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常识
Author: [美]迈克尔·罗斯金
Date: 2014-07-22
Publisher: 后浪出版社

书籍信息

书名：国家的常识

作者：[美]迈克尔·罗斯金

译者：夏维勇 杨勇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社

ISBN：978-7-111-33464-4

制作信息

排版：咔君

补充翻译：Jasmin

校对：明客楚山、茶茶西、七四百、咔君、aaa、bsliuhui、Jasmin

声明：本书电子版制作，由[精益]网友协作，且不公开。若于您取得，请即刻删除。书中文字、图片版权归相关著作权人所有，未经其许可，不得传播、商用！

前言

《国家的常识》并不打算在大学生中制造年轻学者。相反，它认为比较政治学是重要的，也是常常被忽略的公民身份的基础，这一基础是我们应该提供给年轻人的。我同意已故的莫里斯·贾诺维奇（Morris Janowitz）在1993年写的《重建爱国主义：公民意识教育》中的观点，即美国的公民教育已经衰落了，而这对民主制构成了威胁。我们的学生常常对民主制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和道德的各方面是无知的，而向他们讲授政治学专业水准的抽象知识的做法忽略了对他们的公民教育。并且，对他们来说，所提供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本科生不是缩小版的研究生。

因此，《国家的常识》包含了大量基础性的、有许多例子支撑的词汇和概念。本书具有可读性。许多学生忽略指定的阅读作业；而《国家的常识》使他们不能找借口，说阅读的书籍内容太长或者太无聊。

一些书评家已注意到《国家的常识》包括了价值观和批评意见。这是我的部分目的。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你没有价值观的话，那么，你就没有批评的基础。价值中立的教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它成功的话，它会培养出价值中立的学生。但是，我认为那不应该是教育机构的目标。如果一个人只用脑袋而不用心去学习的话，那么他其实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国家的常识》太过批判性了吗？它将政治处理为一系列正在进行的争论，而且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它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政治制度，以及被提出来的、解决政治问题的所有办法。（就其本身而论，本书并不打算“变成”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有缺陷；没有一种方式是完美无缺的。就让我们这样简单地说吧。《国家的常识》拒绝接受从不会崩溃或犯错的平稳运行的制度或理性计算者的荒谬的理论。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政治运行持批评态度的话，而且许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确是如此，为什么我们在看待其他国家的时候要放弃批判精神呢？

特 色

第10版延续了此前版本中用松散理论进行简单观察的方式，即至少在表面上，政治是由人类若干的冲突或者争论构成的。如果观察一段时间的话，这些争论通常构成了超越特定议题的一些延续性的模式。我称之为互动模式的是相关政治团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人称之为“谁统治谁”（kto-kovo），也即谁对谁做了什么。这样的模式一般有两种类型：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互动，精英之间的互动。

然而，在我们能对这些模式做出评价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研究特定国家的政治文化，它引导我们去研究它的政治制度，并最终去研究它的政治史。这样，在研究每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五个层次进行去研究。我们可以从研究一个国家当代的政治争论开始，然后往回走。但是，更好的办法可能是从理解根本性的潜在因素对现代社会冲突的影响开始研究。本书的顺序是从历史到制度、政治文化、互动模式，最后是争论。这种安排不需要取代其他方法。

教师在将本书与他们偏好的理论洞察力相结合的时候不会有困难。

本书给予政治地理大量应得的关注。教师们都同意说对地理的忽略是普遍的现象；该主题似乎已从大多数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删掉了。为弥补这一问题，《国家的常识》试图将政治与地理资料结合起来，而且这两个领域是交叉的。

《国家的常识》的结构和目标与以前一样。本书以较长的篇幅分析了4个欧洲国家（每个国家各用5章），并用更加简洁的方式分析了另外5个国家和欧盟（每一个国家用稍长的一章分析，而欧盟那章要更长一些）。本书的第一部分（从第2章到第23章）分析发达地区的国家，第二部分（从第24章到第27章）分析发展中地区的国家。

在最初的比较课程中，发展中地区（或者按你愿意的方式称呼它为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包含哪些国家是有问题的。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是如此的复杂和不同，以至于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用一个单一的词汇来称呼它们是不可能的。学期只有这么长。但是，如果学生只打算上一门比较类课程的话（这是今天十分常见的情况），那么，他们应该获得一些关于大部分人类的知识。因此，我列入了4个简洁的有关正在兴起的国家的章节：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和伊朗。这些国家的制度不是“代表性的”（发展中地区的国家有哪些？），但是，它们是4种令人感兴趣的、与民主制有关的不同类型的制度：印度是一个持续的，可能是不完美的民主制；墨西哥经历了长期的一党统治之后的民主斗争；易发生政变的尼日利亚很难建立稳定的民主制的基础；以及伊朗通过一场伊斯兰革命扼杀了民主制。这4个制度提供了与欧洲和日本更为稳定的制度的平衡物。教师们可以略过一些或者所有的这些正在兴起的制度（因为没有时间或者是为了更多地聚焦于其他国家）。这不会破坏课本的连续性。

研究这9个国家的顺序不是固定的。我自己将它们分为4组来讲授。每一组都有一次考试。考试用类似的问题来帮助学生在各国间进行比较。这四组国家是：英国和法国，德国和日本，俄罗斯，以及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和伊朗。读者也可以对本书中的国家进行其他形式的分组。

本书还包含：事先为学生提供要点的每章开头的问题；帮助学生在阅读时增加词汇量的连续的页边术语。书中的定义只是某位政治学家的定义；在其他的背景下，你可能发现不同的定义。专栏依然有不同的标题（poster-heads）：地理、民主制、人物、政治文化、重要概念和比较。这使它们焦点更集中，连续性更强。

本版新增内容

教师们的反馈信息推动了《国家的常识》第10版的一些重要变化。由于经济迅速增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因此，我将印度加入本书。印度一章的长度与墨西哥、尼日利亚和伊朗的章节一样。而且，为了减少全书的总页数，我将关于日本的五个短章合并为一章。（我以沉重的心情这么做，因为日本是迷人的国家。）不过，教师们将发现，有关日本的所有要点都在本版中得以保留。

补充读物

朗文乐于为本书有资格的采用者和学生提供几种资源。这将使他们的教学和对《国家的常识》的学习更加有效和有趣。本书的一些补充读物可以在教师资源中心（IRC）找到，这是一个在线的中心，允许教师迅速地下载书籍特定的补充材料。请访问IRC的欢迎界面www.ablongman.com/irc，并注册进入。

致 谢

欢迎您对本书的任何领域以及补充材料的建议。许多人已经慷慨地提出了他们的评论、指正和批评。特别有价值的是明尼苏达—德卢斯大学的斯蒂芬·奇尔顿（Stephen Chilton）；杨百翰大学的丹尼·达姆龙（Danny Damron）；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罗伯特·L.扬布拉德（Robert L. Youngblood）；德雷克大学的埃莉诺·E.泽夫（Eleanor E. Zeff）；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克里斯蒂安·瑟（Christian Soe）；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谢里尔·L.布朗（Cheryl L. Brown）；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卡尔·W.里亚维克（Karl W. Ryavec）；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弗兰克·迈尔斯（Frank Myers）；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罗纳德·F.邦恩（Ronald F. Bunn）；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赛义德·A. 亚卓曼（Said A. Arjomand）；佐治亚学院的拉里·艾洛维兹（Larry Elowitz）；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的托马斯·P.沃尔夫（Thomas P.Wolf）；路易斯维尔大学的苏珊·马塔雷塞（Susan Matarese）；柏林自由大学的汉斯-D. 雅各布森（Hanns-D. Jacobsen，关于德国部分）；《文艺春秋》（Bungei Shunju）的盐谷纩（KoShioya，关于日本部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哈里斯堡分校的卡罗尔·涅切米亚斯（CarolNechemias）；西彻斯特大学的尤里·波尔斯基（Yury Polsky）；鲍登学院的马西娅·魏格尔（Marcia Weigle，关于俄罗斯部分）；查普曼大学的吉姆·科伊尔（Jim Coyle）和莱康明的同事迈赫达德（关于伊朗部分）；巴克内尔大学的约翰·皮勒（John Peeler，关于墨西哥部分）；美国空军退休的托尼·菲利普斯（Tony Phillips，关于欧盟部分）；密歇根大学的罗宾斯·伯灵和印第安纳大学的素密·甘古利（Sumit Ganguly，关于印度部分）；以及费尔菲尔德大学的埃德·迪尤（Ed Dew），感谢他建议将地理内容纳入书中。当然，所有的错误都是我的。

教师们可以将专业性的评论和修改意见寄到我所在的莱康明学院，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州威廉斯波特，邮编是17701，或者发送电子邮件到roskin@lycoming.edu。提前感谢您为此后版本所提的建议。

迈克尔·G·罗斯金

简目

前言

第1章 国家的概念

第一部分 发达国家

第2章 英国的历史影响

第3章 英国的重要制度

第4章 英国的政治文化

第5章 英国的互动模式

第6章 英国人在争论什么

第7章 法国的历史影响

第8章 法国的重要制度

第9章 法国的政治文化

第10章 法国的互动模式

第11章 法国人在争论什么

第12章 德国的历史影响

第13章 德国的重要制度

第14章 德国的政治文化

第15章 德国的互动模式

第16章 德国人在争论什么

第17章 欧洲联盟

第18章 日本

第19章 俄罗斯的历史影响

第20章 俄罗斯的重要制度

第21章 俄罗斯的政治文化

第22章 俄罗斯的互动模式

第23章 俄罗斯人在争论什么

第二部分 发展中国家

第24章 印度

第25章 墨西哥

第26章 尼日利亚

第27章 伊朗

第三部分 补充翻译

第28章 中国

第29章 巴西

结语 九国的教训

出版后记

目录

前言

第1章 国家的概念

1.1 现代国家

1.2 民族主义的兴起

1.3 寻找争论

1.4 历史影响

1.5 重要制度

1.6 政治文化

1.7 互动模式

1.8 人们在争论什么

第一部分 发达国家

第2章 英国的历史影响

2.1 大宪章

2.2 议会的兴起

2.3 亨利八世

2.4 议会对国王

2.5 克伦威尔的英格兰共和国

2.6 “光荣革命”

2.7 首相的兴起

2.8 议会的民主化

2.9 福利国家的兴起

第3章 英国的重要制度

3.1 君主

3.2 内阁

3.3 首相

3.4 下议院

3.5 下议院如何工作

3.6 出类拔萃的贵族

3.7 政党

第4章 英国的政治文化

4.1 “公”学

4.2 “牛津剑桥”

4.3 阶级与投票

4.4 顺从的英国人？

4.5 英国文明

4.6 实用主义

4.7 传统与象征

4.8 合法性与权威

4.9 阿尔斯特之伤

4.10 变化中的政治文化

第5章 英国的互动模式

5.1 全国性和地方性政党

5.2 党内政治

5.3 政党和利益集闭

5.4 针锋相对的政党

5.5 内阁与公务员

5.6 行政部门与利益集团

第6章 英国人在争论什么

6.1 “英国病”

6.2 撒切尔的药方

6.3 国民医疗的难题

6.4 北爱尔兰问题解决了吗？

6.5 英国的种族问题

6.6 英国与欧洲

6.7 大不列颠或小英格兰？

第7章 法国的历史影响

7.1 罗马的影响

7.2 法国绝对主义的兴起

7.3 路易十四：绝对主义的顶峰

7.4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会爆发？

7.5 从自由走向专制

7.6 波旁王朝复辟

7.7 第三共和国

7.8 维希政权：法国再度分裂

7.9 第四共和国

第8章 法国的重要制度

8.1 半总统制

8.2 总理和内阁

8.3 国民议会

8.4 反击的参议院

8.5 法国的多党制

8.6 法国的选举制

8.7 宪法委员会

第9章 法国的政治文化

9.1 法国人各种态度的历史根源

9.2 不信任的氛围

9.3 令人厌恶的分裂

9.4 让人埋头苦读的学校

9.5 “高等专科学校”

9.6 害怕“面对面”

9.7 自由还是权威？

9.8 社会阶级

9.9 伟大的平静

第10章 法国的互动模式

10.1 正在出现的政党制度

10.2 法国共产党的衰落

10.3 分裂的右翼

10.4 僵局的循环

10.5 全民公决热

10.6 四分五裂的工会

10.7 商界和官僚机构

10.8 永恒的官僚机构

10.9 官僚机构的管理

第11章 法国人在争论什么

11.1 大企业对小企业

11.2 私有化问题

11.3 失业问题

11.4 法国的种族问题

11.5 法国的教育问题

11.6 法国与欧洲

第12章 德国的历史影响

12.1 日耳曼人是谁？

12.2 四分五裂的民族

12.3 普鲁士的兴起

12.4 德国人的民族主义

12.5 第二帝国

12.6 惨败：第一次世界大战

12.7 没有民主派的共和国

12.8 第三帝国

12.9 占领

第13章 德国的重要制度

13.1 总统

13.2 总理

13.3 内阁

13.4 联邦议院

13.5 宪法法院

13.6 从“2+”制到多党制？

13.7 联邦参议院

13.8 分裂的选举制

第14章 德国的政治文化

14.1 道德真空

14.2 对过去的记忆

14.3 代沟

14.4 一个正常的德国？

14.5 迷失方向的统一

14.6 战争疲乏症的终结

14.7 针对精英的学校教育

14.8 德国人的性格分裂

第15章 德国的互动模式

15.1 政党和选民

15.2 总理和选民

15.3 德国人的解盟？

15.4 联邦议院和公民

15.5 工会—政党联系

15.6 州与柏林

15.7 德国人的投票模式

第16章 德国人在争论什么

16.1 奇迹的终结

16.2 如何融合两个经济体

16.3 福利有多少？

16.4 外国人的浪潮

16.5 柏林会是魏玛吗？

第17章 欧洲联盟

17.1 满怀希望的思想史

17.2 “更加紧密的联盟”

17.3 民主赤字

17.4 波兰水管工的攻击

17.5 自由主义的欧洲对社会的欧洲

17.6 对欧元的怀疑

17.7 欧洲的预算战

17.8 接下来是什么？

第18章 日本

18.1 日本的封建制度

18.2 欧洲人的撞击

18.3 武力侵入

18.4 1868年明治维新

18.5 战争之路

18.6 太平洋战争

18.7 从废墟中崛起

18.8 首相

18.9 国会

18.10 政党

18.11 日本的选举制

18.12 政府各省

18.13 日本的地方组织

18.14 团体崇拜

18.15 对用功学生的教育

18.16 工薪族的死亡

18.17 “新人类”

18.18 指挥中的官僚

18.19 腐败丑闻

18.20 无人负责？

18.21 没有输家

18.22 没有变化的改革

18.23 日本的经济奇迹

18.24 日本成功的秘密

18.25 从泡沫到破灭

18.26 日本应该重整军备吗？

第19章 俄罗斯的历史影响

19.1 斯拉夫民族

19.2 俄罗斯人的专制统治

19.3 绝对主义或者无政府状态？

19.4 自上而下的现代化

19.5 西化派和斯拉夫派

19.6 从挫折到革命

19.7 马克思主义来到俄罗斯

19.8 序幕：1905年革命

19.9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崩溃

19.10 革命和内战

19.11 战时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

第20章 俄罗斯的重要制度

20.1 斯大林体制

20.2 新制度

20.3 建设中的政党制

第21章 俄罗斯的政治文化

21.1 俄罗斯人的差异

21.2 合法性面具

21.3 意识形态的幻觉

21.4 市民社会的再发现

21.5 自然的平等主义者？

21.6 俄罗斯人的种族主义

21.7 不安全的文化

21.8 俄罗斯：多疑的或正常的？

第22章 俄罗斯的互动模式

22.1 改革派对保守派

22.2 总统对抗议会

22.3 驯服寡头

22.4 两个黑手党

22.5 军队

22.6 转型成什么？

第23章 俄罗斯人在争论什么

23.1 苏联为什么会崩溃

23.2 如何改革？

23.3 从卢布的废墟中重新出发

23.4 恢复失去的共和国？

23.5 俄罗斯走哪条路？

第二部分 发展中国家

第24章 印度

24.1 伊斯兰教的到来

24.2 英国控制下的印度

24.3 印度独立

24.4 总理

24.5 两院制议会

24.6 碎片化的政党制度

24.7 印度的联邦制

24.8 印度的司法系统

24.9 印度的宗教

24.10 数以千计的种姓

24.11 腐败与政治

24.12 印度碎片化的政治

24.13 暴力的印度

24.14 尼赫鲁式的经济学

24.15 一个世俗的或印度教的印度？

24.16 配额与选民

24.17 大众教育或精英教育？

24.18 外交政策：中立或结盟？

24.19 亚洲的大赌注

第25章 墨西哥

25.1 新西班牙

25.2 墨西哥的独立

25.3 在君主国和共和国之间

25.4 墨西哥革命

25.5 制度化的革命

25.6 六年任期总统制

25.7 墨西哥的立法机构

25.8 墨西哥的前一党独大制

25.9 墨西哥的联邦制

25.10 墨西哥的印第安人遗产

25.11 引进的意识形态

25.12 革命制度党的内部政治

25.13 墨西哥的天主教

25.14 犯罪与政治

25.15 人口和工作

25.16 北美自由贸易区问题

25.17 毒品：墨西哥的或美国的问题？

25.18 非法的或无证的？

25.19 现代墨西哥？

第26章 尼日利亚

26.1 欧洲人的到来

26.2 对非洲的争夺

26.3 殖民期间的事件

26.4 独立

26.5 从英国模式到美国模式

26.6 尼日利亚的联邦制

26.7 国民议会

26.8 尼日利亚的政党

26.9 尼日利亚的碎片化

26.10 伊博人和比夫拉

26.11 尼日利亚的问题

26.12 没有民主制的民主派

26.13 政变次数统计

26.14 腐败因素

26.15 石油与民主

第27章 伊朗

27.1 阿拉伯的征服

27.2 西方的渗透

27.3 第一巴列维

27.4 最后的巴列维

27.5 神权政治

27.6 伊朗的立法机构

27.7 正在出现的政党？

27.8 不自由的制度

27.9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

27.10 民主制和权威

27.11 伊朗的民族主义

27.12 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宗教

27.13 伊朗的温和派和伊斯兰教主义者

27.14 革命燃尽

27.15 伊朗经济走向何方？

27.16 关于伊斯兰教遮遮掩掩的辩论

27.17 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的伊朗

27.18 革命的结局不好？

第三部分 补充翻译

第28章 中国

28.1 封建王朝

28.2 持续的沦落

28.3 从帝国到共和国

28.4 共产主义的胜利

28.5 全新的中国模式

28.6 共产党的重要性

28.7 与苏联同行

28.8 政党

28.9 军队

28.10 集权制度下的分散化治理

28.11 传统文化

28.12 民族主义泛滥的中国

28.13 毛泽东思想

28.14 信仰

28.15 卧怒藏异

28.16 “我爸是李刚！”

28.17 一个资产阶级的中国

28.18 骄傲中国

28.19 大跃进

28.2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28.21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

28.22 草根民主

28.23 工程师们的统治

28.24 待命中的强制手段

28.25 尝试打击腐败

28.26 中国的政治经济

28.27 看上去很资本主义

28.28 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28.29 中国应当采用浮动汇率吗？

28.30 中国式的市场经济？

28.31 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28.31 市场经济带来的弊端

28.32 中国的中间道路？

28.33 中国和世界

第29章 巴西篇

29.1 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迥异

29.2 不流血的独立

29.3 帝制陨落，共和兴起

29.4 旧共和国

29.5 巴尔加斯的“新国家”

29.6 杨戈·古拉特的浮沉

29.7 为稳定而战

29.8 国会和总统

29.9 以左派之名，行竞选之实

29.10 军事作为政治制度

29.11 制度的缺失

29.12 随和的形像

29.13 巴西的种族主义

29.14 巴西的穷人：服从或反抗？

29.15 不均匀的民主态度

29.16 依赖理论

29.17 一个精英们的游戏

29.18 动员—遣散周期

29.19 通货膨胀的联结

29.20 腐败：衔尾相随

29.21 利益集团的复苏

29.22 教会作为反对党

29.23 巴西的政治经济学

29.24 如何与贫困作斗争？

29.25 人口问题

29.26 稳定的民主？

结语 九国的教训

出版后记

地理专栏目录

第1章 国家的概念

什么造就了现代国家？

第2章 英国的历史影响

可侵略性

联合王国

海岸

第4章 英国的政治文化

2005年的选举：地区与阶级

中心与边缘

第6章 英国人在争论什么

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

第7章 法国的历史影响

河流

核心地区

法国的边界

两面旗帜的故事

第8章 法国的重要制度

单一制下的地方分权

第10章 法国的互动模式

地区的持续性

沿着地中海航行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南方”

第11章 法国人在争论什么

移民地理学

第12章 德国的历史影响

边界：地图上的界线

山脉

德国的边界

波兰的边界

匈牙利的边界

另一个两面旗帜的故事

第13章 德国的重要制度

从波恩到柏林

联邦

第14章 德国的政治文化

沿着波罗的海航行

第15章 德国的互动模式

选举与地图

第16章 德国人在争论什么

德国能够以渐进的方式统一吗？

人口统计学的地理

国籍：血统的或出生地的？

欧元或德国马克？

第17章 欧洲联盟

欧盟都有哪些成员？

欧洲的地域

超越民族国家？

欧洲永远的边界

哪里是欧洲的终点和亚洲的起点？

第18章 日本

日本和英国

巡游日本海

关于两面旗帜的传说

没有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生存

逐渐减少的日本人

第19章 俄罗斯的历史影响

俄罗斯的边界

又一个有关两面旗帜的故事

第20章 俄罗斯的重要制度

城堡中的政府

15个前苏联共和国

第21章 俄罗斯的政治文化

亨廷顿在欧洲对“文明”的划分

塞尔维亚的范围

第23章 俄罗斯人在争论什么

北高加索地区的分裂

南斯拉夫：缩小版的苏联？

逐渐减少的俄罗斯人

对侵略的担心

第24章 印度

印度的地理范围

动荡的边境

分治

印度的语言

第25章 墨西哥

墨西哥的边界

墨西哥的山脉

贫民区

第26章 尼日利亚

撒哈拉沙漠、萨赫勒地区和热带稀树大草原

帝国主义的地理分布

非洲的边界

几内亚的邻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

尼日尔的邻国

肯尼亚的邻国

第27章 伊朗

伊朗的邻国

逊尼派和什叶派

巡游波斯湾

有多少伊朗人？

战略航道

以色列的邻国

第28章 中国

中国的疆域

航行在东海之滨

天子受命于天：集权与孤立

城市化中的农民问题

地区与语言

中国的种族冲突

香港实例

第29章 巴西

巴西的地理范围

贫民区

亚马逊地区的开发

民主制专栏目录

第1章 国家的概念

民主化浪潮

民主制的危机？

第2章 英国的历史影响

“一人一票”

“权力腐败”

第3章 英国的重要制度

最后的政治君主

女王选择一名新首相

议会制对总统制

立法机构的衰落

第4章 英国的政治文化

如何对待“公”学？

第5章 英国的互动模式

2005年：工党险胜

自由民主党的斗争

从工会中拯救工党

英国有多民主？

第6章 英国人在争论什么

布莱尔的计划是什么？

第8章 法国的重要制度

法国2007年的总统选举

2007年法国议会选举

第9章 法国的政治文化

法国的中间派

第13章 德国的重要制度

民主制的前缀

2005：运转中的分裂的选举制

第14章 德国的政治文化

一种回弹效应？

第15章 德国的互动模式

德国的资金筹措丑闻

第18章 日本

2005年的选举：施行中的混合

日本主要的利益集团

“金钱政治”能被打破吗？

谁贿赂了谁？

日本可能实现政轮替吗？

第20章 俄罗斯的重要制度

1991：失败的政变

1993年：失败的第二次政变

2007年俄罗斯被控制的议会选举

200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

第21章 俄罗斯的政治文化

自由的媒体

第22章 俄罗斯的互动模式

界定民主制

转型成民主国家

第24章 印度

印度2004年的选举

英迪拉的“紧急状态”

第25章 墨西哥

胜负差距很小的2006年墨西哥大选

谨慎的民主派

选举和民主

第26章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的选举

发展主义的冲动

企业社会责任

第27章 伊朗

愤怒的伊朗学生

第28章 中国

中国的学术自由

民主：以中国的方式？

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

通往民主之路的十个步骤

市场会引向民主吗？

第29章 巴西

巴西2010年的总统选举

经济关联性

煽动的趋势

人物专栏目录

第2章 英国的历史影响

霍布斯、洛克、柏克

第3章 英国的重要制度

从布莱尔到布朗

第7章 法国的历史影响

三位法国天才：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

第8章 法国的重要制度

萨科齐：冲动、精力充沛的外人

第12章 德国的历史影响

俾斯麦不确定的遗产

第13章 德国的重要制度

安吉拉·默克尔：德国的撒切尔？

第14章 德国的政治文化

作为转折点的维利·勃兰特

第17章 欧洲联盟

莫内和舒曼

第18章 日本

填空：一类首相

第19章 俄罗斯的历史影响

伟大的革命者列宁

克伦斯基：好人的失败

斯大林：“一个人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死亡就是统计数据”

第20章 俄罗斯的重要制度

普京：克格勃出身的总统

第22章 俄罗斯的互动模式

失败的改革者：尼基塔·赫鲁晓夫

失败的改革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失败的改革者：鲍里斯·叶利钦

第24章 印度

甘地：伟大的心灵

曼莫汉·辛格

第25章 墨西哥

费利佩·卡尔德龙

第26章 尼日利亚

奥马鲁·亚拉杜瓦（Umaru Yar’Adua）

第27章 伊朗

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

第28章 中国

天作之合：毛泽东和周恩来

幕后傀儡师：邓小平

从第三代至第五代的中国领导人

第29章 巴西

卢拉：“我改变了。巴西改变了。”

迪尔玛·罗塞夫，巴西首位女总统

政治文化专栏目录

第1章 国家的概念

公民文化研究

第4章 英国的政治文化

足球流氓文化

英国选民的形态

爱尔兰共和军：选票与子弹

第5章 英国的互动模式

封号的效用

第7章 法国的历史影响

德雷福斯事件

法国的政治时代

第9章 法国的政治文化

《马赛曲》

如何庆祝两百岁的大革命

在毕业会考中，你会如何回答？

法美的爱恨关系

第10章 法国的互动模式

1968年的“五月事件”

第11章 法国人在争论什么

法国人与国家主义

第14章 德国的政治文化

如何对待大屠杀

第15章 德国的互动模式

左翼的不满：青年社会党人

右翼的谴责：基社盟

第17章 欧洲联盟

反美主义

第18章 日本

日本的政治时代

为什么是“和”？

“日本人论”的根源

罪恶与羞耻

日本批判性的基督徒

第19章 俄罗斯的历史影响

“莫斯科是第三罗马”

第21章 俄罗斯的政治文化

哲学鸿沟

道德鸿沟

经济鸿沟

法律鸿沟

第24章 印度

印度的政治时代

印度人的消极性？

反殖民风潮

第25章 墨西哥

可怜的墨西哥！

墨西哥的政治时代

个人统治和大男子主义行为

毒品交易之歌

第26章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的政治时代

第27章 伊朗

伊斯兰教反现代吗？

伊斯兰歧视妇女吗？

美国和伊朗

第28章 中国

儒家思想：政治上的正统观念

汉字的罗马字母拼法

中美关系

北京规则

中国是如何古为今用的？

中国的宗教

第29章 巴西

秩序和进步

人格主义和大男子主义

重要概念专栏目录

第1章 国家的概念

什么是“意识形态”？

社会分裂的政治

第3章 英国的重要制度

首相变成总统

英国的两党制

第6章 英国人在争论什么

“多元停滞”

第7章 法国的历史影响

布林顿的革命理论

第8章 法国的重要制度

法国的半总统制

第11章 法国人在争论什么

欧洲式的和美国式的保守主义

第12章 德国的历史影响

极化多元主义的恐怖

第13章 德国的重要制度

大联合

第14章 德国的政治文化

“后物质主义”的兴起

德国的政治世代

合法性、权威、主权

第15章 德国的互动模式

德国的联合

“全民”党

第17章 欧洲联盟

复杂性的局限

第20章 俄罗斯的重要制度

秘密警察

第22章 俄罗斯的互动模式

极权的对威权的

失控的系统

第23章 俄罗斯人在争论什么

他们在缺少事实的情况下建立理论

实现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

第24章 印度

三个经济部门

第25章 墨西哥

制度和制度化

侍从主义

蛊惑民心的倾向

依附论

第26章 尼日利亚

殖民主义

横截面的分裂

普力夺的趋势

第27章 伊朗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正确的名称吗？

比较专栏目录

第1章 国家的概念

做比较的重要性

第2章 英国的历史影响

习惯法

两个福利国家的起源

第6章 英国人在争论什么

福利国家的成本

生产率竞赛

如何改善英国的教育

第8章 法国的重要制度

华盛顿有了内务部

以色列的实验

第9章 法国的政治文化

分裂社会的不稳定性

法国与美国的记者招待会

第10章 法国的互动模式

欧洲愤怒的右翼的兴起

“穿上拖鞋”

第11章 法国人在争论什么

法国的核电站

谁的繁文缛节最严重？

协和飞机：技术民族主义

欧洲和美国对待福利的态度

美国将来会实行增值税吗？

医疗与成本

第13章 德国的重要制度

德国的选举制：一种被广泛采纳的制度

第16章 德国人在争论什么

欧洲不同的“左翼”

谁在制造业竞赛中获胜？

第17章 欧洲联盟

“那是历史”

美国创立剧

第18章 日本

工业化的日本模式

你会做这道日本考试题吗？

注定要误解？

德国和日本变化中的政治文化

法国和日本的官僚精英

第22章 俄罗斯的互动模式

俄罗斯的半总统制

改革的时机

第24章 印度

独特性陷阱

印度、墨西哥和哥伦比亚

印度与中国的经济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比

第25章 墨西哥

任期长短

作为殖民地的墨西哥和美国

第26章 尼日利亚

世界性的腐败

第27章 伊朗

凯末尔和礼萨汗

伊朗人是宗教狂热分子吗？

第28章 中国

独裁体制的间接分析

平等与增长

大麦克指数

第29章 巴西

执政官的摇篮

沉溺在国家主义

地图目录

地图2-1 英国地图

地图4-1 2005年英国选举结果分布图

地图7-1 法国地图

地图10-1 人民阵线在1936年和1981年选举中的得票区域比较

地图12-1 德国地图

地图12-1 德国地图的变化

地图12-3 波兰的边界

地图15-1 德国各州的天主教徒比例与各州的基民盟/基社盟的得票比例的比较

地图17-1 欧洲联盟

地图17-2 欧洲的地域

地图18-1 日本地图

地图19-1 俄罗斯地图

地图21-1 塞尔维亚及其邻近国家和地区

地图24-1 印度地图

地图25-1 墨西哥地图

地图26-1 尼日利亚地图

地图26-2 几内亚的邻国

地图26-3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

地图26-4 尼日尔的邻国

地图26-5 肯尼亚的邻国

地图27-1 伊朗的邻国

地图27-2 以色列的邻国

地图28-1 中国地图

地图29-1 巴西的邻国

第1章
国家的概念

问题与讨论

1.民族和国家的区别是什么？

2.为什么民族国家的标准定义是不充分的？

3.导致现代国家产生的因素是什么？

4.民族主义起源于何处？

5.作者使用的“争论”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6.我们如何界定欧洲地区的范围？

7.稳定的民主制需要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吗？

8.什么是政治制度？

9.什么是政治文化？

10.归纳与理论是怎样相关联的？

11.什么是“再分配”，为什么它从未得到解决？

我们主要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是民族（nations）吗？“民族”的拉丁语词根的意思是“出生”（birth）；现在，民族指的是拥有统一的认同感，而且通常是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或宗教的人群，而非血缘关系。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过程并非总是容易的或是自然而然的。为了建立现代法国，国王们先是凭借刀剑，然后又凭借语言和文化才统一了几个地区；美国是一个由不同人群组成的奇特混合物，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融合出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印度和尼日利亚两国都是不同语言和宗教的混合物，它们仍然在民族建构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把这些实体称之为国家（states）吗？显然，在美国50个州（states）的意义上，它们并不是国家（states）。美国的各州没有主权（sovereignty），因为它们最终都要执行华盛顿制定的法律。国家意味着政府的机构和法律。历史上，国家先于并往往形成民族。几个世纪以来，法国政府通过下令使用特定的方言、拼写方法，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教育标准，塑造了一种法国人意识。法兰西国家创造了法兰西民族。在一定程度上，所有国家都是被建构的（constructed），在一定意义上是人为的。

我们可能在国家（country）定居。它最初的意思是一块农村地区，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享有共同的方言和传统。但是，当它变成民族（nation）或国家（state）的同义词之后，其意思就扩宽了。一些人使用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一词，把心理的和结构的要素结合起来。但是，该词汇并不流行。民族国家过去常常被界定为拥有领土、人口、独立、政府和其他特征，但是这些特征没有一个是明确的。

领土可能被认为是基本的特征。但是，对那些拥有作为一个民族的强烈认同感却不拥有实际土地的人们来说怎么办？比如，犹太人把他们的民族意识转化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现在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民族，正准备获得国家地位。当他们的领土要求重叠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历史是一个糟糕的向导，因为在数个世纪中许多部落和入侵者总是在冲刷着这块土地。法国居住在莱茵河西畔的阿尔萨斯人讲德语，并有日耳曼的家族名字，但是他们也说法语，并认为自己是法国人。阿尔萨斯应该属于法国还是德国？围绕这些问题爆发了多次战争。

人口显然是必不可少的特征。但是，许多国家是多民族的（multinational），其人口因语言或族群性（ethnicity）而分裂。有时候，各民族愤怒地想要分道扬镳。像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就是由几个争吵不休的民族构成的。这些民族（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中的大多数离开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因为他们认为在南斯拉夫受到最大的民族塞尔维亚人不公正的统治。南斯拉夫是一个近代的（1918年）、人为建构的、但没有形成民族国家的例子。无疑，所有国家多多少少都是人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在心理上已经被灌输了共同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覆盖了早期宗教的或族群的忠诚意识；稍晚一些，德国也这样做了；印度正在做这件事；在尼日利亚，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

独立意味着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统治它自己。殖民地，比如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在1947年大英帝国的权力离开以后，成为民族国家。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diplomatic recognition），特别是主要国家的外交承认，肯定了一个国家的独立，并有利于其经济发展。中国在1972年得到美国的承认，经济发展受到推动。然而，一些国家比另外一些国家更加独立自主。冷战期间的东欧各国是苏联的卫星国，莫斯科控制了它们的重要决策。在美国的支配下，中美洲的“香蕉共和国”和伊拉克真是独立自主的吗？主权独立可能是一个方便的法律虚构。

政府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所在。没有政府意味着无政府状态，国家陷入分裂或被征服状态的可能性很高。一些人把像阿富汗、刚果和索马里这样的国家称之为失败国家（faile dstates）有时候，政府可能先于国家出现，比如大陆会议先于并建立了美国。政府也可能处于流亡之中，比如“二战”期间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政府。仅仅是一个政府的存在，并不自动意味着它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是有效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书面命令在离开首都后就逐渐失效了。在墨西哥的几个州，毒枭以西部荒原的风格作战，而与此同时，政府试图把混乱状态置于法律统治之下。

总之，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晰；它们的现实状况是混乱却有趣的。这就是大家使用公认涵义模糊的词汇“国家”的一个原因：它避免了具体化（reification）。具体化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持久诱惑，但又是我们必须加以提防的诱惑。

1.1现代国家

无论我们把现代国家叫做country、state，还是nation-state，我们必须认识到，它目前的形式是相对较新的。无疑，我们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初就发现了国家。（古代的王国为了征税和统治发明了文字。）但是，现代国家只有大约500年的历史，这可以追溯到所谓的“新君主国”和此后的“强国”取代古老的欧洲封建君主统治的时候。有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转变；要准确地指出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是不可能的。在社会科学中，总是很难揭示因果关系（causality），但是，以下的专栏讨论了现代国家中的变化，请注意它们是怎样几乎同时发生的，又怎样在一系列惊人的变化中互相支持变得稳固的。

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之际，封建体系被现代国家取代。封建制（feudalism）平衡了君主和贵族的权力；它是松散的，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它不倾向变化或扩张。新的君主国是绝对主义的（absolutist）。它集中了内部的所有权力，对权力受到贵族平衡的中世纪制度不屑一顾，并运用新的经济的、管理的和军事的工具增加权力。保皇主义的哲学家们赞颂强大的君主，并创造了“主权”这个词汇。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君主们使民族受到赞美，抬高民族（nationality）概念的地位，使公众属于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一个世袭统治者的臣民。

地理

什么造就了现代国家？

欧洲在11世纪（中世纪后期）开始醒来。但是在整个欧洲，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使其在艺术、哲学、科学、商业和人口等方面加速发展。随着君主们权力的增加，并越过贵族集中权力，政治制度从封建制度转变为绝对主义。到15世纪中期的时候，欧洲开始了一场革命：

1453年突厥人用大炮轰开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欧洲的君主们迅速获得新式武器，征服贵族并巩固他们的王国。

1454年古滕堡（Gutenburg）发明活字印刷术。印刷术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了其他所有的进程，并以方言取代了拉丁语。印刷的材料帮助国家的首都统治偏远的省份。

1488年葡萄牙人环游非洲，接着很快是……

1492年发现新大陆。有入海口的各国（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法国、荷兰）为了贸易和殖民而涌向亚洲、非洲和美洲。

1494年意大利修道士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发明会计学，使得控制大规模的商业成为可能，促进了增长。

1517年路德将他的95篇论文钉在教堂的门上，创建了新教。很快，信仰新教的国王们从罗马分裂出来，建立了国家教会，就像英格兰和瑞典那样。

1545年这导致了宗教战争，最先是1545-1555年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Schmalkaldic War），然后是1618-1648年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这些冲突增加了国家的权力，削弱了教会的世俗权力，导致了世俗化（secularization）。

1618-1648年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国家的行政管理得到很大的改善。战争中的君主们不顾一切地积聚金钱，他们需要可靠的税收基础和征税者。法国的黎塞留和瑞典的奥克森谢尔纳创建了现代的、理性的行政管理控制整个国家，并在全国征税。国家有了从皇家的王室预算中分离出来的自己的预算。

1.2民族主义的兴起

法国大革命释放了现代民族主义。在1792年的革命中，当日耳曼王公的军队迫近时，法国人民团结在《马赛曲》下，击退敌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保卫革命和祖国。这两个概念融合在一起。革命者们宣称，法国注定要解放和改革欧洲的其他国家。象征了种种美好的“民族”概念就这样诞生了，并随着拿破仑狂热的军团传播到全欧洲。

就其本质而言，民族主义不可能局限在法国士兵当中。这些士兵很快就变成了野蛮而傲慢的占领者。在全欧洲，本地的爱国者团结起来抵抗法国军队，他们有着从法国引进的同样的民族主义情感。这样，法国民族主义的传播使得西班牙、德国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兴起。到19世纪末的时候，随着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大多数欧洲人要么形成了民族主义的国家，要么是渴望形成民族国家（比如波兰）。诸如德国的黑格尔和意大利的马志尼这样的思想家，他们赞美民族，认为它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的（或者可能是神圣的）层次。

现代国家及民族主义并没有局限在西欧。趋向扩张的欧洲人占领了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只有日本和土耳其把欧洲人挡在门外；明治时期的日本推行了一次卓越的“防御性现代化”。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们将民族主义引入到臣服于他们的民族之中。通过一体化和对此前是分裂的领土的管理，英国在印度，法国在印度支那，荷兰在印度尼西亚，都教会“土著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民族，有权利独立，且应该获得独立。现在，民族国家事实上遍布全球。每一个民族国家都精心守护着它们的主权独立，而它们中的许多因为民族主义而交战。

1.3寻找争论

着手研究政治制度的一种办法是问这样一个问题：其人民为了什么而争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政治争论（quarrels）的。这些争论的范围，涵盖了从对是否要把牙医纳入国有化的健康保险的冷静讨论到关于语言权利的愤怒冲突，再到关于谁应该统治国家的残忍内战。通过与人们交谈，采访政府官员，跟踪当地媒体，参加选举集会，你能够公正地了解一个国家的争论。这是新闻记者的工作方式；然而，政治学家们走得更远。他们想要了解这些矛盾的原因和理由，以及它们是长期的议题还是短期的问题。因此，我们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观察一段时间内的争论。如果基本争论持续的时间长，那么，我们就发现了重要的话题。为了解释这些争论，我们必须挖掘这个国家的历史、制度和文化。

在本书中，我们观察9个国家，对每一个国家又从5部分来思考，每一部分聚焦在一个主题领域。我们从研究当前争论的根本原因开始：

·历史影响

·重要制度

·政治文化

我们研究历史，包括该国的地理，以理解现在。我们不去寻找迷人的历史细节，而是寻找产生当前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模式。我们问：“当时发生的什么事件对现在是重要的？”我们研究制度以理解权力（power）是如何组织的，因为权力结构是制度的本质。我们研究文化以理解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社会和政治体系，他们多大程度上支持该体系，以及在不同群体中政治观是如何的不同。

从根本的因素转到当前的政治，我们将转向下面两个领域：

·互动模式

·人们在争论什么

在这里，我们对当前有了更具体和更多的了解。此前的部分分别是关于传统、统治和博弈精神的；互动模式部分的内容是关于博弈在实际中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在这个部分寻找重复发生的行为。最后一个部分是具体的争论，它代表了政治中的议题，就是你在一个国家的报纸上看到的某种东西。

1.4历史影响

首先，我们观察一个国家的地理状况。自然地理关涉地球的自然特征，而政治地理（political geography）主要研究的是人为特征。当然，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自然物质的限制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形成、巩固和统治思维。

其次，观察历史。国家统一是早还是晚？就绝大部分而言，国家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实体。当一个群体或部落以武力征服了邻居并统一了它们之后，国家就被创造出来了。民族的基础通常与血统有关，而它出现得越早越好。我们看到瑞典会说：“一个多么友好、和平的国家啊！”我们看到阿富汗会说：“军阀彼此之间的战争多么恐怖啊！”

然而，很久以前，瑞典很像阿富汗。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巩固，把关于惊人权力的地区记忆抛在了后面。其祖先在数个世纪以前被征服的人们在今天能通过投票亭或是内部暴力等政治方式，把他们的憎恨表现出来。这是历史影响现在的一种方式。

“现代化”是一个痛苦的历程。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教育和通信的增长把人们从传统的乡村和生活方式中连根拔起，把他们送到城市中的工厂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以前消极的人们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环境，并希望改变它。被政党动员以后，他们开始参与政治，要求经济上的改善。这在民族的生命中是一个微妙的时刻。如果传统的精英（elites）没有找到满足新近苏醒的大众（mass）的要求的途径，社会就会走向革命。

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是平坦的；它是一个过程，特征是低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并通常是政治压迫。工业化完成得越早，一个国家就越有可能更加和平与稳定。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国家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在一个正经历着工业化的国家，我们可以预期到该国有欧洲早期存在的那种紧张关系。

宗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国家已经解决了教会与政权的关系了吗？如果没有，那么它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治难题。新教国家经历了较为平坦的世俗化道路，它们的教会中断了与罗马的联系，国家在很早以前就变得比教会强大，而教会则留在了政治之外。在罗马天主教国家，教会凭借自己的力量掌握权力。在这些国家，曾经长期存在教会与政权的斗争，这被称作“教权-反教权分裂”。这种分裂依然存在于法国和墨西哥：保守派笃信宗教，而自由派和左翼则不关心宗教或敌视宗教。伊朗的穆斯林现在也有类似的教权-反教权分裂。

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刻，各国已为民主制（democracy）做好了准备。几乎没有贫穷国家能够支撑民主制，民主制似乎需要有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才能正常运行。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 capita GDPs）低于5,000美元的国家移植民主制的努力一般都失败了，民主制通常植根于那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的国家。然而，印度是一个庞大而引人注意的例外。在表1-1中，要注意我们研究的国家中有几个正处于这条线的区域内。这是经济影响政治的一种方式。

正如我们在伊拉克看到的，由外国人移植的民主制可能并不总是运转，各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过早试图启动民主制常常在选举作弊、强大的军阀和国内动乱中归于失败。民主制也有可能姗姗来迟。如果传统的精英等得太久的话，大众可能会动员起来，变得激进，并被革命的政治煽动者操纵。1917年俄罗斯发生的一切在1979年的伊朗又重现了。像英国那样，选举权（electoral franchise）逐渐扩大，可能是最好的情况。选举权的扩大意味着政党的兴起。政党最初的基础是什么？是城市中产阶级、农民、工人还是教派？它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它最初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历年来它是如何变化的？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吗？左翼政党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工作、福利和教育。其他处于政治光谱中间和右边的政党，要么反对福利主义思想，要么是与之妥协，要么是窃取福利主义思想。随着税收负担的加重，国家渐渐变成一个福利国家。

最后，历史确立的政治象征（symbols）能够唤起强烈的情感。国旗、君主、宗教及民族节日和国歌常常有利于把一个国家团结起来，给予公民是一个共同事业的一分子的情感体验。欲彻底了解一个国家，必须了解它的各种象征，它们的历史渊源，以及它们在当前的含义。

表1-1 基本数据比较
| 人口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劳动力 | 婴儿死亡率

百万
（2011年）

年增长率/%
（2011年）

ppp*
（2010年）

增长率/%
（2010年）

农业/%

每千名婴儿

英国 | 63 | 0.56% | $34,800 | 1.3% | 1.4% | 4.6
法国 | 65 | 0.50 | 33,100 | 1.5 | 3.8 | 3.3
德国 | 81 | -0.21 | 35,700 | 3.5 | 2.4 | 3.5
日本 | 126 | -0.28 | 34,000 | 3.9 | 3.9 | 2.8
俄罗斯 | 139 | -0.47 | 15,900 | 4.0 | 10.0 | 10.8
中国 | 1,337 | 0.49 | 7,600 | 10.3 | 38.1 | 16.1
印度 | 1,189 | 1.34 | 3,500 | 10.4 | 52.0 | 47.6
墨西哥 | 114 | 1.10 | 13,900 | 5.5 | 13.7 | 17.3
巴西 | 203 | 1.13 | 10,800 | 7.5 | 20.0 | 21.2
尼日利亚 | 155 | 1.94 | 2,500 | 8.4 | 70.0 | 951.5
伊朗 | 78 | 1.25 | 10,600 | 1.0 | 25.0 | 42.3
美国 | 313 | 0.96 | 47,200 | 2.8 | 0.7 | 6.4

*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CIA世界数据。注意，表格中的所有数据都是大概数据。最近美元的衰落使欧洲看起来更加富有。一年与一年之间或一个来源与一个来源之间的数据可能有非常大的不同，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常常都是估计的数据。统计上的突变使人们对经济增长数据得出错误印象。比如，在较低基础上发展尼日利亚最近的石油收入飞跃增长，在经济增长数据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这使得尼日利亚看上去像一个经济增长迅速的经济体。人口增长包括了移民，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数据。存在误导性的平均数据：比如印度和墨西哥的数据。平均数据没有表明富人与穷人之间在收入、人口增长和婴儿死亡率上的巨大差异。

1.5重要制度

政治制度（institution）是一个持久的关系网，是一种权力的既成结构。制度的外观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也可能不是。我们通过制度去找寻人类各种关系的持久模式（sets），而不是外观式样。

我们的讨论从这个问题开始：“谁拥有权力？”当A发出命令的时候，B或C会服从吗？或者，他们是忽视A还是平衡A的权力？一个国家的宪法（constitution）——它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暗示，但是，它不会总是准确地揭示出真正的权力中心。英国的君主、德国与印度的总统更多的是一种象征，而不是进行统治。1958年的法国宪法最初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但是，宪法后来发生了变化，赋予总理更多的权力。

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两种制度都有议会（parliaments）。但是，在总统制中，有一名选举出来的总统，独立于立法机构履职；立法机构不能投票罢免总统。美国和墨西哥实行总统制。在议会制中，行动集中于总理，他作为议会的一名成员被委派组成政府（内阁的代名词）。议会能够通过不信任投票罢黜总理及其内阁。美国人习惯于想当然地认为总统制比议会制更好，也更加稳定。最近出现的问题可能使美国人认识到议会制的优点，即能够容易地罢黜行政首长。此外，如果像德国那样精心设计的话，议会制也能够非常稳定。

立法机构的权力有多大？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行政机构强大，它的权力普遍在衰落。议会仍然通过法律，但是，大多数法律来源于公务员和内阁，其通过与否取决于政党的意愿。在大多数立法机构中（但不包括美国国会），政党纪律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议会成员只能根据政党的指令投票。即使不制定法律，议会也是重要的。它们代表公民、教育公众、组织利益，最为重要的是监督和批评行政部门的活动。

议会有两个议院（两院制）还是一个议院（一院制）？两个议院在联邦制中是必要的，它要代表不同的地区。但是，在单一制中，两个议院常常是很大的累赘。本书研究的大多数国家都有两个立法机构。

有多少个政党？是像俄罗斯那样的一党独大制？还是像英国和美国那样的两党制？还是像法国和德国那样的多党制？政党制度部分地决定于国家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有两种基本类型：多数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在美国和英国实行的多数代表制能使一个政党在议会中拥有大多数席位，这会鼓励两党制的形成。德国和以色列实行比例代表制，议会根据政党赢得的选票比例选出，因此很少会有一个政党能够控制议会，政党必须进行联合。比例代表制鼓励形成多党制，而当联合政府中的成员争吵的时候，多党制反过来又会造成议会的不稳定。

国家永久性的公务员，即官僚机构有多强大？今天的官僚制已经在专业知识、信息、外部联系和纯粹的数量上超过了内阁和议会。一些说客不再在立法机构浪费时间，他们转变了采取行动的地方，游说官僚机构中重要的决策者。

民主制

民主化浪潮

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民主国家的增加有过三波浪潮。第一波浪潮发生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民主制渐渐地、不平衡地扩散到大部分西欧地区。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日本发生了一股反民主制的“逆潮”，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威权的（authoritarian）政权。

第二波浪潮时间很短，发生在“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间。这波浪潮把民主制带到了大部分西欧以及许多获得独立的亚洲和非洲殖民地地区。然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很快就转为威权政权。

第三波浪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重归民主制，接着是拉丁美洲和亚洲。1989年，由于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民主制扩散到东欧。即使是在墨西哥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政党也放松了控制，这导致一个反对党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胜出。在形式上，世界194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是近似的民主国家。但是，亨廷顿警告说，要做好应对另一波逆潮的准备，因为存在一些不稳定的民主政权转向了威权主义。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例子。

1.6政治文化

“二战”后，政治学家们把研究的重点从制度转向态度。制度的方法变得不可信。在书面形式上，德国魏玛宪法是“一战”后极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几乎没有德国人支持民主制，魏玛宪法在实践中并没有发挥作用。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比较政治学运用一种叫做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新的著名方法，根据人们的价值观来解释制度。然而，这是一条双行道，因为态度决定政府，而政府又决定态度。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人变得更加愤世嫉俗的（cynical），而德国人由于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和政治稳定，变为更加忠诚的民主主义者。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文化的基石。它最初的意思是正义的国王而不是篡位者拥有王权。它现在的意思是，大多数公民认为政府的统治是正当的，应当得到普遍的服从。政府并不自动就是合法的，它们必须获得公民们的尊重。由于一个政府持续的良好统治，合法性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创造出来。不稳定且腐败的政权不断更迭，从未赢得人民的尊重，合法性也能够被腐蚀。一个快速检验合法性的方法就是看一个国家有多少警察。合法性高的国家几乎不需要警察，因为人们自愿地遵守法律；合法性低的国家则需要大量的警察。

各个政权尝试着通过操纵象征来支撑它们的合法性。一个常常被利用的象征是意识形态（ideology）。意识形态是一个拯救或改进国家的宏大计划。典型的情况是，领导人有保留地接受意识形态。但是为了说给大众听，苏联人进行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宣传（这在事实上为它的大多数人民所忽视）。

本书探讨的其他大多数政治制度，表面上并不是那么的意识形态化，但是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不同程度地支持不同的意识形态：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福利国家，英国保守党支持自由市场经济。每一个制度都可能有某种类型的意识形态。一个建立在纯粹的实用主义（pragmatic）——如果它有用的话，就用它——之上的制度可能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但是这样的制度很罕见。即使是美国人，他们以自己的实用主义而自豪，但是他们通常都相信自由市场的有效性（共和党人）或者温和的政府干预（民主党人）。一个特定的系统及其政党是如何意识形态化或是实用主义的？

影响政治文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国家的教育制度。几乎在每一个地方，教育都是成为精英的主要途径。谁受到教育并以何种方式受到教育，促成谁获得政治权力，以及他们运用政治权力来做什么。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机会是完全平等的。即使是在那些学校教育在法律上向所有人开放的国家中，社会的、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筛选机制都会对人口中的某些成员不利。大多数国家都有精英大学，从这些大学中产生了大部分政治领导人，有时候几近于垄断。在这些学校形成的精英观点决定了一个国家政治的大部分内容。

政治文化

公民文化研究

在1959年的一项大规模研究中，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带领研究团队在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和墨西哥五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用他们关于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同样问题分别访问了大约1,000人。这项公民文化研究曾是跨国家研究的一个标准，研究辨别了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

1.参与文化。其中的人们对政治有很多了解，并想参与政治。

2.臣民文化。其中的人们对政治有意识，但是对参与很谨慎；他们更多处于服从的状态。

3.村民文化。意味着人们眼光狭隘，或者只注意眼前利益。在这种文化中，人们甚至对政治没有意识，也不参与政治。

阿尔蒙德和维巴强调，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些政治文化类型的混合体，其中，可能是某一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占据支配地位：比如说，在美国是参与文化，在西德和意大利是臣民文化，在墨西哥是村民文化。阿尔蒙德和维巴在美国和英国发现的好的混合体产生了他们所称的“公民文化”。问题是：如果美国人是那么喜欢参与的话，为什么投票的人却那么少？

1.7互动模式

在这一部分，我们进入传统上被称为“政治”的内容：谁对谁做什么？我们寻找各个政党、利益集团和官僚机构之间的互动。精英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即便是民主政治也通常是少数人的事情，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并不参与政治。但是，有很多类型不一的精英，有民主主义者，也有其他倾向的。这些互动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场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大众参与的精英游戏？

不同的集团走到一起，政治交易是竞争还是斗争？各政党如何说服公众支持它们？我们不是寻找一时发生的事件，而是反复发生的东西。找到这样的模式是进行归纳（generalisations）的开始，而归纳又是理论（theory）的开始。一旦我们发现了一种模式，我们就会问为什么，部分答案将从各章关于各国的内容中找到，部分答案将从政治生活的本质中找到。在政治生活中，斗争和竞争是正常的和普遍的。

重要概念

什么是“意识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可能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信仰体系——通常以“主义”（-ism）结尾——并宣称其目的是改善社会。某个意识形态的信仰者说：“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走，情况就会变得更好。人们将更加幸福，灾难将得到避免，社会将变得完美。”意识形态通常包括四个要素：

1.感知到情况正在变糟，社会被引向一条错误的道路。狂热的意识形态坚持认为灾难就在拐角处。

2.对情况为什么正在变糟的一种评价或分析。这意味着对现存制度整体的或部分的批判。

3.解决问题的政策处方或对策。温和的意识形态倡导改革；极端的意识形态极力主张革命。

4.努力形成一个运动以推行对策。如果没有一个政党或运动的话，上述几点内容就只是空谈而没有严肃的目标。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完美例子。首先，马克思感知到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必将毁灭。其次，马克思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包含了导致经济萧条的内在矛盾。再次，马克思的政策处方是：放弃资本主义，改为对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最后，特别是列宁，主张通过坚决的运动形成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组织的武器”），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施对策。（环保主义与这个四层模式有多符合？）

这是莫斯科一所小学的校长，办公室里列宁的肖像被挂在墙上，其半身像被放在书桌上，照片拍摄于1973年，校长思考着如何带领他的学生们走向列宁所规划的道路上，进而通往一个璀璨的社会主义未来。

意识形态通常是建立在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常常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可追溯到黑格尔，古典自由主义可回溯到约翰·洛克。但是，哲学家们最初的思想变得大众化、庸俗化，并常常在意识形态理论家那里被歪曲，他们试图向大众兜售这些意识形态。深刻的思想变为廉价的口号。

意识形态总是有缺陷的；它们从来没有实现诺言，即完美的社会和幸福的人。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了下层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专政，而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生了僵硬的和腐败的神职人员统治。

一些互动是公开的和公共的；另一些互动是封闭的和秘密的。政党和公民的互动大多是公开的，每一个政党都试图说服公众相信自己是适于统治的政党。这一点，无论是对民主制度还是威权制度来说都是如此。它们成功了吗？各个政党是为了谁，它们又是如何赢得公众的支持的？是靠意识形态吗？还是许诺，或者是共同的利益？还是让人们相信另外的政党更加糟糕？

政党彼此互动，有时候是合作，但大多数时候是竞争。它们是如何公然相互抨击和使对方丢脸的？在什么情况下，它们达成政治交易？它们的竞争是非常危险的还是温和的？各政党也与政府互动。在政治上更加开放的国家，各政党试图获取和保持政府权力。各政党如何形成联合？谁得到内阁中的高级职务？一旦掌权，政党就能采取行动吗？抑或由于反对势力而寸步难行？

政党内部的政治很重要，因为大多数政党都有派系。在日本，执政党内的各个派阀互相斗争，就像它们是不同的政党一样。某个政党有左翼和右翼吗？该党的领导人如何把两派联合在一起？他们是以部长职位来消弭派系之争吗？派系之争使政党陷入瘫痪吗？该党会分裂吗？

重要概念

社会分裂的政治

大多数社会都沿着一条界线或更多的界线裂开。这些裂口或“分裂”常常是社会的断层线，政治观点据以形成。下面是在政治上更相关的一些社会分裂。

社会阶级 卡尔·马克思认为，社会阶级决定一切。一个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决定了其大部分政治倾向。马克思坚持认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是保守的；工人阶级是进步的或激进的。这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一些穷人是极端保守的，而一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是激进的。

然而，社会阶级在形成态度方面的确很重要。工人阶级确实倾向于偏左，但绝不是百分之百的，而且它更多倾向于温和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激进左翼的共产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社会阶级本身很少能解释全部的政治倾向。其他因素，比如宗教和地区，通常也在起作用。正如约瑟夫·拉帕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指出的那样，问题是：“阶级加什么？”

地理区域 大多数国家都有地区差别，而这在政治上常常是重要的。一旦一个地区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固定下来的话，该地区就能在几代人中保持这一方式。地区常常记得被征服和不公正的历史。苏格兰依旧憎恨英格兰，就像南部法国憎恨北部法国一样。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北部和基督教徒南部彼此之间特别讨厌彼此。我们必须研究一个民族的地区，他们的政治是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形成那种方式的。

宗教 宗教斗争在大多数民族的历史上曾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今天在一些国家仍然如此。你能够通过了解他参加弥撒的次数，相当准确地预测到一个法国人将如何投票。你可以通过了解他是清教徒还是天主教徒而部分地预测到一个德国人将如何投票。在印度，许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彼此以敌对的眼光看待对方。宗教更多地解释了政党的形成，而不是社会阶级的形成。

城市-农村 城市居民倾向于更了解政治，更多的参与，以及更自由或更左。这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在发展中国家，农村依然落后，而城市则是现代化的。比如，根据生活条件、教育和政治倾向，中国的城乡之间差距很大。2008年的美国大选从地理上揭示了城乡之间的差别。

还有其他一些在政治上相关的社会分裂。在一些国家，性别很重要。比如在美国，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多地投民主党的票。与社会阶级截然不同的职业也能影响政治态度。一个矿工和一个农民可能有相同的收入，但是，矿工可能是左翼而农民可能是保守派。年龄也可能是一个政治因素。与年长的公民相比，年轻人通常对新观念更加开放，也更有可能支持激进的甚至是暴力的事业。德国的恐怖分子和伊朗的革命卫队（Pasdaran）都很年轻。在印度，种姓是一个政治议题。

民主制

民主制的危机？

在全世界，社会科学家们担忧的是，稳定民主国家的舆论对政府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如果这种趋势深化的话，民主制的根基可能被削弱。观察家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趋势上：第一，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投票人数大约减少了10%；第二，舆论调查表明，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对政府的信任度都降低了。民主制面临着威胁吗？要小心末日论者，他们的预言通常是错误的。投票人数的减少可能可以部分地归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各国的投票年龄都从21岁降低到了18岁，年轻人更少投票。愤世嫉俗的观点可能可以归因于被政客所欺骗而增长了的期望，即政府必须提供工作、健康和幸福，而这些可能是政府难以提供的。从这点来看，民主制可能已经过于成功了。

民主制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受到更好教育的公民们知道得更多，批评得也更多。他们是“批判的公民”。公民们与腐败作战，遏制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改革有缺陷的制度的努力现在很普遍。因特网正如何影响民主制？

2011年，作为“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埃及妇女涌入开罗的解放广场，要求他们的终身总统霍斯尼·穆巴拉克下台。

政党还与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s）互动。一些利益集团享有“结构性的途径”从而接近相似的政党。在欧洲，工会常常与工党有正式的联系。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是政党拉拢利益集团还是相反？利益集团的观点在决定政党政策时有多大分量？利益集团常常认为不值得关注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而是把注意力转到官僚机构上。政治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官僚机构与商界的结合点。利益集团受政府控制，还是相反？商人与官僚建立的关系是什么类型的？哪一个利益集团最有影响力？这些重要的互动通常都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并且常常是腐败的。当中涉及金钱交易吗？

比较

做比较的重要性

“你如果不做比较的话，就不会变得科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已故的伟大的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过去常常这样告诉他的学生。各个国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们是可以与其他国家做比较的。比如，当我们说X国的议会已成为行政部门的一个橡皮图章的时候，在我们注意到这也是Y国和Z国的趋势之前，它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陈述。

“独特性陷阱”是美国毫无准备的镜头中时事评论员常犯的错误。我们听到这样的陈述：“美国的政治制度正在瓦解。”这是与什么比较？与1958年的法国比较吗？与1991年的俄罗斯比较吗？还是与1861年的美国比较吗？与其他这些案例比较的话，今天的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还听到类似的陈述：“这个国家的税收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但是，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相比，美国人所交的税收占GDP的比例是多少？如果我们把自己置于比较之中，常常问自己“与什么比较？”的话，我们对政治的思考将变得更加清晰。

1.8人们在争论什么

在这一部分，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的议题、当前的政治斗争。我们从经济议题开始。经济议题是关于谁得到什么的普遍的和永恒的争论。政治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能互相增强或削弱。（政治学家应当有经济学的基础；学一门经济学课程吧。）

我们首先探究的议题是，某国的经济是否在增长。增长得是快还是慢？为什么？工人们是懒惰的还是充满活力的？管理人员是无能的还是聪明的？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受政府监督和由政府计划？政府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如果经济在衰退，政治将会发生剧变吗（就像在苏联发生的那样）？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获得成功，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政治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有多大？

2008年欧洲也遭受了金融危机冲击。西班牙，欧洲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引发了强烈的不满。2011年在瓦伦西亚，年轻人们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西班牙最大的两个政党“带领着我们奔向白痴的行列。”

其他的议题还有：工会和管理方已达成一个持久的谅解还是常常斗争？工会在争取有利的关于工资、保险金和失业的法律方面已取得了胜利吗？这导致了减缓增长速度的“劳动力刚性”吗？政府试图影响工资的增长吗？工人在公司运行中有任何发言权吗？有多少从国外来的劳动力？失业率是多少？

一旦对经济这块蛋糕有了一个现实的印象之后，我们就探究谁分得哪一块。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有多公平或多不公平？政府重新分配收入以使人们更加平等或政府只是任由不平等越来越严重？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社会和政治的不满吗？再分配（redistribution）是福利制度的另一个名称，所有发达的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福利国家。税收有多高，是如何累进的？福利有多少，又有多慷慨？人们是希望更多的福利和更高的税收，还是较少的福利和较低的税收？怀有不同希望的人们分属于哪些群体？如果陷入一个过分慷慨的福利制度之中，政府能够削减福利吗？

当然，也有非经济的争论。地区主义持续存在，且不断增强。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和尼日利亚都有要求分离的地区运动；东部德国和西部德国彼此憎恨；墨西哥的各地区的投票互不相同。一个国家的地区是什么？它们中的哪些是不满的？它们为什么不满？它们如何表现不满？有暴力行为吗？有向各地区的分权或者发展各地区的权力的运动吗？在整个西欧变得更加讨厌的一个争论是，如何应对几百万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大多数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让他们进入本国还是不让他们进来？融合他们还是将他们遣送回家？

民族：国家的文化要素；人们在心理上彼此联系在一起。

国家：国家制度的或政府的要素。

主权：给定领土内的法律上的最高权威。

被建构的：精心创造的，但是却被看作是自然的而被广泛接受的。

多民族的：由有独特民族情感的多个民族构成的国家。

族群性：使一个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文化特征。

外交承认：一个国家宣布与另外的国家建立正式关系。

失败国家：主权崩溃，本质上丧失全国性的统治权力。

具体化：把理论用于实践；来源于拉丁语res，即事物。

因果关系：证明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

封建制：权力分散且在国王和贵族之间平衡的政治体系。

绝对主义：越过贵族的皇室独裁。

世俗化：宗教在政府和社会中的作用逐渐变小。

争论：这里的意思是重要的和长期的政治议题。

权力：A使B去做A希望做的事情的能力。

政治地理：地理和政治如何相互影响。

精英：有巨大影响力的少数人。

大众：大多数人民；影响力较小的人们。

民主制：大众参与、竞争性选举和尊重人权与公民权的政治体系。

人均的：根据人口分配的GDP，表明了福利的大致水平。

GDP：国内生产总值；一个国家每年生产的全部商品和服务的总和。

选举权：投票的权利。

象征：激起大众情感的政治性人工产物。

制度：既成的规则和权力关系。

宪法：一个国家制度的书面的法律文件。

议会：审议和制定法律的国民大会。

威权的：非民主的或专制的政治。

政治文化：公民们关于政治和社会的价值观和态度。

愤世嫉俗的：不信任的；认为政治制度是错误的和腐败的。

合法性：大众感知政权的统治是正义的。

意识形态：改善社会的信仰体系。

实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思考；建立在实用性之上。

归纳：发现反复发生的例子和模式。

理论：由证据支持的严格的归纳。

利益集团：旨在获得有利政策的联合。

再分配：向富人征税，帮助穷人。

第2章
英国的历史影响

问题与讨论

1.地理如何影响英国的发展？

2.联合王国国旗（Union Jack）代表什么？

3.大宪章保存了什么？

4.什么是习惯法？

5.议会的权力在什么时候超越了国王？

6.清教如何影响民主制？

7.民主制是如何来到英国的？

8.霍布斯和洛克的不同点是什么？

9.英国和瑞典有什么可比性？

我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认识一个波兰学生。在英语课上，她必须写一篇论文，描写她最希望祖国是什么样的。她把这个问题化为一个地理问题，写道：“我希望波兰是个岛国，像英国那样。”她想解决波兰的问题。波兰位于强大的敌对邻国（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平原上，这使得波兰遭受了悲惨的被侵略和被瓜分的历史。

很久以前，英格兰遭到多次入侵。1500年间，凯尔特人（Celts）、罗马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丹麦人，最后是诺曼人（Normans）一波又一波地冲击不列颠。凯尔特人的一个部落“不列颠”被用作整个岛屿的名称。像大多数民族一样，英国人不止有一种血统，而是有很多种血统。

公元3-5世纪期间，乘船穿越北海的、暴躁的条顿人部落成员，带来了我们称之为古英语的盎格鲁人的语言Anglisch，这种语言与尼德兰和德国海岸的弗里希语很相似。“英格兰”仅仅是盎格鲁人的土地，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慢慢地迁居到整个英格兰。他们破坏城镇，屠杀居民。凯尔特人被挤到今天的威尔士和苏格兰，这些地方成为英格兰的“凯尔特边缘”。一些凯尔特人逃到法国，并把当地命名为“布列塔尼”。由于保留了独特的身份和语言（在威尔士是赛尔特语，在苏格兰是盖尔语），不列颠的凯尔特人从来没有完全忘记新来者对他们的所作所为。

其他的侵略者接踵而至。9世纪，丹麦的维京人占领了东英格兰的大部分地方（实行丹麦法的英国地区），但是他们最终被同化。维京人的另一个群体同时在法国定居；这些古代挪威人（诺曼人）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了诺曼底。1066年，由于英格兰王位出现争议，诺曼底的威廉提出了含糊的主张，并带领一支从全法国集结的军队入侵英格兰。在著名的黑斯廷斯战役中，威廉击败了英格兰国王哈罗德，英格兰因此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征服者威廉以诺曼贵族取代了整个撒克逊统治阶级，诺曼贵族以兵役换取封地（fiefdoms）。最初，诺曼的征服者只讲法语，因此有大量的法语单词很快丰富了英语。以军事权力为依托的行政管理变得更好、更有序。威廉下令在他的新领地内彻底清查所有的土地和人口，由此形成的《英国土地志》为统治提供了一个详尽的工具。财物署（The Exchequer）——源自法语词汇的名称，指有方格的会计桌——成为国王强大的财政大臣。这个头衔和官职今天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威廉和他的继承者既统治英格兰，又统治部分法国，因此，在数个世纪中，英格兰被卷入到欧洲大陆的事务之中。

地图2-1 英国地图

地理

可侵略性

很难入侵英国。最近一次对英格兰的成功入侵是（由诺曼人）在1066年完成的。英吉利海峡这一障碍阻止了西班牙人、法国人和日耳曼人对英国的入侵和征服。在政治上，这意味着英格兰能够在不受外国干预的情况下自行发展自己的制度。这是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所不享有的一种奢侈。

在军事上，这还意味着英格兰几乎不需要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这在17世纪非常重要。当时英国国王不能驯服议会的原因就是国王军队的规模很小。

2.1大宪章

诺曼人给英格兰带来了一套最初在欧洲大陆（The Continent）出现的政治制度——封建制。封建制是一个契约，在契约中，贵族们授予封臣土地，并向他们提供保护，同时封臣们以兵役来支持贵族。封建制是在中央权威被打破，而货币经济消失的时候出现的，因为在当时，土地和战斗力极端重要。罗马帝国的崩溃意味着，国王们只要有足够的贵族和骑士为他们打仗就能生存下来，并变得繁荣。而贵族和骑士因此而得到土地。这里的权力是一条双行道：国王需要贵族，反过来也是这样。

中世纪的混合君主制（mixed monarchy）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一种平衡。阿拉贡的贵族在对新国王的誓言中直率地表达了这一点：“和你一样优秀的我们向不比我们优秀的你发誓，我们接受你为我们的国王。至高的上帝规定你要遵守我们所有的法规和法律；如果你不遵守的话，我们就不接受你为国王。”

斗争支配了数个世纪的英格兰历史。这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国王不能挣脱对他的封建束缚而变成一名绝对君主。绝对君主出现在大部分的欧洲国家。英格兰的这种斗争为有限的代议制政府、民主制和公民权奠定了基础，尽管这些并不是当时参与者的目的。

1215年，男爵们在兰尼米德迫使英王约翰接受的大宪章并不是那么的影响深远或理想；它从没有提到自由或民主。男爵们和教会高层人员只是想阻止国王蚕食封地的关税、权利以及统治本地的法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民主制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的大宪章（Magna Carta），是封建的和反动的。然而，它的确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并确保他的行为在法律的范围之内。

大宪章意味着国王要与贵族保持平衡，防止出现专制统治或无政府状态。这是欧洲大陆的并发症，大陆国家要么走向绝对主义，就像在法国那样，要么分裂成小公国，就像在德国那样。英国及其延伸到美国的民主制要非常感谢站出来维护自己封建权利的、顽固的英格兰男爵们。

地理

联合王国

英国的全名和正式名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不列颠”指整个岛屿，包括了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

英国国旗，即“联合王国国旗”，象征着代表联合王国不同组成地区的三个圣徒。大一些的红色十字是英格兰圣乔治的十字架，白色斜十字是苏格兰圣安德鲁的十字架，细一些的红色斜十字是爱尔兰圣帕特里克的十字架。（注意，这个十字远离中心。）现在，一些英格兰的民族主义者只展示英格兰旗（白底红色十字），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大多数旗帜是苏格兰旗（蓝底白色斜十字），这是联合王国越来越不联合的一个暗示。象征很重要。

2.2议会的兴起

大宪章出现的同一个世纪，英格兰国王开始从每一个郡（大致相当于一个县）召集2-4名骑士，并从每一个镇召集同样数量的市民（burghers）到伦敦（现在的首都）与国王协商王国事务。这些国王并不是潜在的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需要征税，需要得到拥有地方权力的人们的支持。英格兰国王拥有的法国土地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法国打仗。这些战争花费巨大，只有通过邀请地方贵族参与国家事务，至少要在象征意义上参与，国王们才能征税支付战争费用。13世纪，几乎没有一个国王认识到他们正在为一部宪法奠定基础。而到17世纪的时候，这将会支配这个君主国。

议会（Parliament）起源于国王法庭的一个分支。但是，它在数个世纪中逐渐有了自己的生命。骑士和市民构成了我们称之为下议院的下议院（Commons）；贵族和教会的高层人士则构成了被称为上议院的上议院（Lords）。下议院中最主要的一名成员，即下议院的议长，在国王面前代表议会。为了不受限制地从事工作，所以出现了防止逮捕下议院成员的议会特权。

这一阶段的下议院并不是“代表性的”，至少在当代的意义上不是这样，它只代表了地方一些富有的或有权力的男性。但是比公平地代表（这在19世纪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议会继续强化大宪章的机制：分散权力，并防止国王获得太多的权力。

比较

习惯法

英格兰对文明的一个贡献是习惯法（Common Law）。该法律体系目前在美国（但不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曾经被英国统治的其他许多国家实施。习惯法沿袭了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的日耳曼部落法的习惯用法，它们强调自由人的权利。它的发展建立在早些时候裁决的先例（precedent）之上，因而曾经被称为“法官制定的法律”。诺曼人征服了英格兰之后，发现这种法律的纯粹地方本质太支离破碎了，因此，他们设立中央法庭，对地方法进行系统化，并为英格兰的所有地方制定了一部“共同”的法律，这就是名称的由来。

习惯法主要是判例法，它与法典法不同。法典法为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和苏格兰）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所运用，它更加重视固定的法律条文，而不重视先例和判例研究。法典法在本质上是罗马法，它在天主教的教会法规中保持了生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欧洲大陆国家复活，并在1804年更新为《拿破仑法典》。与法典法相比，习惯法是灵活的，逐渐适应新的判例。

2.3亨利八世

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1547），议会得到一次重要的加强，当时国王亨利为了与罗马斗争，宣布与议会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在不得不处理梵蒂冈（Vatican）和伦敦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一边是普世性教会，另一边是新的宗教观念——之外，亨利还需要教皇准予他离婚。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没能生育男性后嗣，而亨利认为，男性后嗣是在他死后确保稳定所必需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的女儿伊丽莎白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教皇没有批准这项离婚。在当时，凯瑟琳的西班牙亲戚掌控着罗马教皇职位。亨利因此在1529年召集了一次议会，并在7年间频繁召集议会，不停地通过法律，使英格兰脱离天主教会，将天主教会逐出英格兰。新的英国国教（Anglican）的教会领导是一个英格兰人，他在1533年准予亨利离婚。亨利共有6位妻子（有两个被亨利砍头）。但是，亨利对年轻的新娘没有性欲；他只是一心渴望得到一名男性继承人。

亨利八世与罗马断绝关系的影响重大。英格兰不再受制于天主教的指引和领导，而依然是天主教国家的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都经历了亲教会的势力和反教权主义的（anticlerical）势力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痛苦分裂。英国（和瑞典）避免了这种难以解决的分裂问题，因为从一开始，国家就比教会强大，并控制着教会。这意味着英格兰与教会势力依然强大的罗马天主教国家相比，在使社会和政治世俗化方面要容易得多。

议会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亨利为了与罗马断绝关系需要它。1543年，亨利把议会誉为其政府不可缺的部分：“我们的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对议会的时候，决不高高在上。在皇家领土中，作为大脑的我们和作为躯干的你们被联合到一个政治集团之中。”亨利在不知不觉中启动了从君主到议会的制度转变。一个世纪以后，议会砍下了一名英格兰国王的头颅。

地理

海岸

有出海口的国家与内陆的（landlocked）国家相比，在经济上拥有巨大的优势。海运便宜且不需要穿越邻国。可用的天然海港也有所裨益。彼得大帝征战多年为俄罗斯在巴尔干和黑海取得入海口。大西洋沿岸的欧洲从一开始就具有惊人的优势。英国处于大西洋边上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帝国早期的工业化和繁荣。

2.4议会对国王

15世纪末期，一些欧洲君主扩大了他们的权力，并削弱了古老的封建混合君主制。在16世纪，权力被削弱的罗马给予国王们更大的独立性，并提出了国王们根据君权神授进行统治的观念。也就是说，国王们从上帝那里直接获得权威，而不需要教皇作为中介。政治理论家们寻找主权的基点，并得出结论，认为主权必须存在于一个人即国王手中。这导致了绝对主义的兴起。到1660年，绝对君主们统治了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但不包括英格兰。

17世纪的英格兰动乱不已：宗教分裂、内战、一个国王被砍头以及一个军事独裁政权的出现。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最后的赢家是议会。

动乱起自1603年詹姆士一世在最后的都铎王室伊丽莎白一世死后，从苏格兰带来斯图亚特王朝取得英格兰王位。詹姆士统一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权，但是直到1707年的《统一法案》之前，它们依然是分裂的国家。詹姆士一世所持的是当时在全欧洲普遍流行的绝对主义观念，他不喜欢分享权力，认为现存制度应该只支持国王，这导致了他与清教主义的冲突。清教主义是一个旨在改革，把“天主教的”因素从英国国教教会中排除出去的清教极端运动。詹姆士更喜欢教会保留原样，因为教会在过去是其政权的一个支柱。由于詹姆士的侵扰，一些清教徒逃到了马萨诸塞。

民主制

“一人一票”

反对王室的共和主义者（republicans）被称为平权者（Levellers），他们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新模范军中的士兵们主张，与他们（商人、工匠和农民）一样的人应该拥有投票权。他们受到清教的影响，清教认为所有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并不需要精神上的或现世的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人引导他们。（清教的这种影响也强烈地影响了美国的民主制。）

平权者中的一个团体于1647年在帕特尼（Putney）召开会议。这个团体甚至走得更远，要求“一人一票”。这种激进的思想早了两个世纪出现，因此英格兰更保守的力量，包括克伦威尔在内，均反对这种思想。然而，帕特尼会议引入了普遍的公民权概念，即给予每个人投票的权利。

此刻的议会已开始感觉到它与国王是平等的，在税收领域甚至还要高于国王。现金奇缺的詹姆士试图在没有得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征税，而议会对这一举动感到愤怒。詹姆士的儿子查理一世在1625年登上王位，情况变得更糟。他使英格兰卷入与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在这两场战争中，英格兰都失败了，这增加了国王对金钱的渴望。查理试图扮演欧洲大陆绝对君主的角色，但是英格兰人民和议会并不让他这么做。

当保皇派（Royalists）与议会主义者（Parliamentarians）在英格兰内战（1642-1648）中敌对的时候，事实证明后者更加强大，因为议会主义者的事业得到了清教徒和不断增加的商人阶级的支持。议会主义者创建了“新模范军”，并决定性地击败了保皇派。（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国王没有可供自己支配的常备军。）查理被捕，受到议会的审判，然后在1649年被砍头。

2.5克伦威尔的英格兰共和国

从1649年到1660年之间英格兰没有国王。当时是谁统治英格兰呢？唯一剩下的有组织的力量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的军队。简单地说，英格兰变为一个由克伦威尔领导的共和国（republic），即英格兰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冲突还在增加。为了恢复秩序，克伦威尔在1653年被任命为护国公，一个没有王冠的国王。他在英格兰实行军事独裁。当克伦威尔在1658年去世时，大多数英格兰人已经受够了动荡的共和主义，渴望稳定与秩序。1660年，议会邀请被砍头的国王流亡到荷兰的儿子查理二世返回英格兰，收回王权。英格兰的王室复辟，但是此时的议会更加强大，并要求受到尊重。

民主制

“权力腐败”

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其著名的评论中，总结了英国数世纪政治发展的教训：“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为人类滥用权力的倾向担忧。他的洞见明显是准确的——查查今天的新闻——并成为民主思想的基础。

2.6“光荣革命”

查理二世知道他不能成为一名绝对君主；于是，他试图小心地操纵议会。但是，宗教对他很挑剔。查理亲天主教，并秘密地准备声明效忠于罗马。1673年，他颁布了《特赦宣言》，撤消了针对天主教徒和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的法律。议会认为这一容忍少数派宗教的法案回到天主教教义，是非法的，因此反对该议案。反对天主教的歇斯底里的情绪传遍英格兰，并捏造出教皇阴谋接管这个国家的故事。

当查理二世1685年去世的时候，他的弟弟詹姆士加冕成为詹姆士二世。詹姆士二世宣称自己是天主教教徒，再一次颁布了《特赦宣言》，议会再一次认为这退回到天主教和绝对主义。议会推翻了詹姆士二世（但是让他逃脱了），邀请詹姆士二世的清教徒女儿玛丽及其荷兰丈夫威廉成为英格兰的王后和国王。这就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一场重要的政权交替以几乎不费一枪一弹的方式发生。（1690年，威廉在爱尔兰击败詹姆士，但那是在革命之后。）1689年的《权利法案》（与同名的美国《权利法案》不一样）规定了议会与国王的关系：没有议会的允许，国王不得颁布法律和征税。

大多数英格兰人赞成这个法案。如果说，在此前局势还不明了的话，现在就清楚了：议会拥有最高的权力，可以邀请君主，也可以让他离开。1714年，议会邀请德国汉诺威的乔治一世成为国王；现在的王室家族就是他的后代。从那时起，英国的君主就渐渐变得有名无实：在位但不统治。

人物

霍布斯、洛克、柏克

托马斯·霍布斯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生活在17世纪英格兰内战的动荡时期。他反对这些动荡，因为动荡使人们感到不安和恐惧。霍布斯设想，在“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建立之前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中的生活必定是恐怖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敌人，是一场“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类将生活在野蛮的悲惨状态之中，“没有艺术，没有文学，没有社会；而且最糟糕的是，生活在持续的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为了逃离这种恐怖，人们会出于自我利益，理性地联合起来形成市民社会。这样，社会就自然地摆脱了恐惧。为了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人们也会乐于服从一位国王，即便是一位坏的国王。

约翰·洛克（John Locke）看到了同样的动荡，但得出的结论却没有那么残酷。洛克的理论认为，最初的自然状态没那么糟糕；人们生活在平等之中，并且互相宽容。但是，他们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没有金钱、所有权证书、法庭，因此他们的财产归属是不确定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通过契约建立市民社会，从而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洛克之说于财产权就如霍布斯之说于对暴力死亡的恐惧。美国人是洛克的孩子；注意，美国人强调“对财产的自然权利”。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是议会的一名辉格党成员。他对法国大革命感到恐惧，警告说，法国大革命将会以一个军事独裁政权为终点（的确就是这样）。帕克认为，法国的革命家们打破了历史的连续性、制度和限制人们残忍行为的象征。旧制度，比如君主制和教会，必定是非常好的，因为它们是数个世纪演化的结果。如果你打碎它们的话，社会就会瓦解，并导致暴政。帕克理解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意味着持续而不断激进的变化。帕克写道：“一个没有一点变化手段的国家就没有保存的手段。”进步不是来源于抛弃旧有的东西，而是来自于逐渐地改变需要改变的部分，同时保存整个结构，保持形式，但是要改革内容。

2.7首相的兴起

把乔治一世带入英格兰的一个结果是，他即便想统治，也不能统治；他不讲英语；与伦敦相比，他更喜欢汉诺威。因此，他转向一个一直在缓慢发展的制度化机制，给予该机制行政权力。这就是内阁，由大臣组成，并由排第一位的大臣或主要大臣主持会议。从1721年到1742年，在罗伯特·沃尔浦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的领导下，内阁差不多发展成今天的样子，但是缺乏两个重要的特征：首相（prime minister）不能挑选大臣（ministers）（国王保留了这个权力），内阁不用对议会负责（其最初的意思是“有责任的”）。

绝对主义在苟延残喘。乔治三世在下议院安插了他的支持者，并任命顺从的诺思勋爵（Lord North）为首相进行统治。一个没有预见到的结果是美国的《独立宣言》，该宣言寻求获得英格兰人传统的权利，并引发了一场反对过于强大的国王的革命。在英国人失利后，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恢复了内阁和首相的权力，并使它们只对下议院负责，而不是对国王负责。这开启了一个从来没有被写进法律的传统，即“政府”由下议院中最大政党的领导人及他或她挑选的人员组成。首相作为政党领袖、议会的最高成员、政府首脑，成为英国政治权力的焦点。

比较

两个福利国家的起源

英国和瑞典都是福利国家，瑞典的福利措施比英国还好。这是如何出现的？通过比较两国的历史，我们得到了一些线索：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Gustav Vasa）在16世纪20年代断绝了与罗马的关系，这比亨利八世还要早几年。为了建立依附各自国家的教会——在瑞典是路德教，在英格兰是英国国教——两个国家都把宗教视为反对政府的一种势力而将之消灭。

·由于这个原因，两个国家的政治避免了陷入关于教会角色的教权-反教权的争议。这种争议发生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英国和瑞典，主要的政治分裂以阶级划线，即工人阶级对中产阶级。

·英国和瑞典都建立了有效的和不腐败的公务员部门，而这对有效的福利计划来说是绝对必需的。

·两国的工人都组织了强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会，在英国是英国劳工联合会议（TUC），在瑞典是瑞典工会联盟（LO）。

·这两个工人运动使温和的、面向工人的政党兴起，在英国是工党，在瑞典是社会民主党。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量的福利措施得以通过。两国工人运动的一个大的差别是，自1932年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党除了少数几年以外，几乎一直在执政，并造就了一个更彻底的、也更加昂贵的福利国家。

2.8议会的民主化

到18世纪末期的时候，议会的权力已至高无上。但是，它并不民主，也没有代表性。在18世纪，政党开始形成。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的名称最初出现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分别指“陛下的反对派”和“陛下的支持者”。两者都是可笑的名字：辉格党人原来的意思是“苏格兰的强盗”，托利党人原来的意思是“爱尔兰的强盗”。这些原始的政党仅仅是议会的核心小集团，托利党代表土地贵族，辉格党代表商人和制造业者。只是到了19世纪，它们才扎根于选民之中。

在19世纪期间，英国出现了两党制。辉格党演变为自由党，托利党演变为保守党（其绰号依然是托利党）。议会成员不是普通人：上议院由世袭成员组成；下议院，尽管名字是这样，但它由乡绅、土地所有者和富裕的人组成。他们常常通过贿赂少数投票者而当选。这被称为辉格民主（Whig democracy），是数十年民主发展开始的标准，就像前杰克逊时期的美国那样。大众参与通常要来得晚一些。

然而，到18世纪末期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时候，议会要求扩大选民范围。人们讨论民主制和投票权。在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下，英国出现两个强大的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辉格党和托利党都由精英分子构成，最初都反对大众投票权的要求。

但是，辉格党渐渐地认识到，政治稳定需要把一些普通英国人引入政治中，给予他们在体制中的好处。此外，他们还意识到，支持广泛公民权的政党最有可能赢得新的选民。经过托利党在下议院和整个上议院的大量抵制之后，议会通过了1832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允许更多的中产阶级投票，但仅仅是将选民增加了一半，大约占成年人口的7%。然而，这份改革法案确立了“下议院应当代表市民大众，并对他们负责，而不仅仅是代表权势人物，对权势人物负责”的原则。1867年，轮到了保守派执政。在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任首相期间，第二份改革法案把选民数增加了一倍，给予16%的成年英国人投票权。

1884年，第三份改革法案在选民中增加了农民，从而几乎使全部男性都有选举权。妇女最终在1918年获得选举权。

英国选民增长很慢这一点很有意思。新成员加入到投票名单中的过程是渐进的，这使得议会有时间去吸收大众政治的力量，而不用经历一场动荡。渐进的发展速度也意味着公民们可以在准备好的时候获得投票权。在一些普选权（一人一票）开始得比较早的国家，结果是假民主，因为熟练的官员们操纵了还不理解选举政治的人们的投票行为。比如，西班牙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普选权，但是选举结果是事先确定的。到英国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明智地行使该权利。

随着选举权的扩大，政党由议会的俱乐部变成了现代政党。它们必须在成千上万的选民参加的选举中获胜。这意味着组织、计划、承诺和持续性。选民的增加迫使各政党变身为民主的载体。

2.9福利国家的兴起

到20世纪初的时候，随着工人们获得选举权，英国政党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到对福利措施——公共教育、住房、工作和医疗——的要求上。这些是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绅士们一直忽略的。选举权的扩大导致了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发展。

推动福利措施的一股力量是1900年新成立的工党。起初，工党与自由党合作，成立“自工”联合。但是，到“一战”结束的时候，工党把自由党推到了软弱的第三党的位置，自由党衰落了，直到今天。与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不同，英国工党的支持者几乎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他们把好战的工联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民主主义结合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渐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寻求拉平英国阶级差异的途径。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英国的工党“与感谢马克思相比，更多地要感谢循道主义（Methodism）”。

19世纪末的英国工人运动是好战的，这种特征保留了很长时间。由于憎恨被视作肮脏的东西，许多工人以战斗的姿态进入政治之中，这依然是他们一些后代的特征。在1926年的总罢工中，工会企图使整个英国经济停顿下来以实现他们的工资要求。最终他们失败了。

在20世纪20年代的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时代，工党的权力短暂而软弱。工党后来在1945年成功地赢得大选，执行雄心勃勃的福利计划，并对电力、铁路、煤矿和大部分制造业进行国有化。自那时起，英国政治中的主要争论就一直在喜欢福利国家和国有制的人们与不喜欢福利国家和国有制的人们之间进行。

1. 凯尔特人：罗马人之前的欧洲居民。

2. 诺曼人：在法国诺曼底定居并以其名字命名当地的维京人。

3. 封地：国王为了获得贵族的支持而授予贵族的土地。

4. 财物署：英国的财政部。

5. 欧洲大陆：英国人用指欧洲陆地的词汇，暗示他们不是大陆的一部分。

6. 混合君主制：国王与贵族相制衡。

7. 大宪章：1215年达成的保持英格兰贵族权利的协议。

8. 市民：原指城镇居民；延伸意义指中产阶级；法语的布尔乔亚。

9. 议会：资本主义化后英国的立法机构，现在通常指下议院。

10. 下议院：议会的下议院；选举产生的重要议院。

11. 上议院：议会的上议院；没有下议院重要。

12. 习惯法：在英格兰发展起来的由法官制定法律的体系。

13. 先例：基于以前判例的法律推理。

14. 梵蒂冈：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总部所在。

15. 英国国教：英格兰的教会；美国的圣公会。

16. 反教权主义的：赞成把罗马天主教教会排斥在政治之外。

17. 内陆的：没有海岸的国家。

18. 共和主义者：在其原始意义上，赞成废除君主制。

19. 平权者：英格兰内战时期的激进分子，要求平等和“一人一票”。

20. 保皇派：在英格兰内战中支持国王的人。

21. 议会主义者：议会的支持者。

22. 共和国：不由君主领导的国家。

23. 市民社会：开化以后的人类；现代用法指家庭和政府之间的社团。

24. 自然状态：文明之前的人类。

25. 保守主义：保留现有制度和习惯的意识形态。

26. 首相：议会制中的政府首脑。

27. 大臣：政府主要部门（部）的领导。

28. 辉格党：议会的一个派别，后来变成自由党。

29. 托利党：议会的一个派别，后来变成保守党。

30. 辉格民主：有限参与的民主制，这在民主制的最初阶段是很典型的。

31. 改革法案：扩大英国选举权的一系列法律。

32. 福利国家：把财富从富人手中重新分配到穷人手中的政治系统，西欧各国是标准的福利国家。

第3章
英国的重要制度

问题与讨论

1.白芝浩用“威严的”政府机关作为“高效的”政府机关的反义词。他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例子？

2.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首相制政府”？

3.英国有制衡吗？

4.布朗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5.英国在什么时候大选？

6.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区别是什么？

7.布莱尔对上议院做了什么？

8.英国的选举制是如何运行的？

9.英国主要的政党有哪些？

普遍的一个说法是，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宪法的有些部分是成文的。英国宪法不是由一份单一的文件，而是由几个世纪之久的习惯法、历史性宪章、议会通过的成文法（statutes），以及最为重要的既成习惯构成的集合。

这种折中的（eclectic）特质使得英国宪法很有弹性。由于没有一份单一的成文文件可以作为参照，因此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是“违宪的”。议会，特别是下议院，可以通过任何它愿意通过的法律。这使英国的政治体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而不会出现体制性的危机。美国的最高法院有时会因为违宪而阻止变革，这在英国几乎不是个问题。

这种特性的消极一面是英国对人权几乎没有保障。1991年，6名因为1975年爱尔兰共和军爆炸案而被定罪的罪犯被释放，政府很不体面地承认6人的供认是屈打成招的结果，警察操纵了证据。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在几个类似的案子中做出的裁决都与英国司法机构的裁决相反，这对英国来说是很大的尴尬。2000年，英国批准把《欧洲人权公约》作为国内法，终于使英国人有了一个与美国《人权法案》等效的法律。

英国人说的“王权”（Crown），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汇，总的来说指的是政府的权力。最初，王权指的是国王，但是经过数世纪的演变以后，这个概念扩展到包括协助国王和女王的每一个机构，比如议会、内阁和公务员。让我们来研究其中一些机构。

3.1君主

在英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有非常明确的区分。而在美国，这一区分并不重要，因为在总统制下两者是合二为一的。然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最高的人物，他没有太大的权力，代表国家，接见外国大使，并在爱国场合上发表演说。这个人常常是有名无实的领袖，可以是一名世袭的君主，也可以是一名选举出来的总统，尽管不是美国那种类型的总统。英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都有君主。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非民主国家；这只意味着国家元首是历史的一个遗留物。

英国未来的国王和国家元首查尔斯王子与他当时的妻子、已故的戴安娜王妃以及他们的孩子威廉王子（他也是未来的国王）和亨利王子的快乐时光。查尔斯与戴安娜1996年的离婚并不影响查尔斯继承王位。

一名世袭的国家元首是有用的。由于超越了政治，君主可以作为把一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心理凝固剂，因为他（她）不是政府的重要官员。由于国家的最高职位——保皇派的哲学家们习惯于称之为主权——已经有人了，所以就不会有围绕它而发生的政治斗争。世界上最肮脏的斗争就是围绕谁是主权而展开的；在英国，这个问题在很久以前就被解决了。

英国宪法最伟大的评论家沃尔特·白芝浩爵士（Sir Walter Bagehot）把英国的宪法划分为威严的（dignified）和高效的（efficient）两部分。君主作为国家元首，是一个威严的机构，具有很多的象征意义，但是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他（她）“统而不治”。国王或女王在名义上任命一个内阁，作为国王陛下的仆从。但是，一名君主更像一个官方的迎宾员。

英国“高效的”机构是政府首脑，即首相——一个从事具体工作的政治家，要参加选战，领导他（她）的政党，并达成政治交易。尽管首相有威望，但是，这种威望不是君主拥有的那种真正的“威严”。英国和其他国家把这两个职位分开的做法有其好处。如果政府首脑的行为在有的时候的确是愚蠢的或者违法的话，他（她）将引起公众的愤怒，但是这些指责将落在首相个人身上，公众对“威严的”机构即国家元首的尊敬并不会减少。这种体制保持了合法性。在这两个机构合一的国家，就像在美国那样，当总统卷入不正当的事件时，公众同时会对工作中的政治家和象征国家的领导人感到厌恶。“英国人不需要爱戴他们的首相，”一名外交官说，“他们爱戴女王。”

1997年查尔斯王子的前妻戴安娜王妃的死亡使英国震惊，王室也感到震惊。戴安娜王妃是唯一一个平易近人的王室成员；她的慈善工作和爱情生活分散了公众对冰冷的、遥远的温莎王室的注意力。在人们对戴安娜王妃之死流露出来的悲痛中，是对王室不太在乎该事件的抱怨。一些人甚至认为是抛弃君主制的时候了。但是，古老的王朝知道如何生存下去。女王和查尔斯王子很快就更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变得喜欢外出。

2011年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完婚。威廉王子头胎若生女儿，新的王位继承法规定她的继承顺序将排在威廉之后。宪法修改之前，不论年纪，王室中的男孩在继承顺序上先于女孩。

尽管几乎没有人会以一个共和国来取代君主制，但是，一些人（包括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本人在内）建议进行改革，削减政府对王室的拨款，让女性后嗣能和男性一样继承王位。当伊丽莎白女王去世时，要寻找一个关键的决定点。查尔斯将自动继任国王吗？即便他在2005年再婚？与一个平民（她自己也离过婚）再婚？类似情况最近一次发生在1936年，当时爱德华八世国王退位。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时代已经变了。英国将很可能依然是君主制国家，但是君主获得的财政拨款将减少，政治作用也将降低。

3.2内阁

英国的内阁和美国的内阁不一样。前者由议员（大部分是下议院[平民院]议员，有一些是上议院[贵族院]议员）构成。他们在党内高高在上，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大多数人经历丰富，首先是一名普通的议员（MPs），然后是次级大臣（junior ministers），最后是内阁大臣。2006年，8名次级大臣辞职（但是没有辞去他们在议会中的议席），以抗议布莱尔拒绝明确下台日期的做法。这是导致布莱尔在2007年下台的一个压力。首相是强有力的，但是，必须得到其政党团结一致的支持。

最初，英国的内阁由国王的大臣构成。从17世纪开始，内阁越来越多地对议会负责，而越来越少对国王负责。英国的大臣不需要是他担任的大臣职务（portfolio）的专家，但大臣是首相根据政治资格谨慎挑选出来的。英国的两大主要政党都有几个观点和权力中心，首相通常是小心地让它们在内阁中有所反映。当首相撒切尔夫人忽视这个原则，只挑选忠诚于她及其哲学的托利党人出任大臣的时候，她被批评为专制的首相，并最终因此而下台。在内阁中平衡党内各派系，有助于使党在议会和执政中保持一致。自“一战”以来，英国的内阁政府就一直在衰落，时代要求快捷的中央集权式的决策。现在，首相在近身官员这个小范围中形成政策，然后告知内阁。英国的评论家们对在这种变化中出现的“命令式首相”感到担忧。

注意，英国的内阁横跨在“行政的”和“立法的”裂口之上。英国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没有出现美国式的精心设计的权力分立（来自于孟德斯鸠早期对英国政府的错误认识，为建国之父们所采纳）。联合王国采用的是权力联合或权力融合（fusion of powers）。

英国的内阁实行“集体负责制”。这意味着他们所有人团结一致，至少是公开地支持首相。偶尔会有某名大臣因为抗议一些重大的争议而辞职。近些年来，内阁大约由20名大臣构成，不过这一数字和大臣职位官衔是变化的。首相组建自己的内阁；他们增加、减少、重新命名或者合并各部。每一个内阁都不一样。大多数国家都以这种方式运行（当然美国不是这样）。2007年的布朗内阁由下列“国务大臣”们构成：

财政大臣 | 社区和地方政府大臣
大法官（上议院成员，司法大臣） | 商业、企业和规制改革大臣
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 | 卫生大臣
内政（国内治理，包括警察）大臣 | 北爱尔兰事务大臣
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大臣 | 威尔士事务大臣
国际开发事务大臣 | 苏格兰事务大臣
就业和养老金大臣 | 国防大臣
儿童、学校和家庭大臣 | 贸易和工业大臣

运输大臣

创新、大学和技能大臣
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

国防大臣兼苏格兰事务大臣，做着双份工作；就业和养老金大臣同时也是威尔士事务大臣。下议院和上议院的领导人们都在内阁中，且内阁作为整体还有一名首席秘书。此外，还有几名次级大臣和“议会的私人秘书”在内阁中主持专门机构。英国的每个内阁几乎就是每一个首相自由组合的结果。

低于内阁层级的是超过30名的非内阁“部门大臣”，以及差不多数量的“次级大臣”，他们被任命来协助内阁和部门的大臣们。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全部加起来大约有100名议员在行政部门任职。被任命担任这些职务中的某个职务的希望，保证了大多数年轻议员的忠诚和服从。

民主制

最后的政治君主

与欧洲的其他君主不同，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国王保留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职能。胡安·卡洛斯于1975年弗朗哥死后成为国家元首，发起并支持了把西班牙从独裁制变为民主制的过程。他任命了一名首相，该首相废除了弗朗哥的体制，进行了西班牙41年来的首次自由选举，并草拟了一部新宪法。所有这一切都得了国王的公开支持。

对胡安·卡洛斯作为民主制的捍卫者的真正考验发生在1981年。当时一些心怀不满的军官试图发动一场政变；他们用枪口威胁整个西班牙议会（Cortes）。国王身着戎装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命令军队退回到军营之中。军队同意了，而所有政党的民主的西班牙人都感谢国王。民主制和君主制并不是对立的（antithetical）；它们能够彼此支持。国王万岁！（Vivael rey！）

从全部目的和意图来说，在英国（以及大多数议会制国家），内阁等于政府（government），这两个词汇可以互相替换，人们常说“布朗政府”。（只有美国用“行政部门”［administration］这个词。）当人们说“政府垮台”的时候，它仅仅是指内阁辞职了。英国经常被称为“内阁制政府”，尽管有些人也称它为“首相制政府”。

3.3首相

首相，简称为PM（不要与MP混淆，PM也是MP），是英国制度的关键。理论上，首相的权力可能是独裁的。因为首相挑选并控制内阁，在议会中还领导最大的政党，因此，他（她）应该能够使几乎所有的法案得以通过。英国的议员有很强的纪律性；政党的党鞭（whips）确保议员们出席分组表决（divisions），并根据党的路线投票。然而，即使统治的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首相并没有成为独裁者，这主要是因为每次大选从未超过5年。

首相在提出可能激起公众愤怒的法案时，通常很小心。当保守党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看到自己的支持率下跌时，他知道如果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下议院的话，他会输掉大选。因此，他试图推迟大选，希望本党的运气在5年期满之前会好起来。典型的情况是，首相们提出温和的、零碎的法案，避免触犯重要的投票集团。对输掉下次选举的担忧使得大多数首相（但不包括撒切尔夫人）谨慎从事。

而且，首相还必须小心应付党内高层的主流意见。就像在美国一样，英国的两大党包含了左翼、右翼和中间分子，以及地方性的观点，而一名首相组建的内阁通常包括了在多数党内代表不同观点的高层议员。在内阁会议上，首相试图从几种立场中达成一个共识。

然后，内阁还要把政策兜售给下议院中的议员们。政党纪律很好，但很少是完整的。首相通过首席党鞭控制议员，但这种控制永远不是完美的。许多左翼的工党议员投票反对布莱尔的中间政策和伊拉克战争。然而，不“遵守党纪”（根据党的路线投票）的议员要冒在新的选举中不被提名的风险，这实际上就是被开除出议会。这发生在一名反布莱尔的工党党员身上。如果党的一项政策确实使一名议员感到不安的话，这名议员可以“穿过过道”，与抗议这项政策的反对党一起投票（就如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所做的那样）。

民主制

女王选择一名新首相

戈登·布朗

2007年6月重复了一个古老的仪式。表面上，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选择了一位新首相，当然她其实根本就没有选择。这些活动是根据首相依然是君主的首席顾问的假定而进行的。已经就任10年的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辞去首相职务，为其工党同志戈登·布朗（Gordon Brown）让路。布朗在做财政大臣期间已显示出了他的才能。工党内部的两位竞争对手达成一项交易：布莱尔先当首相，然后由布朗当首相。布朗在公开场合已对其等待当首相表现出了不耐烦。这是一次不平常的转变，既没有大选也没有召开党员大会任命布朗做党主席和首相。相反，布莱尔只是任命布朗为其继任者。

布莱尔拜访女王，并正式辞去女王陛下首相的职务。（他也辞去了议会中的议席和工党领袖的身份。）同一天，女王在白金汉宫召见了作为下议院中最大政党领袖的戈登·布朗，“邀请”他组建一个新政府。布朗接受了这一邀请。

首相甚至可能被议员们抛弃。工党和保守党内阁都曾因为党内的后座议员反抗而不得不撤销动议或者是淡化立法提案。1990年，后座议员的一次反抗促使撒切尔下台。2005年，49名后座议员反抗，反对一项布莱尔认为对反恐来说是必要的法案。这次投票的内容是关于“如果没有指控，警察能够拘留嫌疑人多久”的政策，但是，潜在议题是布莱尔的伊拉克政策。工党的后座议员们阻止了布莱尔的议案，这实际上是在说：“布莱尔，是你该滚蛋的时候了。”2007年，布莱尔辞职。

下议院能够通过不信任投票（voteofnon-confidence）罢黜首相，但是，这很罕见；不信任投票意味着执政党已经严重分裂，以至于其议会成员愿意放弃权力。布莱尔在2005年的失利不是一次“信任的请求”，因此也不要求他辞职。一项重大法案的失败，比如说预算法案的失败，也会要求首相辞职。

首相拥有一件有力的政治武器：即要求举行新选举的权力，无论他（她）是什么时候想这么做。根据法律，在一次大选后，下议院可以工作5年。当一名议员死亡或者退休时进行的补缺选举（by-elections）可以在任何时候举行；补缺选举受到密切关注，被认为是政治的晴雨表。当认为本党干得不错的时候，狡猾的首相们就会要求举行新的大选。良好的经济和晴朗的天气倾向于产生快乐的选民，这将增加执政党的议席。1974年，因为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首相认为他能够增强工党在下议院的势力，所以该年举行了两次大选（他做到了）。2001年和2005年，托尼·布莱尔比预定时间早一年要求举行大选，以利用良好的经济形势和保守党内部的混乱，他轻易地赢得大选。新的大选必须到2010年才举行，但是，很有可能再一次被提前一年。（新的大选在2010年5月举行，保守党的卡梅伦成为新一任首相。——编者）民意测验和补缺选举帮助首相决定什么时候要求女王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

自1735年以来，英国的首相一直居住在一栋普通的砖结构的联排住房中，即唐宁街10号。除了有伦敦警察在外面守卫以外，唐宁街看起来就像一栋私人房屋。这是欺骗性的；在围墙后面，唐宁街是白厅（Whitehall）的神经中枢。唐宁街10号的楼上是首相的房间，在后面的一楼，内阁在一间长方形的白色屋子里开会。与唐宁街10号连接的12号是首席党鞭的官邸，他是首相政策在议会的执行者。他们可以会面而不会被人们从街上看到。视线之外的与唐宁街10号连接的还有11号，它是重要的财政大臣的官邸。财政大臣是强有力的财政部的首长。其隔壁是外交部。在唐宁街的角落里与唐宁街10号连接的是内阁秘书处，它负责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

表3-1 战后英国首相一览表

克莱门特·艾德礼
（Clement Attlee）

工党

1945—1951

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保守党

1951—1955

安东尼·艾登
（Anthony Eden）

保守党

1955—1957

哈罗德·麦克米兰
（Harold Macmillan）

保守党

1957—1963

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
（Alec Douglas-Home）

保守党

1964—1964

哈罗德·威尔逊
（Harold Wilson）

工党

1964—1970

爱德华·希思
（Edward Heath）

保守党

1970—1974

哈罗德·威尔逊
（Harold Wilson）

工党

1974—1976

詹姆斯·卡拉汉
（James Callaghan）

工党

1976—1979

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保守党

1979—1990

约翰·梅杰
（John Major）

保守党

1990—1997

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工党

1997—2007

戈登·布朗
（Gordon Brown）

工党

2007—2010

戴维·卡梅伦
（David Cameron）

保守党

2010—

重要概念

首相变成总统

政治学家们注意到首相正变得越来越像总统。这种现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战后英国首相在他们的直属办公室中渐渐地聚集权力，这是以牺牲内阁和下议院的权力为代价的。

比如，布朗在其内阁中不再假装是“同侪中的翘楚”，内阁开会次数减少，对问题做出决定的频率降低。像美国的内阁秘书处一样，英国的大臣们变得更像高级行政管理者。相反，布朗在唐宁街10号主管的人员扩大增加，由他最信任的顾问领导，并通过他们做出决策，这非常像白宫决策的方式。

持续发展的一个趋势是布朗花在下议院的时间减少了。1951年，丘吉尔首相参加了下议院55%的分组表决投票。1974年，威尔逊首相参加了43%的分组表决投票。1997年，托尼·布莱尔参加了5%的分组表决投票。

一些人把布莱尔和布朗两人称为“控制狂”，因为他们打破了英国的传统，积聚个人权力。也许仅仅用个性不足以解释所有地方的首相都变得像总统一样这一长期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成为选举运动中心的电视强调最高候选人，创造了大量的筹款需求，越过政党和议会，并使领导人能够直接与人民沟通。其他因素包括立法机构的衰落、利益集团的增加，以及投票者集中在政治光谱中心的趋势。

议会制的运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在与英国制度不同的法国、德国和日本，随着首相（总理）获得权力并以他们仿佛是直选出来的领导人一样行事，都出现了首相（总理）的“总统化”趋势。在每一个地方，即使是在议会制国家，参加选举的政党都突出地展示其领导人，就像他（她）是一位总统候选人一样。议会制将不会完全变成美国那种类型的制度，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回到纯粹的议会制模型，该模型从来就不现实。即使是在议会制中，权力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转移到首相手中，而这种转变仍在继续。一个强有力的首相开始与美国类型的总统类似。

3.4下议院

可以把内阁看作下议院从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派到附近的白厅的一个委员会，使其处于议会的控制之下。另外的观点是把下议院看作一个选举人团，即使在它选出行政机构（内阁）以后依然保持运作。在洛克的理论中，立法权是最高的，但是，在实际中，下议院很少是自由的和独立的，其自由和独立正变得越来越少。首相领导和掌控着议会。

从泰晤士河望过去，正是威斯敏斯特，“议会之母”所在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世界上的立法机关都是参照古老的英国下议院而设立的。

人物

从布莱尔到布朗

托尼·布莱尔

两位连续的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1997-2007）和戈登·布朗（2007-2010）显示了很大的延续性，但也显示出了一些有趣的差别，这主要与个性有关。两人都出生在苏格兰。布莱尔于1953年出生在爱丁堡，布朗于1951年出生在格拉斯哥。但是，布莱尔总是认为自己是英格兰人，而布朗认为自己是苏格兰人。两人都非常聪明，不过，布朗可能要更聪明一些。外表粗鲁的布朗在橄榄球比赛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布莱尔在牛津大学学习法律；布朗在16岁的时候到爱丁堡大学学习，并最终获得苏格兰劳工党史的博士学位。布莱尔是在大学之后才加入工党的；布朗从年轻时就加入了工党。两人都在第一次参加下议院的选举时失败，但是均在1983年第二次参选时获胜。布朗在议会中仍然代表爱丁堡附近的选区。

两人都推动工党从左翼立场——这一立场使工党连续在四次大选中失利——转变为一个改革的和中间主义的“新工党”，并在1997年的大选中获得一边倒的胜利。在早些时候，布莱尔和布朗竞争工党领袖的位置。但是，在1994年的秘密交易中，布朗同意让布莱尔领导工党，先当首相，同时布朗负责经济政策，在布莱尔之后当首相。

1997年，布莱尔成为自1812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布朗成为财物署（财政部）大臣，表现出色，保持了英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详细审查了各部的预算。布朗是一个精力充沛、注重细节的人。布莱尔和布朗延续了一些观察家们所说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进行的趋势：首相的行为方式更像总统。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以削弱内阁和下议院的权力为代价，集中并积聚了首相办公室的权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布朗等待入主唐宁街10号的不耐烦情绪变得越来越公开。但是，布莱尔想干满10年，完成他的议程：解决北爱尔兰冲突，向苏格兰和威尔士下放权力，改革上议院，并采用欧盟人权宪章。无论是布莱尔还是布朗都不希望改变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布莱尔向伊拉克派遣英军的政策使他变得不受欢迎，布莱尔被人们称为“布什的狮子狗”，并且在党内巨大的压力下于2007年中期同意下台。布朗喜欢美国，对美国很了解，他经常去美国度假并密切注意美国的学术进展。但是，他从来不喜欢伊拉克战争。为了下一次大选，他从伊拉克撤走英军。到2010年中期的时候他必须召集大选。

个性使得布莱尔和布朗的任期有所不同。布莱尔和蔼、乐观、健谈而浅薄。布朗作为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儿子，流淌着清教徒的工作伦理并要求其他人和他一样。布朗是个不爱讲话的苏格兰人，是个注重细节的人，当他生气的时候可能会爆发出来。一些人称布朗是一个呆板专横的“控制狂”，而且随着英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其支持率大幅下跌。补缺选举和民意调查表明，布朗的任期可能不长。

在下议院中有两个主要的政党，保守党和工党，在长长的平行摆设的长凳上彼此面对。最大的政党自动组成女王陛下的政府，而另一个政党则成为女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Opposition）。下议院很小，只有14米×21米，最初的设计只能容纳400人。那么，它是如何能够容纳目前的646名议员的呢？由于英国人口在一些地区的增长高于其他地区，议员数量随着年份的变化而增加。2005年，议会合并了一些小选区，削减了13个席位，但是，议会依然拥挤不堪。与大多数现代立法者不同，议员们没有个人的桌子。对于重要的投票，议员们不得不挤得像沙丁鱼一样，坐在过道里。

议会成员们进入下议院。执政党坐在左手边的“执政前排席”，反对党坐在右手边的“反对前排席”。下议院不为个人准备桌子。

狭促的设计保证了议员们在辩论时相隔几码、面对面。平行的条凳与两党制配合得很好；大多数欧洲大陆的立法机构的半圆形议员席设计有利于适合多党制的饼形划分。自1547年亨利八世首次让下议院使用圣史蒂芬教堂以来，议会总是很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议院遭德国人的轰炸后被损毁，温斯顿·丘吉尔首相下令完全按照以前的样子重建下议院。

民主制

议会制对总统制

在议会制国家中，比如英国，选民们只选举产生议会，议会又选举（也能够罢黜）由首相领导的行政部门。行政机构是立法机构的一个委员会。在总统制国家中，比如美国，选民们既选举产生立法机构，又选举产生行政首长，立法机构和行政首长之间被设定为是相互制衡的。在议会制中，两者并不相互制衡。

长方形的议会的每一边都有五排条凳。每一边的第一排都是为每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团队准备的，即执政党的内阁和反对党的“影子内阁”。坐在他们后面的是后座议员（backbenchers），议员论资排辈。中立的议长根据当议员的时间长短选出，坐在一端像王位的椅子中。议长从不参加投票或支持某一方，他控制议员席的辩论并维持秩序。1992年，下议院选出了第一位女议长，工党的贝蒂·布斯罗伊（Betty Boothroyd）。在党派条凳中间有一张桌子，摆放着法律（该动词的词源是“提出”一份提案）。议长在上午11：30宣布开会，会议可能开到下午7：30。除非“党鞭在”——意味着议员最好参会，因为可能要举行一次重要的投票——许多议员都在其他地方忙碌。

3.5下议院如何工作

每一年，议会都在11月开会。开会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即女王的演讲。在仪式上，议员们受到女王的信使黑杖侍卫的召唤，然后，排成纵队进入附近的上议院。（无论是君主还是贵族都不能进入下议院。）在上议院，女王陛下站在镀金的讲台上简述“她的政府”将要执行的政策。演讲稿由首相草拟，女王仅仅是宣读者而已。乔治六世是一名保守的国王，他曾经（在1945年）宣读了工党的演讲，许诺扩大对工业进行国有化。女王从首相那里获得提示，下议院也是如此。在实践中，所有的法律都是由“政府”（也即内阁）提出的，而且，由于此前讨论过的政党纪律，这些法律很有可能几乎不做任何修改就可以通过。首相通常能得到其所想要的法律。当一个工党政府向下议院提出一项法案的时候，工党的议员们与美国国会中的执政党议员们不同，很少质疑该法案。他们的工作就是支持政党，个人良知很少会挡道。

挑战提案的任务就落到了反对党身上。反对党坐在议长的左边。他们在反对党的条凳上质疑、谴责和警告法案带来的可怕后果，以及任何可能使政府看上去很糟糕的问题。这不是两党合作。执政的议员们，特别是前排的内阁大臣或内阁次大臣们有义不容辞为法案辩护的责任。在这些场合中，议员们著名的演讲能力创造了其他立法机构很少能与之匹敌的辩论。

尽管演讲才华横溢、机智诙谐，但是，准备工作有点欠缺。因为议员们被指望会简单地服从政党的要求，因此几乎没有议员做过专门研究。传统上，英国议会的委员会也不是专业性的；它们对法案的准确性进行仔细检查，对词汇进行润色，但是不要求证据，也不收集数据。立法委员会的结构对其权力来说是一把重要的钥匙。一些议员终于认识到，需要更多地像美国那样的委员会制度。1979年，14个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s）得以设立，审查每一个部的工作；这些委员会拥有收集书面和口头证据的权力。有永久性的稳定成员的特别委员会很像美国国会的委员会。

下议院在开会。注意下议院是多么小啊。

民主制

立法机构的衰落

现在的下议院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就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作为实现民主重要途径的立法机构的权力正在衰落。越来越少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费心去投票，越来越少的人密切关注下议院的辩论，这些辩论得到媒体关注的更少。辩论不再重要；由于英国政党（过于）纪律严明，所以首相几乎总是能够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唯一可能给下议院注入活力的方式是让议员们忽略党鞭，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对英国政党的故意削弱可能会使下议院变得刺激、不可预测和混乱，就像美国的国会那样。这里要提醒一句：国会山的权力也正在转移到白宫那里。这可能是一个不可阻止的世界性趋势。即使如此，在审查行政权、使其具有回应性、偶尔罢黜行政机构方面，立法机构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如果立法机构这样做的话，它们就仍然是民主制的防波堤。

3.6出类拔萃的贵族

1999年，议会对上议院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了大多数世袭贵族，转而设立终身贵族（life peers）。自1958年以来，在科学、政治、外交、军事、商业、文学和艺术等领域贡献卓越的英国人被授予勋爵或女勋爵（Ladies of the Realm）的荣誉，但是贵族头衔只在其有生之年有效。这种变化对强化贵族本已虚弱的权力毫无帮助。上议院现在大约有740名议员（这一数字随着贵族死亡和新的任命而有所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终身贵族，另外有92名世袭贵族和26名教会高层人士。英国议会在名义上实行两院制。但是，下议院在数个世纪中一直限制上议院的权力，以至于到了今天，当有人说“议会”的时候，他通常指的是下议院。在早期，下议院在金钱这个关键领域建立了最高权威：增加税收并支出它们。（与此类似，美国规定财政法案由下议院即众议院提出。）英国17世纪的战争把权力集中到下议院，下议院成为赢家，上议院逐渐退而次之。到1867年的时候，白芝浩认为上议院是宪法的一个“威严的”部分。严格地说，像英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并不需要上议院；联邦制才需要上议院代表国家的各组成部分。新西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1951年撤销了上议院。

由于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没有明确说明两院的权力或者使它们的权力永久化，因此，在法律上，下议院削弱上议院是可能的。1911年的议会法案提出上议院搁置财政法案不能超过30天，其他法案则不能超过2年（自1949年起改为一年）。上议院可以修改法案，并把它送还下议院，下议院反过来又可以（而且通常是这么做的）以简单多数删除这些修改。然而，每隔几年，上议院就迫使下议院重新审议此前没有经过充分审查的已通过的法案，对政府猛然一击。在这种时候，上议院又显得有点重要，而不再是一个辩论的俱乐部。这是英国宪法中唯一一个阵地，能够制约在下议院中掌握着大量纪律严明的多数派的首相的权力。因此，它略微类似于美国的最高法院，是“国家的良心”。上议院也能够辩论对民选官员来说“过热”的问题，比如，有关堕胎和同性恋的法律。

通常只有不到300名贵族出席上议院的会议；法定开会的人数是3人。一些贵族被任命到内阁中任职，或者担任其他高级的政治或外交职务。上议院也是5名上议院高级法官（Law Lords）的大本营，他们是终身贵族，也是英国法律制度中可以向其上诉的最高法官。现在，由于英国有了一份“萌芽期宪法”的人权法案，上议院高级法官能够宣布某事“违宪”。上议院高级法官因而可以转变为一个美国式的最高法院。

大多数英国人同意上议院是一个时代错误（anachronism），现在是改革它的时候了。但是，人们对如何改革上议院却没有一致意见。布莱尔在1999年的措施剥夺了大多数世袭贵族的议席，使得上议院变成精英领导阶层的一员，但并不民主。2007年，下议院提议上议院全部进行选举，就像美国的参议院那样。但是，一些人担心那将会削弱下议院在立法方面的最高权威，并把贵族们变成追求选票的政党政客。变化中的宪法是微妙的：当你改变了一件事的时候，你就得改变所有事。

3.7政党

下议院之所以能按其方式运行的原因是英国的政党制度。这是相当新的发展；只是从法国大革命（1789年）以后，才可能在英国谈论有凝聚力的政党。政党现在是英国政府的基石。如果一个政党的议员占多数的话，这个政党就能控制下议院，并组成政府。

英国的政党比美国的政党更团结、更集中和更加意识形态化。公平地说，美国两大党内部的分歧与两大党之间的分歧一样多。然而，与美国类似的政党一样，英国现在的两大政党倾向于集中到中心。在早期，有时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工党党员，偏爱工业的国有化，更多的福利措施和更高的税收。保守派敦促政府更少地干预社会和经济，以及征收更少的税收。党内部的分歧来源于党员要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些总观点。我们接下来应当探究的是，现在两党之间的分歧消弭了。

重要概念

英国的两党制

英国通常被描述为两党制国家，但是，一些第三党也很重要。与许多民主国家一样，更准确地说，英国是一个“2+”政党制（“two-plus” party system）国家。比如，在1979年，下议院中11名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撤销了对卡拉汉政府的支持，导致其在罕见的不信任投票中下台。在大选中，自由民主派赢得了20%的选票，迫使工党和保守党改变他们在一些议题上的立场。

英国的选举制度使两个政党是大党，并使小党处于不利地位。像美国和加拿大一样，英国实行单名选区（single-member districts）作为选举的基础。英国这套古老的制度是简单的：每个选区选一名代表进入立法机构，候选人只需获得大多数选票，甚至不需要过半数，这有时被称为“头名过关制”（FPTP）。比如，1992年，苏格兰的一名自由民主派成员只赢得了26%的选票。这种单名选区和相对多数（plurality）的胜利者倾向于产生两个大的政党。原因是：为了挤掉竞争者，小党联合成大党有很大的价值。如果两大政党中有一个分裂的话（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选举就有利于另一个政党，即那个保持团结的政党。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组成两大政党就没有那么大的价值，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制。

继承了英国绝对多数选举制（majoritarian）的国家倾向于两党制，其中一个是左翼政党，另一个是右翼政党，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印度是这种模式的一个例外，原因是它的政党在地域上是集中的，因此，印度的议会有几十个政党。在弱一些的意义上，加拿大也是如此，使得主张分裂主义的魁北克集团和主张社会主义的新民主党赢得席位。新西兰以前采用的是盎格鲁-美利坚的体制，因此它也产生了两个大党，这也使许多新西兰人不满。因此，新西兰议会在1993年批准了新的选举法。新的选举法以德国的“一半是单名选区制一半是比例代表制”的混合制为模版。新西兰很快发展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政党制度。

1981年，工党的温和派从工党分裂出来，组成中间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他们认为工党已经落入左翼激进分子手中。社会民主派面对的问题是，攻击英国的第三个政党，即正在斗争中的自由民主党。也就是说，单名相对多数选区使小党处于不利地位。

自由党揭示了在英国议员的选举制度下，小党如何深受其害。在19世纪，它曾是两大政党中的一个，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它被工党挤到了弱小的第三党的位置。现在，尽管自由民主党常常赢得近20%的选票，但是，由于他们的选票在地域上是分散的，因此，他们在下议院的席位很少超过几十个，很少能在选区中超过保守党和工党。

在1983年和1987年，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以“联盟”的形式竞选。1988年，他们合并为自由民主党。由于他们不均匀地分散在各地，因此，“自由-民主派”在议会席位的分配上仍然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自由民主党更愿意从绝对多数代表制转变为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PR）。最重要的提案是保留头名过关制，但是要“完成”席位分配，使之更加准确地反映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力量。（相反，德国的制度是比例代表制加头名过关制。）

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政党曾经获得很大的增长，但是又衰落了。地域上的集中使他们能在威斯敏斯特赢得一些议席，而1999年，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中，设立了许多议席。我们将在第5章探寻这些政党与选民之间的互动模式。

1. 成文法：一般的法律，通常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问题。

2. 折中的：汲取自不同的来源。

3. 王权：英国政府的权力。

4. 威严的：按白芝浩的说法，指象征性的或者装饰性的政府机关。

5. 高效的：按照白芝浩的说法，指执行工作的政治机构。

6. 议员：议会成员。

7. 次级大臣：低于内阁级别的负有行政责任的议员。

8. 权力融和：议会制中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联系；与美国的权力分立相对。

9. 对立的：互相反对的观念。

10. 政府：一个特定的内阁，即美国人所称的“行政部门”。

11. 党鞭：议会的政党领袖，他要保证政党成员在投票中服从本党。

12. 分组表决：下议院的投票。

13. 不信任投票：议会罢黜内阁的投票。

14. 补缺选举：为填补议会中议席的空缺而举行的特别选举。

15. 白厅：英国主要的政府机关。

16. 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

17. 反对党：议会中不在内阁中的政党。

18. 后座议员：没有行政职责的普通议员。

19. 特别委员会：下议院中关注某个部门的专门委员会。

20. 终身贵族：杰出的英国人，在其有生之年被任命为贵族；头衔不能传给后代。

21. 上议院高级法官：英国的高级法官，上议院的成员。

22. 时代错误：不能适应当前时代的过去的某种东西。

23. “2+”政党制：两个大党和几个小党。

24. 单名选区：选出一个代表到议会。

25. FPTP：“头名过关制”，是“相对多数获胜的单名选区制”的略称。

26. 相对多数：最多的数量，即使是没有过半数。

27. 绝对多数选举制：鼓励一个政党在议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选举制，就像在英国和美国那样。

28. 比例代表制：议席根据政党赢得的票数比例进行分配的多名选区选举制。

第4章
英国的政治文化

问题与讨论

1.工资与薪水有何不同？请用阶级的观点解释？

2.客观的与主观的区别是什么？

3.什么是英国的“公”校？

4.“牛津剑桥”的教育如何培养精英？

5.什么是阶级投票，它已经衰落了吗？

6.2005年的选举地图告诉了我们什么内容？

7.英国有哪些中心—边缘的拉力？

8.英国政党总是实用主义的吗？

9.关于选民意识形态的民意调查告诉了政治家什么？

10.北爱尔兰何以变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英国是一个势利的国家。”一名长期居住在伦敦的美国人对我说。她还补充说：“我是一个势利的人，所以我喜欢这里。”她的直率触及了英国政治生活的一面：社会阶级之间和社会阶级本身造就的巨大而常见的惹人反感的差别。

可以用客观的和主观的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分析社会阶级（social class）。客观的方法运用诸如收入和居住社区等数据对人们进行分类；主观的方法询问人们把自己归入什么类别。两种方法产生的结果常常是不一致的。比如，当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想起自己卑微的出身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或者，当一个薪水很低的学校教师想到她的大学学位的时候，会把自己描述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在英国和大多数工业化民主国家，在政治上，主要相关差别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差别。

在客观上（objectively），英国的阶级差异不比西欧其他国家大。迪斯累利曾写道，英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是一个富人的国家和一个穷人的国家。自那以来，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英国的工人阶级已变得更加富有，中产阶级变得更加壮大，而规模很小的上层阶级变穷了。但是，在主观上（subjectively）或在心理上，阶级差异依然存在。工人阶级的人们在生活、穿着、说话和娱乐等方面与中产阶级不同。英国人似乎喜欢这些差异，并试图保留这些差异。

德国的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相信，在英国，关键词不是阶级，而是团结（solidarity）。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客观的阶级差异一直存在，但是达伦多夫坚持认为，英国人并没有接受个人竞争和进步的观念，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人们则接受了这两个观念。许多英国人不是通过个体的奋斗来改善自己的条件，而是喜欢团结的感觉。这是他们从熟悉的工作、邻居和酒吧那里获得的感觉。“英国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团结的价值观与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个人成功的价值观相比，得到更多的尊重。”达伦多夫写道。无论人们所指的英国的分裂是因阶级还是因团体，事实是，这些分裂影响着英国政治。它们影响英国人投票的方式，影响对工会和工党的态度，并且，非常重要地，通过教育体制产生英国的精英。

民主制

如何对待“公”学？

英国工党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废除本国的私立寄宿学校。工党党员们认为这些学校不民主，是有利于少数特权者的阶级制度的一部分。许多保守党的政治家都曾进过“公”学，而工党的政治家很少进过“公”学。保守派想保留这些学校，认为它们培养了最好的人才，并使学生充满公共服务的意识。

在实践中，工党政府基本上把私立寄宿学校置于一旁，与此同时，提高公立的“综合”学校的质量。比如，布莱尔和布朗的教育政策都没有触动公学。问题可能会自行解决：寄宿学校的入学率已经暴跌，而走读学校受到的欢迎度已经上升。变化中的生活方式使许多英国家长们相信，把孩子送到外面去读书残忍而没有爱心。

4.1“公”学

尽管许多人声称自“二战”以来，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能人统治（meritocracy）的国家，但是，有条件优越的父母依然是有帮助的。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一个社会纯粹是以成就为基础的。英国的上层阶级和中上层阶级传递他们优势的一个手段就是“公”学（"public" school）。“公”学实际上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这么称呼这类学校的原因是，它们最初的目的是训练男孩子为参与军队、公务员或者政治等公共生活作准备。几代人以来，伊顿、哈罗、拉格比、圣保罗、温彻斯特和其他许多著名的私立学校一直将富裕英国人的儿子塑造成统治精英。

一小部分13岁到18岁的英国年轻人学到的东西要比要求严格的课程要多。公学反复灌输个人风格：几乎是傲慢的自信、自律、统治训练。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厌恶地回忆起，“二战”期间他在公学的同学们对下层阶级“oiks”除了轻蔑以外没有其他感觉。勒卡雷在几十年后补充认为，至于阶级关系，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除了‘绝对的没有什么’以外”。

英国的私立学校制度产生了一个校友（old boy）网络，联系学生毕业以后的生活。上层阶级的男人们经历多年的严厉批评、糟糕的食物和欺凌弱小，在老同学中形成了亲密的人际关系，他们经常互相帮助，以在企业和政府中获得职位。英国精英中的大多数都曾进过私立寄宿学校，其中包括一半以上的保守党议员。进这种学校的工党议员要少一些；布朗首相没有进过，但是布莱尔首相进过。撒切尔和梅杰内阁的大部分大臣都曾接受过私立学校的教育，但是在布莱尔和布朗内阁的大臣中，接受过私立学校教育的人是少数。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年轻的英国人在11岁的时候（“11+”）参加一个令人恐惧的考试。该考试选拔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资助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s），而把大多数学生留在了现代中学。除了北爱尔兰以外，工党政府在所有地方逐步淘汰了大多数选拔性的文法学校，为所有儿童提供像美国中学那样的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ls）。这一举措并没有解决教育质量和教育平等这两个孪生问题。现在，富裕的孩子上寄宿学校，中产阶级的孩子上私立的走读学校，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孩子上普通的公立的综合学校和技术学校，但有许多孩子缀学。直到“二战”以后，英国仍没有免费的高中体系。英国17岁的孩子只有65%仍在学校（包括技术培训在内）上学。这一比例是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低的。（比较数据：德国97%、美国88%、日本83%。）尽管有工党自“二战”以来的努力，但英国的教育依然脆弱，为阶级所分裂。

4.2“牛津剑桥”

在英国，获得地位和权力的真正途径是接受精英大学牛津或剑桥的教育。保守党议员中几乎一半是牛津或剑桥的毕业生（通常是从像伊顿这样的公学毕业之后进入大学的），同时有1/4的工党议员是牛津剑桥（Oxbridge）造。在内阁中，这一比例还要更高。大部分首相要么毕业于牛津，要么毕业于剑桥；撒切尔和布莱尔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在最近一些年，只有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1976—1979）和保守党首相约翰·梅杰（1990—1997）从来没有上过大学。在其他工业化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会几乎只来自两所大学。

过去英国的大学教育是精英式的，只招收公学的学生。自“二战”以来，教育通过直接拨款的中学和提供给值得帮助的年轻人的奖学金而向工人阶级和中低收入阶级开放。在入学录取方面，牛津和剑桥的阶级偏见减少了，而且许多新的大学得以建立或是扩大。（它们现在被委婉地称为“主流”大学。）英国的中学毕业生就读于某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从1985年的14%迅速增加至今天的近40%，接近于美国的水平。

牛津剑桥的学生从政的比例很小，但是，那些从政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有优势。一个需要3年才获得的牛津或剑桥的学位博得人们的尊敬，并使政治技巧变得完美。对有抱负的政治家来说，一个受欢迎的专业是“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如何管理一个国家。牛津或剑桥的学生社团中的辩论，训练学生们脚踏实地地思考问题，用雄辩的智慧使对手不知所措，这种风格延续至下议院之中。然而，牛津剑桥教育的主要优势可能是毕业生一生带有的“毫不费劲的优越感”。一名美国总统（克林顿）、两名最高法院法官和几名内阁部长都曾获得罗氏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在牛津上过学。

4.3阶级与投票

英国过去是阶级投票（class voting）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投票给左翼政党（在这种情况中指工党），与此同时，中产阶级投票给右翼政党（在这种情况中指保守党）。事实上，瑞典的阶级投票比英国明显，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百分之百的阶级投票，因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人投票给保守党，而中产阶级的一些人投票给工党。阶级差异可能是英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差异并没有以一比一的比例转化为阶级投票。

是什么淡化了阶级投票？工人阶级中有些人只是相信保守党的统治工作做得更好；有些工人对本国最古老的政党有一种情感上的依恋；有些议题与阶级没有太大的关系。在经济增长、降低税收和排除移民等议题上，保守党赢得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

另一方面，许多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人们在理智上相信工党是解决一个既成体制统治、势利的阶级制度等问题的答案。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工党重要的领导。工党的领导人很长时间是贵族安东尼·韦奇伍德·本（Anthony Wedgewood Benn），或者托尼·本，这是他愿意人们称呼他的名字。而且，中产阶级中有些人成长于工人阶级家庭，投票的时候，他们与父母相似。

阶级投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二战”期间和“二战”后成年的英国世代，特别是工人阶级，相当忠诚于工党，工党在1949年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上台执政。自那时起，英国的阶级投票一直在衰落，而在其他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阶级投票则在增加。阶级不再是过去那种某个国家的投票模式。

然而，阶级投票依然是一个影响因素。典型的情况是，政治学家们发现，投票行为受到阶级加上一个或更多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地区、族群、宗教和城乡差别。2005年的英国大选部分地证实了这一点。保守党人在英格兰，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小镇和农村地区很强大；而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及大的工业城市、长期有工党认同和长期失业的地方则很虚弱。阶级本身只是部分地解释了英国人的投票模式。阶级加上地区能解释更多的内容。

4.4顺从的英国人？

人们对英国人的一个老印象是他们是顺从的（deferential）。也就是说，普通的英国人服从于受牛津剑桥教育的既成体制（Establishment）的政治判断，并让它来领导自己。顺从模型现在过时了。大概在早几十年，当阶级差别还很大的时候，工人阶级服于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但是，他们也积累起憎恨。正如在第2章中提到的，工人运动在19世纪进入英国政治时伴随着怒骂声。英国工人阶级中有些人依然在工党内部好战的社会主义中，在冷漠的工作态度中，以及在随时准备罢工的状态中表现出他们的憎恨。顺从模型不能解释这类行为。

地理

2005年的选举：地区与阶级

地图4-1 2005年英国选举结果分布图

一个国家的选举地理植根于该地区的历史、憎恨和文化，是持久的。英国揭示了一个地区上一次的投票结果可预测它下一次将如何投票。2005年，工党赢得了第三次胜利。但是，工党在苏格兰、威尔士和伦敦、利物浦、约克郡和东北工业化地区赢得的选票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长久以来一直摇摆不定。社会阶级也是一个影响因素，正如工党在感到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中间，即在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工人阶级中得票率较高那样。保守党得票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阴影部分）主要是在英格兰，特别是在农村和城郊地区。在一个几乎是普遍性的政治模式中，大城市倾向于投票给左翼。地区加上阶级预测了英国人的投票方式。

阴影部分：保守党在2005年得票率超过平均水平的地区

“工人阶级的保守党”一直以来被解释为蓝领阶层顺从于保守党并投票给保守党的选民。但是，这样的投票可能与顺从没有太大的关系。许多这样的选民认为保守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工党太左，有太多的非白人移民。而且，1997年、2001年和2005年的选举都表明了“中产阶级工党选民”的回归。这种转变与社会顺从没有关系。

政治文化

足球流氓文化

强调英国文明衰落的理由是足球流氓文化（hooliganism）的兴起，即一些英国足球球迷兴奋的骚乱。醉酒的球迷有时会冲进比赛场地的中间。1985年，利物浦的球迷使露天看台倒塌，导致38名意大利观众死亡。整个欧洲都担忧英格兰的狂热分子，有时还禁止他们观看比赛。

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暴力行为？一些人把这归咎于失业；比赛为无业者提供了为数不多的转移注意力的机会。但是，大部分足球流氓是有工作的，有一些人生活得还不错。其他人认为流氓文化是文明自身的腐蚀。“真相是，”一名曼彻斯特流氓自供说，“我们仅仅是喜欢打架。”

4.5英国文明

在英国，文明（civility）建立在一种克制意识之上：不要让任何事情走得太远。因此，当工党党员和保守党进行严肃的争论的时候，他们把这些争论限制在口头上。英国的政治游戏不是彻底消灭对方，而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有时候就会彻底消灭对方。英国的政治家在面对对方的时候相当有分寸。

但是，英国文明允许诘问（heckling）。在议会中，一名内阁大臣在陈述一个棘手的事例时，有时会面对来自反对党条凳上发出的“可耻！”或“背叛！”的喊声，玛格丽特·撒切尔曾面对工党党员反复叫喊“把这个泼妇轰出去”。侮辱和诘问是英国人辩论中的一部分，并不被认为是越过了界线，而只是对辩论者的镇静和语言能力的考验。

文明在公众场合通常是重要的，但并不总是如此。在伦敦海德公园著名的演讲角，业余演讲者可以就他们喜欢的任何主题发表演说，尽管他们也会面对诘问。英国政治在种族问题上变得野蛮（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也曾有导致死亡的示威和骚乱。在北爱尔兰，谋杀和非文明在很多年中是常态。英国文明一直被高估了；瑞典要更文明一些。

4.6实用主义

正如在第1章中提到的那样，“实用主义的”（pragmatic）与“实际的”（practical）有相同的词根，意思是利用能发挥作用的，不论是什么理论或意识形态。英国的政治文化，与美国和瑞典一样，在整体上是实用主义的。保守派过去引以为豪的是，在所有英国政党中他们是最实用主义的。他们曾愿意采用另外一个政党的政策，如果这些政策能够赢得选民的话。在19世纪，迪斯累利得意洋洋地说，他通过偷取工党扩大选举权的提议而“挫败工党”。20世纪50年代，重新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并没有抛弃工党的福利国家政策；相反，他们自吹自擂，说保守党在执行福利国家政策方面更有效率。这在1979年因撒切尔首相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改变。撒切尔目标的不变性导致了党内和通常是实用主义的两大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辩论。在撒切尔之后，保守党又回归到实用主义。

地理

中心与边缘

一个国家的首都常常被称为该国的“中心”，即使它可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领土中心。比较接近该国边界的地方是边缘（peripheral）地区。常见的情况是，这些地区是该国较新的领土。其中一些地区依然还在讲不同的语言，并憎恨来自首都的统治。这种中心—边缘紧张状态（center-periphery tension）几乎是普遍存在的。

在爱丁堡，几面苏格兰国旗飘扬在英国国旗两侧，显示了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力量。

数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吞并了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在爱尔兰，不满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英国在20世纪准予它独立。现在，英国只保留了北爱尔兰。该地长期以来是仇恨和暴力的源泉。苏格兰和威尔士也是反对伦敦统治的怨恨的港湾，它们要求地方自治。正如我们将在第6章讨论的那样，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试图通过准予苏格兰和威尔士拥有自己的立法机构来平息这些情绪。

美国内战是南方边缘摆脱华盛顿统治的一次尝试。从文化和经济来看，北方和南方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自那以来，这种差别被部分地缩小了。美国人口、政治、经济、通讯、教育和文化的中心长久以来保留在东北部。这依然酝酿了轻微的中心—边缘紧张状态；一些西部的政治家表达了对华盛顿统治的愤怒。

英国工党在历史上，除了福利国家外，几乎没有提出什么意识形态。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卡拉汉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的分歧吞噬了工党。卡拉汉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实用主义的工党党员，很难与温和的保守派区别开来。许多工党人物，包括一些工会领导，不满卡拉汉的中间主义，他们不顾卡拉汉的意见，强行通过社会主义的党纲。工党的温和派在1981年分裂出来组成一个中间主义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讨论的那样，工党的一系列领导人把该党推回到非意识形态的中间，从而使工党在1997年、2001年和2005年赢得大选。

在英国政治中，存在并总是存在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但是，它通常为精明而实际的判断所平衡，即意识形态既不能赢得选举，也不能有效的统治一个国家。20世纪80年代，英国意识形态的突然爆发可能使得英国成为西欧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长期以来被认为远比英国政党更加意识形态化的法国各政党，在同一时期移到了中间，这个位置是英国政党过去聚集的地方。

政治文化

英国选民的形态

事实上，所有现代民主国家的选民分布都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中端聚集，然后朝着两端逐渐变细的形状：钟形曲线。这样一种中心—高峰的（center-peaked）分布对维系民主制来说可能是必要的，因为它促成了寻找中心（center-seeking）的政治。一个U形分布暗示着极端的分裂，可能导致内战（比如：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民意测验专家和政治顾问经常提醒他们的客户要注意意识形态选项的分布，并警告他们不要把自己置于过左或过右的位置，工党的几次选举失利就释放出了这一信息。托尼·布莱尔最终把工党推到了5的位置上（正中心），这是一个含糊的但却令人乐观的政党位置。

图4-1 英国选民在左翼、右翼意识形态中的自我定

英国实用主义的一个方面是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胡乱应付”（muddling-through）方式。英国人倾向于不去彻底地分析问题，提出详尽的可选方案或者“博弈计划”。他们试图“设法胡乱应付”，随着他们对问题的跟进而临时拼凑方案。这种方式对解决小问题常常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一个大问题，比如北爱尔兰局势问题，这等于没有解决方案。

4.7传统与象征

正如人们注意到的那样，英国政治保留了很多传统。政治习惯常常沿着旧有的道路前进。即使是让左翼的工党党员来观察，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他都会赞成柏克“保留形式，改变内容”的观点。像柏克看到的那样，传统和象征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没有它们的话，人们就会感到迷失了方向。

典型的英国男性或女性喜欢传统和象征。尽管一些英国人对“王室”年轻一代的小报式的生活方式感到吃惊，但是，只有少部分人会赞同废除君主制，支持英国成为一个有总统的共和国。配以金黄色四轮的大马车和身着红色束腰外衣的骑兵的游行，不仅仅是为了旅游业——尽管它们的确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增长——它们也有利于加深英国人对该制度正义性的情感。

传统还能驯服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一旦在下议院中赢得席位，激进分子就发现他们要按照既有的议会习惯行事。“啊，它只不过还没有完成，校友。”这是新来者在议会中学到的标准课程。他们可能依然持有激进的观点，但是，他们要在传统的束缚内表达他们的观点。

4.8合法性与权威

合法性是一种有关政治制度正义的感受。正如我们在第1章提到的那样，它最初的意思是，正义的国王，而不是篡位者拥有王权。政治学家的用法是，它指公众认为政府的统治是正义的。合法性是人们中间的一种感受；它与“合法的”不完全一样。当一个政治制度具有很高的合法性的时候，人们通常会服从它，他们甚至会做自己本不想做的事情，比如缴纳个人所得税。

合法性与权威（authority）紧密联系。权威指自然地服从被任命的官员。英国的合法性与权威是出了名的，但是它们被夸大和吹嘘过度。英国的警察过去并不佩戴枪支，并与巡逻区域内的人们关系良好。政治学家们习惯引用这一点来揭示英国的非暴力本质。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变得暴力起来。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从阿尔斯特扩散他们的谋杀策略，安置炸弹杀死数十人。1984年，一颗炸弹在撒切尔首相周围爆炸。犯罪分子也开始使用手枪。在英国的内城，警察与年轻人，特别是与年轻黑人的关系渐渐变得充满憎恨，并促成城市骚乱（虽然如此，但很少有人丧生）。在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以后，警察开枪射杀了一名无辜的乘客，因为警察错误地怀疑他是一名恐怖分子。一些批评家公开谴责这次射击，认为是警察的美国化。现在，一些英国警察携带有枪支和防爆设备，这是英国合法性和权威消逝的一个象征。

伦敦警方在2011年夏季期间警惕着骚乱的发生。

政治文化

爱尔兰共和军：选票与子弹

无论是在爱尔兰还是在北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军都是非法的，但是它的政治组织新芬党（发音是shin fane，意为“我们自己”）是合法的。它最终的目标依然是把英国从北爱尔兰撵出去，从而使北爱尔兰能够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许多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投票给新芬党的候选人；在2005年，有5名候选人当选下议院议员（在下议院他们不投票）。新芬党领袖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是代表贝尔法斯特西区的议员，否认该党属于爱尔兰共和军，但是也从不谴责爱尔兰共和军的暴力行为。现在他以温和的姿态敦促和平以及各方解除武装，只用政治手段统一爱尔兰。他曾经对英国君主表现无礼，他称伊丽莎白女王为“温莎公爵夫人”。

1981年，阿尔斯特的天主教徒选出一名被关押的爱尔兰共和军枪手博比·桑兹（Bobby Sands）。他在一场绝食斗争中饿死。如此众多的阿尔斯特男人妇女愿意投票给激进主义政党的事实暗示了仇恨的深度，以及在归属英国还是爱尔兰这个基本问题上达成妥协的难度。

4.9阿尔斯特之伤

英国人在整体上依然重视文明、实用主义、合法性，尊重权威和非暴力的价值观，但北爱尔兰（有时被称为阿尔斯特）是一个巨大的例外。北爱尔兰揭示了当合法性正在丧失的时候，一个制度是如何在广泛的合法性失败中运作的。与英国其他地方不同，阿尔斯特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与拉丁欧洲——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更为相像。在阿尔斯特，部分人并不认为政府具有合法性。

阿尔斯特问题的根源是8世纪英格兰对爱尔兰的统治。当时，英格兰予以爱尔兰人“次等人”待遇，攫取他们的土地，驱逐他们，甚至宣布天主教信仰不合法。在1846—1854年的马铃薯饥荒中，100万爱尔兰人被饿死，与此同时，英格兰人食物充足，却袖手旁观。（这是当你生了太多婴儿时会发生什么后果的一个例子，英格兰的马尔萨斯主义者[Malthusians]告诫说。）当时，大约有150万爱尔兰人移民国外，其中大多数去了美国。爱尔兰问题是19世纪英国政治中的一个重大议题，是一个把它牢牢控制在英国的统治之下还是准予它地方自治（home rule）的“讨厌的问题”。

在1916年春天，当时的英格兰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爱尔兰志愿者”在复活节起义，开展游击战，试图赢得爱尔兰的自由。（他们在1919年改名为“爱尔兰共和军”。）到1922年的时候，在残酷镇压起义之后，英国感到厌烦；爱尔兰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1949年，爱尔兰大部分地区结束了这种自治领地位，成为拥有主权的爱尔兰共和国（Eire）。

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阿尔斯特问题；这6个北方郡150万人中，大多数是清教徒（17世纪苏格兰移民的后裔），他们坚定地要求作为英国的一部分。狂热的清教徒奥林奇分子（Orangemen）在很多年中视爱尔兰天主教徒为不同的种族，并对把北爱尔兰变为南方天主教统治的爱尔兰共和国一部分的“教皇的”阴谋感到担忧。由于控制了阿尔斯特的地方政府，清教徒在工作、住房和政治权力方面不公正地对待天主教少数派。许多年以来，大多数天主教徒甚至没有参加阿尔斯特立法机构选举的投票权利。

1968年，天主教徒的抗议开始了，并模仿美国的民权运动游行示威。但是，天主教的民族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试图加入爱尔兰共和国，很快就与清教徒的保皇派或统一主义分子发生战斗，后者坚持认为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爱尔兰共和军“极端的”一翼招募天主教枪手，而清教徒的极端分子也同样如此。谋杀几乎是随机的。超过3600人被杀，包括议员、蒙巴顿伯爵、英军士兵，但是，大多数是无辜的平民。很多年里，英国是西欧最暴力的国家。大多数阿尔斯特人欢迎1998年的权力分享协议。暴力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但是不信任依然存在。

4.10变化中的政治文化

我们正试图把英国的政治文化纳入视野之中。英国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政治学家们习惯把现在的英国当作稳定、温和、冷静、公正和美好的范本。相反，法国在过去常常被当作是不稳定和激进的政治态度的范本。这种比较言过其实了；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不像有时描述的那样好或那样坏。

在观察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时，我们可能会走上两条歧途。第一条歧途是，如果你对一个国家作偏袒处理的话，你就可能忽略一些潜藏在表面之下的肮脏的事情，或者是认为它们是失常的事情。就像认为美国人是伟大的亲英派（anglophiles），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人是反法派（francophobes）—样。很多年来，美国的英国政治教科书忽略或是贬低北爱尔兰的暴力。这种“不文明”似乎太不英国了，以至于不提。英国内城贫困地区的骚乱只是令观察家们感到惊讶。

第二条歧途是，政治文化的研究是在特定时间内进行的，而事情是不断变化的。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中的数据是在1959年和1960年收集的。这些数据合成的结果是把英国描绘成一个“顺从的公民文化”，经过几十年，这个结果已不再有效。自“二战”以来，英国经历了艰难的时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这并没有在整体上消除英国的文化；政治态度仅仅是揭示了潜在的东西。政治态度不断变化；可能变得更肮脏，也可能变得更好。

1. 社会阶级：人口中收入和地位相似的阶层或部分。

2. 工人阶级：按小时计工资的那些人，典型的情况是较不富裕并缺乏教育。

3. 中产阶级：专业的或领取薪水的那些人，典型的是更富裕和受过更多教育。

4. 客观的：根据可观察到的标准作判断。

5. 主观的：根据感情或直觉作判断。

6. 团结：一个社会阶级内部的凝聚感。

7. 能人统治：根据智力和能力得到晋升，而不是世袭。

8. 公学：在英国，是私立的寄宿学校，相当于美国的预科学校。

9. 校友：你在公学中认识的人。

10. 牛津剑桥：非正式用语，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11. 罗氏奖学金：由南非富翁资助的奖学金；资助优秀的外国学生到牛津大学读书。

12. 阶级投票：投票给代表自己阶级的政党的倾向。

13. 顺从的：接受社会上优于自己的人的领导。

14. 既成体制：半是诙谐用语，假想的在英国政治中社会精英小圈子的垄断。

15. 流氓文化：暴力的和破坏性的行为。

16. 文明：政治中的良好举止。

17. 诘问：打断一名演讲者。

18. 边缘：国家的边远地区。

19. 中心—边缘紧张状态：边远地区对首都统治的不满。

20. 中心—高峰的：大多数人分布在中间，是一个钟形曲线。

21. 寻找中心：政党为了赢得中间选民而移向温和政治的趋势。

22. 权威：政治领导人使他人服从自己的能力。

23. 爱尔兰共和军：反对英国的恐怖分子，他们寻求整个爱尔兰的统一。

24. 马尔萨斯主义：认为人口增长超过食物供给的观点。

25. 地方自治：给地区一些管理自己的自主权。

26. 奥林奇分子：得名于奥林奇的威廉国王（King William of Orange，橙色是荷兰王室的象征），指北爱尔兰的清教徒。

27. 亲英派：热爱英格兰和英语的人。

28. 反法派：讨厌法国和法语的人。

29. （secondary modem schools，入学对象为考不进文法学校或技术学校的儿童——译者）

第5章
英国的互动模式

问题与讨论

1.什么是政党形象？什么是政党认同？

2.什么是安全席位，如何获得安全席位？

3.谁挑选英国的候选人？

4.作为一个政党，“新工党”意味着什么？

5.为什么自由民主党斗争那么艰难？

6.撒切尔与传统的保守党有何不同？

7.什么是英国劳工大联合？它有多大？

8.什么是质询时间？在哪里使用？

9.英国有多民主？和美国一样民主吗？

与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一样，在英国，人们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它们彼此双向影响。政党突出某种被称为政党形象（party image）的东西，也就是人们对政党的政策、领导人和意识形态的看法。另一方面，大多数选民在脑海中有一种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也即认为他们自己是“托利派”还是“民主派”的一种长期倾向。聪明的政党领导人的战略是突出一种能赢得大多数选民的忠诚，并使他们永久认同于本党的政党形象。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政党就会繁荣并赢得许多选举。

在英国，无论是政党形象还是政党认同都相当地清晰：大多数英国人知道主要的政党代表什么，并且大多数英国人都认同于某个政党。然而，情况不是永远不变的，因为政党常常改变它们突出的形象，而有些选民会丧失政党认同，并改变他们的投票行为。

在每一个国家，父母对子女形成政党认同有很大的影响。在英国（以及在美国），如果父母都属于同一政党的话，他们的孩子的大多数首先会认同父母的政党，尽管在年轻人形成自己的观点以后这种认同可能会削弱。出于同样的原因，政党形象要相当的清晰。大多数英国人都能分辨出两大政党的不同：工党的目标是进行社会和教育改革，以此帮助人们；而保守党的目标是通过勤劳工作和几乎没有国家干预来实现经济增长。

对于坚定不移地投票给工党或保守党的选民来说，投票给谁几乎是没有任何疑虑的。直到最近，大多数英国人是坚定的工党派或保守派支持者。游离的（swing）选票发生在那些在政党之间转移投票的人身上。这要么是因为他们的政党认同不再强烈，要么是因为他们对政党形象的感觉发生了变化，要么这两个原因都有。几个百分点的游离选票就能决定谁能组建下一届政府，因为如果每一个选区都朝同一个方向变化的话，比如，都转为投给工党的话，那么，工党候选人将在许多选区获胜。单名选区制常常会夸大这种百分比趋势，并使候选人在议席（seats）中占据大多数。

参与英国选举政治博弈的是各个政党，它们试图动员全部认同于本党的人参加投票。也就是说，各党要确保支持自己的人不厌其烦地去投票，并赢得没有忠诚度的游离选票。1970年，工党的哈罗德·威尔逊政府突然被爱德华·希思领导下的保守党击败。认同工党者并不是突然间改变了政党认同；而是一些人由于对威尔逊的政策不满，没有参加投票。

5.1全国性和地方性政党

政治学家们习惯于把英国的全国性政党保守党或工党描述为几乎是全能的政党，能够命令地方党组织提名某人参选议会。实际上，在各党的伦敦总部和地方选区（constituency）之间存在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地方的政党可能推荐一名他们希望参加竞选的、前途光明的当地人，并要求工党或保守党在伦敦的中央办公室（central office）批准。然而，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中央办公室建议让来自其他地方的前途光明者到地方的政党那里去，地方的政党可能接受，也有可能不接受这些人。在英国，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全国和地方两方面都可提出候选人，双方都拥有否决权。美国的制度纯粹是地方性的；在本质上，国会的候选人提名自己。

一些选区组织坚持认为候选人要真正居住在该地区。美国人希望所有的候选人都来自他们所代表的地区；那些没有居住在所代表地区的候选人被称为外来政客（carper baggers），他们在选举中要面临一场艰苦的斗争。然而，包括英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这种要求，尽管作为一名本地人参选的确会有所帮助。一些英国选区希望他们的候选人在当选后居住在当地，但是，许多选区并不坚持这一要求；毕竟，议员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伦敦，而定期访问，对他（她）听取选民的抱怨并维持与选民的关系来说已经足够了。在英国，政党比个人更重要。极少数议员可能就是他们所代表的选区的当地人。

对议会候选人来说，博弈的对象是安全席位（safe seat），并获得地方选区组织的批准参加竞选。一些非常安全的席位通常被分配给政党领导人，因为如果他们在下议院中失去席位的话，将是一件非常令人尴尬的事情。比如，布朗首相代表的柯科迪（Kirkcaldy）和考登比斯（Cowdenbeath），就是苏格兰爱丁堡北部工党的可靠选区。通常认为大约有450个席位（总共有646个席位）是安全的。

对于不安全的席位，那些其他政党通常会赢的地方怎么办呢？这些地方是考验精力充沛的政治新手的战场。保守党和工党在伦敦的中央办公室可能会送一个有前途的新手到明知不能获胜的选区组织去。当然，当地机构必须同意这个候选人。即使这个候选人选举失利，他（她）的能量和能力也会被认真关注。人们将这名候选人与此前的候选人作比较，评价他（她）做得有多好。有前途的新手将被留意。为了下一次选举，伦敦总部可能把一个更加安全的选区分配给这名候选人，在那里，他或她将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最后，该候选人要么是在竞争性的选区中赢得选举，被一个安全选区所接受，要么从政治中隐退。英国大部分的高层政治家，包括首相在内（布莱尔和布朗均在其中），都在第一次竞选中失利，然后被分配到其他选区。对他们来说，失利没有什么可耻的；这很正常，这是训练和检验一名英国政治家的部分内容。

5.2党内政治

英国政党与内阁相似，需要寻求平衡。政党领导人既不能过多关心他（她）的党内派系，又不能完全忽略它们。为了制定政策，领导人通常给予不同派系发言的机会，但是，为了赢得下次选举，又让所有的事情处于温和的控制之下。将自己描绘得更加民主的工党在一年一度的政党大会上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保守党这样尝试了一段时间，但在2005年它回到古老的精英传统，只由保守党的议员而不是由政党大会选出党的领导人。

政党领导人必须在有时是极端主义的政党好战分子和通常来说是温和的选民之间保持平衡。如果一个政党采取过于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工党过左，保守党过右）的话，就会失去一些选票。因此，政党领导人倾向于保持暧昧温和的立场，试图满足党内真正的信仰者和普通选民的要求。如果在寻求平衡的过程中犯错的话，他们就会要么失去党员，要么失去选民，要么失去两者。20世纪80年代，工党变左，而保守党奉行极右的撒切尔路线。这时，中间主义的自由民主联盟（后来变为一个政党）在1983年的选举中赢得了1/4的选票，这对两个主要政党来说都是一个警告。

尽管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上被认为是温和的，但是，无论是英国工党还是保守党，它们的队伍中都有不同的重要的意识形态观点。工党分裂为“左翼”和“右翼”。来自于好战的工联主义传统以及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的工党左翼，想使工业国有化、废除“公”学、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退出欧洲联盟，并销毁英国或美国的核武器。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s）和托洛茨基派（Trotskyists）曾经控制过工党。另一方面，工党右翼是温和的、中间主义的。它曾支持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比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但是，它现在不希望工业国有、征收高额税收。在外交政策领域，它亲北约、欧洲和美国。工党中的极右翼认为左翼的思想是激进的，并且失去了一些政党的选票。在托尼·布莱尔的领导下，工党右翼获胜，并让左翼闭嘴。为了1997年的选举，布莱尔称工党为新工党（New Labour），宣称新工党对商业、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持友善态度。

作为一个对其实用主义引以为豪的无组织的政党，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保守党内部没有意识形态争议或不同的派系观点。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保守党是由两种明显的思潮组成的。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思潮称为传统倾向和撒切尔倾向。前者并不是一种美国式的保守思想。美国保守派倡导一种完全的自由经济，不要政府的干预。相反，传统的保守党（Traditional Tory）希望做一个考虑到每个人利益的政党，加之以传统的做事方式，并受精英领导人的引导。这曾被称为“一个民族”的保守观，因为它不接受阶级划分的观念。

撒切尔主义（Thatcherite）一翼（可以回溯到19世纪的自由主义，现在在欧洲和拉丁美洲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与美国的保守主义很像：他们希望政府不要干预，放开经济。“二战”以后，这种观点开始出现在保守党内部，并且，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5年成为政党领袖，这种观点走到了前台。撒切尔把传统的保守党人称为温和派（wets），把好战的撒切尔主义者称为强硬派（dries）。（这两个词汇取自寄宿学校的俚语，“wets”指被吓坏的、尿湿裤子的小男孩，而“dries”指没有尿湿裤子的、强壮而勇敢的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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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工党险胜

在2005年5月举行的大选（general election）中，英国工党在执政8年后，赢得了第三次任期，这也是工党第一次做到这一点。它的得票率从2001年的41%下跌到了35%，但是，仍然赢得下议院646个议席中的大多数。要记住，英国的选举制度使获胜党的代表人数超出得票比例，和美国那样。工党在2005年大选中的得票只是相对多数，这在英国很正常。自1935年以来，英国没有一个政党实际上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投票率只有61.3%（但是高于2001年的59.4%）。

保守党在投票中获得了一些人气，议席比例从25%上升到30%。自由民主党也有所斩获，但是在议会中依然没有得到充分代表，因为他们的投票者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剩余10.5%的投票分散在一些小的、主要是地区性的政党之中。每一个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政党都赢得了几个议席。

工党再次获胜，原因是当时英国的经济表现非常好，失业率是30年中最低的。然而，许多工党的支持者都强烈痛恨布莱尔跟随布什总统参加伊拉克战争，而投票给自由民主党。保守党人不能利用这个议题，原因是他们也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保守党四年中的第三任领袖迈克尔·霍华德使反对移民成为保守党的重大议题，但是该议题从未挑起论战。保守党人被人们称为几乎提不出正面议题的“肮脏政党”。霍华德在2005年的选举后辞职，留下了一个分裂的、毫无章法的保守党。

| 得票率（%） | 议席
| 2005年 | 2001年 | 2005年 | 2001年
工党 | 35.2 | 40.7 | 356（55%） | 413（63%）
保守党 | 32.3 | 31.7 | 197（30%） | 166（25%）
自由民主党 | 22.0 | 18.3 | 62（10%） | 52（8%）

问题是，一些旧式的英国保守派发现彻底的资本主义几乎与社会主义一样危险。由于走向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从未有过的最高纪录，撒切尔面临保守党内“温和派”对其“强硬派”政策的一次反叛。在约翰·梅杰掌权后，撒切尔主义的议员们试图抛弃梅杰。在欧洲统一问题上，保守党依旧是分裂的。撒切尔赞成共同市场，但是反对把共同市场变为一个侵犯英国主权的欧洲联盟。她和她的跟随者们被称为欧洲怀疑论者（Euroskeptics）。梅杰和他的追随者们热衷于支持欧盟，是欧洲热心主义者（Euro enthusiasts）。他们赞同199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使欧洲统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保守党领袖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是一名欧洲怀疑论者，他在领导一个在“向前看的现代化者”和“向后看的传统主义者”之间分裂的政党时，困难重重，在2005年选举失利后，他辞职了。正如工党在早些时候做的那样，保守党人试图给自己重新打上中间主义政党的标签，并在2005年任命一名无经验的年轻人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时年39岁）出任本党领袖。卡梅伦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现代化者和温和派。他增加了保守党在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

2010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保守党大会中发言。他同时也是保守党的党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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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党的斗争

民意调查不时暗示自由民主党可能成为英国的第二大政党。在一些选区，它已经是第二大政党了。对两大政党普遍的幻灭感使自由民主党在2005年的大选中有所进步，因为他们是唯一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自由民主党，与之前的自由党一样，过去是工党和保守党之间的一个中间政党，但是，现在工党已经占据了中间位置，自由民主党常常站在工党左边的位置上。

1988年，原来的自由党和在1981年从工党中分离出来的小的、新的社会民主党合并成自由民主党。两种立场并没有彼此赞同。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经济和国防问题上——社会民主党比自由党更加保守。自由党倾向于在同性恋权利和开放移民问题上采取极端自由的立场，他们希望英国退出北约，并不再拥有核武器。坚持工党右翼起源的社会民主党不主张单方面裁军，并感到生活方式问题使该党失去了一些选票。新的政党与美国民主党在许多观点上是相似和相同的。

英国的选举制度——单名选区加相对多数获胜制——对第三党来说是残酷的（就像在美国那样），特别是像自由民主党这些在地理上分散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使潜在的选民气馁，他们不愿意把选票浪费在他们担心永远不能执政的政党身上。自由民主党的最大的希望是在英国引入一些比例代表选举制度的因素。

5.3政党和利益集闭

政治家们说什么和他们提供什么是两回事。政治家们对不同的听众讲话。对政党普通成员，他们肯定党的信仰，要么是拥护福利国家，要么是拥护自由企业，这要视情况而定；对选民，他们通常会缓和意识形态的提法，并提出模糊的口号，比如“稳定与繁荣”或者“改变的时机”之类的口号。但是静悄悄地，通常是在幕后，政治家们也和代表企业、商业、专业人员和劳工的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进行交易。英国选民的一大部分至少属于一个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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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会中拯救工党

从1983年的选举大败开始，工党就一直在努力恢复元气。它的部分问题是过左的政党形象，另外一部分问题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在当年的年会上，工党压倒性地选出新的领导人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试图由他来修复这两个领域的问题。尼尔·金诺克是一名雄辩的威尔士人，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冷淡一样有魅力。41岁的金诺克是煤炭工人的儿子，当时是工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金诺克首先必须抑制工党中的极端主义者，他驱逐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好战派别（该派别组成了一个迷你政党）。金诺克干得不错，使工党的得票率从1983年大选中的27.6%上升到了1992年的35.2%。但是，他给人的深刻印象是华而不实，并且依然受到保守党提出的工会控制了工党这一指责的伤害。工党确实是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之上，并且十分依赖工会，而一些工会是由好战的社会主义者领导的，他们宁愿输掉选举也不愿意抛弃原则。

金诺克在1992年工党连续第四次大选失利之后辞职，为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让路。后者是一名53岁的苏格兰律师，他甚至比金诺克更加的实用主义。史密斯是一个几乎没有超凡魅力（charisma）的笨拙的演讲者，他开始重新为工党确定方向，使之与工人阶级相比，更加偏向中产阶级。高税收和公有制被抛弃；教育中的规则被引入。但是，史密斯必须打破工会对工党的控制。许多工会领导人反对他；他们喜欢通过数百万工会成员的代理投票控制工党年会90%的选票。这种工会的控制常常非常左，使得工党不为大多数英国选民所接受。1993年，史密斯改变了工党的制度，把选择候选人的过程还给地方的政党组织；现在工会控制的大会选票数不足一半。1994年，史密斯死于心脏病。

然后，托尼·布莱尔同工会较量，让工党删去了自1918年就是党章一部分的第四条。该条要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换句话就是社会主义。由于布莱尔在1996年发表的非常温和的宣言，工党——现在被称为“新工党”——开始看上去很像美国的民主党。尽管工会和左翼好战分子讨厌布莱尔，但是，工党成员数量和选举支持率一路攀升，直到它连续赢得1997年、2001年和2005年的三次大选。然而，不仅仅是布莱尔在做这些工作；把工党推回到中间路线的进程始自于1983年的金诺克。

大约25%的英国工人属于工会，这个数字比撒切尔执政时的55%下降了很多，但依然是美国或法国的2倍（但只有瑞典的一半）。工会是工党有选举权的成员。直到1993年，工会在工党的年会上控制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工会依然向大多数政党的预算和竞选基金捐款，提供基层人力和组织。特别重要的是英国工会联合会（Trades Union Congress, TUC）领导人的观点，没有一个工党的领导人能够完全忽略英国工会领导人的意愿。

这就使工党公开受到它被工会操纵并为工会工作的指责，使工党背上了太左、太强或太愿意罢工的名声。为了消解这种名声，无论是工党还是工会的领导人都否认工会对工党的控制。实际上，工党的一个竞选策略是宣称只有工党能控制工会，而不是相反。托尼·布莱尔对工会领导人指出，一次接一次地输掉选举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莱尔和布朗的撒切尔主义经济政策把一些英国工会推回到好战的立场上。布莱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工人联合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紧密联合。这种联合在北欧的工业化国家很正常，正如我们在研究德国时将看到的那样。

几十名工会成员以工党议员的身份在议会拥有席位；更多的议员对地方工会帮助他们的选举表示感谢。这种工党内部的工会集团能够迫使工党政府缓和可能对工会造成伤害的措施。然而，工党领袖有时会使工会领导人放弃原来的主张。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工会得到太多的话，工党将输掉选举。重复一下，担任政党的领导人意味着要在几股势力之中进行平衡。

众所周知的、直接代表特殊利益的议员，即利益议员（interesed member），并不限于工党一方。大量的保守党议员是许多企业的利益议员，而且他们并不加以隐瞒。当这种关系被揭露或是当金钱改变了权力的时候，努力支持某个集团的议员就会因不名誉因素而变得有名。不名誉因素（sleaze factor）伤害了梅杰时期的保守党和布莱尔时期的工党。他们的一些副手为了金钱而出售贵族身份。人们发现到处是从某一方拿钱的政治家，这在所有的政党和相对干净的国家中都有。

英国工会联合会在保守党方面的对应团体是有影响力的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CBI）。它在1965年由三个小集团合并而成。英国工业联合会为大多数英国雇主说话，但是与保守党并没有正式的联系，即便它们的观点经常是类似的。英国工业联合会对撒切尔的反国有化政策感到高兴，尽管英国的企业家们发现这意味着取消对他们企业的补贴（subsidies），并因此而喘不过气来。撒切尔不能完全忽视他们，因为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成员和金钱支持着保守党，而且有几十名附属于英国工业联合会的公司董事把持着保守党在下议院中的议席。

5.4针锋相对的政党

观察英国的选举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把它看作每隔几年就举行一次的历时一个月的竞选运动，是一个短暂而高效的范本，特别是与耗时长、花费大的美国选举运动相比更是如此。然而，另外一种方式是把它看作几乎是永久性的选举运动，开始于在最近一次投票的新一届议会重新召集那天。正式的选举运动可能只有几个星期，但是在反对党计划如何罢黜当前政府之前又是长期的。

主要的战场是下议院。英国的议员很少被党派合作精神所鼓舞。反对党的义务就是反对，他们通过非难政府做的每一件事情进行反对，从不胜任工作和腐败到性丑闻。反对的重要武器是使对方窘迫，使一名内阁大臣看上去像一个傻瓜。为难的时间是质询时间（Question Hour），当下议院开会的时候在星期一到星期四进行。传统上，这个时间是为议员们预留的轮流针对坐在前排凳子上的内阁大臣提出的书面问题。比如，在大多数星期三的中午，布朗首相要到下议院面对保守党的批评，其他内阁大臣在这一星期内的其他几天面对质询。反对党试图把一名大臣推到尴尬的位置上，在那里他（她）不得不说谎，答错问题，或者是勃然大怒。然后，反对党得意地笑道：“看，你们并不适合统治。”

5.5内阁与公务员

我们在此前已经讨论过，英国的内阁大臣都是通才而不是专才，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任何特殊的管理才被选择担任大臣职务。那么，由谁来管理各个部门呢？英国每个部的名义领导是大臣；他（她）在内阁讨论中代表自己的部门，并在下议院中为自己的部门辩护。但是，管理各部的不是大臣，而是公务员。

大臣们每隔几年就换一次；最高层级的公务员即常务次官（permanent secretaries），在部里的时间要长得多。常务次官常常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比大臣具有优势。大多数常务次官后来会被授予骑士爵位，而很少有大臣会被授予该爵位。尽管在现在的英国，骑士身份（knighthood）纯粹是荣誉性的，但是，它依然象征着社会优越性。常务次官挣得比大臣多，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薪资几乎是大臣的两倍。大臣们发现，几乎不可能解雇或者调动常务次官。常务次官在退休或者到待遇更好的私人企业去的时候，拥有决定由谁来替代自己的权力；他们倾向于是自我筛选的精英。常务次官总是扮演卑微的、服从的公务员角色，但是，有些大臣想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板。

常务次官由几名副常务次官（deputy secretaries）辅助，后者又由副次官（under secretaries）和助理次官（assistant secretaries）辅助。这些名称看上去像美国的部，但是，在美国，这些人的全部或大部分都是政治任命的，为总统服务，并在新总统上台之际辞职。在英国，只有一些由次级大臣（总共约有100人）辅助的大臣才随着新政府的上台而变化。在美国是短期政治任命的部长在英国却是常任官员。

这就给予公务员权力。他们不是业余者而是熟悉他们所在部的人事、问题、利益和预算的官员。知识就是权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高级公务员悄然行使着权力。在常务次官或他们的助手从来没有——嗯，几乎没有——走到公众面前表明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公务员们向他们名义上的老板即大臣们呈交某种思想、项目、法案和预算，表明他们的观点。大臣在理论上控制着他们，但是，在实际中，大臣确实对自己的部知之不多。相反，大臣要依靠公务员。因此，尽管大部分法案和预算提案要经过内阁，但是，它们并不是源自于内阁。常任公务员工作的本质是治理。

民主制

英国有多民主？

官僚的权力是一个很好的反讽。我们已经看到英国是如何走向民主制的。首先是限制君主的权力，然后是扩大参与。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得仔细一些，我们就会注意到许多重要的决定仅仅有一部分通过民主程序制订。公务员在没有民主输入的情况下制定了大部分政策。这是否意味着在英国没有真正的民主？不，它意味着我们必须明白，没有一个国家能对其官僚机构施加完美的控制，政党和选举只是这么做的尝试而已。

实际上，我们讨论过的大部分互动并不在任何形式的大众控制之下。诸如意识形态的内讧，利益集团对政党和官僚机构的影响，高级公务员与大臣们的关系，以及官衔授予这些和其他的互动都不在民主的控制之下。人们甚至没有投票给谁的选择；那是政党中有影响之人的事情。所有人要做的就是每隔几年去投票，而且选择是有限的。

这再一次意味着在英国没有真正的民主吗？不，一点也不。一些人持有一个被夸大了的民主版本，把它看作是一个每个人决定每一件事的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我们最能要求一个民主国家的是，领导团队（在英国是首相和内阁）在选举中定期对人们负责。这使他们保持警惕，并非常关注公共利益，压制特定的利益和腐败，确保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行。正是对选举惩罚的担忧，使得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有成为民主国家的资格。伟大的卡尔·J·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提出的期望反应法则（rule of anticipated reactions）使统治者保持关注。我们将学到一点，即不要对政治系统抱太多的期望。

在英国各部中，真正的权力在财政部（Treasury）。它有时被称为“部中之部”，它不仅仅监管主要的经济政策路线，而且还对各部中谁得到什么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英国政府中任何拥有聪敏想法的人——一名新大臣或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公务员——很快就会碰到财政部这个障碍。财政部是“一个说不的部”。

英国财政大臣沿用古老的名称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这一名称最初指国王税收的管理员，现在是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第二号人物。有些财政大臣后来成为首相，就像戈登·布朗在2007年那样。因此，这个职位上的人会受到人们的密切注意。

财政大臣之下是通常的次官和公务员，但是，他们是颗自我成长的种子，比其他官僚更加聪明和更有权力。在团队精神的基础上，财政部的家伙只信任财政部的其他成员，因为只有财政部能够看到英国政府和经济的全局，以及众多部分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其他部门只看到它们的一角，因此，这些部门不应该受到注意。这种态度使财政部及其人员给人们一种冷酷、淡漠无情的印象，是“官僚的政府”。但是，没有人曾试图取代它。

政治文化

封号的效用

英国另一个从以前留下来的东西是君主授予的诸如“骑士”这样的荣誉。这不仅仅是旧习俗，它是一种有多重目的的回报制度。爵位的授予是一种回报，鼓励人们退休，向新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开放职位。期望拥有骑士身份（爵士）或贵族地位（peerage）（勋爵）的人更有可能悄悄地离开。这些荣誉也使接受者变得文明；一旦在名字前面加上一个称号，即使是好战的工会领导人和贪婪的商人也开始哲学式的讨论公共利益了。

女王只有根据首相的建议才能奖励这些人和其他有卓越贡献的人。首相有一小拨人注视着有能力的公务员、商人、工会会员、士兵、政治家、学者、艺术家和作家，并建议谁应该得到什么称号。在变成骑士或者贵族之外，卓越的英国人还可能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嘉德勋章、功绩勋章、巴思勋章、皇家维多利亚勋章，以及其他许多勋章。荣誉授予是英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是鼓励对制度的忠诚并与制度合作的一种方式。

5.6行政部门与利益集团

此前，我们提到利益集团与政党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是利益集团表达意见的唯一渠道，而且这常常也不是最重要的渠道。大量的利益集团的影响发生在幕后与官僚机构静悄悄的接触之中。事实上，由于议会的权力被强大的首相和政党纪律剥夺，以及内阁大臣要依靠常任的公务员，因此，许多利益集团自我问道：“谁还为议会费心？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付诸行动的地方即官僚机构？”

这种办法对企业和商业来说尤为正确；工会的主要努力依然集中在工党身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在于工会希望的东西与商业集团想要的东西在本质上是相反的。工会希望出台适用于数百万人的有关就业、工资、福利等领域的总政策。企业通常希望出台适用于一些企业的特定而狭隘的有关税收、补贴、管制等的官方决定。因此，工会倾向于在政党政策这个更加公开的环境中战斗，而商业集团则更希望是悄悄地请一名政府官员共进午餐。

在与英国经济生活的某个部门的紧密工作中，一个特定的部门会看到自己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行政管理者，而是一个相关的、殷勤的帮助者。毕竟，如果企业步履蹒跚的话，它就要责备监控它的政府机构。如此，公务员把经济利益集团的领导人看作是他们的“客户”，并要反映客户的观点。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而且这在每个国家都有发生——我们就说企业“俘虏了”行政部门，或者说企业将行政部门“殖民化了”。

行政部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交流强化了这种模式。一名常务次官在企业中可能要比在白厅挣得多；他们中不时会有人离开政府，到更绿的牧场去。（我们在法国和日本也将发现这种模式。）出于同样的原因，商业的执行官有时也会进入高级行政管理职位的行列。所根据理论是不确定的，即如果他们能够经营好一家公司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管理好政府。要点是，在公务员和私人企业之间发展友好关系。

1. 政党形象：选举人对某个政党的感觉。

2. 政党认同：选民对政党心理上的忠诚。

3. 游离的：从一次选举到下一次选举改变政党倾向的选民。

4. 议席：立法机构中的成员资格。

5. 选区：选出一名立法者的区域或人口。

6. 中央办公室：英国政党的伦敦总部。

7. 外来政客：在美国的用法中，指来自于选区之外的候选人。

8. 安全席位：在投票中长期支持某个政党的选区。

9. 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人。

10. 托洛茨基派：信奉利昂·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反斯大林理论的人。

11. 新工党：托尼·布莱尔为其领导的非常温和的工党取的名字。

12. 传统的保守党：温和的或中间主义的保守派，非撒切尔主义的。

13. 撒切尔主义：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奉行的意识形态，包括自由市场和反福利。

14. 新自由主义：复活自由市场经济，以撒切尔主义为代表。

15. 温和派：在撒切尔的用法中，指过于胆小而不敢运用她好战的新自由主义的保守党人。

16. 强硬派：在撒切尔的用法中，指分享她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的保守党人。

17. 大选：选举所有议员的全国性投票。

18. 欧洲怀疑论者：不愿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强化欧盟的人。

19. 欧洲热心主义者：喜欢欧盟，并愿意加强欧盟的人。

20. 超凡魅力：其希腊语的意思是天赋；政治吸引力。

21. 英国工会联合会：英国的劳工联合，相当于美国的劳工联合会—产业组织联合会（AFL-CIO）。

22. 利益议员：众所周知的代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议员。

23. 不名誉因素：公众对接受贿赂的政治家的看法。

24. 英国工业联合会：居于领导地位的英国商业联合会，相当于美国的制造业者全国联合会。

25. 补贴：政府对个人或企业的经济援助。

26. 质询时间：下议院中预留给议员质问大臣们的时间。

27. 常务次官：公务员中的最高职位，管理一个部，名义上位居大臣之下。

28. 骑士身份：贵族的最低一级，其头衔是“爵士”。

29. 期望反应法则：弗里德里希的理论，即政治家们在计划自己的行动时，以不触怒公众为条件。

30. 财政部：英国监管经济政策和其他部门预算的部。

31. 贵族地位：男或女勋爵，地位比骑士高。

第6章
英国人在争论什么

问题与讨论

1.相对衰落与绝对衰落有什么区别？

2.撒切尔治疗英国经济的药方是什么？有效果吗？

3.塞缪尔·比尔关于英国衰落的论点是什么？

4.什么是生产率，以及它为什么如此重要？

5.英国能够在什么领域进行宪政改革？

6.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制度有效果吗？与美国相比呢？

7.什么是权力下放？它会导致半联邦制吗？

8.北爱尔兰回到和平了吗？为什么？

9.英国对欧洲联盟的立场是什么？对欧元的立场呢？

英国的经济衰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最初，它只是一种相对衰落（relative decline），因为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比英国快。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英国陷入一种绝对衰落（absolute decline）之中，因为通货膨胀超过了工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变差。这个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看到意大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自己。同样地，英国的前殖民地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要比英国高。在英国，正在发生的似乎是去工业化（de industrialization）；在一些年份，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萎缩。这些被称为“英国病”，一些美国人担心它有扩散性。

6.1“英国病”

英国为什么衰落？对这个复杂的问题，有两种基本的回答方法。一个方法是从人们的态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入手，即心理—文化的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从实体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入手，即政治—经济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归纳为“头脑材料对硬材料”。两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循环影响。

一些人强调，英国人的“非工作”（nonwork）态度是问题的根源。鄙视工作，认为工作俗气，工作只是为了赚钱的旧式贵族在英国从来没有被彻底地取代。相反，新兴的企业家们盲目模仿旧式精英，成为休闲和文化绅士。在公学和牛津剑桥，年轻的英国人学会了蔑视商业和技术技能，支持人文学科。强调的重点是拥有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相应地，英国偏向于缺乏勇敢的和有创新性的资本家。许多英国人对休闲时光的喜爱胜过金钱。

英国的阶级制度使情况变得更糟。英国的经理们——大多是中产阶级——鄙视工人；他们不会与工人混杂在一起，提供的指导和激励也不够。英国工人的反应是与他们的“同志”团结一致，并且对工会的忠诚胜于对公司的忠诚。如果心理—文化的方法是正确的话，拯救英国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英国的文化，但是根深蒂固的态度拒绝改变。

另外的方法，即政治—经济的方法，认为糟糕的态度反映了有缺陷的政府政策。改变政策，创造一个新的环境，那么态度也将改变。撒切尔主义者提出了这一点，指责工党在1945年引入的福利国家的扩大。这使许多人不生产（producing）就消费（consume），补贴没有效率的企业。以前的政府放纵工会，工会提高工资并降低了生产率（productivity）。福利国家不断扩大的成本耗尽了本应该用于投资的资金。投资不足意味着生产不足，这又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需要既削减福利国家的救济金，又削减对企业的补贴，然后迫使态度发生某种变化，虽然这会有点痛苦。撒切尔主义者这样认为。

6.2撒切尔的药方

撒切尔针对英国经济问题开出的药方，在现在看来依然是有争议的。撒切尔主义者认为，她的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或者是执行的时间不够长。反对撒切尔主义的各方人士认为，她的政策残酷而没有效率。撒切尔主义者看待问题的方式是，无论是工党还是此前保守党政府执行的福利计划政策的随意性超出了国家相应的支付能力。工会成功地增加了工资，但是这与生产率不相协调，国有化和补贴企业浪费了金钱，结果是通货膨胀（inflation）和不断下降的生产率，使英国成为“欧洲病人”。撒切尔的药方，部分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主义（monetarist）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的过快增长是通货膨胀的原因。撒切尔削减官僚机构、减少福利的增加和对企业的补贴，目的是控制英国的货币供给，并恢复经济的健康。

一些英国人想知道这一药方是否比疾病还要更加糟糕。在一段时期，失业人数占全部劳动力的14%，成千上万的企业破产，而且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增长乏力。更加温和的保守派请求撒切尔执行温和的政策，但是，撒切尔被称为铁娘子不是无端的。“铁娘子不会转向。”她说。她把经济困难看作是英国要变好的泻药。她的一个经济学家说：“当我看到没有效率的工厂倒闭时，我不会掉眼泪。我对此感到高兴。”撒切尔和她的支持者重复道：“在你生产之前，你不能消费。”

渐渐地，这个论证开始有说服力。许多英国人不得不承认他们一直以来消费的比生产的要多，获得补贴的工厂和矿山抽干了经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更加苦口的药是必需的。几乎就像是英国人对他们搭便车的行为感到内疚，而且知道他们现在必须全部付清欠款。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中的工人阶级投票给保守党比投票给工党的要多。

但是，撒切尔经济学行得通吗？保守党在1997年下台的时候，撒切尔政策的结果是混合的，但总体上是正面的。通货膨胀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是欧洲最快的国家之一。国有的英国钢铁、英国莱兰（汽车）和其他自战争以来为了防止失业而曾经被国有化的企业削减了臃肿的劳动力并提高了生产率。许多国有企业被卖掉，这一过程被称为私有化（privatization），去管制（deregulation）增强了竞争。公共住房的租用人获得机会以低成本购买自己的住处，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变成保守派。工会减弱了对工资和其他方面的要求，而且工会成员迅速减少。许多脆弱的企业破产，但是，成千上万的新的中小企业涌现出来。资本和劳动力从正在失败的企业转移到赢家，这正是一个良好的经济体制应该做到的。一个类似加利福尼亚的计算机产业在苏格兰形成了一个“硅谷”，而在剑桥大学周围出现了一个“软件村”。

重要概念

“多元停滞”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关于英国衰落的命题：太多的利益集团向政党提出了太多的要求，而政党又向每个人许诺一切。结果导致多元停滞（pluralistic stagnation），英国的利益集团争取社会福利、增加薪水和企业补贴。两个主要政党互相竞价，向更多的利益集团许诺更多的好处。

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一种强烈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现象在英国出现。该现象否定传统的文明和服从文化，并使利益集团的要求更加咄咄逼人。由于每一个利益集团都要求更多，获得更多，所以，没有一个利益集团有任何理由进行自我限制，因为自我限制可能会使它们落后。政府的津贴满足了工会的工资要求，工资要求引发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要求政府津贴……

比尔命题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它正好指责了长期以来为政治学家们所赞美的自由和民主的基础：多元主义（pluralism）。比尔揭示了，它可能会狂乱地运行；利益集团彼此阻挠，并且妨碍政府，导致比尔所谓的“公共选择的瘫痪”。这与你们国家的制度有相似之处吗？

撒切尔经济学将工人从他们的工会自满中摆脱出来（“我很好，杰克”）。当政府的国家煤炭管理委员会关闭了上百家不盈利的矿井，并减少了2万个工作岗位的时候，矿工们在1984年举行了长时间激烈的罢工。这场罢工得到其他一些工会主义者的支持。撒切尔不会放弃原来的主张；一年以后，矿工们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大约与此同时，里根总统降服了罢工中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新的法律限制工会领袖召集罢工的能力。在英国，罢工的数量和时间急剧减少。

就像最近几十年来的美国一样，英国的收入不平等增加了。在撒切尔和梅杰时期，英国家庭中收入低于平均收入一半的数量，从1979年的500万上升到了1993年的1400万。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导致城市骚乱。主要的地区差异出现在富裕的、复苏的、有新兴高科技产业的英格兰南部与衰退的、被放弃的、失业最严重的英格兰北部之间。撒切尔从未控制住政府支出。像美国的应得权益（entitlements）—样，根据法律，英国政府支出的大部分必须要支付。英国的社会福利在撒切尔和梅杰时期事实上增加得很快，尽管他们做了最大的努力去削减它们。削减福利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措施，但是很少有获得成功的；有太多的人不得不依靠它。而且，20世纪80年代末期，信贷和支出的增加使通货膨胀回到10%以上，英国经济又跌入衰退（recession）之中。在竞争方面，英国的生产率低下且工资高，所以，英国制造业中的工作机会继续向其他国家转移。

比较

福利国家的成本

福利国家的另一面是其昂贵的程度。2005年，所有层级的政府的各种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如下表。

几乎所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一直在减税。表中显示的大部分百分比低于前几年，暗示了整体经济的增长和福利资金的削减。

表6-1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瑞典 | 50 | 德国 | 35
法国 | 44 | 加拿大 | 33
意大利 | 41 | 澳大利亚 | 31
欧元地区平均水平 | 40 | 日本 | 27
英国 | 37 | 美国 | 27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OECD）。

撒切尔的主要遗产是英国政治辩论的措辞变了。1945年，工党把辩论焦点转到了福利国家之上，保守党不得不按工党的措辞来与工党竞争，从来没有严肃地挑战“再分配是好的”这一潜在前提。撒切尔完全改变了这一点，使辩论成为关于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辩论；现在，工党不得不按照她的措辞来与之竞争。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影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辩论。工党首相布莱尔和布朗并没有否定撒切尔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他们偷取了这些政策，并且可能会做得更好。2007年，英国的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的5%，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的失业率都在9%左右。而且，英国实际上没有公债或通货膨胀。英国确实改变了。

6.3国民医疗的难题

英国福利政策的核心部分是国民医疗服务制度（NHS）。该制度于1948年开始运行，是工党帮助英国工人阶级的长期义务的一部分。在“二战”以前，英国的医疗保健质量参差不一。许多英国人的身体非常不健康，在战争期间服役时，骨瘦如柴。保守党和英国医疗协会反对该制度，但是这与历史潮流相悖。

比较

生产率竞赛

没有生产，就没有美味的甜食。生产就是使什么成形。生产率就是使之成形的效率有多高。你可能生产很多，但是生产率很低，苏联存在的这个问题使共产主义政权解体。在主要的经济体中，英国的生产率有点低。在2005年每小时工作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与英国相比，法国要高出20%，美国要高出18%，德国要高出3%，不过，加拿大要低6%，日本要低17%。

生产率的增长——一名工人在一年中每小时生产的额外数量——是未来繁荣的衡量标准。生产率的迅速增长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低增长意味着停滞甚至是衰落。2000年到2005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百分比如下表。

印度生产率的迅速增长与几十年前的日本相似。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起点较低，因此显示出以最快的百分比增加。过一段时间以后，当所有容易的增加都实现以后，国家的增长就会变得更加“正常”，就像日本那样。早些时候，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一直是工业化国家中最差的。它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突然增加反映了在效率和信息技术中的大规模投资使工人的生产率提高。

生产率并没有告诉我们完整的经济状况，因为它的焦点是制造业。发达经济体雇佣的大多数人集中在服务业而不是在工厂。在服务行业中，生产率的提高更难实现，也更难衡量。

表6-2 1990—2008年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百分比
中国 | 4.1 | 印度 | 2.8
日本 | 1.2 | 英国 | 1.2
美国 | 1.1 | 德国 | 1.1
法国 | 1.1 | 墨西哥 | 0.4
巴西 | 0.3 | 俄罗斯 | 0.2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会议理事会。

国民医疗服务制度有效果吗？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英国人现在比过去要健康得多。婴儿死亡率是衡量整体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它从1931年每千名新生婴儿的64名下降到了现在的5名，英国的工人阶级受益尤其多。英国人只花了国内生产总值的9%在医疗保健上，但是比花了15%的美国人还要健康。

但是，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一直跟不上猛涨的成本，尽管它已占了政府全部支出的1/5。英国人现已变得更老了，而老年人在医疗保健上的消费是年轻人的许多倍。医疗技术进步的代价十分昂贵。该制度要求设立许多官僚机构，国民医疗服务署有100万员工，是西欧最大的雇主，但是人员和设施并没有跟上需求的步伐。金钱并不仅仅花在那里。如果外科手术不是急救手术的话，病人需要等上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在英国，辩论围绕着“哪种模式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展开，是通过一般的税收收入继续为国民医疗服务制度提供资金，还是采取欧洲的资助模式，包括强制雇员和雇主分担一定比例以及私人医疗保健？工党赞成前者。

民主制

布莱尔的计划是什么？

布莱尔计划的主要内容不是英国的经济，而是英国的制度。他进行大胆的宪政改革，使英国的政治制度实现现代化。英国的政治制度在数个世纪中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他的一部分计划已经成为法律，而另外一些仍然在由布朗政府讨论。布莱尔将作为英国的现代化者而名垂千古。

1.一部成文宪法。在英国，由于没有确定的限制，权力可能被滥用。布朗首相希望制定更多的成文规则，使政府的权力更加负责。

2.—部美国式的《权利法案》。布莱尔通过使议会采纳《欧洲人权公约》作为国内法律而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使英国自2000年起，与欧盟其他国家站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英国人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法律保障的新闻自由，并免遭警察高压方式的侵犯。布朗可能会更进一步，通过地道的英国权利宪章。

3.司法审查。在英国，议会通过的任何法案是自动合宪的。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英国的法院不能制约行政机构的暴行。许多英国人羡慕美国最高法院扮演的担保人的角色……

4.信息自由。英国有一部几近于审查制度的《政府秘密法案》。政府所有错误的行为都被隐瞒起来。许多英国人羡慕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案》。

5.—个有意义的上议院。正如我们在第3章讨论的那样，1999年，布莱尔取消了上议院的大多数世袭议员，并在很大程度上使上议院掌握在终身议员手中，从而使上议院实现现代化。剩下的问题依然是它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布朗正考虑给予它一些权力以制约下议院和内阁的权力。

6.权力下放。布莱尔很聪明地实行这一措施，给予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广泛的地方自治，并使它们拥有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参见接下来的讨论。）

7.—个新的选举制度。正如我们在第3章讨论的那样，传统的头名过关制使两大政党得到过多回报，而使第三党处于不利地位。加入一些比例代表制因素（“圆满完成”席位分配），就像已经在苏格兰和威尔士新的议会选举中实行的那样，选举将变得更加公平，特别是对自由民主党来说。布朗可能会考虑这一问题。

8.英国的公共服务正在受到破坏。教育、铁路和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已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需要新的管理制度和资金来改善它们。布朗暗示将继续推动这一方面的改革。

9.猎狐问题已经变成“乡村危机”的一个愤怒的象征。农民抗议农业收入日益减少，憎恶推高国内物价的外来者，以及不满对口蹄疫的处理不当。这些问题在2001年爆发。“现在他们想剥夺我们‘骑马狩猎’的传统。”农民们抱怨说。他们想传达的信息是：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

6.4北爱尔兰问题解决了吗？

现在的阿尔斯特还称得上和平。但是，在经历了30年的暴力以后，仇恨依然很深。没有人能够预测在2007年组成的权力分享政府是否稳定。以前的共识已经破裂。与以往相比，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变成更加分裂的两个社会。

在1998年的耶稣受难日，双方达成协议，但是该协议很快就失败了，因为它没有解决基本的问题：北爱尔兰应该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吗？天主教徒最希望统一，而清教徒则愤怒地加以反对。双方温和的政党均已萎缩，而极端主义政党则在壮大。2005年，伊恩·佩斯利牧师（Rev.Ian Paisley）领导的好战的民主统一党赢得了阿尔斯特18个议席中的9个。曾经一度倡导暴力的新芬党领袖格里·亚当斯在2005年宣布，爱尔兰共和军将放下武器，并用政治手段努力实现其目标。爱尔兰共和军由于不加区别的杀戮而失去了人们的支持。佩斯利称亚当斯是一个恐怖分子。确实，亚当斯是爱尔兰共和军七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布莱尔首相促成了1998年的《耶棘受难日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他的保守党前任几乎没做什么工作，因为他们不愿与新芬党谈判。在字面上，这一协议看起来不错，但是花了9年去执行它。协议重开了位于斯托蒙特（Stormont）的北爱尔兰议会，自1974年以来该议会一直被关闭。此前，议会被清教徒控制，这是天主教徒抗议的一个原因。斯托蒙特的权力和预算权力很大，管理着北爱尔兰的教育、医疗、社会、住房和农业服务。

北爱尔兰议会的108名成员现在由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各部在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分配；北爱尔兰议会中的大多数政党至少获得一个大臣职位。政治学家们把这种安排称为联合（consociation），联合有时对维系一个分裂社会的统一是有益的。第一大臣（事实上的地方长官）是佩斯利牧师，但是他的副手马丁·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ness）是新芬党格里·亚当斯的亲密同事。在2007年协议的签字仪式上，佩斯利与亚当斯甚至是微笑着握手。双方的筋疲力尽和大众对“麻烦”（Troubles）的厌恶，可能是最终说服不可能合作的双方进行合作的原因。

6.5英国的种族问题

英国社会与美国社会一样，由于种族和宗教而分裂。白人与非白人和穆斯林几乎没有关系，而且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仇恨。最远可追溯到1958年，从那以来，英国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种族骚乱。出生在英国的非白人现在约占英国人口的7%（4%是南亚人，2%是黑人），许多人居住在处于衰落中的英格兰北部工业城市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英国的种族和穆斯林问题是帝国的一个遗产。1948年，英国在法律上允许殖民地的本地人成为英国臣民（subjects），准予他们在联合王国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尽管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20世纪60年代，殖民地被准予独立，但是作为英联邦（Commonwealth）的成员，各殖民地的人们依然有权利移民到英国。20世纪50年代，来自加勒比的西印第安人来到英国，然后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他们在英国做英国人不愿意做的卑贱工作，然后再把他们的亲戚召唤过来。多年来，他们在英国的纺织企业工作，但是纺织企业倒闭了，留下许多穆斯林没有工作可做。英国现在有160万穆斯林，其中大多数是巴基斯坦人。（法国有更多的穆斯林。）同时，白人的不满增加，特别是在工业衰落和失业人数庞大的地区的工人阶级中间。一些英国人以并非开玩笑的方式提到“伦敦斯坦”。1967年，出现了一个公开的、种族主义的国民阵线。国民阵线呼吁把所有的“有色人种”赶回他们原来的国家。支持国民阵线及其后继者英国国民党（BNP）的光头仔喜欢“怒殴巴基斯坦佬”。在诸如“白人权利”之类的旗号下，反移民的投票增加了，但是，从未在议会中赢得议席。与欧洲大陆相应的政党比如法国国民阵线相比，英国国民党要弱小得多。

两种力量使得穆斯林被隔离：白人的歧视和穆斯林保留自己原来信仰和文化的想法。对白人来说，一个特别的剌激物是穆斯林妇女戴着遮住整个脸庞的面纱。由于陷入两种文化之中，一些失业的被疏远的穆斯林年轻人受到狂热的伊斯兰教宣教者的影响。2005年，4名穆斯林年轻人（3人是巴基斯坦裔，但出生在英格兰，1人出生在牙买加）在伦敦地铁安置了三枚炸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安置了一枚炸弹，爆炸总共杀死56人并使700人受伤，其他的爆炸接踵而来。一个充满敌意的年轻的穆斯林社会工作者说：“当他们炸伦敦的时候，爆炸越大越好。我知道那将要发生，因为本·拉登舍赫（Sheikh bin Laden）是这么说的。像巴厘岛那样，像土耳其那样，像马德里那样——我为它祷告，我期盼那一天的到来。”英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憎恨英国。

工党候选人在伦敦的竞选活动。几个黑人议员在议会中赢得了工党的议席。

保守党长期以来一直劝说选民，呼吁他们在移民“淹没”英国文化以前“明确地终止移民”。自1962年以来，两个主要政党都收紧了英国的外来移民政策，直到现在依然非常严格。布莱尔和布朗首相都谴责爆炸，并警告鼓吹圣战的穆斯林神职人员终止这种行为，否则就要被驱逐出境。一些人担心英国公民权因此而被削弱，但是，更多的人为政府的警惕性鼓掌叫好。

比较

如何改善英国的教育

一直以来限制英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是其糟糕的教育水平。英国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占优势。许多人在16岁的时候离开学校，他们的数学和文字能力很差，形成了一个美国式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能负担得起学费的英国父母们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上学。

与美国一样，英国还在辩论一个古老的问题：即教育中质量和公平的关系。保守党人选择质量，主张回到通过考试为精英中学挑选最好的学生的制度。这些精英中学有些是独立的，但是也得到政府的补贴。北爱尔兰保留了这些古老的“文法学校”，它们整体表现得更好。然而，工党要求教育中的公平，反对挑选学生，希望改善综合学校的资金、标准和纪律。2000年，英国15岁孩子的考试成绩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要好，与美国相比，更要好得多。令人惊奇的是：德国的成绩跌落到了美国的水平；令人不惊讶的是：日本学生的数学成绩很高。

英国面对同样古老的问题：一个宽容的社会如何应对好战的不宽容者？大多数英国人在碰到自杀式爆炸这样的情况时，较少准备宽容。像所有的西方国家一样，英国因此而发现自己在辩论的问题是：公民权的界限在哪里，而国土安全从哪里开始？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在其土地上容忍圣战者（jihadis）。注意法国和德国是如何面对同一个问题的。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历史上，欧洲大地一直是移民出境（emigration）的国家，而不是移民入境（immigration）的国家。美国在处理移民入境问题上做得更好，因为我们都是外来移民或者是他们的后代。然而，美国人也希望新来者成为爱国的美国人，如果新来者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变得愤怒。

6.6英国与欧洲

直到最近几十年，英国人都没有把自己当作是欧洲人；大多数人瞧不起从英吉利海峡那边过来的人。在“二战”后，英国不是像欧洲大陆的国家那样，为走向一个统一的欧洲而努力，而是强调它的英联邦关系，以及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当欧洲其他国家与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保持距离的时候，托尼·布莱尔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政策。

英国没有加入1957年创建了欧洲共同体（EC，1993年后是EU，即欧洲联盟）的《罗马条约》，但是，在1960年建立了一个更加松散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在欧共体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经济冲到前面的同时，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外围七国”（Outer Seven）——英国、奥地利、丹麦、芬兰、冰岛、挪威、葡萄牙、瑞典和瑞士——慢慢与欧洲主要市场切断了联系。1963年，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但是，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否决了英国的申请，指责英国依然与英联邦和美国联系紧密，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戴高乐是对的。

地理

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

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的英国，现在已经变得有点不那么中央集权了。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凸显出中心—边缘紧张状态。中心—边缘紧张状态折磨着许多国家。一般而言，边远地区离国家的首都的距离越远，其不满就越多。自中世纪以来，威尔士一直是英格兰的一部分；英格兰王和苏格兰王在1603年合二为一。但是，只是到了1707年，两个国家才同意在伦敦建立一个单一的议会。旧有的不满从未消失。威尔士和苏格兰一直都比英格兰穷，这使得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感到他们在经济上被忽略了。

在20世纪，这种感情的政治受益者是工党。现在工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在苏格兰和威尔士，投票给工党成为地区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成为拒绝接受保守的英格兰统治的一种方式。中心—边缘紧张状态在投票模式中显露出来。20世纪60年代，小的威尔士民族党（Plaid Cymru，意思是“威尔士的党”）和苏格兰民族党逐步发展壮大，现在两党在议会都有议席。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地区民族主义（regional nationalism）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之外的许多国家得以发展：法国的科西嘉和布列塔尼，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地方分离主义的出现有几个原因。经济是一个原因；地方民族主义者宣称他们的地区受到中央政府不公正的对待。一些人强调他们地区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要求在学校教授这些语言和文化。地方民族主义背后的一些动力，是现代国家的巨大和遥远，人们感觉到重要的决定不在地方的掌控之中，而是由官僚们做出的。而且，常常是潜藏在表面之下的愤怒，是一个曾经被征服、被占领并被剥夺了自己身份的地区持有的历史性的仇恨。无论是什么样的混合物，地方民族主义有时把其追随者变为狂热分子，试图破坏整个国家，获得自己的出路。幸运的是，这并没有在英国发生。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从没有像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或法国的科西嘉人那样极端。

在苏格兰，经济因素在其民族主义的上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20世纪60年代在苏格兰旁边的北海发现石油的时候，一些苏格兰人并不想与联合王国分享全部的石油收入：“它是苏格兰的石油！”石油为苏格兰提供了经济独立和自治的可能性，以及成为一个不再是英国北部贫穷地区的可能性。（加拿大的亚伯达省对其石油也有相似的感觉。）

对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首要的议题一直是语言，即古老的威尔士人的（Cymric）凯尔特语。大约13%的威尔士人讲威尔士语。由于威尔士的学校要求学生学习这门语言，因此讲该语言的人数一直在增长。现在，在威尔士，威尔士语与英语是同等的官方语言，威尔士还有威尔士语的电视频道。

工党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自治或自主问题一直都要更开放一些，实行被称为权力下放（devolution）的政策，即中央向边缘地区授予一定的管理权力。1977年的一份权力下放法案同意建立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但是该法案在全民公决（Referendums）中失败。在1997年的选举中，苏格兰和威尔士压倒性地支持工党。在选举之后，托尼·布莱尔再一次提出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建立当地的议会，并在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1999年，几乎是在阿尔斯特获得地方自治的同时，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选举出了地方议会。选举采用了新的选举制度，该制度最终可能会被全英国采用。德国式的制度给予每个选民两票，第一票投给头名过关制的单名选区，第二张票投给多名选区中的政党。第二票的结果被用于“完成”每一个政党的议席数量分配，直到它们获得的席位在比例上大致符合得票的比例。

新的议会在教育、经济计划和税收等方面有一些权力，但是，一些苏格兰人拒绝接受他们的议会，认为它是“一个空间极小的虚假的议会”，他们要求完全的独立。布朗首相自己也是苏格兰人，他非常反对这一观点。在2007年的拥有129名成员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SNP）以微弱的优势超过工党。有人预测，在下一次大选中，工党在苏格兰议会中的议席会输给苏格兰民族党。（2012年10月，首相卡梅伦与苏格兰首席大臣萨尔蒙德签暑了关于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最终协议，同意苏格兰在2014年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苏格兰是否脱离英国独立。——编者）

虽然英国人并不使用这个词，但是，英国现在已经是半联邦制（quasi-federalism）了，而且它还可以走得更远。越来越少的人称自已是“英国人”；渐渐地，他们明确地说自己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或威尔士人。权力下放也许已经启动了一个在逻辑上导向联邦制的一连串过程。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对本地事务有投票权，而且在威斯敏斯特对英格兰的事务也有投票权。这是不公平的，2/3的英格兰人现在想要拥有自己的英格兰议会。逻辑上，英格兰——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一个分裂的地区——应该拥有管理自己地方事务的权利。（或者，要限制苏格兰人的或威尔士人的议员在纯粹属于英格兰的事务上投票，这是一个笨拙的管理事务的办法。）英格兰有9个行政区，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构成在英格兰实行联邦制的基础。距一个联邦制的英国诞生还有很大的距离。最后，人们可能会给上议院一个重要的功能：代表各地区。其他的单一制国家，比如法国和西班牙，已经渐渐变成了半联邦制国家。

到1969年戴高乐辞职的时候，英国已经准备好了加入欧共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支持这一想法。对传统的保守党人来说，这意味着将放弃英国的一部分主权，并把它交给欧共体在布鲁塞尔的总部，还意味着要平等地对待欧洲人。对每一个人来说，它意味着更高的食物价格。对制造业者来说，它意味着英国产品必须与常常是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的、从欧洲大陆进口到英国的免税商品竞争。对渔民来说，它意味着英国的捕鱼区域对所有的渔民开放。对工人来说，它意味着失去一些工作机会。许多英国人希望坚决地保留英国风格。小的联合王国独立党（UKIP）的目标是使英国退出欧盟。

赞同加入欧盟的观点强调，英国需要改变和竞争，正是改变和竞争的力量使欧洲企业生气勃勃。欧洲热心主义者认为，在地理上、在战略上、在经济上，甚至在精神上，英国实际是欧洲的一部分，应该像欧洲一样开始行动。关于欧洲的辩论超越了政党界限，有时导致了右翼保守党人与左翼工党党员的奇怪联合，他们出于各自的原因都反对欧洲。1971年，在保守党政府时期，下议院以356票对244票同意加入欧共体；69名工党议员没有服从党鞭的指令，投了赞成票，而有39名保守派，挣脱政党纪律，与工党一起投了“否决”票，这表明英国的政党纪律并不完美。1973年1月1日，英国与丹麦、冰岛一道使六国共同市场变成了九国。（欧盟的成员更多，参见第17章。）

当工党重掌权力的时候，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向英国公众提出了一次，也是第一次全民公决。全民公决在法国很常见，但是在英国，由于有议会主权的传统，以前从未举行过全民公决。1975年的全民公决表明大多数英国人想留在欧洲，但是有1/3的英国人不愿意。如果再进行一次全民公决的话，英国选民可能会拒绝新的欧盟宪法。欧盟宪法被法国和荷兰的选民在2005年的全民公决中否决。

撒切尔是一名英国民族主义者和欧洲怀疑论者，她对欧盟采取强硬路线。她说，共同市场是好的，但是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超国家的实体，那将会损害英国的主权。许多英国人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MU），或者是其新的货币欧元。他们的口号是：“欧洲可以，欧元不行。”欧洲货币联盟的确拿走了主权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每一个国家控制本国货币的能力，把这种能力给予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许多英国人（以及其他一些欧洲人）担心，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将控制欧洲货币联盟，而且由德意志银行来决定关于货币供给和利率的政策。英国（与丹麦和瑞典一道）在欧元被引入的时候袖手旁观。布莱尔和布朗是谨慎的欧洲热心主义者，等着看欧元如何发挥作用。欧洲怀疑论者领导着保守党。英国在欧洲问题上依然是分裂的，一些英国人想要退出欧盟。也许英国真的是一个大西洋国家，而不是一个欧洲国家。英国自然的共同体可能是跨越大洋的英语国家。

6.7大不列颠或小英格兰？

这句话概括了现代英国的两难境地：是缩小其自身还是缩小其愿景。英国在一个世纪的进程中，已经明显地衰落了，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当19世纪后半叶英国还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和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的时候，它拥有权力、财富和一种使命感。这反过来在英国人中间培育了秩序、纪律和服从。在失去帝国并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之后，哀退、暴力和不满就出现了。

英国的发展轨迹反驳了进步是直线发展的（unilinear）观点。在英国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上升的最终会落下来，但是这种过程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现在，作为许多欧洲国家中的一员，英国正在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现实。新生已经开始。为了明白其他国家是如何变好的，一个社会和经济如何能够从静止不动的状态变为充满活力，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法国。

1. 相对衰落：经济上跟不上其他国家的速度。

2. 绝对衰落：与自己的过去相比，经济变得越来越弱。

3. 去工业化：重工业的衰落。

4. 生产：制造东西。

5. 消费：购买东西。

6. 生产率：制造东西的效率。

7. 通货膨胀：大部分物价的上涨。

8. 货币主义：弗里德曼的理论，即货币供给增加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发展。

9. 私有化：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

10. 去管制：削减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措施。

11. 多元停滞：一种认为不受控制的利益集团导致了政策僵局的理论。

12. 反文化：反对传统的价值观，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现象。

13. 多元主义：社会集团之间以及它们与政府的自主互动。

14. 应得权益：公民们自动有权获得的支出计划，比如社会保险。

15. 衰退：衰落的经济，由国内生产总值的下跌所显示。

16. 《耶稣受难日协议》：1998年达成的在北爱尔兰分享权力的协定。

17. 联合：在行政层面分享政治权力，所有的主要政党在内阁中拥有职位。

18. 臣民：最初指君主的一名臣民；现在指英国公民。

19. 英联邦：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国家组成的组织。

20. 人力资本：国家劳动力的教育、技能和积极性。

21. 下层阶级：永久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

22. 圣战者：来自于圣战（jihad）；穆斯林的圣战战士。

23. 移民出境：移出你的祖国。

24. 移民入境：在一个新的国家重新定居。

25. 地区民族主义：在一些边缘地区出现的排他主义的和分离主义的运动。

26. 权力下放：中央政府把一些权力移交给地方。

27. 全民公决：针对某个议题而不是政府机关的投票。

28. 半联邦的：不彻底的联邦的。

29. 直线发展的：平坦的并总是向上的进步。

第7章
法国的历史影响

问题与讨论

1.与对英国的影响相比，罗马对法国的影响是什么？

2.法国的核心地区在哪里？这一地区是怎样成为核心的？

3.谁是法国绝对主义的象征？

4.重商主义理论的内容是什么？

5.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是什么？

6.法国杰出的思想家与英国的相比，有什么不同？

7.克兰·布林顿的革命理论是什么？

8.以什么样的政权，法国才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

9.德雷福斯事件表明了什么？

10.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管理法国？

11.戴高乐是如何上台的？

许多法国人理所当然地吹嘘：“法国拥有一切。”法国的版图呈六边形，其中三条边是海岸线，其他三条边位于大陆上，法国因此既是一个大西洋国家，又是一个地中海国家和一个阿尔卑斯山国家。法国拥有富饶的农田，可通航的河流，丰富的矿产与温和的气候，但它没有英国式的壕沟。因此，在应对来自北部和东部大陆上的进攻时，法国的防守过于脆弱。在历史上，英国只有过小规模的军队，而法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这有助于解释法国绝对主义兴起的原因。法国的国王们有军队可以依靠。

在国内，由于文化与气候的差异，法国被人为地分为北部与南部两个不同的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居民直到中世纪末期都还说着不同的语言。日耳曼地区的北部居民说俄易语（langue d' oïl），其语言中的“是”这个词成为现代法语中的“oui”。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南部居民说奥克语（langue d' oc），得名于它的“是”（“oc”）这个词。在13世纪时巴黎的国王征服了南部地区后，奥克语就衰落了。直到今天，南部地区的居民还保留着不同的口音，憎恨巴黎的统治。该地区仍旧被称为朗格多克（Languedoc）。

7.1罗马的影响

正如大多数民族一样，法兰西民族也是由不同族群融合而成的。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里，凯尔特人部落涌入法兰西地区并与当地的利古里亚人（Ligurians）融合。随后，古罗马人占领了这片区域，称其为高卢（Gallia）。相比英格兰而言，罗马对法国产生了更为持久和深远的影响，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抹去了这种影响，而迁入高卢地区的日耳曼部落自身罗马化了。因此，在语言学上，英语属于日耳曼语系，而法语属于罗曼语系。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日耳曼部落的一支法兰克人接管了现代法国的大部分地区。法兰克人的首领克洛维（Clovis，“路易”一名来源于此）于公元496年受洗。自那以来，法国一直主要是天主教国家，被称为“教会的长女”。在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的率领下，法兰克人于公元732年成功击退了摩尔人的入侵，这可能挽救了欧洲。“铁锤查理”的孙子查理曼（Charlemagne）于公元800年建立了一个大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的区域大致相当于欧盟最初6个成员国的范围。虽然这个大帝国很快就分裂了，但是，查理曼却播下了欧洲统一的思想种子。

地图7-1 法国地图

地理

河流

可通航的河流是经济动脉，它可以将整个国家连接起来并发展国际贸易。英国的泰晤士河就让内陆地区有了一个通向大海的出口。而法国的塞纳河、莱茵河、罗纳河和卢瓦尔河为其提供了贸易通道和四通八达的出海口。法兰西的国王们用庞大的运河体系补充原有的河流渠道，有些运河现今仍在使用。莱茵河就像西欧的高速公路，连通着瑞士、法国、德国和荷兰。多瑙河将整个奥匈帝国联系起来，但是，数个世纪以来，它位于黑海的出海口一直被满怀敌意的土耳其人所控制。俄罗斯的河流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流去，要么注入北冰洋，要么注入黑海。而在黑海这边，奥斯曼帝国控制着重要的土耳其海峡。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在黄河和长江附近发端，早期的印度王国分布在印度河和恒河一线。

7.2法国绝对主义的兴起

查理曼之后是一个混乱时期，法国因此同德国一样，被分成了一些小的王国和公国。与直到19世纪还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不同的是，法国的国王们寻求个人独断的权力统一和集中。法国的国王们从巴黎地区和法国原属岛屿向外推进，在保有对巴黎控制的同时还增加了领土。

在狡诈的路易十一统治期间，法国的封建主义开始向绝对主义让路。在他1461—1483年的执政期间，法国的面积增加了一倍，直到几乎是今天的形状。他还削弱了封建贵族的权力，无视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而且为了增加税收，他还建立了一套皇家官僚机构。这种模式至少在其后来的三个世纪里得到了加强，并使得今天的法国依然是高度集权的。路易十一还加强了同罗马的联系，从来没有像英国那样与梵蒂冈断绝关系；相反，天主教会一直是法国君主制的支柱。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被控制、大规模屠杀和流放。然而，在1589年，王室的继承者是一名胡格诺派教徒，即纳瓦拉的亨利。只要亨利接受天主教义，天主教会就为他加冕。对此，亨利耸肩首肯道：“一场弥撒换个巴黎很值得。”

在路易十三统治之下，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于1624—1642年间成为首相和实际上的统治者。由于想获得法国的权力和荣耀，黎塞留进一步削弱贵族的权力，只招收中产阶级的官僚，并派出只听命于巴黎的督察官（intendants）来控制地方各省。黎塞留是一位组织天才，永远为法国打上了官僚制的印记。

地理

核心地区

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容易辨认的核心（core）地区。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个核心地区往往是整个国家的发源地。一些国家不止有一个核心地区，这就可能造成一种地区性的紧张关系。一个国家的首都通常就位于核心地区。远离核心地区的区域是外围地区。通常，这些地区更多的是一些新近并入的、可能操着其他不同语言的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对核心地区的统治感到不满。当一些省份试图分离出去的时候，这种不满就变得很致命，例如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土耳其的库尔德地区。造成科索沃悲剧的部分原因是科索沃在中世纪是塞尔维亚的核心地区，但是在1389年被土耳其人征服后，塞尔维亚人便被取代，并向北迁徙，科索沃慢慢变成了一个以阿尔巴尼亚人为主的地区。回顾其历史，塞尔维亚人拒绝放弃他们古老的心脏地区。

法国可以算作是拥有核心地区的几乎完美的例子。它以巴黎为中心，扩张其统治、语言和文化，并一直关注于完善国家的整合。这是一个缓慢并至今仍未完结的过程。19世纪时，一些法国的地区仍然讲着怪异的方言。在审慎的教育政策下，一批听命于巴黎的学校教师分布到了法国各地，用历史学家尤根·韦伯（Eugen Weber）的话说，他们将“农民教化成法国人”。因此，部分边缘地区仍然对巴黎充满憎恨。布列塔尼、科西嘉岛和朗格多克地区，试图保留当地的方言和地区文化。科西嘉岛的极端分子偶尔还会有暴力活动。

英格兰是联合王国的核心地区，而由托尔特克人、阿兹特克人和西班牙人建立和巩固的墨西哥峡谷是墨西哥的核心地区。德国的核心地区就不那么清晰明显了。在中世纪时，许多日耳曼超小国家保持着各自的主权和方言，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普鲁士领导德意志于19世纪完成统一大业，因而，柏林成为国家的首都。但是，许多地区对普鲁士并未抱有多少敬意；天主教地区的巴伐利亚和莱茵兰地区不喜欢普鲁士的威权主义与新教教义。德国一直为各州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所困扰，这也是促成今天的联邦制的一个因素。纳粹主义是通过疯狂的民族主义尝试使德意志各地区统一于中央控制之下的努力的一部分。由英国的帝国主义者集合组建起来的尼日利亚没有核心地区，这是尼日利亚分离的部落主义的根源。

苏联则表现了其斯拉夫核心地区和非斯拉夫边缘地区之间的巨大鸿沟。俄罗斯数量众多的民族仍然保留着各自的独特性和怀着不满情绪。由于缺乏像其他民族国家那样的凝聚力，苏联只可算作是殖民帝国的一种类型。俄罗斯的斯拉夫人核心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逐渐击退了鞑靼人、土耳其人和瑞典人，直到他们横跨欧亚。当时的沙皇向东派出远征军，宣布从塞尔维亚至太平洋的土地归其所有。在19世纪中期，俄罗斯征服了中亚大部分穆斯林—突厥民族。俄罗斯化（Russification）这一政策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它甚至还激起了针对莫斯科的民族主义仇恨。各共和国脱离苏联可被看作是一种去殖民地化。剩下的俄罗斯联邦仍然包含着一些试图分裂的地区，比如车臣地区。

日本的核心地区是东京—横滨一带。日本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紧张关系，表现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紧张、农业县与渔业县之间的紧张。伊朗有着讲非波斯语并憎恨德黑兰统治的边缘地区。美国的核心地区发端于大西洋沿岸的13个殖民地，特别是北部的几个殖民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其他联邦地区憎恨。

法国贵族抗争过集权，但遭到了失败。一些法国贵族（aristocrat）先是在1648年，然后又在1650年发动了一场缺乏组织的叛乱，这场叛乱被称为“投石党起义”（Fronde）。回想那个时候，英国的贵族和他们的平民盟友试图将实行绝对君主制的国王斩首。在法国，贵族们迅速垮台，失去了英国贵族享有的自治权（autonomy）。

7.3路易十四：绝对主义的顶峰

“朕即国家”（L'éetat, c' est moi）是人们经常引用路易十四的一句话。在路易十四于1661年继位之时，法国的绝对主义已经成形，而路易十四将其推向了顶点。路易十四的徽章是一轮太阳，世间万物都围绕着它。这位太阳王加强了其政府的集权化与官僚化，旨在扩张他自身以及他所统治的法国的力量。路易十四使大规模的军队陷入了接连不断的战争之中。他身兼首相一职，躬亲繁琐的行政事务，同时，他从未召开过三级会议。他建造凡尔赛宫（Versailles），并邀请大量的贵族入住，这样，热衷于权力争夺的贵族渐渐沉迷于阴谋、情爱与虚浮的生活。当英国的贵族在其属地上的统治像国王一样之时，法国贵族已沦为了宫廷中的朝臣（courtiers）。

凡尔赛宫，于1961年在巴黎市郊动土，自从路易十四起一直作为法国皇宫。它的规模和富丽堂皇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欧洲。

路易十四的“战争与辉煌”政策就像一台财政抽水机。因此，为了驾驭财政经济以服务于国家，路易十四的大臣科尔贝（Colbert）推行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政策。重商主义是一套关于国家的财富等同于它所拥有的黄金，以及积累黄金的方式是为了让政府利用计划、补贴、垄断和关税来监督经济的理论。这为大多数欧洲国家和日本设立了一套模式。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相比，它更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监管。

路易十四作为一名有能力的君主，给整个欧洲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他的国王们也试图模仿他。法式烹任、建筑、服饰与法语风行整个欧洲大陆。从外部看来，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比英格兰更令人难忘。在没有“制衡”的阻碍下，中央集权的法国君主制创造了伟大的成就。但是，英国通过扩大政治参与，发明了一套更为稳定的制度。

7.4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会爆发？

尽管辉煌一时，但是，18世纪的法国面临重重困难。法国国库经常濒临破产，特别费钱的是法国向反抗英国的美利坚殖民者提供的援助；法国这么做，与其说是爱好和平，不如说是报复英国。法国的官僚机构腐败丛生，工作效率低下。法国政权很晚才认识到重商主义并非一种好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尝试采用自由市场的方式。但是，到变革之时，法国的工业和农业已经适应了原来的国家保护政策，并希望继续沿袭这一政策。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关于“自由”、“被统治者的认可”和“公意”的新思想开始传播。这些思想具有潜在危险，能够削弱旧制度（ancien régime）

地理

法国的边界

这是一套被遗忘的、古老的、教授地理的方法。我们在这里将重新采用这套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强制性地记住一国边境上的国家。

法国的北边是比利时和卢森堡；

东边是德国、瑞士和意大利；

南边是地中海和西班牙；

西边是大西洋。

这四个方面仅仅只给出了一个大致的状况。德国与法国的北部也相邻，但主要是位于法国的东面。与给一张空白地图再贴上各国名字的方法相比，利用相邻两国的边境线这一工具进行记忆更为有效。边境相邻记忆法（bounding）使学生们在头脑中不需要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便可画出整幅地图。要想巩固你的知识，在地图7-1的基础上，大致勾画并标出法国及其邻国，接着凭记忆重做一次。只要你记住了本书中这9个国家的各个邻国，你就能标出除非洲外的其他大洲的众多国家，因为非洲的版图非常破碎和复杂。为填补空缺部分，我们的边境相邻练习还将包括一些其他国家。边境相邻记忆法对英国只有有限的作用，因为联合王国仅有一条陆地边境线，请问是哪条？

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指出的那样，许多革命极少发生在情况糟糕的时候，而往往是发生在时局有所好转之时。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享受着持续增长的经济所带来的好处，然而，这带来了越来越高的期望，并激起人们对越来越快地变得更加富裕的富人的嫉妒心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在伊朗国王的统治下，伊朗的经济增长可能是高度不稳定的。而且，路易十六已下定决心改革政治体系，并为某种类型的代表权做准备。但是，正如我们在俄罗斯和伊朗看到的那样，对一个不公正且不受欢迎的体系的改革是极端困难的，常常会导致革命。

人物

三位法国天才：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

伏尔泰

卢梭

18世纪的三位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和卢梭（Rousseau，1712~1778），用各自的方式向法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宣扬：旧制度已行将就木，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体系。与英国思想家不同的是，他们用抽象的、笛卡尔式的（Cartesian）和逻辑的理性作为武器，而英国思想家更多的是依靠经验性的事实。法国人不喜欢现实事物，因为它们不能构建起逻辑体系，这一点使得他们近乎走向激进主义。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代表人物。他怀疑和嘲弄他所见到的一切愚蠢的事物。伏尔泰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天主教会。他认为天主教会不宽容，缺乏理性而且虚伪。他曾说道：“Ecrasez I'infame”（“摧毁一切丑陋的东西”，指的是教会）。这成为反教权主义最初的呼声，并在大多数天主教国家中传播开来，墨西哥也包括在内。（但是不包括爱尔兰和波兰。想想这是为什么？）我们将看到，法国仍然保留着一些旧有的教权—反教权分裂的残余物。

孟德斯鸠男爵游遍整个欧洲，收集素材，完成其第一部关于比较政治的书籍：《论法的精神》。他深感于英格兰的自由，认为这归功于英格兰政府各不同部门的制衡。孟德斯鸠描绘了一个在英格兰已经成为历史的英格兰制度的理想模型，而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对其作了字面解读。孟德斯鸠认为各国能或多或少地依靠理性来选择其政府模式。自那时以来，法国人一直在选择和抛弃某种政府模式。

让-雅克·卢梭生于日内瓦，却在法国长大。他是三位思想家中思想最为复杂且最具危险性的一位。他的假设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是自由、快乐且品性善良的。（注意与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状态相比较。）他认为是社会腐蚀了人类，主要是私有财产导致了不平等和嫉妒。卢梭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中开篇便写下那句著名的格言：“人生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之中。”人类如何才能得救呢？卢梭进一步假设道：在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个人观点之下，还存在着一种实现共同的善的公意（general will）。这种公意即使在部分人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也能被发现和执行；他们将“被迫自由”。批评家指责卢梭同时为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因为他的理论促使独裁者压制不同意见并声称他们“真正知道”人们的需求与渴望。

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倾向于要求一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变革；英国的思想家更愿意慢慢的、谨慎的变革，以保存整个体系。法国思想家从骨子里就厌恶他们的政府；英国思想家却不然。

重要概念

布林顿的革命理论

伟大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在他1938年的《剖析革命》（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一书中认为，所有的革命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他比较了几次革命，但是他主要的模式是法国革命。布林顿提出的革命阶段如下：

·旧制度失去其统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它变得无能和犹豫不决。知识分子们尤其与之疏远（alienated）。一个不断改善的经济环境激起不满和妒忌。

·革命的第一阶段来自于反制度团体的增多。触发革命的是某个政治问题，诸如三个等级是否应该分别或者一起开会。该问题是旧制度不能解决的。骚乱爆发，但是，被派去镇压骚乱的军队擅离职守，站到骚孔者一边。反制度的人在人民的庆祝中轻易地获得权力。

·温和派首先获得权力。他们反对旧制度，但是，他们是批评者，而不是革命者。他们想要进行重大的改革，但不是彻底的革命。极端主义者称他们虚弱和胆小，而且在实际中，温和派对镇压极端主义者不够冷酷。

·极端主义者接管权力，因为他们比温和派更加冷酷、有目的和有组织。布林顿将之比喻为一场疾病中的高烧。极端主义者激起一种革命的狂热，抛弃一切旧的东西，强迫人们成为好人，并惩罚在一种恐怖统治之中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敌人。在法国，这一阶段随着罗伯斯庇尔掌权而到来；在伊朗，这一阶段随着霍梅尼掌权而来。

·热月（Thermidor）或者降温阶段，这一阶段是结束恐怖统治的阶段。每一场革命都有一个热月。布林顿将之比作一场高烧之后的病后康复期，因为人性不能太长时间地支持极端主义者和他们的革命纯洁性。那么，权力可能落入恢复秩序但不是自由的独裁者手中，比如拿破仑或者斯大林。

布林顿的理论成为一种经典，并在很大程度上经得起时代的检验。各次革命的确似乎都经历了这些阶段，尽管不能精确地预测它们出现的时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俄罗斯和伊朗符合布林顿的模式。

1789年春天，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这是自1614年来的第一次。它的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是从近乎整个全国范围内的男性中选举出来的。第三等级（Third Estate），即平民，要求三院必须统一开会，这就意味着数量较多的第三等级能够控制保守的第一、二等级。第三等级声称其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但是路易十六予以反对。到他屈服让步的时候，许多议会成员变得愤怒而激进，以自我选举的方式选出了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这也是今天法国议会的名称。

紧接着没多久，由于对面包价格上涨感到愤怒，巴黎人民于1789年7月14日攻打了巴士底狱（Bastille）。巴士底狱日成为了法国的国庆日。当听到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时，法王惊呼“这是一场叛乱”（"C' est une révolte"），意指某个能够被镇压的局势。而一位公爵纠正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Non, Sire, c' est une révolution."）这就是革命（revolution）一词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用法。

路易十六之所以不受欢迎还在于他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她是一位轻浮且奢侈的奥地利人。一次，她问人为何会有骚乱，当得知是因为人们没有面包吃时，她扑哧一笑，说：“没有面包？那可以给他们吃蛋糕嘛。”民众痛恨她。因此，在路易十六被砍头后几个月，她在1793年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7.5从自由走向专制

1791年，国民议会建立君主立宪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如果它能有效地阻止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继续发展的话，法国便可能走上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革命类似的道路。但是，法国的君主立宪制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来自国王与一些贵族的反对，他们想恢复绝对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好战的雅各宾派（Jacobins）的反对，他们要求一场彻底的革命。他们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和博爱！”（Liberté, Egalité, Fratemité!）国王因密谋勾结国外王公进攻法国以恢复其权力而被拘禁。他密谋的这次进攻还使雅各宾派得以掌权。在临时组建的且热情高涨的市民军队（“举国皆兵”）的帮助下，雅各宾派在瓦尔密（Valmy）击退了侵略者。

权力落到了罗伯斯庇尔领导下的常被人误解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手中。罗伯斯庇尔是一位外省律师，他是卢梭的狂热追随者。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伴实行了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将两万多人斩首。开始是国王、王后和贵族，随后扩展到任何一个怀疑罗伯斯庇尔的人。最终，在1794年革命历法的热月期间，因为害怕自己可能是下一个被砍头的人，罗伯斯庇尔的战友们将其推上了断头台，结束了恐怖统治。

在所有的混乱之中，军队成为唯一一直存在的机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位年轻的炮兵军官，科西嘉人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在领导意大利和埃及的法军时，赢得了声誉。1799年，一场政变（coup d' état）推翻了虚弱的督政府（civilian Directory），建立执政府（Consulate），拿破仑为第一执政。由于在战争与国内改革方面的杰出才能，拿破仑于1804年自己加冕为皇帝。

然而，拿破仑热衷于战争，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指出的那样，一股革命性的力量，比如处于敌对保守的君主制国家包围之中的法国，只有通过战胜一切潜在威胁才能感到安全。拿破仑使法国成为欧洲的主宰，他利用快速进攻的方式，指挥一只规模庞大且热情高涨的军队，击败了一个又一个敌人，直到最终走过了头。与不列颠领导的联军对峙，在西班牙被游击战骚扰，冬天时在俄罗斯裹足不前的拿破仑于1814年被击败，并被流放到地中海的艾尔巴岛（Elba）。第二年，他尝试卷土重来，数以千计的旧部集合在他的周围，但在滑铁卢一役中，他失败了。

地理

两面旗帜的故事

波旁王朝的旗帜一直是蓝色和白色的，中间有一朵鸢尾花（fleurde-lis）。（今天魁北克的旗帜是蓝色和白色的，并有4朵鸢尾花。）革命采用了红、白、蓝三种颜色的国旗。后拿破仑时代的复辟王朝重新采用原来的旗帜，因为三色旗象征着波旁王朝所憎恶的一切东西。1830年，奥尔良王朝为了平息革命情绪，重新采用三色旗。从那时起，三色旗一直是法国的国旗。

拿破仑留下了一笔具有争议的遗产。他虽然声称一直在巩固大革命，但实际上却建立了一个专制的（tyrannical）警察国家。为了将卢梭晦涩的公意思想具体化，他举行多次公民投票（plebiscites），并总是获胜。他带有沙文主义（chauvinism）的情感，称法国是欧洲的解放者。拿破仑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因此，我们还将看到许多类似的形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之中。当一个社会严重分裂时，就像大革命时的法国那样，权力往往落入救世主的手中，而民主毫无机会。

7.6波旁王朝复辟

当拿破仑被遣送至南大西洋遥远的岛屿之时，路易十六的兄弟复辟，登上法国王位，史称路易十八。直到这时，欧洲才得以喘了口气。在波旁王朝（Bourbon）复辟时期，流亡到欧洲各地的人士回到法国，并要求恢复他们原有的权利。许多法国人不喜欢复辟的波旁王族们，叹道：“他们什么都没学到，也什么都没忘掉。”

法国严重分裂，大多数贵族讨厌大革命，而多数民众至少在某一方面是支持大革命的。天主教会是反动保守的，因为大革命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并取消了其税收特权。法国天主教世代以来都与反教权的共和派分子为敌，反过来，后者也并不信任教会，残存的教权与反教权分裂在法国一直存在。但是，在大革命后的25年里，法国有所改变，国会开始负责一些事务；国王再也不能抛开他们独自统治，拿破仑的内政改革得以保留，公民坚持要求法律面前的平等。

政治文化

德雷福斯事件

对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上尉的审判比任何事件都更能揭示19世纪末期法国社会的深刻分裂。德雷福斯是法国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1894年，德雷福斯被指控将秘密出卖给德国人；他受到被操纵的军事审判，证据都是伪造的，然后被判终身监禁在魔岛（Devil' s Island）。事实很快就弄清楚了，德雷福斯不是罪犯，他被判刑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作为现成的替罪羊而被固执己见的军官们定为罪犯。

法国分裂为两部分。那些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们——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Dreyfusard）——支持平等的共和传统。这些人大多是左翼人士。小说家左拉（Emile Zola）发表了著名的信件《我控诉！》（J' accuse!），指责政府掩饰军方的所作所为。反德雷福斯者们（anti-Dreyfusard）——反动贵族、军官、狂热的天主教徒和反犹主义者——同样热情地为革命前的价值观辩护。大多数法国人支持某一方的观点；甚至发生了街头斗殴。

法国最高法院最终在1906年判决德雷福斯无罪，但是这个事件在法国社会中留下了伤疤。它表明，反动和反犹主义掩饰在好时代（belle epoque）的法国美丽、文明的虚伪外表之下。报道该次审判的一名维也纳记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被这次审判释放出来的反犹主义所震惊，他迅速组织了一场世界性的犹太复国主义的（Zionist）运动，以求把犹太人从他所担心的将会更糟的反犹情绪的爆发中拯救出来。他的担心是正确的。

起初，法国因疲于应付动乱和战争而接受了波旁王朝。但是到了1830年，事实证明波旁王朝同以前一样愚蠢不堪，于是叛乱爆发了。经过一次不完全合法的政变之后，自由主义的奥尔良公爵（Due d'Orleans）路易-菲利普（Louis-Phillipe）取代了最后一位波旁王朝的国王查理十世。他同样愚笨无能，在1848年这个革命性的年份中，一场小小的叛乱就使其挎台。法国成立了第二共和国，但它也没能维持多久。

在历史上，法国由混乱的民主制转变成威权统治。1848年，人们压倒性地选举自称是拿破仑侄子的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为总统，1852年，他利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将第二共和国改为第二帝国，并自封为拿破仑三世。这带来了20年的和平与发展，直到1870年，他被唆使卷入与普鲁士的战争之中。由于过于自信，法国迅速败北，德意志人包围了巴黎，并每天对其进行炮击，但是，法国已没有能宣布投降的政府。而在巴黎，一群普通市民的革命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短命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卡尔·马克思将这个公社看作第一次无产阶级起义，而在左翼人士眼中，巴黎公社运动成为工人力量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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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政治时代

法国的政治历史丰富而复杂。请注意保守年代和激进年代之间的交替是如何地相似。为英国的政治发展绘制这样一个表格要困难得多，因为，自17世纪的英格兰共和国以来，英国就没有发生过急剧的政权变化。

表7-1 法国的政治时代
名称 | 年份 | 典型特征
旧制度 | —1789 | 绝对主义君主制；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受监管的经济
革命 | 1789—1799 | 喧嚣的；击退侵略者；恐怖统治；热月
拿破仑 | 1799—1814 | 重修民法；征服大部分欧洲；自己加冕为皇帝
波旁王朝复辟 | 1815—1830 | 在严重分裂的法兰西尝试恢复君主制
奥尔良王朝 | 1830—1848 | 自由的君主制
第二共和国 | 1848—1852 | 自由共和国的尝试
第二帝国 | 1852—1870 | 路易·拿破仑的保守稳定
第三共和国 | 1871—1940 | 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
维希政权 | 1940—1944 | 德国的傀儡政府
临时政府 | 1944—1946 | 戴高乐领导的联合
第四共和国 | 1946—1958 | 不稳定的、暴躁的、僵止的；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
第五共和国 | 1958— | 强势的戴高乐总统；国家领导的现代化

7.7第三共和国

第三共和国（Third Republic）是法国第一个稳定的民主政体。它是在近乎无政府的状态中诞生的。诞生之际，它面临的第一项任务便是与德意志进行屈辱性的媾和，代价是法国的阿尔萨斯省（具有众多讲德语的居民）和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被激怒了的法国人涌现出报复心理，他们对英国传统的宿怨也转移到了对德意志上。

这个偶然产生的第三共和国实际上却被证明是自旧制度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权。基本而言，第三共和国相当保守，并且是资产阶级的（bourgeois）。在第三共和国存在的时期内，法国并未得到恢复；事实上，社会紧张度还增加了。反动的（reactionary）天主教右翼势力梦想着建立一种威权体制，而左翼则组织社会主义的以及后来的共产主义的政党。由于经济和人口规模增长缓慢，法国远远落后于迅速发展的德国。虽然如此，法国还是步履瞒跚地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起初，法国人欣喜地认为这是一次报复德国的机会，但很快便发现“一战”造成了令人瞠目的损失：150万法国人丧命于战场。尽管法国是战胜国，但这些损失却让法国苦不堪言，使其变成失败主义者。法国夺回了阿尔萨斯，但却没有再打一仗的欲望了。

法国的失败主义对纳粹德国有利，后者于1940年5月至6月轻而易举地横扫整个法国。只有一支法国部队打得不错，该部队是一支由一位名为“戴高乐”的不起眼的上校所指挥的坦克纵队。也正是他多年来一直警告说，法国需要发展更为强大的武装力量。而法国人认为，只要躲在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后面，便可防止法国重蹈“一战”时血流成河的覆辙。但是，固定的防御工事是不能移动的；德国人很容易地从北面绕过了该防线。

7.8维希政权：法国再度分裂

德国人主要是用法国人管理被占领的法国。因在法国中部城镇维希建立而得名的维希（Vichy）政府的成员包括与早先辱骂德雷福斯派的相似的反动派、仇视民主制的人和大唱威权德国赞歌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雄，年事已高的贝当（Marshal Pétain）元帅坐上了政府的第一把交椅，另外一位信奉机会主义的政客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未经选举便当上总理。一些法国人认为，维希政权较之于第三共和国是一种改善与进步，后者于1936年将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选上台。“纳粹分子比共产主义者好。”维希政权的拥护者嘟哝道。法国的党卫军在苏联战斗，法国警察围捕犹太人并将他们移送到死亡营，法国工人志愿到德国工作，虽然大多数法国人耻于承认，但他们中很多人都曾与德国人合作甚至喜欢他们。

然而，另一部分法国人痛恨德国和维希政权。一些人加入了抵抗运动（Résistance），这是一个地下网络组织，从事一些阴谋破坏、秘密监视德国人、营救英美飞行员和不时谋杀与德国合作的人的活动。这一来，法国再次分裂。用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的话说，维希政权时期是“一场法国人与法国人的战争（Franco-French war）”时期。抵抗运动吸引来了一批持多种政治主张的法国人，但是左翼占据主导地位。那些直到1941年德军侵入苏联之前都还拒绝进攻德国的共产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地下组织中行动最为有效的斗士，他们在战争中崭露头角并赢得了威望，建立了一个优良的组织。

使抵抗运动联合起来的关键人物是戴高乐（他在第三共和国最后的日子里被擢升为将军）。他在伦敦对外宣称：“法国输掉了一场战斗，但是，法国并没有输掉战争！”戴高乐团结世界各地讲法语的人士，法国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和众多移居国外的身体强壮的法国人。他宣布建立起了一个流亡国外的自由法国（Free French）临时政府。自由法国军队参加北非的军事行动、诺曼底登陆、1944年的巴黎解放，对盟国（Allies）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帮助。在战争中，戴高乐自视为法国的救世主、现代版的圣女贞德。

7.9第四共和国

从1944到1946年初，戴高乐领导着临时政府。一个新近被选举出来的制宪议会，在左翼政党的主导下起草了一份第四共和国（Fourth Republic）宪法，赋予立法机关以极大的权力。戴高乐反对这部新宪法，辞去职务并告诫道，第四共和国有和第三共和国相同的制度缺陷。他退隐到一个名为科龙贝双教堂村（Colombey-les-Deux Eglises）的小镇中，直到12年后人们呼吁他回来再次拯救法国之时，他才再度执政。

在指出第四共和国是第三共和国的翻版这点上，戴高乐是正确的。第四共和国自成立之初便为虚弱的行政部门、因争吵不休的小党而陷入瘫痪的国民议会和频繁更迭的内阁所困扰。和以前一样，这导致的后果是僵止状态（immobilisme）。政治家们彼此进行政治游戏；他们擅长于破坏，而不谙建设。

与第三共和国一样，如果没有遇上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这样严重的问题，第四共和国还可能坚持下去，但这些问题是暴躁的议会解决不了的。首当其冲的便是印度支那问题。印度支那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法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占领，战后法国重申对它的殖民统治权。1946年，印度支那战争（Indochina War）爆发，这场战争一直拖延到法国在奠边府（Dienbienphu）的要塞失守之时。（同年，美国几乎跳入越南的冲突之中，但是放弃了。）

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更加糟糕。法国人自1830年以来就一直在那里，起初只是为了镇压海盗，后来在那里定居。将近100万的欧洲人掌控着阿尔及利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法国甚至宣布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利用城市恐怖主义发动叛乱。这一次，法军坚决地取得胜利，抓捕民族主义者，并对他们施以酷刑。正当巴黎的平民政治家们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之时，阿尔及利亚的法军在1958年发动了一场政变。伞兵们已做好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上空降落的准备；法国在内战的边缘摇摇欲坠。在最后时分，双方同意请回戴高乐将军。军队想当然地认为他将维系阿尔及利亚法国（Algeria French）（他并没有这样做）。戴高乐表现得似乎一直就知道自己将被召回来领导法国，他开出条件，要求制定一部能治愈第四共和国顽疾的新宪法。他的要求得到满足。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究第五共和国的制度。

三级会议：古老的、已不再使用的法国议会。

胡格诺派教徒：法国的新教徒。

督察官：法国各省的行政官，仅对巴黎负责；是省长的早期版本。

核心：国家起源的地区。

特殊主义：地区对其不同之处的感觉。

俄罗斯化：使非俄罗斯族的民族学习俄语。

贵族：继承了贵族头衔的人。

自治权：部分的独立。

凡尔赛宫：由路易十四在巴黎郊区修建的宫殿和公园。

朝臣：聚在皇家宫廷的人。

重商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其拥有的金和银，可以通过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而积累。

旧制度：法语指原来的制度，大革命以前的君主制。

边境相邻记忆法：说出边界相邻的国家。

笛卡尔式的：以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命名，是基于纯粹的理性而不需要经验参考的哲学分析方法。

启蒙运动：18世纪倡导理性和宽容的哲学运动。

公意：在卢梭的理论中是指整个社会的意愿。

疏远：心理上的距离和敌意。

热月：罗伯斯庇尔倒台的那个月，是在革命高潮后的逐渐平静。

第三等级：三级会议中最大的议院，代表平民。

国民议会：法国的议会。

巴士底狱：原来的、几乎不再使用的巴黎监狱，在1789年预示着法国革命风暴的来临。

革命：突然而彻底地推翻一个政权。

君主立宪制：权力有限的国王。

法国大革命：1789年人民对君主的罢黜。

恐怖统治：罗伯斯庇尔在1793到1794年间通过将异见者送上断头台进行的统治。

政变：军事接管一个政府。

专制的：通常由一个人施行的强制的统治。

公民投票：全民公决；大众针对议题而非候选人的投票。

沙文主义：以拿破仑的士兵沙文命名；强烈的、自傲的民族主义。

波旁王朝：法国在大革命前的王朝。

好时代：“美好的时代”，1900年前后的法国。

犹太复国主义：建立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运动。

巴黎公社：在1870-1871年德国人包围期间，市民对巴黎政府的接管。

第三共和国：从1871年到1940年的法国民主政权。

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的。

反动的：试图回到旧有的方式；极端保守的。

马其诺防线：法国在“二战”前修筑的认为不可能被德国突破的防线。

维希政权：在“二战”期间管理法国的纳粹傀儡政权。

人民阵线：20世纪30年代法国和西班牙由所有左翼和自由派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抵抗运动：“二战”期间，法国反对德国人的地下运动。

自由法国：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的流亡政府。

盟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轴心国的军事联合。

第四共和国：1946—1958年的法国政权。

僵止状态：政府不能解决重大问题。

非殖民化：给予殖民地独立地位。

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年的第一次越南战争，发生在法国人与共产党的越盟之间。

第8章
法国的重要制度

问题与讨论

1.多党制议会的缺点是什么？

2.法国的半总统制是如何演变的？

3.共治解决了什么问题？

4.法国的选举制是如何运行的？

5.法国的两大党与美国的两大党有何相似之处？

6.什么是技术官僚？美国有吗？

7.法国的议会一直以来有多虚弱？

8.法国参议院的优点是什么？与美国的参议院相比呢？

9.法国和英国的政党制度有何不词？

10.法国仍然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吗？

英国宪法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到今天为止依然没有形成一份文件。而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共有15部宪法全都是成文的，但是在实践中常常被修改。美国人以宗教的敬畏之心对待宪法，但是法国人和其他大多数欧洲人一直以来看到的是宪法的不断变化，每隔几十年就看到重新修改宪法的需要。

到1958年的时候，许多法国人都同意第四共和国存在先天的缺陷，并且不能解决非常严重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第四共和国面临的首要的问题，正如戴高乐所界定的，是行政机构即总理（premier）的弱势。总统（president）仅仅是名义上的首脑，这是欧洲各共和国的典型情况，总理依靠的是不稳定的联合（coalitions）。当面临有争议的议题的时候，联合体中的一个或更多的政党可能会离开联合，在不信任投票中投票反对政府，从而推翻政府。在不到12年中，第四共和国总共有20届内阁（“政府”）。政治家有时出于个人的怨恨而投票让有力的总理下台。比如，皮埃尔·门德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在1954年解决了印度支那问题。但是，这使他太受人们欢迎和过于高效，因此，国民议会罢免了他。

第四共和国表现出多党制议会的全部缺点，这种缺点依然在今天的以色列蔓延。这样一种制度也能够运行良好且稳定，就像在瑞典那样，但是这取决于政党制度和国家的政治风格。考虑到法国的各政党和政治风格，一个纯粹的议会制绝不可能运行良好。

8.1半总统制

戴高乐讨厌第四共和国行政机构的软弱，但是他也不喜欢美国式的可能妨碍自己风格的有制衡的总统制。因此，他设计了一种半总统的（semi-presidential）制度，该制度是一个有行政权的总统与一个总理的混合物。然而，在四分之一世纪还多的时间里，该制度并不是总统权力与总理权力的某种类型的平衡，而是总统依靠命令国民议会中的最大集团的投票而具有控制性的影响。因此，在第五共和国（Fifth Republic）的头28年中，该制度其实是总统制或者“超总统制”。只是到了1986年的议会选举的时候，我们才最终看到实际运转的半总统制。这次选举产生了一个保守的国民议会，以及一名继续任职的社会党的总统。

首先让我们来研究第五共和国最初的体制，即在1958年到1969年之间由戴高乐设计并控制的第五共和国。第五共和国大致的结构仍在继续，但是总统的权力已经被削弱了。法国总统最初是7年选举一次，并且可以不受限制的再选。由于人们意识到7年的任期太长，在2000年举行的一次全民公决（referendum）将总统的任期缩短为5年。最初，总统由议会中的议员和地方官员组成的选举人团选出。戴高乐很快就发现他不希望——当然，也没有政治家希望——在他和人民中间有任何障碍。因此，他在1962年领导了一次全民公决，将总统的选举为直接选举。自那以来，总统一直是直选。

宪法具体规定了哪些权力属于总统，哪些权力属于总理，但是，在实践中，权力的归属是不明确的。在纸面上，总统任命一名总理（但是不能解雇他），然后总理选择自己的内阁。这并不需要议会的批准。直到1986年，总统都是如此地确信国民议会服从于他，以至于他亲手挑选的总理和内阁仅仅是执行总统计划的助手。总统主持内阁会议。事实上，所有的外交和国防事务都由总统控制（在大多数案例中依然如此）。常常是在部长们的建议下，大多数立法来自于爱丽舍宫（ElySée），并且能够甚至是迫使国民议会投票，对行政部门的提议仅仅是说“同意”还是“不同意”。然而，总统没有权力否决立法。戴高乐以几乎是神秘的词汇来描述总统的角色，即国家的“指导者”和“仲裁者”。

戴高乐喜欢的一项重要权力，而且可能也是被过度使用的权力，是发起全民公决。这样一种大众对议题进行投票的方式，对英国的传统来说是陌生的，但是，它是法国习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因为领导人相信全民公决体现了公意，要越过政治家直接与人民沟通。当领导人感到被人们拒绝的时候，他们就会辞去职务，可能是建立另外的宪政传统。

表8-1 第五共和国的总统

夏尔·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1959—1969：1965年再次当选，1969年辞职

乔治·蓬皮杜
（Georges Pompidou）

戴高乐主义党

1969—1974：在任上去世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Valery Giscard d' Estaing）

法兰西民主联盟

1974—1981：一个任期

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fois Mitt—errand）

社会党

1981—1995：1988年再次当选

雅克·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新戴高乐主义党

1995—2007，2002年再次当选

尼古拉·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

新戴高乐主义党

2007—2012

弗朗索瓦·奥朗德
（Franpois Holande）

社会党

2012—

重要概念

法国的半总统制

欧洲的大多数政府是议会制的；也就是说，它们依赖于议会中的投票，使一个内阁获得行政权并保持它的地位。内阁通常由议会的成员组成，它是某种类型的由议会掌舵的委员会，指导着各部或各省。如果没有一个政党在议会中拥有多数的话，各个政党的联合就是必要的，但联合可能是不稳定的。由于政策的分歧，一次不信任投票（vote of no-confidence）可能罢黜内阁。在由一个政党单独控制议会的国家——主要是英国的情形——该制度就能够非常的稳定。

在一个总统制国家中，比如美国和墨西哥，行政机构不需要议会的支持，因为行政机构的长官有固定任期，或多或少是经过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不能随心所欲，但是它能够在一次不信任投票中罢黜总统。（它可以弹劾总统。）总统制的优点是稳定性和确定性：总是有一名总统领导；缺点是总统和立法机构之间可能陷入僵局（deadlock），导致某种类似于在议会制国家中蔓延的僵止状态（immobilisme）。

法国的制度是半总统制，因为内阁依然与议会有某种联系。总理由总统任命，但是可能被国民议会公开谴责（censured），并被迫辞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它只发生过一次，发生在1962年——总统能够解散立法机构并举行新的选举。受法国模式的影响，俄罗斯也采用了半总统制。

图8-1 法国的半总统制

法国总统掌握的另一项潜在的重要权力是在国家处于危险时援用紧急状态权力（emergency powers）的能力。尽管许多民主国家都有这样一种紧急状态条款，但是，它可能被滥用，就像希特勒运用魏玛宪法的第48条扼杀自由一样。法国宪法的第16条似乎对总统在紧急状态中能做什么没有施加任何限制，而紧急状态这种形势也取决于总统的界定。在这样一种紧急状态期间，国民议会必须开会，但是它没有阻止总统决定的权力。紧急状态条款只有一次被援引。1961年，当把戴高乐推上权力宝座的同一批将军因为撤出阿尔及利亚而试图推翻戴高乐的时候，戴高乐运用了这一权力，而且许多人同意这是一次真正的紧急状态。

随着1986年的国民议会选举，总统的天堂时光也结束了。这次选举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产生了一个由保守党派控制的立法机构。问题是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一名社会党人，他的7年任期还剩2年。这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一次出现一位不能控制国民议会的总统。没人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局面；宪法规定是不明确的。一些人担心出现一种敌对的僵局和瘫痪的政府，其他人则认为密特朗将不得不辞职，为选举出一名保守派的总统让路。相反，密特朗玩了一出等待的游戏，继续当总统，但是，缩减了总统的权力，密特朗通过这样的方式阐明了法国宪法，并为同样的局势在1993年和1997年出现创造了一个先例。

表8-2 第一轮投票结果（％）

尼古拉·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

人民运动联盟

31.2

塞戈莱娜·罗亚尔
（Ségolène Royal）

社会党

25.9

弗朗索瓦·贝鲁
（François Bayrou）

法兰西民主联盟

18.6

让-玛刚·勒庞
（Jean-Marie Le Pen）

国民阵线

10.4

奥利维耶·贝桑瑟诺
（Olivier Besancenot）

革命共产主义同盟

4.1

菲利普·德维利耶
（Phillipe de Villiers）

保卫法兰西运动

2.2

玛丽一乔治·比费
（Marie-George Buffet）

共产党

1.9

多米妮克·瓦内
（Dominique Voynet）

绿党

1.6

阿莱特·拉吉耶
（Ariette Laguiller）

工人斗争党

1.3

若泽·博韦
（JoséBové）

独立的反全球化积极分子

1.3

弗雷德里克·尼乌
（Frédéric Nihous）

“打猎、钓鱼、自然与传统”党

1.2

热拉尔·西瓦尔帝
（Gérard Schivardi）

工人党

0.3

表8-3 第二轮投票结果（％）
萨科齐 | | 53
罗亚尔 | | 47

民主制

法国2007年的总统选举

塞戈莱娜·罗亚尔

“萨科和塞戈”（"Sarko et Sego"）是法国人对在2007年总统选举中领先的候选人的昵称。两位候选人分别是新戴高乐主义党的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52岁，以及社会党的塞戈莱娜·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53岁。两人都是精力充沛的成功人士，年纪轻轻时便身居高位。两人都在1988年第一次被选进国民议会。萨科齐以变革和经济再复兴计划而有名；罗亚尔对福利和平等的“正义秩序”态度暧昧，这是标准的社会党主题。那是一场激烈的竞争；两轮选举都吸引了很高的84％的投票率（turnouts）。

法国的选举进行两轮。第一轮选举在4月22日这个星期天举行（欧洲的大多数选举都在星期天举行），有12名候选人。选举结果见下页表8-2。只有得票最高的两名胜利者才能进入两周以后举行的决定性的第二轮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萨科齐以53％对47％获胜。可能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萨科齐在60岁以上选民、个体经营者和农场主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支持。

10名较次要的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43％的选票。许多法国人投票抗议该制度，把票投给在第一轮中没有机会获胜的政党，认为只有第二轮投票才算数，而且每个人都知道第二轮投票将在萨科和塞戈之间进行。2002年，选民将选票轻率地投给几个左翼政党，使得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这名严肃的社会党竞争者在第一轮选举中掉到第三位，在竞争中出局。法国的左翼在2007年更加谨慎，将选票集中于罗亚尔，以确保她在两周后出现在第二轮选举中。

无论是萨科还是塞戈都是不平常的候选人。萨科齐是一名移民的儿子，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外人。罗亚尔是主要政党的第一位女性候选人，她是一名威权的军队上校8个孩子中的一个。她反抗父亲，并起诉他。她才华横溢，既在政治学院学习过，又在国家行政学院（ENA）学习过。这是法国精英的典型道路。在密特朗总统时期，她出任过几个部长职务。罗亚尔与她的民事结合（civil-union）伙伴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奥朗德育有4名孩子（他们从未结婚。奥朗德在2012年5月击败萨科齐，当选法国新一任总统。——编者）。这样的私人事务几乎不会对欧洲大陆的选民造成影响。（但是对美国和英国的选民有影响。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

人物

萨科齐：冲动、精力充沛的外人

尼古拉·萨科齐

在2007年当选法国总统的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与此前的大多数法国总统不一样。他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经历。他是在尼古拉5岁的时候离家出走、并结了2次以上婚的一名匈牙利贵族移民的儿子。尼古拉很少去看望他的父亲，称自己感到被遗弃，觉得羞辱，他在外祖父的巴黎家中长大。他的祖父是一名物理学家，是一名皈依了天主教的希腊犹太人·手头拮据；他的母亲是一名律师，而尼古拉边工作边上大学。

法国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和某所名牌高等专科学校（Great School）的毕业生，但是，萨科齐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他毕业于一所天主教高中和人满为患的南泰尔（Nanterre）大学的商业法专业。在执政后不久，他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并和第三位妻子结婚，这两位妻子都是前模特。他个子不高（1.65米），但是衣着整洁合体。他以精力和强硬弥补在体型和血统方面的欠缺。

萨科齐自孩童时代以来就是一名戴高乐主义者（这是从他的戴高乐主义的祖父那里学来的），他在22岁的时候竞选富裕的巴黎郊区的城市议会议员，并赢得一个议席。他28岁时被选为市长，在33岁时当选国民议会的代表。1993年，在38岁的时候，他成为新戴高乐主义党的爱德华·巴拉迪尔总理的共治内阁的预算部长。

1976年，雅克·希拉克接管并重组了垂死的戴高乐主义党，将其转变为最大的右翼政党，即现在的人民运动联盟（UMP），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新戴高乐主义党”。（戴高乐在1969年离职，他从来没有操心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戴高乐主义党。）萨科齐很快成为希拉克的门生。但是，在1995年，萨科齐支持巴拉迪尔参选总统。希拉克获胜以后，即便希拉克随后任命他为财政和内务部长，但是两人互相讨厌对方。始终如一的模式是：萨科齐在爬到最高层的过程中服务于然后是反对强有力的政治家。

2004年，萨科齐被选为人民运动联盟的领导人，并在2007年成为总统候选人。当穆斯林年轻人在2005年发动骚乱的时侯，作为内务部长的萨科齐称他们是“渣滓”，并命令警察进行镇压。大多数法国人赞同他的观点，而萨科齐也在2007年凭借法律和秩序、平等机会和经济恢复活力的政纲获胜。法国的左翼恨他，称他是一名威权主义的煽动性政治家，有着才华横溢的演讲技巧，并操纵民粹主义的主题。

很难对萨科齐听起来既是保守派又是自由派的主题加以归类。他任命了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创建者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ohner）在内的4名社会党人以及7名女性部长，其中包括一名有北非血统的妇女。另外一个大的差别是：只有一名部长是国家行政学院（ENA）的毕业生，但一半的部长是律师，这对法国来说是不平常的。萨科齐发誓要使经济恢复活力，但是保持了法国的传统，运用国家监管和资金去做这件事。他对严重的预算赤字并不介意，这与欧盟的政策相冲突。他宣称亲美，但是要作为一名平等的伙伴，而不是顺从的跟随者。法国人最初对他的热情很快就变味为对他率直的方式和稀少的结果的愤怒，但是媒体尽情享受他的婚姻、离婚和感情的迸发。

1986年，密特朗邀请最大的保守党（有时被称为新戴高乐主义党[neo-Gaullist]）的领袖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担任总理，并同意希拉克内阁的大多数决定。密特朗也没有阻碍希拉克的大部分立法计划，这些立法收缩了大部分密特朗所在社会党的经济实验。两人坚持一种非正式的协议，这被称之为共治（cohabitation），在一起生活但不结婚。其中，希拉克将精力集中于处理国内事务，而密特朗将精力集中于处理外交和国防政策，以及总统的象征性功能。1993年，由于保守派在议会选举中再次获胜，密特朗任命另一名新戴高乐主义者爱德华·巴拉迪尔（Edouard Balladur）为总理。1997年，由于社会党在他此前要求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希拉克总统任命社会党的领袖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为总理，这一安排持续到2002年。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法国没有共治，因为总统和总理来自同一个政党。如果分裂再次发生的话，巴黎已经知道了如何应付：再次进行共治。在共治期间，法国的总统没有戴高乐曾经那样的强势，而总理比戴高乐想要的更加强势。制度在演变。

如果法国人想要避免共治，并重新加强总统职权的话，他们可以切断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最后的联系（“能够公开谴责”[“can-censure”]之箭），并变成彻底的美国式的总统制。的确，美国的制度常常在白宫和国会山之间出现僵局，但是总统依然拥有大量的统治权力，无需得到国会的允许。

8.2总理和内阁

在共治出现之前，法国的部长，包括总理在内，扮演的角色至多就是总统的信使。总理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议会推进总统的措施。然而，在共治下，总理希拉克、巴拉迪尔和若斯潘通过实现他们自己的立法议程，使总理获得了大量的权力。即使是在1997—2002年间没有共治的时候，总理职务也没有完全回到戴高乐设计的辅助性的模型。法国总统喜欢以高于普通政治的形象出现，因此他们让总理干重活，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工作。法国总统和总理之间权力的精确平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并可能因为新的人物和局势而发生变化。就在2007年尼古拉·萨科奇赢得总统选举之后，他就任命了同样是新戴高乐主义者的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当总理。

总理任命部长，部长不必得到国民议会的批准，但通常得到了国民议会的批准。一个议会不喜欢的内阁可能被公开谴责和罢黜。因此，社会党的密特朗感到他必须任命新戴高乐主义党的希拉克和巴拉迪尔为总理，因为他们在议会中拥有多数支持。这是全欧洲选择总理的大致基础。

总统不能直接解雇总理，但是，如果他们来自同一政党的话，总统可能会说服总理辞职。2002年，希拉克任命头发凌乱的省参议员让-皮埃尔·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为总理，但是在2005年欧盟宪法失败后让他辞职。社会党的总统密特朗最初任命后来又抛弃了几名社会党的总理；他们中的两名任期还不到一年。共治实际上延长了总理的任期，因为总统不能运用政党的压力来让总理辞职。在最初的两个共治期间，密特朗对新戴高乐主义党的总理希拉克和巴拉迪尔没有政党优势，两人都当了两年总理，直到新的选举为止。严肃地说，与戴高乐主义的希拉克共治的社会党的利昂内尔·若斯潘，是法国任期最长的总理（1997—2002）。分裂的政府对法国来说可能是件好事。

比较

华盛顿有了内务部

2002年，美国最终有了类似欧洲各国内务部（interior ministry）的部门：国土安全部。美国担心中央集权化的警察权力，从不接受欧洲人的观点，即全国性政府要监管全国。“9·11”恐怖袭击使美国人变得更加像欧洲人了。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DHS），通过结合并集中现有的在国内保卫美国的各部门，做许多与欧洲各国内务部同样的事情，尽管美国依然没有全国性的警察。美国这一新的部门也展示了，政府偶尔必须增加部门来应对新的局势。欧洲的政府频繁地这么做，只要总理希望这么做。美国则要求有复杂的国会批准程序。

与议会制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法国被选为部长的代表（deputy）必须辞去他或她的议席。（每名候补代表与代表同时选出，因此不需要举行补缺选举，就像英国一样。）在议会制国家中，比如英国，部长保留在议会的席位。戴高乐则希望确保部长们不能跑回议会去抗议他的政策。出于同样的原因，法国的部长们不必是议会的成员，这与英国不同；许多人是有经验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无党派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戴高乐挑选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当总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竞选（但是，他凭总理的头衔参加竞选，成为一名高效的总统）。

与大多数欧洲的内阁一样，法国的内阁能够被轻易地改变，以适应总理的要求。各部的设立与美国不太一样。美国的各部是由法令确定而稳定不变的，只有在经过重大的商议后才能加以改变。常常被重新命名的巴黎的各部，几乎是现有的法国各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临时组合，并根据行政机构的政策目标而发生变化。2007年，总理菲永为这些部任命了一个相当精干的由14名部长（7名女性）组成的内阁：

外交部 | 卫生和团结部
国防部 | 农业部
财政部 | 运输、公共建设工程、旅游和海洋部
内务部 | 文化部
司法部 | 海外法国部
社会事务和住房部 | 青年和体育部
国民教育部 | 环境部

另外的部长代表（ministers delegate）担任部内更加专业化的职务，也被认为是政府的一部分。大体上，左翼政府的内阁规模更大，因为他们建议在国家的监管之下进行重大的变革。另一方面，保守政府通常喜欢小规模的政府，因为他们没有监管社会的计划。各部的反复变化对美国人来说相当混乱，但是，法国同样由职业公务员管理不同的政府部门；变化只发生在高层，即部长一级。在法国，我们看到实际上是由官僚们管理着国家。这种模式在日本更加彻底。

比较

以色列的实验

在一定程度上，以色列与法国相似。两个国家的行政机构都是软弱的，依靠由几个政党构成的不稳定的联合。两国都对各自的制度进行了改革。戴高乐终结了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制，建立起第五共和国的半总统制。以色列依然是议会制，但是也试图加强行政机构。

以色列的单一议院，是由120名成员组成的议会（Knesset）。议员根据比例代表制选出，并允许在全国性选举中至少获得2%选票的任何政党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以前的要求仅仅是获得1%的选票。）以色列有十多个或者更多的政党，其中有些政党是以某位人物为基础建立的。没有一个政党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因此以色列的每一届政府一直都是联合政府，当联合中的各政党发生争吵的时候，联合政府就倾向于分裂。在面对重大问题的时候，以色列也深受僵止状态之害。

1996年，以色列尝试通过普选直接而分别地转向半总统制。以色列的每一名选民都有两张选票，一张投给议会中的某个政党，另一张投给总理。这种设计的目的是为以色列主要的行政机构带来更大的稳定性。但是，实验失败了，因为总理依然能够在一场不信任投票中被罢黜，而且联合内阁比以前更难形成。以色列的选民，认为他们选出了一名强有力的总理，然后就把他们的选票分散给若干小党，议会甚至变得比以前更加分裂。在这种独特的混合制度下经过两次选举之后，以色列在2001年放弃了这一制度，并回到正常的议会制度。这一事例的寓意是：在把不同制度（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因素混合在一起的时候要谨慎。

8.3国民议会

在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期间，国民议会占据支配性地位。通过组成或解散内阁，议会控制着行政机构。一些人说这种类型的议会制有一个弱的行政机构和强有力的立法机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在这种案例中，立法机构也不强大。法国的国民议会分裂为几个争吵不休的政党，难以形成稳定的联合，与内阁相比，它更不能进行统治，政府平均每几个月就要“倒台”。

事实并没有听起来那么混乱。当议会制中的一个政府“倒台”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政府整个结构的崩溃；相反，几乎没有什么发生改变。它仅仅意味着在各个政党之间一直存在政策上的争吵，以至于内阁联合在议会中不再能够获得多数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内阁要么辞职，在一次不信任投票中被罢黜；要么作为一个少数政府跛行前进。在经过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的谈判后，另一个内阁组成，获得大多数的批准。这种内阁经常由同样的部长组成，并做同样的工作。议会制常常是因为变化太少，而不是因为变化太多而出现问题。正如法国人几十年来说的那样：“变化越多，它就越是保持一样。”（Plus ça change，plus c' est la mêmechose.）一些总理仅仅是为了保持联合的团结就已经手忙脚乱了，因此他们常常不愿意冒险做任何可能使之分裂的事情，结果是造成僵止状态。

代表们在没有窗子的波旁宫（Palais Bourbon）开会。在1958年以前，他们倾向于互相玩弄权术，忽略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一种严重缺乏责任的情况下，代表们的注意力要么是集中于入阁，要么是集中于使内阁倒台。第五共和国建立后，情况随之发生改变；立法者们的天堂突然就结束了。

国民议会不再制造内阁；今天，组阁的权力属于与总统协商后的总理。事实上，内阁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被有意地削弱；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被任命为内阁的代表必须辞去他（她）的议席。不过，确实有一个联系得以保留：国民议会能够公开谴责内阁，表明它的极端不满。另一方面，总统能够解散国民议会，在其正常的5年任期之前举行新的选举。希拉克在1997年曾这样做。总统每年只能解散国民议会一次。

现在是总理和总统，而不是立法机构，掌控着立法的关键权力。大多数法案源自于政府。政府设置议程。如果政府将提案列入议程清单的话，那么，其提案必须在要么接受，要么反对（take-it-or-leave-it）的基础上加以考虑，而不进行任何修改。这被称为受限投票（blockedvote），这种投票可防止议会在法案中注水。国民议会不再有时间或者组织机构去细致地思考法案：它每年的会期被限制为五个半月；它只有六个委员会；而且法案也不能局限在委员会中，而是必须将法案交回议会进行辩论并表决。

政府也能以简单的政府法令的形式通过许多法律，如果总理和总统同意的话（在共治下，他们可能不会同意）。1958年宪法详细列出了必须经过议会批准的法律类型；理所当然，其他法律均不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由于大多数法令涉及细节，因此，政府法令的权力也扩展到了预算中。这里，立法机构已经失去了其最初的、最基本的权力——财政权。议会任何减少收入（减税）或者增加支出（新的计划）的动议都会自动地陷入混乱。如果议会不能在几天之内决定预算的话，政府可以简单地以法令的形式使之成为法律。

地理

单一制下的地方分权

一国的地区性组织——行政区划及其与首都的关系——可能提高或着消除“中心—边缘”的紧张状态，尽管人们还没有找到可靠的解决方式。现在有两种方式：单一制（unitary）和联邦制。与英国相比，法国更是一个单一制国家，这是从国王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第一层级的行政区划（first-order civil divisions）——英国是郡，法国是省，日本是县——几乎没有自治权，主要是为国家的首都提供政管理上的方便。

这些单位能够被改变，而且重划它们的边界几乎不需要太多的麻烦。这些行政区划中的领导，即行政长官，由国家政府任命和监管。法国的省长（préfet）可能是单一制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最好例子。无疑，单一制国家有选举产生的县、省和市的议会，但是它们的税收和预算的权力有限。任何重大的项目必须得到国家当局的支持，并通常得到国家当局的资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单一制国家。（美国的各州，尽管看起来像联邦制，但实际上是单一制。）

单一制的优点是给予中央更大的控制权进行理性的管理和实现现代化，能够在全国范围推行统一的标准。中央的行政管理机构把完全不同的群体揉成一个单一的民族，就像法国在几个世纪中所做的那样。单一制最适合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不是太大，没有不同的文化和语言。

单一制面临一些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是，单一制可能忽视当地人们的希望，特别是那些地处边缘的人们的希望。法国对米迪（Midi）地区的镇压在当地人中间产生了持续数个世纪的怨恨。法国今天的南方人（méridionaux）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在种族上与北方人不一样。因此，单一制可能强化中心—边缘的紧张状态。科西嘉人和布列塔尼人的暴力行为揭示，法国各地区的次文化并没有被完全整合进一个整体的法国文化之中。

而且，由于单一制是如此的整齐划一，因此，它可能是过度僵硬的，并且可能犯重大的、全国性的错误，而在联邦制国家，这样的错误可能会被逐步执行并得到改正，因为各组成单位会尝试不同的政策。在单一制中，常见的情况是有太多的国家对纯地方事务的控制，即使是像新的交通信号灯这样的琐事都必须得到巴黎或者东京的批准。

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近些年通过地区性的自治权，减少单一制的控制。英国把一些地方自治权（home rule）移交给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现在，法国的22个地区和西班牙的17个自治单位（autonomías）选出地方议会。地方议会在经济增长、教育、住房和其他地区关心的事务方面具备大量的决策权。尽管不完全是联邦制，但是，这些单一制已经向着准联邦制的方向转变。

在密特朗时期，法国的变化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放弃了自路易十一开始的传统。当时的法国君主试图削减地区性的差异，但是，这种措施有时只会加重当地的怨恨情绪。拿破仑使这种中央集权化和同质化的模式得到完善，他废除了有历史意义的外省，并以更小的、人为的单位，即根据江河命名的省（départements）这个单位来取代它。巴黎在行政管理方面对各省的控制更加方便。

每一个省——现在共96个（另有4个海外领土）——在行政上由一名省长管理。省长是从黎塞留时代的地方行政长官直接演变而来的事物，现在则是内务部的一名官员。省长们非常聪明，并受过良好的训练（常常是在埃纳接受教育）。他们以威严的超然态度监督着法律、资金和市长们。

在1982年，密特朗制定了一部法律，减少省长的活动范围，并增加地方的自治权。在各省和各个地区选举产生的议会，获得在教育、城市和地区规划开发、工作培训和住房方面的政策制定和税收的权力。法国的地方和地区性政府很快就变得更加重要，而它们的议会选举也竞争激烈。由于城市、省和地区寻求吸引新的产业进入，因此产生了竞争。地方税增加了，但是征税的方式变得差异极大，并有创新性。

法国政府的次国家单位开始发挥有点类似美国各州的作用，制定自己的繁荣战略。法国决不会变成联邦制国家。实际上，它的地方分权并没有同期的西班牙走得那么远。但是，地方分权是密特朗最重要的也是最持久的对法国政治制度的贡献。

8.4反击的参议院

大多数议会由两个议院组成，而大多数议会并不知道如何利用上议院，正如瑞典简单地废除了上议院。一个上议院的最大价值是代表地区性的次单位，就像美国的参议院代表各州一样。上议院在单一制国家（英国、法国）与在联邦制国家（美国、德国、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相比，没有太多的用处。

与英国的下议院相当，法国主要的立法机构也是下议院，即由每5年选出的577名成员组成的国民议会（如果总统愿意的话，选举会提前），上议院即参议院（Sénat），由9年任期的326名成员构成，每3年选举大约1/3的参议员。参议员是由国民议会的代表加上超过10万名地区的和城市的议员组成的庞大选举人团选出来的。戴高乐认为，这些议员过度代表了法国的农村地区和小镇，因此他们会构成一个保守的参议院，服从他的指导。

法国的农村地区并不必然是保守的；农村地区关心农业。首先，参议院代表了农场主的观点；事实上，8.5%的参议员是农场主。法国的参议院批评并修正大量的政府法案。参议员并没有下议院成员面临的要通过政府想要的法案的压力。法国的参议院有时被称为“农业议会”。在农业事务上，政府要倾听它的声音，因为愤怒的法国农场主能够制造严重的破坏。然而，当政府想要一项措施得以通过的时候，它能够在国民议院以简单的多数来推翻参议院的反对。

法国的参议院，尽管权力与国民议会不对等，但是它不能被政府解散。戴高乐对参议院的自主性感到后悔，并在1969年试图通过一项公民投票来弱化它的权力。法国人被戴高乐激怒了，支持作为法国议会自由的最后舞台的参议院，并且反对全民公决。2004年，人民运动联盟在国民议会拥有多数，但是，在参议院失去了多数。

8.5法国的多党制

政党能够制造或者打碎一个政治制度。如果英国的下议院中没有一个党拥有多数，而是有规模相等的半打政党的话，英国的稳定和效率将会减小。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最大的错误在于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政党试图来运行国家。

我们必须避免评价，所有的两党制都是好的，而所有的多党制都是不好的。美国人尤其鄙视多党制，并且经常引用意大利和第四共和国作为多党制带来坏处的例子。但是，几个多党制的议会制民主国家是稳定且有效的，比如瑞典、瑞士、荷兰和比利时。至少，一个国家的稳定，既要取决于政党的行为方式，又要取决于有多少政党。

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没有戴高乐主义党激增成为最大的政党的话，第五共和国可能不会像它已经做出的那样有效地运行。事实上，如果第四共和国得以保留，但是有一个戴高乐主义的政党占据了国民议院的最大份额的话，那么，该制度遭遇的大多数棘手问题——僵止状态——将会消失，因为戴高乐控制着一个稳定的多数。

法国目前有两大政党、三个小党，另有少量的更小的政党。最大的也是目前的执政党是中右的人民运动联盟（Union pour une Movement Popufaire, UMP），它通常被称为“新戴高乐主义党”；小一些的社会党（PS）处于中左位置；在两者之间，中间主义的法国民主联盟（UDF）在2007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可观的第三多的选票。但是，在议会竞选中，它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民运动联盟吞并了；在右边，种族主义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一个抗议投票，但是在议会中没有获得席位。曾经强大的法国共产党已经急剧衰落了。（关于法国政党更多的内容，见第10章。）

8.6法国的选举制

法国的总统和议会选举通常是每5年举行一次。最初的计划使得两个选举不能正常运转。但是，自2002年开始，总统选举稍稍早于立法机构的选举。设计5年总统任期的部分目的是为了结束总统要么共治，要么解散国民议会举行新的选举的要求。

第五共和国传统的选举制实际上是从第三共和国那里继承而来的，即有决定性竞选的单名选区制。像英国和美国一样，法国也是单名选区，但不是简单的领先者获胜制（头名过关制，FPTP），而是要求获得多数（超过50%）。如果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获得多数（这是常见的情形）的话，那么，一星期后将举行决定性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参选者要么是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要么是那些在选区中获得至少12.5%选票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现在，候选人仅仅需要一个简单的领先票数就可获胜。因此，第二轮选举是决定性的；第一轮选举有点像美国的初选。

总统选举以同样的规则进行。在第一轮中除去得票最多的两位总统候选人以外的所有候选人均被淘汰；两星期后的第二轮选举在得票最多的两人之间作出选择。2002年，国民阵线的勒庞在第一轮选举中出乎意料的获胜羞辱了法国。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法国可能会考虑放弃两轮选举制，而变为在第一轮中的头名过关制，那将迫使小党在选举之前与大党联合。没有一种选举制是完美的，就像美国人在2000年学到的教训一样，当时戈尔比布什多得50万张选票，但是依然在选举人团的选举中失利。

法国的制度允许或者鼓励多个政党的存在，但是并不必然要在选举中获胜；盎格鲁—美利坚的制度不鼓励第三党。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允许小党的存在甚至是在选举中获胜。比如，在德国，绿党超过5%的得票为该党赢得了数十个席位。但是法国的政党制植根于法国社会之中，而这是一个比英国或者美国的社会更加复杂和碎片化的社会。不管怎样，法国的政党制似乎被融进了两大集团，一个是左翼的，另一个是右翼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法国有重要意义的政党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少。

表8-4 2007年法国议会选举结果
| 第一轮 | 第二轮 | 全部席位
人民运动联盟 | 40% | 47% | 313席
新中间党 | 2 | 2 | 22
社会党 | 25 | 42 | 186
国民阵线 | 4 | 0 | 0
共产党 | 4 | 2 | 15
绿党 | 3 | 3

民主制

2007年法国议会选举

紧随尼古拉·萨科齐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中右的人民运动联盟在法国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国民议会577个议席中的313个议席。萨科齐——依然拥有一个安全的多数，特别是有来自小的同类型的政党的帮助——一直希望产生燕尾服效应，但是，他的对手社会党人事实上逼近了人民运动联盟的席位，赢得186个席位。国民议会中还有一些小的政党和独立的议员。

一些候选人在他们的选区中事实上赢得了多数，而且他们马上被宣布为胜利者。然而，在大多数选区，选民们不得不在一周后参加决定性的选举。在第一轮选举中，在8名选民中得票少于1名合格选民的候选人被淘汰。在大多数选区，弱一些的候选人会退缩，并支持与他们的偏好最匹配的候选人。比如，一名得票较低的新中间党的候选人可能退却，并敦促他的支持者在第二轮选举中投票给人民运动联盟的候选人。就像总统竞选一样，第二轮选举是决定性的一轮。

8.7宪法委员会

20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一个几乎不被人们注意的分支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它就是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是1958年宪法的一部分，在密特朗的两个共治期间成为密特朗和保守派控制的议会之间的一个缓冲。一些人开始把它比作美国的最高法院。这种比较是不可靠的。

·两者都有9名成员，但是法国的任期为9年，而不是终身制。法国法院有3名成员分别由总统、国民议会的议长和参议院议长任命。

·法国的委员会成员很少是律师，并且委员会成员把他们的角色看作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法律性的。美国最高法院对其角色的看法刚好反过来。

·法国委员会的范围更多地受到限制。它只有在法律被议会通过之后，但是在总统签署以前能够审查法律的合宪性。它审理的案件不是来自于下级法院，而是来自于行政机构或者议会任何一个议院的任何60名成员的要求。

·不是像美国的最高法院那样创立先例，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扮演的角色是草率和考虑不周的立法的减速器。同样，法国的执政党倾向于不喜欢委员会的裁决，而反对党常常喜欢它的裁决。

·1999年，宪法法院的领导因为据称从他以前领导的庞大的国有石油公司吸走大量的资金而下台。这使得法院的名声不太好。美国最高法院的角色和权力是独一无二的。一些法国的思想家可能希望他们的委员会变得更像美国的最高法院。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是为数不多的，在重要性上接近于美国最高法院的法院之一。

1. 总理（premier）：法语的prime minister。

2. 总统：选举出来的国家元首，并不必然拥有权力。

3. 联合：形成政府的多党同盟。

4. 半总统制：既有总统制的特征又有议会制的特征的制度。

5. 第五共和国：由戴高乐设计的，从1958年延续至今的半总统制政权。

6. 全民公决：关于某个议题而不是某个候选人的大众投票；即公民投票（pkhi-srite）。

7. 爱丽舍宫：位于巴黎的总统官邸，相当于美国的白宫。

8. 僵局：美国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互相阻止对方的一种趋势，尤其是当它们由不同的政党控制的时候。

9. 公开谴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谴责。

10. 投票率：有资格的人在一次特定的选举中参加投票的比例。

11. 新戴高乐主义党：希拉克对戴高乐主义党的复兴，现在被称为人民运动联盟（UMP）。

12. 共治：法国的总统被迫任命反对党的成员为总理。

13. 内务部：在欧洲是主管本国安全和全国警察的部门。

14. 代表：法国议会和其他许多国家的议会成员。

15. 技术官僚：通常不是选举的官员，他们凭借经济技能进行统治。

16. 波旁宫：法国国民议会在巴黎的大楼。

17. 单一制：把权力集中在首都，各构成地区几乎没有自主权的制度。

18. 第一层级的行政区划：一个国家主要的地区单位，比如法国的省。

19. 省长：法语是préfet；省的行政长官。

20. 米迪：法语的“中午”；法国的南部。

21. 省：法国第一层级的行政区划，相当于英国的郡。

22. 国民阵线：法国反移民的政党。

23. （coattail effect，即政党领导人在选举中利用自己的人气为本党其他候选人拉选票的现象。——译者）

第9章
法国的政治文化

问题与讨论

1.什么是法国政治文化的分裂性？

2.国家主夹是什么在？在欧洲是否可以找到？

3.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什么？

4.什么是反教权主义？在哪里可以找到？

5.成为法国精英的典型的教育途径是什么？

6.ENA是什么？它为什么重要？

7.总统的记者招待会如何能反映政治文化的差异？

8.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有哪些遭遇？

在1989年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的时候，我认识了两个巴黎家庭，他们表现出了法国社会深层的分裂性。其中有一对夫妇，没有受过大学教育，通过自己的才智和辛勤工作，将郊外的小房子整修成了一套整洁宜人的寓所。他们阅读的是保守的《费加罗报》和《天主教周报》，不喜欢社会主义的政府。当他们走进教堂时，便会虔诚祈祷。他们对7月14日的两百周年的庆祝不感兴趣，并提醒我小心巴黎拥挤的人群。取而代之，他们向我推荐一次乡村野餐。

另外一个家庭是典型的巴黎知识分子家庭。夫妻双方都受过大学教育，居住于巴黎主要干道附近的一处迷人且满藏书籍的公寓内。他们读的是左翼的《世界》（Le Monda），无宗教信仰。他们钟爱当前的社会主义的政府，还怂恿我参加7月14日前夜的街道狂欢，随后再观看壮观的游行。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确实值得庆祝一番。

这便是一个保守法国与激进法国的缩影。前者信奉天主教，对法国大革命漠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而后者不信教，充满热情地支持大革命。虽然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这个由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分裂一直延续至今。法国的保守派不再与激进派相抗争。准确说来，双方维持着相当疏远的距离。

两个家庭都深爱着法国，但他们爱的是法国的不同方面。法国有着一种神秘感，有着一种既能吸引像戴高乐那样的保守派也能吸引像密特朗那样的社会主义者的魅力。法国的保守主义者们参与到法国的文明化进程中，他们有着天主教的根基与伟大性。而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则深深地被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所吸引，并视法国为这些理想的守护者。一些法国人将其国土视为一个人，一位公主，甚至是圣母玛利亚，他们对其祖国的崇敬之情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不能比拟的。那首斗志昂扬、充满活力的《马赛曲》（"La Marseillaise"，见《马赛曲》专栏）便展示了一种深深的法国爱国主义。

然而，抽象的法国爱国主义并未被带入现实的、世俗且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相比，法国人对待政治的态度更为愤世嫉俗。法国人是世界上最爱抱怨的人：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正常运行，改革也不能奏效，所有的政府都是勾结在一起的。抽象中的法国是辉煌的，而现实中的法国却破败不堪。戴高乐说，法国需要一种民族的伟大意识，只有依靠这种观念，才能使法国人超越卑污的现实而追求一种神话般的理想。

萨科齐于2007年当选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与他的新自由主义政党构想出了一个法国振作起来的理想形象。法国人起初喜欢这样的想法，然而萨科齐执政后，人们的想法便随现实而幻灭了。

政治文化

《马赛曲》

世界上最伟大的国歌可能要算法国的《马赛曲》了。它是1790年由一位32岁的军官鲁日·德·李尔（Rougrt de Lise）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气呵成的，是为伴随马赛志愿者北上捍卫大革命的行军而作。《马赛曲》随即成为了大革命的、继而是法国的国歌„

由于极具鼓动性和使人热血沸腾，它是一个民族进行战斗时最完美的国歌。其副歌如下：

武装起来，同胞，把队伍组织好！

前进！前进！

敌人的脏血

将灌溉我们的田地！

如果你从未听过这首歌的话，晚上打开电视看一下《卡萨布兰卡》那部电影。同法国的国旗一样，《马赛曲》也成为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政治符号。它曾于拿破仑执政和波旁王朝时被禁，继而于1830年为自由主义的奥尔良王朝所采用，接着在拿破仑三世时：又被禁，直到1879年才被永久性地确立为国歌。在一个分裂的社会，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简单的。

9.1法国人各种态度的历史根源

法国的政治精神分裂症从何而来？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历史的问题，可追溯到法国国王们的中央集权化，他们深植了一个试图监管一切的全能的（omnipotent）国家。从理论上说，一个中央集权体系必须按计划、有理性的建构起来，而在实际行动中，它常常遭到失败。法国人接受的教育是期待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拯救他们（理想），然而法国人总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政府而感到失望（现实）。这种失望因每届新政府难以降低法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承诺而被强化。每届新政府都没能降低失业率，这使得法国公民更为痛苦。解决之道有二：要么停止承诺，要么清除障碍以保障经济自由，从而雇佣更多的人。然而，几乎没有法国的政治家愿意这样做。

法国的国家主义（statism）也妨碍了志愿事业的发展，这种“我们自己做”的态度在美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法国完全没有由邻里的志愿团体承担地方治理事务的传统。当由地方团体负责时，若有差错，你便只能责怪你们自己。而在法国，直到最近，所有的权力都还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里，人们当然只能责怪巴黎。

几个世纪的官僚化的（bureaucratized）行政管理也使得法国人习惯于在统一且繁多的非人性化制度下生活。这于是产生了一种憎恶感，一种弱小的公民群体对冷酷、低效的官僚的憎恶。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是法国数个世纪所践行的“秩序与理性”这一治理方式的产物。不幸的是，“秩序与理性”仅仅只是一种理想。由于它们在实践中常常缺乏效率，法国人对不符合理想的现实感到不满。

政治文化

如何庆祝两百岁的大革命

在1989年，法国大革命仍然还是一个容易引起分歧的话题，甚至连挑选一位适于两百周年纪念的官方历史学家也成为了政治性问题。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大革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是法国后来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他们的观点惹怒了左翼，很难找到庆祝两百周年的方式。另一方面，激进派或左翼的历史学家们深入解读大革命，认为：大革命是所有好的事物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先兆。这种观点很难为法国的保守派所接受。

密特朗政府选择了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菲雷。他是一名前马克思主义者，后脱离了激进主义，为所有人创造了一种温和与冷静的综合观点。菲雷发现，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理想并没有错，但是，他认为，随着君主制的垮台和极端主义者的夺权，大革命才不得已失去了控制。他还指出，不仅仅是那些心怀险恶或愚笨不堪的人造成了大革命的失控，而且还要归因于革命自身的逻辑。菲雷的观点与第7章已经讨论过的克兰·布林顿的观点类似。

政治环境的改变使得菲雷和其他法国知识分子接受了对法国大革命充满困扰的分析。数十年来，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将1917年的俄国革命视作法国革命的延续，并天真幼稚地加以庆祝。随着法国左翼主义的削弱和苏联共产主义的衰朽，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个错误。如果说1917年是1789年革命的高潮（culmination）的话，那么，在逻辑上，法国大革命自身就必然有着致命的缺陷。新的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迫使法国人重新评判他们自己的革命的价值。

9.2不信任的氛围

在人际关系上，法国人对不属于他们家族的人时常会表现出一种距离感与不信任感。的确，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在整个拉丁欧洲广为传播，特别是在意大利，这种态度走向极端；然而在北欧，信任感则较为普遍。美国学者劳伦斯·怀利（Laurence Wylie）发现，在法国南部的小镇沃克吕兹（Vaucluse）中，居民总是怀疑其他人（les autres），那些会在背地里说你坏话，给你抹黑并干涉你的事务的外人。这里的居民所认同的最好的生活之道，是不卷入他人的纷争，并与邻居们保持适当的距离。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种极端的不信任感有所消退。

法国哲学家和剧作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道：“他人即地狱。”其语正道出了法国人对人际关系所持的态度。在他的剧作《密室》（No Exit）中，他认为他的“地狱”概念即为不得不与他人相处。

外国人会发现法国的家庭是何等的封闭。典型的法国人的房屋周围都会围上一圈高墙，并在墙顶嵌上碎玻璃。百叶窗也并非仅仅作为装饰；他们“砰”的一声将窗户关上的同时似乎也在告诫世人留心自己的事情。传统上，法国人很少在家中宴请娱乐，取而代之的地方是饭店，因为他们认为请外人来自家进餐是对家庭隐私的一种侵犯。不过，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我就曾经被几个法国家庭邀请在家里共进晚餐。

人们对政府仍然保留着一种特有的不信任感。在怀利所描绘的小镇中，所有的政府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坏的，最多也只是一种必要的“恶”。学生们在公民课上记忆的良好市民的义务仅仅是一些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政府是腐败的、侵入性的和效率低下的。法国儿童学习爱抽象的祖国（la patrie），但在现实中却鄙视政治。政治话题也最好仅限于私人和个人；与他人讨论政治只会引来争执。更何况，政治与他们都没有关系。

9.3令人厌恶的分裂

天主教国家有一个严重的、新教（和东正教）国家不必担心的问题，即教会的角色。当英国与瑞典与罗马断绝关系，建立自己的国教时，它们也将教会人员归于国家的管理之下。英国的国教教会和瑞典的路德教会各自紧紧依附于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的支持；它们不能向罗马寻求支持。因此，在这些社会中，教会不再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

在拉丁欧洲国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中，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仍维持着其政治权力。它支持保守政权，并保有一些特权，如对教育的控制，教会土地的免税和政府的政策制定中需加以考虑的发言权。正因为这些残存的权力，拉丁欧洲的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反教权的态度。他们中最杰出的人物便是伏尔泰。反教权主义并不必然是无神论的；更确切地说，它寻求教会与政府的脱离，即美国人所说的政教分离。

反教权主义在拉丁欧洲传播开来，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在法国大革命和意大利统一运动之后（19世纪中期），许多人要求一个完全世俗的国家，即在其政府中没有教会的影响。这在美国实行起来很容易，因为那里以往没有任何既存的教会，但是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就十分困难，因为教会与国家已经纠缠在一起了。要分离两者必须通过一次彻底的外科手术：出售教会的土地，取缔一些天主教教团（如耶稣会），以及国家代替教会来控制学校。反抗活动是预料之中的。正如共和主义者是反教权的，教会便反对共和主义。教会情结由保守转为反动，罗马天主教的信仰成为了君主制复辟的支柱，因为这意味着教会能重获其特权。

就这样，保守的法国保留了天主教，而革命的法国变得强烈地反对教权。这场战争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梵蒂冈还曾一度在信仰上指导着天主教徒避免在政治上卷入到与“雅各宾”共和国的任何纷争之中。最终在1905年，国民议会完成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法国不再拥有一个既成的教会。直到20世纪，支持共和国还意味着反对教权。法国在“一战”时的杰出首相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老虎总理（le tigre）——便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共和主义者和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他回忆父亲曾经对他说：“只有一样东西比坏的神父还更糟糕，那就是一个好的神父。”

主要为社会党人的法国左翼，依然以其反教权的传统吸引了大量支持者，而以戴高乐主义者为主的右翼，主要以其拥护教会的传统而吸引人们。的确，在所有的拉丁欧洲国家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你若知道一个人去做弥撒的频繁程度，你就能预知其投票行为；坚定的天主教徒几乎自动意味着政治的保守。

大多数的法国新生儿接受天主教的洗礼，但是只有13%的法国天主教徒会每周都参加弥撒。（欧洲人的宗教信仰程度大体上要比美国低得多。）尽管教权主义者和反教权主义者之间的激烈战争已经平息，但一些议题仍然会重新激起原有的争吵。关于堕胎的争议和国家控制学校所产生的问题依然能引发巴黎街头的抗议示威。这种社会和政治上的裂缝一经形成，便有着持久的巨大影响力。

比较

分裂社会的不稳定性

与平稳且安定的北欧国家（如英国和瑞典）不同，拉丁欧洲国家直到20世纪都还在继续经历着政治上的动乱。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政权往往是个人（如戴高乐、墨索里尼和弗朗哥）的创造物，而创始人的离世也会造成政权的终结或变革。

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政治文化中的分裂性似乎是造成这种不稳定性的深层因素，而这种分裂性根植于它们的历史之中。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约有一半的人口是天主教徒，较为保守，赞同一种强势的行政领导；而另一半人则反对教权，崇尚自由或者较为激进，支持一个强势的议会。中间派的人口规模较小；在历史上，拉丁欧洲的人们倾向于认同非左即右的阵营，并且两派对彼此都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

当右翼掌控权力的时候（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如此），左翼便利用马克思式的修辞术，谴责政府是资本家的工具；而当左翼上台时，右翼便谴责其为危险的无能者，并有可能是在为莫斯科的利益服务。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都大约有一半的国民认为其政府不合法，并且，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政府合法性的认知。在拉丁欧洲，几乎没有人会对他们国家的政府机构引以为荣。

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基本的共识，政治难题就可能引发暴力、政变，甚至是内战。而反过来，这些暴力、政变和内战又导致了威权统治。在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分裂为左右两个阵营，并且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内战。弗朗哥将军代表的保守派和天主教派势力在内战中获胜。如同最近的1981年，西班牙军队里心怀不满的右翼试图发动军事政变。1958年，法国几乎遭受了一次军事政变，作为反对派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认为戴高乐主义者的宪法是一场“永久的政变”。（在位时，他发现宪法给予他的总统权力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糟糕。）

政治文化

在毕业会考中，你会如何回答？

在一场为期超过一周且每场时长为12小时的全国性的论文考试中，法国17或18岁的公立中学的学生们将面对如下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从近年来的中学毕业会考中的哲学部分摘录出来的，你会如何回答？选择一个题目回答，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为什么要保护弱者？

·评论卢梭的话：“人必须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在其中，没有剧烈的不平等；对意见的专制是温和的；感官享受超过了虚荣。”

·作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爱是理性的吗？

法国的学生们如今可以选择不同的毕业会考，一些人选择了科学或技术方而的会考；最具声望的是数学（因为你不能愚弄过关）。法国或府正在试图让学生由人文学科转向技术学科。

9.4让人埋头苦读的学校

学校教育同样也为法国政治文化做出了贡献。其课程在数代人之前便已设定，并且变化非常缓慢。因其繁重的记忆背诵，法国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勤奋的、埋头苦读型学生，而非活泼的智力型学生。即便是年龄很小的儿童，也要拖着一个因满塞书本而鼓鼓胀胀的书包回家，那种将大量时间都用来做家庭作业的小孩才被认为是“优秀的”。

直到最近，法国各地的儿童所学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均由巴黎的教育部确定，并且没有任何地方性的增加。数代人以前，一位教育部长看着自己的表对一位采访者说，拉丁动词使整个法国结合在一起。（从19世纪末开始，巴黎使用统一的教育和共同的法国特点取代地方的方言和亚文化。）从那时以来，法国的学校课程已经变得不是那么的中央集权化和传统。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这种标准化和死记硬背型的法国教育之中，却有着深层的人文与个性的内容。表面上，法国的学龄儿童是在机械地消化一种僵硬的且缺乏想象力的课程；而在内部，他们接受的一些观念在美国的学校会被禁止（比如小说《背德者》[The Immoralist]中的观点）。这种外在顺从与内在自由所产生的紧张，激起了一种利己主义的（privatistic）态度，并且会时不时地爆发反叛运动。它鼓励法国的年轻人关注自身。就这样，一种固定和严格的教育模式可能在实际上有助于法国的个人主义。

法国人对他们的教育系统所提供的公平的教育机会引以为豪。法国只有少为富人服务的英式寄宿制学校，但是，就像每一个地方一样，机会仍有所倾斜。尽管法国的学校体系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但其高端教育却向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倾斜。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子女，因并不必然接触到正确的演讲（法国人疯狂地爱着自己的语言）或抽象且明智的思想，在学校便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所拥有的高等教育机会更少。（美国的教育分层是否也一样？）

法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最重要入口是公立中学（lycée）。拿破仑将它们发展为培训军官的机构。大多数公立中学都是国家资助的。入学资格的获得是竞争性的，并且课程科目也都是强制要求的。并非所有的社区都设有公立中学，公立中学集中于城市。学生们到了18岁时便要通过一场考试来完成公立中学的学业，并获得高中会考毕业证（haccalauréat），该证书让他们获得进入大学的资格。现在，在政府提升法国教育水平的政策作用下，超过60%的法国年轻人获得了“结业证”。但是，这些年轻人依然大多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

9.5“高等专科学校”

正如牛津和剑桥胜过英国的其他大学一样。高等专科学校（grandes écoles）主导了法国的高等教育。法国那些着眼于“非实用”方面的文科大学，几乎免费、学生不经选拔且无足轻重。只要通过高中毕业会考便可以进入大学。因此，现今共有150万学生集中于法国的82所大学就读（然而许多人选择了退学）。总体说来，有45%的20~24岁的法国人在全日制学校就读，这个数字在整个欧洲是最高的，与美国不相上下。要求各大学通过竞争来挑选学生并收取学费的建议被高声喝止，它带来的结果是：没有一所法国大学能挤进全球前40名。

相比之下，“高等专科学校”挑选对象时极其严格。大致浏览一下4%的通过各种残酷考试选拔出来的最聪明和最有积极性的学生便将看到，学校以治国理政的实际操作知识来训练（而不是教育）这些法国青年，然后将他们输送到公务员和管理部门的高层职位。这种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执掌着法国。没有别的国家有任何一点与其相像，这就好比西点军校培养一批行政领导而非军官一样。一些人谴责这种高等专科学校是精英主义的和不民主的，但是却很少有人建议废除它们。

虽然有着多所高等专科学校，但在政治上，有三所最为重要。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曾经被拿破仑用来培养军事工程师。理工生（Xiens），简称为X，在毕业时会选择技术型和管理型的工作。而由拿破仑创立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则是为了培养忠诚的公立中学教师，今天依然培养出了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毕业于该校的学生有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和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而最新的一所高等专科学校是由戴高乐于1945年创建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cole Nationale d' Administration，埃纳，ENA），它迅速成为最重要的学校。法国许多高级公务人员称自己为“埃纳人”（enarchs）。

正如所有的高等专科学校一样，埃纳（ENA）对学生的挑选极其严格。它的许多学生已经毕业于巴黎的政治学院（Institut d' Etudes Politiques），而这所学校本身就是一所高等专科学校（至今还以Science-Po而闻名，它是现代政治科学的发源地）。要进入埃纳更为困难；通常，不超过1/10的人能通过堪称传奇的笔试和口试，以挤入100人左右的入学班级中。埃纳的学生们每月领着固定的津贴，将他们27个月的一半时间用来在政府部门实习。埃纳的大多数毕业生能在公务员中获得高级职位，大约有1/3的法国省长和大使毕业于埃纳。直到最近，内阁都还由埃纳人把持着。总统希拉克（1959级）和总理德维尔潘（和他的姐姐韦罗妮克[Véronique]都是80级）都毕业于埃纳。同样毕业于埃纳的还有2007年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塞戈莱娜·罗亚尔（80级）和社会党的领导人弗朗索瓦·奥朗德（也是80级）。当然，罗亚尔输给了毕业于普通大学法律专业的萨科齐。

像法国批评家所称的那样，2007年的萨科齐内阁脱离了埃纳人的控制，内阁中只有一名埃纳人。法国选民可能已经对他们的傲慢感到厌倦了，许多人认为埃纳已经过了其影响的巅峰时期。广泛的私有化已经减少了管理国有企业的职位数量，许多有才智的年轻人现在宁愿选择MBA和私人企业。法国最具权威的MBA学位来自于高级商业研究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Commerciales，HEC），它也是一所高等专科学校。

高等专科学校中的培训集中体现了法国教育中最好与最坏的方面。你必须非常聪明且刻苦努力；但是，你也必须冷静、有逻辑且脱离于普通人。高等专科学校培养的学生可能十分优秀，但他们常常缺乏常识和人文精神。一些评论家轻蔑地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即依靠技术标准来统治的人。与他们从国家那里受到的训练一致，他们也倾向于提出同样陈旧的国家主义的解决措施。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阿兰·朱佩（Alain Juppé），他是一名埃纳的优秀毕业生（1972级），希拉克的第一任总理。他冷酷而技术官僚的领导风格让他成为第五共和国最不受欢迎的总理，也成了其政党在1997年议会选举中遭受挫败的最大的唯一原因。

9.6害怕“面对面”

无论是什么教育机构（公立中学、大学或高等专科学校），它们的教育风格都是相类似的：冷酷、疏远且不活跃。罕见课堂讨论，提出问题的是教师而非学生。当我很久以前在图卢兹大学任教时，曾决心打破这破模式；我鼓励并要求学生的课堂参与。结果是一声不吭的沉默；我的要求超出了他们的经验。

在法国青少年十来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拾起了法国文化基本特征中的一个，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称其为“害怕面对面”。除了家庭和亲密朋友外，法国人对热情、友好和面对面的人际关系感到不适。一些游客觉得法国人不友好，而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他们只是有所保留且合乎礼仪地对待每一个人，包括其他法国人在内。法国人的作风与美国人的作风是相反的，美国人强调不拘礼节和友好态度。在美国，每个人都被认为是开朗外向的，他们会直呼其名，微笑并将“祝你一天过得愉快”挂在嘴边。对这样的行为（大多是表面的），法国人是不敢想象的。

为了避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法国人宁愿采取一种有着明晰且有界限的行为领域，以及既已设定的且非个人化的固定规则。这样，人们便能知晓其所处位置，并且没有人闯进他人的私人领域。英国式的实用主义和“胡乱应付”不是法国人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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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美的爱恨关系

法国对美国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不时的，反美主义便似乎会成为法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许多法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不喜欢美国，不喜欢美国以麦当劳为标志的毫无怜悯之心的资本主义，缺乏文化内涵和全球霸权（hegemony）。萨科齐不持这样的观点；他赞扬美国。

法国批评家们称美国为“超级强国”（hyperpuissance），认为美国总是试图按照自身的样子来重塑世界。但是对于法国，他们说，法国会基于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走一条自己的道路。然而，许许多多的普通法国人喜欢美国，成群结队地去看美国制造的电影，吃麦当劳。麦当劳在法国迅速发展到近一千家店，这些店全部为法国人所有，并由法国人经营。

那法国的精英们因何而气愤呢？首先，他们回首法国的权力、语言和文化（和烹饪）主导欧洲和大部分世界的往昔岁月。他们憎恶美国权力和英语的取而代之。戴高乐因为战时未能受到与罗斯福和丘吉尔一样的平等待遇而感到气愤，他领导法国走上了民族主义的和反美的道路。法国，而非美国，将领导欧洲。许多法国人，特别是外交部门中的人，仍遵循着这一设想。

法国的精英们竭尽所能地阻挡美国化的浪潮。他们取缔法语中的英语外来语（franglais），并限制美国电影和电视剧的数量。他们反对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坚持国有和国家监管。

法国人对法国特性的维护很像日本人对日本特性的维护，两国都未能完全成功。法国人的行为方式遂渐变得类似美国人，“在美国的业务”（le businessál’américain，英语外来语的一个例子）。这是国际经济的需要；大量的商业活动都是全球性的，并由英语主导。法国公司和美国公司可以相互收购。一些法国高等专科学校现在还提供MBA学位的英语课程。许多法国人认为，他们在与美国文化的支配权作斗争，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与现代化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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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与美国的记者招待会

法国总统的记者招待会提供了快速深入认识法国政治风格的途径。记者招待会是较为罕见的事情（每年可能举行1一2次），它在被称为法国白宫的爱丽舍宫内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沙龙中举行。总统坐在那里，总统后面的墙上不是锦缎就是挂毯。为了保持一种优雅的氛围，总统都身着一套保守的西服和一条素色的领带。

记者们静静的坐着记笔记。总统抽象地阐述进步、国家的伟大、理性和秩序，就像一位教授在做讲座。他讲着一口漂亮的法语，缓慢而清晰，充满着十足的自信与文学性，其中还有睿智的短句，这要归因于他是一种精英教育的产物。然后，若时间有余，他还会接受一些记者的提问。这些问题都较礼貌，甚至有些胆怯，因为谁都不敢难倒总统或是使总统尴尬。而反过来，总统像对小孩一样对待记者，认为记者不能理解他的政策的逻辑和条理。与法国的政治风格相一致，总统是威严的和理性的。

美国总统的记者招待会在一块纯蓝色的背景幕布前进行。总统站在讲台旁，他穿一身普通的西服，打着条纹领带。总统显得紧张和不安，因为他知道新闻记者们不会放过他，正如他们以前不会放过每一任总统那样。记者们知道，这是他们的工作。总统的开场白用近乎防御性的语气来解释他最近的行动。接着，他强装笑脸，开始接受公开提问，记者们屈尊变得像狼群一样，高举的手如同爪子在空中抓挠似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引起注意。

新闻记者被叫起来（通常是叫名字，因为总统想表现出他个人很喜欢他们），他们先说上一小段话为他们的问题作铺垫，而问题本身（暗示着一件丑闻或总统政策的失误）是充满敌意的，并试图使总统陷入一种不自在的境地。总统的回答结结巴巴，英语语法混乱，因为他也是美国院校教育的产物。与民主的美国风格一致，总统努力像对待朋友和同辈一样对待新闻记者们，但是他离开时的笑容和握手几乎不能掩盖他与媒体的敌对关系。

9.7自由还是权威？

至此所讨论过的各点（缺乏信任感、对面对面人际关系的恐惧、僵硬且机械的教育）都促进了法国政治个性的形成——这种个性无法下定决心是要自由还是权威。事实上，它两者都想要，一个是哲学家们赞颂的抽象的自由，另一个是法国官僚们几个世纪以来建立的控制严密的等级制。这就产生了一种分隔（compartmentalization）现象：个体意义的法国人爱好自由，而公众意义的法国人（在学校中，在工作中，以及面对官僚机构的法国人）却知道他（她）需要理性、秩序和正式且非个人的规则。一个典型的法国人常常被描绘为暗地里羡慕警察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暗地里羡慕无政府主义者的警察。

在一个红绿灯上，一名巴黎的抗议者在传统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示威游行上挥舞着黑色的无政府主义旗帜。左下那面旗子是左派组织法国总工会的。

这种精神分裂的后果是一种持续的对自由和完美社会的追求，以及一种同等的向权威和一个极度不完美的社会屈服的倾向。这种平衡是不稳定的；不时的，对自由的追求便会爆发出来，就如1789年、1830年、1848年、1871年的巴黎公社、1968年的五月事件和2005年的青年骚乱。我们将在下章更为全面地探讨这种模式，但是值得指出的有趣的一点是，这些爆发中的大部分都终结于对权威的屈服。法国的政治文化一直被描述为一种伴随着潜在的反叛的威权主义。当法国人投票时，一些法国人半开玩笑地说道：“心属左边，但钱包在右边。”

在法国，政府的合法性要比英国弱。一些法国人对机构和当局的正当性并没有强烈的感觉，他们仅仅是默认该体制。极左和极右的一些人憎恨它。

9.8社会阶级

同英国一样，法国是一个阶级社会。法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在欧洲是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其教育体制向中产阶级的子女倾斜，而社会流动性更是名实不符。也如英国那样，在法国，很少有工人阶级或穆斯林的后代能攀上收入层级的高处。法国收入分配的不均比英国、甚至西班牙更严重。法国富人的生活高高在上；而穷人却只能勉强度日。

阶级差别加剧了法国社会中的其他分裂，如教权与反教权，城市和农村，激进与保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南方和北方的分裂。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倾向于分边排队（当然绝非完美），但却足以在法国选举时导致左—右分裂。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法国左翼和右翼选民的理想型（ideal-typical）见下表。

表9-1 法国选民的理想型
左翼选民 | 右翼选民
工人阶级 | 中产阶级
反教权 | 支持教会
城市 | 农村或小镇

9.9伟大的平静

法国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来自与统治精英一样的高等专科学校，他们曾经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当看到平等的理想与显著不平等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时，许多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法国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一度加入共产党。哲学家萨特支持左翼的每一项事业，并鼓励其他知识分子也同样地参与进来。而另一位巴黎高师的学生，即他的保守派对手雷蒙·阿隆，则指责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的鸦片”，这是对马克思那句经典“宗教是人民大众的鸦片”的嘲讽。

如果不是在此前的话，那么就是在密特朗执政之时，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法国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传统左翼立场的信念开始幻灭，法国共产党衰落至无关紧要的位置。似乎有多个原因导致了这种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法国的政治生活来说具有长远的意义。在20世纪70年代，新一代的法国知识分子批评苏联和共产主义。随后在1981年，一名波兰将军在苏联认可的情况下发动了政变，这次政变使许多法国人想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服务的贝当元帅。

但最重要的是，随着社会党在1981年选举后建立政府，左翼掌握了权力。批评保守的政府是一回事，但是，管理自己的政府又是另外一回事。法国的知识分子和左翼发现，要发展经济，承担世界性事务和改变法国社会是何等的艰辛。明智精巧的口号无法转变成行之有效的政策，法国许多知识分子变成了温和派。一些人赞颂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这对法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奇怪的立场。密特朗在总统任期内为法国做出了许多贡献，他将法国社会从左翼意识形态的诱惑中解放出来，并将其引上了一条实用主义的中间道路，而这也为后来大多数政府所沿袭。正如大部分欧洲地区的政治一样，法国政治也开始走中间路线。（奇怪的是，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发生极化，中间力量萎缩。为什么？）自两百周年纪念起，早先围绕在法国大革命周围的大部分激情也渐渐褪去。法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可被称为“伟大的平静”时期，这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实用主义时期。正如弗朗索瓦·菲雷所说：“大革命结束了。”大多数法国人对此表示赞同。

民主制

法国的中间派

最近几次法国大选事实上的胜者既非左翼也非右翼，而是中间派。观察家们将其看作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一种“正常化”和法国社会严重分裂的一种愈合。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家出现向中间靠拢的趋势。旧的意识形态的看法已随之消失；温和与实用主义成为现在的一种流行。1992年的民意调查证实了这一点。这次调查要求法国人在一份从极左到极右的9级意识形态量表上将自己归入某个等级之中。调查结果与英国和德国两国并无多大区别：大多数人是中间派。法国的政治家们因此注意到：任何被认为过左或过右的政党或候选人将会失败。这有助于解释共产党的衰落。随着这一教训被充分理解，像其他许多工业化民主国家一样，法国变成了一个“2+”政党制国家。

图9-1 法国选民在左翼、右翼意识形态中的自我定位

1. 《马赛曲》：法国国歌。

2. 全能的：拥有无限权力的。

3. 国家主义：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应该管理各种事务，特别是重要产业的观念。

4. 官僚化的：深受公务员控制的。

5. 高潮：逻辑的结果或终止。

6. Patrie：法语的“祖国”。

7. 利己主义的：仅仅关注私人和家庭的倾向。

8. 公立中学：法国学术型的高中。

9. 高中会考毕业证：法国的高中考试和毕业文凭。

10. 高等专科学校：法语的“greatschool”；精英的、专业化的学院。

11. 国家行政学院（埃纳）：法国培养高级官僚的学校。

12. 霸权：高高在上或居高临下的权力。

13. 分隔：精神上的区分和隔离各种问题。

14. 理想型：将社会的诸多特征提取为一种范例。

第10章
法国的互动模式

问题与讨论

1.波动性对法国人的投票有什么影响？

2.法国的政党制度为什么比英国的政党制度更加复杂？

3.法国的选举制度是如何迫使各政党联合的？

4.什么是戴高乐主义？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情绪？

5.法国的右翼为什么分裂为三派？

6.类似五月事件的情况还会再发生吗？

7.全民公决是如何被滥用的？

8.法国的工会与英国和美国的工会有何不同？

9.国家主义、统制主义和监护互相之间是如何关联的？

政党形象和选民的政党认同在法国没有在英国那样明显。许多法国选民没有长期的政党偏好，而且法国的政党倾向于不断变化，改换名称，这使它们的政党形象模糊。这带来的结果是，许多选民与特定政党没有联系，并以改变他们的投票来作为一种抗议。2002年，这无意中导致了社会党的总理若斯潘在总统角逐中被一名右翼的极端主义者打败。在西欧大多数国家，选举展示的仅仅是一些与此前的选举相比轻微摇摆的一些观点，但是，在法国不是这样。在法国，新的政党能在短短几年中兴起和衰落。法国的政党与它们此前选举的表现相比，可能多得或者失掉10—20个百分点。法国人的投票可能是波动的（volatile）。

法国的政党几乎都曾经改变过名称，特别是戴高乐主义党。从1947年到1952年，他们称自己是法国人民大会（RPF）。随着戴高乐在1958年执政，他们变成了新共和联盟（UNR），然后在1967年，改为第五共和国民主联盟（UDV），在1968年改为保卫共和联盟（UDR），在1971年改为保卫共和民主联盟（词首大写字母为同样的UDR），在1976年改为保卫共和大会（RPR），在2002年改为总统多数联盟（UMP），很快又更名为人民运动联盟（仍然是UMP）。

一名美国人会惊呼：“但是，在这么多的变化中你如何建立政党认同？”戴高乐主义党——自1976年以来被称为“新戴高乐主义党”——较少认为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而认为他们是一个爱国群众的集会。在一种政治文化中有意义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政治文化中并没有意义。名称的变化显示了戴高乐主义党总是年轻的。新戴高乐主义党的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当选法国总统。

社会党创建于1905年，最初称自己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或者SFI0。1969年，在与一些更小的左翼团体融合后，他们改名为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PS）。1981年，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赢得总统和议会选举，1997年它再次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政党，但是在2002年和2007年的选举中沦为第二大党。

法国中间派罕见的混乱，这可能是因为许多人物为显赫地位而奋斗，不喜欢与另外的政党融合。法国民主联盟（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UDF）在1962年开始成为议会中的一个团体，并在1966年以共和党人的身份第一次参加竞选。1974年，它的领导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总统，后来又与共和党人合并了几个更小的中间党派形成法国民主联盟，成为一个由五个中右党派构成的松散同盟。到2007年的时候，法国民主联盟分裂为新中间党（NC）和民主运动党（MoDem）。在法国政治的中间，小党持续兴起、衰落和变换名称，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永恒的湿地”。

有一个法国政党并不玩弄名称变换的游戏，即法国共产党（PCF），尽管他们也有政党形象方面的麻烦。共产党的得票率从1972年议会选举的25%猛降到2007年的2%。在光谱的另外一端，是1986年出现的反移民的政党国民阵线，但是它没有获得议会席位。更加令人困惑的情况是，左翼政党常常联合起来以左翼联盟或者共同纲领（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形式参加竞选，而右翼政党则联合起来以总统多数或者同盟（戴高乐主义党和新中间党）的形式参选。

地理

地区的持续性

1936年，左翼的人民阵线赢得了图中阴影中的省份（地图左）。1981年，社会党的弗朗索瓦·密特朗以非常相似的模式赢得总统选举（地图右）。最近选举的地图看起来与此非常相似。地区，与社会阶级和宗教一样，常常产生独特而持久的投票模式。

地图10-1 人民阵线在1936年和1981年选举中的得票区域比较

10.1正在出现的政党制度

法国的政党制度没有以前那么复杂了；它从1958年的10个党减少到今天的4个相关的政党。法国的政党一直是联合并形成两个集团（blocs）——左翼和右翼——似乎是在朝着“2+”政党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人民运动联盟（UMP）是否能够团结法国的右翼。如下图所示。

两个集团的内部也有分裂。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共产党和其他极左的政党总是与社会党长期不和，而小的中间政党又一直在尝试侵蚀新戴高乐主义党。即使它们想提供帮助，也没有一个政党愿意与种族主义的国民阵线发生任何联系。然而，从吸引选民（voter appeal）的方面来说，两个集团符合我们前面讲过的法国的两大趋势。左翼喜欢的方式是通过向富人征税、控制经济、提供更多的福利津贴使人们更加平等。右翼也喜欢改变，但基础是经济增长和温和的改革。两者都指望建立一个强国家，但是左翼不喜欢自由市场的解决办法，而萨科齐宣称赞同自由市场中的一些办法。萨科齐不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竞争性的经济，这是人民运动联盟绝不会支持的。国民阵线想要驱逐大多数移民，并让法国退出欧盟。

10.2法国共产党的衰落

自从在“一战”后不久共产党遵循列宁的指挥并与社会党分裂以来，在大多数国家，社会党和共产党是天然的敌人。典型的情况是，在一个国家里，其中一个强大另外一个就软弱。英国、瑞典、德国和西班牙全都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党类型的政党和弱小的共产党。另一方面，在意大利，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现在更名为左翼民主党——超过了社会党。在法国，过去也和意大利一样，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党壮大起来而共产党萎缩下去，因此，到目前为止，法国社会党是最大的左翼政党。

两个政党有共同的基础。法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从社会党分裂出来。在一场风行20世纪的战斗中，共产党宣称社会党战斗性不足，认为他们放弃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渐进的和实用主义的改良主义。法国共产党附和苏联的路线。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类似，法国共产党直到德国于1941年进攻苏联后才加入抵抗运动。然而，自斯大林逝世以来，法国共产党逐渐变得更加温和。它谴责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井宣称支持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但是，法国的选民不信任共产党，因为党内又出现了原来的斯大林主义的（Stalinist）倾向，当时该党开除持异议的知识分子，制定教条的路线，或者是在后面中伤同道的左翼人士。

结果是社会党与共产党形成不稳定的同盟关系。两个党彼此讨厌对方，但是又知道彼此需要对方。法国选举的第二轮或者说决定性的选举使得两党联合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在法国的决定性选举之中，一个简单的领先票就能获胜。如果共产党和社会党在第二轮投票各自为政的话，它们就可能败给联合起来的戴高乐主义党和其他中右政党。因此，左翼政党——社会党、共产党和现在许多小的左翼政党——在第二轮中普遍支持最强的左翼候选人，而不论该候选人来自哪个政党，是法国的选举制度把法国的左翼竞争对手推到了一起。

当密特朗在1971年接管萎缩且士气低落的社会党的时候，它的力量被共产党领导的法国左翼超出，当时共产党通常能赢得1/5的选票。考虑到法国特殊的选举制度——有决定性选举的单名选区制——密特朗知道社会党不能靠自己发展壮大。他也知道共产党1/3的得票并不是来自忠诚的共产党员；它是一种逆反投票（protest vote），这部分选票可能被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社会党所赢得。他聪明地支持并利用共产党，赢走缺乏真正信念的共产党支持者，然后抛弃法国共产党。1984年，一个萎缩而士气低落的法国共产党离开内阁，并且，自那以后，法国共产党在选举中的表现越来越差。

然而，法国共产党的衰落并没有解决法国左翼四分五裂的问题。法国共产党的衰落可能使该问题更加糟糕，因为它产生了几个极左的政党，这些政党试图吸引传统的激进分子、工人和知识分子选民。在2007年的总统选举中，四个极左的候选人分散了左翼的投票，两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工人斗争党和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在第一轮选举中一共获得5.4%的选票。在法国，正如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一样，至少有1/3的选民投票支持某个左翼政党，从中左的社会党到半左的共产党到极左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因为社会中存在鼓舞左翼坚持下去的议题：贫穷、不平等、失业和美国的霸权。法国共产党的衰落意味着其他左翼政党的兴起。

10.3分裂的右翼

与左翼是分裂的一样，法国右翼也是分裂的。法国的右翼中有一个强大的政党、两个小一些的政党吸引其他选民。一些人将法国右翼的分裂追溯到大革命，认为大革命导致了一个极端保守的保皇党（monarchist）右翼，一个温和的奥尔良主义（Orleanist）右翼，以及一个民粹主义的拿破仑式的（populist Napoleonic）右翼。今天，右翼三个支流的代表分别是国民阵线、新中间党和新戴高乐主义党。正如已指出的那样，新中间党来源于原来的法兰西民主联盟。在主流之外的更右的政党国民阵线和其他小团体对移民和欧洲联盟恶语相向。

对右翼来说，意识形态和教条没有个性重要。戴高乐主义党在传统上一直怀疑欧洲的统一和自由市场，与此同时，大多数小的中间主义党派一直赞同它们。但是当说到同样的中产阶级选民的时候，这些小党中的一些和戴高乐主义党常常进行合作，并对第一轮中单一的议会候选人达成一致。2007年，新戴高乐主义党尝试建立一个大融合，试图把各党融人到人民运动联盟（UMP）之中，但是那很困难，因为在右翼中，个性成为主导型议题。而在许多国家也是如此。

在法国，戴高乐的阴影依然还在。法国的右翼在选择想保持戴高乐形象生命力的人和支持更加传统的中右政治的人之间左右为难。戴高乐是一名超然于各政党之上的拿破仑式的人物，从来没有打算建立一个政党。像弗朗哥、墨索里尼和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者一样，戴高乐讨厌政党，把第三和第四共和国的所有问题归咎于它们的争吵不休。戴高乐甚至不太关心戴高乐主义党；他从来没有正式的领导或者支持它。他的态度似乎是：“好吧，如果你必须建立政党的话，那么就去崇拜我吧。”在他的长期统治期间（1958—1969），戴高乐主义党仅仅是他控制国民议会的一个工具。在1968年的立法机构选举中，戴高乐主义党赢得了46%的选票，彻底占据了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

领导一个全国性运动的魅力型人物要求人们能吃苦耐劳地追随他。这种领导人不能忍受在他的周围有其他重要的人物；他宁愿要一个服从的仆人和唯唯诺诺的人。结果是，当戴高乐在1969年离开的时候，他在戴高乐主义党中留下了一个没有人能够填补的真空。他以前的总理乔治·蓬皮杜在同年赢得总统选举。但是，到蓬皮杜于1974年去世的时候，共和派的候选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他后来建立了法国民主联盟）是一名比戴高乐主义党的候选人更有吸引力的候选人。因为戴高乐鄙弃政党，所以他从来没有花时间去将他的运动制度化为一个持久的政党。政治中的真正的天才是能够建立持久基础的人；戴高乐没有这样做。

为了填补真空，雅克·希拉克在1976年把垂死的戴高乐主义党重组为保卫共和大会，它一般被人们称为“新戴高乐主义党”。希拉克是一名因其专横而与许多法国人疏远的狡猾的表演者，他不断地与法国民主联盟争吵与和解。在2007年的选举之后，当他被迫与一个社会党内阁共治的时候，希拉克被迫扮演一种不太积极的角色，他放弃了党的领导权。希拉克和他的政党在2002年对手缺席的情况下赢得大选，因为社会党的若斯潘因左翼轻率的投票而在第一轮投票中被踢出局。戴高乐主义党面临的问题与社会党一样：我们现在代表谁？大多数法国人现在认为戴高乐主义是过时的（passé），认为它是一种含混的保守情绪，而不是一个政党。

新戴高乐主义党揭示了现存的几种类型的保守主义。当萨科齐在希拉克总统时期担任内政部长时，他与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onique de Villepin）总理进行斗争。两人都是人民运动联盟的成员，都是保守派，但是萨科齐亲市场、亲美国，而德维尔潘想要保留法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反对美国的强权。萨科齐是一名现代的、撒切尔式的保守派，德维尔潘是一名法国传统的大政府保守派。保守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法国右翼政党之间的关系与法国左翼政党之间的类似：选举制度使它们在第一轮选举中彼此竞争，但是在第二轮选举中结成同盟。在右翼中不同的一点是怨恨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是想要当总统的聪明而有野心的政党领导人之间的一场斗争。如果各个政党合并，它意味着某个政党的领导人将会成为第二小提琴，这是大多数政治家不喜欢的情况。在你谴责法国政治家不同寻常的卑鄙和猜疑之前，思考一下，美国的政治家是否有很大的不同？

在法国，一切都是四分五裂的。一个解决选举四分五裂问题的方法是：放弃选举的第一轮，改为直接的头名过关制。这种美国式的或英国式的选举制度，会迫使具有相似目标的政党合并。第一轮选举是某种类型的初选，可能不是必要的。强大的人民运动联盟和社会党已经通过对被提名者在线投票实行了某种类型的初选。

比较

欧洲愤怒的右翼的兴起

大多数欧洲国家看到由魅力型的演讲家领导的愤怒的右翼政党的增长已经有一些年头了。比如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的自由党、荷兰的皮姆·佛杜恩（Pim Fortuyn，在2002年遇刺）、德国的民族共和党和法律秩序进攻党、比利时的弗莱芒集团、丹麦的人民党和意大利的北部联盟和民族联盟。尽管它们在许多方面并不一样，但是所有的这些政党都反对移民、犯罪和欧盟，并且能够在5个选民中拉到1个选民。即使是日本也有一个愤怒的、反对移民的民族主义者当东京都的知事。

一些人称他们是法西斯分子，但是他们对此加以否认，并且他们可能确实并不是法西斯分子。相反，他们表达了选民们对被传统的政治家忽略多年的现象的关切。许多欧洲人实际上不喜欢穆斯林移民和犯罪，没有任何人问过他们是否愿意让他们的邻里被外国文化所占领。主流政治家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直是过于坚持政治正确性。同样地，欧洲的精英们几乎是反射性地支持欧盟，尽管许多普通的市民担心他们国家的主权、文化和工作机会丧失在一个统一的欧洲之中。反移民的政治家们只不过是填补了传统政治家遗留下来的缝隙，这种情况也正在发生在美国的共和党内。

这对欧洲的民主制是一种威胁吗，或者正是民主制运转的表现？如果一个政党不能给予选民们他们想要的东西的话，另外的政党就会站出来提供这些东西。在任何一个国家，特定比例的不满市民会接受进行民粹主义煽动的政治家们的简单化的观点。美国有自己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s）和罗斯·佩罗（Ross Perot），但是也有一些优点：美国人习惯于来自各大洲的移民；而且许多疏离政治的美国人不投票。（大概我们应该对我们国家的低投票率表示感谢。）

10.4僵局的循环

法国的政治似乎是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模式运行的。在法国，“正常的”政治通常导致僵局（stalemate）。在僵局中，互相之间不断争斗的各政治团体阻止重要的变革。这就产生了束手无策的制度处理不了的危机，而危机反过来又导致每隔一代或两代人的一种爆发。为了走出这种僵局，法国人已经反复地求助于一名迄今未被“现状”政治所玷污的英雄，一名魅力型的人物。法国政治似乎不时需要一名拿破仑。

在几十年的大革命混乱之后，法国人欢迎拿破仑一世的执政，并把他当作结束混乱的英雄。半个世纪以后，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指望路易·拿破仑。1940年，法国议会实际上是通过投票把独裁性的权力给予年迈的贝当元帅。皮埃尔·门德斯（Pierre Mendès）在1954年让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出，他是有思想的人们的英雄，但是他缺乏处于普通政治之上的如局外人般的超凡魅力。具有这种魅力的人物在1958年出现，戴高乐把法国从阿尔及利亚的内战中拯救出来。

戴高乐相信，他设计的第五共和国的强势总统已经结束了法国周期性出现僵局的情况。但是，第五共和国真的超越了法国历史吗？最初似乎如此。法国从阿尔及利亚的恐怖局势中撤出，使政党制度现代化，并在经济发展上领先其他国家。然而，在1968年，一切变得一团糟，人们开始怀疑第五共和国是否正在遭受一些曾在前几个共和国蔓延的同样的毛病。

密特朗也发现，法国政治的转型并不像戴高乐认为的那样彻底。戴高乐的个人支持率保证了不仅他被选为总统，而且保证了国民议会中有一个占据多数的戴高乐主义党。这使得法国容易被统治；戴高乐想要的任何法律或预算在波旁宫未经认真审议就被通过。第五共和国的统治并不依赖于第三和第四共和国那种不稳定的联合。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同一个政党来维持对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控制？

法国在1986年搞清楚了这一点。在被政治家和戴高乐主义党支配的国民议会选举之后，密特朗任命了一名保守派总理，但他依然还是总统。共治使政府保持功能，但是，这仅仅是因为密特朗同意让希拉克总理几乎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任命部长和推行保守的政策。密特朗玩的是一个等待游戏，让希拉克因不受欢迎的政策而承担责任。在一段时间以后，当密特朗的支持率超过希拉克的时候，密特朗开始反对希拉克的一些政策。一种美国式的僵局出现了，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不让步。希拉克控制着议会，但是密特朗能够公开指责希拉克的立法计划，并批评希拉克个人。第二次共治时期的僵局要缓和一些，因为密特朗可能是意识到了他将要离开人世，因此几乎没有作任何攻击。在第三次共治的1997—2002年期间，希拉克任命若斯潘为总理。法国运行得相当好，但是，潜在的是一种酝酿中的不满。这种不满使得勒庞在2002年总统选举的第一轮中以微弱的优势战胜若斯潘。

马琳·勒庞从她父亲手中接过了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大旗，并成为了2012法国总统选举中一股相当可观的力量。该政党推行反移民和反欧盟。

政治文化

1968年的“五月事件”

仅仅是在使戴高乐上台的阿尔及利亚几近爆发内战的事件之后10年，他的政权便遇到了另一场重大冲击，即五月事件（Events of May）。学生和工人一个月的罢工以及与警察的战斗揭示了在戴高乐主义法国的法律与秩序表面之下，原来的革命传统仍在悸动。几代人以来蔓延于法国的重大分裂一直没有得到彻底地治愈；这种分裂依然贯穿于法国社会，就像加利福尼亚的地震断层线，随时准备毫无预警的爆发。

动乱始于巴黎郊区的南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anterre）。厌倦了糟糕的学校设施和课程的学生们举行了一次罢课，罢课迅速扩散到大多数大学和许多工厂。法国再次出现分裂，这一次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年龄划线的；年轻人厌倦了服从年长之人。共和国治安部队（CRS，Compagnies Républicaines de Sécurité）用催泪瓦斯和警棍攻击抗议者，戴高乐在巴黎周围部署了军队和坦克。

但是，革命因此而爆发，如果那是革命的话，它就像此前法国历史上的许多暴动一样。戴高乐许诺更多的政治参与，举行议会选举。在选举中，戴高乐主义党获得了国民议会中实际上的多数席位。“当法国人畏惧的时候，”法国一名政治学家表示，“他们就转向右翼。”这是在许多国家出现的趋势。

一些人认为最近发生的骚乱是法国革命感情的复苏。但是，2005年的骚乱局限于年轻的穆斯林男性之中，他们在法国社会中被疏离，并且他们没有目标或者目的；一些人称它是简单的恶意破坏行为。2006年，学生们抗议一项新的就业法律。在2007年萨科齐当选之后，年轻人发生骚乱，并且高呼“萨科，法西斯分子！”所有这些骚乱的共同点是：参与者都是被体制边缘化的愤怒的年轻人。

10.5全民公决热

法国总统经常运用公民投票（plebiscites）或全民公决（referendums）把重要的问题直接摆在人们面前，而不经过议会中选举出来的代表。英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全民公决，在法国自1973年以来已经被使用过20次了。它巧妙地符合了法国的一种特别的传统：卢梭的公意观。在表面上，没有什么比直接向人们咨询他们的愿望更加民主的了。

但实际上，公民投票可能是一种非常狡猾的、操纵公民的威权的工具。在一场全民公决中，关键性的权力属于起草问题的人。问题可能以一种非常简单化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人们几乎不得不投赞成票。而且，一次全民公决通常是在决定已经作出之后进行的，领导人仅仅是想要得到公众的背书。

戴高乐完全是在玩公民投票的游戏。对他来说，一次全民公决不仅仅是获得大众对特定政策的支持，而且还强化了他的个人统治。在每一次公民投票之后，他都能向其老对手、传统的政治家们说：“你们看，人民理解并支持我。谁需要你们？”在法国的政治理论中，该观点再一次来自于卢梭的理论，即由一名直接与人民沟通的领导人统治的国家——没有政党、议会、政治家或者利益集团碍事——是理想的民主国家。然而，一些人看到了这种模式中独裁统治的种子。

戴高乐在每一次全民公决上贴上他的个人威望。“如果国民反对这项措施，”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法国，“也就是反对我，而我将要辞职。”这种坦率的做法在最后一次全民公决之前的每一次中都发挥了作用。1958年，人们乐意获得一部新宪法。在1961年和1962年，他们很高兴看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军队回家。但是，戴高乐在1962年举行的第二次全民公决产生了一些问题。他在1958年的宪法中犯下了一个错误，规定总统经过一个由地方官员组成的庞大选举人团的选举产生，他认为这个选举人团将会是保守的，并且支持戴高乐；然而，选举人团并不必然如此。因此，在1962年10月，戴高乐越过国民议会要求选民们修改宪法，直接选举产生总统。这次全民公决以62%的赞成票通过，但是，这只代表了全部选民的46%，远远低于戴高乐的预期。

这个迹象很明显，即法国人很高兴从阿尔及利亚撤兵，但是不愿意拙劣地修补宪法。但是，戴高乐忽略了这个迹象。1969年，在以彻底的选举胜利安然渡过1968年的五月事件后，戴高乐再次试图显示人们对他的支持。他挑选了一个不需要公民投票的相当有技术性的议题：改革（也就是削弱）参议院，并建立次级地区单位。法国人对此说不，而忠于诺言的戴高乐为此辞职。他回到科龙贝双教堂村，并于次年逝世。

自那以来，法国曾经举行过5次全民公决。1972年，蓬皮杜提议扩大共同体市场，将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吸纳进来。密特朗在1988年举行全民公决，讨论是否赋予太平洋领土新加勒多尼亚（New Caledonia）更大的独立性。这次全民公决获得通过，但只有37%的投票率。1992年，密特朗将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放在了法国的选民面前，勉强获得通过。2000年将总统任期削减至5年的全民公决只有31%的投票率。2005年法国批准欧盟宪法的全民公决失败，使希拉克蒙羞。这些全民公决没有一个是为了解决宪法上的问题。相反，总统们试图运用全民公决鼓励大众的支持，将大众的注意力从更加严肃的事务上转移开来。选民的冷漠和消极表明，法国人已经厌倦全民公决了。（加利福尼亚人也是如此？）

地理

沿着地中海航行

假设你坐着豪华游艇，你正沿着地中海做一次大大的顺时针航行，总是保持距离港口有几公里远，不停转舵（如果你是新航手，这里指的是向左改变航向）以始终保持航线。你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你左边经过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是哪些？

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很短的海岸线），又是克罗地亚，之后是黑山、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10.6四分五裂的工会

在英国，我们看到利益集团是如何的组织良好，且强大有力，尤其是大工会和大商会。这种模式在北欧也是大致如此，我们将在德国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况。大体上，在法国和拉丁欧洲，虽然有大量的利益集团，但是它们通常都是因政党路线而四分五裂。

比如，在英国（以及德国和瑞典），有一个大的工会联合会。在法国（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存在几个工会，有共产党的、社会党的、天主教的和独立的工会，它们之间彼此竞争。共产党领导的法国劳工总联盟（CGT，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在法国被认为是强大的，但是，比较而言，它的基础很脆弱。事实上，法国劳动力中只有9%——大多数还是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被组织到了工会之中；即使是美国的工会在这个比例上也要比法国大一些（占劳动力的12%）。

法国的工会互相之间还争吵不休。法国劳工总联盟愤怒地与小一些的社会党倾向的法国劳工民主联盟（CFDT，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和无党派的法国劳工力量总会（Force Ouvrifère）发生冲突。在法国，工人的声音是弱小的和分裂的。相应地，法国的工会无论是与管理层的讨价还价还是与政府达成协定都不够强大。法国有许多的罢工，但是这些罢工持续的时间都倾向于很短，因为工会缺少罢工的资金。运输工人每隔几年就会罢工导致铁路和地铁服务陷入混乱。

法国工会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是它们的政治倾向。既然最大的工会法国劳工总联盟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那么其他政党，尤其是那些控制政府的政党就会忽视它的要求。法国工会参加政治罢工，行动指向的是政府的政策而不是面包和黄油。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法国工会常常抗议国有企业的关闭或者是临时解雇，这非常像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几乎没有一个法国的工会赞同美国人的观点，即工会是与管理层谈判获得更好条件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政治工具。

法国工会的相对弱小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副作用：工会越来越好战和意识形态化，而不是相反。由于感到政府对自己的要求不理不睬，法国的工人们比德国和瑞典的工人更加充满敌意。在德国和瑞典，强大的工会对政府的影响很大。在这两个国家，强大而组织良好的工会已变得温和且主张实用主义。

表10-1 拉丁欧洲分裂的工会
| 法国 | 意大利 | 西班牙
共产党 | 法国劳工总联盟（CGT） | 意大利劳动总同盟（CGIL） | 劳动者委员会（CO）
社会党 | 法国劳工民主联盟（CFDT） | —— | 劳动总同盟（UGT）
天主教 | 基督教工会联盟（CFTC） | 意大利工会联盟（CISL） | ——
其他 | 法国劳工力量总会（FO） | 意大利劳动联合（UIL） | 全国劳工联盟（CNT）
| （中间主义的） | （社会民主党） | （无政府主义的）

10.7商界和官僚机构

法国的商界可能比工会更没有影响力。法国企业运动协会（Mouvement des Enterprises de France，Medef）追求改革：削减税收和私人养老金，并放松劳动法的严苛规定。它的主张是，是商界创造工作机会，而不是政府。这种撒切尔式的观点在法国刚刚开始流行，但是法国企业运动协会并没有太多的政治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与美国人不一样，大多数法国人认为商界是无情的、剥削他人且不人道的，几乎没有法国的政治家以美国政治家的方式公开支持商界。在法国，那可能是坏的政治。

密特朗忽略了商界的利益，推行左翼的经济计划。这使商界感到担忧；他们减少了在法国的投资，增加在美国的投资。密特朗作了让步，并试图与法国商界和解。当时的总理也是后来的总统希拉克对法国国有企业中的一大部分进行了私有化，包括国有的电视网，但是他从来都不支持一个自由市场社会。社会党的若斯潘继续进行私有化，但是他重视工人的权利。萨科齐提到的是“经济爱国主义”，而不是自由经济。

法国企业运动协会的影响力也不如英国工业联合会在英国的影响力，原因是法国人的个人主义倾向。一家法国企业可能属于法国企业运动协会，但是，它只依靠自己的资源与官僚机构发生谨慎的联系。商界相比于工会的一大优势是，法国商界的行政主管和公务员是同一类人，常常毕业于同样的高等专科学校（grandeécole），他们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高层职位上不断变换。这种联系给予法国的重要企业进入行政管理机器的结构性通道（structured access），这是小企业的商界人士、农场主和工会主义者所没有的途径。这增加了这些团体的敌意和挫折感，这些情绪不时从像国民阵线这样一闪而过的政党中、从农场主倾倒的垃圾中和莽撞的罢工中爆发出来。北欧的政治—官僚体制，为所有重要的集团提供通道，一般来说，这避免了法国这样的爆发。

但是，法国的商界人士也没能控制政府的决策。法国的政治传统对之不利。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中，多元主义——利益集团与政府公开的相互影响——得到尊重，有时甚至是受到表扬。农场主、商界人士、工会主义者和族裔团体在华盛顿进行游说相当正常；在英国的下议院，“利益成员”代表特定的行业已不是秘密。然而，法国的政治理论，依然信奉卢梭的观念，认为利益集团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代表的是部分的意愿而不是公意，这种观念倾向于认为利益集团是非法的。法国的传统是统制（dirigiste），自上而下，忽略利益集团的要求，并做公务员认为的对法国权力和威望来说最有利的事情，这给予官僚们极大的权力。

地理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南方”

孟德斯鸠

这一古老的看法包含着太多的真理。除了非常小的国家以外，北半球大多数国家的南方都比北方更穷，发展程度更差。工业多密集分布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北方。生活在这些国家南方的人们常常被认为是享乐型的，节奏缓慢而懒散；北方的人常常被认为是有效率的和勤劳工作的：南方的投票行为通常与北方不同。米迪地区的人们认为他们是不同的地中海种族，不喜欢北方冷冰冰的、条顿人后裔的法国人。

当你走到更北的地方的时候，这一情况有所变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俄罗斯的发展大体上集中在气候温和的地区，而不在严寒的北方。在南半球，这种情况要反过来，因为南方地区的气候要更加温和。数个世纪以前，孟德斯鸠坚持认为气候决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增长为什么要与温和的或者甚至是有点寒冷的区域紧密相关呢？

10.8永恒的官僚机构

在过去的5个世纪中，法国一直在发展它的官僚机构。几乎每一次政权的变迁都导致法国官僚数量（现在有500万）和功能的增加。在第四共和国走马灯式的内阁期间，人们习惯了认为政府的倒台并不那么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论如何官僚机构在管理着这个国家。托克维尔在1856年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抱怨法国的“管制性的、限制性的行政管理，试图参与每一件事，管理每一件事”。

在法国，公务员监管着法国经济中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竞争的缺乏。与法国官僚最相似的是日本官僚，他们拥有与之类似的权力和思维框架。法国有几个国有化的行业——飞机、汽车、煤矿、银行、钢铁、天然气和电力——以及在整个欧洲都是由国有的行业，比如“PTT”（邮政、电话和电报）和铁路。在这些行业的工人并不被认为是公务员，似是其高层的管理者是公务员。法国教师，从幼儿园教师到大学教师都是公务员。

然而，我们关心的公务员是在巴黎各部任职的几千名精英（Grands Corps），他们中的大多数毕业于高等专科学校。处于行政管理等级的法国公务员（大约是最高层的那20%）管理着国家，他们的权力甚至比英国相应的公务员的权力更大。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随着第五共和国的出现，官僚的权力增加了，因为戴高乐是如此限制国民议会发挥作用，以至于国民议会不再能够提出政策去平衡或者制约高层公务员的行动。而且，根据法国长期的传统，许多高层政治家本身就是公务员，毕业于埃纳或者是另外的高等专科学校。典型的情况是，部长中的3/4和国民议会代表的2/5是公务员。这种紧密联系产生的政府是官有、官治和官享的政府。

这并不是说法国官僚们的工作做得不好，相反他们常常做得不错，只是官僚的态度使得他们与同胞疏离，他们淡漠、傲慢、冷若冰霜，讲逻辑推理且思维僵硬。他们并不是不与其他法国人见面和互动；公务员们在全国几千个委员会中任职，与商界、工会和农场的代表开会，这种会议的最高级别是全国社会经济理事会（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但是，即使是该理事会也只拥有单纯的咨询能力，而且其建议常常被认为是“不客观的”而被官僚们忽略。该理事会的组成正日趋官僚化；其中大约30%的成员由政府任命。法国的官僚方式在“监护（tutelle）”这个词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因为他们的行动更像是监护人，而不是公众的雇员。

许多人认为，真正管理法国的精英是财政总督察（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Finances）。他们每年从埃纳毕业的前10名学生中挑选出来，超级聪明的财务督察员（inspecteurs de finances）在全法国巡视，查看公共资金是如何支出的，法国所有层级的政府都怕他们。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有能精确地与督察（Inspection）相对应的制度。它可能有点像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The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原来的总会计办公室[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它是国会的一个分支机构，拥有联邦调查局（FBI）般的强制执行权力。所有级别和年龄的督察员同意彼此监视，“穿上拖鞋”的督察员依然拥有影响力，因为他们互相为对方提供最好的公共的和私人的工作。而且，如果他们从这些岗位退休的话，他们能够回到财政总督察的位置上，领取最高的工资。

10.9官僚机构的管理

与英国相比，在法国构成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机构的公务员队伍更不受民选官员的控制。民选官员有时谴责官僚机构是一个“行政管理的迷宫”，或者甚至是“行政管理的极权主义”。但是他们对此几乎毫无解决办法。

我们不应该认为法国在这方面是独特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已找到控制官僚机构的方法。法国拥有更长的官僚化历史和高等专科学校垄断高级公务员职位的历史，它仅仅是更加完整地揭示了这种模式。在日本，这种模式达到一个高点。当我们试图改革、削减或者是使官僚机构民主化的时候，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够想到的几乎任何解决办法都需要增加更多的官僚。比如，在法国，密特朗曾试图建立一个从事行政管理改革的部门，这依然是更加官僚主义的方法。

我们能够在这里看到为什么法国人在面对一个没有回应性、不民主的官僚迷宫时，变得充满挫折感和敌意的原因。官僚机构繁荣之地，民主制就失去活力。在试图对其修补的过程中，法国的高层政治家步入一种矛盾之中。国家主义需要大量的官僚机构——管理福利计划，监管工业，并为经济做计划；但是，私有化意味着放松官僚控制，并让市场力量引导社会。大多数主流的法国政治家反对私有化，因为那将意味着从他们认为是人道的“法国福利国家模式”转变为一种野蛮的“盎格鲁—撒克逊市场体制”（萨科齐是例外）。法国再一次束手无策。

比较

“穿上拖鞋”

法国高级公务员担任企业行政主管的行为被称为“穿上拖鞋”（pantouflage）。日本也有非常类似的模式，被称为“天神下凡”。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或者埃纳的毕业生，在巴黎的某个部门工作数年后，就能转入舒适的、高工资的管理岗位，这个岗位常常是在他（她）过去作为政府官员时相关的某个企业之中。法国最大的企业中超过一半的首席执行官是前高级公务员，2/3毕业于埃纳或者理工学校。“穿上拖鞋”是法国商界与官僚机构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它也导致了腐败，这似乎是法国的地方病，一个接一个的法国高级行政管理者因为运用商业联系增加他们的个人收入而被捕。

1. 波动的：快速的上升和下降。

2. 集团：各政党的聚集或联盟。

3. 欧洲共产主义：意大利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从斯大林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

4. 斯大林主义的：对各国共产党粗暴的中央控制。

5. 逆反投票：反对现存政权的投票。

6. 过时的：老式的；退回到过去。

7. 僵局：在各个竞争团体之间出现的政治上的胶着现象。

8. 五月事件：对1968年5月的骚乱和动乱的委婉说法。

9. 共和国治安部队：法国半军事化的警察部队。

10. 法国企业运动协会：法国的商界联合会。

11. 结构性通道：官僚机构向利益集团的要求永久性的开放。

12. 统制：官僚指导企业；与法国的国家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3. 精英：法国的高级官僚。

14. 监护：法语的tutelage；官僚的指导。

15. 督察：财政总督察的简称；法国官僚机构中特别的高层，拥有调查所有部门的权力。

第11章
法国人在争论什么

问题与讨论

1.法国经济为什么在“二战”后迅速增长？

2.为什么有太多的小农场主和小店主会成为一个问题？

3.法国经济中的国有部门为什么依然庞大？

4.法国和美国的保守主义有何不同？

5.欧洲的失业率为什么那么高？

6.美国人和欧洲人关于福利的观点有何不同？

7.法国的种族问题与美国的种族问题有多相似？

8.体育能够消除种族紧张关系吗？

9.法国的教育问题与美国的教育问题有何不同？

法国的经济几乎是英国经济的反面。英国经济在“二战”后衰落，在工业化国家中名列倒数。法国经济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增长缓慢，而在“二战”后，似乎是从睡梦中醒来一样，法国经济的增长率每年达到6%。法国人依然记得1945年到1975年那个“辉煌的30年”（les trentes glorieuses）时期。然而，自那之后，法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攀升，大多数法国人感到他们的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之中。一个时期的增长政策在下一个时期常常失败，而政治家们不愿意进行会给选民带来痛苦的变革。

是什么因素使法国在“二战”后焕发活力？战前典型的法国商业企业是一种小规模的家庭企业。增长不被重视；将企业保留在家庭手中并为好生活挣足够的钱是所有的重要事项。这意味着存在大量的小公司和商店，而不是几个大型公司和商店。法国人不是通过更低的价格或者更好的工作进行竞争，而是带着一点小资产阶级（petit bourgeois）思维，试图躲在政府的保护后面，希望政府会设定价格并通过高关税排除来自外国的竞争。对法国的商业家庭来说，这是一种惬意的安排，但是它使法国的经济落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击了法国的精英，他们因德国的占领而伤心，并渴望恢复法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为经济增长制订计划。一个计划委员会制订了“指示的计划”以鼓励——但不是强迫——法国商界在特定的部门和地区进行扩张。与共产党式的中央计划有很大不同，指示性计划（indicative planning）实际上是告诉不同的行业：“看，在西南方，一切条件对一个新的小机械工厂来说都是有利的。如果你在那里建立一个小厂的话，你将挣大钱。”由于法国高层官僚和商界之间暧昧的关系，商界人士很快就明白了这一暗示。法国计划委员会提供经济研究和经济鼓励，轻轻推动商界沿着它设计的路线前进。（日本的通产省在这方面做得更多；参见第18章。）

外国竞争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在1952年，然后是共同市场在1957年，先后废除了法国的保护性关税（protective tariffs，参见第17章）。最初，法国的商界人士对此感到恐慌，相信更加先进的德国企业将会击败它们。但是，渐渐地，他们了解到法国企业在共同体市场能够竞争并获得重要的销售份额。法国的商业企业变了，变得更大、更现代，并具有扩张倾向。但是，成功本身也带来了问题。

比较

法国的核电站

法国人为许多事情抱怨并争吵，但是核能源并不是其中之一。大多数法国人接受核能源，而且主要的政党没有一个反对核能，反原子能的绿党在2007年的立法机构选举中仅仅获得4个席位。法国缺乏其他能源，因此竭尽全力发展核能发电，并获得成功。法国有59座核电站，生产全国电力的79%，相比较之下，曰本是34%，德国是31%，英国是20%，美国是19%，印度是3%。法国的核能发电成本低于美国的一半。问题丛生的新罕布什尔的海溪反应堆（Seabrook reactor）如果让法国人建，可能只消花费现在成本的1/6。

为什么法国人做得到，而美国人做不到？在这个问题中，我们看到了中央集权的、技术官僚统治的一些偶然性的优势。法国电力（Electricité de France）是国有电力公司，它开发了一种单一类型的反应堆，并坚持这种类型。相互竞争的美国制造商提供不同的设计方案，其中有一些没有得到很好的检验。当巴黎命令建造一座反应堆的时候，政治的、财政的、管制的和管理的各部门啮合在中央的大方向之下，保证项目按时完成；在美国，相关各部门相互争吵，而且没有一个中央的指导，而项目花的时间比它应该花的要长。法国的环保主义团体——无论如何不是那么强大和有力——没有任何法律权力去阻止或者延缓项目的建设。中央集权的法国制度也能更好地培训人员；在法国一直没有出现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s）那样的事故。核电站是法国出口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制度的绝对优点——地方分权、竞争、微弱的管制和多元主义的相互影响——绊倒了美国的核工业。

11.1大企业对小企业

在我居住的图卢兹（Toulouse）的一条街道上，在几个街区之内至少有3个不同的药房、面包房、肉店、咖啡馆以及家居店、家具店、蔬菜店和香烟店。在大约3.22公里远的郊区，有一个一站式的大型超级商场（Hypermarché，恰如其分地取名为“猛妈”[Mammoth]）。在这个商场的同一个屋檐下有超市（提供大约100种奶酪）、折扣店（售卖从衣服到汽车零部件的所有东西）以及一个自助餐厅。在猛犸的选择和价格比无数的邻里商店要更好。这样的发展在全法国已经进行多年了，一些人称它是法国的美国化，但是，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旧式经济的现代化。这种变化对小店主的影响是可预测的：他们在一路尖叫中被挤出市场。他们认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拥有小的、家庭所有的无竞争力的商店——正在终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个资本家杀死了许多人。”

类似的问题也在打击法国的农场主。法国有太多的小农场；其中一半是兼职的农场主。法国依然是一个不寻常地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农民国家。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法国1/3的劳动力依然在土地上。随着战后的工业化，这发生了改变，现在只有4%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工作。自1959年以来，3/4的法国农场（大多数很小）已经消失了。然而，像美国的农业一样，法国的农业过度生产。因此，法国的农场主常常把产品倾倒在高速公路上，抗议他们认为不适当的价格。法国是世界上第二大食品出口国（第一位是美国）和欧盟最大的食品生产国。法国的一个理念是：补贴农场主不是让他们生产超过需求的东西，而是让他们照管环境。

比较

谁的繁文缛节最严重？

企业（enterprise）和企业家的（entrepreneurial）是法语词汇，但在法国没有实践。法国的法律和管制措施使法国成为最难以开始事业的地方之一。经合组织对企业的负担和管制措施进行了排名，有6个国家的限制最严。1999年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在英国开始一项事业比在美国容易，并比在法国容易得多。萨克齐总统发誓要削减管制措施，但是，那与法国的国家主义传统相悖。

表11-1 各国企业的负担和受管制评分
法国 | 2.75 | 瑞典 | 1.80
意大利 | 2.75 | 荷兰 | 1.40
日本 | 2.30 | 美国 | 1.25
德国 | 2.10 | 英国 | 0.50

被挤出市场的小店主和农场主带来了法国选举中的多变性。他们迅速地改变效忠对象，忠诚于许诺他们生存的任何人。戴高乐主义党一直是主要的受益者，但是，惊恐的店主们也投票给极端主义的政党。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小商店和小农场过多的问题；他们必须离开，并受到伤害。保留它们的尝试是无希望的、反动的，是煽动者的行为或言辞的素材。（认为这只是法国的问题？美国的社区对一个计划中的沃尔玛是什么反应？）

比如，在1953年，皮埃尔·布热德（Pierre Poujade）建立了店主和手工业者保护协会（UDCA），保护小的商界人士免遭更大的、更有效率的百货商店和超市的伤害，百货商店和超市正在使许多小的商界人士失业。略微带着一点反动和反犹主义气息的布热德主义引发人们的狂热，并在1956年的议会选举中赢得12%的直接选票（popular vote）；—些人认为它是大有前途的政党。然而，事实证明它是一个昙花党（flash party）；布热德主义在1958年消失，当时戴高乐控制了的右翼。勒庞是一名布热德主义者，而且，一些人认为，他在国民阵线中延续了布热德主义的观点。

政治文化

法国人与国家主义

从遥远的旧制度开始，国家主义（étatisme）就是法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在早期，一些法国思想家认识到它是糟糕的经济学。法国发明了“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一词。法国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提出了自由市场的观点，并对亚当·斯密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在19世纪中期，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对贸易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加以嘲讽，建议巴黎保护法国的蜡烛制造商，免遭“外国竞争者的破坏性竞争”。

对许多法国人来说，国有化和保护主义似乎是对的，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许多雇员把他们的工作和在55岁退休归功于经济的国家监管。政治精英在埃纳的国家主义模式中受训。事实上，所有的法国政治家都反对彻底的资本主义。戴高乐主义党的前总统希拉克发誓说，“法国将永远不会让欧洲变成一个纯粹的自由贸易区”。他的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称保护主义是“经济爱国主义”。早一些时候的社会党总理若斯潘（1997—2002）说，企业不应该自由地解雇工人。在法国，福利、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在法国人的认同中是缠绕在一起的，并在2005年击败了新的欧洲宪法。

11.2私有化问题

大部分的战后时期，1/4的法国商界和行业是国有的，这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比例都要高。现在，在实施了重大的私有化计划以后，法国劳动力的1/4（包括警察、军队和学校教师）依然在公共部门工作，这在欧洲是最高的。此外，法国政府对大约1500个私人部门企业拥有过半数的所有权，诸如电信和铁路这样的行业在欧洲从一开始就是国有的；诸如汽车和钢铁这样的行业被法国政府接管，因为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的话，它们就会倒闭，产生失业；诸如飞机、核电站和计算机这样的高科技领域是国有的重要行业，它提高了法国的世界地位，但是常常亏损。

传统上，法国的左翼要求更多的国有化，包括对所有的大银行和企业进行国有化。他们认为，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大企业将付给工人公平的工资，雇佣更多的人，并生产法国人民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仅有一些人能够买得起的资本主义奢侈品。传统上，法国右翼的大部分人也喜欢国有企业，他们相信国有企业能够提升国家的权力和伟大性，而且精明的理工生（xiens）和埃纳人（énargues）能最好的管理它们。比如，戴高乐支持重工业和高科技行业是一个重要的国有部门。记住，欧洲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与美国的保守主义不同。在2007年的选举之中，没有一个政党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提倡者参加竞选。

比较

协和飞机：技术民族主义

美国由像波音这样的私人企业制造喷气式客机，欧洲则由国有企业生产。协和超音速飞机揭示了国有企业的问题：它们能够以错误的原因制造错误的产品，浪费纳税人的大量税金。协和飞机的开发始于1962年，当时的原因是一家英法合资企业为了让它们落后的飞机工业在技术上超越美国人。它们曾以为全世界的所有航空公司都会购买协和飞机。

但是，庞大的超出限额的开发成本达到42.8亿美元，而且每架飞机的单价为920万美元，接近以前估计价格的10倍。协和飞机每运输一名乘客所消耗的燃油是波音747的3倍。只有英国和法国的航空公司购买了协和飞机，但仅仅是因为法律要求国有航空公司这样做。由于各航空公司很少能让协和飞机100人的座位坐满，因此，它们在运营协和飞机上是亏本的。在协和飞机于1978年停止生产以前，总共只生产了14架。

英国和法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一个国有企业与一个正常的商业企业相比，其优先事项常常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案例中，“技术民族主义”是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它们感到必须要么是推进它们的高科技产业，要么是输给美国，受美国支配。就业是另一个因素；英国和法国因为协和飞机创造了几千个工作岗位。一旦该项目开始运行，成本不断超出计划，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认它犯下了错误。由于协和飞机的制造商们有渠道拿到国家的财政补贴，因此它们不必接受在市场上筹集资本的要求。

这并不是说国有企业总是犯错。法国的航空航天公司（Aerospatiale）最终放弃了协和飞机，并组建了空中客车联合企业，其股份由私人投资者和几个欧洲政府共同持有。空中客车与波音飞机竞争，并被一些美国的航空公司使用。2004年，空中客车试飞了A380巨型飞机，这对波音747是一个挑战。然而，空中客车依然获得政府的补贴。波音公司指控这不公平，但是，空中客车指出，波音公司也曾通过国防合同发展轰炸机而受到资助，然后运用该技术发展客机。（波音707喷气客机非常像它生产的B-52轰炸机；两者的原型机均在1954年首飞。）

无论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它们实行的私有化和去管制浪潮每隔20年就来一次，但是然后又退回去，使法国依然有大量的总是需要削减的国有企业、控制和规制措施。法国领导人对彻底的私有化缩手缩脚，因为他们担心私有化会使已经很高的失业率更加糟糕。法国公共部门的工会举行示威反对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会使他们失去高收入并提前退休。

中右的法兰西民主联盟可能是最支持私有化的，但是变革带来的痛苦导致社会党在1981年的选举中获胜。好的经济状况有时带来糟糕的政治结果。但是，正如密特朗发现的那样，好的政治策略有时也导致糟糕的经济状况。在福利、工资和救济金方面的慷慨政策带来了通货膨胀、停滞和更高的失业率。社会党国有化了几个大的企业和银行后，发现它们是亏损的。密特朗在1983年改变方针，支持私有商业和市场经济。“你的确不希望更多的国有？”密特朗问道。“我也不想。”（与克林顿的观点比较：“大政府的时代结束了。”）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们被着实打了一耳光，有些人放弃了左翼的观点。先是总理后来是总统的希拉克重新把戴高乐主义党定位于支持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多数国有企业被出售，但是失业人数是如此之庞大，以至于让社会党在1997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若斯潘许诺减缓或者扭转私有化进程，但实际上，他卖掉了更多的法国国有企业，其数量比其之前的五个前任加在一起卖掉的还要多。然而，他从来没有使用“私有化”一词，因为那将会随之推出一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政策。即使是支持有活力的自由市场的改革派总统萨科齐，也对用“私有化”一词十分谨慎。

11.3失业问题

法国（以及整个西欧）的失业率长期以来一直居高不下，有时是美国失业水平的2倍，而且似乎是无法改变的。欧洲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其经济增长之时，许多人认为关键的原因是欧洲人的劳动力刚性（labor-force rigidities）。劳动力刚性与西欧慷慨的福利和失业救济金有关，它们不能鼓励许多失业的欧洲人寻找新的工作。工资和社会成本（social costs）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欧洲的企业不愿意雇佣新的工人。一名法国的雇主几乎要支付工资的一半作为税收，一名德国的雇主支付的还要更多。而且法国人剩余的工资中大约有40种必须计算的扣除金额，这显著增加了雇主的文书工作。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法律防止雇主轻易地、临时性地解雇员工；当一个企业让一名工人走人的时候，它必须支付沉重的解雇费。

因此，法国企业（以及德国企业）不愿意雇佣工人，因为太昂贵，涉及大量的繁琐程序，而且在经济低迷时期你可能无法让工人走人。对商界人士来说，解决办法有三个，要么不雇佣任何人，要么进行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的雇佣，或者在其他国家设厂开店。法国的商界三种方法都采用。欧洲居高不下的不入账的（off-the-hooks）劳动力暗示着一种因税收和控制措施而窒息的经济。在法国，就像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一样，工人阶级大体上投票给左翼，以保护他们的工作和工资，他们从来不介意保护政策是否会导致没有效率和失业。与此同时，经理们施加压力把限制措施降低到最低水平，并使劳动力市场自由。美国的劳动力更加有弹性；工资和社会成本不高；而且雇佣和解雇都很容易。结果是：美国的经济每年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这是西欧羡慕的。

法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也是对进一步私有化的一种阻拦。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法国劳动力中的1/4受雇于公共部门，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是1/7，德国是1/6。这些数字并不仅仅指“官僚们”，而且也指为任何形式或层次的政府工作的任何人，包括军事人员、警察和学校教师。法国公共部门的工人们享有工作上的保障，以及良好的工资、救济金和退休计划。他们的工会针对任何削减这些好处的努力发动罢工，而且罢工的结果是巴黎通常放弃原来的主张，这是其他国家主义体制共享的一种模式。萨科齐总统很快就遭遇公共部门工会的罢工，原因是允许铁道、地铁和电力工人享有全额养老金提前退休的奢侈的退休津贴政策。舆论支持萨科齐。

比较

欧洲和美国对待福利的态度

法国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赞同一种比美国更加广泛的和昂贵的福利国家制度。比如，法国的宪法许诺一种“体面的生存品质”。法国福利的接受者与美国的接受者相比大约要多得到50%。大多数美国人乐于削减福利救济，并减少福利接受者。

这是一种明显的重要的文化差异。许多欧洲政治家，尤其是左翼但不仅仅限于左翼，攻击“野蛮的”不受限制的美国资本主义，并指向美国庞大的下层阶级。“我们的经济不会变成像美国那样的残酷的。”他们说（他们没有注意到法国庞大的穆斯林下层阶级）。认为自己的经济野蛮或者残酷的美国人不太多；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它有弹性和竞争力，所有人都有机会，是否利用机会取决于个人。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将美国人的社会思潮界定为“竞争性的个人主义”。欧洲人倾向于团结，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照顾社会中境况最差的人。与文化中的任何一种要素一样，这种观点不会轻易改变。

造成高失业率的另一个因素是欧元。为了加入欧洲单一货币俱乐部，法国必须让法国的预算赤字降低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内，并维持法郎的强势（frac fort）。英国对欧元说不，并退出欧洲货币联盟，但是希拉克决心留在联盟内，而不管国内的经济成本如何。他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维持威望。许多人认为希拉克的紧缩（austerity）政策是愚蠢的僵化政策，是高失业率和他在1997年突然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都在比例上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3%的赤字限制，以降低本国的失业率。萨科齐坦率地告诉欧盟说，他将做同样的事情。

如何解决失业问题？所有新上任的法国政府都发誓称，解决该问题是它们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但是导致大多数政府下台的原因是它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若斯潘政府的聪明理念来自于德国：法国将工作周从39小时减至35小时，而在理论上不用削减工资，这将会迫使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结果是混合性的，但是并不全坏，因为它迫使企业提高效率，将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世界上最高的之一。

1997年，若斯潘承诺他将创造35万个就业机会，大多数就业机会是提供给年轻人的，并集中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学校、福利、运输和建筑领域。几乎是条件反射式地，巴黎寻求国家主义的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接受工作机会的人获得为期5年的最低工资（每月1,100美元）的合同，而合同大多数来自政府。该计划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以牺牲纳税人为代价的公共项目的雇佣不是长期的解决之道，因为法国将不得不终止防止企业轻易雇佣和解雇的法律。

重要概念

欧洲式的和美国式的保守主义

美国学生在理解欧洲保守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不同这一点上存在着困难。对欧洲人来说，美国式的保守主义根本就不是保守主义；它是一种标准的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小政府和自由市场。欧洲的保守主义要回到君主和贵族统治，以及一个强国家为了国家权力而监管经济的时代。在20世纪，欧洲的保守派将他们的忠诚转移到强势的领导人身上，认为国家主义和福利国家没有什么错。主要的例子是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者。

然而，渐渐地，美国式的保守主义在欧洲的保守政党中扎根，知识分子们认为保护原来的阶级特权和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的做法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工作机会的创造，他们推动保守主义迅速发展。他们称该运动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亚当·斯密观点的一种复活和更新，主要的例子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守党的强硬派。该运动随着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总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使法国经济自由化而出现。即使是社会党人也认识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企业的国家所有是一个问题。现在，萨科齐正尝试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法国已私有化了大部分行业，但是不太可能走彻底的美国式的自由市场道路，因为法国人有一种对他们称之为“野蛮资本主义”的文化障碍。200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71%的美国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好的，英国是66%，德国是65%，而法国只有36%。

法国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一步，在2006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雇主在26岁以下的工人的前两年工作中无需延迟或者无需理由即可解雇他们。大多数法国人反对这种变动，年轻人上街抗议，因此，政府放弃了该计划。法国人像许多欧洲人一样，很难理解难以解雇老员工意味着企业即使是在繁荣时期也几乎不会雇佣新工人；企业担心在淡季陷人困境。美国容易的雇佣和容易的解雇政策提高了劳动力弹性，并降低了美国的失业率。

使法国经济自由化的最近一次尝试来自于萨科齐总统，他试图制定新的法律，通过减轻对超时工资的征税来克服每周的35小时工作制，他的目的是“工作得越多就挣得越多”。他还提议延迟退休、减少官僚机构，以及如果失业救济金的领取者拒绝两次有效的工作机会的话将停止发放失业救济金。没有人想出一种解决失业的立法之道。这种立法将改变法国人的心理，从重视闲暇到重视工作。在这方面，撒切尔在英国的工作获得了部分成功。萨科齐在法国也能成功吗？

在布什的第43届政府时期，正迅速积累大量预算赤字的共和党人浮现出一种实际上是增值税的“消费税”或者“全国销售税”的想法。他们已经削减了所得税，并且发誓不会再提高所得税。一种关于消费的税收将会鼓励美国人储蓄更多，从而有更多的钱用于贷款，进行经济扩张。增值税会使人们的消费欲望变弱，从而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然而，增值税是一种累进税，对穷人、工人阶级和退休人员的打击要比对富人的打击更严重。美国的增值税几乎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变成法律。

比较

美国将来会实行增值税吗？

整个欧洲的各国政府通过沉重的（10%到20%）增值税（value-added taxes, VAT）将财政收入提高了近30%。与之相比，美国主要是在州一级层面上的销售税，平均大约为6%，并且总共只构成美国全部（联邦的、州的和地方的）税收的15%。但是，欧洲的增值税是看不见的；它们是在一种产品的价值增加的每一阶段来计算的（比如，在几块布缝成一件衬衫之后），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在收银机上加在购买价格上。相应地，欧洲各国政府的理由是，增值税没有其他类型的税收那样令人痛苦。

11.4法国的种族问题

法国的移民问题比英国和德国（以及美国）的还要糟糕。大约有900万外国人居住在法国（如果把归化公民和第二代计算在内的话），大约是法国总人口的16%。法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吸收欧洲移民。从1880年到I960年，700万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融人了法国社会之中。

穆斯林女学生，照片摄于2004年，在法国穿着传统的希贾布，但现在已被禁止。如何使一个独树一帜的少数民族文化融入社会，是当前困扰欧洲的一个问题。

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穆斯林来到法国，加剧了严重的种族紧张状态。现在，大约占法国人口9%的500—600万的大多数穆斯林来自于法国在西非和北非的前殖民地，比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塞内加尔和马里。他们为了逃离穷困和失业，在法国承担最苦、最脏和工资最低的工作，但是，许多人依然处于失业状态，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居住在破旧的高层公共住房之中。我1989年居住在巴黎东北的欧奈苏布瓦（Aulnay-sous-Bois）郊区的时候，和我乘坐同一趟通勤列车的人中估计有1/3是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一名法国房主带着点沮丧、俏皮地说，它已经变成了“欧奈苏喀麦隆”（Aulnay-sous-Cameroun）。（2005年，骚乱袭击了欧奈。）

大多数法国人认为法国的穆斯林太多了，而且一些人希望把他们遣送回家，这是国民阵线鼓吹的内容。法国所有的主要政党都反对任何更多的新移民，因此法国现在（合法的）移民政策和英国一样紧，而且，法国每年禁止几十万背井离乡的难民人境。萨科齐（其父亲来自匈牙利）说：“法国需要移民，但是法国不能也不应该欢迎所有的移民。”

法国的共和主义理想假定了一个单一的法国认同，没有次群体。法国没有任何平权运动，甚至官方不搜集关于种族、宗教和族群的数据，而美国的人口统计局（Census）搜集这些数据。渐渐地，批评者们说，法国需要这样的统计数据去消除非常明显的种族差距。法国现在有数百万有色公民被视为是永久的外国人。一名在法国接受教育的西非人说：“法国人不认为我是法国人。”

法国现在的愤怒的穆斯林年轻人，他们看起来非常像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黑人下层阶级。尽管这些穆斯林年轻人中的大多数出生在法国，但是他们仍然被称为“移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法国社会之外。他们常常来自于破裂的家庭，沦入黑帮、毒品和轻微犯罪之中；一些人被伊斯兰极端主义所吸引；警察不断激怒他们，而他们也恨警察。“没有人会给你一份工作。”一名年轻人说，“在我们愤怒之前我们能在这里支撑多久？”2005年，愤怒爆发了，当时年轻的男性，大多数是穆斯林，在整个法国引发了持续3周的骚乱，焚毁超过8,000辆汽车。严厉的警察手段和宵禁最终平息了骚乱。时任内务部长的萨科齐掌管着法国的警察，称骚乱者是“贱民”，并发誓要“清扫干净”他们的街区。大多数法国人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几乎没有人如此公开地说出来。2007年爆发了规模稍小的骚乱。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地理

移民地理学

第三世界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试图偷偷进入第一世界，原因在于第一世界有更多的经济机会。英国的巴基斯坦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德国的土耳其人和美国的墨西哥人都揭示了同样的问题：在母国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日本试图阻止外国的求职者。但是，即使在日本，人们也可发现菲律宾人、泰国人、斯里兰卡人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地球上有一个你能够从第三世界走进第一世界的地方：墨美边界。移民因为失业和低生活水平的压力，以某种渗透的方式被吸过细胞膜（边界）。

但这是一个问题吗？从纯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并不是问题。移民承担本地人躲避的工作，支撑福利制度。而且，正如我们将在第16章思考的那样，富裕国家几乎没有新生婴儿出生，而且退休人员的数量迅速增加。如果没有移民的话，将来可能的情况是更少的工人为老年人的养老金付钱。出现问题的部分是移民在新的国家保留了他们原来的文化。在法国，歧视和入学限制意味着移民和他们的孩子不能掌握法语，学不到就业技能，并被隔离，卷入犯罪、毒品，甚至是极端主义的穆斯林组织之中。这反过来加剧了法国人对移民的憎恶感，并导致英国和法国的国民阵线以及德国的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s）的产生。与之类似的现象是美国反对非法移民的运动。

一个不断出现的议题是“头巾问题”（I'affaire du foulard）。穆斯林女孩在学校戴着传统的头巾（hijab），这是她们的宗教所要求的。法国为了把宗教隔离在学校之外，在2004年宣布在学校戴头巾是违法的。一名伊玛目（穆斯林的教职人员）斥责说：“安拉的法律优先于法国的法律。”法国人将这名伊玛目驱逐出国，就像他们对任何鼓吹圣战（jihad）的穆斯林布道者所做的那样。法国1996年的一项法律允许法官拘留“与卷入恐怖主义活动的罪犯有关”的人。由于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法国与英国、德国一样，不再过分在意人权。在“9·11”和伦敦爆炸后，美国和英国、法国的零容忍立场更加接近了。

大多数法国政治家都同意，移民应该更好地整合到法国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之中，但是，他们对如何做到这一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改善移民的住房、学校教育和就业，所有这一切都要花钱。大部分税收负担沉重地落在有最多的移民的市政当局身上，所以国民阵线在穆斯林越多的地方得票越多。社会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更愿意支出额外的资金。为了遏制穆斯林的激进倾向并鼓励对话，巴黎在2003年创建了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The French Council of the Muslim Faith）。2005年，大约5,000名法国穆斯林代表选举了一个温和的委员会理事会。

比较

医疗与成本

法国以适度的成本提供世界上最好的医疗，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结论。但是，如何衡量医疗是个棘手的问题。2000年，世卫组织的研究首次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了各国提供的医疗，但这个比较是如此的有争议，以至于迄今没有更新。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可能与饮食相关），而且医疗花费更少，但是，这是健康的指标，而不是医疗的指标。两者并不一样。健康是上帝给予你的，再辅之以饮食和锻炼；医疗是医生和医院给予你的。在后者上花费再多也几乎不会改善前者。一些数据如下表所示。

世界范围内的医疗成本不断增加，从占1948年世界生产总值的3%到半个世纪以后的7.9%。美国人在医疗上的开支要多得多，但是，美国人与许多花费更少的国家的人相比更不健康（又是饮食问题）。美国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削减医疗成本，因此保险（一些医疗保险，大部分是私人的）努力跟上高科技的医疗和新的、更昂贵的药品。大约4500万没有保险的美国人希望自己不要生病。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全国性保险（一些是公共的，一些是私人的）覆盖了每一个人，并且规定了成本上限。但是欧洲人以其他方式支付成本，比如长时间的等待和不是太高科技的治疗，这是事实上的配给。美国将不得不做类似的事情来削减其高昂的医疗成本吗？

表11-2 世界各国的医疗成本比较
| 世界卫生组织排名 | 每人每年的医疗成本（$） |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法国 | 1 | 3,655 | 11.0
日本 | 10 | 2,696 | 8.0
英国 | 18 | 2,992 | 8.4
德国 | 25 | 3,558 | 10.4
美国 | 37 | 7,285 | 15.7
墨西哥 | 61 | 819 | 5.9
伊朗 | 93 | 689 | 6.4
印度 | 112 | 109 | 4.1
巴西 | 125 | 837 | 7.2
俄罗斯 | 130 | 797 | 5.4
中国 | 144 | 233 | 4.6
尼日利亚 | 187 | 109 | 4.1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种族间的友好在法国足球队赢得重大比赛时得到短暂的增强，因为许多选手是黑人或者是棕色人种。法国的自豪感喷薄而出。法国的（而且可能是欧洲的）最优秀的球员是齐内丁·齐达内（Zinedine Zidane），他出生于马赛的阿尔及利亚人家庭（他在2006年退役）。在鼓励种族整合方面，体育可能比政府计划更重要。（在美国是这样吗？）

11.5法国的教育问题

法国一直在增加教育机会，以改善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并把所有人，甚至包括移民整合进法国社会。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赏的，让人回想起美国通过增加学校数量的整合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措施。但是，就像在美国一样，这种努力导致了新的问题。

巴黎决定，法国年轻人中的大部分应该完成第9章讨论的“高中会考”（bac）。社会党政府在1985年开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计划到2000年的时候80%的年轻人能上公立中学（lycée）。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高中毕业会考已扩展到了包括技术和职业选择在内的内容，以培养出现代经济所需要的有读写能力的和合格的劳动力。但是，即使是教育支出大幅增加，公立中学体系也变得严重地不堪重负，正如失修的建筑、拥挤的教室（在一些教室里，每名教师要教40多名学生），以及走廊和公共厕所里的犯罪所揭示的那样。（听起来觉得熟悉？）法国的中产阶级父母，由于担心学校的衰败，越来越倾向于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私立中学。法国学生不时的街头抗议动摇了巴黎政府，提醒人们记住1968年的五月事件。

11.6法国与欧洲

与英国不一样，法国在建设一个统一的欧洲方面没有犹豫不决。事实上，该理念最初来自于“二战”后的两名法国官员：让·莫内（Jean Monnet）和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法国是欧洲煤钢联营和后来的共同市场最初的六个成员国之一。成员国间互相削减关税，并接受来自成其他成员国的工人。这种充满活力的努力推动了法国的经济增长。欧盟的共同农业计划（Common Agricultural Program，CAP）占欧盟预算的40%，而法国的农场主是最大的受益者。法国的农场主喜欢这个政策；德国和荷兰的纳税者不喜欢这个政策。

2011年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交换意见。这两位经常意见相左，但在如何拯救欧元于泥潭之中时却不得不达成了一致。

法国选民在2005年以55%比45%否决了一份新的欧盟宪法。大体而言，大多数人依然支持欧盟，但是，他们利用全民公决的机会表明他们对管理法国和欧盟的精英们感到不满。大多数法国领导人支持欧洲统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看到了法国在一个统一的欧洲内的领导地位，但是，他们对希望一个什么样的欧洲却没有统一的意见。不是所有人都想要一个彻底的联邦，因为那将会抹去法国的主权。夏尔·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表明了这一点，当时他提到“祖国的欧洲”（Europe des patries，后来成为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观点）。如果最近统一的德国才是欧洲的领导而不是法国的话，这种担忧尤其明显。而且，欧盟应该有多大？它应该包括土耳其吗？萨科齐认为这门都没有。欧盟越东扩，它就越使德国自然地成为中心。许多法国人反对这一点，但是几乎没有人公开表达他们的反对。自德国于1871年统一——在一场战争中击败法国之后不久——以来，法国总是一直担心东面这个庞大且强大的邻居。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德国。

1. 小资产阶级：小店主。

2. 指示性计划：政府建议企业在特定地区扩张。

3. 保护性关税：对进口货物征税以防止它们与国内产品竞争。

4. 大型超级商场：法语的“hyperm-arket”，出售一切东西的巨大商店。

5. 企业家：运营属于自己的公司。

6. 昙花党：迅速兴起和衰落的政党。

7. 保护主义：通过关税和管制措施排除进口，以帮助国内的生产商。

8. 保守主义：保留或者是回到原来方式的期望。

9. 劳动力刚性：工人不愿意获得或者改变工作。

10. 社会成本：为了医疗、失业和养老的保险金而征收的税收。

11. 非正式经济：为了避税和避开管制措施的不入账的交易。

12. 紧缩：政府支出的急剧缩减。

13. 增值税（VAT）：全欧洲国家实施的庞大而隐秘的全国销售税。

14. 社会流动性：个人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流动，通常是向上流动。

15. 共同农业计划（CAP）：欧盟的农业补贴，是欧盟预算中最大的一部分。

16. （Poujadism，提倡保护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利益、反对征收重税。——译者）

第12章
德国的历史影响

问题与讨论

1.德国的地理问题是什么？

2.德国是如何与法国的中央集权相反的？

3.“统治者的宗教乃人民的宗教”这一原则（cuius regio）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4.普鲁士对德国的贡献是什么？

5.在德国，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6.什么是第一、第二和第三帝国？

7.俾斯麦如何延迟了德国的民主发展？

8.为什么魏玛共和国注定要失败？

9.纳粹主义的要点是什么？

英国有自然的边界。法国宣称有自然的边界，但是它六边中的一边（东边）一直有争议。然而，德国只在北边和南边（波罗的海和阿尔卑斯山）有自然的边界，这一事实造成了它混乱的历史。数个世纪中，德国一直在扩张和收缩，有时候伸展到从阿尔萨斯（现在在法国）到东普鲁士（现在在波兰和俄罗斯）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的东翼被砍掉，而德国本身也被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占领区，它们在1949年成为东德和西德。在1990年统一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在世纪之交时强大的第二帝国要小得多。

德国位于欧洲的中心，而平坦、无防备的北部欧洲平原强加给它两个不幸的选择。当德国分裂且在军事上虚弱的时候——大部分历史属于这种情况——它是欧洲的战场；另一方面，当德国统一且在军事上强大到足以威慑任何潜在攻击者组成的联合的时候，它也强大到足以一次击败所有的攻击者。当德国在19世纪统一的时候，它自动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个威胁；它面积大、人口多，而且处于战略位置上。一些欧洲人依然对一个统一了的德国感到担忧。

12.1日耳曼人是谁？

与纳粹的种族理论相反，日耳曼人是各种族群的混血儿。罗马人最初认为日耳曼人是几个野蛮部落的集合，其中一些被罗马化了。4世纪匈奴人的入侵引发了整个欧洲的大移民。许多日耳曼人在罗马的领土内避难，而罗马则雇佣了一些日耳曼人作为士兵。很快，日耳曼部落就在整个罗马帝国游荡，逐渐摧毁了罗马帝国，并且在罗马帝国的不同地区定居下来。

自那以来，日耳曼人一直一面朝西，一面朝东。在西面，日耳曼人面对法国和意大利——罗马的继承者，日耳曼人尊崇罗马古老高级的文化，并试图复制该文化。然而，在东面，日耳曼人看到的是野蛮人：先是匈奴人，然后是斯拉夫人。对野蛮人，日耳曼人要么对其加以日耳曼化，要么灭绝他们，要么把他们打回去。整个斯拉夫的或者讲波罗的海语的地区都被日耳曼化了，而且，在今天的德国人中，有许多人都有东欧的血统。纳粹虽然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是，日耳曼人的确是凯尔特人、罗马人、犹太人、几个日耳曼人部落、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人的结合。当纳粹引人他们完美的日耳曼人模型的时候，一些人心中暗笑，因为几乎没有一个纳粹领导人符合高个、健壮、金发、蓝眼的形象。

地图12-1 德国地图

12.2四分五裂的民族

日耳曼部落对它们正在摧毁的罗马帝国是如此的印象深刻，以至于它们自称将延续这个帝国。在公元800年，当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德语：Karl der Grosse）在罗马加冕的时候，他将自己辽阔的领土称为神圣罗马帝国。（伏尔泰后来讽刺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很快就分裂了，但其日耳曼支翼继续称自己是神圣罗马帝国，直到拿破仑在1806年结束了这一虚构出的帝国。

在英国，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权力处于平衡状态，这导致了立宪君主制的产生。在这种制度下，出现了公民自由、有限政府和议会统治。在法国，绝对主义打乱了这一平衡，法国国王积聚权力，使法国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国家。德国走的是另一条路。直到13世纪，贵族拥有的权力更大，而皇帝则有名无实。与此同时，诸侯和重要的教会人士在适当的时候统治着袖珍邦国。德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成百上千个独立的公国和城邦构成的古怪组合。

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分裂加重了德国的四分五裂。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主张在16世纪初反映了大部分北德意志人的感情，他认为罗马教会是腐败和不虔诚的。北德意志的贵族们尤其不喜欢向罗马缴税，并发现信仰路德教（Lutheranism）是不交税的一个好借口。南德意志和莱茵兰主要还是天主教地区，而北部和东部占支配地位的是新教徒，这一格局依然是现代德国的特征。

有两场战争源自于宗教问题。第一场战争为1545—1555年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The Schmalkaldic War，因施马尔卡尔登镇得名。在该镇，信仰新教的诸侯们建立了一个联合）。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的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在打败路德教方面几近成功。然而，新教徒联合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击败了查理。为了决定德国的哪一部分应该是天主教的，哪一部分应该是新教的，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Religious Peace of Augsburg）提出了如下原则：统治者的宗教乃人民的宗教（cuius region eius religio）——“统治一地者，亦控制其宗教”。因此，当地诸侯所信仰的宗教就是其统治地区的宗教，这一点加剧了德国的不统一并增加了地方诸侯的权力。

然而，历史证明和平是不稳定的。在1618年，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再次试图巩固其权力，一场更加严酷的战争爆发了。这就是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最初，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再一次获得胜利。到1631年的时候，其他国家的援助抵达此地。红衣主教黎塞留担心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会包围法国，因此，他决定援助新教徒。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和国家利益比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相似性更加重要。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率领一支强大的瑞典军队在德国为新教徒而战。德国损失惨重，大约30%的人口丧生，其中大多数人是被饿死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三十年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战争。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确认了“统治者的宗教乃人民的宗教”这一原则，并让德意志分裂为360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地图12-2 德国地图的变化

思考一下宗教对我们迄今为止已经研究过的三个国家的政治所产生的影响。英国断绝了与罗马的关系；天主教国王的回归仅仅是确认了议会的权力。在法国，天主教会和旧制度之间彼此依然忠诚。与此同时，许多法国人变成反教权主义者，使得法国社会分裂为保守的天主教徒和反教权主义的激进派。德意志没有分裂为教权的和反教权的，但是分裂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结果是可怕的：一场长时间的毁灭性战争，一个本已经四分五裂的国家进一步解体，以及不同信仰的德意志人之间持续数个世纪的敌意。

12.3普鲁士的兴起

终于有一个德意志邦国占据了优势地位。勃兰登堡，即后来著名的普鲁士（Prussia），在18世纪期间大力扩张，控制了东德意志在中世纪沿着波罗的海占领的地方，以及西里西亚地区和莱茵兰的许多地方。在东部的波罗的海地区，出现了一种起源于以前条顿骑士的贵族阶级。条顿骑士对德国历史有重要影响。容克（Junkers）拥有大量的地产，顺从的农奴为其劳作。然而，与英国的贵族不同，容克并不独立，也不是一种对国王的平衡力量，而是成为邦国的贵族阶级，依赖于政府，并占据着所有的高级文官职位和军职。容克以其纪律性和对细节的专注而知名，他们对掌控的热衷影响着现代德国的军事和民政。

地理

边界：地图上的界线

要精确地说出一个国家在哪里终止，而另一个国家从哪里开始常常是困难的。看着地图，你也许会认为边界线是真实存在的，它可能是自然而天成的，也可能因时间而变得不可侵犯。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边界线都是人为的，其中一些边界线的人为痕迹比另一些更明显。

比如，德国的边界线的巩固、扩张和收缩具有很大的变动性。看看数个世纪以来的德国地图。德国的边界线在俾斯麦统治之下的1871年和希特勒统治时期划得最宽。第二帝国包括了今天波兰的大部分，以及普鲁士以东的一大片地方。由于在“一战”中战败，德国丧失了普鲁士的一部分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这部分地区成为通往波罗的海的“波兰走廊”；阿尔萨斯回到法国手中。希特勒通过吞并奥地利、波希米亚（现在在捷克共和国境内）、阿尔萨斯和波兰的多个地区，扩大了德国的版图。由于在“二战”中被击败，德国又迅速失去了这些地区。从1949到1990年，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

对德国来说，“正确”的边界线是哪一条？运用历史的、道德的，甚至是人口的标准肯定地划出德国的边界线是不可能的。某个人可能尝试过这样做，就像希特勒那样，画一条边界将所有的德意志人包括进来。但是，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一样，欧洲的各民族在人口统计的排列中并不是整齐排列的。比如说，德国人在河的这一边，而波兰人在河的另一边。相反，他们经常是犬牙交错的（interdigitized），一些德意志人的村庄位于波兰的领土上，而一些波兰人生活在德国的城市之中。无论你怎么划边界，你都会使一些德国人生活在波兰之中，而一些波兰人生活在德国之中。

波兰边界是边界问题的一个复杂例子。由于自18世纪90年代以来，瓜分波兰的各个帝国（德意志、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在“一战”中崩溃，在毕苏斯基（Pilsudski）领导下的波兰爱国者重建了波兰。但是，这个波兰包括了许多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斯大林非常不喜欢那条边界。在“二战”期间，斯大林向西推进苏联的国境线。作为补偿，波兰获得前德国的领土，所以，波兰现在的西部边界由奥得河与尼斯河构成，数百万德国人被驱逐。实际上，波兰相当于被从地图上举起向西移动了160多公里！在经过大量的犹豫不决之后（由于来自奥得河—尼斯河地区的德国人利益集团的原因），德国确认了新的边界。

只有已划定并存在数个世纪之久的边界才是没有争议的。为了使边界合法化，相关国家必须在一份边界条约中同意该条边界，并以实物的标识来划分边界，比如混凝土塔。但世界上很少有这样无争议的边界。

边界控制是主权的一个主要特征，而且各国也竭尽全力地表现它们正单独控制着进出边界的人们和物品。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最初目标之一就是关于它们的护照和海关大楼。在强制接管这些边境检查站的过程中，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联邦部队在1991年都试图表明是它们自己而不是分裂的各共和国，管理着整个国家的领土。它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国家最终四分五裂。

边界问题大量存在，比如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边界（特别是克什米尔地区），委内瑞拉与圭亚那的边界，阿根廷与智利（关于火地岛）以及阿根廷与英国的领土争端（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叙利亚与黎巴嫩的边界（关于贝卡山谷），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边界（关于前西属撒哈拉），以及伊拉克与伊朗的边界（关于阿拉伯河[Shatt al-Arab]航道）。这些问题可能导致战争。

四周均面临潜在敌人的普鲁士国王们痴迷于军事权力。伏尔泰对此有句妙语：“普鲁士不是一个有一支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在18世纪初期，国王腓特烈·威廉（King Frederick William）仿佛是全体人民的教官，要求人民的军事服从并强调所谓“普鲁士的效率”。这种要求不仅仅限于阅兵场——在阅兵场，他亲自检阅精心挑选的规模巨大的军队——而且也针对平民生活。尤其是在普鲁士，服从权威成为其人民性格的一个显著特点。

他的儿子，在1740到1786年间统治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继承了普鲁士军队。他保持着极高的国家战备状态，吓坏了更大的邦国的王室。亲自管理王国的腓特烈以“启蒙的专制君主”而知名，他为普鲁士带来了艺术和文化（伏尔泰在他的宫廷中待过一段时间），以及军事胜利、领土扩张。作为一名著名的指挥官和勇敢的战略家，腓特烈是具有扩张思想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楷模。试图将自己等同于腓特烈大帝的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933年在柏林的腓特烈墓地宣布建立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12.4德国人的民族主义

在法国大革命时，德国仍有300多个邦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其中最强大的两个邦国，但是它们也不是拿破仑军队的对手。德国的自由派对他们国家的落后与四分五裂感到厌倦，最初是把法国人当作解放者和现代化者来欢迎的。拿破仑把普鲁士和奥地利以外的许多德意志袖珍国家合并成大约30个国家，称之为莱茵联邦（The 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并引人新的法律，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从陈旧的法律中解放出来。

地理

山脉

山脉可以作为防御性的屏障，使一个国家很难被侵略。阿尔卑斯山有助于保卫德国南部侧翼；比利牛斯山脉对法国来说也是如此。直到乌拉尔山脉隆起形成欧洲与亚洲的界线之前都没有山脉的俄罗斯，在东部的骑兵（骑兵能通过乌拉尔山脉南部）、北部的瑞典人和西部的德国人面前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山脉也会阻缓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真正的山地国家，像西班牙和墨西哥，可能更难以统一，因为国家首都的影响力很难轻易地渗透到由山脉保护的地区。正如西弗吉尼亚的格言所说，山区人总是自由的（Montani Semper Liberi）。对农业和工厂来说，日本的大部分地区是多山的，因此，大多数日本人生活在狭窄而拥挤的沿海地带。

然而，法国人带来的不止是自由主义；他们每到一处，就用新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观念感染着被征服的地区，民族主义是所有主义中最具有传染性的；当一个国家感染它的时候，周边的国家也会被感染。很快，德国人、俄罗斯人和西班牙人被反法国的民族主义火苗点燃。拿破仑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已像被放出瓶子的魔鬼：到处蔓延；他给予德国人的民族主义刺激间接地导致了德国对法国的三次入侵。伟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具有难以预测的长远影响。

正如我们在法国借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自由观念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当一个国家的人们所持有的观念被运用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常常会被歪曲。这一点也发生在德国人的民族主义上，它变成浪漫的、愤怒的和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并且着意于神话般的过往。德国19世纪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们谈论一种民族精神（Volksgeist），这是人民（Volk）和精神（Geist）的一种结合，暗示着一种比其他民族更优越的日耳曼部落精神。德国的地理学家们创造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词，认为德国有权获得更多的领土。（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同。）在希特勒之前很长时间，许多德国人就赞同扩张的民族主义。

德意志指望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摆脱法国人的压迫，而且普鲁士军队的确促使拿破仑垮台。像法国一样，拿破仑之后的德国不再是原来的德国。感染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前者比后者更多）的德国思想家们希望一个统一的和现代化的国家。反革命的奥地利亲王梅特涅（Prince Metternich）憎恶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他推动并创建了一个由39个邦国组成的德意志联邦（German Confederation）。他认为该联邦有助于拿破仑之后的欧洲稳定。

地理

德国的边界

德国的北面是大西洋、丹麦和波罗的海；东面是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南面是奥地利和瑞士；西面是法国、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

为了强化你的知识记忆，粗略地画出并标注出德国及其邻国。请注意，东德和西德之间以前的边界随着1990年的统一消失了。

1848年，革命在全欧洲爆发，因为不满的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试图推翻梅特涅体系（Metternichian system）。在城市起义之中，德国的自由派在法兰克福开会，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他们派代表团到柏林，邀请普鲁士国王担任德意志君主立宪国家的领导者。但是，普鲁士国王轻蔑地拒绝了，并评论说他“不会从下等阶层那里接受一个王位”。军队在法兰克福取缔了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而德国的自由派们要么转信纯粹的民族主义，要么移民到美国。

12.5第二帝国

与1848年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努力相对，德国的统一不是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上层，来自于普鲁士的强大。德国的统一不是自由派努力的结果，而是一名坚定的保守派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努力的结果。俾斯麦目睹了自由派在1848年的行动，并认为他们是傻瓜。俾斯麦在1862年成为普鲁士的首相，他其实不是一名德国民族主义者；他首先是国王的一名忠诚的容克仆人，这也是他最重要的身份，他认为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是维系和保护普鲁士的唯一的方法。同样的，俾斯麦的目标非常有限；他并不打算将一个统一的德国变成一个军事的、扩张主义的国家。

对俾斯麦来说，军队和福利仅仅是工具而已。1862年，当普鲁士议会在军事预算上陷人僵局的时候，俾斯麦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即颁布新的税收法令，并不经过议会的批准就花钱。他宣称：“决定时代重大问题的不是演讲，也不是大多数人的决定——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铁和血。”

俾斯麦运用军事工具解决了他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谁将领导一个统一的德国，普鲁士还是奥地利？在1864年对丹麦、1866年对奥地利、1870年对法国的一系列局部战争中，俾斯麦先是把许多德意志邦国统一在普鲁士的领导之下，然后排除奥地利，最后再落实德国的统一。新的第二帝国（Reich）（查理曼大帝的帝国是第一帝国）实际上是1871年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宣布成立的。

地理

波兰的边界

波兰的北面是波罗的海、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和立陶宛；

东面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南面是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

西面是德国。

地图12-3 波兰的边界

从1871年延续到1918年的第二帝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帝国议会（Reichstag）只有有限的权力，也就是说，只能批准或反对预算。总理（chancellor）不对议会“负责”，也就是说，他不会被投票免去职务。他亲手挑选各大臣。德国皇帝（Kaiser）不是有名无实的领导，而是实际的政策制定者。已被吸入一个统一德国的各邦国保留了它们的自治权，这是当时联邦制的一个先驱。

人物

俾斯麦不确定的遗产

奥托·冯·俾斯麦

德国从1871年到1890年的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是一个骨子里的普鲁士容克，他给统一德国打上的印迹是在几十年中阻碍了德国民主的发展。俾斯麦和迪斯累利彼此了解并互相欣赏对方，许多人将他们作为精力充沛的保守派典型加以比较。然而，英国人和德国人的保守主义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迪斯累利的保守党人扩大了选民的范围，并欢迎议会中的公平争论。俾斯麦讨厌政党、议会和任何反对他的人。俾斯麦留给德国威权主义的和个人的统治形式。这一形式只是到了“二战”之后德国被盟国占领时才被克服。俾斯麦与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他希望教会服从德意志国家）加深了天主教对北部新教的憎恨，这种感情残留至今。

俾斯麦留给德国的最危险的遗产存在于德国的外交政策中。他既践行强权政治（Machtpolitik），又践行现实政治（Realpolitik），先是操纵普鲁士本身，然后是欧洲的其他地区，以缔造一个统一的德国。战争对俾斯麦来说仅仅是一个工具。愤世嫉俗的非道德是俾斯麦留给德国的另一个模式。

德国真正的问题是俾斯麦是难以被模仿的。俾斯麦运用强权政治实现德国统一这个有限目标。他的继任者们拾起他非道德的强权政治，但是忘记了其限制：现实政治。比如，俾斯麦能够轻易地占领整个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但是他没有那么做，因为他知道那将会带来危险的后果。俾斯麦以一种有节制的方式运用战争，目标是统一德国而不是征服欧洲。一旦他得到他想要的第二帝国，俾斯麦就把注意力集中于确定潜在的敌人不会形成一个反对德国的联合。

俾斯麦警告说，与奥地利的联盟，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将最终导致战争。“整个巴尔干半岛，”他说，“不值得任何一个波美拉尼亚的精锐部队的士兵去送死。”他的担忧成真了，那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形。俾斯麦的继任者们在能力上远不及他，但野心勃勃，他们被奥地利拉进了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俾斯麦的悲剧是，他建立了一个没有他这个魔法大师就不能维持的欧洲权力的精巧平衡。

在工业上一直落后的德国迅速冲到了前面，尤其是钢铁生产。曾经田园式的鲁尔地区成为烟雾弥漫的工厂。随着工业的增长，德国出现了激进的和组织良好的工人运动。1863年，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组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工会，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一个政党。1875年，该团体变成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后文简称“社民党”），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社会民主党，也是最成功的社会民主党之一。

地理

匈牙利的边界

匈牙利的北面是斯洛伐克；南面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

东面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西面是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

俾斯麦讨厌德国社民党，并在1878年镇压了该党。他试图通过在帝国议会推销大量的福利措施来抢占社会民主党的风头。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成为了第一个有医疗和意外保险、养老金计划、国家就业办公室的国家。从那以来，德国就一直是一个福利国家。

12.6惨败：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帝国本可演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政党变得更加重要。在1890年俾斯麦被解职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走向公开，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拥有几乎1/3的帝国议会席位。由于在民选公务机构担任职务，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变得温和，不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并转向修正主义（revisionism），认为社会主义能够通过民主的手段逐渐成长，而不需通过激进的革命手段。德国社民党在1914年变得如此驯服，以至于当紧急战争预算放在帝国议会面前的时候，德国社民党的代表们忘记了“所有工人的国际大团结”，而投票赞成该预算。

在俾斯麦之后，德国的外交政策是扩张主义的。威廉二世皇帝（Kaiser Wilhelm II）认为德国是一个伟大而强大的帝国，在欧洲处于支配地位，并在海外与英国竞争。由德国在1889年开始实施的一项建造更多战舰的海军军备计划，触发了一场与英国的竞赛。威廉在南非支持反对英国人的布尔人，支持在巴尔干半岛逐渐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奥地利人。到1914年萨拉热窝枪声的时候，德国周围布满了敌人，这恰好是俾斯麦尽力防止出现的情形。

德国人回想着1870年的迅速胜利，兴高采烈地走进战争。在1914年8月初，德皇告诉他的部队：“你们将在树叶掉落之前回到家中。”整个欧洲都认为战争将会很短暂，但是到德国投降的时候，战争已持续了4年，并夺走了1000万人的生命。

许多德国人难以接受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右翼的德国人轻信刀刺在背（Dolchstoss）的神话，认为德国在国内的前线遭到了民主派、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背叛。除了战争宣传外，没有被告知任何消息的德国人不理解为什么军队和经济不能把战争再维持下去。在德国领土上出现任何战斗之前，战争就结束了，因此，德国人没有亲眼看到他们部队的失败。更糟糕的是，《凡尔赛条约》（Versailles Treaty）把战争的错误归咎于德国，并要求一笔不可能偿还的330亿美元的赔款。德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的）仅有的几个殖民地被剥夺，并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波兰走廊。许多德国人想要报复。《凡尔赛条约》是一个灾难，直接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12.7没有民主派的共和国

回头看，我们能够看到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得名于魏玛镇，魏玛共和国的联邦宪法就是在那里起草的）一开始就有3场反对它的罢工。首先，德国人没有任何共和国或民主制的经验，然而，当德皇在战争结束时逃亡荷兰之际，德国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其次，对许多德国人来说，魏玛共和国缺乏合法性；它是由胜利的盟国和背叛了帝国的“背后刺客”（back stabbers）强加给德国的。第三，《凡尔赛条约》是如此的具有惩罚性，而且其要求的赔偿额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德国丧失了尊严，并且在经济上被束缚住。

据估计，每4个德国人中只有1个是真心实意的民主派，另外1/4讨厌民主制，剩余的人支持新的共和国，直到经济崩溃，然后就把他们的同情转向左翼的或者右翼的威权主义运动。人们认为，魏玛德国是一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一个没有民主派的民主国家。

在赔款问题上与法国处于危机之中的德国政府，没有限制地印发钞票，带来了疯狂的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到1923年时，一手推车的德国马克只买到一条面包。尤其受到严重打击的是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生意和储蓄都被通货膨胀抵消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热心的纳粹新成员。这段时间给德国人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直到今天，德国政府仍在强调要防止通货膨胀。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经济稳定下来，情况看上去好了许多。内阁频繁变化：14年中换了26届。社会民主派、天主教中间派和保守派的政党是最大的；纳粹规模很小，并被认为是某种玩笑。希特勒的确很像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后来，在1929年出现了世界性的大萧条，德国的民主制每况愈下。温和政党的规模缩小，而极端主义政党（纳粹和共产党）的规模增长。失业是关键所在：失业的人越多，纳粹的得票越多。

本可出现一个能阻止纳粹上台的联合。如果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形成一个联合阵线的话，魏玛的制度可能有机会得到挽救。但是，在“一战”后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德国共产党谩骂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德国共产党根据希特勒政权将会很快垮台而共产党将接管政权的理论，拒绝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一项联合计划。这是斯大林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同样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重要概念

极化多元主义的恐怖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描绘了当一个多党民主国家病入膏肓的时候将会发生的事情，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魏玛或者西班牙。处于领导地位的中间政党面对着来自右翼和左翼的激烈反对。在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氛围中，为了竞取选票，各政党竞相提出更加激进的解决方案，这是一场“出高价政治”（politics of outbidding）。选民从中间逃向极端，逃向致力于推翻民主制的政党。萨托利称这种综合征为极化多元主义（polarized pluralism），魏玛共和国的最后时期就是很好的例子。

比较各政党在1928年和1933年获得的选票比率，其中“中间逃跑”（center-fleeing）的趋势很明显。

图12-1 各政党在1928年和1933年获得选票比率的对比

到1932年底，纳粹赢得了1/3德国人的选票，年迈的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是一名保守派将军，他在1933年1月提名希特勒出任总理。德国民主制的第一次尝试魏玛共和国维持了短暂而不稳定的14年后消亡了。

12.8第三帝国

“纳粹”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德语缩写。纳粹主义，像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一样，具有许诺工作和福利的虚假的社会主义要素。纳粹并没有像苏联共产党那样将工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相反，它推行党监管下的经济协调（Gleichschaltung）政策。许多德国人为政府的项目工作，比如修建新的高速公路（Autobahn）。尽管纳粹从来没有在公平的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票，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大部分德国人支持希特勒，他们认为希特勒正在重建德国的繁荣。

大多数德国人对民主制一直都不热心，而且几乎没有人抗议专制的强化。一些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转人地下，一些人被投进监狱或者被流放。旧式的保守派不喜欢希特勒，希特勒在他们眼中除了是一个奥地利的街头流浪儿以外什么都不是。但是，大多数德国人与之融洽相处。在数个世纪中，德国人被教导要服从权威，这使得他们接受了纳粹的统治。

对一部分人来说，纳粹成员的身份提供了更好的工作和漂亮的制服。许多前纳粹成员声称，他们仅仅是为了促进他们的事业而加入纳粹，而且大多数人讲的可能是真实的情况。在一个专制统治中，你不需要真正的相信者；机会主义者（opportunists）也会做同样的事。纳粹德国令人恐怖的地方是，它知道如何能够把正常人变成冷血的大众谋杀者。

最初受害也是受害最惨的是犹太人，他们占德国人口的不到1%。为了挖掘大众中广泛持有的种族主义的感情，希特勒把犹太人描述为一种有毒的外国元素，宣称犹太人的目标是奴役德国人，他们服务于国际资本主义、国际共产主义，或者服务于两者。逻辑的一致性从来都不是纳粹的强项。犹太人一点一点地被剥夺了公民权、工作、财产、公民身份，以及最后的生命。

几乎没有德国人意识到战争的危险，但是，希特勒渴望战争。首先，他似乎只是巩固了德国的边界。希特勒1935年吞并了萨尔地区，1938年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在1939年吞并了捷克的国土。自“一战”以来，德国的敌人们依然对战争感到厌倦，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德国权力和领土的增加。现在已知道，如果英国1938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要求说不，希特勒的将军们就将推翻他。但是，情况似乎是希特勒甚至无需战斗就能积聚胜利，因此，德国的将军们抑制住了他们对希特勒的怀疑。最终，希特勒在1939年9月入侵波兰，向英国和法国宣战。法国被德国侵占，英国凭借海峡遏制了德国的侵略。到1940年时，德国及其盟国事实上统治了整个欧洲。

1935～1938纳粹政权随要集中营是波兰南部的奥斯维辛—比尔克瑙（Auschwitz-Birkenau）。在这里，几百万犹太人和麻烦的基督徒被毒气毒死，并被烧成灰烬。

表12-1 德国的政治年代
名称 | 年代 | 典型特征
神圣罗马帝国 | 800—1806 | 查理曼大帝，四分五裂、宗教战争。
19世纪 | 1806—1871 | 统一、现代化的刺激。
第二帝国 | 1871—1918 | 俾斯麦统一德国；工业和战争。
魏玛共和国 | 1919—1933 | 虚弱的民主制；文化繁荣。
纳粹德国 | 1933—1945 | 残酷的独裁统治；战争；大规模屠杀。
占领时期 | 1945—1949 | 盟国划分并统治德国。
联邦德国 | 1949— | 民主制；经济奇迹；统一；从波恩到柏林。

1941年，希特勒对犹太人问题下达了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的命令。死亡集中营杀死了大约600万犹太人，以及同样数量的麻烦的基督徒（波兰人、吉卜赛人和其他人）。人类的词汇之中增加了一个新词：种族灭绝（genocide）。纳粹对死亡集中营保密，许多德国人声称他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仅仅是在1939年攻击波兰前的一个星期，希特勒与斯大林缔结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nonaggression pact）。然而，1941年夏天，希特勒集结了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军队，并下达了推行“巴巴罗萨行动”的命令，其目标是占领并奴役苏联。希特勒的梦想最终在苏联背离了现实。苏联的冬天和红军令人震惊的抵抗摧毁了德国人的整个入侵。从1942年底开始，对德国来说，战事每况愈下。

12.9占领

这一次不能再有刀刺在背的神话了；德国人观察到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他们的方式攻入德国。德国政府不再存在，国家由外国占领者管理。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盟国的领导人同意把德国分为4个临时占领区；完全在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也被以同样的方式划分。

地理

另一个两面旗帜的故事

像法国一样，德国分裂的忠诚在其国旗的颜色中体现出来。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旗帜是黑色、红色和金色的，是一个与拿破仑作战的普鲁士军团的颜色。到1848年时，它象征着一个民主的和统一的德国。俾斯麦拒绝这面旗帜，并为第二帝国的旗帜选择了普鲁士的黑色和白色，并加上中世纪汉莎商业联盟的白色和红色。

第二帝国在1918年崩溃，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带回了民主的黑色、红色和金色的德国旗帜。对象征符号很狂热的希特勒坚持威权主义的黑色、红色和白色。波恩共和国用最初的民主颜色设计了现在的德国国旗。

德国国旗变迁

最初，盟国对纳粹集中营感到震惊，它们残酷无情地对待德国人。但是，随着冷战（Cold War）的到来，它们对待德国人的方式发生了逆转。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苏联人处理德国的方式。苏联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大约2700万人口，因此，苏联人有意掠夺被占领的国家。他们拆散整个工厂，把它们运回国内，并用膨胀的军事货币充斥这个国家。另一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对苏联人接管东欧的方式感到忧虑，决定复兴他们占领区内的德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美国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其他的援助计划为德国的复兴注人了几十亿美元。1948年，英国人和美国人引入了一项货币改革，启用新的德国马克（deutche Mark, DM），这有效地结束了苏联对西部占领区的掠夺。为了报复，苏联人封锁了柏林。英国人和美国人实施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柏林空运（Berlin airlift），为柏林提供了近一年的物资供应。冷战开始，其中心在德国。

1949年，西方盟国把管理权交还给联邦德国，以确保他们协助制衡苏联的权力。几个月以后，苏联建立了民主德国。两个德国政权都是冷战的孩子，美国人和苏联人是它们的父母。

当冷战结束的时候（常常以1989年底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繁荣民主的西德合并了虚弱的东德。为了研究西德是如何的成功，让我们转向德国的制度。

哈布斯堡王朝：重要的天主教王朝，曾经控制奥匈帝国、西班牙、拉丁美洲与尼德兰。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哈布斯堡王朝征服欧洲并使其天主教化的企图。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三十年战争的条约。

普鲁士：强大的北德意志邦国；首都是柏林。

容克：来自于yurage Herren，指年轻的贵族，普鲁士的贵族阶级。

民族主义：相信一个国家的伟大与统一，憎恶被外国人统治。

民族精神：德语的spirit of thepeople；有种族主义的涵义。（注意：所有的德语名词都要用大写字母开头。）

生存空间：德语指整个民族的“生活空间”（living space）。

梅特涅体系：精心设计的保守体系，试图恢复拿破仑以前的欧洲君主政体和稳定。

Reich：德语的“帝国”（empire）。

帝国议会：亲希特勒的德国议会；其建筑现在是联邦议院（Bundestag）的所在地。

Kaiser：德语的“恺撒”；皇帝。

文化斗争：文化的斗争（culture struggle），特指俾斯麦与天主教会之间的斗争。

强权政治：权力政治。

现实政治：现实主义的政治。

SPD：德国社会民主党。

修正主义：对一种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或者重新解释历史。

刀刺在背：德语的“在后背插刀”（stab in the back）。

《凡尔赛条约》：1919年结束一战的条约。

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

恶性通货膨胀：非常快的通货膨胀，每个月超过50%。

极化多元主义：一种多党体制，会导致两个极端主义的集团，而中间派为数甚寡。

协调：纳粹对德国经济的控制。

高速公路：Express highway，像美国的州际公路。

机会主义者：力图为了自己而没有原则的人。

最终解决：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计划。

种族灭绝：谋杀整个民族。

互不侵犯条约：彼此互相不攻击的条约，这里特指1939年希特勒与斯大林缔结的条约。

冷战：美国和苏联之间武装紧张和竞争的时期，大约从1947年到1989年。

马歇尔计划：为了帮助欧洲复兴的大规模的美国财政援助。

德国马克：1948—2002年的德国货币。

柏林空运：美英在1948—1949年通过空运对西柏林进行物资供应。

（指德国中世纪的商业同业公会。——译者）

第13章
德国的重要制度

问题与讨论

1.关于柏林作为德国首都的辩论是如何成为一个中心地区的问题的？

2.对德国来说，联邦制是最好的路径吗？为什么？

3.法国和德国的总统制有何不同？

4.英国和德国的首相职务有何不同？

5.德国的宪法法院与美国的最高法院有何不同？

6.德国的下议院是什么？它和上议院有何不同？

7.德国主要的政党有哪些？

8.德国的选举制度是如何运行的？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对他们国家的东部和西部将会重新统一满怀希望。因此，在部分参考1848—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和1919年的魏玛宪法起草建国文件时，他们称之为基本法（Grundgesetz），而不是宪法（Verfassung），宪法只有当德国重新统一的时候才会制定。他们的意思是暗示联邦共和国是暂时性的，并且是在暂时性的规则下运行。60年后，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法律谬论；基本法继续作为统一后的德国的宪法，并且是一部出色的宪法。

新的西德复活了德国历史上原来的模式：联邦制（federalism）。德国的各州（Länder）至少拥有与美国的州同样大的权力，甚至可能还要更大。教育、医疗、警察和其他许多事务都由州政府管理。产生这种强大的联邦制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否定纳粹的中央集权化，并确保它不再出现。

柏林情况特殊。它位于东德内180公里，名义上由4个占领国管理。然而，苏联人在1949年把东柏林变成了东德的首都，而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的部分实际上成为西德的一部分。联邦德国把柏林作为它的第11个州，但是战时的同盟并不承认它的这一地位。因此，在官方，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但在实际上，它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西德的货币、法律和护照适用于西柏林，但是西柏林只能派没有投票权的代表到波恩的议会之中。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在1990年随着两个德国的统一得以解决。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大柏林成为一个州，并且在1999年成为统一后的德国的正式首都，尽管有6个部（包括国防部）仍留在了波恩。

由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的东德，继续中央集权化的统治模式。它有14个行政区，每一个行政区根据其主要的城市命名，它们没有自治权。1990年统一后，东德地区变回原来的5个州。因此，联邦德国现在有16个州，其中10个来自西德，5个来自东德，再加上一个大柏林。

13.1总统

德国的联邦总统是典型的欧洲总统，是一个几乎没有政治义务但是有许多象征性义务的名义总统。与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君主一样，德国总统是一名官方的接待员和善意大使，而不是一个行使职权的行政机构。法国第三和第四共和国的总统和今天以色列的总统是其他弱总统制的例子。当然，戴高乐大大加强了法国总统的权力。

地理

从波恩到柏林

1991年发生了一次关于恢复柏林为统一德国的首都的辩论。那次辩论在本质上是一次关于中心地区的冲突。波恩是信仰天主教的莱茵地区的一个小镇，恰好对着西方，自1949年以来一直是西德的首都。它把德国人在价值观、经济和联盟方面的注意力转向西方。柏林是靠近德国东部边界的一个主要城市，自早期以来一直是信仰新教的普鲁士的首都，并且在1871年到1945年间是德国的首都。回到柏林将会把德国人的注意力转向该国更加贫困、前共产主义的东部。一些批评者担忧，从长远看，它将会把德国从西方分离，并走向一个德国占支配地位的中欧（Mitteleuropa）。这是一个古老的概念。

帝国议会的穹顶，它是英国建筑家诺曼·福斯特劲爵（Lord Norman Foster）的作品，已成为柏林最吸引游客的地方。联邦议院在穹顶下面重新装修的建筑中开会。

重建各部、议会办公室、大使馆、博物馆和酒店花费了几十亿美元的补贴。甚至于原来的帝国议会建筑，即现在的联邦议院所在地，也用新的玻璃穹顶重新装修，参观者能够沿着螺旋斜坡爬上去。然而，柏林的经济基础很虚弱，工业几乎没有增长，与此同时，失业和贫困很严重。2006年，宪法法院否决了柏林为其790亿美元债务进行融资担保的要求。德国人不愿意再大量补贴柏林。一些人担心柏林将成为一个政府和博物馆的城市。

联邦议会位于柏林历史悠久的国会大厦，现已改造为具有现代风格的玻璃穹顶。

总统是“国家元首”，而非“政府首脑”。总统接见新到任的外国大使，大使们把国书递交给他，而不是交给实际上将会与他们产生工作联系的总理或外交部长。总统公布法律（在法律被议会通过以后），解散联邦议院（根据总理的请求），并任命总理或解除总理的职务（在主要的政党告诉总统那么做以后）。简言之，德国的总统，用白芝浩的话来说，是政府“威严的”而非“效率的”部分。

总统由一个特别的联邦大会（Federal Assembly）选出，大会由所有的联邦议院议员加上来自各州立法机构的同等数量的成员组成。总统任期5年，而且可以连任一次。总统职位类似于半退休的工作，它通常是作为对杰出的资深政治家的一个回报。2005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经济学家霍斯特·克勒（Horst Köhler）被选为总统。他得到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后文简称“基民盟”）和自由民主党（FDP）的支持。克勒敦促各政党停止长期的争斗，通过必要的改革法案降低德国的高失业率，他迅速成为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不幸的是，总统不掌管经济政策或者其他更多方面的政策。

13.2总理

德国的总统是弱势的，但是总理（chancellor）是强势的。与魏玛共和国不断变化的总理不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总理职位一直是稳定而持久的。其部分原因是基本法要求，如果联邦议院想投票免去现任总理职务的话，它必须同时投票选出新的总理。这一改革结束了议会制政府（与总统制相对）最糟糕的一个问题，即它们的存在取决于立法机构中一个经常变幻无常的大多数。

德国的这一改革被称为建设性不信任投票（constructive no-confidence），因为联邦议院必须提出某种建设性的东西，即一个新的内阁，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否定性的大多数免去原来的内阁。这种情形只在1982年发生过一次，当时规模较小的自由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抛弃了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投票支持一名新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理。建设性不信任投票使得在两次大选期间罢黜一名总理的情况变得罕见。

总理强势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最初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他是一名强硬而精明的政治家，促进了联邦共和国的建立，并在联邦共和国最初的14年中担任总理。第一个任职的人，比如美国总统中的华盛顿，能够为这一职位打下一个烙印，规定它的权力大小，为后来者设定它的风格。以73岁高龄担任总理的阿登纳展现了强势的领导风格，大量的决策没有过多的惊扰议会或者是他的内阁。作为一名信奉天主教的莱茵兰人，他创建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建立了“2+”政党制，决定性地指出德国要向西加入北约和欧盟，并与法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自阿登纳以来的总理一直被拿来与阿登纳比较。比如，人们认为他的继任者，和善而聪明的路德维希·埃哈德（Ludwig Erhard）有缺点，因为他不能坚定地展现自己的领导风格。

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阿登纳设置的风格，德国总理大致与英国首相权力相当，意即，相当有权力。像英国的首相一样，总理从政治考虑出发，挑选他（她）自己的内阁。他（她）为政府政策的主要路线负责，并必须在联邦议院和公众面前为之辩护。同样，他（她）无疑要为各部长们的言行承担责任。

表13-1 德国历任总理

康拉德·阿登纳
（Konrad Adenauer）

基民盟

1949—1963

路德维希·埃哈德
（Ludwig Erhard）

基民盟

1963—1966

库尔特·格鲁吉·基辛格
（Kurt Georg Kiesinger）

基民盟

1966—1969

威利·勃兰特
（Willy Brandt）

社民党

1969—1974

赫尔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社民党

1974—1982

赫尔姆特·科尔
（Helmut Kohl）

基民盟

1982—1998

格哈德·施罗德
（Gerhard Schröder）

社民党

1998—2005

安吉拉·默克尔
（Angela Merkel）

基民盟

2005—

地理

联邦

多元性是联邦制的优点。该制度给予组成单位很重要的自治权。这些组成单位分别是美国、印度、墨西哥或尼日利亚的州或邦（states）、德国的州（Länder）以及加拿大的省（provinces）。组成单位在法律上不能被取消或分拆，或者轻易地改变它们的边界线；这样的做法是严重的宪法问题。典型的情况是，联邦政府保留明确的权力（国防、货币供应、州际贸易等），与此同时，其他权力则由组成单位保留（教育、警察、高速公路等）。大国或者那些有特殊的（particularistic）语言或传统的国家适合于实行联邦制。

联邦制的优点是它的弹性和允许特殊主义存在。得克萨斯人觉得得克萨斯是与众不同的、特别的；巴伐利亚人觉得巴伐利亚是与众不同的、特别的；魁北克人觉得魁北克是与众不同的、特别的；如此等等。如果一个州或省希望试行一种资助医疗保健的新模式的话，它就可以那么做，而不会打乱州—联邦之间的平衡。如果新的方式有效，它可能会被逐渐复制。如果它失败的话，在它被逐渐淘汰以前也不会产生什么伤害。在这方面，美国的各州一直被称为“民主制的实验室”：你能够在一个州尝试某种东西，而不会让整个国家都那么做。州一级的政府也是政治家们在治理国家之前的训练场。比如：得克萨斯的州长乔治·布什（George Bush）、下萨克森州的州长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oer）和瓜纳华托州（Guanajuato，墨西哥）的州长文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

联邦制的缺点是各组成单位之间的不一致和时而出现的马虎管理。许多联邦制国家在教育、环境、福利或者卫生保健方面不能实现全国性的标准。一个州想要某种东西且能够担负；但另外一个州担负不起。一个州说特定类型的人适合于某个计划；另外的州说他们不适合。联邦制与单一制相比更不一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许多联邦制国家已经把更多的权力给予中枢（center），而减少各州的权力。美国是这种类型的主要例子；比较一下在一个世纪的历程中各州和华盛顿的相对权力变化。

有人可能会说，在单一制中，有一种向联邦制发展的力量；而在联邦制中，有一种向单一制发展的力量。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两者最终会在某个中点相遇；它仅仅意味着，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都不是成品，而且两者都仍然在演变。

一个联邦制国家也可能在地方和国家忠诚之间实现一个稳定的平衡，逐渐产生一种心理上成为一体的国家，比如美国、德国和瑞士。但这并不总是有效的。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制事实上培养了各共和国对领导中枢的怨恨。当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变弱的时候，地方的民族主义者便会接管政权，并宣布独立。

人物

安吉拉·默克尔：德国的撒切尔？

安吉拉·默克尔

2005年51岁的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成为总理，她的支持者们希望她会是德国的撒切尔，并采用自由市场来改革德国的经济。但是，使默克尔上台的2005年的选举产生了一个大联合政府（grand coalition），这限制了默克尔推行必需的改革的能力。德国的混合名额比例法（MMP）选举制度使默克尔在议会中没有多数，而英国的头名过关制（FPTP）使撒切尔有一个保守党的多数。

默克尔在几个方面都不同寻常。她是德国第一位女性总理，也是第一位来自东德的总理。她的英语和俄语几乎完美无缺。作为一名新教徒，她领导着一个由天主教徒组成的政党。她希望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基民盟/基社盟的大多数人依然追求“社会公正”，并在一些措施上反对她。她现在是二婚，且没有孩子。默克尔出生于西德，但在婴儿时期就到了东德。在东德，她当牧师的父亲被分配管理一个教堂。她完全是在东德成长起来的，但是保留了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批判观点。和通常的法律学习不同，她在莱比锡大学（Leipzig University）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并研究量子化学。（撒切尔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化学专业。）

当柏林墙在1989年底倒塌的时候，默克尔促成了一个保守政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合并。被选入联邦议院的默克尔依然代表着位于北部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州（Mecklenburg —Pomerania）的一个选区。赫尔姆特·科尔总理任命默克尔在内阁任职，先是在妇女和青年部，后来是在环境部。在1998年科尔竞选失败以后，默克尔在2000年成为基民盟的主席。在2002年基社盟的埃德蒙·施托伊贝尔（Edmund Stoiber）输给社民党的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之后，默克尔成为反对党的重要人物。

当时，施罗德陷入泥淖，并失去公众的支持。施罗德提议改革德国缓慢增长且高失业的经济，但是在他自己的社民党内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社民党与每一项削减福利的改革斗争。由于不能支配，灰心丧气的施罗德安排了一次联邦议院的失利以提前一年举行大选。施罗德是一个友善的人和不错的演讲家，他比他的政党更受欢迎。就像她的支持者们称呼默克尔的那样，“安吉”（Angie）是一名乏味的和糟糕的演讲家，与她的政党相比人气更低。在德国政治中，个性很重要。而且，基民盟看到它最初领先社民党的20个百分点被缩小至一个令人生气的势均力敌状态。在两个月的谈判之后，基民盟和社民党同意建立一个大联合，默克尔担任总理。默克尔希望在经济自由化和削减福利国家的改革上走得更远，但是她内阁中的社民党的一半阁员把她限制在所谓的“小步走”之中，比如一项针对问题丛生的卫生保健制度的改革，就被注了水。默克尔甚至不能按议程改革德国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德国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默克尔远远不能成为撒切尔。

13.3内阁

典型的德国内阁规模通常要比英国的小，而现在它甚至比由15个部组成的美国内阁还要小。2005年，默克尔总理在经过与两个联合政党的广泛谈判后，提名一个由14个部组成的内阁，其中8个由社会民主党领导，6个由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

外交部 | 卫生部
内务部 | 家庭部
司法部 | 劳工部
财政部 | 教育部
经济技术部 | 开发部（国外援助）
国防部 | 环境部
农业部 | 交通部

通常在欧洲，一个内阁与另一个内阁相比，各部会增加、减少、合并、分拆和改组。比如，施罗德合并了经济部和劳工部，组成一个控制失业的“大经济部”（它没有发挥作用）。默克尔的内阁把它们再次分开。在欧洲，各部的重新界定不是大事；总理们想要什么，他们就得到什么。内务部的主要工作是宪法保护（Verfassungsschutz），包括监视极端主义的政党和运动。不过，与法国的单一制不同，唯一由内务部支配的警察是联邦边防警察（Federal Border Police）；其他所有的警察都在州或市一级管理。

就像在英国一样（但与法国不一样），实际上德国所有的内阁部长也是联邦议院在职的政治家。与英国的大臣们一样，他们很少是所分配职位上的专家。大多数人接受的是律师教育，并在不同的政党和立法职位上工作过。议会国务秘书（state secretary）的工作是用来培养潜在的内阁部长的。在内阁层级之下，每名部长被分派一名议会国务秘书（state secretary），协助他们处理与联邦议院的关系。这实际上是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一座桥梁，就像在英国那样。

13.4联邦议院

康拉德·阿登纳是一名威权主义的民主派，并不太信任联邦议院。德国从来没有强势的议会传统。俾斯麦几乎完全忽略了帝国议会（其大厦现在为联邦议院所用）。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帝国议会对强加于给它的管理责任准备不足，难以行使权力。然后，在1949年，阿登纳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有效的、稳定的和负责任的议会，因此他倾向于蔑视新的议会。自阿登纳时代以来，联邦议院一直试图把自己建成民主制的一个支柱，以及政府的一个重要机构。联邦议员的努力渐渐获得了成功，但还不彻底。许多德国人依然不太尊敬联邦议院。

联邦议院至少有598名成员，但通常会有额外的代表，现在的总数是614名。代表们每4年选举一次，但是选举可提前中进行，就像2005年那样。在议会制下（与总统制相对），立法机构从来不能以美国国会的方式来严厉批评行政机构。毕竟，联邦议院的多数党产生政府，因此不能太严厉地批评政府。联邦议院也不是法国第三和第四共和国那种喧嚣混乱的大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立法机构只能在它选出一个新政府的时候才能废黜一个政府。联邦议院也不是听话的橡皮图章，像戴高乐时期的法国国民议会那样。它依然缺少下议院进行丰富多彩的辩论的议事厅。在议事厅，聪明的演说家们为了下一次选举的胜利试图改变公众的观点。作为平衡，联邦议院与美国国会相比，独立的权力更少，但是比法国国民议会拥有更多的独立权力，甚至可能比英国的下议院还要多。

重修后的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是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的一个象征，它位于联邦议员的柏林市中心。

联邦议院的一个有趣之处是拥有众多的女性成员。女议员占议员总数的近1/3，这是运用比例代表制的北欧国家的典型特征。比例代表制允许各个政党将妇女候选人置于政党名单上。瑞典国会（Riksdag）有超过40%的成员是女性。在大多数议会中，女性数量在最近几年中都已得到增长：英国是18%，墨西哥是16%，美国是14%，法国是11%。这些较低的数字在一定程度上是单名选区的结果，比例代表制对妇女更加公平。日本只有7%的女性立法者。

联邦议院的优势是它的委员会工作。在联邦议院紧闭的大门后面（大多数会议是秘密的），联邦议院的代表，包括反对党成员，能够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德国的立法委员会比英国的更加重要，也更加专业化。德国的政党纪律没有英国的那么严密，这使得来自执政党的代表能够批评政府的法案，而与此同时，反对党的代表有时会赞同政府的法案。在互相妥协的委员会工作中，反对党常常能够实现对立法的修改。所有的法案必须公开报道；它们不能被委员会扼杀。法案一旦回到联邦议院，就将根据政党路线进行投票，偶尔会出现某些出于良心的变节。

联邦议院的常任委员会通常是对本章先前列出的内阁各部的回应。该制度的设计方式是：每一名内阁部长能够直接与一个平行的、相关的联邦议院委员会共同处理问题。各部长本身也是联邦议院的成员，有时候他们从行政办公室到议会向委员会会议解释一份被提出来的立法法案。

与法国的议员一样，联邦议院的成员很多也是公务员。德国的法律允许官僚请假去竞选议员，并在联邦议院工作。另一个重要的类型是来自利益集团的人们：行业协会和工会。这两个团体通常共同构成联邦议院中的大多数，这促使公众感觉议会似乎被强大的利益集团支配着。

使这种情况更加糟糕的是，一系列的丑闻揭示了许多联邦议院的成员从私人企业那里不劳而获得“秘密资金”。这与英国议员的“不名誉因素”类似。

民主制

民主制的前缀

在今天的德国，几乎一切东西都与联邦政府的前缀“Bundes-”有关，其意思是“联邦的”。

比如这些：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

·Bundestag指联邦议会的下议院。

·Bundesrat指上议院。

·Bundeskanzler指联邦总理。

·Bundeswehr指联邦军队。

·Bundesministerium指联邦的一个部。

·Bundesregierung指联邦政府。

前缀“Bundes-”，相对较新，仅仅是在1949年西德建立后才出现的，因此它就有了一个现代的和民主的光环。许多同样的词，原来的前缀“Reichs-”，（帝国的），略微有一点邪恶的和被废弃的涵义。在德国，“联邦的”已成为“民主的”同义词。

13.5宪法法院

真正很少有国家的司法部门在权力上与立法机构或者行政机构对等。美国和德国就是这样的两个国家；两国都允许州的最高法院审查法律的合宪性。联邦宪法法院（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Bundesverfassungsgericht，BVerfG）坐落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它建立于1951年。建立宪法法院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坚持这么做。美国占领者的理由是，类似于最高法院的机构将会有助于防止出现另一个希特勒。而许多德国人赞成这个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对整个欧洲来说）的新概念。

联邦宪法法院由16名法官组成，议会的每一个议院选择其中的8名，任期为12年，期间不可更换。联邦宪法法院以两个分别由8名法官组成的法庭或者“参议院”（senates）进行工作，以加快工作速度。法院完全独立于德国政府的其他部门，它裁决各州之间的案件，保护公民自由，宣布危险的政党违法，另外就是确保法令与基本法保持一致。

宪法法院的裁决都很重要。它曾宣布一些右翼的或左翼的极端主义政党违法，其依据是这些政党试图推翻宪法秩序。它发现堕胎法案与基本法权威的生命权条款相冲突，因此裁决堕胎违宪。（不过，在1993年，它裁决不起诉在怀孕前三个月堕胎的妇女。）1979年，它裁决在工厂管理中的“工人共同决定”是合宪的。1983年和2005年，它发现当总理们为了提前举行大选而计划在联邦议院的不信任投票中失败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是合宪的。1994年，它裁决德国能派遣军队到国外执行维持和平行动。1995年，它推翻了巴伐利亚州要求在每间教室悬挂十字架的法律。司法审查在德国运行得很好，尽管宪法法院由于在更加僵硬的法典法的环境下工作，没有美国最高法院那么大的影响力。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在美国的习惯法体系中可以作为判例。

13.6从“2+”制到多党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工作得相当好，主要原因是它的政党制度。该制度自1949年以来一直在演化，但是这种演化可能在2005年结束。魏玛的帝国议会曾受到极端多党制（extreme multipartism）的损害；议会中一共有十几个政党，其中一些是极端主义的政党，这使得政党间不可能形成稳定的联合。联邦共和国似乎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德国也变成了一个“2+”政党制（“two-plus”party system）国家，因为德国政府几乎总是由一个大政党与一个小政党的联合组成。英国实行的是多数代表制，几乎总是让一个政党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德国实行的是比例代表制，很少产生单色（monocolor）政府。“2+”政党制是介于两党制和多党制之间的制度。最近的选举把德国变回到多党制，德国面临多党制暗含的对稳定的所有威胁。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最大的政党一直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现在的主席是安吉拉·默克尔，她在2005年成为总理。它在巴伐利亚州的分支机构是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后文简称“基社盟”），主席是埃蒙德·施托伊贝尔（Edmund Stoiber），他是巴伐利亚州的州长，也是2002年的总理候选人。两者合一起被称为基民盟/基社盟，就好像它们是一个政党一样。基民盟最初的核心是原来的天主教中间党，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坚持反对纳粹主义扩张的几个政党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像阿登纳这样的中间派政治家决定努力建立一个基础更加广泛的中右政党，一个新教徒在其中也会感到受欢迎的政党。与法国的戴高乐主义党一样，基民盟从来不完全地赞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且依然不赞同）；相反，它主张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在除了1972年和1998年的选举以外的每一次选举中，基民盟/基社盟一直是最大的政党。在1972年和1998年，社民党领先。2002年，基民盟在全国的选举中以38.5%的得票与社民党不分胜负；2005年，它以35.2%的得票微弱胜出。

社会民主党（SPD）是欧洲社会主义古老且重要的政党，而且是德国唯一的比联邦共和国还要历史久远的政党。在19世纪末期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社民党逐渐修正其立场，到1959年，它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那个时候，它在选举中获得成功的机会在增加，因为它将其传统的工人阶级基础扩大到中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之中。现在，作为一个中左政党，社民党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支持福利国家。社民党挥之不去的问题是：它的领导通常是中间派，但是它依然包括了许多试图控制该党的左翼分子。从1998年到2005年，社民党与绿党联合治理国家。2005年，它赢得34.2%的选票，仅仅落后于基民盟/基社盟，它加入了大联合政府。社民党现在的领袖库尔特·贝克（Kurt Beck）是一名州长（minister-president），也是几名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中的一名。

重要概念

大联合

2005年，德国重现了1966年到1969年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会民主党的大联合（grand coalition）。大联合充分地履行职能，但是却伤害了德国的民主制，因为它只留下小党来反对或批评政府。大联合的优点是：它在议会中拥有压倒性的多数，以至于它不能被推翻，并能通过任何它想要的法律。2005年的大联合不得不产生，原因是没有其他的政党组合能够形成一个联合政府。但是，大联合中的两个政党基民盟和社民党在经济改革上不一致，并且在重要的政策方面处于僵局状态。

1966年到1969年的大联合使公民们感到没有人能够严肃地批评政府，政治是由强大政党操纵的游戏，民主制是一个骗子。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一个左翼的“议会外反对派”（extraparliamentary opposition）出现并以激进的口吻批评政府。西德的一些恐怖分子，最初是对随处可见的大联合感到厌恶，然后变得活跃。大联合可能只在紧急状态下有用；如果它执政的时间太长的话，就会削弱人们对民主制的信仰。一个好的民主制需要“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活跃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两者之间的共谋。

规模较小的自由民主党（FDP）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政党，它追求一个自由的社会、自由的市场、更多的个人责任以及更小的政府。在政治光谱上，它过去常常被置于基民盟与社民党之间，但是，现在常常被置于基民盟的右边，它很像美国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再次请注意，欧洲的自由主义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是相反的。）自民党在界定自身方面存在麻烦，在2002年的选举中得票率掉到了7.4%，但是在2005年反弹到9.8%。自民党现在是德国第三大党，对选民们来说是不信任两大政党时的一个选择。

1983年，一个新的生态和平主义的政党绿党（Greens）进入联邦议院。2005年，它赢得8.1%的选票，并从第三大党萎缩至第五大党。在1998—2005年与社民党的联合中，绿党的领袖约瑟夫·费舍尔（Joseph Fischer，更为人们熟悉的称呼是约施卡，“小乔”[Little Joe]）是外交部长。外交部长是一个联合中第二大党领袖通常担任的职位。绿党曾经是激进的，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实用主义和适于统治（regierungsföhig）。他们希望逐步淘汰德国的核电站，并对汽油征收沉重的“生态税”。费舍尔是一名略微有着顽童气质的演讲者，也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作为绿党的领袖，费舍尔在2005年卸任。

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西德的政党涌入东德，并接管了东德。作为推翻共产党先锋的规模不大的、新的东德政党被在金钱和组织上都更有实力的基民盟和社民党挤到一旁。一个地区性的东德政党民主社会主义党（PDS）生存了下来，该党由前共大产党员和那些感到被新制度忽略的人们构成。2002年，它的得票率掉到了5%以下，但是依然在东柏林的两个选区获得全胜，因此，它有权利在联邦议院保持两个席位。由于东德依然贫穷，民社党在东德各州的选举中得分良好。2005年，民社党与不满的社民党左翼分子组成一个新的左翼党（Linkspartei）。左翼党在东部的竞选成绩不错，获得了全部选票的8.7%，这使它成为联邦议院的第四大党。然而，没有一个政党认为它是一个合适的联合伙伴。一些小的右翼政党，包括新纳粹党，在地方和州的选举中赢得席位，但从来没有在联邦议院获得席位。

比较

德国的选举制：一种被广泛采纳的制度

德国混合名额（mixed-member, MM）选举制，有时被称为平行选举制（parallel system），几十年来被大量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有几个国家采用了混合名额法，这是向德国表达的最高的赞美。各国均对该方法有所修改。所有案例中的选举制的目标是结合单名选区制的简单和比例代表制的公平。一些受德国激发的混合制有：

·俄罗斯从1993年到2003年的选举，下议院450个议席的一半由单名选区制选出，另外一半由比例代表制选出，并有5%的门槛限制。普京在2005年改回纯粹的比例代表制。

·1993年，意大利放弃了传统的比例代表制，采用的制度是，75%的两院席位由单名选区选出，25%的席位由比例代表制选出。

·1994年，日本从其独特的多名选区和领先者获胜的选举制度变为混合名额法，其中，每一议院超过半数的议员从单名选区选出，剩下的议员在11个地区根据比例代表制选出。

·新西兰在1993年从单名选区制变为混合名额法，选出其一院制的立法机构中的60名议员，并在全国范围内根据比例代表制选出另外60名议员。另有5%的门槛限制。

·1999年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选举实行单名头名过关制选区，但是，又通过比例代表制“切去”（topped off）政党的席位，从而使它们获得的席位大致与它们的得票份额成比例。

·墨西哥在1986年采用了一种混合名额法，其中，大多数下议院和上议院的席位由来自单名选区的代表充任，剩余的席位根据比例代表制选出。

13.7联邦参议院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其实都不需要上议院，因为它们是单一制国家。德国的联邦制需要上议院，即联邦参议院（Budesrat）。联邦参议院的权力没有美国参议院大（美国拥有的如此强势的参议院为世界罕见）。联邦参议院代表16个州，并且与联邦议院在影响联邦—州平衡的税收财政和法律方面有同等的权力。联邦参议院能够否决法案，但是，联邦议院能够推翻它的否决。对于更加严肃的法案，交由一个由每个议院派出16名成员组成的仲裁委员会，但是妥协常常难以达成。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社民党主导的联邦参议院阻止了来自基民盟的总理科尔推行的改革措施。21世纪初，情况发生逆转，一个基民盟主导的联邦参议院阻止了来自社民党总理施罗德推行的改革措施。当联邦参议院落入反对党手中时，德国的立法机构就会分裂，就像在美国当一个政党控制了众议院，而另一个政党控制了参议院时那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6年的一项改革措施削减了联邦参议院的权力，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州政府。

民主制

2005：运转中的分裂的选举制

由格哈德·施罗德总理领导的社民党政府在2005年发现政策受阻。它建议进行改革，削减福利国家，重新复兴德国经济，但是许多社民党的选民抗议削减他们的任何利益。而且，就算施罗德在联邦议院通过了法案，基民盟控制的联邦参议院也会加以否决。在2005年5月，社民党在选民众多的工业化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North Rhine-Westphalia）输掉了选举，社民党已经控制了该州29年。施罗德感到陷入了一个不断恶化的局势之中，因此他计划在联邦议院的一次投票中失利，并因此而解散联邦议院，提前一年举行大选。

人们认为社民党会在2005年9月的选举中大败；民意调查表明，支持基民盟/基社盟的比例比支持社民党的高出20%。但是个性在德国的选举中作用很大。施罗德是一个友善的人，观点全面，与此同时，基民盟的领导人安吉拉·默克尔呆板且有偏重细节的倾向。社民党警告说，基民盟/基社盟将会结束许多德国人依赖的福利国家。施罗德也因为批评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战争而赢得选票，他稳健地缩小与默克尔的差距。选举海报上是施罗德和默克尔的肖像特写，几乎就像是一场总统选举。

78%的投票率使基民盟/基社盟仅仅在联邦议院成为最大的政党。它拥有226个议席，而社民党拥有222个议席。由于没有一个政党拥有绝对多数，在经过两个星期的谈判后，它们组成了一个大联合。德国的混合名额选举制以比例代表制为基础，但是大约有一半的席位是由来自单名选区的以相对多数票获胜（就像在英国那样）的代表充任。首先，要注意得票的百分比（右边是在比例代表制下的得票率）与联邦议院的议席比例很接近。

但是，也要注意各党获得的席位要比它们的得票比例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小党（比如说，新纳粹的民族民主党）获得不到5%的选票，没有获得议席。而且，分裂投票（ticket-splitting）——就像许多人在2005年做的那样，投票支持选票左边的基民盟的个人候选人，而在右边的比例代表制中投票给的自民党候选人——为基民盟赢得了比得票率更多的席位。绿党和自民党几乎都是在第二轮的政党名单投票中获得议席的；它们很少能强大到足以赢得单名选区。

那些赢得单名选区的人（选票的左边）保留着议席，即使该席位超出了他们所在政党根据比例代表制（选票的右边）有权获得的议席比例。这些“超额议席”（bonus seats，在2005年，大多数超额议席都为基民盟所获得）使得联邦议院比其名义上的598个议席的规模要大；它现在有614个议席。你现在明白德国的选举制了吗？不要担忧。许多德国人也不完全理解它。在本质上，只要记住它是一个分裂的制度：大约一半的单名选区制和一半的比例代表制，但是比例代表制设定了总的议席份额。它是比例的，但不是纯比例的。

图12-1 “你有两票”：一张德国选票

表13-2 2005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结果
| 得票率（%） | 议席数
基民盟/基社盟 | 35.2226 | （36.8%）
社会民主党 | 34.2222 | （36.2%）
自由民主党 | 9.861 | （9.9%）
左翼党 | 8.754 | （8.8%）
绿党 | 8.151 | （8.3%）

联邦参议院有68名成员。德国的每一个州，不论多小，至少有3名成员。人口多的州有4名成员；人口最多的州有6名成员。每一个州指派它的代表，而且通常是派遣被选入州议会（Landtag）的高级官员进入联邦参议院，他们也是州政府的内阁成员。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政党（如果州政府是一个联合政府的话），但是每一个联邦参议院的代表团必须以一个集团的身份投票，而不是以个人身份或者以政党身份投票。对此的解释是，他们代表的是各州，而不是政党。

13.8分裂的选举制

英国和美国在议会选举中实施单名选区，且得票最多者赢得选举的制度（FPTP）。这种制度把一名代表固定在一个选区，给予代表在他们的选区拥有持久的利益，但是它没有精确地反映出全国性政党的投票情况；席位不是根据得票比例进行分配的。（它也使美国的代表们有太多的机会去照顾家里人，而对整个国家的利益几乎没有兴趣。）

另一种选举办法是比例代表制（PR）。在该制度下，政党的席位比例几乎是根据得票比例来进行分配的。魏玛德国实施的比例代表制是其垮台的原因之一。比例代表制在理论上是公平的，但是在实践中常常产生问题。它允许议会中存在许多小党，包括反民主的政党。它使一个联合政府难以形成并且不稳定，因为通常情况下，几个党必须联合。以色列议会中有一打以上的政党，以色列在这种纯粹的比例代表制带来的后果中深受其害。

德国的选举制度结合了两种方式，单名选区和比例代表制。选民有两票，一票投给299个选区中某个选区的单名代表，另一票投给一个政党。投给政党的票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一个政党在某个给定州所获得的席位总数。这些席位中的一些由该党在选区中的获胜者出任；额外的席位由该党提出的州候选人名单（Landesliste）中在第二轮投票中达到获胜比例的人出任。州候选人名单（图12-1 选票样票中的右边一栏）是一份政党提名的个人代表名单，他们的名字从名单顶部往下排。政党名单（party list）是比例代表制的一个标准技巧。重要的政党人物被放在名单的顶部，以确保他们当选；在政党名单底部的人则没有多少当选机会。

德国的制度像比例代表制一样运行，得票比例（几乎）等于联邦议院席位的比例。但是，德国的制度又具有单名选区制的优势。它在技术上被称为混合代表比例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MMP），因为它总体上保留了比例性。（“德国的选举制”专栏讨论的制度仅仅是混合名额制，因为它们的议会总体上不具政党的比例性。）就像在英国和美国一样，德国的选民选举出一名选区的代表。不仅仅是在纯粹的比例代表制中，个性在德国的选举中也是有价值的；一名政治家不能仅仅是一名优秀的党的工作者，还必须走出去与选民谈话，赢得选民建立在代表个性基础上的信任。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家中间，以更高的得票比例从单名选区中选出来的政治家与在本党第二轮投票中获胜的政治家相比，更加自豪。它表明，选民把手中的选票加以区别，因为他们更喜欢候选人而不是候选人的政党。

在战后的大部分年份里，德国的制度与魏玛时代相比，慢慢地减少了政党的数量，直到它成为一个“2+”制度（强大的基民盟和社民党，加上一个弱小的自民党）。造成这种变化的一个原因是：一个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必须赢得至少5%的选票才能获得联邦议院议席中的比例代表部分。设计门槛条款（threshold clause）的目的是把小派别和极端主义的政党拒之门外。然而，近来，一些新的小党已经进入议会，比如绿党、民社党和现在的左翼党。即使是低于5%的比例，一个政党获得它赢得的任何单名选区席位，这就是民社党在2002年的联邦议院中获得两个席位的原因。德国的混合选举制的变化形式被多个国家采用。

德国的政党从政府获得竞选资金的资助，但那是在选举之后。进入联邦议院的每一个政党所得的每一票可以得到几个欧元。而且，政党捐款和党费将配以50%的联邦资金。典型的情况是，德国一次全国性的选举要花费纳税人的1.5亿美元或者更多（不过，以美国的标准衡量很便宜）。

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前的西德，现在指整个德国。

2. 基本法：Basic Law；德国的宪法。

3. 联邦制：其组成部分的各地区拥有大量自主权的制度。

4. 州：德国第一层级的行政区划，相当于美国的州；复数形式为Länder。

5. 中欧：中部欧洲。

6. 联邦议院：德国议会的下议院。

7. 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当议会罢黜当前内阁的时候，必须投票选出新的内阁。

8. 中枢：在联邦制中，指国家首都拥有的各项权力。

9. 联邦宪法法院：德国的最高法院，相当于美国的最高法院。

10. 极端多党制：议会中有太多的政党。

11. “2+”政党制：两个大党和几个小党。

12. 单色：在议会制中，内阁仅由一个政党组成。

13. 大联合：由最大的几个政党组成的一届政府，只让较小的政党成为反对党。

14. 绿党：环境保护主义的政党。

15. 适于统治：字面上的意思是：“能够组建一个政府”；指一个政党已经成熟且能够统治。

16. 混合名额：结合了单名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

17. 联邦参议院：字面意义指联邦会议；德国议会的上议院，代表各州。

18. 州议会：德国各州的立法机构。

19. 政党名单：政党在比例代表制选举中对其候选人的排序；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挑选一个名单。

20. 门槛条款：政党为获得议席必须赢得的最低得票百分比。

21. （原文如此。正如本章前述，应为两个月的谈判。——译者）

第14章
德国的政治文化

问题与讨论

1.什么是自由民主制？为什么它在德国根基不牢？

2.德国人是如何处理纳粹时期和大屠杀问题的？

3.德国和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有类似之处吗？

4.什么是后物质主义？它差不多在每个地方都存在吗？

5.德国的政治世代指什么？

6.西德人和东德人为什么彼此不喜欢对方？

7.德国的民主制度与其他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一样牢固吗？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8.威利·勃兰特如何代表了一个转折？

一名德国妇女曾向我描述在“二战”最后的日子里，美国人是如何轰炸她的家乡的。她的家乡位于北巴伐利亚，那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有一座极好的、没有军事价值的教堂。该镇成为一片废墟：尸体横陈，无人埋葬，缺水缺电，食物供应短缺。镇上的人们对此如何应对呢？她耸耸肩说：“我们等着美国人来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民主制在西德是这样萌芽的：它是一个移植在一个过去习惯于有人来告诉该做什么的民族身上的外来物。民主制能被移植吗？（甚至是在伊拉克？）它实际上已经在德国扎下根了吗？这是些让人感到棘手的问题。德国的制度是好的；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从若干方面衡量均是一部模范的宪法。但是，正如我们在魏玛看到的，如果没有人们的支持的话，好制度也没有太大价值。民主价值观在德国已充分强大和深入，能熬得过经济和政治的艰难时期吗？

德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段长时期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最终走向失败。德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与法国一样，起源于启蒙运动。民主制在英国逐渐获得胜利；而在法国，民主制与其反动形成拉锯战，反反复复，最终形成一个来之不易的平衡。另一方面，民主制在德国被威权主义势力所压倒。1849年，德国的自由派被驱逐出法兰克福的大教堂。在俾斯麦的第二帝国时期，自由派被蔑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派是少数派，对威权主义者来说是易于控制的人群。

东德曾尝试建立一种“人民民主”，而不是西方意义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尽管人们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相矛盾的，但是，两者都会使个人顺从和软弱无力。许多东德人对1990年来自西德的民主激流感到困惑和怀疑；自1933年以来，他们除了威权统治以外一无所知，需要一段时间和教育才能让东德人的民主态度与西德人一致。

14.1道德真空

在虚弱的民主传统之外，德国在“二战”后还面临着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自由民主制需要某种道德基础。如果你把最终权威通过代表委托给人民，你就必须相信他们在普遍意义上是道德的，甚至可能是有一点理想主义的。当这种信任消失的时候，民主制就会失去合法性。人们可能与之继续相处，但是会对其充满怀疑。这就是魏玛时期的情况。

纳粹在德国留下了一个道德真空，而填充这个真空的过程漫长而缓慢。萦绕在德国民主制之上的一个问题是，前纳粹党人继续在存在于上层人士之中。每发现一名前纳粹党人，就会使政权的道德权威被削弱一层。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认为，“如果由原来样的纳粹党人管理国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尊敬民主制？”

盟国的占领者几乎是在战后就立刻尝试在所辖区域进行“去纳粹化”。纳粹党员，尤其是官员和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失去工作，有时还被投入监狱。当时还是一名美军军士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他管辖的镇围捕盖世太保，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寻找有经验的警察；一经发现，基辛格就把他们投入监狱。然而，在纽伦堡审判的177名战犯（25人被判处死刑）之外，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缺乏连续性，而且许多纳粹党人逃到拉丁美洲或者就在德国开始新的生活。许多人让自己变得对占领当局有价值，并在商界、政界、公务员系统甚至是司法系统兢棘业业地工作。

正是司法系统让大量屠杀者逃脱了审判。德国有针对这些人的法律，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很少有纳粹战犯被审判。到20世纪60年代，年轻人已经通过努力勤勉的工作沿着司法的阶梯升迁，并开始对以前年迈的法官曾放过的案子提起诉讼。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纳粹战犯在20世纪90年代依然会受到审判。

冷战也延缓了对纳粹历史的彻底审查。到1947年时，西方盟国发觉需要德国来抗衡苏联的力量，因此，他们不再追究德国人的历史。盟国不再追问棘手的关于德国平民和军官的战时行为的问题；因为现在德国人站在了我们一边。（与此同时，美国在日本占领政策的转变也出于同样的原因。）随着1949年联邦共和国的建立，这个问题被交给西德当局，而许多人宁愿不去“揭开伤疤”。

联邦共和国的两名总统，自民党的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和基民盟的卡尔·卡斯滕斯（Karl Carstens），以及一名总理，即基民盟的库尔特·基辛格（Kurt Kiesinger），都曾是纳粹党员。所有人都宣称他们仅仅是名义上的成员而不是积极分子，仅仅是在纳粹掌控着成功之路时，为了职业生涯能得到进一步提升的“机会主义者”。在没有人因任何罪行被起诉的同时，“仅仅是一名机会主义者”这样的理由能给予一个正试图变成民主国家的最高公职怎样的道德权威呢？

14.2对过去的记忆

大屠杀纪念馆，位于柏林的市中心，离德国联邦议院不远。由美国建筑师设计，内含2700块石板以纪念在纳粹种族灭绝中的遇害者。直到2005年开放之前，多年来大家一直在争论应该建在哪和设计怎样的纪念碑。

一个社会该为集体犯罪负责吗？期望德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对纳粹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责是现实的吗？西德人的回应是，不愿意对此说太多。几十年来，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在1933年停顿，然后又在1945年重新开始。结果导致了德国年轻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纳粹和大屠杀（Holocaust）的无知。后来在1979年，美国拍摄的电视连续短剧《大屠杀》吸引了德国人的注意力，并引发了德国相关书籍、电影、纪录片和讨论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学校课程和教科书开始更加全面地对待纳粹时期。然而，这迟来的洪水般关于大屠杀的讨论使一些德国人感到愤怒，并认为他们是被挑出来挨骂的（picked-upon）。

一个社会能够忘记历史，从记忆中将它完全清除吗？西德人曾试图那么做。从“二战”后的废墟中爬出来的西德人一心一意地拼命献身于工作、挣钱并炫耀性地消费。人们对此印象深刻；经济快速增长，而许多德国人变得富有。西德这个典型例子成为一个奇迹，在战后繁荣中，在废墟之上奋斗起家变得富有的商人身体肥胖，嘴叼一根粗雪茄，开一辆宽大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但是，物质繁荣并不能填补道德和历史的空虚。许多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对物质主义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对它的强调掩饰了深层价值观的缺失。他们中的一些人转向极左政治，后来又转向“绿色”政治。

政治文化

如何对待大屠杀

是把大屠杀放在眼前和中心的位置，还是将它作为一个被讨论滥了的昔日时代的议题而搁置一边？这是德国面临的一个两难问题。当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把柏林恢复为首都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比已不再是严重威胁的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更加微妙。一些德国人认为，左翼已经把对大屠杀的罪恶感转变成了促进多元文化主义（multi culturalism）和政治正确性的多用途工具。许多人对再听到关于大屠杀的事情感到厌烦，只有最老的德国人曾经直接经历过大屠杀。

德国已经为大屠杀支付了大约600亿美元的赔偿（reparations），而许多德国人认为这已经足够了。一个新近的问题是，大屠杀纪念物是否应该以及应该以什么形式修建在柏林的中心。基民盟总理科尔曾敦促过这件事；社民党总理施罗德及其政党则有一些怀疑。一些人认为，已经有足够多的纪念物了。1999年初，一座新的犹太人纪念馆在柏林开馆（由美国人设计和管理）。一些人认为，没有任何纪念物能抵消恐怖事件造成的伤害，其他人认为死亡集中营是合适的地方。一些人希望修建一个大的纪念物，其他人则希望修建一个小的纪念物。一些人想要一座传统的纪念馆，其他人则想要一座抽象的纪念馆。1999年，联邦议院最终批准了一个由美国建筑师设计的修建在柏林中心的大型纪念物；它在2005年开馆。

德国企业由于大屠杀问题也曾经历过艰难时期。在纳粹统治下，它们曾夺取犹太人的金钱和财产，并压榨犹太人（和其他人种）的奴隶劳工。几十年来，德国的商界、银行和保险公司拒绝幸存者的赔偿要求，声称私人公司，与其他每个人一样，必须听从纳粹的命令。当面对美国法律诉讼的时候，它们制定了迟到的解决方案。1999年，施罗德总理在德国12家主要企业的支持下，建立了5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以“应对法律诉讼，特别是集体诉讼案件，并消除导致反对德国企业和我们国家的运动的基础”。这场论战使一些人回忆起原来的纳粹路线，即一场国际性的犹太人阴谋持续地使德国衰落。

位于繁忙的柏林广场上的特色纪念物，“我们必须永不能忘却的恐怖之地”。

保存在威廉皇帝教堂的战争纪念物。教堂位于柏林，被特意以半废墟的形式保留下来。

这种因素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德国年轻人中激进的政治倾向，有时是暴力的政治。他们不是穷人；通常来自富裕家庭。实际上，是繁荣和物质主义激怒了他们。一名富裕的女孩说：“我对所有这一切狼吞虎咽鱼子酱的做法感到恶心。”她加入恐怖分子的行列，并帮助谋杀了一名银行家，该银行家是她家族的老朋友。（她和团伙的其他成员于1990年在东德被捕，在那里东德的秘密警察国家安全部队[Stasi]一直在保护他们。）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Baader-Meinhof）以革命的名义制造谋杀，抢劫银行；而一些德国年轻人同情他们。恐怖分子用他们扭曲且病态的方式指出了德国人的病因所在：德国社会对自身历史的逃避，已经发展成一种道德空虚感，除了“狼吞虎咽鱼子酱”外，没有什么可信任的。历史并没有被埋葬；它又回来萦绕在正试图忘记它的社会之上。正如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所说：“过去永远不会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

德国的天主教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了掌控历史（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一词，把德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道德真空。他的意思是，德国人必须诚实直率地面对历史，并承认一些集体罪行。许多德国的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德国民主制必要的基础。“如果德国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历史，如果他们试图掩饰历史，德国的民主制就可能会被的民族主义者接管。”前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和左翼作家金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如此警告说。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东德人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逃避认真对待历史：否认这段历史是东德的历史。“我们不是纳粹党人，”共产党政权教导说，“我们与纳粹党人斗争。因此，我们没有什么感到羞耻的或者要忘记的。纳粹党人在西德那边。”东德通过努力把纳粹党人描述为一种外国的力量来逃避道德责任，就像奥地利曾做的那样。在这个领域，东德的态度落后于西德的态度。

威廉皇帝教堂

14.3代沟

很久以前我作为一个德国家庭的客人，看到了一个家庭的反应。当时，女儿在一个瓷器壁橱背后发现一首把元首（Führer）比作鲜花的旧诗《希特勒花》（Die Hitlerblume）。三个上大学的孩子疯狂地大笑并揶揄父亲。“爸爸，你怎么能与这样的垃圾生活在一起？”他们问。父亲是一名旧式威权主义类型的父亲。他面庞通红，结结巴巴地说：“你们不知道它像什么，它使每个人都被折磨。时代不同了。”父亲相当趟尬。

这个事件表明了德国政治态度中迅速出现的代际变化；简单地说，世代越年轻，态度越开放、自由、民主和欧洲化。大多数德国年轻人对民主制和欧洲一体化不够忠诚，只有一部分人因个性问题而向往威权主义制度。由于对纳粹的所作所为感受不到任何个人的责任，他们也更少思考德国的历史。

德国社会也使年轻一代解放出来。德国妇女不再被束缚于孩子、厨房和教堂（Kinder, Küche, Kirche）；现在，大多数人在家庭之外工作并参与政治。德国的年轻一代不再那么顺从了，而德国的父亲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打他们。如果民主制是从家庭生根发芽的话，那么，德国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过去好得多的民主制基础。

今天，与1949年联邦共和国建立之时相比，典型的德国人在态度上要民主得多。那些可能会用公民权换取“安全”、支持另一个希特勒的人，或者坚信一党制最优的人数不断地减少。与此同时，那些凭本身的能力，认为民主制和公民权重要的人数逐步增加。西德人现在的态度至少与欧洲的邻居一样民主，而且东德人也有可能变成那样。

这些变化是永恒的吗？政治学家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在讨论德国政治文化时，区分了输出喜好（output affect）和体系喜好（system affect）。前者意味着之所以喜欢某个体系是它生产的东西（工作、安全和物质商品），而后者意味着之所以喜欢某个体系是该体系被认为是好的。维巴认为，与后者相比，德国人身上表现出更多的前者；也就是说，在情况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喜欢这种体系。他们是“不可共患难的民主派”（fair-weather democrats），还没有变成“可共患难的民主派”（rain-or-shine democrats），而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后者。维巴的观点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得出的。自那以来，德国人中的体系喜好增加了，因为年轻一代已经成年。然而，一些东德人依然被输出喜好所吸引，根据体系提供给他们的汽车和工作来评判民主制。

14.4一个正常的德国？

许多德国人现在认为，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国家，不该再担负任何有关过去的特别罪行。他们指出，大多数德国人出生于纳粹之后，德国的民主制与任何民主国家一样坚固。大部分人德国人认为，作为优秀的欧洲人，德国人应该帮助阻止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大屠杀，并因此打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德国以外不使用军队的禁忌。直到不久以前，大多数德国人都隐藏着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现在许多政治家说他们是爱国的，并以是德国人而自豪。

人物

作为转折点的维利·勃兰特

维利·勃兰特

民主制在德国扎根的标志之一是1969年的选举。这次选举使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当选总理。这在几年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勃兰特代表的是对德国历史和社会的批判，在早些时候几乎没有德国人能够容忍这些批判。首先，勃兰特是一名私生子，阿登纳在竞选活动中利用了这一污点。其次，勃兰特是一名社会党人，而且年轻时的他在北德国的吕贝克港（Lübeck）曾是一名极左翼（尽管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没有社会党人曾经在德国掌权；基民盟一直污蔑社民党是一个危险的政党，而且许多德国人都相信这种污蔑。第三，也是最有破坏性的，是勃兰特在1933年曾逃亡挪威，成为一名挪威公民，并且直到1947年才恢复德国国籍。一些人甚至错误地指责他作为一名挪威士兵曾与德国人作战。

由于有这样的记录，勃兰特在德国刚开始掌权的时候，就面对着3场反对他的罢工。但是许多德国人，特别是年轻选民，钦佩勃兰特。他是“干净先生”，一名曾与纳粹作战的德国人，确切地说，是在吕贝克的街头进行战斗；而且，他从来“不是一名机会主义者”，以附和别人求得生存。勃兰特似乎代表了一种更新的、更好的德国，是阿登纳和基民盟保守的、传统的价值观的反面。

在1957—1966年间担任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勇敢地抵抗苏联人和东德人的侵犯行为，展示了他是如何的强硬与反共。作为社民党内一名重要人物，勃兰特支持社民党在1959年放弃马克思主义。1964年，他成为社民党主席，这提升了该党的选举运势。

1966年，社民党在与基民盟的一个大联合中进入内阁。和通常的联合一样，第二大党的领袖出任外交部长。在外交部任职的时候，勃兰特提出了东方政策（Ostpolitik）。这显示出他是一名有力的和有创新性的政治家。到1969年时，社民党已拥有足够的联邦议院议席，可以与自民党组成一个小的联合政府，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第一位社会党总理。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突破事件：由一个反纳粹的人治理德国，似乎比在由一名前纳粹（勃兰特的前任基辛格）领导的德国更民主一些。

1974年，勃兰特的一名助手被发现是一名东德间谍。（西德到处充斥着东德间谍。）对安全过失感到愧疚的勃兰特辞去总理职务，放弃了成为不仅是德国而且也是西欧社会民主国家重要领袖的机会。在他1992年逝世之前，他看到了自己的东方政策所取得的成果。

维利·勃兰特下跪

德国现在是一个完全的正常国家了吗？这个问题在2002年骤然变得热门起来。当时，小党自由民主党的副主席于尔根·默勒曼（Jürgen Möllemann）严厉地批评了以色列，并站在巴勒斯坦一边，这与许多欧洲人的做法一样。然而，在德国，这是令人尴尬的；一些人认为这是新纳粹的表现。其他人认为，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批评以色列不应再是一个禁忌。外交部长费舍尔表示：“在德国，无论什么时候谈论到以色列，其背后不远就是关于德国身份的根本性辩论。我们能批评以色列吗？正是这个问题让我们怀疑。”德国可能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了。

重要概念

“后物质主义”的兴起

富裕国家中的一个趋势是一些年轻人感到现代社会太关注物质产品了。人们认为西德尤其是这样。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反文化”（counter cultures）现象在每一个发达国家涌现。年轻人拒绝接受父母“工作—消费”的伦理观，并转向与之相反的蓄须、穿蓝色牛仔裤和“生活质量”问题。德国年轻人批判他们父母的超物质主义，这在当时的联邦共和国非常流行。

我们能够在所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找到后物质主义（post materialism）。在没有绝望和战争的富裕（affluence）条件下长大的年轻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试图抛弃他们父母的价值观，并且几乎没有理想和目标。后物质主义的一代是宽容的、内省的、喜爱享乐的，并且不再被传统的政党或宗教、婚姻和家庭所吸引。德国的年轻作家尤迪特·赫尔曼（Judith Herman）说：“老一代人一直对历史、战争、政治更感兴趣。我们这一代则关注自己。”

后物质主义是联邦共和国左翼、反核、生态与和平主义运动的基础，这些运动的大部分聚集在绿党的旗帜下。后物质主义也吸收了德国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后物质主义是将持续下去还是将会衰落？如果说它已经制造了一个价值真空的话，那么，什么将可能最终填补这个真空？

德国年轻一代新的关切是工作和环境，那是老一代人不担忧的。在许多德国年轻人和主流的政党之间出现了距离。在德国的政党制度中，新人必须在主要政党中努力工作，缓慢晋升，开始是在地方和州的层面工作，然后才是在国家层面发表意见。等到他们能够在国家层面说话的时候，几乎没有年轻人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外是：1998年，一名来自东德的22岁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联邦议院获得一个议席，成为德国迄今为止最年轻的代表。）与此同时，人们对年轻人的期望是要他们服从政党的命令，且不施加太多影响。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自由民主党的一些年轻人的组织变得难以控制，以至于它们的母党不得不拒绝承认它们。对许多德国年轻人来说，无论是基督教民主派还是社会民主派，在进行政权更替时，都是稳重的和年长的人掌权，没有一个政党对年轻人的要求作出回应。

一些德国政治家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前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担忧“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把年轻一代人领入政治之中”。他表示，年轻的德国人“对老一代人的道德本质并不钦佩。伴随我们的经济成就的是对所有问题非常物质化的和非常自私的观点。”

德国年轻人也讨厌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德国年轻人几乎都崇拜美国；美国是他们在政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的楷模。经过40年，情况发生了逆转。刚刚在柏林墙宣布“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德国人对此感到恐惧，并对美国感到迷惑。越南战争更糟糕；一些德国年轻人将之比作希特勒的侵略。东西方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状态以及里根总统的好战姿态让许多德国年轻人相信，美国想把德国烧成灰烬。由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大多数德国人认为美国人是暴力的和傲慢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监督德国不再复制军国主义的美国变成了德国反战情绪的目标。

上述态度使得年轻人支持绿党及后来的左翼党。在选举中，这两个政党在年轻选民中的工作做得最好。它们的态度也促成了一种不再跟随美国脚步的、新的德国民族主义。与自动地向西方寻求发展相反，一些德国年轻人认为，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中欧自然的领导者是正当的要求。一些人开始反美和反对北约。由德国统一、冷战结束、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完全薪新的局势改变了德国人的态度，特别是年轻人的态度。施罗德批评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从而提高了社民党在2002年的得票率。德国人不再依靠美国的领导或与其保持团结一致。

14.5迷失方向的统一

在东德和西德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当柏林墙在1989年底倒塌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庆祝和良好的愿望。西德人（Wessis）对东德人（Ossis）慷慨大方，但是，双方的关系很快就变味了。东德人继续把向繁荣的西德索要施舍当作一种权利；毕竟，他们都是德国人，而且西德又那么富有。西德人对这个问题并不这么看。“这些是我们40多年来努力地工作挣来的，”他们认为，“现在，你们要懂得必须同样地努力工作。”由于刚从西德的纳税人那里获得德国马克，东德人在自己经济崩溃之际趁机获得了现代产品。西德人迅速形成了一种东德人的生活是以牺牲西德人利益为代价的负面的刻板印象，东德人就像是来投靠他们生活的穷亲戚。

由于把东德提升到西德水准所付出的成本沉没了，一些德国人对此感到愤怒。人们发现，东德的经济远比预想的要更加糟糕，并且需要巨大的紧急经济援助。许多企业不得不倒闭歇业；失业率暴增。西德的商业经理和主管人员对东德的同侪颐指气使。西德人认为东德人已经被共产党训练得没有效率了；东德人感到被迅速强加给他们的西德制度所轻视和疏远。这导致了东德人自我意识的增强，这种意识比在统一以前更加强烈。没有什么能像相聚那样把人们分开。

在政治上，东德人的党派认同很脆弱，轻易地在选举中改变他们的投票，先是投给基民盟，后来是投给社民党，而最近又投给左翼党。左翼党是一个包含了东德人的怨恨和怀旧之情（Ostalgie）的政党。左翼党得到了前共产党员、对养老金充满担忧的人群，以及感到被其他政党忽视的东德人的支持。东德的崩溃使市民们失去了方向感，并缺乏某种可以信仰的东西。“自由”不够清晰；一些人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是社会主义者，渴望能够保障他们生活状态的秩序和制度。德国统一带来的一个教训是：你必须对心理和社会的转型给予与对经济转型同样的注意力。

重要概念

德国的政治世代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发明了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s）这个词，用它描述重大的事件是如何在年轻人身上打下持久的烙印的。我们能在德国看到这一点。今天的德国年轻人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被造就的。有时候，他们被称为“八九一代”（89ers），他们与以前的德国人世代形成显著的对照：“四五一代”从废墟中爬出来并重建了一个新的德国，而“六八一代”反叛自满的物质主义。

随着时间的过去，许多“六八一代”发生了改变。施罗德总理曾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左翼分子（Juso）。他现在变成了十足的中间派。绿党的领袖约施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从高中退学，在街上与警察搏斗，但是现在变成一名受欢迎的、有效率的外交部长。奥托·席利（Otto Schily）曾是一名极左的律师，为恐怖分子辩护，但是现在加入了社民党并成为内务部长，该部管理的事务包括国内安全。大多数德国人并不受他们的历史干扰。

“八九一代”在数量上相对来说较少（因为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强烈倾向），他们担忧失业、环境破坏，并且正不得不为德国统一以及德国老年人的养老金的巨大负担花费金钱。大体上，自由的和宽容的后现代的德国人也是喜爱享乐的、个人主义的、没有宗教信仰的和不关心政治的；他们不太关注艰苦的工作、婚姻、生育小孩或者政治。许多人不投票，而且几乎没有人喜欢主要的政党，但是一些人对绿党或者左翼党是开放的。几乎没有人加入正式的团体或者社团。

现在，一些年轻的德国人批判“六八一代”的反叛以及“八九一代”的嬉笑，主张回到早些时代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die Neue Bürgerlichkeit）。对福利国家的依赖变得不太流行；自立和自愿回来了。嬉皮士的衣服过时了；衣着讲究流行。这样一些人可能会提升基民盟的选举运势。

经济也是一个问题。自统一以来，德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很慢，这使许多德国人害怕失业（东德的失业率是西德的两倍多），以及对资金大规模流向东部感到怨恨。一些德国人想知道统一是否值得。一些人迷失了方向，并质问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欧洲中，对统一了的德国来说，哪条道路是对的。一些左翼思想家告诫人们要警惕一个法西斯主义德国的重现。新纳粹和光头党的年轻人（在全欧洲都找得到）加重了这种警告：在过去十几年中，已有超过100名非洲人和土耳其人被杀害，犹太人的遗址被亵渎。预测统一后的德国将有一个稳定的未来，要比单独预测西德有一个稳定的未来困难得多。

民主制

一种回弹效应？

德国人，特别是德国年轻人比以前更加松散、自由和开放。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世界性的趋势，向后物质主义的代际转变的方式。然而，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回弹效应（bounce-back effects），即价值观突然逆转的现象。美国新闻记者威廉·夏伊尔（William Shirer）回忆起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年轻人是如何地追求享乐和自由，但是，这在纳粹统治下发生逆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德国年轻人努力工作、温和而亲美；到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德国年轻人中途退学，是反美的、多元文化的激进分子。2005年，相当一部分德国人投票给左翼党、绿党和和平主义者。

许多德国年轻人现在面临着长期的失业。一些人讨厌外国人，他们认为外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德国的光头党（skinheads）抢劫并殴打外国人。一些德国年轻人拒绝接受多元文化和承担大屠杀的罪恶。他们没有进行大屠杀，因此，大屠杀为什么应该与他们有关？德国年轻人可能继续追求享乐和自由，但是这在某个时候也许会变成毁灭性的。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是高度不可预测的，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摇滚乐的节拍（rock beat）。

14.6战争疲乏症的终结

许多德国人，特别是曾附和过纳粹的老一代人感到卷入政治带来了如此之大的伤害，以至于他们发誓绝不再积极参与政治。为充分体会一名德国老人可能怎样对战争感到疲乏和对政治小心谨慎的，请想象一个出生于1900年的德国人：他在保守的君主制下被抚养长大，被教导要服从权威。突然，出现一个共和国，期望它的公民成为优秀的民主派（他们并不是民主派）。然后是一个要求所有德国人热情地、没有质疑地共谋的独裁统治。在死亡、毁灭和从东欧被驱逐出来的大约1200万德国人的涌入之中，独裁统治崩溃了。在那种混乱的战后局势中，盟国的占领者告诉德国人，他们一直是非常邪恶的，现在必须变成民主的。在联邦共和国的最初几十年中，许多德国人对政治说不（ohne mich）。这并不足为奇，一些东德人仍然有这样的感觉。

在著名的《公民文化》研究中，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德国人在1959年的态度是超然的。德国人常常对政治知晓甚多，但是除了投票以外并不想参与太多。他们是实用主义的，有时对待政治玩世不恭。如果制度起作用的话，那很好，但是让个人卷入其中没有好处。德国人展示了较低水平的与他人讨论政治的社会信任或者意愿。然而，在那以后的几十年中，这种态度消退了，德国人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和最有参与性的民族之一。每过一个10年，持怀疑态度的世代就越来越少，而战后世代则越来越多。但是现在统一后的德国，已经进入了后冷战时代，也到了检验的时候。

重要概念

合法性、权威、主权

1961年柏林墙修筑了起来，在那里把守的东德警察和士兵。

这3个概念所指范畴相互重叠，而且常常一损俱损。东德揭示了这种重叠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很差，特别是当大多数东德人将他们与自由和繁荣的西德人相比较的时候。由于缺乏合法性，共产党政权需要大量的警察机构，而且在1961年，建造了柏林墙以防止其公民离开东德。这削弱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治者的权威。一旦东德人可以不服从统治者，他们就会那样做，这导致了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后来，由于缺乏支撑，东德的主权蒸发掉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合并进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脆弱的合法性颠覆了权威，然后又使主权崩溃。

14.7针对精英的学校教育

德国的学校教育与英国和法国的类似：挑选出最好的学生并忽视其他的。如果你来自一个富裕的、受过教育的家庭，那情况还好，但如果不是的话，情况就糟糕了。在英、法、德3个国家中，向一个更加包容的制度转变都是困难的，也是有争议的。在经过4—6年的小学教育（Grundschule）之后，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德国年轻人要么上职业预校（Hauptschule，目标是蓝领工作），要么上实科中学（Realschule，目标是白领工作），或者文理中学（Gymnasium）——其回报是通向大学的一份高中毕业证书（Abitur，类似法国的高中会考毕业证）。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更大的平等，德国开设了综合中学（Gesamtschulen），它更像美国的高中，但是没有流行开。尽管现在大多数人都上过高级中学或者大学，但是一些政治家——特别是左翼的政治家，比如勃兰特、约施卡·费舍尔和目前的社民党领袖库尔特·贝克（Kurt Beck）——既没有上过高级中学，也没有上过大学。

德国没有能够与牛津剑桥或者法国的高等专科学校等量齐观的学校。就像在美国一样，典型的德国政治家学习法律，不过在德国，这是在本科生阶段完成的而不是在研究生阶段。德国人的（以及其他的欧洲人的）法律体系导致了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习惯法体系不一样的态度。大陆法系来自于罗马法——通常是以《拿破仑法典》的最新的形式出现——并且它强调固定的规则。在另一方面，习惯法系是关注判例和劝说的法官制定的法律；它是有弹性的。前一种制度产生依照书本的律师，后一种制度制造喜欢谈判和做交易的律师。结果是，德国的政治家，由于其法律背景，具有浓厚的法律倾向而不是人本顷向。

比如，联邦议院的大部分工作是致力于法案精确的遣词造句，这使得议会成为一个相当枯燥的、内向的机构，不能赢得德国公众的钦佩。同样地，内阁的部长们主要根据法律执行来认识他们的角色。每一个内阁都有许多人曾是律师；总理常常是一名律师（比如，施罗德）。

在律师之外，一个更小的团体在德国政治中扮演着不成比例的角色：经济学家。其他国家很少有专业的经济学家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学家那样获得如此地位。有一名德国总理拥有经济学的博士学位：路德维希·埃哈德。在阿登纳统治时期，声音洪亮的、幽默的经济部长埃哈德为德国的复兴做了详细计划；他后来成为总理。赫尔姆特·施密特是一名经济学毕业生，作为勃兰特的继任者，他代表社民党出任总理，并成功地在德国保持低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而彼时，全世界都在经历一个严重的衰退期。在德国，经济学家不仅仅是顾问，而且常常是重要的政治家。

地理

沿着波罗的海航行

回到你的豪华游艇，你在沿着波罗的海做一个顺时针大航行，总是隔几公里就靠岸停留（靠左）。进入斯卡格拉克（Skagerrak）海峡后，在你左边你经过的国家有哪几个？

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然后又是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波兰、德国和丹麦。

14.8德国人的性格分裂

正如我们讨论过的，法国人似乎常常在要求没有感情的权威和反对这种权威之间出现分裂。德国人也有这样的分裂倾向，但是在浪漫主义（romanticism）和现实主义之间出现的。

大多数时候，德国人是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努力工作、节俭、干净、有序、合作、顾家。但是在整个德国历史中，浪漫气质不时反复出现：19世纪的知识分子（比如作曲家理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陶醉于民族精神之中，纳粹的年轻人真的相信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千年帝国”，而在20世纪70年代，极左的恐怖分子通过刺杀行动追求乌托邦。最近的德国浪漫主义表现是绿党，它渴求一个想象中的免于工业和污染的怡静田园生活。德国人的浪漫主义也在德国人努力实现完美的过程中展现出来，这可能导致德国人承担荒诞的项目。希特勒征服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欧洲的计划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

德国人很重视成就。更加努力地工作、生产更多的东西，并自豪地让其他人知道，这似乎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特性（尽管在德国年轻人中间正在消失）。这有助于解释德国为什么能在战后崛起为欧洲的第一大经济强国。无论是东德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还是西德的领导人赫尔姆特·施密特都曾游历各自的阵营，向其他国家主动提出如何复制德国经济奇迹的建议。东德尽管没有联邦共和国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它仍然成为东方集团的经济领袖。回到柏林墙依然矗立的时代，我曾对一名反共产主义的西柏林人说，东柏林看起来也很繁荣。他点点头，然后说：“当然。他们也是德国人。”

可能德国人的原型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个不断受到驱策的人，一个从不休息的人，一个对自己已取得的成绩永不满足的人。这种特质既能产生大善，也能产生大恶。前总理赫尔姆特·施密特就是一个德国现实主义的努力奋斗的典型，他曾经说过：“德国人有一种实现理想主义并保持这种理想主义的无穷的能力。”

1. 自由民主：把宽容和自由（自由主义）与大众参与（民主）相结合。

2. 去纳粹化：从政治生活中肃清纳粹官员。

3. 大屠杀：“二战”期间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4. 多元文化主义：在一个国家内保留多样的语言和传统。

5. 赔偿：对战争损失的赔款。

6. 掌控历史：字面意思是“历史的控制权”；认真对待德国的纳粹历史。

7. 输出喜好：基于体系提供的丰裕物质而忠诚于一个体系。

8. 体系喜好：因为体系自身的缘故而忠诚于一个体系。

9. 东方政策：字面意思是“东方的政策”；勃兰特建立与包括东德在内的东欧国家的关系。

10. 后物质主义：认为现代文化已超越了获取和支出的理论。

11. 西德人：对西德人的非正式称呼。

12. 东德人：对东德人的非正式称呼。

13. 政治世代：以成年早期的重大事件为年龄团体的特征的理论。

14. 回弹效应：趋势和价值观逆转的倾向。

15. 光头党：种族主义的年轻人，始于英国，他们剃光头，并且穿着半军事化的服装。

16. 浪漫主义：对一个理想的世界或者虚构的历史的倾注。

第15章
德国的互动模式

问题与讨论

1.为什么在德国联合的形成变得更加困难？

2.为什么观点的单峰分布对民主制来说是必须的？

3.德国人的政治观点与英国人的和法国人的有何相似之处？

4.世界观党和全民党有什么不同？

5.德国的选举与总统选举如何地相似？

6.资金筹措丑闻是民主制的一部分吗？

7.北欧国家中的工会—政党联系是什么样的？

8.投票行为以什么方式遵从地理界线？

我们看到魏玛共和国是如何随着温和政党的萎缩和极端主义政党的增长而崩溃的。这就是“极化多元主义”。这在联邦共和国可能发生吗？对西德的大部分历史来说，答案是否定的。由于只有“2+”政党，他们出于充分的政治理由，紧密地聚在政治光谱的中间。西德的政治竞争趋向于追求中间（center-seeking）。选民在3个温和的政党中选择（在选举中有几个微小的政党，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而这3个政党只可能以3种不同的联合方式（基民盟与自民党、基民盟与社民党、社民党与自民党）组合，这使得西德的政治与更加喧嚣的多党制国家相比要稳定。

随着统一，甚至是在统一前一段时间，德国政治变得不太稳定和更加复杂。政党制度不再是“2+”制。随着绿党和左翼党的出现，现在将德国的政党制度描述为多党制要更加准确。两大政党的部分选票流失到了小一些的政党。这使得联合的形成更加困难，因为，现在一个德国联合可能需要三方参与，而不是以前的两方。现在，有9种可能的联合组合形式。这反过来使得德国政府更不稳定和更难以预测。

15.1政党和选民

社会科学家们反复发现，在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中，政治观点像一条钟形曲线：大量的人处于中间，而越向左或向右移动，人数就越少。如果想要科学一点的表述，你可以把它称作观点的单峰（unimodal）分布。（双峰[bimodal]分布暗示着极度的分裂，曾在魏玛时期发生过。）通常地，欧洲人被要求将他们置于一个1—9的意识形态量表中，1代表最左端，9代表最右端。像大多数西欧国家一样，德国也呈现出一个钟形曲线（图15-1）。

这种现象将如何影响政党？政党领导人理解选民的分布有两种方式，要么是通过现代的民意调查，要么是通过选举的失败。他们通常会试图改变自身的政党形象，从而吸引观点光谱的中间部分。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将自己放在太左的地方，也就是说，在9分的量表中放在2分的位置，鼓吹对私人企业的国有化、退出北约的话，他们可能会取悦党内的左翼理论家，但是在选举中则会表现糟糕，因为几乎没有德国人处在2分的位置上。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会弱化社会主义调子，强调他们对民主国家的义务，并加以福利措施，从而可能移动到4分的位置。

图15-1 德国选民分布图：德国选民在一份左翼、右翼意识形态中的自我定位

现在，他们在选举中做得更好了，但是社民党的左翼因社会主义信仰被削弱而变得不高兴。最终，嗅到成为德国执政党可能性的社民党抛弃了社会主义，并告诉选民，他们将在管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做得更好。现在他们大致处于5分的位置，但是，党内的左翼变得愤怒，指责社民党的领导叛变到了资本主义一边；一些左翼的社会党人甚至退出了社民党。但是，社民党在选举中做得很好。通过强调民主制和使社会主义最小化，他们获得许多中间派德国人的支持。但是现在，在左端出现了一些意识形态的空白区域，这一区域由绿党和左翼党来填补。

简要地说，前面描述的是社民党的历史。一个世纪以前，社会民主党员不是在理论上就是在实践中开始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看到基民盟成功地赢得中间派，他们决定摆脱他们的左翼据点。1959年他们在巴特·歌德斯堡（Bad Godesberg，就在波恩郊外）召开会议。他们起草的基本纲领（Basic Program）是如此的温和，以至于人们几乎很难在其中找到任何社会主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已是无效的（kaputt）；社民党宣称它自己“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之中”。

当社会民主党人向右边移动的同时，基督教民主派已经在意识形态光谱中获得了一个广阔的地带，它宣称代表一切，是一个全体德国人的政党，就像英国的保守党过去习惯于宣称代表全体英国人一样。基民盟压抑其保守主义，因为它也认为如果政党形象太右的话，它可能会失去中间的大赏。结果是，大体上试图成为中间派的两大政党这么做惹恼了各自的左翼和右翼。它们也使政治变得无聊。

然而，游戏从未结束。当将自己转型成一个中左政党的时候，社民党允许其留下的空地被更新的、更加激进的绿党和左翼党占据。（在一项研究中，绿党的选民将自己置于量表的3.4分位置。）部分是为了试图赢取这些左翼选民，部分是回应党内的青年左翼分子在社民党内的影响，以及部分是出于对里根政府鹰派政策的愤怒，社民党在20世纪80年代末向左移动，很像英国工党在早些时候曾做的那样。社民党既反对美国在德国的核导弹又反对核电站，这是绿党的两项关键诉求。但是这种转变在选举中伤害了社民党；它们从1980年的42.9%的得票率跌到1990年的33.5%，这是自1957年来最差劲的表现。

社民党依然被拉向两个方向。向左拉的是传统社会主义一翼，曾由前社民党主席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领导。这一翼严重依赖于工人和老年人，希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保留福利国家。向右拉的一翼是总理格哈德·施罗德领导的布莱尔派，希望改革，削减阻碍经济增长的税收、养老金、补贴、官僚机构、失业率和管制措施。两人的差异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拉方丹在1999年从内阁辞职，并辞去党的主席职务，然后在2005年加入新的左翼党。他的离去让商界舒了一口气。但是，施罗德并没能按照布莱尔的新工党模型把社民党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新中间党。到他第二届任期的时候，许多德国人厌倦了施罗德的没有条理和优柔寡断。

政治文化

左翼的不满：青年社会党人

在年轻时代，格哈德·施罗德总理（1998—2005）是一名性急的青年左翼分子，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冷静了下来。社民党的年轻人的分支——青年社会党人（Jungsozialisten，或者简称为Jusos）——一直是党内持续令人烦恼的左翼分支。青年社会党人把成员的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吸引（并创造）年轻的激进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许多青年社会党人缺乏耐心、理想主义，认为主流的社民党太温和，并且是渐进主义者。青年社会党人喜欢攻击的一个目标是施罗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施罗德很久以前曾是青年社会党人的领导。

社民党必须周期性地不承认它的分支机构。如果它不加以否认的话，就会以该党的选票作为代价。一些青年社会党人不能理解德国人整体的政治观是温和的，而且几乎没有人支持脱离北约，对工业进行国有化，进行“文化革命”并对富人课以重税。当青年社会党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促使社民党向这一立场转变时，该党连续在4次全国性选举中失利，就像英国的工党一样。一些青年社会党人投奔绿党或左翼党。社民党面临的问题是，是否要向左转变来留住年轻的激进分子。

15.2总理和选民

在20世纪90年代，有两个因素对社民党的伤害尤其大。基民盟对快速统一的支持使得社民党看上去很狭隘，并且吹毛求疵，因为它对快速合并的代价和对经济的影响发出警告。走慢一点，并且思考一下社民党所传递的信息。这在1990年是不受欢迎的信息，尽管他们的“我已经告诉你会这样”在1994年为他们赢得了一些选票。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奥斯卡·拉方丹在1990年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对大多数德国选民来说，他太聪明太激进了。社民党的下一个候选人，蓄须的年轻知识分子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Scharping），在1994年的选举中在很大程度上也以同样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1998年，社民党学习了托尼·布莱尔1997年在英国的成功经验：采取模糊的中间主义立场；强调保守派执政时间太长了；并且提出一个年轻的、友善的人物担任总理。事实上，社民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德国选民的单峰形状中学习到了这一点，但在80年代忘记了这一点，然后又在90年代末回想起这一点。

重要概念

德国的联合

两党的联合对德国来说一直很正常。联合通常由一个大党和一个小党组成。根据以前的例子，当两大政党的任何一个（基民盟或社民党）获得大约40%的选票（以及联邦议院席位）的时候，它就与一个赢得大约10%选票的小党组成联合，从而控制一个（刚刚够的）联邦议院的多数。这种相对来说令人高兴的情形产生了从1—4的、迄今支配着联邦德国的联合的可能性：

1.基督—自由联合：基民盟/基社盟赢得大约40%的联邦议院议席，而自由民主党赢得大约10%的议席，使维持科尔和早些时候的内阁的同样的联合能够掌权。

2.社会—自由联合：社民党以40%左右的联邦议席微微胜过基民盟，并求助于自由民主党，也就是说10%的议席以重建在20世纪70年代支持勃兰特和施密特的联合。

3.大联合：如果两大政党基民盟和社民党萎缩至大约35%的议席，而且每个小党获得大约10%的议席，那么联合可能性中的1和2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两大党能够彼此组成一个联合；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这样做过，并在2005年再次这样做。

4.红—绿联合：如果社民党（红）获得40%的议席，而绿党获得10%的议席，它们就建立一个社会—生态联合，这是施罗德从1998年到2005年所做的事情。

其他5种联合是可能的，但是很困难：

5.“红绿灯”（Ampel）联合：红、绿和黄（指自民党）。如果社民党赢得不到40%的议席，它可能需要两个小的联合伙伴。每一个获得6%到10%的联邦议院议席，以达到多数。然而，绿党和自由派在意识形态上是无法共存的，并且互相反对。

6.“牙买加”联合（因与牙买加国旗颜色相同而得名）：这个联合可能是上述红绿灯联合的右翼对手——黑（基民盟）、黄（自民党）和绿。然而，绿党和自由派在意识形态上是无法共存的，并且互相反对。

7.社民党—左翼党联合：新的左翼党对其他大多数政党来说太左了，但是，在必要时，社民党可能会求助于它。一个使情况复杂的因素是：左翼党的领导人奥斯卡·拉方丹早些时候曾领导过社民党，但是愤怒地与中间派的施罗德分裂；他们依然还彼此怨恨着对方。

8.全部左翼的联合：如果社民党获得大约40%的议席，而绿党和左翼党两者都获得5%的议席，三个党可能形成一个左翼的联合。

9.一个所有政党的“民族统一政府”：这对诸如爆发战争这样的紧急状态来说是有用的，但是对其他情况就不太有用。根据联合的理论，一个党一旦超过50%，就会停止增加伙伴；增加更多的伙伴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一个由所有政党组成的联合可能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德国政党制度碎片化为5个政党的情形使得人们渴望原来相对简单的“2+”制度。在该制度下，除了两个例外以外，可选择的联合可能性只有1和2。

施罗德总理在2002年的选举中聪明地将自己置于中间稍左的位置。通过谴责华盛顿的伊拉克政策，施罗德赢得了一些本可能投票给民社党的左翼分子的支持（这解释了为什么民社党跌到了5%的门槛以下），以及一些本可能不投票的和平主义者的支持。这激怒了布什总统，但是勉强地为施罗德赢得了选举。通常，赢得选举是所有政治家都关心的事情。

在德国，就像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在许多选民的脑海中，个性已变得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随着世界观党（Weltanschauung）的衰落，以及大党向政治光谱的中间移动，候选人的个性常常是说服选民的东西，长期以来在美国一直如此，现在这一点正变成欧洲的规范。一些人称之为欧洲政治的美国化，但是这很难说是一种复制，而是反映了全民党（catchall）的兴起。现在，在整个欧洲，选举海报展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面部，而该人可能会成为总理。尽管投票可能是根据政党名单进行的，但是市民们知道在选择一个政党的同时，事实上也在选举一名总理。在2005年，施罗德比社民党更有人气，与此同时，安吉拉·默克尔比基民盟更不受欢迎。

德国（以及英国）的竞选运动几乎就像是为直接选举一名总统进行的——就像在美国和法国那样。在正式上，没有总理“候选人”，但是，在实践中，两大政党的领导人已被明确地认为是候选人——在媒体中、在广告牌上以及在公众意识中——以至于竞选运动的大部分是围绕两个重要的领导人的个性展开的。

一名德国的总理候选人必须凸显出优势和稳健。在一个依然担心通货膨胀的国家中，候选人的经济学背景比在大多数国家中都更重要，德国战后的两名总理都曾是经济学家。候选人对民主统治的坚持也是重要的，而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的威权主义气质使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竞选中失败。

个性也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选举结果。基民盟/基社盟有赫尔姆特·科尔稳定的、乐观主义形象。社民党20世纪90年代的候选人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直到格哈德·施罗德参加1998年的竞选。当时，许多德国人厌倦了科尔，他已经执政16年，并且明显变老了。战后德国政治的大部分可以被描述为政党们在不断寻找正确的领导人将它们带进联邦议院和总理办公室。当各政党发现一个合适的人选的时候，比如基民盟的阿登纳和科尔，它们就坚持推举他们。

政治文化

右翼的谴责：基社盟

巴伐利亚州是德国的得克萨斯州，是一个在政治上打上喧闹无序烙印的州。在原则上，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从来没有被基民盟所同化；相反，它称自己是一个同盟党，而且有时威胁要求巴伐利亚州不再支持基民盟——在巴伐利亚州，基社盟常常赢得选票的多数，并在全国范围内与基民盟竞争。

基社盟的立场位于基民盟右边，它主张采取更加严厉的反移民立场，对极端分子进行更加坚定的打击，并对福利国家进行削减。基社盟的首要人物是已故的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他属于顽固的德国右翼分子，试图使纳粹的历史的影响最小化，并且常常说：“我并不介意在我之后谁是总理。”巴伐利亚州的州长（minister-president）和2002年的总理候选人埃德蒙·施托伊贝尔（Edmund Stoiber），在2005年的选举中伤害了基民盟，当时他称东德人是福利依赖型的人。

15.3德国人的解盟？

在许多年中，政治学家们一直对美国选民已经表现出来的越来越明显的与主要政党解盟（dealignment）的现象感到担忧。几十年前，美国的政党习惯于呈现一种相当清晰的“政党形象”，而且大多数选民在他们的头脑中有相当清楚的“政党身份”。在两者联系的地方（比如，美国的民主党与蓝领工人），就有可靠的政党—选民的“结盟”。这些结盟每隔几十年就可能发生变化，我们称之为“再结盟”，也就是选民与政党新的配对。但是，一些人认为美国的选民正在解盟：他们的偏好常常是没有焦点的，他们没有与任何政党建立长期的联系。他们轻易地将选票从一个政党转投给另一个政党，以回应候选人的个性和精明的宣传。

选举的解盟扩散到了西欧吗？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很明显是这样的。德国人渐渐地不喜欢两个主要的政党，并怀疑在执政方面，没有一个政党是好的。德国人在选举中的参选率，就像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正在下跌，从1972年91%的高点跌落到2005年7%的低点。现在，更多的市民把他们的选票分散在覆盖整个政治光谱从左到右的各种各样的小党中。曾被短暂关注的一个中右团体称自己是取代党（Statt）。

解盟源自哪里？它是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经历的正常且自然的成熟过程。这一过程中的一步就是全民党的形成。如果两个全民党彼此面对的话，就像在美国和德国那样，它们的立场就会变得非常的温和且类似，以至于它们变得令人厌烦。没有一个政党提出激动人心的新选择、计划或者人物。约施卡·费舍尔因为风趣而受到欢迎。（在第四次离婚后，他找了一个年轻的女朋友。想象一下那种情况出现在美国政治中。）

重要概念

“全民”党

在战前的欧洲，许多政党常常以一种符合政党意识形态和哲学的“世界观”来感染他们的支持者。这对左翼政党来说尤其如此，并在魏玛德国时期达到了顶峰。在“二战”后，大多数世界观党消失了，因为它们扩宽了诉求的范围，或者是与更大的政党合并。

由于注意到这些政党的消亡，德国政治学家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发明了一个词汇“全民党”，来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况：大的、松散的、多元主义的政党。这些政党已经弱化了它们的意识形态，从而能够容纳许多多元化的支持者团体。他的一个全民党模型是基民盟。基民盟是一个政治吸尘器，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团体：农场主、商人、工人、妇女、天主教徒、新教徒、白领工人、蓝领，包括你能说出的任何团体。

在一段时间内，在脾气暴躁的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的领导下，社民党试图保持为一个世界观党，用僵化的和意识形态的词汇来界定自己，拒绝了许多中间派选民。自1959年以来，社民党也已变成了一个全民党，吸引所有阶级和背景的德国人。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全民党在现代民主国家是正常的现象。几乎不证自明的是，任何大的政党都注定要成为一个全民党，比如，法国的新戴高乐主义党、加拿大的自由党、英国的保守党、日本的自由民主党，当然还有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

与此同时，社会正遭到上一代人不能想象的问题的打击：移民、环境退化、工作流向低工资国家，以及极大的税收和债务负担。全民党没有拿出一个任何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所有的政党都站在中间的立场，说些动听而无意义的话。也可能突然出现某种结合剂使该制度得以维系：苏联的威胁和冷战。这是一个迷失方向的时代，没有一个重要的全民党在领导方式方面提供太多的东西。公众的回应是更低的投票率，以及全民党获得的少而更加不稳定的选票份额；简言之，解盟。

15.4联邦议院和公民

德国的总理选举几乎已变成总统选举的一个原因是联邦议院在许多选民脑海中的模糊地位。他们知道总理在做什么，但是不太清楚联邦议院在做什么。导致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联邦议院的代表们对他们扮演角色的理解。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传统是聚焦于法律。现在位于柏林原帝国议会大厦中的联邦议院，充斥着律师和公务员，并已变成了一个法律工厂。

民主制

德国的资金筹措丑闻

在新千年开始之际，前总理赫尔姆特·科尔几乎是一手破坏了他的政党基民盟。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担任总理的科尔为基民盟接受了几百万的秘密捐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尔自己要求制定一部新的严格的透明（transparency）法案，要求申报大额捐款的来源和数量。后来，科尔的继任者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承认了非法捐款。基民盟在民调中落后于社民党。

麻烦的是，州的社民党分支机构很快就起诉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腐败。贿赂、逃税、虚假发票，以及关于废料处理和建筑合同的回扣在德国普遍存在，涉及两个主要政党。社民党的国防部长因兼职获得收入而被解雇，民主社会党的党首和几名其他的联邦议院议员因为个人使用政府的频飞乘客英里数而被罢免。柏林透明国际的创建者彼得·艾根（Peter Eigen）说，德国“比以前人们认为的要腐败得多。”

请注意，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它们的政党资金筹措都有过众多的丑闻。这些丑闻似乎是民主制与生俱来的。政党需要大额资金进行选举，而经济利益总是需要身处高位的朋友。好消息是，全世界的公民们都厌倦了“金钱政治”，并要求改革。关于这些丑闻的更多内容，见第18章关于日本的内容。在日本，这些丑闻尤其受到关注。

但是，难道立法机构的目标不是立法吗？嗯，不完全是。由于把他们的活动限定在法律书籍和委员会会议之中，联邦议院的代表们没有理解一个立法机构较不明显的功能。事实上，一个立法机构最重要的角色是监督全国政府的行为，发现腐败和低效，揭露丑闻，威胁削减预算，以及使官僚机构随时准备行动。

苛刻的公众关注消除了政府的大多数错误行为。部长们和商业之间太亲密的关系在暗地里进行。正是在这个领域，联邦议院一直是虚弱的。尽管有调查委员会和质询时间，但是，前者不能像华盛顿的国会山那样展开详细的调查——在国会中，通过电视转播的委员会听证会是一个重要的使人全神贯注的事情，而且后者也不像众议院那样执行得完美。（联邦议员的代表们可以被辱骂，但是辱骂听起来太拙劣而不够聪明。）由于除了当立法者以外几乎不能发挥其他功能，德国的立法者们已促成了无聊问题的出现。

联邦议院没有发展出的一个功能是教育功能。立法机构运行的方式，提出的观点，议会成员管理他们自己的方式，都是民主制的伟大教师；而联邦议院的行为制造了一种虚弱的印象。联邦议院没有产生好新闻，原因是它是一个无趣的故事。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获得人们更多的关注，原因是他们做有趣却不可预测的事情，比如不服从自己的政党。这些事在德国几乎不会发生。

一个有效的议会的另一个功能是代表人民。选民必须感到为他们说话的人真正理解他们的需求。在这方面，联邦议院遇到了一个所有民选出来的立法机构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它没有代表选民。每位联邦议院的代表平均接近50岁，男性，接受律师教育，并被雇佣为公务员、政党领导或者是利益集团的官员。

德国强大的政党制度意味着人们必须缓慢地沿着党的等级晋升，直到他们被放在选票上。因此，候选人一般更年迈，更理智，比聪明的、冒失的新面孔更对政党忠诚。与美国的制度不同，一名德国候选人不能“来自不知名的地方”，并靠自己赢得选举。你要么是政党机器的一部分，要么什么都不是。结果是没有代表性的代表。德国的一份报纸说：“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鸿沟变宽了。”许多德国人并没有感到被代表；他们感到联邦议院是与普通市民、小人物几乎无涉的强大的利益集团进行交易的竞技场。这样的感觉有利于绿党和左翼党的提高得票率。

15.5工会—政党联系

德国的工会依然强大，但是它们不再是以前的工会，这是德国“共识模式”（将在下章讨论）紧张的另一个标志。北欧（包括英国、瑞典和德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历史特征是工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这些国家，工会很大且有凝聚力；蓝领工人们被大量地组织起来，而且他们的工会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强大的劳工同盟。这样的同盟用金钱、人力和选票来支持社会民主党。工会的领导人在实际上常常因集体票而竞选公职。

把这种模式与拉丁欧洲的制度进行比较。在拉丁欧洲，工人组织得很差，并分裂成几个联合——共产党的、社会党的、基督教的和其他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弱化了工人阶级的声音。美国的工会也四分五裂成几个联合，并且在历史上并没有与某个政党建立联系。美国工人不再有北欧工人那样的政治影响力。在北欧，工会建立了福利国家。

在英国，工会联合会（TUC）实际上是工党的组成部分。在瑞典，庞大的工会联合会（LO）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以至于他们的一些高级人员是同一批人。德国的基本法禁止正式的工会与政党之间的联系。但是，在德国，每个人都知道工人的支持是社民党的一个重要支柱。

在美国，12%的劳动力加入了工会；在德国，20%的劳动力加入了工会。（在瑞典，大约是50%。）11个德国产业工会（其中最大的是金属业工会[IG Metall]，有230万成员）联合成一个伞状组织，德国工会联合会（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DGB），共有660万成员，而在1990年时有1180万。（请注意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会已经如何衰落了。这种衰落是永久性的还是可逆的？）

德国工会联合会的声音依然受到社会民主党的注意；社民党领袖定期向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咨询，而工会领导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一些东西：精心建构的福利制度、短的工作周，甚至是大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席位（更多的内容见下一章）。社民党的联邦议院代表中的许多人都与工会有联系，罗德内阁的劳工部长就是金属业工会的副主席。

表15-1 4个国家工会—政党联系
国家 | 工会 | 政党联系
英国 | 工会联合会（TUC） | 工党
瑞典 | 工会联合会（LO） | 社会民主党
德国 | 工会联合会（DGB） | 社民党
美国 | 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 | 民主党

在劳工阵线方面，德国出现了新的力量：2001年，5个服务业工会组成了300万人的服务业工会（Verdi, Vereinte Dienstleistungsgewerkschaft），包括从店员到护士、公务员的一切工作职业。像Verdi这样的服务业工会，其要求与工会联合会中的产业工会有所不同。由于工业部门相对于服务业来说萎缩了，工会也发生了转变。在现代社会中，政府雇员和教师中工会团体的增长最引人注目。

社民党包罗万象的本质防止了任何一个团体能够支配它。社民党在政治光谱中间追求的选民越多，就必须更多地避开与工会的密切合作。（英国的工党党员在与英国工会联合会的关系上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当他们受工会支配的时候，他们就会失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民党和工会分道扬镳。代表了社民党右翼的赫尔姆特·施密特总理（1974—1982），与其说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一名更杰出的民主派和经济学家。工会与社民党的关系在逐渐冷却，然而，绝大多数德国工会仍然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政府不得不告诉工会，提高工资和福利对增加新的工作会产生不利的影响；相反，削减福利和有弹性的工作规则是必需的。工会不想听这些，并对施罗德的态度感到愤怒。一些工会会员转而支持左翼党。

在管理层方面也有类似的模式。强大的德国产业联合会（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BDI）与基民盟关系密切，但是，并不像工会与社民党的关系那样。产业联合会想要获得有弹性的劳工合同，削减税收，基民盟也喜欢这些要求。双方冲突的一点是：德国的商界想要选择移民（比如计算机专家）来填补高科技的空白，但是基民盟/基社盟对所有的移民都说不。当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时候，产业联合会发现社民党也能够支持它们。就像在英国和法国那样，大的商界不需要与某个政党走得太近；与所有的政党合作是它们的优势。商界主要关心的是官僚机构，而不是政党。通过向相关的部门提供信息，向公务员解释为什么管制应该加以修改，以及赞同政府的经济计划等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商界悄悄地巩固了与政府的联系。

15.6州与柏林

英国和法国是已经分别走向了权力下放和地方分权的单一制国家。德国是一个一些人想要变得稍微中央集权一些的联邦制国家。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单一制国家还是在联邦制国家，都有向中间转变的种种压力。法国的中央集权僵硬、低效，忽视地方的愿望和地区的自尊心。德国的联邦主义常常缺乏协作、软弱无力，并且容易陷入僵局和造成联邦与州之间的争吵。在某些方面，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的区别被夸大了；一些人看到，出现了一种新的处于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的“地区”模式的中间道路。

“环境友好”是德语中用来指使用自行车、回收破璃和纸张的短语。生态运动在德国影响很大。

德国可能比美国要更联邦；也就是说，它的州管理更多的事务，并比美国的州有更大份额的税收。比如，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在柏林和州之间以相同的42.5%的比例分享；地方政府获得15%的份额。州还获得增值税的45.9%，增值税是在整个欧洲使用的大而隐蔽的销售税。更穷的州（新的东部各州）获得额外的资金。德国的州被直接插入到联邦的税收体系中。美国人可能要好好思考一下这种理念。

德国的联邦主义有一些缺点。比如，没有真正的全国性警察力量，因此，法律的执行是州的事务。在一个州从事犯罪的恐怖分子能够逃往另一个州，并凭借通讯和协调的混乱来延误警察。使严重受污的莱茵河变得清洁花费了几十年，原因是这样的事务是由各州来控制的，而每一个州认识到的环境责任是不同的。1986年，联邦议院设立了联邦环境部，但是，它不能够越过州的环境部。而且，地方分权的教育制度使得联邦当局坚持将纳粹及其罪行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成为不可能。

许多德国人希望柏林能更多地控制事务。但是，德国的州，像美国的州一样，抵制这种将会侵蚀州官权力的动向，而且他们有完美的手段去抵制：联邦参议院，它常常掌握在反对党手中。联邦参议院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其代表由州政府指派，这通常意味着其代表是州的政治领袖。联邦参议院必须在关于任何可能改变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平衡的动议上达成相同的观点，但是，它通常反对这样的动议。联邦参议院，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既是对内阁也是对下议院的一个制约。2006年的一项改革削弱了联邦参议院的阻止权力，作为交换，该项改革允许各州控制教育、公务员工资和其他一些领域，这使得德国变得更加联邦了。

15.7德国人的投票模式

在英国，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投票结果至少是部分根据社会阶级和地区的界线来呈现的。工党通常赢得大部分工人阶级，以及苏格兰、威尔士和大工业城市的选票。法国的投票结果与之类似，并加上额外的宗教态度，即“教权主义的和反教权主义的”这个因素。西德的投票模式也倾向于遵从阶级、地区和宗教的界线，但是，在1990年加上东德后，这些归纳变得模糊。普遍存在的解盟使之进一步模糊化。

地理

选举与地图

事实上，所有的选举都呈现出了投票的地理模式和政党优势的地区性变化。英国地图揭示了得分在平均分以上的政党几乎不需要改变；主要的政党倾向于保持它们的地区优势。一旦扎根，地区的投票模式能够持续几十年。以下是一些投票模式。

1.城市投票给自由派。城市地区几乎总是比农村地区更左。城市是教育、知识分子和要求变化和改革的批判思维集中的地方。工人趋向于成为城市人，他们常常对工资和福利感到不满。农村倾向于更加冷静，更加安于现状，而且常常依然被政治大佬或者旧有的传统所控制。农业的或农村的人们常常厌恶城市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持有更多的实验性观念，而不是常识。相应地，在大多数国家，大城市投票给自由派或者左翼，与此同时，农村和小镇投票给保守派或者右翼。

英格兰外部的大城市投票给保守党；中央的伦敦投票给工党。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州投票给基督教社会派，但是慕尼黑投票给社会民主派。巴黎需要一些限制条件，因为在巴黎，条件好的人们生活在城市而工人阶级生活在郊区。这使巴黎出现一个保守的核心地区和一条围绕城市的“红带”。这种状况随着曾是工人阶级的郊区的中产化而正在被削弱。在俄罗斯的选举中，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为代表的大城市与农村相比，更加积极地支持相对自由的政党。农村喜欢普京，并担心经济陷入混乱。伊朗的城市居民更加温和或者更自由，农村居民更加信仰宗教和传统。美国的选举也展示了明显的城市—农村分裂状况。

2.每一个国家都有地区性的投票。各地区的投票情况取决于这些地区抱有的不满。典型的情况是，边缘地区的投票与核心地区的相对。如果核心地区投票给政党X的话，边缘地区就投票给政党Y。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地区获得边缘地区的方式。如果是通过征服的方式，那么，边缘地区会长期记得这一事实，就像美国的南部那样。苏格兰和威尔士展示了它们对英格兰的怨恨，投票给工党，而英格兰依然投票给保守党。法国卢瓦尔河（The Loire River）南部和西班牙塔霍河（The Tagus River）南部倾向于投票给社会党，将它们各自对巴黎和马德里的怨恨付诸行动。在另一方面，意大利南部长期是保守主义的堡垒。更近一些时候，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一种分裂运动，该运动对为贫穷的南部付钱感到不满。随着苏联曾经的各个成员体开始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许多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共和国政府获得了政权，并宣布独立。立陶宛人和格鲁吉亚人对莫斯科的仇恨导致了他们对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

3.根据宗教的投票。宗教态度大致根据地区分布。实际上，宗教因素是对前面讨论的1和2两点的一个解释。大城市与小镇相比宗教性倾向于更弱，使得城市倾向于投票给自由派或者左翼。一些地区与核心地区相比，有不同的宗教。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s）展示了与圣公会教徒（Anglicans）的不同，不投保守党的票。德国的新教徒依然十分倾向于视基督教民主联盟为一个天主教的政党，因此投票反对它，这种倾向被其他因素模糊了。在统一之后不久，大部分天主教的东德人支持基民盟，但是自那以来，它已经回到支持左翼政党——社民党和左翼党。宗教促进了苏联的解体，因为穆斯林的共和国建立的伊斯兰政权是潜在反对基督徒的。在高加索地区，天主教出身的人，即使不信宗教，也会感受到威胁。由于被敌对的伊斯兰民族包围，他们选举暗中反穆斯林的基督教政府，就像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那样。

地图15-1 德国各州的天主教徒比例（左）和各州的基民盟/基社盟的得票比例的比较（右）

非常匹配：每一个州的天主教徒比例（见左边的地图）预测了每一个州基民盟/基社盟的得票比例（见右边的地图）。

在德国，宗教意味着要么是天主教，要么是新教。德国的天主教徒更可能将票投给基民盟；因此，诸如巴登—符腾堡州这样的天主教徒众多的州通常与基民盟站在一起。基社盟长期以来一直决定着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州的选举。更北的北方，在主要是新教徒的州，社民党倾向于做得更好，就像他们在大城市做的那样。在德国，农村和小镇的票倾向于投给基民盟。德国的工人，特别是那些加入某个工会的工人，对社民党的忠诚度通常比英国工人对工党的忠诚度要高。因此，德国的一个理想型（ideal-typical，见表9-1）的社民党选民是北方大城市中的新教徒工人。对应的基民盟选民是南部小镇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徒。自由民主党吸引了一部分新教徒中产阶级，绿党大体上吸引的是年轻人，而左翼党吸引的是东德人和那些感到被排斥在整体繁荣之外的人们。

东德——尽管它几乎完全是新教徒，而且遵从一种1933年前就存在的社民党投票传统——在1990年更多地支持基民盟。由于统一的代价和不满变得清晰，一些东德人转向社民党，确认了社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对新教徒和城市工人更具有吸引力。但是，大量的东德人把票投给绿党（它在1993年初与“东德选择/90党”合并），后来又投给前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后来又在2005年投给左翼党。德国人的投票，像德国的政党制度一样，已变得更加复杂和更难预测。

1. 追求中间派：试图以温和的纲领赢得人数众多的中间派的政党。

2. 单峰的：有一个峰值的分布。

3. 双峰的：有两个峰值的分布。

4. 世界观党：字面意思是“对世界的观点”；提供坚定的、狭隘的意识形态的政党。

5. 全民党：欢迎所有人的无意识形态的政党。

6. 解盟：对任何政党失去认同的选民。

7. 法治国家：字面意思是法律的国家；基于成文规则和权利的政府。

8. 透明：使政治和经济信息公开。

第16章
德国人在争论什么

问题与讨论

1.什么原因使德国人创造了经济奇迹？能有第二次奇迹吗？

2.德国模式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它终结了吗？

3.高劳动成本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什么影响？

4.西欧主要的“左翼”政府有什么不同？谁做得最好？

5.东西德能够逐渐融合吗？

6.为什么移民对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7.新的柏林共和国与波恩共和国有何区别？

8.伴随欧元而来的困难是什么？

在德国，一大争论——实际上，是大部分欧洲都在发生的争论——是关于慷慨的福利国家和使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经济增长放缓的税收和规则的争论。保留它们还是削减它们？一旦一个福利国家既已建立，那么，要削减它就非常困难，因为人们期望国家提供工作和收入上的保障，并担心自由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请注意美国两大党的政治家并没有削减社会保障或者医疗保险。）德国的福利津贴在战后岁月的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期间得以增长，当时，德国似乎是一个能够负担一切的经济体。但是现在，奇迹结束了。商界领袖警告说，德国不再有竞争力。但是，许多德国人对福利国家感到如此惬意，以至于抵制任何对福利国家的削减。

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没有什么能够像输掉一场战争那样产生经济奇迹。这在“二战”后的西德和日本的确实现了，除了工作以外便完全无事可做。一些德国工厂在盟国的轰炸中被摧毁，红军拆散机械工具，并把它们运回苏联。英国人和美国人修补它们的老工业，但是，德国人被迫以新的和更加有效率的设备重建他们的工业。

战争的后遗症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好处。几乎每一个人都很贫穷；食物和燃料不足以维持生存。这使德国人的物质分配更平等；德国（和日本）的收入分配比战胜国的更加平等。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剧烈的阶级对抗在德国没有产生。每一个人都从一种类似的低水平出发，而且大多数西德人感到每个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分得了一杯羹。而且，战败和战败后空空如也的胃使德国人与英国人或者美国人相比，对未来的预期更加适度。英国人和美国人期望一个战后天堂，而对希特勒之后的西德人来说，努力工作，促进经济增长是他们民族自豪感的唯一目标。

在基民盟和经济部长（后来的总理）路德维希·埃哈德的领导下，波恩推行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放任的政策。“二战”后，在英国转向工党的福利国家和法国转向计划化（planification）的同时，西德主要依靠的是市场力量。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西德经济不可思议地恢复了。它建立在路德维希·埃哈德的社会市场（Sozialmarkt）之上，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市场，但是银行的贷款针对的是社会需要，比如重建德国被夷为平地的城市。它继续并扩大了由俾斯麦开始的福利国家。一些人称它为“有良心的资本主义”。

比较

欧洲不同的“左翼”

西欧大多数国家最近是由中左政府执政。但是，请注意——比较布莱尔（英国1997—2007年的首相）、若斯潘（法国1997—2002年的总理）和施罗德（德国1998—2005年的总理）——他们的区别非常大。布莱尔接受了撒切尔的观念，即由商业而不是政府创造就业机会。不是试图取消撒切尔亲市场的改革，布莱尔处理保守党曾忽略的、重要的、非经济的议题：北爱尔兰、权力下放、人权、贵族院改革。在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中，几乎没有左翼的举措。

另一方面，若斯潘宣称“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且依然是一名传统的统制主义者（dirigiste），绝不会公开接受市场优先的原则（几乎没有法国人会接受这一原则）；他依然坚持法国国家的重要角色。比如，为了降低失业率，他公开建议资助工作和培训。在法国，左翼依然是左翼。

施罗德的“新中间”接受自由市场，但几乎是反射性地求助于德国的共识模式。他的工作联盟是没有发挥作用的试图降低失业率的尝试。在与若斯潘平行的计划中，施罗德的目标是为100,000名德国年轻人安排工作或者培训项目。在每个国家，“左翼”意味着某种不同的东西，某种植根于各自国家政治文化的东西。

在20世纪70年代，在所有的社会团体之间强调共识（consensus）的德国模式（Modell Deutschland）是成功的和令人钦佩的。在其中，没有一个人的观点被忽视。比如，工人们能共同决定（Mitbestimmung），使工会在公司的整体政策中发挥作用。每一个大企业都有一个监管理事会，理事的一半由工人选出，另一半由高层管理人员和大股东选出。比如，在1999年，当宝马罢免其主管的时候，理事会中的10名工人代表否决了他们不喜欢的候选执行官，而是支持一位他们喜欢的执行官。共同决定是德国几乎没有罢工的一个原因；工人们感到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缓慢的经济增长和大规模的失业，批评家们现在指责共同决定抑制了经济创新和扩张。

16.1奇迹的终结

到1990年德国统一的时候，奇迹已经消失了。德国人的工资和福利津贴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一直在攀升，这使德国的经济活力降低。在本质上，迅速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工资增长落后于生产力发展，就像在德国和日本那样。在战后，德国工人的技能依然很高，而且大部分德国的基础设施也完好无缺。首先，工会实行工资限额（wage restraint）；他们不要求他们能够获得的每一个德国马克，而是让资本增长到能为所有人提供工作和不错的工资。这个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德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也是法国和日本快速增长的时期）。相比较而言，英国和美国的生产力发展落后于工资的增长。

比较

谁在制造业竞赛中获胜？

工资最低的国家并不必然赢得全球制造业竞赛。赢得竞赛所需的条件是低工资加上更高的生产力。下表揭示了5个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情况。

2005年每小时的劳动力成本，包括奖金、津贴、社会保障和其他税收（比如健康保险）在内，增加了德国常规工资的80%。这些“社会税收”在美国和日本都很低。单位劳动力成本（unit labor costs）将全部劳动力成本与生产力结合起来。明显的获胜者是：美国。它从较便宜的美元中获利。生产力数据经常变化，并作为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标志而被严密监控。

表16-1 各国劳动成本统计
| 平均每小时的劳动力成本/美元 | 单位劳动力成本
英国 | 26 | 165
法国 | 25 | 145
德国 | 33 | 140
日本 | 22 | 125
美国 | 22 | 100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瑞典雇主联盟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德国人的工资超过了美国人的工资，德国人的社会税收更高，而且德国的生产力不再迅速增长。与此同时，美国的竞争力变得越来越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资在根本上一直停滞不前（当时，你可以说是通货膨胀造成的），但是生产力发展了。美国的福利基数总是比德国低得多，税收负担更小。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比德国的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而且美国的生产力更高，这使得在美国生产东西要更加便宜。直到最近，德国与美国相比，个人的和公司的缴税根据的是更加陡峭的累进税制，而且德国依然有多得多的管制措施。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德国的资本逃到国外。比如，德国人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人创造了大约每100万个工作机会中的2/3，与此同时，德国的失业率不断攀升。

2009年，一名西门子能源公司的工人正在组装一个涡轮机。精密机械是德国最大的出口产品。

地理

德国能够以渐进的方式统一吗？

德国可能不能以渐进的方式统一。在两个德国合并的困难和代价背后的真正问题是它发生的速度。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和经济学家敦促一个渐进的历时几年的统一方式。但是，那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因为一旦球开始滚动，它就不能慢下来。事件呈现出自己的快节奏。

柏林墙后面位于东柏林的勃兰登堡门

1.东柏林强硬的昂纳克（Honecker）政权在1989年大部分时间里拒绝所有的改革想法。但是，看到了在苏联集团其他地方发生改革的东德变得更加不安宁。

2.匈牙利人让东德人进入奥地利。布达佩斯的共产党政权曾保证不让东德旅行者逃到西方，但是在1989年夏天，他们不再履行这一诺言。为什么？我的直觉是，到那时为止处于具有改革意识的共产党员统治下的、债务沉重的匈牙利从波恩那里获得了一些友好的资金援助。经济的胡萝卜长期一直是西德在东欧政策的一部分。上千名东德人在匈牙利“度假”，但是却以一种加速度进入了西德。东柏林尖声抗议，而布达佩斯对此耸耸肩，不屑一顾。到9月的时候，超过18,000名东德人经过匈牙利逃到西德，另外有17,000名东德人经过捷克斯洛伐克逃到西德。东德关闭了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以阻止这种流动。

3.9月在东德以莱比锡为中心爆发了大量的示威游行。10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东德，敦促改革，并警告昂纳克说：“生活惩罚那些延误的人。”显然，戈尔巴乔夫希望解决问题，摆脱在东欧维持一个苏联所付出的成本。到那时为止，大约100,000名抗议者在莱比锡游行，并喊着“戈尔比（Gorby）！戈尔比！”

4.昂纳克命令进行镇压，并告诉警察做好对莱比锡示威者开枪的准备。但是，安全首脑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担心引起大灾难，取消了该命令。10月18日，昂纳克出局，克伦茨成为党的领袖和总统。到那时为止，100万东德人在知识分子领导的新论坛运动中举行抗议，支持民主制。

5.1989年11月9日，克伦茨命令开放柏林墙，以获得一些良好的改革意愿和时间。自1961年以来，柏林墙使东德人封闭，而现在上万人涌入西德，且没有返回的意图。在这时，一个分裂东德的日子被记住。克伦茨辞职；由于他取消向抗议者开枪的命令，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自由派的和具有改革意识的共产党人接管了党和政府，并保证举行自由选举。

6.太多的东德人涌入西德，因为他们不能确定本国的制度是否将会改变。他们想要过上西德的好生活。在柏林墙开放后，大约50万人在4个月中来到西德，使西德的工作和住房市场、财政资源和耐心负荷过重。科尔总理敦促他们待在家里，并承诺将足够快地进行合并，并拯救他们。

7.1990年3月，自由的东德选举使基督教民主派掌权。他们以科尔的方式看待事情，并希望快速统一；这是东德人投他们票的原因。失去耐心的东德人想要西德的经济繁荣。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时的狂欢时间

8.波恩给东德人一个有利的汇率。东德的马克不太值钱，但是东德人认为他们已经为东德马克工作和储蓄了几十年，他们要求1:1的汇率。波恩认为东德马克在本质上是滥发的货币，应该以一个低得多的汇率来兑换。他们许诺以1:1的比例兑换东德人手中的2,000马克（大约1,000美元），而超过2,000马克则1个西德马克兑换2个东德马先。这对东德人来说是一笔很慷慨的交易，但是如果波恩不同意的话，东德人将会继续涌进西德。在某种意义上，1:1的汇率是一种贿赂，让东德人原地不动。1990年7月2日，西德马克成为两个德国的官方货币。

9.东德人的所有东西都购买西德生产的，而不买东德的。由于口袋中的西德马克和货架上的西德产品，他们抛弃本国的产品，现在这些产品被视为垃圾。由于突然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与西德竞争，东德的经济崩溃了；它永不再有调整的机会。

为防止或者延缓上述的连续事件，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不得不回到第一步，并让昂纳克政权从事可能会把东德经济逐渐转变为一个市场体制，并能与西方产品竞争的改革。然后，两个经济体可能会融合而无需其中一个崩溃。但是，昂纳克是一名忠实的共产党员，对他来说，市场化意味着放弃共产主义，他是不会考虑这种事情的。而一旦东德人开始涌过边界，波恩能做什么？在两个德国之间重建边界栅栏以使东德人在家里等待？批评统一过快的意见是对的：如果它慢一些的话，统一可能会更好一些。但，那是不可能的。

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德国人享受短工作周（35小时），长假期（6个或8个星期！），世界上最高的工资，奢侈的失业救济金，男性在63岁退休（女性在60岁退休），并享有丰厚的养老金，而且几乎没有罢工。然后，由于这些劳动力刚性，企业几乎不雇佣新的工人。2005年，德国以12.6%的总体失业率创下了战后的纪录（东部的失业率是西部的2倍），即便当时德国的经济在增长，并且领先美国或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以美元的总额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能保证失业率的降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和具备良好技能的人做得很好；没有这些素质的人则丢掉工作，并形成美国式的下层阶级。到2007年的时候，德国的经济得到改善，失业率低于10%，经济增长每年超过3%。

德国的共识模式自20世纪50年代被创造以来依然能够在一个已经非常不同的世界中发挥作用吗？一些人敦促抛弃笨拙的共识模式，转向一个更加有竞争力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该模式被德国的左翼（像法国人一样）谴责为野蛮的“新自由主义”。许多德国人并不了解的是，正是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使德国繁荣。

在1996年的一项一揽子紧缩政策中，联邦议院削减了德国人的健康、失业和福利津贴，并逐渐把退休年龄提高到男性为65岁、女性为63岁（现在已慢慢地提高到67岁，已经达到美国的标准了）。科尔的基民盟政府辩护说，削减是温和且必要的，并且得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因为他们厌倦了高税收。反对削减的人，包括社民党在内，称这些政策是“在社会上令人厌恶”，并且“破坏了福利国家”。这次削减帮助社民党赢得了1998年的选举。但是，施罗德不得不执行类似的紧缩预算，收紧福利津贴，以及更大的工作和工资弹性。社民党内的左翼为此愤怒，有些人甚至跑到了新成立的左翼党。但是，经济状况没给施罗德其他选择。

默克尔的竞选纲领比施罗德走得更远。她发誓要勇敢地抵抗德国强大的工会，放弃工作保护方面的法律，并削减为福利国家提供资金的非常高的薪资税。社民党反对这种撒切尔式的计划，而且他们组成了默克尔联合政府的另一半。由于不能继续推动经济改革，默克尔仅仅是维持现状，这符合大多数德国人的要求，他们喜欢福利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比基督教民主派的默克尔完成了更多的经济自由化改革。

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识模式的问题。由于所有的主要团体都有发言权，而且德国的游说者很强大，因此，任何一个团体都能否决改革措施。政府试图告诉工会，必须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长的工作时间。试图告诉健康保险的提供者们，主要的资金改革被延迟了。试图告诉失业者，失业救济金必须被削减。试图告诉退休人员，养老金必须被削减。所有的斗争都拼命地维持有利的交易。在早些时候，法国已经被称为是一个闭锁社会（blocked society）；现在，这一称号可能会被传给德国。改革倾向于被强大的团体否决。（这在美国发生过吗？）

施罗德推动成立一个“工作联盟”——劳动者、资本和政府共同提出创造工作机会的想法。它是在已经没有更多共识的时候刷新原有共识模式的一个尝试。它几乎没有创造出工作机会。施罗德然后又不得不实施——再次在社民党内部遭到大量反对——他称之为的“2010议程”。这是在税收、福利和劳动力弹性方面的保守型改革。施罗德的政策与科尔的政策没有太大的区别。

16.2如何融合两个经济体

两个迥异的制度的突然合并增加了德国的经济困难。在过去45年中，主要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西德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在某些年份的出口比美国多（以美元计算）。中央控制和计划的东德经济，尽管是东方集团羡慕的对象，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是西德的一半。西德的产品在全世界受到人们的热捧；东德的产品大多数卖给了苏联集团以及一些太穷买不起更好产品的第三世界国家。两个非常不同的德国经济平行存在，但是彼此之间几乎没有贸易往来，因此，它们并没有直接的竞争。

1990年，两个德国之间的实体和政治障碍突然消失了。西德的货币和产品涌进东德，而且东德的经济以没有任何人曾预测到的速度和彻底性崩溃了。它曾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经济，仅仅需要西德的资本和技术秘诀。这种看法太乐观了。东德人一旦能够购买更好的西德产品就完全不再购买东德的产品。由于庞大的国家补贴的结束，东德的工业和农业产品大幅减少。东德的失业人数从基本为零急速达到几百万，而且无论是东德人还是西德人都因此变得愤怒。几乎没有东德的企业在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活下来。

挽救东德经济需要大量的来自联邦政府的资金。这笔资金远远比预期的要多——迄今为止已达到1.5亿欧元（超过2万亿美元）。当然，资金最终来自于西德的纳税人。德国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以补贴的方式注入东德。因此，统一后的德国的首要大争论是如何融合两个经济体，以及谁正在为它买单。科尔总理说，如果没有更高的税收，就不可能实现对东德经济的紧急援助。反对派社会民主党以此为笑柄——他们的领袖是奥斯卡·拉方丹，在1990年的选举中责骂说“读读我的嘴唇”（用英语说的）——并且足够确定，科尔政府下一年将在个人所得税中增加7.5%的“统一额外费”。没有人喜欢税收，但这项税收持续了多年。德国需要这笔税收来将其预算赤字降低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这是加入新的欧洲货币所要求的条件。（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现在的赤字不断地高于3%，而且欧洲中央银行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西德早期的经济奇迹能够运用到东德经济吗？使西德人如此努力工作的战后绝望情绪在后柏林墙时代的东德找不到。在共产党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东德人没有发展出努力工作的态度和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他们习惯了大量的为所有人提供安全但几乎没有为个人努力提供刺激的福利制度。东德人说：“共产党将一个劣等的经济制度强加在我们身上并不是我们的错。此外，你们西德人在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中获得几十亿美元的援助；而我们则被苏联人剥削。因此，你们把我们拉到你们的生活水平线上完全是公平的。快点儿！”

地理

人口统计学的地理

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很少生育小孩。比如说，尽管德国有相当多的生育补贴，但是，平均1名德国妇女只生育1.4个孩子，是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fertility rates）之一（它与“出生率”不一样，是不同的衡量指标）。相比较而言，2007年的一项估计表明，美国的生育率是2.1，英国是1.9，日本是1.2，而俄罗斯是1.4。贫穷国家的生育率通常更高：尼日利亚是5.5，印度是2.8，墨西哥是2.4，但伊朗只有1.7。

更替生育率是2.1，即每位父或母有一个孩子，并有一点宽裕。在这个水平上，人口将保持稳定。而几乎没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生育率是2.1。人们不再以大家庭为豪，而且，今天的妇女受到更多的教育，有更多的职业选择。这些比率没有考虑移民因素。而这些比率也是为什么有些国家需要移民来工作，以支撑不断增加的退休人口的一个原因。

据估计，到2025年，24%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将达到65岁或更老；大约20%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将处于那个年龄集团之中。到2050年，预计德国人口将从8300万下降到6000万，每3个德国人中有1个年龄超过65岁。所有的西欧国家很快将面临由过少的劳动力人口来支撑过多的退休人口的问题。德国人的负担已经是最沉重的了。2个工作的人要养活1个退休的人，这是德国税收高的一个原因。到2035年的时候，这一比率将变成难以忍受的1:1。解决办法是：要么生育更多的婴儿，要么吸收移民，要么（已经正在发生的）推迟退休。人口统计学（demography）导致艰难的政治选择。

西德人惊骇于这种态度，它听起来似乎是逃避工作的借口。当你能够从波兰人和捷克人那里获得较高的生产力的时候，为什么要在东德建立工厂？波兰和捷克的劳动力成本只是德国水平的一小部分。半个德国针对另半个德国的怨恨突然爆发。由于这种怨恨，尤其是东德人的仇恨，出现了一些以外国工人为目标的极端主义团体。

16.3福利有多少？

正如我们认为英国的那样，欧洲国家都是福利国家，而且所有的国家都面临削减福利的压力。德国国内生产产总值的1/3用于社会支出，对德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来说是一个沉重的税收负担。德国的福利制度是欧洲最古老的，并且已发展到为每一个人，甚至是保守派所接受。比如，基民盟就有一种天主教的工会主义传统。

但是现在，欧洲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已成为：“我们能够负担多大的福利？”甚至是以前坚定的社会民主派都担心慷慨的福利规定的代价太高，会被市场淘汰。无论是基民盟还是社民党政府都不得不削减失业救济金和福利津贴。

德国的养老金是慷慨的。但是为支付养老金，德国的工人必须贡献出工资的20%。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的话，这将很快上升到难以接受的30%，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大改革的话，德国的福利制度将强加对给年轻一代难以承受的负担。

16.4外国人的浪潮

像英国和法国一样，德国有许多从贫穷国家来的寻找工作的移民。与此同时，市民们对移民的怨恨不断累积。在德国有700万外国人（占德国人口的8.5%），其中大多数来自于地中海国家（土耳其、前南斯拉夫、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超过200万人是工人；其余是他们的配偶和孩子。

这一趋势始于1955年。当时的经济奇迹吸收了所有的德国人参加工作，而劳动力依然短缺。意大利和后来的西班牙客工（Gastarbeiter）应邀到西德来工作，工作需求量很大。很快，德国人开始放弃肮脏的、危险的和不需劳动技能的工作，寻找更好的工作，把他们以前的工作岗位留给外国人。开始时，影响似乎是暂时性的：移民工人在西德待3年，然后轮流回家。但是，“客工”在故国也面临着失业，常常在西德长期居留下来，并把家人召唤过来。大量的人开始来自于土耳其，因为土耳其的失业率尤其高。德国现在大约有330万穆斯林，其中270万是土耳其人。整个社区都变成了土耳其人的社区，土耳其的烤肉串（皮塔饼中的羔羊片和沙拉）已成为德国（颇受推荐的）快餐食品。“客人们”已经定居下来。

柏林克罗伊茨（Kreuzberg）区的土耳其妇女。这是土耳其移民的一个中心，有230万土耳其移民。

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的穷人开始发现德国的避难法非常宽容。外国人在到达德国的时候，仅需声称如果他们回到家中会受到政治迫害，就可以留下来。尽管动机通常是经济上的，但是，法律的混乱状态使寻求避难的人在德国生活多年，并一直享受福利。联邦德国与奥地利一道加强了对边界的控制，并驱逐了许多非法入境者。在重大的政治争论中（因为社民党反对），避难法被收紧，拒绝了大多数提出要求的人。英国也曾有一个宽容的避难政策，后来也不得不做类似的事情。

就像在英国和法国一样，在德国，反外国人的情绪也在增长；许多德国人相信外国人带来了犯罪和恐怖主义。“9.11”阴谋是由汉堡的阿拉伯学生策划的。就像在英国和法国一样，一些穆斯林想要运用伊斯兰家庭法律来管理传统事务：比如打妻子、方便的离婚程序以及对不贞洁妻子的“荣誉处决”（honorkillings）。大多数德国人要求穆斯林学习德国的文化，并遵从德国的法律，不然就离开德国。就像在美国一样，多元文化主义遭到批评。“极其引人注意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了。”基民盟的领导安吉拉·默克尔说。她在2005年成为总理。

地理

国籍：血统的或出生地的？

欧洲传统上用血统主义（jus sanguinis）来决定国籍：如果你的父母是德国人，你就是德国人。美国从一开始就运用出生地主义（jus soli）：如果你在这里出生，你就是美国人。其他的移民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和巴西，也使用出生地主义。德国正在慢慢地和勉强地引入出生地主义。在社民党的倡议下，2000年的一项法律允许那些在联邦德国居住了8年（从15岁开始）的人获得德国国籍，而倘若父母的一方在德国居住了8年的话，其在德国出生的小孩自动拥有德国国籍。这是德国在界定谁是德国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激起了保守派的反对。在国籍问题上，选举反对社民党的立场。（请注意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移民问题上的类似做法。）

2/3的德国人反对更多的移民，而且基民盟/基社盟强烈地赞同这种态度。就像在整个欧洲一样，德国的移民政策已被收紧。德国发放数量有限的“绿卡”（他们的工作签证，从美国借用的词汇）给有技能的移民，比如来自印度的20,000名计算机专家。保守的政治家们叫嚣：“要孩子而不是印度人”（Kinder statt Inder）。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德国人的生育率将不得不（从现在的1.4）暴涨至不可能的3.8来填补需要。由于越来越多的德国人退休，德国每年将需要大约25万新工人。既有400万失业者又需要新的工人，怎么可能？因为失业者中几乎没有人拥有工作空缺所需的技能，而且许多人不愿干低工资的工作。

联邦德国的法律允许一个人来自俄罗斯或者罗马尼亚的德国人后裔方便地获得联邦德国国籍，这个人的祖先可能在几个世纪以前已经离开了德国。另一方面，直到最近，一名在德国出生和长大的土耳其人都不能成为一名德国公民。该法律被修改，现在德国1/3的土耳其人是本国公民。许多移民正被整合进德国社会，很像美国的大熔炉。有些社民党和绿党的联邦议院成员有土耳其的血统。

像英国和法国的国民阵线党一样，德国出现了一些小的反移民政党，它们主张驱逐外国人，并对犯罪采取强硬措施。这些议题以前是基民盟/基社盟的优势。在德国工作了许多年的土耳其人和阿富汗人被谋杀。在一些案件中，警察和邻居对暴力无动于衷。另一方面，许许多多的德国人参加集会并抗议仇外心理（xenophobia）和暴力。

地理

欧元或德国马克？

德国人是欧洲联盟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但是许多人并不喜欢用欧元取代德国马克。自1948年被引入以来，德国马克一直是团结和努力工作的德国经济的一个象征。如果必须投票的话，德国不会使用欧元。欧元在1999年以电子交易的形式（比如信用卡购物）初次登场。在2002年最初的几个月中，欧元在大多数欧盟国家取代了纸币和硬币（英国不在其中）。不再有德国马克、法郎或者里尔。

欧元有非常好的优点。在边境上不再兑换货币（会产生百分之几的费用）；贸易和交易在整个西欧更加自由。美国的游客对简单的统一货币感到高兴，1欧元最初接近于1美元。在心理上，欧元使欧洲人感到与美国人平等，并不再依靠美元。

但是，许多德国人看到的是缺点。商人运用这一转变来提高价格。德国货币不再受德国人的控制。欧元意味着通货膨胀吗？联邦银行，牢记着无价值的魏玛和纳粹货币，一直对通货膨胀实施严厉的政策。在德国人的坚持下，欧元的成员国必须把它们的预算赤字限制在3%以内，以防止通货膨胀。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坐落于法兰克福，它将监管并处罚任何超过限制的政府。但是，德国是超过该限制资助慷慨的福利津贴，而同时在削减税收的几个国家之一。欧洲中央银行没有惩罚打破限制的国家，因而它的信用遭受打击。如果德国和法国逃脱了惩罚，其他国家为什么不能？这可能带来通货膨胀。

一些经济学家曾警告说，把大多数成员国锁紧于一种货币是困难的，并且预测说，欧元区可能解散。一些国家需要增加流通中的货币以促进增长；其他国家需要冻结货币以阻止通货膨胀。爱尔兰在经济的左摇右晃中，超过限制增发货币，并且没有认错。一些国家可能进行欺诈，印制比它们有权印制的更多的货币。（每一个成员国自己印制欧元，一面是标准的模式，另一面是各国的模式，所有的都是真欧元。）如果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放弃或者改变欧元的条件，欧盟将遭受重大挫折。在货币政策方面，一刀切并不适合所有国家。

16.5柏林会是魏玛吗？

根据大多数衡量标准，德意志联邦德国是一个不合格的成功故事。它的宪法、主要政党和经济值得其他国家研究。但是，令一些观察家一直疑惑的是，在闪闪发光的表面下，民主制是否已经牢固地扎下了根，德国的制度将如何与多党制而不是“2+”政党制一道发挥作用？当前的民主制将会走魏玛的道路吗？

所有的调查数据都说不会。德国人在价值观方面已变得更加民主。到现在为止，他们至少与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忠诚于一个多元主义的、自由的和民主的社会。他们经受住了恐怖主义和经济低迷，就像他们的任何民主制邻居一样。现在，伴随着大量的痛苦和抱怨，东德人也正缓慢地转变为支持自由市场的民主派。

然而，德国民主制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已发生变化。德国的共识和福利国家僵硬而成本高昂。像西欧的大部分国家一样，德国的工资、税收、福利津贴和过度管制已导致了长期的高失业率。来自低工资、低税收国家的竞争是严峻的，而且许多德国企业已把生产转移到了波兰、捷克共和国或者斯洛伐克。柏林的酒店把它们的洗衣房转移到了波兰。

两个德国都是冷战的孩子。有时，100万美国士兵中的1/3驻扎在西德，超过50万苏联士兵驻扎在东德。这种局面是紧张的，也是稳定的。联邦德国坚定追随着北约和欧洲联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定追随着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和经互会（Comecon）。突然之间，国际环境改变了。冷战结束，德国统一。苏联的军队离开了德国，只有一些美国部队留了下来。波恩共和国（Bonn Republic）仍然追随西方。新的柏林共和国（Berlin Republic）将仍然巩固西方的理想和制度，还是在某一天将以一种民族主义的和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背离它自己的理想和制度？

后一种情况不太可能。德国的民主制是稳固的。一个正在使欧洲统一的新制度使德国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人，而且大多数主要的政治家对欧洲是忠诚的。德国的军队规模很小（25万人），而且没有ABC（原子的、生物的或化学的）武器，而德国的欧洲邻居中有3个拥有核武器，这意味着德国将永远不会进行敌对行动。德国人已没有军国主义的嗜好，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军国主义所导向的结果。德国派遣了近9,000人的部队到阿富汗、科索沃、黎巴嫩和波斯尼亚维持和平，但是，不希望获得更多的任务。德国已经通过和平的经济手段实现了比通过战争的手段所能获得的更多的东西。将魏玛类比今天的德国是错误的。

1. 社会市场：德国战后旨在复兴和福利的资本主义。

2. 共识：在所有的构成团体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

3. 德国模式：德国的经济模式。

4. 共同决定：工会参与到公司的决策之中。

5. 工资限额：工会对薪水要求的限制。

6. 单位劳动力成本：不同国家生产同样商品的成本。

7. 闭锁社会：利益集团阻止重要而必要的变革的社会。

8. 生育率：平均每名妇女生育多少名儿童。

9. 人口统计学：对人口增长的研究。

10. 客工：被允许进入德国的临时工。

11. 血统主义：拉丁语的“血统权”，基于血统的国籍。

12. 出生地主义：拉丁语的“出生地权”；给予那些在某个国家出生的人予国籍。

13. 仇外心理：对外国人的恐惧和仇恨。

14. 欧洲中央银行：在欧元区监管利率、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的机构，像美国的美联储。

15. 华沙条约组织：苏联领导的共产党国家联盟，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16. 经互会：共产党国家的贸易组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17. 波恩共和国：1949—1990年的西德，首都在波恩。

18. 柏林共和国：自1990年以来重新统一的德国，首都在柏林。

第17章
欧洲联盟

问题与讨论

1.欧盟与《邦联条例》时期的美国有什么异同？

2.如何使欧盟的制度结构有效？

3.什么是“有效多数投票机制”？美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

4.欧洲的众多民族将永远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吗？

5.“自由主义的”与“社会的”欧洲之间的争论是什么？

6.欧盟应该尝试平衡美国的权力吗？

7.为什么欧盟宪法在2005年和2008年没有被批准？

8.欧盟应该走向“扩大”还是“深入”？或者两者都不是？

9.复杂性限制了公众对法律和宪法的接受吗？

什么是欧洲联盟？它是一个大国家吗？不，它与此相去甚远。它是一个贸易集团吗？它不止是一个贸易集团。它是一个邦联吗？它比邦联要强大。它是一个联邦吗？嗯，它正在努力变成一个联邦。人们找不到一个好的名词来称呼这个正在出现的实体。一些人不称其为“民族国家”，而建议称其为“市场国家”。在什么时候应该把欧盟当做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可能是当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的权力凌驾于其成员国主权之上的时候。美国在内战之后才开始被当做一个主权国家。

欧洲要达到美国那种程度的联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它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欧元（euro）货币制度。有些人认为再分别考虑西欧的国家已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渐渐是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 EU）决定欧洲的法律和经济政策。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说对了一部分。欧洲新立法中的1/3到1/2是由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制定的，而不是在各国首都制定的。在使货币、税收和管制政策标准化方面，欧盟越来越多地发号施令。

然而，欧盟还不是像美国那样的一个联盟。欧盟的成员国可以决定退出一些它们不喜欢的条款。在欧盟的27个成员国中，当前只有15个使用欧元。主权依然掌握在伦敦、巴黎、柏林和其他国家的首都手中，而不是在布鲁塞尔。在制度上，欧盟的结构依然是非民主的。2004年起草的、试图进行改革与合并几个欧盟机构的新宪法在2005年和2008年没有获得批准。在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波斯尼亚局势无能为力的情况揭示了欧盟缺乏协调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这是欧盟正在努力克服的弱点。欧盟的统一是渐渐进行的，但是，在欧盟变成欧洲的美国之前，要经过若干的时间。作为欧洲的美国，欧盟将能像一个主权实体那样宣战和发动战争。

地图17-1 欧洲联盟

历史影响

17.1满怀希望的思想史

罗马在公元1世纪的巅峰时期，是一个覆盖了包括现在属于德国西部的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帝国，并种下了欧洲统一的种子。罗马帝国由于过分扩张而被削弱，再加上被野蛮入侵占，帝国的西半部在公元476年崩溃。（东半部又苟延残喘了一千年。）

当查理曼大帝——他本人是法兰克人，也就是说拥有野蛮人的血统——在公元800年建立庞大王国的时候，他将这个王国称为神圣罗马帝国。这位查理·马特（在公元732年击退了摩尔人的入侵）的孙子认为他能够统一大部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查理曼大帝的帝国包括了后来成为法国（不包括布列塔尼）、比利时与荷兰的全部地区，德国的大部分以及意大利的北半部地区。这些地区恰好是在1957年建立共同体市场的6个国家，也就是现在欧洲联盟的核心。查理曼大帝是欧洲联盟之父，尽管他自己的帝国只是昙花一现。

地理

欧盟都有哪些成员？

把欧盟的成员国分作6组分别由3个国家构成的群体，一组由5个国家构成的群体，以及2组由2个国家构成的群体，将会帮助你记住它们。（当然，它们将会在考试中出现。）

三大国：英国、法国、德国

“比荷卢”国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拉丁欧洲：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

北欧国家：丹麦、瑞典、芬兰

边缘国家：爱尔兰、奥地利、希腊

2004年加入的10个国家：

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前苏联的成员国）

中欧国家：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前4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斯洛文尼亚曾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

地中海国家：塞浦路斯和马耳他

巴尔干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2007年加入。

请注意，冰岛、挪威和瑞士不是成员国。它们加入欧盟很容易，但是不愿意加入其中。

地理

欧洲的地域

欧洲地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是，冷战的结束使得旧有的东欧和西欧的划分过时。可确定的是，依然有一个西欧——包括大西洋边上的国家，以及意大利和瑞士。然而，过去常常被称为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应该被分为中欧（这是目前正在复兴的一个“二战”前的术语）和巴尔干半岛。

中欧是西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地区，过去在整体上或部分上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它包括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不要混淆这两个国家）、克罗地亚和波兰（南部波兰作为北部意大利的一部分在“一战”前由奥地利统治）。这些国家是天主教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而且（除了从来不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奥地利以外）比西欧贫穷。从共产主义统治下独立出来以后，大多数国家迅速变成民主国家，并转向市场经济。

巴尔干半岛（土耳其语指一个山脉），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主要是东正教国家，而且是一块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它从来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以及一半的南斯拉夫在内的更加落后的区域。这些国家在建立民主制和市场经济方面落后于中欧。南斯拉夫很特殊，因为它的一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而另一半（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则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而且正是沿着这条断层线，南斯拉夫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暴力中分裂，因为它具有一半的中欧特征和一半的巴尔干特征。俄罗斯，因为与太平洋相接，和其他6个前苏联共和国一道，有时被称为“欧亚大陆”。

地图17-2 欧洲的地域

地理

超越民族国家？

许多思想家认为民族国家已没有什么用处。为了忠实地捍卫主权，现代国家兴起了破坏性的民族主义，花费巨资在军备上，发动不必要的战争，阻止贸易和旅行的自由流动，并且不能处理诸如饥饿、人口过多和环境恶化这样的全球问题。现代国家的历史只有大约5个世纪这一事实表明，它不是人类组织中最后的或者最高的形式，人类可能走向一个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组织形式。

1992年，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欧共体成员国缔结了《单一欧洲条约》，把欧共体转变为目前的欧洲联盟，这一名称从1993年沿用至今。（英国议会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艰苦辩论才批准了该条约。）自1994年以来，《申根条约》（Schengen）在欧盟成员国中（英国除外）取消了护照的管控。比如说，一旦你在巴黎机场通过海关，那么你就不必在进入德国或意大利时再出示你的护照。（英国不是“申根国家”，但是游离在欧盟之外的瑞士却加入其中。）

由于有这样的措施，欧盟是超国家政治实体的最好的例子。它运用经济手段去实现政治目标：欧洲一体化。这是未来的一种前景吗？与欧盟类似但不是很贴切的一个例子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它把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联系在一个共同市场之中，并可能向南扩展，最终与南锥体共同市场（Mercosur）合并。然而，北美自由贸易区没有超国家的目标或结构；它仅仅是一个贸易区而已。

超国家主义有一些好的方面，但也有一些不好的方面。经济增长是好的，但是如果一个集团建立贸易壁垒排斥其他集团的产品的话，世界贸易将会萎缩，而国际紧张局势将会加剧。欧盟与美国之间，长期在从牛肉到喷气式客机的贸易的每一个方面进行斗争。今天，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是，要么建立地区性的贸易集团，要么消除这些集团，开放整个世界，进行不受限制的贸易。

神圣罗马帝国在查理曼大帝的孙子手中发生分裂。但是，由罗马领导的罗马天主教会在“基督教世界”的旗帜下，使欧洲统一的梦想继续存在。国王们都应该由教皇或者其代表加冕，并发誓首先要效忠于教会。然而，欧洲的国王们意图通过战争来扩大自己的王国，从而常常违抗教皇的旨意。基督教世界的观念随着教皇号召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而达到顶点。为了控制圣地，来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骑士与伊斯兰教徒作战。与此同时，一个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主要位于德国地区的松散公国联合延续了数个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俏皮地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一个帝国”。

哈布斯堡王朝在16和17世纪达到其权力和财富的顶峰。它试图通过刀剑来统一欧洲，并把新教徒的土地返还给天主教会。由于拥有掠夺自拉丁美洲的金银以及来自西班牙和中欧的大军，哈布斯堡王朝本可能完成这一目标。但是，新教国家和法国与它们打成平局，并达成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使建立一个统一欧洲的梦想复兴。普鲁士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建议成立一个“永久和平联盟”，欧洲的君主们在这个联盟中调解彼此的分歧。拿破仑通过征服短暂地统一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他的梦想湮灭于俄罗斯1812—1813年的大雪。实际上，拿破仑傲慢军队的征服将民族主义带给了西班牙人、德国人、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使得欧洲比以前更难以统一。在拿破仑之后，欧洲最重要的君主们建立了一个模糊的“欧洲协调”，镇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1849年是一个革命希望盛行于全欧洲的年份。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那一年呼吁建立一个甚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统一的欧洲。问题是，直到最近，一个统一的欧洲要么是一个征服的借口，要么是一个痴心妄想的念头。

17.2“更加紧密的联盟”

希特勒也梦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但要统一在德国的领导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许多欧洲人相信，必须永远不再允许民族主义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欧洲必须创建一个超国家的实体。由两名法国官员让·莫内和罗伯特·舒曼绘制的统一之路是运用经济手段把欧洲拉到一起，然后逐渐加入政治制度。

欧洲的统一始于1952年的由6个国家组成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但是，使它真正变得重要的是1957年的《罗马条约》，该条约建立了通常所说的“共同市场”。（其正式名称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条约规定，每年削减10%的关税，10年后，货物、资本和劳动力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欧洲经济共同体从一开始就没有只想做一个贸易集团，而是要走向“更加紧密的联盟”，这是1957年条约中名言。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1993年初生效，欧盟采用了目前的名称，并成为一个经济实体，这意味着它也正在变成一个政治实体。

到20世纪60年代初，共同市场的经济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其他欧洲国家决定必须加入共同市场。在各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和工人自由流动使6个成员国的经济生机勃勃。那些在1960年组织了松散而没有效率的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又称为外围七国集团）的非成员国被甩在后面。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甚至是英国这个最初反对共同市场的国家都看到了成员国的经济优势并申请加入其中。然而，法国的戴高乐总统相信，英国人并不是一心一意的欧洲人（他是对的），在1963年，他用著名的“Non！”否决了英国的加入。英国后来再次申请加入，并与丹麦和爱尔兰一起于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由6国变成9国。（爱尔兰是第一个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非北约成员国，不过自那以后，其他几个非北约成员国也申请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挪威在1973年考虑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是，挪威人在公投中反对加入。

人物

莫内和舒曼

让·莫内、罗伯特·舒曼

共同市场是由两名法国人创造的，一名是高级公务员让·莫内，另一名是政治家罗伯特·舒曼。他们最终的目标是：防止未来的战争。舒曼说：“因为欧洲没有统一，所以我们有过战争。”他们运用经济的手段实现政治的目标，而且这种方法行之有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欧洲联盟。

莫内（1888—1979）是法国一名年轻的、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很早就意识到纯粹的国家经济过时且没有效率。在“一战”期间，他的工作是使同盟国的经济相互协调，后来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任职于创建国联的凡尔赛和平会议。莫内是国联1919年至1923年的副秘书长。1925年，他成为一家纽约的投资银行在巴黎的合伙人。随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被任命为英法经济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并极力主张英法经济联合。

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莫内作为英国供应委员会（British Supply Council）的成员在华盛顿工作。他的观点是，美国繁荣的关键是其大陆规模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货物和劳动力的流动没有障碍。1943年，莫内来到刚解放的阿尔及利亚，成为戴高乐自由法国政府的一名高级经济官员。法国解放后，莫内领导一个委员会为恢复法国经济制订计划，即1947年的莫内计划。戴高乐很欣赏莫内的天赋，但是对他的“超国家怪物”（戴高乐语）从来不感兴趣。

舒曼（1886—1963）在1919年第一次被选进法国国民议会，在1940年德国人占领法国时被盖世太保逮捕。他逃出来后，从事地下抵抗运动的工作，直到1944年法国解放。后来又帮助建立了中间主义的人民共和运动党。舒曼当过法国总理（1947—1948）和外交部长（1948—1952）。在这些职位上，他能够推动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这是朝向今天的欧盟迈出的第一步。

随着希腊1981年的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由9国变成10国，然后，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986年加入后，变成12国。当芬兰、瑞典和奥地利（都是非北约成员国）于1995年加入后，变成了15国。（挪威人第二次投票决定不加入；他们认为能够依靠本国的石油单独走下去。）1990年东德与西德统一时，自动成为其成员。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刚独立不久就立即申请加入，在经历了6年复杂的谈判后，于2004年加入。一起加入的还有地中海的岛国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于2007年加入。西欧是它们的自然市场，投资资本的来源，以及剩余劳动力的出口地，不加入欧盟就要冒经济停滞的风险。现在，甚至是一些瑞士人也想加入。

比较

“那是历史”

欧盟外交政策的最高官员、西班牙人哈维尔·索拉纳（Javler Solana）注意到，当美国人说“那是历史”的时候，意思是某件事已经结束了，而且与所讨论的问题没有关系。而当欧洲人说这句话的时候，“通常他们的意思刚好和美国人相反。”在欧洲，历史依然是非常鲜活的。古老的深仇被人们牢牢记住，且难以克服。边界、语言、战争和象征符号显得很突出。比如，2007年，波兰认为它应该在欧盟的投票中获得更大的权重，因为如果德国人没有在“二战”中屠杀了几百万波兰人的话，波兰现在的人口就会更多。历史并没有被埋葬。当我们想知道欧洲一体化为什么不够全面和迅速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这一点。

欧盟现在有27个成员国，加起来的人口有4.94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9万亿美元。美国拥有同样规模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人口只有3.01亿，所以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富裕一些；美国无论是经济还是人口的增长都比欧盟快。欧盟的增长，无论是在成员国还是在经济一体化方面，都导致了主权的某些方面从各国的首都向欧盟委员会的所在地布鲁塞尔逐渐地、谨慎地转移。欧盟由此获得了一些超国家的政治权力。欧盟在2002年引入了共同货币欧元，而且，随着它逐步形成共同的外交政策，它将不止是一个贸易集团，而是开始呈现国家的特征。只不过它依然是由许多永远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妥协的国家组成。它将是一个新的实体，一个我们还没有一个完美名称的实体。

重要制度

欧盟的治理制度并不是一般国家运用的那些制度。其制度大多是由20世纪50年代的条约首创的。当时的共同市场只有6个成员国，并不需要承担太多的任务，它更像一个大使们的会议。法律和规制被认为应当建立在自主权（subsidiarity）原则的基础之上，权力并不集中在布鲁塞尔。现在，由于拥有27个成员国，而且布鲁塞尔负责重要的法律事务，承担责任，这个结构就不再有效了。2004年的宪法将会使其现代化，并得到改进。但是，宪法在法国和荷兰被否决（参见下面的内容）。欧盟的主要机构如下：

欧盟委员会， 有点像27个成员国的总统团。它位于欧盟事实上的首都布鲁塞尔，是一个掌握大权但非选举的委员会，它既提出动议又执行法律和政策。欧盟的每一个成员国派出一名委员，任期为5年。它由一名委员会主席主持，委员会主席的任期也是5年。主席葡萄牙人若泽·曼努埃尔·巴罗索（José Manuel Barroso, 2004—2009）并没有与美国总统类似的权力。委员会还管理着大约24,000名欧盟文职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经竞争性的考试选拔出来的。

欧盟理事会（此前的部长理事会）， 类似于27个成员国的上议院，但是方式独特。部长们被各自的母国内阁派往布鲁塞尔代表他们的国家。由哪一个部长参加理事会取决于正在讨论的主题领域。比如，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理事会讨论外部关系的时候参加理事会。当理事会开始讨论农业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且需要大笔开支的项目），27名农业部长就参加理事会。

理事会目前有一个6个月轮换一次的主席，主席没什么真正的权力，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主席，而且还会随着主题领域的不同而更换。2008年上半年是斯洛文尼亚的轮值主席，因此，关于环境问题的会议由斯洛文尼亚的环境部长主持。改革者们正试图将主席任期延长到两年半。理事会经常与欧洲议会一道决定委员会的动议和预算，并能够否决它们。

直到1987年的时候，理事会的表决要求全体一致，这意味着即使是一个小国也能否决某件事。现在，理事会中的投票根据人口数量加上了权重，但是，也有很大的压缩。4个最大的成员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每一个国家有29票。小国马耳他有3票；总票数为345票。理事会大多数时候运用有效多数投票机制（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 QMV）。首先，27个成员国的大多数（在一些问题上是2/3）必须同意。其次，345票中的255票必须赞成。再次，如果有一个成员国要求的话，代表欧盟人口62%的国家必须支持。在一些敏感的领域，比如税收和移民政策，依然要求全体一致。设计这种复杂的制度（关于欧盟的每一件事都很复杂）是为了“防止大国决定一切”或者是“小国阻止一切”的现象。（请注意，美国的两院制是如何发挥同样功能的？欧盟应该走向两院制吗？）

欧洲议会， 在布鲁塞尔和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在德国边境附近）都有办公室，有点像一个下议院。它可以公开遣责委员会，并要求委员会成员辞职，但是，这从来没有发生过。欧洲议会的785名议员（MEPs）每隔5年在母国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就像在理事会中那样，由于欧洲议会享有立法权和预算权，议席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人口比例来分配的。德国有99席，马耳他有5席。欧洲议会的议员根据欧盟范围内的从社会主义者到基督教民主派的政党路线来组织。2007年的改革条约将会使欧洲议会变得更加重要，而且也会有助于解决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

欧洲法院， 位于卢森堡，是某种类型的欧盟最高法院。它的27名法官裁夺越来越庞大的欧盟法律，包括由委员会提出或反对的法律，以及成员国之间的争议。

17.3民主赤字

比较政治学的学生们注意到至少两个有关欧盟制度的现象：它们缺少一个明确的权力核心，以及它们不太民主。在欧盟的结构中，没有像我们已经研究过的总统或总理那样强大的行政机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欧盟不是一个主权实体，其目标也不是成为一个主权实体。欧盟的行政机构是27个成员的委员会，理事会和议会对委员会只有微弱的制约。只有议会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是欧洲议会议员选举的参选率要低于国家选举的参选率，因为欧洲人认为欧洲议会与他们自己的议会相比远不是那么重要。

欧盟2004年的宪法草案的目的是修正这些缺陷中的一部分，但是，它没有被批准。2007年比宪法更简短也更简单的《里斯本条约》的目标也是如此。共同市场，以及后来的欧盟，从来没有一部宪法。它是根据成员国之间一系列的条约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结构，起初十分松散，很好地适应了最初仅有6个成员国的状况。到它变成15个成员国的时候，它就变得笨拙。在它扩大到目前的27个成员国的很久以前，许多人就意识到，欧盟的制度必须加以系统化和简单化。

来自所有成员国的105名代表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 Estaing, 1974—1981）的主持下，从2003年开始起草宪法。模仿16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自我意识，他们把该会议称为“制宪会议”（Convention），并以大写字母写宪法这个词，把支持批准宪法的观点比作《联邦主义者文集》（Federalist Papers，即通常译为的《联邦党人文集》）。这是个糟糕的类比，因为欧洲的国家有不同的语言和历史，与13个在文化上非常接近、且彼此没有发生过战争的殖民地相比，更难统一。

2004年的欧盟宪法和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都不是对目前惯例的完全修订，而是包括以下内容在内的更加统一的文件：

·一名经选举产生的、任期为两年半的理事会主席，取代由成员国的高级领导人担任的6个月的轮值主席。这将会加强理事会的主席职权。

·一名新的欧盟外交部长，帮助欧盟在世界舞台上以一个声音说话，暗示着要勇敢地反对美国。许多欧洲人喜欢这一想法，但是不愿意放弃他们国家提出各自外交政策的能力。

·欧洲议会中的有效多数投票机制要求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代表至少65%的全部人口的15个国家的赞成。

2004年的宪法和2007年的条约都失败了。两者仅仅是对现存制度的温和变革，但它们都是精英主义的，远远不够详尽，而且用法律行话来书写。在2004年法国和荷兰的公投中，宪法因为这些原因而被否决。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本质上也是同样的条款，但是更加简短（只有287页）和简单。只有爱尔兰把它付诸公投，并在2008年6月以53%对47%被否决。欧洲其他国家对爱尔兰人阻碍宪法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欧盟仍像以往一样跛行前进。

欧盟的政治文化

意大利19世纪的一位统一者有一句名言：“我们已经缔造了意大利，现在必须塑造意大利人。”他的意思是，他的国家的人们继续认为自己是托斯卡纳人、西西里岛人、威尼斯人等等。现在，同样的问题摆在了欧盟的市民面前：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们是欧洲人，而且大多数人依然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等。使他们从心理上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将需要长期的努力。

比较

美国创立剧

对美国来说，形成一种美国人意识很容易。越洋而来的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大陆。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有平等和新鲜的起点，并且必须学习英语。这与欧洲人仍在承受的若干世纪的历史、语言和宗教包袱有天壤之别。创立美国的过程——与英国人的革命战争和宪法的制定——激起大众极大的热情。乔治·华盛顿是一名魅力型人物。美国人阅读并讨论85篇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写的联邦主义文章，并在两年的辩论后做出了批准宪法的精明决定。所有这些都植根于一种被几代美国人传授和接受的政治文化之中。

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它没有独特的创立过程，只有一种在“二战”后的厌倦感和徒劳感。在欧洲，敌人曾经是同样的欧洲人。在长期的冷战时期，美国人作为北约中最主要的大国接管了欧洲的防务。没有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魅力型人物把欧洲人联合在一起。取代激动内心的戏剧的是，欧洲是由官僚创建的，并仍在建设之中。官僚们制订了上千页使人麻木的规则，没有人喜欢这些规则，更不用说理解这些规则。2004年提出的宪法在批准失败以前没有经过严肃的辩论。一部宪法不仅是一部大法；为了变得有效，它必须有一种情绪性的或者是心理性的成分。

欧洲热心主义不时迸发或者是起伏不定。几年的热心主义和增加新成员之后是10年或者20年的对欧盟调整自己扩大规模的冷漠。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即共同市场开始削减关税不久之后，欧洲人对他们正在创建的东西引以为豪。一些人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旗帜（一面蓝底上有一圈金色星星的旗帜）贴纸贴在汽车上。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洲热心主义消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新的成员国带来了欧洲热心主义的另一次迸发。2004年大规模增加10个新成员国之后是另外两个国家在2007年的加入，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东部，这导致了人们对欧盟正在努力一次消化太多的穷国的怀疑。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欧洲人现在对欧盟持怀疑态度，且漠不关心。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欧盟是建立在经济的或者功利主义的（utilitarian）基础之上的：“共同市场是好的，因为它使我的国家更加繁荣。”这种建设欧洲的方法是非常理性的，甚至是必需的。几百万欧洲人对此的理解是，整合到一个大陆规模的市场中曾经增进了它们的繁荣。然而，缺失的是一种欧洲爱国主义的感觉，一种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它是好的与合法的感觉。政治学家（也是卡特的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enski）宣称“没有‘欧洲人’愿意为‘欧洲’而死”。（事实上，几十名西欧士兵在西班牙的领导下，为了欧洲死在了波斯尼亚。）

一些欧洲民族主义者，比如意大利人，是欧洲热心主义者；其他人，比如英国人，是欧洲怀疑主义者。在对2006年一项调查陈述“我们国家的欧盟成员国资格是一件好事情”的回答中，只有一半的欧洲人表示完全赞同。肯定回答最高的，大约为75%，是意大利和“比荷卢”国家；最低的低于40%，是英国、奥地利和芬兰。（与认同他们自己的国家相比，没有一个欧洲民族更认同于欧洲。反过来，所有的美国人与认同他们的州相比，事实上更加认同于他们的国家。）

如果欧洲一体化必须完全依赖大众的支持的话，它将几乎不会取得进展。大众参与的缺乏以及对欧盟整个历史讨论的缺乏已经导致了公众对欧盟的不信任。荷兰经济大臣在荷兰人民于2005年否决新的欧盟宪法的时候说：“并不能在3个星期之内克服过去20年不辩论带来的问题。”

因希腊遭受的金融之觞而引发的2011年欧债危机，蒙着面的反全球化激进分子在柏林抗议，威胁要破坏欧洲一体化。

政治文化

反美主义

把欧洲人团结在一起的几乎没有肯定性的东西，但是有一项重要的否定性东西是许多人赞同的：他们越来越不喜欢美国了。事实上，欧洲人的态度比起简单的不喜欢要复杂得多。在“二战”后，美国刚刚解放了西欧，然后又在反对斯大林的谋划中保持了西方的稳定。美国得到很多的赞美，尽管有一些左翼分子批评美国所谓的残酷的资本主义、过度的物质消费、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有些精英批判美国缺乏精致的和优雅的文化。（他们可能是憎恨美国大众文化对欧洲年轻人的吸引力，年轻人喜欢摇滚乐和说唱音乐。）

当欧洲人获得力量，以及苏联侵略的威胁减退的时候，欧洲人有了不同的观点。越南战争是一个分水岭。华盛顿寻求欧洲人的帮助，至少是政治上的支持。但是，没有欧洲政府支持，而且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发动的战争是愚蠢的和错误的。戴高乐公开反对越南战争，法国曾于1954年被越南打败。欧洲确实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支持美国，并贡献了一小支军事部队；但欧洲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就要弱得多，只有英国派遣了主要的部队，而且大约80%的欧洲人反对战争。不喜欢布什总统的被调查者的比例达到43%，这也是相当高的。

尤其是由法国总统希拉克推动的2004年欧盟宪法的一大特点是，只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才能够勇敢地反抗美国，并对美国过大的权力形成一种平衡。几乎没有欧洲人真正关心这个。欧洲人羡慕美国已经实现了一个自由的和繁荣的大陆民主国家，但是又担心将任何更多的国家主权移交给布鲁塞尔。

互动模式

欧洲一体化是一件非常精英主义的事情，而缺少大众的支持。其创立者莫内和舒曼都是法国的高级官员，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从精英的角度“指导”社会。事实上，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以及日本）都有一种官僚统治的心理。在讲英语的国家，这样的心理要少一些。

这并不是说欧洲的官僚工作做得不好。朝向欧洲一体化的前进是一个重大的成功，无论大部分欧盟的市民是如何地满腹牢骚。它提升了其成员国的信心和经济实力，使战争不可想象，而且，在其新成员国中，移植了民主制度。事实上，新的成员国只有在展示了它们是民主国家以后才被允许加入欧盟，而且，成为欧盟成员国的诱惑使得几个东欧国家更快地变成民主国家。现在，土耳其希望加入欧盟，强调它以前绝不会提及的人权和温和政治。没有民主就没有成员资格。

地理

欧洲永远的边界

1975年在赫尔辛基，35个国家同意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的最终决议书（Act）。第一组问题（Basket I）中的第三条原则是旨在缓和与稳定欧洲的条款：“参与国认为所有彼此之间的边界以及欧洲所有国家的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欧洲的边界只能通过和平的手段加以改变。欧洲的边界问题结束了，特别是非常难以处理的德波边界。

但是其他问题也迫在眉睫。首先，《赫尔辛基最终议定书》（Helsinki Final Art）不是一份条约，尽管它事实上被当作一份条约。它缺乏与条约同等的法律约束力。其次，欧安会的其他条款与第三条原则相互冲突。比如，第八条原则保证“民族自决”，用以证明德国的统一和苏联的解体是正当的。苏联的解体遗留了几个潜在的边界冲突问题。再次，塞尔维亚试图通过获取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部分地区来扩大它的边界，它制造了非常血腥的“种族清洗”，在欧安会的协议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塞尔维亚人最终被打了回去，但是依然控制着波斯尼亚的部分地方。最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从塞尔维亚分裂出来。哪个原则占支配地位：永久的边界或者民族自决？

然而，欧安会的最终协议书是一个值得赞赏的解决欧洲边界问题，特别是德波边界问题的尝试。冲突可能发生，就像发生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以及罗马尼亚和俄罗斯（讲罗马尼亚语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在1940年被斯大林吞并）之间的冲突一样。但是，这些冲突可能是边缘性的和可遏制的。现在被称为欧安组织的机构表明，欧洲正在努力克服数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其中大部分战争都与边界有关。

现在欧盟的大问题是，它是否试图变得太大太快了。欧盟有一个内置的和非常积极的冲动，想把整个欧洲或者大部分欧洲包括进来，其回报是和平与繁荣。中欧的新成员国比以前的成员国增长得快得多，增长的大部分是统计扭曲的结果，即以一个小得多的分母开始增长的穷国与富裕国家相比，显示出更大份额的收益。（如果你把1美元给一个拥有10美元的人，他只获得10%的收益。如果你把它给一个拥有100美元的人，他只获得1%的收益。）并不需要开发技术；技术只是简单地转移到东部。中欧低得多的工资和税收把西欧的投资引向东部。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现在与欧盟和北约牢牢地结合在了一起，几乎不再担心俄罗斯。欧洲所有人都松懈下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输家：西欧的工人担心他们的工作。请注意，这与美国的工人担心他们的工作机会跑到了中国、印度和其他低成本的生产商那里是如何的相似。这样的担忧成为被提议的欧盟宪法失败的底层原因。

重要概念

复杂性的局限

欧盟宪法在2005年和2008年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它太长、太复杂，以至于不能为人们所理解。这个问题不仅局限在欧洲。克林顿总统的健康计划和布什的社会保险改革以及医疗保险药品津贴受到公众反对的原因是，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它们。美国人讨厌国内税局的部分原因是它长达10,000页的规则。只有专家才能理解这些条款，而且仅仅是因为条款有利于他们代表的利益集团。

立法者们为什么要在限制之外加上复杂性？他们并不想那么做；他们的目的是只增加一些小条目，以利于他们所代表的或者从那里收到金钱的利益集团。他们认为，他们微小的插入合理而公平。在被提到的例子中，马耳他人声称外国人将很快买走他们岛的大部分。因此，欧盟宪法条约滑稽地插入专门的议定书，为马耳他人保留马耳他作出规定。但是，当每一个集团都插入它们特殊要求的时候，文件就会变得不一致。单个理性的举措在加总（aggregate）后，可能是极愚蠢的。

造成这种复杂性问题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这些文件是由律师和其他专家起草的。他们接受的训练是钻研每一种可能性和细节，并对此津津乐道。他们一般的观点是：“看，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和经济中，因此，你不能指望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这可能是对的，但是，他们从公众那里得到的回报常常是愤怒、拒绝和冷漠。复杂性因素可能对民主国家中市民能够支持的立法数量和水平设置了限制。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国的法律起草者，应该记住首字母组成的缩拼词KISS（Keep It Simple, Stupid. 让它简单，笨蛋）。

17.4波兰水管工的攻击

当法国和荷兰否决新的欧盟宪法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很快就不得不与低工资的“波兰水管工”进行竞争的论调。这一论调，半是开玩笑地，抓住了总体上西欧人对工作感到的一种威胁。欧盟的成员资格包括了劳工的自由流动，尽管在来自东部新成员国的工人能够自由流动到西欧之前有几年的延迟。这样的流动是自然的，但是，这让那些觉得自己的生计受到威胁的人们感到愤怒。

在2005年中期，对新的欧盟宪法，法国投票说不（non），荷兰投票说不（nee）。该宪法实际上是以欧盟成员国2004年的条约形式出现的。实际上，欧洲统一除了一系列的条约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一直是欧盟的问题之一。条约很少能抓住公众的热情。民意调查预测到了两次否决，但是，两次被否决的结果仍然让起草宪法、并且认为自己做了一项伟大工作的欧盟官员等精英人士感到震惊。

每一个欧盟的成员国都以自己的方式批准条约。大多数国家只是让议会批准条约，像美国的参议院做的那样。几个欧盟国家最初让它们的议会批准新的宪法，并且没有产生太多的异议：立陶宛、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希腊、斯洛伐克、德国和奥地利。但是，11个欧盟国家决定把问题提交给全部选民。西班牙这样做，宪法得以通过。法国尤其有很长的公民投票传统。公投是一种对一个议题而非候选人的大众投票。这种传统会带来不确定的投票，并使欧洲宪法在2005年注定要失败。法国人在69%的参投率的情况下以55%对45%否决了欧盟宪法。然后，没有公投传统的荷兰人在63%的参投率的情况下以63%对38%否决了欧盟宪法。既然宪法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的同意才能生效，因此，宪法胎死腹中。

法国与荷兰都是共同市场最初的缔造国，但实际上正表达了弥漫整个西欧的消极观点。（东欧依然是某种程度的欧洲热心主义者。）如果有机会的话，欧盟的许多选民将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投票反对宪法：

·布鲁塞尔不断增加的权力破坏了国家主权（正确，准确地说到了欧盟的问题）。

·宪法促进了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正确，但是，正是这一点使得欧洲繁荣。）

·欧盟在2004年突然增加了东部10个新的贫穷的成员国，没有人征询过我们的意见。（正确）。现在我们正说出对那件事的想法。

·这里的失业很恐怖，大约是10%（当时是正确的），把我们的工作给东部新的、低工资的成员国将使情况更糟（可能不正确）。甚至更加糟糕的是，“波兰水管工”将来到这里并抢走我们的工作。我们将失去每周35个小时工作时间的待遇。

·新宪法太长、太详细、太复杂，以至于难以理解。（这绝对正确。）

·关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没有人与我们协商，通过投“否决”票，我们反对它。

·新宪法将带来更多的非欧洲人移民，他们带来犯罪、失业和伴随他们而来的伊斯兰教。（这不是宪法的一部分，但是无论如何正在发生。）

·2002年初引入的欧元货币体系并没有带来政治家许诺的经济增长，而只是通货膨胀（正确，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是欧元导致的。）

·与普通市民脱离了联系的、眼光短浅的政治精英，太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告诉我们去做什么和思考什么，而现在我们拒绝接受他们的观点（正确）。

·对法国人来说：希拉克是一个骗子，对经济管理不善；我们不信任他。对荷兰人来说：扬·彼得·巴尔克嫩德（Jan Peter Balkenende）首相是无能的。（谁选的他们？）

请注意，上述理由中的几个，与宪法几乎没有关系或者根本就没有关系；它们是一种大众对各种各样的议题表示憎恨的方式，是一种发脾气的表现。而这就是为什么把复杂的议题提交给选民常常是一个错误的原因；他们可能会根据无关的原因投票反对这个议题。很明显，任何政府发起的失败的公投都是一个错误。法国和荷兰政府误解了大众的观点。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可能是危险的；所有的现代国家实行的都是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ies），它平息和引导大众的激情。爱尔兰在2008年重复了公投的错误。

关于冗长的宪法的最正确的抱怨是没有人能够理解它。宪法有448条，共450页。上百万份宪法文本被分发到人们手中，但是，几乎没有人费心去阅读或者讨论它。第三条第139款就是一份揭示了原因的样本：

只要与任何一个国家相关，这一部分就不应运用于与国家和政府当局有关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是偶然的。欧洲的法律或者框架法可能排除运用这一部分的特定行为。

议定书九的第61条限制了可能在马耳他购买度假屋的外来者。宪法应该更加清楚、简洁和具有普遍性，概括政府和公民权利的部分，除此之外不要有更多的内容，细节应该放在后面的法令中。这份欧盟宪法的设计似乎是想要么让人们取笑，要么是使人们讨厌。

欧洲人在争论什么

17.5自由主义的欧洲对社会的欧洲

正如我们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看到的那样，西欧国家是福利国家，有复杂和花费甚多的各种补贴和规制，防止市民受到市场力量起起落落的损害。这就导致了劳动力刚性和高失业率。一些欧洲的思想家们（并不都是保守派）认为，持续的失业和低迷的经济增长将逐渐地降低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并使一些政府破产。政府几乎不能征收到足够的税收来满足支出，特别是欧洲人正在迅速地达到退休年龄。（请注意，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那么急迫。）而且，欧洲的税收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0%，而美国是27%。

有些欧洲人，可能是少数，认识到若隐若现的经济危险，敦促进行改革，削减福利支出、税收和管制措施，增加经济竞争力（比如德国的安吉拉·默克尔）。他们将会把欧洲向美国的经济方向推移。欧洲人把这样的措施称为“自由主义的”（liberal）或者甚至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大部分人希望坚持他们称为“社会的”（social）福利和工作保护措施。许多欧洲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即英国的和美国的）经济竞争是“野蛮的”和“无情的”。对他们来说，欧盟是通过调控而不是竞争捆绑在一起的。

因此，欧盟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欧洲是否应该抛弃社会的模式，走向自由主义的（在欧洲人的意义上）模式。许多法国人和荷兰人在2005年投票反对欧盟宪法，就是因为担心它太过于自由主义，也就是说，它去掉了对福利和工作的保护。一旦习惯了这样的福利项目，市民们就会与任何修改它的尝试斗争。美国人也反对社会保险或医疗保健中的即使是很微小的削减。美国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健与欧洲相比，都是很适度的项目。

地理

哪里是欧洲的终点和亚洲的起点？

哪里是欧洲的终点，哪里是亚洲的起点？这个学术问题随着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在1989年的剧变和苏联在1991年底解体而变为现实。欧洲的东部延伸到哪里？哪些国家有资格加入欧盟？中欧明显有资格，并且（与波罗的海国家一道）于2004年加入了欧盟。巴尔干半岛一直是欧洲的边缘，但是希腊已经是成员国了，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于2007年加入了欧盟。但是，土耳其、俄罗斯和前苏联的成员国呢？

戴高乐曾说欧洲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区域，他用的是常见的标准来界定欧洲。在欧洲和亚洲之间没有自然的界限。乌拉尔山脉并不算是一条好界线，而且也没有延伸穿过中亚。蒙古人在13世纪来到乌拉尔山脉南部，征服了俄罗斯。在地球上，欧洲只是亚洲的一个半岛。

大多数地理学家接受这条稍嫌武断的界线：顺着乌拉尔山脉而下，然后沿乌拉尔河向南进入里海到达巴库，然后朝东沿着高加索山脉穿过黑海和土耳其海峡。根据这一界定，俄罗斯的大部分、土耳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中亚都不在欧洲的范围。这条界线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力。塞浦路斯刚好落在这条线的外面，它是欧盟最东面的成员国。

一些人极力主张一个文化的界定，也就是说，欧洲是由历史上的基督教国家组成的。他们认为，基督教在哪里终结，欧洲也就在哪里终结。这将会把界线移到高加索山脊以南，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包括进来，但是不包括阿塞拜疆。许多欧洲人感到应该用这条标准把土耳其排除在欧盟的成员国范围之外。

目前，俄罗斯没有加入欧盟的兴趣，但是乌克兰有兴趣。莫斯科不会让它的主权从属于布鲁塞尔。一个自豪的和民族主义的俄罗斯把欧盟视为一个对手和可能的威胁。它对欧盟的兴趣除了商业关系外就没有其他的了。俄罗斯把生产的大部分石油和天然气卖给欧洲。另一方面，乌克兰视欧盟的成员国资格是通向繁荣和独立于俄罗斯的道路，并且将有可能申请加入欧盟。

大多数土耳其的精英，特别是它的军队，坚持认为土耳其在欧洲，并且属于欧盟，尽管几乎没有欧洲人喜欢这一想法。如果有机会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进行投票的话，欧洲人将会以压倒性的优势加以反对。他们担心文化和宗教非常不同的民族蜂拥进西欧。一些人注意到，在若干世纪以前，欧洲人打退了两次穆斯林的侵略，即西班牙的摩尔人入侵和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每一个西欧国家都有一个反移民的政党。所有的这些政党都或明或暗地反对穆斯林。

穆斯林的前苏联成员国——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文化上与土耳其相比，更不是欧洲国家。由于它们大多数是伊斯兰国家，讲突厥语系的语言，而且在数个世纪中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它们更多的是中东国家。然而，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主要信仰基督教，更有可能成为欧盟的候选国。但是，如果欧洲最终包括它们的话，能排除阿塞拜疆吗？把欧洲的边界划在哪里成为欧盟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17.6对欧元的怀疑

欧盟建立了欧洲货币联盟（EMU）及其分支：欧洲中央银行（ECB）和欧元货币。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员国（英国不是成员国）放弃了它们主权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对货币政策的控制，以支持一个单一的货币。这是一个经济上的有利因素，但也使一些人很快就后悔受制于它。为了避免通货膨胀，欧洲货币联盟将成员国的预算赤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内。像法国和德国这样与失业和慷慨的福利开支作斗争的国家，发现这一限制太低了，并且习惯性地超过这一比例限定。欧洲货币联盟在理论上能够对它们进行罚款，但是并没有这么做。

存在的危险和争论是，忽略欧洲货币联盟的限制可能使欧元贬值，而强化限制可能会使各国退出欧元体系，重新控制自己的货币，欧洲货币体系和欧元可能会崩溃。英国退出了欧洲货币联盟，拒绝欧元，而且经济运行良好。到2007年为止，欧元与美元相比，事实上已经升值太高，损害了欧洲的出口。如果重新使用以前的货币的话，许多欧洲人将会很高兴。

17.7欧洲的预算战

和正常的国家一样，在谁得到什么收益的问题上，欧盟也打架。与成员国的预算相比，欧盟的预算很小，只有成员国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是，那也有每年1400亿美元的规模。欧洲的一大问题是40%的预算用于共同农业计划（Common Agricultural Program, CAP）。法国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德国和荷兰的纳税人是最大的支付者。西欧农民收入的大约一半来自于补贴（相比之下，日本的农民是2/3，美国的农民是1/3），富裕的农民得到的最多，平均一头欧洲奶牛每天得到2.5美元的补贴。

欧洲的“自由派”认为这些补贴是疯狂之举，导致了卖不出去的“山一样的黄油和湖一样的葡萄酒”。它们以牺牲纳税人为代价，存在仓库之中。因此，欧洲的自由派想要削减共同农业计划，减少农业盈余和农民数量。“社会派”欧洲人，以法国农民为主导，说：“你敢！补贴既保存了我们的传统，还保护了欧洲的食物独立，不受美国可怕的农业企业以及转基因农作物的危害。”

英国人以另外的方式来应对共同农业计划。撒切尔首相是一名欧洲怀疑论者，厉声反对共同农业计划，因为英国农民相对更少，其付出的要比得到的多。1984年，撒切尔如愿以偿，布鲁塞尔现在每年向伦敦退回几十亿美元。（2005年，英国只向欧盟的预算贡献了大约180亿美元，但是，得到60.18亿美元的退款。）欧盟的其他一些成员国认为这不公平，并希望削减或者终结给英国退款。真正的问题在于共同农业计划本身。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战胜共同农业计划。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欧盟如何运用其团结基金（solidarity funds）来帮助更穷的成员国。欧盟用该基金援助贫困地区。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获得了大量的欧盟援助，而现在已不再贫穷。（爱尔兰现在的人均收入比英国高。）欧盟不愿意接受非常贫穷的国家成为新成员国，因为它们将为此花费巨大。这是他们反对土耳其加入的一个理由。实际上，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在都处于温和的1:2范围之内，除去超级富裕的卢森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70,000美元），欧盟最大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32,000美元左右，大约只是巴尔干半岛两个新成员国的3倍。（最穷的国家：罗马尼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100美元，但是增长很快。）欧盟的团结基金是一项很好的理想主义的政策，但是，它留下的是许多西欧纳税人对欧元和工作机会流向贫穷的新成员国的憎恨。

17.8接下来是什么？

2004年欧洲宪法和2007年《里斯本条约》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危机或者崩溃。欧盟仅仅是像它多年来那样的方式继续下去，即根据一系列条约制定的规则来运转。欧盟的机构是笨拙的，不民主的和晦涩难懂的，但是有效的。几名亲欧洲的观察家实际上希望2004年的宪法被否决，因为它太长太复杂，而且依然使欧洲不民主。在易怒的爱尔兰投票者否决2007年的条约后，欧盟继续致力于起草一份改革条约，并可能会获得批准。欧洲受到警告：不要把那么复杂的问题拿来公投。

将来谁将可能加入欧盟？以下是一些可能性：

巴尔干半岛的西部国家——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和科索沃——可能在几年内加入。一个限制因素是：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首先必须把那些被指控犯下战争罪的人引渡给海牙法庭接受审判。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它们是前苏联成员国，可能在此后几年后加入。乌克兰向民主国家的转变正取得很大的进展；2004年的橙色革命表明，民主制可能在前苏联的成员国扎根。白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独裁国家，并且与俄罗斯关系紧密。

土耳其可能不会很快加入欧盟。尽管欧盟和土耳其从2005年就开始了加盟会谈，但是，对欧洲宪法的否决警告政治家们不要让土耳其加入。土耳其问题将被久久搁置，且已经被搁置很多年了。

一些人建议，无限期搁置“更加紧密的联盟”，回到欧洲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地区这一最初的概念，并附之以一些其他特征（比如劳动力的流动），像最初的共同市场一样。这样一种更加松散的安排几乎不会把权力给予布鲁塞尔，并保留成员国的主权。英国一直支持一个更加松散的欧盟。欧洲的一个辩论话题一直是“扩大还是深化”？那些支持“扩大”的人希望欧盟吸收大部分欧洲国家，但是保持结构上的松散。那些赞同“深化”的人希望欧盟变成一个真正的联邦体系。一些批评家说，当欧盟试图同时做这两件事的时候是在自寻麻烦：自2004年以来新加入了12个成员国，与此同时还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应该警告那些希望统一欧洲的人，他们试图一次获得的东西太多了。

1. 欧元（符号是€）：自2002年以来大部分西欧国家的货币；2008年，1欧元相当于1.55美元。

2. 欧洲联盟：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准联邦；始于1957年的共同市场。

3. 超国家的：字面意思是“在国家之上的”；将几个国家聚合在一起的组织。

4.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单一欧洲条约》，1992年缔结的关于建立欧盟的条约。

5. 《申根条约》：1990年结束大多数西欧国家对护照控制的条约。

6.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1994年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7. 南锥体共同市场：“南方市场”；涵盖南美洲南部的自由贸易区。

8. 启蒙运动：18世纪倡导理性与宽容的哲学运动。

9. 自主权：让更小的政府单位对大多数问题做出决定；相当于美国宪法的第10条修正案，“由各州各自保留”。

10. 有效多数投票机制：欧盟部长理事会中复杂的投票程序，根据成员国人口增加权重。

11. 功利主义的：宣扬物质收益；“有用的”。

12. 《赫尔辛基最终议定书》：1975年使欧洲边界永久化的协议。

13. 加总：被放在一起的物品或人。

14. 直接民主：公民越过选举出来的代表对许多议题进行投票的民主。

15. 代议制民主：公民不直接统治，而是通过选举出来的和负有责任的代表进行统治的民主。

16. 自由主义的：欧洲人和拉美人认为的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大致与美国的意思相反）。

17. 社会的：欧洲人的福利国家（在美国的术语中是“自由主义的”）。

第18章
日本

问题与讨论

1.为什么日本的封建制比欧洲的持续时间更长，程度更深？

2.德川幕府保持日本孤立的政策明智吗？

3.为什么明治维新是佩里打开日本国的一个逻辑结果？

4.日本的首相与其他国家的首相有何不同？

5.日本的一党独大制是如何运作的？

6.有独特的“日本人性”吗？你将会如何描述它？

7.利益集团和政府，是谁贿赂谁？

8.什么是“无人负责”理论？该理论有根据吗？

9.日本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日本经济哪些方面出问题了？

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单一的、血统纯正的部落。但是，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于太平洋圈的其他地区，主要来自于朝鲜。日语与韩语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有些学者认为日本皇室有韩国人的血统。这一发现是有争议的，因为日本人蔑视韩国人，把他们视作是劣等种族。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从传统中国汲取了很多营养，比如人们今天看到的日本和韩国的象形文字书法、建筑、诗歌以及其他很多东西。

历史影响

日本由四个岛组成，这使得它很难被统一。多山的日本几乎没有适于耕种的土地，而耕地的大部分都用来种稻谷。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农作物，以至于它成为宗教的一部分。早期的日本人把原住民阿伊努人（Ainu）往北赶，并发展出一种武士精神。在若干世纪中，日本人生活在他们的岛上，不受打扰，这使他们可以有选择地从中国学习，并加以改造。儒家学说和佛教在6世纪从中国传到日本，但是表现出日本人的特点。日本吸收了中国文化，但是避免被中国文化支配。

日本人把他们的土地称为Nihon（“太阳之源”，发音也是Nippon），这源于民族神话，即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太阳神的子孙。马可·波罗似乎记录了蒙古人对日本的称呼Zipangu，这一称呼在西方人中变成了Japan。在1274年和1281年，当蒙古皇帝忽必烈入侵日本的时候，日本朝野惊恐战栗。但是，日本武士击退了蒙古人，而且两次都出现“神风”（kamikaze）摧毁了侵略者的舰队。直到1945年，日本的贵族阶级都赞美自己是一个优越的武士种族。

18.1日本的封建制度

日本长期由各个藩（clan）及其领导者统治。根据传统（依然在神道[shinto]的信仰中得以实践），太阳神的一名子孙神武（Jimmu）在公元前660年建立了日出之国。把神话放到一边，到公元7世纪的时候，日本中部的大部分已经按照中华帝国的模式统一起来了，在儒家学说的支持下，由一名天皇（皇帝）统治。然而，在中国中央集权统治的形式下，各藩控制着国家，并把傀儡皇帝关在皇宫中。

东京的皇城现在依然是日本天皇和他的家族的居住地。许多日本人，尤其是年长的，仍旧视天皇为神，而只有少部分年轻人这么认为。

正如我们在第2章讨论的那样，封建制度随着中央权威的崩溃而出现。在日本，封建制出现于9世纪到12世纪之间，并延续了7个世纪，在19世纪才结束。中国很早就克服了封建制，成为一个官僚帝国。英国缓慢地克服了封建制，采用有限的宪政政府。法国通过绝对主义克服了封建制。但日本的封建制持续时间是如此之长，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封建制的特点依然保留到现在。

封建制的本质是权力分散，自治的领主之间发生争执，每一个领主都得到武士的帮助支持。他们骑士般的准则——在日本即武士道，武士的行为方式——强调服从和荣誉。封建制可靠的象征是城堡——领主需要安全的大本营，而日本有很多城堡。中世纪的欧洲——以国王、领主和骑士的三位一体——与中世纪的日本相当，日本分别有天皇（大约从1600年开始隐没在将军[shogun]的阴影下）、大名（地方领主）和武士（“服侍的人”）。在15世纪之前，欧洲开始走出封建制，现代化中的君主镇压了与他们竞争的贵族，建立中央集权的有主权的“强国家”。日本滞后了若干个世纪。

地图18-1 日本地图

地理

日本和英国

日本与英国有相似的地方：两者都是岛国，其文化的大部分都来自于邻近的大陆。那么，它们为什么又是如此的不同？英国很早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化海洋强国，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探险、进行贸易和殖民。日本人则待在国内，没能发展出超越手工艺水平的工业。没有日本人的舰队，也没有日本人的探险。

原因是它们面临着不同的近邻强国。欧洲四分五裂，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国家，对英国几乎构不成威胁。实际上，英国通过向欧洲战争派出军队的方式来维持大陆均势，以确保统一的欧洲不会入侵英国。

日本面对着一个统一的中国，这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正如13世纪蒙古人的入侵企图所展现的那样。在早期，日本决定把与世隔绝作为防卫的最安全的方法。19世纪，日本切断了与中国的大多数联系，不再向中国学习，变成一个内向的国家。与欧洲的君主们不一样，亚洲的君主并不参与竞争性的扩张，因此，日本缺乏发现新大陆的动机。

18.2欧洲人的撞击

和通常情况一样，最早到达日本的欧洲人是1543年的葡萄牙人，然后是1587年的西班牙人和1609年的荷兰人。日本人不能把他们阻挡在国外。很快，从欧洲来从事贸易的商人和天主教的传教士开始侵扰日本。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通过博学的论证和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使帝国宫廷印象深刻）成为使亚洲皈依的耶稣会士。到1582年的时候，有15万人（占日本人口的2%）皈依天主教。日本的统治者担忧基督教是开启外国控制日本的楔子（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它都是楔子），并在1597年禁止基督教。随后几十年中，传教士被驱逐，而日本的天主教徒则被屠杀。1635年，日本人被禁止到国外旅行。

德川（Tokugawa）藩在1603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幕府（shogunate）。这个国家结合了封建制、军事统治和警察国家的要素在内。到处都有间谋，他们主要监视大名。大名的大部分时间必须离开家庭，居住在皇宫（就像路易十四的法国那样）。德川幕府在日本创造了一个警察国家，并为日本带来了两个世纪的和平、繁荣和孤立。德川幕府把首都从京都（现在是一个佛教文化遗址）迁移到江户（现代的东京）。除了在长崎湾的一个岛上允许荷兰人建立一个贸易点外，日本向外国人关闭了大门。德川幕府的将军们担心外国人（gaijin）的行为方式和商品会威胁到日本的稳定，但是他们通过中国的信使保持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地理

巡游日本海

你乘坐的航空母舰从南部经过朝鲜海峡进入日本海。沿着顺时针方向游弋，你会停靠（离开）哪些国家

韩国、朝鲜、俄罗斯和日本。

18.3武力侵入

到19世纪中期，日本一直是一个独特的、繁荣的、高度发展的文明，几乎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商人中产阶级的财富使艺术处于兴旺时期。大多数日本人应该不愿意受到打扰。

美国在中国的沿海经商，东海的失事船只把西方海员冲到日本诸岛上。他们的回家之路很困难，只能通过荷兰人的贸易点回家。而日本似乎很适合于商业的扩张。1846年，两艘美国战舰在横滨（东京的港口）要求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被断然拒绝。然后，美国总统密拉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命令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打开日本的大门。佩里带着4艘蒸汽帆船于1853年抵达横滨。日本人被这些黑色的、喷火的海洋怪物吓坏了，恳求佩里次年返回美国。在经过了多次商谈后，江户决定不再与世隔绝，而且，在佩里于1854年返回美国的时候，一个庞大的日本皇家代表团与他会面，同意了佩里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的要求。很快，欧洲人紧随佩里的步伐与日本建立外交通商关系，日本很快就开国了。

比较

工业化的日本模式

日本迅速的现代化有时为紧随其后的发展中地区提供了一种模式。但是，这种现代化不是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化；它是国家引导的现代化，有大量的政府指导和投资。而且它并非是体面和无痛的；一些武士家庭变得富裕，而与此同时，农民则成为受压迫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

更糟糕的是，中央集权使日本被军国主义者掌控，在“二战”后则被官僚们掌控。官僚们的目标是经济增长，而不管国外或国内的代价。现在，日本必须改革已经变成障碍的政府引导下的工业化机器。而日本式的工业化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也不会起作用。

18.41868年明治维新

德川时代的长期和平使得武士数量过剩，但是在1868年，一些武士找到了新的使命：在西方掌控日本之前，通过迅速的现代化挽救日本。随着年号为明治（Meiji）的新天皇睦仁继位，这些武士使天皇宣布“恢复”他的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并在1868年发布了一系列的“皇室诏书”，命令从教育到军事到工业和商业的一切东西进行现代化。德川幕府被推翻，但是，天皇实际上依然只是一个由武士集团控制的民族象征。

明治时代的现代化者的口号是：“富国强兵！”一切都变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从中世纪进入到现代。大名失去了庞大的世袭财产（但在新的产业中得到不错的待遇）。封建制结束了，所有的日本人在法律上成为平等的人。武士不再能够合法地杀死一名藐视他的人。（即使在今天，依然有人以拥有武士血统为豪，但是不再具有特殊地位。）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受到约束的革命，一个日本那时唯一熟知的革命类型。

许多大名和武士在工业各部门中获得垄断权，并受命去发展这些部门。这些构成了企业集团（conglomerates）财阀（aibatsu）的基础。日本人被送出国并学回西方最先进的东西：英国的造船术和海战术、法国的商法和民事组织、德国的医疗保健、炼钢术和军队组织。日本很快就复制了所有的一切。为了获得资金，农民承担着沉重的税收。

一些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喜欢民主制，但是明治时代的现代化者们偏爱俾斯麦的威权主义，并复制了刚刚统一的德国的政治制度。1889年的日本宪法包括天皇、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政党。但是，在这一形式下，统治模式依然是由传统的权力拥有者进行统治。日本只是在表面上是民主的和现代的。

日本的经济增速迅猛。在从1885到1919年的34年的时间内，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尽管根据今天的标准，这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每年2%的增长率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日本的产品，从纺织品开始，冲入世界市场，以廉价的劳动力冲击西方的生产商。然而，日本经济增长的目标与其说是使日本人富裕，毋宁说是使日本强大。一些人认为，这种动力在今天依然影响着日本的经济政策。

18.5战争之路

由于有了新的西式军队，日本在1895年挑起与中国的战争，并击败中国，攫取台湾作为战利品（并侵占台湾直到1945年）。然后，它渐渐地控制了朝鲜，（朝鲜与日本相比，是一个更加封闭的王国）并在1910年把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如果这些行动听起来是邪恶的话，请注意，西方在更早的时候就通过武力攫取了亚洲。

1904年，在越来越紧张的局势下，日本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在中国的东北沿海攻击了俄罗斯的舰队。由于拥有训练有素而狂热大胆的军官、英国的海军顾问和德国的军事顾问，日本在陆上和海上打败了缺乏竞争力的俄罗斯人。美国支持日本人——罗斯福总统（Teddy Roosevelt）称他们是“有勇气的小日本佬”，因为专制的沙皇俄国在美国名声不佳。罗斯福总统以个人身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调停了这场战争，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几个财阀企业集团变成了经济巨头，并控制了政党。日本当时的政治家们，与今天的政治家们一样，收受私人企业的钱财。在大萧条之前的1927年，日本的经济就崩溃了。富裕的财阀变得更加富裕，而中产阶级则变得穷困，农民饿死。日本的军官们，由于他们的家庭和士兵常常刚离开农业，因此，他们憎恨经济的集中和无耻的政治家。军官团成为右翼民族主义和天皇崇拜的温床，反对在20世纪20年代繁盛的民主制和资本主义，并暗中破坏它们。

由于没有文官的控制，日本的军队自我管理，甚至不用通知内阁或外交官。陆军大臣是一名将军，而海军大臣是一名海军上将；他们可以获得他们想要的任何预算。日本的武装力量因为派系竞争而分裂——再次回到封建制——他们有时互相攻击。裕仁天皇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名无实的傀儡，他同意并支持扩大其帝国的计划。没有人可以掌控局面。

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军队以征服为目标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东京任何对此表示反对的政治家都被暗杀。到20世纪30年代，军队控制了东京政府，而民选的政治家们则服从于军队。日本人学会了不说任何批评性的话语，因为被称为“思想警察”的令人恐怖的宪兵队密切注意着每一个人。军国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日本人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与纳粹的意识形态相似，是一种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一点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两者都把他们的民族界定为生物学上优越的、尚武的种族，注定要征服属于他们的那部分世界并统治劣等民族；两者都相信需要新的领土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两者都根据军事路线建立了紧密的、服从的等级制社会秩序；两者都向工人阶级和农民提供某种经济帮助。差别是，纳粹通过一个政党来这样做，而日本人则通过军队这样做；在日本，政党无关紧要。日本帝国1936年通过《反共产国际协定》，在1940年加入轴心国，与纳粹德国牵扯在一起，这些并不是多令人惊讶的事情。两国在战争期间很少有联系，而且无论是对苏联人还是对美国人来说，这都是幸运的，因为日德没有协调彼此的军事行动。

日本人的宣传方针是“亚洲人的亚洲”。邪恶的欧洲殖民者该被赶出亚洲，建立东京所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当然，“大东亚共荣圈”由日本领导。的确有些反殖民的亚洲人投附日本人（缅甸的奈温[Ne Win]、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Sukarno]，以及印度的苏巴斯·钱德拉·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尽管日本人是比欧洲人更坏的殖民者和种族主义者。日本人的统治是血腥的，大多数通过宪兵队进行。

地理

关于两面旗帜的传说

与太阳神神话相关，一些日本人的藩至少在6个世纪以前就使用太阳旗。随着明治现代化的进行，日本需要一面国旗。日本南部强大的萨摩藩首领建议使用现在的旗帜——日之丸或朝阳——该旗帜在1860年第一次被使用（由第一个被派到美国的外交代表团使用）。一面有放射光的不祥的日本旗成为军国主义扩张的一个象征。陆军版的有粗粗的红色光线，海军版的光线要细一些。美国的占领者废除了有太阳光线的旗帜，但是海上自卫队在1954年重新使用该旗帜。

国歌《君之代》（“陛下的统治”）在1945年以前也被军国主义者使用。像日之丸一样，它从未被写入战后的法律之中，或者要求在典礼上歌唱。一些民族主义的政治家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希望使用日之丸和君之代，但受到左翼教师的反对，教师们担心军国主义复活。国会最终在1999年使两者成为正式的和合法的国旗和国歌。现在，日本的学生和教师被要求面朝该旗帜唱国歌。

18.6太平洋战争

1931年，满洲里的日本军队在奉天（满语的名称，现在的沈阳）炸毁一段铁轨，并声称是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并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为“满洲国”（Manchukokti）的愧儡国。东京民选的首相对此加以反对，因此被暗杀。东京政府完全控制不了军队；军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国联谴责日本，于是日本退出国联。英国和法国，由于有广大的亚洲殖民地，不希望激怒日本，因此它们保持沉默。美国，作为一个公开承认是中国“大哥”的国家，口头上对此表示抗议，但是没有动用军事力量，这使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相信美国人是在虚张声势。

1937年，日本军队开始占领整个中国。反对日本的占领行为但是又希望避免战争的美国在1940年对日本禁运废钢和石油，又在1941年冻结日本在美国银行的资产，并组建了飞虎队。日本军队把这些措施看作是不宣而战，并计划袭击珍珠港。他们希望打败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后，能够说服华盛顿把西太平洋让给日本。然而，这一计划忽视了美国人的愤怒情绪，这是军国主义者不能理解的跨文化差异。日本人民并没有被告知以及参与决定任何事情。

战争异乎寻常的残酷，一名美国历史学家称之为“没有怜悯的战争”。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都杀死战俘，造成大量的平民损失。日本人战斗至死，因为投降意味着耻辱，而且他们知道如果被俘的话会被杀死。1945年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使裕仁天皇倾向于和平，尽管一些将军希望继续战斗。日语是微妙的，避免率直的陈述。于是裕仁通过广播（第一次）向已成废墟的国家解释日本为什么将不得不“忍受不能忍受的”并投降：“战争局势并没有像日本曾希望的那样发展”这是一种日本人经典的没有充分表达实情的表述。

政治文化

日本的政治时代

自德川幕府以来，日本的政治年代根据每一位天皇的统治来命名。实际上，在国内使用时，日本的阴历年份就是天皇统治的名称。因此，2000年是明仁天皇统治的第12年。只要可以，日本人什么事都要按自己的方式做。

表18-1 日本的政治时代
名称 | 年份 | 典型特征
江户时期 | 1603—1868 | 德川幕府；军事封建制；与世隔绝的日本
明治时期 | 1868—1912 | 在“复位”天皇领导下的迅速现代化；军事扩张主义开始
大正时期 | 1912—1926 | 正常但腐败的民主制
昭和时期 | 1926—1989 | 军国主义者接管国家，带领国家走向战争；战后经济繁荣
平成时期 | 1989— | 经济减速；努力改革

18.7从废墟中崛起

到1945年，日本的城市被夷为废墟。饥荒迫近。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和他的工作人员进入东京为数不多的依然矗立的一栋建筑之中，即第一银行大楼（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裕仁天皇很快就拜访了麦克阿瑟，表达他承担责任的意愿。麦克阿瑟就像一个皇帝在和另一个皇帝说话一样，告诉裕仁他可以保住王位，但只是作为一名普通人，而不是一名“世间的神”，这是大多数日本人已经明白的事情。在冷战期间，为了使日本站在美国一边，从1947年开始，美国开始掩盖裕仁对战争的支持，并把责任归咎于东条英机。东条是战争期间的首相，已被绞死。批评家们声称，麦克阿瑟在1947年的“逆流”使日本没有认真对待他们发动的战争所制造的恐怖。

1946年，麦克阿瑟的工作人员在5天之内写出了一部新宪法，以阻止日本人仅仅是轻微修改战前宪法的企图。与英国的宪法相似，这份新宪法保障自由议会民主制与和平。日本的精英们不喜欢麦克阿瑟的宪法——该宪法使天皇仅仅是日本的象征——但是，当天皇认可这份宪法的时候，他们也勉强接受了它。

1947年宪法没有严格按照字面上的条文发挥功能，因为日本人的权力并没有在严谨的、西方式的渠道中流动。复苏了的工业的大部分处于那些曾经开动战争机器的人的监管之下。财阀被解散，但是，由于冷战的开始，麦克阿瑟让银行以系列的新名义重组，这是与有着同样名称的财阀合并的巨大的产业—金融联合体。麦克阿瑟还让许多旧式精英重掌政治权力。日本的模式不断重申自己的主张。

重要制度

日本的制度与英国的相似，但是，它们发挥功能的方式并不一样。到1945年为止，日本在宪法上都是神圣的君主政体，而君主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没有实权。一些上了年纪且更加保守的日本人依然视君主为神圣的，并不愿批评他，但是日本年轻人中几乎没有人关注君主政体。战后的两次皇家婚姻都是与平民进行的，这有助于使皇室家庭去神秘化。

宪法明确说天皇没有“与政府相关的权力”。天皇是礼仪性的，从麦克阿瑟那里逃脱责任的裕仁天皇，第一次与他的臣民面对面，并成为可怜的小日本人在美国占领下勇敢应对的一个象征。在演讲中，裕仁的儿子明仁天皇的表现是暧昧的和理想主义的。在一段时间内，皇室没有男性继承人，而男性继承人是日本法律唯一允许的类型。修改法律允许出现一位女天皇的动议在国会被拖延。保守派反对修改，但是大多数日本人赞同修改。这是一件现代的自由主义的事情，而日本也曾经拥有8位女天皇。皇太子的弟弟在2006年生下一个儿子，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

日本皇室家庭：中排左起为皇太子妃雅子、皇太子德仁、明仁天皇、皇后美智子。（日本信息中心）

18.8首相

日本首相一直很少有实际的权力。包括小泉纯一郎（2001—2006）在内的一些首相虽然很强势，但是，他们的权力大小取决于他们对派阀林立的自由民主党的掌控力，且不能将权力传递给继任者。在小泉之后，安倍晋三只当了一年首相，于2007年因选民在（权力较小的）上议院选举中支持反对党日本民主党而辞职。然后，自民党挑选了一个温和文静的议员福田康夫出任首相。福田康夫已有71岁，父亲是一位前首相。但是，几乎没有人指望福田康夫会长期担任首相。（2008年9月1日，福田康夫辞职，同是自民党党员的麻生太郎出任首相。2009年8月自民党大选失利，民主党上台，鸠山由纪夫成为新一任首相，并在任职8个月后辞职，2010年6月菅直人继任首相，在2011年8月因福岛核事故辞职，野田佳彦出任首相。2012年12月，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获胜，其党首安倍晋三出任首相。——编者）

美国人常常错把日本首相当作英国首相或德国总理。比如，在贸易谈判中，日本首相访问华盛顿，向美国做出一些让步，但是，之后什么都没有改变。首相在面对重要的利益集团以及政府各部门时并没有坚持自己主张的权力。

日本首相平均的任职年限大约只有两年半的时间。迄今为止，任期最长的首相是佐藤荣作，他从1964年到1972年担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做得也不错，从2001到2006年担任了5年首相，这是自民党对其领导者的一个任期限制，而非政府的要求。普通内阁大臣的平均任职时间为一年半。对他们任期的主要限制不是不信任投票或是像法兰西第三或第四共和国那样的联合内阁的分裂。直到1993年，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LDP，后文简称“自民党”）在众议院中拥有足够多数，能够毫不犹豫地否决任何不信任动议。

问题在于自由民主党的分裂本质。自民党几个派阀的领导人在幕后交易中推举或废除首相和各大臣。许多大臣仅仅是所属派阀的傀儡。一些人认为，自民党派阀的领导人比首相更有权力。自民党的政治家曾拒绝出任首相的机会，因为当派阀的领袖更有权力。典型的情况是，占主导地位的自民党派阀领袖，被诙谐地称为“影子将军”，他筹划组建内阁和确定首相的交易。自民党9个派阀大佬中的8个在2007年支持福田成为首相。改革者们希望克服这种封建的安排，但是，这种安排继续存在着。

自民党曾有10个月没有执掌政权。在1993—1994年，日本有一个8个政党组成的联合，其中大多数政党是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有一些后来又回到自民党。这样一种联合是不稳定的。由于许多政党在联合政权内部谋取权力，就像自民党的派阀做的那样，因此，短任期的首相细川护熙（Morihiro Hosokawa）忙得焦头烂额。日本首相真正的弱点在于他所在的政党，要么是碎片化的，像自民党那样，要么是分裂的，像联合政权那样。

人物

填空：一类首相

从首相官邸网站打印出当前日本首相的照片，并轻轻地用胶布粘在这里，以便更换照片。

日本的首相很快就会更换。当学生读到此的时候，可能已经换了一位新首相了。学生可以填写本当前首相的名字（用铅笔）以及其他详细情况。这一练习是为了揭示，在日本变化的事情越多，它们就越是一样。

发誓要使日本的经济体制自由化并绘制新路线的首相____在20__年担任首相。他将自己宣传为一名改革者，但是____的根基在旧体制中很深厚。他出生于一个政治世家，毕业于____大学，在他在____县为自由民主党，特别是其派阀____赢得国会议席之前曾短暂地做过____。

____发誓进行改革，但是改革成果很少。他的内阁总是意见不一且分裂。日本的利益集团和官僚们知道如何阻止改革。日本的经济几乎不增长，而____为此受到批评。丑闻在____政府中蔓延，而谣传____接受了来自可疑的____公司的“竞选资金”。从最初的广受欢迎到支持率猛跌，这表明他将很快出局。

18.9国会

日本的食物（diet）是最理想的：脂肪、胆固醇和卡路里很少。日本的国会（Diet）却是岌岌可危的：贿赂、政治恩惠和政治争吵很多。1947年宪法明文规定两院制的国会（立法机构）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机构”。在欧洲，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在日本就更不是了。尽管下议院选择首相并能在不信任投票中罢黜首相，日本真正的决策权力主要在其他地方，在强大的各县之中。

日本的下议院即众议院有480名成员，其中300名从单一选区中选出，180名在11个地区根据比例代表制从政党名单中选出，这是一种混合名额制度。众议院的任期最长为4年。日本这种从1996年的选举才开始实行的新制度与德国的混合制度类似，但是，日本没有运用比例代表制确定每个政党的全部席位数（德国的制度是混合名额比例制）。

正如在所有的议会制中一样，下议院能被提前解散举行新的选举，小泉首相在2005年就这么做过（并赢得了彻底的胜利）。1993年非自民党的联合政权修改了一些饱受批评的被认为是导致了地方性政治腐败的选举规定。日本下议院的权力比上议院即参议院的权力大，这也是议会制度的特点。上议院可以否决来下议院的议案，似是，下议院可以以2/3的多数推翻上议院的否决。上议院在决定首相时没有发言权。参议院有247名选举产生的议员，任期为6年；每3年选举一半。参议院不能被提前解散。

在政党、选举和辩论的表演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是否有一个议会能够实际控制政府的政策。供职于东京各省的职业专家们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是小丑，他们分发政治拨款（porkbarrel）以获取再次当选，但是几乎没有兴趣控制政府。像英国的下议院一样，国会有一个质询时间，但是，大多数质询是由高级官僚回答，而不是由大臣回答。官僚们掌控着日本。

东京的日本国会，建于20世纪20年代，1936年完工。当时军队掌控了日本。

18.10政党

日本是一党独大制的一个例子，有几个政党，但是其中一个政党要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强大。在理论上，大党会在选举中失败，但是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几十年来，印度和墨西哥都是一党独大制，但是，它们已经放弃了该制度。日本战后的大部分时期，一党即自民党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有些人戏谴日本是“一个半政党制度”。（弱得多的社会党是“半个”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有些人认为自民党将会分裂成多个政党，但是，自民党依然是占据支配地位的政党。

自由民主党合并了几个自1947年一直统治日本的中间派和保守派政党。由于冷战，美国担心激进的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可能使日本保持中立或是亲苏联，因此，美国人鼓励自民党的合并。

尽管自由民主党员享受了在1993年以前未曾中断的选举胜利和对政府的控制，但是，他们很难被认为是一个凝聚的政党，唯有依靠赢得选举和获得竞选好处才使自民党没有分裂。一些人认为，自民党与其说是一个政党，还不如说是围绕在强有力的领袖周围的一群派阀的选举结盟，很像武士的藩。派阀领袖用的不是刀剑而是金钱这种封建的安排意味着，没有一个单一的派阀或领袖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而且也没有一个派阀或领袖对政策感兴趣，并对之负责。自民党是“保守的”，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信念，而仅仅是因为它反对变革。在党内没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分野，只有对领袖的忠诚。这些领袖中的一些人是“二战”军国主义政府中令人讨厌的过来人。在被问及其政治观点的时候，一名自民党的地方积极分子自豪地宣布：“我是田中派的一名战士。”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自民党陷入混乱之中。自民党几十名最重要的政治家悄悄离开自民党，组建了中间主义和改革派的政党——新生党、日本新党和新党先驱——它们不停地改组并更名为民主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其中一些联合成日本民主党（DPJ）。日本民主党已成为主要的反对党。民主党宣传自己赞成经济中的自由市场，但是将会终止日本对美国伊拉克战争的协助，改善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但是，民主党前后并不一致，它是前自由民主党员和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混合物。在2005年的大选中跃进的民主党，在2007年控制了上议院，其希望大增。

旧有的“半个政党”日本社会党（JSP）在麦克阿瑟占领政府的允许下建立，因为它批判军国主义政权。社会党在1958年的选举中获得最多的选票，几乎获得1/3的选票，但是由于其教条主义和僵化而衰落。比如，社会党极力主张日本中立，批判美国，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相信苏联和朝鲜。更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后，它加入又抛弃了1993—1994年摇摇晃晃的联合政权，然后奇怪地与其主要敌人自民党在1994一1996年组建联合政权，社会民主党的党首村山成为有名无实的首相。这个联合疏远了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日本社会民主党现在只有它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的136个席位中7个。它的一些选民支持新的民主党。

一些不幸的日本人转而支持奇怪的公明党（Clean Government Party）。它是佛教分支创价学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衍生物，许多日本人认为它有偏见且盲信。在现在的联合中，自民党和公明党一共拥有下议院席位中的2/3，足以推翻上议院。一个小的共产党在下议院赢得一些席位。纵览日本混乱且不断变化的政党制度，我们可以说日本没有一个政党是强大的，甚至自民党也是如此。但是，反对党是如此的四分五裂，以至于不能推翻自民党。一半的日本人说他们不支持任何政党。

18.11日本的选举制

日本原来的选举制导致了软弱的政党。下议院的选举是在130个多名选区中进行的。与欧洲式的比例代表制不同，日本人投票给一名候选人而不是一个政党，而获胜者也仅仅是那些得票最多的人。如果在一个四名选区中有7个候选人的话，那么得票最多的4个人当选。同一政党的候选人彼此竞争，这是一种在自民党内部催生派阀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对竞选资金的需求极其强烈，这又为私人捐助者发挥影响提供了渠道。

1993年选举产生的新的联合政权立即对选举制度行改革。首先，它们把日本分为300个单名选区，每个选区的人数大致相同，以解决农村代表超出比例的问题。1980年，城市选民选一名国会代表所需的人数是农村选民所需的5倍。即使在今天，为本党利益改划的选举区依然给予一些农村选民2倍于城市选民的权重，放大了日本农民的声音，使自民党在日本的农业县获胜。自民党控制的国会把进口食品排斥在外，补助没有效率的日本农民，使日本的消费者面对世界上最高的食品价格。而这也使外国的食品出口商感到愤怒，比如说美国。

现在，在1993年的改革之后，300个选区中的每一个选区都根据简单多数（而非绝对多数）选一名议员。人们认为这会削减国会中政党的数量，因为这样的制度使小党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在地域上集中的小党可能赢得几个选区（就像我们将在印度看到的那样）。其次，现在来自同一个政党的候选人不再彼此竞争。人们认为改革将会克服自民党内部令人讨厌的派阀主义。但改革没有成功。

现在，下议院剩下的180个议席是根据比例代表制在11个以政党为根基的地区选出。这也被认为将结束政党的派阀主义，因为来自同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必须作为一个团队而非竞争者进行竞选。这被认为会使日本的政党有更多的意识形态一致性。改革者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像一个真正的民主制那样的负责且有权力交替的两党制。但多年过去，日本的选举改革依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上议院的选举也与德国的模式相似。每一个县根据人口数量产生2至8名参议员。选民手中有两票；一票投给简单多数获胜的单名选区，这有149个席位；全国层面的比例代表有另外的98个席位。由于使用相似的混合选举制度，日本两院的议席分布很相似。像日本这样的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实际上不需要一个上议院，特别是一个与下议院非常相似的上议院。

民主制

2005年的选举：施行中的混合

在2005年立法机构的选举中（此次选举是应小泉首相的要求，提前2年举行）自由民主党获得了巨大胜利，获得众议院60%以上的席位。下表揭示了在67.5%的投票率情况下的国会下议院的情况。

新的混合名额选举制度实现目标了吗？国会下议院与以前相比，分裂程度下降了，而自民党从衰落中恢复活力，成为比以往更占支配地位的政党。但是，我们应该给它更多的时间。如果后小泉的自民党回到它以前的派阀方式，不能改革日本经济的话，投票者可能会转向民主党，而民主党可能挑战自民党的地位，并最终使日本出现一个权力轮替的“2+”政党制度。

表18-2 2005年日本国会下议院选举情况
| 单一选区席位 | 比例代表制席位比例 | 比例代表制席位 | 总席位 | 不同于2003年的变化
自由民主党 | 219 | 38.0% | 77 | 296 | +54席
民主党 | 52 | 31.0% | 61 | 113 | -64席
公明党 | 8 | 13.0% | 23 | 31 | -3席
共产党 | 0 | 7.0% | 9 | 9 | 没有变化
社会民主党 | 1 | 5.5% | 6 | 7 | +1席
其他政党 | 20 | 5.5% | 4 | 24
总计 | 300 | | 180 | 480 |

18.12政府各省

那么，是谁掌握着日本的权力？首先，日本没有一个权力中心；权力在几个中心分散。许多人认为各省行政层次的19,000名职业官僚，特别是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METI）——以前著名的通产省（MITI）——是日本真正的权力中心。国土交通省（以前的建筑省）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它分配的大额公共工作合同使“道路族”（即日本超大的建筑产业）获益。4个最重要的省（经产、财务、外务和警察）通常指派高级公务员担任首相的秘书，这是一种更进一步的官僚对权力的控制。

日本的内阁，像大多数欧洲的内阁一样，每年都会随着各省的联合、更名或设立而经常变化。最近的内阁有以下几个省：

外务省 | 厚生劳动省
法务省 | 农林水产省
财务省 | 经济产业省（METI）
防卫省 | 国土交通省
总务省 | 环境省
文部科学省 | 科学技术政策、性别平等、食品安全和冲绳

此外，内阁还有几名“国务大臣”负责较为次要的专业性功能：

防灾 | 金融
冲绳及北方对策、科学技术政策 | 经济财政政策
性别平等、少子化对策和食品安全 | 规制改革

一名大臣可能有不止一个内阁职务（就像法国一样）。比如，在安倍内阁中，总务大臣也负责邮政的民营化，这是日本的一个热点问题。尽管不是一名大臣，但是，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是排在首相之后的第二位掌权者，也是内阁的官方发言人。这一职位能够通向最高职位；安倍是小泉内阁的官房长官。直到2007年，防卫省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内阁省。至少有5个省或机构处理经济发展问题。外务大臣通常身兼副首相的角色。

至少一半的大臣必须是国会议员，而且大部分是下议院的议员。有一些是上议院的议员，有时候，不是议员的专家或学术界人士也会进入内阁。大臣并不必然是所担任职务（省的任务）方面的专家，他更多的是根据政治标准而非与问题有关的能力来任命。官僚们管理各省，而不是大臣管理。

就像在欧洲一样，联合内阁中的每一个政党都至少有一名高级领导被任命为大臣。比如，1993年的八党联合就有来自8个不同政党的大臣。即使是小党也有一个职位，但是拥有大多数席位的政党有好几个职位。这种省的职位分配是形成或保持内阁团结的决定因素。由于自民党控制了下议院中的绝大多数席位，自民党在与小党公明党的联合内阁中占统治地位，大多数职位都掌握在自民党手中。

在大臣之下，是行政机构的次官，他们实际上控制着该省。日本的次官，在英国与之对应的是“常务大臣”（permanent secretaries），比他们名义上的上司要更有权力，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是这样。据说，次官们每周会晤两次，草拟内阁第二天要讨论的议程。各省任命的高级官员（根据各省确定的功绩任命，而不是根据政治联系任命）拥有多年的经验和知识；而大臣在位可能只有几个月。这就给予高级公务员更多的权力，并让他们感到是他们在独自掌控日本。

政治文化

为什么是“和”？

和，即社会和谐，可能是日本文化的关键。日本人知道在彼此之间寻求“和”。日本人喜欢打棒球，但是，绝不会同裁判争吵。“和”给予日本合作的团队意识。（请注意玩“口袋妖怪”[Pokémon]游戏的唯一方式是要进行合作。）批评家们指责说，“和”是社会控制的一个工具，促进了一致与服从。任何提出质疑或批评的人都扰乱了国内的和平与安宁。“和”还能使市政当局与政府官僚掩盖财政问题，而不是去面对问题。

18.13日本的地方组织

日本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像联邦制的单一制国家。它有47个行政区划，其中有43个县（prefectures），仿效的是法国的省。另有4个特殊区划：东京、大阪和京都是大都市行政区，而人口稀少的最北方的岛屿北海道是一个大行政区。

日本的每个县都有一名选举产生的知事和一院制议会，决定当地事务、征收大约只能满足该县所需的30%的地方税，因此，县政府总是向东京要求额外的收入。日本人称这为“30%的自治”，并希望拥有更多的自治权。东京的总务省依然监控着各县的事务，并且可以推翻地方知事的决定。日本的情形很像现代法国的地区结构：单一制，但是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民主的特点。

日本的政治文化

日本是为数不多的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保留了自己文化的非欧洲国家。其原因可能是日本缺乏深层次的宗教价值观。日本人的宗教轻松而有弹性，从来没有妨碍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呈现出一些西方文化的外观，但是保留了日本人性的内在核心。出于这种原因，许多观察家们把日本看作是一个独特的文明。

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但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忽略了去纳粹化，尽管去纳粹化在德国实践得也不完美。日本没有纳粹式的政党承担责任或者是受到审判（只有军官），而且麦克阿瑟保留了天皇和日本的政治结构。日本的官僚和政治家继承自战时的军国主义政权，且私下决定不对日本做太多改变。一些德国人因纳粹的历史而感到有罪，但是，几乎没有日本人对他们的野蛮扩张感到有罪。

政治文化

“日本人论”的根源

日本的政治文化是如此的独特，以至于一些日本人宣称他们的大脑在物理上与众不同。在战争期间，军国主义者兜售这类种族主义的解释，但是，现在只有一些老人还相信它。日本人论有几种理论，下面几点是所有理论的综合。

·神道教宣扬日本和日本人是优于其他的出色的、定美的社会。

·佛教依然宣扬放弃欲望，忍受痛苦和困难，并小心对所有的人和事物怀有正念。

·儒家学说宣扬一个人生于严格的等级制中，必须服从权威，并以极大的礼貌尊重长者。

·封建主义，在日本根基深厚、历史久远，宣扬所有人必须服从和尊敬长者，并安守本分，但是散布权力于几个中心。鞠躬依然存在，这是封建主义的一个残余。

·依赖的观念被家长和教师反复灌输给年轻人。和美国年轻人不同，日本年轻人受到的不是独立性的培养，而是受到对工作权威和政府权威负有顺从义务的培养。

·水稻种植要求共享水源，以及以同样的速度成行的团队工作。一些人认为这使日本人具有合作性，但是缺乏独创性。

·拥挤在一小块国土上，因此，日本人不得不培养自己良好的礼仪规范与合作精神，使日常生活正常运转。（这解释不了纽约人的情况。）

日本少儿棒球联盟中两队队长在比赛前鞠躬致意。鞠躬——儒家的传统礼仪——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已经消亡，但在日本被保留了下来，也许是因为传入更早，世代相传的缘故。

许多日本人依然不相信日本在战争期间做了错事。他们看待战争的方式是，绞死约700名爱国军官是对他们不公正的惩罚。那么，用刺刀杀死中国的婴儿呢？绝对不是不公正的。对美国战俘进行的细菌战实验呢？一点也不。朝鲜和中国的“慰安妇”呢？也不是我们做的。一些日本人说，如果你想了解战争罪行的话，那就看看广岛和长崎吧。日本人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可怜的、被践踏的受害者。

只有到最近才有一些日本官员承认“二战”中的战争罪行。（它或者是一种耻辱？）明仁天皇为日本的殖民占领（1910—1945）向朝鲜道歉。1992年在北京，他告诉中国的官员说，他对日本在中国长期的战争（1937—1945）“深感悲痛”。明仁的父亲裕仁对“二战”保持沉默。也有几名首相曾经道歉过，但是日本发出的信号是混合的。许多日本人依然不承认真相，几乎没有人表示自责。他们声称日本从来不是侵略性的或者是野蛮的，发动战争仅仅是“为了自卫和亚洲国家的独立”。1995年一份国会道歉决议的提议在面对500万日本人的签名请愿和自民党大部分成员的支持下而被放弃。

政治文化

罪恶与羞耻

有一些人认为，日本人与西方人不一样，他们的行为动机不是罪恶感（guilt），而是更加肤浅的羞耻感（Uhame），这种羞耻感并不崇尚团体标准。罪恶感被编织于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社会精神特质之中。上帝给你道德选择，对你进行审判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构成，而且根据一些人的观点，是西方个人主义的根基。

日本人的宗教——不过大部分日本人不信宗教——没有这样一种根基。神道教是一种包括了祖先崇拜在内的万物有灵论的一种形式，现在意味着崇拜日本。在服务与服从之外，没有上帝或者道德准则。明治时代的现代化者们提炼出国家神道，将其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以确保忠于国家，并把它变成民族主义者的军国主义与神道教并存的佛教在神的存在方面是暧昧的；佛陀仅仅是启蒙性的，而非神圣的。无论是哪种方式，从神道到佛陀，几乎没有日本人会有负罪感。

根据这种理论，日本人的行为受到羞耻感的推动而非罪恶感。使团体失望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在“二战”中，许多日本人宁愿死也不投降，因为投降意味着羞耻。（投降的美国人是不知羞耻的胆小鬼，只值得无情的对待。）在关岛藏到1972年的一名日本士兵在英雄般地回归时说：“我从天皇那里接过枪，我把它带回来了。”他又补充说：“我为活着回到家中感到羞耻。”日本犯罪很少，因为审判和定罪会给家庭带来灾难性的羞耻。羞耻理论有助于解释日本人的反个人主义，以及日本的高自杀率，包括不诚实的农业大臣在2007年的自杀。

成百上千的日本政治家（包括首相在内）参拜有争议的东京靖国神社。他们声称，他们希望向日本246万多战争死难者表示敬意。但是，靖国神社也供奉着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以及被美国人绞死的14名甲级战犯，包括战时的最高长官东条英机。它的附属博物馆把战争描绘为日本把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历史。穿着“二战”军服的法西斯主义年轻人在靖国神社列队行进。自民党的首领支持遗族会，以及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者。这样的姿态表明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延续。

日本的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筛查以促进统一和爱国主义。把对战争的怀疑和战争罪行的内容删去，改用温和的词汇，诸如“日本给亚洲邻国造成了不便”。中国和朝鲜抗议这种欺骗性的掩饰，但是，许多新的教科书坚持无过失路线。日本仅仅是不情不愿地承认战争罪行；德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并在几十年前就这样做了。

把自己看作是永久的受压迫者的想法歪曲了日本人的生活。他们惯于说，我们被限制在很小的国家之中，自然资源有限，且遭战争的破坏。但是，到1970年，日本是一个富裕的社会，无需对其任何部门进行保护。然而，在心理上，许多日本人，特别是上年纪的人，他们仿佛仍陷在战时和战后的贫困和短缺之中。因此，他们忍受了高关税、高得离谱的价格、狭窄的住所，并对公司和官僚的权威保持服从和忠诚。

2011年福岛核反应堆事故后，一个5岁的日本男孩被检测是否遭遇辐射。发生泄漏的核电站数英里之内的居民都被疏散。日本对核能感到恐惧，但由于资源匮乏，不得不持续利用它。

政治文化

日本批判性的基督徒

宗派强烈地影响政治文化，而一个明显的差别是日本没有基督教。基督徒（大被分是主流的新教徒）占日本人口的1%不到，且没有增长。（16世纪的耶稣会士做得更好，当时日本有2%的信徒。）尽管与基督教有关的学校和大学（许多与美国有联系）数量很多，也很受欢迎，但是，几乎没有学生信仰基督教。身着白色的礼服在小教堂完成西式婚礼很受人们欢迎，但是那仅仅是为了炫耀。

日本的基督徒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一种被敌人围困的先知的少数派。他们不再面对歧视，而仅仅是面对冷漠。他们为日本人中缺乏更高的价值观而痛惜，认为日本人陷入了“世俗的物质主义”之中，邪恶地获取钱财。他们认为神道教和佛教是空虚的仪式，为人们提供了放松的心理治疗，但是没有道德的根基。日本的基督徒愿意面对日本在“二战”中的责任和罪恶，并警告说日本对“爱国主义”的新的强调可能会误入歧途。

基督教在日本总是有一场艰难的斗争。在日本，基督教被视为是外国对日本人性的颠覆。基督教带来了个人主义、罪恶感和平等。但是，日本人满足于他们没有宗教信仰的状况。与之相对，多于1/4的韩国人是基督徒。在日本人长期的压迫下，朝鲜人把教会（许多是美国资助的）视为一种慰藉，以及对朝鲜性的支持。

18.14团体崇拜

美国人为他们的个人主义感到自豪，日本人则对他们的团体性感到自豪。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成为我们自己”，并吸引他人的注意：“嗨，看我！”日本人被教育去适应团体，以及不被注意：“露头的钉子，挨敲打的货。”（It is the nail that sticks up that gets pounded down.）一句民间谚语这样说道。很像在一个大家庭中，日本人感到他们只能与其他日本人交流和相互理解，这暗示着他们已经演化到了更高的人类层次。更加可能的是，日本人的团体性来自于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和封建制，这使日本人服从。犯罪率非常低。（在日本几乎没有私人枪支。）学生服从地用功学习。日本的官僚向商人指示正确的战略，有一些指示对美国商人来说可能是难以忍受的。

和美国的个人主义者不同，日本人并不尝试去吸引他人注意或者是小题大做，这种态度被称为自制（enryo）。一个人应该总是有礼貌和微笑，不去提出诉讼，应该安静地解决争议。（日本的律师总数比美国法学院每年培养的律师数量还要少。）一个人不应该去看医生；小病会自行痊愈。日本的医疗成本是美国的一半，而且日本的婴儿死亡率更低，寿命更长。哇，也许我们也应该尝试一下自制。

但是，日本人在公民权和法律权利上是受到欺骗的。他们很少提起诉讼，并且为了社会和谐而服从性地接受调停，这种调停几乎总是有利于强大的一方，即使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在警察的审问下（有时要持续数天，且没有律师在场），95%被捕的日本人都会承认有罪，即使他们是无辜的。日本的大学意识到司法制度的不平等，扩大了它们的法律项目，而且日本的法院将在2009年增加陪审员。日本人的服从性越来越少，权利意识越来越强。

比较

你会做这道日本考试题吗？

这道立体几何学的问题来自日本杰出的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针对的是高中最后一年的日本年轻人。

一个角锥，高为V，正方形的底，宽为a，放在一个球体上。角锥的底通过球体的中心，且角锥的所有8个面都与球体的面相切，如图所示。

计算高V、角锥和球体共有的体积。

好吧，你说，我的专业不是数学，不应该指望我知道如此高深的知识。但是，这道考题针对的是人文学科的入学申请者。

18.15对用功学生的教育

日本人在教育上很强，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之一。日本的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比美国的要好，特别是在数学方面。数学是所有高科技操作的基础。平均而言，日本的高中毕业生对数学的了解比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还多。孩子们常常是在“教育妈妈”的监督之下完成家庭作业，决心把法国的书呆子们远远甩在后面。

日本的年轻人竞争进入合适的高中和大学。作为一种几乎是完美的精英教育制度（meritocracy），所有的入学许可都以考试为根据；运动能力或家庭关系不起作用。许多日本年轻人在放学之后要去上补习学校。日本年轻人忍受着“考试地狱”，以进入合适的高中或大学。那些考试成绩很差的人可能会因羞耻而自杀。

然而，一旦进入大学，许多日本学生就放松，儿乎不学习，直到大三参加能找工作的考试为止。几乎没有日本学生学习硕士课程，所以没什么人努力去得到高的平均绩点。对找工作来说，你学习的学校——东京大学（东大）是最好的——而不是成绩，才是重要的。

几乎没有日本学生关心或了解政治，在大多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是这样的。（参见关于“后物质主义”的专栏。）左翼教授影响一些学生去批评现存体制。然而，一毕业，日本学生就会剪短头发，穿上西装，成为一个服从的工薪族（samrimen）。企业家精神很罕见；你要么去一家大公司，要么什么都不是。只是到最近，日本年轻人才开始创办自己的公司。

日本的教育大多基于死记硬背和多项选择考试。创造力和创新性不会受到赞扬；要与团体保持一致。辩论作为英语教育的一部分被教授，暗示着一个人只有和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才可以有不同意见。日语课堂里学得最快的人被分派去帮助学得慢的人，这既有利于教育也有利于团结。

比较

注定要误解？

涉沢荣一（1840—1931）子爵是现代日本商业的奠基者之一，并拥护加强美日关系。他对他所遇到的困难感到生气。涉沢写道：“世界上没有国家间的差异像美国和日本那样。这两个国家似乎命中注定要彼此误解。

这反映了美国和日本截然不同的商业文化。比如，在纽约市有两个商业研讨会，一个是为在美国的25名日本人经理举行的，另外一个是为在美国的日本企业工作的25名美国人经理举行的。日本人，全是男性，身着深色西服到会，即使是房间很热也穿着外衣。他们按规定，恰好休息10分钟，喝咖啡或吃点心。直到他们在午餐上彼此认识之前不问一个问题。他们礼貌地尊重发言者。美国人的团体包括了8名女性。在很热的房间内，许多男性马上脱掉外套。他们在喝咖啡吃点心休息时，聊天超过20分钟。美国人问很多问题，而且有些人与发言者有不同意见。

这只是日本人和美国人经理之间的一些文化差异。美国人视企业内部的冲突是正常的；日本人习惯做事前准备（nemawashi），进行耐心的讨论，引导此后所有人都遵守的一致意见产生。美国人经理想要马上获利；日本人经理想要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有效率，从长远来建设大楼。美国人的企业雇佣有特殊技能的人，然后当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裁掉他们。日本人的企业雇佣能够学习并能有助于增进效率的人，努力不让雇员离开。

美国人的经理迅速直接地回应疑问，因为那意味着坦率。日本人经理在回答前会暂停一下，并给出慎重的回答，因为那意味着深思熟虑。似乎两者的确是注定要彼此误解。

18.16工薪族的死亡

日本的工薪族喜欢待在一个公司，而且该公司也愿意终身雇佣他们。失业仅仅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出现。大多数日本的雇员觉得与他们的公司待在一起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日本人对跳槽不感兴趣，认为这是机会主义和不忠诚的表现。公司裁员已使日本人有了更多的工作流动性。日本人工作努力；12小时工作日是普遍的情况。有些日本人因工作过度而死亡，这种病被称为过劳死（kamshi）。家属曾起诉公司使丈夫因工作而死之。（大企业提供的一种好处是：葬在公司的墓地，这样你就能和你的团体永远在一起。）

日本人工作努力，产出很多，但是索取很少。工薪族居住在兔笼式的公寓中，在拥挤的火车车厢中花费数小时通勤。生活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特别是住房。日本从不建立一种社会安全网络或者社会保险体系，因此日本人为苦日子或退休进行储蓄。他们比德国人储蓄得多，而这种资本可用于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

比较

德国和日本变化中的政治文化

德国和日本都有长期的封建等级制，并强调服从。两国都在巧妙利用传统象征表象的独裁者的领导下走向战争。直到“二战”后民主被强加给两国之前，两国都不是民主国家。战争的灾难和战后岁月的贫乏告诉两国要努力工作，索取要少。可信赖的保守政党基民盟和自民党制造了繁荣，而选民支持他们。两国的区别是，德国人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了战后的稳定；而日本人正在花两代人或更多代人的时间。

日本为什么慢得多？第一，日本的封建制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其服从模式比德国的深。第二，日本更加与世隔绝，即使是在“二战”后，其人民旅行的次数也比德国人少。第三，日本没有经历再教育，而西德在战后经历过。第四，日本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一个穷国，比欧洲大多数国家都穷。随着日本变得更加富裕和更加开放，其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就会越少。

18.17“新人类”

在日本，代沟很大。上年纪的日本人惊讶于日本年轻人的变化，并把他们称为新人类（shinjinrni）。日本年轻人比他们的祖父母要高几厘米，这是更多的蛋白质摄入和不用跪坐的结果。麦当劳和肯德基已分别成为日本最受欢迎和第二受欢迎的餐馆。它们带来了此前日本年轻人所不知道的高脂肪食物和肥胖。

日本年轻人的态度也不同。为了公司长时间工作不再令人满意；闲暇、旅行和花钱才是理想的事情。由于工作机会稀少，公寓昂贵，许多日本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居住在一起，工作只是临时性的（freeters）。他们不结婚，开心玩乐，并把钱花在衣服和彩色的发型上。更年轻的日本人转换工作和选票，反对腐败。

自佩里以来，日本的政治文化一直在做一个取胜无望的行动，即保持日本人论的核心。渐渐地，日本勉强接受了外国人的方式，但只是表面上的接受，并加以改变。明治时代的现代化者说过：“我们必须现代化，以防止西方掌控我们。但是，我们将按照自己的方式现代化。”“二战”以后，日本实际上说的是：“我们必须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但是，我们将按照我们的方式进行。”

民主制

日本主要的利益集团

左翼组织抗议日本再军备、北约和美国，支持社会主义。这是他们在街上的和平示威。

日本的利益集团与法国的模式类似；也就是说，它们通常从属于官僚，而且直到最近，也与监管它们的省没有不同意见。日本的多元主义与美国的多元主义不同，在美国，利益集团努力拉拢相关的机构，或者如果失败的话就与之斗争。以下是日本一些最主要的利益联盟：

·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最重要的商业团体。为大多数大企业说话，过去为了增加出口与经产省走得很近。现在正针对省的管控展开工作，支持去管制和竞争。

·新联合，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在1989年由更小的工会联合会合并而来。以温和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声音为800万成员说话，尽管它依然与社会民主党有一些联系。

·日商，日本商工会议所，与自民党关系良好，试图限制竞争、大型商店、贴现和外国商品的进口。

·农协，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主张食物的自给自足，和它关系最近的朋友自民党一道排斥农产品的进口。

·日教组，日本教职员组合，是左翼的与和平主义的，批评政府。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

·自治劳，全日本自治团体劳动组合，是日本最大的单一的工会，相当有影响力。它也是左翼的，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

互动模式

日本政治是一个由自由民主党、经济利益集团和各省组成的铁三角（iron triangle）。新的首相经常发誓要打破这个铁三角，但是仅仅是打开了一个缺口。铁三角的运作是这样的：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向大多数经济利益集团（特别是农业和建筑业的）许诺要照顾它们的利益。作为回报，利益集团向自民党输送竞选资金，使自民党的经费能够超过其竞争党派。（有些自民党的政治家也把钱放入自己的口袋。）

各省和各机构通过合同、贷款、管制、补贴和贸易保护来判定不同的要求。各省是支配的中心，只是狭隘地关注它们的产业和部门，通过控制市场来保护它们。在市场中，竞争被限制或被排除，使得日本的经济（看起来像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成为世界上管制最多的经济体之一。尽管最近做了一点改革，但是，大约有10,000个官僚管制控制着日本经济的每一个方面。各省建立了受官僚控制的有管制的市场，这令人回想起法国国王重商主义的体制。日本消费者支付着难以忍受的价格。

18.18指挥中的官僚

日本的各省源自20世纪30—40年代的军国主义体制。军需产业、重工业、开发伪满洲国、交通和通讯以及其他许多部门都在国家的控制和监管之下。事实上，在明治维新期间，现代日本经济的真正根基都是由国家计划和控制的。日本经济实际上并不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的。

战后，管理战争经济的同一批官僚为日本的复兴制定了计划。抱着经济增长是第一要务的观点，他们做得很好，而且，他们也是唯一一批知道如何去做的人。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因为它保留了私有制，也不把收入从富人手中重新分配到穷人手中。它没有把目标直接定位于生活水平，而是日本经济整体的增长；日本实行的也不是“国家主义的”制度（就像法国和墨西哥那样），这种制度中，国家是最大的资本家，且拥有重要的工业。也许我们应该把日本经济模式称为“指导的资本主义”。

日本官僚的方法是让私人拥有产业，但是劝说（常常是通过晚宴和喝酒的方式）产业按照特定的方式运转。针对的目标是日本能够削弱外国的生产商并获得世界市场大份额的产业领域。保证作为增长领军者的各产业从与重要的各省有联系的银行那里获得长期的低息贷款。那些没有按照各省希望的道路前进的产业则拿不到贷款。这是一种比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微妙得多的操控经济方向的方式。（它也意味着，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贷款是不良贷款，使日本银行破产。凡事皆有不好的一面。）日本的方式很像法国的“指示性计划”，但是更强更有效，因为它制造了现金流，利用了日本人具有合作精神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中，工商企业通常服从于政府。

财务省和经产省的工作在大多数时候做得不错。最聪明的毕业生迅速晋升，且在年轻时被委以重要职责。他们一般水平的薪水使得一些人在职业中途转到私人产业中（日本人称为“天神下凡”，法国人称为“穿上拖鞋”）。各省对此并不在意，因为这拓宽了它们与产业的联系（不过，有了它以后，就产生了腐败的温床）。“二战”后，日本迅速恢复，并继续创下经济增长的纪录。但是，官僚的指导可能也搅乱了日本经济，并使它在后来陷入困境之中。

外国人批评日本的官僚机构权力过大。但是，东京拒不接受，认为那是在“敲打日本”。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东京的政治家们接受了这一批评，并把改革官僚机构和管制措施作为竞选许诺的一部分。昨天对日本的敲打变成了今天的常识。

改革将不会一帆风顺；官僚们习惯了他们的权力。强有力且保守的财务省中一名愤怒的高级官员说：“我们不会适应他们，我向你保证。他们将适应我们。”2002年，受人欢迎的、坦率直言的女外务大臣中真纪子（Makiko Tanaka，一位前首相的女儿）被解职，原因是外务省公务员造反，反对她推行问责制的尝试。日本的官僚不喜欢来自外部的控制。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低迷表明，官僚们不能扭转衰退；老的解决办法不再有效。失去耐心的经团联组织了自己的竞争委员会，越过经产省，向政府提出强硬的建议。经团联传递的信息是：要么修复这台咯吱作响的经济机器，要么我们把工厂转移到海外（说起来，这是它们当时正在做的事情）。官僚机构失去了威望，习惯于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东大法律系学生转向私人产业。一名大四的学生说：“现在官僚的形象很差——僵化、顽固、令人讨厌。”

比较

法国和日本的官僚精英

忽视民选官员的强官僚机构并不新鲜。在法国，这样一种制度已经实行了几十年。日本的官僚精英类似于法国的精英（grand corps）。两个团体都非常聪明，受过高等教育，被置于最高的管理位置，被授权去使国家的经济实现现代化和升级。两者都认为他们能够单独拯救国家，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是令人讨厌的。

法国人在一所高等专科学校接受教育，比如国家行政学院或者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而最聪明的日本年轻人则进入公立的东京大学（东大）。一毕业，两者都从快车道进入管理层，而且，两者都可能提早退休进入收入更好的私人行业。法国的官僚精英不屑于利益集团的意见，而日本的官僚精英倾听利益集闭的声音，然后说服它们听从省的政策。

两者间的一大区别是，法国的官僚精英在各部之间是合作的。日本的官僚精英很快就沉浸于各省的锁国（sakoku，封闭的环境）之中，并忽视其他省或者是民选官员的立场。在日本模式中，没有宏大的计划，而且有的时候，各省的目标是不一致的。

18.19腐败丑闻

联系政府与利益集团的“铁三角”中的另一条腿是腐败的温床。日本似乎每一年都有新的丑闻（scandal）产生，都有官员辞职，有时则是被逮捕，甚至首相也曾被打倒过。无论是外国的还是日本的观察员，曾普遍接受：在日本，一点腐败是正常的，而且大部分日本人对此并不在意。活动经费（Walkingarmmd money）是许多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而且选民也希望从政治家那里得到好处。但是现在，当数额太大、利益冲突太明显、捐款方式太隐秘、资金来源太肮脏的时候，日本人就会站出来批评政治家的腐败。每个人都知道，诸如大坝、高速公路和桥梁这样的公共工程并不都是必需的。（日本每年用掉的混凝土比美国还多。）但是，它们是对建筑业的回报，建筑业把一定比例的回扣付给政党或者是个人的金库。公明党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其目标是作为“干净政府党”与腐败作斗争。

民主制

“金钱政治”能被打破吗？

日本1993年的选举和竞选资金改革有效吗？或者，金钱政治在日本的政治文化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拙劣的修补不能终结它？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哪一个更重要，结构（structure）还是心理？

呃，日本的金钱政治仍在继续。改革措施并没有像计划中的那样发挥必要的作用。美国曾经进行过几次竞选筹资的改革，但没想到无论是候选人还是捐资者找到了新的方法，从而击败了体制。（现在的软钱[soft money]。）深层的问题是对竞选资金的需要以及取悦选民集团的需要。

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选举制度非常不同，但是，每一个国家都不断出现与资金筹措有关的丑闻。为什么？因为在每一种制度中，各政党和候选人都会找到绕开法律的办法。而且，在每一种制度中，都有一些候选人把竞选捐款用于个人消费，这经常会导致更多的丑闻，请注意潜在的相似性：所有国家的政治家们都热衷于金钱。用加利福尼亚州的政治大佬杰西·昂鲁（Jesse Unruh）的话来说就是：“金钱是政治的母乳。”

腐败根植于日本的金钱政治（money politics）之中，因为许多候选人不是强调政党的党纲或者是个性，而是向选区分发大量的金钱礼物，这笔资金必须由他们自己来筹集。一名典型的在职者一年要花掉大约1.2亿日元（其货币符号为￥），但是，仅能得到2000万日元的补助。剩余的资金必须从某个地方筹集，比如朋友、支持者、商界，甚至是黑社会的捐款。

到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自民党看上去都是肮脏的。有些自民党的政治家，通常是更年轻的且着眼于将来的，开始在自民党使他们同流合污之前脱离自民党，并组建新的政党。1993年，选民们，其中许多人对公开的腐败忍无可忍，不仅抛弃了自民党，也抛弃了同样丑闻缠身的万年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直接的原因是两个党都不能设计并实行必要的改革来遏制腐败，使投票公平，并使日本摆脱处于困境之中的国家引导出口的僵化的经济模式。

关于腐败的越来越多的大声疾呼表明，日本选民越来越成熟，更加希望民主，上一辈认为是正常的，年轻一代认为是肮脏的、不道德的和不民主的。请注意，在同一时候，意大利和巴西的政治因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腐败而被拉下台。这些丑闻是好的迹象，因为它们表明，全世界的人们认为他们得到的是腐败的政府极其糟糕的服务。

民主制

谁贿赂了谁？

现代政治中有两种重要的金钱流动。第一种是金钱从利益集团向政党的流动，这是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等每个地方都能发现的一种暗中腐败的形式。

然而，另一种规模大得多的金钱流动是从政府向投票集团的流动，目的是赢得选票。在每个地方也能发现这种流动，而且其数量一直在增加，因为所有的现代政府都以支出计划、建设项目、补贴和贸易保护的形式来回报不同的集团。这种形式的腐败可能是政治家做选择时的一种更大的动机。对疏远一个投票集团的担心使得大多数政治家变得胆小。谁敢对农民说不？东京政府不敢，甚至“保守的”布什政府也不敢，它们都增加了对农民的补偿。通常，各政府贿赂各集团，而不是反过来。

典型的是，政治家们为他们的直接利益而努力（也就是说，再次当选），但很少关注结果（比如说战争、预算赤字或通货膨胀）。政治家们必须玩短期的游戏而忽视长期的后果，那些不这样做的政治家就会被选出局。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的竞选法改革，都没有注意腐败的一种更重要的形式，即“指定用途”（earmarks，政治恩惠的文雅术语）。日本和美国的政治家们非常偏爱这种形式。

18.20无人负责？

当代有一个关于日本的著名理论，即在强有力的和有序的政府背后没有一个真正的决策权力中心，无人负责。（正如卡特里娜飓风揭示的那样，美国也没有逃脱这种指责。）

几乎没有哪一任首相是真正进行领导的；相反，他们只是紧紧握住首相职位大约两年的时间，直到自民党的派阀首领抛弃他们。派阀首领也不是真正的领导；相反，他们仅仅是积聚封建性的权力，与另外的派阀斗争。而议员们除了积聚金钱以确保他们再次当选之外几乎没有作为。即使是更有权力的官僚机构也仅仅是在它们狭窄的问题领域进行领导。日本的政府机器隆隆作响，看上去很有效率，但是并没有人在掌控它。

“无人负责”理论——依然是有争议的——有助于解释日本在“二战”时不协调的行动：东京的政府希望和平，但是军队继续占领中国。该理论也有助于解释很难从东京获得贸易承诺的原因：首相承诺向美国的产品开放日本市场，但是日本的官僚们不执行来自他们的省以外的政策变化，悄悄地否定开放的想法。日本的各个省一直被比作封建采邑，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是领导。

“无人负责”理论也表明，日本的制度是欠发达的，不能应付21世纪的经济问题，包括导致了长期衰退和贸易不平衡的经济混乱。日本现在面临的大问题是：自民党是否能足够团结以实施必要的改革？此前的改革努力只是略微改变了日本。

民主制

日本可能实现政轮替吗？

日本的政治最终可能会被改变，但是现在还没有。民主制的一个定义性特征是权力轮替（ahernation in power）。如果是同一个政党执政数十年，那么，这样一个制度可能不是一种民主制。当然，执政党宣称那是选民的选择，但是，它对媒体和投票箱的控制才是确保它赢得选举的关键。几乎没有观察家认为墨西哥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因为革命制度党（PKI）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执政。

在日本，权力曾在1993—1994年短暂轮替，但那是一个不稳定的八党联合政府，并在10个月后分裂。（多党联合政府总是难以为继。）然后，自民党通过一名社会民主党的傀儡首相再次执政。自民党会被真正取代，做几年的反对党吗？自民党的长期执政有着结构的和心理的原因。日本选举制度中农村的超额代表，以及日本人不愿意抛弃曾带来繁荣的政党，解释了自民党长寿的大部分原因。金钱政治也有利于自民党。这些原因，加上小泉的人气，使得自民党在2005年的大选中获得对国会的绝对控制权。

而且，日本没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反对党。旧有的僵化的社会党太过于教条主义，不能挑战自民党。现在，不团结的民主党是跛脚的半个政党，提不出明确的选择。在出现一个能够保持团结的反对党之前，日本的一党独大制度将可能持续下去。（2009年8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击败自民党上台，实现了权力轮替。——编者）

18.21没有输家

与“无人负责”理论相联系的是一种默契，即没有人在经济变化中受到伤害。尽管鲸鱼肉在日本目前的饮食中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是，东京依然为日本捕鲸人捕杀濒危动物的权利辩护。为什么？屈服于国际压力可能会使捕鲸人失业，而在这个国家，不会有人受到损失。一名农民为了1.12公顷的茄子地阻止了东京不堪重负的成田机场所急需的扩建。为什么？扩建机场可能会使他失业。但是，在这个国家，我们不能那样做。

“没有输家”对日本政治的影响是扼杀了变革。诸如小零售商的利益集团能够组织和延缓大型商场和超市的建设。日本花了很多年才向玩具“反”斗城（Toy “R” Us）开放；因为小店主抵制它。（它现在是日本最大的玩具零售商。）日本正在慢慢地使其零售部门现代化，而且，现在大多数日本人乐于在大型商店购物。

日本有一种非正式的单位否决（unit veto）制度，在其中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多么的小，都能够否决大多数人希望的一种创新，农民从中获益尤其多，即使在东京区内——世界上最大的3500万人的都市区——也点缀着小块农地。这些农地的所有者不愿意出售这些土地以满足急需的公寓住房要求，而且他们得到了法律的支持以及大量的补贴。日本的消费者昂贵的物价以及他们必须忍受的受限制的生活中损失惨重。

18.22没有变化的改革

法国和德国曾被描述为“闭锁社会”，因为根深蒂固的利益阻碍了急需的改革。典型的情况是，这样的制度招致日益蔓延的普遍不满情绪，直至日益增加的变革压力突然使旧有的结构破裂。1958年戴高乐的上台正是一个闭锁社会如何戏剧性地被开启的例子。日本有类似的，但可能是更糟的问题，因为无人负责，且没有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能够提出重大的变革。一些观察家们把日本视作一个制度瘫痪了的躯干。瘫痪导致日本经济减速，丧失地区领导者的地位。

多年来，日本的首相发誓要使日本经济去管制（现在他们称之为重组[risutora]）。但是，这多半是空谈。首相们不是提出重大的、彻底的改革，而是提出次要的、装饰性的改革，几乎什么也不改变。许多日本人支持重大的改革（经团联强烈地支持改革），希望达到一石四鸟的效果。也就是说，实施改革，通过对受到严格控制的日本经济去管制，包括取消对外国进口商品的壁垒，从而使经济复兴，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减少贸易顺差，并限制官僚机构的权力。在日本，改革总是就要来到，但永远到不了。

日本人在争论什么

像德国一样，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猛增长，但是，随后变得稳定并开始衰退。随着时间的流逝，两国享有的战后经济优势消退。从1990年到2005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没有增长。所有的“经济奇迹”，都倾向于自我削弱。

18.23日本的经济奇迹

战后，“日本制造”表明产品是廉价的，但是，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爬出了廉价商品的阶段。在1960年，日本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只有380美元（以今天的美元计算，大约为2600美元），是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8。到1990年的时候，日本的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高。朝鲜战争为低价投标的日本制造商带来了美国采购服装、鞋类和其他商品的军事合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是韩国工业起飞的催化剂。）很快，美国的民用商品制造商也把合同交给日本人。日本产品的质量得到改善，而成本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汽车被看不起。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日本汽车因为省油和做工精良而受到尊敬。现在，丰田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运行最好的）汽车公司之一。有一种持续的模式总是低估日本的产品，许到它把你挤出市场为止。

就像战后的西德一样，日本人索取不多：只需一份有饭吃的工作。在政治中，大多数人小心谨慎，并把票投给温和的保守派。不过，在1990年，日本非凡的经济增长随着一次大规模的衰退和失业而终结。日本证券市场的崩溃和不动产泡沫的破裂使得公司和银行看起来更加可怜和愚蠢。人们开始认为自民党无力胜任工作。受过教育的、有出国经历的日本年轻人看到其他国家的人们没有生活在兔笼之中，也不支付昂贵的价格。许多人不再愿意支持现存体制。

地理

没有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生存

德国19世纪的思想家们提出地缘政治理论，这是过分决定论的观点。比如生存空间理论，当时得到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急切地支持，他们把该理论作为帝国扩张的正当理由。战败后，德国人和日本人认识到他们之前从未在这个拥挤的国家里生活得如此之好。如果你经济发展够好，就不需要太多的领土。繁荣不取决于领土，而取决于聪明、有活力的人民以及良好的经济政策。

18.24日本成功的秘密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意识到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快。观察家们一直试图把“日本奇迹”解释为新的、不同的和更好的制度。现在，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从来没有一种神奇的公式。

儒家学说

有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展示了类似日本的快速增长模式。中国和亚洲四小龙（FourTigers）增长都很快。在文化上，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受来自于中国的儒家背景的影响。儒家强调努力工作、稳定和服从；反对个人高消费；认为人们应该储蓄而不是消费。一些人认为，儒家的工作伦理使得东亚有了与新教工作伦理功能相似的东西。

生产力

高生产率和低工资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几十年来，日本的生产率都高于工资，使得日本可以不受限制地生产大部分先进的电子消费品。日本人的工厂曾经能够容易地把素质更高的工人投人生产，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么回事了。

教育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十分重视教育，特别是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儿童教育（K-12）。教育受到国家的监管，并且是义务的。这给予日本一支高技能的劳动大军，他们能够阅读、服从指示并完成数学题。（美国劳动力大军中的大部分人不会做数学题。）有意思的是，日本与高速增长的邻国不是太重视大学教育，认为大部分大学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微。

储蓄

日本人大量储蓄，并认为负债是一种羞耻；美国人很少储蓄，并且几乎为负债而自豪。日本人用信用卡的次数远远少于美国人，并且每个月都还清欠款。在日本，节俭是一种古老的传统，而养老金计划和社会保障很脆弱。因此，日本人存钱以备不时之需。日本几乎没有福利事业。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储蓄因素可以单独解释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些人现在认为日本储蓄太多；由于他们不愿意消费，从而使得日本继续处于不景气之中。

在一定意义上，储蓄使日本的银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拥有大量可供投资的资本。不幸的是，这鼓励商业扩张，直到它们扩张过度；然后，银行贷给这些“僵尸”公司更多的钱，进而积累为呆账。日本的银行最终注销了大约一半的不良贷款，使银行系统基础回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

国家监管

国家监管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是有争议的。国家监管是日本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吗？比如回到明治时代现代化者的方法，并延续通产省和财务省的做法。其他大多数快速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有一些国家监管。

国家计划的价值迄今未被证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仅仅是把握对了它的宏观经济（macroeconomy）或者“基本原则”的方向，而且，如果没有国家对微观经济（microeconomy）的监管的话，日本的经济可能会做得同样好或者更好。一些日本企业的成功并没有得到某个省的帮助，一些得到大量帮助的企业却表现糟糕。（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Akio Morita]公开鄙视政府的帮助，且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唯一能揭示日本对经济的干预是否有效的方法是，两个在不同政策下运行的非常相似的国家，一个有通产省，一个没有，然后看谁增长得更快。

18.25从泡沫到破灭

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纪录，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是，从1973到1991年，日本经济每年仅增长4%；自1991年以来，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1998年，日本经济实际上是负增长。日本的工资和其他成本不断攀升，而日本的投资流向工资更低、管制更少的国家。日本还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决定。通产省促使并以资金支持日本的电子企业，在发展“第五代电脑”和高清晰度（high-defmition）电视方面亏损严重。通产省鼓励日本的11家（11家！）汽车制造商扩大产能，直到它们扩张过度。

政府和银行曾把日本工业的出口部门（汽车、电子产品）推向更高水平的自动化、生产率和效率。其他部门则落后于此。销售主要掌握在昂贵且没有效率的邻里夫妻店手中。美国式的打折在日本受到谴责，因为它使家庭商店破产。然而，渐渐地，随着更多的日本人发现他们在美国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松下或佳能电器的时候，外国的零售连锁店开始在日本开张营业。

农业也是落后的。日本典型的几公顷的小农场无可救药地没有效率。但是，农林水产省保护农民免遭廉价进口商品的损害。这使日本的消费者花费昂贵，并惹恼日本的贸易伙伴。但是，许多日本农民转向兼职农业，这是工业化中的国家的一种典型模式。日本农民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现在几乎没有年轻人从事农业。从纯粹的经济方面来考量，他们应该把自己的小块土地卖给更有效率的农民，或者卖去修建公寓。在重要的城市中及城市的郊区都有受保护的和免税的农地，它们应该服从市场的力量。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对他们的经济变得更加不满，因为监管制度的缺点愈发明显。在官僚的指导下，日本的经济制造出流动性过剩（excess liquidity），这为证券市场和房地产泡沫火上浇油。这两类泡沫都在1989年破灭。东京的证券交易从最高值下跌了1/3，并且只有一部分得到缓慢的恢复。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许多日本的银行和公司破产或濒临破产。日本遭受通货紧缩（deflation），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大灾难。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糟糕，因为它摧毁家庭和商业的价值。一些在1990年前后购买了公寓的日本人眼看着房价跌了一半，却还不得不还清高额的抵押贷款。

为了与经济衰退斗争，东京掷出了大笔资金——大约为1万亿美元。这些资金几乎都投向公共工程之中——从而使日本有世界上最多的财政赤字（deficits）以及国家债务（debt），但是这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东京当时正在做的是它过去总是做的那些事——将处于困难之中的任何经济部门拉出困境。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永远为所有事情提供救援，而且东京将公共工程方面的支出从200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削减至2005年的4%。其实，日本应该削减更多。

帮助企业摆脱困境仅仅是掩盖了他们的病候，并歪曲了市场信号，即这家公司本必须改变或者关闭。东京努力使日本最大的银行不要垮掉，尽管根据它们的资产，有几家确实应该挎掉。日本和外国的分析家们担心，愚蠢的投资会削弱银行和商业，掩饰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削减日本巨额的补贴以有利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努力，必须与日本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作斗争。

日本的新时代是面临一个低成本的竞争者和开放的市场。其他国家已经接管了日本习惯了的几个领域：炼钢、造船，甚至是电子消费品。中国正在接管世界制造业的大部分。日本人不应该感到绝望；它仅仅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增长率适度的、成熟的经济体。而且，日本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实现长远的繁荣：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极好的高科技部门，以及大量的投资资本。

日本抑制国内消费，同时积聚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执行的时间太长了，越过了既定目标，并导致严重的不平衡。日元便宜的时间太长，在1995年突然从33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80日元兑换1美元0。（日元的价值体现在1美元值多少日元。因此，当日元的汇率上升时，它与美元相比就变得更加便宜；当日元的汇率下降时，与美元相比它就变得更贵。至于欧元，要反过来，汇率上升就意味着更贵。）太坚挺的日元伤害了许多日本企业，使它们减少了国外的销售额。

日本巨大的贸易顺差（trade surpluses），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没起什么好作用。但是数十年来，通产省钟情于贸易顺差，这是某种类型的近代重商主义。事实上，日本卖给美国的产品太廉价了，以至于得不到足够的回报。如果日本人在早些时候消费更多的话——包括进口更多的商品，那么，他们就可能避免流动性过剩给证券市场和不动产泡沫的火上浇油。太多的日元全被用于投资；继而泡沫破灭。

地理

逐渐减少的日本人

1975年，日本的出生人口数量开始下降。2005年，日本的人口开始萎缩，到21世纪中叶的时候有可能降到1亿人以下。日本的各大学对自1974年以来18岁的人口减少了一半的事实感到担忧，担心没有足够的学生坐满教室。产业界担忧没有充足的工人。（一个解决办法是：鼓励更多的日本妇女工作；相对来说，现在日本几乎没有妇女在工作。）最大的担忧是如何以那么少的劳动者养活已退休的所有日本人？而且日本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民族，男性平均寿命为79岁，而女性为86岁。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将很快出现赤字。一名日本劳动者能够养活一名退休者吗？请注意，德国也有非常类似的问题，但是日本只接纳很少的外国工人。日本人口中仅有1%是外国人，而且还包括了在日本生活了数代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后代。日本人歧视移民，甚至歧视出生在巴西的日本人。日本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必须学会开放。

一家养老院的日本老年人正在吃午饭。很长的寿命——因其采取最优饮食法——和低出生率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长寿国度。

18.26日本应该重整军备吗？

自“二战”以来，日本一直宣扬和践行和平。麦克阿瑟的工作人员把“非战条款”（第9条）写入了日本的新宪法，规定“将永不再维持”军事力量。1950年的朝鲜战争使一些人想知道，日本是否应该保持没有国防的状态并依赖美国的保护。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建设“自卫队”，但非正式地把国防支出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内。日本大约只有238,000名军人，但是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训练，拥有精良的装备。

广岛的爆心投影点：这栋市政大楼的一部分经受住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而现在矗立在这里提醒日本人战争带来的后果。

日本的左翼认为，日本的自卫队与日本宪法的文字和精神都不一致。但是，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卫队是审慎的和必要的。有些人要求终结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甚至是要求拥有一些威慑攻击的核武器。废除第9条的公投可能最早会在2010年举行。美国也希望日本能够保卫自己，在地区安全中承担领导责任（因为日本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中做得很好）并且鼓励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日本也派出550名士兵到伊拉克从事非战斗任务，这场战争是许多日本人不喜欢的，但东京政府认为这会确保得到美国的保护，使它免遭来自周边国家不断增长的权力的损害。

日本应该扩充其自卫队吗？日本的邻国过去常常担心日本的军事力量，但是，许多日本人和他们的邻居现在认为，日本应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拥有可靠的但不是威胁性的防御能力。

2011年，日本海岸警卫队船只在杳无人迹的尖阁诸岛中最大的岛屿附近巡逻。日本占领的这些岛屿，刚好位于台湾正北方的东海海域，1985年，中国愤怒地要求日本将它们归还。因涉及捕鱼和采矿的权力，该地区局势一度剑拔弩张。

在日本能够在东亚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前，它将不得不深刻反思其在“二战”中的暴行，并把它们写进学校的教科书。这是困难的，因为自民党的政治家们关心的是日本的选民，依然把日本的侵略描绘为防卫性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日本对中国台湾和朝鲜的占领对这两块土地都是有利的。在来自台北和首尔的抗议怒号中，这些人通常都会辞职。许多人尊敬日本的战死者，东条英机的外孙女依然把他作为爱国者来哀悼。2007年，安倍首相否认战时的日本军队强迫中国和朝鲜妇女成为性奴隶。德国或多或少也曾掩饰过去，而且现在德国也有一小股部队参与了欧洲安全。日本在东亚能够扮演同样的角色，但是，它首先必须面对自己的历史。

神道：日本原始的宗教；崇拜自然、祖先以及日本。

将军：日本的封建军事统治者。

德川：从1603年到1868年统治日本的将军朝代；也即人们熟知的江户时代。

外国人：字面上指“外部的人”。（日的后缀“jin”意思是“人”，比如日本人[Nihonjin]和美国人[Americajin]）。

明治时代：日本迅速现代化的时期，开始于1868年。

“满洲国”：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傀儡国。

自由民主党：日本占支配地位的政党，一个全民党。

国会：一些议会使用的名称，比如日本的和芬兰的议会。

政治拨款：仅仅有利于立法者选区的政府项目。

经济产业省：日本强有力的经济产业省（以前的通产省）。

县：日本行政区划的第一层级；像法国的省。

罪恶感：对个人责任和道德失败的深深内化的感觉。

羞耻感：对做错事或者破坏了团体规范的感觉。

精英教育制度：仅仅依据智力水平的升学。

铁三角：政治家、官僚和商界人士促进资金在他们之间流动的紧密结合。

丑闻：被新闻媒体公开的腐败行为。

活动经费：政治家用于买选票而支付的数额相对较小的金钱。

结构：诸如宪法、法律和部门的政府的制度。

软钱：在美国政治中，给予各政党或团体而不是给候选人的资金，目的是绕开限制。

金钱政治：大量使用资金以赢得选举。

￥：日元的符号；日本货币；2008年，105日元=1美元。

权力轮替：在选举中一个政党被另一个政党推翻。

单位否决：一个组成部分阻止法律或者变革的能力。

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宏观经济：一个国家经济的整体情况，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与增长、生产率、利率和通货膨胀。

微观经济：个人市场的近景，包括产品设计和定价、效率和成本。

流动性过剩：流通中的货币过多。

通货紧缩：价格下降；与通货膨胀相对。

赤字：在一个给定的年份中，政府的支出比其收人多。

债务：政府许多年赤字的总额。

贸易顺差：出口的比进口的多。

（特命担当大臣——译者）

（原文为beisabaru，疑为baseball在日语中的发音beisuboru之误-——译者）

（Eiichi Shibuzawa，原文如此，应为Eiichi SHibusawa——译者）

第19章
俄罗斯的历史影响

问题与讨论

1.俄罗斯的面积使它天生难以统治吗？

2.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面对的地理劣势是什么？

3.为什么俄罗斯的现代化似乎总是需要自上而下推动？为什么现代化不能自下而上？

4.俄罗斯曾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民主？

5.西化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冲突是如何仍在重复的？

6.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在人们没有想到的俄罗斯变得流行？

7.列宁是如何改变马克思主义的？

8.临时政府还能掌权吗？它应如何做？

9.斯大林的上台是一个意外吗？

俄罗斯是一个横跨亚洲北半部直达太平洋的、穿越11个时区的广袤国家。看着俄罗斯地图，你会注意到它只有一小部分领土位于欧洲。或许一个像苏联那样庞大、并在族群上多元的国家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仅仅是把它团结在一起就需要强大的中央依靠武力的控制。可能正是俄罗斯的面积使其倾向于暴政（tyranny）。

由于几乎没有天然的界限，俄罗斯很容易遭到其他国家从东面或西面而来的侵略，尽管它的面积和严酷的冬天使得瑞典的查理十二（Charles Ⅻ）、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入侵注定会失败。漫长的冬季使得俄罗斯的生长季节短暂。农业是一个靠不住的工作，因为农作物平均每3年就有1年歉收。使俄罗斯面积变大的西伯利亚（Siberia）的广大领土问题丛生；其天气不利于定居，而且其矿产和森林财富很难开采。俄罗斯人口的大部分居住在“欧洲的”部分，也就是说，居住在乌拉尔山脉以西。早在沙皇时代就开始的开发西伯利亚的计划，总是功亏一篑。西伯利亚现在依然人烟稀少。

俄罗斯曾长期难以找到出海口。最早的俄罗斯国家都是内陆国家；只是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之下，俄罗斯人在18世纪初期打败瑞典人，获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打败土耳其人获得黑海的出海口。但俄罗斯北面的港口冬天会结冰，而黑海又被土耳其海峡所控制，这依然使得欧洲的俄罗斯没有一个终年安全的港口。沙皇和共产主义者们共同的伟大梦想之就是获得一个俄罗斯人单独控制的温水港。

19.1斯拉夫民族

通过征服东欧的大部分地区，斯拉夫民族在欧洲数量众多，而所用语言与西欧的罗曼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相比，相互之间更加接近。一名斯洛伐克的农民能与任何一名其他的斯拉夫农民交谈——他们的词汇和句法非常相似。

不过，斯拉夫语的差异在写法上。西方的斯拉夫人（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人和斯洛伐克人）信仰来自罗马的基督教；因此，他们的字母是拉丁字母。东方的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阪依的是来自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东正教，而他们的语言使用的是被称为西里尔字母（Cyrillic）的希腊字母的一种变形。西里尔字母得名于圣西里尔（St. Cyril），他是第一位使斯拉夫人皈依的修道士。

东正教（相对于罗马天主教）和西里尔字母的书写使得俄罗斯人与欧洲其他地区孤立开来。除了在地理上处于欧洲的边缘之外，俄罗斯在若干世纪中也处于欧洲文化的遥远边缘。使信仰天主教和新教的欧洲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仅仅是后来才渗入俄罗斯。罗马是西欧思想生气勃勃的本源，但是，东正教信仰的大本营，在土耳其人统治之下的君士坦丁堡，却停止向其信徒提供智力上的指引。在西欧经历从天主教的意大利开始向外荡漾涟漪的文艺复兴的鼓舞时，俄罗斯依然与世隔绝、处于沉睡中。它错过了启蒙运动的大部分。

解释俄罗斯孤立和落后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是它在13世纪被蒙古人，即后来众所周知的鞑靼人（Tatars）征服。蒙古人打碎了以今天的乌克兰基辅为中心的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并奴役其大部分人口。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文明向前进步，在野蛮的蒙古人统治之下的俄罗斯文化衰落了。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即使是在鞑靼人的桎梏被拿走以后，俄罗斯人依然花了5个世纪的时间才追赶上西欧。

地图19-1 俄罗斯地图

地理

俄罗斯的边界

俄罗斯的北部是北冰洋；

东部是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

南部是朝鲜（很小的一块）、中国、蒙古、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黑海；西部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和挪威。

俄罗斯的飞地（exclave）加里宁格勒州（Kaliningrad Oblast），在波罗的海边楔入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以前是原东普鲁士的哥尼格斯堡。

19.2俄罗斯人的专制统治

在鞑靼人的统治之下，莫斯科公国成为最强大的俄罗斯国家。它开始是一个为鞑靼人收税的国家，后来成为鞑靼人成功的敌人。莫斯科的伊凡大帝（1530—1584在位）自己加冕为沙皇（tsar），并把俄罗斯的领土从伏尔加河扩张到里海和西伯利亚。伊凡大帝既凶狠又成功；他对武力的野蛮使用为后来的统治者确立了一个标准。直到今天，许多俄罗斯人仍然认为只有一个强大而无情的领导人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

当俄罗斯的贵族（boyars）与伊凡大帝发生冲突的时候，伊凡大帝的秘密警察（The Oprichnina）流放或者处死他们。自那以来，俄罗斯的贵族在政治生活中从未扮演过自主的角色。这仿佛是法国绝对主义被彻底运用到一个早期的文化上落后的国家。结果导致了沙皇统治之下的专制统治（autocracy）与西欧不一样，俄罗斯从来没有经历过由自主的贵族、教会、平民和国王组成的混合君主政体。相应地，俄罗斯人也没有有效政府、制衡或者是多元主义的经历。随着伊凡大帝年纪越来越大，他也变得越来越疯狂。由于不能信任任何人，他杀掉了他周围哪怕只有一点值得怀疑的人——甚至是他自己的儿子。到他死的时候，他开创了一个现代的俄罗斯国家。

圣巴西勒大教堂，毗邻克林姆林宫，令人回想起莫斯科曾经是基督教的中心。沙皇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还是俄国东正教的领袖。

19.3绝对主义或者无政府状态？

俄罗斯人容忍专制统治的一个原因——而且常常是被赞美的原因——是他们感到如果在顶端没有一只强力的手，制度就会退化为无政府状态，重演17世纪发生过的“动乱年代”的一幕：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沙皇，动荡、盗匪、内战和波兰人的入侵困扰着这块土地。俄罗斯人也愿意服务于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俄罗斯的东正教教会是由沙皇领导的，它成为专制统治的一个支柱，教导信徒要敬仰沙皇，因为沙皇是保护全体俄罗斯人的“小上帝”（little father）。沙皇既是国家的首脑也是教会的首脑，这种模式被称为专制教皇制（caesaropapism）。俄罗斯曾被称为是一个“仆人国家”（servicestate），在其中，所有的社会地位，从贵族到农民到神父，都服务于独裁者。俄罗斯缺乏西方诸如自由和个人权利那样的概念。

在15和16世纪期间，俄罗斯事实上是在向后退，以前自由的农民变成农奴，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为贵族劳动。西欧在数个世纪以前就结束了农奴制，而在俄罗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非常贫穷，是无知的农业劳动者。

这些可怜的人们不时地起义，一些人逃跑并加入哥萨克人部落。哥萨克人是在沙皇帝国和土耳其帝国之间边境地区的骑马掠夺者。一名在民谣中名垂千古的哥萨克人领导人斯丹卡·拉辛（Stenka Razin）领导了一场农民起义，控制了乌克兰（Ukraine）的大部分地区。最后，哥萨克人变成了半军事的同盟，沙皇征召他们作为有效而无情的骑兵。

政治文化

“莫斯科是第三罗马”

瓦西里升天大教堂（St.Basil’scathedral）使人回想起莫斯科以前作为基督教中心的角色。俄罗斯的沙皇不仅是国家的首脑，也是俄罗斯东正教的首脑。

修道士菲洛修斯（Philotheus of Pskov）在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后说：“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他意指俄罗斯是真正的基督教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中心。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已经失败了；现在，俄罗斯将会保卫信仰。数个世纪以来，许多俄罗斯人重复着菲洛修斯的名言：“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第四个将不再来。”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俄罗斯新的统治者对世界共产主义拥有同样的想法；莫斯科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首都，并且不可能再有其他地方。即使在今天，有些俄罗斯人依然感到俄罗斯肩负神圣的使命。

19.4自上而下的现代化

到彼得一世于1682年成为沙皇的时候，俄罗斯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的其他地区。彼得一世身高2.06米，他推动了俄罗斯现代化并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强国。彼得一世以一己之力处理俄罗斯的立法、外交、战争和技术创新事务，而且是到西欧旅行的第一位沙皇。由于羡慕西欧的工业，他命令俄罗斯人在国内效仿这些工业。通过几乎是不断发动战争的方式，彼得一世打败了瑞典人，并使俄罗斯人获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在那里，他命令人们模仿阿姆斯特丹修建了一座宏伟的新首都圣彼得堡（后来的列宁格勒），并把它作为俄罗斯通往西方的窗口。

通过效仿瑞典人严谨的行政管理系统，彼得大帝把俄罗斯分为省、县和区，每一级都由来自贵族的官僚管理。所有的男性贵族都必须从15岁开始为沙皇服务，直至死去。他们要么是官僚要么是军官，甚至官僚也是根据军队的方法加以组织的，配以官阶和制服。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下，俄罗斯的政府机构深深地渗入社会之中。人口普查确定了可用于军事征召的男性数量，而且每一个公社都有一个配额。被征招入伍者需终身服役。税收压榨着每一个人，因为彼得命令他的官员们“收钱，尽可能地多，因为钱是战争的动脉”。

当彼得于1725年过世的时候，俄罗斯是一个更加现代的和西化的、但依然落后于西欧的国家。彼得大帝的贡献是提供了自上而下的推行现代化的模式，推动一个贫穷的庞大国家朝前走，不管其本身如何。俄罗斯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背负沉重税收的农民大众的境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西化的贵族——比如，第一次被迫剃须——与农民的希望和感情的联系被切断了。该模式持续了很长时间。

19.5西化派和斯拉夫派

拿破仑对俄罗斯的入侵以及在1812年对莫斯科的占领使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痛苦地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是落后的。许多人试图引入西方的政治和制度，包括限制沙皇专制权力的君主立宪制。他们被称为西化派（Westernizers）。其他人讨厌西方；他们把西方看作是精神上空虚和物质主义的。他们认为，解决俄罗斯问题的办法是培养他们自己的斯拉夫之根，并发展出不同于并优于西方的制度和类型。“俄罗斯将要教导世界。”这是他们的观点。这些斯拉夫派（Slavophiles，字面上的意思是“爱斯拉夫的人”）强调俄罗斯农民的精神深度和温暖的人性，他们是蔑视西欧文化的浪漫民族主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模式在文化中继续反对西方的物质主义，并赞同传统的精神价值。而且，在今天的俄罗斯，古老的辩论依然在回荡：自由的改革派依然是亲西方的，而保守的威权主义者是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

19.6从挫折到革命

尽管有人在俄罗斯号召进行广泛的变革，但是19世纪期间的改革几乎没有取得进步。所有的沙皇都拒绝变成一名立宪君主（constitutional monarchy）。即便是亚历山大二世这名“沙皇解放者”也只实施了很有限的改革。1861年，他发布了著名的《解放法令》，把农奴从法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受到经济上的束缚。他建立了被称为地方自治会（zemstvos）的区和省议会，但是给它们的只有微小的地方权力。

改革的目的是既要使俄罗斯现代化，又要改善俄罗斯大众的生活条件。然而，在特定的条件下，改革使革命变得更有可能而不是不可能。亚历山大的改革，他认为是广泛的和慷慨的，但被一群批判性越来越强的知识分子（intelligfintsia，受教育的阶级）认为是不充分的。无论亚历山大给予什么，只会使知识分子想要得到更多。改革仅仅是刺激了批评者们的胃口，而许多知识分子变得痛苦和失望。

一些知识分子尝试草根层面的行动。在19世纪70年代，成千上万的理想主义的学生穿上农民的衣服，试图到乡村的“人民中间去”，煽动激进的行动。这些民粹派（Narodniki）绝对没有带来进步；充满疑虑的农民要么忽略他们，要么把他们移交给警察。其他知识分子转向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和暴力，相信杀死右翼的官员构成了“行动的宣传”，是唤醒迟钝的俄罗斯大众的一种方式。一个革命团体人民意愿（Narodnaya Volya，民意党），经过7次尝试，在1881年将一枚炸弹扔进车厢中杀死了沙皇。

事实上，在19世纪期间，俄罗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过时的习惯被一扫而空，工业得以建立和运转（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输入的资本的帮助下），铁路得以修建，而知识分子的生活蓬勃发展。然而，在政治改革的重要领域——议会、政党、选举和权力分享——俄罗斯在本质上静止不前。毕竟，政治改革不会自动发生。一名使其经济现代化但是没有使其政治体制现代化的统治者是在自寻麻烦，正如我们将在伊朗看到的那样。

19.7马克思主义来到俄罗斯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落后的俄罗斯远远没有做好迎接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在农业国家俄罗斯只有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因为俄罗斯的工业化在19世纪末期刚刚开始。马克思认为，革命首先发生在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比如英国和德国。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更加流行。马克思的著作被失望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急切地抓住不放，他们热切地希望变革，但是没有变革的理论框架。最终，他们相信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发现了实施一场革命的理由和方式。

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有几个流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Legal Marxists）注意到俄罗斯经济上的欠发达状态，认为国家在其能够开始社会主义以前首先必须通过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阶段，先是资本主义然后是社会主义，因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他们必须首先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流派是“经济主义”，强调通过类似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这种马克思主义变成稳健的福利主义。

与这两个渐进主义流派相对的是要求革命的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能够通过小规模的无产阶级发动一场革命，获得权力，然后运用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来“推动历史发展”。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一些理论上的修改，使之符合俄罗斯的情形。自那以来，俄罗斯共产主义（communism）的学说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1898年，在经过几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俄罗斯的运用的讨论之后，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很快，该党就被沙皇的秘密警察奥赫拉纳（Okhrana）渗透和破坏，该党的许多领导人被流放到西欧。其报纸《火星报》（Iskra）在瑞士苏黎世出版，并被偷偷带入俄罗斯。《火星报》的编辑之一就是列宁。

1903年，这个小党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发生分裂：组织问题。一些领导人想要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法建立一个正常的政党，以开放但是效忠的党员资格吸收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加入。列宁嘲笑这种方式，认为沙皇的秘密警察将会彻底毁灭一个公开的政党。与此相反，他力劝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小规模的、紧密的地下政党。这更多的是一个阴谋型的政党而不是一个传统的政党。

列宁自行其是。在1903年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会议不能在俄罗斯举行），他控制了51票中的33票。尽管可能不能完全代表全体党员，但是，列宁宣称他的党派是布尔什维克（Bolshevik，多数派），并以此命名。代表大会上的孟什维克（少数派）继续存在，鼓吹更加温和的路线。

19.8序幕：1905年革命

20世纪初期，扩张中的两个大国俄罗斯和日本发生碰撞。俄罗斯人正向东寻求发展，通过修建泛西伯利亚铁路（Trans-Siberian Railway）来巩固俄罗斯在太平洋的地位。这条铁路的最后一段穿过中国东北地区。与此同时，日本正从朝鲜向北推进到该地区，而这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沙皇的内阁确信他们能够击败亚洲的任何军队，并希望借此扭转国内的动荡局面，认为与日本的战争可能是一个好主意。内务大臣说：“我们需要一场小战争的胜利来阻止革命的潮水。”而结果是，日本的舰队突然袭击了在旅顺港（Port Arthur）的俄罗斯人，然后在陆地和海洋上击败了他们。

日俄战争暴露了沙皇率队的准备不足、无能和愚蠢。虚弱的政权不应该指望一场“战争的小胜”来掩盖国内的动荡；战争使问题更加糟糕。在俄罗斯，骚乱、然后是革命爆发了。一些海军部队发生兵变。（可以参考爱森斯坦经典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工人们在圣彼得堡短暂地夺取了工厂。革命似乎就要爆发。

沙皇尼古拉二世做出让步，颁布了原本可以有重要作用的改革：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以及杜马（Duma）的民主选举。简要地说，他在1905年颁布的《十月宣言》似乎将会把专制统治转变为君主立宪制。然而，沙皇及其反革命的顾问们放弃了原来的诺言。尼古拉一点也不聪明，拒绝放弃任何专制的权力。随后是4个杜马被选举出来；当每一个杜马变得太有批判性的时候，杜马就被解散。最终，杜马变成一个没有权力的不民主的讨论场所。杜马是俄罗斯和平转型为民主制的最后希望。生活在现代的人们需要感受到他们至少是小规模地参与了政府事务。政党、选举和议会可能是不完美的参与手段，但是它们比暴力革命要好。自1825年“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起义”失败以来，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一直试图把这一点告诉沙皇。但是沙皇拒绝听从这一意见。

人物

伟大的革命者列宁

弗拉基米尔·列宁

有些人认为，列宁站出来报复沙皇制度是因为其哥哥亚历山大在1887年因为参与反对沙皇的炸弹密谋而被绞死。没有证据证明这种说法。但是，显然列宁被一种冷酷的、有抑制力的愤怒所支配，其目标是在俄罗斯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

列宁出生于1870年，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是一个省的教育官员的儿子。列宁来自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他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这是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领导人的典型模式。他很快就因为颠覆活动而被大学开除，并被流放到农村。凭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律，列宁自学成才，以高分轻松通过法律考试。

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列宁与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发现了马克思，并对迅速增长的俄罗斯经济做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由于被认为是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宁很快就在地下的革命圈子中声名鹊起。

1895年12月，在编辑非法的社会主义报纸的时候，列宁被捕并被关进监狱1年，然后是西伯利亚勒拿河地区的3年流放。在那里，他取名列宁，即来自勒拿河的男人。孤独的生活让他有时间去阅读，学习外语和写作。在1900年被释放后，列宁逃到瑞士的苏黎世，在那里，他度过了以后17年的大部分时间。直到1917年在俄罗斯取得政权之前，列宁一直没有工作。

在瑞士流亡期间，列宁不时担忧在俄罗斯可能将永不会发生一场革命。工人阶级更关心的是更高的工资而不是革命。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规模很小，在俄罗斯的和流亡在外的一共只有几千名党员。列宁决定把这个小党改造成一股有效的地下力量。大小不重要；组织就是一切。他在1902年的小册子《怎么办》中要求建立一个有严密纪律的职业革命家政党，而不是一个传统的对所有人公开的社会民主党。在列宁的领导下，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铸造了“组织的武器”：党。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如何能够在前工业化的俄罗斯发生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列宁极大地修改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得出的理论认为革命将出现在最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规模是最大的。列宁说不一定：革命可能出现在资本主义最脆弱的地方，在那里资本主义才刚刚起步。列宁认为，帝国主义（imperialism）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给予资本主义改进的机会。通过剥削更弱小的国家，大的帝国主义强国就能够以更高的工资贿赂工人阶级，从而让他们保持沉默。在资本主义刚刚开始的地方——就像在有大量外国投资的俄罗斯那样——是资本主义能够被推翻的地方。列宁说，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和西班牙，是“资本主义最脆弱的链环”。

列宁也不同意马克思坚决主张的农民绝对不可能是革命的观点。马克思不考虑乡村生活，认为它是“农村的白痴行为”。但是列宁相信，在特定的条件和领导之下，农民可能变得革命，并把他们的力量加在规模小的工人阶级之上，提供一支庞大的革命军队。（30年后，毛泽东详细阐述了这些主题，认为中国作为帝国主义的一个受害者，能够在完全是农民的基础上发生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完成了列宁所提出的一连串的念头。）

列宁不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但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领导者，像所有成功的革命家那样，修改理论以利用形势。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去推翻他仇恨的制度相比，他不太关心纯正的马克思主义。

19.9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崩溃

共产主义者喜欢说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导致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崩溃的历史力量。关于十月革命，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在俄国就根本不会有革命，更不要说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列宁自己在1917年初曾怀疑自己是否能活着看到在俄国发生一场革命。

在战争以前，俄国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杜马进行斗争，削弱沙皇的专制统治，并且差点成功了。工业发展很快。农民从传统的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变成富裕的和多产的小农。战争改变了一切。沙皇的军队重复了他们在1904年的自负，在1914年高高兴兴地卷入反对德国的战争。这支军队规模庞大，但是装备很差且领导无方。在更有效的德国军队面前，重要的进攻均被搁浅而终止。俄国的经济土崩瓦解。军队士气崩溃，许多士兵开小差。农民夺走地主的财产。政府瘫痪，但是沙皇拒绝改变任何东西。

人物

克伦斯基：好人的失败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曾有一次奇异的经历：看到并聆听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演讲。历史还活着。在70岁时依然健康和发音清晰的克伦斯基，回忆起他作为俄国临时政府首脑的短暂的工作期限（1917年7月到11月）。听众中的一个人，是一名俄罗斯流亡者，愤怒地质问，为什么克伦斯基不使用他的权力杀掉列宁。克伦斯基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当你有权力的时候，有时却很难使用它。”

那就是克伦斯基的问题。作为一名正派的人，他不会谋杀一名政治上的反对派。西方的同盟国请求他让俄国留在战争中，他无心去背叛它们。克伦斯基在政治的冷酷无情中缺少的，可能是他在长寿中获得的。生活在纽约市，他终其一生为其短暂的统治开释，并谴责试图打倒他的布尔什维克和俄罗斯右翼分子。他于1970年逝世，享年89岁。

到1917年的时候，局势令人绝望。那年的3月，一群民主温和派夺取了权力，并废黜了沙皇。类似于西方的自由派，临时政府的人们希望使俄国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西方列强，包括美国在内，对他们表示欢迎，认为他们将会召集俄罗斯人重新继续战争。到7月的时候，由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领导的临时政府试图留在战争中，而这就是临时政府瓦解的原因。如果克伦斯基背叛西方盟国，并与德国单独达成和平的话，温和派就可能保持权力。

与此同时，德国总参谋部正在寻找使俄国退出战争的办法，认为送列宁去制造混乱可能是更聪明的办法。1917年4月，列宁和他的同事乘上著名的“封闭的列车”（sealed train）穿越德国、瑞典和芬兰到达彼得格勒，在“一战”中它被称为圣彼得堡（其发音太德语了），这样布尔什维克的细菌就不会传染给德国，因为在德国，革命的不满也在增加。如果没有德国人的帮助和资助，列宁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到俄国。

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列宁喊出了激动人心的口号：“面包、土地、和平”。这些口号是分别说给工人、农民和士兵听的。列宁很快就看到一种“二元权威”正试图统治俄国。临时政府控制着军队和外交政策。但是在最重要的城市彼得格勒，由工人、士兵、水手和革命者组成的委员会（俄语的“苏维埃”）管理着一切。很快，这些委员会就出现在俄国的许多城市。这些苏维埃的组成是混合的，布尔什维克是一支规模不大的少数派。列宁奉行一种双重策略：使苏维埃成为唯一有效的统治权力，并使布尔什维克成为苏维埃中的支配力量。对此，列宁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

地理

又一个有关两面旗帜的故事

在1991年末，随着苏联的解体，人们熟悉的共产主义的红旗（金色的斧头和镰刀）降下。从19世纪以来到现在，红色一直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颜色（来自于意大利统一者加里波第的红色衬衫）。在1917年底，布尔什维克在国旗上使用红色。以前沙皇的旗子是由彼得大帝设计的。他在1699年从其待过的荷兰船坞那里带回了一面荷兰的三色旗，但是，他把条纹从最初的荷兰旗（从上往下：红、白、蓝）改为白、蓝、红，有时还有一只帝国的双头鹰（来自拜占庭）。临时政府在1917年去掉了双头鹰；这就是俄罗斯联邦在1991年恢复使用的旗帜。

19.10革命和内战

10月，实际夺取政权的过程轻松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被苏联历史学家夸大的一幕中，忠诚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士兵和水手们冲过一个大广场进入冬宫，驱逐了临时政府。但是，控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是一回事，控制庞大的俄罗斯又是另外一回事。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严密组织和纪律得到回报。在一个几乎是完全混乱的局势中，谁组织的好，谁就获胜。通过一系列精明的步骤，布尔什维克支配了苏维埃，并从逃亡的士兵和水手那里赢得支持者。列宁领导新政府，并马上让俄国离开战争。俄国于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从德国人手中接受了一种惩罚性的和平。这是一份条件苛刻的条约，使德国能够夺取俄国的广大地区，并重新部署近百万军队到西部前线。

由于感到被俄国背叛了，以及担心盟国的军事补给可能会落入德国人的手中，西方的同盟国派遣了一小支远征军到俄国。美国军队事实上从1918到1919年在北部俄罗斯和西伯利亚与布尔什维克打仗。这开启了苏联的宣传路线，即资本主义列强试图把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扼杀在摇篮当中。

从1918年到1920年，内战席卷俄国。由反革命的俄国将军和海军将军们领导、并得到西方制盟国补给的白军试图粉碎共产党的红军。在生与死的斗争中，双方都冷酷无情。几百万俄罗斯人死于饥饿。由于期望他们的革命会扩散，红军在1920年入侵波兰，希望引发一场欧洲范围的社会主义剧变。然而，波兰人打退了红军，并夺取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部分领土。列宁和他的同事们认识到将不会有一场世界性的革命，于是安定下来，致力于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人物

斯大林：“一个人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死亡就是统计数据”

相瑟夫·斯大林

苏联的制度与其说是列宁建立的不如说是斯大林建立的。列宁于1924年逝世，享年54岁，没能给该制度一个确定的形式。到底谁要为该制度发展出的恐怖负责，列宁还是斯大林？无论是在俄罗斯内部还是外部，这个问题都是有争议的。一些人仍然认为，如果列宁活着的话，他的智力和经验将会使俄罗斯走在“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其他人认为，列宁创造的结构——首先把权力集中于党内，然后把权力集中于中央委员会，最后把权力集中于他个人——使得权力的滥用不可避免。

斯大林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阿克顿的格言：“权力导致腐败。”斯大林活着的时候积聚政治权力，并非常擅于运用政治权力。斯大林生于1879年，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Yosif Vissarionovich Djugashvili），是一名贫穷鞋匠的儿子。他没有列宁知识分子家庭的背景和教育。斯大林的一些行为可以追溯到其在高加索地区的家乡格鲁吉亚。这里群山连绵，气候温暖，人们性格暴躁，惯于个人仇恨和家族间的仇杀（blood-feuds）。在格鲁吉亚，“Soso”（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语昵称）依然作为一个做了好事的本地男孩而受到赞扬。

年轻的朱加什维利一开始为了教士资格而学习，但很快就转向革命，并参加了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地下工作，成为一名鼓动家和罢工组织者。斯大林反复被捕、监禁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他总是成功地逃脱。（有一些证据表明他曾经是沙皇警察的双重间谍。）在执行地下工作时，他取名斯大林，俄语的意思是“钢铁般的男人”。

从来不是一名伟大理论家的斯大林吸引列宁注意的原因，是他作为一名非俄罗斯族，在民族问题上能够书面表达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尽管他在十月革命中扮演的仅仅是一名温和派的角色，但是，斯大林在1918年被任命为民族人民委员（commissar for nationalities），然后在1922年被选为党的第一书记。这是列宁最糟糕的错误。人们认为这个新办公室的工作是一些没有什么权力的文书工作。列宁和斯大林从不亲密——尽管斯大林的历史学家们试图使他们看起来很亲密——而且在其生命的终点，列宁略微明白了斯大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其最后的遗言中，列宁强烈要求党要抵制斯大林，因为他“太粗暴”。

一切都太晚了。通过运用他作为总书记（gensek）的职位，斯大林建立了联共（CPSU），通过只晋升那些效忠于他的个人到关键位置上来增进自己的优势地位。这使得他比对手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具有优势。托洛茨基是红军的建立者和一名更加聪明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打败了托洛茨基，在1929年把他驱逐出俄罗斯，并于1940年在墨西哥谋杀了他。被谩骂为偏离路线的叛徒的托洛茨基，的确试图在苏联共产党内部组建一个反斯大林的反对派，这激发了斯大林自然的多疑症（paranoia），并导致他根据微不足道的不忠诚的怀疑而枪杀官员。

斯大林是一个危险的操纵者，利用一个派别反对另外的派别，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成为克里姆林宫无可争议的主人。像彼得大帝一样，斯大林坚决地进行现代化，而不管人力成本如何。1928年，他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俄罗斯的强制工业化。在非常违背农民意愿的情况下，农民被集中于集体之中，被迫为国家生产，有时是在枪口之下从事生产。生活状况好一些的农民，即所谓的富农（kulaks），“作为一个阶级被肃清”，这是被杀死的委婉说法。经济发展被界定为重工业的发展，而钢产量成为“钢铁般的男人”的主要追求目标。

1934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斯大林被党内高官“托派分子”的不忠诚迷住心窍。因此，斯大林的清洗（purges）开始了：超过100万党的同志被杀，其中一些是在承认是英国的间谍或者托派的“破坏者”之后被杀的。位于显赫地位的人们为他们可能是下一个目标而不寒而栗——而许多人确实是下一个目标。斯大林命令所有的管理者培养两名替代者。斯大林甚至还枪杀了所有的将军，这个大错在1941年德国的袭击中损害了苏联。大约另有1000万普通公民因为捏造的指控而被捕、丧生，许多人死于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斯大林的命令在集体化和清洗期间总共导致超过1500万人死亡。

斯大林疯了？一些托派反对派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们夸大了这一点。柏拉图第一个观察到：任何暴君，即使起初是一个心智健全君主，必定会在当权中丧失心智，因为他不能信任何人。这不再是一个个性问题，斯大林展示了当一个人夺取了全部权力时所发生的情况。在其有生之年，斯大林被神化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语言学家、艺术批评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程师、农学家，等等。他对东欧的共产主义化导致了冷战（Cold War）。到1953年逝世的时候——当时他正在准备另一场清洗——斯大林已把苏联变成了他的制度，而且，在基本的轮廓上，制度从来不会改变太多。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尝试认真地进行改革的时候，制度崩溃了。今天，斯大林的罪行不被提及，而他被颂扬为俄罗斯权力的一个象征。

这是3座位于圣彼得堡的斯大林大清洗受害者的坟墓，传递着斯大林对他认为不可靠的人进行“清洗”的恐怖信息。右边是受害者家属竖立的一个身着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制服的真人一样大小的男性塑像，以展示受害者自始至终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19.11战时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

在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管理被摧毁的经济，直接跳入他们的乌托邦制度。这种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就像其被委婉称呼的那样，既是乌托邦式的计划，也是令人绝望的内战的需要。为了激发工人，列宁命令：“不工作，不得食。”（引自《贴撒罗尼迦后书》，3：10）。战时共产主义立即导致了饥荒，而唯一的救济，美国谷物运输船（在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监管之下）把死亡人数控制在了几百万人之内。

列宁认识到俄罗斯远远没有为纯粹的社会主义做好准备，因此，他领导了一项国家有计划地从重工业“制高点”的退却，让其余的经济大部分回到私人手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时期为苏联带来了相对的繁荣；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劳动，“耐泼曼”运营着小企业，生活在总体上放松下来。但是，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把苏联，正如它现在被称呼的那样，向社会主义方向推得更近一些，工业增长很慢。可能的情况是，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是，它只是在把苏联推向社会主义建设之前的一项暂时性的休整政策。

当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获得全部权力的时候，新经济政策就变了。1928年，他开始实行政府强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Five-Year Plans），加速集体化和工业化。农民反对放弃他们的土地，农业生产滑坡，而几百万人（特别是乌克兰人）被存心饿死。在新的工厂中，工人用原始的工具苦干，促进生产资料（capital goods）的生产。这为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设立了一个模式，生活资料（consumer goods）被忽略，生活水平下降。许多人承认20世纪30年代的强制工业化是野蛮，也有一些人认为，它为苏联1941年武装反对德国的入侵奠定了工业基础。

事实上，战争导致了大约2700万苏联人死亡。纳粹对斯拉夫人的生命漠不关心；饥饿是他们对待苏联战俘的标准方式。由于面临被灭绝，苏联齐心协力。斯大林像列宁一样，认识到在共产主义外表下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力量。斯大林在检阅从莫斯科开往前线的部队时若有所思地说：“他们不是为共产主义也不是为斯大林而战；他们是在为祖国俄罗斯而战。”在今天的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伟大的爱国战争。到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的时候，他已经把一个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和重要的工业强国。他也建立了一个从长远看被证明是没有效率的和不可改革的制度，该制度最终于1991年崩溃。

1. 暴政：高压统治，通常由一个人统治。

2. 西伯利亚：俄语的“北方”；俄罗斯乌拉尔山脉以东的部分。

3. 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首都，于1453年被土耳其人占领。

4. 西里尔字母：东斯拉夫语言中基于希腊语的字母。

5. 鞑靼人（Tatar）：统治俄罗斯数个世纪的有蒙古人血统的部落。（不是Tartar。）

6. 飞地：一个国家领土中与主要领土分离的部分。

7. 沙皇：来自于“恺撒”（caesar）；俄罗斯的皇帝；有时候也用古波兰语的拼法czar。

8. 专制统治：一个人在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绝对统治，即君王对教会以及国家的绝对控制——译者。

9. 专制教皇制：最高的平民统治者（恺撒）与最高的精神统治者（教皇）的结合，就像俄罗斯的沙皇那样。

10. 乌克兰：来自于斯拉夫语的“边境地区”；俄罗斯以南的地区，现在是独立的国家。

11. 西化派：19世纪希望效仿西方的俄罗斯人。

12. 斯拉夫派：19世纪希望俄罗斯沿袭本土的、非西方路线发展的俄罗斯人；也被称为“亲俄派”。

13. 地方自治会：旧时俄罗斯的地方议会。

14. 民粹派：来自俄语的“人民”narod；俄罗斯19世纪末期激进的民粹主义鼓动家。

15. 无政府主义：试图推翻所有的传统政府形式的激进的意识形态。

16. 无产阶级：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指产业工人阶级。

17. 共产主义：结合了列宁的组织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18. 布尔什维克：俄语的“多数派”；苏联共产党早期的名称。

19. 杜马：俄罗斯的国家议会。

20. 帝国主义：把其他国家变成殖民地的强国。

21. 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的俄语缩写（俄语为Generalnyi SekTetar——译者）；强有力的联共领袖。

22. 联共：苏联共产党。

23. 多疑症：对他人毫无理由的怀疑。

24. 清洗：斯大林通过行刑队对被怀疑人员的“净化”。

25. 冷战：美国和苏联之间军备紧张和军备竞赛的时期，大约从1947到1989年。

26. 战时共产主义：俄罗斯暂时的严厉的社会主义，从1918到1921年。

27. 新经济政策：列宁允许私人行为的经济政策，从1921到1928年。

28. 五年计划：始于1928年斯大林对苏联的强制工业化。

29. 生产资料：用于制造其他东西的工具。

30. 生活资料：人们使用的东西，比如食物、衣服和住房。

31. （nepman，即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短期经营私人企业的人——译者）

第20章
俄罗斯的重要制度

问题与讨论

1.斯大林体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为什么3个共产主义的联邦国家都分裂了？

3.没有庞大官僚机构的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吗？

4.成立独联体的目的是什么？

5.俄罗斯和法国的行政部门有何异同？

6.普京的背景能解释他的目标和行动吗？

7.普京是如何改变俄罗斯的选举制度的？俄罗斯的选举制度现在是什么样的？

8.俄罗斯的政党制度与我们此前研究过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类似吗？它们有哪些异同？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是弱国家（weak state）的一个例子。弱国家不能有效地征税、通过法律、管理司法并帮助其公民。在拉丁美洲很典型的一个弱国家的特征是，犯罪活动渗透到政府之中。腐败、无法无纪和不安全是常态。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公民们会聚结在一个强腕统治的领导人身边。普京在2008年把最高权力专横地转移到总理手中。这表明俄罗斯的制度依然是脆弱的，由强人所支配。

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退回到过去的威权主义统治。俄罗斯在近期实现民主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两种模式，在斯大林统治下形成的旧有的苏联制度和一个试图与过去割裂但又没有成功的后共产主义制度。我们现在认识到，苏联在1991年底戏剧性的终结和一个新俄罗斯的诞生绝不是一次制度变迁（system change）。新的俄罗斯政府不是一把新扫帚，而且它也没有把原来的制度清扫干净。事实上，当前所有的领导都是在原苏联制度下接受的培训；许多人是前（或当前的）秘密警察。俄罗斯的宪法把权力过度地集中到总统手中，而普京总统又集中了更多的权力。原来共产主义制度的大部分依然潜伏在今天的俄罗斯之下，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它。

20.1斯大林体制

始于列宁并完善于斯大林的苏联制度持续到戈尔巴乔夫的任期。该制度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是变化不大。其主要的结构特征如下。

共产党掌权

列宁说：“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不一样。”列宁的意思是，布尔什维克不会参与民主政党之间正常的政治游戏，即竞选和在被选举失败辞职。联共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管理苏联，而且管理了70多年。

联共在宪法上被界定为“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其他任何政党都不允许存在，党内也不允许有任何派系。党并不直接管理事务，而是核心大脑和神经系统，负责传播政策路线、指导经济、报告不满和选择、提拔和管理体制中的人员。

在党和国家制度之间有大量的重叠，因此在高层，政府的大部分部长也都是党的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的成员。

党员资格被严格控制。苏联人口中不到7%是党员（2.85亿人口中一度大约有1900万党员）。选择党员的根据是作为工人、学生或者青年领导的良好记录。联共的目标是选出苏联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党的组织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在底部是基层党组织；在中间是区、省和共和国的党代会（party conference）；在顶部是整个联盟的（all-union）党代会。管理每一个党代会的是一个委员会。每一层次的党代会“选举”代表到上一层次的党代会（事实上，代表们是由上面亲手挑选的），这被称为“民主集中制”。党的官员（apparatchiki）把政府体制（apparat）团结在一起。

大约由5000名代表组成的全联盟党代会每隔几年召开几天，表面上选举出大约由300名委员和15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每年开会两次，通常刚好在政府即最高苏维埃开会之前召开，因为两个机构的成员是重叠的。

在中央委员会之上，并且掌握实权的是政治局（Politburo），这是一个大约由十几名委员和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全职决策机构。政治局的决定自动在中央委员会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又由全国党代会通过，就这样一直到最下面。管理政治局的是一名总书记（gensek），在西方被称为“党首”。这个人实际上通常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拥有独裁的权力。在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中，党首是最有权力的人，因为他控制着政府体制（apparat），选择在个人上忠诚于他的党的官员（apparatchiki）。

表20-1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一览表
姓名 | 执政时期 | 主要成就

弗拉基米尔·列宁
（Vladimir I. Lenin）

1917—1924

领导革命；制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及新经济政策

约瑟夫·斯大林
（Josef Stalin）

1927—1953

实行强制集体化和工业化的五年计划；清洗；参加“二战”；自我神化

尼基塔·赫鲁晓夫
（Nikita Khrushchev）

1955—1964

去斯大林化；经济和文化改革试验；许诺很快实现乌托邦；被罢黜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1964—1982

部分地再斯大林化；避免动摇体制；让腐败增长、经济减速

尤里·安德罗波夫
（Yuri Andropov）

1982—1984

打击腐败和酗酒；建议进行重要的改革，但不久后逝世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
（Konstantin Chernenko）

1984—1985

不重要（Nichevo），可忽略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1985—1991

发起彻底的变革，无意中使苏联制度崩溃

不太重要的国家结构

外部观察家们同意的观点是，由1500名成员组成的庞大的最高苏维埃不是一个真正的议会。它每年仅召开几天的会议，不经审查就批准由党的高层起草的法律。最高苏维埃在名义上是两院制，“选举”一个与政治局重叠的由20人组成的进行统治的主席团（Presidium）。主席团随意地颁布它希望的任何法律。主席团还发挥集体主席的作用，其主席常常被称为苏联的“主席”，自勃列日涅夫以来，党的总书记也被任命为主席，以明确他既领导党也领导国家。

最高苏维埃也选择某种庞大的部长委员会类型的内阁，有大约85个高度专业化的部，大多数集中于经济部门（比如，进行动物管理和饲料生产的机器制造部）。部长委员会很少开会进行集体商议。只有是政治局的成员才能当总理，或者是国家安全（KGB）、内务、国防和外交部等“权力部门”的领导。

中央集权的联邦制

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这一点像美国、加拿大和德国，但是它是一个长期受中央控制的联邦国家。政治局布置的任务通过党在全国执行。苏联大约有24个主要的民族和更多的少数民族，总共有104个民族。15个最大的民族有自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Republic），它们一起构成了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而，各民族有点分散；在每一个新独立的共和国都有俄罗斯族——拉脱维亚和哈萨克斯坦1/3的人口是俄罗斯族——而这加重了民族问题的危险性。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是最大的共和国，而且在今天依然是由大量自治地区构成的一个联邦国家，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族群。苏联实行联邦制的主要目的是保留各民族的语言权利。提出苏联民族政策的斯大林认为，语言和文化是潜在的政治炸弹，因此，最好的方法是让每一个民族都感到文化上的自主性，而同时，在实际上，他们在政治上是被控制的。斯大林的理论是：“以民族为形，以社会主义为实。”这一欺骗性政策被证明是不够稳定的。世界上所有的3个共产主义联邦国家都失败了：苏联出现混乱，南斯拉夫发生流血冲突，不过捷克斯洛伐克是和平分裂的。而且，在今天，巨大的俄罗斯联邦依然面临国家统一的问题。

沙皇在帝国实行单一制。人们是如此地仇恨该制度，以至于以前的俄罗斯被称为“民族的大监狱”。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很高兴地脱离俄罗斯，宣布独立。（1940年，斯大林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并残酷对待三国的公民。）斯大林认为他能够在苏联保持沙皇帝国，即使纸面上给予了每个共和国很大的自治权。

随着戈尔巴乔夫实行有限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开放（glasnost）政策，苏联出现了民族报复的问题。在经济的不确定性中，许多共和国禁止把稀缺的商品用船运输或者卖给其他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的主要意义失效：在一个大的区域内实现经济一体化。1991年，所有的15个共和国脱离联邦，并在法律上解散了联邦。

许多前苏联的民族担心、讨厌和憎恶其他民族，这些态度接近于种族主义。特别棘手的问题是，现在在俄罗斯以外居住着2500万俄罗斯族。俄罗斯军队明确表示，它将使用武力来保卫他们，并且已经在摩尔多瓦这么做了。在摩尔多瓦，几百名讲罗马尼亚语的人被枪杀。新独立的共和国担心激怒俄罗斯。

为什么苏联的联邦制没能成功地整合各民族？有许多的原因。第一，苏联有太多的民族，但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有自己的领土。第二，各民族的分布是分散的；比如，在乌兹别克斯坦，除了乌孜别克族以外，还有塔吉克族、俄罗斯族、犹太人、鞑靼人、朝鲜族和其他许多的民族。在苏联，不可能画一条清晰的界线把各民族分开。第三，苏联的联邦制度是由斯大林设计的。他精心地划界，以保证出现族群紧张。这使斯大林能够仲裁争议，从而增加他自己的权力，这是古老的“分而治之”的手段。每一个共和国都要依靠斯大林。第四，中央通过共产党和克格勃获得了过多的权力，因此，苏联的联邦制绝不是真正的联邦制。

苏联为斯大林的假联邦制付出了代价。现在俄罗斯能设计出一种联邦制，通过贸易、法律和相互尊重把89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吗？有些人对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感到担忧，认为这表明俄罗斯的联邦制是脆弱的。

庞大的官僚机构

卡尔·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差别以后，国家将“消亡”。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需要更多的国家权力和一个更加庞大的官僚机构。马克思错了；韦伯是对的。苏联的官僚机构成为一个怪物，大约有1800万人管理着苏联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公务员在工作上是迟缓的、勉强胜任的、没有弹性的、漠视效率的、腐败的，并对除了来自党的高级官员外的批评一概不顾。这种官僚机构部分源自于苏联建立之初。

党完全渗透到官僚机构之中，并指导官僚机构的工作，党称这是它的控制功能。党任命和监督所有的重要官员，使他们保持精神振作、积极工作。如果他们把工作搞砸或者是过分欺骗上级，就可能被降职或者是调动到边远的地区工作。这倾向于使官员们极度谨慎，并按常规办事。

另外一方面，如果官员们是有效的和成功的话，党就可能建议他们担任更高级的职务。其中关键的工具是权贵阶层（nomenklatura）。这是一份大约600000个重要职务的名单和另外一份能够胜任这些职务的可靠的人的名单。名单上几乎所有人都是党员，他们通常待在名单上直至退休。

20.2新制度

在1991年8月失败的政变之后的几个月中，原来的苏联制度崩溃了，而从瓦砾中出现的是一个名义上看起来民主，但实际上不民主的新制度。

中央经济计划

苏联经济体制的神经中枢是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它试图确定每年生产何种产品、生产多少，并为大约350,000家企业设定长期目标。中央计划既促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也导致了大量的混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虽然苏联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它付出了可怕的人力成本代价。国家计划委员也会忽略长期的商品短缺。有一年，由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疏忽，整个苏联没有生产一把牙刷。

苏联领导人宣称，计划的和中央指导的经济比西方的市场经济更加理性。实际的结果反驳了这一观点，但是苏联的官僚们不愿意放弃中央计划，因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信仰。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制度的希望、目标、担忧，以及有时候的反复无常相遇在一起并相互斗争。国家计划委员会本身对政治局的希望非常敏感，它决定在苏联谁得到什么，以及这一年钢铁以的速度增长，而下一年塑料以y%的速度增长。国家计划委员计算机化程度很高，是苏联经济的方向盘。

重要概念

秘密警察

秘密警察——纳粹盖世太保之后有时被称为“secret police”——使独裁统治运转并持续。伊拉克军队在1991年的失败几乎不重要；萨达姆·侯赛因不能被打倒的原因是他依然还有制度的保卫者——秘密警察。与普通警察不一样，秘密警察是高度政治性的，工作集中于防止任何批评、不满或者是可能伤害政府的运动。他们常常使用恐怖手段，这是“苏联制度的关键”，是保持苏联团结的关键因素。

列宁在革命后立即创建了契卡（全俄肃反特别委员会[Extraordinary Commission]的简称），以消灭新政权的反对者。斯大林将它重组为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内务人民委员会建立了古拉格（Gulag）。斯大林死后，它改为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n State Security，简称KGB），但是它的方法更加微妙和隐蔽。恐怖——对被任意逮捕、监禁和送到西伯利亚或枪毙的担心——作为一种政治控制手段失去了重要性。俄罗斯人依然用“契卡分子”指秘密警察。

100万名克格勃特工中的大约3/4遍布各地：他们保卫边境，他们在工厂、旅馆和大学中，检举与外国人接触的任何人，处理机密材料或者对付苏联制度的不满分子。数百万苏联公民都在克格勃有档案。在这些档案中，克格勃能够详述多年前的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兼职的告密者（stukachi），向克格勃提供材料。

虽然克格勃实际上不能审判大多数案子——它们被送到正式的法院——但是他们拼凑证据。就像克格勃习惯说的那样：“把人交给我们，我们将发现他是罪犯。”持异议者可能失去工作，被送到精神病院，被大学拒绝录取，房间被窃听，失去在一个城市生活的权利，总的来说，被克格勃的一句话弄得狼狈不堪。

随着苏联的解体，克格勃也正式解散，但是，其主要成员重新在联邦安全局（俄语中的FSB）任职。该部门的职员是原来的克格勃人员，他们执行同样的任务：支持当局并消灭对权力的任何威胁。普京总统从原来的同志中亲自挑选了联邦安全部的高级官员。联邦安全部拥有调查和逮捕，甚至是基于匿名指控进行逮捕的强大权力。谋杀和腐败猖獗，但是联邦安全部很少抓人。这意味着：他们从事不诚实的交易，为敲诈任何有影响的人而抓他们的小辫子。

叶利钦的前后3名总理都是原克格勃和后来联邦安全局的高官。普京总统是一名克格勃官员，然后又是联邦安全局的领导，而且他任命的高级官员中的大多数人，被称为强力部门（siloviki）或强人，他们均来自安全部门。正如普京说的那样：“没有前契卡分子这种情况。”

地理

城堡中的政府

许多重要的城市都曾是城堡，但是几乎没有城堡的城墙还在。克里姆林宫（来自于俄语的krenl，“城堡”的意思）是一座可追溯数个世纪的有城墙的城市。（现在的城墙修建于1492年。）年代久远的克里姆林宫是三角形的，周长有2414米，其房子既是政府建筑也是大教堂（现在是公共的博物馆）。克里姆林宫城墙的右边是列宁墓，曾被用于政治局在5月1曰（国际劳动节）和11月7日（革命纪念曰）在红场检阅游行队伍的检阅台。同样对着红场的是瓦西里升天大教堂色彩鲜艳的洋葱形圆顶。

列宁墓坐落在克林姆林宫墙外，面对着红场。这个陵墓在盛大阅兵典礼的时候被当作检阅台。虽然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被推崇，但列宁依然被俄罗斯人所深深缅怀。

不再是苏联

苏联所有的15个共和国都趁着1991年底的混乱宣布独立，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的3个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立即领头实现完全的独立。他们驱逐苏联的警察，颁发自己的护照和签证，并控制边境。其他共和国很快紧随其后，现在所有的共和国都独立了，其中一些共和国更加独立。尽管乌克兰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也是苏联谷物的主要产地，但是，许多乌克兰人憎恶被莫斯科统治，特别是在他们意识到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时期曾经故意饿死600万乌克兰人的事实后。他们投票支持独立，并在2004年支持一个亲西方的民主制。

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没有太多的分离主义情感的白俄罗斯（以前的Belarussia，俄罗斯和波兰之间的地区），也投票支持独立。但是，白俄罗斯依然把俄罗斯的卢布作为货币，并与俄罗斯私下达成贸易协议，其军队与俄罗斯的军队有密切的联系。白俄罗斯实际上从未剪断与俄罗斯的关系，而现在被列为欧洲最后的独裁国家。

最容易引起惊慌的问题是各共和国出现的族群紧张。和平相处了几个世代的少数民族（可能是因为有克格勃的监视）成为民族主义仇恨的目标。在高加索地区，血流成河。许多共和国的政治家打出民族主义牌，这很容易演变为暴力。他们传递的信息简单而有效：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乌兹别克人的乌兹别克，亚美尼亚人的亚美尼亚，甚至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

民主制

1991：失败的政变

1991年8月，当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时候，其内阁的大多数人试图推翻他。

8名保守派组成的集团（junta，俄罗斯使用的从西班牙语借来的词汇），称他们是“紧急状态委员会”，说戈尔巴乔夫病了，并宣布副总统担任代理总统。

有些西方的专家曾在3年前预测会发生一次政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尽管小心谨慎，但是威胁到了苏联的制度和苏联统治精英的工作和舒适度。戈尔巴乔夫反复受到他们愤怒的警告。1990年12月，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在公众的抗议中辞职，因为他说将会出现一个独裁政权。

戈尔巴乔夫在许诺重要的改革和再次向党的保守派保证他不会改革太多之间摇摆。1991年，戈尔巴乔夫再次支持改革，并与9个苏联共和国的领导人起草了新的联邦条约，使各共和国在一个市场经济中获得大量的自治权。这是压垮保守派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条约签署的前一天，他们举行了政变。

在3天中，世界屏住了呼吸。由不太聪明的克里姆林宫的党的官员发动的政变会成功吗？他们似乎占据了有利地位。在他们中间，有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的领导。下面是政变失败的部分原因：

·几乎没有人支持政变。好几万支持民主制的市民公开反对政变。戈尔巴乔夫不太受人欢迎，但是，保守派的政变集团更不受欢迎。

·鲍利斯·叶利钦立场坚定。大约离克里姆林宫2000多米的地方是俄罗斯共和国的议会，当时正由改革派的叶利钦主持。叶利钦和他的支持者在建筑中躲藏起来，并宣布保守派集团的法令是违法的。一个被派去夺取该大楼的坦克纵队反而站在了叶利钦一边，并保卫叶利钦。数千名莫斯科人站出来保卫叶利钦，并反对政变。叶利钦的坚韧激励了反对派。

·苏联的武装部队开始分裂。许多军官要么旁观，要么反对保守派集团。由于要面临血腥的内战，该集团失去了勇气。

·国际压力反对政变。主要国家表态说，急于得到外国帮助的苏联经济将会一无所获。外国广播（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听）振奋了反对该集团的力量。

憔悴的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誓言进一步改革。保守派集团被逮捕（1人自杀）。

政变的尝试事实上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在政变后，戈尔巴乔夫成为众所周知的优柔寡断的失败者。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获得权力，并宣布俄罗斯独立。民主制获得了一次机会。

地理

15个前苏联共和国

我们应该了解前苏联15个共和国的名称和大致的地理位置；它们现在是独立的国家，但是许多国家都在俄罗斯的影响之下。（看看第19章一开始的地图。）为了帮助你记住这些共和国，注意有由3个国家组成的3个群体，以及一个由5个国家组成的中亚群体（5个斯坦）和一个古怪的国家。

表20-2 15个前苏联共和国
斯拉夫语地区 | 波罗的海地区 | 高加索地区 | 中亚地区 | 罗马尼亚语地区
俄罗斯 | 立陶宛+ | 格鲁吉亚 | 土库曼斯坦* | 摩尔多瓦（以前的摩尔达维亚）
乌克兰 | 拉脱维亚+ | 亚美尼亚 | 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

爱沙尼亚+

阿塞拜疆*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不是独联体国家。
*占支配地位的是穆斯林人口。

所有的中亚共和国以及阿塞拜疆的穆斯林都是占多数的民族，除了塔吉克人讲某种波斯语（像伊朗一样）以外，都讲突厥语。在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以及在格鲁吉亚内部一直有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暴力冲突。在俄罗斯联邦内部，穆斯林的车臣与俄罗斯军队发生野蛮的冲突，产生残忍的恐怖主义分子。然而，在前南斯拉夫被杀的人数更多。一个大的问题是：前苏联的穆斯林共和国将走向何方——朝向土耳其这个现代的例子，还是朝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抑或是回到一个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占支配地位的俄罗斯的怀抱？

独立国家联合体

原苏联的联邦制度有任何遗留物吗？当它在1991年底正式终止存在的时候，组成苏联的大多数共和国同意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联合体”（CIS，独联体），其总部设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明显缺席的国家是3个波罗的海国家和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后来因莫斯科对其内战提供支持，被迫签署了独联体条约。没有人完全了解独联体是一种什么力量，但是大多数人现在认为它是俄罗斯重新获得对前苏联各共和国的控制，事实上，是重建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的计划的一部分。

一些共和国与庞大的俄罗斯保持联系有正当的理由。12个独联体成员国中有8个内陆国，它们需要通过俄罗斯进入外部世界。在工业上，所有的国家都与俄罗斯的经济有联系，以获得制成品和能源。财政上，在数十年中，这些共和国中的许多都从苏联重要的经济援助中获益。

民主制

1993年：失败的第二次政变

1991年的政变是由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行政部门的成员发动的，被俄罗斯的（不是苏联的）议会成员在离克里姆林宫有一段距离的白宫（White House）内阻止的。1993年10月的政变尝试是由占领了白宫的一个瘫痪了的议会发动的，但是被叶利钦总统指挥下的军队碾碎，叶利钦当时已在克里姆林宫。

1993年政变的导火索是叶利钦命令解散俄罗斯议会，举行新的选举。（原来的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一道于1991年底消失。）俄罗斯议会是在原来的政权下于1989年选举产生的，当时联共依然有控制性的影响；因此，它缺少凝聚力，并且不能通过新宪法。叶利钦不能再用这个议会来统治，而且，实际上，早该举行自由和公正的议会选举了。

但是原来的议会不愿意被踢出局，并称叶利钦实行独裁。大多数代表宣布解散议会违宪，并在白宫躲藏起来，希望国家尤其是军队会站在他们一边。然而，军队没有站在他们一边；相反，坦克炮轰白宫直到白宫着火。

叶利钦有得有失。新的选举在1993年12月举行，但是，到那个时候，有如此多的俄罗斯人对带来犯罪、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改革大失所望，他们在议会，即现在被称为国家杜马的投票中激烈反对改革，反对叶利钦。叶利钦不得不把许多改革派部长解职。

俄罗斯议会“白宫”，离克里姆林宫有段距离，是两场戏剧性的决战的发生地。1991年，鲍利斯·叶利钦站在这里压倒试图罢黜戈尔巴乔夫的集团。但是，1993年，是叶利钦下令炮轰这栋建筑，并粉碎了由议员实施的一次政变尝试。白宫被迅速复原，现在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大楼。

新宪法

连同投票选出一个新的议会在内，俄罗斯人在1993年底通过了一份新的完全不同的宪法。该宪法以1958年戴高乐的法国宪法为模本。

完全颠倒的半总统制 俄罗斯过去习惯于模仿法国的强总统模式。但是，在2008年，普京使总统变弱而总理变强，从而使普京能够继续在两次任期后掌握实际的权力。一个能被如此重造的制度是脆弱的和欺骗性的。法国的半总统制既有行政的总统也有总理，但是把最高权力给予总统。俄罗斯的总统经选举产生，可以有两个4年任期，但是可以在其他人担任总统后再次当选总统。总统应该制定基本政策，提名总理和高级官员，而且能够否决法案，解散议会。在许多领域，总统能够简单地以法令来实施统治，并且给予自己强大的紧急状态权力。没有副总统；如果总统死亡或者是不能够担任总统的话，由总理出任代总统，并在3个月内举行总统选举。这种情况曾在叶利钦于1999年底突然辞职并由普京接任时发生过。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012年宣誓上任，图右，正在与上一任总统德米特里·梅德维杰夫交谈。所有人都知道，虽然普京任期只有一届，但他依然是实权掌握者。

人物

普京：克格勃出身的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

俄罗斯前总统、现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Putin，2012年5月7日，普京再次就任俄罗斯总统。——编者）来自于克格勃这个官僚机构，并任命同样的克格勃官员为俄罗斯的统治者。普京是一个冷静的、诡秘的、民族主义的和受欢迎的威权者，在世界舞台上鼓吹自己和俄罗斯的权力。他不容忍在俄罗斯建立民主制的任何尝试，强烈仇恨美国。尽管没有出现另一场冷战，但是，两国之间依然相当的疏远。

在1999年的4个月中，普京从一个人们陌生的人上升为俄罗斯联邦有权势的总统，开始是作为代总统，然后在2000年被选为总统。1999年8月，叶利钦任命当时46岁的普京作为他执政17个月中的第5位总理。许多人认为普京是又一次临时性的人员安排，但是，叶利钦很快就任命他为继任者。叶利钦——在当时生病、酗酒且不受欢迎——在1999年底辞职，而普京根据宪法成为代总统。

普京迅速掌权并不意外；它象征着一场静悄悄的但彻底的克格勃政变，这已经策划好多年了。普京于1975年毕业于法学院，并直接进入克格勃，在那里，他成为一名在东德进行间谍活动的中校。由于苏联的崩溃——克格勃精确地了解该制度是如何的糟糕——克格勃通过政府安插了许多它的官员，以便此后能够重建威权主义的权力。普京进入圣彼得堡市政府，在1994年成为副市长。1996年，叶利钦把他带到克里姆林宫，管理俄罗斯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并在1998年成为联邦安全局的领导人。1999年，普京被任命为很有实权的安全委员会秘书，然后是总理，这是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实质性的露面。2000年被选为总统（在第一轮）是他第一次竞选公职的结果。

普京是聪明的，他的一大优势是他的背景和在克格勃（现在的联邦安全局）的同志，他们掌握着俄罗斯大多数有权有势的人物的小辫子。他们准确地知道谁是腐败的，以及谁把钱隐藏在国外，被监视的对象包括政治家和寡头。普京和其他许多克格勃、军队和其他强力部门一道在正式的俄罗斯国家内部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威权体制。由于掌管着国家控制的产业，权贵阶层使他们自己非常富有。

普京的威权主义几乎没有烦扰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在危险和衰朽的时代，总是集结在一个强人统治之下。这正是叶利钦年代带来的东西。根据新的法律、威胁、降级，或者犯罪审判，普京和他的支持者们控制着官僚机构、媒体、杜马、地区领导人、寡头和私人团体。偶尔的暗杀，很少被侦破，使持续的批评保持沉默。普京在俄罗斯人中的支持率超过75%，这足以使任何西方领导人感到嫉妒。

普京通过重新发动在车臣的战争获得了大众的支持。车臣人在俄罗斯的几个城市制造爆炸事件，炸毁了公寓和学校，并杀死了几百人。俄罗斯人和军队希望弗拉基米尔·普京报复。普京摧毁车臣人反抗的命令几乎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使他在2000年轻松赢得总统职位，并在2004年再次当选。大部分得益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经济稳定增长，使得大多数俄罗斯人感到满意。普京领导他的统一俄罗斯党在2007年底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允许他作为该党的领导人成为一名名义上的总统之下的总理，并改变了宪法规定的两届任期的限制。当总统辞职的时候，总理成为代总统，并要求举行新的选举。普京能够重复他在1999—2000年做的事情。无论制度的目的是什么，普京将依然掌握权势。

普京允许布什总统把他描绘成一个热情的朋友，特别是在“9·11”之后。但是，到2003年，他对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对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民主制的帮助变得敌对。普京的确不反对在一些部门中的私人产业，但是把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主要的出口商品）收归克里姆林宫的控制之下。普京的目标是一名优秀的克格勃官员的目标：恢复俄罗斯的权力和旧有的边界。民主制妨碍了这些目标，因此被否定。

通过预先安排，在2008年完成两届总统任期之后，普京成为总理，并明确权力已经转移到了总理手中。新的总统，普京提携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面带笑容地服从普京。俄罗斯的总理应该是总统的首席管理者。总统过去习惯于提名和解雇总理，但是，他们必须得到杜马的批准。建立并领导最大政党的普京简单地告诉杜马让他当总理。如果杜马3次否决总统的总理人选提名的话，总统能够解散杜马，举行新的议会选举。

联邦制 联邦制是原苏联结构遗留下来的东西。这个国家的正式名称是俄罗斯联邦；它由89个地区组成（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共和国）其中21个占支配地位的是非俄罗斯人。每一个地区应该根据条约与联邦建立联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签署了条约，而且它们也不喜欢莫斯科的统治。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共和国车臣，自它最初被沙皇征服以来就一直在抵抗俄罗斯，赢得了暂时的事实上的（defacto）自治权，但是被炮轰成废墟。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地方强人——“选举的”，但不是民主的——把各共和国变成了腐败的个人领地。普京通过给予他任命共和国统治者的权力结束了这种情况。他通过建立7个大的地区并从联邦安全局高官中任命这些地区的领导者进一步把权力再次集中到莫斯科。目前的俄罗斯联邦制并不比原来苏联的联邦制更加真实：两者都把大多数权力给予了中央。考虑到许多地区和民族的规模和难以驾驭的本质，俄罗斯如果要团结在一起的话，就需要权力高度集中。在叶利钦统治时期，俄罗斯就开始分裂，因此，普京做了他必须做的事情。

两院制议会 俄罗斯的两院制议会与美国的国会类似，但是不再有任何权力与俄罗斯总统相抵触。下议院是国家杜马（State Duma，恢复了沙皇时期的名称），由450名选举出来的至多有4年任期的代表组成（但是与总统选举的时间不一致）。杜马通过法案，批准预算，并批准总统对高级官员的提名。它能够对内阁发起不信任投票，与上议院一起能够在理论上以2/3的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那不可能发生，因为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控制着杜马。

民主制

2007年俄罗斯被控制的议会选举

2007年12月俄罗斯的杜马选举不是真正竞争性的选举。普京控制的电视台、官僚机构和司法系统保证了他领导统一俄罗斯党获得64%的选票，获得杜马450个席位中的大部分。2007年的选举巩固了2003年的选举结果。2003年的选举使俄罗斯从碎片化的政党制度转变为一党独大制。2007年的参选率据称是64%，但是许多俄罗斯人知道结果已经决定，并没有参加投票。（车臣的参选率是99.5%，俄罗斯统一党在那里赢得了99.4%的选票。）

外国的选举监督人员受到严格限制，但是许多俄罗斯人称选举是不民主的，因为国家控制的电视台突出地展示普京的政党而忽略其他政党。反对团体和人士被袭扰和逮捕，一些政党被禁止参选。政府雇员被命令投统一俄罗斯党的票。当然，普京由于为俄罗斯带来了一些稳定和繁荣，受到人们的欢迎，可能会真的赢得一场干净的选举。

普京还改变选举规则以有利于他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2004年，在俄罗斯的混合名额选举制下，杜马450个席位中的一半由比例代表制选出，而另外一半从单名选区选出，该制度允许有15名独立的代表赢得席位。普京取消了单名选区，并把该制度改为标准的比例代表制。他还制定了一个（从5%提高到）7%的选举门槛，只有4个政党通过了这一门槛。不允许小党联合起来组成选举联盟，注定了它们必然失败的命运。

俄罗斯最初的民主希望之一，自由市场倾向的亚博卢党，掉到了7%的限制以下。由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领导的反对派“另一个俄罗斯”联合其他小党组成的联盟被禁止参选。他谴责这场选举是一场“彻头彻尾被操纵的”闹剧。杜马4个政党中有3个支持普京，使他拥有87%的议席。只有共产党是反对党。

表20-3 2007年俄罗斯议会选举结果
政党 | 倾向 | 比例代表制下的得票比例/% | 席位数
统一俄罗斯党 | 支持普京 | 64.3 | 315
共产党 | 社会主义的 | 11.6 | 57
自由民主党 | 支持普京的、民族主义的 | 8.2 | 40
公正俄罗斯党 | 支持普京的、福利的 | 7.8 | 38
农业党 | 农业的 | 2.3 | 0
亚博卢党 | 民主的 | 1.6 | 0

民主制

200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

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每隔4年举行一次，模仿法国的两轮投票制，是略差一点的民主制。俄罗斯2008年3月的总统选举被证明与2007年12月的议会选举非常相像。普京告诉俄罗斯人投票给谁，然后他们就投票给谁。

在议会选举之后，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赢得选举，他指定了一个几乎不被注意的助手（没有在安全部门工作的背景）作为统一俄罗斯党的总统候选人。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当时42岁，是普京亲近而忠诚的门徒。他在1999年从圣彼得堡市政府跟随普京进入克里姆林宫。在其他职位方面，他是与国家有关的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董事会主席。像普京一样，梅德韦杰夫出生于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并晚于普京10年在那里毕业于法律专业。俄罗斯的观察家们描述梅德韦杰夫是“普京的创造物”或者甚至是“普京的儿子”，认为他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梅德韦杰夫发誓要忠诚地继续推行普京的政策。

普京明确地计划以确保在他正式离开总统职位后能够重新掌权。梅德韦杰夫宣布，作为总统，他将会提名普京为总理（普京是俄罗斯最大政党的领袖），而普京谨慎地说他将会接受提名。每个人都明白普京将会是真正的掌权者，即使在名义上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统治。然后，如果普京希望的话，梅德韦杰夫可能下台，为普京另外两届总统任期让路，这是俄罗斯宪法允许的。

2008年的其他总统候选人被有效地排除掉。无论如何也没有获胜机会的反对党，由于克里姆林宫强加的诡计的操纵而被排斥在投票之外。3个小党被允许参选，但是只有共产党提供了勉强能与统一俄罗斯党的梅德韦杰夫竞争的候选人。梅德韦杰夫在第一轮中获得重要的大多数选票。俄罗斯人喜欢普京带来的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且相应地把梅德韦杰夫视为小普京。参选率是缺乏热情的64%，因为许多俄罗斯人知道安排已确定；1.35%的人投票给“不是上面的任何人”，这是俄罗斯投票所允许的。2008年的选举结果如下表所示。

如果没有人赢得大多数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两星期后将在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间举行决胜投票，就像在1996年那样。在1996年的两轮投票中，政治交易将大多数人聚拢，支持在职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2008年，俄罗斯大众传媒的大部分，特别是电视台，由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公司所有，奉承梅德韦杰夫。投票中的违法乱纪现象被报道，2008年的选举不是民主的。只有名义上的竞争，而竞争是民主制的关键。外部的世界没有被愚弄，但是俄罗斯人并不在意。

表20-4 200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
候选人 | 政党 | 得票比例/%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 | 统一俄罗斯党 | 70
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 | 共产党 | 18
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 | 自由民主党 | 9
安德烈·波格丹诺夫（Andrei Bogdanov） | 俄罗斯民主党 | 1

上议院是联邦委员会（The Federation Council），由俄罗斯联邦89个地区中的每一个任命2名成员。由于普京任命各地区的领导者，他也间接地挑选各地区的联邦委员会代表。委员会代表与杜马代表有点不一样。只有联邦委员会能够改变国内的边界，并批准在境外使用武力。它任命最高法官和检察官，并能够免去他们的职务。总统控制着议会的两院，并且两院通过他希望的任何法律，包括通过赋予他更多权力的法律。当然，普京控制着总统。

比例选举制 2005年，普京命令杜马实行直接的比例代表制，根据政党名单投票，而不是投票给个人。这取代了叶利钦创立的制度，即受德国影响的混合名额选举制，其中杜马450名席位的一半根据比例代表制选出（有5%的选举门槛），另一半从多数代表制的单名选区选出。在新的比例代表制下，不再有任何独立的候选人，因为不再有单名选区，而且现在的选举门槛是7%。

宪法法院 宪法法院主要是从美国借鉴来的，但是有一些法国和德国的特征。俄罗斯宪法法院有由总统任命并经上议院批准的19名法官。这些法官应该是独立的，且不能被解雇。他们可以根据市民的控诉也可以根据由政府机构提交的案件采取行动。然而，普京把它置于政治的控制之下，从而使它在促进俄罗斯的法治方面几乎无所作为。

20.3建设中的政党制

俄罗斯从苏联统治下的一党制，走向一个碎片化的政党制，出现许多虚弱的政党，现在又走向一个有效的一党独大制。俄罗斯的几个政党迅速涌现，但虚弱、分裂、不断变化，并且是个人化的（personalistic）政党，很像拉丁美洲的政党。俄罗斯最好的政党的主要目标是让它们的领导人赢得选举。在1999年的杜马选举中，5个政党的领导人均是现任总理或以前的总理。普京创立了统一俄罗斯党，该党是他成为总统和总理并控制杜马的工具。并不是所有的俄罗斯政党都是民主的；一些政党鼓吹沙文主义或者是回到共产主义。

在现代世界中，政党制可能是政治稳定的基础。英国在本质上是一个“2+”政党制，法国是一个多党制，而德国已从一个“2+”政党制变成了多党制。普京使竞争性的政党边缘化，使俄罗斯变成一党独大制，对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总统没有制约或平衡。一党独大制中的政治围绕着斗争循环往复。这些斗争大多是大党内看不见的为权力和分肥而进行的斗争，比如对产业的控制。俄罗斯人在理论上能够选举一个杜马来平衡总统，但是，由于俄罗斯人偏好一个强人在高层领导，而且媒体回到了政府的控制中，因此，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发生。

1. 弱国家：一个不能有效统治的国家；一个腐败的、充斥着犯罪的国家。

2. 制度变迁：一套政治制度被另外一套政治制度取代。

3. 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共产党拥有的规模庞大的仅次于最高层的统治机构。

4. 党的官员：“党的政治组织的仆人”；联共的全职官员。

5. 政治局：“政治的官署”；大多数共产党规模不大的最高统治机构。

6. 共和国：共产党联邦制的第一层级的行政区划，比如，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当于美国的州。

7. 官僚化：严重依靠公务员的控制。

8. 权贵阶层：敏感职位和胜任这些职位的人员名单，苏联的精英。

9. 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苏联的中央经济计划机构。

10. 古拉格（Gulag）：苏联的中央监狱管理机构。苏联的劳改集中营体系——译者。

11. 强力部门（siloviki）：“强人”；现在掌控着俄罗斯的安全官员（单数：silovik），也有人音译为“西罗维基”，指俄罗斯有前苏联军方、克格勃或联邦安全局背景的官员——译者。

12. 事实上的：事实的，即使不被正式承认。

13. 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的下议院。

14. （Yabloko，即俄罗斯统一民主党——译者）

第21章
俄罗斯的政治文化

问题与讨论

1.在一个“民主制”带来衰朽和贫困的国家，民主制如何才能成长？

2.为什么民主制在俄罗斯遇到的困难比在前共产党的中欧遇到的更大？

3.你如何能够断定一个制度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苏联的制度是吗？你能够找到的实证指标是什么？

4.市民社会是什么？如何实现市民社会？它和多元主义是一回事吗？

5.俄罗斯现在已经稳定了吗？或者它依然还是“魏玛俄罗斯”？

6.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在美国和俄罗斯有什么差别？

7.为什么我们曾认为共产主义之后的俄罗斯会很快变得和我们一样？

当苏联政权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衰落和崩溃的时候，“民主制”这个词在俄罗斯人中间有了积极的意义。它代表了一个新的开始，代表着正义和繁荣，代表着加入西方世界。那时最主要的政党是民主俄罗斯党（Demrossiya）。现在，在经历了几年的经济衰退、法纪废弛和国家虚弱之后，几乎没有俄罗斯人关心民主制。他们想要的是桌子上的食物、秩序和稳定，而且大多数人相信威权主义的普京能给予他们这些东西。民意调查发现，只有一小部分俄罗斯人认为民主制总是最好的，而许多人说他们会投票支持斯大林。学校系统从来没有把斯大林的罪行教育给俄罗斯人，因此许多人认为他仅仅是一名强硬的领导人而已。在命令之下，俄罗斯的学校抛弃了一本关于斯大林的诚实的教科书。德国人对待他们的历史是不完美的，日本人更不完美，而俄罗斯人一点也不完美。

由于忽略了政治文化这一重要因素，我们天真地假定，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将会释放出自由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的繁荣。但与之相反，它带来的是极端的无法无纪和贫困。一小撮寡头（oligarchs）变得非常富有，他们以极端低廉的价格购得国有企业（特别是石油企业）。黑社会帮派进入一切领域，包括政府。有些人半开玩笑地称该制度是盗贼统治（kleptocracy）。这种崩溃证实了一些学者长期以来的怀疑，即在苏联统治的法律秩序表面之下，俄罗斯社会是非常虚弱的——事实上，它是被故意弄虚弱的——并且不能够支撑自由民主制，至少不能支撑一段时间。

21.1俄罗斯人的差异

中欧在1989年脱离了共产主义政权。在5年之中，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成为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拥有不断增长的、基本上私有的市场经济。在这期间，苏联尝试着做出同样的转型，但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崩溃了。中欧和俄罗斯之间为什么会有差异？

首先，在罗马天主教的中欧国家和东正教的俄罗斯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其次，共产主义者成功地抓住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一名俄罗斯人可能会对共产主义引以为豪。对中欧人来说，共产主义是苏联的刺刀强加给并束缚住他们的，而且与本土的（indigenous）民族主义严重不一致。

地理

亨廷顿在欧洲对“文明”的划分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1993年《外交》（ Foreign Affairs ）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力的但也是有争议的文章中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文化间深刻的分歧正在把世界分作一些彼此理解有困难的“文明”。这些文明大多数以宗教划界：西欧文明（包括北美分支）、斯拉夫/东正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印度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

亨廷顿说，在欧洲，重要的地理界线依然是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的两个分支——天主教和新教——交汇的地方。这条线从波罗的海的几个共和国（立陶宛主要是天主教国家，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主要是新教国家）向南并沿着波兰的东部边界、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延伸。西欧文明，最初出现在新教国家之中，引领了通向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天主教的欧洲要晚一些走上这条道路。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在1989年脱离共产主义政权后均迅速地转变成市场制度和民主制国家。

但是，注意像俄罗斯、乌克兰、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样的斯拉夫/东正教国家在实现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在西欧广为流传的关于个人自由和选择、私有财产、个人权利和法治的基本假定在斯拉夫/东正教的欧洲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发展。

关键的一点是：东正教文化中个人主义较少，这有助于解释各国的经济行为。

经济的休克疗法（突然引入自由市场）很快就为波兰带来了迅速的增长。将它运用到俄罗斯后，仅仅是使经济崩溃：“休克而没有治疗”。许多观察家认为，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差异是文化上的，波兰总是面对西方，而俄罗斯不是。亨廷顿的理论并不意味着其他文明不能变成自由市场民主制，仅仅意味着它可能要多花一些时间。

可能更加根本的原因是，共产主义被移植到中欧要比移植到苏联（在“一战”期间）晚得多；它没有太多的时间扎根。俄罗斯人经历了几乎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共产主义统治（1917—1991），足够三代人只认识这一种制度。而且，以前的沙皇制度也是不民主的，且仅仅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过去俄罗斯人习惯了制度给他们提供工作（宪法保证的），以及一个低标准的但是通常可预见的生活水平。任何公寓，一旦你得到它，尽管根据西方的标准是破烂的，但是每个月只需花几美元。几乎没有俄罗斯人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几乎没有意义。现在，突然之间，俄罗斯人被告知他们的工作没有了保证，而且回报与个人的成就相关。

结果是俄罗斯人心理上的迷失和害怕。经济下滑，通货膨胀加剧，失业增加，而父母们则担忧如何养活孩子。党和领导人原来的合法性消解了，而且没有东西取代它的位置。先是戈尔巴乔夫然后是叶利钦失去了他们最初的信誉；他们在经济上的优柔寡断、摇摆不定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几乎没有人把他们看作是领导人。

在信仰的真空中，玩世不恭和绝望统治一切。一些俄罗斯人重新发现了东正教教会。它在共产主义崩溃后发展起来，但是并没有保持不断地发展。几乎没有人参加东正教的仪式（但是天主教教义和新教教义在俄罗斯却不断扩张影响），许多俄罗斯人不信仰任何东西，并认为一切都是错误的。大多数人在政治上依然是麻木的，对民主制毫不关心。但是人们不得不信仰某些东西；玩世不恭不能支撑一个社会。一些知识分子讨论西方的价值观，自由的社会、植根于宗教的道德、公民权和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成就，但是这些并没有被俄罗斯人广泛接受。70多年的共产主义统治彻底扑灭了它们。

21.2合法性面具

几十年来，联共试图向苏联人的头脑中反复灌输政权是合法的意识——也就是说，它有权统治——并正在领导这个国家克服“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困难，实现初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不可能说清楚有多少人真的相信这一点。但在不同的时期，许多人的确曾相信过。外国人被招待去看游行者的表演、会见青年代表团，以及与官员进行看似直率的交谈，这些交谈被设计来展示苏联人对制度的信任。在私下里，西方的新闻记者有时会与告诉他们另一面的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知识分子、失望的工人，甚至是开始怀疑制度价值的党员。

当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末允许言论自由时，公开性（glasnost）、批评的洪流倾泻而出。由于不再担心警察，媒体强烈地批评官僚机构、党以及两者的腐败。苏联合法性的面具滑落一边，揭示了该制度只满足了很少一部分人的需求。麻烦的问题是，人们对应该用什么来取代它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广大的民众普遍希望建立一个消除了腐败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每个人良好的生活水平。他们几乎不理解民主制或者市场制。另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大部分人知道社会主义是有缺陷的，应该打碎它，支持自由的政治和自由的经济。工作依赖于原来制度的人们把变化当作威胁。而许多俄罗斯人完全不知道应该思考什么，他们此前从未被征询过意见。

许多俄罗斯人求助于俄罗斯民族主义，这是一种长期被共产主义者操纵的强烈冲动，他们还求助于新近被解放的俄罗斯东正教。然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东正教信仰不能把俄罗斯团结在一起：21个民族共和国是非俄罗斯的，大多数是鞑靼人和穆斯林（超过俄罗斯10%的人口）的共和国，它们有自己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没有象征符号能够统一所有的俄罗斯人。有些人喜欢新的三色旗（以沙皇的设计为基础）；其他人希望恢复镰刀斧头的红旗。国庆日不再是庆祝革命的11月11日（尽管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怀旧之情依然在游行），而是改成了庆祝“俄罗斯日”的6月12日，俄罗斯在1990年的6月12日这一天宣布拥有主权（几乎没有人为之游行）。许多俄罗斯人为苏联的解体感到痛惜。

地理

塞尔维亚的范围

塞尔维亚的北部是匈牙利；东部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南部是马其顿、科索沃和黑山；西部是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

2003年，南斯拉夫，一个残存国家（rump state）将其名称改为塞尔维亚和黑山。1918—1941年和1945—1991年的原南斯拉夫包括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马其顿，现在所有的国家都独立了。2006年，黑山举行公投，决定从联邦分裂出去。塞尔维亚失去了出海口，并恢复了“一战”前的称呼。1999年，塞尔维亚失去了对科索沃及其大量的阿尔巴尼亚人口的控制。阿尔巴尼亚人在2008年宣布科索沃独立，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不予承认。通过你现在已经完成的边界练习，你应该能够确定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位置。在我们的边界练习中，一直没有提到的国家是哪一个？

地图21-1 塞尔维亚及其邻近国家和地区

21.3意识形态的幻觉

一些对苏联的研究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即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真实的情况是，许多年来，意识形态在苏联几乎无足轻重；随着公开性政策的执行，它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大部分和苏联人的国家自豪感没什么区别。这种自豪感掩盖了自卑感。马克思主义预测西方的资本主义将要崩溃，试图恢复苏联人的信心，认为自己终将高人一等。他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苏联将在某一特定时点上超越美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不会再有任何社会和经济问题。在最初的几十年中，苏联人相信它，但是美国的学术界人士过于鲁莽地假定意识形态是苏联制度的基础。苏联的制度把人们变成机会主义者。年轻人入党以获得上大学的机会，获得工作上的晋升，成为军队或民政官员。大多数人是玩世不恭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点也不关心。他们入党是为了职业而非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强调社会阶级及其冲突的分析方法。同样地，它在西方更加活跃，面对着持续的争论和挑战。在苏联，它退化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运用于苏联社会是党组织最不希望的事情，因为它将揭露一个骄奢的党的精英阶层正在统治可怜的无产阶级。

因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焦点集中在西方，并制成标准的陈词滥调，比如“矛盾的激化”和“越来越频繁和严重的危机”。西方被认为每时每刻都有崩溃的可能。几十年后，几乎没有人再把这些陈词滥调当真。苏联的学生上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修课，其缺乏热情与美国学生做强制的礼拜一样。

一个丧失了生命的、教条的、持续的夸夸其谈制造了一种玩世不恭、伪善和机会主义的氛围。随着制度的崩溃，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崩溃了，就像不切实际的计划（house ofcards）总是失败那样。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总是一个有缺陷的基础，但是，没有了任何基础的俄罗斯会建立什么类型的社会呢？

21.4市民社会的再发现

自托克维尔（Tocqueville，其在19世纪30年代出版了杰出的《论美国的民主》）以来的政治学家们，一直认为民主制的关键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自治。独立的企业、教会、社团、俱乐部、教育机构和媒体彼此互动，与政府互动，从而产生民主制。没有多元主义就没有民主制。然而，苏联制度的关键是通过国家消灭了市民社会。没有任何事物是自主的；社会中的一切都处于严厉的国家监管之下，国家相应的又被党监管。前苏联领导人故意把市民社会压碎，而苏联的崩溃留下了一个真空。

一些人高兴地预测说，市民社会将会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出现，就像它在中欧出现那样。

最初，市民社会的确在俄罗斯出现了，而且在几年中，大约出现了45万个私人团体和慈善团体回应市民们的关切和要求。然而，在2005年，顺从的杜马通过了普京的两项措施，把市民社会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一部法律要求所有的社团向国家登记，这有效地禁止了非政府组织（NGOs），特别是外国资助的促进民主制和市民社会的基金。这样的团体促成了乌克兰2005年的橙色革命，而普京不希望这一幕在俄罗斯重演。

另外一部法律建立了一个由126名著名人物组成的“公共理事会”（1/3的人由普京任命），该理事会的目的大概是作为市民社会组织的代表监督政府并加强民主制。但几乎没有人受此愚弄，许多人称它为强化普京权力的烟幕。市民社会的关键是许多团体的自治；把它们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它们就不再是市民社会了。

市民社会的概念源自于对国家和社会是两种不同事物的理解，尽管它们明显地相互影响。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演化出非正式的习惯、惯例和风俗，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市民的”（就像在文明之中）意味着一种合理水平的信任、礼貌、公共精神和妥协意愿。市民社会通过父母、教会和学校使其成员社会化（socialize），适应正确的行为和“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即使是在通过警察和官僚进行监视的国家不再监视的时候也在继续发挥作用。

国家是行使权力的正式的制度性结构，它不能替代市民社会，尽管俄罗斯领导人试图这么做。这样一种替代的尝试制造了一种制度，在其中，人民缺乏基本的礼仪，并认为没有必要根据非正式的游戏规则行事。商人的欺诈和黑帮的势力进入到所有经济部门。政治家歇斯底里、无节制地相互攻击，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他们从来没有学过克制。如果市民们经常能够违反法律却逃脱惩罚的话，他们就感到几乎没有服从法律的必要。合法性异常的脆弱。

西方经历了若干个世纪才建立了市民社会。诸如霍布斯和洛克这样的哲学家们，理性地解释了为什么市民社会是必要的。教会，常常用永恒诅咒的威胁，谆谆劝导人们做出正确的行为。市场体制产生了旨在保持交易公平和可预测性的惯例。法律和法院通过一套系统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契约来强化这一点。在俄罗斯，所有这一切自1917年革命以来，都是缺失的。

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市民社会是理所当然的，直到公司的违法行为提醒他们没有道德的商业会削弱整个制度。当骗子利用已经得以确立的信任的时候，所有的市民社会均需要调整和改革。

在俄罗斯，肆无忌惮的欺骗是正常的，而且俄罗斯的公司做的事情远比安然公司（Enron）或者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做的更坏。当苏联解体的时候，我们认为，在俄罗斯突然建立民主机构和市场经济会迅速带来一个市民社会。现在，我们明白，由于没有对市民社会有哲学的、道德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理解，俄罗斯又回到了威权主义。

21.5自然的平等主义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可能在俄罗斯消失了，但是，许多俄罗斯人表现出一种向往极端平等的倾向，这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主义。俄罗斯人仇恨财富或收入上的差别，并忌妒地试图把生活优裕者变得与他们一样。大多数俄罗斯人讨厌新富裕起来的寡头，乐意看到普京削弱他们，监禁他们。一些观察家认为，俄罗斯的农民，由于若干世纪以来在土地上共同劳作，共享丰收果实，从而形成高度平等主义的态度，并因共产主义者而增强。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态度不是遗传的；在给定的正确条件下，态度是可习得的，也是可以消除的。直到新的态度被习得之前，原来的态度能够绊倒改革者们最好的计划。

美国人也赞同平等，但赞同的是“机会平等”：每个人都有机会；结果取决于自己。一个领先的美国人通常因他或她的能力和努力工作而受到赞扬。大多数俄罗斯人不理解这种类型的平等；他们希望“结果平等”，每个人都收获同样的回报。那些领先的人被认为曾欺骗、剥削或贿赂他人（实际上，许多人曾这么做过）。“富人生活在我们的贫穷之上。”一名上了年纪的俄罗斯妇女说道。在民意调查中，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自由市场和小国家对俄罗斯来说是错误的；只有少数人支持自由市场和小国家。美国人关于个人工作和成就的价值观使他们得到资本主义；俄罗斯人的价值观直到最近也没有带给他们资本主义。

21.6俄罗斯人的种族主义

随着公开性政策的实行，在苏联各民族之间潜伏的、充满仇恨的种族主义态度也公开化了。根据苏联的法律，公民们的民族身份印在他们的国内护照上，而且与美国的惯例相反，整个东欧和前苏联的公民身份并不平等。比如，一个人可能是科米族（Komi nationality）的俄罗斯公民。

这种方法是自找麻烦，因为它鼓励人们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羡慕美国的方法，美国禁止官方对种族或者民族血缘进行识别。

而且，俄罗斯人根据民族分为三六九等。一些人是受欢迎的，而另一些人则被鄙视。俄罗斯尊敬波罗的海民族，认为他们是欧洲人、文明的和“有文化的”。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尖刻地认为高加索地区（Caucasus）和中亚地区（Central Asia）的穆斯林民族是不守法的和腐败的黑手党成员，生育太多的小孩。生育率的差别这一主题常常被提出来。今天，大多数俄罗斯家庭生有一个孩子（在大部分西欧国家也是正常的）；穆斯林家庭有许多孩子，有时候有8个或更多。一些俄罗斯人担心他们停滞不前的人数将被其他民族的浪潮所淹没。1999年一座公寓被炸，死伤近300人，俄罗斯政府和人民急切地谴责所谓的车臣恐怖分子，并支持一场粉碎恐怖分子的新的战争。一直长期经营廉价市场货摊的高加索人和中亚人遭到驱逐。普京说，那是保护“本土俄罗斯人”免遭亚洲人的“半帮派”的危害。

非俄罗斯的民族对俄罗斯人几乎没有感情或者姻亲关系。在中亚，几个共和国把当地语言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比如，受教育的乌兹别克人熟练掌握俄语，但是他们现在只讲乌兹别克语，这是一种让当地俄罗斯人感到不受欢迎的方式。许多俄罗斯人领会了这一信息，并离开中亚。事实上，并没有人从波罗的海的几个共和国逃离，而且那里的一些俄罗斯人甚至还支持独立。他们感到他们会受到波罗的海人的公平对待；他们害怕高加索和中亚的穆斯林。

沙俄时代被有意培养的反犹主义又回来了，但不是官方的，并在公开声明中被贬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把矛头指向一小撮犹太人或者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寡头，并看到了一个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险恶阴谋。光头党和一些小的民族主义政党迫切要求针对犹太人实施暴力，而好几万俄罗斯的犹太人已经移居到以色列。然而，大多数俄罗斯人谴责反犹主义。2002年，普京总统让杜马通过了一项反对族群极端主义的法律。

政治文化

哲学鸿沟

约翰·洛克

美国人与俄罗斯人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哲学上的；也就是说，美国人是约翰·洛克的孩子，而俄罗斯人不是。尽管很少有美国人研究这位处于美国大部分思维末梢的哲学家，大多数人都已经吸收了这位17世纪英国思想家说过的话：人们是理性的和通情达理的；他们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政府如果保护这些权利的话就是好的，如果破坏这些权利的话就是坏的。如果这听起来像《独立宣言》的话，的确是的；杰弗逊是一名热情洋溢的洛克派哲学家，大多数建国之父们也是如此。自那以来，美国人喜欢洛克就像鸭子喜欢水一样；我们喜爱他强调小政府和个人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从事工作的常识。对俄罗斯人来说，这不是常识。

俄罗斯人的思想几乎来自于洛克的对立面，并可追溯到生活在一个毫无屏障的平原上的地理困境：要么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要么灭亡。把一个强国家植入俄罗斯人传统中的是让-雅克·卢梭。卢梭是法国18世纪的一位激进的思想家，他的“公意”理论反对洛克的个人主义，赞同运用国家权力“强迫人们自由”。根据洛克的理论，人们来自社会，而社会又建立了国家，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保护财产。根据卢梭的理论，这一过程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受公意引导的国家塑造社会，然后重新塑造个人。马克思主义者把一种阶级斗争的现象加于其上；列宁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然后又把这个观点兜售给俄罗斯人民。

许多美国人曾认为，一旦共产主义被推翻，俄罗斯人会迅速变得与我们一样：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和民主派。这种观点忽视了在俄罗斯完全缺乏的数个世纪的哲学基础。如果在俄罗斯要能有美国和平工作团的话，市场、多元主义和有限政府的哲学基础的教导可能是首要的、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哲学观，一种主要来自西方的哲学观的话，俄罗斯人将可能陷在他们的国家主义的思维框架之中。（关于国家主义的更多内容，参见印度和墨西哥的章节。）

21.7不安全的文化

普通俄罗斯人感到十分不安全。在20世纪90年代，犯罪、腐败和经济衰退支配了他们的生活。一些人将20世纪90年代比作17世纪早期的动乱时代（The Time of Troubles）。其他人使用“魏玛俄罗斯”这个短语来暗指正在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在普京执政以前，大多数俄罗斯人将局势描述为“紧张的”、“危急的”或者“易爆的”，并认为将出现无政府状态。许多人感到，普京使局势变得更加安全；俄罗斯人喜欢普京增强权力，并不在意普京使用的非民主的方法。普京的支持率比西方任何领导人都高。

最后，俄罗斯能够变得与德国或者西班牙一样民主，但是民主不会在混乱的条件下实现。普京确实恢复了秩序，并比共产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帮派成员做得好，但是他没有任何建设彻底的民主制的计划。

我们现在认识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苏联解体的时候，我们期望的太多了。我们没有把充分的注意力放在政治文化这个重要的因素上，并假定资本主义和民主制会随身带来自己的政治文化。它们的确会带来自己的政治文化，但是会花很长时间。民主制和资本主义被塞进一个处于衰退之中的国家和毫无准备的人群之中，它仍然没有在俄罗斯扎下根。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是一个警察国家，但是强劲的经济增长使得大部分西班牙人成为中产阶级，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班牙轻松地转变为民主国家。如果普京能为俄罗斯做类似的事情，那么人们会对他有很好的印象。

政治文化

道德鸿沟

美国也存在公司诈骗和欺骗的一面。但是，知果能够回溯三代人，并系统地除去大多数道德教导的话，美国将会是什么样？如果父母、教会和学校不尝试着在年轻人中反复灌输关于对与错的意识的话，将会怎么样？如果没有人能够信任其他任何人的话，将会怎么样？结果是，我猜，将会非常像今天的俄罗斯。认为苏联一旦解体，俄罗斯就会迅速变得与我们一样的观点，忽略了上述这个领域。

俄罗斯人受过道德的训练，但那是相对主义的、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之上的。那种“帮助工人阶级就是好的”的道德训练变得冗长而枯燥。苏联的国家帮助工人阶级，因此它必然是好的。共产党完全献身于工人阶级，因此它必然是非常好的。因此，必须服从、尊敬和保卫国家和党。任何反对国家和党的人都是极愚蠢的，是破坏者或者是间谍。犯罪是一种只会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被迫去偷窃。私人财产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是从生产他的工人那里偷来的。在共产主义中，没有什么是绝对道德的。俄罗斯的东正教会，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把自己局限于宗教仪式，并避免道德教诲。相反，波兰的天主教会，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波兰市民社会的支柱，它不受国家的控制并批评共产主义，总是努力使波兰面向西方。宗教很重要。

苏联的市民们很快就学会了把共产主义的理论搁置一旁，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这个制度。由于克格勃及其告密者遍布各地，没有人能够信任其他任何人，而且他们现在依然不信任其他任何人。由于个人没有责任，偷盗，尤其是从国家偷盗是被允许的。毕竟，它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在共产主义之下，难以置信的偷窃成为行为标准：每一个人都在偷盗和行贿。

苏联解体之后，事情变得更糟。由于知道党和克格勃正在监视，这限制了大多数俄罗斯人，他们只能小偷小摸。一旦这些外部限制消失的话，一种“任何事情都可以接受”（anything goes）的精神被释放出来。没有贿赂就什么事也做不成。聪明的、无情的或者关系良好的人攫取了整个工业。俄罗斯被它自己的官僚从内部抢劫了。苏联人总是被教导，资本家和实业家（这个词长期以来是一种嘲弄式的语言，现在作为一个外来语被采用）是欺诈的，他们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财富。因此，许多俄罗斯人带着这种印象从事商业活动。犯罪率激增；只有哥伦比亚人比俄罗斯人更有可能被谋杀。由职业杀手（heelers，另外一个外来语）实施的大量受到保护的敲诈，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只是从资本主义的窃贼那里进行偷盗。

被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忘掉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有一个重要的道德基础；人们必须要能够彼此信任。这种制度来自于宗教和道德的教导，法律的执行、信任的精神，以及认识到在商业中进行欺骗几乎拉不到回头客。建立这种道德共识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错误地认为它会随着自由市场自动到来，并假设自由市场通常是自我监管的（self-policing）。

我们最近发现，美国的金融制度不是自我监管的，而需要一些外部的控制。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一个自由的市场就意味着逃脱法网。（有些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也这么想。）为了资本主义能够健康地运转，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美国，都需要填平这种道德鸿沟。

政治文化

经济鸿沟

除了市民社会的哲学和道德基础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基础由于我们急切地假设俄罗斯会很快变得与我们一样而被忽略了：人们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是自然发生的（只要买方和卖方相遇），但是，它不能被自然地理解。你必须学习关于市场经济的课程，阅读关于市场经济的书籍和文章。苏联的课程包括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将它作为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跳过这部分内容，认为它是一个被矛盾、不公正和箫条所撕裂而注定要灭亡的制度。当他们的制度崩溃的时候，几乎没有俄罗斯的经济学家足够了解怎样使市场经济得以运行。

尤其缺乏的是关于货币如何在经济中扮演一个自主角色的正确评价。在共产主义国家，完全没有货币理论。比如，我曾对一个由美国、中欧和俄罗斯的上校组成的讨论小组（在美军战争学院）做过下面的实验。他们都很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告诉他们，想象一个由10个市民组成的微型国家，每一个人都在汉堡店工作。10名工人每天共制作10个汉堡，且每个人每天得到1美元。然后，每个人用他们的1美元每天买1个汉堡。政府决定把支付给每个人的工资提高到每天2美元（通过印刷额外的10张1美元的钞票）。工人们每天的产出依然是10个汉堡。在一天中或两天中，汉堡的价格是多少？

美国人反应迅速，且几乎是本能的反应：2美元。东欧人和俄罗斯人不理解。“你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数据。”他们说。嗯，你如何解释它？它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们自己的类似于“供给与需求”这样的术语不能解释太多。我们接受为基础的和不证自明的东西，俄罗斯人并不接受。（附带说一句，一旦你能解释这个例子，你就初步掌握了货币理论。）

迷你资本主义：一些俄罗斯农民妇女在莫斯科附近卖水果。

政治文化

法律鸿沟

大部分俄罗斯人不守法，这是弱国家的一个特征。俄罗斯的警察和法院是混乱的，并很容易被贿赂。就像在印度和墨西哥那样，驾驶汽车的人习惯了向交通警察行贿。法律被选择性地运用：反政府人士被逮捕和定罪，但是重大的暗杀难以侦破，而且腐败的官员不受触及。一名俄罗斯的法律专家悲伤地说：“这附近唯一的律师是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冲锋枪。”这是杀手喜欢使用的武器。

苏联的法律结构几乎完全垮掉了，而且不足以将其作为基础开始建立新的法律结构。苏联的法律很少关注财产。任何大笔财产（土地、工厂）自动属于国家，而盗取国家财产可能被作为一种叛国行为而受到严厉惩罚。洛克关于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是人类自由基础的观念被拒绝接受。俄罗斯人一直被反复灌输“所有财产都是偷窃”的观念。他们在理解民主的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意味着个人自由”的观念时有困难。

被俄罗斯继承下来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法典中的弱点或缺陷是诸如所有权、合同、民事侵权行为和破产这样的习惯法基础。如果你在美国、加拿大或者西欧建立一个企业，你有理由相信你的财产和所得将不会从你那里被拿走。在俄罗斯，你就没有这种自信。不仅企业和财产法是全新的，而且缺乏经过多年建立起来的、认为这些领域是重要的法律文化。一个结果是，外国人和俄罗斯人一样不愿意在俄罗斯投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一切。

波兰以相反的方式在1935年采用了一部极好的商业法典。该法典主要是从意大利那里学习来的。波兰的共产党政权从来没有取消这部法典，而且在1989年波兰脱离苏联影响，波兰的法学家们只是掸掉它上面的灰尘，将其付诸实践。无论是波兰人还是外国人在波兰的投资都受到法律的保护。结果是：波兰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时候是欧洲增长最快的。俄罗斯最终在2002年通过了商业和犯罪法典。这些法典部分是基于西方的法律概念制定的。

21.8俄罗斯：多疑的或正常的？

“我们本可以是竞争者。”俄罗斯人似乎会这样说，“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可以挑战美国人的帝国；但是，它突然间消失了。”尽管对全球附庸国的支持耗尽了苏联的经济，但是许多俄罗斯人对他们的帝国感到自豪。一些分析家认为，属于一个强大帝国的感情有利于平息对短缺和贫穷生活条件的不满。当每一次一个新的附庸国（古巴、越南、埃塞俄比亚、安哥拉）与苏联签订条约的时候，俄罗斯人都会说：“瞧，我们真的是未来的潮流。”失去帝国给俄罗斯人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沮丧。

民主制

自由的媒体

民主制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在竞争性的选举之外）是出版自由。辨别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最容易的办法，是看其大众传媒是否受到控制或者被钳制。如果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例行公事地批评政权却没有被关闭的话，那么民主制可能就已经存在了。政府关闭这些实体或者接管它们是威权主义的第一个信号。信息的自由对民主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会削弱独裁政府。

当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巩固了他对津巴布韦的控制的时候，批评性的报纸被关闭，批评性的新闻记者被投入监狱或者被驱逐。穆加贝对批评的定义是任何不支持其政权或该政权政策的人。在伊朗，争取民主制的斗争与争取独立、不被关闭的出版的斗争是分不开的。现在，伊朗大多数媒体都被关闭了。俄罗斯明显地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全国性媒体的大部分，尤其是电视，被与政府有关的企业接管，剩下的则被恐吓进行“自我审查”，它们担心自己会是下一个被关闭的媒体。克里姆林宫从来没有说明它的意图，就强迫寡头们放弃他们的电视网络和报纸——它们曾先是在选举中支持叶利钦，然后又支持普京。莫斯科还因为俄罗斯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发表的批评性观点而起诉他们。有一些人被谋杀，而谋杀他们的人从未被抓到。尽管没有苏联时代那么糟糕，但是，俄罗斯所有的全国性媒体都在赞扬普京。

俄罗斯人过去感到他们与美国人是平等的，甚至可能是优于美国人的；现在，傲慢的美国人嘲笑俄罗斯人。事实上，正是他们狡滑地制造了苏联的衰落和崩溃。现在，他们正在制造灭绝：俄罗斯的毁灭。北约的东扩（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加入）意味着什么？看看他们对弱小的斯拉夫兄弟塞尔维亚都做了什么。美国人没给俄罗斯什么钱，却给了大量糟糕的建议，以使我们的经济崩溃。当我们虚弱的时候，他们与我们断绝关系。

记住多疑症的定义：不合理地怀疑他人。观察家们对俄罗斯多疑症的征兆感到忧虑。许多俄罗斯人持有的印象是不真实的。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制度的崩溃主要是因为它们自己的经济弱点；那不是美国的阴谋。莫斯科拒绝接受大多数西方经济体的规劝，然后当西方的银行避免在俄罗斯投资的时候，它又感到愤怒。外国对在俄罗斯建立民主制的支持不是夺取俄罗斯的一个阴谋。这样一种受害者意识有助于民族主义的威权主义的增长。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袭击导致了克里姆林宫政策显著（但是时间不长）的改变。普京发表声明，与美国保持团结，进行合作。布什总统和普京总统热情互访。普京宣布俄罗斯的现代化是西方的责任，特别是美国的责任，而“9·1l”给予他付诸实践的机会。俄罗斯杜马、媒体和军队对美国的敌意减弱了，这是普京命令的。自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来，俄罗斯再次对美国变得冷淡。多疑症能够根据政府政策而出现或者消失。

一项关于纳粹德国的重要研究把纳粹的兴起归咎于“文化绝望的政治”，即一种任何事情似乎都失败了的局势。在其中，市民社会的各种纽带消失，而没有任何东西取代它。在有某种东西及时阻止它之前，绝望能走多远？在叶利钦统治时期，俄罗斯被引向深渊；普京似乎及时地把它拉回来了。

现在，俄罗政治稳定，但不民主。在普京的统治下，虽然严重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但毕竟经济增长了，几乎没有俄罗斯人担心多元主义和民主制会被扼杀。总之，俄罗斯人与德国人或西班牙人相比，并不更难统治或者更威权主义。德国人和西班牙人在“二战”后都建立了民主制。如果有几十年的稳定和繁荣的话，俄罗斯人能够做到同样的事。

1. 募头：由一小部分人统治。

2. 盗贼统治：由小偷统治。

3. 本土的：本国产的，扎根于当地的土壤之中。

4. 公开性：戈尔巴乔夫开放媒体的政策。

5. 残存国家：一个国家在被分割后的残留部分。

6. 市民社会：比家庭大但不属于政府一部分的社团，伴随它们的是多元主义的价值观。

7. 社会化：传授政治文化，常常是非正式地。

8. 高加索地区：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山区。

9. 中亚地区：里海和中国之间的地区。

第22章
俄罗斯的互动模式

问题与讨论

1.我们如何观察俄罗斯的老问题？

2.赫鲁晓夫试图做什么，为什么？他为什么失败了？

3.极权和威权之间有什么区别？

4.戈尔巴乔夫试图做什么，为什么？他为什么失败了？

5.在俄罗斯这个背景下，你如何界定保守派和自由派？

6.俄罗斯的寡头是哪些人？谁会成为寡头？

7.为什么改革在中欧起作用而在俄罗斯不起作用？

8.半总统制天生不稳定吗？为什么？

9.普京已经建立了威权制度了吗？

往回追溯两个世纪，俄罗斯的政治曾经是改革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的一次拉锯战。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政治反映了，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着苏联以及甚至更早时期的俄罗斯模式。自沙皇时代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一个大声疾呼改革，但是又有许多能够且乐于阻止改革的保守势力的国家。一百年以前，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已经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如何改革一个不能被改革的制度？许多人已经尝试过了，最终，无论是想改革这个制度，还是想维持这个制度的人，都失败了。

22.1改革派对保守派

俄罗斯的问题是几乎没有规则或者制度去管制与缓和政治冲突。由于缺乏多党竞争、出版自由、自愿性社团、宽容和真诚的礼貌，从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新势力开始进行一场新的没有规则的游戏。它们的冲突注定是混乱的。由于内部人员利用没有管制的私有化廉价地攫取国有企业，这些冲突变得更加混乱。

本书以前的版本认为，在前苏联政治生活千篇一律的外表下面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持久的斗争。自由派赞同做出朝向西方模式的重大变革，而保守派赞同坚持本质上是斯大林主义的制度。本书的观点是，这种冲突在后苏联时代继续存在着。在20世纪90年代，如何建立民主制得到公开的讨论，但是，现在，讨论被压制了，因为普京把俄罗斯拉回到了威权主义。

大多数聚集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然后又聚集到叶利钦身边的改革派要么辞职，要么从高官位置被解职。在许多方面，他们吸收了19世纪俄罗斯西化派的思想。西化派希望几乎是批发式地引进西方的方式：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制和个人主义哲学。这导致新的改革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建议下尝试经济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杰弗里·萨克斯早期在玻利维亚和波兰工作。在俄罗斯，这样的疗法从来没有被完全正确地运用，而俄罗斯经济也猛烈地下滑。

我们这里所指的“保守派”覆盖了从温和派到极端主义者的广泛范围。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彻底地重建俄罗斯经济。一些人承认，俄罗斯可能需要改革，但是改革必须是适合我们条件的、我们自己的改革。一些保守政党的代表人物想要回到一个中央集中控制的经济。像19世纪的亲俄派一样，他们拒绝接受西方模式，并要变得转向内部，回到俄罗斯的根本；因此，他们是民族主义的，有些人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的。

人物

失败的改革者：尼基塔·赫鲁晓夫

尼基塔·赫鲁晓夫

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变得僵化，而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nushchev）试图使该制度重新变得有活力，并使它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再次前进。他只是部分地、短暂地获得成功，因为苏联大部分的党和官僚机构的人反对他。我们现在认识到，赫鲁晓夫远远不是一个像斯大林那样没有争议的克里姆林宫主人，所以他必须克服反对派的阻力。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他失败了。

赫鲁晓夫于1894年生于乌克兰的一个俄罗斯族家庭，他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并通过党的工作逐步升职。作为一个斯大林的门徒，赫鲁晓夫在20世纪30年代做了一些独裁者的肮脏工作，这令他在1939年成为政治局委员。在战争期间，他是乌克兰前线的一名政治将军。在战后，他在乌克兰组织党的工作，然后又调到莫斯科地区，并谨慎挑选其支持者为党的领导人，这是在苏联政治中成功的关键。

1953年斯大林的死开启了一段谋取权力的时期。政治局的所有成员都曾害怕斯大林，希望局势稳定和个人安全的保障。因此，他们马上枪毙了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 Beria，和斯大林一样，他也是格鲁吉亚人），把克格勃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后斯大林的第一位总理（部长会议主席）是格奥尔基·马林科夫（Geoigi Malenkov），他倡导放松斯大林体制，并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但是赫鲁晓夫被任命为党的第一书记，一般来说这个职务拥有更大的权力。赫鲁晓夫狡猾地建立了一个反对马林科夫的联合，马林科夫在1955年被降职为电力部长。苏联的领导人放弃了把暴力死亡作为管理一个政治制度的方法。

为了在党内巩固他的权力和决定性地击败敌人，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步骤：他在党代会上谴责斯大林。联共依然是斯大林式的、静止的，不能改革、也不能创新，因为恐惧和例行公事而限制了苏联的生产潜能。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了针对“罪人斯大林”尖锐的、长达一个小时的长篇激烈演说。他说，斯大林谋杀了上千名党的同志和高级军官。绝不能允许斯大林曾建立的个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再次出现。

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曾建立在斯大林崇拜的基础之上，而当演讲内容泄露的时候，世界顿时乱作一团。匈牙利人的起义被苏联的坦克镇压；波兰几乎发生革命。在西方，老共产党员退党。在中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通过谴责其象征来削弱共产主义阵营的做法感到惊骇。因此，中苏开始分裂。

为了恢复苏联经济的元气，赫鲁晓夫建议地方分权。在政治局内以票数胜出后，他在1957年召开了由其支持者充任并得到军队支持的中央委员会，迫使他的反对派“反党集团”辞职。但是，联共的领导人们对他促进生产（特别是消费品），消除阶级差异（每个人在上大学前都必须工作，即便是精英的孩子），以及瞒过美国人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轻率计划”越来越恼怒。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鲁莽的实验者和自由化者，政治局在1964年10月投票解除他的职务，这在共产党制度中是罕见的事情。赫鲁晓夫退休，并于1971年逝世。

赫鲁晓夫时代的国内和外交政策出现重大变化。年轻一代的党员，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到了要求经济改革的年纪。这些人是“赫鲁晓夫的孩子们”，后来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工作人员。赫鲁晓夫有着精力旺盛的能做事的性格，他许诺进行重大改革。他对消费品的强调胜过对重工业的强调，而这激怒了重工业管理人员和军队。他允许出版反斯大林的著作（比如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然而当他看到局面正在脱离控制的时候又往后退。赫鲁晓夫改革针对的是党的官员（apparatchiki）的利益，同样是这群人打倒了戈尔巴乔夫。

自由派和保守派阵营平分俄罗斯的政治光谱，该光谱包含了几个等级和组合。有些人担心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会形成一个由原来党的支持者加上疯狂的民族主义者组成的红褐联盟（red-brown）。（温和的保守派集中在共产党内。）普京掌握政权后，防止了这种联盟的出现，因此我们不应该对普京太挑剔。

另外一个团体，在“中间派”的标签下寻求一种温和改革的中间基础，通过持续的国家补贴和国家所有来进行缓冲。不幸的是，在叶利钦统治时期，这种方法导致了难以置信的腐败。彻底的改革派和民主派，比如小的亚博卢党，是弱小的，因为几乎没有俄罗斯人赞同他们那种纯西方的思维方式。在1999年的杜马选举之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可能性。总理和后来的总统普京，他领导的统一党（后来的统一俄罗斯党）包罗万象地横跨了所有的政治观点，预示着他可能与右翼力量联盟党（Union of Right-Wing Forces）的经济改革派一起工作。然而，普京对经济改革一直很谨慎。他更喜欢控制。

22.2总统对抗议会

俄罗斯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意见严重不一致，它们相互抵触的主张导致了愤怒和暴力。而现在的杜马完全服从普京。正如早些时候人们注意到的，最初的问题是在原来的规则和共产党领导下于1989年选出的俄罗斯议会从苏联时代承继下来的问题。议会的大部分成员在1991年的流产政变中坚定地支持叶利钦。

但是，叶利钦后来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成为总统。俄罗斯议会对此的反应却是，声称叶利钦正在成为一个独裁者。他们不情愿看到自己的权力和特权正在缩小。部分时候认为自己是改革者的代表们开始发现改革的负面影响，并滑向保守派阵营。为了表明到底是谁在统治国家，叶利钦在1993年发起并赢得了公投，公投结果支持改革和总统的权力。1993年年底，他推动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赋予总统戴高乐式的权力。最后一根稻草是叶利钦解散议会举行新的选举；这导致了1993年议会企图发动政变。

民主制

界定民主制

民主制不简单，也不能在威权的（authoritarian）或极权的（totalitarian）政权垮台后自动生长。我们曾天真地以为，稳定的民主制很快就会来到俄罗斯和伊拉克。民主制是一个复杂的平衡行为，要求（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探讨的）一种有与之相应的哲学、道德、经济和法律基础。对民主制的大多数界定包括以下内容：

责任。选举出来的官员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在再选中失败的可能性。这诱使他们采取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的期望反应法则（rule of anticipated reactions）。

平等。一人一票。没有公民被排除在外。所有人都可以竞选公职。

竞争。几个候选人和政党在自由公平的选举中竞争。一党制不可能是民主的。

轮替。偶尔的权利轮换，“在野”党取代“执政”党。

代表。“屋子容纳不下所有人”，因此需要少数人公正地代表多数人。选举制度做的就是这个工作，要么是通过单名选区（就像在美国和英国一样），要么是根据比例代表（就像在德国和瑞典那样）进行选举。

自由的媒体。只有民主制允许言论批评政府。这是最快的检验民主制的方法。

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建议对稳定的民主制做一个“两次轮替检验”。政府的两次轮替——“局外人”取代“局内人”——意味着一个有牢固根基的民主制。自从波兰的共产党政权在1989年下台以来，波兰已经经历了几次从左翼到右翼再到左翼的权力轮替。

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还没有一次权力轮替，但可能很快就会进行调整。没有权力轮替就没有民主。

纽约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通过一份7分的量表，每年根据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的程度给各国排名。这在本质上与民主制是一样的。自由之家把得分在1—2.5分之间的国家称为是“自由的”国家，得分在3—5分之间的国家称为“部分自由的”国家，而得分在5.5—7分之间的国家称为“不自由的”国家。在普京时期，俄罗斯的得分越来越低。自由之家在2008年调查的一些结果见下表22-1。

表22-1 美国纽约“自由之家”对各国民主的评分
美国 | 1.0 | 自由
加拿大 | 1.0 | 自由
英国 | 1.0 | 自由
日本 | 1.5 | 自由
巴西 | 2.0 | 自由
墨西哥 | 2.5 | 自由
印度 | 2.5 | 自由
土耳其 | 3.0 | 部分自由
尼日利亚 | 4.0 | 部分自由
俄罗斯 | 5.5 | 不自由
伊朗 | 6.0 | 不自由
古巴 | 7.0 | 不自由

当年的议会选举猛烈打击了叶利钦。最大的一些选区支持共产党和其他反对改革的政党。叶利钦放弃原来的主张，抛弃主要的改革派，任命了一系列谨慎的改革派人士为总理，每隔几个月就换一个总理。

但是，这难道不是运行中的民主制吗？一个行政机构开始表现出独裁倾向，并执行比市民们想要的走得更远和更快的政策，因此市民们通过他们在议会中选出来的代表阻止这些政策。

这是国家杜马喜欢的认识自己的方式，但是，俄罗斯的问题要更加棘手。如果没有重大经济改革的话，俄罗斯的民主制就不会有希望。但是，这样的改革很少是通过纯粹的民主方式发起的，因为改革造成太多的痛苦，至少是暂时性的痛苦。重大的改革需要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一个四分五裂的议会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行政部门受到阻碍的话，结果将可能不是民主制而是混乱，而独裁统治来自于混乱。

22.3驯服寡头

莫斯科使俄罗斯的经济私有化（用“抢劫”一词可能更加准确）的方式使得一些人难以置信的富有。一些已经在管理岗位上的聪明的逐利者，清楚国有企业的价值，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企业的价值，通过贷款以极低廉的价格买下它们。他们做的大部分事情是合法的，因为在这些领域几乎就没有法律。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很糟糕。

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寡头，他们要么是已经，要么是很快就与主要的政治家们建立了联系。一个最有名的寡头叫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他以前是一名数学教授，后来成为二手车大王，接着又成为媒体和石油巨头。别列佐夫斯基的金钱、报纸和电视网络先是帮助叶利钦后来又帮助普京赢得选举。后来，普京起诉别列佐夫斯基，并剥夺了他的大部分财产。别列佐夫斯基现在生活在英国。在英国，他多次成为暗杀的目标。

俄罗斯寡头的行为与美国原来的“强盗资本家”（robber harons）不一样。“强盗资本家”们进行投资，然后再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工作机会。俄罗斯的寡头完全是从他们的集团洗劫财产（比如，把石油卖给国外）且并不再把赚来的钱用于投资，而是把它们藏匿于国外的（瑞士、开曼群岛、塞浦路斯）银行。他们不喜欢付税，也不喜欢自由市场中的竞争。当他们变得富有的时候，俄罗斯的经济变得更加糟糕。

人物

失败的改革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生活惩罚那些拖延的人。”苏联总统在1989年说，当时他敦促东德的共产党政权进行改革以免太晚。东柏林的政权忽视戈尔巴乔夫的敦促，崩溃了。但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igeyevich Gorbachev）自己也在拖延，进行了一场延迟的和半途而废的改革，最终使苏联政权崩溃，中断了自己的执政任期。

众望所归，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担任了苏联最高的政治职务——党的总书记。在勃列日涅夫18年的统治期间，苏联逐渐走下坡路；增长下滑，人们玩世不恭、酗酒，腐败增加。两位年迈的过渡性人物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任职期间，苏联的制度不断萎缩。戈尔巴乔夫——54岁，在政治局中仅仅是个孩子——宣布了一个旨在震动苏联制度的广泛改革。

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出生于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法律专业，然后回到家乡从事党的工作。1970年，他作为斯塔夫罗波尔省（Stavropol）党的领导人，令勃列日涅夫印象深刻。勃列日涅夫在1978年把他召到莫斯科管理农业。（戈尔巴乔夫还通过函授的形式获得农学学位。）到那时为止，戈尔巴乔夫处于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和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省的政治局要员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的羽翼之下。戈尔巴乔夫在1971年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在1979年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在1980年成为政治局委员。当安德罗波夫在1982年掌权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在他近旁辅佐，并照令执行严厉的反腐败政策。

1985年，戈尔巴乔夫作为将把苏联转变为一个现代的、可能是民主国家的英雄开始着手改革。他宣布外交政策领域的“新思维”，与美国达成军备控制协议，并使东欧从“二战”后斯大林强加的共产主义政权下脱离出来。由于这些措施，冷战结束了。

戈尔巴乔夫命令在苏联的媒体中执行公开政策。苏联的媒体变得更加多元主义、诚实和具有批判性。腐败的权贵之人被解职。戈尔巴乔夫还敦促进行民主化（demokratizatzia）；竞争性的选举被引入，而且一个部分成员经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开始召集起来。

戈尔巴乔夫先是试图用原来的办法修补经济体制：口头规劝、禁酒运动、“加速”、进口国外技术。在犹豫了很久之后，他命令进行改革（perestroika），改革慢慢使苏联经济分权化和自由化。农场和工厂更多地自己做出决定，保留更多的利润。称为“合作社”（cooperatives）的私人企业被允许发展。但是改革力度太小、时机太晚。到1989年的时候，经济灾难隐隐作现。经济混乱降低了苏联人的生活和饮食水平，并激怒了所有的人。

由于媒体更加自由，许多民族（包括俄罗斯族）要求更大的自治权，甚至是独立。族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暴力冲突猛然爆发。党的政府组织和权贵阶层通过囤积食物和原材料来破坏改革。一些将军和克格勃暗示他们将不再忍受越来越大的、可能很快会导致苏联解体的混乱。因此，戈尔巴乔夫从改革中撤退，并在1990年底强化原来的制度。

在1991年初，戈尔巴乔夫再次表明支持改革。在反对派方面，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亲手挑选的内阁中保守的强硬派，在1991年8月发动针对他的政变。由于苏联武装力量的分裂和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坚定，政变失败。叶利钦后来又把虚弱的戈尔巴乔夫赶下台，通过把庞大的俄罗斯联邦拉离苏联而使苏联分裂。

戈尔巴乔夫要对苏联的解体负有部分责任。他拖延得太久并多次改变路线。他试图保留党和“社会主义”，从来没有采纳一项经济改革计划。生活确实惩罚延误的人。

持有强烈平等倾向的俄罗斯人讨厌这些寡头，并欣赏普京总统打倒他们的举动。大多数寡头要么被关在监狱中，要么就在流亡中。普京的强力部门把这些寡头当做目标，因为他们逃税（在这个制度中，每个人都逃税），并迫使他们把公司（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企业、电视网络和报纸）移交给政府的挂名负责人。在普京的统治下，俄罗斯大多数的大媒体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几乎没有媒体敢批评他。

几个寡头由于担心被起诉，逃到了国外。其中一个是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他失去了巨大的（也是运行良好的）尤科斯（Yukos）石油公司，控告他的罪名是欺诈和逃税。但是，可能性更大的是他试图引入美国的股东。他受到摆样子的公审（show trial），被判9年监禁。普京把尤科斯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让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廉价地买下它。像许多俄罗斯人一样，普京感到像能源这样重要的东西绝不应该被私有化。普京还想阻止霍多尔科夫斯基成为政治上的对手。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百万富翁，一个大型石油公司的所有者，2010因两条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普京将所有的俄罗斯能源企业收归于国家控制之下。

现在，小一些的、驯服的内部人员，要么是政府官员，要么是那些受制于普京的人，被允许掌握重要的产业和媒体。他们把回扣给克里姆林宫，而俄罗斯的高层政治家已变得极为富有。

关于谁得到什么产业的隐藏斗争是俄罗斯政治的一个重要部分。实际上，寡头体制仍在继续，但是已没有最初的寡头，并且现在都处于克里姆林宫的控制之下。这一过程的另外一个名称是腐败。西方领导人们称俄罗斯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关于腐败国家的排名，参见表26-3）。

最初的寡头是极坏的、贪婪的，并且有时是违法乱纪的，但是，他们的电视台和报纸给了俄罗斯一个短暂的信息自由的时期。

重要概念

极权的对威权的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政治学一直在对现代独裁统治的本质进行辩论。一些政治学家建立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各种理论和模型，解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卡尔·J·弗里德里希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aezinski）认为，极权的独裁统治有以下6个共同点：

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

2.—个单一的、纪律严明的政党

3.恐怖主义的警察控制

4.党垄断大众传媒

5.党控制武装力量

6.经济的中央管理

关于极权的模式被广泛地接受多年后，渐渐受到不现实和过分简单化的批评。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制度远不是全能的，而是相当混乱的。许多市民发现政府是骗子；计划经常是即兴创作。独裁者喜欢使他们的制度看起来是全能的。极权主义是一种完全控制的尝试，但总是达不到目的。

“极权主义”一词变得不受欢迎；相反，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一词被用来描述现代的独裁统治。威权主义可能是非常野蛮的，但是其目标并不是对社会进行完全的控制。政治被掌握在独裁者手中，比如西班牙的弗朗哥或者智利的皮诺切特，但是，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广大领域是开放的。上述6点中的大多数或者全部正在消失之中。

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家珍妮·J·柯克帕特里克（Jeane J. Kirkpatrick）认为，区分这两个术语仍然是有用的。威权主义的政权，更加宽松和开放，可能改变或者改革，变成民主制。20世纪80年代，这一情形在整个拉丁美洲发生。

22.4两个黑手党

黑手党（mafia，俄语使用外来语 mafiya）是俄罗斯重要的利益集团，因为它代表的不仅是犯罪活动的地下世界。在俄罗斯，这个词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在街头层面，地方暴力性的非法团伙几乎迫使所有的交易都交保护费，进行虚假的交易。杀手们实施这些活动，使合同成功地得到执行。在更高层面，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或服务于克里姆林宫的强力部门被允许运营重要的产业。任何挡路者或者惹恼政府的人都被谋杀。被谋杀的人包括银行家、改革者、背叛者（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伦敦被毒杀）、新闻记者（包括消息灵通的揭发丑闻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老人（因为他们的公寓）、美国商人和杜马成员。大多数“银行”发挥的完全是洗钱的作用。

比较

俄罗斯的半总统制

俄罗斯借用了法国的模式，既有一个掌权的总统又有一个总理，俄罗斯同时也借来了法国的问题。叶利钦总统在其8年的执政中，任命了6名总理，一些总理仅仅当了几个月。就像一名无确定路线的醉汉，叶利钦试图扭转对他要为俄罗斯经济崩溃负责的批评，并安抚被反对派控制的杜马。但是混乱还有其他更深的原因。

正如我们在法国讨论的那样，半总统制可能天生就是不稳定的。法国的半总统制在实际中要像字面上那样有效，只能是在共治（cohabitation）的时候，迫使总统与总理共享权力。

大多数半总统制国家强烈地倾向于一个有权势的总统。叶利钦也会赞同不削减他的总统权力。他真的确实没有独裁的倾向。他用完即扔的总理是共治的一种拙劣尝试，使所有人都不高兴，并破坏了俄罗斯变成民主国家的机会。一个解决办法是：废弃这种疯狂的半总统制。实际上，在没有修改宪法的情况下，普京以取得全部实权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总理，像戴高乐的那些总理一样，完全就是一个信使。普京在2008年自己担任总理，并把总统变成他的信使。半总统制依然是一个不稳定的制度。

而且没有人被起诉，这意味着政府要么是雇佣了合同杀手，要么是命令警察不要干涉。联邦安全局能够破这样的案子，但是并没有这样做。普京控制着联邦安全局。正如我们将在讨论发展中地区的时候看到的那样，第三世界的特点就是犯罪渗透到政治中。在这方面，俄罗斯已经退回到了第三世界。

俄罗斯的黑手党成员炫耀他们昂贵的新汽车（任何你能够叫得出名字的车都有，常常是偷来的）、衣服、情人和派对。普通的俄罗斯人讨厌那些在使俄罗斯堕落的时候迅速使自己富裕的人，而这种憎恨使他们支持发誓要解决这些现象的政治家。因此，违法乱纪帮助普京总统巩固了权力，尽管他在结束这些现象方面几乎没有作为。俄罗斯人很长时间以来认为，如果没有严厉监管和严格控制的话，他们是最无法无纪的民族。他们说，美国人受心灵的控制，但俄罗斯人不是。历史上，在俄罗斯，自由意味着混乱和流血的无政府状态，因而许多俄罗斯人欢迎强人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是严厉的。

22.5军队

当一个国家陷入混乱的时候，军队就成为重要的游戏参与者，有时候会直接插入政治制度之中。苏联军队在尝试改革的过程中发挥过一些作用；也就是说，红军的一些部门认为需要经济上的变革来推进军事技术的提高，赶上美国。1983年，苏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尼古拉·奥加尔科夫（Nikolai Ogarkov）告诉《纽约时报》的编辑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Gelb）说苏联军队在技术上已经落伍，他后来因为直言不讳而被解职。“当代的军事力量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之上的。”他告诉盖尔布说，“而技术又是建立在计算机基础之上的。”在计算机这个领域，美国人已经遥遥领先了。他的结论是：

在我们发生一场经济革命以前，在现代武器方面我们将永远赶不上你们。而且问题在没有一场政治革命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有一场经济革命？

军事落后的代价在1991年初美国领导的对装备了苏联武器的伊拉克的胜利中表现得很明显。那年晚些时候，苏军的一部分人参加了一场政变。

新的俄罗斯军事力量（名义上有120万人）与原来的苏联军事力量（大约400万人）相比规模更小，但是，俄罗斯军队仍然处于一种悲惨的状况之中。许多士兵和军官不得不到基地外工作。（相比之下，美国的军事力量有150万人，并得到丰盛的食物和极好的领导。）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构成是荒谬的头重脚轻，军官与士兵一样多（美国的比率是1:6）。军官们感到愤怒，他们担心失去工作，渴望体面的住房；士兵们几个月领不到军饷，而且不得不自己种植大部分食物。每年有上百名头脑混乱、忍饥挨饿的被征入伍的士兵自杀。多数年轻人不理睬一年两次的征兵令。

几名主要的将军要么是支持1991年的政变，要么是不反对政变。许多苏联的高级军官被解职。其中一个是陆军元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Sergei Akhromeyev），他自杀了。苏联的军事力量每年消费掉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这个数字急剧削减。军队在俄罗斯依然是几个半稳定的机构之一，而且，如果俄罗斯的强总统在什么时候变弱的话，军队可能会扮演某种直接的政治角色。

当一个政治制度开始解体的时候，在越来越混乱的局势中，组织得最好的团体最有可能攫取权力。这通常意味着是军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军事政变是改变政府的标准方式。一些人认为，俄罗斯军队可能会扮演这样一种角色，尽管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1991年和1993年，军队分裂了，而且大多数犹豫不决，担心被政治家利用，并在各部队之间出现一场内战。

军队肯定是克里姆林宫政治中的一个利益集团，而且是一个怒气冲冲的集团，已经遭受了好几次羞辱。戈尔巴乔夫试图限制它的规模。1988年，他承认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一个错误，并撤出了苏联军队。1989年，他放弃了东欧，而东欧是苏军界定的一个防御盾。1994—1996年，车臣的“匪徒”击败了他们；为了报复，1999年军队开始了残忍地摧毁车臣。许多高级军官对俄罗斯权力的退却、国防预算和人员的萎缩感到愤怒。他们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在北约的东扩和美国在中亚的存在中看到了美国人的阴谋。普京的国防部长、前克格勃同事谢尔盖·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希望减少征兵令，赞同建立一支像美国那样的职业的和志愿的军队。

人物

失败的改革者：鲍里斯·叶利钦

鲍里斯·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第一位总统（prezident，他们用的是外来语）。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是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位总统。与戈尔巴乔夫一样，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世界最初都向叶利钦致敬，认为他会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将会制造一个繁荣而和平的俄罗斯。他们都对半途而废、一对不能全心全意的改革失望，这种改革摧毁了经济和他们的支持率。两人中没有一人是确信不疑的民主派；因为两人的背景和所受的教育，两人都像党的要人那样行事。叶利钦在1999年底辞去总统，并于2007年逝世。他是一个大胆的风险承担者，使他的事业甚至生命都冒着失败的危险。

叶利钦于1931年（与戈尔巴乔夫一样）出生于南乌拉尔山脉靠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现在的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在家乡学习工程并在房屋建筑业中工作。叶利钦在1961年30岁的时候入党，并在1976年晋升到中央委员会中。

作为一名工程管理者和改革派，他被上层注意到，而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提拔他为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并使他成为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叶利钦不像其他苏联领导人，他是一名天然的平民主义者，和人民打成一片，并谴责权贵阶层的特权。普通民众集结在他的周围然后是一连串异乎寻常的事件。如果不是苏联的制度正在解体的话，叶利钦即使不被监禁，也可能会被终身驱逐。在1987年对中央委员会的一次演讲中，叶利钦指名道姓地攻击党的保守派，说他们拖了改革的后腿。因为这，他被解除党的职位，并被降职。

但是，他又回来了。在1989年第一次部分竞争性选举中，他利用广大平民的支持参加竞选，并轻松赢得选举，进入议会。在议会中，他批评戈尔巴乔夫延误了改革。在把注意力转向俄罗斯（苏联的对立面）政府后，叶利钦于1990年被选进俄罗斯议会。叶利钦感到苏联注定灭亡，但是俄罗斯将会存活。1990年7月，叶利钦退党，这样他就能按他的意愿自由地发表批评。

作为一名非共产党员，在选举中他公平获胜，在1991年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这给了他另一个相对于戈尔巴乔夫的优势，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被公众选为任何领导。

在1991年的政变企图中，叶利钦成为一名英雄。在俄罗斯议会前，他坚定地站在坦克上，嘲笑戈尔巴乔夫是一名优柔寡断的懦弱者。叶利钦在1991年底使俄罗斯联邦脱离苏联，这样整个结构就解体了。保守派认为分裂苏联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作为总统，叶利钦从糟糕变得更糟。叶利钦经常酗酒或生病。他和部长们笨拙地推行私有化，经济彻底失败，腐败飙升，俄罗斯人开始强烈地反对他。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叶利钦就命令军队镇压车臣的分裂活动。尽管在1996年，他作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候选人再次当选，但是在他执政的最后年份里，叶利钦的公众支持率低于5%。杜马试图弹劾他，但是杜马太分裂了，难以实现弹劾。叶利钦喜欢的花招之一是每隔几个月就把经济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总理，并替换他们。今天俄罗斯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不是由叶利钦担任首任总统，结果是否能够不一样或者更好？

比较

改革的时机

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文化因素之外，改革的时机和顺序对能否成功地建立民主制有着重大影响。中欧所发生的与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在时机上的不同对我们来说是有启发性的。

首先，在中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一股广泛的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共产党依然执政的时候就形成了。到1989年或者1990年自由派的共产主义者举行自由选举的时候，心里明白的选民彻底把共产党选掉。它是一把新的扫帚，彻底地将一切扫干净。最初的赢家是广泛的包罗万象的反共产主义势力，其领导人要么成为总统（波兰的瓦文萨（[Walesa]）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哈维尔[Havel]），要么成为总理（匈牙利的安陶尔[Antall]）。后来，这些全民党发生分裂，但是它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共产主义出局，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在几年中，这些国家都加入了北约和欧盟。

俄罗斯没有新扫帚，所以扫不干净旧的东西。俄罗斯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反共产主义的包罗万象的运动，比如团结工会（Solidarity）或者公民论坛（Givic Forum）。共产主义者从不允许出现这些运动。相反，共产主义者举行半自由的选举，但是不允许自己被选出局。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被人们选为任何领导，但依然保留着权力，相信他正在监管重要的改革。

但是，戈尔巴乔夫依然面对着重要的保守派（也就是说，党），这迫使他在面临他们的时候不断的改变路线。认识到戈尔巴乔夫的软弱之后，党的保守派试图推翻他。在保守派失败后，党最终从权力宝座上被驱逐下来（1991年末），但是在议会、工业和农村依然有影响力。在其身后没有大众运动支持的叶利钦，试图进行严肃的改革，但是依然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他们中的一些是党的残余分子。

如果俄罗斯像中欧一样做的话，在1991年底就可能会有多党选举，而不是在1999年底。在早一些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有足够的热情选出一个支持改革的大多数；到晚一些的时候，衰退的经济导致了绝望和对抗性的反应（backlash）。这在中欧也有发生；无论是在波兰还是在匈牙利，经济困难使得社会主义的政党（前共产党）赢得选举。但是，到此时，无论是民主制还是市场经济均已经确立，不能被击退。社会主义者也没有任何废除运行中的市场制度的打算；相反，他们在波兰和匈牙利的“社会安全网”中做了微小的调整。

正如中欧揭示的有利的顺序是：首先，形成一个广泛的大众运动；其次，在选举中彻底驱逐共产党；第三，开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俄罗斯人的做法把这个顺序颠倒了。

重要概念

失控的系统

我们早先（在第20章）指出，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一位威权主义的强力统治者，把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但是保留了民主的形式。俄罗斯和普京将可能倾向于更大的威权主义吗？这个过程似乎已经开始了。

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注意到，有权力的人倾向于运用他们的资源（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如果没有平衡性的制度或者强大的法律来制约他们的话，有些人就会积聚出不受限制的权力：比如斯大林。工程师们称这为失控的系统（runaway system），这个系统保持权力的集中直到它崩溃为止。（比如：纽约的扬基队用他们的资源购买更加杰出的棒球手，赢得更多的比赛，这使扬基队净赚更多的资源，使他们又能够购买……）这与其说是不受制衡的个人的结果，不如说是不受法律控制的系统的结果，其中，任何控制的缺乏都会导致颠覆。叙利亚或者刚果的总统不可能是好人、随和的人。这种国家的领导人必须控制怪诞的事情；放松控制将很快以他们的死亡告终。

普京是一个失控的系统理论的实验案例。他渐渐地和巧妙地——从来没有暴露他最终的意图——积聚权力。他已经拥有“足够的”权力了吗，或者他总是寻求更多的权力？有一个指标是，在他的两届4年任期之后，普京会下台了吗，或者他会使自己成为所有权力在手的总理吗？普京会提名并控制一个傀儡总统吗？在一个间隔之后，普京会再次成为总统吗？

民主制

转型成民主国家

民主制在20世纪末的扩散（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民主制的“第三波”）引起大量的理论化以及发现共同模式的尝试。有些思想家认为，经济增长之后民主的出现是因为产生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一些人认为它经过类似的阶段：开放、突破和巩固。但是，其他人看到了通向民主的“多条道路”。有一些人认为，它需要精英间的协议——一个“契约的转型”——才能发挥作用。许多人发现，早期的制度选择导致“路径依赖的发展”，这种发展以每一次成功的尝试来深化民主制。

然而，到21世纪初期的时候，出现了对“转型学”（transitology）的怀疑，它被嘲笑、被打击。转型的一些理论解释了在一个文化区域内（比如拉丁美洲）而不是在其他文化区域（比如东亚）民主制的来临。即使是同在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欧相对顺利的民主转型没有在巴尔干半岛得到复制。一刀切不适合所有人。没有一个理论适合俄罗斯。

最困难的问题是：“所有的转型都会导致民主制吗？”转型学家倾向于假定的确会这样，但是事情并不总是如此。一些国家仅享受了短暂的民主时期（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但是变成了不稳定的，或者半威权主义的国家。亨廷顿很久以前就注意到，在每一波民主浪潮之后是一个反向的浪潮，正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一样。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在民主的掩饰下陷入了威权主义之中。

政治学理论很少能延续超过一代人的。倘若我们不使它们具体化的话，它们能够产生新的理解。各种理论仅仅是理解现实的尝试；它们不是现实本身。要对所用的理论持怀疑态度。（关于过分理论化的危险的更多内容，参见下一章。）

22.6转型成什么？

在20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段里，民主制扩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变得民主（超过100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制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然后在拉丁美洲、东亚，最后是在1989年末的东欧取代了独裁统治。很快，学者们建立了各种理论解释民主国家的增多。一些人把这些理论运用到苏联的解体上，以及一个民主的俄罗斯的新制度上。但它们并不适用。

苏联制度的崩溃是独特的，独一无二。旧制度的大部分都延续到了新制度中，并阻碍了民主制的发展。在文化上，只有一小部分人理解或者希望真正的民主制。在经济上，俄罗斯在叶利钦统治时期崩溃了；人们担心混乱和联邦的分裂。如果威权能解决这种下滑的话，普京是必要的。作为民主制的一名朋友和支持者，我对承认这一点感到沮丧，但是如果不是普京的话，俄罗斯的情况将会更糟。

1. 休克疗法：用市场经济突然取代社会主义经济。

2. 个人崇拜：使自己被顶礼膜拜的独裁者》。

3. 红褐联盟：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之间的一种可能的联合，褐色代表希特勒的褐衫党党员。

4. 改革：俄语“结构调整”的意思；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经济的建议，指戈尔巴乔夫对经济及政府机构的新调整——译者。

5. 极权主义：完全控制社会的企图，就像斯大林和希特勒的统治那样。

6. 威权主义：拒绝民主制的、独裁的，就像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那样。

7. 黑手党：一个实施犯罪的阴谋集团。

8. 失控的系统：有影响力的人利用他们的资源积聚更多的资源。

9. （指政治委员——译者）

第23章
俄罗斯人在争论什么

问题与讨论

1.导致俄罗斯当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2.政治学家为什么没能把握苏联的衰朽？

3.把波兰经济的休克疗法与俄罗斯的比较公平吗？

4.俄罗斯现在有资本主义吗？为什么有或者为什么没有？

5.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发生了什么？与墨西哥相比有何异同？

6.在车臣发生了什么？类似的事情还可能发生吗？

7.什么是近邻？俄罗斯人为什么想得到它？

8.推行“中间道路”的困难是什么？

我们对苏联崩溃的原因感兴趣，这不仅出自于我们纯粹的历史好奇心，也是为了将之作为错误可能再现的一个警告。发生在苏联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在俄罗斯发生；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曾面对的问题和阻力，普京也正在面对。这个问题也是当前俄罗斯政治的一部分。

23.1苏联为什么会崩溃

许多俄罗斯人，尤其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不相信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经济缺乏效率。他们谴责邪恶势力，特别是美国人。这种谴责在功能上等同于伤害了魏玛德国的“刀刺在背”这个虚构的故事。

真正的解释是社会主义经济——意味着国有和中央计划，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说是“共产主义的”——运行得很糟糕。它们不是一夜崩溃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缓慢恶化的。固然，在特定的环境下，中央计划的经济能够快速增长，就像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实施五年计划时期的苏联那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借用资本主义的技术，并投入所有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到大型项目之中，主要是炼钢，然后是生产用钢制造的东西。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许多观察家们预测，苏联在经济生产方面将赶上并终将超越美国。

但是，当苏联试图追上的时候，它的经济变得更加复杂，而且难以控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投入—产出表（input-output tables）要求数百名数学家必须做上千次计算，从而在集中的基础上为苏联经济设定目标。产品质量糟糕，因为只有数量被计算和要求。设计是过时的，常常是对老的西方产品的复制。效率不重要；俄语中甚至没有“效率”（efficiency）这个词（最接近的是“有效的”[effective]）。许多工厂生产没人想要的东西。

消费部门被故意压制，提供的产品太少，难以激励苏联的工人们。他们必须为一套公寓或者一辆汽车等待多年。因此，工人们并不竭尽全力工作，而是相反。他们低声轻笑：“他们假装付给我们工资，我们假装工作。”许多人下午请假去购买短缺的商品；每周排队要花好几个小时。这些原因加上其他因素使苏联人对这个制度感到愤怒。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苏联的经济放缓，特别是与西欧和环太平洋地区的迅速增长的经济相比。

然而，单是这些原因还不足以打倒这个制度，它还能在年久失修的衰朽中笨重行动。真正的杀手是技术的落后，特别是当它影响到苏联军队的时候。苏联人感到在计算机的应用方面落后了，而苏联军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被打败。（陆军元帅奥加尔科夫的话。）伴随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而来的是技术上的威胁：在空间中建造的一个“星球大战”防御盾可能会使美国无懈可击。因此，苏联军队这个重要的部门由于担心落后而支持经济的和技术的改革。

重要概念

他们在缺少事实的情况下建立理论

20世纪末最巨大的变化使政治学家们感到诧异。我们政治学家为什么没能预见苏联的解体？（请注意，我用的词是“预见”[anticipate]，而不是“预报”[predict]。）只有一小部分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发出过警告。一名人口统计学家做出了最精确的预测，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检验了苏联人健康水平统计数据上的下降，并提前预测毁灭解体的年份。政治学家们倾向于看到更多类似的东西，以及一些改革。

那么，为什么政治学家们忽略了日益迫近的解体的迹象？我们为自己建立了一些思维阻碍物。大多数政治学家阅读彼此的书和文章，即情报官员们所说的“近亲扩大”。

1.无价值的经验数据。苏联制度的大部分是秘密的；我们不得不把不足以为信的指标拼凑在一起，并推断该制度如何运行。我们用理论来填充信息的真空，其中大部分都是误导性的。在南斯拉夫，通过比较的方式，学者们能够获得精确的数据和公正的采访。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人就看到了南斯拉夫联邦的裂纹。对南斯拉夫的研究几乎没有出现理论，因为研究者们不需要建立理论；他们有事实。在缺乏事实的情况下，苏联专家们只好建立理论。寓意是：我们仅仅是与我们的数据所显示的一样好。

2.体系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学家们被训练为视所有的国家为政治体系，它们有各种各样的结构，但是履行同样的功能。无论体系在什么时候失去平衡，它总会通过新的领导人、政党或者改革进行自我修正。体系因此被假定是高度持久的，甚至可能是永恒的。体系理论家们难以想象体系的崩溃。

3.反—反共产主义。冷战年代早期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特别是麦卡锡主义，是如此的简单粗糙，以至于一些思想家们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对共产主义体系作不利的判定。专家们倾向于接受把共产主义体系作为给定的（就像体系理论家们做的那样），并对这些体系是如何工作的进行详细研究。认为共产主义体系有与生俱来的缺陷和注定要失败的任何人都被专家们宣布为投机的、右翼的和没有学识的人。

4.低估经济学。许多苏联专家几乎不关心经济；他们假定政治会支配经济。（经济学家的假设刚好反过来。）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一个不断恶化的经济最终会使整个国家与之一起衰弱。多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呼吁注意苏联的经济衰退，但是政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学家的观点。

5.体系的可改革性。政治学家们假设，苏联的问题能够通过改革加以修复。（这也来自于体系理论。）如果该体系有经济的或结构的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将修复这些问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假定。一些人认为，苏联体系最终将把自己改革成一个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几乎没有人发现苏联体系的脆弱性。

6.固恋人物。因为改革是必要的，因此，它们终将得到施行；改革仅仅是需要正确的人物。哈！戈尔巴乔夫来了，他是美国和苏联自由派一直在等待的人。他的改革将造就一个好得多的苏联。就这样，我们赋予了戈尔巴乔夫他从来没有过的英雄和改革者的特质。

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许多仍在思考的苏联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知道，经济改革是必要的，并且期待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导人引导他们走上这条道路。但是，他们自己不能成功地战胜由管理人员和党的官员组成的保守势力，保守势力中许多人可能会因改革而失去工作。

我相信，是武装力量中的高科技部门与戈尔巴乔夫结盟，为经济改革开了绿灯，希望改革将会使苏联在军事技术上与美国人对等。

石油在改革中扮演着有如过山车一般的角色，先是刺激了苏联/俄罗斯的经济，而后又摧毁了它。苏联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20世纪70年代当石油价格的迅速上涨就意味着苏联的石油出口当时能够在几年中为苏联进口的食物和技术买单。当石油价格下跌的时候，苏联也解体了。现在，俄罗斯再次过于依赖石油的出口。目前，世界石油的高价格为俄罗斯带来了惊人的收入和税收，但是，这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固的单一产品的基础之上的。

23.2如何改革？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未采取一项彻底的经济改革计划。他的顾问们呈交了几份计划给他，每一份计划都比之前的更加大胆，但是，他从未执行过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从未想要资本主义；相反，他寻求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或者“第三条道路”。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并且每年都多多少少地改变主意，一年支持改革，下一年又反对改革。后来他承认了自己的几个失误。第一，他现在说，他本应该使农业自由化。相反，戈尔巴乔夫尝试实施了两项犹豫不决的措施，这是从他的导师，已过世的安德罗波夫那里继承来的：“强化”和禁酒运动。两项措施都失败了。

当进行真正改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放慢了脚步，既是因为担心后果，又是因为面对着苏联保守势力的大量反对。戈尔巴乔夫最终放开了大部分物品的物价，但是他没有对工业进行私有化。结果是过多的卢布追逐太少的商品：通货膨胀。每个人都想要美元，因为卢布逐渐贬值。心怀顾虑的市民们嘀咕着，日子不能像这样下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的内阁在1991年策划了一场政变。在这一年结束之前，苏联解体了，戈尔巴乔夫成为一名无公职的市民，而叶利钦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最终，改革看起来变得开始认真了，但是叶利钦也面临着来自保守势力的反对。

23.3从卢布的废墟中重新出发

俄罗斯的经济现在发展得很好。如果政策得当的话，增长本可能还会开始得更早一些。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重组苏联的经济。叶利钦没有完全重组俄罗斯的经济。我们是在寻找不可能的事吗？波兰在1991年初开始休克疗法，并在两年的时间里走出了最糟糕的通货膨胀和工业衰落，这几年里一直是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叶利钦的第一任总理（任期到1992年底）和后来的财政部长是充满活力的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他尝试实行突然的休克疗法，对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庞大的、陈旧的工业企业进行私有化。由于完全没有效率、机构臃肿和不关心消费者的需求，许多苏联的工厂实际上是在它们处理原材料的过程中减少了价值。但是，这些企业是官僚们和党的官员的财富和权力，他们经营着这些企业，并把就业机会给予那些无精打采地工作的人们。因此，他们能够向莫斯科施加压力，维持对这些企业的补贴。在其他任何一个理性的制度中，它们可能早已被宣布破产了。但是，许多俄罗斯人抗议说，你不能突然让几百万人一下子全部失业。俄罗斯的私有化（以及其他一些前共产党国家的私有化）执行得很糟糕。一小撮聪明的经营者廉价买下整个工厂和原材料，成为新的资产阶级。这些企业中的许多依然获得政府的补贴（比如廉价的能源），这允许新的所有者在他们出口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时候获得巨大的利润。然而，利润的大部分并没有返回俄罗斯；它进入外国的银行。这是南美的典型模式。由于这些资本没有被重新利用到俄罗斯的经济中，剩下的经济就衰落了，穷人更加贫穷。

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开始于资产倒卖（asset-stripping），没有长远未来的基础。只是到了最近，它才开始像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一样运行，资本家们在俄罗斯内部重新投资。

俄罗斯的公寓房是预制的，不大。由于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因此，像这些在莫斯科郊区的公寓非常紧俏。

1998年8月，功能失常的经济垮掉了。有些观察家在此之前就看到了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s）领域中即将到来的问题。俄罗斯收到的税不到预期的一半，每个人都逃税。结果是，预算出现危险的赤字，因此叶利钦政府只能印更多的钞票。银行——俄罗斯的任何人都可以开银行——不受管制，并向朋友贷出不安全的款项。俄罗斯银行主要的货币工具是美国的百元钞票，其中一些还是假钞。由于清楚俄罗斯经济的极大危险，寡头们以外流资金（flight capital）的形式在国外藏匿了1500亿到3500亿美元。最终，这个制度失败了。1998年，卢布在与硬通货（hard currencies）的兑换中贬值了大约3/4。许多银行关闭，什么也没留给储户。俄罗斯刚羽翼丰满的股票市场急剧下跌，有些企业破产了。俄罗斯拖欠（defaulted）贷款（最大的损失者是德意志银行，它借给俄罗斯的金额超过300亿美元），不得不乞求新的信用。受到严重伤害的外国投资者逃离了俄罗斯。

俄罗斯人感到愤怒，并觉得被人背叛了。我们曾告诉他们自由市场是一条通向繁荣的道路，但是最终带来的仅仅是穷困。1/3的人现在掉到官方的（非常低）贫困线以下。实际上，俄罗斯从来没有完全建立一个功能正常的市场制度。大部分来自西方的建议被忽略了。西方援助的660亿美元的大部分消失了。有太多的政府补贴和逃税行为，却只有很少的保持市场经济稳定的规则和管制措施。纸币，总是俄罗斯人的一个弱点，仅仅是印出来的某种东西。用俄罗斯一名改革派的话来说，这是“历史上最昂贵的经济教育”。

在1998年崩溃以前，一些人迅速致富，与此同时，许多人陷入饥饿之中。长期以来接受共产党所教导的物质平等是好的和正义的这个观念的俄罗斯人，见证了不平等的爆发式增长。一些实业家和黑手党成员（在俄罗斯人脑海中这两个词是联系在一起的）享受新的财富，与此同时，大多数俄罗斯人生活在比以前还要贫困的状态中。

旅行推销员：这些年轻的俄罗斯人在俄罗斯购买药品（大包中的）并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露天市场出售它们，在经济中获得商机。在市场待几天后，他们返家购买更多的药品，在穿越边境时进行贿赂。他们向我展示了如何不买票登上从罗马尼亚到保加利亚的火车：“只需贿赂售票员，”他们耸耸肩说，“那是俄罗斯的火车。”

一些好的趋势也从卢布的废墟中出现。冒牌的交易崩溃了，而企业家们开始在俄罗斯投资他们的利润。俄罗斯的经济，最近在世界高油价的帮助下每年增长几个百分点。联邦预算处于平衡中，通货膨胀从1998年的80%减少到只有几个百分点。要再次感谢石油，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与美国巨大的逆差相对）。普京对税收、银行和土地买卖的改革促进了增长。普京在2002年说：“我们的经济必须增长得更快些。”（斯大林在1931年说过同样的话。）巨大的考验是：俄罗斯的经济将足够诚实而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吗？俄罗斯非常想加入世贸组织。（2011年12月，俄罗斯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56个成员国。——编者）

两个不确定性漂浮在俄罗斯经济的上空，而俄罗斯人也生活在大衰退的恐惧之中。第一个是石油价格。2008年石油价格每桶超过了130美元。但是，石油价格是不稳定的，不能指望它。第二个是普京对诸如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寡头的起诉，使外国投资者惊慌失措。

整个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现在由强力部门运营，他们既服务于克里姆林宫，又使自己变得富有。看到普京把能源企业重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大多数外国投资离开这些企业，而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成分。俄罗斯的经济依然不稳定。

地理

北高加索地区的分裂

在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North Caucasus）暴力行为突然加剧，尽管——或者可能是因为——莫斯科努力血腥地驯服这一地区。这片贫穷、愤怒的地区长期以来是俄罗斯的一个问题。像所有的山区一样，该地区很难被控制，并允许小的族群和宗教团体保留独特的抵抗外部统治的文化。这片崎岖的地区是超过600万人的家园，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它也是很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大多数是被斯大林合并进当前的边界之中的。从西到东，他们是卡拉恰伊—切尔克斯（Karachayevo-Cherkessia）、卡巴尔达—巴尔卡尔（Kabardino-Balkaria）、北奥塞梯、印古什、车臣和达吉斯坦。安全部队与反叛者之间爆发的伊斯兰恐怖袭击和城市交火是司空见惯的。

直到19世纪末，沙皇的军队才最终征服了这一地区。托尔斯泰写道，政府创造了某种“比仇恨更强大的”东西，“因为（车臣人）不认为那些俄罗斯狗是人类”。作为象征的是1784年为沙皇修建的城堡：弗拉季高加索（Vladikavkaz，意为高加索的主人），现在是北奥塞梯的首府。当地人鄙视俄罗斯人的统治，而俄罗斯人又把他们蔑视为匪徒。1944年，斯大林谴责几个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包括车臣人）与德国侵略者勾结，并残忍地将整个族群流放到中亚。

数十年后，一名车臣人贾哈尔·杜达耶夫（Jokar Dudayev）成为苏联空军的一名将军。在20世纪80年代，他被分派到爱沙尼亚的空军基地，他同情爱沙尼亚人，而爱沙尼亚人喜欢车臣人，憎恶俄罗斯人的统治。杜达耶夫在1991年初阻止了苏联军队的着陆，帮助爱沙尼亚赢得了独立。他退休后，在车臣赢得选举，并在1991年末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宣布独立。但是车臣与爱沙尼亚不一样，从来不是一个“联邦共和国”；它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而且莫斯科担心动荡的局面扩散到整个北高加索地区，而动荡已经正在扩散。俄罗斯安全部队的严厉镇压使当地人加入了伊斯兰的复兴之中。

在1994年底，叶利钦没有在军事专家中进行任何讨论，也没在议会中进行辩论或宣传，就下令迅速粉碎车臣的独立企图。但是军事行动受阻；俄罗斯军队非常差劲，而车臣人却作战勇敢顽强。大约80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被杀，而首府格罗兹尼被炮轰夷为平地。大多数俄罗斯人，甚至是军官，讨厌战争；之所以叶利钦的声望暴跌，有这部分的原因。1996年，前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Alexander Lebed）与车臣战士达成了一个不稳固的和平协议，使车臣人获得了不明确的自治权。

1999年，车臣领导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分子试图夺取周边的达吉斯坦。莫斯科严厉地进行报复，把游击分子赶回了车臣。在俄罗斯的城市，几幢公寓楼被炸飞，近300人死亡。

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指控说，爆炸是俄罗斯秘密警察所为，但是莫斯科立即谴责是车臣恐怖分子干的，并对车臣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入侵。这一次，俄罗斯军队的状态好得多，而且俄罗斯人也支持他们，普京强硬的立场使得他大受欢迎。在车臣的俄罗斯士兵们描述车臣是“没有限制的”残酷、腐败和药物上瘾，他们自己也沾染了这些。普京在2002年宣布获胜，但是局势显然不稳定。游击战、盗匪活动和恐怖主义在继续，而且扩散到北高加索地区。戏迷和学童成为受害者。这样的攻击使普京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而大多数俄罗斯人鼓掌支持。

源于人口占大多数的穆斯林想从俄罗斯分裂出去，车臣经历了漫长而血腥的内战。虽然俄军已控制其大部分领土，但北高加索地区依然局势动荡。

车臣两场血腥的战争可能只是北高加索地区解体的开始。在1994—1996年的第一次战争中，车臣的反叛者把俄罗斯军队撵了出去；在1999—2002年的第二次战争中，俄罗斯人血腥地占领了车臣，并使一名前反叛者成为傀儡政权的首领。新闻报道是全面的，但是被封锁；那些足够大胆报道恐怖的人被神秘地暗杀。现在，伊斯兰教教义扩散到整个地区；当地的伊斯兰教主义者谈论北高加索地区哈里发（caliphate）。外国的领导人们谴责暴力。普京对美国的批评感到愤怒，问道：美国在伊拉克正在做什么？与恐怖主义作战，我们也是。“我们暴露了弱点，”他谈到车臣问题时说，“而弱者就要被轻视。”斯大林也不能说得比这更好了。

23.4恢复失去的共和国？

普京总统把苏联的解体描述为“该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并担心“崩溃的传染病渗进俄罗斯自身内部”。大多数俄罗斯人同意这一观点。在1991年从苏联分裂出来的非俄罗斯族的共和国被俄罗斯人称为近邻（near abroad）。它们中的大多数曾被沙皇帝国吞并，因此，许多俄罗斯人依然认为它们属于俄罗斯。一些人希望恢复俄罗斯帝国，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大部分前苏联共和国依然有驻军。对美国的政策来说，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不全然是坏事。在“9·11”之后，普京使用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基地帮助美国军队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内陆的中亚在通过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获得通往外部世界的出口之前，将在贸易和运输上依赖俄罗斯。

在许多前苏联共和国，“新的”领导人是原来党的要人，而且继续由腐败的和威权的精英统治。不算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在内——它们已经加入了北约和欧盟——俄罗斯的领导是最进取的和最有改革意识的。俄罗斯曾经那样的糟糕，其他共和国就更糟糕了。一个特殊的悲剧性例子是乌克兰。它本应是一个富国和欧洲国家，但是，其前共产党的领导人们（现在已经下台了）没有制定任何经济改革的计划。结果是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这使得俄罗斯的经济相比之下看起来还不错。

俄罗斯人思维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关注居住在近邻（这个词汇并不指诸如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前东欧卫星国）的2500万俄罗斯族。在这些共和国的一些俄罗斯人觉得受到了威胁，任何针对他们的公然的暴力行为都会激怒俄罗斯军队。俄军感到它有权利和义务去执行营救任务。在某一天，这可能会被当作攫取全部或部分近邻的一个借口。

地理

南斯拉夫：缩小版的苏联？

前南斯拉夫多族群的巴尔干联邦制与前苏联类似。两个国家都有一个斯拉夫的核心民族：在苏联是俄罗斯人，在南斯拉夫是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都是东正教徒，并使用西里尔字母。两者都把他们界定为各自国家的奠基者和保护者。他们视分裂出去的共和国为国家的叛徒。

其他的民族憎恶这种傲慢的态度。在每一个国家，发达的西北部（在苏联是波罗的海的各共和国，在南斯拉夫是斯洛文尼亚）渐渐厌烦了被欠发达的核心民族所压制，他们在经济上耗尽了发达地区。有意思的是，波罗的海国家和斯洛文尼亚是最早宣布独立的。

每一个国家第二大的民族也是斯拉夫人，但是也有与众不同的文化，并憎恶被核心民族指挥；因此，乌克兰和克罗地亚很快就分裂出来。在南方，易怒的穆斯林民族要求更大的自治，并与周围的基督教民族冲突不断（阿塞拜疆人对亚美尼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对塞尔维亚人）。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前南斯拉夫，在新独立的共和国中，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在独立以前都是当地的共产党要人。

最后一点：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军队的多数军官分别是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高级军官们是保守的，致力于保护他们国家的完整无缺。他们不反对运用军队那么做。在1991年，两支军队开始直接干涉政治。关键的不同是，保守的共产党人在贝尔格莱德掌权，而且在协议中，军队的总参谋长试图通过武力保持南斯拉夫的团结。当这种努力迅速失败的时候，他们转为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GiratRr Serbia），方式是军事征服，并伴随以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在前苏联，死亡的丧钟没那么响，但是，它在高加索地区经历了战争，其情况本可能会更糟。

俄罗斯也可能通过更加微妙的手段恢复失去的共和国：经济手段。由于其他共和国的经济急剧下滑，一些共和国绝望地向俄罗斯求助。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旗帜下，莫斯科给了一些援助（比如，许多关于石油和天然气的援助）。但是，作为回报，俄罗斯得到这些国家在贸易上的让步和政治上普遍的顺从。莫斯科成功地对白俄罗斯使用这一方法（白俄罗斯现在用俄罗斯的卢布作为货币），并短暂地切断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以警告它的行为。

另一种狡猾的方式出现在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本身是许多非格鲁吉亚民族的家园。西格鲁吉亚的穆斯林阿布哈兹人（Abkhazians）通过武力要求分裂，他们使用的武器有许多是由俄罗斯军队悄悄提供的。1991年，格鲁吉亚最初拒绝加入独联体，但是由于面临着军事上的失败，它在1994年加入了独联体。俄罗斯依然会用武器和军队支持反格鲁吉亚主张的阿布哈兹人。他们称这是为了“维持和平”，但是，它更像是一个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

作为美国人，我们应该批评俄罗斯希望收复近邻的想法吗？当面临着联邦解体的时候，林肯总统做了什么？美国人对保持联盟团结的行为有一种偏见。难道欧洲没有把自己变成欧盟吗？但是，莫斯科是用经济的贿略和威胁来收复近邻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51%的股份由政府拥有，并完全受政府的控制，它向那些依然忠心的前苏联国家出售便宜的天然气，那些转向西方的国家则要支付两倍多的价格。2006年年初，俄罗斯要求大幅度提高通过石油管道输送到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并短暂地切断了供应。莫斯科说价格是问题所在，而其实是乌克兰在2005年发生了朝向西方的民主革命。这种策略突出了普京的苏联时代的思维方式，并且使欧洲倍感担忧。欧洲所消费的天然气的大部分是从俄罗斯获得的。

重要概念

实现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

围绕社会主义一词有很多混淆。许多俄罗斯人和东欧人现在会告诉你说，他们不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一些人把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称为是“社会主义的”，因为自由选举的社会党政府已逐渐引入了复杂的医疗、失业、教育、住房和其他提高社会中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计划：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这些社会民主党开始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所有的社民党都建立在大的工会联合基础之上，这些政党的目标是消除贫困，而不需要强制或者国家所有。

这是斯堪的纳维亚福利主义（walfarism）与共产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明显的不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几乎没有国有化的企业，而且，被国有化的企业也是出于非意识形态的原因进行的（比如，抑制失业率）。经济的大部分是私有的和资本主义的。特别是瑞典的经理们以其效率和运行能挣钱的工厂的能力而赢得美誉。无疑，税收很高，但是经济是自由的。

总之，斯堪的纳维亚不是社会主义的；它是被称为福利主义的一种资本主义的变种。请注意，它是在，并且是在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的工业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先是资本主义，然后是福利。顺序能够被颠倒吗，或者它们是否能同时建立？对此是有疑问的。

还没有人找到一种办法能在一个长远稳定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样一种结合看起来暂时是有效的。但是，私人部门很快碰撞上受限制的、缓慢移动的国有部门。私人部门需要一个在有弹性的、不断变化基础之上的原材料、劳工、基础设施和运输。国有部门，依然由中央计划来控制，可能不能够生产或者没有动机去生产。如果你允许国有企业进入私人部门的市场的话，你就渐渐地使经济去社会主义化了。它会获得更多的效率，但更少的社会主义。最终，你会来到一个点上，要么必须埋葬社会主义部门，把它们作为一个糟糕的实验，要么就是限制或者重新控制私人部门。混合将不会保持稳定；你必须走这一条路或者另一条路。

普京最终的问题——从他的前任那里继承来的——是他认为在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和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之间存在一条中间道路（middle way）。一些人认为，改革能够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一些俄罗斯人仍然认为，他们能够为国家保留重工业的“制高点”，与此同时，允许小企业在一个自由市场中运行。这是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实行过的新经济政策，而新经济政策经常被戈尔巴乔夫派（Goibachevites）作为一种模型提到。但是，新经济政策天生是有缺陷的，并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被终止，当时斯大林放弃了该政策，支持强迫的工业化。许多俄罗斯人，包括普京在内，依然假设他们能够发现一条俄罗斯人独特的中间道路。经验表明，中间道路导致不稳定、制度衰退和高通货膨胀。

地理

逐渐减少的俄罗斯人

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生育率很低，但俄罗斯处于非常严重的人口衰退之中。1989年，在苏联解体之前，平均每名苏联妇女（许多不是俄罗斯人）生下2.17个孩子。现在，平均每名俄罗斯妇女只生下1.4个孩子（几年以前是1.2个孩子），依然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生育率（fertility rates）与出生率不一样，是不同的衡量指标（关于各国的生育率比较，参见人口统计学的地理）。普京试图通过用财政激励妇女生育更多的婴儿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俄罗斯，不断下降的健康标准提高了婴儿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 rate）。不过，最近，婴儿死亡率改善到大约是新生婴儿的11‰，这依然比西欧要糟糕。孕妇的营养很差，因此她们小孩的营养也很差，许多婴儿摄入的蛋白质不足。不时有关于儿童饿死的报道。大多数俄罗斯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同时，俄罗斯人的死亡率上升了；成年男性的预期寿命降到了58岁，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要低。结果导致了俄罗斯的人口每年减少近70万人。2006年，普京称人口状况是“俄罗斯今天最严重的问题”。

艾滋病正在俄罗斯蔓延。酒精饮料的消费（其中一些是有毒的自酿酒）是惊人的，导致了许多工业事故。俄罗斯的环境正遭受化学的与核的污染，是世界上环境最糟糕的地区之一，而环境导致疾病很平常。许多工厂仅仅是把有毒废料和核废料浅浅填埋。俄罗斯工业城市的空气是危险的。“为了活得长一些，”一名官员说，“我们应该少呼吸一些。”

23.5俄罗斯走哪条路？

俄罗斯的观察家们分裂成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个阵营。悲观主义者看到了一团糟的景象。资本主义还没有扎根。开始时是寡头们打劫国有企业并把金钱隐藏在国外；然后是普京把金钱从寡头们那里偷回来。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又回到了国家的控制之下，其大部分分别由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拥有。它们是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巨头企业，有点类似一种非正式的国家主义。外国的能源公司被挤出，以有利于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腐败和违法乱纪与当局（包括警察）和黑手党相联系。许多俄罗斯人生活的境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差，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受叶利钦时代带来的那种混乱和衰朽。在那个时候，俄罗斯要么走向崩溃，要么被一个威权者接管。许多人预期那位威权者是一名前将军，但是，他是一名警察，普京。

地理

对侵略的担心

中欧的前卫星国（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在1999年加入北约，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前苏联共和国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一道在2004年加入欧盟，但是俄罗斯人对此感到不高兴和担忧。北约这个冷战期间的敌人已经接管了他们的前安全地带。没有俄罗斯人喜欢这种状况，但是普京知道他对此几乎毫无办法。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对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们来说一直是重要的。地缘政治学开始于沙皇统治时期，后来被斯大林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重新强调，它成为克里姆林宫信仰中的一个环节，即俄罗斯需要东欧——莫斯科在这里组建了华沙条约组织——作为防御来自西方攻击的防御盾。事实上，历史上曾有很多次这样的侵略；纳粹在1941年的入侵是最近的一次。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所有的苏联平民和军事领导人都接受这种观点。为了防止东欧偏离苏联的轨道，赫鲁晓夫粉碎了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粉碎了布拉格之春。两人都差一点入侵波兰。

但是，东欧是苏联一个经济和军事的大抽水机，而且，阻碍了与西方改善关系。到1989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决定不再支持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最终这些政权倒台。中欧迅速成为有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俄罗斯的战略局势实际上得到了改善，因为冷战的结束消除了来自西方的军事威胁。由于国防预算的不断减少和小规模的军队，北约不再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驻军成本和补贴贸易交易的成本大幅削减。俄罗斯不再是以慷慨的价格向它的卫星国出售天然气和石油，而是以世界市场的价格向它们出售天然气和石油，并且要以硬通货结算。俄罗斯现在因为与西方的贸易和来自西方的投资变得开放，这是通向繁荣的门票。然而，许多俄罗斯的保守派认为，戈尔巴乔夫放弃了俄罗斯的防御盾；一些人希望拿回这个防御盾。

这种对来自西方侵略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正被俄罗斯的政治家们利用，以蛊惑人心。

乐观主义者认为，俄罗斯经济的大部分是私有的，而且在1998年的崩溃之后，情况渐渐变得好起来。通货膨胀正在下跌，而经常项目（current-account balances）非常活跃，这要感谢石油的高价格。剩下的寡头们已从资产掠夺转向生产和再投资，这是一个健康的信号。

私有化曾是混乱的和欺诈的，但是现在的所有者们要求法治，以保持他们的收益。健康和经济指标得以改善。大多数俄罗斯人反对共产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普京是一个控制狂，但是，他比许多人想得到的替代人物要好。乐观主义者们认为，在俄罗斯，市场正在建立，而且在未来的几年中，它可能导向民主制。

俄罗斯将走哪条路？对美国来说，风险是巨大的。美国希望一个作为我们的贸易伙伴的友善民主的俄罗斯，但是，现在却面临着俄罗斯人逐渐增长的敌视态度。许多俄罗斯人把他们的衰退归咎于美国，而且克里姆林宫指控批评家们为外国的利益工作。的确，美国的经济学家们所给的建议忽视了在俄罗斯缺乏资本主义文化的和制度的基础。他们马虎地将俄罗斯假定为一个大号的波兰。

俄罗斯疏远西方，并公开对华盛顿充满敌意，普京将美国的政策比作第三帝国。但是，这仍然不是一场新的冷战。俄罗斯现在在经济上是繁荣的，但是在军事上是虚弱的，因此，它的主要武器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俄罗斯暗示它能够不向西方提供石油和天然气，莫斯科给出的信息是：“尊重我们！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莫斯科面临着一些外部的压力。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俄罗斯需要法治。为了获得大笔贷款，它必须坚持国际银行严厉的预算赤字限制。由于北约的东扩和俄罗斯在军事上的虚弱，莫斯科必须在战略上小心谨慎；几乎没有人担心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俄罗斯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吗？不是。自由之家把俄罗斯从“部分自由”降级到“不自由”，它更加接近独裁统治而不是民主统治。俄罗斯几乎没有政党竞争，而且国家控制着大众传媒，扭曲选举。抗议示威的游行被驱散，领导者被逮捕。制度是不平衡的，行政机构太强大，而立法机构太虚弱。腐败支配着一切。俄罗斯缺乏一种宽容和公平竞争的民主精神。一些学者认为，在这种“中间”阶段中的俄罗斯与几个发展中国家相似。我们不指望它们瞬间变成民主国家，我们也不应该这样指望俄罗斯。

俄罗斯人最终能够以一种温和的、民主的方式来统治他们自己吗？我想他们能这样，但是，这将耗时许多年。关于俄罗斯人，没有什么骨子里的威权主义。20世纪，德国人和西班牙人被认为不适合进行负责任的自治，但是，现在他们与任何欧洲人一样正在践行民主统治。我相信俄罗斯将最终变得民主，如果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的话，就是在你们的有生之年。

1. 投入—产出表：关于整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数据表。

2. 资产倒卖：为了短期的利润廉价卖空企业的财产和原材料。

3. 公共财政：政府收入多少，花费多少，以及它如何弥补差异。

4. 外流资金：所有者由于担心失去它而把它送出国的金钱。

5. 硬通货：在国际交易中使用的没有通货膨胀、被承认的货币，比如美元和欧元。

6. 拖欠：不能偿还贷款。

7. 北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以北的山区，包括车臣在内。

8. 近邻：原苏联的非俄罗斯共和国。

9. 中间道路：假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也被称为“第三条道路”。

10. 婴儿死亡率：每千名新生儿中，在第一年死亡的数量；这是对一国健康水平的衡量标准。

11. 地缘政治学：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利用地理服务于战略目标。

12. 经常项目：一个国家的出口减去进口。

13. （birthrate，某地区每年每1000人中的出生人口数量——译者）

第24章
印度

问题与讨论

1.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统一有何不同？

2.总体而言，英国的统治对印度是好还是坏？

3.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是什么？

4.印度的制度是如何融合英国和美国模式的？

5.对“表列种姓”的帮助与美国的平权运动有何异同？

6.什么是“紧急状态”？印度的民主制是如何从中产生的？

7.印度与巴基斯坦有何异同？

8.为什么印度完全团结起来？

9.国大党与美国民主党有何相似之处？人民党与共和党有何相似之处？

10.在亚洲的经济竞赛中谁将获胜，是印度还是中国？

印度是我们研究的9个国家中最复杂的，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印度拥有明显的多样性，它11亿人口（截至2011年3月，印度人口总数已达12.1亿。——编者）的大部分仍生活在贫困中；然而，它不仅能够保持统一，而且还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正常运转。这是如何做到的？几乎没有穷国是民主国家，但是，印度是一个巨大的例外。而且，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快，使得世界关注它。21世纪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在亚洲的经济竞赛中谁将获胜，是印度还是中国？

历史影响

印度是一个古老的文化集合体，但也是一个新的国家。在其大部分历史中，印度不是一个国家。它的族群和地区多样性明显，至少有三个主要的地理区域：北部喜马拉雅山脉的丘陵地带、穿越北部和中部印度的印度河—恒河平原和南部的半岛，每个地区都居住着众多不同民族。很久以前，印度大部分地区分布着茂密的森林；现在，它的大部分地区分布着稠密的人口。

正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的文明，印度文明起源于一条大河。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600年，相当发达的哈拉帕文化（Harappan culture）沿着印度河（现在流经巴基斯坦）繁荣于印度西北部。印度的名字来自于印度河，在梵语中称为Sindhu，但是在波斯语中发音为Hindu。印度斯坦（波斯语中指印度的土地）的主要城市与美索不达米亚进行贸易。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移民和征服者从中亚侵入，并建立了由王（rajans，梵语指国王，与reign、regent、roi、rey词源相同）统治的王国，统治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们使恒河成为一条圣河以及一条主要的贸易路线。随着他们而来的是印欧语系的梵语和由四本圣书构成的《吠陀》。《吠陀》又形成了印度教（Hinduism）的基础和印度种姓（caste）制度的基础。在印度，梵语在历史上和神学上的角色相当于欧洲的拉丁语。

印度人的知识生活很繁荣。公元前4世纪的考底利耶（Kautilya）建立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政治哲学。考底利耶是印度一位君主的首相和顾问，他在《政事论》（《物质福利的原则》）中写道，繁荣来源于一个管理良好的王国。与霍布斯一样，考底利耶假定存在一个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君主的出现是为了保护土地和人民免遭无政府状态的损害，并确保繁荣。与马基雅维利一样，考底利耶建议国王在纯粹利己的基础上管理王国，在国内，做任何可保卫王国的事情，在国外，做任何反对其他王国的事情。因此，可以认为考底利耶奠定了政治经济学以及治国方略中的现实主义学派的基础。大约在考底利耶时代，印度的数学家们发明了一组数字，即后来广为人知的“阿拉伯数字”，因为这些数字是阿拉伯商人传到西方的。

位于阿拉格的德里红堡，修建于一千年以前，但是现今的红砖结构由莫卧尔人于16世纪完成。它不但是文化遗产，也是印度权力的象征。

地理

印度的地理范围

印度的北部是中国、尼泊尔和不丹；东部是孟加拉和缅甸；南部是印度洋；西部是巴基斯坦。

地图24-1 印度地图

比较

独特性陷阱

对印度（和日本）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它究竟是一个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国家，还是很难进行比较的国家？塞缪尔·P·亨廷顿把印度和日本分为独特的、自成一类的文明。许多印度人和外国观察家们宣称，印度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是数十个民族和宗教的复杂混合物。许多人说，理解印度的唯一方式是理解其深奥的精神和宗教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影响着印度今天的治理方式。

本书的观点是（而且事实上可能是比较政治学的基础）：认为一个国家完全是独特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印度和日本文化与我们此前讨论过的欧洲政治文化不同。但是，当你进行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都是可以理解的。印度的大部分文化可以用一波又一波的征服和分裂加以解释；日本的大部分文化可以用长期的封建制度加以解释。你会发现，各个地方的人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比如，无论是印度的还是日本的政治家都从利益集团获得金钱，并设法获得投票集团的支持，就像每一个地方的政治家那样。我们要避免独特性陷阱，以及与之相关的神秘性错误（Mystique Mistake），即对一个被认为是奇异国度的极度浪漫的迷恋。

然而，在公元前6世纪，印度北部被波斯帝国征服，大量的波斯文化涌入印度。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6年推进到印度河，但是在征服印度前死去。此后出现的是几个帝国和王朝，大多集中在印度北部。孔雀王朝（前326—前184）统一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该帝国伟大的国王阿育王（Ashoka，前273—前232年在位）对血腥的战争感到非常震惊，他皈依了佛教（Buddhism，起源于印度），并在佛教退变为一个小的少数派宗教之前的数个世纪中，使其成为印度的支配性信仰。佛教一直流行于世，在斯里兰卡（以前叫锡兰）、蒙古、中国西藏、日本和东南亚依然是主要的宗教，但在印度却不是主要宗教了。印度典型的时代——在一定意义上像中国的汉朝——是印度北部的笈多帝国（Gupta Empire，约320—540）。中国的统一要早一些，并获得了不可磨灭的、全国性的汉文化。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是分裂的。

24.1伊斯兰教的到来

正如我们将在第27章看到的那样，伊斯兰教扩张得很快。在公元711年，即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的同一年，阿拉伯人占领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Sindh）地区（在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第一次把伊斯兰教带到了印度。来自阿富汗数量更多的穆斯林突厥部落大约在公元1000年来到印度，建立了苏丹国（sultanates）。这些国家随着新的入侵而兴亡。

主要的穆斯林征服者是莫卧儿人（Mughals，有时拼作Moguls），他们是源自突厥人、波斯人和蒙古人的穆斯林部落。装备了火炮的莫卧儿人在1526年从北部涌进印度。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1556—1605）扩张并巩固了莫卧儿帝国。帝国包括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方。作为一名卓越的开明皇帝，阿克巴下令宽容所有的宗教，甚至举行不同宗教信仰者间的对话。他的官员大多数是印度教徒。莫卧儿人使用波斯语（书写用阿拉伯文字）作为行政管理的语言，直到英语取而代之。莫卧儿文化高峰的标志是受波斯影响的泰姬陵（Taj Mahal），它是17世纪的沙贾汗（Shah Jahan）为了纪念亡妻而建立的。然而，莫卧儿人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在1947年分离之前，印度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大约占人口的25%（现在占13%以上）。

24.2英国控制下的印度

与亚洲其他国家一样，最早到达印度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他们在1488年绕过非洲并到达印度洋探险。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在1498年到达印度。从1510年到1961年，葡萄牙在印度的西海岸建立了殖民地果阿，印度于1961年收回果阿。英属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获得通过公司在海边飞地的工厂（实际上是仓库）进行香料、棉花、丝绸和食糖贸易的特许权，荷兰人与法国人也获得同样的特许权。对外国商品和金钱兴趣浓厚的莫卧儿皇帝和地方王公欢迎欧洲人的贸易。就像在北美一样，殖民化最初是从赚钱企业开始的。

在精力充沛的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领导下的英国人于1757年在孟加拉击败莫卧儿人，在1761年将法国人从他们的小殖民地本地治里（Pondicherry）驱逐了。（大约与此同时，加拿大的法国人也被英国人驱逐。）不过，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是逐渐完成的，在这里占领一个省，在那里签订一个条约。在印度的大部分地方，王公（maharajahs）仍然在法律上统治着他们的“土邦”，不过处于英国人不同程度的监督之下。一个傀儡的莫卧儿皇帝依然在德里进行统治。在约克郡被打败的康华里（Cornwallis）成为印度总督，于1805年死在印度。

到1818年的时候，印度的大部分地方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控制之下，并成为英国工业的一个垄断市场。许多印度人在学校接受英语教育，这在1835年成为印度教育和行政管理的标准，是一个衡量印度文化统一的重要标准。基督教的传教士学校试图使印度人皈依基督教，但很少成功。

印度人在1857年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这让东印度公司大吃一惊。印度人称这次起义是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它显示了印度人心里对英国人统治深深的不满。起义的导火索是新式来福枪，其火药和子弹外面包裹着纸筒。当时流传着一个谣言，说这些纸筒涂抹了猪油和牛油。穆斯林不吃猪肉，而印度教徒不吃牛肉，他们对此都非常愤慨，因为他们都是用牙齿来撕开弹药纸筒的。印度兵（sepoys）枪杀了英国军官，包围了几座城市，并杀死英国平民。东印度公司的反应是如此的残忍，以至于伦敦在1858年解散了东印度公司，并建立了总督的“直接统治”。该制度被称为拉吉（The Raj）。英国国王不得不接管印度，把它从一个庞大公司的错误统治中拯救出来。这种模式也出现在荷兰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的殖民主义中。你不能在纯粹的商业基础上管理国家。

地理

动荡的边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家约翰·S·加尔布雷斯（John S. Galbraith）认为英国对印度的蚕食并非有计划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伦敦管理印度的距离太远，而当地东印度公司的英国总督总是在其控制的地方边缘面临一个“动荡的边境”：敌对的王公、起义和强盗。“总督一直试图通过合并来消除边境问题，但是，这反过来又产生了新的边境问题和进一步的扩张。”加尔布雷斯在1960年写道。以这种方式，英国人最初的贸易点渐渐地扩展成沿海的殖民地，然后又扩展到整个省，最终吞噬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

实际上，动荡的边境理论揭示了大部分帝国扩张的过程。尼日利亚的卢格德（Lugard）不得不在1903年接管动荡的北方地区。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从未打算要控制整个阿尔及利亚，而只是为了阻止海盗行为而控制海港。但是，他们不得不进入内陆来保卫沿海的据点。沙皇为了保卫俄罗斯而不得不控制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帝国以这种方式趋向于扩张，直到它们过分扩张为止。

印度变成了英帝国最重要的也是利润最丰厚的一部分。为了到达印度以及其他的亚洲殖民地，英国（与法国一起）修建了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开通，是“帝国生命线”的一部分。由于美国内战，英国失去了来自那里的棉花供应，因此增加了印度的棉花产量，但是不允许印度工业生产布料。相反，印度的棉花堆满了英国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工厂，然后再以高价将布料卖回印度。英国摧毁了印度的工业。恢复印度的布料生产成为甘地独立运动的一个标志。甘地自己纺织棉线，以反抗英国人。今天，在印度的国旗中间还有一个纺轮图案。

24.3印度独立

英国的统治，在本质上带有剥削性的同时，也对印度的现代化做了贡献。英语使得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整个次大陆（subcontinent）能够彼此交流，表达他们的不满。大学创造了一个新的由律师、新闻记者和教育者组成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很快就开始批评英国主人。铁路和电报把印度完全不同的部分连接在一起。在帝国主义来到之前，印度几乎没有民族主义。英国人对印度的现代化使得他们自己离开印度。

政治文化

印度的政治时代

印度有点像墨西哥（参见第25章），一直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其中大多与征服有关，所有变化留下的文化都不完美地、渐渐地融为一个独特的印度政治文化。

表24-1 印度的政治时代
时代 | 年份 | 重要事件及特性
早期文明 | 前2500—前1600 | 印度河流域文明
吠陀时代 | 前1500—前500 | 雅利安人的移民
孔雀帝国 | 前326—前184 | 阿育王统治，佛教传播
笈多帝国 | 320—550 | 北印度的古典时代
伊斯兰的印度 | 711—1526 | 逐渐的征服，德里苏丹国
莫卧儿人 | 1526—1757 | 庞大的穆斯林帝国，泰姬陵
英国人 | 1757—1947 | 殖民统治，被甘地及国大党驱逐
独立的印度 | 1947年 | 至今尼赫鲁，民主制，加速增长

1885年，知识分子们为了讨论政府改革问题建立了印度国民大会党（INC，后文简称“国大党”）。它是精英的产物，并不激进，其目标也不是独立。当甘地回到印度接管了国大党，并把它变成一个大的、有效的要求司瓦拉吉（swaraj）的群众运动之后，一切就变了。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大党的党龄、规模和组织。该运动后来变成一个政党，并统治印度很多年。

但是，印度的独立运动在三个方面是分裂的：第一，甘地领导的主流国大党，试图代表所有印度人；第二，一个穆斯林运动，它担心印度教徒的统治并与之斗争；第三，一个印度教徒的民族主义运动，宣扬对穆斯林的排他主义和仇恨。从事后来看，如果不缓解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紧张状态的话，印度可能就无法实现独立。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存在群体间的（intercommunal）紧张状态，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有时还会出现暴力行为。国大党一开始就鼓动自治，印度的一些穆斯林少数民族对此开始感到担忧。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最初在国大党中保持合作，但在1906年，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从中分离出来，并在1940年要求为穆斯林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甘地试图打消穆斯林的疑虑，向他们保证印度是他们的家园（现在印度依然有1.5亿穆斯林）。但是，许多穆斯林不相信甘地的保证。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大呼：“伊斯兰教处于危险之中！”英国人运用各地殖民主义者都使用的办法，试图独自维持印度独立，并保持适度平静。然而，这是相当盲目的，他们也制造了大量的紧张状态，并且对印度的独立几乎毫无准备。

人物

甘地：伟大的心灵

莫汉达斯·甘地

莫汉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1869—1948）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解放者。他是一个瘦小的、戴眼镜的、经常缠一条家纺腰带的男人。他释放出一种从容的超凡魅力，动员数百万印度人迫使英国人“离开印度”。甘地被称为圣雄（Mahatma，梵语指伟大的精神）和父亲（Baqu），他实际上是现代印度的创建者。

甘地是古吉拉特（印度西部）一个小公国的首相的儿子，而他母亲是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他在早年并没有显示出法律方面的智力天赋，不过，他的确在伦敦学习法律。他从1893年到1914年在南非作为一名被压迫的印度人的律师和组织者的经历影响他后来的发展。在南非，他直接感受到了种族主义和压迫，1908年他在那里写作了最重要的著作《印度自治》（Hind Swaraj），英国人试图查禁这本书。回到印度后，在经历了1919年一个和平集会上发生的导致400名印度人死亡的阿姆利则惨案之后，甘地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英国。1921年，甘地取得了对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控制权，并把它从一个精英的讨论团体转变为一个组织良好的大众运动。在经历了长期的斗争之后，该运动终于说服英国人离开了印度。

甘地公开放弃暴力活动，并领导了国大党的不合作运动，最终使英国人精疲力竭。他极力主张基于阿希姆萨（ahimsa）、混合了梭罗的公民不服从思想的萨提亚格拉哈（satyagraha）。他要求对所有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帮助地位低下者和贱民。他最著名的行动是领导了长达402.34公里的食盐长征，取海水制盐以抗议盐税；他的6万名追随者被拘禁。英国人把甘地视为一个既可笑、又可恨的人物，多次监禁他。甘地不喜欢工业和城市，提出了一种印度乡村建设的设想。他认为，在那里印度人将会保留他们的精神性。这样的农村田园生活意味着贫困，农民在小块土地上忍饥挨饿。

最终，甘地成功了，使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丧失了合法性。“二战”后，英国筋疲力尽，印度则因愤怒而热血沸腾。而且，英国怎么能够在为自由而战的同时拒绝让印度自由呢？（其他的英国殖民地，比如尼日利亚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穆斯林联盟坚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暴力行为都增加了。一名印度教的狂热分子认为甘地对穆斯林的态度太软弱了（甘地声明穆斯林是印度人的兄弟），在1948年初刺杀了甘地。与甘地希望的相反，他释放出了恐怖的暴力。

地理

分治

在殖民地情形中，帝国主义强国有时候能够使群体的（communal）紧张状态平静下来（它也有可能制造紧张状态），但是，当主权（谁将发号施令的关键问题）即将到手的时候，势不两立的冲突就可能出现，就像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出现的冲突那样。在这些情况下，分治（partition）可能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但却是“最不坏的解决方案，分治很少导致和平与稳定。印度并不是唯一可悲的分治案例。

爱尔兰。英国对爱尔兰施行暴政长达7个世纪，镇压了几次起义，并漠视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人的马铃薯饥荒。因1916年复活节起义而感到震惊的英国在1922年同意建立爱尔兰自由邦。但是，新教徒占多数的北爱尔兰依然留在英国，并且成为天主教—新教暴力冲突发生的地方（参见第4、第6章）。

巴勒斯坦。1948年英国在“一战”期间从土耳其手中夺走了巴勒斯坦，并在国联的授权下进行统治。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发动针对犹太人移民的骚乱，并迅速演变成犹太大屠杀。1947年，精疲力竭的英国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联合国。联合国设计了一个看起来像国际象棋棋盘的分治方案。犹太人接受了该方案，而阿拉伯人反对。当英国在1948年离开时，以色列宣布独立。此后，以色列一直与阿拉伯人冲突不断。

塞浦路斯。英国1878年从土耳其手中夺走了塞浦路斯；但在“二战”后，占塞浦路斯人口多数的希腊族要求与希腊合并（enosis）。希腊族游击队反复的袭击使英国人筋疲力尽，英国于1961年同意撤出塞浦路斯。少数民族土耳其人担心希腊人的大屠杀，要求分治。1974年，土耳其入侵并占领了该岛北部的1/3领土，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分治。

波斯尼亚。南斯拉夫的独裁者铁托在1980年逝世后，南斯拉夫的“各共和国”在1992年独立。即使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人口占波斯尼亚的多数，但没达到半数）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国家。在一场可怕的三方内战中，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通过攫取毗邻波斯尼亚的地区，分割了波斯尼亚。现在，波斯尼亚实际上是北约的一个保护国。

在多民族混杂且敌对的国家中，没有一个令人愉快的分治例子。关于分治的唯一争论是，试图维系一个国家的统一会使情况更糟。不要指望在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实行分治来解决伊拉克问题。

1925年，印度教的民族主义者建立了全国志愿者联合会（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以保证印度性（Hindutva）能支配印度。尽管有一段时期全国志愿者联合会为了独立与甘地和国大党合作，但他们最终还是像真纳一样，与国大党分裂。全国志愿者联合会的一名支持者在1948年初刺杀了甘地。该组织被短暂取缔。

在“二战”中，日本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并推进到印度东部。英国人被吓坏了，由于只有一些英国军队和澳新军团，英国人不得不依赖于印度士兵，甚至印度的军官。（他们中的最优秀者是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兵。）日本人打出的口号是，他们正在把亚洲从欧洲人手中解放出来，而印度人应该支持他们。一些印度人加入日军；一名前甘地的陆军中尉苏巴斯·钱德拉·博斯（Subhash Chandra Bose）在“二战”中带领数千名被俘的印度士兵投靠了日本人。英国知道它不能永远占有印度了。

1947年，英国派遣曾在亚洲指挥盟军抵抗日军的蒙巴顿勋爵去印度谈判独立问题。然而，穆斯林联盟坚持建立一个分离的巴基斯坦，这意味着分治。这总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印度的分治是笨拙的，匆忙而没有计划。在不知道当地向谁效忠的情况下，人们武断地划分边界，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大屠杀或者是难民的出现。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东部和西部地区归属巴基斯坦，其余的地区归属印度。各土邦加入哪一国由其王公决定。在克什米尔（Kashmir），信奉印度教的王公决定归属印度，而穆斯林是占克什米尔人口多数的民族，于是穆斯林不接受这个决定。克什米尔争端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引发了三次战争。

在不断增加的暴力中，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午夜宣布独立。在早期的种族清洗版本中，超过700万穆斯林逃亡到新成立的巴基斯坦；与此同时，相同数量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从巴基斯坦逃亡到印度。1947年的印度分治总共导致1450万人成为难民，50万人死亡。英国军队按兵不动，没有阻止暴力。甘地对血腥的混乱极度震惊。很快，他自己也成为受害者。

重要制度

印度与英国一样，是一个议会制国家；也就是说，其内阁由议会成员组成。印度的宪法规定，印度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世俗的和民主的”国家。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由尼赫鲁领导的宪法制定者们都被民主社会主义所吸引，那是他们在英国留学时接触到的。社会主义扭曲并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随着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转为快速的资本主义增长方式，印度已经部分地放弃了社会主义。在甘地领导时期，国民大会运动也坚持保持印度政府的世俗化，不与任何宗教发生联系。一些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想要改变这一点。

然而，与英国的君主制不同的是，印度有一名总统。印度总统与德国的弱总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礼仪性的总统。与德国的总统一样，印度总统由议会两院的选举人团加上各邦的立法机构选出，任期5年。阿卜杜尔·卡拉姆（Abdul Kalam）是一名穆斯林，他在2002年当选总统。2007年，拉贾斯坦邦邦长普拉蒂巴·帕蒂尔（Pratibha Patil）在国大党和左翼的支持下当选总统，成为印度第一位女性总统。

24.4总理

和英国一样，在印度，权力掌握在强有力的总理手中。印度总理的强势，部分是第一任总理、聪明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留下的烙印。尼赫鲁做了17年的总理，他比甘地小20岁，也是在英国接受的教育。在甘地的领导下，他是印度独立运动的日常管理者，很快在1947年成为总理，并在此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年逝世。尼赫鲁设计并建立了印度的政治制度，总理掌管一切，给予政府机关大量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一直延续到今天。

总理可以要求总统行使总统统治权（president' s rule）。该权力给予新德里在紧急状态中接管邦政府的权力，比如在发生骚乱时。总理制定主要的政府政策，在最长5年的任期内，可以在他或她需要的任何时候要求举行新的大选。为了“组成一个政府”，总理必须控制下议院的大部分议席，这有时候需要进行联合。像其他议会制国家的总统一样，印度总统提名议会中最大政党任命的任何人出任总理。总理无需是政党领袖或下院议员，尽管通常是。现在的总理是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是上议院国大党的成员，这在印度历史上是第一次。国大党现在的领袖索尼姬·甘地（Sonia Gandhi）是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儿子的意大利裔遗孀，她在2004年的大选后决定不出任总理。

印度有一个很大的内阁（最近的内阁由32名部长组成），由总理从在议会中支持政府的各政党人士中任命。在通常的部长之外，印度的内阁还有一些奇怪的专门部门，掌管诸如铁路、化学、城市发展、农村开发、采矿、重工业、小型工业、部落、纺织、电力、少数民族、石油和水利等事务。直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实行的是政府监管的经济，这要求成立许多专门的部门，一直延续至今。如果印度完全转变为自由市场的话，这些部门中有很多将会消失。在议会制国家，官衔和职责被不断修改和重新命名很平常。

表24-2 印度历任总理
总理 | 政党 | 任期 | 主要成就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国大党

1947—1964

世俗主义、国家统制、中立主义

英迪拉·甘地
（Indira Gandhi）

1966—1977
1980—1984

威权主义、分裂巴基斯坦、紧急状态

莫拉尔吉·德赛
（Morarji Desai）

人民党

1977—1979

否定英迪拉

拉吉夫·甘地
（Rajiv Gandhi）

国大党

1984—1989

计算机引发的经济自由化

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
（Atal Bihari Vajpayee）

印度人民党

1996
1998—2004

印度人权利、核试验、经济增长

曼莫汉·辛格
（Manmohan Singh）

国大党

2004—

平稳、更快的经济增长

人物

曼莫汉·辛格

曼莫汉·辛格

印度的第17任，也就是现任总理早些时候是技术官僚，他确立了印度这个国家当前的经济自由化和快速增长路线。作为一名锡克教（Sikhism）教徒——可根据他们的头巾和统一的家族名字辛格（狮子）加以识别，曼莫汉·辛格获得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印度储备银行工作过。他指出，在1700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印度变成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1991年，他代表阿萨姆邦（远离他出生的旁遮普邦，但在印度，就像在英国一样，这并不重要）当选为联邦院（Rajya Sabha）议员。辛格很快就被任命为国大党内阁的财政部长。当时的印度面临经济困难；在国际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s）的背后，印度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满足偿还债务的需求。辛格很清楚这个问题，他很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技术官僚。辛格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减少商业管制。印度经济很快就加速增长。辛格因此获得赞誉。

国大党在1999年的大选中落败，但是在2004年获胜了。国大党领袖索尼娅·甘地谢绝出任总理，并提名辛格博士。辛格是一个安静而谦逊的人，他坦诚、高效，有效缓和了同为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和锡克教徒的矛盾，并因此受到欢迎。在辛格总理的领导下，印度经济的增长速度前所未有。正如他反复说的那样：“治愈贫穷的最好药方就是增长。”

24.5两院制议会

印度的议会实行两院制；上议院代表印度的各个邦。然而，就像许多两院制的立法机构一样，下议院人民院（Lok Sabha）的权力更大。人民院有543名议员，任期5年，但是有可能提前举行大选。下院实行盎格鲁—美利坚式的选举制度，每个选区产生一名议员，只需要简单多数就能获胜。总统任命另外两名议员，代表小的英裔印度人（Anglo-Indian）团体。因此，人民院的总人数为545人。只有人民院才能提出财政法案。

联邦院（Rajya Sabha）是上议院，最多有250名成员（总统可任命12名社会贤达担任上议院议员），任期为6年。就像1913年以前的美国一样，联邦院议员由各邦议会选出，每两年选出1/3。每个邦根据其人口规模，有1到31个代表。如果两院在立法方面意见不统一，就一起开会和投票。这时，人民院因为人数更多而处于有利地位。

24.6碎片化的政党制度

到1977年以前，印度所有的总理都来自国民大会党，这使得印度在一段时间内看起来像一个一党独大制国家（参见日本和墨西哥的章节）。印度国大党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类似：一个包括了许多利益的单一大党，建立秩序，并在几十年中使一个有潜在问题的制度保持稳定。虽然国大党和革命制度党逐渐变得僵化和腐败；但它们创建了各自的国家，然后又退居一旁。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应有这种幸运，产生一个类似的建国的政党。

自1977年以来，国大党在几次选举中输给了右翼政党。这些右翼政党的名称伴随着时代而变化，从人民党（Janata）到新人民党（Janata Dal），再到目前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它们信奉印度教的民族主义，支持自由市场经济。（Janata在印地语中指“人民的”，一些欧洲右翼政党也采用同样的名字。）在中右势力主政若干年后，国大党再次赢得选举，完成了一次极其令人满意的权力轮替，这是民主制的典型特征之一，促使统治者保持警觉，并对投票者进行回应。

但是，印度的政党制度远比区分左右复杂。印度的政局已经从国大党时期的一党独大转变为一个碎片化的政党制度。印度有几十个马克思主义的、以种姓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区域性的和地方的政党，这使得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赢得议会席位的绝对多数。碎片化对头名过关制（FPTP）的选举制度来说是不同的，头名过关制倾向于产生一个两党的或者至少是一个“2+”的政党制。在英国和美国确实如此，但在第三党集中于某个地域的国家，它也能够导致多党制（在加拿大也产生了规模不大的多党制）。在印度，它产生了太多的政党：人民院有大约30个政党，有一些政党的议席少到只有一个，看起来就像是比例代表选举制度产生的结果。

这种碎片化的政党制度导致的结果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这两大党中，必有其一在寻求与其他小政党的联合（选举前政党间的安排），以巩固在人民院中的绝对多数席位。目前，国大党领导12个政党组成联合，以统一进步联盟（The 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 UPA）的名义执政；此前，印度人民党在1999—2004年领导13个政党组成的联合组成全国民主联盟（The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民主制

印度2004年的选举

2004年的印度大选把权力归还给印度国民大会党（INC）。自1989年以来，它就一直是反对党。（就像在英国一样，“大选”意味着选出所有议席，不同于仅为了一个席位的“补缺选举”。）激发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是，选民们认为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期间，多数印度人的收入增长落后于印度的经济增长，印度的经济增长只对少数人有利。具有印度教民族主义倾向的印度人民党也因为没能阻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流血冲突而受到指责，这包括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发生的骚乱。在骚乱中，上千名穆斯林被杀，包括许多被奸淫杀害的妇女。印度教徒—穆斯林之间的宽容一直是国大党的一个强项。

出生于意大利的索尼娅·甘地领导国大党，但是没有出任总理。她向来都不热衷于争权夺利，在丈夫和岳母被刺杀之后，她更加淡泊名利了。她提名曼莫汉·辛格博士出任总理，他是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和联邦院议员。由于没有获得足够的议席来单独执政，国大党联合了12个中、左和地区性政党组成统一进步联盟。

印度的全国投票率是反映不出任何意义的，因为印度的政治是地区性的。某个政党的势力在一些邦可能很强，但在其他邦则会很弱或者干脆就不存在，许多政党仅仅是地方性的政党，即便大党也不会去竞争每一个席位。比如，国大党在33个邦竞争417个议席，以27%的全国投票率赢得145个席位。印度的政党倾向于集中力量在某个选区做到最好，并把其他选区让给相似的政党，而它们以后可能会互相形成一个联合。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只在19个邦竞争69个议席，以不到6%的全国投票率赢得43个议席。美国的下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Tip O' Neil）曾说过：“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的”，而这对印度来说尤为正确。在“势力最强的地方”和“种姓基础”笼罩下的纸面任命都仅仅是大概的。

另外，还有大约200个政党参加竞选，但是许多政党只赢得一个议席或者是没有议席。这并没有阻止它们参加竞选；据估计在2009年必须举行的大选中，将有差不多数量的政党参选。

表24-3 2004年印度大选结果
政党 | 势力最强的地方 | 种姓基础 | 获得议席
国大党（INC） | 印度大部分地区 | 低收入者和中产阶级 | 145
印度人民党（BJP） | 印度北部 | 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 | 138
共产党（Communist） | 印度南部和西孟加拉邦 | 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 | 43
社会主义党（Samajwadi） | 北方邦 | 低收入者 | 36
民族人民党（Rashtriya Janata Dal） | 比哈尔邦 | 低收入者和穆斯林 | 24
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 北方邦 | 贱民 | 19

24.7印度的联邦制

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而非单一制国家，但其联邦程度要低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或德国。印度有28个邦，每个邦都有当地选举的立法机构和行政长官（chief ministers）。另外还有7个“中央直辖区”（union territories），其政府由“中央”（新德里）任命。就像我们在德国讨论的那样，联邦制尤其适合大国或者那些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很明显的国家。印度在这两个方面都非常符合条件。除了所有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讲英语之外，印度还有德里推动成为全国性语言的印地语，印度宪法承认21种语言为管理政府事务的合法语言。

和其他联邦制国家相比，总统统治权条款使印度的联邦程度要低一些。如果一个邦政府在邦立法机构中不占据绝对多数或者不能应对重大的骚乱的话，总统就可以援引该条款。（美国也有相似的条款，总统可以使国民警卫队处于联邦政府的管辖之下，正如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为废止阿肯色州的种族歧视所做的那样。）印度的批评者认为，总统统治权在大多时候被总理所利用，以除掉管理邦政府的政治对手。

24.8印度的司法系统

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能够使违宪的法律或行政动议无效化，这在第三世界国家非常罕见。印度的司法系统有助于维持印度的民主制，即使是20世纪70年代英迪拉·甘地的统治变为威权主义时也是如此。印度的最高法院与美国的最高法院类似，1名首席大法官和25名陪审法官由总统任命，工作到65岁退休，任命不需要议会的同意。涉及宪法的主要案件，包括邦与德里之间的争议，都可以上诉到印度最高法院，它有最后的裁定权。

冲突来自于把美国模式的最高法院司法审查制度嵌入完全不同的“议会主权”的英国模式之中。如此一来，在印度谁的地位最高，法院还是议会？印度国内对此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尤其当最高法院推翻一件法案的时候。印度继承了英国的习惯法，案件以用斜体书写的原告和/或被告的名字来命名。

印度的政治文化

相似的制度在政治文化不同的国家运行得非常不一样。对学习政治文化的学生来说，印度是一场饕餮盛宴。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人们对印度如何能够保持统一感到疑惑，更不用说还把事情解决了。但是，这些因素实际上可能是通过使多元主义变得自然而然，且成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标准来支持民主制。与俄罗斯人不同，印度人不需要学习如何提出和接受多元的观点和利益。印度在高度多元的环境中诞生，并保持了高度的多元性，而多元主义是民主制的基础，因为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在政治上获得绝对的优势地位，建立威权统治。印度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尝试实行威权统治。

地理

印度的语言

印度有两个主要语系，有许多语言和无数的方言（dialects）。其中最大的是印欧语系，在印度北部的宽广地带有3/4的印度人讲的语言属于该语系。像波斯语一样，这些语言与欧洲大多数语言有关联，其中有梵语和印地语（Hindi）。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讲英语，英语把现代印度统一在一起。

印度宪法，不接受英国的殖民主义，指定以梵文字母（Devanagari）书写的印地语作为全国政府的官方语言，但是，也允许英语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印度有18种官方的地区语言，各邦政府可以使用。印地语（和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相似，但是乌尔都语以阿拉伯字母书写）与南部的达罗毗荼（Dravidian）语系没有关系。达罗毗荼语系是印度第二大语系，大约有1/4的印度人属于该语系。受过教育的南方人更愿意把英语作为全国性的语言，但印地语的影响在逐渐增大。

请注意以下两个十分类似的现象：印度和中国分别尝试将印地语和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都曾试图创造共同语言、语音，这一进程在“二战”后由于电视的出现而加速。这种进程也可能倒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是南斯拉夫20世纪大部分时候的标准语言，但是，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者使用一种不同的克罗地亚语，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也提出一种不同的波斯尼亚语。其实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和波斯尼亚语在词汇和发音上的差异很小，使用这些语言进行谈话相互并不需要翻译。然而，出于政治目的，它们之间的差异被精心地夸大了。

大多数人都认为，各行各业的印度人是健谈的和好辩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并乐于分享它。（相反的例子是日本人，由于文化传统和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很少争辩。）这使得印度的新闻媒体非常自由活跃。在印度大约有300份主要报纸，发行量高达1.6亿，英文报纸诸如备受推崇的《印度时报》，在受过教育的和向上流动的人群中很受欢迎。任何试图对印度新闻界进行限制的政府都会在反对声中下台，这有助于维持印度的民主制。

24.9印度的宗教

有人说，印度是罕见的宗教仍充满活力的国家；对许多人来说，信仰界定了他们的身份。甘地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而尼赫鲁虽出身于婆罗门，却鄙弃宗教。然而，他的世俗主义（secularism）并没有削弱印度人对宗教的虔诚。80%的印度人认为自己是印度教徒。（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是印度本国以外少数几个印度教徒占大多数的地方之一。）印度教有五大主神：湿婆（Shiva）、毗湿奴（Vishnu）、提毗（Devi）、象神甘尼什神（Ganesh）和苏利耶（Surya），不同地方的印度人对不同的神表达特殊的敬意，这实际上使印度教中产生了教派。

超过13%的印度人是穆斯林。他们认为，穆斯林在印度的出现可追溯到波斯人或莫卧儿人入侵时，但是，更多的穆斯林是印度内部的皈依者。这个不大的比例依然意味着印度大约有1.5亿穆斯林，是世界上第三大穆斯林共同体（第一是印度尼西亚，第二是巴基斯坦）。在1947年印巴分治的时候，印度穆斯林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迁移到巴基斯坦。一些穆斯林在印度的政府、科学和商业等领域中表现出色，但是，总体而言，他们更贫穷，受教育也更少，经常成为印度民主主义者（例如全国志愿者联合会RSS）发动暴乱的受害者。

基督教徒和锡克教徒各占人口的2%，佛教徒则少于1%（但是在不断增加），耆那教徒（Jains）不到0.5%。在最有意思的宗教团体中，有一个是帕西人（Parsis），他们是在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时逃亡而来的袄教徒（Zoroastrians）后代。尽管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但帕西人在商业上却很成功，拥有许多印度的大型公司，其中最大的是以钢铁、汽车、航空和信息技术而闻名的塔塔公司。实际上，帕西人形成了另一个种姓。

24.10数以千计的种姓

印度的许多政治家试图通过承诺提供工作机会和推进平权运动来组成种姓联盟。没有人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来自哪里。传统的观点认为，它来自于印度教，但它可能产生于古老的吠陀之前。吠陀根据道德价值从高到低描绘了四个主要的种姓：

婆罗门（Brahmins）——神职人员、教师和哲学家

刹帝利（Kshatriya）——武士和统治者

吠舍（Vaisya）——农场主和商人

首陀罗（Sudra）——体力劳动者

此外，还有数百个等级（jatis），它们最初是以职业和姓（甘地是“蔬菜水果商”）为基础的社会集团。理论上，人在种姓里出生、度日、结婚。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种姓之外，其名称的字面意思是“无种姓者”，也被称为不可触摸者、贱民（Dalits）以及其他名字。他们之中又细分为无数次团体，其中一些人的地位比另外的人更低。贱民非常贫穷，没受过教育，被歧视，他们是上层种姓和警察暴行的受害者。正统的婆罗门避免与贱民直接接触。然而，通过经历道德和宗教生活，贱民能够在来世转生到更高一级的种姓中。在现实中却有一种秘密的提升种姓的方式，一些低种姓离开故土，移居后宣称自己是高种姓。

政治文化

印度人的消极性？

一名曾参与旨在帮助农村贫困印度人的教会项目的美国人曾告诉我，由于印度人的消极性，该计划的实施是多么的困难。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当他的汽车陷在泥里的时候，上层种姓的人在座位上等，而下层种姓却出去推车。我的朋友暴怒了，要求每一个人都下去推车。他喊道：“这个国家要运转起来，要么需要一个约翰·D·洛克菲勒，要么需要一个毛泽东。”他的意思是，印度需要遵守纪律的高压政治——以资本主义的形式，或者以共产主义的形式——以把印度从消极性中唤醒。

印度（以及整个第三世界）有巨大的文化包袱，以至于没有高压政治就难以脱离贫困吗？这个问题不仅有趣，而且非常重要。文化理论家常常将导致贫困的因素归咎于根植于宗教之中的消极性和宿命论。但如果这样的话，如何解释印度近些年在没有高压政治的情况下实现的出色的经济增长？印度的文化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么，肯定有其他东西改变了。德里实行的经济政策可能正是这个发生改变的因素。

困难的是，我们分不清“消极性”是文化的原因还是结果。不利的环境可能导致一个宿命式宗教的兴起，数个世纪以来没有机会改变命运的人们将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消极性，每个人都会这样。然而，环境一旦改变，态度很快也会随之改变。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政府改变了国家的经济政策，从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很快，印度企业家们在信息技术业（IT）、制造业和用户支持领域创造了大量财富。（或许你最近提出的修理电脑或碟形卫星天线的要求都被传到了孟买或班加罗尔。）这证明印度人与其他人一样积极主动，追求物质改善。

曾经被认为是消极的中国人、印度尼西亚人、泰国人、巴西人和博茨瓦纳人也是如此。隐藏在许多“消极的”文化表象之下的是潜在的积极态度，等待着即将出现的有利的经济环境。这就是文化因素很难预测经济增长的原因。文化是持久的，但不具体。正如已逝的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1986年在哈佛的演讲中说的那样：“保守主义的核心真理认为，是文化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成功，而不是政治。而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认为，政治能够改变文化，并把文化从其自身中担救出来。”

种姓制度也服务于现世的（this-worldly）目标。对雅利安入侵者来说，它几乎是一种完美的措施，能够征服并控制大量当地人。雅利安人说：“看，我们高高在上，你们地位卑下，所以乖乖的服从我们。”（实际上，柏拉图也提到使用相似的办法：理想国的公民被告知他们生来就带有金的、银的或铁的心灵，而这决定了谁应该领导，谁应该服从。）相信神决定了他们身份的人们不会抱怨贫困，或者是试图改变、反抗它。

英国人使种姓制度变得更糟。从19世纪末开始，英国人把种姓列入印度的人口统计，于是种群由模糊的和可变的概念具体化（reified）为严格的分类。一些人认为，英国人对种姓制度的强调是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实行“分而治之”策略（参见尼日利亚一章）的一种典型形式，使人们保持分裂，殖民者就能更加容易地统治他们。

政治文化

反殖民风潮

许多前殖民地区对宗主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怀有仇恨。出于这种原因，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在冷战中保持中立，既不站在美国一边，也不站在苏联一边。印度是反殖民风潮中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许多印度人觉得自己是征服和镇压的两次受害者，第一次来自于穆斯林，第二次来自于英国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印度共同生活了一千年，大部分时段里相安无事，虽然也时有摩擦，关系有所起伏。16世纪莫卧儿的阿克巴大帝是印度文化和宽容的高峰，类似于摩尔人在西班牙的统治。印度的标志性建筑泰姬陵是为穆斯林统治者而修建的伊斯兰建筑。

然而，一些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底层的印度教徒对此感到羞耻和屈辱，穆斯林征服者比印度教徒更有男子气概，更加好战。在表面下，印度教徒很愤怒。实际上，印度教徒可能非常强壮；传说中来自尼泊尔的信奉印度教的廓尔喀人，曾是英国最优秀的士兵。英国人在18世纪打败了莫卧儿人，并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上作威作福，羞辱他们。殖民主义使受害者的心中积聚着怒火。E. M. 福斯特在其经典著作《印度之行》中写道，为什么同样是生活在印度，居于上层的是英国人，而本地人——即使受过很好的教育——则居于底层。小说认为，殖民主义阻碍了英国人和印度人成为朋友的良好意愿。（许多印度人忽略关于印度的英语小说，认为它们都是以殖民主义的观点来写作的。）

甘地安抚并控制印度人对殖民主义的愤怒，把它变成非暴力的不服从，最终消磨了英国人统治印度的实力。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甘地的非暴力；一些人希望与日本人合作，或者是解决与穆斯林的宿怨。独立以后，印度先是对英国态度冷淡，继而冷淡美国，这被认为是印度继承了西方的傲慢。许多美国人支持印度独立（毕竟，1776年发生了什么？），然而，当印度知识分子谴责他们是新帝国主义分子时，美国人又感到震惊了。这股反殖民的风潮使印度推行中立的外交政策，这实际上是向苏联倾斜的。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印度经济实现增长，仇恨也就减退了。现在许多印度人相当亲美。

为了逃离身份带来的不幸，一些无种姓者皈依了其他宗教，例如伊斯兰教、基督教或者佛教，这些宗教主张精神的平等。不幸的是，他们原有的贱民身份也随之进入新的信仰之中，他们依然不被承认是平等的，存在“基督徒贱民”和“穆斯林贱民”，这表明文化模式顽固的持久性。皈依佛教在社会和宗教上要容易一些，因为它在历史上曾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大多数无种姓的印度教徒仍然认为信奉印度教是好的并且是自然而然的事，即使印度教使他们的人生充满了苦痛。由于种群制度强调了宿命论，这减缓了印度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甘地称贱民为神的子民（Harijan），并谴责种姓制度。然而，国大党当政期间在根除种姓制度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印度人民党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支持种姓制度，因为它是印度性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印度的城市中，种姓的重要性略有降低，但即使是在城市里，种姓也决定着婚姻的选择；而种姓制度在保守的农村地区依然相当强大。由于种姓是印度宗教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政治文化中最复杂的因素，因此，要解决种姓问题非常困难。

我们也不能太苛责印度，毕竟种姓制度在其他国家也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日本的部落民（burakumin），是封建时代屠夫和制革工等无种姓者的后代，他们今天依然受到非常严重的歧视。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根据一个人有多少欧洲血统而划分等级。直到近代，南非的种族隔离（apartheid）制度仍然根据人种对人群进行严格分类，造成非洲人内部的分裂，并打压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在美国这个自由平等之乡，废除奴隶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把黑人视为下等公民，有时是受到《黑人隔离法》的影响，有时则只是社会惯例。

互动模式

民主制天性保守，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有影响力的集团倾向于故步自封以避免出现有损利益的变革。地主、商人和官僚们不论是在议会讨论时还是在执行过程中，都歪曲政策以满足自己的利益。比如，尼赫鲁通过一份土地改革法案，但通常担任国大党地方领导人的地主们，利用该法案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土地。事实上，印度每一个帮助贫穷农民的“改革”计划受益的几乎都是富裕农民。在民主国家，处于有利地位的利益集团能够暗中破坏整体的利益。政治家们小心翼翼地捍卫着重要集团的利益，阻止真正的变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度的变革非常缓慢，以及为什么在挫折中部分人支持威权主义的英迪拉·甘地和她的“紧急状态权力”。独裁者往往能够忽视，或者像斯大林过去常说的，“消灭”反对集闭。

24.11腐败与政治

在印度，阻碍变革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没有效率的政府之一。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尼赫鲁式社会主义，通过抑制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放大了官僚机构的无效率性。这些法律实际上是在乞求腐败。高层官僚坚持通过法律迷宫，让企业为“促进”法律的实施付费。（完全相同的事情发生在巴西和其他许多国家。解决办法是：削减法律、规章和官僚的数量，像智利做的那样。）办事人员为官方证件索取费用，而这些证件是普通市民本应该得到的。本应该补贴食物、学校或道路维护的资金“渗漏”到其他地方，以至于几乎没有多少资金剩下来用于项目本身。一切案例反映出官员们在赈灾时中饱私囊。

2011年，印度人民齐聚72岁的安纳·哈扎尔周围，参与他的绝食抗议——效仿甘地的策略——以对印度普遍的腐败行为表示不满。如同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印度的腐败问题是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

印度人了解腐败的一切，但是认定腐败不能被根治。相反，许多人梦想在政府中工作，不是为了平常的薪资，而是为了获得巨额贿赂的机会。当然，为了获得这样的工作，你首先必须付出一大笔贿赂。在精英的印度行政管理部门中，有许多有能力且诚实的人，但是，他们的努力被低效率的利己主义者抵消了。印度在透明国际指数中一向排在最腐败的国家之列。腐败是一个永久的政治议题，也是一个任何在野党可以加以利用的议题，并且这些指控几乎都是真实的。

民主制

英迪拉的“紧急状态”

最能阐明印度民主制的一个情节是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1975—1977年果断执行的、非民主的“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中，她实际上依据政令进行统治。有意思的是，大多数印度人从她笨拙的实验中退却，并投票免去她的职务。印度民主制在短暂地被中止后，最终又运转起来了。

动乱开始于对英迪拉·甘地的指控，即她不公平地动用权力使国大党在1971年的选举中获胜。英迪拉·甘地实际上是尼赫鲁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个与圣雄没有关系的甘地。尽管证明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但是，英迪拉因为示威游行而愤怒，包括高层政治人物在内的数千名抗议者被捕。英迪拉劝说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Fakhruddin Ali Ahmed，—名穆斯林）在1975年6月宣布“紧急状态”。这允许英迪拉利用一系列政令来践踏公民权，监禁反对者，使媒体沉默，制定扶贫和扫盲的大众计划，消灭贫民窟，并强迫切断数千名男性的输精管来控制人口增长。然而，有些人认为印度需要中央集权来克服制度上和文化上对现代化的阻碍因素。他们认为，稍微的独裁政治有时可能是件好事。

印度反对派组建了一个新的人民党，要求举行大选。大选于1977年举行。新人民党警告说，这是印度在“民主与专制”之间进行选择的最后机会。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这样的选举被非法操纵并导致独裁。然而，在印度，大选是自由和公正的。新人民党在人民院中获得绝对多数的议席，而国大党则被彻底击败。英迪拉和她的儿子桑贾伊（Sanjay）丢掉议席，并因未出庭而被逮捕。

但是印度的选民们很快就对新人民党带来的混乱感到不满。1980年，他们在历经磨练的总理英迪拉·甘地保证再也不使用“紧急状态”后投票给国大党。印度人两次把他们不喜欢的政治家踢开，印度的民主制经受住了最大的考验并变得更加稳固。如今腐败或低效率的邦及地方政府都会被愤怒的选民们轰下台。

印度的政党使腐败问题变得更糟。印度政治的大部分由试图形成种姓联盟的政治家组成，他们在误导性的“社会正义”标签下向人们许诺工作机会，实行平权计划。事实上，人们得到的是一种政党分肥制度，该制度导致地方性的腐败。政治家们寻求的不是正义或改革，而是以奢侈的生活回报追随者和自己。印度一直被称为“以庇护为基础的民主国家”，这是民主制的一种腐败形式。（但是，要注意当前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早些时候也以庇护为基础。）

24.12印度碎片化的政治

多年以来，国大党自称是左翼，但如今比它更左的政党实际上已把它推向了中间。现在的国大党放弃了企业的国有制（就像英国工党做的那样），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中间主义的或者中左的政党。比较布朗首相和辛格总理可以看出：两人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印度国大党对于在面对印度教教义的时候保持世俗价值观这一点上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

比国大党更左的，是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政党，每一个政党都指责其他政党修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最大的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者”的限定性认同，把印度共产党与其他它认为是错误的和误导性的共产主义政党区别开来。其中就有主张暴力的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其拥护者一直被称为纳萨尔派分子（Naxalites）。包括两个共产党在内的几个左翼政党与国大党结成统一进步联盟，现在统治着印度。

印度的右翼也是碎片化的。印度人民党很像美国的共和党，联合了亲工商业的、反对平权行动的以及宗教的势力。从长期看，各派的目标并不一致。工商业者出于经济扩张的目的而希望稳定；上层种姓想要将工作压缩在“居留地”之中；而印度教的右翼则想把印度界定为一个印度教的国家，即使这会导致针对穆斯林的暴力行为。

可能正是这种碎片化防止了印度落入一党统治之中。在可预见的将来，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在人民院中赢得绝大多数席位，因此，所有的政府都将不得不依赖于其他政党的支持。如果所有的印度教徒都把选票投给印度人民党的话，印度将出现一个完成控制议会的、狭隘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府，它可以肆意通过任何法律。但幸运的是，由于印度人民党更代表印度北部中上层种姓的利益，这限制了它的影响。底层种姓的印度教徒被其他政党吸引，这些政党向他们许诺更好的经济待遇。在印度，有人开玩笑说：“你投的不是选票，而是种姓。”出于同样的原因，国大党现在不能获得与过去一样的选票，因为上层种姓的选民已转向印度人民党。印度社会的碎片化防止了头名过关制在议会中产生一个绝对多数。印度复杂的多元主义可能挽救了民主制，但这是以牺牲连贯性和效率为代价的。

24.13暴力的印度

许多人以为印度人都像甘地那样不主张暴力，其实在表面下潜藏着大量的暴力，每隔几年都会爆发。有人担心暴力会撕裂印度。在1984年，残忍的锡克教分离主义者占领了位于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金庙。英迪拉·甘地命令印度军队发起猛攻，致使许多无辜的锡克教朝圣者死亡。在当年的晚些时候，英迪拉的两名锡克教保镖为了复仇，刺杀了她。作为对刺杀事件的报复，新德里爆发了反锡克教的骚乱，数千名锡克教徒丧生。1991年，英迪拉的儿子拉吉夫·甘地在一次泰米尔人的自杀式爆炸中身亡。

比较

印度、墨西哥和哥伦比亚

印度的纳萨尔派分子在农村的反抗与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s）和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游击战类似。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武装组织，旨在推翻各国的政府。它们都认为各自的政府受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支配；都在偏远的丛林地区建立了基地，在丛林里它们的成员很难被抓获。

印度和哥伦比亚鼓励建立残忍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准军事武装，不受法律的限制。游击队与准军事武装均从事犯罪活动。在第三世界，犯罪与政治交叠在一起。文化不同的相距遥远的国家可能产生类似的问题。印度、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共同因素包括：农村的贫困，大量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导，以及被现代化忽略的边缘地区。这样的运动一旦扎根于丛林和山区，就很难被镇压，战争将持续数十年。

辛格总理把纳萨尔派分子称为印度最大的安全问题，认为他们的危害比在克什米尔接受巴基斯坦资助的恐怖主义分子还要严重。形式上，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的名称来源于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区（The Naxalbari district），并于1967年在当地成立。他们大约有10,000名武装战士，试图通过在一块下延到印度东部的“红色走廊”进行游击战，唤醒贫困的农民。官员们在印度602个区中的170个发现了一定程度的纳萨尔主义，大多数出现在农村的丛林地区。在切蒂斯格尔邦，他们每年杀死几百人，包括在邦的鼓励下追捕他们的印度士兵、警察和准军事的“和平使命”组织（Salwa Judum）。

纳萨尔派分子面临着与毛泽东在中国发现的相同的问题：在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时候，如何能够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通过宣称贫穷的农民也是无产阶级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被纳萨尔派接受的观点。他们提出的目标是“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手中解放印度”，与他们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同伴的目标一致。

1992年，一群印度教暴徒摧毁了位于阿约提亚（在印度北方邦）的一座建于16世纪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osque），声称穆斯林把清真寺建在了传说中为罗摩神（Lord Ram）修建的印度教寺庙的原址之上。以印度教徒选票为基础的北方邦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没有阻止他们。2002年，从阿约提亚归来的印度教朝圣者挤满了列车，并在车站对穆斯林施以暴力，列车上发生了大火，烧死了58名旅客。由全国志愿者联合会领导的愤怒的印度教徒指责穆斯林纵火。随后印度教徒在古吉拉特邦（印度最西部的邦，与巴基斯坦和阿拉伯海毗邻）发动袭击，杀死了1000—2000名穆斯林，而邦的官员和警察却袖手旁观。大多数印度人对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在意识形态上与全国志愿者联合会有所联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阻止袭击而感到震惊。印度人民党的全国政府不会对古吉拉特邦的印度人民党邦政府实行总统统治权。这就是印度人在2004年把印度人民党赶下台的原因之一。

2006年，穆斯林恐怖分子在孟买用炸弹袭击了7列通勤列车，183人遇害。一直以来都有与穆斯林团体相关的爆炸案发生。直到不久前，印度约1.5亿穆斯林中的绝大多数都很温和，但2002年古吉拉特邦针对穆斯林的大屠杀使部分穆斯林变为激进分子。他们在巴基斯坦接受训练，获取炸弹。印度的穆斯林处于警察的重重监视之下，这使他们更加愤怒。一个穆斯林抱怨道：“现在穆斯林在这个国家生活得非常艰难。”部分印度穆斯林觉得自己陷进了一块充满仇恨的土地中。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使印度穆斯林处于不安状态，这预示着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印度另一个充满暴力的领域是克什米尔，它是一个穆斯林占绝对多数的地区，自1990年以来就一直是冲突摩擦不断。大约有35万印度士兵和警察在克什米尔，以镇压据估计的1000名克什米尔恐怖分子。印度大量的军事存在是火上浇油，而不是息事宁人。

由于孟加拉国的存在，印度东北部丘陵地区的一级行政区（Hill States）几乎与印度的其他部分分裂开来。这些邦孤立而贫穷，当地人不认为自己是印度人，而认为自己是与藏族和缅甸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基督徒）相关的族群和部落。那些想从印度分离出来的人们一直在从事缓和而持久的游击战。那加兰邦与缅甸接壤的许多那加部落自1947年以来就一直处于骚乱状态。

在印度许多地区，贫穷的移民的涌入容易引发暴力事件。当地人强烈地仇恨新来者，他们的理由是新来者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并把他们从以前的邻里关系中挤出去。势不两立的骚乱因此爆发。

在印度，犯罪是一个巨大的并不断加剧的问题，而一些邦的警察可能也参与了犯罪。案件积压的法院和无耻的法官很容易地让关系神通的犯罪分子获得自由。灰心丧气的警察射杀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省去了审判环节。他们也殴打抗议者，虐待嫌疑犯，甚至任意逮捕嫌疑犯。许多穷人，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却死在印度的监狱之中；当然，经济条件好的人则不会遭此厄运。几乎没有警察曾为此承担责任。

印度人在争论什么

局外人对“新印度”的感觉倾向于过分吹捧它。“新印度”的特征在以下词汇中表现出来，比如“一个急速发展的经济体”、“若隐若现的现代国家”、“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家阶级”、“世界上手机持有量增长最快的国家”，等等。印度拥有庞大的服务业（参见关于经济部门的专栏），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将很快取代日本第三的位置），而且，印度卢比（rupee）对美元已变得愈发坚挺。2007年，印度的塔塔钢铁购买了庞大的英荷康力斯集团（Anglo-Dutch Corus group），这是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现在凌驾于前帝国主义主人之上的象征。

是的，以上所有以及更多的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并不全面。印度，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实际上是两个国家：一个小规模的现代繁荣国家处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中。印度拥有一个全新的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人口大约在1亿到2.5亿之间，具体数字取决于谁被计算在中产阶级之列。然而，大多数印度人是穷人，每天靠1美元或不到1美元生活。大多数印度人被拴在农村，在那里许多孩子营养不良，缺乏教育、公共服务（学校、医疗保健、供水、电力、高速公路）质量参差不齐。大多数城市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非法或简陋的住所之中，没有水，也没有下水道。印度拥挤的街道充满刺鼻的气味。

重要概念

三个经济部门

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提出了将经济分成三个部门的思路。“第一个”部门是农业，它出现于文明发源之初。一段时间之后，“第二个”部门出现了，即工业。工厂雇佣的人越来越多，而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由于机械化的缘故，一名农夫能够做许多事情。由于经济的现代化，第一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萎缩至个位数，第二部门也出现了衰退。但在服务业中，即在“第三”部门中，工作人数的比例增加了。实际上，正在阅读本书的每一个人都各种服务业中寻找工作：教学、法律、政府、金融、IT和其他职业，这些工作不会弄脏你的手指。

判断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方法之一是比较其劳动力在这三个部门中分配的百分比。一个大部分人口在土地上劳作的国家与一个大部分人口在工厂或服务业工作的国家相比要落后一些。一个大部分人口在服务业工作的国家是更加发达或“成熟的”经济体。大多数富裕国家在第三部门工作的劳动力占2/3或更多，而在第一部门工作的劳动力则很少。

有人担心印度已跳过了中间的发展阶段，即制造业阶段。迄今为止，制造业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印度有许多农民，以及数量不凡的服务业从业人员，特别是在IT行业；印度的工厂工人相对来说很少。

表24-4 世界主要国家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分配情况
| 劳动力所占比例（％） |
| 农业 | 工业 | 服务业
美国 | 0.7 | 20 | 79
英国 | 1.4 | 18 | 80
法国 | 3.8 | 24 | 72
德国 | 2.4 | 30 | 68
日本 | 3.9 | 26 | 70
俄罗斯 | 10.0 | 32 | 58
中国 | 38.0 | 28 | 34
印度 | 52.0 | 14 | 34
墨西哥 | 14.0 | 23 | 63
巴西 | 20.0 | 14 | 66
尼日利亚 | 70.0 | 10 | 20
伊朗 | 25.0 | 31 | 45
*资料来源：中情局世界实况

印度确实表现出指数增长（exponential growth）的态势，起点很低但在加速增长。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20世纪前半期的印度人均增长为零；也就是说，缓慢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总量被人口增长抵消了。从1950年到1980年，印度的人均增长仅为1.3%（经济学家戏称的“增长的印度速度”[Hindu rate of growth]），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率的一半。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增长率上升了几个百分点，并且现在正以大约8%的速度急速发展。

24.14尼赫鲁式的经济学

在印度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分之一世纪，它看似会保持贫穷状态。1966年，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在《外交》中问道：“印度的经济有未来吗？”林德布洛姆的结论是没有，因为德里推行的是反增长的政策。尼赫鲁（从1947到1964年的印度总理）的社会主义的/中央统制经济的阴影赫然笼罩在大部分印度经济之上。尼赫鲁沉浸在他在英国学到的社会主义学说之中，目标是自给自足（swadeshi或者autarchy）。这在亚当·斯密看来是一个错误。尼赫鲁推动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这在拉丁美洲很普遍），发展亏损的国有工业，忽视农业。官僚机构胡乱颁发许可，扼杀了经济增长。一个噩梦般的“许可证统治”保护印度企业免受来自外国的竞争，并告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严格的劳工法律仍然使企业几乎不可能解雇一名工人，因此，印度的企业几乎不雇佣工人（注意这与西欧类似）；相反，它们将业务外包给不受管理的小供应商。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尼赫鲁式的制度开始松动；总理拉吉夫·甘地与新的年轻企业家阶级都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信息技术产业开始起飞。美国资助的“绿色革命”在20世纪70—80年代使农业产量增加了一倍。然而，直到1991年，印度仍处于经济困难之中，不能支付欠其他国家的债务。曼莫汉·辛格博士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在1991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立即向外国投资开放，削减了一些对商业的控制。一种撒切尔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被许多国家采用。后来在1998年掌权的印度人民党政府继续执行这些政策，并扩大了这些政策的覆盖范围。印度经济开始急速增长。现在，几乎没有印度人反对经济增长，尽管在国大党中还有一些人为保留国家控制而斗争，一些左翼人士希望更加平等地分配这些经济成果。在印度政治中，经济自由的程度依然是一个重要的争议话题。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图左，于2011年会见阿富汗副总统。辛格，一个锡克教徒和被广泛推崇的经济学家，通过强劲的经济增长，带领印度前进。

印度在开放方面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几个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通过自由市场的增长已远远地把印度甩在了后面。如果印度不想要外国投资的话，其他许多国家就会要，而它们将会成为赢家。没有一个国家希望落在后面；落后意味着经济上的贫困，军事上的虚弱，而且会成为一个笑柄。现在，世界尊重印度。

比较

印度与中国的经济

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存在更多的差异。两者都急速增长，都存在走向萧条的危险。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可能有出现过热（overheat）的危险，并导致不稳定。因此，两国都试图使增长放缓，主要是通过稍微提高利率来实现。它们担心股票市场的泡沫将破裂，而贷款会变成坏账。德里和北京更愿意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sustainable）增长，而不是短期的最大化增长。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增长都集中在特定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对外国商业更加开放，是更加老于世故的城市人口的家园。两个国家都依赖于石油进口，油价上涨会损害它们。在两个国家，都正在出现城市中产阶级。两个国家都在推动农民离开耕种的土地，为工厂腾出空间，并把城市居民迁出简陋的屋子，为公路挪地。两个国家都受到腐败的纷扰。

然而，两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非常不同。中国的道路是劳动密集型的，通过制造业出口大量的商品。制造业雇佣的是低成本的不熟练工人。但是，印度的道路是资本密集型的，利用的是服务业，比如雇佣受过教育的、讲英语的年轻人的IT业。然而，这使印度的发展道路发生倾斜：IT业的雇员仅有100万，这个数字不足印度劳动力大军的0.25%，而正是他们使印度急速增长。印度数百万的不熟练工人几乎没有产出，难以得到工厂的工作；相反，他们做部分的、临时的工作，本质上处于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状态。印度的制造业雇佣了700万人；中国的制造业雇佣了1亿人。正如一位印度人指出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内勤办公室，而中国是一个工厂。”

中国爆发式的增长始于数十年前的经济特区（SEZs）。经济特区通过税收减免和更好的基础设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然而，印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持怀疑态度，在设立经济特区方面一直动作缓慢。中国几乎完成了扫除文盲工作，但却缺乏能够在急速发展的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技术和管理精英。印度一直忽视大众教育，而着手培养一些有天赋的人进入顶级的大学和研究所。

然而，中国（像早期的日本）是一个出口狂国，而印度则专注于发展国内市场。中国人储蓄了大部分收入；印度人则没有。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64%来自国内消费。相比较而言，欧洲是58%，日本是55%，中国是42%。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印度在这一点上是明智的，因为它部分地把印度与世界出口市场的起伏隔离开来。

24.15一个世俗的或印度教的印度？

印度宪法明确规定，印度是一个世俗国家。但是，世俗主义很难付诸实践。多年来，政治家们向宗教团体的要求弯腰，以赢得他们的选票，这导致了世俗主义的弱化，以及来自其他团体的强烈反对。比如，在1985年的沙阿·巴诺案（Shah Bano case）中，一名离婚的、穷困的穆斯林妇女向印度最高法院起诉，要求获得赡养费。最高法院根据印度的世俗法律做出有利于她的裁决。穆斯林群体开始骚乱，要求在穆斯林中必须用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作为管理家庭的法律，而沙里亚不准给予任何赡养费。是应该有一部针对所有人的法律呢，还是应该有一部针对穆斯林的“个人法律”？总理拉吉夫·甘地在1986年促使议会通过了一部法律，允许穆斯林以他们的方式来处理离婚问题。此后，印度教群体愤怒了，指责拉吉夫迎合穆斯林以换取他们的选票，并削弱了最高法院的世俗裁决。这是印度教右翼新人民党（Janata Dal）在1989年赢得大选的一个原因。

印度教右翼坚持不懈地试图把印度重新定义为一个印度教国家，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些美国政治家试图把美国定义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全国志愿者联合会的各分支依然在晨操、锻炼和游戏中，以反穆斯林的偏见训练成百上千名穿制服的印度教年轻人。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孟加拉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在1911年写作了印度的国歌，即宽宏的《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想要把国歌改成愤怒而狭隘的《致敬祖国》（Bande Mataram）。

很难说清有多少印度人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他们是少数派，却也数量庞大。投给印度人民党的选票不是衡量潜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标准，因为他们包括了希望实行自由市场政策的选民，也包括了不喜欢国大党所作所为的选民，例如，他们不喜欢英迪拉的紧急状态或者腐败现象。与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相似的恐怖惨案会使印度人转而支持国大党。在克什米尔问题或核武器问题上与巴基斯坦的紧张状态能够提升民族主义感情。我们在未来可能会看到印度教右翼政府（那是权力轮替的本质）。但问题是，它们会奉行好战的、反穆斯林和反巴基斯坦的政策吗？

24.16配额与选民

印度贱民和低层种姓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并且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那么，他们应该得到无限扩大和持续的特殊对待吗，比如教育配额和工作配额？将近13%的印度人被划为贱民；27%被划为其他落后的阶级；而10%被划分为部落民（Advanis）。这使得有一半的印度人有资格从某种形式的平权行动中获益，比如公共部门中“预定的”和“保留的”工作。代表贱民的政党要求这些“社会正义”。其中就有大众社会党（The Bahujan Samaj party，BSP）。2007年，它在印度北部广阔而贫穷的北方邦领导着在邦议会中占据大多数议席的联合政府，而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相形见绌。它由北方邦现任行政长官“贱民女王”马亚瓦蒂（Mayawati）领导。选举结果的颠覆表明，印度政治严重地依赖于哪个政党能够聚合最多的种姓。

玛雅娃蒂，“贱民女王”和庞大的北方邦首席部长，在荣誉面前毫不回避。

上层种姓的批评家对此加以谴责，认为平权行动是疯狂之举，导致对更符合条件的申请者的不公平。对低层种姓配额制度的仇恨使许多上层种姓的选民团结在印度人民党旗下。注意印度的情况与美国的平权行动是多么的相似，美国的平权行动把许多白人男性推到了共和党一边。

印度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从迅速增长的印度经济中收获甚少，并且越来越落后于印度教徒，宗教使他们没有资格申请“预定的”身份。部分印度教徒把穆斯林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伊斯兰教僵化的宗教教养以及缺乏教育，《古兰经》对死记硬背的要求并没有逐渐提高穆斯林掌握现代技能的水平。国大党政府更有可能关注穆斯林的差距；印度人民党认为，对穆斯林的特殊政策只是迎合少数民族而已。

24.17大众教育或精英教育？

印度的顶尖大学非常优秀，比如印度理工学院（IIT），但它们只培养少数精英。印度的许多学校非常糟糕，特别是在基础教育的层次上，这些学校没有钱，没有建筑设施，没有教师。每3个印度人中就有1个文盲。印度的教育主要是各邦的事务，这是联邦制通常的情形。而一些邦缺少经费，即便资金宽裕，也把钱花在其他事务上。印度公立学校所收取的费用是赤贫学生负担不起的，付得起钱的印度人则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然而，印度需要使所有人都有知识文化和计算能力。注意，美国各州之间也有类似的非常不平衡的教育制度。

最聪明的印度学生竞争着进入世界级的印度理工学院众多校园中的一个，它与美国的同类大学有相当的竞争力。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不是留在印度，就是到美国开创他们的事业。印度每年毕业超过350,000名工程师，而美国只有70,000名。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美国工程师的职位现在都由印度人充任。然而，印度的贫穷大众远远滞后于此。对这些穷孩子来说，大学和一份好工作都是稀罕之物。

2011年，印度学生们摆弄着价值46美元的新款天空平板电脑。超过上千台被分发到学生们的手中，有利于在印度普及计算机教育。

全力培养一小拨精英，同时忽视大众的需求这一问题与英国的教育问题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教育问题是一样的。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最好的回报来自于大众教育，即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儿童教育（K-12），而不是对部分人的高等教育。印度的识字率是60%；中国是90%。印度小学教育大部分要求是死记硬背的、无聊的和（取决于特定的邦由哪个政党执政）难以忍受的印度性。许多穆斯林太穷，支付不起学费，只能接受由穆斯林学校（madresa）提供的免费教育。在这种学校中，男孩背诵《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箴言。大多数印度人认同教育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然而，印度的预算赤字已经很大了。

24.18外交政策：中立或结盟？

在冷战期间，印度在东西方之间实行中立主义，并因为与纳赛尔的埃及、铁托的南斯拉夫和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共同领导不结盟运动而感到自豪。德里最初声称“印度人和中国人是兄弟”，但在1962年短暂的边界冲突中被中国人打败后就改变了调子。印度和苏联的关系变得紧密。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和美国互相支持。随着冷战的结束，印度将其国家利益聚焦在保卫边界上，它担心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伊斯兰主义者接管政权可能会鼓励印度境内的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同样地，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分离战争可能使印度的泰米尔人变得大胆。印度的目标是成为——而且可能已经是——印度洋的地区性大国；它的陆军和海军并非微不足道，而且它还拥有足够的核武器，可以被用于“最小威慑”。

在半个世纪中，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得以修正，但却愈加疏远。如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双边关系，但还不是同盟。德里与北京的关系依然不太稳定，中国强调它将是亚洲崛起的大国，这使印度的一些战略思想家们感到不安；中国仍然坚持印度的（伪）“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的藏南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伊斯兰的恐怖分子使印度感到不安，这促使它与华盛顿采取共同的立场。印度经济的迅速增长，特别是在IT领域，把它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华盛顿可能渴望设法获得印度的支持，因此在2005年，美国与印度私下达成一项核交易，华盛顿实际上是在说：“你可以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将为你的和平利用核计划提供帮助。”美国的行为削弱了《核不扩散条约》，因为它暗示其他国家也能够拥有两条核轨道，一条用于生产核武器，另一条用于发电。印度的主要共产主义政党是国大党领导的执政联合的成员，它警告这个交易将使印度屈从于美国的政策，并以威胁退出执政联合和打倒执政联合来阻止该交易。

印度担心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力量，数十年来一直在发展核武器，在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华盛顿为此抗议了数年，但是在1998年；印度在地下试爆了5颗原子弹并宣称自己是一个核国家。美国由此却不再抗议，这表明核武器真的带来了其他国家的尊重。印度愿意与美国合作，但是不会跟从美国领导的“十字军远征”，特别是对穆斯林国家，因为那将恶化印度本身的穆斯林问题。

印度的大问题依然是巴基斯坦，因为现在这两个国家都有核武器。自建国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就互相仇视，而克什米尔问题已经在它们之间引发了3场战争（1947—1948年，1965年和1999年）。根据部分人的观点，它们两次考虑使用核武器。（第四场战争发生在1971年，源自于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克什米尔的恐怖分子，他们的炸弹袭击已经扩散到了克什米尔之外的地区。近年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状态已平静了下来，因为巴基斯坦知道，印度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比自己更加强大。双方都希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尽管这不能保证当地恐怖主义的结束。外交官们猜测，巴基斯坦会满足于现在的克什米尔边界，但会要求特殊的自治地位。印巴双方的高层官员和板球队实现互访，而且一条穿越边界的铁路重新开放。2007年，一次针对火车的炸弹袭击（可能是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实施的）事实上增加了两国之间在反恐方面合作的力度。如果极端的伊斯兰教主义者接管巴基斯坦的话，两国间的敌对将可能迅速重现。印度在所有方向都奉行尊重他国并建立良好关系的政策，而不卷入任何同盟之中。

24.19亚洲的大赌注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驻印度大使（也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认为印度处于“一种工作中的无政府状态”。如今，观察家们更强调其发挥的作用，胜于对无政府方面的关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约8%的速度增长，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并且速度还在加快。它的增长速度曾落后中国几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更早（1978年），而且进行得更彻底。在亚洲和世界隐约出现的一大问题是，谁将变成经济上的支配性大国，印度还是中国？这一问题既有战略上的也有经济上的重要性。

比较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比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明显的差异给予政治学家们一个罕见的机会去研究相似的国家如何能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两者都在1947年诞生自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是文化还是结构导致了这些差异？抑或是两者的共同作用？

在巴基斯坦一半以上的历史中，它一直由军人统治；印度却未如此。巴基斯坦在1958年、1977年和1999年发生军事政变：第一次政变后是13年的军事统治，第二次政变后是7年的军事统治，而第三次政变后是佩尔韦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9年的军事统治。在这些政变之间的时段由选举产生的平民政治家当政。由于惊人的腐败，他们被军人推翻。在巴基斯坦，民主和独裁交替出现。军人专制主义（praetorianism，即普力夺主义）在第三世界很普遍；而印度，除了1975—1977年英迪拉·甘地宣布紧急状态以外，一直都是民主制。

巴基斯坦在地理上处于不利地位；它建立的时候，两翼就被印度分开，中间相隔1600多公里。在1971年激烈的战斗中，东巴基斯坦抱怨说受到人数更多的和族群上独特的西巴基斯坦的不公正对待，并分裂为独立的孟加拉国。印度虽然受到边缘地区分裂运动的持久威胁，但这些运动没有一个获得成功。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早年快于印度，但现在却落后于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低于印度。在印度正得到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在巴基斯坦还没有得到发展。

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最简单的解释是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因素。伊斯兰国家似乎在现代化方面总面临着特殊的困难，一些人将之归咎于穆斯林价值观与政治之间的相互纠缠，特别是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总是被确定为治理的蓝本，而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真纳（Jinnah）本人相当的世俗，而且从未打算把巴基斯坦建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只是把它看作是印度穆斯林的庇护所而不是一个公开的宗教国家。然而，真纳无意中播下了伊斯兰的种子，并且在巴基斯坦的独裁者齐亚·哈克（Zia-ul-Haq，1977—1988）统治时期开花。齐亚·哈克在1984年将沙里亚教法作为巴基斯坦的法律，刺激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今天，依然是少数派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试图推翻穆沙拉夫政府（穆沙拉夫在2008年8月在执政联盟弹劾压力下辞职，现总统是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编者），以建立一个塔利班式的伊斯兰国家。

然而，文化不能解释一切；结构也很重要。印度国大党组织严密，制度化程度高，并在1947年取得政权之前已长期致力于建立民主制。穆斯林联盟软弱无力，不能像国大党那样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持久的政党。政治制度的起源往往设定了几代人的发展道路。

几乎没有人指望巴基斯坦很快就变成民主国家；一些人担心它将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推翻。奥萨玛·本·拉登。评论家们认为，巴基斯坦政府并不想抓到拉登，因为那将引发一场伊斯兰教主义者的叛乱。

中国人的衣食住的条件要远远比印度人优越，乘坐出租车分别穿过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就能很快地发现这一点。印度没有必要转变为民主制；民主制已经扎根于印度，印度必须克服的是碎片化的和混乱的民主形式。

印度教：印度的主要宗教，是多神教，建立在吠陀经文、轮回和种姓的基础之上。

种姓：森严等级制的社会阶层或团体。

佛教：印度教在公元前6世纪的分支；通过冥想和禁欲获得启示。

苏丹国：由苏丹（权力的拥有者）统治的伊斯兰国家。

莫卧儿人：来自蒙古语；印度的蒙古征服者；建立帝国。

王公：其梵语意思是“伟大国王”；印度的诸侯。

印度兵：英国印度军队中的印度人士兵。

拉吉：来源于印地语里的“统治”一词；指1858年到1947年印度的英国政府。

次大陆：喜马拉雅山脉南部的亚洲（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也被称为南亚。

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印度的独立运动，后来成为支配性政党。

司瓦拉吉：Swa的意思是“自己”，raj的意思是“统治”；印度人的独立，即自治。——译者

群体间的：在社团、族群或宗教之间。

穆斯林联盟：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的组织。

阿希姆萨：不伤害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即非暴力。——译者

萨提亚格拉哈：非暴力的抗议，即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主义。——译者。

群体：一个国家内部族群的或者宗教的共同体。

分治：在共同体中分离出一个国家。

印度性：字面意义上指印度的。

克什米尔：印度和巴基斯坦争夺的、靠近喜马拉雅山脉的山谷地区。

总统统治权：新德里的中央政府接管邦政府的权力。

锡克教：印度教在16世纪的分支。是集中于印度旁遮普邦的一个少数派宗教；其男性教徒戴头巾。

国际收支平衡：一个国家的外债与其收入相当。

方言：一种语言中可以相互理解变体。

印地语：印度的全国性语言。

世俗主义：在印度指平等地对待所有宗教的成员。

具体化：把一个理论变为现实；使某事比其自己更加真实。

纳萨尔派分子：印度信奉毛泽东主义的游击战士。

卢比：印度的货币（符号是Rs）；2008年，42卢比可以兑换1美元。

指数增长：经济保持越来越快的增长。

自给自足：经济上的自我满足，几乎没有进口和出口。

进口替代：排斥外国产品，并在国内生产这些产品的政策；意味着高关税。

过热：过快的经济增长，特征是通货膨胀，工厂达到最高产量，以及过多的借贷。

可持续的：能够保持许多年而不会出现重大的衰退。

沙里亚：基于《古兰经》的穆斯林宗教法律。

（Osama bin Laden）在巴基斯坦西北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部落地区隐藏了好多年，巴基斯坦政府发誓它正在与恐怖主义作战，只是还没有抓到他（本·拉登于2011年5月被美军击毙。——译者）

第25章
墨西哥

问题与讨论

1.哪个国家发起了大航海探索之旅？是沿着什么航线进行的？

2.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墨西哥的文明是什么？

3.墨西哥的殖民时代与美国的殖民时代有何不同？

4.为什么卡列斯和卡德纳斯是如此的重要？

5.革命制度党的统治在哪些方面是非民主的？

6.墨西哥引入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有适合墨西哥的意识形态吗？

7.为什么选举不等于民主？

8.什么是一党独大制？墨西哥仍然是一党独大制的国家吗？

9.墨西哥已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吗？你的理由是什么？

大约15,000年以前，可能是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原始的狩猎族从亚洲穿过白令海峡进入北美洲。冰河时代降低了海平面，并形成横跨海峡的冰桥。在几千年中，这些原始的狩猎族扩展到整个西半球。他们中的一些建立了文明，但是比中东最早的文明晚了几千年。从美索不达米亚扩散到欧洲和亚洲的被驯化的动植物从未跨过白令海峡。美洲几乎没有被驯化的植物（墨西哥有玉米，秘鲁有马铃薯）和动物（秘鲁有美洲驼），因此，美洲的文明落后于欧洲，这使美洲人很容易成为贪婪的欧洲人的猎物。

历史影响

在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之前的很长时段里，几个文明在墨西哥兴起又衰落。第一个文明，即奥尔梅克文明（The Olmec）在公元前1000年兴盛于今天的维拉克鲁斯（Veracruz）附近，并为后来的美索美洲（Mesoamerican）文明设定了模式。在公兀1世纪，萨巴特克人（Zapotec）和特奥蒂瓦坎人（Teotihuacan）建立了宫殿和金字塔，今天的游客还能参观它们。在第一个千年，玛雅人（Mayas）在尤卡坦（Yucatán）建立了高度的文明。从10世纪到12世纪，托尔特克人（Toltec）统治着中部墨西哥，直到被游牧的入侵民族摧毁。阿兹特克人（Aztecs）就在入侵者之列。

阿兹特克人或者墨西卡人（Mexica）发源于墨西哥西北部，在1300年左右推进到墨西哥河谷。他们在一个岛上建立了首都，在那里，他们看见一只嘴里叼着蛇的预言鹰，后来这成为墨西哥的标志。1376年，第一位阿兹特克人国王加冕。阿兹特克人的国王们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管理帝国。阿兹特克人继续扩张，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农奴以及作为神的祭品的战俘。结果导致从属于他们的民族并不爱戴阿兹特克人。阿兹特克人的王国复杂而高度发达，但是在哥伦布航海的时候并不十分古老。

地图25-1 墨西哥地图

25.1新西班牙

事实上，葡萄牙人的大航海发现之旅的最初目的是找到一条通往“印度群岛”的直接的财富（尤其是香料）通道，以绕过刚被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驱赶的阿拉伯商人和摩尔人。西班牙国王的斐迪南二世（Ferdinand）和女王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意识到葡萄牙人在打开亚洲贸易方面遥遥领先，于是他们接受了哥伦布的观点，即西班牙可以直接穿过大西洋到达亚洲。（是的，即使是那时候，受过教育的人们已经从古希腊人那里了解到世界是圆的。）哥伦布1492年的航行是一条追上葡萄牙的捷径。

哥伦布认为自己即将抵达印度，他把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上的居民称为“印第安人”。这个名字沿用了下来，尽管现在有些人宁愿使用以下的称呼：土著美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初民（加拿大）或者原住民（Indígena，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很快就蜂拥来到新世界，以取得“黄金、上帝和荣耀”。他们分别服务于皇家国库、天主教会和征服者（conquistadores）。征服者们刚刚在一场进行了近800年的斗争中，把阿拉伯人从西班牙赶走。西班牙人蔑视印第安人，就像他们曾经蔑视摩尔人那样。对他们来说，印第安人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

阿兹特克人人口众多（他们的首都可能比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城市都要大），并被很好地组织到一个官僚制帝国之中。为什么他们不能把西班牙人赶走？以下三个因素注定了阿兹特克人的灭亡。首先，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是对此没有免疫力的土著美洲人的灾难。墨西哥的人口从征服之初的大约2000万迅速下降到1600年时的100万。直到1940年，墨西哥的人口数量才重新达到阿兹特克人统治时期的水平。其次，西班牙人有钢铁；他们的刀剑把阿兹特克人（以及后来的印加人）砍成碎片，并且用钢铁盔甲保护自己，此外还有马匹和枪炮，这也是阿兹特克人从未见过的武器；同时，被阿兹特克人征服过的许多民族也在帮助西班牙人。最后，阿兹特克人有一个传说，即白人上帝羽蛇神会从东方回来，并摧毁他们。

西班牙人最初以古巴为基地，他们的舰船在墨西哥海岸探索，并从内陆带回了难以置信的关于财富的消息。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自己筹集了部分钱款，装备了11条船，在1518年末从哈瓦那起航。在发现了韦拉克鲁斯城后，他带领500名西班牙士兵和几千名印第安人向内陆推进。阿兹特克人的皇帝莫克特苏马（Moctezuma，美洲人熟知的蒙提祖马[Montezuma]）先是欢迎西班牙人来到他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但西班牙人很快就逮捕了他，于是战争爆发。科尔特斯从特诺奇蒂特兰撤退，但在1521年的天花杀死城中的大部分人口之后重返该城。经历了3个星期激烈战斗，西班牙人俘获并杀死了最后的皇帝库奥特莫克（Cuauhtémoc）。今天的墨西哥歌颂阿兹特克人，认为他们是英雄，而没有歌颂西班牙人。许多前哥伦布的（pre-Columbian）传统依然保留在墨西哥人的文化中。

在特诺奇蒂特兰的废墟上，西班牙人建立了新的首都，并称之为墨西哥城。在阿兹特克人主要的寺庙遗迹上，他们修建了一座巨大的教堂。西班牙人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墨西哥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富裕的银矿推动着西班牙人扩张到墨西哥中部，但是对干旱和人口稀少的墨西哥北部的占领直到1600年左右才完成。西班牙人对今天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以北的占领是零星的、迟滞的：1716年占领得克萨斯，1769年占领加利福尼亚，并最终导致了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西班牙损失了大量的领土，这些地方后来成为美国的西南部地区。

地理

墨西哥的边界

墨西哥北面是美国；东面是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南面是伯利兹和危地马拉；西面是太平洋。在地理上，墨西哥被认为是北美洲的一部分。它的南面是中美洲（Central America），由伯利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构成。南美洲（South America）在中美洲以南。美国以南的任何地方，包括墨西哥在内，都被称为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

为了控制被他们称为新西班牙的地区，西班牙人运用了罗马人的委托监护制度（encomiendas），即把土地和在土地上工作的人们划归西班牙士兵和殖民者。在这种封建的方式中，委托监护主（encomendero）是领主和印第安农奴的主人。后者为前者工作，而前者给予后者福利，并使他们成为基督教徒。事实上，这种结构与印第安人在阿兹特克人统治时期习惯的结构没有太大的不同。委托监护体制很快导致了一种封建式的社会分层：在顶部是那些出生在西班牙的半岛人（peninsulares），他们占据所有的行政管理职位，社会地位高于克里奥尔人（creoles）。混血儿梅斯蒂索人（mestizos）成为工匠和工头，经常与贫穷的西班牙人竞争。基于委托监护，印第安人在土地里工作，或是居住在西班牙控制区之外的山上。

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出现了断嗣现象；1707年，法国波旁王室的一名成员继位西班牙国王。（西班牙现任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就来自波旁王室。）西班牙的波旁王室把新西班牙分成12个行政区（intendencias），改善了对它的行政管理，每一个行政区由一名法国式的督察官（intendente）监管，他向中央政府进行汇报。经济的自由化促进了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更多的西班牙人选择在墨西哥定居。波旁王室的改革唤醒了墨西哥。

25.2墨西哥的独立

18世纪末，新思想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治下的拉丁美洲殖民地传播，启蒙运动和美国与法国发生的革命激励着一些人开始寻求独立。一名教区牧师米格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在1810年9月16日宣布墨西哥独立，尽管此次运动并没有解放任何地区，但是这一天仍被人们视为墨西哥的独立日。伊达尔戈领导了一次奇特的印第安人起义，预示着一个世纪以后席卷而来的墨西哥革命。一方面，伊达尔戈主张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是平等的，应该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印第安人。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法国式的无神论，支持天主教。伊达尔戈一队人脱离了控制，屠杀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保皇势力很快俘获了伊达尔戈，并处死了他。持有同样信念的另一名牧师何塞·马里亚·莫雷洛斯（Jose Maria Morelos）于1814年和1815年在墨西哥南部领导了一场大范围的游击起义，直到被逮捕和枪杀。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被认为是革命英雄，他们奠定的民粹派的民族主义在墨西哥政治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墨西哥的伊达尔戈州和莫雷洛斯州的名称就是根据他们的名字命名的。

宪法广场是墨西哥城的精神和政治中心。大教堂位于广场左侧，国家宫则位于右侧。

地理

墨西哥的山脉

墨西哥的地理是独特的，它塑造了墨西哥当前的政治形势，即高度地方化的政治。两座山脉，东部的东马德雷山脉和西部的西马德雷山脉，在墨西哥狭窄的咽喉部相连，形成一个Y字形。在Y的两臂之间是中央台地，它包括了肥沃的火山灰土壤和降雨丰沛的墨西哥河谷。墨西哥城海拔约为23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首都之一。

与其他山区一样（西班牙、哥伦比亚和高加索），山脉使一个国家难以统一。由于通讯迟缓且困难，一些部落和族群生活在小国家（patrias chicas）之中，不受中央的控制。正如西弗吉尼亚的格言所说的，山民们总是自由的。墨西哥从未实现良好的整合（阿兹特克人没有做到，西班牙人也没有做到），而且依然保留了重要的地区差异和地区政治。在遥远的山村，许多人仍然讲印第安人的语言。墨西哥碎片式的地理迫使任何全国性政府必须通过与卡西克（caciques）合作才能开展工作。当前墨西哥人的投票模式（菜肴也是如此）仍然是地区性的。

拿破仑1808年对西班牙的征服引发了墨西哥的独立。西班牙议会通过了自由主义的1812年宪法，墨西哥保守派精英担心这会使法国的无神论和自由主义扩散到他们的领地，并威胁到他们的地位。为了维护特权地位，他们在1821年宣布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墨西哥独立的动力是保守的，而非自由的，就像在美国那样。墨西哥的独立是精英们的事情，没有大众的参与和与西班牙的战争。只有巴西在1822年从葡萄牙独立是无痛的。

25.3在君主国和共和国之间

与巴西一样，墨西哥最初是一个保守的君主国，但只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巴西则持续到1889年）。很快，墨西哥的精英分成两个阵营：保守的中央集权分子和自由的联邦主义者。这种分裂一直都没有完全消除。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墨西哥跟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一样，是由考迪罗（caudillos）领导的。

墨西哥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的关键人物是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他断断续续地担任了几届墨西哥总统，是一名将军和独裁者。他将每一场冲突的双方玩弄于股掌之间，不断食言。桑塔·安纳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得克萨斯。为了增加原本人丁稀少的得克萨斯居民数量，墨西哥在1821年将土地给予在那里的美国殖民者，但他们的人数很快就超过了墨西哥人。为了阻止美国移民（他们蓄奴）的进一步涌入，墨西哥在1828年宣布奴隶制不合法。（得克萨斯后来成为一个蓄奴州，并加入南部邦联。）

截至1833年，得克萨斯大约有30,000名美国移民。这些移民要求在墨西哥联邦内获得管理自己（以及他们的奴隶）的州的权力。桑塔·安纳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得克萨斯共和国在1836年宣布独立，而桑塔·安纳向北部进军，试图收回得克萨斯。他夺取了阿拉莫，但本人却被得克萨斯人俘虏了。1845年，美国吞并了得克萨斯，墨西哥和美国军队随后爆发冲突，并导致了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美国在占领墨西哥城后，继续推进攻占了西南部诸州，并支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永久地羞辱了墨西哥。

墨西哥被法国短暂占领（1861—1867）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流亡中的墨西哥保守派使拿破仑三世相信他能在墨西哥重建一个天主教君主国家。野心勃勃的拿破仑三世认为，墨西哥会成为法国领导的“拉丁美洲”（这个词的第一次使用）的基础。美国内战给予拿破仑三世一个可乘之机，他以墨西哥对欧洲的巨额债务为借口，派遣法国军队进入墨西哥，并任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为墨西哥的傀儡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努力在墨西哥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以失败告终。法国为此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与此同时美国内战结束了。法国人离开墨西哥，而马克西米连被枪毙。法国人曾以为墨西哥近似古老的欧洲，那里的人们习惯于服从理性的权威。法国人在墨西哥的唯一遗留是马里阿契音乐（mariachi）这个词，它来自于法语，指婚礼（mariage）中受雇的音乐家。

19世纪墨西哥政治的符号式人物是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1806—1872）。他在几个方面异乎寻常。首先，他出生于印第安人家庭（他的父母在他3岁时过世），而当时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克里奥尔人手中。接受了法律教育的胡亚雷斯在州和全国政坛中冉冉升起，并在1858年成为总统。胡亚雷斯是一名典型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他看到一个由旧贵族和保守的天主教教会支配的、停滞的墨西哥，他希望重新分配土地，建立市场经济、联邦制度，实现教会与国家的分离。胡亚雷斯并没有在墨西哥人中制造反教权主义，但却强有力地推动了反教权主义的发展。保守派迫使胡亚雷斯在新奥尔良度过了1853—1855年的时间。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人迫使他撤退到美国—墨西哥边界，退回到一个后来以他命名的城市。尽管当政的时间不长，但胡亚雷斯设定了谦逊和诚实的标准，几乎没有其他的墨西哥领导人能达到这个标准。

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1830—1915）紧跟胡亚雷斯的脚步，但却变成了一名严厉的独裁者。与胡亚雷斯一样，迪亚斯来自南部的瓦哈卡州；不同的是，他出生于一个梅斯蒂索家庭。迪亚斯学习法律，和法国人战斗，但是反对胡亚雷斯。迪亚斯在1877年到1910年之间17次被“选”为总统，他推行中央集权，将政府的所有部门控制在个人手中。由于当时的拉丁美洲盛行实证主义（positivism），迪亚斯的高级官僚，即科学家派（los científicos），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利润和土地所有权却落入富裕的少数人和外国投资者手中。农民迫于债务而出卖土地，变得越来越穷。到1910年，墨西哥大约有95%的农村家庭失去了土地，并渴望跟从萨帕塔（Zapata）。萨帕塔主张把土地归还农民。迪亚斯长期执政，被称为波菲里奥统治时期（Porfiriato）。在这一时期，他在墨西哥贯彻“面包加大棒”（pany palo）的方针，以后这也成为墨西哥典型的统治哲学。

政治文化

可怜的墨西哥！

“可怜的墨西哥！”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感叹道，“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迪亚斯表达了墨西哥人普遍持有的观点，即与美国共享一条长长的边界，使他们处于强大的美国的支配下。迪亚斯曾目睹了美国1846—1847年对墨西哥的入侵，并在1848年抢走北部墨西哥的一半领土。这一悲伤的感叹表明，墨西哥人对他们富裕的、管理良好的邻居感到忿恨，这是一种遍布整个拉丁美洲的情绪。

25.4墨西哥革命

与墨西哥1910—1920年的剧变相比，俄罗斯的革命道路更清晰，这很容易理解。在俄罗斯的革命中，只有两方卷入；而在墨西哥的革命中，则有好几方卷入，各方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改变效忠的对象。墨西哥革命是拉丁美洲为数不多的、名副其实的革命之一。拉丁美洲固然有许多军事政变和“宫廷革命”，然而，它们都是由精英策划的。墨西哥以及很晚之后的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军队曾战斗多年，目标是推翻政权，并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权取而代之。一场革命很少仅仅是由一个问题引起，而是由一系列相互强化、难以解决的问题引起的。墨西哥的矛盾一直积蓄到1910年革命时才爆发出来。

在长期的波菲里奥统治时期，人们对不公平的现象和迪亚斯政权的残酷统治的不满逐渐增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欧洲悄悄传入墨西哥。组织俱乐部、建立政党、出版报纸的华里斯塔（Juarista）自由派被监禁；许多人逃亡到美国。政府军镇压工人运动。受俄国革命家米克海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的影响，墨西哥人组成的团体“新生”（Regeneration）在1906年发表了一份宣言，要求总统任期只有一届，要求公民权、公共教育、土地改革、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并要求结束天主教教会的权力。这些要求最终成为20世纪大部分时期统治墨西哥的政党努力的目标。

墨西哥革命的导火索是顺从迪亚斯的代表会议再一次“重选”他。总统候选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来自一个拥有墨西哥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富裕家庭。他在得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宣布选举非法，并敦促墨西哥人在1910年11月20日发动革命。现在，这一天作为革命的开端而受到庆祝。马德罗利用自己的财富支持诸如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这样的反叛者。迪亚斯老朽的联邦军队节节败退，最终迪亚斯辞职，离开墨西哥前往巴黎，墨西哥议会宣布马德罗为新总统。如果事情在这里停止的话，墨西哥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无规则的权力更替。

然而，信奉联邦主义的将军维多利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在美国大使的怂恿下，逮捕了马德罗并枪毙了他。韦尔塔自己担任总统职务，导致成熟的革命爆发。墨西哥的刺杀事件彻底激怒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相信美国能够把事情平息下来，于是在1914年派海军占领了韦拉克鲁斯，并在1916年派遣潘兴将军（General Pershing）追击强盗和游击队首领潘乔·比利亚。威尔逊总统宣布美国“进入墨西哥是为了帮助人类”，但这些行动强化了墨西哥人对美国干涉的反抗，美国军队不得不与墨西哥游击队作战。（这种情形听起来似曾相识？）

韦尔塔在1914年下台，当时仍有至少4支军队在为争夺该国的统治权而打仗。其中有两支队伍是由农民领导的、真正的革命军队，分别由南方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北方的潘乔·比利亚领导。另外两支队伍，在温和派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和阿尔瓦罗·奥夫雷贡（Álvaro Obregón）的领导下，试图稳定秩序。4支军队不时进行合作，但又经常相互进攻。萨帕塔在1919年被刺杀，卡兰萨在1920年被刺杀，比利亚在1923年被刺杀，奥夫雷贡在1928年被刺杀，革命是一项危险的事业。墨西哥人今天依然在庆祝萨帕塔和比利亚的革命传统。

25.5制度化的革命

随着1917年宪法的颁布，墨西哥的将军们和各州的政治大佬们开启了被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称为“完美的独裁统治”的时代，说“完美”是因为它看起来像一个民主国家。另一部分人则根据总统任期的限制，称它为一系列的6年独裁统治。该制度令人印象深刻，其持续时间与列宁在俄罗斯建立的制度一样长。该制度诞生于奥夫雷贡与卡列斯的一个交易。

奥夫雷贡在1920年当选总统，推行农村教育和土地改革，内容包括把村社（ejidos）分给贫穷的村民。1924年，他安排其合作者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ias Calles）当选总统，卡列斯反过来又让奥夫雷贡在1928年重新就任总统。但是，就在那时，一名天主教狂热分子刺杀了奥夫雷贡，这构成了1927—1929年克里斯特罗（Cristero）流血叛乱的一部分。卡列斯推行1917年宪法中的反教权主义，禁止穿着外国教士和神职人员的服饰。好战的天主教徒高呼着“圣王基督万岁”，发动叛乱，后来被政府军镇压。墨西哥的教会—反教权的分裂只在保守的天主教徒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在2000年当选总统后才开始得以修复。

卡列斯依然在幕后操纵一切。他在1928年通过法律，规定墨西哥的总统任期为一个单一的、不可再次参选的6年任期。这一规定是墨西哥人自迪亚斯使自己不断重新当选以来就一直希望的。为了使自己永久地掌握权力，卡列斯在1929年联合各州政治大佬、将军、工会领袖、农民领袖组成国民革命党（PNR）。该党在1946年更名为革命制度党（PRI）。

卓越的政治家应该是一个能建立持久制度的人，这一点卡列斯做到了。他建立的政党带来了稳定，并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在政治上领导墨西哥。然而，它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卡列斯建立的制度掩盖了矛盾，并把权力集中在总统身上。自建立伊始到2000年，革命制度党从未输掉过全国大选（当然，这些选举并不太民主）。然而，考虑到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在20世纪走过的道路（大量的军事政变），墨西哥的“温和威权主义”体制并不坏。

卡列斯在本质上是一个保守派。直到1934年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当选，卡列斯领导的国民革命党才做了一些温和的改革。卡德纳斯带领墨西哥走上了一条激进的道路，推行革命和1917年宪法曾许诺的政策。当卡列斯反对他的时候，卡德纳斯把卡列斯驱逐到加利福尼亚。卡德纳斯是梅斯蒂索人的后代，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在参加卡兰萨的革命后，他在1920年成为一名将军。卡德纳斯是国民革命党的奠基者之一，并担任首任主席，把它从一个松散的联合转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有凝聚力的、组织严密的政党。掌权以后的卡德纳斯总统推行了一系列左翼计划，包括对美国拥有的石油企业进行国有化，建立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在这些行动中，卡德纳斯实行的是拉丁美洲原有的国家主义模式，墨西哥一直不愿意放弃该模式。卡德纳斯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并把农民和工人组织起来，将他们组成的联合改名为墨西哥革命党。按规定，他将在1940年卸任，但直到逝世以前，他一直警惕地用左翼的眼光盯着政府，以确保政府在美国的影响下不要随波逐流。卡德纳斯依然是墨西哥民族主义者的激进主义的一个传奇，这帮助他的儿子库奥特莫克·卡德纳斯（Cuauhtémoc Cárdenas）在后来成为左翼的民主革命党的领袖。

卡德纳斯也把国民革命党变成一个法团式的政党。法团主义（Corporatism）在当时很受欢迎，它把利益集团直接引入各政党和议会之中。法团主义最初是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一个设计，巴西的瓦尔加斯（Vargas）在1935年也在其“新国家”（New State）中采用了法团主义。卡德纳斯把国民革命党与农民、劳工、军队和“大众的”部门组织在一起，“大众的”部门包括小企业，后来也扩大到大企业。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在各个集团之间居中调停，向它们分配资金，这种做法被称为侍从主义（clientelism）。最初，这种做法似乎解决了混乱局势中政治参与、权力分享和资源分配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民主，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制度逐渐变得僵硬和不稳定。侍从主义的做法被创造出来，得到临时性的修正，并把一个过分庞大的官僚机构强加在该制度之上。

重要概念

制度和制度化

显然，政治取决于权力。权力并不必然是暴力，暴力只是权力的一个子集，是强制性的权力，最好谨慎使用。理由是：如果你大量使用暴力的话，人们将憎恨你，渴望你被推翻，你几乎不可能建立合法性。政治权力是暂时的，除非它转变为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

墨西哥有过许多强势的领导人，他们将权力集中在手中，但在他们卸任后，集中的权力就消失了。然后，新的领导人必须把权力聚拢到自己手中。政治权力不应该个人化。佛朗哥从1939年到逝世的1975年之间统治西班牙，偶尔使用监狱和死刑执行队。他建立了一个似乎是稳定的政权，但该政权过于依赖他一个人的统治，在他死后很快就分崩离析了。独裁者很少将他们的权力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在两年之中，佛朗哥建立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被保留下来。

没有一个国家生来就有运行良好的制度；制度必须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衍化，通常是在各集团之间一系列的适应之中进行。制度并不仅仅只有宏伟的结构，虽然有时也需要以此赢得人们的尊重，但它更强调权力间的关系，这已经被固化凝结在关于每个人能做什么的理解之中。这种权力关系有时被写入宪法或条例之中，有时仅仅是传统（就像在英国那样）。

政治学家们在谈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时，认为它们“制度化程度很低”，其特征是领导人不规范的或超越法律的变革（比如革命和政变），对谁能做什么没有清晰的界限。这些国家没有规则可言；许多人都在试图攫取权力。很久以前，所有的国家都如此。我们羡慕英国的政府，因为它“制度化程度高”。然而，在数个世纪以前，英国也经历了征服、大屠杀、内战、国王被砍头、临时的共和国以及对绝对主义的各种尝试之苦。英国的制度不断衍化，直到19世纪也没有形成现代的样子。如果回溯足够远的话，英国其实与墨西哥是相似的。由于一些历史因素，英国在几个世纪以前实现了制度化，从混乱的阶段中走了出来。

因此，对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不要要求得太多太快。它们注定要陷入窘境和混乱之中。直到20世纪20年代，从卡列斯开始，墨西哥才开始推动政治制度化的进程，但今天依然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当政权在墨西哥各政党间民主轮替时，这个过程就完成了。）美国人常常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墨西哥不能像我们这样民主、法治。但是，美国人也曾血流成河，先是为了独立，然后是为了保持国家的统一。况且在美国的上层人士中间，也不乏匪徒、毒品走私贩和骗子。

重要制度

在墨西哥的政治史中，人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在1924年之前，墨西哥几乎没有一位总统是以规范的、合法的方式就职或卸任的。大多数总统在一小撮精英或军事政变的特殊基础上被任命或者被罢免，有时还伴随着暴力。自独立以来，墨西哥曾先后颁布过四部宪法，但却没有真正的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一旦掌权，墨西哥的总统们就认为他们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并倾向于建立个人至上的独裁统治。这在大部分发展中地区（以及现在的俄罗斯）都是如此。在这些地方，政治由自己制定规则的强人组成。

重要概念

侍从主义

像墨西哥那样严重分裂社会如何才能够保持统一？它为什么没有陷入内战、动乱和政变（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的泥潭之中？聪明的政治领导人，比如墨西哥的卡列斯和卡德纳斯，能够通过确保重要集团不仅在议会中占有一定份额的议席，而且在诸如开发项目、合同舞弊、补助或者是直接的现金中获得特权，从而使局势平静下来。在一个侍从主义的的局势中，所有的重要集团达成协议，以获得资源，并限制他们的追随者不使用暴力。大多数重要集团都获得了部分利益，而没有一个集团能获得一切。侍从主义在第三世界得到广泛的实践（谁知道呢，在发达国家可能也一样），在波斯湾的阿拉伯酋长国家和尼日利亚也是这样。

侍从主义至少有三个问题。第一，它可能是虚假的。对劳工和农业部门只有一小部分的分红，革命制度党保留了传统的“面包加大棒”政策。第二，它可能把重要集团排斥在外。在墨西哥，天主教教会没有得到任何交易；而对大企业来说，直到部分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笼络到革命制度党中之前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天主教教会和企业是帮助比森特·福克斯在2000年当选的集团之一。）第三个问题是僵化。各集团获得的援助和金钱的配额不能被冻结；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须对此进行改变。公有的村庄土地和国有工业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是，从这些制度中获益的集团反对变化。幸运的是，墨西哥及时放松了其体制，避免了愤怒情绪的突然爆发。

随着墨西哥在1928年开始实施单一的六年任期总统制和1929年革命制度党的成立，这一切开始改变，但并不彻底。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墨西哥出现了人为设计的稳定，再也没有发生更多的骚乱，其原因在于对所有主要权力（包括军队）的支配都通过革命制度党落入总统的手中。总统的个性依然有价值。部分总统是激进派，诸如卡德纳斯，而其他总统则是保守派。然而，体制更有价值。墨西哥是政治学家们所说的侍从主义体制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体制中，主要的大多数集团被笼络到合作之中，他们感到在该体制中有自己的利益，对政府没有政策贡献。农民获得的是土地改革与村社；工人们得到的是工会；而官僚们则获得工作。

25.6六年任期总统制

拉丁美洲的制度大体上模仿美国模式，与议会制相比更倾向于总统制。墨西哥的总统制，与美国的总统制一样，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结合在一起。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墨西哥总统的权力甚至比美国总统的权力还要大。我们必须修正这句话，应该注意到这种情况发生在总统属于革命制度党，且革命制度党在国会中拥有绝对多数的时候。2000年国家行动党（PAN）的比森特·福克斯当选为总统，但在国家行动党并能在国会中占绝对多数，这使福克斯的权力比革命制度党的前任们小了很多。从2000年开始，墨西哥尝到了“分裂政府”的滋味，即某个政党的总统面对被另一个政党支配的国会的状况，这种情况在美国是经常出现。同样地，由戴高乐设计的法国体制使总统权力极大，但当反对党在国民议会中赢得绝对多数的时候，总统的权力就萎缩了，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总统不得不与反对党的总理实行共治。

比较

任期长短

部分批评美国两个四年总统任期制的人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实行单一的六年任期制。其理由是，现在的总统们更加关心能够连任，而不是在第一个任期内去兑现竞选承诺；连任后又在第二个任期内不负责任，因为他们不必担心连任的问题。目前还不清楚的是，任期长短是否会导致任何非常明确的结果。无论是在有限或者无限任期下都会出现错误，都有腐败。下表是对9个国家行政首长任期的比较。

执政时间太长可能会导致腐败，但如果政府首脑必须定期面对见多识广的全体选民的话，他们就不会腐败。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11年，经历了3次选举，直到她的政党由于政策问题和暴跌的支持率将她抛弃。另一方面，尼日利亚的总统任期限制对遏制腐败没有任何效果，有限的任期可能、甚至会鼓励官员们更快速地攫取。任期限制本身几乎没有效果，它完全依赖于制度的和文化的背景。

表25-1 世界主要国家的总统或总理（首相）的任期
英国 | 首相 | 无限任期，每一任期最多为5年（但通常是4年）。
法国 | 总统 | 无限制的5年任期。
德国 | 总理 | 无限任期，每一任期最多为4年（但有时要短一些）。
日本 | 总理大臣 | 无限任期，但通常都很短。
俄罗斯 | 总统 | 2个4年任期，但是可以被绕开。
中国 | 主席 | 2个5年任期。
印度 | 总理 | 无限任期，每一任期最多为5年。
墨西哥 | 总统 | 1个6年任期。
尼日利亚 | 总统 | 2个4年任期（禁止被推翻）。

伊朗

总统

2个4年任期
（但由终身制的伊斯兰精神领袖[Iskmist Guide]掌握实际权力）。

民主制

胜负差距很小的2006年墨西哥大选

墨西哥2006年的总统选举，尽管充满了危机，但揭示了墨西哥真实的民主。墨西哥人现在能够在左翼、右翼和中间派之间做出选择，这曾是革命制度党所不允许的。选举结果的接近性表明有竞争，这是民主的关键。选举曾是一个肮脏的运动，但是投掷泥土要比收买选票好。

代表左翼的是民粹主义的前墨西哥城的市长、民主革命党（PRD）的安德列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MLO）。他向穷人许诺给予他们金钱，并限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代表右翼的是国家行动党的费利佩·卡尔德龙，比森特·福克斯在2000年代表该党赢得大选。卡尔德龙极力主张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内建立市场经济，他称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是一个像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一样的激进的煽动家。走中间路线的是革命制度党的罗伯托·马德拉索，他排在第三位；革命制度党原有的基础因为腐败已经崩溃了。大选结果见下表。

卡尔德龙以超过第二名不足25万张选票（0.58%）的优势赢得大选。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大呼选举舞弊，要求重新彻底地计算选票。在联邦选举机构（Federal Electoral Institute）对部分选票重新计算，并确定了选举结果之后，奥夫拉多尔举行了一场标新立异的就职宣誓仪式，宣称他是总统。一段时间之后，其支持者厌倦了他救世主般的激昂演说，接受了官方的结果。许多墨西哥人稍微舒了口气，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煽动家。

国家行动党推出的费利佩·卡尔德龙于2006-2012年担任墨西哥总统。他发动的打击毒枭的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致使许多墨西哥选民重回革命制度党的怀抱。

几乎没有人口统计的因素能够预测到谁将投票给卡尔德龙，谁将投票给奥夫拉多尔。选举没有攻击社会阶级或宗教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重要。北方一直以来是资本家、市场经济思想的大本营，更加倾向于国家行动党。南方是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本营，支持民主革命党。绝大多数相信墨西哥是民主国家的人投票给卡尔德龙；而不相信的人选择投票给奥夫拉多尔。地区和对民主的感知这两个因素共同表明，墨西哥潜伏着激进与保守的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

卡尔德龙宣誓就职，他知道大多数墨西哥人投票反对他，而且他面对着一个三个政党三分天下的国会。与前总统福克斯一样，卡尔德龙在立法方面没有拥有绝对多数的优势，他试图跨越政党的界线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表25-2 2006年墨西哥大选结果
| 政党 | 票数 | 百分比（％）

费利佩·卡尔德龙
（Felipe Calderon）

国家行动党

15,000,284

35.89

安德列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
（Andres Manuel López Obrador）

民主革命党

14,756,350

35.31

罗伯托·马德拉索
（Roberto Madrazo）

革命制度党

9,301,441

22.26

自1928年以来，墨西哥一直没有偏离由卡列斯设计的单一的六年任期制。在革命制度党的长期统治下，继任权掌握在总统手中，因为他也是政党领袖。在与以前的总统和革命制度党的其他领导人商议后，现任总统会任命继任者。这名继任者在下次选举中将成为该党的提名人选。当然，直到2000年，凡是被提名的革命制度党候选人都没有输掉大选，而且许多候选人都以90%的得票率赢得大选。总统们可以挑选他们的继任者（继任者不一定是知名人物），目的在于维持稳定，并继续保有革命制度党的权力。该过程被戏称为半总统委任（dedazo），它也包含了新总统不会调查前任腐败问题的暗示。没有任何选择是绝对可以预测的，何况一旦掌权，总统们经常偏离此前的政策，正如卡列斯并不知道左翼的卡德纳斯会转变得有多远。

25.7墨西哥的立法机构

墨西哥的两院制国会（Congreso de la Unión）与其总统职位相比，显得不那么重要。迪亚斯将听话的支持者们安排进立法机构，并因此而闻名；类似的事情革命制度党做得更多。由于1986年《选举改革法》的施行，立法机构的选举发生了变化。该法案是人们对革命制度党惯常的选举舞弊行为进行激烈争论后的产物。从德国的混合代表制中获得灵感，墨西哥（像意大利一样）目前的大多数议席来自单一席位选区，这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方式，同时又根据每一个政党在大众投票中获得的份额分配额外的议席，也就是说，根据比例代表制分配。

墨西哥的上议院参议院（Cámara de Senadores）现有128名议员，议员任期为6年。其中96名来自单一席位选区，32名根据比例代表制选出。下议院众议院（Cámara de Diputacbs）现在有500名议员，议员任期为3年。其中300名议员由选区投票选出，200名议员在各拥有40个议席的五个地区根据比例代表制选出。2006年的选举使国家行动党成为两院中最大的政党，但并不是拥有绝对多数的政党（见下表。）

表25-3 2006年墨西哥主要政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情况
| 参议院 | 众议院
国家行动党（PAN） | 52席 | 206席
民主革命党（PRD） | 31席 | 127席
革命制度党（PRI） | 35席 | 106席

有一些规模小的政党，诸如绿党和劳工党也拥有部分议席。卡尔德龙的国家行动党政府需要，而且有时获得来自革命制度党议员的投票支持，以通过新法律。激进的民主革命党和既成体系的革命制度党彼此不喜欢对方，他们在国会的票数加在一起能够胜过国家行动党，并制造某种形式的立法行政僵局。这种僵局曾经阻碍了前总统福克斯的六年任期。卡尔德龙在获得其他政党的支持方面比福克斯聪明。

人物

费利佩·卡尔德龙

费利佩·卡尔德龙

2006年底，在为单一的六年任期举行就职典礼时，费利佩·德赫苏斯·卡尔德龙·伊诺霍萨（Felipe de Jesús Calderón Hinojosa）年仅44岁，是墨西哥最年轻的总统之一。1962年他出生在位于墨西哥中部的米却肯州的首府莫雷利亚（Morelia），他注定是国家行动党的创建者之一。卡尔德龙在一个中产阶级的虔诚天主教家庭长大，并保留了这种生活方式。作为一名安静勤奋的年轻人，他获得了法学和经济学学位，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卡尔德龙真正的使命是政治。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在选举中为国家行动党工作，并成为其青年团体的主席。在党内，他认识了他的妻子，她是众议院中的一名国家行动党议员。在革命制度党的长期统治下，国家行动党是一个受压迫的政党，而卡尔德龙也习惯了失败。“费利佩知道如何进行斗争。”一名国家行动党的同志说。2005年，他在国家行动党的初选中进行了一场艰难的战斗，并以微弱优势获胜，成为2006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卡尔德龙，这个严肃而有些谢顶的人，从未试图向人们兜售他的个性，而是向人们展现出一个冷静理性的行政管理者和改革者的形象。他偏好私人企业和市场，这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墨西哥的国家主义倾向相对立。他获胜的方式不是与革命制度党和民主革命党的人（包括工会主义者）论战，而是向人们许诺。与他的前任福克斯总统不同，卡尔德龙是一个有技巧和耐心的政治家，温和地促使墨西哥国会采取更多的改革措施，而不仅仅是空想。相较于开朗的福克斯，安静的卡尔德龙使墨西哥获得了更大的突破。（2012年7月，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领导人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pue Pena Nieto]以38.21%的得票率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于2012年12月1日接替卡尔德龙就任总统。一一编者）

25.8墨西哥的前一党独大制

我们曾提到，英国实行的是“2+”政党制度：有两个大党和一些小党；有些国家是“1+”或一党独大制（dominant-party systems），因为支配这些国家的政党非常强大，很少输掉选举，日本的自由民主党和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都是典型的例子。长期分别由革命制度党和国大党统治的墨西哥和印度以前也是一党独大制，但也都经历了选举变化。

表30-4 各政党制度的比较
制度 | 举例 | 可能的原因
两党制 | 美国 | 单名相对多数选举。
2+制 | 英国 | 单名相对多数选区；继承的第三党。
多党制 | 法国 | 历史的复杂性；决胜选举。
倾向于多党制的2+制 | 德国 | 单名和比例混合选举。
一党独大制 | 日本 | 战后的联合；弱反对党；服从的政治文化。
一党独大制 | 俄罗斯 | 来自于碎片化制度的基于个性的联合。
碎片化政党制 | 印度 | 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大党分解为许多基于邦和种姓的政党。
三党制 | 墨西哥 | 革命制度党的长期统治衰退了。
倾向于一党独大制的2+制 | 尼日利亚 | 人民民主党操纵选举。
无党制 | 伊朗 | 不允许存在正式的政党。

在一个实行一党独大制的国家中，其他政党是合法的，但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政党组织极其完备，并拥有众多资源，向它挑战的政党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在一些例子中，这个政党建立国家，就像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在印度做的那样。大的政党支配媒体和公务员。选民们知道支配的政党是腐败的，但有些人喜欢它带来的稳定和繁荣，许多日本选民就是这样看待自由民主党的。当处于支配地位的政党再也无法做出贡献时，其支配地位就会终结，就像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遭遇的那样。

由卡列斯在1929年创建的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历史最长的政党。正如它的名称说明的那样，革命制度党在抛弃了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政策很长时间以后，仍自称是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卡德纳斯和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Luis Echeverr í a Álvarez）等革命制度党的总统采取了左翼立场，尤其是在反美问题上，但大多数总统一直是温和的中间派。卡列斯和卡德纳斯很好地设计了该党，使其拥有四个部门和牢固的赞助网络。但是，随着墨西哥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些部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革命制度党正在落后于时代，有墨西哥的评论员称革命制度党的部门领导们是“恐龙”。革命制度党的得票比例一直在萎缩，但它依然在整个中部墨西哥赢得大部分选区。革命制度党在许多地区的州长选举中获胜，却没能赢得2006年的总统竞选。

国家行动党建立于1939年，它以宗教的理由反对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是天主教对卡列斯的反教权主义的一种反动。墨西哥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有时是血腥的，而且严肃的天主教徒感到被革命制度党政府折磨。在20世纪80年代，厌恶国有企业和经济不稳定的现代商业共同体发现，国家行动党是表达他们不满的有效工具。然而天主教和商界两股势力在国家行动党内部的共存并不顺利，并可能使国家行动党分裂。国家行动党在北部墨西哥的表现最好，该地区在地理上与美国的接近促进了当地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趋向。仍然由天主教好战分子掌控的国家行动党几乎与革命制度党一样组织得不好。选民投票给国家行动党，并不表明他们已变成保守的天主教徒，只是表明他们已经厌烦了革命制度党。尽管许多人对福克斯不满，但是，国家行动党的费利佩·卡尔德龙在2006年的选举中依然获胜。

重要概念

蛊惑民心的倾向

保守派担心，如果民粹主义的（populist）民主革命党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2006年当选总统的话，他将会采取激进的左翼政策，就像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那样，并带来经济上的灾难。蛊惑民心的政客与民主派有着同样的基础：民众，即人民。但是，蛊惑民心的政客以一种操纵的和自私自利的方式利用各种议题消除民主。他们通过许诺提供工作、福利或者法律与秩序等手段，激起贫穷的或受到惊吓的大众的情绪，然而一旦掌权就转向独裁。典型的此类政客包括罗伯斯庇尔、希特勒、阿根廷的庇隆（Perón）和巴西的瓦尔加斯。

现在，蛊惑民心倾向于出现在新近成为民主国家的贫穷国家之中，比如当前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失望的人民将民主与繁荣相混淆，而民粹主义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加深了这种混淆：“人民迫切需要面包，而我应该给他们面包！”当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并拥有一个庞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时候，蛊惑民心的现象就逐渐消失；几乎没有人会再中民粹主义者的诡计。

拉丁美洲一直是民粹主义和蛊惑民心现象的沃土，它目前出现在委内瑞拉。查韦斯两次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他是一名前伞兵部队军官，在早些时候曾试图发动政变。查韦斯的路线是：委内瑞拉拥有丰富的石油，但一直遭到美国、委内瑞拉的富人和腐败官员的掠夺。查韦斯“玻利维亚式”的革命（没有人知道其意思）接管了工业，并将石油财富分配给穷人，石油价格的上涨使得这么做成为可能，但不可能持久。墨西哥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否认他与查韦斯有任何相似之处。

墨西哥南部是该国最贫穷，也是最激进的地区，当地一个男孩萨帕塔被人们记住。正是在这里，民主革命党的表现最好。2005年，民主革命党赢得了南部格雷罗州（以及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职位。主张石油国有化的库奥特莫克·卡德纳斯（阿兹特克人的名字帮助他赢得了一些选票）如果不是因为革命制度党操纵了选举的话，本可以赢得1988年的总统选举。1988年，卡德纳斯与革命制度党中为数众多的左翼一起从该党中分裂出来，因为革命制度党转向采取自由市场的政策。革命制度党不得不分裂，它已经抛弃了革命，以取悦商界。和部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一道，卡德纳斯在1989年建立了左翼的民主革命党。这一政党宣称其创建之父卡德纳斯反对资本家与反对美国的理想是正确的。由于组织和支持基础比革命制度党和国家行动党要弱得多，民主革命党也经历了困难的斗争。民主革命党的奥夫拉多尔（人们熟知的AMLO）是墨西哥城的前任市长，在2006年他是最初处于领先地位的总统竞选人。温和的左翼政党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的总统选举中均获得胜利，墨西哥有可能在某一天选出一位民主革命党的总统。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称墨西哥是一个“前一党独大制”。革命制度党已经衰落，而且现在面临着双边对立（bilateral opposition）的境况。也就是说，左边有反对党民主革命党，右边有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导致革命制度党衰落的关键因素包括：腐败，以及一个受教育的、不再支持它的中产阶级的成长。墨西哥现在是一个三党制国家。美国现在对一党独大制不再感到陌生：美国大多数国会选区确实将同一个政党选到国会中，而该党有时没有反对党。

25.9墨西哥的联邦制

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单一制。不过，令西半球引以为荣的是这里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联邦制国家，部分原因可归结为模仿美国模式，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国家面积广大。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联邦制国家，有些国家的联邦程度比其他国家更高。墨西哥有31个州和墨西哥城联邦区（DF，相当于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每一个州有一名选举产生的、六年单一任期的州长，但是只有一个一院制的立法机构。

实际上，墨西哥的联邦制在中央集中了大部分权力，有点类似苏联的联邦制。但是，这一点正在发生变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革命制度党的总统精心挑选各州州长，继而州长们又将这一公职作为担任联邦职位的一次预演。与美国的情形类似，包括福克斯总统在内的许多墨西哥总统都曾担任过州长。各州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大部分收入，然后把这些收入分配给市政当局，这是一条能保持政府忠诚与服从的从属水平的食物链。现在，民主革命党控制着6个州，国家行动党控制着9个州，而革命制度党控制着16个州和联邦区，这种局面削弱了以前中央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牢固联系。三党制使墨西哥的联邦程度变得更高。

2006年，瓦哈卡州的一次暴力事件考验了墨西哥的联邦制。在该州发生的一次教师罢工演变成一场大多数左翼对不受欢迎的革命制度党州长的抗议。城市中心被人们破坏，并摆满了路障，重要的旅游业也受到打击。福克斯总统在犹豫了几个月后才向瓦哈卡州派遣联邦军队，他将此次暴力视为一场指责革命制度党的州内事务。在便衣警察和革命制度党的支持者杀害了几名示威者，其中包括一名美国记者以后，福克斯终于派出几千名联邦军队士兵去平息示威。作为对镇压和2006年选举的回应，一个扎根于瓦哈卡州、鲜为人知的马克思主义游击队——人民革命军称这场选举是被人为操纵的，他们炸毁输油管道，绑架富人。联邦警察和联邦军队周期性地在州级层面上打击毒品、犯罪和暴动。

比较

作为殖民地的墨西哥和美国

新世界的西班牙殖民地与衰落中的欧洲封建国家相似，社会根据出身和种族严格分为特权阶层和下层。由罗马监管的天主教教会试图通过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振奋这样双管齐下的方式来安抚印第安人。马德里在新西班牙的主要利益是它能用船运往皇家国库的黄金白银的数量。为了这一利益，西班牙在墨西哥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实际上，也是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全部土地），这就像瘟疫一样，直到今天还流行于该地区，拉丁美洲天生就是官僚主义的。墨西哥是西班牙最富饶的殖民地，它的黄金和白银为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提供了资金。在错误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原则指导下，西班牙自认为很富裕，但是，黄金和白银既不生产庄稼，也不制造货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西班牙从新世界偷走大量的财富，它变得贫穷；抽取式的工业也使墨西哥变得贫穷。

在西班牙压榨墨西哥一个世纪后，英国殖民者来到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到17世纪早期，封建时代在英国已经终结了，而且移民几乎没有封建的包袱或者官僚主义思想，各个殖民地主要是实行自我管理，没有人指望容易得到黄金或白银，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伦敦。尽管英国人带来了贵族等级，但大多数定居者是农民或者商人，拥有一种平等主义的（egalitarian）精神特质，他们集中于农业生产。他们信仰的若干个新教教义分支没有一个有像天主教教义那样强调中央控制，而是教导人们努力工作、延迟满足、平等和个性。他们向西驱赶印第安人，但是，并没有把他们变成农奴。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争议著作《我们是谁？》中假设，宗教是政治文化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法国、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天主教徒最初定居在美国的话，那么，他认为，美国今天就可能会成为另一个魁北克、墨西哥和巴西。美国由盎格鲁—清教徒率先定居的事实使得所有这一切都完全不同。

墨西哥的政治文化

很难理解墨西哥的政治文化，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也是如此。印第安人的消极、西班牙人的贪婪、天主教的神秘主义、民粹的民族主义、欧洲人的反教权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证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文化和意识形态共有构成了一种不和谐的混合体：即墨西哥的政治文化。并不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众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融合过。墨西哥在地区、社会和文化上的整合度很低，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墨西哥的政治文化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在当地生成的，而是通过几次来自欧洲的思潮涌入构建出来的，但其中没有一种文化沉淀得足够深，从而创造出一个单一的墨西哥政治文化。相比较而言，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大多数要素能够合为一体并彼此强化：自由、平等、新教教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美国不容易融合的信条——奴隶制、天主教教义和福利自由主义——构成了几代美国人的政治分歧。

政治文化

墨西哥的政治时代

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墨西哥那样曾经历了如此激进和血腥的变革。大多数政治文化发展缓慢，并且是渐进式的。墨西哥的政治文化发生了突然的转变，每一个转变都受到新进入的文化和观念的猛烈拉扯，这些文化和观念从来没有融合成一个有内在凝聚力的整体。

革命制度党主义（Priísmo）的三个阶段概括了每一时期各位总统强行引入文化的状况。保守时期的4次六年任期（sexenios）标志着革命制度党开始背离革命和卡德纳斯主义（Cárdenismo），放弃了对工人和农民的口头承诺，转而支持商界和维持稳定；三个不稳定的六年任期的显著标志是石油景气和政府债务，以及1968年在墨西哥城对学生的屠杀和埃切瓦里亚（Echeverría）总统的心理崩溃；在绝望阶段，德拉马德里（de la Madrid）、萨利纳斯（Salinas）和塞迪略（Zedillo）三位总统承认墨西哥的经济处于混乱之中，而且整个制度正在丧失合法性。经过美国训练的经济技术官员试图通过紧缩（austerity）政策来稳定并重新掌握墨西哥已经失控的经济，而普通的墨西哥人却受到该政策的伤害。萨利纳斯时期的两次政治刺杀使许多墨西哥人反对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主义（Panismo）仅仅是在福克斯执政后才开始出现，依然面临着一个不断高涨的斗争。

表25-5 墨西哥的政治时代
时期 | 年份 | 重要事件及特征
阿兹特克 | 1325—1521 | 高度的文明、官僚制帝国、人牲。
新西班牙 | 1521—1821 | 殖民掠夺，天主教。
帝国 | 1821—1823 | 保守的独立。
桑塔·安纳 | 19世纪30—50年代 | 不稳定的统治，失去得克萨斯，输掉与美国的战争。
胡亚雷斯 | 19世纪50—60年代 | 平等、联邦主义、反教权主义。
波菲里奥统治时期 | 1877—1911 | 独裁、经济增长、贫穷。
革命 | 1910—1920 | 复杂的多方的大动荡。
最高领袖统治时期 | 1924—1934 | 卡列斯为最高领袖（el jefe máximo），他建立了单一的六年任期制和国民革命党（PNR）。
卡德纳斯主义 | 1934—1940 | 卡德纳斯使革命制度党变成社会主义的和法团主义的政党；国有化石油产业。
保守的革命制度党主义 | 1940—1964 | 支持商界和外国投资；镇压左翼。
不稳定的革命制度党主义 | 1964—1982 | 石油，过度开支，通货膨胀刺激了不稳定；对学生的屠杀。
绝望的革命制度党主义 | 1982—2000 | 技术官僚稳定了经济，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净化选举；刺杀。
国家行动主义 | 2000— | 第一位非革命制度党总统；尝试自由市场改革。

25.10墨西哥的印第安人遗产

墨西哥的印第安后裔。

墨西哥看起来像西班牙，但许多学者认为，在表面之下，墨西哥依然是非常印第安的。印第安人的文化和语言仍然存在于偏僻的村庄，墨西哥菜是以印第安菜为基础的。墨西哥的精神性是前哥伦布的宗教和西班牙的天主教教义的混合物，这种混合总是浸满了鲜血；当然，在阿兹特克人统治时期，印第安人习惯于用鲜血献祭，他们很容易学会西班牙天主教教义对鲜血的强调，遍布墨西哥，甚至是新墨西哥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还使用了人牲。自从西班牙人在阿兹特克的主要寺庙的废墟上建立了他们宏伟的大教堂后，就很难准确地说明为什么这些地方被认为是圣地，是纯粹的基督教冲动，还是对基督教之前的宗教的一种回应？

阿兹特克人和早期墨西哥人的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制。那些处于底层的农民接受的教育要求他们服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社会等级的差异伴随文明的出现而产生。当西班牙人从阿兹特克人手里抢过墨西哥的时候，印第安农民已经习惯了服从行为，大多数人习惯了庄园（haciendas）和银矿的强迫劳动。（相比而言，当今美国的印第安人以前并没有重要的城市，而且高度地主张平等。）西班牙人将他们的封建社会照搬进墨西哥，并把它强加在印第安人头上。

关于墨西哥人口构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其西班牙征服者全部是男性，西班牙女性直到很晚以后才来到墨西哥。（英国人是整个家庭定居在美国。）很快，一个新的阶级出现在墨西哥，即梅斯蒂索人，他们是混血的后代。混血（Mestizaje）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因素，推动墨西哥天主教教义的形成，并促使在西班牙人（后来的克里奥尔人）与印第安人之间出现一个中产阶级。

拉美人经常向他人，尤其是向北美人（norte americanos）夸耀，他们没有种族偏见。他们说，拉丁美洲在决定种族的时候，金钱和教养远比肤色重要。一个拥有良好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在本质上被接受为欧洲人，正如大部分拉丁美洲的俗语所说的那样，“金钱照亮”（一个人的肤色）。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拉丁美洲，金钱和生存机会倾向于伴随着种族根源而来。白人有更多的机会上大学，进入职场，挣到大量的金钱，并生活在一所舒适的房子里。印第安裔的墨西哥人婴儿死亡率更高，更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和贫困现象，做着最底层的工作，甚至失业。

不过，历史上，墨西哥在允许一些非白人上升到社会顶层方面做得比美国好。胡亚雷斯是印第安裔，他在19世纪中叶领导墨西哥，卡德纳斯和其他几名总统都是梅斯蒂索人的后裔，而美国到现在还没有可与之比拟的种族突破。确定的是，墨西哥的大多数经济和政治高层领导一直是白人，而拉丁美洲总的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几乎没有墨西哥人是纯正的欧洲人后裔，因此，所有的墨西哥政治家都对国内的印第安人遗产大加颂扬。在墨西哥，没有科尔特斯的塑像，也几乎没有人关注哥伦布1492年大航海的500周年纪念。

25.11引进的意识形态

拉丁美洲有一点值得注意，它会选取其他地区观念并加以糅杂曲解，然后试图把它们运用在不适合的地方。一名拉丁美洲专家把该大陆称为一个圣物盒（reliquiario），这是一个保留了古老圣徒遗迹的地区，是一个真正的十字架，等等；现在，它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消逝已久的古老观念的圣物盒，这使得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旧有意识形态兜售后的残存物。下面是一些在拉丁美洲依然或最近仍存活的观念。

自由主义。这里的自由主义指最初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流派，它反对君主制，主张社会向新势力开放。美国因其庞大的中产阶级，自然地赞同这种自由哲学。然而，拉丁美洲被世袭的社会地位、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国有企业所拖累，并不是自然地赞同自由主义。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自由主义。胡亚雷斯和迪亚斯没能让自由主义在墨西哥发挥作用。最近，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已转向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试图建立自由市场。

实证主义。正如前述，实证主义主张专家们应该通过科学来改进社会。它在欧洲已经绝迹，但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在巴西仍然被奉为圭臬，“秩序与进步”作为巴西的座右铭被写在国旗上。在墨西哥，迪亚斯的科学家派便是实证主义精神的典型代表，它与自由主义的放任哲学相冲突。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欧洲是有意义的，因为欧洲有大规模的工业，以及大量的易于工会化和顺从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比如英国的工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然而，直到最近，拉丁美洲几乎都没有工业，只有少量的工人阶级，它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没有工人阶级就没有社会主义。部分国家的政府，比如墨西哥和巴西创造并娇养了工会，似乎两国已经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基础。一些理想主义者依然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墨西哥大量的贫困现象的出路，但他们找不到社会主义成功的例子。智利的繁荣是在推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社会主义政府之后才实现的。

政治文化

个人统治和大男子主义行为

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在政治中频繁依靠人格主义（personalismo），而不是依靠政党、意识形态或法律进行统治。墨西哥一名外交官说道：“在墨西哥，我们有自我，但没有制度。”大多数拉美人喜欢别人认为自己拥有强烈的个性，尤其是男性（mascho），这导致了大男子主义（machismo）。拉丁美洲的领导人在传统上结合了人格主义和大男子主义两种做法，以获得大众的支持。

在卡德纳斯之后，革命制度党时代的墨西哥总统由委任方式选出，他们较少利用这些特质，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然而，最近随着竞争性政治对手的出现，人格主义和大男子主义又在墨西哥出现了。比森特·福克斯和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依靠他们有趣而坦率的个性参加竞选（但卡尔德龙并不如此）。

农村社会主义。农村社会主义反对工业，支持小农经济，主张返回到基于家庭农业的平等和自给自足的农村田园生活。萨帕塔是农村社会主义的英雄。它对一个从未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过去加以理想化：仅仅是没有足够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日益膨胀的人口。农民一样的贫穷。然而，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依然追求这种堂吉诃德式的（quixotic）幻想。

无政府主义。这是一种原始社会主义，认为全国政府的终结将消除阶级差别。作为一场小规模的政治运动，它出现于19世纪末期的俄罗斯和西班牙。在这两个国家，无政府主义变成无政府的工团主义：不需要任何政府，因为工会将管理一切。几名墨西哥革命者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反教权主义。由法国作家伏尔泰发起，它在西班牙有很大的影响，后来被传播到拉丁美洲。像卡列斯这样的反教权主义者宣称，天主教教会拥有过大的政治权力，有利于富人，使墨西哥保持落后。几乎没有学者认为拉丁美洲的教会真的拥有很大的权力。现在，由于缺少神职人员，天主教会已经被边缘化了，而福音派新教教义的影响却在上升。

法西斯主义。由墨索里尼创建并被希特勒复制，曾短暂地影响过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众多德国和意大利移民的国家。它把国家主义、法团主义和虚假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置于一个魅力型领袖的号召之下。巴西瓦尔加斯的新国家党以“法西斯主义加糖”的名言来吸引支持者。庇隆的阿根廷并不是如此的甜蜜，也不欢迎纳粹战犯。卡德纳斯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暗示着国家社会主义。

民主制

谨慎的民主派

拉丁美洲（古巴除外）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民主，但拉丁人（Latins）对民主的拥抱是缓慢而谨慎的。与俄罗斯人一样，他们期望民主制带来繁荣；不过两者都姗姗而来。只有一半的拉美人告诉民意测验专家说民主制总是更可取的，而少数人依然认为威权政府有时候可能更好。

对民主制的感情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而起起伏伏，大多数拉丁人担心失业和贫困。拉丁美洲的经济最近一直发展疲弱，对民主制的支持也是如此。在经济衰退时期，有人认为把脚放在桌上的专制也不是那么糟糕。许多拉美人认为所有的政府，无论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在本质上都是被操纵的、有利于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墨西哥的数字具有典型性：赞成民主制的百分比从1996年的53%上升到2005年的59%，但在2007年又下跌到48%。然而，在同一时期，认为威权统治可取的百分比从23%下跌到14%。民主并没有完全扎根于拉丁美洲的政治文化之中，但是，威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根除了。

共产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处于莫斯科的控制之下，数十年来，它在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中间颇受欢迎。它主张通过国家接管生产，结束美国的剥削（一个永久的受欢迎的主题），消除大量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墨西哥的一些顶尖艺术家，比如迭戈·里韦拉·西凯罗斯（Diego Rivera Siqueiros）就是共产主义者。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和偶像切·格瓦拉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直到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发现古巴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暴政国家。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马克思主义依然存留在依附论之中。

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们总是如此地耽溺于一个又一个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他们没有注意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抛弃了这些意识形态。

互动模式

卡列斯和卡德纳斯发明了一套笼络（co-optation）制度，使墨西哥政府能够控制那些可能会制造麻烦的团体。他们向农民和工人许下美好诺言，但是几乎没有兑现，当农村自治会和工会提出要求的时候，政府就镇压它们。比如，在规模庞大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任职长达56年的领导人一直处于革命制度党的控制之下。在承认“社会主义”的同时，墨西哥的总统们不容许来自共产主义者的竞争，特别是斯大林1940年在墨西哥刺杀了托洛茨基之后。即使是像洛佩斯·马特奥斯（López Mateos）这样的“左翼”总统，也毫不犹豫地逮捕共产主义者，破坏罢工。革命制度党的统治存在着很大的伪装因素，他们首先服务的是他们自己。

重要概念

依附论

在冷战期间，拉丁美洲的许多知识分子支持时髦的左翼观点，即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的贫穷是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剥削的结果，尤其是北美人剥削的结果。“二战”以后，激进派把这种观点发展成他们称之为的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该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在经济上依附于第一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产品和政策。（他们认为美国是以拉美“沙丁鱼”为食的“鲨鱼”。）只有从命令拉美国家生产香蕉和咖啡，消费雪佛兰汽车和可口可乐的美国公司的控制下挣脱出来，拉丁美洲才会消除贫困。诸如古巴、尼加拉瓜和当前的委内瑞拉这样的激进政权是值得称颂的，因为它们挣脱了对美国佬的依附，经济独立发展，这将会有利于它们自己的人民。

依附论包含了一些争议。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类型，但有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喜欢这个理论。马克思认为国家内部的阶级冲突是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关键。许多拉美的批评家们把他们所在大陆贫困的原因归咎于其“掠夺型的阶级结构”，他们认为在该结构中，一些富裕的家庭拥有一切，而产业无产阶级没有太多的东西。在他们眼中，拉丁美洲的问题是它依然背负着一种封建的社会结构。马克思几乎没有论述国家之间的关系，列宁的观点对此有了飞跃，他提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剥削它们的殖民地来重新瓜分世界以满足它们自己的需求。依附论从列宁那里获得的理论资源要多于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的。墨西哥的依附论学者把卡德纳斯作为墨西哥努力打破依附的例子。

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许多依附论学者开始怀疑该理论。比如，巴西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1995—2002）曾是一位激进的社会学家和依附论的推动者，但在20世纪80年代他放弃了依附论。在一名军事独裁者对资本主义的强力推动下，智利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这使许多人重视市场机制和对外贸易。其他的拉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调整经济结构，然而，截至2004年，整体成效一般。拉丁美洲的整体增长率直到最近才大约为5%。

几十年中，墨西哥政府试图笼络学生，给予他们近乎免费的教育，然后又雇佣他们当公务员。（沙特阿拉伯尝试着做同样的事情。）这种做法不可能永远有效，不仅是因为缺乏足够的金钱。学生的数量和不满情绪都在增加，许多学生变得激进，并且指责革命制度党放弃了对社会正义的义务。时任墨西哥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Gustavo Dí az Ordaz）沉迷于秩序之中，不允许任何批评意见存在。在1968年墨西哥城举行奥运会前的数星期，他担心学生的抗议可能会破坏他塑造的现代的、快乐的墨西哥形象，于是在当年10月，在墨西哥城的三文化广场（The Plaza of the Three Cultures）上，警察开枪射杀了30名抗议的学生。革命制度党不能笼络的势力，他们就进行镇压。有人把这视作革命制度党统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墨西哥明显开始变得不稳定。

25.12革命制度党的内部政治

像革命制度党那样规模巨大的政党注定会有许多派系，其中两个最大的派系是政治家派（polí ticos）和专家派（técnicos）。政治家派的成员多是民粹主义者，追求的是担任公职；他们留意大众的需要和要求。就其本身而论，他们几乎不关心经济，也不反对积欠巨额赤字。这能取悦群众，但会导致通货膨胀和来自外国投资者和国际银行要求墨西哥整顿经济秩序的大声疾呼。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1964—1970）、埃切瓦里亚总统（1970—1976）和洛佩斯·波蒂略总统（1976—1982）采取的是典型的政治家派的做法。他们过于依赖墨西哥新发现的石油，并过度开支。最终，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了。

专家派（即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熟知的技术官僚）试图解决经济的不稳定问题。他们被配备在任命的职位上，不关注大众的要求。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美国研究现代经济学，认为一个自由市场和较少的政府干预是通向繁荣的必经之路。他们强烈要求墨西哥推行世界大部分地区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回到亚当·斯密最初的经济思想。这使美国人混淆，因为他们称此政策为保守主义。然而，对欧洲人和拉美人来说，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建立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在皮诺切特统治的智利，“芝加哥男孩”（在芝加哥大学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人们）把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多总统（Migue de la Madrid Hurtado，1982—1988）和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总统（Calos Salinas de Gortari，1988—1994）给予专家们一次机会，以稳定因前任过度开支造成的财政混乱局面。实际上，革命制度党内部的这些财政专家推行了一些自由市场的改革，这也是国家行动党所追求的。但是，改革使制度出现了漏洞，而墨西哥新近自由化的银行也产生了坏账，甚至是提供欺诈式贷款。墨西哥的金融部门在1995年崩溃了，比索（peso）对美元大幅贬值，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在1995年就下跌了6.2%，墨西哥变得更加贫穷了。（在1997年，亚洲的银行几乎是因为同样类型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而倒闭。）墨西哥的问题不在于缺少聪明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经济学家，因为无论是革命制度党还是国家行动党都有大量的经济学家；问题的关键是半途而废的经济改革，它提供了自由的环境，但却没有相应的法治建设。如此一来，在经济野蛮扩张之后，随之而来的只能是崩溃。墨西哥的许多团体为彻底的改革而奋斗，然而，福克斯总统却很难实现什么。

民主制

选举和民主

美国人接受了一个观念，即选举等于民主。革命制度党连续赢得了14次总统选举，这表明民主远比单纯的投票要复杂得多。正如我们在有关俄罗斯的章节中所分析的那样（第21章），民主包含了许多哲学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法律的基石，而这些因素经常伴随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而出现。选举仅仅是看得见的部分，可能会误导外国的选举监督者，他们除了选举日当天人们的投票以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东西，并且忽视长期的和不容易看见的问题。不过，监督者正变得更加聪明。2004年，他们称乌克兰的选举被操纵了，迫使乌克兰重新进行选举。第三世界的选举几乎没有是完全自由和公正的。操纵选举的方式有这么几种。

支配媒体关键问题是在选举前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发生了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电视的候选人统治国家，正如俄罗斯的普京所展示的那样。有一个或两个由政府控制的电视频道的国家会对执政党进行大量的报道，而很少报道反对党的候选人；而报纸的报道可能会受制于发行问题和印刷量不足。

贿赂穷人常常对金钱和工作充满了渴望，因此，他们投票给为他们提供金钱和工作的政党。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回报投票人问题上臭名昭著。在2000年尤卡坦州（Yucatán）的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向投票者提供上千台洗衣机，无疑是为了确保一场干净的选举。

投票安全投票被假定为是秘密的，但是，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弄清楚谁是如何投票的。实际上，仅仅是告诉人们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投票的，就常常足够恐吓他们，并使他们服从于你。这个问题在质朴的农村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如果整个村庄不投票给执政党，它就可能错过雇佣明年道路维修工人的机会。投票箱可能事先被做手脚，正如芝加哥人过去常常说的那样：“提前投票并经常投票！”

计票反对党可能没有足够的大选观察员和计票员以保证诚实的计票，他们可能被禁止去监督投票，计算机并不必然保证表格投票的真实性。在1988年的选举中，库奥特莫克·卡德纳斯遭遇了一次重大挑战，墨西哥国内用来计票的计算机崩溃了；当它们恢复正常时显示，革命制度党仅以50.4%的得票率险胜。在此前的60年中，革命制度党的得票率从未低于70%。

舆论对革命制度党的作弊行为存在许多抱怨，特别是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的反应尤为强烈，为了树立本党的信用，革命制度党的萨利纳斯政府在1990年取消了人们普遍认为不诚实的联邦选举委员会，并建立了自治的、由所有政党的代表监督的联邦选举机构（IFE）。该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净化了墨西哥所有层级上的投票行为。很快，非革命制度党的政党开始赢得更多的选票。联邦选举机构的成立表明，墨西哥正变得现代和民主。美国最近出现的计票问题表明，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联邦选举机构。

25.13墨西哥的天主教

墨西哥政治中真正的沉睡者是罗马天主教会。超过90%的墨西哥人是天主教徒，其中一些人相当虔诚。然而，自独立以来，墨西哥共和国的精神却一直是世俗的，教会对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的事感到非常不高兴，并严重地倾向于保守。正是保守的墨西哥天主教徒使拿破仑三世相信法国能够取得墨西哥。共和国倾向于反教权，这在1910—1920年的革命中被特别声明。革命的领导者们视教会是上层阶级保守主义的堡垒，是反动的。1917年的宪法对教会的土地、教育机构和修会进行了限制。侦探们搜寻并关闭秘密的女修道院，而神父外出旅行的时候，必须穿普通的衣服，而不穿戴教士服饰。卡列斯的反教权主义激起了克里斯特罗反叛（The Cristero Rebellion）。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墨西哥的教会都处于守势。

但是，教会从未放弃过。通过天主教教义、世俗组织、中小学和大学，以及1939年建立的国家行动党，这些因素有条不紊地搭建了天主教政治回归的舞台。这些行为并不是反动的、过去的政治，而是现代的、商业导向的面向未来的政治。国家行动党与意大利战后的基督教民主党相似，是一个全民政党，是天主教的，但并不虔诚。

25.14犯罪与政治

我们已经提到了墨西哥的几个利益集团：工会、农民协会、商界和天主教会。但是，墨西哥势力最大的利益集团是犯罪集团。（实际上，在全世界，各种类型的犯罪行为是人类最大的经济活动。）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国家的出现带来了一对孪生子：作为影响国家的手段的“政治”，以及作为逃避国家的手段的“犯罪”。政治和犯罪彼此熟悉，相互理解，几乎形成了共生关系，这在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尤为明显。政治需要金钱赢得选举，但很少关注这些金钱的来源（比如，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和雅库扎黑帮）；而犯罪需要政治的保护以继续他们的事业（比如，俄罗斯警察对所有暗杀案件的无能为力）。腐败发生在国家、政治与犯罪三部分的交界处。在一个虚弱的国家，由于不受限制，政治在早期是暴力的。因为几乎不畏惧国家，犯罪便开始忽视国家权力。

墨西哥的正义总是很脆弱。潘乔·比利亚混合了匪帮与革命。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始于1914年的马德罗，暗杀高层领导成为家常便饭。暗杀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好管闲事的新闻记者、热心的检察官以及帮助库奥特莫克·卡德纳斯的人总是被枪杀；1993年对一名敌对毒枭的枪击误杀了墨西哥一名穿着教袍的红衣主教。墨西哥人愤怒了。由于对警察的腐败感到沮丧，2004年一群墨西哥城的民众动用私刑处死了两名警察。在墨西哥，强奸犯、谋杀犯和绑架犯很少被逮捕，但警察却殴打无辜的民众，直到他们承认有罪。在墨西哥，也许有3/4的犯罪行为未被报道；人们觉得即使报道，也无济于事。就像在俄罗斯那样，警察在解决犯罪问题上的无能为力表明，他们与罪犯之间存在交易。

墨西哥联邦警察在美墨边境的华雷斯市巡逻，检察官和毒枭间杀气腾腾的战场。许多墨西哥人对这场死伤惨重的战争表示厌倦。

1994年的两次杀戮震惊了世界，并铺平了国家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的道路。由总统萨利纳斯亲自挑选的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唐纳多·科洛西奥（Luis Donaldo Colosio）在蒂华纳的一次选举集会上遭枪击身亡，并不清楚是谁下令暗杀的。革命制度党的总书记何塞·鲁伊斯·马谢乌（José Ruiz Massieu）稍后也遭枪击身亡。萨利纳斯总统的兄弟劳尔（Raúl），在萨利纳斯的六年任期内因为与毒品有关而变得富有。他因为下令进行暗杀而被判50年徒刑（但是，在2005年获释）。马谢乌的亲兄弟是一名副总检察长，被任命去调查暗杀事件，但他辞去了该职务，并指责革命制度党的大佬们是同谋，掩盖真相。萨利纳斯总统作为一名受过美国教育的、杰出的经济学家，通过努力使事业不断上升，但却并不光彩地结束了任期，并流亡到爱尔兰。2004年，萨利纳斯最小的弟弟恩里克（Enrique）被怀疑在法国为劳尔洗钱，在墨西哥城被勒死。在科洛西奥死前不久，一名采访者问他关于萨利纳斯家庭的情况，他的回答是：“你看过《教父》吗？”

政治文化

毒品交易之歌

在著名的被称为“科里多”（corridos）的民谣中歌颂匪徒，这是墨西哥人的历史传统。当前流行的是波尔卡速度的《毒贩科里多》（nacrocorridos），把毒品走私犯歌唱为浪漫的与警察和其他匪帮作战、并在年轻时死去的大胆之人。墨西哥人强烈反对毒品贸易、犯罪和不安全，但是，就像在大部分拉丁美洲一样，尊重法律并不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一名为司法改革而努力的墨西哥律师承认：“公众并不谴责违法者。”

墨西哥人很早就知道有钱有势的人拥有警察和法院；为了自卫，穷人学会了避开和忽视法律。这是对不公正制度的一种逻辑反应。大多数墨西哥人从个人来说是开放的、诚实的和友善的，但他们认为服从一套残酷而不公正的司法制度是荒谬的。每个人都知道警察就站在最大的罪犯中间，拿着毒贩（narcotraficantes）的工资，毒品走私犯总是能够获得自由。警察从嫌疑犯那里逼出口供，而法院则把口供作为定罪的坚实证据。墨西哥人对待法律的态度在第三世界很普遍：法律是某种可变通的东西。

杀戮带来了两种随岁月流逝而不断增长的倾向：第一，革命制度党越来越招人讨厌，第二，墨西哥人的受教育程度已经足以使他们投票将革命制度党赶下台。随着国家行动党的费利佩·卡尔德龙掌权，毒品卡特尔为争夺地盘开始互相谋杀，尸体遍地，各州的州长们呼吁联邦政府加以援助。卡尔德龙发誓要打败毒贩（narcotraficantes）。由于不能相信已被贩毒团伙严重渗透的警察队伍，卡尔德龙在2008年命令墨西哥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毒品卡特尔交火，这些冲突的大部分发生在与美国接壤的城市中，上百人被杀，甚至包括高级警官。这将是一场长期的、艰难的战争，因为毒品走私带来的金钱对于贫穷的墨西哥人来说是无法抗拒的，其中也包括薪酬较低的警官。

墨西哥人在争论什么

25.15人口和工作

墨西哥的人口从1935年的1600万膨胀到了1960年的3400万，每年的增长率为2.8%。现在的人口是当时的3倍多，但是每年的增长率较为合理，为1.15%。这本身就是证明，即经济发展的力量解决了人口膨胀的问题。中产阶级的人们自然地、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转向小家庭。墨西哥的人口增长率比美国高不了多少，区别是，墨西哥的增长率被移民国外的人口拉低了，而美国的增长率由于移民，尤其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提高了。

墨西哥人在出生率上并没有争议，天主教国家很少对此发生争论。然而，他们的确围绕着如何向几百万失业者和就业不足的人口增加工作机会而展开辩论。墨西哥制度和经济的建设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萨帕塔主义者向穷人提供土地的梦想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用来重新分配。国有企业发展太慢，雇佣的人数太少，像墨西哥石油公司这样的国有石油企业只需要一些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它带来大量的金钱，但却没有带来大量的工作。（在尼日利亚和波斯湾的产油国同样如此。）

墨西哥的贫富差距很大，整个拉丁美洲也是如此。经济学家们估计，占墨西哥人口4%的收入最高的人群拥有墨西哥一半的财富，而40%的墨西哥人生活在贫闲线之下，即便贫困线的标准不是很高。（巴西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甚至更大。）由于没有土地和工作，上百万墨西哥人涌向城市。在城市中，他们居住在棚户之中，靠出售小商品或盗窃为生。大约2200万墨西哥人在“非正式经济”（黑市）中工作，不用交任何税款，这也促成了墨西哥长年的联邦预算赤字。墨西哥城的人口超过了1000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在墨西哥的南部内地，准确地说是1994年萨帕特主义者反叛开始的地方，贫困问题尤其严重。尽管墨西哥的军队迅速把游击队从恰帕斯州的城镇中赶了出去，但是，他们依然在该地区的山区丛林中活动，政府军很难抓到他们。他们的领导人“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在接受采访时总是戴着滑雪面具，口才很好，熟知墨西哥开发和贫困的历史，以及革命制度党背叛了要提升穷人生活水平的诺言的历史。然而，马科斯自己并没有可行的纲领，他吸收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就像许多墨西哥人一样。

这是墨西哥城郊区依山而建的一个“贫民区”。

在明显的不公正之外，收入的分配不均导致了几个负面结果。一些墨西哥人处于饥饿中，而且许多人甚至挣不到每天4.50美元的最低工资。最穷的人没有钱储蓄，这意味着用于投资和增长的资本不足。中产阶级储蓄，产生了足够的用于投资的资本，就像德国和日本一样。由于没有国内资本，拉丁美洲国家必须依靠外国资本，这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美国的中产阶级也几乎不储蓄，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和日本。）非常贫困的人在获得能将自己送入中产阶级的技能方面困难重重，在墨西哥的农村地区以及城市周围广大的棚户区学校不足。高犯罪率吓跑了外国企业，外企的主管经常被绑架以获得赎金。贫穷导致更加贫穷，直到贫穷几乎成为地方病。逃生舱口之一是北方——偷渡美国。

美国边境巡逻队在拉雷多逮捕的墨西哥非法移民。许多人会被立即驱逐，但他们大都会再次尝试偷渡。

地理

贫民区

第三世界的典型特征是贫民区（shantytowns），它是围绕大多数城市的大片擅自建造的房屋，在西班牙语中被称为barrios coloniales，在葡萄牙语中被称为favelas。许多房屋仅仅是简陋的木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木屋变成了不大的家。几乎所有的居住者都不拥有他们住处所在的土地，因此，他们没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也不能把房屋作为贷款抵押物。一名秘鲁的经济学家认为，给予他们法律上的权利会产生贷款，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

墨西哥贫民区的部分居住者拥有固定的工作，其他人在街上卖东西，而另一些人则行窃。罪犯头目支配着贫民区，墨西哥的犯罪率是个天文数字。革命制度党宣称要照顾穷人，但是城市穷人既不是农民，大部分也不是能组织起来的工人。没人代表他们。

如果生活在贫民区是如此的不幸，那为什么墨西哥人还要迁移到那里？因为在农村的情况甚至更糟。对许多人来说，迁移到城市是一种提升。因为在城市中，他们可以受到更多的教育和卫生服务，甚至可能找到一份工作。如果墨西哥的经济正常运转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企业在贫民区中起步，利用低廉的租金和廉价的劳工。在历史上，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孵化器，即使它们并不漂亮。

人们提出的解决贫困的措施与此前提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关。民粹主义者、左翼分子、工联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许多人现在汇集到了民主革命党中——希望保持或者是恢复国有企业，诸如墨西哥石油公司这样的国家财富私有化被认为是将其卖给了外国资本家。墨西哥宪法禁止任何私人对国家能源产业拥有所有权——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这意味着缺少投资和短缺；墨西哥拥有广大的天然气田，但必须从美国进口天然气。另一方面，年轻的、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国有企业停滞不前，是无效率的、腐败的，而且受雇于这些企业的墨西哥人很少。这些人是国家行动党人或是革命制度党的专家。革命制度党最近的总统们小心翼翼地使墨西哥的经济自由化，而卡尔德龙希望走得更远。

对墨西哥的经济问题来说，石油是一个不可靠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一些阿拉伯的知识分子们现在也提出了“石油诅咒”：它使发展偏离长期的、平衡的增长，雇用很少的人，使财富集中，并使国家依赖于石油价格的涨跌。（进一步的讨论见尼日利亚章节。）在20世纪70年代，当新的油田在南部被发现的时候，埃切瓦里亚总统和洛佩斯·波蒂略总统疯狂地增大开支。在那段时期里，墨西哥人觉得自己变得富有了，但是，通货膨胀和1995年比索的贬值结束了这一切。墨西哥实际上追随的是石油酋长们的发展路径，浪费新的石油收入，制造一个短暂而不可持续的富裕假象。石油是一种毒品，产生富丽堂皇的幻想。

如果墨西哥石油从来都是私有的，而且允许外国公司开发墨西哥石油的话（两者都是非常棘手的政治议题），它将标志着墨西哥经济成熟的到来。是的，外国佬（gringos）想要墨西哥的石油，但是，他们为石油支付了一个好价钱，并带来了墨西哥急需的技术改进。作为腐败源泉的墨西哥石油公司不可触动的地位，对墨西哥的经济或者政治文化来说并没有好处。

25.16北美自由贸易区问题

全球化已经是一个时髦多年的词汇了。关于全球化的书要么是赞扬它，要么是谴责它。我们至少需要问两个关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问题：第一，它真的存在吗？第二，它改善了贫穷国家的处境了吗？从根本上说，全球化不过是贸易，而贸易已经进行了一千年了。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大发现以及它们分别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世界贸易额急剧增加。世界贸易的真正迅速发展是缘于汽船的发明和大英帝国，出现“维多利亚式的全球化”。当前的全球化，在即时通讯和快速交通的帮助下，仅仅是加速了早期那种上升的趋势。

但是，全球化并没有真的覆盖全球。广大地区，特别是中东和非洲，几乎没有卷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跨过北美和欧洲，跌落后又再次在亚洲继续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自由贸易中受益颇大，它们是东亚的“增长龙”。我们几乎可以将“全球化”划掉。而插入“中国制造”。

拉丁美洲发挥的作用相对并不重要，对全球化也不确信，因为迄今为止，它才刚刚开始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一些批评家们援引拉丁美洲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作为全球化无用，或者至少在拉丁美洲不起作用的证据。在拉丁美洲，严格的阶级结构限制了增长。中国每年以近10%的速度增长，急速前进；拉丁美洲只是自2004年以来才达到5%的增长率。左翼分子指出，拉丁美洲的贫富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而这帮助左翼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赢得大选。

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既受人们的欢迎，也引发人们的担心。美国散布恐惧的人说，美国的工作将被吸到墨西哥，发出“巨大的吮吸声响”。这种事情从未发生；美国的就业在1990年底达到历史记录的最高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民族主义者们担心美国的经济将会支配他们两个国家，尽管自由市场的乐观主义者们预见到的是经济增长。

实际上，这些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出现了麻烦。墨西哥与美国的贸易发展很慢，两国的贸易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前就已经发展很多年了。福克斯政府时期，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无力，并减少了210万个工作岗位。问题如此明显，以至于几乎没有人看到未来：没有国家能够与中国竞争。我们曾认为会在墨西哥生产的东西都在中国生产了，因为在中国生产要便宜得多。制造业中的墨西哥人的工资是美国人工资的1/10，是中国人工资的3倍。全球化的范式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当一个大的生产者与其他所有生产者相比拥有惊人的优势的时候，自由贸易的影响将会是什么？世界能容纳多少规模巨大的、低成本的生产者呢？中国的生产能力将扼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能力吗？墨西哥人可能会模仿迪亚斯的话，大呼：“可怜的墨西哥！离美国是如此之近，离中国是如此之远。”

墨西哥政治的大部分围绕北美自由贸易区展开。左翼，包括民主革命党人，希望要么废弃全部，要么对它进行认真的修改。国家行动党坚定地支持它，比森特·福克斯总统由于拥有可口可乐公司的背景，举例证明并颂扬全球化是帮助墨西哥走出贫困的方法。革命制度党谈判并批准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但是也有一些怀疑。北美自由贸易区没有产生它预期的效果，但是墨西哥国内造成的经济不稳定在最初几年中摧毁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假以时日，他们会说，北美自由贸易区将发挥作用。墨西哥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它的人口越来越多，而经济增长缓慢，这将产生更多的贫困和失业。为了逃脱贫困和失业，墨西哥人有两个可怜的选择，两个选择都与美国有关：非法移民与毒品走私。

25.17毒品：墨西哥的或美国的问题？

墨西哥种植大麻，但是大多数可卡因和海洛因来自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墨西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站，它与美国漫长的边境线使走私相对容易。通过飞机、地下通道或“骡子”，毒品涌入饥渴的美国市场。每发现1公斤毒品，就表示可能有20公斤或更多的毒品进入了美国。几年中，美国街上的毒品变得更便宜更纯，这表明供应超过了需求。

毒品既是墨西哥也是美国的问题。对墨西哥来说，毒品导致犯罪行为渗透到权力的最高层，墨西哥的警察、司法系统和军队都被毒资腐蚀了，甚至萨利纳斯总统也有一个兄弟从事毒品交易。2005年，在福克斯总统的办公室发现了一名为毒品卡特尔工作的间谍。弱势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犯罪行为的渗透性。在墨西哥，犯罪与警察相互依赖；毒资帮助政治家，而政治家帮助毒贩，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圈子。

加利福尼亚的两名美国边境巡逻警察带着缉毒犬走过正要进入美国的车辆。

真正的问题是获利颇丰的美国毒品市场。如果没有美国人购买非法毒品的话，拉美人中一个面积广泛的犯罪阶层就会消亡。但是，在美国的各行各业都有吸毒者。他们可能认为毒贩谋杀了上百人，并损害了几个拉美国家的稳定和增长。毒品为哥伦比亚境内持续了数十年的游击战提供了财政资金。抓捕贩卖毒品者、检查边界对美国整体的毒品消费几乎没有影响。向美国毒品市场提供毒品的利润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许多人很乐于加入其中。用沃尔特·凯利（Walt Kelly）漫画中波戈（Pogo）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已碰到了敌人，而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25.18非法的或无证的？

我们称他们为“非法移民”，墨西哥人称他们为“无证劳工”。据估计，在美国有1200万非法移民。墨美边界是地球上唯一的能从第三世界走进第一世界的地方。对曾冒险走过边界的几百万墨西哥人来说，他们仅仅是重新定居在美国于1848年攫取的他们共和国的北部。每年都有许多人死亡，但是，几乎没有人担心违反法律。美国的边境巡逻队每年要逮捕100万人，并把他们遣返回国，许多人马上又重新尝试进入美国，每年可能有超过100万人越过边界。

无证者（indocumentados）问题与毒品问题相提并论，都有一推一拉的因素在内。失业和贫困推动墨西哥人离开，而工作和让家人过上体面生活的机会则在阻止他们离开。况且，美国人的确雇佣墨西哥人（以及来自更南部的其他人），几乎不考虑他们的移民身份。许多企业，特别是美国西南部的企业，依靠廉价的墨西哥劳工。“见鬼，他给了我一个社会保险号。”许多雇主辩解说。（这是真的，但可能是几十名非法移民使用同样的号码。）如果必须雇佣美国人的话，几乎没有美国家庭能够支付得起女仆和园丁的家政费用。然而，这压低了本可能要做这些工作的美国人的工资。

再次强调，这确实不是一个墨西哥的问题；它是一个美国的问题。墨西哥政府，作为一种人道主义服务，出版了一本漫画书，说明在穿越边界时如何避过危险和沙漠。墨西哥希望与美国政府达成一项更好地接收更多移民的协议，要么把他们当做合法移民，要么把他们当做短期移民，并对已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进行特赦。美国人不希望西班牙裔移民潮水般地涌入国内，但是，在制衣业、制造业、肉类加工业和农业领域的雇主们喜欢廉价劳工，并提供竞选资金；美国的调查官们长期缺乏人手来执行禁止雇佣非法移民的法律，这便是雇主们的收益。非法移民成为美国共和党内部一个棘手的议题，墨西哥总统福克斯的一个最大失误便是没有促使布什总统推进墨西哥移民合法化，使其变得更加容易。

去美国既是逃离墨西哥失业困境的一个途径，也是从已经在美国的墨西哥人那里得到汇款（remittances）的源泉。2006年在美的墨西哥人寄回了240亿美元（占墨西哥GDP的3.3%）。（印度的汇款，大多数来自波斯湾，为230亿美元，占印度GDP的3%。）汇款是国外援助的最好形式；他们绕过了腐败的官员，直接汇到抚养孩子和开始创业的家庭手中。我们为墨西哥的发展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使汇款变得安全而便宜。

25.19现代墨西哥？

墨西哥会是拉美大陆现代化的榜样吗？该大陆似乎一事无成。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相比，墨西哥是增长和繁荣的样板。如果政策得当的话，它可能成为“拉丁虎”，与太平洋另一边的“增长龙”相媲美。

什么是促进增长的好政策？战后世界的记录表明，好的政策是低工资和高生产力的结合体。当劳动力成本（包括税收、养老金和小时工资）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时，就能生产更多，并获得世界市场的份额。劳动力成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关键之处就是使生产力增长得更快，这可以通过提高科技水平和工人的劳动技能来实现。低工资和高生产力相结合的典范是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以及今天的中国。当德国和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国家的时候，它们的经济增长就乏力了；负面的例子就是战后的英国和今天的墨西哥。

如何能够辨别一个国家是否劳动力成本过高而其生产力过低？你不需要进行经济学的计算，只需注意外国或国内的企业是否在那里投资。如果国内的企业把它们的资金放到海外的话——外逃资本（flight capital），正如我们在俄罗斯观察到的那样——你就知道那里出现问题了。其他一些因素会营造出“敌视企业氛围”，包括过多的管制、高税收、国家接管、热衷罢工的工会、犯罪和腐败。扫除这些因素后，你就能够获得快速的增长。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长期以来把自由市场赞美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当他被问到是否依然这么认为的时候，他回答，他现在认识到并不是这样；他说，真正的基础是法治。他指的可能是墨西哥。

美索美洲：西班牙语的中部美洲；指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北部。

前哥伦布的：在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人的习俗和特点。

中美洲：位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之间的所有国家。

南美洲：巴拿马南部的大陆。

拉丁美洲：美国以南的所有国家。

克里奥尔人：出生在新大陆的西班牙人。

卡西克：最初指印第安人的首领；后指地方政治大佬。

考迪罗：军事首领或军事强人，尤指接管政府的人。

实证主义：来源于法语，指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改善社会的哲学。

村社：由村庄共同拥有的土地。

法团主义：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治之中。

侍从主义：政府因为要获得团体的支持而支持这些团体。

政治制度：既成的和持久的权力与权威的关系。

制度化：使一种政治关系永久化。

宪政主义：政府被限制其权力的程度。

总统委任：来自dedo，手指；被任命为高官。

一党独大制：一个政党比其他所有的政党都强大得多，并且长期执政。

民粹主义的：声称代表民众，反对精英的主张。

双边对立：中间主义的政府受到两方面的削弱。

重商主义：最初是法国的理论，指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其国库中的黄金和白银。

平等主义：致力于平等。

革命制度党主义：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和方法。

六年任期：来自seis años；墨西哥总统的六年任期制。

紧缩：政府支出的急剧削减。

庄园：大块的农村不动产，内有西班牙人所有者（庄园主）和印第安农奴。

混血：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相互混合。

北美人：“北美洲人”；美国公民。

人格主义：由强大的、炫耀卖弄的人物从事的政治。

大男子主义：自负的、夸张的男性特征。

堂吉诃德式的：来自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为实现错误目标的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努力。

笼络：在你的事业中招入其他团体，补偿是对他们不造成伤害。

依附论：激进的理论，认为富裕国家剥削了第三世界国家，并使它们变得贫穷。

比索：西班牙语意思是“重量”；墨西哥的货币，1比索在相当于美国的9美分附近波动。

毒贩：毒品走私贩。

外国佬：来自西班牙语的“胡言乱语”；指外国人，尤指北美人的轻蔑语。

全球化：正变成一个巨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的世界。

（Quetzacóatal，原文如此，这里似乎应是Quetzalcóatl，魁扎尔科亚特尔。——译者）

（奥巴马的当选使美国在这方面有了突破。——译者）

第26章
尼日利亚

问题与讨论

1.尼日利亚有哪些宗教和族群？它们分布在什么地方？

2.殖民主义对非洲有什么影响？

3.尼日利亚在制度设计方面模仿了哪个国家？

4.尼日利亚是如何揭示了普力夺主义的？

5.伊博人和比拉夫揭示了什么？

6.用殖民主义能解释贫困吗？

7.石油对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有什么作用？

8.为什么碎片化的尼日利亚并没有分裂？

9.腐败能被客观地衡量吗？

10.尼日利亚的人民民主党会变成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吗？

尼日利亚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它拥有非洲最多的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的1/5是尼日利亚人，而且它比欧洲任何国家的面积都要大。它生产世界大约1/10的石油，是世界上第六大石油出口国和美国第五大石油供应国（占美国进口石油总量的8.5%）。因此，人们经常仅仅把它当做一个加油站，就像对待波斯湾一样。这些地方不总是加油站，而是变成了充满了混乱和冲突的地区。尼日利亚对非洲有很大的影响，并且与南非共同领导了在几个非洲国家进行的维和行动。尼日利亚也在进行第三次尝试，试图在一种随时可能爆发暴力或者军事政变的局势中建立民主制。尼日利亚的民主制度值得我们加以支持。

2004年，尼日利亚士兵准备乘坐美国运输机前往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执行维和行动。尼日利亚是非盟中的一股主导力量，派遣军队执行了许多类似行动。

历史影响

和墨西哥一样，尼日利亚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很久就曾是各种文明的家园。诺克文化（Nok culture）熟练掌握了谷物种植和炼铁技术。大约在基督时代，一个内陆王国建立在始于北非的贸易路线的南端。从公元11世纪开始，约鲁巴人（Yornha）在西南部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市国家，处于伊费城（The city oflfc）国王的统治之下。只有伊博人（众所周知的Iho）—直没有国家；他们生活在东南部平等的、自我约束的村庄之中。在尼日利亚，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王国。

来自苏丹地区的伊斯兰教在公元9世纪传播到尼日利亚北部的萨赫勒地区（Sahel），并使豪萨人（Hausa）和富拉尼人（Fulani）阪依伊斯兰教。这两个民族常常被称为豪萨－富拉尼人。博尔诺王国（Borno）和后来的桑海帝国（Songhai）是伊斯兰教的知识和文化中心。伊斯兰教还意味着尼日利亚将继续面临穆斯林北部和面积更大的基督教南部之间的悲剧性分裂，这是今天大部分冲突的根源。

26.1欧洲人的到来

与墨西哥一样，尼日利亚是由于地理大发现的航行而建立的。葡萄牙航海家在绕过非洲开辟亚洲财富的航行中，于1471年第一次到达这片日后被称为“尼日利亚”的土地。葡萄牙人开启了一个被后来欧洲人仿效的模式。他们并没有深入内陆探险，当地的气候和疾病使得探险非常艰难。不过，他们沿着非洲海岸建立了贸易站。

地图26-1 尼日利亚地图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主要的贸易品：奴隶。非洲一直存有奴隶制；大多数奴隶在当地使用，有一些奴隶被出口到北非。从葡萄牙人开始，当地的非洲首领通过袭击和绑架的方式把奴隶送到沿海迅速发展的欧洲奴隶贸易之中，这就是著名的“奴隶海岸”。葡萄牙的巴西殖民地和西班牙的古巴殖民地需要劳工在甘蔗地里干活，英国的美洲殖民地需要劳工到棉田和烟叶地劳作。1530—1850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后来的美国人用船装运了350多万非洲人穿越大西洋，主要运往巴西（巴西接收的奴隶数量可能是美国的6倍）。由于这种野蛮的贸易，许多美国人、巴西人和古巴人的祖先是约鲁巴人或伊博人。

欧洲几乎没有注意到1804—1808年在北部地区发生的一次伊斯兰吉哈德（jihad），这次圣战导致了尼日利亚当前面临的难题。伊斯兰的学者们在一个熟悉的模式中发现那里的穆斯林王国不够纯洁，要求推翻它们。王国被推翻，建立了著名的索科托哈里发（Caliphate）。这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制度，比该地区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都要强大，是一个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推动的政治制度。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就和英国的殖民主义发生了冲突。

地理

撒哈拉沙漠、萨赫勒地区和热带稀树大草原

非洲的地理位置使其拥有贯穿东西的气候带。这些气候带的最北部是撒哈拉沙漠，非常干燥，而南面靠近赤道的地方则雨水丰沛。撒哈拉沙漠在过去并不一直都是沙漠，大约在5000年以前，它开始旱变（desiccation），变得很难横越，并使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被半封闭起来。

有时候，商人、劫掠者和穆斯林军队从北非穿过撒哈拉沙漠到达萨赫勒地区（Sahel），该地区包括尼日利亚北部。由于降雨不定，萨赫勒地区除了用来放牧牛群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用途，因此人烟稀少。由于萨赫勒地区变得更加干燥，撒哈拉沙漠不断向南扩张。一些人把这归咎于全球变暖，其他一些人则归咎于冰川时代，而依然有人把这归咎于养殖牛群的人口不断增多，他们从非常有限的蓄水层（aquifer）汲取了太多的水。

萨赫勒地区南部是非洲广袤的热带稀树大草原（savannas），其特征是湿热的夏天和炎热而干燥的冬天。尼日利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热带稀树大草原。在这里，降雨使得农业成为可能。只有尼日利亚的南部，沿着几内亚湾沿岸才有繁茂的雨林。许多人以为大部分非洲都覆盖有雨林，实际上，非洲全年都有降雨的地区只在赤道带上。

苏格兰的探险家孟果·派克（Mungo Park）是一个常常受高烧折磨的人。他在1795—1806年之间对尼日尔河进行了调查，直到他在试图乘独木舟顺流而下的时候被淹死。在他之后几乎没有人冒险，直到19世纪50年代人们发明了奎宁以治疗疟疾。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来到这里，使约鲁巴人、伊博人和其他民族皈依基督教，并在沿岸建立传教点。传教士们常常是帝国扩张的先锋，因为，很快就需要派驻一支军队保护他们。

英国禁止奴隶贸易是建立尼日利亚的第一步。在英国基督教徒的压力下，议会在1807年宣布用船装运奴隶为非法（但是奴隶制本身不违法。议会于1834年在大英帝国内废除了奴隶制）。为了执行这一禁令，皇家海军在几内亚湾驻扎了一小支舰队。为了取代奴隶贸易，英国鼓励进行用于生产肥皂和润滑剂的棕榈油贸易。这导致了一个“未能预见的后果”，为了生产和运输棕榈油，就更需要奴隶，从而产生了更多的抓捕奴隶的行动。为了禁止这种内部贸易，英国先是在1851年炮击约鲁巴岛的首府拉各斯（Lagos），然后又在1861年吞并了拉各斯。

地理

帝国主义的地理分布

通过了解发展中地区的前帝国主义宗主国是谁，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地区的很多情况。是谁划定了边界线（大部分边界线是人为的）、确定了语言、制定了法律条文、运输线和统治风格？注意，欧洲以外的国家免于帝国主义统治的非常少，只有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日本、泰国和土耳其。中国和伊朗曾沦为半殖民地。与列举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相比，列举从未成为殖民地的国家要更容易一些。

已有大量的关于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论著。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是一场争夺财富的竞争。列宁从理论上指出，资本主义需要殖民地市场以维系其摇摇欲坠的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竞争。西欧最富裕的国家没有殖民地，但是最穷的国家葡萄牙因殖民地而被拖垮。无疑，私人股份能从殖民贸易中获利更多。

战略学家们认为帝国主义是一场关于安全的竞争：“如果我们不获取殖民地的话，别人就会获得殖民地。”西班牙、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为殖民地而竞争，它们担心如果没有殖民地的话，会在战略上处于劣势。“传染”或“盲目模仿因素”也在发挥作用：殖民地带来威望。只有拥有殖民地的大国才受到尊敬。这有助于解释美国在1898年获取殖民地的原因。下面是各国获得殖民地的大致情况。

西班牙，从哥伦布开始，占有大部分拉丁美洲（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几乎丧失了在拉丁美洲的所有殖民地）和菲律宾（在1898年输给美国）。在窃取了新世界许多金银后，西班牙最终成为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葡萄牙是最早的、也是最后一个殖民帝国。15世纪，葡萄牙的航海家们为寻找到达亚洲的途径，随着前进的步伐沿着非洲海岸建立了殖民地。葡萄牙在1500年宣布占有巴西，直到1822年巴西独立。葡萄牙占有果阿，直到1961年印度收回果阿；直到1975年以前，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都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东帝汶直到印度尼西亚于1975年出兵以前都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此外还有澳门（靠近香港），澳门于1999年交还中国。

英国是最大的帝国，“在大英帝国太阳永不落”。大英帝国包括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后来又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马来亚、南也门、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包括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以及中国香港，再加上对埃及、巴勒斯坦、约旦和伊拉克的短暂统治。

法国是第二大帝国。它占有越南、老挝、柬埔寨、大部分北非和赤道非洲、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的一小片地区。法国和英国从1947年到1964年期间放弃了它们的殖民地。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让非洲殖民地独立后变得更加富裕。

荷兰从17世纪到1949年占有富裕的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地区，在18世纪占有南非的海角地区，加上少量的加勒比海地区。印度尼西亚的不稳定主要归咎于荷兰的糟糕统治。南非白人（Afrikaners）长期统治着南非，依然讲以荷兰语为基础的阿非利卡语（Afrikaans）。

比利时从1885到1960年野蛮剥削广阔的刚果。刚果最初是利奥波德国王的个人财产，其境况非常糟糕，使得比利时政府不得不接管刚果。这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中有所描写。

德国在1885年成为一名后来者，获得了非洲的一些残余地区（坦噶尼喀、纳米比亚、喀麦隆）以及萨摩亚群岛（Samoa）的一半。但是，在“一战”结束的时候，德国丢掉了所有的殖民地。

意大利是另一个后来者，在1889年占据索马里，在1890年占据厄立特里亚，在1912年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抢得利比亚，并在1935年占据埃塞俄比亚。但是，在“二战”中，意大利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4世纪末获取了巴尔干半岛，把它作为帝国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初。它也在16世纪占有中东，直到在“一战”中被英国赶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欧洲的事情。

日本在1895年占据中国台湾，在1910年占据朝鲜，在1931年占据中国东北。但是，在1945年才归还了这些的地方。

我们不要忘记，美国也曾是一个帝国。在1898年，美国获得了菲律宾（1946年后菲律宾独立）、波多黎各、海地和关岛，并在1899年获得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

26.2对非洲的争夺

尼日尔（来自拉丁语词“黑”）河，是西非最大的河流，源于更西面的几内亚，距大西洋直线距离只有241.4公里，但绕了一个4184.3公里的半圆，先是在北面穿过马里，然后向南流经尼日尔，最后进入尼日利亚。在19世纪期间，沿着尼日尔河进行的贸易大部分是可可粉，它更加有利可图。为了回应传教士们的呼吁，一名苏格兰船长每月将汽船开到尼日尔河更下游的地方。

“尼日利亚之父”英国商人乔治·高蒂（George Goldie），在1879年建立了非洲联合公司，并在1886年使之成为获得特许权的皇家尼日尔公司。柏林会议瓜分了非洲，把领土分配给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然而，该会议宣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宣称对它没有占领的地方拥有所有权，从而开启了一场把模糊的所有权变为殖民地的竞赛。这场“对非洲的争夺”促使英国赶在法国之前攫取了尼日利亚。

地理

非洲的边界

非洲的边界完全是人为的。请注意，非洲有好几条国家边境线是直线，这是该边界是人为的明确标记。中部非洲边界中的许多条是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划定的，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对非洲的一次重要的“瓜分”，也解决了列强之间相互重叠的领土要求问题。英国人想要拥有一个带状的非洲，“从开罗到好望角”统治非洲大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把德国人从坦噶尼喀赶出去以后，实现了这一点。英国人的竞争对手法国人转为把横贯非洲大陆东部到西部的长而宽的条状带装入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葡萄牙人、德国人和比利时人也分得了非洲的一小部分。

帝国主义者强加的人为边界切断了部落之间的联系，并强迫难以合作的各部落联合在一起。在非洲，河流并不是良好的边界，典型的情况是同一部落的人们沿着河的两岸居住。然而，在1963年，随着大部分非洲的独立，新的非洲统一组织（2002年更名为非洲联盟）决定不再改变柏林会议划定的边界，甚至还把边界写入了宪章之中。新的领导人既担心束缚被解开后会造成混乱，又担心不能进行统治。他们认为最好是不要再去搭理这些人为的边界。在非洲，帝国主义者对领土的攫取形成了永久性的边界。

26.3殖民期间的事件

随着弗雷德里克·卢格德（Fredrick Lugard）的到达，英国真正的殖民主义在1894年成形。弗雷德里克·卢格德是引人瞩目的、精力充沛的英国人之一，致力于献身英国的殖民事业，幻想大英帝国能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为了做到这些，他们经常使用新型的马克沁重机枪对付土著人，卢格德在全世界的许多殖民战争中也是这样做的。卢格德合并了约鲁巴人和伊博人的地区——这两个地区的人们用游击战对付他——把它们合并成英国的两个保护国，并在1900年用武力把穆斯林驱逐到北方。到1903年的时候，他已占领了卡诺和索科托，建立了北尼日利亚保护国。1914年，弗雷德里克爵士（他是骑士）把南尼日利亚和北尼日利亚联合起来，大致形成了今天尼日利亚的格局，由一名在拉各斯的总督统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统治的喀麦隆的一部分被合并到尼日利亚东部。）在古典的帝国主义潮流中，卢格德创造了尼日利亚，他的妻子是一名记者，发明了尼日利亚这个名称。

卢格德在尼日利亚运用了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这两种具有典型的英国殖民风格的孪生政策。通过与当地被头衔和荣誉收买的酋长和王公合作，英国只用了几百名白人就统治了印度那样广袤的殖民地。法国人更多的是实行直接统治，不愿把当地的责任移交给土著人，从而需要成千上万名法国人到殖民地去工作。英国人要更有效得多。

重要概念

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有几层意思。从法律的观点看，殖民地没有主权，最终的立法权威在遥远的首都。伦敦控制着统治尼日利亚的法律，巴黎控制着统治塞内加尔的法律，布鲁塞尔控制着统治刚果的法律。“土著”在政治上多半是虚弱无力的，因为帝国的权力认为他们是非常落后和愚昧的。在尼日利亚和其他殖民地的英国人把一些地方责任移交给酋长们。

在经济学上，殖民主义（colonialism）包含了帝国的剥削。殖民地提供廉价的农业和矿产原材料，帝国主义国家把它们制成工业产品后，又把它们卖回殖民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殖民地是被控制的市场，为了使帝国主义国家富裕而被保持在贫穷状态。事实上，大部分殖民地使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花费更多去管理和保卫它们，而不是从它们那里获得什么。毫无疑问，个体企业常常在殖民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在根本上，以肤色为基础是统治殖民地的原则，即“最低等的欧洲人也比最高等的土著高贵”。一名在阿尔及尔指挥交通的法国警察的地位也比一名阿尔及利亚医生高，加尔各答的一名英国职员的社会地位也要强于一名印度教授。种族主义是殖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心理上使帝国主义者能够统治上百万不希望他们在那里的不同民族，也促成了受过教育的臣民的愤怒，其中一些人成为独立运动的领袖：“在我自己的国家，你当我是污垢。这一切将被终止！”

事后之明是，殖民主义被谴责为是残忍而邪恶的。但是，它是不安分的、充满活力的西方遭遇地球上从事采集工作的传统地区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帝国主义列强没有权利去征服和统治其他地方，他们仅仅是有枪炮。当然，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话也就不会有美国。对美国人来说，“殖民的”这个词听起来美妙动听，意味着吃苦耐劳的移居者、感恩节和美丽的景色；而对其他大多数民族来说，它是痛苦的。第三世界对殖民主义很敏感，这有助于解释挥之不去的反西方情绪。

分而治之是罗马帝国采用的一个古老的技巧，其逻辑是：“如果你保持他们分裂，就能轻易地统治他们；他们联合起来就可能把你撵走。”在这一政策之下，殖民地的官员们强调文化、权力，以及既有部落领土的独特性，以使他们彼此不容。在非洲总是有部落，但是，欧洲人大肆宣传部落主义，以便利他们的统治。今天，人们发现，常常是残忍的部落主义把一些东西归咎于殖民主义者的操纵。

然而，殖民主义是一座正在销蚀的资产。你越是组织和教育土著人，他们就越是想统治自己。传教士的活动保证了受教育的非洲人的数量不断增长，一些人甚至达到了大学水平。在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在英国的非洲殖民地，知识分子发展出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目的是把非洲大陆从欧洲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分子分裂他们的话，所有部落的非洲人就会融洽地生活在一个统一的非洲之中。英国针对非洲人日益增长的政治要求所采取的战略是，一点点地向他们转让地方权力和部分政治权力。1914年，英国人在拉各斯建立了尼日利亚立法委员会，并在1922年以选举产生的成员扩大了该委员会。该委员会权力有限，并不包括北方。事实上，英国奉行的是相当明智的殖民政策，防止在独立期间以及独立之后发生最为糟糕的暴力事件。比利时人则是那种反面典型，他们什么也没有给刚果人，也没对他们做任何训练，不做任何准备。结果是：在一些骚乱之后，当比利时人在1960年迅速给予刚果独立时，刚果爆发了内战，并且今天的刚果依然因种族冲突而分裂。

地理

几内亚的邻国

不要把非洲西部的前法国殖民地几内亚与南美的圭亚那混淆。几内亚的北面是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马里；

东面是科特迪瓦；

南面是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西面是大西洋。

地图26-2 几内亚的邻国

地理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前叫扎伊尔，更早些时候叫比属刚果）的北面是中非共和国和苏丹；东面是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和坦桑尼亚；

南面是赞比亚和安哥拉；

西面是大西洋、安哥拉的飞地卡宾达，以及（以前的法属）刚果－布拉柴维尔。

地图26-3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

26.4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物质和心理两方面削弱了欧洲各帝国。它们不再能够负担统治遥远的不同民族的花费，也不再能够证明这些统治是正当的。非殖民地化最初只是涓涓细流，而后就汇集成了洪水：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独立；以色列（以前的巴勒斯坦地区）在1948年独立；印度尼西亚（荷属东印度）在1949年独立；加纳（黄金海岸）在1957年独立；随后，在1960年有17个国家独立，其中大多数是英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在有众多欧洲殖民者定居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和津巴布韦），非殖民地化的过程漫长、艰巨而充满暴力，因为殖民者们试图保留他们的特权地位。在几乎没有殖民者定居的地方（大体上为西部非洲，包括加纳、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非殖民地化就很容易。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除了葡属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以外，非洲所有的旧殖民地都已被清除。葡萄牙是最早的欧洲帝国也是最后一个帝国，1975年里斯本终于作出让步。在1980年由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变成黑人统治的津巴布韦以后，南非成为非洲最后一个由白人统治的国家，而这也在1994年随着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领导的黑人政府当选而终结。非洲回到了非洲人的手中。

1923年，为了独立，尼日利亚的第一个政党成立。一位著名的非洲基督教牧师的孙子赫伯特·麦考利（Herbert Macaulay）建立了尼日利亚国家民主党（Nigeria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与英国对抗的麦考利现在被称为尼日利亚独立之父。1934年，尼日利亚青年运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麦考利和一个在美国受教育的伊博人纳姆迪·阿齐克韦（“Zik”，Nnamdi Azikiwe）在1944年把40多个团体联合在一起，组成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全国会议（NCNC）。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尼日利亚士兵在英军中服役，这使得服从殖民统治的人们产生疑问。当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威权的殖民地政权下的时候，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意味着什么？英国人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到那时为止，许多尼日利亚人正在呼吁独立。

英国人的战略是逐渐地让步。1947年，他们建立了一套联邦制度（解决尼日利亚地区差异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以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分别对应三个最大的族群：豪萨一富拉尼人（Hausa-Fulani）、约鲁巴人和伊博人。1951年，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议院，但是该议院由于谁代表什么的问题而瓦解，这是今天尼日利亚分裂的先兆。1954年，随着一名来自北方的穆斯林出任总理，英国人让尼日利亚的联邦自治。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内政上实行自治，东部地区受阿齐克韦、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全国会议的领导，西部地区受奥巴费米·阿沃洛沃（Ohafemi Awolowo）酋长的领导。奥巴费米·阿沃洛沃是一名律师，创建了一个约鲁巴人的政党行动小组。非洲的政党倾向于根据部落界线来建立。

尼日利亚面临的最大问题非常明确，即如何使广大的穆斯林北部省份和两个主要由基督徒构成的南部省份融合成一个尼日利亚。它们不会轻易地、也不会自然地走到一起。北部主要的政党是人民大会党，该党总是担忧基督徒占大多数的东部和西部民族和政党会统治北部。穆斯林不喜欢被非穆斯林统治，同样的事情早些时候曾在印度发生过。在印度，穆斯林联合会于1906年从印度国民大会党中分离出去，并最终在1947年分裂出巴基斯坦。

政治文化

尼日利亚的政治时代

尼日利亚甚至比墨西哥还要糟糕，是支离破碎的，缺乏一个统一的政治文化。意识集中在宗教、部落和地区上。短暂的英国殖民时期让部分尼日利亚人受到现代教育，并使尼日利亚的精英们在外表上保持统一，但是，在心理上并不足以把尼日利亚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尼日利亚的精英通常彼此认识，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部落而不是作为整体的尼日利亚，因为部落是他们的支持者。

表26-1 尼日利亚的政治时代
时代 | 年份 | 重要事件
奴隶贸易 | 1530—1820 | 大规模的人口输出。
前殖民地时期 | 1820—1894 | 镇压奴隶贸易；英国探险者和传教士。
殖民地时期 | 1894—1960 | 1914年，卢格德把各地区联合成一个叫尼日利亚的殖民地。
独立 | 1960—1963 | 英联邦成员，分裂。
第一共和国 | 1963—1966 | 成为共和国。
军事统治 | 1966—1979 | 政变，比夫拉战争。
第二共和国 | 1979—1983 | 总统制，腐败的文官统治。
巴班吉达时期 | 1983—1993 | 长期的军事独裁统治。
第三共和国 | 1993 | 失败的民主转型。
阿巴查时期 | 1993—1998 | 残酷的和腐败的军事独裁统治。
第四共和国 | 1999— | 奥巴桑乔领导的民主转型的又一次尝试。

英国给尼日利亚遗留了一部联邦宪法和一名总理，表面上看起来相当不错。就像在印度那样，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政治地位不能再维系，他们不得不离开，并为此计划多年。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独立。尼日利亚正式成为殖民地不足60年，但是却经历了更长时间的欧洲帝国主义的统治。帝国主义者应该为尼日利亚的困境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通过大规模的奴隶贸易扰乱了尼日利亚，用枪炮占领了尼日利亚，拙劣地制造了一个人为的、彼此敌对的部落构成的国家，然后就离开了。因此，从建国之初就很孱弱的尼日利亚瞬间沦为军事独裁统治，这样的变化并不让人惊讶。尼日利亚并不是特例；这也是许多由帝国主义者创造的国家的经历（例如，伊拉克）。

重要制度

尼日利亚在独立后的前半个世纪中，文官统治只占了1/3多的时间，另外2/3的时间由6名不同的将军进行军事统治，其中一些将军比另外的更加残暴和贪婪。目前的文官统治时期始于1999年，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希望它持续下去，但是，必须永远注意的是，尼日利亚依然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有很强的分裂倾向。当出现分裂威胁的时候，军队就会接管国家。

26.5从英国模式到美国模式

英国人按照威斯敏斯特模式建立了尼日利亚，它有一个作为政府首脑的总理。但是，根据1979年宪法（现在做了一些修订），尼日利亚转变为一个美国式的总统制国家，转变的理由十分充分。英国式的制度取决于一个政党在众议院中赢得多数席位，这在英国几乎总会发生。但是，如果立法机构分裂成若干政党的话，就像尼日利亚早些年那样，政府就必须形成多党联合，而且很容易因为不信任投票而“倒台”。

美国式的制度能避免这一点，因为总统无论拥不拥有立法机构中的多数都能统治。总统在任期结束之前，不能被轻易地罢黜。尼日利亚的总统，像美国的总统一样，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结合，最多有两个四年任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是独裁者萨尼·阿巴查（Sani Ahacha）死后继托的尼日利亚第四共和国的首位总统。他试图修改宪法，以便能获得第三次任期，议会怀疑他的动机，并阻止了这一努力。按规定，他于2007年卸任。

26.6尼日利亚的联邦制

尼日利亚的联邦制与美国的相似。尼日利亚的统治者们（其中一些是军事独裁者）不断增加州的数量，从12个到19个，到31个，再到目前的36个。每隔几年，尼日利亚的地图就要重画，安抚尼日利亚众多的族群。这些族群常常感到陷入了一个由其他的族群统治的州之中，当他们变得暴力的时候，尼日利亚惯常的做法是为他们划分出一个新的州。这可能是有效的，因为现在族群间的暴力减少了，但也并没有完全消失。

1991年，军事独裁者易卜拉欣·巴班吉达（Ibrahim Babangida，1985—1993）把首都从古老的殖民地时期的首都拉各斯迁移到沿海的阿布贾，这是一个刚好位于国家正中心的新首都。这次迁移就像巴西在1960年为开发内陆而把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到巴西利亚一样。在尼日利亚，迁都的目的是把首都从约鲁巴人的手中拿出来，放到一个更加中立的地区。阿布贾被设计成联邦首都区，很像哥伦比亚特区。与巴西利亚一样，阿布贾处于偏远地区，且花费巨大、效率低下。

政府建筑遍及尼日利亚的新首都，阿布贾。为了平息尼日利亚诸部落的不满，1991年首都从拉各斯——从海滨的约鲁巴地区——迁到了尼日利亚绝对的地理中心。

尼日利亚的州和它们的州长拥有可观的自治权。然而，批评者们抱怨说，尼日利亚的联邦制并不是真正的联邦制，因为阿布贾仍然控制着石油收入，并把这些收入作为贿赂分配给各州的州长们，以使他们与阿布贾保持一致。大多数州长被认为是腐败的。尼日利亚的联邦政府既不能也不愿提供太多的诸如道路养护或学校教育这样的基础服务，因此，州政府承担着各种职责，但大多数完成得很差。北部的伊斯兰教团体通过提供许多基本服务而进入这一真空之中，因而获得了追随者。尼日利亚北部的州目前处于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sharia）的统治之下。穆斯林宣称伊斯兰教教法是消除腐败的唯一方式。中央在阻止北部使用伊斯兰教教法，且不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反叛方面毫无办法。

人物

奥马鲁·亚拉杜瓦（Umaru Yar’Adua）

奥马鲁·亚拉杜瓦

好消息是，尼日利亚的第13任总统，安静而隐遁的奥马鲁·亚拉杜瓦代表了从一位民选总统到另一位民选总统的过渡。他在2007年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坏消息是，这次选举有很严重的瑕疵，批评者们宣称选举完全受到了操纵，

而且亚拉杜瓦的上任几乎没有合法性。快速回顾墨西哥的总统委任动议，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在两个任期（8年）之后，选择了几乎不为人所知的亚拉杜瓦作为强有力的人民民主党（PDP）的候选人。奥巴桑乔曾试图改变宪法以允许他获得第三个任期，但是，立法机关反对这一动议，因为担心出现独裁统治。一些参议员曾因保证投票支持奥马桑乔的动议而收到最高达40万美元的贿赂。

亚拉杜瓦1951年生于卡齐纳一个著名的穆斯林富拉尼家庭。卡齐纳位于尼日利亚的最北面，与后来的尼日尔交界。在2007年当选总统以前，他几乎没有在卡齐纳以外地区的经历。拥有化学硕士学位的亚拉杜瓦在担任农业和商业管理职位以前，在大学教书。在加入奥巴桑乔的人民民主党之前，他在数个政党中表现活跃。亚拉杜瓦在1999年被选为卡齐纳州的州长，任满两个完整的任期直到2007年，树立了廉洁的名声，这在尼日利亚的州长中很罕见。期间，卡齐纳采纳了伊斯兰教教法沙里亚，成为这样做的尼日利亚北部所有12个州中的一个。亚拉杜瓦本人一直是虔诚的穆斯林，但是，并不作为一名伊斯兰教主义者而知名。

可能正是亚拉杜瓦作为温和的穆斯林的身份说服了奥巴桑乔。奥巴桑乔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选择亚拉杜瓦作为继任者。人民民主党宣称要代表所有的尼日利亚人，但是在穆斯林为主的北部力量弱小。这一地区倾向于支持全尼日利亚人民党（ANPP）。亚拉杜瓦能使全尼日利亚人民党边缘化，并有希望安抚北部的分离主义倾向。作为平衡，最南部的贝耶尔萨州的州长古德勒克·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被选为副总统。贝耶尔萨州是石油储量丰富的尼日尔三角洲的一部分，乔纳森在其异常腐败的前任被弹劾后继任州长。一个更加愤世嫉俗的解释是，依然是人民民主党主席的奥巴桑乔选择了两个弱小的不知名的人物作为他的傀儡，这样他就能够在离任后操控他们。

亚拉杜瓦邀请反对党加入他的政府，目的是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政府，他的23名部长中的两名是全尼日利亚人民党的成员。像绝大多数新当选的尼日利亚总统一样，亚拉杜瓦宣布消除腐败是他的最高目标。他的前任做了同样的承诺，但就像批评者们说的，他们自身也十分腐败。限制亚拉杜瓦全力施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健康问题，他有非常严重的肾脏问题。

2011年，在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诺，愤怒的年轻穆斯林们抗议选举出来的基督徒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博科圣地，该地区的一个伊斯兰恐怖组织，在尼日利亚全国范围内进行暴乱、杀人和自杀式炸弹袭击等活动。

26.7国民议会

美国模式再一次明显地表现在尼日利亚的立法机构中。两院制的国民议会在阿布贾开会。参议院有109个席位；36个州的每一个拥有3个参议员席位，外加联邦首都区的1个席位；众议院有360个席位，每一州有10个席位，每名议员代表一个单名选区。两院均由选举产生，任期为同期的4年。

由于各州不论人口多少均拥有同样的10个席位，因此，尼日利亚偏离了美国模式，它也许会像有两个参议院席位的美国。尼日利亚感到它必须这么做，以安抚更小一些的族群。然而，安抚这些小团体使人口众多的州怀恨在心，因为他们的代表不足（under represented）。美国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参议院，在平等的基础上代表各州，设立一个众议院，在人口的基础上代表选区。这种不错的妥协令我们印象深刻，然而，美国并没有面临尼日利亚那种棘手的族群境况。在尼日利亚，危险是过度联邦制（hyperfederalism），即一个过于努力去代表却不能代表各族群的制度。它在一段时期内似乎是有效的，但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就像在南斯拉夫发生的那样。

26.8尼日利亚的政党

尼日利亚的大党人民民主党（PDP）宣传自己是一个中间主义的政党。但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它一直是前总统奥巴桑乔人格主义的工具。规模小一些的全尼日利亚人民党（ANPP）从北部穆斯林那里获得最多的支持；它的部分领导人在早些时候支持过残暴的独裁者萨尼·阿巴查，并在那个时期变得富有。行动大会党（AC）在本质上是一个约鲁巴人的政党，在其西南部的本土表现不错，但是在其他地方却表现欠佳。还有一些其他小政党，其中包括好战的北部穆斯林政党，在众议院有1-2个席位。

尼日利亚的政党制度从最初的许多政党——几乎每一个部落就有一个政党——衍化到“2+”政党体制，而现在可能变成了一党独大制，有点像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人民民主党是一个有良好资助和组织的全国性政党，并从所有的族群中获得选票，包括许多穆斯林。它也无情地操纵选举。最大的问题是：人民民主党会变成尼日利亚的革命制度党吗？无论人们怎么认为墨西哥一党独大（见墨西哥的章节）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它毕竟使墨西哥摆脱了普力夺主义，并在迅速发展和现代化期间保持了墨西哥的统一。与革命制度党做类比可能不适合尼日利亚，因为大多数北部的穆斯林不支持人民民主党，一些人投票给地方主义的和伊斯兰教主义的政党。墨西哥虽然有许多存在问题的地区，但各地区的宗教是一致的。尼日利亚在其碎片化方面与伊拉克类似。像伊拉克一样，尼日利亚有三个主要的族群区域，英帝国主义者强迫它们构成了一个人为的国家。让尼日利亚和伊拉克分裂成三个主要地区的建议忽略了可能伴随分裂而来的流血事件。

尼日利亚拉各斯地区的选民正在参与全国范围的地方选举。

尼日利亚的政治文化

26.9尼日利亚的碎片化

尼日利亚一半的人口是穆斯林，另有40%的基督徒，10%的人拥有本土信仰，比如约鲁巴人的宗教。尼日利亚在族群上是碎片化的。在尼日利亚大约250个族群中，以下族群是最大的：29%的豪萨－富拉尼人，21%的约鲁巴人，18%的伊博人，10%的伊贾人（ljaw）。在墨西哥，我们提到地区主义，但是，尼日利亚的问题要更加糟糕，并有沿着宗教和地区的界线分裂的趋势。东部、西部和北部地区之间的相处总是摩擦不断，而它们之所以共存于尼日利亚这个国家里，正是因为尼日利亚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人为建立的国家。

北部尤为不同：贫穷、闭塞、传统和穆斯林。它一直以来都不喜欢被基督徒统治，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南部的尼日利亚人。如果北方人不得不待在一个单一的国家之中的话，他们就总是试图寻找自己的统治者。许多人尤其不欢迎奥巴桑乔总统，因为他是一个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的皈依的基督徒。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与基地组织和伊朗人都有联系。美国的反恐官员现在严密监视着尼日利亚北部，认为这一地区是恐怖分子招募人员、筹集资金的重要中心。

千年来，伊斯兰教一直是尼日利亚北部的主要宗教，而且，就像伊斯兰教在非洲其他地方做的一样，精力充沛地劝诱人们改宗，一直在向南部扩散。非洲的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是非洲自然的宗教，因为它不讲肤色，并且在非洲有深厚的根基，而基督教是最近由欧洲人带来的，暗含着种族主义。

民主制

尼日利亚的选举

自由之家怀疑尼日利亚的民主制，给它的分数为4，属于“部分自由的”国家，比俄罗斯要好（俄罗斯只得到5.5分）。比如，尼日利亚2007年的选举是欺诈的和受操纵的，因为选举中的登记只针对有利的政党，有的选票失踪，有的投票箱被塞满，出现了恐吓和暴力现象。仅仅是各政党雇佣的当地武装匪帮就杀死了至少300人，目的是保证各自的领袖获胜。人民民主党的奥马鲁·亚拉杜瓦以据报道的24,638,063张选票获胜，大约是全部选民数的2/3。但是，没有一个人——除了人民民主党的官员以外——相信这一数字。排在第二位的是全尼日利亚人民党的穆罕默德·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他远远落在后面，仅获得不到1/5的选票。行动大会党的阿提库·阿布巴卡尔（Atiku Abubakar）得到7%的选票。数十个小党分享了剩下的少量选票。

如果2007年的总统选举是不诚实的话，那么，立法机构的选举就显得更糟糕。选举数月之后，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并不是完全独立的）都没有发布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的选举结果。无论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是什么，那些数据都是编造的；每个人都在嘲笑这些数据。为了解决被高度怀疑的选举问题，主要政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的席位都一样。人民民主党在众议院有76个议席，在参议院有76个议席，全尼日利亚人民党分别有27席，行动大会党分别为6席。这种席位计算的作假让我们想起统治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这样做了数十年。但是，墨西哥最终变成了民主国家。也许我们应该对一个国家在建立民主制的早期阶段存在受操纵的选举感到习惯。

一些尼日利亚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坚持严格的阿拉伯语宗教教育，背诵《古兰经》，坚持穆斯林的穿着习俗，包括妇女使用的盖头（hijab）。那些偏离规范的人可能会遭到逮捕。穆斯林教长（preachers）坚持伊斯兰教的纯洁性，有时是要求整个尼日利亚的纯洁性。北方现在有一股很强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势头，已使沙里亚成为州的法律。这有可能使实行联邦制的尼日利亚分裂，因为它意味着各州能够推翻全国性的法律。（请注意这与美国内战前的“法令废止权”[nullification]问题的相似性：各州有权使联邦法律无效吗？）但是，阿布贾对此基本上无能为力。沙里亚可能是严厉的，比如，用石头砸死不贞的妇女（但很少针对男性），砍掉小偷的手等。然而，死刑只适用于穆斯林，不适用于基督徒，这导致了一个分叉的法律体系。一个国家有两套非常不同的法律体系，就像一栋行将垮塌的房子。有人说妥协是可能的：沙里亚作为适用于北部的家庭法律，尼日利亚人的世俗法律适用于其他所有事；但是，伊斯兰教主义者坚持认为，沙里亚是真主的法律，一定不能与其他法律体系混合。（请注意印度也有类似的问题。）

北部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谴责世界卫生组织使所有儿童获得小儿麻痹症免疫力的项目，他们认为这将使穆斯林儿童不育。因此北部有三个州终止了疫苗的接种，患小儿麻痹症的病例不断增加。穆斯林对2002年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的世界小姐盛会感到愤怒，爆发了骚乱，该次盛会迅速移至伦敦举行。最小的事件都可能触发尼日利亚北部穆斯林的骚乱，上千人在骚乱中被杀。

其他地区也出现了问题。最糟糕的是1967—1969年的比夫拉战争。在战争中，尼日利亚东部的伊博人试图分裂出去，建立自己的国家比夫拉。在尼日尔三角洲，装备良好的伊贾人和伊特希克里（Itsekiri）部族为争夺对石油终端的控制权而与政府军作战。要求补偿因石油工业造成的大规模的环境破坏的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MEND）蓄意破坏石油管道，绑架外国石油工人，导致石油减产1/5。三角洲的暴力行为每年都会使约1000人丧生，并可能在任何时候变为内战。

在尼日尔三角洲，女人们用炼油厂的余热来烘干木薯块，并制成一种松脆的食物。大多数三角洲的居民感觉自己并没有从石油工业得到多少利益。

不过，为了正确看待这一切，我们要想想在面积很小的卢旺达所发生的事情。卢旺达是在刚果东面的前比利时殖民地。比利时人把图西族部落扶持成贵族统治者，把胡图族部落作为下属，实行了古典的分而治之政策。1962年比利时离开卢旺达之后，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战争和屠杀一直断断续续，并在1994年爆发为胡图族针对图西族的种族屠杀（genocidaires），据估计有80万人被杀。（参看电影《卢旺达饭店》。电影是对这一恐怖事件的写实观察。）冲突蔓延到东部的刚果，据估计，刚果的冲突夺去了170万人的生命，大多数人死于饥馑和疾病。卢旺达和刚果总共死去250万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惨烈的事件。尼日利亚的事态还没有那么糟糕，但也有可能演变成那样。

26.10伊博人和比夫拉

关于尼日利亚族群间暴力行为的最好例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在尼日利亚南部伊博人身上的事情。英国的探险家和殖民地官员很久以来就注意到伊博人缺乏西南部约鲁巴人或北部豪萨－富拉尼人的城市和文化。相比之下，散居于雨林中和尼日尔河三角洲村庄中的伊博人似乎更加原始。但是，伊博人拥有一种竞争性的和热闹的文化，这直到后来才被人们注意到。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伊博人通过商业、教育、从政和从军，急切地信奉基督教，实现自我发展。伊博人散居于整个尼日利亚；伊博人的商人控制了尼日利亚北部的大部分商业活动。在那里，他们由于财富和宗教而被鄙视，被一些观察家称为“尼日利亚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工作勤劳、散居、生活优裕，并且有不同的信仰。伊博人是最现代和最有教养的尼日利亚人，但是，在文化上与更加传统的尼日利亚人不一样。

独立后的尼日利亚几乎马上就变得不稳定；动荡和无序早早显现并经常爆发。作为对1965年10月选举舞弊的回应，1966年1月，主要由伊博人组成的一群军官试图发动政变，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莱瓦（Abuhakar Tafawa Balewa）总理被刺杀，他是一名来自北方的穆斯林。约翰逊·阿吉伊-伊龙西（Johnson Aguiyi-Ironsi）将军接管了国家，提出一个挽救尼日利亚的计划，要把尼日利亚从一个封建国家转变为一个单一制国家。这对北方的穆斯林来说，更像是伊博人攫取整个国家的一场阴谋。1966年7月，一名来自尼日利亚中部的信仰基督教的安加入（Anga）雅各布·戈翁（Yakubu Gowon）上校发动了另一场政变，推翻了伊龙西的统治，并处决了他。

尼日利亚的族群大锅曾经沸溢过。1996年10月，在北部发生的针对伊博商人及其家人的谋杀性骚乱杀害了大约2万人，并把大约100万伊博人送回了伊博地区（Igboland）。在经历了一些把尼日利亚团结在一起的无效努力之后，一个由三个东部州组成的商议大会，在明知他们拥有尼日利亚油田的情况下，授权一名伊博人上校奥杜梅古·奥朱库（Odumegwu Ojukwu）建立一个独立国家。1967年5月30日，奥朱库宣布比夫拉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Biafra）成立。联邦政府知道那里有石油，因此不得不夺回分裂出去的地区。比夫拉战争（The Biafra War）的主要目的是夺取石油。起初，比夫拉军队旗开得胜，几乎攻占了拉各斯，直到戈翁领导的尼日利亚军队把他们赶走。在痛苦的两年中，比夫拉军队坚守阵地，在日益缩小的地域内临时制作弹药，直到最终在1969年12月溃败。据估计，有50万伊博人死亡，主要是死于饥饿。

戈翁获胜后，实际上相当宽宏大量，他把东部各州作为联邦平等的州纳入尼日利亚。他把尼日利亚划分为12个州，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来自一个小部落，对其他族群不构成威胁。很快，20世纪70年代紧随而来的油价暴涨创造了若干就业机会，以及一定程度的繁荣。1975年戈翁的政权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这场政变是来自北部的豪萨人穆斯林布里格迪尔·拉马特·穆罕默德（Brigadier Ramat Mohammed）发起的，他自己也在1976年遇刺身亡。比夫拉战争提醒着人们，尼日利亚在族群上是多么的脆弱，以及作为尼日利亚的元首风险是多么的大。

26.11尼日利亚的问题

尼日利亚并不缺乏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人民。2/3的尼日利亚人识字，这对一个依然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差；尼日利亚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些毕业于英国或美国的大学；尼日利亚军队的许多军官曾在英国的军事学院受训。在塞缪尔·亨廷顿的理论中，尼日利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分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存在他所谓的“文明间的不和”（intercivilizational disunity）。在一个国家之中的两种文明几乎没有能够和平相处的，特别是穆斯林倾向于从这样的国家中分裂出去。紧随着1947年的独立，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宣布从印度中独立，印度的大多数人是印度教徒；在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穆斯林拒绝接受塞尔维亚人的统治；苏联在中亚的穆斯林共和国在1991年末脱离苏联独立；1974年，穆斯林土耳其人宣布北塞浦路斯地区脱离由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组成的政府而独立；与尼日利亚类似，苏丹南部（在那里发现了石油）的基督徒试图从北部的穆斯林那里分裂出来。（不要把亨廷顿所谓的“分裂国家”[cleft countries]与“分化国家”[torn countries]相混淆在一起。后者如土耳其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带领国家成为现代的、西方式的国家，尽管其民众并不情愿。）在这个方面，尼日利亚并不独特。西非海岸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有穆斯林占据的内陆地区和基督徒占据的沿海地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伊斯兰教从北方和苏丹经由陆地传入非洲；而基督教则是伴随欧洲经由轮船传入。不同的是，东非的沿海地区由穆斯林占据，内陆则主要是基督徒，比如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些拥有两种信仰的国家，如果它们能够保持各个宗教在各自的范围，而且两种信仰的信徒足够的分散，以至于对任何一方来说都难以宣称某个特殊领域属于自己的话，它们就能成功地使两种宗教相互宽容。然而，在族群的特定领域中，宗教与政治的重叠经常导致分裂运动。

地理

尼日尔的邻国

尼日尔的边界（前法国殖民地，很容易与尼日利亚相混淆）与尼日利亚相比，能告诉我们更多的有关非洲地理的知识。

尼日尔北部是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

东部是乍得；

南部是尼日利亚（前英国殖民地）和贝宁；

西部是布基纳法索（以前的上沃尔特[UpperVolta]）和马里。

地图26-4 尼日尔的邻国

重要概念

横截面的分裂

高度多元主义的或者多族群的社会面临的一个困惑是：他们为什么要在一起？他们为什么不分裂，发生内部冲突？一种解释是，成功的多元主义社会发展出了横截面的分裂（cross-cutting cleavages）。该解释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rnel）在20世纪初提出来的。当然，这些社会是分裂的，但它们沿着几条轴线分裂，而不仅仅是一条轴线。当这些分歧或分裂交叉时，事实上就会使政治生活变得稳定。

比如在瑞士，讲法语的人和讲德语的人之间的分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分裂、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分裂产生了8个可能的组合（比如，讲德语的、新教信仰的、中产阶级）。但是，任何一个组合与其他7个组合中的6个至少有1个共同的特征（比如，讲法语的、新教信仰的、工人阶级）。因为大多数瑞士人与其他瑞士人拥有某种共同点，因此，理论告诉我们，他们会对彼此之间的冲突加以节制。

在分裂不是横截面的而是累积的（cumulative）地方，分裂的危险就增加了。一个令人恐惧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在那里，所有的克罗地亚人都是天主教徒，而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是东正教徒。一个曾经促成这个国家统一的横截面分裂（工人阶级对中产阶级）被共产主义者宣布为不合法。南斯拉夫的几个民族间鲜有共同点。

非洲的许多问题源自于缺少横截面的分裂。尼日利亚太多地依赖部落，这通常又受到宗教的强化。尼日利亚确实有一些横截面的分裂。比如，并不是所有的尼日利亚穆斯林都是北部的豪萨－富拉尼人，有一些是西南部的约鲁巴人，其他一些则是三角洲地区的伊贾人。社会阶级也可能与部落界限相交，比如，当一名约鲁巴人商人了解到他与一名伊博人商人拥有大量共同点的时候。尼日利亚，事实上是整个非洲，需要这种跨越部落界线的更多联系。

政治学家们长期以来对“多元主义”大加赞赏，把它作为现代政府和民主制的基石。这是对的，但又是有限度的。在各个群体中还必须有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共识，那就是不走极端，在特定的规则和范围内生活。黎巴嫩和尼日利亚国内许多群体之间有大量的互动，但限制这些互动的规则十分脆弱。因而，这些互动变成竞争性的和暴力的活动，国家因此而崩溃。没有限制的多元主义会导致内战。

26.12没有民主制的民主派

大多数尼日利亚人想要民主，但是对尼日利亚目前的政府感到憎恶和不满。在腐败、受操纵的选举、族群冲突和贫困之中，大部分尼日利亚人表达了他们对尼日利亚民主制运行方式的不满。2/3的尼日利亚人在2007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表示，他们预测下一次选举仍将是不公正的。仅仅是想要民主并不必然使民主成真。问题并不在于没有足够多的尼日利亚人理解和渴望民主；已经有足够多的受过教育的尼日利亚人理解并渴望民主。如果他们不是被部落和宗教所分裂的话，尼日利亚人可能已经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对尼日利亚的民主派来说，令人感到无奈的困境是，他们知道尼日利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尝试民主制（正如它现在做的那样），在部落和宗教的仇恨、腐败和军队争夺权利之中，民主制都很容易失败。然而，大多数尼日利亚人仍未放弃对民主制的追求。

地理

肯尼亚的邻国

肯尼亚的北部是苏丹和埃塞俄比亚；

东部是索马里和印度洋；

南部是坦桑尼亚；

西部是乌干达。

地图26-5 肯尼亚的邻国

民主制

发展主义的冲动

20世纪50年代末期，冷战的焦点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大学教师和美国政府被发展中地区强烈的吸引住。在这些地区，共产主义的危机即将来到。许多大学出现了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上其他每一个部分的“地区研究”。政治学家们在假定第三世界将会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并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方面过于乐观。一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边缘的一些国家，的确实现了两者，但是几乎没有学者事先预测到这些成功的事例。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mgman）指出的那样，没有人曾经成功地预测到下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它总是出乎我们的预料。

大学学者们糟糕的预测源自于无处不在的美国式的担忧，即担心苏联将会控制大部分发展中地区。古巴和1962年的导弹危机是令人恐惧的警告。肯尼迪的顾问们急切地写道，要么是我们去协助发展新独立的国家，要么是苏联去这么做。它们处于一个不稳的、脆弱的转变之中，但是美国的帮助可能会引导它们安然度过这一切，并让它们走上通向自由市场民主制的道路。后来，这一观点被称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肯尼迪政府以国际开发署、和平队和越南回应这种观点。

美国的国际开发署（AID）、中央情报局和福特基金会资助了实施发展主义战略的研究，而学者们获得拨款并建立了支持这些战略的理论。不断改善的通讯工具被极力称赞为一项重要的技术。但是，第三世界国家沿着自己国内的而非外来的逻辑发展。一些国家从美国那里获得大量的金钱、建议和炸弹，其他一些国家几乎什么也没得到，更不用说繁荣。这些理论低估了文化的影响力，它们假定所有的民族在文化上都做好了发展的准备。另一个关键的主题几乎完全被忽略了：腐败。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回声，现在新的警告敦促我们在极端的伊斯兰教徒接管中东以前对中东实行民主化。在你报名从军以前，请回顾一下20世纪60年代发展主义的错误。

互动模式

墨西哥是一个弱国家，特征是犯罪渗透进了政治之中。尼日利亚甚至还要更弱，但还不是一个像索马里或阿富汗那样的失败国家。在索马里和阿富汗，全国性政府实际上已经停止运转。尼日利亚有一个中央政府，大多数尼日利亚的精英们有一个强烈的、保持国家完整的动机：从丰厚的石油收入里中饱私囊。而如果尼日利亚分裂，就只有尼日尔三角洲会有石油。这曾是比夫拉战争的一个原因。

26.13政变次数统计

弱国家经常出现反复的军事政变，这种状况就是人们熟知的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它表明正常的政府机构——议会、政党和总统——在面对汹涌而来的压力时几乎没有合法性与权威。大多数政变发动起来很容易，几乎不会带来战斗，因为政府没有得到大众的支持。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尼日利亚的军事政变（见下表）。

表26-2 20世纪中期以来尼日利亚的军事政变
年份 | 被罢黜者 | 就职者
1966（1月） | 巴莱瓦（Balewa，豪萨人），被杀 | 伊龙西（Imnsi，伊博人）
1966（7月） | 伊龙西，被杀 | 戈翁（Gowon，安加人）
1975 | 戈翁，被废黜 | 穆罕默德（Mohammed，豪萨人）
1976 | 穆罕默德，被杀 | 奥巴桑乔（约鲁巴人）
1983 | 沙加里（Shagari，富拉尼人），被废黜 | 布哈里（Buhari，豪萨人）
1985 | 布哈里，被废黜 | 巴班吉达（Babangida，瓜里人）
1993 | 巴班吉达，被废黜 | 阿巴查（Abacha，豪萨人）

命运最好的是奥巴桑乔。他在1979年将权力移交给一个平民政府，但从1999年到2007年，他又作为民主选举的尼日利亚总统重掌政权。命运最惨的是萨尼·阿巴查。他是一名残暴的超级骗子，在其家人的协助下，从尼日利亚的石油收入中掠走了至少30亿美元，并把这笔钱藏匿于瑞士、英国和美国的银行。石油收入是促使尼日利亚的将军们发动政变的一个重要动机。尼日利亚政变的另一个原因也很明显，即族群之间的争议，这反映了尼日利亚碎裂的政治文化。北部的穆斯林在受南方的基督徒统治的时候特别愤怒，反过来也是如此。

尼日利亚依然因为贫穷和暴力而骚动，并可能发生另一场政变。普力夺主义将会成为第三世界一种自我重复感染的地方病，曾发生过一次政变的国家就更容易发生其他政变。玻利维亚自独立以来已经发生了几十次政变。巴西最近的一次政变发生在1964年；在1985年以前，巴西一直由将军们统治。墨西哥在19世纪期间是普力夺主义的，但是，卡列斯通过把墨西哥主要的政治力量组成革命制度党（PRI）而结束了这一现象。尼日利亚的问题是，它现在还没有发展出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同样的政党，即没有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占据支配地位的政党。

普力夺的趋势带来的问题是：如果这些国家如此容易地滑向军事统治的话，为什么它们总是又能滑出来？为什么军事独裁者不断地放弃权力？通过控制自然资源得到的物质回报也许为永久地霸占权力提供了的充足动机。维系权力的手段众所周知，并在第二世界广泛使用：庇护（patronage）和侍从主义（clientfilism，在墨西哥一章中讨论过）。在1965年的一场政变中，蒙博托（Mobutu）攫取了权力，直到1997年，他一直统治并剥削着刚果（他将其重新命名为扎伊尔）。其统治借口不足为信，即他是唯一能够保持这个国家团结的人。他真实的力量来源于庇护和他建立的侍从主义网络。尼日利亚的萨尼·阿巴查建立了类似的网络，并于1998年因心脏病死于任上。

重要概念

普力夺的趋势

当罗马帝国变得僵化且崩溃的时候，罗马皇帝的护卫部队——禁卫军护卫队扮演了一个强有力的角色，他们扶植和罢黜皇帝，其中一些皇帝就是他们自己的军官。政治学家们现在使用普力夺主义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形：军队认为它必须接管政府，以从混乱之中挽救国家。

普力夺主义不仅是渴望权力的将军们的问题，也反映了整个社会深层次的冲突。在普力夺主义的社会中，不仅仅是想要获取权力的将军们，包括其他许多群体，如学生、工会、革命者和蛊惑民心的政客都想夺取国家机器。由于形势的限制和平衡的崩溃，没有人按规则行事。在这样混乱和崩溃的局势中，相比于其他众多的权力竞争者，军队是最适合夺取权力的。因此，普力夺主义通常意味着军事接管，例如尼日利亚。

但是，反对永久性军事政府的其他力量也在发挥作用。军官们推翻几乎没有合法性的政府，但自那以后，军政权的合法性也在减弱。军事统治者知道他们不受人民欢迎。军政权的少数首脑可能是真正的爱国者和职业士兵，他们认识到军政府很快就腐败了。比如奥巴桑乔在1979年将权力移交给平民政府。1964年攫取权力的巴西的将军们吹嘘他们将会结束通货膨胀，实现巴西的经济现代化。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奇迹的停止使他们感到窘迫，于是在1985年放弃了权力。

让独裁者们放弃权力的一个更加有说服力的动机是认识到愤怒的民众或下属的官员可能会推翻他们。在一场政变中攫取权力的每一位将军都知道，有几位同僚正谋划着对他做同样的事情。由于没有赖以依靠的合法性，独裁者可能会暂时以权谋私，收买支持者。但是，那些被收买的人迟早会问：“为什么我们只得到那么一点补偿？”普力夺的制度充满阴谋。独裁者也许能预感到什么时候是带着海外银行账户逃命的时机。

尼日利亚人在争论什么

由于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尼日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曾达到相当可观的年均6%，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被人口每年2.4%的增长率所抵消（这是尼日利亚5.4%的高生育率的结果）。几乎没有石油收入被用于投资，而只有投资才能为尼日利亚人提供工作，提升他们糟糕的生活水平。尼日利亚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并且越来越高。正如我们在墨西哥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石油财富并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良好基础。在1960年独立的时候，尼日利亚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相同；而40年之后，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比尼日利亚要富裕许多。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曾试图从几个层面来解释这一增长差距。他们分裂为两大阵营：基于自然和物质世界的解释，以及基于文化和心理世界的解释。当然，两个阵营都没有唯我独尊；很可能的情况是，在一个连续的环中，一种解释支持了另一种解释。

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贫穷国家几乎没有自然资源，但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却很贫穷；而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却很富裕。自然资源和繁荣之间甚至是一种相反的关系。石油可能是一种诅咒，石油收入是对腐败的奖励。由于几乎没有自然资源，亚洲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变得更加聪明、更有竞争力和生产力。不是自然资源而是被激励的人们才是重要的。

另一种解释是帝国主义，但这并不完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过大量的帝国主义剥削；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太多的剥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经历过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并没有为它们的殖民地做好独立的准备，它们本应该提供更多的教育和训练。

但是，殖民主义没能解释一些前殖民地的成功案例。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与该解释的不一致之处。两者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两者的领土面积都很狭小，自然资源为零；它们在经济上仅对所在的区域来说是重要的；两者在“二战”间都曾被日本占领。那意味着贫困，然而现在两者都是繁荣的经济体，达到了第一世界的水平。

在解释如此明显的反常现象时，文化因素的解释若隐若现。有些文化很快就实现了经济发展，而其他文化却没有。那些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创造未来的人通常会做得很好；而另外一方面，宿命论使人们选择顺从，一切皆是上帝的旨意。慢慢灌输纪律和工作道德的文化能够快速增长。迄今为止，这场文化竞赛中的获胜者似乎是东亚受儒学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尽管几乎没有人预测到它们的增长。事实上，几十年以前，学者们把亚洲的落后归因于其儒学遗产。正如我们在印度一章所讨论的，似乎处于沉睡中的文化在合适的时机醒来，并创造一种经济奇迹。在尼日利亚，伊博人是这种文化的例子；潜伏于它们文化中的因素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变得显而易见。不要把非洲作为永远贫穷的地区。文化会改变。

一些社会学家在寻找一种策略变量（strategic variable），它通常存在于政策（policy）领域之中，可能是促进或阻碍增长的一项政府决策、法律和项目。政府有两种类型的经济政策工具：宏观经济的和微观经济的。有些经济学家敦促政府抓住宏观经济，这有时被称为“基本原则”，政府要依次做到很少的公共债务、充足的储蓄、低通胀、充分的投资资本，然后就退到幕后让市场去完成工作。德国的“经济奇迹”正是遵循了这一模式。然而，第三世界的技术官僚们——他们现在在尼日利亚的突出作用与在墨西哥的一样——倾向于通过选择对不同产业进行培育或淘汰来介人微观经济。战后的日本使用了大量的微观经济的管理（也使其基本原则变得正确）。

尼日利亚出现了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的迹象。总统和部长们经常建议进行重大改革，但那意味着造成某种紧缩的痛苦，至少在短期是这样。这样的改革也有助于清除腐败。尼日利亚的通货膨胀、负债和失业表明宏观层面上的选择是糟糕的，把它交给市场力量将可能导致最好的增长。但在尼日利亚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那是不可能的。经济理性经常与政治权宜相冲突。

很难事先对一项特定政策的影响作出判断；你必须明白它是如何作出的。慷慨的公共开支（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使尼日利亚的各州政府保持顺从，但是会释放通货膨胀。尼日利亚目前的通货膨胀率是年均20%。尼日利亚压低石油价格，因为尼日利亚人要求获得一项基于他们产出的石油的特殊待遇。尼日利亚对石油进行补贴（微观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在世界市场上卖得更少。尼日利亚的技术官僚们明白必须削减补贴，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就会看到骚乱。

尼日利亚人了解市场，就像拉各斯这个熙熙攘攘的街头市场一样。

26.14腐败因素

自1960年独立以来，尼日利亚的政府官员们已经窃取了该国石油收入中的4000多亿美元，并且没有任何人因为腐败而公开受审，这表明其他官员担心在审判中可能会出现不利于自己的情况。普通尼日利亚人几乎得不到金钱，他们依然相当贫困。这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可能会欺骗人们的一个原因，就像所有的平均数一样。是的，尼日利亚的石油为该国挣了不少钱，但是，只有很少的人从该收入中获利。

尼日利亚的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EFCC）在2007年指控135名官员腐败。批评家们说，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把腐败指控作为政治工具，使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失去参加选举的资格。奥巴桑乔总统指控他的副总统阿提库·阿布巴卡尔（Atiku Abubakar）滥用1.25亿美元的石油基金，而阿布巴卡尔反击说，奥巴桑乔设法让他离开人民民主党并加入反对党行动大会党，行动大会党多次抗议奥巴桑乔的独裁趋势。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主席在2008年被解职，因为他开始对前州长们进行调查，而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也失去了可信性。在尼日利亚，人们不能分辨出哪些腐败指控是真实的，而哪些又是带有政治性的。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是腐败的。

腐败因素会使发展中国家最好的计划失败。在显而易见的贫穷和非正义之外，它把投资资本劫持到私人口袋中，并远离发展。腐败可分为微不足道的腐败和重大的腐败。微不足道的腐败对金钱的要求不多，在西非这被称为“外快”（Uash）或“甜面包”（sweetbread）。我的一位朋友因世界银行的一项任务曾飞往拉各斯（当时是尼日利亚的首都），一名机场“健康官员”拦住了他，说他的接种记录（在热带旅行经常被要求接种）缺少一个印章（其实并没有少），不过他可以补上它，但是要交20美元。我的朋友拒绝了，争论说他到那里是去帮助尼日利亚。一名更高级的官员过来敦促他交钱说：“你是富人，他是穷人。”我的朋友最后付了那笔钱。这种强盗行为在拉各斯机场依然是通行的做法，表明了微不足道的腐败的逻辑。在第三世界，在任何一个你需要印章的时候，包括通行证、执照或来自警察的帮助，甚至是驾车或停车，都要支付甜面包、雁过拔毛费，或小费，它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尼日利亚，警察设立路障并向每辆车收取15美分。

一些人把微不足道的腐败视为一种非官方的福利制度，它将财富从富人手中重新分配给穷人。但是，财富几乎没有到达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手中，也没有把为数不多的钱提供给那些人。微不足道的腐败是薪酬过低的警察和官僚的要求，他们处于一个既能帮助他人又能伤害他人的位置。第三世界这种腐败的历史根源是欠发达国家在做好准备之前就有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西班牙以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建立了拉丁美洲，并用它来管理其消耗资源的经济，自那以来这就一直是当地腐败的根源。一个解决办法是给公务员更多的薪水，但是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支付那么多的薪水。另外一个办法则是削减各种规章和执行这些规章的官僚。智利在推行了这两种办法后，腐败减少了。

微不足道的腐败与重大的腐败相比，只是一件次要的、令人烦恼的事情。重大的腐败运用官职大规模地吸走金钱，在尼日利亚被称为“吞噬”（eating）。重大的腐败依赖于国际联系，比如石油协议和进行洗钱的银行。微不足道的腐败停留在这个国家之中，但如果金钱流入国外账户的话，你就能确定它是重大的腐败。石油资源丰富的巴耶尔萨州（Bayelsa）的州长在海外藏匿了数百万美元，他2005年在英国被追捕，但通过化装成一名妇女成功逃走。回到尼日利亚后，他作为一名州长享有豁免权。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CPI）并没有对这两种层次的腐败加以区分。理论上，一个国家可能在最高层面上有重大的腐败，但是依然有一支诚实的公务员队伍，反过来也是如此。但在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种腐败通常是另一种腐败的映像。如果一名邮局职工偷了你的邮票，那么可能的情况是通讯部长正在偷盗更大数量的邮票。重大的腐败与微不足道的腐败相比，伤害远远要大得多，因为它吞噬的是应该用于促进经济增长、健康和教育的资本。腐败是使第三世界陷于贫困的一个主要因素。

重大的腐败不是简单的政府中的欺诈行为，而是外国商业愿意支付这笔钱（通常是通过回扣[kickbacks]的方式进行的）以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许多在母国从不会在合同中写明回扣的公司认为这在第三世界是正常的：如果他们不给回扣的话，其他给回扣的竞争企业就将获得合同。没有快速和简单的解决腐败的办法。有时候，人们感到它似乎是植根于土壤之中的。有些国家树立了廉洁政府的社会风气，但是，这可能要花数个世纪的时间。在17世纪，一名贵族建立了瑞典的公务员制度，并雇用其他贵族，从而为瑞典的官僚制度打下了荣誉和服务的传统印记。看看透明国际的排名，我们可能都想变成芬兰人或新加坡人。这里有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因为新加坡是一个新的国家（在1965年才独立的国家），它开始时很贫穷，但是有教养，通过实行严峻的死刑，在世界上以腐败闻名的地区里培养了一种廉政的社会风气。由于高层有足够的意愿，新加坡能够做到这一点。

比较

世界性的腐败

透明国际发现，腐败几乎无处不在。透明国际是一个以柏林为基地的组织，它向商业人士调查他们对必须进行回报的政府官员的感知印象。透明国际用10分的量表给各国分级，10分是十分清廉，1分是十分腐败。下表是调查发现的2010年腐败感知指数（CPI）的一部分。

透明国际的创始人彼得·艾根（Peter Eigen）是世界银行的一名官员，负责向东非贷款。他得出结论认为，大量的贷款被拿去以权谋私，几乎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为了唤起人们对这个严重问题的注意，也是为了对各国政府的金融交易施加透明（transparency）压力，他在1993年建立了透明国际。它通过糟糕的透明国际排名吓跑工商业和援助捐款以严厉批评一个腐败的国家，希望能促使这个国家变得清廉。

有些学者怀疑腐败感知指数（不要与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相混淆）的精确性，因为它仅仅是对主观感知的汇编。年复一年，这些感知是变化的，这取决于调查了哪些商业人士，而且各国常常在透明国际的排行榜上交换位置，即便它们的实际行为几乎没有改变。这一弱点已成为透明国际方法论的组成部分，但是，还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衡量腐败，即使是近似地衡量。腐败（伴随着毒品和犯罪）在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中并不会显示出来，并且不诚实的官员并没有在他们的个人所得税中列出“回扣收入”。所以，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是我们现有的最好的衡量标准。现在的一大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透明国际的努力会增加法治并推动经济增长吗？

表26-3 2007年世界主要国家的腐败感知指数
丹麦 | 9.3 | 新加坡 | 9.3
加拿大 | 8.9 | 德国 | 7.9
日本 | 7.8 | 英国 | 7.6
智利 | 7.2 | 美国 | 7.1
法国 | 6.8 | 南非 | 4.5
意大利 | 3.9 | 巴西 | 3.7
中国 | 3.5 | 印度 | 3.3
墨西哥 | 3.1 | 尼日利亚 | 2.4
伊朗 | 2.2 | 俄罗斯 | 2.1
伊拉克 | 1.5 | 阿富汗 | 1.4
资料来源：透明国际

26.15石油与民主

石油财富和非民主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幸的相关性。为数不多的、民主的产油国家之一是挪威，它拥有许多其他的产业和很长历史的民主制。请注意，本书中的4个主要产油国（俄罗斯、墨西哥、尼日利亚和伊朗）是（或者最近是）如何的不民主。俄罗斯尝试过民主制，但是滑回了威权主义；墨西哥正在走出长期以来的一党独大状态；尼日利亚目前有一个选举出来的政府，但是其2/3的历史并没有选举出来的政府。

石油是反民主的吗？确实，它产生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财富高度集中，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很少惠及整个社会。石油在这样的国家成为政治的主要奖励，因为控制石油的人垄断了权力。普京主要的工作（成功的）之一是把大部分石油生产掌握在国家手中。石油工业雇用人数相对较少，其财富被浪费于腐败、过于庞大的官僚机构、政绩工程和回报政权的支持者中。石油带来的财富使政府当局不需要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其他长期的增长机制方面进行投资。石油国家令人印象深刻的收入几乎没有为它们带来能够在石油被耗尽后支持发展的净利润。当石油资源枯竭的时候，精英们将依然拥有秘密的国外银行账户，能够永远生活富裕，而平民们将依然贫穷。

尼日利亚的事实就是这样的，即国家拥有数量巨大的石油收入，而3/4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之中。而即使是算上石油收入，尼日利亚依然有300亿美元的国际债务。有些石油很早以前就在尼日尔三角洲的哈科特港（Port Harcourt）附近被发现，但是，主要的油田在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仅仅因为石油价格涨了4倍。与伊朗一样，尼日利亚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该组织把石油产量的配额分给成员国，保持石油产量的低水平以提高石油价格。好消息是，尼日利亚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中最容易被贿赂的国家，其官员会（秘密地）生产高于其配额量的石油。

因此，如何处理石油就成为尼日利亚最难的政治问题之一：如何确保石油服务于全体尼日利亚人的长期利益？大多数尼日利亚的石油是由外国企业与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的合资企业生产的，合资企业获得收入的大部分。与墨西哥石油公司一样，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在腐败方面也臭名昭著。亚拉杜瓦总统把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分解成5个规模较小的公司，与腐败进行斗争，以提高效率。如果这有效的话，也就太容易了。

有些人试探着将尼日利亚所有的石油生产国有化，但是，那将只会使财富更加集中，并鼓励更多的腐败。使尼日利亚的石油生产私有化可能会有所帮助，但也只有在完全私有化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石油公司能够真正购买油田的条件下才会有效。没有一个尼日利亚政府可能会出售油田，那将失去来自租期的回扣。正如在墨西哥一样，拒绝任何这类出售的公开理由总是：“什么？把尼日利亚神圣的祖传财产卖给贪婪的外国资本家？绝不！”民族主义掩饰了腐败。

民主制

企业社会责任

当前的一个商业专门术语是“企业社会责任”（CSR）。根据企业杜会责任的原则，大企业必须要把更多的利润给予股东们；要把公平和正义给予“利益相关者们”——工人、共同体和环境。现在，大多数公司的年度报告都会宣传它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尽管批评家们指责说这些活动除了公共关系以外，并没有任何意义。

尼日利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绝佳例子，或者说是缺乏企业社会责任的例子。壳牌、雪佛龙和其他石油公司从尼日尔三角洲获取了巨额利润，但是它们的业务活动污染了土壤和水源，使当地人患病，或是年纪轻轻就过世。许多渔民和农民已经因此丢掉了生计。贫困使三角洲地区本已紧张的族群关系更加严重。在这一地区，武装精良的伊贾人帮派要求“自决”，也就是控制石油，石油公司向他们支付保护费。罢工和怠工是家常便饭，而暴力活动，其中一些还有尼日利亚军队的卷入，估计每年在三角洲地区要夺走上千条生命。来自石油地区小部落奥戈尼（Ogoni）的作家、环境保护主义者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在1995年因为捏造的谋杀指控而被吊死，事实上他真正的罪名是号召公众注意失控的石油汲取已经造成的生态损害。尼日利亚政府依赖石油收入，不喜欢那种批评。

大多数人同意，石油公司有一种责任，但是承担这种责任是困难的。石油公司每年向尼日利亚缴纳几十亿美元的税收，向尼日利亚政府表达忠诚。但是，这些税收的大部分消失在私人的口袋中，几乎没有税款返回到三角洲地区。因为尝试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石油公司也曾给尼日尔三角洲发展委员会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但是，该委员会是腐败和低效的。感受到贫困和愤恨的各个公司还在三角洲地区建立健康诊所，但许多诊所要么空荡荡（因为政府不配备人员），要么被附近没有诊所的部落烧掉，因为他们对此感到嫉妒。

企业社会责任无法向贫穷的尼日利亚人提供帮助，而贫穷的尼日利亚人总是被忽略。最好的情况是使尼日利亚政府采用负责任（accountability）和透明的标准，但是石油公司没有这方面的影响力。雪佛龙公司在尼日利亚的一名经理说：“私人部门取代政府是非常困难的，这不是我们的角色。”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应该只是产生收入，从中支付工资和税收。股东们虽然心有不满，但是他们必须通过民主的政府采取行动，通过反污染的法律，拟定公平工资，关注公众健康，等等。这些事情需要法律的力量，而不是企业的慷慨。不要期望企业社会责任解决因贫困和腐败带来的大量问题。

一种可能的解决措施是建立一个有权进行监督和审计的尼日利亚——国际联合监管委员会（可以由芬兰人和新加坡人来担任成员）。这样一个委员会将会使尼日利亚的石油交易变得透明，并使它们摆脱政府的控制。石油收入不应该进入尼日利亚的联邦国库，在那里它们可能被用于讨好部落和官员。石油收入应该存到一个受国际监管的银行，专项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并资助和扩大有用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小额贷款（micro-loans）在以低成本鼓励成千上万的创业企业方面是有效的，有时候仅有一名妇女和一台缝纫机。如果实施得好并且诚实运行的话，石油能够使尼日利亚的经济不断增长，它将利用石油，但不会依赖石油。

我们有时忘记了非洲也有成功的例子。塞内加尔、马里和博茨瓦纳都是积极发展的例子。有效的领导、良好的政策和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的宣传，使情况有所不同。请记住，我们也曾认为亚洲没有指望。

1. 吉哈德：阿拉伯语的“斗争”；也指穆斯林的圣战。

2. 哈里发：伊斯兰王朝。

3. 旱变：逐渐变得干燥。

4. 撒哈拉以南非洲：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面的非洲。

5. 萨赫勒：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狭长地带，干旱但还不是沙漠。

6. 蓄水层：含有水分的地下层。

7. 热带稀树大草原：萨赫勒以南的热带草原。

8. 间接统治：英国通过当地传统的统治者进行的殖民统治。

9. 分而治之：罗马和英国运用的使臣民彼此不和的帝国统治方式。

10. 殖民主义：获得并剥削海外领土，主要是欧洲人进行的；与帝国主义有关。

11. 泛非主义：统一整个非洲的运动。

12. 沙里亚：穆斯林的宗教法律。

13. 分裂国家：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指一个被两种文明分裂的国家。

14. 分化国家：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指一个精英是西化的，但大众却是传统的国家。

15. 横截面的分裂：社会中的多重分裂，使群体忠诚相互重叠。

16. 累积的：互相强化。

17. 发展主义：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理论，认为美国能够开发第三世界国家。

18. 普力夺主义：军事接管的趋势。

19. 庇护：把政府职位给予政治支持者。

20. 策略变量：能够加以改变并得到重大改进的因素。

21. 政策：政府做出的特定选择。

22. 回扣：因为一项合同而给政府官员的回报

23. 透明：金钱交易公开让公众监督；相反的是：不透明性。

24. 绝对贫困：每天的生活费只有1美元或者更少。

25. 小额贷款：启动事业的小额无担保的（几百美元的）贷款。

26. （他于2010年5月5日逝世。次日，古德勒克·乔纳森宣誓就职为尼日利亚总统。——译者）

第27章
伊朗

问题与讨论

1.地理环境对伊朗的发展有什么贡献？

2.伊朗与阿拉伯国家有何不同？

3.现代化中的暴君是什么样的？他们为什么失败？

4.什么因素导致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5.你如何解释伊朗的双轨行政体制？谁的权力更大？

6.现代化总是带来世俗化吗？

7.你如何解释伊朗的权力斗争？

8.美国和伊朗是如何互相误解对方的？

9.波斯湾为什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伊朗的大部分地区是海拔大约为1219米的干旱高原。一些地区是少雨的沙漠；一些地区的雨水只对稀少的绵羊牧场来说是充足的。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灌溉使得文明成为可能，而任何对供水系统的破坏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波斯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一条重要的通商路线，它连接着中东和亚洲。波斯因而成为文明的一个交叉点，也诞生了最早的伟大文明之一。

历史影响

作为一个交叉点的麻烦在于，你的国家会成为征服者的目标。来自印欧语系的侵略者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占领了波斯，并为后来的波斯文化打下了基础。他们最有名的国王包括公元前6世纪的居鲁士和大流士。对波斯地区的攻占从未停止过：公元前3—4世纪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人入侵，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穆斯林，11世纪的突厥部落，13世纪的蒙古人，以及其他许多侵略相继发生。一次征服带来一个新的王朝，然后因继承人的分歧而分裂成小的王国，分裂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又很容易再次被征服，这样的模式被不断重复。

伊朗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被称为波斯（它在1925年才改名）。它像中国一样，是一个古老的伟大文明的继承者，其文明曾部分处于外来者的控制之下，变成“沉睡的民族”。当它觉醒的时候，已经远远地落在了西方后面。伊朗把西方国家看作是敌人。伊朗是否以及如何走向现代，是我们的主要问题。

尽管它看起来或听起来不像，但波斯语（法尔西语）是范围广泛的印欧语系大家庭的一员；而它周围的阿拉伯语和突厥语却不是。今天，法尔西语是大约一半伊朗人的母语，伊朗人的另外1/5讲与波斯语有关的语言（比如库尔德语），1/4的伊朗人讲一种突厥语，而一些地区讲阿拉伯语和其他语言。讲非法尔西语的人位于伊朗的边缘地区，他们有时对波斯人的统治感到不满。在今天的伊朗政治中，非波斯人的少数民族后代被拦在参政的大门之外。

27.1阿拉伯的征服

地理

伊朗的邻国

伊朗北面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里海和土库曼斯坦；东面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南面是阿曼湾和波斯湾；

西面是伊拉克和土耳其。

地图27-1 伊朗的邻国

真主的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在阿拉伯半岛离世，但是他的宗教很快传播。伊斯兰教（Islam）的意思是“顺从”（真主的意愿），而这在刀剑之下得以实现。伊斯兰教很快就通过军事征服传到了伊朗。萨珊帝国（The Sassanid Empire）的残余已经在与拜占庭数个世纪的战争中筋疲力尽，它被阿拉伯人于637年在卡迪西亚轻易地击败了。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波斯的大部分成为穆斯林地区。古老宗教祆教的信徒逃到了印度，在那里他们今天被称为帕西人，是一个规模较小的繁荣的少数民族。

阿拉伯的征服是历史的一个重大中断。与波斯传统的明显社会分层相比，伊斯兰教倡导所有的穆斯林是平等的，至少在精神意义上如此。波斯人采用了阿拉伯的书写方式，许多阿拉伯词汇丰富了波斯语。波斯文化也朝另外的方向发展，因为阿拉伯人模仿了波斯人的建筑和内政管理。波斯被阿拉伯帝国吞没了6个世纪，在1055年，塞尔柱王朝的突厥人从中亚入侵，占领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像往常一样，他们的统治很快就分裂成许多小国家，成为成吉思汗这名来自蒙古的“世界征服者”很容易捕获的猎物。成吉思汗的游牧部落在1219年从东方侵入波斯，他统治波斯的一个后嗣在13世纪末信奉了伊斯兰教。这就是伊朗人引以为豪的模式的一部分：“我们可能被征服，”他们说，“但是，征服者最终采纳了我们先进的文化，并变成我们中的一员。”

1501年萨菲王朝（The Safavid dynasty）的出现推动了伊朗人独特认同的发展。萨菲王朝奉行被称为什叶派（Shia）的伊斯兰教少数派，并把它作为波斯的国教。其臣民的大部分都从逊尼派（Surmi）伊斯兰改奉什叶派，直到今天都是什叶派教徒。周边的逊尼派国家很快就进攻萨菲波斯，但是，这使得新的政权能够巩固它的统治，并发展出有波斯特色的伊斯兰文明。

27.2西方的渗透

如果说西方的文化、经济和殖民渗透打倒了强大的波斯帝国，那就太过于简单了。萨菲波斯从几个方向遭到攻击，主要是受到周边的穆斯林大国的攻击：奥斯曼土耳其人从西部，乌兹别克人从北部，阿富汗人从东北部攻击萨菲王朝。在与奥斯曼的斗争中，萨菲王朝的统治者们与早期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海上商人在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期联合起来。正如此前本地区的历史那样，外来者能够入侵的原因是地方王国在战争中已被削弱。这是一个在我们今天依然继续的模式。

1722年，阿富汗的入侵者结束了萨菲王朝，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统治整个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混乱之后，1795年，卡扎尔王朝（The Qajar dynasty）取得胜利。由于波斯人的虚弱，英国和俄罗斯支配了波斯，俄罗斯人从北面闯入，而英国则从印度闯入。尽管从未变成殖民地，但是，波斯与中国一样，变成了半殖民地，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大部分取决于帝国主义的图谋。对此，波斯人感到强烈的愤怒，一个典型的刺激事件是1890年的条约给予英国商人在波斯垄断香烟销售的地位。穆斯林的神职人员唤起了大众对英国香烟特许权的仇恨。后来，条约被废除了。

同时，政府中自由的、西方的观念渗透到波斯，就像在中国那样，有些观念是由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们只令很少的波斯人改变信仰）带来的。1906—1907年的宪政革命（在革命中，一名支持大众斗争的美国人被杀死）带来了波斯的第一部宪法，并第一次选举出议会，即马吉利斯（Majlis）。反对香烟特许权和宪法的斗争联合了两股力量：憎恶君主制并想要西方式制度的自由派和不喜欢君主制但希望伊斯兰扮演更加强大的角色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同样的联合在1979年推翻了国王沙（Shah）的统治；现在，这两股力量为伊朗的将来而彼此反对。

地理

逊尼派和什叶派

全世界超过80%的穆斯林信奉的是伊斯兰的主流派系逊尼派（来自sunna，即先知）。

什叶派是少数派（1亿人），不均匀地分布在穆斯林世界中。在初期，两派在谁是穆罕默德真正的继承者（哈里发）问题上分裂。什叶派教徒宣称，先知的堂弟和女婿阿里是哈里发，但他在661年被暗杀。“什叶派”的意思是追随者或强硬支持者，因此，什叶派教徒是阿里的追随者。当阿里的儿子侯赛因试图宣称是哈里发的时候，他的军队于680年在今天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现在的一个什叶派圣地）被打败，而侯赛因遭到背叛，并被拷打致死。这给了什叶派一种关于殉教的固执观念；他们的一些节日以自责为特色。

什叶派还发展出了一种弥赛亚的观念，而这是逊尼派没有的。伊朗什叶派教徒坚持说，在12名伊玛目（宗教领袖）中，阿里排在第一位。第12名伊玛目在873年隐遁，但是将在某一天回来，“让世界充满正义”。他被称为神秘的伊玛目和被期望的真主。

什叶派教徒与其他严格解释《古兰经》的穆斯林相比，不再是“原教旨主义者”。尽管两派的起源和基本教义是一样的，但是，逊尼派把什叶派视作是极端主义者，是神秘的和疯狂的。伊拉克人中的大约60%是什叶派，但是只有在伊朗，什叶派才是国教。由于其他地区的什叶派是受压迫者，他们发起了一些反叛（并得到伊朗的资金和指导），就像在黎巴嫩、南部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东部那样。什叶派告知伊朗人的是一种独特的理解，给予伊朗人一种正确却被孤立，在各方面受到敌人围攻，并愿意为了事业而殉教的感情。

注意，几乎正好同时——1905年在俄罗斯，1906年在波斯——腐败的和虚弱的君主国在面对民众起义的时候，都许诺实行带有民主性质的宪法。致力于专制权力并憎恨民主制的两个君主制国家，伪装要给予民众民主，作为应付越来越不满的大众的对策。新的伊朗国王在1907年继承王位，用俄罗斯人训练的哥萨克卫队关闭了马吉利斯。群众的抗议迫使最后的卡扎尔王朝的国王在1909年逃到俄罗斯，他在1911年试图回国，但是，即使是俄罗斯军队占领了德黑兰的情况下，他还是被迫离开伊朗。1907年的盎格鲁－俄罗斯条约把波斯一分为二，北面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南面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斯在名义上是中立的，但是它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一个充满冲突和混乱的区域。周边的土耳其与德国结盟，而俄罗斯与英国也互相结盟。俄罗斯、英国和德国的代理人都试图让波斯倒向自己一方。

比较

凯末尔和礼萨汗

20世纪20年代，在与中东毗邻的土地上有两个强有力的人物试图自上而下地使他们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土耳其的凯末尔·阿塔土克（Kemal Atatürk）和伊朗的礼萨汗。两人都是民族主义的军官和穆斯林，但是在外表上是世俗的（secular）；两人都希望把清真寺（mosque）和国家分开。

在经济上，两人都是中央经济统制论者，使政府成为最大的投资者和重要工业的所有者。两人都推动教育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改善和西式服饰的普及。同样地，两人都激起了由穆斯林神职人员领导的传统主义者的反对。两者大声说道：“你们将是现代人！”但是，宗教势力反对他们的改革，直至今天依然如此。

他们的一大区别是：凯末尔结束了奥斯曼王朝（Ottoman），在土耳其坚定地支持一个共和国形式的政府。他通过经常反对他的议会渐进式地推动改革。礼萨汗拒绝接受共和主义和议会，认为它们太混乱；他坚持认为威权君主制是帮助难以驾驭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他的儿子也是这样做的。尽管自凯末尔以来，土耳其出现过大量的问题，但是，它一直没有被革命弄得凌乱不堪。凯末尔建立了一些政治制度；而巴列维王什么也没有建立。

27.3第一巴列维

陷入混乱的国家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军官们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拯救者，即我们在尼日利亚看到的普力夺主义。1921年，一名没有受过教育的哥萨克旅骑兵军官礼萨汗（Reza Khan）获得了权力，并在1925年自己加冕为伊朗王，成为短命的巴列维王朝（1925—1979）的奠基人。民族主义的礼萨使用了前伊斯兰的姓氏“巴列维”，并让世界用其真正的名称“伊朗”来称呼这个国家。“伊朗”这个词来自雅利安人，暗示着这个国家的印欧祖先。（纳粹的意识形态家们也喜欢“雅利安人”这个词，他们宣称这个词暗示着基因上的优越性。事实上，古代的波斯祆教就鼓吹种族净化。）

像凯末尔一样，礼萨汗决定使他的国家现代化。他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他打造了一支高效的伊朗军队，并用这支军队来镇压部落叛乱，统一伊朗；他创建了现代的、欧洲式的公务员制度以及一个国家银行；他用根据西方司法法规运行的民事法庭取代了传统的伊斯兰法庭；1935年，他建立了伊朗的第一个西式大学。在国家的管理之下，以及得到石油收入的支撑，伊朗的经济逐渐增长。也与凯末尔一样，礼萨汗命令他的同胞穿着西方服饰，妇女停止穿戴面纱。但是，礼萨汗也使新闻媒体和伊朗议会紧密服从于他，批评家们和持不同政见者经常死在监狱之中。礼萨汗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中的暴君（modernizing tyrant）。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伊朗置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同的情况之中。它仅仅是因为在战略上太重要了，以至于世界各国不能不管它；它是一个重要的石油生产国。正如以前一样，俄罗斯人占领了伊朗北部，英国人（后来是美国人）占领了伊朗南部。双方都同意在战争结束后的6个月之内撤出伊朗。礼萨汗倒向了德国，因此在1941年9月被英国人驱逐到南非，1944年他死在那里。在他离开之前，他退位给其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uhammad Reza Pahlavi）。

美国人和英国人于1945年离开伊朗，而苏联人则没有，有些人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冷战的开始。斯大林声称，阿塞拜疆这个在高加索的苏联共和国，在族群上有权与伊朗北部的阿塞拜疆人合并，并拒绝撤走苏联军队。斯大林在伊朗建立了共产主义的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的傀儡政府。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伊朗首相向斯大林许诺了一项石油交易，然后斯大林撤离伊朗。后来，马吉利斯取消了该项石油交易。

27.4最后的巴列维

石油决定了伊朗20世纪的大部分历史。石油是英国人、希特勒、斯大林和美国的重要战利品。谁应该拥有来自伊朗石油的利润——外国人、伊朗政府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伊朗人民？伊朗主要的石油矿层首先于1908年被发现，并在英国人的特许权下得以开发，成立了英波（后来的英伊）石油公司。波斯从石油交易中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因此，波斯人开始仇恨富裕的外国公司在他们之中作威作福。礼萨汗在1932年结束了这个不对称的特许权，并强迫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AIOC）更加忠诚于王室。

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依然使伊朗人感到愤怒，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聚集到激进的民族主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周围。在伊朗的民族主义者、自由派和左翼的支持下，摩萨台将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财产进行了国有化。在越来越多的骚乱和一些人对倒向苏联的担忧之中，年轻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沙在1953年逃离伊朗。英国人敦促华盛顿有所行动，作为美国遏制政策（containment）的一部分，艾森豪威尔总统让中央情报局颠覆了德黑兰政府。这很容易：中央情报局的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带着一个装满100万美元的行李箱到达伊朗，并雇了一群亲沙的暴民。摩萨台下台，伊朗国王沙复辟，美国赢得了冷战中的一场战斗。美国当时认为自己非常的聪明。

像他的父亲一样，沙成为一个现代化中的暴君，自上而下推动他称之为的“白色革命”（与自下而上的红色革命相对）。在沙的统治下，伊朗与美国的关系非常不错。尼克松总统吹捧沙是美国在波斯湾稳定的一个支柱。美国是沙的技术和军火来源。大约10万名伊朗学生进入美国大学读书，45,000名美国商人和咨询者为有利可图的合同涌入伊朗。（这一点揭示了人与人的联系并不会总是导致国家间良好的关系。）

美国与伊朗国王的关系过于紧密、慷慨和无条件。伊朗国王接受过西方教育，是一名反共产主义者，而且还在快速地使伊朗现代化；对美国来说，他是一个善良之人。美国大使馆并未注意到伊朗人的骚乱和反对。美国的媒体用一种乐观的眼光精心打造伊朗在公众中的形象。在尼克松政府时期，

美国的军火制造商向伊朗出售“任何会爆炸的东西”。美国没有看到伊朗和伊朗国王是两个不同的事物，而美国对伊朗国王没有限制的支持正在疏远许多伊朗人。美国忽视了伊朗国王是如何使用一支令人畏惧的萨瓦克来统治伊朗的。美国没有把一名暴君称为暴君，只是当伊斯兰革命爆发的时候，美国才知道伊朗人对伊朗国王的真正看法。美国是如此地被共产主义从北方渗透的想法迷住，以至于没能想到一个剧烈的、充满敌意的伊斯兰革命会从伊朗内部爆发。

沙到底做了什么？太多的石油收入落入他的口袋。由于1973年的阿以战争，全世界的石油生产国都得到了长期以来一直希望的机会：推高石油价格，从外国公司手中接管炼油企业。沙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个主要推动者，他愉快地完成了这两件事。摩萨台曾试图做的，沙把它完成了。世界石油价格涨了4倍。拥有大量的金钱后，沙疯狂地进行其庞大的、花费甚多的计划。为了实现伊朗及其军队更大的光荣，而不是为了伊朗人民，国家管理着石油收入，制造了加速伊斯兰革命的不满情绪。石油导致了动乱。

突然新增的财富导致了巨大的混乱。沙推进教育，但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能够认识到沙是一个暴君。一些人很快变得富有，而与此同时，大多数人依然贫困。腐败变得比以前更加严重。数百万人成群结队地从农村涌入城市，在城市中，他们无依无靠，迷惑不解，只好求助于他们能够理解的唯一制度清真寺。在冲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巴列维王朝疏远了穆斯林神职人员。沙不仅削弱了伊斯兰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还从宗教机构手中拿走土地，分给农民，作为白色革命的一部分。毛拉（mullahs）厌恶带有酒精和性的美国文化的涌入。许多伊朗人看到了沙巨大的军费开支（惊人地达到伊朗国内生产总值的17%），认为这是在浪费金钱。正如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其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中注意到的那样，经济增长加速了革命。

伊朗宗教权威中的阿亚图拉（Ayatollah）霍梅尼批评沙，招致沙的愤怒。1964年，他把霍梅尼驱逐到伊拉克，然后又在1978年迫使他离开伊拉克。法国允许霍梅尼居住在巴黎郊区，他在那里的录音演说通过电话，在伊朗被录成磁带，然后复制，并通过清真寺在全国散发。廉价的磁带绕过了沙对伊朗媒体的控制，并促成了他的下台。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局势到了紧要关头。沙过于野心勃勃的计划使伊朗变成了一个债务国，世俗知识分子和伊斯兰神职人员的不满沸腾了。而最危险的是，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把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作为该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沙的独裁专政招致了美国的批评。愤怒的沙开始放松他的控制，而那正好是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一团糟的时候。正如托克维尔观察到的那样，一个坏政府任期中最糟糕的时间开始于它纠正自己做法的时候。而美国总统卡特通过互访表现了对沙的支持的行为更导致了错误的加剧。对伊朗人来说，这是美国支持一个可恨的暴君的证据。1977年，卡特和沙不得不从草坪上退回到白宫中，以躲避用来驱散在拉斐特公园反沙的抗议人群（主要是伊朗的学生）的催泪瓦斯。

地理

巡游波斯湾

波斯湾沿岸的国家蕴藏了世界上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的2/3。有些人可能在波斯湾的军队服役，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学习地理吧。想象你在一艘航空母舰上，沿着波斯湾顺时针巡游。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你的左舷要经过哪些国家？

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巴林（一个岛）、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

到1978年末，面对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及（华盛顿不知道的）国王因癌症而衰弱的身体，沙的统治被终结了。向抗议人群的射击只会使人们更加愤怒。古老的波斯象棋游戏以国王被将死而结束。用波斯语来说，腐败被将死（shah mat，“国王陷入困境”）。1979年1月16日，最后的巴列维离开伊朗。将死。

德黑兰的阿扎迪塔曾经在伊朗革命期间呈现过大规模示威游行的画面。它于1971年由伊朗国王修建，意欲彰显2500年的波斯君主统治，但如今却被重新定义为“自由之塔”。

重要制度

27.5神权政治

在1979年的一次全民公决中，伊朗终结了延续了2500年的君主制。这次公民投票是在霍梅尼势力的全面监督下进行的，并将伊斯兰共和国和一部新宪法引入了伊朗。就像在大多数国家一样，伊朗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两个公职是分开的。但是，伊朗现在不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制国家（如英国）或弱总统制国家（如德国），而是有两个国家元首，一个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宗教人物，另一个是更标准一些的总统。宗教领袖掌握实权，这使得伊朗是一个神权政治（theocracy）国家，政治制度功能不良。

神权政治相当罕见，而且一般不会持久。即使是在古代，神职人员们扮演的也是支持而非行政的角色。俄罗斯的沙皇，是教会和国家的官方领袖，他更多地还是在国家这一边，他穿着军服，而不是神职人员的服装。伊朗（加上阿富汗和苏丹）尝试过一种神权政治的制度。伊朗政治权力——由霍梅尼设计的制度——的原则是法基赫的监护（velayat-e faqih）。最高的伊斯兰法学家，即法基赫，终身任职。“法学家”意指一名沉浸于伊斯兰的，特别是什叶派宗教法律的法律学者。西方与此相对应的是教会法规（canon law）。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法规的律师由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充任。据称，法基赫也被称为“精神领袖”和“最高领袖”，他能够运用《古兰经》和相关的伊斯兰的注解来决定所有的问题，即使是那些与宗教无关的问题。伊斯兰教主义者（Islamist）会认为每一件事都与宗教有关。

霍梅尼是第一位也是奠基性的法基赫，他死于1989年。他几乎是全能的。其继任者由一个86名穆斯林神职人员组成的专家会议每隔8年选出，专家会议被认为会从最纯洁的和最有学问的伊斯兰法学家中选择继任者，他们选择的男性（伊斯兰不允许有女性宗教领袖）不一定是阿亚图拉，阿亚图拉是什叶派法学家中最聪明的人。在1989年，专家们选择了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一名霍贾图拉（Hojatollah），其级别仅低于阿亚图拉，但是他很快就被晋升为阿亚图拉。人们期望哈梅内伊终身任职，但是他缺乏霍梅尼（不要混淆这两个名字）的超凡魅力和伊斯兰权威，不过他依然拥有实权。他任命所有主要的国家和宗教机构的领导人，还可以宣战。他控制了司法部门、武装力量、秘密警察、情报机构、电台和电视。他比伊朗总统的权力更大，并能阻止任何改革。

27.6伊朗的立法机构

伊朗有一个一院制的（一个议院的）立法机构，即伊斯兰协商会议（The Islamic Consultative Assembly，马吉利斯）。伊朗议会由每4年选出的290名代表组成。伊朗实行单名选区制，和英国与美国的国会类似。伊朗共265个选区，凡年满18岁的伊朗人都能参加投票，剩余的席位是为非穆斯林的代表预留的：亚述的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祆教徒各有5名代表，亚美尼亚的基督徒有2名代表，巴哈教徒没有代表。议会的议长是一个重要职位。宪法保障议员享有免遭逮捕的豁免权，但是保守的司法机构依然会关押疾呼改革的议员。

选举投票是自由和公正的，但是竞选许可完全是被控制的。宪法监护委员会（The Council of Guardians）批准所有的候选人，认定上千名可能是批评性的候选人没有参选资格，开放的自由派刚试图参选就被打压。投票率极低的2008年议会选举把伊朗议会交给了艾哈迈迪内贾德（Ahmadinejad）的激进派，因为没有一个开放的自由派候选人被允许参选。因此，没有太多的伊朗人愿意去投票。

比伊朗议会权力更大的是宪法监护委员会，这是一个奇怪的机构，综合了上议院、最高法院、选举委员会和宗教裁判所的功能。其12名成员每人任期为6年，每隔3年改选一半。法基赫选择6名伊斯兰神职人员；伊朗的最高法院任命另外6名成员，所有人都是伊斯兰律师，由马吉利斯批准。

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马吉利斯的每一份法案，以确保它没有违反伊斯兰原则。如果多数成员裁定法案违反了伊斯兰原则，该法案就会被返回给马吉利斯进行修改。没有委员会的批准，法案实际上就被否决了。所有旨在改革的法案都会以这种方式被阻止。为了解决马吉利斯和委员会之间的冲突，一个由领袖任命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Expediency Council）已变得像另一个立法机构。在2005年，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由拉夫桑贾尼（Rafsanjani）出任主席，他在选举中被艾哈迈迪内贾德击败，被赋予监督总统的额外权力。伊朗保守的宗教既成制度不喜欢难以控制的艾哈迈迪内贾德。

更为重要的是，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马吉利斯的所有候选人，并拥有不加解释就宣布他们没有资格参选的权力。该委员会删掉马吉利斯候选人的一大部分。在2002年，哈塔米总统和马吉利斯试图取消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这一权力，但是，委员会否决了这一议案。这样，宪法监护委员会阻止了伊朗的制度改革。

人物

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

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伊朗2005年总统选举中出乎意料的获胜者是德黑兰的民粹主义市长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当时49岁。激进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寻求恢复1979年革命最初的伊斯兰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在1979年的革命中，他是一名学生领袖。大家期望的大选胜利者是阿亚图拉阿里·阿克巴尔·哈希米·拉夫桑贾尼（Ayatollah Ali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他在早些时候当过总统（1989—1997），倡导实用主义和改革主义的路线，但是由于腐败以及作为既成体制一部分，他不受欢迎。

选举不是民主的。宪法监护委员会筛选掉了上千名被视为是自由派或者不被胜任的伊斯兰候选人，只有8人被允许参加竞选，而其中还有一人中途退出选举。许多人指责2005年的投票被操纵了；他们被压制了，两份批评性的报纸被关闭。伊朗的宗教强硬派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命令军队和狂热的巴斯基（Basiij）民兵投内贾德的票，并让他们的亲戚也去投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票。艾哈迈迪内贾德曾是巴斯基的成员，并在革命卫队（Pasdaran，新的伊斯兰教主义军队）服过役。伊朗在法国式的两轮投票中选出总统，第一轮选出两个得票最多的获胜者，第二轮是两人的决胜竞选。拉夫桑贾尼的得票率在第一轮投票中以21%对19.5%胜过艾哈迈迪内贾德，但艾哈迈迪内贾德在第二轮投票中却以62%对36%胜过拉夫桑贾尼。据报道，这次选举的投票率是60%（但可能被夸大了），远远低于1997年的83%。许多自由派伊朗人在2005年选举中没有投票。

艾哈迈迪内贾德主要赢得了伊朗穷人的选票，他向他们许诺推行福利措施。事实上，在2005年的选举中还有一个社会阶级的影响因素。拉夫桑贾尼冷漠的竞选活动的基础是他的宗教等级和从政经历（他还一直是马吉利斯的议长），他和他的亲戚都非常富有；艾哈迈迪内贾德以中产阶级的身份参加竞选，并且在其担任德黑兰市长的两年中关心穷人。艾哈迈迪内贾德是第一位没有宗教等级的伊朗总统，他是一名工程学教授。一些伊朗人可能会仅仅因为抗议伊朗腐败的既成体制而投票给艾哈迈迪内贾德。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是穆罕默德·哈塔米（Muhammad Khatami）的一个镜像。哈塔米在1997年赢得了出人意料的一边倒的胜利。在选举前默默无闻的哈塔米暗示要进行改革，并突然成为变革的一个象征。当没有自由派被允许参加选举的时候，伊朗人便转向任何无取胜希望的候选人，作为某种形式的抗议。然而在任职期间，哈塔米受到哈梅内伊和强硬派的阻碍，不能进行任何改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伊朗的既成体制来说，“保守的”艾哈迈迪内贾德是一个比“自由的”哈塔米更大的威胁。

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宗教上是狂热分子，在经济上是民粹分子，他开除任何腐败的官员。这激怒了既成体制中的保守派，他们阻碍他的政策和部长提名，以及他把石油收入再分配给低收入伊朗人的努力。艾哈迈迪内贾德公开打出民族主义牌，在伊朗“和平的”核计划上公然反抗西方，这些核计划最终可能被用于建造核武器，许多伊朗人对他的反抗行为感到钦佩。他大声怒吼“必须从地图上抹去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是一个“谜”，这些讲话进一步把伊朗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孤立开来。令人捉摸不透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宣称隐藏的伊玛目将很快出现，相比之下，他使伊朗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看起来更加温和可靠。

27.7正在出现的政党？

根据伊朗宪法，政党是合法的，但政府中不允许有政党：候选人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1984年，霍梅尼甚至解散了自己的伊斯兰共和党。缺少政党的区别，使得伊朗的选举不那么自由。因为如果没有政党的话，投票者就不能清楚地了解谁代表什么立场。很难计算每一个“倾向”控制着多少议席；具体的议席数都是估算的。实际上，候选人们与被称为“阵线”和“联合”的非正式政党和政党倾向都有联系，它们最终可能会变成合法的政党。观察家们发现有4个主要的政治团体以及许多派系和个人观点。

激进派是伊斯兰革命最极端的支持者，比如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他们支持霍梅尼关于伊斯兰共和国的最初设想，宣扬民粹主义路线，帮助穷人并仇视美国。在2008年的马吉利斯选举中（两轮选举，具有法国的风格），他们作为基本教义派团结阵线（The Unified Principlist Front）参加竞选，赢得290个议席中的117个席位。

保守派比激进派更冷静一些，总的来说存在时间长一些，他们希望一个不狂热的伊斯兰共和国，经济增长比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实现的要更快。在2008年，他们以基本教义派广泛联合（The Broad Principlists Coalition）的名义参加竞选，赢得53个议席。伊朗政治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斗争，因为改革派和自由派不被允许参加政治。

改革派倾向于集中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里。他们赞同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弱化对社会的伊斯兰监管，向大多数候选人开放选举，限制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权力，以及与美国对话。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们在马吉利斯中拥有多数席位，但是，宪法监护委员会现在宣布他们的大部分候选人没有参选资格。在2008年，他们作为改革派参加竞选，赢得46个席位。

自由派走得更远。他们在伊朗学生中广受欢迎，强调民主和公民权，并希望一个完全自由的选举。他们想要结束所有由伊斯兰教主义者强加给社会的控制。然而，在经济上，他们的主张是个大杂烩，从自由市场者到社会主义者都有。由于知道宪法监护委员会反对他们，所以没有自由派竞选公职。无论是改革派还是自由派都知道怎样闭嘴，并且不做愚蠢的事情，比如与美国人发生联系。

对政权最严厉的批评者中的部分人是1979年革命的领导者，他们不喜欢伊朗的威权主义，寻求教权和政权的分离。他们包括了像大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Grand Ayatollah Hossein Ali Montazeri）这样的上百名神职人员。他是什叶派伊斯兰最资深的人物之一，现在因为谴责压制和要求改革而被软禁在圣城库姆（Qom）的家中。“要么是官员们改变方式，给予人民自由，停止对选举的干预；要么是人民在另一场革命中发动起义。”他警告说。

27.8不自由的制度

可以把伊朗描述为正在等待自由的政治制度。那里存在自由的潜能，但是，可能必须对现有制度做出重大改变。首先，必须限制领袖的权力，使之成为纯粹的精神领袖，只有很少的或者没有世俗权力；其次，必须废除宪法监护委员会。如果做了这两件事的话，伊朗的制度可能会迅速转变为民主制，拥有真正的行政总统、批评性的马吉利斯、多党选举和自由的媒体。伊朗是所有波斯湾国家中最具民主制潜能的国家。

伊朗的政治文化

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许多伊朗人并不希望他们的传统文化被西方文化取代。“我们想要变成现代人，”第三世界的许多市民说，“但是不想变得像你们一样。我们要基于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和宗教，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无论你是否能变成一个现代人，在高科技的社会中同时保留了旧有文化，这对今天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把新旧文化结合起来的努力将会产生效果吗，还是会导致混乱？在一些案例中，比如日本，结合是有效的；对伊斯兰国家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关键的因素可能是传统文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两者在日本都非常强，日本学会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但是依然是独特的日本人。伊斯兰国家也能成为日本那样的国家吗？

经历了所有的来来去去的征服者和王国，波斯社会在数个世纪中保留了它的传统。就像在中国那样，王朝更替几乎没有干扰贫穷的农民和游牧民族等大部分人群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组织形态上依然生活在部落中。与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传统社会实际上是很稳定和保守的。伊斯兰、清真寺、毛拉和《古兰经》（Koran）给予大多数波斯人的生活以慰藉和意义。人们贫穷但不消极。

后来的现代化，主要是在外国的压力下进行的。现代化始于19世纪晚期，随石油的开发而扩展，并在两位巴列维沙的统治下加速进行。伊朗提出的问题是，是否能够在实现代化的同时，依然保持旧有文化。根据政治学家称之为现代化理论的理论，许多事或多或少同时发生。首先是经济的变化，从简单的农业到自然资源汲取，再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此相伴随而来的是城市化，人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同时，受教育水平提高，大多数人变得有知识，有些人还去上大学。人们关注更多的大众传媒——首先是报纸，然后是电台，最后是电视——直到许多人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和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及其利益集团出现了。人们现在想要参与政治，他们不满于被像孩子那样对待。

长期以来，人们还假设与现代化相伴随的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无论是凯末尔还是巴列维都曾强硬地向毛拉们摊牌。但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其他的宗教对手现在使我们质疑世俗化的必然性。在特定的条件下——当事情变化太快的时候，当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的时候，以及现代化否定传统价值观的时候——人们可能会以复兴的极大热情求助于宗教。如果他们的世界将要土崩瓦解，教会或清真寺就会给予生活以稳定和意义。这对今天的美国和埃及都是正确的。在伊斯兰世界，最初热情拥抱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信条的许多知识分子变得绝望，并回归伊斯兰教。（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感兴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曾经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与西方相联系。）

在一个国家的历程中，现代化的时机是有风险的。如果旧的精英认为变化正潺潺流过他们社会的话，他们将逐渐允许以不动摇该制度的方式进行的民主化。另一方面，腐败的和僵硬的精英相信大众还没有做好迎接民主的准备（而且永远也不会做好准备），他们会阻碍政治改革，直到出现巨大的推动力。然后，由于不再能够经受住压力，他们突然退让。混乱发生并止于暴政。如果旧的精英更早一些进行渐进式的改革的话，他们可能会减轻压力，轻松转变为民主制。韩国就是从独裁顺利转变为民主制的例子。沙统治下的伊朗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伊朗国王沙是傲慢的：他认为自己将促进伊朗的发展。他预见到伊朗没有民主的未来，于是没有在人民中培养支持他的派别。当终点来临的时候，几乎没有伊朗人真正支持他。事实上，沙大体上是鄙视民主制的，把民主制视为妨碍自己道路的混乱制度。这是一个与古代波斯人攻击希腊的观点一样的古老观点。强大的波斯帝国在一个统治者的领导之下，确实能够击败争吵不休的希腊城邦的集合。（错！）沙假设伊朗在他的开明专制之下，很快就会超越堕落的西方。一名新闻记者曾经问沙，为什么不放弃个人的一些权力，成为一名象征性的君主，就像瑞典国王那样。他回答说：“当伊朗变得像瑞典那样的时候，我将变得像瑞典国王一样。”

对这个过于简单的观点的答案是，对，当你的人民贫穷而无知时，绝对统治就是你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这样一个国家远远还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但在沙本人推行了大量的现代化政策之后，伊朗变成了一个不同的国家，成为一个此前讨论过的以变化为特征的国家。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不满一个人的统治；这个阶级越大，积累起来的不满就越多。通过现代化，沙锯掉了自己坐在身下的树枝。他把伊朗现代化到伊朗不再想要他的程度。

政治文化

伊斯兰教反现代吗？

大多数中东问题专家都否认伊斯兰教义中存在一种固有的、使穆斯林与现代化无缘的东西。然而，看看例子，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已完全实现现代化。在凯末尔的统治之下，土耳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但是，伊斯兰好战分子依然试图消解他的改革。用亨廷顿的词汇来说，土耳其是一个被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明分化的国家。最近，一半人口是穆斯林的马来西亚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快的进步。然而在大体上，伊斯兰与落后重叠，至少我们这样认为。一些穆斯林国家富有，但仅仅是因为石油为它们带来了外部收入。

《古兰经》禁止为了牟利而贷款，但是，有很多方式贷款。数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在科学、哲学、医学、公共卫生、建筑、炼铁以及更多的方面遥遥领先于基督教的欧洲。翻译自阿拉伯语的著作教会了欧洲古典的希腊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引发了文艺复兴和欧洲的现代化。一千年以前，你会听到穆斯林得出结论说，基督教使欧洲落后。

但是，伊斯兰文明步履蹒跚，而欧洲文明实现了现代化。16世纪，当欧洲商船抵达波斯湾的时候，西方已经走到了伊斯兰的前面。为什么？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早期的伊斯兰允许独立地解释《古兰经》，但是，在9世纪到11世纪之间，这被一种单一的、正统的解释）所取代。其结果是知识分子的生活萎缩了，伊斯兰则不再有改革。

13世纪的蒙古入侵者屠杀巴格达居民，摧毁该地区的灌溉系统，阿拉伯帝国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蒙古对俄罗斯的影响也是破坏性的。）可能正因如此，伊斯兰转变为神秘主义。伊斯兰不再是一个开放的、有弹性的和宽容的着迷于知识和科学的信仰。当葡萄牙人打开欧洲和亚洲之间直接的贸易航线，绕开穆斯林中间人的时候，经过中东的贸易迅速衰落。与此同时，该地区的经济也衰落了。

伊斯兰教在其宗教与政府的结合中有一个结构性问题，这种结合使得它很难把清真寺和国家分开，那些试图把清真寺与国家分开的人（比如凯末尔）遭到反对。即使在今天，仍有许多穆斯林希望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法律。这在世俗的现代化主义者和宗教的传统主义者之间制造了敌意，他们为政治权力而竞争，这是一场阻碍进步的、具有破坏性的拔河比赛。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主要是英国人）开始于19世纪的统治，这制造了与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同样的仇恨。一个自豪的文明被不受欢迎的外来者压制所导致的不满：“你用枪炮、铁路和商业闯入这里，高高在上；不过，在文化上和道德上，我们要高于你们。我们最终将把你们踢出去，让你瞧瞧。”与此伴随而来的是对西方任何事物的仇恨，继而就是反对现代化，因为接受现代性意味着承认西方的先进性。伊斯兰教教导大众，它优于其他所有文明，最终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如果伊斯兰国家不抛弃它们文化对现代性的反感的话（现代性并不需要完全效法西方），它们的进步将会变得缓慢，并且常常会被逆转。生活在西方的数百万穆斯林是现代人，但他们依然是穆斯林。宗教的现代化思想已经在穆斯林中出现，而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伊朗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居于领导地位。最终，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既现代化又是穆斯林的社会。促成这一点的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教育妇女。

27.9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

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展出一套有趣的意识形态，并在许多伊朗人中引起共鸣。传统上，什叶派鄙视政治，等待第12位伊玛目回来统治。霍梅尼及其信徒脱离了这一古老的传统，决定在他们等待的同时，高层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也应该行使政治权力。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教义（Islamism）的东西，不仅仅是宗教的，也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民族主义的。霍梅尼认为，沙及其政权已经抛弃了伊斯兰，抛弃了经济和社会的正义，允许富人和腐败分子生活在西方化的奢靡之中。同时，却仍有大多数人挣扎在贫闲之中。他们把伊朗出卖给美国，用人民的石油换取美国的武器，好几万美国人生活在伊朗，用他们“不干净的”道德腐化伊朗年轻人。通过回到毛拉解释的《古兰经》，伊朗人不仅会在精神上使自己变得纯洁，而且会建立一个正义平等的社会。由清真寺和伊斯兰社团管理的福利利益，将会使有势力的人衰落，使穷人地位上升。伊斯兰教义宣扬拉平阶级差别，但要通过清真寺和毛拉来实现。

因此，伊斯兰教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针对伊朗人感到不满的大多数问题提出了答案。它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混合物，但是，它会有效吗？可能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若干部分产生分裂，不同派别争吵不休。伊斯兰教义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正如我们将要在后面更详细讨论的那样）。随着作为一种可行的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义的退潮，伊朗要寻找另外的意识形态的再生。

27.10民主制和权威

许多观察家认为毛拉的统治将被推翻。西方的外交家估计，只有一小部分伊朗人支持现政权。但是，伊朗能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吗，或者沙是正确的——伊朗人确实需要一个统治他们的政治强人吗？在1979年革命的背后有两种动力：世俗主义的知识分子寻求民主制而伊斯兰教主义者寻求神权政治。总是占少数的世俗民主派与人数众多的伊斯兰教主义者进行对抗，认为他们将会罢黜伊朗国王，然后，受过更好教育的世俗主义者将会领导伊朗。但是，伊斯兰教主义者组织得更好，并且明确地知道他们想要得到什么。他们利用世俗民主派，然后抛弃他们（在一些案例中甚至枪杀他们）。许多世俗民主派逃亡到其他国家，事后很久才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一些民主派革命支持者打出标语：“在自由的黎明里，没有自由。”

重要概念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正确的名称吗？

有些人反对使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个词汇。原教旨主义在20世纪初的时候被用来形容美国圣经地带的新教徒（Bihle-belt Protestants），代表经文的绝对正确：圣经意味着它所说的意思，并且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解释的。但是，事实上，那是所有穆斯林对待《古兰经》的方式。一些思想家提议，作为替代，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伊斯兰整体主义（Islamic integralism），暗示把《古兰经》、沙里亚与政府整合到一起的趋向。整体主义也是从20世纪初的一个天主教运动那里借来的词汇，该运动的拥护者寻求做一个像耶稣那样的人。逊尼派穆斯林回到创建者的纯洁伊斯兰的运动就是沙拉菲亚（salafiyya）。数世纪以来，它以好几种形式存在。沙特阿拉伯和基地组织的瓦哈比伊斯兰是沙拉菲（salafi）。

一些政治学家使用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一词指宗教的政治运用，目的是为了获取权力。伊斯兰教义这个词指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赢得人们支持的原因很简单，即它很简洁（一个不坏的理由）。

但是，这些世俗的民主派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们隐匿下来，并且在表面上支持伊斯兰革命，因为公开反对伊斯兰革命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他们中间有伊朗最聪明的也是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伊朗正是需要这些人使经济增长。由于伊朗经济衰落，许多人失去工作，成为私人顾问和专家，在他们的公寓之外工作。每年有数万人迁居国外，他们更愿意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旦确定你不是政府的内奸，那么，他们在私下里就会尖刻地批评毛拉的压迫和经济上的愚蠢。“我信仰伊斯兰，但是，不相信毛拉的政权。”一个伊朗人说。

在1997年和2001年投票给哈塔米的人们相信，伊朗人具备实行民主制的能力。他们认为，反沙的革命被伊斯兰教主义者劫持了。但是，革命最初的动力是寻求民主制，而不是神权政治，而且这股动力依然还在，特别是现在，人们尝到了经济衰落、腐败和毛拉普遍无能的滋味，他们已经为民主制做好了准备。如果政权开放的话，世俗民主派将走到公众面前要求举行公开的选举，所有的政党都有资格参选。目前，他们依然缄口不言，盯着电视卫星天线，从他们在美国的人数众多的伊朗人共同体（80万人）中获取批评性的观点。

政治文化

伊朗人是宗教狂热分子吗？

只有少数伊朗人是穆斯林狂热分子，甚至那些被认为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人也不必然是狂热的。许多伊朗人很清楚地意识到，宗教是一个政治工具，并且对它感到厌烦。大量的政治宣传把美国描述为“大撒旦”，但大多数伊朗人对来伊朗访问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非常友好，一些伊朗人曾经到过美国，或者是有亲戚在美国。许多人记得伊朗与美国结盟的时候，伊拉克不敢入侵伊朗。伊朗是唯一在“9·11”之后有数万人同时对美国表示同情的伊斯兰国家。不要混淆政治宣传和普通市民的态度。

星期五的祈愿在德黑兰大学巨大的祈祷大厅（伊朗最大的之一）举行。多数伊朗人是穆斯林，只有少数人是极端宗教狂热分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朗人现在把邻国阿富汗已终结的塔利班政府称为沙拉菲极端主义者。塔利班比伊朗的伊斯兰教主义者更加严格，把妇女限制在家中，并要求所有的男性蓄须。塔利班为什么会与伊朗发生冲突？与大多数阿富汗人一样，塔利班属于逊尼派，并袭击少数的什叶派，大约150万什叶派穆斯林逃亡到伊朗。塔利班还杀害援助阿富汗的什叶派伊朗情报人员，宗教极端主义充满危险的内容。

27.11伊朗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伊朗总是很强烈，而且今天正变得更强烈。一些分析家认为，今天的伊朗更多地受到民族主义的激发，而不是任何宗教狂人。伊朗正在努力增加其权力和威望。伊斯兰教是阿拉伯的刀剑强加给波斯的，而且直到今天，伊朗民间还有关于17世纪残酷野蛮的入侵者实施大屠杀的记忆。伊朗人不喜欢阿拉伯人，并鄙视阿拉伯人，认为他们在文化上低人一等，缺乏紧固的权力。由于信仰什叶派，伊朗人过去是，现在也是因与主要是逊尼派的邻居不同而感到骄傲。伊朗的预言是：“我们事实上是最优秀的穆斯林，应该领导整个伊斯兰世界。”相应地，在伊朗人思想的表象之下不远处是波斯的民族主义，认为他们的古代文明非常伟大，并且比伊斯兰文明要早一千年。

沙在推动伊朗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波斯的民族主义。沙是穆斯林，他在宗教祈祷中拍照，在哈吉（hajj）期间也如此，哈吉是穆斯林终其一生要履行的一次朝圣要求。但是，沙真正的精神是世俗的和民族主义的，在一个现代的伊朗重建古波斯的荣耀。沙对非穆斯林信仰相对宽容，巴哈教徒（伊斯兰一个主张普救说的、自由的支系）、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未受到伤害。自伊斯兰革命以来，非穆斯林一直被严厉对待，尤其是30万名伊朗最大的少数派宗教巴哈教徒被视为危险的异教徒（heretics）。数个世纪以来，伊朗独特的波斯人意识与伊斯兰的共存并不容易。沙的现代化进程把这两种思想置于公开的冲突之中。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并没有彻底抛弃伊朗人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它把重点放在波斯人意识的宗教一面，但是1980—1988年与伊拉克长期的敌对战争使政权中的波斯民族主义显现出来，他们与伊拉克打仗，不仅是为了信仰，而且也是为了国家。伊拉克被认为是一个野蛮傲慢的阿拉伯国家，直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将它创造出来之前甚至不存在。伊朗庆祝两种类型的节日，波斯的和穆斯林的。波斯人的节日总是快乐的，比如新年（Noruz）；穆斯林的节日大多是悲伤的，比如侯赛因在卡尔巴拉（Karbala）殉教的纪念日，在殉教纪念日中，年轻的什叶派男性要击打自己，直到流血为止。

民主制

愤怒的伊朗学生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大多数倾向于左翼伊朗的学生为推翻旧政权而斗争。现在，伊朗的学生——其人数已激增至近200万——再次为公民权示威游行。许多学生是坦率直言的自由派，推动多元主义、新闻自由和选举开放，他们也对毕业后严重缺乏就业机会感到担忧。

每一年，强硬的法院（特别是革命法庭）关闭自由派的报纸并封锁网站。在监狱中的伊朗编辑、作家、教授、民意调查者、学生领袖和政治家左2000—4000人之间，他们中的一些人在1979年革命和长期与伊拉克的战争中作战，至少有100名持不同政见者被秘密杀害。按人均来说，伊朗是世界上死刑最多的国家。当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在德黑兰大学发表演说的时候，学生们高喊“杀死独裁者”的口号，这导致愤怒当局对许多学校的学生和教授进行镇压。

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某一天能够领导伊朗走向民主制吗？光靠他们可能不行。他们没有组织，并与伊朗大众缺乏联系，几乎没有伊朗人公开表示不满。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在与其他团体的结合中组织起来，那么，就能够动摇神职人员的政权。在许多国家，学生一直是革命的火种。

互动模式

27.12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宗教

操纵、利用、抛弃，这是霍梅尼势力对待那些帮助他赢得革命胜利的人们的方式。像包着头巾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伊斯兰教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末期的革命过程中劫持了伊朗革命。首先，他们利用了对沙及其政权的越来越多的不满。通过把自己塑造为一个似乎是可信的和有效的阵线组织呈现在公众面前，伊斯兰教主义者在他们的旗帜下赢得了所有类型的反对沙的团体的支持，包括倾向民主的各党派：国民阵线、伊朗自由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与苏联有联系的）人民党、伊斯兰游击运动。他们利用这些团体为他们做肮脏的工作，然后又除掉这些团体，有时候是通过死刑执行队进行的。在推翻沙的过程中达到巅峰的民主的、伊斯兰的、世俗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在3年之内就都被碾碎了。作为革命技巧的一个例子，列宁也会对他们的技巧和冷酷感到钦佩。

政治文化

伊斯兰歧视妇女吗？

伊朗是对待妇女较温和的穆斯林国家之一。与海湾南岸的阿拉伯王国不同，伊朗的妇女驾车，上学，在家庭以外工作，并参与政治。但即使是在伊朗，对女性穿着、与男性的接触和旅游方面也有严格的限制。

虔诚的穆斯林宣誓在社会中要尊敬妇女。但是，妇女的位置是待在家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妇女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被限制在一种从属地位，她们常常很少受到教育，不能驾车，她们的证词在法庭上的证明力只有男人的一半。但是，这种歧视并非总是来自于《古兰经》。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伊朗以外的国家），诸如妇女的隔离、戴面纱和女性的生殖器毁损等习俗都先于伊斯兰存在并为伊斯兰所吸收（很像欧洲人接受的圣诞节来自于异教徒对树的崇拜）。因此，这些非《古兰经》的引入可以被抛弃，而不会对信仰本身产生伤害，穆斯林女性主义者这样认为。对，有这样一些人，并且逐渐地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组织起来。如果她们成功的话，将在很大程度上使她们的社会现代化。伊朗妇女普遍接受教育将意味着社会的和法律的变化。

根据法律，伊朗妇女必须穿着端庄谨慎，并将头发用头巾遮盖起来。虽然处于伊斯兰执法者的长期监视中，年轻女人们依然把头巾推至容许的边沿。衣着上的限制是伊朗文化与政治生活中一个大问题。

女性主义者的一个声音来自200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希琳·阿巴迪（Shirin Ebadi）。她是一名律师和政权反对者，为妇女的权利辩护，并引用《古兰经》来表明伊斯兰不应该歧视妇女。许多伊朗妇女持有相同的观点，并为争取她们的权利举行抗议；一些人被捕、被审判并被监禁。伊朗可能成为伊斯兰女性主义的发源地。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伊斯兰教主义者将他们的宗教作为一个工具：一个征募和动员的工具，一种获取权威和服从的手段，一条攫取和巩固权力的途径。这并不是说他们对伊斯兰教不认真，而是说在一种革命局势中，他们对信仰的工具性利用胜过了对宗教的虔诚。如果你想获得国家权力，那么你就不能只专注于精神方面，你必须变得精明而现实。对于伊斯兰教主义者来说，没有什么是“疯狂的”；他们在经过算计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冷静而理性的决定方面具有完美的能力。而在我们眼中，有些东西看起来自然是疯狂的。

在浸淫于政治一段时间之后，权力的一面夺得政权，而最初是宗教的（或者意识形态的）一面退居其后。正如伴随布尔什维克而来的那样，这很快就在政治上导致人们卷入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之中，并最终导致政权的腐朽。统治集团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新阶级。这就是为什么把他们建立在意识形态或宗教（伊斯兰教义结合了两者）之上的政权只有有限生命的原因。不久，每个人都注意到统治阶级的权力和贪婪，大众开始醒悟；政权失去合法性。这种现象正在伊朗发生，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将燃尽。

相关的一个例子是伊朗的学生好战分子在1979年11月占领美国大使馆，这使美国人非常愤怒，并完全中断了与伊朗的关系。夺取大使馆并在444天中不让他人接近52名被困的美国官员，这在事实上打破了外交文书中的每一条规则，似乎要证明的是疯狂的狂热分子统治了伊朗。

然而，更进一步观察，人们发现这次事件是伊朗国内的一场权力游戏，冷笑中的霍梅尼势力在幕后操纵着这场游戏。这个阿亚图拉希望完成伊斯兰革命，除掉他在1979年早些时候任命的温和派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这种政治设计的机会是生病的沙被允许到美国进行癌症治疗。霍梅尼的核心成员煽动了伊朗大众的愤怒，他们说对沙的医疗证明了美国依然支持被罢黜的政权。然后，一群学生好战分子侵入并占领人员已经减少至骨干人员的美国大使馆。在这个过程中没费一枪一弹，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接到不准开枪的命令。美国人质受到残酷对待，但没有被杀。好战分子公布了大使馆的机密文件（从碎纸机中拼凑出来的），目的是表明美国人是多么的卑鄙。霍梅尼一举除掉了政府中的所有温和派，防止了美国的干预（就像在1953年发生的那样），这使革命达到一个狂热的高点。

伊斯兰的激进主义分子利用反美的歇斯底里情绪（“美国去死！”），巩固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被羞辱的无权的巴扎尔甘辞职，任何反对夺取大使馆的人都被解雇或者是境遇更糟。一名外交部的官员（他曾为了推动革命事业而从美国乔治城大学退学）帮助一些美国人通过加拿大大使馆逃离伊朗，他在受审后就被枪决了。霍梅尼的追随者们似乎很高兴看到美国总统卡特的局促不安，特别是在1980年4月美国的营救行动失败以后。卡特对伊朗明显的软弱使他在1980年的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并输给了里根。

那个时候，被监禁的美国外交官对霍梅尼来说已失去了功用。德黑兰知道里根不会反对使用军事手段，就在里根宣誓就职时释放了这些外交官。抓住并监禁美国人的好战分子也失去了利用价值，被认为不可靠的一些人被逮捕和处死，其他一些人被派到与伊拉克的战争前线，死在战争中。正如一名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学家观察到的那样，革命吞噬了它的孩子。

27.13伊朗的温和派和伊斯兰教主义者

伊朗政治的大部分发生在保守的温和派与激进的伊斯兰教主义者之间大量看不见的冲突之中。你必须贴近观察，识别出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两者都是保守派，但是方式不一样，前者镇静而实用，后者好斗而革命。两者都是坚定的穆斯林，支持伊斯兰革命，但是，保守派对把革命扩散到伊朗之外没有兴趣。保守派对自由市场的态度更加开放；激进派则希望国家的控制。在选举中，没有一方以相反的政纲参加竞选；直接的对抗可能对健康不利。政权更迭可能来自于伊朗的好战派和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而不是来自于外部（包括美国）的压力。

在1986年伊朗门遭受可耻的下场之后，“伊朗的温和派”这个词就从华盛顿的词汇中消失了。在伊朗门中，白宫的助手们试图向伊朗的“温和派”出售导弹，美国官员在交易中由于判断失误而被伊朗的革命分子所骗，他们提出交易，然后又泄露出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贸易的信息。根据美国的法律，这是非法的。这次事件使美国很尴尬。

表27-1 伊朗的温和派与伊斯兰教主义者的区别
温和派 | 伊斯兰教主义者
使伊斯兰革命平静下来 | 维持伊斯兰革命
把权力转移给马吉利斯 | 维系法基赫的权力
允许一些政党存在 | 禁止非伊斯兰的政党
言论自由 | 对言论进行审查
允许西式的妇女服装 | 只允许伊斯兰的服装（面纱）
与西方改善关系 | 与西方保持距离
与美国对话 | 仇恨美国
允许检查核计划 | 继续不受检查的核计划

现在，“保守的温和派”这个词指支持伊斯兰共和国，认为激进派是鲁莽的和危险的人们。他们的典型代表是像拉夫桑贾尼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在2005年的总统竞选中输给了艾哈迈迪内贾德），以及外交谈判家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伊朗的保守派在玩一场谨慎的游戏，不直接反对伊斯兰教主义者中的好战分子，现在由艾哈迈迪内贾德领导。保守派静静地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周围对宗教统治集团施加影响，阻止了艾哈迈迪内贾德一些更加冲动的做法。

好战的伊斯兰教主义者想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共和国，将其更多地建立在宗教法的基础之上，并由法基赫管理。其他任何事意味着向伊朗的敌人（大体而言指西方，特指美国）屈服，并最终使伊朗丧失自己的独立、文化和宗教。他们阻止任何自由化的改革，关闭报纸，枪杀偏离此道的部长，并审判政治批评者。

激进的伊斯兰教主义者的重要支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Pasdaran）。伊斯兰革命卫队最初组建于1979年，目的是支持霍梅尼。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伊战争中伤亡很大，现在有12.5万名成员，他们与常备军有所区别，地位高于常备军，很像希特勒时期的纳粹党卫军。他们拥有最好的武器，经营着许多工厂，控制着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并管理伊朗的核计划。以前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着马吉利斯大约1/3的议席，并设置议程。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在两伊战争中是一名革命卫队队员，他把许多同袍安置在高级职位上，并依赖他们。2007年逮捕15名英国海员的事件似乎是革命卫队的一场权力游戏，目的是使保守的实用主义者闭嘴。同样地，借口他们试图推翻德黑兰政权而逮捕来访的伊朗裔美国学者和一名新闻记者，似乎是破坏美国和伊朗关于伊拉克的谈判的一种努力。在艾哈迈迪内贾德领导之下的伊朗政治的革命卫队军事化是危险的，它扼杀了任何走向民主制的机会，并且增加了战争可能性。

最近的选举再次显现出反对激进派的倾向。2008年，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地方议会和马吉利斯中的议席数超过了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支持者。实用主义的保守派哈希米·拉夫桑贾尼及其支持者很容易就控制了选择下一任最高领袖的专家大会。民粹主义的艾哈迈迪内贾德许诺要提高伊朗穷人的生活水平，但是他没有兑现诺言，可能会在2009年的选举中败北。

比较

下一个会是沙特阿拉伯吗？

“9·11”袭击表明，王国（沙特人这样称呼他们的国家）突然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状态。19名劫机者中有15名沙特人，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在王国中安置炸弹，诸如奥萨玛·本·拉登（沙特一名百万富翁的儿子）这样的伊斯兰教主义者代表了与在伊朗推翻沙的同样的力量。沙特政权因担心而几乎陷于瘫痪，它试图通过资助极端主义的宗教学校（许多是在巴基斯坦），并使新的伊斯兰教主义者数量最小化来抵消威胁和使不满偏斜。

萨乌德王室在20世纪20年代征服了沙特，其基础是沙拉菲伊斯兰严厉的瓦哈比信条。出于同样的原因，它和伊朗的沙一样非常脆弱。沙特阿拉伯现在不如伊朗民主，王室的合法性在对人们喜欢西方式的享乐而放弃瓦哈比主义的指责中被逐渐削弱。在5000名沙特王子中，有500多名有资格成为国王，这导致了继承王位的斗争。

石油制造了一些包括王子们在内的非常富有的沙特人，把许多贫穷的沙特人远远抛在了后面。早些时候，当局通过石油收入来补助数千名沙特人而换取忠诚，但石油价格上下波动，而人口则从1980年的700万激增至2008年的2800万，这使沙特人的人均收入减少了一半。40%的人口年龄不到14岁。轻松而容易赚钱的工作不再等待着年轻的沙特人；许多人失业并感到不满。来自东部产油省份的什叶派沙特人（他们得到伊朗的支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目标实施爆炸。

来自王国的新闻受到严格的审查，任何负面的消息都是不允许的。而且，直到“9·11”之前，华盛顿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们的好朋友”萨乌德王室，这是与美国对待沙的方式相同。在“9·11”之后，一些美国人把沙特阿拉伯称为一个虚伪的朋友，并且认为沙特阿拉伯为伊斯兰教主义的恐怖主义提供金钱和人员。数百名沙特年轻人进入伊拉克，针对美国和什叶派进行圣战。一场关于新国王的继承权斗争可能使王国动荡，要防止在沙特发生一场革命可能已经太晚了。改革能够加快革命，正如我们在伊朗看到的那样。下面这些有控制的走向民主的发展可能会使王国稳定下来。

·允许一些反对党存在。确保它们是温和的，并让它们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批评政权。确保有几个政党（一些是保守的，一些是自由的、非激进的）分散公众的不满。

·与对政党的方针一样，允许半自由的言论：只允许有限的批评。

·镇压和禁止伊斯兰教主义者。不要放松对他们的抑制，这些人将要摧毁你，而且如果他们夺取政权的话，他们将不再是温和的或民主的。

·只在保守的和温和的政党之中举行立法机关的选举。渐渐地，可以让其他政党参与选举。

·使新的立法机构向富裕者征收高税收来重新分配财富，尤其是向王室成员征收高额税收。必须让人们看到他们在财政上遭到了打击，这将平息民众对王室大量且不公平的财富的愤怒。

·在该地区不要自动跟随美国的政策，因为那将使政权失去合法性。限制美国的存在；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来说，美国是文化上的刺激和自然而然的靶子。（沙特的领导人没有支持美国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并使美军撤离。他们并不蠢。）

·打击腐败，尤其是最高级的官员和王子的腐败。表明你是当真的，而且这种打击是永久性的。

我们从伊朗那里学到了什么教训吗？所有的这些教训对阻止革命有效吗？也许有，但是它会要求萨乌德王室有削减自己财富和权力的意愿，而那是统治阶级很少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沙特阿拉伯不能转变为某种形式的民主国家的话，革命以及美国的军事卷入就是有可能的。波斯湾及那里的石油使我们不会离开。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边缘上，遍布着想要废除整个伊斯兰革命的伊朗人，但他们没有机会。一些拥护君主制度的人希望最后的巴列维的儿子（一个现在居住在西方的年轻人）复辟，这是堂吉诃德式的冒险。时代不利于君主制；每隔十年，实际统治的（与名义上的）君主都在减少。

另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类型的革命者——人民圣战者（mujahedin-e Khalq，他们在早些时候与伊斯兰教主义者合作推翻了沙）现在试图推翻伊斯兰教主义者，他们中间有一些是夺取美国大使馆的年轻的好战分子。后来，据估计有超过10万名圣战者被霍梅尼势力处以死刑。他们中的幸存者得到萨达姆·侯赛因时期的伊拉克的庇护和资助。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伊拉克入侵并屠杀伊朗人（有时候使用毒气），因此，这些圣战者在伊朗人中几乎没有支持者，即使是华盛顿现在也认为他们是一群疯狂的信徒。

27.14革命燃尽

伊朗揭示了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经典的革命理论。让我们回顾一下：沙政权丧失合法性，反政府的集团形成，骚乱爆发，然后是沙离开。最初，温和派取得政权，但是，冷酷的霍梅尼势力很快就抛弃了他们，然后把革命推到一个狂热的高点。但是，这也把自己燃烧殆尽；最终，是热月，或者一种平静的到来。伊朗人好像曾经读过布林顿的理论一样，经历了他提出的各个阶段。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一个明确的热月，甚至包括最后一个阶段在内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发生。相反，1997年哈塔米的当选可能是低调的、摇摇晃晃的热月到来的标志。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精神继续存活于德黑兰的公墓纪念碑之上，这是为死于1980—1988年两伊战争中的人们而修建的。伊朗人的损失是令人震惊的——至少有50万人被杀，他们中有很多人是男孩。

没有一场革命是永久的。在伊朗，我们能够看到人们为了生活变得稳定和正常而进行的努力，而这受到伊斯兰激进派的反对。但是，时间也许站在追求正常生活的人群一边。许多毛拉已经腐败；一些人在公共场合不穿神职人员的服装。毛拉们管理着各种烈士基金（bonyads），这最初是为了再分配沙及其支持者的财富的基金，这些烈士基金现在控制着数十亿的美元和伊朗工业的大部分，对它们的管理被假定为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这是一种形式的伊斯兰社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们已使管理者毛拉变得富裕、有权和腐败，与此同时，工业却管理得很糟糕。就像阿克顿勋爵观察到的那样，权力导致腐败。

由于意识到权力导致腐败的趋势，许多伊朗人希望毛拉们回到清真寺，离开政府和经济。甚至有些毛拉也希望这样，因为他们现在看到由于管理国家而破坏了名声和精神上的使命。伊朗的示威游行者高喊着：“毛拉们生活得像国王一样，而人们却陷入贫困。”另外的因素是，现在超过一半的伊朗人是在沙之后出生的，不曾为伊斯兰革命献身。他们想要工作和更多的自由，而且他们在18岁时就能投票（最近提高到了16岁）。

将会有那么一个我们能说伊朗革命最终结束了的时刻吗？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重建外交联系（这是许多伊朗人希望很快实现的事情）将会表明，那个时点已经过去了。在前总统哈塔米执政时期还有重建外交联系的希望，哈塔米暗示与美国人“对话”（但不是与华盛顿），但是当保守派势力反对的时候，他又把这话收回了，而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强烈地仇恨美国。另外的暗示将会是毛拉们放弃对烈士基金的控制，而且法基赫逐渐成为一个名义上的或者有威严的职位。

2011年，伊朗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在国父鲁霍拉·霍梅尼的巨幅肖像前发表他那通常的愤怒演说，预测着以色列和美国的终结。伊朗被认为正致力于研究核弹。

伊朗人在争论什么

27.15伊朗经济走向何方？

伊朗的变化一直都很迅速。这些变化部分发生在沙统治时期，部分发生在伊斯兰革命之下，农村已经有了学校、电力、卫生保健和拖拉机。卫生保健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是婴儿死亡率，从1960年的169‰降低到2007年的38‰。公众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20岁，从50岁提高到了70岁。有文化的人从不到1/2上升到3/4。与以前相比，更多的伊朗妇女可以上学和进大学（当然，是和男性分开的）。

伊朗的经济受到革命、战争、孤立和管理不善的打击。尽管总的石油收入一直在增长，但只是到最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恢复到1979年以前的水平。伊朗非常依赖于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如果石油价格跌落的话，伊朗就会陷入麻烦之中（就像俄罗斯和尼日利亚一样）。现在虽然有增长，但是，通货膨胀、失业和贫困非常严重。伊朗每年需要大约150万个新工作，因为工资很低，所以人们做两到三份工作以满足要求。就像在俄罗斯那样，许多工作和商业交易是在黑市上完成的。依然是伊朗经济的骄傲和基础的石油工业，需要替换零部件和最新的技术，它的生产力很糟糕。美国的压力使大多数石油公司一直不能与伊朗合作。烈士基金的管理糟糕且腐败，而渐渐地，伊朗人注意到了这一点。

一名伊朗石油工人正往钻头机上安装零部件。伊朗的大量石油储备和当今世界的高昂油价都使它免于经济困难。对伊朗进行打击，会让世界油价涨翻天。

由于给了所有伊朗人极高的福利水平（包括食物和汽油补助），与此同时又破坏收入的重要来源（伊朗与西方的石油联系），伊朗一直使自己处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之中。伊朗不得不以2美元1加仑的价格进口大约40%的石油，再以34美分1加仑的价格卖出，因为其自身缺乏炼油能力。习惯了廉价汽油的驾车人在2007年发起骚乱，因为政府当时开始实行的汽油定量配给。补助制造了昂贵和危险的价格扭曲，但是很难去结束它。

伊斯兰革命并没有废除沙的中央统制经济。国家依然控制着60%的伊朗经济（最大的部分是石油工业），烈士基金控制了另外的10%—20%，只有大约20%的伊朗经济掌握在私人手中。理论上，外国人可以在伊朗投资，但是，大多数人被繁多而复杂的限制和规定吓跑了。投资者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伊朗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一大问题是：它会成为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吗？

在马吉利斯关于经济政策的辩论中出现了相反的观点，这已经成为关于严厉伊斯兰统治的未来的几乎没有掩饰的战斗。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伊斯兰教义是一种替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它融合了伊斯兰的正确性和集体主义的经济。在许多伊斯兰教主义者的想法中，社会主义是伊斯兰的逻辑延伸，因为伊斯兰宣扬平等和消弭阶级差别。因此，他们宣称，伊斯兰是真正的、也是唯一的通向一个由平等的市民构成的正义社会的道路，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富人和穷人。他们说，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谈论的东西，他们也能提供。

大多数温和派回应说，那种社会主义或国家主义并不是伊朗要走的道路，那只会使伊朗继续贫穷和落后，伊朗经济的衰落揭示了国家主义的无效。此外，他们指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并没有《古兰经》的基础。更切实可行的是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穆斯林的救济要求结合起来，并实现社会正义。如果伊朗在经济上继续衰落的话，温和派也担心将永远不能建立一支一流的军队，因此也将会在敌对的外部势力面前虚弱无力。而且，如果不能很快解决大量失业问题的话，整个伊斯兰革命可能就会死亡。解决这些问题最好也是最快的办法是自由市场。对主要工业尤其是石油进行国有化，这是沙尝试的做法，我们肯定不想步他的后尘。这些是伊朗温和派的论点。注意，对伊斯兰革命的直接反对并不是他们的观点之一。

地理

有多少伊朗人？

传统上，伊朗人反对计划生育：孩子越多越好。在革命之后，伊朗的毛拉们敦促妇女生育一代穆斯林好战分子；食物补助帮助养活下一代。伊朗的人口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为平均每年3.5%，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尽管与伊拉克发生了伤亡惨重的战争，但是，自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的人口已经从3400万倍增到了6800万。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政府意识到它无法继续提供补助，或者是为大量的伊朗年轻人（有2/3的年轻人是在革命以后出生的）提供就业机会，于是开始扭转高出生率的政策。在经济衰退中，每个家庭现在只能养活更少的孩子。诊所免费提供所有避孕措施（但是不包括堕胎）。妇女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推行计划生育。在一个家庭有3个孩子后，食物和其他家庭资助就会减少。一名穆斯林神职人员甚至颁布了一份法特瓦（fatwa），鼓励更小的家庭。生育率从1986年的平均每名妇女在一生中生育7名小孩，下跌到了2007年的1.7名，低于美国的生育率，而到2007年的时候，人口增长率降到了低水平的0.66%。出生率的转变是革命结束的一个迹象。

27.16关于伊斯兰教遮遮掩掩的辩论

伊朗将永远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是，它将有什么样的伊斯兰教呢？是一种避免最直接的政治卷入的温和类型，还是一种寻求运用政治手段指导社会的好战类型？根据1997年和2001年哈塔米一边倒的胜利来看，最可能的选择是第一种类型。然而，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在选举中获胜，使人们对这种选择感到疑惑。

因为宪法监护委员会禁止公开的自由派候选人参选，所以关于宗教的公开辩论是听不到的。没有人愿意冒险被贴上“反伊斯兰教”的标签。然而，人们能够推测这样一种辩论正在进行。在公共生活中代替对伊斯兰讨论的是关于什么类型的衣服是可接纳的，特别是妇女的服装类型。然而，甚至对男性来说，蓝色牛仔裤也是不被赞成的，部分原因是它代表了美国的文化。自由派说这不代表美国文化；牛仔裤只是一种舒适的和国际性的服装，没有政治涵义。

在伊斯兰革命之前，城市的和受过教育的伊朗妇女的穿着与欧洲妇女一样时尚。然而，突然之间，她们不能再用化妆品，并且必须戴上面纱和穿着方披巾一种单张的从头到脚的长袍，目的是掩盖妇女的魅力）。虔诚的穆斯林，包括许多妇女在内，认为这种服装比西方的服装好，因为它消除了性欲、虚荣和财富差别。（注意有些美国学校对学校制服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西方的服装和化妆品是走向放荡和堕落的第一步。

穿着黑色长袍的妇女。

但是，伊朗妇女们的穿着样式以细微的方式在公众场合推动可接受的限制（以及在私人场合按她们的愿望穿着）。面纱和黑色长袍不再是街头强制性的服饰，只要一个妇女穿着适度，不化妆，并且把头发和前额用一块方巾遮盖起来。妇女依然有被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道德警察）在街头拦住，并把她们送回家或监狱的危险。被怀疑寻欢作乐的年轻人可能被巴斯基（民兵）鞭打，这些志愿者小队是伊斯兰政权最令人讨厌的特征中的一部分，并疏远了城市和受过教育的伊朗人。

政治文化

美国和伊朗

文化鸿沟妨碍了美国人和伊朗人的相互理解。美国在处理伊朗革命的时候不够聪明，部分宗教的、民族主义的、文化的、反暴政的原因，使我们难以预测到革命的发生，以及使其失去锋芒。当1986年美国试图去应付“伊朗温和派”的时候被羞辱了；当美国在伊拉克与伊朗的战争中倾向于伊拉克的时候，支持的是一个血腥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美国内部针对萨达姆发生过两次争论。1988年，美国的驱逐舰把伊朗的喷气式客机误作一架攻击战斗机，用一枚导弹将其击落，导致机上290人死亡。伊朗，以及实际上的整个波斯湾地区，是一个柏油娃娃（tar baby）：一旦你用拳头击打它，你就会陷得越来越深。

但是，如果我们平静下来并且足够聪明的话，事情是可以解决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和激进派不受欢迎并且可能会被选下台，导致美伊改善关系，许多伊朗人想要与美国接触和对话。从长期看，伊朗需要美国，美国能够提供石油技术和其他使国家现代化的手段。然而，美国在伊朗鼓励“政权更迭”的企图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美国支持伊朗批评家的广播、基金和与其接触的行为是死亡之吻，导致政权把批评家们描绘成叛徒和美国的傀儡。

人类学家指出，当两个伊朗商人（bazaaris）发生争吵的时候，根据长期的传统，他们会在几年中故意躲避和忽略对方。渐渐地，争吵逐渐消失，他们又谨慎地重建彼此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后，争吵就被忘却了。这是一种处理争吵的文明方式。我们在应对伊朗的时候可以模仿波斯的社会习俗。

伊朗人不理解美国的文化。在许多方面，美国人与伊朗人是相反的；美国人直接、不细致，并倾向于暴力：牛仔。美国人喜欢枪炮和军事的解决办法，尽管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人是好人，并在全世界试图做好事。美国人对海湾地区的信息知之甚少，很少有美国人对伊朗的了解与正在读本章的学生一样多。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美国的总统使用了简单化的修辞“邪恶轴心”，并且只是在后来才注意到它阻碍了改善美伊关系的努力（2/3的伊朗人希望改善关系）。不精确地谈论破坏伊朗的核设施使事情变得更糟，并导致伊朗人的反击和民众对政权的支持。

伊朗人也必须注意他们的措辞。伊朗民众高喊“美国去死！”（Marg bar Amerika），听上去像是一种直接的威胁。伊朗人真的想要杀死美国人吗？因而，伊朗人最好停止这样说。在“9·11”之后，美国对待这些事情非常认真。美国承诺确保波斯湾的石油以友好的方式流入美国，是美国人同意外交政策的一个支点。无论多少爆炸都不能说服美国人放弃这种政策。而且，美国人能够“使你们的经济尖叫”。这是基辛格用来描述当智利处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统治之下时，美国对智利所做的事情的词汇（美国现在可能对伊朗这样做）。

27.17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的伊朗

伊朗毫不掩饰自己想成为波斯湾地区支配性大国的企图。伊朗在国际上所做的大部分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其权力和威望。“我们正迅速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2007年说。伊朗已经是该地区的第一大国了，德黑兰把自己视作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并试图扩散其革命的影响力。逊尼派教徒憎恨伊朗，担心其日益增加的权力；他们鄙视什叶派教徒。这是限制伊朗支配该地区的梦想的因素。事实上，基地组织极力主张把什叶派教徒作为异教徒加以杀害。

伊朗是伊拉克国内最有影响的力量，因为在那里，什叶派教徒长期以来一直是占总人口60%的受压迫人群。处于伊拉克中心地位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只占总人口的20%，但是他们垄断了政治权力。大部分主要的什叶派圣地在伊拉克南部，霍梅尼在1964年被放逐于此。在德黑兰刚一获得权力，霍梅尼的人民就鼓动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强烈要求他们参加伊斯兰革命。这是刺激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1980年入侵伊朗的一个因素，不过并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现在，伊朗的武器、间谍和金钱自由地流入伊拉克，而且，德黑兰鼓励第二次伊斯兰革命。许多伊拉克的什叶派领袖与伊朗关系紧密，并听从德黑兰的指导。伊朗是伊拉克战争的唯一赢家。

伊朗通过在伊拉克、黎巴嫩、科威特、巴林、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同胞进行工作，资金、指示和爆炸装置通过这些联系进行流动。伊朗与叙利亚一起登上了由美国国务院列出的资助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伊朗强调它在摧毁以色列的行动中的领导作用，以色列被公开表述为“伊斯兰圣地中的污物”（耶路撒冷对穆斯林来说也是神圣的）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前哨”。在沙时期，德黑兰与以色列保持了良好的（但是非正式的）关系，悄悄地向以色列出售它生产的大部分石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完全改变了这一切，伊朗资助了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真主的党），而真主党在2006年夏天挑起了与以色列为期一个月的危险战争。以这种方式，伊朗要求在针对以色列的斗争中获得领导权。

伊朗孤立自己，不仅制造了美国的敌视，也激怒了波斯湾地区由逊尼派统治的国家。伊朗对其核计划的遮掩疏远了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曾试图寻求一个外交解决办法，以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德黑兰说它仅仅是为了核能发电——在一个拥有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相信它。200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把此事提交给联合国讨论，在联合国几乎没有国家支持伊朗。伊朗的孤立损害了其经济增长，并要求它维持一支自身难以负担的武装力量。

许多伊朗人不喜欢被孤立。他们想要避免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发生冲突，并寻求关系的改善，但是，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这样说。他们认为，对其他国家的干预除了麻烦以外，不能带来任何东西，甚至可能导致战争。现在由艾哈迈迪内贾德领导的激进派想保持好战的外交政策，无论这些政策将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损失。一直以来，伊朗既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又是实践者。反政权的势力，尤其是狂热的人民圣战者，暗杀了几名伊朗领导人，其中包括一名总理。在欧洲的伊朗人袭击小队除掉了几名政权的反对者。伊朗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是在扩大自己权力和影响力的时候制造出了敌人。

地理

战略航道

这些几乎都是连接两个水域的、狭窄的咽喉点。对它们的敌对控制将导致一个或更多国家的不安和担忧。主要的咽喉点是：

土耳其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连接黑海和地中海。

直布罗陀海峡，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

苏伊士运河，连接地中海和红海。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印度洋。

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

英吉利海峡，连接大西洋和北海。

斯卡格拉克海峡，连接波罗的海和北海。

北角，把大西洋与巴伦支海分开。

好望角，大西洋和印度洋在非洲南端的相接点。

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和中国南海，东亚的石油生命线。

朝鲜海峡（对马海峡），连接中国东海和日本海。

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

如果你是一艘小油轮的船长，刚刚在科威特装上了运往瑞典于默奥（Umea）的石油。你要经过哪些水域——包括内海、大洋、海峡和运河？（注：超级油轮对苏伊士运河来说太大，不能通过；它们不得不绕道非洲。但是小油轮仍可以通过苏伊士运河。）

27.18革命的结局不好？

柏克是对的：革命带来的暴君远比它推翻的政权的暴君要坏。伊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沙是一名独裁者，但是毛拉的统治更坏。只有在美国，革命建立了一个正义的、稳定的民主国家，美国革命是一个非常特殊和有限的革命，其目标更多的是独立而不是革命。20世纪被失败的革命弄得一团糟：法西斯的、共产主义的和现在伊斯兰教主义的。剩下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国家古巴和朝鲜处于饥荒和被孤立之中，它们依然在庆祝一场它们宣称的革命，并把其合法性建立在革命之上。共产主义的中国和越南，部分地把它们的经济与世界贸易整合在一起，迄今为止免遭此类命运。

地理

以色列的邻国

以色列北面是黎巴嫩；东面是叙利亚和约旦；南面是埃及；而在西面是地中海。

地图27-2 以色列的邻国

埃德蒙·柏克

为什么革命的结局不好？几位作者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柏克认为，对所有制度和政治结构的破坏使人们感到混乱，并为独裁统治提供了成熟的时机；弗朗索瓦·菲雷（Franpois Furet）沿着同样的路线写道，法国革命释放出如此混乱的力量，以至于它必然“打滑，并失去控制”；克兰·布林顿写道，革命掉入了最无情的革命成员的手中，他们动手破坏任何事物，直到他们在一场热月政变中被取代；而汉娜·阿伦特写道，当革命者试图去解决“社会问题”时（如何打倒富人，提升穷人），革命就走人了歧途；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确立一个暴君。有趣的是，所有这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保守派。激进派和左翼常常拒绝承认革命的结局不好；如果有事情做错了，他们倾向于指责个人“背叛了”革命。

令人不快的革命是伊朗人仔细思考的事物。尽管很少有人想要回归巴列维王朝，但是，许多伊朗人知道，伊斯兰革命已经被证明是错的。在沙统治时期，尽管分配不公平，但是至少有经济的增长和现代化，而现在则是经济衰落和失业，大多数伊朗人与此前相比更加贫困。某些毛拉和他们的朋友管理着烈士基金，生活得很好。一旦给予机会，大多数伊朗人会抛弃这些家伙，毛拉和他们的秘密警察和司法力量试图确保这绝不发生。他们在宗教人士和穷人中有一些支持的基础（比沙的支持多），他们从伊斯兰的救济中获得好处。

现在，伊朗在温和派与好战势力之间陷入了一种僵局；现状是不可持续的。狂热的伊斯兰教主义者的拖延时间越长，发生受到伊朗数百万愤怒的失业男青年刺激的政治暴力的危险就越高。美国能做什么？美国的威胁仅仅是为强硬派提供了方便，但是，坚定（关于伊朗的铀浓缩努力）与胡萝卜（贸易）的正确结合可能开启对话。时间和经济困难将使伊朗革命平静下来。我确信伊朗有一天将变得自由，而伊朗和美国将再次成为朋友。

1. 伊斯兰教：由穆罕默德创建的宗教。

2. 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少数派。

3. 逊尼派：主流伊斯兰教。

4. 马吉利斯：阿拉伯语的“议会”；伊朗的议会。

5. 沙：波斯语的“国王”。

6. 世俗的：非宗教的。

7. 清真寺：穆斯林用于礼拜的房屋。

8. 奥斯曼：土耳其人从14世纪到20世纪的帝国王朝。

9. 现代化中的暴君：把一个国家推向前进的独裁者。

10. 遏制政策：美国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冷战政策。

11. 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丰富的国家组成的卡特尔，目的是推高油价。

12. 毛拉：穆斯林的神职人员。

13. 阿亚图拉：“安拉之迹”；什叶派的高层宗教领袖。

14. 神权政治：由神职人员统治。

15. 法基赫的监护：“伊斯兰教法学家的监护”；由霍梅尼设计的神权政治制度。

16. 教会法规：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内部法律。

17. 伊斯兰教主义者：把伊斯兰用于政治方式的人。

18. 《古兰经》：伊斯兰教唯一的根本经典。

19. 世俗化：削减宗教在政府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20. 伊斯兰教义：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伊斯兰。

21. 哈吉：穆斯林到麦加去朝圣。

22. 异教徒：放弃某个宗教的人。

23. 法特瓦：伊斯兰教法学家的裁决。

24. （The SAVAK，即“国家情报与安全机构”，为秘密警察部队。——译者）

25. （ijtihad，伊智提哈德，即独立判断。——译者）

26. （taqlid，塔格里德，即绝对服从权威。——译者

27. （虽然有争议，但是，艾哈迈迪内贾德最终还是赢得了2009年的总统选举。——译者）

第28章
中国篇

问题与讨论

1.大体上，儒家思想是不是政治文化的正统？

2.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欧洲具有怎样的不同？

3.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相似之处？

4.什么是“中国模式”？它能够长期存在吗？

5.应当如何描述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特征？

6.有多少传统文化残留在中国的表面之下？

7.中国还能说成是共产主义国家吗？

8.中国的民族主义会变得具有侵略性吗？

9.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哪些问题？

10.市场制度会一直引发民主化的吗？

步履蹒跚地向民主过渡的前苏联实则是一桩彻头彻尾失败的惨例。中国能做得比前苏联更好吗？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叹为观止，但没人能确定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整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外界坚信市场经济终将推动中国改弦易辙，跻身民主制国家之列。北京当局一再声称民主化不会在中国大陆发生并且以警惕的眼光来镇压任何异议活动。同时，北京竭力打造特色的“中国模式”——一党专政体制与半自由经济政策相结合——让大多数中国人安于该模式所带来的全新的物质享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能长期地持续下去吗？更让世人所忧虑的是中国人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部分源自于中国人民的自身深处和民族优越感，部分则源于当局大肆鼓吹与渲染——如同一座暗浆涌动、蓄势待发的活火山会间歇性地爆发。假定中国的经济增长缓慢，那么政府会试图打出民族主义这张牌去转移国内矛盾吗？尽管要过渡到民主制国家有千难万险，但之前中国是本可以做到的，如果当初政府（指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时期的中国政府。——译注）能够不要如此软弱，本可以步俄罗斯后尘实现民主制。然而，就目前的局势看来，一党专政不到日薄西山之时是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变了。

历史影响

中国幅员辽阔，但耕地面积却仅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南方气候湿润、雨水丰沛故而种植水稻，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少雨则种植小麦。中国政府为贫穷的农民提供只够四分之一英亩土地使用的化肥和种子，而供应还在进一步缩减，这种情况将会在长时间限制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的发展。

水稻种植需要把大量的劳动力和灌溉投入在一小块田地上（在中国的南方，一年两熟甚至是三熟）。直到近代，劳动密集型农业使中国的大部分劳动力以农民的身份被捆绑在土地上，并被鼓励成为顺从的家庭组成。这就意味着中央集权政府需要控制引水渠，并分配水的用量。灌溉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建立了史上最早的王朝和帝国。

考古学家发现文明发源于古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紧随其后，接下来是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人类经过了上千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从打猎，收集模式到定居耕种模式的过渡。大约一万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完成了这个过程，中国则要晚2000年。随着青铜器时代的来临，城市被发现于55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和4000年前的中国。学者们相信这些过渡首先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现今的伊朗），是因为跟其他地区相比，更多的农作物和可被驯化的动物（包括羊和小麦）生长在中东。文明在中亚和中国被发现的时间都远比欧洲要早，同一时期欧洲才刚刚度过冰河时代。

28.1封建王朝

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完成统一和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非常早。在青铜器时代，一个较小而相当先进的王国（和古希腊的文明水平相近）出现在了黄河流域——夏朝，约公元前2000年；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周朝，约公元前1045年。（孔子就是周朝晚期的公职人员和哲学家。）在经历了公元前771年到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后，——一个兼并与争霸的时期——短命的秦朝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中间的国家（Middle Kingdom [Zhōng guó]）。

地理

中国的疆域

中国北面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蒙古。东面是朝鲜、黄海、东海与南中国海。南面是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和尼泊尔。西面是巴基斯坦、阿富汗（很少部分接壤）、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记住中国的边界能使我们找到柬埔寨、泰国和孟加拉国以外的所有亚洲大陆国家。

中国地图

紧接着秦朝之后的朝代——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它建立起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官僚帝国，取代原有的贵族制，并通过公平的考试来选拔最具天赋的人才。儒家学堂强调权威，服从和等级制度，其培养出的学生因而对政权的延续，而不是对政权的改变感兴趣。出身于富庶家庭的士绅阶层不仅具备文化修养，还充当满大人（Mandarin）和人口占90%的农民阶层的中间人。

比较一下中国和罗马帝国。大约在同一时间段内，汉朝与罗马都将其文化发展到了当时的极致。在它们的全盛时期，就连版图尺寸也大致相当；罗马帝国横跨地中海地区和西欧的大部分地区，汉朝则涵盖了现今中国的大部分领土。两大帝国知道彼此的存在，并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进行小规模的通商，而且在文字，写作，建筑，管理，商业领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古罗马和中国间一直存在着诸多联系。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直到它衰落下来之前也没有成为中国的国教。罗马最终接受了统一欧洲文化的基督教。罗马一直奉行扩张政策直到因过度扩张反而被蛮族所颠覆。中国并不热衷于扩张而是尝试着拒蛮夷于长城之外。（只有在它的最后一个朝代，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在17-18世纪晚期吞并了台湾、西藏、蒙古和新疆——之后，荷兰、英国和俄罗斯分别攫取了以上诸地。）罗马的经济依托于奴隶，而中国则基于农民，这也使得中国更加稳定。汉朝仰仗其四大发明在科技上领先于罗马。

两者之间最主要的不同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当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蛮族击败后，它分裂成多个独立的国家，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中国也在汉朝之后遭遇了分裂战乱的一段时期，但是汉朝400年来建立起的文化底蕴是如此之深厚，以至于后来的朝代都凭借着这种文化把中国重新统一起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强调中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把它四分五裂是错误的选择。曾有人说，中国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是一个4000年的文明在文化上的延续。

王朝在几百年内兴盛并衰落被称作王朝兴亡周期，当处于暮年的王朝无法促使其经济增长，灌溉系统无法被正常维护；饥荒、战争、土匪，还有腐败和政变的发生几率也随之上升。随着更多有权势的家庭被免于征税，农民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直至民不聊生，爆发起义。这样看上去，朝廷失去了天命（Mandate of Heaven）——合法统治的意思。这时候，一个征服者，无论中国人或是外族人（蒙古和满族），都发现将当前的王朝取而代之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战争的胜利使得新的统治者看上去得到了天命。随着新的强有力的政权上位，统治和税收被一并恢复。可几代之后，新的王朝逐渐重染旧疾，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觉得它天命已尽，新一轮的循环又开始运转了。

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不像日本的封建制度，中国统一的更早。日本封建制度的特点是贵族封地自制，而中国则截然不同。在中国，皇帝决定方针和策略，国家各地落实北京的宏观政策，地方官宦负责处理本地事物，而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周而复始的在土地上耕种。在多个世纪中，中国远胜于欧洲，是世界上文化和经济最领先的国家。但是大约1500年起，欧洲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中国却停滞不前。一个显著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整体，欧洲却由多个部分组成。欧洲的君主们需要互相争夺财富，权利，和新大陆的领土，而庞大统一的中国则不需要面临竞争。很快，扩张的欧洲控制了世界的很多区域，也包括中国。今天人们知道中国曾是一个被西方羞辱过的伟大的文明。

随着小范围的扩张，中国社会逐步发展到了稳定状态（steady-state），它把目标瞄准了使农民对现状满意而不是去激励他们开拓创新。节省劳力措施将会使农民变得懒散和失业，故在中国不被运用。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并没有引领一场工业革命，贸易扩张也不被鼓励。与西方的投资、增长、冒险精神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商人更愿意探寻农民阶层与官绅阶层之间的稳定之道（耕者有其田，官者有其权。——译注），他们的经营严重依赖于政府的许可，垄断和定价。

政治文化

儒家思想：政治上的正统观念

儒家思想（Confucianism）不是一门宗教而是政治的哲学。儒家先贤孔子（公元前551-479年）于《礼记·哀公问》中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以“人道，政为大”，“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不为，百姓何从？’”固然人民的道德认知可以发展，但是他们必须明白“名为不同，礼亦异数”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长幼有序，君为臣纲，更是成为了道德典范。与单纯的律法相比，纯粹的精神与谨慎的举止共同创立了保守的政治文化，持续时间更长且行之更有效。

孔子被安葬于他的家乡，山东省曲阜，现已成为朝圣地。

儒家思想强调仁政——儒家提出的非常理念——诚实乃仁政之本，故大学有云：“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仁政不仅仅基于儒家思想，也是一种消除异议的强有力的措施。毛泽东曾以旧中国所象征的一切为糟粕，但是他却独辟蹊径，选择在强调正统观念的儒家思想上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型的混合思想指出一个人是无产阶级不是因为他的工人阶层出身，而是因为他具有革命性和纯洁的思想。

奇怪的是，通常意识形态从发源地传播到接收地之后，都会成为主流，比如儒家思想在日本比在中国有更强的生命力。时至今日，日本依然大力提倡礼仪、得体、鞠躬和顺从。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革命与战乱之后，上述行为在中国已难得一见了。1960年代末，毛泽东更是希冀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除“四旧”的方式彻底的拔除儒家思想。时下，北京当局重拾儒家思想以作为社会控制之工具。更有甚者，提议将儒家思想奉为国教。

中国对自身之外的世界缺乏兴趣。中国采取和亲、贿赂的方式或者用长城隔离开周边环绕的蛮夷，中国文化倡导以德治代替人治，故多有蛮夷被其感化（越南和朝鲜）而成为它的附庸国，每年都向皇帝叩头（kow-tow）并上供。这被称作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并与欧洲的外交策略相去甚远。欧洲认为国家间主权平等并应该在外交中被同样对待的思想并未在中国出现，其他国家只需要每年向中国皇帝简单的进贡。中国的优越感使得它简单的使用朝贡来面对欧洲的渗透。

中国的航海技术，包括指南针和水密舱技术都曾领先欧洲几个世纪。从1405-1433年，明朝派出一个穆斯林太监郑和（太监在皇宫内很常见）领导的庞大舰队，环绕了整个印度洋。一些船只达到400英尺高，很多时候甚至比欧洲几个世纪内建造的船只都大。如果中国的舰队在非洲绕过好望角或者穿越了太平洋，中国可能就会发现欧洲或者美洲大陆，他们会为此感兴趣吗？可能我们现在都在讲着汉语？或许不会，因为中国对扩张或是殖民遥远的蛮夷之地提不起兴趣。取而代之的是，明朝认为扩张是一件烧钱的举动而且中国拥有它所需要的一切。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

政治文化

汉字的罗马字母拼法

相对于西方的拼音文字，4000年前，中国已经开始使用基于原始图画的象形文字，并且被朝鲜、越南和日本所引进并改良为其本民族语言。汉语的识字过程——记忆几千个字——着实艰辛，相应地，西方的音标系统的数十个字母则简单不少。汉字在政治层面上更具意义，然而，准确地说来它并不带有特殊的感情色彩。中国各地的语言大相径庭——粤语、吴侬软语甚至日语——但同一份报纸在各地却都能被阅读，这在中国的大一统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一个行政官员即使不会说官话，但也能明白以官方语言书写的敕令。在1950—1960年代之间，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简体字以便于学习与通过电子方式传送。

汉语是含有声调的，如同唱歌的升降调一般。普通话具有4个音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声调。）如果念错一个声调，那么很可能你表达的意思就南辕北辙了，有时候也会引得人哈哈大笑。汉语听上去与西方语言有天壤之别，难以准确的音译为英语。两名剑桥大学的教师曾于1860年代设计了一套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来音译中文，虽然它被运用了一个世纪多之久，依然无法与汉语口语相吻合。

直到1958年，Peking——对不起啦！Beijing——引进了一套全新的音标系统，拼音，来帮助学校的孩子们学习如何对母语进行发音。拼音的音调运用重音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但它依然不能对汉语发音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指导。1979年，中国将拼音列为官方的音译标准。可是没有一本书或一份报纸采用拼写来书写，看上去它的作用仅限于学习汉语和被用作路牌标识。电脑程序现在也可以让你输入拼音字母，瞬间转化为汉字。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照旧能在旧书刊里看见。下面是两种汉语音标系统的对比：

威妥玛-翟理斯式 | 拼音
Mao Tse-tung | Mao Zedong
Chou En-lai | Zhou Enlai
Kuomingtang | Guomingdang
Peking | Beijing
Nanking | Nanjing
Chungking | Chongqing
Shanghai | Shanghai（哇！一样的！）
Szechwan | Sichuan
Sinkiang | Xinjiang（X 发音类似于 “hs”）
Canton | Guangdong
Hong Kong | Xiang Gang
Ch'in | Qin（Q 发音类似于“ch”）
Tsingtao | Qingdao

28.2持续的沦落

约两千年来中国始终保持着被入侵、饥荒、改朝换代的循环。旧的模式不断重现，因为这是统治这个国家最理性的方式。但是当中国处于新时代大潮之中时，旧有的制度无法处理两个新出现的问题了——人口增长和西方渗透。1741年，中国的人口达到了1.43亿，仅仅一个世纪以后的1851年，数字变成了惊人的4.32亿，新农作物的耕作（从美国引进的玉米，土豆和红薯）和满清的温和统治是人口爆炸的主要成因。税收和管理严重滞后于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使得19世纪的清朝进入了王朝兴亡周期中典型的衰退期。

与此同时，中国也处在西方的渗透和迷惑之中。两股文化间的碰撞——西方的活力、贪婪与中国的保守——这不是一个平衡的较量。大约一个世纪之后，老朽的中国日薄西山，驶向崩溃与动乱的纪元，一些恐惧仍然隐匿在表象之下。1541年，葡萄牙的一支小型舰队成为了第一批抵达中国的西方来客，他们和其他欧洲人逐渐获得了在沿海港口通商的许可。长达三个世纪，中国的朝廷都极力的蔑视外国人和他们的产品并努力让外国人及洋货的数量保持在一个最低标准。如1793年，乾隆给国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赞扬了他“见尔恭顺之诚，深为嘉许”，也指出只有小范围的交易可进行——因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但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嗅到了与中国贸易中可能存在的巨大商机。

随之而来的便是1839-1842年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Opium War），英国从印度殖民地的罂粟田中进口鸦片，并且藐视中国的法律并使吸食鸦片变得流行。当中国朝廷开始试着禁止鸦片交易的时候，英国开启了战争之门，假借“自由通商”之名，以保持鸦片生意畅通无阻。英国轻而易举的获胜。但中国仍然拒绝承认异邦是先进的，用广东话弱弱的呻吟了句“除了坚船利炮，你们还有什么优势可言”。在中国，战争与技术并没有道德品质重要，这个观点后来通过毛泽东又被证明了一次。

1842年签署的南京条约，英国从中国夺取了5个通商口岸（treaty ports）和香港99年的所有权。在通商口岸，洋人当道，经商并治理这部分地区，并享有治外法权（extra territoriality），意味着不用遵守中国的法律并自己设立法庭，这一点使中国人和日本人深深地感到愤怒。1856-1860年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远征到了北京并烧毁了圆明园，并迫使中国开放了其他九个通商口岸，中国将含有帝国主义这种瓜分土地的协议称为“不平等条约”。

随着通商口岸演变成了各国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他们达成了共识，英法德俄日将中国沿海瓜分成了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管理着所有的交易行为，而且将上海打造成了当时主要的现代商业中心。直到今天，上海无论是规模还是商业重要程度都是中国的领先城市。中国从此沦为了半殖民地状态。

日本利用了中国的虚弱，每次日本的侵略都在中国的国内激起了强烈民族主义。1894年，日本同中国开战，夺取了台湾，并从1895-1945年使之变成了日本的一个省。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二十一条，试图将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保护国是非独立国的一种，也是殖民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震怒了。1919年的5月4日，凡尔赛和约允许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和特权，用以嘉奖日本在一战中对协约国的贡献。北京的学生开始抗议和示威，并爆发了反日游行。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成为了中国年轻人对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训练场。与德国在一战中入侵俄国相同，日本的入侵使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中国。外国入侵并没有兴起大规模起义反而把共产主义带到了俄罗斯和中国。

28.3从帝国到共和国

帝国的内部同样虚弱，叛乱烽烟四起。从1851到1864年，太平天国（Taipings）——支持基督教和儒家的融合——在中国的南方有着数以百万的信徒，几乎颠覆了清王朝。在1900年，在一些保守派官员和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Boxer）（源于传统的拳会），杀害传教士及信徒并围攻使馆区域达55天。最后被中国称为“八国联军”的英、法、德、俄、美、日、澳、意的军队击败并解除了围困。步履蹒跚的清政府又不得不面临联军对赔款和额外优惠的要求。

政治文化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源远流长。早期，一些波士顿的主要家族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利（包括销售土耳其产鸦片）。当英国瓜分中国沿海的时候，美国人以没有与这一类帝国主义国家同流合污而自命清高（事实上，美国也通过英国控制的通商口岸谋利）。1900年，国务卿哈伊提出了门户开放（Open Door）政策以停止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美国人是为中国提供援助而来以及未占寸土，因此视自己为中国的“兄弟之邦”和“最受欢迎的人”。（中国历史学家现在称之为美帝国主义者的那类人也仅仅是想利用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分一杯羹而已。）

早在19世纪和20世界初期，美国教会派遣了上百名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播新教福音，发展新教教徒，促进社会繁荣。亨利·卢斯，1898年生于中国，一名长老会传教士的儿子，毕业于耶鲁大学，能说中文。究其一生，卢斯一直秉持着传教士的观点：通过支持中国国民党，美国能而且必须将中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1923年卢斯创办了《时代周刊》，并且10次把封面人物给予了蒋介石。由于卢斯刚愎自用而影响力十足，他利用《时代周刊》严厉责骂中国共产党员和美国民主派人士（他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了）。

由于对中国的支持，美国不得不卷入对日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时任国务卿史汀生奉行不承认主义（non recognition doctrine）。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美国加大了对日本的贸易禁运，直接导致了偷袭珍珠港。中国的物资储备及生产力还不及一个为美国战略服务的小战区，当日本人占领了整个中国海岸地带，切断中国的外来物资供应时，有且仅有美国通过空运和从印度途经滇缅公路向内陆的蒋介石军队提供补给。抗日战争，美方官员一直致力促使国共合作，共御日寇，但他们依旧是死对头。

当共产党在1949年末夺取中国政权的时候，美共和党人卢斯长叹道：“是谁输掉了中国？”然后斥责民主党人。那些美国外交官中的中国通因放任共产党执掌中国而被国务院免职——事实上他们也无能为力——离开华府数十载且没有掌握中国第一手资料的专家辅佐。美国自1949年起断绝了所有与中国大陆的联系，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才恢复了两国邦交。美国也曾在朝鲜战争中与中国作战。不过这23年的两国敌视状态只是两国友好关系中的一次小小脱轨而已。

清朝能够调整自身以适应来自西方的压力吗？日本曾经做到过，通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保留了君主制的形式，并在现代化和工业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中国的年轻人要求用改革来提升国力，特别是在1895年被日本屈辱的击败后。1898年，改革派们围绕在年轻的光绪皇帝周围，在著名的百日维新中颁布了超过40条诏书，改革从教育到军事的一切事情。保守官员和慈禧太后对此无动于衷，他们组织了一次政变，废止了变法并软禁了光绪皇帝直到他短暂生命的结束（他可能是被毒死的）。由此可见，摇摇欲坠的清政府难以进行内部改革来达到自强的目的。

一个不能自我改进的政权助长了革命的发生，年轻人特别是军官，受够了中国的软弱并成为了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很多中国人从西方留学归来并急于把中国变得现代化。从欧洲带来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想法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孙中山——一名有西方留学背景的理想主义医生与对政府不满的官员和军队指挥将领一道，在1911年推翻了满清政府。这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结束，却并不是稳定的开始。由于新政权缺乏权威性，中国从1916到1927年进入了军阀（Warlords）割据时期。

国民党（Nationalist）逐渐平息了中国的混乱。清政府垮台后不久，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逐渐被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美国留学背景）、军官和商人所控制。巨大的力量开始在南方积聚，特别是广东的沿海城市开始与西方展开了密切的接触。他们不出意料地选择南京作为首都，南京意味着“南方的首都”（南北的观念也在中国存在）。

1925年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将军（之后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接管了国民党，并在经历数次军阀混战之后控制了大部分的中国。就在蒋介石被许多美国人誉为新中国的创建者和救世主的同时，国民党的统治实际上是很虚弱和腐败的。国民党党员主要由奉西方为圭臬的城市居民所组成，因而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改善或提高农村（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扎根于乡村，而且被贪婪的地主肆无忌惮的剥削）的生活水平。政府也开始变得惊人的腐败，而且也没能提供有效的政策来拉拢农民的加入，而农民才是中国人口中的大多数。

就算这样国民党也许仍然能就像俄国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那样，在和平环境中获得成功，可是日本入侵了。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然后在1937年开始侵占中国的其他地区。到1941年，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沿海并迫使国民南京政府通过绵延的长江迁都到了重庆。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是攘外必先安内，同时等待获胜的美国给予他们有力的支持。

地理

航行在东海之滨

乘坐航空母舰从南海出发，驶过台湾海峡，航行至黄海以北，整个航路以顺时针的角度看上去呈大圆圆弧状。那么航程途中，途经了那些地区呢？

以航线左边为准，途经的国家包括中国、朝鲜（最好还是绕过它吧！）、韩国、日本（包含琉球群岛）和台湾。

28.4共产主义的胜利

中国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分支被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影响，笃信共产主义才是民族革命唯一有效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地以民族主义者自居。共产党（CCP）自1921年创立开始，一直和国民党保持着合作，直到1927年被蒋介石视为威胁，并开始剿灭他们。国共两党的斗争也是另一种的中国民族主义间的争斗。

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斯大林建议中共着眼于沿海城市的小部分无产者，然而当毛泽东开始领导共产党后却自行发展扎根于乡村的战略，并称之为群众路线（mass line），他认为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并且只有很少的无产者，所以最贫穷的农民才是革命的潜在力量。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次重大反转。毛泽东被认为是中共内部的特立独行者，曾在1931年组织农民起义并把江西变成了一个微型苏维埃共和国。1934年，国民党军队围困了他们的“江西革命根据地”，约八万人开始了难以置信的5000英里（8000公里）长征，目的地是相对安全的延安（在遥远的陕西省）。长征耗时长达一年，期间不仅要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要翻越穷山恶水，最终抵达陕北时只有6000人幸存下来。长征成为了中共党史中的一段史诗。在与苏维埃隔绝的环境中，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方式存活了下来，包括与农民一同劳动和开展游击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最大限度上消耗了国民党的实力并使他们士气低落，但是却给了中共积攒实力的机会。1945年苏联从日本人手中夺占了满洲，中共因而获得了一些日式武器的存货。多年来中共只得到了苏联少许且没用的建议，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不再亏欠苏联任何东西。1947年，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共产党在1949年末赢得了战争。通过支持他们的农民和游击策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终于大权在握，这也使得他们与苏联的合作最终破裂。

二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远大于中共，而且拥有很多美式装备。但是，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经济，腐败的官员出售军队的武器，人们在战争中疲于奔命，这些最终瓦解了国民党。国民党经常忽视他们政治体系的根基：广大的农民。共产党通过拉拢农民（毛泽东本身也是个农民），终于赢得了天命的眷顾。1949年，国民党残余退往了台湾岛，共产党恢复了首都北京并实现了世界上范围最大的革命。建国之际，毛泽东难掩心中的民族感情，说道：“我们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屈辱的国家，我们从此站起来了。”直到今天，在中国为了赢得尊重和信誉的竞赛中，他们仍然在努力把毛泽东的话付诸于行动。

重要制度

在二十世纪最臭名昭著的三大独裁者中，毛泽东是最嗜杀的。通过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的计算，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串令人不寒而栗的数字：在苏联的大清洗运动有大约六到九百万平民丧生；希特勒则屠杀了大约一千一百万无辜的犹太人、罗姆人、异见分子及其他种族的人民。以上数字并不包括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们。但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公社化与大跃进运动却直接扼杀了四千万农民的生命，其中多数是饿死的。某些公开谈论毛泽东暴政的人士不是受到威胁就是被投进了监狱。自从他逝世之后，中国已经从极权主义模式转而发展为特点鲜明的政治控制与部分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

28.5全新的中国模式

尽管从未有官方的公布，一些中国与外国的评论家们认为：相对于过去在中国实施过的苏联式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民主制，中国已经设计出一套符合自身国情的新型而行之有效的政经体制。他们宣称中国模式是让经济腾飞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一些人警告说，离开了它——转而引进民主制——只会带来国家的分裂与社会的动乱。因此他们建议中国应该依照如下法则进行治理：

1.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执政党，其执政地位不容其他党派和党内分裂派别挑战。

2.中国共产党的上层精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揽持了制定一切重大政治决策的权力。

3.以脱离国家控制为目标的自治社会团体将不被允许存在。

4.自2002年起，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修改了领导人的任期，并培养具有天赋和受过教育的接班人。

5.中国共产党允许技术专家和商业人士的入党，以此来弥补党在统治阶层上的局限性。

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坚决对腐败行为不姑息。

7.中央政府对省及地方政府采取行政分权制度。

8.允许小部分经济领域施行私人所有制，但大部分经济领域，尤其是银行业，将实行国有制或国家控股的方式。

9.鼓励对外经贸往来——投资与出口。

10.通过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与民族自尊心来保持中国人的民族性。

11.政权可以镇压小规模的异议与不满，但会屈服于大规模、自发性的抗议。

一些国内外观察家们，质疑中国此种模式是否能长期运转。中国模式即不是唯一的，也不是首创的。在1964年到1985年期间，巴西由开明的技术官僚掌权并推行类似于中国模式的独裁主义与唯发展主义相结合路线。但是两国之间仍有三个主要不同点：巴西盛行的是温和独裁主义，国家并不是一党专政式的，并且独裁将军政权有意识和渐渐地向民主制过渡。

上述准则中的前三条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标志，但是剩余的却偏离了它。第四条类似于革命制度党（PRI）统治下的墨西哥选举新领导人的方法。时任总统皆在革命制度党内挑选忠于党派和久经考验的官员担任继任者。只有这样，在中国体制下，才能避免像苏联政权更迭时产生的继任者夺权危机。同时，保证了继任者是开明的且受过精英教育的。当然，这么做的好处还有不会再出现领导人终身掌权的现象，因为他们不得不在两个任期满后退居幕后（在这之前，下一代领导人已获钦定）。众所周知，在2007年，习近平已经被提名在2013年接过中共的大旗。

第五条也同样比苏联模式更加灵活与聪明。它类似于在巴西产生并由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所实践过的补选制度（cooptation）。朝气蓬勃的菁英们——学者教授、技术专家和商业骄子——决然不能不招纳至党的麾下，否则极易形成一个异议阶层。而将他们召至党的领导下，还能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怀。他们唯一需要具备的观念则是与当权政府与时俱进；毛泽东思想已不再是指导思想。年轻的党员们通过政绩来升迁，进而保持对党的忠诚。通过这种方式，中共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并避免了被社会所孤立。可是这也为机会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温床，他们入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贪图权钱，鱼肉百姓。

第六条，对腐败的控制，是中国模式最为薄弱的环节，甚至能够动摇其执政之根基。与俄罗斯一样，普通中国人民对中国自上而下且根深蒂固的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被人民所期望可以起到监督与根治腐败的作用，但它隔靴挠痒般的处理方式令人大失所望。

第七条，行政分权也存在着诸多疑问。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而非联邦制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北京允许大多数省级和地方政府可以自行解释相关法律：只要你执行的政策能够让当地经济最快的发展。但同时会带来了一定的隐患，每个省级政府所解释的法律各不相同，为什么某些政策可以在这个省实施却在另一个省被禁止；贪污腐败现象也会丛生。例如：建筑许可证——为得到一块价值不菲的地而行贿受贿的行为在中国比比皆是——在一个城市可以简单而快捷的申请到，在另一个城市却费事而成本昂贵。

最后一条就完全与苏联模式相悖，克林姆林宫对人们的不满几乎无动于衷，而当面对人民巨大的呼声，在威胁到其统治之前，中南海往往选择让步与妥协。少数派的异议分子和团体会被送往监狱，但如果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大声地抱怨或无视法律管束的时候，政权就向人民屈服了。1958年—1961年间的大饥荒迫使北京结束了残酷的集体公社化运动，让农民回家耕种那一亩三分地。百万农民非法地从农村涌向城市也迫使北京允许这种浪潮似的移民方式为合法。在万千群众的齐声要求下，未实施的法律会立即得以实行；新的法律会立即生效施行。在有毒奶粉、腐败的官员和农村穷人们的共同作用下，催生了新的审查制度和监管流程。通过这样的方式，北京实行了一套政府问责制，就像没有分歧与混乱的民主制一样。

实践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迷人之处在于：此模式尝试着使上层建筑的控制和底层人民日益渴望的自由水乳交融。部分独裁主义政府对中国模式赞叹不已。但是此种模式能够持续多久，依然是个问号，或者上层与基层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否会迫使当局改良此模式甚至弃之不用呢？

地理

天子受命于天：集权与孤立

1267年，蒙古人建立了元朝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定都于北京，之后的王朝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此。14世纪，明朝的前两任皇帝都定都于南京（位于南方的首都，实际上在中部，毗邻上海），但到第三任皇帝明成祖朱棣的时候，他将首都迁至北京（位于北方的首都）。位于南方的国民党在1928年恢复了南京的首都地位，但随着日本的侵略，他们不得不再度沿长江而上迁都至抗日战争期间的陪都重庆。

15世纪初期，明朝政府根据占卜而寻得紫微正中的位置，在此地址上动工兴建了严格按照南北中轴线布局的紫禁城（Forbidden City）。其主城门称为午门，又名承天门，取“受命于天”之意。风水学（Geomancy）一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有皇帝及其家族、少数臣工、太监和宫女可以获准进入这座占地178亩，内中建有众多厅堂与宫殿的城内。由于皇帝居住于紫禁城中，更是宇宙的中心，修筑紫禁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人（以及后来的外国人）留下敬畏与壮丽的印象。不幸的是，它的庞大、不计成本和奢靡导致的财富和税收流失，反而将皇帝与他那过度集中的权力与中国传统的核心地带——黄河与长江流域——相隔离。

共产党政府于1961年开始，耗费巨资将紫禁城改造为故宫博物院——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景点。可以说，共产党意欲彰示自身地位与旧时的紫微正中位置相符。毛泽东正是于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眺望天安门广场（Tianmen Square）（广场坐落于毛主席纪念堂南侧）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北京人民大会堂，面对天安门广场，与紫禁城相邻，现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守卫。它既是中国的议会大厦又是举行庆典的礼堂。

28.6共产党的重要性

中国依然是一个政党国家，据称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则是党的官僚所领导的国家。中国1982年版的宪法反复强调了一切事务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执行。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无论是额外党派还是党内的其他派别，都是不被允许的。当然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还是有八个如傀儡般的民主党派热衷于参政议政的职能。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基于地域的党内小圈子，如“上海帮”，曾经占据了北京权力的中心。允许其他党派和党内分离出的派系的存在，会是中国走向民主的重要一步。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我们讨论的范围。

中国是专制的，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一人独裁不同，中国现在被小部分党内精英所控制。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死后，继任的统治者被限定在固定的期限内——两个五年周期——然后永远的退出权力的舞台。中国逐渐演变出一套方法来规范首脑人物权利的交替，这是苏联没有做到的。大多数的苏联首脑都死在了岗位上，就像毛泽东。继任制度的缺失至少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1）统治者普遍年迈（老人政治）；2）继任者之间相互刺刀见红的斗争（列宁死后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无论是通过这样还是那样的方式，中国做的都要比苏联聪明一些。

比较

独裁体制的间接分析

相对于独裁体制，民主制度更易于被理解。针对民主制度，我们可以使用一系列的量化数据来说明，诸如：公众意见、党的立场、选举结果、立法投票和政策转变。而对于独裁体制，我们仅仅能知晓其政策转变和他们的政治官腔。故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观察到其变化。

冷战时期，学者和记者们发展出一种间接手段来研究苏联政治。该手段称之为克里姆林宫问题学（Kremlinology），主要研究克里姆林宫中官员的升降与处决。通过对个人的升迁、称谓、排名、座次等等线索，观察家们以期寻找出政局变动的蛛丝马迹。例如：1939年，斯大林免去了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接替他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传递一个苏联外交政策会发生重大变化的信号，之后不久苏联为争取西方世界的盟友而与希特勒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甚至是谁站在拜祭列宁墓的前排也会传递一个重大消息。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注意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没有出现在检阅台上。“也许他患了感冒”，一名美国编辑嘲笑道。事实上，贝利亚已经因为成为苏共政治局其他常委的威胁而被秘密处决。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学，点滴小事，却意义重大。

同样地，冷战时期研究中国的此类手段被称为“中国观察（China Watching）”（其消息来源大都来自香港）。谁处于谁的保护之下？文革中，周恩来秘密地保护邓小平不受迫害吗？（看上去他这样做了，为了确保一个务实的后继者。）邓小平在1989年强迫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下台了吗？（很明显他逼迫了，因为赵紫阳对天安门事件采取了温和措施）。

一个较新的例子：2005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提拔了四名较年轻的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中包括了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和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据传，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乐于见到习近平在2013年成为下任总书记；而当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则欣赏李克强的能力。显而易见的，一个妥协方案达成了一致：习近平接替胡锦涛而李克强继任温家宝。中国观察更倾向于传闻。

间接分析，基于零散的证据，猜测和错误类比，所以能指出过错。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常常把未经证实的报告（很可能是伪造的）当真。例如毛泽东在1976年弥留之际，递了一张小纸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纸条上写道：“你办事，我放心。”一切迹象表明华国锋将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邓小平却对华国锋持观望态度，最终在1981年逼其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震惊了那些中国观察家们。不要完全通过间接分析来判断整个事情的走势。不幸的是，除非中南海公开透明，否则间接分析依然是唯一手段。

28.7与苏联同行

作为苏联/俄罗斯的参照物，我们必须在研究政治制度的时候考虑到“前因后果”。中国的转变并没有像1991末苏联解体来得那么剧烈，不过我们要知道俄罗斯已经开始从独裁主义的泥潭中走出。中国与试图民主的俄罗斯没有可比性，它仅仅是转向了程度轻一些的独裁。1949年后毛泽东设立的政治制度几乎是完全参照斯大林的苏维埃制度。现在这套制度变得更宽松自由一些。实际上，如果仅从游客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城市面貌（新的和老的部分）或是美食（好吃又便宜），都无法让你感觉是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天安门和纸币上毛泽东的头像是对他曾经的统治仅存的一些印记。

中国的政治制度就像苏联的一样：环环相扣的机构和党内的层次结构。举个例子，被假定为党内最重要的部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National Party Congress）中的很多成员同样也是最重要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ational People Congress）的成员（他们很容易被混淆，只要记住一个是党内的，另一个是国家层面的）。一般来说，一个中国领导人首先要从党内高官中脱颖而出，然后还需要在高层政治工作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在共产党制度里，一个人党内的位置通常也决定了他在国家的权利地位。中国现任领导人，胡锦涛在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不久，便被任命为国家主席。

中国将共产主义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捻在了一起：军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有时甚至直接干预政治，就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那样。中国和尼日利亚一样都有过动荡和混乱的经历，这使得军队参与到政治中来——这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标志。通常军队参与到政治中很少是为了掌握权力，而是把国家从混乱崩溃中解救出来。当中国在混乱面前表现得足够强大之前，我们还不能确信军队不会再次干预政治。

就像老的苏联模式，党内各级别官员表面上来看被是选举产生的，而实际上，从下到上的党代表大会中的代表都是党手把手挑选的。在中国，乡镇一级的人大代表每两年选举一次，每三年一次选举出约2800个城市的人大代表，进而选出五年一次的省，直辖市级的人大代表。在毛泽东时代，工厂是政治组织的基本单元，现在变成了乡镇。省人大最后选出了全国人大的接近3000名委员——百分之70左右是政府任职人员——任期同样也是5年。

和苏联一样，人大组织太庞大了，以至于在每五年一次的10天会议内要有很多工作要做。尽管被小心的控制，目前全国人大（NPC）仍然有很多特色运动，像议席，热烈的讨论，有争议的选举和反对票——可能是人大转变成一个真正执行验票的迹象。这会是走向民主的重要一步，但这需要允许NPC的委员能够联合其他可以动员和信任的委员或者组织——总结成一个词语就是“党派”。一个人大代表提出的哪怕是不起眼的议案，也是无法替代多元化的。一个代表的力量有限，但是如果有一个群体站在他背后他们便可以建立起民主的大厦。民主的萌芽从人大日渐增长的联合提案和法案（至少需要30人签名）中可见端倪。如果巩固和扩大下去，人大中将会有议会党的出现（现在还不是主要党派），很久以前这些组织出现在英国的下议院，并被视为党派的开端。

人大常务委员会（不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相混淆）大概有155人，在理论上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不是。它并没有如此强大的权力去监督行政机关。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应当被视作国家的首脑或是总统。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该政府包含约40位部长（特别是经济分支），和十二位在总理领导下的副总理，总理是政府的首脑。因此，中国不仅同时拥有主席和总理，还有类似于戴高乐在法国设计的半总统制——总统比总理拥有大得多的实权（自从戴高乐去世后）。绝大多数中国最高领导人是理工科毕业，并在这些领域工作。中国的政治精英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官僚。

28.8政党

如同之前的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体制上还是实际上都是这个国家的领导组织。拥有八千万党员的共产党是庞大的，但是相对于中国的人口来说，它所占的比例又比曾经的苏联共产党员所占人口比例更小。为了反对党内滋生的自满情绪与腐败现象，数以百万计的的老同志被规定在法定年龄退休。进而注入新鲜血液，诸如学者、技术专家和商界人士（许多商人把党员身份视作一种获取政府许可、贷款和与政府沟通的方式。）这种情况下，党团结了国家的精英分子，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名义党员，甚至私底下也会批判当前的政治制度。中共领导人不再像毛泽东一样穿着军装，取而代之的是西装和领带（通常是红色），这使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现代高级管理者。共产党员每年都要参加三个星期的培训课程来学习最新的纲领，但基本上是过目即忘。

随着70年代末经济的变化，中共已经丧失了权威性和使命感。一个老党员说过：“党现在的目标只是打造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国。但是真的不再有毛泽东思想所代表的那种理想了。”在今天的中国，拜金主义高过一切。一些政府官员利用他们手上的权利中饱私囊；腐败现象在中国已经见怪不怪了。如果不加以内部整治的话，中共可能会覆灭，并使中国元气大伤。内部整治不得不包括，最低限度是：（1）一个新的、实际的愿景，党到底要带领中国走向何方；（2）允许媒体和公民对党进行公开讨论，允许党内不同派系存在分歧，这是通往民主过程中的一步。

人物

天作之合：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的权力由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把持，凑巧的是他们也同时逝世于1976年。他俩的这种一人主持党务与军务，一人主持政务的模式一直被中国沿用至今。

同样的农村背景，但是毛泽东1893年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农民家庭，周恩来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阴的一个乡绅家庭。毛泽东的父亲辛勤劳作，从一无所有的贫农晋升到所谓的“富农”。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毛泽东直接下令没收富农的土地并处决了成千上万的富农。毛泽东曾经说过，因为他的出身让他对农民更加了解，但是他对农民冷血的政策却没有显示出哪怕一点点同情心。

毛泽东曾经在学校求学，但在1911年末作为一名军人参与了反抗腐朽的清朝王朝的革命。毛泽东从未读过大学但于1918年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作为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与蔡和森等人成立了共产党的先驱社团——新民学社。1919年五四反日运动期间，他抵达北京，并在北大谋得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差事。1921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共产国际（Comintern）的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是创始人之一。

周恩来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随即在1917年前往日本留学。1904-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在整个亚洲（包括中国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者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并随即掀起了一股留日浪潮。五四运动爆发后，大批中国留学生返回祖国，周恩来也在其中。因其激进的学生身份，1920年周恩来被捕入狱。获释后，周恩来于同年启程前往法国学习。留法期间，他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并负责吸收留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周恩来启程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毛泽东则没有留洋经历。

和20世纪初的大多数中国年轻人一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都是充满激情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他们俩都没有很高的教育经历，然后双双都坚持学习，探讨和在左翼圈子里发表文章。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结成同盟。周恩来在广州的黄埔军校负责政治教育工作，当时蒋介石是校长。1927年，周恩来成为中共军事部长官。同年，国民党兵临上海城下，周恩来率领工人夺取了该座城市。但是蒋介石怀疑中共计划夺取中国政权，对共产党员进行了大屠杀，毛泽东与周恩来仅以身免。

接下来的十年确立了毛—周的关系。毛泽东从他在与农民共事中总结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周恩来与多数共产党员则从一开始拒绝毛泽东提出的观点，而赞同斯大林提出的无产阶级路线，强调在沿海城市鼓动工人阶级进行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斯大林了解一点点世界但对中国一无所知。1931年，中共领导的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周恩来放弃了城市中心论转而加入了毛泽东在江西建立的根据地。从那里，这两位领导人率领红军进行了万般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抵达延安之时，毛泽东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中共领导人，而他的基于农村革命上的群众路线也被众人所接受。

毛泽东采取以智驭人的统治方针。其他中共领导人尊崇他能够用清晰、强硬的文字建立理论的能力。毛泽东成为了党主席及理论家，但并没有去管理日常的生存、战争和外交事务。这些事务自然也就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他是革命的管理者。尽管周恩来从未想过建立任何理论，但他在塑造和控制官僚政治，巧妙的妥协技巧和为求生存而改变政治路线上体现出来大师级的水准。当问及他对法国大革命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周恩来机智地回答道：“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坚定不移的战友，虽然有时反对，如在举步维艰的大跃进运动（1958-1961）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他就试图稳定局面和减小危害。毛泽东是个抽象思考者也更加激进，但是周恩来制定了官僚政治、军事和经济的运行模式。最终，胜出的是周恩来的务实主义思想；1977年之后的所有中国领导人都是其思想的后继者。毛泽东的激进主义已难觅其影踪了。

中国组织上与已经解体的苏共相似，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例如乡镇、市、省、和国家的人大）选举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地方委员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包含约2100名委员，至少5年召开一次，通常选举产生大概有200名委员的中央委员会。因为规模还是太大，真正的权利掌握在由24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手中。但它还不是最后一级，目前9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才是最后的决策者，但他们都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时也是国家主席）的领导。权利在中国是高度集中的，但并不是个人独裁，而是一小撮精英的政治。

中国的中枢系统本质上是由党员干部（cadres）构成的，同理于前苏联的党政官员（apparatchiks）。目前中国大约有三千万党员干部，谁控制了他们就等于控制了中国。1979年，邓小平开始了一项棘手的工作：将难以胜任职务的老同志和文革当中蹿升的极左分子不伤和气的免职。不知不觉中，邓小平已然将党内焕然一新，年轻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党员干部们补充进来为他所提倡的温和、务实路线服务。近似于前苏联的候选人名单（nomenklatura），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提名所有的高级官员任命。还有一个重要的监察机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根除时下风行的贪污腐败现象为己任。

人物

幕后傀儡师：邓小平

在1977年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具有迷惑性的职务名称无法掩盖他毋庸置疑的幕后掌权者身份）之前，邓小平曾两次在政治运动中遭受整肃。邓小平并不贪恋名声与荣誉；不像毛泽东，他并不热衷于个人崇拜。邓小平很少出现在公众及媒体面前，除了在以儒教传统为准则进行管理时：在幕后悄然无声地亲自指定中共的领导人。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白鲁恂称他为“幕后傀儡师”。这位前总理周恩来的门徒——如周恩来一样，是一位务实主义者，而非理论家。——在指明了中国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带来了目前中国所存在的问题。

1904年，邓小平生于四川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其被送至法国留学期间，与周恩来相识并被其引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政委和组织者，令他在军方享有威信并与之关系密切。建国后，平步青云的邓小平成为了党的核心集团一员——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956年。

邓小平难以像周恩来那样机智而圆滑，以至于屡陷政治漩涡。一个直言不讳的务实主义者，大跃进运动结束后，他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中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般语言论调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作“走资派”提供了佐证。邓小平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并丢掉了职务。他的儿子邓朴方也在红卫兵的逼迫下摔成了瘸子。

但是这位个头矮小的人——身高不足5英尺——在1973年温和派重新掌权后，重返政治舞台。1975年他似乎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因其作为中方首脑接见了到访的美国总统福特。可仅仅一个月后，他再次失宠，四人帮（Gang of Four）指控他为右倾翻案。又一次，他被剥夺一切职务，但是军队的老同志在此时为他在军队干部疗养地提供了避难所。适应了新形势的邓小平卷土重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温和派再度执政，邓小平也跻身其中。1977年7月邓小平被恢复了之前的所有职务。诸多在文革之中被整肃批斗的中国领导人，都指望着他们的老战友邓小平能够恢复国家的安定。

1978年，年已74岁的邓小平，提出了他著名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即农业、工业、科学和国防。这个概念隐含着的内容是，邓小平允许发展副业——指个体户可以利用种植养殖、制造和买卖来赚钱。这八个字却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大街两旁随处可见私人修建的鳞次栉比的商店与酒店。邓小平同时也鼓励“因地制宜”的方针，意味着省和地区可以按照地方特色而非与中央政策同步的方式来发展，开始的信号则是东南沿海城市的极速工业化。

邓小平通过将政经分离而使中国驶向一个新的方向。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全新的理念：政治由党来领导，人民则在半市场经济中工作与致富。中国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而这爆炸式的经济增长最终是否会影响政治呢？控制在怎样程度上的不平等才能不导致中国社会的动荡呢？省级政府是否真正可以制定符合自身的政策方针？明显地，邓小平在创立此概念之时，并未对由此产生的矛盾多加考虑，而这些矛盾是现任中国领导人所需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绝不是一名自由主义者。虽然他鼓励经济改革，但他和他的继任者们对民主制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1989年6月4日，邓小平下令军警残酷的镇压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尽管90年代初，邓小平因年迈而退居幕后，但一直到他以92岁的高龄在1997年逝世之日，依然在幕后控制着北京的领导人与主要路线的制定。

表28-1 中国历任领导人
代数 | 领导人 | 任期 | 主要成就
第一代 | 毛泽东和周恩来 | 1949-1976 | 革命胜利，残酷的社会公有制，毁灭般的社会动荡
第二代 | 邓小平 | 1977-1989 | 稳定中国局势，允许私营企业，六四事件
第三代 | 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 | 1989-2002 | 外商投资，经济极速发展
第四代 | 胡锦涛和温家宝 | 2002-2012 | 平稳地促进中国的国力与声望
第五代 | 习近平和李克强 | 2012-2022 | 看上去会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

28.9军队

迄今为止，中国的前几代领导人都同时掌管了国家和党，就如同前苏联那样。但是在中国，通过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密切相关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他们也在军队中担任高层的职务。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曾是中央军委主席，如同现在任职的胡锦涛一样。所以中国国家主席不仅握有国家和党，也掌控着军权。

从一开始，最早被称为红军与八路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就与中国共产党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们很难被分离开来。15年的抗战和内战使得中共变成了党和军队的连体。这个模式持续到了今天，政治学家罗伯特·图克尔称这种模式为“军事共产主义”。

毛泽东写到，“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党指挥枪，而且军队决不允许控制党。”现在两股势力已经接近合并了，但是很难说谁是在更上面的。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夺取了中国的控制权后，解放军才第一次建立起了它的权力结构。迄今为止，中国的高层决策者们都有丰富的军事经验，通常在某支部队里担任过政委。从1920开始处理军方事务的周恩来说：“我们都与军队有着联系”。

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正如我们看到的，军队先是助长，然后抑制，最后平息了如火如荼的红卫兵运动。当文革结束，军方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省份的政府和占据了多数政治局席位。政治局的部分成员仍旧是现役军人。在各式各样的动员活动中，军队都被拿来当做榜样，英勇的军人在媒体上被表彰。

军队，国家安全的守卫者，认为对他们有利的行为就是对国家有利。任何企图削弱他们力量的人都会得到他们的反对。例如在文革期间，国防部长林彪妄想通过支持毛泽东的政策来撼动党和政府官僚（军队没有被涉及）。当混乱开始波及，军方的指挥官担心这会削弱中国的国力和军事防御能力。林彪因此逐渐与军方分道扬镳。1971年林彪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在乘坐飞机逃往苏联的途中，机毁人亡。外界接受了其试图政变的说法但是认为林彪的的飞机是被毛泽东的贴身卫队（秘密部队8341）击落的，紧接着林彪的党羽也从军队内被清洗出去。军方从而驯服了毛式的激进主义。这次事件揭示了中国潜在的“普利夺主义”，标志其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利用军队来对付国内动乱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军队不愿意肃清1989年天安门的学潮。为了处理类似的情况，中国建立了一只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PAP），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万人的力量。中国的武装警察力量（paramilitary police）类似于法国的防暴警察（CRS）。这些在解放军控制下的准军事警察，有时也被称作“内部安全力量”或“防暴警察”。2009年武警协助解放军镇压了新疆的维族暴乱。

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阵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十周年的阅兵式上齐步穿过天安门广场。图中士兵手持中国自行研制的95式突击步枪

中国的领导人注重提升解放军的战斗力并提高军队的预算，但是拥有二百三十万常备士兵的解放军仍然处于拮据并缺少装备的状态。为了补充其微薄的预算，解放军转向了大量的私有工业，创建了大约一万五千家企业。出于对军队腐败、走私和缺少使命感的忧虑，江泽民主席责令军队停止经商并回归本源。他们遵守了命令，并意味着仍然是党在指挥枪。大致来说，解放军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股保守和民族主义的力量。按理说，军队以服从为天职，并将不服从视为安全问题。在中国，当混乱被酝酿之日，就是军队行动之时。

人物

从第三代至第五代的中国领导人

1989年，85岁的邓小平辞去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正式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指定了两位得意门生来继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时也担任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当时，他俩分别是63岁和61岁，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1998年，李鹏在两个五年任期满后退位，时年70岁的朱镕基接替他担任总理一职。

三位领导人都力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和鼓励发展市场经济。全都是沉默是金的知识分子。他们三位都曾经是毕业于大学的高级工程师——之后的领导人也多为工程师出身——意味着统治阶层向专家精英阶层倾斜。他们之中没有人受欢迎，当然也没有去寻求如何受欢迎。在他们的统治时期也没有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动荡光景，但是每做出任何一个重大决策时都十分谨慎。也没有任何一位建议在未来的中国推行民主制。2002年末，江泽民辞去了党内职务，2003年朱镕基也步其后尘从总理位置上退休。

在2002年末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结构。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59岁，将接过江泽民的班。工程师出身的胡锦涛在2003年三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江泽民依然想保持其影响力，便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2004年，78岁的他才极不情愿的把军委主席一职让位于胡锦涛。直到此时，胡锦涛才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2003年，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接替了总理一职。温家宝作为一名地质专家，却一直致力于金融和农业，凸显他的绝顶聪明。

2012年-2013年的第五代领导人不出意外地将在革二代中选出。作为储君培养的习近平乃前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习仲勋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整肃）之子；而未来的总理李克强，只是一名地方官员之子，故不被立储。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持有法学博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都是第一次当选政治局常委。

28.10集权制度下的分散化治理

中国，就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样，是中央集权制而非联邦制，但是它的各个省份和直辖市运转得更像是联邦制度中的一个单元，有批评家声称中央给予了地方过多的自治权。这是中国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如何通过一个首都来管理庞大的国家，封建帝国没有通过官僚系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试图用党员干部们来应对，但是党的凝聚力和士气在他周期性的运动中丧失殆尽。当下的中国致力于赚钱，地方政府的领导只关心促进地方经济和填满自己的腰包。他们说（当然以效果论）：“真见鬼，北京想要的经济快速发展，这就是我正在干的事啊。”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让中央政府几乎对由地方政府滋生的大量严重问题显得束手无策，如环境污染、医疗健康、社会治安和贪污腐败等。中央有明确的针对如上述问题所制定的法律，可是却难以在地方上得以实施。

中国有23个省份和4个直辖市——北京、重庆、上海和天津——与省属同一级别。在中国，像济南这样的“小”城市（山东省的省会），也有六百万人口（跟美国田纳西州一样）。中国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200个。台湾被划作中国的第23个省，这也是一些台湾人不愿意看到的。香港和澳门——分别在97年和99年被从英国和葡萄牙手中收复——他们被称为“特别行政区”，允许它们保持一国两制（如律法、市场经济模式和车靠左行驶此类惯例）50年不变。之后呢，北京当然会否决这种制度。

中国还存在着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autonomous regions），一个借鉴自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地方行政概念——较大的民族则有他们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小民族则只能成立共和自治区。中国的目的和斯大林相同：给予不安分的少数民族一定的自治权——如使用本民族语言，不改变其宗教信仰——使其感觉是他们自己在处理地方事务。最不安定的民族是讲着土耳其语的维吾尔族（Uighur）穆斯林，他们来自毗邻中亚的新疆省（字面上看是“新的疆域”，来自于满清政府的命名）。政府逮捕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恐怖分子，并且宣称该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联。

西藏（Tibet）有其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而且很久以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最早在13世纪吐蕃诸部被蒙古人所征服而并为元朝的一部分，之后西藏一直被称作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镇压了1950年西藏的独立起义和2008年一次较小的起义。另一个潜在的麻烦是内蒙古，信奉佛教的牧民们的故乡，覆盖了大部分的中国北部边境。斯大林使外蒙古独立成为如今的蒙古国，成为了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北京通过使数百万计的汉族人移居到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方式以逐步加强对其的控制能力。

虽然是一个统一的政权，中国的分散式行政管理却是十分危险的。大部分国家法律都是很笼统的，然后由各个省来相详加补充。中国的律师建议外国投资者了解中国的法律和它们在各个省份不同的用法（也隐含着知道去贿赂谁的意思）。在中国，一条法律不适用于全部案例。邓小平的改革开启了腐败之门，地方官员收受贿赂然后将按其需求去解释法律。2003年的一个关于种子价格的案件（洛阳种子案）中，一个年轻的河南女法官判定法律阶位较高的国家法律大于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中国的法学家希望借此能够规范不专业而且腐败的司法系统，并引领司法自治。“这可能不是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一名宪法学者说，“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国内部不满的声音日趋增长，但是依然没有触及到民主的边缘。除了知识分子以外，只有一小部分中国人对民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渴望早日实现民主。也许再经过一代人，会有大部分人将支持民主制，但当前人民的重点放在了如何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提高生活水平和沉溺于民族自豪感之中（这也是政府所传递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蕴含有足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底蕴以过渡到民主制。当然我们依旧怀着憧憬。

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们中很少有随着时间而同步发展起来的一脉相承的政治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引入并改良外来的思想，并且很少融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正如我们在墨西哥和伊朗看到的那样。而且每一个外来的思想潮流通常被下一个猛烈的推翻。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至少有三股势力。他们时而相互加强，时而相互抵触。

28.11传统文化

毛泽东经常说他的国人是“一穷二白”的，指的是共产主义可以在一块全新的土地上生长，并创建一种新型中国公民。可是毛泽东错了，许多价值观在三千年的历史中深深的扎根在国人的心里，并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人，甚至是毛泽东，也不能将其抹去。他认为完善人的本性仍然需要一个正确的思想——即儒家观念。

当共产党在1949年恢复了故都北京，他们也在恢复一套旧有的体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曾经把首都迁往南京，而许多传统派认为北京才是合法的首都。政府的首脑和精英深居简出于中南海，穿过马路就是封建王朝的紫禁城。天安门广场仍然是北京游行阅兵之所，就像莫斯科的红场那样。

另一个从历史中延续下来的符号是坚信中国是一个整体并且决不允许被分裂，首先被儒家知识分子在战国时代提出。清朝只不过是在1683年才占领台湾（剿灭台湾的海盗和驱逐荷兰人的占领），但是中国人仍然深深的觉得台湾是中国固有的一部分，必须尽快的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即使意味着不得不动用武力。

共产党的官僚和干部们的为官之道与封建社会的“满大人”和仕绅十分类似。他们不再背诵八股文章，而是换成了理解党的最新方针，新的精英们努力让这个庞大的帝国保持在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他们现在的目标明显是发展和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毛泽东意识到新旧两套系统的相似之处，并在文革期间把一些领导作为“旧官僚”批斗。之后的邓小平也以儒家思想来管理国家。

还有一个从古代沿袭下来的思想是：在中国，年龄赋予了特殊的智慧和领导能力。毛泽东82岁，周恩来78岁，都是在岗位上去世的。当邓小平在1977年重新回到权力顶峰的时候，已经73岁了。在他90多岁的时候，尽管耳背又体衰，但他仍然极具政治影响力。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也是直到七旬时依旧在位。为了打破老人政治的趋势，党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任何一个超过70岁的人将不会再得到升迁。

28.12民族主义泛滥的中国

主宰了中国知识分子超过一个世纪的民族主义完全压倒了传统中国价值观。中国的民族主义，类似于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是一个骄傲的古文明长期遭受迷失、入侵并被西方和日本羞辱的产物。这会引发强烈的愤怒，并感到本国文化虽然暂时被别国击败，但是长期来看还是更为优越和持久的。今天，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仍然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展示着他们的怨恨。现在中国的大部分成就——从神舟系列飞船上天到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再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都是民族主义的体现。为了显示中国的国力，北京甚至不惜接受了资本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

2011年乔治城大学篮球队在一场巡回赛中与出自解放军的八一队大打出手，导致比赛不得不被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民族主义的温床，喜欢在美国人面前表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亚洲，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发誓要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打败西方，振兴工业和军火业，却为传统文化服务。日本的主张现代化人士，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已经能贯彻他们自己的构想。中国还在这一过程之中奋起直追，因为会时不时的进入自我毁灭的各种运动之中。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从一个年轻的爱国者开始，敦促他们的人民复兴中国并重新屹立在西方和日本面前。

如同前苏联一样，现在盛行于中国人之间的看法是民族主义能够使他们能追赶上西方的步伐。在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以后——中国的领导人为经济的突飞猛进而感到骄傲。大跃进和文革摧毁了经济，像周恩来和邓小平这样的温和务实派总有一个有力的论据来反对这种自毁运动：他们阻碍了发展并削弱了中国。基本上，这是一个现在被务实派使用的民族主义论调。

中国人有着深深的爱国情结，目前逐渐倾向于用一种愤怒的方式来表现。（一部分是纯粹自发的，另一部分是被政府操纵的。）中国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加深，部分是由于美国在台湾、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和在关注人权和维护版权等方面的施压。2009年，一本名为《中国不高兴》的畅销书，宣称美国因金融危机而丧失了全球的主导地位，而冉冉升起的中国已然站在世界之巅，将取西方而代之，成为又一个超级大国。这类书的出版没有当局的首肯是不可能公开出版的。在政府的默许与媒体的导向下，当1999年美国的B-2轰炸机投掷的精确制导导弹击中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和数年来美国向中国近海派遣侦察船和无人机时，中国人表现得怒不可遏并爆发反美游行。

地理

城市化中的农民问题

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快速的城市化。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求就业和更好的生活。这个趋势在中国愈演愈烈，尤其因城乡差距巨大。历史上，90%的中国百姓居住在农村，而现在有一半——有些时候是三分之二的百姓——依然生活在乡村。

每年，在忽略掉户口（hukou）这个因素——户口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控制模式，是为将百姓世代绑定在同一土地上而设计的，大概有1300万到2100万农民进城务工。目前中国大约有15%的人口持有农村户口，却因国家政策的放松和行贿城市官员，而被允许居住在城市（其中大部分都是非法定居）。当一个中国人持有“农村户口”，意味着此人在教育、卫生保健和住房上受到诸多限制，甚至会被警察遣送回原籍。在是否废除户籍制度上曾经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毕竟，中国为数众多的工厂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一些工人移民并不想放弃农村户口，因为这样他就会远离家乡和失去耕地。

让我们回到农村问题上，农民酝酿已久的不满必将爆发。大多数农民一贫如洗，一些家庭甚至每天仅靠人民币7元过活。他们能靠种植与养殖维持生计，但昂贵的医疗费用却使他们家徒四壁。还记得大跃进时代，多数农民离开了农村或者要求其子女们离开。当农民前往城市务工——通常是在建筑工地上做40元一天的苦力活——因而变得满腹异议。他们目睹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过着远胜自己的生活——住宅小区、私家车和大量花销——由此对自身的境遇忿忿不平。农民工们同样也对政府花费巨资将北京粉饰一新——仅仅是为了给参加和观看2008年奥运会的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怨声载道。

所谓农民意识——希望为了一家的生计辛勤劳作，并不渴望更多——也延续到了中国的城市中。许多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为了城市里的致富机会而逃离了贫困的农村。他们知道该如何在官方壁垒（行贿）周围工作。朴实的农民幽默、习俗和节俭的个人习惯都被带到诸多城市与行业中。令人遗憾的是，农民某些不雅的习惯也随之带来——在人行道上吐痰和鲁莽驾驶等。

城市化中的农民问题——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巨大考验。一方面，当局知道他们不得不把农民从耕田上驱赶到城市。简单地说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供耕种，受教育程度低且愚昧的农民无法推动中国的发展。农村也日趋动荡，农民抗议政府的圈地运动和当地政府官员巧立名目的征收其财产以中饱私囊。而他们中的带头人多是无业的退伍军人。另一方面，政府知道当前城市没有能力容纳数以百万计的新移民，也害怕占多数的、愤怒的城市下层阶级会加入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抗议浪潮。然而，这样的跨阶级沟通只是偶然一现，当局的目标也是将这个状况保持下去。

当前中国领导人宣称他们将通过大力快速发展内地的工业以使农村摆脱贫困，这项政策不仅在大河流域，也在乡镇和小城市中实施。政府更愿意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是将它们迁至城市。如果这项政策带来成效的话，中国农民的受教育和文化修养程度会上一台阶而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一股力量。

在中国，反美情绪跟反日情绪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中国人痛苦的牢记着在二战期间，日本军队是如何残杀中国平民，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其中有大约两万名女性被日军强暴——这将长久地被中国人铭记着。2005年爆发的大规模反日浪潮中，中国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阻止示威与游行。

北京当局操纵着反美，反日及夺取台湾等示威游行的遥控器以转移大部分国民对政府的不满，这是一种非常陈旧的政治伎俩。虽然当局鼓励以这种方式宣泄爱国情绪，但根深蒂固的中国民族主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针对日本。但是一旦示威被启动，参与者们就开始热心于通过游行来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紧接着政府开始害怕并且立即叫停，宣称“一小撮不法份子企图颠覆共产党”并警告群众的行为，极度狂热的示威者会被捕入狱。因为对排外游行会造成全面失控的担忧，迫使政府更愿意把民众置于严密监控之下。

28.13毛泽东思想

中国的宪法仍然以毛泽东主义（或中国习惯的叫法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是现代中国的基础之一，但是当政者已经让它逐渐褪色到了几近灭绝的程度。新的高中历史教材已经很少提到毛泽东了，尽管毛泽东思想课仍旧是大学里的必修课。毛泽东思想由几部分所构成。从传统中国，它吸取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正统观念，基于意识决定现实而不是相反。在战争中，意志力高于武器的威力且在建设中国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远胜于科技。毛泽东思想认为解放群众生产力，可以战胜一切。这种极端的模式来源于中国历史中的唯意志论（voluntarism）。

民族主义方面，毛泽东着重于重建中国并使之富强，使之能在从前的敌人面前站起来并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可出现的问题是传统和民族主义价值观中有部分是相悖的。传统价值观呼吁中国忽略西方和他们的技术，但是民族主义却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

毛泽东思想产生自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游击战略。依照毛泽东的学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必须不断前进并成为在世界上领先的一股力量，就像解放军如何击败国民党的那样：联合大众，自力更生，用意志代替科技来突破障碍。毛泽东可以被视作一个游击战理论家并继续将其运用到治理国家中——并产生了灾难性的的后果。

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中，毛泽东尝试在经济领域使用游击策略，妄想在一夜之间使用原始手工劳动和热情实现工业化。工程师，专家和管理者都被赤裸裸地无视了。苏联警告毛泽东这样做是不会起作用的，并督促他跟随苏联模式使用更常规的方法来发展经济；可他拒绝了。1960年，出于对毛泽东激进主义的不满，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中苏关系破裂开始公开化。

对于苏共来说，革命已经结束了；无产阶级在1917年获得胜利并使俄罗斯进入到了历史中最为先进的阶段。对于毛泽东来说，革命永不结束。他认为任何现有的模式都是过于倾向保守，并阻塞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官僚主义，精英主义和机会主义。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运用“不断革命论”来打击这些倾向，周期性的动荡使群众激增的势力超越了保守官僚的力量。

社会主义和官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就像马克斯·韦伯很久之前看到的那样——但是毛泽东认为他能打破这种联系。他看见中国逐渐走入了他所痛恨的官僚模式中，并决心通过发起一场持续的革命来使之颠覆。这样做的结果是1966-1976年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年轻人被鼓励去批评，扰乱并推翻权威。混乱在华夏大地内此起彼伏，经济不断萎缩，军队开始接管局面。毛泽东死后不久，权力重回官僚手中。

政治文化

北京规则

在北京乘坐出租车你可以学到很多。（当然排除你是司机的情况。）街道十分拥挤，时常塞车。司机们躲闪，迂回，强行占道，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几乎撞倒骑自行车的人、行人和三轮拉货摩托车。一个左转弯驶进迎面而来的车流就像玩电视游戏一样。但是司机们一个个都艺高人胆大，通常都以毫厘之差避开彼此。可司机们却不情愿地屈服于大卡车和公交车之下。

根本上来说北京规则就是：“这里没有任何规则。”不管什么样的明文规定只要没有被强制实行或者被人们所了解，人们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加以逃避。平心而论，这种目无法纪的文化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被视为准则。因有毒的三聚氰胺可以大幅提高蛋白质的检测量而被掺入宠物食品和牛奶中。由于几乎为零的监督，中国制造有毒牙膏、含铅玩具和有缺陷的轮胎。某些矿山和工厂像奴隶般地非法使用童工。生产者对此不以为然，并谈到中国的法律和执法含糊不清，朝令夕改以至他们视而不见。只有当权者受到大量群众的强烈抗议之后，才会停止掩盖真相和调查违法者。

这种“没有规则”的规则看上去和中国的法律、政府监管、外交、贪污腐败、商务贸易和制造假货和危险品交相呼应。没有人在意这样做是否合法，只要可以使他在贸易与交易中占得先机。许多人都想方设法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2001年，在北京规则下，一位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在撞击一架美国侦察机后身亡。猖獗的盗版外国DVD光碟，政治-科学教科书和手提包标志同样是北京规则。灵活多变的会计准则和银行业务也是北京规则。北京规则是典型的缺乏公民社会的一种习惯和互动——没有随着时间逐步建立有礼貌而可预见的行为。北京规则使中国灿烂多姿而又失去法律约束。最终，中国将不得不发展出新的规则。

毛泽东拒绝承认令人不快的事实：如果你希望实现社会主义，那么你必须接受随之而来的官僚主义。不使用官僚而直接跳跃进入一种游击式的社会主义，它几乎使得中国一蹶不振。与之平衡的是，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就是不适合的，在今天的中国它很少被引用而且失去了话语权。高喊一些如“实事求是”这种空泛的口号是当前的领导人甚至在自身否定毛泽东思想时也能宣称自己在跟随他的脚步。毛泽东的照片还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所有的纸币上，但是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空洞的符号。

28.14信仰

在二十世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有着自己信仰的一个事业。首先是建立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不再被外国人所占领与瓜分，接着是击退日本的侵略。随着共产党的掌权，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宏伟的蓝图，社会主义中国。在毛泽东通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之后，邓小平带来了一幅繁荣的景象，半资本主义中国。而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之后，众多理性的中国人陷入绝望和无视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共产党现在已无力再提供什么，除了某些人的事业升迁。

那么，接下来中国人还有什么是不得不信仰的呢？自然是赚钱。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少得可怜。儒家价值观已被抹去，资产阶级价值观从未被固定下来，毛泽东主义的价值观被全盘否定。如同共产主义在前苏联崩溃之后，中国弥漫着一种“万事皆空”的意识，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以自我这一形式存在，只保有共同利益（common good）这一微小概念。部分上来说是由于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带来的过错：它独自定义了共同利益，却未能这样做。中国人如今处于一种精神空虚状态，也许是共产主义最可悲的遗产。

如同在俄罗斯一样，中国的公民社会相当孱弱。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观察到，公民社会是比家庭单位更大，又小于国家机构的自治团体——教会、工会、商业协会和志愿团体——此类团体的习惯与惯例亦随之带来。这些团体，正是多元化的基础和稳定的民主制度所需的先决条件，已然在中国开始出现，就像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帮助受灾人民的志愿者。2009年，在环保主义者和社区活动人士的合力抗议下，一个本打算修建在广东省人口密度大的珠三角地区的炼油厂被迁至他处。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广东省省委书记谈及这个决定说道：“这反映了广东省重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当地居民的意见。”当然也是一种避免麻烦的方法。

当下的中国，自发形成了相当巨大而不知其具体数量的环境、农村、经贸和房屋业主团体，可是政府基本无视他们的法律诉求并将难以驾驭的带头人送进监狱。当局接管或者监管其中一些规模最大的团体，但多元化社会的关键正是这些不受国家控制的自治团体。在共产主义曾经盛行的东欧，环保团体被政府不情愿地准许，因为他们只关注环境“安全”问题并未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总体来说，加入这些社团的成员并非完全是环保主义者，他们只是用一种变相的方式来向政权抗议自己的不满。我们怀疑这是否在中国也同样奏效。乐观人士认为在北京当局谨慎的留意某些环境要求中，兴许会催生多元化的萌芽。怀疑论者则认为这些社团仅仅会发展为有一点善变的控制狂。

宗教，不论业已存在（包括基督教）的和新兴的，尽管充斥着逮捕、监禁和拷问信徒，却依旧在中国迅速扩张。90年代突然崛起的新兴教派，法轮功，一个佛教的分支，阐明了在精神空虚状态下可能会发生什么：任何信念都能进入并充填它。法轮功用信仰疗法和中国传统的锻炼方式吸引了五湖四海、各行各业和男女老少的中国人。就像在日本，佛教衍生出了甚多的分支。北京当局知道宗教会带来动荡——例如19世纪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1999年中国公开抨击法轮功为洗脑邪教，并将之取缔，抓捕了上千个信徒，他们中的一些人死于拘禁中。这是一个紧张不安的政权所产生的反应。

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了古典自由主义——自由哲学和洛克、亚当·斯密和托玛斯·杰斐逊提出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一个世纪前它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盛行。现在头顶着美国MBA的光环归来的中国人明白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歌颂的自由市场。这可能会对政权的国家控制进行挑战，甚至开拓出通往民主之路，但是这样的讨论低调而仅限于在朋友之间。公开的拥护自由主义会让你陷入麻烦之中。

几十年来，中国人不得不高喊口号和参加各种运动——先是打倒孔家店，然后是打倒走资派，接着打倒四人帮，进而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接踵而来。中国人对无休止的运动感到极其厌烦，之后采取精神上对之不闻不问。现在的中国人大都对政治不感兴趣。

政治文化

中国是如何古为今用的？

毛泽东视旧中国为其眼中钉并宣称它是封建和保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鼓励红卫兵破除“四旧”。周恩来私下命令军队保护重要古代遗迹以免遭破坏。自从毛泽东于1976年病逝之后，中共政权重新发现——和斯大林所为几乎一样——历史的效用：巧妙地解释过去能够让统治现在更加容易。如今北京当局利用古代中国为今天传递历史经验。

1974年发掘自西安的上千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统一中国）兵马俑，提醒国民中国是一个统一而富强的国家。

在1974年——幸运地发生在文革动乱后——一个陕西省的农民在挖井的时候，发现了秦始皇（这位皇帝于公元前221年首次统一中国。）的兵马俑。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上千份碎片——它们的总数超过8000片——并把它们修复为数百个真人大小的兵马俑。每一个都不同，栩栩如生的塑造了秦时高大魁梧的士兵形象。为了保护秦始皇死后的生活，所有的兵马俑装备着武器（很早的时候已被盗窃了）并被雕塑成长矛兵、弓箭手、骑兵等等。他们一开始就被制作得相当逼真。中国与外国游客都成群结队地慕名前去位于陕西省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口信：中国的统一是源自古代和一直持续的。台湾，你知道了吗？（实际上，1683年清朝占领台湾之前，它只是一个海盗巢穴。）

同样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还是一个地铁站名）现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以对所有的朝代进行历史回顾，强调每个朝代都不得不变得非常强大以应对农民起义、地方割据和蒙古人、满人的入侵。没有一个王朝经历着宁静的时代；一切都必须提前准备。弱小意味着亡国。颠覆皇权和反抗皇帝将受到严刑拷打和车裂分尸。知识分子和异见分子，你们知道了吗？军事博物馆当中还展出了（没有英语说明）中国为了阻止美国对朝鲜的入侵，英勇的志愿军是如何赢下朝鲜战争的。美国人，你们知道了吗？

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是借用古代经验最频繁的时期。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之外，还设有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博物馆以强调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累累暴行。电视剧也一再展现中国是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随着共产主义不再是一个可利用的意识形态，政权宣传仇日论以转移不满和团结中国人民。中国政权大肆抨击日本获取核武器和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当然全体中国人都表示支持政府。东京，你知道了吗？

北京当局时常提出勿忘百年国耻，然后强调会专注于一雪前耻，继而重新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合法地位。毛泽东的灵柩丝毫无损地停放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原紫禁城的中华门旧址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内，这是经风水大师占卜过的宝地。毛泽东毕生敌视过去到现在的延续性，而他死后却被当代所有中国人看在眼里。2005年，考古学家发掘到了一碗4000年前的面条化石，证明了是中国人发明了意大利面。意大利人，你们知道了吗？

28.15卧怒藏异

不满的声音是存在于中国内部的，但却又是自由流动和分散的。因为贪污腐败现象随处可见，人民对政府冷嘲热讽。多数中国人质疑官方统计数据。中国抗议和示威发生的频率正在逐渐增长——源自农村人口，工业衰退地域的失业工人，西藏藏人和新疆的维族穆斯林。每年有上万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其中的部分事件结束在警察的枪火之中。大部分的抗议是地方性的、无组织的和自发的，并与特定的积怨有关，如土地征收，拖欠工资、工厂裁员和政府腐败。

当权者镇压示威，将首要分子绳之以法并封锁新闻报道。那些敢于批评腐败和无能的斗士——包括记者，律师，医生和学者——被开除，骚扰和逮捕。由于新闻机构实行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而故意不进行猛烈抨击，这是独裁制度常用的伎俩。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不得不隐忍自己的批评。中国的媒体——例如中央电视台——看上去很老练和西化，但是只集中报道利好消息。那些取得美国国籍的记者和学者，在另一边，诉说着事件的真相。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之前腐败的官员或者是建筑商贪污了原本应该用于构建更结实的校舍的钱，所以那些“豆腐渣”校舍一震即塌而导致数千名学生死亡，而控告那些腐败官员和建筑商的勇敢的斗士都遭受审判——没有辩方证人——以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占有国家秘密（广泛地被应用于指控）的名义。尝试着组织独立工会的工人也被投进监狱。维权律师，用法律援助因政府失职而造成的受害人——例如如何对造成毒牛奶泛滥的当事人进行控告——会因为“逃税”问题而被取消律师资格和投入监狱。许多中国人都可以因逃税问题而被指控，但起诉是有选择性的。一个紧张不安的政权和党，害怕这些批评会削弱他们的统治，一直用“稳定压倒一切”来否认并掩盖问题。

理性的批判大都来自于中国的知识份子，他们最大胆的尝试是发表“08宪章”，以德维克·瓦楚里克的“77宪章”为模板——为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反共产主义体制运动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中国2008宪章写道：“自由是人类普世价值的核心”并呼吁中国共产党放弃权力垄断，这有利于缔造一部全新的民主宪法（民选政府）。一开始在宪章上签名的是303名中国知识分子，之后超过10000名各界人士加入了他们（多数为在线加入）。北京当局立即在网络上屏蔽了此宪章。许多署名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并被逮捕。终有一天，08宪章会与大宪章及独立宣言等民主文献相提并论。

政治文化

中国的宗教

在中国，宗教一直隐于表面之下；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大的规模。官方数据公布，大约有10%的中国人信仰宗教，但是调查研究显示大概有30%，其中三分之二信奉佛教和道教，中国的两大传统宗教。

相对于儒家思想，佛教在中国没有那般重要，而且不像在西藏、泰国或者越南那样生根发芽。道教的存在基于其对运气的崇拜，现在依然使想借其发财的众多中国人着迷。数字8，中国人的幸运数字，尤其象征幸运与令人满意的。伊斯兰教，新疆维族穆斯林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约占总信教人数的2%。

大概有七千万（约占5%）或者更多的中国人信仰基督教，也许比中共党员还要多。精确的估计是很困难的，因为大多数中国基督徒加入的是独立于国家注册教会之外的“家庭教会”。共产党（和之前的义和团）一直将基督教当作不受欢迎的外来物，因其传教士过去经常听命于帝国主义国家。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被禁止的，而某些中国土生土长的新教分支领导人已经被处决了。

从天主教第一次由耶稣会会士传播到中国和日本，已经存在数个世纪了。中共在1950年代命令天主教会与梵蒂冈断绝联系，并使之变为国家监管下的“爱国”教会——包括一个北京的大教堂。在中国也许大致有一千二百万天主教徒。政府不允许罗马天主教会指定中国的主教——反对国外的再度影响——所以牧师的神职授任是有问题的，因为罗马天主教会并不认同由共产党指定的主教。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少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注意到基督新教首先出现在西欧和北欧，而致使皈依旗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化、富有、强大（上个世纪由马克思·韦伯首先提出的学说）。相应地，他们推测，这对于中国也许并不是件坏事。在此基础上，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有潜力成为基督教徒。然而，他们和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多少交集，也不大可能与非正统教会有所关联。基督教知识分子和广大的群众信徒联系起来的话，将在中国形成一个重要的基督教利益团体。

只是当权者害怕任何替代性组织的挑战或者使人无视党的权威。如果北京当局允许的话，基督教将会以风一般的速度遍布中国，帮助建立起旧传教士一直未曾实现的就有梦想：一个繁荣而民主的基督教中国。中国人需要信仰，中国社会需要随宗教自由而带来的多元化。

中国学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出国。很多学生学习英语并梦想加入到那些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的行列，他们中很多人不会再返回中国。政府注意到了人才外流现象，并开始限制人数。中国大学毕业生希望在申请海外留学之前先工作五年。美国著名大学的硕士学位中，通常是MBA在中国有着极大的价值。很多中国的上层阶级也让他们的孩子走到这个模式中来。

近些年来政府的操纵的打压形式，用中国人的方式叫做“表态”，意味着表达态度。中国人懂得向现实低头而掩盖他们真实的感受。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内紧外松”。一切都看起来都很和谐，因为人们知道他们被老大哥监视着。然而在表面之下，被压抑的愤怒等待着喷涌。这些从关于压制，经济无能和官员贪腐问题的经常性流言中可见端倪。这被称作大谎言与小私语之间的斗争：政府企图用大的谎言来愚弄人民，但是人民通过坊间流言来回击政府。

28.16“我爸是李刚！”

2010年10月，一个醉酒的年轻人驾车快速的穿过河北大学校园，将两名女学生撞出数米远，致使其中一位死亡。当他被捕时，叫嚣道：“我爸是李刚！”（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好像那会使他受到保护。官方媒体将这起事故的相关话语瞒而不报，但是每一个中国的学生都通过新的电子传媒得以知晓，并用调笑的措辞讥讽权力的滥用。最终，官媒不得不报导这个故事，肇事者被处以6年有期徒刑。受害人的父母被一笔未公开的钱所封口。

电脑和智能手机现在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抗议不公正的平台，所以当权者试图屏蔽之。中国有超过三亿五千万的互联网用户，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总数。一个使用人数近似于“Facebook”和“Twitter”用户总数的社交平台——“微博”在中国大当其道，它的传播速度与无处不在令政府当局颇为头痛。2011年，中国政府把几家机构合并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加强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超过3万名网络督察员在监控着电子媒体，过滤着包含“民主”，“天安门”，“台湾”等关键字的E-mail，中国开玩笑地称之为“防火墙长城”。中国人在这样的审查机制下会使用一些免费软件来“翻墙”。

地理

地区与语言

中国以自身为例说明了紧密的联系——和存在的问题——在一个国家的语言和各个地区之间。几乎世界上所有小国家都拥有自己的领土，而领土的范围经常是基于语言而划分的。在某些情况下，如同说塞尔维亚语的塞族人和说阿尔巴尼亚语的科索沃人的水火不容，导致了这个国家最终走向了分裂。中国的汉族人口数量远远多于其他民族人口数量的总和，但仍避免不了产生各种语言。

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宣称中国的统一，但中国还是有八个主要语言群体——它们互补相通——和上百种方言。（印度也许是世界上语言最为复杂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语言是国语，大概有八亿人在使用方言交流并广泛存在于南北之间。但在南方沿海省市（包括上海），大致有九千万人说吴语和七千万人说粤语。

在一个世纪前，晚清时期，民族主义者致力于普及国语，和以国语为标准语言。共产党政权则在语言统一上大获成功，普通话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改良的，现在的官方、教育、以及越来越多的城市使用该语言。农村里的中国人在学校里学习普通话，但他们依然说着本地方言。一个上海的专家也许在日常生活中说上海话，但是转而在其他地方用普通话和中国人交流，在国际贸易中用英语交谈。不幸的是，一些中国孩子仅受过些许教育，而在农村本地方言依旧被使用，尤其是年长的人。香港人与澳门人也说粤语，尽管部分人学习了普通话以便和大陆来的游客和商人交谈。

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了一些博客主，并关闭了上百个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站点（包括Youtube），可是他们依然可以利用诸如vpn和翻墙软件之类的间接方式访问它们。“他们可以持续关闭站点，但他们不可能赶上新站点开放的速度。”一位狡猾的博客主说。监控手机非常之困难，现在人们用它来接头并组织本地游行。一条文本短信在中国十分便宜（主要以拼音输入法为主），具有群发性、实时性和匿名性。当局周期性地关闭类似于Twitter功能的网站。

中国的领导人们，感到了恐惧而尤其对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和2012年的换届选举紧张不安，比平时抓捕了更多的嫌疑人。艾未未，中国的顶级艺术家，2009年遭受了严重殴打，2011年被判入狱。一位年轻女性因为发布了一条尖刻讽刺的微博被送进监狱。人们也会因为在城市中某一个错误的地点散步而被捕（也许这被视作一种抗议示威）。大部分中国人是不关心政治的，但也有一小部分不喜欢也不信任政府。许多中国人对腐败官员死抱住权力和职位不放而感到十分沮丧和失望。每年大概有两百万中国人去台湾旅游，他们也看见了台湾人享有五倍于大陆人的人均收入，而且外加民主自由。当处于艰难世事的时候，中国人的失望会再一次的沸腾。

在一个适当的情境下，如北京的领导人在个人和政治上开始分裂，中国的农民，工人和学生会联合起来对政权形成挑战。不用说也知道警察们努力防止中国出现类似于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ity）的组织。政治上的抑制当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它仅仅会推迟那一天的到来，东欧发生的事情同样会在中国发生。

民主制

中国的学术自由

当前在中国只有些许学术自由，而且是私下的和被压制的。在旅居中国期间，我发现美国学者们谈及到的中国方方面面，中国学者也讨论到了。中国学者只是在他们的圈子中讨论，而美国学者则是著书出版。

刘晓波因对和平与民主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第一个诺尔奖获得者——但是却由于纂写08宪章而被指控犯颠覆国家罪，羁押在监狱中。总体来说许多中国的教授是有觉悟的——通过电子媒体——都是支持08宪章的，并且还提供有细微差别的评论，换句话说，他们更喜欢通过谨慎而循序渐进的方式步入民主社会。但是他们并不支持联邦制度，因为那将使中国四分五裂。

中国人在私下的交流是相当自由的——相较于东欧共产主义执政时期——但是多是跟值得信任的朋友面对面的交谈。中国的学术演讲涵盖一系列的话题，只是谈于课堂，而终于课堂。对政权的批评有时会以暗示的方式表现，但是却没有对民主有所提及。许多研究和著作都因涉及热门话题而被报告给北京相关部门，最终不会被出版发行。

这会有助于解释中国学术界为何出现缺乏研究性的、发人深省的书籍和文章。只有小部分大学位于知识地图上。学者们更多的是随一个沉闷乏味的趋势，出版书籍以支持当权者。真是遗憾，因为许多中国学者都有着重要的洞见，通常是基于实证研究而得来的。

香港大学，换而言之，只限于使用发表在英文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作为成果来评判人员的任职与晋升。香港学者认为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刊登论文是基于自身喜好和政治正确性。

通过发表学术文章代替威望的积累，标准的西方方式，中国大陆的大学试图利用与国外大学的联系与合作来战胜它：如果他们邀请了足够多的外国客座教授，那么这些大学将会因这些国外教授们的威望而更上一层楼。

28.17一个资产阶级的中国

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一个矛盾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国家迅速地造就了一个中产阶级，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共产主义所坚决反对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被织入马克思主义之中。即便在学生时代，马克思就仇恨资产阶级；之后他发展出一整套复杂的理论来证明他们应当被毁灭。事实上，资产阶级依然是历史长河中最成功的社会阶级。伴随着现代国家诞生和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资产阶级带来了财富、民主、个体自由、教育和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者强烈否认中产阶级能够带来任何益处。他们也许仅仅是短暂的需要，而终将在步入无产阶级天堂的路途中蒸发掉。

现今的中国以破纪录的速度在创造资产阶级，就像成立一个又一个大学的速度一样。在文革中，大学被关闭了整整十年。之后中国年轻人的就读大学率从1976年的7.4%迅速成长为2010年的25%，目前以有超过6百万的大学生从各高校毕业（从1998年的83万算起）。这个由工程师们掌控的政权，培养了大量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北京大学相当于哈佛大学（已存在一个多世纪了）；而清华大学则近似于麻省理工学院。中国还有许多次一级而入学标准较低的教育机构。一个更大的学生群体能够引领更多的学生抗议，尤其是当他们仅仅找到一份低收入的工作而变得忿忿不平的时候。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技术性蓝领工人的需求量与日俱增。高等教育在中国也许已经出现过度膨胀。

地理

中国的种族冲突

中共宣称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并建立了平等而兄弟般的民族友谊。民族问题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没有得到解决，也许在中国一样会延续下去。中国人清楚地意识到历史悠久的和自豪的文化，故对其他55个少数民族有一种轻视和不信任感（跟俄罗斯人一样）。我曾经警告过维族地区特别容易引起骚乱。2008年的西藏，2009年的新疆和2011年的内蒙古，民族暴动相继发生。

这三个省合起来约占40%的中国领土，而分别只有少量人口：三百万，两千万和两千四百万。北京政府以“自治区”的方式进行管理，但是他们看上去更像是殖民地。汉族人为了追求商业机会，成群结队地涌入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现在他们所占人口比例分别达到了10%、55%和79%。北京鼓励汉族人前往以上地区定居，为进一步巩固统治。（什么？顺便说一句，美国人在西部这样做了吗？）

藏人、维族人和蒙古族人愤怒地抱怨着汉族定居者——他们经济状况更好，大多数经营商业——试图抹去他们的语言、文化和宗教，西藏和内蒙古信奉佛教，新疆信奉伊斯兰教。而中国定居者则反击说，是他们发展了当地经济与生活水平。大量的藏族人、维族人和蒙古族人也自发地从贫困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不是所有人都说汉语。警察和官员——几乎都是汉人——歧视少数民族人民，经济增长带来的效益和工作岗位大都被汉族人所占据。中国，像许多国家一样，创立了一个贫穷而愤怒的下层阶级。

民族冲突是造成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的事情会在中国重演吗？大概不会；中国与苏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俄罗斯族在苏联人口中只占勉强多数，但是超过90%的中国人都是汉族。苏联处于经济滑落期，而中国的经济正欣欣向荣。苏联实行联邦制，因而每个邦联里的民族精英们都可以被赋予主导权。统一的中国却将权力牢牢控制在汉族人手中。中国的民族动乱很轻易地就被镇压了，大多数汉族人也支持这种做法。

确切地来说，到底是什么使人变成中产阶级？一份固定程度的收入？教育程度？拥有的物质财富？目前并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准则，但是一些富有特色的资产阶级在中国迅猛发展：轿车、舒适的住房配置着空调和在郊区兴修的独立住宅。

更重要的问题是：是否成为了资产阶级就会有兴趣于政治和热衷于民主？或者政权可以一直满足中产阶级的物质需求以保持他们的沉默和无组织性？事实上，所有的工业国家的经历表明资产阶级会随着物质需要而产生相应的政治需求和增加他们不满的声音。

28.18自豪中国

耶鲁大学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1902-1978）主张：一个不安的政权会尝试把对自身的不满转移到其他地方上去，用所宣称的外国威胁论掩盖它的种种问题和缺陷；缩写为一个词，即民族主义。北京的当权者的作为就像拜读过拉斯韦尔的著作似的，不定期地对反美反日运动推波助澜接着又让其作鸟兽散。许多中国人已经对频繁的运动感到厌倦而对其采取无视。美国政府玩着和中国一样的游戏，将从失业到昂贵的油价等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中国身上。三十年前，日本是其责难的目标。

一个政权如何来处理政治文化中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呢？不控制，局面就会变得危险。北京的答案看起来是培育民族自豪感。几乎政府做的一切事情都在展示中国的伟大。2003年的中国，强烈的自豪感得以迸发，他们将一名宇航员用飞船送到地球轨道上，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做到的国家。中国的动机与早期美国和苏联的太空战略一致：向世界展示这是个伟大的国家。在2008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用来展示中国是多么的现代化和强大。

中国公开的目标是再次成为亚洲的领军力量，和全球的超级大国之一。一些人建议中国可以取美国而代之。在经济上，中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就。中国的民族自豪策略会使它顺利的成为一个现代，繁荣和稳定的国家吗？或者民族主义自豪感会失控并转变成为侵略和扩张主义？这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问题。

互动模式

自从共产党1949年统治中国以来，发生过3次主要的和一些小的动荡。3次主要的动荡分别为50年代早期的“土地改革”（将地主赶尽杀绝，重新分配他们的土地），1958-60年间的大跃进和19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小规模的包括1956年的百花齐放，1957年和70年代早期的反右运动，70年代晚期粉碎四人帮及其支持者，以及1989年镇压支持民主学生的“反革命叛乱”。

最大的几次和大多数的小规模动荡可以被追溯到同一个潜在的问题：北京的领导人接手了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并希望使中国富强。毛泽东思想教导说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可以飞越到现代化的时代甚至超越它。但是传统固执的旧中国不肯轻易投降；它挫败了大胆的计划并将社会拖回到先前的模式和问题中来。

28.19大跃进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第三世界力争发展的各种尝试中，这是最为奇怪的。运动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狂热的追随，而使整个中国遭受了严重破坏。因为誓要“一天等于二十年”和“十五年内超英赶美”，所有中国人都被驱策去用“两条腿走路”（意为采取一切手段）以迅速达到工业化。这是一种自取灭亡型的政策，毛泽东未能明白的重要一点是：其他国家的快速工业化都不是靠强迫完成的。

在大跃进中，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被庞大的公社系统所驱使和奴役，最大的公社有十万人。他们不得不在公社食堂吃饭，把孩子留置在托儿所，甚至在集体大宿舍里睡觉。公社还奉命从事工程建设和执行工业计划。依赖着“劳动密集型”的方法来弥补资本的缺乏，上百万人为了修建水坝和水利工程不得不调运土方、挖坑凿洞。具有中国特色的后院高炉也依指示矗立了起来，每个公社都可以自行炼铁。这些计划愚蠢透顶，纯粹是浪费人力。

失败是迅速而灾难性的。农民——如同斯大林的集体化生产——不得不种植大量的谷物，却不被允许食用。结果，估计有三千六百万人死于饥饿。（食人的事件也有过报告。）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大跃进以失败告终；他辞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只保留了中共中央主席这一职务。而诸多的公社也雨打风吹去，分解成若干“生产队”——实际上就是过去的村庄。土地被承包给个体家庭，事实上重新回到了私有农业的结构。从此，大多数农村人口再一次不相信政府了，并鼓励他们的孩子走向城市。这种巨大而沉默的反抗成为日后中国转变的基础。

28.20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没有放弃他的理念——强迫中国走上他所渴望的道路，无论这对中国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在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大革命中，年老的毛泽东摧毁了他一手缔造的新中国的基本结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似乎是整肃国家主席刘少奇——一个支持经济增长的务实主义者被贴上了“走资派”，随之在1969年被折磨致死。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一场争夺毛泽东接班人位置的权力斗争。

在众多文革口号之中，“炮打司令部”也许是最能代表文革特性的一个。毛泽东鼓励年轻人，也就是衣衫褴褛的红卫兵，去推翻权威，甚至推翻共产党。他们也这样做了，而结果是中国至少向后倒退了10年。红卫兵所呼喊的口号，有许多引用自毛主席语录：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炮打司令部”（攻击在位而不革命的领袖）

·“革命无罪”

·“把工人阶级最大的叛徒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批斗温和派的刘少奇）

·“干部靠边站”（绕过政府当局）

·“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于1965年始于上海，源于一些激进分子公开批评了毛泽东。而他则把这种小小的文学评论转为了大规模的群众批判——进而演变成对部分党的领导人的罢黜。接着大学和高中的学生被鼓励向学校的老师和领导宣泄不满。不满的背后则是由于各种工作的短缺，导致学生们毕业后不得不在家待业。一些年轻人认为这是一个摆脱束缚和得到破坏事物所带来的快乐的机会。

到了1966年秋天，由于学生的示威，大学和其他学校都关闭了。他们羞辱官员，在墙上写大字报，四处奔走以“交流革命经验”。中国陷入了混乱之中。也许有一百万被红卫兵迫害的各界人士被杀死和自杀身亡。而更多的人则是“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以达到“向人民学习”的目的。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包括对人的身体虐待和心理羞辱。担忧的官员们则设立一支私人的红卫兵队伍以求保护他们自己。红卫兵的各个派系也相互斗争。

1967年初，毛泽东对混乱的局势愈发担忧，遂命令军队介入，到当年结束为止由人民解放军掌控国家。为了取代残破不堪的政府结构，军方设立了“革命委员会”，成员包括解放军军官、红卫兵带头人和“悔过”的官员。到了1969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为首），官方才宣布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结束。

文革的影响相当恶劣。工业遭到严重破坏。教育，当其恢复后，依旧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选择学生并不看重其能力而是侧重他的政治态度。温和而清醒的官员，都是被红卫兵搜出来并批斗的对象，他们不得不低头并假装拥护文革。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他们重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然后从中挑选出一位来掌控全局：邓小平（1980年为含冤死去的刘少奇恢复了名誉）。

红卫兵们后来怎么样了呢？为了释放他们充沛的能量，而将其送至农村进行劳动。军方将大约一千六百万的城市年轻人“下放”到农村进行农业生产和强制劳动，并禁止其返回家乡。最终，大部分人参加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之后还被恢复了受教育的权利，可却在一生中留下了苦涩的经历。另有一部分人，由于对以前的期待不再抱有幻想，而进行轻微犯罪或逃亡英国的殖民地香港。还有些人在中国新的市场经济中成为了腰缠万贯的资本家，可文革的疯狂始终难以磨灭。

28.21中国的左派和右派

党内左派和右派的划分是可以被分辨的，但是为了避免政治风险很少有人将这些标签打在自己身上。中国的左派往往是老年人，他们在党、军队和政府内有稳固的地位，很像是苏联官吏。其中很多人来自于贫穷落后地区。很多学者对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不平等感到痛惜，并想要修正它。他们注意到宪法中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并希望采取对经济实行中央调控的方式，来发展广袤贫瘠的内陆省份，使其居民享受到更好的医疗保险和义务教育等。一些左派人士也借用毛泽东的名义和政策。

所谓的“右派”通常是年轻人，并包括那些喜欢自由市场的城市居民。他们看到中央调控经济的低效并指出创纪录的经济增长来自于私营和外资企业。右派分子诚恳地说，“所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扩大市场经济系统直到它覆盖整个中国经济环境。”他们同时提出，发展中的不平等也会被市场经济所逐渐治愈，因为贸易会向低收入地区转移。一些人还渴望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文化自由。温家宝总理偶尔会提及建立一个更加自由和开放的中国，但据报道他由此被政治局其他常委孤立，而他的主张也成为镜花水月。

中国的领导人们常常试图平衡左派与右派，这相当于在缓和贫困的内陆居民和沿海城市的中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左右两派会辩论以下某些问题。例如2007年一部有关产权的法律被谨慎地执行。在中国，没有人拥有土地，但是城镇居民可以获得40-70年的房产“使用权”且可以续期，而农民可以获得30年的土地租赁。这部新的法律使得这部分权利更加稳固，一些左派不喜欢这些条款。因为看起来违背了社会主义并倾向于富裕阶层。但是城市中的中产阶级非常喜欢，因为这会使他们所拥有的住宅和商铺的所有权有了更多法律意义上的保障。

正如我们在俄罗斯部分讨论的，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往往是自身利益的面具。拥有轻松而又容易赚钱工作的人们警告民主和自由化是“抛弃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或许多其他）系统的分析表明，人们总是有保留的接受意识形态；而且大多是根据自身从事的工作来做出选择。

在幕后，一直存在着多个中国共产党派系，通常充斥着肮脏和勾心斗角。所有的共产党都是禁止派系存在的，但是当权者们之中却存在着派系斗争。大致有两条道路可以使中国逐渐走上民主，而利用党内派系斗争则是其中之一。另一条道路则是让社会中的多元化团体充分而大声的直抒他们的观点和需求。前者能够更加平稳地向民主过渡，然而前提是派系已经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而且能向公民们详细阐述各自的政见。当对各个派系可以进行投票之时，派系实际上转变为单独的党派，但是他们依然会口口声声地宣称继续维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平稳的过渡总是比动荡的过渡来得更好。

表28-2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
左派 | 右派
选择性引用毛泽东思想 | 遗忘毛泽东
坚持党员的无产阶级属性 | 承认商人可以入党
严密地控制媒体 | 更自由的媒体，包括互联网
救济贫困的人 | 为了增长而容许不平等
不会太过于资本主义化 | 大规模的市场经济
反对外来的影响 | 对外来的影响持开放态度
将大规模的选举最小化为少数派竞选 | 扩大地方选举
收复台湾 | 容许台湾以一个国家的方式存在
意识形态的 | 实证主义的

28.22草根民主

新千年以来，分布于华夏大地之上的小村庄，它们的竞选开始允许对无党派人士开放。一些人认为这是党内自由派人士引介民主思想所导致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村民们对随意征收“苛捐杂税”的地方政府感到不满而引起的自下而上的改变。在部分乡镇，有党员候选人竞选失败的情况发生。

但是试点时间很短暂，官员的选举产生仍旧被地方各级书记所控制。然则地方各级书记也正在逐渐通过更公开的方式被党内成员选举产生。1999年起，少部分低级别的官员直接由街道竞选产生。有些中国的政治学者希望这些选举能延伸到地级市政府和省及直辖市政府，并最终伸入国务院。

一个聪明的政权会慢慢地扩大民主选举作为平息民怨的一种方式，但如果不让民主上升到国家层面，就难以平复大众的不满。将民主迅速地传播至中国，却很有可能带来动乱。难以驾驭的地区，如西藏和新疆大概会为争取更大的自治权而投票。鼓动家们会以不负责任的承诺煽动投票的民众。一些中国学者警告如果中国采取民主制，恐怕会复制今日泰国不稳定的局面：被煽动的群众，地区分裂和军方掌权。他们也许是对的。

28.23工程师们的统治

在法国和墨西哥，技术官僚起着显著性的作用，而这一术语在中国应用得更为广泛。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九位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数为本科以上学历的工程师。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来说，技术官僚意味着未经过选举产生的高层，通过经济和金融手段治理国家，就像法国通常所做的那样。在中国，它意味着官员们的工程师背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工程师们同样拥有丰富的管理和运作各部门与省级政府的经验。他们还向顾问和持有西方（尤其是美国）博士头衔的学者学习经济知识。

工程师们的统治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呢？他们确实十分聪明并强调理性，这意味着最小化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能使得中国更加富强，他们就会允许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他们自豪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但是技术官僚——不论在法国、墨西哥、中国，或者甚至可以说美国——注定有着巨大的弱点：他们期望达到迅速有效的成果而只是一点点或者根本不关注人的因素和长期后果。他们是冰冷、疏离、理性的捣弄数字者。由疏离人民的官员所作出的决策，哪怕是正确的经济决策，也不会被群众所理解。美国也有过痛苦的技术官僚时期，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拥有哈佛MBA学历），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执政时期卓越的国防部长。在1962年越南战争中使我们确信“所有指标都在表明我们即将赢得战争”。他忽略了敌人想要制造巨大的人员伤亡来驱逐美国军队并使国家统一的这一人为因素。人为因素无法计算，所以他错过了这一点。你开始理解为什么“技术官僚”一词总是出现在一些贬义词之后。

民主制

民主：以中国的方式？

夏威夷大学的政治科学家凯特·周主张，中国的政权会慢慢地和不情愿地为更大的自由让路。她注意到，中国没有有组织的运动，但是数十年来反抗的浪潮——大规模的、自发的、无领袖的——迫使中南海放弃了极权统治。他们无法逮捕每一个人或者停止现代化的进程。过度专注于镇压，使我们忽略了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真正成就。

大跃进运动开启了第一波浪潮。农民，面对饥饿，以不合法的方式回归私人田地。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平静的抗议，政府当局最终将土地私有制合法化。接下来，成千上万的农民从贫穷的农村逃向城市，尽管工作与居住在城市是违法的，可当局不可能将他们全部遣送回去——除了1980年代参加快速工业化的那群人——所以让他们留在了城市。当地政府也可以私下收受贿赂来出售居留许可证。

这些城市移民中的一部分努力打拼成为了企业家；少数人变得富有了。当地警察一开始损坏他们的货摊和商店，仅仅因为店主们所供应的那些贫乏的共产主义经济所不能给予的东西，惹怒了警察。再一次，当局让步了，现在中国每个城市的街上林立着许许多多的小商店和饭馆，还有“夜市”（非常有趣和价廉物美）。政权无力阻止信息（尤其是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与性的革命，因此它们与人民同在。

周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人民极大地拓宽了他们个人自由所涉足的领域。许多大陆学者知道并且喜欢她的著作（没有被译成中文）。然而自发的违抗将建立一个公民社会进而最终通向民主制吗？政权不允许任何多元化组织的存在或批评，因为它们是民主的基础。自发的群众运动也只能做到这么多了。没有政治的引导，他们看上去更会走向崩溃和动乱，而不是民主。民主需要相当充分的准备——在教育上，自由的大众传媒，不受约束的利益团体——以上都是当局坚决抵制的。如果中南海不能立刻开始为民主做好热身准备，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偏离轨道。

中国的技术官僚沿用着相似的方针：在乎数字而不是人民。他们讨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起飞，他们恰好是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越快的工业化，他们就可以更迅速的使繁荣遍及中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一个公平、公正和平衡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在任何国家，原始的资本积累都是残酷而血腥的，特点是不平等和恶劣的工作条件。这就是西方出现工会组织的原因。

中国和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有着许多名义上的官方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但他们从来不抱怨也不罢工，即使工作条件非常悲惨和危险。中国禁止任何独立的工会存在并拘捕任何试图组织的人。工会阻碍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一个传统资本主义的论点。更糟糕的是，工会（和教堂一起）联合起来成为可能反对共产主义统治的替代性组织。2010年，在广东省，工人们自发的罢工在数座外资工厂中进行。工人们受够了低廉的工资和强迫加班，数家工厂因此关闭。北京当局，由于害怕工人们激进的行为蔓延开来，命令这些公司给工人们上涨了30%-50%的工资。一旦工人感受到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就会形成独立工会。共产党人需要知道这一点。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技术官僚指出，日本也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形式完成工业化的，首先是明治维新，然后是二战后的MITI（通商产业省）。中国也是这么做的。但是需要提防这种国家间的类比，他们可能是有欺骗性的。明治政府控制的日本快速的工业化依赖于残酷镇压普通百姓并铺平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道路（某些看上去是与当前中国的工业化相平行）。战后的MITI影响——一部分人认为MITI并不是真正的如此重要——发生在民主体制背景下，少数国有企业不得不被私有化。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中国和日本的银行都愚蠢并鲁莽的放贷，并且长久以来拒绝承认他们已经破产。但是日本的银行是私有化的并对股东负责，中国的银行则为国有，只对中央政府负责。MITI模式很难应用在中国。

中国当前的技术官僚需要拿出一些决心来纠正这些不平衡的现状。他们承认经济不平衡将是危险的，现在他们分散投资于国家的西部和北部来使国家广阔的内陆工业化。他们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的最贫困阶层提供了福利计划。随着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见识了中国的技术官僚们的能力。他们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消费，专注于国内的基础建设和开销，当西方深陷泥淖的时候，中国保持了经济增长。

28.24待命中的强制手段

中国的政府通过爱国主义和绩效合法性——传播真善美——来保持权威。可当生活水平停止上升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呢？强制手段（Coercion）（政府通过武力）已经退居幕后，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它仍然可以被使用。骚乱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乡村，无组织的不满者是自由流动和无目标的。政府精心防备着，以应付公民社会的形成——特别是教堂和工会——这样也许会出现替代性的组织。

政府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并得到了普通公民的赞赏。短期内，这曾使得政府走向正轨。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讲国语（普通话）。1959-1961年的大跃进之后再也没出现过饥荒。1980年以后，数量相当可观的城市中产阶级开始涌现。

比较

平等与增长

是否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刺激经济的增长？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的统治时期，美国和英国的收入变得更加不平等。理由是：如果人们能够挣得更多的钱，他们将有一个更强烈的动机去努力工作和变得富裕。富人能够运用更多的资金投资。根据这个理论，不平等和增长是孪生姐妹。

数据并不是如此的清晰；有些甚至提供了完全相反的方向。这里请注意：从第三世界获得的数据多是近似值，所以对这些数据不能太过当真。下面图表中的第一栏显示了普通人中占5%的最高收入者和占5%的最低收入者之间的比率。比率的数字越小，这个国家就越平等。第二栏显示了2010年人均GDP的增长率。还请注意一下：产油国如尼日利亚和俄罗斯的增长，是因为过去油价的走高（但不包括伊朗）。这里又有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浮现：是不平等刺激了增长？还是增长建立了不平等？（大概是后者。）

中国的收入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普通人中占20%的最高收入者赚得的财富是占20%的最低收入者的12倍。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比美国更不平等，但却发展得更快。巴西的不平等更加突出，但经济的增长却更为迅猛。这两个例子支撑了上述的理论。印度人民的收入比美国更平等，但是印度发展得更快。在发达国家之中，德国不仅在保持不错的增长的同时还维持了极好的平等。（日本在经历了一个非常萧条的时期后，重新开始快速了增长。）

不平等伴随着增长的理论显得过于简单了。存在着诸多因素使经济增长。政府的政策也对其有重大的影响。政府——通过收受贿赂、高税收和国有企业——也许会阻碍私人投资。某些文化中有着一个内在的职业道德或者民族自豪感。日本的首席执行官，通常工作尤其辛苦，但其收入是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11倍。而美国同行的税后工资是普通工人们的475倍。另外一个观点是：穷人没有多余的钱来储蓄的；而中产阶级却能。图表中最平等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日本，都是储蓄大户，而储蓄意味着投资，这将有助于他们在早期的几十年中发展迅速。对单原因理论要持谨慎态度。

表28-3
| 最高/最低 | 人均GDP增长
| 5%的比率 | 对2010年的估计
日本 | 3.4 | 3.9%
德国 | 4.3 | 3.5
法国 | 5.6 | 1.5
印度 | 5.6 | 10.4
英国 | 7.2 | 1.3
俄罗斯 | 7.6 | 4.0
美国 | 8.4 | 2.8
伊朗 | 9.7 | 1.0
尼日利亚 | 9.7 | 8.4
中国 | 12.2 | 10.3
墨西哥 | 12.8 | 5.5
巴西 | 20.0 | 7.5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情局

强制工具已不在手，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天安门广场掺杂着训练有素的便衣警察，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扑灭任何有可能的抗议火种。任何人群如果在一个点停留太久都会招来谈话。安全警察还记得法轮功成员是如何不声不响地利用电子邮件在天安门广场迅速的组织一场大规模的集会的。2009年，六十周年的国庆阅兵式上，只有少数经过挑选的群众得以在天安门上目睹这一庆典。即使你居住在阅兵式会途经的路线上，你也会被要求远离窗户而在电视上观看。

2008年的奥运会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复杂的祝福。他们显示出中国现代化的一面，但是为了准备奥运会却将数以万计的农民和胡同居民进行了转移。按照法律由于居民失去了他们的住所，理应得到赔偿，但实际上只有很少人拿到了足够的补偿。通常都是他们收到命令必须搬出。在中国没有人拥有土地——你租赁土地——所以土地所有权是很微弱的。城市的底层居民对一切都为奥运让路而感到不满，北京当局害怕他们会利用奥运会让整个世界看到他们的不忿，就像墨西哥学生曾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前夕进行过的抗议活动一样。因而北京提前逮捕了批评家并禁止乞丐、穷人、大量汽车在奥运期间出现。当然，北京的空气质量也短暂地清新起来。

法律可以有力的促进公民社会。中国宣称依法治国，但这有选择性，更多的是用来巩固政权。嫌疑人如果被认为有颠覆党的统治的意图与行为，那么他会迅速地以重罪被定性和判刑。中纪委一直对腐败现象进行调查，可收效甚微。为教堂和工会辩护的律师有被取消资质或逮捕的风险。还有一些案件被秘而不宣。一部1989年起草的法律试图允许公民起诉国家机构，但是只有少部分案例成功了。西方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些勇敢的律师，他们坚持认为即便是权力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人们希望中国能够缓慢地朝着法治的目标进步着。

黄浦江对岸的上海，浦东以前是一片滩涂，但现在却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金融区

28.25尝试打击腐败

中国的官员们提高报价、收受贿赂、抽走资金和为了开发商而将农民驱逐出其土地。一些干部像百万富翁一样生活和出国旅游。管理工厂和采矿的官员并不执行安全规章制度，造成上百人的死亡。2008年，中国出现大量婴儿死亡和中毒的情况，究其原因是饮用了为提高蛋白质的检测量而加入三聚氰胺的牛奶。一名官员挪用了所在省的价值1.5亿美元的退休基金，在澳门赌场输个精光。（他也被枪决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对腐败的指控有爆发之势。许多人都目睹了学校是如何倒塌而临近的政府大楼却巍然不动，因为学校校舍都是没有足够钢筋所支撑的豆腐渣建筑。那些抗议当地官员允许开发商修筑这种质量差、不安全的校舍的人们被批捕。记者被命令不得进入该地区进行采访。“腐败是一种生活方式，”一名来自北京的教授说道，“它渗透到经济、学术圈、文化和慈善业。它很难被抑制，尤其是不再明目张胆而更加狡猾的时候。”

民主制

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

1989年6月4日凌晨，超过10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露宿在天安门广场的大量的年轻示威者开火，杀死上百人并致使数千人受伤。（政府从未公布过具体伤亡人数，所以只能对数字进行估计。）坦克朝示威者以及骑自行车的人随意地扫射，之后并对他们进行碾压，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天安门广场上惨剧降临。

中共领导人惊讶于中国在1980年代进行的半市场经济的实验却深入到了政制改革，这绝不是他们的所希望看到的，而天安门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场屠杀说明了半途改革的危险性：它使人民想得更多，需求得更多。尽管天安门事件通常被定义为“亲民主”的示威，学生们仅存有模糊的民主概念；他们更多的是想要这个僵化而腐败的政权进行改革，其中的某些东西也许会引向民主。

动乱起源于1989年4月，隶属自由派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学生们聚集起来悼念胡耀邦并抗议腐败。4月18日，上千人开始占领天安门广场。当政权正在仔细思考如何处理示威的时候，学生们组织了起来，发表演讲，还制作了一个民主女神塑像。在全国范围内，大多数人们都对示威者表示支持，对政权的批判与日俱增。

如果示威持续下去，这个政权将陷入漩涡之中。中南海明白这一点并进行回击。赵紫阳（在1987年接替了胡耀邦）站在学生们的一边，来到天安门广场与他们对话。政治局委员们对赵紫阳向外界披露他们内部的分歧，而对他相当不满，然后立即将他罢免。（直到2005年赵紫阳去世之时，他一直被软禁在家中。他的葬礼也以极其秘密的形式举行，为了不给悼念者另一个机会——为自由而游行示威。甚至葬礼在中国都属于敏感事件。）邓小平，那年84岁，依旧是最具权势的中央军委主席，他直接下令军队镇压了示威者，并说道：“我们不怕流血。”

大量的军队与坦克开进了北京。那些士兵们，多数是来自农村的男孩，感觉和城市的学生仅有一点点相同。一幕难忘的影像被录影带所见证：一名示威者独身前去阻挡坦克队列；当坦克试图绕开的他的时候，他迅速再次跑到坦克面前。这似乎象征了民主的个人主义屹立在独裁统治的压迫之前。很多普通的北京市民站在学生这一边并给予他们帮助。在这场腥风血雨后，上千人被捕。示威的带头份子被处以最高13年的有期徒刑，他们中的小部分人表示了“悔恨”。上百人未经审讯即被关押数年之久。中国的精英们决定继续实行经济改革的政策但政治改革却被继续封存。而那些将使中国进入新一轮动荡的因素则正在蓄势待发。

腐败是政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官员们的恶行将会把中国人带到请愿、抗议和暴动的局面，并有可能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也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学生们提出抗议中的主要一点。为什么北京不能对一百名或者更多的腐败官员进行审判然后迅速执行死刑，以对其他的官员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呢？（事实上，中国每年执行上千个死刑，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你手里有一个强制工具；为什么不使用它呢。

唯一说得通的理由是党内高层领导注意到腐败是十分广泛存在的，整治腐败会损失掉支持他们的党内同志，而国家则需要依靠他们进行统治。如果你处决了所有的支持者，那么会使你孤立无援。揭露腐败的记者通常被殴打和被以干扰政府提倡的“和谐社会”的罪名被监禁。北京当局承诺将对腐败进行打击，但对谁起诉则是有选择性与政治性的，目标是通过使不服从中央指挥的官员或潜在的权力争夺者下马来巩固顶层领导的权力。

中共一再宣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卓有成效的。每一年，它都将上千名干部降职、开除党籍或移送司法机关。2009年，石油业巨头中石化（中国最大的企业之一）前董事长陈同海因在8年任期之内收受贿赂高达1.9亿元被判处死缓。（死刑缓期执行在中国很普遍，但大部分不会被执行。）就像在墨西哥和尼日利亚一样，国有石油企业都存在着众所周知的腐败。但是打击腐败现象就像刈草一样：镰刀割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个委员会不可能将所有贪腐现象一网打尽，因为这个政治-经济系统每年会重新出现新的腐败分子。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如果没有权力制衡必将产生腐败。就如一句拉丁文习语所说，“谁来防卫我们的保护者呢？”

彻底清除腐败现象是可能的。新加坡施以严厉的法律来对付腐败（和任何形式的不检行为），现在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廉政的国家之一。一党优位制度下的新加坡任用了一个纪律行政部门来打击腐败，但是越大的国家行政部门力量越弱，所以也许需要一个竞争性的政党来协助反腐。在野党会将执政党的腐败连根拔起，这会是政府秉持清正廉洁的一个强有力的保障。

中国人在争论什么

28.26中国的政治经济

三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大致每七年翻一倍，以每年10%这样一个惊人的速度增长着——有些年份是11%——如同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将这个现象称作“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他计划在2011-2015年将经济增长降到一个平稳的速度，但是依然要高于7%。即使在200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中国依然在西方国家经济萎缩的同时，达成了经济8%的增长。中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不是人均），很有可能在几年之间成为世界第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并且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城市炫耀着它现代化的市中心和车水马龙的街道。

中国今日的成就并没有跟随日本的道路——阻止外来的企业和进口。相反地，中国欢迎外国的投资与技术，并允许他们获得企业（部分的）所有权。中国所有先进的工业都来源于外国的投资。北京当局正确地预见这是能够实现工业化的最快速的方法。

中国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与拉丁美洲不同，中国不存在迂腐的且不愿意投资的统治阶级。随着旧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被处决或者外逃，所以中国可以从零开始实行资本主义。中国人是非常务实的，也不像穆斯林国家，不存在文化或宗教上的问题，于是可以学习西方的模式并迅速的现代化。中国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工，充足的资本和一个有意推动经济的政权。中国工人一个月大概可以挣到200-400美元。内地工人的工资跟沿海地区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但依然只相当于雇佣一个美国劳工所花费的零头。通用汽车在中国迅速的扩张使它从在美国的破产危机中恢复了过来。

中国不可能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经济增长可以被典型地描绘成一条S型曲线——一条拉长的曲线，慢慢地始于底部，在随后的几十年快速上升，接着会逐渐下降。很多信号都预示着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进入上述的第三个阶段。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永远增长。中国使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引进外来技术，但它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扬，而且在技术上也日新月异。中国的增长将持续良好但会有所减慢。中国许多的投资受政治影响，并充斥着混乱、期限过短和浪费（被低价的劳动力所掩盖）。逐渐地，糟糕的投资会伤害到经济的增长。

由于技术劳工和技术管理者的短缺，在中国经商的成本持续攀升。拥有技术的雇员，会跳槽到高工资的岗位。预计会有两方面原因导致劳工的进一步紧缺和因此而带来的高工资：（1）许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离开家乡去寻找一份工厂的工作；（2）独生子女家庭。劳动力短缺已经开始显现。中国多年来的廉价劳动力时代也许快终结了。中国工人的工资是越南的5倍，印度尼西亚的3倍。

28.27看上去很资本主义

中国城市的街道被小商铺和饭店连成一排，街道上充斥着鱼目混珠的小商贩（“想买T恤吗？给你个特价”）。这看起来像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城市，从微观角度来看，它也确实是这样。但实质上所有大型的实体经济都是被国家所操纵或者部分国有，并被党所控制，党或者政府的官员被安排在董事会中并有否决权。迄今为止，中国主要的银行大部分都为国有。许多“资本主义”企业都是这些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SOEs〕）的分支。例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CNOOC）和中国铝业公司（Chinalco）主要由中国政府部门控股。中国市场经济的产出占GDP的2/3，但是整体上还是处于国家控制当中。

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也在尝试着这种混合方式。铁托的南斯拉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暗示这种方式是不稳定的。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市场经济，直到政权开始害怕失去控制，重新加强中央监督和控制。然而为了寻求经济快速增长，政府会再次松开控制。经济的曲线会呈之字形，永远不会稳定。

犬牙交错的经济中，错误开始发酵。愚蠢、错误或者不正当的投资总额变得巨大。政府的控制使得许多本身良好运转和快速增长的企业做出糟糕的经营决策。农民持续逃离乡村使得劳工廉价——非技术工人4.3美元一天——这使得开发商过度建设。银行为建筑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慷慨解囊，因为它们给每个人，尤其是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乎所有的建筑商都瞄准了租赁市场的顶端，使得很多炫目的高层建筑成为了未完全使用的投资失败品。仅上海一个城市就拥有两倍于纽约的摩天大楼。中国的建筑热潮是一个可能破裂的泡沫。

在年复一年的向国企、官员甚至仅仅是空手套白狼的骗子发放不良贷款之后，许多中国的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insolvent）了，不得不请求国家的救助。北京当局要求银行贷款给缺少偿还能力的国企。伴随着薄弱（但是正在增长）的会计标准，银行继续着借贷行为仿佛他们能够收回贷款。这与日本银行之前的做法很是相像。大量的存款和工业的迅速增长掩盖了相关的问题。没有必要去撤销这些不良贷款，因为这么做会迫使许多银行和国企承认他们已经破产。2009年北京政府下令银行出借的巨额贷款，实际上是一种浪费和带有不良性质的，它们反而扩大了股票市场和房市的泡沫而已。

事实上所有的业内人士（其中很多拥有美国学位），都了解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和错位，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政府也了解这个情况。可是他们的观点是偏离的。中国与这些企业有联系的业内人士宣称政府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未来的局面也在控制之中。“我们被聪明的技术官僚们治理的很好”，这是他们传达的信号。他们注意到中国的领导人避免了1997-1998年横扫东亚的货币危机，并且带领中国在2008-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中实现软着陆（soft landing）。中国的资金储备十分庞大，一些观点认为政府可以轻松的为银行注入数十亿的资金来处理这些坏账（很多是贷给国企的），进而刺激经济的增长，就如它在2009年所做过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政府的论调。

那些并不依赖于政府与国有企业联系的，另一方面，他们担心——政府冷却过热并且失控的经济（如2007年），然后接着又对经济进行加温（如2009年）——这两种方式的交替有可能会弄巧成拙。由于害怕中国奇迹般的增长会受到损害和引起失业，政府使得银行和股票市场演变为当前近乎崩溃的局面（如同美联储曾经做过的那样）。根据法律，中国的银行利率十分之低，所以城市储户将他们的钱转向股市，进而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泡沫，结果2007年股市暴跌，一半的市值被蒸发。怀疑论持有者提出，中国的经济会或者很快会失控进而遭受极大伤害。

到目前为止，必须承认的是中国领导者们对经济的掌控做得非常好，在出现的问题变得危险之前都及时进行了阻止，而在摆脱经济萧条的方式上也比西方国家和日本做得更好。2009年，中国的银行向国内的基础建设和消费需求注入了1万亿美元，是之前借款的三倍。房屋与汽车的销售爆棚，也是政府为了对抗经济萧条和失业率上升所作出的策略。中国走出经济萧条的泥潭的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接着，在几个月之内，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政府命令银行缩减贷款量。也许中国真的是被一群聪明的技术官僚所统治，但是我们依然担心不平衡和稳定的问题。

28.28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着迷于出口加工，因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出口额以火箭般的速度蹿升，但是多年之后可能会造成供过于求。中国（和早期的日本）用出口所积累的欧元和美元做了什么呢？他们用外汇储备为进口买单——特别是石油和原材料——但是人均国内消费占GDP的百分比，是亚洲最低的之一。可如果有一天，中国不再拥有它出口的优势——廉价劳动力和引进的研发技术（R&D）——它的增长将变得缓慢。极大地依赖于国内市场将会防止此类情况发生。日本坚持不放弃它那高出口的经济模式，因而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

近些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辩论是否“再平衡”他们的出口去支持更大的国内消费。印度和巴西比中国在出口与内需上有着更好的平衡。（而美国走向了另一个不好的方向——出口过少。）为什么辛勤劳动的中国人民不能生活得更好呢？终究，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没有节制地增加外汇储备。

可是中国的出口巨头们在北京当局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出口导向型模式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些巨头们也从中受益匪浅；他们为此抗争着，反对重心向国内消费转移。因而，当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明白中国为什么必须实行再平衡的时候，实际上出口增长已经变慢了。2011年中国公布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主要是大幅提升消费性支出。另一个好方法是中国采取汇率浮动制，它会逐渐使制造业由出口向国内消费倾斜。

28.29中国应当采用浮动汇率吗？

与90年代末的东亚一些国家货币突然贬值（devalue）的金融危机不同，中国现在的情形是与之相反的：中国的人民币的面值被低估。而元突然和大幅度的升值会减缓中国的出口贸易。相应地，北京当局意图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从1995年到2005年，部分出于为了避免出现像东南亚国家那样的货币危机，中国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钉住（pegged）在1美元兑换8.3元上。这项政策在当时被所有人叫好，包括美国也认为是一项保持稳定的措施。

随着时间的变化，美国进口了越来越多中国的商品，便开始抱怨固定的汇率是不公平的，人民币保持低价使得中国人可以赚得在美国工厂工作的工资。美国议会迅速决定这需要被改变。一些人建议人民币升值（revalue）20%-30%。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不是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所在（美国极低的储蓄率才是主要问题）。中国由于其低工资（和高储蓄率）成为了一个超级制造者，而且其廉价的货物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部分的再平衡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在进行之中，如同中国人学会了消费更多而美国人却在减少消费——快乐于中国，痛楚于美国。

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会使该国货币向高价值浮动（float）。市场会对货币重新估值。但是中国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希望人民币维持低价以保证出口贸易的优势。为了保持人民币低价和稳定，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大量买入美国国债（日本也这么做过）。这使得中美经济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缠绕在了一起。富裕的美国现在深深的感激贫困的中国。中国对美国国债的采购使得美国的利率保持低价并维持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如果当中国出售，或者仅仅是停止买入美国的债权和票据，美元会在世界范围内被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突然从美国债务市场撤出也会使其大量持有的美元贬值。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中国慢慢和悄然地以多元化货币取代美元。

在2005年，中国施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以代替原有的钉住汇率制，使人民币相对美元走高了18%，然后重新固定在1美元兑换6.8元的水平上。2010年，由于担心美国的报复，北京当局再一次施行了可控的浮动汇率，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每年提升6%。人民币依然需要升值；如果逐渐实现的话，这会纠正中美货币间的不平衡并对两国的经济都有所裨益。

比较

大麦克指数

传统的人均GDP数字由于采用了“市场汇率”而具有迷惑性，因为它们并没有把每个国家的生活费用包括进去。中国的人均GDP按照汇率来换算，例如，只有大约4400美元。但是汇率被高估或者低估的话，就会迅速变化。为了纠正这一点，当今的经济学家计算人均GDP时，采用了购买力平价（PPP）去衡量每个国家的具体生活费用。这就使中国富裕了很多，人均GDP达到了7600美元。

计算PPP是很棘手的，因为经济学家必须对市场上一篮子的商品和服务进行估价。而且必须保证每个国家所选取的是相同的。2007年由世界银行最新估计的PPP表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比之前预想的要小40%。英国的商业周刊《经济学人》设计出了一条计算PPP的捷径：将麦当劳的在当地卖的巨无霸汉堡包的价格同在美国大城市的价格进行比较。因为巨无霸汉堡无论在哪里制作都具有同样的原料、劳动力和一般管理费，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迷你市场篮子，可由此而简化过于复杂的PPP计算。

如果某国的一个巨无霸价格远高于美国，那么说明该国货币被估值过高，强烈的表现在巴西的雷亚尔上，温和地体现在欧元上。反之，则说明该国货币被估值过低，例如墨西哥、印度、中国和俄罗斯。而那些和美国的巨无霸价格近似的，则说明该国货币估值正确。你可以通过巨无霸的价格来追踪通货膨胀。我在中国发现巨无霸的价格在一周之中从13.50元涨到了14元，暗示中国剧烈的通货膨胀。

表28-4
| 基于PPP的人均GDP，2010 | 巨无霸价格，2011年7月
美国 | $47,200 | 4.07
加拿大 | 39,400 | 5.00
德国 | 35,700 | 4.93*
英国 | 34,800 | 3.89
日本 | 34,000 | 4.08
法国 | 33,100 | 4.93*
俄罗斯 | 15,900 | 2.70
墨西哥 | 13,900 | 2.74
巴西 | 10,800 | 6.16
中国 | 7,600 | 2.27
印度（素食王公大汉堡） | 3,500 | 1.89

*欧元区平均价格
资料来源：第一栏CIA，第二栏《经济学人》。

28.30中国式的市场经济？

中国会转变成完全的市场经济吗？自1978年邓小平改革起，中国的经济就以令人惊讶的按比例增长。但是真正的大问题是：是否能将市场经济与中央集权控制结合在一起。正如其他国家的尝试过的一样，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组合。

变化最早是从农村开始的。集体农场的破产，家庭被允许沿用“责任制”，一个委婉的私有化农业的说法。农民们可以从国家那里租赁土地，租期通常为三十年，到期后可以延续。农民需要上交固定份额的公粮给国家。此外，他们被允许以能获得的最高价格在市场上出售缴纳公粮后剩余的农产品。他们可以自己选择作物种类，并自行花钱购买化肥和机械。农业开始骤然上升，中国人吃的更好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一些人甚至富裕了起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事情发展的就没有这么好了。随着所有农民的大量农产品组成了自由市场，竞争使得农产品价格和利润下降，农民的收入也下降了。在许多地区，乡村秩序被频繁打破，村民抗议当地政府为了发展而征收他们的土地。2005年，国家终于停止了几千来一直向农民征收的“皇粮国税”——农业税，甚至还开始向农民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援助。政府害怕农民的愤怒进而演变成就像中国历史上不时终结王朝统治那样的起义。毛泽东就是以农民为基础而进行革命的。

一个部分自由的市场很快就被允许存在于城市之中。为了应对增长的失业率，政府容许个人经营商铺、餐馆、维修店和工厂，甚至雇佣工人——被马克思主义称作资本主义剥削——也是被允许的。但是政策起作用了，相对于国有工厂和商店制造和销售的清一色商品，私营经济体的商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质量和销量更好。狭小的百货商店外，人们排着队购买曾经被毛泽东所蔑视的流行服饰和鞋类。露天大市场还出售家庭作坊制作的的家具。餐馆在每条街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首先源于深圳临近香港，中国部分的沿海地带被规划为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并邀请私人和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以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化的中国。FDI对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民族主义者对它感到憎恨和恐惧，并视之为资本主义的接管，但这实际上是经济急速增长的关键。中国的劳动力相当低廉，约一万亿美元涌入特区（很多来自于香港和台湾）以利用这一优势，因而各类产品的年产量开始飙升。这些私营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竞相赚取利润，自1978年起中国高速增长的GDP使其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超越日本）和最大的出口国（排在德国之前）。200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比1980年翻了30倍之多。于此对应的是，即使是赢利性国营企业，它们的利润也远少于私营企业。约三分之一的国企都在亏损，而且只能靠政府补贴和无法偿还的贷款来苦苦支撑。2009年，政府向国企提供了一系列刺激计划和出口补贴，但这对它们的长期发展并没有多大益处。

伴随着现代化，快速增长的新兴城市在沿海地带逐渐兴起，一些商人变成了百万富翁，大批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大部分中国人喜欢自由市场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但是很多党的干部却不这么想。如果全面推行市场经济，那么靠监督控制经济过上好日子的官员们会作何反应呢？他们布上路障试图阻止重大变化发生。邓小平果断地清洗和劝退了很多老干部，并用年轻的技术官僚填补了这些位置，他们推行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并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每个人都知道它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

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并催生了嫉妒和怨恨。中国的领导人害怕经济倒向失控并试图使之放缓。接着在2008-2009的经济萧条期间，他们又担心经济增长过于缓慢。他们预计中国需要每年8%的增速才能保持当前的就业和经济形势，2009年这一目标达成了。长期来看，民主是必须的，但是北京发誓中国只会存在一个党派。当一个不稳定的经济系统逃离独裁的政治系统时会发生什么？想象一个脱缰的野马（中国的经济）掀翻它的骑手（党）。不得不承认这将是不远的将来，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挑战。

28.31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政府强制社会步入他们预先所设计的道路，通常会误入歧途，但中国所实行的限制人口增长政策却有其可取之处。可它同时也体现出来二阶、三阶的问题——有时候也称作“无法预知的结果”——也就是说，预测一项政策的长期影响到底有多难？

1980年，中国开始实行残忍的计划生育以控制出生人数。女性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超过一个则会被处以罚款和失去某些福利。许多妇女被强制执行人流。第一阶的结果是：也许如预期的那样，降低了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目前一年仅0.5%——比欧洲高一点，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非常之低（大多数国家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

第二阶的影响，不管怎样，由于堕胎和杀死女婴，男孩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女孩。1979年到1995年之间，大约有5%的预期降生的女婴夭折。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达到了10%。到了2011年，中国男、女新生儿的比例是121：100（正常的男女人口比例是105：100）。便宜的超声波检测被允许使用是选择性流产的根源（跟印度相同）。就像众多第三世界文化一样，中国也以为生男孩比女孩好，男孩不仅能干农活还能养儿防老。因此，当他们只能被允许养育一个孩子的时候，多数中国人强烈偏好生男孩。但这一情况并不适用于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人士，他们对生女孩持欢迎态度。

第三阶的影响是由第二阶影响所产生的。男性数量大大多于女性意味着上百万的中国男人一辈子都找不到老婆。更进一步地说，这种在生育率上进行强烈的限制——平均每位女性出生率从1980年的2.29减至2011年的1.4（欧洲水准）——意味着中国老年群体现在变得更为庞大和长寿，这得感谢营养学和医疗保健的进步——将不会得到劳动人民的足够支持。到2030年，约1/4的中国人将超过65岁。中国人常谈及“4-2-1”的家庭结构：4个祖父母和2个家长共同来养育一个孩子。到了2040年，每一个退休人员将只有被一对尚在工作的夫妻所赡养。中国，依旧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将面临和发达的欧洲一样的问题。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当前只强调婚前教育和避孕，却没考虑过二阶、三阶的后果。

发展中的地区该如何控制人口的增长呢？不依靠强制措施，仅靠经济的增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如中国的雅皮士们（yuppies）已经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有一两个孩子（对生女孩表示欢迎）。随着经济的增长，愈来愈多的人成为了城市居民和中产阶级，他们会自行限制他们的孩子数量，就如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人们所做的那样。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教育，她们为了事业更好地发展而推迟结婚，这是一个在中国雅皮士中盛行的趋势，他们工作时间长而尤其辛苦，因而可能没有时间去为婚姻操心。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视过多的婴儿出生为一个问题（实际上，恰恰相反），而且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呈现了出生率显著下降的趋势。当下，中国人开始议论是否应该把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提升到生两个孩子。

民主制

通往民主之路的十个步骤

一些中国领导人、学者和记者讨论到，将民主制度突然强加于中国很可能会导致动乱与分裂。经过数年渐进式的自由化，反而有可能防止像前苏联那样失控、分崩离析并陷入混乱。以下的观点，已经在中国被私下地辩论过，也许会渐渐地达成一致。前四个的目的在于消除不满的根源，尤其是平息农民的怒火。

1.明确土地所有权。中国最大的不满声音来自于农村，因为农民仅仅被允许租赁土地。从法律上来讲，实现这一条相当复杂——什么样的土地可以被谁所占有——但是可以允许农民们将他们的租赁权转换为土地所有权契约，这样就使农民在整个国家系统中有了一席之地，然后逐渐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巩固为更大、产量更高的农地。

2.禁止征收土地。为开发而征收土地，不仅减少耕地面积，还是官员腐败的主要源头之一，政府应当明令禁止。如果开发商需要土地，应该同土地所有者进行协商。

3.废除户口制度。户籍制度，是为了防止农民涌入城市而设计的，但当前已经有大量的农民迁移到了城市。中国的经济无法独立于工厂里的农民劳动力之外而运转。让人民随自己的喜好变换居住地。

4.允许起诉腐败。中纪委会将一些贪腐案件移交法院审判定罪，但这远远不足以打击全部的腐败现象。个人需要法律授权以对贪污腐败的官员提起民事诉讼。

5.自由的教会与工会。在没有政府的控制下，让它们设立和运行——包括罢工。中国人需要有信仰，这正是宗教所提供的。共产主义政权，据称是建立在工人基础上的，但却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让工人阶级将自己的需求传达出来，这是相当令人窘迫的。

6.允许党内存在讨论团体。事实上，党内已经存在非正式的和在职能性问题上的讨论。共产党政权虚构了党内团结一心，没有小团体存在的情节，这反而阻碍了变化和改革。

7.团体的讨论可以得以发表。允许中国人在网络上大量地针砭时弊，可以被考虑作为党内争论的替代物。这些讨论是颇具争议的，但却是必须的，一个通往民主的道路上重要的步骤。

8.允许香港坚持民主制，并从中获取经验。北京当局企图扼杀在香港冉冉升起的民主运动。英国的殖民主义者们从不允许香港实现民主——北京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这么做。香港民主化会将民主的价值介绍到大陆，就像曾经的市场价值一样。

9.准许党内的竞争性选举。让党内团体进行竞争并发表自身的观点。这样可以使党产生分裂，但是可以让其循序渐进的进行并让人民参与其中——事实上，是为了政治选择而进行的实践。

10.最后，平稳过渡到多党制。可以从巴西的独裁将军制如何允许党派碎片化中吸取经验，先是将党分为两个团体，双方提供不同的，但并不激进的观点。

注意，削弱党的力量，我们并没有把媒体自由和群众选举列入上述条款。把这些引入还太早，那将会使中国走上戈尔巴乔夫曾经走过的道路，令国家崩溃。它们也许会晚几年到来，在以上十条被实施之后，中国需要坚定的中央控制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尤其是第一点。然则北京当权者，像多数的政体一样，会固执己见，不到黄河心不死。

28.31市场经济带来的弊端

在共产主义国家引进市场经济也会带来诸多弊端——就像在南斯拉夫、匈牙利或中国一样——它使政府对国家失去控制并导致不稳定。而中国已经看见了下列主要问题的出现：

投资过剩 由于中国人渴望向世界展现他们恐怖地GDP增长，本地银行与官员们将成千上万的钱投入到了很多效益不明的项目中，导致了产能过剩和不必要的建设，类似于日本以前做过的一样。中国已经兴修了一大批崭新的、现代化的城市，而其中很多楼房却是空置的

过快增长 中国的基础建设跟不上工业和城市发展的进程，致使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运输、能源、供水系统、土地、住房等凡是你能说出的。中国的工业能源利用率相当低。城市里交通与地铁系统堵塞拥挤。为了城市的供水强制河流改道，却让农村遭受炙烤。政府通常是试着修复当下的问题，却又引发了长期的问题。

急速发展 中国的财富和股票市场的急速发展偶然地停滞了。上证综合指数曾经三倍于从前，但却一朝崩盘。上百万中国人将钱投入股市，很多人只是鲁莽行事（中国人喜欢赌博），部分是因为银行的利率仅仅才2.75%，远低于通货膨胀率。中国人也同样地把钱放进效益不明的投资中。

通货膨胀 中国已经经历过一次通货膨胀了，究其因，快速的发展和经济管理不善。随着食物、能源和劳动力成本攀升，通货膨胀率每年大都在好几个百分点。当局强制命令在某几个领域内执行价格冻结，但这仅仅会使通货膨胀压力推迟和放大而已。

不平等 一些个人和省会比其他的更快变得富裕。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沿海的经济特区发展迅速，而内陆地区却大大滞后。拥有技术和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成为了新的中产阶级。2010年，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3倍。

虐待劳工 特别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一些工人，包括儿童，在近似奴隶的劳动条件中辛勤工作，他们被剥夺了工资、食物和睡眠，并且不能自由离开。当地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发展。父母们绝望地在这些工厂中寻找自己被拐卖的孩子。面对着微薄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尤其是矿工——一些中国工人试着组成联盟；结果他们被投进了监狱。当权者拒绝独立的工会存在。讽刺的是，一个共产党政权正是通过工会来抗议危害劳工利益的行为和亲资本主义的，并以之建立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基础。

汇率失真 北京当局修正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过低的局面，但是对其升值却进展缓慢。多数国家都采用汇率浮动制。便宜的人民币帮助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因而导致通货膨胀、财产泡沫和外国的怨恨。

腐败 腐败在私人和政府部门的交界面滋生，而经济自由化将交界面大幅衍生，例如：企业家需要得到官员们的许可，则会进行暗箱操作，行贿受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腐败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但是还没有俄罗斯那么糟糕）。大多数中国商务贸易都取决于关系。

犯罪 之前所提到的所有条款再加上孱弱的社会控制，犯罪率上升，只有连同着政治运动才能阻止它。每年有上千人被执行枪决。中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伊朗排名第二，但其人均死刑率第一）。造假是随处可见的；银行检查美元现钞，企业检查较多的人民币现钞。

环境污染 由于只将眼光放在经济发展上，中国的环境问题堪称世界之最。煤炭燃烧，铅的冶炼和汽车排放的有毒尾气；化工废料的倾到污染了地下水和河流；疾病广泛而迅速地传播。每年大约有75万中国人死于环境污染，它还造成儿童受到伤害，引发零星的抗议与暴动，并减缓中国的发展。政府掩盖真相，同时将揭露事实的环保和健康主义者收监。

有毒产品 不受监管的中国制造业忽略了安全性。中国的牛奶和宠物食品导致三聚氰胺中毒。含铅的玩具曾在美国市场大行其道。中国的感冒药和牙膏含有一种化学物质——通常用于制造汽车防冻液。政府的反应一向迅速，问罪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领导。这些问题只有当产品出口的时候才会被发现；而只在国内消费的产品质量更差，可并不引人注意。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让群众们组成兴趣团体，然后依法可以对官员提起民事诉讼。

28.32中国的中间道路？

关于北京近期和当前领导人的一个基本猜想是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间有一条折中的道路，居于控制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之间，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之间（苏联的主席戈尔巴乔夫也有着同样的想法，而且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随着保持着整体控制经济的同时引入市场经济的元素，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中间的道路。确实有这么一条路吗？不见得，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精英已经这样默认了。

民主制

市场会引向民主吗？

经济自由化会鼓励人们涉足政治活动。你不能只仅仅实行经济改革，而经济的改革会衍生出对政治改革的需求——也即是民主。如政治学家皮特·伯格归结道：“当市场经济在一段时期内取得成功后，民主的呼声必将随之而来。”

市场经济诞生了一个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利益集团。人们开始对政府把他们当作小孩子看待而不满。他们需要一点民主的注入。如果这个政权是明智的和温和的，它会逐渐向民主开门，通常是允许批评性的媒体存在，接着是反对党，最后是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台湾是一本活的教科书，它展现了如何从独裁统治过渡到民主制度。一些人提到中国会走上和台湾类似的道路，但是这里存在着不同。首先，台湾很小，使其易于控制。台湾的精英们，大多数在美国受的教育，在70年代末期引领了通往民主的运动。他们的一个动机是：秀给美国人看看，台湾是民主的。以赢得美国的支持，抵抗大陆欲接管台湾的企图。

台湾模式并不适用于大陆。中国的精英们依旧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对民主没有什么欲望，也不需要去讨好美国。中国经济大多数依然是国家控制。中国的领导人们也并没有在建设资本主义，而是在建设中国力量。中国的中产阶级迅速增长，可是却和国家紧紧相连，这样就会阻碍公民社会的发展，而自治区的团体也处于多元化的民主之下。对民主的呼唤被无情地镇压了。别指望中国会自动地或和平地向民主制转变，无论它的经济怎么增长。

当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引入了一些市场经济的概念——供给与需求作为市场监管者，相互竞争的制造商，利润，家庭农业，价格自我定位——前几年通常是好的，农业产出增长尤其明显，百姓的餐桌丰盛起来。消费品的种类大大增加，百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新的工业向世界出口服装和电子设备。统计学上来讲，经济增长率直线上升。这看起来像是圆满的平衡：生产消费品的市场经济属于微观层面，而之上则是属于宏观层面的指导发展大方向的国有经济。食品、服装、电子消费品等产自于私营企业，其中很多是外商直接投资，但是一些大型的产业如银行和规划系统仍然收归国有并由党控制。

可是几年之后，事情却向越来越坏的方向发展。各种短缺、失真和遭遇瓶颈。私营部门持续冲击着国有企业。每一次出现这样的“危机”，解决的方法只能依靠扩大私营领域和缩小国营部门。数年之后，社会主义也就名存实亡了。可是中国人——就像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人——发现一点点的资本主义就好像是发现了一颗种子。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共产主义国家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如果他们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条路，就面临着一些年的经济增长和随之而来的制度上的危险扭曲。如果他们取消了自由主义的实验，便会转向集权统治。斯大林的体系缓慢减速，使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差距越拉越远。如果承认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数十年来的选择都是错误的。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另一个问题涌现出来：中国银行的贷款也是混乱并鲁莽的；直到最近银行系统仍完全归国家所有，且面临着诸多问题。一些贷款是在国家控制下，填补正在亏损的国有企业。由于补贴过多而税收很少，中央政府自身也在大规模的负债。伴随着一个错误并愚蠢的金融系统，中国的增长也受到威胁。与美国一样，中国的债务炸弹也在滴答作响。唯一的区别是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来支持它的财政补贴政策。

2011年，香港的一家新开业的苹果商店（Apple Store）人山人海。苹果在中国异常流行，但许多苹果商品都是假货。不要相信一家名为“Apple Stoer”的山寨苹果商店。

地理

香港实例

1997年，被英国殖民达155年的香港，回归了中国。香港大部分的陆地面积确实是借来的，英国租借了位于大陆的新界99年——它提供了殖民地的供水——租约于1997年到期。许多香港人害怕大陆的接管；一些人拿着他们的钱逃亡加拿大。

北京当局保证，将遵循“一国两制”，让香港在50年内保持自治。1999年，在被葡萄牙统治442年后，澳门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归中国。澳门，仅仅11平方英里却有36个大型赌场，是亚洲的拉斯维加斯。香港和澳门现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实行内部自治。中国打算让台湾重回大陆的怀抱，并让他们依旧保持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少数台湾人愿意为此埋单。

在北京当权者的注视下，香港慢慢地引进新的关于“安全”和“信息”的法案去防止批评。北京的法律也在侵蚀着香港特殊的地位。具有批评意识的香港编辑失去了工作。腐败现象增长，某些愿意与大陆合作的香港人得到了特别的优惠。政府更愿意上海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可是香港，因为实行法治，一跃成为诸多国际银行在亚洲的总部。

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的改革远比苏联做的聪明，并且有很大几率成功。首先，中国允许私有农业。苏联直到解体的时候还在辩论私有化农业的问题。中国也允许小型商业存在，并且为外商直接投资开辟了经济特区。中国缺少的是促使了戈尔巴乔夫下台的政治自由。北京的领导人还记得戈尔巴乔夫是如何不经意间使苏联解体的，而且都害怕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所以他们绝不容忍民主、竞争党派或者戈尔巴乔夫最先允许的自由媒体的出现。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吗？在对政治体系进行改革之前，先进行为民主打下经济基础的改革？

另一些观察者害怕中国会走向崩溃，丢下政治系统的改革，单独改革经济系统会引爆所有问题。伴随着腐败和不平等的加剧，可能会引来大规模的骚乱。迄今为止，只有中欧发生过从共产主义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成功过渡——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反共产主义者全面颠覆了共产主义政权。目前还没有折中的方法成功过。

28.33中国和世界

当前，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大肆地购买能源、矿产和土地，尤其是在非洲。一些地方看上去像中国的殖民地，但是北京当局简单地将其看作填饱人民和发展工业的必然选择，并且提出这将给这些地区带去财富和发展。如果西方可以实行全球化战略，中国为什么不呢？非洲有大量的闲置土地，静待着现代化的诀窍。中国，常年遭受干旱之苦，已不能像从前那样耕种谷物了。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也做着同样的交易。

2005年华府对中海油想要以185亿美元收购一家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的行为感到十分不快。优尼科并不是一家十分大型的石油公司，但却拥有一些亚洲油田，中国想借此保障自身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但是被中国石油部控制的中海油的做法与纯粹的商业交易有所不同。请记住，中国只是看起来像资本主义；大量的企业还是国有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石油消费国（超过了美国），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签订石油订单以保障自身的需求。美国国会对中海油的收购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这很像是墨西哥或者尼日利亚政府在有其他国家试图收购他们的油田时的表现。中海油撤回了它的报价，最后雪佛龙收购了优尼科。美国人也可以成为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者。2009年，中国铝业试图以195亿美元收购澳洲矿业巨头力拓，但是澳大利亚人由于惧怕中国人的收购，进行了抗议，因此交易未能成功。一些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也对中国收购他们的资源表示反感。

中国对这些挫败了的交易感到非常不高兴，感觉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区分对待。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开始，美国建议中国加入世界市场来赚取利润。中国听取了美国的建议，并在目前持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有国家中最多的——用于花费。当美国、澳大利亚或其他国家的公司被出售，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提出报价呢？美国——在贸易、货币和产权等问题上持续对中国进行阻挠——会激怒中国巨龙？美国对日本在贸易，特别是石油上的限制曾经点燃了偷袭珍珠港的导火索。

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给美元的价值蒙上了一层阴影。北京的官员们在2009年建议用一篮子货币取代单一的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和国家贸易中的主要结算货币。中国超越了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1.5万亿美元，超过一半是美国国债——美国担心一旦中国卖出它那堆积如山的债券，美元将会贬值。因此，除非中国自愿遭受金融危机，否则它会锁定持有美元。当时，大多人同意，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渐渐地，中国开始同巴西、东南亚和经选择的国家使用人民币结算。就如二战后，美元取代了式微的英镑成为主要世界储备货币那样，人民币也可能取代衰落的美元，但前提是人民币采用汇率浮动制，可那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当下，中国受到一些不稳定地冲击。简单的经济改革——允许施行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已经完成了。真正艰难的部分还没有启动：政府，银行和国企负债；低效的农业和能源利用；和每年需要提供的上百万个新的工作机会。中国，像日本一样，明白了出口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

2001年中国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的一员，这是为了促进其出口而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但是加入WTO以后，中国也必须遵循公平原则，允许外国的产品、投资，公司，甚至是银行的进入。WTO已经裁定中国禁止进口汽车零部件、书籍、电影和音乐是违规的。其他一些国家抗议中国垄断了世界纺织和服装市场。2009年，奥巴马总统指控中国向美国市场倾销（dumping）轮胎和钢管，并对其实施关税惩罚。中国对此十分愤怒，抱怨如此对待他们的出口是不公平的。

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在某一天收复台湾？中国一直视其为一个省。中国政府相信，时间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逐渐增加了与台北当局的贸易、旅游和联系。但是只要台湾一旦宣布独立——如很多台湾人所希望的那样——大陆就会转向军事手段。根据一项1979年的法律，美国致力于和平和自愿的统一。如果北京使用武力或者恐吓台湾，美国该如何应对呢？美国军队的介入会引起战争甚至是核战争。即便美国实行贸易禁运，也不会吓到中国，中国可以仅仅依靠出售美国的国债就可以对美国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中国想要发起攻击，那么绝不会迟疑。不要低估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从未完全的稳定而且可能再次偏离轨道。中国在和平年代很难被治理，而且现在伴随着一个内部有分迹裂象、不确定的政党，腐败的官员，孱弱的中央权威，地域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和人民的不满。一些观察者害怕北京会将这些不满情绪向外转移成愤怒而自大的民族主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和东亚最大的军事力量，超过了日本。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说道：“到2020年，世界只会存在两股超级势力，中国和美国。”海军是被优先发展的，有了先进的海军就可以宣称控制东海和南海，并在印度洋上建立海军基地。这让附近的其他国家十分忧虑——印度、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曾经作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可是后来却被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赢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耀。中国如达成这些愿望将是21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章。

中间的国家：简称中国，是传统和现在的名字，意指天的中间。

汉：早期的朝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稳固了中国的统一的文化。种族上的意义为中国的主要人民。

满大人：中华帝国的高级文职官员；现在是中国的主要语言。

王朝兴亡周期：一个皇室的崛起、成熟和衰亡。

天命：古代中国对合法的表达。

蒙古：中亚的王朝，由成吉思汗建立，13世纪和14世纪统治中国的是隶属蒙古的元朝。

满族：中国最后的王朝，1644-1912；也称作清朝。

稳定状态：一种制度用以保护自身仅受一点点变化。

儒家思想：基于家庭、等级制度和风俗，使社会与政治稳定的中国哲学。

叩头：字面上来讲，“头触碰到地上”；跪下然后深深地鞠躬。

明朝：处于元朝和清朝之间的一个王朝，1368-1644。

拼音：字面上来讲，“拼出声音”；目前中文的音译系统。

鸦片战争：19世纪英国（和法国）对中国开战，以继续让中国开放鸦片进口。

通商口岸：由欧洲势力控制的中国沿海地区。

治外法权：欧洲人在其殖民地区的特权，允许有其自己的法律和法庭。

势力范围：半殖民地地区处于大国控制之下。

太平天国：19世纪中国基于宗教的起义军。

义和团运动：1900年中国人的排外运动组织。

门户开放：美国提出的保护中国政策。

军阀：统治省份的将军。

国民党：蒋介石的政党，于1920年代末统一中国，缩写为KMT。

群众路线：毛泽东提出的在中国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理论。

中南海：四面筑有围墙的中国领导人们的府邸，紧邻着紫禁城。

紫禁城：皇帝的被墙所包围的宫殿群，座落于北京。

风水学：占卜出建筑的正确位置。

天安门：承天启运，长治久安的门，北京主要的广场。

克里姆林宫问题学：注意到个人的变化以分析共产主义政权。

北大：北京大学的简称，长久以来中国最好的大学（相当于日本的东大）。

共产国际：莫斯科控制下共产党的国际组织。

党员干部：共产党员担任的政府官员。

四人帮：毛泽东极端激进的帮手，于1976年被捕。

武装警察力量：有组织的国家警察力量，配备如一支轻型军队，类似于法国的防暴警察。

少数民族自治区：根据苏联模式，而将少数民族的家乡设立为行政区域。

维吾尔族：穆斯林，说土耳其语的少数民族，和前苏联的中亚地区相邻。

新疆省：中国最西北的省，维族人的故乡。

西藏：位于喜马拉雅地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户口：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

毛泽东主义：极端的共产主义，特征是游击战和周期性的运动。

唯意志论：相信人类可以改变世界。

广东省：南方沿海省份，省会是广州。

珠三角地区：广东的主要工业地区，包括广州、深圳和香港。

秦：第一个统一中国的朝代，公元前221-226年。

台湾：中国南部的一个大岛屿，从1945年起由国民党统治。

朝鲜战争：1950-1953年的冲突，卷入了朝鲜、韩国、中国和美国的军队。

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的叫法，1937—1945。

百年国耻：中国术语，指从鸦片战争到共产党胜利这一期间被帝国主义所支配，1839-1949。

自我审查：媒体在向公众发布讯息前，某些内容已受到媒体内部自己的审查，审查内容包括：政治、商业等。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历史悠久的中国宗教，最初基于自然。

耶稣会士：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曾活跃于让亚洲人皈依。

普通话：中国的“普通”语言，现在是标准语言。

团结工会：波兰最大的工会，于1989年推翻了共产主义政权。

清华大学：中国最好的工科大学，位于北京。

大跃进：5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的努力将中国在一夜之间工业化的运动，终告失败。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60年代末尽最大的努力消灭中国的官僚主义。

红卫兵：激进的年轻毛泽东主义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扰乱中国。

强制手段：政府运用武力。

S型曲线：典型的经济发展轨迹。

国有企业：公司为中国政府所有。

资不抵债：欠的比拥有的多。

软着陆：不稳定的经济变化渐渐地回到平稳的状态。

研发技术：研究和发展新的技术。

贬值：相对于另一种货币，本国货币的价值下降。

人民币：中国货币的官方名称，等同于元。

元：中国货币，相当于16美分。

钉住汇率：将两国之间的货币固定在一个不变的汇率上。

重新估值：相对于另一种货币，本国货币的价值上升。

浮动：基于供应和需求的关系，货币会实现自我定价。

购买力平价：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

经济特区：起源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鼓励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外商直接投资：外国企业在其他国家设立业务。

雅皮士：城市里的年轻职业人士。

关系：中国社会中特有的一种人际互动形式。

世界贸易组织：120个成员国相互开放贸易和投资；拥有准司法权。

倾销：指一国（地区）的生产商或出口商以低于其国内市场价格或低于成本价格将其商品抛售到另一国（地区）市场的行为。

台北：台湾的首都。

旧中国时期，城市与农村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甚至可以说对农民阶级是带有歧视性眼光的。——译者注

孙中山先生曾提出过平均地权的口号，可是国民党却并没有全面的推广，直到退居台湾一隅，方才倾力推行。——译者注

该数字值得商榷，众说纷纭，从几百万到八千万不等。——译者注

自2004年起，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译者注

农民的涌入对城市下层阶级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译者注

比如，六四纪念日，穿白T恤行走在天安门广场上。——译者注

港澳台地区依然采用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译者注

第29章
巴西篇

问题与讨论

1.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主义有什么不同？

2.旧共和国具有哪些辉格党民主的特征？

3.巴尔加斯在他的“新国家”中做出了哪些尝试？

4.为什么巴西的将军们要在1964年接管国家？他们又为什么要离开呢？

5.巴西的体制有哪些弱点？

6.解释经济在巴西政治中起到的作用。

7.是什么因素使得巴西民主化？它会持续多久？

8.举例说明巴西是怎样实行军人政治的？它结束了吗？

9.为什么巴西会实现经济繁荣？

10.为什么卢拉会在巴西的政治中取得突破？

巴西，从沉睡中苏醒的拉丁美洲巨人。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动荡之后，以其民主的制度和欣欣向荣的经济给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的榜样。本书之前的版本将巴西定义为标准的奉行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以军事力量接管政权——的国家，但是巴西已经摆脱了它的桎梏进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尼日利亚现今是普力夺主义的代表国家。）一谈到现代化理论，巴西是一个热门的典型现象：因其经济的蓬勃发展而诞生的大量受过的教育的中产阶级开始为民主而呐喊。在激进派与军事独裁者相互流血争斗数十年之后，像当今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巴西（和智利）的左翼与右翼政党之间也逐渐发展为非军事及文明的竞争。也许最终巴西会实现它的国家格言：秩序与进步。（Ordem e Progresso）

历史影响

葡萄牙与西班牙一直渴望着能够不通过阿拉伯商人和摩尔人，直接获取“印度”的财富（尤其是香料）。而当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人和摩尔人被驱逐，东西方商路阻塞之后，西班牙与葡萄牙更迫切的需要一条航路直通印度。葡萄牙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他们首先慢慢地向下探索非洲西海岸以图绕开它向东航行。葡萄牙航海家们于1488年绕过好望角并快速穿越印度洋，航行至南亚、东南亚、东亚，最远到达了日本，并设立了若干个贸易站。虽然西班牙的航海探索开展得很晚，但幸运的是，他们拥有哥伦布。他选择了向西航行横穿大西洋，以期能到达印度。相应地，葡萄牙将重点放在亚洲，而不是新世界。

1494年，在南美洲被发现前夕，西葡两国签署《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经教皇斡旋调停）。该条约规定葡属佛得角群岛以东370里加起，所有土地划归葡萄牙势力范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于1500年发现了巴西并依据条约宣布其为葡萄牙国王的领土。随后的葡萄牙移民继续向西推进其实际控制线至巴西现在的国境。

29.1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迥异

西班牙人为了拉丁美洲的黄金白银，而迅速向其扩张。可葡萄牙人却在整整30年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正忙于对亚洲的贸易，巴西也并未提供过轻松致富的契机。事实上巴西独有的一种红木可以用之制作染料；源于这种染料的黄铜颜色（Braze），这块土地被命名为巴西（Brazil）（葡萄牙语作Brasil）。直到1530年，法国人开始向巴西派遣移民后，葡萄牙国王才重新对其产生了兴趣。唐·若奥（约翰王）三世下令将法国人驱逐出境，并沿海岸线将巴西划分为15个行政区域——也叫管区（capitanías），并采用皇家册封的方式，给予愿意去巴西定居的富裕葡萄牙人以经济补助。最初的管区，类似于北美的13个英国殖民地，这是如今巴西各州的划分与联邦制的雏形。管区处于持续发展中，但是增长速度慢且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当时的葡萄牙仅有约一百万人口，只有少数人热衷于移民。

经济生活集中于制糖业，得自当时的欧洲人喜欢上了糖。制糖业的发展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增加。巴西的印第安人数量稀少而且大都沦为可怜的奴隶；他们更习惯于过一种随意的狩猎生活，很多人拒绝劳动。随着贸易站在非洲海岸的建立，葡萄牙人发现黑奴是他们苦苦追寻如何解决劳动力短缺的答案。从15世纪30年代到18世纪50年代，至少有三百万非洲人被运往巴西（而运往美国的数量是这个数字的6倍），他们主要工作在甘蔗田里。三个种族之间的异血缘交配——印第安人、黑人和葡萄牙人——开始盛行，构成了巴西而今复杂的种族混合局面。葡萄牙人一直以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而感到骄傲，而且这种态度，至少在公开场合，延续到了今日的巴西。

在一个大型购物广场里，广告呼吁顾客使用信用卡消费。巴西人说葡萄牙语——和葡萄牙人仅有着口音的区别——不像大多数南美洲国家说西班牙语。

葡萄牙人的态度将巴西与拉丁美洲的前西班牙殖民地区别开来。与西班牙人相比，葡萄牙人并不那么倾向于使用暴力和杀戮：“在一场葡萄牙的斗牛中，我们不会杀死公牛。”巴西政治中所体现的灵活性与妥协性是他们说西班牙语的邻居所不具备的。

29.2不流血的独立

相较西班牙的殖民地经过长期斗争而独立，巴西和平地从葡萄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光阴荏苒，巴西不仅人口增加而且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日趋重要。当17世纪中期，荷兰人将巴西的伯南布哥州（今累西腓）作为其殖民地后，葡萄牙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合力抗争，将荷兰人赶跑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巴西人。

地理

巴西的地理范围

巴西的北部是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

东临大西洋；南部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西部是玻利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

巴西囊括了大半个南美洲，只有智利和厄瓜多尔不与其接壤。南美洲和拉丁美洲有什么不同吗？南美洲是巴拿马以南的大陆。而拉丁美洲则指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以南的所有土地。

地图29-2 巴西的邻国

在1690年代，金矿在其后被称为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地方被发现。淘金热和之后的钻石热使巴西的人口迅速膨胀。巴西的经济活动也由东北的蔗糖种植业转移至南方一带，并稳固了下来。直到今天，巴西的经济繁荣地区大都位于具有温带气候特征的南方，而干旱的东北地区则成为了一个贫困地区。

到了18世纪后期，巴西已经比葡萄牙更富裕了，在巴西人中也闪烁着要求独立的火花。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自始至终都激发着整个拉丁美洲人民。巴西的独立，跟墨西哥的一样，发生的原由部分受拿破仑的影响。为了将英国与欧洲大陆隔绝，拿破仑于1807年占领了葡萄牙。居住在里斯本的葡皇室，在英国的敦促下，驶往巴西。唐·若奥六世在里约热内卢收到了欢迎，因其饬令将里约热内卢打造为了一个干净、美丽和真正的首都。1815年巴西的地位由葡萄牙帝国的殖民地上升为王国。

1821年，唐·若奥六世返回里斯本，并将巴西交予他的儿子敦·佩德罗（时年23岁），并向其提出了部分建议：如果的巴西的独立变得不可逆转，那么不应镇压而是去引领它。奉行实用主义的葡萄牙人的灵活性与西班牙人的固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次年，敦·佩德罗宣布巴西独立，而葡萄牙并未多加阻挠。

29.3帝制陨落，共和兴起

巴西于1822到1899年实行君主制，这一点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不尽相同。敦·佩德罗一世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君主；军队与他反目为敌，1831年他宣布退位时，他那在巴西出生的儿子还仅仅是一名孩子。由于王储年纪太小，随采取三人摄政（regency）委员会治理国政，因而权力被分散到各个州的手中；1834年宪法设立了州自治制度，而联邦制在实际上也被引入到了巴西。在各州和从政的各富裕地主家族之间，政治演变为一系列的争吵。国家的不稳定日益加深，导致1840年国民大会宣布敦·佩德罗二世——年仅14岁——提前执政。

敦·佩德罗二世因其沉着冷静、为人宽容和对巴西的关心而深受国人爱戴。他没有想这么做，然而，却做了许多。他的统治建立在大种植园主之上（fazendeiros），所以对他们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与此同期，他执行1824年宪法所赋予的“延缓否决权（moderating power）”来任免大臣。可是，巴西的经济结构改变了。大种植园主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而朝气蓬勃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日渐重要。新兴的资产阶级仇视保守的皇室，而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共和国。一个紧要的问题是敦·佩德罗二世并没试着去废除奴隶制。在英国的压力下，巴西在1850年代末宣布禁止从非洲买进黑奴，但是奴隶制依然保留了下来，因为佩德罗的地主阶级支持者们认为它是人道的和必要的。最终，趁佩德罗前往欧洲之际，代为摄政的伊莎贝尔公主（佩德罗二世长女），在1888年签署了废奴议案。巴西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后一个解放黑奴的国家。

政治文化

秩序和进步

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创立了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门学说。随着它的口号“秩序和进步”，这种乐观主义的哲学认为人类可以通过反对神学和抽象思辩，转而支持对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研究来实现进步。实证主义提倡数据收集和将经验观测模块化。当模块组合在一起之后，社会就能被分析、预测和发展，而不是经由革命的方式，而是渐渐的和在人道主义专家监督之下的。孔德说过：“进步是秩序发展的结果。”

科尔曼实证主义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同时也支配着心理学），尤其是在巴西根深蒂固。18世纪80年代，高等军事学院的一位数学教授本雅明·康斯坦特将实证主义普及给了许多军方官员。1889年巴西成立共和国之时，实证主义者将他们的格言放在了国旗上，并且沿用至今：秩序与进步。

直到如今，大多数巴西人都对君主政治感到厌恶。由于知识份子、商业人士和军方官员被强烈地灌输着实证主义哲学，是以更渴望现代化。1889年，一个未流血的军事政变终结了君主制，巴西进入了共和国时代。

29.4旧共和国

巴西相对稳定的局面与葡萄牙留下的遗产密不可分——不流血的革命和19世纪的君主制——而在旧共和国（Old Republic）时期都逐渐消逝了。叛变、操纵选举和军事干涉是这一时期的标志。<1891宪法>创立于美国宪法颁布之后，巴西却并未效仿，执掌国家大权的却是科洛雷伊斯（coronéis）和军人。总统职位被来自于最重要的两个州——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的政治领袖所把持。

旧共和国时期，为数众多的民众对保守的政治领袖忽视他们的需求而怨声载道。信仰理想主义的军官在1922年和1924年两次发动叛乱，坚信他们才是共和国的救世主。当时的巴西军队处于一种自由、甚至是激进的状态。许多军官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因而对看上去阻碍了社会进步的保守派政治家持反对态度。至今，巴西军方仍旧视自己为一股进步的力量。

最终，是什么摧毁了旧共和国呢？是世界经济大萧条和巴西经济赖以生存的商品作物——咖啡——价格暴跌。更进一步地说，1930年保利斯塔—米内罗联盟破裂，一个来自南里奥格兰德（许多持不同意见的政治家的家乡）的狡诈政治家热图利奥·巴尔加斯在总统大选中占得先机。他宣称，因为针对他，而选举结果被操纵（完全有可能）。随后通过军方的帮助和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他于1930年在里约热内卢接任总统一职。

29.5巴尔加斯的“新国家”

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铁腕人物（caudilhos）很难被定义，他们时而走左派路线，时而又走右派路线。从统计意义上来说，他们扩张了经济。他们宣称为人民服务且颁布了许多福利措施，并创立了工人运动还给予工人阶级在长时间内都不会忘记的特权地位。相较于曾经被推翻的前任政治领袖的意识理念上，和在对精英们的利益的时常支持上（例如维持咖啡的高昂价格），他们却没有表现得更加民主，而过多地倾向于“秩序”。

有些人把巴西的巴尔加斯和阿根廷的庇隆之类的人物称为法西斯主义者，可事实上他们并不是。这些民粹主义煽动者们（demagogues），不是在建立意识形态的党派，而是鼓动（mobilized）群众们发出他们的个人呼吁。在19世纪30和4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迎来了春天；而在拉丁美洲，煽动者们也抛出了一些法西斯主义的言论。巴尔加斯，类似于庇隆，对工人阶级照顾有加——实行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保障，带薪休假和劳资谈判。工人们因而没有必要为了权利而抗争；巴尔加斯在长时间里是支持他们的，直到一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提出要求。他还创立了巴西工人党（Partido Trabalhista Brasileiro）。〔简称PTB，不要与现在的劳工党搞混了。〕结果和其他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样，这是一个式微的工人运动——不时地寻求家长制的保护。

巴尔加斯在他的1934年宪法中引入了社团主义的元素——五分之一的立法机构直接代表了专业和贸易团体——以意大利和葡萄牙为模板。这部宪法同时也将总统的任期限制为4年。然而到了1937年，巴尔加斯决定留任总统并实施了一场针对自己政权的政变，这种方式被称作拉丁美洲的“自我政变（autogolpe）”。巴尔加斯公告自己为总统，但这一次不再有立法机关限制他的权力。他将他的政权称作“新国家（Estado Nôvo）”；而批评家则称之为“法西斯主义加了点糖”。“新国家”带来了物质上的进步——工业、高速公路、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同时也丧失了部分自由。美国与巴尔加斯相处及其融洽，因为他没有抑制美国的投资。可是军队，却给巴尔加斯的民粹主义独裁拉响了警报，1945年他被强迫辞职。在那个时候，巴尔加斯已经成为了许多巴西人眼中的英雄，而他的工人党也继续受到支持。在巴西和阿根廷，劳动群众渴望他们各自的独裁者回归并重新选举其成为总统——例如：1950年的巴尔加斯，1946年和1973年的庇隆。一俟被民粹主义独裁者再次鼓动，群众们或许更喜欢这样的统治者及其推行的国家主义，而不是民主制和自由市场。

巴西国家图书馆是巴西利亚的城市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新的首都由建筑师设计，并刻意设立在该国欠发达的中部地区，于1960年代替故都里约热内卢。

29.6杨戈·古拉特的浮沉

重新当选的巴尔加斯是一个可怜的总统；当政期间腐败横行，通货剧烈膨胀。在1954年，许多巴西人（包括上层军官）纷纷要求他辞职。巴尔加斯责怪造成当前局势的是国际上的反动分子（主要是美国）和国内势力阻碍了他的工作，紧接着他用自杀结束了一生。巴尔加斯曾经做出过一个让军方特别愤怒的任命。他那来自南里奥格兰德的邻居若昂（杨戈）·古拉特被其提名为劳工部部长，当然杨戈在1954年也被军方强迫辞职。

然而，古拉特继续领导着工人党，并于1955年帮助温和派的儒塞利诺·库比契克赢得总统大选，他也随之担任副总统。库比契克把他的社会民主党（PSD）注入到旧的国家政治阶层和本地精英（巴尔加斯之前曾在巴西占主导地位）中。库比契克试着将巴西人的精力放在国家的发展上；他推动建设巴西利亚，并使其在1960年成为首都。库比契克不理会经济上出现的问题，只是一味地促进工业化并且允许通货膨胀的飙升。

巴西工人阶级回应了民粹主义的呼唤，并于1960年选举贾尼奥·夸德洛斯为总统，他承诺将进行重大改革；古拉特继续担任副总统。作为一个情绪不稳定的酒鬼，夸德洛斯在上任七个月后辞职。而现在，古拉特——一个被军队于1954年赶下台的男人——即将成为总统。

巴西军方开始谈论政变，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古拉特可以成为总统，但其政府的权力必须被极大地削弱。古拉特同意接受，但却玩起了等待的游戏。随着经济变得更糟——到1964年的时候，年通货膨胀率攀升至100％——他了解巴西的人民群众，时下要求激进变革的呼声日趋沸腾，这将支持他向左派政策倾斜。在1963年1月举行的全民公决投票中，多数巴西人以五比一的比例支持恢复总统的所有权力，因而使他可以处理当前的经济混乱局势。此时，古拉特朝更左的方向转去，呼吁“基本改革”：土地再分配，石油工业国有化，给以文盲选举权，使共产党合法化并翻转立法机构。因为这些已经阻碍了他的计划——“一个由农民，工人，军士和民族主义官员组成的国会。”

巴西的社会——类似于几十年前的法国和德国——分成左派与保守派，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中间立场。保守派，包括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巴西人，对古拉特和他任命的身居高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感到恐惧。美国视古拉特为又一个卡斯特罗，开始中断财政援助，并加紧秘密活动以动摇古拉特政府。巴西似乎处在了革命的边缘。而对军方发起的挑战，是古拉特最终被掀下马的原因。古拉特公开支持一些哗变的士兵，这导致巴西的将军们认识这是在藐视他们的军事纪律和指挥结构。1964年3月31日，随着一声枪响，将军们让巴西的动荡民主走到了尽头，随后统治了巴西长达21年。

意识到不能一直使用高压手段来进行统治，在20世纪70年代将军们开始实行降压（descompressão），然后进行开放（abertura）。渐渐地，有些方面倒回至从前，他们不但允许媒体批评，还同意保有两个顺从的政党和部分的自由选举权。服从的政党——这个概念——是有趣的。独裁者通常讨厌政党，指责他们造成了国家的弊病（有时是理所应得的）。但他们发现和群众没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就难以实施管理，所以他们经常准许一个支持政权的党派存在，就如西班牙的佛朗哥与他的“国民运动”。巴西的将军们更聪明，允许两个顺从的政党，一个完完全全是政权的产物，国家革新联盟（Aliança Renovadora Nacional，ARENA），另一个则是顺从的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Movimento Democrático Brasileiro，MDB）。巴西评论家称巴西民主运动党为“说‘是的’的党”，而国家革新联盟则为“说‘是的，先生！’的党！”然而，这些本质上的伪党派却帮助巴西过渡到了民主制。中国可以借鉴这一点。

重要制度

29.7为稳定而战

政治权力的移交对于巴西平民来说是可怕的。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变生不测，导致新的军事接管。巴西沿用了一些有缺陷的基本制度，但那会阻碍最好的计划，使国家陷入旧式的争吵之中（直到1988年宪法依然没有克服）。旧共和国时代与各个州那毫无节制的权力和他们的统治者交相辉映。巴尔加斯的新国家则与国有工业及员工的保护产生共鸣。支持自由市场的巴西人，如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1995-2002）试图跨越这些障碍。左派的巴西人，如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2003-2008年），尝试保留巴尔加斯的模式。

大部分的批评集中在巴西1988年宪法，自独立以来，该国的第七部宪法。其宗旨和总体结构都很好，但它的细节看上去是为阻碍必需的改革而设计的。像大多数现代宪法，巴西宪法包含了大量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每星期工作40小时，医疗和退休计划，最低工资保障，12％的贷款利率上限，罢工的权利，印第安人的权利和环境保护，而这些权利的细节都没有在宪法中提到。但是新宪法的作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往往带着理想主义，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宪法中的要求修正条款而纠正所有的错误。

随着这些权利的确定，诸多问题也浮出水面——立法者为民众带来了期望和需求，但却不可能在陷入困境的经济情势下被满足，这加深了公众的不满。这样的细节也未能在宪法和议会法案中得到区分。更糟糕的是，巴西的宪法允许全体公民享有复决投票权——称之为“受欢迎的否决权”和“受欢迎的举措”——以大声说出这些不满。加利福尼亚州，准许候选人在每次投票中都宣扬数不尽的举措，这种无意义的超民主反而成了它自己的绊脚石，但在巴西的后果可能更为严重。巴西宪法的另一个潜在破坏性特征：当前最低投票年龄是16岁。

相较于美国，巴西各州和市政府都更加独立和负更少的责任；他们获取联邦政府的收入并有着大额财政赤字。（美国各州不得不考虑自身的财政（fiscal）状况而难以举债经营。）经过巨大的努力，卡多佐使财政责任法得以通过，以限制各州的支出和债务。巴西各州和城市还存在着公务员群体过于庞大的问题，他们在年轻时退休，却能享有不错的养老金待遇，这给公共部门造成了大量的过度支出。削减他们的养老金会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成效。

29.8国会和总统

1988年的巴西宪法基本上是为总统而制定的；也就是说，一个强势的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国会——然而国会却分裂成许多小党派，往往使得议案难以通过——迫切需要进行改革。直到1997年的宪法修正案公布之前，巴西总统只有一个五年任期；而现在，他们可以有两个四年任期。1993年，全民投票决定维持总统制——自1889年以来，即是巴西的传统政体和整个拉丁美洲的模板——而不是走向一个由总理担任首席执行官的议会制。

巴西的议会，即国会，采用两院制。下议员即众议院，拥有513名成员，每个当选的议员任期为四年，他们的选举基于一种比例代表制——这使得席位被15个政党所瓜分，其中一些竭力反对改革（如普京上任前的俄罗斯杜马）。最大的党派是卢拉领导的劳工党，但也仅有88个席位。巴西的26个州（外加巴西利亚联邦区），根据人口的多少而有8至70名代表不等。这会导致农村比例高和人口较少的州出现“过度代表”，而对于大的，经济实力强劲的州，如圣保罗是不公平的。

民主制

巴西2010年的总统选举

巴西的总统选举，是法国式的，分为两阶段。如果在第一阶段没有任何候选人的得票率超过50％，那么四周后第二阶段将在得票率最高的两名之间举行。候选人要取得胜出必须确保拥有多数选票，而不仅仅是领先于对手。多党制的一个严重弊病，正如巴西所表现的。

巴西的第一轮选举于10月3日举行，由九个党派参加，他们中大多数都采用左派的名字。劳工党（PT）的迪尔玛·罗塞夫，卢拉的指定接班人，获得47％的选票，而较保守的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推出的若泽·塞拉获得了33％的选票。新成立的绿党（PV）的玛丽娜·席尔瓦吸引了不少年轻选民而获得了令人惊讶的19％的选票。投票率为82％，那些18—70岁的公民被强制投票，这一点不是所有巴西人都察觉到的。10月31日选举结果揭晓，罗塞夫以56％对塞拉的44％而成为总统，第二轮的投票率为79％。

劳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并不是很大。无论是罗塞夫和塞拉都曾经反对独裁将军统治——罗塞夫倾向于激进的方式，而塞拉偏向于温和的道路。罗塞夫曾作为一名地下革命者，被逮捕并经受折磨；而塞拉则流亡海外，在智利和美国学习和任教，并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既不想遏制巴西的经济腾飞也不会废除卢拉那受欢迎的家庭补助金政策，但塞拉强调进一步开放，尤其是劳动力市场，而罗塞夫着重保护工人和穷人的利益。

2010年巴西大选类似于那些最先进的民主国家，中左和中右政党之间的较量，中产阶级倾向于中右党派，穷人们（以及许多知识分子）偏向中左政党。商人们更喜欢塞拉——就像更喜欢倡导自由化的社会民主党前总统卡多佐一样——并声称，卡多佐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为如今巴西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们也知道，经济繁荣与卢拉治下的劳工党的建设性努力密不可分。巴西的政治，虽然目前还不能做到像欧洲那样，但是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着。

对于众议院的选举，每个州都是一个比例代表选区。选民既可以选择一个政党也可以写下自己喜欢的候选人的姓名。这个系统，在技术上被称为是“开放式名单比例代表制”，让来自同党派的候选人相互竞争，这也是旧时日本选举制度的缺陷之一。对于参议院，巴西的26个州和联邦区各推举三位参议员至参议院，它由81名选举产生的成员构成，议员任期为8年，选举方式采用英国的简单多数制（First Past the Post，FPTP）。三分之一的参议员由第一次选举产生，剩余的三分之二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产生。对于许多两院的议员来说，他们并不把党派放在心上；候选人往往按照自己的性格行事，这有助于弥补巴西党派的弱点。这个制度的改革可以减少那些荒谬党派的数量，并在各党派中建立起一致。

来自巴西军方的总统都极端强势，而他们的文官接班人则显得温和了许多。文官启动必要的改革所需的权力，一侧受制于国会，而另一侧则受制于各州州长。巴西国会议员，本质上是代表他们的州和身后强大的利益集团，通常要求更多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在其所属势力的议案上。议员们不太重视由他们造成的预算赤字，这反过来又快速地导致了通货膨胀。以上所提到的种种诱因都推动着他们去花费。

卡多佐总统通过削减政府花销来与通货膨胀做斗争。从其背景而言，卢拉倾向于大幅增加政府开支，但在实际中，他利用财政责任以达到平衡。紧缩财政责任的改革粗略地导致国会走向四分五裂。很少有人关心整体的利益，而只是青睐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一些州的州长根本不理会巴西利亚的法令——要求平衡预算，缩编官僚机构，并停止借款。巴西政治家——类似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那群人——善于阻碍，弱于建设。

人物

卢拉：“我改变了。巴西改变了。”

在他的第四次尝试中，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在2002年总统选举的（法式）第二轮胜出。（他的绰号“卢拉”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他将其放入了自己的教名）。卢拉是巴西第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的总统；以前所有的巴西总统都代表着精英阶层。卢拉的几个内阁部长都成长于贫民窟。2002年的选举标志着巴西的民主迈出了一大步；第一次，有了贫苦人民进入巴西政坛。卢拉在2006年的第二轮选举中赢得了连任。

1945年，卢拉出生于贫困的东北部的一个农场工人家庭，在家里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七，卢拉一家住在一个棚屋里，常常食不果腹。卢拉的父亲不久就离家去了圣保罗，在那里他有了另一个家庭，这在巴西屡见不鲜。7岁时，卢拉与他的母亲搭着一辆卡车来到圣保罗贫民区（favela），他通过卖糖果和擦皮鞋来补贴家用。卢拉仅仅受过四年的教育——他是巴西历届总统中文化教育程度最低的——之后成为了一名车工。他第一任妻子在分娩时死去，因为他们负担不起医疗护理费用。回顾他的童年，卢拉希望做到“保证每一个巴西人每天都能吃上饭。”

他的一个哥哥，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遭受军事政权的严刑拷打），力劝卢拉成为一名工会组织者，1975年卢拉当选为冶金工人工会主席。作为一个富有魅力的演说家，卢拉领导了一系列的罢工，使将军的统治受到动摇。之后卢拉被判入狱，但在1980年被释放并创建了劳工党（PT）。由最初激进的左派，在2002年已经转变为劳工党中的温和派，尽管卢拉仍然可以炮制出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并在他的翻领上佩戴红星。从身着牛仔裤到穿戴外套和领带，卢拉说：“我改变了。巴西改变了。”在办公室里，很明显地看出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卢拉采纳了他的前任卡多佐的自由市场政策。卢拉上任时说道：“创造就业机会将是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但是除了对抗通货膨胀和吸引资金以外，他强调帮助穷人，其中包括他的家庭补助金计划。最初，因投资者对卢拉会进行社会主义实验的恐惧而畏缩不前，引起巴西的货币贬值，但卢拉向他们保证将提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和商业人士担任主要职位。不久，巴西开始蓬勃发展，而卢拉也受到广泛的尊重，甚至包括保守派。

29.9以左派之名，行竞选之实

巴西政党的名字不能告诉你任何东西。在2010年参加国会选举的15个政党中，六个的名字中带有“工人”，还有四个带有“社会”。这看上去是巴西的政治在向左倾斜。但有些政党虽有着左翼的名字，实际上却是中右的甚至是保守的。巴西的政党及其成员瞬息万变。类似于日本，他们创建，合并，重命名和分裂得如此之快，以致很难跟上他们的步伐。许多巴西人蔑视党派；他们将其看作腐败和不负责任的代名词。民选代表经常变换党派，有的还不止一次，这取决于他们从新党派中获得的待遇。这是一个早期（inchoate）政党制度的标志，缺乏制度化的政党会很轻易的成为受个人影响的工具，以使他们的领导人得以脱颖而出。（普京在俄罗斯就创造了这样一个政党。）

有着明确计划或一致政策的党派在巴西是新型而稀少的，但如果巴西持续进行现代化改造，可能会成为主流。巴西模式一直是领导者建立一个有着好听名字的政党，并用它来参选，接着攫取政府的资源（如工作，合同，贷款，回扣）以保持自身的权力和发家致富。费尔南多·科洛尔·阿方索·德梅洛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创建了国家复兴党并于1989年赢得了总统大选，可他的政党很快就消失了。但是他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只想装满自己和他的朋友们的腰包。1992年即将因腐败被弹劾之际，德梅洛选择了辞职，但到了2002年他又加入一个名字带“工人”的党派并参与选举参议员。他一共曾加入过六个党派。

步入一个稳定的，有目的性的政党制度是巴西民主制能为自己做的一个最好的事情，也许它正在进行中。卢拉在总统任职期间，于国会内建立了一个基本上支持其立法机构的中左团体“卢利斯塔（Lulista）”。现在有九个党派为迪尔玛·罗塞夫做着同样的事。在另一边，一个非正式的“中右”联盟则反对她的政策。巴西的选举制度允许甚至鼓励无数小的、个人主义的党派存在；改变这种现状可以使形成两个阵营系统的趋势加速。

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有限度开放党禁之后，一些社会主义或工人的政党兴起。左派的主要政党，劳工党（PT）在极具魅力的工会组织者卢拉·达席尔瓦的带领下，在2002年和2010年两次赢得总统大选和国会中的多数议席。（劳工党与巴尔加斯的工人党没有关系，工人党这个名字被他的侄女沿用，目前它只是一个小的中右政党。）将军们的顺从政党，巴西民主运动，被并入了巴西民主运动党，一个因腐败而著称的全民党。现在是卢利斯塔联盟的一部分。

相反地，卡多佐的巴西社会民主党（Partido da Social Democracia Brasileira，PSDB）成立于1988年，主要由是由各种各样的中立派和改革派代表组成。卡多索赢得了1994年和1998年的总统选举，但他那毫无特色的继任者何塞·塞拉，在2002年和2010年分别输给了卢拉和迪尔玛·罗塞夫。巴西如今还缺少什么呢？一个旗帜鲜明的保守党派，或者一个承认它是保守的政党。最接近的也许是民主党人，独裁将军统治下的国家革新联盟的后裔。巴西党派都喜欢听上去像左派；这样它就能赢得选票。

29.10军事作为政治制度

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巴西的政治制度是很孱弱的。与欧洲那完善的议会，党派和官僚们不同，巴西的政治制度仅仅是勉强能够有条不紊地处理大众政治的需要。当政治制度处于停滞或陷入混乱，军队往往成为唯一能够控制国家的机构。军方直接统治结束于1985年，但如果局势变得再次动荡，军方再一次接管是有可能发生的。

巴西军方已经多次介入政治了：在旧共和国诞生之时，并始终贯穿其中，起初支持巴尔加斯，之后又反对他；在巴尔加斯的两个执政期结束后，建立起了合理的民主制度；还有1964年。在1964年之前，巴西军方从来没有试图流连于权力。他们看到自己扮演的是以前佩德罗二世所担任的角色——使用“延缓否决权”，抑制政治家们的过度行为。如果需要介入的话，他们会进行拨乱反正，然后离去，这是巴西的军方模式。

到了1964年，无论是巴西军方的态度，还是国家的形势都产生了变化。巴西官员，这要部分归功于美国的指导，已经重新定义了自身的使命——从保卫巴西不受外来敌人侵犯到防范巴西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尤其是共产主义。在巴西高等军事学院里，高级官员攻读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学习如何镇压叛乱。

因此，较高阶的巴西军官，从技术上讲，训练有素；乐于重新在自己国家的政治中充当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准备颠覆一个长期持有的观点（尤其是美国人）——真正的专业军官不应参与到政变当中。环顾四周，巴西官员发现——简直就像一个案例研究——巴西快速地向左翼滑动。巴西军队选择了干预，而且做得恰到好处，正是因为它经受过专业训练——如何防止革命发生。这一次，军方人员决心继续执政，阻止分裂政治的回归，并且以一个有组织的、理性的方式将他们潜在的富裕国家现代化。

二十年来，巴西的政权被一个接一个的将军掌管着，他们各自由一个将军小团体所选出。巴西军方并不直接掌控国家，就好比它是一个军营。相反，他们所设计的政治制度，只有军官或者与军方合作的文职官员，才可以进入行政办公室。一旦被任命为总统，这位将军通常会退出现役并很少穿他的军官制服。

比较

执政官的摇篮

有一所正对着豪华的里约海滩的学校，看上去似乎并不是一个产生强权政治制度的场所，但事实上军方执政时期（1964-1985年）的几乎整个统治阶级都来自于巴西高等军事学院（Escola Superior de Guerra，ESG）。ESG成立于1949年，参照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将中下级军官培养成为高级指挥官）的模式，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它把教学重心从外部安全转移到内部安全上。他们依旧被旧实证主义所影响——其实，在十九世纪已经通过巴西的军官学校广为传播——学院的学生们得出结论，只有巴西经济快速的发展才能将其从混乱和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

ESG不仅培育出最好的尉官们，也同样培育高级公务员。政府管理人员，私营工商业者和业界权威在数量上往往多于军事学员。ESG每年从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的关键领域招收90名学生：银行，大众传播，教育和工业。ESG的学生在毕业后回到了自己的相关分支领域，向相关人员强烈地灌输着在学校学到的威权发展主义学说。在文官统治的巴西，ESG的毕业生并没有那么有影响力的，虽然他们之中很多仍身居高位。

实际上ESG类似于法国的大学校（grande école），如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法国国立行政学院，这给法国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凝聚力和连续性。“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制定政府的政策，”一名兼任ESG职员的巴西高级官员说道。“学院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一个思想一致和采用团队的方式来战略规划的精英阶层。”法国做得已经很好了。而美国还没有类似于ESG的学员。应该有吗？

巴西军政府不只是以军治国，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它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与巴西军方有着密切联系的民间银行家，教育家，实业家和政府管理人员，其中大多数都曾在里约热内卢的高级军事学院一起培训过。大多数军事政权的弱点在于与文职精英们的孤立和缺乏沟通。没有技术文官的支持，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外交体系难以运行，军人政权通常会表现得手足无措，然后决定放弃权力和责任。

通过与部分持有和军方类似观点和价值观的文官保守派精英们结盟，巴西的将军们避免了上述此类隔离。巴西的“军事”政权实际上是控制了巴西大部分经济，政治和军事结构的威权发展主义者们的一个文官—军官网络。公开地来说，政府看上去是文官统治的，而且大多数高级职位也由文职技术官僚所占据。

军队可以成为一个政治机构吗？从历史上看，军事永久掌权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军队被当作一种笨拙的管理工具来使用。若干年后，军事政权往往会还政于文臣，或其本身转为文官政权，还有可能被新的军事政变所推翻。而第一种情况在80年代初的巴西发生了。

29.11制度的缺失

巴西形成军事政府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个健全的制度能够处理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及其被动员后所提出的需求。如果没有稳定、成熟的政党和议会，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者将同时被群众和军队唤醒。军方赢了，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群众输了。可麻烦的是，巴西军方同样没有找到可持续的制度。

政治制度的一个职能是赢得群众的支持并将群众的忠诚引向政府，而这正是政党的主要机制。如果没有忠诚，仅仅是技术上的安排，即使他们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做得很有效，却变得越来越孤立于他们所统治的人。佛朗哥执政下的西班牙经济飞速发展，但西班牙人对其实行的制度并没有多少好感。当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这些制度也被相继废除，可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抗议。

人物

迪尔玛·罗塞夫，巴西首位女总统

罗塞夫不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之前阿根廷和智利各有一位——但它仍然是极不寻常的。她是一名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的女儿，她父亲于二战前来到巴西定居并结婚。1947年迪尔玛出生于一个宽裕的家庭，但在1964年军事政变结束后，巴西进入了激进主义盛行的年代，她也在高中转向了极左政治。

进入地下活动后，迪尔玛参加了一个武装革命团体，但于1970年被捕并遭受酷刑，1972年末获释。她结过两次婚，两次都是与左派份子，她在1976年生下了她唯一的孩子，而现在有了一个孙子。1977年，她获得了经济学学位并在地方行政部门任职。在与卢拉并肩作战之后，她的思想意识由马克思主义进化为温和与务实。她明确自己是天主教徒，但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作为卢拉的劳工党中一员，她担任了能源部长，之后接任了巴西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主任一职。

罗塞夫在2010年底总统选举第二轮中胜出，她基本上延续了卢拉的政策。迪尔玛很聪明，但不高调卖弄，她努力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清理腐败行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她的副总统是来自于巴西民主运动党的米歇尔·特梅尔。他们俩都没有被指证为奉行激进主义。

由于阻碍了政治体制的正常发展，巴西军方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世界欣喜地看到巴西从那无休止的循环中——笨拙的军事政权推翻了软弱无能的民选政府，反过来又再次为民选政府让路——逃出生天。还有可能出现另一场政变吗？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听到高级官员发着牢骚，但巴西的经济增长给人民带来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11000美元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将趋向于巩固民主制。卢拉总统的成功和罗塞夫的和平当选都表明巴西腐败的军人专制主义被现代化所取代。

巴西的政治文化

29.12随和的形像

巴西当地人和常驻外国居民都把巴西人描述为：随和的人，很少生气或动粗，大部分对政治漠不关心，而且不太可能起来反抗。悠闲的巴西人的形象可能已被过分夸张了；没有人民的努力工作，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每年增长好几个百分点。巴西人是很情绪化的；他们喜欢笑、戏谑和在公众面前拥抱。他们喜爱孩子——一些人认为，也许是因为婴儿死亡率过高——而且往往宠坏了孩子，尤其是男孩。这将创建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人可以放纵自己，但女人却不行。

许多定居巴西的葡萄牙人要么是小贵族或假装他们是贵族。他们带来了反对工作的态度和对创业活动的鄙视。在更有活力的商业领域和政府部门中，许多人士已经不具有葡萄牙血统了（德国的，意大利的，日本的和东欧的）。逃避工作在拉丁美洲（以及许多中东国家）的中产阶级里十分常见；受过教育的人宁愿成为官僚而不是企业家。喧嚣与活力在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中长时间表现疲弱（不再是这种情况），这一点有时可作为增长缓慢和美国资本渗透的解释。如果本地资本不那么做，美国的资本就会进来。

当90年代初国家接近社会崩溃的时候，巴西人也就谈不上什么随和了。绝望的人，他们有的来自中产阶级，而由于裁员不得不沿街叫卖，是以变得愤怒。在某个时刻，约45％的巴西人的生活水平低于（相当低的）贫困线，而30％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巴西几乎没有失业补偿，福利待遇，或食品救济券。当巴西人没有钱买食物时，他们挨饿或偷窃。传统上，巴西人将摆脱贫困阶级看作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因而不会得到帮助。随着社会的分崩离析和暴力的滋生，一些人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福利措施。

29.13巴西的种族主义

巴西人随和的态度在种族上则帮助保持社会的平静和稳定。大部分巴西人都有一些非洲血统，让巴西拥有除非洲以外最大的非洲裔人口。精确的分类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种族的融合和拉丁美洲的一种趋势所向，所以文化扮演着一种决定种族的作用。在整个大陆上，一个人有着“良好”的教育、举止和富足的金钱就会被认为是“欧洲人”，而皮肤的颜色则很少被考虑到。巴西人有超过300个单词来将区分组成这个国家的各个种族。在法律上和大多数公共场所，巴西没有任何歧视现象。走在街上，一名巴西人感觉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少数巴西人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的社会是沿着种族界线来架构的。在巴西，人生的机会与肤色密切相关。虽然有很多贫穷的巴西白人，但他们变得富裕、健康和受教育的几率是大于巴西黑人的。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大幅提高了大多数巴西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巴西黑人仍然居于落后的位置。巴西的经济和政治精英多为白人，甚至是前激进主义分子如卢拉和罗塞夫。巴西国会是一片白色面孔的海洋。标准的解释是巴西黑人缺乏教育以至于难以晋升到更高的地位。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在相隔许多世代之后，他们是否仍然缺乏教育呢？

一小部分黑人已经在力争上游了，但他们前进的道路往往被工作要求里指定的“形象气质佳”（即肤白或接近于白色）所阻挡。个别黑人可以在娱乐和体育领域取得成功，但他们是少数。世界上最伟大的（和收入最高）足球明星贝利就是黑人。即使是他也曾在职业生涯早期遭到歧视。当他担任卡多佐内阁的体育部长时，他是一个全白人内阁里唯一的黑人。黑白通婚是完全合法的，但却很少发生。种族问题在巴西的大众媒体都很少被讨论。越来越多的巴西黑人憎恨自己的地位，并已要求实施美国式的平权法案计划以改善它。但在一般情况下，巴西在保持种族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做得比美国更聪明。

29.14巴西的穷人：服从或反抗？

穷人们会自发转向社会的革命吗，或者是他们太忙活于生计而无暇理会政治问题？一些关于为什么人们会革命的问题始终争论不休，而巴西可以对这些辩论进行检验。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取决于人们的贫穷——在整个历史中，大多数巴西人一直很穷——还在于穷人们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找到了自我。

在干燥和人口过剩的东北部地区，有些人忍饥挨饿。许多农村贫困人口，希望能改善他们的状况，而涌入城市周边的贫民区，在那里确实有些人找到了工作，而其他的人则为了竭力维持不稳定的生计，从事沿街叫卖或犯罪。但富裕的巴西人——一个迅速增长的阶级——生活在奢侈之中。在军事统治的大多数时间里，很少有公开的阶级仇恨。首先，最重要的是，巴西下层阶级被剥夺了领导权和成立替代性组织的权力。激进政党和古拉特时期的领导人，分别取缔和流放或已废除了他们的政治权利，这在葡萄牙语里叫做卡萨多（cassado）。任何人被发现试图形成一个激进的反对派，那么将招致大麻烦——“消失”于折磨或死亡。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强势增长给了人们希望，从而抑制了抗议，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衰退，希望日趋黯淡。作为回答，一些巴西人抢劫食品商店。从街角杂货店到超市都被饥饿的人群砸开，紧接着迅速地一抢而空。巴西的粮食暴动给整个第三世界发送一个令人胆寒的警告标志。

特别的征兆出现在巴西民主化与形成党派的过程中，觉醒的巴西贫困人口化被动为主动，他们中的一些成为了激进的领导者。更加震撼的事实是，许多中产阶级的巴西人发现自己正在被推往下层阶级，而中产阶层的人看上去远比那些一直受压迫的人更具革命性。中产阶层，拼命地想保住自己脆弱的地位，可以成为重大动乱的火花塞。

幸运的是，巴西在那个可怕的时代做到了。现在经济发展迅速，政治较为稳定。穷人是不会自行地主动或被动参与的，但视情况而定，可以成为其中之一。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巴西的激进派可能会再次试图鼓动群众的不满，而军方也许会决定再次介入，虽然现在这是不可能的。

地理

贫民区

第三世界的特点是贫民区，大片棚户房环绕着大多数城市，在西班牙语（众多称呼中的一个）称为barrios coloniales，而在葡萄牙语则是favelas。一开始只是些窝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变为不大的房子。只有一小撮居住者拥有自己住所的土地所有权，所以大部分居民不能合法宣称拥有这些土地，也不能用它们作为贷款抵押。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主张只要将棚户区业主的土地所有权合法化，必将使贷款和经济快速增长。

巴西的穷人有时也称作边缘人（marginals）。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挤在棚户区。部分棚户区贫民（favelados）有着一份常规的工作，其他人在沙滩上叫卖热门商品，还有的以偷窃为生。犯罪头目在贫民窟横行霸道。巴西的犯罪率是个天文数字。警方对贫民窟的毒贩和犯罪团伙进行的大举扫荡都像一场小规模战争。边缘人无处可去，也很少有人关心他们。

在政治上，他们也处于边缘地带。无组织的，且为了获得食物而疲于奔命。当面临挨饿之时，巴西的穷人们会群起而暴动。巴西社会学家指出，不管贫民窟的生活看上去如何悲惨，但在农村情况更糟糕。许多人将迁徙到贫民区看作是一条出路，因为在那里他们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甚至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并且由于低租金和廉价的劳动力，贫民窟中的小企业也在成长之中。

多纳玛塔贫民窟，——里约热内卢最大的棚户区之一，成千上万的居民们建造了这些非正规住房——据称，藏匿其中的贩毒团伙已被警察“招安”。贫民窟已经成了第三世界城市的特征。

29.15不均匀的民主态度

巴西的经济稳定有助于建立民主的态度；相反地，经济衰退则会削弱它。在1996年的一份调查中，50％的巴西人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2001年，则下降到30％，但却在2002年恢复到37％，2010年上升至54％。

在同一时期，下降的百分比表示独裁政府有时会是可取的（从1996年的24％到2010年的14％）。在2001年的民意测验中发现，只有2％巴西人说他们会信任大多数人，这在拉丁美洲是最低的。“信任”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广泛的信任作基础，就难以建立民主和发展经济。尤其是对任何与政治相关的东西都缺乏信任，如总统，国会，或政党，这种感受在拉丁美洲很普遍。只有教会能够得到极大的信任。

一些巴西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相信民主派。其他人，特别是贫穷和工薪阶层的人，除了工作和支持任何将使他们不挨饿的政党，对民主与否兴趣甚少。这是典型的第三世界——甚至在发达国家也很常见。只有当人们不再为生计而担忧的时候，对民主价值观的支持力度更大，才能在社会经济阶梯上更上一层。穷人们往往倾向于威权民粹主义。

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对民主价值观支持的倒退，就如在社会经济阶梯上的下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一般认为是基于广大群众的制度——更加被来自较富裕的和受过教育的人强烈支持。这并不是说，民主制在巴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需要时间和努力。巴西民主化的动力有一部分来自受过教育的中上层阶级，一个相对较小的阶层，但他们战略定位于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巴西让我们意识到，民主——或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通常是少数动员多数的工作。

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已经放弃了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市场，国际贸易，外商投资看上去不再那么糟糕；它们开始具有积极的含义。新的态度在拉丁美洲传播并不均匀，当然也就产生了不均匀的效果。最近的经济衰退短暂地复兴了依赖理论（见下一节），这一次专注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幸运的是，卢拉让巴西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自由的成长，而且蓬勃发展，尤其偏重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及原材料出口，特别是中国。

政治文化

人格主义和大男子主义

拉美的政治家，包括巴西人，经常在政治上依靠人格主义（personalismo），而不是清晰的思维，党的规章，或有耐心的组织。大多数拉美人喜欢被认为具有强烈的个性，男人们尤其具备大男子气概，因而导致了大男子主义（machismo）。拉美国家领导人，文官或军官，习惯上将人格主义和大男子主义结合在不同的程度。他们认为这是获得大众尊重的唯一方式。

巴西的将军，因为他们那固定的被选举出的方式，而倾向于淡化这些特质。随着平民政治的回归，人格主义和大男子主义重新出现在巴西政坛。科洛尔·德梅洛和卢拉都流溢出人格主义。巴西人走向成熟的标志是迪尔玛·罗塞夫的当选，巴西首位女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她是因作为卢拉的继任者赢得了大选，而并不是因为个性。

29.16依赖理论

在冷战期间，拉丁美洲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是左派盛行，他们的观点是，该地区的贫困是万恶的资本家大肆剥削所造成的，特别是北美人（norteamericanos）。二战结束后，激进分子逐渐将此发展为他们所谓的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该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在经济上依赖于第一世界的资本，产品和政策，尤其是美国。（有一本书将其描绘为美国的“鲨鱼”以拉丁美洲的“沙丁鱼”为食。）

只有摆脱美国公司的控制——它们决定了拉美地区的种植品种（香蕉和咖啡），以及拉美人民的消费（雪佛兰和可口可乐）——拉丁美洲才能消灭贫困。因此，激进的政权如古巴，尼加拉瓜和当下的委内瑞拉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他们打破了对美国人的依赖和实行独立的经济发展，造福本国人民。

依附理论包含若干争议。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但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喜欢它。马克思看到了国家中的阶级冲突将成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关键。许多拉美评论家指责其大陆的贫穷在于其“掠夺性的阶级结构”，即少数富裕家族拥有一切，可并没有太多的工业无产阶级。拉丁美洲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是它仍然背负着封建社会结构。马克思鲜少谈到国家之间的关系。列宁在马克思的主张上有了质的飞跃，认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剥削殖民地的方式来重新打造世界以符合自身的利益。依赖理论带有更多的列宁色彩，而不是马克思。依赖理论家标榜巴西的巴尔加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和如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为英雄，因其试图打破依赖（dependencia）。

到了20世纪90年代，许多依赖理论家开始质疑这一理论。以巴西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1995-2002）为例，此前一直是一名激进的社会学家和依赖理论的推动者，但在80年代，他已然放弃了此思想。有句拉美名言说道：“当你20岁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就感受不到心脏的跳动。当你40岁的时候，如果你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就感受不到大脑的运转。”智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

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和苏联覆灭——以及苟延残喘的古巴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否奏效提出了很多问题。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指出拉美经济的最有效和最具活力的部门是非法交易市场。为什么呢？所有其他部门由于被政府所控制而停滞不前。解决办法：摆脱控制，奔向自由市场。市场经济在几个拉美国家中取得了成功——巴西是领头羊——这得大力感谢市场制度和对外贸易。

互动模式

29.17一个精英们的游戏

在巴西，政治历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精英们的游戏：大种植园主，银行家、实业家、高级官僚和军方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欢迎群众参与到政治当中。游戏的赌注是政治权力，工作的任免权，和随之而来的资金控制。游戏规则是没有任何游戏者会遭受严重的伤害或威胁，并且没有人会用愤怒的方式去动员巴西的群众，因为那样会破坏游戏脆弱的平衡性和伤害他们中的所有人。

因此，巴尔加斯，他自己是一个富有的牧场主，当他为种植者维持咖啡价格的时候，是一个可接受的游戏者；但是当他开始动员巴西穷人的时候，就不得不被驱逐出局。库比契克是一个很好的参与者，对他的精英朋友们多加关照和用他那宏伟的改革开放计划去转移潜在的不满。古拉特，也是一个富有的牧场主，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游戏者：他威胁到了所有的精英并将群众煽动到了愤怒的程度。劳工党的卢拉，一个反精英阶层的劳动工会激进分子，组织巴西工人阶级站起来与多数精英人士做斗争。他在办公室里却又是如此务实而稳健，不过，当他们平静下来之后也接受了他。此外，许多人变得非常富有。

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上，巴西天主教徒热切地拉动着浮绳，一个盛大的有着两百年历史的向圣母致敬的节日。巴西，虽然依旧是天主教国家，但新教正在蓬勃兴起。

直到最近，巴西的政治历史还是那一成不变的精英游戏：敦·佩德罗和他的种植园主朋友们，旧共和国与它的保利斯塔—米内罗联盟，军事技术官僚与它的工业和官僚客户。由于巴尔加斯，群众的政治动员成为了这场游戏里反复出现的威胁。周期性地，一个不喜欢精英制定的固定规则的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朝巴西的群众伸出双手，既巩固了自己的力量，还帮助了受压迫的人民。眼看受到威胁，巴西的精英们，通过军方将其铲除，并试图解散群众。动员和遣散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循环。

29.18动员—遣散周期

一般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巴西的学者们往往着眼于“政治动员”。动员意指群众觉醒，逐步察觉自己的心智之后，往往变得愤怒。在一个国家的大规模政治动员开始之前，群众们很少参与政治，决策多由传统的精英所制定，例如巴西的大种植园主和政治领袖。这被称为辉格党式民主，它是民主发展头几十年里的一个标准，如杰克逊执政前的美国。通常民主一开始的参与者多限于生活富裕者；接着遭受一些社会刺激，如经济增长，给新领域的人口（如巴西的城市工人阶级）灌输了政治意识；他们被“动员”起来，带着新的要求开始参与政治。巴西选民飙升，从1930年以前不到25万选民达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1400万。

巴西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是，薄弱的制度无法应对新涌入的参与者的需求。组织良好，强势的政党能以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来沟通、缓解和平息群众的需求。不过，巴西各政党几乎和人格工具一样都是使他们的领导人得到权力。党魁，如巴尔加斯和古拉特，利用他们的政党并采取一种蛊惑人心的方式——承诺立竿见影的经济改善——以得到新动员的和政治上不成熟的群众的支持。社会中较为保守的元素——相对富裕的阶层，通常与军方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带着战栗的眼光看待这一进程。军方认为这是“左派分子的动乱”，也许会通过军事政变结束这一切，就如许多拉美国家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这样的动员，可能是民主化的开始，却也可能导致政权被独裁者接管。

1964年，巴西的军事政变结束了可称之为动员—遣散周期的一个阶段（如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将军已发展到仇恨平民政治，尤其是政党和它们那蛊惑人心的领导者。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他们的仇恨。作为巴西统一和安全的守护者，他们目睹自己心爱的共和国落入不负责任、迎合大众的人手里。

通常情况下，军方会尝试他们所知道的唯一解决办法：遣散和反通货膨胀（disinflation）。军方指责破坏性的政治活动，禁止大多数政党，亲自挑选政治领导人，并只允许被操纵的选举。起初，事情平静下来。有些人心存感激，因为军队已经介入，且结束了极端主义政治和空洞的承诺。群众集会，大声地索求和激进派领导人都销声匿迹了——后者有时是彻底人间蒸发了。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需求——虽然不再被政客们所鼓动——已然存在和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前往城市定居，而压抑已久的需求则转而增加了。为了抑制这样的要求，这个政权转变为充斥着任意逮捕和酷刑等暴行的警察国家。人一旦被唤醒或动员，他们永远无法完全遣散，即使是在高压政治下。诀窍是沿着温和的，建设性的路径来引导他们的需要和诉求。卢拉在这点上做得相当漂亮。

很多巴西的政治活动，从1930年巴尔加斯的掌权到2002年卢拉的选举，可以归纳为下图所示的“动员—遣散周期”。周期大概是不可避免的，动员的一个逻辑产物和其趋势则是孕育了群众的煽动行为。一些发展中地区仍然陷入这种循环，但巴西似乎已经通过现代化排除了它（正如智利）。中国——由快速增长的经济，同时大幅抑制政治参与——正做着一个伟大的实验，看看是否能够避免这种循环。而巴西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呢？那就是这么多年来它如何执行“减压”的，在该政权逐步放松管制，允许媒体自由，停止逮捕异议人士和最终拥有合理的自由选举。如果巴西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也可以。

动员

→

蛊惑人心
（通货膨胀）

→

军方

→

遣散
（通货紧缩）

→

减压

→

民主

29.19通货膨胀的联结

通货膨胀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难题，尤其是在拉丁美洲，那里的政权可能会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率。通货膨胀也可以看作是动员—遣散的一部分。在巴西，货币的贬值与政治家寻求群众支持做出的承诺所造成的物价飞涨相对应。

控制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任务。通过限制信贷、减削钞票印刷数量和紧缩政策可以降低通胀率，但却是以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与希望落空为代价换来的。拉美通货膨胀剪削者往往是保守的独裁者，通常是军官，从不考虑群众的意愿而仅仅追求通货紧缩。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实际上巴西军方对巴西人说道：“我们不在乎紧缩政策会造成多大伤害。通货膨胀越快的结束，我们所有人都会更好。在通货膨胀摧毁整个经济之前，服下当前这一服苦药是必要的。”当卡多佐在1998年底连任后，让巴西人咽下了这味苦药，他的人气直线下滑。

在另一方面，鼓励通货膨胀是很容易的；政权可以心不在焉地做到这一点。政客想要让每一个人开心，就让国家造币厂的印刷机运行，用以为政府项目提供资金。库比契克就是用这种方式修建的巴西利亚。通货膨胀趋于自给自足，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让人难以维持生计了。保守的商人和银行家们确信政治家们已经疯了。军官们的固定薪酬也被恶性通货膨胀所蚕食，致使其气急败坏，并开始策划政变，以拯救共和国和他们的收入。

当军方正式掌权后，他们的反通胀措施对应着他们也尝试执行的政治遣散。在军事统治下，这包括了对工资的控制，但没有对价格进行调控，其结果是当一些投机者享受着经济繁荣带来的利益时，下层社会的巴西人不得不像狗一样的工作，以跟上飞涨的食品价格。平民政权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但同样会是糟糕的结果。

民主制

经济关联性

卢拉·达席尔瓦，自1964年以来巴西的第一个左派民粹主义总统，使许多人担心巴西的稳定性。有人害怕卢拉会拒付巴西庞大的外债，并因宏大的福利计划而遏制经济增长。但他没有这样做。

即将离任的总统卡多佐（属于中右派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了，但巴西在2002年陷入经济衰退，伴随着失业率的攀升，巴西人平均变得更穷了。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候选人的输赢都靠经济来说话。1994年，时任财政部长的卡多索开始推行雷亚尔计划（Real Plan），以推出新的货币——雷亚尔（real），并显著降低了巴西失控的通货膨胀。（一个雷亚尔当时等值于2.75×10^15克鲁赛罗〔cruzeiros，30年前巴西通用货币名〕，当你不得不用天文数字来表示物价的时候，你就知道恶性通货膨胀到了怎样的地步。）自殖民时期起巴西已经有过10种货币，第一种货币是葡萄牙雷亚尔。典型的周期是让货币膨胀，直至它一文不值，接着用新的货币取代它，然后再次膨胀，又终究变得毫无价值……卡多佐依靠停止这种削弱货币价值的政策，在1994年和1998年两次战胜了卢拉，但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任3届。2002年大选时，其政党候选人何塞·塞拉，不仅乏善可陈，还被腐败传闻所环绕。

在另一方面，卢拉是一个具有相当魅力的民粹主义者，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帮助穷人和工人阶级，前提是以损害富人和外国公司为代价，这在经济衰退期间得到了良好的共鸣。然而卢拉消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紧张不安的投资者们的疑虑，他保证巴西不会拖欠其大规模的贷款，因为没有外国投资巴西就不可能履行他的承诺。

虽然巴西的将军拥有顶尖的经济规划者，他们却并没有结束通货膨胀，在1984年通胀率达到了223％，是1964年时军方夺取政权时的两倍。这种极其尴尬的事实，削弱了在1964年支持政变的商人和银行家们对军事政权的信心。巴西转向民主的原因之一是相较于文官控制通货膨胀，军方证明了它的无能。

直到最近，巴西遭遇了看似无法治愈的通货膨胀，有时当月的通胀率在50％以上。政府偶尔实施冻结工资和物价，并采取其他强硬手段。经济部长在1991年说：“价格，从明天开始，停摆。”但价格并不服从。这种努力直到五年计划中的最后一年，才控制住工资和价格；几乎没起到任何作用。最后，在1994年卡多佐的雷亚尔计划见效了。

几十年来，巴西始终存在的问题是拥有一个臃肿的国有部门，必须依靠大量政府补贴予以维系，而常采用的方式则是通过多印钞票来提供。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巴西央行每年成倍地提高国家货币供应量，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1992年达到了1149%；1993年的2489％；并于1994年年初攀升至5154％。印刷机不得不被叫停，虽然，这意味着将关闭巴西经济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从而导致更多的失业。工会警告说，他们不会忍受这种情况。恒定工资和物价，从多数国家过往的经历看来，只是简单的在1、2个月内有效。当真正的治愈伤害了太多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之时，独立工会将于绝望之中诞生。

民主制

煽动的趋势

煽动者（Demagogue）和民主主义者（democrat）同根同源——民众（demos），即人民——但煽动者通过可操纵的和为自我服务的方式来使用某些问题去抹杀民主。民粹主义煽动者，或“暴民煽动者，”激起穷人们的不满情绪或给予受惊的群众以就业，福利或治安上的承诺，一旦上台即成为独裁者。

每个社会都有煽动者——路易斯安那州的休伊·朗或法国的勒庞——但他们主要是在艰难（诸如高失业率，日益增多的犯罪，或者国耻）的时期去吸引群众。然后，他们的论据——往往夸大其词——开始赢得观众的亲睐。巴西经历过一系列的煽动者，包括巴尔加斯和古拉特。有些人认为卢拉具备了煽动家的所有气质，但他还是挺头脑冷静和务实的。

煽动在最近才实现民主政治的贫困国家里尤其强势，例如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绝望的人民混淆了民主与繁荣，以及蛊惑人心的政客在这种混淆上添油加醋：“人们迫切需要面包，那我就给他们面包！”当这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并有一个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煽动者就难有容身之地了；只有少数人会听信欺骗性的承诺。

拉丁美洲一直是蛊惑人心的沃土，如今在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前伞兵军官，早些时候曾试图发动政变——当选总统并连任数届，其竞选纲领是委内瑞拉储藏着丰富的石油，但一直被美国所掠夺（详见关于依附理论的讨论）；委内瑞拉人必将富裕和腐败的官员必受严惩。大多数委内瑞拉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查韦斯发起的“玻利瓦尔革命”使国家接管了工业，且重新分配财富以试图消除贫困。不过，委内瑞拉并没有因此而富裕起来，经济反而在查韦斯治下有所倒退，这使他更加愤怒和极端。越来越多事实显示，委内瑞拉正在克隆着古巴。

29.20腐败：衔尾相随

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国家存在大规模腐败现象。在整个拉丁美洲，官员们期待在合同，执照，以及其他支持上得到回扣。有人认为，腐败是拉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也许是吧，但它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交界面增长着。拉美国家，因其大型的国有部门和监管严厉的经济体，所以尤其是滋生腐败的膏壤。解决方案呢？削减国有部门。智利这样做了，腐败也随之减少了。

关于巴西（和许多其他国家）有趣的是，公众越来越对腐败感到厌烦，特别是身居高位的官员。现下，总统和总理通常是从办公室被追踪的，当公民——感谢教育和新媒体的发展——开始了解他们的统治者是如何腐败堕落的时候。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他们屡屡逃脱惩罚，而如今却无路可遁了。群众对腐败的不满在俄罗斯，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尼日利亚，伊朗和其他国家沸腾了起来。在突尼斯和埃及，它导致了一场革命。

这种新的公众关注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表明国家有走向政治成熟的迹象。因为饥饿而实施偷窃不再是可以接受的。巴西的政治家们已经洗劫了他们的国家足够长的时间；现在让他们面对愤怒的公民吧。这样做的危险是，如果巴西人开始认为民主等于腐败，那么将为政变开启大门。巴西的高级将领警告国会改进其行为：“小心军团的愤怒，”这是古罗马禁卫军曾经用过的原话。2010年，巴西国会立法通过腐败的政客将在八年内被剥夺政治权利。当时有超过一百多名的国会议员面临挪用公款的指控，但他们有着国会豁免权的保护。巴西会越来越清正廉洁。

29.21利益集团的复苏

对于大多数军事政权的寿命，巴西政府继续着巴尔加斯从意大利和葡萄牙借鉴而来的社团主义模式。在社团主义下，利益集团被政府所控制或协调。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政党开放，巴西的利益集团再一次得到了重生。

1964年军方夺权后，他们废除了由古拉特培植的大型工会，并将所有工会置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特别厉害的是军方掌控了农村联合会，缘于保守派土地拥有者是军方政府的盟友，而联合会贫困和激进的农场工人则是农场主的心腹大患。自此以后的工会领导人都经过精心挑选，以确保他们会与新秩序合作，不会带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或罢工。

虽然这样的安排保持了工资不上涨，可价格却上涨，直到工人再也忍不下去。在政府控制之外的新的工会和领导人形成了一股重要力量。最大和最激进的巴西工会是工人团结联盟（CUT），与卢拉和罗塞夫的劳工党联系紧密。工人团结联盟在圣保罗的影响力尤其强大，并为了反对很多大企业而举行罢工。军方不喜欢工人团结联盟。顺从的巴西全国总工会（CGT）是与另一大党——腐败的民主运动党——联系在一起的。

许多商人对1964年的政变表示欢迎，不料竟发现军事技术官僚有时会以经济合理性的名义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结构性破产（constructive bankruptcy）理论，让竞争力低下的巴西公司倒闭，而不是采用政府补贴和关税保护来让它们与外国竞争抗衡。现在企业普遍希望实行健全货币政策，和结束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限制。其他的群体，如学生，农民，也表达着他们的不满。反对将军统治的群体越来越广泛，甚至横跨了保守和激进的巴西人。最有趣的团体，却是天主教会，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国家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29.22教会作为反对党

罗马天主教会是唯一保持其自主性和处于批评军政府的状态的大型巴西社团。通常，在天主教国家，教会一直趋于保守，并赞成保守政权。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教权主义和反教权主义之间的长期斗争使社会分为两大阵营。

巴西从未有过这样的分裂。随着以美国宪法为蓝本而制定的1891年共和国宪法，巴西教会同意废除其国教制——也就是说，失去其特权的教会与国家分离。巴西迅速且及早地解决了这一重要而有争议的问题，使教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

尽管如此，在社会和经济的前景下，巴西天主教会是相当保守的，鼓励信徒用忠实来拯救他们的灵魂，而不是去改革与增益社会。随着1962-1965年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Second Vatican Council）的召开，改变了这种保守的态度，许多教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通过了“解放神学”理论，它把教会推向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一边。在一些拉美国家，年轻的牧师居然成为了游击队战士，并试图推翻他们认为是邪恶的和反动的政权。

在20世纪60年代末，巴西教会领袖因政权的“法西斯主义政策主张”，逮捕和折磨神父和修女（被指控窝藏政治逃亡者）而对其进行谴责。在20世纪70年代，巴西教会在人权和反对巴西可怕的贫困上持强硬的立场。罢工者们经常在教堂里举行会议，并在警棍下寻求避难。整体而言，巴西天主教会在拉丁美洲是最活跃的，出于对梵蒂冈的懊恼，当局下令教士禁止直接参与政治活动。

1980年，约翰·保罗二世访问了巴西，在看过贫民区中那凄惨的生活环境后，他也为之动容。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他呼吁巴西的富人们：“向四周放眼望去。仅仅因为你是富足而宽裕的，你就不会感受到心在流血吗？你就不会感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吗？”教皇差一点就同意活跃的教会参与到政治当中了。教会的人要做的是精神上的引导而不是政治上的。在巴西，这中间的路是很难走下去的，因为关心穷人就会倾向于激进的人。

在民主制度下，巴西教会继续支持着穷人。一些巴西教会人士没有听从梵蒂冈的指示——和激进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主张拯救穷人的灵魂，教会也必须帮助养活他们。许多教士都支持卢拉。在非常贫困的东北部，牧师不断提醒政府其所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他们同时也支持激进的“无地农民运动”（Movimento Sem Terra）。土地所有者向鼓励穷人非法侵占私人农场的神父和修女们收取租金。有些神父收到死亡威胁。另一方面，巴西正在变得不那么信任天主教；每六个巴西人中就有一个已经转向福音派新教，这是整个拉丁美洲的趋势，并将有可能改变政治文化。

巴西人在争论什么

29.23巴西的政治经济学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巴西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年增长率从5％上升至8％——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尤其重要的是开放广阔的亚马逊热带雨林，进行机械化和科学化种植，农业科研机构支持因地制宜，发展和土壤相匹配的农作物。巴西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尤其是大豆，首先由日本移民开始种植。现在，中国每年从巴西购买600万吨大豆。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巴西邻近海岸，一个新勘探的大型海底油田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之一。

感谢经济的增长，失业率下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薪酬迅速攀升为技术工人四处寻职提供了可行性。在某些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变得无关紧要。巴西黑人的收入在十年内上涨了约40％。估计有3千万巴西人摆脱了贫困。不再仅仅依赖于外国资本，巴西现在也能自我筹集资本并持有价值16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可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许多巴西工人缺乏阅读和数学技能，以便更好地进行工作，这是限制巴西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消费者们持续着购买狂潮，而银行借贷又太过随意，终将造成通货膨胀。外国投资者渴望在巴西的经济增长中得到切实利益，抬高了实际的价值，直到它现在太过强势，潜在性地伤害到巴西的出口。巴西，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试图压低本国货币的价值，即使对涌入该国的外国资本实施征税也在所不惜。中国对提高工资或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同样持谨慎态度，两个国家的担心是一致的。有人提出对巴西的贷款和投资实行更严格的控制，以确保持续的，长期的增长。

近年来，巴西经历了两个经济奇迹，一个是在将军统治时期，一个是当下。从1968年到1974年，军事独裁期间，巴西的年增长率保持在平均10%左右，与同时期的日本相当。一系列非常睿智的经济技术官僚运用国有银行和国营企业，使巴西成为食品，鞋，钢，铝，和汽车的主要生产国。早前巴西的奇迹，然而，依赖着国外而不是巴西本国的资本投资和进口石油的低廉价格。巴西的资本家并不是将他们的钱再投资进工业增长中，而是偏好消费，用它来投机，或者存放在国外。资本外逃是拉丁美洲和现在的俄罗斯共同面临的问题。对于新的资本投资，他们得到了政府或外国贷款。而这正是使巴西成为了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公共债务国之一的某个原因，其公共债务已超过2500亿美元。

巴西蓬勃发展的农业综合企业，建立在亚马逊地区庞大的面积和科学农业的基础上，支撑着巴西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廉价的贷款和石油不再复有，繁荣的经济开始转向衰落，GDP的倒退延续了十多年。从1980年至1993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仅增长1.5％。人均GDP（考虑到了人口增长），每年平均下降半个百分点。巴西在变得日趋贫困的非常时期，民主的火花再次闪亮，使得许多人想知道是否军事接管的周期已经准备好重新开始运转。

与此同时，幸运的是，重大的转折开始了。在将军和他们的技术专家帮手的运筹帷幄下，有60％的巴西工业已掌控在政府手中——包括采矿业，石油工业和电力业。多数贷款来自于政府银行，给予国家权力以确定建造什么和在哪建。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国有工业和政府对经济的监管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科洛尔总统开始大量出售钢铁与石油等工业。卡多佐走得它更远，将国有的电信，电力，矿山，铁路，银行等行业私有化（以拍卖的方式）。他还放松了因巴西民族主义而对外商所有权的限制，大幅削减官僚数量和他们的养老金，并遏制国有银行向政府官员的朋友们滥发贷款。卢拉并未实行逆民营化，并愉快地获得了回报。这些总统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每走一步都面临强烈的反对，但每一项措施都意味着为了国家繁荣昌盛，而放弃了使自己轻松又容易赚钱的交易。

将巴西那官僚主义式的经济实行自由化，类似于在俄罗斯和日本发生的经济改革。许多人理解为了让国家长期良好的运行下去，有些事情是不得不去做的，可是改革给他们带来的阻碍却伤害到了其自身利益。从1996年到2002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球货币崩盘，使得巴西的经济增长呈疲软走势。然而，从那时起，巴西经济开始了强势增长，——如同中国和印度，仅仅是在2008-2009年的经济萧条中略有放缓——就像人们所期盼的那样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该计划可以看作是对国家主义和依附理论的长久性延迟。多年来，商人和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把矛头指向巴西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官僚主义式的经济调控。他们注意到，巴西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依靠私人主动性的自由市场国家。

国家主义——其中政府是头号资本家——既可以完成大型项目，也能犯下大错误。巴西将资金投入到一些有声望的项目，但却是一笔亏本买卖。例如，政府在核能应用上投入了巨资，而在水力电气上几乎没有投入。核计划是一种浪费——但它使巴西看起来像一个先进的国家——到1980年，它的预算才被削减。有时候政府贷款会愚蠢地扩大范围。这些贷款的利率是如此之低，而巴西的通胀率如此之高，意味着信贷相当于免费资金，借款人可以在获得贷款后，立即以更高的利息借出而获利。当你动动手，玩玩账面上的游戏就可以赚钱，为什么还要为了谋生而去从事工作呢？政府的补助贷款，基本上以通货膨胀的形式征收自有工作的巴西人。巴西的廉价政府贷款的另一个原因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国家控制使经济产生了其他形式上的扭曲。巴尔加斯时代的劳动法，到现在还是一纸空文，订立最低工资，却在经济低迷时期，因其成本昂贵而难以支付给工人，进而阻碍经济增长。有这么多的法律法规——其中许多仍旧只是纸上谈兵——商人不得不雇佣称之为联络员（despachantes）的官僚主义专家在政府机构中活动以获得许可或允许价格变动。许多联络员都与他们打交道的官僚有关联；有些以前就是官僚。葡萄牙语称绕过规定为jeito，字面意思是“诀窍”，这意味着有人可以给你办到你想做到的事情。整个系统抚育着腐败。清理掉过时的法律可能会深化和加强巴西的经济。

左翼份子习惯于指出依赖性是巴西所存在问题的根源，而商界人士认为是由于国家控制。其实，这两种观点是相辅相成的。国家控制确实阻碍了国内资本的形成，这使得巴西依赖外资。治好一个问题，意味着另一个问题也不药而愈。相反，巴西并不鼓励本土商人大力发展私营企业，以至于巴西经济直到最近才分为外国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巴西人往往选择依附两个中的某一个。治愈国家主义的良药是私有化，而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巴西所进行过的。大多数购买者来自于外国（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赞成市场化的商人们欢呼雀跃，主张销售会带来新的投资，竞争和经济增长。左派提出相反的意见，声称巴西是给外国资本家带去财富。

卢拉缔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但是到2011年迪尔玛·罗塞夫开始上任后，经济呈现过热的事态（跟中国一样）。如何在使经济冷却下来的同时，依旧保持巴西的增长成为了对她的巨大挑战。通货膨胀持续增长，提高银行利率出于遏制越来越多的外国资金涌入，可是却造成适得其反，实际流入的外国资本不降反升；通胀率在最近几年增加了一倍。这些都警告着经济存在着泡沫，有些是巴西已经历过的。不管罗塞夫是不是要阻止经济过热而带来地痛苦，她很可能没有卢拉受欢迎，因为他很幸运地赶上了发展的初期。

29.24如何与贫困作斗争？

巴西经济的另一个弱点是，巴西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巴西人中占20%的最高收入者赚得的财富是占20%的最低收入者的20倍。比率现在正在缩小，但四分之一的巴西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更多的人也仅仅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甚至还得依赖家庭补助金。直到最近，东北部的人均收入比孟加拉国更低。而“巴西奇迹”却忽视了这部分人。

比较

沉溺在国家主义

旧制度在法国开始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其主旨是政府应该监督经济和掌握大多数行业，之后它传播至世界大部分地区。制度意在迅速变化——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庇隆在阿根廷，和巴尔加斯在巴西——他们将接受国家主义看作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决落后这个问题的方案。拉丁美洲似乎是中了国家主义的毒：一旦你实行了一点点政府监督，那么你很快就会想要更多。你的国家有社会或经济问题吗？那么请采用国家主义吧！新的政府计划，行业或监管可以使他药到病除。

国家主义的基本前提早已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并暴露出它的不足。亚当·斯密很久以前就得出结论，国家干预只会妨碍经济的增长。国有工业往往成为垄断行业，没有竞争力，贪污盛行，效率低下，而且多为亏损。许多国企不得不依靠着国家补贴苟延残喘，可这些钱都是来自公民的口袋。但是，一旦建立，国家主义结构就会抵制改革。政治家，害怕失业群体和出现亲美派或亲资本主义分子，在是否对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即使是保守的墨西哥总统也不能将效率低下的国有石油垄断企业——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私有化。今天，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从智利开始，摆脱了对国有企业的嗜好，转向自由市场。巴西国有行业的私有化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巴西左翼分子——远的可以追溯到卢拉和迪尔玛·罗塞夫——仍然敌视私有化，并试图阻止它。

2004年，卢拉将三个小的津贴政策结合成了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ília），福利支出将面向1200万贫困家庭以维持其基本生计。该补助金的发放是有条件的：儿童必须接种疫苗，并达到一定的上学出勤率。（毕业率跃升。）贫困家庭的每个孩子（最多三个孩子）每月得到22里斯（约12美元）的补贴。“市民卡”会邮寄给母亲们，可以像借记卡一样使用。通常情况下农村家庭每个月可以收到58里斯（约合32美元）的津贴，或者是50里斯（约28美元），差异在于农民是否接受食品援助。批评者声称补贴会使人们沉迷于酒精或建立起福利依赖，但补助金计划对于其他拉美国家来说，仍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墨西哥也有类似方案——“机会”项目〔Oportunidades〕。）可这个模式有一个模棱两可的地方：补助金计划主要实行在经济增长的时期，所以很难从由整体工作改进所带来的效果中将它单独分解出来。

有关谨慎施行福利措施的意见指出，巴西有两个经济体，第一世界的经济具有现代性和生产性，而第三世界则是传统的和非生产性的。实际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包含有第一世界部门。在巴西，这样的反差尤其突出。不过，保守派谈到，差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弥补的。巴西必须首先建立自己的现代化部门，直到它逐渐遍及整个国家。简单地重新分配收入给生产力低的边缘人，是经济上愚蠢地表现。关键是要保持经济增长，从而将边缘人吸收进来，使他们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这正是当前发生的事情。

29.25人口问题

巴西，像大多数发展中地区，已经出现了大幅的人口增长。天主教会，当然是禁止人工节育的，而军政府也认为人口增长会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在巴西，直到20世纪70年代，并没有强调减缓人口增长，巴西的人口现在是2.03亿，半数在30岁以下。好消息是巴西的生育率像许多第三世界一样，自1970年其开始直线下降，以前巴西女人平均拥有5.8个孩子，到了2011年降到到2.2个，相当于美国的水平。这体现了控制生育、电视节目和经济低迷的影响。当前巴西流行的电视肥皂剧通常表现小而富裕的家庭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这已成为一项国家标准。

像往常一样，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民，拥有最多的孩子。东北地区的家庭都比较大，是巴西边缘人群的聚集地，他们当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涌入南方——就如7岁的卢拉所做的一样。其结果是造成了超城市化（hyperurbanization），整个第三世界的通病，城市被不愿意回到乡下的农民们建立的一个庞大的贫民窟地带所包围着。近90％的巴西人生活在城市，对于一个庞大而空旷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荒谬的情况。圣保罗，拥有200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农村移民在城市中的贫民区定居。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目前为止，多数巴西人都没有完成小学学业——或者工作技能培训，很多人难以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他们为了一份工作而不得不在数小时车程的两地之间往返。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许多人益加贫困，而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流落街头。贫穷再加上普遍拥有枪支使巴西的谋杀率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地区之一——是墨西哥的两倍之多。富裕的巴西人出行都乘坐装甲汽车和直升飞机，以避免遭绑架——一项常见的犯罪。巴西公民和警察，受够了犯罪，转向法律管辖之外的补救措施。非官方的“别动队”由不当班的警员组成，每年在贫民区或街道上击毙数以千计的犯罪嫌疑人。一些年轻的窃贼被当场活活打死。睡在街头的孩子会被假定为有轻微的罪行，而遭到警察的射击。而警方可能比罪犯更坏；一些警察设置路障以勒索甚至枪击驾车者。还有些则枪杀没有土地的农民。警官却很少被宣判有罪。

29.26稳定的民主？

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独裁统治，但到了1990年，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回归民主和文官统治（例外：古巴）。民主可能在拉丁美洲继续蔓延，但它也是不稳定的。巴西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民主将会持续多久？拉美的问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严重的经济困难，臃肿的国有部门，增长的人口，习惯于干预政治的军事机构，以及成熟政治制度的缺乏，如政党和议会。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民主浪潮席卷了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留给他们的只是部分民主。有趣的是，在左派分子奥良塔·乌马拉于2011年当选秘鲁总统之后，他声称会选择一种模仿巴西市场经济与福利措施的模式，而不是走上委内瑞拉查韦斯式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道路。

拉丁美洲终将会是民主的。该地区有着愈来愈多的中产阶级，民主的承载者。更好的教育与修养，他们不再沉浸在蛊惑人心的承诺里。许多人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国家主义和通货膨胀的危险。市场运作，及国家之间的贸易给所有人带来了实惠。甚至古巴也可能成为民主国家。巴西人曾经开玩笑说道，“巴西是未来的国家，永远都是。”现在，未来已经来临，而巴西在前面带路。

地理

亚马逊地区的开发

辽阔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产生了世界上约40%的氧气，并蕴含了大量的和多样性的生物。但是，巴西大多数的经济增长皆依赖于开发亚马逊盆地。有人声称开发森林实则弊大于利。

最先受到伤害是巴西的印第安人，从起初的杀戮往后延伸，直到他们面临灭绝的危险。巴西宪法保障印第安人居住在传统的热带雨林地区的权利，但在实践过程中却执行得参差不齐，由于农民，牧场主和矿工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强行开发。

二十世纪初，在巴西发现了270个印第安人部落，其中的90个已经完全灭绝，而剩余的也在迅速消逝。淘金者一直是罪魁祸首，他们轻易地侵入印第安保留区，用枪和炸药或者使用汞（用于剥离金颗粒）来杀死印第安原住民。大多数巴西人更热衷于发展和就业，只有少数巴西人担心印第安人的处境。

提出巴西农业综合企业这个该概念的政府规划人员——被称为“田园主义者（ruralistas）”——说控制发展将阻碍经济增长。在另一方面，环保主义者警告说，亚马逊雨林——业已被砍伐了18％——接近一个临界点，正在不知不觉地变为稀树草原（savanna）和丧失生物的多样性。巴西当前的森林法要求保持80％的亚马逊流域为雨林所覆盖，但是这被广泛地回避。

并行的另一个问题是正在建设中的巨大的贝罗蒙特水电大坝，它位于帕拉州北部的欣古河上。由于停电频繁，巴西迫切地需要电力，但大坝将淹没120000英亩并使20000至40000人流离失所。前能源部长，现任总统罗塞夫是修建大坝的强烈支持者。

1. 普力夺主义：以军事力量接管政权。

2. 摄政：委员会掌控国家，直到国王成年。

3. 实证主义：一种运用科学方法以解决社会问题和逐步改善社会的哲学。

4. 旧共和国：巴西的第一个共和国，从1889年至1930年；受操纵的民主。

5. 科洛雷伊斯：巴西州一级的政治领导。

6. 鼓动：为了使不问政事的人们参与到政治当中。

7. 自我政变：国家领袖为夺取更多的权力，发动对自己的政变。

8. 新国家：巴尔加斯的法团主义福利国家。

9. 财政：与税收和公共开支有关。

10. 贫民区：在巴西的大多数城市中可以发现。

11. 早期：尚未有组织的，不连贯的。

12. 人格主义：政治上强势，爱炫耀个性。

13. 大男子主义：昂首阔步，夸张的阳刚之气。

14. 依赖理论：激进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剥削和使落后国家贫穷。

15. 反通货膨胀：降低通货膨胀率（不同于通货紧缩，价格层面上的整体下降）。

16. 雷亚尔：（复数，reís；符号，R$）巴西货币，一雷亚尔价值约55美分。

17.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成员贷款，以促进其经济的稳定。

18. 结构性破产：经济理论认为，式微的企业应该被放弃，让位给新的企业。

19.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一系列的会议以讨论如何将罗马天主教会现代化，并转为如何对待贫困的问题；也称作梵二。

20. 家庭补助金计划：2004年巴西的福利计划。

21. 超城市化：人口过度集中在城市。

22. 即大陆封锁令——译者注

23. 美规定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联邦制，肯定了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为原则的资产阶级总统制民主共和政体。——译者注

24. 当时，咖啡出口是巴西经济的支柱，而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是咖啡的主要产区。——译者注

25. 指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联盟。——译者注

26. la mordida，西班牙语，字面意思为咬，在拉丁美洲多用于表示官员收受的回扣。——译者注

结语
九国的教训

1.国家常常先于民族出现并创造民族。国家是典型的人为事物，是政府在许多代人中逐渐灌输一种共同文化的产物。一个运作有效的政府是成为国家的关键；那些没有这样的政府的国家是失败国家。

2.现代国家大约500年前才出现，并不必然是政治组织的最终形态。欧洲联盟的出现表明出现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实体。

3.大多数边界是人为的。一个国家的终点和另一个国家的起点是政治决定的，这常常是有争议的。德国的扩张和收缩是边界经常变动的例子。

4.大多数国家都有核心地区，它常常是该国的起源地，并且依然是该国的首都所在地。在这些核心地区之外的边缘地区，地区主义和对受遥远的首都统治的仇恨常常在增加。因此，边缘地区的投票往往与核心地区不一样。

5.历史在当前的政治中是鲜活的和可取的，它形成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和争论。历史在人们愤愤不平的仇恨中尤其鲜活，比如在那些感到被欺骗的地区和社会团体之中。

6.战争能够破坏政治体系。马克思说，战争是革命的接生婆。我们所研究的国家中有几个由于战争，已经经历了彻底的体系变革。

7.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快速增长。经济增长和变化将新人带入政治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强烈地感到不满。不要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政治问题；它常常使政治问题变得更糟。民主制应紧随经济增长而来，以阻止体系的巨变。

8.—个不能通过变革以面对新挑战的体系注定要死亡。明智的统治者进行渐进的增量改革，以避免突然的激进变化。等到革命就要发生时才改革的统治者，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妥协而火上浇油。所有的政权倾向于僵化；好的政权保持灵活性。

9.可靠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人民信任的制度是政治稳定的一种保障。不管如何聪明，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能够任意地获得有效的制度。制度需要时间、智力和持续的修正。

10.宪法很少按照它们的设计目的和写下的内容发挥作用。许多因素会修正宪法的作用：人民的态度、随时间变化的惯例、强势的政党和利益集团，以及幕后交易。

11.在每一个国家，议会都处于衰落之中。一些议会已变成一个仪式，受到严厉的行政部门和政党的控制，已失去了自主性。由于治理变得更加复杂和具有技术性，权力分流到官僚和专家手中。

12.在每一个国家，官僚机构都处于支配地位。在一些体系中，永久性的公务员制成为最强有力的制度，官僚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国家不可或缺的救星。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控制其官僚机构。

13.多党制倾向于比两党制更不稳定。主要取决于其他因素，诸如组阁或者选择行政官员的规则。改革能使多党制国家保持稳定，因此，它们的行为与两党制国家没有太大的不同。

14.选举制度有助于决定政党制度。要求获得简单多数的单名选区制倾向于产生两党制，因为第三党在这样的制度下很难存活；比例代表制倾向于产生许多政党。

15.不再有纯粹的联邦制或纯粹的单一制。相反，趋势是联邦制国家将越来越多的权力赋予中央，而单一制国家建立地区性的政府，并将一些权力下放给它们。

16.大多数内阁由大约20名部长组成。根据美国人的标准，其他国家的内阁庞大，而且他们的职务是相当专业的。在大多数国家（但不包括美国），各部随首相认为合适的那样增加、减少、合并和更名；立法机关自动地表示赞同。

17.在某些方面，议会制中的首相比总统制中的总统权力更大。如果他们在议会中有一个确定的和纪律严明的多数的话，首相能够获得大多数他想的东西，而不会出现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僵局。当然，依靠联合政府的首相，其权力要更弱一些。

18.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当你沿着社会经济的梯子往下走的时候，你通常会发现政治参与的兴趣在减少。受更多教育的人参与得更多。大众参与政治倾向于简单的和间歇的方式，比如每隔几年的投票。

19.民主制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能成长，也不是每个人的主要愿望。在没有民主统治历史的国家，与民主相比，大多数人更偏向于关注法律、秩序、工作，以及饭桌上的食物。这使得向俄罗斯和伊拉克这样的国家移植民主制变得很困难。

20.政治文化至少既反映了政府的绩效，又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决定因素。政治文化能够被一个政权有意识或无意地传授。拥有一种愤世嫉俗的、不信任的政治文化的国家通常是通过数十年的暴政学习到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个在许多年中卓有成效的民主政权会加强民主的态度。

21.社会阶级是影响个人政治倾向的一个因素，而其他因素，比如宗教和地域，常常更加重要。通常三者（阶级、宗教和地域）不同形式的结合解释了大多数的政党认同和投票行为。

22.宗教在政治中是重要的。在伊朗，两者合二为一。更加典型的是政党以宗教为基础，就像尼日利亚和印度那样，或者就像法国和美国的宗教狂（宗教信仰的程度）那样。

23.政治体系很少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但是，也很少是彻底的实用主义的。政党和政权通常谈论一些意识形态，为它们辩护；但是，统治者在决策中倾向于实用主义。把意识形态作为橱窗装饰，是一种常见的政治手段。

24.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精英，即有大影响的少数人。取决于体系的不同，政党精英、劳工精英、商界精英、军界精英，甚至是宗教精英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精英们关注政治，通常领导他们所在的团体进行斗争。真正的政治动物是精英，而不是大众。

25.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创造和明确有力地表达政治观念（意识形态、改革运动、媒体评论），这是大众很少做的事情。精英的态度倾向于比大众的态度更加民主。

26.教育是精英地位的人口。除了在革命的政权中以外，大多数精英现在均受过大学教育。一些国家（英国、法国、日本）有产生大量领导者的精英大学。教育机会从来不是完全平等的或者公平的；中产阶级通常从中受益最大。

27.政治的大部分由精英间的竞争和讨价还价构成。偶尔地，精英们为了获得与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精英的平衡力量，在选举中或者在全民公决中将问题提交给大众，并称之为民主。请注意，在本书所讨论的所有政治互动之中，相对而言，大多数与大众参与无涉。

28.研究大众政治比研究精英政治容易。关于大众政治（政党、选举、选民联盟、舆论），政治学家们能够获得精确的、可量化的数据。既然精英政治的大部分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我们不得不求助于片段的、轶闻趣事的和新闻记者的数据。这意味着很难识别一些重要的政治互动，记载它们甚至更难。

29.当精英们将他们的决定和交易公开给公众审查，征询公众的同意的时候，民主制就会成长。典型的情况是，精英彼此之间达成讨价还价的协议，然后呈交议会和公众。大量的立法和选举行为是精英们在早些时候批准的决定。

30.政治家是不消停的机会主义者。大多数人会做任何能够获取、维系和增强权力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将改变自己的观点和政策。然而，这并不必然是可悲的；它让民主制发挥作用，因为它使政治家服从于人民的意愿。

31.政治家们一心扑在金钱上。他们需要金钱进行选举活动，而且有时候需要使自己变得富有。制度和政治文化非常不同的国家都有类似的、关于资金筹措的丑闻。

32.政党是平衡的行为。大多数政党总是由不同的团体、派系和倾向构成。一些政党因个人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分裂。为了保持政党的团结，政治家们向派系领导人分发恩惠、工作和诺言。这对民主的和威权的政党都一样。

33.—旦军队接管政权，它将可能再次这么做，因此民主制和改革常常是军事统治期间的短命现象。各国能够通过经济的增长、教育的增加和稳定的治理而摆脱普力夺主义。

34.世界的大多数人口生活在第三世界（大致被界定为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一些地区正朝着繁荣和民主前进；其他一些地区，由于受到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僵化的拖累，没有朝着繁荣和民主前进。

35.第三世界正在尝试进入第一世界。富国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来找工作并留下来的外国劳工——英国的巴基斯坦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德国的土耳其人、美国的墨西哥人。考虑到不同的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率，这种趋势正在增强，并已成为世界上的一个重要政治议题。

36.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成群结队地到城市去。人口过剩和农村较少的工作机会推动人们到城市去。在城市，许多人生活在贫民区。第三世界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些城市大多数均被贫民区包围。

37.几乎能够在任何地方发现种族主义。大多数民族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基于肤色、宗教或者族群的歧视广泛存在。在搜寻种族主义的时候，要看一个国家所做的事情，而不是它所说的话。受害的种族和族群团体被排斥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之外。

38.削减福利津贴和补贴是相当困难的；接受者认为它们是一种权利，并愤怒地抗议。一些保守派许诺要结束福利国家，但是，他们几乎不触及这个问题。一旦某种津贴已经开始发放，那么将之撤销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最保守的人能够做的就是限制福利制度的扩张。

39.类似地，削减国家的经济部门也是困难的。大多数国家都对经济实行国有、控制或指导（美国相对来说几乎没有这些东西）。在像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和伊朗这样多样化的国家，那些既得利益者反对结束国家主义。许多政府谈论私有化，但是都推延私有化的进程。

40.公众和政治家争论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经济的。一些经济学家宣称，经济是政治的内容。但也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冲突不直接与经济相关，比如地区、宗教和个性问题。然而，大多数时候，人们围绕谁应该得到什么进行争论。应学习经济学。

41.几乎是在同时，各国重新发现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大多数人发现，国家控制阻碍了经济增长。市场现在是知识分子的偏好，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市场。

42.民主制非常依赖于经济发展。贫穷国家很少支持民主制，大多数中等收人和更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增长产生一个庞大的、受过教育的、多元主义的和温和的中产阶级，他们坚决要求政治参与。

43.石油阻碍民主制。依赖石油出口的政权——比如俄罗斯、尼日利亚和伊朗——将大量的财富集中在抵制改革、竞争性政党和自由选举的统治者手中。石油是一种诅咒。

44.失业是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几乎没有哪个政府已经解决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从西欧的困难到发展中地区的绝望中均有为了工作而进行的斗争。

45.许多政治议题是不能解决的。它们是长期增长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表面，不能被任何政府政策“修理”。时间和潜在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可能会逐渐溶解这个问题。政治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一直被过度倚重。最好的政治常常能做的就是保持稳定，直到时间能够发挥作用。

46.事情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而不是越来越少。由于政府承担了更多的任务，以前的私人交易变成了所有争论方的政治交易。没有一个国家曾从政治问题中逃脱。一旦一个问题被解决，新问题就会出现，而新问题通常是关于问题解决机制的行政管理的问题。

47.情况并不总是变得更好。一些政治体系不能够应付大量的和多霄的压力；因此，它们变成弱国家，其特征是犯罪、腐败和不安全。

48.很难根据一种事前的标准判断政治运动、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权。直到我们在实践中看到它们运行一段时间以前，我们很少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我们通过研究结果，学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49.无论你在什么时候仔细观察政治现象，你都会发现它们比你之前想象的要更加复杂。你会发现最初没有注意到的例外、细微差别和变异。通过更加深入地挖掘它们，你能够修正并且有时能驳倒一些概括，包括本书中的一些观点。

50.最后，在研究其他国家的同时，我们也在研究自己。应该从本书中学习到的一个教训是，无论是我们的国家还是作为市民的我们与其他的国家和人们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当你比较政治的时候，一定要把你自己国家的体系包括进来。

出版后记

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国家实体”里，但“国家”的概念又是如此的抽象，以至于我们在不借助书籍的情况下很难给出明确的定义。我们希望通过《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一书，让更多的读者能够深入而具体地了解和思考“国家”这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在阅读之后，那些构成“国家”的概念能够共同丰富每个人知识库里的“国家的常识”。

本书是西方经典的比较政治学类的通识读物，全书的知识覆盖面广，分析深入浅出，结构清晰，文笔流畅，既可作为大学比较政治学专业的人门教材，也方便普通读者自学使用。本书畅销美国近二十年，一直拥有良好的评价；自第一版面世以来，作者罗斯金教授根据读者的反馈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不断修订、增补，本书是其第10版的中文译本。

正如《国家的常识》第一版的副标题“比较政治学导论”所揭示的那样，作者一直坚持以比较政治学的视角来分析书中提及的国家。作为一本人门的通识读物，作者没有大量地使用比较政治学的专业术语，而是将这种比较的思路贯穿在全书的写作之中，不仅有细节上的比较（例如，各国的选举制度、种族政策、教育制度），也有整体的、宏观的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例如，英国与法国、德国与日本）。作者在行文中时刻提醒着读者，不要掉进“独特性陷阱”，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在某些领域也有微妙的联系。

本书架构清晰，从世界各大洲选取了若干有代表性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伊朗，分别从历史影响、重要制度、政治文化、互动模式、争论这5个方面对这9个国家进行细致的剖析，并在其中穿插大量地图以直接展现各国所处的地缘环境，挖掘根本性的潜在因素如何对当代社会的冲突与发展产生影响。

最后，我们要诚挚地感谢译者夏维勇老师，感谢陈阳为本书进行了初次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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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