愿铺就。”这是对西方民主国家应对希特勒之道的最好注释。西方民主国家错误地百般迁就德国的扩张野心，使希特勒得以决定事态的发展走向，而它们只能软弱地被动回应。面对西方国家的让步，希特勒如同一个典型的勒索者，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欧洲其他国家则怀着日益焦虑的心情在一旁观望。各国都在备战。虽然大家惧怕战争，但都发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左派的失败

德国左派在大萧条期间被击败，到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更是被粉碎。至此，这一事态的影响已经完全显现出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德国左派政党尽管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都坚决反对右派的军国主义。它们正确地预见到，军国主义最终将导致战争。如果希特勒掌权后左派没有被摧毁，如果民主在德国得以生存（社会民主党是民主的主力），欧洲爆发又一场大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然而事实是，左派的消亡为德国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打开了大门，这样的政策受到民族—保守主义的权力精英赞成，有激进的民粹式民族主义支持，成为希特勒进行越来越大冒险的赌博工具。

左派在德国的悲惨结局仅仅是它在欧洲大部大规模失败的一部分。到1935年，除苏联以外，左派几乎在各处都孱弱无力。社会民主党派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府中还占有一席之地，但那些国家在国际力量格局中的分量微乎其微。在其他国家，右派力量都十分强大，并无一例外地有军队、警察和侦查机关做后盾。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处于某种形式的镇压型民族主义政权统治下，有些是反革命的保守政权，有些则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政权，那些国家的左派十分弱小，受到残酷迫害。大萧条期间，英法这两个最大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由保守派当政，因此，那里左派的政治影响力也大大减小了。

左派的失败遍及欧洲，尽管每个国家左派的性质是由该国具体国情决定的。造成左派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左派内部严重分裂，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尤其致命（不过，奥地利的左派尽管团结，却仍未逃脱失败的命运）。左派中的共产党本身也不团结，有时甚至分裂为互相竞争的派别，主要的共产党完全受苏联的利益主导。左派的失败也反映出，各国社会的上、中层阶级以及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本能地鄙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怀有刻骨的恐惧。任何种类的民族主义号召的对象都是整个社会，而左派，无论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却首先要促进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产业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特别是共产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显然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他们认为，左派若是成功，自己一定吃亏。

对左派的恐惧，尤其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与左派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中的实际力量甚至是获得力量的潜力都远远不成比例。然而，考虑到左派极端分子在仍允许他们发声的国家中喊出的煽动阶级仇恨的口号、从苏联传来的可怕故事，以及反社会主义的右翼报刊几乎在所有国家舆论界占据的统治地位，如此之多的欧洲人把信任寄托在他们认为能够维持“秩序”、捍卫整个国家而非某个具体阶级利益的人的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法国的虚幻黎明

在欧洲左派处境日益艰难之际，一场选举使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在1936年的法国大选中，反法西斯主义者似乎取得了完胜，几年来席卷欧洲的向着好战极右方向发展的潮流好像终于得到了扭转。1936年5月3日第二轮投票结果出来后（第一轮投票是一周前的4月26日举行的），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赢得了惊人的胜利，获得了376个议会席位，远超右派国民阵线的222个席位。包括工人和多数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在内的左派支持者欣喜若狂。马内斯·施佩贝尔（Manes Sperber）是位犹太作家，1905年生于波兰，1933年遭德国人短暂监禁后流亡巴黎。他也是共产党员，但对共产党日益不满（于1937年退了党）。后来，他写到了自己因那场选举的结果感到的狂喜。他回忆说，对他和许多其他人来说，那不只是选举的胜利，它好似一阵清风，吹散了沉闷窒滞的空气，一直以为无法达到的目标如今近在咫尺。他写到，“全民友爱从来没有像在1936年5月间那么伸手可及，男女老少从大街小巷涌入巴士底广场和国家广场”，他们欢乐的歌声和叫声响彻周围的街道，呼唤着所有人团结起来追求正义和自由，现在这些目标无须革命的暴力就能达到。事实很快证明，施佩贝尔对博爱的希望不过是乐观得离谱的梦想。

法国仍然陷于深度分裂之中。民族主义右派对人民阵线的仇恨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政治上的反对。人民阵线领导人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是最先站出来支持德雷福斯的犹太知识分子，右派对他的攻击尤其恶毒。1936年2月，布卢姆遭到一群民族主义暴徒的殴打。前一年春天，极右组织“法兰西行动”的领导人夏尔·莫拉斯（Charles Mourras）令人惊愕地咒骂布卢姆是“该从背后射杀的人”。左派在大选中的胜利并未缓解法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两极化。事实上，左派的胜利远不如初看起来那么大。它赢得了37.3%的选票，只比右派的35.9%多一点儿。主要的变化发生在左派内部，但这变化加剧了右派的敌意。立场并不极端的激进党是共和国的中坚力量，但它在选举中受了损失，从1932年的157席降到了1936年的106席。人民阵线中最大的社会党掌握的席位从131席增加到了147席。其他较小的左翼政党赢得了51个席位，比起1932年多了14席。最令右派担忧的是，共产党是最大的赢家——从10席猛增到72席。

共产党获胜，是因为共产国际在1934年6月（用布卢姆的话说）“像戏台上换布景一样”，突然放弃了把社会民主党贬斥为“社会法西斯分子”的说法。希特勒的德国力量日增，这促成了共产国际欧洲战略的大反转。新战略要求与先前被谴责的“资产阶级”国家携手努力维护集体安全。在国家一级，斯大林积极鼓励共产党与社会党合作，甚至与“资产阶级”政党协作，共同建立左派的“人民阵线”来遏制法西斯主义日益增强的威胁。1935年夏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认了这一政策。

法国国内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呼声来自基层，工会首先提出了要求，然后得到了法国共产党的采纳。1935年期间，压力越来越大。秋天，激进党与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人民阵线遂告创立。

人民阵线在竞选时做出的许诺包括执行公共工程计划（它标志着通货紧缩政策的终结）、缩短工作周、为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和建立失业基金。它还许诺要取缔准军事组织，这反映了它强烈的反法西斯立场。但是，人民阵线并未提出可能会使中产阶级害怕的激进措施。社会革命只能等到将来再说。社会党不再号召实现经济国有化，共产党绝口不提建立苏维埃或集体农庄。它们主张让更多的人参与对法兰西银行的管理，不让它只掌握在由一小撮股东组成的寡头团体手中。但是，法兰西银行并未被收归国有。给出的承诺是法郎不会贬值，这是为了使在前一届左翼联盟政府下失去了存款的中产阶级安心，但这个承诺很快证明是不明智的。人民阵线还许诺要保证妇女的工作权利，却不提妇女的投票权，因为担心那会导致关于（极右派所要求的）修宪的辩论。

布卢姆成了法国的第一位社会党总理，也是第一位犹太裔总理。他的政府由来自社会党和激进党的部长组成，包括三位女部长。共产党（和几个少数政党）支持政府，但决定不派人加入。新政府成员尚未走马上任，法国就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罢工潮。各地的罢工此起彼伏，经常是工人自发举行的，罢工者兴高采烈，气氛如同嘉年华一样喜气洋洋。近200万名工人（其中许多人不是工会会员，还有大批工资微薄的女工）参加了几千场罢工、占领工厂和静坐活动，发生罢工的企业绝大多数是私营的。餐馆和咖啡馆纷纷关门，酒店没有人打扫客房，巴黎的大百货商场没有店员招呼顾客，加油站关闭意味着无法给汽车加油。罢工者和他们的支持者情绪高涨是形势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思想右倾的中产阶级成员对秩序崩坏的广泛谴责，他们担心这将开启通往共产主义的门户。政治两极化进一步加深。

这一波巨大的罢工浪潮使雇主忧心如焚。6月7日下午，总理在他设在马蒂尼翁府的官邸召集会议，会上雇主们做出了让步，接受了工会提出的主要要求。产业关系顷刻间彻底改变。工人有权加入工会，集体讨价还价，雇主承认工人代表，不得惩罚罢工工人，增加工资约15%，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接受。40小时工作周和每年两周带薪休假（借廉价火车票的东风，这开启了人们每年夏天涌出巴黎等城市的度假潮，成为法国社会的永久性特征）几天内就变成了法律。罢工潮逐渐退去，但立法活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6月18日，议会通过了禁止准军事联盟的立法，把政治动乱和街头暴力压制了下去（虽然部分极右组织转入了地下）。后来政府又通过立法引进了对法兰西银行的改革，把学校毕业年龄提高到14岁，实现了军工产业的国有化，并为讨好农民大幅提高了粮食价格。政府成立了新的体育休闲部，为的是使民众都能有机会进行户外活动（以此反制法西斯组织把休闲活动军事化的行为），给工人阶级提供有趣的业余生活，增强人民体质。结果，骑自行车、徒步旅行、青年旅馆和大众旅游蓬勃发展，体育设施大为改善，群众参加体育运动的兴趣高涨。人民阵线政府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采取了如此密集的行动，令人瞩目。

法国左派的兴奋欣喜也同样令人瞩目。后来跻身欧洲最杰出历史学家行列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作为一个19岁的革命者，亲身经历了1936年7月14日庆祝1789年攻陷巴士底狱纪念日时巴黎那令人难忘的气氛。他回忆当时的景象：“红旗和三色旗，领导人、工人的队伍……阔步经过人行道上水泄不通的人群，人头攒动的窗口，咖啡馆里热情挥手的老板、侍者和顾客，还有一群群鼓掌雀跃的妓院工作者。”

夏天的狂喜很快消退了，嘉年华式的气氛散去，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再次浮现。政府不久就遇到了困难。布卢姆进行的有限社会主义实验马上遭遇了国际市场的顶头风。事实证明，政府不让法郎贬值是一个错误，它限制了政府腾挪的余地。大企业开始把投资转向国外。40小时工作周造成的成本增加转嫁到了价格上面，助长了通货膨胀，然而生产率却没有相应的提高。法郎和黄金储备承受的压力日增。1936年9月，政府被迫承认犯下了错误，法郎贬值了1/3，但货币的压力仍未解除。工人的收入和中产阶级的储蓄因通货膨胀而日趋减少。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急剧下降。1937年6月，保守的参议院拒绝赋予政府处理国家金融困难的紧急权力，布卢姆愤而辞职，接替他的是激进党的卡米耶·肖当（Camille Chautemps）。社会党的部长们（包括布卢姆）留在了政府内，但社会党不复以前的冲劲。政府现在受激进党主导，而激进党的政治倾向推着政府右转，转向更加保守的方向。

肖当从议会那里得到了靠法令立法的权力（议会拒绝给布卢姆这个权力），提高了税率，叫停了社会改革。然而，造成布卢姆政府下台的情况基本未变。物价仍在上涨，公共债务不断增加，法郎的价值持续下降（最终迫使它进一步贬值），生产率依然停滞，社会动荡仍在酝酿。人民阵线的力量日益减弱，它为处理棘手的经济问题而心力交瘁，还要应付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右派的顽固反对，面对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多的危险。

1938年3月，布卢姆再任总理，但国际环境已经因奥地利被并入德国而发生了巨变。此时，为外交政策焦首煎心的法国无心继续过去的社会和经济实验。布卢姆很快意识到，他不可能在推动国家指导投资、控制汇率和征收财富税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政府对重整军备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只得在民生投资方面有所撙节。同时，资本外流和黄金储备剧减迫使政府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最终让法郎第三次贬值。布卢姆的第一届政府持续了382天，第二届政府只维持了26天。他第二次下台后，法国政治在新任总理、激进党人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的领导下转向右倾保守。达拉第被视为“一双安全的手”，代表着外省小城镇的守旧势力。他得到了大小资本家的支持和右派的称赞，因为他取消了布卢姆的大部分社会立法，终结了“1936年6月革命”。

社会党、共产党和代表政治中间派的激进党共同组建“人民阵线”来对抗并打败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这是合理而明智的战略。至少，它遏制了右派准军事组织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威胁。不过，虽然建立人民阵线大有必要，但从一开始即可清楚地看到，它注定会根基不牢。共产党喜欢的革命性社会方案完全不可能得到采纳，因为只有15%的民众支持，根本无法实施。作为激进党基础的中产阶层坚决反对任何威胁到他们财产的政策。社会党不得不小心翼翼，左右两边都不能得罪。政府推行的社会改革只是零敲碎打，但即使如此，由于多数民众的反对、大企业代表的顽强抵抗和国际市场力量的重击，成功的可能性从来就微乎其微。

人民阵线的创立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好比意识形态上迥然不同的伙伴被迫结婚。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个妥协暂时遮盖住了不同伙伴之间的深刻分歧，但它极为脆弱，政府面对的各种严峻问题又不断侵蚀着它的基础。两个左翼政党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对苏联的负面描述传播甚广，媒体上又经常报道斯大林式的公审大会，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党对共产党的反感。共产党则视布卢姆为“杀害工人的刽子手”，特别是1937年3月在巴黎的工人居住区克利希（Clichy）的一次示威中，警察向支持共产党的示威者开枪，打死6人，打伤200人。

西班牙乱局

很快，公众的注意力从人民阵线政府的困境转到了边界另一边西班牙的事态发展。与西班牙左派更大的悲剧相比，法国左派的困境就不算什么了。西班牙左派有广泛的群众支持，有国家资源可供调动，为了捍卫共和国不惜一战。然而，由于派别间的严重分歧、自相残杀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分裂，加之比西欧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强烈的地方分离情绪（尤其是在经济上相对发达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西班牙左派的力量遭到了严重削弱。对左派来说，更具破坏性的是西班牙社会长期深刻的两极化。西班牙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比法国的更深更宽。西班牙人民对共和国的忠诚不像法国人民那样根深蒂固，国家历史上也没有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划时代象征性事件。

西班牙的第二共和国1931年4月刚刚成立。它由左派建立，从一开始，日趋极端的各右派派别就坚决拒绝。右派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是深刻全面、发自内心的。在西班牙各省，纯粹的天主教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也是右派营造的西班牙民族形象的一部分。对左派的仇视很容易被纳入这套价值观。当然，传统的权力精英，比如地主、大资本家、天主教教士，还有军官团中相当多的成员，也敌视左派，因为在社会主义统治下，他们是最大的输家。传统精英遭到了削弱，却没有被打垮。对他们来说，使用武力推翻共和国是可以考虑的。毕竟，普里莫·德里维拉1930年1月结束的独裁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在西班牙政治里，军事政变屡见不鲜。1936年3月，西班牙的军队将领开始密谋再次推翻民选政府。

在第五章已经提及，西班牙的社会党和左翼共和党在1931年选举中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1933年11月再次举行选举时，右派东山再起。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和激进党组成的右翼联盟大败左派，联盟领导人亚历杭德罗·勒罗克斯（Alejandro Lerroux）出任总理。接下来的两年里，共和国创立后实现的一点点社会进步被全面叫停，大多遭到逆转。对左派来说，那是法西斯威胁增大、镇压加重的“黑暗的两年”。1934年10月，西班牙北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矿工举行了为期两周的罢工，矿工们手持能够找到的任何武器与警察搏斗，但最后遭到专门从摩洛哥调来、以野蛮残酷著称的军队的血腥镇压。带兵的不是别人，正是未来的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那次的镇压十分残暴。约2,000名平民被打死，4,000人受伤，3万人遭到逮捕，其中许多人在监狱中受到酷刑折磨。西班牙已处于内战边缘。

右翼执政联盟财政丑闻缠身，内部又为政治问题争执不下，终于散伙。1936年2月举行了新选举。此时，左派组成了人民阵线，它是（主要受中产阶级拥护的）共和党和社会党这两支主要力量为了选举结成的同盟，并得到了共产党人、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工会与无政府主义工会不同程度的支持。人民阵线的选举对手是一个由右翼团体组成的全国性阵营。西班牙分为两派，各自日趋极端。选举被说成是对西班牙的未来的争夺。右派称之为在善与恶、天主教与共产主义、“遵从古老传统的西班牙”与“破坏、烧毁教堂和……革命的西班牙”之间的选择。左派有人声称要“在西班牙复制苏联的做法”。选票点数结束后，人民阵线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它赢得的选票绝对数并不多（4,654,111票对右翼的4,503,524票），但所得的议会席位却是压倒多数（278席对右翼的124席）。

选举结束，人民阵线的团结也到了头。只由共和党人组成的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够强大。拒绝参加政府的社会党自己内部不团结，分裂为改良派和日益趋向革命的总工会派两派，前者由温和的因达莱西奥·普列托（Indalecio Prieto）领导，后者的领导人是因自己被苏联报刊誉为“西班牙的列宁”而扬扬得意的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工会组织一样，立志发动全面革命，不屑于小打小闹的改良。共产党的吸引力尽管尚小，但显然在迅速增强。

政府开始恢复1931—1933年推行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措施，释放政治犯，没收大庄园的土地，把自治权归还给加泰罗尼亚（也许诺要给巴斯克地区自治权）。但是，政府掌控不住局面。贫穷的农民和农业劳动者占领了西班牙南部的大庄园。大城市爆发了罢工。焚烧象征天主教压迫的教堂的行为比1931年时更为普遍，给右派的宣传提供了口实。原来只是右派中一个小派别的长枪党突然壮大起来，许多新加入的成员原来都是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青年运动的成员，比年纪较大的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成员更加激进地反对共和国。与此同时，在政府浑然不觉的情况下，一场阴谋正在酝酿。

包括佛朗哥在内的一些军方领导人在选举结束后，曾考虑马上发动政变，但当时的时机不成熟，于是他们选择了观望和等待。政府解除了佛朗哥参谋总长的职务，把他派去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希望能防患于未然。以极端仇视共和国闻名（也是政变首要推手）的埃米利奥·莫拉（Emilio Mola）将军也被降了职。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莫拉又被从西属摩洛哥召回，受命掌管西班牙北部潘普洛纳（Pamplona）的一所要塞——这是个理想的地点，他可以在此与秘密支持叛乱的人建立紧密的联系。有些长枪党成员被捕入狱，但即使身在狱中，他们仍然能够指挥安排外面的活动。然而，软弱的政府并未采取任何其他行动来先发制人、预防麻烦。

1936年7月17日，叛乱在西属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爆发，两天之内即蔓延到西班牙本土。叛乱策划者本来期望政变迅速成功，实现军事接管，但形势很快表明这个如意算盘打不响。在西班牙本土的一些地区，驻守要塞的官兵和许多民众都支持叛乱。政府两天内换了三个总理，其惊慌失措可见一斑。莫拉确信叛乱会获胜，断然拒绝了政府提出的妥协停战要求。然而，在其他地区，军队和警察尽管经常两边下注，但仍然忠于共和国。马德里、巴塞罗那、巴斯克地区的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án）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人拿起了武器。几天内，西班牙完全陷入了分裂，正如2月选举时的情形。

东部和南部基本上站在共和派一边。然而，叛军在西班牙西南部、西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势如破竹。在军事力量上，共和国和叛军可说是势均力敌；在经济上，最重要的工业区仍掌握在政府手中。直至村子一级的各阶层人民都旗帜鲜明：不是支持左派，就是支持右派；不是支持共和国，就是支持法西斯。暴力迅速升级。叛乱爆发伊始，双方就都犯下了严重的暴行。叛军在他们攻克的地区大开杀戒，死于叛军之手的确切人数无法确定，不过肯定高达数千。在共和派这边，对叛乱支持者或阶级敌人的复仇行为也常常出现，过去的积怨得到清算，临时法庭实行的“革命正义”判处了许多人死刑。对教士的暴力尤其令人发指，6,000多名教职人员（神父、修道士和修女）被杀害，教堂被焚毁，宗教塑像被砸烂。西班牙陷入了全面内战，谁能胜出却远未分明。

7月底到8月，亟欲防止共产主义在伊比利亚半岛立足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佛朗哥提供了飞机，让他把他精锐的非洲军团里共3万多名强悍善战的士兵从摩洛哥运到西班牙。内战双方的军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和意大利自此开始向佛朗哥提供援助，后来一路加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希望最终能把民族主义的西班牙拉到自己的一方，同时也很高兴有机会在远离本国的地方试验武器。萨拉查统治的葡萄牙也出人出力帮助叛军，以防布尔什维克主义在邻国获胜。

结果，民族主义叛军获得了明显的优势。民主西班牙若能从西方民主国家那里获得武器援助，本来完全可以打败叛军。然而在1936年8月，英国领头，法国紧随其后（布卢姆因拒绝援助西班牙社会主义者而踌躇难决、良心不安），达成了一项不为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战争物资的国际协定。它们一心想防止西班牙的冲突扩大为整个欧洲的战争，结果却大大加强了民族主义者获胜的可能性。当年秋天，斯大林答应了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军援请求，但内战双方的武器供应依然相差甚多。最终，24个国家签署了《不干预协定》（Non-Intervention Agreement）。德国、意大利和苏联都签了字，表面承诺不干预，实际却提供大量武器。

尽管那些国家官方奉行不干预政策，但从1936年秋开始，至少有3万名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志愿者（包括相当多的犹太人）奔赴西班牙去拯救共和国，其中大部分人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会会员，属于共产国际组织起来的国际纵队。这些人大多是这样或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认为自己参加的是一场阶级之战，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几千名志愿军献出了生命。关于他们对作战的贡献，当时苏联的宣传做了夸大，后人的评价也常常言过其实。不过，国际纵队在马德里保卫战中初试啼声后，在一些大型战役中的确发挥了作用。英国记者亨利·巴克利（Henry Buckley）曾亲眼看到国际纵队成员的作战表现，他评论说：“他们在战斗中十分英勇。他们武器低劣，纪律不整，讲着十几种不同的语言，几乎没有人懂西班牙语。他们单凭着大无畏的勇气创造了奇迹。”对欧洲左派来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起初是一种激励，但逐渐变成了意气消沉的根源。

佛朗哥的军队一路北上，直指首都马德里。但是，经过1936年11月的长期封锁，马德里仍是久攻不下。至此，内战沦为旷日持久、残酷至极的消耗战。战争基本上遵循这样的模式：民族主义叛军缓慢而不懈地前进，共和国方面虽然时常发动短暂的反击战，但大多数时间只能进行顽强却日益绝望的防守。1937年春夏两季，民族主义军队在北部接连得手。秋天，他们攻下了北部沿海地带，包括巴斯克地区（佛朗哥因而得到了获取重要原材料的通道，也掌握了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业区），共和国政府控制的地区则缩减到从马德里东南方到海岸边的一大片领土，在北方只剩下加泰罗尼亚。

对德国来说，西班牙内战是天赐良机，使它可以［用德国轰炸机编队“秃鹫军团”（Cordon Legion）指挥官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 Freiherr von Richthofen）的话说］“在不负责任的情况下”实验空中轰炸。对马德里实施了空袭后，德军又对南部的几个城镇进行了轰炸。里希特霍芬发现效果“非常好”。到1938年春，民族主义军队在北部发动攻势的时候，意大利也开始轰炸西班牙的城镇和乡村。同时，德国为支持叛军，加紧了空袭行动，在毕尔巴鄂（Bilbao）投下了600吨炸弹。1937年4月26日下午，约30架德军轰炸机和3架意军轰炸机对巴斯克小镇格尔尼卡（Guernica）发动袭击，其惨无人道使全世界为之发指。但格尔尼卡绝非个案。就在那天早上，德军轰炸机还袭击了8公里以外的格尔利塞斯（Guerricaiz），“没有留下一所完整的房屋”。对格尔尼卡的空袭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目的是打垮巴斯克人的斗志。德军认为这是“完全成功的行动”。整个小镇被夷为浓烟滚滚的废墟，300多人死于空袭。一位神父在发生空袭时刚刚到达格尔尼卡，目睹了空袭造成的破坏，他生动地描述了在小镇陷入一片火海时人们如何惊恐地尖叫着逃离市场。1937年巴黎世博会上，西班牙馆展出了巴勃罗·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那幅著名油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现代战争的残暴，把格尔尼卡的毁灭永远定格下来。尽管全世界同声谴责，但德国我行我素，继续在西班牙狂轰滥炸。当年秋天，阿斯图里亚斯的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秃鹫军团的指挥部决定“派遣飞行中队无情打击赤色分子残余空间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种交通方式”。

1937年秋，内战远未结束，但大势已定。民族主义者对西班牙的征服虽然缓慢，却势不可当。叛军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是共和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朗哥打仗的方式。对他来说，内战是一场圣战，目的是恢复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的伟大，而这就要求不仅打败他眼中的西班牙内部的敌人，而且要将其消灭。所以，佛朗哥并不想速战速决，而是要赢得彻底的胜利。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生于1892年，他的性格形成期是在军中度过的。他具有一流的军事指挥才能，野心勃勃，意志坚定，这使他在军中青云直上，升到了最高领导层。虽然他加入反对共和国的阴谋为时较晚，但是他麾下的非洲军团对阴谋得逞至为关键。1936年9月底，他被民族主义者推举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和国家元首。次年4月，他把右翼各派整合为一个单一的政党，但给这个党起的名字实在太啰唆，叫作“西班牙传统派长枪党和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Falange Española Tradicionalista y de las JONS），结果实际上从未有人用过它的全名，而是一直用缩略的“长枪党”（FET）。

佛朗哥丝毫不具备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种吸引民众的魅力。他是地地道道的军队产物。他的显赫地位不是靠煽动民心的讲演和耍政治手腕得来的，而是靠着他公认的军事才能一级级升上来的。他貌不惊人，身材矮小，声音尖细。然而，他对他的敌人冷酷无情，而他心目中的敌人比比皆是。他把共济会、共产主义和分离主义视为万恶之源，认为它们使西班牙在16世纪的黄金时代之后陷入了堕落、腐败和衰退。他既有军事指挥官的谨慎，也有坚定的决心，矢志彻底消灭挡路的敌人，巩固民族主义者在西班牙的完胜。举行过对他敌人的公审大会后，他会亲自阅览并签署他们的死刑判决书。他的军队一共处决了大约20万人。他把100万名囚犯关入监狱和劳改营。这是为了对左派和他的其他敌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共和国对佛朗哥大军的抵抗如此顽强，坚持了如此之久，实在令人惊讶，尤其是考虑到共和国政府被分裂、内斗、不和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搞得焦头烂额。（自己内部分歧严重的）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会和无政府主义工会、奉行斯大林路线的共产主义者、拒绝斯大林路线的共产主义者，还有自有打算的加泰罗尼亚左派，所有这些人全靠打败法西斯主义的决心才走到了一起。（至于民族主义者是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这种纯粹定义上的区分并不重要。在共和国的支持者看来，他们就是法西斯。谁能说他们不对呢？）反法西斯主义是把各路人马团结起来的最有效力量。除此之外就只剩了分裂和派别。

内战开始的几个月中，共和国似乎随时会土崩瓦解。政府在1936年11月撤离了被封锁的马德里，迁到了巴伦西亚（Valencia，次年10月又退到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此时，国家当局常常是形同虚设，叛乱开始后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的反法西斯委员会掌握了地方权力，替代国家当局行使职能。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宣布建立自治的巴斯克共和国。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Aragon）也自立政权。无政府主义工会和社会主义工会推动了一场相当于自发的社会革命运动。庄园、工厂和店铺变为集体经营，地方民兵组织建立起来，地方的革命委员会接管了政府。整个局势相当混乱，不过还是维持住了——至少短期内是这样。

巴塞罗那有一个不与莫斯科同路的共产主义组织，叫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通常简称为马统工党（POUM）。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加入了这个组织的民兵队伍，他对巴塞罗那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描写：“每一座建筑物，无论大小，基本都被工人占领了，挂上了红旗或无政府主义的红黑两色旗；每一面墙壁都画上了镰刀和斧头，还有革命党名称的缩写；几乎每一所教堂内部都被捣毁，圣像和圣画被焚……每一家商店和咖啡馆都贴出告示，说已经收归了集体……几乎所有人都穿着工人的简朴衣着，或蓝色的连身工装裤，或与军服相似的服装。”这样的社会革命除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不可能受到多少人的欢迎，但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乖乖听命。

民兵武器不足、组织混乱，用奥威尔的话说，“按任何寻常的标准来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样的队伍要想打赢佛朗哥那武器精良、纪律严明的军队简直是白日做梦。中央政府必须调整政策，而且要快。9月，社会党和共产党加入了人民阵线政府，使其名副其实，政府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领导，现在他被（暂时）视为促进团结而非造成分裂的人物。政府同意，社会革命只能等以后再说。此刻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组织有序的军队来取代民兵。中央权威逐渐得到确定。经济被集中管理，确立了征兵制度，规定了食品配额供应，民防得到了组织。在这一切的基础上，一支统一的军队开始建立。

在此过程中，苏联的影响有所增加。随着斯大林援助的武器到来，共产党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开始提高，而共产党人内心对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感兴趣，他们的目的是不让它落入法西斯之手，留着它以便将来进行“真正的”革命，此外他们还想赶走激进左派中的其他竞争者，比如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1937年5月，拉尔戈·卡瓦列罗被迫离职，接替他的胡安·内格林（Juan Negrín）是精明的政客，也是能干的行政人员（曾当过财政部部长）。他认为，让共产党掌握更多的权力能够增加人民阵线政府打败佛朗哥的可能性，是可以接受的代价。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社会革命被终止，马统工党在一场无情的清洗中被粉碎。共和国坚持战斗了下去，虽然共产党影响力的增加在共和国控制的地区引起了许多人不满，成为士气低落的原因之一。

1938年，共和国最后的痛苦挣扎即将到来。共和国军队在西班牙东部埃布罗河（Ebro River）下游发动的最后一次大型攻势以失败告终。士气直线下降，厌战情绪广泛。粮食供应趋于罄尽。1939年初，加泰罗尼亚失陷。大批人落入民族主义军队的手中，成为任其摆布的阶下囚。50万名难民逃往法国，前途茫茫，痛苦艰难。3月，共和国最后的防线失守。3月26日，民族主义军队终于开进了马德里。月底，共和国的最后一块领土失陷。截至4月1日佛朗哥宣布内战结束时，20多万人死在了战场上。（全国2,500万人口中）100多万人或是死亡，或是遭到酷刑或监禁，更多的人出国流亡。

佛朗哥和他手下的人获胜后毫不手软。被任命为“政治责任特别法庭”庭长的恩里克·苏涅尔·奥多涅斯（Enrique Suñer Ordóñez）典型地代表了认为需要进行救赎性清洗以净化西班牙的思想。奥多涅斯原来是马德里的一名儿科医学教授，1938年曾说共和派是“魔鬼一样的……虐待狂和疯子……怪物”。在他看来，支持共和国的都是些共济会员、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有苏联撑腰的犹太人，而犹太人正在逐步实现他们载于《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的计划。根据他的扭曲心态，内战的目的是“强化种族”，“完全消灭我们的敌人”。就是在这种态度的指引下，他对被妖魔化的左派进行了激烈的报复。内战结束后，约两万名共和派人士被处决，几千人死在监狱、集中营和劳改队里。对左派的杀戮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

捍卫共和国、反对佛朗哥带领的民族主义叛军的那一半西班牙人陷入了沉寂。对他们来说，剩下的只有歧视与困苦，对新建立的镇压性独裁政权，他们满怀怨愤，却只能无奈接受。这种沉寂将持续35年以上，直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使西班牙迎来新的开始。

西班牙内战能够避免吗？似乎不可能。1936年，爆发内战的各种因素俱备。国家陷于完全分裂。2月选举几个月后，政府就开始迅速失去对局势的控制。5月，普列托受命组建新政府，却遭到左翼竞争者拉尔戈·卡瓦列罗从中作梗，避免内战的最后一个机会也许就此错过。当时若能建立一个强有力却又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府，可能至少会防止对极端左派心怀惧怕的中产阶层成员转向右倾，去支持民族主义者。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造成了政府虚弱和左派分裂的继续。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的大部分人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叛军而非共和国身上。普列托本来计划要限制警察权力，解除恐吓人民的法西斯小分队的武装，任命一个受人信任的国家安全负责人，但这些计划都没能付诸实施。不过，鉴于左派中大多数人已经对“温和的”解决方案失去了信任，右派又下定决心要推翻共和国，普列托能否通过改革来缓解局势非常值得怀疑。同样值得怀疑的是，他或任何其他的共和国领导人是否掌握足够的权力，能够逮捕右翼领导人或解除不忠于共和国的军队将领的职务。无论如何，政府没有做出这方面的尝试。与共和国不共戴天的人仍然享受着自由，可以策划武装叛乱，以求推翻共和国。

共和国有可能打赢内战吗？叛乱爆发后，莫拉拒绝了共和国提出的停战条件，佛朗哥把非洲军团从摩洛哥调到了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巩固了他们夺取的大片领土，共和国取胜的希望日益渺茫，到1937年中期则完全破灭。左派的分裂和内讧当然对共和国也没有好处。然而，共和国的失败不是左派造成的。政府军逐渐获得了打持久防御战的能力，虽然效率一直不高。然而，他们的胜算从来就不大。在这场很快成为国际法西斯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代理人冲突中，如果外国干预不是那么一边倒，使民族主义者一方明显占优，也许共和国的军队还有望得胜。但实际上，苏联的援助仅使共和国的军队得以继续支持下去，而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向叛军输送的武器却对叛军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为关键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干预政策和美国严守中立的立场意味着，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力量除了苏联援助以外资源少得可怜，民族主义叛军则有法西斯强国提供的源源不断的武器。如此悬殊的对比令共和国军队注定不可能赢得内战，佛朗哥最终必定得胜。

内战过后，西班牙埋葬了死者（但许多最惨痛的伤口深藏在人们心底，过了几代人的时间仍然无法愈合）；社会依然四分五裂，尽管民族团结的光鲜表面遮盖住了深刻的裂痕；经济一片凋零，亟待实现的现代化推迟到了多年后。对西班牙左派来说，它在内战中惨败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持续了数十年，其影响无法估量。但是，西班牙的悲剧是否产生了更广泛、遍及全欧洲的政治影响呢？如果是的话，左派的失败是如何影响欧洲历史发展轨迹的？如果左派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了胜利（无论这是多么不可能），能否帮助防止又一场欧洲大战的爆发？

看来非常不可能。我们无法推测，如果佛朗哥的民族主义军队被打败，西班牙在共和派统治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共产党将成为最终受益者，它会带领西班牙走上通往苏联模式之路。温和左派占上风的概率较小，但若真的发生，就会加强社会主义者在西欧的力量，西班牙可能在后来的冲突中会成为西方潜在的盟友，为威慑希特勒而建立包括苏联在内“大联盟”的设想也会更有希望实现。然而，同样可能的是，左派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胜利不仅不能威慑希特勒这个对欧洲和平的首要威胁，反而会激怒他。西班牙以后甚至可能成为德国侵略的目标。这些都纯属猜测。事实是，西班牙的事态发展严重打击了社会主义者的士气。来自50多个国家成千上万的人满怀理想主义热情，加入了捍卫共和国的国际纵队，其中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国家背叛了民主大业，为此义愤填膺。然而，西班牙的遭遇也使左派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反战与裁军都靠不住。只有靠武力才能打败法西斯主义。

当时很多人担心，西班牙内战会引发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对决，造成全欧大战，但这种担心并未成真。德国、意大利和苏联虽然在西班牙打了一场代理人战争，但它们谁都没有准备好打欧洲大战（虽然德国显然在采取早晚会引发大战的措施）。德国人尤其在西班牙内战中大为受益，他们获得了以空袭支持地面部队的重要战术经验，也意识到自己的坦克需要改善。他们和意大利人看到了轰炸机能够给城镇的平民造成多大的伤亡。苏联人认识到，不能指望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来对抗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威胁。西方民主国家觉得，事实证明自己没有卷入冲突是对的。虽然民族主义者掌权的西班牙可能会向法西斯独裁国家靠拢，但西方国家认为，那也比让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自家门口获胜要好。

三年内战惨烈无比，西班牙在后来的几十年内都是一片荒芜。然而，它与影响欧洲走向的重大事件基本没有关系。内战前的西班牙处于欧洲的边缘。在一段短暂而痛苦的时期内，西班牙的灾难吸引了欧洲的注意力。然而，1939年后，西班牙再次成为欧洲的偏远地区，虽然在后来的大战打响后成为战略要地，但除此之外一直不受重视，直到冷战期间形势大变，佛朗哥成为西方的宝贵资产。

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直接导致了又一场席卷整个大陆战火的几个事件与西班牙并不相干，而是发生在中欧这个关键的危险地区。造成那些事件的力量并未受到西班牙惨烈内战的多大影响，那个力量就是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

军备竞赛

1937年11月5日柏林那个阴暗沉闷的傍晚，维尔纳·冯·弗里奇（Werner von Fritsch）将军、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将军（他也是四年计划的领导）和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这三名德国陆、海、空三军的最高指挥官赶往帝国总理府，去听希特勒宣布关于给三军分配钢铁的决定。至少，他们以为自己要听到的是这个决定。

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但讲的不是钢铁的分配。讲话开始时了无新意。过去他们不止一次听希特勒说过，德国未来的经济安全不能依靠变化无常的国际市场，而是必须通过获取“生存空间”来保证。这个想法本身是帝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变种，由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封锁而得到加强。希特勒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即对它念念不忘，这当然意味着扩张，也意味着在某个时候可能会甚至肯定会发生武装冲突。三军领导人和其他在场的人——作战部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Werner von Blomberg）、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和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上校——对这个思想都并未感到担忧。“生存空间”在实践中含义非常广泛，涵盖了关于未来扩张的各种主张，并不意味着必然很快就要打仗。然而，希特勒接着说，他正在考虑短期内发动战争。时间不在德国一边，它目前的军备优势不会持久。他决心最迟于1943—1944年动手，但如果形势紧迫，就大幅提前。

他提出了1938年也就是次年进攻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想法。在场的一小群人中，有几个听了既惊且忧。他们都同意要确立德国在中欧的超强地位，或掌握在多瑙河地区的经济主导权（戈林对这一点特别重视）。使他们惊心的是，德国可能会与西方强国兵戎相见。他们心知肚明，德国完全没有做好打大仗的准备。希特勒这番话使布隆贝格、诺伊拉特他们感到紧张，尤其是弗里奇。3个月后，怀疑者都不见了，希特勒把他们全部撤了职。

随着1937年岁末的来临，欧洲主要强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日益成为决定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希特勒召开军方领导人会议的由头是钢铁分配的问题。的确，钢铁短缺成了德国发展军备的一大绊脚石。钢铁生产远远满足不了军方的要求，严重限制了飞机的生产，也使军舰的建造大幅落后于海军的预定目标。1937年下半年，日益加重的钢铁危机导致经济部部长亚尔马·沙赫特去职。沙赫特一手促成了1933年后德国经济的复苏，但他对最近军费开支如脱缰野马般的增长提出了强烈反对。此时，戈林作为“四年计划”这个于1936年秋制定的关键军备方案的主管，成了国家经济的实际负责人。他管理经济的唯一宗旨就是不惜代价加紧军备生产，使德国在最短时间内做好战争准备。鲁尔的工业大亨因冶炼低品位铁矿石成本太高而裹足不前的时候，戈林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三家国有钢铁厂。

希特勒上台前，德国大企业的领导人对他热情不高，但很快就改变了态度，都眼红地盯着经济重新振兴、军工蓬勃发展，以及预计德国对东欧和东南欧的统治将要带来的巨大利润。尽管鲁尔的钢铁大亨不愿意对低品位铁矿石投资，但他们仍然是国家在军备上一掷万金的主要受益者。实施四年计划导致的需求已经使得化工巨头法本公司（IG Farben）的利润飞速飙升，德国若能对外攻城略地，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更是令人垂涎三尺。所以，法本公司的老板必然赞成德国入侵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因为那很快就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特别是使承受着经济重压的德国获得军工生产急需的原材料和工业生产能力。

供应瓶颈和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已经出现。后来的几个月中，情况日益严峻。最后，甚至有人警告说这将很快导致帝国财政的崩溃。任何“正常”政府的脱困办法都会是削减开支以避免经济灾难。但是，纳粹政权绝非“正常”。希特勒一贯认为，只有打仗并通过打仗获得新的经济资源才能解决德国的问题，军工产业的重要部门也都同意希特勒的观点。德国经济困难的加剧不仅没有遏制希特勒的战争企图，反而使他更加坚信战争是紧迫的需要。

另一个为了对外侵略而发展军备的欧洲国家是德国的轴心国伙伴意大利。然而，意大利发展军备的步伐与德国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和德国一样，意大利的钢铁生产不足严重限制了军备生产的规模。货币储备日益减少是另一个限制因素。意大利的企业家很乐意通过生产武器来增加利润，但不肯为了短期的收益而冒险进行长期投资。武器订购方面的管理不善和严重失误导致武器的技术和功能双双疲弱。意大利的资源已经紧缺，又因卷入西班牙内战而浪费了一大部分。墨索里尼决定援助佛朗哥时，未曾料到西班牙内战会如此久拖不决。1937年底，意大利经济的各种问题开始拖累军工的发展。国家既没有工业能力，也没有资金力量来迅速发展军备。事实上，在其他国家争相加紧发展军备之时，意大利1937—1938年的军费开支比起前一年反而下降了20%。墨索里尼设想意大利5年后能做好战争的准备，即使这个估计也太乐观了。

从1936年起，苏联领导人开始日益警惕德国对苏联的威胁。他们猜想，德国很可能与其他“法西斯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结盟。苏联经济是封闭式经济，工业生产的所有部门都掌握在国家手里，所以，大力发展军备没有任何掣肘。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些限制因素，包括效率低下、工业和军方的地盘之争，还有民用转军工的结构性困难。更糟糕的还有灾难性的清洗运动，清洗至少部分地反映了斯大林对据说威胁到苏联国防的“内部敌人”的偏执性恐惧。不出意料，外国的克里姆林宫观察家因此认定，苏联的力量必然大为减弱，在可见的未来肯定成不了气候。尽管苏联在强军方面突飞猛进，但是苏联领导人根据接到的情报，认为苏联与德国的差距，尤其是在空军这个关键领域中的实力差距并未缩小，这使他们忧心忡忡。

西方民主国家把军备视为必要之恶，是对意大利，特别是德国（以及远东的日本）所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的反应。一旦爆发战争和遍及全大陆以至全球的动乱，西方民主国家的国际金融、贸易和商业将会蒙受巨大的损失。维持和平符合它们的利益。对英国人来说，和平更是重中之重，因为他们控制海外殖民地的成本和难度在不断增加。印度争取独立的压力有增无减，是英国的一大心病。另外，自1936年起，英国人整整3年都忙于野蛮镇压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阿拉伯人反对殖民统治和犹太人定居的大型起义。

英国的国防资源并未大量转用到帝国别处；法国面对莱茵河彼岸明显增长的紧迫威胁，更是调用了殖民地的防卫资源来予以防范。尽管如此，帝国的防卫依然需要人力和物力资源。英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心知肚明，国家在满足全球各地殖民地的防务需求方面已经不堪重负。如果与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在三个战场同时作战，那将是英国军方的噩梦。这个可怕的前景促成了英国牵头、法国支持的绥靖政策（安抚潜在的敌人）。

英国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和德国一样加速军备进程深感焦虑。防空尤其值得忧心。在国民政府中地位显赫的斯坦利·鲍德温自1935年6月起第三次担任首相。3年前的1932年，他曾说，如果战火重起，敌人来空袭，“轰炸机总能飞进来”，可是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减轻民众的恐惧。他的话代表了当时的一种一厢情愿，就是希望英国能带头推动把空袭定为非法，使之成为国际裁军的一部分。随着这种希望化为泡影，德国大规模重整军备的严重威胁已成为必须直面的现实。早在1934年秋，就有人担忧英国忽视了国防，认为它的军力特别是空中力量将落在别国后面。接着，在1935年3月柏林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故意夸大其词地）告诉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和掌玺大臣（不管部大臣）安东尼·艾登说，德国在空军力量上已经追平了英国。此言使伦敦为之震惊。自此，赞成裁军的人，包括多数自由党和工党的支持者，逐渐失势。1935年6月，鲍德温撤换了无所作为的空军大臣伦敦德里勋爵（Lord Londonderry），任用了更加锐意进取的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Sir Philip Cunliffe-Lister）。从此，空军的扩建和现代化作为英国（日益强化的）扩军的一部分，有了新的紧迫性。

英国军事计划者根据对德国军备优势的评估，认为1939年是最危险的一年，英国到那时必须做好与德国兵戎相见的准备。有人认为那是白日做梦。军方和外交部高层都有人提出严重警告，说英国届时绝无能力遏制德国的威胁，当然，军方人士希望推动大量增加军费开支。他们指出，英国和德国在武器上，尤其是空军装备方面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如果经济过快地转向加强军备，也许就需要加税，并导致生活费用的上涨。对此也有人提出了担忧，他们怕危及社会稳定，担心这甚至可能导向社会主义式的国营军事化经济。关于德国的威胁有多严重，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应花多大力气迎头赶上等问题，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意见不一。无论如何，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一定要使拖字诀，避免仓促应战，如果邀天之幸，最好能通过巧妙的外交防止战争。这种观点无疑暗含着与德国讲和的意思。经济界和军界绝对占上风的意见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绥靖。

布卢姆的人民阵线政府于1937年下台后，法国的各部部长更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赞同绥靖政策。为稳定国家财政而采取的紧缩政策与扩张军备的计划格格不入。财政部部长乔治·博内（Georges Bonnet）明确表示，大炮与黄油不可兼得。大型扩军的计划只能缩减。他说，德国在军备上花钱如流水，法国的自由经济无法与之竞争。结果，1938年法国的国防预算甚至遭到削减，三军领导人怎么抱怨都无济于事。

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认为在任何未来的战争中，最大的危险都来自空中，所以特别警惕空中的威胁。除了资金方面的限制之外，不久前被收归国有的航空工业的重组也影响了生产。1937年，法国只生产了370架飞机，相比之下，德国的产量是5,606架。被普遍视为激进左派、因鼓吹与苏联建立紧密同盟而不受欢迎的空军部部长皮埃尔·科特（Pierre Cot）说，他需要增加60%的预算来加速飞机生产。由于财政紧张，这个要求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不出所料，法国空军认为自己在未来的战争中几乎没有胜算。空军司令在1938年初预言，假使当年爆发战争，“法国空军几天内就会全军覆没”。法国领导人深切地意识到本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弱点，自然赞同伦敦制定的策略，希望设法同希特勒的德国达成协议，以争取时间。

到1937年末，德国发动的军备竞赛已经难以遏制，挤压了大国政治折冲的空间。后来两年中上演的那场异乎寻常的大戏正在揭开序幕。在那场大戏中，随着各国腾挪余地的缩小，少数关键人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鹰派与鸽派

1937年11月的伦敦，与德国总理府的那场会议几乎同时，英国上议院领袖、很快将就任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正在为访问希特勒做准备，他希望和这个德国独裁者就中欧的问题达成协议。这是向着更加积极的绥靖政策迈出的第一步，反映了5月28日取代鲍德温的新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主张。

也许可以说，鲍德温卸任首相选择了一个好时机。前一年12月，爱德华八世国王为了迎娶离过婚的美国人沃利斯·辛普森夫人（Mrs Wallis Simpson），宣布将王位让给他的弟弟乔治六世。鲍德温灵活地处理了那场逊位危机。他辞职前两周，新国王加冕。当时英国正在从经济萧条中逐渐恢复，又避免了荼毒欧洲大部的政治极端主义，全国上下一时间展示了爱国的团结。鲍德温对爆发战争的前景十分忧心，他辞了职，也就摆脱了应对欧洲即将陷入的长期严峻国际危机的重担。

哈利法克斯11月19日见到希特勒的时候，主动提出英国政府可以接受通过“和平演变”来改变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的目前地位，但强烈希望避免“深远的动乱”。此话在希特勒的耳朵里不啻天籁。他对哈利法克斯说，自己无意吞并奥地利或使之成为德国的附属国。其实，希特勒暗地里正在为此目的而努力。哈利法克斯在日记中写到，希特勒“非常诚恳”，愿意和英国建立友好关系。希特勒曾说，解决英国在印度难题的办法是开枪打死甘地和几百名国大党成员，直到秩序得到恢复；与这么一个政治领导人打交道，温文尔雅的英国贵族哈利法克斯显然不是对手。哈利法克斯回国后向英国内阁报告时，向大臣们保证说希特勒没有“马上动手”的想法，还建议给他一些殖民地，这样他在欧洲就不会那么咄咄逼人。

张伯伦认为哈利法克斯的访问是“一大成功”。他在写给妹妹的私人信件中说，虽然德国人想统治东欧，但是他觉得，只要德国不使用武力对付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英国保证不采取行动阻止用和平手段促成变化，两国间就没有理由不达成协议。这是新的、更积极的绥靖，想通过与德国建立双边关系并对中欧的领土改变做出让步来寻求妥协。对此反对最激烈的是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但他自1938年1月开始生病，去了法国南部养病。他不在期间，外交事务由张伯伦亲自处理。艾登心力交瘁，又与张伯伦龃龉不断，遂于1938年2月20日辞职。他的继任者是绥靖政策最积极的鼓吹者哈利法克斯勋爵。

英国政府十分清楚，本国防卫力量薄弱，履行全球责任力不从心，所以积极寻求与希特勒达成妥协。这样的英国却成了德国在欧洲扩张的唯一主要障碍，真是令人无法乐观。1937年11月，法国总理肖当和外长伊冯·德尔博斯（Yvon Delbos）去伦敦听取哈利法克斯与希特勒会见的情况通报时，巴黎已经承认，法国的外交政策高度附属于英国的外交政策。法方问到法国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万一受到侵略，除了法国的支持外，能否也从英国那里得到支持，张伯伦不置可否，只说捷克斯洛伐克“离得很远”，“我们和它没有多少共同的东西”。事实上，肖当私下承认，德国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来扩大它在中欧的影响力已是不可避免，所以他乐得让英国充当绥靖的主力。

1937年11月，贝尼托·墨索里尼也许正在罗马回味他几周前对德国的国事访问。希特勒为接待这个轴心国伙伴使出了浑身解数，使墨索里尼眼花缭乱，大为折服。月初，意大利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加入了德国和日本于前一年秋天达成的这项协定。表面上，这项协定针对的是苏联。然而，在意大利加入协定之前，希特勒的外交特使、时任德国驻伦敦大使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已经道出了该协定的真实意图。他解释说，英国人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实现英德友好的建议（希特勒就是怀着这个希望派里宾特洛甫去伦敦当大使的）。他使得墨索里尼和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Count Galeazzo Ciano）相信，《反共产国际协定》“实际上很清楚是反英的”，是在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间加强军事联系奠基。意大利被德国牢牢锁住。1938年1月，意大利军队接到指示，里面首次提到德意联盟对抗英法。非常清楚自己备战不足的意大利军队只能希望战争不要来得太快。

在莫斯科，斯大林在1937年主要忙于通过“大清洗”来打击红军的领导层。在外部观察者看来，这是彻头彻尾的发疯。希特勒就是这么看的。那年12月，他对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狠狠地说：“必须消灭掉。”然而，苏联并非希特勒的当务之急，他一个月前对德国三军领导人描绘的图景也没有包括苏联。苏联领导层认为，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最极端、最具侵略性的形式），早晚必有一战。他们日益坚信，西方民主国家在鼓励希特勒转向东方，为它们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火中取栗。斯大林自己的东部边界上也有隐患。“伪满洲国”和苏联接壤的地区形势紧张，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形成重大威胁。战争迟早会爆发，但拖得越久，对苏联越有利。苏联的军事机器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斯大林的选择越来越少。鉴于西方民主国家明显的软弱，以及它们如此急于对希特勒妥协，苏联外交部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提倡的集体安全政策日益受到冷落。逐渐得到重视的另一个选项是试图以某种形式与德国交好。1922年《拉帕洛条约》签订后，苏德在20世纪20年代以经济互利为杠杆做出的安排可以算是先例。但是，希特勒在1937年9月的纳粹党大会上刚刚再次表现了他骨子里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对，这使苏联就连间接向德国示好都困难重重。斯大林的第三个选择是接受苏联在国际上被孤立的状态，加快扩军步伐，同时祈祷战争不要过早降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办法。

在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首都，政治领导人在1937年晚秋深切意识到欧洲均势的巨变，也明白自己的选择有限。显然，他们无力控制欧洲大国的行为，却又受制于大国的一举一动。阿比西尼亚的遭遇表明，靠国联来实现集体安全早已此路不通。法国及其盟国关系网曾经是可靠的保护者，但现在法国的国力大为减弱，它的内部分歧和经济困难有目共睹。英国显然在维护中欧现状上没有重大的利益牵涉。德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在填补英法留下的真空。各国的自身利益和彼此间互不信任或敌对的情绪阻碍了军事合作。与此同时，德国的力量在显著加强，在它的任何扩张行动中，中欧各国必然首当其冲。中欧弥漫着一片紧张焦虑的气氛，维也纳和布拉格尤其有理由担忧。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孤立无援。法国在外交政策上越来越紧跟英国，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捷克人的可靠盟友。奥地利失去了意大利的保护，最有可能成为希特勒首先打击的目标。他肯定很快就会出手。

在远离欧洲之处发生的重大事件最终对欧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自1937年7月起愈加穷兵黩武、强横霸道，对中国开展了野蛮的侵略战争。它犯下的暴行，包括当年12月疯狂的日军对南京平民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使全世界为之震惊。这些暴行造成了美国孤立主义情绪缓慢但稳步的减弱。罗斯福总统在3个月前已经表示，需要“圈禁”威胁世界和平的侵略势力。然而，美国并未采取实际行动，这使英国备感沮丧（它在远东的利益将受到日本侵略的直接影响）。尽管如此，自1937年起，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的对抗开始加剧，最终把它们两国拉进了一场全球大战。也是在那时，罗斯福意识到需要使美国公共舆论明白，如果欧洲遭到德国侵略，美国是无法独善其身的。

1938年2月4日，柏林突然宣布德国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大换血。作战部部长布隆贝格和陆军总参谋长弗里奇被解职，希特勒亲自担任改组后德意志国防军的最高指挥，他在德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进一步巩固。军方领导的地位大为弱化。德国不惜万金秣马厉兵，恢复了往昔的名声，提高了国际地位，忠于希特勒的人对此甚为认同，他们在人数上完全压倒了害怕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开战的人。德国的经济界精英或政府高官从未完全放弃重振德国的希望，所以也一边倒地支持希特勒政权。希特勒对西方民主国家的软弱和分歧巧加利用，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成了深孚众望的独裁者。德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大大巩固了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庞大、多层次的纳粹党是他统治的组织基础，也是不断动员民众支持的机器。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强大稳固，没有任何像样的反对派。有组织的抵抗早已被根除。只有军事政变方可有效挑战大权在握的希特勒，但当时尚未出现这方面的迹象。

1938年2月初对政权领导层进行的重大改组中，除了军方的布隆贝格和弗里奇之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离职，他就是立场保守的外交部部长诺伊拉特。在这个关头，鹰派的里宾特洛甫取代了他。里宾特洛甫是希特勒的应声虫，自担任驻英大使未能完成使命之后，就对英国切齿痛恨。希特勒通过对军官团和外交使团高层人员的大规模调整，把与他的高风险对外政策步调一致的人安插到了关键的岗位上。现在他做的任何决定都不会有人反对了。希特勒周围的人猜测，他很快将会有大动作。希特勒随从中的一个高级军官在日记中写到，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舒施尼格一定在“发抖”。

不到一个月后，奥地利政府就在柏林的高压下屈服了。德国军队开过了奥地利边界。德国很快就起草了将奥地利并入大德意志的立法。3月15日，希特勒在维也纳的英雄广场对狂喜的人群宣布：“我的祖国并入了德意志帝国！”如他所料，西方民主国家除了敷衍了事地提出抗议之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接下来，希特勒对奥地利犹太人和反对纳粹的人进行的残酷迫害同样没有激起巴黎或伦敦的任何反应，也没有使张伯伦放弃“有朝一日和德国人重新开始和谈”的希望。

此时，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暴露在希特勒的虎视眈眈之下，肯定是他的下一个目标。早在奥地利落入德国之手以前，英国和法国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却完全不同，它因其地理位置而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它是法国的盟国，也和苏联结了盟。法国又是英国的盟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动手很可能导致欧洲大战。在德国看来，捷克斯洛伐克位居中欧的咽喉要地，又同西方和东方都有盟友关系，有可能成为危险的战略隐患。它的原材料和军火对德国备战当然也极其宝贵。但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一着险棋。德国可能会因此陷入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战争中，而德国的一些军方领导人，特别是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则确信那样的战争德国是打不赢的。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不肯鼎力相助。就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时，法国国防部部长爱德华·达拉第却对政府说，法国不能向捷克盟友提供直接军援。同时，法国军方领导人也不认为苏联红军会向捷克斯洛伐克伸出援手。几周后，法国领导人了解到，英国不肯保证在德国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整个1938年夏季，西方强国的立场一直未变。法国尽管信誓旦旦地说支持盟友，但没有英国，法国不会动手，而英国又不肯进行军事干预。捷克斯洛伐克人实际上只能靠自己。

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也不太平，使它的处境雪上加霜，这与之前奥地利的情况非常相似。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的德裔少数族裔日益受到纳粹的影响。他们遭到了占人口多数的捷克人的不公平对待，虽然远不像德国的宣传描绘得那么严重；他们的领导人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在希特勒的挑唆下故意提出了布拉格方面绝不可能接受的自治要求。在西方国家看来，亨莱因的要求至少有些是合理的。希特勒宣称，他只是想让受迫害的德意志族人回到“帝国的家园”，这更坐实了西方国家的想法，认为他不过是个极端而又固执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他追求的是把德裔群体纳入帝国这个有限目标。未能认清希特勒的动机是造成捷克斯洛伐克悲剧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场把欧洲推到又一场战争边缘的戏中，德国的无情、捷克的无助和英法的无力都扮演了角色。

各国都虚张声势，剑拔弩张。紧张不断升级，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就在那年夏天，希特勒做出了宁可冒与西方国家打仗的风险，也要武力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备战计划确定，要在10月1日之前发动进攻。为了造势，希特勒把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激烈攻击又提高了一个调门，并公开声明，他除了解决苏台德问题，在欧洲没有进一步的领土要求。

内维尔·张伯伦相信，希特勒只是想把苏台德地区并入德国。9月中，他两次飞往德国与希特勒会谈。9月15日，张伯伦第一次访德归来后，乐观地相信很快可以与德国达成协议。所谓协议就是让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拱手送给德国，以换取希特勒宣布放弃使用武力。张伯伦私下表示，希特勒虽然冷酷无情，但“言而有信”。这位英国首相很快会发现自己关于希特勒诚信的假设错得多么离谱。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对可怜无助的捷克人强力施压，明确告诉他们，如果打起仗来，就不要指望英国或法国的支持，以此迫使他们同意割让领土。9月21日，捷克人终于顶不住了，他们满怀最深切的不甘和遭到背叛的悲愤，屈从了英法的要求。然而，希特勒并不满足。他在9月22日与张伯伦的第二次会见中反悔，拒绝承认英国首相以为一周前刚刚和他达成的协议。他现在要求德国自10月1日起就占领苏台德地区，否则他就要用武力夺取。英国警告说，这将导致德国与西方国家的战争，希特勒却表示他不在乎。

然而，希特勒私下里不再坚持使用军事力量完全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初衷。毕竟，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逼着捷克斯洛伐克人把希特勒想要的土地拱手交给他。捷克斯洛伐克人被强压着接受了对其国家的肢解后，德国与西方国家的分歧就只剩下一些小问题了。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言简意赅地指出：“不能因为接管的模式打世界大战。”

但是战争一触即发。希特勒咄咄逼人，引起了张伯伦内阁中包括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内的一些成员的反感。9月25日，他们反对接受希特勒的最后通牒。法国和英国同意派遣特使去柏林警告希特勒，如果他胆敢攻击捷克斯洛伐克，法英两国就对德宣战。法国开始动员征兵，英国下令舰队进入备战状态，苏联也在动员。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人们手忙脚乱地企图召集会议来找到解决办法。墨索里尼出面促成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四国会议后，终于实现了突破。（苏联不在受邀之列，因为各方都不信任它。）作为这出戏的高潮，四国会议于1938年9月30日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参会的情况下，几个大国把他们的国家切割肢解。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强迫另一个民主国家屈服于一个独裁者，任其欺凌。

布拉格关于此事的官方公告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向全世界抗议在慕尼黑做出的决定，该决定是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参与的情况下单方面做出的。”德国的人道主义作家兼出版家弗雷德里克·W. 尼尔森（Frederic W. Nielsen）唾弃德国的非人道政权，看穿了纳粹政权一意孤行要发动战争，遂于1933年10月离开德国流亡到布拉格（后来被迫移居英国，然后又迁至美国）。他写给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公开信无疑表达了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怨愤。“不要欺骗你自己！”他如此告诫英国首相，“今天对你的赞扬不久后就会变为对你的诅咒，因为人们很快会看到这个‘和平之举’的种子将结出怎样的毒果。”他对达拉第的批评同样辛辣：“在攻陷巴士底狱的风暴中诞生的伟大的法国由于你的签字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至少在表面上，希特勒得偿所愿。苏台德地区马上就可以到手，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其余的领土，他毫不怀疑以后也必定是他的囊中之物。和平是维持住了，但是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啊！

张伯伦和达拉第回国时都受到了民众欣喜若狂的欢迎。慢慢地，人们才普遍感到，自己的国家向霸道的德国低头、乖乖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是可耻的。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当时人们意见不一，事隔几十年后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场高赌注的牌局中，希特勒拿到了王牌，张伯伦则是一手差牌，这一点没有争议。但他拿着这一手差牌又打得有多烂呢？

张伯伦最差的牌是英国重整军备的状况。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达拉第面对的情况更加糟糕。两国的军方领导人都明确表示没有能力和德国打仗。其实，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夸大了德国的军力。但是，他们关于本国军力，尤其是空中军力，处于严重劣势的结论是根据当时的情报得出的，事后才知道实情并非如此。（其实德国当时根本无力开展使英法畏之如虎的战略轰炸。）也有些情报显示，德国缺乏原材料，准备不足，无力进行大规模作战。但那样的情报或是被弃之一旁，或是得不到重视。军方领导人认定，第一要务是赢得更多的时间扩军备战。

即使如此，在危机正烈的9月26日，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还是向法国和英国领导人指出，两国的军队若是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共同行动，力量会大于德国。如果需要发动攻势牵制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的话，法国在法德边界上部署了23个师，而德国只有8个师。如果意大利参战，甘末林提出可以挥师向南，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法意边界进入波河河谷，打败意大利之后转头北上维也纳，从那里去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人。但甘末林说的有一点让人不太放心，他说法军挺进时如果遇到德军猛烈反击，就退回马其诺防线之后。对德国人，法军和英军都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卑心理，法国人尤其如此。然而，根本的问题自始至终是政治，而不是军事。

问题在1938年以前很久就出现了。之前的5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弱点暴露无遗，多次表现得既看不穿希特勒的真实目的，又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束手无策，最显著的例子就是1936年莱茵兰的再军事化。希特勒的德国加强军力的时候，英法两国袖手旁观。结果，1937年5月张伯伦就任首相时，德国的军力已相当强大。另外，多年来英国一直在裁军而不是扩军，在经济衰退严重的那几年，还要分散兵力，在领海以及远东和地中海执行任务。由于法国政局动荡、经济困难，张伯伦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民主国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此外，他不仅更加积极主动地对德国的扩张要求做出让步，而且莫名其妙地充满信心，认为自己知道希特勒想要什么，能对付他，可以劝说他接受对欧洲问题的和平解决。

张伯伦本人对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反映了他的这种信心，有时他竟然置外交部经验丰富者的建议于不顾。他自信的一个表现是，他9月中首次访德时，和希特勒进行了一对一的谈判，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甚至没有陪同出访。若是在后来的年代，人们一定会开展广泛的国际外交来力图缓解紧张，但跨大陆的穿梭外交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国联基本上不起作用，所以没有国际机构出手干预。各英联邦自治领已经在上一次欧洲战争中血洒沙场，不想再卷入战争，都支持绥靖。美国仍然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只在远处观望。罗斯福在1938年呼吁和平，却未采取任何行动。对美国从来没有好感的张伯伦不相信能指望美国伸出援手。无论如何，美国军力虚弱，哪怕想干预也力不从心。事实上，罗斯福听说张伯伦要去参加慕尼黑会议时，还打电报夸他“好样的！”可是，罗斯福后来却将慕尼黑会议谁都能预见到的结果比作犹大对耶稣的背叛，与先前判若两人。

因此，这场戏的焦点集中在希特勒和张伯伦两人的对决之上，历史性的错配非此莫属。张伯伦一直坚信他能够和希特勒谈判达成和平，直到再访德国回来后，他遇到了忠诚的哈利法克斯和其他内阁成员的反对，这才开始产生动摇。到召开慕尼黑会议的时候，张伯伦的信心又回来了。他甚至认为，自己得到了希特勒在一张废纸上的签字，就是“实现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并在回到英国后对此大肆宣扬。后来，他对自己当时在伦敦欢欣鼓舞人群的感染下表现得喜气洋洋颇有悔意。冷静下来后，他认识到自己并未避免战争，只是推迟了战争的爆发。他直到于1940年去世时都坚持认为，尽管战争仅仅得到了延迟，没能避免，但若是1938年就开战，结果会糟糕得多。他确信英国没有做好准备，他必须争取时间。

如果英国和法国不顾军方领导人的告诫，不再等一年，而是1938年就投入战争的话，情况是否会好一些？人们就这个问题反复辩论，无休无止。的确，直到1939年，英国和法国的军费开支才开始与德国比肩，这两个民主国家才开始认真备战。但是，那年德国也并未放慢扩军的步伐，而且已经有了前四年大力发展军备的基础，所以它的军备也比1938年加强了许多。它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军力，攫取了该国的原材料和军火工业，等于如虎添翼。事实上，1939年，力量平衡的某些方面已经向德国倾斜。

慕尼黑之灾能否避免也是自那以来受人热议的题目。一贯反对绥靖，但基本上孤军奋战的温斯顿·丘吉尔在1938年明确呼吁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结成“大联盟”来威慑希特勒。后来，他坚称，若采取威慑而非绥靖的战略，仗就打不起来。工党和许多其他左翼组织都支持建立“大联盟”的主张。然而，这个战略永远不可能获得英国或法国政府的支持，因为它们对苏联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关于斯大林“大清洗”的可怕传言更加剧了它们对苏联的厌恶。

建立“大联盟”确实是威慑希特勒的最好方法，但这个主意能否付诸实施却很难说。苏联的立场是，一旦法国履行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它也将随后跟进——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苏联想出兵，罗马尼亚和波兰也不会允许苏军借道。不过，罗马尼亚表示可以让苏联飞机飞越它的领空。苏联空军做好了部署，一旦法国出手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即可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部分红军部队也接到了动员令。但是，斯大林在危机期间始终小心谨慎，静观事态发展，对卷入“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高度警惕。无论是从东边还是西边，“大联盟”对德国可能构成的威胁都从未成真。

若能通过组建“大联盟”对德国形成威慑，也会鼓励德国内部新生的反对派。当年夏天，一些军方领导人和外交部高官秘密策划，准备只要希特勒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逮捕他。《慕尼黑协定》消除了他们采取行动的任何可能。他们的计划也许反正会胎死腹中，即使得以实施，恐怕也没有胜算。但是，如果希特勒（不顾军方重要人士的劝说）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犯了双线作战的兵家大忌，那么至少有可能会使他大受打击，甚至被推翻。

从长远来看，这能否预防全面战争殊难料定。也许在某个节点，战争已经形成了不可避免之势。尽管如此，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受阻甚至倒台，战争的性质与环境就会完全不同。事实是，慕尼黑会议之后，战争对欧洲而言已近在咫尺。

和平的丧钟

希特勒的咄咄逼人使他在慕尼黑得到了好处，但他却不喜反怒，因为他被迫放弃了他想采取的行动。他本想以武力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却不得不接受对苏台德问题的谈判解决。据说，他从慕尼黑回来后恨恨地说：“那个家伙（指张伯伦）毁了我进军布拉格的机会。”德国欢呼雀跃的民众庆祝的不是冒着战争的风险扩大了领土，而是和平得到了维持（许多人将此归功于张伯伦）。《慕尼黑协定》达成几周后，希特勒于11月10日在一个德国记者和编辑的会议上做了一次（非公开）讲话，他在讲话中承认，由于多年来一直宣传德国的和平目标，因此德国人民对使用武力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希特勒做出此番坦承的前一天，德国刚刚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暴力之夜（水晶之夜）。纳粹暴徒横行肆虐，在全国各地焚烧犹太会堂、毁坏犹太人的财产。那一夜的可怕屠杀造成近100人死亡，无数犹太人受到暴徒的抢掠骚扰。水晶之夜是骇人听闻的反犹暴力浪潮的高峰。这一波反犹暴力更甚于1933年和1935年的暴力，它自当年3月德国拿下奥地利开始，随着夏天紧张形势的升级而愈演愈烈。慕尼黑会议后，希特勒完全不把软弱的外国对手放在眼里，在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推动下同意让纳粹暴徒放手施暴。

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是为了迫使他们加速向外移民，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尽管迫害日益加剧，环境十分恶劣，但德国仍有50万名犹太居民，其中大多数在纳粹党当权之前早已完全被德国同化了。现在，他们成千上万地离开德国去西欧寻求庇护，很多人后来越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或者去了大西洋另一边安全的美国。虽然那些国家的移民政策仍然有许多限制，但是大约7,000名犹太人进入了荷兰，4万人在英国定居下来，约8.5万人到了美国。德国发生对犹太人屠杀的几天后，英国政府制定了名为“儿童转移”（Kindertransport）的难民行动计划，接纳了1万名左右犹太儿童。

后来的几十年内，犹太移民对接受国的科学和文化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德国自作自受，损失惨重。然而，还是有数万名犹太人被其他欧洲国家、美国和（仍由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拒绝入境，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许多犹太人仍然在纳粹手中，若是发生战争，还会有更多的人落入纳粹的魔掌。大屠杀过后不到3个月，希特勒对世界发出了凶狠的警告（他称之为“预言”）：一场新的战争将毁灭欧洲的犹太人。

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这件事上，德国并非唯一的受益者。邻国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丝毫好感。波兰人看到，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他们也许也能得到它的一部分领土，于是在1938年夏天的危机中保持中立。慕尼黑会议一结束，波兰即不失时机地吞并了西里西亚东南部的切申（Teschen），那是一片狭长的土地，混居着不同族裔的人口，“一战”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对它提出了领土要求，但它在1920年被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然而，波兰人很快就领教到，如果他们挡了希特勒的路，他们在1934年1月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的十年条约就等于一张废纸。

麻烦开始冒头的时间是1938年秋，当时德国向波兰提议把但泽归还德国（但泽自1920年起被定为由国联托管的自由城市，但人口几乎全部是德裔），并建立一条运输通道穿过把东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方分开的“走廊”。波兰对这些提议一一回绝，进入1939年后仍然拒不让步。希特勒暂时忍下了这口气。他可以等。直到1939年春，他才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波兰。

那时，德军刚刚完成希特勒前一年夏天的心愿，于3月15日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领土，建立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斯洛伐克人也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在奥匈帝国废墟上兴起的最成功的新生民主国家就这样从地图上消失了。随着德军开入布拉格，将希特勒视为民族主义者，以为他不过是想扩大帝国，将所有德裔人口都包纳进去的幻觉彻底破灭。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实施的显然是帝国主义征服战。西方民主国家终于看到了希特勒的真面目。绥靖再无市场。所有人，除非故意罔顾事实，都清楚地看到希特勒会无所不用其极。同样清楚的是，下一次——而且肯定会有下一次——必须对他进行武装抵抗，而那就意味着战争。

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山残水使张伯伦深感沮丧，认为受了希特勒的骗。于是，1939年3月31日，他向可能成为德国下一个受害者的波兰保证说，如果波兰遭到攻击，英国将提供军事支持。实际上没有自主外交政策的法国也跟随英国向波兰做出了保证。英法两国仍然不认为应该与苏联结盟并发动两线作战迎击希特勒。英法对波兰的保证正式宣布前几个小时才通知苏联，这使得苏联领导人非常愤怒，更加坚信张伯伦老谋深算，最终目的是挑起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

向波兰做出保证的关键用意在于威慑。张伯伦终于认识到，需要威慑希特勒，不让其做出进一步的侵略行为。到了此刻，他仍然希望希特勒能够明白事理，不要使用武力来实现领土要求。但是，张伯伦选择了一个差劲的保证对象，同时又放弃了英国的主动权。他知道，英国在军事上无法防止德国横扫波兰，他的顾问告诉他，德军一旦入侵波兰，3个月内即可占领波兰全境。一年前的夏天，张伯伦曾拒绝向一个决心为保卫国家而战、与法国和苏联有盟友关系的民主国家做出类似的保证，现在他却把英国和波兰的命运绑到了一起。然而，波兰（用丘吉尔的话说）“仅仅6个月前还像鬣狗一样贪婪地加入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掠夺和破坏”，而且它在地理上无险可守，军事上力量薄弱，在德军劲旅面前不堪一击。自此，英国是否投入新的战争的决定权掌握在德国和波兰手中。

英国的保证根本威慑不了希特勒，只是挑起了他的怒火。他大发雷霆，发誓要给英国人“煮上一锅菜噎死他们”。4月初，他授权发出军事命令，要求在1939年9月1日之后随时摧毁波兰。波兰在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恰好给德国提供了借口。于1939年盛夏达到高潮的那场危机已经成形。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感到被希特勒在布拉格的得手抢了风头，他在攫取土地的竞争中不甘落后，于4月吞并了阿尔巴尼亚，展示了意大利的军力。作为回应，英国和法国把安全保证扩展到罗马尼亚和希腊。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进攻混乱不堪，却被吹嘘为伟大的胜利。法西斯党的一名领导人迪诺·格兰迪（Dino Grandi）说，这次作战将“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之东开辟罗马古老的征服之路”。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这个贫穷的小国开辟的道路上下一步就是希腊。如果战争爆发，意大利就希望把英国赶出地中海。南欧的紧张局面也开始酝酿。

欧洲强国领导人之间的博弈决定着普通人民的命运，但老百姓只能无奈焦灼地旁观。1939年夏天，民众的情绪与前一年夏天迥然不同。在苏台德危机的高潮时刻，众人都深感欧洲的形势岌岌可危，已经到了悬崖边缘，随时会堕入战争的深渊。张伯伦、达拉第、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从慕尼黑会议归来时受到的热烈欢迎反映出，人们因战争得以避免而感到如释重负。只是到了后来，为维持和平所付出的道德代价才逐渐为人所认识，而有此见地的人寥寥无几。1939年的波兰危机期间，普遍的情绪是无奈，奇怪的是，却没有多少恐惧。

一年前德国内部报告记录的“战争恐慌”基本上没有再现。人们普遍认为，既然西方国家不肯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它们就不可能因但泽（它是德国在波兰危机中的表面目的）出兵。8月底，派驻柏林的美国广播记者威廉·夏勒（William Shirer）认为：“老百姓仍然相信希特勒能够不用打仗就达到目的。”维克托·克伦佩雷尔（Viktor Klemperer）是德累斯顿的一位犹太学者，他虽然身处险境，深居简出，但对周围充满敌意的环境观察敏锐。他认为，民众普遍觉得，“这次还是会没事的”。在危机迅速升温之时，民众仍然希望能再次避免战争，但也认为，如果英法迫使德国打仗（这一点政府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德国只能迎战。民众希望但泽和波兰走廊的问题能够按德国的意思得到解决，不过许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值得为了这些事情大动干戈。当时的人也注意到了民众的情绪与1914年是多么不同。这一次，哪里都没有出现对战争的热情期盼。

法国民众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对战争，尤其是对空袭的恐惧依然挥之不去。但是，希特勒出兵布拉格后，法国人产生了反抗心理，决心抵抗德国的进一步侵略，那是一种“受够了”的心态。1939年7月，法国举行了一次全国调查，3/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拿起武器保卫但泽。表面上似乎一切正常。电影院、咖啡馆和餐馆生意兴隆，人们“及时行乐”，不去想以后的事情。预言大难将临的多半是知识分子。8月，法国各大城市的居民倾巢而出，蜂拥去海边的度假胜地或静谧的乡间，在这可爱的夏日尽情享受带薪休假，很多人都带了最新的畅销书——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飘》（Gone with the Wind）的法文译本。这也许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最后的享受机会了，所以不容错过。

英国的情况大致相同。德国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领土，此事改变了公众的态度。威廉·伍德拉夫（William Woodruff）后来回忆说：“英国人对和平主义和征兵的态度发生了巨变。”来自北方一个工人家庭的他当时还是个年轻人，自己努力考入了牛津大学。他说，学生们之间讨论“他们是今年还是明年会上前线，扩军不再是不好的字眼”。7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和法国几乎一样比例的人（约3/4）认为，如果关于但泽的争端导致战争，英国就应当恪守诺言，和波兰一起战斗。和在法国一样，人们紧紧抓住一切正常的假象，对隆隆的战鼓声听而不闻。舞厅和电影院爆满，球迷全神贯注地跟踪英格兰队和巡回比赛的西印度队之间的板球测试赛（第三场测试赛在伦敦椭圆体育场举行后一个多星期，战争就打响了），“年假”期间照常有大批人从北部的工业城镇涌向海边。那个美妙的夏天，安宁美丽的英国乡村似乎离战争的恐怖很远很远。许多人认为，希特勒在但泽问题上是虚张声势，为了避免与英国为敌，他最终不会攻击波兰。

在波兰，英法给出的协防保证改变了民众的态度。亲英亲法的感情骤然高涨，对德国的敌意则显而易见。全社会都笼罩在战争山雨欲来的气氛中，人们的神经日益紧绷。小说家玛丽亚·东布罗夫斯卡（Maria Dąbrowska）所著的家世小说《黑夜与白昼》（Nights and Days ）赢得了1935年波兰最具盛名的文学奖，她也因之名声大振。1939年7月，她刚做完手术，正在波兰南方的一个度假胜地休养，享受那里的美景。关于自己是否应该回华沙去，她思来想去，不愿意离开。她想：“天气如此美好，战争迫在眉睫，也许这是此生最后一次享受田园生活了。”人们普遍感到时间宝贵。东布罗夫斯卡回到华沙后，8月初，一位同行建议她搬到波兰西北部的一个休养地去。同行劝她：“别考虑太久。这是最后的可能，最后的机会。还有什么好说的？最迟几周后就要打仗了。”8月最后几天，政府开始紧急动员人员、车辆和马匹。各家各户也赶快囤积食物和日用物品。人们到处寻找出售防毒面具的商家，因为当局供应不足。大家还试图把房间密封以防毒气进入，在窗玻璃上粘贴纸条。谁都知道，和平命悬一线。“波兰面临着一场可怕的灾难。”

8月21日晚，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德国和苏联这对死敌即将达成交易。苏联公民多年来一直听说法西斯主义是最邪恶的，现在愕然发现希特勒竟然是苏联的朋友。如同一位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女士后来所说，“世界完全颠倒过来了”。德国公民也是多年来习惯于政府滔滔不绝地痛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恶魔本质，看到政府态度的急转弯，他们同样感到不可思议。不过，两国人民最大的感觉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受到包围这个最可怕的噩梦”被消除了。

德国在几个月前初次向苏联伸出了触角，试探两国达成和解的可能性。5月3日，斯大林解除了倡导集体安全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由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接替，这标志着克里姆林宫思路的改变。里宾特洛甫看到，也许这是个机会，可以与苏联达成新的谅解，彻底排除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结成反德同盟的可能性（伦敦和巴黎都有人再次提出了与苏联结盟的主张，尽管没有得到热心响应），并一举完全孤立波兰。接下来的几周内，两国仅为达成贸易协议采取了一些试探性的步骤。然后，里宾特洛甫从莫斯科间接传来的信号中看到了他所期待的善意，于是开始寻求达成使双方都能获得领土利益的政治谅解。

希特勒计划赶在淫雨连绵的秋季开始之前，在8月底动手攻打波兰，这更加大了与苏联媾和的紧迫性。8月19日，斯大林终于表示愿意与德国签订协议。希特勒立即派里宾特洛甫前往莫斯科。4天后，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一项秘密议定书划定了两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势力范围，以图在这些地区造成“领土和政治的改变”。这个协定是能想象得到的最没有原则、最没有良知的协定。然而，它正是缔约双方想要的。德国确保了东部前线的安全，苏联则赢得了巩固国防的宝贵时间。

达成了这项协定后，德国出兵波兰再无阻碍。希特勒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英法不会履行对波兰的承诺。但是，他反正做好了动手的准备，哪怕和西方民主国家兵戎相见也在所不惜。他对它们的轻蔑在前一年夏天已经得到了证实。“我们的敌人是小爬虫，”他这样告诉他的将军们，“我在慕尼黑亲眼看到了。”他最担心的是最后一刻有人出手干预，导致第二个“慕尼黑协定”，阻止他毁灭波兰。

一年前，希特勒的冒险政策险些引发与西方国家的战争的时候，德国军方和外交部的精英心中萌生了对希特勒的反对。后来，慕尼黑会议断送了反对派成功的任何机会。一年后，暗地里继续反对希特勒一意孤行挑起战争的人预言，战争最终将给德国带来灾难，但他们根本无力挑战希特勒的权威。1938年对开战意见不一的军方领导人现在即使心存疑虑，也没有任何言辞或行动上的表示。他们也许不是满怀热情，只是听天由命，但还是支持了希特勒的决定。这一点十分关键。希特勒的战争企图在国内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从8月22日开始，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在帝国总理府与希特勒举行了几次气氛极为紧张的会见，会见中，希特勒似乎表示和平解决危机有望，但其实他已经在秘密准备入侵波兰。另外，戈林三次派遣一个名叫比耶·达勒鲁思（Birger Dahlerus）的瑞典工业家作为他的私人特使访问英国，表示德国的善意。但是，德国人不过是把谈判当作掩人耳目的花招，其实丝毫无意中止攻打波兰的计划。他们原计划在8月26日动手。头一天下午，希特勒对军队下达了动员令，但几小时后又被迫取消，因为他的轴心国伙伴墨索里尼告诉他，意大利尚无能力与德国一同投入战争。墨索里尼也许为此感到脸上无光，但这对希特勒来说不过是一个小磕绊。他很快确定了新的进攻日期。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越过了波兰边界。

直到最后一刻，英国人都未放弃和希特勒坐下来谈判的希望，对战争的打响措手不及。接下来是两天的犹豫不决。希特勒的大军在鲸吞波兰，英国和法国却仍无法统一采取行动。墨索里尼表示愿意居间调停，劝说希特勒同意9月5日召开会议。法国人比英国人更愿意接受这个建议。然而不出预料，希特勒断然拒绝了开会的建议。被丘吉尔和其他英国领导人视为“典型的失败主义者”的法国外长乔治·博内发出混乱不明的外交信号，想尽量拖延时间，不让法国迈出令人心惊的最后一步。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也是一样，直到9月2日下午，他们还愿意考虑，如果德军撤出波兰就和德国会谈。然而，那天晚上张伯伦在议会里清楚地看到，他若再和希特勒谈判，他的政府就一定会垮台。在群情激愤的内阁成员面前，他保证将要求德军立即撤出波兰，并在次日早晨9时将最后通牒发给柏林，限希特勒两个小时之内做出答复。

1939年9月3日上午11时15分，英国各地的人民聚集在收音机旁，听张伯伦语气沉重、声音死板地宣布他没有接到对最后通牒的回答，“因此，本国进入了和德国的战争”。他话音刚落，就响起了空袭警报，后来证明那是一场虚惊，但它预示了后来的事态发展。主要由于博内的拖延，英法两国并未同时宣战。法国又过了近6个小时，到下午5时才终于对德宣战。

通往又一场战争的地狱之路蜿蜒曲折。它确实是由绥靖者的“良好意图铺就的”。9月3日，张伯伦对英国下议院说：“我为之努力的一切，希望的一切，在我担任公职期间相信的一切都毁于一旦。”也许绥靖是出于最好的动机，但如丘吉尔所说，它是“善意、能干的人做出的一系列令人扼腕的误判”，相当于“通往灾难的一连串里程碑”。英国和法国的绥靖者无疑是出于“善意”的，但是，他们的教养、经验和政治历练没有教会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碰到流氓时该如何对付。他们根本不是希特勒的对手。他们以为可以和希特勒谈判达成交易，哪怕那意味着把另一个国家扔进狼群，但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意在战争。按照希特勒20多年来一贯的世界观，只有征服才能满足德国的需要。所以，路的尽头也是最顺理成章的结局：欧洲再次陷入战争。

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说得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松了一口气，人们不再犹疑。”出身工人阶级的牛津大学学生威廉·伍德拉夫就在那天放弃了和平主义信念：“作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安排好牛津的事情后就会参军。”人们争先恐后地踊跃报名参军。伍德拉夫的话也许准确地概括了大多数英国人的观点，那就是，战争不可避免，必须和希特勒斗：“他们很高兴骗局终于结束，生死决战即将开始。”犹太作家马内斯·施佩贝尔在巴黎加入了志愿者的队伍，既为自己今后可能的遭遇而忐忑不安，又因父母和兄弟安全住在英国而心中释然。《巴黎晚报》的编辑皮埃尔·拉扎雷夫（Pierre Lazareff）在日记中写道：“没有充盈的热情。应该这么做，仅此而已。”法国人对一代人以前在自己国土上发生的杀戮记忆犹新，所以，根据法国各县的报告，在法国本土以及法国殖民地召集起来的450万名法国军人只得作战，但丝毫没有1914年的那种热情。

德国也是一样。威廉·夏勒对柏林的气氛做了这样的描述：“人们脸上只有震惊和沮丧……我相信，1914年世界大战打响的第一天，柏林一定是一片欢腾。今天，没有兴奋，没有欢呼，没有喝彩，没有鲜花，没有好战的狂热，也没有惧战的歇斯底里。”相比之下，后来成为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的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回忆说，华沙人民听到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的消息后难抑喜悦之情。狂喜的人群聚集在英国使馆外高呼“不列颠万岁！”“自由之战万岁！”同一天晚些时候，他们又涌向法国使馆，在外面高唱《马赛曲》。他们以为援军即将来到，然而，随着德军的弹雨向波兰的城市倾洒而下，造成大批伤亡，他们开始意识到，没有人会帮助他们。

无论欧洲各国人民在9月3日那一天感受如何，他们都意识到，生活从此将发生巨变。谁也不知道战争到底会带来什么，但大家都焦虑万分。许多人感到地狱之火将再次降临。然而，没有多少人像流亡英国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斯特凡·茨威格（用不太熟练的英文）在日记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对未来怀有如此深刻的不祥预感。1939年9月3日，茨威格写到，新的战争将“比1914年严重千倍……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的水深火热会带来何种恐怖，那些罪犯什么都做得出来，文明将会崩塌”。

第八章

人间地狱

我们似乎正在目睹人类进化的戛然而止，以及人作为理性生物的完全崩溃。

摘自海达·马格利乌斯·科瓦莉

《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1986年）

对几百万欧洲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接近人间地狱。只看死亡人数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仅在欧洲就超过了4,000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4倍以上。如此巨大的死亡人数超出了人的想象力。苏联一国就有2,500多万人死亡。德国有约700万人死亡，波兰是600万人。这些干巴巴的数字表现不了那些人遭受的极端痛苦以及无数家庭失去亲人的锥心悲伤。从这些数字中也看不出如此巨大伤亡的实际地域分布。

西欧的损失相对较轻。英国和法国的死亡人数远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军队的阵亡人数一共是1,400多万，其中英国（及其海外领土）占约5.5%，法国（及其殖民地）占3%左右，苏联占的比例却高达70%。如果不算对日作战的话，苏联所占的比例还要更高。英国平民的死亡人数不到7万，主要由空袭造成。而在杀戮的中心地带，即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西部，平民死亡人数达到了1,000万左右。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作战部队的死亡人数，它把整个社会都拉下了水，在这一点上远甚于“一战”。平民死亡如此之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族灭绝性质。种族灭绝是“二战”的中心特点，也是不同于1914—1918年那场大战的地方。“二战”导致了历史上空前的人性泯灭，是向着前所未有的深渊的堕落，也是对启蒙运动所培育的一切文明理想的毁灭。它是一场浩劫，是欧洲的末日大决战。

一代人的时间内打的第二次战争延续了第一次战争的未了之事。前一次战争除了使得几百万人痛失亲人，还留下了一个震荡的大陆。国家、族裔和阶级间的巨大仇恨相互交织，孕育出极端的政治暴力和两极化的政治气候，希特勒政权就在这样的气候中应运而生，成为欧洲和平的心腹大患。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来说尤其是未了之事。但是，德国想通过另一场战争来夺取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统治，这不啻一场豪赌。由于德国的资源有限，这场豪赌的胜算十分渺茫。其他国家也在迅速扩军，它们会竭尽全力防止德国建立霸权，而且它们的资源一旦动员起来，就会比德国多得多。德国赶在敌人能够阻止它之前取得胜利的时机转瞬即逝。

对希特勒本人和纳粹领导层的其他人来说，打仗有着强烈的深层心理动机。他们要通过战争来否定“一战”的成果，洗刷战败及凡尔赛和会给德国带来的耻辱，根除“11月罪犯”（指希特勒认为造成了1918年革命的左翼领导人）的遗产。特别重要的是，如希特勒在1939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预言”的那样，要通过战争来消灭犹太人在全欧洲的“邪恶力量”。一言以蔽之：新的战争将重写历史。

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弱点在它们和希特勒打交道的过程中暴露无遗。为了保住和平，它们宁愿接受德国的势力在中欧扩大，连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都忍了下来。这本身就等于承认了欧洲均势的重大改变。然而，德国无限制地攻城略地却要另当别论，那不仅会打破欧洲的均势，造成英法海外领土的不稳，而且会直接危及法国乃至英国本土。可以想象，受希特勒及其残酷政权统治的欧洲要比德皇统治下的欧洲还要糟糕百倍。因此，对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抵制德国力量的扩张刻不容缓。英国和法国几乎没有人想打仗。“一战”的创痛尚未痊愈，它们的军队没有做好打大仗的准备，它们的经济也刚开始从经济萧条中复苏，担负不起又一场战争，伦敦金融城和英法两国的大企业不可能愿意看到“一战”造成的经济大震荡重演。对前一次战争中血流成河的景象记忆犹新的民众当然不希望战火再起。但是形势很清楚，仗非打不可。国家利益和正义事业正好结合为一。若有正义战争这回事，即非这场战争莫属。欧洲要想有和平，就必须打败希特勒。

如果把“一战”比作影响深远的大灾难，“二战”就是灾难的顶点。“二战”造成了欧洲文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在“一战”中成形并导致后来20年间欧洲不稳和紧张的各种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终极冲突，成为重塑20世纪历史的决定性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欧洲。欧洲在“二战”中险些毁掉自己。它最终存活了下来，但变得迥异于前。

燃烧的欧洲

“二战”最终把远东和欧洲的冲突联为一体，成为全世界的战争。它分三个主要阶段，对欧洲不同部分影响的程度与时间点大不一样。瑞典、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和爱尔兰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中立。它们没有参战，但间接卷入了敌对行动。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加了战争。

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火从波兰烧向波罗的海地区，接着蔓延至斯堪的纳维亚、西欧、巴尔干和北非。战事扩大的轨迹一条沿着德国和意大利侵略的路线前进，另一条随着苏联为延伸力量和建立并巩固防御地带而对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扩张展开。根据与德国达成的协议，苏联于1939年9月中期占领了波兰东部。1940年4月，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7月，原属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布科维纳北部被苏联吞并。芬兰在1939—1940年冬季英勇战斗，顽强地顶住了强大的红军，但最终仍不得不割地给苏联，成为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防御壁垒的一部分。

1939年秋，波兰一击即溃。1940年春，丹麦、挪威、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等中立国失陷。接着，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军队规模居欧洲之冠的）法国经过短短5个多星期的战斗就向德国投降了。150多万名法军士兵被押到德国，其中大部分人当了整整4年的战俘。次年春天，南斯拉夫和希腊也很快败于强大的德军。

德军捷报频传之际，它的一个重大失败反而显得更加突出——它始终没能征服有遍及全世界的帝国做后盾的英国。此中丘吉尔厥功至伟。他自1940年5月10日起担任首相，当月月底，英军受困于敦刻尔克（Dunkirk）的沙滩之时，他在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针锋相对的交谈中，拒绝考虑后者关于英国应寻求达成和解的主张。（英国王室和保守党的许多成员都觉得哈利法克斯是更合适的国家领导人。）面对决心战斗到底的英国，德国不得不考虑美国也许会向英国提供经援，甚至军援，这个前景令它不安。希特勒本来打算先结束西方的战斗，再将锋锐指向苏联，进行他准备了近20年的战争。但是，他无法迫使英国屈膝投降，进而拿下整个西欧。1940年，他一度想入侵英国。然而，后勤安排难于登天，入侵完全不可行，于是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德国空军企图用空袭迫使英国就范，终未成功，虽然在1940年和1941年初那段时间内，德国空军把英国的城市炸成一片瓦砾，炸死的人成千上万。

德意志国防军把空中力量与快速坦克部队相结合，形成了新颖而致命的作战手法，它发动了一系列惊人的闪电战，获得了令人生畏的军事优势。到1941年春，北起挪威、南至克里特岛的大片地区已经落入德国之手。意大利则比较不顺，它在1940年6月德国征服法国时参战，很快就在希腊和北非的战斗中弱点尽显，大失脸面，结果德国不得不出兵援助这个苦苦挣扎的轴心国伙伴。

希特勒深切地意识到，德国统治欧洲进而称霸世界的豪赌获得成功的最佳时机转瞬即逝，因此，他彻底改变了起初的打算。他对手下的将领说，要打败英国，首先得打败苏联。德军将领严重低估了苏联的军力（红军在1939—1940年的冬季战争中连打败弱小的芬兰军队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怪被人轻视），以为东线作战几周内就能成功奏凯。1940年12月，希特勒下达了次年春天入侵苏联的命令。对苏战争如果胜利，德国将获得希特勒所谓的“生存空间”，同时还能达到希特勒想了20年的第二个目标，实现他和整个纳粹党领导层自始至终几近疯狂地念念不忘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

战争的第二阶段始于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不宣而战，挥师进入苏联。300多万名德军官兵越过了苏联国界。部署在苏联西部迎击德军的红军人数与德军相当。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的战争就此爆发。

这次巨大的行动若能迅速完胜，好处不可小觑。苏联的丰富资源对德国力图完全掌控欧洲的行动至关重要。在西边，英国正日益倾向于与美国结成全面战争同盟，这是对德国的莫大威胁，而消除这个威胁的前提就是把整个欧洲控制在手中。希特勒推测，美国1942年将参战支持英国。他坚定地认为，德国必须在那之前建立对欧洲的统治。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大幅增加了对英援助，这显然坐实了希特勒的担心。罗斯福总统仍然不敢向国会提出参战的提议。孤立主义政策尽管有所收敛，影响力却仍然相当大。然而，《租借法案》证实，美国现在决心利用自身庞大的经济力量来帮助打败轴心国。德国必须与时间赛跑，在美国用经济力量（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直接动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之前打败苏联。

德国对苏入侵的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德军越过苏联1,800公里的漫长东部边界，分北、中、南三路进击，初时进展神速。斯大林此前接到过关于德国很快将发动入侵的各种警示，其中很多非常准确，斯大林却一律置之不理，视之为蓄意扰乱视听的假情报。他这种态度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红军的许多部队在前线阵地孤立无援，成为行动如风、为大规模包围打前锋的德军坦克部队的俎上之肉。几十万名红军士兵被俘。然而，不到两个月后，形势即清楚地表明，“巴巴罗萨行动”心比天高的目标在入冬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德军的军需供应计划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敌人的实力被严重低估，征服如此广袤的国土对后勤的要求又过于巨大。德军占领了乌克兰肥沃的农地，却无法打到高加索的油田，也无法摧毁北面的列宁格勒。向莫斯科的挺进迟至10月初才开始。斯大林愿意考虑以牺牲领土来换取与希特勒达成和平协议，但希特勒不感兴趣，他认为德国的胜利指日可待。10月中旬，随着德军的逼近，莫斯科居民陷入了恐慌。

斯大林曾打算离开莫斯科，后来改变了主意。苏联人的士气在短暂波动后重新高涨起来。与此同时，德军开始行进艰难，先是连绵的秋雨把大地变成一片泥沼，然后是冬天降临带来的冰天雪地，气温骤降到零下30摄氏度。至此，苏联人口的2/5和物质资源的近一半都已落入德国的控制，约300万名红军士兵成为战俘。不过，德军的损失也高得惊人。根据记录，自“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以来，将近75万人（接近东征军1/4的兵力）或死、或伤、或失踪，兵员储备开始吃紧。相比之下，斯大林的兵员却源源不断，似乎永无穷尽。1941年12月5日，德军先头部队到达莫斯科城门50公里开外时，苏联开始了反攻，这是对苏战争中德军遭遇的首次重大挫折。德军原本希望速战速决，不料却陷入了艰难的持久战。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美国对日宣战，战争遂演变为全球冲突。希特勒从中看到了战略良机。美国对日作战能够把美国牵制在太平洋战场。美国在大西洋“不宣而战”的几个月间，德国的潜艇一直引而不发，现在可以放手使用潜艇打击美国商船，以切断英国赖以生存的脐带，进而赢得海上的战争。怀着这样的希望，希特勒于1941年12月11日对美宣战，但无论他的盘算如何，德国在欧洲战争中的胜算都日渐渺茫。

事实上，希特勒大大高估了日本的军力。偷袭珍珠港使美国举国震惊，但它并非致命的一击。日本的扩张起初虽然一路奏凯，但到了1942年上半年已达到极限。1942年6月中途岛（Midway）海战中美国海军获得大胜，标志着太平洋战场上战局的转折点。

大西洋战局的逆转发生在一年以后。希特勒也高估了德国潜艇的破坏力。在1942年，德国潜艇的战绩不俗，但没能维持下去，主要是因为英国情报机关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努力，终于破解了德方通过恩尼格玛（Enigma）密码机进行的通信，得以确定潜艇的位置。针对德国潜艇的防御得到加强，同盟国军需供应的海上运输因而更加安全。到1943年，希特勒在大西洋战场的败局已定。

此时，德国的扩张也达到了极限。1942年10月和11月长达3个星期的阿拉曼（El Alamein）战役挡住了德国在北非的推进，为次年同盟国在北非战场上的彻底胜利铺平了道路。在苏联，德国于1942年夏发动了第二次大攻势（虽然投入的兵力少于1941年），力图控制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但在斯大林格勒踢到了铁板。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在苏联的严冬之季打的一场长达5个月的消耗战。1943年2月战役结束时，德军第六集团军遭到全歼，死伤人数超过20万（外加30万盟友）。在1942年，战场形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虽然前面的道路依然漫长，但是同盟国领导人现在对赢得最终胜利有了充分的信心。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会谈后同意，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战争才算取得胜利。

1942年1月，盟军[1]在北非登陆，开启了部署在那里的轴心国军队的投降之路，后者于次年5月投降。1943年7月，盟军渡海登陆西西里岛。在此事件的刺激下，意大利法西斯党领导层于当月推翻了墨索里尼。接着，意大利于9月与同盟国达成停战协议，此举促使德国军队占领了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盟军开始向北缓慢移动。这是第二战线，但不是斯大林一直敦促开辟的那种第二战线。自1943年开始日益加紧的对德国城市和工业设施的狂轰滥炸也不是斯大林心目中的第二战线。英国的“区域轰炸”政策由皇家空军司令阿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元帅提出，旨在摧毁德国人的士气，赢得战争。这一政策一年前开始实施。1942年5月的一次大规模空袭把科隆全城夷为瓦砾。德国北部和西部的其他城市也遭到了轰炸，但是无一比得上1943年7月下旬对汉堡的空袭造成的破坏，那次大轰炸至少造成3.4万平民死亡，等于英国整个“二战”期间死于空袭的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即使如此惨烈的空袭也算不得对德轰炸的高潮。在大战的最后一年，同盟国占据了完全的空中优势后，对德国的轰炸更是变本加厉。

1943年7月德国在东部战线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型进攻只持续了一周有余。在库尔斯克（Kursk）打了一场大规模坦克战之后（参战的坦克有5,000多辆），德军的“城堡行动”（Operation Citadel）宣布取消。与德国相比，苏联遭受的损失巨大得多。但是，盟军登陆西西里后，南部意大利的防卫也需要德军去加强。“城堡行动”结束后，主动权不可逆转地落到了苏联手里。那年7月，德国连遭挫败。异常顽强的德军没有垮掉，但德国的战略现在只剩下咬紧牙关负隅顽抗，顶住成倍优于自己的敌人，寄望于资本主义的英美与共产主义的苏联结成的“大联盟”解体。德军和盟军在资源上的差距在不停扩大，德军败象已明显可见。局势逆转的一个迹象是当年11月苏联拿下了基辅。同月，同盟国领导人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次年对西欧的德占区发起进攻。

1944年6月6日（D-Day），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两周后，红军在“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gration）中取得了巨大的决定性突破。这两件事开启了大战在欧洲的第三阶段，也是以德国投降告终的最后阶段。这是战争中最血腥的阶段。大战中欧洲人死亡的1/4发生在那几个月间，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总人数。大部分英国和美国军人的死亡、很大一部分苏联人的死亡、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军人阵亡的一半和多数平民的死亡都发生在战争的最后11个月。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盟军对德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密集空袭，许多城市成为废墟，大批平民就是在那时被炸死的。1945年2月，德累斯顿被炸成白地，2.5万人死亡，大部分是平民。德累斯顿的毁灭成了德国城镇防空崩溃、弹雨从天而降的恐怖象征。1945年3月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英国轰炸机对德国投掷的炸弹就超过了战争头三年的总和。

“巴格拉季昂行动”期间及之后，德国在东线遭受了无法补偿的巨大伤亡，斯大林格勒战役或任何其他战役的伤亡数字都相形见绌。德国人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害怕被苏联征服（因为德军士兵在苏联的土地上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德国国内加紧了对一切不同意见的镇压。纳粹党及其机关掌握着对社会的全面控制。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未遂后，组织任何抵抗行动都变得全无可能。纳粹高官们明白，自己的命运和希特勒绑在了一起。军方和政府领导层对希特勒这个独裁者仍存有一丝信任。这一切都促使德国继续徒劳地负隅顽抗，尽管事实清楚地表明，只有投降才是理性的做法。

然而，德国只是在挨时间而已。随着德军在东线的溃败，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1944年9月摆脱了德国的控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被苏联占领。1944年8月华沙起义失败后，德国人摧毁了整个华沙，但是，1945年1月底，波兰就被苏联控制。经过长时间的激战，苏联又在3月拿下了匈牙利。那时，西线的盟军已经打到莱茵河，准备挺进德国北部，拿下关键的鲁尔工业带，一鼓作气向南推进。东面苏联的战车同样不可阻挡，红军直逼波罗的海海岸和奥得河（Oder），于1945年4月16日开始了对柏林的最后进攻。在打进德国、征服第三帝国首都的过程中，苏联红军对德国人民犯下了惨不忍睹的暴行。德军曾在苏联领土上犯下累累暴行，现在红军开始施行野蛮报复了。

4月25日，从东西方向而来的大军会聚德国，在易北河（Elbe）边会师，苏军和美军握手言欢。德国被一分为二。同日，柏林被红军包围。5月2日，柏林战役结束。两天之前，希特勒在他藏身的掩体中自杀。血战继续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后，希特勒选定的继任者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海军元帅终于向不可避免的命运低下了头。1945年5月8日，当着英、美、苏三国代表的面，德国签署了在所有战线上投降的投降书。欧洲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战争终告结束。战争造成的破坏和伤亡尚需清点。它在政治和道德上导致的后果对后来的几十年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人性泯灭的无底深渊

一切战争都是非人道的，现代战争尤其如此。现代武器在战争中造成的杀伤规模前所未有，拉开了人与杀戮行为之间的距离，使越来越多的平民被卷入屠杀。1914—1918年的大战充分显示了这些特点。然而，尽管那次大战令人发指，却还远比不上人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堕入的人性泯灭的无底深渊。

“二战”中人性的空前堕落早有先兆。欧洲在战前就已经被民族和阶级仇恨、极端种族主义、反犹偏执和狂热的国家主义所撕裂。打仗的时候，人们满怀仇恨，不仅要打败敌人，而且一心要将其全部消灭——这必然造成人性一切底线的彻底崩塌。这种情况在东线的士兵中间非常普遍，虽然在西欧轻得多。致命的敌对情绪发展为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杀戮需要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战争。

在所有战争中，战场上的杀戮都自有其发展的势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在西欧和北非战场，战斗大多相对常规化。东欧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交战方表现的残酷无情和视人命为草芥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那里的战斗是种族战争的一部分，是直接由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层的殖民式征服和种族清洗的双重目标决定的。

这样的战争不仅对作战部队，而且对平民来说都是人间地狱。它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也就是说，谁该活、谁该死首先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波兰以及在东线作战中对平民百姓的残忍和杀戮从一开始就反映了这一点。意识形态挂帅最清楚的表现是在极端暴力的无数受害者当中专门挑出犹太人，对他们展开全面的种族灭绝。

同时，意识形态又与经济需要密不可分。这一点在德国国内从1939年开始的“安乐死行动”中清晰可见。那项行动的首要目标是消灭“种族退化者”，这是优生学的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希特勒过去曾说，任何此类行动都必须等到打仗的时候进行。1939年10月，他把他签署的授权开展“安乐死行动”的秘密命令的日期向前改到9月1日，这清楚表明，他认为，战争一旦开始，就可以从根本上违反“保障生存权”这条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安乐死行动”的消息传出后，招致了明斯特（Münster）大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格拉夫·冯·加伦（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的谴责。于是，这项行动在1941年8月被同样秘密地叫停。那时，已经有总数约7万的精神病院病人被安乐死。虽然一些医生建议有些病人适合“安乐死行动”，但是他们从未想到被处死的人会如此之多。然而，1941年8月的“停止令”绝非消灭精神不健全的“无用之人”的行动的结束。对他们的杀害现在转移到了集中营对外紧闭的大门后。全部算起来，死于“安乐死”的受害者估计超过20万人。医生和护士都深入参与了对病人的有计划杀害。杀死精神病人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动机，但也是为了通过去除“无用的生命”来实现经济上的节约。官方对能够节约下来的资金做了非常精确的计算。“精神病人是国家的负担。”奥地利林茨（Linz）附近的哈特海姆精神病院院长如是说。

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也有重要的经济因素。起初，德国人以为能够把犹太人从占领区迅速“清除”掉，当他们意识到这个目标无法达到后，就把对波兰犹太人聚居区的管理变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结果，当要把犹太人运去送死的时候，犹太人聚居区的德国管理人反而不想让聚居区关门。但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又怎么样呢？1941年7月，管理波兰西部被德国吞并的波兹南（Posen）的德国安全部门领导建议，既然“不能再给所有犹太人提供粮食”，就应该考虑“用快速见效的方法除掉那些不能劳动的犹太人”。5个月后，波兰中部德占区所谓总督区（General Government）的纳粹主管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在谈到消灭他管区内350万名犹太人的紧迫性的时候，对手下说，犹太人“胡吃海塞，消耗粮食，对我们极为有害”。后来，在犹太人成百万地被杀害的时候，位于波兰上西里西亚奥斯威辛（Auschwitz）的最大纳粹集中营把消灭犹太人变成了创造利润的手段。巨大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分为28个分营，里面的4万名囚犯被强迫从事工业生产，为德国创造了约3,000万马克的利润。囚犯一旦不再能劳动，就被送进毒气室。

德国领导人对征服和占领的看法也显示了意识形态与经济的融合。保证德国人民的粮食供应是头等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1917年的“萝卜冬天”[2]在击垮士气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德国决不能允许那种情况重演。至于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因此要忍饥挨饿，那并不重要。德国领导人把德国占领苏联将导致2,000万到3,000万名斯拉夫人和犹太人饿死视为理所当然。戈林告诉占领区的纳粹领导人，唯一重要的是“德国不能因为饥饿而垮掉”。饿急了的苏联战俘当中甚至发生了吃人肉的事情。他们的囚笼有时狭小到连转身都难，就连排泄也只能就地解决。如此恶劣的环境造成苏联战俘的死亡率高达每日6,000人。德国人手中的570万名苏联战俘中有330万名由于饥饿或冻馁致病而惨死。与此同时，德国消耗的20%的谷物、25%的油脂和近30%的肉类都是从欧洲占领区运来的。

后来，纳粹领导人逐渐意识到，战时生产日益紧迫，急需劳动力，这时把战俘营里的战俘活活饿死实在是荒谬不合理，这才终于给苏联战俘分发一点儿可怜的口粮。即使如此，大多数苏联战俘仍然没能活下来。至于犹太人，德国人在劳动力极为短缺的情况下把他们运过半个欧洲去送死，此中的矛盾显而易见。但是，在犹太人的问题上，德国显然保持了意识形态优先的做法。

德国占领波兰后，就把它当作意识形态的实验田。波兰西部——西普鲁士、波兹南省［德国人根据流经的一条河将其改名为瓦尔塔区（Reichsgau Wartheland）］和上西里西亚——被直接并入德国。此举不仅恢复了，而且大大扩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属于普鲁士的领土。那些地方的居民虽然绝大多数是波兰裔，但德国对他们实行了无情的“德意志化”。波兰中部和南部人口最为稠密，被称为“总督区”（Generalgouvernement），通常被蔑称为“剩下的波兰”（Restpolen）。这个地区成了德国倾倒居住在被它吞并的领土上的“劣等种族”的垃圾场。此类行动与一切其他行动一样，由希特勒定了调。他宣称，这将是一场“激烈的种族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法律的限制完全不适用。这给被征服的波兰人民带来了难以置信的悲惨和痛苦，也预示了波兰人中最“低下”的犹太人将要遭到的灭种命运。

德国人普遍看不起波兰人。希特勒说波兰人“更像动物，不像人”，持此观点的德国人大有人在。驻波兰的德军将士目击或亲身参与对波兰人的任意杀戮、残酷迫害和大规模抢劫时，几乎没有人表示反对。波兰人被视为次等人，没有法律的保护，无权得到任何形式的教育，可以随意监禁或处决。在德国人眼里，波兰人不过是奴工的来源。他们对波兰人实行粮食配给，量少得可怜。他们要消灭波兰文化，根除波兰人的国家感。对于传播文化和国家认同感的波兰知识分子，德国人要么予以消灭，要么把他们送往德国的集中营。对波兰人来说，奥斯威辛早在成为犹太人的灭绝营之前，就已经使人畏如蛇蝎。在被并入德国的波兰西部，天主教堂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关被杀。公开处决司空见惯，被绞死的尸体常常悬挂数天，以达到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

但是，德国人始终未能把波兰的地下抵抗运动斩草除根。事实上，波兰的抵抗者不惧残酷的报复，日益壮大，形成了有相当规模、异常勇敢的地下运动。虽然镇压极为残酷，但是抵抗运动越来越成为占领者的一块心病。抵抗行动经常招致集体报复。据不完全记录，估计有769次报复行动造成了近两万名波兰人的死亡。德国占领期间，约300个波兰村庄被摧毁。战局发生逆转后，德国对波兰的控制开始动摇，人民的抵抗更加大胆，占领方实行的恐怖镇压也变本加厉。一名妇女回忆说：“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到威胁。每次离开家时，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人人自危，都怕被抓起来送到德国去做奴工。1943年，在德国兵工厂做工的波兰人多达100万人，亲人们往往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许多人再也没能活着回到祖国。

德国人轻率地以为，可以一举把犹太人强制驱逐出被吞并的地区。他们计划最终把犹太人也赶出总督区。不过，1939年到1941年之间，犹太人是被逐入而不是逐出总督区的。1939—1940年的严冬季节，10万多名波兰基督徒和犹太人被装进冰冷的运牲口车里，扔到总督区，行前只给他们几分钟的时间收拾东西。1940年，又有几十万人遭到同样的命运。到1941年3月，已有40多万人被驱逐，差不多同样多的人被送到德国做奴工。若不是要为“巴巴罗萨行动”做准备，还会再驱逐83.1万人。

驱逐犹太人是为了腾出地方安顿来自波罗的海和其他地区的德裔。最初的打算是把犹太人圈在波兰东南部卢布林区（Lublin district）的一片巨大的保留地内，但德国人严重低估了后勤方面的困难。不久，总督区主管汉斯·弗兰克就不得不拒绝让更多犹太人进入总督区的地盘。纳粹领导人迫不及待地要把犹太人逐出德国，却没有地方安置，而自从波兰被征服后，又有几百万犹太人落入德国之手。1940年德国战胜法国后，曾考虑过把欧洲犹太人运到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去，这个想法很快证明不可行。最后，在计划“巴巴罗萨行动”时，德国人想到了把犹太人逐去寒冷荒袤的苏联这个办法。

波兰仅仅享受了20年的独立，就在1939年9月再遭瓜分。在德、苏商定瓜分波兰的界线以东，老百姓遭遇的是另一种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动荡。在那里，占领者的目的不是推行德意志化，而是推行苏维埃化。他们在东部波兰强行推行了一场社会革命。1940年，土地实现了集体化，地主被赶出自己拥有的土地。银行被收归国有，民众的储蓄被没收。大量工厂机器被拆散后运回苏联。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全部关闭，宗教和历史课程被禁，改为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课。占领者的目的是根除波兰的民族主义，消灭所有他们认为对苏联利益构成威胁的人。波兰的精英首当其冲。

斯大林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亲自在1940年3月5日的命令书上签了字，下令处死波兰东部的两万多名精英阶层成员，这里面包括那年5月突然失踪的1.5万名波兰军官。1943年4月，他们中间4,000多人的尸体被德国人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附近的卡廷森林（Katyn Forest）中被发现。到底是谁杀死了他们，很久都没有定论。然而，今天已经确认无疑，他们是被苏联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枪杀的。几乎可以肯定，另外的1.1万人也同样遭了毒手。据记录，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共有21,857人遭到了处决。

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后大肆抓捕。10万多名波兰公民被逮捕，其中多数人被判在劳改营服刑，8,500多人被判处死刑。苏联边境附近的波兰人处境尤为危险。在一些地方，当局挑唆当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抢劫波兰邻居的财产，甚至杀害他们。地方民兵是暴力行为的先锋。一些波兰人仅仅被捕风捉影地认为是对苏联的威胁，就被围捕起来流放外地，其间遭到令人发指的虐待。近40万名波兰人（据有些估计，人数还要多得多）在严冬季节被塞进没有暖气的闷罐火车，送到西伯利亚或哈萨克斯坦的荒野中去，有时旅程长达9,000公里。约5,000人死于途中。到次年夏天，病死饿死的人数达到1.1万。

一个参与抓捕并驱逐波兰人的苏联秘密警察后来解释了他当时的心态。他回忆说：

我负责驱逐一两个村子的居民……回想起来，把年幼的孩子抓走真的很难下手……当然，我知道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是苏联的敌人，必须“改造”……今天我后悔了，但当时情况不同……斯大林在大家眼里就像上帝一样。他的话就是决定。人们甚至想都不会想他的话也许不对。当时没有人怀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不只是我，大家都这么想。我们是在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是在执行命令，那是我们的信仰。

犹太人在德国人手中备受迫害，他们许多人自然欢迎苏联占领波兰东部。“二战”之前，犹太人在波兰经常受到歧视。红军似乎带来了解放的曙光。犹太人有时挂出红旗来欢迎他们心目中的救星。许多犹太人在苏联占领者的政府中担任行政工作，这种积极与苏联合作的态度引起了波兰天主教徒的极大愤怒和不满。德国1941年6月入侵苏联后占领了波兰原来的苏占区，发现了苏联秘密警察在波兰东部的监狱中犯下的累累暴行和被残害而死的数千具尸体。这使德国人轻易地煽起了波兰人对布尔什维克党人和被普遍视为其帮凶的犹太人的仇恨。事实上，多数犹太人很快就明白了苏联占领给他们带来的后果——那绝不是解放。许多犹太人的财产被抢走，大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被逮捕。被驱逐的人中，1/3是犹太人。

苏联于1940年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后，执行了它在波兰东部推行的苏维埃化措施。而德国对它占领的西欧国家并没有实施其占领波兰时的政策。

1941年4月，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后建立了（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内的）克罗地亚这个新国家，找到了为虎作伥的帮凶。德国扶植的克罗地亚政权由“乌斯塔沙”（Ustaša）运动的领导人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ć）担任首脑，该政权实施的恐怖统治残暴得难以言状。“乌斯塔沙”是极端狂热分子的运动，掌权前成员只有区区5,000人左右，它一心要“清洗”国内所有的非克罗地亚族人，那几乎是全国630万人口的一半。克罗地亚有近200万名塞尔维亚人，帕韦利奇解决“塞尔维亚人问题”的办法是强迫其中的1/3改信天主教，驱逐另1/3，杀光最后的1/3。这是致命的疯狂。

帕韦利奇也许有些精神不正常，据说他的桌子上放着一篮子人的眼球作为纪念品。然而，他的追随者无疑大多精神健全。可是他的杀手队伍为了扫清一切非克罗地亚人的影响，有时把整个社区杀得鸡犬不留，尤其对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格杀勿论，其凶残暴虐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一次，萨格勒布（Zagreb）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约500名塞族男女老少被全部枪杀。附近村庄的250人为了保命一起改信天主教，“乌斯塔沙”的6名成员却把他们锁在一座塞尔维亚人的东正教教堂内，用狼牙棒把他们一个个打得脑浆迸裂。有的时候，屠杀还伴以下流的侮辱和折磨。即使在这个对政治暴力司空见惯的地区，这样的人间惨剧也是从未有过的。到1943年，“乌斯塔沙”的成员已经害死了约40万人。

的确，“乌斯塔沙”运动在克罗地亚掌权时，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各个族裔之间已经互怀敌意，但是“乌斯塔沙”的凶暴造成的族裔间的深仇大恨比战前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这对德国没有好处。“乌斯塔沙”在克罗地亚的行动得到了德国明确的支持。［罗马尼亚的情况则不同，德国为了保障那里的石油供应而尽力维稳，所以当法西斯“铁卫团”犯下了残暴行为后，德国反而支持罗马尼亚领导人安东内斯库（Antonescu）对“铁卫团”进行镇压。］他们的暴行既掀起了民众反轴心国的情绪，也加强了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在东欧和南欧大部分地区日益堕入人性泯灭的深渊之时，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开启了全新的一章。称为“希特勒的战争”的东线战争与以前的所有战争都迥然不同。纳粹德国在被它视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滋生地的苏联灭绝人性，无所不用其极。它的残暴在1939年9月之后德国人在波兰的表现中已有预示。在推动和准许这种非人的野蛮方面，希特勒的作用不可或缺，但他并非首要的成因，只是其推手和积极的代言人。

希特勒亲口对军方领导人说，对苏战争要打成“歼灭战”。共产党军队的士兵不能被视为可敬的对手。德国向部队发布的命令规定，抓住苏军的政委后不经审判立即枪决，并任由士兵射杀苏联老百姓。在此类命令的制定中，德国军方领导人难辞其咎。德军领导人把对苏战争称为“种族对种族”的斗争，把苏联描绘为“卑劣的”或“罪恶的”敌人，鼓励对苏联人残酷无情。有鉴于此，对苏战争从一开始就残暴无比也就不令人惊讶了。很快，野蛮残暴成了德军的典型行为，这引起了苏军同样残忍的报复，双方毫无限制的兽性行为迅速升级。西欧的作战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德军铁骑在西欧一日千里，速胜意味着伤亡人数相对较少，就连败方的损失也并不惨重。占领军对占领区人民也远不像在东线那么凶狠。对苏作战从一开始就死伤累累，而且与西线不同的是，大肆屠杀平民成了战争的一部分。

东线战争是彻头彻尾的种族灭绝，这是早已计划好的。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数月前，在希特勒的明确首肯下，党卫军领导兼警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和安全警察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就计划把德国手中的所有犹太人（据统计有580万名）流放到将要被德国征服的苏联领土上，以达成“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在那里，犹太人会因为饥饿、过劳、疾病或北极的严寒而纷纷死去。由于德国未能在苏联速战速决，把犹太人流放到苏联的政策也就没有执行。尽管如此，杀死苏联犹太人仍然是德国对苏作战固有的一部分。即将发动入侵时，安全警察组成了四个大型“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派他们随军去消灭所有的“颠覆分子”，主要是犹太人。

“巴巴罗萨行动”之初，德军开进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时，发现那里的国民中不乏心甘情愿的合作者，他们视德军为把他们从苏联统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救星。这三个国家1940年遭到苏联吞并时，数万名公民被流放到劳改营。在苏联的行政当局和警察部门中，犹太人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于是，波罗的海三国的许多人都认为，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没有分别，是犹太人造成了他们在苏联统治下遭受的痛苦。

德国人及其合作者不费吹灰之力就煽起了极端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的仇恨。“巴巴罗萨行动”于1941年6月22日打响，几天后，德军刚刚到达立陶宛，暴徒就发动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使2,500名犹太人死于非命。立陶宛人助纣为虐，协助德国安全警察特别行动队执行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任务。即使按照纳粹的标准，德国占领的头几个月也特别残忍。拉脱维亚的情况大同小异。到1941年末，德国人在拉脱维亚人的帮助下，已经杀死了该国8万名犹太人中的7万名。爱沙尼亚的犹太人很少，当地组织奉德国人之命，把他们能抓到的963名犹太人全部杀害，又以和苏联人合作的罪名杀死了5,000名左右非犹太裔的爱沙尼亚人。关于杀人的情况，特别行动队保留了详细的记录。截至1941年底，波罗的海地区的特别行动队以一丝不苟的精确骄傲地记录下，他们共杀死了229,052名犹太人（外加约1.1万名其他民族的人）。

在波罗的海三国以南很远的乌克兰，犹太人也在大批遭到屠杀。但不同之处在于，非犹太人的乌克兰人被视为“劣等”的斯拉夫人，同样受到德国征服者的无情虐待。和在波罗的海地区一样，部分乌克兰人开始时热情欢迎德国人。一名妇女回忆说：“我们看到他们感到特别高兴。共产党抢走了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忍饥挨饿，他们要把我们从共产党手下解放出来。”1932年大饥荒的惨痛记忆仍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自那以后，斯大林式的严厉压迫未有稍减。德国入侵时，红军中许多乌克兰士兵开了小差，也有很多乌克兰人躲起来逃避征兵。苏联在德国攻势面前节节后退时，秘密警察把监狱里的数千名乌克兰囚徒全部枪杀。苏联还采取“焦土”措施，把牲畜和工业机器尽皆毁掉，使无数乌克兰人生计无着。德军1941年9月19日开入基辅，几天后，苏联人埋下的地雷在市中心接连爆炸，引发大火，造成多人死亡，两万多人无家可归。所以，乌克兰民众有理由痛恨苏联人，他们把德国人视为解放者予以欢迎毫不奇怪。只有彻底的愚蠢行为才会使乌克兰人恨德国人比恨苏联人更甚，可德国征服者恰恰做到了。

就连一些热忱的纳粹理论家也提出，应该把乌克兰人变为盟友，使乌克兰成为德国的卫星国之一，以确保德国对东欧的长久统治。然而，希特勒认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一样，是“彻头彻尾的亚细亚人”。他支持对乌克兰实行无情统治，由他在那里的代表、异常残暴的帝国委员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负责执行这一政策。希姆莱认为，需要把乌克兰“清洗干净”，以便将来安置德国人。乌克兰老百姓的命运被归入“东部总计划”，该计划设想，在后来的25年内在被占领的东部领土上“去除”3,1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斯拉夫人。

由于后来战局发生了不利于德国的变化，因此这个巨大的种族灭绝计划没能实施。即使如此，德国占领者在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的警察部队等帮凶协助下犯下的种种暴行也在民众当中造成了普遍的恐惧。街上经常会看到被占领者任意枪杀的人的尸体。像在波兰一样，被当众处决者的尸体常常被悬挂数天以儆效尤。破坏活动一旦发生，就招致几百人被处决的报复。有的村子因为未能缴纳征用的粮食或被指控支持游击队而被烧成白地。一名基辅居民回忆说：“我们一看到一群德国人前来，就马上藏起来。”

从1942年开始，德国军工产业的劳工荒就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被抓住送去德国做工于是成为乌克兰老百姓最大的恐惧，因为那不啻被判处死刑。到1943年6月，被抓去做工的人数激增至100万，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人被抓。德国人把抓来的人强迫运到德国，其间对他们极尽虐待，这成了促使人们纷纷加入游击队的一大因素。德国占领军的所作所为使起初热烈欢迎他们的老百姓后来视他们如仇雠。不过，乌克兰人也仇视苏联人。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游击队不仅与德国人激战，也和苏联的游击队发生冲突。后来，一名乌克兰游击队队员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这样说：“德国人不过是要我们的命，但红色游击队的手法特别残酷……（据他说）他们用的是亚洲的刑罚，割掉人的耳朵和舌头……当然了，我们也很残忍……我们不要俘虏，他们也不要俘虏，双方都不留活口。那很自然。”

乌克兰的犹太人总数约150万，占全国人口的5%，但基辅人口的1/4都是犹太人。他们和非犹太裔的乌克兰人不同，对德国人本能地感到害怕。然而，在哪怕是最坏的打算中，他们也没有想到德国人给他们带来的命运会如此悲惨。

早在德国人到来之前，乌克兰的反犹情绪就非常普遍，还往往十分激烈。占领开始后，乌克兰犹太人在社会中孤立无援，只能任由征服者宰割。极少数乌克兰人对犹太邻居伸出了援手；较多的人毫不犹豫地向德国占领者揭发犹太人，甚至亲手屠杀犹太人，不过这样的人仍属少数。大多数乌克兰人仅仅袖手旁观。乌克兰人反犹情绪的一大原因是对犹太人的财富、家业和社会地位的嫉妒，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乌克兰人和东欧其他地方的人一样，认为犹太人是苏联的代理人，是压迫他们的人。1943年红军夺回乌克兰时，常有人说：“这些犹太人又来了。”

德军进入乌克兰时，东欧各地已经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仅是男人，就连妇孺都难逃厄运。1941年9月29日到30日，在基辅城郊的娘子谷（Babi-Yar ravine）连续进行了两天的大屠杀，33,771名犹太男女和儿童被机枪扫射而死。那年秋冬两季，随着德国征服区的扩大，乌克兰、白俄罗斯和苏联其他领土上又有数万名犹太人遭到杀害。至此，东部的种族灭绝已经全面铺开，不久，它就会被整合进入欧洲全部德占区的种族灭绝计划。

1942年1月，“最终解决计划”确定要消灭1,100万名犹太人（虽然欧洲各国对本国犹太人口的估计有时非常不准确）。这个数字也包括了英格兰、芬兰、爱尔兰、葡萄牙、瑞典、瑞士、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犹太人，那些地方虽然不在德国控制之下，但计划假设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将它们纳入“最终解决计划”。这个目标当然是达不到的。即使如此，到战局的发展终止了屠杀之时，已经有550万名犹太人遭了毒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未参加战斗的平民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对受害者不应分三六九等。一个人无论是因饥饿而死，还是因劳累而死，被殴打致死，或被毒气毒死，无论是死于希特勒的人还是斯大林的人之手，无论是“富农”，还是犹太人、同性恋，或是“吉卜赛人”（德国杀害了50万名吉卜赛人），他或她都是一个有亲人的人，都不是在战斗中不幸阵亡，而是被蓄意杀死的。在受害者中，谁也不比别人地位更高。然而，杀戮的动机和杀人计划的关键特点是有所不同的。除了犹太人之外，没有哪个社会或族裔群体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就由意识形态确定为必须根除的、具有魔鬼般邪恶力量的天敌。只有犹太人被一丝不苟的官僚机器仔细挑出来作为消灭的对象。也没有哪个民族，包括（被轻蔑地称为“吉卜赛人”的）辛提人（Sinti）和罗姆人（Roma）在内，像犹太人那样遭到如此有计划、有系统、不松懈的毁灭。犹太人不仅被大量枪杀，而且越来越多地遭到工业化的大规模毁灭。

“二战”的一切破坏、毁灭和苦难中，对欧洲犹太人的杀害是人类向着人性泯灭深渊堕落的谷底。灭绝营焚尸炉那升腾的火焰是人间地狱活生生的体现。

1941年秋，东欧各地的纳粹领导人根据柏林下达的精神和授权，开始对自己属地的犹太人展开大规模屠杀，他们从希特勒本人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心中得到了激励。东欧各地的这些行动加快了种族灭绝的全面铺开。行动在那年秋天加快，是因为原计划中对苏作战速战速决的期望落空，纳粹不得不放弃把欧洲犹太人运到苏联的计划。东欧各地的纳粹领导人数月来一直努力争先，把自己治下的省变成“无犹区”，因此必须另找地方来实现“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

1942年初，把犹太人大批运到波兰的杀人场的计划开始浮出水面。此时，移动和固定的毒气室取代机枪扫射，成为最受青睐的杀人方法。1941年12月，毒气车开始在波兰西部的海乌姆诺（Chełmno）投入使用。这种车外形与运家具的货车无异，但可以对密封的车厢释放一氧化碳。约15万名犹太人丧生毒气车内。1942年3、4月间，波兰犹太人被运往东部的贝乌热茨（Bełżec）和索比堡（Sobibor），成为那里固定毒气室中的冤魂。6月，华沙附近的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也建起了固定毒气室。灭绝营遂成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执行旨在把波兰犹太人全部消灭的“赖因哈德行动”（Aktion Reinhard）。

这三个营没有劳动的内容。其实，称其为“营”并不合适。除了卫兵和少数暂时留下来组成“特遣队”（Sonderkommandos）的囚犯之外，没有别的人住在里面。“特遣队”负责的可怕工作是清理毒气室中的尸体，将其送入焚尸炉。“赖因哈德行动”的“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消灭送至那里的犹太人。新送来的人一般几小时后就会被解决掉。1943年秋，灭绝营准备关闭的时候，已经杀害了175万名犹太人，主要是波兰犹太人。1942年一年就杀死了约270万名犹太人，这几乎是“二战”期间被杀人数的一半，其中多数人丧命于“赖因哈德行动”的灭绝营。

1943—1944年，主要的杀人场转到了奥斯威辛，那里的情况与“赖因哈德行动”涉及的营不同。犹太人被送到奥斯威辛不光是去死，而且先要做奴工。另一个与“赖因哈德”营的不同之处是，自1942年起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绝大多数来自波兰以外的地方。奥斯威辛原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劳改集中营，最初是用来关押波兰战俘的。从1942年3月开始，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先是来自斯洛伐克和法国的人，然后是比利时和荷兰的犹太人，很快又加上了其他国家的犹太人。

运来的犹太人多数被送到离奥斯威辛主营地两公里的一个名叫比克瑙（Birkenau）的附属营，那里的地方大得多。从1942年5月开始，德国人把不再能劳动的犹太人与尚能做工的犹太人分开，将前者直接送进毒气室。1943年增建了（每天能焚烧5,000具尸体的）新焚尸炉后，杀人的能力大为提高。那时，种族灭绝计划的触角已经伸到了纳粹占领区的各个角落。就连最西边的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这个英国领土中唯一落入德国手中的地方，也有三个犹太妇女（两个奥地利人，一个波兰人）被驱逐，先到法国，然后去了奥斯威辛。她们后来的遭遇不明，但谁也没有活到战争结束。

被运到奥斯威辛的最大的一批犹太人也是最后一批，那是德国占领匈牙利后于1944年春夏两季驱逐的匈牙利犹太人。德国人需要匈牙利犹太人的劳动力和财富，但经济动机中也掺杂了消灭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因素。1944年5月，希特勒对德军将领说，整个匈牙利都被犹太人“破坏腐蚀”了，犹太人织成了一张“特务和间谍的天衣无缝的大网”。德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消灭他们。他宣布，他决定亲自干预来“解决问题”，还强调维护德意志种族唯此为大。对此，将领们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接下来就开始了把匈牙利犹太人大批运往奥斯威辛的行动。截至7月，已有437,402人丧生于奥斯威辛的毒气室。

约110万人在奥斯威辛惨遭杀害，包括约100万名犹太人、7万名波兰囚徒、2万多名辛提人和罗姆人、1万名苏联战俘，还有几百名耶和华见证人[3]信徒和同性恋者。1945年1月底，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威辛的囚犯。1944年7月，红军发现卢布林—马伊达内克（Lublin-Majdanek）灭绝分营时，就连看惯惨状、心如铁石的战士们也不禁震惊于眼中所见。那个分营中据统计有20万人遇害，包括8万名犹太人。他们在奥斯威辛看到的更是触目惊心。即使到了此刻，犹太人的苦难仍未结束。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随着盟军步步进逼，先是波兰，最后是德国的集中营里的囚犯撤出营区，被驱赶着走上前往灭绝营的死路，途中约25万人死亡，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被送到奥斯威辛和其他灭绝营的每个人都曾有过自己的名字。大规模杀戮的官僚程序把人名变成了编号。对杀人者来说，受害者仅仅是号码而已。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杀人方法。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是一位犹太裔意大利化学家，他被法西斯民兵抓住，于1944年2月被送往奥斯威辛的莫诺维茨分营（Monowitz）做苦工。他回忆被剥夺了身份特征的感觉时说，那等于“把一个人完全毁掉”。他又说：“我们落到了谷底，惨得不可能再惨，不可想象人世间能有如此的苦难。我们失去了一切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拿走了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鞋子，甚至我们的毛发……就连我们的名字他们都会拿走。”的确如此。他很快就得知，自己是第173417号囚犯，这个号码用刺青刺在他的左臂上。他说：“这是地狱。在我们这个时代，地狱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有些人除集中营编号以外，仍保留了自己的特征，即使在准备踏入毒气室的时候也维持了做人的尊严。哈伊姆·赫尔曼（Chaim Hermann）给妻子和女儿写的最后一封信令人动容，那真的是从毒气室里发出的声音。这封信是1945年2月在奥斯威辛的焚尸场的骨灰下找到的。赫尔曼告诉妻子，集中营里的生活是她完全无法想象的“另一个世界”，“是地狱，但丁描绘的地狱荒唐可笑，根本无法与这里真实的地狱相比”。他向她保证，他将“平静地，（如果环境允许）也许能英勇地”离开这座地狱。

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忍辱负重。在奥斯威辛发现了某位死者用捷克语写的一首诗，诗中表达了对施暴者深切的愤怒、诗人内心对侮辱和死亡的反抗，以及确信清算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的感情。这肯定是许多受害者共同的感情：

埋葬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的行列日益壮大，

你们的田地满是我们这样的种子，

总有一天你们的土地会爆裂开来。

那时我们将排着可怕的队伍破土而出，

我们是由骷髅骨架组成的队伍，

我们将对所有人怒吼：

我们这些死去的人要控诉！

人间地狱的众多意义

那位不知名的捷克诗人和无数其他人都看不出，肆意屠杀这么多无辜受害者究竟有何意义。许多犹太人发问：在他们遭受无尽的苦难和死亡的时候，上帝在哪里？若是有上帝，他为什么准许发生如此可怖的事情？欧洲许多地方的基督徒遭受了无法想象的痛苦，他们也经常提出同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人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剩下的似乎也只有信仰了。至于几十万名受害的辛提人和罗姆人是能从宗教信仰中得到安慰，还是只能因自己遭到的迫害和杀戮而感到绝望和迷惑，我们无从得知。他们中间没有诗人，多数人是文盲，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记录他们苦难的只字片纸——无数人的生命就这样被残忍地消灭，除了记忆和口头传说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对德国领导人和负责执行种族政策的众多军、警、政务部门人员来说，大规模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是战争固有的一部分。他们的几百万名受害者却对自己身受苦难的成因深感茫然。有些人经受了如此巨大的苦难后，产生了对人性最彻底的悲观，这是非常自然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除了虚无主义还有别的。即使在奥斯威辛，也有人高歌贝多芬的《欢乐颂》。即使在那个人间地狱中，人性依然存在，音乐仍旧能唤起精神的升华（如果宗教本身做不到的话）。

各人从自己的角度理解战争的意义或战争的无意义。对在“二战”中生活过、战斗过或死去了的几百万人来说，有可能谈论战争的“意义”吗？席卷他们生活的疾风暴雨般的各种事件永远地改变了他们，改变的过程往往充满了非人的痛苦。他们对那些事件怎么看？显然，每个人在大战中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对不同的人，战争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或往往毫无意义。人们不同的处境决定了他们经历的不同，而不同的经历有时会使他们对战争的意义产生不同的理解。经历不仅限于个人经历，很大部分是共同的经历，有些经历由国籍所决定，也有些超越了国籍，不过决定战时经历的根本性因素经常是国籍，人们对自己的经历也是从国家或民族的视角来看的。

数百万人参加了陆上、海上或空中的战斗，战斗的情况千差万别。他们中间有些是占领军，还有些是民族抵抗运动的地下游击队。大批妇女参军入伍，其中几十万人为军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后勤服务，或者在抵抗运动中担负重任，或者作为红军或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成员亲上前线。陷在战争中的平民每天都为在远方作战亲人的安危而牵肠挂肚。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平民还要适应敌人占领下的生活，承受物质上的沉重损失，经常因空袭而担惊受怕，有时还被强迫驱离自己的家园。被敌人占领在多个方面塑造了大战期间的经历。东欧发生的那种变态的人性沦丧在西欧并未出现。然而，尽管西欧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长达数年的占领仍旧在人们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所有地方，生活都比战前更加艰难。对几百万人来说，战争意味着求生存。对各国作战部队的无数军人来说，这肯定是最首要的意义。

作战部队

在形势危殆之际，步兵、水兵和航空兵通常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活下去。激战中没有思考的时间。枪炮齐发的时候，士兵最主要的感情是恐惧和忧虑。对家中亲人的思念、保护他们的决心和活着回到家人身旁的念头是士兵重要的作战动力。另一个常有的动力是为受到敌人伤害的亲人报仇。除了为保命而战之外，对战友的忠诚也是一个重要的作战动机。东部战线上死伤惨重，整支部队的兵员不止一次损失殆尽，又重新组建。在那样的情况下，“群体忠诚”不可能和“一战”时从英国工业城镇开往前线的“好友营”的那种忠诚完全一样。尽管如此，能否保住性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边战友的行动。因此，战士们的自身利益决定，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同时也是为战友的生存而战。另一个因素是害怕不努力作战可能为自己带来的后果。苏军和德军士兵尤其明白，如果拒绝作战或开小差，就会受到长官毫不留情的惩罚。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的官兵，即使是不善思考的人，在家信或日记中也常会流露出他们对作战（除保命以外）的意义的看法。训练、教养、背景和自幼培养的共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给短期的个人理由加上了一层潜意识的色彩。

德意志国防军于1941年6月越过边界长驱直入苏联的时候，大多数士兵无疑都坚信自己是在参加一场圣战，是在保卫德国、抵御布尔什维克的可怕威胁。这个信念似乎为他们对红军和苏联老百姓那种令人发指的野蛮和残酷以及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提供了理由。一个教养良好的德军士兵踏上苏联的土地后写信给国内的朋友说：“这是欧洲的尽头。”他认为，德国人去苏联是为了保护文明的基督教西方世界不致遭受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代表的可憎的、不信上帝的暴行。这名士兵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反犹，但是他接受了关于“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纳粹宣传，对行军经过的一些村庄中的犹太人，他的厌恶溢于言表。一个原来是店主、战时成为预备警察的德国人在1941年8月写信给妻子，说到150名犹太男女老少被枪杀的事。他写道：“犹太人正在被彻底消灭。别去多想，事情只能这样。”执行大规模处决的时候，许多士兵无动于衷地在一旁观看，有些人还拍照留念。一个士兵告诉妻子：“我们看完了就回去接着做事，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接着他马上为自己这种态度辩解说：“游击队是我们的敌人，是恶棍，必须消灭。”当数百个村庄只是因为参加了或被指控参加了游击队的活动就被付之一炬，村民惨遭屠杀或被活活烧死的时候（仅在白俄罗斯一地就有600个村庄遭此厄运），就是这种态度抚慰了施暴者的良知。他们开始时可能感到良心不安，但很快就适应了这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当然，也有少数人并未丧失人性。一些英勇的军官组成了德国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在1943年和1944年曾数次企图暗杀希特勒。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德国在东方对犹太人和其他人犯下的滔天暴行。他们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运气不佳。但是，亨宁·冯·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ckow）将军和克劳斯·申克·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上校代表了许多德国人，他们对希特勒的德国犯下的人性沦丧的兽行深恶痛绝。

一些普通士兵也从一开始就对眼中所见感到不安。有些人出于宗教信仰，从内心反感野蛮残暴的行为，他们甚至偶尔会帮助犹太人。一个名叫维尔姆·霍森费尔德（Wilm Hosenfeld）的低级军官曾经是纳粹党员、冲锋队员，对希特勒崇敬爱戴，对德国的战争大业坚信不疑。但是，他驻扎在华沙的所见所闻使他惊骇莫名，产生了厌恶与痛恨。于是，他在坚定的天主教信仰的激励下，主动尽力帮助犹太人。在受他帮助得救的犹太人中，有犹太裔波兰音乐家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Władisław Szpilman），这个故事后来因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导演的电影《钢琴家》（The Pianist ）而家喻户晓。霍森费尔德在1942年7月给妻子的家信中写到几千名犹太人被杀害，他问道：“是不是魔鬼披上了人的外衣？”接着自己回答说：“我对此坚信不疑。”他称这种暴行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说它造成了“如此可怕的深入骨髓的负罪感，使你羞耻得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去”。

据统计大约有100人做出了这种高尚的行为。可能还有别的人，只是不为后人所知，但无论如何，与德意志国防军1,800万名官兵的数字相比，这样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

德军官兵大多被官方的战争宣传洗了脑。所有迹象都表明，坚定的纳粹分子、希特勒的爱将陆军元帅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毫不掩饰的观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了军队的基层。1941年10月10日，赖歇瑙在一份总命令中讲明了德军士兵在东线的责任：

对犹太—布尔什维克制度作战的主要目的是完全消灭其力量，根除欧洲文化圈内亚细亚的影响。所以，部队必须担负起常规的纯军事任务以外的责任。东部战区的士兵不单要遵循战争规则作战，而且要支持无情的种族（völkisch）意识形态，为德意志民族及相关族裔遭受的一切兽行复仇。为此，士兵们必须充分理解严惩犹太劣等人的必要性。

德军官兵相信自己是在为一个未来的乌托邦而战，尽管那只是个朦胧的理想；在未来的“新秩序”中，德意志种族的优越和对被打垮的敌人的统治将保证他们的家人和后代永享和平与繁荣。到了1944—1945年，这种朦胧的希望早已烟消云散，但战争仍然有其意义。德军顽抗到最后一刻主要是出于另一个意识形态信念，那就是“保卫帝国”。这四个字不仅涉及捍卫抽象的政治或地理实体，而且涵盖了对家人、家园、财产和文化之根的保卫。德军官兵非常明白己方犯下的罪行，特别是在东线作战时的累累恶行，所以他们继续作战的意义是不惜一切代价顶住红军的进攻，因为红军若是取胜，必然会进行报复，彻底摧毁他们珍视的一切。战争在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加之纪律、训练以及出色的领导，共同维持了德军坚持到最后、令人惊讶的高昂士气。

对德国的盟国来说，战争的意义远没有那么明朗，维持士气也远不那么容易。1941年，加入德军对苏侵略的有69万名外国兵，主要是罗马尼亚人。在以惨败告终的斯大林格勒攻势中，罗马尼亚、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军队都投入了战斗。苏联在反攻中俘虏了近30万名非德国的轴心国部队官兵。希特勒对那些部队如此缺乏战斗精神既怒且鄙。的确，其他轴心国军队的斗志与德军相差甚远，原因可以理解。德国的盟国尽管也都仇恨苏联，但那种仇恨不足以激励它们的军队像德军一样全力投入战斗。德国那些盟国军队中的将士没有对某个未来社会或制度的憧憬，也不认为值得为之而战甚至献出生命。临阵脱逃司空见惯，士气低落十分普遍，指挥领导软弱无力。罗马尼亚军队装备低劣，兵员不足，军官把士兵看得猪狗不如。难怪许多士兵要强逼着才肯上战场。一名和他们打过仗、亲眼看到他们是多么不堪一击的前红军士兵问到了点子上：“罗马尼亚人没有一个真正的目标——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作战？”在顿河作战的意大利士兵也经常纳闷自己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打仗。他们远离家乡，条件艰苦，陷入了一场对他们毫无意义的战争。这样的部队没有斗志一点儿也不奇怪。一名苏联翻译问一个意大利中士，他所属的营为何一枪未发就投降了，那名中士回答说：“我们没有还击，因为我们觉得那是错误的。”

大多数意大利士兵不想打仗。他们日益感到，墨索里尼把他们拖进了只有可憎的德国人能够从中得益的战争。对他们来说，战争没有清楚、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因此他们缺乏作战的动力。他们不肯继续打这场毫无胜算的战争，而是宁愿投降保命，这是非常合理的选择。但是，意大利1943年9月宣布退出大战后，它的南北两部分别遭到盟军和德军的占领。在这个时候，意大利人显示出，他们为了直接影响到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家园的意识形态问题，可以不屈不挠地顽强作战，无论是对占领者，还是对本国的敌人。这个意识形态问题是：战后的意大利将会变为什么样的国家？是回归法西斯主义，还是建立社会主义？

苏联红军是一支庞大的多民族军队，对红军士兵来说，战争的意义完全不同。大多数士兵没有受过教育，生活条件原始落后。红军步兵的3/4是农民，有些来自边远农村的孩子参军前连电灯都没见过。他们大多数人不可能深入思考自己参加的这场战争的意义。许多人打仗肯定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打仗，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不打仗是死路一条。但是，只靠恐惧不可能维持如此惊人的战斗力和士气，使红军从1941年崩溃的边缘力转乾坤，取得4年后的完胜。

事实上，1941年夏天，随着德军连战连捷、势如破竹，红军的士气近乎瓦解。很多士兵开了小差，被抓回来的都难逃被枪毙的下场。但是，不停的宣传加上关于德国人残酷屠杀占领区老百姓的各种消息，以及红军奋勇力战、终于拒敌于莫斯科城门之外的英雄事迹终于使士气不再下跌。苏联战士和德军士兵一样，认为战争是有意义的，尽管他们说不清意义到底为何。意识形态在他们作战动机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一定与官方的一致，不过官方意识形态也开始把重点转向了爱国主义。1942年11月，红军发动了以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告终的顿河大反攻，斯大林在大反攻开始的那天清晨对红军将士的讲话就采用了爱国主义的基调：“亲爱的将军们、士兵们，我的兄弟们，今天你们要发动进攻，你们的行动将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决定它是继续巍然屹立还是灰飞烟灭。”一名目击者回忆他那天的情绪时说：“那些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差点流出了眼泪……我感到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但爱国主义并非全部，而是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相辅相成的。红军部队受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育。对于在莫斯科城外、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浴血奋战的红军士兵来说，这是他们接受过的唯一教育。他们自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了对未来更新、更美好、属于全体人民的社会的向往。一个红军老兵承认自己曾梦见过“父亲般的”斯大林，他把斯大林的声音比作“上帝的声音”。他说，不管斯大林进行了何种镇压，“斯大林代表了未来，我们都是这样相信的”。现在，这个建立未来共产主义祖国的理想到了生死关头。共产主义的理想仍然可以实现，但首先必须消灭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他们正在像鬣狗一样蹂躏苏联的土地、杀害苏联的公民、夷平苏联的城镇乡村。这个思想极为有力。当战局扭转，红军开始向第三帝国的边界挺进的时候，复仇之心更加大了它的力量。红军战士们坚信，他们打的是防御之战、正义之战，是不惜一切伤亡必须打赢的战争。这是强有力的作战动机。战争对他们有真正的意义。

对西欧盟军的作战部队来说，战争无法归结为单一的意义。大战打响后，英国、法国和波兰结成的同盟很快因英联邦自治领的加入而得到了扩大。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供应了大批部队，仅印度一国就派了250万人，主要部署于对日作战。法国的北非殖民地则为1942年法国重建军力提供了兵员基础。捷克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和挪威人等许多其他欧洲人自大战伊始就和英国人一道，与波兰人和法国人并肩作战。美国和许多别的国家后来也在同盟国一边加入了大战。1942年，反对轴心国的联盟共有26个成员国，自称为“联合国”。各成员国军队的情况千差万别，有在欧洲作战的，日本参战后也有在远东作战的，还有在海上和空中作战的。境况如此不同的男女官兵对战争意义的理解必然有所不同。盟军的战士也并不比别人更能说清楚自己在为何而战。家信的内容通常只涉及军旅生活比较日常的方面，自己经历的那些最难忍的磨难、疼痛、恐惧和痛苦大多隐而不报，以免亲人牵挂。战友情谊至为重要，想与家人团聚的渴望极其普遍，但归根结底，生存是第一位的。然而，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明说，但是文化价值观和潜意识中的信念起到了维持士气的作用，使战士们感到这个仗值得打。

对流亡的波兰人和总部设在英国的“自由法国”[4]成员以及加入了盟军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来说，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显而易见：把祖国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戴高乐将军并不能代表多数法国公民。战争对国内和国外的法国人并非只有一种意义。对流亡的波兰人来说，战争也有不止一种意义。他们的事业不仅是打破德国的桎梏，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日益发展为努力确保战后的波兰不致才出虎口，又落入苏联的统治之下。

在法国土地上作战的波兰人有3/4战死或被俘，但在波兰军队总指挥官、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ładysław Sikorski）将军的领导下，约1.9万名波兰官兵和飞行员于1940年从法国撤到了英国。后来，波兰飞行员在“不列颠之战”[5]中做出了超比例的贡献。比较鲜为人知的是，波兰密码员和他们的英法同行共同努力，在破译恩尼格玛密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破译过前一版的恩尼格玛密码），使盟军得以破解德军的电报，这是盟军最终赢得大西洋上战斗的一个关键因素。

斯大林从劳改营中释放了数万名波兰囚犯，恢复了苏联和波兰的外交关系，自1942年起，4万名波兰军人在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 Anders）将军指挥下先是在北非和英军并肩作战，后又在意大利参加盟军的作战。安德斯本人曾被苏军俘虏，在监狱中受尽折磨。不出意料，他获释后一直激烈反苏。1943年4月在卡廷发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万人坑是最明显的证据，使流亡在外的波兰人牢记，苏联占领和德国占领一样暴虐恐怖。1944年8月，华沙起义被德军镇压，建立独立波兰的希望就此破灭。次年2月，英国和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重划波兰边界，将其划归战后的苏联势力范围，使波兰人感到受到了彻底的背叛。流亡在外的波兰人和波兰国内人口的大多数都不支持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二战”以一场民族灾难开始，又以另一场民族灾难结束。

1940年以前，夏尔·戴高乐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法军中级军官。德国入侵比利时期间，他被擢升为将军，很快又担任负责国防的副国务秘书。1940年夏，他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成为流亡在外的“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但“自由法国”的力量非常弱小，仅有大约2,000人，140名军官。戴高乐从伦敦向法国人民发表了一系列广播讲话，篇篇掷地有声。他宣称“自由法国”代表真正的法国。他对德国人和维希政权（1940年法国投降后在未被德国占领的地区建立的政府）表现出了不屈的姿态，拒绝承认维希政府的合法性。但是，在大战的前半期，他得到的响应寥寥无几。许多法国人受维希政府宣传的影响，把他视为叛徒。

1940年7月3日，丘吉尔下令击沉停泊在阿尔及利亚凯比尔港（Mers el-Kébir）内的法国舰队（以免其落入德国人手中），造成1,297名法国水兵丧生，这自然无助于赢得法国及其殖民地人民对盟军的支持。驻扎在殖民地的法军人数远超在本土的人数，他们和殖民地当局一样，起初是忠于维希政府的，甚至于1940年9月击退了“自由法国”部队在达喀尔（Dakar）的一次登陆行动。随着战局向着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维希政权日益失去民心，法国殖民地才逐渐转向支持“自由法国”。戴高乐与丘吉尔及罗斯福关系紧张，“自由法国”领导层内部也出现龃龉不和，这些都妨碍着反对维希政权的各路力量的整合，这种情况持续到1942年11月盟军登陆北非后很久。即使那时，“自由法国”的武装也只有5万人，相比之下，至少名义上忠于维希政权的部队有23万人。1943年夏，戴高乐把总部迁至阿尔及尔，他对法国国内日益壮大的抵抗运动的支持提高了他的威望，这才被一致承认为候任政府的首脑。他现在成了维希政权的竞争者，自身的力量加强，获得的支持不断增多，而维希政权自从1942年11月德国进驻了原来法国未被占领的地区后，就越发沦为日益招人憎恨的德国统治者的傀儡。

英国军队与欧洲盟友相比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他们作战不是为了把自己的国家从外国占领之下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以及战争对他们的意义更加抽象、模糊。他们绝大多数都支持由丘吉尔在大战期间领导国家，但是，除了军官团所代表的精英以外，没有多少人同意丘吉尔对战争意义的理解，那就是，除了捍卫自由民主之外，还要维护大英帝国的伟大。事实上，许多与英国人并肩作战的殖民地士兵所抱的希望恰好相反。他们希望自己的祖国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就连英国本土的部队在几千公里外的远东和野蛮无情的日军作战时，都不认为自己是在捍卫大英帝国。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暗无天日的丛林里以及日军的进攻中保住性命，若不幸被俘，更要忍受无法言状的残酷虐待，争取大难不死。官兵在家信中除了自己的生存外，很少提及战争的意义。一个例外是一位英国军官，他在北非阵亡前写给父母的信中表达了尽管模糊却肯定相当普遍的理想。他表示，为了实现他所谓“所有‘中层民众’对更加美好的未来、对更适合自己的子孙后代居住的世界那发自内心的渴望”，他愿意献出生命。

这种认为战争的意义在于为更美好的未来做准备的观点在英军中相当普遍，虽然很少得到明言。它在英国国内引起重视是在1942年11月。当时，自由党人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6]的报告[7]出台，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为英国全体国民提供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福利。在海外作战的英军对《贝弗里奇报告》议论纷纷，这本身就表示战士们把战争视为通往新社会之路。英军官兵普遍认为，战争不仅是为了打败并消灭纳粹主义的祸害，尽管这显然是首要目的，但大局底定后还要与国内的旧世界决裂。这使英军有了目标，帮助维持了士气。这个理想表现在1945年的选举中，当时对德战争已经胜利，但对日激战仍然未休，然而，几百万名官兵却用选票拒绝了战争英雄丘吉尔。他们认为，丘吉尔代表的是重视特权、财富和地位的旧有的阶级秩序，但现在是建立更公平的社会的时候了。抗拒希特勒德国的斗争，加上乌托邦式的憧憬，为英国的战争事业赋予了意义。

然而，对有些起初怀着满腔希望参军打仗的人，战争却带来了幻灭，无论是对政治，对更美好的未来，还是对人类本身。威廉·伍德拉夫在经济萧条期间从兰开夏郡的一个工人家庭来到牛津大学念书，他原来是反战的社会主义者，后来转而相信，必须抗击纳粹主义，方能实现更好的社会。然而，他复员归来时，内心却发生了巨变，起初的乐观主义在战场上烟消云散。他后来写道：“大战前我曾奢谈建设新文明……最后我终于明白文明是多么脆弱……别人的死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阴影久久不能消退。”许多复员军人无疑也有同感。

后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前线和后方的差别比以往任何一场战争都小。两者经常没有分别，前线和后方差不多合而为一。在东欧的一些地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军队的拉锯战和广泛的游击队活动基本上抹去了前方和后方在含义上的任何不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这个分别较为明显。无论如何，所有交战国的人民都经历过不同形式的人间地狱，主要是德国占领者铁蹄的蹂躏。

大战中大致能保全的只有六个中立国，即瑞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和爱尔兰（1937年前一直称为爱尔兰自由邦），再加上列支敦士登、安道尔和梵蒂冈这三个微型城邦。但是，即使这些国家也难免受到战争的影响。它们的国民因为经济活动被打乱或直接遭到封锁而陷入贫困之中，甚至由于盟军把空袭目标弄错而偶尔遭到轰炸［比如，瑞士城镇沙夫豪森（Schaffhausen）、巴塞尔（Basel）和苏黎世（Zurich）就遭到过空袭］，发生平民伤亡。尽管如此，每一个中立国都避免了最坏的遭遇。它们成为中立国的途径各不相同，意识形态的倾向仅起到了部分作用。宣布中立主要是战略的需要，也有经济上的好处。

瑞士人口的3/4讲德语，德国入侵是它的一大担忧，瑞士四面边界又都直接与轴心国接壤，所以它间接卷入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和同盟国都多次侵犯瑞士领空，双方也都利用瑞士的银行系统。瑞士需要进口食品和燃料，所以必须与德国保持贸易联系。瑞士对德国出口精密仪器，帮助了德国的战争努力。瑞士银行为德国储存了大量黄金，其中大部分是从被占领的国家掠夺而来的，被用来向其他中立国购买重要的原材料以供军需。虽然同盟国全力施压，但是煤炭、钢铁、建材仍然源源不断地从德国通过瑞士运往意大利，大战初期还向意大利运去了武器和军事装备。另一方面，瑞士邻近德国，自然成为难民和逃脱的战俘的投奔之地。瑞士接受了几十万名军人和平民身份的难民，虽然并非总是心甘情愿。然而，它也拒绝了很多其他人，包括1/3以上想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

瑞典的中立和瑞士一样受到了严重损害。英国的封锁沉重打击了瑞典的贸易，造成大战初期瑞典和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德国的贸易激增。从瑞典进口的高品位铁矿石对德国的钢铁生产意义重大。瑞典的滚珠轴承对德国的战争努力也十分重要（对英国的战时经济同样重要，所以对英出口绕过封锁照样进行）。瑞典煤炭奇缺，全靠从德国大量进口。后来瑞典实际上放弃了中立，允许德国的军队和武器装备过境。1941年德国发动对苏攻势之前，把部队经由瑞典运到了芬兰。共有200多万名德军士兵从德国取道瑞典去了挪威。数千辆满载武器装备的货车途经瑞典开往挪威和芬兰。然而，尤其是在大战晚期，瑞典接受了数千名难民（包括逃离丹麦和挪威的犹太人）。瑞典和瑞士一样，也给同盟国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官方都保持中立，但对交战国的态度各不相同。葡萄牙是英国最老牌的盟友，虽然中立，但比较偏向同盟国而不是德国，特别是在战局不可逆转地变得不利于德国之后。具体来说，1943年，葡萄牙勉强同意让盟军使用亚速尔群岛（Azores）的空军基地，使穿越大西洋的同盟国船队得到了更强的保护。相比之下，虽然佛朗哥后来坚称，多亏他的英明领导，西班牙才得以置身于大战之外，其实他非常想加入轴心国一方，只是他的要价太高。他不仅觊觎法国在北非的土地，而且在食品和武器上狮子大开口，德国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佛朗哥没有改变意识形态上对轴心国的亲近。他向德国出口重要的原材料，允许德国潜艇在西班牙加油。西班牙有近两万名志愿军加入了德军的东线作战。但是，后来德国战败大局已定，由于同盟国的封锁，西班牙急需的粮食和其他物品的进口被阻断，引起民怨沸腾，佛朗哥才逐渐改变了调子，使西班牙的中立为同盟国所用。

土耳其宣布中立，根本原因是想尽力避免卷入又一场劳民伤财的战争，因为地中海地区日益扩大的冲突离它太近。大战初期，土耳其从英国那里获得了4,000多万英镑的贷款用以购买武器装备，故而偏向同盟国，尽管它顶住了要它参战的各种压力。土耳其的立场和西班牙的中立一样，间接地帮助了同盟国在地中海和北非的作战。1941年，德国扩张的触角伸到土耳其国境的时候，土耳其和德国缔结了友好条约。这是预备万一德国战胜的自保之举。德国在1943年对土耳其施以高压，以确保它增加供应德国战时经济所需的铬铁矿石，不过土耳其仍然坚持中立。战局逆转、德国现出颓势后，土耳其又顶住同盟国的压力，继续维持了中立的态势。它坚决不肯卷入任何战斗，直到1945年2月23日才象征性地对德宣战。

虽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中间反英情绪高涨，但是爱尔兰的中立实际上倾向于支持同盟国。的确，爱尔兰不允许英国使用它的港口（那些港口到1938年才最终归属爱尔兰），结果大大加长了英美之间的航运距离，但是，英国船只可以在爱尔兰的船坞中维修。盟军可以使用爱尔兰的领空进行海岸巡逻。爱尔兰救起的盟军航空兵可以归队，救起的德军人员却要囚禁。在爱尔兰岛的防御这个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问题上，爱尔兰和英国政府多有合作。另外，无论政府的官方立场如何，许多爱尔兰家庭都与自己在英国的亲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虽然爱尔兰是中立国，但是据统计有4.2万名爱尔兰公民自愿参战（其中数千人作为英军战士牺牲了生命），还有约20万人渡过爱尔兰海去英国为英国的战时经济效力。爱尔兰的中立有一个怪异的尾声：爱尔兰总理、争取独立斗争的元老埃蒙·德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在对罗斯福总统的逝世表示哀悼两周后，又和极少数人一起，在1945年希特勒的死讯传来后，向德国表示了正式哀悼。

在欧洲各交战国中，英国老百姓是最幸运的。可是，伦敦东区的居民，还有一些英国城市［包括考文垂（Coventry）、南安普敦（Southampton）、布里斯托（Bristol）、卡迪夫（Cardiff）、曼彻斯特（Manchester）、利物浦（Liverpool）、设菲尔德（Sheffield）、赫尔（Hull）、格拉斯哥（Glasgow）和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居民一定不这样想，他们在1940年和1941年遭受了德国军机的狂轰滥炸，1944—1945年又受到德国V1和V2导弹的袭击。英国老百姓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粮食紧缺，工作超时，生活困苦，为远在前线打仗的亲人担惊受怕，轰炸区的人甚至无家可归。他们最怕邮递员敲门送来电报，报告丈夫、儿子、父亲、兄弟阵亡或失踪的消息，那种痛失亲人的感觉最难承受。妇女对战时的物资困难感受尤深。她们得在食品严格配给的情况下尽量安排好家里的膳食，丈夫出外打仗，她们要在家里照顾孩子，往往还要兼顾家务和长时间的在外工作。过去没有工作过或只料理过家务的妇女构成了英国从1939年到1943年之间增加的（50万名）劳动力的80%。

英国平民的生活的确相当艰难，但还是远胜于几乎所有其他的欧洲国家。最关键的是，英国没有被占领，它的经济没有遭到德国占领者的无情压榨。老百姓没有被强迫送到德国工厂去做劳工，面对吉凶难卜的未来。英国大城市外的乡村地区没有遭到战争的实际破坏。即使在城市内，虽然炸弹把建筑物毁为一片瓦砾，但是遭轰炸的地区仍然相对有限。数千人因房屋被毁而无家可归，可比起欧洲大陆各地潮水般的难民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粮食配给大大降低了生活标准，但百姓的痛苦远比不上德国占领（加之同盟国的封锁）给希腊造成的饥馑和大战尾声时德国阻断荷兰的粮食供应线导致的饥荒，更不用说列宁格勒的老百姓遭受的可怕的大饥荒。黑市交易猖獗，但比起物资短缺更加严重的其他国家来，情况还不那么糟糕。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英国未被占领意味着人民无须面对屈从于征服者的压力，没有出现（各个层次上的）通敌者和（采用各种方式的）抵抗者这两个势不两立的群体。

大战期间，英国社会的团结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想与希特勒德国媾和的人越来越少，持此想法的大多是上层阶级成员，他们很快缄口不言，或像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和其他著名的法西斯分子一样遭到监禁。与镇压性专制国家的情况不同，英国多数人的声音是自主发表的真实声音。当然，民众的情绪有涨也有落，受战局起伏的影响，也受食品短缺这类物质问题的左右。（不同于后来流传的神话）敌机轰炸打击了士气，虽然没有将其完全摧毁。大战期间（主要是1940—1941年和1944—1945年），空袭造成了约30万人受伤，其中1/5即6万多人被炸死。这个数字当然高得吓人，但远低于预计，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全体人民的士气。日常生活中自然不乏常见的抱怨和不满，劳资争端和罢工甚至有所增加。1944年发生了2,000起停产事件，损失了300多万个生产日。然而，虽然政府不喜欢罢工，但总的来说罢工为时不长，基本上都是为了争取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而不是对战争的抗议。英国平民的士气也许有涨有落，但他们和作战的军人一样，内心感到战争是正义的，非打不可。当然，宣传也加强了民众的战争正义感。宣传之所以能够生效，是因为已经有了一致意见做基础。丘吉尔作为保守的战前政治家受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但他在战时代表了社会的一致意见，民众支持率达到90%以上。他那些强有力的演说也许并未如一般认为的那样，决定性地鼓舞了士气，但是，在关键的时刻（比如1940年5月和6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他的演说确实振奋了人心，加深了人们对于战争在拯救自由和民主这一层面上的意义的认识。衡量丘吉尔的重要性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只需想象一下，如果英国的战时领导人是哈利法克斯勋爵，英国会遭遇怎样的命运。英国与那种后果仅仅是擦身而过。

在德意志国防军鞭长莫及的苏联的广袤内地，战争也凝聚了人心。斯大林政权改变了宣传口径，强调保家卫国，尤其突出俄罗斯民族主义，甚至颁布了一项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达成的协议。这一切有效地激励了人民，使他们为了反抗残酷无情的敌人而愿意忍受任何艰难困苦。战时对平民征兵不可避免地使用了高压强迫手段（虽然劳动营中犯人的人数减少了）。谁的忠诚若是受到怀疑，就会遭到严酷的惩罚。当发现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这些少数族裔中有少数人通敌的时候，斯大林立即毫不犹豫地把整个族群部落驱逐到边远蛮荒的不毛之地去，无数人死在艰难困苦的跋涉当中。尽管如此，苏联老百姓在大战中的众志成城不可能是光靠镇压达成的。

苏联公民经受的苦难之深、困难之大难以言表。1941年德国的入侵使2,500万名苏联人失去了家园。除马铃薯以外的粮食实行了严格配给，配给量极小，几乎所有公民都严重缺粮。列宁格勒有约100万人被活活饿死。在苏联的其他地方，城市居民的粮食配给也仅够勉强维生。无论对黑市买卖的惩罚多么严厉，民众为了活命都只能在黑市上购买农民瞒过国家严格征粮行动私存的余粮。可是，尽管大家几乎总是吃不饱，但他们的斗志没有崩溃。工作日延长了，工作中的任何疏失都会受到严厉惩罚。然而，仍然有包括家庭妇女、学生和退休人员在内的大批新工人自愿投入劳动。妇女尤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加入了劳动大军，到1943年，妇女占了产业工人的57%，集体农庄不少于80%的工人是妇女。

新出台的生产规则有时两三倍于过去的规则。苏联的工业生产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才从1941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但一旦恢复，它就成为最终取得军事胜利的坚实平台。人民对极度的物质匮乏坦然接受，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丈夫、父亲或儿子正在为国家的存亡而战。即使在这个对大规模死亡早已习以为常的社会中，生命的损失也到达了难以接受的程度。几乎每个家庭都在战争中失去过家人。一个对困苦和死亡不那么习惯的社会若是遭到如此惨重的物质和生命损失，也许早就人心涣散、斗志全无了。然而，对苏联人民来说，战败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激励了一种持久的团结和意志，是无论多大的强迫都产生不了的。

各国在德国占领下的遭遇差别很大。称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捷克在1939年3月就落入了德国统治之下，直到大战的尾声，捷克土地上都没有发生过战事。“保护国”对德国在经济上十分重要，德国又非常依赖捷克的工人，因此不得不弃用党卫军“种族专家”喜欢采用的驱逐甚至消灭当地斯拉夫人的严酷手段。起初，德国并未对当地人民实施过于严厉的统治。不过，安全警察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于1941年秋就任帝国保护长官，负责压制开始冒头的骚乱和反抗之后，形势急转直下。镇压加紧了。一些捷克爱国者在英国特别行动组织（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简称SOE）的帮助下乘飞机潜入捷克，于1942年5月27日在布拉格试图暗杀海德里希，使他受了致命的重伤。在那之后，镇压更是变本加厉。6月4日，海德里希身死，引发了占领方猛烈的报复。实施暗杀的刺客为逃脱追捕只好自杀。作为对暗杀行动的报复，1,300名捷克人被处决，其中包括200名妇女。德国人从一个捷克特工身上搜出了利迪策（Lidice）这个村子的名字后，把整个村子夷为平地。希特勒威胁说，再出事情就把大批捷克人送到东方去。自那以后，“保护国”一直相对平静，直到大战尾声，红军兵临布拉格城下时，城中才爆发了起义。

与捷克早早落入德国手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匈牙利，它到1944年3月才被德国占领。那年10月，苏联红军挥师匈牙利，担任国家元首的霍尔蒂海军上将（虽然他在3月后只能对德国奉命唯谨）宣布退出与德国的结盟，要与苏联媾和，于是希特勒立即将他推翻，以另一个傀儡、法西斯主义箭十字党的狂热领导人萨拉希·费伦茨取而代之。萨拉希政权好景不长，到1945年2月即告下台。那时，匈牙利经过布达佩斯数周的激烈巷战后宣布向红军投降。虽然萨拉希政权是短命政权，但它的统治对匈牙利的犹太人来说如同地狱，他们在萨拉希凶狠的箭十字党手中遭受的苦难是德国人加诸他们的折磨的可怕尾声。

在欧洲的一些被占领区，战争不仅没有促进团结，反而造成了当地人民之间的严重分裂。南部欧洲的分裂甚至尖锐到了引发内战的地步，形成内战与抵抗占领者的斗争相互交织的局面。

德国占领南斯拉夫期间的累累暴行、对当地人民的屠杀和大规模报复，加之令人不齿的“乌斯塔沙”成员骇人听闻的所作所为，促成了两个大型游击队运动的兴起：一个是由希望恢复君主制、重建大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军官领导的“切特尼克”（Chetniks），另一个是克罗地亚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然而，这两支游击队不仅攻击德国人、“乌斯塔沙”分子、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黑山和阿尔巴尼亚的分裂分子，而且还互打互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有英国武器弹药相助的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才成为主要的抵抗力量，并为领导战后的新南斯拉夫奠定了基础。南斯拉夫是欧洲唯一一个最终由游击队（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掌控并组成了政府的国家。

德国和意大利占领者对希腊进行明火执仗的抢劫，毁了希腊的货币，掠夺了大量物资，直接导致了希腊的饥荒。那时，希腊近1/3的粮食产自东部马其顿和色雷斯（Thrace），这些地区自德国入侵后就落入保加利亚的控制之下，粮食出口被禁，这对希腊的粮荒更是雪上加霜。对大多数希腊人来说，战争意味着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挣扎。物资极度匮乏，德国又对破坏行为进行无情报复，这些如同在南斯拉夫一样，促成了游击队活动如火如荼的发展，但不同的游击队运动之间又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于1943年7月垮台，紧接着，德国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同盟国以温和得多的方式占领了南部，这个局面类似于大战中的内战。法西斯政权仅仅掩盖了意大利社会中深刻的裂痕。民众从一开始对大战就不支持，后来更是怨声载道、斗志低落。严重的粮食短缺（伴以价格飞涨和黑市猖獗）和盟军的轰炸加深了人民的不满。他们没有因遭到空袭而团结起来支持政府，反而因法西斯当局招致了空袭而对政府怒火满腔。

1943年9月，墨索里尼在德国的扶持下再次登上权位，成为傀儡政权的首脑，政权设在加尔达湖畔（Lake Garda）的萨洛（Salò）。自那以后，社会分裂急剧扩大。许多墨索里尼的追随者是死硬派，是追求法西斯革命最后胜利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他们穷凶极恶，组成了可怕的杀人小队，抓住游击队员一律绞死或枪杀。同时，各个游击队组织既针对德国占领者搞破坏，又经常为算旧账而对法西斯分子实施暗杀，见一个杀一个，每个月都能杀死几百人。在墨索里尼所谓的萨洛共和国存在的那几个月，对德作战和内战混合交织，使那一段时间成为整个“二战”期间意大利北部暴力动乱最严重的时期。据估计，4万名游击队员在战斗中牺牲，1万名反法西斯主义者遭报复身亡，还有约1.2万名法西斯分子或与他们合作的人在“清除”行动中被消灭。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由共产党主导，但也包括持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人，到1945年4月，他们的队伍已经壮大到25万人以上。

然而，他们的情况与南斯拉夫或希腊有一点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打的是民族解放战争，所以能够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他们对撤退的德军发动了大规模反抗，在盟军到来之前就光复了北方的许多城镇。1945年4月的最后几天，他们抓住了墨索里尼，枪毙了他，把他的尸体挂在米兰市中心示众。意大利南部自1943年9月起被盟军占领，没有像北方那样发生内战。但是，1944年6月盟军进入罗马后，在重振多元政治的外衣下，意大利南部社会年深日久的庇护主义迅速死灰复燃。大战结束时，意大利的南北分裂一如大战开始时那样难以弥合。

在欧洲北部和西部，德国占领并未像在南欧那样引发内战。与东欧和南欧相比，对北欧和西欧的占领至少在大战初期相对温和。尽管如此，当地人民仍然不得不面对沦为亡国奴的现实。在每一个占领国中，德国人都得到了现存官僚机构的合作，还有少数人出于政治信念积极为德国人服务。也有少数人投身于危险的抵抗活动。随着形势日益清楚地表明德国占领来日不多，抵抗的力量逐渐壮大。但是，大部分人既不是彻底的通敌者，也不是完全的抵抗者。他们希望祖国得到解放，但既然不知道占领会持续多久，就只能做出某种调整以适应新政权。西北欧各国人民的调整方式不仅决定了战争对他们的意义，而且留下了经久的遗产。占领的特点、被占领国流行的政治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精英和大众的行为）、占领从初期的相对温和向日益严厉的转变、给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困苦，这些都是导致各国对德国统治反应不同的根本性因素。

荷兰、比利时、挪威和丹麦在大战中的经历各有不同，但对它们的占领的发展轨迹非常相似。起初，德国人不希望西欧生事。他们想要的是合作，不是反抗。德国军事征服这些国家，不是为了像在东欧那样，把被征服的人民变成奴隶，特别是因为德国人还有个模糊的构想，想在遥远的将来把低地国家[8]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日耳曼人融入帝国。每个国家都有少数热情欢迎德国占领的法西斯分子或国家社会主义者。挪威傀儡政府首相维德昆·吉斯林（Vidkun Quisling）的名字甚至被西方盟国用作通敌者的通称。这4个国家都有一些狂热分子组成小型队伍加入党卫军的外国军团。约5万名荷兰人、4万名比利时人（既有佛兰德人，也有讲法语的瓦隆人）、6,000丹麦人和4,000挪威人参加了外国军团。由于坚守意识形态的死心塌地的通敌者一般被大多数民众视为叛徒，遭到唾弃，所以，占领者通常觉得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官僚机构和警察心甘情愿的合作倒是有效进行占领的至关重要条件。

1942年后，情况日益明白地显示，占领不会无限期地维持下去。随着德国对粮食、其他物资和劳动力的要求急剧上升，民众多种形式的反抗也大为增加。不过，即使在西欧，占领的压迫性在各处也大不相同。

比如，几乎整个大战期间，德国在丹麦的统治都比在北欧和西欧的其他国家宽松得多。这反映在相对较低的死亡人数上面——占领期间丹麦的平民死亡总数约1,100人。1940年4月德国入侵丹麦后，丹麦几乎立即投降，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继续留在国内，政府照旧施政，不过是上面加设了德国总督。这种合作起初效果不错。当局实行的食品配给比较宽松（尽管丹麦向德国输送了大量食品），从未对老百姓实施过强迫劳动，没有直接对丹麦进行掠夺，丹麦因为被占领而遭受的损失只占每年国民收入的22%，相比之下，挪威是67%，比利时是52%。然而，自1943年8月起，德国对丹麦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当时丹麦爆发了一次反对与占领者合作的起义，政府因此被迫下台。在那以后，占领严厉起来，德国的警察强硬了许多，报复大大增加，当地人民的不合作和赤裸裸的抵抗也更加明显。敌意取代了合作，而这又推动了抵抗运动的壮大，在1944—1945年达到高峰。

虽然被德国占领的西北欧国家开始时普遍比较顺从，但是德国的统治最终还是导致了深切的不满。比如，荷兰实行的严格食品配给早在1940年就导致了食物短缺，城市里尤为严重。这造成价格飞涨、黑市猖獗。此外，宵禁和交通管制又把公共生活限制到几至于无。结果，守法的老百姓为了温饱，不得不干违法的事情。随着德国劳动力短缺日益严重，占领军开始到处抓人，强行送到德国的军工厂去做工，这很快成为引起民众骚动的另一个原因。

在荷兰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加入地下抵抗运动的人寥寥无几。参加抵抗运动九死一生，随时可能遭到背叛和欺骗，给家人带来极大的危险，万一被俘则会受尽酷刑直至惨死。1944年秋天之前，荷兰直接参加抵抗运动的只有大约2.5万人，后来可能又有1万人加入。抵抗运动的人员损耗率很高。荷兰抵抗运动的成员有1/3被捕，近1/4没能活到大战结束。

挪威投身抵抗运动者在全国约300万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稍高一点儿。抵抗战士通常在英国受训。他们破坏德国的航运、燃料供应和工业设施，后来也破坏铁路以阻挠德国运兵。他们与英国的“特别行动组织”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挪威的卑尔根（Bergen）和英国的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s）之间称为“设得兰巴士”的轮渡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部分支持。到大战尾声，挪威抵抗战士的人数达到了4万。任何破坏行为或对占领军成员的攻击都会招致德国人对整个社区的凶恶报复。报复的手段残忍可怕。比如，挪威一个名叫特拉瓦格（Telavåg）的小渔村掩护了杀死两个盖世太保人员的抵抗战士，结果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男性村民全被送往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31人丧身其中）。

在被德国占领的各个国家中，投身抵抗运动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结束占领，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又旗帜鲜明地分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尽管参加抵抗运动有诸多危险，但是大战接近尾声时，抵抗运动还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德国的占领越严酷，反德情绪就越强烈，民族团结和争取解放的愿望也越坚定。德国实施的惩罚措施经常造成老百姓的极大困苦。1944年9月，荷兰抵抗运动为帮助盟军在阿纳姆（Arnhem）的登陆行动而阻断了铁路线，德国封锁了食品供应作为报复，全体荷兰人民只得忍饥挨饿，取暖燃料的奇缺更是给1944—1945年滴水成冰的“饥饿的冬天”雪上加霜。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老百姓靠盟军空投的物资才得以解困。荷兰人一提到大战，就会想到战争最后几个月中的苦难给他们留下的创痛。

虽然德国占领促进了西北欧国家人民的团结，但是这种团结通常不包括犹太人。与东欧相比，西北欧国家的犹太人不多。激烈的反犹主义不一定普遍存在，但即使如此，犹太人也通常被视为“外人”，他们被勒令佩戴“黄星”后，更是明显地有别于其他人。德国统治者下定决心要抓捕并驱逐犹太人，老百姓害怕帮助犹太人可能招致严厉的报复，这意味着社会中身处最大险境的一群人也是最不受保护、最孤立无援的。

然而，民众中的非犹太人并非完全袖手旁观或敌视犹太人。1941年2月，当局首次企图把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抓起来予以驱逐时，甚至引起了一场为时不长的大罢工。不过，那次罢工也许起了反作用，促使荷兰的官僚机构和警察更愿意与占领者合作。他们在合作中有时甚至能够预先揣摩上意，因此，按照比例，荷兰驱逐的犹太人比任何其他西欧国家都多，被纳粹定为“完全的犹太人”的14万人中有10.7万人被驱逐，大部分人都没能活下来。

也有一些人出于基督教的原则和各种其他原因愿意冒险帮助犹太人。约2.5万名荷兰犹太人——包括有一半犹太血缘的人，还有与非犹太人结了婚，因此不致不由分说立遭驱逐的人——在个人或救援网的帮助下逃脱了抓捕，从官方视野中消失，东躲西藏，成为非法的“黑户”，虽然有8,000人被从藏身之处搜了出来。比利时帮助犹太人逃脱占领者魔掌的组织网规模更大，特别是犹太人自己的法外组织。约2.4万名犹太人被从比利时送到奥斯威辛。但是，另外3万人躲了起来，熬过了德国的占领，他们大多是住在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的新移民，是20世纪20年代为逃脱贫困和屠杀从东欧逃过来的，也有30年代逃离德国统治移民过来的。挪威的犹太人社群很小，占一半以上的数百人在别人帮助下逃到了中立的瑞典，留下来的人大多丢了性命。在丹麦，犹太人只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并充分融入了当地社会。1943年，丹麦的非犹太人听到德国占领者马上要动手抓捕犹太人的消息后，赶快告诉犹太邻居，并帮助他们逃跑。结果，原计划要抓起来送去杀害的大多数犹太人都偷偷地渡过松德海峡（Sound）到达了安全的瑞典。的确，犹太人在西欧比在东欧存活的可能性大得多，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由于纳粹无情地推动“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而成为他们的手下冤魂。

被德国征服的西北欧国家中，法国的人口最多。法国人民与北欧国家人民有一些类似的经历，但也有重大的分别。造成分别的一个原因是法国分成了两个区，一个是占全国面积约2/3（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北部加上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地区）的德国占领区，另一个是未被占领的伪自治区，其首都设在位于法国中部的疗养小镇维希（Vichy）。对不同的法国人来说，战争的意义各有不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战事发展的不同阶段、各人所居的地区（不仅有维希政权地区和德占区之分，小至不同的区和地点也有分别）、意识形态的倾向，还有每人的亲身经历。

这一次，没有1914年普安卡雷总统在人民心中唤起的“神圣同盟”的感觉。1940年夏，法国对德投降，北部城镇3/4的民众惊慌地逃往南方，躲避汹汹而来的德国侵略军。国家分裂，民族蒙羞。然而，法国右派虽然因战败而震惊，却也欢迎它带来了实现国家重生的机会。右派内部尽管也存在分歧，但至少在对第三共和国的仇恨上是一致的。

有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信念成了高级法奸，比如，前社会党人马塞尔·德亚（Marcel Déat）当上了劳工部部长，负责招募法国工人去德国做工，还有法西斯党的领导人雅克·多里奥，他后来和4,000名其他法国志愿者一起加入了东线上“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圣战”。最出名的法奸之一是维希政权的副总理皮埃尔·拉瓦尔。他手腕圆滑，做事务实，政治上长袖善舞，公开宣布自己希望德国取胜，“否则布尔什维克主义将遍地开花”。法国民众一般不会这样赤裸裸地与敌人合作，但一般也不会抵抗，至少在占领的头几年没有。大部分人和西欧其他被占领国家的人民一样，只能设法适应占领（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不得不与新的统治者合作，但通常与之保持距离，采取“等着瞧”的态度。随着占领日益严酷，解放之途愈见光明，民众对占领当局的憎恨也越来越强。

和在西北欧的其他地方一样，德国的占领起初相对温和，但随着德国步入困境，占领开始变得严酷起来。德国对法国的经济需索可谓巨大，法国政府收入的55%用来负担占领的费用，工业总产出的40%用来支持德国的作战，农产品的15%上了德国人的餐桌。到1943年，共有60万名法国人被送去德国做工。如在西北欧的其他国家一样，法国城镇的大多数家庭在大战中的经历是不停地想方设法（经常是通过黑市）寻找食物。

在法国的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物资都严重匮乏。但是，两区之间的界线具有真正的意义。在法国南部1/3的地区，政府掌握在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手里。虽然那里的人民遭受了战败的创痛，但是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心理上，非占领区的法国人基本上是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对几百万名法国人来说，维希政权还提供了战争的另一层意义：它是对共和国的拒斥。早在1940年战败之前，共和国在许多人眼中就已经失去了公信力，成为腐败和衰落的代表。他们认为维希政权恢复了“工作、家庭、国家”这些“传统的”法国价值观。法国陷落后在维希成立的专制政权由贝当元帅担任首脑，自称为“法兰西国”。起初，维希政权的民望很高（虽然从成立的第二年开始，它的民望就开始急剧下跌）。约120万名退伍军人蜂拥加入“法国战士军团”（Légion Française des Combattants），那是个法西斯式的吹嘘捧场的组织，组织的成员宣誓效忠于贝当元帅，构成了对贝当狂热个人崇拜的基础。贝当也得到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支持，因为他代表着家长式权威和基督教，是反对无神论、社会主义和世俗化力量的化身。

贝当将军已到耄耋之年，怎么也不能说他是法西斯运动所共有的青春的象征。尽管如此，他的政权仍然有一些法西斯的特点，例如，歌颂被神话了的过去，讴歌乡村和“回归土地”，憧憬组织有序的社会，注重青年，鼓励生育以实现人口的“更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迫害“内部的敌人”。维希政权成立不久后，左倾的市长就都被免职，共济会成员被全部开除出国家机关，工会也遭解散。政权建起了几十座集中营，用于关押外国人、政治犯、社会“不良分子”、罗姆人和犹太人。维希政权把占领区推行的“雅利安化”方案进一步扩大，把数千个犹太人的公司没收后贱价卖给了法国人，还颁布了反犹法规，对犹太人的就业加以限制。自1942年起，维希政权的官僚和警察就卖力地与德国合作，抓捕（约占法国30万名犹太居民的一半的）外国犹太人并将其野蛮驱逐。法国送到波兰灭绝营的犹太人共有75,721名（只有2,567人活了下来），其中5.6万名是外国犹太人。

非犹太人遭受的镇压也日益严厉。1941年秋，几个德国人遭到暗杀。作为报复，50名人质被处决。很快又发生了别的大规模报复性枪杀。盟军1944年6月登陆后，报复行动的次数和规模都急剧增加。在武装党卫军执行的最臭名昭著的一次行动中，利摩日（Limoges）西北方格拉讷河畔的奥拉杜尔村（Oradour-sur-Glane）因为被误以为替抵抗运动藏匿了一批军火而被夷为平地，全村642名村民不是死于枪下，就是葬身火海。1943年在维希政权统治区建立的身穿黑色衬衫的法国准军事警察“Milice”对人民实行恐怖镇压，和盖世太保一样令人畏之如虎。然而，镇压愈厉，反抗愈烈，尤其当人们看到德国统治行将完结的时候。占领结束在望大大促进了人民求解放的空前团结。

虽然抵抗分子一旦被捕，就会遭到严刑拷打，但抵抗者的数量并未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抵抗运动内部又分为（德国入侵苏联后重新兴起的）共产党和（逐渐聚拢在戴高乐领导下的）保守派。尽管大部分法国民众仍然不愿意积极参加抵抗，仍然倾向于“等着瞧”，但是他们对抵抗运动的支持增加了。1943年2月16日，维希政权的总理拉瓦尔签署法令，强行向德国输送劳工，此举犯了众怒，助长了积极的抵抗活动。被征召的劳工大批失踪，许多人逃去山里或偏僻的乡村，被当地人收留，受到保护。1944年6月盟军登陆诺曼底后，解放的曙光乍现，他们当中许多人随即加入了日益壮大的抵抗运动。

战后，抵抗成了法国人心目中大战最主要的象征。这是为了掩盖法国被德国打败后的“黑色年代”那段不太光彩的历史，特别是法国人在（至少开始是）自己控制的非占领区的丑恶表现。在很长的时间内，法国人一直对那段历史讳莫如深，多年后才敢于直面“维希综合征”。

大战对德国人民有着对别国人民没有的特殊意义。自大战打响到1941年12月美国宣布参战，美国记者威廉·夏勒一直住在柏林，亲身经历了大战中的德国。直到焦虑情绪于1941年秋开始增加之前，他对德国老百姓对拿下波兰那场短暂战役的反应不无讽刺的记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只要德国打胜仗，老百姓又不必过于勒紧裤带，这场战争就不会不得人心。”然而，到了1941—1942年的冬天，尽管德国大量掠夺欧洲其他国家的粮食和其他资源，但国内的物资短缺仍然迅速恶化，粮食配给量剧减，老百姓被迫节衣缩食。人民对战争以及把德国带入战争的政权的支持于是一落千丈。

战局急转直下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国内的老百姓开始意识到，这场战争德国很可能会打败，并因此不得不思考战败将意味着什么。政府的宣传极力煽动民众对于战败的恐惧之心，渲染说战败将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如果由帝国的敌人——西方同盟国和可怕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邪恶联盟取得胜利，德国及其人民将遭到亡国灭种的大难。

德国民众都知道，德军在被占领的东方犯下了可怕的罪行，特别是对犹太人，虽然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心照不宣。众多迹象表明，民众虽然不了解详情，但是普遍知道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作为反犹宣传成功的一个佐证，很多人表示害怕万一战败，就会遭到“犹太人的报复”。他们也知道，如果红军进入德国，绝不会对他们心慈手软。尽管战局对德国来说在迅速恶化，但民众仍决心负隅顽抗，这里面对战败后果的恐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大战的最后两年，纳粹对欧洲大部施加的残暴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加诸德国老百姓身上。对德国老百姓来说，大战的最后阶段是他们的人间地狱。盟军的轰炸在几百万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痛苦烙印。戈培尔称其为“恐怖轰炸”，这一次，政府的宣传没有撒谎。盟军的轰炸就是为了给德国人民带来恐怖。狂轰滥炸把德国的城镇夷为瓦砾场，人民绝望无助，确确实实陷入了恐怖之中。盟军对德国城镇的空袭造成40多万人死亡，80万人受伤，而空袭其实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盟军的空袭总计摧毁了180万所房屋，使近500万人无家可归。

德国东部省份遭受的轰炸较少，那里的老百姓面对的是另一种恐怖。随着红军开进德国，人们抛家舍业沦为难民，在冰天雪地里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仓皇西行，拼死逃离落入苏联之手的德国东部。近50万名平民，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死在逃亡的途中。对许多德国妇女来说，战争的最后阶段意味着遭到强暴。据估计，她们中间有20%的人遭到过强奸。与此同时，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间，平均每天有超过1万名德军士兵阵亡。

随着士兵和平民的死亡达到天文数字，战争对于德国人产生了新的意义。他们感到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指责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给国家带来了灾难，怨恨盟军摧毁了他们的国家，少数冥顽不化的反犹主义者甚至再次把矛头指向犹太人，说是他们导致了战争。“我们认为自己受了骗，被引入了歧途，被误导了。”一位曾做过将军的人在战后不久如是说。此话道出了民众的共同心声。创痛弥深的德国老百姓自视为受害者，急于找到替罪羊，经常有意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无数欧洲人在纳粹占领的枷锁下受尽困苦奴役，性命不保，家园被毁，但几百万德国人民还是为希特勒在大战初期的成功欢呼雀跃，为德意志国防军的胜利欣喜若狂。但是，如果说战争造成的道德灾难若干年后才得到充分认识的话，与1918年相比，至少这一次德国的失败是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

持久的意义

对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间地狱的人来说，切身经历的不同让战争在他们心目中有了不同意义。后人则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战争的持久意义，能够比较明确地认识到，“二战”标志着欧洲20世纪历史中一个决定性的节点。

法西斯主义作为主要政治力量的彻底终结是“二战”的一个明显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三个互相竞争的意识形态和力量组合——自由民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剩了前面两个对立的政治制度。法西斯主义在军事上的完败和后来揭露出来的它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使其完全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可信性。法西斯主义只剩下一小撮死心塌地的崇拜者，但他们日渐凋零，在政治上也基本没有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主要的后果是重塑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架构。“一战”结束时，（很快将成为苏联的）俄国被革命搅得天翻地覆，后来又爆发了内战。美国不肯加入国联，转向孤立主义，与欧洲渐行渐远。“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影响力却大为扩张，覆盖整个东欧，甚至远及德国，这基本上是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的。苏联挟战胜之威，朝着超级大国的地位阔步前进。美国凭借自己（在“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强大的军工产业，在大战尚未结束时就已经成了超级大国，战后又确立了对全西欧的统治地位。与1918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要长久地留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帝国分崩离析，代之以危机缠身的民族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产生了一个分为由苏联和美国主导的两大阵营的欧洲，国家利益迅速成为新兴超级大国地缘政治利益的附属品。

东欧人民在六年的战火中受苦最深。东欧国家本来把红军看作拯救它们脱离纳粹恐怖的救星，战后却遭受了数十年的压迫。斯大林不会放弃千百万人流血牺牲后获得的地盘，这一点非常清楚。西方盟国同意按他的意思瓜分欧洲，因为它们别无选择，除非对苏联这个前盟友再动刀兵，但它们在军事上、经济上或心理上都没有那个能力。然而，东欧人民不会因此获得任何慰藉。

战争给西欧带来了新的开端，尽管在1945年的废墟中很难看得出来。在空袭的炸弹降下毁灭之雨的时候，重建欧洲、避免1918年后困扰欧洲的错误重演的计划就已经开始制订了。东欧在苏联统治下建立了封闭的国有计划经济，西欧的重建却使资本主义企业重焕生机。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二战”都把欧洲分成了两半。

在欧洲秩序重组的同时，英、法、德这三个曾经雄霸欧洲的“强国”的实力从根本上受到了削弱。一场“二战”打得英国倾家荡产，它的大国地位严重受损。大战中它的帝国为它提供了支持，但殖民地的人民看到了大英帝国的虚弱，独立的呼声不断高涨。殖民统治的基础原已岌岌可危，如今更是朝不保夕。法国在1940年的战败是对民族自豪感的一记重击，无论如何歌颂抵抗运动的英勇都无法补偿这个打击。法国殖民地也开始寻求独立，不再愿意永远受巴黎统治。

1918年，德国战败但没有被摧毁，长期酝酿的民怨为希特勒后来上台铺平了道路；这次德国则被彻底击垮。雅尔塔会议商定把德国分为四个占领区——英占区、美占区、苏占区，还有后来加上的法占区，结果，德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完全毁掉，国家主权荡然无存。这标志着自俾斯麦时代以来一直使欧洲政治家忧心不已的“德国问题”从此不复存在。德国战败后，第三帝国的主力普鲁士州被取缔，德国军队被解散（因而解除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威胁），为德国侵略提供了经济基础的工业基地被置于同盟国的控制之下。东部省份的大庄园是许多身为军队和国家中坚力量的德国贵族的家乡，现在德国边界西移，那些大庄园被从德国永远分割了出去。德国曾因其文化和学术成就而受到举世景仰，现在却成了道德上的世界弃儿，战胜的同盟国不久后举行战争审判，对德国领导层进行了清算。

文明崩塌的巨大后果多年后才得到充分的认识，才在对“二战”遗产的理解中占据了应有的中心位置。由于德国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欧洲不同族裔人口的居住格局大大改变，尤其是在东欧。具体地说，对犹太人的屠杀抹去了那里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丰富文化。德国人及其盟友实施的“种族清洗”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留下的仇怨历经数十年的共产党统治依然无法磨灭，南斯拉夫就是一例。大战结束后，苏联的强制驱赶以及后来由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进行的野蛮的“清洗”行动也清除了东欧的德裔人口，然而，欧洲文明崩溃最重要的标志是德国纯粹为了种族的原因企图在肉体上灭绝欧洲的犹太人。后来，作为战争中心的种族灭绝计划成了“二战”这场巨大浩劫的决定性特点。

这场浩劫为何会发生？欧洲怎么会堕入人性泯灭的无底深渊？这些道德上的问题使几代人苦思不得其解。大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揭示出，一旦为了非人道的目的而去除或扭曲对行为的一切法律制约，人会犯下多么可怕的滔天罪行。集中营成了“二战”最突出的象征之一，在那个噩梦般的世界里，人命一文不值，生死只在掌权者的一念之间。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欧洲在把自己如此众多的公民推入人间地狱的同时，也差一点儿毁了自己。既然认识到了欧洲此前走的是自杀之路，自然就明白，欧洲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

虽然欧洲战争在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以德国投降而告结束，但是欧洲的军队继续在远东战斗了3个月，日本才无条件投降。日本完败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完结。对此起到最重要加速作用的是8月6日对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3天后，又一颗原子弹把长崎也化为废墟。原子弹的使用是影响欧洲乃至全世界未来的最大因素。美国人为研究生产原子弹，连续4年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并雇用了顶尖的核科学家。所幸，德国人对原子弹的研究远远落在了后面。原子弹的使用一下子完全改变了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基础，也改变了对战争的思维方式。

在未来的战争中，不可能再发生像“一战”的索姆河战役或“二战”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那样的消耗性大规模杀戮。但是，欧洲未来的战争将造成连“二战”都望尘莫及的破坏。原子弹是一种可怕的武器，随着核武器的破坏力日益增大，拥有这种武器的人一按按钮就能毁灭整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极遗产是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永远置于具有空前毁坏力的武器的威胁之下。从那以后，欧洲不得不学会永远生活在原子弹的阴影之下，学会面对核毁灭的威胁。原子弹的蘑菇云是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它是世界发展的转折点。

[1] 盟军，指同盟国的军队。——译者注

[2] 因为缺粮，老百姓只得靠吃萝卜充饥，故此得名。——译者注

[3] 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在《圣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宗教团体。——译者注

[4] 自由法国（Free French）是“二战”期间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反纳粹德国的抵抗组织。——译者注

[5] 不列颠之战是“二战”中德国对英国发起的规模最大的空战，双方的盟友也参加了空战，空战从1940年开始至1941年结束，以德国失败告终。——译者注

[6] 威廉·贝弗里奇，著名经济学家，有福利国家之父之称。——译者注

[7] 指贝弗里奇的名著《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译者注

[8] 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译者注

第九章

暗夜渐变

历史抗拒结束，正如自然不容真空；我们时代的故事是一个长长的句子，每一个句号都是逗号的胚胎。

摘自马克·斯劳卡所著《千钧一发之际：反思与辩驳》（2010年）

整整30年的时间，欧洲似乎铁了心要自我毁灭。那段时期如此悲惨，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断裂，简直难以想象长期的社会经济价值观系统和文化发展潮流能够维持下来。然而，在欧洲黑暗年代的表面下，人民的生活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过程中尽管有痛苦创伤，但一直在持续着。

除了社会和经济变化这些不带个人色彩的长期决定因素，还有主导生活的价值观和信念，在这个领域中，基督教会仍然是决定性力量。尽管如此，许多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并未受教会的影响，甚至与教会的理念截然相反。欧洲的知识精英对于这场他们眼中的文明危机如何反应？除了工作、思索和（有时的）祈祷以外，还有第四个领域，那就是休闲和迅速变化的大众娱乐。经济与社会变化、基督教会的作用、知识分子的反应和“文化产业”这四个领域中的每一个都既表现出连续性，也出现了演变，都给战后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经济与社会：变化之势

从1914年到1945年，欧洲历经惨痛，同时，各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却使它们彼此更加相似。当然，重大的差异依然存在，特别是国家、民族、地区和（经常与其相互交织的）宗教差异。形成差异的最大因素是身份认同感，更甚于社会阶级。除了上层阶级成员和在军中服役的官兵以外，其他民众出国旅行的机会微乎其微，这更加强了国家认同感（以及经常与之伴生的偏见）。“一战”后，欧洲大陆的碎片化[1]极大地加强了（经常主要由极端民族主义驱动的）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经济模式迥然不同（且互不兼容）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在俄国、意大利和德国。这些因素加大而非缩短了各国间的距离。毋庸赘言，两次世界大战各自造成了扭曲和分歧。

然而，一些重要的基本发展模式超越了政治上的差异与分歧（顶多暂时被政治分歧所打断）。工业化的长期影响在欧洲各地虽然程度各异，节奏不同，但都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随之而来的变化越过国界波及整个欧洲。即使是发展程度最低的国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都努力输入、模仿或吸收其他地方已经推广的变革。20世纪上半叶，经济较发达的西北欧与比较贫穷的东南欧之间的差距几乎没有缩小。即使如此，这些地区人口、城市化、工业化、就业模式、社会保障、识字率、社会流动性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趋势大致相同。

人口

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多场内战、政治因素造成的大饥荒、经济萧条和大规模种族清洗，但欧洲人口在20世纪上半叶仍然大量增加（虽然增速不如之前的半个世纪）。1913年，欧洲人口达到近5亿，1950年达到近6亿。当然，人口增长并非平均一致。在有些地方，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影响显而易见。1946年苏联的人口比1941年少了2,600万。德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也清楚地表明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产生的破坏性后果。然而，苏、德两国人口的减少都是暂时性的，尽管女性人口连续多年大大多于男性人口。经济落后也影响了人口发展的模式。比如，随着爱尔兰大批年轻人离家出外（主要是去英国）谋生，爱尔兰的人口出现了减少。

不过总的来说，人口发展的趋势是向上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的直线下降。死亡率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降低，在20世纪上半叶降速加快。生育率也有所下降，却远没有死亡率下降得那么快。1910年，西北欧的人均寿命约55岁，俄国约37岁，土耳其则不到35岁。40年后，欧洲各地的大部分人都能活到65岁或更高龄。20世纪之初，最高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出现在东欧和南欧。到1950年，这两个数字与北欧和西欧的差距大为缩小。就连苏联，死亡率的下降也令人瞩目——从沙皇时期的28‰降到1948年的11‰。

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归功于对公共卫生的重视、住房条件的提高、卫生教育的普及和母亲健康的相应改善（这大大有助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总的来说，20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的国民健康都有了长足的改善，虽然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造成了改善程度的不同。20世纪20年代，住房建筑业（经常在政府资助下）蓬勃发展（此事在第四章有所提及），减轻了脏乱污秽的住房拥挤状况，改善了污水排放、饮水供应和个人卫生。实际收入的增加和膳食的改善（人民消费的肉类对谷物的比例不断提高）也帮助降低了死亡率。对公共卫生重要性的认识从相对发达的西北欧国家传到了欧洲的东部和南部。但是，在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意大利南部和土耳其这些地方，人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进差劲的环境卫生条件、糟糕的个人卫生和医疗设施缺乏等落后之处，死亡率仍然高得出奇。

医疗知识的增加和医护水平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因罹患传染病而早死的概率，这也是死亡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医学进步主要不在于外科技术的提高（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整复外科有了一定的进步），而是反映在疗伤技术和治疗肺结核和流感等致命疾病的药品的发展上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爆发的流感疫情造成许多人死亡，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婴儿感染肠道疾病的现象非常普遍，所以新生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但是，后来人们开始普遍使用磺胺类药物控制传染病，预防破伤风和白喉的疫苗和防治疟疾的药物也开始普及。原为预防伤口感染而研制的青霉素到“二战”结束时也得到了普及，虽然只是在西方盟国内。大战之后，接种疫苗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南欧的某些乡村地区，由于国家没有采取多少措施来改善生活条件和公共卫生，因此直到“二战”结束后很久，疟疾仍然是肆虐的瘟神。可是，即使在那些地方，传染病也逐渐得到了控制。比如，意大利的疟疾病例从1922年的23.4万例降到了1945年的5万例以下，到1950年，疟疾几乎完全销声匿迹。

生育率下降成为普遍现象，但欧洲较穷、较不发达的地区并不遵循这样的潮流。俄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生育率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下降，意大利南部和土耳其则更是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土耳其，平均每个母亲生育5个以上孩子。当时，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已经降到每个母亲生育2.5个孩子，一些国家甚至降到每个母亲2个孩子以下（以这样的生育率，若没有移民，就无法维持人口的水平）。这种情况引起了对生育率下降和国家衰退的极大焦虑，尤其是在法国（那里生育率下降开始得较早）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种焦虑也在意大利和德国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生育控制和避孕知识的普及（这本身得益于识字率的提高）在生育率的下降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西欧，婚内生育约占90%（私生子在社会上仍受歧视），结婚率也相当稳定（除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短暂的结婚潮），所以，决定性的因素是，已婚夫妇自愿少生孩子，这个趋势由于很多年轻妇女出外工作挣钱进一步得到加强。欧洲的天主教地区和东南欧贫穷乡村的生育率尽管发展方向与欧洲其他地区一致，但那些地区生育率的下降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西欧爱尔兰的广大农村人口是大潮流中的例外），不过，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有所加快。

战争直接造成或加快了欧洲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变化的一个特点是人口从农村流向工业化地区，从南欧和东欧流向西欧。这本是长期的趋势，但战争的压力使之大大加快。战争和种族清洗造成的人口大量流离是政治动乱的短期结果，但影响深远。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向美国移民经常是欧洲最贫穷地区的人民逃离贫困的一条途径，但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制定了严格的移民配额后，涌向美国的移民从洪水减为小溪。多数想寻找更好的生活或逃离迫害的人只得在欧洲内部另找去处。出于经济原因的移民主要去欣欣向荣的工业区找工作。移民从农村流向城镇是20世纪20年代经济复苏的一个突出特点，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移民减少了，但没有停止。

欧洲各地在田里讨生活的人都开始减少。1910年，欧洲的农业产值占全部产值的55%左右。到1950年，农业的比例降到了40%。从农业向工业转变幅度最大的国家是苏联，该国农业占比的下降占了整个欧洲总数的一半。不过所有其他国家的农业人口也都在减少。工业化的波希米亚吸收了大量来自以农业为主的斯洛伐克的工人。米兰和都灵成为意大利南部移民的目的地。波兰人从国家的南部和东部涌向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西部地区。大批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在德国、法国和荷兰的工厂中找到了长期工作。在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人口增长陷于停滞（但在“二战”期间，人口出现了急剧增长），所以特别需要外国劳工。到1931年，法国的新移民人数达到约330万，占全国人口的8%。

第二次世界大战强力推动了欧洲人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东南到西北的长期转移。德国政府尽管奉行仇外的意识形态，但为了保证劳动力供应，到1939年即已雇用了近50万名外国劳工，其中近一半是农业工人（德国农业存在严重的用人荒），来自波兰、意大利、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荷兰等国，许多是农忙时的季节工。工业也吸收了大批外国工人，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二战”期间，德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日趋急迫，导致外国劳工的数量激增（近1/3是妇女），大部分外劳都受到残酷异常的奴役，1942年后更是如此。到1944年中期，德国劳动力有超过1/4都是外国人，共有7,651,970人（其中1,930,087人是战俘）。

德国占领了欧洲大部，可以从占领区抓人来满足自己对劳动力的需求（使用的手段残暴至极）。但是，战争在所有交战国中都导致了对劳动力需求的激增。由于很多男人上了前线，因此劳动力的短缺只能由妇女填补。“一战”时就是这种情况，但持续时间不长，战后男人复员，妇女随即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二战”造成的变化更加持久。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各地都存在着严重的失业，但“二战”打响后，这个问题完全消失了。在新增的劳动力中，原来的家庭主妇和没有工作（或不再做女佣）的妇女占了3/4强。在战前，苏联妇女参加工作就已经相当普遍，到1942年，女性更是占了苏联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当然，20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口最突然、最暴力的转移不是由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发展趋势造成的，尽管战时经济对人口转移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造成人口最剧烈变动的是政治和军事行动。这种情况在东欧最为严重，尽管西班牙内战从1936年到1938年也产生了200万名左右的难民。在欧洲大陆东半部，“一战”期间及战后，领土的丧失、国界的改变和新生国家的民族“调整”造成近800万人流离失所。1915年，100万名亚美尼亚人遭到土耳其驱逐，背井离乡，许多人死在了残酷的迁徙途中。1923年，在战后人口交换过程中，近100万名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被迫离开故土。“一战”刚刚结束，俄国就爆发了内战和革命，民不聊生，据估计，死亡和被迫逃离的人数高达1,000万以上。20世纪30年代期间，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和“大清洗”造成几百万人死亡或流离失所。接着，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大军所向逼得几百万人向东逃难。大战期间，斯大林驱逐了大批被认为构成安全威胁的人，导致进一步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比如，1941年，40万名伏尔加德意志人被强行驱赶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荒野中（后来又大量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并从高加索地区驱逐了总数达100万的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巴尔卡尔人和车臣人）。

1941年底，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开始迅速升级。大战爆发前，纳粹德国已经有几十万名难民（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试图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但那些国家并不愿意接受他们）。那些人中有一半成功地到了国外，主要去了美国和巴勒斯坦。但是，大战爆发后，一切出路都被封死。后来德国推行的灭绝政策使得约550万名犹太人死于非命。“二战”结束后，国界的改变和对人口的驱逐导致了进一步的大规模迁移。比如，新建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1950年时的人口有1/3不是出生在该国领土内的。人口涌入在后来的年月里对联邦德国的战后复苏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关于人口迁徙的干巴巴的统计数字和一切宏观经济数据一样，完全不涉及人的感觉，丝毫不能反映迁徙过程中人所经受的死亡、破坏、痛苦和悲惨。不过，统计数字依然重要，因为它们显示了发生的变化，而那些变化在许多方面改变了20世纪欧洲的特征。还有一些数据反映出人们没有感觉到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标准统计，尽管20世纪上半叶兵荒马乱，但欧洲各地的生活水准实际上还是有了提高，至少对那些没有被战斗、轰炸、劫掠或蓄意谋杀的政策害得家破人亡的人中的大多数来说是这样。除了平均寿命得到延长以外，人均收入增加了25%以上，多数人的购买力有所提高，人均身高增长了4厘米（体现了收入的增加和膳食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识字。当然，这些趋势掩盖了战争和贫困造成的不同人群之间的重大分别，但是总的来说，整个欧洲都出现了这样的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南欧和东欧一些最不发达的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明显表现出了向比较先进的西欧靠拢的迹象。

战争与经济：前车之鉴

两次世界大战都对经济长期发展造成了重创，尽管持续的时间不长。在从1914年到1945年这个灾难性的时期内，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平均增长率都低于“一战”之前和“二战”之后。“一战”的战败国用了约十年的时间才恢复元气。不过，它们毕竟实现了复苏，经济增长尽管比战前慢，但还是持续了下去。据估计，如果1914年大战前的经济增长得以不受妨碍地继续，1923年就能够达到1929年的粮食生产水平，1924年可以达到1929年的工业生产水平，1927年则会达到1929年的原材料生产水平。这些推断指的不仅是欧洲，而是世界的产量，无论对它们做出何种限定，它们都表明，战争只是暂时阻断了增长，并未长期扭转增长的趋势。

1914年之前的经济全球化先是因为战争而减缓、中断，后又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受到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阻碍和搅局。“二战”中，欧洲的经济产出再次回落，大部分生产当然都是以供应军需为目标的。然而这一次，经济很快就实现了反弹。“二战”结束后，经济迅速增长，比“一战”后强劲得多，也更加持久。过去的教训得到了记取。两次大战之间，国际合作几乎不存在；“二战”后，各国却张开臂膀欢迎国际合作，视其为实现复苏的关键助力。为了恢复稳定、管理经济，国家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在经济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以及它的思想、技术与资本的输出，对经济复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战后30年经济空前增长的基础是在欧洲内部，在它最黑暗的年代中奠定的。仅从经济角度来看，战争，即使是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的那种大规模冲突，不单会导致损失，也会产生持久的积极后果。

战争是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有力刺激。不要说独裁政权，就连民主国家也不得不对经济进行强力干预，推动军需生产大规模扩张。战争造成了新的（往往是持久的）需求，比如，“二战”期间，飞机的生产就造成了对铝材需求的激增。因此，国家必须对工厂建筑、固定设备和劳动力培训进行投资。早在“一战”期间，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就促进了对工厂更高效的组织与管理，也推动了更密集的机械化。

在农村劳动力流失的情况下，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帮助增加了土地的产出。比如，“二战”的第一年，英国生产了3,000辆农用拖拉机，各种其他农业机械的生产也增加了。相比之下，德国对坦克、大炮和飞机日益急迫的需求挤掉了生产拖拉机的产能，结果农业生产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强征来的外国劳工和战俘。德国和欧洲大陆上其他在战时没能在耕作方法现代化方面取得进步的地方一样，在战后重建中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生产集约化，因为大战期间出现的农村劳动力不可阻挡的长期衰减是无法扭转的。

两次大战期间，尤其是“二战”期间，技术与科学创新蓬勃发展，影响深远。战争不一定会导致全新的科学发现，然而，即使突破是在和平时期做出的，战时生产的紧迫性也经常对新发现起到大力推动的作用。航空技术在“一战”期间实现了巨大进步，因为人们认为，空中作战在未来的战争中将是决胜因素，而这种进步又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虽然德国率先于1944年批量生产出了Me262喷气式战斗机，但是喷气式飞机的引擎是英国皇家空军工程师弗兰克·惠特尔（Frank Whittle）和德国工程师汉斯·冯·奥哈因（Hans von Ohain）同时发明创造的，这一技术在“二战”后实现了空中旅行的革命。后来，太空探索也是依靠了韦恩赫尔·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其他德国科学家为发射V2导弹而发明的火箭技术。布劳恩是纳粹党员，还是党卫军荣誉军官，但美国人爱惜他的才能。他被送到美国，在新环境中为美国太空计划的发展立了大功。

核裂变发现于“二战”前夕，美国因此制定了生产原子弹的战时计划，但核裂变的发现也为战后和平利用核能开辟了道路。战争期间还有许多其他发明和已有技术的迅速发展，它们都对战后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广播电台、雷达、合成材料、电子计算机等等。这些发明和技术有许多在战前已经初具雏形，即使没有战争，无疑也会发展起来，但发展速度很可能会比较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更接近于“全面战争”，这不仅是对独裁统治下的社会而言的。各国领导人从前一次大战中学到了如何管理战时经济的重要经验和教训。比如，他们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就比“一战”时的领导人做的好得多，“二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从未像“一战”期间在一些交战国中那样脱缰失序。英国大大提高了税收，因而减少了短期借贷的需要，使得政府能够继续以较低的利率获得长期贷款。德国时时刻刻警惕再次堕入恶性通货膨胀，但德国的税收比英国低得多，因为战争的高昂费用基本上都转嫁到了被占领国家的头上。

在国家对民众口粮供应的控制方面，德国和英国也是两个极端。“一战”期间，生活水平剧降，粮食严重短缺，德国百姓的民怨不可阻挡地节节上升。对这个政治教训，纳粹领导人铭记在心。“二战”期间，他们对欧洲各国的粮食和其他资源进行无情掠夺，防止了这种情况的重演。1941—1942年冬天的危机后，德国第一次对粮食配给做了较大的削减，引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但真正的大量削减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才发生。为此，欧洲被德国占领的国家承担了代价。乌克兰和希腊的粮食短缺日益严重，达到了饥荒的程度；荷兰在1944—1945年那个“饥饿的冬天”也差一点儿爆发饥荒。虽然粮食价格由官方控制，粮食也定量供应，但是黑市在各地都非常普遍。英国通过国家补贴和严格的粮食配给来确保粮食价格上涨的速度不致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速。除马铃薯和面包以外，一切主食都有定量，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但粮食定量供应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接受，并帮助维持了社会和谐。事实上，它甚至改善了许多人的健康，虽然膳食十分单调。

在请工商界重要人士参与制定政策方面，“二战”期间更甚于“一战”。企业家不仅要保证战时生产，而且要操心战后世界的规划。德国的纳粹政权对经济（如同对一切其他事务一样）实行严格控制，盟国的空袭又把德国炸得满目疮痍，但即使在德国，工业家一方面与政府密切合作，另一方面也在秘密计划战后重建。他们千方百计地避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被垂死的纳粹政权拉入徒劳的自我毁灭，于是和帝国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一起，设法阻挡对希特勒于1945年3月发布的“焦土”命令的执行，尽量不对工业设施进行无意义的破坏。事实上，德国工业的毁坏程度远不如战争造成的一般性破坏那么严重，企业家因此得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紧密参与推行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其他的主要经济体也是一样。战争动员释放出巨大的经济产能，虽然在战争中经常遭到严重破坏，却没有被摧毁。实现和平后，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不再用于生产军备，可以投入重建。战争的废墟下埋藏着重建的潜力。

经济复苏和战时经济动员一样，需要国家的干预。战争给欧洲带来的物质破坏如此巨大，国家不可能不插手经济管理。两次大战之间盛行的经济民族主义使人不再相信经济能靠市场力量自行恢复。法国和英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只有国家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执行大规模基建项目，重建经济。美国领导人虽然倾向于自由市场，此时却很难对这种意见提出反驳。严格的国家控制在苏联更是由来已久。国家需要组织执行大规模的住房建筑计划。由于粮食短缺，国家也需要继续掌管对粮食的控制和分配。英国的粮食配给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所以，在“二战”刚结束的那些年里，欧洲经济受国家开支水平的影响和被国家控制的程度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时无法想象的。然而，在美国的影响下，西欧最终没有采纳英国和法国那种大规模国家控制的模式（虽然东欧在苏联影响下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经历了12年纳粹主义的高度国家控制之后，人们热切希望去除加诸自由市场的各种制约，大力削减官僚冗规，废除产业垄断。在多数国家中，国家虽然起初进行了大力干预和指导，但不久就逐渐退出，不过到那时，经济复苏已经如火如荼。

全面战争产生的社会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民众都非常期待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改善民生，这也是促使国家干预的一个因素。当然，“一战”期间民众也有同样的期待，但后来大多落空，民众大失所望。然而，一个关键的领域出现了显著的进步。早在1914年以前，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和英国，已经引进了有限的社会保障措施。两次大战之间，在工人政党的压力下，欧洲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都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障。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一致，在福利和覆盖面上差别很大。但是，提供社会保障成了普遍的潮流。“二战”后，建设完全的福利国家成为必行之事。人民对此寄予厚望，国家没有选择，只得努力满足。从自由派到保守派，各种倾向的政治家和劳工运动领袖一道力推建立更广泛的福利网，虽然各有不同的目的和打算。即使在法西斯政权的严密控制下，对大众的动员也提高了民众对包括国家福利在内更加美好未来的期望。纳粹主义在德国之所以从者如云，部分是因为它信誓旦旦要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建造新住房，提供全面社会保险，加建娱乐设施，并保证每家拥有一辆小汽车——“人民的汽车”，也就是大众汽车（Volkswagen）。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也对人民做了类似的许诺。

这些许诺大多没来得及兑现，惨烈的大战就爆发了。但是，对国家促进物质繁荣和改善福利的期待并未随着法西斯主义的灭亡而消失，而是转到了战后政府身上。英国人民普遍认为，自己在“全面战争”中做出的牺牲应当得到国家的报答，战时的充分就业应该继续，应该向全民提供社会福利和医疗服务，20世纪30年代的贫穷匮乏绝不能重演。1944年，英国政府承诺执行充分就业计划，因为只有实现充分就业，才有可能成功实施两年前威廉·贝弗里奇在他的报告中建议的那些社会保险措施。战后的英国政府显然会高度重视社会政策。

然而，也不应夸大20世纪上半叶欧洲社会的变化。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就是很好的例子。“一战”前，女权运动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比较强势，尤其是在争取妇女投票权方面（争取妇女投票权的积极分子发动的运动成功地引起了广大公众对此问题的注意）。但是，在欧洲的天主教势力范围内，特别是东欧和南欧，基本没有自由开明的宪政政府，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弱小得多。在讲德语的中欧，女权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产阶层妇女。然而，妇女权利运动进展甚微，因为女权运动基本上被挤压在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男性主导的领域中间（后者将妇女解放的要求视为争取社会与经济变革这一更广泛斗争的分支）。

至少在妇女投票权的问题上，“一战”在许多国家造成了突破。妇女对战争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这导致了社会对妇女投票权态度的变化。大战结束后，许多欧洲国家的妇女都获得了投票权。但是，法国直到1944年才给了妇女投票权，意大利是1946年，同年还有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比利时妇女在1948年获得了投票权。希腊更晚，要等到1952年内战结束后。在中立的瑞士，妇女到1971年才获得了联邦一级选举中的投票权（各个行政区给予妇女投票权的时间不等，最早是1958年）。袖珍国家列支敦士登更是拖到了1984年。

除了获得投票权之外，妇女在家中和工作场所的地位并未改变。男性仍然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在英国，《贝弗里奇报告》规定，丈夫是社会保险的缴费人和受益者，妻子只是依赖丈夫的被赡养人。法国1946年通过的宪法仍强调妇女须履行母亲的职责。在劳动力市场上，妇女也继续受到歧视，已婚妇女尤其如此，因为社会仍然认为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家务和生孩子。各个职业的高等级别基本上都把妇女排除在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就业仍然限于传统观念中妇女的工作，比如护士、福利工作者、小学教师、秘书或店员。

妇女在教育领域也仍然处于严重劣势。不错，从1900年到1940年，欧洲各地都出现了女大学生人数增加的趋势。那段时间内，（仍然很少的）大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其中一部分是女生，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二战”之前，西欧大学生中女生只占不到1/5，女生比例最高的是芬兰，接近1/3，法国、英国和爱尔兰都是1/4以上，但西班牙和希腊只有7%到8%。“二战”期间，许多男青年应征入伍，大学女生的人数随之增加。但这方面的重大变化和妇女总体地位的提高一样，要到几十年后才真正到来。

平民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机会也不如想象的多。当然，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完全打乱了世界经济，两次大战以及它们之间那段时期的政治形势云谲波诡，20世纪30年代又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主阶级财富的重大损失。当然，没收富人的财产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个特点。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尽管地主坚决抵抗，但仍然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两次大战和它们之间的时期造成了资本积累和财富增长长期趋势的巨大中断。尽管如此，大战前夕有钱有势的人在战后一般仍然保住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只有在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是例外。

英国没有遭到过占领，它在制度和社会状况上的连续性比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更明显。社会精英阶层要承担高额税赋，他们的地产常常被军队征用，有时他们为了缴付遗产税而不得不出售大量地产，这些的确造成了他们财富的大幅减少。具体来说，遭受重大损失的通常是土地贵族、乡绅和其他拥有大量私人资本的人。另外，如他们经常无奈叹息的，仆人越来越难找，年轻女性不再到上层阶级成员的府邸里当仆人，去长年累月地做苦工。战前时代的贵族生活方式基本上一去不复返。但是，贵族的地位依旧很高，而且，1946—194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成年人口的1%仍然拥有当地全部资本的一半。

法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投身于抵抗运动而获得了尊敬的新人（也有个别女性）取代了威信扫地的战前第三共和国领导人和维希政权的通敌者。然而，在地方一级，罪大恶极的通敌者被清洗后，其余基本照旧。意大利也是一样。大战甫一结束，怙恶不悛的法西斯分子立即遭到清洗，共产党人也被排挤出了新政府，但除此之外，政治阶层并未发生太大改变。经济方面，战争尘埃落定后，战前控制着意大利商业的家族和南方拥有大规模庄园（latifundia）的家族基本上依然如旧。然而，在工业中，与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由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组成的新阶级的地位开始上升。在倍耐力（Pirelli）[2]和菲亚特（Fiat）[3]这样的大公司中，强大的工会保证了工作场所的新气象。法西斯主义倒台后，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官僚及司法制度发生的变化也不容小觑，尤其是在由左派掌权的许多北方城镇。

在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的密谋中，德国上层人士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然而，上层人士也主持犯下了一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在军队和党卫军的高级将领中，上层人士所占比例超过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许多工商界领导人密切参与了没收财产、无情剥削被占邻国、雇用奴工和借种族灭绝之机大发横财的行动。有些最丧尽天良的行为在战后同盟国举行的审判中受到了惩罚。但是，即使在经过了1945年的惨败后，德国的精英阶层成员仍然令人惊讶地保持了他们的地位，除了那些和东部省份的庄园主一样因战争和占领而失去了土地的人之外。

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政治和经济精英维持住了自己的地位。更深远的变化要等到世纪的下半叶。社会下层的人平步青云进入精英阶层仍然鲜有发生。在主要交战国中，德国算是部分的例外，在那里，加入纳粹党及其众多的附属组织增加了向上爬的机会。法西斯意大利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普遍。更大的变化到后来才发生。就连人们有时说的“炸弹不长眼睛，不分穷富照炸不误”的话也并不准确。在工业城镇中，穷人居住在拥挤不堪的公寓和贫民窟里，非常容易成为狂轰滥炸的目标，而中产人士居住在宜人市郊和大庄园的气派豪宅，躲过空袭的可能性则大得多。

后人称为“贫穷循环”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二战”结束后，复员的士兵一般都重操旧业。他们的社会阶层通常没有改变，生活环境也依然如故。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徙的长期趋势意味着产业工人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通常住在接近市中心的劣质住房中，几乎无望跻身于中产阶级或专业人员的行列。然而，随着服务部门的扩大，从事行政人员或职员这类低级白领工作的机会增多了。这在欧洲是普遍现象，尽管各国的增速不同。社会下层的人受教育的机会仍然微乎其微。乡村人口的下降、村子里年轻人的减少和农业工人的短缺标志着长期的转变，转变由于战时经济而进一步加快。在战火未及的偏远地区，机械化和现代交通不见踪影，农庄上的日常劳作仍是50年前的那一代人所熟悉的。工厂工人的日常生活也基本未变，虽然肯定不如“一战”前那么辛苦，工作时间也有所缩短，但仍然与上一代工人的生活相差不大。

受“二战”破坏最严重的欧洲地区（主要是从德国向东、向南延伸到苏联西部的那片地方）根本没有条件回归战前的正常状态。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兰，战斗最为激烈，种族灭绝的杀戮居全欧之最，德军撤退时又实行“焦土”政策，大肆破坏，使这三个国家的大片地区被化为废墟。德国败局已定，却拒不投降，招致了巨大的破坏。大战结束时，德国人口的2/3流离失所，几百万名士兵成为战俘（向西方盟国投降的约300万人到1948年大多得到了释放，但落入苏联手中的300万名战俘中的最后一个到1955年才获释）。东部省份蜂拥而来的难民造成人口激增，老百姓的住所拥挤不堪（大城市50%的住房被战争摧毁）。民众因国家战败而感到惶恐不安、前途渺茫。然而，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区在战后将由西方盟国，而不是苏联人来占领，他们还是会额手称庆，因为关系重大的不仅是战争造成的大量死亡和经济破坏，还有政权的特点。在战后被一分为二的德国，人民生活的轮廓主要是由占领者的利益所决定的：德国西部由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决定，德国东部由苏联人决定。

苏联人民一方面因取得了胜利而倍感自豪，无疑还因自己终于活了下来而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则要承受几百万亲人死去的锥心疼痛，还要努力在被敌人化为废墟的市镇和村庄的瓦砾上重建生活。战争结束了，但斯大林的统治制度并未改变，它的力量与合法性反而因战争的光荣得到了加强。它依然保留了过去的做法：没收财产，严格规定产量或生产率定额，施行警察国家的专断统治，残酷役使投入重建公路和铁路的劳动的几百万名战俘、“不可靠”分子和士兵。现在，这个制度又强加到了东欧大部分地区的头上。即使在“一战”前，那里的国家也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它们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和破坏，如今又要被封闭起来，无缘从即将给西欧带来新生的经济发展势头中受惠。

经济复苏之前景

“一战”后，欧洲在世界生产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开始明显下降，“二战”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国际经济的长期趋势。“二战”也标志着英国彻底沦为世界经济龙头老大美国的跟班，这一点自“一战”后已经明显可见，“二战”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则将其完全证实。英国为了打仗而债台高筑，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美国，美国则在大战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工业巨人。大战结束时，英国的财政疲弱凋敝，美国的经济却欣欣向荣，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赢家。“二战”期间，美国的工业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工业产出的年增长率是15%（“一战”期间是7%），经济产能据统计增长了50%。到1944年，全世界40%的军备是美国生产的。在英国出口日趋减少的同时，美国的出口不断攀升，1944年的出口比1939年多了2/3。

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它能够通过《租借法案》在资金上大力支持同盟国的作战。《租借法案》是罗斯福总统想出来的主意，1941年春在国会得到通过。美国据此可以向盟国“出借”装备，而无须要求那些捉襟见肘、债台高筑的国家还款。截至大战结束，美国在《租借法案》名义下的出口总额达到320亿美元，其中近140亿美元是对英出口。美国还为苏联雪中送炭，提供了价值90亿美元的物资（包括食品、机械工具、卡车、坦克、飞机、铁轨和机车）。美国是战争的军需官。很快，它将成为和平的司库。

大战尚未结束，战后规划即已开始。对于欧洲在1945年后不会进入苏联阵营的那一半，美国凭借自己超强的经济实力，在其战后经济的建章立制中一言九鼎，虽然其影响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才充分显现出来。盟军登陆诺曼底一个月后的1944年7月，组成联合国的44个同盟国的700多位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的一家酒店开了近一个月的会（代表们住得不太舒服，因为酒店太小，且年久失修）。与会者要为战后的全球经济秩序制定原则，期冀新秩序能够永远克服20世纪30年代导致了经济民族主义、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胜利的那些灾难。英美两国的代表团是会上最重要的角色，但到底谁说了算，众人都心中有数。会议最后一天达成了协议，其中一些关键的基本思想是英国代表团团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他看清了大萧条期间大行其道的正统经济理论的危险，在大战期间就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反周期理论，提倡通过国家干预和赤字开支来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不过，当英国和美国的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代表的美方利益总是会占上风。

布雷顿森林会议（主要在凯恩斯的倡导下）建立了货币自由兑换的新货币秩序，各国的汇率与美元挂钩，以此来取代已经信用破产的金本位制度。（然而，“可兑换性”在第一次大考验中一败涂地。那是在1947年夏天，英国陷入了金融危机，发生了英镑换美元的挤兑，使英国的美元储备几乎告罄。结果，英国不得不暂时取消英镑的可兑换性。）怀特提出的两条提议最终化身为两个重要的战后机构，一个是旨在纠正具体国家预算失误、维持体系内稳定的国际稳定基金［International Stabilization Fund，后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另一个是为战后重建提供必要资金的国际重建与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后来成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尽管开始时提供的资金比起实际需求来只是杯水车薪。与会者也认识到，需要再成立一个机构为自由的全球贸易确立规则。不过，这个想法并未落实。国际贸易关系最终归入了1947年达成、最初由23个国家签署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缩写为GATT）的管辖之内。

无论存在着哪些难以逾越的政治障碍，使布雷顿森林会议无法马上收效，会议的召开都表明，各国决心不让两次大战之间的灾难重演，也表明各国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必须改革，否则不能避免引发了那场灾难的国际贸易与金融的崩溃。显然，美元必须接替软弱的英镑，成为国际金融的轴心。美国人支持商定的贸易自由化，对美元地位的提高也乐见其成。欧洲人也接受这样的安排，视其为战后经济秩序的前提。但是，双方的重点有所不同。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必须以战前无法想象的规模进行国家干预，这不仅是为了经济重建，也是为了遏制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起大落，防止再次出现大规模失业。因此达成的妥协（当然，它不适用于苏联集团）是自由贸易和国家指导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各国都对资本主义做了一定的改革，但变化并不剧烈，也没人对资本主义提出根本性的质疑，除了共产党人，但共产党的力量在迅速萎缩（尽管共产党在冷战形成时期为维持群众基础费尽了力气）。虽然在满目疮痍的1945年难以预料，但是，被德国人称为“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的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的结合将在后来的30年间，给西欧带来空前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这个结合在1945年后能够成功，有一个“一战”后不具备的重要先决条件。1919年，沉重的战争赔款使德国和其他战败国陷入了悲惨的境地，而1945年后，西方盟国没有要求战败国赔偿（德国东部地区另当别论）。1944年，提议在战后把德国打回前工业化时代（因而给纳粹政权提供了大好的宣传口实）的“摩根索计划”（Morgenthau Plan）[4]一度得到认真的考虑。虽然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大力限制德国将来的工业生产水平，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让7,000万德国人民永远生活在贫困之中，使对欧洲复苏至关重要的德国经济一蹶不振，这没有任何好处。冷战开始后，这一点变得越发清楚。

后来的事实证明，把东半部锁住的铁幕对欧洲西半部产生了间接的好处。对东欧人民来说，铁幕是一场巨大的人间悲剧。但是，欧洲那些“一战”后一直为族裔冲突、民族主义暴力和边境争端所困扰的地区被苏联的控制，这对本来就比较富裕的西部地区是有利的。与逐渐成形的苏联集团的成员国不同，西欧国家在废墟上重建经济时能够依靠美国的支持。

从1914年到1945年，欧洲人似乎一心要毁掉自己的经济基础。与之形成惊人对比的是，在那以后的30年间，西方民众享受到了在百废待兴的1945年完全无法想象的持续的空前繁荣。由于持续的繁荣，西欧人民的生活今非昔比。即使在情况完全不同的东欧，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大多数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困难时期。欧洲国家靠自己不可能实现如此巨大的转变。欧洲东西两半的经济重建都高度依赖新兴超级大国美国或苏联的帮助，但它们遵循的道路截然不同。1945年后，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欧洲的两半都开始分道扬镳。

基督教会：挑战与延续

除了艰难谋生之外，老百姓的生活仍然受基督教会道德和价值观的极大影响。20世纪上半叶，位于官方宣扬无神论的苏联西面、民众信奉伊斯兰教的世俗国家土耳其西北面的欧洲依然是基督教的大陆。尤其在农民和中产阶级当中，教会仍然具有巨大的社会和思想影响力。各地的基督教会卷入“一战”后震荡全欧洲的政治风云后，也不吝使用这种影响力。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1882年发出了“上帝死了”的名言。这个讣告来得未免太早。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会的确受到了来自现代社会，特别是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随着人们转而求助于国家、政治运动或其他公共机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教会没用了。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1932年出版的发人深省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The Radetzky March）反映了作者对现代社会的不以为然。小说中的人物乔伊尼基伯爵说：“民族主义是新宗教。人们不再去教堂，而是去参加民族主义的集会。”马克斯·韦伯所谓“世界的祛魅”指的是关于圣礼仪式、得救、赎罪和来世永恒幸福等的神秘主义信仰开始失去吸引力。战争和种族灭绝在欧洲肆虐之时，尼采对相信理性与真理的信念的攻击和对植根于宗教信仰的道德观的否认似乎一语中的。经历过这个时代后，教会不可能毫发无伤。然而，无论是对民众信仰的丧失，还是对基督教主要教派信徒人数的下降，都不应过分夸大，也不应将其发生的时间提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基督教的影响仍然既深且远。基督教会尽管在20世纪上半叶历经坎坷，但令人惊讶地没有伤筋动骨。教会遇到大麻烦是后来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时，基督教一度形势大好。各方都拉上帝为自己撑腰，每个交战国的基督教会都声称上帝支持本国的事业。德国人宣告：“上帝与我们同在。”（Gott mit uns.）法国人宣布为保卫祖国成立“神圣同盟”时说：“上帝在我们一边。”（Dieu est de notre côté.）其他国家也将爱国主义融入了基督教。教士们把战争视为国家的圣战，是文明反对野蛮、善反对恶的“神圣的战争”。确实有一些教士主张和平主义，但是支持本国战争的教士占压倒多数。他们祝福开赴战斗的部队，也给士兵的作战武器祝福。他们为即将发起的进攻的胜利而祈祷。在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淹没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自称爱好和平的教士却咄咄逼人地鼓吹战争，不能不令人诧异。1915年，英国圣公会伦敦主教阿瑟·温宁顿—英格拉姆（Arthur Winnington-Ingram）在庆祝基督降临节的一次布道中向英军士兵呼吁：“好的坏的，小的老的，格杀勿论。”不过，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认为此话是一个蠢得出奇的主教的胡言乱语。至少有一位教会领导人一贯秉持中立，呼吁各国达成公平的和平。1917年，（1914年9月当选的）教皇本笃十五世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号召各方诉诸国际仲裁，撤出被占领土，放弃战争索赔，削减军备。可是，此举招致了一片骂声，说他其实心有偏向，却不肯实说，是伪君子。法国人称他为“德国教皇”，德国人则说他是“法国教皇”。

对神职人员来说，战争带来了基督教重兴的希望，这一点也由被观察者称为“回归圣坛”的现象证实了。英国去教堂的人数有所增加，但那也许仅是暂时现象，因为1916年去教堂的人数反而低于战前（许多男人上了前线也是一个因素）。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接到前线亲人的噩耗，相信据说可以使生者和死者交流的招魂术的人数激增。人感到严重焦虑不安的时候，自然会转向祈祷。战斗打响前，士兵经常会向上帝祈祷；战斗结束后，活下来的士兵也会感谢上帝使自己逃过一劫。宗教和迷信混杂在一起。许多士兵上前线时随身带着宗教的象征物，一个十字架、一串念珠或一本袖珍版《圣经》起了护身符的作用。如果有士兵死亡，战场牧师就会对阵亡战士的战友们说，基督教把死亡视为献给上帝的牺牲。阵亡将士坟墓上树立的临时性木头十字架是对这一点无声的重申。

一定有人会问，经过凡尔登和索姆河等如此惨烈的战役后，怎么可能继续保持宗教信仰？到底有多少士兵在残酷的屠杀中失去了对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不得而知。一位德国牧师在报告中写道：“许多士兵由于看不到祈祷的作用，也由于战争的漫长和残酷，而对上帝的正义与全知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宗教。”然而，尽管战后世界发生了巨变，但大多数复员返乡的士兵和他们留在后方的家人一样，至少在名义上保持了对某个基督教派的忠诚。有些人即使不再去教堂做礼拜，在生死婚嫁的大事上一般仍然要找教堂。人们并未表示出激进或极端的反宗教感情（虽然反教权的情绪十分强烈，特别是在南欧的一些地方）。然而，宗教的纽带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城市，本来就已经很弱，战争也并未使之得到持久的增强。疏离基督教信仰、不再忠于教会的长期趋势仍在继续，这种趋势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更加突出。

新教比天主教的处境还糟。20世纪初，瑞士、波罗的海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荷兰都出现了新教徒人数下降的趋势，虽然新教教会内部仍然充满活力。在英国国教的教会中，复活节时领受圣餐的人数自20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在稳步下降。在德国，1930年领受圣餐的人数比起1920年来减少了11%，同期，受坚信礼[5]的人数下降了45%。

天主教会在留住教众方面更有办法。它从19世纪中期开始重新振兴天主教信仰，从未间断过努力。它成功地扩大了对民众的吸引力，同时又以教义上坚定严格和组织上中央集权的面目呈现于世。教皇是这个面目的化身，是抵制现代世界的威胁，特别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威胁的坚强堡垒。1854年，教皇庇护九世宣布圣母马利亚“始胎无染原罪”（Immaculate Conception）后，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重新兴起，激起了民众的虔诚。据说圣母1858年在比利牛斯山（Pyrenees）的卢尔德（Lourdes）显过灵（“一战”前，每年去该地朝拜的人数就已超过了100万），1879年和1917年又分别在西爱尔兰的诺克（Knock）和葡萄牙的法蒂玛（Fatima）显灵，这更加强了信徒的虔敬之心。天主教会鼓励教众对圣人的崇拜。给法国人民带来无尽痛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两年，教廷就把法国的民族女英雄贞德（Joan of Arc）封为圣徒，虽然天主教会在5个世纪前（根据后来撤销了的捏造的指控）开除了她的教籍，并以异端罪对她执行火刑。法国倡导世俗价值观，反教权主义的力量十分强大，给贞德封圣是为了在法国国内加强天主教的力量。后来教廷又连续册封了几位圣徒。1925年，被称为天主教精神生活典范的法国加尔默罗会的年轻修女，又称“小花”的利雪的德兰（Thérèse of Lisieux）得到封圣。1933年，在卢尔德亲见圣母显灵的贝尔纳黛特·苏比鲁（Bernadette Soubirous）也被封为圣徒。1925年，教皇庇护九世为了抵制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宣布确立圣王基督节，号召天主教徒把基督教的道德置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中心，此举进一步推动了民众敬神的虔诚。

普通天主教徒参加的社会与慈善组织也帮助维系了老百姓和教会之间的纽带。19世纪中期建立的“天主教行动组织”努力动员不担任教职的普通教徒参与教会生活，试图给工人和农民运动输入基督教的价值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布列塔尼（Britanny）的一些地方，神父主办民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报纸，还组织农业合作社，向农民出售肥料。在下奥地利州和西班牙北部的乡村地区，教会积极参与信用银行和其他帮助农民和佃农的活动，这巩固了民众对教会的支持，加强了民众对神职人员的拥护。

天主教会如果能将教众的忠诚融入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或者能代表处于劣势的少数群体的利益，就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在波兰和爱尔兰自由邦这两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新国家中，天主教实际上成了国家身份的象征。20世纪30年代，随着波兰政治和社会紧张不断加剧，教会密切参与保守派推动的民族团结运动，坚持波兰民族主义，强调波兰人不同于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德意志等少数族裔，尤其强调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区别。在多数人信奉新教的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在住房、就业和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备受歧视，他们因这些歧视而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建立了自己专有的亚文化，这种文化反映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憧憬，盼望能够和已经获得独立、领土更大并同样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南部实现统一。

在英国，天主教徒忍受的年深日久的偏见也促成了他们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对天主教会的忠诚，特别是在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后大量移居英国西北部的爱尔兰移民当中。团结紧密的爱尔兰天主教徒面临着占人口多数的新教徒的强烈敌意和严重歧视，就连在体育领域也不能幸免。格拉斯哥流浪者足球俱乐部（Glasgow Rangers）不准天主教徒参加，它的宿敌凯尔特人足球俱乐部（Celtic）则不准新教徒参加。占荷兰人口少数的天主教徒的亚文化为天主教兴旺提供了基础，而在巴斯克地区，人们认为教会在帮助维持着一个处于劣势的语言社群。德国的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对（信徒占德国人口近1/3的）天主教会进行打压，结果造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天主教亚文化的兴起。天主教信仰及机构在德国一直蓬勃兴旺，直到希特勒掌权，给德国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形式繁多的新教教会和比较统一的天主教会都认为，在现代世界中，反对政治左派，特别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对于捍卫基督教至关重要。“现代”的各种形式都是应予抵制的威胁。因此，不言自明，基督教这两大教会在政治上都是右倾的，都支持保守的国家机构及其社会权力，视其为抗击左派的堡垒。于是，两大教会及其教众不可避免地深深卷入了发生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激烈冲突。

这并不一定说明教会反对民主。德国的天主教中央党是1919年建立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20世纪20年代期间一直是德国新生民主的中流砥柱。1919年成立的意大利人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是信仰天主教的农民，在意大利多元的政治制度中代表着天主教徒的政治观点，直到1926年被墨索里尼取缔。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安然稳固，英国国教的教会是体制的一大支柱，常被称为“做祈祷的保守党”。各种不服从英国国教的基督教教派在英国也有一定的支持度，它们通常比较激烈地批评政府，但不批评民主。然而，如果左派构成了重大威胁，那么基督教的两大教会从来都是维护国家权威的。它们眼中左派的威胁越大，它们就越愿意支持对这一威胁的极端反应。

反应最极端的莫过于德国。那里的新教教会（它其实由于教义和地区的不同而四分五裂，但它的各种形式名义上覆盖了德国人口的2/3以上）自马丁·路德的时代以来就与国家权威密切保持一致。1918年的革命、德皇的退位和取代了君主制的新生民主在教会圈子里引起了普遍的沮丧之情。他们认为德国发生了“信仰危机”（Glaubenskrise），希望恢复君主制或建立新的国家权威，好领导德国走出政治、经济乃至道德上的困境。许多新教教士认为，需要一位真正的领袖。用1932年发表的一篇新教的神学文章的话说，这样的领袖应该是“真正的政治家”（而不是魏玛共和国的区区“政客”），“手操战与和的大权，与上帝相通”。根据这样的思维，新教教士普遍认为，1933年希特勒上台标志着国家开始觉醒，这将激发信仰的重兴。新教教会甚至有一个纳粹化的附属组织。“德意志基督徒”组织拒绝接受《圣经·旧约》，说那是犹太人的，并以做“耶稣基督的冲锋队员”而自豪。然而，持有这类极端思想的只是少数教士（虽然这种思想在某些地区有一定的号召力），大多数新教教徒都予以拒绝，他们关于信仰重兴的思想在教义上和组织上都是保守的。

起初，“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似乎有望成功，但它提出的各种要求很快引起了反弹。纳粹党开始想把28个自治的地区教会归总成一个“帝国教会”，但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最终只得放弃。1934年，一些坚决拒绝“德意志基督徒”的“异端”理念、反对靠政治干预强推教会集中化的神职人员在巴门（Barmen）召开会议，公开把教会附属于国家的说法斥为“虚妄的教义”。然而，在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影响下，《巴门宣言》仅限于维护教义的纯洁，并未发表政治上的反对意见。无论如何，宣信教会（the Confessing Church，这是《巴门宣言》支持者的自称）只代表新教牧师中的少数。大部分教士仍旧支持希特勒政权。有些新教神学家甚至为反犹主义、种族理想和纳粹统治提出了教义上的辩解。对于犹太人遭到的虐待、1938年11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后来把犹太人赶到灭绝营去的做法，新教教会从未公开发表过抗议。几乎没有新教教徒反对德国奉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发动征服战争，或企图消灭可憎的苏联布尔什维克政权。

天主教会的政治立场基本上由对社会主义的拒斥和对社会主义最极端的表现——共产主义——的仇视所决定。教皇庇护十一世在1931年发表的通谕《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中，批评了资本主义和国际金融的不公，但也对共产主义发出了毫不含糊的谴责。他下达谕令，说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有悖于天主教会的教诲。提倡建立基于团结而非冲突的社会秩序，号召营造以企业、劳工和政府协同合作为基础的产业关系，这些理念正好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的准法西斯政权所利用，成为建立“社团国家”的理由。所谓的“团结”由国家强加于社会，为产业的利益服务，靠强制得到维持。

意大利的天主教会和墨索里尼勉强讲和，于1929年达成了《拉特兰条约》。1870年意大利实现统一时，取消了所有的教廷辖地，现在意大利同意建立梵蒂冈国，并承认天主教为意大利唯一的国教。作为回报，教会实际上承诺在政治上不作为，至少容忍法西斯党对意大利的统治。教会对法西斯流氓的暴力行为保持缄默，后来又对意大利成功入侵埃塞俄比亚表示欢迎，也没有对意大利的种族法律提出反对。在教会眼中，无论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伍多么令人尴尬，法西斯都比共产主义强上百倍。然而，在涉及教会的事情上，教廷进行了顽强有效的自卫，激烈抵制国家对社会所有领域的“完全控制”。在教会看来，这个政策是成功的。宗教活动出现了一定的复兴，教士的人数、在教堂举行的婚礼数和教会学校学生的数目都有所增加。教皇庇护十一世特别注意保护教育和“天主教行动组织”。他不得不接受国家对该组织活动的限制，但国家也放弃了取缔该组织的企图。

法国的天主教会一直敌视第三共和国。毕竟，是第三共和国助长了反教权主义，推广了现代社会的世俗价值观，特别是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掌控。两次大战之间，教会以它巨大的体量为反动的（有时是极端的）右派提供支持，后来又热烈欢迎贝当的维希政权。在西班牙，教会一贯激烈反对社会主义，这是它在内战中热情支持佛朗哥的原因。早在1916年，西班牙发行最广的宗教期刊就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放肆妄为”和“现代主义蔓延”的警示。那份期刊反复重申，西班牙真正是天主教国家时曾是伟大的国家，宗教走下坡后，国家也陷入衰落。它呼吁发动“圣战”，再次把西班牙打造成完全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会持这种观点，也就不出意料地成为伊比利亚半岛上抗击马克思主义“邪恶”理论的堡垒，为西班牙内战后的佛朗哥统治和葡萄牙的萨拉查政权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主轴。

1933年前，一些德国的天主教主教曾就纳粹运动反基督教的内容提出过警告。但希特勒就任总理几周后，做出了维护教会权利与制度的承诺，于是主教们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开始鼓励天主教徒支持新政府。德国与教廷达成的宗教事务协约得到了批准（这是梵蒂冈在两次大战之间与各国缔结的40项宗教事务协约之一），尽管从一开始就有迹象表明，纳粹政权对天主教的仪式、组织和制度怀有敌意。宗教事务协约自缔结之日起就是一纸空文。它是一项一边倒的安排，在希特勒政权立足未稳的时候为其粉饰太平，实际上却丝毫不能保护德国的天主教会。

宗教事务协约尚未批准，德国对教会机构的攻击就已开始。天主教中央党被迅速解散，庞大的天主教青年运动很快被取缔，教会的出版物受到限制，神父遭到骚扰和逮捕，对教堂举办的列队行进祈祷也施加了限制。政府为这些举措提出了各种强词夺理的狡辩。1933年至1937年间，梵蒂冈因德方违反宗教事务协约而提出过70多次抗议，都徒劳无功。教育这个关键领域成了教会和国家长期争夺的中心。纳粹政权不顾广泛的不满和公开抗议，强力施压，逐渐在争夺中占了上风。天主教的主教团对纳粹主义原则上持敌对的立场。它认为，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反基督教的，它还要求公民对它全身心服从，这些与天主教信仰完全不相容。然而，在实践中，教会一方面奋力抵抗对它的攻击，同时在其他领域遵守政府政策，以免招致更严重的全面攻击。纳粹政权可以确定，教会支持它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立场，也赞成它在外交政策中显示的强硬。

即使在1938年11月9日晚到10日凌晨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德国天主教会也没有正式谴责对犹太人愈演愈烈的迫害。早在1933年4月，担任慕尼黑—弗赖辛（Munich-Freising）大主教的可敬的米夏埃尔·福尔哈贝尔（Michael Faulhaber）枢机主教就向教廷国务卿、曾任教廷驻德国大使的欧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 Pacelli，他后来成为教皇庇护十二世）枢机主教解释了主教团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帮助犹太人”。他说：“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对犹太人的打击会变为对天主教徒的打击。”此言道出了天主教会对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悲惨遭遇袖手旁观的核心原因。

的确，庇护十一世在1937年的通谕《深表不安》（Mit brennender Sorge）中明确谴责了种族主义。但是，与梵蒂冈本来已经写好却从未发表的一份谴责书相比，这份由福尔哈贝尔枢机主教起草、经帕切利润色的通谕的调子委婉了许多。它没有明确谴责纳粹主义，也没有直接提及对犹太人的迫害。此外，它发表的时间太晚，虽然引起了纳粹政权的怒火，导致了对天主教神职人员骚扰的加剧，却并未在德国引起多大反响。1937年夏秋之交，宗教法庭（Holy Office）准备了一份新声明，要援引“具体事实”来谴责纳粹的理论，包括反犹主义理论，但福尔哈贝尔枢机主教却建议不要发表，因为那会给德国的天主教会带来危险。

就这样，对教会的压力日益加大，但德国的主教团依然无所作为。1941年，明斯特的加伦主教曾大无畏地对“安乐死行动”表示反对，但德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在大战期间从未公开谴责过对犹太人的驱逐和灭绝。与此同时，德国信仰天主教的士兵和他们的新教同胞一样，得到了教会的充分支持，并且在教士的鼓励下坚信，他们对苏联的野蛮侵略是对信仰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动的圣战，是为了捍卫基督教的价值观。

在帮助犹太人和其他受到种族主义政策野蛮迫害的人的方面，德国各卫星国基督教会的表现至多只能说是好坏参半。在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对犹太人以及塞尔维亚人和罗姆人进行的令人发指的凌虐从未受到梵蒂冈的公开谴责。担任克罗地亚国家元首的狠毒残暴的安特·帕韦利奇甚至受到了教皇的接见。方济各会的修士参与了“乌斯塔沙”的一些最残酷的暴行。然而，克罗地亚的大主教阿洛伊齐耶·斯特皮纳奇（Alojzije Stepinac）虽然忠于国家，但曾34次出手帮助犹太人或塞尔维亚人。他毫不含糊地谴责种族主义，呼吁不要逮捕并驱逐与犹太人结婚的非犹太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他的呼吁真的奏效了。

斯洛伐克总统约瑟夫·季索（Jozef Tiso）本人就是现职的天主教神父，该国几乎所有的主教都支持政府的反犹政策，虽然也有一些勇敢的人是例外。值得一提的是，梵蒂冈没有取消季索的神父身份，也许是因为他在国内声望较高。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政府中任职的其他16位神父也保留了神职。就连梵蒂冈的助理国务卿多梅尼科·塔尔迪尼（Domenico Tardini）似乎都对此感到不解，他在1942年7月时说：“谁都知道教廷扳不倒希特勒。可是我们怎么连一个神父都控制不了呢？”

匈牙利的天主教主教团强烈支持霍尔蒂海军上将的政府，在1944年以前从未对政府的反犹政策提出过反对。罗马教廷驻匈大使和匈牙利教会的领导人都曾试图阻止当局驱逐受过洗的犹太人，却徒劳无功。直到近50万名犹太人在1944年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匈牙利的主教们才发表了一封不痛不痒的主教信，提出了微弱的抗议。安东内斯库元帅领导下的罗马尼亚推行疯狂的反犹主义，使几十万名犹太人死于非命，东正教的高级教士却对此表现得漠不关心，甚至加以赞许。可能是由于罗马教廷驻布加勒斯特大使发出了呼吁，政府在1942年抵制了德国让罗马尼亚再驱逐30万名犹太人的要求。然而，鉴于战局的发展，安东内斯库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在驱逐犹太人的问题上拖延敷衍。到1944年，随着轴心国军队大势已去，安东内斯库对罗马尼亚剩下的犹太人不予驱逐成了他争取与同盟国谈判的一个手段。

在保加利亚，犹太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反犹情绪也相对温和，那里东正教高级教士的态度与罗马尼亚大不一样。保加利亚的东正教教会明确反对驱逐犹太人的计划。然而，保加利亚中止从本土驱逐犹太人（但在不久前并入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对犹太人的驱逐仍照常进行）和教会的抗议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国王对教会的抗议非常不以为然。停止驱逐犹太人不是出于原则立场，而仅仅是政府的投机。它只是反映出，政府认识到，在德国已呈败象之时，继续驱逐犹太人乃不智之举。

在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各国，教会的立场及其对迫害犹太人的反应千差万别。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神职人员普遍认同民众的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反苏情绪，他们虽然没有公开支持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但保持了沉默。波兰民众普遍敌视犹太人，但波兰的天主教神父和宗教团体成员冒着极大的人身危险为数千名犹太人提供了帮助，尽管也有些神职人员公开发表反犹言论。在荷兰，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在1942年7月都发出抗议，要求保护犹太人，反对驱逐他们。天主教主教团在提出抗议之前得到了教廷的许可。1942年7月26日，在荷兰的所有教堂中宣读了一封发给帝国总督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的措辞强烈的电报，抗议对犹太人的驱逐。然而，抗议毫无效果。对于天主教会的公开抗议（新教教会领导人是在私下发出呼吁的）和乌得勒支（Utrecht）大主教约阿希姆·德·容（Joachim de Jong）毫不妥协的立场，占领方采取的报复是两周之内就把受洗归信天主教的几百名犹太人运到奥斯威辛去送死。虽然荷兰和邻国比利时的神职人员在救援犹太人的网络里发挥了作用，但他们此后再也没有公开谴责过对犹太人的驱逐。

法国的天主教主教团热烈欢迎贝当元帅，认为他能够重建宗教价值观，实现道德的振兴。对主教们来说，犹太人只是枝节问题，他们毫无异议地接受了1940年至1942年间通过的各项反犹立法，但1942年夏天，随着驱逐犹太人的行动的开始，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有些人担心公开抗议会招致对教会的报复，但还是有一些主教在公开声明和给教徒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对驱逐犹太人表示了强烈反对。这些抗议引起了维希政权的担忧，但它们如同当初突然爆发一样，又在转瞬间销声匿迹。政府利用了主教团对贝当的忠诚，还给了一些甜头，例如给宗教社团减税，还提供其他补贴。1943年初政府再次开始驱逐犹太人时，没有发生前一年那样的抗议。天主教和新教的一些神职人员（以及不任神职的普通信徒）和教堂帮助隐藏了几百名犹太人，包括许多儿童［其中之一是后来研究纳粹大屠杀的著名历史学家绍尔·弗里德伦德尔（Saul Friedländer）］。然而，天主教会的领导人基本上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态度，无奈地接受他们明知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态。

教皇庇护十二世也没有对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发出毫不含糊的公开谴责，尽管至迟到1942年，梵蒂冈就算尚不了解大屠杀的完全规模或具体细节，也已经清楚地知道了大屠杀的事实。这位最神秘难测的教皇为什么这样做，也许我们永远也弄不清楚，即使梵蒂冈那个时期的所有秘密档案如今均已开放查阅。然而，因此断言他是“希特勒的教皇”，对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心如铁石，或者说他内心深处是反犹主义者，所以才无所作为，都未免离谱。庇护十二世在1939年曾秘密鼓励德国人抵抗希特勒，第二年又向西方盟国泄露了德军西线攻势打响的日期，还安排为饥饿的希腊人提供粮食，并成立了一个援助难民的救援机构。他对于犹太人遭受的迫害绝不是漠然视之，不过，他最关注的是保护天主教会。他认为自己的角色和教皇本笃十五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一样，是和平的缔造者和天主教的保卫者，尤其要保卫天主教不受不信上帝的共产主义的荼毒。所以，他选择了在幕后从事安静的外交。

庇护十二世明智地认为，公开发声反而会使事态更加恶化，不仅对由他直接负责的天主教会和教徒，而且对所有遭受德国暴行的受害者来说都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时，德国的主教们避免公开对抗纳粹政权，因为他们害怕那将加剧教会的困难处境。波兰的主教们在1940年建议梵蒂冈不要明确谴责德国的暴行，担心那会招致可怕的报复。教皇对意大利大使说：“我们没有表态的唯一原因是，我们知道那会加重波兰人民的苦难。”显然，他对犹太人的命运持有同样的观点。

1942年秋，希特勒政权灭绝犹太人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犹太人的处境此时已坏到极点，公开谴责德国的政策已不会使事态更加恶化。教皇自知无力使希特勒政权打消其执意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意图，但他仍然不愿意尝试新的策略。他首要关注的仍然是保护天主教会。1942年9月，梵蒂冈官员告诉美国驻梵蒂冈的代办说，教皇不会公开谴责对犹太人的灭绝，因为他不想使德国和被占领国家天主教徒的日子更加不好过。

教皇在1942年12月24日向世界广播的圣诞节祝词中提到了种族灭绝，但仅仅一语带过，而且用词隐晦，说“几十万名无辜的人有时只是由于自己的国籍或种族，就被定为应该处死，或逐渐灭绝”。教皇的祝词长达26页，提到种族灭绝的却只有27个词。他说，他的表达“简短但得到了清楚的理解”。无论是否属实，这都是教皇唯一的一次公开抗议。次年4月，庇护十二世在写给柏林主教康拉德·格拉夫·冯·普赖辛（Konrad Graf von Preysing）的信中又提到了自己的缄默，说“报复和压力的危险……促使我谨慎寡言”。他表示“对所有非雅利安人天主教徒的挂心”，却只字不提非天主教徒的“非雅利安人”。他接着说：“不幸的是，在目前的状况中，我们能为他们做的只有祈祷。”

教皇亲自向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两国政府就驱逐犹太人的问题提出了抗议，但他仍然没有公开表示谴责。1943年10月，在他眼皮底下发生了对犹太人的驱逐。罗马的犹太人被集合起来准备驱逐的大约一周前，德国驻梵蒂冈大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就把这项行动通知了梵蒂冈，但教皇没有把消息传给犹太人的领导人。后来开始对犹太人实施抓捕时，梵蒂冈正式向德国大使提出了抗议。可是，梵蒂冈仍然没有发表公开抗议，因为它接到警告说，那样“只会使驱逐愈演愈烈”。据猜测，也许教皇还害怕万一触怒柏林，德国会发动轰炸或军事行动毁掉梵蒂冈。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教皇可能有此顾虑，但教会还是采取了实际行动来帮助罗马的犹太人，在男女修道院里藏匿了约5,000名犹太人。没有发现教皇关于采取这项救命措施的书面谕令，但不同的教会场所不太可能同时自发行动起来掩护犹太人。一位目击者耶稣会会士罗伯特·莱贝尔（Robert Leiber）后来说，教皇庇护十二世教皇亲自命令掌管教会场所的高级教士敞开大门接受犹太人。教皇自己的夏宫冈多菲堡（Castle Gondolfo）就为500名左右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

庇护十二世在公开场合的沉默给他的声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破坏。他的1942年圣诞节祝词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特别是因为一周前同盟国刚刚对“冷血地消灭”犹太人的“野蛮兽性的政策”发表了公开谴责。庇护十二世既然决定在祝词中提到种族灭绝，就该对其表示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谴责。事实上，祝词中含糊不清的措辞注定了它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不过，到那个时候，恐怕教皇发出的公开抗议或谴责无论多么清楚明确，都已经无法扭转德国执迷不悟要完成“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的决心。

这与普通教众有多大的关系呢？回答也许是：没有多大关系。在欧洲大部，犹太人都是人数很少的少数，而且通常为当地人民所不喜。大战使几百万人堕入了事关生死存亡的挣扎，没有多少人顾得上关注犹太人的命运。即使在对犹太人没有敌意的地方，也存在着对他们的普遍漠视。人们有别的事情要操心。欧洲犹太人遭灭绝时基督教两大教派的差劲表现对普通教徒的行为没有影响，在大战结束后也没有削弱他们对教会的忠诚。

事实上，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即使不考虑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在犹太人遭到迫害时的表现，两大教会在两次大战之间以及“二战”期间遇到的问题也对它们的地位或教众的行为没有太多影响。当然，这不适用于苏联统治下的地区。

天主教会甚至出现了一定的复兴。“二战”期间，大多数国家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都增加了，这种情况在战后得到了维持。这也许表示，经受了大战暴力创伤的信徒能够从天主教信仰中得到一种安全感。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奥地利的政党，包括新成立的政党，也倡导天主教的原则。在德国和奥地利，教会成功地把自己描绘成遭到纳粹主义打击和迫害的受害者。教会把自己打扮成抵抗纳粹的力量，掩盖了它原来支持纳粹并与其和合作的行为。

战后的意大利宪法确认了墨索里尼和教廷于1929年签订的《拉特兰条约》，继续用它来主导教育，确立公共道德。在萨拉查的葡萄牙和佛朗哥的西班牙，国家认同与教会密切相连，教会为这两个独裁政权对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反对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在西班牙，国家免除教会的税赋，不干预教会的事务，还赋予它新闻审查权，以此换取教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并主持对内战做出有利于政府的片面叙述。在人口大多为天主教徒的爱尔兰，教会也空前兴旺，大受欢迎（爱尔兰是唯一一个大多数人经常去教堂的国家），掌握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在梵蒂冈，庇护十二世继续稳坐在教皇的位子上，教皇的威信甚至有所提高，成为反对现代世界的各种邪恶，尤其是反对宣扬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堡垒。1950年，教皇利用他的“宗座权威”，“绝无错误”地宣布，圣母马利亚的灵魂和肉身一同蒙召升天，教皇的权威至此达到顶峰。但是，这样的绝对权威来日无多；时代日益世俗化、民主化，人们对任何事情都越来越不肯轻信。

新教教会在教义上和组织上都缺乏一致性，各国的教会各自为政，没有国际力量和天主教的那种团结可供依靠。在西北欧大部，新教衰退仍是长期趋势。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在名义上还是基督徒，但是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一直在减少，这个趋势只在大战期间稍有停顿。在中立的瑞典，去教堂人数下降的趋势从未中止过，和在其他国家一样，这个趋势在城镇表现得比在乡村更加突出。在挪威和丹麦，教会在大战期间对民族抵抗运动的支持暂时止住了教众人数的下降。在荷兰，大战刚结束时，荷兰改革宗教会也以自己在德国占领期间对占领者的反抗为号召来重振新教。当时最重要的神学家卡尔·巴特的家乡瑞士是若干国际新教组织的总部所在地，那里的新教教会参与了救援难民的工作，并在战后时期继续蓬勃发展，在一段时间内成功抵挡了朝向世俗化发展的普遍潮流。英国的新教在战后也兴旺一时，教众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才急剧下降。

当然，德国的新教教会无法回避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表现。纳粹时代的教会领导层在战后得到了保留，所以，经过了整整一代人以上的时间，教会仍然不肯完全直面自己过去的作为，而是经常采取自我辩护的调子，大肆强调教会对纳粹政权的抵抗，却对教会与纳粹主义的高度合作轻描淡写。与天主教会相比，至少新教领导人总的来说愿意承认教会在纳粹时代的严重失职。1945年10月，新教教会在斯图加特发表悔过书，虽然没有提及具体事情，但承认了教会的罪责。可是，这不仅没有把教徒团结起来，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分歧。悔过书在一定程度上安慰了一些神职人员的良心，但许多德国人认为远远不够，其他德国人则拒绝接受为纳粹的罪行集体担责的观念。

无论如何，大战甫一结束，德国的教会就立即重新组织起来，在救济难民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整个西北欧的大势相同，民众名义上虽仍是教徒，但参加教堂礼拜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在城镇中尤其如此。在民众几乎全部是新教徒的东部苏占区，教会及其组织受到了国家的巨大压力。教会依然存在，但越来越成为一个边缘化的机构，只有很少的人仍然去教堂，尽力在一个官方宣扬无神论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信仰。

欧洲的新教没有经历天主教那样的小阳春。不过，这两大教派在战后世界中都保持了连续性。重大的变化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才会到来。对信仰不那么坚定、比较善于思考的人来说，战争的恐怖以及战后揭露出来的在战争期间的巨大暴行，使他们对教会的行为和允许如此滔天罪恶发生的上帝都产生了怀疑。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历史中逐渐远去，这样的怀疑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日益加强。

知识分子与欧洲的危机

几乎整个20世纪上半叶，欧洲知识分子（指各种学科的首要思想家和作家）都密切关注着处于危机中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极大加强了社会思想中自19世纪90年代起即已出现的认为世界无理性的观念。社会似乎堕入了疯狂的深渊。许多人认为，文明不堪一击，如履薄冰，随时可能陷入新的灾难。这种感觉甚至促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荣景。那个十年中，有短短的几年时间，形势看来似乎会化险为夷，但当大萧条这场空前严峻的资本主义危机增加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众的吸引力的时候，知识分子对文明浩劫即将到来的焦虑开始显著升级。

造成了这种畸形文明的资产阶级自由价值观四面受敌。早在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就开始认识到，他们不能再待在象牙塔里不食人间烟火。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确认了这一点。1933年5月，德国的新主人把他们视为不可接受的作家的著作付之一炬。那次焚书事件震惊全国，迫使德国文学与艺术界许多最杰出的人移民出走，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

人们普遍认为，文明处于危机之中。知识分子当中坚定支持自由民主的人数屡创新低，大部分人都怀疑现行制度是否能够通过根本性变革来解决危机，他们认为危机恰恰是现行制度的产物。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社会感到彻底幻灭，对代表着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丧失了信心。他们的反应呈两极化。最常见的反应是向左转，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变体，然而，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转向了法西斯右派。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认为必须扫除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实现社会复兴的乌托邦理想。但就如何达到目的，他们的意见大相径庭。

知识分子很少加入左派的社会民主力量，因为他们认为，后者相对温和，对付不了与之对抗的极端力量，无法真正解决严重的危机。（英国基本上没有出现在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肆虐的极端政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就社会民主改革形成了普遍的一致。这些国家相对来说超然于总的潮流之外。）于是，许多人转向共产主义寻求解决，把苏联视为黑暗中的一线光明。他们陷入对当前世界深深的悲观之中，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上。消灭阶级实现人人平等，国际主义，打碎资本主义的锁链——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对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安东尼奥·葛兰西（他在法西斯意大利被判监禁，主要著作是在漫长的铁窗岁月中写成的）、德国的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流亡的列昂·托洛茨基、奥地利的奥托·鲍尔和匈牙利的卢卡奇·格奥尔格（Georg Lukacs）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危机做出了精准细致的分析，与斯大林主义正统的僵硬解释完全不同。

然而，除了这些人以外，两次大战之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充满热情不是因为他们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而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支持马克思主义（尽管并不总是支持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表现的政治形式），视其为一个自由、正义、平等的社会新秩序的框架。这样的人包括法国的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和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德国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波兰的亚历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和法国籍波兰人马内斯·施佩贝尔，匈牙利的库斯勒·阿瑟（Arthur Koestler），还有英国的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W. H. 奥登（W.H. Auden）和乔治·奥威尔。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反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代表着对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些野蛮纳粹主义信条的完全拒绝。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纳粹主义对进步价值观和文化自由的疯狂攻击都深恶痛绝，但触及他们核心底线的是纳粹主义对人道主义理念本质的践踏。纳粹主义公然鼓吹对它眼中的政治与种族的敌人施行暴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它对犹太人的残酷行径。许多知识分子因此感到，他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支持苏联共产党这支最坚定、最激烈的反法西斯力量。

“二战”结束很久之后，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杰出的左翼知识分子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解释说，他青少年时期在柏林目睹了魏玛共和国临死前的痛苦挣扎，因此做出的选择构成了他毕生对共产主义、对苏联的坚定支持的基础。后来，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大白于世，苏联于1956年入侵了匈牙利，1968年又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许多知识分子的热情不再，但霍布斯鲍姆的立场仍然未变。“像我这样的人其实只有一个选择，”他回忆过去的时候说，“特别是对一个来到德国时感情上已经左倾的孩子来说，除了共产主义，还能选择什么呢？”

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被揭露出来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对苏联共产主义抱有幻想。有些人被苏联关于它正在创造一个灿烂新社会的宣传所眩惑，不假思索地照单全收。英国工党的两位出色领导人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在1935年出版了《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对斯大林主义做了肉麻的吹捧。他们对自己的判断信心十足，甚至在两年后该书在“大清洗”高潮时期重版时拿掉了标题中的问号。包括伟大的德国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内的其他人则对苏联体制中非人道的现实视而不见，只紧紧抓住对人道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憧憬。知识分子常常不肯面对苏联的现实。他们不能让自己的梦想破灭。他们常常在心理上不愿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因为他们相信那是人类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唯一希望。

还有人把斯大林统治造成的巨大流血算作建设乌托邦的令人遗憾的副作用。他们声称，也许有些无辜的人不幸成了“连带破坏”的牺牲品，但大部分被处死的人都是真正的反革命，使用极端暴力不过是反映了革命阵营内部的敌人有多么强大，是不得已而为之。

另一种经常有人提出的想法认为，斯大林不是革命的继续，而是对革命的否定，是对革命理想的完全扭曲，是对苏联创始人列宁开辟的真正道路的背离。比如，波兰诗人安东尼·斯洛尼姆斯基（Antoni Słonimski）一直拒绝因为斯大林时代的压迫而批评马克思主义或革命。他的同胞亚历山大·瓦特是先锋派诗人，兼任一家马克思主义报纸的编辑，曾在“二战”期间遭受苏联政权的残酷折磨。沃特后来说，他“认为斯大林是个凶狠的人，干尽了坏事”，但他不肯批评苏联这个“无产阶级的家园”。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是访问过苏联的少数人之一（他早在1920年就访问了苏联），他满怀对革命的热情而去，却带着对苏联当局实行高压统治和无情消灭政治反对派的巨大反感而归。然而，他清楚地知道，在那个时候，发表任何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都会被指责为支持反动派。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原来也同情革命的目标，但他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访问苏联后改变了想法。他在1936年发表了批评苏联共产主义的文章后，遭到了激烈的人身攻击，一些左翼的老朋友也和他绝交了。希特勒掌权后，波兰犹太裔作家马内斯·施佩贝尔被迫离开德国，和众多其他犹太侨民一样，流亡到巴黎，在那里找到了工作。他早在1931年访问苏联后就对苏联共产主义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怀疑。但是，他“面对会招致的政治和感情上的困难退缩了”，继续保留了法共党籍，主要是出于对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直到他再也不能忍受斯大林式公审大会的荒唐，于1937年退党。

出生在布达佩斯的库斯勒·阿瑟也是犹太人。这位多产的作家和记者在1931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当他看到乌克兰发生的强迫集体化和大饥荒后，开始对苏联感到幻灭。然而，他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西班牙内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和众多其他左翼知识分子一起奔赴西班牙去抗击法西斯主义。但是，他看到，那里共产党的政策完全由苏联的利益所决定，公审大会上对忠贞的共产党人做出的指控明显是无中生有，于是，他在佛朗哥的监狱中坐牢期间（他一度被判了死刑）内心放弃了斯大林主义。即使如此，为了维护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他仍然连续好几个月保持了沉默，直到1938年才宣传与共产主义决裂。他1940年出版的杰出小说《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呈现了一片阴郁的图景。小说讲述原来的苏维埃骨干分子被指控背离了正统，生动地描写了为使他们在斯大林式公审大会上做出荒唐的“坦白”而对他们施加的沉重心理压力。库斯勒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左翼知识分子面临的关键困境，那就是如何保持对唯一能够顶住并打败凶恶的法西斯主义的力量的忠诚，同时又承认苏联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怪物，完全背离了激励着他们的坚定理想。

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占相当一部分的少数人对左派的理想深恶痛绝，更遑论俄国革命、后来的俄国内战以及斯大林时代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暴行。这些人转向右派去寻求对欧洲危机的解决，其中有些人甚至公开为法西斯主义摇旗呐喊。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相信需要实现精神上的复兴，认为那才是扭转乾坤的正道，非此不能阻止堕落的人类向野蛮和虚无主义的深渊沉沦。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法西斯主义尚未充分暴露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推行种族灭绝的丧心病狂；它为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提供了另外一个乌托邦，把对往昔文化价值观神话式的美化与建立单一人种、体现了那些价值观的统一现代国家的愿景融合为一。

因此，法西斯主义的魅力不在于它提倡回到过去。比如，菲利波·马里内蒂（Filippo Marinetti）和其他未来主义艺术家讴歌现代机器时代的革命性暴力，赞颂墨索里尼，但是他们并非希望时光倒转，而是憧憬乌托邦式的现代社会。表现主义诗人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为纳粹主义所吸引，因为他将其视为创造新的现代美学的革命力量，不过他很快就幡然醒悟。影响力巨大的现代主义诗人兼文学批评家埃兹拉·庞德生在美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移居英国。他痛恨被他视为引发大战的元凶的国际资本主义，也鄙视自由民主，于是迁至巴黎，后来又搬到意大利。在那里，他歌颂墨索里尼，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看作一种新文明的先驱。与贝恩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庞德从未醒悟。无论如何，他从未宣布放弃对法西斯主义的信念。

对“新人”、“真正”文化的重振以及民族复兴的信仰经常产生一些云山雾罩的概念，无法对其做出理智上的严谨解说。法国政论家兼小说家皮埃尔·德里欧·拉罗舍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对民族与文化的衰落念兹在兹，忧心如焚。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对法国的占领）等于“20世纪的大革命”，是一场“灵魂的革命”。另一名亲法西斯的法国作家罗贝尔·布拉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称法西斯主义为“20世纪的诗篇”，是“民族亲密”的精神。

通过民族复兴实现精神再生，这个信念是法西斯主义吸引知识分子的一大原因。1925年，多达250名意大利知识分子在《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o of Fascist Intellectuals）上签了字，宣言赞扬法西斯主义是“所有蔑视过去、渴望复兴的意大利人的信仰”。宣言的撰写人是罗马大学的著名哲学教授乔万尼·秦梯利。秦梯利寄希望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期盼它创造一个超越个人道德意志、克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堕落、注重道德伦理的国家。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曾说：“新意大利的灵魂将缓慢却坚定地战胜旧的意大利。”他甚至夸耀法西斯主义的残暴“表现了健康的能量，国家将履行它的主权和责任，打碎虚妄邪恶的偶像，恢复民族的健康”。

更令人意外的是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纳粹运动的坚定支持。海德格尔的思想十分复杂微妙，他在1927年发表的成名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说明了他为何倾向于纳粹运动所代表的理想。关键在于，海德格尔相信，他的时代在经历“精神的衰败”，他所谓“本真的存在”遭到了侵蚀。他还认为，德国人民肩负着命运赋予的实现文化重兴的特殊使命。尽管他思想深邃，头脑杰出，但上述信念都接近浪漫神秘主义。他认为，德国正处于“苏联和美国形成的钳形态势”中心，而且苏美都处于“技术的脱缰发展和对普通人无限制的动员所造成的令人沮丧的狂热之中”。他在1935年写到，欧洲“通往毁灭之路”只能靠“从中心释放出历史上新的精神力量”来阻断。此时，海德格尔已是希特勒纳粹运动的忠实成员，他在1933年5月1日就加入了纳粹党。入党3周后，他作为新任校长在弗赖堡大学致辞，对新上台的纳粹政权大唱赞歌，对希特勒极力美化（称他为“德国目前与未来的现实和法律”）。他上任后，开除了大学里的“非雅利安人”教员［包括他原来的教授和导师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

相信需要发动文化或“精神”革命必然伴以对自由民主的根本性拒斥。这两个趋势在德国都特别突出，尽管绝非仅限于德国。德国的文化历史学家阿图尔·默勒·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把“德国所有的政治苦难”都归咎于政党。他1923年出版的《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展现了一幅关于完美德国的千禧年主义的图景，将它作为明知不可能实现也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凡登布鲁克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自己提出的口号得到纳粹政权的采纳，但即使他还活着，也很可能和其他号召“保守革命”的德国“新保守”激进派一样，对希特勒政权的实际行为大失所望。另一名新保守主义者埃德加·容（Edgar Jung）认为，要通过建设有机国家来实现德国的民族复兴和精神觉醒。他很快对纳粹统治感到幻灭，这导致他在1934年6月臭名昭著的“长刀之夜”惨遭希特勒支持者杀害。

德国的宪法学理论家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tt）很快跟上了德国新秩序的要求。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名声远播的施密特否认议会制度是民主的真正表现。他宣扬建立强有力的主权国家，认为领导人应代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团结一致，并掌握维护公共利益的决定性权力，必要时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并不约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是源自主权权力的“决断权威”，而主权权力的责任就是维持秩序。施密特于1933年5月加入纳粹党，后来又为“领袖国家”这一概念的合法性提供论据。所以，希特勒下令在“长刀之夜”杀害冲锋队的领导人之后，施密特发表了题为《元首保护法律》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

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知识分子复杂多样的情况当然不能简单地归为左与右，或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极。事实上，有些思想潮流与政治毫无关系。逻辑实证主义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认为只有能够通过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有意义。经济和政治思想也并非一定会走极端。毕竟，当时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是英国的自由主义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样反感。在欧洲越来越把目光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国有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专制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模式之时，凯恩斯指出了一条在民主社会中实行改良资本主义的道路，救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一命。凯恩斯是他那个时代最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政策的制定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对追求稳健财政和平衡预算、由市场自身实现平衡的古典正统经济学反其道而行之，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认为，政府应增加国家开支以刺激市场，创造充分就业，以此来扩大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基本条件。但是，促使凯恩斯提出这一理论的还有一种全面的危机感，尽管他的上层阶级出身和英国政治结构的相对稳固决定了他愿意通过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实施经济政策来寻求解决办法。

在英国，上层阶级保持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政治格局又出奇稳定。也许只有在英国，才会出现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发表的那种奇谈怪论。沃非常重视社会地位，政治上保守，改信罗马天主教后成为热忱的教徒。他迷恋英国贵族制，鄙视其他社会阶层，对政治不屑一顾。他荒唐地声称，能否得到幸福与人所处的“政治与经济条件没有多少关系”，没有哪种政府形式比别的形式更好。

这种怪异的观点与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对危机的关注相去甚远。20世纪30年代晚期，左翼知识分子日益陷入绝望。他们中间许多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人回来时都心灰意冷。接着，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背叛又使他们惊沮交加。次年，佛朗哥赢得了内战的最后胜利，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了条约，左翼知识分子心目中登峰造极的邪恶政权和他们心向往之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连串的苦果实在难以下咽。与此同时，在德国、意大利、苏联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其他地区，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多元主义和开放被打得粉碎。不久后，欧洲“正常的”知识生活在6年漫长的战争中进入了休眠状态。

反法西斯主义的最强音来自流亡的德国知识分子，包括（迁到了纽约的）影响很大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是由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领导的一群著名马克思主义（但不是列宁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流亡知识分子中也有政治倾向各不相同的作家，比如托马斯·曼及其兄弟海因里希（Heinrich）、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和安娜·西格斯。随着希特勒的帝国吞没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流亡巴西的斯特凡·茨威格对欧洲、欧洲的文化和人类的未来完全绝望了。1942年2月，他和妻子吞下了过量的安眠药，携手共赴黄泉。

1945年后，欧洲的知识生活重获生机，对未来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也清楚地显现出来。文明在大战期间的极度沉沦使有些人感到，社会若能回归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信仰，未来就有希望。这种想法在受卡尔·巴特神学理论影响极大的基督教复兴运动内尤其强烈。对于最终战胜了纳粹之祸的自由民主，人们也再次燃起了希望，虽然这个希望的重兴到20世纪50年代才加快了步伐。（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法国政治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大规模战争的时代终于结束，我们再也不会落入它的桎梏了”，两次大战的教训得到了记取，“使用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认为，西方的“自由使命”实现的胜算很大。

其他一些人的乐观却向着相反的方向。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燃起了新的希望。苏联打败了纳粹主义，共产党人在勇敢抗击纳粹占领的抵抗运动中发挥了超比例的作用。然而在西欧，对苏联的信任在不断消退。随着西方与苏联结成的战时同盟在冷战早期瓦解消失，随着东欧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随着斯大林主义犯下的错误日益广为人知，对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希望变成了敌意。

战争初罢、冷战方兴之时，形成西方对苏联立场的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乔治·奥威尔的两部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1984》。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耳闻目睹斯大林主义不容许任何对共产党僵硬路线的偏离，产生了极大的反感。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条约，更坚定了他反对共产主义的信念。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斯大林与英国结为盟友，奥威尔震惊地看到：“这个可憎的杀人犯此时和我们站到了一起，于是‘大清洗’等等一切罪恶突然被忘记了。”由于战时英国和苏联是同盟，因此奥威尔辛辣讽刺斯大林的《动物农场》于1944年完稿后，遭到了出版商的拒绝。次年，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后，该书终于得以出版，轰动一时。它对新兴的冷战影响巨大，也是对冷战氛围的反映。奥威尔的另一本小说《1984》影响更大。小说的标题是把成书的年份1948年反转而成的，它对独裁对个人自由和政治宽容的压制做了令人惊恐的预言式描述。小说出版于1949年，正值东欧落入苏联统治之下。

战后思想氛围一个显著的转变是把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批评以一种新的方式与对纳粹主义的结构性分析联系到了一起。这两个制度被认为是实质上同一个现象的不同表现。纳粹政权虽已灭亡，但苏联这个人们心目中的威胁被认为体现了同样的邪恶。极权主义的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存在，但现在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破坏性含义，用来界定纳粹等政权令人发指的非人道行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方酣之时，美籍德裔政治学家卡尔·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的著作成为促成“极权主义”一词用法转变的中心力量。

但在那之前，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著作已经在这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整个西方世界影响巨大。阿伦特是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人，讽刺的是，她曾是希特勒的首席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情人，但她同时也是著名的政治理论家。1949年，她杰出的分析性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已接近完稿，两年后正式出版。其实，该书主要阐述的是纳粹主义的兴起，头两部分集中论述的主题是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与苏联权力的性质风马牛不相及。到了题为“极权主义”的第三部分，她才把苏联与纳粹主义做了比较，说它们是一丘之貉，而这部分的内容大多在后来经过大改的版本中才有。这个做比较的部分描绘了一幅阴暗的图景，说“根本的恶”这种全新政治现象的本质是“完全的恐怖”，它摧毁法律的一切基础，“打破我们所知的所有标准”，产生出一个建立在使“所有人变得同样多余”的“死亡工厂”基础上的制度。

这是对文明崩溃的激烈评价。在许多知识分子眼中，欧洲自18世纪启蒙以来一直在向建立在理性与进步之上的文明社会前行，可现在这条路已经毁掉。现代社会的根基被破坏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44年就指出，启蒙运动时代已经逆转为“理性的自我毁灭”。

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评不仅针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还延至资本主义的现代大众文化。很快，他们所谓的“文化产业”就将席卷整个西欧。

“演出开始”：大众娱乐产业

欧洲民众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对于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理解欧洲正在经历的危机，他们毫不关心。宗教的影响在消退，虽然速度十分缓慢，但趋势是明确无误的。民众的识字率越高，受的教育越多，城市化水平越高，工业经济越先进，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就越难留住教徒。与它们竞争的不仅是拒绝基督教、提出替代的“世俗宗教”的哲学理论，还有现代城镇生活中大量的日常消遣（在乡村地区比较少）。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酒吧、足球场、舞厅和电影院却挤得水泄不通。即使在经受两次大战的屠戮和经济大萧条的痛苦之时，人们仍在寻求使日子值得过下去的东西，希望能快乐开心。尽管大部分人的生活十分单调乏味，但他们的生活不仅是谋生或去教堂聆听道德训诫，也有使他们快乐的事情，那些是一片灰暗中的几抹亮色，使人们从枯燥沉闷、难以忍受的生活中暂时得到解脱和释放。

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娱乐，而不是神父的布道、知识分子的沉思或关于“高级文化”的说教。大众娱乐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相当普及，但尚未发展为后来的庞大产业。接下来的十年间，大众娱乐在经济萧条的重压下仍然实现了腾飞，其中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过去，娱乐要靠真人表演，每次演出的观众最多只有几百人，但现在，价格便宜的收音机和唱机（经常是收音电唱两用机）投入了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全国各地的几百万人能够在同一时间坐在自家客厅里欣赏他们最喜爱演员的表演。

大众娱乐业的驱动力和相关发明大多来自美国。对西欧的几百万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美国代表着一切新的、生气勃勃的和令人兴奋的东西。通俗音乐和电影最为活力充沛。和美国使用同一语言、保持着强有力文化联系的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乐于接受美国的影响（虽然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设置了壁垒，以防美国音乐家到英国来抢英国音乐家的饭碗）。年轻人对美国的文化产品趋之若鹜，权威人士却没有那么热心。英国广播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严厉刻板的约翰·里思爵士（Sir John Reith）认为，美国的影响对英国的电台广播造成了文化污染，试图力挽狂澜。但是，他的努力正如克努特（Canute）[6]大帝命令大海不准涨潮一样，注定不会成功。迅猛发展的消费文化造成了对新文化媒体产品永无餍足的需求，对这个需求推波助澜的有飞速增长的娱乐产业和大批以此获利谋生的人，包括娱乐业大亨、歌曲出版商、经纪人、唱片生产商和许多其他人。

通俗音乐势不可当，收音机功不可没，它可以使演员一夜成名。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发明了留声机和麦克风，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录音仍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当时以及之前几十年中的通俗歌曲几乎无一留存。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大约10年后，麦克风和录音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扩音效果的改善意味着洪亮的声音不再是歌手的必备素质。他们可以“紧贴”麦克风，而不必离开一定距离将声音注入麦克风，这样的音响效果比起几年前大为改善。于是，新的一代“低吟歌手”应运而生，他们以轻柔的嗓音更加“亲密”地唱出关于爱情或悲伤的歌曲，赢得粉丝无数。低吟歌手中首位“超级巨星”是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20世纪30年代，他的名气很快从美国越过大西洋传到西欧。几年后，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也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唱片销量不是几千张，而是几百万张。自1941年克罗斯比初次演唱欧文·伯林（Irving Berlin）谱曲的甜得发腻的《白色圣诞节》（White Christmas）以来，该曲的唱片已经卖了5,000万张以上。即使在几十年后，每当圣诞节将临，百货商场和超级市场中播放的背景音乐仍然少不了这首歌。

欧洲的低吟歌手也大受欢迎，通常是在本国国内，但有的歌手，比如以《想到你》（The Very Thought of You）一曲红极一时的（其实是在莫桑比克出生的）英国歌手阿尔·鲍利（Al Bowlly）在美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欧洲的女歌手也在本国家喻户晓，有时名气还传到了外国。绰号“小麻雀”的埃迪特·比阿夫（Édith Piaf）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走上明星之路，短短几年内就成为法国最红的歌手（后来又发展为国际明星）。英国兰开夏郡的工厂女工格蕾西·菲尔茨（Gracie Fields）的歌唱和表演才能使她在20世纪20年代就名扬全国，大萧条期间，她凭借拿手的喜剧表演和感伤歌曲达到了人气的巅峰。战争和为部队提供的电台娱乐节目也产生了一批女星。薇拉·林恩（Vera Lynn）参加过英国几个最出名的歌舞团，20世纪30年代晚期，她的歌声通过电台广播和出售唱片而家喻户晓。她很快就被誉为“部队甜心”，几乎没有一个英军士兵没听过她那首与时代吻合得天衣无缝的名曲《我们会再见》（We’ll Meet Again）。拉莱·安德森（Lale Andersen）唱的《莉莉·马琳》（Lili Marleen）虽然不为纳粹官方所喜，却成了德军士兵的最爱。令人惊讶的是，这首歌的魅力延伸到了战线的另一边，它的英文版［由好莱坞影星马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演唱］在同盟国部队中也大受欢迎。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主要的通俗歌手是音乐本身的转变和商业化的产物。“热情”爵士乐和蓝调音乐源自非裔美国人的奴隶音乐和乡村音乐，起初都由黑人组成的小型乐队演奏。20世纪20年代晚期，黑人小乐队开始被以白人为主的大乐团取代。每个乐团都以领头人命名，力推自己的“明星”歌手。为了迎合收音机旁的广大听众，歌声更圆润，配乐更精心，曲调更偏重柔和感伤。

大乐团的新式唱法也始于美国，标志是20世纪20年代保罗·怀特曼管弦乐团的成功（克罗斯比就是在这个乐团首获主唱机会的）。的确有些大乐团是由黑人音乐家领头的，比如弗莱彻·亨德森（Fletcher Hendersen）。但是，黑人乐手在商业化的音乐市场上仍然遭到歧视。有些顶尖的爵士乐手适应了不断变化的时代潮流，成为新建的大乐团中的明星，最后又自己组建乐团。这些人中有伟大的小号演奏家、在20世纪20年代因组建“热门五人”和“热门七人”乐队而声名大噪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20世纪30年代时，阿姆斯特朗在自己的国家中虽然已经相当出名，但成功的范围却仍旧有限。受种族偏见的影响，黑人演员无缘得到条件最优厚的合同。但是，他在欧洲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1932年，他的乐队在欧洲巡回演出时，“他受到了任何美国演员都没经历过的最狂热的欢迎”。1933年，早期“爵士之王”中最复杂多样、最有创造性的埃林顿“公爵”（Duke Ellington）带领他的乐队在伦敦的帕拉丁剧院首演，也得到了同样热烈的欢迎；据他说，“掌声大得吓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6年后，他在欧洲的第二次巡演于1939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达到了狂喜的高潮——他的瑞典歌迷为他举行了盛大的40岁生日庆祝活动。

然而，“摇摆乐”（Swing）兴起后，就连阿姆斯特朗和埃林顿也抵挡不住通俗音乐这一新潮流的冲击。摇摆乐的主要推手（和受益者）是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他父亲为逃离反犹的恐怖，从俄国移民到了美国。被称为“摇摆乐之王”的古德曼是技艺精湛的单簧管演奏家，他的乐队在弗莱彻·亨德森的指点下，演奏的是货真价实的爵士乐（亨德森和好几位原来的首席黑人音乐家一样，在大萧条期间陷入了困境）。但是，在群起模仿古德曼风格的人中，许多人缺乏创造性和才气。他们主要是把摇摆乐变为通俗舞曲，以抓住20世纪30年代席卷欧洲的“跳舞热”带来的机会。

20世纪30年代，舞厅成了年轻人寻求娱乐的热门场所，更甚于20年代。不过，查尔斯顿舞曲的疯狂节奏变成了相对舒缓的狐步舞、快步舞和华尔兹舞，直到大战期间美军把吉特巴舞带到了欧洲。最受欢迎的伴舞乐队队长成为红极一时的名人。英国最成功的伴舞乐队队长杰克·希尔顿（Jack Hylton）每周的工资高达1万英镑，而当时工厂工人的每周工资只有2~3英镑。1938年，希尔顿带领他的乐队（其中有几个成员是犹太人）去柏林演出了一个月，他们演出的舞厅里挤满了热情兴奋的跳舞者，还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纳粹十字旗。

不过，摇摆乐在纳粹德国和爵士乐一道，被贬为“黑人音乐”。大战期间，有意模仿英国人着装风格和言谈举止的年轻人甚至把对摇摆乐的喜爱变成了一种抗议纳粹政权严厉控制的方式，他们也因此而受到了迫害。但是，希特勒的德国无法完全排斥这股新潮流，它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官方”摇摆乐队——查理乐队，即使在大战期间，英国仍有人喜欢听电台广播的查理乐队的表演。与此同时，年轻的党卫军军官在巴黎是爵士乐俱乐部的常客，无论这种行为是多么“政治不正确”。连纳粹主义都抵御不住通俗音乐的魅力。

然而，纳粹政权能够消灭不符合它的种族纯洁性标准的通俗艺术表演者。这样的人中有表演卡巴莱歌舞、人气颇旺的犹太艺术家弗里茨·格林鲍姆（Fritz Grünbaum），他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马上企图逃离奥地利，却在捷克边境被挡了回来。他先被送往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后转往达豪（Dachau）集中营，1941年就死在达豪。同为犹太人的弗里茨·勒纳—贝达（Fritz Löhner-Beda）原籍波希米亚，是著名的歌词作者，曾和弗朗兹·莱哈尔（Franz Lehár）合作创作轻音乐剧和轻歌剧。德奥合并后，他在维也纳被捕，被送到达豪集中营，后又被送到布痕瓦尔德，最后于1942年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附属的莫诺维茨劳动营被活活打死。出生于西里西亚的拉尔夫·埃尔温（Ralf Erwin）是犹太裔作曲家，因写了由男高音歌唱家理查德·陶贝尔（Richard Tauber）演唱的名曲《夫人，我亲吻你的手》（Ich Küsse Ihre Hand, Madame）而名扬一时。1933年纳粹掌权后，埃尔温逃离德国，但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遭到逮捕，在1943年死于法国的一个集中营。在大众娱乐领域，如同在文化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纳粹邪恶而荒谬的种族政策给德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此时，摇摆乐和大乐团演奏的舞厅音乐的巅峰时期开始过去。大批年轻人参军上了战场，舞厅的生意显然因此受到影响。乐队经常由于成员应征入伍而被迫停止演出。有些乐队成员还能穿着军装继续演出，其他人却做不到，有些人在战场上阵亡。美国盟军远征部队（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的48人大乐团的著名领队格伦·米勒（Glenn Miller）于1944年12月前往法国慰劳美军，乘坐的飞机在飞越英吉利海峡时失踪。他的去世是一个象征，标志着大乐团式微的开始。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大乐团逐渐让位于管理和组织费用都比较低的小型乐队。然而，音乐的商业化顶多受到了大战的干扰，却从未中断。战后的年代里，它再次出现了迅猛发展。

娱乐业发达最为明显的表现莫过于电影。没有哪个娱乐领域像电影一样与技术发明如此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的无声电影已经赢得了大量观众，但实现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突破后，电影才进入了全盛时期。第一部有声故事长片（其实整部影片只有大约10分钟的声音，其余的仍然无声）《爵士乐歌手》（The Jazz Singer）是一部感伤的音乐片，由化装成黑人的阿尔·乔尔森（Al Jolson）主演。它1927年在美国上映后一炮而红。两年后，好莱坞出产的大部分影片都配上了声音。随着有声电影的迅速普及（彩色故事片也越来越多，虽然因成本太高只占全部产出的一小部分），电影产业飞速扩大，好莱坞掌握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

很快，电影制作以及影院和市场占有基本上由米高梅（MGM）、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派拉蒙（Paramount）、雷电华（RKO Pictures）和20世纪福克斯（20th Century Fox）这几家巨型电影公司瓜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这些公司鼎盛之时，好莱坞的影棚每年出产约400部电影，许多是喜剧片、音乐片、西部片和沃尔特·迪士尼的卡通片。一电影的洪流奔向大西洋彼岸。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米老鼠和唐老鸭在欧洲已经和在美国一样家喻户晓了。迪士尼的第一部卡通长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1937年推出后，在美国和欧洲都造成了轰动。尽管德国限制进口外国电影，官方对它眼中由犹太人主导的美国“低劣文化”产品厌恶反感，但是就连希特勒也喜欢迪士尼的卡通片。1937年，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送给他18部米老鼠的电影作为圣诞礼物，使他大喜。

当时，一度极富创造力的德国电影产业已经被纳粹党牢牢掌握。在希特勒上台前，民主摇摇欲坠的最后那几年里，制作出了第一部德语有声电影《蓝天使》（Der blaue Engel）。该片于1930年首映，使玛琳·黛德丽一夜之间成为国际巨星。但是，电影制作人、演员和导演很快都被迫移民，大多去了美国。留在德国的几千名“非雅利安人”全部被开除，剩下来的创作人员的才能则被用来为政权服务。年轻貌美的莱尼·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导演为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歌功颂德的宣传片时展示了她的艺术天赋。她导演的影片中，最著名的有1935年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和1938年的《奥林匹亚》（Olympia）。

可是，数目空前的（每年约10亿人次）德国观众涌入电影院，不是为了看政府的宣传，而是为了娱乐。就连纳粹政权的宣传大师戈培尔也明白这一点。纳粹德国制作的大部分电影至少表面上都不是宣传片，而是轻松型娱乐片。像1941年的《听众点播音乐》（Wunschkonzert）和1942年的《伟大的爱情》（Die große Liebe）之类的爱情片和音乐片使观众得以从战争的严酷现实中暂且逃离。戈培尔砸下重金制作彩色电影《闵希豪森男爵》（Münchhausen），说明了他对逃避现实的娱乐的重视。这部电影是幻想喜剧片，描述了闵希豪森男爵的冒险奇遇。1943年，德国人民因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而震惊无措之时，《闵希豪森男爵》的上映转移了人民的注意力，给他们提供了快乐。

法西斯意大利的电影产业也被置于政府的严格控制和审查之下。与德国一样，意大利限制外国电影的进口。大部分意大利电影都包含一定的宣传法西斯主义、美化战争的内容，不过许多电影是轻喜剧和爱情故事片，几乎没有一部成为传世之作。然而，电影产业还是留下了两个遗产。1937年，墨索里尼成立了意大利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电影城”（Cinecittà），它坐落在罗马郊外，配备了技术先进的制片设施。5年前的1932年，威尼斯电影节确立，每年都给最佳意大利影片和最佳外国影片（几乎每次都是德国片）颁发“墨索里尼杯”。

在苏联，随着斯大林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对人民生活各个领域的控制大为收紧，创造力几乎被扼杀了。电影制作受到官僚机构的严格控制。主要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吹毛求疵的内容审查，与前一个十年相比，每年的电影产出只有过去的一半，外国电影的进口基本上完全被叫停。20世纪20年代时在先锋电影方面轰轰烈烈的实验被代之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乏味沉闷和千篇一律。但苏联的电影观众和别国的观众一样，只要有机会，还是愿意看喜剧片和轻音乐片（哪怕里面充满了政府的宣传）。

在其他欧洲国家，电影制作兴旺发达的机会较多。然而，哪个国家的电影公司都无法与好莱坞巨型公司的财力、风光和雄心抗衡。当语言成为打入英语市场的障碍时，这就成为一个具体困难。法国是电影的发祥地，20世纪20年代期间，电影曾是先锋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有声电影的出现把电影从一种知识艺术的形式变成了大众娱乐的主要媒体。但是，法国电影严重依赖国内市场，电影制作因此遇到了融资的困难。20世纪30年代早期，故事片数量大增，但法国电影业缺乏整合，难以找到制片所需的资金。1934年，法国上映的电影中有3/4是外国片，因此，有人抗议法国艺术制片受到了威胁，讥贬美国对法国影院的“入侵”，要求保护法国电影业。法国的电影制片人拼命竞争，但他们不比美国同行，无法从大型私有公司那里得到资金。只能由国家出手干预，国家也的确进行了干预。人民阵线政府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建议由国家资助电影制片。该建议在第三共和国倒台前不久开始实施，在维希政权统治时期继续得到了执行。

英国电影产业同样面临资金不足和美国竞争的问题。企图增加英国电影的产量并限制外国（主要是美国）影片的进口只导致了更多劣质电影的出产。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的电影产出十分惊人，仅1936年一年，就上映了近200部影片，这是英国电影产业的大丰收。然而与此同时，制片公司在苦苦挣扎求存。到1937年，英国的制片公司只剩了20家，而前一个十年间有600多家。就连像匈牙利移民亚历山大·柯尔达（Alexander Korda）这样资金雄厚的大制片人都遇到了困难。资本集中势不可当。20世纪30年代晚期，英国的电影制作、影院所有权和影片分配落入几个大公司之手，其中最出名的是［1937年由J. 阿瑟·兰克（J. Arthur Rank）创建的］兰克组织有限公司。很快，兰克获得了高蒙（Gaumont）和欧迪恩（Odeon）两大电影院线的所有权，英国几乎每个城镇中心都有它们的电影院。

那些电影院被称为“梦之宫”，往往是华丽的装饰艺术建筑，内部装潢金碧辉煌，可容纳1,000多名观众。然而，多数电影院都算不上“宫”，其实有些根本就是破破烂烂的所谓“跳蚤坑”。它们是较小的独立影院，上映的电影依靠大分销商供应，还必须等到在大影院上映过一段时间后。1939年，英国的电影院达到了5,000家。电影日益受到大众欢迎，大部分电影院的生意都非常红火。看电影比去剧院看戏便宜多了。事实上，许多外地的剧院老板看到大势所趋，纷纷把剧院改造成了更容易赚钱的电影院。即使在大萧条期间，老百姓也能买得起电影票，能暂且躲开经济衰退的寒风，享受两个小时的温暖，忘掉现实。20世纪30年代的减价电影票使得80%的失业人口能够经常去看电影。每周的电影观众达到2,300万人，电影院每年售出的电影票接近10亿张。

电影院成了新的礼拜堂，电影明星则成了新的神祇。欧洲国家也有本国的明星，但他们的名声一般不出国门。一名英国演员成了国际知名的明星，他就是风流儒雅的罗伯特·多纳特（Robert Donat），因出演了1935年上映的《鬼魂西行》（The Ghost Goes West）、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lk）的《39级台阶》（The 39 Steps），以及1939年的《万世师表》（Goodbye, Mr. Chips）而声名远扬。英语文化圈外的电影明星要扬名国际比较困难。汉斯·阿尔贝斯（Hans Albers）虽然在德国家喻户晓，在国外却不为人知。要在国际上出名，就得到美国去。马琳·黛德丽和（犹太裔奥地利人）彼得·洛尔（Peter Lorre）到美国后成了国际巨星。埃米尔·扬宁斯（Emil Jannings）和瑞典女演员扎拉·莱安德（Zarah Leander）都拒绝了好莱坞，他们的名气基本上限于德语国家。由于好莱坞近乎霸权的巨大影响力，多数国际明星必然都是美国人。战争降临欧洲时，好莱坞刚好推出爆炸性轰动的大片《飘》，主角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的国际盛名一时无两。后来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劳伦·白考尔（Lauren Bacall）、奥森·韦尔斯（Orsen Wells）等明星也成了国际巨星。美国在战后（至少在欧洲西半部）继续统治欧洲通俗文化的道路已经铺就。

社会经济架构、人民的信仰模式和基督教会的地位既有延续，也有悄然的转变。思想智识的潮流在发生变化。日益由美国主导的消费休闲产业不断壮大。但除了这一切，有一个事实是无法逃避的，那就是，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灾祸连绵，自寻死路，险遭灭顶。面对未来，这个饱经战火的大陆亟须应对的问题是：它能否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有能力克服以往自杀性倾向的新欧洲？该如何建设？

一统欧洲的思想早已有之。在大灾难的混乱痛苦之中，这样的思想重新浮出水面，成为超越把欧洲拉至毁灭边缘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贵族里夏德·冯·库登霍韦—卡莱基（Richard von Coudenhove-Kalergi，他父亲是奥匈帝国的外交官，母亲是日本人）就呼吁成立一个从葡萄牙到波兰的欧洲共同海关和货币区。他认为，克服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宿怨是建立新欧洲的关键前提。几年后，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1929年提出了建立一个以政治和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欧洲国家联盟的想法。1943年，他的同胞让·莫内（Jean Monnet）在供职于设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行政机关时宣布，除非欧洲国家组成联盟，否则欧洲不会有和平，后来他激励了第一波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努力。其他地方也开始出现类似的思想，包括德国反纳粹人士的圈子。

即使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那些怀着巨大勇气加入德国国内反对希特勒的行动并为此献出了生命的人，也在设想建立一个基于国家间合作而非冲突的更美好的欧洲。1942年，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在斯德哥尔摩见到奇切斯特（Chichester）主教乔治·贝尔（George Bell）时说，一旦推翻了希特勒，德国政府将愿意积极支持欧洲国家间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成立一支欧洲军队。1943年，抵抗纳粹的“克莱骚集团”（Kreisau Circle）的成员在阐述关于战后新欧洲的想法时坚持指出：“民族文化自由和平的发展将与对国家绝对主权的坚持格格不入。”同年，保守主义者卡尔·格德勒（Carl Goerdeler）撰写的一份备忘录讲到，要成立“欧洲联盟”来保证欧洲不致再次爆发战争，要建立常设的欧洲经济理事会，取消海关和边防，建立共同的政治组织来主管经济和外交事务，成立欧洲军队。

这些想法当时都不了了之。在德国提出此类想法的人很快就被消灭了。但是，欧洲着手打扫战争留下的断壁残垣时，那些有先见之明者的理想和一些具体建议开始深入人心。于是，一个遵循完全不同原则的新欧洲开始在战火的灰烬中涅槃重生。

[1] 指往昔的帝国分解为众多独立国家。——译者注

[2] 倍耐力，轮胎生产商。——译者注

[3] 菲亚特，汽车生产商。——译者注

[4] 摩根索计划由美国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提出，他建议摧毁德国的工业能力，使之无力再次挑起战争。——译者注

[5] 坚信礼为基督教仪式，孩子13岁时受坚信礼，受礼后才能成为真正的教徒。——译者注

[6] 克努特，11世纪统治丹麦、英格兰和挪威的国王。——译者注

第十章

劫灰涅槃

在这个地球上有瘟疫也有受害者——必须尽量拒绝与瘟疫为伍。

阿尔贝·加缪《鼠疫》（1947年）

1945年的欧洲笼罩在死亡和破坏的阴影之下。“这是坟场，这是死亡之地”，这是波兰作家雅尼娜·布罗涅夫斯卡（Janina Broniewska）对华沙的印象。她在波兰获得解放后立即返回了华沙，但华沙已是面目全非，成为一片瓦砾。1929年出版了《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的德国著名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经过12年的被迫流亡后回到德国时，震惊地看到有些城镇“只剩下名字了”。

欧洲的铁路网、运河、桥梁和公路要么被炸毁，要么毁于后撤的军队之手。许多地方没有煤气、供电或供水。粮食和药品奇缺，随着1945年冬天的逼近，取暖用的燃料也严重不足。农业生产只有战前的一半。营养不良现象比比皆是，到处可见让人心碎的饥饿以及饥饿带来的疾病。住房普遍不足，有栖身之地的人也常常要与别人——经常是陌生人同住。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使无家可归成为灾难性的问题。在被德国占领者蹂躏破坏的苏联西部，2,500万人上无片瓦遮身。德国约40%的住房毁于战火，总数达1,000万。战争结束时，共有5,000多万人无家可归，在城镇的废墟里挣扎度日，急需粮食和住房。

还有好几百万人处于另一种形式的无家可归的状态，这样的人包括“流离失所者”、战争期间的奴工、难民和战俘。红十字会孜孜不倦地组织救援工作。美国于1943年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英文缩写UNRRA），比联合国的创立还早两年。它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有40多个成员国。它派遣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竭尽全力为650万名流离失所者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尽可能帮助他们返乡。许多流离失所者因过去的经历而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最终都回到了家人身边，不过往往是历经艰难，而且并不总是喜相逢的局面。有的夫妇彼此多年不见，形同路人。不出意料，离婚率急剧升高。

许多人再也回不去了。他们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告别了人世，有的死在流离失所者居住的营地，有的死在关押中（苏联战俘营的严酷条件造成了100多万战俘的死亡）。有的人不想回家；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对回国后可能的遭遇感到害怕是有道理的。根据大战接近尾声时西方盟国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共有200万人，包括在轴心国一边作战的数万哥萨克人，被“遣返”回了苏联。他们即使没有立遭处决，也通常被送到了劳改营或遥远的流放地羁押多年。犹太人大多无家可归，家乡的亲戚都已被杀光，社区也被摧毁。还有的人不得不逃去别的国家栖身，有时甚至要制造假身份。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政治难民，有些是犯了战争罪的罪犯。

欧洲实际遭受破坏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18年。死亡人数至少比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的人数多4倍。然而，“一战”留下了长期政治与经济动乱的遗产，播下了冲突重起的种子。与之相反的是，“二战”虽然比“一战”为害更烈，战后却迎来了一段出人意料的稳定期，大陆的西半部也确实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种情况在1945年的废墟当中是绝对无法想象的。当时也无法预见欧洲在短短的时间内将要发生的巨变。事实上，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完全没有显现出后来变革的迹象，而是充满了政治的动荡不定、经济的混乱无序、社会的痛苦磨难和更多丧尽天良的暴行。直到1949年，新欧洲的轮廓才真正成形，不再是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经济上四分五裂的欧洲。

（一定的）发泄与解脱

欧洲开始从它的自我毁灭中恢复之前，必须清算此前罪恶昭彰的恶徒。“二战”结束时的欧洲不仅满目疮痍，而且无法无天，放眼俱是一片混乱无序。占领军确立统治是缓慢渐进的过程，地方政府经常形同虚设，很多地方都接近于无政府状态。即使公共当局依然存在，也无法阻止残酷的复仇，有时当局甚至公然鼓励复仇的行为。对于在战争期间受尽暴力的折磨、残酷的虐待、难忍的痛苦和无尽的艰困的人们，复仇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发泄和解脱，尽管远远不够。战争完结时，复仇的渴望在无数欧洲人的心中重于一切，连获得解放的喜悦都无法与之相比。

起初，“二战”期间被征服的人民对给他们带来极大痛苦的征服者实施的暴力十分普遍，经常毫无节制。在达豪、布痕瓦尔德、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Natzweiler-Struthof）和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等地的集中营，西方盟军的部队目击了那里难以想象的恐怖景象后为之震惊，有时会鼓励集中营的囚犯采取报复行为，至少对报复行为不予阻拦。有时，原来的囚犯红了眼地攻击集中营的卫兵，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一群群流离失所者和原来的奴工抢劫商店，狂饮滥醉，殴打或杀害德国平民。在德国国内，这种狂野的暴行较快地受到了占领军的控制。其他地方德裔的处境就危险得多。东部欧洲的德裔社区分散在一连串的国家中，他们的德国同胞播下了仇恨，苦果却要由他们来承受。

战争甫一结束，南斯拉夫就爆发了暴力，其规模之大可能为全欧之最，但暴力的对象却不是德国人（德军在1945年4月就离开南斯拉夫向西突围了），而是可恨的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分子和与德国人勾结、助纣为虐的斯洛文尼亚人。施行暴力的不是肆意横行的乌合之众，而是赢得了胜利的有组织的游击队，主要是塞尔维亚共产党。发生了许多屠杀事件，很多人被枪杀，各种野蛮行径令人发指。杀人大多是出于民族的原因，是对过去暴行的报复。据可靠的估计显示，受害者（无论是平民还是与纳粹合作的军人）的人数约有7万。以所占人口比例来看，其规模比意大利的复仇杀人大10倍，更是法国的20倍。

西欧也发生了人们因过去遭受的苦难而施行的疯狂报复。最激烈的复仇发生在意大利。大战尾声，因复仇而被杀的人多达1.2万名，大部分是法西斯党人。游击队在北部一些城镇连续几周对法西斯高官、公务员、通敌者和告密者大开杀戒。民众冲进一些城镇的监狱，对在押的法西斯分子执行私刑。在法国，约9,000名支持维希政权的要人被杀，这大多发生在1944年8月法国解放前后。但是，在荷兰和比利时，关于暴民将横行肆虐的“斧头之日”的预言均未成真，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只有不到400人被杀。即使如此，也发生了一些野蛮的复仇行为，比如，1944年秋，比利时获得解放后，大约100名通敌者（大多是小角色）被就地处决，1945年5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批处决。遭到任意处决的人并不全是因为在政治上犯了罪，也有报私仇或生意竞争的原因。

在西欧，因和敌人睡觉而被指控为“躺着的通敌者”的女性经常成为整个社区的怒火所向。在法国、意大利、丹麦、荷兰和海峡群岛，这样的女子成为千夫所指，在公共场所受到仪式性的侮辱，比如被剃掉头发、剥光衣服，有时身上被泼上粪便。光是法国就有约2万名女子在各地的大批人群（其中男性占压倒多数）面前受到侮辱。

回顾过去，值得惊讶的不是发生了这样的暴力，而是暴力持续的时间居然如此之短，就连曾受维希政权统治的法国，还有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些德国的原卫星国也不例外。除希腊之外（那里的内战在大战期间就开始酝酿，很快爆发为旷日持久的兄弟相残的战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其他国家的占领军或新设立的文职政府都以惊人的速度基本掌控了局势。严重的暴力受到遏制，只是还有些地方的公共当局继续鼓励报复行动，比如怂恿民众将德裔赶出中欧和东欧一些原来被德国占领的地区。

波兰和捷克流亡政府的领导人表示要在战后驱逐所有德裔人口的时候，同盟国给予了首肯。美其名曰“人口调动”的驱逐行动针对的远不只有德裔人口。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商定的边界改动把苏联（含乌克兰）的边界向西挪动，纳入了原属波兰的一些土地，也把波兰的国界西推，将德国的一部分领土并入了波兰。这些改动一经做出，大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就与德裔一道遭到了驱逐。至少有120万名波兰人和近50万名乌克兰人被（往往通过野蛮的暴力手段）强行赶出家园，发往遥远的地方。5万多名乌克兰人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4万多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则从乌克兰反向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其中许多人是喀尔巴阡—鲁塞尼亚地方的人Carpathian-Ruthenia，该地在两次大战之间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省，但在1945年划给了乌克兰）。约10万名匈牙利人被逐出罗马尼亚，相同数目的人被从斯洛伐克赶到苏台德地区，7万多名斯洛伐克人则从匈牙利来到捷克斯洛伐克。

令人震惊的是，侥幸在纳粹魔掌下存活的犹太人仍然没有苦尽甘来，而是再次被卷入了战后欧洲丧失人性的暴力狂潮。战争结束后，仍然有22万名犹太人住在波兰，可能有25万名犹太人住在匈牙利。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一些城镇爆发了反犹暴力，最严重的是1946年7月在波兰的凯尔采（Kielce）以及几周后在匈牙利的米什科尔茨（Miskolc）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屠杀，屠杀造成几百名犹太人死亡，迫使许多犹太人远走他乡。

凯尔采的暴力爆发于7月4日，起因是一个男孩失踪两天后回到了家，男孩的父亲指控是犹太人绑架了他。谣言迅速传开，说犹太人杀害了一个基督徒男孩。犹太人在祭祀仪式上杀人这个古老的诽谤再次借尸还魂，显然听信者众。人们开始叫嚣要血债血偿，警察和军事当局则袖手旁观，任由人群越聚越大。那次大屠杀中有41名犹太人遇害。虽然凯尔采大屠杀最为严重，但它只是波兰全境更广泛的反犹暴力的一部分。波兰全国被杀害的犹太人达到了351名。显然，尽管发生了“二战”，波兰遭受过占领，犹太人惨遭浩劫，但是致命的反犹偏见仍然阴魂不散。事实上，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许多波兰人反而趁机抢夺犹太人的财产，从中获益。战后的反犹暴力反映出，波兰人感到犹太人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而他们的社会秩序部分地是建立在排斥犹太人、抢夺其财产的基础上的。在灭绝营中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回到故乡时（无论是在波兰还是在东欧的其他地方），很可能发现自己原来的朋友对自己满怀敌意，那些人占了他们的房子和财产，当然不高兴看到他们回来。凯尔采暴乱发生后3个月内，约7万名波兰犹太人去了巴勒斯坦另创家园。后来，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批犹太人也去了巴勒斯坦。他们终于看到，自己在欧洲没有未来。

对东欧人民来说，只要德裔继续生活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怨恨难消。许多城镇和村庄的德裔社群已经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之久，现在他们成了野蛮暴力的最大受害者。同盟国规定要实现“有序和人道的”过渡。事实远非如此。谁也不想保护那些被认为造成了过去几年恐怖的人。德国战败后，战争和占领期间积聚的仇恨爆发为极端的报复，而且开始时没有人管。德裔遭到抢劫、强奸、殴打，得不到食物和医疗。到1945年7月底，50万到75万名德裔被驱逐出战后并入波兰的地区。暴行肆虐。波兰当局基本上对其听之任之。可以说，德裔被视为野兽或害虫，可以随便捕捉或打死。就连苏联人也震惊于波兰人如此激烈地报复自己在德国人手中遭受过的痛苦。红军1945年8月30日发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写道：“对德裔居民毫无理由的谋杀、逮捕、长期监禁和故意侮辱越来越多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德裔无论是否同情纳粹，都被视为叛徒。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内什（Edvard Beneš）在1945年5月12日发表的电台讲话中说，需要“最终解决德裔的问题”。此言一出，立即造成布尔诺（Brno）的2万多名德裔男女妇孺被勒令马上启程前往奥地利边界，其中有些人不堪跋涉的困苦死在了途中。基督教“爱汝邻人”的训诫不适用于德裔，一位天主教神父如是说。他们代表着邪恶，到了和他们算账的时候了。

如此充满仇恨的言辞必然煽动起可怕的暴力。德裔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财产被劫掠一空。他们在集中营里遭到残忍的虐待，生活条件十分严酷。出生在布拉格、曾是著名演员的玛格丽特·舍尔（Margarete Schell）在日记中记下了她在集中营的经历。她叙述了在晚点名的时候男人如何受到鞭打，有些人如何被迫蹲着在广场上跳跃前行，直到瘫倒在地上，而那又会招致新一轮的鞭打。她自己也遭受了虐待和羞辱，包括因未经允许寄出了一封信而受到集中营管理人的鞭打。

在集中营外面，捷克民兵、共产党的行动小组和其他武装团体肆意攻击、侮辱并杀害德裔人口。1945年7月31日在拉贝河畔乌斯季［Usti nad Labem，又名奥西希（Aussig）］发生的事件属于这类暴行中最严重的一类，那次有数百名德裔惨遭屠杀。许多德裔自己结束了生命。根据捷克的统计，1946年一年就有5,558人自杀。到1947年秋，约300万名德裔被赶出捷克斯洛伐克。至少1.9万到3万名苏台德德裔失去了生命。然而，如果算上野蛮的驱逐期间由疾病和饥寒交迫造成的死亡，总数应该多得多。经过数周的狂野暴行后，政府加强了对驱逐德裔人口的监管，尽管驱逐的过程仍然十分野蛮。这是因为阻止无节制的暴力不仅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有利，而且符合同盟国的利益。

至少1,200万名德裔被从中欧和东欧驱逐到了德国的被占领区，可是那些地区战后荒凉凋敝，根本没有能力接纳他们。对被驱逐而来的德裔同胞，德国人根本没有敞开欢迎的臂膀。1946—1947年间，符滕堡（Württemberg）乡村地区的一些人在教堂祈祷时这样说：“我们已经在挨饿受苦了。上帝啊，把那些乌合之众赶走吧。上帝啊，把那些暴民送回捷克斯洛伐克吧，别让他们骚扰我们。”1949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德国本国人口的60%和被驱逐的德裔人口的96%都认为彼此的关系很差。本地的德国人认为新来的人傲慢、落后、狡猾，新来的人则认为当地人自私、无情、小气。“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不受欢迎，这里的人不想看到我们，”1948年向一位市长呈交的诉状这样写道，“但是请相信，我们也愿意待在自己的家乡，不做别人的负担。我们不是难民。我们被赶出自己的房子，被驱离自己的家乡，被抢走了一切财产，这违反了一切道德和法律。没有人问我们是否愿意，就强迫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是自愿来的。”

最准确的估计是，在野蛮的驱逐行动中，至少50万名德裔丧生，还有150万人下落不明。长期居住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德裔人口则被驱赶到苏联的监狱去面对悲惨的命运，成为“活人赎罪”的一部分。

到1950年，东欧的少数族裔人数大为减少。少数族裔并未完全消失。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都有人数相当多的俄罗斯少数族裔，不过他们没有受到虐待——俄罗斯民族毕竟在苏联占主导地位。南斯拉夫也基本保留了战前各族裔群体混居的情况。但是，在族裔方面，东欧国家的人口比起战前单一了许多。过去多族裔的东欧不复存在。这是激烈的驱逐和可怕的民族清洗造成的结果。

德国投降后的几周内，民众心底仇恨的爆发先是导致了毫无节制的极端暴力，然后，民众开始转向国家机构要求伸张正义。如果老百姓对新政府有一定的信任，相信政府愿意进行彻底改革，把过去的通敌者清除出政府机关，将其逮捕法办，并严惩有罪者，他们就更愿意国家来为自己申冤雪恨。受人尊敬的原抵抗运动成员在新政府中任职，这增强了民众寻求政府帮助的意愿。挪威、丹麦和法国迅速对警察队伍进行了清洗，这对恢复民众对国家的信任也大有帮助。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老百姓被连年战火折腾得筋疲力尽，热切盼望恢复“正常状态”，不想看到暴力和冲突的延长，都愿意服从权威的领导。然而，在南欧和东欧等地，重建对公共当局的信任尚需时日，猖獗暴力的减轻也是个更加长期渐进的过程。许多民兵、治安维持会员和前游击队员保留着手中的武器，不愿上交。有些人在政府宣布对复仇杀人行为予以大赦后自愿交出了武器。但人们必须能够相信政府会对战争罪犯和通敌者严惩不贷，暴力才会慢慢消退，或者被国家当局镇压下去。

在苏联控制下的国家中，对法西斯分子和伪政权支持者的“官方”清洗激烈而又严厉，但很快就成了确定是否忠于新统治者的专断手段。被视为最罪不可逭的人会遭到审判并处决，有时是公开处决。1946年在里加，大群的人（虽然不像官方声称的有10万之众）观看了对7个德国人执行绞刑的过程。苏联军队开到后，通常会把有明显通敌行为的人就地枪决，比如，1944年7月和8月在立陶宛就枪毙了1,700人。然而，最常用的惩罚方法是把人流放到苏联偏远艰苦的地方，去那里的劳改营做苦工，一般就死在那里。据估计，自1944年到1949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至少有50万人遭到驱逐。匈牙利逮捕了14万到20万人，都被送往苏联，其中大部分人关入了劳改营。大批被怀疑同情法西斯或从事反共活动的人（两者通常被认为是同一类）遭到关押。到1948年，罗马尼亚的政治犯人数上升到25万，占全国人口的2%。到了那个时候，实际的通敌行为与所谓“阶级敌人”的“反革命”行为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了。

1945年秋，匈牙利一个小镇上的方济各会修士绍莱兹·基什（Szaléz Kiss）和约60名大多属于他手下一个青年团体的年轻人遭到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参与了一项谋杀苏军战士的“法西斯阴谋”。在通过严刑拷打逼出他们的供词后，基什和3个十几岁的青少年被处决，其他人被投入监狱或送去了苏联。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实践）将法西斯主义定为最极端的反动，这意味着东欧的司法清洗难以做到系统推进、目标明确，因为那可能牵涉到不是共产党员的大部分老百姓。于是，如同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匈牙利发生的那样，清洗变成了确保人人在政治上俯首帖耳的专断手段。一个完全无辜的人也许因为稍稍流露一点儿政治上的主见，就会被不喜欢他的人诬为“法西斯分子”。

西欧的“官方”清洗不如苏联阵营的国家严厉，也达不到老百姓希望的程度。最大的通敌者，比如挪威的维德昆·吉斯林、荷兰的安东·米塞特（Anton Mussert）、法国的皮埃尔·拉瓦尔等人被处以死刑。（87岁高龄的贝当元帅减刑为终身监禁。）清洗当然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大战刚刚结束时。西欧各地有几十万人被逮捕，以叛国罪、战争罪或通敌罪的罪名受到审判，丹麦有4万人，挪威有9.3万人，荷兰有12万人，比利时更是高达40.5万人。但是，大部分被定罪的人犯的罪都比较小，判的刑也比较轻，其中许多人提前获释，有的不久就得到了赦免。

判死刑的情形较少，就连长期徒刑都不多。比如，比利时逮捕的人中80%以上根本没有被起诉，只有241人被处决，其他被定罪的人大多只判了短期徒刑。在荷兰，4.4万名被判有罪（很多是小罪）的人中有40人被处决，585人被判处长期徒刑。但是，深入参与抓捕劳工、驱逐犹太人和打击抵抗运动的公务员和警察却得以轻易过关。法国的清洗相对严厉，当局调查了30万件左右的案子，就12.5万件提出了起诉，宣判了近7,000项死刑判决，虽然大部分是缺席审判。即使如此，也只有1,500人被执行死刑，3.9万人被判处了（大多刑期较短的）徒刑。1947年的大赦取消了大多数的刑罚。到1951年，只剩下大约1,500名最臭名昭著的战犯仍然在押。

奥地利有约50万名纳粹党员，占该国成人人口的14%，还出了一些最大的纳粹战犯。然而，这个国家却把自己描绘为德国侵略的第一个受害者。对为虎作伥的通敌者来说，奥地利无疑是全欧洲最安全的地方，只有30个战时罪犯被处死。它的邻国捷克处决了686人。奥地利的警察和法律部门中很多人被清洗出去。1945年在奥地利各部门就业的27万名纳粹党员中有一半在1946年中期遭到解雇，不过许多人很快得到了赦免，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法院做出了1.36万项徒刑判决，大部分是短期徒刑。1948年的大赦免去了90%轻罪罪犯的刑罚，让他们重新进入了社会。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赦免了罪行更严重的纳粹分子。随着战争日益成为过去的记忆，法院量刑也更加宽大。除了最为严重的案子，各地的重点均从惩罚与报复战时的犯罪转向了建立有效运作的政府。

每个被纳粹占领过的欧洲国家都有人积极与占领当局合作。但是，这样的人从来都为大多数人民所不齿，战后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而，在德国，希特勒长期以来深受拥护，他的政权推行的践踏欧洲和平、强兵黩武的民族主义得到广泛支持。几百万名德国人加入了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许多人赞成德国国内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其他灭绝人性的残暴措施，而驻外的占领军官兵（往往在德国人民的默许下）在被占领地区参与了残暴得令人发指的行为。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回到祖国后，最初的印象是，德国人“对他们自己时代中发生的事件有一种奇异的距离感”。他们无法理解降临在自己头上的灾难，于是除了每天的日常活动，别的一概不去想。德国是否还能在欧洲发挥积极作用？如何发挥？对这些问题，1945年时谁也没有肯定的答案。要实现同盟国在1945年夏波茨坦会议上提出的把德国重建为民主国家的目标，扫清德国的一切纳粹分子显然是第一步，但知易行难。

一些主要的纳粹党人通过自杀逃脱了战后的命运，有的是在第三帝国土崩瓦解之际自杀的，有的是被盟军抓住后不久自杀的。那些人中有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的得力助手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几十年后，在离希特勒的柏林掩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他的遗骸）、德意志劳工阵线狂热的领导人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还有令人畏之如虎的党卫军及警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有些人，比如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或镇守波兰西部瓦尔特高（Warthegau）[1]的魔王阿图尔·格赖泽尔（Arthur Greiser），被交给了他们曾残酷迫害过的波兰人，遭到处决。还有一些人途经西班牙秘密逃去了南美，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负责执行“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令人惊诧的是，这些人的逃亡往往得到梵蒂冈内部渠道的帮助。但是，同盟国还是抓住了纳粹政权的21名首脑人物，包括曾是希特勒指定接班人的赫尔曼·戈林、纳粹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安全警察头子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和曾任纳粹党副党魁、1941年莫名其妙飞到苏格兰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很快将受到审判的主要战犯中也有军方领导人，包括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德意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陆军参谋总长）、埃里希·雷德尔（1943年前的海军总司令）和卡尔·邓尼茨（他接替雷德尔担任海军司令，希特勒自杀后曾短暂担任帝国总统）。

对纳粹头子的罪行进行审判似乎非常简单。然而，这是个法律上的雷区，因为1945—1946年在纽伦堡开庭一年、由来自四个占领国的法官和检察官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确立的管辖权。丘吉尔建议抓到主要战犯后立即枪决，斯大林希望先审判再枪决，全欧洲的公共舆论都赞成即时裁决。但是，美国坚持认为，对犯人的指控必须有坚实的法律根据，以向世人，特别是德国人民，证明他们罪行确凿，而不是想当然地假设他们有罪。最终，美国的意见得到了接受。受到指控的人中有12个人，包括戈林、里宾特洛甫、弗兰克、博尔曼（缺席审判）、凯特尔和约德尔，被判处绞刑。（戈林在行刑前自杀身亡。）其余大部分人，包括运气奇佳逃脱了绞索的阿尔贝特·施佩尔，被判长期徒刑。纳粹党、党卫军和盖世太保被宣布为犯罪组织。纽伦堡审判后，美国又在1946年到1949年间举行了12场审判。政府部委、军方、工业界、医学界、法律界和杀人如麻的安全警察特别行动队高层有185人被指控为战争期间各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的协从犯。法庭判处了24人死刑，20人终身监禁，98人有期徒刑。

当时及以后，都有许多人批评纽伦堡审判是“成王败寇”式的审判。他们说，那不过是一场闹剧，因为苏联人也犯下了滔天的战争罪，盟军对德累斯顿、汉堡和其他德国城市的轰炸也是战争罪。当然，按照西方的司法标准，纽伦堡审判远非完美，但如果不将纳粹战犯付诸审判，就会成为文明世界眼中不可接受的缺失。事实上，德国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非常欣赏审理和判决的公平。大多数人赞成对冲锋队、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等组织做出集体指控。70%的人认为犯了战争罪的远远不止纽伦堡被告席上的那些人。人们普遍觉得，别的纳粹党员和比较低层的领导人也该定罪。可是这里问题就来了：那些人是谁？他们的罪有多大？根据什么标准定罪？德国有800多万名纳粹党员（约占全国人口的10%），还有几千万人加入了纳粹党的各种附属组织，占领当局如何做到不仅区分他们眼中有罪的和无罪的人，还要分辨罪行的轻重？

占领国很快认识到，德国社会的去纳粹化不仅任务艰巨，而且完全不切实际。在西方国家占领的三个区中，至少在初期，美国人在去纳粹化方面最为坚决。不过，西方盟国很快看到，占领当局的行政人员人少事多，又往往未经训练，根本无力处理德国人交上来的几百万份关于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与纳粹组织牵连的调查表。调查表大多毫无价值，特别是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如实填写。到1945年底，拘留营已是人满为患，数千名国家机关的雇员被开除。但事实证明，实现德国社会的彻底去纳粹化是不可能的。美国占领区才处理了160万份调查表，还有350万名已知的纳粹党员在等待甄别分类，而美国人打算1947年就撤离德国。

英占区和法占区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英国军队在1945年春解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在那里发现的可怕暴行令举世震惊。英国人审判并处决了犯下了暴行的一些人，还开除了约20万名德国人，其中许多是公务员（包括教师）、警察和工业界的领导人物，但也有务农的人以及铁路和邮政系统的工作人员。可是，财政破产的英国担负不起占领的巨额费用。于是，对去纳粹化的重视远远落在了重建德国的紧迫需要之后。重建德国要靠德国人。许多德国人有着极不光彩的过去，然而德国必须由德国人自己来管理。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很快也被迫采取了务实的政策。开始时的复仇性清洗不得不让位于实际需要。法占区的德国教师有3/4在占领的头几周被解雇。但是，1945年9月学校开学的时候，又把他们全部雇了回来。法国人一共只处理了50万份调查表，其间表现出惊人的宽大。只有1.8万人受到了惩罚，法占区的“大犯要犯”只有13名，相比之下，美占区有1,654名。

1946年初，西方盟国无奈认输，把去纳粹化的任务交给了德国人自己，建起了数百个地区法庭，法庭的工作人员都是德国人，由盟国统管。调查表仍在发放，但格式稍有改动。各类论罪也得到了保留，从大战犯到完全无罪。几乎每一个被送交法庭的人似乎都能找到某个品格无懈可击的人做证人，证明自己在纳粹时期没有做坏事。这类证词被戏称为“宝莹证书”（Persil certificate），意指大牌洗衣剂的广告词——“洗白”。

整个去纳粹化进程逐渐沦为闹剧。各法庭名义上处理了600多万件案子，其中2/3的被告人立即获得赦免，实际出庭的被告人至少9/10仅定了小罪，大部分仅仅被定为“同路人”或干脆宣布无罪。这些法庭被恰当地称为“同路人工厂”，威信扫地，为老百姓所唾弃。最后，联邦德国政府于1951年底通过法律，大赦了数十万人，只惩罚了罪大恶极的犯人。与此同时，大部分原来被开除的公务员官复原职。去纳粹化的失败不仅反映出这种做法日益不得人心，显示德国人民广泛抗拒认为他们集体犯有纳粹罪的假设，也说明随着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需要做出务实调整以利行政，此外还反映了德国民众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看法。多次民意调查表明，德国人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本意是好的，只不过是执行中出了问题。

苏联占领区的去纳粹化比西方盟国更加严厉。数万人在劳改营（包括原来的纳粹集中营）和苏联秘密警察的监狱中丧生。更多的人被送往苏联本土的劳改营。到1945年底，德国东区有50多万人被开除。对法官和律师、官员以及大学和中小学教师进行了大规模清理。到1946年秋天，已有4万多名新教师上岗。1945年到1950年间，2/3的法官和3/4的小学教师换了新人。这些新教师和新官僚受的训练很少，其工作质量可想而知。

但是，即使在苏占区，也不能无视实际情况。医生们，哪怕其资格证书是纳粹政府颁发的，一般都继续行医，他们不像教师和官僚人员那么容易替换。在必要的情况下，意识形态问题也可以忽略不计。美国人偷偷地把几百名纳粹科学家送到美国参加火箭开发研究。苏联人对德国东部的原纳粹党员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此外，苏联毕竟不能把它的占领区完全毁掉，虽然苏联人通过大力摧毁德国工业来尽力达到这个目标。最终，普通纳粹党员只要证明自己认识到了原先的错误，衷心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诲，相信一个由国有社会主义指导的全新社会是今后的努力方向，就可以过关。原来的纳粹党员转向了共产党。

清洗能否采用别的方法呢？无论在东欧还是西欧，都很难看到如何能够另择他法。在正在成形的苏联阵营里，清洗无疑是毫不留情的，是迫使人们在政治上服从的大棒。疾风骤雨式的清洗不仅是为了去除真正的战犯和通敌者，也是为了消灭“反动派”“颠覆分子”“反苏势力”，这个信息得到了有效的传递。大多数民众不是共产党员，更不亲苏，如果举行自由选举的话，他们不会投票支持共产党。但是，清洗明确地表现了新统治者的无情，在威逼恫吓之下，人们不得不从。虽然这种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做法野蛮残酷，但确实有效。

在西欧，各方都对清洗不满意。许多人认为清洗太宽大，有的人则认为太严厉。但是，重建以共识为基础的社会需要团结整合，而不是无休止的指责和复仇造成的分裂。民众渴望惩罚过去压迫者的愿望可以理解，但必须努力使之平息，不能让它毒化实现政治与社会重建的长期努力。激愤的情绪必须得到遏制，对正义的追求必须服从于政治，放眼未来必须先于彻底算清旧账。集体失忆是唯一的办法。

许多有着黑暗过去的人得以寿终正寝，他们得到了宽大，尽管他们当年对他们的受害者毫不留情。西方对于法西斯同情者的相对宽容和那些人迅速重新融入社会的事实给苏联的宣传机器提供了口实。但是，苏联红军中也有许多人犯下了严重的暴行，当然，那被说成是为了正义的事业。随着冷战的开始，东西两方出于政治考虑都决定不再继续推行清洗，而是把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东方的重点转为维护社会主义团结，西方则转为日益激烈的反对共产主义。

在经历过非人待遇的受害者眼中，应有的惩罚远远没有实施，毒液远远没有清除。他们经受的痛苦是任什么都无法补偿的。他们不可能完全释然。时隔几十年，仍然有犯下了严重罪行的战犯被搜捕、揭发、送交审判，这说明“二战”后的清算是不完全的，尽管这种不完全的状况在所难免。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内，欧洲从未完全摆脱战争年代中人性泯灭变态罪行的阴影。

政治再觉醒：分裂与不确定

新形式的多元政治在战后以惊人的步伐迅速兴起。除几个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连续性都由于德国的征服而被打断，所以，必须重新建立政治体系。不过，政治多元化的基础还在，这种基础尽管受到长时期的打压，但很快就能重新动员起来。尤其是左翼政党，它们尽管遭到禁止和迫害，但不仅保留了大部分原有的群众基础，还因为它们对纳粹的抵抗而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过去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在政治上的断层更大，然而，即使它们也令人惊讶地迅速重建了原来的政治基础，虽然政党改了新名字。

尽管如此，未来政治格局的轮廓依然极不确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人们彻底粉碎了法西斯主义，因此，法西斯专制独裁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可以完全排除（虽然关于纳粹主义在德国东山再起的担心起初并未打消，西班牙和葡萄牙则陷在往昔的时代里不能自拔）。相比之下，苏联共产主义因“二战”胜利而威信大增，在重获生机、一致反法西斯主义的左翼阵营中深受支持。许多人继续或重新把莫斯科视为鼓舞与希望之源。但是，多数左翼人士或者明确表示拥护多元的政治制度，或者至少接受多元民主为当下之必要。各国社会中仍有许多人反对社会主义，坚持保守观点，并往往深受教会影响，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尤其如此。在每一个国家中，政治制度的确切性质及其群众基础的组成都是逐渐明朗起来的。

大萧条期间，左派斗志消沉、四分五裂、败象尽显，在法西斯主义的恐怖镇压下提心吊胆。战争结束之初，左派翻身的时候似乎终于到来了。20世纪30年代期间，各国的人民阵线虽然持续时间都不长，但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把它们团结在了一起。1945年，法西斯这个死敌被彻底打垮，反法西斯主义再次成为把左派团结起来的黏合剂。共产党人尤其因战时的坚决抵抗而深受赞誉。左派（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期待着乘胜前进。

多元政治在西欧的重生

在大部分国家战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共产党得到的选票都达到了战前的两倍以上。1945到1946年间共产党得票最多的国家是法国（26%以上）、芬兰（23.5%）、冰岛（19.5%）和意大利（近19%）。在比利时、丹麦、卢森堡、荷兰、挪威和瑞典，共产党获得了10%到13%的选票，共产党在德国一些地区选举中获得的选票高达14%（德国西部在1949年前没有举行过全国选举）。然而，奥地利和瑞士对共产党的支持只有5%~6%，英国更只有少得可怜的0.4%。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政党获得的支持比共产党多，在奥地利、瑞典、挪威和德国西部的一些地区选举中得票高达40%以上，在比利时和丹麦超过了30%，在荷兰略低于30%。在法国和意大利，左派获得的选票总数非常可观（法国是47%，意大利是39%），共产党和社会党基本上平分秋色。

反法西斯主义本质上坚决反对曾与极右势力同流合污的保守建制派，还希望实现全面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人们普遍感到，只有左派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受战争的破坏较小（虽然挪威损失了20%的经济基础设施），社会民主左派得以巩固战前建立的权力基础，引进了社会福利方面重大而持久的变革。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开始时因战时和伪政府的瓜葛受到了影响，但很快赢回了暂时被共产党拿走的选票。社会民主党在挪威由于参加了抵抗运动而得到加强，在瑞典则一直相当强大。小小的冰岛是欧洲少数几个在战时实现了繁荣的国家之一，于1944年脱离丹麦取得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在那里的支持度一直赶不上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民团结党，但它们两党和保守的独立党共同组成了联盟。值得注意的是，联盟内部对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通过支持捕鱼船队来提高生活水平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分歧。在斯堪的纳维亚，战争形成了干扰，却没有打破政治结构，也没有中止经济社会改革的政策。

社会民主党在芬兰也是一支主要力量，虽然在1945年时这一点并不明朗，那时芬兰看起来很有可能会成为苏联阵营的一部分。1945年，芬兰共产党人（他们自称为“人民民主党人”）自1929年以来首次得以参加竞选。他们赢得了23.5%的选票，比社会民主党的25%仅差一点（社会民主党的得票远少于战前）。这两个党再加上得票21%的农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政府施行左倾纲领，包括国有化、税务和福利改革，还有国家对经济的广泛控制，并小心翼翼地一方面培育与邻国苏联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维护本国的独立。共产党掌握了内政部和四个其他部委。1946年，共产党人毛诺·佩卡拉（Mauno Pekkala）甚至当上了总理。

看起来，芬兰会和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国家一样，权力进一步向共产党手里集中。但是，芬兰共产党本身不团结，又遭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农民党的激烈反对，在1948年的选举中受挫。与此同时，反共思潮不断壮大，1948年2月共产党夺取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控制一事引起了高度关注。芬兰的政治领导人精明圆滑，特别是仅仅一个月后就与苏联举行了建立军事同盟的谈判。谈判达成了一项防御性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比军事同盟的约束力小。最关键的是，斯大林出于务实的理由（也许捷克斯洛伐克政变造成的负面国际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愿意让芬兰继续作为独立的邻国存在，而不是迫使它像苏联势力范围内其他国家一样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事实上，社会民主党虽然受到了莫斯科的猛烈攻击，但在1948年后的若干年间在形成芬兰政治与经济格局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英国工党在大战尾声也赢得了选战的胜利。工党实质上代表着一种形式的社会民主，虽然它自建党以来的发展与欧洲大陆上的社会民主党大相径庭。最重要的是，它从未遇到过来自共产党的重大挑战。所以，英国的左派没有撕裂，没有兄弟阋墙的争斗。当然，它也没有经历过法西斯政权的统治、迫害或纳粹占领。通常的政党政治在战时的国民政府中暂告中止，但是在1945年得到恢复时，过去的政治结构依然完好。保守党在之前30年的时间内只有3年在野，现在因败选再次下野，被迫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内部组织结构。不过，保守党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特点，而且党魁是世界闻名的丘吉尔。

在1945年大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大萧条在英国人民脑海中留下的深刻烙印。那段凄惨的日子决不能重演。选民要求实行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以防大萧条的苦难再现。于是，他们在1945年7月的大选中将丘吉尔推下权位，使工党挟60%以上的议会席位入主政府。新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毫无个人魅力可言，却十分干练。他领导的新政府开始着手在［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19世纪早期的一首诗中所说的］“英格兰那青葱宜人的土地上”建立今世的耶路撒冷[2]。艾德礼的内阁中有一些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大臣，其中最突出的是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贝文在两次大战之间是主要的工会领导人，在战时政府中担任劳工大臣，非常强势。艾德礼就任首相后任命贝文为外交大臣，这是艾德礼的一记高招。另一位关键人物是名字与贝文很像的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能言善辩的比万做过矿工，威尔士矿区工人的贫穷和困苦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被艾德礼任命为卫生大臣。严肃持重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原来是党内的左翼激进分子，战时曾任英国驻苏大使。在莫斯科的经历消磨了他早先对斯大林的热情，于是他转而研究混合型经济的管理、效率和罗斯福新政式的规划，他对英国战后经济的指导影响至深。

新的工党政府力图通过民主手段实现社会和经济革命。煤矿、铁路、煤气、电力以及英格兰银行都实现了国有化。根据战时联合政府1944年颁布的《教育法案》，更多的人获得了上中学的机会。工人权利得到改善。一项宏大的住房建筑计划开始实施。最重要的是，英国建立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被恰当地称为“战后更加美好的英国的象征”，也是艾德礼政府的最大成就。英国所有家庭都享受津贴，直接发给母亲；大量的福利立法（落实了贝弗里奇勋爵1942年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开始减轻战前就存在的最严重的贫困。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几十年中，多数人眼中最伟大的成就是1948年创立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这主要应归功于善于激励人心的安奈林·比万（但该体系受到医学界的激烈反对）。在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下，病人不必直接向医生付钱即可得到治疗（当然，他们需要通过纳税做出贡献）。因此，社会最贫穷的群体得到的医疗服务大为改善，降低了因罹患肺炎、白喉和肺结核而死亡的人数。这些是重大而持久的进步。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头几年，英国人还要面对事情的另一面：紧缩措施。英国是战胜国，但财务上捉襟见肘。它债台高筑，却仍维持着帝国主义强国的军费开支水平。大有必要、极受欢迎的社会改革意味着国家必须加大福利开支。英国要拿得出钱，只能扩大出口，紧缩进口。于是，政府只能长期维持战时实行的对消费者开支的限制。

福利改革消除了最严重的贫困。即使如此，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仍然艰苦单调，完全谈不上舒适。大部分食品仍然实行配给。大战期间和结束时都没有实行的面包配给自1946年起却开始实行，一下子就是两年。“我有时候真搞不懂到底是谁打赢了战争。”英格兰北部一名家庭主妇在1946年说的这句话也许代表了老百姓普遍的心声。许多商品断货。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商店里来了货物，马上就排起长龙。妇女担负了排队买东西的主要任务，有时一排就是几个小时，还经常空手而归。[3]

食品配给直到1954年才结束，比西欧其他国家晚得多。从那时起，给孩子买糖果吃才不再需要票证。汽油不再实行配给后，有汽车的人才能买得到足够的汽油开远途。老百姓起初普遍接受紧缩措施，但慢慢地耐心越来越少。到1950年，原来投票给工党的一些选民已经准备抛弃工党。保守党眼看要东山再起。

然而，无论政党政治中有何种分歧，工党引进的福利改革都得到了所有政党的广泛支持（经济改革、工业国有化以及其他政策的遭遇则完全不同）。保守党认识到，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已成为过去，需要改变，保守党也很好地适应了改变。英国各政党就社会政策的实质内容达成了惊人的意见一致，这种意见一致一直持续了20多年。1948年后，工党的改革势头后继乏力，工党执政时间一共只有5年。但是，它在这段时间内深深地改变了英国。在工党的主持下，英国继续走了一条与欧洲大陆有别的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英国两次被欧洲拉入世界大战，但它具有相对于欧洲的强烈的独立感，认为自己的利益与英联邦和战时盟友美国的利益更加一致。这种态度在后来的多年间继续深刻影响着英国的政治文化。

在西欧大部，左派的兴盛仅仅是昙花一现，一个原因是左派内部很快又发生了分裂。单靠反法西斯主义无法把左派长期拢在一起。旧有的裂痕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一边是致力于在多元民主框架内推动改变（并愿意与改良后有所克制的资本主义共事）的社会主义政党，另一边是紧跟莫斯科，以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独掌国家大权为目标的共产党。

第二个原因是基督教民主派在战后异军突起，成为最重要的新生政治力量。它生气勃勃，奉行保守主义，全力支持多元民主。它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而且支持大规模社会改革，因而扩大了过去基督教政党的选民基础，把原来四分五裂的社会和政治利益整合了起来。大战之前，保守的精英阶层一般都抵制改变，经常将民主视为对自身利益的威胁而予以阻挠。“二战”之后，与法西斯没有瓜葛，也就没有染上污点的新的政治精英阶层改弦更张。它认识到需要接受社会变革和议会民主，并努力使议会民主为己所用。每个国家都有大批民众不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动，对他们有吸引力的是在基督教原则框架内支持社会变革的保守改良政治。

第三个原因最为重要，既说明了共产主义力量的减弱和左派内部的分裂，也解释了基督教民主力量的上升，那就是东西欧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这个裂痕不久后就发展为冷战。事实证明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共产党在东欧令人反感的所作所为越广为人知，西欧的保守政党就越能利用本国人民对苏联长期以来的厌恶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大做文章。

在西欧大部，政治归属迅速分为三部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基督教民主。随着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敌意的加深，左派的分裂也更加固化。共产主义得到的支持减少了，基督教民主的力量增加了。左派发现，自己影响政治议程的能力越来越小了。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都出现了这个趋势，尽管各国的具体情况稍有不同。荷兰的天主教人民党保住了教徒的支持，但比不上其他国家新生的基督教民主党。战前荷兰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几大“支柱”是社会主义、天主教和新教（新教徒的组织比较松散，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它们在战后基本上恢复了战前的地位，只是形式稍有变化。比利时的政治也基本上承袭了战前的框架。中产阶级和乡村人口是改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受益者，而激进左派又失去了对产业工人阶级的吸引力，于是保守派成为主导力量。奥地利被置于四个战胜国的占领之下，但算是被解放的国家，那里共产党的力量从一开始就可以忽略不计，虽然它获准参加由新式基督教民主政党“奥地利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大联合政府。奥地利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民族团结，不是重启战前的分裂。

1945年时，意大利的未来看似将由革命左派决定。但是，在持续严重的经济困境中，1945年尚未结束，原天主教人民党领军人物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带领的基督教民主党就崛起为意大利政治中最重要的新生力量。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把极为保守的力量与包括信仰天主教的工会成员在内的左翼力量集合到了一起。加斯贝利以高超的手腕控制着党内的左右两翼，牢牢掌握了基督教民主党的大权。开始时，他还得到了在莫斯科度过了战时岁月的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的帮助，因为陶里亚蒂愿意带领共产党参加政府。加斯贝利的政府是由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和社会党组成的看似不可能的联合。这个政府有效地停止了清洗，用经验丰富的官员取代了许多刚被任命的警察局长和地区行政长官，取消了“政委”管理大公司的做法，使之重归私有制，并开始恢复公共秩序。在1946年6月2日举行的大选中，选民用手中的选票确认了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同时拒绝了名声扫地的王室。意大利变成了共和国。

意大利政治的三分天下持续了一段时间。社会党和共产党加起来获得的民众支持最多，但它们的政策目标和群众基础各不相同。另外，对左派的支持高度集中于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区。乡村人口大多是基督教民主党的拥护者，占了全国选票的1/3以上，使基督教民主党成为明显的赢家。1947年5月，冷战初起，引发了政府内部无法调和的矛盾，导致共产党被逐出政府。1948年4月举行议会选举时，“赤色威胁”论正甚嚣尘上，结果共产党和社会党加在一起的选票从1946年的40%跌到31%。教皇庇护十二世向意大利人民宣告说，支持反基督教的政党等于叛教。美国的反共宣传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基督教民主党赢得的选票从35%增加到48.5%，一举获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意大利的政治原来由党派积极分子的革命暴力所主导，现在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却在政府中占了多数，这个转变不可谓不引人注目。左派的分裂使基督教民主党得以在后来的多年内掌控意大利动摇不稳的政治体系，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西欧国家中唯有在法国，共产党在战后的首次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多于社会党（26%对24%）。然而，人民共和党这个基督教民主党在法国的变种异军突起，在1945年10月21日的立法选举中获得了25%的选票。选举后，人民共和党和（作为“二战”中抵抗运动中坚力量的）社会党及共产党组成了三方联盟，成立了临时政府，受命为第四共和国起草宪法。1944年8月25日法国解放时即已成立了临时政府的夏尔·戴高乐继续担任新临时政府的首脑。人民共和党的一些领导人，比如乔治·比多（Georges Bidault），参加了战时的抵抗运动，这给人民共和党加了分。它和其他的基督教民主党一样，既吸引了植根于天主教社会思想的左派，又保住了思想更传统、更保守的选民的支持。整个第四共和国期间，从1946年到1958年，历届政府都有人民共和党的参与。但是，与大部分其他西欧国家不同的是，几年后，对人民共和党的支持不升反降。天主教会对政治的影响力在法国比在意大利或联邦德国这样的国家小得多，但人民共和党逐渐衰败，是因为它受到了保守右派的重大挑战，这是其他基督教民主党从未遇过的情况。挑战人民共和党的保守右派出现在1947年，其先锋不是别人，正是受人敬仰的法国战斗英雄夏尔·戴高乐。

事实上，人民共和党开始时愿意和社会党及共产党一道，共同推动深远的社会改革，也支持与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三方联盟的每一方都赞成大幅增加福利和实行广泛的国有化，包括把银行、保险公司、煤矿、电力和煤气生产行业、航空公司，以及雷诺汽车公司收归国有。戴高乐尽管骨子里是保守派，却也同意实行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总设计师是让·莫内，这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负责监督执行旨在实现法国经济现代化和恢复生产的措施）。于是，法国的“新政”挟强大的政治支持开始成形。（通常由共产党人主导的）工会、共产党本身、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各尽其能，确保工业生产率不断提高，鼓励农民大量向城镇供应食物，引进了更好的社会保障、养老金、生育福利等改善老百姓生活的措施。但是，这些改变不可能立竿见影。法国解放后至少两年内，由于高通胀和食品等基本商品的短缺，生活未见改善。这自然加剧了政治矛盾，对政府民望的影响可想而知。

各种困难都难以克服，政治上的失望不断加深，多元政党政治中常见的分歧和冲突卷土重来，这一切都与戴高乐由他自己统帅一个团结一致的法国的崇高愿景格格不入。1946年1月，他突然辞去了临时政府首脑的职务。6月，他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高呼应当选举总统，由总统全权负责行政。不用猜就知道，戴高乐自己想当这样的总统。选民不同意他的观点，而是投票成立了议会权力大于行政权力的第四共和国。不过，选民投票的热情不高，有1/3的选民根本没有投票。第四共和国具有战前第三共和国的许多弊端。新宪法加强了（通过比例代表制选出的）立法部门的权力，使之有权解散政府，而政府从来都是政治利益互相冲突的各个集团的勉强联合。这就注定国家的政局会持续不稳。

戴高乐对新的宪政安排不屑一顾，于1947年4月宣布要组织并领导一个新的政治运动，他称其为“法兰西人民联盟”（简称RPF）。RPF据称超越了通常的政党政治，以建立民族团结、反对共产主义和赋予总统强大的行政权力为纲领。它成立不到一年，就开始挤压政治右派的地盘。RPF的成员多达50万人（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和农民阶层），在法国北部的若干市级选举中赢得的选票最高时达35%，尽管RPF仍无法在全国选举中实现突破。

然而，三方联合政府出现了不稳。1947年4月，共产党主导的工会发起了一波罢工浪潮，共产党还反对政府使用武力维持法国在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的帝国主义统治。于是，身为社会党人的总理保罗·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以此为理由解除了在政府中担任部长的所有共产党人的职务，三方政府遂告完结。共产党再次参加政府要等到30多年以后了。接下来，人民共和党、社会党、激进党和几个较小的政党组成过几届政府，却都动荡不稳。它们美其名曰“第三力量”，其实它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对共产党和由戴高乐领导的反对派的敌意。到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法国的保守右派迟迟无法克服内部分歧，对人民共和党的支持土崩瓦解。第四共和国剩下的时间内，弱势政府成为常态。

被占领的德国西部地区是欧洲政治再觉醒的关键之地。德国投降后，政治格局几乎马上就开始重建。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于1945年6月在柏林成立，其建党公报呼吁德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重建祖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和共产党也以不同的方式将民族团结作为动员民众支持复苏努力的中心论点。左派和右派都认识到，需要扩大自己的支持面，克服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严重分歧——正是那些分歧毒化了政治，为希特勒1933年的胜利铺平了道路。纳粹党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基本上摧毁了过去的“资产阶级”自由党和保守党，只有天主教中央党得以幸免。同时，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仍在继续1918年革命时即已开始的激烈的兄弟阋墙，这一切曾导致12年漫长痛苦的独裁统治和当局对反对派的残酷迫害。然而，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令人瞩目，不光是因为多元政治如此迅速地重上轨道，也因为各政党的群众基础与魏玛时代并无二致，选民的政治倾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单受他们所属的社会阶级的影响，还受宗教信仰的决定。

基民盟很快争取到了保守派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魏玛时代那种瘫痪性的分裂。基民盟自认超越阶级和宗教，代表着基督教重兴的精神，要战胜纳粹罪恶的过去，与仍然猖獗的“世界上的邪恶势力”做斗争。它要建立一个以基督教原则为基础、集民主与社会正义于一身、经过彻底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在1946—1947年，基民盟就在德国西部的地区和地方选举中频频成为最大的获胜党，它在南方有些地方的得票率超过50%，在北方也经常高于30%。

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首任党魁是此后近20年间在基民盟里一言九鼎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当时他已年近70。希特勒掌权之前，阿登纳曾任科隆市市长，第三帝国期间曾两次被捕入狱。他深受莱茵兰天主教的影响，是坚定的天主教徒，激烈反共，赞成与西方和解。自1947年开始，随着冷战日益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阿登纳带领的基民盟不再像过去那样支持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改革，而是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虽然基民盟的纲领仍然是通过推行社会福利措施来减轻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的严重不平等，但它开始对大企业更加友好，这里面重要的推手是基民盟的经济大师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基民盟右转后，立场与新成立的较小的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开始接近，后者笃信经济与个人自由的原则，强烈支持企业，反对一切国有化的主张。1949年第一次全国大选中，自民党得到了12%的选票，社民党获得29%，基民盟以31%的选票险拔头筹。自民党那12%的选票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使基民盟（以及它在巴伐利亚的姐妹党、奉行天主教价值观的保守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得以成为阿登纳担任联邦总理的联合政府中的主要力量。

保守右派形成了新的团结，左派却回到了分裂的状态。1945年，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联手与垂死的纳粹政权斗争，在德国工业城市和大工厂里建立了众多的联合“反法西斯委员会”。但战争甫一结束，战胜的西方盟国就解散了这些委员会，认为它们在新社会中不会起好作用，反而会威胁社会秩序，给共产主义提供机会。此举说明，同盟国从一开始就决心阻挡任何比自由或保守的多元民主更激进的政治形式。其实，反法西斯委员会似乎不可能为政治重建提供持久的基础，但它们也从未得到过尝试的机会。这符合大多数德国人民的民意：他们想要改变，但不想成为革命的实验品。共产党在产业工人阶级这个大本营以外难有突破。即使在冷战开启、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被破坏无遗之前，德国西部投票给共产党的选民也不到10%，只有社民党平均支持率的1/3。

社民党也致力于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曾在纳粹集中营里被囚禁10年，因此备受尊敬。他主张早日恢复德国的国家统一，但统一应牢牢建立在民主原则和新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上。他提倡对大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把大庄园的土地没收后重新分配。可是，舒马赫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他认为，对于1933年纳粹上台的灾难，共产党人和支持纳粹的中产阶级一样难辞其咎。他还日益担忧共产党会为苏联统治德国打开大门。然而，他的阶级斗争言论不出意料地不为德国的多数保守派所接受。

参加1949年联邦议会竞选的政党形形色色。政治格局尚未确定。不过，主要轮廓已经日渐清晰——由基督教势力、自由派势力和社会民主势力三分天下。

在冷战远未成为事实之前，东欧，包括德国的东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与西方有着根本性不同的政治格局。西方盟国当然也对它们占领地区的政治重建施加了影响，比如，它们经常支持保守党，不支持社会民主党，但是，与苏联对它统治下欧洲地区的严密控制相比，西方盟国的干预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多元政治在东欧被粉碎

如果说苏联起初对德国东部的战略发展还有些举棋不定的话，后来它就越来越对多元民主口惠而实不至。开始时，表面上还维持了多元民主，不仅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还成立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但是，当局公开持续对人民施压，强迫他们支持共产党。纳粹时期流亡莫斯科的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其他德共领导人迅速占据了关键的行政职位，巩固了共产党的基础。当局对工业实行国有化，没收土地重新分配，对经济、行政和专业精英进行清洗——这些措施不出意料地受到穷人的欢迎。但是，1945—1946年冬天举行的地方选举表明，尽管共产党拥有这些优势，但得到的支持远逊于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光靠选票无法赢得民主选举的多数。

1946年2月，共产党开始推动与社民党合并。舒马赫带领社民党表示强烈反对。当过记者的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Ruth Andreas-Friedrich）曾是抵抗希特勒政权的积极分子，现在是社民党的热情拥护者，她清楚地指出了与共产党合并的危险。她在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9个月来，德国共产党一贯对莫斯科唯命是从……如果我们把头伸进这个绳圈，不仅我们自己要完蛋，柏林和整个德国东部都会完蛋。那将是民主的失败，却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夺世界权力的胜利。”左派分裂了，两派分道扬镳。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观察到，“一年前还在盖世太保的恐怖下互相帮助，为了保护别人不惜冒生命危险的人，如今像死敌一样彼此攻击”。3月，柏林西区举行了一次公投，但东区禁止举行。投票的结果是，社民党80%以上的党员拒绝与共产党合并。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写道：“自决的意志顶住暴力、威胁和宣传，取得了胜利。”

然而，1946年4月，苏占区的两大左翼政党还是被强行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统社党）。这个新成立的党从一开始就由共产党主导。可是，统社党使尽浑身解数，仍未能在1946年10月举行的多场地区选举中的任何一场赢得绝对多数票。政治的动脉已经开始硬化。残余下来的真正的多元主义在有系统地被逐渐清除。反对实行苏联式政治制度的人被解除职务，其中许多人被投入监狱。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与西部分离的进程至此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到1949年1月，统社党被正式宣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成为斯大林模式的德国版。

苏联战后在东欧大部分国家建立统治地位的方式与它在德国东部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苏联的力量并非决定政治格局的唯一因素。战前精英因为与纳粹合作而名声扫地，民众对当地共产党的支持，对从财富再分配中获益的期望，对西方盟国日益加深的不信任，这些因素都发挥了作用。但是，苏联的力量是公式中的常数，是所有情况中的共同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和在德国东部一样，苏联在其他东欧国家也是一旦看到靠多元民主无法实现民众对共产党统治的支持，便大力施压以确保共产党的主导地位。

匈牙利是最清楚的例证。由多个政党组成的临时政府把大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配给农民，因此大得民心，使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小农党在1945年11月的选举中赢得了57 %的选票，而共产党只得了17%的选票。然而，共产党持续不断地通过野蛮的恫吓手段蚕食小农党和其他反共政党的基础，直到1949年在莫斯科的支持下独掌大权。

在波兰，1944年底，受莫斯科支持的“卢布林委员会”被苏联正式承认为波兰的临时政府，警察和安全机关也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大战爆发后流亡伦敦的国民政府尽管仍被西方盟国承认为波兰的合法政府，却没有任何权力。同盟国急切地希望解决波兰的问题。1945年6月底，包括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ław Mikołajczyk）在内的国民政府的几个成员听从西方领导人的劝说，加入了有更多党派参与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当时说好以后会举行选举。这样，在7月的波茨坦会议之前，西方就正式撤回了对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承认，低头接受了波兰的既成事实。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保证要在波兰举行民主选举。但是，他所谓的民主与西方国家的理解不同。1947年1月，波兰终于举行了选举，但那是在苏联高压恫吓的背景下举行的。100多名反对共产党的人被杀害，数万人被关押，其他政党的许多候选人被撤销了参选资格。根据官方发表的结果，共产党阵营赢得了80%的选票。若是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结果又将如何？对此我们不得而知。西方国家束手无策，对苏联日益加紧的控制无能为力。波兰人自己提出了一个合理的疑问：“二战”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原以为“二战”是为了维护波兰的独立。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产党获取权力的模式与在波兰大同小异，都是在苏联的军事和安全部队的支持下渗透政府机构，实施威胁恫吓，逮捕并监禁政治反对派，再加上选举舞弊。

捷克斯洛伐克却与众不同，那里发生的事情使整个西方世界为之震惊（虽然华盛顿决策层的有些人声称早有预感）。1946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了名副其实的自由选举（美军和苏军都已经撤走了），共产党人赢得的选票最多——38.6%，这给了他们一定的民主合法性。共产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并不出奇。当时，生活极为艰难困苦，许多人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经济一片混乱。如在其他地方一样，多年的德国占领造成了当地人民彼此间的巨大怨恨和攻讦。促使人们支持共产党的无疑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因素，尤其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他们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永恒的理想”，相信应该走个人利益服从“全社会利益”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如何，海达·马格利乌斯·科瓦利（Heda Margolius Kovály）后来是这样说的。她是名犹太妇女，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遭受过残酷的折磨，她的丈夫是共产党人，曾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担任部长（1952年，他被安上“阴谋反对国家”的莫须有罪名遭到处决）。

然而，共产党虽然是最大的政党，支持它的人却仍然只占人口中的少数（在斯洛伐克得到的支持比在捷克更少）。笃信斯大林主义、刚结束在莫斯科的战时流亡的新总理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面临着广泛的反对，尽管反对他的各个政党彼此之间也有分歧。1947年，给予斯洛伐克人相对自治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同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困难有增无减，又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拒绝了美国的经济援助，被迫加入在东欧逐渐成形的苏联阵营，这使得共产党主导的政府大失民心。共产党不得已勉强同意于1948年5月重新举行选举。共产党人在新的选举中赢得更多选票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但当年2月，联合政府中一些其他政党的部长愚蠢地提出辞呈，抗议共产党为扩大对警察的控制而采取的措施。此事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政治危机。共产党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来支持他们的要求。仍在犹豫是否应该辞职的人受到的压力与日俱增。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的儿子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时任外交部部长，他被发现死在他的办公室窗下的人行道上。官方说法是自杀，但多数人认为他是政府派人谋杀的，共产党人等于是在发动政变。他们完全控制了5月的选举，在新选出的议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总统爱德华·贝内什无奈只得任命一届新政府，总理仍然是哥特瓦尔德，但现在政府已完全被共产党所掌握。

1948年6月，哥特瓦尔德取代疾病缠身的贝内什成为总统。人们原来发自内心的热情很快烟消云散。几个月内，在海达·马格利乌斯·科瓦利看来，“苏联成了我们的榜样”，法治摇摇欲坠。反对派受到大规模镇压，数千人被投入监狱和劳改营。捷克斯洛伐克在被西方绥靖政策害得成为希特勒的口中食之前，本是中欧唯一一个在战前维持了多元民主的国家，现在却建立了一个苏联式的制度。这确定地证明，斯大林主义容不得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地方建立西式民主。

只有在南斯拉夫，苏联扩大影响的企图铩羽而归，但南斯拉夫的情况非常特殊。1944年秋苏联红军到来时，铁托的游击队已经控制了南斯拉夫的大部分领土。“二战”即将结束时，苏军又撤走了，于是铁托得以独享解放南斯拉夫的荣光。而且，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登上权位并未依靠莫斯科的帮助，是除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之外唯一做到了这一点的欧洲共产党。虽然铁托起初是苏联的忠实代理人，但是他的崇高声望使他获得了牢固的自治权力基础，敢于在冷战日深之时顶住斯大林的压力，拒绝对莫斯科亦步亦趋。铁托在巴尔干的地位稳如泰山。在南斯拉夫人民心目中，他象征着超越了传统民族分裂的新团结，众望所归，所以，铁托不惧苏联的强势和压力。斯大林无计可施，除非对南斯拉夫军事入侵，但那样做的风险很大。1948年6月，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正式决裂，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继承组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斯大林不遗余力地打击南斯拉夫。苏联及其卫星国对南斯拉夫实施了经济禁运，企图迫使其就范，却未能奏效。铁托尽管不断受到莫斯科的口诛笔伐，但仍然坚持了自己的独立。

在苏联本土，人民感到自己在“二战”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一定会有所回报。但是，全体苏联人民因1945年胜利感到的欣喜很快就变成了巨大的失望。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将带来更加宽松政治气候的希望很快破灭。斯大林政府进一步加紧了控制，再次全力开动了镇压机器。在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眼中，前途危险莫测：苏联有很多与纳粹占领方合作的通敌者；需要对几百万新纳入苏联的公民进行教育，让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新获得的大片土地需要接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对苏联虎视眈眈。而且，重建国家是当务之急。要克服巨大的物质损失，就需要再次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动工业增长。

苏联的进步令人瞩目。据称，苏联工业到1947年就达到了战前的产出水平。但苏联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已经非常悲惨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1945年秋天，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军工厂爆发了大罢工和示威。根据秘密警察的记录，民众写了50多万封抱怨生活条件的抗议信。1945年和1946年的粮食歉收加剧了农业生产的困难，后来的多年间，苏联的农业产量一直远远低于战前水平。乌克兰和苏联的其他地区再次爆发大饥荒，造成200万人死亡。大约1亿名苏联公民营养不良。对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来说，国家要生存下去、实现复苏并重建国防，就必须忍受这些困苦。一切动乱的隐源、一切能想象得到的反对的迹象都必须无情镇压。新一波的逮捕、清洗和公审席卷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让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镇压特别针对以前的战俘、被怀疑持不同政见的人、知识分子和少数族裔，尤其针对犹太人。很快，苏联劳改营和流放地的在押犯人数就达到了500万。战后的苏联没有创造新社会，反而使旧制度更加根深蒂固。斯大林模式没有丝毫放松，甚至有所加强。

1947年，冷战的气氛接近冰点。两大阵营开始形成，一边是基本上铁板一块的苏联阵营，另一边是美国主导的焦灼忧虑但坚定不移的西方阵营。次年，这两大阵营间已经是壁垒森严。这种情况能否避免？如果在东欧做不到，政治重兴在西欧能否走另外一条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似乎都是：“不大可能。”归根结底，双方的互不信任根深蒂固，一方害怕共产主义的侵蚀，另一方担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欧洲注定要分裂为两半。

斯大林在东欧的政策起初并不像后来人们以为的那样一成不变、深谋远虑。尽管如此，从一开始即可清楚地看到，除了苏联式的共产党统治，苏联容不得任何其他政治制度。西方式多元政治起伏多变，不能冒那个险。共产党一旦清楚地看到自己在真正公开的选举中无法获胜，就不可避免地诉诸威胁、渗透和施压的手段来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这进一步加深了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欧洲与欧洲其他地方的隔离。

关键的一点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党在西欧任何国家都无法在自由选举中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共产党在东欧获取权力的方法使得西欧的大多数人为之震恐，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反共政党和西方盟国谴责的靶标。于是，西欧大部分地区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日益减退。欧洲的分裂不可避免，而且在迅速加深。早在1945年，苏联要建立共产党统治的一系列卫星国作为保护性的缓冲区时，分裂就开始显现，后来，分裂又随着大国间敌意的逐渐明朗而日益扩大。1947年，斯大林拒绝了美国援助欧洲重建的提议，坚持东欧要（在苏联的统治下）自力更生；欧洲的分裂就此定型。

冷战开始后，西欧推行激进经济政策的空间愈加缩小。对共产主义落脚西方的恐惧成为促使西方占领国，特别是美国，支持保守政治和自由化经济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在德国这个关键的国家中尤其如此。因此，西欧政治走另一条路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微乎其微。鉴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无法想象1945年后欧洲在政治上能够另辟蹊径。纠缠是谁挑起了冷战毫无意义。冷战在所难免。欧洲的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必然结果，也是美苏这两个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势不两立的超级大国控制欧洲的必然结果。

铁幕降下

人们通常认为，把欧洲分成两半的“铁幕”这个生动形象的词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发明，是他于1946年3月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那次著名演讲中提到的。事实上，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一年前就在公开和私下场合使用“铁幕”一词来描述苏联对罗马尼亚的占领。希特勒和戈培尔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多次预言英美军队和苏联军队组成的同盟必定会分裂。有一点他们却不肯正视：维系着英、美、苏战时同盟的，是消灭纳粹德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一旦目标达到，由骨子里相互敌对的成员组成的同盟自然就会瓦解冰消。同盟的解散不是一次性的大决裂，而是长达三年多的渐进过程，分为几个决定性、累进性的阶段。但无论如何，从1945年夏开始，事态的发展就只有一个方向——欧洲的分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英法两国的领导人共同决定了战后秩序。俄国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它当时正深陷革命和内战的旋涡，西方国家对它避之唯恐不及。很快，美国决定不加入国联，不再直接介入欧洲事务。1945年的情况却截然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强大的欧洲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都虚弱不堪，无力塑造新秩序。法国国内的问题缠搅不清，严重的通货膨胀、资本外逃和产量低下使经济一蹶不振。英国的财政也是捉襟见肘，多亏1946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巨额贷款才摆脱困境。英国经济衰弱的一个表现是它开始撤出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领地。被盛赞为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的印度在1947年获得了独立。英国另一个举措也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后果：它不再担任巴勒斯坦的托管国这个费心费力的角色，从而促成了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与此同时，不愿放弃海外领土的法国卷入了印度支那日益惨烈的殖民战争，战争中和法国对垒的是胡志明领导的越共军队，而早在1945年，越共就声称自己代表独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印度支那战争的后果也是影响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维护甚至扩大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为它们敲响了丧钟。帝国征服的时代宣告完结。

在德国被摧毁、法国和英国的力量大为削弱的情况下，美国和苏联填补了欧洲列强衰落后留下的真空。战争以不同的方式大大增强了这两个硕果仅存的世界强国的力量。美国经济把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军工产业也实力雄厚。相比之下，苏联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是欧洲大陆上战争的主要受害者，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它建起的强大军事机器由于“二战”的伟大胜利而备受钦敬，现在更是雄踞整个东欧。苏联的军事力量远超西方盟国。即使到1947年，战时军力被大幅削减后，苏联仍有约280万名官兵处于战备状态。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在“二战”结束不到一年后就降到了30万人以下。

两个新兴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在战时举行的“三巨头”（英国仍勉强维持了这个高级“俱乐部”成员的虚名）会议上已经昭然若揭。1945年10月24日在旧金山成立的联合国是又一个证明。人们对联合国寄予厚望，希望它比业已消亡的国联更加有效。它最初由6月26日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的51个会员国组成（其中欧洲国家不到1/3）。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是联合国的关键机构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拥有对安理会任何决定的一票否决权。但是，这5个常任理事国中，英国和法国因战争而国力大减（还面临着它们各自殖民帝国中日益增多的问题），中国经过对日战争后已经衰弱不堪，更因国共两党的内战而受到重创。显然，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只有美苏两国。

这两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各自在欧洲的地盘，两国都自认在战后时代负有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自由化和民主化是美国政治与经济哲学的外延，与之相颉颃的是共产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和对经济发展方向的完全控制。如此对立的两个极端必然很快会发生碰撞，那将不仅是欧洲，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角力。可是，这里有一个不平衡。对美国来说，欧洲尽管非常重要，却离得很远。虽然美国视共产主义为日益增强的威胁，但是它在地理上比较遥远。对斯大林来说，欧洲就在家门口，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曾两次危及他的国家的生存。况且，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并未被打败，仍然是劲敌。斯大林最大的关注不是输出革命，而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因此，欧洲不可避免地成为冷战的主战场。而在欧洲，由于意识形态相互敌对的势力在德国紧密共存，因此德国同样不可避免地成为冲突的中心。

“二战”尚未结束，英国外交部就开始关注苏联在欧洲扩张的可能性。当时，美国人对斯大林还有好感。但不久后，美国国务院也开始担心苏联可能把势力范围扩张到欧洲及欧洲以外的地区。很快，“遏制”成了关键的理念，特别是在乔治·F. 凯南这位派驻莫斯科的美国外交官在1946年2月一份著名的“长电报”中严肃警告须防止苏联扩张之后。凯南设想，苏联的扩张将采取渗透和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而非直接的军事干预。

无论如今回头看去这种焦虑是多么夸张不实，在1946年它却是实实在在的。那年春天，苏联几经拖延，终于不情不愿地撤出了（自1941年起由苏军和英军联合占领的）伊朗。同年，苏联对土耳其施压，要它交出对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虽然斯大林在当年秋天放弃了这一要求。更令人担忧的是希腊的局势。斯大林根据和丘吉尔达成的协议，同意将希腊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在1944—1945年期间没有为那里的共产党起事提供援助。但是，1946年3月，希腊的内战在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支持下再次爆发（虽然斯大林仍然没有提供帮助），内战中共产党屡屡得胜，导致了“遏制”政策的首次实施。

希腊内战可能为苏联扩张提供机会，这在美国人眼中是实实在在的危险，尤其是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当年2月告诉美国人，英国财政吃紧，不能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援和经援之后。于是，美国从1947年3月开始向希腊右派提供军事援助和训练，对击败左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战争造成的惨重代价（死了约4.5万人，还有巨大的物质损失）和后来的镇压使希腊久久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然而，对美国来说，“遏制”是成功的。哈里·杜鲁门总统甚至把遏制宣布为“主义”，说它代表着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而支持“自由的人民”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这成了冷战的口号。

此时，德国尤其被视为决定性的角斗场。1946年间，苏联在经济上拒绝与西方合作，共产党在苏占区开始获得绝对的统治地位，德国东部与德国西部渐行渐远，这些都增加了占领国之间的摩擦。起初，美国计划于1947年从欧洲撤军。但是，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 伯恩斯（James F. Byrnes）在1946年9月的一次重要演讲中宣布，美军将在欧洲待下去。伯恩斯承认，波茨坦会议关于通过盟国管制理事会来对德国进行统一行政管理的设想失败了。他表示，对整个西欧来说至关重要的德国经济复苏只能按区进行，并提出以后美占区可以与其他西方国家占领区组成同一个经济单位。1947年1月，美占区和英占区真的组成了两国区（Bizone）。在那之后，德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只在早晚之间。

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乔治·C. 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宣布了一项范围广泛的欧洲复兴计划，这标志着欧洲分裂的决定性关头。这项计划通称为“马歇尔计划”，它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也在心理上极大地加强了西欧对未来的希望。人们常以为，是马歇尔计划造成了欧洲的战后繁荣，但不管后人把马歇尔计划说得多么神乎其神，实情都并非如此。它的规模太小，产生不了那么大的效果。但无论如何，马歇尔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马歇尔计划提出之前，欧洲的经济增长自1945年就已经开始起步。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的1948年，除德国以外的所有西欧国家资本形成的水平都超过了1938年。只有德国和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不上10年前，德国远远落后，意大利则相差不大。不过，马歇尔计划无疑促进了欧洲的复苏。从1948年到1950年，西欧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数从87上升到102（1938年的指数定为100），自此开始了一段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出口也大量增加，伦敦金融市场的恢复促进了欧洲内部贸易以及对外贸易的增长。特别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资金使欧洲得以投资重建交通运输网并更新基础设施。

当时，大西洋两岸马歇尔计划的支持者声称，马歇尔计划是为了“拯救欧洲”，使其经济不致崩溃。这也是夸大其词，尽管欧洲在1947年的确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农业产量比战前低1/3，工业生产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住房和食品极为短缺。这些对工业生产仍然疲软不振的德国构成了特别沉重的打击。而且，西方盟国日益清楚地意识到，德国若是实现不了经济复苏，欧洲的其他地方都无法发展。货币供应超过了货物供应，造成通货膨胀，民众积聚已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情况也严重阻碍了复苏的脚步。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希腊的货币相继崩溃，法国的物价是战前的4倍，德国流通中的货币量比1938年多7倍，意大利的货币量更是比1938年多20倍。在货币几乎相当于废纸的情况下，香烟或其他物品经常取代货币，成为易货贸易中的交换手段。各国实施紧缩措施并通过货币贬值进行货币改革后，才逐渐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但是，1947年妨碍欧洲经济复苏的最大问题是“美元缺口”：美元短缺，无法购买急需的原材料和用于投资的资本货物。这个问题完全打乱了3年前布雷顿森林会议将货币与美元挂钩，在此基础上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煞费苦心的安排。马歇尔计划正是为了克服这个阻挡经济持久复苏的障碍而制定的。马歇尔计划在4年内为欧洲国家提供了12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英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接到的援助数额比联邦德国多一倍以上，几乎全部用来偿还了债务。不过，马歇尔计划影响最大的国家是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这几个原来的敌国。影响既是经济上的，也有象征意义。这些国家因此感到自己不再被视为敌人，而是在美国领导下旨在实现长期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的事业的一部分。

马歇尔计划并不是美国的无私奉献。它不仅帮助了欧洲企业，也帮助了美国企业，因为在马歇尔计划下采购的物资大部分来自美国。但除了经济因素之外，马歇尔计划还有公开的政治意图，它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冷战的武器。帮助加强欧洲的经济力量，在欧洲内部使被打垮的经济巨人德国重新站起身来，这将把欧洲西半部紧紧地与美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对抗苏联扩张的最坚强屏障。

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是向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提出的。然而，如马歇尔本人所预料（并希望）的，苏联拒绝了美国的援助，它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也只得跟随其后（包括极不情愿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生怕惹怒苏联，也谢绝了美援。斯大林对马歇尔援助的拒绝是决定性的一步。他是否铸成了大错呢？他的拒绝剥夺了东欧从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经济刺激中受益的机会。在几百万欧洲人眼中，美国因此占据了道德和政治高地。但是，斯大林担心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会危及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安全。从他的角度来看，拒绝马歇尔援助可以保证西方无法干预苏联在东欧巩固势力的努力。他担心美国会利用经济援助来破坏苏联在其卫星国的政治统治地位，这个担心很可能是有道理的。斯大林的决定意味着欧洲明确地分成了两半。

苏联集团之外的16个欧洲国家（和来自德国西部地区的代表）于1948年4月组成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来协调马歇尔计划的执行。可是，这也预示着欧洲不仅因铁幕而陷入长久的分裂，而且西欧国家彼此之间也从此分歧不断。美国人希望西欧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实现一体化。马歇尔计划就是以向此方向的努力为前提的，要求先建立欧洲海关联盟，由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来执掌。美国人想按照美国的形象打造新西欧，但是，欧洲各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所驱动，很快使得美国推行欧洲一体化的努力受挫并最终失败。如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辛辣地指出的，欧洲人既没有政治力量，也没有“清楚的远见”来为欧洲设计新未来。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苏联人有着病态的恐惧”，英国人“病入膏肓”，其他国家也和英国人一样缺乏决心。

法国领导人认为，法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在于防止德国重建后再次依靠鲁尔地区的重工业振兴军力。美国提倡的那种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不利于维护法国这个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法国自己的战后重建计划是以鲁尔地区的国际化为基础的，既可保证法国得到德国的煤炭和焦炭，又能永久性地削弱德国的国力。但是，1948年6月西方盟国决定在德国西部建立一个单一国家时，法国被迫改变政策，在德国的燃料资源和钢铁产出的分配方面采取合作的态度。这就是法德谅解的起源，后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就是在这个关键谅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英国的国家利益与法国迥然不同。在伦敦的决策者看来，马歇尔计划设想的欧洲海关联盟这个未来欧洲一体化的开端，对英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些高级公务员认为，“与欧洲的长期经济合作对我们没有吸引力”。他们担心那最终会使英国遭遇破坏性的经济竞争，阻碍政府独立采取措施推动国内的复苏，造成美元的进一步流失，从而加深英国对美国援助的依赖。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英国的国家利益在于与英联邦各成员国保持密切联系和振兴世界贸易。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推手之一、美国外交官威廉·L. 克莱顿（William L. Clayton）做出了相当准确的评价：“英国人的问题是，他们仍然不顾一切地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在我们的帮助下设法维持大英帝国以及英国对帝国的领导。”乔治·马歇尔自己也总结说，英国想“从欧洲复兴计划中充分获益……同时维持它不完全是欧洲国家的地位”。一些欧洲小国也采取了与英国相似的立场。因此，美国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欧洲后来逐渐开始的经济合作不是马歇尔计划的功劳，而是要归功于法德两国在鲁尔的煤炭和钢铁问题上的和解。英国却不肯参与这样的合作。

到1948年秋，欧洲的经济分裂也变得与政治分裂同样深刻。10月，苏联成立了共产国际的后继机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目标是阻挡所谓“美国奴役欧洲的计划”。苏联认为，世界分为（由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集团和（受苏联影响的）民主集团。1949年1月，苏联集团创立了自己的经济机构“经互会”（经济互助委员会），以抗衡由美国牵头的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确认了欧洲已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为在德国西部建立国家而采取的步骤固化了这一分裂。1948年6月，西方盟国同意在德国西部建立国家。它们推行了货币改革，为德国西部的经济复苏提供了财政基础。许多德国人后来认为，对他们的国家来说，这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束。不久后，德国马克开始启用，对许多商品的价格限制被取消，导致黑市迅速消失，经济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作为回应，苏联人在德国东部也启用了新货币。他们还封锁了德国西部地区和首都柏林之间的陆上通道（柏林本身也处于四个战胜国的占领之下，但离苏占区近得令人不安，只有150公里），此举具有明显的威胁意味。

苏联企图把西方盟国挤出柏林。美国人则把柏林视为考验。他们对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搞的政变记忆犹新，担心如果撤出柏林，苏联就会进一步扼住整个西欧的咽喉。于是，西方盟国为打破封锁立即组织了大规模空运，自6月26日开始，在连续321天的时间内，27.8万架次运输机为被封锁的西柏林民众运送了230万吨物资供应，直到斯大林最后认输，于1949年5月12日解除了封锁。柏林空运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大好的宣传材料，它表明美国愿意并且决心保护欧洲，抵制共产主义势力的蔓延。

那个5月的晚些时候，德国西部的代表为将要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起草了一部“基本法”，也就是宪法。1949年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此时，苏联已决定在它控制的地区也另建一个国家。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德国东区成立。德国无限期（许多人认为是永久）分裂的命运就此铸就。

眨眼之间，德国在西方眼中从对欧洲未来安全的威胁摇身一变，成为防御苏联扩张的堡垒。1947年3月，法国和英国在敦刻尔克开会，签署了一项防卫条约，仍然以防御未来的德国入侵为导向。不到一年，这项条约扩大成为《布鲁塞尔条约》（Treaty of Brussels），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也成为签署国。但是，此时被视为主要威胁的不再是德国，而是苏联。面对苏联的强大力量，西欧各国的忧惧日增，美国又承诺无限期留在欧洲，这意味着必须把美国正式纳入防卫西欧的安全安排。柏林危机刺激了抵御苏联扩张的大西洋联盟的成立，因为它充分显示了，西欧若是没有美国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是多么脆弱。

1949年4月4日，《布鲁塞尔条约》的签署国加上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挪威和冰岛，在华盛顿共同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承诺一方受袭，群起支援。北约给西欧提供了一种光靠它自己薄弱的防卫能力无法得到的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北约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显示了成员国团结一致捍卫西欧的决心。事实上，北约远远达不到保卫西欧的要求。苏联的地面部队相对于西方盟国的优势是12比1，西方国家驻扎在欧洲的14个师中只有两个师是美军。

无论如何，人们很快就不得不重新审视欧洲安全问题。1949年8月29日，苏联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实验场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美国人本来以为他们在拥核方面能长期一家独大，却没有如愿。两个军事超级大国隔着把欧洲一分为二的铁幕对峙。随着双方核武库的迅速扩大，冷战很快成为两大集团的对峙相斗，一斗就是40年。

到1949年，形势更加明显地表示，东西欧（以非常不同的方式）都将实现仅仅四年前还无法想象的稳定与经济增长。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旷日持久的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哪些原因造成了这个局面呢？

五个关键因素的互动交织构成了到20世纪50年代才充分落实的空前转变的基础。它们是：德国大国野心的终结、对战犯和通敌者的清洗产生的影响、欧洲明确并持久的分裂、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加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原子（很快发展为热核）战争构成的新威胁。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1945年，欧洲历史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关键的破坏性因素，给它留下了惨痛的印记，那就是德国觊觎世界强国甚至世界霸主地位的野心。这个野心是1914年战火燃起的背景因素之一。1918年后，在命途多舛的民主制度下，它一度沉寂，却阴魂不散，1933年后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直接导致了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1945年德国的完败彻底粉碎了这个野心。在欧洲中心去除了这个重大的地缘政治乱源，这使欧洲即使在冷战的分裂中也获得了新的机遇。

对通敌者和犯下严重战争罪的人开展的清洗尽管不够全面彻底，不能令人满意，但它不仅使遭受纳粹分子和通敌者残害的人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泄，而且保证了极端右派的暴力政治没有机会像1918年后那样毒化社会。这样，造成两次大战之间政治不稳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几乎完全消失。东欧发生的国界改动和人口迁移虽然造成了可怕的流血，但导致了比战前程度高得多的民族单一化。这也帮助维持了欧洲东半部的和平，即使这是在苏联控制之下强迫进行的。

尽管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事实证明，把欧洲分为两半的铁幕是稳定的基础，虽然它给被迫忍受几十年苏联统治的东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代价。苏联越坚持它对东欧大一统的控制，美国就越决心通过对西欧施加影响来与之抗衡。1948年的盟国空运之后，柏林成了美国保卫西方的象征。很快，它又成为铁幕的唯一出口，几百万难民经柏林朝着一个方向涌流。若是没有美国的存在及其带来的安全感，很难想象反共的意识形态能够在西方建立如此高度的稳定。

苏联并没有挥师西欧的计划（虽然当时西方的人对此惴惴不安）。但是，若是美国没有支持西欧经济重建，保障脆弱的政治制度，提供安全保护伞，发动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宣传，西欧的共产党很有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建立稳定的多元民主的概率也会随之缩小。如果美国人按原计划于1947年撤出西欧，很难说法国和英国这两个疲弱的前欧洲强国是否有能力推动西欧成功重建。美国在欧洲的存在保证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因之额手称庆，左派尤其对此深恶痛绝。在许多人眼中，欧洲正日益“美国化”，这也不是人人称道的现象。和战前一样，一些圈子里的人视其为欧洲文化衰落的表现。然而，无论美国的持久存在给欧洲造成了何种问题，它带来的影响都远远利大于弊。在美国的保护下，西欧得以寻找实现团结的方式，开始摈弃不久前还造成了巨大威胁的民族主义。

如果没有经济增长造成的空前繁荣，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尽管战后普遍实行了紧缩措施，但经济繁荣很快就曙光初现。虽然马歇尔计划不是造成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它代表了对西欧未来的新希望。“二战”后，西欧的经济发展得到了美国贷款的支持，并未要求战败国支付战争赔款，而战争赔款正是破坏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稳定的一个因素。马歇尔计划为欧洲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如1951年的一份报告所说，它使欧洲经济获得了“自我复苏的力量”。欧洲经济迅速复苏，靠的是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和生产力、积聚已久的需求和技术创新。此外，人们从“一战”后只靠市场力量恢复经济的做法中汲取了教训，应用凯恩斯学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这些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欧的经济也与技术先进、经济繁荣的美国愈加密切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的东欧很快被西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但是，在苏联毫不放松的控制下，战后的东欧经济增长也急剧加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物质进步。两次大战期间被国家、族裔和阶级冲突撕裂的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在建起了相对繁荣和稳定的基础，无论在这一过程使用了何种强制手段。

最后，核武器成为铁幕两边的注意焦点。这种武器能够造成巨大的毁灭，而且很快又发展出了比夷平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更强大的核武器。使用这种武器的后果使人无比忌惮，反而减少了两个新兴超级大国之间开战的可能性。随着氢弹的发明，美苏两国到1953年都获得了“保证互相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被恰当地简称为“疯狂”MAD）的能力。很快，拥有核武器成了在欧洲国内引起激辩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为确保自己的强国地位也造出了核武器之后。但是，核武器既然已经发明出来（美国在1945年还实际使用了两次），盼是把它们盼不走的。当然，它们的存在令人恐惧，它们有朝一日投入使用的可能性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但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冲突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这一前景很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使1945年后分裂的欧洲实现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可能建立的稳定（虽然此点无法用事实来证明）。

从1945年时的情形来看，欧洲未来似乎将由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它分成两半的时候仍然是民族国家的大陆。但是，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在东欧，苏联用强大的军力把各国的利益迅速置于苏联利益之下，民族国家的主权很快名存实亡。西欧国家尽管受美国的影响日深，却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寸步不让，英法两国尤甚。

大战刚结束那几年，没人谈论要成立超国家的政治实体。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提出“欧洲合众国”的想法时，既没有把英国包括入他倡议的这个新政治实体，也没有设想世界会不再受强国统治（他一门心思要维持英国在强国行列中的一席之地）。但是，后来发生了冷战，还需要确保经济增长的幼苗不被国家间的竞争所摧残，两者共同形成了推动西欧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加强协调和整合的压力。1948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合组织）的组成和次年北约及（致力于法治和人权领域合作的）欧洲理事会的创立标志着这方面的初步努力。这些举措体现了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结合，是向着实现国家利益与欧洲一体化扩大相调和的目标迈出的一小步。

由于历史上的深刻裂痕，各国不可能很快或完全放弃对国家利益的最高重视，英国尤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削弱自己主权地位的举措。1950年，法国提出共管鲁尔地区的煤炭和钢铁生产的“舒曼计划”时，主要是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控制德国重整军备的能力来保证法国的国家安全，而不是出于实现欧洲团结的理想。但事实证明，那是决定性的一步，开启了通往“共同市场”和创立有着自己治理机构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道路。

从战火的余烬之中，一个新的欧洲排除万难，以惊人的速度重新站起。它分成了两半，但每一半都建起了大战刚结束时无法想象的坚实基础。未来仍难以预料。但是，在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留下了物质和道德上难以磨灭的累累伤痕后，欧洲出现了空前的稳定与繁荣的可能性，那是欧洲在几乎自我毁灭的那几十年间做梦也想不到的。

[1] 瓦尔特高是纳粹第一个灭绝营所在地。——译者注

[2] 指幸福美好的圣地。——译者注

[3] 一次，我的姨妈格拉迪丝听说奥尔德姆镇有长尼龙丝袜卖，赶去排在了很长的队后。她终于快排到头的时候，才听说她排的队根本不是买长尼龙丝袜的，而是买牛肚的。她说：“哼，我排了这么久不能一无所获。我就买些牛肚吧。”

致谢

本书能够写成，全赖他人的建议和鼓励，有时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感谢下列的人以不同方式给我的帮助：乔·伯金、理查德·贝塞尔、约翰·布勒伊、弗兰茨·布吕格梅耶、克里斯·克拉克、保罗·科纳、戴维·迪尔克斯、克里斯托弗·杜甘、理查德·埃文斯、德特勒夫·费尔肯、于尔根·弗尔斯特、诺伯尔·弗赖、埃尔克·弗勒利希、玛丽·富布鲁克、迪克·吉尔里、罗伯特·格尔沃斯、克里斯蒂安·格舍尔、迈克·哈那、乔·哈里森、朱莉亚·霍夫曼、多夫·库尔卡、埃伯哈德·耶克尔、马吉特·克特勒、彼得·利德尔、克劳斯·A.迈尔、迈克尔·曼、安迪·马里森、剑桥现代史讨论课的成员、汉斯·莫姆森、鲍勃·莫尔、艾琳·尼尔森、弗兰克·奥戈尔曼、彼得·普尔泽、阿龙·罗德里格、玛丽·文森特、乔治·韦德尔、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弗里德尔·魏特布雷希特、夏洛特·伍德福特、汉斯·沃勒、乔纳森·莱特和本杰明·齐曼。

感谢格哈德·希施费尔德馈赠权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知识百科全书》，他亲自参与了该书的编辑（后来又出了优质的英文版）。伯恩特·哈格特韦特热心提供了两本我未曾读过的书，它们内容丰富，使我获益匪浅：一本是迪尔克·伯格—施洛瑟和杰里米·米切尔共同编辑的关于两次大战之间欧洲民主危机的论文集，另一本由施泰因·乌格尔维克·拉森所著，论述1945年后从法西斯主义向民主的过渡。我也感谢诺曼·戴维斯指点我查阅了若干关于在波兰发生的事件的记录，都是目击者的叙述，包括一位村长扬·斯洛姆卡的令人着迷的回忆录，还要感谢安德烈亚斯·科塞特给我介绍了更多有关波兰的参考资料。

我尤其感激对本书的书稿提出了批评意见的人。贝弗利·伊顿纠正了许多拼写错误。特劳德·施佩特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我每次去慕尼黑，都受到她和乌里希热情慷慨的款待）。我也要衷心感谢专家们提出的宝贵的技术性批评，包括戴维·坎纳丁（“企鹅欧洲史”系列总编）、劳伦斯·里斯和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完稿后，理查德·梅森对文字进行了一丝不苟的编辑。

像以前一样，与企鹅出版社的出色团队一起工作令人非常愉快。编辑西蒙·温德尔一如既往地无懈可击，他和玛丽亚·贝德福德在资料研究和照片甄选方面帮了大忙。理查德·杜吉德以他惯常的高效主持了书的制作。还要感谢奥丽奥尔·格里菲思—琼斯把索引汇编得井井有条。对安德鲁·威利这位无可匹敌的代理人和伦敦威利公司的詹姆斯·普伦与莎拉·查尔方特，我从来都抱着感激之情，感激他们始终给我的帮助和咨询。

贝蒂、戴维和斯蒂芬一直支持我，鼓励我。贝蒂对书中的几处细节提出了中肯的问题，而我和戴维在迪兹伯里的皇家橡树酒吧里关于书稿的讨论对我大有帮助，也使我乐在其中。最后，我们的5个孙子孙女索菲、乔、埃拉、奥利维娅和亨利总是让我快乐开心，使我得以暂且忘记本书叙述的各种阴郁悲惨的事情。让我们期待，他们以及他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欧洲能够完全摆脱造成了以往黑暗历史的分裂、敌意和仇恨。

伊恩·克肖

2015年5月于曼彻斯特

部分参考书目

关于20世纪欧洲的各种参考书汗牛充栋，以下所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仅限于对本书的写作有启发、有帮助的书籍。学术刊物上的专题论文和文章只列了几篇，虽然此类论文是所有历史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材料。这里没有包括小说，尽管有些小说对了解那个时代大有帮助。我参考的主要是全面的著述，大多是英文书。许多这类书籍中都包括关于具体国家或主题的详尽的参考书目。我从中引用过当时的人所说的话的书籍都标上了星号。

Abelshauser, Werner, Faust, Anselm and Petzina, Dietmar (eds),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1914 – 1945, Munich, 1985.

Adamthwaite, Anthony, Grandeur and Misery: France’s Bid for Power in Europe, 1914–1940, London, 1995.

Addison, Paul, The Road to 1945: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75.

*Aldcroft, Derek H., From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1919 – 1929, Harmondsworth, 1987.

Aldcroft, Derek H., The European Economy, 1914 – 1990, London, 3rd edn, 1993.

Alexander, Martin (ed.), French History since Napoleon, London, 1999.

Alexander, Martin and Graham, Helen (eds), The French and Spanish Popular Fron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Cambridge, 1989.

Aly, Götz,‘Final Solution’: Nazi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Murder of the European Jews, London, 1999.

Aly, Götz, Hitler’s Beneficia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

*Andreas-Friedrich, Ruth, Schauplatz Berlin. Ein Deutsches Tagebuch, Munich, 1962.

Angelow, Jürgen, Der Weg in die Urkatastrophe, Berlin, 2010.

*Annan, Noel, Our Age: Portrait of a Generation, London, 1990.

*Applebaum, Anne, Iron Curtain: The Crushing of Eastern Europe 1944 – 1956, London, 2012.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Orlando, FL, 1966.

Aron, Raymond, The Century of Total War, London, 1954.

Ascherson, Neal, The Struggles for Poland, London, 1987.

Bach, Maurizio and Breuer, Stefan, Faschismus als Bewegung und Regime. Italien und Deutschland im Vergleich, Wiesbaden, 2010.

Bade, Klaus J. et al. (eds), Migration in Europa. Vom 17.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Paderborn, 2008.

Balderston, Theo, The Origins and Cause of the German Economic Crisis, November 1923 to May 1932, Berlin, 1993.

Balderston, Theo, ‘War Finance and Inflation in Britain and Germany, 1914 – 1918’,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2/2 (1989).

Balderston, Theo (ed.), The World Economy and National Economies in the Interwar Slump, Basingstoke, 2003.

Banac, Ivo,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Yugoslavia: Origins, History, Politics, Ithaca, NY, 1984.

Bankier, David (ed.), Probing the Depths of German Antisemitism, Jerusalem, 2000.

Barber, John, and Harrison, Mark, The Soviet Home Front, 1941 – 19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in World War II, London, 1991.

Bartov, Omer, Hitler’s Army, New York, 1991.

Bartov, Omer, Murder in our Midst: The Holocaust, Industrial Killing,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1996.

Bartov, Omer, Mirrors of Destruction: War, Genocide, and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2000.

Barzun, Jacques, From Dawn to Decadence, 1500 to the Present: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London, 2001.

Bauer, Yehuda, The Holocaus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1978.

Becker, Jean-Jacques, The Great War and the French People, Leamington Spa, 1980.

Beetham, David (ed.), Marxists in Face of Fascism, Manchester, 1983.

Beevor, Antony, Stalingrad, London, 1998.

Beevor, Antony, Berlin: The Downfall, 1945, London, 2003.

Beevor, Antony, The Battle for Spain, London, 2006.

Beevor, Antony, D-Day: The Battle for Normandy, London, 2009.

Beevor, Antony,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2.

Beevor, Antony and Vinogradova, Luba (eds), A Writer at War: 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 – 1945, London, 2006.

Bell, P. M. H.,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London, 2007.

Bell, P. M. H., Twelve Turning Point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1.

Bellamy, Chris, Absolute War: Soviet Russ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2008.

Benson, Leslie, Yugoslavia: A Concise History, London, 2001.

Berger, Heinrich, Dejnega, Melanie, Fritz, Regina and Prenninger, Alexander (eds), Politische Gewalt und Machtausübung im 20. Jahrhundert, Vienna, 2011.

*Berghahn, Volker,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London, 1973.

Berghahn, Volker, Modern Germany: Society,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1982.

Berghahn, Volker, The Americanisation of West German Industry, 1845 – 1973, Leamington Spa, 1986.

Berghahn, Volker, Sarajewo, 28. Juni 1914. Der Untergang des alten Europa, Munich, 1997.

Berg-Schlosser, Dirk and Mitchell, Jeremy (eds), Conditions of Democracy in Europe, 1919 – 1939, Basingstoke, 2000.

Berg-Schlosser, Dirk and Mitchell, Jeremy (eds),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919 – 1939: Comparative Analyses, Basingstoke, 2002.

*Berkhoff, Karel C., Harvest of Despair: Life and Death in Ukraine under Nazi Rul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2004.

Bessel, Richard,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1993.

Bessel, Richard, Germany 1945: From War to Peace, London, 2009.

Bessel, Richard (ed,),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Cambridge, 1996.

Bessel, Richard and Schumann, Dirk (eds), Life after Death: Approaches to a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urope during the 1940s and 1950s, Cambridge, 2003.

Blanning, T. C. W.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Oxford, 1996.

Blatman, Daniel, Les marches de la mort. La derniere étape du génocide nazi, Paris, 2009.

Blinkhorn, Martin, Carlism and Crisis in Spain, 1931 – 1939, Cambridge, 1975.

Blinkhorn, Martin, Democracy and Civil War in Spain, 1931 – 1939, London, 1988.

Blinkhorn, Martin, Fascism and the Right in Europe, Harlow, 2000.

Blinkhorn, Martin (ed.), Fascists and Conservatives: The Radical Right and the Establish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London, 1990.

Blom, Philipp, The Vertigo Years: Change and Culture in the West, 1900 – 1914, London, 2008.

Bloxham, Donald, The Great Game of Genocide: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Armenians, Oxford, 2005.

Bloxham, Donald, ‘The Armenian Genocide of 1915 – 1916: 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estruction Policy’, Past and Present, 181 (2003).

Bond, Brian,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870 – 1970, London, 1984.

Borodziej, Włodziemierz, Geschichte Polens im 20. Jahrhundert, Munich, 2010.

Bosworth, R. J. B., The Italian Dictatorship, London, 1998.

Bosworth, R. J. B., Mussolini, London, 2002.

Bosworth, R. J. B., Mussolini’s Italy: Life under the Dictatorship, London, 2005.

Bosworth, R. J. B.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ascism, Oxford, 2009.

Botz, Gerhard, Krisenzonen einer Demokratie. Gewalt, Streik und Konfliktunterdrückung in Österreich seit 1918, Frankfurt am Main, 1987.

Bourke, Joanna, An Intimate History of Killing: Face-to-Face Killing in Twentieth-Century Warfare, London, 1999.

Bracher, Karl Dietrich, The Age of Ideologies: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85.

Brechenmacher, Thomas, ‘Pope Pius XI, Eugenio Pacelli,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Nazi Germany, 1933 – 1939: New Sources from the Vatican Archives’, Bulletin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London, 27/2 (2005).

Brendon, Piers, The Dark Valley: A Panorama of the 1930s, London, 2001.

Breuilly, John,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1993.

*Brittain, Vera, Testament of Youth (1933), London, 1978.

Broadberry, Stephen and Harrison, Mark, (eds),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 Cambridge, 2005.

Broadberry, Stephen and O’Rourke, Kevin H.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 2: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2010.

Broszat, Martin, The Hitler State, London, 1981.

Browning, Christopher, Fateful Months: Essays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Final Solution, New York, 1985.

Browning, Christopher, The Path to Genocide, Cambridge, 1992.

Browning, Christopher,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Lincoln, NB, and Jerusalem, 2004.

Brüggemeier, Franz-Josef, Geschichte Grossbritanniens im 20. Jahrhundert, Munich, 2010.

*Brussilov, A. A., A Soldier’s Notebook (1930), Westport, CT, 1971.

Buber-Neumann, Margarete, Under Two Dictators: Prisoner of Stalin and Hitler (1949), London, 2008.

Buchanan, Tom, Europe’s Troubled Peace 1945 – 2000, Oxford, 2006.

*Buckley, Henry,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Spanish Republic: A Witness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40), London, 2014.

Bulliet, Richard W.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1998.

Burgdorff, Stephan and Wiegrefe, Klaus (eds), Der 2. Weltkrieg. Wendepunkt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Munich, 2005.

Burleigh, Michael,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London, 2000.

*Burleigh, Michael, Sacred Causes: Religion and Politics from the European Dictators to Al Qaeda, London, 2006.

Burleigh, Michael and Wippermann, Wolfgang, 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 – 1945, London, 1991.

Burrin, Philippe, La dérive fasciste, Paris, 1986.

Burrin, Philippe, Living with Defeat: France under the German Occupation, 1940 – 1944, London, 1996.

Burrin, Philippe, Fascisme, nazisme, autoritarisme, Paris, 2000.

Buruma, Ian,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New York, 2013.

Calder, Angus, The People’s War: Britain 1939 – 1945, London, 1971.

Calic, Marie-Janine, Geschichte Jugoslawiens im 20. Jahrhundert, Munich, 2010.

Cannadine, Davi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1990.

Cannadine, David, Class in Britain, London, 2000.

Caplan, Jane (ed.), Nazi Germany, Oxford, 2008.

Caplan, Jane and Wachsmann, Nikolaus (eds), Concentration Camps in Nazi Germany: The New Histories, London, 2010.

*Carey, John,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 London, 1992.

Carley, Michael Jahara, 1939. The Alliance that Never Was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II, Chicago, IL, 1999.

Carr, Raymond, Spain, 1808 – 1975, Oxford, 1982.

Carsten, F. L., The Rise of Fascism, London, 1967.

Carsten, F. L., Revolution in Central Europe 1918 – 1919, London, 1972.

Cecil, Hugh and Liddle, Peter (eds), Facing Armageddon: The First World War Experienced, London, 1996.

Cesarani, David,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London, 2004.

Cesarani, David (ed.), The Final Solution: Origins and Implementation, London, 1996.

*Charman, Terry (ed.), Outbreak 1939: The World Goes to War, London, 2009.

*Chickering, Roger and Förster, Stig (eds), Great War, Total War: Combat and Mobilisation on the Western Front 1914 – 1918, Cambridge, 2000.

Clark, Christopher, Kaiser Wilhelm II, Harlow, 2000.

Clark, Christopher,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 2012.

Clark, Martin, Modern Italy 1871 – 1982, London, 1984.

Clarke, Peter,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the Making 1924 – 1936, Oxford, 1988.

Clarke, Peter, 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 – 1990, London, 1996.

Clavin, Patricia,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Europe, 1929 – 1939, Basingstoke, 2000.

Clavin, Patricia, Securing the World Economy: The Reinven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19 – 1946, Oxford, 2013.

Clogg, Richard, A Concise History of Greece, 2nd edn, Cambridge, 2002.

*Clough, Shepard B., Moodie, Thomas and Moodie, Carol (eds),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65.

Conquest, Rober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London, 1988.

Constantine, Stephen, Unemployment in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1980.

Conway, Martin, Catholic Politics in Europe 1918 – 1945, London, 1997.

Conway, Martin, The Sorrows of Belgium: Liberation and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1944 – 1947, Oxford, 2012.

Conway, Martin, ‘Democracy in Postwar Europe: The Triumph of a Political Model’,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32/1 (2002).

Corner, Paul, The Fascist Party and Popular Opinion in Mussolini’s Italy, Oxford, 2012.

Corner, Paul (ed.), Popular Opinion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Oxford, 2009.

Cornwall, M. (ed.), The Last Years of Austria-Hungary, Exeter, 1990.

Cornwell, John, Hitler’s Pope: The Secret History of Pius XII, London, 1999.

Cornwell, John, Hitler’s Scientists: Science, War and the Devil’s Pact, London, 2003.

Costa-Pinto, António, Salazar’s Dictatorship and European Fascism–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1995.

Costa-Pinto, António, The Blue Shirts: Portuguese Fascists and the New State, New York, 2000.

Crampton, R. J., Easter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nd edn, London, 1997.

*Cross, Tim (ed.), The Lost Voices of World War I, London, 1988.

Cull, Nicholas, Culbert, David and Welch, David (eds), Propaganda and Mass Persuasion: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1500 to the Present, Santa Barbara, CA, 2003.

*Dabrowka, Maria, Tagebücher 1914 – 1965, Frankfurt am Main, 1989.

Dahrendorf, Ral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London, 1968.

Davies, Norman, God’s Playground. Vol. 2: A History of Poland, Oxford, 1981.

*Davies, Norman,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1996.

Davies, Norman, Europe at War, 1939 – 1945: No Simple Victory, London, 2006.

Davies, R. W. and Wheatcroft, S. G.,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 – 1933, London, 2009.

Davies, Sarah,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s Russia: Terror, Propaganda and Dissent, 1934 – 1941, Cambridge, 1997.

Dear, I. C. B. and Foot, M. R. D.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 1995.

De Grazia, Victoria, How Fascism Ruled Women: Italy, 1922 – 1945, Berkeley, CA, 1992.

Diehl, James M., Paramilitary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Bloomington, IN, 1977.

Dilks, David, Churchill and Company: Allies and Rivals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2012.

*Dilks, David (ed.),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1938 – 1945, London, 1971.

*Döblin, Alfred, Schicksalsreise. Bericht und Bekenntnis. Flucht und Exil 1940 – 1940, Munich and Zurich, 1986.

*Duggan, Christopher, The Force of Destiny: A History of Italy since 1796, London, 2008.

*Duggan, Christopher, Fascist Voices: An Intimate History of Mussolini’s Italy, London, 2012.

Eatwell, Roger, Fascism: A History, London, 1996.

Edgerton, David, 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 London, 2008.

Eichengreen, Barry,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 – 1939, New York, 1995.

Ekman, Stig and Amark, Klas (eds), Sweden’s Relations with Nazism, Nazi Germany and the Holocaust, Stockholm, 2003.

Eksteins, Modris, Rites of Spring: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 Boston, MA, 1989.

Eley, Geoff,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 – 2000, New York, 2002.

*Elger, Dietmar, Expressionism: A Revolution in German Art, Cologne, 1994.

*Englund, Peter, The Beauty and the Sorrow: An Intimat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2011.

Erdmann, Karl Dietrich, Das Ende des Reiches und die Neubildung deutscher Staaten, Munich, 1980.

Evans, Richard J.,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3.

Evans, Richard J.,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London, 2005.

Evans, Richard J., The Third Reich at War, London, 2008.

*Evans, Richard J. and Geary, Dick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London, 1987.

Faber, David, Munich: The 1938 Appeasement Crisis, London, 2008.

*Fainsod, Merle,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1958), Boston, MA, 1989.

Falter, Jürgen, Hitlers Wähler, Munich, 1991.

Feldmann, Gerald D., Army, Industry and Labor in Germany 1914 – 1918, Princeton, NJ, 1966.

Feldmann, Gerald D., The Great Disorder: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 – 1924, New York, 1993.

Feldmann, Gerald D. (ed.), Die Nachwirkungen der Inflation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1924 – 1933, Munich, 1985.

*Ferguson, Niall, The Pity of War, London, 1998.

Ferguson, Niall,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 – 2000, London, 2002.

*Ferguson, Niall, The War of the World: Twentieth-Century Conflict and the Descent of the West, New York, 2006.

Ferro, Marc, The Great War 1914 – 1918, London, 1973.

Ferro, Marc (ed.), Nazisme et Communisme. Deux régimes dans le siècle, Paris, 1999.

*Figes, Orlando,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 – 1924, London, 1996.

*Figes, Orlando, 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London, 2008.

Figes, Orlando, Revolutionary Russia 1891 – 1991, London, 2014.

Finer, S. E., Comparative Government, Harmondsworth, 1970.

Fischer, Conan, The Rise of the Nazis, Manchester, 1995.

Fischer, Conan, The Ruhr Crisis 1923 – 1924, Oxford, 2003.

Fischer, Conan (ed.),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in Weimar Germany, Providence, RI, and Oxford, 1996.

Fischer, Fritz,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1967.

*Fischer, Fritz, Krieg der Illusionen, Düsseldorf, 1969.

Fischer, Fritz, Juli 1914. Wir sind nicht hineingeschlittert, Hamburg, 1983.

Fisk, Robert, In Time of War: Ireland, Ulster, and the Price of Neutrality, 1939 – 1945, Philadelphia, PA, 1983.

Fitzpatrick, Sheila, 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New York, 1999.

Flood, P. J., France 1914 – 1918: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Ef fort, Basingstoke, 1990.

Flora, Peter et al. (eds), Western Europe: A Data Handbook,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83.

Foot, M. R. D., Resistance: European Resistance to Nazism 1940 – 1945, London, 1976.

Förster, Jürgen (ed.), Stalingrad. Ereignis, Wirkung, Symbol, Munich, 1992.

Foster, R. F., Modern Ireland 1600 – 1972, London, 1989.

Fox, Robert (ed.), We Were Ther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10.

Frei, Norbert, National Socialist Rule in Germany: The Führer State, Oxford, 1993.

Frei, Norbert, Adenauer’s Germany and the Nazi Past: The Politics of Amnesty and Integration, New York, 2002.

Frei, Norbert, 1945 und wir. Das Dritte Reich im Bewusstsein der Deutschen, Munich, 2005.

Frei, Norbert (ed.), 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Göttingen, 2006.

Frevert, Ute, Eurovisionen. Ansichten guter Europäer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2003.

Friedländer, Saul,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 – 1939, London, 1997.

Friedländer, Saul,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 – 1945, London, 2007.

Friedrich, Jörg, Der Brand. Deutschland im Bombenkrieg 1940 – 1945, Berlin, 2004.

Fröhlich, Elke, Der Zweite Weltkrieg. Eine kurze Geschichte, Stuttgart, 2013.

Fulbrook, Mary, History of Germany: 1918 – 2000. The Divided Nation, Oxford, 2002.

Fulbrook, Mary, Dissonant Lives: Generations and Violence through the German Dictatorships, Oxford, 2011.

Fulbrook, Mary (ed.), 20th Century Germany: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918 – 1990, London, 2001.

Fulbrook, Mary (ed.), Europe since 1945, Oxford, 2001.

Furet, François, Le passé d’une illusion. Essai sur l’idée communiste au XXe siecle, Paris, 1995.

Gaddis, John Lewis, The Cold War, London, 2005.

Garfield, Simon, Our Hidden Lives: The Everyday Diaries of a Forgotten Britain 1945 – 1948, London, 2004.

Gatrell, Peter, A Whole Empire Walking: Refugees in Russia during World War I, Bloomington, IN, 1999.

Gatrell, Peter, Russia’s First World War: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Harlow, 2005.

Gay, Peter, Weimar Culture, London, 1974.

Geary, Dick, European Labour Protest 1848 – 1939, London, 1981.

Geary, Dick, European Labour Politics from 1900 to the Depression, Basingstoke, 1991.

Geary, Dick (ed.), Labour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Europe before 1914, Oxford, New York and Munich, 1989.

Gehler, Michael, Europa. Ideen, Institutionen, Vereinigung, Munich, 2005.

*Geiss, Imanuel (ed.), July 1914: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Selected Documents, London, 1967.

Gellately, Robert, Lenin, Stalin and Hitler: The Age of Social Catastrophe, London, 2007.

Gentile, Emilio, The Sacralization of Politics in Fascist Italy,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1996.

Gerlach, Christian, Extrem gewalttätige Gesellschaften. Massengewalt im 20. Jahrhundert, Munich, 2010.

Gerlach, Christian and Aly, Götz, Das letzte Kapitel. Der Mord an den ungarischen Juden 1944 – 1945, Frankfurt am Main, 2004.

*Gerwarth, Robert, ‘The Central European Counter-Revolution: Paramilitary Violence in Germany, Austria and Hungary after the Great War’, Past and Present, 200 (2008).

Gerwarth, Robert, Hitler’s Hangman: The Life of Heydrich,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11.

Gerwarth, Robert (ed.), Twisted Paths: Europe 1914 – 1945, Oxford, 2008.

*Gerwarth, Robert and Horne, John, ‘Vectors of Violence: Paramilitarism in Europe after the Great War, 1917 – 1923’,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3/3 (2011).

*Gerwarth, Robert and Horne, John (eds), War in Peace: Paramilitary Violence in Europe after the Great War, Oxford, 2012.

Gilbert, Felix,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 1890 to the Present, 3rd edn, New York, 1984.

Gilbert, Martin, Recent History Atlas 1860 to 1960, London, 1966.

Gilbert, Martin, First World War Atlas, London, 1970.

Gilbert, Martin, Atlas of the Holocaust, London, 1982.

Gildea, Robert, Marianne in Chains: Daily Life in the Heart of France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New York, 2002.

Gildea, Robert, Wieviorka, Olivier and Warring, Anette (eds), Surviving Hitler and Mussolini: Daily Life in Occupied Europe, Oxford and New York, 2006.

Glenny, Misha, The Balkans 1804 – 1999: Nationalism, War and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1999.

Goltz, Anna von der and Gildea, Robert, ‘Flawed Saviours: The Myths of Hindenburg and Pétain’,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39 (2009).

Graham, Helen, The Spanish Republic at War 1936 – 1939, Cambridge, 2002.

Graml, Hermann, Hitler und England. Ein Essay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Außenpolitik 1920 bis 1940, Munich, 2010.

*Graml, Hermann, Bernhard von Bülow und die deutsche Aussenpolitik, Munich, 2012.

*Graves, Robert, Goodbye to All That (1929), London, 2000.

Gregory, Adrian, The Last Great War: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2008.

Gregory, Adrian, ‘British “War Enthusiasm” in 1914 – A Reassessment’, in Gail Brayborn (ed.), Evidence, History and the Great War: Historians and the Impact of 1914 – 1918, New York and Oxford, 2003.

Griffin, Roger, The Nature of Fascism, London, 1991.

Griffin, Roger, Modernism and Fascism: The Sense of a Beginning under Mussolini and Hitler, London, 2007.

*Griffin, Roger (ed.), Fascism, Oxford, 1995.

Griffin, Roger (ed.), International Fascism: Theories, Causes and the New Consensus, London, 1998.

Gross, Jan, Fear: 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 Princeton, NJ, 2006.

Gruchmann, Lothar, Der Zweite Weltkrieg, Munich, 1975.

Gundle, Stephen, Duggan, Christopher and Pieri, Giuliana (eds), The Cult of the Duce: Mussolini and the Italians, Manchester, 2013.

*Hamann, Brigitte, Der Erste Weltkrieg. Wahrheit und Lüge in Bildern und Texten, Munich, 2004.

Hardach, Gerd,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 – 1918, Harmondsworth, 1987.

Harrison, Joseph,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Spain, Manchester, 1978.

Harrison, Joseph, The Spanish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85.

Hartwig, Wolfgang, Utopie und politische Herrschaft im Europa der Zwischenkriegszeit, Munich, 2003.

Hastings, Max, Armageddon: The Battle for Germany 1944 – 1945, London, 2004.

Hastings, Max, Finest Years: Churchill as Warlord 1940 – 1945, London, 2009.

*Hastings, Max, All Hell Let Loose: The World at War 1939 – 1945, London, 2011.

Hastings, Max, Catastrophe: Europe goes to War 1914, London, 2013.

Hayes, Paul (ed.), Theme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890 – 1945, London, 1992.

Henke, Klaus-Dietmar and Woller, Hans (eds), Politische Säuberung in Europa. Die Abrechnung mit Faschismus und Kollaboration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1991.

*Hennessy, Peter, Never Again: Britain 1945 – 1951, London, 1993.

Herbert, Ulrich, Hitler’s Foreign Workers, Cambridge, 1997.

Herbert, Ulrich,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20. Jahrhundert, Munich, 2014.

Herbert, Ulrich, ‘Europe in High Modernity: Reflections on a Theory of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5/1 (2007).

Herf, Jeffrey, The Jewish Enemy: Nazi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2006.

Herwig, Holger H.,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Causes and Responsibilities, Boston, MA, 1997.

Hewitson, Mark, 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1983.

Hilberg, Rau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New York, 1973.

Hirschfeld, Gerhard, Nazi Rule and Dutch Collaboration: The Netherland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 – 1945, Oxford, 1988.

Hirschfeld, Gerhardt, Krumeich, Gerd and Renz, Irena (eds), ‘Keiner fühlt sich hier mehr als Mensch . . .’. Erlebnis und Wirkung des Ersten Weltkriegs, Frankfurt am Main, 1996.

Hirschfeld, Gerhardt, Krumeich, Gerd and Renz, Irena (eds), Brill’s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2 vols, Leiden, 2012.

Hobsbawm, Eric,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 – 1991, London, 1994.

*Hobsbawm, Eric, 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 London, 2002.

Hobsbawm, Eric, 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13.

Hoensch, Jörg K., A History of Modern Hungary, 1867 – 1986, Harlow, 1988.

Hoeres, Peter, Die Kultur von Weimar. Durchbruch der Moderne, Berlin, 2008.

Hoffmann,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ance 1933 – 1945,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1977.

Hogan, Michael, J.,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 – 1952, Cambridge, 1987.

Horne, John and Kramer, Alan, German Atrocities 1914: A History of Denial,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01.

Horne, John (ed.), State, Society and Mobilization in Europ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1997.

Horne, John (ed.), A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 Oxford, 2012.

*Hosenfeld, Wilm, ‘Ich versuche, jeden zu retten’. Das Leben eines deutschen Offiziers in Briefen und Tagebüchern, Munich, 2004.

Hosking, Geoffre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1985.

Hosking, Geoffrey,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London, 2001.

*Höss, Rudolf, Kommandant in Auschwitz, Munich, 1963.

Howard, Michael,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Oxford, 1976.

Howard, Michael and Louis, Wm. Roger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1998.

*Hughes, S. Philip,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 – 1930, New York, 1958.

Illies, Florian, 1913. Der Sommer des Jahrhunderts, Frankfurt am Main, 2012.

Isaacs, Jeremy and Downing, Taylor, Cold War, London, 1998.

Jäckel, Eberhard, Hitler in History, Hanover and London, 1984.

Jäckel, Eberhard, Hitlers Weltanschauung. Entwurf einer Herrschaft, Stuttgart, 1991.

*Jäckel, Eberhard, Das deutsche Jahrhundert. Eine historische Bilanz, Stuttgart, 1996.

Jackson, Julian, The Politics of Depression in France, Cambridge, 1985.

Jackson, Julian, The Popular Front in France: Defending Democracy, 1934 – 1938, Cambridge, 1988.

Jackson, Julian, France: The Dark Years, Oxford, 2001.

Jackson, Julian, The Fall of France: The Nazi Invasion of 1940, Oxford, 2003.

*Jackson, Julian (ed.), Europe 1900 – 1945, Oxford, 2002.

*Jahoda, Marie, Lazarsfeld, Paul F. and Zeisel, Hans, Marienthal: The Sociography of an Unemployed Community, London, 1972.

James, Harold, The German Slump: 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24 – 1936, Oxford, 1986.

James, Harold, Europe Reborn: A History, 1914 – 2000, London, 2003.

Jarausch, Konrad, The Enigmatic Chancellor: Bethmann-Hollweg and the Hubris of Imperial Germany,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1973.

Jelavich, Barbara, History of the Balkans. Vol. 2: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1983.

Jenkins, Roy, Churchill, London, 2001.

Jesse, Eckhard (ed.), Totalitarismus im 20. Jahrhundert. Eine Bilanz der internationalen Forschung, Bonn, 1999.

Joll, James, Europe since 1870: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ondon, 1973.

*Joll, James,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1984.

*Judt, Tony,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2005.

Judt, Tony, Reappraisals: 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09.

Judt, Tony with Snyder, Timothy, 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12.

*Jünger, Ernst, Storm of Steel (1920), London, 2003.

*Jünger, Ernst, Kriegstagebuch 1914 – 1918, ed. Helmuth Kiesel, Stuttgart, 2010.

Kaelble, Hartmut, Historical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 London, 1981.

Kaelble, Hartmut,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1880 – 1980, Dublin, 1989.

Kaelble, Hartmut, Kalter Krieg und Wohlfahrtsstaat. Europa 1945 – 1989, Munich, 2011.

Kann, R. A., Kraly, B. K. and Fichtner, P. S. (eds), The Habsburg Empire in World War I, New York, 1977.

Kater, Michael H., The Nazi Party: 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 1919 – 1945, Oxford, 1983.

Kater, Michael H., Different Drummers: Jazz in the Culture of Nazi Germany, Oxford, 1992.

Kater, Michael H., The Twisted Muse: Musicians and their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7.

Kater, Michael H., Weimar: From Enlightenment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14.

*Kedward, Rod, La vie en bleu: France and the French since 1900, London, 2006.

Keegan, Joh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1999.

Kershaw, Ian, 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87.

Kershaw, Ian, Hitler, 2 vols, London, 1998, 2000.

Kershaw, Ian, Fateful Choices: Ten Decision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1940 – 1941, London, 2008.

Kershaw, Ian, The End: Germany 1944 – 1945, London, 2012.

Kershaw, Ian and Lewin, Moshe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7.

Kertzer, David I., The Pope and Mussolini: The Secret History of Pius XI and the Rise of Fascism in Europe, Oxford, 2014.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London, 1919.

Kielinger, Thomas, Winston Churchill. Der späte Held. Eine Biographie, Munich, 2014.

Kiesel, Helmuth, Geschichte der literarischen Moderne, Munich, 2004.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 – 1939, Harmondsworth, 1987.

Kirk, Tim and McElligott, Anthony (eds), Opposing Fascism: Community, Authority and Resistance in Europe, Cambridge, 1999.

Kitchen, Martin, The Coming of Austrian Fascism, London, 1980.

Kleine-Ahlbrandt, William Laird, Twentieth-Century European History, St. Paul, MN, 1993.

Knox, MacGregor, Mussolini Unleashed 1939 – 1941, Cambridge, 1986.

Knox, MacGregor, Common Destiny: Dictatorship, Foreign Policy, and War in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Cambridge, 2000.

Knox, MacGregor, To the Threshold of Power, 1922/33: Origins and Dynamics of the Fascist and National Socialist Dictatorships, Vol. 1, Cambridge, 2007.

Koch, Stephen, Double Lives: Stalin, Willi Münzenberg and the Seduc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1995.

Kochanski, Halik, The Eagle Unbowed: Poland and the Pol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2.

Kocka, Jürgen, Facing Total War: German Society, 1914 – 1918, Leamington Spa, 1984.

Kolb, Eberhard,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1988.

Kolko, Gabriel, Century of War: Politics, Conflicts, and Society since 1914, New York, 1994.

*Kovály, Heda Margolius, Under a Cruel Star: A Life in Prague 1941 – 1968 (1986), London, 2012.

*Kossert, Andreas, Kalte Heimat.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Vertriebenen nach 1945, Berlin, 2008.

Kramer, Alan, Dynamic of Destruction: Culture and Mass Killing in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2007.

Krumeich, Gerd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Erster Weltkrieg, Essen, 2010.

Kühlwein, Klaus, Pius XII. und die Judenrazzia in Rom, Berlin, 2013.

*Kulka, Otto Dov, Landscapes of the Metropolis of Death, London, 2013.

Kulka, Otto Dov, ‘Histor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Germany and the Czech Lands 1918 – 1945’, Bohemia, 46/1 (2005).

Kulka, Otto Dov and Jäckel, Eberhard (eds), The Jews in the Secret Nazi Reports on Popular Opinion in Germany, 1933 – 1945,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10.

Kulka, Otto Dov and Mendes-Flohr, Paul R. (eds),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under the Impact of National Socialism, Jerusalem, 1987.

Lamb, Richard, The Ghosts of Peace 1935 – 1945, Salisbury, 1987.

*Laqueur, Walter, Europe since Hitler, London, 1972.

Laqueur, Walter (ed.), Fascism: A Reader’s Guide, Harmondsworth, 1976.

Larkin, Maurice, France since the Popular Front, Oxford, 1988.

Larsen, Stein Ugelvik, Hagvet, Bernt and Myklebust, Jan Peter (eds), Who Were the Fascists?, Bergen, 1980.

Larsen, Stein Ugelvik,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agtvet, Bernt (ed.), Modern Europe after Fascism 1943 – 1980s, 2 vols, New York, 1998.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Christianity in a Revolutionary Age. Vol. 4: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Europe, Grand Rapids, MI, 1969.

Leitz, Christian, Nazi Germany and Neutral Europ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chester, 2000.

*Leonhardt, Jörn, Die Buchse der Pandora. Geschichte des Ersten Weltkriegs, Munich, 2014.

*Levine, Joshua (ed.), Forgotten Voices of the Somme, London, 2008.

*Levy, Primo, If this is a Man, London, 1960.

Lewin, Moshe,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 London, 1985.

Lewin, Moshe, The Soviet Century, London, 2005.

Liddle, Peter (ed.), Captured Memories 1900 – 1918:Across the Threshold of War, Barnsley, 2010.

Liddle, Peter (ed.), Captured Memories 1930 – 1945: Across the Threshold of War – The Thirties and the War, Barnsley, 2011.

Lidegaard, B., Countrymen: The Untold Story of How Denmark’s Jews Escaped the Nazis, London, 2014.

Lieven, D. C. B.,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1983.

Linz, Juan J.,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 Baltimore, MD, and London, 1978.

Linz, Juan J. and Stepan, Alfred,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Europe, Baltimore. MD, and London, 1978.

Lipset, Seymour Martin, Political Man, London, 1960.

*Liulevicius, Vejas Gabriel,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2000.

Longerich, Peter,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2010.

Longerich, Peter, Himmler, Oxford, 2012.

*Lounguina, Lila, Les saisons de Moscou 1933 – 1990, Paris, 1990.

Lowe, Keith, Inferno: The Devastation of Hamburg, 1943, London, 2007.

Lowe, Keith, Savage Continen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London, 2012.

Lukacs, John, At the End of an Ag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02.

Lyttelton, Adrian, The Seizure of Power: Fascism in Italy 1919 – 1929, London, 1973.

Lyttelton, Adrian (ed.), Liberal and Fascist Italy, Oxford, 2002.

Macartney, C. A.,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 – 1918, London, 1968.

*MacCulloch, Diarmaid,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London, 2009.

Machtan, Lothar, Die Abdankung. Wie Deutschlands gekrönte Häupter aus der Geschichte fielen, Berlin, 2008.

Machtan, Lothar, Prinz Max von Baden. Der letzte Kanzler des Kaisers, Berlin, 2013.

Mack Smith, Denis, Mussolini, London, 1983.

MacMillan, Margaret, Peacemakers: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2002.

MacMillan, Margaret,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How Europe Abandoned Peace for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2013.

Maier, Charles S., 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 Princeton, NJ, 1975.

*Maier, Charles S. (ed.), The Cold War in Europe: Era of a Divided Continent, New York, 1991.

*Maier, Klaus A., ‘Die Zerstörung Gernikas am 26. April 1937’, Militärgeschichte, 1 (2007).

Maiolo, Joe, Cry Havoc: The Arms Rac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1 – 1941, London, 2010.

Mak, Geert, In Europe: Travels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08.

Mamatey, Victor and Luža, Radomir, A History of the Czechoslovak Republic, 1918 – 1948, Princeton, NJ, 1973.

Mann, Michael, Fascists, Cambridge, 2004.

Mann, Michael,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 2005.

Mann, Michael,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3: Global Empires and Revolution, 1890 – 1945, Cambridge, 2012.

Marrus, Michael, R., 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al 1945 – 46: A Documentary History, Boston, MA, and New York, 1997.

Marwick, Arthur, The Deluge: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1965.

Marwick, Arthur, War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ritain, France, Germany,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75.

Marwick, Arthur (ed.), Total War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1988.

Mason, Timothy W., Sozial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Arbeiterklasse und Volksgemeinschaft, Opladen, 1977.

Mason, Timothy, W.,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Essays by Tim Mason, ed. Jane Caplan, Cambridge, 1995.

Mawdsley, Evan, The Stalin Years: The Soviet Union, 1929 – 1953, Manchester, 1998.

Mawdsley, Evan, The Russian Civil War, Edinburgh, 2000.

Mayer, Arno J.,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Europe to the Great War, London, 1981.

Mayer, Arno J., Why Did the Heavens not Darken? The ‘Final Solution’ in History, New York, 1988.

Mazower, Mark, 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 – 1944,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1993.

Mazower, Mark, 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8.

Mazower, Mark, The Balkans: From the End of Byzantium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2001.

Mazower, Mark, Hitler’s Empire: Nazi Rule in Occupied Europe, London, 2008.

McCauley, Marti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London, 1983.

McCauley, Martin, The Soviet Union, 1917 – 1991, 2nd edn, London, 1993.

McElligott, Anthony, Rethinking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2014.

McElligott, Anthony (ed.), Weimar Germany, Oxford, 2009.

*McLeod, Hugh, Religion and the People of Western Europe 1789 – 1970, Oxford, 1981.

McMeekin, Sea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2011.

McMillan, Dan, How Could This Happen? Explaining the Holocaust, New York, 2014.

McMillan, James F.,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1898 – 1991, London, 1992.

Meehan, Patricia, The Unnecessary War: Whitehall and the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London, 1992.

*Merridale, Catherine, Night of Stone: Death and Memory in Russia, London, 2000.

*Merridale, Catherine, Ivan’s War: The Red Army 1939 – 1945, London, 2005.

Merriman, John, A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 2: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2nd edn, New York, 2004.

Michaelis, Meir, Mussolini and the Jews, Oxford, 1978.

Michalka, Wolfgang (e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 Paderborn, 1984.

Michmann, Dan, Angst vor den ‘Ostjuden’. Die Entstehung der Ghettos während des Holocaust, Frankfurt am Main, 2011.

Michmann, Dan (ed.), Belgium and the Holocaust, Jerusalem, 1998.

Milward, Alan S.,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World Wars on Britain, London, 1970.

Milward, Alan S.,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5 – 1951, London, 1984.

Milward, Alan S.,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 – 1945, Harmondsworth, 1987.

Mitchell, B. R. (ed.),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 1750 – 2000, Basingstoke, 2003.

Möller, Horst, Europa zwischen den Weltkriegen, Munich, 1998.

*Mombauer, Annika,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Documents, Manchester, 2013.

Mommsen, Hans, From Weimar to Auschwitz: Essays in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91.

Mommsen, Hans, The Rise and Fall of Weimar Democracy, Chapel Hill, NC, and London, 1996.

Mommsen, Hans, Zur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20. Jahrhundert. Demokratie, Diktatur, Widerstand, Munich, 2010.

Mommsen, Hans, Das NS-Regime und die Auslöschung des Judentums in Europa, Göttingen, 2014.

Mommsen, Wolfgang J., Imperial Germany 1867 – 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London, 1995.

Mommsen, Wolfgang and Kettenacker, Lothar (eds), The Fascist Challenge and the Policy of Appeasement, London, 1983.

Montefiore, Simon Sebag,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London, 2003.

Moore, Bob, Refugees from Nazi Germany in the Netherlands 1933 – 1940, Dordrecht, 1986.

Moore, Bob, Victims and Survivors: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the Netherlands 1940 – 1945, London, 1997.

Moore, Bob, Survivors: Jewish Self-Help and Rescue in Nazi Occupied Western Europe, Oxford, 2010.

Moore, Bob (ed.), Resistance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and New York, 2000.

Moorhouse, Roger, Killing Hitler, London, 2007.

Moorhouse, Roger, The Devil’s Alliance: Hitler’s Pact with Stalin 1939 – 1941, New York, 2014.

Morgan, Kenneth O., Labour in Power 1945 – 1951, Oxford, 1985.

Morgan, Philip, Italian Fascism, London, 2004.

Morris, Jeremy,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Age, London, 2007.

Mosse, George L., The Culture of Western Europe: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1963.

Mosse, George L.,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London, 1966.

Mosse, George L.,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New York, 1975.

Mosse, George L., Fallen Soldiers: Reshaping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Wars, New York, 1990.

Mosse, George L. (ed.), International Fascism, London, 1979.

Mowatt, Charles Loch,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1918 – 1940, London, 1955.

Mowatt, C. L.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XII : The Era of Violence 1898 – 1945, Cambridge, 1968.

Mühlberger, Detlef, The Social Bases of Nazism 1919 – 1933, Cambridge, 2003.

*Münkler, Der Grosse Krieg. Die Welt 1914 – 1918, Berlin, 2013.

Naimark, Norman M.,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 1945 – 1949, Cambridge Mass., 1995.

*Naimark, Norman M.,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2001.

Naimark, Norman M., Stalin’s Genocides, Princeton, NJ, 2010.

Naimark, Norman M., ‘Stalin and Europe in the Postwar Period, 1945 – 1953: Issues and Problems’,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2/1 (2004).

Neitzel, Sönke, Weltkrieg und Revolution 1914 – 1918/1919, Berlin, 2008.

Newman, Karl J., European Democracy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1970.

*Nielsen, Frederick, Ein Emigrant für Deutschland. Tagebuchaufzeichnungen, Aufrufe und Berichte aus den Jahren 1933 – 1943, Darmstadt, 1977.

*Niethammer, Lutz, Die Mitläuferfabrik. Die Entnazifizierung am Beispiel Bayerns, Berlin, 1982.

*Noakes, Jeremy, ‘Nazism and Eugenics’, in Bullen, R. J., Strandmann, H. Pogge von and Polonsky, A. B. (eds), Ideas into Politics: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880 – 1950, London, 1984.

Noakes, Jeremy (ed.), The Civilian in War, Exeter, 1992.

*Noakes, Jeremy and Pridham, Geoffrey (eds), Nazism 1919 – 1945: A Documentary Reader, 4 vols, Exeter, 1983, 1984, 1988, 1998.

Nolte, Ernst, Three Faces of Fascism, London, 1965.

Nove, Alec, Stalinism and After, London, 1975.

Orth, Karin, Das Syste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ine politische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Hamburg, 1999.

*Orwell, George,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London, 1933.

*Orwell, George, The Road to Wigan Pier, London, 1937.

*Orwell, George, Homage to Catalonia, London, 1938.

Overy, Richard, War and the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Overy, Richard, Why the Allies Won, London, 1995.

Overy, Richard, The Nazi Economic Recovery 1932 – 1938, Cambridge, 1996.

Overy, Richard, Russia’s War 1941 – 1945, London, 1999.

Overy, Richard, 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and Stalin’s Russia, London, 2004.

*Overy, Richard, The Morbid Age: Britain and the Crisis of Civilization, 1919 – 1939, London, 2010.

Overy, Richard, The Bombing War: Europe 1939 – 1945, London, 2013.

Parker, R. A. C., Struggle for Survival: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 1990.

Parker, R. A. C.,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British Policy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3.

Parker, R. A. C., Churchill and Appeasement: Could Churchill have Prevente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0.

Passmore, Kevin, Fasc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2002.

Paxton, Robert O., Vichy France: Old Guard and New Order 1940 – 1944, London, 1972.

Paxton, Robert O., The Anatomy of Fascism, London, 2004.

Payne, Stanley G., Falange: A History of Spanish Fascism, Stanford, CA, 1961.

Payne, Stanley G.,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 – 1945, London, 1995.

Petzina, Dietmar, Abelshauser, Werner and Faust, Anselm (eds),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III.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14 – 1945, Munich, 1978.

*Peukert, Detlev J. K.,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Modernity, London, 1991.

Phayer, Michael,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Holocaust, Bloomington, IN, 2000.

Piketty, Thoma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2014.

*Pollard, Sidney and Holmes, Colin (eds), Document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 3: The End of the Old Europe 1914 – 1939, London, 1973.

Polonsky, Antony, The Little Dictators: The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since 1918, London, 1975.

Pope, Stephen and Wheal, Elizabeth-Anne,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1995.

Pope, Stephen and Wheal, Elizabeth-Anne,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2nd edn, London, 1995.

Preston, Paul, Franco, London, 1993.

Preston, Paul, The Coming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2nd edn, London, 1994.

Preston, Paul, The Politics of Revenge: Fascism and the Military in 20th Century Spain, London, 1995.

Preston, Paul, Comrades: Portraits from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1999.

Preston, Paul, The Spanish Civil War: Reaction, Revolution and Revenge, London, 2006.

*Preston, Paul, The Spanish Holocaust: Inquisition and Extermin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Spain, London, 2012.

Preston, Paul and Mackenzie, Ann L. (eds), The Republic Besieged: Civil War in Spain 1936 – 1939, Edinburgh, 1996.

Priestland, David, Merchant, Soldier, Sage: A New History of Power, London, 2012.

Pritchard, Gareth, The Making of the GDR, 1945 – 1953, Manchester, 2000.

Pugh, Martin, We Danced All Night: A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2009.

Raphael, Lutz, Imperiale Gewalt und mobilisierte Nation. Europa 1914 – 1945, Munich, 2011.

*Rees, Laurence, 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London, 1997.

*Rees, Laurence, War of the Century: When Hitler Fought Stalin, London, 1999.

Rees, Laurence,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2005.

Rees, Laurence, Behind Closed Doors: Stalin, the Nazis and the West, London, 2008.

Reich-Ranicki, Marcel, Mein Leben, Stuttgart, 1999.

Reynolds, David, The Long Shadow: The Great War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13.

Reynolds, David, ‘The Origins of the Two “World Wars”: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8/1 (2003).

Reynolds, Michael A.,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 – 1918, Cambridge, 2011.

Rhodes, Anthony, 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 – 1945, London, 1973.

Richards, Michael, A Time of Silence: Civil War and the Culture of Repression in Franco’s Spain, 1936 – 1945, Cambridge, 1998.

Roberts, Andrew, Masters and Commanders: How Roosevelt, Churchill, Marshall and Alanbrooke won the War in the West, London, 2008.

Roberts, Andrew, The Storm of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9.

Roberts, J. M., A History of Europe, Oxford, 1996.

Roberts, J. M., Twentieth Century: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01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99.

Robertson, Ritchie, Kafk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2004.

Rodrigue, Aron, ‘The Mass Destruction of Armenians and Jew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Kieser, Hans-Lukas and Schaller, Dominik J. (eds), Der Völkermord an den Armeniern und die Shoah, Zurich, 2002.

Rogger, Hans and Weber, Eugen (eds), The European Right, London, 1965.

Röhl, John C. G, Wilhelm II. Der Weg in den Abgrund 1900 – 1941, Munich, 2008.

Rose, Richard, What is Europe?, New York, 1996.

Roseman, Mark,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End of Modern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6/3 (2011).

Rosenberg, Emily S. (ed.), Geschichte der Welt 1870 – 1945. Weltmärkte und Weltkriege, Munich, 2012.

Rothschild, Joseph,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Seattle, 1977.

Rousso, Henry, Le syndrome de Vichy de 1944 a nos jours, Paris, 1990.

Rousso, Henry, Les années noires: vivre sous l’occupation, Paris, 1992.

Rousso, Henry, Vichy, L’événement, la mémoire, l’histoire, Paris, 2001.

Rousso, Henry (ed.), Stalinisme et nazisme. Histoire et mémoire comparées, Paris, 1999.

Sartori, Roland (ed.), The Ax Within: Italian Fascism in Action, New York, 1974.

Sassoon, Donald, The Culture of the Europeans: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London, 2006.

*Schell, Margarete, Ein Tagebuch aus Prag 1945 – 1946, Kassel, 1957.

Schoenbaum, David,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Class and Status in Nazi Germany 1933 – 1939, New York, 1967.

Schweitzer, Arthur, The Age of Charisma, Chicago, IL, 1984.

Sebestyen, Victor, 1946: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2014.

Service, Robert, Th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A Study in Organisational Change 1917 – 1923, London, 1979.

Service, Robert,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00 – 1927, London, 1986.

Service, Robert,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London, 1998.

Service, Robert, Lenin: A Biography, London, 2000.

Service, Robert, Stalin: A Biography, London, 2004.

Sharp, Alan, The Versailles Settlement: Peacemaking in Paris, 1919, Basingstoke, 1991.

Sheehan, James, The Monopoly of Violence: Why Europeans Hate Going to War, London, 2010.

Sheffield, Gary, Forgotten Victory: The First World War – Myths and Realities, London, 2002.

Shephard, Ben, The Long Road Home: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0.

Sherratt, Yvonne, Hitler’s Philosophers,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13.

*Shirer, William L., Berlin Diary 1934 – 1941, London, 1941.

*Shore, Marci, Caviar and Ashes: A Warsaw Generation’s Life and Death in Marxism, 1918 – 1968,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06.

Simms, Brendan, Europe: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453 to the Present, London, 2013.

Sirinelli, Jean-François (ed.), Histoire des droites en France. Vol. 1: Politique, Paris, 1992.

Skidelsky, Robert, J. M. Keynes: Economist, Philosopher, Statesman, London, 2003.

*Słomka, Jan, From Serfdom to Self-Government: Memoirs of a Polish Village Mayor, 1842 – 1927, London, 1941.

Smith, L. V., Audoin-Rouzeau, Stephane and Becker, Annette, France and the Great War, 1914 – 1918, Cambridge, 2003.

Smith, S. A., Red Petrograd: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1917 – 1918, Cambridge, 1983.

*Snowden, Ethel ［‘Mrs. Philip’］, A Political Pilgrim in Europe, London, 1921.

*Snyder, Timothy,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2010.

Soucy, Robert, French Fascism: The First Wave, 1924 – 1933,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1986.

Soucy, Robert, French Fascism: The Second Wave, 1933 – 1939,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1995.

*Sperber, Manes, Bis man mir Scherben auf die Augen legt. All’ das Vergangene . . ., Vienna, 1977.

Stachura, Peter D., Po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9.

Stachura, Peter D., Poland, 1918 – 1945, London, 2004.

Stachura, Peter (ed.), Unemployment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Weimar Germany, Basingstoke, 1986.

*Stachura, Peter D. (ed.), Poland between the Wars, 1918 – 1939, London, 1998.

Stargardt, Nicholas, The German Idea of Militarism: Radical and Socialist Critics 1866 – 1914, Cambridge, 1994.

Stargardt, Nicholas, Witnesses of War: Children’s Lives under the Nazis, London, 2005.

*Stargardt, Nicholas, The German War: A Nation under Arms, 1939 – 1945, London, 2015.

Stargardt, Nicholas, ‘Wartime Occupation by Germany: Food and Sex’, in Richard Bosworth and Joseph Maiolo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olitics and Ideology, Cambridge, 2015.

Staritz, Dietrich, Die Gründung der DDR, Munich, 1984.

Steinberg, Jonathan, All or Nothing: 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 1941 – 1943, London, 1991.

*Steiner, Zara, The Lights that Fail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19 – 1933, Oxford, 2005.

*Steiner, Zara, The Triumph of the Dark: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33 – 1939, Oxford, 2011.

Steinert, Marlis, Hitlers Krieg und die Deutschen, Düsseldorf and Vienna, 1970.

Stern, Fritz, Einstein’s German World, London, 2000.

Stern, Fritz, Five Germanys I Have Known, New York, 2006.

Stern, Fritz, Der Westen im 20. Jahrhundert. Selbstzerstörung, Wiederaufbau, Gefährdungen der Gegenwart, Göttingen, 2008.

Sternhell, Zeev, Ni Droite, ni Gauche. L’idéologie fasciste en France, Paris, 1987.

Stevenson, David, Armaments and the Coming of War: Europe 1904 – 1914, Oxford, 1996.

Stevenson, David, Cataclysm: The First World War as Political Tragedy, New York, 2004.

Stevenson, John and Cook, Chris, The Slump: Society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Depression, London, 1977.

Stone, Dan, Histories of the Holocaust, Oxford, 2010.

Stone, Norman, The Eastern Front 1914 – 1917, London, 1975.

Stone, Norman, World War One: A Short History, London, 2007.

Strachan, Hew,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1: To Arms, Oxford, 2001.

Strachan, Hew,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2006.

Sugar, Peter F. (ed.), Fascism in the Successor States 1918 – 1945, Santa Barbara, CA, 1971.

Suny, Ronald Grigor, The Soviet Experiment: Russia, the USSR, and the Successor States, New York, 1998.

*Taylor, A. J. P., English History 1914 – 1945, London, 1970.

Taylor, A. J. P., From Sarajevo to Potsdam: The Years 1914 – 1945, London, 1974.

Taylor, Frederick, Exorcising Hitler: The Occup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of Germany, London, 2011.

Taylor, Frederick, The Downfall of Money: Germany’s Hyperinfl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London, 2013.

Thamer, Hans-Ulrich, Verführung und Gewalt. Deutschland 1933 – 1945, Berlin, 1986.

Thomas, Hugh,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1961.

Thränhardt, Dietrich,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86.

Thurlow, Richard, Fascism in Britain: A History, 1918 – 1985, London, 1987.

Todorov, Tzvetan,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Why Bulgaria’s Jews Survived the Holocaust, London, 2001.

Todorov, Tzvetan, Hope and Memory: Reflections 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NJ, 2003.

Tomka, Béla, A Social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London, 2013.

Tooze, Adam,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London, 2006.

Tooze, Adam, The Deluge: The Great War and the Remaking of Global Order 1916 – 1931, London, 2014.

Traverso, Enzo, The Origins of Nazi Violence, New York, 2003.

Traverso, Enzo, ‘Intellectuals and Anti-Fascism: For a Critical Historization’, New Politics, 9/4 (2004).

Traverso, Enzo (ed.), Le Totalitarisme. Le XXe siecle en débat, Paris, 2001.

Trentmann, Frank and Flemming, Just (eds), Food and Conflict in Europe in the Age of the Two World Wars, Basingstoke, 2006.

Tucker, Robert C.,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 – 1941, New York, 1990.

*Ulrich, Bernd and Ziemann, Benjamin (eds), German Soldiers in the Great War: Letter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Barnsley, 2010.

Unger, Aryeh L., The Totalitarian Party: Party and People in Nazi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1974.

Verhey, Jeffrey, The Spirit of 1914: Militarism, Myth and Mobilisation in Germany, Cambridge, 2000.

Vickers, Miranda, The Albanians: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95.

Vincent, Mary, Spain 1833 – 2002: People and State, Oxford, 2007.

Vinen, Richard, A History in Fragments: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00.

Volkogonov, Dmitri,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London, 1991.

Wachsmann, Nikolaus, KL : 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New York, 2015.

Waddington, Lorna, Hitler’s Crusade: Bolshevism and the Myth of the International Jewish Conspiracy, London, 2007.

Walker, Mark, Nazi Science: Myth, Truth, and the German Atomic Bomb, New York, 1995.

Waller, Philip and Rowell, John (eds), Chronology of the 20th Century, Oxford, 1995.

Wasserstein, Bernard, Barbarism and Civilisation: A History of Europe in Our Time, Oxford, 2007.

Wasserstein, Bernard, On the Eve: The Jews of Europe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2.

Watson, Alexander, Ring of Steel: 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at War, 1914 – 1918, London, 2014.

Watt, Donald Cameron, How War Came: 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8 – 1939, London, 1990.

*Weber, Eugen, Varieties of Fascism, New York, 1964.

*Weber, Eugen, The Hollow Years: France in the 1930s, New York, 1996.

Wee, Herman van der, Prosperity and Upheaval: The World Economy 1945 – 1980, Harmondsworth, 1987.

Wehler, Hans-Ulrich,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Vol. 4: 1914 – 1949, Munich, 2003.

Weinberg, Gerhard,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2 vols, Chicago, IL, and London, 1970, 1980.

Weinberg, Gerhard, A World at Arms, Cambridge, 1994.

Weindling, Paul,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Cambridge, 1989.

Weiss -Wendt, Anton, Murder without Hatred: Estonians and the Holocaust, Syracuse, NY, 2009.

Welch, David, Germany, Propaganda and Total War 1914 – 1918, London, 2000.

Werth, Alexander, Russia at War 1941 – 1945, New York, 1984.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Geschichte des Westens.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1914 – 1945, Munich, 2011.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Geschichte des Westens. Vom Kalten Krieg zum Mauerfall, Munich, 2014.

Winstone, Martin, The Dark Heart of Hitler’s Europe: Nazi Rule in Poland under the General Government, London, 2015.

Winter, Jay, Sites of Memory, Sites of Mourning: The Great War in European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1995.

Winter, Jay, Dreams of Peace and Freedom: Utopian Moments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06.

Winter, Jay and Prost, Antoine, The Great War in History: Debates and Controversies 1914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2005.

Winter, Jay, Parker, Geoffrey and Habeck, Mary R. (eds), The Great War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00.

Wirsching, Andreas, ‘Political Violence in France and Italy after 1918’,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1 (2003).

Woller, Hans, Die Abrechnung mit dem Faschismus in Italien 1943 bis 1948, Munich, 1996.

Woller, Hans, Geschichte Italiens im 20. Jahrhundert, Munich, 2010.

Woolf, S. J. (ed.), The Nature of Fascism, London, 1968.

Woolf, S. J. (ed.), Fascism in Europe, London, 1981.

*Woodruff, William, The Road to Nab End: A Lancashire Childhood, London, 2000.

*Woodruff, William, Beyond Nab End, London, 2003.

*Wright, Jonathan, Gustav Stresemann: Weimar’s Greatest Statesman, Oxford, 2002.

Wrigley, Chris (ed.), Challenges of Labour: Central and Western Europe 1917 – 1920, London, 1993.

Wróbel, Piotr, ‘The Seeds of Violence: The Brutalization of an East European Region, 1917 – 1921’,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1 (2003).

Ziemann, Benjamin, Contested Commemorations: Republican War Veterans and Weimar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2013.

Ziemann, Benjamin, Gewalt im Ersten Weltkrieg, Essen, 2013.

Ziemann, Benjamin,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 A Violent Society?’,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1 (2003).

Zimmermann, Moshe (ed.), On Germans and Jews under the Nazi Regime, Jerusalem, 2006.

Zürcher, Erik J.,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2004.

Zuckmayer, Carl, Geheimbericht, ed. Gunther Nickel and Johanna Schrön, Göttingen, 2002.

Zuckmayer, Carl, Deutschlandbericht für das Kriegsministeriuim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ed. Gunther Nickel, Johanna Schrön and Hans Wagener, Göttingen, 2004.

*Zweig, Stefan, The World of Yesterday, 3rd edn, London, 1944.

*Zweig, Stefan, Tagebücher, Frankfurt, 1984.

1. 殖民暴力。1911年意大利入侵利比亚期间，的黎波里附近，一名意大利士兵从被打败的奥斯曼帝国军队那里抢到一面穆斯林旗帜（akg图像）

2. 1914年的一幅德国漫画，画的是剑拔弩张的欧洲。德国和奥匈帝国把武器对准可怕的俄罗斯怪兽。德国的一只靴子正要向法国人头上踏下。被描绘为苏格兰人形象的英国以及意大利和土耳其在警惕地旁观，一只英国斗牛犬似乎占据了爱尔兰（akg图像）

3. 1914年9月，德军开赴马恩河战役的途中，长长的救护车行列从前线返回的景象恐怕不会提振他们的士气（akg图像/乌尔斯坦·比尔德）

4. 1916年凡尔登战役期间，法国杜奥蒙要塞下方的“死亡之溪”（akg图像）

5. 这幅法国海报描绘了塞尔维亚人在1915年秋惨败于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之后逃跑的景象，它宣布1916年6月25日为“塞尔维亚日”，为塞尔维亚难民募捐（akg图像/让–皮埃尔·韦尔内）

6. “从月球上看到的1916年的地球”——一本德国杂志刊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图画，显示地球在滴血（akg图像）

7. 1918年12月29日，为柏林动乱中被政府军打死的水兵送葬的行列经过原来的皇宫时，一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演讲人对人群讲话。USPD为抗议政府的镇压退出了政府，它的许多成员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akg图像）

8. 这幅题为《我们会失去什么》的海报显示了德国声称协约国在《凡尔赛和约》中的要求将给德国带来的结果：失去20%的农地、10%的人口、1/3的煤炭、1/4的农产品、4/5的铁矿、全部殖民地和商船队（akg图像）

9. 1919年，法国妇女为争取投票权举行示威。她们没有成功。法国妇女直到1944年才获得投票权（福克斯照片/盖蒂图像）

10. 1921年上西里西亚公民投票中德国的宣传：“跟着德国享长久繁荣，跟着波兰受贫穷流离。”上西里西亚最终被分割，大部分重要的工业区归了波兰（全球历史档案/盖蒂图像USG）

11. 1920年左右，科隆街头的一辆英军坦克，协约国于1919年至1930年占领莱茵兰，英国军队参与，科隆是英国莱茵驻军司令部所在地（akg图像）

12. 1925年《洛迦诺公约》谈判者的签名，有白里安、施特雷泽曼、奥斯汀·张伯伦和墨索里尼。签名镌刻在洛迦诺会议会址的钟摆上（akg图像/图片联盟/dpa）

13. 1928年至1937年间，斯大林推行农业生产集体化运动。这是当时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一个富农家庭被赶出自家农庄的情景（akg图像/RIA诺沃斯蒂）

14. 1930年左右的一幅宣传柏林动物园的乌法宫电影院的海报。20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的发明促成了欧洲电影观众人数的猛增（akg图像）

15. 有些市议会决心改善极为恶劣的住房条件。“红色维也纳”的社会党政府委托建造了卡尔·马克思大院。它于1930年竣工，为维也纳最贫穷的居民提供了1382套公寓（乌尔斯坦·比尔德/盖蒂图像）

16.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次大型纳粹选举集会，可能是希特勒1932年7月28日的演讲大会。3年后的大选中，纳粹党赢得了37.4%的选票，这是它历次选战成绩的巅峰。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总理（akg图像）

17. 1934年2月12日社会党人发动了反对奥地利压迫性专制政府的起义后，一名卫兵站在维也纳的卡尔·马克思大院外。那次起义遭到了政府军的血腥镇压（乌尔斯坦·比尔德/盖蒂图像）

18. 1934年3月26日意大利“大选”（其实不过是公民投票闹剧）的法西斯宣传画。画面上满是意大利文的“赞成”，上面加印了墨索里尼“老大哥”的头像，以强调选民应该投赞成票。意大利只有一个政党参选，所以国家法西斯党不出意料地以99.84%的得票率当选（拱心石–法国/盖蒂图像，伽马–拱心石）

19. 1936年8月初，佛朗哥将军的非洲军等待乘坐纳粹德国提供的容克– 52型飞机飞往西班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西班牙民族主义军队提供的运输对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早期的成功至为重要（akg图像/乌尔斯坦·比尔德）

20. 1939年8月，德国兵看守下的波兰人。他们可能要被送去德国做工——肯定会遭到不幸（akg图像）

21. 1940年5月底，盟军被迫从敦刻尔克撤退后，德军宣传队的队员在给英军丢弃的军事物资拍照（akg图像）

22. 1940年10月7日，德国对英国首都发动空袭，伦敦市民躲到地铁站里，睡在自动扶梯上（akg图像）

23. 党卫军挪威军团的招兵广告，时间大约在1941年6月29日挪威军团成立前后，上面印的口号是“对共同的敌人作战……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akg图像）

24.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1943年初被苏联红军俘虏的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士兵的漫长队伍（akg图像）

25. 1943年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里的囚犯。他们被迫扛着沉重的花岗岩石块爬上186级台阶，将其运出采石坑（akg图像/乌尔斯坦·比尔德）

26. 1944年法国宣传“义务劳动”的反布尔什维克海报，上面的口号是“在德国劳动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在保护法国的工事上加的一块石头”。但是，法国士兵痛恨劳役，许多人逃跑，加入了日益壮大的抵抗运动（艺术媒体/印刷品收藏/盖蒂图像）

27. 1944年6月4日罗马解放后，意大利人围观美军坦克驶过古罗马斗兽场（akg图像/全球图像集团/SeM）

28.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人镜头下满目疮痍的华沙。一位波兰妇女看到这座被毁的城市后说：“这是坟场，这是死亡之地。”（akg图像/全球图像集团/Sovfoto）

29. 1946年5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利贝雷茨（赖兴贝格）附近的一群苏台德德裔人正等着被送往德国。他们看起来令人意外地轻松愉快，也许他们以为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到1947年秋天，共有约300万德裔人被从捷克斯洛伐克赶到德国，手段往往极其野蛮（Sovfoto/盖蒂图像UIG）

30. 这幅宣传马歇尔计划的海报上的标语是“为马歇尔计划开路”。美国的援助方案被比作西欧通往新繁荣的道路。斯大林拒绝了马歇尔计划为东欧集团提供的援助（盖斯滕贝格档案/盖蒂图像–乌尔斯坦·比尔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狱之行：1914-1949 /（英）伊恩·克肖著；林华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2

（企鹅欧洲史）

书名原文：TO HELL AND BACK: Europe, 1914-1949

ISBN 978-7-5086-8300-3

Ⅰ . ①地… Ⅱ . ①伊… ②林… Ⅲ . ①欧洲－历史－1914-1949 Ⅳ . ① K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4525号

To Hell and Back: Europe, 1914-1949

Copyright © Ian Kershaw, 2015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enguin（企鹅）and the Pengui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First published 2015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地狱之行：1914—1949

著者：［英］ 伊恩·克肖

译者：林华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482千字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5-827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8300-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