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大家小书：中国近代史

大家小书：中国古代史学十讲

大家小书：清史寻踪

大家小书：两宋史纲（精）

大家小书：三国史话（精）

大家小书：唐代社会概略

大家小书:春秋战国思想史话（精）

大家小书：三国史话

史料与史学

史学要论

大家小书：长城史话

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史学遗产六讲

晚明思想史论

大家小书：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目录

序言

小序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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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蒋廷黻眼中的中国近代史

马 勇

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中西交通而引起，假如没有西方人东来，没有鸦片贸易，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不会有后来的变化，中国还会在原来的轨道上稳步发展，中国人还会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羡慕的田园生活，恬静优雅。然而，都是因为西方人的东来，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于近代中国的改变究竟应该怎样看，这种改变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一百多年来，史学家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人的东来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伤害。

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从世界史、全球史的视角，从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叙事框架。其中最著名的开山者莫过于蒋廷黻。

蒋廷黻生于1895年，那一年为甲午战争后第一年，也是《马关条约》签署的年份。蒋廷黻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民家庭，家境并不太坏，因而小时候有条件接受了几年私塾教育，打下了一些旧学的根底。

10岁的时候，蒋廷黻离开家乡前往长沙接受新式教育，入明德小学。稍后又转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长沙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接受比较西方化的近代科学教育。

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蒋廷黻接受美国教会的资助，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澳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历史，也兼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课程。

当蒋廷黻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正值中国政治急剧变动的年代，对于故国的每一个政治变动，人文科学出身的青年学子蒋廷黻都格外关注，也试图从历史上去说明这些变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希望将来有一天学成归国能够有机会从事现实政治，创造历史。

所以他在大量阅读中外历史著作的同时，格外重视德国和意大利的历史，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杰出政治家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等人的政治经历和政治思想也高度重视，他真诚期待中国能够出现这样的政治家，能够有力地带领中国走出中世纪，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新国家。

在美国读书的十几年，国际形势也在急剧变化着。

蒋廷黻经历了最完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战争爆发后，蒋廷黻坚定地站在协约国方面，相信国际正义一定能够战胜国际邪恶，相信中国如果能够很好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就一定会改变先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就学术流派传承而言，蒋廷黻在美国的导师是卡尔顿·海斯教授。海斯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社会史专家，是新史学开山祖师詹姆斯·鲁滨逊的弟子。鲁滨逊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数十年，培养了一大批弟子，这个学术流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格外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实际应用价值。

他们对旧史学给予严厉批评，以为旧史学只是一种狭义的政治史叙事，缺少对与政治相关的经济、地理、文化诸要素的综合分析，缺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新史学之新就在于综合，在于以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去分析综合复杂的历史现象。新史学公开宣称历史学的目的并不在于记录历史，而在于参与历史的创造，在于通过历史了解过去、服务现在，预知未来。凡此，都对蒋廷黻史学思想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

十多年的留学生涯仿佛一晃就过。1923年，28岁的蒋廷黻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

年轻的蒋博士双喜临门，那一年除了获得博士学位外，还与在美留学的留学生唐玉瑞结了婚。新婚不久，蒋廷黻携新娘漂洋过海返回祖国，迅即出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

在南开任教之余，蒋廷黻继续他在哥大已经开始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而且利用便捷的条件，将研究重心放在中国文献的收集鉴别和整理上，以期由此填补外国学者的天生缺陷。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史的空白，而且为中国史学进步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或范式。

南开六年，蒋廷黻在中国史学界崭露头角。1929年秋季开学，蒋廷黻应罗家伦校长的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这是蒋廷黻事业的真正开始，他参照美国的大学制度对历史系进行全面改造，不仅注重课程设置，而且注意人才引进，很快配置了当时国内大学历史系顶级阵容，主讲中国通史和古代史的是雷海宗，主讲隋唐史的是陈寅恪，主讲蒙元史的是姚从吾、邵循正，主讲明史的是吴晗，主讲清史的是萧一山，而蒋廷黻自己则主讲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

主持清华历史系为蒋廷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个人的研究也有很大推进。他继续在南开时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搜集并逐步扩大近代史、近代外交史领域的资料，完成《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上卷从1822年开始至1861年，中卷自1861年至1895年。两卷共辑录重要外交文献近千篇，是到那时为止最全选材、最精良篇幅，也最大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料汇编。

蒋廷黻的学术目标当然不是编辑一套外交史料，而是自己的研究，他在搜集这些资料的同时，也相继写作发表了一批有关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论文，特别是有关鸦片战争的研究，那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真正与外国发生外交关系的开始。

在1931年发表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蒋廷黻根据大量无可争辩的史料颠覆了林则徐的英雄形象，再现了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作为和意义。蒋廷黻指出，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后并没有撤防，在军事准备方面无可称赞，好像也应该无可指责。至于在外交方面，琦善的做法不仅毫无过错，而且实在是超越时代超越那时所有人，因为他审时度势看清了中英两国的强与弱，权衡了利害轻重而作出一个高度理性的选择。

但是，蒋廷黻认为，琦善的理性选择使他个人蒙羞，成为国人痛恨的不抵抗范本或卖国贼，然而实在说来，琦善的这个理性举动又使中国错过了至少二十年的进步机会，因为按照林则徐的部署和预案，那么中英之间必大战，战则必败，败则中国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使中国的损失大幅减少，而且可以使中国的维新提前至少二十年。

至于林则徐个人，那么也必然因大战大败而身败名裂，所以蒋廷黻推论，清廷罢免了林则徐，实在是最大限度地成全了林则徐一世英名，是林则徐的终身大幸事，但对于中国的国运来说，林则徐的去职实在是大不幸，人为拖延了中国政治进步，阻碍了中国走上世界的路。

蒋廷黻的观点今天看来并不算什么，历史悖论几乎从来如此，但这篇文章在当年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知识界对抵抗、妥协究竟孰利孰弊的争论。联想到1931年中国政治、中国外交的现实背景，蒋廷黻的这些看法更容易在知识界引起巨大回响。

外交史的研究特别是研究成果在现实政治中获得的巨大回响激发了蒋廷黻浓厚的研究兴致，使他觉得有必要运用一种全新视角和观点回望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他发誓用十年工夫去写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然而由于时局急剧变化，他的这个理想很快被中日战争所打乱。

随后几年，蒋廷黻被政府征调从政，先后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等，这个计划就被一拖再拖，甚至有泡汤的危险。1938年春，蒋廷黻结束了驻苏大使两年任期，在那还没有新的任职安排空当中，写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念头又急剧萌生。

蒋廷黻那时住在汉口，身边并没有多少图书，但是他的写作念头越来越强烈，所以他决定即便没有参考文献，他也要以自己这些年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中国近代史》的来历。

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蒋廷黻的这部《中国近代史》就大致完成了，很快交给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等人主持的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在同年出版。

在这部篇幅不大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为我们大致描绘了近代中国的一个基本走向，他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

蒋廷黻指出，中国在过去或许确实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传统，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启蒙运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主义的冲撞或鲁莽颟顸式的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尽快适应这些国际规则，尽快让中国和世界一样，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一起进步。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篇幅不大，但由于观点鲜明、立论平实、论证严密、逻辑清晰，因而在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受到普遍重视，是那时大学历史系使用最广的教材，即便今天读来，依然觉得有一股清风扑面的感觉，有大梦初醒般的震动。蒋廷黻和他的《中国近代史》在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被提及，但在过去三十年，这本书再度成为近代史的一本重要入门书，有数不清的版本，最好找。

沿着近代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蒋廷黻在这部《中国近代史》中用四章分别描述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四个选择，重构了近代中国历史画卷。

在第一章“剿夷与抚夷”中，作者分七个篇幅讲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贸易制度，分析中国没有在工业革命、大航路发现后，跟上世界步伐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夷之邦，不知廉耻礼仪，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外夷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在广州一口有序有限经商做买卖，这已经很给他们面子了。假如他们还不安分，那么天朝就要剿夷了。

那时的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不知道有外交，不知道近代国家关系，只知道剿夷与抚夷。于是，中国错过了马戛尔尼来华重构近代国家关系的机会，由此引发鸦片贸易，又因鸦片引发战争，中国由此又白白错过了二十年发展机遇。直到第二次被打败，然后才有人认识到时代不同而思改革。

蒋廷黻认为，中国在道光、咸丰年间遭遇西方人的攻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技术势力东来。不过，中国很可以在这个被打的过程中转祸为福，只要中国人大胆地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没有这样想这样做，这除了认识见解外，蒋廷黻认为可能还与那时中国政治上的全面腐败有关联。

所以在第二章，蒋廷黻以“洪秀全与曾国藩”为题讲内忧内患，批评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王朝。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而且不能成为部下的团结中心。所以遇到曾国藩的湘军，洪秀全所领导的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也就烟消云散了。至于曾国藩究竟为什么能够取胜，蒋廷黻认为其在维护清廷继续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不忘政治革新，一方面劝说朝廷接受西洋近代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不忘恢复中国固有的政治信念和伦理观念。

在曾国藩领导湘军与洪秀全太平军交战的时候，中国又遇到了一次与英法联军的对峙，依然无法战而胜之，只好受尽屈辱后开始一个新的历程，向西方学习。所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第三章专讲“自强及其失败”，实际上就是描绘从1860年开始的三十年洋务新政的全景。

蒋廷黻指出，恭亲王、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等人非常不容易，他们认为中国到了19世纪只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也看到了中国与日本在未来究竟孰强孰弱，就看哪个国家变得快。他们明白日本明治维新的意义，大声疾呼中国人要加大改革，要从改革教育制度，要从培养人才方面入手，然而到了最后，洋务新政很难说成功，他们创造了许多新的事业，但到了最后，他们所创造的还是半新半旧不中用。

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那个时代难得的清醒者，他们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他们尽最大限度避免与外国人冲突。然而整个士大夫阶层似乎并不这样想，他们根本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

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等人所提倡的洋务新政，同时他们又好多事，总是挑逗与外国的关系，倘若政府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闹到最后，还是爆发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三十年的增长就像一个巨大的泡沫一样，在一夜之间被戳破。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新的选择，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第四章即最后一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中，用六节篇幅讲述1895年之后至1930年初期的中国政治史。在这一章，蒋廷黻从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狂潮说起，说了俄国人对中国的野心及李鸿章的轻信，说了戊戌变法，说了义和团、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还对民初的政治史、袁世凯之后的政治发展有所叙述。

只是由于这一段与蒋廷黻当年的政治现实关联太紧，因而他在这一章中的许多叙事其实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放弃了或者说偏离了先前客观中立的科学立场，将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等都视作孙中山展开革命活动的准备和阶梯，以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方才是中华民族重建复兴的唯一路径，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语言。

任何一本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也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过就总体而言，学术史的研究表明，这部小书依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是近代史科学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不经意间将近代史学科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另，作为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该著已经经典化，所以这个版本尽可能原貌呈现，不做规范化统一。为了读者全面理解蒋廷黻的近代史思想，该书另附录了他相关的七篇文章，希望它能够成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更为完备的版本。

小序

这本《中国近代史大纲》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六两月起草的。那时我已辞去驻苏大使的任务，还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在汉口有几个月的安逸，于是趁机写这本小书。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总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械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作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也可以把俄国作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司哥（即莫斯科，下同）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即涅瓦河，下同）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即斯大林，下同）还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却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我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已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至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基马尔，于是始得复兴。基马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原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彝士运河（即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原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作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作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的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收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的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的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作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一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侯（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的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在十九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加增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乃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加增。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加增最快。道光元年（1821年）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般绅士觉得烟禁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俱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的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徙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徙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无大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的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惟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加严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烟禁。林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虽然以先没有办过“夷务”，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国士大夫阶级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藉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第三节 东西对打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州。经一个星期的考虑和布置，他就动手了。他谕告外国人说：“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国人作二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国而尚未出卖的鸦片“尽数缴官”；第二，出具甘结，声明以后不带鸦片来华，如有带来，一经查出，甘愿“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官僚，到任之初，总要出个告示，大讲什么礼义廉耻，实在还不是要价？价钱讲好了，买卖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们就观望，就讲价。殊不知林则徐不是那类的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烟，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然后禁止一切的出入。换句话说，林则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当时在十三行里约有三百五十个外国人，连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内。他们在里面当然要受相当的苦，煮饭、洗碗、打扫都要自己动手。但是粮食还是有的，外人预贮了不少，行商又秘密的接济，义律原想妥协，但是林则徐坚持他的两种要求。是时英国在中国洋面只有两只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无法到广州。义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

义律共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箱，共计二百数十万斤，实一网打尽。这是林文忠的胜利，道光帝也高兴极了。他批林的奏折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烟，他们想林这一次发大财了。林在虎门海滩挑成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灰煮之，烟灰汤沸，颗粒悉尽。其味之恶，鼻不可嗅，潮退，启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共历二十三日，全数始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

义律当时把缴烟的经过详细报告英国政府以后，静待政府的训令。林文忠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并且朝廷调他去做两江总督，他可是不去。他说：已到的鸦片，既已销毁，但是以后还可以来。他要彻底，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结，以后不作鸦片买卖；这个义律不答应，于是双方又起冲突了。林自觉极有把握。他说，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门的炮台都重修过。虎门口他又拿很大的铁链封锁起来。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间，广东水师与英国二只小兵船有好几次的冲突，林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信以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率领海陆军队来华。这时英国的外相是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他不但索鸦片赔款，军费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夏天到广东洋面。倘若英国深知中国的国情，懿律应该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因为林是主战派的领袖。但英国人的策略并不在此，懿律在广东，并不进攻，仅宣布封锁海口。中国人的解释是英国怕林则徐。封锁以后，懿律北上，派兵占领定海。定海并无军备，中国人觉得这是不武之胜。以后义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舰队到大沽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廷愤懑极了。道光下令调陕、甘、云、贵、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国脚慌手忙。上面要调兵，下面就请饷。道光帝最怕花钱，于是对林则徐的信任就减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谕骂林则徐道：“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联也。”

是时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隶总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功夫。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假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觉得英人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他国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回想中国的设备，他觉得可笑极了。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所谓大海及长江的天险已为外人所据，“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所以他决计抚夷。

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很使琦善觉得他的抚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书的前半都是批评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残暴武断，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琦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书，觉得它是个状纸。林则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们伸冤。他就将计就计，告诉英国人说：“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体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至于赔款一层，中国多少会给一点，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国。至于变更通商制度，他告诉英国人，事情解决以后，英人可照旧通商，用不着变更。懿律和义律原不愿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应了琦善回到广州去交涉，并表示愿撤退在定海的军队。道光帝高兴极了，觉得琦善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林则徐的孟浪多事。于是下令教内地各省的军队概归原防，“以节糜费”。同时革林则徐的职，教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了广东以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为与其割地，不如加开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应，所以只好慢慢讲价，稽延时日英人不耐烦，遂于十二月初开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后，琦善遂和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六百万元，割香港与英国，以后给与英国平等待遇。道光不答应，骂琦善是执迷不悟，革职锁拿，家产查抄入官，同时调大兵赴粤剿办。英国政府也不满意义律，另派代表及军队来华。从这时起中英双方皆一意主战，彼此绝不交涉。英国的态度很简单：中国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就不停战。道光也是很倔强的：一军败了，再调一军。中国兵士有未出战而先逃者，也有战败而宁死不降不逃者。将帅有战前妄自夸大而临战即后退者，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如关天培、裕谦、海龄诸人。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人民有些甘作汉奸，有些为饥寒所迫，投入英军作苦力。到了二十二年（1842年）的夏天，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清廷知道没有办法，不能再抵抗，于是接受英国要求，成立《南京条约》。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的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为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作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作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作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嫉，早已声明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与外人通商已经三百多年，好像广州人应该比较的多知道外国的情形，比别处的中国人应该更能与外人相安无事，其实不然，五口通商以后，惟独广州人与外人感情最坏，冲突最多。此中原因复杂。第一，英国在广州受了多年的压迫，无法出气，等到他们打胜了，他们觉得他们出气的日子到了，他们不能平心静气的原谅中国人因受了战争的痛苦而对他们自然不满意，自然带几分的仇视。第二，广东地方官商最感觉《南京条约》给他们私人利益的打击。在鸦片战争以前，因为中外通商集中于广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发大财的机会。《南京条约》以后，他们的意外财源都禁绝了，难怪他们要恨外国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战前，江浙的丝茶都由陆路经江西，过梅岭，而由广州的十三行卖给外国人。据外人的估计，伍家的怡和行在战前有财产八千多万，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资本家。《南京条约》以后，江浙的丝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买，并不经过广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广州则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响，就是劳工直接间接受影响的都不少，难怪民间也恨外国人。

仇外心理的表现之一就是杀外国人，他们到郊外去玩的时候，乡民出其不意，就把他们杀了。耆英知道这种仇杀一定要引起大祸，所以竭力防御，绝不宽容。他严厉的执行国法，杀人者处死，这样一来，士大夫骂他是洋奴。他们说：官民应该一致对外，哪可以压迫国民以顺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广东的地位，一天困难一天。

在广东还有外人进广州城的问题。照常识看来，许外国人到广州城里去似乎是无关宏旨的。在外人方面，不到广州城里去似乎也没任何损失，可是这个入城问题竟成了和战问题。在上海，就全无这种纠纷。《南京条约》以后，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他们感觉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形也不好，于是请求在城外划一段地作为外人居留地区。上海道台也感觉华洋杂处，不便管理，乃划洋泾浜以北的小块地作为外人住宅区。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广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鸦片战争以前，外人是不许入城的。广州人简直把城内作为神圣之地，外夷倘进去，就好像与尊严有损。外人也是争意气：他们以为不许他们入城，就是看不起他们。耆英费尽苦心调停于外人与广州人民之间，不料双方愈闹愈起劲。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人竟兵临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许于二年后准外人入城，希望在两年之内，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问题。但当时人民攻击耆英者多，于是道光调他入京，而升广东巡抚徐广缙为两广总督，道光给徐的上谕很清楚的表示他的态度：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

徐广缙升任总督以后，就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法。林回答说：“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谕和林则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都是政治家的失败。徐广缙也是怕清议的指责，也是把自己的名誉看的重，国家事看的轻。当时广东巡抚叶名琛比徐广缙更顽固。他们继承了林则徐的衣钵，他们上台就是剿夷派的抬头。

道光二十九年，两年后许入城的约到了期。英人根据条约提出要求。广州的士大夫和民众一致反对。徐广缙最初犹疑，后亦无可奈何，只好顺从民意。叶名琛自始即坚决反对履行条约。他们的办法分两层：第一，不与英人交易。第二，组织民众。英人这时不愿为意气之争与中国决裂，所以除声明保存条约权利以外，没有别的举动。徐叶认为这是他们的大胜利，事后他们报告北京说：

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伴，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馀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

为纪念胜利，道光帝赏了徐广缙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叶名琛男爵，世袭花翎。道光又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民众：

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

三十年（1850年）年初道光死了，咸丰即位。在咸丰年间，国内有太平天国的内战，对外则剿夷派的势力更大。三十年五月，有个御史曹履泰上奏说：

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养疾，使此日英夷顽梗不化，应请旨饬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候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原，亦可养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咸丰也很佩服林则徐，当即下令教林来京。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藉此保存了。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林则徐死了，徐广缙离开广东去打太平天国去了。在广东负外交重责的是叶名琛。他十分轻视外人，自然不肯退让。在外人方面，他们感觉已得的权利不够，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要到华北，其次他们要派公使驻北京。此外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

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他劝他们回广东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咸丰六年（1856年）叶名琛派兵登香港注册之亚罗船上去搜海盗，这一举给了英国人开战的口实。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叶名琛不好好处理，又得罪了法国。于是英法联军来和我们算总账。

七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英法不但打进广州，而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叶后来押送印度，死在喀尔喀塔（即加尔各答）。巡抚柏贵出来作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八年，英法联军到大沽口。交涉失败，于是进攻。我们迫不得已与订《天津条约》，接受英法的要求。于是英法撤退军队。

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总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为达到这个目的，清廷准备出很大的代价。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长江开通商口岸，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对这个办法；所以《天津条约》，未得挽回。清廷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布防。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认真。

九年，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他们事先略闻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相当海军。到了大沽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啧啧不平，责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英法的船只竟无法抵抗。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们只有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

咸丰九年的冬季及十年的春季，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绅士听见北方又与英、法开战，简直惊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说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长江下游局势之险急。清廷虽不许他们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于人，但外交政策并不因大沽口的胜利而转强硬。北京此时反愿意承认《天津条约》。关于大沽的战事，清廷的辩护亦极有理。倘使英法各国代表的真意旨是在进京换约，何必随带重兵？海河既为中国领河，中国自有设防的权，而这种防御或者是对太平军，并非对外仇视的表示。海河虽阻塞，外国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有陆路进北京。我国根据以上理论的宣传颇生效力。大沽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这种《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遂成为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的起因。

十年，英法的军队由侧面进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连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一则英法代表要求率卫队进京，二则因为他们以为桂良的全权的证书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所以又决裂了。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清廷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条件又讲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这是国际间应行的礼节，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测，中国绝不能容忍。载垣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交涉人员。这一举激怒外人，军事又起了。

咸丰帝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通州决裂以后，他就逃避热河，派恭亲王奕留守北京。奕是咸丰的亲弟，这时只二十八岁。他当然毫无新知识。八年天津交涉的时候，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捕拿外国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议的，所以他也是属于剿夷派的。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而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他虽缺乏魄力，他有文祥作他的助手。文祥虽是亲贵，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他为人十分廉洁，最尽孝道。他可以作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坚辞。他办事负责而认真，且不怕别人的批评。我们如细读《文文忠年谱》，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

奕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最初因无外交经验，不免举棋不定。后来把情势看清楚了，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条约签定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咸丰六年的《天津条约》和十年的《北京条约》是三年的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一章已经讨论了道光、咸丰年间自外来的祸患。我们说过那种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机械势力，使其不到远东来。我们也说过，我们很可以转祸为福，只要我们大胆的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之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可是道光时代的人不此之图。鸦片之役虽然败了，他们不承认是败了。主战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抚夷派，在战争之后，正如在战争之前，均未图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没有叙述同治光绪年间的新建设以前，我们试再进一步的研究道咸年间中国的内政。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譬如：上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外交失败了，所以战争也失败了，然而因为德国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二十年，她又恢复她的地位了，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十九世纪，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到腐烂不堪的田地。据前清政府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约有二千万；（按：作者有误，此二千万应为人丁，而非人口。）到了嘉庆五年（1800年）增加到三万万。百年之内竟有十五倍的增加！这种估计虽不可靠，然而我国人口在十八世纪有很大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十七世纪是个大屠杀的世纪。开初有明朝末年的内乱，后又有明清的交战及满清有计划的屠杀汉人，如扬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们也不要忘记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近年中央研究院发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县知事的人口年报，那位县老爷说他那县的人口，在大乱之后，只有九百余人，而在一年之内，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痛苦，办事亦比较认真，这是内政倡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的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贪污亦大大的长进。并且旧社会里，政界是才子惟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会里，有志之士除作官以外，可以经营工商业，可以行医，可以作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而都名利两全，其所得往往还在大官之上。有人说：中国旧日的社会很平等，因为官吏都是科举出身，而且旧日的教育是很不费钱的。这种看法，过于乐观。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在未得志以前，曾经下过苦力？我们可以进一步的问，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的父亲曾下过苦力？林则徐、曾国藩是前清有名的贫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细考他们的家世，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教书先生，不是劳力者。中国旧日的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哪一种没有官吏作后盾，仗官势发财？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已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嘉庆初年所革除的权臣和珅。据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档案，积有私产到九万万两之多，当时官场的情形可想而知。历嘉庆道光两朝，中国几无日无内乱，最初有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白莲教徒的叛乱，后有西北回教徒之乱，西南苗傜之乱，同时东南沿海的海盗亦甚猖獗。这还是明目张胆与国家对抗者，至于潜伏于社会的匪徒几遍地皆是。道光十五年，御史常大淳上奏说：

直隶、山东、河南向有教匪，辗转传习，惑众敛钱。遇岁歉，白昼伙抢，名曰均粮。近来间或拿办，不断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阳，江西之南安、赣州与两广接壤，均有会匪结党成群，动成巨案。

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到了道光年间，我们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万分，道德已部分的失其维系力。我们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层的。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上一节所讲的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的产物。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即西历一八一三年。传说他的父亲是个农民，家境穷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读书，到十六岁才辍学，作乡村教师。这样似乎他不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下层，他自己并不是个劳力者。他两次到广州去考秀才，两次都失败了。于是心怀怨恨。这是旧社会常有的事，并不出奇。洪秀全经验的特别是他在广州应试的时候，得着耶稣教传教士的宣传品。后来大病四十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自说与耶稣教义符合，于是信仰上帝，创立上帝会。最早的同志是冯云山，也是一位因考试失败而心怀不平者，他们因为在广东传教不顺利，所以迁移其活动于广西桂平县。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不过是偶然的事。他的耶稣教也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他称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为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华上帝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战场，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术。孔庙及寺观都必须破坏。

洪秀全的上帝会吸收了许多三合会的分子。这个三合会是排满的秘密团体，大概是明末清初时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种族革命的思想。无论如何，他收了三合会的会员以后，他的运动以推倒清朝为第一目的。他骂满人为妖人。满人之改变中国衣冠和淫乱中国女子（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是洪秀全的宣传品斥责的最好的对象。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以外，他有社会革命的思想没有？他提倡男女平权，但他的宫庭充满了妃妾，太平天国的王侯将帅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诏书中有田亩制度，其根本思想类似共产主义：“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义，虽有详细的规定，并未实行。是他不愿实行呢？还是感觉实行的困难而不愿试呢？就现在我们所有的史料判断，我们可以说洪秀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他的党徒除冯云山以外，尚有烧炭的杨秀清，后封东王；耕种山地的萧朝贵，后封西王；曾捐监生与衙门胥吏为伍的韦昌辉，后封北王，及富豪石达开，后称翼王。他的运动当然是个民间运动，反映当时的民间痛苦和迷信，以及潜伏于民间的种族观念。

道光三十年夏天，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兵。九月，占蒙山县（旧名永安），于是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清兵进围永安。洪秀全于咸丰二年春突围，进攻桂林，未得，改图湖南。他在长沙遇着很坚强的抵抗，乃向湘江下流进攻。他在岳州得着吴三桂留下来的军械，并抢夺了不少的帆船。实力补充了以后，他直逼武汉。他虽打下了汉阳、武昌，他不留兵防守，设官立治。他一直向长江下游进攻，沿途攻破了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年春打进南京，就定都于此。名叫天京。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动，类似流寇，定都南京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建国工作。

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到咸丰三年（1853年）可说是太平天国的顺利时期。在这时期内，社会对洪秀全的运动是怎样应付呢？一般安分守己的国民不分贫富，是守中立的。太平军到了，他们顺从太平军，贡献金钱；官军到了，他们又顺从官军，又贡献金钱。他们是顺民，其实他们是左右为难的。他们对满清政府及其官吏，绝无好感，因为他们平素所受的痛苦也够了。并且官军的纪律不好，在这期内，太平军的纪律还比较好一点。同时老百姓感觉太平军是造乱分子，使他们不能继续过他们的平安日子？太平军到处破坏庙宇，毁灭偶像，迷信的老百姓看不惯，心中不以为然。各地的土匪都趁火打劫。太平军所经过的地方，就是他们容易活动的地方。他们干他们的事，对于官军及太平军无所偏倚。有组织的秘密会社则附和太平军，如湖南的哥老会及上海的小刀会。大多数士大夫阶级，积极反对洪秀全的宗教革命。至于排满一层，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汉人的耻辱，但是他们一则因为洪秀全虽为汉人，虽提倡种族革命，然竭力破坏几千年来的汉族文化，满人虽是外族，然自始即拥护汉族文化；二则他们觉得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随便作乱，乱是容易的，拨乱反正则是极难的，所以士大夫阶级，这时对于种族革命并不热心。

太平军的军事何以在这时期内这样顺利呢？主要原因不是太平军本身的优点。论组织训练，太平军很平常，论军器，太平军尚不及官军，论将才，太平军始终没有出过大将。太平军在此时期内所以能得胜，全因为它是一种新兴的势力，富有朝气，能拼命，能牺牲。官军不但暮气很重，简直腐化不成军了。当时的官军有两种，即八旗和绿营。八旗的战斗力随着满人的汉化、文弱化而丧失了。所以在乾隆嘉庆年间，清朝用绿营的时候已逐渐加多，用八旗的时候已逐渐减少。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绿营已经成了清廷的主力军队，其腐化程度正与一般政界相等。士兵的饷额甚低，又为官长剥削，所以自谋生计，把当兵作为一种副业而已。没有纪律，没有操练，害民有馀，打仗则简直谈不到。并且将官之间，猜忌甚深，彼此绝不合作。但是绿营在制度上也有一种好处。这种军队虽极端腐化，然是统一的国家的军队，不是个人的私有武力。在道、咸以前，地方大吏没有人敢拥兵自重，与朝庭对抗。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国内乱的意外副产品，以后我们要深切的注意它的出世。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生在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比洪秀全大两岁。他是湖南湘乡人，家世业农。他虽没有下过苦力，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成翰林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他的日记虽提及鸦片战争，他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于古籍中。他是一个实践主义的理学家。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的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

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官作到侍郎，等于现在的各部次长。他的知己固然承认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数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事业起始的时候，他的声望并不高，他也没有政治势力作他的后盾。但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阶级确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他对洪秀全的态度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态度，不过比别人更加积极而已。

那时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所以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这种团练就是民间的武力，是务正业的农民藉以抵抗不务正业的游民土匪。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而加以组织训练，使它成为一个军队。这就是以后著名的湘军。团练是当时全国皆有的，并不是曾国藩独创的，但是为什么惟独湘军能成大事呢？原故就在于曾国藩所加的那点组织和训练。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此：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佐几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这是湘军的第二特点。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并不忽略作事。这是他的特别的第三点。当时绿营之所以不能打仗，原故虽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决定每月陆勇发饷四两二钱，水勇发三两六钱，比绿营的饷额加一倍。湘军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权利。湘军作战区域是长江沿岸各省。在此区域内水上的优势很能决定陆上的优势。所以曾国藩自始就注重水师。关于军器，曾氏虽常说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对军器的制造，尤其对于大炮的制造，是很费苦心的。他用尽心力去罗致当时的技术人才。他对于兵士的操练也十分认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检阅。他不宽纵他的军官，也不要军官宽纵他的部下。

曾国藩的事业，如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要救旧社会旧文化，而那个旧社会旧文化所产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捣乱。他要维持大清，但大清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长沙练勇的时候，旧时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标准，几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乱。他最初的一战是个败仗，他投水自尽，幸而被部下救起来。他练兵打仗，同时他自己去筹饷。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廷和官僚自动的把政权交给他，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迫着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着他们给他个作事的机会和权利。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作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后来简直变为疯狂的迷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的困难，他回答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

快要灭亡的时候，南京绝粮，洪秀全令人民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作为部下团结的中心。在咸丰六年，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内讧。东王杨秀清个人独掌大权。其他各王都须受东王的节制。照太平天国的仪式，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八千岁，余递减。别的王都须到东王府请安议事，并须跪呼千岁。在上奏天王的时候，东王立在陛下，其余则跪在陛下，因此杨秀清就为其同辈所愤恨。同时天主也怕他要取而代之。六年九月，北王韦昌辉设计诱杀杨秀清和他的亲属党羽。翼王石达开心怀不平，北王又把翼王家属杀了。天王为联络翼王起见，下令杀北王，但翼王以后还是独树一帜，与天王脱离关系。经过此次的内讧，太平天国打倒清朝的希望完全消灭。以后洪秀全尚能抵抗八年，一则因为北方有大股捻匪作他的声援，二则因为他得了两个后起的良将，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

在清朝方面，等到别人都失败了，然后重用曾国藩，任他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湖北巡抚胡林翼是与他志同道合的，竭力与他合作。他的亲弟曾国荃是个打硬仗的前线指挥。以后曾国藩举荐他的门生李鸿章作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作浙江巡抚。长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得通盘筹划。他对于洪秀全采取大包围的战略。同时英、美、法三国也给了曾、左、李三人不少的帮助。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在曾国荃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打倒清朝，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的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的运动又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清朝，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清朝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的诚实的研究清朝在嘉庆、道光、咸丰三代的施政，他应该知道它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趋于消极了。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第三，他怕清朝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着，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朝，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维持清朝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徒然恢复我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我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拿礼义廉耻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他的不健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也不能完全恢复呢？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社会和旧官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是旧的。

曾国藩的革命事业，我们留在下一章讨论。他的守旧事业，我们在前一节里，已经说过。现在我们要指出他的守旧事业的流弊。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证我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某回，曾国荃回家乡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队交曾国藩暂时管带。这些部队就不守规矩。国藩没有法子，只好催国荃赶快回营。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种教训。第一，他们确切的认识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咸丰十年，担任京津防御者是僧格林沁和胜保。这两人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将。他们惨败了以后，时人只好承认西洋军队的优胜。第二，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先所想象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从这三种教训，恭亲王及文祥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他们决定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他们于是买外国军器，请外国教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成立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恭亲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他胆敢出来与外人周旋，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奇功。并且恭亲王是咸丰的亲弟，同治的亲叔。他们的地位是全朝最亲贵的，有了他们的决心和资望，他们在京内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心。

同时在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最初使他们注意的是外人所用的轮船，在长江下游私运军火粮食卖给太平军。据说胡林翼在安庆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即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可见轮船给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庆找了几位明数理的旧学者和铁匠木匠去试造轮船，造成了以后不能行动。左在杭州作了同样的试验，得同样的结果，足证这般人对于西洋机械的注重。

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时候，太平军和湘军淮军都竞买洋枪。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长胜军。他到了上海不满一年，就写信给曾国藩说：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1864年）他又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李鸿章第一认定我国到了十九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的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的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作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么，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么事业。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自强的事业颇多，我先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咸丰十一年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

同年恭亲玉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

同年恭亲王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Robert Hart）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同治二年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同治九年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船。

光绪六年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八年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光绪十一年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以上全盘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但我们如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化牵连甚多。近代化的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的设立。那两个厂实际大部分是兵工厂。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材去驾使，所以设立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及铁路的建筑。第四，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须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我们试先研究领袖们的短处。

恭亲王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他的建设事业已经过去了。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我们可以拿李鸿章的事业作例子。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1870年）起始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对付外人，又因为他比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所以从同治九年到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国防的建设全在他手里。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国能战胜日本海军，无论日本陆军如何强，不能进攻高丽，更不能为害中国。那么，李鸿章办海军第一个困难是经费。经费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财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十足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室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后，没有继嗣，于是西太后选了一个小孩子作皇帝，年号光绪，而实权还不是在西太后手里。等到光绪快要成年亲政的时候，光绪和他的父亲醇亲王奕怕西太后不愿意把政权交出来，醇亲王定计重修颐和园，一则以表示光绪对西太后的孝敬，一则使西太后沉于游乐就不干政了。重修颐和园的经费很大，无法筹备，醇亲王乃请李鸿章设法。李氏不敢得罪醇亲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设海军的款子移作重修颐和园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战以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没有添订过一只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这种事情是不能发生的。

在李鸿章所主持之机关中并没有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就是在极廉洁极严谨的领袖之下，没有良好的制度，贪污尚且无法杜绝，何况李氏本人就不廉洁呢？在海军办军需的人经手的款项既多，发财的机会就更大。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船上的炮虽比日本的大，但炮弹不够，并且子弹所装的不尽是火药。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就败坏了。

李鸿章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幼稚，也是他的事业失败的原故之一。北洋海军初成立的时候，他请了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作总教官和副司令。光绪十年左右，中国海军纪律很严，操练很勤，技术的进步很快，那时中国的海军是很有希望的。后来李鸿章误听人言，辞退英国海军的军官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来作海军的总教官，以后我国的海军的技术反而退步。并且李鸿章所用的海军总司令是个全不知海军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军带马队的。他作海军的领袖当然只能误事，不能成事。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为战略战术不如人。

北洋海军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强事业莫不如此。总之，同治、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所以不能救国，不是因为路线错了，是因为领袖人物还不够新，所以不能彻底。

但是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进一步，反对一定更大。譬如铁路：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刘铭传奏请建筑，到了光绪二十年还只建筑天津附近的一小段。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就破坏风水。又譬如科学：同治五年（1866年）恭亲王在同文馆添设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作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作学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说买外国轮船枪炮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治本的办法在于自己制造。但是要自己制造，非有科学的人才不可。所以他想请外国人来教中国青年学习科学。他又说：

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他虽说的名正言顺，但还有人反对。当时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学士倭仁就大声疾呼的反对说：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恭亲王愤慨极了。他回答说：

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不过是守旧的糊涂虫，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居然听了他的话，不去投考同文馆的科学班。

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嵩焘的命运可以更加看得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无特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有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他的觉悟还比恭亲王诸人的更深刻。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自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士。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郭氏作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先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光绪元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作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他所著的《养知书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阅的价值。

继郭嵩焘作驻英法公使的是曾纪泽。他在外国五年多，略识英语。他的才能眼光与郭嵩焘等。因为他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他是国际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国的时候抱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却是他也遭时人的反对，找不着机会作事，不久就气死了。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在同治、光绪年间，民众的守旧虽在士大夫阶级之上，但是民众是被动的，领导权统治权是在士大夫阶级手里。不幸，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除极少数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

同治共十三年，从一八六二年到一八七四年。在这个时期内，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强美国的统一了。那个时期是民族主义在西洋大成功的时期。这些国家统一了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的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国外行帝国主义的，仅英、俄、法三国。同治以后，加了美、德、意三国。竞争者多了，竞争就愈厉害。并且在同治以前，英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工业化国家，全世界都销英国的制造品。同治以后，德、美、法也逐渐工业化，资本化了。国际上除了政治势力的竞争以外，又有了新起的热烈的经济竞争。我国在光绪年间处境的困难远在道光、咸丰年间之上。

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大敌人。同治光绪年间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要救国的志士应该人人了解帝国主义的真实性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关系的。关系可以说有三层：第一，资本主义的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国内的资本多了，利息就低。譬如：英美两国资本很多，资本家能得百分之四的利息就算很好了。但是如果英美的资本家能把资本投在中国或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达到百分之七或更高些。所以英美资本家竞向未开发的国家投资。但是接受外国来的资本不一定有害，英美的资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美国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的建设大部分是利用英国资本举办的。结果英国的资本家固然得了好处，但是美国开辟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好处更多。我们的平汉铁路原是借比国资本建筑的。后来我们按期还本付息，那条铁路就变为我们的了。比国资本家得了好处，我们得了更大的好处。所以孙中山先生虽反对帝国主义，他赞成中国利用外债来建设。但是有些资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压力去得投资的机会，还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资本来扩充政治势力。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收益。所以我们对于外国的资本应采的态度如同对水一样，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掘井取水，或开河引水；在别的时候、地方和条件之下，我们则必须筑堤防水。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二层关系是商业的推销。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利用机械制造。工厂规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难在市场。各国竞争市场原可以专凭商品之精与价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压力。但在十九世纪末年，国际贸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国不但提高本国的关税，并且提高属地的关税。这样一来，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权的发展，争市场等于争属地。被压迫的国家，一旦丧失关税自主，就永无发展工业的可能。虽然，国际贸易大部分还是平等国家间之贸易，不是帝国与属地之间的贸易。英国与美、德、法、日诸国的贸易额，远大于英国与其属地的贸易额。英国的属地最多，尚且如此，别国更不必说了。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三层关系是原料的寻求。世界上没有一国完全不靠外来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国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别的国家所需的外来原料更多。日本及意大利是最穷的。棉、煤、铁、油四种根本的原料，日、意都缺乏。德国较好，但仍不出棉和石油。那么，一国的工厂虽多，倘若没有原料，就会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帝国主义者，因为要找工业的原料，就大事侵略。虽然，资本主义不一定要行帝国主义而后始能得到原料。同时，出卖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压迫者。譬如：美国的出口货之中，石油和棉花是大宗。日本、德国、意大利从美国输入石油和棉花，不能，也不必行帝国主义，因为美国不但不禁止石油和棉花的出口，且竭力推销。

总之，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

同时我们不要把帝国主义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世界上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了。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还在游牧时代，无资本也无工业，但是他们对我的侵略，还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之上。三百年以前的满洲人也是如此。在西洋方面，中古的亚拉伯人以武力推行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国主义。十八世纪末年法国革命家以武力强迫外国接受他们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倘若政府听他们的话，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长江流域有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北方有捻匪，陕、甘、新疆有回乱，清廷令左宗棠带湘军去收复西北。俄国趁我回乱的机会就占领了伊犁。这是俄国趁火打劫的惯技。在十九世纪，俄国占领我们的土地最多。咸丰末年，俄国趁太平天国之乱及英法联军，强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共三十万方英里。现在俄国的阿穆尔省及滨海省包括海参崴在内，就是那次抢夺过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国占领新疆西部，清廷提出抗议的时候，俄国又假仁假义的说，他全无领土野心，他只代表我们保守伊犁，等到我们平定回乱的时候。他一定把土地退还给我们。其实俄国预料中国绝不能平定回乱，中国势力绝不能再伸到新疆。那么俄国不但可以并吞伊犁，还可以蚕食全新疆。中国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把伊犁作为中俄间的悬案。

左宗棠军事的顺利不但出于俄国意料之外，还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陕西甘肃收复了。到了光绪元年，他准备进攻新疆，军费就成了大问题。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绪元年（1875年），二十五年之间，中国无时不在内乱内战之中，实已兵疲力尽，何能再经营新疆呢？并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复杂，面积浩大，成败似乎毫无把握。于是发生大辩论，左宗棠颇好大喜功，他一意主进攻。他说祖宗所遗留的土地，子孙没有放弃的道理，他又说倘若新疆不保，陕甘就不能保，陕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论十分激昂。李鸿章的看法正与左的相反。李说自从乾隆年间中国占领新疆以后，中国没有得着丝毫的好处，徒费驻防的兵费。这是实在的情形。他又说中国之大祸不在西北而在东边沿海的各省，因为沿海的省份是中国的精华，而且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在东方的过于在西方的。自从日本维新以后，李鸿章更加焦急。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至于西洋各国彼此互相牵制，向外发展不限于远东，相隔又远，用兵不能随便。李鸿章因此主张不进攻新疆而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于沿海的国防及腹地各省的开发。边省虽然要紧，但是腹地倘有损失，国家大势就去了。反过来说，倘若腹地强盛起来，边省及藩属自然的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论比较动听，李的比较合理，左是高调，李是低调。士大夫阶级一贯的尚感情，唱高调，当然拥护左宗棠。于是借外债，移用各省的建设费，以供左宗棠进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的运气真好。因为新疆发生了内讧，并没有遇着坚强的抵抗。光绪三十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国乃派崇厚为特使，到俄国去交涉伊犁的退还。崇厚所定的条约虽收复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几全割让与俄国，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险要区亦割让。此外，崇厚还许了很重要的通商权利，如新疆加设俄国领事馆，经甘肃陕西到汉口的通商路线，及吉林松花江的航行权。士大夫阶级主张杀崇厚，废约，并备战。这正是青年言论家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初露头角的时候。清廷竟为所动。于是脚慌手忙，调兵遣将，等到实际备战的时候，政府就感觉困难了：第一，从伊犁到高丽东北角的图们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线处处都要设防。哪里有这么多军队呢？首当其冲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队，就太疲倦，不愿打仗。第二，俄国远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长江设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长江水师来对付俄国的海军。彭玉麟想满载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两汉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统帅非孔明，火攻之计，恐怕不行呢！李鸿章看见书生误国，当然极为愤慨。可是抗战的情绪很高，他不敢公开讲和。他只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国有名的军官戈登将军请来作军事顾问。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曾带所谓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他的意见怎样呢？他说，中国如要对俄作战，必须作三件事：一、迁都于西安；二、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满人预备放弃政权，因为在长期战争之中，清政权一定不能维持。清廷听了戈登的意见以后，乃决心求和。我国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剧才因此没有开演。

幸而俄国在光绪三四年的时候，正与土耳其打仗，与英国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不愿多事。又幸而中国当时有青年外交家曾纪泽，以极冷静的头脑和极坚强的意志，去贯彻他的主张。原来崇厚所订的条约并没有华政府的批准，尚未正式成立，曾纪泽运用外交得法，挽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权利及土地，但偿价加倍，共九百万卢布。英国驻俄大使称赞曾纪泽说：“凭外交从俄国取回她已占领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

中俄关于伊犁的冲突告一段落的时候，中法关于越南的冲突就起了。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朝廷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策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原故：光绪七年（1881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

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在古代，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英法联军直打进了北京，所谓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倘使在这种时代我们还要保存外线，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作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无论如何，外人既直攻我们的腹地，我们无暇去顾外线了。协助这些弱小国家去独立是革命的外交，正如苏联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强的压迫，内有反革命的抗战，列宁（Lenin）于是毅然决然放弃帝俄的属国。

法国进攻越南的时候，士大夫阶级大半主张以武力援助越南。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诸人特别激昂。李鸿章则反对。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筹备腹地的国防事业。清廷一方面怕清议的批评，一方面又怕援助越南引起中法战争，所以举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济越南军费和军器，后来果然引起中法战争。那个时候官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谈兵。北京乃派主战派的激烈分子张佩纶去守福州船厂。陈宝琛去帮办两江的防务。用不着说，纸上谈兵的先生们是不济事的。法国海军进攻船厂的时候，张佩纶逃得顶快了。陈宝琛在两江不但无补实际，连议论也不发了。打了不久就讲和，和议刚成又打，再后还是接受法国的条件。越南没有保存，我们的国防力量反大受了损失。左宗棠苦心创办的福州船厂就在此时被法国毁了。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国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的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

李鸿章既注重中日关系，不能不特别注意高丽。在国防上高丽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高丽作敌人陆军侵略我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作敌人海军侵略我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在光绪初年，高丽的国王李熙年幼，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大院君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屡次杀传教士，他坚决不与外人通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韩关系，在日本方面，由幕府主持，由对马岛之诸侯执行。维新以后，大权归日皇，所以日韩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而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士们提倡“征韩”。这种征韩运动，除了高丽不与日本往来外，还有三个动机：（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尤其是俄国，恐怕要下手；（三）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光绪元年（即日本明治八年）发生高丽炮击日本船的案子，所谓江华岛事件。主张征韩者更有所藉口。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井上诸人原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的贪图向外发展。但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主动。于他们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舰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森有礼与我们的外交当局大起辩论。我们始终坚持高丽是我们的属国：如日本侵略高丽，那就是对中国不友谊，中国不能坐视。森有礼则说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因为中国在高丽不负任何责任，就没有权利。

黑田与井上在高丽的交涉成功。他们所订的条约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应该抗议，而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高丽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北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高丽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起隶属于中国。历五百余年，琉球按期进贡，曾未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琉球又向日本萨末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曾未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维新，力行废藩以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末的藩属，也在应废之列。日本初则阻止琉球入贡中国，终则改琉球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日本实在时候选的好，因为这正是中俄争伊犁的时候。中国无法，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可是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戒备了。日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高丽。琉球或可不争，高丽则势在必争。所以他们专意筹划如何保存高丽。光绪五六年的时候，中国可以说初次有个高丽政策。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高丽则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高丽的权利愈多，他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光绪五年李鸿章写给高丽要人李裕元的信说得很清楚：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无以备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经过三年的劝勉与运动，高丽才接受这种新政。光绪八年春，由中国介绍，高丽与英、美、德、法订通商条约。

高丽不幸忽于此时发生内乱。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一面反对新政，一面忌王后闵氏家族当权。他于光绪八年六月忽然鼓动兵变，围攻日本使馆，诛戮闵族要人。李鸿章的谋士薛福成建议中国火速派兵进高丽，平定内乱，一则以表示中国的宗主权，一则以防日本。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高丽京城。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张謇和袁世凯。他们胆子很大，高丽的兵也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大院君首先执送天津，然后派兵占领汉城险要，几点钟的工夫，就把李昰应的军队打散了。吴长庆这时实际作高丽的主人翁了。后高丽许给日本赔款并许日本使馆保留卫队。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高丽京都，形成对峙之势。

八年夏初之季，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起许多人轻敌。张謇主张索性灭高丽。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张佩纶说：

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始则欲复封建，继则欲改民政。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以纸为币，虽兵制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问其师船则以扶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窳，不耐风涛，余皆小炮小舟而已，去中国定远铁船、超勇、扬威远甚，问其兵数，则陆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始杂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恇怯，又去中国淮湘各军远甚。

邓承修也是这样说：

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总核内府现银不满五百万两。窘迫如此，何以为国？水师不满八千，船舰半皆朽败，陆军内分六镇，统计水陆不盈四万，而又举非精锐。然彼之敢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也，非不知中国之富且强也，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中国之重发难端耳。

这两位自命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鸿章看的比较清楚。他说：

彼自变法以来，一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余，以为自雄之术。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民政，复遣有栖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驻奥匈帝国，冠盖联翩，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

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无如指拨之财，非尽有著之款。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大事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高丽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一面有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其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金允植、闵泳翊、尹泰骏诸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和袁世凯代练的高丽军在一面，对面有日本使馆的卫队及日本军官所练的高丽军。在中法战争未起以前，开化党不能抬头，既起以后，竹添就大活动起来，说中国自顾不暇，哪能顾高丽？于是洪英植诸人乃决计大举。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设宴请外交团及高丽要人。各国代表都到，惟独竹添称病不至。后忽报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乱了。闵泳翊出门，被预埋伏兵士所杀。洪英植跑进王宫，宣称中国兵变，强迫国王移居，并召竹添带日兵进宫保卫。竹添这时不但无病，且亲率队伍入宫。国王到了开化党的手里以后，下诏召事上党领袖。他们一进宫就被杀了。于是宣布独立，派开化党的人组阁。

十月十九日，袁世凯带他所练的高丽兵及中国驻防汉城的军队进宫。中日两方就在高丽王宫里开战了。竹添见不能抵抗，于是撤退。王宫及国王又都到袁世凯手里。洪英植、朴泳孝被乱兵所杀，金玉均随着竹添逃到仁川，后投日本；政权全归事上党及袁世凯，开化党完全打散了。袁世凯这时候尚不满三十，忽当大事，因电报不通无法请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胆的负起责任，制止对方的阴谋。难怪李鸿章从此看重他，派他作驻高丽的总代表。

竹添是个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没有违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过了他政府所定的范围。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对高丽，亦以和平交涉对中国。光绪十一年春，伊藤与李鸿章订《天津协定》，双方皆撤退驻高丽的军队，但高丽以后如有内乱，中日皆得调兵进高丽。

光绪十一年（1885年）英俄两国因为阿富汗的问题，几至开战。他们的冲突波及远东。英国为预防俄国海军从海参崴南下，忽然占领高丽南边之巨磨岛。俄国遂谋占领高丽东北的永兴湾。高丽人见日本不可靠，有与俄国暗通，求俄国保护者。在这种形势之下，英国感觉危险，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所以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我们，李鸿章与袁世凯遂大行其积极政策。

从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中国对高丽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他们第一紧紧的把握高丽的财政，高丽想借外债，他们竭力阻止。高丽财政绝无办法的时候，他们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给高丽。高丽的海关，是由中国海关派员代为管理，简直可说是中国海关的支部。高丽的电报局是中国电报局的技术人员用中国的材料代为设立，代为管理的。高丽派公使到外国去，须先得中国的同意，到了外国以后，高丽的公使必须遵守三种条件：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以后即不拘定。二、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三、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

这种政策虽提高了中国在高丽的地位，但与光绪五年李鸿章最初所定的高丽政策绝对相反。最初李要高丽多与西洋各国往来，想借西洋的通商和传教的权利来抵制日本的领土野心。此时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国独占高丽。到了光绪十八九年，日本感觉中国在高丽的权利膨胀过甚，又想与中国对抗。中国既独占高丽的权利，到了危急的时候，当然只有中国独当其冲。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内乱。光绪二十年（即甲午，西历一八九四年）高丽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藉口保卫侨民及使馆。但东学党造乱的地方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需之数。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藉口。但是内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强迫高丽改革内政。李不答应，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高丽。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因为失高丽就无法保东北。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他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国公使喀西尼（Cassini）答应了他，俄国必劝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方法。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我援助，俄国政府不愿意。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事已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阳历九月十七）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本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的快。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那一次我们失败的原故很多。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蟾。丁本是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李鸿章靠他不过作精神上的领导而已。刘步蟾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作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

其次，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Tyler）看见刘步蟾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准备帮丁提督指挥。但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结果，我海军损失过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日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得行动自由，我方必须绕道山海关。其实海军失败以后，大事就去了。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和约》。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甲午战争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西洋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的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他们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他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在远东尚有中国与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的请求他们的援助，他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出代价。同时他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主动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威特（Witte）正赶修西比利亚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的多。同时海参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比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冻冰的海口；这是威特想要乘机而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家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风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是三国干涉《马关和约》实在的动机。

俄、德、法三国的作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马关条约》发表以后，他们就向我们表示同情，说条约太无理，他们愿助中国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痛恨日本的情绪之下，这种友谊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希望三国能把台湾及辽东都替我们收回来。同时三国给与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和平。战后之日本固不敢不依从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中国觉得辽东半岛不止值三千万两，所以我们觉得应感激三国的援助。

《马关条约》原定赔款二万万两，现在又加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威特一口答应帮我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我们受宠若惊。俄国真可算是我们的好朋友！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行加冕典礼。帝俄政府向我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员去作代表，才算是给朋友面子。中国乃派李鸿章为庆贺加冕大使。这位东方的毕士麦克（即俾斯麦）于是到欧洲去了。威特深知中国的心理，所以他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首言日本之可恶可怕，这是李鸿章愿意听的话，也是全国人士愿意听的话。这种心理的进攻既然顺利，威特乃进一步陈言俄国对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本想参战，但因交通不便，俄军未到而中日战争就完了。以后中国如要俄国给予有力的援助，中国必须使俄国修条铁路横贯东三省。李鸿章并未驳辩威特的理论，但主张在中国境内之铁路段，应由中国自修，威特告以中国人力财力不足，倘自修，则十年尚不能成，将缓不济急。威特最后说，如中国坚拒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他与威特签定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并无于短期内再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络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是于日本不利的。威特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要利用中东铁路来侵略中国的。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

李鸿章离开俄国以后，路过德、法、比、英、美诸国，他在柏林的时候，德国政府试探向他要代索辽东的报酬，他没有答应。德国公使以后又在北京试探，北京也没有答应。光绪二十三年秋，山东曹州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派兵占领青岛，一面要想租借胶州湾及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中国于二十四年春答应了。山东就算是德国的利益范围。

俄国看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船占旅顺、大连。俄国说为维持华北的势力均衡，并为助我的方使，他不能不有旅顺、大连，并且还要修南满铁路。中国也只好答应。我们费三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这时俄国又夺去了。俄国还说，他是中国惟一的朋友！俄国的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他在东北既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门湾。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国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惟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他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国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在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比孙中山先生大十一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渊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在甲午年中了举人，乙未年成了进士。他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就趁机会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说，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体方案，只有极少数可以说是他的忠实同志。但是他的运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论是拥护他的。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之中，一再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他先研究康有为的著作，后召见康有为。他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行了百日的维新。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推行经济建设。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的心血，想从之乎也者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作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在戊戌年的变法运动之中，外国人颇偏袒光绪帝及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及顽固党。因此一个内政的问题就发生国际关系了。后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海外，又得着外国人的保护。他们在逃难之中发起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这样，西太后和顽固党就恨起洋人来了。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作皇帝。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诸顽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权，于是怂恿废立。但各国驻京公使表示不满意，他们的仇外的心理更进了一层。

顽固党仅靠废立问题还不能号召天下，他们领导的运动所以能扩大，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爱国分子。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的反对屈服，坚强的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顽固党更加觉得强硬对付洋人是对的。

外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还传教。这一层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孔孟的遗教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是邪教，中国最无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顺君师，洋人是无父无君的。几千年来，都是外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学外夷的道理。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学士徐桐是大理学家倭仁的门弟子，自己也是个有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人物中，算是一个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御中国文化而与外人战。他们觉得铲草要除根，排斥异端非尽驱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武力。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药丹，又一说教士窈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及毓贤前后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作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当作乱民，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反表示欢迎，所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西太后及想实行废立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一片，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拳匪之乱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的逼近北平。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时局。

拳匪之乱的结束是《辛丑条约》，除惩办祸首及道歉外，《辛丑条约》有三个严重的条款。第一，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在未还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总计实九万万八千余万两。俄国的部分最多，（那时中俄尚是联盟国）占百分之二十九，德国次之，占百分之二十，法国占百分之十六弱，英国占百分之十一强，日本与美国各占百分之七强。第二，各国得自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驻兵。近来日本增兵平津，就藉口《辛丑条约》。第三，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且由各国留兵北京以保御使馆。

这种条款，够严重了。但我们所受的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辛丑条约》的各款。此外还有东三省的问题。庚子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情形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三十年（1904年）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的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彻底的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的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事业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在未述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以前，我们试回溯我国近代史的过程。我们说过，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的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之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作顽固势力的中心。满清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伟大与中山先生的少年环境是极有关系的。

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前清同治五年，西历一八六六年。他的家庭是我国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耕种，十三岁，他随长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他回到广州入博济医学校。次年，他转入香港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光绪十八年毕业，成医学博士。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十九岁，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学校所结纳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满清的会党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光绪十年的中法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绪二十年的中日之战所给的刺激更大。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他逃到国外。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所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富强。宣言虽是这样的和平，海外侨胞加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入馆，秘密的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着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庚子拳匪作乱的时候，郑士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不幸都失败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剧摇动了许多人对满清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的加增。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的多，信徒加增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赞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西历一九〇四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我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的正式的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对他所拟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里面立定基础了。

《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慢慢的各养成其各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十八世纪末年，十九世纪初年，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在十九世纪，西洋人虽已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十九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的说：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瞳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理想吗？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的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的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清朝，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满清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我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帝争权，二则因为满清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贵就煽动全国的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分实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藉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满清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他们是有诚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他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内，他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满汉通婚。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1905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丙午（1906年）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圆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和缓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丁未年（1907年）清廷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咨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满清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满清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满清不过藉预备之名以搁置立宪。

满清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宜统继位，其父载沣作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满清自取灭亡吗？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的图以武力推倒满清的政权。丙午年，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清朝，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之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这时日本政府应满清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积极活动，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连了他的同志秋瑾，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1908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丁未、戊申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应该变更。胡汉民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的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的事情。

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想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向满清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1910年）十一月在槟榔屿定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定了计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

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为最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满清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原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别注重长江中游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藉以推动革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磨擦。经谭人凤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1911年）秋天起事。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卒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澂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作革命军的都督。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朝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老古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满清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不会生效的。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清朝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面对面了。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民国元年（1912年）的民国有民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吗？当然没有。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是属于那一党派。但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辛亥的秋天，清室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原故有关。我们以先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我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朝，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御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他们在专制政体下作了几千年的顺民，不知道什么是民权，忽然要他们起来作国家的主人翁，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要在海洋的大波涛之中去游泳，势非淹死不可，知识阶级的人好像应该能作新国民的模范，其实也不尽然。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愈读的多，思想就愈腐旧，愈糊涂。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都带回来了，五花八门，彼此争辩，于是军阀的割据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中国的读书人，素以作官为惟一的出路。民国以来，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惟恐天下不乱，因为小朝廷愈多，他们作官的机会就愈多。所以知识阶级不但不能制止军阀，有的时候，反助桀为虐。

那末，我们在民国初年绝对没有方法引国家上轨道吗？有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清朝不是中国复兴惟一的障碍。其他如国民程度之低劣，国民经济之困难，军队之缺乏主义认识，这些他都顾虑到了。所以他把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但是时人不信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思想。他们以为清朝是我们惟一的障碍，清朝扫除了，中国就可以从几千年的专制一跃而达到宪政。这样，他们正替军阀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古人所谓“欲速则不达”。在民国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会的会员，了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作他的后盾。至于革命军更谈不到。当时军队的政治认识仅限于排满一点，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和习惯，只够作反动者的工具。中山先生既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健全的革命军帮他推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他就毅然决然让位与袁世凯，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能不为大恶，同时他自己以在野的资格，努力造党和建设。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须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的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了一批大外债，用暗杀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日本订了民国四年的条约，最后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

袁死了以后，靠利禄结合的北洋军队当然四分五裂了。大小军阀，遍地皆是。他们混打了十年。他们都是些小袁世凯。到了民国十五年的夏季，中国的政治地图分割到什么样子呢？第一，东北四省和河北、山东属于北洋军阀奉系的巨头张作霖。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算是中华民国的元首。第二，长江下游的江、浙、皖、闽、赣五省是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氏原来是吴佩孚的部下，不过到了民国十五年，孙氏已羽翼丰满，不再居吴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属于直系巨头曾拥戴曹锟为总统的吴佩孚。第四，山西仍属于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独立而专事地方建设之阎锡山。第五，西北算是吴佩孚的旧部下而倾向革命之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第六，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属于一群内不能统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军阀。第七，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是革命军的策源地。从元年到十五年，我们这个国家的演化达到了这种田地。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前此我们虽有革命志士，但没有健全的，有纪律的，笃信主义的政党；前此我们虽有军队参加革命，但没有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我们如要了解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为什么是个划时代的史实，我们必须补述孙中山先生末年的奋斗。

我们已经说过，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宣布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过程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用不着说，军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对封建势力的扫荡和肃清，训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党猛进的缔造宪政所必须的物质及精神条件。民国初年，这样的革命军和革命党都不存在，军阀得乘机而起，陷民国于长期的内乱，人民所受的痛苦，反过于在清朝专制之下所受的。中山先生于是更信他的革命方略是对的。民国三年，他制定革命党党章的时候，他把一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大大的加强。民国七年，俄国革命，虽遇着国内国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终成功了。中山先生考察俄国革命党的组织，发现其根本纲领竟与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异。原来俄国也是个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俄国的问题也是火速的近代化。在十九世纪，俄国没有赶上时代的潮流，因此在上次的欧洲大战，俄国以二十倍德国的领土，两倍德国的人口，尚不能对付德国二分之一的武力。俄国的革命方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可供我们的参考。难怪中山先生虽知道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有大不同之点，早就承认列宁是他的同志。

在苏联革命的初年，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列宁亦乐与我们携手。民国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与列宁的代表越飞（Joffe）共同发表宣言，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之下，共同合作。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是年冬，苏联派遣鲍罗廷来华作顾问。十三年初，中山先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彻底的改组国民党，并决定联俄容共。同时蒋介石从俄回国。中山先生就请他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是抱无穷希望的。在开学的那一天，中山先生说过：

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从新创造，要这学校的学生来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十四年是革命策源地的两广的大调整时期：陈炯明勾结杨希闵、刘震寰以图消灭新起的革命势力。于是有两次的东征，然后广东得以肃清。同时革命政府协助了李宗仁、黄绍竑肃清广西。

不幸在这年的春天，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了。

从十五年七月九日起的北伐，到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抗日战争，其间的事业是读者们所熟知的，我们可以不必细说。但是有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

近年全国向近代化这条大路上迈进。铁路的加修，全国公路网的完成，航空线的设立，无线电网的布置，义务教育的提倡，科学及工程教育的奖进，及国防的近代化，都是近几年的大成绩。抗战以前全世界无不承认我民族已踏上复兴之路。日本的军阀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决计向我们大举进攻。

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附录

一、评《清史稿·邦交志》

中国旧有之正史皆无“邦交志”一门，有之自《清史稿》始，此亦时代变迁使然也。有清以前，中国惟有藩属之控制驭夷怀远诸政，无所谓邦交。春秋战国之合纵连横，不过等于西洋封建时代诸侯之争斗；虽远交近攻，聘使立盟，有似近代之国际交涉；然时代之局势与精神，实与19世纪中外之关系迥然不同。李氏鸿章在同治初年，常以《江宁》及《天津条约》为古今之大变局一语，激时人之图自强，此可谓知时之言也。故清史倘无“邦交志”，则清史无从理解，即今日中国之时局亦无从探研。主持《清史稿》诸公能不为成法所束，而创“邦交志”一门，足证诸公之能审时察势，亦足证今日中国思想之进步也。

《清史稿》“邦交志”虽为新创，然《邦交志》之书法及其根本史学观念则纯为袭旧。批评者倘以“《邦交志》非史也”一语加之，亦不为过当。近百年来中外关系之大变迁何在？其变迁之根本理由又何在？《邦交志》非特无所贡献，且直不知此二问题为撰《邦交志》者之主要问题也。至于近百年来中外交涉之重要案件，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同治修约、马加理案、伊犁案、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瓜分与排外、东三省之国际问题等，皆《邦交志》所不理解者也。《邦交志》既不说明各案之所以成问题，又不指定各案结束之得失，其史学上之价值可想而知。

或谓《邦交志》既循旧史体裁，不可以新史学之眼光评论之。所谓时代之背景及时代之变迁，皆旧史家所不注意者，不可专以责难《邦交志》也。虽然，旧史界对于史事真确之审定及事与事之轻重权衡，自有其严密之纪律在焉。《邦交志》述事之失实比比皆是，后当列举。至于史事轻重之缺评断，请就“英吉利”部论之。

《邦交志》共为八卷，俄、英、法、美、德、日六国为一卷，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日斯巴尼亚、比利时、意大利合为一卷，奥斯马加、秘鲁、巴西、葡萄牙、墨西哥、刚果又合为一卷。其中以英吉利部为最多，共二十八页，页二十六行，行三十字。《邦交志》对于中、英关系之轻重评断，可从下表知其梗概：

论中、英西藏交涉者，共一百四十行。

论鸦片战争者，百零五行。

论马加理案及烟台条约者，五十二行。

论中英缅甸交涉者，前后共四十六行。

论鸦片税则者，四十四行。

论道光十六年以前中英关系者，四十行。

论咸丰七年至十年之战争者（内包括广州之役、大沽之役、《天津条约》、通州之役、外兵入京、圆明园之被焚及《北京条约》）共三十六行。

论马凯条约者，三十二行。

论沪宁铁路者，二十三行。

论同治时代中、英交涉者，十二行。

论庚子拳匪者，九行。

论德宗大婚英赠自鸣钟者，三行。

论九龙租地之扩充者，半行。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英人之赠自鸣钟显非军国大事，钟上所刻之祝辞（“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见《邦交志》二第十七页）非字字载诸史乘不可；而于九龙之展界，则以半行了之；轻重颠倒，史家之判断何在？《邦交志》于记事既无轻重之权衡，于史事真确之审定想必慎之又慎；然细加考察，则又知其不然。兹特列举数端，以供读者参考：

甲、俄罗斯部：

（1）俄罗斯地跨亚细亚、欧罗巴两洲北境（第一页第二行）。

按：欧洲北境不属俄者，尚有瑞典、挪威、不列颠诸国。如其说俄有欧之北境，不若说俄有欧之东半，盖东半仅博耳干半岛不属俄也。

（2）十二年及十七年俄察罕汗两附贸易人至京奏书（第一页第七八行）。

会荷兰贡使至（第一页第十行）。

三十三年遣使入贡（第一页第二十行）。

按：道光以前，西洋各国派使来华以通和好者凡十数次。每次均携有本国元首致中国皇帝或宰相文书及礼物，朝臣或不知此中实情，或知之而故意粉饰以欺上，概称外邦之公使为贡使，公文为奏折，礼物为贡物；甚至翻译官曲解捏造，改平等之文书为奏禀，史家似不应不加以修正。《邦交志》之谬误类此者，不胜枚举，下不复赘。

（3）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第二页第一行）。

按：俄国无近大西洋之边界。

（4）后遂有四国联盟合从称兵之事（第二页第二十二行）。

按：咸丰八年、九年、十年，有英、法二国联盟称兵之事，无四国联盟称兵之事。英、法屡求美国加入盟约，美允合作交涉，不允联盟称兵。俄国事先向英、法声明，中国既未违犯《中俄条约》，俄无宣战之理，且向中国自称为中国惟一之友。

（5）俄帝遂遣海军中将尼伯尔斯克为贝加尔号舰长，使视察勘察加鄂霍次克海兼黑龙江探险之任，与木喇福岳福偕乘船入黑龙江（第三页第二至第三行）。

按：尼伯尔斯克（Nevelsky）与木喇福岳福（Muraviev）并非同时同路入黑龙江。尼氏之任专任探险，由勘察加南驶，路过库页岛，发现库页实系一岛非半岛，后由黑龙江口溯流而上，事在道光二十九年，即公元1849年。木氏率舰队由石勒克河（Shelka）入黑龙江顺流而下，事在咸丰四年，即公元1854年。路对东西，时距五年，何能“偕乘船入黑龙江”乎？

（6）十年秋，中国与英、法再开战，联军陷北京，帝狩热河，命恭亲王议和。伊格那提业福出任调停，恭亲王乃与英、法订《北京和约》。伊格那提业福要中国政府将两国共管之乌苏里河以东至海之地让与俄以为报。十月与定《北京续约》（第三页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行）。

按：是役伊格那提业福之外交，非“出任调停”“让与俄以为报”二语足以传其实。伊氏告英、法公使曰：“中廷态度顽固，惟武力能屈服之。吾与中国之执政者颇相识，愿竭力劝其就范。”同时又告恭亲王曰：“英怀叵测，吾愿调度以减其锋。”迄中、英《北京条约》既定，英兵有不即撤之势。伊氏又言于恭亲王曰：“英之野心于此可，见吾往说之，或可挽回。”后数日，英兵果退，而伊氏居其功。实则额尔金爵士（Lord Elgin）全无违约不退兵之意，其不即撤者，一时交通之困难也。伊氏有何功可言，反挟此要索，而恭亲王不察，遂割吉林省之海岸以报之。此事久已成中外之笑柄，岂撰《邦交志》者至今未省耶？何不揭伊氏之奸诈以告国人。（参见Cordier，L'Expedition de Chirede 1860，Paris，1906，pp.121，187，209，241。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2vols。London，1900 Vol，1，pp.157-359）

（7）崇厚将赴黑海画押回国，而恭亲王奕等以崇厚所定条款损失甚大，请饬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金顺、锡龄等，将各条分别酌核密陈。于是李鸿章及一时言事之臣交章弹劾，而洗马张之洞抗争尤力（第九页第三至五行）。

按：当时言事之臣诚如《邦交志》所云“交章弹劾”，张之洞至欲治崇厚以极刑，然李鸿章之议论则反是。其复议《伊犁条约》奏折虽明陈通商与分界之弊，然谓通商一项可在用人行政上补救，分界一项则势难争，即争得伊犁西南境，亦且难守。李之主旨在承认崇厚之条约也。其致总署及朋僚书更明言崇厚交涉之失败在势不在人。李氏对伊犁之态度始终一贯，当同治末年、光绪元年政府议海防塞防孰缓孰急之际，李氏即主暂弃新疆以重海防。新疆尚可弃，何况伊犁之一隅？无怪以后于崇厚之约，李氏与言事之臣大相径庭也。（参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页十八至十九，又卷三十五页十五至十九；“朋僚函稿”卷十五页十，又卷十六页五、页七、页十二、页十七，又卷十七页十八；“译署函稿”卷十页十七。当时言论不止分主和与主战两派，可参看《刘忠诚公文牍》八页二十八至二十九。）

（8）（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俄以德占胶州湾为口实，命西伯利亚舰队入旅顺口，要求租借旅顺、大连二港，且求筑造自哈尔滨至旅顺之铁路权（中略）。俄皇谓许景澄曰：“俄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据。”（光绪二十四年中略）限三月初六日订约。（中略）既而俄提督率兵登岸，张接管旅大示，限中国官吏交金州城。中国再与交涉，俄始允兵屯城外。遂定约，将旅顺口及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第十七页第一至十一行）。

按：中国之租旅大与俄，大半固由于俄人兵力之压迫，即《邦交志》所谓舰队入旅顺口率兵登岸，兵屯城外诸行动是也。然不尽然。近苏俄政府所发表帝俄时代外交公文中有二电稿，颇能补吾人知识之不足。是年俄人在北京主持交涉者系署理公使巴布罗福（Pavloff）及户部大臣威特（Witte）之代表博可笛洛夫（Pokotiloff），二月十六日（西历三月九号）博氏致威特电云：“今日吾偕署使与李鸿章、张荫桓密谈，吾告以倘旅大之事能于限期之内俄国未施极端手段之前签订条约，愿各酬银五十万两。彼二人均诉其地位之艰难，云近日中国官吏大为旅大事所激动，中国皇帝接收无数奏折，力主勿许俄之要求，中国驻英公使电告总理衙门：英廷反对俄之条款。”二月二十三日（西历三月十六号）博氏又密电威特云：“吾今日面交银五十万两与李鸿章，李甚欢悦，并嘱吾代为致谢阁下。吾同时发电与洛第斯坦恩（Rothstein银行家），吾尚无机会交银与张荫桓，张氏之行动甚谨慎。”或者李氏之意以旅大之租借势不能免，五十万之巨款何妨收之。然李氏既与俄国订同盟密约（此事《邦交志》不提，然其为事实则无可疑，中国政府已在华府发表其条款），而俄国又以助华防护为口实，则俄国碍难先以武力施之于其所防护者，俄人之以定约在限期未满之先为纳贿之条件者，其故即在渡过此外交之难关。旅大之丧失史，固不如《邦交志》所传之简单也。

博氏二密电见于Steiger：China and the Occident，1927.P71。

（9）前清末年东三省之外交（第二十至二十一页）。

按：东三省之外交，尚有一重大变迁为《邦交志》所未提及者，日、俄战争以后，美国资本家极望投资于东三省铁路。初议由美收买南满铁路，事将成，而日政府忽翻案。后美国又拟借款与中国，以筑锦瑷铁路。日、俄见美国资本家之野心，乃立一九○八年之协约，划内蒙古之东部及南满为日本势力范围，馀为俄国之势力范围，互相协助，以防第三者之侵入。此条约即日本以后二十一条之雏形也。《邦交志》于日、俄、美三部均不提及此事，何疏略一至于此？

乙、英吉利部

（1）而贡使罗尔美都……（第二页第二行）。

英王乃遣领事律劳卑来粤（同页第十四行）。

按：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派遣来华之公使原名Lord Amhersto，中文译为“罗尔美都”。盖以“罗”译Lord，而以“尔美都”译Amherto也。道光十四年，英国派遣来粤之领事，原名Lord Napier中文译为“律劳卑”。盖以“律”译Lord，而以“劳卑”译Napier也。译法载于前清档案，固非《邦交志》所独创，若不加以解释，学者实无法领会也。

（2）及事亟，断水路饷道，义律乃使各商缴所存烟土凡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则徐命悉焚之，而每箱偿以茶叶五斤。复令各商具“永不售卖烟土”结。于是烟商失利，遂皆觖望。义律耻见挫辱，乃鼓动国人，冀国王出干预。（中略）义律遂以为鸦片兴衰实关民生国计（第二页第二至七行）。

按：鸦片战争为中外关系史上最要之一章，《邦交志》论战争发生之原因仅此数行，细审之，不外“义律耻见挫辱”及“义律遂以为鸦片兴衰实关民生国计”二语。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己见，然非全无理由。试读义律致林则徐之《抗议书》，及巴马斯登（Palmerston）《致中国宰相书》，即知其理由何在。英人承认禁烟乃中国之内政问题，然谓禁烟须有其法。中国不能因禁烟而封锁一切外商于洋行，撤其仆役，绝其粮食，即领事亦不稍示优待。且中国之烟禁忽严忽弛。在严禁之时，中国官吏又与中外商人朋比为奸，视国法如同虚设。林则徐一至广东，即用超然强硬之手段，使欲悔改者亦无从悔改。文明国之政治措置宜如是乎？英国更进而辩曰：战祸实起于中国之攘外政策，中国始终闭关自守，不与外人互约通使，致两国间情息不通，交涉莫由。且中国限外商于广州一埠贸易，而关税无定章。于广州又有公行之设，使外商必须与行商交易，无所谓贸易自由。是以中国对外政策非根本改革不可，故英人决然称兵而不顾焉。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十九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

（3）冬十月，天培击败英人（第三页第十五行）。

按：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林则徐曾奏报提督关天培在穿鼻尖沙咀屡次轰夷船。但英国将校之报告及士兵之记载，均谓英胜华败。

（4）夏五月，林则徐复遣兵逐英于磨刀洋。时义律先回国请益兵（第三页第二十至二十一行）。

按：义律（Captain Elliot）充驻粤英领，起自道光十六年冬，直至二十一年秋，先后共五年，五年内并无回国之行。请兵者，以书牍请也。后偕英国舰队来华之交涉员虽与义律同名，实其从兄，非一人也。吾国档案名此交涉员为懿律以别之。

（5）英人见粤防严，谋扰闽（第三页第二十二行）。

按：道光二十年夏以前，林则徐屡与英舰战，虽未大胜，亦未大败。是夏，英派新舰队来华，不直攻广州，仅封锁之，遂北犯厦门、定海，似则徐必有一制英人者。迨则徐罢职，琦善主政，尽撤海防，于是英人得逞其志，而大势去矣。此中国八十年来论鸦片战争者之公论，亦《邦交志》之所雷同者也。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道光二十年夏以前，英国大兵未至，在中国洋面者仅二三军舰。所谓九龙及穿鼻之役，英人不认为战争，只认为报复（Reprisal），胜之不武，况并未大胜乎？英舰队抵华后，又不攻广州者，英廷之训令也。英政府之意，以为未宣战以前，倘派舰队至华北耀武扬威，据地为质，或者中国即将屈服，而交涉可在天津进行。且广州远离京都，中国虽败，朝廷必以为边陲小失利，无关大局。必也侵中国之腹地，而后中国得就英之范围。故英人始终以攻入长江为其作战根本策略，彼固不料林氏竟因此而得盛名也。（英廷致驻华代表之训令见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Shanghai，1910.VOL.Ⅰ.Appendix B.）

（6）八月，义律来天津要抚。时大学士琦善任直隶总督，义律以其国巴里满衙门照会中国宰相书，遣人诣大沽口上之（第三页第二十六行）。

按：所谓巴里满衙门当即英国之国会。义律所递之照会，乃英国外交部大臣巴马斯登爵士（Lord Palmerston）致中国宰相之书，与巴里满毫无关系。义律之旨在交涉，在送哀的美敦书，非要抚也。

（7）陷镇江，杀副都统海龄。

按：《东华续录》记镇江事云：“京口陷时，副都统海龄并其妻及次孙殉节。”《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九卷亦云：“海龄及全家殉焉。”英人之记载更详，云：“海龄系自焚，搜其尸仅得数骨。英军有叹者曰：‘若海龄之节操多见于疆场，中国何至战败。’”是则海龄确系自尽，非为英人所杀明矣。（参看Lieutenant 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London，1844，p.282.）

（8）初，英粤东互市章程，各国皆就彼挂号始输税。法人、美人皆言“我非英属”，不肯从，遂许法、美二国互市，皆如英例（第六页第十七行）。

按：鸦片战争之前，法商、美商并无就英人挂号始输税之事。战后中、英立通商条约，法、美于是要求利益均沾及最惠待遇。耆英、伊里布诸人以为不许法、美之请，其商人必附英商而合从以谋我，许之则惠自我取，法、美反可成为我用，故与定商约如英例。（参看外交部出版之《道光条约》卷四页二至四，又卷五页二至三）。

（9）（咸丰）六年秋九月，英人巴夏里致书叶名琛，请循江宁旧约入城，不许。英人攻粤城，不克逞，复请释甲入见，亦不许。冬十月，犯虎门横档各炮台，又为广州义勇所却，乃驰告其国（第七页第五至八行）。

按：咸丰六年六月初九，两广总督叶名琛派兵上亚鲁号船捕海盗。亚鲁船属华人，是时泊广州，且所捕者亦系华人，故名琛未先照会英人，径派兵上船捕获。英领事巴夏里则谓亚鲁船系在香港注册，悬英国旗，非得英领事之事先许可，华兵不得上船捕人。巴夏里要求名琛即送还被捕者至领事馆审查，且须正式道歉，限期答复，名琛不允。英人遂于九年二十四日炮轰广州，此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导火线之一也。是年正月，法国教士闪蒲德林（Pere Augnste Chapde Laine）在广西西林遇害。法人称系西林官吏主谋，属与名琛交涉，不得要领，遂决与英联军，此战事导火线之二也。此二者即咸丰末年战争之近因。其远因则以加增通商口岸及传教机会为最要，许外人入广州城次之。《邦交志》仅述其次要者，于其他则一字不提，未免失实过甚。

（10）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随英公使额尔金为行营参赞（第七页第十五行）。

按：咸丰末年、同治初年之际，中国外交公文上常见里国太或里国泰之名。此人原任职上海英领事馆，善华语。咸丰四年，上海道与外国领事订《海关行政协定》，许外人充税务司。英领初荐威妥玛，威任一年即辞，继之者即里国太。八年，里以中国税务司资格兼任额尔金之翻译，《天津条约》大半出自其手。桂良、花沙纳及耆英恨之入骨。后升总税务司，因代中国创海军与总理衙门意见不合，遂革职。里国泰原名Horatio Nelson-Lay，《邦交志》谓其为嘉应州人，世仰食外洋，不知有何根据。（参看Morse，Op.Cit，Vol.Ⅱ.Chap.Ⅱ）

（11）时英人以条约许增设长江海口及商埠，欲先察看沿江形势。定约后，即遣水师、领事以轮船入江，溯流至汉口（第七页第十九至二十行）。

按：此次察看沿江形势者，即全权公使额尔金，非领事也。

（12）巴夏里入城议约（中略），宴于东岳庙。巴夏里起曰：“今日之约须面见大皇帝，以昭诚信。”又曰：“远方慕义，欲观光上国久矣。请以军容入。”王愤其语不逊，密商僧格林沁，擒送京师，兵端复作（第八页第五至八行）。

按：咸丰十年七月，桂良、花沙纳以全权大臣名义，赴天津与英、法公使定条约八款。约甫定，英，法忽探知中国交涉实无全权，愤受欺，遂停止交涉，调兵由杨村河西坞迫通州。于是朝廷改派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出与议和。载垣于七月二十七日致书与英、法公使，告以中国完全承认天津八条，望即退兵，英、法答以兵须前进，议和须在通州，屡经交涉，乃定议外兵进至张家湾南五条为止。八月四号，英、法各派翻译官及侍从至通州，与载垣、穆荫面议进京换约觐见、呈国书诸事。英翻译官巴夏里坚持公使入京，须携卫队千人，且云“中国前已允诺，不可失信”。后巴夏里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参看Cordier，Op.Cit，Chap.XXI）

（团结出版社《民国珍本丛刊》2006年1月第1版）

二、琦善与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当然就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约》之日。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易定。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原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春禁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所不惜。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鸦片战争，当做一段国际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起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即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行抵广东之日。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十四日，即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懿律（Admirla George Elliot）及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大沽起始交涉之日。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六日，即琦善革职拿问之日，而止于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条约》。在专制政体之下，最后决断权依法律当然属于皇帝，然事实上常常有大臣得君主的信任，言听计从。此地所谓林则徐及琦善主政时期即本此意而言。缘此，林的革职虽在二十年九月八日，然自七月中以后，宣宗所信任的已非林而为琦善，故琦善主政时期实起自七月中。自琦善革职以后，直到英兵破镇江，宣宗一意主战，所用人员如奕山、奕经、裕谦、牛鉴等不过遵旨力行而已。虽有违旨者，然皆实违而名遵，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似不为无当。

三期中，第一期与第三期为时约相等，各占一年半。第二期—琦善主政时期—为最短，半年零数日而已。在第一期内，严格说，实无外交可言。因为林则徐的目的在禁烟，而禁烟林视为内政—本系内政，不必事先与外人交涉，所采步骤亦无需外人的同意。中、英往来文件，在林方面，只有“谕示”；在英领义律方面，迫于时势，亦间“具禀”。此时义律既未得政府训令，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他的交涉不过图临时的相安，他的军事行动不过报复及保护在华英人的生命和财产。到第三期，更无外交可言。双方均认交涉无望，一意决战。后来英兵抵南京，中国于是屈服。在此三年半内，惟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在此期之初，英国全权代表虽手握重兵，然英政府的训令是叫他们先交涉而后战争，而二代表亦以迅和以复商业为上策。训令所载的要求虽颇详细，然非完全确定，尚有相当伸缩的可能。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不幸，琦善在广东除任交涉以外，且署理两广总督，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攻击他的有些注重他的外交，有些注意他的军事。那么，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所以我们先研究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初间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乃闻琦善到粤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壮丁就变为“汉奸”，英人反得收为己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词，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的研究。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应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藉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人的贿赂。战争的时候，左宗棠—同、光时代的恪靖侯左宗棠—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道光二十一年，他致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身。’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诗及渠欲即斩生夷灭口各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拴逆夷。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须一面收复定海，一面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之，浙江应与英人战，广东则应与英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为不妥。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害于英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虑。”宣宗当然欣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宜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施恩，准予止战通商”。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闻接得自果勇侯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自广州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独在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

同时广东的按察使王庭兰反说他屡次劝琦善杀义律而琦善不许。他写给福建道员曾望颜的信述此事甚详：“义律住洋行十余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数只而已，不难擒也。伊亦毫无准备，有时义律乘轿买物，往来于市廛间。此时如遣敢死之士数十人拴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屡次进言于当路，辄云现在讲和，未可轻动。是可谓宋襄仁义之师矣。”琦善倘得了“西人金巨万”，授之者必是义律；“欲即斩生夷灭口”，莫若斩义律。琦善反欲效“宋襄仁义之师”，岂不更奇了！王庭兰的这封信又形容了琦善如何节节后退：“贼到门而门不关，可乎？开门揖盗，百喙难辞。”王庭兰既是广东的按察使，他的信既由闽浙总督颜休焘送呈御览，好像应该是最好的史料。不幸琦善在广东的时候，义律不但未“住洋行十余日”，简直没有入广州。这封信在显明的事实上有此大错，其史料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琦善倘若撤了广州的防具，撤防的原动力不是英国的贿赂，这是我们可断定的。但是到底琦善撤了防没有？这是当时及后来攻击琦善的共同点，也是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之中心问题。道光二十年的秋末冬初—宣宗最信任琦善的时候—撤防诚有其事，然撤防的程度则大有问题在。

宣宗是个极尚节俭的皇帝。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大修军备，但是宣宗曾未一次许他拨用库款，林的军费概来自行商及盐商的捐款。二十年六月七日，英军占了定海，于是宣宗脚慌手忙地饬令沿海七省整顿海防。北自奉天，南至广东，各省调兵、募勇、修炮台、请军费的奏折陆续到了北京，宣宗仍是不愿疆吏扣留库款以作军费。当时兵部尚书祁雋藻和刑部右侍郎黄爵滋正在福建查办事件，他们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及福建巡抚吴文镕会衔，建议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应添造大船六十只，每只配大小炮位三四十门。“通计船炮工费约须银数百万两”。他们说：“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弭患之方，讵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增靡费。”宣宗不以为然。他以为海防全在平日认真操练，认真修理，“正不在纷纷添造也”。此是道光二十年七月（1840年）中的情形。

八月中，琦善报告懿律及义律已自大沽带船回南，并相约沿途不相攻击，静候新派钦差到广东与他们交涉。宣宗接了此折，就下一道上谕，一面派琦善为钦差大臣，一面教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的防兵分别撤留了。

九月初四，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到了北京，报告英国兵船八只于八月二十二日路过登州，向南行驶。托浑布买了些牛羊菜蔬“酌量赏给”。因此“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宣宗以为和议确有把握，于是连下了二道谕旨，一道“著托浑布体察情形，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靡费”；一道寄给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撤应留，妥为办理。”适同日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折到京，报告从福建调水勇八百名来浙江。宣宗就告诉他，现在已议和，福建的水勇团练应分别撤留，“以节靡费”。是则道光二十年九月初，琦善尚在直隶总督任内，宣宗为“节省靡费”起见，已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

琦善于十一月六日始抵广东。他尚在途中的时候沿海七省的撤防已经实行了。奉天、直隶、山东与战争无关系，可不必论。南四省中首先撤防者即江苏。裕谦于十月三日到京的折内报告，共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并且“各处所雇水陆乡勇亦即妥为遣散”。十一月十七日的报告说陆续又撤了些：“统计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广东及浙江撤兵的奏折同于十一月一日到京。怡良说：“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两千余名。臣复移咨水陆各提镇，将各路中可以撤减者再为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靡费。”撤兵的上谕是九月初四发的，罢免林则徐的上谕是九月初八发的。怡良所说广东初次撤兵是由林与他二人定夺，此说是可能的。怡良署理总督以后，又拟再撤，但未说明撤多少。伊里布在浙江所撤的兵更多，照他的报告共撤六千八百名，共留镇海等处防堵者五千四百名。南四省之中，惟福建无撤兵的报告。

总结来说，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四省，除福建不明外，余三省—江苏、浙江、广东—均在琦善未到广东以前，已遵照皇帝的谕旨实行撤兵。江苏所撤者最多，浙江次之，广东最少。广东在虎门一带至少撤了两千兵勇，至多留了八千兵勇。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

琦善未到任以前的撤防虽不能归咎于他，他到任以后的行动是否“开门揖盗”？二十年十二月和二十一年二月的军事失败是由于琦善到任以后的撤防吗？散漫军心吗？陷害忠臣吗？

琦善初到广东的时候，中、英已发生军事冲突，因为中国守炮台的兵士攻击了义律派进虎门送信而挂白旗的船只。这不但犯了国际公法，且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宣宗撤兵的上谕已经明言：除非外人起衅，沿海各处不得开火。琦善本可惩办，但他的奏折内不过说：“先未迎询来由，辄行开炮攻打，亦不免失之孟浪。”接连又说：“惟现在正值夷兵云集，诸务未定之时，方将激励士气，藉资震慑而壮声威。若经明白参奏，窃恐寒我将士之心，且益张夷众桀骜之胆。”同时他一面咨行沿海文武官吏，在未攻击之先，须询明来由；“一面仍以夷情叵测，虎门系近省要隘，未便漫无堤防，随饬委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击多隆武等前往该处，妥为密防”。是则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

十二月初，和议暂趋决裂。琦善“遂酌调肇庆协兵五百名，令其驰赴虎门，并派委潮州镇总兵李庭钰带弁前往帮办。又酌调督标兵五百名，顺德协兵三百名，增城营兵三百名，水师提标后营兵两百名，水师提标前营兵一百五十名，永静营兵一百名，拨赴距省六十里之总路口、大濠头、沙尾、猎德一带，分别密防。并于大濠头水口填石沉船，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总计兵一千九百五十名，不能算多，且广州第一道防线的虎门只五百名，虎门以内大濠头诸地反增一千四百余名。于此，我们就可窥测琦善对军事的态度及其所处地位的困难。他在大沽与英人交涉的时候，就力言中国万非英国之敌。到了广东，他的奏折讲军备进行者甚少，讲广东军备不可靠者反多。如在十二月初四的具折内，他说不但虎门旧有的各炮台布置不好，“即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一旦经费无出，且欲制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琦善对军事既如此悲观，故不得不和；然和议又难成，不得不有军备，“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且身为总督，倘失地责不容辞。但军备不但“缓不济急”，且易招外人之忌，和议更易决裂，故只能“妥为密防”，但只能在虎门内多增军队，所以他犹疑不决。结果国内主战派攻其“开门揖盗”，英人则责其无议和的诚心，不过迁延时日，以便军备的完竣。他们说：“此种军备进行甚速。”（Were going on with the utmost expedition）英人采先发制人的策略，遂于十二月十五日晨攻击大角、沙角两炮台。

结果中国大失败。二个炮台均失守；水师船只几全覆没；兵士死者约五百，伤者较少；炮位被夺被毁者共一百七十三尊。英人方面受伤者约四十，死亡者无人。防守大角、沙角约两千人，英兵登陆来攻者共一千四百六十一人，内白人与印度人约各半。此役中国虽大败，然兵士死亡之多足证军心尚未散漫。炮位损失有一百七十三尊，内二十五尊在大角，七十二尊在沙角，余属师船，足证防具并未撤。我们还记得：在虎门十台之中，大角、沙角的地位不过次要。道光十五年整理虎门防务的时候，关天培和署理粤督祁土贡就说过：“大角、沙角两台在大洋之中，东西对峙，惟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相距较远，两边炮火不能得力，只可作为信炮望台。”平时沙角防兵只三十名，大角只五十名；二月十五之役，二台共有兵士两千名，不能算少。至于军官及兵丁的精神，外人众口一词地称赞。虽然，战争不满二时而炮台已失守，似无称赞的可能。欧洲的军士对于败敌素尚豪侠，他们的称赞不能不打折扣。但是我们至少不应说琦善“开门揖盗”。

此役以后，琦善主和的心志更坚决，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与义律订了草约四条。他虽然费尽了心力求朝廷承认草约，宣宗一意拒绝。愈到后来，朝廷催战的谕旨愈急愈严，琦善于无可如何之中，一面交涉，一面进行军备。他的奏折内当然有调兵增防的报告，但我们可利用英人的调查以评他的军备。正月二十三，义律派轮船Nemesis 到虎门去候签订正式条约日期的信息。此船在虎门逗留了四天，看见威远、镇远及横档三炮台增加沙袋炮台（Sandbag batteries），并说三台兵士甚多。别的调查的船只发现穿鼻的后面正建设炮台，武山的后面正填石按桩以塞夹道。二月一日，义律亲自到横档，查明自 Nemesis 报告以后，又加了十七尊炮。二月二日，英人截留了中国信船一只，内有当局致关天培的信，嘱他从速填塞武山后的交通。于是英人确知琦善已定计决战，遂于二月五日下第二次的攻击令。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五日、六日的战役是琦善的致命之伤，也是广东的致命之伤。战场的中心就是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所谓虎门的天险。剧烈的战争在六日的正午，到午后二点，三台全失守。兵士被俘虏者约一千三百名，阵亡者约五百名，提督关天培亦殉难。炮位被夺被毁者，威远百零七尊，临时沙袋炮台三十尊，镇远四十尊，横档百六十一尊，巩固四十尊。此役的军心不及十二月十五日，横档的官佐开战之初即下台乘船而逃，且锁台门以防兵士的出走，然亦有死抗者。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甚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此岛在横档的南面，镇远的西面。关天培以为横档及威远、镇远已足以制敌，下横档无关紧要，故在道光十五年整理虎门防备的时候就未注意。不料英人于二月五日首先占领下横档，并乘夜安大炮于山顶。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设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英人Davis 甚至说琦善的军备已尽人事天时的可能。时人及以后的历史当然不信中国反不能与“岛夷”敌，他们说中国所以败，全由宣宗罢免林则徐而用琦善。他们以为林是百战百胜的主帅，英人畏之，故必去林而后始得逞其志，英人在大沽的交涉不过行反间之计。时人持此论最力者要算裕谦。江上蹇叟（夏燮）根据他的话就下了一段断语，说：“英人所憾在粤而弃疾于浙者，粤坚而浙瑕也。兵法攻其瑕而坚者亦瑕。观于天津递书，林、邓被议，琦相入粤，虎门撤防，则其视粤也如探囊而取物也。义律本无就抚之心，特藉琦相以破粤东之局。” 魏源的论断比较公允，然亦曰欲行林的激烈政策，“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不说“沿海守臣”及“当轴秉钧”，即全国文武官吏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在九龙及穿鼻与林则徐战者不过一只配二十八尊炮的 Volage 及一只配二十尊炮的Hyacinth。后与琦善战者有陆军三千，兵船二十余只，其大如Wellesley、Blenheim、Melville，皆配七十四尊炮。然而九龙及穿鼻的战役仍是中国失败，且虎门失守的时候，林则徐尚在广州，且有襄办军务的责任！英国大军抵华以后，不即攻粤而先攻定海者，因为英政府以为广东在中国皇帝的眼光里不过边陲之地，胜负无关大局，并不是怕林则徐。当时在粤的外人多主张先攻虎门，惟独Chinese Repository月报反对此举，但亦说：倘开战，虎门炮台的扫平不过一小时的事而已。至于去林为英国的阴谋，更是无稽之谈。英人屡次向中国声明：林之去留与英国无关系。实则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战争失败的结果就是《南京条约》，这是无可疑问的。但战争最后的胜负并不决在虎门，而在长江，《南京条约》的签字距虎门失守尚有一年半的功夫。到了道光二十二年的夏天，英国军队连下了吴淞、上海并占了镇江，而南京危在旦夕，这时候朝廷始承认英国的条件而与订约。正像咸丰末年，英、法虽占了广州省城，清廷仍不讲和；直到联军入京然后定盟。琦善在广东的败仗远不如牛鉴在长江的败仗那样要紧。

总结来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败是败了，但致败的原由不在琦善的撤防，而在当时战斗力之远不及英国。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战争是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那么，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现在请论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懿律及义律率舰队抵大沽的时候，琦善以世袭一等侯、文渊阁大学士任直隶总督。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十一年，他初次就外省官职，任河南按察使，后转江宁布政使，续调任山东、两江、四川各省的督抚。道光十一年，补直隶总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全在广东，故琦善在官场的年岁虽久，但于外交是绝无经验的。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懿律等到了大沽。琦善遵旨派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罗回来报告说：英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此种诉屈伸冤的态度是琦善对付英人的出发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态度当然不是英政府的态度。那么，误会是从何来的呢？或者是义律故意采此态度以图交涉的开始，所谓不顾形式只求实际的办法。或者是翻译官马礼逊未加审慎而用中国官场的文字。或者是琦善的误会。三种解释都是可能的，都曾实现过的，但断断不是琦善欺君饰词，因为他以后给英人文书就把他们当做伸冤者对待。琦善一面请旨，一面令英人候至二十日听回信。十七日谕旨下了，十八日琦善即派千总白含章往英船接收正式公文。

此封公文就是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Viscount Palmerston）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此文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研究此战者必须细审此照会的原文与译文。译者遵照巴麦尊的训令只求信，不求雅。结果不但不雅，且不甚达。但除一句外，全文的翻译确极守信。这一句原文是“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译文变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难怪宣宗和琦善把这个外交案当做属下告状的讼案办！

这照会前大半说明英国不满意中国的地处，后小半讲英国的要求。中国禁烟的法子错了，烟禁的法律久成具文，何得全无声明忽然加严？就是要加严，亦当先办中国的官吏，后办外人，因为官吏“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中国反首先严办外人，宽赦官吏，岂不是“开一眼而鉴外人犯罪，闭一眼不得鉴官宪犯罪乎”？就是要办外人，亦应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佣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人不缴烟土，即“吓呼使之饿死”。不但英国商人是如此虐待，即“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因此层层理由，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货妥当”。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照会内虽未提及林则徐的名字，只说“其官宪”，中外皆知英国所不满意的禁烟办法皆是林的行动。照会的口气虽是很强硬，但全文的方式实在是控告林的方式。

巴麦尊爵士给懿律及义律的训令有一段是为他们交涉时留伸缩地步的。他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么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要评断琦善外交的优劣就在这一点。

琦善接到了巴麦尊的照会，一面转送北京请旨，一面与懿律约定十天内回答。廷臣如何计议，我们不能知其详细。计议的结果，就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二道谕旨。一道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掉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此道上谕可说是中国给英国的正式答复。其他一道是给琦善的详细训令。“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藉蒙伸冤，狡焉思逞也”。至于割让海岛，“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所谓“成规”就是一口通商。行商的积欠“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换言之，广东行商所欠英人的债，英人应该向行商追讨，何得向朝廷索赔？“倘欲催讨烟价，著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这种自大的态度何等可笑！英国所要求者一概拒绝，惟图重治林则徐的罪以了案，这岂不是儿戏！但在当时，这是极自然、极正大的办法。“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这岂不是中国传统的王道？英国既以控告林则徐来，中国即以查办林则徐回答：这岂不是皇帝“大公至正之意”？

八月二日，琦善即遵旨回答了英国代表。他们不满意，要求与琦善面议。琦善以“体制攸关”，不应该上英国船，遂请义律登岸。八月初四、初五，他们二人在大沽海岸面议了两次。义律重申要求，琦善照圣旨答复，交涉不得要领。最困难的问题是烟价的赔偿。八月十八、十九琦善复与懿律移文交涉，他最后所许者，除查林则徐外，还有恢复通商及赔烟价的一部分二条：“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申雪前抑。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英国代表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开船往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

英国政府所以教懿律及义律带兵船来大沽者，就是要他们以武力强迫中国承认英国的要求。懿律等在大沽虽手握重兵，然交涉未达目的即起碇回南，且说回南是遵循中国皇帝的意旨。难怪巴麦尊几乎气死了，难怪中国以为“抚夷”成功了。宣宗因此饬令撤防，“以节靡费”。且即罢免林则徐以表示中国的正大。大沽的胜利是琦善得志的阶梯，也是他日后失败的根由。懿律等的举动不但不利于英国，且不利于中国，因为从此举动发生了无穷的误会。但他们也有几种理由：彼时英兵生病者多，且已到秋初，不宜在华北起始军事行动。琦善态度和平，倘与林则徐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他们想在广东与他交涉，不难成功。他们在大沽不过迁就，并不放弃他们的要求。

琦善在大沽除交涉外，同时切实调查了敌人的军备。他的报告和朝廷改变林则徐的强硬政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军舰的高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此外还有“火焰船”，“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当时的人如林则徐所拟破夷之法，琦善以为皆不足恃。倘攻夷船的下层，“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若欲穿其船底，则外人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入跳跃登舟，直至颠顶，是意在抵御也”。此外还有纵火焚烧的法子，“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这是琦善“知彼”的工夫。

对于这样的强敌，中国有能力可以抵抗吗？琦善说中国毫无足恃。“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那么，中国正缺乏大炮，譬如在“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奕，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假设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假使我们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这是琦善“知己”的工夫。

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鸦片战争的时候，中、英各执其理，各行其是。故中、英的问题，论审势，论知己彼的工夫，琦善无疑的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所以琦善大声疾呼的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英人的贿赂。

不幸，十一月六日琦善到广东的时候，国内的空气及中、英间的感情均不利于和议。伊里布在浙江曾要求英国退还定海，英人不允，朝野因之以为英国求和非出于至诚。在英国方面，因中国在浙江抢夺二十多个英国人，且给以不堪的待遇，决战之心亦复增加。十一月内，浙抚刘韵珂、钦差大臣祁雋藻，黄爵滋，御史蔡家玕相继上奏，说英人有久据定海的阴谋。朝廷主和的心志为之摇动。同时义律在广东多年，偏重广州通商的利益，主张在广州先决胜负。所以他在广东的态度，比在大沽强硬多了。中国对他送信的船开了炮，他就派兵船来报复。所以琦善到广东后的第一次奏稿就说义律的词气“较前更加傲慢”。适此时懿律忽称病，交涉由义律一人负责。琦善莫名其妙，“初六日（委员）接见懿律时，虽其面色稍黄，并无病容，然则何至一日之间遽尔病剧欲回”？那么此中必有狡计：“今懿律猝然而行，或就此间别作隐谋，或其意见与义律另有参差，抑或竟系折回浙江，欲图占据，均难逆料。”所以琦善就飞咨伊里布，教他在浙江严防英人的袭攻。

这样的环境绝非议和的环境，但广东的军备状况更使琦善坚持和议。他说广东“水师营务，微特船不敌夷人之坚，炮不敌夷人之利，而兵丁胆气怯弱。每遇夷船少人稀之顷，辄喜贪功；迨见来势强横，则皆望而生惧”。他第一步工作当然是联络感情和缓空气。他教水师参将致信懿律：“声明未询原委，擅先开炮，系由兵丁错误，理在严查惩办。”如此冲突免了，而双方的面子都顾到了。同时他又释放了叱呾吨（Vincent Staunton）。此不过在澳门外人的一个教书先生，因至海岸游泳，民人乘机掳之而献于林则徐以图赏资，英人已屡求释放而林不许。琦善此举虽得罪了林派，尤为英人所感激。空气为之大变，交涉得以进行。

义律交涉的出发点就是前在大沽所要求的条件：

（1）他要求赔偿烟价，首先要两千万元，后减至一千六百万，又减到一千二百万。琦善先许三百万，续加至四百万，又加至五百万。这是市场讲价式的外交。（2）兵费一条，琦善坚决拒绝，“答以此系伊等自取虚糜。我军增兵防守，亦曾多费铜银，又将从何取索”？（3）行商的欠款应由行商赔补。（4）义律允退还定海，但要求在粤、闽、浙沿海地方另给一处。琦善以为万万不可：“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且其地亦甚难择，无论江、浙等处均属腹地，断难容留夷人，即福建之厦门一带，亦与台湾壤地相连……无要可扼，防守尤难。”（5）中、英官吏平等一节，琦善当即许可。这是十一月二十一以前交涉的经过。十二月初七的上谕不许琦善割尺寸地，赔分毫钱，只教他“乘机攻剿，毋得示弱”。于是全国复积极调兵遣将了。

这道上谕十二月二十左右始到广东。未到之先，琦善的交涉又有进展。烟价的赔偿定六百万元，分五年交付。交涉的焦点在割地，义律要求香港，琦善坚持不可：“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香港即不能得，义律遂要求添开口岸二处。琦善以为“添给贸易码头，较之给予地方，似为得体”。他本意愿添二处，但为讲价计，先只许厦门一处，且只许在船上交易，不许登岸。义律颇讨厌这种讲价式的交涉，遂以战争胁之。琦善虽一面备战，他的实心在求和。他十二月初四所具的折内求朝廷许添通商口岸。粤东防守如何不可靠，他在折内又说了一遍：“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即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 初六日，义律请他到澳门去面议。他以为“无此体制”，并恐“狼子野心”“中怀叵测”，只许移文往来。十四日，义律声明交涉决裂，定于明日攻击。琦善的复信尚未发去，中、英已开始战争了。

十二月十五日，大角、沙角失守了，琦善的交涉就让步。二十七日，遂与义律定了《穿鼻草约》：（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浦一样。（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在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定了此约以后，琦善苦口婆心的求朝廷批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到京的奏折可说是他最后的努力。他说战争是万不可能，因为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心不坚。“奴才再次思维，一身所系犹小，而国计民生之同关休戚者甚重且远。盖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与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同一待罪。余生何所顾惜，然奴才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得仰赖圣主洪福，藉保义安。如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则损天威而害民生，而办理更无从措手。”宣宗的朱批说：“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琦善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部议尚未定夺，怡良报告英占据香港的奏折已于二月初六到了北京。宣宗即降旨：“琦善著革职锁拿……家产即行查抄入官。”北京审判的不公，已于上文说明。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作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原载《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社会科学号，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

三、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

凡抱有事业志愿而入政界者，十之八九在极短的时期内无不感叹的说：“在中国作官可以；作官而要同时作事，很困难；作事而又认真，很危险；认真而且有计划，那简直是不可能。”为作官而作官的，只要人人敷衍，事事通融，反得久于其位，步步高升。官场最不可缺的品格是圆滑，最宝贵的技术是应付。这种自然的淘汰是淘汰民族中之强者、有能为者，保留民族中之弱者、庸碌无能者。

这种风气的盛行已太久了，在前清宣统年间，全国所认为罪魁的是盛宣怀。其实当时的权贵，哪一个作的事之多且大可以比得盛宣怀？社会对其贪污之厌弃，固是公论，但对其他创造之事业曾无一词的赞许，这岂算得公道？在光绪年间，权臣最受御史的弹劾及清议的批评的就是李鸿章。其实在光绪一朝，集其他人物的一切事业还不及李鸿章的事业的一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几个人敢于大规模的改造传统的制度？这几个人的名誉又如何？秦始皇创造了大一统的中国，而论者只知其“暴”，那班假托为封建诸侯复仇的反得着了二千余年的士大夫同情。王莽及王安石乃我民族仅有的社会经济改造家，而二人之为奸，在士大夫的眼光里，只有程度的差别。这种空气只能培养高官达爵，不能产生事业家。

政界如此，其他各界亦复如此。最可痛心的是这种病态心理已深入教育界。现在在这界服务的人大多数只愿担任教学，不敢担任行政；担任教学的人大多数又只愿讲学，不愿督学。我国教育之宜改良，这是人人承认的。但是教育部长、校长、院长、系主任一动手改革，那就满城风雨了。若以报纸所载的为根据，中国人的理想大学是这样的：对教职员无论如何不裁人；对学生不收学费，津贴愈多愈好，按期发文凭。其实在我国的学术早已化成资格的造就。科举虽废了，科举的心理尚存在。

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其注重个人主义可以与我们相比，那就是盎格鲁撒格逊人，但是他们以自食其力为荣，食人之力为耻；我们以自食其力为耻，食人之力为荣。他们崇拜英雄、事业家；我们不崇拜。在他们的社会里，不作事而说便宜话的没有立身之地；在我们这社会里，不作事者的骂人就是清议。英美是民治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但英美人民并不惜以重权付诸其领袖；我们号称几千年专制的国家，但在我们中间，有一人操权，就有百人忌他、骂他、破坏他。英美的个人主义是为个人谋创造的自由及机会，同时鼓励别人的创造；我们只有地位欲，我们不图创造，亦不容别人创造。

前几年，我有位青年朋友来找我，要我替他在南京政府里谋一差事。我问他能做什么，希望什么薪金。他说他能抄写，希望六七十元一月。我就告诉他，这六七十块钱也是人民出的，应该替人民作六七十块钱的事情。他回答很愤慨：“在南京拿六七百元一月而全不做事的太多了，你何必计较这六七十元呢？”三十几年以前，中俄合办中东铁路的时候，俄国要保存合办名而实行独办，于是把位高禄厚无事的督办位置给中国人作；我们以为占了便宜，于是心满意足。近代在所谓中外合办的事业上，外人利用我民族这种弱点者还不仅俄国。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几千年来一切的国难都敷衍过去，这一次也能敷衍过去。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美国提高银价，我们的农工商业就受重大打击：只有国家积极的政策能挽回万一。

英国要连日以制俄，我们就成了英国送给日本的礼物：这也不是靠圆滑的无为所能阻止的。日本放弃金本位，我们的幼稚工业就受压迫：这不是各工厂各自努力所能抵抗的。日本要为大和民族谋万世安全，我们就发生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独善其身”的传统哲学所能补救的。这种外来的压力，如同黄河长江的洪水，非强有力的政府，积极作事的政府，及全国的总动员，是无法抵御的。现在的世界是个积极的世界，事业的世界。

在这个当儿，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甚么消极、清高都应该打倒。我们要做事。我们要修路、要治河、要立炼钢厂、要改良棉种麦种、要多立学校、立更好的学校。我们要作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作事。官可不作事要作。别的可以牺牲、事业不可牺牲。作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说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对一切公私事业，只要大政方针不错，我们只有善意的批评，没有恶意的破坏。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都是新事业，是我民族没有经验过的事业。作或者要作错，不作则永远作不好。作尚有一线之望，不作等于坐以待毙。

革除地位的人生观，抱定事业的人生观：这是我民族复兴先决条件。

（原载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大公报》）

四、国家的力量

研究自然科学者，总不至专讲理论而不顾事实，更不会提出与实施相违背的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及人文科学的人，往往高唱理论全不顾事实。他们当中以为只要理论是高尚的，事实可以不问，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态度。

近代世界的文明，无论在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当然有很大的进步。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情。假使我们以为在文明进步期间，我们就可以不讲究国家力量，那就大大错误了。

我们打开历史一看，知道国际战争不限于某一时代或某一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一二百年内，确实推行过高度帝国主义，侵略过中国及其他许多国家。但是，在近代之前，我们也受过侵略，最明显的是辽金元的侵略，我们知道辽金元不但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简直就是游牧民族。满洲入关，他们也谈不到工业资本，他们是半游牧半农业民族。从欧洲历史上，我们知道石器时代的人，也曾经组织过国家，国与国间也相互拼争，战争与侵略实在是各个时代、各种社会、各种政制所不能避免的。

现在文明已经进步了，六十个国家已经组织了联合国来制裁侵略者，来维持国与国之间和平。我们对于联合国宪章十分表同情，对联合国事业是十分合作。但联合国仍旧是幼稚机构，联合国要演变到甚么程度，今天没有人敢预料。今天我们可以看清楚的是：联合国没有力量维持世界和平，如果任何国家把它的生存完全依靠联合国，则简直是儿戏。

文明虽有进步，在今天，世界没有力量的国家，仍旧是不能共存的国家。我希望各位青年朋友，绝对不可一刻忘记这一基本事实。

我们所需要讨论研究的，不是国家究竟要不要有力量，而是研究国家力量的因素及培养方法。

国家力量的因素之一，当然是土地和人口。

关于这个因素的看法，问题不在乎承认不承认土地和人口之重要，而在土地和人口以外，国防政治经济的配合究竟怎样？面积和人口的统计来讲，十八世纪不到一千五百万人口的英国，居然把两万万人口的印度灭了。在道光年间，二千五百万人口左右的英国，把四万万人口的大清国打败了。在抗战以前，据专家研究，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年生产力等于美金三十元到四十元，在那时候，美国人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人生产力是一千美金。这等于说，二十五个中国人的生产力抵得过一个美国人，人口多土地广，若能够善于利用，当然是个大资本，不然，反变成负担了。

国家力量另一个因素是科学。

科学支配生产力，同时也支配国防力。现在最厉害的武器，当然是原子弹。世界国家中，能制造原子弹的只有三个国家，英、美、苏。能大量生产原子弹的仅美国一国。原子弹不说，我们只说飞机，世界国家中，能制造飞机的国家数目有限。别的国家如要建设空军，总是全部的，或局部的依靠这些能生产飞机的国家。有原子弹与没有原子弹的国家相比，不仅是不平等，简直是不同类。好像虎豹与牛羊一样之不同类。现在没有空军的国家还能有国防吗？靠外国制造来建设空军，又何等危险！

无论从国防或经济着想，科学的重要，我想大家都承认的，我并非说科学万能，我也不能说单靠科学我们便可以建国，我可以说科学的作用简直是无限的，没有科学的国家是不能长久生存的。

我们稍为看看科学生产能力的伟大。英国和日本都不是出棉花的国家，因为英国和日本培养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英国和日本都有很大纺织业，英日纺织品甚至在国际市场上都占很重要的地位。

德国不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没有石油，没有橡胶，没有锡、钨、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之机械化程度，不在任何国家之下。

丹麦面积比我们台湾岛面积大十分之一，人口只有台湾岛之一半，在一九五一年，丹麦进出口贸易达十七亿八千万美金，丹麦还只是一个农业国家。

比利时面积比台湾岛小三千方英里，人口与台湾岛差不多，在一九五一年比利时的国际贸易达四十五亿四千万美金，比利时是个工业国家。

台湾岛的经济事业近来实在有很大进步，现在岛上生产力及生活水准，在亚洲各国之上，却与欧洲一比起来，我们便差远了，我们可能发展的程度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把岛内生产力增加十倍，我们才可以与西洋国家比较。

国家力量还有一个因素，那便是政治。

政治统一的国家比较有力量，内部不统一的国家，比较没有力量。十九世纪初叶，奥匈帝国当时是世界五强之一，因为那个帝国内部分裂，今天简直不存在了。法国物产丰富，科学发达，第二次大战后，法国的经济也有长足进步，但是法国政治派别很多，没有一党能够单独组阁，所以他政府寿命总是几个月，这是法国国力所以不能充分发挥的最大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法国党派的竞争仍旧不停，以致国力薄弱。到了一九一七年，由克列孟梭领导，法国人组织了所谓神圣团结Union Sacrieo。全法国的人民，不分党派，团结起来，只求打退德国的侵略者，关于其他一切的争执，能搁置则搁置，不能搁置则彼此退让，法国终究转败为胜。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这种神圣团结。

内部的统一也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日本军阀，关于统一国家工作做得最彻底，但是因为领导不得法，在第二次大战中，三国都战败了。苏俄今天内部是百分之百的统一，他这种统一，利弊参半，表面上看起来很强，但是我认为这种政治力量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这种统一是死板的、违反人性的。

从国家力量着想，究竟哪一种制度好？政治学家到今日还没有任何一个原则可以贡献给我们。大体说来，我认为民主政治是最有力量的政治。民主政治的推动要靠朝野通力之合作。有人说，英国政治的高明全在乎英国人承认反对党，不但有权力反对政府，并且有责任反对政府。不过事实上不是这样简单，在英国政治史上，最要紧的奥妙，是英国政治早就培养一种负责的反对。政府要民意支持才发生力量，反对党也必须有民意的支持才发生力量。如果反对党员唱高调或为私人或小组织谋利，久而久之，人民必要厌弃这种反对党。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一则在反对党是否有法律上反对的权力，二则在反对党的反对是否负责任的，具有建设性的及能代表民意的。

革命的国家都喜欢谈政治制度，这是很自然的事。每次经过一段革命，必有新制度的产生。到这个阶段，许多讲新政者，好像打图案盖房子一样，结果许多新制度在社会上不能生根，运用起来，一点不灵活。有的时候，制度虽然是新的，运用的精神还是旧的，结果，有旧的坏处，而无新的好处，其实政制是一种有机性的东西，要适宜于当地的土壤及气候，那就是说，要适合人民生活习惯，知识水准及政治经验。政治设施不能根据抽象主义，革命是不得已的事情，改革也需要时间。有些国家因为有了革命而复兴，有些国家经过一次又一次革命而至于灭亡。政治制度和政策与国家力量生长是有很大关系。

文艺也是国家力量一种重要因素。

法国今天国际地位得力于法国的艺术创作不少。波兰民族精神保存以致亡国后一百五十年而复兴，不能不部分归功于肖邦（Chopin）的音乐。瑞典、挪威，因代代有伟大文学家出现，在西洋精神生活上总居先进地位，这两国的武力与经济不能算为头等，在国际间却能得到各国钦佩。所以在近代外交中，文化水平是重要工具。我在纽约常看见某一国的画展和某一个大文人到了纽约，不但联合国各代表，就是一般纽约居民，对这一国的尊敬，自然就提高了。我们曾经出过伟大文学家及伟大的画家，我相信我们中华民族有艺术天才，问题是我们能否诱导青年兴趣到文艺方面去？是否能对文艺有兴趣的青年给他们相当机会与鼓励？我们社会今天是否尊重文艺作家？我们风气是否适合大作品的出现？要鼓励及提高一国民族精神力量，其工具莫过于文学一书，我们现在处境是我们几千年来最大危机，我们当然要军力、经济力、政治力，同时我们也需要很伟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能不求诸于我们的文艺家。

大国有大国的便宜，国家大小与存亡关系是很密切的，政治的高明，经济生产力之优厚，及一般文化水准之高尚，世界国家中没有超过捷克，究竟因为他太小了，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中一次亡于德国，最近又亡于苏俄。

假使人口相等，面积相等的国家，他们间的等级决定于：（1）科学的运用及生产力量之培养，（2）全体人民能真心诚意拥护的政治制度，（3）精神文化，因为这些因素不同，我们常常发现同样人口、同样面积的国家间，差别也很大。近十几年来，因为工作关系，常与外国人士往来，我得着了一个坚决的信仰，那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有作为有前途的民族，在科学政治及文艺各方面，我们的天才是无问题的，问题全在于天才的发挥。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四日在台大法学院讲演词）

五、知识阶级与政治

我这里所讲的知识阶级是指专靠知识生活的人，那就是说，指一般以求知或传知为职业者。这个阶级包括教育界及舆论界，此外政界及法律界与知识阶级最近，且最容易混合。工商医界距离较远，但其中亦常有人著书立论，以求影响一时的思潮，这类的人常然也要算为知识阶级的。

知识阶级与政治的关系固极重要，但不可言之过甚。在中国，因为以往读书的目的和出路全在作官，又因为我们平素作文好说偏激和统括的话，于是有许多人把救国的责任全推在知识阶级身上。自我们略知西洋历史以后，一谈法国革命就想起卢梭，一谈苏俄革命就想起马克思和列宁。这些伟人不是知识阶级的人物么？他们所作的掀天动地的事业，我们也能作，至少我们这样讲。九一八以后，因为大局的危急，国人对知识阶级的期望和责备就更深了。我们靠知识生活的人也有许多觉得救国的责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不负起这个重担来，好像就无人愿负而又能负了。这样的看法自然能给我们不少的安慰。

可惜这个看法忽略了几个基本事实。第一，知识的力量虽大，但是也有限度，利害、感情、习惯、群众心理往往抵消知识的能力，历史家研究革命者并不全归功或归罪于某思想家。第二，中国人受过教育的太少了，思想的号召所能达到的是极有限制的，并且中国人太穷了，对于许多问题全凭个人利害定是非。第三，我们的知识阶级，如国内其他阶级一样，也不健全的，许多忙于为自己找出路就无暇来替国家找出路了。我说这些话不是要为我们开脱责任，不过我觉得政治是全盘生活的反映，救国是各阶级同时努力凑合而成的。知识阶级当然应负一部分的责任，甚至比其他各阶级要负较大一部分的责任。但是一个阶级，如同一个私人，倘不知自己的限制，事事都干起来，结果一事都无成。或者因为我们要负责而事实上又不能，就置国事于不闻不问了。有些因此抱悲观，几于要自杀。

在未谈知识阶级究竟对于政治的改良能有什么贡献之先，我可指点出来两个事件是知识阶级所不应该作的。

第一，我们文人，知识阶级的人，不应该勾结军人来作政治的活动。几十年来，文人想利用军人来政治改革的不知有了多少，其结果没有一次不是政治未改革而军阀反产生了一大堆。康梁想利用军人来改革，于是联络袁世凯。到戊戌变法最紧急的时候，袁世凯只顾了自己升官的机会，不惜牺牲全盘新政。我们绝不可说康梁是瞎眼的人，因为康梁的眼光并不在一般人之下。甲午以后，中国号称知兵的人要算袁世凯的思想最新。光绪末年，新知识界的人由袁氏提拔出来的很多，新政由他提倡的或助成的也是不少。如果康梁可靠军人来改革，那么，无疑的他们应该找袁世凯。康梁以后的政治改革家，虽其改革方案不同，其改革方法则如出一辙。连动军队和军人是清末到现在一切文人想在政界活动的惟一的法门。倘孙中山先生今日尚存在，看现在中国这可怜的状况，他不曾懊悔靠军人来革命么？

中国近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武人思想比较简单，欲望亦比较容易满足。文人在一处不得志者，往往群集于他处，造出种种是非，尽他们挑衅离间之能事。久而久之，他们的主人翁就打起仗来了。他们为主人翁所草的宣言和通电都标榜很高尚的主义，很纯粹的意志，好像国之兴亡在此一举。其实这些主义和意志与他们的主人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宣言和通电，有许多是他们的主人翁看都不看的。主人翁幸而得胜了，他们就作起大官来。不幸而失败了，他们或随主人翁退守一隅，以求卷土重来；或避居租界，慢慢的再勾结别的军人。民国以来的历史就是这个循环戏的表演。这样的参加政治—文人参加政治的十之九是这样的—当然不能使政治上轨道。

第二，知识阶级的政治活动不可靠“口头洋” 。西洋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当作学术来研究是很有兴趣而且很有价值的，当作实际的政治主张未免太无聊了。愈讲这些制度和思想，我们会愈离事实远，而我们的意见愈不能一致。我们现在除中国固有的制度和学说以外，加上留美、留英、留法、留德、留俄、留日的学生所带回的美、英、法、德、俄、日的各时代、各派别的思想和所拟的制度，我们包有中外古今的学说和制度了。难怪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胃里打架，使我们有胃病。我常想假使中国从初派留学生的时候到现在，所有学政治经济的都集中于某一国的某一个大学，近二三十年的纷乱可以免去大部分。其实这些学说的制度在讲者口里不过是“口头洋”，在听者那方面完全是不可懂的外国话。我们的问题不是任何主义或任何制度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饭碗问题，安宁问题。这些问题是政治的ABC。字母没有学会的时候，不必谈文法，更不必谈修辞学。

谈有甚麼好处呢？自从回国以后，我所看见的政变已有了许多次。在两派相争的时候，双方的主张，倘能实行去来，我看都不错。经过所谓政变以后，只有人变而无政变。所以我们的政变简直是愈变愈一样。使我最感困难的是两派中的领袖都有诚心想干好的，他们发表政治主张的时候，他们也有实在想作到的，并不是完全骗人。无非甲派所遇着的困难—政府没有钱，同事要掣肘，社会无公论，外人要侵略等等—并不因为乙派的上台就忽然都消灭了。如果我们政治的主张都限于三五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意见的冲突十之八九就没有了。以往我们不谈三五年内所能做，所应做的事，而谈四五十年后的理想中国，结果发生了许多的争执，以致目前大家公认为应做而能做的，都无法做了。

在政治后进的国家，许多改革的方案免不了抄袭政治先进的国家。在社会状况和历史背景相差不远的国家之间，这种抄袭比较容易，且少危险；相差太远了，则极难而又危险。俄国与欧西相差不如中国与欧西相差之远，但在俄国，知识阶级这种抄袭已引起了许多政治困难。苏俄革命以前的十馀年，俄国政党之中最有势力的莫过于立宪民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简称Cadets），当时俄国的知识阶级几全属于这一党。他们所提出的政治方案即普选，国家主权在国会，责任内阁，及人权与民权。这个方案与俄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农民—全不关痛痒。农民不但不想当议员阁员，连选举权也不想要。至于人权，如言论自由，他们就无言论；出版自由，他们并不要出版。他们所要的是土地，而关于这点言论，立宪民治党却不注意了。这一党的人才盛极一时，办报，发宣言，著书，在国会里辩论这一套是他们的特长。假使生长在英国，他们很可以与英国自由党的人才比美。生长在俄国，他们总不能生根。他们的宣传，很像中国学生在学校里贴标语一样，是对团体以内的，对于外界就绝无影响了。在俄国历史上，这一党惟一的贡献是为共产党开了路。尽了这点义务以后，它就成了废物。中国的知识阶级大可不必蹈俄国立宪民治党的覆辙。

知识阶级不能单独负救国的责任，这是我在上文已经说过的。但是有两件事是我们应该努力去作的。第一，中国不统一，内乱永不能免，内乱不免，军队永不能裁，而建设无从进行。近几十年来的内乱，文人要负大部分的责任。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它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即使这三四个小朝廷好像都是励精图治的。我更以为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有一个政府始。许多人说政府不好不能统一，我说政权不统一，政府不能好。

现在政府的缺点大部份不是因为人的问题，是因为事的问题。我们既没有现代的经济，现代的社会，现代的人民，哪能有现代的政治？那么，要建设现代的经济社会，培养现代人民，这不是乱世所能于的事。同时只要有个强而有力中央政府能维持国内的安宁，各种事业—工业、商业、交通、教育—就自然而然的会进步。就是政府采取胡适之先生所谓“无为”的主义，这些事业也会进步。现在国内各界人士都有前进的计划和志愿，因为时局不定，谁也不敢放手作去。

同时所谓中央政府的缺点，许多因为它是中央，全国注目所在，一有错处，容易发现，关于中央的新闻比较多且占较要的位置，局面较大，因之应付较难。民众对于内战和内争的态度，如同对国际战争一样，总是表同情于小者弱者。实在中央政府大概说来要比地方政府高明，并且中央的缺点，既基于事实，不是换了当局者就能免除的。

第二，我们知识阶级的人应该努力作现代人，造现代人。现代人相信知识，计划，组织。现代人以公益为私益。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现代人的体格与精神是整个而不能分的。中国近几十年来，女子的近代化的进步较速于男子的近代化。男子，青年的男子，还有许多头不能抬，背不能直，手不能动，腿不能跑，从体格上说，他们不配称现代人。从知识上说，我们—男女都在内—还是偏靠书本，不靠实事实物。许多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什么不是知识；关于什么问题，我们配发言论，关于什么事体，我们不配发言论。曾未学医的人，忽然大谈起药性来；曾未到过西北去的人，居然拟开发西北的具体计划；平素绝不注意国际关系的，大胆的要求政府宣战。一年级的学生也能够告诉校长大学应该怎样办，从未进过工厂的人大谈起劳资问题来，不知一六五〇年是在十七世纪的人硬要说历史是唯物的。现代人的知识或都不比中古的人多，但真正的现代人知道什么是他所知道而可发言的，什么是他不知道而不应该发言的。以上所举的例子足够表示我们离现代化的远，换句话说，我们这个阶级自身是极不健全的。分内的事没有作好，很难干涉分外的事。自身愈健全，然后可以博得他界的信仰。倘若近数十年中国教育界的人和新闻界的人有了上文所举的现代人特征，我们的政治也不得坏到这种田地了。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原载《独立评论》第五十一号）

六、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

实际政治大部分是利益集团的斗争，在马克思学说未风行以前，西洋的政论家，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公开承认这一点。美国开国时期的领袖甚至故意设法使资产阶级能永久把握政权。许多马克思的理论，在马克思以前，就有人宣布过，而且有些是右倾分子宣布过的，马克思对于政治运动的特殊贡献是劳工阶级专政的学说。这种鼓励引起了不少的心理恐怖，于是有许多言论家讳言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好像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是超阶级利益的。其实在民主之下，利益集团的斗争是日夜不停的。

在英美社会里，知识分子并不独自成立阶级。各种职业，连买卖业在内，都能吸收知识分子。靠知识吃饭的公教人员，因其所得待遇的优裕，实是中产阶级，其利害关系与一般工商界是打成一片的。英美教育的普及和文字的简明使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不能有清白的界限。

学者和专家，在英美社会里，并没有政治的号召力。除非他们把学问掩饰起来，故意操老百姓的腔调，他们是不能得选民拥护的。英美政客的技术之一种在使老百姓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至于工商界的巨头，他们自以为经验丰富，遇事都有办法，更不要请教于“不切实际的书虫”。

在我们这里，无论是老百姓或是商界的人士，对于学者尚保存几分传统的尊重。究竟几十年以后，知识阶级的社会地位将演变到什么田地，此刻尚不能预料。我们的社会已开始变动。工商界已开始吸收知识分子，而出身知识界的商人与工业家有些不但自己丧失书生的面目，并且对于学者已带几分鄙视之意。在我们这里，如同在英美一样，久而久之，各种利益集团必会有组织的企图把握国家的大政，目前的一二十年或者是知识分子左右政治的最后的一个机会。谈政治，最忌凭空创设乌托邦或假定某一分的人天生圣贤。人情并无国别的或阶级的天生差异，我们为什么迷信知识分子在现阶段的中国能够而且应该负担特殊使命呢？

士大夫耻言利，这是我们的传统，历代的圣贤讲究立功、立德、立言，却没有半句话讲发财的。时至今日，这种传统尚有几分效力。一般知识分子并不梦想作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或任何其他金钱大王，他们祈求的是适当的工作机会。他们的生活目的是事业的成就，而不是金钱。当然他们希望生活安定，衣食有着落，子女能受较好的教育，工作的设备和环境要适当。这些物质欲望是自然的、合理的，而且所费是有限的。这种人生观是事业的人生观，不是金钱的人生观。这是从工作本身找乐趣，其出发点和原动力是工作欲，不是收获欲，是匠人心的发挥，不是商人心的表现。

中外古今的进步发源于匠人心者远过于发源于商人心者，这种匠心（Instrinct of Work-manship）是文化的源泉。文学美术的创造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创造只能靠匠心而不能靠金钱。杜工部和白乐天的心目中并没有稿费或版税，莎士比亚把戏剧作为他的玩意儿也就是他的性命，乐圣斐蒂欧文应内心的驱使而编乐谱，巴斯得的研究细菌，居里夫妇的研究镭质，都是匠心和工作欲的发挥，与金钱欲没有关系。孙中山的革命，罗斯福的新政是想治国平天下，不是想个人发财。

英国经济史家唐恩教授（R.H.Tawney）常说尚利的社会（Aaquisitive Society）是近代文化的产物。在中古，生产能力虽有限，生活状况虽很苦，个人发财既不是通行的人生观，也不是社会习惯及制度所许可的。自宗教革命以后，各种保障社会的传统逐渐废弃，而个人发财的自由及风气遂成为近代文明的特色。学者及一般人们甚至认定自由争利是一切进步的原动力，聪明才智之士也以聚财的多寡为一生成败的尺度。

循尚利的路线走到尽头以后，西洋的社会已经有人发现前面是死胡同。近二三十年来，不仅有些科学家和工程师觉得自由争利不能充作高尚文化的基本动力，就是企业界的巨头也有人觉悟。现在英美社会的聪明才智之士走事业的路线者逐渐加多，走金钱路线者日行减少。三年前我参观T.V.A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不少技术专家及管理员情愿接受较低的薪金而继续为佃列西河流域的开发努力，不愿改就私人公司的职务，纵使公司可以给他们数倍的金钱报酬。他们觉得工作的愉快及工作的社会意义是他们最大的收获，至于金钱，T.V.A虽不能使他们成为富翁，一切合理的欲望也都能满足。

在我们这里，如果知识分子能保存士大夫传统的气节，我们可能超度西洋近三百年的历史。孙中山之所以坚持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要同时并进，就是缩短历史的过程。现在工程师在国内所干的事业都带几分缩短历史的性质。在制度及机械方面能作的事，我们在道德方面应该也能作。何况事业的人生观是中国书生的本来面目呢？

在长期抗战的阶段之中，知识分子，除少数市侩之外，大多数概普罗化了。他们对金钱实力的横暴及民众生活的困难均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原来想洁身自好者，现在知道在这种社会之中自好无从谈好起。知识分子传统的人生观及传统的社会地位，加上最近十年的磨炼，使他们对新国家的建设能有很大的贡献。

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富翁在我们这里本来是极少数的极少数，而富门子弟又多不愿出知识的代价。国人现在尚不了解我们知识分子求知的困难。一个中国人在国文上所费的时间要三倍于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费在英文或法文上的时间，然后能得同等的程度。因为新知识出版品的缺乏，我们不能不学一种外国文，而我们在英文或法文上所费的时间又要三倍于一个英国人在法文上或德文上所费的时间，使能得同等的程度。除非文字有很大的改革，知识分子必是人民中的极少数。他们虽不是劳动阶级的子弟，却知道稼穑的艰难。他们自己求知所受的痛苦就不亚于种地的乡下人。

这种知识分子踏出校门以后，百分之九十九并无家庭资本可以办工业。他们大多数还是作公务人员，投身事业界者仍是以参加国营事业者居多。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出路在于作官，教育官、行政官、事业官。名义虽不同，靠公家薪津吃饭则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切身的。

事实虽是如此，知识分子却不肯充分承认。他们中间至今尚有人在做梦。一种梦是教育清高而作官不清高。另一种则以为唯独作官是光荣。其实教学可以清高，普通也是清高，但做官也可以清高，应该清高；作官可以得光荣，也可以不得光荣，并且教书、作工程师、行医、当律师，都是光荣的。

中国的官僚百分之九十来自知识界，但是知识分子最喜欢骂官僚。在朝的知识分子和在野的知识分子形成两个对垒。其实在朝的与在野的，无论在知识方面，或在道德方面，是不相上下的。据我的观察，官吏百分之九十想奉公守法、努力做事，百分之七十能与环境奋斗，只有百分之二十为环境所克服而做违心的事情。如果环境改善，中国的官吏在工作效率上及操守上，可以不落在任何别国官吏之下。社会感觉官吏的压迫，殊不知官吏深感社会的压迫。社会总是说政府的赏罚不公，其实社会的舆论对公务人员也是赏罚不公的。政府与社会就是难兄难弟，两者都是不够近代化。

沙学浚先生在本刊的第十六期提到开明分子组织政党的困难。他说：

在团体活动中，他们（开明分子）往往胸襟狭、气量小、有学问不一定有能力，尤其是领袖能力和组织能力；他们往往过于自信，过于自尊，因而漠视纪律、轻视旁人，这就成了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人。

沙先生所指出的毛病当然是实在的，而且是可叹息的。这种毛病是各国文人最容易犯的。“文章都是自己的好”。不过学问与技术，虽没有明显的尺度，究竟比文章要客观一点。所以，现在知识阶级领袖的产生比以先实在容易多了，自然多了。

近来经济学者对世界经济前途大体上是抱乐观论的。他们觉得有了近代的科学，全世界的生产效能及生活水准均能大大的提高。他们并且相信一国的贫穷是其他各国的祸患，反过来说，一国的富庶直接间接能使其他国家受益。在经济上。这是一个整个共存共荣的世界。如果各国的外交政策全凭经济元素决定，国际的合作应能顺利的实现。

在一国之内，各种事业也是相互依赖的。我们如以事业的人生观为出发点，我们必感觉中国可应做的事太多了。我们彼此之间只可用加法乘法，绝无减法除法的必要。据我个人的经验，朋友们对我们用加法乘法者远多用减法除法者。士大夫的传统在这方面已起始改善。

沙先生所举的困难虽然是实在的，加速的近代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毫无疑问的，知识分子应该居领导地位。

在政治上，中国正图从武力政治过渡到舆论政治，这种过渡亦应该由知识分子加以推动。

在经济上，中国的资源亟待开发，而开发的后果亟应设法使其能为全体人民所享受。这种使命尤其要知识分子负担。

（原载《世纪评论》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七、革命与专制

自闽变（注：即福建事变，指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发动的反蒋事件。）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

你说不革命罢，这个政府确不满人意。要想使它满人意，单凭理论是不行的。倘若你手无枪杆，无论你怎么有理，政府—上自中央，下至县市—充其量，都是忌而不顾的。因为政府倘若要顾的话，不是政府里面的人的私立受损失，即使外面有枪杆的人的私利受损失。胡汉民先生近来说，政府这两年来没有作一件好事。这句话，一方面是过分，一方面是不足。过分，因为好事确作过，但不济于事，且所作的好事恐怕还抵不过所作的坏事。不足，因为不但这两年的政府是如此，近二十年的政府何尝又不是如此？其实，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恶贯满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过。没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这二十年，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各种党派，各种人物，都当过政，大致都是如此的。照我个人看起来，就是北洋军阀如袁、段、吴、张，都是想作好的，但是无了不得的成绩可言。因为他们的力量都费在对付政敌上去了。在对付政敌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牺牲建设来养军，不得不只顾成败，不择手段。问题不是人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作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式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你说革命罢，我们的革命总是愈革愈不革。假若我们说，我们有个真实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求富强的革命党，它能济事么？在现今割据的环境之下，它能以全盘精力来改造社会么？它断然也是不能的。它的精力也会费在对付政敌上。它也必须打仗、必须练军，必须筹饷。在它的统治之下，无论它怎样想为人民谋利益，人民的负担也是不能减轻的。且在这环境里，它也不能择手段，附和者只好联络或收容。久而久之，所谓革命军大半就不是革命军了，所谓革命党也不革命，只争地盘，抢官作了。等到事情过去以后，人民只出了代价，绝没有得着收获。

这代价之高，是我们不可思议的。我们中国近二十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生命财产，人民为革命所受的痛苦，谁能统计呢？此外因内争而致各派竞相卖国更不堪设想。孙中山先生革命目的之纯洁大概是国人所共识的，但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也不惜出重价以谋日人的协助。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写给大隈伯的信有这样一段：

顾以革命军之力，而无援助，则其收功之迟速难易非可预期。……日本与中国地势接近，利害密切，求革命之助以日本为先者，势也。……日本既助中国，改良其政教，开发天然之富源，则两国上至政府，下至人民，相互亲善之关系，必非他国之所能同。可开发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则当与日本关税同盟，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孙先生不但愿意出此大价，并且要大隈伯知道他所出的价是比袁世凯所愿意出的还大。在这封书内，他继续又说：

现在之中国，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佯与日本人周旋而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亦不能与他人相驰逐。近如汉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长煤油事件，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力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参看王芸生辑《六十年中国与日本》六卷页三四至三五）

以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尚且出此，其他革命家不屑说了。中国现在谈革命，就离不开内战。一加入战争，无论是对内或对外的战争，那就无暇择手段了。这也不是个人的问题，是个环境的问题。比较说来，已得权者给外人的利总是比未得权者要低些。此种心理，孙先生也说过：

就另一方面而言，则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故现时革命党望助至切，而日本能助革命党，则大有利。所谓相需至殷，相成至大者此也。

革命党既然靠外援来夺取政权，执政者亦只能以同样手段对付。民国三年八月十三日袁政府的外交总长孙宝琦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报有这一段：“我政府正筹中日免除根本误会，以图经济联络之法。”后四天的电报又说：“前小幡面告，日政府确有取缔乱党之意。望代达主座。日前又提议，中国如愿日本实行，可提出希望条件，惟须有交换利益，日本方可对付。”

这样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读者不要以为我故意张大其词，孙袁的竞争不过是个例子，假若不为篇幅所限，我可证明民国以来的外交，没有一次外交当局不受内战的掣肘，我更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在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发生呢？一则因为彼时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彼时中央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制，绝无能力来抵抗。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饰品。

这是就目的纯洁的革命说。但是谁能担保目的是纯洁呢，谁敢说中国今日能有一个“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求富强的革命党”呢？我们平日批评西洋的政治，说是资产阶级压迫劳工的政治。无论如何，西洋至少尚有为阶级谋利益的政治。我们连这个都没有，我们的政治都是为个人及其亲戚朋友谋利益的政治。所谓革命家十之八九不是失意的政客，就是无饭吃目不识丁的农民。这种人，如革命能改除一时的痛苦就革命，如作汉奸能解除目前的痛苦就作汉奸。拿这种材料来做建设理想社会的基础，那是不可能的。

从历史上看来，这种现象是极自然的，哪一国都不是例外。西洋英法俄诸革命先进国，原先都与中国一样，有内乱而无革命。如同英国，在十五世纪，所谓玫瑰战争，也是打来打去，绝无成绩的。在十五世纪末年，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顿头朝代（Tundor Dynasty，注：又译为都铎王朝）百年的专制。在这百年内，英人得到休息生养，精神上及物质上成了一个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等到十七世纪，政治的冲突于是得形成实在的革命，史学家共认没有十六世纪顿头的专制就不能有十七世纪的革命。法国在十六世纪正处内乱时期，奇思（Guise）及布彭（Burbon，注：又译为波旁）两系的循环战争闹得民不聊生。彼时有识之士如Bodin及L.Hopital一流人物就大提倡息征主义，以息征为法国第一急务。在这种思想潮流之中，看透了内战的全无意义，及绝不能有意义，于是布彭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布彭专制的基础。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专制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于是在十八世纪末年，政治一起冲突，法人就能真正革命。因为专制的布彭朝培养了法人的革命力量。换句话说，经过布彭朝的专制，革命不至引起割据，民族的意识太深了，不容割据发生，王权虽打倒了，社会上有现成的阶级能作新政权的中心；外国虽想趁机渔利，法人的物质及精神文化均足以抵御外辱。所以法国史家常说，布彭朝有功于法国十八世纪末年的革命。俄国亦复如此，在十六世纪末年及十七世纪初年，俄国也只能有内乱，不能有革命。经过罗马罗夫朝（注：又译为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的专制，然后列宁及杜落斯基（注：即托洛茨基）始能造成他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马罗夫朝代，忽略了这朝代给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第一，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成长为一个民族国家，革命就不能有割据的流弊。第二，专制的罗马罗夫朝养成一个知识阶级能当新政权的中核。第三，专制时代提高了俄国的物质文明，使援助白党的外人无能为力。

中国现在的局面正像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一起的形势一样。我们现在也只能有内乱，不能有真正的革命。我们虽然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满清给民国的遗产是极坏的，不够作革命的资本的。第一，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对个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对国家的。第二，我们的专制君主并没有遗留可作新政权中心的阶级，其实中国专制政体的历史使命就是摧残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权中心的阶级和制度，结果，皇室倒了，国家就成一盘散沙了。第三，在专制政体之下，我们的物质文明太落伍了，我们一起革命，外人就能渔利，我们简直无抵抗的能力。

总之，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还没有做，谈不到第二步。西人有个格言，说更好的往往是好的之敌人。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现在在中国作国民，应该把内战用客观的态度，当作一种历史的过程看，如同医生研究生理一样。统一的势力是我们国体的生长力，我们应该培养；破坏统一的势力是我们国体的病菌，我们应该剪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哪种国家的问题。

十二月三日

（原载《独立评论》第八十号）

目录

序 言

题 记

一讲 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

二讲 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三讲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

四讲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

五讲 历史撰述的叙事与议论

六讲 历史·史学·历史智慧

七讲 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

八讲 古代史家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

九讲 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十讲 史学——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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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 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 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 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 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 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如何读懂中国古代史学

邹兆辰

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十讲》是一本概括论述有关中国古代史学若干重要问题的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著作，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简明的中国古代史学概论。

瞿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在四十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有丰厚的学术积累。他勤奋治学、熟读典籍、视野广阔、关注古今、著作宏富，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史学人才。他对白寿彝先生的学术经历和学术理念有深刻的理解和研究，为弘扬白寿彝先生的学术风范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秉承白寿彝先生的治学宗旨和学术理念，在研究中多有发展和突破。

《中国古代史学十讲》是根据瞿先生撰写的十篇独立的论文构成的，每篇为一讲。虽然文章写于不同时期，每篇有各自的内容，但组合起来便构成了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完整的体系。中国史学史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学科，史学家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从不同的视角选择不同的内容来撰写普及性的小册子。比如说，可以选择十部重要的史学名著及史家来进行介绍，使读者可以对于史学史有一个概括的了解。这种撰写模式固然可以使读者得到一些关于史学史的一般知识，但是对于从总体上了解史学史学科的特性、发展和时代价值以及对于史家素养的要求等理论性的问题则难以达到。鉴于本书的读者应该是具有初步史学知识的大学生以及史学工作者、爱好者，考虑到应该帮助读者从对史学史具有一般的感性认识提高到具有一定理性认识的水平，因而瞿林东先生采取了现在的撰写模式。这里的一些文章，原本就是在大学历史系针对大学生所做的讲座整理而成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在《中国古代史学十讲》中，瞿先生从时代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出发，选择了当代大学生和史学爱好者最应该关注、了解的问题进行论述。大致涉及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势、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史学的社会功能 、史学的人文精神、史学工作者的素养、史学遗产的时代价值等问题。

本书的内容涉及较广，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提出一些阅读本书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一）如何看待中国史学所具有的特性？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的特性不能够被人们正确认识。在一些人看来，那些汗牛充栋的史学著作，反映的都是过时的东西。而且，那些史书反映的历史观都是唯心史观，是需要批判的。稍微好一点的看法是认为它们还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瞿先生指出：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的传统史学，剔除其中过时的东西，它仍然是一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认识这座宝库，怎样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本书的第一讲就论述了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多样性、社会性、时代性的特征。

多样性主要指，中国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熔炼成四种主要体裁即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此外还有学案、史表、图谱、评论等等很重要的体裁。这种多样性，为今天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社会性指史学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史记》就是记述汉初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一方面记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历史演进的过程，以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一方面又记载了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包含礼乐制度、天文知识、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政策等。《史记》以后的史学著作大体上也是继承了这些特点的。

时代性则主要表现为，中国史家对待史学工作历来有一种反映时代面貌和要求的认识与实践。一方面，史家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断对历史做出新的总结；另一方面，也从对历史的总结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时代的要求。

（二）从理论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代史学是如何发展、进步的。

中国史学经历过长期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有太多优秀的史著、史家可以介绍，如果在这部书里一本本、一人人地加以介绍，那就不如去读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瞿先生以深邃的目光在透视这个浩瀚的史书世界时，紧紧抓住“理论”这根主线，从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这两个方面，梳理出史学发展、进步的轨迹。这样，中国史学史就不再是一堆静止的史学名著，而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活生生的发展过程。这里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借鉴、去继承。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按历史时段划分：先秦、秦、汉时期是其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其发展阶段；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前）时期是其繁荣时期。

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史学的源头和根基。所谓源头，一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文字记载；二是出现了最早的史官；三是王室和各诸侯国出现了国史；四是出现了私人著史的现象。所谓根基，是秦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历史条件造就了规模宏大的史学，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就是《史记》《汉书》的先后问世。此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开始形成，并产生了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如在天与人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君主与国家的关系、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兴亡之辩与历史鉴戒的关系都有所论述。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等等，是这一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前一个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在这个时期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同时提出了前一个时期未曾提出的新问题，出现了足以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标志性著作，如魏徵、杜佑、柳宗元的史论。

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和走向衰老的时期。从总体上看，它沿着已经走过的轨迹继续前行，并踏进了繁荣的门槛，而在繁荣之际，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及特征。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进程，一方面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是于繁荣之中显示出嬗变的趋势，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个部分。

（三）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史学批评的理论。

瞿先生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史学批评理论的产生和演进，论述了史学批评的方法。他认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有了很大发展，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而刘知幾的《史通》，就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其主要内容是：史书内容的范围，撰史原则，史书的体裁、体例，史书的文字表述，史家作史态度，史学的功用等。

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尤其是两宋时期，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展开，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表现形式上也更加丰富。明、清时期，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二是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同时也萌生着嬗变的迹象。章学诚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在史学理论上有重大建树。如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提出了“史法”和“史意”的区别，“撰述”与“记注”的区别，以“圆神”“方智”为史学的两大宗门；提出了历史编撰上“神奇”与“臭腐”互相转化、发展的辩证法则。章学诚提出的“史德—心术”论，发展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把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瞿先生还专门论述了古代史家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包括怎样看待同一史事的不同评论，怎样看待不同史书体裁的长短，怎样看待历史撰述中诸因素的关系，怎样看待史书的内容、形式及历史条件，怎样看待不同类型史书的得失等问题。他指出：辩证方法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方法，古代史家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批评例证，在今日的史学批评中仍有借鉴、参考价值。

（四）怎样做一个好的史学工作者？

第一，必须有明确的角色意识与责任担当。

瞿先生以晋国史官董狐和齐国太史为例，说明这种角色意识的核心是对史官职守的虔诚和忠贞。孔子作《春秋》，则体现史家之角色意识的发展。司马迁著《史记》，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史家之角色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表明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联系和统一。

第二，史家在“才、学、识”方面的修养。

刘知幾说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要具备“才、学、识”三个长处。我们今天从事历史撰述，也要从“才、学、识”三个方面进行修养。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才、学、识”，应该包括理论、材料和文章三个方面。我们要以一定的理论即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指导，同时要有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还要有见解，即对于历史进行思考和判断、分析的能力。

第三，要善于叙事。

什么是叙事?直白的说法就是叙述事情的过程，讲清楚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叙事，它是“才”和“学”的结合。优秀的史书在于叙事之美。叙事之美有几个要求，第一是“尚简”，就是推崇简要，不要繁琐；第二是“用晦”，即文章要写得含蓄；第三要有时代感，写文章、写著作要尽量用当代的语言；第四，叙述要平实，遣词造句应该力求准确，行文要流畅，如行云流水。

第四，要善于议论。

议论的魅力就在于通过一定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给人一种理论的启示和理性的满足。如果说叙事能够具有魅力是因为它能够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议论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提升人们的理论思考，使人们得到一种理性追求上的满足。

（五）有关中国史学的若干新理念。

中国史学是一门传统的学科，它的基本话语体系是在史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许多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还在广泛运用，并且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我们需要建立新的话语体系来推动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使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瞿林东先生在长期的史学史教学与研究实践中，除了运用传统的话语体系之外，也提出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思考。比如，对史学批评的理论、方法的深入挖掘和系统阐述，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内容，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特别的关注。

第一，关于史学的人文精神。

本书用一讲的篇幅讲史学的人文精神，很值得关注。瞿先生认为，由于中国古代史学至为发达，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传统，在史学中有突出的和连续性的表现，这是西方古代尤其是中世纪所无法比拟的。我们探讨中国史学中的人文精神传统及其种种表现，将有益于丰富人们对人文精神内涵的认识，有益于继承和发扬这种人文精神，因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举例说来，中国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思齐”与“自省”的人生修养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等，都反映出极其鲜明的人文精神。

能够从人文传统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史学，这是瞿先生匠心独具之处。书中着力论述了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史学中的惩劝宗旨传统、史学中的忧患意识传统以及史学中的审美要求传统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论述都极具启发性，值得读者特别关注。

第二，关于历史智慧。

本书中有一讲谈历史智慧，使人感到有一种新鲜感。这里所谓历史智慧，是指历史上的人们对事物能够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是指他们关于对待社会与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才智、智谋。换言之，所谓历史智慧，是历史上的人们所创造、所积累的智慧。历史智慧，是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相对而言的；但是，正如人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一样，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历史智慧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之间的联系。

瞿林东先生提出了史学史中体现历史智慧的若干理念。例如，历代史家对于“鉴”的认识，就是具有历史智慧的重要表现。还有“势”的范畴，也十分值得探讨。而关于“势”的探究，又引发了对于“理”的进一步认识。此外，提出“欲知道者，必先为史”，只有“出乎史”，才能“入乎道”；因此，要懂得“道”，首先要读史。总而言之，历代史家关于“鉴”“势”“理”“道”的阐述，从几个重要的理论范畴揭示出史学中所蕴含的高层次的历史智慧，也反映了在历史和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智慧之积累和提炼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历史中有很多“珍贵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正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种种智慧创造的结晶和顽强奋斗的精神。

瞿先生也提出了怎样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的问题：首先，要正确对待新鲜智慧同历史智慧的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人，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同时绝不能遗忘、轻视历史智慧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其次，要提高从史学中汲取历史智慧的自觉性，从而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和科学素质。再次，史学工作者要充分地认识到肩负的责任，撰写出内容充实、根据可靠而又富于启迪性的著作。最后，端正学风，是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的关键。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完全统一的。以正确的态度和良好的学风对待史学，不仅仅是史学工作者的事情，也是社会应当关注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史学中汲取更多的智慧，裨益我们的社会实践。

第三，历史学——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

瞿先生用这一提法来概括我们今天对历史学的认识：历史学是什么？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精神家园”的内涵都包括什么呢？一是民族精神。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首先就要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毫无疑问，作为炎黄子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当然要具有民族精神，不能丧失民族气节。二是忧患意识。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好，总应该有忧患意识，可见，忧患意识反映了人们对人生、对社会的积极态度，是一种自信的精神。三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对此都有着深刻的认识。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祖国辽阔的土地，我们因为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这本瞿林东先生积数十年中国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经验体会所提炼出的，充满新思想、新理念的简明史学史著作，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高屋建瓴、宏观思考。中国史学的内容极其丰富，如何在这部简明的小册子中向读者讲述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呢？瞿林东先生是站在中国史学整体高度来思考有关史学的重大问题的，所以所谈的问题具有相当的理论性、全局性，它们既是史学本身的问题，也是需要社会上广大读者了解的问题。

第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本书的全部论述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史学之发展实际的具体考察基础上的，论述中闪烁着中国历代优秀史学著作、优秀史学家的思想光辉。其全部论述的基础，是来自对这些史学遗产精华的梳理和提炼。中国史学史上许多重要史学著作的撰述思想、优秀史学家的精辟论述，都可以在本书中读到。

第三，理论的逻辑性和具体的历史叙述相结合。书中虽然是以问题为导向，就中国古代史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加以论述，但对于每个问题的阐述仍然遵循了历史的发展历程，以历史的方法来进行论述。所以，这不仅是一部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的著作，也是一部史学史的著作。

第四，本书的时代性特征。中国史学具有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它的基本内容都反映了过去的史学状况。但是，瞿林东先生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来反思、总结史学中的问题，运用了许多新理念，反映了当代史学研究的最新思考，是一部站在时代前沿的著作。

第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本书的论述，虽然是以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为基础的，但瞿先生论述中所针对的却是当前社会状况、史学发展状况、当代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未来的史学工作者的状况而谈的。一些史学工作者、学习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尽管已经具备了某些方面的历史知识，但是对历史学自身的发展历程、历史学的特性以及时代要求，往往并不了解，或者说了解得并不深刻，这对他们进一步学习或研究历史都是不利的。因此，本书不仅满足了社会广大读者了解中国史学的需求，而且对于专业史学工作者也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著作具有知识性，更具有学术性，值得学术界与广大读者关注和重视。

2016年10月

题　　记

一

“大家小书”是“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我有机会出版这么一本“小书”，是件兴奋的事情；但忝列“大家”之名，却又惶恐不安！心情如此，也就实话实说。

二

我于1977年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史，至今不觉已经四十年了，平时同师友闲谈，有一种共同的感觉：读书越多，越是感到读书太少。俗话说“学海无涯”，诚然是生活中的真理。

三

四十年来，文章，发表了一些；专书，也出版了几本。然而“学问”究竟做得怎样，文章、专著是否有学术价值，这是要由时间和读者来检验和评定的。自己能够有所肯定的只是：没有虚掷年华罢了。

四

先师白寿彝先生在讲到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方法时这样说道：“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5页）这给我们很大启发。我按照这个方法研究、撰写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著作，也按照这个方法思考并提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些问题。这本小书的“十讲”，都是中国古代史学上比较重要的问题，汇集于此，其论述或深或浅，希望对读者了解中国古代史学有所裨益。

瞿林东谨记

2016年6月16日

一讲　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

中国传统史学是一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怎样认识这座宝库，以至怎样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诚然，要全面地或比较全面地阐述这个课题，应当由专门的著作来完成。这篇短文，只能从总的方面讲几点概括的认识；讲得对与不对，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目的在于探索和讨论。这里讲的，是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等问题。我认为这几个方面在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的面貌上是很重要的。

一　关于多样性

所谓多样性，是从中国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来说的。一般地说，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先从最直观的认识入手，即首先讨论中国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

从表现形式上看，中国传统史学体裁之丰富，无疑是其显著的特色之一。中国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除了熔炼成四种主要体裁即编年体、纪传体（其实是纪、表、志、传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典制体（旧称政书体）、纪事本末体外，还有学案、史表、图谱、评论等等，也是很重要的体裁。古代史家编著史书，对体裁的选择、要求和创新，一方面是从客观历史的发展中得到了启示，一方面也往往反映了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及其撰述的目的。关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从历代史家所撰史书的序论、凡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见中国传统史学之体裁的多样性的特点，乃是客观历史发展和史家认识发展的结果。当然，这些体裁出现的时间或先或后，取得的成就有大有小，但在中国史学的滔滔长河中，它们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各种体裁的相互补充和综合，又推动了有关体裁自身不断革新，显示了中国传统史学在撰述上的多姿多彩的成就。这是我国史学遗产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种情况，从7世纪中叶（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的《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史书来看，已十分了然。《隋志》史部后序说：“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原注：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根据清代学者的考证和补充，实际数目比这还要大一些。史学发展的这种盛况，在当时世界各国是少见的。《隋志》史部分史书为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这是从内容和体裁的结合上来区分史书类别的。稍后，著名史学家刘知幾以“六家”（《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二体”（断代的纪传体、编年体）和十种“偏记小说”（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来总括群史。a刘知幾对史书种类和体裁的看法，虽不及《隋志》全面，但也显示了一个史学家的开阔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8世纪以前中国史学之多样性的丰姿。这种情况，在此后的大约十个世纪中历代官修、私撰的目录书、文献书里，都不断地有所反映、有所发展。18世纪后半叶（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纂修的《四库全书》，其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史书的状况。当时，世界上有些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已经走向近代化了，但如此丰富、多样的史学表现形式，恐怕也还是不多见的。《四库全书》史部分类，在体裁的区别上更加讲究，更加明显。从《隋书·经籍志》史部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之多样性的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史学所采用的这些体裁，都是时代的产物，是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反映。20世纪以来，中国史书在表现形式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已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不可以被今人所借鉴。恰恰相反，当代史学所借以表现的种种形式，一般说来，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譬如：现在通行的章节形式，就是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同西方近代史书体裁结合而成的一种新的形式；近年来关于人物传记的著作多了起来，其中尤以《中国哲学家评传》《中国文学家评传》《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国军事家评传》《中国教育家评传》等，在读者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些评传无疑是对传统史学中的类传的继承和发展；至于对编年体的运用，更是不曾间断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的学者正在探索着把古今史书体裁结合起来，试图创造出一种新的综合体，用以表现通史或断代史的演进过程及其丰富、复杂的侧面；有的学者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改编旧的学案体史书。这就说明，中国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跟当今史学的发展是有密切的联系的。这种联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大小，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自觉的认识和实践的程度。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史学工作者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之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的情况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对传统史书体裁的批判继承，将有利于创造出新的史书体裁，促进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获得更多的表现形式。这是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任务之一。

二　关于社会性

中国传统史学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这个史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决定的。这里，就涉及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了。

司马迁为自己的历史撰述制定了宏大的目标，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b他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则是他的撰述论纲。这个目标的实现和这个论纲的具体化，使《史记》一书不仅成为空前的通史杰作，而且成为记述汉初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举例来说，《史记》一方面记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历史演进的过程，以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一方面又记载了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这从它的“八书”和类传中看得格外明显。《史记》的“八书”包含礼乐制度、天文知识、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利用和统治者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等；类传则有循吏、儒林、酷吏、龟策日者、刺客、游侠、滑稽、货殖等，涉及社会各方面的许多人物。司马迁用他的神来之笔，活画出一幅幅社会生活的纷繁画面和各阶层代表人物的种种风貌。《史记》在内容上所具有的这种广泛的社会性，是极为突出的。

《史记》以下，历代“正史”多仿照《史记》，有的“正史”在某些方面也还有所发展。以“食货”而论，自《汉书》改《平准书》为《食货志》起，“二十四史”中的半数都有《食货志》。南朝萧齐建元二年（480年），史官与大臣讨论史书志目，左仆射王俭认为，“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货通则国富民实，宜加编录，以崇务本”c，主张立《食货志》。元人所修《宋史·食货志》篇帙多达十四卷，内容涉及农田、方田、赋税、布帛、和籴、漕运、屯田、常平义仓、役法、振恤、会计、钱币、会子、盐、茶、酒、坑冶、矾、香、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等。这些，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视。此外，“二十四史”中，三分之二有《天文志》和《地理志》，二分之一有《刑法志》和《职官志》；而《明史》的志，包括十五个志目，是“正史”中最多的。至于各史类传，有一点是特别应当受到重视的，即绝大多数“正史”都有少数民族的传记（有的则跟外国传合在一起）。这说明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性，不只限于中原民族即汉族，而且还包含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历史本是由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古代史家在民族关系的问题上历来有比较开阔的视野。虽然这种比较开阔的视野有时难免跟封建正统思想发生矛盾，但他们仍然不会忽视对于民族关系史的记载。

以上所举的这些情况，都还只是历代“正史”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传统史学之社会性的某些表现。而这些表现在“正史”以外的许多史书中也都存在着。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史书在记述某一方面的内容时，其重要和翔实的程度往往超过“正史”，因而具有突出的社会性。如杜佑《通典》所记历代典章制度（包括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和有关“群士议论”，就远远超过它以前的历代“正史”。又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记战国至五代的政治、军事史，其连贯性和准确性，也超过它所取材的历代“正史”。再如一些地理总志（以地理为主，兼记政治和经济），也比有关“正史”中的《地理志》来得翔实。他如乡贤传、方物志、族谱、家传等，也常常可补“正史”之不足。

所有这些，都还只是从历史记载本身来考察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如果从社会生活同史学的关系来考察的话，我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可能会产生更进一步的认识。

从政治上看，正像汉初刘邦君臣重视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因而有陆贾撰述《新语》一样，唐初太宗君臣对隋亡唐兴的历史经验亦极重视，其君臣论政，无不论史，而魏徴撰写《隋书》序、论及梁、陈、齐、周四史总论，则集中反映了他们对历史经验的认识，这跟贞观时期的各项政策有极大的关系。也正像唐太宗称赞荀悦《汉纪》“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d一样，宋神宗认为司马光所撰的编年史“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e，清帝乾隆也把杜佑《通典》看作是“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f在这些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来看，史学对于政治来说竟如此重要。他们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按照这些史书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去做，固不可一概而论，但他们能够认识到应当从史书中汲取经验教训，毕竟比无视历史的统治者要高明一些。唐太宗要求自观国史的事，历来为史家所诟病，认为这是他专横和心虚的表现。这种看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若从唐太宗的整个一生来看，对于他说的“今欲自观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说；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g，似亦不应完全视为饰词。

从经济上看，历代封建统治皇朝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是承袭前代那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方面也因时制宜而对原来的经济政策有所损益。不论何种情况，通过史学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历代皇朝的经济决策曾经起过不小的作用。汉初，贾谊的《论积贮疏》指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晁错的《论贵粟疏》提出：“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墙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这些都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中提出来的，对于汉初确立“地著”的政策，即恢复和巩固以耕织相结合的个体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曹操在建安元年（196年）指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由于有这种认识，他“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h王安石实行变法前后，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一再引证史事为变法大声疾呼、寻找历史根据。他上书宋仁宗，希望朝廷“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i；又针对人们对新法的非议上书宋神宗，指出他推行的“免役之法”“保甲之法”“市易之法”都有其历史的渊源——人们不是要“师古”吗？“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j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运用历史经验为经济决策服务，在客观效果上是不完全相同的，但也都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

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还表现在史学与民族关系、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家族历史等都有极密切的关联。即以科举制度而论，自唐代起，史学作为科举的一个科目而受到重视。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敕著作郎许敬宗为宏文馆学生“授以《史》《汉》”。k贞观八年（634年），诏“进士读一部经史”，经书主要是《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书）》《齐（书）》志，习《北史》者通《后魏（书）》《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l这说明在唐玄宗时期，以上八史，均为科举所定选修科目。晚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殷侑奏称：

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事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伏请置前件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有出身及前资官，优稍与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m

殷侑的这些建议被穆宗采纳了。有唐一代的科举考试对史学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宋初，科举考试亦设“三史”科目，与“九经”“五经”“开元礼”“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并列，“三史”科要“对三百条”n。后来“三史”科有被轻视的趋势，于是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上奏说：“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o这是强调不仅重视对于历史知识的考试，而尤其要重视对于运用历史知识来回答现实中的问题。南宋半壁河山，人们强调对于三国、六朝、五代历史的研究和对于历史知识的实际运用，是极自然的。这个建议也被宋孝宗所采纳。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在唐宋皇朝，史学作为选拔人才的一个标准，是受到相当的重视的。顾炎武赞叹唐代以史学取士的做法，认为：“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p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看法。

中国传统史学，还常常成为激发思想家们的神思和文学家们的诗情的重要素材之一。正像先秦诸子中很少有人不论史一样，唐代以下的诗人也很少有不咏史的。“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q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柳宗元，他的这两句诗揭示了思想家的沉思和文学家的激情都跟史学有极密切的关系。

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还不只是表现在上面提到的这些方面。这里，我想引用王夫之论《资治通鉴》的几句话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束。他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r一部《资治通鉴》可作如是观，更何况全部传统史学呢！

三　关于时代性

时代性，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又一个特点。如果说，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和社会性是着重从它的形式和内容来考察的话；那么，它的鲜明的时代性则主要表现为，中国史家对待史学工作历来有一种反映时代面貌和要求的认识与实践。

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古之官名多由史出”，“史”“吏”“事”三字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s如果这种说法大致不错的话，说明史职按其本义就跟现实有直接的关系。据说孔子著《春秋》，是因为当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他是要把《春秋》当作统一的王法，以服务于当时的“乱世”。跟孔子略有不同的是，西汉史官司马谈临终时说过这样的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其子司马迁说过大致相同的话：“废明圣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t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要以史学来反映历史的变化，特别是反映西汉的盛世。孔子跟司马父子所处的时代不同，时代的风貌和特点亦颇迥异，但他们在以史学服务于当时的时代之认识上和要求上，却是相通的。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史学家之强烈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史学家对待史学工作的一种自觉意识和优良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中国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史学家的这种自觉意识和优良传统就表现得格外突出。上文所举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那些话，便是极明显的例证。处在隋唐之际统一局面的历史条件下的李大师，对南、北关系和民族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因而萌发了这样的历史撰述思想：“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可惜的是，他终因未能撰成一部贯通南北的南北朝史而“以为没齿之恨”。u他死后，其子李延寿决意“追终先志”，以十几年的准备、十几年的撰述，写成了《南史》和《北史》。在这两部书中，李延寿摒弃了前史所谓“索虏”和“岛夷”的旧说，沟通了南朝史和北朝史的联系，反映了隋唐政治统一局面下“天下一家”的时代精神。“安史之乱”后唐代的盛世结束了。杜佑是唐代中衰时期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他批评前人的著述往往“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救之方”v，申明他撰述的巨著《通典》，其宗旨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w，要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通典》问世后，大传于时，时人谓“其有览之者，如热得泽，如饥得食”。x两宋史家，或出于“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y，或震惊于“靖康之祸古未有也”z，或记述本朝“凡有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aa，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生活在明末清初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顾炎武和顾祖禹，都深切地感触到正确认识和合理利用地理条件，对于国家政治安危、经济发展和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关系。前者是“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ab，而编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后者因认识到“战争攻守、兴废成败、利钝得失之迹，以迄耕屯、盐铁、经国、阜民诸大政，有一不本之方舆者耶”ac，而撰《读史方舆纪要》。龚自珍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诗人、文章家和史学家。他的诗、文、史论，饱含着时代的气息。他一方面为“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感到悲哀，一方面又期待着社会变革的到来。他写过一篇叫作《尊史》的短文，认为：史职所以受到尊重，并不是因为它具有记载史事、褒贬善恶的职能，而是尊重史学家的思想和精神。如果史学家没有思想和精神，不了解社会各方面的人和事，那么他们所讲的、所写的“必有余呓”或“必有余喘”，即不是不着边际的梦呓，就是毫无生气的废话，于社会何益。龚自珍的这些话，把中国古代史家反映时代的意识和要求提高到理论认识的阶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之，中国传统史学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性，一是史学家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断对历史做出新的总结，一是史学家从对历史的总结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时代的要求。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史学家都具有这种自觉的意识，都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从中国历史上一批最有影响的史学家来看，他们的撰述大多具有时代性，当是毫无疑义的。

四　多样性、社会性、时代性的密切联系

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的史学，自应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它的时代性又总是跟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才对它们分别进行论述。我们在对中国传统史学作全面考察的时候，是应当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待的。

正像任何事物都要受到历史的局限一样，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也极其自然地受到历史的局限。当历史的发展还没有为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时，史学的发展大致只能局限在原有的框架里。反之，当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当新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出现时，史学的发展就会突破传统的格局。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史学家的历史观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外，史学的社会内容、表现形式、时代特色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而越来越明显。这个事实说明，传统史学的格局不是不变的，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一定要被突破的，也是应当被突破的，否则，它就会停滞、枯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事实也说明，当传统史学的格局被突破以后，它的有些部分被人们摒弃了，有些部分则被人们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本文所阐述的史学应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史学应反映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史学应研究并试图回答时代提出的要求等等，就是在今天，也还是史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传统史学和当代史学有很大的区别，又有历史的联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正因为如此，我以为，讨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某些特点，对于我们认识以往的史学、发展今天的史学，是有意义的。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历史科学事业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论在理论方面、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课题的选择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新的气象。这种好的形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更非旧中国史学所能比拟的。目前，史学界中有一种“史学危机”的说法，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史学危机”指的是传统史学的“危机”，这种说法显然也是不确切的。传统史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史学史上已经成为过去的、曾在许多个世纪里代表着中华民族对于历史之思考的那些成果和积累。这些成果和积累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其自身当无“危机”与否可言，问题在于人们怎样评价它和对待它。这就涉及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了。

史学要创新，而创新的活力在于社会的要求，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创新也不是没有前提、没有条件就可以实现的。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ad是否可以认为，每一时代的史学也是如此。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作为民族文化一部分的史学，它的创新，还必须吸收外国史学中一切有用的因素。毛泽东同志在四十多年前就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当然，在这个吸收和清理过程中，他也不赞成“全盘西化”和“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的主张和做法。ae他的这些论点，在今天仍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四十多年来，我们不曾有一个很好的政治环境来做这种吸收工作和清理工作，而现在则具备了这样的政治环境，这是令人鼓舞的。因此，热诚的和冷静的史学工作者在探索史学的创新之路的时候，自应十分重视这种创新工作的“前提”、“原料”和“必要条件”，从而达到创新的目的。

本文不是一篇全面评价中国传统史学的文章，也不是专门探讨史学的继承和创新的论文，它不过是就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讲到与史学的继承和创新有关的一些问题，目的在于引起思考和讨论。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二讲　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在中国史学上，史家作为社会一员而与社会的关系，史学作为历史进程的反映而与客观历史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也是很复杂的。我们甚至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明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它们是打开中国史学宝库丰富宝藏的钥匙。

本文将按照这样的思考程序来阐述对于上述有关问题的认识，这就是：史家的社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它们的这种联系，并不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相互矛盾的因素而有根本上的改变。同时，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之间，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联系，以至于可以这样认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一　史家之角色意识的发展及史家的社会责任

中国史家之角色意识的产生有古老的渊源和长期发展的历史。

中国最早的史家是史官。至晚在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中国古代史官的角色意识已经突出地显露出来。有两个人们所熟知的事例可作为明证。第一个事例发生在前607年：晋国史官董狐因为记载了“赵盾弑其君”一事而同执政大夫赵盾发生争论，并在争论中占了上风。af另一个事例发生在前548年：齐国太史因为记载“崔杼弑其君”一事而被手握大权的大夫崔杼所杀，太史之弟因照样记载又被崔杼杀死，直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才照样记载了这件事。这时，有位南史氏听说太史尽死，便执简以往，欲为书之，中途听说已经记载下来，便返回去了。ag这里，董狐、齐太史兄弟数人、南史氏等，都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角色意识，这一角色意识的核心是对史官职守的虔诚和忠贞。因此，他们不畏权势，即使献出生命以殉其职也在所不惜。这是当时史家之角色意识的极崇高的表现。当然，在我们认识这种现象的时候，不应局限于从史家个人的品质修养和精神境界来说明全部问题；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史家的这种角色意识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所遵循的“礼”的要求。西周以来，天子于礼有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ah，此即“君举必书”ai之礼。在王权不断衰微，诸侯、大夫势力相继崛起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礼也在诸侯、大夫中间推行起来。董狐、齐太史、南史氏都是诸侯国的史官；国君被杀，按“礼”的要求是必须记载下来的。不仅如此，就是作为大夫的赵盾，也有自己的史臣。史载，周舍对赵盾说：“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过，而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岁有效也。”aj所谓“谔谔之臣”，是同“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直接联系的。由此可见，“君举必书”之礼，一方面反映了史官必须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及时记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对各级贵族的约束。是否可以认为，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全面地表现了史家的角色意识。春秋末年，孔子称赞董狐是“古之良史”，因为他“书法不隐”；称赞赵盾是“古之良大夫”，因为他“为法受恶”。ak此处所谓“法”，是指法度，即当时“礼”制的规范。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也可以看作是从史家的主体方面和史家所处的环境方面，说明了史家之角色意识的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

史家的角色意识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增强，而升华。这一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原有的角色意识突破君臣的、伦理的藩篱而面向社会。这一变化，当滥觞于孔子作《春秋》。孟子论孔子作《春秋》一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al尽管《春秋》还是尊周礼，维护君臣父子的伦理秩序，但孔子以私人身份撰写历史、评论历史的做法，已突破了过去史官们才具有的那种职守的规范；这就表明作为一个史家，孔子所具有的史家角色意识已不同于在他之前的那些史官们的角色意识了。

然而，史家之角色意识的发展的主要标志的真正体现者，还是西汉前期的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7年？）。司马迁很尊崇孔子、推崇《春秋》，然而他著《史记》的旨趣和要求已不同于孔子作《春秋》了。司马迁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是“述往事，思来者”。am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博大胸怀是要拥抱以往的全部历史，探讨古往今来的成败兴坏之理，使后人有所思考和启迪。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能“就极刑而无愠色”，在“肠一日而几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的境遇中完成他的不朽之作。

史家之角色意识的进一步发展，是从面向社会到在一定意义上的面向民众。其实，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中，史家或多或少都会认识到民众的存在及其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司马光是极明确地表明了这一认识的史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撰《资治通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an入史。他对于历史事实、历史知识的抉择，至少在形式上是把“生民休戚”同“国家盛衰”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看待，或者他认为这二者本身就是不分可割开来的。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史家能够这样来看待历史，是难能可贵的。

从上面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史家之角色意识的发展，总是同史家的社会责任感相联系着。董狐、齐太史、南史氏所表现出来的“书法不隐”的勇气，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就是维护当时的君臣之礼。这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关系中，至少在形式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不惜以死殉职，正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如上所述，孔子修《春秋》，也是受到社会的驱动而为。至于司马迁父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本人都有极明白的阐述。其中，最动人心魄的是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和司马迁对父亲遗言的保证，《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一段对话，极其深刻地表明了他们的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的密切联系，表明了他们对于被“天下称诵”的周公和“学者至今则之”的孔子，是何等心向往之。后来司马迁用“述往事，思来者”这几个字深沉地表达出了他对历史、对社会的责任感。从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目的，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联系与统一：他希望《资治通鉴》能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以清闲之燕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倘果真如此，他自谓“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ao这就是说，史家的目的，是希望统治集团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改进政治统治以达到“盛德”和“至治”的地步，从而使“四海群生，咸蒙其福”。正是为着这个目的，他认为他的精力“尽于此书”是值得的。

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联系和统一，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即绝大多数史家从不把史职仅仅视为个人的功名和权力，而是把这一职守同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一定的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个别的例外乃至于少数的异常是存在的，但这并不反映中国史学的主流。

史家的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无疑要影响着、铸造着中国史学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的发展趋向。

二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上文所论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中国史学的基本面貌，这就是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与经世目的及其相互间在总体上的一致性。具体说来，史家的角色意识同史学的求真要求相关联，史家的社会责任同史学的经世目的相贯通。其间固有种种深层的联系，本文将在下一个问题中阐述。这里，我们首先来考察中国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享有盛誉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661—721年）认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ap刘知幾把史学工作大致上划分成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书事记言”，后一个阶段是“勒成删定”，前后“相须而成”，缺一不可。他认为前一阶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博闻实录”，一要“博”，二要“实”；后一阶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俊识通才”，一是“识”，二是“才”。按照刘知幾的思想体系，结合他关于才、学、识的理论来看，“博闻实录”可以看作是“史学”，“俊识通才”包含了“史识”和“史才”。那么，这里什么是最重要的基础呢？答曰：“博闻实录”是基础。这是因为，没有丰富的和真实的记载（所谓“书事记言”），自无从“勒成删定”，而“俊识通才”也就成了空话。当然，仅仅有了“博闻实录”，没有“俊识通才”去“勒成删定”，也就无法写成规模宏大、体例完备、思想精深的历史著作，无法成就史学事业。刘知幾在理论上对中国史学的总结和他所举出的董狐、南史、班固、陈寿等实例，论证了中国史学是以求真为其全部工作的基础的。这种求真精神，从先秦史官的记事，到乾嘉史家的考据，贯穿着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细心的研究者或许会注意到，《史通·直书》列举了唐代以前史学上以“直书”饮誉的史家，他们是：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司马迁、韦昭、崔浩、张俨、孙盛、习凿齿、宋孝王、王劭等。他们或“仗气直书，不避强御”；或“肆情奋笔，无所阿容”；或“叙述当时”“务在审实”等，都需要“仗气”与“犯讳”，显示了大义凛然的直书精神。刘知幾所处的唐代，也有许多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和史家，如褚遂良、杜正伦、刘允济、朱敬则、刘知幾、吴兢、韦述、杜佑等，在求实精神上都有突出的表现。这里，举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例，用以说明在中国史学上求实精神是怎样贯穿下来的。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宠臣张易之、张昌宗欲加罪于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乃赂以高官，使张说诬证魏元忠“谋反”。张说始已应允，后在宋璟、张廷珪、刘知幾等人的劝说之下，幡然悔悟，证明魏元忠实未谋反。到唐玄宗时，此事已成为历史事件，吴兢（670—749年）与刘知幾作为史官重修《则天实录》，便直书其事。时张说已出任相职、监修国史，至史馆，见新修《则天实录》所记其事，毫无回护，因刘知幾已故，乃屡请吴兢删改数字；吴兢终不许，认为“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被时人称为“当今董狐”。aq吴兢虽面对当朝宰臣、监修国史，仍能秉笔直书与其有关的然而并不十分光彩的事件，又能当面拒绝其有悖于直书原则的要求，这如没有史学上的求真精神，没有一种视富贵如浮云的境界，是做不到的。这种董狐精神所形成的传统，尤其在历代的起居注、实录、国史的记述与撰写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应当指出，刘知幾说的“俊识通才”，一方面当以“博闻实录”的“当时之简”为基础，一方面在“勒成删定”中同样要求贯穿求真精神，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出史家的“识”与“才”。如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一再证明，司马迁《史记》所记商代以下的历史是可靠的，这一事实使中外学人皆为之惊叹不已。后人称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ar又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在“勒成删定”中遇到了许多疑难问题。这对于史家的求真精神实是严峻的考验。为使今人信服、后人不疑，司马光“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as，使之成为阅读《资治通鉴》的必备参考书。由《资治通鉴》而派生出来《资治通鉴考异》，这极有代表性地表明了中国史学的求真精神。此外，从魏晋南北朝以下历代史注的繁荣，直到清代乾嘉时期考史学派的兴盛，也都闪烁着中国史学的求真精神之光。

当然，中国史学上也的确存在不少曲笔。对此，刘知幾《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是关于曲笔现象的很有分量的专文。刘知幾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唐代诸帝实录，其中就出现过几次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at这样的例子，在唐代以后的史学中，也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毕竟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这话的意思是：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从“书法不隐”，到史学家们把“实事求是”写在自己的旗帜之上，证明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史学形成了这样的准则和传统，求实精神在中国史学中居于主导的位置。

在中国史学上，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将发展为史学的经世思想。从根本的原因来看，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思想也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史学思想也是如此。从具体的原因来看，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一方面受史家的角色意识所驱动，一方面也受到儒家人生哲学的影响，从而逐步形成了尽其所学为社会所用的史学经世思想。这在许多史家身上都有突出的反映，以至于使经世致用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

问题在于，史学家们采取何种方法以史学经世呢？

——以伦理的或道德的准则警醒人们，教育人们，协调或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au，当属于这种方式。后来，司马迁进一步阐述了《春秋》的这种社会作用，他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av刘知幾说的“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之风声”aw，也是这个意思。

——以历史经验启迪人们心智，丰富人们智慧，更好地利用自然管理国家和社会。《春秋》之后，《左传》《国语》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记载，诸子论史也多以此为宗旨。在陆贾的说服之下，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ax这是历史上政论家、史论家和政治家自觉地总结历史经验的一个范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恢宏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鲜明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成就奠定了广阔而深厚的基础。历代正史、《资治通鉴》以及其他各种体例的史书，在总结历史经验为社会所用方面，都受到了《史记》的影响。

——以历史上的种种制度模式与思想模式，提供现实选择的参考。这种方式，以典制体史书最为突出。唐代大史学家杜佑（735—812年）在他著的《通典》的序言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杜佑同时代的人评价《通典》的旨趣和价值说：“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ay“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az清乾隆帝评论《通典》说：“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ba本文一再列举人们对《通典》的评论，意在借此说明中国典制体史书在史学之经世目的方面的作用。《通典》，不过是它们当中的杰作和代表罢了。

——以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言论，向人们提供做人的标准，“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bb，使史学起到一种特殊的人生教科书的作用。

史学经世的方式和途径，不限于这几个方面，不一一列举。而需要做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之间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联系的话，又是怎样的联系？

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史学上，史学家们是做了回答的。《史通·人物》开宗明义说：“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此篇广列事实，证明一些史书在这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在篇末做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从这里不难看出，刘知幾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的经世的基础。换言之，如无史学的求真，便无以谈论史学的经世；求真与经世是密切联系的，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史通》作为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许多地方都是在阐述这个道理。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认为，一部好的史书，应当做到这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这三个方面是应当统一起来、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bc吴缜所论，同刘知幾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这就是说，史学的经世与史学的求真不是抵触的而是协调的、一致的。在中国史学上，也确有为着“经世”的目的（这常常表现为以政治上的某种需要为目的），而不顾及甚至有意或无意损害了史学的求真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中国史学的主流，而且它有悖于本来意义上的史学经世思想。

在讨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的关系时，中国古代史家还有一点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即史学的经世固然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但史学的经世并不等于照搬历史或简单地模仿历史。司马迁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记，岂可绲乎？”bd这是中国史家较早并明确地指出了以历史为借鉴和混同古今的区别。可见，中国史学的经世主张，并不像常被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只是告诫人们去搬用历史、模仿前人而已。关于这一点，清人王夫之（1619—1692年）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在《读通鉴论》的叙文中写道：“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抑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型、而终古不易也哉！”be对于这段话，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史学的资治或经世，本有恢廓的领域和“肆应不穷”的方式，不应对它采取狭隘的、僵化的态度或做法。

三　角色与责任和求真与经世的关系

史家的角色意识导致了史学的求真精神，史家的责任意识导致了史学的经世目的。那么，当我们考察了角色与责任的一致和求真与经世的一致之后，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角色与责任的一致，求真与经世的一致，从整体上看，它们之间是否有一种深层的联系呢？

这种联系是存在的，正因为这种联系的存在，才使角色意识导致求真精神、责任意识导致经世目的，成为可以理喻的客观存在。这种联系就是中国史学上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

关于信史原则。中国史学上的信史原则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孔子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也。”bf意思是他还能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孔子还认为杞国和宋国都不足以用来为夏代的礼和殷代的礼做证明，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文件和贤者。bg这都表明了孔子对待历史的谨慎的态度。后人评论《春秋》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bh这个认识不必拘于某个具体事件，从根本上看，它是符合孔子的思想的。司马迁在论到夏、商、周三代纪年时说：“疑则传疑，盖其慎也。”bi可以认为：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乃是信史思想的萌芽。南朝刘勰概括前人的认识，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提出：“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他批评“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顾“实理”的“爱奇”表现，不符合信史原则。这是较早的关于“信史”的简要论说。对“信史”做进一步阐述的，是宋人吴缜。他这样写道：“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月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bj吴缜说的“信史”，包括了事实、详略、褒贬等一些明确的标准，其中所谓“不谬”“无疑”“莫敢轻议”虽难以完全做到，但他在理论上对“信史”提出明确的规范，是有重要意义的，它反映了中国史学上之信史原则逐步形成的趋势。

应当指出，这种信史原则的萌生、形成和确认，同史家的角色意识和史学的求真精神有直接的联系：它是角色意识的发展，又必须通过求真精神反映出来。换言之，没有史家的角色意识，便不可能萌生出史家对于信史的要求；而如果没有史学的求真精神，那么信史原则必将成为空话。可以认为，从“书法不隐”到“实事求是”，贯穿其间的便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信史原则和对于信史的不断追求。

关于功能信念。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史学的经世致用目的，也有一贯穿其间的共同认识，即确信史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国语·楚语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庄王请教大夫申叔时，应当对太子进行怎样的教育，申叔时说了下面这番话：“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bk据三国时人韦昭注：春秋，是“以天时纪人事”；世，是“先王之世系”；令，是“先王之官法、时令”；语，是“治国之善语”；故志，是“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是“五帝之书”。可见，这些书大多是历史记载或关于历史方面的内容。从申叔时的话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史学教育功能的认识。这种认识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唐代的史学家、政治家提出了关于史学功能的比较全面的认识。唐太宗在讲到史学的功用时，极为感慨地说：“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bl史家刘知幾分析了竹帛与史官的作用后总结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bm清人浦起龙在解释这段文字时，反复注曰：“析出有史之功用”，“总括其功用”。可见，他是深得刘知幾论史的要旨。

唐代以下，论史学功能的学人更多了，其中如胡三省论史之载道，王夫之论史学的治身、治世，顾炎武论史学与培育人才，龚自珍论史家的“善入”“善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并倡言“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等等。其间，都贯穿着对史学之社会功能的确认和信念。

准此，则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倾注于史学之中，而史学亦必成为史家借以经世致用的智慧和手段。

最后，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实质。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三讲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

引　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理论。历史学理论从其考察的对象和所要阐述的问题来看，包含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部分。概括说来，历史理论是人们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论述与解说，史学理论是人们关于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或一门学科的论述与解说。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即在研究的主旨和重点不同的情况下，二者可以互相包容。这是因为：一方面，史学活动也是历史活动的一部分，史学活动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理论中得到说明；另一方面，史学活动又是对历史活动的反思，历史活动中产生的观念、思想、理性等，自然会成为史学活动必须包含和阐述的内容。尽管如此，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内涵毕竟有所不同，从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来看，对历史理论的发展和史学理论的发展，都有必要做深入、系统的研究。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产生、发展亦不例外，它是唯物史观产生以前的历史理论的一种形式，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中逐步形成与演进的。因此，它所涉及的许多问题无疑都带着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特点，其中有些问题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在历史观点、历史思想方面有了丰富的积累，也有一些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形成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和理论体系。这个认识水平和理论体系因时代而异，因而是变动的，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司马迁、班固到范晔、杜佑，从司马光、郑樵、马端临到李贽，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崔东壁，其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还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关于历史的见解和评论，包含着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观点和历史思想，这些都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认识。

20世纪6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指出：“分析批判各种不同的历史观，这是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时首先要担当起来的重要的工作。当然，过去无论哪一种历史观都不可能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比。但分析批判这形形色色的历史观，对于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锻炼我们的识别能力，丰富我们的理论，提高我们的水平，都是不可少的。”bn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对各种各样的历史观进行分析，给予恰当的评论；二是这种研究过程有利于研究者“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是否可以认为：前一个方面是可以不断得到一些具体的结论，后一个方面则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提升过程。作者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具体问题：一是“人定胜天论跟命定论间的斗争”，二是“时势创造历史论跟英雄创造历史论的斗争”，三是“历史进化论跟是古非今和历史循环论的斗争”。bo作者对此都进行了概括性的阐述，从而指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再次论说史学遗产，他在讲到历史观点时，发挥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所阐述的见解。他指出：“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前几年，我们在中华书局搞‘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每一部史书在出版的时候，照例要写一篇出版说明……按照这种写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书，再没有其他的价值了。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bp这段话包含了对学术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其核心所在是说明对史学遗产中的思想遗产，应当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去总结，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而不是做简单的看待。

白寿彝以其在史学遗产方面的渊博学识和对于中国史学中的历史观点、历史思想、历史理论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发展的辩证法则的深刻理解，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一再提出并强调要加强历史观的研究。1983年，他在一次学术讲演中又一次阐述了他的一贯的见解，他说：“关于中国史学遗产，我看有好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中国历代的史学家、历代的思想家，有不少的人都有他们的历史思想、历史观点。……马克思主义没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历史学不可能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没有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过去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具体历史问题、具体历史现象、具体历史人物、具体历史事件，过去也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正确看法，这些看法不可能都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里面，但是它们是正确的。在今天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了，对于这些前人所做的成果，我们不要一脚踢开，应该吸收过来做我们的营养。”bq“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这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是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并提升了人类思想的积极成果而创造出来的，它不同于在它出现之前的任何思想体系，但又并非同以往的思想体系毫无联系，这就是人类思想发展历程的辩证法则。白寿彝本着他的这种信念，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前，中国史学上也曾有过正确的思想。这些正确的思想还可以吸收过来作为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提高自身理论水平的“营养”。正因为如此，他讨论史学遗产问题并不只是停留在学理上，而是进一步落实到史学活动的实践层面，使史学遗产在当今的史学发展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总之，探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存在状况和主要成就，“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使这方面的研究所得促进当今史学发展，是我们的主旨和目标。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探讨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即有助于沟通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联系。这一点，在白寿彝的上述论说中已有不同程度的显示，而刘大年论中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其雄辩的论证则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刘大年指出，在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终于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起来”，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前三个原因是时代使然，第四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尽管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相隔遥远的历史时代，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但中国古代典籍复杂多样，其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一向是人们所熟知的。自然它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的。”br刘大年在进一步总结他的论点时又指出：“以上四条，一、二、三条主要讲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时代环境和斗争来看，第四条讲从中国传统哲学来看，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符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孔子学说统治成为过去，近代经学结束，是历史朝前演进的必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各种牌号的新思想、新学说蜂拥进入中国，又都像昙花一现，转眼过去，惟有马克思主义终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这四条就是回答。”bs如果我们把刘大年说的中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位置，换位给中国古代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是大同而小异，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举例来说，中国古代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其中也多少包含着历史究竟是“神”的启示还是“人”的启示；中国古代史学中关于古今关系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人类历史是否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理观念，也存在着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的朴素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中一再出现的“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训，尽管还不能视为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作用，但从维护政治统治着眼已不得不考虑“民”的存在，等等。我们甚至也可以模仿刘大年的说法，即中国古代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史学，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生相距甚远，但它们之间却是可以沟通的，这正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从而获得新生的内在条件。

中国史学的发展证明，正是这种结合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使中国史学获得了新生，同时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同以往的历史理论既有本质的区别，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是因为人类对于客观历史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尊重这一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则，才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探讨具有学理上的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按历史时段划分，充分考虑到历史理论自身演进的轨迹，以关注其具体标志和整体面貌为根据，大致显示出如下的发展大势：先秦、秦汉时期，是其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其发展阶段；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前）时期，是其繁荣时期。

一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发展，影响着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特点，进而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历史理论。因此，在这里首先要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和史学特点做一简要概括，然后再论及有关历史理论的形成。

先秦、秦汉时期，泛指中国自远古时代至东汉末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分期中包含年代最长远的历史阶段。我们这里所讲的先秦、秦汉时期，主要是指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以来至东汉末年的历史阶段，即包含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等时期的历史。从社会形态来看，一般说来，殷商、西周是奴隶制社会阶段，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阶段，秦汉是封建社会的成长阶段。bt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殷商和西周都曾创造出了它们那个时代的辉煌，而商汤灭夏和武王灭商也同样是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剧烈的动荡时代，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和经济、政治变革。一方面是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而“百家争鸣”则促成了思想领域的活跃和创新。

秦、汉皇朝的先后建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从而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秦、汉皇朝也都创造了它们的辉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它们所实施了不同的政策，它们的政治局面和历史结局都有很大的区别：秦朝的短祚和两汉的接续，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同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迥异有密切的关系。

上述历史形势，直接影响到史学面貌。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史学的源头和根基。所谓源头，一是由于文字的发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文字记载，从而为史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二是出现了最早的史官、官文书和宫廷颂诗，其中包含了历史记事的萌芽。三是随着纪年的进步，王室和各诸侯国出现了国史。四是由于学在官府格局的被突破，出现了私人著史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中国史学上官修史书和私家著史相辅相成的优良传统。所谓根基，是秦汉大一统政治局面和历史条件，造就了规模宏大的史学，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就是《史记》《汉书》的先后问世。

从中国史学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这一时期是中国史学从萌芽到初步发展的时期。此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开始形成，并产生了具有标志性的成果。这一形成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先秦史学中若干历史观点的提出和两汉时期史学中历史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从前一阶段到后一阶段，经历了上千年的漫长过程和不断积累。

在先秦史学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来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观点：第一，天与人的关系，包含“天命”与“人事”的作用，“天道”与“人道”的区别，等等。二者演进的轨迹，是“天”“天命”“天道”所笼罩的神意逐渐被怀疑、被轻视，而“人”“人事”“人道”所具有的现实作用逐渐被认识、被重视。第二，古与今的关系，包含古今是否有联系，古今是否在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倒退、是循环还是进步，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其演进的轨迹比较复杂，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观点，一是变易，二是看到了变易中的进步，三是具有探讨变易之原因的意识。第三，君主与国家的关系，包含了君主的类型、君主的职责、君与臣的关系、君与民的关系等等。其演进的轨迹，亦呈复杂形势：君主地位的提升，国家观念的形成，民本思想的强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张力，推动着史学家认识的继续深入。第四，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包含对地理条件之差异的最早认识，地理的整体观念及其区划，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与国家政治之关系的观念，等等。其演进的轨迹，一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理条件的重要，二是国家观念之地理表现形式的思想逐步形成。第五，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包含夷夏之辨的观念及其含义，夷夏之辨与礼乐制度的关系，夷夏之辨的文化内涵，夷夏之辨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关系，等等。其演变轨迹也非常复杂：一是从民族本身的差别看待夷夏之辨，一是从文化发展程度看待夷夏之辨，以及这两种观念在对待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上的不同认识及其长久的历史影响。第六，兴亡之辩与历史鉴戒的关系，包含对历史上朝代兴亡、社会治乱之原因的探讨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史学家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方法，等等。其演进的轨迹，一是人们直接从客观历史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逐步发展到通过史书的记载而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其间包含着人们怎样认识社会历史、怎样认识史学，以及通过史学如何去认识历史；二是人们关于历史鉴戒的思想，一般说来还停留在对具体事物认识的基础上，把历史鉴戒思想提升到理论层面上来，此时还只是个别现象。

在秦朝，史学出现了一个短暂迟滞阶段。而在两汉史学中，史学家们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认识，都有所涉及，有的问题在认识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而尤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不再表现为分散的、个别的认识；在有的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那里，这些认识已表现为相互联系的系统性认识，以致形成了自己的历史理论体系。司马迁的历史理论体系是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撰述目标而展开的。其中，“成一家之言”的含义既有史学理论方面的目标，也有历史理论方面的目标。通观《史记》全书，综合司马迁的撰述目标，其历史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成是：

——质疑“天道”（如《伯夷列传》），使其与人事区别开来；

——抨击封禅和祈神活动，指出其对社会的危害（如《封禅书》）；

——着重于表述人事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如《陈涉世家》等），肯定了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事变中的作用（如《绛侯周勃世家》等），认为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如《陈丞相世家》等），注意到普通人的社会存在和价值等（如《货殖列传》《游侠列传》等），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

——提出了中国历史演进过程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完整认识（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诸表序）；

——提出了历史变化与社会进步的认识（如《六国年表》序、《商君列传》后论等）；

——揭示了治乱盛衰转化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普遍性原则（如《平准书》序、《货殖列传》序等）；

——提出了历史演进、社会变化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的初步认识（如《平准书》序、《货殖列传》序等）；

——司马迁以五种体例纪、表、书、世家、列传著成《史记》，在理论上、内容上、表现形式上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全貌，包含政治、经济、民族、制度、自然环境、各阶层代表人物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与社会价值等等，以达到“成一家之言”的撰述目标（如《太史公自序》所论）；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左传》《国语》已有了人物评价之标准的言论，但未成体系。《史记》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方法，其总的原则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太史公自序》），这些观点还见于各“列传”的后论中带有普遍性认识的议论，也见于《太史公自序》中的有关小序即有关篇目的撰述提纲。

综上，这是一个较全面的历史理论体系，具有前无古人的价值和后启来者的作用。以此为标志，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已初步形成。

此后，这一时期的史学家班固、荀悦对上述历史理论体系各有补充和发展。班固的主要贡献是：第一，明确地提出《汉书》撰述目标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即把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思想文化结合起来。第二，其《汉书》十志表明他对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的认识、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刻，如《食货志》称“厥初生民，食货惟先”；《地理志》称“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显示出明确的疆域理念；《艺文志》称“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重视历史典籍和文化传承的思想等，都有重要意义，显示出班固“上下洽通”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理论特色。第三，《汉书·叙传》的最后几句话表明，班固的《汉书》是要把国家、自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传统等以及人们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都写出来，显示了他的整体历史感。荀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六主”“六臣”论，对推动君主论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作用。此外，他关于治乱兴衰之故的分析，认为要考虑到形、势、情三个因素，是看到了主客观因素对历史活动的影响。

从孔子的开阔的民族思想，到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和周边各少数民族传记，反映了这时期的史学在民族问题上，是从对民族的认识发展到对民族史的认识。这一趋势在先秦史学和两汉史学中，都具有突出的特点。中国在历史上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史学家的上述认识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不断发展的历史理论问题。

二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

首先来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等等，是这一发展的主要标志。

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一是门阀地主成为这个时期地主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因此门阀的特点在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鲜明的反映。bu二是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民族大迁移、大组合、大融合的局面。这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另一方面也为新的更大规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三是从三国鼎立到隋的统一，其间出现了三百七十年的分裂时期。从整体上看，由于多年的纷争不利于全国历史的发展；但从局部来看，为了支撑各个割据皇朝的存在，地方的社会经济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并最终造成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四是隋唐统一局面的出现，创造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空前的繁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这个繁荣的两个标志。在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的诸多成就与丰硕果实，证明隋唐皇朝所统治的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五是这个时期的中外交流有了更大的发展，佛教的传入激励着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鉴真的东渡日本和日本使臣与留学生大规模来到中国，使印度文化传入中国，而中国文化一则经西域西传中亚，一则东传朝鲜和日本。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文明进程突飞猛进的时代。

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的特点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显著、最重要的特点是：多途发展，门阀意识，转折创新。具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历史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促使史学在“成一家之言”和创立“正史”之后出现多途发展的趋势：在“正史”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史书的数量和种类剧增，门阀的特点和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特点在史学上的表现至为突出。隋唐的统一，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都突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史学在多途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转折与创新的新趋势，而转折又往往同创新相结合。而转折与创新正是唐代史学的一大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的多途发展，以及史书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史部同《汉书·艺文志》的比较、《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同《隋书·经籍志》史部的比较中得其大体。关于史学的门阀意识，可以从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谱牒之书、家史、家传，以及对于礼书的重视中，窥其一斑。关于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可以从通史撰述的兴盛及其撰述中的多种形态的出现，从通史的复兴和典制体通史的问世，从君主论、兴亡论、治国论等专书的纷纷面世到历史笔记的萌生等等，看到唐代史学的生机勃勃的创新势头。这些，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都有极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来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及其主要标志。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形成的基础上，步入了它的发展阶段。从整体上看，这个发展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前一个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在这个时期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有些问题的阐发则产生了系统的论著；其二，提出了前一个时期未曾提出的新问题；其三，出现了足以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标志性著作。

首先考察第一个方面：

（1）天人关系仍然是最根本的历史理论问题之一。尽管此时的史家、史书还时时称说“天命”，但“天命”愈来愈成为摆设了，人事才是真正被关注的对象。南朝的范晔、唐初的魏徵、中唐的柳宗元，都是否定“天命”的史学家、思想家。由于柳宗元同史学的密切关系，他的《天说》《天对》不仅把“天命”逐出了自然观，而且把它逐出了历史观，“是超越前人的理论”bv因而在历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南朝的刘劭写出了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人物志》。还有，在重视郡望的门阀时代，各种人物的传记如雨后春笋，表明这是研究人、表现人的时代，“天命”在历史理论的范围内已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和光辉。

（2）古今关系也仍是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不是“法先王”“法后王”或言必称三代一类的辩难，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得失的估量上究竟持怎样的认识。如关于政治建置，是分封优于郡县，还是郡县优于分封？其原因何在？从三国时期到唐代中期，人们有热烈的争论。又如关于人心风俗问题，是人们的本性越来越“浇讹”呢，还是由于社会越来越复杂，统治者应采取教化政策？再如关于华夏、夷狄的差别，是天然生成的呢，还是由于种种原因致使不同民族在时空中有所变化而形成的差异？等等。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史学家们把自己的认识推进到新的高度。

（3）关于国家职能的认识。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老意识的基础上，怎样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国家职能？《周礼》、历代官制实质上都触及这个问题，而杜佑《通典》的问世，是极明确地、合乎逻辑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国家观在历史理论领域的极重要的成就。

（4）怎样看待民族和民族关系。从《三国志》到唐修八史，史学家是怎样继承司马迁撰写民族传记的传统的？他们的认识、理论有何异同？总的趋势如何？江统提出《徙戎论》的根据何在？唐人撰写《晋书·载记》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从十六国到唐代，史学家们是如何自觉、不自觉地在史书中反映出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趋势的？范晔、刘知幾、杜佑、唐高祖、唐太宗等，是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精辟见解的史学家和政治家。

（5）君主论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前一个时期，孔子、孟子、荀悦等，都有所议论，而《史记》多有精辟论断。这一时期，关于君主的评论，在正史帝纪中屡见不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后汉书》《隋书》帝纪后论堪称代表作。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君主论已发展为系统的认识和理论的阐说，前者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略是事略，论是评论），后者如唐太宗的《帝范》。

（6）关于正朔之论。制定正朔同历法有关，在中国古代，它也同政治统治有关。因为只有最高统治者才有权确定正朔。随着历史的演进，制定正朔也就成了政治统治之合法性的同义语了。陈寿《三国志》问世后，历代史家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从历史理论来看，其重要性并不在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在于华夷之别的问题，其隐藏的深层含义，乃是政治统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这对于中华文明在历史观念上和历史撰述的表述上，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后，宋代以下正统论及相关论点，都属于这种性质。

（7）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司马迁把西汉辖境划分为几个各有特色的经济区域，并分别有所论述，反映了他的区域经济思想因素。这一时期，史学家们对地理条件之影响社会发展多有关注，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及地方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此外，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地理部、中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和杜佑的《通典·州郡典》等，都包含着有代表性的理论认识。大致说来，地理条件之影响社会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族、风习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

（8）兴亡论和治国论的展开。兴亡论和治国论之所以成为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史学家们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认识，这些认识影响于后世之最重要者在于治国安邦，即从历史上的兴亡之论返回到现实中的求兴而避亡、求治而避乱的实践，故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也可以认为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现实目的之一。前一时期，贾谊的《过秦论》经司马迁引用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陆贾的《新语》，也因《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称道而广为流传。这一时期，史学家们关于兴亡和治国的讨论有全面的展开。以正史为例，范晔《后汉书》中帝纪后论、相关类传的序与论，不仅对东汉兴亡有很多精辟的分析，而且有些认识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唐初史家所修《晋书》《隋书》，在这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其中，魏徵的史论以及他的多次上疏，都是关于兴亡之论、治国安邦之论的精彩篇章。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李德裕的《三国论》等，也不失为名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盛唐时期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此书十卷四十篇，详述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论为政得失之故、议长治久安之策，其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可以认为，这不仅是一部贞观之治的历史画卷，而且是一部有普遍意义的关于治国安邦的理论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与此有关的，还有中唐时期的学人赵蕤撰写的《长短经》，也是一部以历史内容为主的专书，旨在经世济用，自应在历史理论考察的范围之内。

（9）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理论和方法。《后汉书》重视历史人物的德行，并善于做综合概括，提出理论性的认识。《隋书》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强调历史人物和时势的关系，认为时势造就了杰出人物。中唐以至晚唐，史家关注以何种标准采集人物传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尤其值得全面阐释的，是南朝刘劭的《人物志》，这是极重要的一部关于如何评论人物的理论著作。

这个时期，提出了什么新的历史理论问题呢？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问题，关于“天下一家”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海内一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观念。三国鼎立时期，政治家们追求的是政治统一；陈寿撰《三国志》，是把三国的历史写在同一部史书中；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其视野所及，是全国的疆域，有的地方甚至涉及境外；隋唐之际的李大师早已不满于以南北分割的观念撰写史书，李延寿继承父志，写出了南、北互见的《南史》《北史》；唐人撰《晋书》，除民族问题外，也有要写出完全意义上的两晋历史的目的，等等。凡此，都是“大一统”思想的具体反映。隋唐时期，史学家和政治家反复称说“天下一家”，这可以看作是“大一统”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新的历史观念，对其做深入的考察，有重要的意义。第二个问题，关于国家起源的问题。先秦、秦汉时期，人们已有这方面的一些认识，而这个时期的柳宗元撰写的《封建论》是更具有实际内容的天才猜想，是当时人们认识水平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进入发展阶段的标志是什么？如果说，司马迁、班固的史论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的话，那么杜佑、柳宗元的史论则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了。如果说马、班是以其完整的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那么，杜佑、柳宗元则是以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所达到的新的高度，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举例来说，杜佑论地理环境与华夷关系，论古今关系与华夷之别，论食货为国家职能之首及各部门职能之逻辑关系，论风俗与社会，等等，都是历史理论领域的新发展。柳宗元论天人关系，论“封建”与“郡县”之建置的优劣及“势”的作用，论国家起源，论“圣人之意”与“生人之意”的根本性差别，等等，也都达到了当时人们认识的新高度。在历史理论多方面发展的基础上，杜佑、柳宗元的史论作为发展阶段的标志，是当之无愧的。

三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繁荣

依照前例，我们首先对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做一概括。

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和走向衰老时期。五代、宋、元时期，先有五代和十国的分立，继而有辽、西夏、金和两宋的和战，后有元的大统一。这个时期，广大的边区，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东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两个重要标志。

前一个历史时期的门阀地主阶层，在北宋和南宋时期，代替它的是品官地主。元统一后，南宋地主阶级的势力基本上被保存了下来，他们所在的地区是当时社会经济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广大边区的封建化，是元代社会生产发展的新气象。明朝的建立和灭亡，以及清朝的前期和中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前一历史时期的品官地主和他们延续下来的势力，以及蒙古贵族地主，在农民起义的重大打击下瓦解了。代替其地位的是新兴的官绅地主。这个阶层是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因仍依附于旧有势力而得不到应有的正常发展。明初，资本主义已有萌芽，明中叶后期萌生较多。清初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又有所发展。

从对外关系上说，隋、唐、宋、元都居于主动的地位，明、清时期对外关系明显地逆转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在16世纪初已经东来进行殖民活动，并侵及中国领土。此后，沙俄、英、美相继而来，对中国的野心日益扩大。明初郑和下西洋和清初对沙俄的侵略进行反击，这是对外关系上的大事，但从总的形势来看，中国的处境日益被动。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日益陷入深重的灾难。bw

上述历史状况，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及中外关系等方面，都对史学发展有直接、间接的影响。总起来看，从五代到清中叶，这个时期的史学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不论是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范祖禹作《唐鉴》，还是南宋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作《三朝北盟会编》，都极其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个特点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北宋的社会问题严重，经济、政治、军事亟待改革，二是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而以两宋史家最为突出。第二是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以元代史学最为突出，清代史学则继其余绪。这个特点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及其发展有直接的关系。第三是史学向社会深层发展。这一方面表现为历史撰述更多地反映出社会经济领域各部门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是更多地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治河、救灾等；再一个方面是反映出社会大众对史学的需要以及蒙童教育中历史内容的增多，促进了历史教育的发展；还有一个方面是历史笔记和地方志的兴盛，进一步扩大了史学的范围和影响；市民阶层的意识和要求，在史学中开始表现出来。第四是历史著作反映了古代史学之总结与嬗变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等方面表现为批判意识的增强，尤其是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在旧的价值观念的动摇。第五是自宋、辽、西夏、金、元以来直至明、清，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发展。这在历代正史、地理书、皇帝诏书、典章制度等历史文献中都有显著的反映，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六是关于域外史地的记述增多了，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比以往更加密切。上述的历史形势与史学特点，推动了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历史理论的繁荣与嬗变。

宋代理学的兴起和明清之际历史批判意识的滋长，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历史观念，从而在历史理论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但是，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路径并未因此而出现方向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它沿着已经走过的轨迹继续前行，并踏进了繁荣的门槛，而在繁荣之际，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及特征。

第一，关于天人关系。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经过千年左右的讨论，“天”的神秘的面纱已被揭去，“人”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的主宰。由于理学的兴起，理学家们关于“天理”和“人欲”的诠释，不论其有多大的合理内核，都给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某种消极影响，但它毕竟不能改变史学家循着“人事”的“势”与“理”去思考和解释历史。

第二，关于古今关系。当郑樵提出“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时，他是把历史纵向考察视为既有“古今相因”，又有“古今之变”的；同时，他又把历史横向考察视为“百川异趣，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质而言之，“会通”不只是时间相通，而且也是空间相通。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把《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中说的“通古今之变”和“上下洽通”综合起来了；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大历史观”的一种表述形式。还有，当马端临提出区别看待历史之“不相因”与“实相因”时，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家对于古今关系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即对具体史事和制度沿革不做同等看待。当然，他说的“不相因”，是从事件本身去看待的，并不是指事件背后的“理”。他说的“实相因”则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指出了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第三，关于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地理思想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现存的《太平寰宇记》可见宋人的地理观念之宏大和国家统一意识之明确。明、清两代的大量的治河之书，反映了史家对水利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所叙经验教训在今天仍有现实参考价值。顾炎武的几部地理著作，反映地理与建都、水利与经济、地理建置与政治统治之关系的认识与阐述，都有丰富的理论内涵。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古代军事地理的最高成就，其各部分的序文多系地理思想之杰作。其他散篇专文，亦不乏真知灼见，如龚自珍的新疆建省之议等。

第四，关于民族与民族关系。这时期的史学家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既有激烈的论争，又有理性的阐说，其总的趋势是走向历史文化认同：辽、金史家对中原历史文化的认同，元代史家对宋、辽、金三朝历史的认识以及对中原历史文化认同（其中包含对多种史书的重视与评价），清代史家表现出来的对中华历史文化的广泛认同、总结、继承和发展。这些历史文化认同的种种表述形式和理论上的阐发，乃是中华民族之民族认同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第五，关于君主论。这时期的君主论，与前一时期相比，在正面的理论阐述上，建树不甚突出。司马光的《稽古录》略有评论，而《册府元龟》的“帝王部”在分目论列上颇有可采。值得关注的是明代专制主义集权，已难得有正面阐说君主的专书。到了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是以批判君主专制为宗旨的史学家，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君主论已经到了终篇的时候了。我们说的此时历史观的嬗变，这是主要标志之一。

第六，关于国家论。司马光强调“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王夫之强调“国是”“民情”“边防”，其间贯穿着国家职能之观念的不断增强。自宋迄清，在国家行政建置方面，各有论说，都有值得总结的地方。顾炎武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都是论国家职能的大文章，具有古代国家论的总结性质。他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出了个人同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是臣民对于君主的关系了。

第七，关于正统论。欧阳修继承了《春秋》笔法而倡言“正统”，把以往朝代更迭、皇位继承、华夷之辨、史书起元等历史现象和史学现象上升到理论层面，这对于深化久已有之的制定“正朔”的传统之内涵，有一定的意义。关于“正统”之论，言人人殊，各有利弊，自可分别做出分析、判断。这里，首要的问题是要关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清朝统治者自谓遵循炎黄以来的“治统”，又恪守儒家学说的“道统”，这无疑是事实上的“正统”。可见，“正统”之辨，从表象上看，是探讨某一朝、某一帝、某一民族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从深层次上看，这是对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种种论证。

第八，关于治乱兴亡问题。在这方面，西周、汉、唐以来，宏论迭出，影响巨大。宋代史家，深于忧患，考察前史，抽绎真知。司马光的《稽古录》《资治通鉴》，范祖禹的《唐鉴》，孙甫的《唐史论断》等，都是佳作。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等人的本朝史撰述，于得失成败之故，也多有深刻剖析。宋代史家在这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元代史家论宋、辽、金三朝兴亡，不乏可采之论。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可谓这方面理论的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至此达到它的最高境界。

第九，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前两个时期，在这方面已有丰富的理论和方法的积累，这时期史学家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一则继承前人的理论和方法，一则也提出了新的认识，而重点在于后者。一是从学术史、名臣奏议、名臣事略一类的著作中，可看出作者的宗旨和理论；二是从李贽《藏书》对历史人物的分类及其标准，可看出其理论、方法、价值观等，这也是历史观念之嬗变趋势的表现之一；三是章学诚关于“知人论世”之评价历史人物的理念和方法，是中国古代史学关于评价历史人物之理论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有方法论上的重要参考价值，等等。

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进程，一方面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是于繁荣之中显示出嬗变的趋势。概而言之，其繁荣的标志是：当理学家提出“天理”的命题时，史学家则把“天”从“理”中剥离出去，而把“理”放在事实中来考察。胡三省认为“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章学诚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这就是说，讨论“道”，讨论“理”，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事实。换言之，这是完全摆脱了神意的“天”来探讨理论问题。当郑樵、马端临对“会通”与“相因”、“不相因”做出了各自的论说时，表明史学家对古今关系的认识已超过了前人，而具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论内涵。此外，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理论，从宋代史家到明清之际“二顾”，就其理论形态的整体性而言，也都超过了前一时期。顾炎武的国家论，继承杜佑、柳宗元的思想，但在分析细致和观念明确方面，却又超过了杜、柳，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理论的代表作。关于兴亡治乱的探讨与分析，宋代史家成就突出，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乃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正统”之辨的深层含义，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史学家们对于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重视，理论价值与历史意义至为重要。辽、金、元、清四朝史家，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极大地弘扬开来，其认识所得，是这时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以上这些，合而观之，确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之繁荣景象。至于李贽的历史人物论，黄宗羲的君主批判论，以及崔述的疑古、考信论等，则表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出现了嬗变的趋势，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个部分。这个趋势，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其领域愈来愈宽阔，其势头也愈来愈迅猛了。

作者附记：二十年前，笔者撰写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今作此文，似可视为其姊妹篇。

（原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6期）

四讲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史学理论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里说的史学理论，是指史家对于史学自身的认识，它不同于历史理论，即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简言之，前者是关于史学的理论，后者是关于历史的理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他们对于史学认识的前提之一；而史家对于史学认识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他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深入。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本有密切的联系，为着研究上的方便，尤其是为了总结古代史家对于史学自身认识的丰富遗产，推动当前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历史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加强对于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这是它的产生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是它的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分别是宋元时期和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这是它的发展阶段和终结阶段。

一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从史学

意识到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逐步产生了。其标志是《春秋》《左传》《史记》等书所反映出来的对于史学的认识。从《春秋》和《左传》来看，它们的作者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从《史记》来看，它更是突出地反映了司马迁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这可以看作是古代史学理论产生阶段的主要特点。

《春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反映，一是“属辞比事”，二是用例的思想。如《礼记·经解》所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比事”，是按年、时、月、日的顺序排比史事，是编年纪事的概括性说法。“属辞”，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属辞比事而不乱”，所谓“不乱”，除了编年纪事这种体裁之外，还包含了“属辞”中用例的思想。孔子修《春秋》，记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在史事和时间的关系的处理上，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bx，逐年编次。《春秋》以记鲁史为主，而包括周王朝及列国在这一时期的大事，这就要求汇集，编次同一段时间里发生在不同地区的史事。这是“比事”中对史事和空间之关系的处理。“比事”，还有一层含义，是对诸多史事比其大小、轻重而有所取舍，详略，以便用较少的文字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和论断。这就是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春秋时期，史事头绪纷繁，《春秋》的比事在对史事处理、史书编撰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春秋》的“属辞”，首先也是有一定的体例上的要求。同是记战争，有伐、侵、入、战、围、救、取、执、溃、灭、败等不同的写法。同是记杀人，有杀、弑、尽杀、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同是记人的死亡，有崩、薨、卒等不同的写法。《春秋》的“属辞”，还有缀辑文辞上的要求，即对于言辞、文采的重视。孔子重视言辞、文采的运用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效果，尤其重视对文辞的斟酌，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by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bz这反映了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ca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这方面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从流传下来的远古传说里，可以看出人们很早就有了历史意识。从历史意识的产生、发展到史学意识的产生，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年代。至迟在西周晚年和春秋时期，周王朝和许多诸侯国都已经有了国史，这是当时贵族社会历史意识的反映。不过这些国史后来都失传了，我们很难推断当时人们在史学意识方面的情况。到了春秋末年，孔子修《春秋》，显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这除了上文所说的以外，还有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是孔子对于历史文献的认识。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cb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历史文献的重视，讲授前朝的制度，不能不以历史文献为根据，这无疑是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作为史学家和文献整理者，孔子的这个认识和他的学术实践，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第二，是孔子对于历史撰述在思想上的要求。孟子这样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cc这里说的“义”，是褒贬之义，即是对于史事的认识和评价。孔子以前，已有一些史官善于指陈历史形势，对历史趋势做出判论，显示出了相当深刻的历史见解。而从历史撰述上即从史学上明确提出“义”的要求，孔子是最早的，这对后来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认为，孔子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位具有明确的史学意识的人。

《左传》的史学意识，一方面，表现在上文所引它对《春秋》文辞的称赞。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十分关注史官记事的态度。《左传》宣公二年通过记载晋灵公被杀、太史董狐对此事的记述及其与赵盾的辩论，然后借孔子的话，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突出了董狐坚持如实记事的原则。《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之事后，写道：“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作者对于这一史事未做评论，但联系宣公二年所记，这是非常鲜明地在称颂齐国太史兄弟和南史氏不惜以死殉职的精神。所谓“董狐精神”“南董之志”，成为中国史学上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先声和楷模，同《左传》的史学意识及有关的记载是密切相关的。

《左传》的史学意识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表明中国古代史学此时已开始滋生史学批评的思想。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对《春秋》的评论和对史官恪守职责、秉笔直书精神的称道，说明古代史学批评从开始滋生之时起，便具有很高的境界。

比《左传》成书年代稍晚的《孟子》，在史学方面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上文所引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以及“事”“文”“义”的说法，是指出了政治形势和史书编写之间的联系，即涉及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的关系；指出了历史编撰所包含的事、文、义三个基本方面，并用孔子的话强调了“义”的重要。孟子关于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的关系的思想，包含着史学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的认识，即认为《诗》代表一个时代，这就是“王者之迹”；《春秋》代表另一个时代，这就是齐桓、晋文之世。他概括了史书应当包含事、文、义三个方面，而又不把它们做同等的看待，突出了“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史学上的三个重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他的这些见解，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很重要的。

孟子在史学方面的见解，还突出反映在他明确地提出了有关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cd这一段话，包含的思想很丰富，一是指出了史家撰史的社会环境；二是从“孔子惧，作《春秋》”，看出了史家撰史具有明确的社会目的；三是指出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即“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关于史学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的史学上是有代表性的，对以后也有深刻的影响。

先秦时期，从《春秋》和孔子言论，以及《左传》和孟子言论中，大致可以看到人们的史学意识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二是重视史家对于史事的评价；三是推崇“书法不隐”的秉笔直书精神；四是提出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五是关于历史撰述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六是提出了事、文、义史学上的三个范畴，等等。这些，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时期，古代史家的历史意识更进一步增强了。司马谈临终前同其子司马迁那一番激动人心的谈话，正是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的生动写照，不仅如此，《史记》一书还洋溢着司马迁的一种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这是先秦时期的史家、史著中所不曾有的、更高层次的史学意识。所谓史学发展意识，它不只是涉及有关史学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且极为看重史学是史学家们不应为之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神圣事业。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字千钧地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小子何敢让焉”，这是把“绍明世”“继《春秋》”的工作同周公、孔子的事业联系起来，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在司马迁看来，“《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可见，所谓“继《春秋》”，确乎神圣的事业。司马迁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可谓鲜明而又强烈。

司马迁的这种史学发展意识产生了伟大的成果，即写出了《史记》（他自称为《太史公书》）。他说：《太史公书》，“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ce。这是他的史学发展意识在实践上的要求，即把继承前人成果同自己的“成一家之言”结合起来，作为努力的目标。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不仅仅是指《史记》说的，而且也是指“史家”说的。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而“史记放绝”，司马迁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他要使历史撰述也成为一“家”。这在史学发展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

从孔子到司马迁，古代史家的史学意识不断滋生、发展，提出了许多史学理论上的重要问题。直至提出“成一家之言”的庄严目标。中国史学走完了它的童年时代开始成熟起来，史学理论的产生是这一发展过程的重要标志。

二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

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的提出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马、班所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时期的史学理论，已不限于提出来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新的探讨，而且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时期。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唐初政治家关于史学的言论、《晋书》卷八二有关史家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等，都是反映这个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尤其是刘知幾的《史通》，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后较早的评论史学的专篇。它认为史书具有使人们“居今识古”“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作用。提出撰史的要求是“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它认为在历史编纂上最难处理的是对于史事的“总会”和“诠配”；并强调“述远”而不致“诬矫”、“记近”应杜绝“回邪”，以存信史为贵。《晋书》卷八二记载了陈寿等两晋时期十二个史家的传记，实际上是关于史家的类传。本卷后论说：“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训，莫近于此。若夫原始要终，纪情括性，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然后可以茵蔼缇油，作程遐世者也。”这不是评论一部史书或一个史家，而是从理论上说明“史臣”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作用。这反映了唐初史家对于“史臣”群体的历史地位的重视，也反映了他们对于一个朝代的史家活动的历史的重视。这两点都表明：从历史活动来看，史家成为考察和撰述的对象之一，是史学在社会生活中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的结果；从史学活动来看，对于“史家”群体的研究和评论，正是史学活动主体对于自身历史的反省。《晋书》卷八二在这方面是一个开端。其赞语的最后一句话是“咸被简册，共传遥祀”，这是既涉及历史又涉及史学、意味深长的一句话。《隋书·经籍志》史部在史学发展上有重大贡献。从史学理论来看，它的贡献在于：第一，它把史书分成十三个类别，从而对历史撰述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界说。这十三类的名称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第二，《隋书·经籍志》的历史文献分类思想具有力图反映史书之时代特征的自觉意识，这在霸史、杂传、谱系等类尤为突出。第三，它对史官所应具备的知识和所承担的职责做了简明的概括，这就是：“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隋书·经籍志》还考察了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做了简要的评价，这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初政治家和史学家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魏徵、令狐德棻、朱敬则等，关于史学有丰富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理论上的认识。首先，唐高祖、唐太宗都十分重视史学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作用。唐高祖《修六代史诏》说：“司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讲到他自己阅读史籍的收获和认识，认为：“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指出，历代史书“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cf。可以认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跟当时的史学是有密切关系的。其次，重视对于史官的严格挑选。朱敬则《请择史官表》说：“董狐、南史，岂知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尔！”cg根据他的提议，唐高宗有《简择史官诏》，指出：“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ch对史官的德行、学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后来有“史德”的说法，其实这里讲的“操履贞白”“谠正有闻”就包含了对“史德”的要求。这些认识，在政治上和史学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推动史学理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意义。

这个时期，史学家在史学理论上提出的问题：一是关于史书体例的认识。杜预的《春秋左氏传序》，对史书体例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二是关于历史评论的认识。范晔提出了“精意深旨”“笔势纵放”的要求，并认为史论可以起到“正一代得失”的作用。三是批评意识进一步加强，提出了一些史学批评原则。《文心雕龙·史传》提出了“详实”“准当”“激抗难征”“疏阔寡要”“文质辨洽”“审正得序”“约举为能”等等，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唐太宗《修晋书诏》批评诸家晋史“才非良史，事亏实录”，或“烦而寡要”，或“滋味同于画饼”，或“其文既野，其事罕有”等。颜师古《汉书叙例》对“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等弊端，也多有批评，主张注史“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的原则。

这时期，反映在史学方法上主要有：一是比较的方法。如张辅、范晔之论马、班优劣。ci二是连类列举的方法。袁宏《后汉纪序》说：“言行趣舍，各以类书。”这种方法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在历史编纂方法论上是有意义的。三是考异的方法。裴松之注《三国志》“务在周悉”，但并非盲目以“博”为目的。他注意到区别补阙、存异、惩妄、论辩等不同情况，较早提出了考异的方法论。cj

以上这些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新进展，为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的提出准备了条件。刘知幾《史通》一书是我国古代史学中第一部以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理论著作。这部史学理论著作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当被看作是一部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原为五十二篇，佚三篇，今存四十九篇，凡二十卷。前十卷为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辑、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以及史学功用等，其中以评论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居多。后十卷为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刘知幾撰《史通》的旨趣，是“商榷史篇”“辨其指归”，又“多讥往哲，喜述前非”。ck他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史书内容的范围。《书事》篇引用荀悦“立典有五志”的论点，即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为史书内容的范围。又引用干宝对于“五志”的阐释，即体国经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权、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文诰专对之辞、才力技艺殊异等。刘知幾认为：“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同时，他又认为，要使书事没有“遗恨”，还必须增加“三科”，即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五志”加上“三科”，“则史氏所载，庶几无缺”。这里所说的史书内容范围的问题，实质上已触及史家主观意识如何更全面地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了。

第二，关于撰史原则。《采撰》篇一方面主张要慎于“史文有阙”的问题，一方面也强调“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刘知幾肯定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长，实广见闻”，但也产生了“苟出异端，虚益新事”的弊病。他告诫人们：“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迷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杂述》篇还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慎于采撰，根本的问题是要辨别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刘知幾论撰史原则的核心。

第三，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史通》以精辟地论述史书体裁、体例而享有盛誉。《序例》篇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这是指出史书体例本是史家反映历史见解的一种形式。刘知幾推崇《春秋》、《左传》，范晔《后汉书》，萧子显《南齐书》的体例思想；而他的新贡献是提出了“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的理论，并通过《六家》《二体》《杂述》等篇，对史书体裁做了总体上的把握，诠述了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

第四，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叙事》篇较早地从审美意识提出了这个问题，“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他认为“简要”是“美”与“工”的基本要求，主张“用晦”，认为：“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他还提出史书文字表述应采用“当时口语”，“从实而书”，以不失“天然”。同时，他也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词类俳优”的文风，反对“文非文，史非史”的文字表述。

第五，关于史家作史态度。《直书》《曲笔》两篇提出了“直书”“曲笔”两个范畴，并做了理论上的说明，认为这是“君子之德”和“小人之道”在史学上的反映。从刘知幾所揭示出来的“直书”与“曲笔”对立的种种情况，说明它们的出现不仅有撰史者个人德行上的迥异，也有社会的原因，如皇朝的更替、政权的对峙、等级的界限、民族的隔阂等。刘知幾认为，直书才有“实录”，曲笔导致“诬书”，它们的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史书的价值和命运。

第六，关于史学的功用。《史通》讲史学功用的地方很多，如《直书》《曲笔》《自叙》《史官建置》等。《辨职》篇尤为集中，提出了史学功用的三种情况：“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刘知幾对于这三种情况的划分，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史学价值观。

以上这几个方面，是从史学工作的内在逻辑联系分析了《史通》一书所提出来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尽管《史通》本身不是按照这个体系来编次的，但这个体系却包含在全书当中。它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也是古代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同这个理论体系相表里的，是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说。他提出了史才、史学、史识即“史家三长”这三个范畴，阐释了它们各自的内涵和相互间的关系cl，是史学家自我意识的新发展，精神境界的新的升华。从整体来看，刘知幾在史学理论发展上所达到的高度，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史通》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这在世界史学史上，大概也是无与伦比的。

这个时期在史学理论发展上还值得提到的，主要有皇甫湜和柳宗元。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一文，是对东晋以来编年、纪传孰优孰劣数百年之争的总结。他指出：“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cm这反映了古代史家在理论上对史书体裁认识的成熟。柳宗元的《非国语》和《与韩愈论史官书》，也都是史学理论方面的重要文献。《非国语》六十七篇，是一部史学批评专书。它主要从历史观点上，批评了《国语》在天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因果关系、历史评价标准，以及史家书法等问题上的错误。cn在这以前，对一部史书从历史观点上做这样严峻的批评，还没有先例。这反映了史学批评的发展。《与韩愈论史官书》指出了史家应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责任感，这就是“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和“孜孜不敢怠”的精神。co这是继《隋书·经籍志》史部总序、朱敬则《请择史官表》、唐高宗《简择史官诏》、刘知幾史家“三长”说关于史家的评论之后，又一个重要的补充，反映了对于史学主体认识上的新进展。

三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

史学批评的繁荣和理论形式的丰富

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尤其是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通史、民族史、当代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在这时期都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展开，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在表现形式上亦更加丰富了。这几个方面表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没有批评就没有发展。史学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史学批评来实现的。这个时期的史学批评范围扩大了，不少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了。北宋，如《册府元龟·国史部》诸序、吴缜、曾巩；南宋，如郑樵、朱熹、洪迈、叶适、陈振孙、晁公武；元初，如马端临等，在史学批评方面都各有成就。

北宋官书《册府元龟·国史部》在编纂思想上有很明确的批评意识，其公正、采撰、论议、记注、疏谬、不实、非才等门的序，以及国史部总序，在史学批评的理论上都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论议》门序说：“至于考正先民之异同，论次一时之类例，断以年纪，裁以体范，深述惩劝之本，极谈书法之事，或列于封疏，或形于奏记。”这是对前人“论议”的问题做了归纳，也反映出作者在史学理论方面所做的思考。其以《公正》《恩奖》等门称赞史学上“执简之余芳，书法之遗懿者”与“鸿硕之志，良直之士”；而以《疏谬》《不实》《非才》诸门批评史家撰述上的种种弊端。《册府元龟·国史部》立《疏谬》门，并增立《不实》《非才》两门，使三者有所区别，是对《史通·纰缪》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上是有价值的。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都是专就一部史书的“谬”“误”进行评论。如《新唐书纠谬》按其所摭举之谬误，取其同类，加以整比，厘为二十门，即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自相违舛，年月时世差互，官爵姓名谬误，世系乡里无法，尊敬君亲不严，纪志表传不相符合，载述脱误，事状丛复，宜削而反存，当书而反阙，义例不明，先后失序，编次未当，与夺不常，事有可疑，字书非是。它能列举出这么多的批评项目来，虽然未必都很中肯，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的。作者指出《新唐书》致误的八条原因，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在史学批评理论方面，吴缜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信史”？他给“信史”做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奈天下后世何！”给“信史”做这样的规范、下这样的定义，在史学上以前还没有过。第二，史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能成书，犹不失为史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cp把事实、褒贬、文采尤其是事实作为史学批评标准，在以前也是不曾有过的。《新唐书纠谬》在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曾巩撰有《南齐书目录序》《梁书目录序》《陈书目录序》等文，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曾巩指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要能“传于久”，为后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此史之所以作也”。这实际上是讲到了历史的鉴戒作用是通过历史撰述作为中介来实现的，其中包含了把客观历史和历史撰述加以区别开来的思想。曾巩还对“良史”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cq这里提出了“明”“道”“智”“文”四个概念，同刘知幾提出的才、学、识相参照，前者更强调了“适天下之用”，这一个变化是值得注意的。

郑樵的“会通”之论、叶适的“史法”之议、朱熹的读史之论，在史学批评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郑樵的《通志·总序》是一篇阐释“会通之义”的宏文。他认为，孔子和司马迁是两位最深谙“会通之义”的史家。孔子“总《诗》《书》《礼》《乐》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同时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是从时间上亦即历史进程上着眼的。郑樵所谓“会通之义”的含义，从对司马迁的称赞和对班固的批评中，可以归结为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句话。他在这方面的理论阐释是有理论价值的，而他对班固“断代为史”的批评，则未免失之过当。叶适有不少关于“史法”的议论，并对自《春秋》以下至《五代史》均有评论。叶适认为，《春秋》以前已有“史法”，但“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cr叶适论“史法”，有一个中心，即反复批评司马迁破坏了“古之史法”，而这些批评大多是不可取的。他的“史法”论，在史学批评史上。只能是是非得失两存之。朱熹有许多史学批评方面的言论，其中不乏精辟论断。他评论史家才、识，说：“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他评论史书之通俗、可读，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人家子弟若是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他评论史家的史论，说：“《唐鉴》意正有疏处。孙之翰《唐论》精练，说利害如身处亲历之，但理不及《唐鉴》耳。”他论史家经世致用思想，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朱熹论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就是：“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cs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史学批评标准，即以此可以审察历史撰述是否真正把握了有关时代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历史的内容纷繁复杂，并非所有的事件、人物都可以写入史书。史家究竟应当着重写什么？朱熹提出的见解是有启发的。南宋时期，还有不少史家在史学批评上也都有所建树，不一一列举。

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在史学理论上颇提出一些新问题。他认为《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这是因为“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关于典章经制的著作，他称赞杜佑《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马端临同郑樵一样，也是力主“会通”思想的。他在郑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ct这是说：历代治乱兴衰，在具体史事上不一定相承相因；而历代典章制度，却是相承相因的。换言之，治乱兴衰有种种景象，不以连续性为其特点；典章制度虽有损益，而发展的连续性则是其特点。他把对于史事的记载同对于制度的记载做区别，在理论上还是第一次。

以上这些，都在不同的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理论处于新的发展阶段。

四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批判、总结、嬗变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明清时期，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二是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同时也萌生着嬗变的迹象。大致说来，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不能脱离这两个特点，而在后一个特点上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因此，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阶段，其特征便是批判、总结和嬗变。明后期的王世贞、王圻、李贽，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前期的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在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都各有不同的成就和贡献。

在史学的批判总结方面，王世贞对国史、野史、家史的总体性评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他曾著《史乘考误》一百卷。在卷首小引中，他指出了国史、野史、家乘的种种弊端，然后写道：“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他对国史、野史、家史的这种估价，不同于一些史家所持的片面性看法，而带有辩证的因素。同时，他的这个见解，是建立在对于许多文献、史料辨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故尤其具有方法论的价值。李贽在史学理论上的批判精神，比王世贞要突出得多。其主要之点，是针对以往的社会历史观提出来的，而核心又在于历史评价的是非标准。李贽认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这是肯定了人们认识事物的“是”与“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甚至可以“并育”以促进认识的发展。他进而指出：汉、唐、宋三代，“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成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cu这是明确地提出，在历史评价上应当改变“成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传统价值观念。李贽的这一认识，包含有相对主义的因素，但在当时对于突破传统历史思想的束缚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反映出史家在史识的理解上已开始提出了新的认识。王圻有丰富的历史撰述，《续文献通考》是他的代表作。《续文献通考》在史学理论上有两点是极为突出的，一是重视历史撰述上的批判继承，二是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他对马端临《文献通考》的批判继承表现在：第一，是要改变“详于文而献则略”的情况；第二，是增加辽、金典制；第三，是增设若干新的门类。从《通典》、《通志·略》、《文献通考》到《续文献通考》，古代史家尊重前人成果又不囿于前人陈说的学风和思想，表现得十分明显。对前人著述和思想批判继承的理论，无疑是古代史学理论的一部分。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是大思想家，也是史学的大师。他们在史学理论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十分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从而把唐宋以来逐渐明确起来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顾炎武认为，重视史学，若干年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cv黄宗羲在为万斯同所撰《历代史表》写的序言中说：“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这反映了他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认识。他和顾炎武一样，深感史学对于人才培养的至关重要。他说：“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板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对“资”“治”“通”“鉴”做了深刻的阐述，通篇是论述了优秀的历史著作何以对政治、社会、人生有极大的关系。他认为，读史，既置身于现实之中，又要设想置身于历史环境之中，做认真的思考、比较，就会认识到历史的借鉴作用。他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这一段话，把历史和现实，古人和今人，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相同和相异，这几层关系都讲到了，而且洋溢着辩证的思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把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推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

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阮元等，是清代前期在历史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上都各有建树的几位名家，他们在史学理论上的一个共同的重要论点，就是认为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前人的历史撰述以及其他一些历史文献，有不少是可以商榷、考异或考信的；只有经过严格的考证和辨析，人们才可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历史的真实。其核心在于求实、求信。钱大昕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cw王鸣盛认为：“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cx一是“考其典制之实”，二是“考其事迹之实”，这是求实的两个方面。跟王鸣盛、赵翼、钱大昕有所不同的是，崔述是从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学风的变化发现了历代经师所说古史的可疑之处，即他说的“二帝、三王、孔门之事于是大失其实”cy，从而提出了古史考信的理论和方法。阮元是古代最后一位历史文献学大师，他“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巨细无所不包，尤以发明大义为主”。他的不少著作，“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cz，他们在考证、校勘、汇刻历史文献的方法上，各具特色。王鸣盛是搜罗正史以外群书，“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他不主张“以议论求法戒”“以褒贬为与夺”。赵翼则认为：“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da所以他的考证工作，主要是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同时，他对于“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王、赵在考证的方法论上，各有长短，而历史见识上则赵胜于王。钱大昕在方法论上更有一种近于历史主义的认识，他反对“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的治学态度，而持“唯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db的治学态度。钱大昕作为考史学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跟他的这种治学态度是密切相关的，崔述的方法是“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阮元整理、校勘、阐释历史文献的方法则是“汇汉、宋之全”即“持汉学、宋学之平”dc，把考证和义理结合起来。而王、赵、钱、崔、阮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他们都强调“实事求是”。他们从历史文献学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方法论，正是古代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在这个领域里的批判性总结。

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还是章学诚。他的成就主要在理论方面，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在史学理论上有重大建树，其中也有论及历史理论的名篇（如《文史通义》中的《原道》三篇），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新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继承、发展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点，这是继《隋书·经籍志》确立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的经史分途格局之后，进而以史学来说明经书的新认识，这就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第二，提出了“史法”和“史意”的区别，而重于“史意”的探索。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dd简要地说，“史法”是探讨历史撰述的形式和内容，“史意”是探讨历史撰述中的思想。刘、章的联系和区别，继承和发展，即在于此。第三，提出了“撰述”与“记注”的区别，以“圆神”“方智”为史学的两大宗门。他说：“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de“记注”与“撰述”，亦可从“史法”与“史意”中得到说明。第四，提出了历史编撰上“神奇”与“臭腐”互相转化、发展的辩证法则。他认为：“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他从“《尚书》圆而神”一直讲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出现，并说：“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df第五，总结了通史撰述的品类及其所具有的六便、二长、三弊，建立了古代通史学理论。dg第六，提出了“史德—心术”论，发展了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说，把关于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dh第七，提出了“临文心敬”“论古必恕”的文史批评的方法论原则。他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di这是关于知人论世的精辟见解。第八，总结了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提出了“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dj等文字表述的原则。第九，提倡“别识心裁”“独断之学”的继承、创新精神，强调在认识前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此谓之“心裁别识，家学俱存”。dk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原道》篇结合社会发展总结了历史文献发展的规律，《宗刘》以下诸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了古代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龚自珍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大变动的前夜，随着这个历史大变动的到来，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都逐渐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原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五讲　历史撰述的叙事与议论

历史学的发展在现实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尽管社会上有些人对历史学不很理解，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历史学的执着追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历史学对我们个人的修养，对我们个人将来的事业，对社会前途的认识都是不可缺少的。不管人们怎么评价它，都不影响它的实际价值。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历史撰述主要指我们写论文，写著作，当然，是关于历史的论文和著作。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社会服务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反映自己价值的一个手段，就是撰述。文科出身的人拿什么来为社会服务呢？或许有很多形式，而基本的形式之一是撰述。写历史方面的文章，写历史方面的著作，都可以叫历史撰述。而历史撰述中有两个因素比较重要，这就是叙事和议论。

一　从“才、学、识”谈起

先说第一个问题，即历史撰述的基本要求。什么是它的基本要求？我想从“才、学、识”谈起。“才、学、识”是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幾提出的，他说才、学、识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才、学、识，“才”指能力；“学”指学问，是知识的积累；“识”是见解。有人问刘知幾为什么历史上文学之士很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却不多？刘知幾说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要具备“才、学、识”三个长处，能具备这三个长处的人很少，所以优秀的史学家很少。dl他的话成为千古名言，一直到今天还有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讲，从事历史撰述，要从“才、学、识”三个方面进行修养。

这里，可以把才、学、识的顺序颠倒一下：首先是“学”，是学问，一定要多读书，形成自己的“资料库”。其次还要有见识，仅有知识不行，还要有见解。我们发现生活中有一些人非常用功，读了几十年书，甚至记得许多资料，但写不出著作，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见识，提不出问题，因此写不出东西。写东西必须要先发现问题，发现不了问题当然写不出东西来。我们常说有创见，就是创造性的见解。有了这种见解，把你的知识调动起来，你就能写出东西来，所以“识”是重要的。这个“识”，按我个人理解，应该产生于我们思考当中的问题。第三是“才”，就是能力，有了知识，有了见解，就要有一定的能力把它表现出来。这个能力是什么呢？是组织材料的能力，是驾驭材料的能力，是文字表述的能力，等等，这叫“才”。总之，我们讲历史撰述要从“才、学、识”讲起。

怎样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才、学、识”呢？我想应该像老一辈史学家翦伯赞所说的那样，就是理论、材料和文章。今天如何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

第一我们要有一定的理论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指导。有一种观点认为，研究历史依靠材料就行了，可以不要理论。这种看法看似合理，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都有他的主观见解，也就是说他有意识地、无意识地都在运用一种理论去研究问题，只是自觉的程度不同罢了。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有比较高的自觉性，同时我们所追寻的理论是一个科学的体系的话，那么我们掌握的理论程度就比较高，我们的理论体系就可能比较正确，所以一个人的理论自觉、理论修养非常重要。

当今人们不太强调理论，其实这是不对的。一般来说任何人都脱离不了理论，只是自觉的程度有差异，理论体系的倾向性不同罢了。我这里说的理论主要是指唯物史观理论体系，青年朋友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比较少，有时候一听说唯物史观，就认为那不是教条主义吗？很容易把它与教条主义等同起来。前不久我到上海参加一个历史学的国际研讨会，有一个西方学者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曾被看作是解放人的一种思想武器，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界讨论马克思主义太少了。他的意思很清楚，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谈马克思主义太少了。过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克服缺点甚至于纠正错误的时候，正确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我想这是我们现在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年轻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或许不是很了解或不理解，我想时间长了会理解、会了解的。

第二要有材料作为基础。材料，就是历史资料，就是刘知幾说的“学”。我们现在读历史，研究历史，除了理论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材料。有一个现象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文革”以前，在大学讲历史、读历史都有参考资料。据我了解，“文革”后，这些参考资料很少用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有八本，近代部分有两本，共十本。世界历史也有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只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资料中很少的部分，但这些资料也很少用了。我问过中华书局：“你们这个《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还印吗？”他们说不印了。不印了，说明现在大学历史系不用它了。大家想一想，我们读历史如果没有丰富的资料，怎么研读历史？历史过去了，谁也看不见，我们怎么认识它？我们只有通过历史资料，通过历史书去认识它，研究它。离开了历史资料无从谈起。因此，掌握材料非常重要。

第三是见解，这是人们对于历史进行思考和判断、分析的能力。历史上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仍然有现实的意义，仍然有现实的参考价值，这是我们历史专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我们能够从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来为现实服务。譬如，我们研究淮河，研究历史上的淮河是怎样开发的？它曾经是怎样繁荣的？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它受到了损害？淮河的灾害是怎样形成的？历史上人们怎样治理淮河？治理淮河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经验教训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等。我们在这方面有充分的发言权，那就是说我们不仅了解历史，还善于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历史运动结合起来，发挥积极的作用，造福现实社会。

大家知道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前有一场辩论，商鞅用他卓越的历史见解说服了秦孝公，秦孝公采纳了他的意见，毅然实行变法，使落后的秦国不断强大起来，终于战胜了东方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读一读《商君书》，就可以看到商鞅是怎样运用历史见解和反对变法的人进行辩论的。我们说历史学的价值，历史见解的价值，在这个地方怎么估量呢？应该说不好估量，无法估量。因为商鞅变法在秦国取得了成功，最终导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永垂不朽的事业。要是问，商鞅变法值多少钱？无法估量。这就是历史见解转化为现实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此，我们锤炼自己在理论上、在材料上、在见解上的修养一定要下功夫，要思考，从我们身边接触到的问题开始思考，然后逐渐扩大范围，乃至于思考全国现实生活中所提出来的问题，这对我们历史研究、历史撰述非常重要。

以上我们从才、学、识谈起，谈到理论，谈到材料，谈到见识，现在我们回到主题上来，讲叙事和议论。

什么是叙事？直白的说法就是叙述事情的过程，讲清楚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其实，不那么简单。叙事，它是“才”和“学”的结合。什么是议论？议论是见识，是见解和学风的结合，也是见解和道德修养的结合，或者说是见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结合。因为史学家发表议论，不是随便发表的，不仅仅是为了发表个人的某种看法，而是要考虑到有益于社会，这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讲，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来讲，他应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学问不单单是个人的事情，学问是要用来为社会服务的，所以当人们发表一种议论的时候，要想它是要对社会负责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议论是“见识”和“道德”的结合，或者说是见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结合。假如这样一个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在历史撰述当中，叙事和议论就非常重要了。

二　“叙事”的要求

现在我们来讲历史撰述中的叙事问题。

怎样看待历史撰述中的叙事？我想强调这几点：第一，从历史学来讲，“善叙事”是“良史之才”的基本条件之一。所谓“良史”，就是优秀的、出色的史家。关于这一点，古人反复地强调。大家都知道《史记》这部书。东汉时，班彪、班固父子继承司马迁的事业，但他们在某些看法上与司马迁不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高度评价了《史记》的成就，其中就特别强调了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有良史之材”。dm写《后汉书》的史学家范晔是南朝宋人，他高度赞扬了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文直而事核”；他也高度赞扬班固“有良史之才”，“文赡而事详”。dn《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当时的人们就称赞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do大家都知道《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叫作“前四史”，是“二十四史”最前面的四部书。“前四史”的作者或者被人称为“良史之才”，或者称赞他前面的史家有“良史之才”，都以“善叙事”为基本条件，可见“叙事”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读《史记》，读得津津有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善叙事”。总之，我们不能小看“善叙事”。在今天我们怎样把现代汉语写得准确，写得流畅，这是达到“善叙事”最起码的步骤。常感叹现在我们考硕士生、考博士生时，外语成为一个门槛，许多人不是在专业课上被卡住，而是被外语卡住。外语受到重视，这是毫无疑问，而我们的母语呢？错别字、不通顺的情况很多，但目前尚未引起高度重视。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们对“善叙事”要引起高度重视。因此，仅仅重视外语是不行的。当然，外语是必须要学好的。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连公共使用的语言都不懂，你怎么走向世界？但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学者，你的现代汉语表述，你的古代汉语修养，同样应当是很出色的，别人才能尊重你。

我碰到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他的汉语说得非常好，我说：“你读过中国古文吗？”他说：“读过。”我又问：“读过哪些古文？”他说读过《论语》《孟子》等等。我再问，能说说《孟子见梁惠王》吗？他马上就背诵起《孟子见梁惠王》。他说他高中开始学习汉语，又说，现在谈论史学与文学的关系，人们去读一读司马迁的《史记》，问题全都解决了。《史记》有文学性，但却是历史书，你不能说《史记》有文学性，《史记》就是文学，他就是这个观点。同这位教授的交谈，也证明了我前面讲的那些想法是有些道理的。

“善叙事”非常重要，我想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推崇司马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司马迁“善叙事”。所以他觉得人们应该去读读《史记》。那么，在前人看来“善叙事”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引证班固评价司马迁的话，比较中肯，班固说他“善叙事”是“辨而不华，质而不俚”，质，朴实，平实；不俚，不野，是不粗俗。用今天的话说，是具有辩证的色彩，但并不张扬华丽。我们现在见到有些文章，很华丽地引进了一些西方的话语，让人看不懂。我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有时两个人对话，动辄就说“没错”。什么叫“没错”呀？稍稍文一点说“是的”不是很好吗？“没错”就显得不雅，说“是的”，既不粗俗，又不失文雅。通俗而不失文雅不好吗？我们中华文明，语言文字这么丰富，要认真地继承，不应当走向庸俗，也不应当陷于媚俗。

我们再看《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在评论《史记》和《汉书》时认为“善叙事”的要求是什么？标准是什么？他说司马迁“文直而事核”，即司马迁的文章写得直率而事情写得准确。《史记》之所以成为千古名著，是和对事情的表述、对事情记载的准确有密切关系的。范晔评价班固怎么说呢？说是“文赡而事详”，文章丰满而事情翔实，这也是“善叙事”的优点。我们可以综合地看待前人所说的“善叙事”的标准，比如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而事核”“文赡而事详”，文字的底蕴很丰富而记载的事情很翔实，这都是属于“善叙事”。这三句话的意思并不一样，但都反映了前人对“善叙事”的标准的一种见解，我们应当从中得到启发。现在有一些论文采用大量的西方术语，不值得提倡。有一些世界通用的概念，我们应当吸收，不应排斥，但外国人写文章、著作，他有他的语境，他有他的国情，我们简单地拿到中国来用，一是别人不容易理解，二是耽误了自己的发展。

前人对于“善叙事”有过这些标准和理解，那么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善叙事”的基本要求呢？“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我们可能领会它了，但是具体做起来好像摸不着边际，怎样去落实“善叙事”呢？这里我想还是应提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他对“善叙事”提出审美要求，认为“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dp，即优秀的史书在于叙事。叙事之美有几个要求，第一是“尚简”，就是推崇简要，不要烦琐。刘知幾说“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dq现在人们写文章，有长文章，有短文章。读书札记是训练“尚简”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好方法。当然，关于“尚简”也要辩证地看。顾炎武讲过，文章不在长短，在于见解。有见解，长文章也很好，但是不要写空话。dr我们理解“尚简”就是不要写空洞无物的东西，而要写实实在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文章长也好，短也好，都是需要的。但总的来说，应当“尚简”。第二是“用晦”。文章要写得含蓄，不要写得太直白。20世纪80年代有的作家写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开口就骂人，粗话一大堆，哪有什么美感？虽曾风行一时，现在很少提到了，没有生命力。这从反面说明，文章要写得含蓄，不要太直白，这也是“叙事之美”的一个要求。第三要有时代感。刘知幾批评这样一种现象，有人写历史书不用当时的语言，而用古人的语言。他说这不好，什么时代的人写文章，写著作，要尽量用当代的语言。他说古今是有差别的，社会风气也有变化。ds我引用刘知幾的这个观点，并不是说我们在现代汉语表述里，任何古代汉语都不能用。他指的是能够反映时代气息的词汇，比如写一个时代的历史，这个时代的童谣、谚语都可以写到历史书中来，因为它们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刘知幾的这些话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人们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我说“容易”，也是相对而言。

从以上这些古代史学家关于“善叙事”问题的介绍和分析中，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看待历史撰述中“善叙事”的原则呢？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什么要求呢？我是这样理解的：

首先，语言应当是准确的。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个史学研究者，遣词造句应该力求准确，不能夸张。现在有一种现象，即容易夸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轻易把它说成是超越前人的，这就不准确。另外，还常常表现在一些价值判断上，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历史撰述的价值。可以这样说，准确是历史撰述的根本。

其次，叙述要平实。不要搞花哨的东西去吸引人，正如刘知幾所说，那“华而失实”的文字，是没有发展前景的。dt如果一个人的文章被人评价为“平实”，应看作是很高的评价。“平实”后面再加上“精彩”，那当然更好了，但首先要“平实”。这是“善叙事”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同学们在年轻时就要培养这种学风。现在有些媒体很不严肃，什么“浮出水面”啊、什么“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啊、什么“打造精品”啊、什么“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啊，凡此种种，似乎很生动，很“经典”，其实很不准确，更谈不上精彩。我们不要受这些影响，我们要从优秀的历史著作中去继承精华的东西，提高我们的语言修养，把文章写得平实一些，再平实一些。

再次，行文要流畅，如行云流水。怎么才能做到流畅？多读范文，看看名家的文章为什么朗朗上口，然后反复地读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多读几遍，就可发现要修改的地方。同学们要培养这种自己不断修改自己的文章的习惯，我看现在不少年轻人缺少这种习惯。过去有人说文章是“改”出来的，这有一定道理。要发现自己文章的毛病，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读，读到不顺时就改，甚至还能发现自己的观点有问题，逻辑层次有问题，有的词句还要推敲，等等。

还有，要讲究体例。体例不统一就不能称为“善叙事”，这个问题包含很多内容，我今天就不多讲了。

三　“议论”的魅力

议论是人们的见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结合。我们写文章、写著作，都要有宗旨，要有撰述的目的，用清代史家章学诚的话说要有“史意”。史意者，作史者撰述之宗旨也。我们写论文、写专著，都少不了议论。议论是反映作者见识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例如，文章开头总要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文章结尾时总要说明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有什么意义。文章中间，也会对某些事件和人物发表见解，发表评论，这也是议论。现在我所接触到的学生，写文章罗列材料，是常见的现象，但往往就是概括不起来，很少能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议论比较差，缺少一种概括的能力。我们可以这样讲，没有这个能力，无从谈议论。简言之，不能概括，谈何议论？

怎样才能对研究对象、叙述对象做出概括呢？首先，对材料要有分类。以类相从，做出分类，例如就搜集到的材料有几种情况做出说明，这就开始议论了。其次，善于联想，由此及彼，由所引用的材料想到引用之外的材料，产生一种联想，有了联想就会发现异同，解说相异或相同的地方，这也是一种议论。再次，揭示本质，如同毛泽东说的“由表及里”du，通过材料所反映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从深层次看这些材料说明什么问题，这样又可以做另一种形式的议论。诸如此类，都是议论，可见议论是对材料的分析、理解和提升。

优秀的历史著作之所以具有感人的魅力，是因为它们能够“再现历史”，当然是在一定意义上“再现历史”，它们使人能够如同身临其境，因此具有很大的魅力。比如《资治通鉴》记淝水之战，东晋军队打败了前秦军队，那时谢安正在跟人下棋，手下人来报告说：秦军败了。谢安故作镇定地说：啊，小儿辈退敌了。等到下棋的对手走了，谢安高兴得不得了，走路时鞋后跟都绊掉了。这多生动啊！就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这就是叙事之所以有魅力的地方。

那么议论的魅力在哪里呢？议论同样有魅力。议论的魅力就在于通过一定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给人一种理论的启示和理性的满足。人们的追求有形象的东西，也有理性的东西。如果说叙事能够具有魅力是因为它能够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议论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提升人们的理论思考，使人们得到一种理性追求上的满足。

中国史书的议论有多种形式，主要三种是我们应当研究、继承和发扬的。

第一种形式，是和叙事相结合的评论。例如《史记》或在一篇的最后有“太史公曰”，或在一篇的起首有序文。司马迁自称太史公，“太史公曰”就是司马迁发表议论了。后来人们学习太史公，一般称为“史臣曰”，司马光有“臣光曰”等等。史官、史家发表议论，这在中国史书上非常多，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如果多读读这种史论，就能够促进我们的理论修养，丰富我们发表议论的内涵，提高我们的判断能力。

第二种形式，是评论的专文。这是指一篇文章全部讲评论，我们把它叫史论的专篇或专文。这在中国史学上有很多，我没有仔细统计过，我想有名的史论专文应有几百篇吧，其中最有名的如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欧阳修的《正统论》、顾炎武的《郡县论》等等，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一篇文字全部都是评论历史，给人的启发也就更加全面、深刻。《过秦论》两千多年了，现在我们读起来仍然受到启发。秦朝怎么强盛起来的？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原因在哪里？《过秦论》，“过”就是批评，“过秦”就是批评秦朝，贾谊说了许多非常精彩的话，大家要有兴趣，可以找找《过秦论》，读了之后也一定会感到气势磅礴，非常感染人。在贾谊看来，秦朝的灭亡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取”和“守”之间不能够区别对待。dv“取”是夺取天下，要用一种战略思想，就是针锋相对和东方六国做斗争。秦朝要守住天下，要治理天下，就不能用“取”的战略，而应采用“守”的方针。怎么“守”呢？顺应民意，而秦朝恰恰不能顺应民意，搞严刑峻法，繁重劳役，所以秦朝二世而亡。多读这样的史论，确能使人增添睿智。

第三种形式，是评论的专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他的历史哲学，他的君主论，他的得失兴亡论，统统包含在里面。当然，中国的史论专书并不仅仅限于王夫之的著作，往前看，东汉桓谭的《盐铁论》，过去被认为是用对话辩论的形式写成的文学著作。这书的内容是讨论汉武帝时的盐铁政策，辩论双方都涉及历史评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盐铁论》也是一部历史评论著作。南北朝时，有一位学者叫刘劭，写了《人物志》一书，讨论评论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方法：怎么看一个人？怎么评价一个人？唐初，虞世南著的《帝王略论》，可以说是目前所见中国较早的“君主论”。16世纪，意大利马基雅维里写了《君主论》，是世界名著，但7世纪时中国的《帝王略论》却没有被前人给以足够的重视。《帝王略论》讨论了唐以前的历代君主的功过是非，而且广泛采用比较的方法，如不同朝代的君主相比，同一朝代不同的君主相比，同一君主的不同时期相比，非常丰富。还有北宋范祖禹的《唐鉴》，强调北宋要以唐朝为鉴。作者从唐朝历史中概括了三百零六件事，针对这些事发表议论，总结应当怎样以唐为鉴。再如唐太宗写过一篇长文《帝范》，讲怎样做一个皇帝，共十二章，内容很丰富，也可以说是一篇精辟的君主论。

有人说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那是太不了解中国古代史学了。中国古代史学有这么多理论，这些理论都是滋养我们理论兴趣的养料，丰富我们历史评论的重要遗产。我们过去认识不够，近十几年来的摸索，发现有丰富的遗产，丰富的理论。当然，这一理论和我们今天所遵循的唯物史观有很大差异，但历史理论的遗产有些是有长久生命力的，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因此，提高我们的议论水平，也不是凭空获得的，一方面要从丰富的材料中去抽象，去概括，同时要学习前人发表的议论，这一点很重要。

作者附记：本文是根据2004年4月20日在安徽大学历史系的演讲稿改订而成的。安徽大学历史系陆发春副教授曾对录音进行过整理，谨此致谢。2004年6月1日记。

（原载《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

六讲　历史·史学·历史智慧

一　面向新的世纪，史学怎样思考

面向新的世纪，史学工作者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新的任务，在扩大视野、拓展领域、改进方法、严肃学风、提高科学水平、增强史学活力等方面，都有许多工作要做，真是任重而道远。毋庸置疑，这些工作所能进行的程度，所能达到的成就，将决定中国史学在21世纪的面貌，决定中国史学在21世纪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位置。具体说来，这将决定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史学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史学界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公众和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无私的。

历史无情，是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阻挡历史潮流的前进；历史无私，是因为它总是一如既往地给一代代人留下宝贵的遗产和丰富的智慧而永无止境。问题在于，人们如何面对历史潮流，怎样看待历史智慧。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古往今来，许多有识之士，都懂得这些遗产和智慧对于人们从事现实的与未来的创造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就必然能够更好地面对历史潮流。而面向新的世纪，我们的史学工作，有必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历史潮流、历史智慧与人们的历史活动的相互关系，提高人们对于历史智慧的认识，促进人们学习历史，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

二　历史运动与历史智慧

人们在自身所参与的历史运动中，创造和积累了历史智慧。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dw这反映出了在很早的古代，人们就懂得十分重视前人所创造和积累的道德、智慧。这里说的“前言往行”，后人解释为前辈贤者的嘉言懿行，包含有道德、学识、智慧的广泛内容。因此，这里所说的“德”，也就具有道德、智慧的深刻内涵了。所谓“畜”，是培养和积累。诚如南朝史家裴松之在理解这句古训的时候写的：“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dx这个古训揭示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人们从历史中可以得到“德”，即得到道德、学识和智慧。

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智慧，即人们对事物能够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亦可简称为人们的才智、智谋，则是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这些智慧，一方面可以通过大量的物质财富折射出来；一方面又可以以精神产品的形式积累和传承。可以这样说：历史，它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学人，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十分自觉的认识，史官制度设立之早，就是很好的明证。而从《史记》《汉书》这两部较早出现的“正史”来看，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及蕴藏的智慧，内涵是极为丰富的。直到唐初，人们对史官的规范性要求，还是很明确的。这个要求是：“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dy由此看来，史官要把前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创造活动，尤其是在这个创造活动中所积累的各方面的智慧总结出来，记载下来，是多么艰难而崇高的事业。

如此看来，在历史运动和历史智慧积累之间，史官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史官受到公众、社会和国家的重视，是很自然的。

这里所谓历史智慧，是指历史上的人们对事物能够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是指他们关于对待社会与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才智、智谋。换言之，所谓历史智慧，是历史上的人们所创造、所积累的智慧。历史智慧，是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相对而言的；但是，正如人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一样，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历史智慧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之间的联系。

三　史学与历史知识、历史智慧

历史智慧，作为前人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之一，它的生命力是永存的。如果说人们“多识”的途径最初是依靠口耳相传的话，那么在有了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以后，从史书中学习历史知识，汲取前人的道德、智慧就成了主要的途径了。上引裴松之的话，便是明证。

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通过学习史书，可以获得广泛的知识，汲取丰富的智慧，从而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楚国的史官左史倚相，被国人称为“楚国之宝”，称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dz左史倚相是熟悉“训典”的史官，故能时时同楚王谈论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使楚王便于更好地管理国家。典，当是一种古老的文献形式。《尚书·多士》说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证明“册”和“典”至晚在殷朝就已经出现了。楚人说的“训典”，既与“百物”“善败”“先王之业”有关，说明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人们正是从这些丰富的历史内容中汲取智慧，变得更加聪明，更富于历史责任感。

由于历史文献越来越丰富，于是人们也就懂得了从不同的历史文献中汲取不同方面的知识和智慧。《国语·楚语上》开篇着重记述了大夫申叔时回答楚庄王所问论教导太子事，指出：“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按三国吴人韦昭注所说：“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这些书，属于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历史文献。今天看来，这段话反映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即人们对于历史知识的极其重视，以及从历史知识中汲取智慧的自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耀明其志”“知上下之则”“疏其秽而镇其浮”“使访物官”“使明其德”“使知废兴”“使知族类”等等，包含了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这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的综合、提升，便可凝结为丰富的和较高层次的智慧。

从申叔时论教导太子，到左史倚相被誉为“楚国之宝”，可以看出春秋时期人们（当然主要是贵族阶层）注重从史书中汲取智慧为现实所用，已涉及广泛的领域和较深的层次，从而表明人们对此已达到很高的自觉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孔子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ea这段话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人们对于历代制度的因革损益的认识丰富了，不仅可以作为现实的借鉴，还可以据此推知未来。这是从历史知识到历史智慧的必然之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大多有对于历史知识的具体运用，反映出了从历史知识层面上升到历史思想、历史智慧层面的生机勃勃的局面。

把从史学中汲取智慧的自觉性推向更高的阶段，是从汉初到司马迁时代实现的。如果说汉初人们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显示出对客观历史进程所提供的智慧的现实因素的重视的话，那么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他不仅具有前者的那种意识，而且更显示出他对于从史学的积淀中汲取智慧的自觉意识，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向人们展现出一个巨大的、幽深的历史智慧的宝库。

司马迁从客观历史中总结人们创造出来的经验和积累的智慧，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比较具体的层面，同前人一样，这带有较多的经验色彩；另一个方面，是比较抽象的层面，比前人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带有较多的理论色彩。关于前一个方面，他评论刘敬谏都关中一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eb这是从当世追溯到“三代”，强调智慧在历史活动中的重大作用；而智慧，是历史的积累，是任何身份的人都可能拥有的，即使像娄敬（刘敬）这样一个普通的士兵，亦不例外。司马迁指出这一点，在历史观点上和实践价值上，都是很有意义的。《史记》全书，在许多地方都反映了他的这种认识。关于后一个方面，更表现出司马迁在认识历史的理论上的突出成就，这就是他给自己撰写《史记》所确定的宗旨和目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ec这一宗旨和目标，表明司马迁把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理”作为撰述的核心内容来看待，并由此去探讨“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这一普遍性的认识，从而把实践层面上的智慧提升到理论层面上的智慧。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理论上的杰出贡献。他关于人是历史活动中的主要因素，关于历史是连续的、变动的、进步的等许多认识，总结了先秦历史理论的成果，奠定了两汉以下历史理论发展的基石，对于人们认识历史和历史中蕴含的智慧，有划时代的意义。

司马迁在撰述《史记》的过程中，显示出他对于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这个自觉意识包含了他明确地揭示出历史文献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并一一强调了它们所具有的价值。这是他不同于前人并超出前人的地方。司马迁在跟上大夫壶遂辩论时指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ed这里说的长于变，长于行，长于政，长于风，长于和，长于治人，以及节人，发和，道事，达意，道化，道义等，是从六个不同的方面，指出了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的特点和主旨。人们对于它们的学习和实践，便是对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和智慧的逐步积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辩论中，司马迁一方面指出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其所含主旨的互相联系，不可割裂；一方面强调了《春秋》的特殊重要性。他反复地阐说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ee这些话，无疑带有较多的社会伦理的色彩和儒家的价值观。然而，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春秋》能够教会人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等等，也可视为一种宏大、高深的智慧了。我们联系到司马迁在叙述自己身世的时候，特意转述了他父亲司马谈的志向，并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显示出了他继承《春秋》事业的崇高的抱负。这正是司马迁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的表现，也是他重视从史学中汲取智慧的自觉意识走向更高阶段的标志。《史记》成为一部闻名于全世界的不朽巨著，首先在于它闪耀着灿烂的历史智慧之光。

在司马迁以后，人们重视从史学中汲取智慧有了广泛的发展。班固自谓他所著《汉书》，可称“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ef唐人颜师古注谓：“信惟文学之林薮也。凡此总说帝纪、表、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泛而言之，尽在《汉书》耳。”《汉书》为后人所重视，在隋唐之际勃然兴起为“《汉书》学”，除有政治上的原因外，同它“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包含有丰富的知识和智慧不无关系。随着“正史”撰述的兴盛，撰史者和读史者更注重于总结和认识历史上的朝代兴亡之故，从多方面汲取经验、教训，以增益治国安邦的智慧。在这方面，唐太宗同历史学的关系，唐代史家吴兢撰《贞观政要》，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范祖禹著《唐鉴》，直到明末清初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和《宋论》，都是极有代表性的。从总的倾向来看，这都是在强调一个“鉴”字，即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唐太宗说的“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eg，司马光说的“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eh，王夫之说的“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ei等等，都是对于先秦时期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ej提出的鉴戒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应当说，对于“鉴”的认识，是具有历史智慧的很重要的表现。但中国史学中所蕴藏的历史智慧，还有更高的层次。这至少应包含有关于“势”“理”“道”这些范畴。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后论中，总结了汉兴以后工商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时写道：“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这是指出，种种现象的出现，不过是事物的发展和时势的变化相互影响的结果，是不足为怪的。他论范雎、蔡泽二人在秦国的成功说：“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ek这就是说，他们的成功，首先是“强弱之势异也”，其次也还有他们二人的机遇这一因素。他论游侠之所以“显名诸侯”，是出于游侠的“贤”，“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el综观司马迁所讲的“势”，有的是讲趋势，有的是讲形势。而他在一些并没有直接讲到“势”的时候，往往都是指趋势之意。

赋予“势”以明确的趋势的含义，是柳宗元的《封建论》。他在这篇著名的史论中，以周、秦、汉、唐的历史为根据，证明分封制的出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同时也证明，秦以下实行郡县制，也是势使之然。em柳宗元论“势”，启发了后人的思考，提出了对于“时”的认识。宋人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中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的话，证明“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en，这颇近于柳宗元的论“势”。宋人苏轼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eo这是很机智地说明了“圣人”与“时”的关系，都是很富于理性特色的。王夫之对“时势”有进一步的阐发，认为：“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ep这是指出了一定“时势”的出现，定有其一定的原因，从而把问题提得更加深刻了。总之，关于“势”的认识，已超出了对于一些具体的经验教训、得失成败的范围的考察，而走向对于一些带有普遍性问题的思考。

关于“势”的探究，引发了对于“理”的进一步认识。司马迁说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较早地从史学上提出“理”这个范畴的。他说的“理”，其本意当是指道理、原因之类而言。历代史家多有探索对于“理”的认识的。班固《汉书·叙传》中有“穷人理，该万方”的说法。唐人李肇撰史的目的是“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eq而王夫之是古代史家中把“理”阐发得较深刻的。他自谓著《读通鉴论》，是“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er在他看来，对于历史的认识，只有达到了“顺于理”，才能“适于用”。什么是“理”呢？他认为：所谓“理”，就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es这就是说，“理”是事物变化之内在的法则。他又说：“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也”，“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et这是否可以认为：“势”是“理”的形式，“理”是“势”的本质。探讨历史运动中的“理”，就是揭示“势”的本质，亦即法则。如此看来，认识历史中的“理”，也是属于较高层次的历史智慧。

史学家们在探索、揭示历史智慧的过程中，还提出了“道”这个范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写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司马迁把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看作是符合某种法则的表现，也是合乎于自然发展的证明。这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的朦胧认识，今天看来亦不失为历史智慧中的精粹。重视从客观历史中去探寻“道”，从历代史书中总结“道”，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对于所谓“经以载道，史以纪事”从而把“道”与“事”截然分开的论点，思想深刻的史学家是不赞成的。元初胡三省明确地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纪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与？”eu胡三省认为，法则是不可能脱离具体的事物而产生出来的，它寓于事物之中；换言之，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许多事物的时候，才可能真正认识法则本身。质而言之，“道”出于“事”而高于“事”，是属于意境很高的智慧。这从他评论《资治通鉴》的价值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ev《资治通鉴》包含了丰富的史实，而上文所说的这些原则，正是从“事”中总结、提升出来的“道”。这可以看作是具体地说明了胡三省关于“道”与“事”之关系的有力的例证。清人龚自珍把胡三省的论点进一步发展了，更加明确地提出“史”与“道”的关系：“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ew只有“出乎史”，才能“入乎道”；因此，要懂得“道”，首先要读史。从所引之文的上下文来看，龚自珍所说的“道”，是内涵更丰富的由诸多法则结晶起来的智慧以及运用这些智慧的才能。

要之，史家关于“鉴”“势”“理”“道”的阐述，从几个重要的理论范畴揭示出史学中所蕴含的高层次的历史智慧，也反映了在历史和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智慧之积累和提炼的过程。

王夫之认为：“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只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固然矣。”ex这一段话，从古人的观点来看，是关于史学与历史智慧之关系的很好的说明。

四　历史智慧与现实运动

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而这种正确的思想指导又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包括自身的、他人的、社会的和前人的实践）。历史智慧作为前人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和积累起来的有益经验与正确思想的结晶，在人们的现实运动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给予我们丰富的认识。诚如李大钊在20年代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中所断言、所预见的那样：“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他认为，这种“智力的老成”，有利于人们去创造“新世界”。他还指出：“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做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ey所谓“寻求聪明”和“进步的世界观”，这里指的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和对于历史前途的信心，这是历史学给予人们的最重要的智慧，也是历史学最重要的社会功能。

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所进行的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人们都会认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丰富人们的智慧、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方面深化了、普及了人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历史观的认识，一方面指导人们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遗产，如何去总结历史所遗留下来的那些珍贵品，并用以指导当前的历史运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看作是20世纪史学领域中的最高智慧。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并予以特别的强调，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ez这一段历来为人们所熟知的话，肯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珍贵品”，指出了应当如何对待这些珍贵品的理论和方法，强调了正确对待这些珍贵品的现实意义。这话是六十年前说的。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不论是当年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还是现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们都不会忘记这段话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毛泽东所说的“珍贵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种种智慧创造的结晶和顽强奋斗的精神。在20世纪，中国人需要这种智慧和精神；面向21世纪，中国人同样需要这种智慧和精神，并把它们发扬光大。从梁启超呼唤“新史学”，倡言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fa，到李大钊、郭沫若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道路，20世纪的中国史学，虽亦不免经受坎坷，然就全局来看，它无愧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一次次伟大变迁和进步的记录与反映；比之于以往的中国史学，它蕴含着许多更新鲜、更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书摊、坊间有不少借用“研究历史”的名义，挂着“史学著作”的招牌而编造出来的一些文字，既无梁启超所谓“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的品位，更无李大钊所说的“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进步的世界观”的境界，这些东西，宣扬历史上的那些过时的、落后的意识，甚至把一些糟粕作为“精华”加以宣扬、兜售，同毛泽东所推崇的“珍贵品”南辕北辙，它们并不反映“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倒是反映出一些人追求金钱的趣味。这些东西的肆意横流，有损于史学事业的形象，有害于民族素质的提高，不仅严肃的、有责任心的史学工作者要加以反对，而且也必然会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

五　端正学风，从史学中汲取更多的智慧

如上文所说，史学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而它能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地向人们提供历史智慧，正是它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社会功能。

怎样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呢？

首先，要正确对待新鲜智慧同历史智慧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人，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增益新智慧，要在教育和科技上不断缩小同发达国家的距离。这一点，应当引起全民族的警觉。同时，我们决不能遗忘、轻视历史智慧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历史智慧作为曾经存在过的知识的结晶，它永远不会“死亡”，还有活泼泼的生命力：它可以使人们拥有一个很高的起点，高瞻远瞩；它可以使人们储备大量的参照体系，彰往察来；它更可以使人们从对于鉴、势、理、道的理解、领悟、体察之中，学到许多聪明、才智，进退裕如地迎接新时代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因此，我们不应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其次，要提高从史学中汲取历史智慧的自觉性，从而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和科学素质。史学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同样也可以提高人们的科学素质。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总结的历史智慧，对于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别的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历史学所从事的人物、事件、事实判断、价值判断等综合研究，是从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结合上来阐明所研究的结论，具有突出的生动性和说服力。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共识：只要还有历史的运动，就一定会有人们的史学活动；史学活动应当受到公众和社会更多的关注。

再次，史学工作者要充分地认识到肩负的责任，撰写出内容充实、根据可靠而又富于启迪性的著作；要抵制、批评那些打着“史学”旗号而贩卖庸俗、低俗、媚俗的“历史书”。史学工作者要学习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样的宏伟气魄，多思考一些史学上的重大问题；要学习郭沫若“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fb那样的社会责任感，多思考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这样的话，史学工作者不仅自身注重了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而且也才能向社会、向广大读者提供得以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的那种高水平的著作。

最后，端正学风，是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的关键。历史是严肃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史学是严肃的，它要求人们尊重历史，认识史学在“彰往察来”方面的崇高作用，在人们借以“畜德”方面的崇高作用。因此，人们对待史学，应该抱有正确的态度，真正视其为“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fc；应该具有良好的学风，真正理解到“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当以“实事求是”为原则。fd在这里，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完全统一的。这两个方面，只要偏离了其中一个方面，不仅都有碍于从史学中汲取历史智慧，甚至使史学陷于庸俗的境地。当然，以正确的态度和良好的学风对待史学，不仅仅是史学工作者的事情，也是社会应当关注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史学中汲取更多的智慧，裨益我们的社会实践。

（原载《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

七讲　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

近些年来，关于科学、人文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日渐多了起来，人们对此关注的热情也有日渐增高的趋势，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这方面的讨论，有益于人们逐渐培养起更加科学的学风，有益于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进而有益于增进各项工作决策的科学程度，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21世纪刚刚揭开序幕，大家进一步来讨论科学观、人文观及科学与人文关系的问题，自然使其带有时代的气息。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就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的有关问题，讲几点认识，或许对这一讨论有拾遗补阙的作用。

一　史学与人文

关于人文，人们讲得比较多的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等，或者用“文化”来概括这些方面。至于史学，人们似乎讲得不多。其实，我们所讲的“文化”，其中有许多方面、许多内容都离不开历史记载、历史撰述，离不开史学家的思想和活动，就是说离不开史学。

“人文”一词，中国出现较早，《易·贲彖》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疏解释“人文”说：“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据此，所谓“人文”当与制度、文化教育密切相关。又《后汉书·公孙瓒传》后论有“舍诸天运，征乎人文”之说，李贤注曰：“天运犹天命也，人文犹人事也。《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李贤注把“人文”解释为“人事”，针对《后汉书》史论来说无疑是确切的，但它又引“《易》曰”做根据，这就把《易·贲彖》中所说的“人文”的含义变得更宽泛了。本文讨论人文，兼采孔疏与李注二说，不作绝对对待。笔者这个认识也是有根据的。清代史家章学诚在讲到典制体通史的时候，曾用了“事实人文”这个概念。他还写道“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传”。fe他讲的“事实人文”，当是包含一般史事和各种制度。他说的“通史人文”，当是指用通史体例撰写的制度史，当然，章学诚只是在论述“通史”体例时提到“人文”这个概念，并没有对其做任何解释，但我们根据上下文的联系，大致可以判断出他所说的“人文”的含义。

在西方，“人文”的概念同人性与教育相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研究是同神学研究相对立的，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体，是万物的主宰。这是要通过学校教育让人们都懂得的一种世界观。

尽管中西产生“人文”这个概念的历史条件有很大悬殊，也存在具体表述的差别，但它们之间还是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的，这就是重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主体地位，重视教化（教育）的社会作用。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使我们今天在讨论有关“人文”的话题时，思路就会更开阔，内涵也会更丰富。这里，我认为有一点是应当予以强调的，即由于中国古代史学至为发达，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传统，在史学中有突出的和连续性的表现，这是西方古代尤其是中世纪所无法比拟的。

如果上面这些认识大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探讨中国史学中的人文精神传统及其种种表现，将有益于丰富人们对人文精神内涵的认识，有益于继承和发扬这种人文精神，因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举例说来，中国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思齐”与“自省”的人生修养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史学审美传统等，都反映出极其鲜明的人文精神。其特点是历史感同时代感的结合，是在对现实的关注时从不脱离对过去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憧憬。它反映在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上，它更反映在人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上。

二　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

发现并不断加深认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过程，是人文精神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最根本的方面。中国史学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所走过的道路，具有典型的和重要的意义。

当然，中国先民也是从“天命”“上帝”的羁绊下逐步挣脱出来的。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天”是先秦时期人们历史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指的是至上之神。凡王朝兴亡、世间治乱甚至人们的福祸寿夭，都由“天命”决定。这方面的记载，在先秦的官方文书和王朝颂诗等文献中，俯拾即是。“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人世间的主宰。“人”也是当时人们历史观念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不过最初不是指一般人，而是指人君。《尚书·大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这里的“宁人”指周文王。此句意谓：上天只赞助我们的前辈文王。这是较早把“天”与“人”连在一起用以表示一种见解的，表明人是从属于天的。当时对一般人只称作“民”。“民”更是受“天”的主宰。即所谓：“天生烝民”ff，“天亦哀于四方民”fg。后来经过西周末年社会动荡和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人的作用被进一步肯定，“人”的涵义扩大了。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的私人历史撰述《春秋》与《左传》《国语》，有很多地方是讲一般“人”了，也记载了一些人对“天命”的怀疑。《春秋》一书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重视人事的著作，它认真地记载了政治上的得失成败。它记水、旱、虫、雨雹、雷电、霜雪、地震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看待的。这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fh（《论语·述而》）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在历史表述上，是先秦时期史籍中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是它在历史思想发展上的重大贡献。《左传》记周内史的话，说“吉凶由人”fi，记郑国大夫子产的话，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fj《国语·周语下》记单襄公的话，说“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传》和《国语》都写出了大量的在历史活动中的人，写出他们的活动、议论、风貌。这些都反映它们在历史思想上的进步。战国以后，在历史思想领域，人们还未能完全摆脱“天命”史观的影响，有时甚至表现得很突出。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天命”受到怀疑，人事受到重视，已是历史思想发展中不可扼制的潮流。司马迁著《史记》，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重大课题，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发展上有划时代意义。他批评项羽兵败身死，“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fk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针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发表评论说：“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也？”这表明司马迁在历史思想上是一位对“天命”史观大胆怀疑的史家。《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真正把人作为历史中的主体来看待的伟大著作，它对历史变化的动因有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史记》在历史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倾向，对后来的史学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在“二十四史”中，也有一些明显地宣扬“天命”的皇朝史，但它们毕竟都是着眼于写人在历史中的活动；其称说“天命”，固然有真诚的，但不少都是属于官样文章了。

如同司马迁在历史思想上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样，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提出了清除“天命”史观在历史撰述中之不良影响的任务。他断然指出：自然界的种种变化，“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fl刘知幾并不是彻底否认“天道”，但他说的“天道”显然已包含了不少属于自然现象的因素。不论属于何种情况，他认为凡属于“天道”范围者，史家应取“不复系乎人事”的态度。刘知幾从他的朴素唯物思想倾向出发，把“天道”“人事”的关系作为历史撰述中的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其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另一位史学批评家、思想家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子以来“天人相分”的学说，对“天”做了物质的阐释，从根本上否定了“天”是有意志的至上神，从而也就否定了“天命”史观。他指出：“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fm自司马迁提出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念表示怀疑以后，到柳宗元上述论点，可以说是逐步把作为至上神的“天”从人们的历史观念中驱除出去的过程，这在“天”与“人”及天人关系之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是历史思想发展上又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中国古代史学中，在探索“天命”与“人事”对于历史的关系时，随着对“天命”的怀疑和对“人事”的重视，便萌生了从人世间寻求历史变动原因的思考。春秋时期的史官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fn史墨从丰富的历史知识中认识到，自古以来，掌管国家权力的人没有不变的，君与臣的位置没有不变的；他还用自然界的变化来证明自己的见解。史墨的这个认识，在当时来说，可谓石破天惊。他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变化有深刻的认识和感受，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他只能以陵、谷的变迁来加以比喻。司马迁著《史记》的主旨之一，是“通古今之变”，并且认为应当从“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事势之流，相激使然”fo等方面来看待社会历史的变化。这是明确指出了社会历史的转化、变动，是人事和时势相互影响而造成的，故不足为怪。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还说到，他著《史记》上起黄帝、下至当世，“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个“理”，即主要是指“事势之流，相激使然”的真相。柳宗元和王夫之发展了以往历史思想中关于“势”“事势”的思想，柳宗元的《封建论》对“势”有精辟的阐述，王夫之说“理”即“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fp王夫之所说的“理”不同于司马迁说的那些具体的道理，而是指的事物自身发展的法则。要之，从“天命”到“人事”，从“事势”、“时势”到“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的“理”，这是古代史家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认识轨迹。从司马迁提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到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中提出“求顺于理”，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终于从具体的“理”升华到抽象的“理”，成为古代史学之历史思想中的宝贵遗产。

古代史家在探讨历史变化动因的过程中，还遇到一个长期为之困惑的问题，这就是人的作用究竟占有何种位置。关于这个问题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与民的关系；第二个阶段，是“圣人”和“生人”的关系。《国语·郑语》记周代史伯引《泰誓》中的话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桓公六年》记季梁同随侯的对话中，说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里还是把作为人的“圣王”放在中心位置来看待。这个思想在很长时间里占据统治地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实质上也是以此为理论的核心。在对于秦废封建而立郡县之得失的千年聚讼中，有一派意见即认为封建是“先王”之意；秦废封建是违背了“先王”之意，因而招致速亡，如曹冏《六代论》、陆机《五等论》等，都是如此。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变动原因，许多史学家参与了论辩，在论辩中阐发了各自的历史思想。其中以李百药、柳宗元分别写的两篇《封建论》最有影响，而柳文尤为知名。柳宗元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为根据，说明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fq他说的“势”既有历史趋势之意，也有客观形势之意。在柳宗元的论述中，包含了“圣人”因势制宜的思想，他并没有完全否认“圣人”的作用。柳宗元历史思想中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即他更重视“生人之意”在历史变动中所起的作用。他明确指出，其所撰《贞符》一文是证明“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fr“受命于生人之意”，是作为“受命于天”的对立面提出来的，而“生人”是包含了普通民众在内的。柳宗元把自唐初以来唐太宗君臣反复强调的“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古训理论化了。他对“生人之意”的肯定，是从隋唐之际的客观形势中概括出来的，其中包含着他朦胧地看到民众在历史变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于人在历史变动中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还是肯定帝王将相的作用，像柳宗元那样明确地肯定“生人之意”的历史作用毕竟是少数。不过，肯定帝王将相的作用，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把历史的或现实的治乱兴衰、得失成败完全归结于个人的作用，这在古代史书中有较多的反映。另一种情况是能够注意到统治集团中不同人才所发挥出来的群体作用。如由魏徵执笔撰写的《隋书》史论，提出这样的见解：“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楶棁栋梁，莫可弃也。”fs这种见解，比之于把“帝王之功”完全归于一人一谋的论点，是很大的进步。还有一种情况是能够注意到一定时势、环境对人们的影响和作用。《隋书》史论在评论李圆通、来护儿等人时指出：“圆通、护儿之辈，定和、铁杖之伦，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当其抑郁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恩，快平生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ft这三种情况的基本倾向，都认为历史是少数杰出人物创造的，都属于英雄史观；但其间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其中后两种观点在古代历史思想发展上有长久的传统和重要的价值。

三　史学中的惩劝宗旨传统

中国史学历来有一个宗旨，就是“惩恶劝善”。这种惩恶劝善不是用说教的方式，是运用史笔的力量，使人通过读史而受到历史上人们言行的震撼而产生的一种自律精神。

《左传·成公十四年》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几句话，前半段是概括了《春秋》在表述上的特点和成就，后半段是指出了《春秋》的撰述宗旨。可见中国史学的惩劝宗旨由来之古老，影响之久远。那么，对这种惩劝宗旨的传统，究竟应当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呢？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就必须同本文所论述的前一个问题联系起来，既然中国史学认识到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而人的所作所为又千差万别，那么凡是负责任的史家就一定会对此做出判断，以辨明是非，使读史者得到教益和警示，因此，史学中的这种惩劝宗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乎逻辑的。

关于这个问题，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有深入的思考。他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写道：“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跷，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这一段话，是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阐述了史学的功用；同时，也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阐述了人们读史的目的，即如何学做人。所谓“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两句话，高度概括了人们通过读史而学做人的根本途径。这是蕴含着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哲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fu这里说的“德”，指道德、学问。“前言往行”，指前人的嘉言懿行。由此可见，是人们把道德、学问的蓄积看作是读史、了解历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把学做人看作是读史、了解历史的首要目的。这清楚地表明，讲人文精神，讲人的修养、自律，是不能脱离史学、脱离读史的。这个道理，在今天并不是人人都了解的，以至于常常有人提出“学习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表面看来，这是史学意识的淡薄；往深层看，这是关于在怎样做人的问题上反映茫然的一种表现。讲人文精神，就应该讲怎样做人；讲怎样做人，一个重要方面，就应该讲“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就应该重视读史。

中国古代史家在对待上述这些问题上，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自觉意识，刘知幾认为：“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fv在万千的历史人物中，史家应该特别关注那些“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的人；否则，便是史家的失职。刘知幾把惩恶劝善的宗旨提升到史家作史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来看待，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史家撰写历史，其史意内涵是丰富的、多方面的，并不只限于记述人物和评论人物，但记述人物和评论人物毕竟是作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历史人物的记述与评论方面，同刘知幾的思想相通的还有另一种认识的表述形式，这就是中晚唐之际李翱说的“富贵而功德不著者”，不一定写入史册使其“声名于后”；反之，“贫贱而道德全者”，则应写入史册使其“恒赫于无穷”。fw这是明确地表明以“功德”或“道德”作为重要标准，而不看重贵贱、贫富的界限。这同样洋溢着尊重人格、人品的人文精神。

四　史学中的忧患意识传统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天下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社会治乱、人民休戚的关注。一言以蔽之，表现为对于人和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命运的关怀。这是同史学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也是史学中人文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这是因为，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和对于现实的认识联系起来，故而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决心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fx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时候，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种种忧虑。人们读《史记·平准书》可以看到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显示出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多么的深沉，也会感到司马迁对于“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的时尚的深深忧虑。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学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目睹了“开元盛世”的局面，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尾，反映出这位被当时人誉为董狐式的史学家的忧患意识。《贞观政要》这部书在晚唐以后的历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唐宣宗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fy辽、金、元、清四朝的最高统治者，都曾把《贞观政要》译成本民族文字，认真披览。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因而显得十分突出。

北宋立国，积贫积弱，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凝重。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他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fz

这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与境界，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种种社会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上皇帝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

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ga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在这里道出了“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忧患。

北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同政治家比较起来，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

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图……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敢再拜稽首上陈于黼扆之前。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人有十金之产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呜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gb

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政治家对世事的忧患是相通的。司马光同王安石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更加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如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今存五百二十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gc这些话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如果说历史运动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客观动因的话，那么，史家的忧患意识可以看作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主观动因；当然，史家的主观动因，归根结底，还是受到时代的激励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综上，可以做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史家之忧，充分说明史家都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前途命运的；第二，史家之忧，说到底是以社会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忧为忧。中国史学的这一特点，在两宋时期甚为突出。清人龚自珍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gd，是很深刻的。时下人们论人文精神，常常提到“人文关怀”“终极关怀”。这种“良史之忧”，是否就是一种“人文关怀”“终极关怀”的表现呢。

五　史学中的审美要求传统

中国古代史学有鲜明的审美要求。这种审美要求在文史不分的阶段表现得十分突出；后来文史分途，史学依然保持着这种审美要求。

从编年体史书的创造、发展，到纪传体史书、典制体史书、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先后出现，史书不断展现出在外在结构上的美的创造。至于在叙事上的审美要求，更是一些优秀史家所关注的。中国史家重视叙事，人们也多以“善序事理”的史家为“良史”。然而，作为史文表述来说，“善序事理”也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和特点。

班彪推崇司马迁的史文表述，说他“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ge所谓“善述序事理”，包含了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善辩而不浮华，二是质朴而不粗鄙，三是内容、形式相称。后来班固继承了班彪的思想，又吸收了其他人的一些评价，写道：“……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gf，这是强调了所述内容的翔实可靠、没有粉饰之词。总的来看这两个评价，前者所强调的主要是史文的形式，后者是把史文的形式和内容都说到了，而且都有很高的评价。可见，“善序事理”，并不仅仅是史文表述的问题。

范晔对司马迁、班固的史文加以比较和评价，写道：“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gg这里肯定了班固史文的不偏激，不抑扬，序事丰富而不庞杂，内容详赡而得体。从这里又可进一步看出，从史文去判断史家是否是“良史之才”，绝不仅仅是个文字表述问题，还包含着史家对所述内容的选择和处置，对所述史事在表述分寸上的把握。所谓“不虚美，不隐恶”“不激诡，不抑抗”，都是这个意思。

西晋史家陈寿，在史学上也是被称为有“良史人才”的史家。史载，陈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gh唐初史家评论陈寿说：“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以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gi根据后者的评论，或者可以认为，陈寿的“善叙事”是表现在“奋鸿笔”“骋直词”这两个方面。东晋史家干宝也被称为“良史”。史载，干宝“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gj显然，“直”是针对所述内容说的，“婉”是就史文表述说的。

从人们对马、班、陈寿、干宝的有关评价中，可以获得这样一个认识：在两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把史家的“善序事”视为“良史之才”，似已成为史学上的一个共识。而对“善序事”的理解，一般应包含对史文表述本身的要求和对史文所述内容的要求。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好，才称得上是“良史之才”。

“善序事”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而文字表述上的造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刘知幾《史通·叙事》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这是从理论上明确了“叙事”对于撰写史书的重要，也是明确地提出了史学家审美的一个标准。宋人吴缜在史学批评上强调以“事实”为基础，但也提出史书“必资文采以行之”。gk这是直接讲到了史书的文采问题。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对于如何发挥“文字之佳胜”的问题，更有精辟的分析。

综观古代史家、史学批评家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思想、实践，史书的文字表述之美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真实之美。这是指史家的文字表述反映出历史之真实的本质之美。离开了历史的真实，史学就失去了根本，也失却了任何意义。班固评论《史记》，把“其文直，其事核”放在首要位置，是很有见解了。“文直”“事核”是对史学家尽力反映历史真实的具体要求，它们的结合，乃是史家走向历史撰述真实之美的必经之途。

质朴之美。用刘知幾的话来说，这是史书之文字表述对于社会的语言文字“体质素美”的反映。他举例说：“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也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gl他赞成以“方言世语”如“童竖之谣”“时俗之谚”“城者之讴”“舆人之诵”等写入史书；不赞成史家“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文风。

简洁之美。刘知幾提倡史文“尚简”，认为史家“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其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为此，史家撰述应从“省句”“省字”做起。gm当然，从审美的观点看，史文亦非愈简愈美。顾炎武的《日知录》有《修辞》《文章繁简》两篇，提出“辞主乎达，不主乎简”的论点，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的看法。

含蓄之美。这是隐喻、寄寓、含义深沉之美。刘知幾称之为“用晦”。“用晦”的第一个要求，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是跟史文的简洁相关联的。“用晦”的第二个要求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gn这是达到含蓄之美的很高层次了。

史文表述要达到美的要求，那么，史家是怎样朝着这些要求去努力的呢？闳中肆外和史笔飞动是史家的主要经验和基本修养。闳中肆外，是关于史家对史事的积累、认识与抒发的关系；史笔飞动，是关于对史事的“体验”与“重塑”的关系。

关于闳中肆外。章学诚强调“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的境界。go章学诚说的“古人”，是指唐代韩愈。韩愈作《进学解》，有“闳其中而肆其外”gp之说，讲的是作文要求：内容充实、丰富，而文笔发挥尽致。章学诚在《文理》中发展了韩愈的这一思想，全篇阐说闳中肆外的各方面的要求，于文于史，都是理论上的总结。章学诚说的“言以声其心之所得”这句话，是抓住了闳中肆外的本质的。换句话说，只有心有所得，方可言之于声。他批评有些人学习司马迁《史记》，只学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由于自己心中无所得，这样学习的结果，“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史记》写人物、写战争、写历史环境，都写得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司马迁熟悉历史人物，也有战争知识，对所写的一些历史环境做过深入的研究。这就是所谓“心之所得”。章学诚说的要见到“古人深际”，就是这个意思。

历史是运动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在运动中发展的。历史撰述应当把这些运动表现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所论甚为中肯。他说：“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历史家如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gq这正是史文表述在美学上的感染力量。一般地说，历史撰述只要表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或接近于真实的面貌，那么它就能给读者以警戒，以启迪，以智慧，以鼓舞。但是，这种感染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又同史文表述有密切的关系。

六　简短的结语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科学精神；一个社会，应该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同样，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一个社会，也应该大力提倡人文精神。重此轻彼或重彼轻此，都不仅会在认识上、理论上造成偏差和误区，更重要的是会在社会实践中造成损失和危害，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进步。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学校教育中，存在着重理轻文现象，虽经有识之士一再呼吁改变此种偏向，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赋予科学与人文应有的位置，依然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这里，我还要提到另外一种偏向，即近二十多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史学受到的轻视和误解要更多一些：有来自社会方面的，有来自自然科学方面的，甚至也有来自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这二十多年来史学没有成绩吗？不是。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许多成果都是突破性的创造。是史学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吗？也不是。这二十多年来，史学在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在总结历史上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从而提供现实借鉴方面，在反击李登辉之流炮制的“两国论”和国外一小撮反华势力无理叫嚣方面，等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在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尤其是学科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进展。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偏向和误区呢？当然，这里的确存在着史学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加有效地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现实的问题，这是历史学界应当深自反思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方面，即现在人们的注意力和兴奋点大多在经济、市场、科技、信息等领域，人们无暇想到史学、想到史学在现今还会有什么用处等等。应当承认，这些都是十分“现实”的，不是没有几分“理由”的。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发展科技和经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轻视史学，从而轻视自身的历史，同样是不可思议的。试看西方发达国家，哪一个国家不重视自己的历史，不重视历史教育！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关注。这是全社会应当深自反思的。

本文在这里不是要来论述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关于这个问题，我另有专论。gr本文只想借此机会提出一点希望：重理轻文的偏向应继续得到纠正，轻视史学的偏向应不断有所克服，史学中的人文精神应受到必要的重视。我们不能脱离客观历史运动来看待人文精神，我们也不可能撇开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史学来讨论人文精神。史学中的人文精神尚有待于做深入的发掘、系统的总结和全面的论述，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的这篇文章，不过抛砖引玉而已。

（原载《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

八讲　古代史家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

中国史学有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在史学发展的基础上所滋生、发展起来的史学批评也具有这一特点。先秦、秦、汉时期，孔子评论董狐、《左传》评论《春秋》、司马迁评论《春秋》，以及班彪、刘向、扬雄等评论司马迁《史记》等，都是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史学批评见解。魏、晋、南北朝以降，史学批评进入更加自觉的深入发展阶段。这反映在批评理论上的提升和专题评论的展开，其中不乏辩证的认识和方法，值得认真总结，以资借鉴。本文拟就唐、宋、元、明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有较大影响者，略述梗概，以就教于读者。

一　史学批评自觉意识的新发展

东晋至唐初，在中国史学上，袁宏的《后汉纪》序、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裴松之的《上〈三国志〉注表》、刘昭的《〈后汉书〉补注志》序、魏徵等《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与诸小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史学批评的见解和方法。继而，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出现了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史学批评专书，影响此后千余年史学批评的发展和史学理论的探讨，这就是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写出的《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第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以及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

刘知幾（661—721年）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而入仕，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职，并兼修国史，参与了《唐书》《武后实录》《姓族系录》《睿宗实录》，重修《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等撰述活动。其间，他因不满武则天和唐中宗时史馆修史的紊乱和监修贵臣们对修史的横加干涉，曾在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毅然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gs

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得力于他在史学上的修养。他自称：“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gt这说明他在史学批评上有多年的积累。他的史学批评意识，因亲身感受武则天、唐中宗时史馆修史活动的混乱与低效而更加强烈和自觉。他深沉地写道：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龌龊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gu

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所谓“旧议”，即是他多年积累的对于以往历史撰述的一些“得之襟腑”的独到见解。他试图按照这些见解，撰写包含纪、传、志的唐史。但他的这个希望屡屡受挫，终于发出了“吾道不行”“美志不遂”的感叹。这就更加促使他决心把批评的思想变成批评的行动。他上书监修国史萧至忠等，备言国史之修面临着“五不可”，即：史官泛滥，簿籍难见，权门干预，十羊九牧，坐变炎凉，以致“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gv可见此时的史馆跟太宗、高宗时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刘知幾感叹之余，愤然辞去史职，写出了千古名作《史通》，因此也成就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不朽业绩。

二　怎样看待同一史事的不同评论

《史通》一书的史学批评重在从历史编纂着眼，但却涉及广泛的领域，论者多有阐述。这里，仅就刘知幾在《史通》中提出在史学批评方面具有普遍性的一个问题进行探讨，即为什么对同一史事会有不同的评论。《史通》中的《鉴识》篇和《探赜》篇，是刘知幾集中阐述史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专文，因涉及一些实例，读来不觉枯燥，饶有兴味。《鉴识》篇以评论人物开篇，随即转向评论史传。刘知幾写道：

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这里，刘知幾提出了“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的命题。意思是说，事物自身本有一定的尺度，而人们对它的审察、评论往往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人们的学识、思想的差异造成的，所以才会出现对于同一事物的“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的现象。因此，他提出了“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的重要，认为这是“辩其利害，明其善恶”的关键。

刘知幾把“鉴识”同“探赜”联系起来，从认识论上阐述了史学批评是一件严肃而又艰难的事情。这就是说，在史学批评问题上，人们只有通过“探赜”，才能达到“鉴识”。这涉及史学批评中主体修养与正确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gw

刘知幾认为“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这是极而言之。他说的“世缺知音”，显然是受了刘勰讲的“逢其知音，千载其一”gx的影响。这正是刘知幾《探赜》篇所要论述的主旨。

《探赜》篇首先指出评论的失误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这就是：“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如果评论曲解了作者的思想而贻误后学，这是双重的错误，自应是不良后果中最为严重的。这些话，反映出了刘知幾对于评论的严肃态度。

根据刘知幾的概括，史学批评大致有以下三种误区。

一是猜度。刘知幾针对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的说法，认为这是“强为庸音，持为足曲”的做法。刘知幾从春秋时期“诸国错峙，关梁不通”的历史实际，说明“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同汉代“四海一家”史官所具备的条件是不可等量齐观的。他又举出《左传》详载戎子驹支、长狄、郯子之事，证明《左传》并不是要通过记载之略以表示“贱夷狄”的思想。他还指出《汉纪》取材于《汉书》，“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并不是有意于“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刘知幾对孙盛的批评，不仅有历史的和史学上的根据，而且也反映出他在“夷夏”问题上的一贯见解。《史通·称谓》说：西晋末年，“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而晋朝史臣们“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是一种“苟徇私忿，忘夫至公”的做法。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表现出来的民族问题方面的卓识。

二是穿凿。葛洪评论《史记》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gy刘知幾认为这属于“强为其说”。他指出，司马迁著《史记》，“驰骛今古，上下数千年”，春秋时期以前，得其遗事者，只有伯夷、叔齐二人；作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属于常理，有什么奇怪的呢？他进而论证说，如果一定要认为司马迁是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那么《史记》所记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屈原、贾谊等人，为什么作者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呢？刘知幾从客观历史和史书编次两个方面批评葛洪，所驳甚是。至于刘知幾批评葛洪所谓“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的说法，可谓是非参半。所谓是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并不是以此来“怨刺”汉武帝；所谓非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以项羽列为本纪，正是他的“纰缪”之一，又“何必有凭”。这是他拘于史例而不察司马迁著述之深意所致。刘知幾曾为《汉书》为吕后立纪做了解释，说是“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gz这无疑是对的，而《汉书》之前，《史记》为项羽立本纪已经做这样的处置了。按大致相同的道理，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是因为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ha根据同样的道理，《史记》还列了《秦楚之际月表》的专篇。故刘知幾的“纰缪”之说，既不能完全澄清葛洪之误，又不足以使后人信服，因为刘知幾也难以摆脱“穿凿”。仅此一点而论，或可说明“知音其难”，“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这也说明，史学批评的误区是极难避免的。

三是凭虚。隋朝内史李德林在北齐时，曾就《齐书》起元（纪年之始）一事与魏收进行讨论，有书信往还。他在答魏收书中有一句话是：“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hb刘知幾把此事概括为：“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三国志》——引者注），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刘知幾是尊汉的，认为刘备“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可是陈寿的评论“抑其所长，攻其所短”。他还认为，曹操是“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式的人物，曹丕也不是像样的君主，而陈寿对他们的评论，“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刘知幾的结论是：《三国志》“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陈寿本是蜀汉臣子，后为西晋史官。他撰《三国志》，于蜀、魏关系的处置上，颇为棘手。但西晋“受禅”于魏，故《三国志》以魏为“正朔之国”，在当时实别无选择。他从《魏书》《蜀书》《吴书》分记三国史事，而于《蜀书》中称刘备为先主、刘禅为后主。这在历史编纂上确是一个创举，也隐约可见其不忘曾是蜀汉之臣的心迹。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刘知幾尊汉情重，对此缺乏冷静分析，故认为陈寿“曲称曹美”，“虚说刘非”，似有未妥。李德林从正统观念出发，也是尊汉的，认为“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既为蜀人，必当“以魏为汉贼”。可是李德林的说法，在《三国志》中实难找到有力证据，所以刘知幾批评他是“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应当承认，刘知幾对李德林的批评在总的结论上是对的，而他在批评李德林中涉及对陈寿的许多指摘，有些是难以成立的，以致不免也有凭虚之嫌。同时，这也使他陷于在陈寿评价上发生自相矛盾的困境。刘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中指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董狐、南史自不待言，班固也是备受刘知幾推崇的史家，陈寿能与他们并列，实在是非同小可之事。然而他在《史通·探赜》中，其地位又跌落到如此地步。陈寿其人其书未变，而是刘知幾陷入了一个《史通·探赜》所没有说到的误区——抵牾。

上述种种误区，带有举例的性质，尚难以概括这一问题的全貌。史学批评的目的，是为了鉴别历史撰述在史事、思想、体裁、体例、文字表述等方面的高下优劣，考察史家的素养、职责和成就，探索史学在社会中究竟起了何种作用，以辨明得失，总结经验，推进史学的发展。《史通·自叙》说：“《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又说：“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他的这些话，或有自我评价过高之嫌，但绝非有意自夸之辞，其诚恳愿望、良苦用心，流露于字里行间。然而欲达此崇高目的，则必须有正确的史学批评。倘若批评陷入误区，那就使任何良好愿望都付之东流，甚至会给史学发展造成新的障碍。从这一点来看，刘知幾在《史通》中撰《鉴识》《探赜》两篇，尤其寄有深意。

那么，史学批评怎样才能不陷入或尽可能少地陷入这种种误区呢？刘知幾在《鉴识》篇开篇时提出的“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的命题，对于强调批评者应重视鉴识的锤炼，是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他引用“探赜索隐，致远钩深”的古训，作为人们提高鉴识水平的途径，也是有方法论的价值的。他在《探赜》篇中写道：“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这是指出了史学批评中应取辩证的态度，不苛求也不掩饰前人。此篇末了又写道：“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这是总结了史学批评往往是在众说纷纭中展开的，而其最基本的方法是要“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以寻求正确的评价，避免发生“出自胸怀”“妄加向背”等错误。他的这些认识，结合他在一些具体的评论中提出的见解，大致反映了刘知幾关于如何开展正确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

三　怎样看待不同史书体裁的长短

史学批评在具体问题上的歧异，对不同史书体裁的不同认识是一个突出的事例。这里，我们可以举《史通·二体》为例，进一步说明刘知幾在史学批评方面的辩证方法。比如，中国古代史学家对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孰优孰劣的辩难，经过几番深入的思考和长期的争论，大致形成了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编年体优于纪传体。如东晋史家干宝“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根据是《左传》一书“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hc这是以文字的多寡来判断编年、纪传的优劣。唐玄宗时，朝臣裴光庭提出，纪传体改变了《春秋》的体裁，“既挠乱前轨，又聋瞽后代。《春秋》之义，非圣人谁能修之”。hd他进而倡议：“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he他的这个荒唐的主张，竟然受到唐玄宗的赏识，然其计划并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这时，还有一位文史学家萧颖士，也积极提倡编年体，他说：“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于是，他“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hf萧颖士撰的编年体史书未能流传下来，而他说的《史记》“失褒贬体”，强调“《春秋》大义”，这确是一些赞成编年体的史家批评司马迁的主要原因。唐德宗时，出身于史官世家的柳冕强调说：“（司马）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又说：“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hg柳冕出身于史学世家，这种看法自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所看重的是史家的价值判断。

第二种看法跟第一种看法相反，认为纪传体优于编年体。《后汉书》作者范晔在讲到他为什么采用纪传体撰史时，对《春秋》提出大胆的批评，指出：“《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hh所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是说纪传体能够容纳广泛的史事，能更全面地反映作者的历史思想。唐初史家所修前朝八史，都采用纪传体。他们批评《晋纪》作者干宝和《晋阳秋》作者孙盛“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hi《晋纪》和《晋阳秋》都是编年体史书。在唐初史家看来，编年体史书写得再好，也不能视为“正典”即所谓“正史”。这反映了唐初史家的看法。针对前人批评司马迁“变古法”“不本于经”“失褒贬体”等论点，唐代后期学者皇甫湜撰写《编年纪传论》予以驳难。这是一篇略带总结性的文字，兹节录如下：

论曰：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荡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踪南、董，亦无上矣。倘谬乎此，则虽服仲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之好古则可矣，顾其书何如哉？hj

在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文字中，这是较精彩的一篇。它首先肯定，不论编年、纪传，只要做到“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都可以成为良史。这就比一般参与辩难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立论的起点更高一些。作者还指出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的缺点和司马迁“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创立纪传体的合理性。作者最后强调了不懂得继承创新，只是简单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总之，这一篇文章从理论上说明了纪传体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种看法认为编年、纪传各有得失，不可偏废。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南朝梁人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写道：“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分，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其后刘知幾撰《史通》，作《二体》篇置于《六家》篇之后，他不赞成编年、纪传“惟此二家，各相矜尚”的做法，主张“辨其利害”，以便使治史者有所遵循。他认为编年体的长处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它的短处是，其记述人物时，“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他认为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它的短处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刘知幾的这些话，是分别针对《左传》和《史记》说的。他的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因此，他主张编年、纪传“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刘知幾的这些看法，比起前两种看法来说，确有高屋建瓴之势，因而也就跳出了“唯守一家”的窠臼。这也反映了刘知幾的卓识。这种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在刘知幾以后的一些有影响的史学家那里，都有突出的反映。

四　怎样看待历史撰述中诸因素的关系

刘知幾论史馆修史有许多难处，谓之“五不可”。这只是从修史活动中人们相互关系着眼的。其实，修史之难，更难在历史撰述自身的种种要求。当然，这同修史活动中人们相互关系是否协调是密切相关的。

宋代史家吴缜撰《新唐书纠谬》，认为“作史之难”是一个事实，他进而对史家在历史撰述活动中的具体要求也作了明确的阐述。尤其难得的是，他是中国史学上较早对“事实”作了理论说明的史学批评家，同时也合理地阐述了事实、褒贬、文采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这样写道：

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hk

这一段话，阐述了“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之于史书的相互关系，而尤其强调了事实的重要。其理论价值在于：首先，吴缜给“事实”做了明确的定义：“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意思是说，客观发生的事情，被人们“如是”地按其本身的面貌记载下来，这就是“事实”，或者说这就是历史事实。他不是单指客观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单指人们主观的记载，而是指的客观过程和主观记载的统一，这是很深刻的见解。其次，吴缜认为，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因素对于史家撰写史书来说，不仅有逻辑的联系，而且也有主次的顺序。这就是“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有了事实和褒贬，即有了事实和史家对于事实的评价，“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吴缜说的事实、褒贬、文采，可能得益于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它们的区别是：在理论范畴上，后者要比前者内涵丰富和恢廓；在概念的界定上，前者要比后者显得明确。再次，吴缜认为，“为史之意”的根本在于“事得其实”，褒贬和文采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反之，如“事实未明”，则“失为史之意”，褒贬、文采也就毫无意义了。吴缜对《新唐书》的“纠谬”究竟如何，自应做具体分析，而他关于事实、褒贬、文采之对于史书关系的辩证认识，乃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新发展。

五　怎样看待史书的内容、形式及历史条件

宋人郑樵撰《通志》一书，其《总序》对“会通之义”“会通之旨”再三致意，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如果说郑樵的会通思想主要是在阐发和继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传统，是因为《通志》也是纪传体史书的话，那么从历史撰述内容着眼，分别对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会通旨趣做出分析和评论，则是由元初史家马端临完成的。马端临以《文献通考》这一巨著和他对《通典》《资治通鉴》的精辟评论，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和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通典》面世后四百余年、《资治通鉴》面世后二百余年，马端临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撰成《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对《通典》《资治通鉴》二书，做了在他那个时代极好的比较和中肯的评论。马端临评论《资治通鉴》时这样写道：

《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hl

由上文看，马端临对“断代为史”的看法，与郑樵是一致的。他的新贡献是对历史中“相因”与“不相因”的现象做了阐述，实则也为《文献通考》之作申其大意，即“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于是马端临对《通典》做了如下评论：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恰，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hm

在马端临看来，司马迁《史记》在内容上包含了“理（治）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个方面的内容，而《通典》和《资治通鉴》正是分别继承、发展了《史记》的这两个方面的撰述内容，并分别给予很高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的评论提出了历史编纂上的三个理论问题。

第一，史书体裁和史书内容的一致性。马端临认为，《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并非司马光“之智有所不逮”，而是因为“简编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这就是说，一定的史书体裁所撰述的历史内容，本有其一定的规定性。

第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繁简有异，这必然影响到历史撰述内容的详略。马端临称赞《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恰”，同时又指出它“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这是因为“时有古今，述有详略”的缘故。他举田赋、土贡等实际的社会生活为例，说明后出之书，理当详于前出之书，实际上是揭示了史书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由略而详的规律。

第三，治乱兴衰，多由具体原因所致，它们之间是“不相因”的；而典章经制，代代沿袭，它们之间是“相因”的。在这个问题上，马端临所言与郑樵略有不同，从本质上看，治乱兴衰还是有共同之处可以探讨的；而典章制度在相因之中也必有相革之处。“相因”“不相因”不应做绝对的看待。马端临关于史书内容的侧重面与史书体裁的抉择有密切关系，而史书内容的详略又与不同的历史条件相关联的认识，不仅反映了他在史学批评上对前贤的理解和宽容，而且凸现了他的史学思想中辩证的因素。

六　怎样看待不同类型史书的得失

以上所论，大致说来，是史学批评中几个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还存在一些比较宏观的问题。例如，如何从广泛的意义上对不同类型的史书做总体上的评价，这要求史家具有高度概括的能力和卓越的见识。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得失，阐述了精辟的见解。他说：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hn

这一段话，明确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局限及其最终“不可废”的主要原因，其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中的宏论。王世贞所论，在史学史上都是存在的客观事实。如刘知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被后来者”，固有“五不可”之感叹，其中就有“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ho之难。刘知幾参与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hp韩愈主持修《顺宗实录》，因涉及“禁中事”，牵连宦官，引起宦官集团的强烈不满，终于导致史臣对《顺宗实录》的修改，删去了“禁中事”。hq这些都是“人恣而善蔽真”的反映。又如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仅凭私家笔记所记三件史事不确，便断言“野史不可信”hr，显然失于偏颇。刘知幾《史通·杂述》篇列举十种“偏记小录之书”，虽一一指出其缺陷，但仍认为“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近代史学名家陈寅恪治隋唐史，旁征博引，涉及多种唐人野史笔记，阐发诸多宏论，可证野史之“不可废”。再如家史问题，这曾经是引发魏收《魏书》风波的根源之一，使其被诬为“秽史”。而“诸家子孙”把《魏书》“号为‘秽史’”的原因，或是“遗其家世职位”，或是“其家不见记录”，或是家族地望不确等。《魏书》的修改，亦仅限于此。hs这件事表明，史家依据“家史”为史料来源之一，对此应格外谨慎；而有关的“诸家子弟”或许确有可信材料应当受到重视。当然，“秽史”之论由此而起，在史学史上是应当予以澄清的。

总之，王世贞所论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思想的深刻。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腴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的概念，尤其具有理论意义。仍有借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这是经过漫长的道路和反复的认识才能达到的思想境界。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篇中，记述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规律，更是把史学批评中的辩证方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因史学界已有专文讨论，此处不再赘述。辩证方法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方法，古代史家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批评例证，在今日的史学批评中，仍有借鉴、参考价值。

（原载《求是学刊》2010年第5期）

九讲　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21世纪已经到来，人类历史开始了又一个新的百年的征程。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和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参与新世纪的建设。中国史学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随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步入21世纪。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此时此刻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老问题，那就是：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这些年来，人们重视发展经济，重视科学技术，无疑是顺乎历史潮流的。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自亦应有合适的位置。这里说的合适的位置，一是指它应有的位置，二是指它实际上是否处在应有的位置之上。对于其他学科的情况，不可妄说；对于史学来说，它在社会中所应有的位置和实际所处的位置，恐怕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所以重要，一则是这个问题的性质非常重要，二则是这些年来史学被人们误解得太多、太深。这两点，不讨论清楚，其消极影响当不仅仅是关系到史学的发展，还会涉及社会的发展。兹事重大，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乃旧题新议，陈述浅见，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借以祝福步入21世纪的中国史学前程远大，为社会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一　一个有长久传统的重要话题

史学在社会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一个有古老传统的话题。古人虽然没有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它，但他们的所言所作，往往都表明了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意向。

在久远的古代，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突出地表现为它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譬如，所谓“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ht这里一方面说明了史官的职责和记事的原则，一方面说明应让后人读到合乎“法度”的历史记载，而更重要的是使当时的“君”懂得自律，谨慎地处理政事和其他事务，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懂得孟子说的这句话的含义：“《春秋》，天子之事也。”hu其意谓撰写史书，必然包含对有的人和事或是赞扬，或是指摘，使人们有所警示。在西周，这是天子主持下史官们要做的事情。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惧，作《春秋》”，并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hv可见从天子主持撰写史书，到诸侯主持撰写史书，再到孔子以私人身份撰写史书，其中贯串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史书对于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意义。到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即西汉前期，司马迁对《春秋》的认识是“《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hw司马迁强调了“辩是非”、“治人”、“道义”、拨乱反正等等，把《春秋》的社会作用阐述得更加清晰了，其主旨则仍在于政治统治的原则。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还是提出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hx司马贞“索引”解释此话的核心思想是：“言居今之代，志识古之道，得以自镜当代之存亡也。”以历史为“鉴”的思想，至晚在西周的政治家那里已经十分明确和深刻；司马迁所说的“自镜”是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为前提，可见他是就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明“自镜”的价值的。人们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进而认识到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表明了人们史学意识的深化。

诚然，人们的史学意识，随着史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史学与社会关系的更加密切而不断深化。隋及盛唐时代，这种发展和深化又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的基础上，唐初史家把史书分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并对每类史书都说明其性质、源流、著述成就。hy从各类目录名称来看，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更加扩大了和加重了：政治仍占有主要的分量，而民族、家族、人物、文献积累等，也从不同的方面显示出了史学内涵的丰富以及它对于社会面貌的影响。盛唐时期的史家们认为：“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hz这里，一是反映了史官的职责和人们对史官的要求，二是反映了史学的极其广泛的社会作用：历史、天文、地理、人事，都在史学的视野之内；彰善，垂戒，揭示圣人治国安邦的智慧，描述朝代兴盛的风貌，都是史学社会功能的表现。

如果说，司马迁把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从反映伦理（法度）的层面进一步发展到总结历史经验（自镜）的层面；那么，盛唐时期的人们便是在这些层面上的自觉行动者，同时又进而开辟新的层面，即史学在“树之风声”方面的社会教育层面。如果说，在司马迁那里，表现出了许多天才的发现的话；那么，盛唐时期的人们，就显示出了他们是站在天才的肩膀上高瞻远瞩的群体，把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审视得更加清晰，看待得更加重要。

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两个人是应该特别予以强调的：一是政治家唐太宗，一是史学家刘知幾。

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徵等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于贞观十年（636年）成书，他很高兴，并深刻地指出：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ia

唐太宗对秦始皇、隋炀帝的批评是正确的，他所持的“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态度是诚恳的，这从“贞观之治”的政治作风和社会面貌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甚至可以说，唐太宗在对待历史经验和对待史学的重视程度上，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几百个皇帝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还可以从他与大臣的关系中得到进一步证明。贞观初年，边臣李大亮“论今引古，远献直言”，婉拒唐太宗“使遣献鹰”的要求。唐太宗很是感动，送李大亮荀悦《汉纪》一部，并致书李大亮说：“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ib唐太宗不仅重视史书的思想、功用，还重视史书的叙述和论议，可见他对于史学的关注和评价是真诚的，绝非随意说说而已。

唐太宗同大臣虞世南的交往，更是反映出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史载：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ic

由此可以看出，虞世南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对唐太宗的治国安邦之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辞世，唐太宗感叹地说：“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id唐太宗时有一个优秀的史家群体，他的这番话，只是表明了虞世南在他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唐太宗还破例向史官们提出阅读本朝史的要求，为的是“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ie他说的“以自警戒”“得自修改”并非粉饰之词。贞观初年，他撰《金镜》一文，“游心前史”，探讨历代“兴亡之远”。if显然，唐太宗的目的，是要在统治集团中树立起一种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风气。应当公正地评价，在二十多年的贞观政治中，这种风气是树立起来了。贞观末年，他又撰《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李治：“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他还反省自己“在位已来，所缺多矣”“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ig这里，我们不来对“贞观之治”做具体评价，也不就唐太宗自己所说的“所缺”“深过”做具体分析，我们只是要说明：史学始终伴随着唐太宗的政治生涯，并成为他政治思想的源泉之一和政治决策的参照之一。唐太宗曾在《修晋书诏》中以赞叹的口吻说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ih这句话，凝聚了他对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全部认识。

刘知幾是史学批评家，他对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有鲜明的职责感和突出的理性色彩。刘知幾指出：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ii

在这里，刘知幾合乎逻辑地阐明了一个道理：因有“史官不绝”，才有“竹帛长存”；因有“竹帛长存”，后人才得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由此进而辨别“贤”与“不贤”或“思齐”，或“自省”，都可以从中受到教育。史学于是发挥出广泛的和重要的作用。“生人”（生民）和“国家”都应当重视史学的这种作用。重复地说，这个道理是从人的认识途径上说明史学为什么会对社会产生作用，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的重要性何在。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讲史学的社会作用，已经把“生人”（生民）放到和“国家”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看待。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史学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无疑是极其重要的，而史学在“劝善惩恶”方面则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刘知幾还从人性的角度，指出人性“邪正有别”，有“小人之道”，有“君子之德”，而“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ij史学能够起到“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作用，足见它在社会中的位置之重要了。其实，这种认识在唐初统治者那里已表现得十分突出。如唐高祖《命萧王禹等修六代史诏》开篇就说：“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ik又如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讲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撰写时说：“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il可以认为，关于史学之“惩恶劝善”“彰善瘅恶”的认识，是史学思想在唐初得到发展的特点：一是指出了如何去说明史学的社会作用，二是强调了“国家”和“生人”都应当十分重视这个作用。

盛唐以下，关于史学作为兴亡治乱之借鉴和惩恶劝善之参照的社会作用，已成为统治集团、士人阶层以至于更多人的共识，这方面的言论、措施也更加丰富起来。同时，人们在此基础进一步提出史学对于“明道”即对于人们认识社会的演进法则和规律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培养国家的栋梁之材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史学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

在古代，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只有“经”是载“道”的，“史”不过是记事而已。元代史家胡三省不赞成这种见解，指出：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im

胡三省说的“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汉初的政论家、史论家们分析“逆取”与“顺守”的关系，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唐代李百药、柳宗元等人探讨“势”的作用，等等，都是在揭示社会演变的法则，即都是在“明道”。脱离了他们所说的史事，“道”就成了抽象的概念。因此，胡三省认为，人们正是从“事之得失成败”中去认识“道”；这样的“道”对人们来说是不可少的，因而史学无疑也是不可少的。其后，王夫之分析“势”与“理”的关系，龚自珍阐述“史”与“道”的关系，都是遵循同一认识路线来说明“理”和“道”的性质，即“理”不能离开“势”，“道”不能离开“史”。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in所谓“大道”，当指关乎治国安邦、社会演变的根本性法则和规律；所谓“必先为史”，即研究历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首位的。这是龚自珍对史学明道思想的发展。

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还可以从史学与培养人才的关系得到进一步说明。这里说的培养人才，在中国古代都是同政治统治密切联系的。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最先都是在统治集团中受到重视的。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认为应该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令”，教之“语”，教之“故志”，教之“训典”等，以便从各方面提高太子的素养。io据韦昭的《国语》注文来看，这些都与史事有关。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设史学祭酒一职，史学立为官学之一，与经学、律学鼎足而立。ip南朝宋时，国子学有玄、儒、文、史四科。iq唐朝国子学设有“文史直者”，其宏文馆宏文生要通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的考试；科举考试有“史科”从一史科到三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谏议大夫殷侑鉴于“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的不正常现象，提出加强史科的建议，为穆宗所采纳。ir我们知道，盛唐时期的人们是十分重要史学的，但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一项正确的措施，要坚持下去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晚唐时竟然出现“史学都废”的局面，以至官员不懂得“朝廷旧章”和前代历史，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诚如后来顾炎武论殷侑建议时所说：“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is“朝廷旧章昧而莫知”的官员同“通达政体之士”，二者孰有益于国家，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出判断的。仅此而论，史学在培养人才方面，其社会作用是其他知识和学问所无法替代的。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史学对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中的人，都有教育上的作用，这种教育作用的积极效果和社会影响，怎样估计都不算过分。先师白寿彝先生对此有详尽而精辟的论述，足资参考。it

综上，我们从史学与政治统治、“树之风声”、史以“明道”、培养人才、社会的历史教育等几个方面，揭示出史学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由此可以判断它在社会中的位置了：在政治统治方面有借鉴作用，在世风建设方面有示范作用，在认识社会历史演进方面有引导作用，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提高作用，而在教育方面则有丰富的内涵，既可以包括上述各方面的作用，还可以包括蒙学教育、历史文化传承教育、科学与人文精神教育、优良民族传统教育等等。这里，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提出问题：如果在社会中没有了史学，政治家们将会怎样思考？世风建设将何所依凭？人们将如何去认识历史？国家各级官员不懂历史将怎样履行公职？社会教育将失去哪些有价值的内容？我想，那必将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可怕而又可悲的局面。

刘知幾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说史学是“要道”，从“生民”即一切个人的角度来看，说史学是“急务”。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大致说明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二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启示

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20世纪的中国史学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和许多宝贵的启示。

当20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倡言“史界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极其郑重地指出史学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他写道：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iu

按其本意，史学对于社会上所有的人们来说，应当“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的大事、要事。梁启超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一是因为他接受了西方近代进化论的观点，看清楚了“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二是他积极参与的戊戌变法遭到失败，痛心疾首之际，反思历史和史学，深感史学对于激发国人之“民族主义”精神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梁启超对“史界革命”的期望值过高，有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但他说的这番话的基本精神是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的。他所倡言的“新史学”，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历程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了。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是怎样看待的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李大钊认为：“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iv在李大钊看来，史学与时代就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李大钊的充满激情的话，是包含着丰富的理性底蕴的。他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社会历史的发展推动了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决定着史学变化演进的面貌；换言之，史学发展的面貌和水准，也反映着社会历史前进的步伐，记录着它进步的尺度，以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自觉意识和历史精神的不断提高的尺度。由此出发，我们似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理解，即从史学工作者本身来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与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史学工作者对时代脉搏感受的程度和对历史前途认识的程度。李大钊在《史学要论》这一名著的最后写道：

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子为历史学作宣传，煽动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动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iw

这就是说，历史学同人生和社会有直接的密切联系，认识历史学对于人们认识人生与社会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这里，引发了我们如下的思考：梁启超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的《新史学》是以信奉近代进化论为其思想原则的；李大钊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史学要论》是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其思想原则的，而他们对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却有许多相通之处，这是一种“巧合”呢，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我想答案自然是后者。这种必然的联系，源于史学的本质属性，即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记录，又昭示着社会历史的前途和未来；人们从史学中可以学到许多经验，得到许多启示，增益许多智慧，加强许多信心。当然，梁启超与李大钊在历史观上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所倡导的史学在性质上的区别。同时，梁启超与李大钊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完全否定旧史学，强调“史界革命”；李大钊说的“现代史学”是指在批判继承以往史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样一个区别，恰是它们在后来发展中不同的历史命运之关键所在。这是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

20世纪中国史学给予人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把认识历史和审视现实辩证地统一起来，一方面开辟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历史的道路，一方面则更加强烈地、理性地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和趁势。反映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的一个较早的突出例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另一位奠基者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在1929年为这书所写的《自序》中开宗明义地说道：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ix

这段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科学地说明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即史学既是认识“过往社会”的手段，又是指示“未来社会”的路标。史学使人们“认清楚过往的来程”，需要用科学的精神揭示历史演进的路径、发展的规律；史学帮助人们抉择“未来的去向”，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和参照，那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社会历史无非是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是，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人，在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前人的经验教训，区别仅仅在于是自觉认识程度的高低和吸收、借鉴的正确与否。许许多多的历史事实表明：人们自觉认识历史经验教训重要性的程度愈高，愈是能够正确地看待和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愈是能够能动地、积极地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实现新的目标，创造新的业绩。史学就是向人们提供历史经验教训的最好的老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一是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使人们能够不断地走向科学认识历史的道路；二是它对历史经验教训能够做出唯物的辩证的和历史主义的说明。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也就显得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了。

上述论点，可以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得到有力的说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向十分重视史学工作。

首先，他重视史学工作对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向全党提出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任务，指出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iy这里，他把学习和研究历史、把史学工作提到革命政党能否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的高度上来看待，提到关乎革命运动成败的重要位置来看待。毛泽东之所以把史学工作摆在这样重要的地位加以强调，是因为：第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是一种能够正确地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工作。对于指导一个伟大运动的政党来说，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的前途，就可能在当前的革命运动中迷失方向。他的这个思想，在《实践论》中做了明确的阐述。他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iz这种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第二，他认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历史，认真地研究中国现状，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ja如果没有这种理论性的创造，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胜利地指导革命运动。第三，他认为，史学工作可以给无产阶级政党提供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作为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借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农民革命，为了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覆辙，毛泽东在红军创建初期就指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jb他在1944年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jc这足见他对史学工作者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十分重视。20世纪60年代初，他读《新唐书·姚崇传》，把姚崇向唐玄宗的十条建议誉为“十条政治纲领”。他认为“这十条政治纲领，简单明了，古今少见……有的对我们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jd这说明他自己读史，也是极注重于吸取历史经验的。

其次，他重视史学工作对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史学工作不仅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重要的，对全民族来说也是重要的。关于后者，主要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je所谓“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他在讲到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时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jf他在讲到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jg1945年，他在总结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经验时写道：“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jh由此可以看出，史学工作应当给人们以启发，给人们以信心，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这是史学工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

再次，他重视史学工作和端正学风的关系。毛泽东一贯认为，能否注重研究历史，是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和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的标志之一。他说：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则相反，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批评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ji他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而“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jj他的这些话，都是在讲到党的作风和学习的问题时反复加以强调的。在这方面，毛泽东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他都十分重视史学工作，对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都曾给予热情的关怀。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系统地阅读“二十四史”，并且做了许多批注、圈点、勾画，有的部分是一阅，再阅，以至达到五遍之多。jk他的这种勤奋读史的精神，证明他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及现状相结合的原则。他的这种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正是他一贯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表现。

毛泽东重视史学工作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如研究历史的重点和研究历史的方法等，不一一论述。毛泽东关于史学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他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精辟概括，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关于对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与处置，给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教训与启示。这就是：一方面，把史学问题视为政治问题，使得史学走向教条和僵化；另一方面，把政治宣传视为史学思潮，使得人们对于一种政治宣传的分析而伴随着对于史学的误解和冷淡。前一种情况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反映得比较突出。其主要表现是往往把历史研究中一些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归结为政治上的倾向，从而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也把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庸俗化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左”的思潮的影响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与运用，这在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方面尤为突出，一些学术上的争论常常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于是在相当的程度上史学被政治化了，政治被阶级斗争化了，阶级斗争被扩大化了。史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障碍。后一种情况在80年代至90年代反映得比较明显。其主要表现是认为“文革”中因史学受到“重视”而有“儒法斗争史”的泛滥，从而使史学走向自己的反面，于是认为史学应同社会、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必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以免重犯“文革”中“儒法斗争史”那样荒唐的错误。因此，在学术界，在社会公众中，逐步滋生出种种对史学的误解、偏见和冷淡的情绪。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四人帮”为了推行他们的反动政治，盗用“史学”的名义和术语，打着“史学”的旗帜，编造并强行兜售“儒法斗争史”的说教，从而极其严重地败坏了史学的声誉，其流毒既广且深。造成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原因，即人们在清算“四人帮”炮制“儒法斗争史”的罪恶阴谋时，一方面揭露其反动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则揭露其篡改历史的卑劣手法，这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儒法斗争史”本身是“史学”还是穿着史学外衣的政治？对于这个问题却还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我认为，所谓“儒法斗争史”不过是穿着史学外衣的政治，而绝不是什么“史学”。“儒法斗争史”的泛滥，也绝不是史学受到高度重视的结果。事实表明：“文革”中绝大部分有成就的史学家都被“打倒”，绝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成了批判对象，大学历史系停止了教学，历史研究机构中断了研究工作，历史学刊物被迫停刊，等等，历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片萧条破败景象，哪里谈得上受到“重视”？哪里谈得上成为“显学”？事隔二十多年了，对于这一点，我们确有深入认识的必要。否则，总会有人担心：对于史学的重视，就会重蹈“儒法斗争史”的覆辙。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不走出这个误区，必将妨碍我们对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正确估量。

综上，要而言之，不论是给史学贴上政治的标签，还是给政治披上“史学”的外衣，虽然这两种情况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但它们都混淆了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从而曲解了史学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既有碍于史学的发展，也有碍于社会的进步。重复地说，把史学等于政治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以往的教训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史学应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超越”社会，才能保证史学的纯洁与发展。这样的认识恐怕也还是需要进一步推敲的。这是因为：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社会作为客观存在，它们并非一回事，本存在着“距离”；同时，一时期社会的史学，又是该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前者要“超越”后者，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都是行不通的。问题的关键，说到底还是要回过头来认识和处理好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使史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成为双向互动、相得益彰的合理的运动形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处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怎样看待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仍然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领导者，他在1990年曾十分有力地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jl只要是真正懂得些中国历史的人，就会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它的丰富的内涵。这里说的“精神动力”，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忧患意识、民族精神、爱国精神和改革进取精神。毋庸讳言，懂不懂中国历史，在对这句话的理解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从而在参与现实的历史运动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上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可以说，这句话极其精辟地道出了现时期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三思。

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20世纪中国史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它们连同20世纪以前中国史学上的丰富的启示和经验教训，都是迈进又一个新的世纪的中国人可以继承、学习、运用的宝贵遗产。

三　21世纪中国史学面临的形势与抉择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来看，中国史学在新的世纪里将如何发展？它面临着怎样的机遇、挑战和抉择？这是中国史学工作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大家知道，21世纪给人类带来的突出问题，在经济领域一是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趋势，一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联系的。在知识经济越来越走近我们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的时代，中国史学在社会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它将做出怎样的抉择？这将是史学工作者在21世纪里不断探索的新问题。本文提出如下两个问题，为的是抛砖引玉。

第一个问题：知识经济和以人为本及其与中国史学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关系。在人类迎来又一个新的世纪的今天，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给予我们的新的启示是：在新的世纪里，海内外炎黄子孙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大业，必须继承和发扬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人的作用。这是我们进入21世纪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之一。

近年来，经济学界以至整个理论界、学术界，都十分关注21世纪新型经济的出现，即知识经济的到来。当然，对于“知识经济”的概念还有不同的理解。jm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直接依赖于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是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以智力为主要资源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的中国表述就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经济。有的研究者认为，知识经济是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它包含着这样的观念：“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简而言之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等等。当然，这些阐述并无根本的不同之处；而在各种阐述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高技术产业——知识（智力）——人。人们指出，“知识经济是在充分知识化的社会中发展的经济”，所谓“充分知识化”当然是人的充分知识化。知识经济“核心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是教育”，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只有雄厚的教育基础，才能造就高素质的人才，只有有了高素质的人才群体，才能不断创造出高技术产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强调知识经济时代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时代。

笔者对经济学理论素无研究，只是从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敏感来关注这些问题，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本思想传统同人类面临的知识经济时代，有一种表面看来毫无关系而事实上却存在着的历史联系：以人为本。这种联系表明了历史之螺旋式的发展和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法则。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是要回答历史演进的真正动因是什么，为此，他写出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史记》，确立了中国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当人类面临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候，最终还是把着重点放到了“人”上面。历史走过了两千多年，时代的内容大为迥异，然而以人为本这一思想传统，却使我们在不同的时空中看到了一个契合点。有的研究者指出：联合国系统和西方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者、决策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基本知识要求，可以简单总结为六个方面。其中，第六方面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特别是法律，经济，本国历史和科学史）。”同时指出：“一个人的观察、分析、判断和归纳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知识基础，而这些基础知识的普及将大大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jn本国史，科学史，知识经济，在未来社会中它们的关系竟如此紧密。正是这个契合点，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能够在未来社会中启迪以至鼓舞中华民族增强走向新的经济时代的信心和勇气。一部“二十四史”（当然，中国史书汗牛充栋，绝不限于“二十四史”）告诉人们：一般说来，凡兴盛的时代，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或者说，凡人才辈出的时代，都是富于朝气、充满生机的时代。汉初的人才群体和西汉盛世的出现，唐初的人才群体和盛唐局面的形成，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而类似的史实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举出许多。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人才开发史，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了中国历史的进步；而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人才，便铸成了“中国的脊梁”。加强对于人的作用的研究，是21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走进21世纪，“温故而知新”，只要我们真正把科教兴国的国策落到实处，努力推进全民族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努力促进大批优秀人才的涌现，努力加快全社会的“充分知识化”，那么，21世纪的中国历史定将谱写出以人为本的新篇章，“中国的脊梁”将变得更壮实、更坚强，振兴中华的宏愿必将实现。

第二个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时代，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中国史学，怎样认识和把握其发展的趋势及基本走向？大家知道，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在21世纪里将变得范围更广阔、程度更深入、影响更明显，中国的经济建设也将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之中，因而必然也会涉及文化领域。有的研究者指出，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合理的悖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开放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本民族的胎记，反之，最封闭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痕迹”；“全球化的这种矛盾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多元一体化也好，一元多体化也好，都应当是人类发展的真谛”。jo这是从一般意义上对“全球化”的分析。有的研究者从世界经济趋势对“全球化”进行分析，认为：“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越是突出，民族化倾向也就越明显。”jp也有的研究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全球化。”jq这个结论，似还可以商榷。同样，一位外国学者提出的所谓“乡愁和全球化的尖锐形式”jr的命题，似也未能阐明在“全球化”过程中民族文化的价值与前途。如果说，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必然会影响到文化中的民族化倾向的话，那么民族文化中固有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自然不会悄然消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当具有积极的、高屋建瓴的态势。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全球范围的空前的开放性，为世界各国文化进入中国提供了条件，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机遇。条件和机遇，对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国家的文化发展，因其种种差异故客观上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但它们却可以共享这种条件和机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越来越懂得什么是历史的机遇，也越来越懂得把握历史机遇的重要性，中国文化将以从未有过的姿态走向世界。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也要有准备，有具体的实施步骤。其次，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发展心态：自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有过多次冲击，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但是，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没有也不可能“吞并”东方文化，使东方文化湮没无闻，以至“全盘西化”。反之，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积极走向世界，同样也不可能去“压倒”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泯灭下去，以至“全盘东化”。这是历史事实和现实经验都可以证明的道理。中国文化应以一种合理的、健康的心态积极走向世界，即既把优秀的中国文化（包括传统的和现实的优秀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使世界各国文化从中国文化中得到裨益；同时，又把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吸收过来，用以丰富自己。这种心态和实践，将大益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进步。再次，要努力把握互动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条件下，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亦将日益密切。但是文化并不等同于经济，它除了现实的发展要求外，还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二者之间又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在21世纪里，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在更高层次上的互动和结合，即在民族性中反映出世界性的走向，在世界性中体现出民族性的特点。对于这一趋势认识的自觉程度，必将深刻地影响着这一趋势的进程。

在这样的中国文化的走向中，中国史学也就可以确定它在21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位置。一方面，中国史学要积极地利用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提高自己；另一方面，清醒地、理性地看待和估量中外史学发展的历史及其特点，用平等的心态吸收外国史学的长处来丰富自身，同时也弘扬中国史学的长处让他人真正认识自己，以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中西文化的论争，中国史学界有充分的智慧和根据，用以科学地对待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是史学大国，有丰富的遗产和优良的传统。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崛起并在20世纪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中国史学在20世纪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在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同历史研究的结合上，始终吸引着世界各国同行的关注。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的差别，中西史学在发展上各有特色，存在许多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的地方。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既要学习他人的长处，又要宣扬自身的长处。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民族精神是否适应世界历史的潮流？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史学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和人本主义思想传统著称于世，中国史学所蕴含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凝聚意识和厚重的历史智慧，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也是全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不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它将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显示出自己的活力和魅力，为中国史学的新发展提供丰富的养料，并为促进世界各国史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是从总的方面的估量。从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来说，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总是不能脱离价值判断，而理论、方法论又是同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历史观乃至于哲学观、政治观并不相同或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人们对同一史事的价值判断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别，甚至会得出完全相悖的结论。这些年来，关于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有人一再予以否认或轻描淡写，就是明显的一例。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是人所尽知的。

总之，21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仍然占有它固有的重要位置，其基本走向仍将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研究，开辟新的领域，攀登新的高峰。1999年3月，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史学家的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江泽民同志于1999年4月26日致信白寿彝教授表示祝贺。我们可以认为，这部《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一个带有总结性的成果，而江泽民同志的贺信，则是对21世纪中国史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江泽民同志在信中对白寿彝教授表示衷心的祝贺后指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地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js

江泽民同志的这封写于世纪之交的信，精辟地概括了中国历史的宝贵价值及其与史学的密切关系，深刻地阐明了研究、学习中国历史的极其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在21世纪里史学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对于这一论断，我们应有深入的理解。这里说的“财富”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即民族的精神传统、民族的文化遗产、民族的智慧积累；这里说的“财富”，也指物质财富，即我们的先人们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出人类最先进的物质文明，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认识历史同迈向未来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对于“全民族的共同财富”的珍惜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强调“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指出：

——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历史知识的学习。这就是说，凡是有学习能力和学习条件的人，都应该学习历史知识；只有这样，“全民族的共同财富”才能真正转变为现实历史运动中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青少年朋友具备了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就能更好地认识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的志向。各级学校近年来都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尽管说法不一，但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掌握多少，理解程度如何，是基本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毋庸置疑。各级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应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青少年对中国历史之基本知识的学习，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

——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这对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对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对开阔眼界和胸襟、提高精神境界，都是很有好处的。这是对学习中国历史的很高的要求，因为它关系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精神面貌、治国才能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其重要性，当最为突出。

读了江泽民同志的信，不禁联想到上文所引先人们的一些言论，如“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等，可见先人们的卓识和睿智，以及这种卓识和睿智在今天所得到的继承和发扬。

现在，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这个空前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仍是史学工作者所应坚持的原则。正如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一文中所说：

在哲学人文科学方面，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哲学人文科学是具有一定的民族性的。我们要了解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人文科学的成就，也要了解中国自周秦以来的哲学人文科学的成就。对于传统文化中的腐朽的内容必须加以严肃的批判；同时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内容必须加以有力的弘扬，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挥创造性的思维，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

经济趋于全球化，科学技术也将趋于全球化，同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这才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道路。经济趋于全球化，但是各个伟大民族必然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文化的丰富多彩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景。jt

这样的认识和理念是符合实际的。2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在这样的世界形势和总的格局中开创新的前景。

（原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十讲　史学——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

一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史学——人类的一个精神家园”。许多年来我都在想：历史学究竟是什么？历史学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为什么总想到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社会上对历史学有误解，甚至于有错误的认识，认为历史学和我们现实生活的关系很远，历史学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对于这些误解和不正确的认识，要说轻一点，这是认识的浮浅；要说得重一点，这是对史学的无知。这种认识导致了历史学科的人才不能够被合理地认识和合理地利用，这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重视历史学，就会给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造成损失。我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多想法，有时候也感到深深的忧虑。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历史学不能够得到合理的认识？为什么许多青年朋友对于进入到历史学这个领域总是感到惴惴不安，甚至于感到很悲观？我想这是由于我们社会对历史学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我今天要就这个问题讲一点我的认识，和老师们、同学们共同探讨。上面讲的这个原因是社会的驱动，是客观原因，此外，还有我个人主观上的原因。我是1959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后来我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从1959年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我至今不悔。不论社会上对历史学有多么不好的评价，我始终不悔。为什么？我从历史学中得到了许多好处——使我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有一种情结，这种情结用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是“关怀”，就是对我们的精神家园的关怀。因此，我今天非常愿意讲讲这个题目，和大家共同探讨。

二　如何看待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和社会价值？

历史学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有人会把它归结为恢复历史的真相，就是要追求历史的真相。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可能让它再重现，不可能让它再反复。人们只有通过历史资料来“复原”历史。当然，这个复原的历史它不可能真正达到已经过去的历史那样完全相同的面貌，它只能不断接近历史的真相。所以，史学工作者将历史学的任务归结为恢复历史的真相，追求历史的真相。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历史学的一个任务，只是历史学的一个属性，是它的学科自身的属性，因为历史学本质上要求求真。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历史学还有一个社会属性，就是历史学的功能，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人们就失去了学习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今天要着重讲的是历史学的社会属性。

第一，历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她的人民忘记了历史，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历史。我们通过什么去认识历史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认识历史的途径可能越来越多。就拿20世纪来说，由于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考古材料去认识某一部分历史的真相。可是，那毕竟是片断的、不连贯的，是局部的。此外，人们也可以通过神话、传说、诗文、小说去认识历史，但它们包含想象的、创作的成分太多，同历史的真相相去甚远。当下，又有“口述史”的流行，它对历史文献是一种补充，但是“口述”的内容最终还是要得到相关的其他历史资料的佐证才能成立。总之，人们获得完整的连续的历史知识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历史学。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几代历史学家撰写了一百多部中国通史？尽管他们的历史观点不完全一样，甚至于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一点今天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当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的前辈付出了多少艰辛、我们经常讲炎黄子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几千年文明等等，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是通过读历史书而知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历史学首先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过去人们说过：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像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一样可怕。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记忆，过去的事情全部不知道了，多么可怕，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够忘记自己的历史。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讲：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不重视历史和历史学不是一个民族的光荣。这是一个普通的真理，我们所有从事历史学学习和研究的朋友应当理直气壮地坚持这个信念，应当理直气壮地对那些不懂得历史学作用的人进行启蒙教育，而不应该感到自卑。我们获得了这么多历史知识，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可以用这种知识为我们的民族复兴，为我们的国家富强做许多工作。同学们，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事业。我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我深深感到，在今天，历史学还没有被放到它应该有的位置上。这种认识首先要从我们自身的提高做起，把我们的认识的境界提高到这种程度，我们才能够向别人进行说明，向别人去进行阐述。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说明历史学的价值，这是我们的缺陷，我们应该弥补这个缺陷，克服这个缺陷，以适应社会对我们的要求。

第二，历史学是治国安邦的智慧宝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过去的历史著作都是政治史，都是为帝王做资治的，好像可以不屑一顾，这个观点不对。所谓“政治史”是什么意思？按我的理解，就是把国家治理好，让社会安定，让人民能够富足，一言以蔽之，治国安邦。历史学就是在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中，给后人治理国家、发展社会提供借鉴。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这样的事例太多了，这里我想举一两个讲一讲。大家都知道，刘邦在秦末农民战争以后做了皇帝，刘邦这个人没有太多的文化修养，看不起儒生。有人跟他讲儒家的思想如何如何重要，刘邦说：老子的天下是“马上得之”，我何必要用儒生？有一个胆子大的儒生陆贾就讲：你马上打天下，你能马上治天下吗？你还能够用战争的手段来治天下吗？刘邦这个人悟性很高，听了这句话之后觉得很有道理，说：那你是不是写一写秦为什么失天下？我为什么得天下？还有历史上一些诸侯国的成功、失败，你写一写。后来陆贾写了一部书叫《新语》。他一篇一篇写，写了十二篇。太史公司马迁是这样记载这一事件的：“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大家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个场面？我想这是非常庄严而又热烈的总结历史经验的场面。刘邦不是听听而已，刘邦听了以后说写得好、写得好，他把这些经验贯彻到汉初的政策当中去了。大家读过中国通史都知道了汉初实行的政策是“休养生息”，或者说“与民休息”。连续七十多年的“与民休息”，使西汉从汉初的贫困达到了汉武帝时的盛世。我们知道，秦国是中国西部一个落后的诸侯国。后来经过“商鞅变法”一步一步强大起来，又用“连横”的政策“远交近攻”，一个一个把东方六国都打败了，为什么却在那么短的时间就灭亡了？汉初的学者是这样总结的：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它不懂得“逆取而顺守之”。所谓“逆取”，就是秦国跟东方六国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针锋相对，才能够实现统一。如果不针锋相对秦国怎么可以取得天下。可是当秦国取得天下的时候，就要“顺守之”。这个“顺守之”可以有多种解释，我想一个比较接近原来本意的解释应该是“顺乎民意而守之”。但秦朝不是这样，秦朝仍然是用对付东方六国的手段来治国，还是那个老政策。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对象是谁呢？是百姓。所以实行严刑峻法，非常繁重的徭役，人们不能够交头接耳说话，不能够偶语《诗》《书》，这怎么是“顺守”呢？原来斗争的对象已经都灭亡了，这个政策不改，矛头只能对上了。汉儒这话多么深刻。和这句话相似的还有一句话，是贾谊总结的。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政论家。他说“取与守不同术也”。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再把这个东西守住了，战术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取的时候要逆取，守的时候要顺守。“取与守不同术也”，这是汉初的人们总结历史经验非常概括的语言。这个经验有没有现实的借鉴价值？大家可以思考，我想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当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问道：历史学究竟有多大的价值？眼光短浅的人可以说：历史学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历史学不能创造出明显的社会价值，不能创造出利润。但是历史学它要产生的作用比再大的利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我还想讲一个例子，刘邦当初建都于洛阳，大家知道西汉是建都于长安的，它最初建都于洛阳。这时候有一个很普通的士兵叫娄敬，当部队调防的时候要经过洛阳，娄敬向他的将军提出来，说要见皇上，将军说你见皇上有什么事情？娄敬说有重要事情。将军说：那好，我给你换上好的衣服。娄敬说：不必，我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将军也就算了。娄敬见到刘邦，刘邦说：你见我有什么事情？娄敬说：从历史上看，洛阳不是建都的好地方，是一个四战之地而不可守的地方。刘邦说：那你看应该建都于什么地方？娄敬说：以我看应该建都于关中，关中乃四塞之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是万全之计。刘邦听了觉得有道理，但还是下不了决心，这时候刘邦的谋士张良回来了，就把娄敬的意见转述一遍。张良说：他说的完全有道理。《史记》上说：刘邦“即日车驾西都关中”，从此建立了二百年江山。娄敬凭借丰富的历史知识提出来的这一条建议价值多少？创造了多少“利润”？无法估量。所以我们说：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是治国安邦的智慧宝藏。可惜，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读一部《史记》、读“二十四史”，像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事例不计其数。

我们安徽跟淮河流域关系非常密切，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多年了，到今天没有治理好，什么原因？有必要认真总结。原因当然很多。不负责任的人，不能够正确地认识上游、中游、下游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大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淮河的治理必须通盘考虑。我虽然不在安徽生活和工作，我也不敢说天天都在关心淮河，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经常想到淮河。几年前我在安徽大学做学术演讲时说过：安徽大学不能对淮河没有发言权。同样，安徽师范大学也应当关心我们周围的生态和环境。这就说到比较具体的历史经验。我们读历史要考虑到现实的问题，跟现实要多结合。

第三，历史学是人生旅途的伴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历史学。我们是学历史、研究历史学的，当然我们和历史学关系很密切。那么，一般公众来说，历史学距离人们有多远呢？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历史学就在你的身边”。可是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大家想一想，历史学是不是就在你身边？我们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历史学。举例来说：你毕业了，你要去求职，你要说是那一年生的，你获过什么奖，等等。你要按照这种方式去思考，你的身边有太多的历史学在帮助着你。有时候你要想一想过去所做的事情对不对，应该怎么做。这不是自身在总结历史经验吗？更重要的是历史学中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唐朝有一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叫刘知幾，他写过一部书叫《史通》，他在这书中讲：历史都过去了，以前的人都死掉了，我们怎么还能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无法知道。但是我们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因为我们中国至晚在西周就有史官，甚至更早就有史官纪事。谁是贤者？谁是不肖者？刘知幾说：“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所以说史学是人生旅途的伴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就是历史上给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学习的榜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见到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先进人物是有限的。从今天来说，雷锋都是历史人物了，由此可以证明，我们所能知道的绝大多数的英雄人物、先进人物、模范人物，都是从历史当中、从历史学当中认识到的。所以说它是人生旅途的伴侣。刘知幾那两句“史官不绝，竹帛长存”，使后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的话，非常重要。一个人的修养，一个人的品德怎么形成的，首先是在实践中形成，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学的作用。我们从事历史专业的学习就应当对这个人生哲理有自觉的认识，不仅自己能够认识，而且能够告诉别人这个道理，这非常重要。我读历史、研究历史学四十多年了，我觉得自己沉浸在这个历史学的海洋里，反倒使自己对现实特别关注，不像人们说的历史学都是讲的过去的事情，那是对历史学不了解。人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恰恰是为了现实。就像我们“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它也是为了要警示我们现在和将来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作为的人，也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谈到他写列传的时候讲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愿意跟大家再一次来重温。司马迁讲“扶义倜傥”，我把他解释为主持正义，潇洒有风度，但是他说“扶义”，“扶义”是前提，同时很潇洒、很豪爽。“不令己失时”，我解释为是说那些有见识的人不让自己错过历史的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我把它解释为有社会责任感。要具备这三个条件作列传，写入到《史记》里。这三句话大家想想多么深刻，第一句话是讲“德”，第二句话是讲“见识”，没有见识的人机会来了也抓不住，机会来了也是会丢掉的；下面更重要的是社会责任感——“立功名于天下”。我说历史学是人生旅途的伴侣。我们的先人很久以前就讲过这句话：“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了解、多认识前言往行，前贤的、先辈的言论和行为，“以畜其德”，就是积累自己的德，积累自己的德行是为君子。什么叫君子？有修养的人、有见解的人、有作为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先人不知道在多少的历史发展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真理性的认识。历史学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然而，历史学在当今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要悲观。我们要以把历史学学好为荣，这不只是自己的荣耀，是对民族负责，对国家承担责任。我们应该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那些日子里那样地重视历史学、重视历史知识，经常重视历史学，一如既往的、一贯的重视历史学。它不只是为了这个学科，从长远来看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我过去有一种观念：同学们好好读书，将来都当历史学家，至少是一个称职的史学工作者。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就是这个观念，现在我的观念已经改变了，我希望你们当中有人成为历史学家，也希望你们有人成为社会活动家，成为政治家。我曾经提出建议，考公务员要加重历史知识的分量。这个道理很明显：如果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不懂，还可以做好公务员工作吗？作为一个地方“父母官”，连历史知识都不具备，怎样当好“父母官”？因此，我的观念改变了，既希望历史专业的学生中出历史学家，也希望出社会活动家、政治家，还希望出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企业家。所谓“国士之风”，不仅仅是以创造利润为己任、以积累财富为己任，更是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己任。这两者不是矛盾的。我读《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就批判了当时的一些商人积聚了许许多多的财富，而不佐国家之急。积聚了许许多多的财富，国家有困难了，不来帮助，不佐国家之急，这不是高尚的企业家。在未来的社会里，甚至在现在的社会里，大企业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这些人不具有国士之风，不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己任，他们只知道聚敛财富，不仅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而且还会给国家带来害处。有感于此，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叫作《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的联盟》，发表在《中州学刊》上。事隔多年，我认为这篇文章今天仍然能站得住，所以我非常佩服司马迁讲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我希望从事历史专业学习的人当中有人成为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具有国士之风的企业家。史学是人生旅途的伴侣，这是我最近才使用的说法。有些朋友说“伴侣”这个词不好，我说怎么不好呀，对“伴侣”这个词我们可以赋予新的含义嘛。历史学就在我们身边嘛，它跟随我们一直走到人生的尽头，它是我们忠实的朋友。我们从历史学中得到太多太多的智慧、经验、启迪，这还不是终身伴侣吗？尤其在怎样做人方面，它不仅是伴侣，而且是老师。我觉得不用这个词好像不能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所以说用这个词是恰当的。

三　怎样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明确了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和社会价值的基础上，历史学作为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的重要地位，就不难理解了。因此我用这一提法来概括我对历史学的认识：历史学是什么？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我接触到的一些同学特别欣赏“精神家园”的提法。我学史学史也有很多年了，没有用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浪漫，但是放在这里我觉得非常恰当。“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我没有说“我们的精神家园”，我要加上“一个”这样的限制词，因为我们讲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并不排斥其他学科的重要性。哲学是不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呢？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不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呢？应该都是。但是历史学要让人们认识到它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我们还要做许多工作，尽管它本应如此。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讲一点认识。

第一，关于民族精神。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首先就要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毫无疑问，作为炎黄子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当然要具有民族精神，不能丧失民族气节，这应该是我们这个精神家园里面最重要的部分。那么我们要问，民族精神从何而来？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历史知识，还谈什么民族精神。如果对历史学不重视，还谈什么民族精神。历史学是启迪我们民族精神不竭的源泉。不懂得历史，不懂得中华文明，不懂得中华文明曾经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和伟大贡献，还谈什么民族精神？同学们，我想到这里，我有时候真的不理解，历史学这么重要，不应当有人对它有误解，不应当有人轻视它，甚至于鄙视它。反之，如果有这种情况，那是一种悲哀，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所从事的这个学科的意义和价值，我们首先从这当中汲取力量，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让我们的人生有丰富的内涵。不仅仅是为自己，还是为民族。我常常想，民族精神意味着什么，它是由哪些因素凝聚起来的，我实在说不清楚。但是当我想到屈原，想到李白，想到长江、黄河，就有那种感情，这种感情不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清朝有位黄遵宪，是外交官，也是诗人，也是史学家。黄遵宪写过一本史书《日本国志》，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因为他在日本当外交官，写了一本日本史，用中国志书体裁写的一本《日本国志》。黄遵宪有一句诗，叫作“寸寸河山寸寸金”。那就是说祖国的河山是无价的，我想这种感情就是民族精神。如果我们不知道《诗经》，不知道屈原，不知道李白、杜甫，还有好多好多杰出的文学、艺术、科学成就等等，民族精神从哪里来？所以，民族精神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对于我们民族的历史，对于我们先人在文明史上的创造的热爱和无限崇敬而产生的一种发自内心真挚的情感，这就是民族精神。因此，不懂得历史，行吗？不懂得历史，能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深厚的感情吗？最近几年我参加过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所组织的一些活动，其中包括祭祀黄帝陵，祭祀炎帝陵，还有其他许多学术研讨活动。炎帝和黄帝在我们看来是传说，既然是传说，为什么我还要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呢？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远祖的象征。我参加这些活动有一个主要的根据，也可以说有一个历史学上的根据，就是司马迁的《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五帝本纪》从黄帝写起，司马迁以后许许多多历史学家写中国历史也从黄帝写起，这件事情从司马迁算起已经两千多年了。这种思想上的认同、文化上的认同、历史上的认同，已经非常深的扎根在我们的民族当中，这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共识，这种共识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巩固、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很积极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活动。我想这个研究会所做的工作反映了民族精神，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

第二，关于忧患意识。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好，总应该有忧患意识，可见，忧患意识反映了人们对人生，对社会的积极态度，是一种自信的精神。中国古代许许多多的历史学家及其著作，都贯穿着这种忧患意识。司马迁写《史记》，他已经看到了汉武帝盛世出现的问题了，所以他说“见盛观衰”。他很忧虑，所以他写的汉武帝的本纪《今上本纪》，就批评汉武帝。但我们现在读《史记》没有《今上本纪》而是《武帝本纪》。《武帝本纪》是后人把司马迁《史记》中另一篇文章《封禅书》拿来替《今上本纪》。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清朝的一位思想家龚自珍。龚自珍讲：“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要想懂得大的道理，懂得事情发展的形势，懂得历史发展的法则，必须首先要研究历史，即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我在这里要引用龚自珍的另外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士大夫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当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他说士大夫读书接受了史官和史学家们三千年来所写的各种史书（他说的三千年比较准确，大致是从西周有国史出现到他那个时候——19世纪中叶）“当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即学习优秀的史家的那种忧患意识来考虑天下的治乱盛衰。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引起我深深的思考。龚自珍这样一个进步的思想家，有近代意识的思想家，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明君，有更多的贤臣，龚自珍为什么不说“当以明君之忧忧天下”？例如唐太宗忧患意识还是很重要的。至于贤臣那就多了，像魏徵这样的人也是不少的。为什么龚自珍不说“以贤臣之忧忧天下”？而他偏偏要说“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我思考过很久，明君之忧、贤臣之忧和良史之忧区别在哪里。我现在还不能给自己做出圆满的回答，但我也试着来说明这个问题。明君之忧、贤臣之忧，因其身份的关系，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到当前的问题，由于当前的问题，要解决它，不免要多一点忧患意识，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良史之忧，他们的忧患意识是有丰厚的历史经验的积累，他们所考虑的不完全是根据眼前的问题提出来的，他提出问题是带有一种规律性的认识。“良史之忧”，龚自珍这句话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以来的历史学家的一种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精神家园的一个部分。我最近看到中央电视台一个访谈，有一位科学家讲了：我们的“神六”上天了，很大的成功，举国都欢呼。这位科学家讲这是应当的，但是他说：“我们和先进国家的航天技术相比还差得很远很远，我们不能够完全沉浸在一片欢腾当中。”这就是忧患意识。我们今天讲农民问题、中部问题、西部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能仅仅看到东南沿海发展起来了，不能仅仅看到有少数人先富起来了，还要看到落后，甚至是贫穷。中国的农民不普遍地富起来就很难建设小康社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多一点忧患意识。从我们每个人自己来讲，不要忘记了历史学是忠实的伴侣，都要有一点忧患意识。不要有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我们从事历史学的学习，我们要从我国古代的史学家所写的著作里头去发现他们的思想境界。他们为什么要写这本历史书，目的何在？20世纪80年代，我比较关注中国近代的几位史学家，包括魏源、黄遵宪、王韬，还有边疆史地的研究者张穆、姚莹、何秋涛这些人。当我读到他们所写的书的时候，就深深地被他们那种忧患意识所打动。姚莹，是我们安徽人。他写过一部书《康輶纪行》。在鸦片战争时期，他曾经在台湾率领军队抵抗英军，后奉命考察西藏，曾两次进藏。《康輶纪行》就是他两次进藏考察的札记。我读到它的时候，感到晚清有一批士大夫，真正是忧国忧民。在这部书里面我们看到，作者认识到当时沙皇俄国、英国殖民主义者是如何在觊觎中国的西藏。他指出，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字、研究中国的文化，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中国学人研究外国就差远了。所以他呼吁国人应当加强对外国的研究。张穆考察内外蒙古，在森林里头看到了有些标识，木头牌子做的，他以为是路标，仔细一看原来是沙皇俄国的间谍所做的标记，记下这个地方有什么宝藏，张穆大为愤慨。我们生活在今天，我们国家还处在发展当中，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不能够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尤其是在我们的思想深处，要建立起一种忧患意识，将来不论你们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岗位，都要有为民族、为国家有一种忧患的心情。这种心情，这种意识，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的一个重要的支柱。

第三，关于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对此都有着深刻的认识。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祖国辽阔的土地，我们因为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因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曾经对人类的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世纪，从唐初开始的上千年中，中国一直处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后来中国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有种种不同看法。有人说明朝末年政治腐败，落后了；有人说清兵入关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落后了。我曾跟明史专家顾诚先生请教过这个问题，诚恳地建议他就这问题做全面的研究，写一本专著。我认为写这本书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一定有极大的帮助，可惜顾先生已经去世了。我相信，这样的著作终究会有人写出来的，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

19世纪中叶爆发鸦片战争，那就不仅仅是落后了，中国就处于挨打的地位了。究竟什么原因？有人也在探讨，譬如说中国的儒家思想、讲经学、不重视科技，束缚知识分子思想，尤其是科举制度知识分子为了要进入仕途，所以就不可能在科学技术上面发展，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要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在古代科技有辉煌的成就，但是后来不行了。可见，在历史上有些事情不那么简单。怎么很好地去总结这个问题，阐明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姚莹的《康輶纪行》，建议同学们读一读，这是我们乡贤，他那种爱国的情结，很令人感动。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反复读过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现在这书很少见到了。《可爱的中国》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国激情，东三省丢掉了，山河破碎，国人扼腕。我们仿佛听到了方志敏在怒吼，在呼喊、没有这种情感注入我们的血液当中，爱国主义是空谈，不读历史书怎么能行呢？历史学在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精神培育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是任何学科都无法替代的。史学作为人类的一个精神家园，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各有特色，与之相应的史学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中国历史因具有不曾间断的连续性，故中国史学同样具有连续性的特点，成为反映不曾中断的、连续发展的中华文明的伟大纪录；同时，中国史学因有悠久的历史而积累了丰富的遗产，产生了许多珍贵品；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故中国史学还具有反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特点；中国史书有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生动的表述，故历时愈久而愈益显示出生命的活力，这就是中国史学——我们的一个精神家园的独特的风采。

作者附记：本文是根据作者2005年10月在安徽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录音整理稿写成。安徽师范大学梁仁志、陈敬宇同志为整理录音，费时费心，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后　　记

这是一本小书，但有几件事还是应当说明的。

一、本书所收十篇论文，作于不同的时间，此次编次成卷，其顺序是着眼于论的内容及其相互间的关联，而非着眼于时间先后。

二、书中有的论文所做注释之相关文献的版本，为方便读者查阅，有些已改为目前比较通行的版本；同时，统一了全书注释的体例。

三、博士研究生范宇焜同学协助我整理、编辑文稿，做了许多工作。

四、北京出版社安东先生为出版本书，给予许多帮助，在此，我向北京出版社和安东先生深致谢忱！

瞿林东

2016年7月10日

注释

a　参见刘知幾：《史通·六家》《史通·二体》《史通·杂述》，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b　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c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文学·檀超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d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二《李大亮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e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首，中华书局1956年版。

f　乾隆：《御制重刻〈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卷末附录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

g　吴兢：《贞观政要·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h　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

i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j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

k　王溥：《唐会要》卷六四“宏文馆”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

l　杜佑：《通典》卷一七《选举五》。

m　王溥：《唐会要》卷七六。

n　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o　脱脱等：《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p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史学”条，黄汝成集释本，岳麓书社1994年版。

q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三《读书》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r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s　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

t　以上均见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u　李延寿：《北史》卷一〇〇《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v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w　杜佑：《通典》序。

x　符载：《淮南节度使灞陵公杜佑写真赞并序》，见《全唐文》卷六九〇，中华书局1983年版。

y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附录。

z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aa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

ab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中华书局1998年版。

ac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凡例，国学基本丛书本，中华书局1955年版。

ad　参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页。

ae　参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708页。

af　事见《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ag　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ah　《礼记·玉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ai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aj　韩婴：《韩诗外传》卷七，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ak　《左传·宣公二年》。

al　《孟子·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本，中华书局1960年版。

am　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an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卷末。

ao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卷末。

ap　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

aq　王溥：《唐会要》卷六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

ar　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后论。

as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卷末。

at　参见笔者所撰《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韩愈与〈顺宗实录〉》等文，均收在《唐代史学论稿》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au　《孟子·滕文公下》。

av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aw　刘知幾：《史通·直笔》。

ax　司马迁：《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

ay　李翰：《通典序》。

az　权德舆：《杜公墓志铭并序》，见姚铉《唐文粹》卷六八，明嘉靖刻本。

ba　乾隆：《御制重刻〈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卷末附录一。

bb　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

bc　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bd　司马迁：《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be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

bf　《论语·卫灵公》，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

bg　参见《论语·八佾》。

bh　《穀梁传·桓公五年》，《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bi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三代世表》序。

bj　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序。

bk　《国语·楚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bl　李世民：《修晋书诏》，见《唐大诏令集》卷八一，商务印书馆1959版。

bm　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

bn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473页。

bo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469页。

bp　白寿彝：《关于〈谈史学遗产〉——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495～496页。

bq　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1983年4月6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11页。

br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页。

bs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刘大年集》，第427页。

bt　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界不断有所争论，见解各异，分歧甚大。这里是根据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叙篇”的说法，以下各卷同此。《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bu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227～228页；瞿林东：《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唐代史学论稿》，第90～116页。

bv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3～454页。

bw　以上概述，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19～22页。

bx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见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四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

by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bz　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

ca　《左传·成公十四年》。

cb　《论语·八佾》。按：“文献”历来有一种解释，即文指文字记录，献指贤者言论。

cc　《孟子·离娄下》。

cd　《孟子·滕文公下》。

ce　以上均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cf　以上均见宋敏求等编：《唐大诏令集》卷八一。

cg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七〇。

ch　宋敏求等编：《唐大诏令集》卷八一。

ci　参见房玄龄等：《晋书·张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后论，中华书局1965年版。

cj　参见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见陈寿《三国志》卷末。

ck　见《史通》原序及《自叙》篇。

cl　详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

cm　见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四二，中华书局1966年版。

cn　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四、四五。

co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一。

cp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

cq　以上均见曾巩：《曾巩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

cr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九、十、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

cs　以上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四、一三六、一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

ct　均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

cu　均见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

cv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史学”条。

cw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cx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

cy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见《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cz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二一《仪征学案》上，中国书店1959年版。

da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db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

dc　龚自珍：《定庵续集·阮尚书年谱第一序》；《拟国史儒林传序》跋语，见《研经室集》一集卷二。

dd　章学诚：《文史通义·家书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

de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文史通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df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dg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

dh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文史通义·质性》《文史通义·言公》。

di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

dj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文史通义·古文十弊》。

dk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中郑》《文史通义·答客问》。

dl　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

dm　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后论。

dn　范晔：《后汉书》卷四〇《班彪列传下》后论。

do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二《陈寿传》。

dp　刘知幾：《史通·叙事》。

dq　刘知幾：《史通·叙事》。

dr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繁简”条。

ds　参见刘知幾：《史通·言语》。

dt　参见刘知幾：《史通·言语》。

du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91页。

dv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dw　《易·大畜·象传》，《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dx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见《三国志》附录。

dy　魏徵等编：《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大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

dz　《国语·楚语下》。

ea　《论语·为政》。

eb　司马迁：《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后论。

ec　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ed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ee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ef　班固：《汉书》卷一〇〇《叙传》。

eg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中华书局1960年版。

eh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卷末。

ei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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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　司马迁：《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后论。

el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序。

em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

en　范祖禹：《唐鉴》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eo　苏轼：《东坡志林》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版。

ep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

eq　李肇：《唐国史补》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er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

es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至当》，中华书局1975年版。

et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卷九《孟子·离娄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

eu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见《资治通鉴》卷首。

ev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见《资治通鉴》卷首。

ew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ex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

ey　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246页。

ez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534页。

fa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

fb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fc　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

fd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

fe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

ff　《诗经·大雅·荡》，《十三经注疏》本。

fg　《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fh　《论语·述而》。

fi　《左传·僖公十六年》。

fj　《左传·昭公十八年》。

fk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fl　刘知幾：《史通·书志》。

fm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六《天说》。

fn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fo　司马迁：《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后论。

fp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至当》。

fq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

fr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

fs　魏徵等编：《隋书》卷六六后论。

ft　魏徵等编：《隋书》卷六四后论。

fu　《易·大畜·象传》，《十三经注疏》本。

fv　刘知幾：《史通·人物》。

fw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三五。

fx　《孟子·滕文公下》。

fy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二年。

fz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年版。

ga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

gb　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王亦令点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

gc　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见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首，中华书局1964年版。

gd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3年版。

ge　范晔：《后汉书》卷四〇《班彪列传上》。

gf　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后论。

gg　范晔：《后汉书》卷四〇《班彪列传下》。

gh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二《陈寿传》。

gi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二后论。

gj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二《干宝传》。

gk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

gl　刘知幾：《史通·言语》。

gm　刘知幾：《史通·叙事》。

gn　刘知幾：《史通·叙事》。

go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

gp　韩愈：《韩昌黎集》卷十二，马其昶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gq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27～28页。

gr　瞿林东：《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gs　刘知幾：《史通·自叙》。

gt　刘知幾：《史通·自叙》。

gu　刘知幾：《史通·自叙》。

gv　刘知幾：《史通·忤时》。

gw　浦起龙《史通通释》按语称：《鉴识》篇是“人之辨史”，《探赜》篇是“论论史”。他说的“史”，前者指客观历史，后者指的是史书。这说明浦起龙是深于这两篇论旨的。参见《史通》，第206、213页。

gx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7页。

gy　刘知幾：《史通·探赜》征引。

gz　刘知幾：《史通·鉴识》。

ha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hb　魏徵等编：《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hc　刘知幾：《史通·二体》。

hd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九九《请续修春秋表》。

he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〇八《裴行俭传》附《裴光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hf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〇二《艺文志》中。

hg　姚铉：《唐文粹》卷八二《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明嘉靖刻本。

hh　魏徵等编：《隋书》卷五八《魏澹传》。

hi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二后论。

hj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四二。

hk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

hl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

hm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

hn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引言，中华书局1985年版。

ho　刘知幾：《史通·忤时》。

hp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

hq　瞿林东：《韩愈与顺宗实录》，见《唐代史学论稿》，第305～315页。

hr　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hs　李百药：《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ht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hu　《孟子·滕文公下》。

hv　《孟子·滕文公下》。

hw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hx　司马迁：《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hy　魏徵等编：《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

hz　魏徵等编：《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

ia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

ib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二《李大亮传》。

ic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

id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

ie　吴兢：《贞观政要·文史》。

if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三六〇。

ig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〇。

ih　宋敏求等编：《唐大诏令集》卷八一。

ii　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

ij　刘知幾：《史通·直书》。

ik　宋敏求等编：《唐大诏令集》卷八一。

il　宋敏求等编：《唐大诏令集》卷八一。

im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首。

in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

io　《国语·楚语上》。

ip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

iq　脱脱等：《宋书》卷八《明帝纪》。

ir　王溥：《唐会要》卷七六。

is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

it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155～304页。

iu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

iv　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45页。

iw　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

ix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6页。

iy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2～533页。

iz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3～284页。

ja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0页。

jb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4页。

jc　《毛泽东同志给文艺界人士的十五封信》，《人民日报》1982年5月23日。

jd　忻中：《毛泽东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

je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7～708页。

jf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3页。

jg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2页。

jh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097～1098页。

ji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8页。

jj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2页。

jk　忻中：《毛泽东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

jl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jm　参见姜岩：《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深圳特区报》1998年3月18日第8版；韩庆祥《知识经济与人的发展》，《光明日报》1998年8月7日第5版；吴季松《论“知识经济”》，《光明日报》1998年2月27日第6版。

jn　吴季松：《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163页。

jo　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见俞可平《文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页。

jp　高德步：《全球化还是民族化》，见胡元梓《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jq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东西方文化对话》，《中国文化报》1999年3月20日第3版。

jr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234页。

js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jt　张岱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光明日报》2000年10月17日B1版。

目录

序言

第一编 历史学家与历史研究

我走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历史学家的过去和现在

资料思想文采道德

我和清史

第二编 史事与人物

论“清官”

清朝的兴、盛、衰、亡

论康雍乾盛世

中日甲午战争与远东政治风云

学术大师黄宗羲

乾隆的家庭悲剧及有关的政治风波

第三编 书评与序跋

失去了的机会

历史学要走出书斋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序言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总序

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

第四编 清史工程与清史编纂

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

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清史·传记》样稿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清史·史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图录》组图片征集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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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 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 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 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 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 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 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 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 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 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 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 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 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 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 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 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 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 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 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 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 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 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 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 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 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 大 家小 书 ” 出版 在 即 ， 出版 社 同 志命 我 撰 序说 明 原 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 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理念归宿、精神依托与生命安宅

——写在戴逸先生《清史寻踪》编选出版之际

黄爱平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著名历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的文章选辑。戴逸先生作为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做出了卓越学术贡献的清史大家，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本小书？他的成长历程和治学经历如何？这本小书精选了哪些文章，又反映出什么特点？所有这些，或许都是读者希望了解的问题。

作为戴逸先生的学生，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起就跟随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所工作，亦始终追随先生左右，迄今已30余年。虽不敢望先生项背，但对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多少有些了解。因此，当我接受北京出版集团的委托，并得到先生的首肯，为先生编选这本小书时，深感有必要为读者朋友介绍我所知道的戴逸先生，并尽力解答上述问题，期冀能展现先生的高尚人格与杰出成就于万一。

先生原名戴秉衡，1926年出生于江南一个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城镇常熟。先生自幼喜欢读书，酷爱文史，家里给的不多的零花钱都用于抄书、购书，高中时已拥有自己的一个小书库，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确立了从事文史研究的志向。然而，日寇侵华，生灵涂炭，高校大多迁往西南内地，学文科者更无出路，1944年高中毕业的先生只得违心考入了当时上海最好的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如果没有之后的改变，或许未来的中国铁路部门会多一个管理专家，而学术界则少了一位清史泰斗。但人生的境遇竟然如此奇妙，抗战胜利后，南迁的高校纷纷回迁，著名学府北京大学也从昆明迁回北京，途经上海时，为网罗英才，专设考场招生，而考场就在当时先生所住的交大宿舍楼下。出于对文史发自内心的挚爱，已修完交大两年学业的先生尝试报考北大史学系，竟然榜上有名！是继续留在交大按部就班地再读两年，毕业后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还是远赴北大学习自己心仪已久的史学专业，挑战不可预知的未来？先生面临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一次抉择。最终，命运的天平倾向了兴趣爱好一边，他毅然决然地舍弃了交大学籍，投奔北大，从此走上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道路。

进入北大后，先生如鱼得水，尽情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他有机会聆听胡适、陈垣、郑天挺、邓广铭、邵循正、赵万里等大师的授课，有时间就到图书馆饱览群书，还经常与同学、老师讨论问题，相互辩难。然而，内战爆发，偌大的学府，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忧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先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学生运动，支持“反饥饿，反内战”，结果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不得不连夜逃离北京，奔赴解放区。“戴逸”之名即由此而来，先生的人生道路也随之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来到华北解放区后，先生进入华北大学，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先生随华北大学进京。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先生先在党史系，两年后转到中国历史教研室。随着工作的变化和教学的需要，先生的历史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回溯的过程，从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到中国近代史，再到清史，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1951年出版的《中国抗战史演义》，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形式，以准确的史实、生动的文字，叙述了中国八年艰苦抗战的历史，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了解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问世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以新颖的论点、严密的论证、流畅的叙述，赢得了学界和读者的一致赞誉。而1975年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则以丰富的资料、严谨的考证，厘清了清代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签订条约的史实，为当时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十年动乱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迫撤销，先生也屡受冲击，并被下放江西干校，剥夺了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权利。但他没有灰心失望，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仍然尽可能积累资料，思考问题，甚至复习英语。“文革”结束后，中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先生也回到北京，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清史研究所在较短的时期内就推出了系列成果，诸如《简明清史》（1980、1984）、《清代人物传稿》（1984—1995）、《清史编年》（1985—2000）等。特别是由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两卷本，全面梳理了清朝崛起至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其中既有深刻的理论思考，又有翔实的史事人物，再加上生动畅达的文字叙述，堪称改革开放初期清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先生也因此奠定了清史学界领军人物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随着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先生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乾隆帝及其所处的时代，并进而思考清代康雍乾盛世的有关问题。在《乾隆帝及其时代》（1992）一书中，先生对盛世君主乾隆帝幼年时期的家庭氛围、读书生活，继位之后的用人行政、思想政策，无不娓娓道来，既生动刻画了一代帝王的性格、意志、才情、爱好，又细致分析了其集英明睿智与庸碌愚昧于一身的多面性，尤为注重把握时代脉搏，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了乾隆一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对外关系，乃至北京城市建设等各方面的状况，深刻揭示出其所处时代的先进与落后并存、光明与黑暗同在的复杂性。而先生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999），则以九卷本的篇幅集中展现了18世纪百年间清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边疆民族、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宏伟画卷，并力图将其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系中，考察盛世的辉煌，探讨衰落的根源，揭示18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和真实状态。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术著作，前者拓宽了人物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后者则大大推进了对历史发展阶段中重要时间节点和空间范围的专门探讨。

在主持并推动清史研究所发展壮大、勤奋不懈地从事清史研究的同时，先生的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宏大的梦想，这就是编纂大型《清史》！实际上，这一设想最早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向中央建议纂修清史，周恩来总理也曾经找明史专家吴晗谈话，要成立清史研究机构编纂清史。但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这一动议未能付诸实施。1965年，清史纂修再次提上日程。当年10月，周总理委托周扬召开中宣部部长常务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委会，并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清史研究所。为此，专门组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郭影秋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着手筹备建所事宜。然而，“文革”的狂风暴雨骤然袭来，修史计划再次化为泡影。80年代初，邓小平曾批复一封建议纂修清史的信件，学术界也开始制订编纂规划，筹备编纂事宜。但因时机尚不成熟，修史之事被第三次搁置。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当年修史动议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多已谢世，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也因为如此，如何完成时代的使命，不辜负学界的重托，就成为先生数十年来时刻思考的重要问题。

历史的巨轮驶进了21世纪，先生敏锐地觉察到：纂修大型《清史》的时机已成熟！当前无论是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抑或学界的研究基础，还是人才的积累培养，乃至资料的整理出版，都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出于一个历史学家高度的责任感，先生于2001年在报刊上撰文，率先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倡议“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又与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蔡美彪等十余位权威学者联名向中央写信，吁请由政府出面组织纂修《清史》。这一次，几代学人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国家大型修史工程于2002年年底正式启动，先生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不顾耄耋之躯，日夜操劳，忘我工作，设计编纂方案，制订工作规划，建立学术机构，组织编纂队伍，斟酌体裁体例，以全部心血引领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有序开展，逐步推进，迄今已取得诸多阶段性学术成果。

在长达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始终勤奋努力，笔耕不辍，先后撰写和主编著作30余部，发表文章600余篇，在历史尤其是清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得到了学术界和全社会的一致认可，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劳动模范，1995年获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先后担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并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6年受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11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3年荣膺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此次应北京出版集团之邀，编选文章列入“大家小书”系列，先生对此颇为重视，不仅提出指导意见，提供著作版本，还亲自圈点篇目。在先生看来，一个历史学家既有责任从事精深的历史研究，在学术领域开拓创新，也有义务向全社会普及历史知识，弘扬传统文化。故而先生十分认可“大家小书”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的宗旨和特色，欣然同意编选这本“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经与先生商量，本书从先生历年发表的文章中斟选出21篇，并据其内容和性质，大体分为四类。

其一，历史学家与历史研究。先生能走上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的道路，成为一代清史大家，其中既有机遇眷顾的偶然性，更多的则是自身努力的必然性。正是依靠自身的勤奋努力，先生得以抓住机遇，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学术道路，并以执着的坚持和百倍的付出，一直跋涉至今。收入此类的4篇文章，既反映了先生对自己成长历程和治学道路的回顾，也凝聚着先生多年治史的心得体会，更体现了先生与清史的不解之缘和深厚情结。

其二，史事与人物。先生的历史尤其是清史研究，具有极为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既具备坚实的文史功底，重视文献资料，长于考证辨析，又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强调理性思考，善于宏观把握。先生的文章还极富文采，笔端常带感情，文字如行云流水，特别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收入此类的6篇文章，或纵横捭阖，综论有清一代的兴、盛、衰、亡，或以小见大，阐述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意义和影响，甚至具体到某一历史人物的学术贡献。虽然由于篇幅所限，先生更多研精覃思的学术论文未能展现于此，但也大体反映出先生融历史、哲理、文采于一炉的鲜明治史特色。

其三，书评与序跋。先生治史，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先生为人，虚怀若谷，温文儒雅，尤为爱惜人才，提携后进。年轻学子的新作问世，学界的研究成果出版，多有求写序跋之事，先生乐见其成，有求必应，虽系命题作文，但都能写出新意，提出创见，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收入本书的5篇书序，于此可见一斑。先生曾专门著文论述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而先生的治学和为人，正是实践这四项要求的典范。

其四，清史工程与清史编纂。国家修史，百年不遇，先生躬逢其盛，主持其事，既备感荣幸，更觉责任重大。他全力以赴，殚精竭思，举凡学术规划、工作部署，无不周密设计，谨慎考虑，层层把关。十余年间，先生有关清史工程的各种讲话、书信以及学术见解和工作意见，累计不下数百篇文稿。收入本书的6篇，大体反映了修史工程开展初期先生关于《清史》整体面貌的学术思考和工作构想。

自20世纪50年代有机会参与国家修史的筹划以来，纂修大型《清史》就成为先生长久以来埋藏心底的梦想。如今梦想正在成为现实，先生的学术生命和精神寄托已经与清史融为一体。诚如先生所言：“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在先生90华诞之际，我期望通过这本小书，使广大的读者朋友对先生为人、治学有所了解，对先生主持的国家修史工程多予关注，更希冀借此一瓣馨香，祈愿先生早日圆梦《清史》，恭祝先生福寿安康！

丙申盛夏于中国人民大学

第一编 历史学家与历史研究

我走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我在历史学的路途上跋涉近60年，不能说一帆风顺，也还称得上比较畅通，没有遇到太多的坎坷和阻难。也许因为磨难不多，故成就不显，碌碌平庸，在学术上鲜有业绩。我一生过着读书人的普通生活，虽攻研有恒，执笔尚勤，著作十余部，文章600余篇，但满意者少，总有一种“学力不厚”“贡献不多”的负疚之感。

人生总会有多次机遇，我青少年时代有幸抓住了三次机遇，走上历史教学、历史研究的道路。

第一次机遇：顽劣学童的转变

第一次机遇是小学毕业以后。小学时，我不吵不闹，不好说话，不愿交往，不爱读正课，从不好好阅读课本，却爱好各种游艺，读各种小说、连环画。因此成绩劣等，功课好几门不及格，小学几乎未能毕业，幸而学校网开一面，给我们班两个最差的学生“奉送”毕业。毕业典礼那天，我知道自己不能毕业，在家中躺在一张藤床上，发闷犯愁，手里拿着一本弹词小说《天雨花》，也看不进去。忽然，另一位与我同班不能毕业的劣等生，飞步进入我家，高兴地大喊：“戴秉衡，快走！快走！到学校去，今天典礼会上宣布要发给我们毕业证书，我们也能毕业了。”我听了自然喜出望外，赶紧去学校，果然拿到了毕业证书。

毕业是毕业了，但下一步考初中又是个难关，报考县立中学，发榜的那天，我父亲去看榜，回家来脸色阴沉，不言不语，我情知不妙，连羞带怕，躲到亲戚家去了。

中学没考上，很可能就此断绝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去当商店学徒，我的几位堂兄就是这样走上人生道路的。偏偏这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开始了抗战，我们全家逃难到了上海。我的两个姐姐进了“苏女师”读书，邻居的孩子们也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每天晚上都在我家复习功课，演算习题，灯火通明。虽宁谧静寂，但孩子们用心灵和语言交流，亲密友好。他们都有书可读，唯独我静坐在壁角里无事可做，打不进这个读书圈，如此情景，长达半年之久。这时我心底逐渐升腾起渴望上学的强烈愿望。每天早上坐在窗台上目送两个姐姐上学，晚上盼着两个姐姐回家。有时偷偷翻开姐姐的书包，似懂非懂地偷阅她们的书本。人类本能中蕴藏的求知之火燃烧了起来。

机遇来了，第二年夏天我考上了苏州中学（因抗战迁至上海租界，校址在四马路外滩）。因成绩很差，只是个备取生，候补正取名额。我也有了上学的机会，兴冲冲每天远道赴校上学。

现在回想，我并不是一个顽劣透顶、愚笨不堪的孩子。小学时虽不爱读书，却很喜欢读小说、说故事、听京戏、听评书，简直入了迷。在小学中，《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还有剑侠书、小人书，无不遍读。至今还能报出《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与姓名。有一次听评书出了神，晚饭没有吃，竟在书坊里听到晚间10点钟，急得家里到处找我。住在上海时，有一次到新世界听上了京戏（演员是夏月珊和王竞妍，后来才知道是名角），从下午站着看戏一直站到夜间，粒米未进。人看似顽劣愚蠢，却往往有内心的爱好与潜在的才能，蕴藏在心底，得到正常的教育，人的潜能才能得以发挥，才可能脱颖而出。

进了苏州中学，好运气接连光临。我是备取生，不能和正取生坐在一起，只能坐在最后。正取生是按高矮排列的，有两位最年长的正取生长得最高，学习成绩最佳，且品行端正，坐在最后排，和我这个矮小年幼且成绩不佳的备取生坐在一起。日子久了，我们三个人成了最亲密的学侣，一起读书，一起游玩，一起走路回家。他们的学习、谈吐、品行时刻影响着我，像春风细雨一样不知不觉地沐浴着、熏陶着我。我的学业成绩突飞猛进，虽还不能夺取第一、第二，但已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课，学期末常能夺得冠军。从此我初中和高中的成绩稳步上升，摘掉了劣等生的帽子而成为班上的优等生。

第二次机遇：爱好诗文词赋

我中学期间的语文课本都是文言，从未学过语体文，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姓邵，松江人，是一位精通古文、认真教学的好老师，我在课外阅读的大多是《曾文正公日记》《浮生六记》以及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略略有了一点古文的爱好。

进入高中时正赶上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开战，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我回到故乡的常熟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七中学），期中插班，就读高中一年级。这年开设了一门中国文学史课程，我入学时已学到汉赋。这门课程令我赏心悦目，心怀大开，课本是欧阳溥存编写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老师是杨毅庵先生。杨家是常熟恬庄的望族，族人杨崇伊是戊戌变法时奏劾康有为的顽固旧派，杨崇伊的儿子杨云史是著名的才子、诗人，其发妻是李鸿章的长孙女李道清（李经方之长女），杨云史曾任吴佩孚的秘书长，抗日军兴，不受日伪胁迫，避居香港终老，著有《江山万里楼诗词钞》（这部书2004年出版。我久闻其名，购置一套，品读其诗，雄浑峻拔，气象万千，确是一代作手）。杨毅庵先生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高才生，又有家学渊源，深受陶冶，对中国古代诗文极有造诣，他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非常精彩，指点文章，论说千古，把我这个16岁的孩子听得如痴如醉，十分入迷。杨先生对我的用心学习似乎也很欣赏，要我在《中国人名大辞典》和其他书籍中查找古代文士诗人的小传，汇集成册，用钢板刻印后，发给同学们参考。不久我成了杨先生的义务“助教”，帮他查找资料，抄写作品。他也悉心教授我古文作业。每到寒暑假，我几乎每天上午都到他家中补习课程，他为我和其他学生讲授《左传》《诗经》《荀子》《庄子》和《昭明文选》。他的讲授，清晰细微，一篇文章之新，用笔之妙，炼句之工，用字之切，讲得头头是道。他讲授时全神贯注，口若悬河，还能运用古人吟诗诵文的方法，朗朗上口。尤其是读词赋和读骈体文，平仄对仗，神妙之至，我们最喜欢听杨先生吟诗诵文，抑扬顿挫，声遏行云，真正是美的享受。

在杨毅庵先生将近三年的指导下，我高中时代就接触到经史子集各部类的书籍。空闲时分，我经常逛旧书摊，用很少一点零钱购买旧书。日久也积存了一批线装书，夜深人静，独坐小楼，披卷阅览，随笔圈点，自得其乐。这样我的古文修养有较大提高。

“人生难得一恩师”，杨毅庵先生是我故乡小城的普通文士，清贫一生，终身以教书为业。我从他那里学习所得最为丰厚。至今我每逢教师节总要想起杨先生对我的殷殷教诲，他帮助我奠筑了历史研究的知识基础，是我在学术领域的第一个领路人。我总想写一篇纪念杨毅庵先生的文章，惭愧的是我只知道他的姓名，略知他的家世，关于他的事迹，当年竟不闻不问，一无所知，连他的岁数也不知道。前几年几次向往日同学们打听杨先生的事迹，也无人知晓，纪念他的文章一直未能动笔，令我深以为憾。

第三次机遇：跨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门槛

在高中时代，我擅长的课程是语文和历史，但1944年高中毕业后，却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学校都迁往内地，没有一所像样的文科学校，我又不甘心在二三流的大学就读，而且读文科在当时毫无出路，毕业后就是失业，因此一下狠心，报考了当时在上海最为驰名的交大。

幸而考上了交通大学，就读一年后，抗日战争胜利，沦陷区的人民欢呼雀跃，迎接胜利。我正在交大上二年级，但我一心向往文科，对所学的铁路管理毫无兴趣，所学非所爱，心中感到苦闷，也就是硬着头皮学下去，毕业后能够在铁路部门混个饭碗，度过一生罢了。

1946年夏，暑假，我住在上海交大徐家汇的校舍里，没有返回常熟老家。突然有一天宿舍楼下来了一帮人，张贴告示，挂上布幅，布置教室，原来是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北京，准备在上海招生，考场刚好设在我所住宿舍的楼下。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我没有多做考虑，报名投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本意不过是试一试，不见得被录取。考试发榜，居然考上了历史系的正取生。这反倒使我为难起来。

我在交通大学读二年级，下学期即将升三年级，两年后就可毕业，我现在要上北京大学的一年级，从头开始要读四年，岂不是太亏了？我的同学、朋友、亲戚多数劝我不要去北大，我确实很犹豫。但是对文史专业的想慕，对北京大学的仰望，又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远走北京。特别是有件事坚定了我前往北京的决心。当时上海交通大学是汪精卫伪政府下的学校，留在上海读书的学生竟被称为“伪学生”，只有从重庆沙坪坝迁回的交通大学学生才是正牌学生，能拿到国家公费，上学、住宿、吃饭都不必花钱，而“伪学生”须甄别考试，考试合格才能成为正牌学生。这一歧视性的规定对沦陷区的学生是很大的刺激，蒋介石来上海时，所谓“伪学生”曾成群包围蒋的行辕进行抗议。现在我考上北大历史系一年级正取生，虽然亏了两年，却无须甄别，入学即能得到公费，四年在学期间，学习和生活都有经济保证。有了这层原因，我毅然决然放弃交大学籍，投奔北京大学，跃进心仪已久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门槛，选择了终生从事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道路。

我热爱历史专业，对这一选择无怨无悔。我一直认为，这是命运对我的眷顾与关爱。

人生道路十分曲折漫长，有顺境也有逆境，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事件，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和选择。有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便改变了人生的路程，如我幼年时因避日军而逃到上海，失学一年，却激发了我的读书渴求；中学时遇到了杨毅庵老师而能多读古典文史书籍，稍窥学习门墙；大学时一个偶然投考北大的机会，使我从此进入了历史研究领域。人生无常！似乎许多偶然性在左右着一切，但仔细琢磨又觉得并不尽然。我小学时习性虽顽劣，但又有爱读课外书的潜能，因此辍学一年，反而激活了自己的求知欲，又遇到优秀同学的帮助，故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常列前茅。正因如此，遇到杨先生的指引，初中特别爱好语文课的我，如鱼得水，学业日进。因为自己当年对文史甚为嗜爱，所以北大招考，我能够毅然舍弃交大的两年学业，改考北大，就此走上了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道路。

人一生中会碰到许多次机遇，但机遇要在人的生活中发生作用，还必须有人自身的回应。要能应答机遇，抓住机遇，及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机遇将和你擦身而过，不发生任何作用，甚至人也并未意识到某种机遇曾经光顾自己，只是叹惜和埋怨命运不济，没有给自己发展的机会。

老天并不吝惜给每个人以发展的机遇，重要的是时刻准备着，努力充实自己，当机遇光临，你能够迅速认识它、抓住它，选择自己最为适合的道路勇敢地走下去！

2007年6月18日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戴逸卷》）

历史学家的过去和现在

历史科学是基础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生活现象的总和，这些现象是历史的、能动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它既是有意识、有激情，并追求着自己目的人的活动，然而，人的历史活动又被已经形成了的环境和条件所制约，只有顺应历史的趋势，他们的活动才能取得接近于预期的结果。在历史的过程中，客观的和主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必然的和偶然的、规律的和随机的，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构成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历史科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因为客观世界，无限丰富，并不断发展。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追溯各自的起源和由来，各有其专门的历史，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科技史；每个时代各个地区、国家、民族又各有具体的历史规律和特殊的内容，因而有各种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民族史。历史科学包含各种专门史和通史，涵盖面宽广，内容丰富多样，无所不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在中国，历史学又是时间悠久、积累丰厚的传统学科。我国有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完整的文字历史记载；有浩瀚的体裁多样的历史典籍；有包括各民族文字的文献碑版、丰富的档案史料、珍贵的文物遗存；有像左丘明、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郑樵、章学诚、梁启超、王国维那样杰出的历史学家，直至近代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等人。过去几千年的史学成就是我国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部分，它记录了中华民族生活、战斗和前进的里程，总结了先辈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反映了祖国伟大光辉的文明成果。

历史科学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给人们以智慧、力量和信心。为了认识社会，认识前途，认识人类自我，必须借助过去，观察它在一个较长时段中存在和发展的形式，进行历史的反思。过去和现在是相互关联的，把过去当作不值一瞥的瘠野荒漠，而过分局限于眼前事件，往往会被一连串眼花缭乱的短暂变化弄得头晕目眩，而无法把握住社会运动的本质和未来。历史科学的作用，可以使我们在一个巨大的远景中，在过去至现在的长期发展中，观察自己和自己的社会。这样才能够透彻地了解现在、预见未来。因此，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是过去，它只为过去提供较为客观、较为正确的图像，但它的意义并非只局限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过去的继续延伸，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现实的一切，或成就，或挫折，或胜利，或困难，无不萌生于过去，无不和过去结有不解之缘。对过去的事情进行研究和解释，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人们所以重视历史科学，也因为他们带着现实中的迷惘和困惑，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寻求比较正确的答案。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不可能正确地面对现在和未来。

人生活在现实之中，每个人在观察和研究过去的时候，总不免带着现在的思想感情和认识方法，人们经常会用现在生活中的要求和兴趣去研究过去的历史。过去历史中和现在密切相关的史实和史料，总会首先凸现在历史学家的眼前，引起历史学家的优先关注，这一点并不妨碍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性。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在选择研究课题和进行分析思考的时候，大多会选择那些与当前现实较有关系的问题，并站在当代达到的科学水平上去开展研究。历史学家越是关心现在，理解现在，就越能够深入地反思历史。现在的生活为他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发展形态，以便去理解历史上尚未成熟的发展形态。如果人们对现在的事件漠不关心、失去兴趣，又怎能深入理解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呢？现在生活中的感受有助于历史学家去体验各样的历史生活，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对人体的解剖有助于理解类人猿的骨骼体态。

当前，中国历史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迅速奔驰，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历史学家有责任，在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在建设今天新生活的时候，反思过去，回顾国家和民族已经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这对人们是大有裨益的。改革和开放，需要人们更加了解我国的国情和传统，更多知道世界的历史和现状，也需要更加抓紧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教育。历史科学在现实中是大有作为的。它能够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培育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陶冶人们的性格、情操，增加基本知识，帮助人们认识国情，了解自己的过去，廓清迷雾，以把握现在、面向未来。历史科学之树是常青的，它将为我们开辟新生活做出重大的贡献。

（《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资料思想文采道德

——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

当前，历史科学虽有长足的发展，但也碰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国家由于财政困难，对人文科学研究的投入不足，学校缺少经费。历史学人才的培养颇不景气，教学和研究工作待遇菲薄，学生望而却步，故招生的生源不足，毕业生就业的渠道不畅，经商成风，旁骛他业，使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非常需要人文科学，需要历史学人才。其实，社会要培养一名合格的历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不仅国家要投入，学校要重视，学生本人更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所谓“百年树人”，是说要造就人才，必须在很长的时间内形成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良好风气与环境。

前人说过，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我把前人说的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含义不完全相同，而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采、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位历史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

一、资料

科学研究必须重视资料，重视知识信息，历史学家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研究是从事实出发，对事实材料进行归纳、分析、综合，抽引出规律，而不是从概念或定义出发，也不是单凭头脑玄想。没有丰富而确凿的材料，就不能进行科学的概括。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犹如水对于鱼、空气对于鸟一样。离开了水，鱼就不能游动；离开了空气，鸟就不能飞翔；离开了资料，研究就不能进行。丰硕的科学之果是在坚实的资料的树干上结出来的。

客观世界，浩浩茫茫，无限广阔，反映客观事物的资料也是无限繁多的。古人形容资料、书籍之多，或云“浩如烟海”，或云“汗牛充栋”，或云“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其实，二十四史篇幅并不大，共只3236卷，已号称繁富，学者难窥全史。像记载清朝一代历史的《清实录》有4404卷，《古今图书集成》有1万卷，《四库全书》有79070卷，二十四史与这些大书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至于历史档案馆中贮存的档案册籍更是多得不可胜数。中国的全部文献遗存究竟有多少？至今还弄不清楚。我们一辈子搞历史研究，犹如在浩渺无际的资料海洋中漂航，穷毕生之力，也仅能窥测到资料海洋的某个角落，范围很小。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识无穷、资料无穷。因此，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专攻某个学科的某门专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题目去读书、研究，去收集并积累资料。人类的全部知识，是由许多学者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的结果。人类知识日益丰富，专业分工日益细密，越来越难以出现那种精通许多专业的全能式的学者了。

“博”和“专”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一对矛盾。研究者应更多地浏览书籍，尽可能广博些，用各种知识武装自己。学问越广博，眼界越开阔，才能够高屋建瓴地思考问题，博学才能够深思。“博”能够促进“专”，提高人的研究能力。但个人认知的范围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全部知识，只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所谓“专业化”，就是研究领域的窄化，只有窄化了科研领域，才能集中精力，攻克难关，取得成果。在某个窄小的专业范围内，要求研究者的知识和资料越多越好，对资料的占有最好做到“竭泽而渔”。

资料并不是现成地、完整地集中在一个地方，而往往是分散庋藏、凌乱无序。因此，收集、整理、积累资料是很艰苦的工作，要跑到各地方去探访寻找，风尘仆仆，奔波劳碌，日夜阅读，手不停抄。有时候跑了许多天、许多地方，也找不到自己需要的资料；有时候资料找到了，但人家不肯给你看，或者索要很高的价钱，或者给你吃闭门羹。为了找资料，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切不可灰心丧气，要不嫌麻烦、不辞劳累、不怕挫折，要有一股韧劲，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积累越来越丰富的资料，向着科学的高峰攀登。

阅读和抄录资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只能逐字逐句摘录抄写，并无捷径可走。如果不抄资料，单凭记忆，长年累月，所积既多，即使你的记忆力超常出众，也不可能记牢记准。今后，计算机技术可以简省抄录工作，但目前的条件尚未达到可以全部简省抄写工作的程度，在未来一段时间，抄写工作尚不可省。

古往今来的大学者都在资料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顾炎武谈到他著作《日知录》的过程时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日知录》自序）郭沫若自述其研究先秦诸子，如《管子》《吕氏春秋》，翻来覆去把书读过好几遍，把材料分门别类摘抄在本子上，有些篇章几乎是整篇抄录的。明史专家吴晗，早年在清华大学任教，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去阅览。他读《朝鲜李朝实录》时，发现其中有许多有关明朝和清朝的史料，这些都是当时朝鲜人来到中国的所见所闻，为中国史书中所不载。他将这些资料抄录下来，长期坚持，不辞劳累，积累了400万字，编成《朝鲜李朝实录中所见中国史料》，共12册。直到吴晗同志逝世后，方才出版。这是今天研究明清史十分重要的书籍。

二、思想

收集和积累资料十分重要，但这还只是研究工作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研究工作要运用分析推理，从资料中引绎出规律。因此，如何开动脑筋，分析资料，把智慧的光芒投射到看似没有条理的、凌乱的资料上去，进行思考，“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进行科学的概括、科学的抽象，也是研究过程中决定性的环节。科学研究是精神领域中的创造活动，要去探索未知的领域，揭露事物的本质，如果仅仅停留在资料的收集、抄录、排比上，还不能算是完成了科学研究。因此，对于刚刚在研究道路上起步的人，养成思考习惯、锻炼思考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锻炼思考能力，一是要发现问题，勤于提问，善于提问，勇于提问。提出问题可能是提出科学新说的先声，有了问题，蓄疑于胸，以后就会为寻找答案而力求深思，上下求索，取得研究的成果。威廉·哈维是创立血液循环学说的生理学家。在他之前，人们都认为血液的流动是直线进行的。威廉·哈维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即通过心脏、直线行进的大量血液，既没有排出体外，也没有被身体吸收掉，那么它最后流到哪里去了？据说，他带着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经过观察、分析、实验，发现人体内的血液是循环流动的。

锻炼思考能力，要善于发现矛盾，抓住矛盾，追溯究竟，从而得出有价值的成果。例如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日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赖文光说：“庚戌秋倡义金田。”庚戌是道光三十年，公历1850年。李秀成说：“道光三十年十月，金田、花州、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而洪仁玕则说：“此时天王在花州胡以晃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所谓“恭祝万寿”，是祝贺洪秀全的生日，他的生日是十二月初十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已是公历1851年1月11日。赖文光、李秀成、洪仁玕都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元勋，所言起义日期，一说道光三十年秋，一说十月，一说十二月，此外还有许多说法，相互矛盾，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从这些矛盾中，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细加考证，认为应从洪仁玕“恭祝万寿起义”之说。于是1851年1月11日为太平天国起义日期，遂成定论。原来赖文光、李秀成所说亦非错误，而是太平军“团营”的日期。“团营”是起义队伍的集合，“团营”并非就是起义，各地“团营”的时间亦不是齐一的，从“团营”到起义还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样，金田起义的日期得以认定，而赖文光、李秀成的不同说法，亦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矛盾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

锻炼思考能力，要学会辩证思考，从事物的发展和相互联系中看问题，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例如你看到光绪元年某地粮价每石若干，仅此一条资料，不与其他资料联系，不会产生什么思想。但如果这类资料积累多了，从光绪元年到三十四年，每年某地粮价的记录收集齐全，那么你就了解了粮价起落变化的发展过程，可以画出粮食价格变动的曲线，这本身就是晚清经济史方面的重要信息。然后进一步探索为什么这一年的粮价上涨了，那一年的粮价下跌了，是自然方面的原因（气候、雨水、灾荒），还是社会方面的原因（战争、社会动荡、囤积居奇）。这样就可能写出一篇晚清粮价变动的有价值的论文。

经常阅读富有思想内容的著作，是帮助提高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径。像马克思的《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名著，就是能提高思想水平的书。只要你认真去读它们，就会被一种思想力量所吸引，领会到书中所蕴含的高度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我们学习经典著作，最重要的不是其中的个别结论，而是其思想能力。

思想能力的锻炼是循序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从事科研的新手往往面对一大堆收集起来的资料，不知怎样进行分析、综合、反复思考，因而进度不大。甚至像明朝的王阳明那样，要“格物致知”，坐在那里“格”竹子，并无所得，却“格”出一场病来。王阳明是大思想家，尚有这样的经历，可见在科研道路上总会碰到困难或挫折的，重要的是鼓起勇气，树立信心，不要灰心丧气。

思考不得要领，研究深入不下去，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收集的资料还不丰富，事实过程和各方面的联系还不很清楚，客观的矛盾并未充分显露出来。我们的观点是从事实中来的，事实材料不充分，信息量不足，就难以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样就要回过头来再去收集资料。二是没有很好开动脑筋。古人云：心之官则思。头脑的功能就是进行思考，反映客观事物，做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得出自己的看法，这就是独立思考，不能剿袭陈言，不能人云亦云。三是资料也充足了，思考也进行了，但分析与综合的能力差，这是可以通过学习、锻炼提高的。学习辩证思维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持之以恒，必有成效。

三、文采

研究的成果要表达出来，写成文章，这样就要讲究表达方式，力求写得通顺流畅、文采斐然。

写文章表达科研的成果，首先要写得明白易懂，要让大家容易理解你的研究成果，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而又准确地讲出来。文章如果艰深晦涩，那么，你的研究成果就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有一位研究先秦史和甲骨文的先生，他写了一篇论文，向郭沫若请教，郭沫若说：我读了几遍，这文章的意思，我没有读懂。如果连郭沫若这样的专家都读不懂这篇有关古代史和甲骨文的文章，那恐怕世界上不会有人能够读懂它。文章本来是写给别人看的，谁也看不懂的文章，大可不写。这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即使极有价值，也不会有人理解它、接受它。

写文章和平时的说话、聊天不完全一样。尤其是写学术论文，不是率尔操觚，随意为之，而要非常用心，力求合乎文法，合乎逻辑，文从字顺，概念准确，条理清楚，观点鲜明。要勤写多写，孜孜以赴，切不可粗心大意。

写文章是很艰苦的，一篇精彩的文章，读起来优美流畅，如行云流水，但写作时却冥思苦想，惨淡经营，并不是轻轻松松地挥洒立就的。当然，才思敏捷的人也是有的，但要写出好的文章，仅靠先天的聪慧是不行的，必须有后天的勤学苦练。有的人文章写得快，所谓“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倚马千言”，是形容文章写得快。有的人早已构想好了，已有腹稿，成竹在胸，故落笔很快。也有的人下笔甚快，写成草稿之后，还要反复修改，后期加工做得非常细致。

我主张初学写作的人，对自己文章的质量要严格要求，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字斟句酌，精心推敲。“推敲”这两个字，包含一个典故。唐代贾岛是著名的“苦吟”诗人，他写诗琢磨修改，极费心力，故多佳作。他曾经写一首诗，描写寺庙前夜晚的景色，其中有两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写下这两句后，他想：是用“僧推月下门”好，还是用“僧敲月下门”好？反复考虑，于是“推”啊，“敲”啊，琢磨得出了神，别的事都不注意了，走在路上，竟冲撞了官府的仪仗。这个“推敲”的故事，说明写文章时注意力的集中。在我们一般人来说：“推”字也好，“敲”字也好，差别不大，都可以用，不值得多加考虑。而贾岛竟为这一字之差，踟蹰徘徊，走路也出了神。在似乎很细微的差别上，也要下大功夫，这就是大诗人和一般人的不同所在。杜甫有两句诗：“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拿来形容写文章是非常贴切的。“繁枝容易纷纷落”，是指噜苏冗繁的空话赘语要大刀阔斧、毫不顾惜地砍掉；“嫩叶商量细细开”，是指对新颖的思想、微小的细节要花大功夫，仔细琢磨，精心考虑。这样才能够写出好文章。

写文章力求精练，提倡写短文章。中国有写短文的传统。远古时代还没有纸张，文字刻在甲骨上，或铸在青铜器上，或写在竹简上，不允许写许多废话、空话，要求开门见山，直书其事，文章简练扼要。老子的一部《道德经》，内容丰富深奥，只有5000字。孔子的《论语》，都是很短的语录，只有几个字或几十个字。从前向皇帝上万言书，议论很多重要事情。那是了不起的长文章、大文章，也不过一万个字。像今天动辄数万言，有时离题千里、不着边际，令人难以卒读。

应该用简短的篇幅来表达丰富的内容，切忌用庞大的篇幅表达贫乏的内容。因此写文章就要字斟句酌，惜墨如金，写的内容充实而文字精练，把那种无用的空话、套话、废话统统删掉。历史学家范文澜有两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上联是说，做学问要甘于清苦，甘于寂寞，甘于长期坐冷板凳；下联是说，写文章要有内容，不要空话连篇。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治学的座右铭。

四、道德

做人有做人的道德，其中即包括了做学问的道德，做学问要遵循学术行为的规范。人品和学问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衡量和评价学者的两把尺子，伟大的学者，其道德、文章均为世人所景仰。

治学应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应把学术当作神圣的事业、崇高的责任，全身心地投入，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不热衷名利，不畏惧困难，不追求功利，一心一意探索历史真理。从收集材料、思考问题、讨论交流到撰写文章都要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不是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不是追逐时髦、趋时媚俗。引用一条史料，拈出一个证据，都要查清来历，注明出处，不是信手转引，人云亦云，否则别人错了，你也跟着错下去，闹出笑话来。下一个判断，必须谨慎，证据确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证据不足，宁可存疑。历史学家重视的是客观事实，排除一切单凭主观的臆测和猜想，不可以为取得轰动效应而故作惊人之笔，不可以做毫无根据的翻案文章。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应标明来历，尊重他人的劳动。至于有意地抄袭、剽窃或掠夺他人的成果，更是科研工作者所不容许的，是学术道德的沦丧。

治学应有谦虚宽容的精神，古人说：“满招损，谦受益。”学术上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这会妨碍自己的继续进步。真正有学问的人，总是虚怀若谷，胸襟旷达。胸怀像山谷那样空阔广博，才能容纳得下许多东西，骄傲自满就装不进去新的知识。骄傲是无知和愚昧的表现，因为骄傲自满的人实际上并不了解自己，也并不了解客观世界，他对主观与客观都做了错误的估计。中国古话说：“夜郎自大。”夜郎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国，但夜郎王只看到周围的邦国都比自己小，误以为自己最大，最了不起。他不知道，在不远的距离之外，就存在一个比夜郎大许多倍的汉朝。因此，夜郎王是无知的、愚昧的。中国还有一句古话：“井蛙窥天。”坐在井底的青蛙所看到的天空只有井圈那样大，实际上天是宽广无垠的。因此，井蛙也是无知的、愚昧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引向失败。三国时的马谡熟读兵书，颇有名气，自以为将才出众。他太骄傲自满，不服从诸葛亮的指示，听不进去王平的忠告，把军队驻扎在远离水源的山冈上，被司马懿包围，打了败仗，丢失街亭，闹得身败名裂。做学问的人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吸收教训，培养起谦虚谨慎、从善如流的品德。

学问是无止境的。我们取得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只是绝对真理长河中的一滴水珠，对自己的学问和成果，一定要清醒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在今天，知识量急剧膨胀，科学的进步一日千里，已有的许多知识迅速地被超越。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充分尊重，认真听取，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使学术健康发展，不断进步。不要因为有人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同见解而一触即跳，大发雷霆，即使有些意见，听起来不甚有理，论证尚不充分，也应抱宽容的态度，允许它存在和发展。对旧权威的挑战和突破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一种新的理论和学说，当它初出现时，可能并不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展得更加成熟，最后闪耀出真理的光辉。骄傲、偏见、狭隘、保守是科学发展的大敌。

治学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研究学问是探索未知领域，追求客观真理。而真理并不是一下子都能被大家所认同、所接受，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明白地宣告未被大众所认同的真理会遭到许多人的误解，被斥责、唾骂，甚至遭到迫害。科学家要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为真理而献身。世界科学史上布鲁诺为宣传和捍卫哥白尼的天文学说，被教会处以死刑，这是众所共知的历史事件。

撰写历史，涉及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常常会触犯某些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更会引起强烈的反对，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敢不敢面对事实，秉笔直书，这是对历史学家的严峻考验。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两句，这里说了古代两位历史学家刚正不屈、敢于揭露历史真实的故事。春秋时，齐国的大夫崔杼很有权势，杀掉了国君齐庄公，齐国的太史据事直书，在简册上写了“崔杼弑其君”，崔杼看了大怒，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又把他杀了，又一个弟弟还是这样写，崔杼也把他杀了。太史最后一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感到不好对付，没有杀他，把他释放了。当这位太史的弟弟离开崔杼家时，在大门口看见南史氏拿着简册在那里等候，南史氏说：他听说太史一家因如实记录历史真相而全被杀害，他怕这件事没有人记载下来，特意赶来记录这段历史。既然没事了，历史真相已经被记下来，他也就回家去了。这个故事说明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为如实记录历史而前仆后继、不惧杀身之祸的崇高品德，淫威与残杀是不能够阻止历史学家说真话的。还有晋国的太史董狐，当时晋灵公与大夫赵盾的矛盾很尖锐，赵盾逃出了国都，但走得不远，没有离开晋国的国境。他的弟弟赵穿发动政变，杀死晋灵公，赵盾就回来了，还当大夫。董狐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不服气，辩解说：“晋灵公不是我杀的。”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你负责国政，逃亡没有离开国境，回来后又不对赵穿治罪。你是政变的后台，杀君的策划者。古代的历史学家非常尊重历史事实，非常注意褒贬是非。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正是我国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应该抛开利害得失，排除一切干扰，坚持真理，坚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

以上谈了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从这些方面进行锻炼，加强修养，就能够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

（《历史教学》1996年第10期）

我和清史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站在高山之巅，凝视先人们走过的那段路程，有喧嚣的朝市、血洗的战场，也有崎岖的山径、冷漠的村庄，一幕又一幕不同的历史场景显示在眼前。

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漂荡在汪洋大海之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生活众多的浪潮奔腾澎湃，一个个像雪花似的喷溅，缤纷多彩，目不暇接。

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谛听一曲优美的交响曲，有金戈铁马之雄健，有缠绵悱恻之哀怨，有勇往直前之奋进，有神态自若之淡定，各种情感交替迸发，交织映现。

阅读和研究清史，展示近三百年封建王朝的际遇和命运，匆忙地奔驰过兴、盛、衰、亡的轮回，从盛世的辉煌走向末世的凄凉，其间的经验教训使人感慨，发人深省。

我常读清史，爱读清史，也常写和爱写清史文章，尤其进入老年专嗜清史，几乎摒弃其他书籍于不观，谢绝其他文章而不作，集中精力，专务清史，专写清史。因为清史的书籍和资料浩瀚广博，无穷无尽，就是毕生专读清史也只能读极小部分。人的生命太短促，只能就广阔无垠的清史知识海洋中掬取一勺之水，或观其大体态势，或测其某个角落，并不能达到全真和全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我到老年体会得越来越真切。

清史研究是自己的工作、专业与职责，我刻志自励，以至诚之心力求敬业，用探索精神去追求未知，用怀疑精神去发现问题，用勤奋精神去搜寻资料，用科学精神去分析疑难，用理性精神去阐释历史，在客观历史千变万化的运动发展中寻求其规律，真实地、清晰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材质驽钝，难期高明，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暮年多见世上客，未识真容已白头”，说的是人到暮年，见多识广，但还没有能了解世人和世事。其实做学问比这还要难，因为每一种学问，广阔无比，其深难测，学问要靠积累才能成熟。清朝灭亡还不到一百年，清史的研究今天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清史学科以至整个社会科学必须更加努力、更多积累、更善创新、更快前进。中国需要更成熟的社会科学，更成熟的历史学与清史学，因为这是提高民众文化素质之必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之必需，深入了解国情以建设中国美好将来之必需。我相信：中国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和清史学发展将越来越成熟、积累将越来越丰厚、研究将越来越精深，在本世纪内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做出辉煌贡献。

（《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5日）

第二编 史事与人物

论“清官”

“清官”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很复杂的一种政治现象，它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一再重复地出现，并被各个不同的阶级所重视。统治阶级的“圣训”“谕旨”和官修“正史”里，往往表扬一批“循吏”“良吏”，作为官场的楷模，民间的文艺作品中也塑造了一些圣洁无疵的“清官”形象，历千百年而传诵不绝。被对立的阶级所共同称赞的“清官”，既不纯粹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了的实际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成为封建社会直接暴力统治的一个补充，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实际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对“清官”的评价很不一致。有的同志强调“清官”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称“清官”是“人民的救星”，“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在封建社会里是人民的最高理想，等等；也有的同志认为，“清官”的作用“只是为了消除和缓和人民的革命斗争，……这种人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反动的，没有什么值得赞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究竟有多少根据？本文试图就“清官”的特点、产生条件和历史作用，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

什么是“清官”？我们从许多历史和文艺作品的描写中，大体上可以归纳出“清官”的若干特点，如“自奉廉洁”“爱民如子”“赈贫扶弱”“断狱如神”“压抑豪强”“执法公平”，等等。“清官”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他们比较俭朴，不接受贿赂，不投靠权门；他们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奖励扶植农业生产，给老百姓做了一点好事。而且，不少“清官”还和豪强权贵进行了一定的斗争。例如，西汉的郅都，“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①。北宋的包拯，“立朝刚严，闻者皆惮之，……贵戚宦官，为之敛手”①。元朝的耶律伯坚有一个信条：“宁得罪于上，不可得罪于下。”②明朝的海瑞说：“弱不为扶，强不为抑，安在其为民父母哉！”③他们具有刚强不阿的性格，所作所为使豪强地主们不能不有所畏忌。我们要问一下，在整个封建官场的滔滔浊流中，何以出现了少数“清官”的“美德嘉行”？这种“美德嘉行”具有什么性质？“清官”，作为封建统治机构中的一员，何以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豪强权贵？这种斗争具有什么意义？

为了理解“清官”的思想、性格和行为，就不能不把这一政治现象和当时的整个阶级斗争以及封建政治统治的形式联系起来作考察。

任何统治阶级为要维持一定的统治秩序，都要制定一套法律规范的体系。一定的法律规范体系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反映，是保障统治阶级利益和特权的工具，是依靠国家政权力量而强制实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是，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指统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全部贪欲随时随意地都表现为法律的形式。统治阶级的贪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变成法律条文，这并非取决于统治者（也就是立法者）的主观愿望。在任何时候，统治阶级总是希望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掠夺尽可能多的贡物，总是希望法律赋予自己尽可能大的剥削特权；而实际上，统治者的贪欲却总是要碰到一定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所造成的。如果剥削程度超过了这个界限，那便会使得一定集团的统治趋于崩溃而出现新旧王朝的更替。一般说来，法律所反映、所维护的就是不过分超越这个界限的统治权利。马克思说：“在这里，和在到处一样，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害关系，总是要使现状，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要把它的由习惯和传统而固定化的各种限制，当作法律的限制固定下来。”①法定的剥削权利所以需要某些限制，恰恰是为了能够经常持久地保障这种权利，这完全符合于统治阶级的长远需要。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群众是封建剥削特权和封建法律体系的坚决的反对者。封建法律是束缚农民群众的锁链，使农民处在完全无保障的地位，长年过着奴隶牛马一样的生活。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以否定现存的法律体系为前提。封建的法律体系和农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封建的法律不但经常遭到来自农民方面的挑战，而且也不时被地主阶级自己内部某些集团和某些个人所突破。这些集团和个人不满足于享受法定权利，他们千方百计地越过法律界限，进行不法活动，追求集团的和个人的特殊权利。只要有可能任意违反法律，统治阶级总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地主阶级贪婪的本性撕裂了法律尊严的假面具，暴露了封建法律的本质。法律权利不过是被神圣化了的不法活动，而不法活动又是法律权利形影相随的伴侣。

像所有事物都一分为二那样，封建剥削权利也分裂为法定的权利和法外的权利（或习惯权利），两者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对立，马克思这样写道：

在封建制度下也是这样，……当特权者不满足于法定权利而又呼吁自己的习惯权利时，则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丧失其现实性，并已变成纯粹野蛮的假面具。

贵族的习惯权利按其内容来说是反对普遍法律的形式的。它们不能具有法律的形式，因为它们是已固定的不法行为。这些习惯权利按其内容来说和法律的形式——普遍性和必然性——相矛盾，这也就说明它们是习惯的不法行为。因此，决不能维护这些习惯权利而对抗法律，相反地，应该把它们当作和法律对立的东西废除，而对利用这些习惯权利的人也应给以某种惩罚。①

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同样都生根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上，它们是地主阶级对农民两种不同形式的剥削。“法定权利”体现了地主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这个剥削之神是用普遍法律形式的圣洁光轮装饰起来的，它仿佛凌驾于一切贫富贵贱之上，显示了不可侵犯的凛凛尊严。而“习惯权利”则体现了地主阶级特殊的、眼前的利益，它像一头显露出狰狞本相的恶兽，一心要吞噬掉所能看得见的一切。“习惯权利”在封建法律界限之外，追求无限制的剥削；而“法定权利”为要维持本身的长期生存，就不能不限制“习惯权利”的活动范围。这一对矛盾在整个封建社会里贯彻始终，影响到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使得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呈现更加错综复杂的色彩。只有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理解“清官”这一政治现象的本质，才能够说明“清官”们压抑豪强地主以及其他种种行为的实际意义。

“压抑豪强”“执法公平”和“爱民如子”

“清官”，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地主阶级中维护法定权利的代表之一。尽管“清官”们对豪强权贵的暴行进行过斗争，对人民群众的苦难流露过同情，以及在思想、性格、才能和作风上具有各不相同的个人特征，但维护封建的法定权利，这是“清官”们所共有的本质特点之一。

“清官”反对豪强地主的斗争，就是封建的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相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豪强地主追求无限制的剥削，而“清官”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种非法剥削。这种斗争不但是封建制度所许可的，而且还是维护封建法定权利所必需的。

有名的“清官”海瑞迫使江南地主退还占夺的土地，这是一则脍炙人口的“压抑豪强”的佳话。当时江南的一些豪强地主，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大量兼并土地。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土地兼并，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迫使人民破产死亡或起而反抗，又严重威胁到地主阶级的整个统治。封建统治陷在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它必须进行某种自我调节，才能够延续自己的存在。海瑞和其他“清官”一样，都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充当着封建统治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海瑞的退田斗争，无非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非法的兼并之风，以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定。他在《复李石麓阁老》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存翁（指江南大地主徐阶——引者）近为群小所苦太甚，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亦自取也。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①退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民风刁险”，退田斗争也只能以“退之过半”为限度，“清官”的阶级性格决定了他们的步伐只能跨出这么远。当然，这种斗争也会使一部分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充其量只是从做不稳奴隶“改善”到做得稳奴隶而已。我们指出这一点不是要苛求“清官”去做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而仅仅是为了指出所谓“压抑豪强”的斗争并没有超出封建统治所许可的范围之外。有的同志把这种斗争描写成仿佛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反封建斗争，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清官”们反对不法的习惯权利，正是为了保障法定的剥削权利。如果法定权利被豪强权贵所突破，“清官”们固然会起而反对；而如果法定权利遭到起义农民的破坏，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凭借军事力量把革命农民纳入于血泊之中。在农民起义的时候，尽管起义军对“清官”常常表现了宽容的礼遇，而“清官”却总是顽抗到底，死而不悔。对于他们来说，反对豪强的斗争和反对起义农民的斗争有着一致性，其目的都是为了封建统治的永世长存。像包拯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当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发生时，就主张严厉镇压。他说：“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虽乌合啸聚，莫能长久，而生灵涂炭矣，则国家将何道而猝安之？况今国用窘急，民心危惧，凡盗贼若不即时诛灭，万一无赖之辈相应而起，胡可止焉！……应有盗贼，不以多少远近，并须捕捉净尽，免成后害。或小涉弛慢，并乞重行朝典。”①这种态度距离“人民的立场”“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救星”是何等遥远！

“清官”们不能不在两条战线上做斗争。他们既要反对豪强暴行，又要反对农民起义，而反对豪强暴行的目的又是为了消解农民起义。他们始终站在维护封建法定权利的基地上，严肃认真地把法律付诸实现。人们往往称赞他们“执法公平”“铁面无私”。的确，在“清官”手里也曾平反过一些冤狱，解除了豪强权贵加在人民头上的一些灾难；但如果夸大了这一点，把“清官”当作公正的仲裁者，出民于水火的救世主，甚至说“凡农民与乡绅财主发生讼案，总是乡绅财主吃亏的时候多”，那是根本错误的。“清官”的职务是贯彻实施封建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许可以做到丝毫不苟，但他们所执行的封建法制，是早已被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所决定的。即使他们抱着对受难人民的同情和对豪强权贵的愤慨，但他们的良心并不能改变或影响封建法制的本质。作为狱讼判决的依据并不是他们的良心，而只能是吃人的封建法律。如果判决的依据是地主阶级的法律，那末，公正判决也就是意味着贯彻地主阶级的意志。马克思说得好：“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末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苛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①当然，在“清官”的判决下，疯狂地追求习惯权利的恶霸豪绅也可能个别地受到制裁。但是，我们应当记得：第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清官”本来是很少的，而受到“清官”严厉制裁的豪强权贵更是极少数；第二，统治阶级完全可能牺牲其个别成员的利益来维持法律的公正外貌，因为法律的公正外貌对整个阶级长治久安至为必要。放弃一些次要的、特殊的东西，往往是为了牢牢地保持住主要的、普遍的东西。把这种情形认为是“乡绅财主吃亏的时候多”，这岂不正好受了历史假象的欺骗！

“清官”是封建统治机构的成员，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从根本上说，他们和人民群众站在对立的立场上。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他们在主观思想形式方面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明朝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说：“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①海瑞则把做官的目的说成是为贫苦人民打抱不平，他说：“举凡天下之人，见天下之有饥寒疾苦者必哀之；见天下之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者，必为忿之。哀之忿之，情不能已，仕之所由来也。”②“清官”们在讲这种话的时候，主观上可能完全是真诚的。我们一点也不想否认促使“清官”行动起来的这种观念冲动力，但是问题在于不应该停止在这种观念冲动力的前面，而应该进一步探究这种观念冲动力怎么可能发生，隐藏在这些冲动力量后面的是什么，以便确定这种观念冲动力的实质。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它的存在是以农民的存在为前提的。较有远见的封建政治家和封建思想家完全能理解这一点。有名的“好皇帝”唐太宗说：“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地主阶级之所以重视农民，正因为只有农民，才能够载负起或者颠覆掉封建统治的巨舟。历代“圣君”“贤相”“清官”“名儒”都以“民为邦本”“爱民如子”“关心民瘼”作为信条，事实上，这些冠冕堂皇的信条，只是包裹着地主阶级狭隘利益的观念形态的外衣而已。对于“清官”来说，他们对掩盖在自己观点、感情背后的阶级利益可以并无觉察，因为这种观点、感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通过非常曲折的途径早已形成。马克思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①任何一个“清官”决不会因为信奉“爱民如子”的信条而主张终止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因为“爱民如子”的信条是和“小人耕而以有余养君子”之类的信条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的。如果说“清官”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人民的同情、怜悯和爱护，那末这种同情、怜悯和爱护无非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需要和对残酷剥削的伪装。毛主席说：“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①如果“爱民如子”之类的思想感情不符合地主阶级的需要，那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根本就不会在执行镇压职能的封建国家机构中发生影响，更不会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神圣的“信条”。

“清官”和“党争”

维护封建的法定剥削权利，这是“清官”的共性。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他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特性。一般说，“清官”处在封建官僚机构的中层和下层，只是封建王朝整套统治机器上的一些机件。因此，必须结合封建王朝的升沉隆替和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来进行考察，才能够理解“清官”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观的各种不同形态和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当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过去之后，新的封建王朝刚刚兴起，地主阶级的势力受到了重大打击，它的习惯剥削权利受到较大限制。这时候，接受了农民起义教训的所谓“圣君贤相”不得不减轻对人民的压迫，采取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其中也包括奖励清廉、惩治贪污的措施。明太祖告诫各地的地方官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戒之。”①他对贪官的惩处也特别严厉，不惜施用重典，甚至要剥下贪官的皮，陈列在官员的公座旁边，以示警诫。在这个政治上比较安定的时期，会出现一批“清官”。这类“清官”是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的产物，是“圣君贤相”执行其“安养生息”政策的得力助手。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重大的阻力，没有什么需要大干一番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们的名字也不大被后代人们所注意。“清静宽简”是他们居官的准则。他们的无所作为意味着少去扰乱人民的正常生产，这就是他们最好的作为。他们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们是“好皇帝”的助手和工具。一个“好皇帝”如果没有忠实的助手和得心应手的工具，自然就无法推行自己的政策，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随着封建经济的恢复、发展，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逐步加紧。统治者的贪欲无休止地增长扩大，农民群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更加不好过。开国初期奖廉惩贪的律令渐成具文，最高统治的宝座上换了一批奢侈昏愦的庸才，官场中则充斥着贪赃枉法的惯家。在这种黑暗的局面下，官僚中的少数人觉察和忧虑腐朽风气将会给整个封建统治带来极其不利的后果。他们力图用自己有限的权力去约束习惯权利的横行，希望扭转统治阶级日益腐败的趋势。这一类“清官”是社会矛盾逐步尖锐化的产物。他们一反前一阶段“清官”清静宽简、平流顺进的特点，显示出倔强不阿的性格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他们虽然仍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附属物，离开专制君主所赋予的权力，便没有什么影响社会的有效手段，但是由于君主权威的衰落，整个统治机器的运转失灵，“清官”们便不得不比较独立地担负起支撑统治局面的责任，在历史上或者在人民的心目中占据一个比较显著的地位。他们在局部地区和局部范围内，改革弊政，平反冤狱，减轻赋税，赈济灾荒，约束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这一切无非是为了抑制决堤而出的习惯权利的逆流狂澜，以缓和人民的反抗，延续王朝统治的生存寿命。“清官”们所要执行的任务，和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是很不相称的。由于权力的不足，他们只得以“刚直”“严厉”，敢于任事和敢于任怨等等个人特点来弥补。人所共知的“清官”包拯、海瑞，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包拯和海瑞活动的时代，一在北宋仁宗年间，一在明朝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正当宋王朝和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特定的时代需要有特定的人物来执行特定的使命。包拯、海瑞之流的“清官”，实际上是封建制度在矛盾尖锐化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节器。

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各种矛盾的积累和尖锐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几十年以至一二百年才会达到总爆发的程度。在矛盾逐步尖锐化的很长过程中，引起农民起义的各种因素日积月累，小规模的起义不时地发生，但还没来得及汇合成冲击王朝统治的巨大洪流。因此，“清官”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大规模农民战争已经展开的局面，而是一个表面上繁荣升平，实际上习惯权利横行无忌、反抗激流潜滋暗长的局面。“清官”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遏制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上面，因而还能够暂时地、局部地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统治阶级中的“清官”在人民中传颂不绝的根据就在于此。

当然“清官”们的行动是徒劳无功的。统治阶级一天一天腐烂下去，这是无可挽回的必然趋势。海瑞曾经说：“本县初意直欲以圣贤之所已言者，据守行之，自谓效可立至。迄今四载，中夜返思：日日催征，小民卖子鬻产，未有完事之日；时时听讼，小民斗狠趋利，未有息讼之期。感孚之道薄而民不化，烛奸之智浅而弊犹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见其功。”①这是一个“清官”沉痛而真实的自白。后代人们在戏曲舞台上看到的顶天立地、叱咤风云、诛权贵如屠猪狗的喜剧式的“清官”，在历史上却是一些抑郁不伸、赉志以没的悲剧式人物。

有的同志不分析各个时期的“清官”，笼统地一概否定，甚至以为“清官”比豪强权贵还要坏一些。这些同志的逻辑是这样的：豪强权贵的残暴行为引起人民的反抗，“清官”反对豪强权贵的暴行只是为了消除和缓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如果消除斗争、灭绝斗争，历史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因此，“清官”的所作所为应该完全否定。这些同志几乎把任何暴行都当作了进步的源泉。

剥削阶级的暴行有两种。一种暴行是打通历史前进道路的手段，如原始积累时期资产者的暴行。无产阶级当然也谴责这种暴行，但如果因为反对这种暴行而去抗拒历史发展的趋势，那就是反动的。剥削阶级的另一种暴行则是阻碍历史前进的，我国封建社会中豪强权贵的暴行即属于这一类。“清官”的反暴行斗争当然极其软弱，他们所能干预的只是千万桩暴行中的一桩和两桩，不可能改变人民水深火热的处境。但是，如果以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根本就不应该反对，那就等于说：贩奴者的鞭笞可以引起奴隶反抗，因此就不应该反对这种鞭笞。

“清官”的所作所为会不会消除斗争和灭绝斗争？的确，“清官”在主观上确实抱有这种反动的目的，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清官”所起的实际作用却并不完全一样。当统治阶级正在腐烂，而人民斗争尚未展开的时候，“清官”的反豪强斗争却往往起了揭露封建制度的作用。这种斗争进行得越猛烈，豪强的不法行为就暴露得越彻底，人民群众对于在“太平盛世”幌子下的王朝统治的真实内容也就看得越清楚。豪强权贵粗暴地践踏“清官”的信条和设施，使“清官”标榜的理想归于澌灭，这也正好向人民群众证明了“清官”想要挽救的东西是无可挽救的。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交叉作用下，“清官”的行动产生了和预期恰好相反的结果。他们的失败引起了人民对封建统治者幻想的破灭，这种幻想的破灭是掀起大规模农民起义不可缺少的条件。海瑞死后，地主分子何良俊说：“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①另一个地主分子沈德符说：“海忠介所颁条约云‘但知国法，不知有阁老尚书’，于是刁民蜂起，江南鼎沸，延及吾渐。”②地主阶级异口同声地发出的这种咒骂，是不无道理的。笼统地认为清官的行为后果都会达到他们自己预期的消除斗争和灭绝斗争，这是对复杂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的看法。

个别“清官”挽救没落王朝的企图失败了，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还在继续下去，并且愈演愈烈。大规模的党争开始出现了。如东汉的党锢，唐朝的牛李之争，宋朝的元祐党人，明朝的东林党人，清朝的前后清流。这些党争是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造成党争的因素十分复杂，每次党争都有各不相同的背景和意义，但党争中不当权的一方总是以“清官”的姿态出现（而实际上党争的双方都有许多贪赃枉法者参加在内），并在反暴政、反贪赃的旗号下攻击对方。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矛盾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采取了集团之间公开对抗的形式。大规模党争显示封建王朝最后阶段的分崩离析，它往往就是农民革命风暴来临的征兆。没落王朝的当权集团总是无比地顽固和无比地愚蠢的，它失去了任何调整改革的能力。在前一阶段，它还能对“清官”表示一定的宽容；而当人民革命阴影日益迫近的时候，它就不择手段地匆忙结束党争。党争的结果免不了一场恐怖的屠杀，统治阶级用相互残杀的行动向人民群众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顽固不化和野蛮残酷。腐朽的当权集团埋葬掉内部反对派，也就为外部反对派准备好了埋葬自己的条件。

伟大的农民战争像一阵疾风暴雨，把这个积满了污秽的腥臭世界大加荡涤。革命的农民既反对习惯的剥削权利，又反对法定的剥削权利。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面临毁灭的威胁，不得不抛弃旧怨，携起手来，共同对付革命的农民。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战中，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不是那种可以装饰门面的“清官”，而是能够瓦解起义军的骗子以及残杀起义军的屠夫。这时候以“清官”作标榜的人，包括以前在“党争”中孑遗的党人，往往就来充当这种极其反动的角色。

农民不能够推翻旧制度、创立新制度，农民战争最后仍不免于失败。但它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清理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冲突，扫除了旧王朝的恶风邪气，用血和火在一片荆榛中开辟出了历史前进的道路。伟大的农民战争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动力。

以上我们结合各个时期的形势对各种类型的“清官”做了一个概略的描述。当然，这种描述是极其粗糙的，需要做更进一步的剖析。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这一政治现象阶级的和历史的性质。“清官”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维护法定剥削权利的一种势力。从根本立场上说，他们是和人民对立的，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忽略这一点是不应当的。这种维护法定权利的势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表现为几种各不相同的“清官”类型，有的是“圣君贤相”的得力助手，有的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有的是对付农民起义的骗子和屠夫。他们的特点和作用不完全一样。因此，笼统地肯定和笼统地否定都是不对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够给这一历史现象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人民日报》1964年5月27日，笔名“星宇”）

清朝的兴、盛、衰、亡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跟其他王朝相比有其不同之处。清朝创造了一个其他王朝无与比拟的辉煌的功绩。版图辽阔，疆域巩固，多民族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大家庭，再加上经济文化的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了最高的水平。但同时它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以及殖民主义入侵形势之下，由全盛转向中衰。在应对外来入侵时，屡战屡败，从辉煌的顶峰一下跌入万丈深渊，变成了半殖民地。强烈的历史落差使得我们许多世代的中国人刻骨铭心，他们毕生投入到拯救中国、复兴中国的斗争中，想打造和再造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因此清朝的历史内容非常重要、非常丰富、非常复杂而又非常激动人心。

近300年的清朝历史，我用四个字来概括——兴、盛、衰、亡。“兴”是指努尔哈赤起兵，中经皇太极经营、顺治入关，直至康熙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共100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奠定了清朝的基业。在我们的提纲里分成两篇，即“创业”和“入关”两部分。“盛”是指康熙收复台湾后，战略重心转移到北方和西北，抗击俄罗斯，平定准噶尔，造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统一，同时又恢复发展国内的经济，到乾隆时代达到鼎盛。这部分内容也分成两篇，即第三篇的“统一”和第四篇的“鼎盛”。“衰”指的是从嘉庆、道光、咸丰，一直到同治初年，从盛转衰。在此期间，国内外的斗争非常尖锐：一方面是从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一直到咸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还有此后的捻军等，像这样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是外国的入侵，即两次鸦片战争。它改变了中国正常的历史进程。这也分成两部分，包括第五篇“中衰”和第六篇“危局”。最后是“亡”，指同治三年一直到清亡。清朝经历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最后众叛亲离，孙中山振臂一呼，推翻了清朝，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部分内容分成三篇，即第七篇“洋务”、第八篇“变法”以及第九篇“覆亡”。这样三个世纪的历史，分成“兴、盛、衰、亡”这四段。我想对这四段历史简要地叙其要点，当然挂一漏万以及认识不妥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第一段是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康熙初年。一个新民族——满族的兴起，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而且在此期间会将许多领袖人物推向历史的前台，会发动一些战争，会产生若干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一个又一个地兴起，像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等。当每个民族新兴的时候，它都带有朝气蓬勃的气息，带有一种民族的精神，这就是一个新民族在兴起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尺度。这些东西成为一个民族行动的原则，这些原则一旦形成，就能把全民族凝聚起来，团结起来，奔向一个目标。没有这样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是散漫的，因为它没有了奋斗目标，也没有远大前途，也就不能兴起，不能形成一个民族。在17世纪刚刚形成的满族，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它弥漫着一种奋发、上进的民族精神，这是它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民族精神表现在它英勇善战，表现在它有严密的组织纪律，突出地体现在八旗制度上。它内部有较严密的法规，善于学习周围各个民族一些长处，如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另外，它有包容的能力。在打败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之后，将它们全部纳入满族之中，所以后来有新满洲和旧满洲之别。它具有很强的包容能力的另一个体现是，能将许多汉人也融入进来，像招降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洪承畴等汉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其他游牧民族能像满族这样去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前秦苻坚，他重用一个汉人王猛，但王猛不带兵，也无实权，仅是一位谋士。女真占领中原后，利用张邦昌、刘豫这两个傀儡，没有实用。但满族利用汉人、汉将，其包容力很大。降清而为清朝做事的人也很多。满人与汉人的关系逐渐由紧张走向缓和。它采取了一些诸如开科举、设博学鸿词科等举措。后来一些抗清的斗士都纷纷投降清朝，像毛奇龄原来是抗清的，后来应试博学鸿词科。朱彝尊亦然。黄宗羲虽未应清朝之招，但派他的儿子和学生参加《明史》的纂修。清朝重用汉人，几与汉人融为一体，这是它在促进民族融合方面的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正因为这样，它才能一举跨过长江，一统中国。而此前的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往往勒马于长江之边，与汉人划江而治，如历史上的南北朝，宋与金的对立。清朝为何能一举跨过长江？长江以南的气候、地理、风俗习惯、语言、饮食，来自东北的满族人很不适应，给他们的作战带来了很大的不利。因此他们在江南进行战争，很多时候是利用汉将，这样他们才能一举平定南中国，没有形成南北朝对立。这一点对以后的历史影响甚巨，此前没有出现这种局面。清王朝既在入关前即已占领东北，并与内蒙古关系甚为密切，然后又在入关以后，占领中原地区，接着挥师渡江，占领全国首富的东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囊括了庞大的财富，这就奠定了它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拥有了庞大的人力和充足的财力。没有这样的基础，它不可能统一全中国。这是它“兴”的内容。

第二是它的“盛”，从康熙中叶到乾隆，大概100年的时间。康熙中叶以后，清朝已将注意力转向东北、西北以及北部等地区。它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清朝不似汉唐。汉唐的人口只有5000万~8000万，其根据地是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力量有限，人口不多，它要统一中国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将匈奴、突厥向外驱逐，并没有力量完成和巩固统一大业。清朝也不似契丹、女真。在历史上，虽然契丹和女真曾据有中原地区，但并没有占领过南方，其力量有限，也不可能完成对长城内外的统一。清朝据有蒙古这块向西北进军的基地。为何清朝要建承德避暑山庄，为什么乾隆在位60年，来避暑山庄达57次之多，且每次住的时间很长。他在这里处理对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区以及对外国的事务。清朝既有控制西北地区的前沿和平台，又有长江以南、西南甚至珠江等各个地区雄厚的人力、物力的资源支持，所以它有能力在18世纪统一中国。这个过程充满着艰辛和困难。这是我们18世纪主要的历史，为今天中国这样的局面做出了铺垫。为什么能出现这段盛世的历史？没有前一段的兴起，就不会有后面如此强大的实力。当然，它在政治上，一方面利用汉族的儒学，如开科举、设博学鸿词科、招徕文士等，希望泯灭满汉界线，淡化满汉矛盾。另一方面，它利用喇嘛教，联络和团结少数民族。蒙古、藏族等皆崇奉喇嘛教，推崇喇嘛教，便可以起到笼络许多少数民族的功效。加上康雍乾三朝100多年的长期努力、艰苦作战，使用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种种手段，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和磨合，最终完成了统一。当然统一是充满困难的，是伴随着征服和反抗的血腥斗争的，征服战争是暴力，必定会有残酷的屠杀、掠夺，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康雍乾缔造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家庭，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长期战争。仔细想想，我们所学的历史包括什么呢？除了一个农民战争，就是一个民族战争。汉朝与匈奴，魏晋南朝与鲜卑、五胡十六国，唐朝与突厥、回鹘、吐谷浑，宋朝与契丹、西夏以及蒙古。中国历史几乎是一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你进我退、拉锯战争的历史。清朝为什么能结束这样的局面，这是我们研究清朝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它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消除了两大民族之间的对立？当然矛盾还是有的，但总的来说，乾隆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战争。所以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侵华时，本来中华民族很容易分崩离析，但没有发生这一幕。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各民族并肩作战，反抗侵略。在近代历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中华民族都没有分崩离析。康雍乾时期实现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事业十分伟大。至今我们是世界上一个统一的大国，也是继承了这个盛世的丰功伟绩，所以我们要倍加珍爱这个成果。

盛世在经济文化上也是有所体现的。我举三点来说明：一是人口。乾隆时期的人口达到3亿，道光时期达到4亿，这样的人口规模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汉朝才5000多万，唐朝8000多万，明朝据记载有七八千万，但目前有人研究约有一亿几千万，也远远没有赶上清朝。清朝的生产水平应该是封建时代中最高的，可以养活几亿人。从全世界来讲，18世纪末全球人口9亿，中国为3亿，占三分之一。印度居第二，人口1亿多。欧洲很少，西欧12个国家总共才1亿多，也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二是GDP（国民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力量强弱的主要标志。在1820年，中国的GDP总值为2286亿国际元。全世界是7000亿国际元，中国的GDP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而中国的人口也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这是相当的。三是GDP的增长速度。康雍乾时期的中国GDP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1700—1820年的120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比西欧12国的GDP多增加了40％。这些统计的数据，我是从英国权威的经济统计专家麦迪森所著的《世界千年经济史》一书中获致，该书2003年出版。当然，麦迪森自己也说他书中的许多数据不是很精确，许多是估算的。有的是从比较中得来的，但我看这些统计都有一定的依据。我们自己没有做过类似的计算。我在犹豫这些数据能不能使用。这也是我向大家请教的一个问题。当时的统计很难做到精确，我们连当时全国多少土地、多少粮食产量都不太清楚。但我相信麦迪森的数据从总的来看，比较接近于历史实际。

毫无疑问，至18世纪末，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当时很小，几百万人口，18世纪才立国。俄国版图很大，但西伯利亚很荒芜，人烟稀少，是不毛之地。中国是当时最大的经济体，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经济规模大这一点。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同英国是大不相同的。英国当然是个小国，从GDP来看，远远不如中国。但它已经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已经拥有宪法和立宪政治，已经有了选举和法制，已经发展起科学技术，已经产生了像牛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它经济发展的潜力非常大，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英国是一个如日东升的国家、兴盛的国家，散发着灿烂的光辉，而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虽然中国版图大，人口多，GDP总量大，但其开放的程度、对世界的认知水平、科技文化的水平、政治路线以及经济政策，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僵化、落后，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18世纪末的中国没有跨过近代化的门槛，已经是落日余晖，逐渐黯淡下去。

下面讲中衰。经过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又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咸丰逃到了热河，北京陷落，圆明园被烧毁，清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它虽是一个经济大国，却又是时代的落伍者，不能够持续发展，不能够持续前进。它的前途将会碰到困难、屈辱、悲惨。清朝的中衰包括嘉庆朝、道光朝、咸丰朝以及同治朝初年在内的长达7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农民起义，烽火连天，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以后还有很多教案，一直到义和团运动。19世纪这个世纪，是农民暴动的世纪，农民暴动遍及全国。世纪之初是白莲教起义，世纪之中是太平天国，世纪之末是义和团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到农民左右历史的巨大能量，农民人数最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分散落后，没有文化，但是它蕴藏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前一个世纪，即康雍乾盛世的辉煌，是建立在农民劳动的基础之上。后一个世纪，即19世纪，农民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当他们能勉强生活下去的时候，是沉默的，历史前台没有农民的声音。但一旦它爆发起来，就像火山喷发，大地震撼，破坏力极强，毁灭一切，有无比的威力。但由于农民本身分散落后的一些弱点，所以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前途。另外，在中衰时期，地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主阶级里边分化出一批利用程朱理学武装起来的地主，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组成湘淮军，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他们利用儒家的这套理论来整治这个国家，随后出现了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一批地主阶级，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世界的潮流，用西方的文化进行调适，以此维护封建统治。通过搞洋务运动，分化出的湘淮军和洋务派，成为晚清政局的主要力量，成为晚清统治者的依靠。另外，外国侵略者很多，有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侵入中国。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它们的策略手段是不一样的。各个时期，各个帝国主义都有不同的策略。它们实行合作政策，这个合作政策指的是什么呢？其中一方面是指帝国主义国家与清朝合作，它不推翻清朝，不取而代之。当然，它也代替不了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它是利用清朝来统治中国，所以支持清朝。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它立即转向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使得清朝脱离了危险的局面，能够继续地统治下去。这是合作的一方面，即中外的合作。另一方面是指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许多帝国主义联合起来，侵略中国。在中国取得力量的平衡，取得力量的均势，以此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然这种力量的平衡、力量的均势，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长久下去。帝国主义本身的力量对比有变化，哪个国家力量增长快一点，哪个国家力量增长慢一点，力量的平衡逐渐就被破坏了。第一次力量均势的破坏是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战，日本战胜，在中国的力量开始膨胀。此后八国联军进行了整合，八个国家一起来对付中国。但不久，力量均衡又被破坏了，爆发了日俄战争。战胜的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进一步拓展。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多变的年代，社会力量都在迅速地组合分化，形成了历史上种种复杂的现象。

外国的侵略，将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但也带来了西方文明，使得中国产生了几千年以来最根本的变化，催生了中国社会上新的近代化的因素。所以中国的近代化不是原生意义上的近代化，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发展到近代化，而是外国的侵略带来了外国的文化。外国文明的输入，中国的近代化，不是一步到位的，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前进。近代化的第一阶梯，是器物层面的近代化。开始认识西方就是从船坚炮利开始，造军舰，造枪炮。此后学习西方的机器生产，开工厂，开矿山。而做到这些，需要人才。要翻译外国书籍，要有科技人员，要引进教育和科技，要有资本。器物层面的前进，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从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到电报局、铁路，都是逐步地前进。但是洋务运动搞了30年，磨磨蹭蹭，阻力非常大，举步维艰，进展缓慢，发生了几次大的争论。第一个是同文馆之争。同文馆要不要开？要不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讲了。第二个是招商局之争。招商局要不要开？出现贪污该怎么办？关于贪污这件事，顽固派多次借此阻挠，招商局险些被关闭，李鸿章坚持不答应。第三个是塞防、海防之争。当然这不属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争论。这是洋务派内部之争，是湘淮军为了争夺资金分配的斗争。第四个是撤回留美学生之争。1872年由清朝派出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原定学习期限为15年，后来学了9年便被迫撤回。当时李鸿章、容闳等力主不要将留学生撤回中国。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写信给中国政府，建议不要撤回留美学生，中国政府坚决不听。在这些争论中，洋务派大多居于下风。顽固派都是气势汹汹，声势浩大，因为中国的传统根深蒂固。同文馆在招生时，科举出身之人，无一报名。顽固派用纲常伦理和华夷之辨来指责和驳斥洋务派，洋务派无言以对。洋务派为什么无言以对？因为它本身的思想立场和顽固派如出一辙，都是从传统的儒家教育中走出来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是对付外国的权宜之计，他们也认识不到中国最根本的国策、根本的传统价值观都要改变。这一点李鸿章他们也认识不到。当然我们今天也不能苛求他们能达到这个程度。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只能达到他自己的历史高度，不能够要求他什么事情都能做。所以，洋务派拿不出什么正当的理由来驳斥顽固派，整个社会基本上也是跟着顽固派走。更多的人理解洋务运动，需要时间。

由于传统势力的深厚，洋务运动30年成效很低。但是有个关键问题，即中国有一个近邻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开始。但是它的国情与中国不同，日本有学习外来文化的传统，它对外来文化不像中国那样排拒。它有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并不固守义利之辨。所以它一开始学习西方，一下子就全盘西化。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成为它的根本国策。脱亚入欧是当时日本国人的共识。这一点和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国情不同，思想观点不同，治理国策不同，步骤不同，措施不同，效果就不一样。因此日本不断地造轮船，不断地造军火，而且很快地开议会，搞选举，成立内阁，搞普及教育，等等。就在日本变化很大的时候，中国还在争论。铁路之争，达十年之久，一条铁路都没能修起来。后来，刘铭传在台湾修了一条较长一点的铁路，这已是中法战争之后而临近中日甲午战争之际的事情了。可见，中国的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速度慢而成效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和日本同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两个亚洲国家要同时实现现代化，在当时绝无可能。在当时弱肉强食、充满竞争的世界里，两个国家想一道崛起，达到双赢，几乎是不可能的。日本要起来，必然要踩在中国的肩上，剥削中国，掠夺中国。同样中国要起来，日本也起不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跟今天21世纪的历史条件不一样。只能一个上升，一个趴下。由于中国洋务运动贻误了时机，酿成了后来的苦果。甲午一战决定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一个上去，一个下来。当然经过日俄战争后，日本发展更大了。甲午战败是个坏事，对中国当时刺激极大。中国损失极大，除了巨额赔款外，还被割去了台湾。

坏事中往往也蕴藏着好的契机。中国本来受到3000年封建体制的束缚，麻木不仁，现在居然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打败了，而且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很大的刺激。鸦片战争以来40多年间，中国并没有真正觉醒。这个时候却真正地觉醒了。

近代爱国热情的高涨，甲午之战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改革要求的高涨、革命运动的高涨全在此时开始。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人民才认识到，中国不仅要在器物层面上改革，而且需要在制度层面上改革。改革越深入，反对的势力就越猖狂。结果后来的戊戌变法也失败了，康梁逃亡，六君子被杀。当然，也有人说改革是否应该缓慢一点才好，是否应该等耐心地说服慈禧太后以后再行改革。我认为改革快慢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环境决定的。改革快慢的方案不是由康梁所能设计和驾驭了的，而是由当时的客观环境产生的。不是谁想好了，谁设计好了的。中日战争失败以后，社会上群情激愤。群众觉醒，要求大变、速变、快变。这是康有为的话，它代表当时社会的一种趋势，它反映了一种客观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必然要求迅速变法和全部改革。

戊戌政变以后，维新运动被扼杀，社会发生反弹，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本来义和团运动是民众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情怀的表现，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但它具有反理性的一面，反对向西方学习，拆铁路，拆电线杆，滥杀无辜，杀所有的教士和教徒。而且和顽固派结合起来，与八个国家作战。八国联军进京，义和团运动失败，慈禧太后逃亡。义和团运动，再次证明了农民的重要性。在中国，农民是头等重要的力量。没有农民，中国什么事都做不成。但历史也证明，只有农民，没有其他阶级、其他力量的参与，农民什么事情也做不好，什么事情都要弄糟。历史进入20世纪，西太后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清政府腐败透顶，倒行逆施，而洋人在重重地打击它之后，又将它扶植起来了，恢复它的统治。清政府的力量何在？威信何在？体面何在？这样的政府还能维持下去吗？当时清朝的统治失去了合理性、合法性。中国近代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必然要进行政体改革，要改造政权。民众要求一个有效率的、有权威性的政府。中国近代化又进入到一个政治体制的层面，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一个客观的社会基础，即社会结构的变化。没有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体制的改革是空谈。社会上要出现一种推动政治改革的力量。

慈禧太后从西安回来后实行新政，中国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实际上，她是实行了戊戌变法时提出的一些改革要求和一些纲领。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产生了绝大的影响。我简要地讲讲它所产生的几点影响。第一，科举制度废除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目标、方向，没有了上进之路和生活来源，他们该怎么办？这部分人中很多跑到日本去留学。1905—1906年都有上万人留学日本。成千上万名学生蜂拥到外国，这意味着什么呢？日本当时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革命党人已经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去日本留学的人，都是有文化的，有热情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很多人参加了革命党，这便培养了革命党。这是中国社会客观力量的变化。第二，清朝政府为了巩固它的军事力量，改组军队，练新式军队，要招募有文化的年轻的士兵。这样就把一些知识分子都招进来，把一些革命分子都招进新军来了。中国军人都革命化了。这成为培养中国革命者的又一个摇篮。第三，会党。由于农民、手工业者穷困破产，游民大量地增加。为了互助谋生，他们便组织成秘密会党。本来就有天地会、哥老会。于是会党力量大大增加，成为革命党的第三个摇篮。第四，地方绅商。他们都是地方有钱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组成商会。其中很多人不赞成革命，反对革命。他们要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但是他们对清政府也不满，不满它的保守、落后、僵化，要对它进行改革。绅商不是直接的革命党人。他们既是革命党人的竞争者，但在反对清政府方面又是革命党的同路人。清末新政加速了社会的变动，加速了社会结构和力量的变化，也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清政府无意之中培养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孙中山正是顺应了这样的历史趋势，站在历史的前头，才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做出了推翻专制主义制度的伟大功勋。当初革命党和立宪派竞争，但革命胜利了而立宪没有成功，原因何在？因为中国激烈的社会变动将强烈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革命力量推上了前台，而把要求缓进的力量边缘化。要求缓进者不能够主导历史的潮流，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这是由中国当时的国情决定的。革命的成功，并不仅仅是革命党人预先谋划的，而主要是客观的形势造就的。水到渠成，革命成功。

我简单地复述了一遍从清朝开国到清朝灭亡的这段历史，很简略，不免挂一漏万。在其他场合，我也多次地讲述这个想法。我想把这条线贯穿到我们的通纪里边，行不行，请教大家。我主要是想谈谈清朝的“兴、盛、衰、亡”。它兴到什么程度？它的兴对当时中国有何意义？没有少数民族——满族，没有与蒙古族的联合，没有清朝的入关，没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中国是统一不了的。靠汉族统一是不行的。汉族没有这种民族意志。尼布楚条约谈判时，康熙皇帝派汉官去参加谈判，汉官都告病不去。第一次出发还有两个汉官，第二次没有汉官去。这些汉官认为：父母在，不远游。这是儒家的基本教义。因而汉人不可能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唯有少数民族能实现，而少数民族只有满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阶段是它的兴。它兴在什么地方？它兴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能兴？第二阶段是它的盛。它为什么能够盛？盛到什么状况？其鼎盛时期的经济能养活四亿人口，这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能做到这点？第三阶段是衰，它为什么会衰？是怎么衰落下去的？总体上是由于国内外的矛盾交织而起的作用。衰的时候，它挣扎，它自救，力图拯救危机，但屡次丧失时机，终未成功。丧失时机，是最大的失败！时机，一去不复返！等到日本起来了，你再想起来，已经不可能了。

2007年9月21日

（《涓水集》）

论康雍乾盛世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论康雍乾盛世”。康雍乾时期，一共有134年。从康熙1662年继位，到乾隆1795年退位，一共是134年，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时间很长，历史内容非常丰富，人物事迹众多，关系错综复杂。今天我只能非常概括、非常简略地谈一些要点。

一、康雍乾时期的成绩

康雍乾时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有很大的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大，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国家的统一大大地巩固、大大地加强，所以形成了康雍乾盛世。我个人的估计，康雍乾时期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到了最高峰，而且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这和传统的估计不同。康雍乾时期134年里，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够比得上。我们常说中国最繁荣的是汉朝、唐朝，但是我认为康雍乾时期发展的高度要远远超过汉唐。

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是衡量国家实力、国家发展的主要标志。康雍乾时期，到乾隆时候，18世纪末，中国的人口达到3亿，这是有正式的人口统计的。中国从乾隆初年，就开始有比较正规、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到乾隆末是3亿人，到道光时是4亿人。我们以往说的4万万同胞，就是道光时的数目，鸦片战争时我们中国有4亿人。耕地面积，在乾隆时有10.5亿亩，粮食生产有2040亿斤，当然这都是估计的数字，很难有准确的数字。这种生产规模、生产总量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达到这样高的经济水平，能够生产养活3亿人口的粮食。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字，从汉代以来就有记录，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人口数字最高是7000多万人，记录在案的，宋朝、明朝达到了7000多万，也有人估计实际数目可能还多点，有人估计达到1亿以上了。即使是1亿以上，比起乾隆时期的3亿还是差得很远了。我们知道有多少人就要吃多少粮食，3亿人必须有能够维持这样多人口的粮食生产，它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人口数字，因此农业生产必然也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如果说是1亿人的话，也要超过3倍，农业生产必须要超过3倍，才能养活3亿人。因此我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粮食生产数量最高的时期，应该说它的经济发展是最高的。从横向来比较，跟全世界来比较，当时全世界的人口是9亿人，中国占了3亿，9亿人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地区，当时像欧洲最先进的英国，18世纪只有1600万人，跟中国比是小巫见大巫，不能比；法国才2800万人，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美国就更少，400万人。当时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人口超过1亿，一个是我们中国，3亿，另一个是印度，1.4亿。所以中国的粮食生产当时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最高的，中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也很高。当时有个英国农学家叫巴罗，18世纪末跟随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到中国来。他考察了当时的中国农业，认为当时中国农业技术水平是很高的。他说在中国播种1粒麦种可以收获15粒，而英国当时在欧洲是农业水平最高的国家，播种1粒麦种只能收获10粒。因此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是很高的。法国学者谢和奈在《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里说，18世纪中国的农业达到了发展的高峰，由于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产量之高，中国农业在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是历史上最科学、最发达的农业，所以中国农业在全世界产量最高、最多。因为它要养活3亿人，养活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必然是产的粮食最多。康雍乾盛世在手工业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高的，像棉布、布匹。苏南的布匹是行销全国的，衣被天下，而且还对外出口。当时南京的布是对外出口的。另外丝绸、丝织业发展也非常高，苏州、杭州、南京、广东、四川已经产生了手工工场，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康雍乾时期的材料就很多了，最典型的是道光时期的材料，说是南京的丝织机户，私营的丝织资本家，有的拥有五六百张丝织机，可能雇佣的工人就有一两千人。在采矿业方面，全国的煤矿很多。北京西郊，就是现在的门头沟、房山这一带小煤窑非常多，乾隆的档案里面就提到了西山一带的小煤窑有273处之多。当时北京城里都烧煤。云南的铜矿规模很大，因为国家制币，就是用的铜钱，需求量非常大，由国家借给资本来开采。全省的手工产铜的工人和他们的附属者，还有小商小贩，一共有几十万人，在全世界都没有这样大的矿产规模。手工业方面，中国可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这本书里说，1750年，乾隆中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8％，将近三分之一。而当时全欧洲只占23.2％，比中国少得多，英、法、德、俄、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等整个欧洲，才占23.2％。所以康雍乾时期在手工业方面，中国在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因为中国地方大，工业总产值是很高的。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被产业革命以后的西方国家赶上了，而且大大地超过了，到1890年中国就从32％跌落到只占6.2％，150年的时间跌落得这么快，而欧洲上升到62％。可见19世纪，一个世纪里，中外企业竞争激烈，发展速度悬殊，差距迅速地扩大，中国经济力量一落千丈。另外市场贸易方面，中国在乾隆后期工农业贸易总值大约有4.5亿两，主要是国内贸易，国外贸易很少。而英国主要是国外贸易，英国在1792年，相当于乾隆后期，已经是全球性的贸易大国，它的海外贸易总值折合中国银两1.7亿两，比中国少三分之一。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共有10个，中国占了6个，就是说城市发展的程度，中国也是最高的。中国6个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是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广州。而世界上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还有四个：伦敦、巴黎、日本的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以及伊斯坦布尔。所以中国大城市的数目也是最多的。从经济上来说，康雍乾时期的中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比不上的，而且也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这是经济上的状况。政治上，康雍乾时期也有很多成就，一个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巩固了中国的统一，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现在中国的版图。中国现在的版图，960多万平方千米基本上是那个时候形成的，所以我们是继承了康雍乾时代的遗产。我们看看清朝刚刚入关的时候，中国的局面是什么样的呢？清朝入关以后，它就占领了北京、北京附近、华北地区、黄河流域。而南方长江以南是南明，明朝的残余势力。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打了18年，平定了南明，统一了南中国。接着就是吴三桂等三藩割据，整个长江以南都是他们的，一直打到四川、甘肃。当时清朝也是岌岌可危，三藩之中吴三桂兵强马壮，很强大。而台湾在郑成功收复以后，郑氏集团也没有统一在清朝的中央管辖之下，所以南方在康熙以前是割据的局面。北方主要是蒙古势力，当时的蒙古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喀尔喀蒙古，就是现在的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是一部分，这是漠北蒙古。另外是漠南蒙古，是我们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还有一部分是西蒙古，是在现在的新疆。当年新疆地区，特别是北疆，主要是蒙古人，现在好多是汉人、哈萨克人、维吾尔人，蒙古族反而少了。当年的新疆是准噶尔蒙古最为强大，它的军队曾经打喀尔喀，把整个外蒙古都给吞并了。一支军队打到黑龙江，还往南打到热河，就是围场这一带。另外青海也在它的控制之下。西藏因为宗教原因，也受准噶尔的影响，因为准噶尔蒙古跟达赖喇嘛的关系非常好。往西其势力扩大到哈萨克，就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中亚地区都在它的控制之下，维吾尔当时已经被它征服，所以准噶尔的势力非常大，它占领的地方比清朝占领的还广大。当时康熙统一中国的最大的劲敌是准噶尔，《康熙王朝》电影里不是说平准噶尔吗？确实如此，康雍乾时期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准噶尔蒙古。三朝经过七八十年的战争才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才能谈得到中国的统一，要不然究竟是谁来入主中国还很难说，最后是康雍乾胜利了。经过70年的战争，战争过程很复杂，是长期激烈的斗争。康熙统一了南方以后（那是在康熙二十多年的时候），北方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俄罗斯的入侵，俄军越过了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因为西伯利亚基本是无人地区，人很少。它派几十个哥萨克往东如入无人之境，半个世纪就扩张到了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又往南窜入黑龙江，在黑龙江许多地方建立据点威胁中国。另一个是准噶尔问题，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因为俄罗斯人少，它要从欧洲过来，往往100人、200人，几百个人。准部的根据地是在伊犁，与现在的伊犁距离较近，它控制的地方非常大，它自己本部有60万人口，全民皆兵，战斗力很强。当康熙解决了三藩之乱，平定三藩，又解决了台湾问题，收复台湾后，立即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方。跟俄罗斯在黑龙江打了两次仗，打败了俄罗斯，然后进行谈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解决了东边的划界问题。按照当年的《尼布楚条约》，我们的地方很大，后来到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俄罗斯又把中国10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割掉了，割去的领土相当于法国和德国面积的总和，当然，这是后话。康熙解决了俄罗斯的问题，把准噶尔锋芒遏制住了。但是康熙没有完全解决准噶尔问题，因为当时要出兵到新疆，困难程度我们现在难以想象，当时也没汽车、没飞机、没火车，军队都要步行，要带粮食，粮食的运输是个大问题。当年打仗最重要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后勤问题，后勤供应不上，所以康熙没有完全解决准噶尔问题。到乾隆的时候，一方面国力更强大了，另一方面准噶尔内讧。所以乾隆是乘虚而入，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收复了伊犁，真正地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打败了准噶尔，西藏才归复中国。康雍乾时期，完成这样一件事情，花了七八十年的时间，也就是打仗打了七八十年的时间，当然是断断续续，这是个很大的功绩。没有这一段，没有康雍乾这个时期的统一，那么不久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国肯定是要分崩离析的，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不会有现在中国这样一个56个民族的统一的民族大家庭。到后来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我们各个民族都能团结起来对付侵略者。如果还像康熙以前，南方和西北都是割据的势力，那帝国主义进来以后很容易地就把中国肢解了。但是经过了康雍乾时期，经过了统一，把各个民族凝聚起来，帝国主义侵略进来，我们才有团结的力量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康雍乾时期对中国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毛主席、周总理都多次提到我们是靠着康熙、乾隆吃饭，确实是这样的情况，靠那个时代的遗产，历史的遗产。这是第一个问题，康雍乾时期的成绩。

二、康雍乾时期的政策

明清之际，长期战乱，从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到明清之间的战争，经过几十年的战火，中国的经济破坏、人民流亡、人口减员、土地荒芜，非常严重。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明朝万历年间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几千万了。经过这一段以后人口大量减员，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人心思治，那个时候老百姓想的就是不要打仗了，赶快过太平日子，渴望有个安定的环境。所以康熙在平定三藩以后，虽然继续跟准噶尔作战，但都是在边疆地区作战，中原地区100多年没有战争，这对中国、对康雍乾时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100多年太平，中国历史上还很少有这么长时间的安定局面，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刚才我讲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到了最高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而康雍乾三朝的政策又能够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适应人民的要求，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康雍乾三个皇帝都是比较英明的，首先一条是清朝努力学习汉族的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原，比汉族要落后。它的文化、它的经济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但是它肯于学习、善于学习汉族的先进制度，吸收先进的文明，这跟元朝不一样。元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居处迁徙不定，曾想把整个中原地区都变成牧场，那样就不行。清朝虽然进关后也实行了一些野蛮的制度，像圈地，这表现了满族的落后的东西，但是圈地很快停止了。它在农业方面奖励垦荒，开垦荒地。因为当时人死得很多，大量减员，荒地很多。奖励垦荒，规定开垦荒地，凡没有种子的给你种子，没有耕牛的借给你耕牛，没有房屋的给你盖房子。而且免科，就是免田赋。10年之内免科，或者6年之内免科。就是10年不交税，6年不交税。地方官在当地垦荒有成绩的，可以升官。实行更名田。什么叫更名田呢？就是明朝的藩王占地非常多，明朝皇帝的子孙一个一个都分封在各个地方，福王、桂王、唐王等许多王，分封到一个地方就占老百姓的地，所以皇室占地很多。在明清之乱以后，这些藩王死的死、逃的逃，这些地成为无主地，政府就把这些地都分给老百姓，分给原来种这些地的佃户，作为他们自己的产业。全国的这类土地很多，实行更名田等于是土地改革，把大量土地都分到老百姓手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很有作用。另一个在水利方面，清朝特别重视水利，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运河、浙江的海塘，这几个工程，都很巨大。黄河因为在明清两代经常决口，危害非常大。康熙年轻的时候就把三件事放在心上：一件是三藩；一件是河务，河务就是黄河的事情；一件是通漕，通漕运，漕运是运河的事情，就是要把南方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到北方，供北京官吏士兵食用。康熙命人把这三件事写在宫里的柱子上，每天都看，其中两件是关于水利的：通漕、河务，河务是黄河与淮河，通漕是运河。还有一个是三藩，吴三桂，这三件事念念不忘，来提醒自己要抓这些大事情。他重用靳辅，这个人是个水利专家，他长期在黄河流域工作，积累了很多治河的经验，在他的治理下，很有成效，达到了“水归故道，漕运无阻”的效果，不让其泛滥。

“水归故道”就是黄河的水回到原来的河道里边去，“漕运无阻”就是运河里边运的漕粮没有阻滞。雍正、乾隆时候继续大力地治河，在水利方面花的钱非常多，有的时候一年的河工费用，数量相当于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就是拿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来治理河流、水利。各地方修建的各种小型的水利工程也很多，江南地区、四川地区，以及陕西都在挖井，挖了几万口井。由于大搞水利，所以农业生产得以发展。另外，提高农业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分关键的措施就是推广农业高产作物，推广种白薯、种玉米、种花生，这几样东西是新作物，都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引进的，是美洲的土产，在明末传到中国来了，但是没有推广，还没有很普遍。到了康雍乾的时候大量推广高产作物，这些作物的优点一个是产量高，种小麦一亩只能收100斤、200斤，而种白薯、玉米，可以收上千斤、几千斤，产量高了。另外这种作物耐旱，土质也不要求非常高，而且适于在山区种植，所以粮食产量大大地增加。刚才我说能养活3亿人口，可能不推广这种高产作物，就到不了3亿人口、4亿人口，这是很重要的。乾隆对推广高产作物是非常热心的，下了好几次谕旨要种白薯。福建有个老人叫陈世元，到全国各地去推广白薯种植方法，指导如何育秧成活，很感动人。重视农业还表现在大规模地移民，就是从中原人口密集的地区向边疆空旷的地区移民，主要是向东北、台湾、蒙古、新疆、西南移民。过去这些地方是地广人稀。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才十几万人，康熙收复时也不到20万人，到200年以后就发展到了200万人，增加十倍，主要是从闽南移民去的。东北原来也是地广人稀，沈阳、铁岭、开原以北全部是森林。当年外国传教士张诚跟着康熙到东北去，据他记载，一过铁岭、开原，没有城市，没有人，只看见森林、沼泽、野兽，现在全是农业。康雍乾时期，虽然那个地方名义是封禁的，是禁区，因为那是清朝龙兴之地，清朝发祥之地，但清朝政府仍然采取鼓励移民的态度，所以老百姓自发地往东北跑。所以穷人有一句话叫作“闯关东”，穷人没有办法活了，在关内地少人多，就跑到东北去，所以现在东北人原籍都是山东、河北的。另外到内蒙古去，去内蒙古叫作“走西口”，这都是穷人往边疆移民。明朝时内蒙古没有汉人，现在汉人人数超过蒙古人。当年新疆一个汉人都没有，现在乌鲁木齐这一带包括伊犁有许多汉人。随着汉人的移居，这个地方的生产方式也在改变，原来都是游牧民族，现在游牧跟农耕相杂，半农半牧，这些都是在康雍乾时期开始改变的，边疆地区发展也是在这个时候。还有西南实行改土归流，雍正实行改土归流以后，把西南地区土司全部改成州、县，跟内地一样。原来都是土司，土司是世袭的，朝廷没办法改变他的世袭，它是个独立王国。雍正实行改土归流，把土司制度取消，全部由中央政府派遣的流官管理，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样很多老百姓，湖南的、湖北的、四川的老百姓往西南移动，因此西南的农业也发展起来了。这是农业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另外还有赋税制度改革，清朝的赋税制度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地丁合一。地丁合一就是把土地税跟丁口税合在一起，按照土地多少来征收。这个地丁合一变化过程很复杂、很漫长，简单地说就是取消了丁口税、人头税。古代有一个人就要征一个人的税，现在你生的人多少跟赋税没关系，你占土地多少就纳多少赋税。这个政策对老百姓来讲是件好事，穷人人多可以不纳税，富人人少但占土地多，得多纳税，就是取消了人头税，而且永不加赋。清朝有个祖制，永远不增加赋税，规定了多少，以后永远按照这个税额不再增加税收。当然执行过程中有种种变形，那是另外的事。还有经常减免赋税，清朝康雍乾时期，减免赋税特别多。康熙在位前40年一共减免了9000万两赋税，9000万两赋税相当于当时全国三年的收入，当时每年大约有3000多万两银子收入，也就是说全国的国库收入将近三年免掉了。乾隆免税更多，乾隆一共在位60年，其中有四年不收赋税，普免钱粮，一年的赋税整个不收。除了这四年普免钱粮，另外零零碎碎免钱粮的，或者因为灾荒免钱粮的很多。就这样国库钱还很多，乾隆晚年国库的存银有7000万两，7000万两相当于两年的国库收入，就是两年不收税也没关系，存了这么多的银子。所以乾隆经常说，我库里的钱太多，用不完怎么办？他愁用不完，他也没有现代的工程投资，也不能开工厂，也不能造铁路，没有投资干什么呢？他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修城，各地方修很多城池。另外造宫殿，圆明园、避暑山庄，北京的市政建设、街道、庙宇、衙署，等等。他是以工代赈，和历史上的大兴土木有很大的区别。古代的大兴土木是无偿地服劳役，大家去做工，不给钱的。乾隆是雇人，出工钱，老百姓受惠。所以对大兴土木还要具体分析，并不是所有的大兴土木都一样的。还有搞河工，黄河工程、运河工程，都是巨大的工程。

清朝政治上还有一个很成功的政策，就是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满族入关以后对西北用兵，跟准噶尔打仗，用军事力量来平定割据势力，这完全是必要的，战争也是很激烈的。但是另一方面，满族本身是少数民族，所以它更加理解少数民族的心态，理解少数民族的要求，它制定的政策更多地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汉族做不到。所以清朝时长城失去了作用。长城原来是汉族防止少数民族入侵的一个工事，康熙皇帝说我不用长城，我用人心，人心就是我的长城。笼络少数民族的心，团结他们，这一点是与过去非常不同的。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满族入关时人很少，只有几十万人，当时汉族就有上亿人口了，至少按照记录有7000万了。那么多的汉人怎么被几十万满人征服了呢？毛主席曾经向范文澜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清朝入关的时候60万人口，怎么能够征服7000万人的明朝？我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将来空闲一点再研究罢。这是毛主席60年代跟范文澜一次谈话里面讲的。恐怕其中一条，满族历史上团结蒙古族，这是很重要的。当时蒙古族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也是最强的少数民族。清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针有两句话，叫作“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修其教不易其俗”就是管理其宗教而不改变其风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就是整顿其政治而不改变其特点。清朝在各个地方都设立了行政管理机构，这是跟历史上不同的。历史上汉唐也曾经统治到新疆，统治到东北，统治到西南，但是当年的统治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时间很短。汉武帝、汉宣帝几个皇帝对上述地区的统治到王莽以前就结束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唐朝到武则天、唐明皇以后，对西域的统治就结束了，统治的时间很短。另外一个，设立都护府，是设立军事机构，不是行政机构，不是个长期的实际管理机构，行政管理仍然是当地少数民族头人，他们的领袖。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那个时候跟中央的关系、跟内地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甚至长时期是对立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很大的斗争是农业民族跟少数民族、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同志们学习中国历史都知道，汉朝跟匈奴、鲜卑，唐朝跟突厥，宋朝跟契丹、女真、蒙古，历史上是长时期的农业民族跟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连续不断，这对我们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大。但是到清朝康雍乾时期改变了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各地方设立行政机构，而各地方设立的行政机构又不一样，根据各地方的情况因地制宜。东北和伊犁是实行将军制，都设立将军：黑龙江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伊犁将军，设立将军府，因为这些地方军事斗争比较频繁。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干脆改成州县，跟内地一样。蒙古地区设立盟旗，现在内蒙古的盟旗都是清朝时设置的，这个盟旗也是仿照内地的州县，但是又不一样，它的上层都是蒙古的王公，这是为了照顾他们，团结他们。而维吾尔一带设立伯克制，那个地方原来实行的就是伯克制。在西藏是尊重达赖喇嘛，派驻藏大臣。所以各地方根据不同的特点，设置不同的机构。我们现在跟香港是“一国两制”，我看中国清朝是“一国多制”。根据当地特点来设立制度，这样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紧密关系，和边疆地区的关系也逐步地加强、逐步地巩固，形成了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所以我前面提到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民族团结一致反抗外来侵略，都认同中国，如西藏抗英、台湾抗日、东北抗日，甲午战争时抗日、云南抗法，许多少数民族都参加反侵略的斗争，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个恐怕也是康雍乾时期的一个很大的功劳。文化上康雍乾时期实行尊孔重儒的政策。尊重孔子，重儒教，崇文兴学，大规模地编印了很多图书，举办了很多大规模的文化工程。盛世修典、盛世修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像《全唐诗》900卷，把唐朝的诗全部收集起来，一共是48000首。《康熙字典》收了57000字，这是中国收字最多的也是最规范的一本字典，这些都是精品。《皇舆全览图》，是康熙年间请西方传教士在全国普遍测量地形后绘制的。这个《皇舆全览图》在当年，在18世纪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地图，是经过实地测量，持续地工作了10年绘成的，在地图测绘史上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面有一张地图，就是指的这张。但是电视剧的表演有点离谱，它说是康熙初年有一个叫周培公的人查了许多古书编的，这是编造的。因为编这样高水平的地图，古书上是查不到的，而必须实地测量。康熙初年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地图的，康熙初年还没统一中国呢，不可能到各地方去实际测量，也不可能产生一张水平高的地图，必须要到康熙晚年打败准噶尔，才能到全国测量，包括到西藏、台湾去测量。而且它是由西方传教士编的，西方传教士里面有水平很高的科学家。康熙不惜重金派科学家出去到全国去测量，这样才能够出现如此大范围、大面积、非常准确的地图。雍正的时候刻印了《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一部大的类书，按内容分类，收集古代书籍共1万卷，是由陈梦雷主持的。乾隆时候完成了《明史》。《明史》修纂从顺治开始修了90年，当然顺治时候还没有正式开始修，只是成立了机构，发布了一道谕旨，要修《明史》，就要征集各种资料，因为当时打仗，所以还顾不上修。康熙初年也是打仗，也来不及修。到了康熙中叶才认真地修史了，这就是盛世修史。主纂者为大学者万斯同。万斯同不当清朝的官，但是愿意参加修历史，他是明朝的遗民。在修《明史》的过程中，万斯同的功劳最大了，当然后来还有王鸿绪，还有张廷玉等人，他们一起修成了《明史》，用了90年时间。乾隆时候又编《四库全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入图书3500种，存目6700种，正目和存目两类，一共有将近一万种。这部书字数太多了，当时条件不能印，印的工程太大了，只能抄写。动用了两三千人抄写了7部《四库全书》，字迹非常工整。北方存放了4部，南方有3部。北方存放在沈阳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故宫的文渊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南方存放在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一共7部，现在有好几部已经毁掉了。国家图书馆分馆前这条街叫文津街，为什么叫文津街？就是因为国家图书馆存有一部书——文津阁《四库全书》。这部书原来在避暑山庄存放，后来从避暑山庄搬到北京来，藏在北京图书馆，所以这条街改名文津街，就是因为国家图书馆分馆是存放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地方。当时还有许多文化工程，像《十三经石刻》，蒋衡手写的，现在存放在国子监里边。还有满文《大藏经》，是很大的文化工程。

三、康雍乾盛世中的阴影

第一，中国是个大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因此工农业生产的总值超过世界各国，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大。美国那时候很小，它18世纪刚刚建国，开始建国时只有13州。中国的国家大，人口的基数也大。尽管我们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各国，但人均占有的资源、人均占有的产量要低于西欧。当时英国有1600万人口，每人平均占地10亩以上，还有很多荒地，占不了那么多地。而中国人均占地只有3.5亩，少三分之二。所以是地少人多，人满为患，这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中国农民精耕细作，非常勤劳，也非常穷困，在一个单位面积上投入更多的劳力，以求生产更多的粮食。因为人均的占地面积少，所以乾隆时代中国农业人均粮食产量比英国要少一半，农业生产率大大低于英国，这一点就意味着农民穷困，没有力量购买更多的工业品，买不了那么多的工业品，就难于形成一个广大的市场，限制了工业的发展，所以农村的穷困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当时英国的情况，农民很富有，所以农村和城市的贸易很兴旺。而中国的贸易有个特点，就是农民把粮食售给城市，换的银子用来交租而不是买工业品。中国真正的工业品下乡，在康雍乾时代是很少的，这是约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到了康雍乾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更加厉害了，变本加厉。因为康雍乾时期的专制主义，跟当时中国的版图广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多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有关系。与此相应，要整合这个广大的地区，要把不相同的利益、不相同的意志、不相同的民族的风俗习惯整合起来，整合成一个国家，需要中央集权。没有中央集权，中国这个版图这么大的国家，经济的差别又这样大，能整合到一起吗？没有个强有力的中央，怎么能整合到一起？那就要分崩离析，天下大乱，谁也不听谁的，地方割据，没有中央的权威。所以高度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与中国的状况相适应，但是这种体制不适于大众的参与，民众参与不了政治。不像欧洲开始有议会了，开始有制宪会议了，城市开始有市民阶级出现了。缺乏民众的参与，这样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且权力的高度集中，也缺乏约束和制约的力量。康雍乾时期，商品经济是相当发达的，这样就容易滋生出权钱的交易。所以康雍乾时期贪污腐化是非常严重的，惩治的力度也不可说不大。乾隆时候有一年甘肃发生个赈粮案，涉案官吏，知县以上杀掉了56个，包括总督、巡抚、藩司、臬司，当时省的主管许多被处决，知县以上56人判死刑，充军的几十个。我们知道清朝时的官是很少的，不像我们现在的官的副职很多，它没有副职的。清朝知县没有副知县，就只有一个知县。就一个甘肃省，而且当年甘肃的县没有今天这么多，杀掉的和充军的有100多人，弄得甘肃省都没官了。惩治的力度这么大也没有用，最后照样出了个和珅，大贪污犯，所以这也是当时政治体制上的大问题。

第三，重农轻商。清朝重视农业，刚才我讲了。现在在故宫里还存着一种档案，叫粮食雨水档案，记载着清朝每个县每个月要向中央上报的当地粮食价格，米多少钱，上等米多少钱，中等米多少钱，麦子多少钱，豆多少钱，种种粮食价格。雨水情况，下雨没有，下了几场？收成问题，一成、两成、三成，每个月要呈报一次，可见清朝重视农业的程度。皇帝要经常了解情况，他考虑的是，下雨没有？粮食贵不贵？乾隆皇帝写了几万首诗，最多的就是问各地方下雨的情况怎么样。他非常关心农业，但是很轻视工商，这与西方国家不一样，压抑工商，怀着传统的偏见，不给工商业足够的发展空间。对有的行业加以垄断，比如盐、对外贸易等。另外有的时候禁止开矿，有的时候放松，这是怕矿工聚在一块要闹事，不太平。所以轻视工商业，不给工商业以扶植、支持，不鼓励工商业，搞对外贸易也是不允许的。

第四，中国封建社会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康雍乾时期尤其严格。康熙时候四口通商，全国允许四个口岸可以和外国通商。乾隆时一口通商，只允许广州一个地方通商。就像我们“文革”以前也是广交会可以通商，其他地方不能通商。康熙时候还允许传教士到中国来，带来了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数学、历法、地理、物理、化学、医学等，多得很。雍正时候就把传教士通通驱逐出去。乾隆时候就保留了几个传教士：会绘画的郎世宁、搞建筑的蒋友仁、天文学家王致诚，另外还有些人留在中国搞天文。西方商人可以到中国来，但是限制在广州一口，只能到广州。中国商人很难出国。虽然中国商人也有出国的，但出国的限制很厉害，对船的尺寸有严格规定，特别禁止带铁器。不准带铁器就麻烦了，烧饭的锅不许铁制，只能用砂锅做饭。也不能带斧头、刀等，如碰上海盗就只能束手就擒。对出去的时间也有严格的限制，过了时限回不来就永远不要回来了。带的商品种类也有限制，米不准带，粮食不准带，书籍不准带。书是向外国传播中国文化，是好事，也不准带。福建有个华侨，在外国住了很长时间，20年时间。这个华侨在印尼是个居民领袖，英文名叫作加毕丹。20年在国外，而且当了加毕丹，他思念故乡，携眷回到中国定居。朝廷说他长期在外“甘心从贼”，被判了刑，家产充公，本人流放黑龙江，妻儿作为奴婢。这么对待华侨，就是怕中国人跟外国人接触，中国汉民跟外国人接触以后会造反，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当时的对外政策十分糟糕，而且自以为是天朝上国，自我封闭，自我满足，不肯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不肯了解世界的情况。即使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英国在哪儿，法国在哪儿，有多大，根本不了解，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想知道，谁也不可能知道，完全是在封闭的、孤立的小天地，昏昏然、懵懵然地过日子。1793年英国使团到中国来，使团团长马嘎尔尼，这是个很有名的使团。他是抱着向中国要求通商的目的来的。英国是非常重视跟中国通商的，因为中国是东方一个最富、最大的国家，英国想打开市场跟中国通商。使团庞大，700人乘坐好几艘大船，带了大批礼物——600箱礼物。带来的礼物是什么呢？为了炫耀他们的科学成就，带着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天文仪器，装在圆明园一间大屋子里，装了一屋子。但是乾隆本人和那些官僚们并没有重视这些。除了天文仪器外，还有兵器、军舰的模型。军舰模型应该是会引起他们注意的，这是武力，但也没有引起注意。乾隆认为，这些科学仪器是英国在炫耀，我们应该告诉英国，你这个没什么神奇的，中国应有尽有，也能制造，这完全是瞎话了。所以中国本来有一个接触外国先进文化的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没有抓住。这个机遇丧失了，失去了一个放眼看世界的很好的机会。

第五，康雍乾时代发生了很多文字狱，以言论文字罪人，判人重罪，使得知识分子不敢谈政治，不敢谈现实，窒息了自由活泼的思想。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是相当发达的，但是以后不行，这是因为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科举制度，重视八股文章，钻研儒家经典，把自然科学排斥在知识领域之外，不认为它是知识。考科举没有考自然科学的，以前有个算学科，后来连算学科也取消了。康熙本人虽然是很爱好自然科学的，跟着传教士学习自然科学，数学、物理都有相当高的造诣。但仅限于宫廷中，并没有影响到社会上去。社会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和自然科学格格不入。这个时期国外自然科学正迅速发展。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初，已经是牛顿的时代，科学突飞猛进，学习研究自然科学形成西方的社会风气，科学极大地普及。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钻研古代的经典，不知自然科学为何物。编《四库全书》的时候发现了中国古代的数学，十本数学书，由戴震进行整理。中国的古算虽然很兴盛，但这是古算，跟现代算学不一样。所以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

我们一开始讲了康雍乾时代的成就，盛世辉煌，但是辉煌中间潜伏了许多阴暗的东西。当时世界是什么情况？18世纪的时候，乾隆的时候，英国正发生产业革命。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发明，使得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这样才能有工厂，产生工厂制度，生产力突飞猛进地提高。法国发生了启蒙运动，一大批先进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鼓吹博爱、平等、自由。18世纪末，又发生了法国大革命，1789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扫荡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开辟了资本主义新时代，欧洲从此进入新时代了。而中国尽管康雍乾盛世时生产总量、综合国力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但中国的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最近美国出版一本书《白银资本》，把中国的17、18世纪，说成是世界的中心，这本书现在国外很风行，说当时美洲产的白银全部流到中国来了，这样说未免有点夸大，但迟至18世纪中国仍是世界上的强大国家。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每年都是出超，每年都有盈余。中国的白银量不断地增加，货币量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商品经济也是在白银的刺激之下迅速地发展。但是中国没后劲，缺乏后劲。所以刚才我讲的这是阴影，没有持久的前进的动力。一个传统的国家要进入近代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因素持续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应该说有许多方面要齐头并进，持续发展，这样才能够进入近代化的轨道。康雍乾时期，中国虽然出现了近代因素，但是还有许多滞后的东西，拖后腿的东西。这些滞后的东西阻碍社会的前进。只有改变这些滞后的因素，只有对当时的制度、政策、观念进行一次大幅度的改革，才能够解放生产力，才能迎接产业革命的到来。但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滞后因素。社会上的落后的东西有极大的危害性，人们习惯已成，又没有见到更先进的东西，还认为是好东西。没有认识到现实的体制、政策、观念的落后性和不合理性一定要改变，当时的人们，包括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没有这种认识，也缺乏比较，他们封闭在一个天朝上国的幻梦之中，不了解外国情况，不看看世界的情况。当时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就不一样了，那时许多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了，他们有个制度，传教士都要向罗马教廷写汇报，汇报看到的情况。所以现在在罗马教廷里面有很多关于当时中国的材料、档案，这些档案是用拉丁文、葡萄牙文写的。当时西方已经掀起了一个学习中国的运动，认为中国有很多好东西。但是中国对西方毫无了解，中国也有留学生，是外国传教士带出去的，这些人在中国默默无闻，连名字都不知道。我们是从梵蒂冈的档案中知道他们的。其中有几个学生见到过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宰相杜尔阁。这些留学生的文化程度很高，当时中国正在编《四库全书》，理应网罗这些人才，他们就住在北京郊区，但是他们并没有被请来编书，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们。中国的闭关主义害死人，耽误了中国多少事！历史是无情的，当你一旦在近代化的起步点上落后一步，就步步落后，因为你所丧失的不仅仅是时间，而且也丧失了近代化的条件。其他国家抢在前面实现近代化，反过来变成中国实现近代化的障碍，因为其他国家抢在前面占领了制高点，中国就上不去了。例如，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起步时间差不多，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时间是相同的。但日本抢前一步，反过来打中国，甲午战争把中国打得大败，勒索赔款2.5亿两，2.5亿两相当于日本当时6年的财政收入，它一下子从中国得到那么多赔款！所以当时日本人说钱这么多，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用了。日本政府就利用这些钱来扩充军事、投资教育、开工厂。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去了，中国就什么也没有了。中国原来有这么深厚的底子，是这么强大的国家，后来衰退到如此地步，这值得我们深思，从康雍乾时期可以总结很多经验教训。当然，落后就要挨打，甲午战争日本打了中国，八国联军更是占领了北京，赔款4亿，比甲午战争还加1倍。中国还受得了吗？不是民穷财尽了吗？怎么搞近代化？所以一步落后就步步落后。直到上个世纪，即20世纪，成为革命的世纪。落后挨打当然是坏事了。

但反过来也刺激了中国人的觉醒。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起来闹革命，经过艰难曲折的路程，现在我们终于摸索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够摸索到实在是不容易，现在改革开放20年了，初见成效。我们的建设成绩虽然很辉煌，但是离我们的目标，离一个国家的全面的复兴繁荣还有很长的道路。所以回顾过去，我们珍惜现在。展望将来，我们一定要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要在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努力前进，来建设我们繁荣、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问：我提一个问题：你能否评价一下在我们现在的影视屏幕中所表现的康雍乾盛世？

戴先生：历史和艺术是不一样的，历史讲求的是真实性，不能有丝毫的虚构。艺术，电视剧，它允许虚构，而且必须有虚构。但是艺术的虚构也是有条件的，它是在不严重违反当时历史情况之下的虚构，不能够严重违反历史真实。我感觉到现在的电视剧，当然有些电视剧也是希望能够表现当时的历史状况，像《雍正王朝》啊、《康熙王朝》啊，它有这种主观的意图。因此它写的东西，大的轮廓基本上是按照历史写的，但是其中很多内容是虚构的，有许多虚构超出了范围。比如《康熙王朝》，表现收复台湾的时候，写郑经和康熙作战，那是错误的，因为郑经当时已经去世了。当时和康熙对抗的是他儿子郑克塽，郑克塽当时年纪还很小，主要的主持是刘国轩，影片里也有这个人，主要是他。在电视剧中最后郑经战败自杀了，这违背了历史真实，因为郑经没有对抗康熙，他更没有自杀，老早就病死了，这一类东西严重地违背了历史事实。还有一种是对历史事实缺乏了解，知识不够。比如说孝庄太后到东陵去，她自己说我去看看我的老祖宗，这就不对了。东陵葬的是她的儿子顺治，她的老祖宗都葬在东北，包括她丈夫也葬在沈阳，而东陵葬的第一个皇帝是顺治，是她的儿子，怎么是她的祖宗呢？这是缺乏历史知识，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康熙在车里拿本书看，我一看书的封皮上是《愚斋存稿》，是清末盛宣怀写的书，康熙怎么拿着盛宣怀写的书来看呢？这类笑话，属于硬伤。所以它反映的东西从大的轮廓有一些是按照历史来的，但有许多具体的地方违背历史事实也很严重，这种例子还很多，像噶尔丹娶康熙的女儿，是不可能的，匪夷所思。还有康熙想把女儿许配给李光地，满汉不通婚，这是不可能的。属于这一类的很多了。现在的历史电视剧能够增加人们一点历史知识，可惜它并没有遵守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一致的原则，有许多虚构太离谱，讲的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还有更多是“戏说”之类，那就等而下之，连一点历史真实的影子也没有。这使得我们历史学家有责任来纠正一下这种不正确的知识，大力地普及历史知识。

问：您刚才讲到清朝盛世期间也是限制对外交往、限制对外贸易，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是为了保护疆土呢，还是满人对汉人的统治的需要？

戴先生：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讲，中国当时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当时整个国家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贸易，是个自然经济的国家。自然经济的国家就是不发展对外贸易，它自己完全可以供给了，一切都靠国内来解决，这是深层次的经济上的原因。如果像欧洲一些沿海国家就不一样，它自己不能自足，它只能生产粮食，没有别的东西，必须要到别的国家去买。中国什么都有，是个大国。这是深层次的，自给自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满族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它对汉族防范担心，就是怕汉族跟外国接触以后，滋生起反清的思想、增强了反清的力量。所以它在中外通商关系里，如果发生中国人跟外国人交往就要治罪，治罪最重的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对中国人就是杀头，对外国人是圈禁，把他关在澳门，关几个月放走，是这么个办法。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地理位置处在东亚的一隅，跟世界联系较困难，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大势，它也不去了解，因为国内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当时一些传教士也传来不少知识，也知道有俄罗斯，也和俄罗斯打过交道，而且作过战，和俄国进行过谈判。但是过后《尼布楚条约》究竟怎么定的？自己也闹不清楚了。到了道光的时候，俄罗斯又来东北侵略的时候，又重新把这块地方割去了。条约究竟是怎么定的？当时的界碑，边境的碑立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了，俄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也搞不清楚了。所以各方面的原因，造成中国这个局面。一个是它的地理位置，一个是它的经济结构，一个是它政治上的一种担心，恐怕有多方面的因素吧，造成了这种闭关政策。特别是当年郑成功在海上的时候，清朝要防范海上力量的入侵，所以当年郑氏集团存在着，清朝有个命令，片板不准下海，不要说船了。怕你借机与郑成功相通。所以当时通海是个很大的罪名，要满门抄斩。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这个局面。它变本加厉，比明朝还厉害，比宋朝、唐朝厉害得多。

问：请问教授关于三藩反清的问题，就是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他们。教授说他们打出了一个很大的局面，长江以南一度都是他们的，性质上是分裂国家了，但是他们的基础在什么地方？

戴先生：三藩的势力，是在打南明时形成了他们的基础力量。当然一方面他们是汉族，开始时他们是通满族的。吴三桂投降了满族，但毕竟他们是汉族。汉族和满族的利益有冲突，满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第二，三藩力量的形成主要是打南明时形成的。其实，打南明主要是靠三藩，主要是靠汉族的力量，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还有一个孔有德。他们在作战18年的过程中，攻灭了南明，形成了很强大的势力。他们在南方被封王，有土地、有军队、有任官权，就是任命官吏的权力。能征收粮食、粮饷。当时有个名称叫“西选”，平西王吴三桂选上的官，各地方都要用，达到这个程度了，吏部都不能够批驳。吏部就是人事部，管理天下的官吏的，吏部不能够干涉，他自己裁决，有军权。这也和中国的地方经济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统一的程度还不彻底这一点有关系。所以以后在民国期间北洋军阀也是这种情况，割据势力，就是他在一个地方有了一定的权力之后，就成为一支对抗中央的力量，使天下兵连祸结不得安定。

问：教授刚才提到这个时期政治上官吏非常腐败，特别讲了甘肃的一个例子，打击力度这么大，但是也解决不了问题。您讲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央集权，除了这个，因为我知道当时可能法律也非常严格，可是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愈演愈烈，您能再分析一下原因吗？

戴先生：这个可能与权力制衡有关，法治不健全，是人治，当时的人治是靠康熙、乾隆个人。康熙一个人他能有多大能耐，能够了解多少情况？许多下层社会的情况他不知道。尽管中央的机构是非常灵活的，雍正设立军机处，这个机构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上一个创造。军机处非常灵活，处理事情非常有效率，但是他究竟是一个人，他大多独断处理。清朝的制度就是这样，权力独断，一个人说了算。你看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是专制体制，有母后、皇后出来专政的，有宦官出来专政的，有宰相出来专政的，有外戚出来专政的，这有许多的例子。清朝这些都没有，这些封建体制的弊端都没有，所以它的政治效率、它的封建专制比较完善，它避免这样种种缺陷，但是它本身还有个根本的缺陷，它的民众参与这一点不行，它的问题在这地方，所以它的权力制衡不行。另外恐怕和当时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关系。以前比较穷，整个社会上没什么钱，交换比较少。乾隆时候交换迅速地增加，我刚才讲过白银，全世界的白银都往中国来，所以称中国为白银地窖，就是收藏白银的地方。当年南美要开采多少白银呢，白银是很重要的东西了。开采的白银很多都运到中国来，因为中国对外贸易顺差，100多年来贸易顺差。外国人没有东西可以卖给中国人，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它来的什么纺织品，中国不稀罕，中国有丝绸和土布，丝绸漂亮、土布结实，外国纺织品卖不动，销不了。他们能用什么换中国的东西呢？白银，拿银子来换。这就促进了中国的交易，通货量增加了。再加上刚才讲的铜矿，云南铜矿那么大。这样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商品经济下，缺乏法制、缺乏规则的情况下，最容易发生腐败。乾隆时期惩治力度相当强，我看是很强的，哪年都有几个大官僚被砍脑袋，不是一个两个，几乎每年都砍。很大的打击力度，但是屡禁不止。这也说明封建体制的根本痼疾，要有监督制衡的机制，有法制的保障，使腐败行为很难发生。你不从根本上治理，光治标是不行的，当然治标对腐败也是有威慑力量的。

（《广州讲坛演讲录》第一辑）

中日甲午战争与远东政治风云

中日甲午战争是决定中、日两国命运，决定东亚历史格局的重要战争，它虽然过去将近一百年了，但其意义和影响值得我们进行讨论，加深认识。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许多次对外战争，在此之前，已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可说是烽火连天，硝烟弥漫。而中日甲午战争，比以前的历次战争规模更大，损失更重，失败更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随之而来的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虽已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当时正在搞洋务运动，先进有识之士早已看透了洋务运动的弱点，认识到它不能够挽救中国。但对一般人来说，洋务运动造成一种假象，开了工厂，修了铁路，造了轮船，设了电报，建了海军，办了学校，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挂起了求富求强的招牌，给人一种希望和幻觉，似乎中国也在前进、发展，似乎“中学为体、西洋为用”的洋务运动也能救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切都破灭了。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经不起日本的一击，一点幻想和自我安慰的余地都没有了。正是创深痛巨，刻骨铭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遭到这样严重的灾难，从来没有经受这样的奇耻大辱。所以，北洋舰队在威海卫的覆灭，不仅仅是中国海军的惨败，也宣告了早期富强努力的失败。当时，清朝的北洋舰队，在军事上、技术上是很先进的。在人们心目中，它的存在是中国进步的象征、强大的象征、希望的象征。甲午战争的失败，无情地证明了这种象征的虚假性。这对中国的打击，实在太严重了。特别是败在日本手里，日本是个小国，在历史上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号称同文同种，它的近代化也刚刚起步不久。败在日本手里，太不光彩，太不甘心了。而日本侵略中国更加凶狠，割地赔款，毫不留情，可说是心黑手辣，彻底戳穿了清朝这只纸老虎，同时，给中国人民在物质上、精神上的伤害极为严重，可说史无前例。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全民族造成重大的冲击，使得人们从封建主义的沉沉大梦中觉醒，重新观察周围的世界，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和能力，重新选择应该走的道路。所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全国震动，一片沸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前所未有的议论、争执、探寻、追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中法战争以后从来没有过这种景象，民族危机带来了新的转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历史总是迂回曲折地前进的。一个有生命力的、伟大的民族，历史上既有挫折，也有胜利；既有苦难，也有欢乐，它不会永远胜利，笔直地上升、前进，也不会永远失败，直线下跌，一败涂地。历史总会给人们以机会，胜利和失败相间隔、相交叉。历史上的胜利往往随之而来会有失败和倒退，而历史上的挫折也会增长人们的智慧，锻炼人们的力量，而得到未来胜利的补偿，中日甲午战争的情形就是这样。《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的悲愤和抗议，三年以后，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五年以后，发生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十六年以后发生了辛亥革命。一个误国、辱国、卖国的清政府倒台了。一连串的历史事件，每个事件既是前事之果，又是后事之因，中日甲午战争是这一历史链条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不会刺激起中国这样迅速地奔跑。这证明了中华民族经得住严重的挫折和失败，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摔倒以后迅速爬起来，寻觅新的道路，做出新的努力。

所以，中日甲午战争的意义非常重要。中国受到了重大挫折，但能吸取教训，发奋努力。这次战争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的意义就在于激发了全民族的觉醒，一种要求改革和进步的觉醒、富强意识的觉醒、爱国主义和自救的觉醒。

中日甲午战争在世界历史上也有重要的影响。19世纪本来是欧洲人的时代，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加上美国，列强主宰世界，国际的战略局面比较简单，其他国家都是殖民地附属国，任人蹂躏，任人宰割。当时，最有希望赶上去的是东方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中日近代化的步伐除了欧美列强之外，算是比较早的，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以不同的方式开始起步，中日两国既是近邻，又是竞争的对手。甲午战争是东亚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较量。结果，中国失败了。当然，中国的失败有其自身复杂而深刻的原因，但由于中国的失败，日本才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东亚的一霸，才会和俄国冲突，并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日本终于赶上了欧美列强，与之并驾齐驱。而中国与俄国在失败以后，经历了不同的曲折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如果不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或者中国的失败不那样惨重，日本也就难以崛起，俄国也就不至于失败，那么，20世纪初的历史将会大大改观。我们主张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是就宏观历史而言，资本主义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必然规律。但我们并不是宿命论者，在总的必然性范围之内，历史发展会有多种可能和多样选择，客观历史的形成并不是一个既定的、绝对的、唯一的过程，其中存在许多偶然性，历史的具体的进程和各种情节不是上帝预先安排好而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能动创造的。历史给人们提供种种机会，允许人们选择，要求人们创造，等待人们开辟。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不是命中注定的，中日双方的主观努力是决定胜负的重大因素。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了，失去了赶上历史潮流的机会，日本则崭露头角，崛起于东方，大大影响了20世纪初世界力量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甲午战争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参与塑造了20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

中日甲午战争已过去96个年头。但我们仍然要不断回顾它、纪念它、研究它，加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为的是要向历史学习，增长智慧，吸取教训，鼓舞爱国主义精神。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很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重演历史的悲剧。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告诉中国人民：必须力行改革，奋发图强，团结一致，艰苦斗争，必须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进行拼搏，中国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牢记过去的失败、屈辱和苦难，为的是激发民族意识，弘扬爱国主义，为的是努力争取美好的明天，把祖国早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国家。

（《齐鲁学刊》1991年第1期）

学术大师黄宗羲

新版《黄宗羲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篇幅最大的黄宗羲著作文集。今年是黄宗羲逝世310周年纪念，新版《黄宗羲全集》的出版和我们在这里举行出版座谈会，也是对他一个很好的纪念。黄宗羲寿命很长，活了85岁，著作很多，有一百多种一千多卷，但散失的很多，很可惜。现在浙江的学术界和出版界花了约20年时间（从1985年到2005年）来收集、编校、标点、校勘这么一部书，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很好的了解黄宗羲学术造诣和学术成就的好书。这是我们学术界的喜事。

黄宗羲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座丰碑，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芒，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师。

称得上学术大师，应具备四个条件。黄宗羲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第一，学术上博大精深。他有很多重要著作、学术成就，是一个多面手，如《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反对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石破天惊，黄钟大吕。他对当代史也做了很多研究，撰写了《弘光实录》《海外恸哭记》等。他还撰写了《四明山志》《授时历法》，并研究西洋历法，不愧是历史上的学术丰碑。

第二，创造性的思想贡献。黄宗羲的思想贡献主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最大的贡献在于倡导民本思想，“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与一百年后法国卢梭的思想相近。他提出“工商皆本”，已接近近代的经济思想。他还撰写了《明儒学案》，创造了学案体史书，记述明代的思想学术发展。这几个创造，非常了不起。

第三，学术大师往往桃李满天下，学术上薪火相传，有许多的追随者、继承者。黄宗羲在浙江开创学派，设立正人书院，开坛讲学，培养了大批传人，应者云集，影响很大。清代的很多学术大家，像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都是他的学生。在清代浙东学派独树一帜，与汉学、皖学、湘学不同，经史并重，一直到戊戌变法，影响到梁启超、谭嗣同，流风余韵，影响了二百多年。

第四，学术大师不仅学问高，而且道德也高。年轻时他为父亲鸣冤。在弘光朝，号召知识分子反对马士英。明亡后，在四明山组织军队坚持进行抗清斗争，达十年之久。顺治时，抗清失败后，坚不出仕，隐居山中，著书立说，坚持民族气节，坚持政治理念。像黄宗羲这样的学术大师，为人的品质非常好，是非分明，严于律己，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很杰出、很出色的，永远光芒四射。他的著作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遗产。所以，在这里我感谢浙江的学术界和出版界花了20年时间收集散失的著作并出版全集，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光明日报》2005年8月18日）

乾隆的家庭悲剧及有关的政治风波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趋势。历史的必然性不是抽象的空话，而是深藏在丰富的历史现象的背后，通过无数偶然的、具体的事件以及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物的行为而显现出来。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丰富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从而揭示潜藏的事件、人物背后的支配力量和发展趋势。阐明普遍的或者具体的历史规律。这篇文章，将考察乾隆皇帝的家庭不幸及其有关的政治风波，进而探索十八世纪中叶的政治形势和朝廷的政策方针，以揭示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

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从济南到德州的路上，皇帝东巡的仪仗、扈从，匆匆北上，凤舆中的皇后富察氏病得奄奄一息。到了德州水次，皇后被抬上运河中御舟，即于深夜亥刻宴驾。这一偶然事件却在政治生活中掀起很大波澜，犹如火山喷发，大地震颤，使皇族和官僚们措手不及，蒙受突然的灾难。

乾隆对结发妻子的感情极为深厚，夫妻恩爱，伉俪情深，一旦永诀，十分哀恸。虽万乘之君，不可能改变命运之神的安排，难以弥合精神上的创伤。他为皇后之死，写了一篇《述悲赋》，其中说，“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①。他的诗中说：“廿载同心成逝水，两眶血泪洒东风。”②皇帝的哀思是深沉而真挚的，乾隆既是凌驾亿万人之上的君主，又是有血有肉，具有爱恨悲欢感情的普通人。皇后这次跟着皇太后和皇帝到山东巡幸，谒孔庙、登泰山，旅途劳顿，到济南感染风寒，休息了几天，病情略有好转，却过分匆忙地赶路回京，途中病情复发，遂至不起，酿成乾隆帝的终生憾事。此后，乾隆多次南巡，路过济南，怕触景生情，引起悲怀，永不进入济南城。乾隆三十年，皇后已死去十七年，第四次南巡，路过济南，绕城而行。乾隆写诗说：“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③乾隆对孝贤皇后（富察氏死后谥号孝贤）的感情是深挚而持久的。

孝贤皇后之死给乾隆帝精神上极大的打击。可是，“祸不单行”，在这之前，皇后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先于其母去世，这两个儿子都很聪明，深得皇帝钟爱。一个是皇次子永琏，“聪明贵重，气宇不凡”，那时，老祖父雍正皇帝还在位，很喜欢这个孩子，“隐然示以承宗器之意”。乾隆登基后，很快按照雍正的立储办法，将永琏名字密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是永琏虽未行册立之礼，朕已命为皇太子矣”。不料，乾隆三年十月十二日，永琏猝患寒疾，当即死亡。孝贤皇后以后又生皇七子永琮，只长到两周岁。却“性成夙慧，歧嶷表异，出自正嫡，聪颖殊常”，虽然没有来得及秘密册立，但乾隆的思想中已默定这个孩子继承帝位。到乾隆十二年除夕，灾难临头，永琮出痘死亡。这对乾隆夫妇又是一次重大的刺激。孝贤皇后之死仅仅在永琮逝世以后七十天，因此，皇后除了旅途的疲劳之外，丧失爱子的悲痛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致病原因。

乾隆的家庭悲剧到皇后之死还没有结束。第二年，即乾隆十四年，皇九子殇，这位皇子年幼庶出，对饱经家庭变故的乾隆影响尚不大。可是又过一年，即乾隆十五年三月十五日，皇长子永璜逝世。永璜系哲妃所生，乾隆并不喜欢他，但他毕竟是长子，而且长大成人，已二十三岁，生下皇长孙绵德，自然在乾隆的心绪上又增添了几分哀伤，所以他说：“朕近年屡遭哀悼之事，于至情实不能已。”①

乾隆帝中年丧偶，又失去几个儿子。如果事情仅止于此，那也是无数家庭中常常发生的悲剧，在历史的长河中无关宏旨。但由于皇后的丧葬事件引起了大官僚一连串的贬责黜革甚至赐死，使乾隆初年相对平静的宦海突然掀起了波澜。朝廷的政策方针从“宽”趋“严”，向着新的统治格局和统治作风演变。

陷入极度悲痛的乾隆帝心情暴躁易怒，待人处事，一反常态。第一个碰钉子的就是皇长子永璜，他年轻不懂事。因为死去的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没有哀伤的表示。乾隆责备他：“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②永璜被公开训饬，他的师傅、俺达受处分，其中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各罚俸三年，其他师傅、俺达各罚俸一年。一个月以后，乾隆发现皇后的册封文书，译为满文，误将“皇妣”译为“先太后”，乾隆勃然大怒，指责翰林院大不敬，特别指出，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心怀怨望”，交刑部治罪。其他刑部官员见皇帝盛怒，加重处分，拟绞监候。不料，暴怒的君王尚不满意，责备刑部“党同徇庇”，故意“宽纵”。将刑部全堂问罪，包括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革职留任，而阿克敦则照“大不敬”议罪，斩监候，秋后处决（后得赦）。这样严厉的处分使当时官僚们胆战心惊。

此后，大批官僚都被卷进因皇后丧葬而引起的政治漩涡中，五月间，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制造甚属粗陋”，全堂问罪，侍郎索柱降三级，涂逢震降四级，其他尚书、侍郎从宽留任；光禄寺因置备皇后祭礼所用之饽饽、桌张，“俱不洁净鲜明”，光禄寺卿增寿保、沈起元，少卿德尔弼、窦启瑛俱降级调用；礼部因册谥皇后，议礼舛误，“诸凡事务，每办理糊涂”，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二级留任，其他堂官也分别受到处分。

因皇后丧葬而引起的贬革之风也刮到了外省。皇后之死，有些外省官员具折奏请赴京叩谒梓宫，这本来是表面文章，因为事实上外省官员各有职守，没有可能也不必要一齐来京服丧行礼。想不到乾隆对于那些没有折奏请来京的官员，横加挑剔，特别对满人更加不满。他说：“盖旗员地分亲近，沐恩尤为深重。一遇皇后大事，义当号痛奔赴，以尽其哀慕难已之忱。即或以外廷不敢预宫闱之事，而思及朕躬当此事故，亦应奏请来京请安，庶君臣之谊，不致漠不相关也。”因此，各省满族的督抚、将军、提督、都统、总兵，凡是没有奏请赴京的，各降二级，或销去军功记录。这样受到处分的有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满族文武大员。①

接着，风暴又袭入宫廷。两个年龄最大的皇子，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仍是由于没有表露哀伤的感情而遭斥责，皇帝的口气非常严厉。“试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岁，此次于皇后大事，伊一切举动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东，惟父一人回銮至京，稍具人子之心，当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只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忱。……今看三阿哥亦不满意，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识大体，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说！”永璜、永璋除了未尽人子之道以外，他们具体的罪状并没有说清楚。乾隆似乎回顾了康熙末年继承问题的教训，对永璜、永璋深具戒心，竟谈到立储继统问题，斩钉截铁地宣称：“此二人断不可承续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倘仍不知追悔，尚有非分妄想，则是自干重戾矣！……须知此一位，但可传一人，不可分传数人，若不自量，各怀异志，日后必至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弟兄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今满洲大臣内，如有具奏当于阿哥之内，选择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系离间父子，惑乱国家之人，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断不宽贷。”①

这时，皇后之丧刚满百日，乾隆失去二、七两子以后，心目中并没有可以继承帝位的人。他方当盛年，健康极佳，继承问题并未提到日程上，而永璜、永璋年龄尚小，也并无争夺嗣位的举动。乾隆却对他们深恶痛疾，一顿痛骂，狗血喷头，摒绝他们继承帝位的任何可能。这种过分的做法，似乎出于丧妻后过度悲恸所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

因孝贤皇后丧葬而掀起了风潮，皇子和大批官吏被卷入政治漩涡。百日丧满以后，风潮还在发展，这就是查究丧期内擅自剃发的案件。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为表示哀思，官员在百日内不得剃发。七月间，发现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在百日丧期内剃头，乾隆大发雷霆，声言丧期内剃头“祖制”立即处斩。亦如进关时，令汉人剃发，不剃发者无不处斩之理，姜兴汉、金文淳几乎被杀掉，只是后来发现违制剃头的大有人在。像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的驻防满洲兵丁很多剃了发。这才饶赦了姜兴汉、金文淳的性命。其实，所谓“祖制”仅是暧昧不明的习惯，律例会典中并无明文记载，汉官甚至满员对此也不甚清楚。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时，许多官员没有遵照习惯，丧期内即已剃发，朝廷并没有追究过问。这次乾隆却要追究了，不久又发现大官僚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和他所属的文武官员全都在百日内剃发。乾隆震怒，大骂周学健“丧心悖逆，不惟一己敢于犯法，并所属官弁同时效尤，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①。还有许多大官僚丧期内并未剃发，却也受到牵连，如两江总督尹继善“知情不举”，被斥为“好名无耻之徒”；刑部尚书汪由敦与金文淳“谊属同僚，辈称前后”，金下狱时汪由敦给金以照顾，开锁迅速，汪被革职留任；江西巡抚开泰查抄周学健家产，乾隆警告他“若稍有回护袒庇之意，断不能保其首领”；大学士高斌将周学健押解至京，“伊素与周学健交好，或令周学健自尽。不得到京明正典刑，惟高斌是问”。这些官僚有不少是皇后丧葬案中第二次得罪了。更倒霉的是刑部尚书盛安，他未将金文淳斩立决而判为斩监候，乾隆认为是有意包庇，竟将盛安也判为斩监候。至于周学健本人，则因发现他还有贪污行为，于这年十一月赐令自尽。

其实，违制剃头的大官僚何止周学健一人，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也于百日内剃头。听说乾隆严厉追究此事，吓得战战兢兢。杨锡绂准备自行检举，以求减轻罪愆，塞楞额因是旗人，恐加重治罪，阻止杨锡绂自首，后来事情败露。乾隆的怒气更是火上加油，大骂塞楞额“丧心病狂，实非意想所及”，令其自尽，杨锡绂、彭树葵革职。

皇后死后的半年，因丧葬而掀起轩然大波，除上述的大官僚以外，还有江苏巡抚安宁被解任，罪名之一是“伊于孝贤皇后大事，仅饰浮文，全无哀敬实意。伊系亲近旧仆，岂有如此漠不关心之理”①。这年冬至，翰林院撰拟皇后祭文，用“泉台”二字，乾隆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个字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大学士张廷玉以及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①，俱罚俸一年。

因孝贤皇后的丧葬而引起的政治风波，震动极大，大臣们或被斥、或降革、或罚俸、或赐死，形成前所未有的大案。乾隆初年，一向标榜宽大政治，“纯皇帝（即乾隆）即位，承宪皇（即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②。的确，在乾隆初期处分大臣十分谨慎，不像后期动辄杀戮。乾隆十三年以前处死的大员只有提督鄂善一人。乾隆六年，鄂善被揭发贪污银一千六百两，鄂善是亲信大臣，乾隆不忍杀他，“垂泪谕之，令其自尽”。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乾隆自己说：“降旨之后，心中戚戚，不能自释，如人身之失手足也。”③号称“宽大”的乾隆竟因皇后丧葬案件，处分大员一百多人，小题大做，株连众多，量刑从严。这一偶然事件和皇帝恶劣的情绪在平静的宦海中竟搅起如许巨大的波澜。可见在封建统治之下，“人治”的作用很大，政治的发展很大程度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专制皇帝的权威支配一切，没有可以制约和平衡的力量。他的反常情绪和任性放纵，有时会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政治上的大灾难。

从孝贤皇后的丧葬事件，我们看到了个人的意志和情绪会对历史产生很大影响。乾隆十三年，官场遭到的灾祸显然是乾隆丧偶以后，极度悲痛，情绪恶劣，因而在烦恼焦躁中采取了过分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是，对历史的研究不能到此止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在自由意志和不正常情绪的背后是否潜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乾隆采取这些措施除了情绪的冲动之外，是否还有“理智”的考虑？过分的严刑峻法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它引起了什么影响和后果？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悲痛心情下的极端措施”这一表面印象，而把视界更加拓展的话，就会注意到同年内正在进行征伐金川的战争。这是乾隆前期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尽管当时海内富庶，国力鼎盛，金川之战却碰了大钉子，由于金川番民的顽强抵抗和地形崎岖、碉堡难攻等原因，清廷虽投入大量的兵力、财力，却劳师无功。关于这场战争的情形不能在本文中赘述，由于金川的失利，大批官僚将帅得罪，甚至被处死。皇后丧葬案和金川失利案，几乎同时掀起两股贬黜、杀戮大官僚的风潮，对当时的政界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因金川失利被处死的最重要的官僚是讷亲。他出身满族世家钮钴禄氏，属镶黄旗。他的姑姑是康熙的皇后，“讷亲贵戚勋旧，少侍禁近，受世宗知，以为可大用，迨高宗，恩眷尤厚”①。乾隆初，他授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金川事棘，他受命督师，刚到前线，即逢腊岭兵败。乾隆一反平昔的宠信态度，责骂讷亲畏葸贻误，于十四年正月将讷亲正法于四川军营。另一个被杀的是川陕总督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雍乾之际，他因平定苗疆立功，乾隆对他十分信任。赞誉他“目下精于戎行，能运筹制胜者，朕以为莫过于卿”。金川战败，张广泗被革职解京。十三年十二月处斩。还有一个论死的庆复，满洲镶黄旗人，国舅佟国维之子，隆科多之弟，历任两江、云贵、川陕总督。他是金川战争首开衅端的人，又谎报军情讳饰冒功。十三年下狱，十四年赐令自尽。其他因金川战争而被杀被贬的尚有总督纪山、班第，提督李质粹、袁士弼，总兵许应虎、宋宗璋、马良柱等大官僚和高级将领。

前线将帅应对战局负责，因金川之败而惩处指挥不当、战斗不力的将士本来是正常的，但处决讷亲、张广泗却罚非其罪，或罪轻罚重。金川战争，决策出兵、命将供饷以至具体的战斗都是乾隆遥控的，讷亲并不熟习军务。他赶到前线在六月初九日，而腊岭之战开始于六月初，至六月十六日战败结束。讷亲猝至前敌，实际上也来不及去指挥腊岭战斗，怎能把战败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张广泗则了解金川战争的艰巨性，反对强攻硬拼，主张持久围困，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讷亲、张广泗、庆复都是金川败绩的替罪羊。这一年，乾隆家庭遭变、军事受挫，心情十分恶劣，故大批诛杀贬革大臣，约一年内被处死的大学士、总督、巡抚、提督等大员有塞楞额、周学健、常安（浙江巡抚，因贪污论绞）、讷亲、张广泗、庆复、李质粹等。被贬革者不计其数。和他十三年以来宽大作风形成鲜明对照，就像他自己所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指皇七子永琮和孝贤皇后之死）。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不大称心。”①

把孝贤皇后的丧葬案和金川战争案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当时皇帝和大臣的关系十分紧张，这是皇权和官僚机器矛盾加剧的表现，而这一矛盾普遍存在于封建的政治史上，不过，它的表现形式和解决途径，多种多样。乾隆前期，以皇后丧葬和金川失利为契机而爆发了皇权与官僚机器的冲突，这一普遍性矛盾在偶然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并带有浓重的个人情绪的色彩。

封建制度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而官僚机构总是伴随着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矛盾倾轧、效率低下等不能根本克服的弊端，这种弊端又危及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封建统治机器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清洗，以保持一定的素质和效能，这是符合封建阶级长远利益的。在高度的中央专制集权下，皇权至高无上。它既是官僚们的统治者、庇护者，又是监督、抑制、调整官僚机器最强大的力量。因此皇权和官僚机器，既相互依赖，又存在矛盾。君主为保持官僚机器遵照自己的意志而运转，必须经常进行整顿，以排除故障，洗涤积垢，防止失控。为保持君主的绝对权威，严刑峻法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不在于用什么具体理由去惩罚官僚们，而在于牢固地掌握惩罚的权力，并毫不怜悯地付诸实施，就像驱使骏马飞奔，离不开御者的呼叱和鞭打一样。

从这种意义上说，康熙捉鳌拜、杀索额图，雍正处死年羹尧、隆科多，乾隆在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中处分大批官僚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事件。不管处分的理由正当或不正当，皇帝的思想情绪正常或不正常，一旦做出严厉的处分，就足以整肃群僚，震慑视听，收到冲刷官场积弊的效果。这就是为使骏马奔驰而必须采用的统治术，一切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都懂得它，并善于运用它。

乾隆十三年官场掀起的风波，似乎是偶然的，因为它是皇帝在不良心情下过分处罚的结果，但在另一个层次上说，这种处罚又是皇权对官僚机器进行控制和整顿的表现，是解决两者之间矛盾的手段，因此，它又是必然性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在这里，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联结。必然性以偶然性为其存在的躯壳，而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必然的东西。

乾隆即位之初，为纠正雍正的苛严而政局宽大，在一定时期内放松了控制，但却带来了副作用，官僚机构逐渐废弛，贪污腐化现象滋长。乾隆很早意识到这一点，并对官僚们提出过警告，“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丛生，激朕将来有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①。事态的发展就像乾隆预先指出的那样，吏治日益腐败，乾隆对官吏的惩治也随之加重，螺丝钉正在拧紧，朝廷的政策由宽大而趋于严厉。自从乾隆六年，鄂善因贪污赐死以后，乾隆对鄂尔泰、张廷玉两个势力最大的官僚集团特加贬抑。乾隆七年，因御史仲永擅泄露机密，进行追究，将鄂尔泰交部议处，其子鄂容安被革职。乾隆八年，因谢济世案件，湖南全省大官僚均被革职，包括巡抚、藩司、臬司以及湖广总督。乾隆九年顺天乡试，查获许多人夹带作弊，谕令“科场怀挟之弊甚多，势不得不严行搜检”。乾隆十一年，各地抗粮闹赈事件激增，乾隆认为“民风日刁”，加强了镇压，并责怪官僚们，“似此懈怠废弛，盗风何由宁息”。将安徽省自乾隆元年以来任臬司者，均交部察议。乾隆十一年，为了整顿日益废弛的官场和营伍，命讷亲南下巡视。这年，乾隆发现各省亏空甚多，“朕观近年来亏空渐炽，如奉天府霍备任内，则有荣大成等五案，山西则有刘廷诏之案，……揆厥由来，实缘该管上司，见朕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一以纵弛为得体”①。在乾隆的心目中，实施宽大政策已产生了流弊，官僚机器不适应统治的需要，他对现职的大官僚失去信任，雷厉风行地进行整顿已是刻不容缓的要务。以上所举乾隆十三年以前的一系列事件，已显示了政策的渐趋严峻，对官僚们的处罚越来越加重。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刺激乾隆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促进和加速了政策从宽到严厉的趋势。正好像在许多次小地震以后，终于爆发了一场八级大地震一样。

以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为契机而对官场的整顿，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这就是加快了廷臣的换班和两代人的权力交替。乾隆初年，所用大臣都是雍正遗留下来的老臣，如允禄、鄂尔泰、张廷玉、海望、来保、阿克敦、张广泗等，连最年轻、最有权力的讷亲也是雍正特选拔上来的。乾隆整顿吏治的锋芒正是针对着这些旧人和老臣，他擢用了一批新人以代替旧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孝贤皇后的弟弟傅恒，还有乾隆的亲信侍卫，如舒赫德、兆惠、富德、明瑞、阿桂等人，正是依靠这批新进的年轻人，不久以后完成了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的业绩，开拓了乾隆中期的统治格局。

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的丧葬和金川战争失利所掀起的政海风波，值得研究者的注意。因为它反映了皇权控制的整顿官僚机器的一种形式，显示了拥有至上权威的专制君主的意志和情绪会对历史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它又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叶清廷政策演变的趋势以及当时政治舞台上崛起的一代新人。这些对理解清代政治史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三编 书评与序跋

失去了的机会

——《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序言

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总不免要从今天的视角去评说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当前的生活经验能够使人们更深地思索过去，对历史上的功绩和失误看得更清楚，体会更深刻。历史不能照原样重演，已经逝去的岁月不能重新开始，对过去的悔恨、惋惜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不能重铸过去。但我们却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到未来应该怎样生活。人类的行为都是以他们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在历史中积累的智慧为依据的。让我们翻开18世纪的历史，我们今天感受得最为深切的历史失误就是造成了闭关锁国形势的清王朝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与当时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闭关锁国的阴影曾长期笼罩在我们的头上。当朱雍同志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和他商议，把研究范围定为18世纪的中外关系，看看清政府怎样坚持闭关锁国，不愿意开放中国的门户。

要研究“闭关政策”，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历史上是否有过闭关政策？清朝政府曾否执行过“闭关政策”？因为有的同志持不同的意见，他们列举许多中外交往和通商的事实来说明清朝的对外政策是比较开放的。在这篇序言中，我不可能对此作详细的驳辩，近几百年的历史非常丰富复杂而充满矛盾，留下了浩瀚的可以供人使用、驱遣的相互分歧的记载。如果不看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谁都可以容易地为两种恰恰相反的观点去掇拾自己需要的例证。当然所谓“闭关”或“开放”，是相对而言的，是比较意义上的词语。“闭关”不会是绝对的封闭，世界上最严格执行闭关政策的任何地方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不会和别的地方毫无交往。清初虽有“片板不准下海”之说，实际上岂能做到这一点。像桃花源那样完全与世隔绝的社会只存在于文士哲人的想象中，就是这一想象中的封闭世界也还免不了武陵渔父的突然闯入。因此，列举一些清代前期中外贸易和交往的史事并不能否认当时总的封闭形势。当时的清政府对外执行封闭主义政策，这是禁锢国家和民族的桎梏，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朱雍同志在这部著作中避免使用“闭关”而改用“限关”二字。不论“闭关”也好，“限关”也好，这部著作详尽地描述了封建后期的中国在世界发展潮流中形成了越来越严格的“封闭”体系，探讨了这一过程中中外（主要是英国）双方的政策、态度，彼此的矛盾、撞击。朱雍同志搜集了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一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分析论证。思维之光照射了这一迄今尚很少有人探索的朦胧领域。我，作为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对这篇论文达到的水平和其中许多论点最好不作公开的评论，而把它留给学术界和本书的读者。但有一点可以提出：此书对于从长期封闭状态走向改革、开放的人们来说，很值得一读，它将启发我们对中华民族走过的路程进行某些有意义的回顾和反思。

历史有时会出现奇特而有趣的现象，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同一历史进程，可能会显示很不相同甚至迥然相反的景观。1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经济繁荣，政治安定，国力强大，国家的统一和版图的巩固，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和过去做纵向比较，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后来居上是必然趋势，如果仅仅以比过去有所进步而感到满足，自我陶醉，就有可能陷入停滞的危险。特别在近二三百年中，地理距离的巨大障碍逐渐消除，许多在过去是遥远难达的地区变成了旦夕可及的近邻，世界上各个国家、各支力量相互竞争，你追我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当我们把所谓“康雍乾盛世”移到全世界的坐标系上，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势和景观。当时，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突飞猛进。18世纪末，亦即乾隆晚期，法国发生震惊世界的大革命，扫荡了欧洲的封建堡垒，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发展道路。在文化思想领域，有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康德等杰出人物，如群星灿烂，辉映天空。如果用资本主义青春期的崛起做比较，那末，同时代中国康雍乾盛世所取得的成就变得黯然失色，中国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看上去犹如衰颓的老翁，体态龙钟，步履蹒跚，失去了活力和生机。

人们长期思考着：在古代，曾经处在世界先进行列的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为什么和西方国家拉开了愈来愈大的差距？政治家和学者们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宗法家族的社会结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庞大人口的压力、封建传统文化的负担、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等等。人们不无道理地从各方面来解释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别似乎不仅仅是发展速度的快慢，而是在文化特点、社会结构上存在深刻的差异。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将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将会和西方世界很不相同。譬如两列火车在两条轨道上行驶，各自奔向遥远的未来，我们不知道两条轨道将在何时何处会合交接。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作用就是使各个地区靠近起来，进入一个世界体系，就像马克思所说，它迫使各个国家和民族推行资本主义文明制度，按西方的面貌改铸全世界，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全世界或迟或早都发生了历史的转轨，即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撞击下发生改变，打破了常规和平衡，进入了动荡的斗争和变革之中，激发了自立自强的努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转轨中的历史，中国封建社会走完了乾隆盛世的路程，随即与外国资本主义激烈冲突，备受欺凌，饱尝酸辛。一切斗争、探索、成功、失败都反映了转轨时的艰难。历史悠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维护的强大能力，在历史必须转轨时显示出巨大的惰性。它在和外部世界接触的早期就产生了自我隔离机制，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在中国的周围设置了一道防波的堤墙，阻挡着滔滔而来的世界文明潮流。本来，历史进展是十分复杂的，充满着可变性与多种选择的机会，而闭关政策的实施，使人们闭目塞聪，毫不了解外部世界，错过了许多次选择和转变的机会，推迟了社会发展，大大削弱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进行竞争的能力。

闭关政策的产生自有其深刻的根源。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远离其他文明中心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我延续的深厚的中国古代文明，这一文明必然带有排他拒外的倾向。明代后期，西方殖民主义东进，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书籍、仪器，这是继佛教之后，外来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输入。但东进的欧风还不可能吹越过高耸的封建峰峦而遍及中国大地。18世纪的中国反而在日益靠近的世界潮流面前步步退却，更加严格地闭关锁国。康熙后期，由于礼仪问题引起清廷和天主教会之间的争论和冲突，雍正初年严禁传教活动，限制传教士来华，又限制中国商民出洋贸易、谋生。当历史提供抉择的重要时刻，中外关系被人为地阻绝，交往萎缩，关系冷却，阻碍了历史逐渐转轨的可能性。

乾隆朝继承了前朝的政策，且限制措施逐渐严格，趋于周密。乾隆初年，对中外贸易的限制尚少，态度比较宽容。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47），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俟夷船回棹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却比较宽容，不同意地方官吏的意见。复示“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①。可见当时清政府尚属开明，并无限制在一口通商的意向。

不久以后，清廷的政策就发生摇摆，这本书中提到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乾隆二十年（1755），一些原在广州贸易的英国商船不堪广州行商和粤海关官吏的勒索，来到浙江宁波贸易，企图变更贸易路线，另开通商口岸。乾隆皇帝对此很犹豫，一方面他担心外国商人在浙江活动，“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政滋事”。另一方面，又无意用强硬手段，禁止贸易。他一度考虑在浙江开辟第二个通商口岸，“今番舶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惟多增税额，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关之例，用内务府司员设立海关，补授宁台道督理关务。约计该商等所获之利，在广在浙，轻重适均，则赴浙赴粤，皆可惟其所适”①。

一口通商还是多口通商？这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重大选择。如果允许浙江开埠，中英贸易由于更加接近茶、丝产地而获得发展，江浙富庶之区将被带动起来，广州的外贸垄断体制遭遇挑战，浙江和广东在招揽贸易方面将展开竞争，很可能会引起贸易规模和中外交往的迅速变化，产生有利的影响。可惜乾隆在关键时刻，步步倒退，在一口通商和多口通商之间，在更加封闭和稍稍开放之间，选择的是前者。错误的选择，压倒了正确的选择。在这里，偶然性也施加了一定的影响。由于要考虑浙江开埠的利弊，乾隆把原任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要他对浙江通商进行调查。中英贸易长期在广州进行，形成了一个包括行商、粤海关监督、广东地方官员吏役在内的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对外贸易，得利甚多，不愿使贸易转向浙江。杨应琚已任两广总督三年，正是广州对外贸易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他以粤民生计和两省海防为理由，力陈浙江通商的弊害，“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省贸易”。乾隆帝接受他的建议，谕令：“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借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①这道谕旨加强了闭关措施，形成了今后将近一个世纪内一口通商的不变格局。

自然，一口通商和闭关政策的严格化，不是杨应琚一纸奏文所能决定的，甚至也不是广州利益集团完全能操纵的，它是众多历史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至少乾隆本人和大臣们都具有闭关锁国的倾向，所以很快就接受了杨的意见。闭关政策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像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远离其他文明中心的大国，要进入世界历史潮流，注定是艰难、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但是肯定历史的必然性并不等于认定人们对历史进程无能为力。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的差别就在于人的能动的参与。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戏剧并没有上帝预先写好了的剧本，其中充满着机会、偶然性和多种选择的可能，一切有待于人的设计、开拓、创造，不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乾隆在乾隆二十二年，曾有多口通商的设想，以皇帝的权威，实现宁波开埠是毫不困难的。当然，即使宁波开放，以后的中外贸易还会遭到种种困难和挫折，中国的门户也不会完全主动打开，但比之一口通商的僵化模式将更有利于中外的经济、文化交往，更有利于中国的前进。

英国商人不甘心限于一口通商，千方百计希望取消禁令，因此而有乾隆二十四年（1769）英商洪仁辉赴天津呈诉，控告粤海关勒索，要求宁波开埠，结果反而引起清廷的强硬反应，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虽受惩处，而乾隆认为“番商立意把持，必欲去粤向浙，情理亦属可恶”①，不但不准别口通商，而且将洪仁辉圈禁澳门。朱雍同志在这本书中详细叙述了洪仁辉案件，此事成为清政府强化闭关政策的契机。同年，广东制定《防范外夷规条》，第一次明文规定对来华外商的严格约束，外商在广州只有很小的活动余地。同年，由于丝价上涨，清政府认为这是由于出口太多的缘故，竟禁止输出这一传统的对外贸易商品。这一愚蠢的做法，作茧自缚，反而影响了内地的经济和生计。几年之后，沿海各省纷纷要求弛丝斤出口之禁，恢复了生丝贸易。但在禁运的这段时间内，反而刺激了意大利等地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树立起了丝绸贸易的竞争对手，故以后中国的丝绸出口，一直疲软不振。

广州一口通商的体制日益不能适应增长中的中外贸易，清政府闭关措施越来越严格。清政府坚持闭关政策出于什么考虑？不少同志以为，这是为了防御外来侵略，是正当的自卫政策。这一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从后果来衡量，闭关政策对外国势力的阻挡是暂时的，中国的门户迟早必须开放，不是主动开放，就是被迫打开。这一政策更重要的作用是束缚了中国人民。按清朝的规定：中国人不得与外国人接触，不得自由出洋，不得长期居留外国。18世纪末，尽管中外贸易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但中国人接触外国的渠道十分狭窄，对世界状况、西方科学文明毫无所知，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停滞凝止，没有进步。一旦中外矛盾激化，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入侵，中国失去了防卫和应变的能力。闭关政策对中国的损害远远大于对外国造成的不便。

环观18世纪的国内外环境，应该说：这是中国主动开放门户，加强与西方交流，提前实现历史转轨的有利时机。可惜中国内部尚未形成革新的力量和机制，致使机会白白地丧失。18世纪的清政府处在鼎盛阶段，财富充足，国力强盛，大批传教士的东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了中外交往前所未有的规模。17世纪，荷兰曾侵占台湾，沙俄曾侵占黑龙江，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在中国的坚决反击下，外国的武装侵略均告失败。18世纪的中英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商业关系，没有重大的军事对抗，不构成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威胁，这种交往对中国利多于弊。如果中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以加速，使中国更早、更多地接触西方文明，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改革。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远征中国，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对外国势力一定程度的警惕和防范是应该的，但并无深闭固拒的必要。清朝统治者所以要执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并非担心外国立即有军事入侵的可能，而主要是针对国内的骚动和反抗，它害怕中国人民和外国人频繁接触，不是带来中外之间无休止的纠纷，就是中外结合，增强反对清朝统治的情绪和力量。马克思正确地指出“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指清朝的闭关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17世纪的大约前早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指满族）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①。当时来华的马戛尔尼也说：“吾实来见中国禁止外人在北方各埠贸易之规定明文，其所云云，不过华人欲掩其真正动机而不欲宣诸口者。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于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①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闭关政策的渐趋严格和乾隆中叶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有关。虽然外国人和抗清起义其实没有多少关系，但清政府总是疑神疑鬼，认为“外夷奸棍，潜入内地，诳诱愚民、恣行不法”。乾隆十八年发生了安徽的马朝柱聚众谋反案，其实马朝柱和外国人毫无关系，马却借用了“西洋寨”的名目，引起清廷对天主教的更加警惕，对传教的禁令更加严密。凡是和外国人有来往的中国人均被视为奸徒，长期居留外国的华侨，携资回国，财产抄没，人被充军。洪仁辉案件中，原告英国人洪仁辉和被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处以圈禁和遣戍，而代英国人书写状词的四川人刘亚匾被处死刑。统治者害怕人民和外国人交往，故而科罪最重。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肃回民田五起义，当时刚好查获有4名外国传教士潜入陕西传教，乾隆神经紧张地认为“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消息，亦未可定”②，谕令地方官吏留心稽查防范。18世纪后期，国内阶级矛盾愈益激化，清廷防范中外交往愈益严密，闭关的政策愈益严格。乾隆五十二年，皇帝写了这样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①在他看来，目前国力虽盛，以后将有盈虚损益，对外交往将会带来危险，给国内统治增加不安定因素，宁可闭关不开，排拒外来势力。

当然，这是乾隆一厢情愿的打算。历史在无情地走自己的路，中英贸易日益发展，交往更频繁，矛盾更尖锐。是顺应时势，采取主动，稍稍开放，给中国打开一个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还是顽固不变，严密封锁，拒绝交往，直到大门被侵略者的炮火所轰塌。历史摆在乾隆帝面前的就是这样的选择。可惜乾隆和他的大臣们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对方兴未艾的抗清起义十分恐惧，对外来势力极为鄙视，深怀戒心，选择了错误的方针，不愿开放中国的门户，一次又一次失去了调整对外关系的机会。

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机会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觐见乾隆，这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朱雍同志以极大精力贯注于这一事件，因为这是促使历史实现转轨的关键时刻，清政府仍然顽固地拒绝主动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本书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组成、使命、出发、航程，清政府的对策、接待、觐见、交涉以及使团的返回英国，做了极为详尽、细致的研究，把二百年前使团活动的历史场景再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确实看到这一使团在中外早期交涉史上的重要性，体会到由于谈判中止而给中国留下的不良影响。当年英国政府迫切希望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其态度是积极而郑重的，派出了耗费巨大、人员众多的外交使团，其正式成员以及士兵、水手、工役达七百余人，分乘5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航行，才到达大沽口外。由于英国使团以补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所以清政府最初的反应也是良好的，命令沿海各省做好接待工作，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进口。为了能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团，乾隆取消了每年例行的围猎，对使团的食物免费供应，十分丰盛，并预先规定使团回国时将赏给可供1年食用的粮食。一个英国使团的成员写道：“在伙食的供应上，我们迄今是很少理由可以提出异议的。关于这一方面，我们所受的待遇不仅是优渥的，而且是慷慨到极点。”①

这一切并不预示中英谈判将会顺利进行。由于两国文化背景和政治观念迥异，对这次正式的外交接触的理解也不同。中国方面认为，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只是单纯的祝寿、观光，仰慕中华的声教文明；而英国的目标是希望与清政府谈判，改变现行的贸易体制，扩大通商，建立经常的外交联系。

中英外交接触一开始就碰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即是觐见皇帝的礼仪。清朝自视为“天朝上国”，其他外国都是蛮夷之邦，它把广阔的世界纳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按照封建等级、名分构成的朝贡体系之中。英国也好，俄国也好，都和清朝周边的藩属国家、弱小民族一样，都应匍匐在自己的脚下，除了朝贡关系以外，它不知道国际之间还存在什么别的关系。因此，英国使臣觐见皇帝自然要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这对欧洲国家来说，被认为是屈辱，决不能接受。中英双方都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国家的尊严和威信，难以找到妥协的办法。早在顺治时俄国巴伊科夫使团、康熙时俄国尼果赖使团到北京，就发生过类似的争执。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再一次遇到了这个解不开的死结。这表明了在长期与世隔绝状态中形成的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制度和观念形态，与世界各国存在着极大的鸿沟，中国要进入世界，和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交流，需要经历长期的、艰难的适应过程。

由于礼仪的争论，乾隆帝极为不快，接待的规格立即改变。谕旨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①

马戛尔尼以后觐见乾隆，究竟怎样行礼，不但当时争论激烈，直到今天，因双方记载互异，也真相难明。据英国的记载，使团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磕头。而和珅的奏折中说：“臣和珅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臣等恭递表文……即令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②在今天看来，礼仪问题属于形式，当时却成了中外交涉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从此清政府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关系从相当高的热度，一降而达到到冰点。

正像这本著作中所指出：一些偶然的因素也影响中英关系的改善。譬如清廷命钦天监监副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协助接待和翻译，由于彼此矛盾，索德超对英国使团抱敌对态度，不会替英国说好话，交涉中根本没有进行解释和斡旋的人员；又如乾隆皇帝年过八十，精力已衰，而负责接待的和珅贪婪成性，没有得到足够的礼品，对使团缺乏兴趣和热情。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的，即乾隆皇帝个人的性格和爱好，影响他对西方的认识。乾隆本人才华出众，文武兼通，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他处处模仿祖父康熙，在这一点上却和康熙很不相同。乾隆曾写诗自嘲：“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①马戛尔尼使团为了要吸引和打动中国皇帝和官员们，精心挑选和制造了足以显示英国科学水平和工业实力的许多礼品，包括天文地理仪器、机械、枪炮、车辆、船只模型、图册、呢绒毡毯、乐器等等，分装六百箱，携来中国。可惜坐在皇位上的是对科学毫无兴趣的乾隆而不是康熙，他并不重视这些礼物，并且认为：外国能造的，中国自己也能制造。他说：“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腊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转运，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①无知和自大，闭塞了他的耳目，对新事物无动于衷，一切视为夸大和平常。那些光学和数学仪器很快被废弃，从圆明园中搬走；灵巧的车辆和逼真的船只模型没有全部装配完毕；使团特别带来了技术人员，可清朝官吏不感兴趣，并不打听各种机械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乾隆皇帝虽然亲自观看了大炮的试放，惊讶其威力，但却认为“这种杀伤力和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②。总之，西方先进的仪器物件无助于麻木的清政府激发兴趣，引起警觉，开拓视界。

英国使团于1793年9月26日回到北京，清政府认为祝寿完毕，使团的使命已完成，而马戛尔尼则认为事情还没有开始，急切地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三、请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得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

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减税。

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对外扩张，寻找农副业产品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它的要求自然带有侵略性，如割取中国的岛屿等，清政府决不会接受这种要求。制度不同的中英政府都会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但当时中英矛盾并未上升到使用暴力，彼此还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的实力，两国之间的问题可以也只能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对问题视而不见，置之不理，避免外交接触，拒绝对方的全部要求，肯定不是明智的做法。英国的六项要求中，有不少属于改善正常贸易的，不仅从今天看来应予考虑，即使当时的清政府也并不认为绝对不能接受。例如，宁波通商的要求，乾隆帝在30多年前就加以考虑并一度准备接受；又如允许外商到北京贸易，则早在康熙时就曾将此项权利给予俄国商队；改进广州纳税体制是乾隆自己说过的，又为以后两广总督长麟所承诺。英国的六项要求应予区别对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应当拒绝，有的经过谈判，加以修政。即使清政府拒绝英国的大部分要求，只要外交谈判继续下去，可以增进相互了解，缓和矛盾冲突，对中国有利而无损。中国和英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对等和平等的，英国当时并无远征中国的可能，只能用谈判手段扩大其贸易，因此它的要求不能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并设想了自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让步和替代的办法。本书作者指出：为了谈判成功，英国努力博得清政府的好感。英国国务大臣邓达斯给马戛尔尼的指示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误会，要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使团的主要目标是向皇帝祝寿，广州贸易虽然存在弊端，但不要在微小的弊端方面提出抗议，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触犯中国人。问题在于处在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中的清政府，对外部世界既无需求，又不了解，它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感到有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的必要。再加上礼仪争执所引起的不快，把英国六项要求一律斥之为“非分于求”，呯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乾隆帝于9月30日回銮，立即下令马戛尔尼使团应于10月7日离京回国。英使要求进行谈判，留住过元旦以后，清政府断然拒绝。没有经过任何谈判，英国使团几乎等于被强行驱逐，只收到清廷一封词语强硬、全盘拒绝英国要求的敕书。

历史的经验证明：像中英这样两个遥远、隔离、互相生疏的主权大国，一下子不可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达成协议，甚至对话也难于开始。只有逐步加强接触，增进了解，才能进行有效的外交谈判。在当时最需要，也是较现实的是维持相互联系，通过积累，创造有利的谈判环境，而不是达到什么外交成果。如果说，18世纪中英之间的平等交往尚有可能，那末，到19世纪中叶，机会已逝，两国以兵戎相见，英国把条约枷锁强加于中国，只有城下之盟，再也谈不上对等和平等的谈判了。

我们可以看到马戛尔尼使团在归途中和中国陪送大臣短期接触、对话，相互关系取得某些改善，但毕竟时间短促，不能产生明显的效果。使团从北京至浙江，由军机大臣松筠陪送，共一个月零两天；从浙江至广州，由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陪送，共一个月零八天。他们两人在沿途和马戛尔尼多次长谈，内容广泛，涉及外国的政治、贸易、外交制度，中国的法律、习俗，中英关系中的纠纷和贸易、税务弊端等等。松筠和长麟都是清政府中开明而能干的官员，他们在短期接触中对外部世界和中英贸易开始有所了解。他们的意见禀告清廷，可能影响了皇帝，乾隆的态度有所缓和，给英王写了第三道语气较为温和的敕书，并允许英国使团隔年再来。马戛尔尼在与松筠、长麟接触之后，沮丧的情绪有所改变。“在北京时候，他确实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有所怀疑，但后来松大人在赴杭州的路上以及总督自己（指长麟）向他做了解释并传达了皇帝陛下的真实心情，他已经感到放心，相信英国在华臣民的利益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证。”①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看到了200年前在我们国家面前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机会如何失去。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面临历史转轨的时刻显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反映在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上对于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难以适应，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种人物和势力的影响，各种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和失误。历史规律体现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环境的制约，乾隆的政策正是封建小农社会的产物。但历史又是人创造的，人具有改造环境、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英明的领导者善于体察形势，顺应潮流，判断利害得失。他们应该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想到那些过后看来一清二楚的道理。他们像翱翔天际的雄鹰能够眺望地平线以外正在迫近的对手，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动和带领他的国家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乾隆帝国内的政策和治绩相当成功，经济和政治力量臻于极盛。但是，他的对外政策是失败的，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自我封闭，虚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研究乾隆朝对外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戴逸卷》）

历史学要走出书斋

——《历史的顿挫》台湾版序言

我津津有味地读完了《历史的顿挫》两卷本，其中包含着一系列历史上相继发生但并非连接的故事，犹如观赏了一出又一出的独幕剧。五光十色的事件，曲折具体的细节，悲欢离合的感情，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使人愤悱感慨，徘徊叹息。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眼底匆匆而过，留下了悲剧性的韵味和哲理式的反思。书中描写的事件和人物虽是熟知的，但作者努力以新的思路、新的视角、新的表现方式，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一幕又一幕的历史，使用自己的语言，讲出自己的感受，融历史、哲理、文学于一炉，给人以面貌一新之感。

中国自古以来，文史哲不分家。历史学家应该具备哲学家的头脑和文学家的气质。人们学习历史，最重要的是增进智慧，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就需要有像哲学家那样深邃敏锐的思辨能力，才能从重重的迷雾中认清历史的真谛。而历史作品又应该是生动丰富、引人入胜、百读不厌，如同才华横溢的文学作品一样。历史学家通过客观历史过程的精心描述去启迪人们思考，激发人们热情，使人赏心悦目，给人以真善美的享受。历史的陈述既是真实的，即忠于客观事实，又是思辨的，即富于哲理性探讨，还应该是艺术的，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历史的顿挫》是沿着这一方向所进行的成功的尝试。书中的每一主题，前人都谈过了无数次，但读起来仍新鲜有趣而发人深思。因为作者对各个历史问题各有独立的见解，并非因袭旧说，同时，在内容、体裁、结构、标题、行文等方面，力求推陈出新，注意了曲折过程的描绘，具体情节的摹写，人物心态的刻画，避免了史料堆砌和空洞说教。这本书初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编著者们艰苦钻研、刻意创新的结果。

目前书市上的历史著作，艰涩枯燥者多，一般读者望而生畏。当然有些专业性强的历史作品，读者是不会很多的，我们仍然需要这类作品，因为这对学术的发展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但历史书籍总不能变成只是同行专家之间交流对话的工具。历史科学走出书斋，深入民间，成为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食粮，就需要有一大批观点正确、材料丰富、思想健康、形式生动、文字流畅的作品，就需要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们，运用其智慧和才华发挥创造力，把科学性和可读性紧密地结合起来。我预祝中国历史科学的盛大花圃中出现更多这类优秀之作，这是广大读者十分需要和十分欢迎的。

（1990年10月为台湾云龙出版社出版《历史的顿挫》所作序言）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序言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彩，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悱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引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的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巅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凛凛”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的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不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丘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和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总序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借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仪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人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壁，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凌，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庋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钞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澌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庋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钞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钞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纡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磨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2004年

（《涓水集》）

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

——清代诗文简论

《清代诗文集汇编》浩瀚广博，收四千余家，录诗文不下五百万首，鸿篇巨制，洋洋大观。诗与文是我国悠久的文学体裁，唐宋最盛。而《全唐诗》仅四万首，清代诗文之多远迈唐宋，其艺术水平亦高超卓绝，可与唐宋相比肩。

文士诗人即事撰文，即情吟诗，所作皆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所知，真实可信。其中有军国大计、朝政庙谟，亦有战乱灾祲、民间疾苦，作者据实而书，感叹沧桑，价值很高，可据以编史著作，亦可暇日吟诵，以广见闻，这是一笔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清朝灭亡之后，战乱频仍，还没有来得及收集和整理。此后，虽有些整理出版，然数量有限，致使这笔浩博的文化遗产散落各地，未为人知。这次收集、整理、出版数量达八百册之多，在我国出版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要了解近三百年的清代诗文的全貌和特点，需要写一部厚重的《清代文学史》，这里只能作极简要之介绍，说其内容梗概，写其发展趋势，挂一漏万，势所难免。

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裂的乱离之世，干戈扰攘，中原板荡，清兴明亡，满汉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围绕着这一主轴而与时俱变，当时文坛上充斥着明遗民的诗文，痛家国之沦亡，斥清兵之凶残，思明亡之教训。其代表作家有清初三大儒、岭南三大家、江左三大家等。清初三大儒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以深沉的思考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精彩篇章，突破了君臣之间的纲常伦理，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顾炎武写《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针对明末贫富不均、土地兼并，主张“均田”“均赋”。王夫之在《思问录》《周易外传》中提出唯物主义以及变化、矛盾的哲学观点。他们在诗歌方面贡献亦多，如顾炎武的“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海上》），黄宗羲的“顽石呜呼都识字，冬青憔悴未开花”（《寻张煌言墓》），王夫之的“家国遥睇怜征雁，溪路含愁听早莺”（《山径》）等等，都抒发了思念故国的深情。

岭南三大家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突出的是屈大均，他长期跋涉远游，“所目击者宫阙、陵寝、边寨、营垒废兴之迹，故其词多怨伤慷慨”（卓尔堪：《明遗民诗》）。他一直活到康熙中叶，当清朝收复台湾时，他还从失去复明基地的角度出发，悲叹“茫茫一岛是天留，父子经营作首丘。恨绝生降虚百战，桓文事业付东流”。

江左三大家，即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是另类的遗民，一度降清，后来内省忏悔，悲怨深切，形之于诗。钱谦益是当时诗坛的领袖，降清不久即归乡家居，写下“周室旧闻迁金鼎，汉宫今见泣铜驼”“林木犹传唐痛哭，江云常护汉衣冠”。当郑成功举反清义旗进长江、围南京时，各地响应，钱亦喜极欲起，仿杜甫秋兴诗写诗一百多首，歌颂欢呼。陈寅恪称“《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乃三百年未有之绝大著作也”。

吴伟业也是失节仕清的诗人，著《梅村集》，其中《圆圆曲》《永和宫词》《松山吟》皆为书写明清史事的著名诗篇。他临终时怨艾自责，写《贺新郎》一词，云“故人慷慨多奇节，恨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屐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可以窥见他内心的痛苦与煎熬。

清初还有傅山、朱之瑜、侯方域、方以智、张煌言等一大批诗人文士，留下了许多诗文，吐露了自己的哀伤之情。

康熙中叶以后，清廷致力发展农业、奖励耕垦、蠲免租税、兴修水利，又出塞用兵，抗击俄国侵略，统一新疆、西藏，内部又团结汉族知识分子，尊孔崇儒，开博学鸿儒，征召山林隐逸，满汉矛盾渐趋缓和，对立情绪消退，清朝进入盛世，诗文风气因而大变。

盛世诗人早期的代表可推王士禛，他著有《带经堂文集》，官居高位，交游广泛，极享盛名。他的诗描绘景色，指点湖山，称神韵派。他写诸如《方山道中》等诗，吟及：“前山白云外，缭绕一江横。渔舍参差见，风帆自在行。烟花怜故国，湖海寄浮生。洗盏船头坐，一声沙鸟鸣。”把平凡常见的湖山花鸟勾画得清新幽雅，令人神往。

当时与王士禛对立的是赵执信，著有《饴山堂诗文集》，他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批评王“诗中无人”，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赵的诗较注意现实，“笔力遒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二人“王以神韵飘渺为宗，赵以思路劖刻为主”，很能说明他们的诗风特色。

稍后的沈德潜标榜“格调”，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沈著有《归愚诗钞》，他在《说诗晬语》中反对以吟咏风花雪月为事，在诗风上主张“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他的诗较多颂圣赞德之作。更后的郑燮，号板桥，一反“神韵”“格调”之说，主张表现性情，抒写人民疾苦，他能诗善画，工书法，世称“三绝”。他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所写《画竹》一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清代最有成就的诗歌改革家是袁枚，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他是雄视乾隆一代的诗坛巨擘，倡“性灵说”。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反对将诗歌作为单纯卫道的工具，主张诗可以抒写山水之景、男女之情，强调“灵感”的作用。“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袁枚诗作，确能写出自己的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逸灵巧，别具风格。如“秋深古迹诗愈健，霜满黄河浪不骄”（《题壁诗》），“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梦长”（《苦妾》）。

和袁枚齐名的有蒋士铨、赵翼，都是性灵派诗人。蒋有《忠雅堂诗文集》，其诗“清新蕴藉，皆发诸性情”，如“已知豪气吞云梦，便买扁舟下岳阳”（《洞庭秋泛》），“前尘事事都难忘，不到伤怀总不知”（《题忆园》），“自喜结根依小草，不随飞茵堕苍苔”（《落花》）。赵翼有《瓯北诗钞》，他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所作《二十二史札记》驰名于世。他曾从军远征，跋涉川黔闽粤，又扈从乾隆帝出塞行围，歌咏蒙古习俗，大漠风情。蒋士铨说他“天才卓越，又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其奇，兴酣落笔，雄伟奇恣，不可遍视”（《瓯北集序》）。他写诗力主创新，不蹈前人窠臼，他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尤为人耳熟能详。

清代中叶，文章亦臻于极盛，诞生了桐城文派，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始创于康乾时代的方苞、刘大魁、姚鼐，下传到十九世纪的梅曾亮、方东树、管同、曾国藩、吴敏树、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林纾等，薪火相传二百年之久，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据说有名可数的作家有600多人，大多有诗文集行世，故当年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说。他们不仅有文学创作的实践，佳作如林，精彩纷呈，而且有文学理论。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刘大魁标榜文章的“神、气、音、节”，姚鼐又细化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桐城派声势浩大，影响甚广。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大的文派。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成为批判的对象，被称为“桐城谬种，选妖遗孽”。这时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桐城派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故地位下跌，一落千丈。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丰功伟绩，但它对传统诗文的评论具有片面性。其实桐城派文章是清朝盛世的产物，接续着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中国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载体，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应该客观、正确地分析和对待，不可一笔抹杀。

跨过清朝的乾嘉时代，中国迎来了狂暴急骤的西风欧雨，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亦随之大变。一是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充实了诗文的内容；二是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潮兴起，诗文也随之扩展新视野，歌咏新事物，产生新理念；三是改革与革命兴起，诗文成为改造中国、振奋人心的武器。

近代爱国爱民的新诗文萌生于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的“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开其端。郑观应有《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历述了中国的被侵略、被凌辱，“一自海禁开，外夷势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狄葆贤有《平等阁诗钞》，感叹“尘海微生感逝波，沉沉大陆竟如何，睡狮未醒千年梦，野马行看万丈过”（《秋感》）。

近代的许多诗人痛心对外战争的失败，歌颂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如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黄遵宪的《人境庐诗钞》都充满激情、脍炙人口。张维屏的《三元里》写道“三元里前声如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生民合力强敌摧”，热烈歌颂人民的抗英斗争。黄遵宪的《闻大东沟战事》颂赞邓世昌“致远鼓轮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勇者壮烈首捐躯，无悔同胞夸胆识”，还有胡延《蔺德堂诗钞》歌颂左宝贵“月晕重重闻楚歌，洞胸犹握鲁阳戈，仲由结缨那惜死，国势不张将奈何”（《左将军歌》）。丘逢甲痛心于台湾割给日本，写出“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经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悲歌。这些诗慷慨磅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要求清廷进行改革维新的声音也同时在诗文中兴起，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他的诗“独辟蹊径，卓然自立”（梁启超语），赞成改革变法，“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己亥杂诗》）。戊戌改革的人物均善诗文，咏诗甚多，其领袖康有为因北京不能实行改革之志，在离京南下时有诗“高峰突出众山妒，上帝无言群鬼狞，漫有汉廷遣贾谊，岂教江夏逐祢衡”（《出都留别》）。及至维新失败，慈禧当权，金天羽《天放楼诗集》有诗“上林风急雁惊秋，国事天家说总愁，帝病请祠遣蒙恬，佛慈衣钵斩罗睺，北军产禄兵柄握，东市膺滂血空流，想是宫中谋议泄，皇灵停榇困沙丘”，这首诗几乎是戊戌政变的写实。

历史进入20世纪，局势又变，革命风潮汹涌激荡，不可阻遏，诗文成为鼓吹反清革命之锐利武器。孙中山的《革命方略》《民报发刊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以及陈天华的《猛回头》都是驰名的革命诗文，大批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写了大量反清的诗歌文章。鉴湖女侠秋瑾以一女子，既习武，又能诗。她写的词《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写《感愤》诗：“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诗词中表现了革命者爱国的情怀、崇高的追求和悲壮的风格。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诗文大量涌现，如柳亚子“希望前途竟如何，天荒地老感情多，三河侠少谁相识，一掬雄心总不磨，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辜负好头颅，椒花拍酒无情绪，自唱巴黎自由歌”（《淀江道上口占》），苏曼殊的“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元旦感怀》）。宣统元年，许多诗人文士在苏州虎丘集会，创设“南社”，以诗文为武器，抗击腐败的朝廷。清朝覆亡时，社员发展到200人，以后发展到2000人。南社诗风，忧国忧时，慷慨雄放，为清代诗歌作了总结，至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和白话诗兴起，又开拓了中国诗文的新领域、新境界。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戴逸卷》）

第四编 清史工程与清史编纂

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先生，各位专家学者：

刚才周部长（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传达了中央关于编纂《清史》的指示和精神，宣布了编纂委员会的名单。中央的决定非常英明、正确。我一定和全体编纂委员会的同志团结一致，贯彻执行。这里我和同志们谈一谈编纂《清史》的由来和工作的展望。

编纂《清史》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我简单地把这个历史回忆一下。“易代修史”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前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后一个朝代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作为治理国家的借鉴，都把修纂前一朝代的历史作为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来完成。这样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绵延不断，因此积累了丰富浩瀚的“二十六史”。有了这样的传统，我们的历史典籍特别多，构成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所以江泽民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说明古代的修史传统积累了中华的文明。清王朝已经被推翻了90年，但至今还没有一部比较理想的、系统的、全面的、大型的史书。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董必武首先向中央提出建议，写一部正式的《清史》。这个建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1959年周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一个《清史》编纂的方案，当时吴晗同志征求了史学界很多同志的意见，跟我和任继愈等同志都亲自谈过。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项工作就停顿下来。以后，毛主席有一次跟范文澜同志说，自己退下来以后，管的事情少了，想读一点关于《清史》的书。田家英同志当时担任主席的秘书，曾经想编纂一部《清史》，而且得到了主席的首肯。他收集了很多清代的书法作品，有2000种，准备作为纂修《清史》的资料。1965年秋，周总理委托周扬同志召开中宣部部长会议，决定成立“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郭影秋同志担任主任，而且指定在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由来。但是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编纂工作化作泡影，没能实现。不仅实现不了，这件事情还成为当时批判中宣部和郭影秋同志的罪状，说他们要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后来，郭影秋同志为了保存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集合的一批清史研究力量（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该校的同志分散到各个单位），就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清史研究小组。直到1978年“四人帮”垮台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小组复归中国人民大学，正名为“清史研究所”。80年代初，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编纂《清史》。小平同志把这封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来考虑。80年代初，在制订“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清史》编纂问题，并决定要上马，但由于当时经费紧张和其他一些原因，又没有进行下去。我讲这段往事，是说国家编纂这样重大的文化工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坎坷的酝酿过程。

今天我们迎来了盛世，有了修史的机会，编纂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受国家的委托，编纂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这是很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位史学工作者值得骄傲和引以为荣的事情。这件事情落在我们肩上，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知识贡献给国家和人民，这是件人生的幸事。国家修史在历史上是百年不遇的，中国近600年来修过3次。第一次是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刚刚攻下大都（北京），就立即下令修《元史》；第二次是顺治初年，清兵刚刚进入北京以后，不久就下诏为明朝修史，实际上在康熙年间才启动，花八九十年修出《明史》；第三次是1914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成立清史馆，花14年修了《清史稿》；我们这是600年来第四次，是难得的盛举。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国家给予的这次修史的机会，齐心协力把这部《清史》修好。

为什么编纂这样一部大型的《清史》？它的意义何在？清朝统治长达近3个世纪，时间跨度很长，而它灭亡距今仅仅90年，越是离我们时间近，对我们影响越大，清朝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我们都耳熟能详。而且清朝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开始过渡的重要时期，今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跟清朝息息相关。因此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对清朝的历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很有必要编纂一部网罗各个方面的史事、详尽完备、分析正确而深入、篇幅较大的清代历史。在酝酿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疑问，我们已经有了一部《清史稿》，多达536卷，有没有必要再修一部《清史》？我们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应该说《清史稿》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一部并不理想的史书。因为当年袁世凯聘请参加修史的人，大多数是清朝的遗老，思想上忠于清朝，站在清朝的立场上修史，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被歪曲了。比如写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它用“革命党谋乱于武昌”这样的写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它记为“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不屑于提孙中山的名字，《清史稿》中孙中山的名字仅在通缉他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写秋瑾、徐锡麟牺牲称为“伏诛”，整个立场完全是清朝的立场；清朝官僚因为对抗革命被打死的，被称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大加歌颂。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当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请国民党封禁此书，说这部书“诽谤民国，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清史稿》本身在观点、内容、史实上确实有很多缺点，所以称为《清史稿》，其中基本常识有不少错误。台湾搞了一本《〈清史稿〉校注》，查出问题8万条，其错误率是很大的，所以它无论从观点上还是从史实上都不是一部理想的史书。我不是全盘否定它的价值，因为《清史稿》利用了国史馆长年累月积累的资料，有一定的价值，它的文字也简练概括。但是观点、内容和史实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需要有观点正确、内容确切的大型《清史》来替代它。现在离清朝灭亡已有90年，正是修史的好时机。20世纪所有的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修《清史》。北洋政府成立清史馆，国民党政府封禁《清史稿》后拨了50万元重新修《清史》，由于抗日战争而没有进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致力国家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也很多，顾不上修史。《清史》几上几下，最终没有上马。现在国家已经安定，进入小康社会，有了稳定的环境，有了比较充裕的财政条件，有了人力、物力、财力可以投入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所谓“盛世修史”，《清史》的修纂反映了我们中国正在迎接一个盛世的到来。另外，上个世纪清史领域学术上的准备也不够。《清史稿》纂修的时候，没有利用清代大量的档案，仅仅利用了国史馆的材料，因为清宫大量档案的发现比较晚。现在大量档案的发现，为《清史》编纂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前一辈学者如孟森、郑天挺、罗尔纲、郭廷以等在清史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胡绳等同志用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晚清史的规律，晚清史的研究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很多研究者在追溯中国现代化早期历史上取得很多成绩。新资料的发现更是层出不穷，第一历史档案馆从50年代以来整理出版了100多种档案，达4亿字。《清史》队伍也在迅速壮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学科的发展非常快。所以，在人才方面、在研究成果方面、在资料方面，现在启动《清史》编纂正当其时，是良好的时机。

下面我谈一下工作的展望。现在工作还没开始，所以详细地、具体地谈今后的工作还不可能，只是粗略地展望。目前重要的工作一是建立和健全机构，建立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其他的一些职能部门；二是组织队伍、调集人员，调集人员是比较困难的，还要拜托诸位能够推荐优秀人才；三是开展调查研究；四是组织体例规划的讨论；五是制定规章制度。总之，千头万绪，工作很多也很乱。现在我们一部分《清史》编纂人员和文化部的同志正努力做准备启动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写出一部观点正确、实事求是、记事翔实、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史料确凿的高质量的《清史》，能够反映我们的学术水平，成为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篇幅暂时考虑为3000万字上下，时间为10年左右。写出高质量的《清史》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团结协力，认真写作，全力以赴，经过艰苦的努力达到这个目标。3000万字的《清史》是我们编纂工作的主体工程。全面系统地讲清朝的历史，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要讲政治、讲原则，实事求是，坚持学术创新和发扬优秀史学传统的统一，坚持尊重客观历史真实和反映时代精神的统一，坚持文化学术积累和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统一。它的内容、体例、文字要经过专家多次的论证，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付诸实施。

中国传统史书一般都有纪、传、表、志几个部分。我们要参考和借鉴传统的体例，但我们修的《清史》不能照搬旧的体例，要创造新体例，如何把创新和继承相结合起来，希望各位委员各抒己见，研究讨论。比如说写一部通史是否合适，它的篇幅可以小一点，能够全面系统，讲清朝268年的历史，要求要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作为全书的纲要和核心部分，占全书的十分之一。这部分不仅专家可以读，一般群众也可以读，因为3000万的大书群众是读不了的，如果两三百万字群众就可以读。

另外在修《清史》时可否列入图录，这是以前的史书所没有的。郑樵在《通志》里说过，历史书应该有图。传统史书没有图，是由于印刷条件落后，也可能古代没有适宜的、好的图录可以放入历史书。现在情况不同了，因为印刷技术发达，图像印刷非常准确、精美，包括风俗民情的图、战争地图、疆域地图等，像康熙朝的《皇舆全览图》等都是世界著名的地图。能够把大量的图放入历史书中，可以更生动形象地表现历史。

传统史书里的纪、传、表、志，不能全部搬用，也不能全部抛弃，应考虑如何加以重点地改造。例如，本纪实际上是这一朝代的大事记，我们可以把本纪和皇帝的传记分开，保持记录大事的部分。人物传我想还是要的，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是由人创造的，但写多少人、如何排列（按时间还是按类别），需要考虑。志是否要保留，要占多少分量，写什么样的志？譬如《清史稿》里的天文志可以讨论要不要。天象的变化比较小，原来把它写在历史书里是强调“天人感应”，我们要不要这个志？地理志在《清史稿》中篇幅很大，我们能否用地图等来代替它？有的志要加重分量，到近代出现了许多工厂、矿山、铁路、轮船，《清史稿》将它们放在交通志里，并不合适。《清史稿》中有9个表，职官表很大，如何改造？文体问题怎么办，用白话还是用文言？用文言，后来人可能看不懂，也达不到《清史稿》的水平；用白话则字数要多，篇幅会很大。欧阳修讲，写历史的主要原则为“事增文省”，用白话文，文字就会很多，总之，有一利就有一弊。3000万字的《清史》是我们10年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其核心通史部分，要遴选高手来写。

除了主体部门，我们是否还要扩大眼界、拓宽领域，大规模地搞清代文献档案的整理工作？为了保证《清史》的质量，必须进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因为离开资料我们谈不上历史研究。清朝灭亡一个世纪以来，清史文献档案资料陆续被发现，但由于数量太多，许多档案文献还没有整理。现在我们要进行全部的整理和抢救也不可能，要有选择、有区别地进行。第一，要整理那些和清史研究关系比较紧密、可以比较快地提高清史学术质量的资料。第二，要选择孤本、稿本等很快就要消失的资料来抢救。第三，要斟酌文献档案的整理工作有多大，投入的人力、财力有多少，要分别轻重缓急，量力而行。这是提高《清史》质量的关键，也是对清代文献资料的抢救和保护，是很有意义的工程。历代修史都要事先征集资料和书籍，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全部遗失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当时写史的根据，那么现在历史研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社会条件都允许我们把这些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留给后人。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系列的文献档案要充分地注意：

（1）清代国家档案系列。这是非常宝贵和丰富的历史遗产，50年来第一历史档案馆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有许多重要的档案没有整理，10年内我们能不能把较大的精力和财力投入档案的整理？比如嘉、道、咸、同四朝的宫中档案还没有整理，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是皇帝放在宫中看的；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粮价雨水折、单、片，是清朝规定全国每个县每个月报一次粮食的价格和雨水的情况，这样大范围、大面积的气象和价格记录是全世界仅有的，是经济史和气象资料里非常珍贵的东西，而且数量很大。清朝保存的清末外务部的档案也是非常完整的，这一段外交史料完整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

（2）个人档案系列。像上海图书馆保存的盛宣怀的档案，当年顾廷龙先生把它收在上海图书馆，现在开始有几个人在整理。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上海轮船招商局是他办的，中国最大最早的纱厂——华盛纱厂是他办的，中国电报是他办的，汉冶萍公司是他办的，卢汉铁路是他修的，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是他创办的，另外交通大学也是他创办的，他的档案整理出来，对于写清代近代化历史非常重要。

（3）清人诗文集系列。有4万种，几部目录已经出来，而且做得非常好，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源流、藏地、纪要等，都很详细。我们是否能够取其精华，发表一些？取其百分之一，就是四百种上亿字。

（4）清人年谱、日记、笔记、书信系列。清人的年谱约有800种，大多数没有发表；日记也很多，像曾国藩日记、李慈铭日记、翁同龢日记，都非常有名；笔记发表较多，但很零碎；书信很多都是原件，从来没有发表过，上海图书馆有11万封。前天看到报纸上讲，明人的书信刚刚出版了，有4万件，清人的书信也应该出版，听说苏州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书信可以影印，它不仅有历史价值，还有艺术价值，因为清人很多都是书法家。

（5）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系列。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光有用汉字写成的史料，还有用满文、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等写成的非常重要的史料。

（6）徽州契约文书系列。现在有30万件，其中20万件已经发表，还有10万件没有整理。

（7）学者著作系列。清代的学派很多，有考据学派、西北史地学派、古文学派、今文学派等，他们的著作能否搞一些丛书，比如西北史地学派著作丛书，把他们的著作都集合在一起。

（8）翻译系列。清朝和前面的朝代不同，和世界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清朝时来华传教士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当时有个规定，每个传教士定期要向罗马教廷报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已经出版了一套传教士的书信集，十几个国家都有译文，唯独中国没有，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是简本。晚清的这类东西很多，如外交官、商人、军官所写的作品，我们要有选择地翻译。其他还有家谱、报刊、图录等系列，每个系列都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要把全部的文献档案都包下来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来进行文献档案的整理。《清史》纂修是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既然国家托付我们这样一个重任，我们就投入最大的人力、财力来做，动员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抢救和整理清代历史文化遗产。要整理档案文献，就要进行可行性的调查研究，要整理哪一部分、要投入多少力量、要用多少钱和时间、由哪些人来整理，写出规划方案，争取在10年内多做一些项目。整理档案文献可以提高《清史》的质量，纂修《清史》又可以带动文献档案的整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写历史的人和整理档案文献的人适当地分开，齐头并进，不至于耽误写作的时间。《清史》工程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3000万字的主体工程，另一部分是规模很大的档案文献整理工程。10年后《清史》主体工程出台，各项文献档案工程也陆续出台，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打个比方，我们要打造一艘航空母舰，不仅仅需要航空母舰，还要有许多驱逐舰、巡洋舰、潜水艇，要形成一个战斗群，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这样做，一是为了修好《清史》，能够有坚实的资料依据；另外是我们放宽眼界，抢救和保护珍贵的档案文献。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这样规模的工程，人员可能动用二三百人，用款可能达到几个亿。几个亿在文化方面显得很大，但在整个经济建设上是个小数，对清代的整个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是很值得的。江泽民主席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四个同等重要，但是我们现在缺乏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清史》编纂如果按照这样的规模进行，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国家行为、国家工程，是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的实现依靠全体编纂委员和整个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我相信全体编纂委员愿意承担这样艰巨、宏大的任务，积极地投入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这项工程时间很长，难度大、工作复杂，但我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强有力的支持，有文化部领导的协助，我们和历史学界团结一致、积极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一定能够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托付给我们的编纂《清史》的任务。

2002年12月12日

（《涓水集》）

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

——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

新修《清史》的总体设计，内设《通纪》，8卷本，拟写300万字，占全书约3000万字的十分之一。《通纪》与《典志》《传记》《史表》《图录》共五项，合为新修《清史》的主体内容。五项都是新《清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通纪》之重要，可用“全书的总纲”“全书的核心”来概括。

纂修新《清史》，是当代中国一项世纪性的文化学术工程，是学术界百年宏图大业，需要所有学者、专家都来关心它，支持它，并积极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就《通纪》的基本内容做一简介，实际是对这部分内容的结构设计，以期引起讨论，企盼提出更富有创见性的意见和建议，帮助《通纪》达到高水平、高质量。

一

新修《清史》设置五个部分，即《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史书的体裁，一方面也吸收了20世纪以来新的体裁，它们各有长处。传统的纪、传、表、志体裁的优点，有比较大的包容量。中国传统史书，如“二十六史”，都是用传统体裁写的，直到上个世纪，从梁启超、章太炎开始才有了章节体，以后的20世纪100年都用章节体，而传统体裁几乎被废弃不用了，只有罗尔纲修《太平天国史》用了传统体裁。我认为，这两种体裁都有它们的优点，也各有它们自身的缺陷。我们新修《清史》，主要采用了传统史书的传统体裁，发挥其包含量大的优点，从各个方面反映清代历史内容，体现历史发展演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我们又考虑到20世纪以来盛行的章节体的长处，就在于它能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揭示历史的规律，可以对历史进行连续性的、立体式的、有重点的编写。所以，我们设计的5个部分，其中4个部分是用传统体裁，一个部分即《通纪》采用章节体。

何为通纪？按我的设想，通纪也就是通史。或者不叫通纪叫总序？或者干脆就叫通史？名称应以准确、贴切为好，究竟哪个名称更好，可以讨论而后定。

不论用哪个名称，现在姑且称“通纪”，就是用8卷本300万字的规模，把清代近300年历史加以扼要地叙述，前后贯通，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的历史观，阐明清代从崛起到发展与鼎盛时期，到衰落以至灭亡的全过程。这里面，当然要多方面反映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内容，包括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各个方面，包括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这些方面的叙述都比较简略。这8卷是宏观的叙述，一方面不能过于简略，否则很多问题就说不清；另一方面又不能太细，内容过多，《通纪》部分承担不了。因此很多内容要由纪、传、表、志分别承担。

《通纪》分为8卷本，是根据清史的内容和新修《清史》的各部分的比例，经过反复考虑以后才定下来的。有一种意见，主张《通纪》不宜写多，写两卷就够了。我觉得这样写困难比较大。第一，要阐明清朝近300年发展大势，两卷本是不够的，100万字以内不行，3卷也不够，8卷已经是比较少的了。近300年的时间跨度很长，内容太多，前后变化太大，比较短的篇幅难以说清这个大势，很多问题说不清楚。第二，《通纪》部分涉及的内容，如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都需照顾到，不能太简略。再比如，《通纪》重点讲政治、军事、外交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也只有在这里可以说清楚，在后边就没有地方再讲了。就说军事，清朝打仗可不得了，17世纪打了一个世纪，18世纪是一个太平世纪，当然也有乾隆朝的十大武功，但是战争还是比较少。到19世纪时，又打了一个世纪，从白莲教、太平天国到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八国联军，整整打了一个世纪。哪个志能写战争呢？兵志是不能写战争的。因为兵志是记述军队的编制，讲八旗、绿营的编制，不能写打仗的事，所以不能指望兵志来解决具体战争问题。那么，传记能写吗？的确有些人物参与过战争，可能是个统帅。但一次战争中统帅也常常撤换，写一个人物不可能贯穿地写一场战争。至于表，就更无法反映战争的内容了。显然，只有《通纪》才能反映这么多、这么重要、这么激烈的战争！这些内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要求写到《通纪》部分。再如，鸦片战争过程不一定展开，不能写得很多、很详细，但不能没有它。政治斗争也是这样，有许多重大的政治斗争，如雍正夺嫡问题，有各种不同意见，有的认为雍正是合法继承，有的认为雍正是非法继承。这些都可以讨论，但雍正继位这件事不能不写，放到哪里去写呢？也只能在《通纪》里去写。雍正帝传肯定要写这个内容，但涉及的人多，内容也多，不能全写进传记里。再如，北京政变，慈禧上台，当然可在慈禧传里写，主要还是在《通纪》里写。很清楚，没有相当规模的《通纪》，无法处理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事件。

原先我曾设计“载纪”，将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如南明、吴三桂建周政权、太平天国、准噶尔等，都附载于《清史》，名为“载纪”，这也是沿用了“二十四史”中《晋书》的体例。后来，反对设载纪的意见比较多，我也就把它撤掉了。那么，载纪里的内容放到哪里去写呢？如上面提到的太平天国，不仅是打仗，不仅是军事，还有一些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守土乡官制”“天历”等，都可以放到《通纪》里写。准噶尔的丘尔干会议，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但不是清朝的制度，在官制里也不能写，跟准噶尔打仗的内容，该写在哪里呢？显而易见，这些内容只能写到《通纪》里，这就使《通纪》的内容很拥挤，用8卷写，已显得容纳困难，如用两三卷，就将使《通纪》困难重重，无法承受。

二

《通纪》分为8卷，实际是把近300年清史划分为8个历史阶段而设的。清史为什么要划分为8段？为便于说清问题，将各卷内容要旨分述如下。

第一卷 满族兴起和清朝建立（1583—1643）

这是从努尔哈赤以13副遗甲起兵一直到清兵入关，一共60年时间。努尔哈赤起兵打败了尼堪外兰，统一了建州各部，接着又平定了海西女真辉发、乌拉、哈达、叶赫4部，共花了将近30年时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个新兴的民族在东北崛起，直到萨尔浒战役和明朝对抗，明朝号称40万大军全军覆没。又经过多次战争，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又进入锦州地区，逼近山海关。满族仅几十万人，人口很少，从统一内部开始，花了60年时间发展成这么大的势力，跟明朝对抗，并且曾经围攻北京，势如破竹，百战百胜。

毛主席曾经提出这个问题，说满族几十万人口怎么把汉族1亿人口都征服了？那时也没有什么先进的枪炮啊。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认为，第一个是由于满族处于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阶段，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农奴制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关头，这个民族最容易产生一种蓬勃的朝气。社会发展处于上升的阶段，农业也发达，经济也发达。第二个是由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两代领袖的英明善战，他们想了许多削弱明朝的办法，而且创造了八旗组织。八旗组织是非常坚强善战的组织，把整个满族的人组织在八旗制度之下，整个满族子弟剽悍勇敢，团结在领袖的周围。第三个是满族内部民族凝聚力强大，它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民族，它是一个在胜利中前进的民族，这时它的凝聚力是最强大的，而且满族能够比较果断地解决内部矛盾。当时的内部矛盾很多，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的矛盾、跟褚英的矛盾，以及皇太极与四大贝勒之间的矛盾，最后多尔衮跟豪格的矛盾，但他们善于处理这些矛盾，不至于像太平天国闹到一塌糊涂。第四个就是它向汉族学习，学习汉族的文化、制度，重用汉人，从李永芳、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一直到吴三桂。跟它对立的明朝则内外交困，腐败不堪，在当时朝廷外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闹得全国各地烽火连年；朝廷上又有党争，东林党、非东林党、阉党激烈地斗争；外边还有满族，三面夹攻，这样的政权是胜不了的。一看史料就知道这两个政权的不同：一个是焦头烂额、四面楚歌；一个是欣欣向荣。所以人口少的满族政权，将对于它来说是庞然大物的明朝打败了。满族政权也不是一下就把明朝打下来了，对峙了很长时间，削弱明朝的枝叶。所以第一卷的内容应该围绕着满族的兴起、清朝的建立，一支非常弱小的、处于偏僻地方的力量是怎么崛起的来写。把这个问题写透了，第一卷就成功了。

第二卷 清朝入关和确立全国统治（1644—1683）

李自成进京后，崇祯皇帝上吊身亡，明朝灭亡，清朝入关。清朝入关伊始，势力限于华北北部，然后扩展到整个华北，后到长江流域以南，跟南明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南明失败后，又跟三藩长期进行战争，一共花了近40年才把南中国统一下来。这个时间也是很长的。闯王进京，明朝灭亡，对清朝来讲这是问鼎中原的最好时机，如果不利用这个时机，就要失去历史机会了。这个时候，皇太极偏偏刚死掉，内部乱得一塌糊涂，多尔衮和豪格两个人争当皇帝，黄旗和白旗争起来，差一点火并。但是，清朝的高明就在这里，它内部协调，两个人都不做皇帝，捧一个小孩——顺治做皇帝，两个人辅助顺治。豪格本来是皇太极的长子，应名正言顺做皇帝，但多尔衮能干，权力和势力大，如果他们两人火并起来，那就进不了关了，即使进关也不行。他们能够妥协、缓和，内部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历史上很重要的经验教训。当然，后来多尔衮全胜，把豪格关起来，但当时清朝是能够挥师入关的。所以历史的机遇只被那些善于驾驭局势的能人抓住，如果他们两人只顾争权夺利，就会失去机遇。

入关以后40年，清朝致力争夺全中国的统治权，主要是长江以南，对手是南明。南明有三个王朝：弘光、隆武、永历，一个在南京，一个在福建，一个在西南，再加上农民军李自成的余部和张献忠的余部，从人数来讲还是很多。南明有不少军队，但太分散、太腐败了。南明之后，又有三藩起来，一直到收复台湾（1683），共40年。我想当时清军入关后，中国很有可能变成南北朝。因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后一般都出现南北朝：东晋的时候“五胡乱华”，东晋跑到南方去，形成第一个南北朝；第二个南北朝是南宋和金，金国也是占了汴梁（今开封）后，把宋高宗赶到杭州，后来金兵打到杭州，宋高宗又跑到海里，金兵守不住而退兵。因为游牧民族经过中原长期的战争筋疲力尽，到南方以后，天时、地利、气候、饮食习惯、语言等都有障碍，往往过不了长江。但清朝就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一是当年清朝与南明的军事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清朝就高明在政治上争取到汉人的认同。满族本来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它的政策是比较落后的，所以进关后就屠城、抢掠、乱杀人，在北方圈地。但是它的野蛮政策逐渐改变，圈地很快停止，顺治四年（1647）、五年（1648）后就停止圈地了，屠城后来也停止，而且用各种宽大的政策招抚汉民，免除“三饷”，采用科举考试来招抚汉族知识分子。它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但是它在改变，越是清初，政策越严格。反之，南明最根本的弱点就是分散，小朝廷有三个，各自为政。农民军也很多，李赤心一支、郝摇旗一支、李定国一支、孙可望一支，虽然都奉明朝的年号，实际上个个都是很跋扈的将领，内部斗争很激烈，特别是弘光朝、永历朝闹得一塌糊涂，非常腐败。清朝则号令一致，多尔衮发布命令没人敢违抗。南明虽然力量大，但没有这样集中的力量。再一点，清朝打南中国，主要利用汉族军队，即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这些人，不是利用八旗兵。汉族军队适应汉族地区的天时、地利、风俗习惯。为什么三藩后来尾大不掉？就是因为打南明时，主要的力量已经不是八旗兵了。清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利用汉人，所以能够在南方站住。三藩的失败是必然的，吴三桂本来招清兵入关，把永历皇帝杀掉，后来又反叛清朝，道义本来就没有了。对老百姓来说，他毫无威信，这在战争中是很重要的。再加上他保守，守在岳阳一带不往前进，更不行了。

第二卷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这样，要讲清楚清朝为什么能够很快打下南中国，而且没有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如果当年形成南北对立，那以后的历史就变化了。没有清朝大统一的局面，我认为我们今天就可能分崩离析。

第三卷 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康熙之治（1684—1722）

进入康熙朝后期，也就是康雍乾盛世的开端，在统一南中国、平三藩、收复台湾时，清朝后方起火。一是在黑龙江流域，俄罗斯越过乌拉尔山，跨过广阔的西伯利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到达太平洋边上。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因为西伯利亚空旷无人，没有抵抗。但是，俄罗斯到达黑龙江，建立据点，碰到强大的反抗，跟达斡尔人、赫哲人打得非常激烈。另一件事是察哈尔蒙古的布尔尼在三藩之乱时叛乱。第三件，也是威胁最大的，是准噶尔汗国在今新疆伊犁崛起。这三支力量，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一个在北方，让康熙一面打前边，一面看后边。布尔尼叛乱时，北方都没有军队，都派到南方去了，当时满族还比较能战，是图海率领满族的家奴去打的。东北方面，清军在雅克萨战争中打败了俄罗斯，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安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尼布楚条约》所划的边界比我们现在的领土要大得多了。布尔尼也很快平定下来。西北方最主要的敌人是准噶尔汗国，它的根据地在伊犁，军队很强大，已经把天山南北都占领了。往西打到哈萨克，现在中亚细亚的大部分国家当时都是它的势力范围，东边袭扰整个外蒙古，往南威胁内蒙古，外蒙古的领袖包括哲布尊丹巴、三个大汗向南跑到康熙这儿来求援。北方相当紧张。这个时候康熙发兵，在乌兰布通把噶尔丹打得大败，噶尔丹跑到外蒙。当时的行军很困难，清军进不了外蒙，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直到乾隆元年噶尔丹病死，这场持续了七八年的战争才告一段落。但准噶尔汗国的问题并不是那么轻易解决得了的，虽然它往南攻打北京的威胁解除了（乌兰布通离北京只有400千米），但是它的老窝伊犁仍然被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占领，清朝跟策妄阿拉布坦时战时和。策妄阿拉布坦曾经派军队进入西藏，所以康熙末年有一场援藏战争。那场战争一开始清军也是全军覆没，后来派十四皇子允禵去，还有岳钟琪、年羹尧，他们也都是在那场战争中崭露头角的。雍正时又在外蒙古发生和通泊战役、光显寺战役。和通泊战役中清朝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双方打了平手。乾隆初年开始讲和，以阿尔泰山为界。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死掉，他是准噶尔汗国比较英明的领袖。他死后准噶尔内讧，达瓦齐上台，排斥异己，准噶尔很多人跑到内地投奔乾隆，这给了乾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说实在的，当时准噶尔汗国要是不内讧，清朝政府就无法统一。因为当时到新疆去打仗谈何容易，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靠马、靠步行，粮食也很难运输，当时也想办法商运粮食，在北京一两银子可以买到的一石米，运到那边要十七八两银子，开销很大，仗没法打。所以乾隆看到准噶尔内讧，决定平准，把来投奔的人都派回去，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出兵时朝廷的许多大臣都反对，乾隆说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平准，说这是劳师无功。特别是刘统勋，这个人是迂夫子，他说没有粮食。那时还顾得了粮食啊，你进去吃人家的呀，因地就粮。他说粮食要准备3年，3年之后时机早就过去了，你打什么仗啊！清朝就是这样进入新疆，而且先锋就是那些投降过来的人马，主要是阿睦尔撒纳。进入新疆后，清朝军队因为粮食跟不上，所以一进伊犁，把达瓦齐抓住后，清军马上撤退，只留了几百人。于是准噶尔又重新起来反抗，把驻守的军队都杀掉，这就有了第二次平准。这中间的曲折我就不说了。平下来以后，打大小和卓就顺理成章，比较容易了。这样，我们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国的版图。不经过这些战役，国家的统一就难以实现。在当时的新疆，蒙古人是主要的，由于他们反复叛乱，乾隆非常恼火，采取了屠杀政策，应该说这是一种民族灭绝政策。可见战争是血腥残酷的，进步的事业也是要用残酷的代价换来的，绝没有什么仁慈之师。乾隆不好说把他们都屠杀，他叫“办理”，把这个人给“办理”了。他要求进关“办理”，不要在新疆杀掉。他的这场战争我们肯定是进步的，没有这场战争，中国统一不了，但是这场统一战争付出很惨痛的、血腥的代价。这些我们将来写的时候都要表现出来，不能说好就都是好的，什么缺点也没有。

康熙在北方打仗的同时，还抓中原地区的经济恢复。康熙中叶以后特别注意这方面：治河，治黄河不惜工本；垦荒，因为经过大战乱后人死得多，没有人种地，把荒了的田地都垦出来；北方是挖井，雍正时光陕西一省就挖了5万口井。平定三藩后，一百年没有战争，经济能够恢复、发展，这是首要和根本的条件。中原地区长期安定为康雍乾盛世创造了条件，所以康雍乾盛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统一，一个是经济。这是第三卷康雍乾前期的重点内容。

第四卷 雍正改革和乾隆统一全国（1723—1776）

康熙后期问题也多了。一方面儿子太多，20多个儿子抢帝位抢得一塌糊涂，抢得康熙都哭，太子立了又废，废了又立，闹得很厉害；另一方面官员贪污，吏治败坏。康熙时的官饷很少，也是低薪制，三藩之乱时全国知县不发俸银，要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于是搜刮加剧，后来逐渐好转。雍正上台，我们不管他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对此学术界分歧很大。我认为他是非法的，但他上台后确实是厉行改革，严厉惩治贪官，成立会考府，就像我们今天的反贪污办公室。雍正还从制度上进行整顿，实行高薪，耗羡归公，设养廉银等。没有雍正的改革，乾隆难以为继，所以应当肯定雍正的功劳。虽然雍正与准噶尔打仗时，没有打大胜仗，但是他在改革内务上很有成绩。雍正以后，国库的存银逐渐增加，国家有钱了。

第四卷从雍正上台一直到乾隆四十多年，这一段是康雍乾盛世的后期，也是最高峰。一个是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两次平准，一次平回（维吾尔），完成全国的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大的功绩。经济上又继承了康熙的有关政策，军事上向周边移民。中国从康雍乾开始移民的方向不一样了，中国从前历史上的移民都是从北向南——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从长江流域向珠江流域移民。康雍乾时期人口极度增加，移民向四面八方移动，中原地区是核心，向南移民、向西移民，很多新疆移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还向东北移民。东北在清初时人口极少，南怀仁记载他跟康熙到松花江去，一过铁岭，全是大森林，蔽天遮日，铁岭在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也都是大森林、大沼泽地，所以生态环境清朝一朝破坏得很厉害，森林都被烧光了。所以我们有一卷生态志，要写一写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个工作是很艰巨的。农业上，乾隆大兴水利，有一次黄河青龙冈决口，花了两年才堵上口子，用了半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不惜工本。清朝皇帝十分注重农业、关心农业，档案馆里保存着粮价雨水条子，每一年每个月各个县都要上报各地下雨几寸，粮食价格多少，大豆多少钱，米多少钱，小麦多少钱。我想把这部分档案全部整理出来，这是大范围的经济和气象资料，全世界没有这么大范围、长时间的资料，这都是最珍贵的历史资料。乾隆时期经济上的繁荣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明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记录最高没有超过8000万人，当然实际人口可能达到甚至超过了1亿。清朝就不一样，乾隆六年（1741）人口为1亿4000多万，这是正式统计，比较准确，乾隆末年人口3亿，道光时有4亿，道光以后一直打仗，到民国时期也没有增加。明朝以前，中国粮食的生产能养活不到1亿人，到乾隆时养活3亿，粮食生产增加1倍多，这还不算历史上最高水平吗？农业国的经济就是看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多了就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我认为清朝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汉唐。唐朝是5000万人口，汉朝最多是6000万人口，只能生产养活这么多人的粮食，而清朝有养活3亿多人的粮食，所以经济发展水平肯定超过汉唐。在世界上有两种统计：一种说当时中国的农业产量占全世界的32％，比当时全欧洲生产的粮食还多；还有一种说法是占当时全世界的24％，差不多占四分之一。究竟哪一种准确，我现在也没法判断，将来我们写的时候能不能把它搞清楚？究竟当年的GDP是多少，这个工作也是比较难的，但不妨做一做。当时清朝确实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工农业的产值全部超过当时的欧洲，就是当时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加起来还赶不上一个当时的中国。当然那时它们的人也比较少，全欧洲的人口到不了3亿，特别是英国、法国，人均生产水平比我们高、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劳动生产率比我们高，走在我们前面，但是那时它们还没有经过产业革命，产量的增加还很有限。当时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的经济大国，这个资料是我从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上找到的，他说的也不一定可靠、准确，但他是有根据的，是引用了一个统计学家的研究。

为什么中国有康雍乾盛世的到来？一个是当时的世界潮流，中外的接触增加了。尽管中国当时实行闭关政策，不和外国接触，但是实际上做生意的商人、传教士到中国来得很多了；中外贸易也达到很高水平，丝茶出口量很大，白银大量输入。最近有一本书《白银资本》，说当时全世界有二分之一的白银输入到中国来了，中国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另外，雍正改革也使得国内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制度有所改进。但是所谓盛世繁荣，不能光看到盛世，不能光看到繁荣，要看到繁荣下面掩盖的阴暗。如果跟当时世界的其他国家相比较，虽然我们国家的GDP相当高，但是我们仍然是封建国家，仍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仍然是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传统的阻力非常大，难以前进。所以，尽管GDP相当高，但后续的发展劲头就差了，表现在专制政治太强大，人民没有权利，不像欧洲出现了市民阶级，掌握了一部分权利，逐渐向中产阶级发展。另一个是闭关自守。全国人民不了解世界是怎么回事，虽然已经与世界开展了规模相当大的交流，但是不允许老百姓接触外国人，比方洪仁辉的案件。洪仁辉跑到北京去告状，他本人没有被杀掉，给他写状子的汉人倒被杀掉了，就是不允许中国人与外国人接触，妄自尊大，觉得我是天朝上国，你们都是蛮夷小邦。再一个是重农轻商，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不保护、不奖励工商业。特别是思想统治上的高压政策，“文字狱”搞得大家都不敢谈现实，不敢谈政治，不敢谈进步，不敢谈自由，也没有自由。另外轻视科学，科学技术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这样一些阴暗的东西阻碍着中国前进，使中国没有持续前进的动力。而当时西方的英国，生产发展阶段是处在从一个社会进入另一个社会的上升时期，朝气蓬勃，一日千里。中国却停滞在那里。所以康雍乾是发展到高峰，又跌落下来，也必然要跌落下来。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而不能解决，就无法突破封建制度的框框。

那么，当时中国有没有前进的可能呢？也不能说没有。因为历史就是不断给人们提供选择的机会，就看你怎么选择。当然，如何选择也不完全决定于主观的因素，也决定于客观氛围、环境、条件。清朝有选择的机会，譬如闭关政策。由于闭关政策，中国人被限制不能出洋，不能了解外国，但是也不是说没有机会突破。乾隆二十四年（1759），洪仁辉上北京告状，告广州海关官员贪污，他要求多开口岸——当时是广州一口通商，别的地方不能做交易，他要求在宁波、厦门等地方做交易。当时清朝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要求督抚们上书，讨论能不能多开放口岸。有的官吏主张多开放，大部分官吏主张不要开放，特别是广州的官吏反对开放别的地方，因为开放了别的地方，广州的生意就少了，所以两广总督杨应琚坚决反对。乾隆在犹豫，他觉得开的话跟广州税收一样，可能好一点。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没有开放。这是一种选择的机会。科举制度也是如此。当时很多人觉得科举制度很不好。当时的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都反对科举制度，包括许多大官都说科举制度不好。但是改革不了。舒赫德曾经上奏折提出取消科举，后来被鄂尔泰驳斥。这个问题引起过争论，乾隆皇帝也没有改革。如果舒赫德的意见占了上风，真正能把科举改一改，或者能把通商的口岸多开一点，跟外国多接触，对中国是不是有好处，当然今天很难说，我们也不能注重历史假设。但不管怎样，它是有机会选择前进的，清朝没有前进，就是历史的惰性。所以，传统既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沉重的负担。背着一个很长远的传统，往往改革和前进是比较困难的。这是第四卷康雍乾盛世。

第五卷 清朝中衰（1777—1839）

1776年金川战争结束。金川战争从性质上讲，也是一场统一战争，但是它和平准、平回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是内地四川的割据势力挡住四川进入西藏的道路，所以不平金川就不能很通畅地进入西藏，虽然它是规模最大的战争，花了7000万两银子，打的时间很长，花的力气最大，但实际上金川只有5万人，清朝出动了十几万军队，战争得不偿失。金川战争结束，统一的任务完成。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临清的王伦起义，这是中原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原地区太平了一百年，到这个时候又掀起农民起义，表明国内固有的阶级矛盾激化，土地兼并严重，到1796年，也就是乾隆禅位的第二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白莲教起义后，起义连续不断，南方是天地会起义，北方是林清、李文成起义，以及各教门的起义，一直到太平天国。外国势力也越来越进入中国，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20年以后又有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中国那时在对外贸易上始终保持着顺差，外国人的白银输入中国，购买丝茶等，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运到中国来卖，开拓不了市场，这时就开始输入鸦片了。一下子，鸦片泛滥。这个时候，中国越来越落后于世界了，也没有机会打开国门来看一看世界，甚至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了解外国是什么情况，英吉利是个大国，它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多大，谁也不清楚。这样，终于在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落后就要吃亏，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又进入新的阶段。第五卷乾隆后期到嘉道，这一段中国的发展处在停滞时期，又困于矛盾之中，内部的矛盾就是农民起义，外部的矛盾就是外国越来越进逼中国，而且已经用大量的鸦片输入来撞击你的大门。

第六卷 外国武装侵略和国内农民战争（1840—1864）

第六卷的内容进入近代，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被镇压。这一段对清朝来说是沉重的打击。矛盾爆发，清朝面临着大危机、大灾难，一个是太平天国占了南中国的很多地区，一个是英法联军占了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南北夹攻，眼看着清朝就要灭亡了。这个时候清朝极端危险，没有在这个时候灭亡真是个侥幸。历史发展出人意料，为什么清朝能够死而复生呢？能够支持过去，还能恢复过来呢？恐怕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太平天国的迅速腐败。1856年杨韦内讧，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不仅杀掉一个人，而且把杨秀清的部属几万人杀掉，这些人都是广西来的老战士；反过来，洪秀全又杀掉韦昌辉，石达开又带兵跑掉。这样一下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本来从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势如破竹到了南京，南京几年也是形势非常好，就在形势很好的时候，爆发了这场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所以太平天国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时机打败清朝，到了186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战争的时候，太平天国没有恢复元气，不可能再北伐。第二个原因，英法侵略者的态度改变。他们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是打清朝，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既打清朝又帮清朝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一个统治的工具，所以从打到扶有一个策略上的转变，扶持清朝来对付太平军。当然他们开始也想扶持太平军，后来没有扶成，这一点就不说了。第三个原因是国内汉族地主阶级的崛起，也就是湘淮军的崛起。太平天国战争中，向荣的江南大营崩溃以后，清朝的整个军事体系已经被摧毁了，八旗军不行，绿营兵也不行，清朝就是靠着湘淮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取代了满族的八旗以及绿营。由于这样的三个原因，清朝死而复苏，又能够恢复元气，把太平天国打下去。从此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跟鸦片战争前的形势完全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上不再是地主和农民两支力量，还增加了一支外国侵略势力。从此中国社会产生了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抵抗外国的武装入侵，外国欺负你，你必须进行抵抗。当然由于力量悬殊，打不过外国，事实确是如此。但打不过也必须抵抗，因为妥协就更没有出路，妥协、求和，列强还是要欺负你，战争的性质就决定了这一点，它是一场侵略战争。人家要打你，你不抵抗也躲不开这场战争，而且如果不抵抗，你的民族精神就萎缩，就失去了民族的信心，失去了民族的尊严和凝聚力，就很危险了。进行抵抗，则可能在抵抗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为什么说近代的主和派误国，就是上述原因，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李鸿章打日本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当时确实是打不过日本，但不打不行，日本要打你。对日本而言，不打败中国就起不来，就不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打败中国，从中勒索很多赔款、土地，它才能够得到原始资本积累。所以日本非要打中国不可，你没法退让。当然李鸿章也有他的考虑，他觉得不打，请别的国家调停是不是也可以，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抵抗。妥协之后，不仅要赔款，还要割地，而且失去了你的民族的信心和尊严，这更危险。这是一个任务——反对外国侵略，这个任务一直延续下来，可以说是从清朝中叶一直延续下来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必须要向侵略者学习。这就矛盾得很，要抵抗侵略就必须要向它学习，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否则无法抵抗。学习先进的事物、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就是近代化的任务。一个是抵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一个是实现近代化的任务，这两个任务一直到现在还是有效的，还是这两个任务的延续。当然形势都不一样了，但这两个任务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不学习就不能前进，不学习外国长处，抵抗就会不断失败，而且你的爱国行为、抵抗行为就会转化为盲目的排外，正义的、爱国的抵抗就会变成非正义的、排外的屠杀。义和团就是这样，抵制侵略发展到对一切外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本来正义的反抗，就变成了非理性的行动。所以，从此抵抗外国侵略和向外国学习的任务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中。

第七卷 清朝自强运动及其失败（1865—1895）

从太平天国失败到甲午战争失败，这30年的历史就是洋务运动。这个时候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的各种事物都在变，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后，整个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各种事物和人都在变化。

洋务运动的历史，充满着外国的侵略，也充满着和外国的谈判、交涉、妥协、反抗。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修约热潮，通过修改条约进一步侵略中国；又发生很多教案，天津教案、浏阳教案等；接着发生马嘉理事件，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中英在烟台进行谈判；接着是琉球交涉，日本侵占琉球，就是现在的冲绳；接着是伊犁交涉，俄国侵占了伊犁，中俄剑拔弩张，几乎打起来。19世纪80年代，中国与法国在安南（现在的越南）发生战争；跟日本在朝鲜引起冲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在此中间，清朝也还有抵抗的一面，所以它也要整顿武备，也要学习外国，建立北洋海军。北洋海军当时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日本的舰队开始赶不上北洋海军，到甲午战争前夕才赶上了。但是，清政府跟外国也有妥协的一面，好多仗都没有打起来，只有中法战争打起来，虽然中国战胜了，但结果订了一个屈辱的条约。无论抵抗还是妥协，都不可能胜利。因为胜利与否决定于国家的实力，我们国家的实力不行。但在抵抗中间还有希望，还能够得到锻炼和成长，所以反侵略的任务演变得越来越艰巨。

另外，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任务提上日程，这个任务和反侵略的任务同样重要。清朝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学习开兵工厂，开了上海、南京、天津、福建四大兵工厂，跟着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等。工厂、铁路、矿山、轮船带来了军事上的利益和经济上的利益。同时又急需人才，因为开工厂邀请外国工程师，但没有翻译，于是开同文馆，开船政学堂，送学生到美国去留学。詹天佑、唐绍仪等第一批留学生送出去时都是12岁的小孩，准备学9年的。又组建北洋海军。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但是，中国的传统力量太大，顽固派的势力太强大，要创新，要改革，但阻力重重，非常困难，每走一步都要碰到顽固派的反对。这30年的历史，如果仔细看看那些资料真是令人长叹。轮船招商局，开办以后不久就遭到弹劾，1873年开办，1874年就弹章山积，那些御史骂轮船招商局贪污，骂李鸿章，总算李鸿章顶住了他们的弹劾，但轮船不准开到他们的地方，湖南就不准轮船开进去。北京要开同文馆，招收一批科举出身的高级人才进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结果大街小巷的揭帖多得不得了。以大学士倭仁为首，骂奕“用夷变夏”。奕没办法，上奏折请倭仁来管同文馆。皇帝下谕旨让倭仁来管，倭仁故意从骑的马上掉下去，说受伤了要休养，不能管了。招科举出身的人也没有招上来，所有科举出身的人员全部抵制，科举出身的人员都是中国的精英，结果没有一个人来考，同文馆凄凄凉凉。留美学生派了12岁的小孩去，准备学9年，到了5年都撤回来了。为什么呢？说这些孩子在外国辫子也剪掉了，也穿了西装了，有的从了基督教，每周去做礼拜。那些官僚一看，这还得了！他们没学完就被撤回来了。当时容闳、李鸿章都反对撤回，但挡不住。造铁路争论了10年，从刘铭传、李鸿章开始上书要建铁路，争论了整整10年。朝廷里一片反对之声，说铁路一开要轧死人、破坏风水、造成很多挑夫小贩失业，等等。李鸿章在唐山到胥各庄之间开了一条十几里的铁路运煤，开始不敢用蒸汽机，在轨道上用马拉。可见阻力之大，难以想象。后来为了说服西太后，在中南海到北海之间修了一条铁路，现在档案都还在。我觉得西太后是李鸿章的学生，李鸿章教她学习外国，很多事情李鸿章也是在西太后的支持下才能进行下去，否则在全社会没有多少人赞成的情况下是进行不下去的。洋务运动搞了30年，有几个科举人员出来干洋务？没有。风气闭塞，开风气是非常之难，老牛破车，中国的传统势力太强大，传统的包袱太沉重，一下子甩不掉。

中国是这样，日本却抓住了历史机遇。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封建国家，但是它的包袱比较小，比较早地接受了西学。它的明治维新跟我们洋务运动是同时起步，但它走得快。日本也派留学生，伊藤博文等一大批一大批地派出去；也开工厂，比洋务运动的煤矿、轮船招商局开得还晚。但到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已经开了国会，成立了议会，制定了宪法，30年时间走在了中国前头。当时的历史形势就是这样，中国和日本在竞赛，谁走在前头谁就上来了。如果当时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就上去了，日本上不去；反之日本打败中国，中国就上不去，日本上去了，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竞赛。中国就是由于老牛破车，走得慢，结果甲午战争一再失败，割地赔款，把台湾割走，本来辽东半岛也割走了，旅顺、大连是三国干涉还辽，花了3000万两银子赎回来的。甲午战争赔款两亿，相当于当时日本6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把这些钱用来扩大军队、开军工厂、搞教育、建铁路，一下子上去了。在那样的世界里，中国落后，就要受人家的欺负、蹂躏。

第八卷 清末改革和清朝覆亡（1896—1912）

这一段从甲午战争以后，一直到清朝灭亡。甲午战争以后，列强瓜分中国，日本割去台湾，别的国家跟着效仿，争先恐后，德国分走山东，俄国分走旅顺、大连，英国分走长江流域，法国分走华南，都来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和当时瓜分中国的局面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反对割台的声浪惊天动地，台湾的老百姓、北京的举人都强烈反对，这是中国群众运动的开始。接着就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时中国也是封建力量太强大，维新力量太弱小。要改革科举，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靠科举上去做官当老爷的，把这个生路断了，他们干吗？所以要废止科举很难。要改革军队，裁军，也是闹了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时候就说要裁军，各省的督抚纷纷反对。要把旧的军队裁掉，另外拿钱去练新军，新军归你们管，哪个总督、巡抚肯干呢？士兵也不干，军队裁员后他们就失业了。要办教育、开学堂，当地的士绅都不同意，说把外国的东西都弄进来了。连和尚、道士都不干，因为要搞学堂，一般都是把庙宇改成学堂。要裁冗员，精简机构，北京城的官吏都反对。所以反对的力量太大，维新派只有几个知识分子，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群众，怎么能够胜利？当年，器物层面的改革，就是轮船、枪炮、铁路、火车等，逐渐显露出好处来，人们可以接受了，但是，制度层面上的改革，思想层面上的改革，人们不接受。什么叫立宪，什么叫宪法，什么叫民权？人们都不知道，只认为纲常伦理至高无上。所以维新派被孤立，结果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当然政变里也有一个策略的原因。当时维新派走投无路，就想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本来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可能是袁世凯告密造谣，现在看来实有其事。在日本发现了毕永年的日记，记载了“围园劫后”的详细情况。维新派想孤注一掷，劫持慈禧太后，让光绪帝出来下命令硬干。即使这件事成功也不行，因为当时的阻力太大了，何况当时没有成功，所以慈禧太后一个谕令，维新派人头落地，六君子牺牲。

戊戌变法是清朝挽救自己的最后一个机会，虽然这个机会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错过了这个机会，清朝走向灭亡就不可避免。清朝只能走向灭亡，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戊戌变法以后，特别是义和团以后，社会上的精英分子很快站到清朝的对立面，很快走向革命。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的时候感叹没有人跟着他走，当时人们都是跟着清朝走。于是孙中山本人开始向李鸿章上书，想革新，后来他才觉悟要进行革命。到了戊戌变法、义和团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想跟着清朝走，但是戊戌变法、义和团失败后，很多人很快地转向革命。所以，20世纪中国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改革几千年的传统，阻力非常大，只有各种社会力量汇合起来，和旧势力决一死战，才能够冲破这种阻力。所以中国革命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旧势力强大的反应和刺激。所以革命是客观形成的，而不是谁制造出来的，某个革命制造革命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当年在兴中会时感慨没有人跟他革命，到了20世纪，人一下子都来了，是整个客观形势的变化。

有一种论调是“告别革命”。我说革命是告别不了的，你要跟它告别，它还会来找你，要想跟它告别，你就会变成反革命，康有为就是典型。康有为本来是进步分子，但他不愿意革命，结果他变成保皇派，后来张勋复辟时，他变成复辟派，成为反革命。告别革命就成为反革命，这是客观的历史形势，不是任何人制造出来的。历史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这样的情况不可能走英国、日本那样的道路，必须要用积聚的全部社会力量打破旧的反抗，历史才能前进。把社会力量积聚起来，这就是一种革命形势。义和团本来是在民族危机下农民自发的爱国运动，但是它排斥新事物，笼统地反对西方，拔电线杆，拆铁路，杀“大毛子”“二毛子”，不加区别地对外国人滥施屠杀，变成一种盲目的、失掉理性的排外运动，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最后和慈禧太后这样的守旧势力合流，跟8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宣战，失败是必然的。后来清朝搞新政、搞立宪，想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最后挽救自己，但是为时已晚，时机已经过去。历史就是这样，时机过去就不会再来的，形势已经整个改变了。戊戌变法时没有这种群众的革命形势，到新政时革命形势已经起来了，人民已经不允许你再搞了，内外矛盾更加激化、复杂，清政府在人民心目中完全失去了威望和尊严，成为一个卖国政府。革命派的势力抬头，孙中山的威望上来了。同时，在新经济、新文化之下发展起来的立宪派希望通过立宪限制专制的权力，争取到个人的发展，清朝也不愿意把权力给它。还有汉族的袁世凯这些人，也跟清朝闹矛盾，结果被以足疾开缺回籍。所以清朝的最后几年满族亲贵搞集权、搞皇族内阁时，全国一片反对的声浪，人民反对它，革命派反对它，立宪派反对它，连汉族地主也反对它，你说它还能有活路吗？可以说是众叛亲离。所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全国响应。孙中山在外国都不知道此事，是在火车上看到报纸才知道，武昌起义也不是同盟会有计划的行动。革命到时候就要爆发，没人领导它都会起来，不可避免。所以登高一呼，各地响应独立，清朝对中国268年的统治土崩瓦解，清朝就此灭亡。清朝灭亡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创了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一个伟大的胜利、伟大的前进。

三

以上简述了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轮廓，一个主线，作为贯穿新修《清史》全书的线索。但是，很简单、很粗糙、很不全面、很不深刻，希望大家讨论、指正，看看这样的线索行不行。历史本身是生动丰富的，近300年的清朝历史像一条万里长江，源远流长、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雄伟壮观，你怎么样来认识它？怎么样来认识长江的真面目？你不能把长江的某一个河段、某个景点、某个港湾看作长江，三峡虽然宏伟，但它只是长江的一部分，不是长江的全部，因此你只能把它浓缩，才能看清它的全貌，浓缩到画在地图上的一条线。虽然长江的本来面貌不是一条蚯蚓般的小线，但只有浓缩到地图上的长江，我们才能看到它的源头、它的入海口、它流经的省份和城市、它接受的支流，也能相对看清它的漫长曲折，看清何处它是奔流的，何处它是拐弯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地图上的长江最接近于长江的全貌。为了认识全貌，浓缩是必要的。我不自量力，把近300年的历史画了一条线，画得像不像，希望同志们指正。因为我们写《清史》必须要贯穿一条主线，必须要有鸟瞰式的全景，必须要浑然一体。我阐述前8卷的内容，用意就在这里，就是使我们将来写出来的东西不至于支离破碎，有一条主线来贯穿，至于这条主线是否合适，还请各方专家、学者多加批评、指正。

（2003年6月4日在《清史》会议上讲述，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

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

今天的会议是《通纪》立项的筹备会议。通纪是整个《清史》最重要的部分，记载近300年清朝的全部历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重大事件，有300多万字，占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通纪》既要展示近300年清朝历史的全貌，也会展示我们对清朝近300年历史的一些观点、一些评论，全书其他部分如《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都要围绕着《通纪》为核心，以它为纲。

《通纪》也是全书最受关注的部分，整个《清史》工程搞得好，还是搞得不好，就要看这8卷。现在已经有很多清代通史，写得各有特色、各有千秋，那么如何在它们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呢？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将来一般人看《清史》，不会看所有的3000万字，3000万字太多了，一般人看不了。他看的可能就是300万字的《通纪》。有的同志说，你这个3000万字《清史》写出来谁看，说得也对，3000万字《清史》一般同志看不了，他们建议将来写成缩本。我说也不用写缩本，《通纪》本身就是缩本，因此，《通纪》的质量一定要是精品，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水平，要经得住检验。

《通纪》部分首先要求观点明确，第二个要求史料丰富准确，第三个要求结构严谨合理，最后是文字要简明流畅，有可读性。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经过几年的奋斗，这部书会写好，会有所创新。正因为对这部书的质量要求很高，所以邀请主持人是经过再三的长期考虑，你们几位专家都是我们诚心诚意以礼聘请，各位都是年富力强，写作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具有独立研究和创造能力，能把你们邀请来参加《通纪》的写作，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很不容易，也感觉很骄傲。

去年，我曾经专门在一次会议上讲了讲《通纪》的内容，按照8卷的内容一卷一卷地讲，因为写《通纪》总要有个贯穿全书的线索，我试图提出这样一个线索，由于时间限制不可能全面展开讲，讲得非常肤浅，内容也难免片面，观点也不一定对，可以讨论，今天我还是先发个言，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教。

第一，是对清朝历史的定位。估计这近300年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它的成败、得失如何？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达到了什么？没有达到什么？有什么成绩？有什么失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留下了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对清史定位，不是我们才开始做的，前人已经做过。《清史稿》就有自己的定位，它的定位是清朝天子是圣明的，造福苍生，功德无量，总之是歌颂。辛亥革命年间的革命党人也有个定位，他们的定位是清朝统治是一个血腥的、残暴的、不平等的、不合理的、腐败的、落后的统治，要推翻它。这跟《清史稿》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辛亥革命党人这样评价是合理的、正当的，因为当时清王朝确实十分腐败，不推翻它，中国就不能得救。站在推翻清王朝的立场上，当然要尽情揭露它的黑暗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清史研究较少，但对近代这部分研究得较多，认为当时是落后、屈辱、封闭的社会，研究角度是反帝反封建，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它的专制和卖国，因此对清朝的评价都是负面的。改革开放以后，研究的人多起来，钻研逐步深入，对清史才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开始看到清代社会积极的因素和正面的东西。所以，以前的定位，不能说不准确，但他们都只抓住了一个方面，强调和夸大了负面的东西。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人，都有他的时代性，他在这个时代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方面，表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特点。现在是21世纪，是新世纪了，我想我们这部书应该反映新世纪的观点。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都会有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能看到上个世纪人们对清史研究的局限性，我们今天也同样有局限性，假如再过一个世纪，人们同样会看到我们的局限性。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重新反思近300年中华民族走过的路程，我想每个不同时代的人对过去的历史都会重新反思，得出某些以前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

应该说，在清朝这段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走过了漫长曲折而又光荣艰难的路程，既有光辉的历史事迹，也有悲惨屈辱的遭遇，既有不幸的痛楚和苦难，也有执着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些我们都应该看到。满族，开始只是个少数民族、一个小部落，13副遗甲起兵，刚刚崛起的时候人非常少，但充满朝气，具有英勇的、团结的、奋斗的民族精神，故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统一了女真各部，统一了东北，这时正好李自成起义进京，满族抓住这个历史时机，进入北京，并很快挥师南下，渡过长江，可以说无攻不克、无坚不摧。应该说，当时的满族确实是一个有朝气的群体。中国历史上，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抗的过程中，游牧民族强大的时候，可以打到中国北方，甚至占领中原，但是很少能够越过长江。清朝不同，不仅越过长江，统治了长江以南的地区，而且接着巩固了统治，这在以前是没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对立，南宋时期也是南北对立，只有蒙古族渡过长江，但蒙古族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灭南宋，而清朝很快就统一了长江以南。当然在征服战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暴力行为，杀戮了许多汉民，应予谴责。这是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历史的进步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清朝到了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后，历史又发生了转折。北方的问题严重了，俄罗斯向东扩张，蒙古也有叛乱，尤其是准噶尔的割据势力，对清朝统治形成重大的威胁。所以，康熙在解决南方以后，马上把战略重点放到北方，亲自去巡视松花江，布置北方防务，抵抗俄国入侵，签订《尼布楚条约》，又用全力对付当时威胁最大的敌人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经过康雍乾三代前后70余年的长期战争，时和时战，最后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统一了全中国，包括蒙古、新疆、西藏、云、贵、川，奠定了中国的版图，这是非常伟大的成绩，前人留给了我们版图广阔的遗产。

在经济上，康熙从他年轻时就将平三藩、解决漕运、治理黄河写在宫里的柱子上，念念不忘。在治理边疆的同时，他在中原地区休养生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奖励垦荒，轻徭薄赋。我们现在减收农业税，康熙那时也曾六年不收农业税，乾隆时期也是六年全不征税，结果生产突飞猛进。康雍乾三世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要进行总体上的估计，当然很难有精确的数字。应该说，当时的生产力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远远超过汉朝、唐朝。从人口上来看，汉朝、唐朝的人口，在记录数字上没有超过8000万，实际人口可能达到了1亿或者1亿以上，但是乾隆初年的统计是1亿6000万，乾隆末年达到3亿，道光朝是4亿，这个人口数量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时。要养活4亿人口，就需要相应数量的粮食，由此可见乾嘉时期的农业生产力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有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GDP相当于世界的三分之一，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相当，当时整个欧洲的人口也没有中国人口多，因此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中国应是世界第一。当然，18世纪的中国社会也延续了历史上许多致命的弱点。一是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人民没有权利。一是闭塞守旧，故步自封，不了解世界，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不知道国外有什么好东西，有什么先进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故步自封，没有进取心，没有改革的愿望和改革的动力，而且轻视科学，不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于这些致命的弱点，因此在18世纪后期即欧洲经过产业革命以后，中国很快就落后了，而且是越来越落后。据国外的统计，在18世纪中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0％左右，到19世纪20年代下降到20％左右，到了义和团时候只占6％左右。这个统计可能不精确，但整个下降趋势是显然的。落后就会挨打，后来接连是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半个世纪内中国多少次挨打，受人欺负，每次都签订不平等条约，屈从外国侵略者的要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以说，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部伤心的历史、悲惨的历史。

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但也并不是没有希望，世界还在变化，中国人开始觉醒。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迅速觉醒，有了抗争的意识，有了学习先进的意识，有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觉醒、抗争、学习先进、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推进晚清社会的大潮。尽管航路险恶，礁石遍布，但这股大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它是拯救、复兴中国的伟大精神力量。与这股潮流同时出现的是阶级结构和社会群体的大变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绅商，从事新式企业、交通、教育、报刊、医疗的人群以及学生新军应运而生，显示中国正开始艰难而奋勇地走上近代化的征程。所以这段历史也不全是灰溜溜的，中国有许多新的变化、新的转机，历史不可能永远沉沦下去，万劫不复。因此，清朝近300年既有强盛的时代、繁荣的时代，也有落后屈辱的时代，有起有伏，整个趋势是波浪式的变化。如果我们从明朝看起，明末内忧外患，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同时清朝满族兴起，到明朝灭亡，当时是“天崩地裂”的低谷时代。接着兴起了新的民族—满族，很快统一了全国。后来，发展生产，达到空前繁荣，经营边疆，设立行政机构，巩固边疆，远远超过前代。经济上也是远远超过前代。所以，经过明朝末年的低谷以后，很快走到18世纪的高峰。延续100年左右又很快往下跌，成了半殖民地。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新的力量兴起，民主革命开始，孙中山推翻了清政府。当然，孙中山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没有消灭，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所以清朝近300年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推进，历尽艰辛苦难，经过风风雨雨，有胜利也有失败。清朝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是个“超稳定结构”，其中有稳定也有不稳定，有进步也有退步，但也不是长期的停滞。现在我们一般说“宋朝以后中国衰落了”，我看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存在许多潜在的致命弱点，但并没有一下子显示出来，直到18世纪的清朝从整个国力来讲也不低于外国，GDP总量尚是世界第一。真正落后于外国是从18世纪开始，真正是直落千丈，一泻千里，所有潜在的弱点在外国力量的冲击下暴露无遗。而到晚清也不是全方位的黑暗，中国社会正在产生新的因素，有新的力量成长，也有追求和前进，也有这个时代的希望。

以上是我对清代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不知道这样定位准确不准确？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讲出来向大家求教，看按照这个思路来写通纪行不行？或者要做什么样的修正？希望大家提出意见。总之，近3个世纪的清朝历史有兴、有盛、有衰、有亡，是很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起伏的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追踪这一过程，研究它，分析它，阐明它，把这段很贴近我们的历史如实呈现给读者。

第二，我们必须用辩证的思想去对待历史。清朝近300年是一个很漫长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各种因素、各种关系相互交错，我们必须要用辩证法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要充分估计到历史的复杂性。不能静止地、简单地看问题，以为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在很多时候，好事中间会带来负面的因素，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比如战争。战争是残酷的，我们今天都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历史发展常常是通过战争完成一定的历史使命。比如平准战争，非常残酷，几乎是一场灭绝种族的战争。我们不能因歌颂统一战争，就隐讳这一点。这种战争从国家统一来说固然是好事，但也带来负面的影响。在战争紧张的情形下，必须要求号令一致，令出必行，这就需要中央有绝对权威，其结果是封建君主集权的程度越来越高。因此，不能单方面地看问题。人物也不能简单化、脸谱化，因为人都生活在具体时间、具体空间和具体条件下，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正面人物不是各个方面都完好，要看到正面人物也有缺点，不必为尊者讳。同样，反面人物也不要写成魔鬼，反面人物也有他的思想逻辑和生活逻辑。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因为它是剖析社会历史最锐利的武器，历史的复杂性要用唯物辩证法进行深入地分析，才能实事求是，存真取信。

第三，要把清朝近300年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里来考察。清朝与前代很不同，一开始就进入了世界体系的一体化过程中。明末有许多传教士来到中国，清朝入关时好多传教士就留在了中国，一开始就和外国接触了，不仅民间有很多传教士，宫廷里也有很多传教士。顺治皇帝对汤若望非常尊重，据记载，在两年的时间里，顺治皇帝到他家去了20多次，平均一个月去一次，可见关系非常密切。康熙皇帝更不用说了，他宫廷里养了很多传教士，学数学的，学技术的，因此清朝一开始就接触了西方文化。为什么后来完全汉化了呢？为什么没有接受西方文化呢？既然与西方人接触这么多，而且关系又是这么好，为什么后来简直就没有外来文化的痕迹而完全走上汉化的道路呢？这恐怕是文化传播方面的一个谜吧。可能是土壤问题，什么样的文化一定要有适合的社会土壤才能生长。由于礼仪之争，传教士被赶走了，文化的交流停顿了。但是其他的交流还没有停顿，贸易往来、经济交往的关系在18世纪依然有相当大的发展，自18世纪初到18世纪末，海关的收入增加了20倍，可见对外贸易很频繁。有人说，美洲银矿的二分之一都运到中国来，都被中国吸收了，中国是当时世界白银的地窖、仓库。这个说法可能是夸大了一点，但进入中国的白银数量肯定是很大的。另外，是美洲农作物玉米和白薯的传入。这两种农作物在18世纪的中国迅速推广，为什么中国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呢？可能与这两种农作物的广泛种植分不开，白薯和玉米是高产作物，所以能够养活当时那么多的人口。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因此，18世纪清朝虽然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不愿跟外国接触，但实际上与外国接触还是很多。鸦片战争以后就更不用说了，外国直接打进中国来了，那时不愿意接触也得接触了。因此，要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离开一体化，就不能了解清朝的历史。

第四，叙述史实要准确、丰满、清楚。准确，就是要求叙述历史不能推断，不能臆想；丰满，就是要有血有肉，不是干瘪的，不是苍白无力的；清楚，就是要结构严谨，条理清晰，不是模糊不清的，不是不分主次的。同时，又给予公平的、有分寸的价值判断。有人认为，叙述历史不能有价值判断，当然我们不要多发议论，而一定的价值判断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在写某件事的时候你当然要尽力做到客观，但是你一点立场都没有，一点倾向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接触这个史实，就会有你的感情。比如写抗日战争，你应该客观公正地写，但是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中国人对抗日战争就必然有倾向，而且如果我来写，肯定会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因为我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当然，我们不能用感情代替科学，但我同情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立场要鲜明。所以，我们一方面强调客观准确，但并不排除历史学家的主观判断，只有对侵略者进行谴责，才能够体现历史学家的客观和公正。

第五，是文字要简明、流畅、生动。欧阳修认为写史要“文省事增”，文字要省，笔墨不要太多，但事情要增加。他认为《旧五代史》太啰唆，文字太长，写得不好，所以重新写了《新五代史》。《新五代史》确实是文字简练，但也有人认为它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我们现在写史也要求简明，但不能因简单而干瘪。另外，文字还要流畅、生动，不要佶屈聱牙、深奥晦涩，要有理性的思考，但不要大讲哲学，要用哲理的头脑来考虑问题，但不是专门讲述哲理或胡乱引进外来的概念。使用外来的词汇要慎重，尽量把它转化为中国式的语言，因为我们的作品是要写给别人看，不是自己看，要让普通人看得懂，要民族化、大众化，这是老生常谈了。

2004年10月30日

（《涓水集》，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在《清史·传记》样稿研讨会上的讲话

《清史》92卷，要分解成一百几十个项目，加上文献的项目，档案的项目，编译的项目，辅助工程的项目，都要立项，通过项目来管理，这种新的管理体制对我和许多同志来说都没有经验，都在摸索。项目首要问题就是立项，立多少个项目，每个项目什么时候完成，谁来主持等，争取在4月20日立项完毕。现在已经三月底了，只有一个月了。第一次立项要6个项目，找6个主持人，大体上主持人都已经有着落了，也有个别的还在考虑。下半年要把立项做完，要两三百个主持人，人到用时方觉少。这么多数量的主持人确实难找啊！所以要求赶紧建立人才库。因为我们对年轻人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的专长。人才库当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还可以提供一个线索。写过什么文章、在哪个单位、年龄等信息就很快可以查出来。人才库做得还不错。比如输入一个名字，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信息都出来了。今年从春节以来已经忙了两个月了。因为92卷要分成一百几十个项目，特别复杂，有的一卷一个项目，有的一卷几个项目，绝不像机器生产一样，不能一刀切，机器产品全部一样，我们的项目大不一样。有的一卷立一个项可以，但是有的就不行。比如宗教，就有佛教、道教、喇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没有哪个人对这些宗教都精通，必须要分出好几个项目，写了以后还要合成，因为《宗教志》只有一卷，要合成一卷。现在我们第一批立项的典志有6个项目，快要签约了，就要把经费拨出去。传记也立了6个项。《史表》是5个项目，总共17个项目，主体工程总共有一百几十个项目，所以今年的工作量很大。下面我们用投标、招标的方法，要引进投标机制，优者竞标，是公开地、公平地、公正地进行竞争，只要有本事，谁都可以来。我们不知道哪儿有人才，投标的好处就是可以网罗人才，将来要在报纸上公布竞标的信息。

今天的会是谈《传记》的，《传记》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二十四史”名称是纪传体。传记在纪传体史书里占的分量也非常大。本纪就是一个纲，传记就是一个目了，纲举目张嘛。“二十四史”里头有很多只有本纪、传记，没有表、志，所以后人有很多补表补志的，没有补传的。没表没志可以成为一部史书，但是没有传记就不成为正史。“二十四史”里哪部没有传记啊？可以说无传不成史。我们现在定了22卷，分量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了。其中正传是15卷，7卷是类传。分为正传和类传。传统史书上也是这样分的。传记要记述各种类型的人物，凡有贡献的、有名望的，而且也有史料的都要写传记。各种类型，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精彩的史书以传记最为吸引人，就像项羽本纪、屈原贾生列传等，传记很多都是合传，四五个类似的人，合成一卷传记，我们较少采取合传形式，大多是单独成传，但是有些情况我们可以采取附传的形式。某个人和一些次要的人关系密切的话可以用附传。比如《清史稿》的岳钟琪，那是重要人物，所以他有单传，但是还有附传，一个是岳升龙，他的叔叔，一个是他的堂弟岳钟璜，还有他的儿子岳濬。他们虽然也是重要人物，但是没那么多事儿，够不上写单传。又如鲍超，也有好几个附传，都是他的部将，如娄云庆、宋国永、唐仁廉，所以《清史稿》里的附传是很多的。因为有很多人和其他人有关系，或者部下，或者儿子，事情很少。有的也有儿子附老子的，有的儿子名气更大，附的是父亲的传。有的可以考虑合传形式。如几位将军，一起打仗，要是每人都给写一个传，事情重复，那就很啰唆，所以干脆就一个人立传。如僧格林沁，他的附传是很多的，因为他打的仗很多，部将很多，附传人也很多，这种附传办法可以采用。另外一个就是类传，我今天重点讲一下，因为这里有分歧，立那么多类传做什么？我们立了7个类传。新修《清史》的类传和以往的类传不一样，以往都是皇后有类传，太监有类传，党锢有类传。我们列的类传很多是新的。因为清代社会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过渡社会，从旧社会、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在这个期间，产生许多人物，新的方生，旧的未死，新旧交替，有许多人物带有一些新社会的特色，但不很鲜明，名气也不大，当时社会看不起他们，事迹也不多，但他们代表着一个新的势力的崛起。因此这样的一些人物，我觉得应该给他们立传。但他们没有许多事迹可写，当时的人瞧不起他们，没有多少记载，《清史稿》里也找不到他们的传，例如陈启源，第一个民族资本家，《清史稿》没有他的传，很多资本家都没有传。涉及这样一批人物。

类传需要从多方面来创新、挑选，写什么人，这是一个创新，历史上不曾注意，《清史稿》里没有，《清史列传》里也没有，这些人物我们以前不知道，要去挖掘，挖掘出来就是创新。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清史稿》或《清史列传》里的传记。我看现在所选的人物好多都是重复的。《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包括我们自己编的《清代人物传稿》。写来写去都是那批人，资料就这么些，你再花时间也就这么多了。当然你还可能找出更多，但是难度很大。比如曾国藩、李鸿章、洪秀全等，研究的人、研究的论文已经那么多，再创新是很难的。当然这部分也是非常重要，要花力量搞，但应该转移我们的一部分力量去发掘一些新的人物。比如妇女传，我们列了一个妇女传，有些人问，妇女写什么？妇女传是不是就是烈女传，当然不是。我感觉到清代妇女有一些变化，当然不是很大，就算是一个小的变化吧。女子从来都是无才便是德，但是在清代可能有些改变，知书识字的妇女很多，才女非常多，如清初的柳如是、顾横波等，清中叶的王渔洋的女弟子，袁枚的女弟子，有三大女弟子——席佩兰、金纤纤、严润珠，还有他的妹妹袁杼、袁机，还有顾太清、王照圆、汪端。清末还有个女侠秋瑾。陈寅恪发现了一个柳如是，一个陈端生，我们能不能还发现一些女性？我前几天和一位同志谈文献的事情，我请他编一个清代闺阁诗文选，清代妇女诗集有2000多部，现在能看到的有800多部，分散在各地图书馆。他说他知道一些，看过一些，清代妇女有一个不同的特色，读书识字的很多，特别是江南，浙江、安徽等地的妇女很多会著书写诗，诗写得很好。怪不得你看《红楼梦》里有那些女子会写诗啊。他们也组织诗社、雅集，结交诗友，吟咏唱和，清代就有这种风气。这种诗也有它的弱点，写实很少，但是情感非常丰富细腻。妇女和男的不一样。我支持编一个闺阁诗集，就是把所有妇女的作品全部聚集起来。但是难度很大，图书馆不让看，照相只能够照三分之一。这怎么行哪？一听说《清史》搞的项目，就要价太高，本来1块5毛钱，现在变成10块了，难度很大。妇女们能写很好的诗，有些是大学者的夫人，有些是女儿。我们可以看到的有800多种妇女诗集，当然不可能把800多种都编起来，但是我们可以挑选一些来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新。从前不写妇女，“二十四史”里写妇女都是节妇贞女、夫死不嫁之类。现在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去写妇女，我觉得这可能是超出以往传记的地方，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妇女的自由度越来越高了，虽然也还是男权社会，依附于男权，但是妇女的地位已经有所不同了。

譬如沈雨梧同志搞的科学家，研究勤奋，资料也很多，我觉得很好。但是我看还有一个问题，清代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传统的学者、文人，因为近代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工厂里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名不见经传，以往史书中不写他们。其实他们为中国工业建设做出了贡献，我们该不该为他们立传？如魏瀚、陈兆翱，他们是法国留学生，在福建船政局工作，自己造军舰，虽然被打沉了，但是自己能造军舰，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有一个叫赖长，左宗棠把他请到甘肃，搞织呢厂，后来成为甘肃很有名的搞各种各样的工程的人物。有个曾昭吉，是丁宝桢手下的，丁宝桢在四川开机器厂，他是工程师。当时没有工程师这个名称，是个匠人吧，后来随丁宝桢到山东。还有一个李维格搞汉阳铁厂，是东亚的第一个钢铁厂，他是技术人员，他好像是广东人吧？还有彭英甲，他是在兰州建造黄河铁桥的，兰州的黄河大铁桥在清末建造，彭英甲虽非技术人员，但也主持了铁桥工程，在类传中可否给他一个位置，这座铁桥不久以前还在使用吧？像这样的人，传记中连一个都没有。这些资料很少，确实有困难，难度很大，但是不冲破难关就没有创新。你就得去找。当时的报纸《申报》等，各省的地方文献会有不少记载。还有许多经济资料里，偶然提到一笔，事情很少，仅留下名字。有些人也不知道是哪儿的，比如赖长这个人很灵巧，不知道这个人是哪里人。所以不仅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这些著名的人，还要发掘更多对中国有贡献的人，尽管他们事情少，我们说不出多少来，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他们立传，这是写《清史》的一个重要责任。所以类传一般人物量很多，但是字数很少，因为他确实没有留下东西来，可惜啊！江南制造局就有很多搞技术的工程师。江南制造局有位大学者萧穆，搞西北地理的，在江南制造局待了许多年，他是个传统文人，但是在他的文集里就什么都不记，没有任何江南制造局的信息，其实他是一个大学者，应该有记载。我找了萧穆的《敬孚类稿》，其中一点没有记江南制造局的事，因为传统学者看不起“奇技淫巧”，这也是中国的悲哀。所以现在要找这类材料，像沙里淘金，要花很大的功夫。我们既要在传统的重要人物上花功夫，也要下功夫去找那些不被注意，但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很多新的人物不被注意，都埋没了。有的教育家，在清末开了那么多的学堂。医生，中国第一个西医是谁？黄宽，是和容闳一起留学的，回来以后是搞医生的。像这类事情都应该写。我觉得类传的发掘余地是很大的，也很有意义。还有华侨，华侨从前没有，《明史》里没有华侨。《清史》应该有华侨，现在我们要列一个华侨类传的名单，举不出什么人物来。因为我们没有研究，不是没有人物，你去找搞华侨史的人，他肯定能说出一些人物来。台湾、澳门、香港，有些什么人物，能够放到我们传里？我们说不出人来，以前我们没有注意，现在修新《清史》，香港、台湾、澳门有志，如果香港、台湾的人在传里连一个都没有反映，那不是就闹笑话嘛？这些不是中国的地方吗？台湾有一个大富豪林维源，光绪时人，非常有名，清代官书中常常提到，有人给他写传记吗？我想台湾肯定有人写。现在台湾我们知道的有丘逢甲、郑成功等，我们去发掘发掘肯定会有很多的人，所以类传立的人物很多。我提出写类传以后，有的同志不同意。就是写一般我们知道的人就行了，干吗花那么大力气去写我们不熟悉的，我觉得老写那种人所皆知的传统人物，没有创新，没有新意，那样的话再花多少力气，也就是那么多资料，某种意义上，是翻来覆去炒冷饭。但是一些重要人物一定要写好，如曾国藩、李鸿章等这些重要人物。我觉得创新亮点之一就在类传上。我这个看法也不知道对不对，请教大家。

我还加了孝义传、忠烈传。什么是忠烈啊？农民战争中被打死的叫忠烈？当然不是，我指的是在与外国侵略者作战中牺牲的，这些人不是大官，够不上列大传，像鸦片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个人，姚怀祥，定海知县，小小的知县，也没有什么大事，专门立传立不上。还有文丰是圆明园管理大臣，在火烧圆明园中他跳福海死了；还有一位畅春园千总燕桂，他砍倒了几个烧园的侵略兵，他牺牲了，他全家16口均遭杀害。现在大家谈火烧圆明园，却不知道提这些以身殉国的人。就这一点，我觉得表现了中华民族气节！可以写。黄海大战中邓世昌、丁汝昌等都有大传，有正传，可以写。但是还有一批人，像陈金揆是个大副，立不上传，甚至林永升能不能立上传都成问题，他是管带，好多人都立不上传，可以放在类传里，以表彰为国牺牲的人物。忠烈是指在和帝国主义作战中死去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请同志们斟酌。不是光指邓世昌等人，死的人多了。老舍的父亲就是被八国联军打死的，当然他可能不会列在我们的传里。

我们还立了一个孝义传，为什么要立孝义传呢？我觉得孝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当然我们不能愚孝，卧冰求鱼、割股疗亲都是愚蠢的办法，那个不要写，但是真正对父母好的，赡养父母非常尽心尽力的，历史上不乏其人，我就看过陆陇其写的文章，是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课本中的，我不记得篇名了，但印象深刻，至今不忘，讲兄弟几个怎么赡养他们的父亲，看了以后才知道对父母应该这样做，这也是一种伦理教育。义，对兄弟友爱也是一个优良传统，这种例子很多，史料也不少，家谱、墓志里边都有一些，当然家谱用起来要小心，有吹牛溢美的地方。但是地方志就稍微好一些。大量看家谱、地方志，还有循吏传，小官吏哪儿赶得上立传啊，但是他做的事情可真是感人，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赈灾、水利、修桥、铺路、断案，但是史中无传。所以我觉得应该去发掘，到处去找，《清史列传》里、《清史稿》里都是些大人物，但是《清史稿》的循吏传里也有很感人的。所以传记组目录老是迟迟提不出来，因为有个类传在那里，大传好提。大传都会提，《清史稿》里7000人呢，从这里找出两三千还不容易？难就难在这个类传，到现在半年了，传记没提出个名单来。为什么？因为类传，该立谁啊？你不去找书，不去努力发掘，那就永远立不出来。还有一些人，像武训，武训将来要不要立传？武训传搁在哪儿？还有叶澄忠、杨斯盛，干了那么多义举，这些人的传搁在哪儿呢？所以到最后一稿，我才决心加上了孝义和忠烈，最早我也不敢加，后来我下决心要加，而且一定要加。类传我觉得应当特别着重讲。当然不是小看正传，正传当然很重要，康熙、乾隆传当然重要，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传当然重要，阿桂、兆惠、鄂尔泰、张廷玉这些著名人物，当然很重要，但是他们的传记说实在，现在已经写了很多。当然还有深入挖掘的必要，像曾国藩、李鸿章的全集等。我们新编的《李鸿章全集》2800万字，以前编的只有700万字，超过4倍，明年年底就可以出版了。当然如果看完《李鸿章全集》再去写李鸿章传那当然是更好了，但是不行，太多了，时间也来不及，只能看一部分。所以传记确实很有潜力可挖，已经写过的，也有许多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人物和资料，特别还有很多新旧交替时候的重要人物。还有少数民族，清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少数民族，从前的传记里少数民族是很少的，非常汉化的少数民族才有。《清史稿》里连噶尔丹的传都没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也没有传，四大活佛没有传。还有土谢图汗、大小和卓、阿穆尔撒纳、莎罗奔、索诺木、杜文秀、张秀眉，一律无传。这次新修《清史》里我们就增加了四大活佛的表，增加了哲布尊丹巴、章嘉等的表。

我们这部《清史》最重要的是质量问题，成败利钝就在质量，这是我们的生命线。质量搞不上去不仅仅是每个人的事情，而是集体的荣誉，我们国家的荣誉。自从担任这个任务以后，我一天到晚就在想这个问题，怎么样提高质量，要不然我对不起国家。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结果被你们搞得一塌糊涂，这个你说得过去吗？修史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朱元璋修《元史》的时候是洪武元年，离现在600年了，600年来有几次修史，第二次是顺治二年开始修《明史》，第三次是《清史稿》，第四次，就是我们，600年里的第四次。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能够碰到这样一个修史的机会，是我的幸事，能够参与到修《清史》的行列，来为这个出力，的确是一种幸事。我们决不能辜负了国家的希望、人民的希望。老百姓非常希望修好《清史》，给我的来信多得不得了。昨天《清史》中心还转给我小学生写的一封信，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写的信，谈修史的事情。你看他们都那么期待我们。所以我们的质量问题一定要做好，拜托各位，特别是样稿，样稿是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将来写人物，会有许多专家参加，写3000个人物，少说也得有一二百位作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写作水平、不同的写作习惯、不同的写作用语等。我们这个书是一部书，思想统一，体例统一，文风统一，不能够五花八门，样稿就起一个标兵的作用，就要照着样稿来写。同志们的责任重大。将来你们二十几个样稿都要发给大家，就按照这样子来写。一般光讲讲原则、讲讲细则的话，弄不清楚应当怎么样来执行啊。比如写一个人物，先写名字，再写生卒年月、籍贯、字号，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这就是统一。如李鸿章先写合肥人，哪年生，字少荃，等等。体例上要统一。这里还有个写法问题，写法，一个人死怎么写？你们细则中没有说到。升官写了。死是也有讲究的。皇帝叫崩，亲王叫薨，大臣叫卒、死，被处斩的叫斩首，有的叫伏法、赐令自尽，各种各样的写法。当然这些写法不一定完全遵从，有一些也不一定合理。但是我们要有个规范，像“牺牲”之类的词可否不写，如认为某某人牺牲了，邓世昌就不要写牺牲，直接写死，就是战死，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壮烈的事。我这意见对不对？这就是写作规范。同志们一定要注意，要看细则，要不你五花八门地写出来，将来改就难，谁来改啊？所以细则非常重要。写样稿，我们的时间放得比较久，原则是宽以时日，从优酬谢。时间比较宽，最多5个月写1篇，最少3个月，3个月写1篇比较短的。5个月1篇那就是5000字，5000字写5个月时间很充裕了，1000字1个月，所以有从容研究推敲的时间。

我想要求呢，就提一些原则性的。第一，事实准确。真实是写史的生命，如果不真实，弄错了，虚假的东西，甚至于一些造伪的东西那怎么行啊。一定要弄确切，当然有些事情很难弄确切，但是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可能，把事件、人物、时间、地点弄确切，不出错，要不你老是错，那人家谁还用你的书啊，不相信你。真实性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反复核对。台湾的学者们花了很长时间搞了部书，叫《〈清史稿〉校注》，当然这部书也有缺点，但是他们花的力量是很大的，他们一共校出《清史稿》8万多条错误和异说。15册1200万字，《清史稿》才800万字。我们这次写一定要看《〈清史稿〉校注》，千万不能再犯《〈清史稿〉校注》已经校出的错误，否则就让人家笑掉大牙了，你们修史，连《〈清史稿〉校注》已指出的错误都不知道，真是孤陋寡闻，成了大笑话，所以大家都要看。但是它校出的不一定是错误，也许本身不是错误反而校错了。你也不能盲从它，所以还有核实的工作。它校出来的错误可能大多数是错误，或者有些不是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一定要看这部书。另外还要看档案，档案里有很多东西。不一定去看最原始的档案，那里是汪洋大海，短时间内摸不清楚，可能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当年的国史馆有许多成稿，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从来没有什么人用过，当时写《清史稿》的人用了一些。有6000个人的传包。有的传包在台湾，放在两地啊。真的是很宝贵的材料，因为他当年写作时间离传主的时间近，比我们清楚，一定要看，你们领到这个任务以后，一定要到北京来，到档案馆去，查阅资料。有些人可能没有，大部分人都有传包，有的可能在台湾，现在传包在大陆较多，表、志在台湾比较多。我看《天文志》，《清史稿》的《天文志》写到乾隆朝为止，下面没有了。我原以为修《清史稿》的人没有写完，到台湾一看，完整的《天文志》都有，是多年前国史馆史臣所写，写《清史稿》时没有看到，因此只写了半部《天文志》。所以档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发掘。千万不能怕费力，不去博览群书。要尽量翻阅，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传记写得好。这个第一条真实性非常重要。

第二，条理性，条理要清楚。一个人的事儿很多，一生的事很多，要分清楚主次，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条理。按照历史顺序叙述下来，重要的多写，次要的少写，有的根本不写。我是主张文省事增，字数不要太多，我们以前写的《清代人物传稿》，字数太多，李鸿章传在《清史稿》里写了8000字，我们则写了1.6万字，多出了1倍，当然我们用的是白话。这个还不严重，最严重的是学者的传。把他的生平、思想、著作等全部写出来。这在《清史稿》里是没有这么写的。一般都是几百字、千把字。当然，他们是文言，我们是白话。欧阳修说：修史应文省事增。文章文字要省，笔墨不要太多，事情要增加，他认为他的《新五代史》比《旧五代史》写得好，就是“文省事增”，所以不要写得啰啰唆唆。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好。文章的条理要清楚。

第三，文字简要，无关紧要的，一大篇名词、形容词等都是不必要的。穿鞋戴帽也不必要，开门见山。我们虽然用的是白话，但是文章力求典雅、简洁。《清史稿》虽然缺点很多，但是它的文字很好，有桐城派的味道。参加《清史稿》写作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桐城派，一部分是满洲的才子。桐城派的很多，文章作得很好，史写得较差。

第四，生动形象。我还是希望能够生动一点，因为传本身就是生动的事实记载，是非常生动的故事，读史的人一般都喜欢读传。读表的人很少，表是非常枯燥的，表是用来查的。我们千万不要把人物写成履历表，《清史稿》就有这个毛病，今年升什么官，明年升什么官，性格没有，情节没有，干巴巴的，没有可读性。

第五，要讲究文采，就是讲的语言要规范，要讲究修辞，写成好文章。

2004年3月27日

（《涓水集》）

在《清史·史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史表》是《清史》中的重要部分，现定13卷，共31个表，在《清史》总目录92卷中约占14％，有一定的分量，其实《史表》在《清史》中占的分量不止于此。因为在《典志》的《人口志》中，人口数字、各地人口比例、性别比例可能都有表。《工矿志》《交通志》中工厂、矿山、铁路也有表，《财政金融志》中税收数字各种支出，还有进出口贸易也少不了有表。总之，在新修《清史》中会有很多《史表》。

司马迁创十表、八书，班固继之，作八表。《史表》和《清史》的其他部分不同，它以表格的形式表现历史现象，以一统多，以简驭繁，一目了然，这是叙写历史的一种好形式、好体裁。

但值得研究的是自从司马迁、班固创制《史表》之后，1000年间，无人为正史作表。随后继作的16部正史，包括《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北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均无《史表》，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直到欧阳修写《新唐书》才恢复了《史表》。自《史记》《汉书》之后，相隔1000年。这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史表》很难做，难在资料不全。因为《史表》的内容是实在的。譬如宰相表，某一朝宰相的姓名、任职岁月都要写明，一个不能少，不能借助推测、传闻来补充，也不能靠模糊不准的记忆来写作，必须依靠准确的档案资料。自汉至唐，国家分裂为南北朝，战乱频仍，档案缺失，难于把一个个人名和年代写出，而唐太宗时大规模开馆修史，离开晋代和南北朝时间已久，已难寻觅这些旧的人事档案，这可能是《史表》缺少的一个原因。

第二，南北朝史家很多，他们写了不少当代的历史，可惜所写史书散失殆尽，没有传留下来，即使他们书中有的作了《史表》，我们今天也看不到了。

第三，当年史家对《史表》似乎不甚重视。《史记》《汉书》以下16部史书，有本纪、有列传，志则有写有不写，表则一律皆无，故而“二十四史”亦称纪传体史书，无纪无传不成正史，无表无志仍可列为正史。唐代的刘知己称《史表》“有之不为宜，无之不为损”。在这位大历史学家心目中，《史表》也是可有可无。后来虽有许多史家为前史补表，但时间离得越远，资料越是稀少，工作也更加困难。

欧阳修继司马迁、班固之后为《新唐书》作表，这是很有眼光的，也是唐代复杂的历史现象促使他恢复了《史表》。中唐以后，由于藩镇林立，形成一团乱麻的长期割据现象，几十个地区都成了独立王国，各立山头，各推领袖。这种复杂混乱的历史现象，用史表的形式可以表现得简单明了。欧阳修为《新唐书》作方镇表六卷，把中唐以后的复杂历史交代得很清楚。

在欧阳修以后，《史表》在正史中的地位重新确立，此后史书中，包括《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新元史》《清史稿》中均有表，此后历史的内容愈来愈繁复，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清史稿》的一个优点就是《史表》多，共有十表。不仅设有部院大臣、总督、巡抚等中央地方大员年表，而且根据中国多民族特点设藩部世表，根据中外交往频繁的特点设交聘年表。我们更将《史表》增至31个，不仅新增提学布按、进士等多种人表，而且增设大量事表，如史事、书院学校、文祸、教案、中外约章、报刊等表。

从《新唐书》设表以后，史家对《史表》也重视了。郑樵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梁启超说：“史公仿周谱作十表，宜为史家之大法。后起诸史，或私自著述，力有不逮，且付阙如，或史臣无识，遂以删汰。”（《清史商例》第一书）充分肯定了《史表》的作用。

对于你们所编《史表表文选编》与《史表配套成果选编》共三大册，洋洋洒洒，共1200页，斐然可观。我未能详读，大略翻阅一下，初步印象有四个优势。

第一，立表之多远超前史。前史立表最多的是《史记》《清史稿》，均是十表。我们立31表，这是适应清代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而设，可以反映多方面、多领域的社会生活，而且创立事表，也超出前史。如果我们能用心做好，每个表都可能成为一个亮点。

第二，使用原始档案资料远胜于前。前代修史能看到的档案甚少，大多已散失。我们能看到基本完整的清代档案，实是幸运，表中所引，很多来自档案。

第三，我们的做法是先将档案、实录和其他文献编成资料汇编与考异，再据此作史表，根据确凿。汇编、考异等字数要超过《史表》5倍以上，将来虽不出版，却是我们这一代修史者的心血所凝聚，要很好保留下去。

第四，我们的表格设计颇费匠心，参考了《清史稿》表、钱实甫的《清代职官年表》、魏秀梅的《清季职官表》等成果而有所改进。

以上四点意味着良好的开端，循此以进，努力工作，必有成绩。我谨对参与工作的先生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2006年5月26日

（《涓水集》）

在《图录》组图片征集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清史编纂委员会邀请沈阳故宫，承德文物局，清东陵、清西陵、颐和园、圆明园、天坛管理处，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室，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有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们，共同讨论《清史·图录》的编纂事宜。《清史·图录》如何开展工作？图片如何收集？在座的专家都来自图片、文物收藏宏富的单位，所以我们要请各位专家贡献智慧，大力协助。

修纂《清史》是一项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浩大的标志性文化工程。自2002年12月成立《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和《清史》编纂委员会，项目正式启动以来，迄今已是一年四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清史》编纂委员会健全了机构，聘请了人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最为主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体裁、体例大讨论。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拟定出基本的《清史》卷次目录，同时也形成了涵盖《清史》内容的结构框架。

我们现在编写的这部《清史》有3000万字，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通纪》，第二部分是《典志》，第三部分是《传记》，第四部分是《史表》，第五部分就是《图录》。

收图入史是新修《清史》的一大创新。图录的作用在于以图明史、以图补史、以图证史，即是用图录反映人文历史，用图录补充文字历史，用图录形象地表现历史。以往的“二十四史”没有一部是含有图录的。在纂修《清史》的今天，我们给予图的部分以一个正规的命名——“图录”。这一命名并非我们随意杜撰，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著有《汝南太守李公墓碑》，其中有“奕世载德，名昭图录”的佳句。“图录”一词最早的出典应在于此。另外，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也认定“图录有征”，强调“图录”作为证据的可靠性。基于以上用语，我们命名了“图录”，设置了《图录》部分。

新修《清史》的《图录》初步拟定10卷。最终《图录》设定多少卷，要依据图片的价值和数量丰薄，斟酌而定。如果图片价值连城，收藏宏富，10卷容纳不下，就可以增加卷次。也许征收选中的图片偏少，不足以支撑起10卷的框架，那么也可以相应地核减卷次。现在初步拟定的10卷篇幅，占有全部《清史》92卷容量的11％，已经成为《清史》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收入《清史·图录》的主要应该是具有历史价值、有代表性，并且是纪实性的舆图、图画、照片、文物遗址图像。这些图片应该能够反映清代的历史生活、社会风俗，从而强化新编《清史》的形象性与真实感。我已说过，古典的“二十四史”没有设置图录，但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图。古代中国的图与书往往相提并论，“图”“书”二词并连使用，遂有“图书”一词。古书中有“河图洛书”“左图右史”的说法。

一些史书也有“图”与“书”的连带表述，《周礼》就记载说：职方司掌管天下的图。《史记·萧相国世家》篇章里记述：汉王刘邦率军攻破秦朝的国都咸阳，许多将领、士兵都急于抢夺金银财宝，而萧何则去收敛秦朝遗留的律令、图书。正因为图书记载着秦朝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刘邦得以了解天下的险要，查知大众的户口，知晓各地的贫富，明了关中的物产。刘邦战胜项羽可以见证“图”“书”的重要。

“二十四史”里没有设置《图录》，的确使人萌生疑虑。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曾说：原以为张良的相貌奇伟、身材魁梧，但观看图画之后才知道“张某如妇人女子”，可见汉代之际已经出现图画。然而，司马迁在哪里看到的张良图？又为何未编入《史记》？推测其中的原因，我估计最有可能是古代的图和书截然分开。汉代的文字是刻在竹简上，竹简宽度有限，比较狭仄，没法画图。所以我们见到的汉代画图都是以绢为载体的。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图画就画在绢上。竹简与丝绢是无法编为一体的。古代史书不见画图大抵缘于此。但丝绢容易腐烂，难以保存，能够经历时间的销蚀而留存下来的画图为数很少，经考古发现发掘出来的图画就更少得可怜！绢画绘制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古代画家也把绘画移植到墙壁上，我们称之为“壁画”。地表建筑上的壁画，长期遭受日晒、风吹、雨蚀，难以在数百年后完好保存。湮埋在沙土之下的建筑，尤其是大型陵墓，如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倒是能够保存一些壁画。所以，竹简、纸质载体的“二十四史”没有画图，我估计缘由在此。

但有一点需要说明，“二十四史”不载画图，并不表明古代史学家忽略画图的历史价值。郑樵《通志》里设有20略，其中一个“略”称为《图谱略》，专门讲解图的重要性。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天象、地形、舆服（服装）、仪器“难以文字注，绘图以标明之”，阐述了画图的形象性。明清时期，画图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偏重于插图。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水浒传》，配有陈洪绶绘制的插图，成为传之久远的画图版本。插图或者放在书的前面，或者置于书的中间，一章、一卷插入几张画图，附属于文字。这一时期图书表现出文字主干、画图枝叶的特点。应该说设置《清史·图录》是一项创新，是新修《清史》的一个亮点。《清史·图录》中的图片不像从前附属于文字，不是插图，而是成为主体。图录的图片不附属于纪、传、表、志。它自成体系，有相对的独立性，是利用整体来表现清代历史。

编纂《清史·图录》是一项创新，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照借鉴，因此要靠我们自己摸索、探讨。这就是一门学问，涉及整体设计、科学分类、真伪鉴别、严格保管、严谨编纂、贴切的文字说明等一系列的问题。既有技术攻关，也有理论性的规范。我知道前不久在大兴讨论编写总则时，关于图录定位出现了以图证史、以图明史、以图补史的各种说法，这都可以讨论。如今，我们拥有的编纂条件远胜于封建时代，纸张品质的提高和制版印刷技术的进步，给我们收图入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编纂出版精美、考究的图录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以实施的事情。此外，图片资源非常丰富，清代纪实性的图画多得不可胜数，舆图、风俗画、肖像画、战图，种类繁多。晚清时节又引进了照相术，图片的摄影便利了许多，大量的晚清老照片汹涌而出，可以用来拼接历史的记忆，复原历史。因此我们决定与时俱进，设置《清史·图录》部分。照片能够非常真实地反映历史时代的人物、建筑、器物、风俗及场景，关于这方面的图片多来自于晚清之际来华游历的外国人。外国人到中国，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他们撰写旅游日记，拍摄旅游照片，回国之后出版描述中国社会面貌的图书。许多图书里面附了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人文风情。我浏览过一本《俄国人在黑龙江上》，里面有反映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赫哲族的民居及黑龙江自然风貌的照片，非常漂亮。李希霍芬是非常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在中国居留数年，足迹遍布山西、山东各地，听说他著录了四大卷书，里面穿插着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插图和照片，尤其是详尽的山东省全图。类似的图书不可胜数。晚清之际，许多传教士、外交官、探险家、军官到中国来，回国之后大多数人撰写了回忆录。《图录》组的刘潞同志前年在英国休假期间收集了很多珍贵的图片。我花费一个下午仔细浏览了她赠送的光盘图片，觉得里面的图非常珍贵，颇有价值。

我们要扩大积累《清史》图片资源，把收集来的大量图片归集到一个图片库，实现科学的保管利用。每一张图片收录回来，都要著录名称、年代、内容、形制、规格、收藏单位，还要评估图片的价值。这项工作现在就应该开始启动，因此我们请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给予援助，协助我们建立《清史》图片库。目前来看，散在各地各处的图片汗牛充栋，无法准确估算。苏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王国平，以一人之力花费五六年的时间，收集了5万张清代（不止清代）历史名人图片。我知道，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上万张舆图，故宫也有几千张！现在全国还没有一个机构收集这些图片，如果下功夫搞好的话，我们将是全国第一家。

我希望能建立一个容量达10万张以上的图片资料库。在广泛收集图片的基础上精选图片，选出比较精彩、具有历史意义、能够反映清代历史的图片上万张。要一边收集，一边编写，用两年时间完成收集，两年时间编纂出来，争取在2007年年底完成。

现在的这个编写总则，比体裁体例组议定的目录更细化、更具体。但《图录》组取消了《体裁体例》组拟定的肖像卷，主张肖像内容打散后分到其他各类里去，这属于学术分歧。我要再阐述一下自己的理由：我认为肖像还是应该集中起来立一卷。所谓肖像是杰出人物的个人像，不是群像。例如清帝狩猎、群臣朝拜、信使朝觐、接见外藩就不是肖像，而是群像。战争中的图画或者照片，场面千军万马，也是群像。我们说的肖像一般是指一个人，或者有名有姓的几个人。众多肖像集中起来，其本身就可以自成体系，成为一部清代名人的画廊。从努尔哈赤开始一直延续到光绪，甚至到溥仪幼年时代。不分类别，一律按照生卒年流水排列。用人物肖像来表明清朝的历史，使人们知道清朝有哪些历史名人，乾隆朝有哪些文臣武将，雍正朝有哪些勋吏封疆，其身高、面相都能够反映出来。可能会有人物缺漏，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特别是清前期会有很多人物没有图像；晚清时期要好些，一些重要人物的肖像，我估计能够找到十之七八。我们要把肖像卷编纂成一个有体系的形象化的《清史》。如果把肖像分门别类地打散，编入各个类别中，会产生几个缺点：第一，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以政治人物居多，文化人物居次，其他人物寥寥。如果以类划分，都集中到政治类、文化类里，《图录》的结构会因此非常不平衡。政治、军事、文化类的图片极度膨胀，一卷的篇幅都容纳不下，仅仅是政治类恐怕就要有300人，其他如民俗类、建筑类，几乎没有肖像。这是非常不均衡的。第二，某些重要人物无法准确划定类别。努尔哈赤、皇太极肯定有肖像，而《图录》组设置的政务篇是从多尔衮执政开始，加不进去。划分到军事篇里是绝对不合适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是皇帝，一定要放到政治卷里。政务篇里设置了太上皇训政，那只是乾隆帝退位时段的事务，那么，清朝前期重要大臣阿桂、兆惠、张廷玉等人如何处置？不能归在太上皇训政里面，因为他们都是乾隆朝前期的人物，时间跨越了半个世纪！将来编纂《图录》的时候，肯定会发现以类划分将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某些重要人物有肖像，但无法简单地划分为何种类型人物，也就无法恰如其分地放入卷目。我提出设立肖像卷的建议，还可以协商探讨。《清史》编委会借本次会议，希望各馆藏图片单位能够慷慨地给我们提供查阅、收集、利用的便利。我们将支付一定额度的费用，具体合作办法还可以继续协商。《清史·图录》实际编入的图片不会太多，每卷1000张图，10卷《图录》最多能够容纳1万张。因此我们要反复精挑细选，去伪存真。对各馆藏单位来说，也是参与修史，参与国家文化工程，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图录》组将开展大规模的征集图片工作，此前的档案文献征集工作已经全面铺开，希望继续得到有关单位的热诚支持。

2004年4月

（《涓水集》）

注释

①《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

①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

②《元史》卷一九二《良吏传》。

③《海瑞集》上册第七四页。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一〇三五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四三页。

①《海瑞集》下册第四三一页。

①《包拯集》第五八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七八页。

①《明儒学案》卷五八。

②《海瑞集》上册第三七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四九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二七页。

①《明洪武实录》卷二五第一八页。

①《海瑞集》上册第四九—五〇页。

①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三页。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①《御制文初集》（乾隆朝）卷二四。

②《御制诗二集》卷三《悼皇后》。

③《御制诗三集》卷四五《四依皇祖南巡过济南韵》。

①《清实录》，乾隆十五年三月戊午。

②同上书，乾隆十三年三月丙子。

①参见刘桂林：《孝贤皇后之死及丧葬余波》，《故宫博物院刊》1981年第4期。

①《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六月甲戌。

①《清实录》，乾隆十三年闰七月戊辰。

①《清实录》，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庚午。

①《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月辛丑。

②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纯皇初政》。

③《清实录》，乾隆六年三月庚寅。

①《清史稿》卷三〇一《讷亲》。

①《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

①《清实录》，乾隆元年正月甲子。

①《清实录》，乾隆十二年四月丙戊。

①《清实录》，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丙子，卷305，第13页。

①《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丁卯，卷544，第23页。

①《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卷550，第25页。

①《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壬戌，卷592，第21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115页。

①转引自《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16页。

②《清实录》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癸卯，卷1213，第11页。

①《乾隆御制诗》五集卷二十八，丁未二《上元灯词》。

①安德逊：《英使访华录》，第126页。

①《掌故丛编》第七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上谕。

②《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始末》。

①《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九十三，癸卯一，《题宋版周髀算经》。

①《乾隆御制诗》五集，卷八十四，癸卯八，《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马戛尔尼奉表贡至，诗以志事》夹注。

②安德逊：《英使访华录》，第153页。

①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69页。

目录

序 言

第一章 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

附一 宋太宗继统考实

附二 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

附三 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

附四 北宋关于家庭制度之法令

附五 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

附六 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

第二章 北宋的外患与变法

第三章 宋代的文学与思想

附一 宋儒太极说之转变

附二 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

附三 陆象山的生平

附四 陆学发微

附五 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

第四章 女真的兴起与宋金的和战

附一 跋折公墓志铭

附二 刘锜与顺昌之战

第五章 蒙古的兴起与金宋的覆灭

附一 端平入洛败盟辨

附二 《宋史·兵志》补阙

附三 南宋亡国史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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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史学奇才张荫麟及其宋史研究

蒙 木

一、张荫麟生平大概

张荫麟，1905年11月出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1923年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7年，是一个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好学生。入学仅半年，即在《学衡》杂志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对老师梁启超考证老子事迹的提出异议，梁启超叹为天才。他积极参加当时学术界的许多讨论，公开撰文批评胡适、郭沫若、梁漱溟、顾颉刚、冯友兰诸先进的思想和著作。1929年毕业后，获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1933年他在斯坦福大学致信张其昀(1900—1985)表示，自己将以史为志业，学习哲学、社会学是为治史做准备，希望从哲学中得到“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明了“人事之理法”。是年冬，张荫麟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

陈寅恪向傅斯年特地推荐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偿之成绩，或在此一人之身也。……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因为史语所经费困难，张荫麟回到清华历史、哲学两系任教，并兼任北大一门历史哲学的功课，常常看书写文章至夜深不睡。受聘当年，他加入了吴晗等发起的史学研究会，又与容庚、容肇祖、徐中舒、商承祚等发起成立金石学会，与容庚、顾颉刚、洪业等创办《大公报·史地周刊》；史哲双栖，他稍后和贺麟又一起参加了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1935年创立的中国哲学会。1935年，因傅斯年推荐，张荫麟应教育部之聘编撰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抗战爆发后南下，1938年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史和逻辑学。因为婚变、待遇等原因，1940年7月他离开昆明赴遵义浙江大学任文学院史地系教授，主讲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和历史研究法。按照张荫麟自己的说法，《东汉前中国史纲》于是年刊布，他在自序中写道： “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

这本书既不重考证，也不繁琐征引，而是融会贯通后，用“讲故事”的笔法，画出四千年来动的历史，开通俗性通史之新河，好评如潮。钱穆说：“常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张其昀说：“《中国史纲》一书是呕心沥血的著作，他常常工作至午夜以后，因此就深伏了病源。本书价值，识者自有公评，即就文字而论，亦用力至勤。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粹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后来陈梦家推许这本书为“历史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创作”。

1941年夏，他还与张其昀等浙大同人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试图“在建国时期从事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这时期，张荫麟治史重心转为宋史，“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著文恒达旦。”熊十力说：“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但当学界普遍寄予厚望时，他因为慢性肾脏炎又缺医少药，全身浮肿，病痛的折磨令他难以忍受，常常号啕大叫，于1942年10月24日不幸病逝，年仅37岁。张效乾回忆说：“荫麟师在病危的时候，犹朗诵《庄子·秋水篇》。……声音悲凉，诵后似感舒畅，默然无语。”

“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但死与生的距离如此之近！学界同仁莫不悲悼。吴宓先生声泪俱下，惋叹不已，挽联曰：“玉碎珠沉怜尔我，麟伤凤逝黯人天。”在日记中，他写道：“英才早逝，殆成定例。宓素以荫麟为第二梁任公，爱其博雅能文，而惜其晚岁《中国通史》之作，创为新体……且未卒业而殂逝，亦与任公同。”熊十力、陈寅恪、冯友兰、朱自清、钱穆、张其昀、王芸生、贺麟、吴晗、钱钟书等名流纷纷以诗文纪念他。陈寅恪写有《挽张荫麟二首》：“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朱自清《挽张素痴》五古：“淋漓修国史，巨眼几挥斤。自古才为累，天悭狷与狂。”钱锺书《伤张荫麟》五古诗中说：“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天翻大地覆，波云正谲诡。绝知无佳讯，未忍置不视。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纸。”

最后附带说一下张荫麟的学术辈分，以便读者对他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他比顾颉刚(1893—1980)、洪业(1893—1980)、容庚(1894—1983)、钱穆(1895—1990)、傅斯年(1896—1950)、李济(1896—1979)等略晚，亦师亦友；作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的学生，比吴晗(1909—1969)、夏鼐(1910—1985)、钱钟书(1910—1998)稍长。

二、张荫麟的宋史研究

张荫麟是最早在大学里开设宋史课程的教授之一，宋史研究更是他人生后半段的学术重心所在，“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著文恒达旦。”他在西南联大指导丁则良(1915—1957)、李埏(1914—2008)，在浙大指导徐规(1920－2010)等治宋史。顾颉刚检点现当代中国史学断代史研究的成就，认为宋史研究以邓广铭和张荫麟贡献最大。吴晗说张荫麟“已写成的论文有六七篇，都很精警，有独到之处”。

其实总括张荫麟关于宋史文章逾二十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志在写两宋通史的努力。据他去世一年后《思想与时代》第27期发表的《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前面的编者识说：

先生于《中国史纲》宋史部分，拟作五章：(一)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二)北宋的外患与变法；(三)宋代的文学与思想；(四)女真的兴起与宋金的和战；(五)蒙古的兴起与金宋的覆灭。

早在1935年，他发表的高中本国史教科书草目，第三十五章至四十二章是关乎宋代的，篇目依次是：

宋的建国及其规制；宋与契丹、西夏；北宋的社会及文物；庆历新政与熙宁新法；女真的兴起和宋室的南渡；南宋的社会和文物；朱熹的理学；辽国的社会和文物。

显见同仁的编者识所言是作者早年草目的修正。作者认为写通史，就是要明晰、有趣地普及那些人人应知，而无人能否认的历史常识，这个常识的取舍按照所谓“新异性”“实效”“文化价值”“现状渊源”四重标准，依次说也就是：内容的特殊性、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增进真与美、启发当代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参阅《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他写作通识的思路就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所选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参《东汉前中国史纲·自序二》)张荫麟对好友谢幼伟说，写考据文章易，写通史文字难，张荫麟特别注意历史的美学价值。谢幼伟回忆在遵义曾看张荫麟写《中国史纲》关于宋史部分的几章，“原稿涂改之处甚多”。

所以本书将《思想与时代》第27期编者识看作张荫麟写《两宋史纲》的纲目，以此排比他关于两宋的文章。

《两宋史纲》第一章是作者生前审定发表的。通史原为普及，缺略是难免的，因此本书将其相关的六篇论文附录于后。第一篇质疑金匮之约的真实性也就是质疑宋太宗继位的合法性；第二篇《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涉及宋代政治史上两个很重要的关节，是后来宋史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最可注意的是《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一篇，该文所论述的宋代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确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关捩点。《北宋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是用社会统计方法研究历史的一个尝试，其结论很有意思：社会骚动与土地的集中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反抗最激烈的地方未必是被压榨最残酷的地方。至于王小波、李顺之乱，一经拈出，后来成为我们主流历史教科书脍炙人口的故事。

第二章，北宋的外患与变法，也是已经发表的成稿，将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一并写来，参酌人物轶事，将范仲淹和王安石的人格形象写得非常生动。1937年他拟就的《儿童中国史》目录关乎宋代的英雄人物传包括：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宗泽、孟珙、文天祥。因为抗日期间，张荫麟对抵御外侮和对内改革弊政的历史英雄是格外注意的。

第三章，宋代的文学与思想。他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便是“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附录四篇，主要是他关于太极说和陆九渊思想的讨论。这里显然缺少了朱熹理学这个关键点。张荫麟本来是学哲学的，他对宋代全面思想论述的缺失让人备感遗憾。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的文学成就是全部缺略了，仅仅有一篇《曾南丰先生年谱序》，鉴于文章性质以及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中不甚显赫，本书未收。该文非常简短，大致观点是：文章与世运为隆污。五代之文芜而弱，太祖、太宗两朝馆阁篇章不过五代之余；王禹偁、杨亿有才无识；尹洙有识无才。直到欧阳修奋起提倡古文，加之东坡之宏肆，王安石之奇峭，曾巩之质健严整才成就盛宋文学的规模。

第四章是全缺的。附录两篇，一是《跋折公墓志铭》，主要彰显张荫麟对出土资料的重视；同时钩沉折可存(1096—1126)这位宋史无传的将领，他有抵御西夏和抗金经历，还可资考辨方腊和宋江故事。二是刘锜与顺昌之战，这是南宋抗金战争中，以少胜多、以步制骑的著名战例。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岳飞、韩世忠的抗金故事，抱憾而缺。

第五章也是全缺的。附录三篇，主要是一质疑端平入洛的是非曲直，二关于南宋的军队、民生和财政等问题，说明南宋之亡的历史之由。张荫麟另有《南宋末年的民生与财政》，写得清晰易懂，只是内容完全和稍后的《南宋亡国史补》的第二部分相叠合，且材料不如后者丰赡，所以本书未收。

另，张荫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里附录了燕肃事迹考和沈括编年事辑两篇与宋代息息相关的文章，以这见宋代科技的发达。燕肃(961—1040) 工诗善画，精通天文物理，创造发明了指南车、记里鼓、莲花漏等仪器，著有《海潮论》等；《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1031—1095)被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张荫麟的宋史研究成果大致荟萃于斯。

第一章 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

(一)

后周世宗以三十四岁的英年，抱着统一中国的雄心，而即帝位。他即位不到一个月，北汉主刘崇联合契丹入寇，他便要去亲征。做了四朝元老的长乐老冯道极力谏阻。世宗说：“从前唐太宗创业，不是常常亲征的么?我怕什么?”冯道却说：“唐太宗是不可轻易学的。”世宗又说：“刘崇乌合之众，王师一加，便好比泰山压卵。”冯道却怀疑道：“不知道陛下作得泰山么?”世宗看他的老面，不便发作，只不理睬，径自决定亲征。周军在高平(即今山西高平)遇到敌人。两军才开始交锋，周军的右翼不战而遁，左翼亦受牵动，眼见全军就要瓦解。世宗亲自骑马赶上前线督战，并且领队冲锋，周军因而复振，反把敌军击溃，杀到僵尸弃甲满填山谷。在凯旋道中，世宗齐集将校，大排筵席来庆祝，那些临阵先逃的将校也行无所事地在座。世宗突然声数他们的罪状，喝令他们跪下受刑。说着，壮士们便动手，把七十多个将校霎时斩讫，然后论功行赏。接着他率军乘胜直取太原，却无功而还。

经这一役，世宗深深感觉到他的军队的不健全。回到汴京后不久，便着手整军。这里我们应当略述后周的军制。像唐末以来一般，这时州郡兵为藩镇所私有，皇室不能轻易调遣。皇室所有的军队即所谓禁军。禁军分为两部：一殿前军；二侍卫亲军。两部之上，不置总帅。侍卫亲军虽名为亲，其实比较和皇帝亲近的却是殿前军。侍卫亲军分马、步两军，而殿前军则无这样的分别。大约前者是量多于后者，而后者则质优于前者。世宗一方面改编全部禁军，汰弱留强；一方面向国内各地召募豪杰，不拘良民或草寇，以充实禁军。他把应募的召集到阙下，亲自试阅，挑选武艺特别出众、身材特别魁伟的，都拨入殿前军。

世宗不独具有军事的天才，也具有政治的头脑。他奖励垦荒，均定田赋。他曾为经济的理由，废除国内大部分的寺院，并迫令大部分的僧道还俗。他以雷霆的威力推行他的政令，虽贤能有功的人也每因小过而被戮，但他并不师心自用。他在即位次年的《求言诏》中甚至有这样的反省：“自临宸极，已过周星。至于刑政取舍之间，国家措置之事，岂能尽是?须有未周。朕犹自知，人岂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过失，食禄者曾无一言论时政之是非!”他又曾令近臣二十余人，各作《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一篇和《平边策》一篇，供他省览。“平边”是他一生的大愿，可惜他的平边事业只做到南取南唐的淮南江北之地，西取后蜀的秦、凤、阶、成四州，北从契丹收复瀛、莫二州，便赍志而殁，在位还不到六年，遗下二个七岁以下的幼儿和臣下对他威过于恩的感想。

世宗死于显德六年(959)六月，在临死的一星期内，他把朝内外重要的文武职官，大加更动。更动的经过，这里不必详述，单讲他对禁军的措置。殿前军的最高长官是正副都点检，其次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的最高长官是正副都指挥使，其次是都虞候。世宗对禁军要职的最后“人事异动”，可用表显示如下：

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张永德的解除兵柄和赵匡胤的超擢。张永德是周太祖的驸马(世宗是周太祖的内侄兼养子)，智勇善战，声望久隆，显然，世宗不放心他。赵匡胤是洛阳人，与其父弘殷俱出身军校，在周太祖时，已同隶禁军。高平之役，匡胤始露头角，旋拜殿前都虞候。其后二年，以从征淮南功，始升殿前都指挥使。他虽然年纪略长于张永德(世宗死时匡胤三十四岁)，勋望却远在永德之下。但他至少有以下的几件事，给世宗很深的印象。他从征淮南时，有一次驻兵某城。半夜，他的父亲率兵来到城下，传令开城。他说：“父子固然是至亲，但城门的启闭乃是王事。”一直让他的父亲等到天亮。从征淮南后，有人告他偷运了几车财宝回来，世宗派人去检查，打开箱笼，尽是书籍，一共有几千卷，此外更无他物。原来他为人沉默寡言，嗜好淡薄，只是爱书，在军中是时常手不释卷的。南唐对后周称臣讲好后，想离间世宗对他的信任，尝派人送他白银三千两，他全数缴呈内府。从殿前都点检的破格超升，可见在这“易君如骰棋”的时代，世宗替他身后的七岁幼儿打算，认为在军界中再没有比赵匡胤更忠实可靠的人了。

(二)

世宗死后半年，在显德七年(960)的元旦，朝廷忽然接到北边的奏报，说北汉又联合契丹入寇。怎样应付呢?禁军的四巨头中，李重进(侍卫都指挥使，周太祖的外甥)是时已领兵出镇扬州；绰号“韩瞠眼”的韩通(侍卫副都指挥使)，虽然对皇室特别忠勤，却是一个毫无智谋的老粗，难以独当一面。宰相范质等不假思索，便决定派赵匡胤和慕容延钊(副都点检)出去御敌。

初二日，慕容延钊领前锋先行。是日，都城中突然喧传明天大军出发的时候，就要册立赵点检做天子。但有智识的人多认为这是无根的谣言。先前也有人上书给范质说赵匡胤不稳，要加提防。韩通的儿子，绰号韩橐驼的，也劝乃父及早设法把赵匡胤除掉。但是他做都点检才半年，毫无不臣的痕迹，谁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但这一天不知从何而来的关于他的谣言，却布遍了都城，有钱的人家纷纷搬运细软，出城躲避。他们怕什么?稍为年长的人都记得：恰恰十年前，也是北边奏报契丹入寇，也是派兵出征。约莫一个月后，出征的军队掉头回来，统兵的人就做了皇帝(即周太祖)。他给部下放了三天假，整个都城几乎被抢掠一空。现在旧戏又要重演了罢。

初三日，赵匡胤领大军出发。城中安然无事，谣言平息。

初四日上午，出发的军队竟回城了!谣言竟成事实了!据说队伍到了陈桥，当天晚上军士忽然哗变，非要赵点检做天子不可，他只得将就。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这回军士却严守秩序，秋毫无犯。在整个变局中，都城里只发生过一次小小的暴行。是日早朝还未散，韩通在内庭闻变，仓皇奔跑回家，打算调兵抵抗，半路给一个军校追逐着，才到家，来不及关门便被杀死，那军校把他全家也屠杀了。都城中已没有赵匡胤的敌人了，一切仪文从略。是日傍晚，赵匡胤即皇帝位。因为他曾领过宋州节度使的职衔，定国号为宋，他便是宋太祖。

在外的后周将帅中，不附宋太祖的，唯有镇守扬州一带的李重进和镇守潞州一带的李筠。四月，李筠结合北汉(占今山西全省除东南隅及雁门关以北)首先发难。李重进闻讯，派人去和他联络，准备响应。那位使人却偷到汴京，把扬州方面的虚实告诉了宋太祖，并受了密旨，回去力劝重进不可轻举。重进听信了他，按兵不动。北汉和后周原是死对头，而李筠口口声声忠于后周，双方貌合神离。他又不肯用谋士的计策：急行乘虚西出怀孟，占领洛阳为根据，以争天下；却困守一隅，坐待挨打。结果，不到三个月，兵败城破，赴火而死。九月，李重进在进退两难的情势下勉强起兵。他求援于南唐，南唐反把他的请求报告宋朝。他还未发动，亲信已有跳城归宋的。他在狐疑中，不问皂白，把三十多个将校一时杀掉。三个月内，扬州也陷落，他举家自焚而死。

(三)

宋太祖既统一了后周的领土，进一步便着手统一中国。是时在中国境内割据自主的区域，除宋以外，大小有八。兹按其后来归入宋朝的次序，列表如下：

太祖的统一工作，大致上遵守着“图难于其易”的原则。荆南、湖南皆地狭兵寡，不足以抗拒北朝，过去只因中原多故，或因北朝把它们置作后图，所以暂得苟全。太祖却首先向它们下手。他乘湖南内乱，遣军假道荆南去讨伐。宋军既到了荆南，却先把它灭掉，然后下湖南。既定两湖，便西溯长江，南下阁道，两路取蜀。蜀主孟昶是一纨绔少年，他的溺器也用七宝装成。他的命运，可用他的一个爱妃(花蕊夫人)的一首诗来交代：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这些解甲的军士中，至少有二万七千被屠，而宋兵入蜀的只有三万。

次取南汉。南汉主刘比孟昶更糟，是一变态的糊涂虫，成日家只在后宫同波斯女之类胡缠。国事委托给宦官，仅有的一二忠臣良将，因随便的几句谗言，便重则族诛，轻则赐死。他最后的办法是把珍宝和妃嫔载入巨舶，准备浮海。这些巨舶却给宦官盗走，他只得素衣白马，叩首乞降。

次合吴越夹攻南唐。南唐主李煜是一绝世的艺术天才，在中国文学史中，五代是词的时代，而李煜(即李后主)的词，凄清婉丽，纯粹自然，为五代冠。读者在任何词的选本中都可以碰到他的作品。他不独爱文学，也爱音乐、书画以及其他一切雅玩，也爱佛理，更爱女人。在一切这些爱好的沉溺中，军事、政治、俗务的照顾，只是他的余力之余了。他遇着宋太祖，正是秀才遇着兵，其命运无待龟蓍。以下是他在被俘入汴途中所作的词：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和李煜的文雅相称，宋军在南唐也最文明，至少在它的都城(今南京)是如此。“曹彬下江南，不妄杀一人”，历史上传为美谈。但江州城(今九江)为李煜坚守不降，后来陷落，全城被屠，横尸三万七千。

南唐亡后次年，太祖便死，寿仅五十，遗下吴越、闽南和北汉的收拾工作给他的继承者，他的胞弟赵匡义，即宋太宗。吴越王钱俶一向以对宋的恭顺和贿赂作他的地位的保障。南唐亡后，他亲自入朝，临归，太祖交给他一个黄包袱，嘱咐他在路上拆看。及拆阅，尽是群臣请扣留他的奏章，他为之感激涕零。太宗即位后，他又来朝，适值闽南的割据者自动把土地献纳。他恐惧，上表请除去王号和其他种种优礼，同时求归。这回却归不得了!他只得照闽南的办法，也把土地献纳。

最后，宋朝可以用全副精神和全部力量图谋北汉了。北汉地域虽小，却是一个顽敌，因他背后有契丹的支持。自从太祖即位以来，它曾屡次东侵，太祖也曾屡加讨伐——有二次兵临太原(北汉都城)城下。其中一次，太祖并且亲征。但太祖终于把它放过了。太祖是有意暂时放过它的。他有这样的考虑：北汉北接契丹，西接西夏。北汉本身并不怎样可怕，它存在，还可以替宋朝作西北的缓冲；它若亡，宋朝和这两大敌的接触面便大大增加，那是国防上一个难题。但这难题可暂避而不能终免。吴越归地后不到一年，太宗更大举亲征北汉。契丹照例派兵去救，前军到达白马岭(今山东孟县东北)，与宋军只隔一涧。主帅主张等后军到齐，然后决战，监军却要尽先急击，主帅拗不过他，结果契丹军渡涧未半，为宋军所乘，大溃。监军及五将战死，士卒死伤无算。宋军进围太原城。在统一事业中，这是九仞为山的最后一篑之功了。军士冒犯矢石，奋勇争先地登城，甚至使太宗怕死伤过多，传令缓进。半月，城陷，北汉主出降。太宗下令毁太原城，尽迁其居民于榆次。军士放火烧城，老幼奔赴城门不及，烧死了许多。(唐五代之太原，在今太原西南三十里。太宗毁太原城后，移其州治，即今太原省会。)

(四)

太祖、太宗两朝，对五代制度的因革损益，兹分三项述之如下：(1)军制与国防，(2)官制与科举，(3)国计与民生。

五代是军阀的世界。在稍大的割据区域内，又分为许多小割据区，即“节度使”的管区。节度使在其管区内尽揽兵、财、刑、政的大权，读者从不久以前四川“防区”的情形，便可以推想五代的情形。太祖一方面把地方兵即所谓厢兵的精锐，尽量选送到京师，以充禁军，又令厢兵此后停止教练。这一来厢兵便有兵之名无兵之实了。厢兵的编制是每一指挥使管四五百人。每大州有指挥使十余员，次六七员，又次三四员。每州有一马步军都指挥使，总领本州的厢兵；而直隶于中央的侍卫司，即侍卫亲军的统率处。在另一方面，太祖把节度使的行政权和财权，逐渐移归以文臣充任的州县官。这一来“节度使”在宋朝便成为一种荣誉的空衔了。

禁军的组织，大体上仍后周之旧，惟殿前正副都点检二职，经太祖废除。殿前和侍卫的正副都指挥使在太宗时亦缺而不置，后沿为例，因此侍卫军的马、步两军无所统属，而与殿前军鼎立，宋人合称之为“三衙”。禁军的数目，太祖时约有二十万，太宗时增至二十六万。禁军约有一半驻屯京城及其附近，其余一半则分戍边境和内地的若干重镇(禁军外戍分布的详情，是一尚待探究的问题)。其一半在内而集中，另一半在外而分散。这样，内力永远可以制外，而尾大不掉的局面便无法造成了。太祖又创“更戍法”：外戍各地的禁军，每一或二年更调一次。这一来，禁军可以常常练习行军的劳苦而免怠惰，同时镇守各地的统帅不随戍兵而更动，因此“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军队便无法成为将官的私有了。

厢军和禁军都是雇佣的军队。为防止兵士逃走，他们脸上都刺着字。此制创自后梁，通行于五代，而宋朝因之。兵士大多数是有家室的。厢兵的饷给较薄，不够他们养家，故多营他业。禁兵的饷给较优，大抵勉强可够养家。据后来仁宗庆历间一位财政大臣(张方平)的报告，禁军的饷给“通人员长行(长行大约是伕役之类)用中等例(禁军分等级，各等级的饷类不同)：每人约料钱(每月)五百，月粮两石五斗，春、冬衣紬绢六匹，绵十二两，随衣钱三千。……准例(实发)六折”；另外每三年南郊，大赏一次，禁兵均每人可得十五千左右。除厢、禁军外，在河北、河东(今山西东)及陕西等边地，又有由农家壮丁组成的民兵。平时农隙受军事训练，有事时以助守御，而不支官饷。

这里我们应当涉及一个和军制有关的问题，即首都位置的问题。宋都汴梁在一大平原中间，四边全无险阻可资屏蔽，这是战略上很不利的地形。太祖曾打算西迁洛阳，后来的谋臣也每以这首都的地位为虑。为什么迁都之议始终没有实行，一直到了金人第一次兵临汴梁城下之后，宋帝仍死守这地方，等金人第二次到来，而束手就缚呢?我们若从宋朝军制的根本原则、从主要外敌的所在、从经济地理的形势各方面着想，便知道宋都有不能离开汴梁的理由。第一，在重内轻外的原则下，禁军的一半以上和禁军家属的大部分集中在京畿，因此军粮的供应和储蓄为一大问题。随着禁军数量的增加，后来中央政府所需于外给的漕粮，每年增至六七百万石，而京畿的民食犹不在内。在这样情形下，并在当时运输能力的限制下，政治的重心非和现成的经济的重心合一不可。自从唐末以来，一方面因为政治势力由西而东移，一方面因为关中叠经大乱的摧毁和水利交通的失理，汉唐盛时关中盆地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密度，也移于华北平原。汴梁正是这大平原的交通枢纽，经唐、五代以来的经营，通渠四达，又有大运河以通长江。宋朝统一后，交通上的人为限制扫除，它便随着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了。第二，宋朝的主要外敌是在东北，它的边防重地是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太原三镇，而在重内轻外的原则下，平时兵力只能集中在京畿，而不能集在其他任何地点。因此，都城非建筑在接近边防重镇且便于策应边防重镇的地点不可。汴梁正适合这条件。

(五)

中央政府的组织，大体上沿袭后周。唐代三省和御史台的躯壳仍然保存，但三省的大部分重要职权，或实际上废除，如门下省的封驳(“封”谓封还诏书，暂不行下，“驳”谓驳正台议)，或移到以下几个另外添设的机关：(1)枢密院(创始于后唐)掌军政，与宰相(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主的政事堂对立，并在禁中，合称二府。院的长官(或称“枢密使”，或称“知枢密院事”，或称“签事枢密院事”)的地位也与宰相抗衡。(2)三司使司(创始于后唐)掌财政，三司使下辖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使，宋初以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太祖时创置)或宰相兼领，后置专使。(3)审官院(不知创于何时，后分为审官东院与流内铨)掌中下级文官的铨选，其上级文官的诠选则归中书省。(4)三班院(不知创于何时，后分为审官西院与三班院)掌中下级武官的铨选，其上级武官的铨选则归枢密院。(5)审刑院(创始于太宗时)主复核刑部奏上的重案。枢密院分宰相及兵部之权，三司使分户部之权，审官院分吏部之权，三班院再分兵部之权，审刑院分刑部之权。

地方行政的区域有三级，自下而上是：(1)县；(2)府、州、军、监，通称为郡；(3)路。在郡的四类中，府是经济上或军事上最重要的区域，其数目最少，其面积却最大。通常州所管辖的县数较府为少。军次之，至多只三县，少则一县。监则尽皆只占一县。设监的地方必定是矿冶工业或国家铸钱工厂等所在的地方，监的长官兼管这些工业的课税和工厂的事务。宋初在郡县制度上有两项重要的变革。一是郡设通判(大郡二员，小郡一员，不满万户的郡不设)，以为郡长官的副贰，郡长官的命令须要他副署方能生效；同时他可以向皇帝上奏，报告本郡官吏的良劣和职事的修废。因为通判的权柄这样大，郡的长官就很不好做。宋人有一传为话柄的故事如下：有一杭州人，极好食蟹。他做京朝官做腻了，请求外放州官(宋朝京官得请求外放并且指明所要的郡县)，有人问他要那一州，他说我要有蟹食而没有通判的任何一州。二是县尉(县尉制始于汉朝)的恢复。在五代，每县盗贼的缉捕和殴斗的案件，由驻镇的军校管理，县政府无从过问。宋初把这职权归还县政府，复设县尉以司之。路的划分在宋代几经更改，这里不必详述。太宗完成统一后将全国分为十路，其后陆续于各路设一转运使，除总领本路财赋外，并得考核官吏，纠察刑狱，兴利除弊，几于一路之事无所不管。后来到真宗(太宗子)时，觉得转运使的权太大，不放心，又于每路设一提点刑狱司，将转运使纠察刑狱之权移付之。宋人称转运使司为漕司，提点刑狱司为监司。

宋在变法以前的科举制度，大体上沿袭唐朝，进士科独尊。以后的规模，但有以下的更革：(1)唐朝每年一举进士，每举以一二十人为常，至多不过三四十人。宋朝每四年一举进士，在太宗时每举常一二百人，后来有多至五六百人的。(2)唐朝进士考试不弥封，不糊名，考官亦不专凭试卷去取，而可以参考举子平日的声誉。因此举子在考试之前，照例把自己的诗赋或其他著作，向权要投献，望他们赏识、延誉，以至推荐。宋朝自真宗(一说太宗)时定糊名制以后，试官于举子只能凭试卷去取了。(3)唐朝进士经礼部录取后，即算及第。宋朝则礼部录取后，还要到殿庭复试，由皇帝亲自出题，这叫作“殿试”。及第与否和及第的等次，是在殿试决定的(仁宗某年以后，殿试只定等，不关去取)。(4)唐朝进士及第后，如想出仕，还要经吏部再定期考选。“吏部之选，十不及一”，因此许多及第的进士等到头白也得不到一官。宋朝的进士，一经及第，即行授职，名次高的可以得到通判、知县或其他同等级官职。(5)宋朝特定宗室不得参与科试。

从上面所述科举制度的更革，已可以看出宋朝对士大夫的特别优待。但宋朝士大夫所受的优待还不止此。像“官户”免役、免税及中上级官吏“任子”(子孙不经“选举”，特准宦仕)的特权，固然沿自前代(汉代)，但宋朝官吏“任子”的权利特别大。台省官六品以上，它官五品以上，每三年南郊大礼时，都有一次“任子”的机会，每次品级最低的荫子或孙一人，品级最高的可荫六人，不拘宗人、外戚、门客以至“医人”(家庭医生)。此外大臣致仕时有“致仕恩泽”，可荫若干人；死后有“遗表恩泽”，可荫若干人。因为科举名额之多，仕途限制之宽和恩荫之广，宋朝的闲职、冗官特别多，且日增无已，到后来官俸的供给竟成为财政上的大问题了。更有一由小可以见大的优待士大夫的制度：太祖于每州创立一“公使库”，专以款待旅行中的士大夫。据一个曾受其惠的人的记录：“公使库……遇过客(自然不是寻常的过客)必馆置供馈……使人无旅寓之叹。此盖古人传食诸侯之义。下至吏卒(随从)批支口食之类，以济其乏食。承平时，士大夫造朝不赍粮，节用者犹有余以还家。归途礼数如前，但少损。”太祖还有一个远更重大的优待士大夫的立法。他在太庙藏一传诸子孙的密约：“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规定以后每一皇帝于即位之前，在严重的仪式下，独自开阅这誓约。这誓约对宋代政治的影响，读者以后将会看到。

(六)

宋初财政收入的详细节目，大过繁琐，这里不能尽述，举其重要的如下：(1)“两税”(分夏、秋两季征纳的田赋和资产税)。沿唐旧制，而大致仍五代加重的额数，约为唐代的六倍。其中田赋一项，通常每亩产谷十五石而抽一斗(依当时度量)，但因为逃税的结果(上官册的田只占垦田实额约十分之三)，大多数豪强或显达田主实纳的田赋远较上设的比率为轻。(2)政府专卖的物品，除沿自唐季的盐、茶、酒，沿自五代的矾外，又有自外海输入的香料。此外，苛税之沿自五代的有(3)通过税(即近代的厘金)。每关抽货价的百分之二(现款亦照抽)。又有(4)身丁钱，即人头税。此税只行于江淮以南，迄于闽广(四川除外)，因为五代以来本是如此。这种税的负担，加上别的原因，使得这区域的贫民无法维持他们所不能不继续孳生的人口，因而盛行杀婴的习俗。宋朝大文豪苏东坡于这习俗，有一段很深刻的描写。他写给一位鄂州知州的一封信道：

昨……王殿直天麟见过，……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死之。尤讳养女……辄以冷水浸杀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陈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援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

这是宋朝的黄金时代的一斑。

人民除赋税的负担外，还有差役的负担。差役有四种：一是押运官物，二是督征赋税，三是逐捕盗贼，四是在州县衙门供使唤或管杂务。民户分九等，上四等服役，下五等免役。押运(即所谓衙前)和督赋(即所谓里正)，最是苦差，当者要负赔偿损失的责任，每至倾家荡产，并且坐牢。宋朝名将韩琦当知并州时，在一封论及役法的奏疏里有这样的描写：

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

这是宋朝的黄金时代的又一斑。

在五代，一方面军阀横行，一方面豪强的兼并也变本加厉。军阀是给太祖兄弟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了，但豪强的兼并并不妨碍他们的政权，所以他们也熟视无睹。宋初豪强兼并的程度有下列几事为证：

(1)在太宗淳化四年至至道元年(公元993—995)间，四川成都附近发生一次贫民(也许大部分是农民)的大暴动。他们的领袖李顺的口号，据宋朝国史的记载，是“吾恨贫富不均，吾为汝均之”。他们把官吏杀掉，拿来示众。他们把富人的财产，除了足供养家的一部分外，尽数充公，拿来赈济贫困。他们竟“号令严明，所到一无所犯”，但他们终于一败涂地。

(2)同时在四川盛行着一种沿自五代的“旁户”制度。旁户是隶属于豪家的贫户，豪家所领的旁户，每有数千之多。他们向领主纳租外，并供领主役使，如奴隶一般。当李顺乱起时，有些豪家反率领旁户去响应他。后来事定，太宗想把旁户制度废除，终因怕引起更大的扰乱而止。

(3)同时在江淮以南迄于闽广(即身丁钱制施行的区域)，又有一沿自五代的特殊法律：佃户非得田主的许可并给予凭证，不许迁移。这一来，佃户便成了附着于田土的农奴，如欧洲中古时代的情形。这特殊的法律到太宗的孙仁宗时始行废除。仁宗之所以为“仁”，于此可见。

(原载《思想与时代》第4期，1941年11月)

附一 宋太宗继统考实

(一)

宋太祖在位十七年，崩时长子德昭已二十六岁，乃始终未尝立太子，未尝封诸子为王，而特封弟匡义为晋王，使久尹开封，握畿辅大权，其生平传位匡义之意原甚明显。然李焘《长编》记太祖之崩，自注云：“顾命大事也，而《实录》(按：此指《太祖实录》。《太祖实录》有二本，一修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一重修于真宗咸平二年〈999〉，皆李焘所引据)及《国史》(按：此指《三朝国史》)皆不能记，可不惜哉!”吾人于此，不惟感觉可惜，抑且感觉可疑。《太祖实录》原本之修，距太祖之崩不过四年，正史亦因《实录》而修，二书于太祖顾命事俱非有年远迹湮，不得不从阙略者。顾何为皆不能记顾命之事?于此有三种可能之假说：

(1)太祖暴崩，未及顾命，因而于传弟之事无正式表示。此于太宗不利，故《实录》《国史》皆不记其临终之情形。

(2)太祖顾命中所定传位之程序(譬如以次传匡义、廷美、德昭)，非太宗所愿遵依者，故掩没其顾命之事。

(3)太祖末年有悔传弟之意，而又见匡义羽翼已就，传子无望，故于身后事宁缄默不言。

以上三说，孰为事实，今固无从判断，然有一事可确知者：太宗之即位，并无太祖正式传授之法令根据(无论为事实上本无或事实上虽有而太宗名义上不用之)。否则，《实录》《国史》以至李焘《长编》，断无不加记载之理。惟然，故太宗即位之际，符瑞纷起，凡以见其继统，乃出天意。

马韶，平棘人，习天文三式之学。开宝中，太宗以晋王尹京邑，时朝廷申严私习天文之禁，韶素与太宗亲吏程德元善，德元每戒韶不令及门。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元……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德元惶骇，因止韶于一室中，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元以人防守之，将闻于太祖。及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践祚。(《长编》卷十七引《三朝国史·方技传》)

开宝末，上在晋邸，遣亲信诣西边市马，还，宿要册湫祠旁。中夕，梦神人语之曰：“晋王已即位矣，汝可倍道还都。”使者至京兆，果闻太祖升遐。(《长编》卷十八)

是岁五月，静南〔难〕节度使宋偓又言：“白龙见要册祠池中，长数丈，东向吐青白云。”癸亥，诏封湫神普济王为显圣王，增饰祠宇，春秋奉祠，仍立碑纪其事。(同上)

此类事通常只见两朝嬗递之际，使太宗之继统而有名正言顺之法令根据，则此类事岂非画蛇添足，而烦伪造也?

最可异者，太宗之制造历数在躬之符瑞，不始于太祖既死之后，而始于太祖将死之时。

初，有神降于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祈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壬子，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李焘《长编》卷十七。原注：此据《国史·符瑞志》稍增以杨亿《谈苑》。《谈苑》又云：“太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会晏驾。”)

使是时太祖与太宗之间毫无隔阂，太宗有以逆料乃兄死前必将作传位于己之正式表示，则太宗之鹰犬何致冒犯刑诛，为此大伤太祖感情之伪构?将谓太宗深恐太祖暴崩，阙为顾命，因预为之防，而竟亿中乎?此则不近情理之甚也。将谓太宗逆料太祖顾命中所定传位之程序，非己所能接受，而昭示天下者，故别为他日即真之地乎?则亦太早计矣。以余测之，上所举三种可能之假说中，殆当以第(3)种之“盖然性”为最高。

又有一事似可为第(3)说张目者如下：

开宝末，右补阙窦偁为开封府判官，与推官贾琰同事上(太宗)。……上与诸王宴射，琰侍上侧，颇称赞德美(按：太祖诸子皆德名，惟无名德美者，此必德昭之误)。……偁叱之曰：“贾氏子巧言令色，岂不愧于心哉!”坐皆失色。上(太宗)亦(“亦”字李焘下得极妙)为不乐。因罢宴，白太祖，出偁为彰义节度判官。至是(太平兴国五年(980)十一月，时去德昭自杀不久)上(太宗)思见偁，促召赴行在。(李焘《长编》卷二十一)

此事不知确年，要前太祖之崩不久。时太宗为开封府尹，而窦偁为府判官，地极亲近。偁之所以凌迫德昭者如此，可谓目无太祖。此岂能无所希合与倚藉?由窦偁所希合与倚藉者观之，则此时太宗与其兄侄间之真情可睹矣。

(二)

然太宗为继统事终造出一名正言顺之法令根据，即所谓“金匮之约”是也。此事据李焘《长编》所记，大略如下(《宋史》及《东都事略》并大致相同)：

(1)太祖建隆二年六月，皇太后疾革……问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余庆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上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赵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遗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藏其书于金匮，命谨密宫人藏之。(李焘自注云：“司马光《纪闻》，称太后欲传位于弟，谓太宗及秦王廷美也，今从正史及新录。”)

(2)太祖开宝六年八月，普既出镇河阳，上书自愬云：“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府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预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上手封其书，藏之金匮。

(3)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如京使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召问普，普对曰：“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后密奏：“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顾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遂大感悟。

考太祖崩时，年仅五十，《东都事略·本纪》及《宋史·本纪》所载并同。溯建隆二年(961，即太祖即位之第二年)，杜太后死时，太祖年仅三十五，而皇子德昭年已十一。(按：德昭以太平兴国四年〈979〉为太宗所迫自杀，《宋史》本传不详其卒年，据《东都事略》卒年二十九，则杜太后死时年十一，《长编》作十岁，误。)假太祖以下寿，则尔时德昭已三十六岁，较太宗之三十七岁即位不过少一岁，较太祖之三十四岁成帝业犹长二岁。即太祖卒时，德昭已二十六岁，亦不为幼弱。彼杜太后者，何能抑亦何忍，预断其甫创帝业、荣及己身之壮子，命必远促于下寿，而他日可能继位之孙，必不过如柴氏髫龀之幼儿乎?此所谓“金匮之约”之大破绽一也。

且太祖既遵母命，立约传位于其弟矣，此盛德事，亦国家大事，何故将此约深藏固秘，惟恐天下有闻?直至太祖死时，太宗不之知，赵普不敢泄，而待太祖身后三年余之久，当太宗既已迫死其侄，又将迫死其弟之际，始显露于天日乎?此其破绽二也。

将谓太祖初有传弟之意，而未完全决定，故在其生时不欲公开作正式表示乎?则金匮之藏，如其有之，乃太宗继统合法之惟一证据。赵普既为署名此约之人，纵有所畏而不敢泄之于太祖在生之时，果何所畏而不敢宣之于太宗即位之际?(据《宋史·本纪》太宗于太平兴国元年〈976〉十月即位，赵普于十二月来朝。)使当此际而宣之，太宗发而昭示天下，既明己身得位之正，又见赵普调护之勤，其德赵普而所以宠任之者当何如?以赵普之热中趋势，见利忘义，时又失相居外，郁郁不自聊，果何所因竟坐弃此结主之良机，而蹉跎至于五六年之久?此其破绽三也。

金匮之约最初载于咸平二年(999)之重修《太祖实录》，而《实录》言太宗亦预闻之。果尔，则太宗即位时，正宜举其得位以正之惟一证据昭示天下，而载之初修之《太祖实录》。今太宗即位，即位时既无宣示此约之事，初修本《太祖实录》亦无此约之记载，则知太宗预闻之说为妄也。李焘亦辩之曰：“按太宗初疑赵普有异论，及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得普所书，乃释然。若(太宗)同于床下受顾命，则亲见普书矣，又何俟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乎?”是则金匮之约之传说，就其最初出现而未经李焘删改之形式，又多一虚妄之迹，此其破绽四也。

传说中金匮之约与关涉此约之事，无一而非秘密者。金匮之约，秘约也。赵普开宝六年(969)之自诉，太祖藏之金匮，亦一秘密文件也。赵普太平兴国六年(981)之自诉，亦密奏也。何取乎秘密如此之多?盖凡伪托之事，如作伪之时与所伪托之时相去不远，必利于秘密不利于公开。因所伪托者若为公开之事，则必有能反证之人，如所伪托者为秘密之事，而得知此秘密者又为作伪者本人或作伪者所利之人，则无人能反证矣。今秘密所关者，除死无对证之杜太后与太祖外，不出赵普与太宗二人。而二人者决不致反证金匮之约及与其有关之事明矣。此其破绽五也。以此五征，吾人今可断言，所谓“金匮之约”，乃乌有之事。

附记

宋有太宗以下凡十四君，除高宗在非常事变中继统外，无论为受禅与否，皆于即位之次年改元。盖即位之时，以先君年号为纪之年犹未尽，待其既尽，乃更始也。惟太宗独于即位之年改元，即改太祖之开宝九年(976)为太平兴国元年。而太宗即位已在十月矣。予旧以此明太宗与其兄不协，后知昔人已有注意及之者。明郑瑗《井观琐言》卷一称有《宋史笔断》一书，“论太宗之事而援其不逾年改元为戕其兄之证”。而明陈霆《两山墨谈》卷十四云：“太宗……不逾年而改元，宋后崩，殡于佛寺，皆五代故习，当时以为固然，踵而行之。而后之儒吹毛索瘢，遂指以证其无兄之心……此皆先入之疑胜，而不考之过也。”予谓五代衰世之习，宋以大一统之兴朝，无取踵之，且何以有宋一朝，独太宗沿五代之习，而他主不尔?他主便觉五代旧习之非，而太宗独不觉?此则仍不能为太宗解也。

金匮之约，清古文家恽敬亦尝疑及之，惟仅疑约之内容为饰说，而不疑约之本身为伪托，此则为太宗、赵普所欺矣。恽敬之言曰：“夫太祖之传位太宗，以太宗与闻乎禅代也。与闻禅代不可以示后世，则饰为递传之说，递传之说不可以示后世，则饰为长君之说。不然，授受大事，太后何事真泠时始及之耶?盖此议之定也亦非一日矣。”(《大云山房文稿》初集一《续辨微论》)此乃据司马光《涑水纪闻》所记预定之传位程序为说，不知《实录》《国史》所载无此预定之程序也。金匮之约，其伪造之本来面目具于《实录》及《国史》，考证此约，自宜依《实录》及《国史》为说。此约之伪托，乃在德昭既自杀而太宗将要迫死廷美之时，断无于此时伪托以为太宗解之文件中，反为廷美、德昭张目之理。《纪闻》所记，盖又伪中出伪也。至恽氏“不可以示后世”之云云，真迂儒之见，取国于他人孤儿寡妇之手，而还防丧国于己之孤儿寡妇之手，此独可以示天下乎?

(原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8期，1941年8月)

附二 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

南宋人所传北宋文献，有二事焉，本俱伪造，而伪出有因，其作伪所因伪之历史事实，甚关重要，此即所谓太祖誓碑及太祖政事堂刻石是也。兹分别考之如下：

一、太祖誓碑

旧题陆游撰之《避暑漫钞》(无卷数)载：

太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祖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封闭甚严。因饬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敕。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不敢泄漏。虽心腹大臣，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坐连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曰：“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天子不及知”云云。

此故事经后人传引，又生讹变。王夫之《宋论》一云：

太祖勒石镇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不知其何据也。

《漫钞》谓曹勋传徽宗寄语，提及誓碑。按曹勋《北狩见闻录》今具存，内载徽宗寄语，涉及太祖藏于太庙之约，初不云有誓碑，而其所称太祖之约之内容，亦与所谓誓碑不尽合。誓碑之说，盖由《北狩见闻录》所载徽宗之寄语而繁衍耳。予所见《北狩见闻录》有二本：一为《学津讨原》本，一为《许刻三朝会编》所引本。二本异文甚多，关于太庙藏约之记载，二本之出入尤甚。兹先并录二本之文。然后加以考定。

(甲)《学津》本：“徽庙……又宣谕曰：‘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用宦官，违者不祥。故七圣相袭未尝辄易。’”

(乙)《许刻会编》本：“太上……又曰：‘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有(字不可通，当是“官”字之讹)，违者不祥。相袭未尝辄易。’”

今考王明清《挥麈录》(后录一)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皆引据《北狩见闻录》此段记载，而于太祖藏庙之约，前者作“誓不杀大臣言官”，后者作“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则知许本近是而讹“官”为“有”也。

太庙藏约，而有待于徽宗传语高宗，则其为秘密可知。北宋人臣虽不知有此约，然因历世君主遵守唯谨，遂认为有不杀大臣之不成文的祖宗家法，观于以下二事而可见。其一，据《退斋笔录》：

神宗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做不得一件！”

其二，据《道山清话》：

元祐八年，吕大防因讲筵言及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皆祖宗家法。

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巨。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强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变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对于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

二、政事堂刻石

《道山清话》载：

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榖《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按政事堂乃宰相办公之处)。或云，自王文穆(按：即王钦若)大拜后，吏辈故坏壁，因移石于他处，后寝不知所在，继而王安石、章惇相继用事，为人窃去。如前两书，今馆中有其名而亡其书也。顷时尚见其他小说往往互见，今皆为人节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右记太祖政事堂刻石事，虽言之凿凿，实不可信。此事既云见《实录》及《国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乃据《实录》及《国史》而修，于如此重大事，何以不著一字。藉曰，李焘南人，为南人讳，然据《宋史》(卷二八三)《王旦传》：

帝(真宗)欲相王钦若。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留之枢密，两府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遂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王旦既力阻真宗相钦若，使是时政事堂有太祖禁相南人之亲笔刻石，正宜引以为据，何致但云“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而已。王旦即瞆瞆，及王旦死后，真宗卒相钦若，如有所谓政事堂刻石在，则此事乃明反祖宗家法之罪，非常大变，以北宋言官大臣论事之勇，何致悉皆默尔。即此一端，可见所谓政事堂刻石之伪无疑也。

朱弁《曲洧旧闻》(卷一)记王旦论相钦若事，与《宋史》本传稍异，其文云：

真宗问王文正曰：“祖宗时有秘谶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岂‘立贤无方’之义乎?”对曰：“立贤无方，要之贤而后可。”

朱弁所记得之传闻，自不如本传之根据《实录》及《国史》者为可信。即如朱弁所记，亦可反证所谓政事堂刻石之为乌有也。

考太祖、太宗两朝之未尝用南人为相，盖非由于原则上歧视南人。太祖初代周，国境未逾江以南，其所需笼络之先朝重臣及所可信托之股肱心膂，有任宰相之资格者，自无南人在内。其后南土渐次平定，南士之入朝者悉是远方降臣，自无取冠朝列之理。至真宗时，南士之以科第起而积资至可当宰相之任者，渐有其人。北人久已获得之政治上特殊地位，因南人政治势力之增长而发生动摇，对于南人，难免侧目。王旦所代表之公议，所以使王钦若之作相蹉跎十年也。真宗朝北人歧视南人之例，史尚多有之。李焘《长编》载：

景德二年五月。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皆……召试。晏……属辞敏瞻，上深叹赏。宰相寇准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进盖，上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乃赐殊进士出身，盖用学究出身。

景德三年五月。上封者言：“诸路巡检当择武勇心力强明者，乞不用福建、荆湖、江浙、川峡(中略)人领其事。”上谓王钦若曰：“人之勇怯，岂限南北?若此区别，非任人之道也。”

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故事，当赐第，必召其高第数人并见，又参择其材质可者然后赐第一。时新喻人萧贯与胶水人蔡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已属之。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中略)准(中略)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

真宗朝南人在政治上始抬头，此后南人政治势力日长，北人政治势力日消，至神宗以降，北人在政治上之地位，遂远落南人之后，而北人之侧目南人更可知矣。此“祖宗时秘谶”及“太祖政事堂刻石”一类故事所由起也。

(原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7期，1941年1月)

附三 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

以我国历史所涉地理范围之广漠，在每一时代，各地域之社会状况恒差异甚巨。故研究一时代之社会史，首须注意各地域之特色。近来述国史者每喜谈某时代之社会，然类皆摭拾片段，而不明著其地域之限制，一若以概全国者焉，于显真之义，殊有未尽。兹举宋代南方与北方之若干重大社会差异，以为上说之例证。

一、农奴制度之存在于南方

事有出乎史家意想之外者。至少在北宋，农奴制度在江淮以南，西迄四川，东迄闽浙，犹有普遍之存在。《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四载：

(仁宗天圣五年)十一月，诏江淮、两浙、荆湖(即今两湖)、福建、广南(即今两广)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佃户非经田主许可，并给与凭证，不得自由迁移，是即附着于田土之农奴也。诏书以“旧条”为言，明此制得法律之承认也。诏书许以后被锢之佃户“经县论详”，明以前被锢之佃户无此权利也。此“旧条”不知起于何时，在汉以后、唐以前无闻，殆起于唐末五代；当此分崩离析、上无道揆之世，豪强地主，遂得专威，浸假而成为法律也。诏书仅涉及江淮以南诸路，明江淮以北无此制也。仁宗此诏乃解放南方农奴之一大社会变革，亦宋初一大惠政，而《宋史》及李焘《长编》均不载。其他宋人记载，以作者所知，亦无道及者。不有最近《宋会要》之重现于世，此事不几何与时俱湮?

仁宗之诏书未提及四川，然农奴制度在北宋初之曾存在于四川，别有证据。农奴制之在四川似比较不普遍，惟田主对于农奴之权力则更大，直成为事实上之统治者。《宋史》卷三〇四《刘师道传》载：

川陕(当作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太宗实录》《宋会要·刑法二》之五均作千)。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时有言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请释旁户。

《宋会要·刑法二》记此事更详，文云：

(太宗)至道二年八月……诏制置剑南、峡路诸州旁户。先是，巴庸民以财力相君，每富人家役属至数千户，小民岁输租庸，亦甚以为便。上言者以为两川兆乱，职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也。遂下诏令州县责任乡豪，更相统制，三年能肃静寇盗，民庶安堵者，并以其豪补州县职以劝之。遣职方员外郎时载、监察御史刘师道，乘传赍诏书谕旨。既而载等复奏，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一旦更以他帅领之，恐人心遂扰，因生它变。上然之，其事遂寝。

“旁户”为田主“役属……如奴隶……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且“皆相承数世”，其为农奴无疑。从彼等“相承数世”之事实推之，可知四川之旁户制度至迟当起唐末。

太宗初下诏，令“州县责任乡豪更相统制”云者，意谓使旁户尽皆易主，而田主与旁户之关系仍旧保存。故时载等以“一旦更易他帅，恐人心遂扰，因生它变”为言。从太宗改革旁户制之困难，可知此制之存在于四川，范围盖甚广泛，其非三数州府之特殊情形可断言也。李顺之乱为太宗初年一大变，余尝为文考之(见《清华学报》)。当时未知其与旁户之关系，及读《宋史·刘师道传》“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之语，初疑此为农奴反抗田主之起事，颇合于近时治社会史者所喜谈之“农民暴动”。及读《会要》“两川兆乱，职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乃知以前涉想之非。此“豪民”二字之增减，遂予读者以完全不同之印象。乃知于史文言外推论之难而不容苟也。盖四川地力较丰，田主对旁户租庸调之征殆尚比较上不甚苛，而旁户一方面又资田主之保护，用能彼此相安。故太宗于旁户制之废除，并不感急切。其后仁宗解放南方之农奴而不及四川之旁户者，殆亦以此故，而非由此时四川旁户制已消灭也。然太宗以后四川旁户之历史于载籍无征。

二、杀婴习俗之盛行于南方

宋代有一严重之社会病态，特盛于南方，即杀婴之习俗是也。其时间亘南北两宋，其地域遍及于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及闽浙、两广。政府虽严设法禁，力谋救济，终不能止。兹将此事之史证列举于下：

(1)统括数路之证

《宋会要·刑法二》之五十：

(徽宗大观三年)十一月九日，兵部侍郎详定一司敕令王襄等奏：“福建、荆湖南北、江南东西有生子不举者，近诏申严禁约，其刑名告只行于福建，而未及江湖诸路，乞一等立法。”从之。

同上《刑法二》之五七：

(徽宗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刑部看详：福建路溺子，已有增立新法外，所有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溺子，虽有大观四年四月敕“生子而杀，刑名告赏”，今乞于逐项条内“生子而杀”下，各添入“孙”字。

同上《刑法二》之一四七：

(高宗绍兴三年)十一月八日，臣僚言：“浙东衢、严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又旁近江东饶、信皆然，望赐止绝。”刑部检准现行条法为系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路，其两浙东西路未有，乞依上条。诏依。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四：

(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壬戌，国子监丞兼权祠部员外郎吴武陵面对，乞申严荆湖、福建士民不举子之禁，令保伍更相觉察，月上娠产之数于官，兼申给钱之令，则全活婴孺，将不可胜计。诏监司丁宁州县，悉意奉行，其有显绩去处，保明申奏推赏。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五八：

(孝宗乾道三年)十一月二日，大礼赦：“勘会民间……贫乏下户，往往生子不举，甚伤风俗。可令逐路州军检举见行条法，令于县镇乡村晓谕，严行觉察，许人陈告。”刘时举《续通鉴》卷十三：(宁宗开禧元年三月)申严生子弃杀之禁，仍令诸路文武官常平官月给钱米收养之。

(2)江南东西路之证

《宋会要·刑法二》之五七：

(政和二年)七月三日，宣州布衣臣吕堂上书：“东南数州之地，尚有……狃于故习……男多则杀男，女多则杀女……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为甚，江宁次之，饶、信又次之。愿委守令以禁戒之，联保户以督察之，立重赏以收捕之。有不变者，寘以极刑。……”诏依福建已得指挥，仍委监司按察。如有违犯，重寘于法。

(3)荆湖南北路之证

苏轼《与朱鄂州书》：

昨……王殿直天麟见过……言鄂岳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初生辄以冷水浸杀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陈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援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举哉!(按此书不见于今本《苏东坡集》。引见明姜南《学圃余力》。)

《宋史》卷三八一《范如圭传》：

如圭在高宗朝知荆南府时奏论：“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请举汉胎养令，以全活之。”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二六：

(光宗绍熙五年九月，明堂赦)：“访闻湖广等处州县……贫乏下户，往往生子不举。条法禁约非不严切，习以为常，人不知畏。可令守令检举见行条法镂板，于乡村、道店、关津、渡口晓谕，许诸色人告捉，依条施行。仍仰监司严行觉察，毋致远戾。”

(4)两浙路之证

《宋史》卷四百《王信传》：

信知绍兴府，禁民不举子。(按：信，南宋初人。)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七：

绍兴七年十二月庚申，礼部尚书刘大中言：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生女者例不举。

《宋会要·食货一二》之一九：

(孝宗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上曰：“范成大谓处州……有不举子之风。”虞允文曰：“诚有之。……”诏曰：“两浙……绍兴府湖、处州……生子不举，有伤风化。……”

(5)福建路之证(按宋代杀婴俗在福建路最盛，故宋人之记载与论列亦最多)

《宋史》卷四五九《魏掞之传》：

建(州)俗生子多不举。(掞之)为文以戒，全活者甚众。

《麈史》卷上《惠政门》：

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四明俞伟仲宽宰剑之顺昌，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人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酌而侑之，出其文，使归谕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故生子多以俞为小字。……朝廷嘉之。……复为立法推行一路。……予(《麈史》撰者王得臣，嘉祐四年(1059)进士)尝至其邑，闻仲宽因被差他郡，还邑，有小儿数百迎于郊。

同上，卷下《风俗门》：

闽中生子既多不举，其无后者，则养他人子以为息。异日族人无出，族女争讼无虚日。予漕本路，决其狱，日不下数人。夫杀己子以至于后世讼狱不已，岂非天戒欤?

《孙公谈圃》卷中：

闽中唯建、剑、汀、邵武四处杀子，士大夫家亦然。

《宋会要·刑法二》之四九：

(大观三年)五月十九日，臣僚言：“伏见福建路风俗……家产计其所有，父母生存，男女共议，私相分割为主，与父母均之，既分割之后，继生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俚语谓之薅子。……建州尤甚，曾未禁止。伏乞立法施行。”上批：“远方愚俗，残忍薄恶，莫此之甚，有害风教，当行禁止。”

同上，《刑法二》之五六：

(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臣僚言：“福建愚俗，溺子不育，已立禁赏。顽愚村乡习以为常，邻保亲族皆与之隐。州县勘鞫，告者认妄。……”

(6)广南东西路之证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四七：

(绍兴五年)闰二月九日，臣僚言：“不收养子孙，二广尤甚。”诏其赅载不尽路分，依两浙等路见行条法。

在以上关于杀婴俗之文献中，凡政府之禁令，公私之论列，皆不及于江淮以北及四川，知此等地域尚无杀婴之俗，或虽有而未盛行至于成为严重之社会问题也。又从此诸文献，可知宋至徽宗时，朝廷始留意于杀婴俗之防禁。徽宗一朝，关于此俗，何啻三令五申。高宗初都南服，朝廷对于此俗，闻见益习，关怀益切，故论奏及诏谕亦更繁。其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亦不断重申旧禁。然上文只及于直接防禁之建议与法令耳，至间接补救之建议与法令，在此五朝，亦多有之，下文更详。宁宗以后，文献无征，非此俗遂绝也，殆若非因载籍残阙，即因朝廷鉴于过去法令之无效，转持放任态度耳。

宋代名臣，其初生时，为人从“薅子”盘中拯出者，以作者所知，亦有三人。一为章得象，一为章惇，皆北宋人；一为胡寅，南宋人。

《孙公谈圃》卷中：

章郇公(得象)，建州人，生时家妪将不举。凡灭烛而复明者三。……家人惧甚，遂收养之。

《道山清话》：

(章子厚惇，人言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其后朝士颇闻其事。苏子瞻尝与子厚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之语。子厚为其讥己也，颇不乐。

《齐东野语》卷六：

(胡致堂寅)文定公安国之庶子也。将生，欲不举。文定夫人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救之，则已溺将死矣，遂抱以为己子。

由此可见杀婴之事不仅限于“贫乏下户”，士大夫家亦有为之者。

关于杀婴俗盛行之原因，宋人议论纷歧。综而观之，凡有三说：

(1)有谓由于赋敛之重者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七：

(绍兴七年十二月庚申，礼部尚书刘大中言)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盖自艰难以来，奸臣持不恤之说，虐用其民，为国敛怨。民被其毒，无所赴愬，一身不恤，惶恤其他。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丁盐紬绢”乃一种“人头税”，本用盐纳，后折紬绢，只行于两浙、福建、荆湖南北路及广南东西路)，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紬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紬绢。

《宋会要·食货一二》之一九：

(乾道九年)八月十四日，宰执进呈两浙诸州丁盐绢数。上曰：“范成大谓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虞允文奏曰：“诚有之。但诸州县丁绢尺寸多少各不等。……”于是诏：两浙州军人户身丁盐钱折纳紬绢数内，绍兴府、湖、处州比之他州最重……民户避免，至于生子不举。……

同上：

(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直宝文阁、知建宁府赵彦端言：“生子孙而杀之者……盖民贫累众，无力赡给；年方至丁，复有输纳身丁之患。……”

宋郑瑶、景定《严州志》：

前志载……淳熙丙午……丁一十七万五千九百有三。盖昔者丁钱未蠲，民苦重赋，故生子有不举。自乾道五年张宣公知州抗疏祈免，奉旨减免有差。至淳熙丁口之数，比绍兴增凡六万四千五百有九。开禧元年十二月，御笔尽免两浙身丁钱。……今……口凡三十二万九千二百有六，比淳熙之数增益。

(2)有谓由于婚葬之浩费者

《宋会要·刑法二》之五六：

(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臣僚言：“福建愚俗，溺子不育。……究其弊源，盖缘福建路厚其婚葬。至如殡葬……供祭罗列，焚献之物，创新缯帛。里闾之间，不问知识，尽行送礼。不顾父母具存，藏凶服以待送葬之用。利赴凶斋，意在所得，使遭丧者所费浩瀚。……”

又上引《系年要录》：

(绍兴七年)十二月礼部尚书云：“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紬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

(3)有谓由于淫祀者

《宋会要·刑法二》之四九：

(大观三年)五月十九日，臣僚言：“伏见福建路风俗，克意事佛，乐供好施，休咎问僧，每多淫祀，故民间衣食因此未及丰足。……家产……分割之后，继生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

按以上三说皆用以解释局部之杀婴事实，然未能解释杀婴俗普遍盛行于南方之事实。身丁钱之重，婚丧之侈，及佞佛淫祀，就如说者所言，皆非普遍于江淮以南之现象也。即就局部之事实言，三说亦非穷源探本之论。杀婴之直接原因，为生产之家患口多为累。而所以患口多为累之故，则甚复杂。要而论之，患口多为累而至于杀婴之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其生活标准已达最低可能之限度，无法减低其生活标准以供养增加之人口，即所谓“贫乏下户”是也。第二类，其生活标准本未达于最低限度，而不愿过于减低其生活标准(婚葬之费、淫祀之费，皆构成生活标准之一部分原素)，以供养增加之人口。士大夫家之杀婴者，属于此类。由上引之文证观之，由事理测之，大多数杀婴之家当为“贫乏下户”。而如此“贫乏下户”之阶级之存在而且众多，则为社会富力之分配问题。至于身丁钱之特重，只是其局部之助长因，而非其普遍之主因也。杀婴俗之特盛于江淮以南，而无闻于江淮以北者，可见南方之贫者较北方之贫者为更贫而且众，换言之，即南方富力之分配较北方更为不均也。此推论下文将证实之。

宋人对于杀婴俗除严设法禁外，尚有种种救济之法：

(1)限制婚丧礼

《宋会要·刑法二》之五六至五七：

(政和二年)四月……礼部看详：“福建路婚葬丰厚等条已有施行外，今重别拟定下项：诸父母存，非本宗及内外有服亲而辄凶服送丧(受雇行丧人非)……者……杖六十。”从之。

(2)减免身丁钱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

(明道元年三月)戊戌，两浙转运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诸路丁身钱，而婺、秀二州尚输钱如故。己亥诏悉除之。”

同上卷一七〇：

(皇祐三年七月丙子)，减湖南郴、永、桂阳监丁身米。

《宋会要·食货一二》之一九：

(乾道九年)八月十四日……诏：“两浙……提举常平官限一月内取见逐州所管户口丁数等第，每丁岁纳若干，有无科折，核实保明，攒具成册，缴申尚书省取旨(减免)。”

同上：

(七月十五日)知建宁府赵彦端……乞将本府七县人户身丁钱自今以后并与蠲免。从之。

(3)资助产子贫户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四七：

(八年五月)绍兴十六日诏：“应州县乡村第五等、坊郭第七等以下人户及无等贫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养赡者，每人支钱四贯，于常平或免役宽剩钱内支给。”……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臣僚言：“已降指挥，生男女每名支钱四贯文，于常平或免疫宽剩钱内支。窃闻州县免役钱所收微细，乞发义仓之粟以赈之。”诏于见管常平义仓米内每人支米一硕。二十年六月四日，以臣僚言，复申严行下。二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以臣僚言，诏勒令作立法。

(4)奖励收养婴孩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〇：

(绍兴八年六月庚申)敕令：“所请福建路以子孙或同居缌麻以上亲与人，虽异姓及不因饥寒并听收养，即从其姓，不在取认之限，着为本路令。其江浙、湖广州县有不举子风俗处，令宪臣体究申明，依此立法。”从之。

《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九：

(淳熙八年十一月甲戌)臣僚言：“在法，诸因饥贫以同居缌麻以上亲与人，若遗弃而为人收养者，仍从其姓，各不在取认之限。听养子之家申官附籍，依亲子孙法。令之灾荒，亦非一处，向去寒冷，弃子或多，若令灾荒州县坐上件法镂板晓谕，使人人通知之，则无复识认之虑，而皆获收养矣。”

此诸法令毕竟实行至何程度，其效果若何，史无可稽。

三、南北财富分配之差异及其解释

南宋以文学与政事著名之辛弃疾，于当世南北之社会差异，有一极重要之观察。《宋史》本传载：“(弃疾)尝谓……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

吾人于此宜分别观察与推论。(1)南方财富之集中(即兼并之患)甚于北方，贫富之差甚于北方，此观察所得之事实也。(2)北方工商业(即“末作”)不发达，生活所需，多由家庭自给；南方工商业发达，生活所需多取给于市场；此亦观察所得之事实也。谓第(2)事为南方农民特别贫困(病农)之原因，亦即第(1)事原因，此推论也。顾何以工商业之发达能增加农民之贫困，而造成财富之集中与贫富之钜差，此则稼轩所语焉未详者。又工商业何以在南方特别发达，稼轩亦无解释。

吾人于此不禁联想起英人勃刻尔(H.T.Buckle，略与达尔文同时之名史家)地理影响财富分配之学说。其说有云：地力饶裕而气候温燠，则食料之价廉，食料之价廉则人口之增速，人口之增速则佣值低。夫佣力所产之分配，不出三途：一归于佣者为佣资，一归于业主为地租或赢赆，一归于债主为利息。佣值愈贱，则佣者之所获愈少，而业主与债主之所获愈多；故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也。贫与贱为邻，随佣值之低，而劳力者之社会与政治地位愈下。此勃刻尔之说也。我国南方地力之较北方为饶裕，气候之较北方为温燠，此不争之事实也。而宋代南方出产之较富与粮价之较廉，此从政府每岁由南漕北米六百八十万石之事实而可见，此外尚有明证：真宗景德三年(1006)五月戊辰“三司言：‘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籴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请官籴十之三。’不许。”(《长编》卷六三)故宋代南北财富分配之差异正可为上述勃刻尔学说之例证。且也物产富、人口众而佣价贱，正为工商发展之适宜环境，而工商业愈发达，则食利润之业主与债主愈多，彼等所食愈丰，则贫富之差愈甚。故辛稼轩之解释，实可与勃刻尔之学说相通。

农奴制之特别存在于南方，杀婴俗之特别盛行于南方，皆南方财富特别集中之应有现象也。

［原载《浙大史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40年9月。据张荫麟《宋史论丛》，三联书店1956年版清校本(后因故未出版)刊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

附四 北宋关于家庭制度之法令

《宋史·地理志》于涪陵一地，独记其“民……亲在，多别籍异财”。据此，以涪陵以外无此俗，至少此俗并不普遍，然据《长编》载，仁宗天圣间，“通判桂州王告言：‘刘氏(南汉)时应祖父母、父母在，孙子既娶，即令析产。其后，富者数致千金，而贫者或不能自给，及朝廷平岭南，乃知法不得以异居，争讼至今不息，请条约之。’”(文见天圣七年(1029)五月)据此，则广南亦有亲在其子别籍异财之俗，福建及江南亦有此俗，其证见后。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太祖“乾德六年诏……近者西川管内及山南诸州相次上言，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别籍异财，仍不同居。诏到日，仰所在长吏明加告诫，不得更习旧风，如违者并准律处分”。此事，李焘《长编》及《宋史·本纪》均记之而较略。二书并系此事于开宝元年(968)六月。按开宝元年即乾德六年，是年十一月始改元开宝，《长编》及《本纪》已追改，而《会要》则仍旧文也。

《宋太宗实录》残本载：“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诏曰：‘先是，开宝二年八月丁亥诏书，应广南、东西川峡路诸州民，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弃市。自今并除之，论如律。’”此开宝二年(969)之诏，《长编》及《宋史·本纪》并载于本年下，而于所涉地域，但言川峡诸路，无广南及东西川等地，于所涉亲属，无祖父母二字。后一事为《宋史》及《长编》之误无疑；惟关于前一事，《宋史》《长编》之省略，乃有原故。盖宋是时尚未取南汉，其法令似不及于广南也。《长编》及《宋史·本纪》亦载上引太平兴国之诏，仍缺广南、西川等，惟祖父母三字则不缺，则此三字开宝二年之诏亦不当缺也。

据《长编》，真宗天禧三年(1019)七月“诏福建州军伪命以前部民子孙别籍异财，今祖父母已亡，诣官诉均分不平者，不限有无契要，并以见佃为主，官司勿为受理。寻诏江南诸州军亦如之”。

又据《长编》，仁宗天圣七年五月“诏广南民，自今祖父母、父母在而则别籍异财者论如律；已分居者勿论”。因通判桂州王告之请也。

又据《长编》，仁宗景祐四年(1037)正月“诏应祖父母、父母服阕后，不以同居、异居，非因祖父母财及因官自置财产，不在论分之限。又诏士庶之家应祖父母、父母未葬者，不得析居。若期尚远，即听以所费钱送官，候葬日给之”。

又据《长编》，天圣七年四月“贝州言，民之析居者，例皆加税，惟其家长则免。清河、清阳、历亭三县，户罚丝五分、盐五升、钱五十，武城县增钱五十，漳南县增蜀黍八升，而他州悉无此例，请除之。诏可”。贝州之罪税不知是一种比较普遍制度之残遗，抑始终只限于贝州，尚待稽考。

以上所述皆限制家庭析小之立法。在另一方面，朝廷于例外庞大之大家庭，五世以上同居者，时加褒奖，计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此类事见于《太宗实录》残本、李焘《长编》及《宋史》者凡有十二，兹为表列如下：

宋太宗至仁宗朝旌赏五世以上同居表

(原载《益世报·文史副刊》第1期，1942年2月17日)

附五 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

在一个“农业经济”的社会里，土地分配几乎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的全部。所以拿经济因素做出发点去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人，首先要注意各时代土地分配的情形。

在任举一个时代里，各地方地主和佃户的比例是怎样?在以前和以后这比率的升降怎样?在一个长久的和平时期里，土地有无大量集中的趋势?不少人认为过去社会变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的集中。到底在社会变乱发生的某时某地，土地集中的比较程度如何?这些问题我们都盼望得到解答。我们需要的是具备数目字的答案，而不是“想当然”的假设。

不过关于这些问题的史料极为缺乏。像“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一类抽象的慨叹，虽然常常可以遇到，但这类慨叹对于谨严的、求“着边际”的社会史家，实在没多大用处。以作者所知，在我国历史中，详细供给我们以解答上说那些问题的资料的时代只有北宋。分别地主和佃客的户口统计只北宋有之。

现存北宋的这类统计有三种：

(一)见于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者。书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所撰(确年不详)。书中大部分纂录前代旧闻，惟其记各地主客户数皆冠以“皇朝”字样，明其为根据宋初统计。

(二)见于王存的《元丰九域志》者。书成于元丰三年(1080)闰九月。此乃奉敕撰的书，其中材料似可信为“up to date”。

以上二种并有各路及各州府的细数。

(三)见于毕仲衍的《中书备对》者。此书之进呈亦在元丰三年，惟必在《九域志》成书之前，否则其所记各路主客户数不应与《九域志》异。《备对》的统计材料与《九域志》的时间上当有颇长之距离，因二者之差异有时颇大。前者所代表之确实年代不可知，惟认其代表太平兴国与元丰间之过渡情形，则决无误。《备对》原书已佚，惟其关于户口之文引见于《文献通考》卷十一。此种只有各路细数，无各州府细数。

现在把这三种资料，并为两个表，然后根据这两个表考察北宋土地分配的情形。

在造表之前，我们宜先表明这些材料所受的限制。

(一)在清康熙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前，历史中户口统计的数目字的可靠程度是无从确定的。好在本文所注意的，不是全国或各地的户口数，也不是某类户口在全国或各地的数，而是两种户数(在全国及各地)的比例：即宋人所谓“主户”和“客户”(宋人所谓主户包括食租的地主和自耕农，所谓客户指佃客。上说的三种资料均把食租的地主和自耕农归并为“主户”一项不加分别，现在只得仍之)的比例，假如隐匿户口的原因没有“畸轻畸重”于主客户之间，那么，这两种户的各数即使很不可靠，它们的比例可以是很可靠的。

(二)现在所知，宋代隐匿户口的原因，“畸轻畸重”于主客户之间的，只有一种，那是畸重于客户方面的。当时土地陈报上有一种流行的弊端，叫作“诡名挟佃”。宋代按照财产把民户分为等级，户等愈高则赋役的负担愈重。所以田地多的人家，每把一部分的田地，假托在佃户名下，以图减低户等，也就减轻赋役。这便是所谓“诡名挟佃”。这一来，本来无田的客户在名义上便变作有田的主户了。所以表中的佃户数，其“过算”的可能性比“低算”的可能性大。

(三)第一和第二、三种资料的时代相差有九十年。在这时期里，和隐匿户口有关的社会因素不见有变化，所以这些资料所表示的主客户数及主客户比率即使不很可靠，我们据之以研究主客户比率在这时期里的升降，也可以无大过。

关于下面的表，还有几点要说明。

(一)因为行政区域的改变，三种材料所用的地理单位不同。第二、三两种所用地理单位还相近，故可归并一表。惟第一种所用地理单位和其他二种所用的相差太甚，无法和它们归并。

(二)表中地名之下有“……”时，表示本道或本路主客户之记录不完全(或当时未知，或传刻脱漏)。

(三)第二表中，地名之右注(1)者系指《中书备对》的记录，注(2)者系指《元丰九域志》的记录；其不注(1)或(2)者皆指《元丰九域志》的记录。

(四)《通考》所引《中书备对》，开封府梓州路及夔州路并缺客户数，惟具主客口数，兹姑以客口之百分数替代客户之百分数。

(五)《备对》于全国主户总数下注之：内若干户“元供弓箭手、僧院、道观、山泾、山团、徭、典佃、乔佃、船居、黎户、不分主客女户”，今并附入主户数。又全国总客户数下注之：内若干户“元供交界浮居、散户、蕃部、无名目户”，今并附入客户数。其余二种材料当亦如之。

第一表 《太平寰宇记》中之主客户统计

第二表 《中书备对》(1)及《元丰九域志》(2)中之主客户统计

我们看了这两个表，有以下的事实可注意：

(一)全国客户占总户的百分数在太平兴国时，是四一；在元丰时是三三点六，中间并经降到三二。可见在一百年左右(一个统一和平的时期)，土地集中的程度不但没有增加，而且有显著的退减。北宋的土地政策是再放任不过的，像“限民名田”“授田”“公田”等近于“裁抑兼并”的制度都没有实行过，而结果如此。我们虽然不能照北宋土地分配的情形去类推其他历史上的一切“太平盛世”；但在长久的和平时期中，土地之没有趋向集中的必然性，于此得到坚决的证明。

(二)就最高的行政区域言，太平兴国间土地集中程度最高的似是淮南道(陇右道之记载残缺太多，其总数不可用)，其平均客户所占总户百分数为五八；其次山南道(略当今川东及湖北)，平均百分数为五五；最低的是岭南道，平均百分数为二〇，其次河东道(略当今山西)，平均百分数为二一。

在元丰间，最高的是夔州路，平均数为七〇，其次荆湖北路，平均数为五七(此二路约略相同于太平兴国时之山南道)；最低的是江南西道和陕西永兴军路，平均数皆为一七，其次河东路，平均数为一九。

(三)就州府言，客户占总户百分数七十以上的，在太平兴国间有：

涟水军、莱芜监(以上河南道)，德清军、棣州(以上河北道)，嘉州、普州、昌州(以上剑南道)，涪州(江南道)，光州、寿州、建安军(以上淮南道)，渝州、开州、达州、渠州、广安军、巴州、蓬州、壁州、金州、邓州、忠州、梁山军(以上山南道)，阶州(陇右道)，端州、浔州(以上岭南道)。

在元丰间有：

郢州(京西南路)，丰州(河东路)，处州(两浙路)，峡州(荆湖北路)，嘉州(成都府路)，商州(陕西永兴军路)，熙州、通远军(以上陕西秦凤路)，昌州、泸州、荣州、富顺监(以上梓州路)，利州、巴州、兴州、政州(以上利州路)，黔州、达州、涪州、渝州、南平军、大宁监(以上夔州路)，南恩州(广南东路)。

占百分之十五以下的，在太平兴国间有：

滑州、广济军、宿州(以上河南道)，并州、汾州、蒲州、绛州、慈州、隰州、威胜军、平定军(以上河东道)，定州、莫州、乾宁军(以上河北道)，杭州、广德军、歙州(以上江南道)，文州、房州(以上山南道)，春州、韶州、英州、南雄州、新州、雷州、崖州(以上岭南道)。

在元丰间有：

滑州(京西北路)，沧州、瀛州、莫州、雄州、霸州(以上河北东路)，深州、祁州、赵州、保州、广信军(以上河北西路)，河中府、延州、同州、华州、邠州、解州、宁州、保安军(以上陕西永兴军路)，晋州、府州、麟州、绛州、隰州、岚州、石州、平定军(以上河东路)，通州(淮南东路)，越州、苏州、湖州、婺州、睦州(以上两浙路)，宣州、歙州(以上江南东路)，南山军(江南西路)，全州(荆湖南路)，诚州(荆湖北路)，绵州(成都府路)，怀安军(梓州路)，文州(利州路)，韶州、南雄州(以上广南东路)，桂州、邕州、昭州、横州、钦州、廉州、琼州、昌化军、朱崖军(以上广南西路)。

于此可注意者有两点：(1)土地集中程度最高或最低的州府，在地理分布上不是集中的。(2)各州府的土地集中程度在这一百年中大有升降。

(四)从太平兴国至元丰间中国的社会骚乱，除了兵变及边境内外蛮夷的反叛外，有下列的五次。(参看宋朝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1.淳化四年至至道元年(993—995)王小波、李顺之乱；

2.至道二年(996)王鸬鹚之乱；

3.庆历三年(1043)王伦之乱；

4.庆历七年(1047)王则之乱；

5.熙宁十年(1077)廖恩之乱。

我们试考查这些乱事发生的地方的土地分配情形，看它们的起因是否和土地的高度集中有关：

1.王小波、李顺之乱发难于眉州，其地客户所占总户之百分数在太平兴国间为四一，在元丰间为三七。眉州在太平兴国间属剑南道，该道之平均客户百分数为三四；在元丰间属成都府路，该路之平均客户百分数为二八。

2.王鸬鹚之乱，史未确定为在蜀中那一州府。惟观其自称为南邛王，似在邛州。邛州在太平兴国间属剑南道，在元丰间属成都府路。邛州客户数，《寰宇记》缺略，据《九域志》，其客户百分数为二〇。

3.王伦之乱起事于沂州，其地之客户百分数在太平兴国间为五七，在元丰间为四二。沂州在太平兴国间属河南道，该道之平均客户百分数为四六，在元丰间属京东路，该路之平均客户百分数为三二。

4.王则之乱，起事于贝州，其地之客户百分数在太平兴国间为一七，在元丰间(即恩州)为四〇。此地所属之河北道，其平均客户百分数在太平兴国间为三五，在元丰间为二八。

5.廖恩之乱发生于南剑州，其地之客户百分数在太平兴国间为四〇，在元丰间为五〇。南剑州在太平兴国间属江南道，该道之平均客户百分数为三九；在元丰间属福建路，该路之平均客户百分数为四四。

以上五次乱事发动所在之州府，其客户所占总户之百分数无过五七者，所在道路的这种百分数无过四六者。而同时其他州府的这种百分数有在七〇或八〇以上者，其他道路的这种百分数有至五八或七〇者。可见，此等乱事与土地的集中无甚关系。

附注：张荫麟先生这篇文章是历史研究上极有趣味的一个尝试。作者想从北宋主客户分配的情形证明北宋几次社会骚动与土地集中无甚关系。在一般历史学者对于北宋五次骚动的原因都有相当的认识之情形下，作者想用量的资料再作一个额外的佐证，其用意是很可钦佩的。

在历史研究法之中，尤其在研究社会经济史方面，量的分析是有用且有价值的一种方法。但在运用它的时候必须慎重，要理会它的危险，要认识它的应用限度。第一，“统计可以证明一切”，同样的量的资料可以同时证明完全相反的事情，这是对于引用统计最常有的批评，也就是对于我们采用统计方法的一个严重的警告。第二，量的资料必须精确、完整，足可以供统计的分析。近代统计方法日趋严密，现代的资料的蒐集须依统计原理设计，按时集录，乃得其用。至于见诸历史的量的资料，大都不外官厅行政所用的记载或时人认为有意义的数字。例如张先生文中关于主客户的数字似是当时政府征收田赋的记录，能否从中看出当时土地分配的实际情形，大有商榷的地方。故从现代统计学的观点视之，历史上许多量的资料实在无足重轻，大可弃之不顾。但在量的资料极端贫乏的历史学界偶得若干残缺不完的数字用作佐证，有时却也是很珍贵的，不过一定要如上面所说，把它的应用的限度估量清楚，否则很容易把它的用处估量过高。第三，我们要认清每个历史事实都是单独的、特别的，没有两个历史现象是相同的。因此之故，历史上量的资料原为某项事件或某项目的用的，我们很难同时用以类推或佐证其他的历史事项。第四，历史的资料繁多，量的资料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若不将其他相关的资料认识清楚而仅用量的资料来证明某一事项是危险的。

我们于读了张先生的文章后，觉得所用的统计资料有可讨论之处，爰附数语，以供读者参考。

汤象龙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1期，1939年6月)

附六 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

——一失败之均产运动

一、引言

北宋初年四川有王小波(波或作博、或作皤)、李顺之乱，其事与南宋初年鼎澧间钟相、杨幺之乱，遥相对偶，皆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者。之二乱事，《宋史》及《宋会要》皆有记载，惟其特质，即“均贫富”之理论与举动，二书皆绝不泄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书讫于北宋)于前一乱事亦然，谓非有阶级意识为祟焉，不可得也。幸私史所记，尚足补其缺。以此二事例之，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为正史所隐，而不幸野史无传，遂以湮没者，当复何限?

之二乱事中，前者尤为重要，以其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而后者实踵其武。

钟相、杨幺之事迹，近人已有辑集之者，然犹未备。(朱希祖氏撰《杨幺事迹考证》，所采除《宋史》，有《金陀粹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小纪》《挥麈三录》。此外可采以补正之者，以作者所知，有《宋会要·兵类》《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十四、《老学庵笔记》三，又《随园随笔》四)至王小波、李顺之事迹，则世尚无道及者，今故表而出之。

二、乱事之起因及其真性质

《宋史·太宗本纪》载：

(淳化四年二月)永康军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为寇，杀眉州彭山县令齐元振。

叛乱之因，《宋史》不言。惟《长编》云：

初，右谏议大夫许骧知成都府，及还，言于上曰：“蜀土久安，其民流窳易扰，愿谨择忠厚者为长吏，使镇抚之。”时东上阁门使吴元载实代骧为成都。元载颇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乐，人用胥怨，王小波起为盗。

则纯以苛政为致此乱之因。苛政固不失为致此乱之一因，而是时蜀中统治者之残酷实有远出于吴元载所为之上者。是时镇蜀者为益王元杰，据《长编》三五：

王尝作假山，所费甚广。既成，召僚属置酒共观之，众皆褒叹其美，(姚)坦(时为益王府翊善)独俯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但见血山，安得假山?”王惊问其故。对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急以剥民。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赋所出，非血山而何?”

其后王小波等乱起，太宗遂徙封益王为吴王。然小波等作乱之主因，有在普通苛政之外者。北宋人王辟之(据《直斋书录解题》，辟之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于《渑水燕谈录》八载：

朝廷初平孟氏，帑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向使无加赋之苦，得循良抚绥之，安有此乱?

与此相符而更赡详之记载，则见于南宋末人陈均之《皇朝编年备要》四。(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宋刊本。四库本作《宋九朝编年备要》。作此文时未得见日人影本，偶书贾持此书旧抄残本来清华图书馆求售，因得引用之。)盖二者同出一源，而《燕谈录》但凭记忆，《备要》则直录旧文。故后者虽较晚出，而史料价值不减也。《备要》云：

蜀地饶富，孟氏割据，府库益以充溢。及王师平蜀，孟氏所储悉归内府。而言事者竞起功利，成都常赋外，更置博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司计之吏，析及秋毫。蜀地狭民稠，耕作不足以给，益以贫困。兼并者复籴贱贩贵，以夺其利。青城县民王小波聚众起而为乱，谓众曰：“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民多来附。遂攻掠邛、蜀诸县，袭杀县令齐元振，剖其腹，实以钱，盖恶其诛求之无厌也。贼党由是愈炽。

《燕谈录》谓“禁私市，商贾不行”，《备要》谓“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二者差异甚大，当以《备要》为是。《燕谈录》容有夺字。由前之说，似四川一切民营商业悉被禁止，此在当时社会状况下，殊难想象。由后之说，则政府所垄断者仅四川布帛之贸易耳。

四川在当时为全国织造工业最发达之地，有二事可证。一者，据《备要》二，蜀民所输两税，皆以匹帛折充。二者，据《长编》八，宋平蜀，得锦工数百人，因于京师置绫锦院以处之。五季以来，四川财富之一大来源，殆为织造品之输出。此业为政府所垄断，而其赢利又归中央，蜀地繁荣所受之影响，可以想见。且也，孟蜀时代，聚敛之积极富，然取之于蜀者仍用之于蜀，自宋平蜀，悉举以归于内府。尔后蜀地赋税，既有增加(据上引《燕谈录》)，又复外流，此又当地繁荣之一大打击也。繁荣既减，失业必增，而自布帛私市禁止后，此主要家庭工业品之唯一交易对手即为政府。胥吏为奸，抑价增度，在所不免，更加以统治者之残酷，“兼并者”之“籴贱贩贵”，贫民者之痛苦遂超越其忍耐之限度矣。此王小波之乱所由起也。

小波幕后之主要人物为李顺。沈括在《梦溪笔谈》二五记云：

(前广州巡检使陈)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上云，“文琏康定中归老泉州，予尚识之”。)顺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据《备要》四，小波初起时众才数百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则小波等“均贫富”之说固非徒用作欺骗民众之口号已也。

又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九记云：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乱，自言“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有李顺者，孟大王之遗孤。初蜀亡，有晨兴过摩诃池上者，见锦箱、锦衾覆一襁褓婴儿，有片纸在其中，书曰：‘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人知其出于宫中，因收养焉，顺是也。”故蜀人惑而从之，未几小皤战死，众推顺为主，下令复姓孟。

谓李顺为孟氏之裔，不知是否藉以号召孟蜀遗民之托词。李顺之被推为主，据陆游，乃在小波战死之后(《宋史·太宗本纪》同)；据沈括，则似小波未死时已然。意者，小波为首难之人，而隐以主位期李顺，军中亦以此待之；顺则不欲遽居小波上，故至小波死后始复故姓，正尊号。审如是，则谓小波或顺为主均无不可。

合观上文所引用之原料，则小波等之所为有可注意者三事：一者，诛杀贪官污吏。二者，藉收资产阶级朘榨之所积，而不绝其生路，此真所谓仁至义尽者也。三者，以藉收所得，大赈贫穷。沈存中毕竟是科学家，于彼等之“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不惮直书。在官书观之，彼等则为杀人放火之盗匪矣。从官报中寻官敌之真相，自来等于缘木求鱼，读史者不可不察也。

三、乱事之发展

小波以淳化四年(993)二月起事于眉州。据《宋史·太宗本纪》及《备要》四，是年十二月，小波战西川都巡检使张玘，于江源县杀之，小波亦中流矢死。

自此以至李顺失败之前，其间蜀变之经过，但有官史(《长编》为进呈之书，亦可算官史)可凭；而《宋会要》(《辑稿》第一七七册《兵》一一)、《宋史》(《太宗本纪》及《宦者·王继恩传》)、《长编》(三五、三六)及《备要》(四、五)所载互有详略，兹参合之如下。(此节非欲专究本题者可略去不观。)

淳化四年(993)十二月，李顺破蜀、邛等州。

五年正月，李顺引众攻成都，烧西郭门，不利，去攻汉州(《宋史》作濮州，兹从《长编》及《备要》)、彭州，两日间连破之；继复攻成都，破之。先是，东上阁门使郭载受命代吴元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潜告载曰：“成都必陷，公往亦当受祸，少留数日则可免。”载怒曰：“天子诏吾领方面，阽危之际，岂敢迁延？”遂行。成都破，载与运使樊知古斩关而出，帅余众奔梓州。李顺占领成都，自号大蜀王，改元曰应运，遣兵四出略地。(成都之陷，《备要》系于二月，兹从《宋史》及《长编》。)北抵剑关，南距巫峡，郡邑皆所被及。

初，蜀变之起，朝议欲遣大臣慰抚。给事中参知政事赵昌言独请发兵捕斩，无使滋蔓，议久不决。及李顺连陷邛、蜀等州，乃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宦者)为西川招安使，率兵讨之，军事委继恩制置，不从中覆，诸州系囚非十恶真赃悉得以便宜决遣。于是二月朔，帝闻成都陷，召宰相，谓曰：“岂料贼势猖炽如此!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忍令陇蜀之民，陷于涂炭?去年以来，连雨数月，此亦兵气之应。朕当部分军马，旦夕讨平之。”遂命少府少监雷有终、监察御史裴庄并为峡路随军转运使，工部郎中刘锡、职方员外郎周渭为陕府西至西川随军转运使。马步军都军头、勤州刺史王杲帅兵趋剑门，崇仪使、带御器械尹元帅兵由峡路(《长编》作陕路，兹从《宋史·王继恩传》。峡路，巫峡一带也)以进，并受昭宣使王继恩节度。是月，李顺分遣数千众北攻剑门。剑门疲兵才数百，都监、西京作坊副使开封上官正奋励士卒，出御之。会成都监军供奉官宿翰领麾下投剑门，适与正兵合，遂迎击大蜀众，大破之，斩馘几尽，余三百人奔还成都。顺怒其惊众，悉命斩于城东门外。初，朝廷深以栈路为忧，正等力战破敌，自是阁道无壅，官军得长驱而入。奏至，太宗喜，以正为六宅使、剑州刺史、充剑门兵马部署，翰为崇仪使、昭州刺史。旋诏除剑南、东西川、峡路诸州主吏民卒淳化五年以前逋负。

三月，诏：“近者凶民啸聚，蜀郡惊骚，聊举偏师，往伸薄伐，已闻虎旅，将覆枭巢。既显戮于鲸鲵，虑俱焚于玉石。宜令招安使王继恩候前军所下处，其贼党敢抗王师，即须杀戮。其有本非同恶，受制凶徒，先被胁从，今能归顺者，并释其罪，倍与安存。庶以明好生恶杀之心，亦以举惩恶劝善之典。凡尔庶民，深体至怀。”(此事《王继恩传》记在二月，兹从《会要》及《长编》。)

四月，王继恩帅师由小剑门路入研口寨(奏报斩首五百级)，逐北过青强岭，遂平剑州。继入绵州境，大蜀军溃，被杀戮及溺水死者不可胜计，绵州为官军所克。(《宋史》记复剑州在复绵州后，兹从《长编》。)继恩别遣内殿崇班曹习分兵自葭萌趋老溪。大蜀军在老溪者万余，依险为寨，习击破之，斩戮及拥入水溺死者甚众，(奏报斩首三千级)遂克阆州。(《长编》引《张洎集·赐王继恩诏》载曹习状称：“四月十三日，领军发葭萌到青山镇，其镇已为贼烧焚。至十二日到老溪，贼依阻江山，分为二寨，约万余人，习击破之。十三日收阆州。”)又遣巡检使胡正违率兵克巴州，破大蜀兵五千人。

是月，少府少监雷有终破大蜀兵于广安军。初，有终由峡路入蜀，调发兵食，规画戎事，皆有节制。师行至峡中，遇敌格斗，将士渴乏，会天雨，军人以兜鍪承水饮之。且行且战，进至广安军，军垒濒江，三面树栅。会夜阴晦，众敌奄至，鼓噪举火，士伍恐惧，有终安坐栉发，气貌自若。敌既合围，有终引奇兵出其后击之，敌众惊扰，赴水火死者无算。

五月，官军解梓州围。初，知梓州张雍闻李顺乱西川，即谋为守城计，训练城中兵，得三千余，又募强勇千余，令官属分主之，辇绵州金帛以实帑藏，销铜铁为箭镝，伐木为竿，纫布为索，守械悉备。遣观察推官盛梁请兵于朝。既而都巡检、内殿崇班卢斌以十州之众援成都，弗克而还，雍即委以监护之任。子城先为江水所毁，斌复劝谕州民，自城西大壕中掘堑深丈，决西河水注之以环城。李顺寻遣其党相贵帅众二十万来攻。雍与斌登堞望之，大蜀所出兵皆老弱疲惫无铠甲。斌笑，请开北门击之，雍曰：“不可。贼或诈见羸形，设伏伺我。且城中吏民心未定，脱为贼所乘，则内外堕其奸计矣。”言未毕，果有卒依敌楼，呼啸与敌相应，亟斩以徇。斌遂突出应战，击刺三十余合，敌少却，继复大设梯冲火车，夜鼓噪攻城。城中大恐，雍命发机石碎之，火箭杂下，敌稍却，复治攻具于城西北隅。雍绐曰：“军士趣治装，吾将开东门击贼。”阳遣步骑五百临东门，敌升牛头山瞰城中，见之，谓雍必出，乃设伏于山东之隅，众万余以待之。雍即召死士百余辈缒而下，焚其攻具，自午达申殆尽，敌以为神。敌数乘城进战，皆不利。一日，北风昼晦，敌乘风纵火，急攻北门。雍与斌等据门，立矢石间固守不动，敌不能进。有节度推官陈世卿者素善射，当城一面，亲中数百人。敌浸盛，同幕者皆谋图全之计，世卿正色谓曰：“食君禄，当先报国。奈何欲避难为他图耶?”亟白雍曰：“此辈皆怯懦，存之适足惑众，不若遣出求援。”雍从其言。围城凡八十余日，会王继恩遣内殿崇班石知颙分数千兵来救，敌始溃去。斌出兵追击之，降者二万余。又破敌数万众，解阆州围，斩三千人，平蓬州。

是月，官军复成都。

四、李顺之结局

成都之复，《长编》三六记云：

王继恩至成都，引师攻其城，即拔之，破贼十万余，斩首三万，擒贼帅李顺及伪枢密使计词、吴文赏等，并(获)铠甲僭伪服用甚众。顺方欲尽索城中民，黥其面以隶军籍，前一日城破，民皆获免。

《宋史》及《备要》所记视此为略，亦皆言成都陷，李顺被擒。然《梦溪笔谈》二五载：

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枭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仍阁门祗候。……(顺有惠于民)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十余年始就戮。

又《老学庵笔记》九载：

王师薄(成都)城，城且破矣。顺忽饭城中僧数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僧衣。晡后分东西门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状颇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有带御器械张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闻顺已逸去，所献首非也。”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叱出，将斩之，已而贷之，亦坐免官。(按：王明清《挥麈后录》五引《太宗实录》云，“淳化五年五月，李顺之平，带御器械张舜卿奏事言：‘臣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太宗云：‘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上怒，叱出将斩之，徐曰：‘前代帝王暴怒杀人，正为此辈。然其父戍边以死。’遂贯之，但罢近职。舜卿父训为定远军节度使，卒于镇，故上念之。”今存《太宗实录》残本惜恰缺淳化至道部分。此条承戴振辉君指出，合志谢。)及真宗天禧初，顺竟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

据此二证，则李顺不死于成都之陷，而死于三十余年后，确无可疑。《长编》等书所记皆但凭最初之官报，而未尝参考日后之翻案者也。真李顺之获，沈括谓在仁宗景祐(1034—1037)中，陆游谓在真宗天禧(1017—1020)中，吾人自当采用前说。盖沈亲识案中主要人物，而陆则但凭二百余年后父老之传说耳。

《老学庵笔记》九尚记李顺遗闻二事，录之以备掌故：

蜀人又谓：顺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视曰：“汝有异相，当为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数十年寿。”亦可怪也。又云：方顺之作，有术士拆顺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败。

五、大蜀之末路

李顺虽于淳化五年(994)五月败逃，其余党至翌年(至道元年〈995〉)底始去蜀窜伏黔水，以后遂无消息。(《宋史》三〇一《寇瑊传》：“李顺余党复起为盗〈瑊时为蓬州军事推官〉，设方略擒送京师。”此事不知在至道元年底以前，抑后。)此一年半内大蜀之见存史料，除《宋会要》《宋史》《长编》及《备要》外，又有韩琦之《张咏神道碑铭》(见《安阳集》五十)，皆此节所据。(此节非欲专究本题者可略去不观。)

王继恩之克剑州也，西京作坊使马知节实为先锋。知节将家子，每以方略自任，继恩挟势骄倨，恶知节不附己，群小从而间之。继恩既破成都，遣知节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旧卒，召还成都。知节屡乞师，继恩弗听。大蜀复十万众攻彭州城，知节率兵力战。自寅至申，众寡不敌，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廨，叹曰：“死贼手，非壮夫也!”即横槊溃围而出，休于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噪以入，蜀众败去。此五月事也。

同月，峡路大巡检白继赟大败李顺余众于夔州。初，尹元等入峡路，首破敌三千余众于新宁，遂深入梁山、广安、渠果之间，捕斩收集，久未得进。王继恩虽径拔成都，而郭门十里外犹为李顺余党所据。其帅张余以官军孤绝无援，复啸聚万余众攻陷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大蜀兵至开州，监军秦传序督士卒昼夜拒战，婴城既久，危蹙日甚，长吏皆奔窜投敌。传序谓士卒曰：“吾为监军，尽死节以守城，吾职也。安可苟免?”城中乏食，传序尽出囊橐服玩市酒肉，犒士卒而慰勉之。众皆泣力战。既而敌势日盛，传序度力屈终不能拒，乃为蜡丸帛书遣人间道上言：“臣尽死力战，誓不降贼矣!”城既坏，传序投火死。大蜀乘胜攻夔州，列阵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太宗复遣如京使白继赟为峡路都大巡检，统精卒数千人晨夜兼行，助讨李顺余众。继赟入夔州，出敌不意，与巡检使解守颙腹背夹击之，敌众大败，斩首二万余级。流骸塞川而下，水为之赤。夺得舟千余艘，铠甲数万计。

是月，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

六月，诏赦李顺胁从诖误。大蜀攻施州，指挥使黄希逊击走之。峡路行营破蜀兵于广安军，又破张罕二万众于嘉陵江口，又破蜀兵于合州西方溪，俘斩甚众。蜀五万众来攻陵州城。州兵才百四十六人，旧无城堑。知州张旦修完战具，设鹿角，招集民丁拒战，大破之，斩首五十余级。

七月，蜀兵复攻眉州，知州李简等紧守，逾月，蜀兵引去。

八月，剑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继恩擢宣政使、顺州防御使。

先是，继恩有平李顺功，中书建议欲以为宣徽使。太宗曰：“朕读前代史书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恳言，继恩大功，非此不足以赏。上怒，深责宰相等，因命翰林学士张洎、钱若水议，别立宣政使名，序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诏释剑南、峡路诸州亡命。王继恩握重兵久留成都，专以宴饮为务，每出入，前后奏音乐，又令骑兵持博局棋枰自随，威振郡县。仆使辈则事恣横，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玩敌。转饷稍不急给，军士亦无斗志。李顺余众并伏山谷间，郡县有复陷者。太宗屡遣使督战，继恩意颇厌兵。会参知政事赵昌言摄祭太庙，斋宿中书，因召对滋福殿。上谓之曰：“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上意，遂言国家士马精强，所向无不克。顾此草窃，不足仰烦宸虑，即于上前指画攻取之策，上甚喜。旋命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自继恩以下并受节度。昌言恳辞，上不许，厚赐遣行，别赐手札数幅，亲授方略焉。峡路行营破蜀帅张余，复云安军。

九月，知益州(前已降成都府为益州)张咏奉命赴部(受任在半载前)，太宗面谕之曰：“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有峨眉山僧茂贞者，以术得幸于太宗，往尝语太宗曰：“赵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于是昌言行既旬余，或又奏言昌言素负重名，又无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后难制。上亟幸北苑，召宰相谓曰：“昨遣昌言入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盖蜀贼小丑，昌言大臣，不可轻动。宜令且驻凤翔，为诸军声援，但遣内侍押班卫绍钦赍手诏往指挥军事，亦可济矣。”昌言已至凤州，诏追及之，因留候馆。(张咏赴部，及卫绍钦代赵昌言，《宋史本纪》并系八月，今从《长编》。)太宗以蜀变渐平，下诏罪己。初命翰林学士钱若水草诏，既成进御，帝笑谓若水曰：“朕为卿润色可乎?”若水顿首谢。因命笔亲窜数字，皆深切引咎者。诏辞略曰：“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筦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又曰：“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为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余！”陕西课民运粮以给蜀师，相属于路。是月，张咏至益州，亟问城中所屯兵数，凡三万人，而无半月之食。咏访知民间旧苦盐贵，而私廪尚有余积，乃下盐价，听民得以米易盐。民争趋之。未逾月得米数十万斛。军士欢言：“前所给米皆杂糠，士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干国事者。”咏闻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时益州虽复，诸郡余敌尚充斥，继恩恃功骄恣，不复出兵，日以娱燕为事；军不戢，往往剽夺民财。诸军支刍粟饲马，咏但给以钱。继恩怒曰：“国家征马，岂食钱耶?”咏曰：“城中草场，贼既焚荡，刍粟当取之民间。公今闭门高会，刍粟何从而出?若开门击贼，何虑马不食粟乎?咏已具奏矣。”继恩乃不敢言。会卫绍钦亦以诏书来督捕李顺余党，继恩始令兵四出。绍钦破敌于学射山，攻拔双流等寨，招降数万众。别将西河杨琼趋邛、蜀，荡清敌根据地，遂克蜀州。曹习等又破敌于安国镇，杀其帅马太保，斩获甚众。咏以顺党本皆良民，当示以恩信，许其自新，即揭榜谕之。已而首者相踵，咏皆释之，使归田里。一日，继恩械送三十余人请咏治之，咏询之，悉皆前以自首者，复纵之。继恩怒，咏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咏与公化贼为民，何有不可哉?”继恩有帐下卒，颇恃势掠民财，或诉于咏，卒缒城夜遁，咏遣吏追之，且不欲与继恩失欢，密戒吏曰：“得即缚置井中，勿以来也。”吏如其戒，继恩不恨，而其党亦自敛戢云。继恩即分兵四出，咏计军食可支二岁，乃奏罢陕西运粮。太宗喜曰：“向者益州日以乏粮为请。咏至未久，遂有二岁之备。此人何事不能了，朕无虑矣!”

十月，宋叛将西川行营指挥使张嶙为部下所杀，其众自拔归。初，王文寿者，隶继恩麾下，继恩遣领虎翼卒二千，分遂州路追讨。文寿御下严急，士卒皆怨。一夕卧帐中，指挥使张嶙排闼入，斩文寿首以出。会夜昏黑，嶙犹疑其非，然炬照之，曰：“是也!”时大蜀帅张余有众万余，在嘉州，嶙即以所部与之合，大蜀势甚盛。继恩奏至，太宗欲尽诛军人妻子。近臣或请勿杀，悉索营中书，遣帅招抚，谕以释罪，亲属偕全，必自引来归，因可破贼。上然之。(此据《宋会要·兵》一一及《宋史·王继恩传》。《备要》四却云：“奏至，有司请戮其孥，上曰：‘此不须杀。’乃命悉索营中书……”)令巡检程道符谕旨。亡卒斩嶙，函首送继恩，皆自拔来归。因使为乡导，击蜀余众。杨琼等复邛州。

十一月，蜀兵攻眉州，为崇仪使宿翰所败，蜀中书令吴蕴死之。

十二月，宿翰等引兵趋嘉州，蜀知州王文操以城降。王继恩御军无政，其下恃功暴横。张咏恐军还日或有意外之变，乃密奏请遣心腹近臣可以弹压主帅者，亟来分屯师旅。乃命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偕往，召对后苑门，面授方略。鉴曰：“益部新复，卒乘不和，若闻使者骤至，易其戎伍，虑彼猜惧，变生不测。请假臣安抚之名。”帝称善。鉴至成都，继恩犹偃蹇，不意朝廷闻其纵肆。鉴之行，上付以空名宣头及廷臣数人。鉴与咏即遣部戍兵出境。继恩麾下使臣亦多遣东还。督继恩等杀捕残敌，而鉴等招辑反侧，蜀乱渐平。

至道元年(995)二月，嘉州函张余首送西川行营。于是大蜀渠帅窜死尽，然其余党犹有伏匿山谷间者。(《宋史·本纪》谓是时“余党悉平”，未确。)

五月，西川行营缚送蜀将勾重荣等五人至，召见于崇政殿。太宗谓近臣曰：“此本皆平民，官吏失于抚御，遂相诱起为盗寇耳。及用兵讨伐，将帅又恣行杀戮，此辈惧死，故亡命山泽。及朕遣中使赍诏招诱，以诚信待之，皆投戈请命，亦可哀也。”以重荣为供奉官，余四人为殿直。

十月，以峰州团练使上官正、右谏议大夫雷有终并为西川招安使，召王继恩归阙。正等招降余敌，剑南以宁。

寻遣使采访川、峡诸州守贰能否，七人以称职闻，赐诏奖之。遂州通判查道与焉，道徙知果州。时大蜀余党尚有伏宕穴，依险为栅者，诏书招谕未下，或请发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殆惧罪欲延数刻命尔。”即微服直趋其寨，谕以诏意。或识之曰：“郡守也，尝闻其仁。是宁害我者?”乃相率舍兵降。道悉给券，纵令归农。(此事不定在何月，《备要》系于召继恩归阙后，兹从之。)

十二月，太宗以年丰乱息，顾谓宰相曰：“国家自近岁以来，钟兹艰运，水旱作沴，连年不顺。河西(李继迁)、蜀川，相继叛乱。飞刍挽粟，千里骚然，而又京邑之中，霖雨弥月，百物涌贵，道殣相望。于兹时也，百姓嗷嗷然。朕为其父母，居亿兆之上，位尊责重，莫遑宁处，每日与卿等相见，虽不形于颜色，然而中心忧念，无须臾之安。由是内修政纪，救万民之愁疾；外勤戎略，定三边之狂孽。以至有司常职，米盐细事，朕亦不惮劳苦，并躬亲裁断，遂致上天悔祸，否极斯泰。巴蜀余妖，窜伏黔水，继迁(案：先是银夏有李继迁之乱)丑类，穷蹙沙漠。而又普天下九谷咸登，塞北江南红粟流衍。朕岂望才经灾歉之后，便睹兹开泰?深自庆慰也。”宰相吕端等相率称贺。

六、张咏《悼蜀诗》、苏辙《蜀论》及 唐士耻《拟平李顺露布》

右文写成后，又检得有关之文献三件：一为张咏之《悼蜀诗》并序(见《乖崖集》二)，一为苏辙之《蜀论》(见《栾城应诏集》五)，一为唐士耻之《拟两川招安使平李顺露布》(见《露岩集》二)。

张咏即上节所记当乱事末期知益州者也。《悼蜀诗》，据自序乃作于咏赴成都约一年后(序有“间一岁而民弗克安”语，咏初赴蜀在淳化五年〈994〉九月，以此推之，诗作于至道元年〈995〉左右)。当乱事未息之时，居乱事所在之地，为乱事而咏叹，亲切之见证无过于此者矣，乖崖诗赋本为北宋一大家，此作瑰丽精严，可为淳化蜀乱史生色，即置其史料价值不论，亦乌可不录?

悼蜀四十韵并序

至道纪号元祀春三月，为审官院考绩引对。天子曰：“天厌西蜀，岁荐饥馑，任失其人，枉政偷剥，民与怨嗟，构孽肆暴，授命虎旅，殄灭凶逆。矧彼黔首，不聊其生。官人安民，朕意罔怠。宽则育奸，猛则残俗；得夫济者，实难其人。尔惟方直，历政有绩，邛、棘幽僻，往理其俗。克畏克爱，汝其钦哉。”祇奉厥命，乘辂西征，夏四月二十有八日供厥职。噫!谋术庸陋，罔敢怠忽。豪猾抑之，赋敛乃息。存恤穷困，招抚流亡，杜厥剥削，宣扬皇风。间一岁而民弗克安，非郡县之罪，偏将之罪也。有听者孰不知民心上畏王师之剽掠，下畏草孽之强暴乎?良家困弊，渐复从贼，庶赊其死，深可忿也。天子远九重，孤贱者惮权豪而不敢言。呜呼!虽采诗之官阙之久矣，然歌咏讽刺，道不可寂然。某敢作悼蜀古风诗四十韵，书于视政之厅，有识君子，幸勿以狂瞽为罪!

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沈，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珰，骄马黄金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恨怍。禾稼暮云连，绕绣淑气错。(以上第一段叙乱前之繁华。)熙熙三十年，光阴倏如昨。天道本害盈，侈极祸必作。当时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风复俭约。情性非方直，多为声色著。从欲窃虚誉，随性纵贪攫。蚕食生灵肌，作威恣暴虐。佞罔天子听，所利唯剥削。(以上第二段叙苛政。)一方忿恨兴，千里攘臂跃。火气烘寒空，雪彩挥莲锷，无人能却敌，何暇施击柝?害物黩货辈，皆为白刃烁。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里第锁苔芜，庭轩喧燕雀。斗粟金帛市，束刍罗绮博。悲夫骄奢民，不能饱葵藿。(以上第三段叙乱况。)朝廷命元戎，帅师荡凶恶。虎旅一以至，臭巢一何弱。燎毛焰晶荧，破竹锋熠爚。兵骄不可戢，杀人如戏谑，悼耄皆丽诛，玉石何所度。未能翦强暴，争先谋剽掠。良民生计空，赊死心陨获。四野搆豺狼，五亩孰耕凿。出师不以律，余孽何由却?(以上第四段叙官军。)鄙夫炽蜂虿，寡术能笼络。边陲未肃清，胡颜食天爵?世方尚奔竞，谁复振謇谔?黄屋远万里，九重高寥廓，时称多英雄，才岂无卫霍?近闻命良臣，拭目观奇略。

读此诗并序有可注意者五事：

(1)序云：“天厌西蜀，岁荐饥馑。……”似四川灾荒为此次乱事之一因。检《宋史》《长编》及《备要》，在此次乱事期间及其稍前，四川均无灾荒之记录。惟韩琦于《张咏神道碑铭》云：“(淳化)四年冬，东西两川旱，民饥，吏失救恤，寇大起。(第一节所引《笔谈》亦记此事，惟不详其时。)五年正月，贼首李顺陷成都府。”按王小波起事于四年二月，则两川旱灾乃此次乱事之一助长因，而非其一造始因也。

(2)官军抢劫之事，韩《碑》中言之，《长编》采韩《碑》(据本书三六原注)而削去此事，《宋史》等更无论矣。今序云“民心上畏王师之剽掠”，诗云“未能翦强暴，争先谋剽掠”，可为韩《碑》铁证。以此数语与沈存中所记“贼”方“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诸言相比对，不知果孰为贼也。“王师之剽掠”，此何等语!乖崖虽官，的非禄蠹。

(3)首八韵写尽乱前四川上层社会之豪华，惜未以下层状况与之对照。然姚坦“但见血山，安得假山”之语已为补足。

(4)《诗》云：“害物黩货辈，皆为白刃烁。”可见贪官酷吏服上刑者，决不止腹实青钱之齐元振。

(5)“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里第锁苔芜，庭轩喧燕雀。……兵骄不可戢，杀人如戏谑。悼耄皆丽诛，玉石何所度?”四韵刻画出一幅四川浩劫图。

《长编》三六自注云：“咏知益州在(淳化五年)九月，不得其日，据《耆旧后传》，咏先到，卫绍钦继至。……《张咏集》乃云至道元年春正月(今所见莫氏仿宋本作三月)受命，夏四月二十八日供职。《茅亭客话》亦载咏诗年月，与诸书不同，盖误。咏自作诗，纪年月亦应不误，恐传写错谬耳。至道元年正月，则咏已在成都矣。”按诗序所云三月(或正月)奉命，四月供职，按其上下文语气，不似述职而复返。李焘所疑是也。

淳化蜀乱之社会心理的背景，苏辙于《蜀论》中畅发之，文曰：

蜀人畏吏奉法，俯首听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适，辄起而从乱，此其故何也?观其平居无事，盗入其室，惧伤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乱难制之气也。然其弊常至于大乱而不可救，则亦优柔不决之俗有以启之耳。今夫秦晋之民，倜傥而无所顾，负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号纷呶，奔走告诉，以争毫厘曲直之际。而其甚者至有怀刃以贼其长吏，以极其忿怒之节，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晋之俗，有一朝不测之怒，而无终身戚戚不报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竞，犯之而不能报，循循而无言，忍诟而不骤发也。至于其心有所不可复忍，然后聚而为群盗，散而为大乱，以发其愤憾不泄之气。虽有秦晋之勇，而其为乱也志近而祸浅；蜀人之怯，而其为变也怨深而祸大。此其勇怯之势必至于此，而无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无怨于其心，怨而得偿以快其怒，则其为毒也，犹可以少解；惟其郁都而无所泄，则其为志也远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乱以发其怒而后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惮，而弱者有所不侮，盖为是也。

此论不专为王小波、李顺之事而发。盖王、李之乱平后五年，蜀又有王均之乱。小苏乃总括宋初之蜀乱而为言也。《渑水燕谈录》于记王、李之乱前，有一段话可为小苏之论注脚，文云：

蜀虽阻剑州之险，而郡县无城池之固。(按：此语甚可注意，说明小波等易起易灭之故。魏了翁《鹤山集》十五云“盗发两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乃指王小波事，可为旁证。)民性懦弱，尚文学，而世以为蜀人好乱，殊不知公孙述及刘辟、王建、孟知祥辈率非士人，皆以奸雄乘中国多事盗据一方耳。

王辟之与小苏，皆注意蜀地民性之懦弱易欺，亦皆注意宋初蜀人叛乱之叠起。然小苏乃独察及此二事表面上之矛盾性而试为之解释，此事辟之远不及小苏处。小苏之解释，今之社会心理学尚无以过之。宋人策论中每有甚佳之史料与甚精之义理，未可一概以空文矫说目者也。

唐士耻之《拟两川招安使平李顺露布》，代表乱后百余年学士大夫之反响。读此，而受豢之文人学者在今日社会中之任务，亦庶几髣髴焉。吾人于揭穿真相之后，读此矞皇典丽，声高气壮之文，乃如观讽刺画也。文曰：

尚书兵部、臣继恩等言：坤维(按：宋人以四川属坤维，指罗盘上之方向言)盗弄，何劳虮虱之诛?师律中行，即遂创痍之复。讫奠蚕鱼之国，既安参、井之疆。用宽西顾之忧，亟上北门之捷。国家鼎来帝运，离照鬼区；大一统以同文，奄八纮而有截。顾维益牧，小远神京。然深仁厚泽之渐摩，与时俱化；乃曲见私心之反侧，动众以言。首谋幸厌于天诛，胁附更思于扇乱。适持节不知于抚定，致号狐益遂于张皇。城壁屡隳，官僚踵戮。痛吾赤子，何忍堕于铦锋?愤尔绿林，敢肆行于虐焰。皇帝陛下，赫然出命，昭若选才。推毂惟专，事靡容于掣肘；释囚兼用，罪惟问于吞舟。甚昧愚心，敢争天险。属旗鼓两明于将钺，乃声威大折于妖徒。矧东川素备于金汤，盖巨干岂移于蝼蚁!栈路何虞于来往，王师亦务于驱驰。虽凶旅方兴，若可游魂而假息。逮天威一鼓，悉皆授首以摧肝。电扫无前，风行孰御?破竹实三单之快，刈鲸无半瞬之留。锦里依然，重被吾皇之雨露。鸡竿肆及，尽还昔日之农桑。人违黥墨之灾，罪止渠魁之取。虽支党亦归于禽献，惟众心本荷于皇明。岷峨还澈底之清，星宿有倍常之润。臣叨膺授钺，每誓捐躯。曾何三略之知?常愧六韬之学。幸赖诸军毕力，群校协心，更由神圣之威，获致纤毫之效。贪天何敢?赎罪既多。

附注：此文排就校定后，检《宋景文笔记》上《学海类编》本有一条云：“蜀人谓老为皤(原注，音波)，取‘皤皤黄发’义。后有贼王小皤作乱，今《国史》乃作小波，非是。”按小波之名，既经官书采用，俗成约定，不改亦可也。

(原载《清华学报》第12卷第2期，1937年4月)

第二章 北宋的外患与变法

一

自从石晋末年(947)，契丹退出汴梁后，它的极盛时代已成过去。白马岭之战使太宗觉得契丹易与。太原攻下之后，他便要一劳永逸地乘胜直取燕云。这十六州的国防要区一天不收回，他的帝国一天不能算是“金瓯无缺”。但是他的部下，上至大将下至兵卒都指望太原攻下之后，可以暂息汗马之劳，同时得到一笔重赏，回家去享享太平福。太宗却不这样想。将士有了赀财，那里还肯卖力去打仗?不如等燕云收复后，才给他们一起颁赏也不迟。而将士贪赏求逸的隐衷又怎能向皇帝表示?在迅速的“宸断”之下，太宗便领着充满了失望心情的军队向东北进发。一路所经易州和涿州的契丹官将先后以城降，不到一月便抵达幽州城(今北平)下，附近的契丹官将又络绎来降。宋军围幽州城三匝，城内空虚，自分无幸。契丹主也准备放弃这重镇。独有一大将(舍利郎君)，自告奋勇，请兵赴援，他领兵寅夜兼程，从间道兜到宋军的后方，席卷而北。宋军仓卒应战于今北平西直门外的高梁桥(下为高梁河)一带，立时大败，四散逃窜。幸而契丹主帅受了重伤，不能穷追。败军复集后找寻太宗不得，只当他已死。正议拥戴太祖的儿子继位间，却发现了他只身乘驴车遁归，大腿上中了两箭。十八年后他就因这伤口的发作而死。

高梁桥之战(太平兴国四年，979)以后，宋辽边境上的冲突，断断续续地拖了二十几年，彼此都无大进展。(京戏中有名的“杨家将”就是在这时代出现的。)太宗于死前三年(994)，正当李顺乱事未平之际，曾两次遣使往契丹议和，都为所拒绝。真宗咸平六年(1003)，宋殿前都虞候王继忠孤军力战，为契丹所俘。他本是真宗藩邸的亲信，骁勇著名。契丹摄政太后萧氏，很器重他，授以高官，配以贵女。他既荷新宠，又感旧恩，一心要促成宋辽的和好。萧后和她朝中的领袖们对于边境的拉锯战也未尝不感厌倦，但怎肯平白休兵?次年，他们率领倾国的军队南下，同时由王继忠出面与宋朝通书约和，真宗用宰相寇准的定策，一面严密布置守御，并亲至澶渊(今河北濮阳县西南)督师，一面遣使赴契丹议和。契丹攻瀛州城不下，而其进迫澶渊的前锋的统帅(即去年擒王继忠者)又中伏弩死。两方且战且议的结果，便是所谓“澶渊之盟”。构和的条件载于两方交换的誓书内。兹将宋方的誓书录下。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

据说，宋方的使人临行时，真宗吩咐他道：若不得已，许与契丹的岁币，不妨添到一百万。寇准却把使人召来，对他说：虽有御旨，若许过三十万，我便砍你的头。其后使人定约回来，真宗正在幕内用膳，不及召见，先差太监去探问。使人在幕外，不便扬声，只把三个指头向额上一点。那太监当为三百万禀报。真宗听了道：太多，也罢，姑且了事。

二

澶渊之盟后，宋朝边境保持了三十年完全的和平，而有西夏赵元昊之患。西夏原初的地域，大略包括今陕北的无定河以西、延水之北和绥远的鄂尔多斯。这区域在唐以来为羌族所散布。唐末，这区域的守将跋拔氏(北魏之后)割据自主，传世至宋。太宗时，西夏叛而复附，附而复叛。澶渊之盟前一年，西夏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盟后二年，又复就抚。是时西夏之于宋边，还不过是癣疥之患。至仁宗明道元年(1032)，赵元昊(赵是太宗时赐姓)继位，而形势大变。元昊从小就是一个异凡的人物，不独精娴武事，并且通蕃(盖指藏族)汉文字，从法律书、兵书，以至佛典，无所不读；又能绘画，能出新意创制器物。他劝其父不要臣属中国。其父说：“我们三十年来，周身锦绮，都是宋朝所赐，怎好负恩?”他说：“穿兽皮，勤力牧畜，是蕃人的天性。大丈夫要为王为霸，锦绮算什么?”在继位之前，他曾领兵西征回鹘，连取了甘州和西凉府(并在今甘肃省河西地)。既继位，模仿宋朝制度，改革政府组织。自创西夏字根，命人演成西夏文字，又命人拿来译《孝经》《尔雅》《论语》等书(西夏文译的佛经和其他西夏文书现在还有留存)。他有蕃汉兵十五六万，仍都兴州(今宁夏省会)；西取回鹘的沙、瓜、肃三州(并在今甘肃河西)，东南寇宋。他继位之初已私自改元，第七年(1038)，便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大夏。此后，宋在今陕西黄河近岸、延水流域，以迄甘肃的环县、庆阳、泾川、固原一带的边境上，和西夏展开四年的苦战。宋方的主要将帅是安阳人韩琦和苏州人范仲淹。范之参预这次军事，原是由韩的举荐，但初时二人的战略根本不同。韩主张集中兵力，深入进攻，一举击破敌主力。他也知道这是冒险的事，但他以为“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范却以为“承平岁久，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国之安危，未可知也”。“为今之计，宜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即关中)，使无虚可乘；若寇至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敌)岂敢深入?二三年间，彼自困弱。”他又主张军事与外交并用，亲自作书，劝元昊罢兵称臣，时人多以他为怯。庆历元年(1041)，韩琦巡边至镇戎军(今甘肃固原)，派兵数万，深入敌后，窥取羊牧隆城(今甘肃隆德附近)，所遣的统领官贪利轻进，陷入敌人的大包围中，全军尽覆。兵士阵亡的，据当时边庭低折的报告，也有一万零三百人。这是宋与西夏战役中最惨的败仗，中外为之震撼。契丹乘这机会，蠢蠢欲动，次年便向宋朝提出割地的要求。宋朝只得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加原额三分之二)，以为宽免割地的代价。经这一役的教训，韩琦只得接受范仲淹的清野固守政策。从此二人同心协力，作持久计。二人皆名重一时，人心归向，又皆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对近边的羌人部落，也推诚相与，恩威并用。士卒用命，羌人感畏，边境渐安。边民为之歌唱道：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

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两位使西贼“心胆寒”“惊破胆”的大将可都不是雄赳赳的武夫，而是温雅雍容的儒者。那羌人尊称为“龙图老子”(因为他带“龙图阁直学士”衔)的范公，并且是一代的作手，他这时在军中的歌咏，为宋人所传诵的，兹录一首如下：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朝虽守住了西北边境，却谈不到犁庭扫穴。因为宋取防堵的战略，需要兵力特别多。自对西夏用兵以来，禁军从四十余万增至八十余万，军队的维持费自然照这比率增加，而战时的非常支出还不算。政府虽把税收入增到无可再增(例如以较真宗景德时，商税酒税皆增四倍余，盐税增一倍余)，仍不敷甚巨，只得把太祖、太宗以来的储蓄，拿来支用。到西夏事定时，“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了。朝廷对元昊自始就没有关闭和平的路，只要罢兵称臣，在相当限度内，银绢是不吝惜的。元昊见宋边无隙可乘，又适值国内发生严重的天灾，便于庆历三年(1043)遣使来讲和。两方所争的只是元昊称呼，来使所持元昊的文书自称“男邦尼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兀卒是他自取的名，意思是“我的祖宗”。继后他的文书，竟直用汉译作“吾祖”。但这不过是一种讨价的刁难，次年元昊便答应取消这个怪名，而对国内自称夏国王，对宋称臣。宋朝则答应每年“赐”他绢十万匹，银七万两，茶四万斤。和议成后四年，元昊因为占夺新娶的媳妇，为其子所杀，年四十六。

三

范仲淹自从读书应举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远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即元昊僭号之前十三年，当他任大理寺丞(年三十七，登进士第后十年)时，他已看见国家隐伏的危机，上书朝廷，倡言改革。书中最精警的一段道：

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道经》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又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圣人当福而知祸，在治而防乱。……我国家……自真宗皇帝之初，犹有旧将旧兵，多经战敌，四夷之患，足以御防。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岂圣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虑。古来和好，鲜克始终。……今自京至边，并无关崄。其或恩信不守，衅端忽作，戎马一纵，信宿千里。若边少名将，则惧而不守，或守而不战，或战而无功，再扣澶渊，岂必寻好?未知果有几将，可代长城?伏望圣慈……与大臣论武于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以边任；次命武臣密举壮勇出群之士，任以武事，迁其等差……列于边塞，足备非常。……至于尘埃之间，岂无壮士?宜复唐之武举，则英雄之辈，愿在彀中。此圣人居安虑危之备，备而无用，国家之福也。

除了国防整顿外，仲淹于官吏之选任、人才之储养、直谏之奖励、文风浮薄之救正、君德之修省，皆有所规陈。但他这封富于预言性的奏书竟未曾发生一点实际的影响。

庆历三年(1043)，当元昊使来，西事大定之后，仲淹被召入朝为枢密副使，旋任参知政事，一时朝野倾心属目。他于就职的次月，上了一封“万言书”，条陈兴革事宜十项。这十项中除关于民生的两项(厚农桑，减徭役)外，其余大旨不出天圣三年的建议的范围，不过比从前更为周详，更为具体罢了。现在把其中比较最重要的六项归入四纲领，节述如下。

(一)关于国防建设的。恢复唐朝的府兵制：“先于畿内并近辅州府召募强壮之士，充京畿卫士，约五万人，以助正兵，足为强盛，三时务农……一时教战。……俟京畿近辅召募卫兵已成次第，然后诸道仿此渐可施行。”

(二)关于民生的。(甲)厚农桑：“请每年秋，降敕下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坡塘之类，并委本州运选官计定工料，每岁于二月间兴役，半月而罢，仍具功绩闻奏。”(乙)减徭役：省并户口虚少的县份，使这些县民繁重的徭役可以减轻。(因人民须服役于县衙，县多户少，则役重。)

(三)关于科举制度的。“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重定外郡发解条约，须是履行无恶艺业及等者方得解荐，更不弥封试卷。……其考较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进士、诸科，并以优等及第者放选任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选限。”

(四)关于用人行政的。(甲)明黜陟：是时成例，“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坐至卿监丞郎者比比皆是”。仲淹请严定考绩之法，使无功不擢，有善必赏。(乙)抑侥幸：自真宗以后，恩荫愈滥，“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三年)南郊并(每年)圣节(皇帝生日)各奏一子充京官，少卿监奏一子充试衔……其大两省等官……复更(例外)每岁奏荐。……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仲淹请废圣节恩荫之例，其余恩荫的优待，亦大加减损。

仲淹任参知政事不满一年，便在怨谤丛集之下，不安于位而去。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复府兵一项因其他大臣一致反对，谈不到实施；变科举一项，已完全实行，但他去职后不久，旧制又被恢复；其他各项，若不是未及着手，便是才开了一点端绪，便因他的去职而停息。他去职后，出巡西北边，其后历知州郡，八年而殁(1053)，谥文正。

仲淹字希文，二岁丧父，其母携他改嫁长山(在今山东)朱氏。初从朱姓，名说。至二十九岁，始复本姓，定今名。年二十一，中“学究”科。继后读书于长山的山寺中。这时他的生活很清苦，每日煮一锅粥，划为四块，早晚取两块，加上几茎齑菜和一些盐便算一餐。年二十三，得知自己的身世，立即带着琴剑，离开朱家。其母派人追及他，他说：“十年后，等我中了第，再来迎接母亲。”他投入南京(宋以商丘为南京)的府立学舍，在学舍中更加贫乏，有时连粥也不饱，夜间被盖不够，就和衣而睡。真宗巡幸南京学舍，生徒皆往观看，他独不出。南京留守的儿子和他同学，见他的情形和留守谈及。留守命人送了他好些肴馔，他收下，却一直等到腐败也不一动。留守的儿子问故，他说：“并非不感谢厚意，可是食粥已久，安之若素，一旦享受了这嘉肴，以后吃粥还吃得下么?”年二十七，登进士第。初仕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法官)，常为断狱事和郡长官争是非。长官每盛怒临他，他一点也不摇动，归去便把和长官往来辩论的话记在屏风上，等到满任，整副屏风都写满了。后来知开封府时，有一宦官，倚势作威，中外畏惧，他独抗疏弹劾；自知此事危险，疏上之后，嘱咐诸儿子，他若不幸，以后他们不可做官，但在他墓旁设馆，教书度日。他虽显贵，常以俭约表率家人。非宴客，食不重肉。每夜就寝前，自计一日间自奉的费用和所做的事，若觉得两者可以相当，便熟睡，否则终夜不安，次日必设法做一有益于人的事以为抵补。他为次子娶妇，听说妇家以纱罗给她做帷幔，便怒道：“罗绮岂是做帷幔之物?我家一向清俭，怎得乱我家法?若敢拿来我家，必定把它当众烧掉。”他的起人景慕的遗闻轶事，可以写一本书，这里所选择的只代表他的不移于贫贱，不淫于富贵，不屈于威武的性格，即孟子所谓“大丈夫”的性格。

仲淹死后八年，当仁宗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时年四十)自江东提点刑狱任满应召，赴阙也上了一封“万言书”。他也觉得国家的现状非变革不可，但他认为变法的先决问题是人才的问题。照他的人才的标准，这时无论在中央或在地方，在位或在野，都缺乏人才。“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下人至不可胜数。……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为什么人才这样缺乏呢?他以为由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不得其道。什么是“教之”之道呢?他以为国家应自都城以至乡镇，遍设学校，凡优秀的青年都取入学校，由国家供养，严选教师，教以“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所谓“刑政”之事，包括军事。“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大小。……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无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率两师旅之帅也。”什么是“养之”之道呢?他以为国家于取入学校和仕于政府的士人，应当“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自婚、丧、祭、养、燕享，以至服食器用皆有定制)，裁之以法”。什么是“取之”之道呢?他说“取人必于乡党、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试之以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至于“任之”之道，则任期要久，职责要专，并待以严格的考绩之法。简单地说：要变法，积极方面当从政治和军事教育的普及化做起；消极方面当首先废除以文辞和记诵取士的科举制度。他认为这是逼切的需要，他警告仁宗以下面一类故事：

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世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者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

但他这封书的效果和三十五年前(天圣三年)范仲淹所上的那封书一样。

四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无子，以从侄继，是为英宗。英宗在位四年，其子继，是为神宗。

神宗即位时才二十岁(以足岁计还未满十九岁)。他做皇子时，谦恭好学，优礼宾师，很得士林的称誉。他是感觉异常敏锐的人。他即位之初，和朝臣谈到太宗的死状，至于堕泪。他立志要兴振中国，收复燕云的失地，湔雪祖宗的耻辱。以稚年临御，承积弱之后，而发奋图强，在这一点上，他和汉武帝正相符同(他即位时比武帝长三四岁)。他一生的事业也似乎隐隐以武帝为榜样。但他的福命不如武帝：武帝寿六十九，他寿仅三十八。他所处的时代也和武帝所处的大不相同。武帝初年，当长期休息之后，公家的财力绰裕盈溢；而神宗即位时，不独府库虚竭，国计也濒于入不敷出了。武帝承景帝深文酷法、繁刑严诛的余风，其时主威赫铄，法为国是，令出必行；而宋太祖“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和真、仁两朝过度的宽柔，浸假造成政治上一种变态的离心力：以敌视当权为勇敢，以反对法令为高超，以言事得罪为无上的光荣。政府每有什么出乎故常的施为，必遭受四方八面寻瑕抵隙的攻击，直至它被打消为止。范仲淹的改革就在这样的空气里失败的。英宗朝因为追尊皇帝本生父的名号的小小问题(即所谓“濮议”，英宗本生父原为濮王)，笔舌的战争就闹得天翻地覆。到神宗即位时，这种政治上变态的离心力久已积重难反了。再者，汉初去春秋战国“军事中心”的时代不久，尚武之风未泯，右文之政未兴，故将材易求，斗士易得，图强易效。宋初惩五季军人恣横之弊，一意崇文抑武，三衙实际的长官爵不过四品至六品，唐朝的武举制度也废而不行，军为世贱，士耻言兵，结果良将勇士，两皆寥落。神宗朝重大的战役多委之宦者季李，其时军事人材的缺乏可想见了。

神宗做皇子时，对王安石久已心仪神往。他即位时，安石方以前知制诰的资格，闲住在金陵。他正月即位，闰三月便命安石知江宁府，九月便命安石为翰林学士。其后三年间，安石遂历参知政事而至宰相。这王安石是江南西路临川县人。其父历知韶州及江宁府通判。他少年时代的优裕顺适和范仲淹恰成对照。据说他的“眼睛如龙”，读书过目不忘。他二十四岁便登进士第，本取第一，因赋卷中语犯忌讳，改置第四。可是他一生从没有和人谈及这件得意的失意事。他的诗文在文学史上都属第一流，并且为当代文宗欧阳修深所心折。欧初识他时，赠他的诗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直以李白、韩愈相拟。他不独以文名，德行、政事也无不为侪辈所推服。他官知制诰时，他的夫人给他买了一个妾，那是当时达官应有的事，安石见了她，就问：“那里来的女子?”答道：“夫人叫我来侍候舍人的。”问她的来历，原来她的丈夫是一个军校，因运米损失，家产入官，还不够赔，便把她卖掉，得价九十万钱。安石立即命人把她的丈夫找来，让他们复为夫妇。他官知制诰后，居母丧，年已四十余，却尽极哀毁，在厅堂里以藁枯席地，坐卧其上。有一天，某知府给他送一封信，那差人看了他的样子，只当他是一个老仆，叫他递入内宅。他在藁席上拿了信就拆。那差人嚷骂道：“舍人的信，院子也拆得的么?”左右告诉差人那就是舍人!他于书卷外，一切嗜欲都异常淡薄，对衣食住都漠不关心。后来毁他的人便说他“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他于荣禄也未曾表现过一点兴趣。宋朝的“馆职”(“三馆”是国家的图书馆和史馆)是朝廷储才待用的机关，地位极清高，也是仕宦上进必由之路。照例进士名列前茅的，初仕任满后可以请求考试馆职，他却不去请求。再经两任(三年一任)外官之后，大臣荐他去考试馆职，他也不赴。再历一任外官之后，朝廷直接授他馆职，他也不就。再经一任外官之后，朝廷又授他以更高的馆职，他于屡辞之后，才勉强俯就。但他不是没有办事的才能。他在政治上的好处，后来的史家极力埋没，但我们于他早年的政绩还可以找得一例：他知鄞县任满后，县人就给建立生祠。这样一个德行、文章、政事的全人，他在仕途上愈懒于进取，朝野的有心人愈盼望他进取。当他给仁宗上“万言书”的时候，他久已声满天下。可是到了他由江宁知府，而翰林学士，而参知政事，而宰相，一直猛跳的时候，到了天爵和人爵极备于他一身的时候，先进和后进的同僚，包括那正人君子的领袖司马光，都不免对他侧目而视了。

五

我们读史有时可于异中见同。汉武帝初年，财政和军备都没有问题，所以他的事业的第一步是开边；到了后来因兵事的耗费，财政不足，才施行新经济政策。神宗即位时的情形正正相反，所以他的事业的第一步是经济、军事，以至教育上种种建设和改革；后来这些兴革有了相当成效，才着手开边。两人事业的程序是“易地则皆然”的。

神宗在王安石的辅导下所行的新法，现在择其重要的，分经济、军事、教育三类，每类依颁行的次序述之如下。

(一)经济

(甲)青苗法(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布)。其法：各地方政府，每年二次举行放款，听人民自由请贷(第一等户每次所贷不得过钱十五贯，以下递减)，半年为期，取息二分。这种贷款叫作“青苗钱”，因每年第一次散放是在苗青的时候。此法初行时，官吏邀功，每强迫富人称贷，这叫作抑配，后立法严禁。二分的利息，现在看来，似乎不轻，但在当时，因为通货稀少，民间的利息很高，以五分为常，甚至有一年倍本的。此法固然是政府的生财之道，也是感觉青黄不接之苦的农民的一大福音。以重利盘剥为业的豪强对此法的痛恨是很容易了解的，但司马光所代表的一班士大夫对此法之原则上的反对是比较不容易了解的。

(乙)农田利害条约(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这法令原文的节略如下：

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种植之法，及修复陂湖、河港；或元无陂塘、圩垾、堤堰、沟洫，而可以创修；或水利可及众，而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远，为地界所隔，可以均济流通者；县有废田旷土，可纠合兴修；大川沟渎，浅塞荒秽，合行浚导；及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废坏可兴治者，各述所见，编为图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数经水害；或地势汙下，雨潦所钟；要在修筑圩垾、堤防之类，以障水势，或疏导沟洫、亩浍，以泄积水。县不能办，州为遣官；事关数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许贷常平钱谷给用。

这法令的实效是：截至熙宁九年(1076)止，全国兴修的水利田共三十六万余项。但反对党在这事实下注上一句道：“民给役劳扰。”

(丙)募役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颁布)。其法要点：是令本来有徭役义务的人民，输钱代替，这叫作“免役钱”；官户(即仕宦之家)、寺观、女户等等，本来没有徭役义务的也令出“助役钱”，其数比免役钱减半。免役和助役钱的征收率，按各地方政府雇役的需要和资产的等级(分五等)而定；于免役和助役钱的本项外，加征二分，叫作免役或助役宽剩钱，此款原定以备凶荒之用，后来解归国库。募役法对平民是有史以来一大解放，惟官户不免因之蒙受一点小小的损失，其遭受士大夫的反对是势有必至的。

募役法为安石经济政策中最先急的项目。安石曾对神宗说(熙宁四年〈1071〉二月)：“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

(丁)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三月颁布)。此即汉武帝时的平准法的扩大。平准法只行于京师，市易法则推行于京师以外。隶属于京师市易务的分支市易务，设置于下列各处：杭州、黔川(今四川彭水县)、成都、广州、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西北)。反对党反对此法的理由是：“与商贾争利。”

(二)军事

(甲)保甲法。此法实即旧有乡兵制的改良和扩大，其施行有四个重要的步骤。第一步(熙宁三年十二月)：编民户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保有保长，大保有大保长，都保有都保正和副都保正，各选本组织内材勇为众所服的主户(地主或自耕农)人丁充当；家有两丁以上的，选一人为保丁，两丁以外的余丁亦选其壮勇的充保丁。每大保每夜轮派五人警盗，同保有犯强盗、杀人、放火等等重罪而知情不举的坐罪，保内有容留强盗三人以上过三日以上的，其邻舍虽不知情亦坐罪。此法先行于畿内，以次推及全国。第二步(熙宁四年)：奖励畿内保丁习武，每年于农隙分地举行会试，试骑步射法，上等的授官职，以次至四等予赏有差。第三步(熙宁五年)：许畿内主户保丁“上番”(即赴各县巡检司服巡警之役)，十日一换；月给口粮和薪菜钱。第四步(元丰二年〈1079〉至四年〈1081〉)：予保甲长及保丁以严格的武艺教练，先以禁军的教头教大保长，三年艺成，乃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此法先行于畿内，次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到了熙宁四年，这三路共有受训完毕的保丁约七十万人。第四步的开始施行已在王安石去位后三年。

与保甲法约略同时实行的是募兵的裁减，但所裁减的，厢兵居多(其数不详)，禁兵较少。计禁军总数在英宗末年为六十六万余，在熙宁间为五十六万余，在元丰间为六十一万余。

在安石的军事计划中，保甲法原是恢复府兵制以代替募兵制的准备。在施行保甲法第一步之前，安石已与神宗讲论府兵之制，打算以渐复行之。关于此事，安石在所撰《熙宁奏对日录》中曾有记载，此书已佚(此书百二十卷为我国历史文件中稀有之宝，佚去太可惜，幸大部分已为李焘采入《续通鉴长编》中，但经删修，本来面目已失，惟宋人陈瓘《四明尊尧集》引五十余则，可于以见其内容一斑)，兹据朱熹所引，摘录如下：

余……为上言募兵之害，终不可经久。佥以为如此。

余曰：“今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又五代祸乱之虞，终不能去，以此等皆本无赖奸猾之人故也。”

上因问府兵之制曰：“何处言府兵最备?”

余曰：“李邺侯传言之详备。”

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否?”

余曰：“今上番供役，则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手背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以良民为之，当以礼义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为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之。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材，则他时可令分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可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计也。”

上良以为然。

随后安石即奏上记载唐府兵法最详的《邺侯家传》。此奏原稿曾为朱熹所藏。朱熹说：“(予)独爱其纸尾三行，语气凌厉，笔势低昂，尚有以见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又说：“抑公此纸，词气激烈，笔势低昂，高视一时，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载，乃更为卑顺容悦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厉已甚，而抑损之，其虑深矣。然论其实似不若此纸之云，发于邂逅感触之初，尤足以见其胸怀本趣之为快也。夫以荆公之得神祖，可谓千载之一时矣，顾乃低徊若此，而犹未免有郁郁之怀。君臣之际，功名之会，呜呼难哉!”

神宗到底认府兵制为不可复行，故安石罢政后，不再谈及，其旨似以保甲为防守的辅助力，而战斗的主力仍任募兵。

(乙)保马法(熙宁五年，元丰七年〈1084〉)。此与汉武帝时之“马复令”(许人民养官马以减免徭役)相近。其法：于畿内及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许人民领官马自养，或领官钱买马自养，每户不过两匹；养官马之家，公家给以钱帛，并免除其捐税的一部分(后来畿内不给钱帛)，同时养户自然得使用所养官马。属三等以上的养户十家为一保，属四等以下的养户十家为一社；一保之内，马有死者，十家共偿其值；一社之内，马有死者，十家共偿其值之半。后来又令京东、京西两路保甲户一律养马，而免除其教阅及此外若干保甲的职责。

(丙)更戍法的废除(熙宁七年〈1074〉至元丰四年)。更戍法本以防止兵为将有，但结果“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临事应变，精神散漫，指挥不灵”。禁军之不振，这是其原因之一。神宗和安石有鉴于此，逐渐于各路的军略要地取消更戍法，而设置固定的驻防禁军，由固定的主将，就地训练。这种驻防军的设置，当时称为“置将”。“将”是当时军队新编制中的一种单位，一将约有三千人上下，仿佛现在的一师。

(三)教育

(甲)变科举。熙宁四年，罢进士以外的“诸科”(诸科是专考记诵的)，令除曾应考“诸科”不第的人外，不得参加此种考试；增加进士的名额；进士试废诗赋，专用经义策论；所试群经，但取《易》《诗》《书》《周礼》《礼记》及《论语》《孟子》，而废弃旧有的《春秋》和《仪礼》(同时太学教授及经筵进讲亦废之)。

(乙)变学制与兴学校。(1)宋初的太学只是品官子弟考“取解”(取解即取得应进士试的资格，平民在本州取解)的机关，有学校之名而无肄学之实。至仁宗皇祐末，在湖州大儒胡瑗的管领下，太学才成为一真正讲学的机关，但其时学生不过二百人，胡瑗去后，又渐复原状。神宗即位，增太学生额为三百人，后又增为九百人。熙宁四年分太学为三舍，外舍生无定员，新生充之(太学生仍限品官子弟)；外舍生经考选入内舍，内舍生额三百人。内舍生经考选入上舍，上舍生额百人；上舍生考取优等的荐于中书，授以官职。元丰二年，增太学生额外舍二千，内舍三百，上舍一百。规定除月考外，每年各舍总考一次，决定外、内舍生的升舍，上舍生的等第。上舍生考上等的等于进士及第，即授官职；中等的免进士的礼部试；下等的免取解。(2)仁宗庆历四年(1044)，当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时，曾“令州各县皆立学(校)，本路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但当时诸州奉行的不多，其后又限旧时节度使所领州方得立学。熙宁四年，复令各路、州、府立学，每郡给田十顷以赡养学生。其后又派定诸路的州府学教授凡五十三员。(3)仁宗庆历间，胡瑗曾建议兴武学(即中央军官学校)，朝议格而不行。熙宁五年始行其议。

(丙)《三经新义》的纂修和颁行。所谓三经是《周官》《书经》《诗经》，《新义》始修于熙宁六年(1073)，颁行于八年(1075)，主纂的人物为王安石、其子王雱和安石最得力的助手吕惠卿。《三经新义》乃安石对付敌党的思想的武器，也是他所谓“一道德、同风俗”的工具。自从新法开始颁行以来，所有元老重臣和清流名士一致反对，在朝的谤议汹起，在外任的百方阻挠，使新党辩护穷于辩护，神宗谪黜穷于谪黜。反对党的最后论据，可用三朝元老文彦博的话代表。熙宁四年三月，他论新法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问：“更张法制，士大夫诚多不悦，但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神宗和安石的坚毅到底战胜了一般士大夫的口舌，而贯彻了新法的推行。但为巩固国是的心理基础，他们不得不在经典中替新法找寻或制造理论的根据。《三经新义》便是这种工作的结果。群经中最可为新法掩护的莫如《周官》，故安石也特别推重《周官》。《新义》三种中唯独《周官》一种是安石亲自属笔的，也唯独此种流传至今。《新义》自从颁行以后，在五十余年间，除了短期的被掩蚀外，支配了整个的思想界：太学和州县学校用为主要的课本，科举考试用为绝对的准绳。《新义》以外，三经的一切其他注疏，都无人过问了。

后来宋朝贬斥王安石最力的学者，也公认《新义》富于新颖而确当的解释，不容废弃。我们现在读《周官新义》，很容易注意到的却是安石解经的特殊作风，一种奇怪的拆字法。例如他解“遂”字道：“豕八而辵则遂。”又例如他解“夫”字道：“夫之宇与天皆从一从大，夫者妻之天故也。天大而无上，故一在大上；夫虽一而大，然不如天之无上，故一不得在大上。”又例如他解“卿”字道：“卿之字从，奏也；从卩，卩止也；左从，右从卩，知进止之意(卩古节奏字)；从皀，黍稷之气也，黍稷地产，有养人之道，其皀能上达。卿虽有养人之道而上达，然地类也，故其字如此。”在字形的渊源上都是毫无根据的。但安石确信这种拆字法不独可以得到造字的本意，并且可以得到一切关于人事和天道的重要真理。后来他应用这方法，著了一部二十四卷的字典，名曰《字说》。此书也曾经神宗颁行，其后来的作用和影响与《三经新义》等。此书可惜现在已佚，但从后人所引，还可以看见它的片断。撰此书时安石已罢政，但在书中还念念不忘统一思想；书中解“同”字道：“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冂一口，则是非同矣。”

以上分类略述神宗的新政见。此外还有一要项为这三类所不能包括的，即元丰三年(1080)新官制的颁行。这新官制的内容这里不能细述，大要是恢复唐代台省寺监的实权，而裁减宋朝在这组织外所加的上层机构。新制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以尚书左右丞代替参知政事，枢密院仍保存。

六

神宗在熙宁七年以前对边境的经营，从是年三月间韩琦所上的一封奏疏可见大略。在这奏疏里，他列举神宗所为足以引起契丹疑心的凡七事：“高丽臣属北方，久绝朝贡，乃因商舶诱之使来，契丹知之，必谓将以图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闻之，必谓行将及我，二也；遍植榆柳于西山，冀其成长，以制蕃骑，三也；创团保，四也；河北诸州筑城凿池，五也；又置都作院，颁弓刀新式，大作战车，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七也。”

第二项所谓熙河，略当今甘肃洮河流域之地。此地东北邻接西夏，为羌族所分布，久属吐蕃。德安(江西)人王韶建议招降诸蕃部，抚有其地，以为图谋西夏的初步。先是，王安石子王雱十三岁时，闻陕西边卒说洮河事，以为此可以规取，若西夏得之，则国家之患无穷。至是安石力赞王韶之说。神宗便派王韶主持开熙河事。王韶于熙宁四年到边，三年之间，剿抚兼施，并击败吐蕃军，遂定其地。有一次捷书到，神宗解所佩玉带赐安石，以赏其功。其后韶入朝，以宦者李宪继之，史(《宋史·韶传》)称韶“用兵有机略。临出师，召诸将授以指，不复更问，每战必捷。当夜卧帐中，前部遇敌，矢石已及，呼声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韶因熙河功，擢枢密副使，后以与安石不协去职。

熙河抚定的次年，契丹忽然蠢动，侵入边境，并遣使来求割所据之地。上文所引韩琦的奏疏就是为此事而发的。宋与契丹往复谈判，经二年之久，至八年秋，神宗终用王安石“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说，割河东边地东西七百里以与契丹。

次年有交趾之役。交趾本先南汉节度州，南汉亡，名受宋册封，实自主。太宗时曾乘其内乱，遣军进取，无功而还。至是分三路入寇，陷邕、钦、廉等州，屠邕民五万八千。神宗命老将郭逵往讨，逵派别将收复失地，自领主力，攻其后路，进至富良江，交人以精兵乘船迎战，宋军砍树作炮机，发炮石如雨，尽坏敌船，又设伏邀击，杀敌数千并其王太子，交王恐惧乞降。而宋军八万冒暑行瘴地，也死亡过半。

神宗开边的第一个目标，原是西夏。自从庆历四年宋与西夏和议成后，西北的边境平静了二十余年。到英宗末年，西夏又开始寻衅。自此年至熙宁四年间(1066—1071)，西夏三次入寇，宋二次反击，互有胜负。但其中熙宁四年西夏最后一次的攻侵是大获胜利的。元丰四年夏，西夏内变，国主为母后所囚。神宗认为这是进攻西夏的最好时机。经三个多月的布置，然后发动。这一役的意义，从他八月底给熙河路军帅李宪和鄜延路军帅种谔的诏书可以看出。前一封诏书里说：“今来举动，不同凡敌，图人百年一国，甚非细事。苟非上下毕力，将士协心，曷以共济?须不惜爵赏，鼓励三军之气。……朝廷唯务灭贼，其他固无爱惜。”后一封诏书里说：“朝廷昨于诸路大发师徒，本候齐集与逐路遣兵并力，择时鼓行，覆贼巢穴。”总之，神宗要一举荡平西夏，要把他十数年来富国强兵的成绩，作一次壮烈的表现。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却不赞成此举，他以为“举兵易，解祸难”。神宗说：“西夏有隙可乘，我不取，便为辽人所有，时机不可失。”其后孙固又对神宗说：“现在五路进兵，却无总帅，即使成功，也怕有内乱。”神宗说：“总帅确是难得合式的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道：“既然没有合式的人，何不罢手?”九月底，河东路军帅王中正(宦者)领兵六万自麟州出发；鄜延路种谔领兵九万三千自绥德城出发；环庆路高遵裕领兵八万七千自庆州出发；泾原路刘昌祚领兵三万自泾州出发。先是，李宪已收复古兰州城，至是领本路及秦凤路军七军(数未详)，并吐蕃兵三万自兰州出发，约定五路会师于兴、灵(兴州今宁夏省会，西夏首都；灵州今灵武县)。刘昌祚军首先到达灵州城下，高遵裕军继之，两军沿路皆有大捷。昌祚本受遵裕节制，而遵裕疾恶之，屡加凌侮。两军不协，围灵州城十八日不下，而饷道已断绝。夏人决水灌其营，乘其避水而追击之，宋军溃乱，死已无算，遂退。种谔沿无定河而进，连破银(今陕西米脂一带)、石(今地未详)、夏州(今陕西横山一带)，自夏州继进，粮饷断绝，又遇大雪，士卒死亡十之二三，溃散南奔的亦十之四五，遂退。王中正屠宥州城(今陕西靖边东)，继进，粮尽，士卒死二万人，遂退。李宪东进至泾原边境，稍有斩获，时诸路已退，亦于十一月中奉诏撤归熙河。是役，西夏的战略是坚壁清野，纵敌人深入，而聚精兵保兴、灵，以轻骑抄截敌人的饷道。是役，宋军虽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却恢复了沦陷百余年的银、夏、宥等州。这新占领区的设防是一大问题。次年秋，经边将对这问题反复讨论后，神宗决定建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这城才建筑成，西夏便派三十万大军来攻夺。这城依山，下临无定河。城中无泉无井，给水全靠城外。既被包围，临渴掘井，得到的水只够将领之用。兵士绞马粪汁充饮，渴死大半。而援兵和馈饷皆为敌人所阻截，城遂陷。将校死数百人，兵士和伕役死二十余万人，辎重的损失，不可计算。神宗得讯，悲愤不食，临朝痛哭。他想到吕公著和孙固的话，有点后悔了。

七

我们若更把神宗和汉武帝作一对比，则永乐之役相当于征和三年(前90)贰师之役。后者是武帝一生事业的收场，前者是神宗一生事业的收场。贰师之役后三年而武帝死，永乐之役后也恰恰三年而神宗死。神宗死后一年余，王安石亦死。

安石自熙宁三年(1070)杪进位宰相后，诋诬怨谤，矢集一身，□(编按：原稿缺字)背亲交，尽成政敌。似乎为减少新法的阻力计，并为劳极少休计，他于七年四月，请求解职，奏六上乃得请，归居金陵。临去，他荐吕惠卿等自代(惠卿旋擢参知政事)，并答应他日可以重来。次年二月，神宗召他复位，他即兼程而至，但复位不到两年，便又坚请退休，从此不复问政。他最后告退的原因，是宋史的一个谜。据反对党的记载，那是因为他和吕惠卿起了内讧，惠卿把他的私信中有一封说过“毋使上知”的，缴呈神宗，神宗从此对他失了信任，他不得不去。安石复位后不久，便与惠卿失和，那是事实，但发私书一事，并无确据。安石与惠卿交恶的原因也是宋史的一个谜。这一段历史安石在《熙宁奏对日录》的后四十卷中原有详细的记载，但这四十卷给他的女婿蔡卞抽毁掉，不传于世。据吕惠卿家传(李焘引)，二人的冲突是由于安石恶惠卿擅政，改了他所定的《三经新义》，并听信了左右的谗间。这当然只是一面之辞。至于安石引退的原因，我们在加以推测时，不可忘却此事前三个月他所受的一生最大的打击：他的独子王雱的英年(卅三)摧折。这时他已五十六岁了。他退休后隐居金陵十年而死。

自古英雄亦苦辛!行藏端欲付何人?

当时黯黮犹承误，末学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不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从安石这首诗看来，他身后的遭遇，自己是预料到的。

安石死迟神宗一年余是他的大不幸。神宗死后，长子(即哲宗)继位，年才十岁，太皇太后(英宗后高氏)垂帘听政。她一向是司马光的同志，认祖宗家法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她一听政，便开始废除新法，旋起用司马光。一个被宫墙圈禁了五十年的老妇人(她是自幼养在宫中的)和一个被成见圈禁了二十年的老绅士，同心合力，挥着政治的锄头，期年之间，便把神宗和安石辛苦营构的成绩芟除得根株尽绝。

(原载《思想与时代》第5、6期，1941年12月、1942年1月)

第三章 宋代的文学与思想

荫麟先生于三十年冬撰此文，后以鼻出血而中辍。仅成《北宋四子生活》一节，思想部分尚付缺如。再者，先生于《中国史纲》宋史部分，拟作五章：(一)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二)北宋的外患与变法；(三)宋代的文学与思想；(四)女真的兴起与宋金的和战；(五)蒙古的兴起与金宋的覆灭。一二两章已载本刊四、五两期。本文当为第三章之初稿耳。编者识

予近撰《宋代思想的主潮和代表的思想家》一文，分三大段：(一)北宋四子；(二)王荆公及其“新学”；(三)朱陆与南宋道学。将于本刊陆续布之，此其第一段也。作者识

(一)北宋四子之生活与思想

像千邱万壑间忽有崛起的高峰，像蓬蒿萧艾间忽有惊眼的异卉，在思想史里每每经长久的沉闷、因袭和琐碎后，继以一生气蓬勃、光彩焕发的短短时期，在其间陶铸出种种新学说，支配此后几百年以至过千年的思想界。宋代自仁宗庆历(1041)以后的四五十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是周濂溪(敦颐)、张横渠(载)、王荆公(安石)、程明道(颢)和程伊川(颐)的时代。(诸人以年辈为次，周、张、王皆长二程十岁以上。)此以前，宋人的思想大体上继续唐末五代的沉闷、因袭和琐碎；此以后，至宋朝之终，以王荆公为偶像的“新学”，和以周张二程为典型的“道学”，相继支配着思想界。故庆历以后的四五十年，一方面是宋代思想的源头，一方面也是宋代思想史的骨干。我们述这个时期的思想应当以周张和二程兄弟——可称北宋四子——为一集团，而以王荆公为一支别出的异军。

北宋四子不独在思想上有许多同调之处，在生活上亦有密切的连系。二程兄弟少时曾从学于濂溪，而横渠乃是二程的表叔，与二程为学友。我们叙述四子和以后的道学家的思想，不能离开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的中心问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什么是圣人?怎样做到圣人?我们要从他们的生活中体会他们的理想人格的气象。

濂溪(1018—1073)的事迹见于记录的，像他的著作一般简短得可憾。他是湖南道州(营道县)人，年少丧父，以母舅的荫泽出身，历官州县，官至广东转运判官，兼提点广东路刑狱。当他二十来岁，任分宁县主簿时，有一久悬不决的疑狱，他经一次审讯，便立即分辨。任南安司理参军时，因平反一冤狱，和上官力争，上官不听，他放下手版，缴还官状，脱身便走。他道：“这样的官还做得的吗?杀人媚人，我办不到。”上官卒被他感悟。任南昌知县时，曾得大病，一昼夜不省人事，友人为他预备后事，检视他的所有，只一破烂的箱子，里面钱不满一百。同时大诗人黄山谷形容他的性格道：“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他爱自然，他对生命的世界好像有一种冥契。他窗前的草从不准剪除，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与自家意思一般。”他教学生，每令“寻孔颜乐处”，体认他们“所乐何事”。有一位老者初时跟伊川问学，总不领悟，便扶杖去访濂溪。濂溪说：“我老了，说得不可不详细。”便留他对床夜话。过了三天，他忽觉恍有所得，自言如顿见天的广大。他再去洛阳看伊川，伊川惊讶他迥异寻常，问道：“你莫不是从濂溪那里来吗?”

横渠(1020—1077)也像濂溪一般，少年丧父，孑然自立。他学无所不窥，特别好讲究军事。年十八，当西夏用兵时，上书谒范仲淹。仲淹一见，认为大器，却戒责他道：“儒者自有名教的乐地，何用谈兵。”并劝他读《中庸》，他读了觉得不满足，转而向佛典里探讨，用功多年，深通其说，却又觉得不满足，终于回到儒家的经典。年三十八，登进士第，始出仕。尝知云岩县，以教导人民、改善风俗为务，每月分别召宴县中长老，亲自劝酒，让人民知道养老敬长的道理，同时向他们访问民间疾苦，并告诉他们怎样训诫子弟。通常县官的布告，人民大多数不闻不知，只成一纸具文。横渠常把各处的乡长召来，把告示的意思对他们谆谆解说，命他们回去街坊里传达。每逢在公庭上，或道路上遇到人民，便考察他们是否听到他所要传达的布告，若没有听到便责罚受命传达的人。因此他每有所告诫，全县人民无不知悉。尝任渭州军事判官，于本州的民食和军政都有很精明的规划。神宗初年，因大臣的推荐，入仕朝廷，官至崇文院校书兼同知太常礼院。神宗很赏识他，想加重用，但他不附新法，终于告退，归隐于陕西郿县的故乡，教学终老。

明道(1032—1085)和伊川(1033—1107)虽是大家所认为志同道合的两兄弟，但他们在思想上却有若干重大的差别，而他们的异致在事业上性格上，比在思想上更为显著。在事业上，明道是少年科第(与横渠同榜登进士第)的循吏；而伊川则一次落第，便不再应试，晚岁始以布衣征起(哲宗元祐元年〈1086〉，时年五十四)，为崇政殿说书。明道的仕历是三十年受尽讴歌赞叹的、不可胜述的睿断和仁政。这里只举几个例：他知晋城县时，有一个富人，丧父不久，忽有老人到门自认为是他的父亲，两人闹到县府。那老人说，他行医远出后，其妻生子，贫不育养，抱给张家。他现在归来，始知道此事。明道问他有什么凭据，他拿出一部陈旧的方书，后面空白上记着：某年月日，某人抱儿与“张三翁”。明道便问那姓张的：你今年几岁?答道：卅六。又问：你父亲死时几岁?答道：七十六。明道便对老人说：他方才所说的年岁，有邻舍可问的。他出世的时候，他父亲才四十岁，怎么便叫张三翁?那方书上写的是假无疑。老人给吓了一跳，无话可答，只得认罪。他在晋城任内，用保甲法部勒乡村，令同保的人民力役相助，患难相救。凡孤寡残废的人，责成他们的亲戚乡邻不使失所。旅行经过县境的人，遇着疾病，都有给养。每乡设立小学，时常亲去视察。教师有不良的，便给撤换，儿童句读有错，也给改正。令乡民结为会社，并给各会社立定奖善诫恶的规条。在任三年，县内从没有强盗或斗死的事件。临到他任满时，忽然半夜有人叩门，说出了命案。他说：本县那里会有这种事?若有，必定是某村某人干的。查问果然。他任镇宁军判官时，有一位声势煊赫的宦官，方督理治河。本军的兵卒八百人，被派去工作，天气严寒，他们受不了虐待，半夜逃归。同僚和长官都惧怕那宦官，主张不放入城。明道说：他们逃死而归，不纳必乱。亲自去给兵士开城门，却与他们约定，休息三日再去工作，兵士欢呼听命。以上是明道无数精彩的政绩中的片断。

伊川仕历最精彩的一幕，却是短短年余的、很不愉快的口舌生涯。当他从布衣一跃到“帝王师”时，他要求在皇帝面前坐着讲书，满朝哗然，他只得照例站着讲。那孩童皇帝偶然高兴，在槛外折一柳枝玩玩，他便板着面孔说：“方春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惹得皇帝、太后和满朝大臣都皱眉。司马光死了，适值明堂大礼，行完礼后，同僚齐去吊唁。伊川认为不对，坚执力争，引《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为理由。苏东坡道：《论语》却并未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呀!伊川却传语丧家，不得受他们吊。有名会开玩笑的苏东坡便给他取个绰号，叫作“鏖糟陂里的叔孙通”。再后那孩童皇帝生了病，不能坐朝，伊川忙去见宰相说：皇帝不能坐朝，太后就不该单独坐朝。这一来太后忍无可忍，谏官乘机参了一本，他便以管勾西京国子监名义，被送回老家去。从上面二程事业的比较，已不难推想他们性格的一斑。

关于明道的精神生活，他的一个学生有一段很好的描写。他说：“先生……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款曲自尽。闻人一善，咨嗟奖劳惟恐不笃；人有不及，开导诱掖惟恐不至。故虽桀傲不恭，见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风格高迈，不事标饰，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听其言教，则放心邪气，不复萌于胸中。”另一个学生有一次离别了明道之后，人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我在春风和气中坐了三个月而来。”明道在熙宁以前，和王荆公本相友好，后来虽因新法和荆公分道，但只平心静气，相与讨论，劝荆公不要太过拂逆人心，从没有意气之争。荆公亦感其诚意，对人说：“他虽不闻道，亦忠信人也。”后来他追论新旧之争，亦很公允，他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又说：“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放过又且何妨?”论广厚宽和，伊川远不似乃兄，这从记载所存几件对照的琐事可以看出。二程少时尝随父远行，宿一僧寺。明道入门右转，仆从都跟随着他；伊川入门左转，无一人跟随。伊川也自觉道：“这是我不及家兄处。”又一次，二程同入一佛寺，明道见僧一揖，伊川却不。门人怀疑，明道说：“论年齿他也比我多几岁，一揖何妨?”明道讲书，偶带谐谑，引得大家哄堂，伊川则永远严肃得可怕。门人讨论，遇有不合，明道只说：“更有商量。”伊川直说：“不对。”明道也曾对乃弟说过：“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那是吾弟之功。至于接引后学，随人才的高下而成就之，则我不让吾弟。”横渠批评二程道：“昔尝谓伯淳(明道)优于正叔(伊川)，今见之果然。其(明道)救世之志甚诚切，亦于今日天下之事尽记得熟。”

(原载《思想与时代》第27期，1943年10月)

附一 宋儒太极说之转变

今言宋儒太极说，断自周濂溪始。至彼之太极说中何者为因袭之成分，何者为新创之成分，姑置不问。

濂溪之言太极，具于所著《太极图说》及《通书·动静章》。二书皆经朱子注释，现行诸本悉附朱注。余往读朱注本《图说》，展卷辄苦茫昧。近日思之，《图说》之所以难解者，囿于朱注也，何不效崔东壁读经之法，撇开朱注，直玩本文?如是为之，辄悟濂溪此处所讲者，只是粗糙之物理学，如希腊苏格拉底前爱奥尼亚派哲学之所讲者而已。其中并无理气之区分，亦绝无形而上学之意味。谓余不信，请读《图说》本文：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通书·动静章》云：“水阴根阳，火阳根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可与《图说》参看。)

吾人若将所受于朱子之成见，悉加屏除，则知此处所谓太极者，只是万物之最后的原素，二气五行之所从出，而亦其所由以构成者而已。就其最原始，最究竟，而不可更推溯言，故谓之太极。就其浑一而无形状，无畛域，无质碍言，故谓之无极。太极与阴阳、五行、四时万物，乃是连续之四阶段，而非对立之两种存在(Being)，如朱子之所谓理与气也。

濂溪在《通书》中又言及所谓“神”者，其言曰：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

或以《通书》中神之动静释《图说》中太极之动静，而认为神即太极。是说也，予不谓然。窃意濂溪所谓太极相当于World Stuff(世界原料)，而其所谓神则相当于World Spirit(世界精神)。后一义观于程明道对神之解释而益显。其言曰：

冬寒夏暑，阴阳也。所以运动变化者，神也。天地只是设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气外无神，神外无气。或者谓清者为神，则浊者非神乎？(以上并见《程氏遗书》十一)

“气外无神，神外无气”，何其与朱子“理外无气，气外无理”之言之相似也。然濂溪与程明道皆不谓神为理，或太极为理。

以太极为理者，在宋儒中殆始于李延平(见《延平答问》)而朱子述之。夫异于濂溪，以太极名理，无害也。惟以此义还释《图说》，则困难立生。盖理，就其本身之定义，不可以动静言。而若以理释《图说》中之太极，则势须言理有动静。濂溪不言太极为理，谓其动静可也。朱子言太极为理，谓其动静不可也。(或谓《通书》有一章以理性命标题，文云：“厥彰厥微，匪灵弗莹。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所谓一即太极，文中不言理，而标题言之，暗示太极为理也，不知朱子已言“周子此章其首四句言性，次八句言命”，甚是。则周子不见得暗示一之为理。以一为理者，朱子之解释耳。)此之困难，朱子门徒，亦尝指问。而朱于之答复虽或能塞其门徒之口，实不能餍吾人之心。所问所答，具载《朱子语类》，今请验之。

问：太极图曰无极。窃谓无者盖无气而有理。然理无形，故卓焉而常有。气有象，故阖开敛散而不一。图又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不知太极理也。有形则有动静，太极无形，恐不可以动静言。

(答)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且以目前论之，仁便是动，义便是静，又何关于气乎?

按朱子于此盖混“动静之理”与“理之动静”为一谈，而二者大相径庭也。有动静之理，而动静之理本身无所谓动静也。仁之理中有动之理而仁不动也，义仿此。谓有动静之理，故气有动静，可也；谓理有动静之态，故气有动静，不可也。门人所疑者理不能有动静之态，而朱子解以动静之理不能无，真所谓驴唇不对马嘴也。

朱子言太极之动静别有一义。《语类》载：

问：“太极者本然之妙，动静者所乘之机。”(按此语朱子常言之。)大极只是理，理不可以动静言。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理寓于气，不能无动静。所乘之机，乘如乘载之乘。其动静者，乃乘载在气上，不觉动了静，静了又动。先生曰然。

又，

先生云：“动静者所乘之机。”蔡季通谓此语最精。盖太极是理，形而上者。阴阳是气，形而下者。然理无形，气有迹。气既有动静，则所载之理安得谓之无动静？

夫理之载于气，岂如人之载于舟车，能随之而俱动?谓某人慧，某人动而慧不动也；谓某人贤，某人动而贤不动也。质性有然，而况于理乎?且太极(总一切理)与气即全宇宙。谓太极与气动，是谓全宇宙动也，而全宇宙不能动者。盖凡动必有所自有所之。全宇宙既包全空间，复何所自，何所之，复何能动?

凡上所言，非与朱子辨是非也。但以见朱子之太极观念，持释《图说》中若极实不可通，因以明二者之殊异耳。盖朱子于理气，自有所见，而强附《图说》以行，转为《图说》所拘，而陷于谬误，则甚矣经学之不可为也。

或问朱子与濂溪，时世甚近，且师说相承，以朱子述濂溪，何以能违牾若是?曰：濂溪之《图说》，盖在其所“罕言”之列。史称濂溪作太极图，独手授二程，他人莫得而闻(《度正年谱》)。然二程遗文及语录中，绝不见太极之说，则濂溪曾以太极之绪论传于二程与否，尚未可必。朱子玩索于百余年后，既先有所见，而其理论的与传遗的兴趣又远过于其历史的兴趣，其不得濂溪真意，无足怪也。

(原载《新动向》第1卷第2期，1938年1月)

附二 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

我读了上面贺君的文章(编按：指贺麟所作《与张荫麟先生辩太极说之转变》一文)，不禁发生了一个问题：朱子的第一太极说(即“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和他的第二种太极说(即“须以心为主而论”的太极)是否打成两橛，而不能贯通的?当他主张第二种太极说时，是否放弃了第一种太极说?贺君没有把这两说的关系说明，很容易使读者误会朱子曾经改变了他的太极说，或至少曾有两种不能贯通的太极说。我想这样或者不是贺君的本意。据我看来，这两说只是一说。何以言之?

朱子一方面认宇宙为一整个的有机体，支配这有机体的生成和一切活动总原理便是“太极”。所以说“盖天地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更无余事，此之谓‘易’。而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焉，是则所谓‘太极’者也”。(《文集》卷二《答杨子直》)这太极是“浑然全体”，“不可以文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文集》卷七《答陈器之》)从这方面看来，他的太极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很有点相像。但黑格尔以为这“绝对观念的实现”是“绝对的我”，这大“我”的本体，只是心，只是精神。而朱子的太极只是抽象的法则，永远寓于“气”之中。“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语类》卷一)气是什么?就是构成“金木水火土”的原料，是形而下的，是有体质可捉摸的。朱子有时说理具于心中，这并不与理寓于气之说冲突，因为朱子所谓“心”，并不是西洋哲学史上与“物”相对抗的“心”，只是气之清轻而为理所寓者而已。这与希腊Democritus以心为精细的原子之说很相像。心的作用只是理气结合的作用(其说详后)，心是气的一部分，心内是气，心外是气，说理具于心，只是说理具于气而已。这是朱子与黑格尔不同的第一点。黑格尔以为宇宙的全部历史是“绝对观念”的展现。这“绝对观念”具于宇宙历史全部，而不具于其一部分。朱子却不然，他一方面认太极为整个宇宙的原理，一方面又认太极为宇宙任何部分的原理。他一方面以为太极具整个的宇宙之中，一方面又以为太极具于宇宙之任何部分之中。所以说“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语类》卷一页一)这里说天地是包括全宇宙(宋明儒书中天地二字大都为此用)，万物是指宇宙各部分言。宇宙各部分的太极，或“理”，是相同的。故此说“大抵天地间只一理，随其到处分出许多名字来”(《语类》卷一页四五)，又说“人物之生天赋，以此理未尝不同”(同上页二八)。除部分以外无全体，除宇宙各部分的理以外，无宇宙的总原理。既然宇宙各部分的原理，即太极，是同一的，则宇宙各部分的太极便是全宇宙的太极。于是发生一个问题了；既然理是唯一的，而一切物都同赋有此理，何以万物却纷纭互异，并且有相差得很远的呢?朱子解答道，万物之相异，(一)由于万物所受的“气”，性质上有“清浊纯驳”之不同，而理受气的性质的影响。好比同一“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则尽见之，若在篰屋之下有所遮蔽，“有见有不见”。又好比同是清水，“倾放在白碗中是一般色，乃放在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二)由于所受的气，度量上有大小之不同，因而所赋的“理”有程度上之差异。“如一江水(理)你将勺去取，只得一勺，将碗去取，只得一碗，至于一桶一缸各自随器量不同。”同一的理因为在不同的“气”分中而表现不同，故此从万物之既然上看来，好像有无数理的。故此说：

“物物具一太极。”(《语类》卷一页二七)

“惟其理有许多，故物有许多。”(同上，卷三页二三)

“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问“理同而气异”。曰：“此一句是说方付与万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气有清浊纯驳，故气异。下句是就万物已得之后说，以其虽有清浊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气，故气相近。以其昏明开塞之甚远，故理绝不同。”(同上，卷一页二六)

要之，同者是理之原本，不同者是理之表现。朱子书中言理，或指理之原本，或指理之表现，读者宜分别观之。

既然“总天地万物之理”具于一物，而心只是一物，那么“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说，与“须以心为主而论”的太极说自然可以贯通了。我们且仔细考察朱子所谓“心”是什么?

“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发，情者心之所动，志者心之所之。”(《语类》卷一页四二)

“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同上页三)

以上言心之用。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有理而后有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人得之以有生。气之清者为气，浊者为质。知觉运动，阳为之也，形体阴为之也。气曰魂，体曰魄。高诱《淮南子》注曰‘魂者阳之神，魄者阴之神’。所谓神者，以其主乎形气也。”(同上页十四)

“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凡人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同上页三十一)

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耶?”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同上页四十)

以上言心之体。

合观上引各则，可知朱子所谓“心”，不过一种理与气(这气似当是较清的气，是“阳”)之结合，其作用为思虑营为，主宰乎身。只是理不成其为心，只是气也不成其为心。理不能离气而独存，气也不能离理而独立。人人的心所具的理，或太极，都相同。理之在人心者谓之性。这性就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言，当其未与外物感接，未发动时，寂然无形象可见。但其中含具万理，与外物感接时便表现出来。“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端虽有四……然仁实贯乎四者之中……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文集》卷七《答杨器之》)故人性的要素可以用一仁字包括。性虽尽人而同，但禀气的清浊，则因人而异。气禀可以影响于性。气愈清，则性愈明晰，而其实现之阻力愈少，故趋于善。气愈浊，则性愈晦，而其实现之阻力愈大，故趋于恶。我这里用两个“趋”字，读者要特别注意。如因人的善恶是由气禀断定的，还用得着什么修养?朱子因为要保存修养的重要，故此不能不避免唯物的命定论，而主张：

(一)虽因气禀之清浊而性有明暗，而暗者可使其明。“人之性论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语类》卷一页二六)

(二)心本来有被外物引诱而趋于恶的可能。“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别无闲处可安顿。”(《文集》卷二《答游诚之》)

涵养用敬的目的，只是屏绝外物的引诱，拨开气质的遮蔽，使性得充分的实现，使“天理流行”。使心与外界感接时，“发而皆中节”。这具仁义礼智四端的性，不独是人心的太极，并且是一切物的太极，是“总天地万物之理”。个人能复性，能使性得充分的实现(full realization)，便使个人的目的与宇宙的目的合一，便“上下与天地同流”。这便是朱子安身的地方，这便是朱子的宗教。

(原载《国闻周报》第7卷第50期，1930年12月22日，署名“素痴”)

附三 陆象山的生平

一

从来胆大胸膈宽，

虎豹亿万虬龙千，

从头收拾一口吞。

有时此辈未妥帖，

哮吼大嚼无毫全。

朝饮渤海水，

暮宿昆仑巅；

连山以为琴，

长河为之弦，

万古不传音，

吾当为君宣。

除非心灵极端麻木的人，读了这首诗，没有不生振奋之感的。这里恢奇壮丽的意象和奔放而转幽永的韵节，活状出一种雄迈哲智的人格的气象。这种人格，也许就是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最伟大的人格。

这首诗是南宋一个十七岁少年作的。他后来成了六七百年间我国思想界两大主潮之一的领导者。这是他少年时立志的宣言，也是他精神的自传。

这少年姓陆，名九渊，字子静。他生长于江南西路(即今江西省)金溪县里一个颇为富裕的大家庭。他兄弟六人中，除二兄经营药铺供给家用外，其余都是读书应试、讲学著书，知名于世的。兄弟自相师友，一门雍睦，为乡里羡慕。五兄九龄在诸兄中成就尤大，与九渊齐名，称“江西二陆”。九龄学识的超越世俗，从一件事可以窥见；他平时在家，有暇便领子弟到场圃习射，说这是男子应有之事。乡里中因此不敢鄙视武技，九渊在他的行状里载：

某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轶将及郡境。先是，建炎寇之至，先生族子谔尝起义应募，是后寇攘相次犯州境，谔皆被檄保聚捍御，往往能却敌，州里赖焉。至是谔已死，旧部伍愿先生主之，以请于郡。时先生适在信之铅山，闻警报，亟归抵家……与兄弟门人论所以宜从之义甚悉。会郡符已下，先生将许之。或者不悦，谓先生曰：“先生海内儒宗，蹈履规矩，讲授经术，一旦乃欲为武夫所为?……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为之乎?”先生曰：“男子生(悬)以弧矢，长不能射则辞以疾。文事武备，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讨，公卿即与将帅。比闾之长，则五两(两乃古代军队的一种编制)之长也。卫灵公家国无道，三纲将沦，既见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计，而猥至问阵，其颠荒甚矣，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夹谷之会，三都之堕，讨齐之请，夫子岂不知兵者?”……先生于是始报郡符，许之。已而调度有方，备御有实，寇虽不至，而郡县倚以为重。

九渊一生受九龄的影响不少。

九渊十七岁，正当宋高宗(南宋第一个君主)绍兴二十五年(1155)，亦即秦桧逝世之年，距金人之攻陷汴京，徽、钦二帝之被携北徙，才三十年，距秦桧所主持的，割河为界、称臣纳贡的和约，才十六年。人民所遭暴敌的屠戮，衣冠所遭暴敌的凌践，文物所遭暴敌的劫掠摧残，同时将吏的弃职逃责，降志辱身，士大夫的仓皇奔窜，苟且偷生——这一切还历历在父老的记忆中。前一年，九渊读史读到晋代五胡乱华的故事，联想起当前国家的耻辱，生活立刻起了一大变化。他把修长的指甲剪掉，把阔袖长裙的儒服换掉，日日挟弓跨马，学习骑射。他对于信念的认真，正如他对于容止举动的认真一样。他自五六岁以来受人夸奖的特点，是坐立雍容、衣冠端整、履有弊而无坏、读书纸角无卷折、足迹不到庖厨等等。

他少年读书治学，有两种异众的趋向，可以注意。第一是喜疑问，有主见。他四五岁便问“天地何所穷际”，思想到废食忘寝。当时读书人都对《论语》里所记孔子弟子的话和孔子的话一样尊重的，但他初读《论语》，便觉得“夫子(孔子)之言易简，有子(孔子的弟子)之言支离。”当时程伊川(名颐，北宋大儒)的教说风靡一世，他却觉得伊川的话和孔子、孟子的话不相像。听人读伊川的话便觉得好像伤了他。第二是重实践。他自述道：“吾家合族而食，每轮差子弟掌库二年。某适当其职，所学大进，这才是‘执事敬’。”注1他把日常生活事务的处理、“人情事势”的体会和圣经贤传的考究，看得有同等的重要。他耻作空言浮想，而自己不能实行。所以他认为国仇当复，国耻当雪，便亲习骑射。

当时一般士人的最大希望是仕宦显达，而科举试场上的成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所以对于一般士人，读书只是预备考试，但九渊对科举很冷淡，到了二十四岁的一年，因为先辈的勉促，才开始去应乡试。在应试前三个月，才始作科场的预备工夫。在这次和以后所有各次的考试中，他只直写胸中所见，从不肯揣摩风气，迎合试官的心理。但他初次应考就取中了。捷报到时，他正在四兄家里弹琴。他等弹完了一曲，才问来人，接着再弹一曲，然后回家。乡试取中后不久，九渊即遭父丧，不能入京会试。(宋制：乡举不具一种资格。如乡试取中后不能会试，或会试不售，须再赴乡试。)过了九年，始再捷乡试，次年始中进士。此后十五年中，他大部分时间是闲居讲学，但也有时从政。他历官县主簿、国子正(即当时唯一国立大学的教授)、敕令所删定官，及将作监(中央政府里管营造事务的机关)丞(即副长官)，终被人排挤免职。他在官时，始终不忘少年为国复仇之志，时常访求智勇之士，和他们讲究武事利病和形势要害。但在这十五年间，他没有得到施展怀抱的机会。自监丞免职后，便决志归隐故乡，讲学传道。这时他已四十八岁了。

二

在金溪县邻近的贵溪县，离有名的龙虎山(张天师所居)不远有一座山，俗名禅师山，九渊的描写如下：

山形宛然巨象。……山面东南，叠嶂骈罗，近者数十里，远者数百里，缥缈磊落，争奇竞秀，飞舞于檐间。朝暮雨旸、云烟出没之变，不可穷极。上憩层巅，东望灵山，龟峰特起如画。玉山之水盖四百里而出于龟峰之下，略贵溪以经蕴山之左。西望藐姑、石鼓、琵琶群峰，崷崪逼人，从天而下。溪之源于光泽(地名)者，萦行泓澄，间见山丽如青玉版。北视龙虎、仙岩、台山，仅如培塿。东西二溪，窈窕如带。二溪合处，百里而近，地势卑下夷旷，非甚清澈，目不能辨，常没于苍茫烟霭中矣。下沿清流，石涧曲折，分合万状，悬注数里，苍林荫翳，巨石错落。

这就是九渊晚年讲学之所。他不喜禅师山之名，改称为象山，并自号象山居士。学者因称他为象山先生。

九渊自举进士后已开始讲学。他是一个典型的教育家。他的学识、声望和人格的“磁力”，到处吸着一班青年跟绕着他。每凭一席话使他人心悦诚服，北面称弟子；每凭一席话决定他人一生的趋向。有一个强梁的少年名李云者，尝欲率五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见九渊，经他一番劝诲，便翻然而改，后来在家里立着九渊的牌位来供奉。他自京师解职归乡后，从游的人更众盛，乡间的长老也俯首听诲。每入县城，围着他听讲的常二三百人，房子容不下，便迁到寺观里。县官给他在学宫(即孔子庙堂)里设讲席，往听的贵贱老少，充塞街巷。

关于他在象山讲学的情形，他的弟子冯元质有一段很好的记载如下：

先生当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簥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兴起。初见者或欲质疑，或欲致辩，或以学自负，或有立崖岸自高者，闻诲之后，多自屈服，不敢复发。其有欲言而不能自达者，则代为之说，宛如其欲言，乃从而开发之。至有片言只语可取，必奖进之，故人皆感激奋砺。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词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诲，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每讲说痛快，则顾傅季鲁曰：“岂不快哉!”季鲁齿最少，坐必末。尝挂一座于侧间，令代说。时有少之者，先生曰：“季鲁英才也。”

九渊大率二月发山，九月末归家，中间亦往来。定居象山凡五年，据他的登记簿，来者不逾数千人。

三

光宗绍熙二年(1191)，九渊五十三岁。先两年，孝宗死，光宗继位，新执政闻九渊名，保荐他知荆门军(军是宋朝地方行政的一种区域，大抵包括两三县)。是年秋，九渊始离象山赴任。在任才一年零三个月，便得病而死。但从他在荆门这短短时间的政绩看来，他假使不早死，在政治上定有很伟大的建树。

他在荆门的治绩，举其大者，可分三项来说：

(一)教化。旧例太守见客受诉，分日限时，悬牌揭示。他一到就把这种架子废除，使僚属可随时入见，人民可随时入诉，使僚属、人民觉得他易于亲近。他号僚属如朋友，推心敬接，论事惟理是从，不用威压。他在家书里说：“每一同官禀事，众有所见，皆得展其所怀，辨争利害于前，太守唯默听，俟其是非既明，乃从赞叹，以养其徇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属却回者常有之。”他教民如子弟，虽贱役走卒，亦晓以理义。遇有涉及伦常的诉讼，判决之后，每令原告人把讼词毁掉，以厚风俗。每朔望及假日，必到郡学里给学生训诲。旧例正月十五日太守在郡衙里建醮设斋，为人民祈福，他把这迷俗革除，于是日会集吏民，讲《书经·洪范》一章，发明做人的道理，可代替醮事。他的立身既足以为人表率，他的政令又足以使人悦服，加以他勤恳教说，故期年之间，居然收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到后来，刑清狱减，贼盗绝迹，诉状每月不过两三纸。狱卒无以为生，纷纷请退，公家特别给他们薪水才止(平常狱卒是没有薪水的)。人民相保相爱，闾里熙熙。吏卒亦能相勉以善，视官事如自己家事，大家有“穷快活”之说。

(二)武备。荆门的地方，在江汉之间，北接襄阳，南接江陵，为自古战争之场，金人南侵必经之地，在当时本为“次边”。其地四面有山围着，历来恃以为险，没有城垣。九渊一到任，使创议筑城，以固边防，亲自劝督工役，二十日便筑完。初时估工的预算要费钱二十万贯，结果才费三万贯。是时湖北的地方军，形同虚设，兵士多逃亡，视官府如旅舍，不可禁止；其残留的，平素又无训练。九渊加重逃窜的刑罚，并且准给捕获的赏金；又时常会集较射，射中的受赏；每派兵士做工役，必加给工值。因此他们无饥寒之忧，得专心弓矢。从此兵士逃亡的绝少。后来朝廷的兵官来检阅，只有荆门的军队整饬振作，名副其实。较射时，不独兵士可以参加，人民也可以参加；人民射中的与兵士一样受赏。这是九渊鼓动“民众武装”的妙法。

(三)治狱。据他的门弟子杨简所记：“(先生)接宾受词无早暮，下情尽达无壅。故郡境之内，官吏之贪廉，民俗之习尚，忠良材武，与猾吏暴强，先生皆得之于无事之日。往时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诉者自执状以追，以地近远立限，皆如期，即日处决，轻罪多酌人情，晓令解释(和解)。……唯怙终不可诲化，乃始断治，详其文状，以防后日反复。久之民情尽孚，两造有不持状，唯对辩求决。亦有证(被告)者不召自至，问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约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状去，不复留案。尝夜与僚属坐，吏白有老者诉甚急，呼问之，体战，言不可解。俾吏状之，谓其子为群卒所杀。先生判‘翌日呈’(谓翌日交出其子也)。僚属难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盖无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诉遭窃脱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讯之，伏辜，尽得所窃物还诉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语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诉遭夺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惊，郡人以为神。”

此外税收积弊的改革，和重修郡学、贡院、客馆、置医院等建设都是他政绩上的项目，以其事比较繁琐，这里不必详叙。

以上只说九渊性格和事业的大概。至于他的思想，当另为文详事之。

［原载《中国青年》(重庆)第1卷第2号，1939年8月20日］

附四 陆学发微

《象山语录》中，有一段最足显示朱、陆之异趣，吾人若紧握之而穷究其义蕴，则陆学之要领得焉。《语录》(上，本集三十四)载：

先生曰：“……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处。”

伯敏云：“如何格物?”

先生曰：“研究物理。”

伯敏曰：“天下万物不胜其繁，如何尽研究得?”

末一问题，朱子在补《大学》文中恰曾作过解答曰：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象山对此问题之解答则曰：

万物皆备于我，只求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须是隆师亲友。

象山所谓“明理”，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尚待阐释。

第一，象山以为充塞宇宙之理，与具于吾心之理是一样的。故曰：“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故既曰：“塞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学，欲明此理焉”(本集十二，《与赵咏道》四)；却又曰：“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所贵乎学者，为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本集十一，《与李宰》二)尽心与明理，明心中之理与明宇宙之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具于吾心之理与充塞宇宙之理相同，此即其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之义，亦即其所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本集廿二《杂说》)之义。近有执末二语，以为象山持勃克莱(贝克莱)式的唯心论之证者。予按非也。象山明云：“其他体尽有形，惟心无形。然何故能摄制人如此之甚?”(本集三十五，包扬所记语录)岂有持勃克莱式的唯心论，而别有形之体与无形之心者哉。象山盖主心二元论者，与朱子异(朱子以为心是气之精者)，而认心能宰身，与笛卡尔略同。“宇宙便是吾心……”之语，固不可以断章取义解也。

第二，此理是一。换言之，一切理皆可总会为一，贯通于一。故曰：“天下之理无穷，若以吾平生所经历者言之，真所谓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词。然其会归，总在于此。”(《语录》上)又曰：“古人君子，知固贵于博，然知尽天下事只是此理，所以博览者但是贵精熟。知与不知，原无加损于此理(之明)。”(《语录》下)。又曰：“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无有二理，须要做到其至一处。”(《语录》下)象山所谓“做到其至一处”，与朱子所谓“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实是同一境界。贯通众理之理，象山类称为“此理”或“是理”。若以今西语称之，当作The Reason。

第三，读者至此，不免要问：“此理”，此贯通众物之理，为什么?此问题之答案，吾人在《象山集》中遍索不可得，颇怪当时门弟子竟无问及之者。窃疑在象山之思想系统中，此问题非可以言语回答者。窃疑在象山之思想系统中，“此理”之认识(即其所谓“明理”)不是普通的知识，而是一种超智力的神秘的观照。象山论学书札中有一段似说此义。文云：“此理塞宇宙，古先圣贤常在目前。盖他不曾用私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理岂容识知哉!‘吾有知乎哉?’(按此《论语》记孔子语)此理岂容有知哉！”明此理之观见，与寻常知识异也。吾友贺麟尝谓朱子“一旦豁然贯通”非寻常知识，而为一种神秘的观照，其言甚精。吾于象山之“明理”，之“做到其至一处”的境界亦云然。

第四，关于“明理”之效验，象山云：“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遍天下之故。”(《语录》下)其自道所得云：“我无事时只似一个全无知无能底一人。及事至方出来，却又似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语录》下)

第五，朱子认为做到“豁然贯通”的路径是即物穷理，用力之久；象山认为明理的路径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语录》(上)载：“或举《荀子·解蔽》‘远为蔽，近为蔽，轻为蔽，重为蔽’之类，说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无主人；有主人时，近亦不蔽，远亦不蔽，轻重皆然’。”理本具于心，使心常自主，则物不能蔽而理自明。要心常自主，须收拾精神，即把精神完聚在内。象山教人修养，常以此为言。所谓把精神完聚在内，以今心理学术语释之，当曰the achievement of　complete integrity and full intensity of consciousness。

以上五项，第一至三为理论，四至五为实践，陆学要旨具焉。

(原载《国立云南大学学报》第1类第1号，1939年4月；录自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

附五 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

(一)

现在许多青年飞蛾扑火地所为殉身的主义，就它的理想方面而论，差不多是和我国记载的历史同其久远的。自从战国以降，趋向均富的思想和活动，无代无之。我们虽然不能跟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乃是阶级争斗的历史——假如把阶级解作自觉的阶级，把争斗解作现代劳资对抗式的争斗一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战国以降的中国社会史，乃是均富的势力和反均富的势力的争斗史；虽然在这争斗里头，前者较之后者远为微弱。均富的势力每一次出台，便立即被挤到历史的幕后；但经过长期的隐晦，忽又现身。它是狂澜底下打不消的暗潮，它是巨熊掌下压不碎的不倒翁。

不过我国旧有的均富思想和舶来新式的均富思想有这几点不同。前者诉于享着不均之利的人，劝他们大发慈悲，去“行不忍人之政”；后者却诉于受着不均之害的人，要他们去创造自己的命运。前者把自身的实现付于不可知之数；后者却把自身的实现认为历史的必然。前者是绝无“危险”性的，王公大人也可以谈谈；后者却是王公大人所深恶痛疾的“洪水猛兽”。这些差异就是马克思所谓“乌托邦式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差别。

我国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登峰造极的人物，不是墨翟，不是孟轲，不是《礼运》的作者，不是王莽，而是南宋初年的林勋。可惜这个人和他的学说，竟被埋没了七八百年。在《宋元学案》和所有近来讲中国政治或经济思想史的著作里竟找不到他的名字。所以我忍不住要把他表彰一下，虽然现在所得关于他的史料还不多。

林勋的主要著作有《本政书》十三篇。此书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子部，农家类)，但以后重要的官私书目都没有著录，大约在明代已经亡佚了。幸而罗大经(宋末元初人)的《鹤林玉露》卷七里有记《本政书》的一长段，把它的大旨还保存着。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于建炎三年(1129)八月记林勋献《本政书》下，亦附有此书的提要；《宋史》卷四二二的《林勋传》大部分是抄录这段提要的。这段提要远不如《玉露》所述的详晰而且得要，但也有可以补充《玉露》的地方。现在讲林勋的生平和思想只有这三项材料。

(二)

在汉以后所有的“井田论”者当中，林勋的大贡献在提出一个达到“耕者有其田”和平均田地分配之比较切实的办法。他可以说是我国过去所有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者当中最不乌托邦式的。他反对由政府没收民田重行分配的办法(王莽曾行过而失败的办法)。他说：“贫富不等，未易均齐，夺有余而补不足，则民骇矣。”他提出的方案如下。

1.分现有农民为二等：“一夫占田五十亩以上者为‘良农’，不足五十亩者为‘次农’。”

2.“其无田而为闲民与非工商之在官而为游惰末作者，皆驱之使为‘隶农’。”

3.“良农一夫以五十亩为‘正田’，以其余为‘羡田’。正田毋敢废业，必躬耕之。”

4.“其有羡田之家则毋得买田，惟得卖田。至于次农则毋得卖田，而与隶农皆得买羡田，以足一夫(五十亩)之数，而升为良农。”

5.“凡次农、隶农之未能买田者，皆使之分耕良农之羡田，各如其夫之数(一夫五十亩)，而岁入其租于良农，如其俗之故。非自能买田及业主自收其田，皆毋得迁业。”

6.“若良农之不愿卖羡田者，宜悉俟其子孙之长而分之，官毋苛夺，以贾其怨，小须暇之，自合中制矣。”

他的“中制”完全实现了以后的社会，除了凡农民皆是自耕农，而且各各仅占田五十亩外，还有以下的情形：

7.十六夫为一个单位，他们连耕地和居住地共占九百亩，即一方里，叫做一“井”。万井(即一万方里，即“方百里”)，为一同；但“一同之地……三分去二为城郭、市并、官府、道路、山林、川泽与夫硗确不毛之地，定可耕与民居者三千四百井。”

8.“一顷之居，其地百亩，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亩，总十有六夫之宅为地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社学场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

9.“井复一夫之税，以其人为农正，劝督耕耨赋税之事，但收十五夫之税。”

10.每一夫五十亩每年纳税米一石、钱二百文(“总八顷之税为米十有六石，钱三贯二百文。”)。依林勋的计算，这是什一之税，因为“百亩之收平岁为五十石，上岁为米百石。”“总计三千四百井之税为米五万一千石，为钱一万二千贯，以此为一同之率。”(以上十事据《鹤林玉露》)

11.每井赋兵二人，马一匹，一同之率，为兵六千八百人(《宋史》本传作六千四百，似误)，马三千四百匹。于此率内，“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以给征役；无事则又分为四番，以直(值)官府，以给守卫；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应征兵马之粮饷，以同内之租税供之。

12.“匹妇之贡绢三尺、绵一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

13.以上之制度“行之十年，则民之口算、官之酒酤与夫茶盐香矾之榷皆可弛以予民”。(以上三事据《要录》及《宋史》本传。)

以上十三项都是关于土地问题的。但内中第二项“非工商之在官”者云云，似乎暗示林勋也有一种统制资本的办法，就是把工商变成政府的雇员，可惜其详不可得而知了。

林勋的均田主张并不是凌空结撰的梦想，乃是他针对时病而开的药方。南宋初年社会病态，他在《本政书》里也曾扼要地指出。他说：“国家兵农之政率因唐末之故……(而)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是以饥民窜卒，类为盗贼。”(《要录》及本传)以这样的国家，当金人之锋，不思改弦易辙，而说什么“长期抵抗”“收复失地”，岂非欺人之谈?

南宋初年我国土地和资本集中的情形现在还没有被详细考出，但林勋的均田思想的出现正表示着有产和无产两阶级的对立已成为很明显的事实。最足以证明这个推论之不谬的，林勋奏上《本政书》的次年二月，便有钟相、杨幺之徒，打着“均贫富”“等贵贱”的旗号起事于荆南。他们“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之人，谓国法为邪流，谓劫财为均平；病者不许服药，死者不许行丧；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这场革命，聚众至四十万，历时至二十年，蔓延的地方相当于现今两湖的大部分(参看朱希祖《杨幺事迹考证》)。参加这场革命的主要份子正是林勋所谓“失职”的农民。他们久蓄的怨毒终于发泄了。挥霍他们的血泪以自娱自快的人们终于偿付积欠的代价了。林勋的均田思想正是大乱前夕照例应有的“改良主义”。像一切大乱前夕的改良主义者，他使软心的史家佩服他识见的超越、同情的敏锐、态度的敦厚、计虑的周密，同时又惋惜他的苦口婆心的白费。

(三)

关于林勋的生平，记载甚略。根据《要录》和《宋史》，我们可知以下数事：

1.他是贺州(今广西贺县)人。(据《宋史》本传，《玉露》同。《要录》说他是临贺人，临贺盖即贺州治。)

2.他登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第。(据本传。《玉露》说他“绍兴〈1131—1160〉中登进士第”，盖误。)

3.他于高宗建炎三年(1129)八月以广州教授的资格进呈《本政书》(本传但言其登进士后曾“为广州教授”，《要录》载“广州教授林勋献《本政书》”云云)，旋即被任为“桂州节度掌书记”。

4.“其后勋又献《比校书》二篇。大略谓桂州地东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计之，为方百里之国四十，当垦田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顷，有田夫二百四万八千，出米二十四万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万人；今桂州垦田约万四十二顷，丁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五，税钱万五千余缗，苗米五万二百斛有奇，州县官不满百员，官兵五千一百人。盖土地荒芜，而游手末作之人众，是以地利多遗，财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

5.他又著有《治地旁通》一卷(参见《宋史·艺文志·农家类》)，今亦亡佚，内容不详。

他的生卒年无考。假定他登进士第时年约三十，那么，他约生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他献《本政书》时年约四十四。他献《比校书》不知道在那一年，《要录》系此事于献《本政书》之记载下，两事相去当不远，此后就没有他的消息。我们若说他生于十一世纪的末叶，卒于十二世纪的中叶，当无大差。

《本政书》在十二世纪的末叶还很流行，并且为当时智识界的领袖所称道。《鹤林玉露》说：“朱文公(熹)、张宣公(栻)皆喜其说，谓其有志复古。”《宋史》本传说：“朱熹甚爱其书。东阳陈亮曰：勋为此书，考古验今，思虑周密，可谓勤矣，世之为井地之学者孰有加于勋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成顺致利，则民不骇而可以善其后矣。”

《本政书》在南宋政治思想史上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再加探索的问题。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7期，1936年5月29日)

第四章 女真的兴起与宋金的和战

附一 跋折公墓志铭

宋府州《折可存墓志铭》以1939年出土于陕西府谷县，今存府谷县署。折可存名氏不见《宋史》，惟《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引续觱撰《李翼行状》，载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人围崞县，可存及其伯兄可与并预城守。城陷，可与被执，敌诱降，骂曰：“我八十年世守之家，宁肯负国，败坏家声?无知畜类，不若亟杀我。”敌击之，损一目，骂愈甚，遂遇害。而可存则得免云。据《志》，可存非纳降则就俘矣。《志》所谓“仲兄今节制承宣公”者，即折可求也。方可与等守崞县时，可求则以府州守臣统麟府兵二万往援太原，未至，与金人战于交城，师大溃，后崞县之陷才数日耳。此时守太原者，即《志》所称“帅太原，辟(可存为)河东第二将”之张孝纯也。孝纯死守太原久，力竭被执，亦骂贼不屈，然金人委曲柔之，竟降志为刘豫丞相。此为南宋初一大怪事，详于《会编》。可求后亦于建炎二年(1128)以麟、府、丰三州降金，事见《宋》《金》史本纪。据《志》，可存葬于庚戌，即建炎四年(1130)，后可求之降二年。《志》即作于此时，宜其不书宋年号也。所谓“今节制承宣公”乃可求入金后之官爵，承宣即承宣使，旧称观察留后。《宋史·职官志》云，“政和七年易观察留后为承宣使”，盖其后金人亦仿之。而《四库提要序》录《檆溪居士集》驳《宋志》云：“集中赐董先辞免新除承宣使恩命不允诏，有顷因留务之职，易以使名之语，知承宣使之名，乃始于绍兴，不始于政和。”予未得睹《檆溪集》，然据此《志》可决《宋志》不误，而《提要》误也。《志》载可存于平方腊、擒宋江二役，均曾立功。然二役之其他公私记载，无见可存名者，殆其功非赫赫欤?据方勺《青溪寇轨》，方腊之乱，“朝廷遣领枢密院童贯、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制置江淮二浙”。其河东蕃汉兵当即可存所率也。方腊之平与宋江之降，二事孰先孰后，又宋江曾否参预平方腊之役，旧有异辞。《宋史》本纪系宋江之降于方腊平后次年，而《北盟会编》(卷五二)引《童贯别传》云：“贯将刘延庆、宋江等讨方腊。”毕氏《续通鉴考异》云：“《别传》误，今不取。”而黄以周等所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自注(卷四二末)云：“案毕氏此言似亦失考。今据《长编》所载，三年四月戊子，童贯……分兵四围包帮源洞，而王涣……宋江次洞后。《十朝纲要》亦载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是宋江之讨方腊固有明证，而毕氏乃疑《童贯别传》为误，其说殆未当也。”今按《志》云：“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则《宋史》本纪之不误，而毕氏去取之当于以决矣。凡一时众所共见之大事，正史类有同时之实录为本，不易错乱，轻据野史以疑之，过也。且《童贯别传》当亦《长编》所据，而《十朝纲要》又本《长编》，以《纲要》《长编》证《别传》，犹无证矣。然不有此《志》之出，又何以确见其说之谬欤?《志铭》书撰人范圭，自称“蜀忠文公曾孙”，蜀忠文公即范镇也，《宋史》有传。

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

华阳 范圭 书撰

公讳可存，字嗣长，府州之折也。惟折氏远有世序，茅土相绍，垂三百年，代不乏贤豪。公为人刚直不挠，倜傥有大节，尝慨然起功名之念，耻骄矜而羞富贵，笃学喜士，敏于为政，名重缙绅间，果公家一代之奇才也。曾祖简州团练使赠崇信军节度使，讳惟忠；曾祖妣刘氏，彭城郡夫人。祖果州团练使赠太尉，讳继闵；祖妣刘氏，云安郡夫人；慕容氏，齐安郡夫人；郭氏，咸安郡夫人。考秦州观察使赠少师，讳克行，谥曰武恭；妣王氏，秦国夫人。公以武恭荫补入仕为右班殿直，俄迁左侍禁。官制行，改忠训郎充经略司准备差使。公之仲兄，今节制承宣公也，时为统制官，辟公主管机宜文字。夏人女崖来扰我边，西陲不宁者十有五年。女崖，酋之桀黠者，闻吾虚实，洞察无遗，边民苦之。朝廷立赏御逐，统制命公率所部捕之，众不满百，公设奇谋，以伏兵生获女崖，遂奠西土。功奏，迁秉义郎、阁门祗候，升第四副将。宣和初，王师伐夏，公有斩获绩，升阁门宣赞舍人。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藉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张孝纯帅太原，辟河东第二将。雁门索援，公受命不宿，曰：“固吾事也。”即驻兵崞县，城陷，被执应州。丙午岁，自应间道而南也，季秋四日，终于中山府北寨，享年三十一。庚戌十月四日，葬于府州西天平山武恭公域之东。公娶吉州刺史张世景之女，封安人。一子彦深，保义郎，早亡。女一人，许适蜀忠文公曾孙范圭。圭尝闻公之来中山，盖今太安人张氏乃公所生母，尚在并门，公欲趋并拜母，无何，数不少延，寿止于斯，哀哉!忠孝两不得尽，在公为深憾矣。于其葬也，圭受命于承宣公而为之铭。铭曰：

既冠而仕，仕已有声。

女崖巨猾，举不再征；

俘腊取江，势若建瓴。

雁门之役，为将沿兵。

受命不宿，怀忠允勤。

门道自南，凡母在并。

公乎云亡，天道杳冥。

谁为痛惜，昭昭斯铭。

［原名《宋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跋》，载《益世报·文史副刊》，1942年5月28日；《张荫麟全集》编者据张荫麟《宋史论丛》三联书店1956年版清样本(后因故未出版)刊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并改作今名］

附二 刘锜与顺昌之战

一、《刘锜与顺昌之战》自序

宋、金交兵之最初十五年间，宋以崩倒之战为常，而从未有一次屹决之胜。虏骑长驱远突，南至于南昌、长沙，东至于杭州、宁波，高宗仓皇浮海，仅免为徽、钦之续。时方百计通使，求拜表称臣而不获。暨秦桧秉钧，王伦使回，高宗始遂屈膝偷安之愿，然甫逾年而虏骑又南下矣。

自顺昌之战而形势一变。是役也，刘锜以壮弱杂□不盈二万之军，撄顺昌□薄之孤城，而败金兀术十余万之精锐，使之狼狈遁逃。声威所播，举国振奋。于是李宝捷于兴仁，姚仲捷于凤翔，牛皋捷于京西，孙显捷于陈蔡，曹成捷于大兴，王胜、成闵等先后捷于淮阳，杨从义捷于宝鸡，王贵、姚成捷颍昌，吴璘捷于陕州，韩世忠捷于泇口，杨沂中捷于柘皋，而岳飞捷于郾城。是时洪皓方奉使在燕，据其所见，金人震惧丧魄，悉迁燕之珍宝于北，意将捐燕以南而弃之。无如高宗，一意于和也。然高宗所以能终和，赖此战耳。朱晦庵曰：“虏人(经此)大败，方有怯中国之意，遂从和议，前此皆未肯真个要和。”其言谅矣。是则顺昌之战者，宋、金南北对峙之局所由奠也。论其在历史上之重要，视昆阳、赤壁、淝水诸役岂有逊哉!而其两方众寡之悬殊，又与昆阳、赤壁、淝水诸役为类。

吾人读史至昆阳、赤壁、淝水诸役，每恨无亲历其事者之赡详记录，又无异源之资料以供参校；今所传者，既甚简略，又不知几经文人点窜，其去真象之远近，竟无以测之。顺昌之役，幸独不尔。现存此役之重要史料有七，请略述如下。

(一)杨汝翼之《顺昌之战胜破贼录》(下文省称《杨录》)。杨氏事迹，于本录外无可考见。本录中云：“某(作者)随轩而来，偶遭虏寇。迨兹平宁，敢以前后所见叙为纪实。”意杨氏当是刘锜左右司笔札者。本录为日记体，如下文所考，乃撰于战后两三月内，时作者盖尚留顺昌也。以亲见亲闻，而记于记忆尚新鲜之际，在原始史料中，所希觏也。

(二)汪若海陈报顺昌战功之《劄子》(下文省称《汪氏劄子》)。汪氏在战前官顺昌府通判，城将被围时，奉知府陈规命请援于朝。此《劄子》之来源，据其中所述，乃汪氏“躬往战地，或访亲见临阵之人，或质被虏得脱之士。”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三七载“若海移书辅臣”云云，其下录书中语皆见于此《劄子》中。则此“劄子”乃其移辅臣之书也。

以上二种皆全采于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分载卷二百一及二百二。

(三)刘锜自述顺昌之战略，经辗转传述而记入于《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中者。《语类》皆朱子门弟子所记。其关于顺昌之战二则，乃刘锜亲言于张栋，张栋以告朱子，朱子以告其门弟子而记之者。二则乃二人各记同一谈话，而互有详略，且稍有参差，《语类》并收之。史法上所谓“传闻异辞”，此为最佳之实例。

(四)周南之《山房杂记》。周南略与朱子同时，官至秘书省正字。《杂记》见于其所撰《山房集》(涵芬楼秘笈本)卷八，中记刘锜事五则(其关于顺昌之战者一则)，皆不见于他书。

(五)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会编》除全采《杨录》及《汪氏劄子》外，尚有许多关于刘锜之记载，不尽注明来源者。

(六)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文省称《要录》)。心传号称良史，而《要录》记顺昌之战颇略，且时有颠倒凌乱，殆非其经意之笔也。《要录》因□编而修，此所记乃以《杨录》及《汪氏劄子》为主源，然其撰拟亦有出二文之外者，惜不注来历耳。所可异者，《要录》之考异小注中，屡引郭乔年之《顺昌破敌录》，而所引文皆见于今存之《杨录》中，仅偶有一两字之差异。岂《郭录》与《杨录》实即一书，而作者传闻歧出欤?抑《郭录》全采《杨录》，加以增广，而《要录》所引，适为其因袭之部分欤?以余观之，后一说为近实。《要录》小注所引尚有不著撰人之《顺昌破敌记》一则，原书今已佚，《要录》记顺昌之战虽稍略，然刘锜在此战以前及以后之事迹散见于《要录》中者则甚多，且大部分为《宋史·刘锜传》所不载，可采以补其缺也。

(七)《宋史·刘锜传》(下文省称《本传》)关于刘锜之史料，此最晚出。其记顺昌之战，一部分符于《杨录》，一部分符于李氏《要录》，而亦有出此二录之外者，显然别有一源，惜此别源之来历不可考耳。所记此战前后之刘锜事迹，校以《要录》，不独互有详略，且时有重大之差歧，须重加考订。

南宋人笔记，于南宋名将，如韩世忠、岳飞辈多记其遗闻轶事，独于刘锜则缺如。近人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搜讨宋人笔记殆遍，而于刘锜只有短短之三则，其二摘自徐氏《会编》，其一采自朱子之《名臣言行录》，皆无关重要者。

以上所列举关于刘锜及顺昌之战之史料(此外，次要之资料尚有《十三处战功录》《中兴御武录》及《南宋十将传》，予因避地边荒，无从得见，须俟他日增补)，过去史家尚未有汇聚而整理之，考校其异同，断取其可信，而综合为一比较能满人意之记述者。本书爰始为之。

下文分两部：

(一)《刘锜别传》。即抉择而融会一切有关史料之新记述。

①顺昌之战以前；②顺昌之战；③顺昌之战以后。此篇分三节，在第一及第三节中，遇有歧异之记载为本文所不采者，悉为考异，随文附注。此二节之史源，除《本传》《要录》及《会编》外，尚有朱子之《张复行状》。第三节之史源及其考异尽具于下一篇中，故不复以考异随文附注云。

(二)杨氏《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杨录》本身为一极有意义之历史文件，亦一极富趣味之读物。其中细节，《别传》格于文体，无法完全采入，抑其亲切之意味与时代之精神，一经转述便无法保存。要之此录自有独立永存之价值，而非任何转述所能替代。今以此录为正文，而悉采其他史料之详其所略者，或可以补其所阙者，或可以正讹误者，或与有出入而是非难遽决者，分别疏附其下，间加按语。庶学者览此，不惟于顺昌之战可得更亲切而深刻之印象，且于记载之源流与夫史家取裁之艰苦，亦可了然。窃以为凡关史中大事之有众多史源者，皆宜以此法处理之，兹篇其权舆也。

［原载《益世报·史学副刊(重庆版)》第6期，1940年6月13日］

二、顺昌战前之刘锜

刘锜，字信叔，秦州人(秦州在宋属陕西秦凤路)。父仲武，神宗熙宁中试射殿廷异等补官，累为边将。徽宗崇宁三年(1104)，河湟羌结西夏入寇，陇右都护知鄯州高永年发兵往御，时仲武知河州，永年用为统制。师出遇敌，仲武欲固垒，永年易敌，迎战，遂大败，被执。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岭南。命未下，仲武与夏人战伤足，朝廷闵而贷之，以为西宁都护。童贯招诱羌王子臧征仆哥，收碛石军，邀仲武计事。仲武曰：“王师入，羌必降；但河桥非仓卒可成，若禀命待报，虑失事机。”贯乃守便宜。仆哥果约降，而索一人为质，仲武即遣其子锡往。河桥即成，仲武帅师渡河，挈与归。童贯掩其功，亦不自言。久之，徽宗召劳之，称其策高永年之事，与降仆哥之功，悉官其子九人。仲武累官泸川军节度使，以老奉祠，再起知熙州。卒年七十三，谥威肃。(《宋史·刘锜传》《刘仲武传》及《西夏传》)(考异一：《宋史·刘仲武传》以为秦州人，《锜传》以为德顺军人，父子异籍，当有一误。今从秦州说。德顺军亦属陕西秦凤路。)

锜，仲武第九子也。美仪状，善射，声如洪钟。尝从仲武征讨，牙门水斛满，以箭射之，拔箭水漏，随以一箭窒之。人服其精。徽宗推恩授仲武诸子官，史不详锜得何职。宣和间，用高俅荐，特授阁门祗候。高宗即位，录仲武后，锜得召见。高宗奇之，特授阁门宣赞舍人，差知岷州，为陇右都护。与夏人战累胜，夏人儿啼，辄怖之曰：“刘都护来!”(《宋史》本传)

张浚宣抚陕蜀，一见奇其才。建炎三年(1129)九月，擢为泾原经略使，兼知渭州；同时任其兄锡为熙河经略使，兼知熙州。四年(1130)九月，张浚集诸军与金人战于富平，败绩。是役也，刘锡实为统帅，而锜以师会。战之日，敌三千骑径赴乡民小寨，乡民奔窜不止，践寨而入，诸军惊乱。遂薄泾原军，锜身先士卒御之。自辰至未，胜负未分。敌更薄环庆军，他路军无与援者。而环庆军帅赵哲擅离所部，将士望见尘起，惊遁，军遂大溃。张浚归罪赵哲而诛之。十月，哲部将慕容洧(考异二：《本传》作慕洧，误)叛，攻环州。浚命统制官李彦琪以泾原兵救环州。洧附于西夏，浚又遣锜追之。锜留统制官张中彦、干办公事承务郎赵彬守渭州。二人素轻锜，又闻浚已还秦州，恐金人至，乃相与谋逐锜而据泾原。锜至环州，方与洧相拒，金以轻兵破泾州，次潘原县。锜留彦琪捍洧，而亲率精锐还渭州，至瓦亭而敌已迫渭城。锜进不能追洧，退不能入渭，遂走德顺军。彦琪以孤军无援，亦惧，遁归古原州。张中彦、赵彬闻之，遂通款于金。［考异三：熊克《中兴小历》：“锜留统制官张中孚、李彦琪捍洧，亲率精锐还，而渭城已陷，退屯瓦亭。中孚与弟中彦送款降敌。彦琪以余兵遁归古原州。中孚等又引金人劫之。锜至花石峡，赵彬又劫其军与金帛降敌。”又《要略》引杨氏《圣政编年》：“浚遣李彦琪救环州。金自凤翔犯泾原。刘锜遁去，统制官张中孚、张中彦降。……刘锜至花石峡，赵彬劫其军与金帛降敌。”《要录》云，“以赵甡之《(中兴)遗史》考之，当洧及中彦继叛时，金人犹未大入也。”甡之以为张中彦、赵彬同谋逐锜，此为得之，今依《要录》。］其后李彦琪亦降。彦琪及中孚本在羁管中，锜起以为将而叛。十一月金人入德顺军，锜走归。锜坐环渭事，贬秩知绵州，兼绵威茂州石泉军沿边安抚使。(按此事不详年月，亦不知是出朝命，抑张浚承制为之。)绍兴三年(1133)，复官为宣抚使统制官。是年十一月，金人攻拔和尚原，乃以锜分守陕蜀之地。(以上据《传》及《要录》)

绍兴四年(1134)八月，高宗以亲笔召刘锜赴行在，命川陕宣抚使津发，因使者自蜀归以锜名上闻也。宣抚使王似等数言锜守边不可遣，乃稍缓其行。五年(1135)二月，川陕宣抚副使卢法原选精锐五千，令锜统押出蜀赴行在。诏将兵不须起发，令锜疾速赴行在。七月锜至岳州，时张浚宣抚荆湖，以锜暂摄岳州事，且上言朝廷若于锜未有差委，欲正差知岳州。诏趣赴行在。十二月锜至行在(临安)，诏为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带御器械，以其亲兵遥隶侍卫步军司。(考异四：《本传》云：“召还，除带御器械，寻为江东副总管。”有误。)六年(1136)二月，诏锜以带御器械兼权提举宿卫亲兵。十月，擢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要录》)

绍兴七年(1137)正月，高宗驻跸平江，诏锜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并殿前步军司公事(按宋代禁军分侍卫殿前两司，又各分马步司)。初，行营前护军都统制王彦镇金州，其使臣某亡去，至是在权主管马军公事解潜军中，彦遣将执之。两军之士，交斗于通衢。中外汹汹。会平江民居火，潜所部兵乘机劫掠，侍御史某论潜罪。先是，张浚屡荐锜文武两器，真大将才。(考异五：《要录》以为浚荐锜在解潜得罪后，今从《北盟会编》。)乃以锜代解潜职。解潜既罢，王彦亦不自安，因乞持余服，高宗许之。二月，诏以彦所部前护副军(即有名之“八字军”)并隶刘锜。彦闻之，喜甚，曰：“所付得人矣。”三月，高宗次建康，锜以所部扈从。四月，锜奏以前护副军及解潜所部马司兵，并已原有部队，通为前后左右及游奕凡六军，每军少壮正甲军千人，共为十二将。诏从之。前护副军原有万人，解潜所部原有二千六百人，锜自蜀带到军马亦有五千人，今六军十二将止共管少壮正甲军六千人者，则老弱数多故也。是年六月，锜奉命以所部戍庐州，兼淮南督府咨议军事。八月以锜兼淮南西路制置副使，置司庐州。九月，以锜知庐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抚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盖是时淮西之守全寄于刘锜一军矣。八年(1138)六月，锜移屯镇江府。九年(1139)二月，被召还朝，为龙神卫四都指挥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时朝廷以与金和议成，弛江防也。(《要录》及《本传》)

(原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4月)

三、《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

谨按：顺昌之战(宋顺昌府治即今安徽阜阳县治)乃宋南渡后第一次大挫金人之战。此役为朱子少时事。后来朱子谈及此役，尝曰：“虏人(经此)大败，方有怯中国之意，遂从和议，前此皆未肯真个要和。”(《语类》一三二)则其所系之重可知。且是役也，宋以远行疲敝、不盈二万之众，撄孤城，而败野人十万余整暇之师，亦军事史上一异迹，而有足资今日军人之兴感与借鉴者。此役最原始而详细之记录为《顺昌战胜破贼录》。据其内证，知作者身预此役而纪述于班师之前。陈振孙《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谓此录“不著名氏”。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采录之，则题作者为杨汝翼。汝翼事迹别无可考，梦莘去顺昌之战不远，所题宜有根据。然李心传《建炎系年要录》之记此役，自注所引，无杨汝翼之《顺昌战胜破贼录》，而有郭乔年之《顺昌破敌录》。观其所引《郭录》之文，除一两字之出入外，全同徐梦莘所采之《杨录》，深可异也。岂心传所引之《郭录》与梦莘所采之《杨录》，实即一书，而于其作者，二人所闻异辞欤?抑《郭录》本采及《杨录》，而心传所引适为其所采于《杨录》之部分欤?今无从稽决矣。兹取所见《杨录》以外一切与顺昌战役有关之史料，以校补《杨录》，以《杨录》为正文，凡可以为其参证、补阙正讹，及与其有出入者，皆分别疏附于其下，名曰《杨录疏证》，实即顺昌战役史之源汇集，亦即顺昌战役史之长编也。疏证所资之文献，例举如下：

(1)《朱子语类》卷一三二记顺昌战事。此刘锜亲言张栋，张栋以告朱子，朱子语其弟子而记之者。两弟子各记同一谈话而互有详略，且稍有参差，《语类》并收之。

(2)汪若海述顺昌战事《移辅臣书》(《疏证》省称《汪书》)。按汪氏在战前任顺昌府通判，城将被围时，汪氏奉知府陈规命请援于朝。此书所述，据其内证，乃汪氏“躬往战地，或访亲见临阵之人，或质被虏得脱之士”而得者。《三朝北盟会编》采录此书全文，题作《汪若海劄子》，今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三七，自汪改题如上。

(3)周南《山房杂记》。周南为朱子同时人，官至秘书省正字，《杂记》见于其本集(《山房集》，有涵芬楼秘笈本)卷八。

(4)《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疏证》省称《圣政》)。南宋人撰，不著撰人，有宛委别藏本。

(5)《三朝北盟会编》(《疏证》省称《会编》)。此书关于顺昌大战，除采录原料外，亦有纲目式之记载不注所出者。

(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疏证》省称《要录》)。

(7)《宋史·刘锜传》(《疏证》省称《本传》)。

绍兴十年，春，天子以骑帅太尉刘公副守东都，仍节制所领军马。

《要录》一三四：绍兴十年(1140)二月，“辛亥(初六日)，济州防御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刘锜(关于刘锜之生平，参看附录)为东京副留守，仍兼节制军马”。自注：“锜兼节制在此月壬戌(十七日)。”(《圣政》二六同)

继被朝旨，精锐兵马分戍陈、汴，随军老小屯泊顺昌。

《本传》：“所部八字军才三万七千人，皆携其孥，将驻于汴，家留顺昌。”

三月十八日，陛辞出城，益以殿司二千人。

《本传》及《要录》一三五皆作三千人。

拨隶戍役，束装裹粮，越五日而后启行。绝江泝淮，风涛险阻，自临安凡二千二百里抵颍上。以顺昌之属邑，陆路两驿而近，水路萦纡曲折，殆三百里。太尉舍舟，与属官将佐先抵城下，时五月十五日。

“颍上”以下疑有讹夺。大意谓由颍上至顺昌府城陆路近而水路远，锜等趋陆故先至，大军仍以水路为便，故后至。《本传》：“锜自临安溯江绝淮二千二百里至涡口。方食，暴风拔坐帐。锜曰：‘此贼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进。未至五月(日?)，抵顺昌三百里，金人果败盟来侵。锜与将佐舍舟陆行，先趋城中。”《要录》系锜至顺昌于本月丁亥，即十四日；《会编》系于五月二十六。

太守龙学陈规、倅(按即通判府事)汪若海，洎兵职官吏门首迎迓，馆太尉于罗汉院。守倅既相报谒，即往按视营寨，湫隘窄陋，悉不如法。两日之间，经营区处，尚未就绪。十七日早，太尉门首别提宫宋待制未及回，陈守约相见，出泰和县申状，报太子(按太子上当脱“四”字，四太子即兀术)人马于五月十二日寇东京。亟归谕诸将，戒饬士卒，无致张皇。

《要录》一三五：“庚寅(十七日)……知顺昌府陈规得报，敌骑入东京。时新东京副留守刘锜方送客，规以报示锜。锜曰：‘吾军有万八千人，而辎重居半，且远来力不可支。’乃见规，问曰：‘事急矣!城中有粮，则能与君共守。’规曰：‘有米数万斛。’锜曰：‘可矣。’规亦力留锜共守。锜又见刘豫时所蓄毒药犹在，足以待敌。”(《圣政》二六全同)

其时，选锋游奕两军并老少辎重舟船九百余只相去尚远，遣骑追促，至四更后方遂入城。十八日，辰巳间有探报，虏骑已入陈州。陈州距顺昌才三百里，阖城惶惑，罔知所措。而马军缘寨棚未定，遂以罗汉院驻左军，普惠寺驻右军，前军驻旧衙，后军驻毗卢院，中军驻台头寺，而太尉迁维摩院，乃欧阳文忠之故居也。皆在子城外，与府治及民家两不相干。是日，太尉遣主管机宜文字杜亨道、干办公事王羲宾谒陈守，以朝廷先降到赡军钱支发交子，欲敛兵入城，为捍御计。陈守愕然曰：“城中闻警报，人皆欲去。太尉独欲守，何也?”

《要录》一三五：“锜遣兵属与规议，敛兵入城为捍御计，人心稍定。”自注：“郭乔年《顺昌破敌录》云：‘太尉欲敛兵入城为捍御计。陈守愕然曰：‘城中人闻警报皆欲去，太尉独望守城耶?’疑规未必有此言，今不取。”

继而汪若海告别，云：“某已奉有檄，差往行在禀议。”太尉因托以章奏附行。寻闻挈家出南门矣。十九日，太尉与属官并统兵官聚议：“我军方自远来，未及息肩，已闻虏骑压境，诸公以为何如?”其间或欲守御，或欲就便舟顺流而下，独太尉激以忠义，喻以祸福。且曰：“某赴官留司，今京司既陷，未可之官，赖全军在此，幸有城池，粗可守御。顾此机会，大不容失。要当同心戮力死报国家。”诸公翕然同辞，无或异议，

《本传》：“召诸将计事。皆曰：‘金兵不可敌也，诸以精锐为殿，步骑遮老少，顺流还江南。’锜曰：‘吾本赴官留司，今东京虽失，幸全军至此，有城可守，奈何弃之?吾意已决。敢言去者斩!’惟部将许清号夜叉者奋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军士扶携老幼而来。今避而走，易耳，然欲弃父母妻子则不忍。欲与偕行则敌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与努力一战，死中求生也。’议与锜合。锜大喜，凿舟沉之，示无去意，寘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敌手也。’”按《杨录》与《本传》所记诸将之勇怯大殊，汝翼不免袒其同辈也。

于是与官属登城区处，以后军统制许清守御东门。中军统制(自注：阙姓名)守御西门。

据《要录》一三五及《圣政》二六，守西门者为贺辉。

右军统制焦文通、游奕统制钟彦分守南门，左军统制杜杞守北门。分遣将士，明远斥堠，仍召募土人作乡导间探。是日晚，亳州把门使臣白忠等二人来报，云有王彦先者，刘豫时曾知亳州，号王爪角，自东京同金贼已入亳州，亳州至顺昌二百四十里。继捉到王彦先所差探事人朱海、张山，斩之，枭首于市。又报金贼入陈州。陈州至顺昌三百里。二十日以后，报金贼犯蔡州，蔡州至顺昌二百七十里。续报犯项城，项城陈州属邑，至顺昌一百九十里。又报犯泰和，泰和顺昌属邑，至府城七十里。居民因贼势逼近，后闻太尉一意坚守，皆杂沓辐辏入城，城中百姓赖以安堵。

《要录》一三五：“城外有居民数千家，恐为贼巢，悉焚之。”

然太守及州官骨肉络绎出城，皆渡淮而东走。太尉日夕在城上，亲督兵将，备设战具。而城垒摧缺，旋加补贴，芟薙榛棘，如篦篱笆，仅存数十。悉取伪齐所作痴车。

痴车，《本传》同，《要录》一三五作蚩尤车。《圣政》二六作蚩车。

以轮辕埋没城上。又谕州索居民门户扇踏，随宜悬挂，仅能周匝。其时新鄜延总管刘光远，以路梗亦留顺昌。新永康知军柳倪，缘太尉亲，以从行，至是皆就差，检察一行军马，提举四壁守御。自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凡六日之间为备御计，食息不暇。而探报日急，而军中相与激劝，争先整治甲器。且曰：‘我辈自此出阵，未曾立功。今才至此，便遇大敌，须是出力报答国家，兼荷太尉存恤，到这里要取一场富贵。’上下响应，如出一心。

《本传》：“军士皆奋，男子备战守，妇人砺刀剑。争呼跃曰：‘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

二十五日，金贼游骑数千涉颍河，出没城下。遇太尉生擒银牌千户阿赫杀阿鲁等，

按太尉下当脱“伏兵”二字，据《要录》一三五及《本传》补。阿赫杀阿鲁等，《要录》作“阿克顺杀”等二人，《本传》作“阿黑等二人”。

通说韩将军先遣来城下探城中事宜。及有探报，韩将军、翟将军两头项在白沙、龙涡一带下寨，在城北约三十里。太尉夜遣千余人击之。至二十六日早，复与贼战，杀伤千百人。辰巳间入城，太尉于北门犒劳，即具捷奏以闻。

《汪书》：“兀术……初遣三路都统既下淮宁，来取顺昌，犯白沙。刘某夜遣师，晨至白沙，相距终日，合数阵，三路都统大败而去。”此与《杨录》不同。

二十七日，金贼驰报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皆自陈州来，增益兵马。至二十九日，合韩、翟二将军，一带逼城，自北之西，自西之南，自南之东。人马约三万余骑。太尉西门出军，仍激励出城士卒，内外协应。巳午之间，贼临城施放，而柳知军适在东门，为敌箭中左足。柳倪即拔箭，就以破胡弓射之，应声而倒，继发十枝，无不中者。翼以神臂弓破之，遂稍引去。即以步兵邀击，慌怖回奔，走小河，人马渰溺者不可胜计。

《本传》纪二十九日之战，较《杨录》为更得要领。记云：“既而三路都统葛王褒以兵三万与龙虎大王合兵薄城。锜令开诸门，金人疑不敢近。初锜傅城筑羊马垣，穴垣为门。至是与清(按：谓部将许清，见上文)等蔽垣为阵。金人纵矢，皆自垣端轶着于城上，或止中垣上。锜用破敌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门射敌无不中。敌稍却，复以步兵邀击，溺河死者不可胜计。”

《圣政》二六于葛王褒及龙虎大王兵败溺河后记云：“夺其器甲及生获北国汉儿。皆谓敌已遣报银牌使驰诸东京，告急于都元帅宗弼矣。”

抵暮，尚有铁骑数千，摆布河外，复出官军千数，连击之，大获胜捷。夺到韩将军大小认旗十面，并铁甲提刀等。至三十日早战士还屯，犒劳如初，亦以上闻。

《山房杂记》：“锜至顺昌，不旬日，金之韩、霍(编按：当作“翟”)二将与乌珠兵大入。锜命清野以待，近城居民皆徙入之。先是，属邑警报至，锜下令命军士及徙入百姓，持荻煤纳于州之佛寺庑下，密遣小校碎以臼杵，囊盛而积之。数日，入者填满，勿能容。有番欲出城避兵者，因命人授一囊以归，且禁勿开视，曰：‘汝归视汝冢墓，于其井坎，四旁沟涧，遇有水，则投之。敌当不敢近。’且戒以勿泄。时出者既众，一二百里内，投者皆遍。敌以五月出兵至顺昌，涉六月，自陈蔡而来，地多瓜桃，非北人宜食。入境捕生口，散鞫之，所言人人同。汲于井间，得渗末。敌暗曰：‘吾固疑吾军多腹疾耳，马亦多毙，盖锜寘毒于水也。’始命军士掘地而饮，遇天雨则以林(编按：当作“杯”)勺承以饮马。人马燥渴，皆欲速战，故锜得因城守以破之。”

六月一日，金贼尚留旧寨。有擒到女真及汉儿(按：即汉人役属于金者)云：已遣银牌大使驰往东京，告急于四太子(按：即兀术)矣。初二日，贼立寨城东，地名李村，去城二十里。以精锐五百人夜出劫之。乡导者引军官直至中军，以枪撤去毡帐。有一披甲者疾呼曰：“留得我即太平!”竟为官军所杀。是夜阴晦欲雨，时电光所烛，但见秃头辫发者，悉皆歼之。其杀伤比之前日两战为最。

《汪书》：“刘某遣骁骑将阎充夜劫三路都统寨，正中中军，连破五寨，见毡帐数重，朱红美车。有虏酋急披甲呼曰：‘毋杀我，留我则太平!’军士不听，即杀之。其余不及披甲，因乱击杀数百人，相枕藉死者莫知其数。由此虏惊，昼夜不敢下马，惟于马上寝食而已。”

据《本传》，第一次夜袭后，“金兵退十五里。锜复募百人以往。或请衔枚，锜笑曰：‘无以枚也。’命折竹为嘂，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一枚以为号，直犯金营。电所烛则皆奋激，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声即聚。金人益不能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退军老婆湾”。

此事《杨录》及《汪书》皆不载，可疑。

初三日，战士归城，亦以捷状奏闻。初四初五日，金贼相持如初。伏兵擒到女真，具道杀伤甚多，且乏粮食。有建议者，愿乘此屡捷之势，顺流乘舟以全。太尉乃会诸统兵官于西门上，酌酒而誓曰：“今日机会，天造地设。况以屡挫贼锋，军声稍振。虽贼与官兵多寡不侔，然业已至此，可前进不可退却。贼营去城三十里，而四太子又领重兵来援。万一诸军遽舍顺昌，不惟前功尽废，一军老小，当此仓卒扰攘，岂敢尽保无虞?贼众追袭，首尾相失，将至狼狈，大有不可言者。驯致侵扰两淮，惊动江浙，则吾辈生平报国之心，死为误国之鬼，虽万死何以谢天下?愿诸公坚忠孝心，誓与此城俱存，勿与此贼同生。此言不食，天实临之！”

《汪书》：“刘某闻其(兀术)将至也，会诸将于东门上，问策当安出。诸将或曰：‘今已三大战，军士夷伤者众。若兀术自至，恐势力不加，不如拥护老小渡淮。’刘正色谓诸将曰：‘朝廷养兵十五年，正要一朝为缓急以用。安可见大敌而退?况老小一动，必不能全。虏骑无数十里之远者(按，者字疑衍)，若被追，老小必乱，甲士未能保，何老小以可全?不如背城一战，以死中求生，上足以报答国家，下足以取富贵。请为诸君五日内杀回兀术。’”

于是诸统兵官皆愿奋不顾身，罔有退志，齐以警戒之令，晓谕将士，人人咸欲效命，欣然待敌。

《朱子语类》一三二：“刘锜顺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后生。当时虏骑大拥而至，凡十余万。诸将会议，以为固知力不能当，然急渡江，则朝廷兵守已城自戒严，必不可渡。兼携老扶幼，虏骑已迫，必为所追，其势终归于死。若两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几可生。遂闭城而守。”

初六日，太尉遂以东北门外泊舟船悉沉河底，以示死战，不为东归计。俄报四太子入泰和县，辎重前驱，已与龙虎诸酋营寨相接。连夜颍河系桥渡军马。初七日四太子至，亦与诸酋首连接下寨，人马蔽野，骆驼牛马纷杂其间，毡车奚车亦以百数。至于攻城器具来自陈州，粮食器甲来自蔡河。散遣轻骑，巡绰城下。有叩城以手揶揄曰：“城里人只有一个日头里。”至晚，以前日陷阵人曹成荷团枷，赍实封文字放回。太尉得知虏贼为诡计以惑众心，不启封而焚之。

《要录》一三六：“锜呼帐下曹成二人谕曰：‘吾遣尔乘闲(《本传》作间)，事捷有厚赏。第如我言，敌必不杀。我今遣骑绰路，置汝队中。汝遇敌必坠马，使为所得。敌帅问我何人，对曰：太平边帅子，喜声色，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乐耳。’已而遣探骑果遇敌，二人被执，兀术问之，对如前。兀术喜曰：‘可蹴此城耳。’遂令不用负鹅车炮具行。翌日，锜行城上，见二人远来，心知其归，即缒上。贼械二人，以文书一卷置于械。锜取焚之。”《本传》略同。

初八日，四太子疏责诸酋前日用兵之失。诸酋皆答以今次南朝兵马非日前比，往往以一当百，不容措手足，明日国王临阵，自可备见。盖四太子称天下兵马大元帅、越国王也。即下令曰：“顺昌城壁如此，可用靴尖踢倒。来日府衙会食，所得妇女玉帛，悉听自留，男子三岁以上皆杀之。”且折箭为誓，以激其众。

《汪书》：“折三箭为誓。折一箭曰：‘初九日早饭于府衙。’折二箭曰：‘敢过车轮之下者皆杀。’折三箭曰：‘妇人财帛尽以赏军。’”

然太尉发策战争，忠义自持，仍以方略授诸将佐。顾视羯戎，逆天悖道，贪黩无厌，平时愤激，直欲气吞此贼，以谓不足忧也。

《本传》：是日“锜遣耿训以书约战。兀术怒曰：‘刘锜何敢与我战?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趯倒尔!’训曰：‘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愿献浮桥五所，济而大战。’兀术曰：‘诺。’乃下令明日府治会食。迟明，锜果为五浮桥于颍河上，敌由之以济。”

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韩将军、翟将军人马还合城下。甲兵铁骑，十有余万，阵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帜错杂，大小有差。而五色旗各七面，按方分植者，中军也。而顺昌东西两门受敌，贼乃睥睨东门，濒濠待敌。太尉亦自东门出兵应之。

《汪书》：“九日辰时，扣城西门索战，谓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个日头。’……刘出军五千人接战，自西门转向南门，又转东门及东北角。始与虏骑往来驰逐，后直冲入虏军中。”

《圣政》二六：时“锜所部不满五万，而可出战者仅五千”。

城上发鼓，即与交锋。转战逾时，贼复大衄。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兵四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扢叉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

《要录》一三六：“乌珠自将牙兵三千，往来为援。”

《汪书》：“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又曰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

至是亦为官军杀伤。先枪揭去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极力斗敌，自辰至戌，贼兵大败，遽以拒马木障之，少休。城头鼓声不绝，乃出饭羹，坐享战士，优游闲暇如平时。贼众望之，骤然披靡。食已即来，以数队趣战斗。去拒马木，深入斫贼，又大破之。

《朱子语类》一三二：“张栋(字彦辅)谓刘信叔(即刘锜)亲与他言：顺昌之战，金人十二万围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刘使人下书约战日，虏人笑。是日早，虏骑迫城下而阵，连山铁阵，甚密不动。刘先以铁甲一联晒庭中，一边以肉饭犒师。时使人摸铁甲，未大热，又且候。候甲热甚，遂开城门，以所犒一队持斧出，令只掀起虏骑，砍断马脚。人马都全装，一骑倒又粘倒数骑。虏人全无下手处。此队归，以五苓大顺散与服之，令歇。又以所犒第二队出如前。杀甚多，虏觉得势败，遂遁走。后人问晒甲之事如何?曰：‘甲热则虏人在日中皆热闷矣。此则在凉处歇方出。’时当暑月也。”《语类》又有一则同记此事而略异，并摘录如下：“刘锜分部下兵五千为五队，先备暑药饭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幅兜牟与甲置之日下晒，时令人以手摸，看热得几何，如此数次。其兜牟与甲尚可容手，则未发。直待热如火，不可容手，乃唤一队军至，令吃酒饭，少定与暑药，遂各授兵出西门战。少顷，又唤一队上，授之出南门。如此数队，分诸门，叠出叠入。虏遂大败。”此则视前则所记似较得实。

《本传》：“锜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得饮于河，饮者夷其族。敌……严阵以待。诸酋各居一部。众请击韩将军。锜曰：‘击韩虽退，兀术精兵尚不可当，法当先击兀术。兀术一动，余无能为矣。’时天大暑，敌远来疲敝，锜士气闲暇。敌昼夜不解甲，锜军皆番休更食羊马垣下。敌人马饥渴，食水草者辄病，往往困乏。方晨气清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间，敌力疲气索，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士殊死斗，入其阵，刀斧乱下。……自辰至申，敌败。递以拒马木障之，小休。……食已，撤拒马木，深入砍敌，又大破之。”

无何，有误传令者，令少却，官军遂稍引后。贼众并拥逼濠，而致(官军)溺水者二百余人。而选锋统制韩直身被一枪三箭，几至溺死，赖有一虞候挟以上马而归。虞候与马皆中箭，被血淋漓，余勇尚未衰也。其余中伤稍轻可者，犹欲再出接战。

《要录》一三六：“统制官赵樽、韩直皆被数矢，战不肯已，锜遣属扶归。士殊死斗，入敌阵中斫以刀斧，至有奋手捽之，与俱坠于濠者。敌大败，杀其众五千。”

是日西风怒号，城土吹落；尘霾涨天，咫尺不辨。贼毙尸倒马，纵横枕藉，掩入沟壑，间及堕井者，不知几何。旗号器甲，火麻苇竹山积。方其接战时，郦琼、孔彦舟、赵提刀等

《汪书》作孔彦舟、赵荣等，《要略》一三六同。

皆单骑列阵外。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前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止是两拐子马。”

按“两”字下脱去“翼”字，《要录》并同此误，遂不可通，今据《本传》校补。

故官军力为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倚仗者，十损七八。当其败衄时，城上见有官军归城，军马自塞而北，复渡河而去。贼初涉濠，耀兵张势，云吓城。既而官军归城，直欲夺取钓桥，望城放箭。箭落如雨，至有用响箭与窄柳箭者。城上悉以破胡弓及神臂弓临下射之。人马自退，从东而南，转而之西，连亘西北。薄城而营，长十五里，阔十余里。

《汪书》：“血战自辰至申，虏乃败走。……刘亦敛兵入城。兀术大怒，亲拥三千余骑直扣东门射城上人，(矢)着城上炮架皆满，又被城上军以劲弩射走。兀术既大败，乃移寨于城西……自西南至西北约十余里。”

至晚发雷(按谓敌营中发声如雷)，声振山谷。(《本传》作“每暮鼓声震山谷”，点窜之误。)父老皆言是生以来未之或闻。然贼营中嗥呼喧哗，自夜达旦。时有金人傍城属耳以听，城中肃然，鸡犬无闻。以是自见胜负之兆。四太子帐前以甲兵环卫，持烛照坐。贼徒皆分番假寐马上，深惧官军夜击之。至初十日，大雨倾注。贼于营外埋鹿角栅，栅外开小濠，深阔各五尺许。正尔督工，雨亦稍止。太尉出百余骑挠之，贼众悉皆挂甲挽弓以护。雨后大作，官军劫之，昼夜不得休息。

《要录》一三六：“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余。锜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宁处。”

十一日早，贼发雷，听如昨日。

此次与前次之发雷，盖皆以火药造成之轰炸声。是时金人已有火药，而尚无火炮。

太尉遍诣诸营，抚劳官军，及安慰中伤之人。盖家至户到，人人皆得其欢心，且虽被伤中，犹欲抵死报答太尉。俄报四太子作筏系桥甚急(原注：金人到此，日给炒麦数合，疲困已极，皆思北归)，至晚不辍。抽摘人马过河，然不复发雷声，只击锣数声而已。十二日早尚立炮架，置推牌，斤斧不绝，虚立旗帜，以疑城上。盖缘颍河暴溺，冲激桥筏，人马数十随亦被溺，遂复系桥，连夜以济。两日之间，收集尸首，随处焚化。至有数十人作祭者，亦有烧半残者。或入颍河为水漂泛，或半为鸟鸢所食，杂以马尸牛头弥望遍野。及晚，拔寨尽走。即具解围奏闻。贼营中炮架、推牌、云梯、拒马木、败甲、破车，积堆如山。弓、刀、枪、槊亦委之而去。然犹有潜匿山林间以向袭，至十三十四日，悉出境上复合於陈州。四太子反怒三路都统，韩、翟二将军，人以柳条挞之数十下。如千户毛可等皆挞之百十下。

《汪书》：“虏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尝一败于吴玠，以失地利而败。今于刘某，以战而败。疑是外国借来人(天?)兵。兀术至泰和，因复气疾，黄肿下血。居县门楼，临两日。至淮宁府，龙虎者始敢献言，以为不当南来，亦犹南人深入我地。兀术怒诸酋之败，挞韩将军九十柳条，翟将军八十柳条，其余或一百或二百，哭声彻天。韩将军颇出怨言，曰：‘我只为你于和尚原坏了。’”

寻以三路都统守南京，韩将军守颍昌，翟将军守陈州，四太子、龙虎大王各以所辖人马同之东京。初，龙虎与诸酋既败，遣银牌天使告急于四太子。天使才到，就龙德宫见之。得报，即索靴上马出门。告报士卒，顷刻而集。经由陈州一宿，措划战具粮食而行，自东京至顺昌往复千二百里，首尾不过七日，何其神速如此。而太尉在围城时，奏求援于朝，得报，差行营左护军统制王德躬率全军来顺昌策应。

《要录》一三六：“上命淮西宣抚使张俊遣德以所部授刘锜。俊既不乐锜，而德复惧拨隶刘光世军，迁延未行。建康留守叶梦得谕德曰：‘朝廷颁赏格，能立奇功者，使节度使，皆即军中书告，旧未闻也。且刘锜名素出君下，今且奋身报国。君能救锜，则可谓奇功矣。’德遂行。”

十四日

《要录》一三六引郭乔年《顺昌破敌录》作十二日。

金人既退之后，王德方且以移文来，问贼势动息。至二十三日卯时，以数千骑至城下，太尉邀入具饭。饭已，则卧憩于子城楼上，至申时即出门。乃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别，今且复回。”又报，数日，传闻德申枢密院：“某已解顺昌围矣。”方金贼在城下，得递到御笔：刘某择利班师。

《要录》一三六：“兀术之未败也，秦桧奏俾锜择利班师。”原注：“此据郭乔年《顺昌破敌录》修入。乔年云递到御笔云云，其实宰相听拟也。”

太尉以方御敌，未敢轻为进止。既且贼退，十日后，又被旨：“先发老小往镇江府驻扎。”遂津遣老小辎重，并被伤将士，船载而行。以左军统制杜杞、右军统制焦文通两军防护东下。俄闻王德申宣抚司云：“某以全军裹送刘太尉老小出颍河矣。”其诞谩皆类此。敌国相去未远，万一事或蹉跌，为害不细。然太尉恬若无闻，未尝略介怀也。顺昌古城，且素无备，迨兹贼已来，陈守始令居民筑牛马墙。(《本传》作羊马墙，义同，谓墙高可遮牛马或羊马者也。)贼既退，方置炮座，比之军中(军上脱“敌”字)所放炮，争五十步先。军中令牌：每遇出战，除守御人外，非带号挂甲者，不得登城。虽顺昌官军土豪不许预分毫事。城中居民各阖户守家，内外肃静，无有犯者。

《汪书》：“有王山者，兀术之(之字衍)旧用知顺昌府，至是携来，欲令再守顺昌。……刘某自金贼犯顺昌，见陈、蔡以西，皆望风投拜，又见……王山在城下，恐城中苟求性命，有卖我于外者，更不敢用顺昌府官吏军民充守御。既分兵于城上，又分其兵于城中，逐巷口摆列。每遇令牌一过，即百姓寂无一人敢出户者。”

初破金贼，陈守送到煮酒十数石，门首犒劳战士，一杯而已。再战退贼后，市户以面六千余斤、猪百口来献，随即分付诸军，人不得面半斤、肉数两。至第三战，太尉不免谕陈守略与犒劳。官军但各人给粟米一石。及赴仓请之，有止得蛀麦五斗者。其间不愿请者甚多。

李心传曰：“按(陈)规守顺昌，正当金人根括钱帛之余，朝廷蠲免租税之始，未及一岁，而战士二万不致乏粮，斯已难矣。若责其厚赏犒军，恐无此理。”(见《要录》一三六)按陈规则为南宋初期殊不可多得之贤吏与名将，《宋史》有传。而此录对之多诋諆，心传之解辩甚久。此录篇首言其主弃城，未必非当时因怒其赏薄而生之蔑词也。

事定，陈守先具奏，乞推本府官属守城恩赏。且言措置守御，贾(编按：当作“鼓”)率将佐，犒赏战士，遂至成功。虽太尉依应保明奏闻，将士颇誓不平。

《要录》一三六，闰六月十六日，“知顺昌府陈规充枢密院直学士，录守城之劳也。既而规言：‘敌人败盟，臣仓皇措置，数日之间守具略备。而刘锜将士，每出每捷，致敌不敢逼近府城。此皆锜之功，臣何力之有!望追寝成命。’诏不许。”规非争功之人明矣。

方围城时，太尉晓夜城上，寝食皆废。阅月之间，略不以家事经意。故能激励军心，皆为之用。遇临敌，则躬亲鼓旗，贾(编按：当作“鼓”)作士气。先下令不得斫级夺马，及掠取一物一件。至有效命如游奕统领田守忠、中军正将李忠之徒，恃勇深入，率皆手杀数十人而后死。悉取前后阵亡将士，凿土埋瘗，作大冢，傍作屋数间，命僧主之，作水陆道场。以至资荐，仍复存恤其家种种。顺昌北门外初有居民瓦屋数十间，

《要录》一三五作“数千家”。

恐为贼窠，前期爇之。贼退，即访元主，酬以价值。自始及终，无毫发扰民者。城门四启，每得奸细，即审问。情状详悉，而众所不容者，抵之。遣回使(此处有讹夺)，未尝轻戮一人。虽金贼亦谓：“自过南朝来十五年间，无如此战，必是外国起鬼兵来，我辈莫敢当也。”

吕中《大事记》：“洪皓、燕山之奏，谓顺昌之役敌震惧丧魄，欲捐燕以南弃之。又谓敌已厌兵，朝廷若乘胜进击，再造犹反掌耳。”(《要录》一三六注引)

后以生擒到女真阿赫杀并契丹等五十余人解赴阙下。前项有妨功者，移书权贵：“顺昌城下无金贼，止是两河与诸路签军耳。”顾虽力诋，奈此公议何。太尉初领兵不满二万。当其围城时，城上备御，及防护老小营寨，遇敌则又把路捉巷，至于子城仓库等处皆分兵守之，其实出战之士不过五千人，当十万余众。

《汪书》作“约十五万”，《要录》一三六作“凡十余万”，前引《朱子语类》作“十二万”，《本传》作“数十万”。

自非明于料敌，果于制胜，安能以应不虞之变？韩文公作《裴相平淮西碑》所谓“凡此蔡功，惟断乃成”者，某于太尉亦云。

自捷奏到，朝廷宠以鼎州观察使，

《要录》一三六：六月“戊申(初五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济州防御使、东京副留守刘锜为鼎州观察使，枢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

再被制命，建武泰节钺，

《要录》一三六，同月“庚午(二十七日)……刘锜为武泰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前一日，上谕大臣曰：‘用兵之际，赏罚欲明。锜以孤军挫敌锋，乌珠遁去。其功卓然。当便除节钺。’即日降制”。

皆恳辞至于再三，不欲先战士而被赏。继而王人踵至，使者沓来，抚问宠贲，优渥有加，

按内侍陈腆劳军刘锜于顺昌，锜以例书送银五百两，例外又以六百五十两遣之，腆不以闻。后发觉，送大理寺治罪，事在七月丙辰。详《要录》一三七。

宸翰奖谕，且有“卿之伟绩，朕所不忘”之语。咸谓主上酬报非常之功，敻出前此。仍降告身千百轴，俾就军前书填，随即缴纳，以谓不若自朝廷给之为荣。累得旨索本军功状。校定两日，方得具奏。盖缘节次出战，更番守御，分别功过，不容或差。至闰六月二十七日，准安排全军功赏，逐队列单，申姓名，一一核实。

按是日以刘锜兼权知顺昌府，陈规知庐州。详《要录》一三六。

统兵官立功者，以前降到金带及金碗赏之；其有过者，则面疏其失，劳绩亦减。将佐立功者，以金带及金碗赏之；其有过者，则杖责之，降而入队。至于战士，悉以前后所赐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第功赏之。

《要录》一三六：“遂以犒军银帛十四万匹两均给将士，军无私焉。”

初，田守忠、李忠辈陷阵，本军将佐不即救援，亦皆免死而被责，其能致力策应者仍给赏。且出钱千缗，揭榜许军中论告，有侥冒战功者，按以军法。如阵殁之家，亦各优厚周恤。斯又见太尉信赏必罚，出人意表如此者。

某随轩而来，偶遭虏寇。迨兹平宁，敢以围城前后所见，叙为纪实。笔墨荒涩，甚无文采。且将过江，贻诸亲旧。

按据此，则本录乃撰于杨氏随军渡江南归之前。考《要录》一三七，锜以是年九月还至江南太平州。是本录至迟当选于九月之前也。

至于解严之后，以迄班师，述事赞功，当俟大手笔者。

《圣政》二七：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高宗谓大臣：“朕于诸帅，听其言则知其用心，观其所为则知其才。人皆言刘锜善战，朕谓顺昌之胜，所谓置之死地然后生，未为善战也。锜之所长，在于循分守节，危疑之中能自立不变，此为可取。”

第五章 蒙古的兴起与金宋的覆灭

附一 端平入洛败盟辨

端平(理宗)元年(1234)，夏，宋既助蒙古灭金。遂遣赵范帅师收复三京(宋以汴为东京，洛为西京，应天府即今商邱为南京，大名为北京。所谓三京，即前三京也)。至洛阳，蒙古拒之，宋师溃。自是宋与蒙古失和。《宋史·贾似道传》云，先是宋将“孟珙帅师会大元兵共灭金，约以陈蔡为界”，故“大元追兵……问(赵范)曰：‘何为而败盟也?’”(此事不见本纪或《孟珙传》，大奇)据此则三京之取，曲乃在宋。是时宋宰相为郑清之。钱大昕论此役曰：“横挑强敌，两京卒不可复，而元兵分道来侵，蜀土失其大半，并襄阳亦弃之。宋之失计误国，未有如清之者也。史家以其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二儒，谀之曰‘小元祐’，而绝不言其开边蹙地之罪，可谓信史乎?”(《十驾斋养新录》八)赵翼亦以此责宋不能“坚守信誉”“至起衅召侮”(《二十二史劄记》二六)。予读史至此，有大疑焉，窃谓败盟之说乃蒙古人莫须有之辞。《宋史》修于元人(《贾似道传》大元大元云云，特显元人口气)，回护本朝，不免以虚为实，而钱、赵以恶理学故，于郑清之预存成见，遂易受《宋史》之欺也。何以言之?理宗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蒙古与宋互遣使臣议夹攻金，其间不能全无协定。何以《宋史》于此不道只字，一若两方于灭金后战利品之分配，全不介意也者?衡以尔时宋人“收复失地”之国是，此为不可想象之事。据《宋季三朝政要》(卷一)，蒙古约宋攻金之日实曾许以河南归宋，何以《宋史》不之载?显然其事为后来蒙古人所不欲重提也。顾何以蒙古人不欲重提之?此其一。端平入洛之师距绍定夹攻之约，才一年半，其间宋未尝受挫于蒙古，亦未尝受其任何恫吓，抑且未尝与有违言。何以昔求收复河南，今忽退让至陈蔡为界?此其二。孟珙乃出征之将，非奉使之臣，以何权力，以何理由，而能擅改旧约?此其三。孟珙为南宋希有智勇兼备之名将，一生为国血战，终于为国而死，是人绝无甘心或被迫卖国之可能。此其四。

明乎陈蔡为界之约之乌有，则知端平入洛之师，在宋实有条约之依据，而蒙古之迎击，却为违约之举。顾《宋史》反以遗约之罪加于宋。史笔操于易代异族之手，颠倒黑白，何所不至?是在读史者之善察焉耳。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12期，1936年11月20日，署名“素痴”)

附二 《宋史·兵志》补阙

一

北宋之兵，据《宋史·兵志》，为类有四：

1.禁军 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

2.厢军 诸州之镇兵，以分给使役；

3.乡兵 选于户籍或应募，团结训练，以为所在防守；

4.蕃兵 具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蕃兵即边境之乡兵，似宜并入乡兵类。惟蕃兵以接近外敌，训练较为认真，又不时有临阵经验，其战斗力远非此外之乡兵可比，故当别立一目。

《宋志》而外，记北宋兵之分类者有宋祁(《景文集》四五)之《〈庆历兵录〉序》(《庆历兵录》乃枢密副使丁度所撰，今佚)。宋祁所记，比《宋志》添出役兵一类，而下其界说曰：“群有司隶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挽，若管库，若工技，业壹事专，故处而无更。”《宋志》撰者盖根本不认此类为兵，故略去。又祁《序》无乡兵、蕃兵，而有民兵。其下民兵之界说曰：“民兵，农之健者而材者籍之，视乡县大小而为之数，有部曲，无营壁。”所谓民兵盖略等于乡兵，惟乡兵包佣募者，而民兵不包耳。祁《序》之分类有一点视《宋志》为优，以其厘别佣募之兵(禁兵、厢兵、役兵)与征派之兵(民兵)也。

合观《宋志》与祁《序》之分类，可以见南宋兵制之渊源。

厢兵及边境以外之民兵(或乡兵)在北宋已成为战斗力上可忽略之原素，故虽至南宋犹存，当时论兵者不数焉。

在南宋中叶，叶适尝列举当战斗之兵，除都城之禁兵外，有四类：

1.边兵；

2.宿卫兵；

3.大将屯兵；

4.州郡守兵。

此时所谓边兵与北宋之蕃兵，从名称观之，似为一类，实则大异。从前之蕃兵乃“因其地，练其民，不待内地之兵食而固徼塞”者。此时之边兵，则全是政府所供养之募兵。所谓宿卫兵(与禁兵不同)，从前(大约在南宋初)乃“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与募士(即禁兵)杂，国廪其半，而不全养也”，至此时则成为全由政府给养之募兵。大将屯兵乃长驻要隘之募兵。州郡守兵者“昔之(驻防)禁兵消尽，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以上皆据叶适所记(《水心别集》十一，《兵总论》一)。

观叶适所记，可见宋代兵制之一大变迁，即在北宋为募兵与征兵并行制，其后渐变为纯粹募兵制，至南宋中叶，此变迁已完成，募兵全由官府给养。因部份征兵制之消灭，而国家军费之担负大增。此重要消息，《宋志》全不泄露。

二

南宋军队究有几何?自然此数目非固定者。

据《宋史·兵志》六，南渡以来兵籍之数：

在绍兴十二年(1142)为二十一万四千，

在绍兴廿三年(1153)为二十五万四千，

在绍兴三十年(1160)为三十一万八千，

在乾道三年(1167)为二十二万三千。

此下《宋志》不详。今勾稽宋人文集，稍补其阙。

约当孝宗、宁宗间，倪思(据《南宋文范·作者考》，倪思乾道二年(1166)进士，后以忤史弥远罢官)对策言：“今以天下之兵籍略计之，行都之宿卫，沿流(长江)之驻扎，州郡之分屯，无虑七八十万。”(《南宋文录》九)约略同时，杨冠卿(据《四库》本集提要所考，冠卿当孝宗淳熙五年(1178)四十岁)撰《省兵食说》，则谓：“今日之兵仰给大农者亡虑百万。”而其后叶适亦谓：“(今)竭国力而不足以养百万之兵。”(《兵总论》一)故在南宋中叶，中国之兵，但就中央政府给养者计，已及百万。然其后尚有增加。据《宋史·兵志》七，度宗咸淳九年(1273)，贾似道疏云：“景定元年迄今，节次招军，凡二十三万三千有奇，除填额，创招者九万五千。”此乃理、度两朝内之事耳。其前宁宗末年韩侂胄开边，兵额之增当不少，虽其确数不详，然观王迈论此事，谓“蜂屯蚁聚，扶携来归……辇安边(按指安边所)之财以给之，惟恐不赡；航东南之粟以饷之，惟恐失期”(《臞轩集》一)，亦可概见。

北宋兵额最多之时，为仁宗庆历朝，总一百二十五万余。由上所考观之，南宋在亡国前夕之兵额至少当与此数相埒。当南宋初叶，李纲尝言：“户部岁入无(北宋)承平时三分之一。”(《南宋文范》一四，李纲《论财用劄子》)后纵开源，以幅员所限，税收当亦无法过北宋之半。以不及北宋一半之税收，养北宋最高之兵额，南宋国家安得不破产?

理宗端平二年(1235)乙未(元兵入临安前四十年)，馆阁考职策问有云：“今国家罄一岁所入，曾不支旬月，而又日不辍造十数万楮币，乃仅得济。”南宋亡国前夕之财政状况，此语尽之矣。

顾理财者虽苦军费之重、兵数之多，实际负军事责任者又苦兵数之少。端平初，魏了翁已言：

蜀中诸军旧管九万八千，马二万。嘉定核实(谓裁虚额)，裁为八万二千，马八千，则气势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实，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万五千，而其间老弱虚籍者又未可计。是以五六万人当□(中阙一字)千七百里之边面，众寡强弱，此盖(不?)难见。(本集十九)

其后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亦言：

自东海城筑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国之所恃以自卫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已，国安得而不弱矣！扶其弱而归之强，则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调度转急，问之大农，大农无财；问之版曹，版曹无财；问之饷司，饷司无财。自岁币银绢外，未闻有画一策为军食计者。(本集三)

一方面不胜军费之负担，一方面感觉兵不敷用，所以然者，南宋军队大部分腐化也。此事略具于予所撰《南宋亡国史补》(《燕京学报》第二十期)，今不赘。

三

除兵不敷用之感觉外，尚有一事使裁兵在当时为不可能者：宋以军队为失业游民之尾闾。自其祖宗以来，即视此为潜消反侧之妙法。此政策之需要，在南宋犹不减。南宋初，吴儆(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淳熙十年(1183)卒，据本集附传)尝奏言：

臣窃见朝廷平时以募兵为急，而应募者少。今岁正是募兵之时，而未闻广募，臣不知其故何也。臣闻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盖饥困之民，不能为盗，而或至于相率而蚁聚者，必有以倡之。闾里之间，桀黠强悍之人，不事生业，而其智与力足以为暴者，皆盗之倡也。因其饥困之际，重其衣食之资，募以为兵，则其势宜乐从。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于县官而驯制之，则饥民虽欲为盗，谁与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盗，一举而两得之。孰有便于此者?(《吴文肃公集》一)

同时范浚亦言：

今日召募可以安未难(此字疑衍)动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传习妖教，旧矣，而比年尤盛，绵村带落，比屋有之。为渠首者，家于穷山僻谷，夜则啸集徒众，以神怪相诳诱，迟明散去，烟消鸟没。究之则鬼迹，捕之则易以生事。根固蔓连，势已潜炽。其人类多奸豪，拳勇横猾。不及此时因召募而收用之，以消患于未萌，臣恐吴遽未必跳梁于今，而张角、孙恩决复响动于后也。且奸豪横猾之人，居心好动，殆非莳桑秉耒、低首安作为良民者。譬之修蛇巨蝎，取以备药物，或能已疾蠲病，苟弃不用，日以滋息，则缘墉肖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愿因召募而收用之，亦已时病之细术也。(《范香溪文集》十四)

其后卫博(光宗、宁宗间人，与朱子同时)更从失业之来源上推论继续募兵之不容已，其言曰：

比年以来，富家大室擅兼并之利，诛倍称之息，械系设于私室，椎剥尽于肤髓。贫民下户，仇之到骨，诪张怨詈，所不堪听。顷在田间，实所亲见。当知幸乱之众，何止曩昔起于贫穷而狃于轻剽者?虽然，若此之民，所在而有，未必皆能特起。至于徽、严、衢、婺、建、剑、虔、吉数州，其地阻险，其民好斗，能死而不能屈，动以千百为群，盗贩茶盐，肆行山谷，挟刃持梃，视弃躯命与杀人如戏剧之易、饮食之常。异时有司之所不敢呵问。其贪暴残鸷之心，特未有以发之耳。使其时有可乘，事有所激，奋臂一呼，正在此辈，尤不可以不察。当是之时，朝廷能忘内顾，专志外侮乎?然则于今之计，莫若检举往年忠义巡社乡兵弓手之制，别行讨论，厚立赏格，多为爵级，多给告命，州委之守，县委之令，劝诱豪民，纠合乡里应募之士，奸民惰卒、亡命废锢之人尽得出于其间。其愿保乡里者为一将，其愿卫边者则为一将。明谕之以不刺面，不涅手，事已则复归田里。为之纠合者及几人，授某官；满岁无过，增某秩；有克获者，受某赏。其在募之士，爵几级，赏几等，皆当倍于弓兵赏格之旧。训之以坐作，齐之以等级，纠之以主率，居可以备他盗、保桑梓，行可以补卒乘、助边防，无向来椎剽啸聚之虞，而良民有得安田里之幸，一物而三善从之。(《定庵类稿》四)

夫国家方恨未能扩张军额以容失业无产之民。若语以裁兵，岂非以方枘入圆凿?

既不能裁兵，又无法养兵，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束手而待毙也。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

附三 南宋亡国史补

《宋史》向以芜秽著称，其记易代事尤多遗憾。盖新朝之讳饰既所不免，而宋季史材，本不完备。据元初苏天爵言：“《理宗日历》尚二三百册，《实录》纂修未成，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度宗日历残缺。……度宗、卫王、哀帝，皆无《实录》。”(《滋溪文稿》卷二《三史质疑》)《宋史》仓卒成书，疏于搜补。(钱竹汀尝言，《宋史》纪传，南渡后不如东都之有法，宁宗以后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备。微特事述不详，即褒贬亦失其实。)易代之际，又无如万季野其人者，以毕生心血，付于故国文献。今简料丛残于七百年后，钩沉拾佚，抑何能多？虽然，绍定、端平之年，吾惧将及身而遭之矣。详考旧迹，以为殷鉴，抑何能已？作《南宋亡国史补》。

上 宋季之军备

宋太祖惩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镇以还京师，别遣文臣以为牧守。然捍边之臣，则久其考任，假以事权，固不与内郡同也。未几而初意渐失，并、汾、闽、越甫平，江淮诸郡已令毁城隍、销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过四十年耳，盗发两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盗作于近辅，如入无人之境。王禹偁自黄冈上疏，极陈江淮空虚之害，至谓“名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富弼论江、浙、荆、淮、湖、广诸道，亦谓处处无兵，城垒不修；或数十夫持鉏耰白梃，便可尽杀守令，开府库，谁复御者?至宝元、康定以后，有事西边，则内地武备之削滋甚。五年间，盗杀巡尉至六十员，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伦起沂，并淮，渡江，历数千里无一人御之。张海等辈剽吏御人于京、淮、湖、陕间，州郡莫敢谁何。金州盗作，连召州兵，仅有二十四人。然是时，郡国犹有不会之财、留州之缗，可以为招兵缮城之费，可以应一方缓急之需也。熙宁以降，括州郡财利以富中枢，州郡之军备日坏。一旦盗起东南，连跨州郡，震摇汴都，久而后殄。更当新造之金，非拱手死难，则望风弃城。盖自建炎四年(1130)以前，惟知敛兵避敌，未尝有敢与之抗者。逮渡江航海，金人相迫不已，然后兵刃稍接，不数年而议和之使遣矣。绍兴之末，虏闯淮薄江，既迫而后应之，士气稍伸。然犹不敢尽用其胜。宁宗之世，承平日久，吴曦盈尺之纸，足以惊奔列雉；李元励乌合之众，足以震扰三道；张福千人之众，足以披靡群辟。金人闯梁、洋、三泉，窥蕲黄五关，如升虚邑，此皆强干弱枝之弊也。南宋初年，李纲尝欲分长安、襄阳、建康为三都；胡舜陟尝欲析三京、关陕为四巨镇；张守尝欲以大河州郡，仿唐藩镇，付之帅守；范宗尹尝欲分画诸镇，更不除代；李弥逊尝欲假帅守事权，以销奸宄，策皆不行(《魏了翁集》十五)。宁宗嘉定七年(1214)，起居舍人真德秀请“于近臣中择其更事任、熟军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备者二人，一于襄、汉，一于两淮之中，建立幕府，财许移用，官许辟置”以重边守。时狃于承平，不报(《真德秀集》三)。十五年，知潼川府魏了翁被召入对，请于江南、两淮、荆襄、四川四镇，慎择守将，“听其所为，勿从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责成则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财赋得以专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旧比以掣其肘也。军籍得以核其虚实，戎司不得掩虚额以自丰也。屯田当复，民兵当核，忠义当招，皆可以随宜经理也。规模既立，则如国初守边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无所改易可也”(《魏了翁集》十五，参《宋史》本传)。宁宗颇嘉了翁言，然值史弥远当国怙权，无所更革。故其后三十七年，当理宗开庆元年(1259，元兵入临安前十七年)，文天祥上封事，又有“仿方镇以建守”之议，略曰：“祖宗矫唐末五代方镇之弊，立为郡县繁密之法，使兵财尽关于上，而守令不得以自专。昔之擅制数州，挟其力以争衡上国者，至此各拱手趋约束，卷甲而藏之。传世弥久，而天下无变。然国势由此浸弱，而盗贼遂得恣睢于其间。宣、靖以来，天下非无忠臣义士强兵猛将，然各举一州一县之力以抗寇锋，是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贼。中兴之臣，识循环救弊之法，盖有建为方镇之议者矣。失此不图，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变，臣不知所以为善后计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阃，节制江东西诸州，官民兵财尽从调遣，庙谟渊深，盖已得方镇大意矣。然既有宣阃，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抚副使。(按：宣阃即宣抚使，‘掌宣布威灵，抚绥边境，统护将帅，督视军旅之事’。制司即制置使，‘掌经画边鄙之事’。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南宋以文臣为安抚使，武臣一员为之副，以上均据《宋史·职官志》。)事权俱重，体统未明。有如一项兵财，宣阃方欲挪移，诸司又行差拨。指挥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将谁适从?今日之事，惟有略仿方镇遗规，分地立守，为可以纾祸。且如江西一路，九江、兴国、隆兴与鄂为邻，朝廷既倾国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论。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奥，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简。八州之中，庐陵、宜春最当冲要，虏之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则出清湘，避长沙则出衡阳。今宜春见谓有兵，惟庐陵犹此无备。舍坚攻瑕，弃实击虚，虏既以此为得策，则夫避宜春而趋庐陵，其计将必出于此。州县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权势素微。虏至一城则一城创残，至一邑则一邑荡溃，事势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别立规模，何由戡定祸乱?臣愚以为莫若立一镇于吉，而以建昌、南安、赣隶之；立一镇于袁，而以临江、抚、瑞隶之，择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从事。其四州官吏，许以自辟。见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帅府所为，去者令注别路差遣。其四州财赋，许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诸色窠名，尽予帅府，交事以前见未解数目，亦许截留。其四州军兵，见属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见行团结者必分散而不齐，许于伍符团结之外别出措置，收民丁以为兵。彼一州之紧急者，得三州稍宽缓之力以为之助；三州之宽缓者，得一州当其紧急而无后忧。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气势当自不同。仿此而行之，江东、广东无不可者。”(《文天祥集》三)书上，不报。

内重外轻，而守御之权不集，此宋季军政之一大弊，迄于亡而不变者也。

其次，则军纪之败坏。宁宗嘉定七年(1214)，起居舍人真德秀论之曰：“今连营列戍，虚籍不填，老弱溷殽，教阅弛废，衣廪朘削，憔悴无聊。荆、淮所恃义勇民丁，而团结什伍，反成绎骚，无以作其超距翘关之勇。东南所长者，舟师战棹，而绘画图册，徒事美观，而未尝习以凌波破浪之技。……掊敛成风，而士卒之怨弗恤，忌克成习，而偏裨之长莫伸。”(《真德秀集》三)十三年，德秀既出知江西隆兴府，又言：“自视事以来，讲求军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备厮役。事艺未尝练习，教阅只为具文，则兵不足以为兵矣。有副总管，有路钤，有路分，又有州钤，有将副，下至都监、监押，皆以主兵为职，而未尝知兵。问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阁门，或国信所，或堂部吏。其间岂无可用之材?要于将略鲜曾闲习，或习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贵以自娱，甚者阘葺废放，无所不有，则将不足以为将矣。兵不足以为兵，将不足以为将，则帅之为帅，是亦具员而已矣。”(《真德秀集》九)理宗即位之元年，德秀解湘南安抚使任还朝(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其奏陈各地将帅之剥削士卒，言尤痛切，曰：“诸道总戎之帅，训肄不勤，而掊克是务。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赀稍厚者，必使之治货财，非优之也，盖幸其负课而掩有也。其廪给稍丰者，必以之供役使，非亲之也，盖利其捐金而求免也。军中相语，以酒垆、药局为藉赀产之娣媒，谓当其事者必不能白免也。回易、房廊为陷子孙之坑阱，谓其身虽死，而监督至于无穷也。主帅剥偏裨，偏裨剥队伍。有日给千钱而不足衾絮者，有月禀数斛而不饱糟糠者。以此饰苞苴，以此买歌舞，于是乎兵贫至骨矣。”(《本集》四)先是，宁宗末年，魏了翁对策亦言：“国家休兵四十余年矣，旧臣宿帅日替月零，骄将騃夫久靡廪稍。未尝有横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禄，宠异逾等，不复有功名之望。剥下媚上，背公首私，升差夺于货贿，拣汰挠于请嘱。庸者有输假贷子钱者，有输每旬宣限帮给银会，或以铁钱兑给而规其倍称之息，戍兵之愤惋不恤也。市刍草以给战骑，往往抑配均备，而千没其四分之三，将队之怨嗟不问也。甚者收房廊、掌回易、置簰筏、建第宅。古人之所与同甘苦者，今役使科抑几同奴隶。方时晏安而专事朘削，士有离心而无斗志，万一有犬吠之警，则忧不在敌而在我矣。”(《魏了翁集》廿一)

非惟州郡之兵不可用，即禁卒亦同虚设。端平初，魏了翁奏言：“异时江淮有警，或出禁旅以为声援。今也殿步二司久为庸奴所坏，平居则冒虚籍，有急则驱市人。江北、江西之行，所至辄败。况自近岁驭失其道，赏罚无章，中外之军，往往相谓战不如溃，功不如过。风声相挺，小则浮言谇语以扇其类，大则拥众称兵以凌其上，而欲恃此以为守，臣知其不可也。”(《本集》十九)奏上不数月，遂有临安首都军民交哄之怪剧(《宋季三朝政要》一)。禁卒之失律，遂成为朝野交谪之事实矣。

官兵如此，民团则何如?开庆元年(1259，元兵入临安前十七年)，文天祥上封事言：“近时朝廷以保伍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为里胥者沿门而行，执笔以抄其户口，曰官命而各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于官，又从而垩通涂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书曰保伍如右。所谓保伍，如此而已!臣居庐陵，往往有寇警，则乡里又起所谓义丁者。一日隅总击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习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酾酒以待，随其所衣，信其所持，从而类编为之伍。一匝乎村墟井落之间，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则义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团结，州县奉旨而行移，计其规为布置，当有加密于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属邑合状帐申郡府，郡府合状帐申朝廷。计其数目当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当其分，则乡村无以通于镇市，镇市无以通于城郭。虏突如其来，彼一方者，力不敌，势不支，老弱未及拣，教阅未及施，虽有金鼓旗帜之物，而未之坐作进退之节也；虽有城池山泽之险，而未知备御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恃其粮，自备其饮食，则有所不能，抑于官则无以给也，有以给则又不能久也。臣故曰无益也。”(《本集》三)

宋季军队不惟战斗力弱，即其数量亦不敷边防。端平初，魏了翁已言“两淮民兵见谓骁捷，然轻进易退，不足以当坚忍之铁骑。淮西精甲数万，自去岁东附、龙门两败，所失盖万五千，而他州陷没者犹不计。江上诸军稍堪行陈者，制司并其器械舟船摘所以去，今得还与否，皆未可知。而军分不明，尤为可虑，如骑司、戎司之军，皆非旧来屯戍之地。将不知兵，兵不习险，缓急不可倚仗。荆襄所恃保捷一军，十余年来颇已凋落，虽有新招镇北二万人，其如南北军殆如冰炭。荆鄂旧军二万余人，粗若可用，然仅存者六七千人。虽有外五军，亦不满数千。蜀中诸军，旧管九万八千，马二万，嘉定核实，裁为八万二千，马八千，则气势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实，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万五千，而其间老弱虚籍者又未可计。是以五六万人，当□千七百里之边面，众寡强弱，此盖(不?)难见”(《本集》十九)也。其后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亦言：“自东海城筑而调淮兵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而镇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国之所恃以自卫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国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归之强，则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调度转急，问之大农，大农无财；问之版曹，版曹无财；问之饷司，饷司无财。自岁币银绢外，未闻有画一策为军食计者。”(《本集》三)盖宋季之民生与财政状况，已使大规模之扩张军备，为不可能，说详次节。

下 宋季之民生与国计

宋季民生国计上有三大事：曰土地之集中于贵势之家，曰楮币(即纸币)之滥发而低折，曰“和籴”“和买”之病民。

(1)初仁宗时曾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按：盖公卿占田不得过三十顷，武官占田不限，惟其田之免役者限十五顷；故牙前将吏下特著“应复役者”四字，而公卿下不著。)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以田赏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牵于阴阳之说，至不敢举事。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后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而官户田例免差科。政和中，乃诏品官限田，一品百顷，以差降杀，至九品为十亩，限外之数，并同编户差科”(《宋史·食货志》上一)。南渡后，官户田之优待废。绍兴二年(1132)户部侍郎柳约请复政和之制不果(《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十一)。然其后官户田不仅回复政和间之优待，且全免役，故理宗时孙梦观进讲，谓：“朝廷固尝随官品以定顷亩之限，出于所限者仍同编户，今固未尝过而问之。”(孙梦观《雪窗文集》二)

绍兴二年柳约之请复限田制也，右司谏方孟卿议之曰：“今郡县之间，官户田居其半，而占田过数者极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则专取于民，必致重困。臣谓艰难之际，士大夫义当体国，岂可厚享占田之利?”(《中兴两朝圣政》十一)方孟卿之言无意中泄露南宋初年土地分配之概况。其所言及之状况，自以南宋之境域为限。“占田过数(一百顷以下之数)者极少”，非因尔时之地主有取于中庸之道也，其故似别有在。在过去一阶段之中国社会，大地主阶级自以官户为主体。故愈近政治之中心则官户愈多，而兼并亦愈烈。北宋时代，江淮以南兼并之烈，自当逊于大河两岸。当南宋初年，此之情况，不能即大有改变，盖新朝之统治者在播迁之余，尚少求田问舍之暇也。然即如此，官户田已居郡县之半矣。

在南宋初年占田逾百顷者尚少，至南宋末年则百顷之田主已无足齿数矣。理宗时，孙梦观进讲，言“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囷仓星列，奚啻万斯”(《雪窗文集》二)。而理宗端平元年(1234)，刘克庄在奏牍中描写富贵家之财产尤为具体。彼等“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按：路为宋代最大之行政区域，有大于现今一省者)之阡陌。岁入(租)号百万斛，为‘开辟以来未之有者’”(《刘克庄集》五一)。其后淳祐(理宗)六年(1246)，谢方叔亦奏言：“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方叔更推原兼并促成之因曰：“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宋史·食货志》上一)

刘克庄、谢方叔皆言巨室有每岁收租至一百万斛者。当时岁租一百万斛之田，为亩几何?于此吾人得作一颇有趣之考据。理宗景定四年(1263)侍御史陈尧道等言：“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宋史·食货志》上一)以比例推之，则岁入百万斛之田为一百四十三万亩而弱，即一万四千三百顷而弱，为政和限田最高度之一百四十三倍。

官户田在南宋已占郡县之半，至南宋末，更当远逾于此。其精密之比率虽不可知，然两浙及江南东、西三路(约等于今浙江、江苏、江西三省)，在宋季土地集中之情形，吾人尚可得更亲切之印象。据景定四年陈尧道等之估计，此三路逾限之田有三千万亩(《宋史·食货志》上一)。其占田逾限之地主在限内所有之田共得若干，史无明文，试从低假定为限外之半，则集中于彼等手之田地已有四千五百万亩，彼等尚非三路中一切大地主也。讫今江西、浙江二省已垦之田各不过四千一二百万亩耳。

(2)楮币虽源于唐之飞钱，然飞钱之性质仅如近世之汇票，直接为交易媒介之楮币似创于宋。真宋时始行于蜀之民间，不久政府即收其发行之权而专之，更推行于他地。南宋初楮币之用始广，至南宋末，中国已成一楮币世界矣。宁宗开禧以后，楮币发行之数量，今可考者列表如下(表中所列盖仅中央发行之数，其四川、两淮、湖广发行之数似尚不在内)：

宁宗开禧间 一万四千余万贯 据戴埴《鼠璞》上

宁宗嘉定间 二万三千余万贯 据同前

理宗绍定六年 三万二千余万贯 据同前，参《宋史·

(1233)食货志》

理宗淳祐六年 六万五千余万贯 据《雪窗文集》一

(1246)

观上表可知，从绍定六年至淳祐六年(1233—1246)之十三年间，楮币突增加一倍以上。其后增加之数虽不可考，然以其时财政艰窘之情形推之，增加之率只有更速。

楮币既滥发，而政府不能尽量兑现，即兑现亦不十足，且赋税之缴纳又不能全用楮币(大抵楮钱各半)，其低折乃势所必然。理、度两朝楮币低折之实数，史无明文，然从其前后之情形推之，略亦可见。宁宗开禧间“朝廷始诏江、浙诸道，(每贯)必以七百七十行用，(折扣)终非令之所能禁，嘉定初顿损其半”(《鼠璞》上《楮券源流条》)。及宋亡十余年后，楮币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熝不烂之说。观音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貌美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熝不烂者，如碎絮筋查也”(《静斋至正直记》一)。理、度时之情形当去此不远。(孙梦观淳祐六年(1246)奏言：“今新楮之价，较之下方亦且削于曩之半矣。”见《本集》一。)

楮币事实上低降，而法令却不许其低降。商贾为避法及预防楮币低折之损失，只有高抬物价。此亦为宋季朝野交苦之一事。相传真德秀负一时重望，端平更化，人奚其来，若元祐之司马光也。是时楮轻物贵，民生颇艰，意真儒之用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语曰：

若欲百物贱，

直待真直院。

及入朝敷陈之际，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第一义，而复以《大学衍义》进。愚民无知，乃以其言为不切时务，复以俚语足前句云：

吃了西湖水，

打了一锅面。

市井小儿嚣然诵之。继参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癸辛杂识》)。

宋季政府未尝无挽救楮轻之法，然其法转滋民怨。宁宗嘉定四年(1211)，真德秀奏言“今新令之行，以旧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傥郡县推行唯谨，则实惠岂不周流?然虑其间未能亡弊，或颁降有限，仅充官吏之橐，而弗及齐民；或胥吏要求，只给豪富之家，而弗及下户；或创局亡几，惠止城邑，而田里未免见遗；或争夺纷孥，难于禁止，而公私反致多事。……远近之人，赍持旧券，彷徨四顾，无所用之，弃掷燔烧，不复爱惜，岂不逆料它时之必至此乎”(《本集》二)。越二年，德秀又奏言：“今日关国脉盛衰，系民生休戚，其惟楮币一事乎!……自楮币之更，州县奉行失当，于是估籍徙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按：科敷谓责每户缴纳若干于政府)抑配，远近骚然，而厚敛始及民矣。告讦公行，根连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称提之说，逞朘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夫是数者，岂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坏既极，不得已而变通之，出御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期以收换，多方以优恤，惟恐其病民也。法行之初，虽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几又为之令曰：‘当估籍者毋得专行，必闻于朝，以俟报可。’忠厚谨审之意，寓于不言，又若是其至也。而臣观今之州县间，务为新奇，创立科调，乃多出于朝廷约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财并遭没入者矣，有亏陌田钱，而百万之赀悉从没入者矣。谓之奉法可乎?至于科富室之钱，朝廷之令所无也；拘盐商之舟，朝廷之令所无也；以产税多寡为差，令民藏券，此又朝廷之令所无也……臣闽人也，所谓家产满千钱藏券五十者，闽中之新令也。夫产满千钱，大约田几百亩，养生送死之费，县官征税之输，皆取具焉。非常之须，又不在是，安有余赀可市券而藏楮乎?况闽之为俗，土瘠人贫，号为甚富者视江浙不能百一。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收券者，虽大家不能免。岂便民之策耶?或者徒见楮价骤增，遂指以为新令之效，臣窃谓不然。乃者朝廷盖自有良画矣，曰福建上供，纯许用券。以一岁计之，为数几二百万。官之用券既多，则民之视券亦重。盖将不强之贵而自贵，不迫之藏而自藏矣。况民之输官者，钱楮各半，是朝廷缀见缗予州郡者亡虑百万，称提之助，沛然有余。尚何待它为科配乎?厥今四方之民病此极矣。”(《本集》二)“科敷”之弊，魏了翁在端平间曾拟补救之策，欲将“人户物力第为三等，而分为三限，以督其入。上者入初限，次者入中限，下者入末限。……盖欲藉上户气势，则以振作楮币，或可望其指日增价，一也。虑将来只是下户纳足，上户断然不纳，今先及上户则余人无词，二也。今未见亩步苗头之数，只得衮同科敷，是致中下户亦与上户无别。今若令上等先纳，次及中等，俟纳及太半之后，万一楮币顿复，则下户或可略与蠲减，或又全免，三也。此三说皆以示恤小之意，而条目之颁，乃未及此。或者不过曰，上户先期输纳，则中下户必市贵楮。不知中下户皆有官(?)之家，非皆朝不谋夕，独不能豫为之待乎?”(《本集》二十)然朝贵不以其策为然，终未采用。

(3)理宗初年，言理财者已承认农商之赋税，已重至无可复加矣。(端平元年刘克庄奏言：“前世或税于农，或榷于商，今税榷俱重不可复加。”见《本集》五一。)然宋季人民之负担除赋税外，尚有所谓“和买”“和籴”者。二制皆源于北宋，其初由官先给民钱，而民输绢帛谓之“和买”，输粟谓之“和籴”。然和买在宋季竟成为不给直之强取，或令民输钱以代绢。和籴则在北宋已有“官虽量予钱布，而所得细微，民无所济，遇凶岁不蠲，最为弊法”之怨声；至宋季则“计产抛数非其(民所)乐，低估高量，几于豪夺”矣。(《刘克庄集》五一)

“和买”“和籴”非一时一地偶尔之事，岁岁有之，且除权势之家外，户户有之。(《宋史·食货志》上一，淳祐七年(1247)谢方叔言：“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以此例之，和买当亦不及巨室。)

宋季人民和买之负担，今可考得一例：“淳熙五年知江宁县事章碉偶因推排，平白将一厢(城南厢)三都分立和买两色，增科绵绢于民。房地僦赁则起所谓家业钱，店肆买卖则起所谓营运钱。有如房地钱日收一十文，足纽家业钱一贯六百二十三文七分，每及一贯文，即催和买绢五寸五分绵五分五厘，共折钱一百三十八文七分二厘。其店肆卖买，比之房地，尤无定准，皆是泛行约度。(足)纽营运钱每及一贯文，即催和买绢八寸绵八分，共折钱一百二十四文。”(《真德秀集》六)此为一较重之例，其轻亦不远也。

至和籴负担实数，文献无征。然宋季言财政而以纾民困为意者，其视和籴之废除，尤急于和买，则和籴负担之重，更甚于和买，可断言也。

救楮轻而免和籴为宋季财政上公认之一大问题。欲解决此问题，非政府新开一大财源不可。然于何开之?

端平元年(1234，元兵破临安之前四十二年)刘克庄为此建二策：一，择岁入百数十万斛之巨室，令所居郡县，各按版籍，十籴其七，若旁郡、邻县之侨产，则全籴焉。籴十年止，十年之外，国用少纾，则给其直。二，追大吏乾没之赃。据克庄言：“比年颛阃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拥麾持节之臣，未有不暴富者。”克庄谓：“田当没入，止籴其粟，粟之外货宝如山自若也。货当没入，止追其赃，其不追者犹不胜用也。此于贵家大吏无甚损，而国与民皆可小苏，不亦简而易行乎?”(《本集》五一)然当时莫能行也。

景定(理宗)四年(1263，元兵破淮安之前十三年)贾似道为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使陈尧道(殿中侍御史)等合奏：“廪兵、和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而五利具矣。”诏从其言。既而朝士诋诽者汹然，理宗亦稍犹豫，谓“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似道以去就争之，乃降旨“买田永免和籴，自是良法美意，要当始于浙西，庶他路视为则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难于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于是似道举其浙西田万亩，献为公田。亲贵大吏，颇有继之者，异议渐息。(初行公田事，《宋史·食货志》上一记在景定四年(1263)，《宋季三朝政要》三记在三年，《齐东野语》十七记在二年壬寅。按二年为辛酉，《野语》显误，兹从《宋史》。)初议收买者仅逾限之田，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以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派买三分之一，其后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四十楮(一楮面值一贯)，不及石者价随以减。(《宋史·贾似道传》言：“浙西田亩有值千缗者，似道四千缗买之。”)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将仕、校尉、承信、承节、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其施行之际，或一时迎合，止欲买数之多，凡租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际，元额有亏，则取足于田主；或内有硗瘠及租佃顽恶之处，又责换于田主。于是一时大小田主之怨声载道。会景定四年(1263)，彗星见，求直言。于是公卿、大夫、士庶指斥公田之论，喧腾朝野。似道力辨人言，请辞相位。御笔答云：“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所以命卿决意举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罢之，虽可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如军饷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任职，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异议又沮。然以阻力之大，公田之推行，终宋之世只及于浙西，而和籴之免亦只限于浙西耳。(参《宋史·食货志》上一，《咸淳遗事》上，《齐东野语》十七《景定行公田》条，《钱唐遗事》五《推排公田》条。)

景定五年(1264)，似道又行一富国之策，即清丈田土，以杜匿税，当时谓之推排，亦即所谓经界，南宋自朱熹以来理学家所称道不已者也。景定推排之法，始行于平江、绍兴及湖南路，遂命诸路漕帅皆施行焉。至度宗咸淳六年(1270)以郡县推排，虚加寡弱户田租，害民为甚，令各路监司询访，急除其弊。八年(1272)台臣言江西推排结局已久，旧设都官团长等虚名尚在，占吝常役，诏罢之。(《宋史》纪、志皆不载推排事，仅于《贾似道传》著一语，此据《续文献通考·田赋考》一，本书据序“参以诸说部杂篇议论，博取文集”，惟此未详所出。)景定推排实施之经过，史载甚略。今可得知者，此事所召地主之怨毒不亚于公田，或且过之，以其推行之地较广也。当时有传诵之讽刺诗曰：

三分天下二分亡，

犹把江山寸寸量。

纵使一丘添一亩，

也应不似旧封疆。

又有题《沁园春》于道间者，曰：

道过江南，泥墙粉壁，右具在前，

述某州某县某乡某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

气象萧条，生灵憔悴，经界从未必然。

惟何甚?为官为己，不把人怜。

思量，几许山川!况土地分张又百年!

正西蜀巉岩，云迷鸟道，两淮清野，日警狼烟。

宰相弄权，奸人罔上，谁念干戈未息肩?

掌大地，何须经界，“万取千焉”?

(右据《钱唐遗事》五《推排田亩》条，亦见《古杭杂记》。近人言土地制度有引此条为指公田之事者，大误。)

公田、推排之实施，使南宋政府与资产阶级发生利益冲突，而相乖离。南宋政府瓦解之速，此未始非其一要因。在民众未有组织之前，资产阶级之拥护，与一政府之存在，关系甚大，此乃无可如何之历史事实也。最后南宋政府不能不向资产阶级认错求援，然无益矣!少帝德祐元年(1275)春，贾似道既去国，北军已抵升、润，察院季可奏乞罢公田之籍，以收农心，谓：“此事苛扰，民皆破家荡产，怨入骨髓；若尽还原主，免索原钱，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绝公田之苦。”然而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创，非理宗之本意，稔祸召怨，最为民苦，截日住罢，其田尽给付其原佃主，仰率租户义兵会合防拓。”其后勘会谓招兵非便，且其田当还业主，于种户初无相干。秋成在迩，饷军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还田指挥，俟秋成后集议施行。有旨将平江、嘉兴、安吉公田照指挥蠲放，却从朝廷照净催米数回籴，其钱一半给佃主，一半给种户，以溥实惠，业主竟无与矣。盖业主佃主之分，当时用事者亦不能晓也。然边事日急，是时仍收公租。还田之事，竟不及行。

要之，宋在季年欲自固不能不扩军，欲扩军不能不用财。然是时国中财富集于巨室，齐民盖藏既鲜，而税担已重。加敛于齐民，则齐民无以堪命；强征于巨室，而巨室离心。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亡也。

(原载《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12月)

出版说明

“大家小书”多是一代大家的经典著作，在还属于手抄的著述年代里，每个字都是经过作者精琢细磨之后所拣选的。为尊重作者写作习惯和遣词风格、尊重语言文字自身发展流变的规律，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版本，“大家小书”对于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不进行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处理。

提请读者特别注意。

北京出版社

注1  《论语》：“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目录

三国史话

楔子

宦官

外戚

黄巾

历史和文学

后汉的地理

董卓的扰乱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赤壁之战的真相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替魏武帝辩诬

从曹操到司马懿

替魏延辩诬

姜维和钟会

附录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全

司马懿如何人

司马氏之兴亡

晋代豪门斗富

袁曹成败

论魏武帝

曹嵩之死

诸葛亮南征考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孙策欲袭许

三国之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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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

梁满仓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1884年2月27日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早年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任教，后来到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做编辑。1920年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2年在苏州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1925年任沪江大学教授。1926年以后，长期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吕思勉回到家乡，到附近游击区中学任教，依靠稿酬艰难度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仍回到光华大学历史系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在该校历史系任一级教授，直至1957年逝世。

吕思勉先生著述甚丰，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经学、理学、小学、文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学术著作包括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五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史籍》和《文字学四种》。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史学论文、札记、讲稿、教材和历史读物，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

无论学养还是学识，无论学术地位还是学术贡献，吕思勉先生都绝对称得上大家。相对上述学术著作，吕先生的这本通俗著作《三国史话》，则是一本篇幅不大的“小书”，放到“大家小书”丛书中甚是贴切。

然而，我们不能因其“小”而忽视其所蕴涵的价值。这部平易近人、雅俗共赏、娓娓道来的历史通俗读物，一样显示着知识渊博、分析中肯、真知灼见、求真求实的大家风范。

《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首先体现在作者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作者为什么不选择两汉或唐宋作为史话题材，而偏偏选中了三国呢？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用意。在《楔子》中作者指出：“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三国演义》在百姓中影响非常大，许多人是通过这部书熟悉三国历史的，但《三国演义》所传播的历史知识有不少不符合历史真实，从这段历史入手，可以使传播准确的历史知识收到最理想的效果，这既是吕先生作《三国史话》的初衷，也反映了吕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强烈的责任意识。

《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还表现在一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观点。其中最精彩的要数对曹操和诸葛亮的评价。书中有一篇《替魏武帝辩诬》，篇中最后说：“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生忘死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围绕替曹操翻案问题的大讨论，并由此引起了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而《三国史话》出版于1943年，早于那场大讨论十多年。文中曹操是英雄的评价，至今仍是学界的主流认识。对诸葛亮的评价也是如此，其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精神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佩。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有人出于吸引公众眼球的目的，企图把诸葛亮说成历史罪人，但始终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求真求实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也是历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真谛。吕先生在《历史和文学》一篇中指出：“古人的环境我们固然不能全知道，也不会全不知道。因而古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决不能全了解，也不至于全不了解。所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满足感情固然是一种快乐，了解事实的真相，以满足求知的欲望，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分析历史问题谨守可能的范围，做出结论要谨慎，宁肯所说话少而真，也不为满足主观情感需要而长篇演义和假设。这不也体现着史学大家的风范吗？

《三国史话》是一部通俗历史读物，然而通俗中却包含着渊博的知识。例如《宦官》一篇，作者首先从解释“宦”字入手，根据先秦典籍《礼记》的记载，指出“宦”字开始并非指被阉割之人，而是与学有关。“宦”字的古义，是“学”和“仕”，而“学”和“仕”本身就是一回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后来出现了在办事机构中或无所事事，或只为长官办私事的现象，等于是养闲人，于是“宦”便有了“养”的意思。皇帝所养的办事之人，便是宦官。在东汉光武帝之前，宦官不一定都是阉割过的人；只是到光武帝之后，宦官才悉用阉人。这个论述过程，不仅需要广博的史料运用，还需要运用训诂学手段。研究古书中词义被称为训诂学，其特点往往与艰深枯燥连在一起。而吕先生却把文字训诂运用得生动活泼，使人读起来既长知识，又兴趣盎然，非史学大家很难达到这个高度。

小中见大，通俗中见高雅，《三国史话》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当今社会，有的人以庸俗媚俗为美，蔑视嘲笑高雅；有的自封“大师”，把高雅庸俗化，这都反映出对真正高雅的浅陋与无知。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大家，但应该形成人人都以大家为榜样，向大家方向努力的风气，只有这样，我们文化发展的前景才是光明的。

2011年12月1日

三国史话

楔子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它、考证它、解释它。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他；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真正硬摹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予教正。

宦官

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十常侍乱政图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然则后汉的祸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历来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阉割的人。近代的俗语，亦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在后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利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作了一篇传，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光武中兴之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官就并非阉人了。所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然而他这句话，实在是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

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做《礼记》。《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

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

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做《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辞，书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中国西藏地区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礼记》上还有一篇，唤做《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他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然则古人没有应用的知识技能么?不然。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现在所传的几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

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再鲁莽些，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子路只是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视高深学理一般。这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汉时皇室的藏书，由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成一部书目，谓之《七略》。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大部分就是抄录他的。他对于每一类的书，都有推论这种学问从何发源及其得失的话。其论先秦诸子之学，都以为是出于一种官署，就是为此。然则宦就是在机关中学习做公务员。公务员中，自然有出类拔萃，有学术思想的，就根据经验，渐渐地成立一种学术了。

话越说越远了，这和后世所谓太监者何干呢?不错，听我道来。刚才所说的，只是宦的正格。譬如现在机关中正式办理公务的公务员。现在机关中不有名为公务员，而实在无事可办；或者只是替长官办理私事的么?在古代亦何尝不是如此。所以秦始皇少年时，有一个人唤做嫪毐(ｌàｏ’ǎi)的，和他的母亲奸通了，嫪毐自然阔起来了，于是“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这句话，见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里。这所谓宦，哪里是在什么机关里学习什么公务?不过在他家里做他的门客罢了，所以要称为舍人。嫪毐的舍人固然极一时之盛，然而古代的贵族，绝不止嫪毐一个人有舍人。这种在贵族家里做舍人的，都谓之为宦。所以“宦”字又有一个训释是“养”。“养”字可从两方面解释。他们是他们主人的食客，是他们的主人养活他的，所以谓之养。亦可以说：他们是以奉养他们的主人为职务的，所以谓之养。

此等门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这便是所谓宦官。中常侍即宦官之一。在前汉时，并不一定都用阉割过的人，到后汉光武帝之后，才专用此等人。所以《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要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了。

然则阉割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这里，又有一件有趣味而且又有些意义的事情。诸位知道刑字是怎样讲的呢?在下发这个问，逆料诸位一定会说：刑字不过是惩罚的意思，所以把人拘禁起来，剥夺其自由，也是刑的一种。然而古代的刑字，却不是这样讲的。在古代，必须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使之成为不能恢复的创伤，然后可以谓之刑。

“十三经”里，有一部书，唤做《周礼》。《周礼》全是记古代所设的官及各官的职守的。其体例，极似明清时的《会典》。须知《会典》原是依据《周礼》的体例编成的。不但《会典》的体例是摹仿《周礼》，就是隋唐以后的官制，其大纲也是摹仿《周礼》制定的。《周礼》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后世就摹仿之而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周礼》的地官司徒，就是后世的户部，是管理人民的。治理地方的官，都属司徒管辖。他们都可以治理狱讼。狱便是现在所谓刑事，讼便是现在所谓民事。然而他们所用的惩罚，只能到拘禁和罚做苦工为止。如要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那是要移交司寇办理的，司寇便是后世的刑部，其长官称为司寇，寇是外来的敌人。听讼之官谓之士，其长官谓之士师，师字的意义是长，士师就是士的长，士则本是战士的意思。然则古代用兵器伤害人的肉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其根本，实在是从战争来的，不是施之俘虏，就是施之内奸。后来社会的矛盾渐渐深刻了，才有以此等惩罚施之于本族，用之于平时的。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机关里，还是不能用。这一因其为习惯之所无，一亦因此等施刑的器具及其技术，本非治理本族的机关里所有，所以非把他移交到别一种机关里不可。把现在的事情比附起来，就是从司法机关移交军法审判了。

古代有所谓五刑，都是伤害人的肉体的，便是墨、劓(ｙì)、剕(fèi)、宫、大辟。墨是在脸上刺字；劓是割去鼻子；剕亦作膑，是截去足指；宫，男子是阉割，女子是把她关闭起来；大辟是杀头，这是伤害人的生命的，和墨、劓、剕、宫又有不同，所以又称为大刑。五刑对于男子，都是伤害身体的，独宫刑对于女子不然，不过是拘禁。这亦可见伤害肉体之刑，原起于军事，因为在军事中，女子倘或做人俘虏，战胜的人还要用来满足性欲，所以不肯施以阉割，于是自古相传阉割之刑，只对于男子有之。到后来，要将此刑施于女子，就只得代以不伤肉体的拘禁了。

伤害身体的刑罚，最初只施诸异族，或者内奸。所以较古的法子，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这话亦见在《礼记·王制》上。因为俘虏原来是敌人，内奸是投降异族的，也和敌人一样，怕他们报仇之故。到后来伤害身体的刑罚，渐渐地施诸本族了，于是受过刑罚的人，其性质的可怕，就不如前此之甚，因此，就要使他们做些事情。《周礼》这一部书，从前有人说它是周公所做的，这是胡说。这部书所采取的，大概是东周以后的制度，时代较晚，所以受过各种刑罚的人，都有事情可做。而其中受过宫刑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守内”。因为古代的贵族，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所以在内室里要用阉割过的人。

到后来，就有一种极下贱的人，虽未受过宫刑，而希望到贵族的内室里去服役，就自行阉割，以为进身之阶了。宫刑，当隋文帝时业已废除。自此以后，做内监的人，都是自行阉割的。汉时虽还有宫刑，然据《后汉书·宦者列传序》里说，当时的宦者，亦以自行阉割进身的为多。后汉时的宦官，即专用此种人。自此以后，宦官二字，遂成为此种人的专称，失其本义了。

皇帝为什么会相信宦官呢?在历史上，有少数是因其性多疑忌，以为朝臣都要结党营私；只有宦官，是关闭在宫里，少和外人交接，结党要难些；而且宦官是没有家室的，营私之念也要淡些；所以相信他的。

然而这只是极少数。须知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这也并不是历代的皇帝生来就昏愚。因为人的知识，总是从受教育得来的。这所谓教育，并非指狭义的学校中的教育，乃是指一切环境足以使我们受其影响的。如此说来，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所以皇帝若是一个上知，也仅能成为中人；如其本系中人，就不免成为下驷了。

皇帝是一个最大的纨袴子弟，要知道皇帝的性质，只要就纨袴子弟加以观察，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了。纨袴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而专喜和奴仆攀谈，且专听奴仆的话么?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份，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们。历代皇帝的喜欢宦官，其原因亦不过如此。但是有等人，因其所处地位的重要，其所做的事，往往会闯出大乱子来。譬如在前清末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和，这种情况若在民间，也闯不出多大的乱子。母子不和之事，我们在社会上亦是时时看到的。然在皇室之中，就因此而酿成“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种种关系大局之事了。历代皇帝喜欢宦官，所以酿成大患，其原理亦不外此。

外戚

宦官是后汉的乱源，这是个个人都知道的了，却不知道后汉还有一个乱源，那便是所谓外戚。什么叫做外戚呢?外戚便是皇帝的亲戚，俗话谓之国戚。其实这是不通的。皇帝是皇帝，国家是国家，如何好并做一谈呢?但是君主专制时代的人，对于这个区别是不甚清楚的。所以皇帝的舅舅，就唤做国舅。

读者诸君，不还记得《三国演义》上，有“何国舅谋诛宦竖”一回么?何国舅便是何进。他是后汉少帝的舅舅，少帝名辩，是灵帝的儿子，正宫皇后何氏所生。灵帝不喜欢他，而喜欢后宫美人王氏所生的儿子，名唤协。不立正宫皇后的儿子做太子，却立后宫美人的儿子，在君主时代唤做“废嫡立庶”，是违反习惯的，不免引起朝臣的谏阻，招致全国的批评，所以灵帝迟迟未能举行。后来却一病死了。

据历史上说：灵帝是把后事嘱托宦者蹇硕，叫他拥立协做皇帝的。当灵帝死的前一年，曾设立八个校尉。校尉是汉朝直接带兵最高的官，就像现在的师长一般。凡校尉手下，都是有兵的。再高于校尉的将军，却像现在的军长一般，手下不一定有兵了。当时设立八校尉，其中第一个便是蹇硕。其余七个校尉，袁绍、曹操，还有后来属于袁绍、乌巢劫粮时为曹操所杀的淳于琼，都在其中。历史上说其余七校尉，都统于蹇硕。大约蹇硕是八校尉中的首席。以一校尉而兼统七校尉，其实权就像将军一般，不过没有将军的名目罢了。大概因为他是宦官，不好加他以将军的称号罢。然而其实权的不小，却可想见了。当时到底是灵帝因为他有兵权，把废嫡立庶的事嘱托他?还是他因兵权在手，生出野心，想要废嫡立庶，诈称有灵帝遗命?我们现在也无从断定。

须知历史上这类不知真相、难以断定的事实，正多着呢。灵帝未曾废嫡立庶，灵帝死后，一个宦官却出来干这件事，无论其立心如何，在法律上总是毫无根据的，非靠实力不能解决。蹇硕虽是八校尉的首席，其余七校尉未必肯听他的命令。而且八校尉只是新设的兵，在京城里还有旧有的兵呢。旧有的兵属谁?那何进在名义上是大将军，一切兵都该听他的调遣的。汉朝离封建时代近，大家都有尊重贵族之心。国舅是贵族，容易得人拥护。宦者却是刑余贱人，大家瞧不起的，无人肯听他的命令。所以蹇硕在当时，要废辩而立协，名义上既觉得不顺，实力上，倘使为堂堂正正的争斗，亦决不能与何进敌，只有运用手段，把何进骗进宫里去杀掉之一法。在宫外是大将军的势力大，在宫内却是宦官的势力大，宫禁是皇帝所在，攻皇宫就有造反的嫌疑，这件事无人敢轻易做。蹇硕在当时，倘使真能把何进骗进宫杀掉，他的希望，倒也或许可以达到，至少是暂时可以达到的。苦于何进也知道他的阴谋，不肯进宫，蹇硕无法，只得听凭辩即皇帝位。此即所谓少帝。蹇硕既未能废立，就不过是一个宦者，他手下的兵，是既不足以作乱，也不能拥以自固的，就给何进拿下监，治以死罪。

当后汉时，宦官作威作福，天下的人民恨极了。当时的士大夫也都痛恨他。这时候，要诛戮宦官的空气，自然极其浓厚。何进便想把专权得宠的宦官，一概除尽。然而宦官和太后是接近的，天天向太后诉苦。女人家的耳根是软的。听了他们的话，就不肯听从何进的主张。何进无法，乃想调外边的兵进京来威吓太后。这样一来，宦官知道事机危急，乃诈传太后的诏旨，叫何进入宫。何进想不到这时候的宫内还会有变故，轻率进去，竟给宦官杀掉。宦官此等举动，不知道是以为无人敢犯皇宫呢?还是急不暇择，并未考虑?总之，在此种情势之下，还要希望人家不敢侵犯皇宫，就没有这回事了。这时候，袁绍的堂兄弟袁术，正受何进之命，选了两百个兵，要去代宦官守卫宫禁。听得这个消息，就去火烧宫门，攻击宦官，宦官如何能抵敌?只得挟持少帝，逃到黄河边上的小平津。有的为追兵所杀，有的自己投河而死在京城里。那袁绍此时，正做司隶校尉，是京城里管缉捕督察的官，把他(们)尽数搜杀。

宦官到此，算(被)一网打尽，然而西凉将董卓，亦因应何进之召，适于此时入京。西凉的兵是强的。董卓又是个粗暴的人，敢于妄作妄为。进京之后，便专擅朝权。把少帝废掉，而立协为皇帝，这个就是汉献帝。于是袁绍逃到东方。东方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就把洛阳烧毁掉，逃到西京长安。东方起兵的人，并无意于讨伐董卓，各自占据地盘，互相争夺，天下就从此分裂了。

追源祸始，宦官固然不好，外戚也不是好东西。因为外戚不好，后汉的皇帝总和宦官合谋诛戮他，宦官因此才得专权，而和外戚亦遂成为不两立之势。积聚了许多次的冲突，最后一次，到底撞出很大的乱子来，其事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外戚也不能不算是后汉的一个乱源。然则外戚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现在，亲戚二字是指异姓而言，古代却不然。戚字只是亲字的意思。凡是和我们有血统上的关系的，都谓之戚。我们的血统是有父母两方面的。父亲的父母和母亲的父母，父亲的兄弟姊妹和母亲的兄弟姊妹，和我们的关系，正是一样，夫妻之间，妻对于夫之父母，和夫对于妻之父母，其关系也是一样的。但是从父系家庭成立以来，父亲一方面的亲属和我们是一家人，母亲一方面的亲属却是两家人。夫妻之间，妻是住在夫的家庭之内的，夫的家就是妻的家，妻的家却不是夫的家。凡在家庭团体以外的人，古人都于其称谓之上，加一个外字，以示区别。所以母亲的家庭，称为外家。母亲的父母亲，称为外祖父母。妻称夫的父母为舅姑，夫却称妻之父母为外舅外姑。外戚二字，正是一个意义，就是指不是一家的亲属。单用一个戚字，或用亲戚两字，则是指一个家族以内的亲属的。

古人对于血统有关系的人，亲情特别厚，后世的人却淡薄了。世人都说：这是古代的人情厚，后世的人情薄。其实不然。亲密的感情，是从共同生活而来的。所谓生活的共同，并不限于财产相共。凡一切事实上的关系都是。如几个人共同经营一件事业，共同研究一种学问，都是和生活有关系。所以现在同事或同学之间，感情会特别亲厚。人类的团体，其范围是愈扩愈大的。所以愈扩愈大，则其根源是经济上的分工合作。譬如现在，上海木匠所用的材料，或者是江西、湖南等省贩来的，或者是外国贩来的。如此，上海的木材行，就不能不和江西、湖南等省的人有关系，甚而至于不能不和外国人有关系。各省或各国的人都可以做起同事来。既利害相同，又时时互相接触，彼此之间，自然容易互相了解，而其感情自然也易于浓厚了。这是举一事为例，其余一切都是如此的。古人则不然。其时交通不便，这一个部族和那一个部族，往往不相往来。事实上有关系和互相接触的，都限于部族以内。亲厚的感情，自然也限于部族以内了。古代同部族之中，大抵是血缘有关系的人。后人不知道其感情的亲厚，由于当时人的生活局促于部族之内，误以为血缘有关系的人，其感情自然会特别亲厚。遂以为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另有一种天性存在，这真是倒果为因。假如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天性存在。那么，把小孩从小送入育婴堂里，为什么长大后，不会自然认得其父母呢?所以现在伦理上所谓天性，无不是事实所造成，根本没有一件是生来就有的性质。读者诸君一定要驳我，说别种性质都可以说是事实造成的，母爱怕不能这么说罢?不然，最初的人类如何能绵延到如今呢?当时是没有所谓社会习染的，最初的母亲，如何会自动抚育其子女呢?要问这句话，只要请你就动物试验试验。假如你家里有雌猫，当它生小猫的时候，你试把它自己所生的取掉，换几只别一只猫所生的小猫给它，它一样会把乳给它吃的。可见母猫的哺乳小猫，只是满足它自己的哺乳欲，哺乳欲是并不限于自己所生的幼儿的。人类远古的母亲怕也是如此。以当时人类能力的薄弱，倘使个个母亲都只肯抚育自己所生的子女，那怕人类真不会绵延至于今日了。然而人类这一类倒果为因的误解，是非常之多的。既误以为血缘相近的人，其间有一种特别的天性，就以为血缘相亲近的人，在伦理上应当特别亲厚，于是有国有家的人，也就要特别任用自己的亲戚了。

亲戚分为两种：一种是父系时代自己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宗室。一种是母亲家里或者妻子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外戚。

伦理上的训条只是一句空话。到实际上的利害和伦理上的训条相冲突的时候，普通人是不会遵守训条、不顾利害的。所以古人误以为宗室外戚和自己特别亲厚，而把他们封了许多国，到后来，其冲突就起于宗室和外戚之间。因为并吞人家的国，利益就大，也就顾不得什么一家不一家，亲戚不亲戚。试看东周列国，互相吞并，其间哪一国不有同姓或者婚姻的关系呢?然而直到汉朝，人心还没有觉悟。汉高祖得了天下，就把子弟及同姓分封了许多在外边，而朝内之事，则专一付托吕后。诸位读过《两汉演义》么?韩信、彭越是何等样利害的人?为什么都会给吕后杀掉?这不是汉高祖自己在外面跑，把京城里一切政治都交付给吕后，才会这样么?倘使吕后亦像别一朝太平时代的皇后，专门坐在宫里，不管外事，能够忽然跳起来杀掉这两个人么?可知后来吕后的临朝称制，事非偶然了。

一种不适宜的制度，人类是非经过长久的经验，不会觉悟的。把宗室封建于外，后来要互相攻击，甚而至于对天朝造反，这是从封建时代就积有很长久的经验的。所以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已不肯再封建子弟。汉高祖虽不行其法，到景帝时吴楚七国造反之后，也就觉悟其制度之不可行，把所封的王国，地方都削小,政权也都夺去了。至于外戚秉政，足以贻祸，则其经验较浅。因为古代等级森严，诸侯是要和诸侯结婚的，和自己国内的大夫结婚，是个例外。所以古代国内，甚少外戚，自然不会撞出多少祸事来。所以在汉代，前汉为外戚王氏所篡，后汉还是任用外戚。所用的外戚,没一个有好结果，然而一个外戚去，一个外戚又来。正和辛亥革命以前，一个皇帝被打倒，又立一个皇帝一样。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我们现在，天天骂着奸商，却没有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样。

黄巾

后汉的乱源，还有一个“黄巾贼”。“黄巾贼”的事迹，料来诸位都知道的了，用不着在下来谈。在下却想借这机会和诸位谈一谈道教。

大家不都知道，在江西的龙虎山上，有一个张天师么?这天师的称号，从何而来?据《魏书·释老志》说，是这样的：当魏世祖时，有道士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后来太上老君下凡，授以天师之位，据太上老君说：自从天师张陵去世，地上久已无修善之人。因为寇谦之为人好，修道诚，所以特将此位授给他的。然则张陵是第一位天师了。张陵是谁?便是三国时代割据汉中的张鲁的祖父。

据《三国志》说，张陵是在四川的鹄鸣山中学道的。要学他的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时人称为“米贼”。张陵的道，传给他的儿子张衡，张衡又传给他的儿子张鲁，然而《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元年(184)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注引刘艾说：张修替人治病，病好的给他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三国志·张鲁传》注引魏文帝所作的《典略》也说：灵帝时妖贼大起。在现在陕西省城一带，就是汉朝人所称为三辅的地方，有骆曜。在东方有张角。在汉中有张修。张修之道，称为五斗米道。并没有说起什么张陵和张衡。(张修和张鲁都是益州牧刘焉手下的军官，刘焉差他俩去夺取汉中的。既得汉中之后，张鲁又将张修杀却，而并其众。)《典略》说五斗米道，本起于张修，张鲁在汉中，因百姓相信张修的道，把他增加修饰的。

倘使张鲁之道，真系受之于其父祖，则三代相传，历时不为不久，为什么魏文帝和他是同时代人，绝不提及其父祖?而且张鲁是江苏丰县人。魏文帝说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大略相同，张角是巨鹿人，巨鹿是现在河北的宁晋县（今平乡县——编者注）；还有被孙策杀掉的于吉，是琅玡人，琅玡是现在山东的诸城县（今诸城市——编者注）；其地亦都在东方，为什么五斗米道独出于四川?江苏人跑到四川去传道，固然不是没有的事，为什么其道在四川又并无影响呢?《三国志》和《后汉书》的《刘焉传》都说张鲁的母亲是懂得鬼道的，因此在刘焉家中进出，亦不说她的鬼道和她的丈夫张衡、公公张陵有何关系。

然则张陵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殊不可知。似乎张鲁既据汉中之后，因人民信奉五斗米道，不能不行，而又不愿意承认此道出于其仇敌张修；五斗米道既为人民所尊奉，把来装在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身上，至少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光荣的；而且三代相传，则根柢深厚，又可以引起人民信仰之心；于是妄言其道出于父祖。然则张陵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殊不可知，而后世自称为他子孙的人，居然代代以天师自居；历代的政府，也居然多加以天师、真人等封号。倘使张陵有知，怕也要觉得出于意外罢?

替人治病，使人思过，给他符水吃，这是张修和张角相同的。就是于吉，也用符水替人治病的。然而他们的行径，也有大不相同的地方。

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他分遣弟子八人，传道于四方。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说，相信他的人，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都有。后汉时这八州，要包括现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八省。他的信徒有几十万人。他把他们部署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一朝事泄，他一个命令传出去，这些信徒就同时并起了。他又谣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句话，《三国演义》上有，《后汉书》上也是有的。诸位读了，一定要觉得奇怪，怎么天会得死呢?也不过以为草寇的说话，是不通的，不求甚解，一笑便置之罢了。其实不然。摇惑人为的话，也是要人家懂得的。倘使没有人懂，还造作它做什么?就使造的人不通，这话又何能风行呢?

须知古人的见解，和今人不同。今人说天子，只是一句空话。古人说天子，则真当他是天的儿子的。这种思想起源很早。到汉朝时候，其迷信还未尽破除。诸位大概都知道汉高祖斩蛇起义这句话。这件事《史记》《汉书》上是这样说的：汉高祖夜行，前有白蛇当道，汉高祖拔剑斩之，高祖走过之后，又有人走过这地方，见有老妪夜哭。问她为什么事情。她说：我的儿子被人家杀了。过路的人问她：你的儿子是什么人?给什么人杀掉?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现在给赤帝的儿子杀掉了。过路的人听她这话奇怪，觉得她不老实，正要给些苦头她吃，她却忽然不见了。这话自然是假造的。然而为什么要造这段话?就可见得当时的人有此思想，造出来足以摇惑人心了。什么叫做赤帝、白帝呢?这正和张角所说的苍天、黄天，是一个道理。把天和地当做整个的，天上只有一个总的天神，地下也只有一个总的地神，这是业经进化后的宗教思想，古人却不是这样。

古人所祭的地，只是自己所居住、所耕种的一片土地。这便是现在的社祭。所祭的天，也只是代表一种生物的功用。农作物是靠着四时气候的变化，才能够生长成熟的。古人看了这种变化，以为都有一个天神在暗中主持着，所以有青、赤、白、黑四个天帝，青帝主春生，赤帝主夏长，白帝主秋收，黑帝主冬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要靠土地的，所以又有一个黄帝，以主土地的随时变化。古人又很早就有五行的思想，把物质分成五类，那便是水、火、木、金、土。把五行来配五方和四时，则木在东方，属春；火在南方，属夏；金在西方，属秋；水在北方，属冬。这大约因春天草木生长；夏天炎热，火的性质也热；秋天草木都死了，其性质为肃杀，而金属是做兵器的；冬天寒冷，水亦是寒冷的，所以如此配合。至于土，则古人每以自己住居的地方为中心，自然只好位置之于中央。其次序，自然在木火和金水之间了。

古人认为天上的五帝，是应该依着次序来管理人间之事的。为天下之主的，必须是天帝的儿子。所以朝代的更换，便是这一个天帝的子孙，让位给那一个天帝的子孙。这就是所谓“五德终始”。所以我们看古史，往往说某一个帝王是以某德王，如以木德王、以火德王之类。五德终始又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依相克的次序，木德之后该金德，金德之后该火德，火德之后该水德，水德之后该土德，土德之后又该木德的。一种是依相生的次序，木德之后该火德，火德之后该土德，土德之后该金德，金德之后该水德，水德之后又该木德的。在秦朝和西汉的前半期，是依着相克的次序。所以秦朝以周朝为火德，自己为水德，汉朝又自以为土德。到西汉的末年，却改用相生之说了，于是以周朝为木德，自己为火德，而把秦朝去掉不算。后来魏文帝代汉，又自以为是土德。

张角说什么苍天、黄天，自然也是想做皇帝的，不过依相克的次序，应该说黑天已死，黄天当立；依相生的次序，应该说赤天已死，黄天当立；总不该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不知道是张角另有说法呢，还是做历史的人弄错了一个字?不过他说到这一类的话，其有取汉朝而代之之心总是显而易见的了。所以我说：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

至于张修，则其规模大不相同。据《三国志》和注引魏文帝《典略》说：他隔了若干里，就设立一个义舍，以便行人歇宿。又把米和肉置于其中谓之义米肉。过路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量吃饱。但是不能多取的，多取的鬼会罚他。他又禁酒。春夏则禁杀生。有小罪的人罚他修路一百步。如此，人民的经济，颇可因之而宽余。

张鲁据汉中，亦有二十余年，始终未曾出兵争夺别的地方。后来曹操去伐他，他的意思还不愿抗拒。可见其宗旨只要保守一地方，与民相安。

于吉又和张修、张鲁不同。张鲁虽无意于争夺天下，扩充地盘，毕竟还带过兵，打过仗。张修并还造过反。至于于吉，则大约是个文人，所以《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他在现在的苏州，设立精舍，这精舍乃是汉人读书讲学之处。他的被杀，《江表传》和注所引的《搜神记》，说法亦有不同。《江表传》说：孙策在城楼上聚会诸将宾客，于吉从楼下走过，诸将宾客有三分之二都下楼迎拜他。孙策大怒，说他摇惑众心，使自己手下之人失掉君臣之礼，就把他捉起来。信奉于吉的人，都使家中的妇女去见孙策的母亲，替他求情。诸将又联名请求孙策，要替他保全他性命。孙策不听，竟把他杀了。《搜神记》说：孙策要乘虚袭击许昌，带着于吉同行，时适大旱，舟行困难。孙策一清早就自出督促。将吏却多在于吉处，不能依时聚集。孙策大怒，说他败坏部伍，就把他绑在地上晒，叫他求雨，说午时以前得雨就赦他。果然大雨倾盆，大家以为孙策要赦他了，孙策却竟把他杀掉。这两说谁真谁假，连写《三国志注》的裴松之，也不能决断。依我看来，都未必确实。因为《江表传》说：诸将替他求情时，孙策说，你们不要信他。从前有个交州刺史(交州是现在的越南地方，在唐以前，也是中国的郡县)张津，就是相信这般邪道的，后来到底为外夷所杀。据裴松之说：张津确是死在于吉之后的，就可见得《江表传》的不确。至于《搜神记》说孙策要袭击许都，依我看来，根本没这一回事。这话另有一段考据，只好将来再谈。现在假定我的说法是正确的，《搜神记》的话也是靠不住的了。但《江表传》和《搜神记》，毕竟是离于吉年代不远的人所作。他们想象中，以为于吉是怎样一个人，毕竟不会错的，据他们的想象，则于吉是一个术士，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江湖医生。他至多只能以幕友的资格随军，决不能带兵打仗的。看孙策手下的诸将宾客如此信奉他，可见他专和阔人来往。和张角、张修、张鲁等，专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的，又有不同。

须知宗教是有这三种：一种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而想煽动了他们，以图大事的，如近代洪秀全所创的上帝教便是。一种亦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确有些劝人为善的意思的。如波斯的摩尼教，在唐朝时候曾经输入中国。后来被唐武宗禁止了，然而到宋朝时候，人民仍有信奉它的。其教徒都不吃肉，而且还要互相救济，所以多有致富的，能维持一部分人的信仰。还有一种，则是专和上、中流社会中人交接的。如在距今十余年以前，风行一时的同善社就是。这三件年代比较近的事，恰好和汉末的张角、张鲁、于吉做一个比喻。

这种宗教，因其教理大都浅陋；而且既是宗教，总不免有些迷信的地方。迷信这件事，是在本团体以内便被视为神圣，在本团体以外就会被视为邪道的。再加张角一类人，借此煽动人民以图大事，就更被一般人所痛恶，要目为邪教；而政府也要加以禁止了。然第三种不过可鄙，并不会有什么大害。第二种可以说是有些益处的，只有第一种危险些。然而第一种的危险，实由于社会的不安，和宗教的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后汉书·杨震传》说：他的孙儿杨赐，在灵帝时位居司徒，曾上疏说张角所煽惑的全是流民。这件事，但惩治张角，是无用的。要令各地方的官吏把流民都送还本乡。然后把太平道的头目惩治几个，其事就不劳而定了。可见得张角的能够发动人民，全由于社会的不安。宗教的本身并无多大力量。

还有，后世所谓道教，其根源，分明是出于张角、张修、张鲁、于吉一班人的，和老子毫无相干，他们却都奉老子为始祖。因为老子这一派学问，古代称为道家，他们的教就称为道教；而且竟有称佛道为释老的，如《魏书》的《释老志》便是，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我说：这是因黄帝而牵及老子的。据《后汉书》说，张角所奉的道，称为黄老道，而《典略》说张修在汉中，并不置官吏，但令教中的祭酒治理百姓，祭酒要将老子的五千言教人学习。老子的五千言和张修之道有何关系，而要使人学习呢?原来秦汉时的方士，就是教秦始皇、汉武帝派人到海外去寻神仙、炼合丹药服之以求不死的，都依附于黄帝。黄帝是没有书的，老子却有五千言。黄老在秦汉时代是并称的。张角、张修、张鲁、于吉等的道术，本来和方士有相当的关系，就因黄帝而牵及老子，把老子的书来使人诵习了。反正是当他咒语念，管什么意义合不合，念的人懂不懂呢?而老子，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被人牵去，作为他们教中的始祖了。倘使老子地下有知，怕更要莫名其妙罢?

历史和文学

讲《三国志》，大家所最喜欢听的是战事。我现在说了许多话，一点战事也没有提到，读者诸君一定要不耐烦了。且慢!战事是可以讲的，《三国演义》式的战事，却不能讲，因为这根本是文学，不是历史。文学固然有文学的趣味，历史也有历史的趣味。

充满了离奇变幻的情节，使人听了拍案惊奇，这是文学的趣味，但意义实在是浅薄的。因为文学是刺激感情的东西。要求感情满足，其势不能使人多用心。所以演义一类的书，所说的军谋和外交手段等，看似离奇变幻，神出鬼没，要是我们真肯用心，凭着事理想一想，就知道他所说的话，都极幼稚，只好骗小孩子罢了。

讲历史却不然。历史上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其中如军谋和外交问题等，关系何等重大!应付这些问题的人，各方面都要顾到。而他们当日的环境，就是他们四面八方的情形，十分里倒有八九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那么，他们当日应付的手段，我们如何会了解?更何从批评其得失呢?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只是旁观者不负责任之辞，并不是真理。因为当局者的环境，旁观者总不能尽知。假如一个人对付一个问题要顾到三方面，而旁观者只知道两方面，那从旁观者看起来，这个问题自然要好对付得多。在当局者，还要多顾全一方面，旁观者所主张的办法，他就决不能采用。在旁观者看来，他的手段就很不高明，而要说他是一个迷者了。其实何尝是如此呢?读史的所以难，解释古事、批评古人的所以不可轻易，其原因就在乎此。

然则史事根本无从说起了，还会有什么趣味呢?不，听我道来。古人的环境我们固然不能全知道，也不会全不知道。因而古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决不能全了解，也不至于全不了解。所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满足感情固然是一种快乐，了解事实的真相，以满足求知的欲望，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所以有史学天才的人，听了我的话，固然不会比听《三国演义》乏味。就是通常人听了我的话，也不一定会觉得乏味的。因为历史上有许多问题，原是普通的问题，人人能够了解的，学问的能够通俗化，其原因就在于此。

后汉的地理

现在要说三国时的战事了，却还要请诸位耐烦一些，听一听东汉时地理的情形。东汉的行政区划是分为十三个州，十二个州各有一个刺史，又有一个州，则是属于司隶校尉的。把现在的地方说起来，则

幽州包括河北省的北部和热河(旧省名，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东北部——编者注)、辽宁两省，还包括朝鲜半岛的北部。因为朝鲜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冀州河北省的南部。

并州山西省的大部分、陕西省的北部和察哈尔(旧省名，并入今河北、山西——编者注)、绥远(旧省名，并入今内蒙古自治区——编者注)两省的一部分。

凉州大略是现在的甘肃和宁夏两省。

青州山东省的东北部。

兖州山东省的西部和河南省的东北部。

豫州河南省的东南部和安徽的江北。

徐州山东的东南部和江苏的江北。

扬州江苏、安徽的江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

荆州河南的西南部和湖南、湖北两省。

益州陕西省的南部和四川、云南两省。

交州广东、广西两省，还包括现在的越南。因为越南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司隶校尉河南省的西北部、山西省的西南部、陕西省的中部。

汉朝的行政区划，下级的是县。这和后世的情形是一样的，是官治的最下级。自此以下，就只有自治的机关，而没有官治的机关了。上级的是郡。郡的幅员，在中原繁盛之地，和前清时代的府差不多。县的长官，户口多的称为令，少的称为长；郡的长官，称为太守；都是地方行政官。郡以上更大的区域称为州。每州有一个刺史，却是监察官而不是行政官了，所以他监察人家的失职与否，而自己并不办事。而且所监察的专注重于太守，县以下的事情，即非其所问。

原来秦汉时代的县，就是古代的一个国。诸位总还有读过《孟子》的。《孟子》的《万章下篇》说古代国家的大小，不是说“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么?《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每一县的地方，大概是方一百里。我们读《左传》等书屡见当时的大国灭小国而以为县，而秦汉时的县名，和古代的国名相同的很多，就可见古代之国被灭之后，在大国中仍成为一个政治单位。春秋、战国之世，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如《孟子·告子下篇》所说，“今鲁方百里者五”便是。大国则方千里，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便是。这其大小，就是《万章篇》所说的天子之国了。所以孟子说梁惠王，说齐宣王，都希望他们行王政而王天下，因为他们实在有这个凭借。

在春秋以前，大国或次等国灭掉了别一国，大概都把它作为自己国里的一县，直隶于中央政府，其上更无任何等级。战国时的大国，才有在边地置郡的，内地还没有什么郡。郡的兵力比县要充足些。所以战国时，秦王派甘茂去攻韩国的宜阳县，甘茂说：宜阳虽名为县，其实是郡，是不容易攻的。内地用不到很厚的兵力，所以各国都不设郡。到秦始皇灭六国，六国的人民都非心服，到处都有用兵力镇压的必要，所以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而郡就成为普遍的制度了。所以郡的设立，根本就是为镇压起见，并不是为治理地方起见。

但是既不放心各地方的人民，怕其要反叛，县的兵力不足镇压，而要设置了许多郡守，又怕郡守的权力太大了，于己不利，于是每郡又派一个御史去监视着他。到汉朝，皇帝不再派御史，而由丞相分派若干个史，出去监察各郡，这个史便称为刺史。刺史本非行政官，一个刺史监察几个郡，只是办事上一个分划的手续，并不是什么行政区划，所以其初并没有州的名目而称之为部。这部字，便是现在部分两个字的意思。到后来才改称为州，但是名目虽改，其实权还是一样。直到后汉灵帝时候，改刺史为州牧，其实权才有变更的。改刺史为州牧，前汉时就有此举，但是不久又改回来了。

当时主张改刺史为牧的人，议论是这样的，他们说：刺史的责任在监察太守，可是他们的官位比太守小，他们的资格也比太守浅。政治上的秩序，是要使大官去治小官，不该使小官去治大官的。所以要把刺史改名为牧，算做太守的上级官，用资格深的人去做。其实这话是错的。监察和行政是两个系统。监察一系的官吏，可以监察行政官，乃其职权如此，并非把其官位和所监察的官的官位，比较大小而定的。而在事实上，则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察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至于监察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要锋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要他到处没有认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际多了，处处觉得为难。把现在的事来说，学校里初毕业的人，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宜于做监察官。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宜于做行政官。而且行政官和当地的人，总不能毫无联络。对于土豪劣绅等，有时虽明知其不好，也不容易专走方路，把他们尽情惩治的，因为如此，他就要暗中和你为难，使你缓急之际办事棘手，有时为害甚大。就是平时的政务，也不免要受他牵掣的。我前文说行政官必须要有些手腕，这也是其中的一端。至于监察官，则根本不办什么事情，不怕你掣肘。而且汉朝的刺史，只有一年一任，到你要和他为难，他倒早已离开你这地方了。土豪劣绅的势力，大抵只限于本地。要离开本地，赶进京，或者到别地方去和前任刺史为难，是不容易的。所以汉朝刺史的制度，确有相当的价值。前汉时主张改刺史为州牧的人，其议论实不得当。所以后来行之而不好，就不得不将旧制回复了。

但是到东汉末年，此论复起。主张的人，便是刘璋的父亲刘焉。他的理由是四方多乱，非有资深望重的人不能镇慑；而资深望重的人是不能使他为刺史，而不得不改其名为牧，以示隆重的。当时听了他的话，便派了几个资深望重的人出去做州牧。其余不重要的去处，还是称为刺史。到后来，则一个人往往先做刺史，过了几年，资格渐深，名望渐高，然后升为州牧。论当时的情势，有实力的人，无论称为刺史，或称为牧，其能霸占一地方，总是一样。而且既占一地方之后，其势也不得不升他做牧。但是有几个人，其能霸占一地方，和州牧的制度也是有些关系的。譬如刘表，若非有州牧之制，他这种名望很高的人，或者就不会久任一州的刺史。又如他的名目只是刺史，在地位上比州牧要低些，或者他也要小心一些，有许多僭越的事情，根本就不敢做。所以把后汉末年的分裂，过分归咎于州牧之制，是不对的；然而州牧之制，确也有相当的关系。据地自专，和中央政府反抗，是要有相当大的地盘的。从春秋以来，像后世一府这么大的地方，就不足以为轻重。所以和鲁国差不多大小的国，如宋国、卫国、郑国等，都不能和大国相抗，到秦汉之世，此等情形就更为显著。

诸位有读过柳宗元的《封建论》的么?他的《封建论》里有一句说：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这就因为汉时的郡，只有后世一府这么大，而汉初所封诸国，都兼五六郡之地之故。后汉末年，割据的人，大约都有一州或大于一州之地，也是为此。后汉的十三州，大小是极不相等的。小的如青州、兖州，不过现在山东省的一半。大的如扬州、益州，都要包括现在的好几省。这是因人口多则设治密，而当时的南方还未甚开发之故。所以翻开读史地图来看，吴国的地方并不小于魏，而实力却远不如魏，就是为此。

司隶校尉是前汉武帝所设的官。因当时有巫蛊之祸，使之督捕，是带有非常时期的侦缉性质的。后来事过境迁，此等特殊性质渐渐消灭，乃使其监察数郡。在这一点上，其性质与刺史无异。所以后汉有十三州，中有一州不设刺史而即由司隶校尉监察。

董卓的扰乱

现在真要说起三国时的战事来了。说起三国时的战事来，第一个要提到的，便是董卓。董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三国的纷争，起于汉献帝初平元年东方州郡的起兵讨伐董卓。其时为公元190年。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把东吴灭掉，天下才算统一。其时为公元280年。分裂扰乱的局面，共历91年。政治上最怕的是纲纪废坠。纲纪一废坠，那就中央政府的命令不能行于地方，野心家纷纷乘机割据，天下就非大乱不可了。

专制时代的君主，虽然实际也无甚能力。然而天下太平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大家都听中央政府的命令惯了，没有机会可乘，决没人敢无端发难。后汉时，离封建时代还近，尊君的思想极为普遍。读过书的知兵大员，虽然很有威望，兵权在手，也都不敢违犯中央的命令。黄巾虽然勾结很广，起兵时声势浩大，幸而张角并非真有才略的人，一起兵，就被官军扑灭了，其余党虽未能尽绝；黄巾以外，各地方的盗贼起义的虽然还不少，都是迫于饥寒，并无大志。倘使政治清明，再有相当的兵力辅助，未始不可于短期之内剿抚平定的。何进的死，虽然京城里经过一番扰乱，恰好把积年盘据的宦官除掉了，倒像患外症的施行了手术一般。所以经过这一番扰乱以后，倒是一个图治的好机会。而惜乎给董卓走进去，把中央的局面弄糟了。正给有野心要想割据的人一个好机会。自此以后，中央政府就命令不行，政治上的纲纪全然失去了。所以论起汉末的分裂来，董卓确是一个罪魁祸首。

董卓初进京城时，也未始不想做些好事。当后汉桓、灵二帝时，宦官专权，曾诬指反对的人为党人。把他们杀的杀，治罪的治罪。最轻的，也都不准做官。这个在古时谓之锢，所以史家称为党锢之祸。董卓初进京时，替从前受祸的人一一昭雪，而且还引用了一班名士。有名的蔡邕表字唤做伯喈的，便是其中的一个。

他自己所喜欢的人，只做军官，并不参与政治。倘使他真能听这一班名士的话，约束手下的武人，政治也未始不可渐上轨道。苦于他其实是不懂得政治的人。一上政治舞台，便做了一件给人家借口的事。那便是废少帝而立献帝。在专制时代，无故废立，那是怎样容易受人攻击的事啊!公忠体国之臣，固然皇帝不好，不敢轻于废立。就是奸雄想要专权，甚而至于想要篡位的，也正利于君主的无用，何必要废昏立明?历代篡弑之事，能够成功的，都在权势已成，反对自己的人诛锄已尽之后，哪有一入手便先做一件受人攻击之事的呢?董卓的举动如此，就见得他是一个草包了。

而他所以失败之由，尤其在于不能约束兵士。当时洛阳城中，富贵之家甚多，家家都有金帛。他就放纵兵士，到人家去抢劫。还要奸淫妇女。有一次，他派兵到洛阳附近的地方去。这地方正在作社(中国民间最重的是社祭，就趁这时候，举行种种宴乐、游戏等事，谓之作社)，人民都聚集在社庙附近。他的兵，就把男人都杀掉。再抢了他们的车，把所杀的人头挂在车辕上，载其妇女而还。这件事，《三国演义》上也曾说及的。《三国演义》的话，有些固然靠不住，有些却是真的。这件事，正史中的《后汉书》上也有，并非写《三国演义》的人冤枉董卓。他的军队如此，就连京城里的秩序都不能维持，还说得上收拾天下的人心么?无怪东方州郡要起兵讨伐他了。

东方的兵一起，董卓的所作所为，就更不成话了。他的兵虽也相当的强，然而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东方州郡的兵，声势浩大，也不易力敌的。于是想到从洛阳迁都长安。一者路途遥远，且有函谷关(函谷关，本在今河南的灵宝县，汉武帝时，东移到现在河南的新安县。这是从河南到陕西一条狭路的东口。现在的潼关，是其西口)之险可守，东方的兵不容易到。二者董卓是西凉人，所用的是西凉的兵，长安离他的老家近些。这还可说是用兵的形势不得不然。然而迁都也有迁法。他却令手下的兵，逼着人民迁徙。当时洛阳居民共有数百万人，互相践踏。也有饿死的，也有遇着抢劫而死的，死尸堆满在路上。他自己带兵，仍留在洛阳附近。一把火，把皇宫、官署、民居都烧毁了。二百里内更无人迹。他又使吕布把汉朝皇帝和官员的坟，都掘开了，把坟中所藏珍宝取去。你想这还成什么行为?无怪批《三国演义》的人，要说他是强盗行径，不成气候了。

当时东方的兵，如果能声罪致讨，这种无谋的主帅，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的。至多经过一两次战事，就平定了。苦于这些州牧、郡守，都只想占据地盘，保存实力，没有一个肯先进兵。其中只有曹操，到底是有大略的人。他虽然是个散家财起兵，本来并无地盘的，倒立意要成就大事。替义兵(当时称东方讨伐董卓的兵为义兵)划了一个进取之策。诸人都不听，曹操就独自进兵。董卓的兵力是相当强的。合众诸侯的力量以攻之，虽然有余，单靠曹操一个人的力量，自然不够。兵到荥阳，就给董卓的部将徐荣打败。然而曹操的兵虽少，却能力战一天。徐荣以为东诸侯的兵都是如此，也就不敢追赶。

这时候，董卓的兵似乎胜利了，却又有一个孙坚，从豫南而来。孙坚是做长沙太守的。汉朝时候，湖南还未甚开辟，长沙僻在南方，与中原大局无甚关系。倘使做太守的是一个苟且偷安的人，大可闭境息民，置境外之事于不问。孙坚却是有野心的。他听得东诸侯(当时称东方的州牧、郡守为东诸侯，乃是沿用封建时代的旧名词)起兵讨卓，也就立刻起兵。路过荆州、南阳，把刺史太守都杀了。前到鲁阳，这就是现在河南的鲁山县，为从南阳到洛阳的要道。这时候，袁术因畏惧董卓，屯兵在此，便表荐孙坚做豫州刺史。孙坚向北进兵，也给徐荣打败。明年，孙坚收兵再进。董卓使吕布、胡轸去拒敌。二人不和，军中无故自乱。给孙坚打败，把他的都督华雄杀掉。华雄明明是被孙坚所杀的，《三国演义》却说他被关公所斩，这就是演义不可尽信之处了。于是孙坚进兵，离洛阳只有九十里，董卓自己出战，又败。乃留兵分屯关外，自己也退到长安。

董卓这时候，大抵是想雄据关内，看东诸侯的兵将怎样的。果然东诸侯心力不齐，不能进兵。孙坚进到洛阳，修复了汉朝皇帝的坟墓，也就无力再进了。而且这时候，洛阳业已残破，不能驻兵。只得仍退到鲁阳。倘使这时候，董卓的所作所为，成气候一些，确也还可以据守关内。无如他的所为，更不成气候了。他在关中的郿县(编者注：今陕西省眉县)造了一个坞。据《后汉书》说：高厚各有七丈。《后汉书注》是唐朝的章怀太子(唐高宗的儿子，名字唤做贤)作的。据说其时遗址还在，周围有一里一百步。他在郿坞中，堆积了三十年的粮食。说：“事成雄据天下，事不成，守此也足以终身了。”你想，乱世的风波，多着呢，险着呢，哪有这种容易的事?而且他一味暴虐，不论文官武将，要杀就杀。于是再没有人归心他。再到明年，就是汉献帝的初平三年(192)，就给王允、吕布合谋所杀。这件事的大概，料想诸君都知道的，不必细讲了。

董卓虽死，朝廷却仍不能安静。事缘董卓虽死，他手下的军队还多着呢，都没有措置得妥帖。

排布这件事，是要有些政治手腕的。王允虽然公忠，手腕却缺乏。没有下一道赦令暂安他们的心，然后徐图措置。当时董卓的女婿牛辅，屯兵在现在河南的陕县，吕布既杀董卓，派李肃到陕县，要想借皇帝的命令，杀掉牛辅。这如何办得到?于是李肃给牛辅打败了。吕布便把李肃杀掉。这其实也是冤枉的。牛辅心不自安。有一次，营中的兵，有反去的。辅以为全营都反，取了金宝，带着亲信五六个人逃走，他的亲信又垂涎他的金宝，把他杀掉，将头送到长安。

他的部将李傕、郭汜、张济等，本来是去侵略现在河南省的东南部的，回来之后，军中已无主将。又听得谣言说：京城里要尽杀凉州人。急得没有主意，想各自分散，逃归本乡。当时有一个讨虏校尉，名唤贾诩的，也在军中。对他们说道：你们弃众单行，一个亭长(汉时十里一亭，亭有长，亦主督捕盗贼)，就把你们绑起来了。不如带兵而西，沿路收兵，替董卓报仇。事情成功了，还怕什么?不成，到那时再想法逃走，亦未为晚。一句话点醒了李傕等，就照着他的话行。大约当时想乱的人多了，沿路收兵，居然得到十几万。就去攻长安城。十天工夫，把城攻破了。吕布战败逃走，王允给他们杀掉。于是长安为李傕、郭汜所据。张济仍分屯于外。

李傕、郭汜的不成气候，自然也和董卓一样的。纵兵到处抢劫。当时长安附近，人民还有几十万家，因此穷到人吃人。两年之间，几乎死尽了。后来李傕、郭汜又互相攻击。李傕把汉献帝留在营中，做个人质，却派公卿到郭汜营中讲和。郭汜便把他们都扣留起来。幸得张济从外面来，替他们讲和，汉献帝才得放出。

献帝知道在李傕、郭汜等势力范围之下，总不是一回事。派人去请求李傕，要东归洛阳。使者来回了十趟李傕才答应了。献帝如奉到赦令一般，即日起行。此时护卫献帝的：一个是杨定，乃董卓部将；一个是杨奉，本来是白波贼(白波，谷名，在今山西汾城县。白波贼，是在白波谷地方做强盗的)帅，后来做李傕部将，又反李傕的；一个是董承，是牛辅的部将。走到华阴，有一个带兵的人，唤做段煨的，把献帝迎接入营。

段煨的为人，是比较成气候一点的，却和杨定不合。杨定就说他要造反，发兵去攻他的营。恰好李傕、郭汜把皇帝放走了，又有些懊悔，乃合兵去救段煨。杨定逃奔荆州。献帝乘机脱身。而张济又和杨奉、董承不合，和李傕、郭汜合兵来追。杨奉、董承大败。乃诈与李傕等讲和，而暗中招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等和南匈奴的兵来，把李傕等打败。李傕等合兵再来，杨奉、董承等又败。乃逃过黄河，暂住在山西安邑县地方。韩暹又和董承相攻。

董承逃奔河内，就是现在河南的武陟县。河内太守张杨，叫他到洛阳去，把宫室略为修理，发兵迎接献帝，回到洛阳。此时洛阳城中，房屋都没有什么了，到处生着野草。百官都住在颓墙败壁之间。有的自出樵采，有的竟至饿死。在洛阳护卫献帝的，是董承、韩暹两人。他俩依旧不和。董承暗中派人去唤曹操进京，以后的大权，就归于曹氏了。

我们总看，从董卓入洛阳以后，到献帝迁回洛阳之时，汉朝的中央政局，可说全是给董卓和他部下的人弄坏的。这件事，别有一个深远的原因在内。我们且看蔡文姬的诗：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此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这十个字，是西凉兵骂俘虏的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危祸。

蔡文姬名琰，就是蔡邕的女儿，是后汉时的一个才女。这一首诗，写尽了西凉兵野蛮的情形。

看了“来兵皆胡羌”一句，可知当时西凉兵中，夹杂了许多异族。原来羌人的根据地，本在今甘肃东南部。战国时，才给秦国人赶到黄河西边。羌人就以今青海省城附近大通河流域为根据地。

西汉时，中国又经开拓，羌人又逃向西边去了。到王莽末年，乘中原内乱，又渡过大通河来。后汉初年，屡次反叛。中国(汉朝)把他打平了，都把降众迁徙到内地。一时来不及同化。又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要欺凌剥削他们，于是激而生变。从安帝到灵帝，即大约从公元107年起到176年，70年之间，反叛了好几次。中国(汉朝)这时候政治腐败。带兵的人都无意于打仗。地方官则争先恐后，迁徙到内地。凉州一隅，遂至形同化外。后来表面上虽然平定，实际乱事还是时时要发动的。

羌人的程度本来很低。他的反叛全是原始掠夺性质。胡本来是匈奴人的名称。后来汉朝人把北边的异族都称为胡。其初，还称匈奴东方的异族为东胡，西方的异族为西胡或西域胡。再后来，便把西字或西域字略去，竟称之为胡了。这一首诗中“来兵皆胡羌”的胡字，大约是西域胡，也是野蛮喜欢掠夺的。

而中国(汉)人和这一班人打仗打久了，也不免要传染着他们的气习。所以当时的西凉兵野蛮如此。带兵的人就要约束，又从何约束起呢?况且董卓自己也是这样的。《后汉书》上说：他有一次到郿坞去，汉朝的官员替他送行。他将投降的几百个人，即在席间杀害。先割掉他们的舌头，再斩断他们的手脚，再凿去他们的眼睛，然后用锅子来煮。这些人要死不得死，都宛转杯案之间。大家吓得筷子等都丢掉了，董卓却饮食自如。他的性质如此，又怎会约束他手下的人呢?他的这种性质，是哪里来的?《后汉书》说他“少游羌中，尽与其豪帅相结”。可见董卓的性质，有一半被他们同化了。不但董卓如此，他的部将和他的兵，怕大都如此。后来“五胡乱华”时，有一大部分人还是带着这种性质的。

可见后汉时西凉兵的扰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其中实含有很深远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在内了。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董卓劫迁献帝之后，东方州郡既无人能跟踪剿讨，自然要乘机各据地盘了。当时的南方还未甚发达，在政治上的关系也比较浅。北方，洛阳残破了。从函谷关以西，则还在董卓手里。所以龙争虎斗，以幽、并、青、冀、兖、豫、徐七州和荆、扬两州的北部为最利害。这就是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省，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省中江、汉、淮三条大水沿岸的地方。

当灵帝末年，做幽州牧的是刘虞。他是汉朝的宗室。立心颇为仁厚，居官甚有贤名，颇得百姓爱戴。然实无甚才略。幽州有个军官唤做公孙瓒，性情桀骜，而手下的兵颇强，自然不免有些野心。不过当政治上秩序未大坏时，还不敢公然反抗罢了。到董卓行废立之后，情形又有不同。献帝既系董卓所立，在专制时代的皇位继承法上，自不能算做正当。讨伐董卓的人，自然有不承认献帝的可能。于是袁绍和冀州牧韩馥联合，要推刘虞做皇帝。刘虞是没有实力的人，假使承认了，岂非自居叛逆，甘做他人的傀儡，所以坚决不受。反派人到长安去，朝见献帝。献帝正为董卓所困，想要脱身而无法。见刘虞的使者来，大喜。此时刘虞的儿子刘和，还在长安做官。献帝就叫他回见父亲，密传诏旨：令刘虞派兵来迎。刘和不敢走函谷关大路，打从现在商县东面的武关出去。这时候袁术因惧怕董卓，带兵驻扎在南阳。恰好孙坚自长沙带兵而北，把南阳太守杀掉，袁术就趁此机会，把南阳占据起来。迎接皇帝，是一件大有功劳，而且存心要想专权，也是一件大有希望的事。有此机会，袁术如何肯让刘虞独占。刘和经过其境，袁术便把他留下，派人去告诉刘虞，叫他派兵来和自己的兵会同西上。刘虞果然派了几千个马兵来，就叫刘和统带。这事倘使成功，刘虞的名望地位岂不更要增高，公孙瓒要把他推翻就难了。所以公孙瓒力劝刘虞不可派兵。刘虞不听。公孙瓒便串通袁术把刘和拘留起来，而把刘虞所派的兵夺去。这是董卓劫迁献帝以后，关于帝位问题，当时几个有兵权和地盘的人钩心斗角的一幕。因其事情没有闹大，读史的人都不甚注意，把它淡淡地读过了。其实此项阴谋，和当时东方兵争序幕的开启，是很有关系的。

公孙瓒串通袁术，把刘和拘留起来，刘虞派去的兵夺掉，既阻止刘虞迎驾的成功，又可和袁术相联结，他的阴谋似乎很操胜算了。于是志得意满，以讨伐董卓为名，带兵侵入冀州，要想夺韩馥的地盘。韩馥如何能抵敌?

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又随其后。鹬蚌相持，渔翁得利，反替袁绍造成了一个机会。此时袁绍正因董卓西迁，还军河北，便乘机派人去游说韩馥。韩馥乃弃官而去，把冀州让给袁绍。袁绍的高、曾、祖、父都是做汉朝的宰相的(所谓“四世三公”，后汉是以司马、司徒、司空算相职的)，归心于他的人很多。其才能，比之韩馥，自然也要高出几倍。公孙瓒要占据地盘不得，反而赶去了无用的邻居，换了一个强敌来。世界上的事情，正是变化多端，不由得人打如意算盘了。

袁绍和公孙瓒地势逼近，自然是要想互相吞并，不会合式的。袁术和公孙瓒联结，对于北方也有一种野心。凭空跳出一个袁绍来，这种野心不免要受一个打击。自然要和袁绍不对，顾不到什么弟兄不弟兄了。

曹操和袁绍是讨卓时的友军。当群雄初起之时，各人都怕兵力不够，总想多拉帮手。不是利害真相冲突之时，总要戴着假面具，互相利用。这是当时曹操、刘备、吕布等所以内虽不和而当人家穷困来投奔时，总要假意敷衍，不肯遽行决裂的原因。袁、曹初时的互相提携，理由亦不外此。此时兖州北境，适有乱事，本来的地方官不能平定。曹操带兵去把他打平了。袁绍就表荐他做东郡太守(治东武阳，在今山东朝城县西。编者注：即今山东省莘县)。此事在汉献帝的二年。明年，青州黄巾攻入兖州。兖州刺史刘岱为其所杀。济北(济北国，在今山东长清县南)相鲍信是最赏识曹操的，就劝刘岱手下的人共迎曹操为兖州牧。此时黄巾声势浩大，曹操和鲍信进兵讨伐，鲍信力战而死。曹操到底把黄巾打破。黄巾投降的共有三十多万人。曹操把他精锐的留下，编成军队，称为青州兵。这些都是百战的悍贼。于是曹操不但得兖州为地盘，手下的军队也比较精强了。

南阳在后汉时，也是荆州的属地。这时候的荆州刺史是刘表，已从今湖南境内迁徙到湖北的襄阳，和中原之地接近了，和南阳势尤相逼。孙坚也是个没有地盘的人，屯扎在河南鲁山县境内。袁术就表荐他做豫州刺史，和他互相联结，要想夺刘表的地盘。这样一来，袁绍就要和刘表联结。而徐州和兖州是相接境的。徐州可以吞并兖州，兖州也可以吞并徐州。徐州牧陶谦，照《三国演义》上看来，是一位好好先生，这个不是真相。他虽无才能，而亦颇有野心。青州刺史田楷，则本系公孙瓒的人。

当时的斗争，遂成为冀州的袁绍、兖州的曹操、荆州的刘表站在一条线上，幽州有实权的公孙瓒、寄居荆州境内的袁术和豫州的孙坚、徐州的陶谦站在一条线上的形势。刘备是以讨黄巾起兵的，后来跟随公孙瓒。公孙瓒荐他做平原(今山东平原县)相。平原属于青州，常做田楷的帮手，所以也在公孙瓒、袁术战线之内。

两个集团开始斗争，袁术和公孙瓒一方面是失败了。公孙瓒进兵攻袁绍，既为所败(即《三国演义》所谓袁绍磐河战公孙。据《演义》上看，似乎两军无大胜败，实在是公孙瓒败的)。袁术使孙坚攻刘表，虽然战胜，围困襄阳，然孙坚的用兵太觉轻率，因单马独出，被刘表的军士射杀了。刘表就进兵截断袁术的粮道。此事在汉献帝四年。前一年，公孙瓒已经发动刘备和陶谦，进兵山东西北境，以逼袁绍。给袁绍、曹操联合打败。至此，袁术又自己带兵到现在豫东的陈留，又给曹操打败了。袁术逃到九江。汉朝的九江郡，在现在安徽的寿县，也就是扬州刺史的治所。袁术逃到九江之后，将扬州刺史杀掉，把其地占据起来。寿春虽然是东南重要的都会，其势离北方已经远一步了。陶谦却在此时发动大兵以攻曹操。和下邳(在今江苏邳县境内)地方自称天子的阙宣联合，攻取了山东的泰安、费县，进逼济宁。

这一年秋天，曹操进攻陶谦，连破了十几座城池。明年夏又继续进攻，直打到徐州东境。曹操的攻陶谦，《后汉书》和《三国志》都说他是要报父仇。这句话是不确的。

曹操的父亲名曹嵩，是沛国谯县人。汉朝的谯县就是现在安徽的亳县。他被杀的情形：《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董卓之乱，避难琅玡，为陶谦所害。”《后汉书·陶谦传》则说他避难琅玡，陶谦的别将(部将离开主将，自带一支兵驻扎在外面的，谓之别将)有守阴平的，士卒贪他的财宝把他袭杀。这两说须互相补充，才觉得完全。曹嵩避难的琅玡，该是现在山东诸城县东南的琅玡山(后汉有琅玡郡，在今山东临沂县北)。董卓之乱，亳县并没有受影响。曹嵩所以要避难，乃因曹操起兵以讨董卓之故。这是避人耳目，并非逃避兵灾，所以要躲在山里。汉朝的阴平县，在现今江苏沭阳县西北，其地离琅玡山颇近，所以守阴平的兵会把曹嵩杀掉。《后汉书》没说出曹嵩避难的原因。《三国志》则没有说明杀害曹嵩的主名。所以我说：二说要互相补充，才觉得完全。至于《三国演义》之说，则出于《三国志》注引《世语》，《世语》说曹嵩的被害，在泰山、华县之间。汉朝的泰山郡，就是现在山东的泰安县（今泰安市——编者注），华县就是费县，大约因陶谦曾夺取其地，所以有此传讹，其说全不足信了。然则曹嵩确系陶谦部将的兵所杀。

做主将的固然有约束部下的责任，然亦只到约束为止。部将的兵杀人，要主将负约束不严以外的责任，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因曹嵩被杀，而曹操声言向陶谦报仇，理由并不充足。不过师出无名，以此作一个借口罢了。可见得当时用兵的人，论其实际，无一个不意在扩充地盘了。

曹操这一次的用兵，是颇为残暴的。《三国志》谓其“所过多所残戮”。这个不像曹操做的事情。大约这时候，曹操的兵，系以收编的青州黄巾为主力。其人本系强盗，所以难于约束。然战斗力颇强，所以袁术、刘备、陶谦都非其敌。倘使竟吞并了徐州，则曹操以一人而坐拥两州，形势就更强了。不意忽然跳出一个吕布来。

吕布从长安逃出来之后，就去投奔袁术。袁术很敷衍他。而吕布手下的军队很无纪律，专事抄掠。袁术就有些难于容留他。吕布觉得不安，逃到现在河南的武陟县，去靠河内太守张杨。这时候，长安悬挂赏格，缉拿吕布很急。吕布怕张杨手下的人要谋害他，又逃去投奔袁绍，帮助袁绍攻击常山里的强盗张燕。吕布的武艺是颇为高强的。他手下的军队亦颇精练，而马队尤其得力。

平话中叙述两军争战，大都是将对将厮杀，而兵对兵相厮杀似乎无甚关系。这固然不是事实。然将对将相厮杀，而其余的兵士看着不动，前代亦偶有其事。不过不像平话中所说，以此为决定胜负的要件罢了。像《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李傕、郭汜攻长安时，郭汜在城北，吕布开门迎敌，对郭汜说：“咱俩可约退兵马，一决胜负。”郭汜听了他的话，被吕布用矛刺伤。郭汜的从兵，前来解救。二人乃各自退去。就是一个将对将决斗的例子。这大约是古代战争规模很小时，所遗留下来的打法。吕布能刺伤郭汜，可见其武艺确较郭汜为高强。此等个人的勇力，固然不是战争时决定胜负的唯一条件。然主将能冲锋陷阵，确亦足以引起士卒的勇气。

《三国志·吕布传》说他有良马，唤做赤兔。攻张燕时，常和其亲近将校冲锋陷阵，因此得把张燕的兵打破。注引《曹瞒传》说，当时的人有句口头话，说“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到后来，吕布被曹操擒获时，他对曹操说：“你所怕的人，也没有超过我的。现在我已经服你了。倘使你带了步兵，我带了马兵，天下不足定也。”他做了俘虏，还说得出这几句话，可见他马队的精强，确非虚语了。兵在精而不在多，曹操的青州兵，以御陶谦、袁术、刘备等久疏战阵、乌合凑集的兵(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离田楷归陶谦时，只有兵一千多人。此外便是杂胡骑及略得的饥民等)，虽然有余，以当吕布的兵，确乎是遇着了劲敌了。然而吕布生平，也到处吃军队不守纪律的亏。他在袁绍处便因此而站不住脚。再想投奔张杨，路过陈留，却一时交到好运。

陈留太守张邈，是和曹操最有交情的人。曹操的起义兵讨董卓，张邈就是最先赞助他的。这时候，曹操东征徐州，还对家属说：“我如其死了不回来，你们可以去依靠张邈。”其交情深厚如此。陈宫也是曹操的亲信。曹操本来是以东郡太守发迹的。这时候东征陶谦，陈宫却留守东郡，其为亲信可知。不知如何，两个人却反起曹操来了。

《三国演义》说曹操借献宝刀为由，要想刺死董卓，未能成功，情虚脱逃。董卓行文各处捕拿他。这时候，陈宫正做县令。曹操于路为其所获。陈宫密问，知其用意，感其忠义，弃官与之同逃。路过曹操故人吕伯奢家，同往投宿。伯奢殷勤招待，自己出去买酒，吩咐家人预备肴馔。曹操心虚，听得厨下磨刀之声，疑其有不良之心。再听，又听得里面说道：“缚而杀之可乎?”曹操说：“是了。”就和陈宫拔剑入内，把吕伯奢家人一齐杀死。直杀到厨下，见绑着一只猪。陈宫说：“孟德心多，误杀好人了。”两人只得匆匆起行。路遇吕伯奢买酒回来，曹操又把他杀掉。陈宫大骇。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陈宫闻言，恶其狠心毒手，乘曹操熟睡后，要想把他杀掉。再一想，这也不是事，就弃了曹操而去。这是演义上装点附会的话。

董卓废立后，曹操改变姓名、弃官东归是有的，却并非因献刀行刺。王允、吕布合谋诛杀董卓，还不能禁李傕、郭汜的造反，以致长安失陷。单刺死了一个董卓，又将如何呢?曹操路过中牟县(今河南中牟县)，为亭长所疑，捉住送到县里。有认得他的人，把他释放了，这事情也是有的。然县令并非陈宫。

又曹操过成皋(今河南汜水县)时，到故人吕伯奢家，把他家里的人杀掉，则见于《三国志》注引《魏书》《世语》及孙盛《杂记》。《魏书》说曹操带数骑到吕伯奢家，伯奢不在。他的儿子要和宾客(没有亲族关系，也够不上算朋友，而寄食人家的谓之宾客。文的如门客，武的如上海的老头子家里养活几个白相人，都可以谓之宾客)打劫曹操的马和行李。“曹操手刃击杀数人。”《世语》说伯奢不在，他的五个儿子殷勤招待曹操，而曹操“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杂记》说曹操“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这件事的真相未知如何。然曹操本来是有些武艺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引孙盛《杂语》：说曹操“曾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汉朝离战国时代近，战国以前本来道路不甚太平。走路的人要成群结队，带着兵器自卫。居家的人亦往往招集徒党，做些打家劫舍，或打劫过往客商之事，根本不足为奇。曹操因疑心吕伯奢家而将其家人杀掉，或吕伯奢的儿子要想打劫曹操而被曹操所杀，都属情理所可有。不过其中并无陈宫罢了。

《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陈宫归吕布后，吕布部将郝萌暗通袁术造反，陈宫亦与通谋。吕布因其为大将，置诸不问。则陈宫似乎是一个反复无信义的人。但《英雄记》的话亦难于全信。

至于张邈，《三国志》说因袁绍和他不和，叫曹操杀掉他，曹操不听，而张邈疑惧曹操终不免要听袁绍的话，因此就和陈宫同反，这话也不近情理。

总而言之，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其内幕是无从知道的。因为既称内幕，断非局外人所能知，而局中人既身处局中，断不肯将其真相宣布。除非有种事情形迹太显著了，太完备了，才可以据以略测其内幕，此外则总只好付诸阙疑之列了。陈宫、张邈为什么要叛曹操，似乎也只好付诸阙疑之列。然而这确是当日东方兵争史上重要的一页。

汉献帝五年夏，曹操东征徐州，张邈、陈宫叛迎吕布。兖州郡县到处响应，曹操后方的大本营，此时由荀彧、程昱主持，只保守得鄄城(在河南省濮阳东)。此外则只有范(今河南省范县)、东阿(今山东阳谷县阿城镇)两县固守不下。此时确是曹操生死存亡的一个关头。倘使其大本营而竟为吕布所破；或者曹操还救，而其主力军队竟被吕布所粉碎；则徐州未得，兖州先失，曹操就要无立脚之地了。幸得三县固守，而曹操东征的兵力也还强盛，乃急急还救。此时吕布屯兵濮阳，《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曹操说：“吕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汉郡，今山东东平县)，断泰山、亢父(今山东济宁县南)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遂进兵攻之。这话亦系事后附会之辞。吕布的军队是颇为精锐的。他大约想诱致曹操的兵，一举而击破其主力，所以不肯守险。果然，战时，吕布先用骑兵去攻青州兵。青州兵摇动了，曹操阵势遂乱，给吕布打败。这就是《演义》上渲染得如火如的濮阳城温侯破曹操一役。然曹操兵力本强，又是善能用兵的人，断不至于一败涂地。于是收兵再进。相持百余日，这一年，蝗虫大起，谷一斛卖到五十多万钱。汉朝的一斛，相当于现在的二斗，谷价廉贱时，一斛只卖三十个铜钱。现在卖到五十多万钱，是加出两万倍了。物质缺乏如此，军队安能支持?曹操只得把手下的兵遣散一部分。吕布也只得移屯山阳(汉郡，今山东金乡县)。如此，吕布的攻势就顿挫了，旷日持久，自然于曹操有利。到明年，吕布就为曹操所击破，此时陶谦已死。刘备初与田楷同救陶谦，就离田楷归陶谦，屯于小沛(今江苏沛县)。陶谦死时，命别驾糜竺往迎刘备为州牧。刘备遂领有徐州，吕布为曹操所破，就去投奔刘备。刘备也收容了他。

刘备的才略自然非陶谦之比。倘使他据徐州稍久，未尝不可出兵以攻击曹操，倒也是曹操一个劲敌。苦于他旧有的兵力和徐州的兵力都太不行了。而才得徐州，袁术又来攻击。袁术本来是和刘备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论理他这时候该和刘备联合以攻曹操。他却贪图地盘，反而进攻刘备。刘备和他相持，吕布又乘虚以袭其后。刘备腹背受敌，只得逃到现在的扬州，遣人求和于吕布。吕布也要留着刘备以抵御袁术，就招他还屯小沛。于是徐、扬二州，因刘备、吕布、袁术三角式的相持，不足为曹操之患，曹操就得以分兵西迎献帝了。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诸葛亮隆中之对，有一句话说：“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这句话，是人人知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家都以为是曹操胜利的一个条件了。其实亦不尽然。

中国从前的皇帝，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号召力。除掉异族侵入时，大家把他看做民族国家的象征之外(明朝的皇帝昏庸暴虐的很多，清朝时候，秘密社会里，却持反清复明的宗旨很久，就是为此)，这一座宝位不论谁坐都好。自食其力的百姓，何苦要帮这一个、打那一个呢?

即如前汉为王莽所篡，后来光武帝兴起，还是前汉的子孙。而且王莽末年起兵的，真正汉朝的子孙和冒充的汉朝的子孙，光武以外还有好几个。大家就都说人心思汉，所以起兵的都要推戴汉朝的子孙，或假托汉朝的子孙，以资号召了。其实哪有这一回事?要是人心真个思汉，为什么王莽篡汉时，除掉几个姓刘的和一个别有用心的翟义之外，再没有人起而替汉朝抱不平?倒是王莽灭亡时，还有许多人对他效忠、替他尽节呢?然则把王莽说得如何坏，又说当时海内的人心如何思汉，怕只因写《汉书》的班固本是汉朝的亲戚；他又是一个无识见的人，根本不懂得历史是国民的公物，而只把他看成一家的私物罢?(《汉书》也是一部大家崇奉的名著。其实班固这个人是无甚识见的，根本不配写历史。只要看《汉书》的末了一篇《叙传》，就可以知道。《汉书》的所以被人崇奉：① 由中国人崇古的观念太深。② 由古书传世的少了，没有别的书同他校勘，其弱点不易发见。这是一切古书都是这样的，不独《汉书》。《汉书》中自然也有一部分好东西，这是由于作史的总是把许多现成材料编辑而成，并非一个人所作，根本不是班固一人的功劳。)

然则说三国史事，一定要把蜀汉看做正统，魏、吴看做僭窃，也不过是一种陈旧的见解罢了。就说曹操的成功，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多大的关系，也是一个不正确的见解。试问当时因曹操挟天子而归顺他的，到底是哪一个?刘备、孙权不就是明知其挟天子而还要和他抵抗的么?然则曹操的所以不可与争锋，还是拥百万之众的关系大，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关系小。曹操所以能有相当的成功，还是因其政治清明，善于用兵，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没有多大的关系。

虽然如此，所谓皇帝，在事实上如其略有可以利用之处，想做一番事业的人还是要利用他的。这不过是政治手腕的一个方便，以利用为便则利用之，以推翻为便则推翻之罢了。这在汉献帝初年，本来有两条路可走。当东方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别立一君，而否认了汉献帝，本亦无所不可。所以袁绍就想走这一条路，因刘虞的不肯做傀儡而未能成功。到曹操平定兖州之后，要出来收拾时局，这时候的形势，利用汉献帝却比推翻汉献帝便利些。所以曹操就走了后一条路了。

曹操的打退吕布，平定兖州，事在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即献帝即位后的第六年。这一年冬天，献帝逃到河东。其明年，为建安元年(196)，即献帝即位后的第七年。七月里，献帝回到洛阳。这一年春天，曹操早就打平了现在的淮阳，和洛阳的形势更为接近了。献帝在洛阳，为什么不能自立，一定要叫一支外兵进来呢?说是为饥荒，这句话是似是而非的。饥荒是要望人家来进贡的，用不着带兵来。带了兵来，粮食、赏赐只有格外竭蹶。然则这时候所以要召外兵，还是在中央的几个人势均力敌，不能够互相吞灭，而要召外兵以为援罢了。

《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汉献帝在河东时，曾有诏书叫吕布去迎接他。这一道诏书不知是谁的意思?据事迹推测起来：张杨和吕布是要好的。这时候，张杨业已遣人进贡，汉献帝很得他接济之力。这个主意出于张杨，也很有可能。吕布在这时候，正苦于漂泊无归，找不到一个地盘。而他是诛董卓有功的人，在中央也有相当的历史。倘使带兵勤王，倒也名正言顺，在于他，实在是一个好机会。苦于吕布的军队太穷困了，连开拔费都筹划不出来。因此没有能去。

后来汉献帝又靠张杨帮助之力，才得回到洛阳。这时候，驻扎在京城里的，是韩暹和董承二人。张杨仍在河内，杨奉则驻扎在河南的商丘县。他的兵在诸人中最强。韩暹和董承争权。董承便去勾引曹操，叫他进京。曹操这时候既然平定了兖州，落得再向西南发展，平定豫州，把洛阳也收入自己势力范围之内。要达到这个目的，推翻汉献帝，自不如拥护汉献帝为便，所以曹操就走了勤王的一条路。这正是我所说的政治手腕上的一个方便，可以利用则利用之。

勾结着曹操去勤王，只是董承一个人的意思。其余诸人有没有问题呢?韩暹大约不足顾虑。杨奉有强兵，张杨是一郡的太守，而且献帝从河东到洛阳，一路得其接济之力。他的举动是比较成气候一些的。倘使要和曹操反对，也是一个小小的阻力。固然，曹操的兵力不会怕这两个人，但能不打总是不打的好。竞争的时候，人人都想保存实力，谁肯妄耗实力呢?好在当这时候，曹操对这两方面都有相当的接洽。

原来这时候，有一个人唤做董昭，本是袁绍手下的人。因为袁绍听信了人家的话，要想加罪于他，他就想走向中央政府去投效。路过河内，被张杨留了下来。这时候，汉献帝尚在河东。曹操也派人去进贡。路过河内，也被张杨所阻。董昭知道曹操的做事是最为有望的，便替他运动张杨，放他的使者过去。后来张杨连董昭也放走了。董昭到了河东，献帝拜为议郎，就做了中央政府的官。这时候，董昭对于曹操，大约抱有很大的希望。所以运用机谋，到处替他开通道路。董昭知道杨奉的兵最强，却没有党羽，他的意思一定希望拉帮手的，就替曹操写了一封信给杨奉，说“现在的局势，不是一个人独力所能平定的。最好你在内中做主，我做你的外援。而且你有的是兵，我有的是粮，我可以供给你。我们两个人正好合作”。杨奉得书大喜。于是曹操进京勤王的阻力，全然除去了。

献帝还洛阳未久，曹操也就到了洛阳。董昭又对他说：“在这里，人多主意多，由不得你一个人做主。不如把皇帝搬到许县(今河南许昌县)，只说是洛阳饥荒，为就粮起见。到那里，就离你的兖州近，脱出了这班带兵的人的势力范围了。”曹操说：“这真是好主意。但杨奉怎肯安然放我们过去呢?”董昭说：“杨奉勇而无谋。我们只要再写封信敷衍他，而且送他些礼物。到他觉悟，事已嫌迟了。”曹操又听了他，一面写信送礼物给杨奉，一面就把汉献帝搬到许县。果然，杨奉觉悟了，要想在路上拦阻，已经来不及了。

曹操到了许县，立刻和杨奉翻脸，发兵去讨伐他。杨奉怎敌得曹操。此时韩暹亦已逃到杨奉处。只得两个人同去投奔袁术。后来合了袁术去打吕布。吕布又派人去运动他们倒戈，说我打仗所得的油水全给你们。二人欣然允诺，反和吕布合力，把袁术的兵打得大败。然而这种强盗般的行径，终究是站不住的。再后来，杨奉给刘备骗去杀掉。韩暹发急了，他本来是山西的强盗，要想跑回老家，在路上给人杀掉了。他的同党李乐，算是病死的。胡才为怨家所杀。李傕、郭汜一班人，郭汜是给自己的部将杀掉的。张济因没有给养，走到南阳境内，去攻击穰县(今河南邓县东南)，为流矢所中而死。他的侄儿张绣，统领了他的兵，归附了刘表。建安三年（198），汉朝下诏书给关中诸将段煨等，令其讨伐李傕，把他三族都灭掉。于是从董卓以来，扰乱中央政府的一班人，大概完了。只剩得一个董承。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他叫曹操进京，也不过是想借曹操的力量，排除异己罢了，哪里会真和曹操一心?所以后来，又有奉到什么衣带诏，说献帝叫他诛灭曹操之说。从董卓拥立之后，到曹操进京之前，这一班拥兵乱政的人的行径，献帝还领教得不足么?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付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罢?曹操到这时候，势力已成，也不怕什么董承不董承了。所以董承一党人，徒然自取灭亡之祸。只有一个刘备，因在外面，是走脱的。这是后话。

曹操这时候，在名义上做了汉朝的宰相，实际上也得到了一大块地盘，是很有利益的。这一次的事情，得董昭的力量实在不小。董昭并不是曹操的谋臣策士，而如此尽力帮他，那是由于扰乱之际，顾全大局的人总要想大局安定。而要想大局安定，总要就有实力的人中拣其成气候的而帮他的忙。这是从来的英雄所以能得人扶助的原因。明朝的王阳明先生说：“莫要看轻了豪杰。能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有一段真挚的精神在内。”可见天下事一切都是真的，断不是像平话家所说，用些小手段可以骗人的啊!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袁绍是曹操的大敌。他不但地广兵强，在社会上声望很高，势力极大，即论其才具，在当时群雄中，亦当首屈一指。从袁绍败后，北方就没有人能和曹操抵敌的了，虽然并没有全平定。曹操的破袁绍，事在汉献帝建安五年(200)。《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古人有分野之说，把天文、地理都分划做若干部分，说那一部分天象的变动，主地面上那一部分的休咎，也是一种迷信之谈)。辽东殷逵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这些话，固然是附会之谈，然而当时的人重视袁曹的战争，也就可想而知了。

怎说袁绍的才具并不算弱呢?读史的人都说袁绍地广兵强，而当曹操没有平定河南以前，不能起而与之争衡，坐令他破陶谦，平吕布，且收服了刘备，赶走了袁术，到他养成气力，挟天子以令诸侯，再要起来和他争衡，就难了。其实不然。

要和大敌争衡，先要后方没有顾虑。袁绍的地盘，是现在河北、山西两省，在建安四年(199)以前，问题正多着呢。别的且不论，公孙瓒就是到建安四年三月，才给袁绍灭掉的，而在建安三年的冬天，吕布业已给曹操灭掉了。到四年的春天，河内太守张杨为其将张丑所杀，又有一个唤做眭固的，杀掉张丑，归附袁绍，曹操就进兵把他打破，这一年八月里，曹操进兵黎阳(汉县，在今河南浚县东北)，旋又回兵，而分兵把守官渡(城名，在今河南中牟县东北)。此时曹操的兵力，业已达到河北了。袁绍从公孙瓒破灭以后，就派他的大儿子袁谭去守青州，第二个儿子袁熙去守幽州，又派他的外甥高幹去守并州，其布置并不算迟。

至于说他坐视曹操入居中央，挟天子以令诸侯，以至于己不利，则当时挟着一个天子，实际并无甚用处，在上一节中业经说过；而袁绍在曹操迁献帝许都之后，曾经挟着兵威，胁迫曹操，要令他把献帝迁徙到鄄城(汉县，在今山东澲城县东)，置于自己势力范围之内。袁绍的本意，是要否认献帝的，此时又有此转变，其手段也不算不敏捷。曹操自然是不肯听的，因为曹操断不是虚声所能恐吓的；袁绍此时，既因河北内部尚有问题，不愿和曹操以实力相搏，自然只好听之而已。然而袁曹的成败，始终和挟天子与否无关，所以这也算不得袁绍的失策。

这时候，曹操的后方，也不是绝无问题的。其中最足为患的，就是屯扎在穰县(今河南邓县)的张绣。因为他的地势，可以南连刘表，是有接济的。然而张绣听了贾诩的话，却投降了曹操。贾诩所以劝张绣投降曹操，大约因兵力不足和曹操相敌，袁绍相隔太远，不能应援，刘表又系坐观成败之徒，未必能切实联合之故。《三国志·贾诩传》载他劝张绣的话：一是因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二则袁绍兵多，你投降他，他未必看重，曹操兵少，你投降他，他必另眼相看之故；怕也未必确实的。张绣的投降，是建安四年十一月的事，到十二月，曹操就又进兵官渡了。

然而张绣之难甫平，刘备之兵又起。原来这时候，袁术在淮南，因其荒淫过甚，弄得民穷财尽，不能立脚，要想去投奔袁绍，打从下邳经过，曹操便派刘备去拦截他。刘备是有野心的，不肯服从曹操，他把袁术拦截回去，袁术又气愤，又穷困，病死了，他却和董承通气，说奉到了献帝的衣带诏，叫他们诛灭曹操，就在下邳起兵。把徐州刺史车胄杀掉，屯兵小沛。

曹操派刘岱、王忠去打他，都给他打败了。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阴谋发觉，都给曹操杀掉，曹操立刻起兵东征。这件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上说：“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曹操遂决计东行。《袁绍传》上说：曹操攻刘备时，田丰劝袁绍袭其后方，袁绍说儿子有病，不听。“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这也是事后附会之谈。

曹操是善于用兵的人，后方决不会空虚无备；况且当时曹操也有相当的兵力，后方决不至于空虚无备。袁绍的根据地在河北，要袭击许昌，先要渡过黄河，渡过黄河之后，还有好几百里路，绝非十天八天可以达到。如其说轻兵掩袭，那是无济于事，徒然丧失兵力的。刘备初起兵，力量有限，未必能牵制曹操许久。这一点，曹操和袁绍都是明白的。曹操所以决计东征，也是为此。

接触之后，自然是刘备败了，便投奔袁绍。当时守下邳的是关羽，孤军自然难于抵抗，就暂时投降。关羽的投降，的确不是真降的，至于封金、挂印、过五关、斩六将等事，就都是演义上渲染之谈，无关宏旨的了。

刘备在当时，兵力虽然不足，然而他是个有野心、有能力的人，倘使曹操和袁绍以主力相持，而刘备从后方捣乱，这确是一个大患，所以曹操要先把他除掉。刘备既败之后，曹操后方就无甚可怕的捣乱之徒了。

当时还有一个臧霸，本来是泰山一带的强盗。他是服从吕布的。曹操破吕布后，招降了他，就把青、徐二州的事情交给他。这时候，臧霸颇能出兵以牵制袁绍，所以曹操不怕袁绍从现在山东的北部进兵。不过臧霸的兵力，亦只能牵制袁绍不从这一路进兵而已，要想捣乱现在的河北，成为袁绍的大患，其兵力也是不够的。于是袁曹二人，不得不各出全力，在现在河南境内的黄河沿岸，决一死战。

建安五年二月，袁绍派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汉县，在今河南滑县东)城。袁绍带着大兵，进至黎阳。四月，曹操自己带兵去救刘延。荀攸因袁绍兵多，劝曹操引兵西向延津(黄河渡口，在今河南延津县北)，装出要绕道袭击袁绍后方的样子。袁绍果然分兵而西。曹操就赶快引兵回来，派张辽和关羽先登，把颜良击斩。关羽就在这时候，封书拜辞曹操，走归刘备了。于是袁绍整兵渡河，攻击曹操。刘备和文丑先到。曹操又把文丑击斩。《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良、丑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颜良、文丑之死，曹操固然先声夺人，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然而袁军的主力并没有动，胜负还是要决一死战的。

曹操破颜良、文丑之后，回兵官渡。袁绍便进兵阳武(今属河南原阳县)。彼此相持，直到这一年八月里，袁绍才慢慢地进兵，靠着沙堆扎营，从东到西，连绵好几十里。曹操也分兵和他相持。出兵决战，曹操的兵不利。袁绍就进攻官渡。在地面上筑起土山，地下掘了隧道，要攻破曹操的营。这时候，曹操的兵势是很危急的。论起防守来，曹操自然有相当的力量，然而兵既比较少，粮食又要完了，眼看着不能支持。

于是曹操写一封信给后方的荀彧，商议要退兵回许都。当时曹操的兵势既较袁绍为弱，倘使一动脚，袁绍乘机追击，是很危险的。所以荀彧的复信说：“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又说：“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这不过说退军决无全理，叫他不论什么险路，到此时也只得拼死干一干罢了。

《三国志》上所说的兵谋，大都是靠不住的。这大约因军机秘密，局外人不得而知，事后揣测，多系附会之谈，而做历史的人所听见的，也不过是这一类的话之故。独有荀彧这一封信，据《三国志》本传注引荀彧的《别传》载曹操表请增加荀彧封邑的表文，曾经郑重地说及。官文书不能伪造，可以相信其是真的。

我们因此可以窥见当时兵事形势的一斑。形势是不得不冒险了，险却怎样冒法呢?那还是只有在兵粮上想法子。当时袁绍有运粮的车子几千辆到了，曹操派兵袭击，把它尽数烧掉。然而还不能摇动袁军，这大约因袁军粮多，不止这一批之故。到十月里，袁绍又派车辆出去运粮。这一次，袁绍也小心了，派淳于琼等五个人带着一万多兵去护送。

据《三国志》说，袁绍手下有一个谋士，唤做许攸，性甚贪财，袁绍不能满足他，许攸便投奔曹军，劝曹操去袭击淳于琼。曹操左右的人都疑心他。只有荀攸、贾诩两个人劝曹操去。于是曹操带着马、步兵五千，夤夜前往。到那里，已经天明了。淳于琼等见曹操兵少，直出营门排成阵势。曹操向前急攻。淳于琼等退入营内。曹操就直前攻营，把营攻破，淳于琼等都被杀掉。这一次，曹操大概是舍生忘死，拼个孤注一掷的。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袁绍听得曹操攻淳于琼，对袁谭说道：“我趁这时机，把他的大营打破，他就无家可归了。”就派张郃、高览去攻曹操的大营，不能破。后来听得淳于琼被杀，张郃、高览就投降了曹操。

《张郃传》则说：郃闻曹操攻淳于琼，劝袁绍派兵往救。郭图说不如去攻曹操的大营。张郃说：曹操的营很坚固，攻他必不能破。袁绍不听，而听了郭图的话，只派些轻骑去救淳于琼等，而遣张郃和高览去攻曹操的大营。果不能破，淳于琼等却被曹操杀了。郭图觉得惭愧，反对袁绍说：“张郃等闻兵败而喜。”郃等因此畏惧，就去投降曹操。这些话，也都是不实的。

淳于琼屯兵之处，名为乌巢，离袁绍的大营只有四十里。倘使来得及救援，袁绍不是兵少分拨不开的，何难一面派兵去攻曹操的大营，一面再多派些兵去救淳于琼等?曹操的兵不过五千，淳于琼等的兵已有一万，袁绍倘使再派马兵五千名去，也比曹操的兵加出三倍了，何至于还不能敌?倘使还不能敌，相隔四十里，续派大兵何难?何至淳于琼等还会被杀?可见曹操的攻淳于琼，是疾雷不及掩耳的。他所以只带马、步兵五千，正因兵多容易被人觉察之故。然则当时淳于琼等被攻的消息达到袁绍的大营时，怕早已来不及救援。派张郃、高览去攻曹操的大营，也不过无聊的尝试而已。袁绍连营数十里，而曹操能分兵和他相持，其兵数虽不如袁绍之多，亦必不能甚少。曹操攻淳于琼等，不过抽去五千人，何至于大营就不能守呢?据此看来，可见历史上所传的情节，多非其真，读书的人不可不自出手眼了。

淳于琼等既破，张郃复降，据《三国志》说：袁绍的兵就因此大溃，袁绍和袁谭都弃军而走，曹操大获全胜。这大约因袁绍的兵屯扎日久，锐气已挫，军心又不甚安宁，遂至一败而不可收拾。曹操的攻淳于琼，固然有胆气，也只是孤注一掷之举，其能耐，倒还是在历久坚守、能挫袁军的锐气上见得。军事的胜败，固然决于最后五分钟，也要能够支持到最后五分钟，才有决胜的资格哩。

《三国志·袁绍传》说：袁绍未出兵之前，田丰劝他分兵多支，乘虚迭出，曹操救左则击其右，救右则击其左，使其军队疲于奔命，百姓亦不得安业，不要和他决胜负于一旦。袁绍不听；颜良、文丑被杀之后，沮授又说：北兵数多而不及南兵之精，南兵粮草缺乏，财力不及北兵的充足，所以南军利在速战，北军利在缓战，宜用持久之计。袁绍又不听，以至于败。这两说也不确实。

田丰的话，袁绍固然没有听，然而袁绍从四月里和曹操相持，直到八月里才进攻曹营，可谓已充分利用持久之计。当时曹操因军粮垂尽，议欲退还许都，就是袁绍持久之计的效验；不幸曹操的兵，实在坚固难于动摇，以致功败垂成罢了。至于袁绍既进兵，还是用稳扎稳打之博学计，则本来并不冒险，田丰之计听不听也无甚关系。所以说历史上的话，总是不可尽信，我们读书非自出手眼不可的。

袁绍兵败之后，当时北强南弱之势，遂变为南强北弱。然亦不过南强北弱而已，说曹操的兵力就可以一举而扫荡袁绍，那还是不够的。当时曹操乘势追击，冀州郡县多有投降曹操的。然袁绍回去之后，收合散兵，就又把降曹的郡县收复了。曹操的用兵是最精锐不过的，倘使力足扫荡河北，岂肯中途停顿?可见袁绍的兵力也还足以自守。不但如此，当袁绍未败之时，还分兵给刘备去攻略汝南(汉郡，治平舆，今河南汝南县)。汝南降贼龚都等就做了他的内应。可见袁绍对于扰乱曹操的后方，亦很注意。不过大军既败，此等游军就无甚用处罢了。

曹操既不能扫荡河北，就回兵许都。旋又出兵南征。刘备就逃奔刘表，龚都等都逃散了。这是建安六年(201)冬天的事。七年(202)春天，曹操又进兵官渡。这一年五月里，袁绍病死了。手下的人立了他的小儿子袁尚，因此和袁谭兄弟失和。然而曹操进攻，还没有能够把他打平。到建安八年(203)五月，曹操已把攻取河北之事，暂时搁起，回兵许都，八月里，出兵南征刘表了。

袁谭和袁尚，却因曹兵退去，自相攻击。袁谭被袁尚打败了，派人求救于曹操。曹操见机会不可失，才再回兵攻取河北。从建安九年(204)二月里攻击袁尚的根据地邺城(汉邺县，今河南临漳县)，到八月里才攻下。袁尚是本来在外面的，逃到中山(今河北定县)。此时袁谭已乘机占领了冀州的东部，就去攻击袁尚，袁尚逃到故安(汉县，今河北易县东南)去，依靠袁熙。曹操突然又和袁谭翻脸了。建安十年(205)，在南皮县(今河北南皮县)地方把他攻杀。袁熙、袁尚逃入乌丸。

乌丸亦作乌桓，乃是一种异民族，在现今热河、辽宁境内的，屡次侵犯边界。建安十一年(206)，曹操筹划出兵去征伐他，在现在河北的东北境辟了两条水路，以便运粮。十二年(207)七月里出兵，因沿海大水，道路不通。先是刘虞被公孙瓒所杀，他手下的田畴，立意要和他报仇，就带着宗族，入居徐无山中(在今河北遵化县西)。避难的人民依附他的很多。田畴替他们立起章程，申明约束，居然很有条理，北边都很信服他。曹操出兵时，把田畴也招罗在军中。田畴说：旧北平郡之北，本来有一条路，出卢龙塞到柳城去的(这是从今遵化向东北出龙井关的路。柳城，汉县，在今辽宁兴城县西南)。从后汉以来，路绝不通，然而还有些痕迹。倘使从这一条路出兵，攻其不备，一定可大获全胜的。曹操听了他的话，就从这条路出去。果然一战而杀了三个乌丸的酋长，剩下来一个，和袁熙、袁尚逃到辽东。当时的辽东太守是公孙康，也是要据地自立的，袁熙、袁尚的资格岂能服从他?所以有人劝曹操进兵辽东，曹操就逆料他们不能相容，径从柳城回兵。果然公孙康把袁熙、袁尚的头送来了。到此，袁氏才算全灭。

从建安四年袁曹交兵至此，前后共历九年，和曹操的破陶谦、吕布、袁术等，前后不过两三年的，大不相同。所以说袁绍确是曹操的一个劲敌。

赤壁之战的真相

赤壁之战，是三国史事的关键。倘使当时没有这一战，或者虽有这一战而曹操又胜了，天下就成为统一之局而不会三分了。所以这一战，实在是当时分裂和统一的关键。

要知道赤壁之战的真相，先要知道当时曹、刘、孙三方面的形势。

刘备是个有领袖欲的人，他是不甘心坐第二把交椅的。所以当他和曹操联合破灭吕布之后，他很可以依附曹操，做一个资深望重的大员了。他却不肯甘心，又和董承勾结，反叛曹操。到被曹操打败了，则始而投奔袁绍，继而投奔刘表。这时候，他和曹操业已成为不可复合之势。简单明了些说，他若再投降曹操，曹操必不能容他，而他也绝不会是真心的。所以他对于曹操，无论兵势如何，总是要抵抗到底的。

至于孙权，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我们要说到孙权，又得先说到他的哥哥孙策。孙坚有四个儿子：大的唤做孙策，第二个就是孙权，第三个唤做孙翊，第四个唤做孙匡。孙坚是和袁术联合的，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自然是依靠袁术。孙策也是个轻剽勇敢的人，大有父风。袁术看他不错，就把孙坚手下的人都还了他。他曾替袁术打过好几次仗，都是胜利的，袁术是个赏罚不明、不能用人的人，派他出去打仗时，允许他战胜之后如何酬劳他，后来都不能实践。

孙策心中失望，觉得在袁术手下，一辈子没有出路，就自告奋勇，愿去平定江东。江东就是江苏省里长江以南的地方，现在称为江南，古人却称为江东，而把对江之地，称为江西。古人所说的江南，是现在湖南地方。这是闲话，搁过不提。后汉时，江东西同属扬州。扬州刺史本来驻扎在寿春，就是现在安徽的寿县。这时候，寿春给袁术占据了，扬州刺史刘繇只得寄治在曲阿，在现今江苏省丹阳县地方。虽然兵力有限，也还能和袁术相持，袁术一时不能吞灭他。到孙策渡江而东，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孙策是最剽悍善战的，一渡江，就把刘繇打败，刘繇逃到现在江西的湖口，不多时就病死了。于是从江苏到江西沿江一带，全成为孙策的势力范围。孙策就不再服从袁术，袁术称帝时，公然写信和他绝交了。

曹操在这时候，势力还顾不到江东，而且他和袁术是反对的，自然要拉拢孙策。于是表荐他，加他讨逆将军的称号，封为吴侯。

建安五年，曹操和袁绍正在隔河相持，孙策也要出兵渡江而北，不想还没有开拔，就给人家刺死了。你道是为什么呢?原来当孙策到江东时，有个吴郡太守(后汉分会稽郡所置的郡，治所即今江苏的吴县)唤做许贡，密表汉帝，说孙策骁勇，和项籍相像，该把他早些召回中央，不可听他留在江外，致成后患。孙策是立意要割据一方的，听得这个消息，很不高兴，就把许贡杀掉。许贡的门客，有几个潜伏在民间，想替许贡报仇。孙策最喜欢打猎，他骑的马又好，从人都跟随不上。这一次出去打猎，和许贡的门客狭路相逢，就给他们打伤，回来不久就死了。

孙策这一次的出兵，《三国志》本传说：他是要袭击许都，迎接汉献帝的，这也是痴话。曹操是善于用兵的人，虽然和袁绍相持，后方不会无备，上一节中业经说过了。江东离许都，比河北更远，孙策有多大兵力能去攻袭?别说不能战胜，能否达到，还是个疑问呢!孙策也是个善于用兵的人，有这样傻的么?况且挟着一个天子，实际上并无多大用处，前文也早经说过了。然则孙策的出兵，到底是什么主意呢?这里面，却有一段大家不很注意的故事。

当时有个沛相(汉朝的郡和王国，是一样的等级。王国治民之权在相)，唤做陈珪，他是个归心中央的人，看得吕布和袁术一班人很不入眼。当袁术要想称帝，又替他的儿子向吕布的女儿求婚时，陈珪怕他们两人联合，更难平定，就去游说吕布，把他破坏了。又叫儿子陈登去见曹操，说吕布勇而无谋，反复无常，不可相信，要早些设法收拾他。曹操大喜，便拜陈登做广陵太守(广陵郡，本治现在的江都，此时陈登治射阳县，在今淮安东南)。临别的时候，握着他的手说道：“东方之事，便以相付。”叫他暗中收合部众，预备做个内应。后来曹操攻吕布时，陈登曾带着本郡的兵，做曹兵的先驱。吕布灭后，汉朝因他有功，加给他伏波将军的名号。《三国志·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说他在这时候，慨然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的用兵，几于所向无敌，独有两次攻陈登，都是失败的。孙策心中甚为愤怒。他临死前的出兵，《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他是想去攻陈登的，这大约是实情。

孙策用兵甚锐，这一次大举而来，假如不死而渡过了江，陈登能否抵抗，自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陈登不是像刘繇等武略不济的人，即使一时失败，必不至于一蹶不振，总还能收合余烬，求救于中央，或者和别一支兵马联合，和孙氏相持。况且孙策善战，陈登未必和他野战，还可用守势对付呢。所以陈登在广陵，确是孙氏的一个劲敌。现在孙策北伐未成，先已自毙，那是中央最好的机会了。曹操却把陈登调做东城太守(汉县，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此时临时设置太守)。于是隔江之地，就无能牵制孙氏的人，这是曹操的一个失策。到后来，再临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之计”(亦见《先贤行状》。元龙是陈登的字)，就迟了。

孙翊的性质，最和孙策相像。孙策临死时，张昭等都逆料他要把后事付托给孙翊，他却把印绶佩在孙权身上，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这几句话，不知道真是孙策说的?还是后人附会?孙权足以当之而无愧，却是实在的。只要看他赤壁战时任用周瑜，袭取荆州时任用吕蒙，猇亭战时任用陆逊，就可知道了。孙策虽然长于战阵，然而平定江东，开创基业，也不是一味勇敢就能办得到的。或者他亦有些知人之明，所以把后事付托给他罢。孙权继任之后，一面整理现在江、浙、皖、赣之地，又频年出兵，攻击江夏(江夏郡在今湖北黄冈县)太守黄祖。到建安十三年(208)，把黄祖杀掉。于是孙权的势力，达到现在湖北省的东南部，再向西，就可到现在的汉口，窥伺江陵和襄阳了。而曹操也在这一年进攻刘表。

刘表的性质，究竟是个文人。他只会坐观成败，图收渔人之利，而不会身临前敌，去攻城夺地。此等人物，在天下扰乱时亦足以保境息民，偷一时之安，到天下将定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八月，刘表病死了。他大的儿子唤做刘琦，小的儿子唤做刘琮。刘表和他的夫人蔡氏，都心爱刘琮，要立他为后，古代亦称君主。刘琦觉得不安，去请教诸葛亮。诸葛亮对他说：“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刘琦明白了。恰好黄祖为孙权所杀，就乘机请求外出，做了江夏太守。刘表死后，襄阳一方面立了刘琮。对于曹兵，自然无法抵御。九月里，曹操的兵到新野，刘琮就举州投降了。

这时候，刘备屯驻在襄阳对岸的樊城。他对于曹操，是不能投降，而又无从抵抗的，只得渡过汉水，西南而走。《三国志·先主传》说：他走过襄阳时，诸葛亮劝他攻击刘琮，荆州可取。他说：“吾不忍也。”这话也未必确实。当时的襄阳，人心自然不定，攻破他自然是容易的，转瞬曹操的大兵来了，却如何能守呢?“诸葛一生唯谨慎”，怕不会出这种主意罢?

刘备于是再向南走。《先主传》说：刘琮的左右和荆州人，归附他的很多，到当阳时，人众已有十几万了，一天只走十几里路。这话或者有些过甚，却不是毫无影响的。因为要做事业，手下一定要有人。老百姓只要饱食暖衣，安居乐业，谁来管你们争天夺地的事情?一个光杆，到了什么地方，要发动该地方的民众替自己战斗，绝不是容易的，所以基本的队伍决不能弃掉。再加以荆州人不愿降北的，其数自有可观。而两汉三国时代，去古还近，社会的组织含有大家族的意味较多，做官、从军和避难的人，往往带着家族、亲戚走，所以其数之多如此。惟其这样，自然走不快了。

曹操此时，颇有一举而肃清荆州的决心，于是发轻骑，一日一夜走三百里去追击他，追到当阳东北的长坂，追上了。刘备自然不能抵抗，就逃向夏口(就是现在的汉口)去依靠刘琦。

这时候的刘备，显然是日暮途穷。倘使没有人和他联合，大约只好逃向现在的湖南。汉时的湖南还未十分发达，在那里，也决然不能立足的。所以这时候的刘备真是末日将到了。而不期事出意外，却有个孙权来和他联合。

论起孙权的资格和他对曹操的关系来，都和刘备大不相同。

刘备虽然屡战屡败，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地盘，这只是时运不济；他从灵帝末年起兵，在北方转战十余年，和曹操、二袁、吕布等都是一样的资格；而且素有英雄之名；当时确亦有一部分人归向他；所以曹操见了他，确亦有几分畏惧。

至于孙氏弟兄，虽在江东手创基业，然而当时江东之地，比较上还是无关大局的。所以大家心目中还不甚觉得有这么两个人。《三国志·张昭传》说，当孙策平定江东时，北方士大夫的信札，还是专归功于张昭的。《张传》说，孙策死时，曹操要乘机伐吴，张把他劝止了。曹操才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而以为会稽东部都尉(后汉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都尉是武职，称为某部都尉的，亦分管一部分之地，有治民之权)，要令他“辅权内附”。所谓“辅权内附”，就是运动甚而至于胁迫孙权来投降。孙策死时，北方的问题多着呢，曹操如何会想到去伐吴?这句话也是不确的。但以张为会稽东部都尉，欲令“辅权内附”，这句话却该不诬。当时北方人心目中，看了孙权是怎样一个人，就可想而知了。曹操破了荆州，就想顺流东下，本来犯兵家之忌，贾诩曾经劝止他，而他不听，大概对于孙权，不免低估了些罢?然其所以低估之故，也是所谓资格限人，是极容易犯的错误，怪不得曹操了。

刘表的死耗，达到江东，鲁肃便对孙权说：荆州是个紧要的去处，请借吊丧为名，去看看情形。如其刘备和刘表一方面的人没有嫌隙，我们就得联合他。如其彼此乖离，就得另打主意。孙权允许了他。鲁肃就溯江西上，走到汉口，听说曹操的兵已向荆州，鲁肃也昼夜兼程而进。走到南郡界内，听说刘琮已降曹操了，刘备向南奔逃，鲁肃就径迎上去，和他在长坂相会。劝刘备和孙权联合。刘备自然欢喜。而刘备手下的诸葛亮亦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于是鲁肃回去复命，诸葛亮从汉口东行，到现在的九江，和孙权相见。

这时候，在孙权一方面，就要决定降战之计。据历史上的记载，是这样的：孙权聚群下会议，大多数主张迎降。其理由是：① 曹操托名汉相，和他拒敌，似乎是反抗中央。② 曹操已得荆州的水军，又有步兵，水陆并进，并非专靠马队，所以长江之险，并不足恃。而其 ③ 则为众寡不敌。只有鲁肃不开口。孙权出去更衣，鲁肃却跟了出去。孙权知道他有话说，握着他的手道：“你要说什么呢?”鲁肃道：“刚才众人的议论，是要误你的，你别要听他。像我是可以投降曹操的，你却使不得。为什么呢?我在你手下，不过做个官儿，投降了曹操，官还是有得做的，你却怎样呢?”这几句话，正合孙权之意，孙权便表示采纳。这时候，周瑜因事到鄱阳去，鲁肃便劝孙权把他召回，共商降战之计。周瑜到了，就决定迎战。他的理由是：① 北方并未大定，加以关西还有韩遂、马超，曹操的兵决不能作持久之计。② 北方的人不善水战，荆州的人又非心服。③ 而且大寒之际，缺乏马草，天时亦不相宜。诸葛亮游说孙权的话，理由也大致相同，于是孙权就决意联合刘备，抵抗曹操了。派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去和刘备协力。

当时两方的兵力：大约北兵是十五六万，荆州的兵有七八万，合计共二十余万。刘备一方面，合水陆兵共有万人，刘琦手下的江夏兵，亦有一万。周瑜、程普的兵，《三国志》上有的地方说各有万人，有的地方又说共有三万，大率鲁肃手下还有些人，合计之共有三万。孙刘之兵，约在五万左右。两方的兵力，约系一与五之比。但在地利及军队的长技上说，南方的兵却是占了便宜的，而黄盖又进火攻之计，就在嘉鱼县赤壁地方，把曹兵打得大败。

曹操果然不能持久，留曹仁守着江陵，自带大兵北归。周瑜又跟着攻击，曹仁守不住，只得把江陵也放弃了。于是长江流域无复北兵踪迹，而南北分立的形势以成。

赤壁之战，军事上的胜败，真相颇为明白，用不着研究。其中只有孙权的决心抵抗曹操，却是一个谜。读史的人，都给“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两句话迷住了，以为曹操是当然要抵抗的，其中更无问题。殊不知这两句乃是周瑜口里的话，安能作为定论?何况照我所考据，曹操确系心存汉室，并非汉贼呢?然则孙权决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何在?周瑜、鲁肃等力劝孙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又何在?这系从公一方面立论，从私一方面说，也是这样的。

赤壁之战，曹操固然犯着兵家之忌，有其致败之道，然而孙、刘方面，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自此以后，曹操幸而用兵于关西、汉中，未曾专注于南方。倘使曹操置别一方面为缓图，尽力向荆州或者扬州攻击，孙权的能否支持，究竟有无把握呢?孙权和刘备不同。刘备投降曹操，曹操是必不能相容的，所以只得拼死抵抗。孙权和曹操，本无嫌隙，当时假使投降，曹操还要格外优待，做个榜样给未降的人看的。所以当时孙权假使迎降，就能使天下及早统一，免于分裂之祸；而以孙权一家论，亦系莫大的幸福；裴松之在《三国志·张昭传》注里，早经说过了。然则孙权的决意抵抗，周瑜、鲁肃的一力撺掇孙权抵抗，不过是好乱和行险侥幸而已。

《三国志·鲁肃传》说：鲁肃初到江东时，回东城葬其祖母(鲁肃是东城人)，他有个朋友，劝他北归，鲁肃意欲听他，特到江东搬取家眷，周瑜却劝他，说从前人的预言，都说“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劝他不要回去。又把他荐给孙权。见面之后，甚为投机。众人都退了，孙权独留他喝酒。谈论之间，鲁肃便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后来孙权称帝时，“临坛顾谓公卿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三国志·鲁肃传》)《张昭传》注引《江表传》又说：孙权称帝之后，聚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也举起笏来，要想称颂功德。孙权却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可见自立的野心，孙权和周瑜、鲁肃等，早就有之。赤壁之役，孙权聚众议论降战时，反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不知帝制自为的，毕竟是谁?事实最雄辩，就用不着我再说了。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赤壁一战，把曹兵打得连江陵都放弃了。此时益州还在刘璋手里，长江流域就全无北兵的踪迹；曹操要再图进取，其势并不容易；所以说经过这一战，而南北分立的形势以成。然而要说三分鼎足，还早呢，因为刘备的地盘太小了。

俗话有借荆州之说，说荆州是孙权的，后来借给刘备，这话是胡说的。荆州怎得是孙权的?后汉的荆州，东境到江夏郡为止，孙权直到赤壁之战这一年，才打破黄祖，还没有能据有其地，不过掳掠了些人民回去，做江夏太守的，依然是刘琦，怎能说荆州是孙权的呢?按照封建时代的习惯，谁用实力据有土地，就算是谁的，可以父子相传。如此，荆州该是刘琦的。所以赤壁战后，刘备便表荐刘琦做荆州刺史。但是话虽这样说，实际上能据有其地，还是要靠实力的。刘琦荆州刺史的名义，孙权虽不便否认，然而南郡是周瑜打下来的，还会将兵退出交给刘琦么?况且刘琦也不久就死了。事实上，当时长江从南郡以下，都给孙权的军队占据了。刘备则屯兵公安县，向现在湖南境内发展，把些地方都打下来了。然而地方毕竟太小，而且湖南在汉时还未甚开发，是不够做一个地盘的。

大家都知道在诸葛亮未出茅庐时，就有所谓隆中(在湖北襄阳县西，据说是诸葛亮隐居之处)之对，他的意思是：① 曹操不可与争锋；② 孙权可以联合而不可以吞并；③ 只有荆州和益州是可以取为地盘的；④ 如其取得了，到天下有事的时候，派一员上将，从襄阳出南阳一路以攻洛阳，而刘备自己带着益州的兵，去攻关中，如此，就“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了。

这一篇话，近来读史的人因为他和后来的事实太相像了，疑心它是假的。确实，三国时代所谓谋臣的话，靠不住的太多了。这一篇话，我倒以为无甚可疑的。因为这是当时的大势如此，不容说诸葛亮见不到。但是荆州从襄阳以北的一部分，还在曹操手里。沿江一带的要地，又大半给孙权占去了。刘备在此时，只有觊觎着益州，然而益州是个天险之地，刘璋虽说无用，打进去也不容易。所以刘备在此时，还是局促不能发展。

孙权一方面，却打什么主意呢?其中才雄心狠的，第一个要推周瑜。

他的第一条主意，是趁刘备到现在的镇江去见孙权的时候，把他软禁起来，而把关羽、张飞等分开了，使他们不能联合，而在周瑜指挥之下，去和曹操作战。他这条主意，厉害是厉害的了。然而刘备被软禁之后，关羽、张飞等能否听周瑜的调度，却是一个大问题。军队是有系统的，尤其是封建时代的武人，全是效忠于主将的，是个对人关系。只要看曹操极其厚待关羽，而关羽还要逃归刘备，就可知道。吕布投奔刘备，刘备投奔曹操。在当时，刘备和曹操何难把他的敌人杀掉?不过因他们手下都是有人马的，一者未免心存利用，二者杀掉了一个人，他手下的还是要和自己反对的，剿抚两难，所以不得不敷衍、隐忍罢了。倘使当时竟把刘备软禁起来，关羽、张飞等怕不但不肯听周瑜的指挥，还会和他争斗起来，斗而不胜，便降附曹操，图报故主之仇，也是可能的。所以周瑜这条主意，太狠而不可行。

他第二条主意，便是合孙权的堂房弟兄孙瑜(孙静的儿子。孙静是孙坚最小的兄弟)去攻益州。攻取益州之后，留孙瑜守其地，而他自己回来和孙权共镇襄阳，以图北方。这条主意，却比较稳健了，至多攻益州无成，损失些兵马而已，所以孙权听了他。

周瑜就回江陵治兵，不想走到半路上病死了。孙权用鲁肃代他，带兵驻扎在陆口(现在的陆溪口，在湖北嘉鱼县西南)。这是建安十五年（210）的事。周瑜是个极端锋锐的人，鲁肃却稳重了，他是始终主张联合刘备以抵御曹操的，所以当他在任时，孙刘方面得以无事。

孙权在这时候，又打了一条主意。派人去和刘备说：要和他共攻益州。刘备和手下的人商量，大家都说可以许他，攻下之后，孙权终不能跨过我们的地方，去据有益州，益州便是我们的了。有一个人，唤做殷观，却说：“我们合孙权去攻益州，一定要先行进兵。倘使益州打不进去，退回来，难保孙权一方面的人不截我们的后路，这是很危险的。不如赞成他攻益州，而说我们的地方都是新定，兵不能动，请你自己去打罢。”如此一来，刘备倒好截孙权的兵的后路了，孙权自然也不会上当，就终于没有动兵。

在这种情势之下，益州本来可以偷安，不料刘璋却自己把刘备请进去了。你道是怎样一回事?原来刘焉从占据益州以来，始终和本地的人民不甚相合。他曾杀州内的豪强十几个人，以立威严。又招致了关中和南阳一带流亡的人民数万家，用其人为兵，称为东州兵，不免要欺凌本地人，所以本地的小百姓也不归附他。刘焉死后，他的儿子刘璋继位，有一个将官唤做赵韪的，就举兵造反。幸而东州兵想到自己的地位，全是依靠刘璋的，替他出力死战，总算把赵韪打平。然而这样上下离心，到底不是一回事。外面没有问题时，还可以苟安，有什么变动就难了。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要去攻张鲁。这个消息传到益州，刘璋手下的张松就对刘璋说：“汉中是巴蜀的门户。倘使曹操占据了汉中，巴蜀就都危险了。而且蜀中诸将，像庞羲、李异等，都是靠不住的。刘备是你的同宗，善于用兵，又和曹操是冤家，不如招致他来，使他攻取张鲁，如此，曹操就不足虑了。”刘璋颇以为然，就派一个人名唤法正的，带着四千名兵去迎接刘备。这时候，张鲁本来不听刘璋的命令。刘璋之意，大概以为把汉中送给刘备，自己是不吃亏的，而刘备是不会投降曹操的，得他和自己把守北门，就可以不怕曹操了，原也不是没有打算。

然而天下没有好人，刘备进了益州之后能否听自己的命令呢?这一层，刘璋却没有打算到。张松、法正等都是些倾危之士，不恤卖主求荣的，就劝刘备夺取益州。刘备听了，正中下怀，便随法正入川。刘璋自到涪县(今四川绵阳县)，和他相见。添给他许多兵马，还给了许多粮饷财帛，使他督率白水关(编者注：今属四川广元县)的兵北攻张鲁。刘备此时，共有兵马三万，他却不攻张鲁，住在葭萌县地方(在四川昭化县东南)，大施恩惠，以收人心。当刘备和刘璋在涪县相会时，张松、法正和刘备手下的庞统，都劝他就在相会时袭取刘璋。这样事出仓卒，川中的军民如何会服呢?所以刘备不听他们。

曹操想西攻张鲁，还没有进兵，却因此引起了韩遂、马超等的反叛。曹操亲自西征，虽然把他打破了，然而进攻张鲁之事，却亦因此而未能实行。

到建安十七年(212)十月，曹操又自己带兵去攻孙权。刘备就对刘璋说：孙权差人来求救，我和他本来是互相唇齿的，不得不去救。况且关羽正在和乐进相持，倘使不去救，关羽败了，益州一方面也是要受到骚扰的。张鲁是只会自守，不足为虑的。请刘璋再借一万名兵，和军资器械，要想东还。刘璋给了他四千名兵，其余的东西都减半发给。这在刘备不过是借端需索，原未必真个东还，张松听得，却发急了，写封信给刘备，说大事垂成，何可舍之而去?张松的哥哥张肃，见他如此私通外敌，怕他连累于己，便把他举发了。刘璋便收斩张松。发命令给各关的守将，叫他们不得再和刘备往来。

刘备就借端装作发怒。庞统替他出了三条计策：上策是阴选精兵，径袭成都。中策是装作真个要东行，待白水关守将杨怀、高霈来送行时，把他捉住，吞并其兵，再行进攻成都。下策是退还白帝城(在四川奉节县东北)，联合荆州的兵，再打主意。上策还是和在相会时袭取刘璋一样的，纵然解决了刘璋一个人，全川军民不服，还是要发生问题。看似解决得快，其实并不是真快，甚而至于枝节更多。至于下策，则竟是把入川的机会放过了。所以刘备采用了他的中策，趁杨怀、高霈来见，把他们拘留起来。刘备进了白水关，把关中的兵都收编了，而将其家属留作人质，进据涪县。刘璋派兵抵御，都非败即降。刘备进围雒县(今四川广汉县)，这雒县是刘璋的儿子刘循守的，到底利害切身，守了一年，直到建安十九年(214)夏天才破，刘备就进攻成都。刘璋自知无力抵御，守了几十天，就投降了。于是刘备取得了益州，诸葛亮隆中的计划，达到了一半。

建安十七、十八两年，刘备和刘璋争持，马超也仍在关中反叛，所以曹操一方面进攻张鲁之事，始终未能实现。曹操这时候，是留夏侯渊在关中作战的。到建安十九年，刘备攻破了成都，夏侯渊也彻底铲除了马超，而且连凉州都打平了。

到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就又进攻张鲁。这时候，孙权也派人去向刘备索取荆州。荆州该属于孙权的理由，是没有的。孙权的讨取，大概是像近代各军队一般，向人要求多让些防地给自己罢了。刘备当时大概也借口于军队的给养还是不够，就说等我得到凉州，再把荆州给你。孙权大怒，使吕蒙进占现在湖南的东部。刘备入川时，诸葛亮等一大班人本来都留在荆州的。后来刘备和刘璋翻脸，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也沿着长江，打进四川，只留关羽一个人在荆州了。这时候，关羽也带兵到了现在湖南的益阳，刘备则统兵五万，从公安而下，打算和孙权方面争执一番。旋听得曹操攻汉中，乃和孙权平和解决，把荆州东西划分，从江夏向南属孙权，从南郡向南属刘备。刘备一方面派关羽驻扎在江陵。孙权一方面仍派鲁肃驻扎在陆口。江陵本是周瑜的防地，此时却正式属于刘备。所以这一个分划，刘备是占了些便宜的。刘备急急回川，听说张鲁已给曹操打败了，逃向巴中(汉朝的巴郡，治今四川江北县。刘璋分置巴东、巴西两郡，巴东治今奉节县，巴西治今阆中县)来，急忙派人去迎接。谁知张鲁已经投降曹操了。曹操此时，仍留夏侯渊在汉中，派张郃帮助他。张郃便进犯巴中。倘使巴中失守，西川和荆州的交通，岂不被曹操截断?幸得张飞把张郃打败，退回汉中。

建安二十二年(217)，鲁肃死了，孙权派吕蒙继任。吕蒙的性质，是和周瑜相像的。他主张派一支兵驻扎江陵，一支兵进驻白帝，再派一支兵沿江游弋，作为应援，而自己则进据襄阳。如此，自然非夺取荆州不可。孙权又和他商量：到底是夺取荆州的好，还是夺取徐州的好?他说：“徐州不难夺取，但其地系平原，利于马队，非用七八万兵不能守，不如夺取荆州，全据长江，在军队的长技上，是利于南而不利于北的。”孙权很以为然。于是孙权一方面，夺取荆州的计划已定，只是待时而动；而刘备一方面，却没有知道。

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听了法正的话，进兵汉中。曹操也亲自西征，到了长安。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在沔县东南的定军山，把夏侯渊击斩。曹操亲自进兵。刘备收兵守住险要，始终不和他交锋。曹操无可如何，五月里，只得退兵。于是刘备又据有汉中，非常得意了。然而荆州方面，却就要有失意之事。

原来这时候，曹操方面，在荆州和关羽相持的是曹仁，屯兵樊城。建安二十三年十月，南阳守将侯音叛降关羽，曹仁回兵将他攻围，到二十四年正月里，把南阳攻破，把侯音杀掉了，而关羽亦于这一年进兵攻围樊城。七月里，曹操派于禁去助曹仁。八月，汉江水涨，于禁为关羽所擒。这时候，曹操一方面兵势颇为吃紧。大约因一部分兵还在关中，再调救兵，仓卒不易齐集，而且不免骚扰之故。我们试看当时曹操再派去救曹仁的徐晃，就是从关中调出来的可知，此时北方无衅可乘，哪里就能实行诸葛亮隆中之对，荆益两州同时并举?刘备使关羽出兵，大概意思还是重在关中方面，使他牵制曹操的兵力的。曹操的兵既已从汉中退出，进兵的目的可谓业已达到。即使曹操方面不再多派救兵来，孙权方面不因此而议其后；而顿兵坚城之下，也是兵家所忌，所以关羽这时候，究竟应该退兵,还是该决意攻取樊城?也是要斟酌的，而关羽执意不回，且因孙权方面更换守将，而把后方的兵调赴前线，就不能不说他勇敢有余，谨慎不足了。

孙权一方面，既然决意夺取荆州，这时候自然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吕蒙密启孙权，说关羽还留着好些兵在后方，大约是防我的。我时常多病，请诈称有病，回建业调养，等他放心些，好把后方的兵调赴前敌。孙权应允了他，吕蒙就回见孙权，保举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请用他做自己的后任。孙权也听了他。陆逊到任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关羽，辞气之间极其谦下。关羽果然放下了心，把后方的兵逐渐调赴前线。孙权乃亲自西行，派吕蒙做前锋，去袭取荆州。吕蒙到了九江，把精兵都伏在船里，装作商船的样子西上。走过江边关羽设有斥候队的地方，把斥候兵都捆捉了。所以孙权的兵西上，荆州不能早得消息。然而倘使关羽的后方没人叛变，总还有些抵抗力的。而守江陵的糜芳，守公安的士仁(《三国志·孙权、吕蒙传》和杨戏《季汉辅臣赞》都作士仁，唯《关羽传》作傅士仁，傅怕是衍字)，又都和关羽不和，听见孙权的兵来，都投降了。于是关羽只得退兵。吕蒙既进江陵，约束军士，丝毫不得侵犯人民。对于跟随关羽出征的人的家属，尤其保护得周到。关羽的军心，就因此而乱，逐渐散去。关羽走到当阳东南的麦城，孙权派人去招降他，关羽诈称投降，带着十几个人逃走，被孙权伏兵所杀。

关羽这个人，是有些本领的，我们不能因他失败而看轻他。何以见得他有本领呢?一则，你留心把《三国志》看，自刘备用兵以来，不分兵则已，倘使分兵，总是自己带一支，关羽带一支的，可见他有独当一面的才略。二则刘备从樊城逃向江陵时，是使关羽另带一支水军到江陵去的，后来和刘备在夏口相会。北方人是不善水战的，赤壁之战，曹操尚以此致败，而关羽一到荆州就能带水军，亦可见其确有本领。至其在下邳投降曹操后，曹操待他甚厚，而他还是不忘故主；却又不肯辜负曹操的厚意，一定要立些军功，报答了曹操然后去，也确有封建时代武士的气概。后人崇拜他固然过分，我们也不能把他一笔抹杀了的。可是他的久围樊城，在军略上终不能无遗憾；而《三国志》说他“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糜芳、士仁之叛，未必不由于此，也是他的一个弱点。

关羽的败，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因为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所以说这是刘备方面的致命伤。

这件事情，如其就事论事，关羽的刚愎而贪功，似应负其全责。如其通观前后，则刘备的急于并吞刘璋，实在是失败的远因。倘使刘备老实一些，竟替刘璋出一把力，北攻张鲁，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张鲁既下，而马超、韩遂等还未全败，彼此联合，以扰关中，曹操倒难于对付了。刘备心计太工，不肯北攻张鲁，而要反噬刘璋，以致替曹操腾出了平定关中和凉州的时间，而且仍给以削平张鲁的机会。后来虽因曹操方面实力亦不充足，仍能进取汉中，然本可联合凉州诸将共扰关中的，却变作独当大敌。于是不得不令关羽出兵以为牵制，而荆州丧失的祸根，就潜伏于此了。

不但如此，刘备猇亭之败，其祸机实亦潜伏于此时。为什么呢?伐吴之役，《三国演义》上说刘备和关羽、张飞是结义兄弟，他的出兵，是要替义弟报仇，这固然是笑话，读史的人说他是忿兵，也未必是真相的。因为能做一番事业的人，意志必较坚定，理智必较细密，断不会轻易动于感情。况且感情必是动于当时的，时间稍久，感情就渐渐衰退，理智就渐渐清醒了。关羽败于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的征吴，是在章武元年(221)七月，章武元年，就是建安二十六年，距离关羽的失败已经一年半了，还有轻动于感情之理么?然则刘备到底为什么要去征吴呢?我说：这个理由，是和吕蒙不主张取徐州而主张取荆州一样的。大约自揣兵力，取中原不足，而取荆州则自以为有余。当时赵云劝他，说国贼是曹丕不是孙权，伐吴之后，兵连祸结，必非一时能解，就没有余力再图北方了。这句话，刘备是不以为然的，所以不肯听他。而他的不以为然，并不是甘心兵连祸结，和吴人旷日持久，而是自以为厚集其力，可一举而夺取荆州。殊不知吴蜀的兵力，本在伯仲之间，荆州既失，断无如此容易恢复之理。旷日持久，就转招致猇亭的大败了。然其祸根，亦因急于要取益州，以致对于荆州不能兼顾之故。所以心计过工，有时也会成为失败的原因的，真个阅历多的人，倒觉得凡事还是少用机谋，依着正义而行的好了。

替魏武帝辩诬

我现在，要替一位绝代的英雄辩诬了，这英雄是谁?便是魏武帝。

现在举世都说魏武帝是奸臣，这话不知从何而来?固然，这是受《演义》的影响，然而《演义》亦必有所本。《演义》的前身是说书，说书的人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见解的，总不过迎合社会的心理；而且一种见解，不是和大多数人的心理相合，也绝不会流行到如此之广的；所以对于魏武帝的不正当的批评，我们只能认为是社会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认识英雄。

魏武帝的为人，到底是怎样的呢?这只要看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日他所发的令，便可知道。这一道令，是载在《魏武故事》上面，而见于现在的《三国志》注里的。他的大要如下：

魏武帝是二十岁被举为孝廉的。他说：“我在这时候，因为我本不是什么有名声的人，怕给当世的人看轻了，所以希望做一个好郡守。”的确，他后来做济南相，是很有政绩的，但因得罪了宦官，又被豪强所怨恨，怕因此招致“家祸”，就托病辞职了。

辞职的时候，他年约三十岁。他说：“和我同举孝廉的人，有年已五十的，看来也不算老，我就再等二十年，也不过和他一样，又何妨暂时隐居呢?”于是他就回到他的本乡谯县，在城东五十里，造了一所精舍(精舍是比较讲究的屋子。汉时读书的人，往往是住在精舍里的)，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待时之清。这可见得他的志趣，很为高尚，并不是什么热衷于富贵利达的人；而他在隐居之时，还注意于文武兼修，又可见得他是个有志之士。

后来他被征为都尉，又升迁做典军校尉，这是武职了。他说：“我在这时候，又希望替国家立功，将来在墓道上立一块碑，题为‘汉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不想朝政昏乱，并不能给他以立功的机会，而且还酿成了董卓之乱。他在这时候，就兴起义兵，去讨伐董卓。他说：“我要合兵，是能够多得的，然而我不愿意多，因为怕兵多意盛，和强敌争衡，反而成为祸始。所以和董卓打仗时，兵不过数千；后来到扬州募兵，也以三千为限。”

后来在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这是他生平做大事业之始。他又叙述他破平袁术、袁绍、刘表的经过，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实话。

下文，他就说：“人家见我兵势强盛，又向来不信天命(这是说做皇帝全凭本领、势力)，或者疑心我有篡汉的意思，这是我耿耿于心的。从前齐桓公、晋文公所以为后人所称道，就因为他兵势强盛，还能够事奉周朝之故。周文王有了天下三分之二，还能够事奉殷朝，孔子称他为至德，我难道不想学他么?”他又引两段故事：

一段是战国时的乐毅。当战国时，燕国曾为齐国所灭，后来总算复国。这时候的燕王，谥法唤做昭王。他立意要报仇，任用乐毅，打破了齐国，攻下了七十多座城池。齐国只剩得两个城，眼见得灭亡在即了。乐毅因为要齐国人心服，不肯急攻。不想燕昭王死了，他的儿子燕惠王即位，素来和乐毅不睦，便派人去替代他。这时候，乐毅如回到燕国去，是必然要受祸的，乐毅就逃到赵国。乐毅去后，军心忿怒，齐国的名将田单，就趁此将燕兵打败，把齐国恢复过来了。后来赵王要和乐毅谋算燕国，乐毅伏在地上，垂着眼泪道：“我事奉燕昭王，和事奉大王是一样的。我如其在赵国得罪，逃到别国去，我是终身不敢谋算赵国的奴隶的，何况燕昭王的子孙呢?”

又一件是秦朝蒙恬的故事。蒙恬的祖父，唤做蒙骜；父亲唤做蒙武，都是秦国的军官。蒙恬是替秦始皇造长城，带着兵，在现在陕西的北部防匈奴的。秦始皇死后，儿子二世皇帝即位，要杀掉蒙恬。蒙恬说：“从我的祖父到我，在秦朝算做可以信托的臣子，已经三代了。我现在带兵三十多万，论起我的势力来，是足以造反的。然而我宁死而不肯造反，那一者是不敢羞辱了祖父，二者也是不敢忘掉前代的皇帝啊!”蒙恬就自杀了。

魏武帝引此两段故事，说：“我每读到这两种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从我的祖以至于我，受汉朝皇帝的信任三代了，再加上我的儿子，就不止三代了，我何忍篡汉呢?我这些话，不但对诸位说，还对我的妻妾(魏武帝的妻，自然不会再嫁的，下文的话，实在是专对妾说的；不过一个字有时候不能成为一个词，就往往连用一个不相干的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当它没有的，不过取这一个音，以足成语调罢了。这一个例子，在古书中很多，古人谓之“足句”；足字也写作挟字。如《易经》上“润之以风雨”，雨可以润物，风是只会使物干燥的，这“风”字就等于有音而无义。就是其一个例子)说。我又对她们说：我死之后，你们都该再嫁，想她们传述我的心事，使人家都知道。虽然如此，要我放下兵权，回到武平国(武平是汉朝的县，就是现在河南的鹿邑县)去，却是势所不能的。一者怕离了兵权，被人谋害，要替自己的子孙打算；再者，我如其失败，国家也有危险的；所以我不能慕虚名而受实祸。从前朝廷封我三个儿子做侯，我都力辞不受，现在倒又想受了。并不是还要以此为荣，不过要自己的儿子多建立几个国家在外，为万安之计罢了。”

令文所说，大略是这样。西洋的学者说：“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因为政治本来是社会上有了矛盾然后才有的，所以政治家所对付的，全是些贪婪、强横、狡诈的人，毫无手段是不行的。一个大政治家往往是一时代大局安危之所系。因为政治总是把这一种势力去压服那一种势力的，这虽然不必是战争，其性质实和战争无异。

政治上的首领，就和军中的主将一般，失掉了他，阵容是会散乱，甚而至于要崩溃的。所以一个政治上的首领，往往是敌方危害的对象。魏武帝说：“我失败了，国家也要有危险。”这句话，是不能不承认其有真实性的。

有人说：既然如此，所谓政治，总不过是把这一种势力，去压服那一种势力罢了，和不参加政治斗争的人，根本没有关系，又何必去帮这一方面压那一方面呢?殊不知政治的斗争虽非人人所能直接参加，政治的好坏是人人要受其影响的，并不能置诸不管。而各个人，只要能明于政治的好坏，也并不要丢掉自己的事情去做政治工作，只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家，或者帮助，或者制裁，就很可以决定他们的胜负了。因为政治看似另一件事情，实在是用社会的力量做基础，而多数人合计起来，其力量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固然是两个阶级的斗争，然在一定时期内，总必有一个阶级，是代表国利民福的，我们于此，就不可漫无别白了。

政治上的斗争，既然和军队作战一般，则不但对于敌党的手段，有时是不得不然，即对于本党，亦是如此，因为要整顿阵容，就不能不把有害于团结的人除去，这正和军队里要讲军纪一样。所以政治家的功罪，只能问其根本上的主义如何，并不能摭拾着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用简单浅短的眼光去评论。譬如魏武帝的杀伏皇后，就是一个例子。这件事情，在建安十九年，据《三国志》说，是伏皇后曾写信给他的父亲伏完，说汉献帝因董承被杀，怨恨魏武帝，话说得很丑恶，这时候，这封信发觉了，所以魏武帝把伏皇后杀掉。

这句话很有可疑。凡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是有人说好，有人说坏的，根本上没法子使个个人都说好，所以做大事业的人，总是把毁誉置之度外的。魏武帝难道是怕人家谤毁的人?要是有一封信说他的坏话，就要发怒而杀人，那他生平，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才够?所以当时的伏皇后，必是另有什么政治上的阴谋的，断不会因一封信骂魏武帝而被杀。至于说汉献帝因董承被杀而怨恨魏武帝，则董承并不是公忠可靠的人，我在第九节里，业经说过了。

《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说：魏武帝派华歆带兵进宫去收捕伏皇后。皇后关了门，躲在墙壁里。华歆打坏了门，把墙壁也毁掉，将皇后牵了出来。这时候，献帝正和御史大夫郗虑同坐。皇后走过他的面前，握着他的手道：“你不能救活我了么?”献帝说：“我的性命，亦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对郗虑说：“郗公!天下有这样的事么?”这些话，一望而知其是附会之谈，写《后汉书》的人，却把它采入《伏皇后本纪》里。于是后来的人，以为它见在正史上，一定是可靠的，编纂历史的人，也都采取它，就成为众所共信的事了。《曹瞒传》又说，伏完和他的宗族，死的有好几百个人。其实伏完是死在建安十四年的，离这时候已有五年了。即此一端，亦见得《曹瞒传》的不足信。

所以我说伏皇后的被杀，是一定另有政治上的阴谋的，不过其真相不传于后罢了。假定伏皇后的被杀，是别有阴谋，则魏武帝一身，既然关系大局的安危，自不得不为大局之故而将她扑灭。这正和带兵的不能因军中有一群人反对他而即去职，或自杀，置军队的安危于不顾一样。老实说：立君本来是为民的。如其本来的君主，因种种原因不能保护国家和人民，而另有一个能够如此，则废掉他而自立，原不算错，而且是合理的，因为这正是合于大多数人的幸福的呀!然而魏武帝当日，还始终不肯废汉自立，这又可见得他濡染于封建时代的道德很深，他对于汉朝，已经是过当的了。

后人诬枉魏武帝要篡汉的，是因为下列这几件不正确的记载：

其一《三国志·荀彧传》说：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说魏武帝应该进爵为公，把这件事情和荀彧商量，荀彧说：“魏武帝本来是兴起义兵，以匡辅汉朝的，不宜如此。”魏武帝因此心不能平，荀彧就忧愁而死。荀彧死的明年，就是建安十八年，魏武帝就进爵为魏公了。这话也明是附会。魏武帝真要篡汉，怕荀彧什么?况且进爵为魏公，和篡汉有什么关系?他后来不还进爵为魏王么?

其二是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要袭取荆州，《三国志》注引《魏略》说：他上书称臣，而且称说天命，说魏武帝该做皇帝。魏武帝把信给大家看，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踞是放肆的行为。魏武帝比孙权，自然辈行在先，所以称他为是儿，就是说这个小孩子。炉火上是危险之处。他说：这个小孩子，要使得我放肆了而住在危险之处，这明明是不肯做皇帝的意思。《三国志》注又引《魏氏春秋》说：夏侯惇对魏武帝说：“从古以来，能够为民除害，为人民所归向的，就是人民之主。您的功劳和德行都很大，该做皇帝，又有什么疑心呢?”魏武帝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正和他建安十五年的令引齐桓公、晋文公、周文王来比喻自己是一样，正见得他不肯篡汉。后来读史的人，反说他是开示他的儿子，使他篡汉，岂非梦呓?篡汉本来算不得什么罪名，前文业经说过了。

然而始终执守臣节，不肯篡汉，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德。因为不论哪一种社会，总有一种道德条件，规定了各人所当守的分位的。这种条件合理与否，是一件事，人能遵守这条件与否，又是一件事。不论道德条件如何陈旧，如何不合理，遵守他的人，总是富于社会性的。所以遵守旧道德条件的人，我们只能说他知识不足，不能说他这个人不好。因为道理的本质，总是一样的呀!魏武帝的不肯有失臣节，我们看他己亥令之所言，勤勤恳恳，至于如此，就可见得他社会性的深厚了。

魏武帝的己亥令，还有可注意的两端：

其一是他怕兵多意盛，不敢多招兵，这正和后世的军阀，务求扩充军队，以增长自己权力的相反。分裂时代的争斗，其祸源都是如此造成的。

其二是他老老实实说：我现在不能离开兵权，怕因此而受祸，不得不为子孙之计。又老老实实承认：想使三个儿子受封，以为外援。这是历来的英雄，从没有如此坦白的。天下唯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遮遮掩掩，修饰得自己一无弊病的人，他的话就不可尽信了。现代的大人物，做自传的多了，我们正该用这种眼光去判别他。

《三国志·郭嘉传》说：嘉死之后，魏武帝去吊丧，异常哀痛。对荀攸等说：“你们诸位的年纪，都和我差不多，只有郭奉孝最小。我想天下平定之后，把事情交托给他，想不到他中年就死了。这真是命呀!”可见得他的本意，在于功成身退，后来不得抽身，实非初意，至于说他想做皇帝，或者想他的儿子做皇帝，那更是子虚乌有之谈了。人生在世，除掉极庸碌之辈，总有一个志愿。志愿而做到，就是成功，就是快乐。志愿而做不到，看似失败，然而自己的心力，业经尽了，也觉得无所愧怍，这也是快乐。志愿是各人不同的，似乎很难比较。然而其人物愈大，则其志愿愈大，其志愿愈大，则其为人的成分愈多，而自为的成分愈少，则是一定不移的。哪有盖世英雄，他的志愿只为自己为子孙的道理?说这种话的人，正见得他自己是个小人，所以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了。

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生忘死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两汉之世，正是封建主义的尾声，得这两位大人物以结束封建时代，真是封建时代的光荣了。

从曹操到司马懿

在晋朝五胡乱华的时候，有一个胡人，唤做石勒，据历史上记载，他有这样一段事情。有一次，他喝酒喝得醉了，对一个人唤做徐光的说道：“我可同前代哪一位开基的皇帝相比?”徐光恭维他道：“你比汉高祖、魏武帝都强。只有古代的轩辕帝，可以和你相比。”石勒笑道：“人岂不自知?你的话过分了。我如其遇见汉高祖，要北面而事之，和韩信、彭越争先。如其遇见后汉光武帝，该和他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这一段话，是否真实，还未可知，就算是他说的，也不过是酒后狂言，毫无价值。后来读史的人，却把他看做名言，有许多人喜欢引用，因此就有许多人，把魏武帝和司马懿看做一流人物，这真是笑话了，魏武帝何尝有欺人孤儿寡妇之事来?

从魏武帝到司马懿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局，亦可以说是中国的社会风气一个升降之会。从此以后，封建的道德，就澌灭以尽，只剩些狡诈凶横的武人得势了。

魏武帝死的一年，他的儿子魏文帝，就篡汉自立了。明年，刘备也在四川自称皇帝。这时候，只有孙权还称为吴王，到魏文帝篡汉后的十年，才自称皇帝，然而在实际上，东吴亦是久经独立的了，天下就分做三国。

翻开读史地图看起来，东吴的地方，也并不算小。他有现今江苏、安徽、湖北三省沿江的地方，又有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各省，较之曹魏尽有黄河流域，和湖北、安徽、江苏的汉淮二水流域的，并差不了许多。但是当时，南方开化的程度，还不及北方，人力财力都非北方之比，面积虽相差不多，实力却差得远了。至于蜀汉，只有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其中又只有四川是个天府之国，户口比较众多，财力比较雄厚，就更相差得远了。

魏朝据有这样好的地盘，论理，吴蜀二国，应该兢兢自守，还不容易。然而三国时代，也延长到六十年之久。这一因吴有长江之险，蜀系山岭之区，北方的人，不善水战，要攻入山岭之区，也不容易；一亦因魏国的内部还有问题。

魏文帝篡汉后七年而死。他的儿子曹叡即位，这便是魏明帝。魏明帝是很荒淫奢侈的，魏朝的基业就坏在他手里。他在位共十三年。死的时候，魏朝开国刚刚是二十年。魏朝的政局就在这时候起了一个变化。又经过十年，而政权全入于司马懿之手，离魏朝的篡汉，刚好是三十年。

当曹操做魏王的时候，设立了一个秘书令。魏文帝篡位之后，将秘书改称中书，设置了监、令两个官，用刘放做中书监，孙资做中书令。在文帝、明帝之世，足足做了二十年。这是帮助皇帝处理一切文书的官，地位很重要的。自然他们两个人都有相当的权力。人的脾气，有了权力总是不肯轻易放弃的。魏明帝虽继承文帝，任用刘放、孙资，又另有几只小耳朵(俗语，谓暗中使人侦察他人，或爱听他人的这类报告)，像秦朗等一班人都是。明帝病重了，有权的人各想树立自己的党羽。明帝有两个儿子：大的封为齐王，唤做芳，小的封为秦王，唤做询。据《三国志》说，这两个都是明帝的养子，其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也无从知道了。明帝病危时，齐王立为皇太子。还只有八岁，自然不会管事的，秦朗便保举魏武帝的儿子燕王宇辅政。刘放、孙资却保举了曹爽和司马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曹真是魏武帝族中的侄辈，曹爽便是魏武帝同族的侄孙儿了。司马懿本是文官，在明帝手里才渐渐地带起兵来。此时他正削平了辽东回来。明帝病危时，自己做不得主，据说是刘放、孙资两个人强挟着他发命令的，把燕王、秦朗等都免官，而用曹爽和司马懿辅政。

燕王是个无用的人，罢免之后，也就完了。此后十年之中，就变做曹爽和司马懿的争夺。其初政权在曹爽手里。司马懿本来是太尉，曹爽等却把他转作太傅，表面上是尊重他，算他皇帝的师傅，实际上却夺掉他的兵权。司马懿便诈病，睡在家里不出来。在齐王即位后十年，曹爽跟随着他出去谒陵，司马懿却突然起来，运动了京城里的军队，把城门关起来，要免掉曹爽的官，勒令他以侯还第。大司农桓范，是曹爽的一党，便诈传太后的命令，赚开了城门，逃到曹爽处。魏朝是建都在洛阳的，桓范劝曹爽把齐王搬到许昌，调外面的兵来，和司马懿作战。大司农是当时管财政的官，所以桓范说：“大司农的印在我手里，粮饷是没有问题的。”曹爽却不肯听，接受了司马懿的条件，免官还第。司马懿却说黄门张当，曾将选择的才人(皇帝的妾的称号)给与曹爽，怕他还有别种情弊，便将张当捉来拷问。张当承认了和曹爽图谋造反。于是把曹爽、桓范、张当和曹爽的许多党羽都杀掉。

这一件事情的真相，我们现在无从知之。所可猜测的，则司马懿卧病十年，忽然而起，京城里的军队，就会听他调度，可见他平时必和军队预有勾结。曹爽在名义上是大将军，军队都应服从他的命令的；他的兄弟曹羲是中领军，曹训是武卫将军，亦都是兵权在手的人；一旦有事，军队反而都为敌人所用，他们的为人，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曹爽所用的，都是当时的名士。据《三国志》零头碎角的材料看起来，他们是颇有意于改良政事，厘定制度的，实可称之为文治派。文治派对于军队，自然不如武人接近的，要利用军队，自亦不如武人的灵活，曹爽和司马懿成败的关键，大概在此。从此以后，魏朝的文治派没落，只剩武人得势了。

在魏明帝时候，司马懿就带了军队，在关中方面和诸葛亮作战的，所以西方的军队，对他没有问题。东方的军队，就不服他了。齐王十二年，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阴谋反对他，事机不密，为司马懿所知，出其不意地去攻击他。王凌措手不及，只得出迎。司马懿把他送回洛阳，王凌在路上服毒自杀。

这一年，司马懿死了，他的儿子司马师继居其任。到齐王的十五年，中书令李丰，皇后的父亲张缉，又密谋废掉司马师，用曹爽的姑表弟兄夏侯玄代他。又因事机泄漏，都给司马师杀了。司马师就废掉齐王，而立了魏文帝的曾孙高贵乡公髦。明年，扬州都督毌(ɡｕàｎ)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声讨司马师。司马师自发大兵，和他相持。因兵力不敌，毌丘俭败逃，死在路上，文钦逃到吴国。这一次战事初起，司马师新割了眼上的一个瘤，创痛正甚，因为关系重大，不得已勉强自己带兵出去。战胜之后，回到许昌就死了。他的兄弟司马昭继居其位。

再过了两年，扬州刺史诸葛诞又起兵讨伐司马昭。这一次，诸葛诞知道司马昭的兵力是不容易力战取胜的，所以联结东吴，取着一个守势。东吴发了兵和文钦一起去帮助他，又另行发兵以为救应。攻者不足，守者有余。况且还有了外援?倘使不能扑灭他，倒也是一个大患。司马昭乃又费了极大的兵力，把他围困起来。又分兵堵住了吴国的救兵。靠着兵力的雄厚，居然把诸葛诞和文钦又打平。从此以后，魏国的武人，就再没有人能和司马氏反对了。

五年之后，高贵乡公自己带着手下的卫兵去攻击司马昭。那自然是以卵击石，万无侥幸之理。其结果，高贵乡公给司马昭手下一个唤做成济的人刺死。司马昭另立了燕王宇的儿子陈留王奂，自然是有名无实的了。于是司马昭要想篡位。要想篡位，当然先要立些功劳，蜀汉就因此灭亡。然而司马昭也没来得及做皇帝，篡位自立，是他儿子司马炎就是晋武帝手里的事了。

《晋书·宣帝(宣帝即司马懿)纪》说：晋朝的明帝，曾经问王导：“晋朝是怎样得天下的。”王导乃历述司马懿的事情，和司马昭弑高贵乡公之事。明帝羞得把脸伏在床上道：“照你的话，晋朝的基业哪得长久?”可见司马懿的深谋秘计，还有许多后来人不知道的，王导离魏末时代近，所以所知的较多了。而且他很为暴虐，他的政敌被杀的，都是夷及三族，连已经出嫁的女儿，亦不得免。所以做《晋书》的人，也说他猜忌残忍。他一生用尽了深刻的心计，暴虐的手段，全是为一个人的地位起见，丝毫没有魏武帝那种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的意思了。封建时代的道德，是公忠，是正直，是勇敢，是牺牲一己以利天下，司马懿却件件和他相反。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都是这一路人。这一种人成功，封建时代的道德就澌灭以尽了。然而专靠斗力，究竟是不行的。互相争斗的结果，到底是运用阴谋的人易于得胜。所以封建制度的腐败和衰亡，也可以说是封建制度本身的弱点。

替魏延辩诬

三国的史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本来用不着我来讲。我现在所要讲的，只是向来大家弄错之处，我想要来矫正矫正而已。既然如此，我就还要想替一个人辩诬，那就是魏延。

魏延本来是以部曲(部曲本是军队编制的名目。《续汉书·百官志》说：大将军营分为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后汉末，有些将校兵士，永远跟随着大将，就变做不直属于国家而属于这个将，带些半奴隶的性质。所以部曲的地位是颇低的)随先主入蜀的。因屡有战功，升迁到牙门将军。先主既得汉中之后，还治成都，要拔擢出一个人来镇守汉中，当时大家都以为要用张飞，张飞也以此自许，而先主竟破格擢用了魏延。关羽、张飞是先主手下资格最老的两员猛将，当时敌国的人亦都称他为万人敌的。先主从起兵以来，不分兵则已，要分兵，关羽总是独当一面的，第十二节中业经讲过了。此时关羽正在镇守荆州，再要找一个独当一面的人，以资格论，自然是张飞了。再次之则是赵云，随先主亦颇久。争汉中之时，赵云亦颇有战功，先主称他“一身都是胆”的。然而这时候要镇守汉中，先主却破格擢用了魏延，这就可见得魏延的才略。关羽、张飞都是长于战斗的。关羽攻曹仁，虽然终于失败，乃因受了孙曹两面的夹攻，而又外无救援之故。当时那种凌厉无前的气概，使曹操方面十分吃紧，那也不是容易的罢?当曹操平张鲁之后，张郃的兵，业已攻入巴中。使巴中而竟为曹兵所占据，强敌即逼近西川，蜀汉的形势，此时实亦万分吃紧，而张飞竟能够把张郃打退，这一场功劳，也不能算小罢?然则在当时，关羽、张飞所以威名播于敌国，易世之后，还有人称道弗衰，也不是偶然的。然而先主对于镇守汉中之任，竟不用张飞而用魏延，则魏延的将略，似乎还在关、张之上。大概关、张的将才，是偏于战斗，而魏延则要长于谋略些罢?然则镇守荆州的，假使是魏延，或者不如关羽之以过刚而折，而半个荆州，也就不至于失陷了。这虽然是揣测之辞，似乎也有可能性。

魏延的谋略，从一件事情上可以见得。据《三国志》注引《魏略》说：诸葛亮出兵伐魏时，和手下的人谋议。魏延献计说：“魏国的安西将军关中都督夏侯楙，是曹操的小女婿，既无智谋，又无勇气。你只要给我精兵五千，直指长安，他听得我去，一定要逃走的。他走后，长安就只剩些文官了。魏国东方的救兵要合拢来，还得二十多日，你的大兵也好到了。如此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了。”案诸葛亮第一次伐魏，在魏明帝太和二年(228)。这一次，魏国见蜀国久不出兵，以为他无力北伐，毫无预备。所以诸葛亮出兵，甚为得手。南安(今甘肃陇西县西北)、天水(今甘肃通渭县西南)、安定(今甘肃镇远县南)三郡都望风迎降。只因马谡失机，以致前功尽弃。以后出兵，虽然累战克捷，然魏国亦已有了预备，要大得志就难了。所以太和二年这一役，亦是魏蜀强弱的一个关键。据《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夏侯楙免去安西将军关中都督之职，就是在这一年的，然则魏延的献计，亦就是这一年的事，倘使诸葛亮采用魏延之计，则魏延做了先锋。马谡亦是奇才，我们不能以成败论人，但谋略虽好，战斗的经验或者要缺乏些，所以不免有失，用魏延则无此弊，然则使诸葛亮采用魏延之计，看似冒险，或者转无马谡的失着，亦未可知。所以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实在是可惜的，而魏延的将略，亦就因此可见了。

然诸葛亮虽不用魏延之计，而其军队精练，一切都依着法度，亦自有其不可及之处。他第一次虽然失败，以后又屡次出兵。魏朝尝派司马懿去抵御他。司马懿的用兵，亦有相当能力。他生平除掉和诸葛亮对垒之外，也总是胜利的。独至对于诸葛亮，则仅仅乎足以自守。这句话，是见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注所引吴人张俨所著的《默记》里面。第三国人的话，比较要公平些。于此可见《三国志》里载诸葛亮伐魏之事，总不胜利，《晋书·本纪》里更说他每战辄败；只因《三国志》为晋人所著，《晋书》所根据的，也是晋朝人的史料，不足凭信罢了。诸葛亮每次出兵，都因粮运不继，不能持久，乃制造了木牛流马以运粮，又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蜀汉后主的十一年，即魏明帝的八年(234)，他屯田的兵，已经杂居渭水沿岸，逼近长安了，不幸患病身死。从此以后，蜀汉就更无力进取中原了。这固然不仅是军事一方面的问题，然而当时蜀汉的军队起了内讧，以致魏延身死，亦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

据《三国志》说，诸葛亮病危的时候，和杨仪、费祎、姜维三个人密定了退兵的计划。这一次出兵，魏延本来是先锋，这时候却将他改作断后，而令姜维次之。魏延如不听命令，大军就径行开拔。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派费祎去探问魏延的意思。魏延说：“丞相虽死，我自活着在这里。相府里亲近的人和官属，自可将护他的棺柩回去安葬，我自当带兵击贼。如何因一个人之死，废掉天下的大事呢?况且魏延是什么人，要听杨仪的命令，替他做断后将?”就和费祎同拟一个计划，哪一部分的兵该退回去，哪一部分的兵该留下来，要费祎和他联名，把这命令传给各将领。费祎骗他道：“杨仪是文官，不会部署军事，他决不会违反你的意思的，不如让我回去，再和他商量商量。”就骑着马快跑而去。费祎去后，魏延懊悔不该放他，再派人去追，已经来不及了。魏延派人去探看，杨仪等已经整军待发，打算把魏延一支兵留下来。魏延大怒，趁他们没有动兵，便带兵先发。杨仪等亦伐木开路，昼夜兼程，紧跟在他的后面。魏延的兵先到，据住了南谷口，派兵去攻击杨仪。杨仪派何平去抵敌。何平骂魏延先发的兵道：“丞相死得没几时，你们何敢如此?”魏延的兵知道其曲在延，都不听他的命令，散掉了。魏延只和他的儿子以及另外几个人逃回汉中去。杨仪派马岱带兵去将他追斩了。这一段事情，一看而知其不是实在。

据注引《魏略》说：则诸葛亮病重的时候，是派魏延代理自己的职务，秘丧而归的。杨仪和魏延素来不睦，就扬言魏延要投降敌国，带着手下的人去攻魏延。魏延因出其不意，无从抵挡，只得带着兵逃走，就给杨仪追杀了。这话也不是事实。

诸葛亮在病危之时，预定退军计划，这一个命令，总是要传给全军的，岂有和杨仪、费祎、姜维私相计议，置先锋军于不顾之理?这岂像诸葛亮做的事情?若说诸葛亮的职务实系命魏延代理，则全军都在魏延统率之下，杨仪是文官，手下没有军队的，带着什么人去攻魏延?若说运动诸将，同反魏延，怕没有这样容易的事?况且据《三国志》说：当时魏延表奏杨仪造反，杨仪也表奏魏延造反，显然成了个两军对垒的形势，并不是从一军之中突然分裂而战斗起来的。然魏延是个名将，果使有了准备，派兵去攻杨仪，也断没有给何平一骂兵就被骂散了的情理。所以两种说法都不是事实。

这件事情的真相，依我推测，是这样的：诸葛亮病危时，并没有能够预定退兵的计划就死了。他死后，杨仪等密定了一个退兵的计划，怕魏延不听，派费祎去探问。魏延果然不肯听他们的部署，要自己另定一个计划，和费祎联名行下去。费祎哄骗他逃了回来。知道无可疏通，就把他置诸不顾，打算将余军径行开拔。这个消息又被魏延打听到了，乃趁他们没有开拔之前，先行开拔，把南谷口据住了。至此，两军遂不得不正式交战。魏延虽然勇猛，然所统率的，只有他的直属部队，就是做先锋军的，杨仪在诸葛亮幕府里，全军都在他调度之下，众寡不敌，所以魏延就给他打败了。至于说魏延的军队，给何平一骂就骂散了，不曾有剧烈的战斗，乃因内讧并非美事，所以又有些讳饰。这件事情的真相，似乎大略是如此。

魏延既然死了，自然得宣布他的罪状。当时所说的，大约是诬他要谋反降魏。所以《三国志》里有这样的几句话，说“魏延不北降魏而南还，乃是要除杀杨仪等，本意如此，不便背叛”，就是替魏延剖辨的。不过古人文辞简略，没有把当时诬他的话叙述清楚罢了。假使魏延真要造反，杨仪便有剿灭反叛的大功，回来后岂得不重用?然而不过做一个中军师，并无实权，诸葛亮的老位置，反给蒋琬夺去了(诸葛亮是丞相，蒋琬的资格，是不够做丞相的，但以录尚书事而兼益州刺史，其实权就和诸葛亮无大异)。这件事，《三国志》上说：诸葛亮生时就密表后主，说我若死了，便将后事交给蒋琬。这也不是实情。诸葛亮的做事，是很积极的。他在生前，似乎并没有预料到自己要死。假如他预料到自己要死，那可先行布置的事情多着呢。以他的地位声望，一切公开嘱咐了，也不怕什么人反对，而且可使身后的事情更形妥帖，何至于密表后主，只保荐了一个蒋琬呢?《三国志·蒋琬传》说：诸葛亮死后，新丧元帅，远近危悚，蒋琬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色举动，和平时一样，众人因此渐服，可见得蒋琬初继诸葛亮的任时，众人还不很信服他。假使诸葛亮生前预行指定他为自己职务的后继人，就不至于此了。以诸葛亮的公忠体国，心思细密，岂有想不到这一层之理?蒋琬和杨仪，向来所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而杨仪的职位和资格，还在蒋琬之上。不过杨仪是锋芒毕露的，大家有些怕他，蒋琬却是个好好先生，人家容易和他和睦，所以诸葛亮的位置就给蒋琬抢去了。杨仪自然不服，口出怨恨之言，以致得罪而死，这事无甚关系，可以不必细述。然使魏延确系造反，杨仪确有诛灭反叛之功，则无论他如何不孚众望，人家将来要排挤他，当时总是要赏他的，断不能径置诸闲散之地，这也可见得魏延并没造反。

诸葛亮从太和二年以后，是不断地出兵伐魏的，太和二年，是入三国后的第九年。诸葛亮之死，在入三国后十五年。蜀汉的灭亡，是在入三国后四十四年。所以诸葛亮死后，蜀汉还有二十九年的命运。这二十九年之中，前十二年，总统国事的是蒋琬；中七年是费祎；后十年是姜维。蒋琬、费祎手里，都不甚出兵伐魏。姜维屡次想大举，费祎总裁制他，不肯多给他兵马。费祎死后，姜维做事才得放手些，然而亦无大功，而自己国里，反因此而有些疲敝。当时很有反对他的人。后来读史的人，亦有以蜀之亡归咎于姜维的用兵的，其实亦不尽然。

当时魏蜀二国，国力相去悬殊。灭蜀的一次，据魏国人计算，蜀兵总数共只九万，分守各地方的，差不多去其一半，而魏国分兵三路，诸葛绪、邓艾每路三万，钟会所带的兵又有十余万，兵力在两倍以上。所以蜀汉的形势，是很难支持的。既无退守的余地，就只得进攻，至少要以攻为守。诸葛亮的不断出兵，也是为此。从魏齐王芳之立，至高贵乡公的被弑，其间共计二十一年，即系入三国后之第二十一年至第四十一年，正是魏国多事之秋，蜀汉若要北伐，其机会断在此间，而其机会又是愈早愈妙，因为愈早则魏国的政局愈不安定。然此中强半的时间，都在蒋琬、费祎秉政之日，到姜维掌握兵权，已经失之太晚了。所以把蜀国的灭亡，归咎到姜维，实在是冤枉的。倒是蒋琬、费祎，应当负较大的责任。魏延伐魏之志，是比较坚决的。只看诸葛亮死日，他不肯全军退回，便可知道。如其诸葛亮死后，兵权在他手里，总不会像蒋琬、费祎那样因循的，虽然成败不可知。所以魏延的死，总不能不说是蜀汉的一个损失。

姜维和钟会

魏武帝亡殁了，继之而得志的，却是司马氏父子。忠君爱民的心地，光明磊落的行为，全都看不见了，所剩下的，只是些自私自利的心地，狡诈刻毒的行为，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道德，真个就此完了么?不，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没有突然而兴，也没有突然而绝的。虽然在其衰败垂绝之时，也总还有一两个人，出而为神龙掉尾的奋斗。这正和日落时的余晖一般，流连光景的人，更觉得其可爱了。

司马昭打平了诸葛诞，又杀掉了高贵乡公，就渐渐地可以图篡了。要图篡位，总得立些武功，于是决计伐蜀。这些话，上文中业经说过了。这时候的蜀国，却是什么形势呢?蜀国这时候，兵权算在姜维手里。但是费祎死后，后主所信任的宦官黄皓，渐渐弄权，要想排挤陷害他。姜维虽有武略，政治上的手腕似乎欠缺些，就不敢回成都，带着兵屯驻在沓中。这沓中在现今甘肃临潭县，就是从前的洮州的西边，未免太偏僻些了。

当时魏国是分兵三路：邓艾、诸葛绪各带兵三万，邓艾牵制住姜维的正面，诸葛绪遮断了姜维的后路。钟会却带了十几万大军，从斜谷(编者注：今陕西眉县西南)、骆谷(编者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两路并进。当魏延守汉中时，在汉中的外面设立了许多据点，派兵守住，敌人来攻，使其不得入内。后来姜维说：“这种办法，虽然稳当，却也不能得利。不如把这些据点撤掉了，聚集兵粮，坚守汉乐两城(编者注：今陕西勉县东南)。敌兵攻城不破，又野无可掠，粮运不继，自然只得退兵。我们却各城的兵齐出，和游军会合，就好把他歼灭了。”这条主意，固然也是好的，然而把敌兵放入平地，究竟有些冒险。钟会既进汉中之后，分兵围困汉乐两城，自己直趋西南，把阳安关攻破。这阳安关，在嘉陵江沿岸，现今沔县(编者注：今勉县)的西南，宁羌县(编者注：今宁强县)的西北，乃是入蜀正面第一道关隘。阳安关既破，就只有现今四川昭化、剑阁两县间的剑阁可守了。当时姜维听得钟会大兵前进，自然要从沓中回来。邓艾牵制他不住，诸葛绪也阻挡不住他。然而阳安关已经不守了，就只得守住了剑阁。邓艾追赶姜维，到了现今甘肃的文县，就是汉朝所谓阴平道的地方。从此南下，经过平武县的左担山，就可以从江油、绵阳直向成都去的。这一条路，极其险峻，所以当时蜀国并不防备。邓艾要和诸葛绪合兵走这一条路进去。诸葛绪说本来的军令，只叫他堵截姜维，并没有叫他攻蜀，就引兵和钟会的大军会合。钟会密白他畏懦不进，魏朝把他槛车(罪人坐的车，有栏槛，防他逃走)征还，兵也并给钟会统带了。然而攻剑阁，却攻不进去。钟会无法，打算退兵了。不料邓艾的兵，已从阴平伐山开路，走了无人之地七百多里打进去。把诸葛瞻的兵打败了，直向成都。邓艾的兵，是能够进去，退不回去的，自然要拼命死战，其锋不可当。然而其实是孤军。假使后主坚守成都，这时候，剑阁并没有破，钟会的大军不得前进，邓艾外无救援，终竟要做瓮中之鳖的。然而后主不能坚守，竟尔投降。姜维在剑阁，听得诸葛瞻的兵被打败了。传来的消息，有的说后主要坚守成都，有的说他要逃向东吴，又有的说他要逃到现今的云南地方去。不知的实，乃引兵向西南退却。到了现在的三台县地方，奉到后主的命令，叫他投降魏军。姜维便到钟会军前投降。据《三国志》说，当时将士，接到投降的命令，都发怒得“拔刀斫石”，难道姜维倒是轻易投降的么?

邓艾得意非常，就十分夸口。对蜀国的士大夫说道：“你们幸而遇见我，所以身家性命得以保全。要是遇见吴汉(后汉光武帝时平蜀的将，曾大肆杀戮)一流的人物，就糟了。”又说：“姜维也是一个有本领的人，不幸遇着了我，所以敌不过罢了。”听的人都暗笑他，他自己也不觉得。他又表上魏朝，说：“刘后主一时不可把他内徙。要是把他内徙，吴国人看见了，疑心魏国待遇他不好，就不肯归降了。现在该留兵两万人在蜀，蜀国投降的军队，也留着两万，不要解散。再在四川大造兵船，做出一个伐吴的声势来。一面派人去晓谕吴国，吴国自然可不战而降了。只要把后主留在四川一年，那时候吴国归降，就可把他送到京城里。”当时邓艾在川中，诸事多独断独行，并不等魏朝的许可。司马昭派监军卫瓘去对他说，不宜如此。邓艾倒说：“《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专之可也。一味等待命令，以致误国，这件事我是办不到的。”这样一来，司马昭自然要疑惧了。钟会等人就乘机说他的坏话。于是魏朝又下诏书，槛车征还邓艾。怕他不听命令，叫钟会也进向成都。卫瓘在前，用司马昭的亲笔命令，晓谕邓艾手下的兵。邓艾手下的兵，此时只想望得些赏赐回家，谁来和邓艾造反?况且邓艾也本无反心，抵抗命令的事情，自然不是仓卒间可以结合的，于是邓艾手下的军队，都一无抵抗，把邓艾钉入槛车里去了。

钟会和姜维，很为要好。《三国志·姜维传》说他们“出则同舆，坐则同席”。邓艾被擒之后，钟会到了成都，所有伐蜀之兵，都在他一个人统率之下了。《三国志·钟会传》说：他这时候就有了反心。要叫姜维等带着蜀兵出斜谷，而自己带着大兵跟随其后。这时关中一方面，是没有阻碍的，可以唾手而得长安。既入长安，从渭水及黄河顺流而下，五天可到孟津(在今河南孟津县北)，和骑兵在洛阳相会，一举而大事可定了。忽然得到一封司马昭的信，说：“怕邓艾不肯就征，已派贾充带了一万名兵进驻乐城，我自己带着十万兵驻扎在长安。相见在近，不再多说了。”钟会得书大惊。对亲近的人说道：“只取邓艾，司马昭知道我办得了的。现在自带大兵前来，一定是疑心我了。这事非速发不可。”恰好这时候郭太后(明帝的皇后)死了，钟会就诈传太后的遗诏，叫他起兵讨灭司马昭。召集北来诸将领，都把他们关闭在官署中，把城门宫门都关闭起来，要想都杀掉他们，还犹豫未能决断。他的帐下督丘建，本来是护军胡烈所荐的。看见胡烈独坐得可怜，替他请求钟会，许放他一个亲兵进来，传递饮食。钟会允许了。其余诸将领，也援例各放了一个人进来。胡烈对他的亲兵说，又写封信给他的儿子，说钟会要杀尽北兵。如此一传二，二传三，北来的兵都知道了，就同时并起攻城。被看守的人也都从屋上爬出去，各人回到自己的军队里，同时进攻。姜维和钟会手下的少数人，如何抵敌?就都给他们杀掉了。邓艾手下的将，听得钟会死了，追上去打破槛车，把邓艾放了出来。卫瓘一想不好，我是捉拿邓艾的人，放了他出来，他要报仇怎样?又派兵追上邓艾，把他杀死了。征西的两员大将，就是这样了结。

钟会为什么要造反呢?他是司马师、司马昭的心腹，人家称他为张子房的。司马师打破毌丘俭，司马昭打破诸葛诞，他的计谋很多。伐蜀的三路兵，邓艾是安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诸葛绪是雍州刺史，都是久在西方，和蜀国相持的，只有钟会是司马昭的心腹，所以大兵都在他的手里。这时候的司马氏，是不容易推翻的，他岂有不知之理?况且他也向来是个文臣，如何会忽有野心，想要推翻司马昭呢?我们看这个，就知他一定有大不得已的苦衷。

原来他是钟繇的小儿子，钟繇是替魏武帝镇守关中的。当汉献帝之世，关中反侧的人很多，凉州还有马超、韩遂，魏武帝能够专心平定东方，不以西顾为忧的，都是得他的力量。所以钟繇可以说受魏朝的恩典很深。钟会是个文人，很有学问的，不是什么不知义理的军阀，他要尽忠于魏朝，是极合情理的。所以钟会可说和王凌、毌丘俭、诸葛诞一样，都是魏朝的忠臣，并不是自己有什么野心。而他的谋略，远在这三人之上，亦且兵权在手，设使没有北兵的叛变，竟从长安而下，直指洛阳，这时候司马氏的大势如何，倒是很可担忧的了。

至于姜维，则又另有姜维的心理。《三国志·姜维传》注引《华阳国志》，说姜维劝钟会尽杀北来诸将，要等诸将已死之后，再行杀掉钟会，尽数杀掉北兵，然后恢复蜀国。他曾经写一封秘密信给后主，说：“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又引孙盛的《晋阳秋》，说他到蜀中时，蜀中父老还说及此事。孙盛的入川，在晋穆帝永和三年，已在蜀汉灭亡之后八十四年了。蜀中父老的传说，固然未必尽实。譬如姜维在当时，能否和后主秘密通信?后主这种人，秘密通信给他何用?只有泄漏事机而已。只这一点，便有可疑。然而情节虽或不尽符合，姜维有这一番谋划，是理有可信的。因为他绝不是轻易降敌的人。而在当时，假使钟会不被北兵所杀，而能尽杀北来诸将，把一部分军队交给姜维，姜维反攻钟会，也很有可能的。注《三国志》的裴松之，就是这样说。姜维是天水郡冀县人，冀县是甘肃的甘谷县。凉州地方，是被曹操平定较晚的。姜维是诸葛亮第一次伐魏时，诣诸葛亮投降的。他本是天水郡的参军，所以要投降，据《三国志》说：是因天水太守疑心他要反叛之故。姜维绝不是轻易降敌的人，太守疑心他，他未必无法自明，就要真个降敌。姜维降蜀之后，诸葛亮写信给蒋琬等说他心存汉室，可见姜维本来是要效忠于汉而反魏的，太守疑心他，并没有错。

钟会的效忠于魏，姜维的效忠于汉，又可称封建道德之下的两个烈士了。

附录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全①

［都邑的选择，我是以为人事的关系，重于地理的。南京会成为六朝和明初的旧都，这一点，怕能言其真相者颇少。读史之家，往往把史事看得太深了，以为建都之时，必有深谋远虑，作一番地理上的选择，而不知其实出于人事的推移，可谓求深而反失之。所以我在这里，愿意说几句话，以证明我的主张，而再附述一些我对于建都问题的意见。］

南京为什么会成为六朝的都邑呢?其实东晋和宋、齐、梁、陈不过因袭而已。创建一个都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又当都邑创建之初，往往是天造草昧之际，人力物力都感不足，所以总是因仍旧贯的多，凭空创造的少，这是东晋所以建都南京的原因。至于宋、齐、梁、陈四代，则其政权本是沿袭晋朝的，更无待于言了。然则在六朝之中，只有孙吴的建都南京，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呢?长江下流的都会，本来是在苏州，而后来迁徙到扬州的。看秦朝会稽郡的治所和汉初吴王濞的都城，就可知道孙吴创业，本在江东，其对岸，直到孙策死时，还在归心曹操的陈登手里，自无建都扬州之理。然则为什么不将根据地移向长江上流，以便进取呢?须知江东定后，他们发展的方向，原是如此的，然其兵力刚进到湖北边境时，曹操的兵，已从襄阳下江陵，直下汉口了。上流为曹操所据，江东断无以自全，所以孙权不能不联合刘备，冒险一战。赤壁战后，上流的形势稳定了，然欲图进取，则非得汉末荆州的治所襄阳不可。而此时荆州，破败已甚，庞统劝刘备进取益州，实以“荆土荒残，人物凋敝”为最大的理由。直至曹魏之世，袁淮尚欲举襄阳之地而弃之(见《三国志·魏志·齐王纪》正始七年注引《汉晋春秋》)，其不能用为进取的根据可见。然吴若以全力攻取，魏亦必以全力搏击，得之则不能守，不得则再蹈关羽的覆辙，所以吴虽得荆州，并不向这一方面发展，孙权曾建都武昌，后仍去而还江东，大概为此。

居长江下流而图发展，必先据有徐州。关于这一个问题，孙权在袭取关羽时，曾和吕蒙研究过，到底取徐州与取荆州，孰为有利?吕蒙说：徐州，北方并无重兵驻守，取之不难，然其地为“骁骑所骋”，即七八万人，并不易守，还是全据长江的有利。如此，才决计袭取荆州。

可见在下流方面，孙吴亦不易进取，而曹魏在这一方面的压力却颇重。原来刘琮降后，曹操要顺流东下，不过一时因利乘便之计，若专欲剿灭孙吴，自以从淮南进兵为便。所以赤壁战后，曹操曾四次征伐孙权(建安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都是从这一方面来的，而合肥的兵力尤重。

孙吴所以拒之者，实在今濡须口一带。此为江东的生死所系，都金陵，则和这一带声势相接，便于指挥。又京口和广陵相对，亦为长江津渡之处，曹丕曾自将自此伐吴，此路亦不可不防；居金陵与京口相距亦近，有左顾右盼之势，孙权所以不居吴郡而居金陵，其理由实在于此。此不过一时军事形势使然，别无深意。

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始终未能恢复北方，论者或谓金陵的形势，欲图进取，尚嫌不足，后来宋高宗建都临安，或又嫌其过于退守，谓其形势尚不如金陵。此等议论，皆太偏重地理，其实南朝之不能恢复，主因实在兵力之不足，当时兵力，南长于水，北长于陆，水军之力虽优，足以防御，或亦可乘机为局部的进取，然欲恢复中原，则非有优良的陆军，作一二次决定胜负的大战不可。

且身临前敌，居于适宜指挥之地，乃一将之任，万乘之君，初不必如此。孙权虽富有谋略，实仍不脱其父兄剽悍轻率之性质，观建安二十年攻合肥之役可知，此其所以必居金陵。若宋高宗，则初不能自将，居金陵与居临安何异?

小国寡民之世，则建都之地，要争出入于数百里之间，至大一统之世则不然。汉高祖欲都洛阳，留侯说：“其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不如关中，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制诸侯。”此乃当统一之初，尚沿列国并立时代之习，欲以都畿之地，与他人对抗，故有此说。若大一统之世，方制万里，都在一个政府统制之下，居长安与居洛阳，又何所择?

然则政治及军事的指挥，地点孰为适宜，必计较于数百千里之间，亦只陆恃马力，水恃帆力之世为然。

［明初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呢?那是由于其起兵之初，还没有攘斥胡元的力量，而只是要在南方觅一根据地，那么自濠州分离别为一军而渡江，自莫便于集庆(元集庆路)。太祖的取天下，其兵力，用于攘斥胡元者实少，用于戡定下流之张士诚、上流之陈友谅者转多。胡元遁走以后，南方之基础已固，又何烦于迁都?论者或谓明之国威，以永乐时为最盛，实由成祖迁都北平使然，此亦不考史实之谈，论其实，则永乐时之边防，实较洪武时为促。明初，北方要塞，本在开平(今多伦)，自成祖以大宁畀兀良哈而开平卫挚孤，宣宗乃移之于独石，自此宣、大遂成极边。明初胡元虽退出北平，然仍占据漠南北，为中国计，欲图一劳永逸，必如汉世发兵绝漠，深入穷追，然度漠之事，太祖时有之，成祖时则未之闻。其后有也先之难，俺答之患，中国何尝不都北平?

自中国历代兵争之成败观之，似乎北可以制南，南不可以制北，故论建都之地者，多谓北胜于南。而同一北方，则又谓西胜于东，汴梁不如洛阳，洛阳不如长安，此皆以成败之原因，一断之于军事，而言军事之成败，则又一断之于地理形势，殊为失实。且有黄梨洲所见能与众不同，他在《明夷待访录》上说：“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故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千金之子，仓库匮箧，必身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弗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欤?”他知道天下之“重”，在财力，在文化，而不单在兵事，其识可谓胜人一筹。

古人言治，首重风化。欲善风俗，必有其示范之地，以理以势言之，自以首都为最便，故京师昔称首善之区。昔时论建都者，多注重于政治军事，而罕注重于化民成俗，有之者，则唯汉之翼奉，唐之朱朴，宋之陈亮。翼奉当汉元帝时，他对元帝说：文帝称为汉之贤君，亦以其时长安的规模，尚未奢广，故能成节俭之治，若在今日亦“必不能成功名”，他主张迁都成周，重定制度，“与天下更始”。朱朴，当唐朱亦说“文物资货，奢侈僭伪已极”，非迁都不可。陈亮当宋高宗时，上书说：“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二百年之间，人物繁盛，固已甲于东南；而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一以讲礼乐于其中，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干戈之余，而钱塘遂为乐国矣。”窥其意，宴安鸩毒，实为不能恢复的大原因。三家之言，皆可谓深切著明，而陈亮之言，实尤为沉痛。有谋国之责者，倘不视为河汉?］

司马懿如何人②

谁都知道，结束三国之局的是司马氏，司马氏的基业是创于司马懿之手的。这司马懿，却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据《晋书·宣帝本纪》说，司马懿的玄孙晋明帝有一次和他的臣子王导谈天，便问他自己的祖宗是怎样得天下的，这王导大概因时代生得早，对于晋初的阴谋秘计比后来的人知道的多，便把司马懿如何创业，和后来他的儿子司马师杀死魏朝高贵乡公之事，一一述了一遍。明帝听了，羞得头都抬不起来，把脸贴在床上说道：“要是照你的话，晋朝的传代又安得长远?”这真可谓之天良发现，而司马懿父子的丧心害理，也就可想而知了。然则他怎会成功的呢?丧心害理的人会成功么?

晋朝从武帝篡魏(公元265年)到恭帝为刘裕所篡(公元420年)，共历156年。论它为民心所爱戴，以及自己支持的实力而论，都是远不及此的，然而它居然也绵历了一个相当的年代，关于这一点，如要推求其理由，那是不能不归结到它所遭遇的时势的。因为晋朝得到政权不久，北方就为异族所窃据。如此，他虽无功德于民，人民却念到他究竟是个本族的元首，还相当拥戴他。他的臣下虽亦有居心不正的，然非如王敦、桓温等略有对外的功绩的，不敢萌篡夺之念。即王敦、桓温，亦因功绩不够，到底不能有成。直到刘裕，总算恢复了一些国土，才把王位篡夺到手。然则晋朝的传代能够绵历相当的时日，倒是异族的侵陵给他的机会了，这是后话。但在当初，他究竟怎样会成功的呢?

王导所说司马懿的创业，无疑是指他谋杀曹爽之事，因为他是经过这一次的变动，然后取得政权的。原来魏朝的失柄，由于明帝死后，他的儿子齐王芳年纪太小，然而齐王即位之初，事权实在曹爽手里。司马懿虽然同受明帝的遗命辅翼幼主，却是被排斥于政府之外，卧病在家的。大约因为他本是武人，所以仍有一班人暗中和他勾结；而他的阴谋秘计亦以此时为甚，他托病蛰伏了十年，一旦时机来到，就突然而起，趁着曹爽奉齐王出城谒陵的时候，矫太后之诏把城门关起来，把曹爽废掉，旋又把他杀了，他从此就政权在手。

这事在公元249年，至其后年，司马懿就死了，其子司马师袭其爵位。后四年，废齐王而立魏武帝的曾孙曹髦，这就是高贵乡公。其明年，司马师也死了，其弟司马昭继其爵位。又六年，高贵乡公“忿威权日去”，带着自己手下的兵去攻司马昭，被司马昭手下迎战之兵所杀。这件事，历史上的记载是如此的：高贵乡公率兵而出，第一个遇着的是司马昭的兄弟司马伷，高贵乡公手下的人对他的兵叱责，他的兵就退走了。于是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带着兵来迎敌，高贵乡公手持短兵，身临前敌，贾充的兵又要退走了，乃有弟兄两人，哥哥唤做成倅，兄弟唤做成济者，问贾充道：事势危急了，怎么办呢?贾充道：司马公养着你们为的正是今天，今天的事情还问什么呢?又说：司马公若败，你们还有种么?于是成济奋勇向前，直刺高贵乡公，兵锋从前面刺进，穿出背上，高贵乡公就此被杀死了。论兵力，高贵乡公自非司马昭之敌，高贵乡公亦岂不知?然而敢于率兵直出者，一则忿威权日去，感情冲动，未免要孤注一掷；一亦由专制时代，皇帝的名义到底非寻常人所敢轻犯，这正和民主时代，主权在民，人民的地位便是至高无上，法西斯徒党要屠戮人民，奉令执行的人有时也不肯出力一样。他也有个幸胜的希冀。试看司马昭的兵，既已溃退于前，贾充的兵又要溃退于后，则他的估计原没有十分错，无如狠恶而敢干犯名义的人，历代总是有的，尤其是在军阀手下。而高贵乡公就在这种情势之下牺牲了。此事原无足深论。

然而我们从王导所说的司马懿夺取政权，及司马昭杀死高贵乡公两件事情上，却可以看出司马氏所以成功的原因来。这话怎么说呢?

当曹爽被杀的后年，有一个魏朝的扬州都督王凌，要起兵反抗司马氏，给司马懿出其不意地把他捉去了。这事亦无足深论，然当王凌设谋时，曾派人去告诉自己的儿子，而他的儿子谏止他，所说的话，却深可注意，其大意是说：曹爽所用的人，确是一班名士，他们的意思，也确是想做些事情的。然而所做的事情，都是自上而下，所以人民不能接受。而司马懿，自推翻曹爽之后，却颇能“以恤民为先”。所以曹爽之败，“名士减半”而百姓并不哀伤他们。于此可以见得自上而下的政治，贻害于人民如何深刻猛烈了。真正的恤民，司马氏自然也说不上，然而他当时剥削扰害的程度，大约人民还可忍受。所以在大乱之后，人民只求活命，别无奢望之时，也就勉强相安了。

何以能将对于人民的剥削扰害，减轻一些呢?那么他对高贵乡公事变的善后，也是深可注意的。原来对于人民剥削扰害得最深刻猛烈的，就是武人。因为武人总是粗暴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文官到底做不出来。当政局变动之际，最后的成功者，看似由于得到少数武人的拥护，其实总是由于得到广大的人民的支持的。因为苟非广大的人民承认你，与你相安，变乱就无时而会息，你的政权就无从成立。所以创立政权者的能否成功，就看他驾驭武人的能力的强弱以为断。观于司马昭对于高贵乡公被弑以后的措置，就可见得他对于武人控制的力量的强大了。

这件事是这样的：高贵乡公死后，司马昭聚集了一班大臣共谋善后，这件事，在专制政体之下，总不能没有一个说法。正和民主时代杀死了人民，不能没有说法一样。然而怎样的说法呢?当时有一个陈泰，是有资格又有名望的，司马昭便请教他，他说：只有杀掉贾充，稍可以谢天下。这贾充乃是司马氏的死党，司马昭如何能杀掉他呢?于是愣了半天，对陈泰道：请你再想个次一等的办法。陈泰却斩钉截铁毫不迟疑地答道：我的办法，只有进于此的，没有较此退步的。司马昭就不再问了。下令说：本来命令成济不得逼近皇帝所乘的辇舆的，而他竟突入阵内，以致造成大变，这都是他一人之罪，按律大逆不道的父母妻子兄弟都斩。于是把成倅、成济和他的家属一齐收付当时的司法官廷尉。这样办，成济是冤枉的么?自然是冤枉的。但我说：冤枉或许只有一半。因为不许伤害高贵乡公的命令，或许司马昭在当日是当真发出的，至少没有叫他伤害高贵乡公，因为这根本用不着。而成济当日，杀人杀得手溜，竟把他刺得胸背洞穿，这也只好算作蛮性发作，自取其咎了。然而成济弟兄想起来，自然总觉得是冤枉的。于是到逮捕之时，他弟兄两人就登屋大骂，大骂而要登屋，这大约是所以延缓逮捕的时间，以便尽情痛诋的。逮捕的人，乃发箭把他射下来。于是成济兄弟本因怵于司马氏失败则自己也不得留种，而替他效劳的，反因此而自绝其种了。他们都灭绝了，自然没有地方去伸冤。

然而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司马昭下如此辣手，难道不怕其余的武人看着寒心么?然而他竟不怕。而其余的武人也竟不能对他有什么反响。这就可见得他对于武人控制力之强，“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是非曲直，原无足深论，然即此亦可见得成功者之非出于偶然了。

谁能驾驭武人，谁反被武人牵着走?这是时局变动之际，居于领袖地位的人的试金石。

司马氏之兴亡③

我写了一篇《司马懿如何人》，有人读了问我道：“依你的说法，要求成功的，倒只要用严刑峻法，压制其下了。”这又不然，司马氏之所以能成功，能用严刑峻法，压制自己手下的武人，使其不敢十分胡行，固然是其一个原因；然而他的使用严刑峻法，主要的还不是为着约束自己手下的人，倒是用来对付政敌的。那么，用来严约自己手下的人，是他成功的因素，用严酷的手段对付政敌，就成为他失败的因素了。

谁都知道，历代用法的严峻，无有过于魏晋之间的。不但动辄族诛，就是嫁出的女儿，也不能免。他的所以如此，无非用恐怖政策，慑服异己，使其不敢有所举动罢了。他成功了么?倘使这种政策而用诸今日，反对他的，将是广大的人民，必非严刑峻法所能绝其反动的根株。即在昔日，反对他的仅是少数的政敌，并没有广大的人民作为基础，似乎给他压下去了。然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恐怖政策的结果，还是不免于自害自。

谁都知道，西晋之所以灭亡，由于八王之乱。而八王之乱，则是因惠帝的自杀其太子而引起的。原来晋武帝的儿子是晋惠帝，他的皇后就是上篇所说的贾充的女儿。惠帝的太子非其所生，贾后就蒙蔽惠帝，把他废掉，后来又把他杀掉。八王之乱就借此为由而开始，递推递演，终至于不可收拾了。当太子被杀之时，有一个唤做阎缵的，自己带着棺材，以表示必死的决心，上书替太子伸冤，不见省。后来惠帝又立他的孙儿子做皇太孙。阎缵怕再有他祸，又诣阙上书。他的书中引证前代的三件事：

其一，汉高祖出去打仗，路过赵国，当时赵王唤做张敖，乃是汉高祖的女婿，迎见执礼甚恭，而汉高祖是流氓出身，喜欢骂人，谩骂他。赵王不敢如何，他的宰相唤做贯高，却听着不平，于是伏兵谋杀高祖。事情发觉了，这自然要连累到赵王，于是他被逮入京。贯高却真是个硬汉，随王到京一律承当，说都是自己所做的事，赵王全不知情。虽然受尽酷刑，口供始终不改，赵王因此得免。即贯高，汉高祖也并不办他的罪，还有赵王之臣田叔等十人，冒充赵王的家奴，随王到京保护服侍他，则还受到汉高祖的奖赏。

其二，汉高祖的皇后姓吕，这便是高祖死后，他的儿子惠帝在位时，实握朝权七年；惠帝死后，又临朝称制八年，在中国历史上，和唐朝的武则天并称的吕后。吕后是很有才能的。汉高祖平定天下后，东奔西走，不遑宁处。京城里的事情，实际都是交给她。汉高祖是个好色之徒。起兵之后宠爱了一个戚夫人，生子赵王如意。意欲废掉惠帝，把他立做太子，因顾虑吕后的实力，未能如愿。高祖在日，吕后无如戚夫人何，到高祖死后，便把她囚了起来，又召赵王入京，赵王的宰相周昌，知道她没有好意，留王不遣，如此者三次，吕后乃先召周昌入京，再召赵王。赵王到后，就把他母子一并杀害了。然而对于周昌，吕后却没有得罪他。

其三，是汉武帝的事情。汉武帝的皇后姓卫，生子名据，立为太子。后来他的谥法，是个“戾”字，所以称为戾太子。汉武帝是个喜怒无常、赏罚无章之徒，他又很迷信，到晚年更多疑忌。总疑心人家要用巫术去谋害他，这便是所谓“巫蛊”。于是有个唤做江充的，和太子有隙，就借以诬陷太子。太子明知道武帝偏见任性，既被诬陷之后，向他辩白是无益的，于是不想辩白，而竟诈传武帝的诏旨，发兵捕杀江充。这一来，武帝说太子造反了。发兵叫宰相带着兵去打他，太子战败逃出去，给追捕的人追到了，自杀。皇后亦自杀于京城之内，太子有三个儿子都被杀，只有一个孙儿，就是武帝的曾孙，因年幼系狱。后来武帝也知道太子的冤枉了，江充和迫害太子的人，多遭族诛。然皇曾孙仍系狱未释。再后来，武帝害病了，当时又有一种迷信称为“望气”。望气的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武帝下诏，要把拘禁在狱中的囚徒，尽数杀掉。这真是不成事体，幸得当时有个法官唤做丙吉的关了狱门，拒绝诏旨，皇曾孙才得保全，这就是后来的宣帝。然武帝用刑虽滥，对于丙吉，却也没有得罪他。

阎缵引这三件事说：当时用法太酷，动辄灭门，所以使人不敢尽忠。他又说：倘使当时的人能像周昌、丙吉一般，暂时拒绝诏旨，太子固然可以不死，就是有些人，能够跟随太子，局面也总要好些。然而太子被废出宫之时，他的臣子有些在路上望车拜辞，还被逮捕送到监狱之中治罪，还有何人敢说话呢?然则晋朝恐怖政策，钳制其下，不是自杀其子孙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自己的政策贻害自己的子孙，谁能为他惋惜?然而政权在他手里。政治上的事情是最宜“气疏以达”，把各方面的意思，都反映出来的。最忌自行封锁，致处于耳无闻、目无见的地位。现在执掌政权的，用恐怖他人的政策，封锁自己。于是政治大坏，人民却连带着遭殃了，这真可为之三叹。

当大局动荡之时，一切事情都不上轨道，握有实权的人，很容易用严刑峻法，取快一时，这也是古今之通弊。魏晋间的严刑峻法，还不自司马氏始，当时曹操、孙权手下，都有所谓校事，就是今世所谓特务。曹操手下有一个人唤做高柔，曾力谏曹操，说这班人用不得，而曹操不听。至于孙权，则连他自己的太子亦不以此种办法为然，而孙权亦不听。曹操、孙权的出此，或者还不全是私心，而是有整顿政治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校事，并不是用来对付人民，倒是用来对付官吏的。这看后来孙权的觉悟，由于其信臣朱据的被诬，而魏文帝(曹丕)时，程昱的孙儿程晓疏论此事，称其“上察官属，下摄众司”，就可知道了。然而还是不胜其弊。可见用法而出于正式的法律和司法机关以外，总是弊余于利的。若其用途而非以对付官吏，则更不必论了。

晋代豪门斗富④

当两个文明程度不同的社会，接触以后，较高的社会文明，总会输入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去。这本是有益无害的事，然而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竟有因此而陷于衰亡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无他，明明可用来生利之物，你却不用之于生利，而用之于浪费虚耗之途而已。

在历史上，一朝开国之后，总是能盛强安稳一个时期，独晋朝不然。从武帝平吴(公元280年)到洛阳沦陷(公元311年)，不过31年而已。这又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一个人享用过度，就精力耗损，志气消沉了。晋初有一个远从魏武帝、近从晋宣帝遗留下来的腐败的文臣、骄横的武人的政治集团，其中荒淫奢侈之事，真是不胜枚举。我现在且举其两件：

其一，是晋武帝的女婿王济。武帝有一次到他家里去，他留武帝吃饭，肴馔的讲究，不必说了，《晋书》上说他“悉贮琉璃器中”。琉璃就是现在的玻璃，当时中国还不能自造，大约是从西域来的。其二，当时的豪门，多好斗富，其中最豪富的是石崇。晋武帝因为和姓王的有亲戚关系，暗中总帮助着他。有一次，把内府中一株三尺多高的珊瑚树，赏赐给一个唤做王恺的。这王恺，便要把它去夸示石崇了。石崇一见，就举起铁如意来，把它打碎。王恺觉得既可惜，又可气，不免声色俱厉。石崇却说：“不足多恨，今还卿。”唤人将自己所有的取出来，三四尺长的六七株。王恺乃爽然自失。珊瑚也非中国所有，大约是从南洋来的，罗致这许多东西，不都要花钱到外国去买吗?这在当日，实在是异常奢侈的事情。当时这个政治集团中人，有如此不合理的享受，他们的精力，还能够不耗损，志气还能够不消沉吗?何怪五胡一崛起，一班好战的人，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纷纷地倒坍下去呢?

这班人财自何来，历史上没有详明的记载。论其大略，总不免向农人头上剥削，只要看《晋书》的列传上，叙述他们的产业，总说田园水碓甚多，就可知道了。田是种谷物的，可以收取租米，史书上记载也颇多。园是种果树、开池养鱼等等的，《晋书·王戎传》说：他家有好李，要把它卖出去，又怕人家得其种，都先钻其核而后卖之，大约就是园中的出产。水碓则是舂米的，当时使用颇广。晋惠帝时京城被一个叛将围起来，这叛将把城外的水决去，城中的水碓，都因无水不能动，乃将十三岁以上的男子总动员，来舂米给兵吃，就可见对水碓相需之殷。他们拥有广大的田园，水碓多数又为他们所有，豪门资本就侵入了工商界了。

诚如Frank Rounds Ir所说(见《现实周报》第一期外论)，中国人民的忍耐性，和农村经济的坚韧性，是极大的。然而其忍耐和坚韧，也总有一个限度的，古来有多少好战之徒，都失败在这个限度的误认上。当洛阳沦陷之后，索琳、允还翼戴愍帝，在长安建立了一个政权。不几年又覆败了。于是元帝只得退却到江东，成为偏安之局。当时有一个刘琨，在并州，即今日的太原地方，还艰苦支持了好几年，也终于灭亡了。刘琨和索琳、允，都是很忠勇的，为什么都不能成功呢?那就由于农村经济的坚韧性，此时已变成脆弱，而人民也再不能忍耐了。试看《晋书》上叙述当时长安的情形，是“户不满百，荆蒿成林”，而刘琨初到并州时所上的表，则说现在晋东南境，一路都是白骨遍地，太原则四山都是羌胡，不能出城樵采，本地既无出产，粜买的通路，又极艰苦，便可知其致败之由。五胡中最成功的是鲜卑，鲜卑之所以能成功，是由于慕容氏所根据的，是今热河、辽宁之地，拓跋氏所根据的，是今察哈尔、绥远之地，倒是比较安静富庶的。慕容氏既入中原，辽东之地，为高句丽所据，辽西亦受侵扰，拓跋氏末年，六镇大乱，其固有的根据地失掉，鲜卑也就完了。这岂非百代的殷鉴?

袁曹成败⑤

袁、曹成败，昔人议论孔多，然皆事后附会之辞，非其实也。建安五年，曹操之东征刘备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曰：“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去，后必为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嘉传无此语)。遂东击备，破之。……公还官渡，绍卒不出。”《绍传》亦云：“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皆病绍之用兵，不能乘时逐利。案用兵各有形势，轻兵掩袭，乘时逐利，与持重后进，专以摧破敌人之大军为主旨者，各一道也。

绍之计，盖为先定河北，然后蓄势并力，以与强者争衡。当操与吕布相持于兖州时，强敌在前，饥军不立，欲从袁绍之说，遣家居邺(《三国志·魏志·程昱传》)。其势可谓危矣，然以程昱之谏而遂止，袁绍亦不之问。其后吕布为操所败，张邈从布走，张超犹守雍丘，臧洪以故吏之谊，欲乞兵往救。绍当是时大可存超以为牵制，而犹终不听许，至反因此与洪构衅，诚欲专力于河北，未欲问鼎于河南也。

建安四年，绍既并公孙瓒，将进军攻许，则既遣人招张绣，复与刘备连和。其明年，两军既相持，则有刘辟等应绍略许下，绍又使刘备助之，则绍于牵制操耳，亦不为不力矣。然终不发大兵为之援者，许下距河北远，多遣兵则势不能捷，少则无益于事，徒招挫折，故绍不肯遣大兵。即操亦知其如此，度其时日，足以定备，是以敢于轻兵东骛，非真能逆臆绍之昧机而不动也。

绍之南也，田丰说绍曰：“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久持之……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及兵既接，沮授又曰：“北兵虽众，而果劲不及南；南军谷少，而货储不如北；南幸于急战，北利于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一以兵之不逮，一以将之不及，不欲速战，而主持久以敝敌。盖时河北虽云凋敝，然其空乏初不如河南之甚，田丰违旨，终遭械系，沮授之策，则绍实不可谓不用。《绍传》云：“太祖与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武帝纪》亦谓：操以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而绍则运谷车为徐晃、史涣所邀击者数千乘。又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悉为操所烧，乃致大溃。则其粮储之丰可知，使徐晃、史涣功不成，操攻琼而之诛不启，抑或不克济，事之成败，固未可知。

或传太祖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引绍。彧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划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夫楚汉相持，汉以兵多食足见长，楚兵少食尽，其势与曹操之势正相反，安得举以为喻。陆逊之策刘备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此即荀彧所谓情见势绌，用奇之时。徐晃、史涣之邀击，及操之自将以攻淳于琼，正是其事。然亦幸而获济耳，使绍而虑精专，此等竟不能遂，则其后之成否，固犹未可知也。然则袁绍之成败，亦间不容发耳。所谓还许以引绍者，即是不支而退，使其竟尔如此，而绍以大兵乘其后，曹军之势必土崩瓦解，不复支矣。然则绍之筹策，固亦未尝可谓其不奏功也。

《满宠传》云：“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李通传》云：“建安初，通举众诣太祖于许。拜通振威中郎将，屯汝南西界。太祖讨张绣，刘表遣兵以助绣，太祖军不利。通将兵夜诣太祖，太祖得以复战，通为先登，大破绣军。拜裨将军，封建功侯。分汝南二县，以通为阳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长赵俨收治，致之大辟。是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通妻子号泣以请其命。通曰：‘方与曹公戮力，义不以私废公。’嘉俨执宪不阿，与为亲交。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绍遣使拜通征南将军，刘表亦阴招之，通皆拒焉。通亲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独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从绍。’通按剑以叱之……即斩绍使，送印绶诣太祖。又击郡贼翟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歼其众，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赵俨传》云：“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绵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且远近多虞，不可不详也。’通曰：‘绍与大将军相持甚急，左右郡县背叛乃尔。若绵绢不调送，观听者必谓我顾望，有所须待也。’俨曰：‘诚亦如君虑；然当权其轻重，小缓调，当为君释此患。’乃书与荀彧……彧报曰：‘辄白曹公，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上下欢喜，郡内遂安。”此可见操之多忠亮死节之臣，刘辟等之所以不能摇动以此也。

《后汉书·袁绍传》云：绍与操相持，许攸进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拔则操为成禽，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夫遣骑轻则如曹仁等优足拒之矣，安得使操疲于奔命而况侈言拔许哉!

曹操之攻淳于琼也，袁绍闻之，谓长子谭曰：“就彼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此亦未为非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而郃谓曹分营固，攻之必不拔(《三国志·张郃传》)，其后果然，则操之备豫不虞不为不至。安得如书生谈兵谓一即可袭取哉!

要之两汉三国时史所传，唯一大纲，余皆事后附会之辞，遂一一信为事实则傎(ｄｉāｎ)矣。《蜀志》又谓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其说，当时又谓孙策闻公与绍相持，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则近于子虚乌有矣(编者按：参见本书《孙策欲袭许》)。

《荀彧传》载或论曹公较之袁绍有四胜，又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郭嘉传》注引《傅子》又谓嘉料绍有十败，公(指曹操)有十胜，其所谓十败十胜者，实与彧之辞无大异，特敷衍之，多其节目耳。又曰：嘉曰“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两人之言有若是其如出一口者乎，其为事后附会，而非其实，审矣。然此等综括大体之辞，较之专论一事者差为近理。要之当时之史尚系传述之辞，多所谓某人某人之语，未必可即作其人之辞观。然以此为其时人之见解，固无不可也。《史》《汉》之《留侯传》，《三国志》之《荀彧传》均可作如是观。

论魏武帝⑥

从古英雄，坚贞坦白，无如魏武者。予每读《三国志》注引《魏武故事》所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他且勿论，其曰：“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自清末至民国，军人纷纷，有一人知念此者乎?

其引齐桓、晋文及乐毅、蒙恬之事，自明不背汉，可谓语语肝鬲。且曰：“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以众人之不知也，使豪杰独抱孤忠，难以自明如此，岂不哀哉?

又曰：“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又曰：“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从古英雄，有能如是坦白言之者乎?

夫唯无意于功名者，其功名乃真。公初仅欲作郡守，后又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虽至起兵讨卓之后，犹不肯多合兵是也。唯不讳为身谋者，其为公家谋乃真。使后人处公之位，必曰所恤者国家倾危，身之受祸非所计，更不为子孙计也。然其诚否可知矣。

《董昭传》载昭说太祖建封五等曰：“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难化，甚于殷、周，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此即太祖欲受三子侯封以为外援之说，意在免祸，非有所图；且太祖早自言之矣，何待昭之建议。

乃传又载昭之言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明公忠节颖露，天威在颜，耿弇床下之言，朱英无妄之论，不得过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陈。”后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荀彧传》云：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谘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一似太祖之为魏公、魏王，实为篡逆之阶，董昭逢之，荀彧沮之者，此则诬罔之辞矣。

太祖果欲代汉，易如反掌，岂待董昭之逢，亦岂荀彧所能沮?欲篡则竟篡矣，岂必有魏公、魏王以为之阶?《董昭传》注引《献帝春秋》，谓太祖之功，方之吕望、田单，若泰山之与丘垤，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岂天下之所望?此以事言为极确，即以理论为至平，开建大国，并封诸子，使有磐石之安宜也，于篡夺乎何与?《荀彧传》之说既全属讹传，即《董昭传》之辞，亦附会不实。然谓公忠节颖露，耿弇、朱英之谋不得过耳，则可见太祖当时守节之志甚坚，为众人所共知，故虽附会者，亦有此语也。己亥令所言之皆实，弥可见矣。

《郭嘉传》：嘉薨，太祖临其丧，哀甚，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注引《傅子》载太祖与荀彧书亦云：“欲以后事属之。”此太祖之至心，亦即公天下之心也。然其事卒不克就，身死未几，子遂篡夺，岂郭嘉外遂无人可属哉?人之心思，恒为积习所囿。父死者必子继，处不为人臣之势，则终必至于篡夺而后已。人人之见解如此，固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也。太祖即有所属，受其属者，亦岂能安其位哉?然而太祖之卓然终守其志，则可谓难矣。英雄固非众人之所能移也。

《蜀志·李严传》注云：“《诸葛亮集》有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曰：‘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如亮之言，使其为魏武帝，岂有不受九锡者哉?而李严当日，岂有劝亮为帝之理与?而以魏武帝之受九锡，进王封，必为篡夺之阶，其诬亦可知矣。

曹嵩之死⑦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兴平元年云：“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玡，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后汉书·陶谦传》云：“初，曹操父嵩避难琅玡，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

董卓之乱，未尝及谯，而嵩须避难者，以太祖合兵诛卓也。嵩所避居之琅玡，盖今山东诸城县东南之琅玡山，而非治开阳、在今临沂县境之琅玡郡，僻处海隅，为耳目所不及，故可避卓购捕之难。汉阴平县治在今江苏沭阴县东北，相距颇近，故为陶谦别将戍此者所害也。

《三国志》注引《世语》曰：“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又引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将骑二百卫送，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

案：初平四年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太祖乃征谦，则兖徐构衅，祸始泰山华、费。或又以为操与谦有不共戴天之仇，遂妄谓嵩之见杀，为在泰山华、费之间也。初平三年《纪》云：“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盖是时之相争者，袁绍与刘表为朋，袁术与公孙瓒为伍，太祖据兖州，绍之党也。田楷据青州，陶谦据徐州，皆瓒之与也。发干之屯，谦既躬进兵以逼绍；泰山之略，谦又合阙宣以图操，则自初平四年夏以前，陶谦皆攻取之师，袁绍与魏太祖仅备御之师而已。初平四年之秋，兴平元年之夏，魏祖始再举攻谦，谓之徼利之师可，谓之除害之师，亦无不可；谓之复仇则诬。嵩之死，固由谦之不能约束所部，然不能约束所部者亦多矣，究与躬行杀者有别也。

《后汉书·应劭传》六年拜泰山太守。“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玡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劭畏操诛，弃郡奔冀州牧袁绍。”

《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谓：“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谦被诏，上书拒命，“曹公得谦上书事，知不罢兵，乃进攻彭城”。裴松之谓：“此时天子在长安，曹公尚未秉政，罢兵之诏，不得由曹氏出。”

诸葛亮南征考⑧

诸葛亮之南征，《三国志》记其事甚略。《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师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马谡传》注引《襄阳记》曰：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攻心攻城，心战兵战，后世侈为美谈，其实不中情实。案当时叛者，朱褒、益州雍、越嶲高定。

褒之叛在建兴元年，、定则尚在其前(《后主传》：“建兴元年夏，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大姓雍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据《张裔传》及《马忠传》，则前次已杀太守正昂。《吕凯传》云：“雍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恣甚。”又载亮表凯及王伉，谓其“执忠绝域，十有余年”，则当先主之世，亦未尝服从也)。闿又系为吴所诱(见《蜀志·张裔、吕凯传》，《吴志·步骘、士燮传》)，其答李严书，辞绝桀慢(见《吕凯传》)，盖其蓄叛谋久矣。其心岂仓卒可服?

《李恢传》云：“为降都督，住平夷县。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嶲，雍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丞相亮南征，先由越，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与亮声势相连。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

《吕凯传》：“永昌不韦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雍降于吴，吴遥署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与蜀隔绝，而郡太守改易，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及丞相亮南征讨，既发在道，而已为高定部曲所杀。亮至南，表以凯为云南太守(亮平南之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为兴古郡)，王伉为永昌太守。”

《马忠传》云：“亮入南，拜忠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乱之后，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

昆明种落，西至楪榆，其距越嶲，已不甚远。亮兵自越嶲而出，至云南附近，必已与李恢、吕凯相接。永昌本未破坏。自昆明以东，又为恢所平定，则亮之战绩，当在越嶲、云南之间。既抵云南，遂可安行至滇池矣。亮之行，盖至滇池为止。自此以东，益因李恢兵势，更遣马忠往抚育之。

《后主传》仅云：“南征四郡，四郡皆平。”《亮传》亦仅云：“率众南征，其秋悉平。”不详述其战绩者，亮军实无多战事也。七纵七擒事同儿戏，其说信否，殊难质言。即谓有之，亦必在平原，非山林深阻之区。且以亮训练节制之师，临南夷未经大敌之众，胜算殆可预操。

孟获虽得众心，实非劲敌。累战不捷，强弱皎然，岂待七擒而后服?况攻心攻城，心战兵战，乃庙算预定之策，非临机应变之方，谋之历年，当正指此，安得待出军之日，然后问之?马谡亦安得迟至相送之日，然后言之乎?

《李恢传》云：“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此所谓军还者，当指亮南征之军。所谓费用不乏，亦即《亮传》所谓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其事相距不远，故承其秋悉平之下终言之。则是亮军还未几，南夷即叛也。

《后主传》：“建兴十一年，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讨平之。”《马忠传》亦云：“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而据《张翼传》，则翼之为降都督，事在建兴九年，刘胄作乱，翼已举兵讨胄，特未破而被征。然则胄之乱尚未必在十一年；即谓其在十一年，而亮之卒实在十二年八月，相去尚几两年也。

《马忠传》又云：“初，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故都督常驻平夷县。至忠，乃移治味县，处民夷之间。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将太守张嶷，开复旧郡。”《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云：忠之“讨胄，嶷复属焉。战斗常冠军首，遂斩胄。平南事讫，兴古獠种复反。忠令嶷领诸营往讨。”此事当在建兴十一二年间，亮亦尚未卒。

又《后主传》：延熙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张嶷平定越嶲郡。《张嶷传》云：“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时论欲复旧郡，除嶷为越嶲太守。嶷在官三年，乃徙还故郡。定莋、台登、卑水三县，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乃率所领夺取，署长吏。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嶷乃与旄牛夷盟誓，开通旧道，复古亭驿。”又《霍峻传》：“子弋……永昌郡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此事在弋为太子中庶子之后，太子璿之立，事在延熙元年，则弋之守永昌，当略与嶷之守越嶲同时。然则不但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为虚言；抑亮与李恢、吕凯等，虽竭力经营，南夷仍未大定，直至马忠督降，张嶷守越嶲，霍弋守永昌，然后竟其令功也。诸人者，固未尝不竭抚育之劳，亦未闻遂释攻战之事，此又以见攻心心战之策，未足专恃矣。

要之亮之素志，自在北方；其于南土，不过求其不为后患而止。军国攸资，已非夙望，粗安粗定，自系本怀。一出未能敉平，原不足为亮病，必欲崇以虚辞，转贻致讥失实矣。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⑨

诸葛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见《三国志》本传)。读史者以为美谈。

其实当时能为此者，非亮一人也。夏侯惇“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徐邈“赏赐皆散与将士，无人家者”。嘉平六年，诏与田豫并褒之(以上均见《三国志》本传)。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吕岱“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其所为皆与亮同。

陈表“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朱桓“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及桓疾困，举营忧戚”(见《三国志》本传)。则尤有进焉者矣。

君子行不贵苟难，不以公家之财自私则可矣；禄尽于外，而妻子饥寒则过矣。要之治生自治生，廉洁自廉洁，二者各不相妨也。

袁涣“前后得赐甚多，皆散尽之，家无所储，终不问产业，乏则取之于人，不为嗷察之行，然时人服其清”(见《三国志》本传)。有袁涣之行则可也。无之，则有借通财之名，行贪取之实者矣。随身用度，悉仰于官，而无节度，亦不能保贪奢者之不恣取也。为之权衡斗斛，则并权衡斗斛而窃之，于私产之世而求清廉，终无正本之策也。是故督责之术之不可以少弛也，于财计尤然。

羊续为南阳太守，妻与子秘俱诣郡舍，续闭门不纳。妻自将秘行，其资藏唯有布衾、敝祇裯、盐麦数斛而已。顾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资尔母乎?”使与母俱归。刘虞“以俭素为操，冠敝不改，乃就补其穿。及遇害，瓒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罗纨，盛绮饰，时人以此疑之”(均见《后汉书》本传)。步骘“被服居处有如儒生。然门内妻妾，服饰奢绮，颇以此见讥”(见《三国志》本传)。夫虞与骘非必其为伪也，和洽曰：“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见《三国志》本传)俭者之家人，不必其皆好俭也。身安于俭焉，习于俭焉，勉于俭焉，皆无不可，必欲强其家人以同好，则难矣。迫其家人为一概难堪之行，以立己名，尤非真率平易者所能为。故居官者携家室以俱行，未为失也，必欲使之绝父子之恩，忘室家之好，如世所称妻子不入官舍者，亦非中庸之行矣。然身俭素而家人奢泰，以此累其清节者，亦非无之。妻子不入官舍，亦有时足为苞苴滥取之防，以此自厉，究为贤者，较之以家自累者，则远胜矣(《三国志》载：蒋钦，“权尝入其堂内，母疏帐缥被，妇妾布裙。权叹其在贵守约”。则家人能俱安于俭者，亦有之，然非可概诸人人也)。

治生之道，循分为难。何谓循分?曰：“耕而食，织而衣，有益于己，无害于人者是已。”然在交易既兴之后则难矣。无已，其廉贾乎?然身处之中，为操奇计赢之事，而犹能不失其清者，非有道者不能，凡人未足以语此也。士大夫之家，既不能手胼足胝，躬耕耘之业，又不能持筹握算，博蝇头之利；使为农商，必将倚势陵人，滞财役贫矣。陈化敕子弟废田业，绝治产，仰官廪禄，不与百姓争利(见《三国志·孙权传》黄武四年注引《吴书》)，以此也。若其财果出于廪禄，虽治产亦何伤?所以必绝之者，正以士大夫而治生，易有妨于百姓故也。诸葛亮之不别治生，其以此欤?

《三国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言：“(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泛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衡亡后二十余日，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来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父恒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当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晋咸康中，其宅址枯树犹在。”患无德义而不忧贫，衡之妻何其贤也!然勤树艺之利，而不剥削于人，衡之治生，亦可谓贤矣。然自吴末至咸康，五十年耳，木已枯矣，信乎树木之利，不如树人也。

士之能厉清节者寡矣，乱世尤甚，以法纪荡然，便于贪取也。《三国志·王修传》言：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太祖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以万数。此袁氏所由亡欤?(《郭嘉传》注引《傅子》，谓嘉言绍有十败，曹公有十胜，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公纠之以猛。然则绍之宽，非宽于人民，乃宽于虐民者耳。)然虽太祖，亦未能使其下皆厉廉节也。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资。于时谯令平曹洪资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资那得如子廉耶?”(《三国志·曹洪传》注引《魏略》)洪之多财可知矣。诸葛瑾及其子恪并质素，虽在军旅，身无彩饰；而恪弟融，锦罽文绣，独为奢绮。潘璋“性奢泰，末年弥甚，服物僭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均见《三国志》本传)其不法如此。然非独武人也，曹爽等实不世之才，而卒以奢败。魏之何夔，蜀之刘琰，吴之吕范，并以豪汰称，而其风且传于奕世(何曾，夔之子也)。晋治之不善，王、石等之奢汰实为之，而其风则仍诸魏末者也。以魏武帝、诸葛武侯之严，吴大帝之暴，而不能绝，亦难矣。

太祖父嵩之死，《武帝纪》注引《世语》、《吴书》，其说不同。《世语》云：“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阖门皆死。”《吴书》言：“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将骑二百卫送，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谦虽背道任情，谓其与阙宣合从寇钞，似失之诬，当以《吴书》之言为是。然无论其为谦遣骑掩捕，抑卫送之将所为，嵩之慢藏诲盗则一也。处乱世者，可不戒欤?

鲁肃指囷，读史者亦久传为美谈，然亦非独肃也。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糜竺进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以复振，亦肃指囷之类也。知《管子》谓丁氏之粟足食三军之师，为不诬矣。然用财贵得其当，刘备、周瑜，皆末世好乱之士，助之果何为哉?

孙策欲袭许⑩

孙策欲袭许之说，见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又见于《吴志·策传》，《策传》且谓欲袭许迎汉帝。注引《江表传》，则谓“策前西征，陈登阴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图为后祸，以报陈瑀见破之辱(登，瑀从兄子)。策归复讨登军到丹徒，须待运粮，见杀”。《九州春秋》及《傅子》又谓“策闻曹公将征柳城，而欲袭许”，异说纷如。

夫策见杀在建安五年，而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及《傅子》之谬，不待辩矣。孙盛《异同评》谓：“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又谓“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距于官渡，谬矣。伐登之言，为有证也。”其说是也。而裴松之谓：“祖始被策破，魂气未反，刘表君臣本无兼并之志……于时强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余山越，盖何足虑。若使策志获从，大权在手，淮、泗之间，所在皆可都，何必毕志江外，迁帝于扬、越哉?”又致“武帝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乃策未死之前，久与袁绍交兵”，因谓策之此举，理应先图陈登，而不止于登，《国志》所云不谬，则误矣。刘表、黄祖，庸或不能为策患，江南之强宗骁帅，则虽处深险之区，实为心腹之疾，策虽轻狡，岂容一无顾虑，即谓其不足为患?抑策并不知虑此。然以策之众，岂足与中国争衡，即谓袁、曹相持，如鹬蚌两不得解，策欲袭许，亦未有济，况徒偏师相接乎?淮、泗之间，岂足自立?策之众，视陶谦、袁术、刘备、吕布何如?若更远都江表，则义帝之居郴耳，岂足有济。况汉至献帝之世，威灵久替，扶之岂足有济?曹公之克成大业，乃由其能严令行，用兵如神，非真天子之虚名也。不然，因献帝而臣伏于操者何人哉?以曹公之明，挟献帝而犹无所用，而况于策乎?况以策之轻狡，又岂足以知此乎?

《吴志·吕范传》云：“下邳陈瑀自号吴郡太守，住海西，与强族严白虎交通。策自将讨虎，别遣范与徐逸攻瑀于海西，枭其大将陈牧。”而《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谓：建安二年，诏“以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又诏与领徐州牧温侯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共讨袁术。则瑀行吴郡太守，乃朝命，非自号也。传又言，“是时陈瑀屯海西，策奉诏治严，当与布、瑀参同形势。行到钱塘，瑀阴图袭策，遣都尉万演等密渡江，使持印传三十余纽与贼丹杨、宣城、泾、陵阳、始安、黟、歙诸险县大帅祖郎、焦己，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使为内应，伺策军发，欲攻取诸郡。策觉之，遣吕范、徐逸攻瑀于海西，大破瑀，获其吏士妻子四千人。”案：策之渡江，本为袁术，汉朝命吏，如刘繇、王朗、华歆等，无不为其所逐。是时虽有与吕布、陈瑀同讨袁术之命，特权宜用之，非信其心也。有隙可乘，加以诛翦，夫固事理所宜。《吕范传》注引《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扬州刺史陈祎死，袁术使瑀领扬州牧。后术为曹公所败于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术走阴陵，好辞以下瑀，瑀不知权，而又怯，不即攻术。术于淮北集兵向寿春，瑀惧，使其弟公琰请和于术。术执之而进，瑀走归下邳。”然则瑀实乃心王室者。陈登之结白虎余党，盖亦欲继其从父之志，戡翦乱人，非徒为雪家门之耻也。《张邈传》注引《九州春秋》言：登甚得江淮间欢心，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遣军攻登，再败，而迁为东城太守。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则登之才，盖非刘繇、王朗等比，而任之不专，致使大功不竟，轻狡之子，坐据江外数十年，岂不惜哉。

三国之校事⑪

所谓特务，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在距今一千七百余年前，就早已有了。《三国志·魏志·高柔传》说：“魏国初建，为尚书郎，转拜丞相理曹掾……迁为颍川太守，复还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达等后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柔。”然校事之制，并未因之而废，所以下文说：“校事刘慈等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柔皆请惩虚实；其余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

到嘉平中，才因程昱孙晓之言而废，《昱传》云：“时校事放横，晓上疏曰：‘……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也。……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诇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至使尹模公于目下肆其奸慝，罪恶之著，行路皆知，纤恶之过，积年不闻。……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司隶校尉督察京辇；御史中丞董摄宫殿；皆高选贤才以充其职，申明科诏以督其违。若此诸贤犹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诸贤各思尽忠，校事区区，亦复无益。若更高选国士以为校事，则是中丞、司隶重增一官耳。若如旧选，尹模之奸，今复发矣。进退推算，无所用之。……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国风》托以为刺；卫献公舍大臣，与小臣谋，定姜谓之有罪。纵令校事有益于国，以礼义言之，尚伤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复不罢，是衮阙不补，迷而不返也。’于是遂罢校事官。”

魏国之建，事在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为西元216年，嘉平为齐王芳年号，自249至253年，魏之任校事，约历40年。

又《吴志·孙权传》：赤乌元年，“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朱据传》：“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后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据哀其无辜，厚棺敛之。壹又表据：吏为据隐，故厚其殡。权数责问据，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月，典军吏刘助觉，言王遂所取，权大感寤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嘉禾为权年号，自232至237年，其明年238，为赤乌元年。

用法之所最忌者，为于正式机关之外，别立机关；且出入任情，不本成法；程晓之言，可谓极其痛切了。魏武帝是很有明察之才的，《魏志·方技传》注引东阿王《辨道论》，说：“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过于员吏，赏不加于无功，海岛难得而游，六黻难得而佩，终不敢进虚诞之言，出非常之语。”魏武帝的严明，确乎不甚容易；程晓说他检御有方，当非虚语，然仍不能不为赵达等所欺；像孙权的粗疏，就更不必说了。

程晓说任校事有伤大臣之心，而吕壹之诛，孙权使告谢诸将，则魏、吴之任校事，意实在于检察将吏的贪纵。从来丧乱之际，官方每多不饬，武臣纵恣尤甚，加以检察实为必要。然目的虽正，而手段不适，其招祸尚如此，若如近代法西斯主义者之所为，专为维持一己的威权地位起见，不恤用残酷之吏，肆暴虐于民，则是武曌之任周兴、来俊臣，明成祖之立东厂，其作风又在魏武帝、吴大帝之下了。

或谓法西斯主义者流，所行虽不适当，亦非无为国为民之心，未可一笔抹杀。这话我亦承认。但须知社会国家，关系重大，手段一误，流毒无穷，正未可以有为公之心，而冀人宽恕。昔人说：周公营洛阳为东都，说其地交通便利，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亡。秉政者正不可无此气度。所以不论我是该推翻的，不该过于防闲别人；即使我确能代表国利民福，反对我者系属捣乱之徒，我们对他，仍不宜过于压制，因为让他爆发一次，则其捣乱为众所共知，即为众所共弃，而大局也可以早入于正轨了。又况谁能代表国利民福，根本不易判定呢！

①此篇节选自1946年5月3日《正言报》的《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一文，今保留原文的开头和结尾，用方括号表示。

②《司马懿如何人》为《三国史话之余》（上），原刊于1947年7月25日《现实周报》第一期。此篇原有一题头：近来遇见了十年不见的曹亨闻先生，他嘱咐我替他所主持的《现实周报》写一些稿子，“网络文献吾倦矣”，却写些什么好呢？他说：“你只要写些像《三国史话》一类的东西，就很好了。”因为他这一句话，却使我怅然有感。

此篇原有一副标题：驾驭武人还是被武人牵着走?题头边还有一行大字：政治不是好事情，是非曲直勿讨论。

③ 此篇原为《三国史话之余》（下），刊于《现实周报》第二期（1947年8月1日）。原文副标题：恐怖政策对之手下人是成功的，用以对付政敌是失败了。

④《晋代豪门斗富》，原刊《现实新闻》双周刊第十一期，原副标题为：从汽油的先知道五胡乱华。

⑤本篇选自《吕思勉遗文集》（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5~608页），标题依旧。

⑥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论学丛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5页），标题依旧。

⑦本篇选自《吕思勉遗文集》（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1~603页），标题依旧。

⑧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28~731页），标题依旧。

⑨本篇选自吕思勉著《论学集林·蒿庐札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31~735页），标题依旧。

⑩篇选自《吕思勉遗文集》（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3~605页），标题依旧。

⑪本篇选自《吕思勉遗文集》（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按原稿补正，标题依旧。

出版说明

“大家小书”多是一代大家的经典著作，在还属于手抄的著述年代里，每个字都是经过作者精琢细磨之后所拣选的。为尊重作者写作习惯和遣词风格、尊重语言文字自身发展流变的规律，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版本，“大家小书”对于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不进行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处理。

提请读者特别注意。

北京出版社

目录

序

第一章 阶级

第一节 贱民阶级

第二节 娼妓阶级

第三节 劳动阶级

第四节 贵族阶级

第五节 坐食阶级

第二章 风俗

第一节 跳舞

第二节 女子化妆

第三节 戏剧

第四节 打毬

第五节 拔河

第六节 酺

第七节 婚姻

第三章 借贷

第一节 资本家之兴盛

第二节 借贷之质物

第三节 借贷之利息

第四节 公廨本钱

第四章 交通

第一节 行政机关之系统

第二节 递传之利器

第三节 驿舍之设备

第四节 驿使之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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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创新与守旧

——《唐代社会概略》修订版导读

甘文杰

传统观念一直在循循善诱地向读书人灌输着这样一条金科玉律——温故而知新。勤学好问的读书人在阅读历史作品时会问：“历史是什么？”英国史学家卡尔为此做出了言简意赅的回答：“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而架构这种“对话”的平台，正是历史作品，更确切地说是历史学术作品。重读昔日的历史学术经典，不仅是读者的学习过程，同时还是与先贤对话的过程。这种“对话”的重要意义，不仅仅限于“开卷有得”“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等古训，而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儒祖孔子就道出的至高哲理：温故而知新。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读者之一，笔者当然必须感谢北京出版社此次慧眼识“典”，将黄现璠的名著《唐代社会概略》纳入“大家小书”以飨读者。

《唐代社会概略》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3月首次出版，由于出版后备受好评，很快再版。识者有言“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篇幅不长，却是开山之作”（刘玉峰撰《隋唐史研究的若干代表作》）。中国台湾原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教授（兼北京大学、北师大客座教授）指出：“三十年代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首列〈阶级〉一章，论贱民、娼妓、劳动、贵族、坐食（指僧侣）等阶级。其后如此讨论中国社会中之身份等级者极多……”（龚鹏程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阶层》，《淡江人文社会学刊五十周年校庆特刊》2000年10月）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胡戟教授也指出：“回顾人们对唐代社会生活的研究……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实际上是把社会史等同于社会发展史、社会形态史。其后，一些学者则把‘社会史’研究理解为民间风俗史、民族生活史……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第一章为阶级，第二章为风俗，第三章为借贷，第四章为交通。其中‘阶级’介绍了贱民、娼妓、劳动者、贵族、坐食者等不同阶层。‘风俗’介绍了跳舞、化妆、戏剧、体育、婚姻等风俗习惯，这些内容显然是社会史的范围。”（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

学者们的认识，给了笔者三个重要提示：一是《唐代社会概略》的问世，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热闹一时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时代背景下。二是本书第一章“阶级”，在20世纪新史学实践与建设领域中确为标新立异之作。三是黄现璠对于当时学术界的流行语“阶级”一词的理解与众不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各种学术新思潮纷呈，“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接二连三，各种时髦用语，诸如“阶级”“奴隶制”“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士大夫阶级”一类，流行一时。由于黄现璠的新史学新观念与当时社会史论战思潮存在分歧，他对当时论战时期流行语“阶级”概念的运用和理解必然会独出己见。正如他在第一章中所说：“唐代社会，所谓‘贱民阶级’，并非作者标奇立异，实因‘良’‘贱’二字，当时已为普通之称呼，隐然有阶级之分……贱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及社会上，皆与良人不同，处处显出阶级之意义。”从中可见，黄现璠运用的“阶级”概念，既有着中国传统“阶级”的内涵，又有着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阶级”的含义，具有双重性。他的“阶级”概念，不仅具有中国传统划分社会身份等级时指涉的阶层属性，而且具有唯物史观的“阶级”概念指涉的社会大集团中受压迫群体的属性。这种两重性并不意味着黄现璠将中国传统“阶级”（即阶层）的观念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阶级”概念不加区别混为一谈，而是恰恰相反，《黄现璠口述自传》中的一段话可资佐证：“就历史事实而论，在中国和在西方的古代社会中出现的‘阶级’概念，大多是指社会上存在的身份等级，实同于‘阶层’，它与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阶级’概念存在实质区别。”基于这样的认识，黄现璠于书所用的“阶级”概念，大多数情况下指涉社会学概念的“阶层”。

书中对“贱民阶级”的具体论述，读者可以慢慢“温故”，品味董狐直笔，从中“知新”而获得新认识、新收获，笔者于此就无意画蛇添足、详言细语了。接下来略论一下书中的“娼妓阶级”。

20世纪有关中国“娼妓”的研究，始于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初版的王书奴编著《中国娼妓史》，与之相较，《唐代社会概略》的另辟蹊径之功在于“以诗证史”，可谓走在了20世纪新史学运用新方法的前列。他的这种别出心裁的治史法，显然早于陈寅恪先生，只要将两者发表论著的年代略加比较便可了然。事实上，黄现璠早在1934年8月发表的《唐代之贱民阶级》一文中，已开始运用“以诗证史”的治史法。对于黄现璠而言，诚可谓“笔墨蕴道承史事，不法常可拓新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智者必识君”。

黄现璠于“娼妓阶级”一节开宗明义地道出了其写作缘起，即“有唐一代，文武百官，学士才子，类多寻花问柳，流连忘返，恬不为怪。吾尝读唐人诗集，每遇风流韵事，兴趣盎然，爰作此篇，探讨唐代社会娼妓阶级生活之概况”。由此表明两点：一、黄现璠“尝读唐人诗集”，熟知唐诗内容。二、尽管《唐代社会概略》诞生于“社会史论战”和“废娼运动”兴盛的时代背景下，但该著绝非临渴掘井的应时应景之作，而是作者熟知前言往事的厚积薄发论著。引申而言，黄现璠于《唐代社会概略》中“以诗证史”的新治史法，从侧面说明了其对史据运用的严谨以及谨慎驰骋议论，以免失真的高度自律性，这表现在：他本着“治史不以孤证立言”的一贯信仰和原则，在具体论述中大多是将正史作为论证的直接证据或史据，而将唐诗只是作为论证补充的旁证或佐证。

《唐代社会概略》第一章第五节论“坐食阶级”，同样属20世纪早期研究唐代僧尼生活或唐代佛教社会史的先声之作，这从史料上斑斑可考。“坐食”一词，古未有之，最早出现有可能始于近代中国新史学倡导者梁启超于1899年1月12日发表在《清议报》第三册上的《政变原因答客难》一文：“公使除呈递国书之外无他事，领事随员等除游观饮食之外无他业，何取于此辈之坐食乎？”而黄现璠所用“坐食阶级”一词，则为作者首创，后学不乏沿用者。作者笔下的“坐食阶级”，主要指汉魏以来的佛教僧尼阶层。在“坐食阶级”一节中，作者对唐代佛教僧尼阶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笔诛墨伐，指出，“唐武宗谓：‘一夫不耕，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冻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坐食阶级之贻害社会，已可概见。唐代僧道之数，多至十二万七千七百六十四人，则其为害，又岂浅鲜”。由此表明黄现璠对唐武宗会昌年间发起的毁佛运动显然持赞同态度。书中有言：“世谓佛教三武之祸，武宗为其一。然以经济民族方面言之，武宗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生长人丁，获利匪浅，何祸之有？”即为一证。因此，黄现璠以史料为基，从国家经济的角度出发，对坐食阶级的唐代佛教僧尼阶层施以春秋笔法，大张挞伐，实为其读史有感而发的必然结果。

至于《唐代社会概略》中第二、三、四章关于“风俗”“借贷”“交通”的论述，同属20世纪论述唐代风俗和经济问题的先声之作，其中不乏课题创新和观点新颖之处，例如黄现璠于书中对“我国资产阶级”的起源、发达、内涵的发微阐精、穷理尽性，即不失为作者独步一时的独得之见。虽然黄现璠不是唐代经济史专家，但其著《唐代社会概略》在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同样处在当时唐代经济史研究开拓性成果的前列，以至《唐代社会概略》与陶希圣、鞠清远合撰的《唐代经济史》被今人誉为20世纪最早开拓唐史专门研究的“双璧”，似乎顺理成章。

不仅如此，《唐代社会概略》对唐代社会制度的新探索，曾给予了海内外治史者不同程度的启发。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明确指出：“制度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回顾中国音乐史的研究……黄现璠先生的《唐代社会概略》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是其探究唐代音乐史的基础，其研究方法、论点、论据给后学以相当的启示。”（项阳撰《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三），《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正因上述各方面因素，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乃情理之中。

黄现璠曾经坦言：“余一生历经过晚清、北洋政府、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不同时代，终生潜心治史，凡五十余年……亦终究无能为力赶上20世纪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千变万化的时代潮流和步伐，因而只得固守余于半个世纪前已经形成，而至今始终若一信奉的历史进化观念：‘历史学科，甚至一切学问，亦莫不随时势之需要，而为时代之产物。’”（黄现璠著《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自序”）从中体现出他的一些“守旧”理念。这种“守旧”，固守的是客观求实的治史传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伦理，是中国传统的治学精神和学理，借以抗衡流行于世的“以论带史”或“史从论出”的泛政治化史学暴力。

“温故而知新”这一观念，长期以来都是读书人学习上历久弥新的真理。“温故”滋生“知新”，“知新”孕育“创新”。纵观黄现璠六十余年的治史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温故而知新”的过程，而创新成为“黄现璠史学”始终如一的中核，古为今用的治学守旧则是“黄现璠史学”始终若一的伦理。北京出版社十余年来陆续出版的“大家小书”，长期以来惠及学林和读书界、藏书界，此次将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纳入其列，同样能让唐史学界与社会史学界重温经典，让莘莘学子“温故而知新”，让广大读者消费到充满正能量的健康精神食粮，不失为对学术史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大贡献，可敬可佩可赞也。

2016年4月26日起草于旅澳机上

同年5月23日改订于墨尔本大学图书馆

序

民国二十年，我在师范大学史学系讲中国社会史。这时，常和我讨论的一人就是本书编者黄现璠先生。从那年起，黄先生于读书时，把唐代社会史辑录下来。他从史学系毕业后，继续在师大研究院用功，这种工作仍然不断。最近，他要到日本去求学去了，才把材料编为本书。今年上半年，我既与鞠清远先生编成《唐代经济史》，下半年又有这《唐代社会概略》写成，在我是很喜欢的。略记经过如此。

陶希圣，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北平

第一章　阶级

第一节　贱民阶级

一　贱民阶级之成立

吾人之鄙视奴隶，称为贱民，由来已远；且几无代无之，不独唐代为然。《荀子·王霸篇》“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执业”，杨注：臧获，奴隶贱称也。

唐代贱民，不限于官私奴隶，即商人亦包括在内。《通鉴》卷二○七云：

（则天武后）久视元年……十月……张易之……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人宋霸子等数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得预此会。”

《新唐书》卷三亦谓“工商杂类，无预士伍”。然商人以多财善贾，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地位，有时且反抗官宪命令。《新唐书》卷五五《食货志》云：

自京师禁飞钱……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

名虽为贱类，势力殊不可侮，故当作别论，不能与官私奴隶相提并叙。唐代社会，所谓“贱民阶级”，并非作者标奇立异，实因“良”“贱”二字，当时已为普通之称呼，隐然有阶级之分。下之记载，即足证明。

奴婢贱人，律皆畜产。（《唐律疏议·名例六》）

若是贱人，自依官户及奴法。（同上《名例三》）

放贱为良，给复三年。（同上《名例四》）

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贱口伍人给一亩。（《唐六典》卷三）

其他唐人著作，良贱对举之记载，尚属不少。然当时何以称为“贱人”“贱口”，或简称“贱”，而不称为“贱民”，盖以避太宗世民之讳也。陆贽谓“齐人（民）编户，托庇官曹”。（《陆宣公翰苑集》）舍“民”用“人”，本属牵强，然实不得已而为之。贱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及社会上，皆与良人不同，处处显出阶级之意义。所以本节注重之点，即在阐明其身份地位之特殊情形。

二　贱民阶级之来源

唐代奴风之盛，虽上不及汉代，下不比元明，然当时人民：因（一）犯罪，（二）俘获，（三）拘略，（四）买卖，而沦为贱民者，殊不在少数，兹分别述之如下：

（一）犯罪　《周礼·秋官》“司寇”“司厉”条谓：“古者，身有大罪，身既从戮，男女缘坐，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则犯大罪者之家属，降为奴婢，自古已然。倘非犯大罪，则本人为奴，家属无连坐。《论语·微子篇》所谓“箕子为之奴”。《左传·昭公三年》条所谓“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即指此事。唐代官贱民，亦由于犯罪而来。《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都官”条云：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注云：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官，皆谓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农，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长，命远京邑，配岭南为城奴。《唐律疏议》卷一七“贼盗”条亦云：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

《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谓“谋反者，男女奴隶，没为官奴婢”，可与此参证。因此吾人不独知唐代官贱民，由犯罪而来；且知犯何种罪，坐及妻子。《唐六典》之“反逆”二字，即《唐律疏议》“谋反大逆”之简称。凡谋危害社稷者，为谋反。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者，为大逆。换言之，即犯上作乱、图谋不轨之意。违犯之者，不独身受刑戮，家属并没官为奴。再高祖武德四年，规定“自余敢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大概犯“大逆”、“谋反”及“盗铸钱”等罪，皆得身被刑戮、妻子为奴之处分。

（二）俘获　在战场上，俘获敌人为奴隶，不独我国为然，外国亦有之。古代希腊、罗马盛时，认战争俘获，为合法奴隶。我国古时，据《周礼·秋官》记载，有“蛮隶、闽隶、夷隶及貉隶”等。大约由于战争，俘获南蛮东夷等族而来。唐代官私贱民，由俘获而来者，恐亦不少。《通鉴》卷一九九“贞观十九年六月”条云：

上之克辽东也，白岩城请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军中曰：“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李世勣见上将受其降，帅甲数十人，请曰：“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

足知将士奋勇杀贼，目的乃在俘获敌人为奴隶。所以每逢俘获，数目实为可惊，下举数例，可见一斑：

初，攻陷辽东城，其中抗拒王师，应没为奴隶者一万四千人，并遣先集幽州，将分赏将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值），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昭宗大顺二年四月……赐两军金帛，赎所略男女，还其家。民年八十以上及疾不能自存者，长吏存恤。（《新唐书》卷一○《昭宗本纪》）

……天子以高昌骄慢，使吾（侯君集）龚行天罚，令袭人于墟墓间，非问罪也。于是鼓而前……所向无敢当，因拔其城，俘获男女七千，进围都城。（《新唐书》卷九四《侯君集传》）

胡贼五万掠宜春，诏轨讨之……大破之，斩首千级，获男女二万。（同上卷二○《窦轨传》）

（薛仁贵）率兵击突厥……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稍遁去，仁贵因进击，大破之，斩首万级，获生口三万，牛马称是。（《新唐书》卷一一一《薛仁贵传》）

（贞观）十五年十一月，薛延陀、真珠、可汗……乃命其子大度设勒诸部兵，合二十万击突厥，思摩不能御……十二月，世勣败薛延陀于诺真水，捕获五万余，大度设脱走。（《唐会要》卷九四）

似此俘获，多者五万人，少亦七千。则终唐之世，二百九十年，征伐四方，干戈时起，东而高丽、百济，东北而奚、渤海、契丹、北而突厥，西而高昌、龟兹、党项、吐谷浑、吐蕃等，几于无国无战，无战不胜，无胜不俘获；俘获之数，真不胜记。

（三）拘略　拘略与俘获，形虽相似，实则不同，凡在战场上掳掠敌人为奴隶，谓之俘获；平时官吏势家，滥用权威，捕虏平民为奴婢，谓之拘略。《唐律疏议》卷二○“略人略卖人条”云：“不和为略，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又云：“略人者谓设方略而取之。”拘略之意，已阐明无遗。原来拘略良人为奴婢，大违人道，故历代法律，皆悬为厉禁。今举北魏言之，以概其余。《魏书·刑法志》引《盗律》云：“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此所谓“人”，即指良人而言。唐代对于拘略良人或奴婢为奴婢，亦有同样处罚。《唐律疏议》云：

1．诸略人略卖人不和为略……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卷二○“略人略卖人”条）

2．诸略奴婢者，以强盗论；和诱者，以窃盗论。（卷二○“和诱奴婢”条）

3．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婢而买之者，各减卖者罪一等。（卷二○“和诱和同相卖”条）

依第一项，略良人为奴婢，处以死刑；第二项，略奴婢为奴婢，流三千里；第三项，知略卖奴婢而买之者，亦流三千里。国家为制止拘略事件之发生，而设“死”“流”严刑。在理论上，拘略之风，似应绝迹，然事实上，却不如此。兹各书记载，略举之如下：

（顺宗）禁刺史……岭南、黔中、福建，掠良民为奴婢者……（《新唐书》卷七《顺宗纪》，《通鉴》卷一七亦有同样记载）

升平公主献女口。（同上）

郭尚书元振，始为梓州射洪尉，征求无厌，至掠部人为奴婢者甚众。（《唐语林》卷二）

（郭）代公为通泉县尉，掠卖千余人以供过客，天后异之，召见……（《唐摭言》卷四）

王君廓……尝遗玄道婢，乃良家子，为所掠，遣去不纳，由是始隙。（《新唐书》卷一○二《李玄道传》）

此种拘略罪魁，皆为世家大族。公主乃皇室亲贵，郭元振为尚书，王君廓为都督。想当时法律，必无如之何。《新唐书》卷四三《张廷珪传》所谓“荆、益奴婢多国家户口，奸豪掠买，一入于官，永无免期”，可以参证。唐代势家，既如此拘略，则上行下效，各地之土豪劣绅，拘略良人为奴婢，必所难免。《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

（文宗）太和二年十月敕，岭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断掠买饷遗良口……

岭南诸地，顺宗时，曾禁止掠卖人为奴。惟至文宗，此风未改，足知其掠卖风气之盛。此种奴婢，当时称为“南口”。南口本身，大约为夷獠种类，汉人略而卖之。同书同项，又有“西北缘边州县，不得畜突厥奴婢”之禁令。依以上类推，此突厥奴婢，大约亦由拘略而来，可名为“西口”；且不独边界为然，关内亦有之。《唐大诏令》卷五云：“关畿之内，掠夺颇多，遂令黔首之徒，或被丹书之辱”，可知略民为奴，边地关内，莫不皆然。嗟彼贱民！究不知茫茫大地，谁是乐土。

（四）卖买　卖良为奴，主因由于经济压迫。我国自井田制度打破之后，即发生人口卖买。唐代虽有贞观、开元之治，然国民经济，仍未安定，时受饥荒苛税之苦，鬻卖儿女。《唐大诏令》卷一○九“禁岭南货卖男女敕”云：

岭外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昼乏暮饥，迫于征税，则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讨其利，以齿之幼壮，定估之高下，窘急求售，号哭逾时。为吏者，谓南方之俗，夙习为常，适然不怪，因亦自利。遂使居人男女与犀象杂物，俱为货财。

此乃迫于征税，货卖男女，又《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云：“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穷人偶遇饥岁，欲卖为奴而不可得，竟自经沟壑，情殊可悯。再有以生活压迫，先以子女典质，过期不赎，沦为奴婢，亦与卖买，殊途同归。《旧唐书》卷一六○《柳宗元传》云：（越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柳宗元文集·童区寄传》亦云：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以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虽只指岭南一带而言。然据《唐大诏令》记载，此种恶习，各地亦颇流行。

典卖奴婢，如勘问本非贱人，见有骨肉，证验不虚，其卖主并牙人等，节级科决。其被抑压之人，便还于本家。（卷五“改元天复赦”）

又《孙樵文集·读〈开元杂报〉》云：

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

再《昌黎文集》卷四○《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亦云：

右准律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袁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

所谓“典卖”，即先典当，逾期不赎，降为奴隶之意。“如勘问，本非贱人”，可知在此典卖中，必有不少良人，掺杂在内。而所谓“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则唐代社会，典贴买卖风气之盛，更溢于言表矣。

唐代贱民来源，除以上所述外，出于投靠者，谅亦不少。盖唐自均田制破后，加以赋税烦琐，人民颠连困苦，不惜投人为奴。《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所谓“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又谓“征税皆出于下贫，至于依富为奴客”，可为一般之鉴。

三　贱民阶级之类别

唐代贱民阶级，大体上，可分为官贱民与私贱民两种，而官贱民又分为官奴婢、官户、杂户、工乐及太常音声人等。私贱民又分为私奴婢、部曲、客女、随身等，兹表列于后：

此两种贱民，因隶属不同，所受待遇，自不一致；即在同一阶级中，官奴与官户，私奴与部曲，身份地位，亦不相同，阶级之中有阶级，卑贱之下有卑贱，内容复杂，区别为难，非分别述之不可。

（一）官贱民

1．官奴婢　官奴婢，多为犯罪而来。总监之者，为尚书省刑部都官。《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

都官郎中、员外郎，掌配没隶，簿录俘囚，以给衣粮、药疗，以理诉竞、雪免，凡公私良贱，必周知之。

《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亦云：“官户奴婢有技能者配诸司，妇人入掖庭”，否则入司农寺，太子家令寺，殿中省，惟诸司用奴时，可由司农寺拨给，总其籍者，为都官。都官，为刑部四司之一，总监官贱民。各部需用奴隶，皆由司农寺拨给。《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

凡诸行宫与监、牧及诸王、公主应给者，则割司农之户以配。

然犯罪没官，不独在司农寺，即各处亦有之。《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

如意元年，四月十七日敕，逆人家奴婢，及缘坐等色入官者，不须充尚食尚药驱使。

则殿中省之尚食、尚药局，亦有官奴婢。《唐六典》卷一二《内侍省》“奚官局”条亦云：“奚官局，令掌奚隶工役，宫官品命，丞为之贰”，则奚官局又另有官奴隶。都官总监之官奴婢，每岁仲冬月，即十一月，必将上月诸司送上之奴婢，亲自阅貌，《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

每岁孟春，本司以类相从而疏其籍以申。每岁仲冬之月，条其生息，阅其老幼而正簿焉。每岁十月，所司自黄口以上并印臂，送都官阅貌。

详言之，即每年十月，诸司将黄口以上之奴婢，“印臂”送上都官，都官于第二月，即十一月，实行“阅貌”，及第二年正月，则造籍二通，一送尚书，一留本司。此于《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已有明白叙述：

其年（大历十四年）八月，都官奏，伏准格式，官奴婢，诸司每年正月，造籍二通，一通送尚书，一通留本司，并每年置簿、点身团貌，然后关金仓部给衣粮。

由此可知官奴婢之衣、食、粮、医药费，全由公家发给（详后）。大概太常寺支给药医，司农寺支给食粮，太府寺支给衣料。至其工作，则长期劳作，终年无番，后详论之。

2.官户　官奴婢被恩免者，则为官户。《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注云：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之总号，非谓别有一色。《唐律疏议》，对此解释，尤为详尽。兹列举如下：

官户者亦谓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没，州县无贯，唯属本司。（卷三《名例三》）

官户隶属司农，州县元无户贯。（卷六《名例六》）

官户，亦是配没官，唯属诸司，州县无贯。（卷一二《户婚一》）

官户，亦隶属诸司，不属州县，亦当色婚嫁，不得辄娶良人。（卷一四《户婚三》）

归纳言之，约有以下三点：（1）官户为没配入官之罪人；

（2）官户之籍，隶属本司，州县无籍；（3）官户当色相婚，禁止异色相娶。

至其与官奴婢不同之处，乃在“工作”与“受田”方面。《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凡配官曹，长输其作；番户、杂户则分为番。”注云：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以上，当番请纳资者，亦听之，其官奴婢，长役无番也。

由此可知官奴婢，皆终年工作，长役无番。官户（番户）则仅一年三番。换言之，即每年仅做三月工作，倘因故，或不愿上番，亦可纳资以代，《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云：

不上番，岁督丁资为钱一千五百；丁婢、中男，五输其一，侍丁、残废半输。
又《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条云“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其数为二十亩。盖唐代口分田，一夫受田四十亩。官奴婢因为身羁官府，长役无番，自无受田之必要；同时亦无所谓“以资代番”。所以官贱民中，官奴婢之待遇，最为苛刻。

3.杂户　官奴婢再免为杂户，前已言之。据《唐律疏议》，解释杂户之意如下：

杂户者，谓前代以来，配隶诸司职掌课役，不同百姓，依令老免、进丁，受田，依百姓例，各于本司上下。（卷三《名例三》）

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赋役不同白丁。（卷一二《户婚一》）

杂户配隶诸司，不与良人同类，止可当色相娶，不合与良人为婚。（卷一四《户婚三》）

归纳言之，可得以下七点：（1）杂户为配没入官之罪人；（2）杂户隶属诸司；（3）杂户当色相娶，不能娶良人；（4）杂户不长役，分番上下；（5）杂户之籍，附属州县；（6）杂户赋役，不同白丁；（7）杂户、老免进丁，受田同百姓。

第五与第七项，为杂户特有性质。其余第一、二、三项，全与官奴、官户相同。惟第四项虽与官户同，而与官奴婢异；不过番上数目，乃二年五番，即每二年有五个月上番，比官户一年三番，减轻几分。总之，杂户为官奴之再免者，籍附县州，及老免、进丁，则其身份，比诸良民，仅差一间，可称为准良民，不能与官奴官户同日而语。

4．工乐　工乐，乃为工乐户之简称。《唐会要》卷三十三“清乐户”条，曾有“乐户”名词，《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条亦有“工乐户”之语。乐户之来源，大约由于罪人没官，《江行杂录》谓“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使隶乐工”，即可类推。《唐律疏议》对于工乐之意，更有明白之记载：

工、乐者，工属少府，乐属太常，并不贯州县。（卷三《名例三》）

工、乐，谓不属县贯，唯隶本司。（卷一七《贼盗一》）

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卷一四《户婚三》）

“工”属少府监之贱民。“乐”属太常之贱民。盖少府监为朝廷制造工艺品之官衙。工户即为其中之劳动者。《唐六典》卷二二“少府监条”云：

少府监之职，掌百工位巧之政令，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之官属，庀其工徒，谨其缮作，少监为之贰。凡天子之服御，百官之仪制，展采备物，率其属以供焉。

至于太常寺之职掌，《唐六典》卷一四云：

太常卿之职，掌邦国礼部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焉……四曰太乐，五曰鼓吹……凡国有大礼，则赞相礼仪，有司摄事，则为之亚献，率太乐之官属，设乐县以供其事。燕会亦如之。

此八署之工乐，隶于太乐署鼓吹署，凡在此二署习乐之人，统称为太常乐工，或太常乐人，《唐会要》所谓“乐户”大约指太常乐工，或太常乐人之户口而言。据《新唐书》卷一三《礼乐志》（三）所载，其人数亦不少：太中初，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

5．太常音声人　据《唐大诏令》卷八一记载，太常音声人，本亦犯罪没官者，后以历代相承，遂成为官贱民之一。

太常乐人，今因罪谪入营署，习艺伶官，前代以来，转相承袭，或有衣冠继绪，公卿子孙，一沾此色，后世不改，婚姻绝于士类，名籍异于编氓，大耻深疵，良可哀愍。（《太常乐人蠲除一同民例诏》）

《唐律疏议》记载，尤为翔实。

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俱是配隶之色，不属州县，唯属太常，义宁以来，得于州县附贯，依旧太常上下，别名太常音声人。（卷三《名例三》）

太常音声人，依令婚同百姓……（卷一四《户婚三》）

其杂户、太常音声人，有县贯，仍各于本司上下，不从州县赋役者。（卷一八《贼盗二》）

太常音声人，原为乐户，隋末义宁年中，始自太常寺，移籍州县，成为别色，兹举其要点如下：

（1）太常音声人，乃犯罪没官者；

（2）太常音声人，隶属太常寺；

（3）太常音声人，州县附籍；

（4）太常音声人，婚同百姓；

（5）太常音声人，赋役不同州县；

（6）太常音声人，于本司上下。

第一项与其他官贱民全同，第二、四两项为其特色，第三、五两项与杂户同，第六项与官杂户亦同。所谓“于本司上下”，《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乐署”条，即其注脚：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而分番上下。注云：短番散乐一千人，诸州有定数，长上散乐一百人，太常自访召。关外诸州者，分六番，关内五番，京兆府四番，并一月上；一千五百里外，两番并上。六番者，上日教至申时；四番者，上日教至午时。

《明皇杂录》谓：“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恐即为太常音声人，上番之实例。倘因亲病或不愿上番，亦可纳资或请旁人替代。《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太常寺太乐署”条云：

散乐，闰月人出资钱百六十，长上者无复徭役，音声人纳资者岁钱二千。

《唐会要》卷三四《论乐》亦云：

音声人及乐户祖父母父母老病应侍者，取家内中男及丁壮好手者充，若无所取中丁，其本司乐署博士及别教子弟应充侍者，先取户内人及近亲充。

至其受田，据《唐律疏议》卷一七《问答上》云“杂户及太常音声人，名附县贯，受田进丁老免与百姓同”，亦与杂户相同，惟征徭杂科，悉被免除，《唐会要》卷三三云：

太常乐鼓吹散音声人，并是诸色供奉，乃祭祀陈设、严警卤簿等，须有矜恤，宜免征徭杂科。

总之，唐代官贱民，种类既殊，身份亦异，最上者为太常音声人，最下为官奴婢，兹作简表如下，以明其阶级次第。

（良人）——太常音声人——杂户——工乐——官户——官奴婢

至其身份地位，颇为复杂，除“犯罪没官”一项相同外，余皆不同。兹为阅者明了起见，列表于后：

（二）私贱民

1．私奴婢　私奴婢在军官势族方面，多自俘获拘略而来。在普通平民方面，则由卖买或质当而来。奴婢身为贱民，生育儿子，亦为贱民，仍归本主所有。《唐律疏议》云：

及生产蕃息者，谓婢产子，马生驹之类。（卷四《名例四》）

婢产子，谓之生产蕃息，则此子为主家所有，自无疑义。《释道世法·苑珠林》有“人家生婢子”之语，《汉书·陈胜传》注颜师古谓“奴产子，犹今（唐）人云家生奴”，更为显明。观其“婢”与“马”，“子”与“驹”，两两相举，则私奴婢身同畜产，又何待言。关于此事，《唐律疏议》屡见不鲜，姑举数例如下：

其奴婢同于资财，不从缘坐免法。（卷三《名例三》）

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卷六《名例六》）

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卷一四《户婚三》）

奴婢同资财，故不别言。（卷一七《贼盗一》）

……奴婢比之资财，诸条多不同良人，即非同流家口之例。（卷一八《贼盗二》）

奴婢既同畜产，则其身份，自与其他私贱民不同。同书又云：

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卷一七《贼盗一》）

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卷一四《户婚三》）

再据《唐六典》上云：

凡卖买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卷二○《太府寺》“两京诸市署”）

又《唐律疏议》卷一二释文云：

此等（部曲、奴婢）之人，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

由以上观之，私奴婢之特点有五：（1）律比畜产；（2）身系本主；（3）当色相婚；（4）有价卖买；（5）附籍本主。

除第二项、第五项与部曲相同外，余皆不同。严格言之，私奴婢不是“人”，简直是“畜类”。

2．部曲及客女　梁任公《中国文化史稿》“奴婢”篇谓：部曲初由投靠而来，且多从事战争。至唐始变为贱民，形同奴隶，此大约根据《唐律疏议》云：

部曲，谓私家所有。（卷六《名例六》）

部曲奴婢，是为家仆，事主须存谨敬。（卷二二《斗讼三》）

部曲，不同资财，故特言之。部曲妻及客女，并与部曲同。奴婢同资财，故不别言。（卷一七《贼盗一》）

然据《新唐书》记载，却不尽然。

及征还朝廷，部曲散去……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彼皆吾之部曲，缓之自当携贰。（《郭子仪传》，《旧唐书》亦有同样记载）

怀恩将士，皆子仪部曲……部曲以乡法焚而葬之。（《仆固怀恩传》）

（朱）泚死，休走凤翔，为其部曲所杀。（《源休传》）

可知唐代部曲，亦有从事战争者。盖此时部曲，内容复杂，固奴隶而军队，军队而奴隶者也。至其与奴隶之区别。《唐律疏议》云：

部曲及奴出卖，谓私奴出卖，部曲将转事人，各于千里之外。（卷一八《贼盗三》）

奴婢有价，部曲转事无估。（卷二五《诈伪》）

部曲谓私家所有。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为之。（卷六《名例六》）

部曲娶良人女为妻。（卷一二《户婚一》）

所谓“奴婢有价，部曲转事无估”，即部曲奴婢杀人遇赦，为避免复仇，奴婢须出卖于千里之外；部曲不卖，只许转事他人，惟皆从本色。总而言之，部曲除系于私家，与私奴婢相同外，约有三个特点：（1）不同畜产；（2）转事无估；（3）妻娶良女。

至于客女，依《唐律疏议》上云：

客女，谓部曲之女，或有于他处转得，或放奴为之。（卷一三《户婚二》）

注云：若此之类，各为部曲，婢经放为良，并出妻者，名为客女（卷二二，王元亮释文）。同书又云：

此文不言客女者，《名例律》：称部曲者，客女同，故解同部曲之例。（卷一二《户婚一》）

由前之说，客女之由来为（一）部曲之女，（二）他处转得，（三）放婢为之。由后之说，客女于法律上，一同部曲，故其所受待遇，大体亦与部曲无异。

3．随身　随身，乃由雇赁而来，有一定期限，《唐律疏议》卷二二释文云：

部曲、奴婢、客女、随身此等律有明文，加减并不同良人之例，然时人多不辨此等之目……二面断约年月，赁人指使，为随身。

至其地位，在社会上大致比部曲稍高一等。《唐律疏议》卷二〇《贼盗四》虽云：部曲、奴婢者，随身、客女亦同。然同书卷二五《诈伪》“诈伪律”条则云：

（问曰）妄认良人为随身，妄认随身为部曲，合得何罪？

（答曰）依别格：随身与他人相犯，并同部曲法，即是妄认良人为部曲之法。其妄认随身为部曲者，随身之与部曲，色目略同，亦同妄认部曲之罪。

随身与部曲，虽色目略同，但妄认之为部曲，依律徒二年，则其身份自比部曲稍高。然同时又与部曲同为奴兵，颇似今日之卫队。《新唐书》卷二二四上《李锜传》云：

锜得志，无所惮，图久安计，乃益募兵，选善射者为一屯，号“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号“蕃落健儿”，皆绮腹心，廪给十倍，使号锜为假父，故乐为其用。

故由大体上观之，客女随身之地位，总与部曲无显著差异。因此在私贱民中，可大别为私奴与部曲二种。兹将其异同之点，表列于后：

贱民阶级之类别，既如上述，贱民中之差异，亦表列如上。惟官私贱民中，究竟有无异同，不能不加以研究，兹先就同点言之。《唐律疏议》上云：

奴婢不限官私，犯反逆者，止坐其身。（卷一七《贼盗一》）

若工乐官户，不附州县贯者，与部曲例，止坐其身，更无缘坐。（同上）

殴伤良人者，（注云：官户与部曲同）加凡人一等。（卷二二《斗讼二》）

依此可知犯反逆罪，止坐其身，官奴与私奴，工乐官户与部曲，处罚相同，至于“殴伤良人”，官户与部曲处罚亦同，表列如下：

反逆罪：官奴婢=私奴贱

在犯法受刑方面，官私贱民，固多相同，惟在（一）免罪，（二）告主，（三）赐田方面，则有显然之差异。《唐律疏议》卷二四《斗讼四》云：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者绞。据此主人谋反，私奴告变，已为法律所允许。又《新唐书》上云：

俄召（来俊臣）为合宫尉，擢洛阳令，进司仆少卿，赐司农奴婢十人。以官户无面首，闻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罗有婢，善歌舞，令其党告以谋反，而求其婢。（卷二○九《来俊臣传》）

侯思止……为渤海高元礼奴，诡很无良。恒州刺史裴贞笞吏，吏积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与贞谋反……拜思止游击将军。（卷一三四《侯思止传》）

《资治通鉴》上亦云：

是时告密者，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赏。德妃父孝谌为润州刺史，有奴妄为妖异以恐德妃母庞氏，庞氏惧，奴请夜祠祷解，因发其事，下监察御史龙门薛季昶按之……（卷二○五《武后纪》）

来俊臣为取吐蕃酋之婢，欲陷害其主，以官户无面首，乃使其党告之。此官贱民无告变之例也。侯思止本系私奴，以告舒王元名谋反，而身佩虎符。同书《裴寂传》亦谓“奴盗寂封邑钱百万，寂捕急，遂上变”，此私奴有告变之例也。又《唐律疏议》上云：

奴婢贱人，律此畜产，相杀虽合偿死，主求免者，听减。若部曲故杀同主贱人，亦至死罪，主求免死，亦得同减法……若是官奴自犯，不依此律。（卷六《官奴》“部曲”条）

“官奴自犯，不依此例”。则官奴私奴，于免罪方面，所受待遇，自然不同。至于受田方面，《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云：

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贱口……其口分，永业不与焉。

所谓“贱口”，大约指私贱民而言。盖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自无口分田与永业田之分。惟官户以地位不同，得受口分田。此官私贱民，在私权上所受待遇之不同也。兹将官私贱民异同之点，作简表如下，以殿本段：

四　贱民阶级之使用状况

在讨论贱民阶级使用状况之前，当先叙及者，即唐代势家大族使用奴婢之多。当时政府，虽三令五申，限制势家用奴，《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

（武后）永昌元年九月，越王贞破，诸家僮胜衣甲者千余人，于是限制王公以下奴婢有数。

所谓“奴婢有数”，大约如《通考》卷一一上所云：

武后大足元年，限制王公以下，奴婢多者二十人，少者一人。

至玄宗时，亦有同样且更明白地限制，《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

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约，定数驱使，虽王公之家，不得过二十人，其职事官，一品不得过十二人，二品不得过十人，三品不得过八人，四品不得过六人，五品不得过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过二人，八品、九品不得过一人。

然限者自限制，增多者自增多，文武百官，所有奴婢超此而上者，比比皆是。《新唐书》云：

主（太平公主）侍武后久……天下珍滋谲怪，充于家，供帐声伎与天子等。侍儿曳纨谷者数百，奴伯妪监千人，陇右牧马至万匹。（卷八《诸帝公主传》）

李谨行，靺鞨人……累迁营州都督，家僮至数千，以赀自雄。（卷八《诸帝公主传》）

冯盎字明达，高州良德人……罗窦诸洞獠叛，诏盎率众二万为先锋……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帝诏智戴还慰省，赏予不可计，奴婢至万人。（卷一一○《冯盎传》）

私家奴婢，多至万人，可知唐蓄奴风之盛。故名相如郭子仪，尚有家人（《苏氏演义》卷上云“俗呼奴为邦，今又以奴为家人也”）三千（《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良吏如杨玚，常曰：“得田十顷，僮婢十人……足矣。”（《新唐书》卷一三○《杨玚传》）甚至家徒壁立如崔郊之姑，亦有奴一人（《唐语林》卷四）。私人奴婢之多，既如此，官奴婢之类别又如彼，则使用状况，必极复杂。除工乐、太常音声人，名实相符，各有所司，无须缕述，及奴隶操劳家务，耕种田地，人所周知外，似非分项言之不可。

（一）在官衙服役　官奴婢之长役无番，及官户、杂户之分番上下，前已言之。然究做何工作，不能不加以说明，《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云：

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隶司农，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膳。

隶司农之官贱民，男人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膳，同书（卷四八）

《百官志》亦云：

官户奴婢有技能者配诸司，妇人入掖庭，以类相偶，行宫监牧及赐王公、公主皆取之。凡孳生鸡彘，以户奴婢课用。

“课养鸡彘”，亦为其工作之一。《唐六典》卷六“都官”条记载亦同，兹不赘。可知官户奴婢，有技能者入掖庭，无技能者始属司农诸司。至其在掖庭之工作，主要为缝级，同书《百官志》“内侍”条云：

妇人以罪配没，工缝巧者隶之。无技能者隶司农。诸司营作须女工者，取于户婢。

入于掖庭之女，称为宫女，其为缝级工作，《本事诗》亦云：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

宫女为战士缝袍，作此寄情诗。惟不独宫女为然，即少府之官贱民，亦多为缝级工作。《新唐书·刑法志》云：

轻罪及十岁以下至八十以上者、废疾、侏儒、怀妊皆颂系以待断，居作者著钳若校，京师隶将作，女子隶少府缝作。

官贱民之工作，大概如此。至其生活究系谁供给，须加以说明。所谓“太常寺给医药，司农寺给粮食，太府寺给衣料”，前已言之。兹据《唐六典》卷六“都官”条记载，更为明显详细。

凡配官曹，长输其作；番户、杂户则分为番。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膳厨，乃甄为三等之差，以给其衣粮也。

注云：四岁以上为小，十一以上为中，二十以上为丁。春衣每岁一给，冬衣两岁一给，其粮则季一给。丁奴春头巾一，布衫袴各一，皮靴一量并毡。官婢春给裙衫各一，绢襌一，鞋二量；冬给襦、复、袴各一，牛皮靴一量并毡。十岁以下，男春给布衫一，鞋一量，女给布衫一，布裙一，鞋一量；冬，男女各给布襦一，鞋靺一量。官户长上者准此，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三升五合，中男给二升。

此种赐予，在司农寺之官贱民，即为长役无番（官奴婢），或分番上下（官户、杂户）之日常报酬。兹为简明起见，表列如下：

国家发给官贱民生活费表

所谓小、丁奴及官婢，皆为官奴婢。而诸户，恐为官户、杂户之总称。盖官奴婢、官户、杂户，均隶司农寺，前已言之。再官奴婢有衣而无粮，官户杂户有粮而无衣，未免令人怀疑，兹据同书同条云：“诸官奴婢皆给公粮，其官户上番充役者亦如之。”可知官奴婢，亦有公粮之发给。况官奴婢既无口分田，又长役无番，更非公粮不可。又据《新唐书·百官志》云：“给户奴婢番户杂户资粮衣服”，则番户、杂户，国家亦发给衣服。前文所云，不过举一反三耳。再不独隶于司农寺之官贱民，衣粮由官发给，即隶于作监少府太子家令寺、内侍省、奚官局之官贱民，及隶于少府太常之工乐与太常音声人，亦受同一待遇。例如太子家令寺官奴，《唐六典》卷二七曾云：

凡官奴婢及番户杂户，皆给其资粮及春冬衣服等，数如司农给付之法……

再官奴婢，虽是“长役无番”。然每逢节令，或有特别事故，亦可休假。《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凡元冬、寒食、丧婚乳免，咸与其假焉。注云：官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产后及父母丧婚，放一月，闻亲丧放七日。则每年至少给九日假，倘遇产后及丧婚事，可给一月假。惟此恩惠，奴婢一生，不过一二遇耳。

（二）充作军队　用奴为兵，东晋已有之。《晋书》卷七四一《庾翼传》云：

翼欲率众北伐……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

此种奴兵，别于部曲。部曲在唐本奴隶而军队，军队而奴隶，前已言之。唐代用奴为兵，史籍所载，不一而足，《新唐书》卷五〇《兵志》云：

郭子仪之婿端王傅吴仲孺，殖赀累巨万，以国家有急不自安，请以子率奴马从军，德宗喜甚……

同书卷一三三《郭虔瓘传》云：

郭虔瓘……迁凉州刺史、河西节度大使，进右威卫大将军。四年，奏家奴八人有战功，求为游击将军……

所谓“率奴马从军”“家奴八人有战功”及同书卷八八《裴寂传》：“寂率家僮破贼”，可知奴兵余勇可贾，建功疆场，或非国家军队可比。《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

（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九月敕，士庶僮仆有骁勇者，官酬主直（值），并令讨击契丹。

当时契丹首领李尽忠，攻陷营州，守兵不足防御，乃敕买私奴，以作抵抗，则奴兵胜于官兵，已成为不可讳之事实。又《全唐文》卷二一一陈子昂云：

臣伏见恩制免天下罪人又募诸色奴充兵讨击者，是捷急之计。

亦以招募奴兵，为“捷急之计”，由此可见当时奴隶参加战争，必定不少，再当时有所谓“家僮”，实与今日之卫队无异。《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云：

朝恩又尝约子仪修具，元载使人告以军容将不利公，其下裹甲愿从，子仪不听，但以家僮十数往，朝恩曰：“何车骑之寡。”

“家僮”以下，继以“车骑”，必非僮仆长随，实如今日之卫队。同书《太宗诸子列传》云：“冲斩以徇，众惧，遂溃，惟家僮数十从之……”又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云：“帝（太祖）乃将世子及炖煌公等，率家僮十数巡营”，亦与此相同。总之，唐代贱民，应用颇广，出执干戈，入操家务，亦军队而奴隶，奴隶而军队也。

（三）用作赏赐　唐代奴婢，律比畜产，所以用作赏赐、卖买、赠予等，乃理所当然。兹分官贱民之赏赐与私贱民之赠予二项言之。

1.官贱民之赏赐　此种事实，仅据《新唐书》记载，为数实属不少。兹举例如下：

辅公祐反，寇寿阳，诏孝恭为行军元帅讨之……江南平。玺书褒美，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口，宝玩不赀。（卷七八《宗室列传》）

辅公祐据丹阳反，诏孝恭为帅，召靖（李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东讨……江南平……赐物千段，奴婢百口，马百匹。（卷九三《李靖传》）

帝（睿宗）嘉宪（睿宗嫡子）让，遂许之……以宪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实封至二千户，赐甲第、物段五千，良马二十，奴婢十房，上田三十顷。（卷八一《三宗诸子列传》）

（姜确）战有功，玺书慰劳，还，为金城郡公，赐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卷九一《姜确传》）

冯盎，字明达，高州良德人……罗、窦诸洞獠叛，诏盎率众二万为诸军先锋………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帝诏智戴还慰省，赏予不可计，奴婢至万人。（卷一一〇《冯盎传》）

以上之赏赐，多为战胜酬庸，数目多至万口，平时赏赐，如万安公主“有司给奴婢如令”（卷八《诸帝公主传》），马周“赐奴婢杂物”（卷九八《马周传》），张昌宗有司“给奴婢橐驼马牛”（卷一〇四《张昌宗传》），尤数见不鲜。至于赏赐宫人，《旧唐书》亦有记载：

张长逊……徙息国公，加赐宫人，彩千段。（卷五七《张长逊传》）

姜晈……赐宫女、名马及诸珍物，不可胜数。（卷五九《姜晈传》）

所谓“宫女”，即配没入掖庭之技能妇人，原为官贱民。由此可知唐代朝廷，赏赐贱民，次数之多，及贱民功用之大。

2.私贱民之赠予　私贱民之赠予，事实较少，为数亦不多，今据《唐语林》卷三云：

裴宽尚书罢郡西归汴中，日晚维舟，见一人坐树下，衣服故敞，召与语，大奇之……举船钱帛奴婢与之。

同书卷四亦谓“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一日忽致书于襄阳于司空頔……赐……奴婢各十人”。再有受朝廷赏赐奴婢，而以之转赠他人者，《新唐书》卷九九《李大亮传》云：

李大亮……以功赐奴婢百口……纵遣之。高祖闻，咨美，更赐俚婢二十……复赐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遗亲戚。

私贱民赠予，最多不过百五十口，比诸官贱民，相差甚巨。此种原因，盖因物主所有，多少不同，故在使用上，现出丰啬之差异耳。

五　私奴婢卖买之状况

前所谓买卖，是本为良人，而卖之为贱民。今所谓买卖，是本为贱民，而当作货物买卖，唐代买卖奴婢，大约限于私贱民中之私奴婢。盖“奴婢有价，部曲转事无估”，前已言之。此种买卖，本为法律所公认。兹分述其买卖手续，买卖市场，及奴婢价格如下：

（一）买卖手续　此种手续，约分为二，第一立券，第二过贱。《唐大诏令》卷五“改元天复赦”云：

旧格买卖奴婢，皆须两京市署出公券，仍经本县长吏引检正身，谓之“过贱”，及向父母见在处，分明立文券，并关牒太府寺。

换言之，凡买卖奴婢，须立契约，交有司查验，方为有效。不然，应受相当处罚。《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上云：

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

想当时“过贱”（查验已卖之贱民），必收相当买卖税，即“奴捐”。不然，何必费此麻烦手续？且唐以前之东晋，唐以后之元，皆有类似“奴捐”之征收。《通考·田赋考》上云：

晋自过江后至于梁陈，凡货卖奴婢牛马田宅，有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

《辍耕录》上云：

奴婢又有——红契，买到者，则其原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

东晋“奴捐”，值百抽四，唐代若干，确数难知，惟据《新唐书》卷一一四《崔从传》云：“扬州凡交易赀产奴婢，有贯率钱，畜羊有口算。”所谓“贯率钱”即每贯百分抽几。当时君主，曾视此税项，大开国库，设监征收。《新唐书》卷一一八《张廷珪传》云：

（武后）……诏市河南、河北牛马，荆益奴婢，置监登莱，以广军资（后张廷珪谏止）。

当时登州、莱州，为东口（新罗奴）贩卖市场（详后），“置监”，恐即为征收“奴捐”起见。

再据《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两京诸市署”条记载，奴婢卖买情况，颇为复杂。

凡卖买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凡卖买不和而榷固（榷谓专略其利，固谓障固其市）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若参市而规自入者，并禁之（谓在旁高下其价以相惑乱也）。

《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卖买不和”条云：“若参市，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当时买卖，似有垄断奴价之商人，及接洽交易之市侩，奴婢贩卖，已成为专门商业，尽可批发零卖，收屯居奇，利市三倍，视19世纪欧人贩卖黑奴，无以异也。

（二）卖买市场　唐代略卖良人及货卖奴婢，既极盛行，则贩卖市场，势不可少，最著者为交、广、泉、荆、益、扬、登、莱等州，兹分别言之如下：

1．交、广、泉三州　岭南诸州，货卖奴婢，前引《唐大诏令》，已经提及。兹据《柳宗元文集·童区寄传》云：

童区寄，柳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虚（墟）所卖之。

《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亦云：

（宪宗）元和四年闰三月敕：岭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虽处遐俗，莫非吾民……公私掠卖奴婢，宜令所有长吏，切加提搦，并审细勘责，委知非良人百姓，乃许交关，有违犯者，准法处分。

再前引同书同条云：“（文宗）太和二年十月敕，岭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断掠买饷遗良口”，可知岭南道之交、广二州，及江南道之泉州（福建），为奴婢卖买市场所在之地。盖唐代广州、泉州及交州之龙编（今河内）商业繁盛，外商云集，梁任公《中国文化史稿》“都市”章曾言之。奴婢既“律比畜产”，自必求售于市，与百货同列。前引《唐大诏令》“遂使居人男女，与犀象杂物，俱为货财”，即足证明。至于黔中道（玄宗时由江南道分出），卖买市场，究在何处，尚待考证。

2．荆、益两州　依前引《新唐书》卷一一八《张廷珪传》云：

（武后）……诏市河南、河北牛马，荆益奴婢，置监登莱，以广军资……廷珪上书曰……荆益奴婢，多国家户口，奸豪掠买，一入于官。永无免期。

可知益州、荆州，必为奴婢贩卖场所。不然，武后何以向之市奴。且以益州而论，当时商业，居天下第二，备极繁盛。《新唐书》卷一○七谓“蜀为两南一都会”，《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亦谓“三蜀奥区，一都之会”。商业既然发达，卖买奴婢，自所难免。

3．扬州　唐代商场，扬州第一，益州第二，《通鉴·唐纪》卷七五“景福元年”条云：先是扬州富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唐会要》卷八六“市”条云：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

扬州商业繁盛，梁任公《中国文化史稿》“都市”章言之颇详，兹不赘。

商业既然繁盛，自为奴婢最好销售之市场，前引《新唐书》卷一一四《崔从传》谓“扬州凡交易赀产奴婢，有贯率钱”，想其收入，必定不少。

4．登、莱二州　海盗虏掠新罗人，以登、莱二州为销卖市场。《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有如下之记载：

（穆宗）长庆元年三月，平卢军节度使薛平奏：应有海贼詃掠新罗良口，将到当登莱州界及缘海诸道，卖为奴婢者……起今以后，缘海诸道，应有上件贼詃卖新罗国良人等，一切断禁……

国家下令禁止，恐系官样文章，并无实效。《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传》云：“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足见登、莱二州，卖买奴婢，生意之盛。无怪武后竟欲“置监”收税，以裕国库也。

唐代奴婢，既同畜产，则当时繁华都市，谅皆有买卖。以上所举，不过就管见所及耳。

（三）奴婢价格　奴婢价值，清代以年龄大小，决定价格高低，唐代亦然。前引《唐大诏令》云：

岭南诸州……迫于征税，则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讨其利，以齿之幼壮，定估之高下……

此虽指卖良为奴而言，然“以齿之幼壮，定估之高下”，大约良奴皆同，兹据《新唐书》卷一三四《杨慎矜传》云：

会婢春草有罪，将杀之。敬忠曰：“勿杀，卖之可市十牛，岁耕田十顷”，慎矜从之。

由此可知一婢价值，等于十牛；倘是一奴，或不止此，可惜著者尚未考查出之。兹将其卖买手续、市场及其价格纳捐，并列于下，以殿本节：

手续：立券，过贱（查验）。

市场：交、广、益、扬、泉、荆、登、莱等州。

价格：一婢等于十牛。

纳捐：有贯率钱。

六　贱民阶级之身份地位

“奴婢律比畜产”，前已言之。吾人若明了畜产在社会上所处之地位，则奴婢之身份地位，不言可知。所以当时误认良人为奴婢，必受严重处罚。《唐律疏议》云：

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者，以略人论，减一等（流三千里）。（卷二五“妄认良人为奴婢”条）

诸错认良人为奴婢者，徒二年。（卷二六“错认良人为奴婢”条）

《唐国史补》卷下亦云：

陆兖公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参军，不下马。参军怒，欲贾其事，鞭背见血，入白兖公曰：“卑吏犯某，请去官。”

公从容谓曰：“奴见官，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参军不测而退。

奴见官不下马，本来“不打也得”，然参军偏要如此，则贱民身份地位之卑下，想已相习成风矣。兹从婚姻、刑罚及诉讼三方面叙述之：

（一）婚姻方面　贱民阶级除太常音声人外，有两种特别限制，第一“当色相婚”，第二“当色相养”。换言之，即严阶级之分，贱良不能通婚与相养。不然，必受法律严重处罚，《唐律疏议》云：

诸与奴娶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卷一四《户婚三》）

诸杂户不得与良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与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户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卷一四《户婚三》）

即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妾者，准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卷一四《户婚三》）

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各还正之。（卷一三《户婚二》）

若婢生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同上）

贱民娶良女为妻，固然禁止。同时良人娶贱民为妻，亦非法律所许。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只许为妾，不得为妻。此种婚姻限制，几乎成为中国民法上传统之法则。唐以后之《宋刑统》（“户婚”）、《元史·刑法志》（“户婚”）及《明律集解》（“婚姻”“婢”）条皆有同样规定。然法律上，虽禁止良、贱通婚，不过于处罚上多重贱轻良，故婢及客女等，多给主人随便蹂躏，《开元天宝遗事》云：

杨国忠于冬月，常选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风，盖借人之气相暖，故谓之肉阵。

所谓“肉阵”，简直视婢妾如被盖，侮辱女性，莫此为甚。至于养良人为子，处罚亦颇严重，《唐律疏议》律文云：

诸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养女杖一百，官户各加一等，与者亦如之。（卷一二《户婚一》）

若养部曲及奴为子孙者，杖一百。各还正之。（同上）

疏议：“杂户养官户，或官户养杂户，依户令，杂户、官户，皆当色为婚，据此即是别户为准法，不得相养，律既不制罪名，宜依不应为之法，养男从重，养女从轻，若私家部曲、奴、杂户、官户男女，依名例律……皆同百姓科罪。”

据此，则不独贱民，不能养良人为子，即贱民中亦不能互养为子，阶级森严，有如此也。

（二）刑罚方面　良贱阶级，唐代分别极严，法律多含有阶级性。所以刑罚上，自难得其平。同犯一罪，良贱处罚，截然不同。兹据《唐律疏议》记载，列举如下：

诸部曲殴良人者（官户与部户同），加凡人一等（加者加人于死），奴婢又加一等。若奴婢殴良人折跌肢体及瞎其一目者，绞；死者，各斩。（卷二二《斗讼二》）

其良人殴伤杀他人部曲者，减凡一等，奴婢又减一等。若故杀部曲者，绞；奴婢，流三千里。（同上）

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同上）

诸主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其有愆犯，决罚致死及过失者，各勿论。（同上）

诸部曲、奴婢过失杀主者，绞；伤及詈者，流。（同上）

诸部曲、奴婢詈旧主者，徒二年；殴者，流二千里；伤者，绞；杀者皆斩；过失杀伤者，依凡论。（卷二三《斗讼三》）

在此六条之中，良、贱不平等，约有四点。

（1）部曲、奴婢杀良人死罪，良人杀贱民者减一等，即流三千里；

（2）部曲、奴婢过失杀主者绞，良人杀奴婢流三千里；

（3）奴婢殴良人折跌肢体者绞，诸主殴部曲至死，徒一年；

（4）奴有罪，主杀之，不请于官者，杖一百，倘若请官，即为无罪。

又引文第六条，所谓旧主，即经放奴为良之人，论理已与奴无关系，然处罚仍然不同，足见阶级名分之尊严，终身不变也。至犯奸淫案，主奴处罚亦各不同，《唐律疏议》律文云：

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奴奸婢亦同）。（卷二六《杂律一》）

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强者，各加一等。折伤者，各加斗折伤罪一等。疏议云：奸己家部曲妻及客女，各不坐。（同上）

诸奴奸良人者，徒二年半；强者，流，折伤者，绞。（同上）

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之期亲，若期亲之妻者，绞，妇女减一等，强者，斩。（同上）

据此则奴犯奸案，处罚极重约分为三点：（1）奴奸婢杖九十；（2）奴奸良人徒二年半；（3）奴奸主绞。

反之主犯奸案，情形大异，亦分为三点：（1）良人相奸徒一年半；（2）良奸他人部曲等妇女，杖一百；（3）奸己家部曲妻等不坐。

两相比较，奴奸主则绞，主奸奴妻婢则不坐，一“绞”，一“不坐”，何啻天壤之别。欧洲中古，地主对于农奴妻子，有“初夜权”。唐代法律，如此优待主人，主人纵不有“初夜权”，恐奴妻客女，亦与之莫大便宜也。

诸主无故杀奴，只徒一年，律有明文。所以唐代主家，无故或因细过，杀奴之事，屡见不鲜。

窦轨……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浆公厨，既而悔焉，曰：“要当借汝头以明法。”命斩奴，奴称冤……（《新唐书》卷九五《窦轨传》）

（张）直方至，宣宗……下迁骁卫将军，奴婢细过辄杀。（同上卷二一二《张直方传》）

奴私侍儿，询将戮之，奴惧，结牙将作乱，夜攻询，灭其家。（同上卷一三二《沈询传》）

平心论之，张直方以细故杀奴，犹可说也。窦轨自遣奴出外取浆，反谓为犯法，执而杀之，实属无道。按律，犯法者，轨也。轨纵不自绳，亦不应处奴以死罪。在法律上，明白规定，奴奸婢者杖九十，何况又为和奸而非强奸，沈询直欲法外用刑，加以死罪，故无怪其反也。

至于奴杀主，则认为大逆不道，纵遇国家特赦，亦不在赦例。《唐大诏令》云：

武德元年……自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罪无轻重……皆赦除之。子杀父，奴杀主，不在赦限。（《神尧即位赦》）

《新唐书》卷八五《窦建德传》亦云：

滑州刺史王轨为奴所杀，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杀主，大逆，纳之不可不赏，赏逆则废教，将焉用命？”命斩奴而反轨首。

奴本有功于建德，惟在此主奴阶级森严之下，反受牺牲，嗟哉贱民。

（三）诉讼上　唐代良奴诉讼，虽有明文规定。惟实际上，矛盾多端，兹据《唐律疏议》律文记录如下：

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疏议云，“部曲、奴婢，主不为隐，听为主隐，非谋逆以上并不坐”。（卷六《名例六》）

按“同居相为隐”，本为唐律原则。惟遇谋反、谋叛、谋大逆三大事，则奴不得为主隐，必诉于官。不然，万一事发，则同没入官。然若除此三大事，奴隶诉主，亦受死罪。《唐律疏议》云：

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告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流。（卷二四《斗讼四》）

至于主告奴，且为诬告，该得何罪？同书又云：

其主诬告部曲奴婢者，即同诬告子孙之例，其主不在坐例（同卷同条）。

主诬告奴，既不在坐例，若非诬告，更不用说矣。

法律虽如此规定，然奴告主，纵是谋反，谋逆，亦“官官相护”，奴反受罪。《新唐书》卷九七《魏暮传》记载，即足证明：

大理卿马曙有犀铠数十首，惧而瘗之。奴王庆以怨告曙藏甲有异谋，按之无它状，投曙岭外，庆免。议者谓奴诉主，法不听，暮引律固争，卒论庆死。

奴隶告主，律有明文，惟议者反谓“奴诉主，法不听”，究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可知唐代社会，乃以“入主出奴”为原则，固不斤斤于法律也。

兹为简便起见，综合主奴处罚不平等之事项，表列如下：

然贱民身份，虽然卑下，不过遇本主势盛一时，亦常狐假虎威，欺侮良人，以下记录，可为一般之鉴：

成安公主夺民园，不酬值，朝隐取主奴杖之。（《新唐书》卷一二九《李朝隐传》）

时大行将蒇陵事，禁屠杀，尚父郭子仪家奴宰羊。（同书卷一三〇《裴谞传》）

张易之家奴，凌暴百姓，横甚，元忠笞杀之。（同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

不过此举，总非贱民之幸，盖凭势侮良，取得财物，不一定归为己有，惟发生祸端，则一身承当。所谓“小人得势，自忘形秽”，可笑亦复可怜也。

七　贱民阶级之解放运动

唐代贱民，既如此其多，所受待遇，又如此其苛，然本主中，不乏仁慈；贱民中，亦不少英杰，起而为解放运动。解放运动之方式，约分为被动与自动两种。被动之解放，又分为（一）国家及本主恩免，（二）主亡及老免两种。自动之解放，亦分为（一）逃亡，（二）叛变两种。兹分述之如下：

（一）被动之解放

1．国家及本主恩免。此种恩免，只限于官贱民。唐代官贱民之解放，经三个阶级，即前所谓“一免为番，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是也。此种制度，至元改为“一免为良人”。按唐太宗初即位，即放宫女三千余人，后世传为美谈。兹列举唐代国家恩免之情况，如下：

太宗贞观二年三月……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宝，赎男自卖者，还其父母。（《旧唐书·太宗本纪》）

敬宗……放掖庭内园没入者。（《新唐书》卷八《敬宗本纪》）

文宗……出宫女三千，省教坊乐工翰林伎术冗员千二百七十人。（同上卷八《文宗本纪》）

文宗……出宫女千人。（同上）

至于本主恩免，例亦不少，爰录之如下：

罗让累迁至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遗让，让访其所自曰：本某寺家人兄姊九人，皆为官所鬻，其留者唯老母自，让惨然焚其书，以归其母。（《太平御览》卷五〇〇《人事部·奴婢》）

武德五年，安州刺史李大亮以破辅公祐功，赐奴婢百人，大亮曰：“汝辈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为贱隶乎。”一一皆放还。（《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

（韩公）请烧弃佛骨，疏入，贬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为人隶者，公皆计，佣以偿其值而出归之。（《李翱文集·故政议大夫行尚书吏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

所谓“丹书”，乃官贱民籍，由来已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谓“裴豹隶也，著于丹书”。《唐大诏令》卷五“改元天复赦”亦有“丹书之辱”之语。故贱民解放为良，在官奴方面必毁丹书，在私奴方面，必除附籍。唐代私奴，除附籍之手续，《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一》规定如下：

诸放部曲为良，已给放书，而压为贱者徒二年。若压为部曲及放奴婢为良，而压为贱者，各减一等……疏议云：依户令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皆由家长手书，长子以下连署，仍经本署申牒除附。

据此则私奴被放为良，须经三道手续，第一家长予手书，第二长子以下连署，第三本署申牒除附，方为合法。倘不依此手续，诈除名者，律有明文，须受处罚。

诸诈自复除者，诈死及诈去工乐杂户者，徒三年。疏议云：……诈去工乐杂户等名字者，徒二年，其太常音声人，州县有贯，诈去音声人名者，亦同工乐之罪。（《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伪》）

足知唐代贱民，无论官私，一“进”一“放”，皆有一定之程序，不可混忽轻视。倘经放为良，不改本行，亦受处罚，《唐律疏议》卷四《名例四》疏议云：

工乐杂户之类，会赦之后，经责簿帐，即须改正，不改正，亦如本犯之律。

2．主亡及老免　倘遇本主死亡，或本身年老，皆可免为良人。《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武宗即位，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八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顷。

此为本主丧亡，解放为良之例，前引《唐六典》卷六“都官”条云：

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年六十及废疾，虽赦令不该，并免为番户；七十则为良人，任所居乐处而编附之。

此为老免之例。六十及残疾者免为番户，七十者免为良人。

至于贱民解放后之善后办法，国家亦妥为筹措，据《新唐书》卷五一、五二《食货志》记载，约分为三项（文长不录）。

（1）奴婢纵为良人，给复三年；

（2）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纵为良者，附宽乡；

（3）武宗即位，废浮图法……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

盖贱民于解放前，多系无产阶级，一经解放，倘不善为其后，岂不置之于死地，或逼之走险。所以附宽乡，给田亩及复三年之办法，自为解决贱民生活必不可少之图。

（二）自动之解放

1．逃亡　贱民如此受压迫，稍有志气者，绝难忍受，倘有机可乘，当然“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然，即发生暴动，打倒统治者。兹先叙其逃亡事实如下：

代宗纂业之始……元载专政……及载受戮，而逸奴为平卢军卒。（《杜阳杂编》卷二）

李宜得本贱人，背主逃，当玄宗起义，与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卫将军，旧主遏诸途，趋而避之，不敢仰视……（《朝野佥载》）

官奴曹达犯罪，（王）勃匿之，既惧事泄，杀达灭口，事觉当诛，会赦除名。（《全唐文》卷一七七“王勃”）

惟法律上，对于贱民逃亡及藏匿之者，处罚颇严。《唐律疏议》云：

若得逃亡奴婢，不送官而卖者，以和诱论；藏匿者减一等，坐之。即私奴婢买子孙及乞取者，准盗论，乞卖者，与同罪。（卷二〇《贼盗四》）

诸官户官奴婢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部曲私奴婢亦同）。主司不觉亡者，一口笞三十，五口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故纵官户亡者，与同罪；奴婢，准盗论。即诱导官私奴婢亡者，准盗论，仍令备偿。（卷二八《捕亡》）

诸部内容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里正笞四十，四人加一等；县内，五人笞四十，十人加一等。州随所管县通计为罪。各罪止徒二年，藏官户部曲奴婢亦同。（同上）

足见当时奴婢逃亡之多，国家为防微杜渐，乃设此严刑，“官户官奴婢逃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至于私贱民方面，则无法律规定，概由本主自由处置，盖“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本为国法所许。因此私奴逃亡，不幸中途拿获，处罚较为严重。《朝野佥载》上云：

筋断须续者，取旋覆根绞取汁。以根相对，以汁涂面而封之，即相续如故，蜀儿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续之，百不一失。

私奴逃走捉回，处罚至于刻筋，亦云惨矣。

2．叛变　贱民有机可乘，除逃亡外，必起来革命，称为“奴变”。古代罗马奴变之事，时常发生，就中以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之变，势力最大，几达到解放目的。唐代奴变，《新唐书》卷九〇《丘行恭传》有重要之记载，爰录之如下：

行恭有勇，善骑射。大业末，与兄师利聚兵万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群盗不敢窥境。后原州奴贼围扶风，太守窦珽坚守。贼食尽，无所掠，众稍散，归行恭。行恭遣其酋说贼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负粮持牛酒诣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众曰：“若皆豪杰也，何为事奴乎？使天下号曰‘奴贼’。”众皆伏曰：“愿改事公。”

此“奴贼”与明末“奴变”，含有同样意义，皆为反抗统治者之压迫，谋自由解放而奋斗。倘行恭不以小惠——负粮牛酒往——诱之，恐不致如此结局。《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亦有奴变之记载：

（义宁元年）十二月，陇西金城郡奴贼薛举等，破贼率唐弼于扶风，自称天子。初，弼遣使诣帝归款，投状扶风郡，而为薛举所围，帝遣援兵往扶风，未至，弼党在郡城外为举所图。

薛举为奴贼领袖，自称天子，声势浩大。倘能守西陲半壁天下，则中国历史必起一大转变也。再《新唐书》卷一〇〇《韦弘机传》亦云：

（高宗）太子弘薨，诏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院，不容终具，将更为之。役者过期不遣，众怨，夜烧营去。

此役者或为番户杂户之官贱民。盖此种人，分番上下，有一定时期，倘及瓜不代，势必发生暴动，故亦可称为奴变。

唐代之“奴贼”“奴变”，皆被压迫者要求解放。可惜素少训练，终归失败。

再除逃亡叛变外，“赎身”亦为自动解放之一。《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条云：

山南江淮间，寺家奴婢，比来有敕厘革，或有父母赎男女将归，岁月既深，今虽搜检，情非违敕，事恐扰人。

即此一端，可想当时父母，为子女赎身，或自己赎身，以求解放者，必定不少。

奴婢既然“律比畜产”，即如今日经济学所谓“生产手段”。盖生产手段，约分为三类：

（1）哑巴之工具：无生命工具，如斧头、刀、锯等；

（2）半哑巴之工具：虽有生命，而不能充分发表其感情之生物，即家畜等；

（3）能言语之工具：有说话能力之人类工具，即奴隶。

唐代贱民，除工乐、太常音声人外，即被视为生产手段，则上自国家，下及平民，必视为不可缺少之物。所以当时势家大族，使用贱民之多，与俘获掠卖风气之盛，全为此故。前引《唐律疏议》云：

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相杀虽合偿死，主求免者，听减。若部曲故杀同主贱人，亦至死罪，主求免死，亦得同减法。（卷六《名例六》）

杀人本当抵命，然贱民相杀，尽可法外施恩，此并不是优待贱民，实乃惠及奴主。盖一奴被杀于前，一奴受刑于后，奴主之生产工具，损失太大，故统治者（多半属于奴主），为顾全利益起见，乃定此通融法规。且唐代社会，劳动人少，坐食人多，贱民为劳动之中坚分子，更不可一日无之。《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云：

国家自天宝以来，宿兵常八十余万，其去为商贩、度为佛老、杂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

所谓“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则唐代二百九十年之天下，端赖贱人维持，不言可喻。惟当时不加以爱护，且施以种种虐待，律比畜产，生杀由人，可慨也夫！

第二节　娼妓阶级

一　娼妓之起源

我国娼妓之起源，大概胚胎于周襄王时代，齐国管仲之设女闾，即其始作俑者。《战国策》卷一《东周》引周文君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

按《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闾为二十五家。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人数之多，殊未可信。管仲相齐谋霸业，设此女闾，其意云何？《五谷颂》云：

昔秦始皇之法，夫为寄豭，杀之无罪，女为逃嫁，子不得母，至今日而俨然与衣冠宴会之列，不亦辱法纪而羞当世之士哉！忆是法也，谁为作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

是则管仲之设女闾，等于后世之有花捐也。

我国娼妓制度，既自“女闾”开其端，自此以后，无代无之。唐承六朝金粉之后，娼妓之多，空前未有。约分家妓、公妓两种。长安都城中，有所谓“北里”、“平康里”与“教坊”者，即为当日风流渊薮。此外繁盛之城邑，亦无不有妓女，托足其间。所以有唐一代，文武百官，学士才子，类多寻花问柳，流连忘返，恬不为怪。吾尝读唐人诗集，每遇风流韵事，兴趣盎然，爰作此篇，探讨唐代社会娼妓阶级生活之概况。

二　家妓之生活状况

家妓起源，在战国时代。赵吕不韦，曾以家姬，赠秦公子子楚。《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云：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其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邯郸诸姬”，本属官妓，不韦纳之，畜于家中，以供个人娱乐，遂为家妓之滥觞。迨及汉代，孝武卫皇后子夫及孝成赵皇后飞燕，亦系先为家妓，而后被召入宫。《汉书》卷九七上《外戚列传》云：

孝武卫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讴者（师古曰：齐歌曰讴）。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主求良家女十余人，饰置家。帝祓霸上，还过平阳主，主见所偫美人（师古曰：偫，储偫也），帝不说，既饮，讴者进，帝独说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宫。

同书卷九七下《外戚列传》亦云：

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师古曰：本宫人，以赐阳阿主家。宫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宫人，非天子掖庭中也）。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倢伃，贵倾后宫。

子夫、飞燕，初为他人家妓，学习歌舞，以供娱乐，后为皇帝赏识，纳之入宫，贵至皇后，亦云幸矣。唐代皇亲懿戚，公卿百官，以及骚人墨客，莫不养家妓，以供娱乐，以待宾客。故其身份介于婢与妾之间，且兼优伶性质。《云仙杂记》云：

李龟年至岐王宅，闻琴声曰：“此秦声”。良久又曰：“此楚声。”主人入问之，则前弹者，陇西沈妍也；后弹者，扬州薛满，二妓大服。

龟年闻琴声，即能辨别家妓之籍贯，允称惯家，因龟年本伶工也。《云溪友议》亦云：

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老，而小蛮丰艳，因为《杨柳枝词》以托意云。

《容斋随笔》卷一“乐天侍儿”条云：

世言白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绢随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若然，则红紫二绡，亦女奴也。

白乐天为唐代著名诗人，风流倜傥，家妓之美艳，命名之新颖，想非他人所及，然若论数目之多，则不能不推孙逢年。《云仙杂记》云：

长安孙逢年，醉无虚日，妓妾曳绮罗者二百余人。晚年衰惫，齿皆蚛龋，空虚如楼阁，而旧好不衰。

家中畜妓，至“二百余人”，不啻开美女展览会。

家妓之生活，除歌舞以供主人娱乐外，尚为主人待宾客，或侑酒。《白香山诗集·白乐天夜宴醉后留献酒侍中》诗云：

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翩翻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声一索珠。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初散又踟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

“此会人间曾有无”，可见彼等杯盘狼藉之余，左顾右盼，眉飞色舞之状。又《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诗云：

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见《香山诗集》）

“舞腰无力转裙迟”，座上佳客，只知“人间欢乐无过此”，焉知家妓跳舞之苦。李商隐《席上作诗》云：

淡云轻雨拂高唐，玉殿秋来夜正长；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唯事楚襄王。自注云：“余为桂州从事，故郑公出家妓，令赋高唐诗。”（见《才调集》）

《本事诗·情感第一》又云：

刘尚书禹锡，为苏州刺史，李司空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妓妙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高髻云鬓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恼乱苏州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

“司空见惯浑闲事”，可见当时宴会中，以家妓侑酒，如家常便饭也。同书《高逸第一》亦云：

杜牧为御史，分司东都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家妓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至。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传，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

杜牧为李司徒之上司，形拘势禁，宴会中，不敢邀致，讵知杜氏不以为然，自请赴席，且毫无拘束，恣意怡情。初则“凝目而视”，继则破口相问，终则请以“见惠”，“意气闲逸，旁若无人”，已不知凰宪为何物矣。《容斋随笔》“裴晋公禊事”条云：

唐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裴公首赋一章，四坐继和，乐天为十二韵以献，见于集中，今人赋上巳，鲜有用其事者。

此一胜会，皆属当时之名人，群贤毕至，满座高朋，“自晨及暮”，不为不久，“前水嬉而后妓乐”，不为不风流，“左笔砚而右壶觞”，不为不尽兴，无怪乎“望之若仙，观者如堵”。惜一班家妓，随人欢笑，应接不暇，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

家妓既为交际场中不可少之物，故常有以家妓缺少或丑陋，不足以娱宾客，至夺人之妓或妻，以为己有者。《本事诗·情感第一》云：

太和初，有为御史，分务洛京者……有妓善歌，时称尤物。时太尉李逢吉留守，闻之，请一见，特说延之，不敢辞，盛妆前往，李见之，命与众姬相面。李妓且四十余人，皆处其下。既入，不复出……信宿绝不复知，怨叹不能已，为诗两篇投献。明日见李，但含笑曰，“大好诗”，遂绝。诗曰：“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尚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嫦娥归处月宫深；纱窗暗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此时天下月，只应遍照两人心”。

同诗又云：

宁王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属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曰：“莫以今时宠，而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由此两例，可见当时世家大族，恃势横行，荒淫无度，家藏数十妓，尚不知足，至夺人妻，拆散其家室，人欲横流，古今同慨也。

唐代豪富之家，畜妓如此其多，非妻非妾，与主人既无伦理上之关系，一旦色衰爱弛，或情海翻波，结局必将之遣散，或赠送他人。兹分别述之如下：

1．遣散　家妓之遣散，多属主人厌倦之余，或精力不给之际，此事于白居易《白香山诗集》数见不鲜，《病中感旧·石上字》诗云：闲拨船行寻旧地，幽情往事复谁知，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据《容斋五笔》云：

初读乐天石上旧字诗，有陈结之并无所经见，全不可晓，后观其对酒有感寄李郎中诗：“往年江外抛桃叶，去岁楼中别柳枝。”注云：“桃叶，结之也，柳枝，樊素也。”然后结之义始明。

《别柳枝》诗云：两枝杨柳小楼中，袅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袅娜多年伴醉翁”，可见其已饱脂粉气味，日久生厌。

《春尽日宴罢感句独吟》诗云：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独掩扉，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素一时归。

又《梦得继》云：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

又《复戏答》诗云：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飞向别人家，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柳老春深日又斜”，此乃自悲老暮，已无精力与花争，只得忍痛割爱，“任他飞向别人家”。

《不能忘情吟（并序）》云：

乐天既老，又病风，乃录家事，会经费，去长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柳枝，人多以曲名之，由是名闻洛下，籍在经费中，将放之。

樊素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如此美人，若非“既老又病风”，焉肯舍弃？

此外《才调集·司空曙病中遣妓》诗云：万事伤心在目前，一身垂泪对花筵，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此诗真是作者满腔悲感，盖“黄金用尽教歌舞”，本欲留待自己享用，无奈年老多病，不能消受艳福，如花似玉之美人“留与他人乐少年”，焉能不“垂泪对花筵”。

2．赠送　家妓之于主人，既视为私有财物，且与主人无名分伦理上之关系，则以之赠送朋友，毫无足怪。前引《本事诗·情感第一》云：

刘尚书禹锡，为苏州刺史，李司空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妓妙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李因以妓赠之。

前引同书《高逸第一》又云：

杜牧为御史，分司东都时，李司徒罢镇闲居……李乃大开筵席……以杜持宪，不敢邀至。杜遭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传，宜以见惠。”

据此，可见当时。以家妓为礼物，“互相赠送”，为数不少。

此外家妓亦有因年老色衰或厌倦风尘而出家为尼，了此残生者。《全唐诗话》杨郇伯《送妓人出家》诗云：

尽出花钿与四邻，云鬓剪落厌残春；暂惊风烛难留世，便是莲花不染身。贝叶欲翻迷锦字，梵声初学误梁尘；从今艳色归空后，湘浦应无解珮人。

因“厌残春”与“风烛难留世”，然后出家，亦情势使然也。至于家妓，为主人守节殉死，间亦有之，白居易《叩弹集·燕子楼诗序》云：

徐州故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余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余，酒酣，出盼盼以佐饮，欢甚。余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尽欢而去，尔后绝不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绩之访余，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绩之从事武宁军，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没，归葬于洛，而彭城（徐州）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余爱绩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题其作三绝句曰：“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夜月，秋来只为一人长。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著即潜然；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

《白香山诗集·感故张仆射诸妓》诗亦云：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此两诗中“争教红粉不成灰”和“一朝身去不相随”，实有逼盼盼殉死之意。无怪《尧山堂外纪》云：

此诗为讽盼盼而作，盼盼得诗，反覆读之，泣曰：“自我公薨，妾非不能死，恐后人以我公重色，有从死之妾，是玷我公清范也。”乃答白公诗曰：“自守空房恨敛眉，形同春后牡丹枝，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

旬日不食而死。

白居易既“不会人深意”，诗句太过讽刺，遂置盼盼于死地，家妓之末路，亦可怜也。

三　公妓之种类

公妓系官厅所设，为公家所有物，长官可以随意使用，妓女唯有服从而已。公妓约分为三种，即（一）供天子娱乐之宫妓；（二）供官吏娱乐之官妓；（三）供军士娱乐之营妓。兹分别述之如下：

（一）供天子娱乐之宫妓　我国宫妓之设，原以供天子娱乐，性质颇似朝鲜之官妓，起源不可考。《晋书·武帝本纪》云：大康二年……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此“妓妾五千人”，即为宫妓之滥觞。唐代于京都设教坊，系宫妓藏娇之所，《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云：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京都置左右教坊。

玄宗以前，宫中之倡优杂技，皆归太常礼乐司掌管，至文宗时，始改设左右教坊，独掌声乐之曲，优倡曼衍之戏，《文献通考·乐考》云：

唐文宗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畜优倡杂技，乃改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

教坊既为宫妓聚居之地。同时人数又多，不得不设官司之。《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云：“掌倡优杂戏，以中官为教坊吏。”宫妓，系唐代皇室之娱乐品，故当时文人学士，赋诗填词，以此作题者，实属不少。例如李白《宫中行乐词》云：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朝阳。李商隐《宫妓》诗云：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肢，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王维《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禊饮应制》诗云：画鹢移仙妓，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春风。又《奉和圣制十五夜然灯继以酺宴应制》诗云：仙妓来金殿，都人绕玉堂，定应偷妙舞，从此学新妆。

宫妓之使用，本供天子娱乐，然有时亦为天子侍寝，则称为“侍人”，郑良《孺诗话》云：

唐妓女入宜春苑，谓之内侍人；骨肉居教坊，谓之内人家；有请俸得幸者，谓之十家，盖家虽多，亦以十家呼之。

《教坊记》亦云：

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也。其家犹在教坊，谓之内人家，敕有司给赐同十家，虽数十家，犹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内人母得以女对，无母则姊妹若姑一人对，十家就本落，余内人并坐内教坊对，内人生日则许其母姑姊妹皆来对，其对所如式。

因受宠爱，饮食起居，不离帝左右者，亦常有之。《开元天宝遗事》“眼色迷人”条云：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盼，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迷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宫妓平时演剧，天子且亲为指道。《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云：

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子弟，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子弟，居宜春北院。

至于宫妓演剧情形，《教坊记》记载特详。

凡欲出戏，所司先进曲名，上以墨点者即舞，不点者即否，谓之进点。戏日内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卅五天，重来叠，不离此两曲，余尽让内人也……凡楼下两院，进杂妇女，上必召内人姊妹入内赐食，因谓之曰：今日娘子不须唱歌，且饶姊妹并两院妇女。于是内妓与二院歌人，更代上舞台唱歌。内妓歌，则黄幡绰赞扬之；两院人歌，则幡绰辄訾诟之。有肥大年长者，即呼为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宾阿妹，随类名之，标弄百端。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常在至尊左右为长八。

宫妓不独演戏以娱乐天子，而且作假战斗游戏以取乐焉。同书“风流阵”条云：

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目为风流阵，以霞帔锦被张之为旗帜，攻击相斗，败者罚巨觥，以为戏笑，时议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兵乱，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似此不务政治，恣意宫妓之乐，国家前途，其何谓淑！真是“禄山兵乱，天意人事，不偶然也”。不独君主蓄有宫妓，即帝室亲王亦多有之，兹据《开元天宝遗事》，举例如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于火，惟于妙妓怀中揣其肌肤，称为暖手，常日如是。（“香肌暖手”条）

申王每醉，即使宫妓将锦彩结一兜子，分宫妓辈抬舁归寝室。（“醉舆”条）

申王，每至冬月，有风雪苦寒之际，使宫妓密围于坐侧，以御寒气，自呼为妓围。（“妓围”条）

皇子王孙姬妾盈庭，然犹未足，再置宫妓，“使其密围于坐侧”以取暖，而“香肌暖手”，尤为奇闻。

（二）供官吏娱乐之官妓　官妓特为地方官而设，以供应酬娱乐不时之需，起源盖在汉武帝时。《辍耕录》卷一三云：“古称妓为官婢，亦曰官奴，汉武帝始设营妓，为官奴之始。”此种官奴，即为官妓之别名。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时，有《醉歌示妓人商玲珑》诗云：

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地方官与官妓，既有瓜葛，虽去任后，每以鱼雁相交，表示眷恋之忱。白居易有《代诸妓赠送周判官》云：

妓筵今夜别姑苏，客棹明朝向镜湖。莫泛扁舟寻范蠡，且随五马觅罗敷。兰亭月破能回否，娃馆秋凉却到无？好与使君为老伴，归来休染白髭须。

又白居易《湖上醉中代诸妓寄严郎中》诗云：

笙歌杯酒正欢娱，忽忆仙郎望京都。借问连宵直南省，何如尽日醉西湖？蛾眉别久心知否？鸡舌含多口厌无。还有些些惆怅事，春来山路见蘼芜。

地方官对某人不满，可以派官妓代为招待，以捉弄之，《丽情集》云：

严尚书宇镇豫章，以陈陶操行清洁，欲挠之，遣小妓号莲花者往侍焉，陶殊不显，妓为诗求去云：“莲花为貌玉为腮，珍重尚书遣妾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神女下阳台。”陶答之曰：“近来诗思清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已向升天得门户，锦衾深愧卓文君。”

陈陶“近来诗思清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以致严宇伎俩未能实现，所惜者，莲花身不自主，为人傀儡，以致“虚劳神女下阳台”。

地方官既有任意玩弄官妓之优先权，有时洒酣兴烈之余，慨然以之赠人者。《旧五代史·马郁传》云：

尝聘王镕于镇州，官妓有转转者，美丽善歌舞，因宴席，郁屡挑之。幕府张泽亦以文章名，谓郁曰：“子能座中成赋，可以此妓奉酬。”郁抽笔操纸，即时成赋，拥妓而去。

当时地方官，不独玩弄本地之官妓，且函邀邻郡官妓，以供娱乐。《尧山堂外纪》云：

玲珑余杭妓者，乐天作郡日，赋诗与之。时微之在越州，闻之，厚币邀去，月余始遗还，赠之诗兼寄乐天云：“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寄君词，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

地方官若与官妓发生密切关系，去职时，可携之以去。《杜樊川诗集·张好好诗序》云：

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

上级地方官，若时见下级地方官之妓，合乎己意，亦可随便夺取。《本事诗·情感第一》云：

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官妓善歌，色亦娴妙，昱属情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自晋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饯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歌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命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泪下随言，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乃笞之，命与妓百缣，即使归之，其词曰：“好是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人情；黄莺坐久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似此风流艳史，当时定属不少。

（三）供军士娱乐之营妓　营妓之设，说者谓盖以慰藉军士者，始于春秋时代越国。《越绝书》卷八云：

独妇山者，句践将伐吴，徙寡妇致独山上，以为死士，示得专一也。去县四十里。后说之者，盖句践所以游军士也。

此为营妓之滥觞。至汉武帝时正式成立，《汉武帝外传》云：“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息者。”其说未知真假，然而唐之营妓，实即官妓之别称，故为官僚往来，必有营妓奉迎。《尧山堂外纪》云：

唐宋间，郡守新到，营妓皆出境而迎，既去，犹得以鳞鸿往返，靦不知异。

《金华子杂编》亦云：

杜晦辞……永宁刘相国镇淮南，又辟为节度判官，方始应召。狂于女色，有父遗风。赴淮南之招，路经常州，李赡给事方为郡守晦辞于祖席。忽顾营朱娘言别，掩袂大哭，赡曰：此风声妇人，员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辇元作军。随而遗之。

爱之不忍舍，又不敢强求，乃“掩袂大哭”，未免色狂，无李赡之慷慨，眼泪岂非徒洒。营妓环境，或不如官妓，然才貌双全者，亦不乏人，《唐语林》卷六云：

唐元稹使西蜀，纳营妓薛涛，稹后登翰林，涛以松花笺寄之，稹就所献纸赠一篇云：“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题笔，个个公卿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雾，菖蒲花发五云高。”

以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之聪慧，及“文章分得凤凰毛”之才华，而屈居营妓，未免可惜。同书同卷又云：

唐人某尉，充淮南节度使幕僚，奉使塞北，赠别营妓卿卿诗云：“怜君无那是多情，枕上相看直到今；月照绿窗人去后，鸦啼红粉泪纵横；愁肠只向金闺断，白发应从玉塞生；为报花时少惆怅，此生终不负卿卿。”

“此生终不负卿卿”，某尉固属多情，卿卿亦幸得知音也。

四　妓馆之状况

唐代妓馆，在长安者，公妓区域名为“某里”，如平康、北里。里之内，分为“某曲”，如南曲、中曲之类。曲或与今日北方之胡同（指八大胡同）相似。妓馆内部布置华丽宽敞。《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条云：

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视之。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焉。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帏幌之类称是。

此中妓女之来源，多由于出资购买，间亦以欺骗手段得之，同书同条云：

诸女自幼丐，有或佣其下里人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

同书“王团儿”条记宜之之受人诱骗为妓，云：

常语予（《北里志》作者孙棨）：“本解梁人也。家与一乐工邻，少小常依其家学针线，诵歌诗。总角为人所误，聘一过客，云入京赴调选，及挈至京，置之。于是客给而去，初是家以亲情接待甚至。累月后，乃逼令学歌令，渐遣见宾客，寻为计巡辽所嬖，韦宙相国子及卫增常侍子所娶，输此家不啻千金矣。间者亦有兄弟相寻，便欲论夺，某量其兄力轻势弱，不可夺，无奈何，谓之曰：“某已失身矣，必恐徒为。”因由其家得数百金与兄，动哭永诀而去，每遇宾客话及此，呜咽久之。

妓女在妓馆中，行动多不自由，常受鸨母监视压迫。同书同条云：

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初教之歌……微涉退怠，则鞭扑备至……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康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盖有期于诸妓也。

至于宫妓所居区域，则称为“坊”，坊之外为“苑”或“院”，例如“宜春院”，《教坊记》云：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习。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门外，即苑之东也，其间有顷余水泊，俗谓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坊中妓女，因气味相投，多结拜为兄弟姊妹，《教坊记》又云：

坊中诸妓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聘之者，辄被以妇女称呼，即所聘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

京都之外，妓馆最多，首推扬州，盖当时扬州，商业之盛，居天下第一。《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条云：

唐世盐铁转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

扬州妓馆之高，以及营业之盛，可于唐诗中见之，《全唐诗》卷一一王建《夜看扬州市》诗云：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同书卷一一权德舆《广陵诗》云：

广陵（扬州）实佳丽……八方称辐辏，五达如砥平……层台出重霄，金碧摩灏清。交驰流水毂，迥接浮云甍。青楼旭日映……

王诗之“高楼”，权诗之“青楼旭日映”，可见妓馆建筑高大，而“夜市千灯”“笙歌彻晓”“红袖客纷纷”，尤足以想象当时娼寮之繁华以及生意之兴盛。

五　娼妓阶级之才学

唐代妓女多才多艺，文人学士，趋之若鹜，因之声名益噪，公卿以下，皆以表德呼之，《北里志·序》云：

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量人物，应对井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至杨秉之惑，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

妓女既能诗能文，无怪白居易、杜牧辈，以气味相投，多与之唱和，流连花丛也。

兹据同书，例举当时妓女，自慨身世，或与游客酬答之诗词如下：

（某日会宾）病疾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于砌前，顾落花而长叹数回，因索笔题诗云：“气余三五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酒，相邀无后期。”（又其后将死时，作绝命诗四章）一曰：“昨日寻仙子，辎车忽在门，人生须到此，天道竟难论。客至皆连袂，谁来为鼓盆，不堪襟袖上，犹印旧眉痕。”二曰：“残春扶病饮，此时最堪伤，梦幻一朝毕，风流几日狂。孤鸾徒照镜，独燕懒归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觞。”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骏奔皆露胆，麇至尽齐眉。花坠有开日，月沈无出期，宁言掩丘后，宿草便离离。”四曰：“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捧心还动我，掩面复何人。岱岳谁为道，逝川宁问津，临丧应有主，宋玉在西邻。”（“颜令宾”条）（注云：此种诗句，字字由肺腑流出，寓意深长，情感悲悒，有不可卒读者，非有高才深感，讵能道其只字。）

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丰约合度，谈论风雅，且有体裁……次曰小福，字能之，虽乏丰姿，亦甚慧黠。予（即《北里志》作者孙棨）在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闲时，同诣此处，与二福环坐，清淡雅饮，尤见风态，予常赠宜之诗曰：“彩翠仙衣红玉肌，轻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劝刘郎饮，云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缘带宝，每忧风举倩持裾；谩图西子晨妆样，西子原来未得如。”得诗甚多，颇以此诗为称惬，持诗于窗左红墙，请予题之，及题毕，以未满壁，请更作一两篇……予因题三绝句……尚差数行未满，翌日诣之。忽见自札后宜之题诗曰：“若把文章邀劝人，吟看好个语言新，虽然不及相如赋，也值黄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际，常惨然悲郁。如不胜任，合坐为之改容，久而不已，静询之，答曰：“此踪迹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计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呜咽久之。他日忽以红笺授余，泣且拜，视之。诗曰：“日日悲伤未有图，懒将心事话凡夫，非同覆水应收到，只问仙郎有意无。”（其后宜之适人，一日孙棨过其门，宜之使福之遗以诗）云：“久赋恩情欲托身，已将心事再三陈，泥莲既没移栽分，今日分离莫恨人。”（孙览之，不胜感喟，深悔失机。）（“王团儿”条）

润娘归郭锻后，郭有前妻并因事忙，不能常至润娘处叙欢，而润娘性浪漫，仍不时与旧客往来，事泄，每为郭所痛殴。一日，润娘用彩笺题诗寄其相好郑光业云：“应是前生有夙冤，不期今世恶姻缘；蛾眉欲碎巨灵掌，鸡肋难胜子路拳；只以吓人传铁券，未应教我踏金莲；曲江昨日君相过，当下遭他数十鞭。”光业得诗后，即取笔答之，诗云：“大开眼界莫言冤，毕世甘他也是缘。无计不烦干偃蹇，有门须是疾连拳。”（“楚儿”条）

（丁）王苏苏在南曲中，屋宇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善谈谐。有进士李标者，自言李

之后，久在大谏王致君门下，致君弟侄，因与同游焉，饮次，标题窗曰：“春暮花株绕户飞，王孙寻胜引尘衣，洞中仙子多情态，留住阮郎不放归。”苏苏先未识，不甘其题，因谓之曰：“阿谁留郎君，莫乱道！”遂取笔继之曰：“怪得犬惊鸡乱飞，羸童瘦马老麻衣，阿谁乱引闲人到，留住青蚨热赶归。”（“王苏苏”条）

唐代妓女，擅长诗词，不止此数者，其与游客互相酬答，及自慨身世之诗句，美不胜收。盖当时文人才子，多与之公开往来，几于名士，无不风流，自许为儒生典型，缙绅模范之权德舆，然犹以不到扬州妓院一游，谓为“书窗误一生”，前引其《广陵诗》云：“广陵实佳丽……颦蛾价倾城……曲士守文墨，达人随性情……肯学诸儒辈，书窗误一生。”所以妓馆所在之地，有“风流薮泽”之称。《开元天宝遗事》云：

长安有平康坊者，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所谓“新进士皆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唐摭言》卷三亦有同样记载：

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不独新进士逗留妓馆，即皇帝亦多微服行幸。《北里志·序》云：

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学子则狎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事，故进士自此尤盛……

可知唐代，上自帝皇，下及名士，无不喜作北里之游，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谓“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信然。

第三节　劳动阶级

一　劳动阶级环境之转变

所谓劳动阶级，乃指劳其体力以谋生活者。换言之，即农、工、奴隶及商人等。顾唐代商人，势力最大。前引《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云：

自京师禁飞钱……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

身虽劳动，势力可反抗官宪。所以唐代劳动阶级，舍商人不论，只有农、工、奴隶三者。奴隶已见于前，工人史料，极为缺乏，故本篇范围，限于农民方面。农民分为自耕农与佃户两种，两者之身份地位与经济状况，虽各不相同，然皆属于劳动阶级。

我国自古以来，皆以农立国。农民占国民绝对多数，财政之源，惟此是赖。因此所遭虐政，受苦特甚。唐代天宝以前，政治清明，国库充裕，劳动阶级尚不受若何痛苦。及天宝以后，官多法乱，劳动阶级之痛苦，遂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因“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于是苛政杂税，无不从此而生，劳动阶级，而大受其害，唐亦以“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

二　豪强之兼并与贪官之榨取

唐初人口稀少，政治优良，行均田制，人人有田可耕，农民尚不至于饥荒，《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唐制，度田以步，其阔一步，其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

《通典·食货门》亦云：

（开元二十五年令）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

授田数目，大致相同，授田之后，依例不得卖买，但遇特别情形可以通融，《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即永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

《通典·食货门》亦云：“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据此则，“贫无以葬”“自狭乡而徙宽乡”，可以卖田，若从远役在外任，可以贴。赁卖买手续，系双方申牒有司报告。同书《食货门》又云：

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

田地既可私相卖买，则豪富之兼并势所难免，高宗时，曾下诏禁之。《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初，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

然农民为贫困及赋税所迫，又安能坐待饥困，故虽明知法犯令，亦非出卖田地不可。《册府元龟》卷四九五“田制”条引“开元二十四年诏”云：

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

可见当时田地买卖，极其盛行。豪富之家，不独蔑视法章，收买贫民土地且恃势横行，公然霸占。

此事始于太宗时，而盛于高宗。兹据《旧唐书》举例如下：

召拜泽州刺史……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卷五八《长孙顺德传》）

永徽五年，累迁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卷一八五《贾敦颐传》）

（宇文融）密奏从愿广占良田，至有百余顷。（卷一○○《卢从愿传》）

所占田地，幸赖贤明官吏依法夺回，分给贫户，但为官者，安得人人如此，谅已被占而无从收回者，必不在少数。

自来县令，循吏少而贪官多，唐朝地方官，除少数清廉外，类多贪污，榨取农民。《全唐文》卷六六七白居易《论王锷欲除官事宜》云：

王锷在镇日，不恤凋残，唯务差税，淮南百姓，日夜无憀，五年诛求，百计侵削，钱物既足，部领入朝……凡有耳者，无不知之。

污吏对于贫苦无救之农民，竟至“五年诛求，百计侵削”。待“钱物既足”，复升官晋爵“领入朝”。吾不知唐朝纲纪，犹有存者乎。

当时地方官吏之榨取，半为肥己，半为奉上，《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云：

（元素）有吏才，初为武德令，时怀州刺史李文暕将调，率金银造，常满樽以献，百姓甚弊之，官吏无敢异议者。元素抗词固执，文暕乃损其制度，以家财营之。

唐代地方官，既蓄意剥削，同时朝廷以国库空虚，亦心存聚敛，于是官无论大小、钱不问多寡，迎上意皆争先进奉，以邀恩宠。然试问奉上之钱帛，何自而来？《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云：

帝（德宗）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南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伟、李锜，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羡余”。至代易，又有进奉。当是时，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谪官吏，刻禄禀，增税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进奉，取于税入，十献二三，无敢问者。

既“以常赋入贡”，何从得“羡余”，除向农民榨取外，别无生财之道。至于吏胥催租，《白香山集·重赋》诗有明白之叙述。诗云：

……奈何岁月久，贪官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尤有甚者，吏胥催租，不问有无，皆任意苛索，民偶不给，则围其宅而强夺之。《通考·田赋考》卷三云：

宝应元年，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赋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

似此向百姓榨取，直与盗匪之劫掠无异，尚何官吏之足言。

三　劳动阶级受课役漕运之苦

农民果有足额之田地，课以国税，理固当然。无奈原有土地，多为豪富兼并，而仍纳原额之税，则富者免征，贫者重纳，此农民所以苦也。《毗陵集》卷一八载独孤及《答杨贲处士书》云：

然来书所陈，富人出万，今易以千；贫人出百，今亦数倍。富倍优，贫倍苦，窃详雅旨，事或未然。昨者据保簿数百姓，并浮寄户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赋……每岁三十一万贯之税，悉钟于三千五百人之家。谓之高户者，岁出千贯。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贯。以是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犹输四五十贯，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戚。

如此巨额之王赋，悉责之于少数农民。多数富豪大地主，则“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赋”，岂得谓平。然穷苦百姓，亦莫之奈何，只有“典桑卖地纳官租”（白居易《杜陵叟》），或“输官不足归卖屋”（元稹《田家词》）而已。故《昌黎全集》卷三七《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云：

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折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再义仓之设，本为惠民。然自中宗以后，官多移用，并勒农民出输送脚钱，适以扰民。《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云：

自是（贞观二年）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

同书同志引“开元四年五月廿一日诏”云：

诸州县义仓，本备饥年赈给，近年以来，每三年一度，以百姓义仓糙米，远赴京纳，仍勒百姓私出脚钱。

至大历年间，又税青苗钱，此种税法，更较收获后所征之正税为苛。《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大历）二年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以国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

唐代农民，既多贫困，且缴各种苛税，其不爰徙其居，或铤而走险者，寡矣。

唐初行府兵制，人民服役日数，本有一定。《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云：

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

唐代兵役，日数虽有一定，惟每逢征调，急于星火，初婚之人，一经点到，亦须出发，吾人试读杜甫《新婚别》，殊觉情形之凄惨。诗云：

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

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

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顾此乃系王事行役，亦非夫婿心中所愿，故只自叹命苦，“沉痛迫中肠”，空帏独守，洗却红妆，“与君永相望”而已。

征途危险，生死莫测，人民视为畏途，不惜自残躯体，以期幸免，白居易《长庆集》卷三《新丰折臂翁》诗云：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按天宝十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讨云南蛮败绩，死亡六万人，有诏募两京及河南河北兵驰救，人民不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押送军前老翁折臂，虽“痛不眠，终不悔”，盖喜老身今独在，不作云南望乡鬼也。

然有时虽自残形体，不独不免役，而且获罪。《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六年诏”云：自今有自伤残废者，据法加罪，仍服赋役。人民不肯服兵役之原因，除征途危险外，且苦于行军费用，自行筹备。《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云：

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岁遣千余人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

人民欲谋避免当兵之苦，只有分居，使人口减少，不及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之数。《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明年（玄宗二十六年）又诏民三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二十以下为中，又以民间户高丁多者，率与父母别籍异居，以避征戍，乃诏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

至于家财富裕者，避免兵役之法，则以金钱贿赂。《全唐文》卷一五八刘仁轨《陈破百济军事表》云：

从显庆五年以后，频经渡海，不被纪录，州县发遣百姓充兵者，其身少壮，家有钱财，赂与官府，任自东西藏避，即并得脱，无钱用者，虽是老弱，催皆令来。

唐初于东北西北，连年用兵，天宝以后，内部又屡起藩镇之乱，人民苦于徭役，不堪言状。后并耕牛，亦为兵士所夺，民生益困。《全唐文》卷六五一云：

况河南府耕牛素少，昨因军过宰杀，及充递车，已无大半。今若更发四千余车，约计用牛一万二千余头，假令估价，并得实钱，百姓悉皆愿去，亦须草木尽化为牛，然后可充给头数。今假令府司排遣，十分发得一二，即来岁春农，必当尽废，百姓坐见流亡……恐饥荒荐至。

“亦须草木尽化为牛，然后可充给头数”，可见当时需索之多，农民耕牛，早已被夺，试问何以为生，恐不仅“流亡”而已也。且当时之兵，节制不严，旌旗所过，劫掠时生。《韩昌黎集》卷一九《与鄂州柳中丞书》云：

天下之兵，乘机逐利，四出侵暴，屠焚县邑，贼杀不辜，环其地数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许、颖、淮、江，为之骚然。

似此状况，继续演变，又恐不独“骚然”而已也。

唐代建都于长安，用兵西北时，所用军饷，皆由东南运去。自运河而黄河，舟楫之劳，多役民为之。《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云：

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二鈲于胸，而绳多绝，挽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

挽夫遭难，反“以逃亡报”，且复“系其父母妻子”，以治之罪。人民何辜，遭此荼苦！

人民挽舟，本忍痛为之，然有司反别开花样，以取乐焉，同书同卷云：

先时民间唱俚歌曰：“得体纥那邪”，其后得宝符于桃林。于是陕县尉崔成甫更《得体歌》为《得宝弘农野》，坚命舟人，为吴、楚服，大笠、广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广之为歌辞十阕，自衣阙后绿衣、锦半臂、红抹额，立第一船，为号头以唱，集两县妇女百余人，鲜服靓妆，鸣鼓吹笛以和之。众艘以次辏楼下，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

此种劳民荒淫，与隋炀帝南幸在运河途次行乐，无以异也。

漕运以水途辽远，须时又久，到达之日，及所运之粮米当然有所损耗，然官吏不察，每治挽夫罪。同书同卷云：

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议米至渭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后判度支皇甫镈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过者死；盗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败挽，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禁锢连岁，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数。

王建《王司马集·水运行》亦云：

西江运船之红帜，万棹千帆绕江水。去年六月无稻苗，已说水乡人饥死。县官部船日算程，暴风恶雨亦不停。在生有乐当有苦，三年作官一年行。坏舟畏鼠复畏漏，恐向太仓折升斗。辛勤耕种非毒药，看着不入农夫口。用尽百金不为费，但得一金即为利。远征海稻供边食，岂如多种边头地。

原来漕米到达时，所以不足原额者，多因“覆舟败挽”之故，“部吏舟人（想系船主），相挟为奸”，遂至挽者，无辜受累，致“死者不可胜数”，亦云惨矣。

四　劳动阶级之逃亡

劳动阶级之逃亡，因（一）课役之繁苛，（二）天灾兵祸之频仍，（三）贵族富人之兼并土地，生活压迫。在此逃亡中，自耕农，多降为佃户。盖当时贵族阶级，占有百顷或数千顷之庄园，自家奴隶不够耕种，深感劳动力之缺乏，皆愿逃亡之农民居其庄园，为彼工作，称之为客户、佃户，或庄客、寄庄户。《册府元龟》卷四九五引“天宝十一年诏”云：

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并潜停客户，有官者私营农，如辄有违犯，无官者决杖四十，有官者录奏取处分。

足证庄园主人，欢迎客户（即座客），使其租耕田地。客户对于庄主，所纳租税，皆系谷类，或其他农作物，税额极重。每亩岁税至一石或五斗，比诸官税，多至十倍。《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引陆宣公之言曰：

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勤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

庄客收获之大半，已纳于庄主，数口之家，焉能足食，且除私税外，中唐以后，并纳官税。《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云：

代宗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自加一等税。其诸浮色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余准九等户。

唐初租庸调之制，客户、寄庄户皆不纳税，惟自租庸调之法坏，户税法兴，始纳八等户税或九等户税。

唐初客户，因免课役，所以苦于诛求之自耕农，逃入贵族阶级庄园，为其寄庄户者，为数极多。代宗课以户税，盖为制止逃亡之风也。

玄宗开元九年，宇文融为劝农使，检察天下户口，得客户八十万，时全国户口计七百余万，约占十分之一，则代宗时代，乡居土著十不存半，客户尤多。《唐会要》卷八五“宝应元年四月诏”云：“近日以来，百姓逃散，至于户口，十不存半。”足知安史乱后，人民逃亡为客户者数量之增加。德宗建中初，《通典》卷七谓“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然据《通考》卷三记载，实不止此。

兵乱之后，至是三百余万，既曰土著，百无四五，是主户十五余万，浮客二百八十余万也。

再据《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乡居地著者，十不四五。”则德宗时代，客户实占天下户口之半，为二分之一，比玄宗时代十分之一，相差过巨。社会转变，户籍浮动，于此益信。

劳动阶级，逃亡数量之激增，影响所及，诚重且大，第一国家财政，收入之减少；第二，贵族阶级之大地主，势力之增大，结果必致国家贫弱，发生变乱。《唐会要》卷八五引“李峤上表”云：

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患，不可不深虑也。

因此法律上，对于逃亡，严行禁止，违者课罪。《唐律疏议》卷二八《捕亡》律文云：

即人有课役，全户亡者，亦如之（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有军名而亡者，加一等；其人无课役，及非全户亡者，减二等；即女户亡者，又减三等；其里正及监临主司，故纵户口亡者，各与同罪，不知情者不坐。

然人民以环境压迫，逃亡之风依然未减。所以统治者对于逃亡善后办法，另谋良图。第一保护逃亡户之田宅；第二逃户复归，免除租税；第三编附流民于寄住地户籍。兹分述之如下：

（一）保护逃亡之田宅　唐初人民逃亡，地方官皆变卖其田宅，致其归乡，无家可居、无地可耕，殊非抚辑善策。玄宗天宝十四年，特令官吏保其田宅。《唐会要》卷八五“逃户”条云：

十四载八月制，天下诸郡逃户有田宅产业，妄被人破除，并缘欠负租庸，先已亲邻买卖，及其归复，无所依投，永言此流，须加安辑，应有复业者，宜并却还，纵已代出租税，亦不在征赔之限。

然保管田宅，究非善策，肃宗乾元三年，乃改为赁租，以充课税，待逃户还时归之。同书同卷同条云：

自今已后，应有逃户田宅，并须官为租赁，取其价值，以充课税，逃人归复，宜并却还，所由亦不得称负欠租赋，别有征索。

倘逃户归还无期，出租办法，亦未尽妥，故至代宗广德二年，又改授浮客耕种，二年以后，逃户未归，即为其所有。同书同卷同条云：

广德二年四月敕，如有浮客，情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如二年以上，种植家业成者，虽本主到，不在却还限，任别给授。

宣宗、懿宗时，又延长至五年，换言之，即浮客耕种逃户之田地，逃户五年未归，始归其所有。

（二）免除租税　人民逃亡后，官吏例责其近亲或邻人，代输赋税，待其归时偿还，然及逃户还家，偿还无力又复逃亡者，比比皆是。所以玄、肃、代诸宗，皆先后下诏，免除逃户租税，同书同卷“天宝八年正月敕”云：“其有逃还复业者，务令优恤，使得安存，纵先为代输租庸，不在酬还之限。”同书同卷“至德二载二月敕”云：“自今已后，所有科役，须使均平。本户逃亡，不得辄征近亲，其邻保，务从减省，要在安存。”同书同卷“宝应元年五月十九日敕”又云：“逃户不归者，当户租赋停征，不得率摊邻亲高户。”盖所以安抚流亡，使其重归故乡也。

（三）编附流民于寄住地户籍　中唐以后，租庸调之制废弛，赋税制度，缺乏统一，各地纳税，多寡不同，因此税多。地方之人民，多逃入税少之地方，于其中建筑房屋，购置田地，作为终老是乡之基础。故武后时，李峤上表即请用权衡之法，编附逃户于寄住地户籍，与普通百姓相同。《唐会要》卷八五“逃亡”条云：

所谓权衡者，逃人有绝家去乡，离失本业，心乐所在，情不愿还，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

自后玄宗，对于编附寄住地户籍之客户，予以减租赐田之优待，《册府元龟》卷四八六引“开元十六年十月诏”云：愿编附边州客户给良田永除租课。《唐会要》卷八五“开元十八年裴耀卿上疏”，述之尤详：

窃见天下所检客户，除两州计会归本贯已外，便令所在编附。年限向满，须准居人。更有优矜，即此辈侥幸。若全征课税，目击未堪，窃料大下诸州不可一例处置，且望从宽乡有剩田州作法。窃计有剩田者，减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给。其剩地者三分请取一分已下，其浮户请任其亲戚乡里相就，每十户已上共作一坊，每户给五亩充宅，并为造一两口屋宇，开巷陌，立闾伍，种桑枣，筑园蔬，使缓急相助，亲邻不失。丁别量给五十亩已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其户于近坊，更供给一顷，以为公田，其令营种，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计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营公田一顷，不啻得计，早收一年，不减一百石，使纳随近州县，除役功三百六十日外，更无租税，既是营田户，日免征徭，安乐有余，必不流散。

唐代对于劳动阶级逃亡之善后三种办法中，唯有最后一种，将就事实，颇为适用，其他两种，无济于事，而欲以国家法律，制止逃亡，更为不识时务之举。

五　劳动阶级之变乱

劳动阶级，一苦于赋税之暴敛，二困于徭役之繁多，三受贪官污吏之压迫榨取，结局惟有逃亡或叛乱而已，叛乱原非人民本意，顾以环境压迫，实逼至此。《唐语林》卷三云：

高宗时群蛮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除徐敬业为刺史。府发卒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处他事已毕，方曰，贼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史而往观之，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觇望，及见船中无人，又无兵仗，更闭营隐藏。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害，非有他恶，可悉归田里，无去为贼。”唯召其帅，责以不早降之意，各笞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

徐敬业只身见贼，贼不加害，且感其赦罪，悉归田里，则彼之为盗，非真盗也。《全唐文》卷一六九狄仁杰《请曲赦河北诸州疏》云：

诚以山东雄猛，由来重气，一顾之势，至死不回，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空然，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

人而至“拆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空然”，其不为匪为盗者几稀矣。故同书卷二三五席豫之《唐故朝请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国高都公杨对君碑铭》云：

出为汾州孝义县令，前宰无良，下氓失业，稼穑之地，半为荒畴，桑榆之人，多任逋薮。

同书卷二一一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又云：

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其中游手惰业亡命之徒，结为光火大贼，依凭林险，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则鸟散山谷，如州县怠慢，则劫杀公行。

劫杀公行，虽系盗贼行为，然亦环境使然，固非彼辈杀戮成性也。

同书卷二七三崔沔《请勿废仙州议》云：

仙州四面，去余州界虽近，若据州而言则元远。土地饶沃，户口稀疏，逃亡所归，颇成渊薮，旧多劫盗，兼有宿寇。

如此情形，岂能长久维持？若加以天灾，便一溃不可收拾。僖宗时，黄巢之乱，莫不由此而起，《旧唐书》卷二○○下《黄巢传》云：乾符（僖宗年号）中，仍岁荒，人饿为盗，河南尤甚。《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亦云：

懿宗时……徒兵戍岭南，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自关东至海，大旱，冬蔬皆尽，贫者以蓬子为面，槐叶为虀。乾符初，大水，山东饥，中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

凡大乱之作，皆由于天灾迭作，民不聊生，若贪官酷吏，加以“怙权用事，督赋益急”，不啻火上加油。濒死之民，忍无可忍，唯有力图生存，崛起叛乱而已。

第四节　贵族阶级

一　贵族阶级之特殊地位

我国历史上，所谓贵族阶级，夏、商、周有之，魏、晋、南北朝，亦有之。前者之贵族，皆系公侯伯子男，以及诸侯之世臣。后者之贵族，多为大家世族。最著者，如南方之王、谢，北方之崔、卢、李、郑。唐承六朝之后，门阀犹存，高俭等修《氏族志》，崔干仍列第一，太宗改之，始降第三。《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云：

由是诏士廉（俭字）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责天下谱谍，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干仍居第一。帝曰：“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齐据河北，梁陈在江南，虽有人物，偏方下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今皆反是，岂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遂以崔干为第三姓，班其书天下。

然此所谓贵族阶级不限于大族世家，即官僚地主亦包括在内。盖彼辈在政治上、刑法上、经济上及社会上，皆有特别地位，纵不是名门勋格，而一切享受实与贵族无异，称为贵族阶级，谁曰不宜。兹分述其特殊地位如下：

（一）赦死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自古已然。惟唐代贵族阶级，触犯极刑，例多法外施恩，减轻论罪。《唐语林》卷二云：

郑光，宣宗之舅，别墅吏颇恣横，为里中患，积岁征租不入。户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擒而械系之，及延英对，上曰：“卿禁郑光庄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拟如何处置？”澳曰：“臣欲寘于法。”上曰：“郑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内庭用臣为京兆，是使臣理畿甸积弊。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典，则是朝廷之法独行贫下，臣未敢奉诏。”上曰：“诚如此，但郑光再三干朕，卿与贷法得否？不然，重决贷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诏，但许臣且系之，俟征积年税物毕放出，亦可为惩戒。”

同书卷四，又有睿宗赐刘幽求铁券“特恕十死”之记载。似此赦死，《唐大诏令》不一而足。然则贵族阶级，除犯上作乱外，触法犯禁，死者盖寡。

（二）免课役　唐代赋役，初为租庸调，后改两税制。依法人人皆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惟朝廷对于皇亲懿戚，及九品以上官吏，特免课役。《新唐书》卷五五《食货志》（五）云：

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王官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

同时富户豪族，亦多邀幸免。《唐语林》卷二云：

宣宗赐郑光云阳鄠县田，皆令免税。宰臣奏不可，上曰：“朕初不思尔，卿等每为匡救，必极言毋避。亲戚之间，人所言，苟非忠爱，何以及此。”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又云：富户幸免徭役，贫者破产。

贵族阶级，田园广大，“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输王赋”。而地无立锥之劳动阶级，反“私税十，公税一”，国法人情，焉得其平？

（三）荫子为官　唐代文官武职，类以贵族阶级子弟为之。《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云：

刺史多武夫勋人……折冲果毅之内，有身材强者，先入为郎将，其次始补外任。

《唐六典》卷五“兵部”条，述之尤详：

择其资荫高者为亲卫（取三品以上子、二品以上孙为之），又次者勋卫（四品子、三品孙以上之曾孙为之），又次者翊卫，及率府之勋卫（四品孙、职事五品子孙、三品曾孙、若勋官三品有封者及国公之子为之），又次者为诸卫，及率府之翊卫（五品以上并柱国若有封爵兼带职事官为之），又次者为王府执仗执乘（散官五品以上子孙为之）。

足证唐代武官，多由官僚子弟备员充数，至于文官，亦莫不如是。《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云：

时李峤为尚书，又置员外郎二千余员，悉用势家亲戚，给俸禄使厘务，至与正官争相殴者，又有检校、敕摄、判知之官。神龙二年，峤复为中书令，始悔之，乃停员外官厘务。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凡数千员，内外盈溢，无听事以居，当时谓之“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郎也。

据李德裕意见，以为贵族子弟，少习朝仪，不教而自成，用之为官，自比贫寒子弟为优。同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云：

然臣（李德裕）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技，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

试问朝廷之事，台阁之仪，草野智士，岂真无闲习之理？德裕之论，不值一驳。

（四）子弟入国学　据《礼记·王制篇》，周代贵族阶级之子弟，皆入国学；庶人之子弟，则入乡学。贵族平民，教育上之不平等，自古已然。唐代高等教育，即国子监及太学只收官僚子弟，较次之四门学，及律、书、算等学，始收庶人子弟。《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云：

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而盛于唐。草野下士，皆有进身之路。然贵族平民之子弟，所受教育，仍不平等。“贵者恒贵，贱者恒贱”，此之谓欤。

二　贵族阶级之庄园

“庄园”二字，意义本不相同，“庄”或曰“墅”，曰“别业”，曰“山居”，皆为贵族阶级游乐养生之地。“园”本系种瓜果、蔬菜等，为老农老圃仰事俯畜之所。然唐代“庄园”二字连用，不含此意，乃泛指田地而言。钱易《南部新书》已云：

崔群，元和十年典贡，放三十人……时群夫人李氏谓之曰：“君子弟成长，合置庄园乎？”对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

此言“庄园”，虽不明指为田地。然据李冗《独异志》卷下云：

唐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美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君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

则为田地，毫无疑义。原来唐代贵族阶级，多于城内有宅，郊外有庄。宅为每日燕居之地，庄为暇时消遣之所；宅以供休息，庄以供娱乐。然年老致仕之公卿百官，多隐于城外之庄。因此庄上，每种花木，凿川水，辟田地。虽曰“墅”、“别业”或“山居”，名为游乐之所，实则养老之地。所以凡称为“庄”，必占有广大面积之田地，所谓“庄园”二字，泛指田地而言，盖为此也。

唐代贵族阶级，一因是“贵”，二因是“富”，三因有“势力”，皆占有广大面积之庄园。此种庄园，不由于皇帝赐予或自己购买，即由于夺取他人，所谓“公半私半贼得半”，迨其近之。兹据《旧唐书》，例举赐予之庄园如下：

及京师平，赐良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卷五七《裴寂传》）

（李袭誉）尝谓子孙曰：“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饥，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卷五九《李袭志传》）

李神通有功，太宗乃给田数十顷。（卷六四《李建成传》）

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赐姓李氏，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卷六七《李勣传》）

（段秀实）谥曰忠烈，宣付史官，仍赐实封五百户，庄宅各一区。（卷一二八《段秀实传》）

天宝以前，行均田制，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八十亩，共百亩，即一顷。赐予贵族阶级之田，多至千顷，少亦数十顷，且皆肥沃之地，两相比较，差悬殊甚。同时规定月俸，数又不少，例如“中书侍郎，月费俸钱数十万”（同书卷一七六），“留守之任，俸每月二千余贯”（同书卷一一三），“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同书卷一六八）。仓中添粟，富者益富，不知贵族阶级，何以得帝独厚，如此其甚。

次为购买或夺取之庄园。唐代贵族阶级唯一之特性，即好购买田地，时人称为“地癖”。《旧唐书》卷一八七下《李憕传》云：

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

因此购买或夺取之田地，所在多有。同书卷九九《张嘉贞传》云：“比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没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卷五八《长孙顺德传》又云：“前（泽州）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唐会要》卷八三“元和十四年敕”亦云：

如闻诸道州府长吏，或有本任得替后，遂于当处买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破定正额两税，不出差科，今后有此色，并勒依元额为定。

顾无论为占田，或买田，类皆违法强夺，并非出于合法手续，《册府元龟》卷四九五引“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乙丑之诏”云：

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不有厘革，为弊虑深。其王公百官，勋荫等家，应置田庄，不得逾令式。

唐代贵族阶级，多为皇亲懿戚，公卿百官，威权煊赫，下民斯惧，强夺田地，想必不少。可知玄宗以前，虽实行均田制，但实行之程度与范围，并非彻底普遍，兼并之风，依然滋蔓。所谓“王公百官，勋荫等家，应置庄田，不得逾令式”，则贵族阶级庄田广大、漫无限制，一般可鉴。

贵族之庄园，系泛指田地，前已言之，所以庄园，不独为游乐之所，且系养生之地，兹特举辋口庄、平泉庄及司空庄言之，以见贵族庄园生活之一斑。

（一）辋口庄　《唐诗类苑》卷一六八宋之问《蓝田》诗云：

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考室先依地，为农且用天。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独与秦山老，相欢春酒前。

《旧唐书》卷一九○下《王维传》更有明显之叙述。

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

辋口，一名辋谷，又名辋川，在陕西蓝田县西南，由南流来之小河，汇集于此，形如车辋，故名。竹洲花坞，风景幽邃，唐书称为“别墅”，朱子则名“辋口庄”，《朱子集》卷九九《次韵雪后书事》诗云：“满山残雪对虚堂，想见当年辋口庄。”此庄初属宋之问，后归王维，宋为武后时诗人，王为玄宗时名士，为唐初有名之庄。

（二）平泉庄　《唐语林》卷七云：

平泉庄，在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甚佳。有虚槛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有巨鱼肋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二年，海州送到”，在东南隅。平泉即征士韦楚老拾遗别墅。楚老风韵高邈，好山水，卫公为丞相，以白衣擢升谏官，后归平泉，造门访之，楚老避于山谷，卫公题诗云：“昔日征黄绮，余惭在凤池，今来招隐士，恨不见琼枝。”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四方奇花异草与松石，靡不置其后。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后为人取去，其所传雁翅桧、珠子柏、莲房玉蕊等，仅有存者（原注：桧叶婆娑如鸿雁之翅。柏宝皆如珠子，丛生叶上，香闻数十步。莲房玉蕊，每跗萼之上，花分五朵，而同其一房也）。怪石名品甚众，各为洛阳城族有力者取去。有礼星石、狮子石，好事者传玩之（原注：礼星石，纵广一丈，厚尺余，上有斗极之象。狮子石，高三四尺，孔窍千万，递相迩贯，如狮子，首尾眼鼻皆全）。

平泉庄，有奇花异草，泉水怪石，“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规模极为宏大，初系韦楚老别墅，后归李德裕。德裕为武宗宰相，此为中唐有名之庄。

（三）司空庄　《南部新书》章云：

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山严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至今子孙犹存，为司空之庄耳。

中条山，为太行山支脉，王官谷，在今山西虞乡县东南。司空之庄，中有瀑泉，有良田，“周回十余里”，规模之大，与平泉庄等。司空图为僖宗、昭宗时代名臣，其庄是为晚唐有名之庄。

此外，初唐名臣，如元载、郭子仪、杜式方、裴度等，亦各有别墅——庄园（见《旧唐书》各人本传）。

林泉花草，风景怡人，就中尤以裴度之庄为幽雅。《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云：

又于午桥创别墅，种植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

午桥在洛阳城内，周格非《洛阳名园记》云：“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为千有余邸”，则洛阳城内，别墅必定不少。裴度别墅，不过较为著名。由此可知唐代庄园，固非尽在郊外，城内亦有之。

唐代贵族阶级，多养奴隶，庄园中之田地，当然使之耕种，然以地面辽阔，“周围十余里”，田多至千顷，自家奴隶，不敷应用，不能不利用佃户，耕种田地，收其租税，以供挥霍（详“劳动阶级之逃亡”节）。此种佃户，称为客户或庄客，《册府元龟》卷四九五“田制”条引“开元二十四年诏”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或改籍书，或典贴，致有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全唐文》卷二一一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云：“今诸州逃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土豪大族收纳逃户（即客户），留居庄上耕种田地。结果致“客户”二字，可作佃农解。庄园之大者，收容客户，多至数百人，一家数口，集居一隅，于是庄园之中，发生客户所居之村落。后世称农村为“庄”，称农家为“庄户”，称农民为“庄家人”，其义迨起于此。

三　贵族阶级经营工业机器

贵族阶级经营工业机器，最著者为妨害农田水利之碾硙。“碾硙”二字之解释，本无一定。《唐律疏议》卷四释文：“碾，磨上转石也。硙，磨下定石也。”则碾硙，系碎物成粉之磨，上下两石块，同为一物。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七《昙崇传》“水硙及碾，上下六具”，及《令义解》卷杂一○碾硙注“谓水碓也，作米曰碾，作面曰硙”，则碾为压谷麦以除壳，硙为碎谷麦以成粉，各为一物，与唐律不同，然不论其为一物或二物，但皆靠水力，始见功效则一。所以盛设碾硙之地，自然妨害农田灌溉，《唐六典》卷七“水部郎中”条云：

凡水有溉灌者，碾不得与争其利。注：“季夏及于仲春，皆闭斗门，有余乃得听用之。”

对于碾硙用水，加以限制，然长安附近，郑渠、白渠两岸，农田如网，贵族阶级之碾硙，依然乱用水力，朝廷三令五申，犹不能制止。《文献通考》卷六《田制》引“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云：

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硙，堰遏费水……太尉长孙无忌曰：“白渠水带……此为碾硙，用水泄渠。”

高宗时代，富商碾硙之多，可想而知，《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云：

（三辅）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立皑，以害水田。元纮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

则不独富商为然，即公卿百官，亦皆有之。据同书同传，贵如太平公主，且以争碾硙，而与僧寺兴诉。代宗大历十三年，以白渠水支流贵族阶级碾硙林立，下诏毁之，亲如升平公主，且不能劝止，足见碾硙之害农。《旧唐书》卷一二○《郭暧传》云：

大历十三年，有诏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硙，以妨民溉田。升平公主有脂粉硙两轮，郭子仪私硙两轮，有司未敢毁彻。公主见代宗诉之，帝谓公主曰：“吾行此诏，盖为苍生，尔岂不识我意邪？可为众率先。”公主即日命毁。由是势门碾硙八十余所，皆毁之。

唐之中叶，宦官势力勃兴，经济基础，亦于长安附近，设置碾硙。例如《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云：“于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破麦三百斛。”高力士之碾硙，规模必大，始能“日破麦三百斛”。此时除私有碾硙外，京兆及诸州府，皆有官设碾硙。此种碾硙，初由内庄宅使管理。穆宗即位，除京兆府内河府外，皆改属所在地之官厅。诸州之碾硙，例如《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云：

五迁肃州刺史……又出私财，造水碾硙，税其利以养饥馁，宅侧起舍十余行以居之，属蝗俭，诸州贫人死于道路，而肃州全活者甚众……

地方官之设碾硙，必不止方翼一人，惟如方翼之以社会为怀，实凤毛麟角。设碾硙之意，原为贷与他人，征取赁金，由《王方翼传》“税其利，以养饥馁”，及《册府元龟》卷四九一“贞元二十一年敕”“免除畿内及诸州府、庄宅、店铺、车坊、园硙、零地等缺租”，即足证明。

碾硙赁出，既有利可图，故不独公卿百官，富商大贾，竞相设置。即坐食阶级，亦多有之。例如长安清禅寺，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七《昙崇传》云：

隋氏晋王钦敬禅林，降威为寺檀越，前后送户七十有余，水硙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业，传利于今。

足知碾硙为寺院重要之财源，清禅寺之上六具碾硙，于贞观十九年道宣著书时尚且存在，后永为此寺之不动产。因此清禅寺之富，竟冠京师。同书卷二九《慧胄传》云：

所以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莫匪由焉。京师殷有，无过此寺。

然寺之置碾硙，固不限于清禅，又不限于佛寺，道观亦有之，《唐会要》卷八九“碾硙”条云：

广德二年三月，户部侍郎李栖筠、刑部侍郎王翊充、京兆少尹崔昭奏请：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碾硙七十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

毁碾硙七十余所，“岁收粳稻三百万石”，则贵族阶级工业机器，足为民害，于此益信。

除碾硙外，则为建筑店铺。唐代贵族阶级多于通都大邑建筑商店，赁租取利。京都之内，此种商店比比皆是。《全唐文》卷三二玄宗“禁赁店干利诏”条略云：

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

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

可知此种店铺，贷予商人，课金颇高，玄宗为体恤商艰，乃规定每月赁价不能超过五百文。此诏之年月，虽不可考，然《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十九年正月有“禁九品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之文，与此不无关系。所谓“邸店”，即《唐律疏议》卷四“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之意。邸系附属于店铺，畿内及诸州府，所有官置店铺，赁予人民。观前引《册府元龟》“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敕”，自无疑义，且《旧唐书·宪宗本纪》云：

（元和八年）敕，应赐王公、公主、百官等庄宅、碾硙、店铺、车坊、园林等，一任贴典货卖，其所缘税役，便令府县收管。

庄宅店铺等，既可贴典货卖，赁租自无问题。且观前引《册府元龟》卷四九一“贞元二十一年敕”：“免除畿内及诸州府、庄宅、店铺、车坊、园硙、零地等缺租”，益足证明。

中唐以后，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且多置肆贸易，与民争利，代宗大历十四年七月，始诏禁之。《唐会要》卷八八云：

（大历）十四年七月，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至是乃绝。

当时广陵（扬州）为南北交通要冲，且系中外贸易商埠，商业之盛，甲于全国，时人有“扬一益二”之称，无怪公卿百官及节度使等竞于此设店，谋什一之利也。然不独官僚军阀设置商店，即佛寺亦有之，《金石萃编》卷一一三《重修大像寺记》，数及此寺不动产，有“东市善和坊店舍六间半”，即足证明。

唐代之贵族阶级，经济生活，除以土地，即庄园为基础外，并有碾硙、邸店等不动产为重要财源。此种财源，获利匪浅。因此交通广大，生活豪奢，影响于时代精神——即国民生活之弛缓。迨玄宗末年，社会变乱，终于一蹶不振，推源祸因，谁尸其咎？

四　贵族阶级之生活

人类生活之保证，全以经济为基础。唐代贵族阶级，位尊多金，兼以土地之兼并，庄园之设置，碾硙、邸店等之领有，一般生活，自然流于奢侈，就中尤以皇亲懿戚为甚。例如玄宗时，杨贵妃姊妹，以金翠珠玉饰车，费至数十万贯。郑处诲《明皇杂录》云：

贵妃姊妹，竞饰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啻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笼，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灼，观者如堵。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仆御车马，纷纭其间。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指而谓客曰：“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由是骄奢僣侈之态纷然，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值也。

而每岁脂粉之费，且需至百万贯者。《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云：

由是愈见宠，赐诸姨（贵妃姊妹）钱岁百万，为脂粉费，铦（贵妃宗兄）以上柱国，门列戟，与铦、国忠（皆贵妃兄）、诸姨，五家第舍联亘，拟宪宫禁，率一堂费缗千万。见他第有胜者，辄坏复造，务以环侈相夸诩，土木工不息。

所谓“见他第有胜者，辄坏复造”，则当时夏屋渠渠，固不止杨氏一门，不过杨氏，豪奢好胜，加人一等耳。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多记贵族阶级之生活。就中以长安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三人，最为奢侈，兹录王氏述王元宝之生活如下：

王元宝，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之。又于宅中置一礼贤堂，以沈檀为轩槛，以珷玞甃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线穿钱甃于后园花庭中，贵其泥雨不滑也。四方宾客，所至如归，故时人呼为王家富窟。

王元宝为天下大富，故称“富窟”。李冗《独异志》卷中亦述其富豪如下：

唐富人王元宝，玄宗问其家财多少，对曰：“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时人谓钱为王者，以有元宝字也。

一日，玄宗坐于含光殿，望见一白龙，飞过南山上，问诸左右，皆称不见，急召王元宝问之。盖以其天下之至富，可以敌天下之至贵，必能见之。同书卷中又云：

玄宗御含光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上，问之左右，曰：“不见。”急召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左右贵人启曰：“何臣等不见，元宝独见之也？”帝曰：“我闻至富敌至贵，朕天下之主，而元宝天下之富，故也。”

“至富敌至贵”，足以反映当时时代之思想。唐之中期，贵族阶级奢侈生活，绝不止元宝一人。观玄宗屡次下诏禁止奢侈，一般可见。例如开元二年，诏禁王公百官，服用金、银、珠、玉、锦、绣等。《唐大诏令》卷一○八“禁奢侈服用敕”条云：

敕，雕文刻镂，衣纨履丝，习俗相夸，殊涂竞爽，致伤风俗，为弊良深，珠玉锦绣，既令禁断。准式三品以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宜于腰带及马衔镫酒杯杓，依式，自外悉铸为铤。妇人衣服，各随夫子，其已有锦绣衣服，听染为皂，成段者官为市取。天下更不得采取珠玉，刻镂器玩，造作锦绣、珠绳、织成帖绢、二色绮绫罗、作龙凤、禽兽等异文字，及坚栏锦文者，违者杖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悉停。

同书卷一○九“禁断锦绣珠玉敕”条又云：

今王侯勋戚，下洎厮养，所得者重于远，所求者贵于异。至于雕文刻镂，衣纨履丝，习俗相夸，殊涂竞爽，有妨于政，无补于时，岂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笃也。

同时又诏禁富豪丧葬越礼，同书卷八○“禁丧逾礼制”条云：

丧葬礼仪，盖惟恒式。如致乖越，深蠧公私。乃有富族豪家，竞相逾滥，穷奢极侈，不遵典法。至于送终之具，著在条令，明器之徒，皆有色数，遂敢妄施队伍，假设幡旓，兼复创造园宅，雕剪花树，或桐窬木马，功用尤多，或吉举凶，彩饰殊贵，诸如此类，不可胜言。

《通典·凶礼典》亦云：

开元二十九年敕，明器墓田……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木及金银铜锡。其衣不得用罗绣画，其下帐不得有珍禽奇兽，鱼龙化生，其园宅不得广作院宇多列侍从。其辖车不得用金铜花，结彩为龙凤，及旒苏画云气。

且不独玄宗时代为然，即初唐及晚唐，奢侈之风，亦颇盛行，张鷟《朝野佥载》卷一云：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楚客……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叹曰：“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一年追入为凤阁侍郎，景龙中为中书令。

宗楚客为武后内史，中宗时，官不过中书令。顾宫室之华，贵如太平公主，亦望而兴叹。则位尊爵高于楚客者，繁华豪奢，恐非笔墨所能形容。刘餗《隋唐嘉话》卷一云：“（中宗）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慎交、武崇训，至油洒地以筑毬场。”可知玄宗以前，贵族阶级生活奢侈之一斑。玄宗晚年安史变乱，皇室播迁，生灵涂炭，后虽赖郭子仪、李光弼等讨平大乱，然国家元气大伤，财政陷于危境，同时养兵过多，民生益困。范祖禹《唐鉴》卷九云：

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正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

豪奢之风，本当稍戢，不过事实上却不如此。《新唐书》卷一二二《韦陟传》云：

性侈纵，喜饰服马，侍儿阉童列左右，常数十，侔于王宫主第。穷治馔羞，择膏腴地艺谷麦，以鸟羽择米，每食视庖中所弃，其直（值）犹不减万钱，宴公侯家，虽极水陆，曾不下箸。常以五采笺为书记，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谓所书“陟”字若五朵云，时人慕之，号“郇公五云体”。

韦陟为玄宗、肃宗时人，官至吏部尚书，每食厨中所弃，犹值万钱，则其所食，耗费之大，更仆难数。同书卷一四○《裴冕传》亦云：

冕以忠勤自将，然不知宰相大体，性豪侈，既素贵，舆服食饮，皆光丽珍丰，枥马直（值）数百金者常十数，每广会宾客，不能名其馔，自制巾子工甚，人争效之，号“仆射巾”。

裴冕于代宗时，官拜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每广会宾客，各不能名其馔”，耗费之大，恐不在韦陟之下。回看当时劳动阶级，生活之苦，真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所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德宗初，元载以宰相退居，生活豪侈，旷代无匹。苏鹗《杜阳杂编》卷上云：

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芸香草名也。出于阗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堂焉。更构沉檀为梁栋，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绢帐，其屏风木杨国忠之室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乐之形，外以玳瑁水犀为押，又络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绢帐，得于南海溪洞之酋帅，即鲛绡之类也。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属凝冬，而风不能入。盛夏则凉自至。其色隐隐焉，不知其为帐也。谓载卧内者，有紫气，而服玩之奢，僣拟于帝王之家，芸辉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

晚唐诗人聂夷中愤豪族骄横、生活奢侈以及目不识丁，身封万户侯，作《公子行》以讥之：

汉家多豪族，恩深益骄逸。走马踏杀人，街吏不敢诘。

红楼宴青春，数里望云蔚。金缸焰胜画，不畏落晖疾。

美人画明月，南威莫能匹。芙蓉自天来，不向水中出。

飞琼奏云和，碧箫吹凤质。唯恨鲁阳死，无人驻白日。

花树出墙头，花里谁家楼。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

美人楼上歌，不见古凉州。（《聂夷中诗集》）

且不独中央官吏生活豪侈，即地方藩镇，亦多宫室丽都，竞务奢华。《旧唐书》卷一五二《马璘传》云：

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厩矣。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官戎师，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他室降等无几。及璘卒于军，子弟护丧归。京师士庶，观其中堂，或假称故吏，争往赴吊者，数十百人。德宗在东宫，宿闻其事，及践祚，条举格令，第舍不得逾制，仍诏毁璘中堂，及内官刘忠翼之第。璘家园，进属官司，自后公卿赐宴，多于璘之山池，子弟无行，家财夷尽。

马璘，代宗时为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大历十一年卒于官。可见中唐之际，各地藩镇宫室之美。马璘“木妖”不过彰明较著耳。

唐代贵族阶级，生活奢侈，本不止此数人，且不限于食住方面，不过举一反三，以为一般之鉴。

第五节　坐食阶级

一　僧尼之发生

我国古时，本无宗教。有之，自汉代始。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后孝明帝，遣蔡愔使天竺求经，佛教自此传入中国。道教虽渊源于周末，方士神仙之说，然亦至汉张陵，假托老子为教主，始蔚为大观。从此二教于政治上、经济上及思想上，发生莫大影响，就中尤以佛教为甚。佛教于汉魏之间，已有人出家为僧尼，成立坐食阶级。《事物纪原》卷七“尼”条云：“《僧史略》又曰：‘汉明帝既听刘峻等出家，又听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此盖中国尼之始。’”同书同卷“受戒”条又云：“北方受戒，自魏朱士行为之首也。”《隋书》卷一○《经籍志》亦云：“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

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赋役繁苛。上流阶级，思想厌世，劳苦民众，规避徭役，相率出家。北魏僧尼，多至二百万。《魏书》卷一二《释老志》云：

（太和）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熙平）二年春，灵太后令曰：“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正光以后，僧尼大众二百万矣。

同书同志又云：“自今有一人私度者，皆以违旨论”，则不但公度僧尼非常流行，即私度僧尼亦如日方升，故国家严令制止之。

南朝僧尼，亦不逊于北朝，例如梁武帝时，僧道人口，竟占天下之半，《南史》卷七《郭祖深传》云：

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则国家兵赋，必蒙莫大损失，南朝之不振，僧尼实尸其咎。唐武宗谓：“晋、宋、梁、齐，物力固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唐会要》卷四七）允称公论。

自隋以至唐，佛道两教：一以具悠久之历史；一以帝室与教主同姓，势力日盛，在社会上、政治上占有相当地位，同时国家经济亦受莫大之损失，所谓“坐食阶级”，盖为此也。

二　坐食阶级之度牒

唐代度牒，分公度、私度两种。前者系国家筹措军饷，以救时艰，后者为地方官吏与僧道，图谋诈财，以饱私囊。故人无问僧道，度无论公私，皆系一丘之貉，徒耗国家经费而已。今先以公度论之，玄宗时，以安禄山之乱国库空虚，举行度牒。《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及安禄山反，司空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遣侍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而已。

肃宗在灵武，亦以军用不足，实行度牒，《佛祖统纪》卷四○云：“（至德元年）帝在灵武，以军须不足，宰相裴冕请鬻僧道度牒，谓之香水钱。”《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亦云：

肃宗即位……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

此事，《新唐书·肃宗本纪》及《裴冕传》，记载亦同。论者谓唐代度牒即始于此，其实不然，《广弘明集》卷三五《太宗度僧于天下诏》云：

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华夷，当处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务取精诚德业。

盖始于太宗时也。不过此时，度牒之钱乃入私家，玄肃以后，始归公府。《新唐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云：

今（中宗时）度人既多，缁衣半道，不本行业，专以重宝附权门，皆有定直（值）。昔之卖官，钱入公府，今之卖度，钱入私家。以兹入道，徒为游食。

至于私度，唐代亦极盛行，例举如下：

（则天时）……今道人私度者几十万，其中高户多丁，黠商大贾，诡作台符，羼名伪度。（《新唐书》卷一二三《李峤传》）

中宗时，近戚奏度僧尼，温户强丁，因避赋役。（同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朕（玄宗）先知此弊，故预塞其源，不度人来，向二十载，访闻在外，有三十以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县，括责处分。（《唐大诏令》卷一一三“不许私度僧尼及住兰若敕”）

（宪宗时）王智兴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敬宗时）殷侑于洪州戒坛度僧。（同书《敬宗本纪》）

比来（文宗时）京城及诸州府三长斋月，置讲集众兼戒忏，及七月十五日，解夏后巡门家，提剥割生人妄称度脱者，并宜禁断。（《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条流僧尼敕”）

按《唐律疏议·户婚》，本有“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之规定，观此，可知法律自法律，度牒自度牒也。度牒既不出之以正，僧道自然低劣，故代宗命令僧尼，每日须有两小时行道礼拜。《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条贯僧尼敕”云：

其寺观除三纲并老病不能支持者，余并俾每日二时行道礼拜，如有弛慢，并量加科罚。（宝应元年八月）

文宗时，又有念经考试之规定，《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条流僧尼敕”云：

其僧尼在城，委功德使，其诸州府，委本任长吏试经，僧尼并须读得五百纸，文字通流，免有舛误，兼数内念得三百纸，则为及格。京城敕下后，诸州府敕到后，许三个月温习，然后试练，如不及格，便勒还俗。其有年过五十以上，筋力既衰，及年齿未至，夙婴痼疾并喑聋跛躄不能自存者，并不在试经限。

盖所以防俗人入道，破坏清规也。度牒价目，公度方面，通例每人纳钱二缗，《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云：“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私度价格多少，史籍未详，或系因人地而异，无一定标准也。

三　坐食阶级之权势

唐代皇帝崇拜佛老，因此坐食阶级权势日大，高祖时曾授道士爵位，《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云：

其来诣军前者，帝并节级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于逸民道士，亦请效力……逸民道士等，诚有可嘉，并依前授人或以授官。

肃宗时，有门徒家僧数百，留居禁中。《新唐书》卷一三九《张镐传》云：

玄宗西狩，镐徒步扈从，俄遣诣肃宗所……时引内浮屠数百居禁中，号“内道场”，讽呗外闻，镐谏……

代宗亦令僧徒百余人入居宫中，谓之内道场。《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云：

代宗由是奉之过当，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其饮食之厚，穷极珍异。

至懿宗，亦引僧人入禁中，《新唐书》卷一○一《萧仿传》云：

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门入禁中，为祷祠事，数幸佛庐，广施予。

坐食阶级，因出入禁中，日与皇帝接近，不独人民不敢睨视，即官吏亦不得侮辱。同书卷一四五《元载传》云：“（代宗）诏天下官司，不得棰辱僧尼。”僧尼在社会上，既受特别优待，自然不守清规，非法犯禁。同书卷一一二《薛登传》云：“僧慧范怙太平公主势，夺民邸肆，官不能直。”同书卷一三○《崔隐甫传》亦云：“浮屠慧范倚太平公主，胁人子女，隐甫劾状，反为所挤。”

代宗时，京畿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僧有败行，吏不能禁。《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云：

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僧之徒侣，虽有赃奸畜乱，败戮相继，而代宗信心不易……

则僧徒不守清规，贻害社会，一般可见，至于尼姑女冠，衣服丽都，俨如妖妇，亦不乏人。《唐语林》卷一云：

宣宗微行至宣德观，有女道士盛服浓妆者，赫怒归宫，召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尽逐去，别选男子二人，住持其观。

坐食阶级，权势既如此，行为又如彼，则聚众作乱，势所难免。《新唐书》卷八六《高开道传》云：

先是，怀戎浮屠高昙晟，因县令具供，与其徒袭杀令，伪号大乘皇帝，以尼静宣为耶输皇后，建元法轮，遣使约开道为兄弟，封齐王，开道引众从之。居三月，杀昙晟，并其众，复称燕王。

观高昙晟，伪称大乘皇帝，静宣伪称耶输皇后，以及历代僧徒，聚众作乱，谁谓沙门真正看破红尘，毫无野心？

然而唐代佛道二教，究竟何者势力较大，地位较高，尤不能不提及。太宗贞观时，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惟武后天授时，释道又列道法之上，固无一定制度。因此二教教徒，时生斗争，武后乃下诏制止之。《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条流佛道二教制”云：

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比有浅识之徒，竞于物我，或因怼怨，各出丑言，僧既排斥老君，道士乃诽谤佛法，更相訾毁，务在加诸，人而无良，一至于此。且出家之人，须崇业行，非圣犯义，岂是法门，自今僧及道士，敢毁谤佛道者先决杖，即令还俗。

迨及玄宗，定道教为国教，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尊卑之分始分，高下之争乃息。

四　坐食阶级影响军财大计

唐武宗谓“一夫不耕，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冻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坐食阶级之贻害社会，已可概见。唐代僧道之数，多至十二万七千七百六十四人，则其为害又岂浅鲜。《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上）云：

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六，女官九百八十八；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万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万五百七十六。两京度僧、尼、道士、女官，御史一人莅之，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县，一以留州；僧、尼，一以上祠部；道士、女官，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

按《唐会要》卷八四记载，唐代户口数目，大概如下：

玄宗开元十四年 七○六九五六五

玄宗天宝十三年 九六一九二五四

肃宗乾元三年 一九三三一七四

代宗广德二年 二九三三一二五

德宗建中元年 三○八五○七六

宪宗元和二年 二四四○二五四

穆宗长庆中 三九四四九五五

文宗太和中 四○九○五○四
则坐食阶级，占全国人口，多至十分之一，少为九分之一，据彭偃统计，一僧之费，岁约三万。《唐会要》卷四七云：

（代宗）大历时，彭偃谓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

则十二万七千七百六十四人，每年需费，约三十八万万有余，其影响国计民生，为何如也。尤有甚者，一入空门，所有赋役，俱行废免，以致国家兵力财政，皆无从出。《元氏长庆集》卷二八云：

加以依浮屠者，无去华绝俗之贞，而有抗役逃刑之宠。戎服者无超乘挽强之勇，而有横击诟吏之骄，是以十天下之人，九为游食，蠢朴愚谨，不能自迁者，而后依于农。

《唐会要》卷四七亦云：

臣（李叔明）伏请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未满五十者，输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请还俗为平人者听。但令就役输课，为僧何伤，臣窃料其所出，不下今之赋税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

僧道不出赋税，竟占天下税项三分之一，而纳税者，尽系穷人，国焉得不贫且弱也。《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云：

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税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

“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则不独出赋之人少，即征兵亦无兵可征。《新唐书》卷一二八《李峤传》云：

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其中高户丁多，黠商大贾，诡诈台符，羼名伪度，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

所谓“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则入道者之多，不言可知。故时人以为集诸寺僧为兵，可成六军。《广弘明集》卷七云：

庸人信之，争营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强成一旅。统计诸寺，兵多六军，侵食生民，国家大患。

夫以六军之人，上不能保国，下不能顾家，安坐而食，岂非国之蠹。况其爰居爰处，不婚不嫁，尤为整个民族存亡接续所关。《广弘明集》卷七云：“今卫壮之僧，婉娈之尼，失礼不婚，夭胎杀子，减损户口不伤乎。”《昌黎文集》卷五《谁氏子》诗亦云：

非痴非狂谁氏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妇年二十，载送还家哭穿市。

似此失礼不婚，或婚后离妻，民族前途，其何以堪！昔刘勰《灭惑论》谓佛教有三破，“入国则破国，入家则破家，入身则破身”，可谓知言。

唐代坐食阶级，凡十余万，倘互相匹配，可得十余万户，不独增加国家赋税，且长进国家丁口，福国利民，宁有际涯。故《旧唐书》卷七九《傅弈传》云：

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

解放坐食阶级，实可以益国足兵，惜当时君主，未及实行，迨武宗时，始有毁佛之举。《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纪》云：

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四千顷，收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

世谓佛教三武之祸，武宗为其一。然以经济民族方面言之，武宗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生长人丁，获利匪浅，何祸之有？

五　建寺铸像之耗费

寺观之建筑，北魏极盛。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一般可见北周废佛，壮丽之伽蓝，一时殆皆毁尽。隋文帝灭周与陈，统一天下，从事建筑，寺观如雨后春笋，日益兴盛。降至唐代，高祖武德九年，加以限制，仅许京师存留佛寺三所，道观两所，各州寺观各一所，余悉毁坏，寺观因之不振。高祖以后诸帝，加以修理或建筑，又渐兴盛，同时雕梁画栋，美轮美奂，亦数见不鲜。则天时代，狄仁杰上疏云：

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环材竭于轮奂。（《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

中宗时代，韦嗣立上疏亦云：

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环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同书卷八八《韦思谦传》）

辛替否上疏，言之尤切。略云：

今天下佛寺盖无数，一寺堂殿，倍陛下一宫，壮丽甚矣，用度过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臣窃痛之。（《唐会要》卷四七）

建筑寺观，耗费天下资财十分之七八，国家经济势必濒于破产，无怪狄、韦、辛诸人，期期以为不可。而李文公亦有《与杨尚书请停修寺观钱状》及《再请停修寺观钱状》二文（《李文公文集》），皆反复申述修筑寺观之失当。况一兴工，不独伤财，而且劳民。《唐会要》卷四八云：

永徽六年……昭陵建造佛寺，唯欲早成其功……催迫发遣，幽州已北，岐州以西，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皆来赴作。

即此一端，唐代寺观劳民兴作者，想不在少数。因此唐代寺观之数，尤有叙及之必要。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云：

城中一百八坊，《韦述记》曰：其中有折冲府四，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隋大业初，有寺一百二十，谓之道场；有道观十，谓之元坛。天宝以后，不在其数。

天宝以前，长安寺观，已比隋代减少，然尚有僧尼寺九十一，道观十，若以天下计之，数必不少。开元年间，寺观总数，《唐六典》卷四云：

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一千一百三十七所道士，五百五十所女道士）……凡天下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三百四十所僧，二千一百一十三所尼）。

至武宗时，佛寺四千六百余，比玄宗时减少数百，然若加招提或兰若等，必比玄宗增多。“招提”“兰若”，系梵语译音。招提为四方僧房之意，即一种私设寺院。宋道诚《释氏要览》所谓“即今十方住持寺院是也”。“兰若”系远离处，或闲静处之意，为于山林幽静地建立之庵室。因此多有不逞之徒往来其间，于社会治安不无隐忧。《唐大诏令》卷一一三载“开元十九年七月诏”云：

如闻远就山林，别为兰若，兼亦聚众，公然往来，或妄说生缘，辄有俗家居止。

盖兰若于政府直接监督离开较远，兴邪作乱，势所难免。此不独影响国家经济，且于社会政治，发生莫大关系也。

建筑寺观，固足以耗费国家财政，同时因之制造之用器及佛像天尊像，直接或间接之耗费，数亦不少。《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云：

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

《广弘明集》卷二八上《唐西明寺钟铭》亦云：

大唐麟德二年……皇太子奉为二圣，于西明寺造铜钟一口，可一万斤，发汉水之奇珍，采蜀山之秘宝，虞倕练火，晋旷飞垆。

仅以用器而论，饰一盂兰盆，已费金翠百万，铸一铜钟，已用铜万斤，至若塑像，所费尤大。据《佛祖统记》卷三九四○高宗咸享三年，诏洛阳龙门，造庐舍那佛像，高八十五尺。永隆元年，又令沙门智运于龙门雕刻一万五千佛像，玄宗开元十八年，亦令沙门智运于嘉州大江之滨，制高三百六十尺之弥勒像，造九层阁，称为凌云寺。其他金银铜铁之佛像亦颇发达，此为寺观繁多当然发生之现象。因铸像之盛，玄宗时长安洛阳人民多以此为业。

因为铸像，促使工艺美术等进步，固不可讳之事实，然毁钱以铸像，所在多有，则影响所及，必致货币减少，经济发生恐慌，是又间接贻害社会者也。

至于人民为求佛迎佛，所费亦大，因致饥寒。《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断书经及铸佛像敕”云：

如闻坊巷之内，开铺书经，公然铸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敬之道既亏，慢神之心遂起，百姓等或缘求福，因致饥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

甚至有失业者，《唐语林》卷三云：

懿宗迎佛骨，自凤翔至阙内，礼仪盛于郊祀……缘路迎拜，数十里不绝……宰相以下，施财不可胜计，百姓竞为浮图，以至失业。

《唐会要》卷四七亦云：

元和十三年，功德使奏，凤翔府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诏许之，命中使领禁兵与僧徒迎护至京……留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王公士庶，瞻礼施舍，如恐不及，百姓有废业竭产，烧顶灼臂，而去供养者。

夫求佛，本以图福致富，今福未至而饥已来，财未得而业先废，嗟彼庸俗，何愚之甚耶。

第二章　风俗

第一节　跳舞

一　舞乐之盛

我国之跳舞，发生颇早，“云门”“大武”等舞，舞法如何，无从考证，惟古籍所载，关于跳舞者颇多。

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书·舜典》）

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书·大禹谟》）

后启十年，舞九韶。（《古今图书集成》卷四六一一《舞部纪事》）

汤之救旱也……当此时也，弦歌鼓舞者禁之。（《尸子》卷上《君治篇》）

少康复禹之绩，于是方夷来宾，献其乐舞。（《竹书纪年》卷七）

则尧舜时代，已经有舞，至商极盛。商人“恒舞于宫，酣歌于室”，以致有万舞者。《诗·商颂·那》之章云：

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郑注：庸，镛通。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夷，悦也，亦不夷怿乎，言皆悦惮也。）

周朝跳舞，尤为时尚。武王伐纣，师旅在途，前歌后舞。《古今图书集成》卷四六一一《舞部纪事》云：“武王元年己卯，誓于孟津，前歌后舞。”《诗经·陈风·宛丘》章亦云：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郑注：坎，击鼓声。值，植也。鹭好而洁白，头上有长毛十数枚。羽，以其羽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无时不出游，而鼓舞于是也。）

“无冬无夏”，持鹭羽以舞，则人民对此之兴趣，可想而知。当时学校，定跳舞为一种课程，自天子至于庶人，皆须学习，《礼记·内则篇》云：“十三学舞勺，成童舞象。”《古今图书集成》卷四六○九《乐律典舞汇考》（二）云：

大司成，王大射，诏诸侯以弓矢舞，此臣舞于君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冕而总干，此君舞于其臣也。

春秋时代，晏子且借舞以讽谏。《晏子春秋》卷七《外篇》云：

景公筑长庲之台，晏子侍坐，觞三行，晏子起舞曰：“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兮若之何！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惭焉，为之罢长庲之役。

秦始皇虽改“大武”为“五行之舞”，然舞之门类未详。迨及汉代，因（一）由于秦焚诗书而乐亡，乐亡舞亦不振，（二）由于汉初诸帝，未遑礼乐，太乐官制氏知铿枪鼓舞，然不能言其意。武帝后，乐府亦竞尚新声，未及古舞，故汉代之舞，大约有三：（一）沐猴与狗斗舞（《汉书·盖宽饶传》）；（二）巴渝舞（同书《司马相如传》）；

（三）象人舞（同书《礼乐志》），此外无所见。自三国以至南北朝，有小垂手等舞。小垂手舞，《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卷四六一一梁简文帝《小垂手》云：

舞女出西秦，蹑影舞阳春，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折腰应两袖，顿足转双巾，蛾眉与曼脸，见此空愁人。

所谓“广袖”“折腰”“顿足”“蛾眉”“曼脸”，则舞之装束与情态，几如现在眼前。隋初统一天下，尚用周乐，牛弘、辛秀之、何妥等议乐谱，时经一年，毫无成就；乐既无成，舞亦不振。《文献通考》卷一四五引文帝之言云：“音声节奏及舞宜依旧，惟舞人不捉拂尔”，足证隋舞多仍旧贯。降及唐代，舞自比前代流行。

二　跳舞之门类

唐代宫中，每逢宴会，千歌万舞，美不胜数，《白氏长庆集》卷五一《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云：

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所谓“千歌百舞不可数”，则门类之多，可想而知。依愚所见，有唐一代，约有七十余种舞。《唐六典》及《文献通考》卷一四五约五十一种：

光大之舞（黄钟宫调）　长发之舞（同上）　大政之舞（太簇宫调）　大成之舞（姑洗宫调）　大明之舞（蕤宾宫调）　崇德之舞（夷则宫调）　钧天之舞（黄钟宫调）　大（文）和之舞（太簇宫调）　景云之舞（黄钟宫调）　承先之舞　大运之舞　惟新之舞　保大之舞　文明之舞　大顺之舞　象德之舞　和宁之舞　大钧之舞　文成之舞　大定之舞　咸宁之舞（以上二十一舞祭太庙时用之）

七德舞　九功舞　上元舞（以上三舞为唐自造）

大定舞　圣寿舞　光圣舞　宴乐舞　长寿舞　天授舞　万岁舞　龙池舞　小破阵乐舞　师子舞　中和舞　六合还淳舞　顺圣舞　承天舞　圣主回銮舞　一戎大定舞　神宫大乐舞　霓裳舞　景云舞　坐部舞　倾杯舞　软舞　健舞　叹舞　文舞　武舞　凯安之舞

《唐人说荟·乐府杂录》得六种：八佾舞、骨尘舞、胡旋舞、字舞、花舞、马舞。新、旧《唐书》得八种：叹百年舞、菩萨蛮舞、八风舞、谈容娘舞、浑脱舞、合生舞、回波舞、高丽舞。此外于《唐语林》则得“黄狮子”“柘枝”二舞。

以上各舞，不独舞法不同，即舞人亦异，王维以作《黄狮子舞》，坐罪出官。《唐语林》卷五云：

王维为太乐丞，被人嗾令舞《黄狮子》，坐是出官。《黄狮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后辈慎之。

专制时代，一舞之微，亦有阶级之分。所以宫廷之舞，谓非平民所能，须以官吏子弟教练之。此种舞人，隋称为“二舞郎”，唐称为“云门生”。《文献通考》卷一四五云：

按《周礼》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咸》《大汉》《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即诸侯子孙，容服鲜丽，故得神祇降福，灵光烛坛。今之舞人，并容貌菆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难矣。隋犹以品子为之，号为“二舞郎”，逮乎圣朝（唐），遂变斯制，诚愿革兹近误，考复古道。其二舞人，取品子年二十以下，颜容修正者为之，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国子学给科。行事之外，习六乐之道，学五礼之仪。经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号曰“云门生”。

三　跳舞之服装与情态

《全唐文》卷一五六谢偃《观舞赋》，述唐代宫廷跳舞，姿态妖妍，步章合，音节乐伉美，弦无差袖，声必应足，令人看之，情景如画，爰录之如下：

金石奏，丝桐理，奇调间发，新声互起。促宴冶而忘疲，欢情畅而未已。于是燕余齐列，绛树分行，曳绡裾兮拖瑶佩，簪羽钗兮珥明当，擢纤腰之孤立，若卷旌之未扬，纡脩袂而将举，似惊鸿之欲翔。退不失伦，进不逾曲，流而不滞，急而不促，弦无差袖，声必应足，香散飞巾，光流转玉。若乃巴姬并进，郑媛俱前，对席齐举，分庭共旋，乍差池以燕接，又飒沓而凫连，止有余态，动无遗妍，似两艳之同发，类双花之偶然。进止合度，俯仰若一，节缓则顾迟，唱速则回疾，殊姿异制，不可殚悉。

谢偃太宗时为宏文馆直学士，尝侍内宴，记闻述见，自然真切，所谓“唱速则回疾”，据《国学·礼乐录》云：

“舞生”按谱作势，凡舞“合”字、“四”字欲迟，“工”字、“六”字欲疾，“上”字、“尺”字欲适中，听铎鼓既响，两阶羽钥齐作，进退俯仰，象文德之容，合歌声之妙，而舞之能事毕矣。

舞生系“按谱作势”，歌人则按谱奏声，无论“舞生”“乐人”，须同时注意，“乐工”演奏之音节，其式样如下：

（自上而下，渐低、渐浊、渐巨）

五、六、凡、工、尺、上、一、四、合。

（自下而上、渐高、渐清、渐细）

顾此乃唐代舞乐普通情态，并不专指某种舞而言。兹据《文献通考》卷一四五略述《七德》《九功》《上元》等舞，舞者之装束容仪如下。

《七德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阵乐》。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及即位，宴会必奏之……乃制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命吕才以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自是元日、冬至，朝会庆贺，与《九功舞》同奏，舞人更以进贤冠、虎文袴、螣蛇带、乌皮靴，二人执旌居前。

《九功舞》：《九功舞》，本名《功成庆善乐》……以童儿六十四人冠进德冠、紫袴褶、长亵、漆髻、屣履而舞。

《上元舞》：《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百八十人，衣画云五色衣。

《大定舞》：本出《破阵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云“八埏同轨乐”，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

《圣寿舞》：唐高宗、武后作，舞用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凡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之字。

《光圣舞》：唐明皇作，舞者八十人，鸟冠，五彩画衣，兼以《上元》《圣寿》之容，以歌王业所兴也。

《宴乐舞》：唐张文收所造也，舞工二十人，绯绫为袍，丝布为袴，又分四部，《景云舞》八人，《庆善舞》四人，《承天舞》四人。

《长寿舞》：武后长寿年所制，舞者十有二人，衣冠皆画。

《万岁舞》：《鸟歌万岁乐舞》，唐武太后所造也。当是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故为乐以象之。舞者三人，绯大袖，并画鸲鹆冠作鸟像。

《龙池舞》：舞者十有二人为列，服五色纱云衣，芙蓉冠，无忧履，四工执莲花以引舞，一奏而五叠。

《师子舞》：唐《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挚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之，各高丈余，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放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状。

《景云舞》：舞者八人，花锦为袍，五绫为袴，绿云冠，黑皮靴。

《倾杯舞》：唐明皇常令教舞马百驷，分为左右部，时塞外亦以善马来贡，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金铃饰其鬣间，杂以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凡数十叠，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忭转如飞，或命壮士举榻，马舞其上，乐工数十环立，皆衣以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妙龄姿美者充之。（《乐府杂录舞工条》及《明皇杂录》记载亦同）

《软舞》：唐开成末，有乐人崇胡子能《软舞》，其腰肢不异女郎也，然舞容有大垂手，有小垂手，或像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然则《软舞》，盖出体之自然，非此类欤。

除《通考》外，其他史籍，载跳舞之服装情态，亦复不少，爰录之如下。

《文舞》：《唐六典》卷十四“太乐令”条云：“文舞之制，左执龠，右执翟，二人执纛以引之。”（《文舞》六十四人，供郊庙，服委貌冠，玄丝布大袖，白练领标，白纱中单，绛领标，绛布大口袴，革带，乌皮履，白布袜。其执纛人衣冠各同也。）

《武舞》：同书同卷同条云，“武舞之制，左执干，右执戚，二人执旌居前，二人执鼗鼓，二人执铎，四人持金钲，二人奏之，二人执铙以次之，二人执相在左，二人执雅在右”。（《武舞》六十四人，供郊庙，服平冕，余同《文舞》。若供殿庭，服武弁，平巾帻，金支绯丝布大袖，绯丝布绸裆，甲金饰，白练裆，腾蛇起粱带，豹文大口布袴，乌布靴。其执旌人衣冠各同当色舞人，余同工人也。）

《字舞》《花舞》：《乐府杂录》“舞工”条注云：“《字舞》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花舞》着绿衣偃身，合成花字也。”按《花舞》，即《字舞》。再所谓《太平万岁舞》亦系《字舞》。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字舞”条亦云：“州郡遇圣节锡宴，率命猥妓数十群舞于庭，作‘天下太平’字，殊为不经。”而唐《乐府杂录》云：“舞有字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王建《宫词》云：“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则此事由来亦久矣（按《圣寿舞》，亦《字舞》也）。

《坐部舞》：《乐府杂录》“云韶乐”条云，“用玉磬四架，乐即有琴、瑟、筑、箫、篪、龠、跋膝、笙、竽、登歌、拍板。乐分堂上、堂下。登歌四人，在堂下坐，舞童五人衣绣衣，各执金莲花，引舞者如仙家行道者也；舞在阶下，设锦筵，宫中有云韶院”。

《八佾舞》：同书“雅乐部”条云，“《八佾》舞，则六十四人，文武各半，皆着画帻，俱在乐悬之北，文舞居东，手执翟，状如凤毛，武舞居西，手执戚，文衣长大，武衣短小，其钟师及磐师登歌”。

《高丽舞》：《资治通鉴·中宗纪》云，“司礼少卿张同休，易之之兄也，尝召公卿宴集，酒酣戏再思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即剪纸帖巾，反披紫袍，为高丽舞，举座大笑”。

《八风舞》：同书同纪云，“国子祭酒祝钦明自请作《八风舞》，摇头转目，备极丑态，上大笑”。

《叹百年舞》：《旧唐书》卷一七七《曹确传》云，“（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同昌公主除丧后，帝（文宗）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騑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涕流”。

《霓裳舞》：《白氏长庆集》卷五一《霓裳羽衣歌》云，“舞时寒食春风天，玉钩栏下香桉前。案前舞者颜如玉，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珮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磬箫筝笛递相搀，击恹弹吹声逦迤。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螾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

《柘枝舞》：《全唐诗》第八函第五册张祜《周员外席上观柘枝》诗云“金丝蹙雾红衫薄，银蔓垂花紫带长”。《观杨瑗柘枝》诗云“促叠蛮鼍引柘枝，卷帘虚帽带交垂。紫罗衫宛蹲身处，红锦靴柔踏节时”。《白氏长庆集》卷五三《柘枝妓》诗亦云“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可见《柘枝舞》，舞人率穿红紫、五色罗衫、窄袖、锦靴、腰带、银蔓垂花、头冠绣花卷帘虚帽也。

《胡旋舞》：系《健舞》之一，《乐府杂录》云“《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白氏长庆集》卷三《胡旋女》诗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此为舞之情态。《通典·康国乐》条云“舞二人，绯袄、锦袖，绿绫浑裆袴，赤皮靴，白袴奴（帑）”，此为舞之服装。按骨尘舞，亦与此舞同。《乐府杂录》“俳优”条云：“舞有《骨尘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毬子上，其妙如此。”

此外于《竿头舞》，尤称绝艺，玄宗时，教坊王大娘甚长此舞。《明皇杂录》云：

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技，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喜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所谓“妙入神”，则其舞态之精，殊非言语所能形容。敬宗时，妓女石火胡亦善此舞，技艺精妙，非教坊中人所能及。《杜阳杂编》卷二云：

上降曰大法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时有妓女石火胡，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越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执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呼抑扬，若履平地，上赐物甚厚，文宗即位，恶其大险伤神，遂不复作。

此舞不独京师有之，西蜀亦颇流行。李绰《尚书故实》卷二云：

章仇兼琼镇蜀日，观寺设大会，百戏在庭，有十岁童儿一作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状如雕鹗，掠之而去，群众大骇，因而罢乐。

则唐代跳舞，花样翻新，以及普遍流行，一般可鉴。

前引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所谓“千歌百舞”，则舞之中，夹以歌唱，自无疑义。惟此时歌者不舞，舞者不歌，歌舞同为一人，尚未之见。清毛奇龄《西河诗话》云：

古者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即舞曲中词，亦不必与舞者搬演相应。自唐人作《柘枝词》《莲花镟歌》，则舞者所执，与歌者所措词，稍稍相应，然无事实也……至元人造曲，则歌者舞者合作一人，使句栏舞者自司歌唱，而第设笙、笛、琵琶以和其曲……

足证唐代歌舞，未同为一人，同为一人，实自元代始。

第二节　女子化妆

脂粉黛泽之化妆，我国古代，早已实行。迨及唐朝，人文灿然，宫嫔众多，使六宫粉黛，竞美争妍。所以化妆一项，更趋浓艳。日本平安朝女子之化妆，起源亦由于唐，今分为髻鬟、额黄、眉黛、朱粉、口脂、花钿、妆靥七项述之。但因材料至为缺少，有窥见其一斑而已。

一　髻鬟

据唐王睿《炙毂子》（此书已佚，今据《渊鉴类函》所引）、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宇文氏（年代不详）《妆台记》所记载，唐代髻鬟之种类颇多，列举如下：

半翻髻　反绾髻　乐游髻　（以上高祖宫中之髻）

双镮望仙髻　回鹘髻　愁来髻　飞髻　百合髻　（以上玄宗宫中之髻）

归顺髻　平番髻　闹扫妆髻　盘桓髻　惊鹄髻　抛家髻　倭堕髻（一云髻）　囚髻（《新唐书·五行志》）　乌蛮髻（小说《红线娘传》）

上列中之抛家髻，见于《新唐书·五行志》，谓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当时谓之抛家髻。因此其形状如何，可想象而知。倭堕髻，见于《古今注》，谓倭堕系为堕马之余形。《后汉书·梁冀传》注谓：堕马髻，侧在一边。梁徐陵《玉台新咏序》有“妆鸣蝉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鬟”之句，可以想见其一种垂鬟之状。乌蛮，即为猓猓，则乌蛮髻，乃系猓猓椎髻之形象。此外如百合髻、惊鹄髻等，即可因其名而推想其形状也。要之，形状真正如何，本难探知。然读唐人诗集，则知有高髻、垂鬟两种。先举高髻之例如下：

共折路边花，各持插高髻，髻高花匼匝。（寒山《诗三百三首》）

侧垂高髻插金钿。（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

翠髻高丛绿鬓虚。（王建《宫词》）

高髻云鬟宫样妆。（刘禹锡《赠李司空妓》）

髻鬟峨峨高一尺。（元稹《李娃行》）

岑参诗是描写高髻垂鬓之状，王建诗是咏赞宫中之高髻。据日本太和药师寺吉祥天女之像，则唐代高髻之状，可以推想而知。

据以上举例，唐代宫中之髻，想必颇高。百合髻，惊鹄髻等，亦高髻也。但据王建《寻橦歌》之“重梳短髻下金钿”，及罗虬《比红儿诗》之“轻梳小髻号慵来”，则当时之有“短髻”“小髻”，自不待言。

又鬓之中，有所谓蝉鬓者。据《古今注》系魏文帝时宫人莫琼树所造，望之缥缈，如蝉翼然。盖因其两鬓极薄，极似蝉翼，故有此名。唐诗关于蝉鬓之歌咏颇多，特举二三例如下：

片片行云着蝉鬓。（卢照邻《长安古意》）

蝉鬓红冠粉黛轻。（刘言史《乐府杂词》）

至于垂鬟之例：

钗承堕马鬟。（张昌宗《太平公主山亭侍宴》）

花映垂鬟转。（储光羲《夜观妓》）

髻鬟垂欲解。（孟浩然《美人分香》）

二人蛾眉梳堕马。（李颀《缓行歌》）

风流夸堕鬟。（白乐天《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

柔鬟背额垂，丛鬓随钗敛。（元稹《恨妆成》）

日本正仓院御物树下美人屏风绘之髻，及近长安发掘之弹阮咸美人像，恐亦为垂鬟之一种。

又日本《大宝令》有所谓“宝髻”者，《令义解注》谓以金玉饰髻绪，故云“宝髻”。盖以金玉之钿、钗、步摇等，而饰高髻，亦效唐人也。举唐诗如下：

为君安宝髻。（王勃《临高台》）

山花插宝髻。（李白《宫中行乐词》）

宝髻高梳金翡翠。（章孝标《贻美人》）

倦枕徐欹宝髻松。（韩偓《昼寝诗》）

二　额黄

女子于额之妆饰，有所谓额黄，一云鸦黄者，必在额头之上，施以黄粉。唐人诗集，记载颇多。特举二三例如下：

纤纤初月上鸦黄。（卢照邻《长安古意》）

微汗欲销黄。（杨巨源《美人春怨》）

额畔半留黄。（吴融《赋得欲晓看妆面》）

宫样轻轻淡淡黄。（王涯《宫词》）

扑蕊添黄子，呵花满翠鬟。（温庭筠《南歌子》）

头黄侵腻发。（韦庄《女冠子》）

三　眉黛

中国女子，早用眉黛。降及唐朝，当亦行之。据《海录碎事》（此书未见，据《佩文韵府·支韵》）记载，唐玄宗命画工画十眉图：一曰鸳鸯眉；二曰小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棱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云眉，又名横烟眉；十曰倒晕眉。

据《妆台记》，五代宫中之画眉，一曰开元御爱眉，二曰小山眉……所举名目，与《海录碎事》相同。又贞元宫中人，爱以青黛画蛾眉，亦载于《妆台记》。《中华古今注》谓杨贵妃能画黑眉。眉之画法，虽有种种不同，然读唐诗，知有浓而广与淡而细者两种。先举前者之例如下：

拂黛随时广。（沈佺期《李员外秦援宅观妓》）

轻鬓丛梳阔拂眉。（张籍《倡女词》）

凝翠晕蛾眉。（元稹《恨妆成》）

前所记树下美人之眉，当然属于此类。再举后者之例如下：

淡扫蛾眉朝至尊。（张祜《集灵台》之二）

眉黛拂能轻。（孟浩然《美人分香》）

青黛点眉眉细长。（白居易《新乐府·上阳白发人》）

连娟细扫眉。（温庭筠《南歌子》）

宫样衣裳浅画眉。（韩偓《忍笑》）

除上列所举以外，又有八字眉。八字眉早已流行于汉武帝宫中，兹将见于唐诗中，举两例如下：

宝镜休匀八字眉。（韦应物《送宫人入道》）

双眉画作八字低。（白居易《新乐府·时世妆》）

四　朱粉

唐朝女子多爱红妆，先擦白粉，再加朱色，举例如下：

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元稹《恨妆成》）

薄粉轻朱取次施。（罗虬《比红儿诗》）

此外红妆之例犹多：

红粉春妆宝镜催。（孟浩然《春情》）

美人红妆色正鲜。（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

翠蛾红脸不胜情。（司空曙《观妓》）

红铅拂脸细腰人。（张祜《李家柘枝》）

脸红眉黛入时妆。（罗虬《比红儿诗》）

一抹浓红傍脸斜。（同上）

此种红妆，树下美人之颜面，即为一例。又举淡妆之例如下：

铅华不御得天真。（明皇《题梅妃画真》）

妃善属文，自比谢女，淡妆雅服，而姿态明秀，不可描写。（《梅妃传》）

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张祜《集灵台》之二）

最爱铅华薄薄妆。（郑史《赠妓行云诗》）

袅娜腰肢淡薄妆。（韩偓《袅娜》）

还似红儿淡薄妆。（罗虬《比红儿诗》）

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天宝年中，特异的化妆甚为流行，有所谓“泪妆”者。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识者以为不祥，后有禄山之乱。

女子于胸前亦擦白粉，看下面的诗，即可了然。

长留白雪占胸前。（施肩吾《观美人》）

粉胸半掩疑暗雪。（方干《赠美人》）

粉着兰胸雪压梅。（韩偓《席上有赠》）

五　口脂（燕支）

燕支，擦于脸上。但唐僖宗、昭宗时，京都妇女竞相擦于嘴唇，以分别其妍否。试读《潜确类书》（据《渊鉴类函》）、《妆台记》，则唐代女子，擦燕支于唇上之事数见不鲜。惟因其擦之方法，各有不同，名称遂因之而异。兹列举其种类如下：

石榴娇　大红春　小红春　嫩吴香　半边娇　万金红

圣檀心　露珠儿　内家园（《妆台记》园作圆）　天宫巧

洛儿殷　淡红心　猩猩晕　小朱龙格　双唐媚　花奴样子

据《新唐书·五行志》，元和末年，妇女盛行奇异之化妆，不擦红粉，只以乌膏涂唇上，有似悲啼之状。白乐天《时世妆》所谓“乌膏注唇唇似泥”者，是也。

关于口脂之诗，向未多见。岑参诗有“朱唇一点桃花殷”（《醉戏窦子美人》诗）之句，或即指此。然树下美人之唇，乃明是擦上燕支。

六　花钿

据宋高承《事物纪原》，唐代妇女面部化妆，有所谓“花钿”者。盖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开始为梅花妆。《事物纪原》“冠冕首饰”部，有一段关于花钿之记载：

《酉阳杂俎》曰：“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唐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也。”按隋文宫女贴五色花子，则前此已有其制矣，似不起于上官氏也。《杂五行书》曰：“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经三日，洗之乃落，宫人奇其异，竞效之。”花子之作疑起于此。

树下美人眉间白绿色之状，恐即此也。温庭筠诗有云：“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南歌子》），亦可以参照。但《长恨歌》所谓“花钿委地无人收”，乃是金之花簪，与此不同。

七　妆靥

伴眉间花钿而起者，又有“妆靥”。妆靥，系以青丹点于两颊，是亦落梅妆之遗意。《事物纪原》“冠冕首饰”部，有一节关于妆靥之记载：

近世妇人妆，喜作粉靥，如月形，如钱样，又或以朱若燕脂点者，唐人亦尚之，段成式《酉阳杂俎》曰：

“如射月者，谓之黄星靥。靥钿之名，盖自吴孙和误伤邓夫人颊，医以白獭髓，合膏琥珀太多，痕不灭，有赤点，更益其妍，诸嬖欲要宠者，皆以丹青点颊，此其始也。”又云：“大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者，婢妾少不如意，则印面，故有月点钱，苟如此，则固非嘉事也。宋武宫中，敩寿阳落梅花妆，此其遗意也。”

树下美人之两颊口边，有白绿色之妆饰，盖即妆靥也。元稹诗云：“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恨妆成》诗），亦明指此事。

要之唐代女子化妆，颇似日本树下美人屏风画之妆饰，足证日本文化，受唐代赐予之厚。

（此节译自《史学杂志》第二十一编第四号《唐代女子化妆考》）

第三节　戏剧

春秋战国之俳优，如晋之优施，楚之优孟，即为戏剧之滥觞。顾以歌舞及戏谑为事，尚未演历史故事。自汉以后，始间演之，《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富者祈名狱，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

降及南北朝，遂合歌舞以演一事，但以事实至简，仅具戏剧轮廓，谓之为戏，不如谓之为舞之为当也。唐代戏剧，最著者有《大面》《拨头》《踏摇娘》《苏中郎》《窟礧子》《参军》等名，《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云：

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一作谣）娘》《窟礧子》等戏，玄宗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

内容复杂，化装特别，一切动作，几与今日无异，论者谓戏剧起源，始于唐代，盖即为此。兹将各剧略述之如下：

（一）《大面》　大面，又名代面，起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文武全才，勇敢善战，顾貌美如妇人，不足以威慑敌人，乃刻木作假面，带之临阵，尝破周师，齐人壮之，因作此舞，效其指挥击刺之状，称为《兰陵王入阵曲》（《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

唐之《大面》戏，即本于此。《乐府杂录·鼓架部》谓“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

（二）《拨头》　拨头，出自西域。有胡人为猛虎噬死，其子上山，寻尸恸哭，求虎杀之，以报父仇。戏者，皆披发素衣，面呈啼容，作遭丧之状。见《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谓“拨头”在《北史·西域传》为拔豆国之译音，此戏盖起于拔豆国，经龟兹等国，传入中国。

（三）《踏摇娘》　北齐有苏鼻者，实未仕，而自号郎中，貌恶嗜酒，醉辄殴其妻。妻颇有容姿，且善歌舞，乃含悲作苦怨之辞，诉诸邻里。此戏演者，作妇人装束，徐步入场，且行且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辄呼“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此时其夫出台，夫妇殴斗，以为笑矣（《教坊记》）。《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云：

踏摇娘，生于隋末，隋末河内有人貌恶而嗜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其妻美色善歌，为怨苦之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弦管，因写其妻之容。妻悲诉，每摇顿其身，故号踏摇娘。近代优人，颇改其制度，非旧旨也。

（四）《苏中郎》　后周有苏葩者，好酒落魄，自号中郎，每逢歌场，辄乘兴独舞；此戏演者，着绯衣，带帽，以赤涂面，作醉者状。见《乐府杂录·鼓架部》。

按“踏摇娘”，“苏中郎”，皆姓苏，一云“郎中”，一自号“中郎”，恐同为一人，其以赤涂面，为后世戏者涂彩画面之滥觞。

（五）《窟礧子》　此为木偶之戏，起源颇多异说，有以为丧家之乐，有以为陈平所创。傀儡，起于汉代，自西域传入，窟礧、魁礧、傀儡之字，系当时译音，至唐最为流行。《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云：

《窟礧子》，亦云《魁礧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国亦有之。

（六）《参军》戏　普通以为后汉馆陶令石耽之故事，耽曾犯赃罪，和帝惜其才，免之，每宴乐令着白夹衫（罪人之衣），使优伶戏弄以辱之。一年后，放免，用为参军。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为汉代无参军之官，系后赵石勒参军周延之误。周延亦为馆陶令，以窃官绢数万匹下狱，宥免，每逢大会，使俳优戏弄之。开元中，不独黄幡绰、张野狐之辈巧弄参军，朝绅如李仙鹤亦善此戏，玄宗特授仙鹤为韶州同正参军，以食其禄。《乐府杂录》“俳优”条云：

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始自汉馆陶令石耽。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误也。

参军之戏，因之流行，然已离石耽周延之故事，而为绿衣秉简之官人，与鹑衣髽髻之苍鹘相对之滑稽戏，赵璘《因话录》云：“肃宗宴于宫中，女优弄假戏，有绿衣秉简为参军者。”《五代史》卷一一《吴世家》亦云：

徐氏之专政也，杨隆演幼懦，不能自恃，而知训尤凌侮人，尝饮酒楼上命优人高贵卿侍酒，知训为参军，隆演鹑衣髽髻为苍鹘。

李义山之《骄儿诗》有“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盖即指此。

此外尚有《樊哙排君难》戏，宋敏求《长安志》卷六云：

明宗宴李继昭等，将于保宁殿，亲制赞成功曲，以褒之，仍命伶官作《樊哙排君难》戏以乐之。

以上各戏，多承前代或出自西域。惟《樊哙排君难》戏，系唐代自制，布置虽甚简，而动作有节，近似《破阵》《乐庆》《善乐》诸舞。《乐府杂录》“俳优”条又云：

武宗朝有曹叔度、刘泉水咸淡最妙，咸通以来，即有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廷等三人。弄假妇人。大中以后，有孙干刘璃瓶，近有郭外春、孙有熊。僖宗幸蜀时，戏中有刘真者尤能，后乃随驾归京，籍于教坊。

要之，唐代之戏剧约分两种：一以表演某事为主；二以滑稽嘲笑为主。参军之滑稽戏，为后世丑脚之始，而踏摇娘之化装，则为旦色之源流。至于咸淡婆罗之名称，亦与戏剧有关。婆罗原为婆罗门之略称，宋初讹为鲍老，元曲分为邦老（扮盗贼）、孛老（扮老人）、卜儿（扮老妇）三种。咸淡亦脚色之一种，关于脚色之源流，王国维《古剧脚色考》述之颇详，兹不赘。

第四节　打毬

一　打毬、蹴毬之分别

打毬与蹴毬之意义，本不相同。《汉书·艺文志》有《蹴鞠二十五篇》，宋王谠以为蹴鞠，即打毬，实为错误。王氏《唐语林》卷五云：

打毬，古之蹴鞠也。《汉书·艺文志·蹴鞠二十五篇》，颜注云：鞠以韦为之，实之以物，蹋之以为戏，蹴鞠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蹴音子六反，鞠音距六反，近俗声讹谓鞠为毬，亦从而变焉，非古也。开元天宝中，上（玄宗）数御观打毬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有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致伤毙。永泰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毬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兹至危，以邀晷刻之欢耶。”

盖在地上，以足蹋者，为蹴毬。在马上，以杖击者，为打毬，截然不同。蹋毬系两足登蹑毬上，旋转而行，亦非如今日之踢球也。同书同卷云：

今乐人又有蹋毬之戏，作彩画木毬高一二尺，女妓登蹑毬宛转而行，萦回来去，无不如意，盖古蹋鞠之遗事也。

同书卷七又云：

僖宗好蹴毬、斗鸡为乐，自以能于步打，谓俳优石野猪曰：“朕若试步打进士，当得状元。”

则蹴毬于地上行之，非于马上戏之，蹴自蹴，打自打，两不相干。惟所谓“击毬”者，乃与“打毬”，异名同意。《新唐书》卷一三三《郭英乂传》云：

又教女伎乘驴击毬，钿鞍宝勒，及他服用，日无虑数万费，以资倡乐。

《唐人说荟·李林甫外传》亦云：

李林甫……击鞠，略无休息……道士曰：“郎君虽善此，然忽有颠坠之苦。”

因此可知唐代毬戏，约分为两类：一蹴毬，二打毬。蹴毬之戏，除前引数例，及《新唐书》卷八一《三宗诸子列传》，同书卷一一一《薛嵩传》及《唐摭言》卷一五略有记述外，殊不多见。惟打毬之戏，史不绝书，大有人人同情、胥为此好之势。

二　打毬风气之盛

唐人游戏，门类多端，有跳舞、斗鸡、赌博、拔河、角抵、狩猎、打毬、蹴毬、双陆等，就中打毬、狩猎，最能溺人。《唐国史补》卷下云：又有击毬畋猎之乐，皆溺人者也。

高祖之子元吉，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新唐书》卷七九《高祖诸子列传》云：“元吉喜鹰狗，出常载罝网三十车，曰：‘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

至于打毬，上自皇帝，下及人民，莫不戏此，今所谓“球迷”者，大有人在。兹列举皇帝喜打击之例如下：

高宗　朕闻胡人善为击鞠之戏，尝一观之。昨初升楼，即有群胡击鞠，意谓朕笃好之也。帝王之所为，岂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窥望之情，亦因以自诫。（《唐鉴》卷七）

玄宗　诸王日朝侧门，既归，即具乐纵饮，击毡、斗鸡、驰鹰犬为乐，如是岁月不绝，所至辄中使劳赐相踵，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新唐书》卷八一《三宗诸子列传》）

敬宗　丁未击鞠于中和殿，戊申击鞠于飞龙院，黄洞蛮降，己酉击鞠用乐。（上书卷八《敬宗本纪》）

宣宗　宣宗在藩邸时，为武宗所薄，将中害者非一，一日宣召打毬，欲图之。（《唐语林》卷七）

文宗　开成元年，帝自李训之败，意忽忽不乐，两军毬鞠之会，什减六七，设宴享声伎盈庭，未尝解颜。（《唐鉴》卷二○）

昭宗　自崔胤之死六军散亡俱尽，所余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从帝而东。（《唐鉴》卷二四）

帝既好之，宫中侍臣，亦多与之为戏。《旧唐书》卷五九《姜皎传》云：

皎长安中，累迁尚衣奉御，时玄宗在藩，皎察玄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玄宗即位数召入卧内，与后妃连榻，间以击毬斗鸡，呼之不名也。

至于科举新进士，且有打毬会，借以联络感情。《唐摭言》卷三云：

乾符四年，诸先辈月灯阁打毬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毬军将数辈私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迟留，用抑其锐。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驰骤击拂，风驱雷逝，彼皆瞠视。俄策得毬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俛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尤不可解者，当时竟以打毬之胜负为官位得失之标准。《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妖妄》（二）“陈仆射”条云：

陈敬碹与杨师立、牛勖、罗元杲以打毬争三川（四川之东、西、中三部），敬碹获头筹，制授右蜀节度，以代崔公（安潜），中外惊骇。

则敬碹之除西川节度使，并不以其军事政治之才超出群众，实由于毬艺精良，独占鳌头，夫以游戏末作而获军国大事之节度使，则打毬之戏，盛极一时，人人以此博胜负可知也。

三　打毬之情况

打毬既于马上戏之，顾其情况若何，自有研究之必要。

唐代打毬，特辟毬场，与今日无异。文献上“毬场”二字，兹列举如下：

翌日于毬场内犒劳；以老牛中筋皮为炙，状瘤魁之脔，坐于地茵大桙食之。（《唐语林》卷四）

宪宗问赵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荆门，毬场草生何也？”对曰：“罪诚有之，虽然草生，不妨毬子。”上为之笑。（《唐语林》卷一）

景龙（中宗年号）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慎交、武崇训至油洒地以筑毬场。（《隋唐嘉话》卷一）

以油洒地筑毬场，则唐代之毬场，有如今日沥青马路。可见时人嗜此运动，无时或间，故不惜重资，筑此巩固场所。至于打毬情况，《唐语林》卷一云：

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毬）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三军老手，咸服其能。

毬在空中，人坐马上以杖击之，马奔愈速，击愈命中。始称高手。前引同书卷五亦云：

开元天宝中，上数御观打毬为事，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有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致伤毙。

读者于“左萦右拂，盘旋宛转”二语中，可想象其运动情况之一斑。顾以迅速奔击，不独伤马，而且伤人，穆宗曾以此暴得病。《新唐书》卷八《敬宗本纪》云：长庆二年十二月，穆宗因击毬暴得疾，不见群臣者三日。

时有胡淛者，性好打毬，以马奔不便，代之以人，可谓打毬之新方法。《南部新书·庚》云：

胡淛者，吴少诚之卒也，为辩州刺史，好击毬，南方马庳小，不善驰，淛召将吏蹴鞠（应作击毬），且患马之不便玩习，因命夷民十余辈肩舁，据辇杖，肩者且击，旋环如风。稍怠，淛即以策叩其背，犯鞭亟走，淛用是为笑乐。

骑人击毬，且使之“旋环如风”，虐待夷人，亦已甚矣。

第五节　拔河

一　拔河之起源

拔河游戏，来源甚古。相传春秋战国，楚将伐吴，即以是为教战。封演《封氏闻见记》云：

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相传楚将伐吴，以是为教战。梁简文临雍禁之，而不能绝。古用篾缆，今（唐）民则以木麻絙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前，分二朋，两勾齐挽。当大絙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便相牵引，以却者为输，名曰“拔河”。

二　拔河之状况

拔河之起源，本由于教战，故至唐代，兵士亦多以此为戏。《新唐书》卷五〇《兵志》云：

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抵、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不独兵士为然，即宫女亦多戏此。《新唐书》卷四《则天本纪》云：“（景龙）三年二月己丑，及皇后幸玄武门，观宫女拔河，为宫市以嬉。”又不独宫女为然，即宰相将军等，又多戏此。同书同纪云：“四年……及后妃公主，观三品以上拔河。”

中宗、玄宗时，拔河益形热闹，挽者至千余人，呼声动地，观者惊骇。《唐语林》卷五云：

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毬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时七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宰相、五将军为西朋，东朋贵人多，西朋奏胜，不平，请重定，不为改，西朋竟输。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璟年老，随絙而踣，久不能兴。上大笑，令左右扶起。明皇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骇。进士河东薛胜为《拔河赋》，其词甚美，时人竞传之。

似此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则唐代社会，拔河游戏之盛，一般可鉴。

第六节　酺

一　酺之意义

昔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戒勿饮。自禹而后，历代君主，多禁民饮酒，惟遇庆贺大典，或特别事故，始解其禁，许饮数日。《礼记·礼器篇》引《曾子》云：“《周礼》其犹醵与？（欤）郑注，王居明堂礼，仲秋乃命国醵（合钱饮酒曰醵）。”可知周代每年仲秋，始许人民聚饮。《汉书》卷四《文帝纪》云：

酺五日。文颖曰：“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也。”

按“酺”字，许氏《说文》第十四篇下谓：“王德布大饮酒也。”换言之，即解放酒禁，纵民饮之为酺。

二　酺之原因及日数

唐初诸帝，以天下太平，国富民殷，欲与民同乐，每遇国家举行特别大典，必许全国人民饮酒——赐酺。《文馆词林》卷六六七太宗“诞皇孙恩降诏”云：“天下大酺五日。其去年收俭之处，百姓既有少乏，不在大酺之例。”则赐酺之日，除荒歉之处外，全国人民，皆纵酒作乐也。兹据《新唐书》，列举唐代赐酺之原因及日数如下：

（一）立皇太子　储贰之重，宗祧所系，四海攸赖，故当建立，例应赐酺，以示庆贺。

（贞观十七年四月）丙戌，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大赦，赐文武官及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爵一级，民八十以上粟帛，酺三日。（卷二《太宗本纪》）

（永隆元年八月）乙丑，立英王哲，为皇太子，大赦，改元，赐酺三日。（卷三《高宗本纪》）

（圣历元年九月）壬申，立庐陵王显为皇太子，大赦，酺五日。（卷四《则天本纪》）

（开元）三年正月丁亥立郢王嗣谦为皇太子，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赐酺三日。（卷五《玄宗本纪》）

立皇太子赐酺，例皆三日，则天赐五日，乃系特别加恩耳。

（二）更改年号　皇帝改元，表示万事更始，国家兴隆，故亦有酺。

（乾封元年正月）壬申大赦，改元，赐文武官级勋爵。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司马、县令、妇人郡县君。七十以上至八十，赐爵一级。民酺七日，女子百户牛酒。（卷三《高宗本纪》）

（长寿元年九月）庚子，大赦，改元，用九月社，赐酺七日。（卷四《则天本纪》）

（延载元年五月）甲午，大赦，改元，赐酺七日。（同上）

天册万岁元年一月辛巳……改元证圣，大赦，赐酺三日。（同上）

（证圣元年九月甲寅）大赦，改元（万岁通天），赐酺九日。（同上）

（万岁通天元年三月丁巳）大赦改元（神功），赐酺七日。（同上）

（神功元年）壬寅，大赦，改元（圣历），赐酺七日。（同上）

圣历元年正月甲子，大赦，改元，赐酺九日。（同上）

（久视三月）癸丑，大赦，改元，长安罢天册金轮大圣号，赐酺五日。（同上）

（长安元年十月）辛酉，大赦，改元，给复（免税役），关内三年，赐酺三日。（同上）

（先天元年正月）己丑，大赦，改元，曰太极，赐内外官阶爵，民酺五日。（卷五《睿宗本纪》）

（同上五月）辛巳，大赦，改元，曰元和。赐内外官陪礼者勋一转，民酺五日。（同上）

以上赐酺，有“三日”“五日”“七日”“九日”不等，而以“七日”为多，惟此大赦改元，不独赐酺不已，且有免租晋爵之举，似较其他政务隆重。

（三）祭祀天地山川　“国家大事，惟祀与戎”，古有明训。盖祭祀天地山川，为民祈祷幸福，亦国运所关，不赐以酺何以示庆。

（贞观十七、二十、十二年）五月有事于泰山。赐京师酺三日。（卷二《太宗本纪》）

（长安三年十二月）戊子祀南郊，大赦，赐酺二日。（卷四《则天本纪》）

（嗣圣元年）九月壬午祀天地于明堂，大赦，赐文武官勋爵，民为父后者，爵一级，酺三日。（同上《中宗本纪》）

（景龙五年）十二月乙丑，有事于南郊，以皇后为亚献，大赦，文武官阶爵入品者减考，免关内今岁赋，赐酺三日。（同上）

（天宝六载正月）戊子，有事于南郊，大赦，赐文武官阶爵，民酺三日。（卷五《玄宗本纪》）

（同上十载正月）甲午，有事南郊，大赦，酺三日。（同上）

此种赐酺，例皆三日，惟每次多有进文武官阶爵，及赐物、免租之举。则当时官吏，实不胜醉酒饱德之感。然大酺中，间亦惠及民间，例太宗时，曾赐天下七十以上者酒、米、面等物，《文馆词林》卷六六七“获石瑞曲赦凉州诏”云：

神州介福岂独在予，和乐之庆，宜被率土，可赐天下酺三日。自汉魏以来，及于近代，每有大庆，或赐牛酒。然牛之为用，耕稼所资，多有宰杀，深乖恻隐。其男子年七十以上，令州县各量给酒米面，并以官物充。

（四）征服敌国　征服敌国，自是快事。与民同乐，非酒莫欢，故当有酺。

（贞观初年）突厥部种离畔……颉利可汗大惊曰：“兵不倾国来，靖（李靖）敢提孤军至此？”于是帐部数恐……请举国内附……于是斥地自阴山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赐民五日酺。（卷九三《李靖传》）

（贞观十九年六月）己未，大败高丽于安东城东南山，左武卫将军王君谔死之，辛酉，赐酺三日。（卷二《太宗本纪》）

其他赐酺，见于同书高（祖）、太、高（宗）、则天、睿、玄诸帝本纪，尚属不少，例如皇帝即位有酺，太子加元服有酺，朝臣加封号有酺，获祥瑞有酺，作明堂有酺，生子有酺，甚至皇后复位，孙子满月者亦有酺。“赐酺”或“酺”之字，几隔二三页，心一见之，诚以唐代初年，天下太平，国富民殷，有以致之。

三　酺日之布置及娱乐

君主因有称心如意之事，然后赐酺，故酺之日，须有种种布置，以示庆祝。《唐大诏令》卷一○八“禁断大酺广费敕”云：“自今以后（先天二年），两京及天下酺宴，所作山车旱船，结彩楼阁宝车无用之物，并宜禁断。”所谓“结彩楼阁”，正与今国庆日搭结彩门相同。同时又有各种音乐游戏，以资娱乐。《容斋随笔》卷四有诗云：“赐禊东城下，颁酺曲水傍，樽罍分圣酒，妓乐借仙倡。”

玄宗时，大酺于勤政楼，尤为热闹，新声曼歌，百戏并陈。《乐府杂录》“歌”条云：

又一日，赐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中官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

《唐语林》卷一亦云：

玄宗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人物阗咽，金吾卫士指遏不得，上谓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乐，与万姓同欢，不谓众人喧闹若此，汝有何计止之？”力士曰：“臣不能止也，请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上从之，安之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曰：“逾此者必死。”是以终日酺宴，咸指其画曰：“严公界境，无人敢犯者。”

群众喧哗，扰乱秩序，尊如天子，且不能制止，必须“严公界境”，严重处罚，或永新曼声，感动人心，始归平静，可知当时群众，欢喜若狂，情不自禁也。

再据《唐人说荟》《明皇杂录》记载，玄宗赐酺之日，尤为铺张扬厉，令人叹为观止焉。兹录之如下：

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时河南郡守，命乐工数百人，于车上皆衣以锦绣，伏厢之牛，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观者骇目。时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于》，鲁山之文也。玄宗闻而异之，征其词，乃叹曰：“贤人之言也。”其后上谓宰臣曰：“河内之人，其在涂炭乎。”促命征还，而投以散秩。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殿，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被黄金甲，衣短后绣袍，太常陈乐，卫尉张幕，诸将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内中出，击雷鼓为《破陈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或舞，动中音律。

以上所述，皆为都城皇帝之酺，与酺时之娱乐，至于地方民间之酺，及酺时食品，《朝野佥载》有一记叙如下：

贞观中，恒州有彭闼、高瓒二人斗豪，时于大酺场上，两朋兢胜，闼活捉一豚，从头咬至项，放之地上仍走。瓒取猫儿从尾食之，肠肚俱尽，仍鸣唤不止，闼于是乎帖然心伏。

四　酺之废除

有唐一代，酺之最频繁者，系则天时代，酺之最铺张者，系玄宗皇帝。此盖由于则天好夸，玄宗好乐，一夸一乐，故多为此举也。然安史之乱，京师陷落，帝室有蒙尘之苦，黎民罹兵燹之祸。后赖李光弼、郭子仪之力，勘平大乱。然国家濒于破产，公私交困，无复当年气象。自此以后，纵遇大赦改元、祭祀大地及立皇太子等，皆不赐酺。兹再据《新唐书》举例如下：

（元和元年正月）丁卯，大赦，改元，赐文武官阶勋爵，民年高者米帛羊酒。（卷七《宪宗本纪》）

（长庆元年正月）辛丑，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赐文武官阶勋爵。（卷八《穆宗本纪》）

（宝历元年正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四月癸巳……大赦，赐文武官阶勋爵。（卷八《敬宗本纪》）

（大和元年二月）乙巳，大赦，改元，免京兆今岁夏税半。（卷八《文宗本纪》）

据此足证玄宗以后，肃、德、代、顺等十四帝，虽举行大赦，改元，或祭祀天地大典，亦不赐酺。盖由于国困民贫，无以为乐也。经济学家谓：社会一切之变动，皆受经济势力之支配，于此益信。

第七节　婚姻

一　贫富女子出嫁之难易

婚姻之重视门户，自古已然，六朝尤甚。梁侯景欲与王谢世族通婚，武帝谓之曰：“王谢门高非偶，当于朱张之下访之。”（《南史》卷八○《侯景传》）齐世族王源与富阳满某通婚，沈约且上章弹之，谓“王满连姻，实骇物听”。唐承六朝之后，此风犹存，时人多以婚世族为荣。《新唐书》卷一一六《李彭年传》云：

彭年有才，剖析明悟，历迁中书舍人，吏部侍郎，与李林甫善，常慕山东著姓，为婚姻，引就清列。

同书同卷《李日知传》亦云：“日知贵，诸子方总角，皆通婚名族，时人讥之。”

按刘餗《隋唐嘉话》，当时世族，最著者为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时人以婚世族为荣，同时世族为保持贵裔，养尊鸣高，亦互相婚配，不愿下嫁他族。高宗时，李义府为子求婚不遂，奏请禁止。《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义府传》云：

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后虽益衰，犹相夸尚，义府为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

同书卷九五《高俭传》亦云：

又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泽、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一百，悉为归装，夫氏禁受陪门财。

世族子女。纵然下嫁，亦系贫穷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故必多取赀财。同书同传云：“初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昏。”

刘知几《史通》所谓“山东人士，嫁娶必多取赀，人谓之卖婚”，信然。

世族女子，数目有限，且互相婚配，人人争娶，自然供不应求。其实名门闺秀，阀阅千金，亦碌碌庸众，毫无他长，顾于此场合，贫女出嫁，实大受影响。盖贫家子女，一以家世低微，二以嫁妆单薄，自然无人愿娶，大有“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之势。李商隐《义山杂纂》谓贫女出嫁之难，与孕妇走路及新妇见客相同，颇觉有趣。唐代诗人，关于贫富子女，出嫁难易之诗，颇为不少，例举如下：

天下无正声，悦耳即为娱。人间无正色，悦目即为姝。颜色非相远，贫富则有殊。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值钱，衣上无珍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主人会良媒，置酒满玉壶。四座且勿饮，听我歌两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闻君欲娶妇，娶妇意何如？（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议婚》诗）

寒女命自薄，生来多贱微。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养蚕多苦身，茧熟他人丝。织素徒苦力，素成他人衣。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终月着罗绮，何曾识机杼。清夜闻歌声，听之如泪雨。他人如何欢，我意如何苦。所以问皇天，皇天更无语。（邵诏《贫女行》）

平生不识绮罗裳，闲把荆簪益自伤。镜里只应谙素貌，人间多是重红妆。当年未嫁还忧老，终日求媒即道狂。两意定知无说处，暗垂珠泪滴蚕筐。（李山甫《贫女》）

富家女子，“才生便有主”，而贫家女子，“寂寞二十余”，“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然若由道德上、经济上论之，一则“嫁早轻其夫”，一则“嫁晚孝于姑”；一则“养蚕多苦身，织素徒苦力”，一则“终月着罗绮，何曾识机杼”。优劣贤愚相差殊甚，无奈“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出嫁终有早晚难易也。

二　结婚之年龄与礼俗

唐代男女结婚年龄，凡三变，太宗贞观元年，诏令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须当嫁娶。《唐会要》卷八三“贞观元年二月四日诏”云：“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改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同书同卷“开元二十二年二月敕”云：“二十二年二月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然代宗时，以国家丧乱，男多三十而婚，女多二十而嫁，《白香山诗集·赠友》诗云：“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归，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

婚姻之年龄不同，自然影响于国家人口之消长。据《历代户口通论》，高祖武德初二百余万户，太宗贞观中几及三百万户，玄宗天宝十三年增至九百零六万九千余户，代宗大历中，遽减至一百三十万户，此一增一减，皆与结婚年龄有关系，《白香山诗集·赠友》诗又云：“嫁娶既不早，生育常苦迟。儿女未成人，父母已衰羸。”

然据人类学所言：男女早婚，养育子女，类多天弱，害及种族之健康。则虽多亦奚以为。

至于结婚礼俗，纳采时，有合欢、嘉禾、阿胶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

唐世婚礼纳采，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九事，皆有词。胶漆取其固，绵絮取其调柔，蒲苇取其心可屈可伸，嘉禾，分福也，双石，意在双固也。

比及佳期，娶妇之家，类多丝竹杂奏，鼓吹喧嘈，以娱宾客而示庆祝。《新唐书》卷九八《韦挺传》云：“今昏嫁之初，杂奏丝竹，以穷宴欢，官司习俗，弗为条禁，望一切惩革，申明礼宪。”

按《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云：“又准令五品官婚葬，先无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为仪令”，婚用鼓吹，五品以上之外官，例皆禁止，何况人民。然据韦挺所奏，则禁令自禁止，鼓吹自鼓吹也。当男去亲迎，女子于归，又有种种迷信典礼俗。《酉阳杂俎》云：

近代婚礼，当迎妇，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并，枲三斤以塞窗，箭三枝置户上。妇上车，婿骑而环车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将上车，以蔽膝覆面。妇入门，舅姑以下，皆从便门出。更从门入，言当躏新妇迹。又妇入门，先猪枳及灶。娶妇，夫妇并拜，或共结镜纽。娶妇之家，弄新妇。腊月娶妇，不见姑。

洞房之夜，则有撒帐之举，《东京梦华录》云：

坐床撒帐，亦如今（宋）俗……男倒行出，面皆相向，至家庙前，参拜毕，女复倒行，扶入房讲拜。男女各争先后，对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彩果撒掷，谓之撒帐。

似此风俗，现今尚有行之者。

第三章　借贷

第一节　资本家之兴盛

我国资产阶级，形成于春秋战国，发达于秦汉，此稍涉史迹者，类皆知之。《史记》卷一二○《货殖列传》云：

范蠡治产于陶，三致千金。

子贡鬻财于曹鲁之间，而结驷连骑，于七十子之徒，最为富饶。

猗顿用盐起家。

郭纵以冶铁成业。

观此，可知此时资产阶级，只有盐商、铁商，以及各种货商，尚未有所谓高利贷之商人。有之，自秦汉始。同书同传云：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之息什十倍，用此富埒关中。

所谓“子钱家”，即放债取利之商人，类似今日之钱庄及银行家，尽可操纵金融，支配政府。金钱万能，古今同道也。再同书同传云：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关中富居天下十分之六，则资产阶级之多，不言可喻。所以近世史家，称春秋战国为封建制度末期，秦汉时代为商业资本时代，深知历史演进之迹矣。唐代国威之盛，上超于汉，下等于元，国外通商，远及阿拉伯，据日人桑原氏《唐宋时代之中外通商》（商务印书馆译本），中世纪，南洋航海权，为唐人独霸。当时之扬州、泉州、广州及今安南之河内，为中外通商之大埠。所以此时商业，非常发达。加以初唐、盛唐之际，天下太平，一切生产事业，皆次第发展。因此，资本家有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而营高利贷者，亦复不少。当时贵族、僧侣、官吏、地主及商人等，皆属资产阶级，多经营此事业。《文苑英华·赦书十》卷四三九“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云：

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职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今日已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

《唐会要》卷六九“县令”条亦云：

（天宝九载）十二月敕，郡县官僚，共为货殖，放债侵人，互有征收，割剥黎庶，自今已后，更有此色，并追人影认，一匹以上。其放债官先解见任，物仍纳官，有剩利者，准法处分。

唐之“质库”，即如今之当铺，原为放债取利，似此贵如官吏，不独典民争利，且高利贷而夺民利。则唯利是图之大地主及商人，蝇头之热，不言可喻，兹将唐代借贷事业，分数项言之如下。

第二节　借贷之质物

唐代押当物产，称为“贴赁”“贴典”“质”“质当”“质举”“质卖”“倚质”“典质”等，名称不一。《旧唐书》卷九四《李峤传》：“诸田，不得贴赁及质”；《通典·食货志·田制》：“自贴买得田地”；《唐会要》卷八五：“籍张此田，不过汝所贴买耳”；《旧唐书·宪宗本纪》下：“旧第已质于人”，皆属于典质之事。兹分为不动产质、动产质与人质三项言之。

（一）不动产质

唐代田地，依法不得典当，然从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可以通融，《通典·食货·田制》引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云：

诸田不得贴赁及质，违者财没不还，地还本主。若从外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禁例。

除此以外，须得本司许可，然后可以典当。《宋刑统》卷二六《杂律》引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亦云：

诸家长在……而子孙等，不得辄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及卖田宅……其有质卖者，皆得本司支牒，然后听之，若不相同，违而辄与及买者，物即还主，钱没不追。

然事实上却不如此，人民典当田地，史籍所载不一而足。

贞元十六年四月……郑州，典质良田数顷，及为节度使至镇，各与本地契书，分付所管令长，令召还本主，时论称美。（《旧唐书》卷一四○《卢群传》）

宝历元年四月二十日赦文云：门下……应天下典贴，得人庄田园店等，便合只承户税，本主收赎之日，不得引令式，及言私契，组织贫人。（《文苑英华》卷四三二《赦书四》）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诏，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或改籍书，或云典贴，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册府元龟》卷四九五《邦计部·田制》）

此种典质田地，是否仍归本主所有，或为受主占有，是一亟待讨论之问题。由第一项“令还本主”、第二项“本主收赎之日”、第三项“致令百姓无处安置”观之，则一经典质，必归受主占有，自无疑义。然若本主或国家以钱赎回，受主亦不能留难，据《通典·食货·田制》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北齐帖卖田地”云：“帖卖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钱还地还，依令听许。”

“钱还地还”，谅不独北齐为然，唐代以及其他朝代，亦莫不如是。纵间有不归受主占有，只以田契为押当者，然亦系特别之例，并非普遍现象。《唐阙史》卷上云：

时有楚州淮阴农者，比庄项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顷，资镪未满，因以庄卷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至期果以腴田获利，首以贮财赎卷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书期，明日以残资换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纳征缗之籍。明日赍余镪至，遂为西邻所不认矣。且无保证，又乏簿籍，终为所拒。东邻冤诉于县，县为追勘，无以证明，宰邑谓曰：“诚疑尔冤，其如官中赖者券，乏此以证，何术理之。”后诉于州，州不能解，东邻不胜其忿。

在唐代不动产质中，除田地外，房屋典质亦数见不鲜。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一《论魏徵旧宅状》云：

今缘子孙穷贱，旧宅典卖与人，师道请出私财收赎，却还其后嗣，事关激劝，合出朝廷……伏望明敕有司，特以官钱收赎，便还后嗣，以劝忠臣。

《长安志》卷七“崇义坊”条《赠太尉段秀实宅》注云：“德宗所赐，应宣宗大中十年诏，秀实坊诸院，典在人……宜赐庄钱收赎。”此虽不明言房产典质，仍为本主所有，或归受主占有，然《长庆集》“以官钱收赎”，《长安志》“宜赐庄宅钱收赎”，则房产一经典质，归谁所有，又何待言。

（二）动产质

不动产质，债务者不履行债务时，债权者可将质物据为己有，于此债权者得切实之担保，社会上亦免去许多纠纷。动产质大概亦如此，《宋刑统》卷二六《杂律》引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云：

收质者，非对物主，若计利过本不赎，听告市司对卖，有剩还之。动产质，至利过本不赎，即行拍卖，盖恐债权者，亏累资本之故。

元代动产质，三年不赎，即行拍卖。《至元杂令》云：“诸以财物典质者……经三周年不赎，要出卖许。”此盖以时间为标准，与唐以经济为转移者不同。唐代动产质，依《开元二十五年令》，亦归受主占有，称占有质，兹举两例如下：

阳城为朝士，家贫，常以布衾、木枕质钱数万，人争取之。（《唐语林》卷四）

大历□□□□□□许十四，为急要钱用，□无得处，遂□□□□□□梳一共典钱佰文每有头□□□□□□钱许十四，自□□□□□将本利钱赎，如违限不赎，其□□□□□并没，一任将卖。恐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平章，□□□□（画指为记）。

钱主

举人女许十四年廿六

同取人男进金年八岁

见人

（Marc Aurel Stein：Ancient Khotam，CX’VI．）

布衾、木枕及梳等，皆可典质，则唐代凡属动产，亦莫不可以典质，所以违反人道之人质，此时亦极盛行。

（三）人质

以人身代作债务，谓之人质。人质盖亦如不动产质，与动产质以担保债权为目的，且多以之服役，当作债值。《唐律疏议》云：

诸妄以良人为婢奴，用质债者，各减自相卖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减一等，仍计佣以当债直。

《韩昌黎文集》卷四〇《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云：

右准律，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责州境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准律计佣折直，一时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贴，渐以成风，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今因大庆，伏乞有司，重举旧章，一皆放免。

以狭小之袁州男女质，至七百三十一人之多，他州可想而知。又《柳子厚墓志》云：

子厚得柳州，既至而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

再《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云：

光弼有遗爱，擢汇为刺史，后迁泾原节度使，罢军中杂徭，出俸钱赎将士质卖子还其家。

观此，则人身典质，固不限于人民，即将士中亦有之，风气之盛，一斑可鉴。此种人质。仍与不动产质动产质相同，归债权者占有，属于占有质。倘过期不赎，则没为奴婢。《韩昌黎集》卷三二《柳州罗池庙碑》云：“先时民贫，以男女质，久不得赎。”《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亦云：“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

然此种人质，大违人道，故为法律所禁，许以人身劳动——一日三尺之庸——抵销债务，还其自由。《唐律疏议·杂律》云：

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人口。

《事林广记》载《至元杂令》云：

诸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利，不得过三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亦不得回利为本，及立倍契。若欠户全逃，保人自用代偿。

前引韩愈《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亦云：

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责州境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准律计佣折直，一时放免。

此以劳动代债务，乃由法律所强迫。若债务过重，势必终身服劳，为人奴婢，牛马生活，殊深悲痛。不过元代人质典及己妻，比此尤为凄惨，今引《元典章》卷五七《刑部》“禁典雇夫妇人，至元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中书省据御史台浙东海右道廉访司申本道副使王朝请笺”所云，以做本节结论：

中原至贫之民，虽遇大饥，宁与妻子同弃沟壑，安得典卖于他人。江淮混一，十有五年，风薄俗败，尚且仍旧，有所不忍闻者，其妻既入典傭之家，公然得为夫妇，或为婢妾，往往有所出。三年五年，限满之日，虽曰妇还本主，或典主贪爱妇之姿色，再舍银财，或妇人恋慕主人之丰足，弃嫌本夫，久则相恋，其势不得不然也。轻则添财再典，甚则皆以逃亡，或有情不能相舍，因而杀伤人命者有之。官法如有受钱令妻与人通奸者，其罪不轻。南方愚民公然受债，将妻子典与他人，数年如同夫妇，岂不重于一时，令妻犯法之罪。有夫之妇，拟合禁治，不许典雇。

第三节　借贷之利息

借贷利息，因时地而异，宋《庆元条法事类》（静嘉堂文库藏旧抄本）卷八○“杂门关市令”云：

诸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利，不得过肆厘，积日虽多，不得过壹倍，即元借米谷者止还本色，每岁取利，不得过伍分（谓每斗不得过伍升之类），仍不得准折价钱。

然《宋刑统》卷二六《杂律》云：

又条诸公私……每月取利，不得六分，积日虽多，不得一倍。

《至元杂令》亦云：

诸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息，不过三分，积日虽多，不得一倍，亦不得回利为本，及立倍契，若欠户全逃，保人自用代偿。

宋元二代借贷利息，有六分、伍分及三分之差别，其他各代，亦莫不然。不过古人关于此记载，材料无多，唐代之借贷利息，史籍记载，仅有如下数条：

《唐六典》卷六云：

凡京司有别借食本（中书门下集贤书院各借本一千贯，尚书省司、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御史台、左右春坊、鸿胪寺、秘书省、国子监、四方馆、宏文馆各百贯，皆五分收利，以为食本，诸司亦有之，其数则少）。每季一申省，诸州岁终而申省比部，总司句覆之，凡仓库出内、营造、佣市、丁匹、功程、赃赎、赋敛、勋赏、赐与、军资器仗，和籴、屯收，亦句覆之（凡质举之利，收子不得逾五分。出息、债过其倍，若回利充本，官不理）。

《西域考古图谱史料》载唐大历“借钱文书”云：

大历十六年三月廿日，杨三娘，为要钱用，遂于药方邑，举钱壹仟文，每月纳贰百文，计六个月本利并纳。

又云：

大历十六年六月廿日，朱十四，为要钱用，遂于药方邑，举月抽钱，壹□文每月纳贰百文，限六个月□□□

《唐会要》卷八八《杂录》云：

开元十六年二月十六日诏，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虽厘革，自今已后，天下负举，只宜收四分利，官本五分取利。

按第一项，月利五分等于年利六成。第四项，官本五分取利亦同，惟私本四分收利，等于年利四成八。第二、三项，每月纳贰百文，约计亦等年利六成五。因此可知官本借贷，利息较重（月利五分），私本借贷，利息稍轻（月利四分）。盖第一项之质举，属于比部郎中员外所管。第四项明言，“官本五分取利”，而第二、三项杨三娘、朱十四所借，恐亦属官本；故其借契，为官保存，至今日始发现也。

然据《陆宣公奏议》卷二二《论两税之弊须要厘革》云：“有流通蕃货之类虽寡，而计日取赢。”则借贷之中，尤有计日取利者，资本家剥削之苛，殊为可恨。而无钱举债之小民，破家荡产者，不知几许矣。《新唐书》卷一三二《沈既济传》云：

以息准本，须二千万，得息百万，配户二百，又当复除其家……今关辅大病，皆言百司息钱，毁室破产，积府县，未有以革。

故《文苑英华》卷四二二“宝历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令”云：

门下……御史台及秘书省等三十三司，公廨及诸色本利践，其主保逃亡者，并正举纳利十倍已上，摊征保人，纳利五倍已上，及转摊保者，本利并宜放免……京城内私债，本因富饶之家乘人急切，终令贫乏之辈，陷死逃亡，主保既无，资产亦竭，徒扰公府，无益私家。应在城内，有私债经十年已上，本主及原保人死亡，又无资产可征理者，并宜放免。

又《唐会要》卷八八《杂录》“宝历元年正月七日敕”云：

应京城内有私债，经十年已上，曾出利过本两倍，本部主及原保人死亡，并无家产者，宜令台府，勿为征理。

规定官债，主保逃亡，利十倍已止，只摊征保纳五倍，私债则利过本两倍，主保死亡，皆一律放免，亦可谓救时之弊也。

第四节　公廨本钱

南北朝时，北魏官无禄，自谋生活，据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四云：

后魏未有官禄之制，其廉者，贫苦异常，如高允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府中惟盐菜，常令诸子采樵自给是也。（《允传》）否则必取给于富豪，如崔宽镇陕，与豪宗盗魁相交结，莫不感其义气。时官无禄力，惟取给于人，宽以善结纳，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宽传》）

所以历隋以至唐，官吏亦多无一定俸禄，贞观元年，公私之费，皆赖公廨田，后以用度不足，乃置公廨本钱，取息为月俸。《唐会要》卷九三《诸司诸色本钱上》云：

贞观元年，京师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以供公私费，其后以用度不足，京师官有俸，已而诸司置公廨，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科。

至于中央官吏，各人应得借本若干，如前引《唐六典》卷六所云。《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亦云：“长安、万年两县，各与本钱一千贯收利供驲。”又《唐会要》卷九三又云：

乾元（肃宗年号）元年敕，长安、万年两县，各备钱一万贯，每月收利以充和雇。

长安、万年二县，在玄宗时，得一千贯为借本，肃宗时得一万贯为借本。谅其他州县，亦得相当借本，计月取利，以作公私之费。再据以上记载，州县之公廨钱，所得利息，大约以供驲及和雇之用，而京师之公廨钱，所得利息，多作为膳费，《唐六典》所谓“别借食本”，即其一例。同时《唐会要》卷九三亦云：

贞元元年四月，礼部尚书李齐运奏：常司本钱至少，厨食阙绝，请准秘书省大理寺例，取户部阙职官二千贯，充本收利，以助公厨所乏。

同书同卷又云：

四年六月上御紫宸殿，宰臣李珏奏堂厨食利钱一千五百贯，供宰相香油蜡烛。

然除膳费外，间亦有以修理公署，及添买什物杂用。同书同卷云：“新收置公廨本钱，应缘添修廨宇什物，及令史府史等厨并用。”

总之，唐代百官之费，大多靠公廨钱利息，所以自太宗贞观实行以后，各帝均视为财利渊薮，未之更改，且用官府势力，强迫人民借贷。《新唐书》卷一三二《沈既济传》云：“以息准本，须二千万，得息百万，配户二百。”所谓“配户”，即强迫各户，分摊借贷，不然则有借本而无借人，百官膳费以及一切政费，无所从出，其何能淑。故不得不出此强迫手段。至其利息，前面所述比私人借款为重。今据《唐会要》卷九三记载，殊不尽然。

诸司所征到钱，自今以后，仍于五分之中，常抽一分，留添官本。

其年（会昌元年）六月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观察使孙简奏，准赦书节文，量县大小，各置本钱，逐月四分收利，供给不乘驿，前观察使刺史，前任台省官。

今准长庆三年十二月九日敕。赐诸司食本钱，共八万四千五百贯文，四分收利。

官员于人户上征钱，皆被延引，虽有四分收利之名，而无三分得利之实。

可知公廨钱月利，虽规定为五分或四分，然实则收得三分，固比私债之月利四分为轻也。不过当时穷民，因公私债务，家室破荡者，已属不少，故李商隐《义山杂纂》云：

欠债不偿逢主 惶愧

出门逢债主 闷损人

有钱不还债 痴顽

不欠债负 必富

唐代之官民借贷事业，由以上观之，可以得数个概念：第一，唐代因中外通商，商业发达，于是放债借贷，极为流行，以为缓急相济之便利。第二，唐代因商业发达，及土地兼并之故，产生势力雄厚之资产阶级，有操纵放债借贷之大权。第三，当时凡欲借贷之人民，皆可以有价值之物件做抵押品，向资本阶级借钱以济急需。第四，唐代不独普通资产阶级，可以经营放债之事业，即政府官吏，亦经营之，借利息以维持生活。第五，唐代放债之利息，官营者较私营者为轻。唐代放债借事业，既如是盛行，则当时政府费用之短绌，人民经济之拮据，与及资产阶级不劳而获，可以想见矣。

第四章　交通

第一节　行政机关之系统

唐代交通机关名曰驿，驿有舍；其非通途大道，则曰馆。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陆行以马，水行以舟，居则有舍。一切设备，颇为完善。行政机关，亦井然有序，行旅来往，咸称便利。

唐代驿传，最高机关为兵部。《唐六典》卷五“驾部郎中”条云：

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

兵部直辖驿传，盖因驿传，系备军事之用，且多需用马，兵部既主军事，复管马政，驿传属之，指挥较为灵便。兵部之下，诸道节度使，各设馆驿，巡官四人，判官一人，专理驿务。《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云：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馆驿巡官四人。《唐会要》卷六一亦云：（贞元）五年正月考功奏，诸道节度观察等使，各选清强判一人，专知邮驿。

至于诸州，由兵曹司、兵参军主之；诸县由县令主之。《唐六典》卷三○“都督刺史”条云：兵曹、司兵参军，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门户管钥、烽候传驿之事。同书同卷“京畿及天下诸县令”条又云：

若籍帐、传驿、仓库、盗贼、河堤、道路，虽有专当官，皆县令兼综焉。县丞为之贰。

《通典·职官》卷三三“乡官”条云：

天宝七载，诏父老六十板授本县丞，七十以上授县令，三十里一驿，驿各有将，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旅。

玄宗以前，主驿者，称为“将”，肃宗时，改称“捉驿”。《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云：

初，州县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上元、宝应间，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

最后始称为“驿长”。《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云：

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

吏主驿传，实始于唐，按《通考》卷六三汉置督邮，掌监属县，有东西南北中五部，谓之五部督邮。魏晋南北朝因之，以至于隋。及唐有天下，始废督邮，以吏主之。

历来官场，官愈大事愈少，官愈小事愈繁，所以驿传官吏，以驿长为最忙碌，《全唐文》卷五八○柳宗元《馆驿使壁记》云：“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盖驿传事务，至为繁冗。外则军情诰命之寄递，乘驿使节之往来，内则驿舍之修理，驿马之补充，以及驿夫之指使管理，在在承命以行，岁终复呈报马驴死亡肥瘠之数，及经费支出收入之差。如《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驾部郎中”条云：凡驿传马驴，每岁上其死损肥瘠之数。《唐会要》卷六一“馆驿”条亦云：

会昌元年二月，御史陈夷行，商量条流……请准敕先牒诸州府，勘鞍马杂物，作人工粮课，并勘每年缘馆驿马占留钱数，诸道破用，及使料粟麦递马草料。

驿中马驴，例禁借出，偶有死亡，亦负赔偿之责。《唐律疏议》卷一五“监主借官奴畜产”条疏议文云：

即私借驿马，及官司借之者，各杖一百，五日徒一年……驿马驴一给以后，死即驿长赔填。

驿长以下，则为驿夫。驿夫工作，极为忙碌，生活甚苦。《全唐诗》第五函第五册王建《水夫谣》云：

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不复去。衣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达牵船出。一间茆屋何所直，父母之乡去不得。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

唐代驿夫，皆以民任之，宋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一“置递卒代递夫”条云：“前代（唐）邮置，皆役民为之，自兵农既分，军制大异于古，而邮亭役民如故。”其派遣及服役之次序，皆有定限。

《唐律疏议》卷一六“丁夫差遣不平”条疏议文云：

差遣之法，谓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凡丁分番上役者，家有兼丁要月（农忙之月）、家贫单身闲月（农闲之月）之类，违此不平。

服役期限，亦有一定，大概每岁两旬，至多亦不过五旬。《通典》卷六《食货门》云：

诸丁匠岁役工二十日，有闰之年，加二日，须留役者满十五日，免调，三十日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

驿夫供役，亦有定价，水驿驿夫，每驿年约十五千。《唐六典》卷五“驾部郎中”条注文云：凡驿皆给钱以资之，杂物并皆为市。《唐会要》卷六一“馆驿”条亦云：

二年（会昌）四月二十三日敕节文，江淮两浙每驿供使水夫价钱，旧例约十五千。近日相仍，取索无度。苏常已南无驿，使供四十余千，或界内有四五驿，往来须破四五千，今后宜依往例。

至所谓“馆驿使”，专察过失，盖为驿传之监察官也。《唐会要》卷六一“馆驿”条云：

开元十六年七月十九日敕，巡传驿，宜因御史出使，便令校察。至二十五年五月，监察御史郑审检校两京馆驿，犹未称使……乾元元年五月，度支郎中第五琦充诸道驿使。大历五年九月，杜济除京兆尹，充本府驿馆使。自后京兆尹常带使，至建中元年停。大历十四年九月，门下省奏，两京请委御史台各定知驿使御史一人，往来勾当，遂称馆驿使。

馆驿使之役，始于代宗大历五年。大历以前，仅御史巡驿，尚无专使也。

因此，可知唐代交通机关，行政系统，井然有序，特作简表如下，以殿本节：

第二节　递传之利器

交通机关，为国家之要政。政令之传达，军队之输送，经济之调和，与夫官吏、商旅之来往，皆惟此是赖。然若递传利器，不甚完备，则功能亦未表见。所以论唐代交通，首先及驿马、传马、驿驴、驿船等。兹依次述之如下：

唐代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陆相兼八十六所，皆用驿马，以为传递。各驿使用马数之多寡，皆有定限。《唐六典》卷五“驾部郎中”条注文云：

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都亭七十五匹，诸道之第一等减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为差，第四减十二，第五减六，第六减四。

依此推算，各驿马数最多者七十五匹，最少者八匹，表列如下：

都亭驿　　　　　　　　　　　　　　七十五匹

诸道第一等驿　　　　　　　　　　　六十匹

诸道第二等驿　　　　　　　　　　　四十五匹

诸道第三等驿　　　　　　　　　　　三十匹

诸道第四等驿　　　　　　　　　　　十八匹

诸道第五等驿　　　　　　　　　　　十二匹

诸道第六等驿　　　　　　　　　　　八匹

官吏往来，驿长视其官阶之高低以给马，大概一品官给八匹，七品以下给二匹。《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驾部郎中”条云：

凡给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匹，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

惟《唐律疏议》卷一○“增乘驿马”条疏议文云：

依公式令，给驿职事三品以上若王四匹，四品及国公以上三匹，五品及爵三品以上二匹，散官、前官各递减，职事官一匹，余官爵及无品人，各一匹。

与前不同，究竟谁是谁非？疑莫能明。然若逾此限度，或应乘驴而乘马者，罪徒一年，同书同条律文云：

诸增乘驿马匹者，一匹徒一年，二匹加一等（应乘驴而乘马者减等），主司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勿论。

唐代官马，身上皆有印，以记其年岁，及所属之机关，《唐六典》卷一七“诸上牧监”条云：“凡在厩之马皆印（印左膊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侧以监名）。”所以驿马，亦皆有印。同书卷三○“兵曹司兵参军”条注文云：凡驿马以“驿”字印印项右，“匹”字印印项左。

项之左右，印有“驿”字、“递”字，为驿马之特别记号。《全唐诗》第四函第一册杜甫《瘦马行》，所谓“细看六（一作火）印带官字（监牧马右膊皆印官字），众道三（一作官）军遗路旁”，盖即指此。

唐代驿马，系各驿自养，盖驿有驿田，即为此而设。《册府元龟》卷四九四《田制门》“唐田制”条云：

开元二十五年，诸驿封田，皆随近给，每马一匹给地四十亩，若驿侧有牧田处，匹别各减五亩，其传递马，每匹给田二十亩。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亦云：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

按唐制，田百亩为顷，四顷系四百亩，马一匹，给田四百亩，殊为过当，应以《册府元龟》为是。然据《新唐书》卷五〇《兵志》云：

九年（开元）又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援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昔。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

同书卷五三《食货志》（三）亦云：

大和初判度支王彦威置县递群畜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养，以取佣，日后一驿，省费甚博。

则驿马，固非全系官有，亦有役使民马，或官给民养者也。驿之备马，盖以利交通，故每三年一易，淘汰老弱，更换健壮。《新唐书》卷一八二《卢钧传》云：钧拜华州刺史，关辅驿马疲耗，钧为市健马，率三岁一易，自是无乏。《册府元龟》卷六二一“卿监部司兵”节亦云：文宗开成元年二月，以飞龙马二百匹，赐京兆府，完给诸驿。

康庄大道，健壮高大之马，功用实大。然若险峻山岭之地，有所不便，则用小马。《唐六典》卷五“驾部郎中”条注文云：“有山阪险峻之处及江南、岭南暑湿不宜大马处，兼置蜀马。”按李义资暇集卷中“成都出小驷，以便于难路，号为蜀马，今宣城郡亦有小马，时皆呼为宣城蜀马”，则蜀马，盖小马也。

驿马之外，又有所谓“传马”，用以驾车，亦为交通之利器。《唐会要》卷六一“馆驿”条云：

（开元）十八年六月十三日敕，如闻比来给传使人，为是传马，还只乘驿，徒押传递，事颇劳烦，自今以后，应乘传者，宜给纸券。

则官吏之往来，亦有给传马者。《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又云：

给传者，一品十马，二品九马，三品八马，四品、五品四马，六品、七品二马，八品、九品一马；三品以上敕召者，给四马，五品三马，六品以下有差。

《唐律疏议》卷二六“应给传送剩取”条疏议文亦云：

应给传送，依厩牧令，官爵一品给马八匹，嗣王、郡王及二品以上给马六匹，三品以下各有等差。

“给传”即给传马，因用以驾车，故给数比驿马多。唐代官吏家口还乡，亦皆给传，《旧唐书》卷八四《郝处俊传》云：

（郝处俊）终，祭以少牢，赠绢布八百段……令百官赴哭，给灵舆，并家口递还乡，官给葬事。

按《汉书》卷一下《高祖本纪》“乘传诣雒阳”句，颜师古注“传者，如今（唐）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足知传为车，与驿骑不同。《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给事中”条云：凡发驿遣使，则审其事宜，与黄门侍郎给之，其缓者给传。则唐代官吏家口之过往，与夫使节公事稍缓者，多系给传马，不给驿马也。

开元以后，军事频繁，官马征发殆尽，常以驴代驿马。《册府元龟》卷一五九“革弊”节云：

是岁（开元）二十九年，京兆府奏，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犯罪之人，因此奔窜，臣请禁绝，从之，寻又不行。

驿驴初本民间用之，后渐为官所用。故前引《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云：凡驿马驴，每岁上其死损肥瘦之数。《唐律疏议》卷一〇“增乘驿马”条疏议文亦云：“六品以下，前官、散官、卫官、省司差役急速者，给马，使回及余使并给驴。”则驿驴、驿马，异用同功，竟成定制矣。

唐代二百六十所水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则船之为用，万不可少。所用之数，各驿不同，盖视事之繁简而定。《唐六典》卷五“驾部郎中”条注文云：

凡水驿亦量事闲要，以置船，事繁者，每驿四只，闲者三只，更闲者二只。

则事繁者船多，简者船少，至于江河川渎之津处，所置渡船，亦有定数。同书卷七“水部郎中”条注文云：

白马津船四艘，龙门、会宁、合河等阙船并三艘，渡子等皆以当处镇防人充；渭津关船二艘，渡子取永丰仓防人充；渭水冯渡船四艘，泾水泾合渡、韩渡、刘控坂渡、睦城坂渡、覆篱渡船各一艘，济川津、平阴津、风陵津、兴德津船各两艘，洛水渡口船三艘，渡子皆取侧近残疾、中男解水者充。会宁船别五人，兴德船别四人，自余船别三人。蕲州江津渡、荆州洪亭、松滋渡，江州马颊、檀头渡，船各一艘，船别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别四人，渡子并须近江白丁、便水者充，分为五番，年别一替。

依此，表列如下：

至于船之形状，自然大小皆备。《全唐诗》第七函第三册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诗所谓“艛（大船）艓（小船）驿船迎”，一般可鉴。

第三节　驿舍之设备

所谓驿舍，邮舍，或传舍，名虽异，意实同。盖所以供驿长、驿夫以及往来官吏休息食宿之地也。有唐一代，驿舍建筑之状，与夫规模之广狭，虽不得其详，然于文献上，尚可窥见一斑。兹列举如下：

麟德二年十月，征刘仁轨次于莱，舍于驿西厅。夜已久，有御史至，驿人白曰：“西厅少住，有使止矣。”曰：“谁？”曰：“带方州刺史。”御史令移却，仁轨遽就东厅。（《唐会要》卷六一“御史出使”条）

御史到馆驿，已于上厅下了。有中使后到，即就别厅。（同书同卷“馆驿”条）

猿上驿楼啼。（《李商隐诗集》卷中《昭郡》）

南陵问驿楼。（《孟浩然集》卷二《泊宣城界》）

大概驿舍，多有“东厅”“西厅”“上厅”“别厅”，及楼阁台榭，以供旅客休息留宿之用。同时又设酒库、茶库、菹库等，以便旅客随意小酌。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菹库蔡伯喈”条云：

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驿中事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又一室署云“茶库”……又一室，署云“菹库”。

褒城驿舍，且有沼、有舟、有竹、有柳、有亭、有轩、有堂、有庭庑，如今日北平北海公园之景况。《孙樵文集》卷三《书褒城驿壁文》云：

褒城驿号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视其沼则浅混而污，视其舟则离败而胶，庭除甚芜，堂庑甚残……至有饲马于轩，宿隼于堂。

《杜甫集》卷十《秦州杂诗》亦云：“临池好驿亭，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据此可知驿舍规模之宏大，及设备之完善。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二“馆舍”条谓“予见天下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地必皆宏敞”，实言之有据。

官吏驻舍，原无官阶之分，先到者，皆有优先权。《唐会要》卷六一“馆驿”条云：

其年（贞元五年）四月，御史台奏，御史出使及却回，所在馆驿，逢中使等。旧例，御史到馆驿，已于上厅下了，有中使后到，即就别厅。如有中使先到上厅，御史亦就别厅。因循岁年，积为故实，访闻近日，多不遵守。中使若未谙往例，责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惧失宪章。喧竞道途，深乖事体。伏请各令遵奉旧例，冀其守分。敕旨其三品官及中书门下尚书省官，或出衔制命，或入赴阙庭，诸道节度，使观察使赴本道，或朝觐，并前节度观察追赴阙庭者，亦准（先监察御史元稹，自东台赴阙，至敷水驿，与中使刘士元争厅事，因士元以鞭击元稹之面，稹跣而走，故有是命）。

留居驿舍，公家例给食宿，惟只限三日，家口亦不在给例，同书同条云：

贞元二年二月，河南尹充河南水陆运使薛珏奏，当府馆驿，准永泰元年三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第五琦奏：使人缘路，无故不得于馆驿淹留。纵然有事，经三日已上，即于主人安置馆，存其供限，如有家口相随，及自须于村店安置，不得令馆驿将杂物、饭食、草料等就彼供给。

尚不应受供给，而冒受者，以盗窃论罪。《唐律疏议》卷二六“不应入驿而入”条律文云：

诸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辄受供给者，杖一百计。赃重者准盗论。虽应入驿不合受供给而受者，罪亦如之。

然亦有只许投宿不与供给者。同书同卷疏议文云：

私行人职事五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下，爵国公以上，欲投驿止宿者，听之。边远及无村店之处，九品以上，勋官五品以上及爵，遇屯驿止宿亦听，并不得辄受供给。

则唐代驿舍，对于官吏过往，供给食物与否，盖因时因地而异，本无一定之标准也。

第四节　驿使之往来

原来驿传之设，在官为供政令之传达，官吏之过往，在民为便货物之贩运，商贾之来回。然唐代驿传，系官用之交通机关，民可望而不可即。所以驿道上旅客之往来，上焉者为奉节使臣，其次为中央或地方官吏，再次为官吏之家眷。兹据各书，列举唐代旅客乘马住驿之资格如下：

有军务要速，或追征报告，如此之类，遣专使乘驿，赍送文书。（《唐律疏议》卷一○《职制》）

依公式，令在京诸司，有事须乘驿，及诸州有急速大事，皆合遣驿。（同书同卷）

又依议制令，皇帝践阼，及加元服，皇太后加号，皇太子立，及赦，元日，刺史若京官五品以上在外者，并奉疏贺，州遣使，余附表。（同书同卷）

（长庆）八年八月敕，厘革应缘私事，并不许给公券。臣等商量，惟寒食拜扫，著在令式，御恩乘驿，以表哀荣。（《唐会要》卷二三“寒食拜扫”条）

天宝十一年十一月五日，自今诸郡太守，谢上表，附驿递进。（同书卷六一“馆驿”条）

其年（开元七年）七月一日敕，诸道按察使，家口往过，宜给传递。（同书同条）

（景云）二十二年七月七日新除都督刺史井阙三官州上佐，并给驿发遣。（同书同条）

开元十二年，于京丽正院定表样，并审尺寸差太史官驰驿，分往测候。（《唐六典》卷一○“司历”条注文）

所择博士，兼通《孝经》《论语》……令四品以上，各举所知，在外者给驿。（《旧唐书》卷四九《归崇敬传》）

道士女冠僧尼，见天子必拜，凡止民家，不过三夜，出逾宿者立案，连署不过七日，路远者州县给程。（《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

（则天时）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通鉴》卷二○三《唐纪十九》）

可知唐驿传，系官家之交通机关，于民无与。凡乘驿者，统称为驿使，故奉差乘驿，赍送公文，谓之驿使。告密给驿，入觐莅位，亦谓之驿使。驿使之遣发，在京由门下省主之，在外则由留守及诸军州主之。

《唐六典》卷五“驾部郎中”条注文云：“凡乘驿者，在京于门下给券，在外于留守及诸军州结券。”驿使之过往，皆有符券，以资证明。所过之驿或关口，必给有司查验签署，倘无符券，或有而不交验，则不许通过，同书同卷注文接云：若乘驿经留守及都督府，过者长官押署，若不应给者，随即停之。

符券之种类凡四：一曰角符；二曰传符；三曰银牌；四曰券。名称虽异，功用则一，券已见于上，兹述角符、传符、银牌如下：

角符　慰问聘诏，则莅封题，发驿使则给角符。（《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

传符　传符者，谓给驿用之。（《唐律疏议》卷二五《诈伪》）

银牌　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之，其制阔二寸半，长五寸，而隶五字曰：“敕走马银牌。”（《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卷二六四）

银牌之制，于此已了若指掌。惟角符、传符之制，史籍未详，据《唐律疏议》卷一○记载，仅知传符系龙形，以铜或纸为之。“驿使稽程”条疏议文云：“依令给驿者给铜龙传符，无传符处为纸券。”“用符节事讫”条疏议文亦云：“依令用符节，并由门下省，其符以铜为之……其传符通用纸作。”则传符普通皆以铜作，无铜之处，始以纸代。然自开元以后，务简便，则皆通用纸矣。宋处厚《青箱杂记》卷八云：

唐以前馆驿，并给传往来，开元中务从简便，方给驿券，驿之给券，自此始也。

券分往还券与单程券两种。往还券，除门下省外，诸州不得发给。《唐会要》卷六一“馆驿”条云：

（贞元）八年门下省奏，邮驿条式，应给纸券，除门下外，诸使诸州不得给往还券。至所诣州府纳之，别给令还，其常参官府外，除授及分司假宁往来，并给券，从之。

倘传符遗失，寻访不获者有罪；伪造者处死刑。《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亡失符印求讨”条云：“诸亡失器符印之类，应坐者，皆听三十日，求访，不得，然后决罪。”同书卷二五“伪写宫殿门符”条亦云：“诸伪为宫殿门符、发兵符、传符者绞。”

再若陆驿券，于水驿用之，或水驿券于陆驿用之，亦皆有罪。《唐会要》卷六一“馆驿”条云：

大中五年七月敕：如闻江淮之间，多水陆两路，近日乘券牒使命等，或使头陆路，则随从船行，或使头乘舟，则随从登陆。一道券牒，两处祗供，害物扰人，为弊颇甚。自今以后，宜委诸道观察使及出使郎官御史，并所在巡院，切加觉察，如有此色，即具名奏，当议惩殿，如州县妄有祗候，官吏所由，节级科议，无容贷。

据以上所述，唐代驿传，不独组织严密，设备完善，且稽查周到，处罚苛重，有今日交通机关之长，而无今日交通机关之短。所谓社会进化，古不如今，固非一概之论也。

目录

出版说明

序言

前言

向青年读者说几句话 （代序）

第一章 春秋战国——一个“百家争鸣”的伟大历史变革时代

第二章 孔子

第三章 墨子

第四章 老子

第五章 庄子

第六章 孟子

第七章 荀子

第八章 惠施、公孙龙

第九章 宋牼、许行、邹衍等

第十章 韩非

第十一章 秦汉大一统与先秦诸子的结局

附 民族哲学杂话

楔子

一、中

二、仁

三、诚

四、理气

五、天人

六、义命

七、常变

八、一多

九、行知

十、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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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大家小书”多是一代大家的经典著作，在还属于手抄的著述年代里，每个字都是经过作者精琢细磨之后所拣选的。为尊重作者写作习惯和遣词风格、尊重语言文字自身发展流变的规律，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版本，“大家小书”对于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不进行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处理。

提请读者特别注意。

北京出版社

序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前言

聂保平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多·布罗代尔有一个说法——“长时段”史观，即以比观照省思对象的历史更长的历史视野作为理解背景，去理解某一具体时段的人、物、事及其关联，其真实性及其意义才会得到更为妥帖的梳理和呈现。嵇文甫先生的《春秋战国思想史话》（后文简称《史话》）对诸子思想的梳理，即是如此，值得读者细读。

嵇文甫（1895—1963），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即因家境困难而被迫辍学。1915年，在积累了一年半的微薄收入之后，又赴北京，考上了北京大学。同班同学中包括后来和他并称“南冯北嵇”的冯友兰等著名学者。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等。建国后任河南大学副校长、校长；郑州大学首任校长等职务；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的思想史研究主要专注于先秦及晚明清初时段，先秦段研究著作主要有《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等，而《春秋战国思想史话》则被誉为其晚年的定谳之作。该书写成于1958年，出版于1961年，绝版多年后，曾收入《嵇文甫文集》下卷。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绵延至今的文明，中国也是唯一一个以一统形态存续了二千多年，其文化形态和风俗习惯都没有根本性变化的国家。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是哪些因素能够支撑一个文明与国家褒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以布罗代尔长时段史观中“稳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视野看，可以说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为中华文明形成这样的“结构”奠定了基础。

进一步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奠定的？简单来说，即是诸子思想及其功用具有多元互补性。按照嵇先生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作出的理解，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灿烂的时代”，“各放异彩”的诸子思想，并没有因为秦始皇的一把火就给烧灭绝了，相反，它们发生了转化和蜕变。嵇先生认为，诸子思想虽然主张极鲜明，但“经彼此摩荡的结果，各自的锋棱，各自的极端性，都渐渐磨掉”，这是各家学说蜕变的过程，也是调和互补的过程。秦汉一统国家建立后，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但“这样的儒家，毕竟‘网开三面’，对各家的残余显示其恢宏大度”。从大一统的历史演进过程看，这个互补和“网开三面”的结果是：政治层面是外儒内法，即政治上看起来是儒家式的纲常维系，但实际上尤其中枢权力是按照法家式的君臣之术运作的；社会层面是外法内儒，即看起来法令禁忌繁多，但维系社会稳定的要素主要还是儒家的伦理风俗和宗法传统；国家精英层面则是儒道法兼融，即一统国家的一流人物，几乎都是儒道法（唐之后又融入了释，即佛教）兼综而用的代表，如著名的“萧规曹随”，以及宰辅典范如谢安、魏征等，是有为与无为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则是儒道释融合的人生样本。明晰这些历史基本面，再看《史话》的具体内容，大概就能触摸到春秋战国思想及其功用的质地。

在《史话》中，嵇先生对诸子思想作出了很多启示性的理解。孔子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奠基人之一，很大程度上讲，既因为他是集大成的文化继承者，这体现为他对“礼”的整理与继承，也因为他总结前贤往圣的生命质地，从中提炼出“仁”来作为人之为人的质地。虽然后人都认同孔子以“仁”讲“礼”，以“礼”行“仁”，但嵇先生却拈出“心安”来解释孔子的以仁讲礼，认为“一切礼也都为行心之所安，自尽其为人之道”。这样的理解，显然不是把“礼”看作是仪式化的规制，而视“礼”为显现和实现“仁心”的载体与通道。在有关墨子思想的梳理中，嵇先生对儒墨做了比较性的分析，他认为墨家的思想质地是讲“齐”，即尽可能“整齐划一”，而儒家则认可“畸”，即应该也可以不一样。基于此，虽然儒墨都讲节制之“用”，但儒家讲“用”的文化政治的意义多些，而墨家之“用”只是就维系生活的基本物质内容立说。儒墨也都讲“爱”，但儒家的“爱”重在内心，由“亲亲”开始，墨家之“爱”却注重外在实效。至于道家，嵇先生以“反”字为“秘诀”去理解老子的思想，实为简明之极；以“变”去理解庄子思想，认为名家学说具有“市民性”，也是卓识。

《史话》对孟子和荀子关于人性善恶的看法，最有拨云见日之效。嵇先生拈出极普通的“可以”二字，即化解人们对孟荀人性论理解的歧见。他说：“孟子说来说去只不过是说性‘可以为善’，但‘可以为善’还不能说就是善啊。”同样地，由于荀子认为“小人可以为君子，却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荀子·性恶》）故嵇先生说，“既然说‘可以为善’不能算就是‘善’，那末，同样的，‘可以为恶’也不能算就是‘恶’。”这类原典中极明晰的道理，如今不少研究者有漏看罔顾之嫌，而偏偏去费口舌争孟荀“性”之善恶的纯粹性，其故安在？

嵇先生精熟当时盛行的阶级分析法，对西方思想也相当明白，但它们只是其梳理传统思想文化的工具，在本书中并没有上升为衡量本土思想文化的标准。这在当时的情形中，尤为难得。嵇先生曾分别于1954、1956年作《怎样对待文化遗产》和《珍视祖国的思想遗产》两文，其中提出应严肃而宽容地对待文化遗产，“严肃”是指对文化遗产进行“仔细审谛”；“宽容”是指不对古人求全责备。也因为此，嵇先生在回忆自己早年在北京大学开课情况时说，鉴于中西思想的不同，西方有些关键性的概念，在中国思想中找不到对应词，于是，他“不迁就那些名词”（指西方的宇宙论、认识论等），而把“宋代哲学”的课程讲义名为“宋儒学说讲稿”。通览《史话》，贯穿其中的就是嵇先生这种对本土文化的深切认知与情怀。顺带说明的是，这种情怀在他人生最后两年对晚明思想的反思与研究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史话》本为当时的青年人了解传统思想文化而写，嵇先生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把道理讲透，“要叫人家看得懂”。我想，即使今天能把思想史写得如此深入浅出的学者也是不多见的，我们忽略那些当时不得已的表述，《史话》依然是一部让人开卷有益的简明断代思想史。

这次出版《史话》，还附入了《民族哲学杂话》，以便让读者更贯通地理解春秋战国思想，如果说《史话》是以流派为纲；那么《杂话》则是以范畴为目，嵇先生特别拈出中、仁、诚、理气、天人、义命、常变、一多、行知、王霸等十个我们绕不开的本土思想核心范畴，不拘形式，自抒心得，娓娓道来，俱见精光。《杂话》写于抗战时期，其对当下时事的究心，正是“见危授命”的儒家式士人情怀的显现。后来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体例和《杂话》大同小异，映现的也许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悟解中国思想的共通性表达方式吧。

本书的编校是根据初版以及《嵇文甫文集》卷下《春秋战国思想史话》部分，择优而从。对其文字与表述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属于经典作品，为了保存原貌，审校过程中我们不做语言文字的规范化统一。

2013年11月5日

于苏州大学

向青年读者说几句话

（代序）

这本小书是特意为贡献给青年朋友们而写出的。首先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青年们要读中国古代思想史？作为一个现代的青年了解这些古老思想，究竟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好处呢？我想从三方面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第一，可以使青年认识和热爱祖国丰富的思想遗产。中国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在他们长期历史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了无穷的聪明智慧，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给我们留下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例如近几年来，我们在祖国医学、农学、艺术……各方面所发掘出来的许多宝贵东西，大大引起国际间的重视，予以很高的评价。这就证明，决不象胡适所说那样，我们的祖先，这也不如人，那也不如人。恰恰相反，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巨大文化宝库，使我们得以拥有这许多优秀的文化财富，拿来贡献给全人类而自豪。从思想史来看，每一个时代都有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以其创造性的思想劳动，揭露真理，反映现实，推动时代前进。就拿春秋战国来说，真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当时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各有自己的阶级立场，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各有自己的思想方法，各有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正反映了一个伟大历史变革的时代，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种种动态。真是洋洋大观，可以给我们多方面的启发和教育。但是有些人看不见祖国这种丰富的遗产，把一部中国思想史用“封建落后思想”几个字一笔抹杀，反以掇拾外国学者的一言半语而沾沾自喜，这种妄自菲薄的思想和态度是非常要不得的。我们认为要青年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史，正是要掘开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思想宝藏，把那些琳琅满目的各家学说有批判地介绍给青年看，使他们认识它、熟悉它，以至重视它，引起他们对于祖国的自豪感。这是一种有力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第二，可以使青年受到一种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我们讲古代思想史，不是把各家各派的学说随便罗列出来，任意地乱讲，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指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种思想怎样产生、发展和消灭；怎样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为阶级斗争服务；怎样反映现实，而又推动现实，指导现实，这里面是有一种深刻的科学理论贯注着的。比如孔子、墨子、老子的学说，各有它的社会基础，和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都不是偶然出现的。有些人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只是孤立地就思想论思想，抓住些表面的现象，随便解释，任意附会，于是乎什么“积极的救世派”和“极端的破坏派”的笼统头衔顺手给孔子和老子分别送上（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而墨子竟成了印度人（胡怀琛和卫聚贤讲的），这算什么思想史呢！我们认为中国思想史和其他各民族的思想史一样，都不能跑出一般历史发展规律以外。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踢开那些唯心主义的胡诌，从中国思想史的具体事实中，探索它的客观规律性，显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有些青年朋友们可能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概念还很生疏，如什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啦，“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啦……可能还不大理解其具体含义。可是我们也不一定要搬弄这些名词和概念，只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实事求是地、很具体地把中国思想史上的真实情况叙述出来，那就是最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那将比抽象地讲理论更容易理解，也更有丰富的内容。

第三，可以揭破那些神秘说教，给青年们一种思想斗争的武器。我们珍重和热爱我们祖先传下来的思想遗产。但是这种珍重和热爱是有分析的，一定要辨别清楚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同时也是恰合分际，立脚在现实上的，决不是脱离实际，莫明其妙地乱捧。有许多反动学者、顽固派或国粹主义者，硬想把中国拉出一般历史发展轨道以外，把中国说得一切特殊，一切优越，把几个古代“圣贤”推崇到不可理解，好象不是这个世界中的人的样子。梁漱溟就是个例子，他讲什么“孔家哲学”“周孔教化”……真是神乎其神。照他的讲法，好象偏偏我们中国得天独厚，当上古时代，就降生下周公、孔子这样的大圣人，给我们“制礼作乐”，使我们能过着“理性”的生活，懂得人生的真义，直至形成汉以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那样独特的社会，没有走上象西方那样阶级斗争的错误道路，看是多么美妙吧！我想青年朋友们听到这种怪论，一定会感觉到莫明其妙，要想批评，也苦于摸不着头脑。其实这些怪论是经不起历史唯物主义的阳光照耀的。任何思想学说，归根究底，都不能不是它那个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从一定现实社会中生根，给一定社会阶级服务，都不是那么神圣，超出凡尘的。我们讲古代思想史，正是要帮助青年认识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撕破它们那些美丽的面纱，剥露出它们的真实形象来，不再陷入它们的迷魂阵。

从以上所述看来，叫青年读古代思想史实在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决不是什么多余的事，自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困难。首先说，那些古老的思想体系，以及表达的方式和使用的术语，对于现代青年来说，都是很生疏，不习惯的。什么“性”啦、“道”啦、“理”啦、“气”啦，都是些现代读物上所绝少碰到的老名词。青年一读这些书，简直象走进另一个世界，到处陌生，这已经够别扭了。如果再加以旁征博引和烦琐考证，那真要把人陷入云里雾中，又怎么能叫青年来接近它呢？为着减轻青年们阅读的困难，就要求写古代思想史这一类书必须写得很通俗，能把那些古老思想用明白生动的现代语言表达出来。但是要满足这一要求也不大容易。既需要把那些古老思想剥烂揉碎，融会贯通，理会得透熟；又需要能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灵活运用，而不是教条主义地生拉硬套，另外还得善于写深入浅出的通俗文字。不具备这几点，要写出一本适合于青年阅读的古代思想史是办不到的。我自己知道水平低，没有具备这些本领。现在写《春秋战国思想史话》这本小书，谨持这种态度：不旁征博引，作烦琐的考证；不支离蔓衍，在枝叶上纠缠；不模糊影响，讲些连自己也不懂的道理；而只是提纲挈领地，抓住些明明白白的主要论点，就自己所能理解到的讲个透彻；遇有必须引用的古书原文，该解释的解释，该翻译的翻译，总之要叫人家看懂。这是我的一点小小企图，究竟是不是真能办到，我也没有把握。如果青年朋友们读这本小书，能随时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那自然是我最恳切希求的了。

第一章　春秋战国

——一个“百家争鸣”的伟大历史变革时代

一提到春秋战国，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光辉灿烂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了那么多的思想派别和那么多的杰出的思想家，形成了那么尖锐而复杂的思想斗争的场面。这是秦汉以后两千年来，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特别繁荣呢？难道说那是偶然的，真象某些人所说的“运会使然”？难道说那只是几个大人物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来的局面？这种神秘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自然是极端荒谬的，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我们应该知道，每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都是那一个时代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都有它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的物质基础。要想了解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会呈现出那样五光十色的思想流派，就必须从当时整个的伟大历史变革中求其根源。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这是大家向来所公认的。过去的历史学家常常好讲“三代以前”怎么样，“三代以后”怎么样，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明显地划出一条分界线。他们所谓“三代以后”，事实上是指周室东迁以后，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不管他们对于这一个历史大变革是怎样认识，怎样估价，也不管直到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历史大变革的性质——究竟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呢？还是从封建社会前期向封建社会后期的转变呢？——有着怎样不同的看法，但是总没有人否认这是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现在姑且撇开理论上的纠缠，只就这个历史大变革时代的显著标志谈一谈吧。

（一）农村公社的瓦解

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也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是经过一个农村公社广泛存在的历史阶段的。大概当殷周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奴隶制度，已经进入到奴隶制社会，但是并没有因此就摧毁了从原始社会蜕变下来的农村公社，而是和农村公社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农村公社的具体形态，表现为所谓“井田”制度。什么是“井田”制度呢？照郭沫若先生的说法，乃是按“一定亩积”而“规整划分”的一种土地制度。也就是说，按一定亩数，划成一方块一方块的，分配给农民去耕种，好象井的形状，这就叫作“井田”。当时土地还没有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国家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就代表着国家，实际上也就是代表着全体贵族，因为那时候的国家是贵族的国家，是贵族对于一切公社成员和奴隶实现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这样，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土地制度实际上是为全体贵族所公有的土地国有制，而不是土地私有制。在这种制度下，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而是由国家分配的。国家按定例一份一份地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去耕种，同时又连土地带农民一份一份地按等级分配给贵族，以供养他们。这就是说以国有的名义，而仍保存着农村公社的形式。在这个土地制度上面，供养着天子、诸侯、大夫等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贵族所组成的一个庞大贵族层，他们共同来剥削广大农民的劳动果实。农民一方面是公社成员，同时也是国家和贵族的奴隶，这种特殊的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标志着殷、周奴隶制社会的主要特征。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力大大提高。于是乎贵族们利用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在公田以外，大量开垦荒地，成为自己的私田，逐渐造成“私肥于公”的现象；同时，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逐渐把三年重新分配一回的井田制下的旧办法，改变为在一块土地上划分成两片或三片轮流耕种的“辕田制”的新办法，使农民所耕种的土地长期固定下来，不再频繁地重新分配，这就向土地私有制靠近了一步。到了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把土地制度来了个彻底改革，从此确立了土地私有制，而从春秋中叶以来农村公社逐渐瓦解的历史过程到这时候也就完成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大变化，因为它动摇了殷、周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随着农村公社的逐渐瓦解，不仅在经济上引起很大的变化，而且在政治上、军事上，乃至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上都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的确是一个历史变革的显著标志。

（二）工商业的兴起

如上所述，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殷、周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每一个公社自成一个小天地，和外界的经济联系是很稀疏的。当时，农民的衣食所需，自然都是亲手自造，简陋的农具也不一定需要去找匠师；就连贵族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也自有他们统治下的农民来供给，不仅供给农产品，而且还要“为公子裘”，“为公子裳”，服各种工役，献各种用品，什么都包办下来了。自然，有些高级用具和奢侈品需要专门技巧或者从远方罗致，不是公社中一般农民所能供给的，所以特别从公社中选拔出一部分人，让他们专门从事工艺和商业的活动。但是这只是隶属于官府，专为贵族服务的一种官工、官商，还不是一种私人独立的社会行业，正和农民隶属于贵族而不能独立于社会以外是一样的。但是从春秋以后，工商业就逐渐发达起来。到了战国，更显然形成了一个工商业空前繁荣的新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工商业的发达，表现在都市的兴起，表现在商人的活动，表现在货币的流通，表现在手工业的多样分工。正如孟子所说，“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一个人所需用的东西，已不能全由本身自造，而必须由各种手工业者来供给，所以不能不“通功易事”，拿出各自的生产品互相交易。荀子还说：“北海则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可见当时全中国各区域间交易频繁，已经形成一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绝不象从前那样各公社隔绝孤立，老死不相往来，纯是自然经济的世界了。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形成了许多繁盛的都市。如齐国的临淄，居民就有七万户，苏秦曾形容道：“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这种繁荣景象，当然是春秋以前所看不到的。

（三）阶级关系的变化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也都起了变化。很明显的如：

（1）贵族的没落　当殷周时代，一切政治经济等都为世袭的氏族贵族所垄断。到农村公社逐渐瓦解，土地变成可以买卖的东西以后，他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很不稳固了。并且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从各方面汇集来的新异物品，不断刺激一般贵人们的欲望，使他们的生活日趋豪奢腐化，渐渐陷入贫困的深渊。于是乎他们一方面加紧剥削农民，一方面向商人高利贷者去乞讨，再一方面竭力从事掠夺土地的战争。在不断的内外战乱中，在骄奢淫逸的大量消耗中，贵族的命运只有一天一天地衰败下去。“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一。”“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我们只要翻一翻《左传》，就可以看到穷途末路的贵族的没落景象活现眼前。

（2）地主的兴起　地主是随着土地私有制而出现的一个新兴阶级。他们或者是原来的贵族，利用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增值许多私有田产；或者是由于经商投机而致富，在自由买卖的条件下兼并了许多土地。这些都是在农村公社逐渐瓦解中所发生的新现象。他们能够“尽地力”，把正在发展的农业生产力从农村公社——井田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于自由兼并的结果，遂造成从前所没有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从此封建地主代替旧的氏族贵族而成为新兴的统治阶级。

（3）市民的活跃　在一个自然经济的社会中，根本就无所谓都市，自然也无所谓市民。自从工商业有了发展，许多工商业者聚集在一处，于是乎都市慢慢形成了，跟着也出现了市民阶级。当时市民中最活跃的是商人。从《左传》《国策》《史记·货殖列传》中，可以找出很多春秋战国时代商人活动的例证。其他还有很多从事手工业以至屠狗卖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在市民中形成一个特殊阶层。

（4）小农的破产　当春秋以前，公社农民臣属于贵族，照例领得一份土地去耕种。农村公社逐渐瓦解后，这些小农算是解放了。可是在土地自由兼并的新情况下，他们时时刻刻受着失掉土地的威胁。他们有的转化为佃农、雇农，甚至沦落为奴隶，也有一部分流浪到城市，成为城市的贫民。他们在一种新的潮流中被解放了，同时却又被这一新的潮流所吞没。秦汉以后中国农民的历史悲剧，从此揭开了序幕。

（四）反映在思想界的阶级斗争

当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各阶级盛衰消长，起了很大变化，彼此利害迥然不同，尖锐地对立着，都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这反映在思想界，就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从表面上只看见春秋战国时代各学派争辩得那样热闹，却不知那里面正包含着各阶级的现实利害关系，包含着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

春秋战国时代究竟有多少学派呢？这很难说。司马谈讲“六家”（儒、墨、名、法、阴阳、道德），《汉书·艺文志》讲“九流” （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农、杂。另有小说家不列在九流之数），荀子、庄子，说法又各有不同。我以为司马谈所讲的“六家”，的确都是当时的重要学派，可是除了这“六家”以外，自成一家之言的还很多。我们现在不必纠缠在这些学派的分合上，更重要的是分析这些学派所代表所反映的阶级关系。

大体说来，儒家是古代贵族文化的保持者。他们讲礼乐，讲名分，讲宗法，讲井田，讲孝弟仁义，把传统的贵族文化加以总结，加以整理修订，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并赋予了一些新内容、新意义，想用以教化人民挽救当时社会的危机。这种代表贵族的学说几经变化与发展，一直成为后来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墨家舍己为人，长于技巧，直接和儒家相对立。他们所代表的是下层社会，而特别和手工业者接近。道家代表已经没落了而过着隐遁生活的贵族。他们饱经世变，阅历过许多成败兴亡，看破了人世的“繁华”，又因为沦落在社会下层，接近农民，所以对当时的统治者抱有反感，而时时流露出不平的叹声。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讲变法，务耕战，积极进取，什么古先圣王，孝弟仁义之类都不放在眼中，气象极为泼辣。名家辨名析理，富于抽象概念。他们用诡辩方法打破一切传统的是非然否的标准。他们显然是从市民的环境中产生出来，而带有商人的色彩。阴阳家可以说是儒家的别派，他们另有一种适应新贵族要求的学说。还有农家的许行，他的学说的确是代表朴素的农民思想。总而言之，诸子百家从各方面代表着各自的阶级利益。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正反映出当时社会在历史大变革中尖锐的阶级斗争。下面我们就举出各学派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把他们的学说作一稍为具体的叙述和分析。

第二章　孔子

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字仲尼，鲁国人。他本是殷朝的后代，世为宋国的公族。自从他的远祖大司马孔父死于殇公之乱，家人流亡到鲁国，才为鲁人，姓孔氏。他的父亲叔梁纥曾做过鄹邑大夫，但早死，所以孔子幼年是孤贫的。他当过委吏（管会计）和乘田（管牛羊）等下级小吏。在政治上最得意的一个短时期是他当鲁司寇（管刑法），并且跟着鲁定公去赴夹谷之会，折服了齐国，取得些外交上的胜利。除此以外，便是带着许多学生，“周游列国”，却是始终没有得志。直到晚年才回鲁国，专门从事教育和著述事业以终。现存《论语》一书，可以说是孔子的一部言行录，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们编的，这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最主要最可靠的材料。

（一）金鸡一鸣天下晓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就他的学术思想和根本立场来说，他应当算是守旧，而不能算是开新。但是一种学术界的新风气却是从他开始了。本来，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各种学术为贵族所独占，一般人很难得到学习文化的机会。到了春秋时代，随着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变化，各种典章制度也都不能维持原来的样子。于是世代掌管各种专业的职官，如礼官、乐官之流，渐渐失掉了他们的旧职，所谓“官失其守”，而流散在民间。孔子并没有固定的老师（所谓“无常师”），他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宏（一作苌弘。——编者注），学琴于师襄……到处访问搜求，正是向这些人学到很多东西。他把这些东西整理概括，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传授给很多学生。从此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于是乎一个学派一个学派接着出来，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就这一点讲，孔子对于诸子百家的兴起，好象起了“金鸡一鸣天下晓”的作用。这在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有很大的意义。后来读书人把孔子奉为大祖师，好比木匠敬鲁班，铁匠敬老君一样，也并不是偶然的。

（二）礼与正名

孔子所传授的古代学术的内容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一个“礼”字。周朝人使用这个“礼”字很广泛。试看《左传》上记载列国士大夫，每评论一件事，总好说“礼也”，或者说“非礼也”。我们现在常讲“合理”或“不合理”，“合法”或“不合法”，而他们所讲的却是“合礼”或“不合礼”。“礼”不仅是指着冠、婚、丧、祭等的各种仪节而言，而实在是当时的一种道德规范，把当时社会中的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具体表现出来。当时对于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讲得很严格，也就是说把尊卑、贵贱、亲疏、厚薄，划分得很清楚。比如说：“天子堂高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的高低有一定尺数，一看就知道是哪一个等级的堂。“天子之妃曰后，天子死曰崩，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随着身份地位的不同，对他的老婆的称呼也不同，甚至对于他们的死也不一样说法，如此等等，规定得很具体，很明确，这都叫作“礼”。一个“礼”字，把当时整个社会秩序，社会关系，一切典章制度都概括了。

但是从春秋开始的社会大动乱，使一切旧制度、旧秩序都维持不住，把许多“礼”都弄得名存实亡，徒具形式，甚至大夫竟敢乱用天子的礼乐，简直闹得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这真是古代贵族统治下的社会大危机。为着挽救这个社会危机，于是孔子出来，要把周朝的旧典整理恢复，以继承文、武、周公的大业。他时常“梦见周公”。对于周公的“制礼作乐”，他的确是“心向往之”的。当时虽然已经是“礼坏乐崩”，但周朝的旧典毕竟还存在，还没有象后来战国时代那样的彻底破坏，荡然无存；当时的周天子，虽然仅拥虚位，但在名义上毕竟还是个“天子”，不象以后七国都称起“王”来，而周天子反而降称为“东周君”和“西周君”，这个“天子”的名义也不存在了。有个名义，有个形式存在，比着连这个名义和形式都不存在，毕竟还要好些，还要比较容易地把旧典恢复挽救回来。正是在这样条件下，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

有一次，他的学生子路问他，假如到卫国去执政，首先要做什么事。他回答道：“必也正名乎。”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正名”。为什么“正名”这样重要？他下边解释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关系可大了。我们常说“名正言顺”，那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怎样“正名”呢？它的具体内容正如孔子对齐景公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说，君要成个君，象个君，合乎君之道；臣要成个臣，象个臣，合乎臣之道；父要成个父，象个父，合乎父之道；子要成个子，象个子，合乎子之道。每一个“名”都有它一定的含义，一定的道理。我们常说，“顾名思义”。君、臣、父、子只要各按它那个“名”的含义，各按它那个“名”所指示的道理做去，自然就各得其当。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是说和自己那个“名”不相称，就是“名实不符”。孔子很重视那个“名”，首先要做到“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使人“顾名思义”，终于达到“名实相符”，恢复了那些“礼”，那些旧典的精神。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吧。如《春秋》上有这么一句：“天王狩于河阳。”就是说周天王到河阳那个地方去巡狩 （巡查诸侯们称职不称职的意思）了。单就这句话看来，冠冕堂皇，周天子还是赫赫威灵，蛮象个天子的样子。其实呢，这一次周天子到河阳去并不真是什么“巡狩”，而倒是晋文公把他召去的。“诸侯”竟然能召“天子”，假如据事直书“晋侯召王于河阳”，还成什么话！真叫作名不正而言不顺。现在不那样说，不管实际上如何，天子总是以巡狩的名义到河阳去的。这样，“天子”还俨然是个“天子”，总算维持住体统。尽管诸侯那样跋扈，但是名分所在，不容僭越。孔子修《春秋》，在这些地方极为严正，正是贯彻他的“正名”主义。后来有“名教”之说，什么“纲常名教”，“名教罪人”都是从孔子这种“正名”思想演变来的。

（三）仁——孔子的一个中心概念

孔子继承古代学术的主要内容是一个“礼”字，而他的一个新贡献，他所赋予“礼”的一个新意义，却在一个“仁”字。一部《论语》讲“仁”的五十八章，用“仁”字一百零五个，可见“仁”这个概念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什么是“仁”？虽然讲法很多，但是我总觉得还是孟子讲得亲切中肯，即：“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仁”就是“人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换句话说，不“仁”就是没有“人心”，就不算“人”。这样讲法好象很笼统，其实最可以表达孔子学说的真精神。孔子的进步方面和保守方面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关于这一层，还需要多说明几句。

首先，孔子这个“仁”的概念可以说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因为他强调了“人”，处处讲人道所当然，讲人之所以为人，把什么问题都归结到人心和人性上，正和那种天鬼迷信，神权思想相对立。最明显的表现，如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只重视做人的道理，对于鬼神问题存而不论。不过这里好象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要“敬”鬼神，另一方面却又要“远”鬼神，对于鬼神问题并未多加考虑，鬼神究竟是有是无，还没有确定，而却大讲其丧礼和祭礼，对象还没有弄清楚，究竟向谁行礼呢？这似乎讲不通，其实孔子已经拿人文主义的精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明明讲“务民之义”，也就是说“尽其为人之道”。为什么要“敬鬼神”？从孔子看来，这也只是尽其为人之道，使自己心安理得，究竟有没有鬼神来接受我的“敬”，那倒不必追问。他把“敬鬼神”，把丧礼和祭礼，根本看成人的良心问题，是“崇德报功”而并不是迷信，是“人”的问题而并不是“神”的问题，是“心”的问题而并不是“物”的问题。例如古代有一种祭祀名叫“蜡”，连什么猫啦、虎啦都祭祀，这分明是一种拜物教的遗迹。但是孔子却说：“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礼记·郊特性》）那怕是草木鸟兽，只要使用过它，得过它的好处，就要报答它。尽管对方完全不知道，甚至根本是无知之物，我也不辜负它的好处，也要尽自己的心尽自己应尽之道。一片真情厚意好心肠，所以说是“仁之至，义之尽”。这里面一点原始迷信意味也没有了。又如，他的弟子宰予以为父母死了，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了，主张缩短一下。他就诘问道：“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三年丧期未满，让你吃稻米，穿锦衣，你心里安吗？）哪知宰予竟然很直率地回答道：“安。”于是乎孔老夫子只好说：“君子之居丧也，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君子居丧，原来是因为吃饭也吃不下，听音乐也听不下，正常居处着心里不安，所以才不那样办。现在你既然“安”，那你就那样办吧！）宰予吃了个没趣出来了，老夫子还恨恨不已地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予真是不仁啊！每一个孩子生下来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宰予啊，你也受过父母三年的抚养哺育吗？）按说呢，不行三年之丧似乎应该说是“非礼”，可是这里直斥为“不仁”，也就等于说，宰予没有人心，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啊！

如上所述，丧礼、祭礼都是行其心之所安，自尽其为人之道。以此类推，一切礼也都是行其心之所安，自尽其为人之道。这就是以“仁”讲“礼”，以人文主义的精神讲“礼”。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离开“仁”，“礼”的真精神就失掉了。后来宋儒张横渠说：“礼义三百，威仪三千，无一事而非仁也。”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礼”都是“仁”的表现，都是从人心、人性中自然产生出来。这和孔子的讲法是很相符合的，都将“礼”归到人心、人性上，这就使“礼”得到一种新意义，从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上把“礼”的尊严重新树立起来。孔子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维护和恢复周朝的旧典，来挽救古代贵族统治的危机。这样，从一方面看，他以仁讲礼，高唱“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人”的尊严，从原始迷信、神权思想中，把人性解放出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拿古代贵族所制定的“礼”来作为一般做人的标准，把人性规格化，违犯了“礼”，违反了古代贵族所制定的“人”的规格，就是“不仁”，就是失掉“人性”，就不算“人”，这分明是以贵族性来冒称人性，极力为古代贵族统治作辩护，他的阶级本质，他的反动保守思想，从这里也显然暴露出来。

（四）封建圣人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他生当春秋末年，由旧氏族贵族所统治的初期奴隶制社会正在崩解，而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化。他恰成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起了一种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作用。文化是有继承性的。古代贵族的统治经验和许多文化遗产为后来的封建主所接受，尽管精神实质已经起了变化，但是有许多地方仍然可以大体上因袭下去，供他们利用。孔子学说的历史命运正是这样的。当新兴地主最初起来和旧贵族作斗争的时候，他们本来是采用法家的学说，对孔子一派的儒家学说，认为迂阔，嘲笑攻击，一直弄到焚书坑儒。可是到了汉朝，有鉴于秦朝的失败，觉得极端的法家学说会引起反抗，于是才转而利用儒术。自从汉武帝以后，孔子学说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其实在历代统治阶级和儒者手里，孔子学说的精神实质已经起了很多变化，早和法家与道家的学说混搅在一起。关于这一层，在本书末章还要谈到，这里暂且不再多说。总而言之，孔子把古代贵族文化整理总结，正是孟子所谓“集大成”。在这些文化遗产里面，可以供封建地主利用的东西自然很多。他那种等级思想和宗法思想成为后来封建社会的天经地义。他那一派纲常名教的道理，那一些“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以及轻视“老农”“老圃”的言论，也成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武器。因此，他本人也成了封建社会里的圣人，号称为“圣之时者也”，意思就是能随“时”而变化的圣人。

但是孔子的这种变化毕竟有一定的限度，跟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跟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崩毁，孔子在历史上的这种偶像地位也终于由动摇而趋于毁灭。早在“五四”时代就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后跟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跟着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前进，孔子学说的反动性暴露得越明显，在人民的心目中，就越发没有它的地位了。尽管还有人极力阐扬“孔家哲学”，但是那只是反动的封建思想想借尸还魂，作最后挣扎，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然而从历史上考察，孔子毕竟不失为我国古代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从他的言论和行动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在《论语》里面就有数不清的关于立身、处事、治学的好格言。不讲别的，单看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等，这样全心全意献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多么使人敬慕呵！

第三章　墨子

墨翟，鲁国人，也有说他是宋国人的。他的生卒年岁，各家说法都不很准确，大概在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490—前403年之间，略与孔子再传弟子们同时。他的世系出身也不详。《史记》上说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也难确定，从他的书上看我们只知道他曾经救过宋国，免遭楚国的进攻而已。总而言之，他不象孔子那样出自名门世胄，他的生活和作风也不象孔子那样的贵族气味。向来“孔、墨”并称，或者“儒、墨”并称。从现存《墨子》书中，可以看出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说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处处针锋相对。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出现的互相对立的两个大学派。拿两家学说对照来看，格外显出墨家所具有的代表下层社会的特殊色彩。

（一）十大主张

墨家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在《墨子》书中各有专篇。倘若单把那几篇文章粗粗一看，也不见有什么特异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儒家极力攻击他。如果你把这些主张和儒家的理论仔细比较一下，就知道他们两家的主张虽然有时候看着差不多，而其实相差很远，根本不能相容。荀子以儒家的观点批评墨子道：

墨子有见于齐，不见于畸。（《荀子·天论》）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散》）

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荀子·非十二子》）

“齐”与“畸”，“用”与“文”，下字极精，恰当地把儒墨两家对立的地方指点出来。“齐”是“齐一”，也可以说是“一般”的意思；“畸”是“畸异”，也可以说是“特殊”的意思。“用”是“实用”，“文”是“礼文”。“上功用，大俭约”，乃是说讲“用”不讲“文”，“僈差等”是一视同仁，不分等差，是说讲“齐”不讲“畸”。总而言之，儒家注重“畸”，注重“文”；而墨家注重“齐”，注重“用”，拿“齐”和“用”的意味来理解墨家的十大主张，就格外显出墨家学说的特色。

例如“节用”“节葬”“非乐”，都显然是从用的观点上立论。墨子有一个原则，就是“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本来儒家也未尝不讲“节用”，但他们是以“礼”为节，而并非一概尚俭。墨子却不然，凡是只增加费用而对于人民并不能增加什么利益的都不干，而他所认为对人民有利益的事又只限于最起码的物质生活需要。因此他主张：饮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衣服“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清则止”。只需吃得饱，能使身体强健，穿得适合气候，不受热，不受寒就好，至于讲究什么美味和华饰，对于人并没有实际好处，都是多余用不着的。根据这种精神，当然要主张“节葬”和“非乐”。厚葬只是靡费，会有什么用处？儒家所以主张厚葬者，因为他们要从这上面表一表活人的心，并且由葬的厚薄也可以显示出贵贱的等级来。墨家不管这些，单看对于人民有没有“用”，当然要加以反对。至于墨子所以“非乐”，也是因为“乐”对于人民没有“用”，因为“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并不能给人民“衣食之财”，并不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徒然“厚措敛乎万民”，浪费人民的资财。本来“用”的标准也很活。广泛点说，“乐”何尝没有“用”。但是墨家所谓“用”，意义极狭，除非对于维持生活有直接关系，如衣食之类，或者能禁暴止乱，他们都认为是无用的。音乐自然不能当饭吃，当衣穿，也不能说撞一撞钟，弹一弹琴，就可以把寇乱平定了。拿这样的标准来讲，“乐”自然是没有用，自然要非“乐”。墨家这种极狭隘的实用观点，儒家、道家都攻击它。然而这种不讲享受，“生勤死薄”，“以自苦为极”的生活，正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的本色。在当时贵族统治的社会中，一般劳苦大众所迫切要求的本来只是些物质的生活资料，什么精神陶冶，如音乐之类，他们根本没有福气享受，只能当作贵族们所专有的奢侈品加以反对而已。

再就墨家最重要的主张“兼爱”来说，表面上和儒家所谓“泛爱”、所谓“仁”，何尝不有些相近。但是这里面有两点重要差别：其一，儒家讲“爱”，着重在“心”上，墨家却一定要考虑实效。如所谓：“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而利之”，“义，利也”，“孝，利亲也”……言“爱”必及“利”，爱非空爱，必伴以实际的利益，显然贯串着尚“用”的精神，这是和儒家不同的。其二，儒家“亲亲”，亲其所亲，把亲疏厚薄分别得很清楚，主张有差等的爱。墨家却提出“兼以易别”的口号，只讲“兼”，不讲“别”，根本打破亲疏厚薄的差别观念，而主张“兼而爱之”，一视同仁。在这一点上，儒家所表现的是“畸”，而墨家所表现的是“齐”。我们须要知道，儒家所主张的“亲亲”之道，是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宗法制度只有贵族才讲得起。至于劳苦大众，都是所谓“匹夫匹妇”，那有什么宗法可言。他们流浪江湖，四海为家，只有广漠的同胞观念而已。

“尚同”是主张政治上、思想上的整齐划一；尚贤是不论亲疏贵贱，平等看待，都是重“齐”而不重“畸”的表现。《尚贤》篇说：

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

儒家讲“尊贤”，讲“贤贤”，也何尝不是“尚贤”。但儒家“贤贤”以外，还有“亲亲”，“贵贵”。这样一来，“贤”就不成为用人的唯一的条件。孟子说：“亲之欲其富也，爱之欲其贵也。亲爱其身，所以富贵之地。兄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根据这种理由，虽以象之不贤，也居然可以受封。因为他是舜的御弟，合乎“亲”的条件，“贵”的条件，单不合乎一个“贤”的条件是没要紧的，这样，儒家的尚贤就有例外而墨家却无例外；儒家的尚贤是相对的，而墨家却是绝对的。“兄为天子，弟为匹夫”，从墨家看来，有什么不可呢？在这里不容许有什么特殊情形，也就是看不见所谓“畸”。这是墨家和儒家不同的地方。至于《尚同》篇主张天子去“一同天下之义”，以免去“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混乱现象，这是要统一思想，更显然表现出墨家尚“齐”的精神。

墨家的天鬼观念也和儒家不同，如《天志》《明鬼》两篇，把天和鬼讲得活灵活现，好象看见了一样，极明显地主张有鬼论。而其所以如此主张的理由，又全从对于人民的实际利害上着眼，全从这种主张所起的作用，所收的效果上着眼，并没有讲什么精深微妙的理论。象儒家对于天鬼问题那一套人文主义的见解，他们是没有的。《非命》篇也是专从实用上立论，并不象伪《列子·力命》篇那样从理论上辨析“力”和“命”的问题。还有“非攻”，是“兼爱”的实行；而其以实力帮人守城，反抗侵略，不单空谈了事，又正是他崇尚实用的表现。

总之，墨家的确是讲“齐”不讲“畸”，讲“用”不讲“文”。通贯十大主张，随处都可以看出这种意味。儒家说这是“蔽于用而不知文”，是“有见于齐，不见于畸”；那么，墨家也未尝不可以反唇相讥，说儒家是“蔽于文而不知用”，是“有见于畸，无见于齐”。两种思想恰好针锋相对，倒是很有意味的。

（二）会党式的集团

墨家这个集团，有组织，有纪律，有共同的信条，并且有生活上的共同联系，和后世下层社会所结成的会党道门很有些相类。墨子在一群“墨者”中，不仅是一位传道授业的先生，同时却还象是他们这个集团的领袖。他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能发号施令，指挥他的门徒。他常派遣他的门徒到各处去活动。如：“游公尚过于越”（《鲁问》），“出曹公子于宋”（同上），“使胜绰事项子牛”（同上），“游耕柱子于楚”（《耕柱》），“使管黔敖游高石子于卫”（同上）。这班人都负有领袖的使命，并不是个人行动。有不能完成其使命的，就被撤回。如使胜绰事项子牛，就是派他去齐国作“非攻”运动的。但是他不称职，“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不能坚持自己的主义，所以谴责他，把他召回来。又如墨子曾派禽滑厘等三百人去帮助宋国守城，准备抵抗楚国的侵略，那更是有名的故事。《淮南子》上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家这种服从领袖壮烈牺牲的精神，直到墨子死后很长时间还保持着。请看下面一件故事：

墨家有个巨子（墨家的首领称为巨子）名叫孟胜，和楚国的阳城君很友善。当阳城君往楚国京城那里去的时候，把阳城这个地方托付给他。后来阳城君死难了，楚国派人来接收阳城。孟胜不肯辜负阳城君的委托把地方交出，但又没有力量抗拒，所以想报以死。他的弟子徐弱劝他道：“如果死了有益于阳城君，那就死了也可以。死了并没有什么益处，反倒使墨家之道绝传，这来不得呀。”孟胜说：“我和阳城君，又是师友，又是君臣。如果不死，从今以后，求严师的，求贤友的，求良臣的，都将不来我们墨家了。死了正是实行墨家之道而使它流传。宋国田襄子是一位贤者，我将要把‘巨子’这个职位传给他，还怕什么墨家之道绝传呢。”徐弱说：“既是这样，那我就请先死以开路。”于是孟胜、徐弱和其他弟子八十三人都死了。只剩下二人到田襄子那里去传达孟胜的命令。可是他们在任务完成以后，也要回阳城去死。虽然田襄子以新巨子的名义来加以制止，而他们不听，还是回去死了。当时很多墨者议论他们，认为这是不听巨子的命令（这个故事见《吕氏春秋·上德》篇）。

从这段悲壮的故事里，一方面可以见墨者的侠义，一方面也可以见“巨子”的权力。重然诺，轻死生，趋义赴难，本是侠客的道德，墨家却把这种精神充分地表现出来。巨子说死，于是八十三人都一同随之而死。这真是所谓“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尤其有意味的是那两位派出去传达命令的墨者。他们本来可以不死，然而非回去死了不可。死且不必说，还落个“不听巨子”的罪名，因为新巨子不准他们死。这种牺牲精神和森严纪律，在别家是看不到的。

再说，墨家是主张“兼爱”的，是主张“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的。在他们团体里，颇带一点“有饭大家吃”的意味。如墨子曾经派耕柱子到楚国去工作。有些墨者往那里去，耕柱子没有在生活上充分供给他们，因而他们回去向墨子说，让耕柱子在楚国没有什么好处。墨子不以为然。后来耕柱子果然送回来十金。从这段故事可以知道墨者有分财于团体的义务。倘若有财而不让大家共享，就要受团体的责备。又如墨子责备他的弟子曹公子道：“今子处高爵禄面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鲁问》）有财不仅要献给自己的团体，并且还得分给一般穷人。这完全象后世下层社会的会党所崇尚的道德。

墨家尊天明鬼，大有“替天行道”的意味。这也和后世会党极相类似。

总之，服从领袖，严守纪律，慷慨牺牲，仗义疏财，有饭大家吃……凡后世会党中所常看见的，多早已见于墨家。如果我们夸大点说，墨家简直是一个最初的会党。

（三）科学、技巧

墨子在讲学方面与孔子并称，同时他又具有特殊的技巧，常常和最著名的巧匠公输般——即以前木匠们所供奉的鲁般爷——牵连在一起。相传公输般曾经用木头做了个鸟，飞上去三天还不落下来。他自以为是天下之至巧了。可是墨子对他说：“你作木鸟，不如我作车辖（车轮围绕车轴的一部分）。我用三寸木材，不大一会儿就削成一个车辖，能够担负起五十石的重量。作出来的东西于人有利的就是巧，于人无利的那算是拙。”（另一传说，作木鸟的就是墨子）在《墨子》书中，还有公输般替楚国做“云梯”，将用以攻宋，而墨子和他比赛技术的故事。又如书中《备城门》以下十几篇，墨子和禽滑厘讲论守御的方法，其中多说到制造和建筑的技术。在其他各篇，亦惯用百工作比喻，常常提到关于工艺的事。如此等等，可以说明墨子的确是长于技艺，既不同于儒家的鄙视技巧，也不同于道家的崇尚朴拙，他自具一种特色，恐怕他的阶级出身是和手艺人有些关系。

因为墨者多擅长技巧而从事手艺，在他们的劳动过程中，在他们和物质世界的经常接触中，很自然地取得一些科学知识。现在《墨子》书中的《经》和《经说》几篇，很有些关于光学和力学的知识。特别是几何学，似乎已经搞成一套体系。他们有一定的术语。如：全体叫作“兼”，部分叫作“体”，点叫作“端”，线叫作“尺”，面叫作“区”，立体叫作“厚”……都下有明确的定义，可见他们研究这门学问已经是条理分明，不是偶然随便讲的。象这一类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在《墨经》中不胜列举，而在别家著述中却很少见到。因为有些人感觉奇怪，以为墨家为什么这样特别？莫非墨家来自外国，不是中土所产吗？于是说什么墨子是印度人，种种牵强附会的怪论都提出来。如果我们知道墨家本是出自劳动人民，多是从事手工技艺者，那末，根据他们的特殊经验，特殊视野，因而得到这些特殊知识，乃是毫不足怪的。

墨家不仅从劳动过程中吸取一些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并且还形成他们的一套逻辑，一套知识论。他们把知识分为三类：“闻、说、亲”。“亲知”是从亲身经验得来的知识，这是最基本的，但范围有限。“说知”是从推论得来的知识，如勘探者发现煤矿，地下情况，并未亲见，实据地上，推论而知。另一类是“闻知”，是从旁人听来的知识（不管是直接、间接、从口传或从书本上）。就如墨子这个人，我们当然没有亲眼见过他，并且也没法子根据什么理由推论出个墨子来，我们所以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墨子，乃是从书本上听人家告诉给我们的。他们更详细讲述种种辩论推理的方法，但决不是诡辩。如当时有些诡辩家争论“同异”问题，讲起“同”来什么都是“同”，讲起“异”来什么都是“异”，其结果弄得“同异”混淆，以至根本抹去了“同异”的界限。墨家不是这样。他们把“同”分为四种：二名一实叫作“重同”（重复的重）；同连在一个整体上，叫作“体同”；同在一处叫作“合同”；有共同特点叫作“类同”。和这相反，也有四种的“异”。如此，讲“同”一定要指出是哪一种的“同”，怎样“同”法；讲“异”一定要指出是哪一种的“异”，怎样“异”法，一点不许混淆。由此可见墨家辨析名理，严肃认真，和诡辩家的文字游戏绝不相类。这也反映出劳动人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精神。

（四）墨家主张民选天子吗？

既然说墨家所代表的是下层社会、劳动人民，那末，是不是如某些人所说，墨家主张“民约论”，主张民选天子呢？倒也凑巧，在《墨子》书中，《经上》篇恰好有一句：“君，臣萌（同‘氓’，即‘民’的意思）通约也。”君之所以成为君，乃是由臣民公约而来，这不明明是“民约论”吗？《尚同》篇又恰好有过些话：“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正长，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辨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天子是选立的，这不明明是主张民选天子吗？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首先说，“臣萌通约”的“约”字不一定当“契约”讲，也许当“约束”讲。假如解作“臣民都受约束于君”，岂不和“民约论”的意味恰好相反吗？即使当“契约”讲吧，也许是名学意味上的“约定俗成”（这是《荀子·正名》篇的成语，乃是说一切名称都是由社会规定的），不一定就是政治意味上的“民约论”。究竟这句话应该怎样讲法，可不可当作民约论，还须从墨学的各方面加以参证，单凭这一个孤立的句子是不行的。至于《尚同》篇那句话，仅只说“选”，却没有说谁选，“选”字上面没有句主。你以为说“选”就必须是“民选”吗？这倒不一定。《尚同》篇的另一段明明说过：“古者上帝鬼神之建国设都立正长也……”可见墨子的意思，以为正长是上帝鬼神立的，并不是民立的。以彼证此，则天子亦当是上帝鬼神选的，而不是民选的。或者有人要说：上帝鬼神还不是个空名吗？事实上还得假手于民。名神选而实民选，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民选吧。我以为这种说法仍然不能成立，而只是重复“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老调。我们知道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民约论”正是由反对“王权神授说”而起。他们说君主权力不是神授的，而是民授的。假使可以承认神选就是民选，那么“民约论”也可以和“王权神授说”合而为一了。这成什么话！

其实墨家之不主张民选天子是有旁证的。墨家是个有组织的团体，其领袖为“巨子”，发号施令，有绝大的权力。“巨子”职位并非由一群墨者选举而来，乃是由旧巨子自择新巨子而传其位，很象佛家的传衣钵。假使墨家能够取得政权的话，无论从理论上，从事实上，巨子都必然要掌握全国最高的权力，而形成一种带宗教性的政权形式。我们须要知道，墨子很象一位教主，他的一切言行都依托于“天志”。他主张兼爱，就说天意叫兼爱；他主张非攻，就说天意叫非攻；他主张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尚贤、尚同一切都说是本于天意。把许许多多的天意实现出来，就成了他们所要建立的地上天国。在这天国中，天子称天而治，掌有绝大的权力，什么“民约论”，“民选天子”，根本是谈不上的。但是也有些人因此就认为墨家是反动的专制主义者，所反映的不是下层社会的思想，这也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知道，民权政治本来是近代市民阶级兴起以后，所要求的东西，古代劳动人民所要求的政治形式还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墨家的团体和教义，在某些地方颇类乎原始的基督教。从考茨基在《基督教的基础》里面所描写的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原始基督教比着墨家更带深刻的革命意义。然而他们政治理想的实现，也不过是一种教会政治。墨家的政治思想恐怕与此也不甚相远吧。如果结合墨家“尚贤”的主张看来，除了原始的宗教意味以外，倒还可以说是一种“贤人政治”。贤人政治当然还不能算是民权政治，但是，它反映了墨家对当时贵族阶级那种“家天下”的政治制度的不满；再说，“传贤”毕竟胜于“传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贤人政治比当时的贵族政治也进了一步。

第四章　老子

老子这个人，和《老子》这部书，应该分别来看。有人说，老子就是老聃，相传他在周王朝那里管过图书，孔子还向他问过礼，后来去周西行，过函谷关，给关尹著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就不知去向了。但是就现存《老子》这部书——即《道德经》——来看，实在很难相信是春秋末年的老聃著的。经许多人考证，这部书大概写作于战国中期。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老聃的遗言，后来把老聃尊为道家之祖，也自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当春秋末年，道家还只是处在萌芽状态，还没有作为一个学派而出现。我们姑且不打这种考证官司，反正老子《道德经》是道家的一部经典著作，拿来代表早期的道家学说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一）理想化的村落社会

道家学说是从一班“隐士”中间酝酿出来的，老聃也正是其中的一个。这班隐士，在那个历史大变革中，处于没落地位，过着隐遁生活。他们不满现实，又逃避现实，思想倾向消极，不敢向前看，只好向后看，因此把理想寄托在原始的村落社会。从《老子》书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所描写的乌托邦——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样一个社会，是自然的，不是文明的；是自由的，不是强权的；是自给的，不是交易的；是静止的，不是活跃的；是小规模的，不是大规模的。老子不象儒、墨诸家主张大一统，他所谓“小国寡民”，实在还算不得“国”，算不得“民”，而正是一种原始的村落社会。他只想有许多小村落在大地上自然地散布着，并不希望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大国家。他痛恨强权，所以说：“强梁者不得其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反对战争，所以说：“佳兵者不祥。”他反对重税，所以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他反对烦苛的法令，所以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如此等等，他认为都是当权者的罪恶。他似乎觉得政府是万恶的渊薮。他要摆脱这样强权的统治，而代以自由自在的村落社会。在这样社会中，文化却不高。他们生活很简单，既用不着机械，也用不着文字。他们不识不知，全听自然的支配。老子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常使民无知无欲”。一切知识，一切文化，徒足以长诈伪而丧天真，都是他们所要除去的。在这样社会中，交通贸易，殊不发达。他们“老死不相往来”，“虽有舟舆，无所乘之”。他们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完全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样社会中，人们固着在一定地方，“重死而不远徙”。生产方式，风俗习惯，都不大起变动。他们认为自己所吃的饭食就是天下最好吃的饭食，自己所穿的衣服就是天下最美丽的衣服，自己所居的地方就是天下最安适的地方，自己所习惯的风俗就是天下最合意的风俗。各自心满意足，永远因袭下去，一切都是静沉沉的。试把“小国寡民”这一章和都市中熙来攘往的情形稍一比较，就显然见到另一个世界，这不是活生生的一个原始村落社会的写照吗？这样的政治理想完全是反历史的，正反映了没落的贵族阶级找不到出路的心情。可是在古代封建社会里，这种理想一直吸引着那些所谓高人隐士们的憧憬。

（二）歌颂自然

老子崇尚“自然”，这是从来没有异辞的。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自然抬到最高的地位，所谓“道”也只是“自然”之道，层层推究，最后总归到“自然”上。他不说世界是神造的，由神主宰一切，而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是自然之道，自己如此。他不仅不象墨家那样“尊天、明鬼”，并且也不象儒家那样对于天鬼问题说得恍恍惚惚，而是干脆摆脱了关于天鬼的原始迷信。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刍狗”就是用草扎成的狗，为给死人陈列用的，如象现在葬埋时候所用的纸人、纸马……一样。这种东西，用的时候象煞有介事地摆出来，用过了烧掉、抛掉，一点也不爱惜。从老子看来，万物都象“刍狗”一样，时而摆出来，时而又抛弃掉，自生自灭于天地间，什么天心仁爱，生育万物，象儒家那种说法，他是断然反对的。以自然论代替神造论，以“机械论”代替“目的论”，为后来各家无神论开其先路，这实在是老子的一大贡献。

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夸大老子的“自然”主义，而把它现代化。他只是歌颂“自然”，教人复归“自然”，而并不是对“自然”作科学的分析研究。“自然”只是“自己如此”的意思。说一切现象都是“自己如此”，而不去别立一个“造物主”，这可以算是一种进步思想。但是譬如有人问你为什么刮风，你就说它自己刮起来了；问你为什么下雨，你就说它自己下起来了。这样的答案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五千言《道德经》简直是一部“自然”赞美诗。讲到社会，教人回复原始状态；讲到人生，教人回复婴儿状态。长言咏叹，歌颂“自然”的美妙，这里面是含有一些“自然崇拜”意味的。

（三）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既是崇尚“自然”，凡属于“自然”的都是好的，一经人为便不好了，这样他当然要主张“无为”。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所理想的君主，并不是给老百姓办许多好事，叫大家歌功颂德，而是有他等于没有他。“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最好的君主是大家简直不知道有这个君主，至于大家“亲之、誉之”，歌功颂德，那倒已经是第二等的君主了。“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大家都生活得好好的，那还有什么功德可颂呢？坏就坏在“有为”上。“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这显然表示出老子对于当时统治者那种胡作乱为的深切反感。可是老子的“无为”，并不简单是不满现状的一种消极抗议，也不简单是返淳还朴的一种天真幻想，他这里面的确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奥妙，我们须得加以进一步的分析。

老子有这么几句话：“欲将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神器”二字很可玩味。他活生生地看到，“天下”是个神妙的东西，要去“为”它也“为”不得。一“为”它反而坏了，一“执”它反而丢了。你说神妙不神妙？老子相信一切事物都有个自然之道，都有它发展的自然规律。我们只能随顺着它，决不可用人为力量加以干扰。这叫作“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这就是叫人虚心静气，坐观天下之变。尽管万事万物纷然并起，但最后都还得回到它的老根。回到老根就静下去，静下去就算回复其自然之命，回复其自然之命就算得其常道。认识这个常道叫作“明”。不认识这个常道而胡作乱为，就要受灾害了。大概老子看见过多少成败兴亡，从那里面体会出一些自然的道理，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有它自然的归趋。因而要沉机观变，以静制动。他知道“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所以要“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不待事情发展到“大”了，“难”了，而当它还细小，还容易的时候，就解决它。看着他是“无为”，实际上正是他妙于为。不动声色，不费手脚，什么都做好了。所以说“无为而无不为”。这里面是有一些把戏。所以后来竟成为一种帝王统治术，并且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拿羽毛扇的人物，往往喜欢“黄老”（黄帝、老子），实在不是偶然的。

（四）一个“反”字的妙诀

在老子许多微妙的言论里面有个诀窍，那就是一个“反”字。他好说相反的，互相矛盾的话，几乎成了一个公式。如：“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直若曲”，“大成若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乃至“不争而善胜”，“无为而无不为”……处处是反语。这就叫作“正言若反”，正面话好象成了反面话。你说他是故弄玄虚吗？不，这里面贯串着他的根本的方法论和宇宙观。

如上面所讲，老子是相信自然之道，相信宇宙间有个不可违犯的自然规律的。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离不开这个自然规律。那末这个自然规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老子告诉我们：“反者道之动。”这就是说，自然之道是向着相反的方向运动变化的。根据事物向反面发展这个规律而加以利用，他常常把事情看得透过一层。大家以为不利的，他反因以为利；大家看着是福的，他却从那里面看出祸来。所以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因此，他总是从反面下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他认为“柔弱胜刚强”，所以总是自处于柔，自处于弱，自处于下。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刚说个“反者道之动”，紧接着就说“弱者道之用”。可见他以“弱”为用，正是依照那个“反”字的规律来的。这里面的确有他一套“处世哲学”，带着些权谋术数的色彩，所以能为后来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所利用。但是无论如何，他的确认识些矛盾统一、矛盾发展的道理，这不能不说他包含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第五章　庄子

庄周，战国时代的宋国人。他的生卒年岁大概和孟子略相当而稍晚一些。他似乎也是一个从旧贵族阶级没落下来的人物，曾在他的家乡蒙那个地方当过一段管漆树的小官吏。他的生活很贫困，曾经靠打草鞋过活，有时候连饭也吃不上，还得向朋友借米。但是他很“清高”，对于那班富贵得意人物极端嘲笑。他觉得人生如梦，好象“看破红尘”的样子。现存《庄子》一书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全身免害

道家学说，特别象庄子的学说，尽管讲得非常玄远微妙，好象超出凡尘，但归根究底，只是要“全身免害”而已。庄子并不象他表面那样洒脱自在，在他的心目中，这个社会实在是很不太平，处处会碰到危机。他认为我们简直都是“游于羿之彀中”。羿是个善射的人，“彀中”犹之乎说是射程中。游于羿的射程里边，随时都有被射中的危险。这就是说，我们好象在箭头上过日子，也正象我们平常说的“在刀尖上过日子”一样。有一次他张着弹弓，注视着一个“异鹊”，就要打去，忽然发现这个“异鹊”正在准备着去捕捉前面的一个“螳螂”，而那个“螳螂”呢，也正在捕捉更前面的一个“蝉”。这样一个螳螂在前，异鹊在后，迭相残杀，危机四伏的局面，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乎连弹弓也丢掉而走开了。把社会看成这个样子，除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还有什么可干？所以老子已经是“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见《庄子·天下》篇引）。不求得什么福，只求能免祸就够了。庄子更是委曲婉转，费尽苦心，寻求全身免害的方法。例如，一次，他和弟子们到山里，看见一棵大树，长得不成材料，做什么用都不行，木匠们走过来连睬它也不睬。于是他向弟子们说，“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棵树就因为长得不成材料，没有用，所以才能不受砍伐，长到这么大呀。随后，他们路过一个朋友家里，朋友为着款待他们，叫家人杀一只雁。可是雁有两只，一只能鸣，一只不能鸣，究竟杀哪一只呢？当然就杀了那一只不能鸣的。于是乎弟子们提出问题了：那棵树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而这只雁却是以不材致死，究竟是“材”好，还是“不材”好呢？庄子只好回答道：“周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也“材”也“不材”，这似乎可以幸免了，然而也还靠不住。所以最后他发挥出“一龙一蛇”，“一上一下”的一段议论，这就是说，该当龙时就当龙，该当蛇时就当蛇，一屈一伸，随时变化，这才是最好的处世之道呢。事实上，庄子所谓“道”，就是一种“全身免害”之道。他明明说：

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秋水》）

看他讲“道”的妙用，全在善于屈伸而自全其身。这也可以说是杨朱一路“为我”“贵己”的思想吧。

（二）人貌而天行

尽管一龙一蛇，随时变化，深得处世的妙法，但有时候仍不免遭祸，这又怎么办呢？庄子告诉我们说：“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既然人力无可施，没有办法了，那就只有认为命该如此，听其自然。生就任他生，死就任他死。把自己变成“虫臂”也好，变成“鼠肝”也好，随他去。“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即使受了刖足之刑，把自己的脚砍掉了，就好象丢掉一块土一样，心里也没有什么难过。人间哀乐全入不到心里，好象失掉了人的感觉一样。这就叫作“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因为形状是个人，所以能处在人群中；但是因为没有了人的心情，所以人间的是非善恶好象和他没有什么关系。本来是非善恶都是就人的思想行为而言的，只有人才讲到是非善恶上。假如一个人的行动竟然象刮风、下雨、鸟鸣、花开一样，全是一种自然现象，那还有什么是非善恶可言呢？这样，超脱了生死祸福，超脱了是非善恶，自由自在，游戏人间，这就是庄子的理想生活。这是一种不认真的生活态度，把生不当成生，把死不当成死，善恶是非，看得不过是那么回事。他教人象“虚舟”“飘瓦”一样。无端飞来一块瓦，打在你身上，纵使你是一个性情极褊急的人，也不至于对这瓦发脾气。一个船碰了你，你发火了，正要向那船上的人闹气，但是一看见船上并没有人，你的气也就消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虚舟”“飘瓦”都是无知之物，对这些无知之物发什么脾气呢？庄子把这样“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象自然界的无知之物一样的人，称为“人貌而天行”。形貌是个人，而他的行动却活象“天”一样。这种境界怎样做到呢？庄子不断提到一个“忘”字。“忘年”，“忘义”，“忘我”，“忘物”，生死得丧，一齐忘掉，这不就大解脱，大自在了吗？很显然，这是没落阶级在物质世界中找不到出路，而只好自己哄自己，作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麻醉罢了。

（三）盗亦有道

庄子所代表的是没落贵族的思想，对于一切当权的统治阶级是深切痛恨的。他看当时那些“诸侯”们都是大盗窃国。他打个比喻：为着防小偷，所以把箱箧封得紧紧的，锁得牢牢的，可是一旦大盗来了，连你的箧都拿走，还惟恐你封锁得不紧不牢呢。以此类推，世俗所讲的什么“圣智仁义”，无非是为窃国大盗作工具，没有这些，他们的国还守不住呢。如田成子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胠箧》）齐国原有一套“圣智之法”，满以为可以防止他的国家被人家窃去了。哪知道就有田成子这样的大盗，不仅窃去齐国，并且连他所用以守其国的那一套“圣智之法”也一并窃去。这样，齐国的“圣智之法”倒反而为田成子服务了。“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同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防住了小盗，却便利了大盗。“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同上）小盗有罪，而大盗当权。窃国大盗也居然讲起仁义来了，这真是对于仁义的极大讽刺。

当个大盗也不容易，正需要圣智仁义这一套。“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同上）看，从跖这个著名的大盗口中居然讲出一大套圣智仁义来！没有这一套就不能成大盗。什么是“仁”？分赃均匀。什么是义？让大伙先退。他把当时统治阶级所讲的那一套圣智仁义的丑恶本质作了无情的揭露。

（四）一切在变

庄子学说最精彩的地方，在乎他有一种“变”的哲学，一种“动”的宇宙观。他看宇宙万象都是刻刻不息地在那里流转变化。例如他说：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秋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寓言》）

万物都象飞跑一样，一息不停地在变化着。每一个东西都在变化的过程中。每一个东西都作为另一个东西的种子而存在，一连串地变一个形态又一个形态。分明给我们画出一个活宇宙来。这无疑地要算一种辩证观点。把这种观点应用在社会历史上去，庄子也有许多很通达很聪明的话，如：

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天运》）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欤？周鲁非舟车欤？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而后慊。观古今之异，犹猿狙之异乎周公也。（同上）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舜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秋水》）

这些话真是剔透玲珑，开明极了。他认为古今之异，犹之乎水陆舟车之不同；行古道于今世，犹之乎使猴子穿着周公的衣服。把所谓“仁义”那些大道理都只当作客店（蘧庐）一样，只能在旅途中临时暂住一下，长久住下去是不行的。“礼义法度，应时而变。”早晚市价不同，“未可以为常”。这里边一点保守泥古的气味都没有了。

可是这里发生一个问题：既然说一切都要“应时而变”，同时又要返淳还朴，回复到原始自然状态，这是不是矛盾呢？我觉得这里面是有点矛盾的。但是庄子所以这样讲，倒另有个道理。我们应该知道，庄子基本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是否定一切的。这种虚无主义一方面反映了没落阶级对现实的不满，所以什么都要否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没落阶级找不到出路，对什么都没有信心。他说什么“应时而变”，无非想证明一切都不可靠，什么好，什么坏，一切都没有定准。照他讲，大小没一定，寿夭没一定，都是相对的。什么是正味、正色……也都没一定，都是相对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也，非亦一无穷也”。是非善恶都没一定，都是相对的。这样一来，也就无所谓大小、寿夭，无所谓正味、正色，无所谓是非善恶，而一切都被否定。于是乎浑浑噩噩，漆黑一团，不是正回到他所理想的那个自我麻醉的“混沌”境界了吗？可是尽管如此，他这个一切皆变的看法，毕竟带有进步性，里面闪烁着一种辩证思想的光芒。

第六章　孟子

孟轲（公元前372—前289年），邹人，孔子的三传弟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他原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不过在他以前好几代早已衰落下去了。他曾经游历齐、梁、宋、滕诸国，还给齐宣王当了一段客卿。但终于不得志。现存《孟子》一书，大概是他的弟子们就他平生的言论编纂起来的。孟子一向被认为是继承孔子学说的正统，至并称为“孔孟”。他对于孔子的学说在许多方面有所发挥，可是把孔子学说更加唯心主义化了。他在后来中国思想史上有极大的影响。

（一）人性皆善

孟子是性善论的首倡者，可以说他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他认为人性皆善，主要的证据有如下几点：

（1）良知良能　他说：“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人生下来就是具有良知良能，如小孩子不用学都会爱亲、敬长，可见善是人性中所固有的。

（2）平旦之气或夜气　他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弃其良心者，亦犹斧近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同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又牿亡之矣。牿之反复，则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以为未尝有良心者，是岂人之情也哉？”人都有良心，纵然白昼之间，作种种坏事把他凿丧，但是当清夜间，当五更鼓儿时候，摸摸心口，良心还会发现。这不又可以证明人性本善吗？

（3）突发的怵惕恻隐之心　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则必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突然看见小孩子要掉到井里，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立刻惊惶起来，赶紧去救他。这里面一点私人打算也没有，既不是想和孩子的父母拉交情，又不是想得到乡党朋友间的夸奖，也不是怕落坏声名，完全是出于良心之自然。在这一瞬间，人性皆善，也分明是可以看出来的。

根据人性皆善的看法，自然可以推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结论。这样，尊重“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正是从孔子那里继承下来的优良传统。但是把“善”归到人性上，看成是先天的，而并非社会的历史的产物，这一方面是把那些封建道德神圣化，并且笼罩上一层唯心主义的云雾，同时，凡是不合乎封建道德标准的，都可以加上个违反人性的罪名，而骂他们不是人。孟子明明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和禽兽所差别的就那一点点，可是那一点点只有“君子”（贵族）保存着，而“庶民”（小百姓）却都失掉了。

（二）民为贵

尽管孟子有他的阶级偏见，但他还是能够替民众发出些呼声来。他满怀悲悯地控诉出当时人民呻吟在虐政下的颠连无告。他主张与民同乐。他痛骂独夫、民贼、暴君、污吏。他竟然说出“民为贵”，而“君为轻”的话来。他把君臣关系看成相对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臣竟然能把君当作仇敌看待，这还了得！有一次，邹君问他：当邹国和鲁国打仗的时候，邹国的官吏战死了几十个，而人民却没有跟着去战死的。要说杀他们吧，不胜其杀；要说不杀他们吧，这样仇恨官长，坐视不救，实在太不成话了。究竟该怎么办呢？孟子却这样回答：“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于沟壑，壮士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忧焉。”你平常虐待百姓，不管他们的死活，到紧急关头，他们自然要报复你。这就叫作“出乎尔者反乎尔”，照样回敬你一下，你何必怪罪他们呢。孟子在这里显然是替人民辩护。他所以这样说，只是想拿人民反抗来对君主吓唬一下，使他知道警惕，其根本目的仍是为着巩固君主和贵族们的统治。但即使是这样，他的眼睛也总算看到人民方面了。

孟子极重视得民心。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焉而已。”如果暴虐百姓，必致身败名裂，永受唾骂。“暴其民甚，则身死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得天下，失天下，关键全在民心向背上，说得这样深切著明，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很好的政治格言。

如上所述，孟子学说中很富有人民性，所以清末搞民主运动的往往拿他做旗帜，很起了些宣传鼓动的作用。但是如果真以为孟子主张民主政治，那就错误了。因为孟子只是反对暴君，而想望仁君，他并没有主张，也不可能主张，变君主为民主，从政治制度上加以改革。这自然是受阶级的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从下面两节所讲就可以看出这里面的道理。

（三）劳心与劳力

孟子有深刻的等级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这最明确地表现在他的一段有名的言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在另一章里，他还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他把社会上的人清清楚楚地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大人”（君子），是“劳心者”，是统治者，是受人供养者；另一类是“小人”（野人），是“劳力者”，是被统治者，是供养人者。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是不可变的社会通则。“君子”治“野人”，“野人”养“君子”，等级制度万岁！剥削制度万岁！他并且很巧辩地把这说成是社会分工，“通功易事”。可不是吗？一个人生活所需要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一忽去耕田，一忽去打铁……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一个人去干，那怎么能行呢？所以必须各方面来分工。“或劳心，或劳力”，从孟子看来，正合乎分工的道理，这是再自然、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算一种什么分工呢？正象古罗马的某一位学者那样：把社会比作人的机体，说人体有两手，可以执行任何工作；有胃，可以消化食物。同样，在社会上，应该有一部分人肩负各种劳动；应该有另一部分人，消费别人劳动的果实。这样的分工，和木匠、铁匠的分工能够相提并论吗？在铁匠和木匠之间，也有谁剥削谁，谁统治谁，谁贵谁贱的等级存在吗？所以孟子的社会分工论，虽然从历史发展上来看，未尝不包含某种进步意义，但是很明显，打上了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烙印，成为一种最典型的等级统治的剥削阶级的思想，长期地为后来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

（四）所谓王道

孟子所想望的政治，并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王政”——“王道”政治。“王道”和“霸道”是中国政治思想上正相对立，一直互相争辩着的两大思想派别，而首先明白提出这个王霸问题的就是孟子。孟子尊“王”而贱“霸”。他说：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这就是说：王者尚德，霸者尚力；王者感化人，霸者劫制人；王者实行仁义，霸者假仁假义；王者过化存神，象天地造化一样，使人自然向善而不显其功，霸者功业赫然，而实不过苟且小补，姑救一时之弊。看他把“王道”说得多么美妙啊！但是归结起来，所谓王道政治也不过就是所谓德化政治。孔子早就主张“以政为德”。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并没有说什么“王道”和“霸道”，但是他所崇尚的“德”和“礼”，正是孟子所谓王道；他所看不起的“政”和“刑”，正是孟子所谓霸道。孟子曾比较“政”和“教”的效用道：

仁者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根据孟子的看法，霸者所重在“政”，王者所重在“教”。重“教”而轻“政”，不是和孔子德礼政刑之论完全一致吗？大体说来，“王道”和“霸道”的对立就是“德治”和“法治”的对立。王道从人文主义出发，霸道从实利主义出发。王道的理论体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和政治不分，伦理和法律不分，乃至家和国不分；霸道则把家和国、道德伦理和政治法律，截然分开，看君主个人德行的好不好无关于国家的治乱。尽管孟子把王道讲得天花乱坠，拿尧舜三代作为自己的乌托邦，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贵族政治。这种政治的社会背景，是自然经济，是宗法制度。随着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的日趋崩溃，这种政治主张也日甚一日地被认为迂阔、唱高调。关于这些道理，和下文讲法家（韩非）的地方综合来看就容易明白了。

第七章　荀子

荀卿名况，赵人。生卒年岁未能确定。他一生的重要事迹大概都在公元前298—前238年之间。他曾经到过当时讲学最繁盛的地方——齐国的稷下。当齐襄王的时候，稷下学者如田骈、慎到等都已经死去，荀卿在那里成为岿然突出的大师。他在赵国见过赵孝成王，也到秦国见过秦昭王，都没有得志。最后到楚国春申君那里，做了个“兰陵令”。春申君被害后，他也被废，就留在兰陵，著书以终。荀卿向来和孟子并称，代表儒家的两大流派。他出现在战国晚期，批判并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学说，所以其内容极为丰富，而又特别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弟子。

（一）性恶论

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荀子》书中单有《性恶》一篇，一开头就说：“人之性恶也，其善者伪也。”这不是极明显地主张性恶吗？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还得把荀子关于人性学说的具体内容仔细加以分析。

首先看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礼论》篇）他拿“性”和“伪”对举而言。“伪”是荀子所用的一个特别名词，是“人为”的意思，而不是“虚伪”或“诈伪”的意思。他说“性”是“本始材朴”，就是说“性”是一种原始材料。单是这种原始材料，不加以“人为”的力量，使它“文理隆盛”，它固然不能“自美”；但是离了它，那“伪”也无从“伪”起。照这样讲，“性”虽然不能说就是“善”，却也是少不了的一种为“善”的原始材料，这能算得上“恶”吗？

再看他说：“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礼论》篇）紧接着就极力形容鸟甚至小燕雀，怎样爱群恋故，似乎比孟子讲“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一段还写得更是娓娓动人。这哪里还象什么“性恶论”，岂不简直成为了“性善论”了吗？

的确，荀子有些话简直和孟子没有什么分别。如他说：“涂（途）之人可以为禹。”（《性恶》篇）这和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不是一模一样吗？“人皆可以为禹”也罢，“人皆可以为尧舜”也罢，总之都承认人是具有可以做圣人的原始材料的。那末，又为什么一个讲性善，一个讲性恶呢？这里面有一个逻辑问题。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因为性“可以为善”，所以就主张“性善”。荀子的说法恰好与此针锋相对。他说：“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性恶》篇）“可以为尧舜”，“可以为禹”，都只是“可以”而已；却不见得就成为尧舜，成为禹了。“可能”和“现实”中间有距离。“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为善而不能使人必为善，也不能就算是善。这是荀子从逻辑上向孟子的“性善论”所放出的一枝利箭。照这样推论，他尽可以和孟子有共同的语言，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承认“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但是归结还是反对“性善论”。因为孟子说来说去只不过是说性“可以为善”，可是“可以为善”还不能说就是善呀。

但是，照这样推论，不仅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连荀子自己的“性恶论”也不能成立。因为既然说“可以为善”不能算就是“善”，那末，同样的，“可以为恶”也不能算就是“恶”。如果说孟子所谓“怵惕恻隐之心”不足以作为“性善论”的理由，那末如荀子所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非相》篇），也同样不足以作为“性恶论”的理由。象这一类“欲食”“欲暖”“欲息”……的自然要求，本来不可以善恶论，怎么能算是“恶”呢？这里面荀子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是，尽管如此，荀子不把“善”当作先天的，人性所固有的，而特别强调一个“伪”字，强调人为，这里面实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关于这一点，看下一节就更清楚了。

（二）礼义法度的起源

和某些神秘主义者或者唯心主义者不同，荀子讲礼义法度的起源，既不假托神意，也不说是人性中所固有，而认为是经过古圣人的深思熟虑，权衡利害，给大家创造出来的。他说：“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经而不知也。……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荣辱》篇）“长虑顾后”，为长远利益打算，个人生活如此，治天下亦应当如此。照荀子讲，礼义法度都是古圣人为天下万世长远利益打算而制定出来的。

那末究竟礼义法度对于人有什么用处呢？对于这一点，荀子反复申明，讲得特别起劲。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篇）又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仪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称之，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荣辱》篇）又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王制》篇）他抓住一个“群”字的大题目，认为“人生不能无群”，而人之所以“能群”，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乎有“礼义”。各个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如果没有“礼义”，不按照“贵贱之等，长幼之差”……规定出“度量分界”，使各得其宜，那就必然要“争”，要“乱”，不能维持人群，生活下去。“礼义”正是“群居和一之道”，是生死治乱所关的大节目。荀子只就大利大害上明白分析，绝不谈玄说妙，很富有说服力。可是，很明显，他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说话。他美化了礼义法度的作用，而掩盖了他的阶级性。儒家传统的等级制度观念在这里又以一种新的理论形式很强烈地表现出来。

（三）法后王

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后王，也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但是“法后王”的含义究竟怎么样呢？先看他说：“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非相》篇）从古到今，许许多多“圣王”，究竟应该法哪个呢？只能法那时代较近，我们知道得“粲然”明白的“后王”。因为任何事物，时间“久”了，就要失传。古先圣王的事迹年代太“久”，已经考究不清楚了。所以他更清楚地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非相》篇）时代越近知道得越详细，时代越远知道得越模糊。好在“文武之道同伏戏”。（《成相》篇）前圣后圣，道实一贯。“欲知上世，则审周道”就可以了。“文武”就是荀子所具体指出来的“后王”。有“文武之道”明摆在眼前，又何必另外找什么“先王”，高谈渺茫难稽的羲、农、黄帝呢？当时“托古”的风气很盛，大家都在“法先王”，似乎越“先”越好。你搬出黄帝，我就搬出神农，一直“先”上去，看谁“先”过谁吧。在这种情况下，荀子提出“法后王”的主张，尊重当代，屏绝一切荒唐附会的“先王”神话，毫无疑问，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如果因此认为荀子就具有历史进化思想，那也不见得。因为他根本认为古今一理，没有什么变化。他说“类不悖虽久同理”，所以明明指斥那些主张“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的人为“妄人”。（《非相》篇）这和后来韩非所主张的“世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显然相反。他更明白地说：“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王制》篇）一面“法后王”，同时却大讲其“复古”，口口声声“旧文”，“旧器”，看来多么矛盾！其实荀子明明把“后王”和“三代”并举，有时候更具体地把“后王”指定为周文、武，这就荀子当时而言，也可以列入“先王”了。因此他可以说：“至治之极复后王。”（《成相》篇）“复后王”也正是“复古”。可见“后王”只是“古先圣王”中的较“后”者，并不是指当代随便一个王而言。不然的话，“后王”上面怎么能安上个“复”字？“法后王”和“复古”怎么能相提并论呢？由此可知，荀子的“法后王”和后来韩非、李斯等变法、贵今的思想还不能混淆在一起，至多可以说是走向他们的过渡，实质上还并没有脱离儒家则古昔、称先王的传统。

（四）天道观

荀子学说中一个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他的天道观。他打破什么天人感应、灾异机祥的迷信，不承认有意志能给人祸福的天，而只承认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天，只承认客观存在着不随人意志而转移的天。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篇）天道运行，自有常度，不随人的好坏而改变。如日蚀、星陨之类，人们常认为是“灾异”，是上天对于某些坏人坏事表示谴责的应照。荀子却认为这都是自然现象，无关于人事的治乱。他说：“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傥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天论》篇）有些不常见的自然现象，如“星坠、木鸣”之类，觉得很奇怪，倒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不常见嘛。至于“畏之”，那就不对了。人世治乱那是人自己的事情，和这些自然现象的有无毫不相干，有什么可“畏”呢？人事自人事，天道自天道，一点神秘气味没有，这是一种很开明的唯物主义观点。又如荀子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天论》篇）他一点也不迷信。“雩”是一种求雨的典礼。他明明知道，下雨不下雨不在乎求不求，求雨等于不求雨，明明知道，敲锣打鼓并救不了日月食，卜筮也并不能决大事。然而天旱了，千千万万人命所关，不可没有一种焦急忧惶的表示；日月悬象著明，为大众所瞻仰，现在忽然被食了，不可没有一种惊慌的表示；国家有战争祭祀等“大事”了，占卜一下，亦所以表示郑重。这都是人道所当然，人心所不容己，都是应有之“文”，应有之“礼”。“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小百姓迷信，他们这班有文化的“君子”们并不迷信。这是儒家的人文主义，可是在这里面也分明包含着浓厚的无神论思想。

荀子不仅能打破传统的迷信，同时还批判地吸收了道家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而加以根本的改造。他有一段最特出的话：“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裁（今本作制，依王念孙改）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天论》篇）这段话好象正是针对着道家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而发。试看老庄，岂不正是“大天而思之”，正是“从天而颂之”，正是“望时而待之”，正是“因物而多之”？他们完全是服从自然，崇拜自然，成为自然的奴隶。所以荀子曾经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是很中肯的。荀子就不是这样。他根据儒家人文主义的精神，特别强调人为，从道家自然主义天道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一种很健康的新天道观。他不是在悬想“自然”的伟大（大天而思之），而是要把“自然”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加以裁成，使适合自己的需要（物畜而裁之）；不是在歌颂“自然”的神妙（从天而颂之），而是要掌握“自然”的规律而加以利用（制天命而用之）；不是在等待“自然”给予好时机（望时而待之），而是要适应所有时机而善于使用（应时而使之）；不是在坐享“自然”所赐予的现成丰富的物资（因物而多之），而是要发挥人的能力，使其更加繁衍变化（骋能而化之）。这完全是以人力利用自然，驾驭自然，征服自然，是一种很积极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老庄的气象迥然不同。从这里也更可见出老庄所代表的是没落阶级的思想；而荀子这位新儒家，的确和韩非、李斯一流人物有些脉络相通了。

第八章　惠施、公孙龙

惠施（约公元前370—前310年）曾经做过魏国的宰相，和庄子辩论过。公孙龙（约公元前320—前250年）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和孔穿辩论过。这两位学者是名家的代表人物。现存有《公孙龙子》一书。《庄子·天下》篇也有关于他们的思想资料。

（一）诡辩主义的两大类型

战国时代的“名家”学说，和希腊的“智者”相似，都是所谓“诡辩派”。在这些学者中，一派以惠施为代表，讲“合同异”，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学说，一派以公孙龙为代表，讲“离坚白”，是一种绝对主义的学说。这可以说是诡辩主义的两大类型，可以把他们各色各样的诡辩说法都概括在这里面。现在我们分别讲述一下：

（1）惠施的相对主义　惠施主张“合同异”，说是“万物毕同毕异”。从同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都是相同的；从异的一方面看，也可以说万物都是相异的。这样，同和异就没有什么分别，都没有一定，都是相对的。把这种相对主义贯彻下去，他可以主张“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天和地、山和泽的高下是相对的；可以主张“龟长于蛇”，“白狗黑”，长短、黑白都是相对的；可以主张“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主张“今日适越而昔至”，今天往越国去而昨天到了，南与北，今与昔，也都是相对的。他说：“日方中方晚，物方生方死。”太阳正在当中，也就是正在斜着；物正在生着，也就是正在死着。他看什么都是变动不居，没有一定的。

惠施这一派的诡辩学者，看到事物性质的相对方成，看到事物处在不断变化中，事物间的差别只是暂时的，因此，在他们的学说中反映了某些客观辩证法的因素。但是，他们把事物的相对的一方面片面地夸大，从而否定了事物本身的固定性，否认了事物间的质的差别和事物间的矛盾对立，抹杀了具体事物的特点。应该知道，事物虽有相对性，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特定的限度内，每一事物都有它一定的稳定性、一定的特点以与其他事物区别。如南与北虽是相对的，但在燕与越之间，越只能是南，而燕只能是北；今与昔虽是相对的，但拿今日与昨日来讲，今日只能是今而昨日只能是昔。这些地方是固定不变的。惠施这班学者把一切都相对化，同也是异，异也是同；黑也是白，白也是黑；长短、高下……都漫无差别，没有一定，尽可以说是什么就算什么，这是一种极端相对主义的诡辩学说。

（2）公孙龙的绝对主义　公孙龙主张“离坚白”，认为石头的坚度、白色的石头本身是三回事，彼此分离不相连属的。他从以下两点得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结论：首先，他认为石头的“坚白”属性是和人的主观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论证是，眼只能看见石头的颜色，手只能感触石头的硬度；但眼看不见硬度，所以坚性对视觉说是不存在的；手摸不出白色，所以白色对触觉说是不存在的。根据这种观点，他认为只有“坚”性、“白”性和一般的“石”，并没有坚而又白的具体石头，坚、白、石是彼此分离的。他形而上学地割裂了人的认识作用的统一性，从而否认了物质属性的客观实在性，从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提出了“离坚白”的诡辩。其次，他还认为坚白两种属性是脱离石体独立自存的东西。他的论证是：具有“坚白”性质的东西并不限于石头，所以“坚白”是脱离石头独立存在的。他甚至宣称“坚白”也是脱离一切物体能独立自存的东西。他割裂了物质的属性和物体本身的联系，实际上肯定属性是脱离物质而存在的实体，又从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提出了“离坚白”的诡辩。

公孙龙还有一个著名的诡辩，就是“白马非马”。他认为“马”的概念表示马的形体，“白”的概念表示马的颜色，“白马”包含着“马”和“白”两种因素，因此不能跟“马”等同起来。他还认为，当人们要“马”的时候，各种颜色的“马”都可以满足要求，但当人们要“白马”的时候，其他颜色的马就不能满足要求了，所以“白马”不是“马”。

在这种学说中，公孙龙看到“马”和“白马”两种名词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在内涵上“白马”比“马”多，在外延上“马”包括各种类型的马。因此“马”和“白马”不能混同起来。他看到“个别”和“一般”的差别，这在中国逻辑史上是一个重要贡献。但他夸大了这种区别，形而上学地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否认了二者之间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从而认为实际的白马与马也没有联系。从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他终于肯定一般的马是脱离具体特殊的白马独立存在的。这与列宁所说“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的真理显然正相敌对。（以上所讲“坚白论”和“白马论”大部分系摘录北大哲学系所编的《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的原文，特此声明。）

公孙龙是专从概念上分析问题的。“白”是一个概念，“马”是一个概念，“白马”又是一个概念。除下白马、黄马、黑马……还有一个“一般”的马。除下白马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还有一个“一般”的白。从具体的“白马”上，分析一个抽象的“马”的概念，还分析出一个抽象的“白”的概念。而所谓“白马”者，其名之所指，既非“马”，又非“白”，亦只能自成其为“白马”。“白”与“马”各自独立，“白马”与“马”亦各自独立。在公孙龙眼里，只看见一个一个不相连属的抽象概念而已。惠施把什么都混同起来，公孙龙却把什么都割裂开。前者看什么都可以互相转化，没有一定，是相对主义的典型；后者看什么都是各自独立，不相连属，是绝对主义的典型。他们恰好各走到一个极端。

（二）名家学说的市民性

名家学说是市民思想的反映，是从商业都市中孕育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1）从名家的产地来看　我们知道名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惠施和公孙龙，一个是魏人，一个是赵人。传说中的名家首创者邓析又是春秋时代的郑人，而郑就是后来韩国的都城。这样说来，三晋实为名家的产生地。这是很有意义的。司马迁说“三晋多权变之士”，这虽是指公孙衍、张仪一流纵横家而言，但名家的产生和这些“权变之士”，实需要同样的社会条件。什么社会条件呢？就是商业发展，都市繁荣，有见闻广博、头脑复杂的大批市民。《吕氏春秋·上农》篇有一段话：“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段话除开它里面所含重本轻末即重农轻商的意味我们不管外，倒可以用来说明纵横家的起源，而尤其是可用来说明名家的起源。这两家虽然一则向“诈”的方面发展（纵横家），一则向“巧法令”的方面发展（名家），但其“好智”同，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同。他们都是以“舍本而事末”的市民为基础，以三晋为其大本营。这实在不是偶然的。

就拿名家最初的策源地郑国来说，当春秋时代，那就是商业最发展的地方。试看《左传》上所载许多郑国商人的故事，如弦高犒师啦，子产拒绝韩宣子向商人去索玉环，郑商人谋出晋智莹于楚啦，都足见郑国商人特别活跃。在这样一个商业中心地，人们的头脑不会象农民那样单纯，自然很容易出现一些新鲜事物。名家的诡辩，是当时一种新学说，正是“好智”，“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结晶品。象邓析这样的人，教民争讼，简直把郑国的执政者搞得没有办法，真不愧为“好智”，“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代表人物。名家托始于他，实在是有道理的。战国时代，商业更发达了。大梁、邯郸都是当时极为繁盛的商业都会，恰好成为惠施、公孙龙一班名家人物活动的地盘。除三晋外，还有擅东海鱼盐之利的齐国，自春秋以来，一向开风气之先，为各种新鲜事物的产生地。战国中叶，齐国的稷下成为全中国学术最灿烂的地方。其中名家人物如田巴之流是不少的。

（2）从名家学说的抽象性和破坏性来看　对于事物的属性或概念作抽象的分析，这是名家学说的一个特征。最显著的如上文所讲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学说，完全是在抽象的概念里绕圈子。公孙龙并且单有一篇讲“指物”，认为“物莫非指”。什么是“指”？就是每一个名词所指的概念。“物莫非指”者，也就是说每一个名词是一个概念。譬如说“马”是一个概念，“白”是一个概念，“白马”也是一个概念。这不仅公孙龙，一般说来，名家都是重视这个“概念”、重视这个“名词”的，所以荀子批评他们道：“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解蔽》篇）司马谈也批评他们道：“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们都是攻击名家专在名词上诡辩而不合于实情。他们重在“物”，名家重在“指”。他们重在认识具体的事物，名家重在分析抽象的概念。

我以为这种抽象性的学说，是都市的产物，是市民思想的反映。在农村中，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一尺布只是一尺布，一斗米只是一斗米，映射在人们眼中的全是这些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所以抽象的思想是不容易发生的。但是在都市中，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情形就不同了。在市场上，货币起着重要的作用，货币把一切商品都抽象化了。一尺布不是一尺布，一斗米也不是一斗米，它们间性质的差异完全失掉而都由若干数量的货币来代表。因此，从市民中间就很容易孕育出抽象性的学说。在先秦诸子中，名家正是市民思想的代表，所以他们特别长于抽象的分析。各家学说在这一方面很受他们的影响。

名家学说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对于传统的思想信仰的破坏性。不管“合同异”也好，“离坚白”也好，乃至什么“鸡三足”“卵有毛”“白狗黑”“犬可以为羊”……总而言之，“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一反大家向来的说法。这对于传统的思想信仰显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这里，什么传统的是非善恶的标准都被他们一脚踢开了。所以荀子批评他们“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非十二子》篇）他们管什么“先王”，什么“礼义”呢。好“怪”，好“琦”，也可以说是新兴的市民思想反对旧思想传统的反映。

（3）从名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来看　名家不单是玩弄诡辩，也不单是破坏传统的思想信仰，他们还自有一套社会政治思想。虽然他们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大都失传，但是从他们仅传的几段轶事中，亦可以略窥他们主张的大概，兹简述如下：

一曰泛爱。《庄子·天下》篇述惠施所讲的十事，其最后的一条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自然是很明显主张“泛爱”。就连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也和这种思想有关系。当公孙龙和孔穿辩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举出一个故事道：楚王出去打猎，把弓失掉了，楚王不让去找，说是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找呢。孔子听说了，就批评道：楚王很仁义，但是还不彻底。只需说“人”丢了弓，还是“人”得到它就对了，何必加上个“楚”字？照这样说，孔子既然可以把“楚人”和“人”区别开，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把“白马”和“马”区别开呢？原来公孙龙“异白马于所谓马”，等于“异楚人于所谓人”。单讲“白马非马”，你只感觉到它的名学上的意味，可是一推论下去，说是爱“楚人”不算爱“人”，这就牵涉到伦理道德方面，显然其中也包含了一种泛爱思想。

二曰偃兵。“偃兵”就是停止战争的意思，是一种反战或“非攻”的思想。由“泛爱”而主张“偃兵”，也是很自然的。《吕氏春秋》里面有公孙龙讲偃兵的两段故事，一是游说燕昭王，一是游说赵惠文王，可见公孙龙是到处作反战运动的。惠施为着避免战争而不惜牺牲自己“去尊”的主张，可见他对于反战运动也很热心（事详下段）。

三曰去尊。惠施有一种“去尊”的学说，很可注意。《吕氏春秋·爱类》篇载：“匡章谓惠子曰：公子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倒也？”下边是惠施回答的话，大概是说“王齐王”可以避免战争，救民之死，所以就牺牲了自己“去尊”的学说。这和名家“泛爱”“偃兵”的主张显然很有关系。至于“去尊”是怎样讲法，这一学说的内容是什么，这里并没有解释。但据匡章的话看来，既然“去尊”，就不应该“王齐王”，不应该尊齐王为王，“去尊”和“王齐王”互相冲突，那末，也许“去尊”就是不要尊奉谁为“王”，就是不要“王”的意思。倘若真是这样，那就格外值得重视了。

四曰制法。名家并不单是“诡辞以乱法”，他们自己也还要制法。如为名家所托始的邓析，就是一方面“巧法令”，钻郑国现行法的空子，把他们捣乱得没办法，同时，他自己却另制一套法，后来也被郑国采用了，虽然他自身被杀。据《吕氏春秋》记载，惠施也曾给魏国制过法。法成了，叫人民看，叫惠王看，叫翟翦看，都说好。但是翟翦认为好是好，却是不可用。为什么呢？他说：譬如举大木的，大家前呼后应，唱着哟嗬哟嗬的调子，这个调子对于举大木是很好的。难道说没有更好听的“郑卫之音”吗？可是“郑卫之音”对于举大木的并不如哟嗬哟嗬这个调子合适。照这看起来，惠施所制的法一定是很漂亮，很动人，所以谁看见都说好。但是从翟翦批评他好而不可用这一点来看，也许他制的法，在当时可能行不通，有一点“唱高调”的意味。虽然是一种新法，然而和当时法家如商鞅一班人所制定的新法恐怕又有些不同吧。

五曰正名。这并不是儒家正名分的意思，而是所谓“名以正形，形以正名”，是一种综核名实的主张。在《公孙龙子》里面，明说是“疾名实之乱……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可知名家以“正名实”为一种政治手段。但是名家的正名实和法家又自不同。法家注重的是循名以责实，而名家却是要因实以制名。上述的引文里，一则曰“欲推是辩”，再则曰“慎其所谓”，可知名家功夫全用在辨析名词上。辨析名词的实际用处在厘定法令。如邓析、惠施都曾以巧于辨析名词而制成漂亮的新法典。假使这些法典能够保存下来的话，我们从那里面也许可以看见名家正在政治上应用的许多琦辞妙义，也许还有些“非常异义可怪论”吧。

从以上所述，可知名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有许多地方可以和墨家相通。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名家和墨家有根本不能混同的地方：其一，名家没有墨家那样会党式的组织；其二，名家没有墨家那样刑徒般的生活；其三，两家虽都有浓厚的名学兴趣，但是名家是违反常识的，如离坚白，合同异，墨家是合于常识的，如合坚白，离同异，彼此恰恰相反；其四，名家自有来源，他们托始于邓析，并没有奉墨翟为始祖，所以庄子、荀子都把惠施和墨子分别论述，没有把他们列成一家。大概名家很带些商人气息，可以说代表着市民中的上层；墨家和手工业者都有关系，可以说代表着市民中的下层。他们虽然都反映些市民思想，但是又各自具有显著的特色。

第九章　宋牼、许行、邹衍等

当战国中叶，约略和孟子庄子同时，或稍前稍后的学者自成一派的很多。除上面所讲各家外，再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谈一谈：

（一）宋牼

宋牼亦称宋牼，或宋荣，《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书中都曾提到他，可见他也是当时“显学”之一。他的著述久已失传。据郭沫若先生考订，现在《管子》书中的《心术》《内业》《白心》《枢言》等篇是宋牼和尹文的遗著。从这几篇的内容看，他应该是一位道家的人物。但是《荀子·非十二子》篇既然把他和墨子列在一起，而照《庄子·天下》篇所述这个学派的大概情况来看，他的确带有浓厚的墨家色彩。我们只好说他非墨非道，亦墨亦道，而自成一家。

宋牼是热心救世，积极作“禁攻寝兵”反战运动的。他忍饥挨饿，日夜不休地到处奔走，“上说下教”，“强聒不舍”，甚至“上下见厌而强见也”，一心一意“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他教人“宽”，教人“恕”，教人寡欲，教人受了侮也不以为辱，这样去调和海内，使大家都过得去，“人我之差毕足而止”。他的确是“具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他强力忍垢，宣传教义，简直象基督教徒原谅世人一切罪恶，追着人去传教一样，大有宋朝人所谓“斥之不退，讪之不怒”的风味。

宋牼还有一种“别宥”的学说。“别宥”就是“去宥”，就是教人不要心有所蔽。《吕氏春秋·去宥》篇述其大旨道：“……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哉？’对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囿）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所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耶。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白昼攫金，但见金不见人，这是很著名的一个故事。人各有所“宥”，有所“宥”则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而颠倒错乱，黑白混淆。“去宥”则通知物情而无所隔阂，所以“接万物以别宥为始”。知道自己有所“宥”，则不敢执己而自是；知道“宥”为人所通有，则对于人的错失自能原谅。这样，也就能“宽”，能“恕”，而不至于“斗”，不至于“战”了。

总而言之，宋牼之学，正如庄子所概括，“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他虽然也讲什么“道”，什么“灵气”，但是和道家那样消极的态度很不相类，而倒是很象墨家那样，充分表现出热心救世、积极活动的精神。

（二）许行

许行是所谓“农家”的代表人物。有人把他归入墨家，甚至说他就是墨子的再传弟子许犯，我看靠不住。因为据《孟子》，许行既自托为“神农之言”，并没有认墨子或大禹为其祖师，并且他提倡“君民并耕”和“市价不贰”的学说，并非墨家所有。不过他也是代表下层社会的一个学派，在某些方面和墨家有点相通。如《孟子》中述他“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履织席以为食”，并且声称“愿受一廛而为氓”（给一所房子当老百姓），这样自处于老百姓的地位，自食其力，过着极刻苦的生活，不是和墨家很相类吗？其实墨家虽然“生勤死薄”生活很刻苦，但是还没有教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如《墨子·鲁问》篇就明明说：“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这简直是孟子“通功易事”，“劳心”，“劳力”的一派论调。至于许行却不然，他主张“君民并耕”，谁都得参加生产劳动。他说：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

这是很激烈的言论，把统治者的“仓廪府库”直斥为对人民的剥削。君主也得自耕、自食，不许叫人供养。这显然比墨家更带下层社会的色彩，尖锐地表达出劳动人民的思想。

许行还有个“市贾［价］不贰”的学说。他的弟子陈相说：“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这也反映一般劳动人民的要求，表达出他们反对奸商市侩的思想。

许行的学说表现出一种原始的朴素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你尽可以说他空想、幼稚，然而这正显出它是一种伟大思想的萌芽呵！

（三）邹衍

邹衍是所谓“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著述久已失传。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吕氏春秋·应同》篇所述这派学说的大旨来看，可以说是一种新贵族学说而为儒家的一个别派。他大概受了儒家子思、孟子一派的影响而更加以浪漫化，特别向阴阳五行这一套学术方面发展。我们且把他的“大九州”和“五德终始”的学说大略说一下：

什么是“大九州”？我们知道，一般学者不是常说上古时代全中国共分九州么？邹衍以为这所谓九州乃是小九州。把这九州合起来才是一个大州，叫作“赤县神州”。中国以外，还有八个这样的大州，合“赤县神州”共九个，这才是“大九州”。每一个大州外面，有一个“稗海”环绕着，彼此不能相通。在九大州外面，有一个“大瀛海”环绕着，这就是天地的边缘了。本来邹衍是齐国人，生长在滨海都市中，可能听到些“海外奇谈”再加以夸大、浪漫化，所以讲这样“闳大不经”。但是归结起来还是讲“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儒家的那老一套。他的海外奇谈，只是为着耸人听闻，使那些君主们容易被说服罢了。

邹衍的学说，在后来学术思想乃至实际政治上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五德终始”说。这学说的内容大概如《吕氏春秋·应同》篇所说：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金、木、水、火、土五气就是“五德”。“五德”循环，相代而兴。每一个朝代相当一个“德”，其一切制度设施都要和这个“德”相应。一部历史就是这样一套一套地循环推演下去，这是有定数可以预推的。当时大一统的机运快要成熟，各强大国家在相继称王之后，又企图称“帝”。但是究竟谁能统一呢？这个帝位究竟要归给谁呢？这是当时一班君主贵族所渴望解决的问题。于是阴阳家回答道：“代火者必将水。”运数是有一定的，天位是不可妄干的。现在火德已衰，你们且等着水德之瑞出现吧，且看谁有水德吧。这种“王命论”，分明适应着正在大一统之途上迈进的强大君主们的要求。

第十章　韩非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是韩国的一个公子，曾师事荀卿，和李斯为同学。秦始皇看见他的著作，大为赞赏。后来他出使于秦，却被害了。他是“法家”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综合了他以前法家的各种学说，并且从荀卿和老子的学说中吸取些东西。他的遗著《韩非子》，是现存法家著述比较完整的一部。

（一）法、术、势

战国时代实际政治上的趋势，是从贵族政治过渡到君主集权政治，也就是从氏族贵族的统治过渡到新兴地主的统治。法家学说正反映了这种趋势，也可以说，是适应这种趋势而产生出来的。在韩非以前，早就有商鞅讲“法”，申不害讲“术”，慎到讲“势”，都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到了韩非，更把这些学说一炉而冶，可以说集法家之大成。我们现在就以韩非为代表，把“法”“术”“势”的大旨谈一谈：

（1）法　什么是“法”？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又说：“法者，宪命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定法》）制为一定的条文，由官府向人民公布出去，使大家明白晓知，一体遵守，顺令者赏，犯禁者罚，这就叫作“法”。我们知道，直到春秋晚期，郑子产铸刑书，才有向人民公开的法律。在这以前，只有所谓“礼”，并无所谓“法”。那班氏族贵族们只是依照着古老的传统和流行的风俗习惯作些临时规定来进行统治，并没有成文法典公布出来，作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客观标准。到法家如商鞅这般人物出来，不论亲疏贵贱一裁于法，这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政治变革。韩非是主张“法制”，主张以“法”为治的，任“法”而不任“人”，所以说：“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有度》）有什么都通过“法”去做，个人聪明才智放在一边。这可以说是依“法”办事，靠“制度”办事。如果没有一套“法”、一套“制度”，而单凭个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如所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用人》）离开规矩准绳而专凭个人心灵手巧，那能济得什么事。“法”就是规矩准绳，就是一切言论行事的客观标准。所以韩非教人“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有度》）只许依“法”办事，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这是唯一的、至上的。因而一切言论行事有不合于“法”者在所必禁。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这是连学术思想也要用“法”统一起来，后来李斯“别黑白而定一尊”，正是这一主张的实现。

（2）术　什么是“术”？韩非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有度》）“术”是人君驾驭群臣的手段，须要藏在心中，暗自运用。“法”是公开的，而“术”却是秘密的。所以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有度》）单有“法”而无“术”，那就会被奸人所欺骗，所利用。在《韩非子》中，有“七术”“六微”……之说，如《内外储说》诸篇所述，备极险刻。总而言之，都是些阴谋权术、防奸的手段，这里也不必多讲了。

（3）势　韩非兼重“法”“术”，而其“法”“术”所以能行，又全仗一种威势，或者说权力。他说：“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人主》）又说：“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功名》）人君处在有“威势”的地位，那种“威势”就是他的“筋力”，就是他统治人民的一种力量。他毫不客气地把政治认为一种统治权力，打破了儒家政治与道德混在一起的那种家长式的政治思想。他执赏罚“二柄”，用“威势”以推行其“法”。而所谓“术”者，亦不外善用其“势”，使其“法”推行有效的种种手段而已。

总之，韩非主张加重君主的权力、“威势”，以“术”御群臣，使全国人一切言论行事都准乎“法”——这正是当时新兴地主所需要，适合于当时政治上新趋势的君主集权下的法治主义。

（二）反德化论

法家所主张的是法治、术治、势治，和儒家所讲那一套唯心主义的家长式的礼治、德治正相对立，所以韩非昌言攻击儒家的德化论。儒家编造出许多古圣人的德化故事，如讲什么帝舜亲自到历山去耕田以感化农民，到河滨去打鱼以感化渔民，到东夷去做陶器以感化陶匠，辛辛苦苦，到处以德化民，看来是多么仁爱呵！韩非根本不信这些故事，揭穿了它的虚伪性。并且认为即使真象故事所说，今年到这里去感化几个人，明年到那里去感化几个人，天下这么大，人这么多，一个舜怎么会感化过来？这未免太笨了。要照韩非的办法，很干脆，那就是：“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不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难一》）看“法治”多么容易见效，又何必“劳而少功”地去搞什么“德化”呢？他根本不象德化论者那样，要求人人都变成“士君子”，自觉自愿地都趋向于“善”，而只是想用法术威势制服住人，使不为恶不作乱就够了。所以他说：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虽不恃赏罚，而有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显学》）

他的政治目标有明确的限度，就是只使民“不得为非”。“自善之民”，也就是说自然合乎统治者要求的人，和“自直之箭”“自圆之木”一样，总是极少数极个别的。“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这是儒家的空想。绝大多数人是非加以矫正约束，非加以“隐栝”是不会合乎规格的。所以他“不务德而务法”。德化之说非不美，但是不如法治的“论卑易行”有实效。韩非对那些用仁义治国者极力嘲笑着：

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为胾，然至日晚必归饷，尘饭涂羹可以为戏而不可食也。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为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外储说左上》）

他把“仁义”看作“尘饭涂羹”，没有一点实际用处，只能随便玩一玩，作一种点缀，却不可用以治国。他不讲什么“仁政”，明显地反对均产，反对布施，而主张自由竞争。他说：

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显学》）

这是明白站在新兴地主的立场上说话，明白为他们自主兼并土地作辩护。照他的说法，地主都是由勤俭致富，而贫穷都是由于侈惰，活该。他不管什么顺民心不顺民心。他说：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而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显学》）

他把民众都看成傻孩子，什么也不懂，根本不要听他们。这和商鞅所谓“愚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所谓“智者作法，愚者治焉；贤者制礼，不肖者拘焉”一类的话，最足表现法家独裁专制的本色。他们都是独断独行，悍然不顾，一意进取，对于德化论者那些好听话他们都一脚踢开。韩非根本把人性看得极坏。儒家象孟子，主张性善，其主张德化自不必说。就连荀子，号称为性恶论者，但是他仍以为“涂之人可以为禹”，可以“化性而起伪”，并没有说人根本就不会好，所以他也仍然主张德化。韩非却不然了。他才是真正极端的性恶论者，把人都看得象鬼蜮一般，只知势利，纯是机诈，什么道德仁义，都不过仅有此说吧。他看君臣之间都是斗心眼儿。“上下一日百战。”甚至父母妻子都不可信，“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得半”，大概都被他的亲近者害死了。他说得真是骇人听闻。象这样世界还使用上“德化”了吗？本来周末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积古相传的道德礼教到此时都成废物，失掉了约束人心的作用。韩非是新兴统治阶级的代言者，其反对过时的“德化”空论那是很自然的。

（三）功用主义

韩非是实事求是的，有唯物主义者的色彩。他听言观行总要看有没有“功用”。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问辩》）言行必须以“功用”为标准，正象射箭必须有一定的箭靶子一样。如果“无的放矢”，不管射到哪里，那末随便谁都可以算是善射者了。他还打个比方：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盲喑者穷矣。（《六反》）

不经实际考验，谁都可以鬼混，一考验，那些没真正本领的人就露底了。所以“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六反》）任何好名义，倘若经不起实际的考验，没有实际的“功用”，他决不信那一套。他极力攻击当时那种“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的不合理现象，反对一切“微妙之言”。他说：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五蠹》）

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攻战，则国何利焉。（《八说》）

极严格地拿 “功用”甄别一切言行，一切虚文粉饰之习。他只知道富国强兵，一心一意，专务耕战。凡是和耕战无直接关系，无当于富国强兵之用者，一概不取。因此一切“微妙之言”，乃至“管商之法”，“孙吴之书”，以及“慈惠”“贞信”“修孝寡欲”，都在摈弃之列。这种极端严格的功用主义正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思想的反映。

（四）历史思想

法家颇有一点历史进化观念，不象儒家的复古守旧。如商鞅说过：“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篇）这是法家的变法哲学，和儒家古今一理的见解显然不同，在韩非书中，这种思想发挥得格外透彻。如：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

他居然提出个“新圣”来，把尧舜禹汤文武这许多古代圣王都加以否定，这种说法实在是尖锐，大胆。所谓“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所谓“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所谓“世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显然见得历史是变动不居的，和商鞅所说正是同样意思，他并且把历史分明划出三个时代：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

这样讲三个时代的特征——道德、智谋、气力——比《商君书》中所谓“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开塞》）更为明确。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需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事业。还有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韩非不仅讲历史演变，并且还讲到历史演变的动力。为什么古代是那样，现在是这样？为什么历史要演变呢？在这里韩非提出一种“人口史观”。他说：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信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五蠹》）

照韩非的看法，古今的差异，根本上说来，不过是一个地广人稀，一个是人稠地窄。人口总是日渐加多，土地总是日渐嫌少，生活总是日渐困难。因此“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遂成为历史演变必然的趋势了。这种历史观，从现在看来，当然是荒谬的，但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某些情况。他明明说“仁义宜于古不宜于今”。何以故？古时人少，现在人多故。他明明替“今之争夺”辩护，说是“非鄙”。其辩护的理由归结到人口问题上。根据这种理由，对外不妨侵略，对内可以自由兼并，于是乎有所谓“耕战”政策。这些地方最能表现法家的新兴地主阶级的色彩。

第十一章　秦汉大一统与先秦诸子的结局

看以上各章，可以知道春秋战国的确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灿烂的时代。当时思想界五光十色，各放异彩。但是一到秦汉时代，忽然暗淡下去了。于是乎有人说，古代学术的灭绝，全坏在秦始皇的一把火。又有人觉得这样讲法未免把历史看得太简单，于是另提出许多理由来解释先秦诸子为什么灭绝，如“怀疑主义的名学”啦，“狭义的功用主义”啦，“专制的一尊主义”啦，“方士派的迷信”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总而言之，东拉西扯，专在枝叶上、表面上转圈子。其实先秦诸子果然灭绝了吗？我以为他们并没有灭绝，而只是转化；并且这转化的原因，既不在秦始皇的一把火，同样也不是专就思想论思想所能说明的。看第一章所讲，我们可以知道诸子学说是从周末社会大转变中自然涌现出来的。那末，随着秦汉间社会局面的稳定，而思想界也逐渐稳定下来，这不是当然的推论吗？诸子学说本来都各以某一个社会阶层的代言人而出现，那末，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它们的地位，它们的内容，也都起了变化，这不也是当然的推论吗？所以要考察先秦诸子的结局，必须从当时整个社会局面的变化，从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化上着眼。

（一）在新社会局面下诸子学说的升沉

我们应该知道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是以新兴地主作支柱的。当春秋时代，秦国还是个落后的部落，中原诸国都以夷狄视之。可是一到战国，它忽然强盛起来了，攻打各国如摧枯拉朽，山东诸侯完全失掉抵抗能力，这是什么缘故呢？自然，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乎商鞅变法。我们知道，商鞅的政策是：“强公室，杜私门，明法令，务耕战。”它一方面摧毁了氏族贵族的势力，一方面为新兴地主开辟了发展的前途，他的政权性质显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这些政策本不是商鞅所独创，李悝、吴起等早已施行于魏、楚诸国。但是因为这些先进国中传统的旧势力太大，所以新政策不能彻底推行。倒是落后的秦国，痛痛快快地来了个大改革，反而跑到前面去了。新政策施行的结果，使秦国生产力大大发展，而军队的成分亦大大改变。生气泼辣，一意进取，比着山东诸国辗转缠绕、腐化鱼烂于旧贵族势力中而不能自拔者迥然不同。秦国对六国的战争，是一个新社会对一个旧社会的战争，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对旧氏族贵族的革命战争。如同拿破仑凭借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势力鞭挞旧欧洲一样，商鞅、李斯、秦始皇等亦凭借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鞭挞了氏族贵族统治的旧中国。秦国之所以转弱为强，山东诸国之所以由盛而衰，不仅由于几个政治家的活动，而是和当时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整个形势相关联的。

自秦朝统一以后，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局面已经确定了。秦始皇、李斯等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观点，“别黑白而定一尊”，积极地来了个文化统治。在这种局面下，最得势的学术思想，当然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法家学说。试以韩非的学说和秦朝实际政治相对证，就知道秦朝所走的完全是法家路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极端至于焚书坑儒，这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完全胜利。但是法家思想独占的局面是不能常保的。当秦朝末年，新的社会矛盾，引起了农民大起义，颠覆了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朝政权。继起的汉朝统治者，乃“王霸杂用”，由法家而转向了儒家，终于造成了一个儒术独尊的局面，它支配着中国封建社会约两千年的历史。这个从法到儒的推移过程该怎样解释呢？难道说汉朝的政权变了性质，不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权了吗？为什么秦朝尊法而去儒，而汉以后反而独尊儒术？我以为要解答这个问题须从地主阶级的地位变迁上着眼。当春秋战国间，中国东方型的奴隶制社会正在崩解，而向来占统治地位的氏族贵族还有很大势力。所以那时候的新兴地主是和旧有的氏族贵族对立的。他们想爬上统治地位，就必须和这些氏族贵族作斗争。他们对于传统的贵族文化持破坏态度。他们是进取的、革命的。试看法家，反对德化，反对仁义孝弟，那样的猛烈大胆。秦朝采用这种学说，就想把传统的贵族文化一扫而空，他们的措施是富有革命意义的。但不久秦朝的革命任务完毕了，新兴地主的统治地位确定了。现在他们当前的问题，不在于怎样战胜各阶级以取得统治地位，而在于怎样驯伏各阶级使他们安心受他的统治；不在于破灭传统的贵族文化，而在于吸收古代统治者的文化遗产以供自己的利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家的武断政策就不尽适用了。贾谊论秦朝的灭亡原因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这个攻守异势，我们可以说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社会的、文化的。秦朝正因为不知道形势的变化，一贯执行法家的政策，其结果不仅没有缓和了阶级矛盾，反而更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终于爆发为农民大起义。汉朝的统治者学乖了，虽然“以马上得天下”，却知道“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知道“诗书”也有很大的用处。在这种时势推移下，为古代贵族文化保持者的儒家，居然又受到新统治者的垂青了。从春秋到汉武帝时代，这个社会上的大转变，是以氏族贵族统治的政权崩溃开始，而以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权的胜利为终结，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则以百家争鸣始，而以儒术独尊终。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常占统治地位不是偶然的，它是以贵族化了的地主统治作为支柱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序文上，曾详细论证英国资产阶级怎样贵族化，以及法德两国的资产阶级怎样终于抛弃了自己的无神论，转而追随在他们的英国伙伴之后，皈依了宗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可以参考。）

除儒法两家外，在秦汉间占相当势力的还有道家和阴阳家。道家深明盛衰消长进退存亡之理，自有一套“君人南面之术”，所以新兴的统治者也用得着。特别是当各阶级经过残酷斗争之后，大家正好相安无事，来个休战，道家那种清静不扰的政策是很适合这种要求的。阴阳家本来是儒家的别派，是代表新贵族利益的学说，它和儒家合流而为统治者所采用，亦无足怪。周末显学到秦汉大一统以后消声匿迹的，除农家昙花一现外，还有墨家和名家。农家、墨家都是下层社会的代言者，和新兴地主统治阶级的利害根本相反，其不能得势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名家，是市民思想的反映，自周末以后，商业都市日渐繁荣，市民势力日渐增长。照这样说，名家似乎该继续发展了。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秦汉以后，统治中国社会的是地主阶级，而并不是市民阶级。那班统治者虽然往往是“以末致富”（语见《史记·货殖列传》，意思是说从工商业上发财），但终究还是归到“用本守之”（本指农而言，意思是说发财了买田地，这是最可靠的老本）。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只是搅乱了中国古老的自然经济，却并没有把这个社会推进到一个由市民统治的更高的历史阶段。因此，反映市民思想的名家学说，只能在摧毁旧贵族文化时显示其革命的破坏的作用，一旦地主阶级统治的局面确定后，这种破坏性的学说就难于存在了。总之，各学派盛衰消长之故，复杂微妙，而都和整个社会变迁有关系，好象历史上有一种自然的渗滤作用一样，并不是偶然的。

（二）诸子学说的蜕变与混合

如上节所述，先秦各学派在新社会局面下，有的兴盛了，有的衰微了。这还只是大略的说法。其实这些学派并不是简单地一兴而一衰，乃是适应着当时大一统的社会局面，各自蜕变其原形，而逐渐接近，逐渐混合起来了。我们知道先秦诸子主张都极鲜明，彼此尖锐地对立着。但经彼此摩荡的结果，各自的锋棱，各自的极端性，都逐渐磨掉，遂形成思想界的混一局面。首先由《吕氏春秋》作一次大综合。其后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如《汉书·艺文志》，虽然它们也未尝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但总都持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我们试把这几种著作的内容分析一下：

（1）《吕氏春秋》　这是由吕不韦集合众门客在整个计划下编制成的一大思想体系。书中对于各学派，兼容并包，斟酌去取。大体说来，吸取道家的自然主义，而并不绝礼弃学，主张法家的变法哲学，而并不反对仁义孝弟；于儒家取其修行，而不取其法古，于墨家取其节葬，而不取其偃兵；辟名家之“淫辞”，而仍时时称述其巧辩；用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说，却未尝大作“怪迂”之谈；乃至宋牼、白圭等的学说，亦都各有所采摘。例如：《本生》《贵生》《情欲》等篇，分明是道家全性葆真、贵我贱物的学说，但是在《为欲》篇却又大讲不可以使民“无欲”，还要利用人的“欲”以行其赏罚而统治天下，这分明是法家的看法。至于象《察今》和《乐成》等篇的变法哲学，是极鲜明地站在法家方面，而反对儒家的泥古，可是《顺民》和《达郁》等篇的开明政策，却又极鲜明地站在儒家方面，而反对法家的专制。还有：既讲“重己”，又讲“爱类”，是一杨而一墨；既讲“节丧”，又讲“大乐”，是一墨而一儒。如此等等，不必缕举。总之，《吕氏春秋》对于先秦各学派，都有所取，亦都有所去。务求学说经一种“消毒”作用，互相调和，而与新社会秩序相适应，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此告终了。

（2）《论六家要旨》与《汉书·艺文志》　这是总结批评先秦诸子最重要的两篇文章。《论六家要旨》作于儒术独尊以前，当时黄老思想正盛行。这篇文章虽然把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平列起来，而实以道家为中心。他说道家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极口称赞，有褒无贬。至于对其他各家，则长处和短处都分别指示出来。表面上看，他批评各家，瑕瑜不相掩，似乎很公平。但实际上，他所指为某家的长处者，往往不是那一家的要义。例如他论墨家，单取一个“尚俭”，而称其长处为“强本节用”。至于“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大义，则一概不提，这讲的算什么墨家呢？他论道家最精彩，但也不是全面地讲。如“绝仁弃义”一类话，他都撇开，反而说：“……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论儒家》）“……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论法家》）分明接受儒法两家的主张，这就和原始道家“无亲戚君臣上下”者迥不相同了。由此可知，在《论六家要旨》中，不仅是拿道家折衷各家，却也拿各家来修正道家。它们是互相迁就，互相调和的。《汉书·艺文志》是儒术独尊后的作品，其批评各家全以儒家思想为标准。什么“此其所长也”，即因其合于儒家；什么“及放者为之”，“及刻者为之”，“及鄙者为之”……即因其不合于儒家，这样一来，各家的特色完全失掉，也就不成其为各家，而一概消纳在儒家中了。但是这样的儒家，毕竟已网开三面，对各家的残余显示其恢宏大度。最有意味的，《艺文志》和《论六家要旨》，虽然是一用儒家观点，一用道家观点，但两者之间，也并不见有什么根本冲突的地方。这也是当时各学派互相接近，互相调和的一种表现。

观以上所述，秦汉思想界大混合的形势可以概见。总而言之，先秦思想界的局面，既为当时社会条件所决定，那末，现在社会条件变动了，思想界的局面亦自当随之而变动。各学派有的销声匿迹，有的蜕变其形貌而与他派相混合，都和当时整个社会变迁、整个阶级结构有关系。单拿秦朝一把火，或者单就思想论思想，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附　民族哲学杂话

本文所要讲的是民族哲学，只要某种学说在吾民族中很流行，为大家所熟闻乐道，我们就不妨谈谈。……

想怎么谈，就怎么谈，不拘什么形式。……

零金碎玉，俱见精光。

嵇文甫像，摄于1958年

楔子

在没有触到所要讲的各项问题本身以前，有几点须先交代明白：

第一，本文所用“哲学”一名，乃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并不一定照现在哲学课本上所用那样严格的狭义的界说。本来为“哲学”立界说是很不容易的。各时代、各学派，乃至各个哲学家，种种说法，至为纷歧。倘若一定说讲本体论的才算哲学，那末象实证派和实验派的学说将不得称为哲学了。倘若一定说讲认识论的才算哲学，那末在洛克、休谟以前可称为哲学的就太有限了。倘若一定说用严格的逻辑体系用科学分析方法所造成的才算哲学，那末象尼采、倭铿（又译作奥伊肯。——编者注）那班学者将被排在哲学界以外，而哲学领域所剩留的或者只有所谓新实在论了。固然，特意迁就某些学者，为他们在哲学上争取个地位，是大可不必的。学问领域至大，人又何必一定要当个哲学家呢？然而“名无固宜，约定俗成”。按照哲学的古义，本极广泛，凡是议论宇宙人生各种根本问题的都可包括在内。与其举一废百，何如兼容并包。立界说本不过一种方便，一经执着，反成固弊。许多争端，由此而起，我们也用不着为哲学严立界说，只需略具轮廓，使不致和宗教、艺术、科学过于混淆，就尽够了。见牛自知其为牛，见羊自知其为羊，而我们并没有立过牛羊的界说呀。

第二，本文所谓“民族哲学”，只是说这种哲学为吾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大家都熟闻乐道，并不含中国高于一切，或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意思。世界至大，不才区区，所知有限。究竟我们先哲所说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好的呢，我不知道，或者世界上还有可以与我们先哲媲美，甚至超过我们的呢，我也不知道。我虽知道柏拉图，然而不如我知道孟子的透彻；我虽知道康德，然而不如我知道王阳明的亲切。我又怎么敢断定说他们如我们，或不如我们呢？如与不如，存而不论。然而吾民族哲学之为民族哲学自若也。还有一层，所谓民族哲学，不一定原来都是由吾民族所自造。纵然原为外来学说，但既已深入人心，与吾民族精神沦浃为一，欲分而无可分，那也就成了吾民族哲学之一部，如佛学就有这种情形。这纯是事实问题，分者不得不分，合者不得不合，并非要把民族哲学的范围扩张到无限大也。倘若有人说这所讲的不是民族哲学，我亦无所争辩，那就请你随便另换个名字好吧。

第三，本文取材，虽伪书亦所不避。“辨伪”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重要工作。这种风气，当然很好。为着认识中国古代的真相，做一番清算工作，是绝对必要的。不过我们应该知道，书籍的真伪是一件事，而其在民族哲学历史传统中所起的作用另是一件事。譬如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早有人证明其为赝品。然而“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片片从赤心中流出来”的名言大训，不知道博得多少人的眼泪。其所以激荡吾民族的心魂，而陶铸其坚贞的品德者，力量之大，实无可比拟。无论作品伪不伪，但其在民族思想中的影响，总是不可磨灭的。又如伪《古文尚书》，确乎是伪的了。然而要讲起在民族思想中的影响，实在比那二十八篇所谓《今文尚书》者，远为深刻而普遍。尤其是宋以后的道学家，从伪《古文尚书》中挹取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对于一部书，我们不能因其在历史上曾发生影响，就一定要辩护其不伪；同样，也不能因其伪就抹杀其在历史上的影响。我们就把那些伪书当作“演义”看待吧，“演义”也会发生影响的。譬如《三国演义》，其影响还了得！本文所要讲的是民族哲学，只要某种学说在吾民族中很流行，为大家所熟闻乐道，我们就不妨谈谈。至于那学说出自真书或伪书，我们虽也不妨顺便考证一下，但对于我们的主题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书虽伪，但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却不伪，却是一件事实。研究西洋思想的，不因怀疑荷马而不读他的史诗，不因怀疑耶稣而不读《圣经》。我们又何必固执呢？

第四，本文是一种“随笔”，想怎么谈，就怎么谈，不拘什么形式。我之所以要这样写法，固然是讨便宜，固然也因为自己没有系统思想，不会写大著作，然而也还另有一点意思。近来我觉得这种随笔体颇有一些好处：自抒心得，剪除浮辞，一也；不拘格套，自然成文，二也；取材多方，不至枯燥，三也；既备大著，复自成体，四也；省时省力，可合可分，五也。系统大著，一生中能有几部？有些材料，既不适于写成大著，弃之又复可惜。零金碎玉，俱见精光。亦何妨随时写出，借以自课乎？古人学问，往往于笔记中见之。如顾氏《日知录》，陈氏《读书记》，皆特意采用笔记体裁，精心撰述，遂成名著。若所谓《油炸鬼之研究》《屁之分析》一类大著，纵使有首有尾，纲举目张，亦只好请到字纸篓中去了。话虽如此，我究竟有点“取巧”或“藏拙”。

不立界说，不辨真伪，不拘体裁，此之谓“杂话”而已矣。

一、中

曾经有个时候，国内论坛上讳“中”。从这些人看来，所谓“中”，乃是模棱妥协不彻底之别名。假如说某人不左不右而自处于“中”，这里面是含有嘲笑意味的。其实这是错了。就一般形式而言，就抽象的意义而言，“中”是不容反对的。因为“中”者，无过不及，恰到好处之谓。也许所谓“中”者非真“中”，那是另一个问题。可是既然承认其真为“中”了，而却又加以反对，这无异乎主张“过”或“不及”而后可。一面说是“过”或“不及”了，而一面却说这是对的，一面说是“恰到好处”了，一面却又说这是不对的。岂非自相矛盾？“中”者，中去声也。“中肯”，“中的”，“中理”。假若反对“中”，是以“不中肯”，“不中的”，“不中理”立教也。是恶乎可！现在有反左倾，反右倾，而作“两线斗争”的，难道不是自处于“中道”么？

本来“中”字早就有误解的，如子莫“执中”，就是一个。孟子说：“杨子为我……墨子兼爱……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于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杨子太为己了，墨子太为人了，子莫于是站在中间，取半截杨子，半截墨子，既不彻底兼爱，也不彻底为我；似杨似墨，非杨非墨，调和融会，也似乎很得“中道”之妙了。然而“中”之为人所诟病，正由于此。“中”是不可“无权”的，不可“执一”的，不可“举一而废百”的。所以说“君子而时中”。随时处中，无一定形体方所可拘。当兼爱时，则兼爱即“中”；当为我时，则为我即“中”。“两极”皆“中”。“中”不一定在中间也。王船山说：“此一中字，如俗所言中用之中。道当如是行，便极力与他如是行。斯曰中行。”（《读四书大全说》卷六）又说：“圣人居上不骄，在下不忧。方必至方，圆必至圆。当方而方，则必不圆；当圆而圆，则必不方。故曰规矩方圆之至，圣人人伦之至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这才是“中”的真义。正因为如此，所以“中道”很难。“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焉。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焉。”不是“过”，便是“不及”，最难得的是“中”，“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只要死走一条路都好办。就如“蹈白刃”，古今中外能做到的实在太多了。然而“可以死，可以勿死，死伤勇”。蹈白刃还要蹈得恰好。这就不能轻易许人了。若是照子莫执中的办法，倒很容易。这个半斤，那个八两，不分原被告，含糊了事，这种调和派或折衷派的惯技谁不会。然而“中道”不能这样廉价出售。

正因为“中道”难得，怕有假冒，所以孔子早就预防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又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不“狂”，不“狷”，最近于“中行”。但“似是而非”，孔子恐其“乱德”，所以特别痛恨这种人。孔子最理想的当然是“中行”之士。不得已而求其次，则宁取狂狷，而决不要乡愿。因狂狷犹可引而进之于中行，而乡愿终“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也。关于这一层，孟子讲得最透彻，后来阳明、龙溪诸大师对此更极力推阐。反对假中行，正所以维护真中行，我们不可因噎废食。

我们先哲最富有生活的智慧和艺术，其奥妙处就在这个“中”字，一部《中庸》专言“中”，一部《易经》讲“中”的触目皆是。至于“太极”，“皇极”……都与“中”有关。而且不仅儒书，即佛道两宗，讲到竟究处，亦往往归着在“中”字上。如《庄子·齐物论》中所讲“天钧”“道枢”“环中”“两行”诸义，都是“中道”的妙谛。又如天台宗，乃中国人自创的佛教，其“一心三谛”之说，亦归着于“中”字。智者大师云：“破一切惑，莫盛乎察；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一切性，莫大乎中。”（《传灯录》卷二十七）固然它们的“中”不见得和儒家相合，然而亦可见这个“中”字是究竟话头，尽你讲得极高妙，亦不能超过它了。

二、仁

假如要我用一个字标出孔子的教义，我将毫不迟疑地以“仁”字为教。《吕氏春秋·不二篇》称“孔子贵仁”，极为恰当。据阮文达公统计，《论语》中“仁”字百有五，而讲“仁”的五十八章。由此可见“仁”字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什么是“仁”？古往今来有许多说法，这里也无须繁征博引。照我的意思，“仁”只是一种恳恻不容己的心情而已。这个说法，我持之多年，而最初实由读《阳明集》启示出来。阳明在其与聂文蔚第二书中，曾用“真诚恻怛”四字讲“良知”，我认为最亲切。因之就联想到倘若移此四字去讲孔子所谓“仁”，岂不更妙？恰好《中庸》上有“肫肫其仁”一句话，用“肫肫”二字形容“仁”，和“真诚恻怛”的意味正相合。因此我就杜撰出“恳恻不容己的心情”这个说法，用以解释：“殷有三仁”，“力行近乎仁”，“仁者其言也讱”，“巧言令色鲜矣仁”……到处贯通。后来，看到陈兰甫《东塾读书记》中讲“仁”的一段，竟几乎和我所讲的如出一口，这更增加我的自信。近来从《阳明集》中又遇到一段：“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寄正宪男手墨》）这不仅证明我当初用阳明讲“良知”的话转讲“仁”字正合阳明本意，而阳明所以遇孔子于旦暮之间者，亦可于此处窥其消息了。

孔子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既不上僭于天，亦不下夷于物，而只是就人论人，“仁，人也”，“仁，人心也”，人之所以为人，人道所当然，人心所不容己，这就是我谓“仁”。王船山解释《孟子》道“直以仁为人心，而殊之于物之心”（《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可谓一语破的。凭着这点子“仁”，这点子“良心”，这点子“真诚恻怛”，万善百行都推演出来。直抵本源，当下具足。既不涉于天堂地狱之幽渺，又不拘于谋利计功之俾近。正大而亲切，最足见孔学之精粹。以此为基点而展开一套哲学体系，则不离心而言物，不离行而言知，不离人生而言宇宙，遂成为吾民族之一种特殊传统。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从儒家丧祭理论中，最足以见其人文主义的精神。关于这一层，在我的几种旧著中屡有说明，这里不愿重述。我现在只指出，这点人文主义的精神，这个“仁”字，的确是孔子的一种特殊贡献。其所以把许多原始时代的遗迹加以合理化，赋予新意义，新解释，而很巧妙地把古代文化遗产承受下来者在此，其所以独别于各宗各派者亦在此。“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是从古传下来的。但把“仁”字当作“礼之本”，在各种“礼”中都贯注以人文主义的精神，却是孔子所特创的。如八蜡之祭，分明是一种拜物教的遗迹。然而孔子却根据“使之必报之”的大义，而云：“蜡之祭，下及昆虫草木，仁之至，义之尽也。”（《礼记·郊特性》）可谓点铁成金。张横渠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事而非仁也。”（《正蒙·天道》）这句话最能道出孔学深旨。顾亭林《日知录》中有“肫肫其仁”一条，正可作为这句话的具体注脚。试根据这个要点，就各种问题和道墨名法阴阳诸家作一比较研究，当更觉这个“仁”字其妙无穷，这里姑不具论。总之，人只是人，不是神，不是兽。而人之所以为人者就在这个“仁”字，所要“依于仁”，这就是一切了。

三、诚

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在中学上学，有一位基督教会的朋友偶尔和我谈到孔子学说的中心观念，他拈出一个“仁”字，而我却主张一个“诚”字，因为“仁”字和他们的“博爱”教义相类，而我那时候正读周濂溪的《通书》，特别重视“诚”字，各就自己的观点立论也。现在想来，有些好笑。就看上节，用“真诚恻怛”四字讲“仁”，可知“仁”和“诚”在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不能截然分开。如果各自孤立地去讲，那么“仁”也将不成其为“仁”，“诚”也将不成其为“诚”了。大概先哲讲学，最重亲切体验，具体认识。会得彻时，纵说横说，无非这些字。什么“性”啦，“天”啦，“中”啦，“仁”啦，“诚”啦，虽然各有取义，各从一方面立说，而精神、脉络，实自贯通。倘若咬文嚼字，泥守训诂家的方法，而不能观其会通，“心知其意”，那么到处都将成为断港绝潢。象我们那样讲“仁”和“诚”，这是一个例子。

记得二十五年前，我还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课堂上马夷初先生提出墨子兼爱和孔子所谓仁何以不同的问题。我回答道：“孟子辟告子义外之说。若墨子的兼爱，正可谓之仁外了。”先生首肯。大概一般讲“兼爱”或“博爱”的都是从人群利害的计较上出发，着眼在范围的广大，是从外面生做起来的。但孔子所谓“仁”，却是内发的，是从性命本源自然流出来的。所以说：“孝弟为仁之本”，“仁之实事亲是也”。专从人情最诚挚最“真诚恻怛”处讲“仁”。子贡以“博施济众”为“仁”，孔子不以为然，而告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他讲“仁之方”，总要从“近”处起。他要的是真情至性，至于范围大小，“兼”不“兼”，“博”不“博”，那倒是还在其次的。“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这样从根本上自然发展成长起来，是儒家讲“仁”最特异的地方。可是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仁”和“诚”分不开，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义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这是讲“恕”呢？“诚”呢？浑然一片！由此可知《中庸》上大讲“诚”字，正是子思善于发挥乃祖教义处。此处看不透，孔家哲学简直就不能谈了。

本来在子思以前，讲“诚”字的很少，偶然讲到，也很朴素，不过一种普通德性，所谓“诚信”或“诚实”罢了。到子思手里，却把它提升到最高地位，当作自己学说中的一个最高概念。所谓“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以至于“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参天地，赞化育”；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所谓“至诚如神”，“至诚无息”。这比起孔子“仁”的观念，实更是扩大而深化了。及周濂溪作《通书》，简直拿“诚”字代表“太极”，更富有玄学的意味。后来这种观念普遍流行于学界。直到明清间诸大师，如刘蕺山、孙夏峰等，都提出“慎独”作诀窍，集中力量于“诚”一关，而这个“诚”字几乎成为道学界的单传秘授了。

究竟什么是“诚”？就字义讲，“诚”只是“真实无妄”的意思。实情，实理，实事，实物，一真一切真，实实在在的宇宙，实实在在的人生，此之谓“诚”。“诚”的反面，是虚幻，是杂霸。儒者的“唯诚论”，是从和各种“虚无主义”及“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庄列的梦幻人世，释氏的方法唯心，以至所有各色各样的怀疑论、诡辩论，一切不承认宇宙人生是非善恶的实有性者，都可归之于“虚无主义”。自霸者假仁假义，乡愿的同流合污，以至苏张申韩，所有一切乘时侥幸，偷取功名者，都可归之于“机会主义”。用顾泾阳的说法，前者只成就一个“空”字，后者只成就一个“混”字；而且此两者往往合而为一，以“空”为体，以“混”为用。总而言之，不“诚”而已。一个“诚”字，两头开刀，高不入于“空”，卑不流于“混”。这才是儒者大中至正之道。假若不是这样，则“牛生马，桃本而李花”，天不成其为天，地不成其为地，是非善恶，纷然无辨，真所谓“不诚无物”，还成个什么世界呢？

“虚无主义”和“机会主义”虽同是不“诚”，但因为前者所托较高，常被取为后者的理论基础，故儒者在理论方面，攻击“虚无主义”为尤甚。顾泾阳谓：“周元公不辟佛，但其书字字辟佛可也。”濂溪的书何以字字与佛相反？即因其整个理论系统建立在“诚”字上，处处和佛家之一切皆空者不能相容也。在与“虚无主义”对立的理论中，还有个“有”字，比“诚”字用得更普遍。“有”者，实有也，亦即“诚”也。当魏晋时代，“虚无主义”最为流行。裴頠即作《崇有论》以反对之，张横渠以为到处都是“有”，而并没有“无”，以为圣人只言“幽明之故”，而不言“有无之故”。他说：“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题也。”这类反虚无主义的话，在《正蒙》中讲得很多，和“唯诚论”的精神完全是一贯的。

四、理气

理气问题是道学家的一个基本问题，好几年以前，我就想写一本《理气论小史》，但终于没有实现，而只写成几篇短文。从冯芝生先生的《新理学》出版以后，这个问题乃又有了新意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我曾把那本书仔细读过，并曾用一种概括似的文句将全书大旨括为下列一段话：

爰有“大物”，厥名曰“天”，爰有“大事”，厥名曰“道”。此物此事，有“理”有“气”。“理”见乎“气”，“气”循乎“理”。理气妙合，斯成“实际”。“无名”“有名”，“无极”“太极”。“玄之又玄”，要在一“而”。“而”为政教，“而”为学艺。从“真”到“实”，有待乎“势”。旷观“大全”，“无字天书”。“本然办法”，“本然样子”。“穷理”“尽性”，“大仁”“大智”。“我心天心”，“优入圣域”。

假如没有读过冯先生那本书，看这段话怕要觉着莫名其妙吧。其实这里面的中心问题，仍只是一个理气问题。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有所谓FORM和MATTER。前者即类乎此所谓“理”，后者即类乎此所谓“气”。“理”和“气”在实际上本是不能相离的。然而你如果抽象地、纯逻辑地分析起来，却又“气”只是“气”，“理”只是“理”，不能混而为一。哲学家中，有偏重实际事物的，有偏重抽象概念的。换句话说，有偏重“实”的，有偏重“名”的。于是乎形成各种对立的理论体系。如中国先秦诸子中，只有名家重在“名”，其余儒、墨、道、法各家都重在“实”。荀子批评名家道：“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这不仅足以代表儒家的意见，试看《墨经》中关于坚白问题的见解，《韩非子》中曾说白马过关的故事，《庄子》中许多批评惠施、公孙龙的地方，都可与此意相通。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以为名家专重“辞”，专重“名”，专重抽象的概念，而太不着实际了。然而如果名家来个反唇相讥，也未尝不可说他们是“蔽于实而不知辞”，因为他们都缺乏纯逻辑兴趣的。在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中，有所谓“实在论”和“唯名论”的对立。前者偏重概念，偏重“共相”；后者偏重事物，偏重“个体”。前者把“共相”看作实在的，而“个体”仅为其种种不完全的程度不等的差别表现，后者则认为实在的只有“个体”，而所谓“共相”不过是把具体事物加以抽象分析后所赋予的一种空名而已。

宋明以后，中国思想界有“理气二元论”和“反理气二元论”的对立，其性质与“实在论”和“唯名论”的对立颇有些相似。朱子是“理气二元论”的代表人物，特别表扬“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在冯先生的《新理学》中，这种学说得到新发展，成为一种现代化的新理论体系了。然而在当时反对朱子的有陆学和浙学。陆学不离“心”而言“理”，浙学不离“事”而言“理”，都和“理气二元论”正相对立。及明朝中叶以后，“反理气二元论”的旗帜更明显展开了。如刘蕺山、黄梨洲、颜习斋、李恕谷，直至戴东原，都是“反理气二元论”者最明显的代表。如梨洲说：“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为之名耳。”显然带“唯名论”的色彩。从各方面看来，“理气二元论”近乎“实在论”，“反理气二元论”近乎“唯名论”。就历史发展的趋势说，从“理气二元论”到“反理气二元论”，乃是从“超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和从“实在论”到“唯名论”也很有些相似。按常识讲，按一般人“现实主义”的自然倾向讲，很容易接受“反理气二元论”的见解。然而在纯逻辑的立场上，“理气二元论”亦自有其不可动摇的阵地。假如互相责难的话，“理气二元论”固然可以被斥为不切实际，然而他们也尽可以反驳道：“哲学”原来就不是讲“实际”，而是专讲“真际”的，你们尽管讲你们的“实际”好了，却不必来过问“哲学”。冯先生讲王霸问题时，曾说是有“道德的本然办法”，有“功利的本然办法”。我现在想起援此为例，说“真际”中原有此两种“本然系统”“本然命题”，一重在“实”，一重在“名”，“道并行而不相悖”，或亦为冯先生所许可吧。

从“理”和“气”的问题，推演出“理”和“心”及“理”和“事”的问题；又推演出“理”和“情”，“理”和“欲”，及“理”和“势”的问题。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理气二元论”者多予以二元的解释，“反理气二元论”者多予以一元的解释。中国近七八百年来的思想史，大概都是由这两个潮流的错综交织而成。其能以解两方之纷，讲得最圆融者，我以为要推王船山。以船山哲学为基础，可以展开一个新理论体系。我从前写一本《船山哲学》，仅仅略引一点端绪，很希望有人作进一步的研究。

五、天人

我们先哲讲学问到极高深处，往往说“学究天人”，“通天人之故”，犹现在我们常讲宇宙观和人生观也。他们有偏重“天”的，如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有偏重“人”的，如儒家的人文主义是。

道家看“人”和“天”是相反的，凡天然的都好，凡人为的都不好。所以他们要“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要“人貌而天行”，要“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要如婴儿，如虚舟，如飘瓦。总而言之，把人变得和自然物一样。那就是所谓“天人”了。人而成为“天人”，那就与“天”合一，再不是渺小的一个“人”了。因此他们的功夫，是一个“损”字诀，“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是一个“忘”字诀，“忘仁义”“忘礼乐”，以至于“坐忘”。什么都“损”完了，“忘”完了，“无知无欲”，“然独以其形立，此之谓混沌”。

儒家看“人”和“天”是相成的，“天”开其先，而“人”因以完成某种目的。他们一方面认为“天道远，人道迩”，“不与天争职”，一方面却又“穷理尽性”，以“参天地，赞化育”，“天道无心而成化”，“天”是无“心”的。然而“人者，天地之心”，人心即天心，所以我们要“为天地立心”。“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之所以为人者，出发点在此，归宿点亦在此，由此而生，亦为此而生。换句话说，“天”者，“人”之根源，亦即“人”之理想。故尽人事即所以顺天命，不必亦不能于“人”外求“天”也。

“天人合一”是修养上的一种理想境地，儒道两家皆悬此鹄的。然而道家乃灭人以全天，是趋向消极方面；儒家乃尽人以合天，是趋向积极方面。前者清归自然，正是自然主义的本色；后者即人见天，也正是人文主义的本色。荀子批评道家：“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又说：“由天谓之道，尽因矣。”道家一味因之，其结果违反了人道，因之也就不合乎天道，他们看不起“人”，然而终究还只是个“人”，而不是个“天”。他们只能成个终日“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的“天”的崇拜者罢了。儒家自安于“人”的本分，只尽其人道，尽其人之所以为人者，亦即是尽其所受于天者。他们不强学天而正合乎天道，与道家要学而反远乎天道者，恰成一个巧妙的对照。

六、义命

命运之说，在中国可算是深入人心。就古代各家学派讲，墨家法家不信命，而儒道两家都是信命的。但儒与道又自不同。道家崇拜自然，反对一切人为，完全听受命运的支配，可算是极端的定命论者。然而这里面似乎有一点矛盾，因为既是命运决定一切，那么所有“人为”亦皆当受其决定，殊无自由活动之余地；但假如人类根本没有一点活动的自由，他又如何能破坏“自然”，而需要加以反对呢？一方面把人看得非常渺小，离不开“自然”的如来手心，一方面却又要课以破坏“自然”的大罪，这能讲得通么？儒家就不是这样说法。它讲个“命”，又讲个“义”。看似对立，实则一贯。既彻底，又圆融。我们且就这方面一探其奥妙罢。

“义”是什么？简单说“义”就是人道所当为，是人之本分，人之天职。“命”是什么？董仲舒说：“命者，天之令也。”“天”自然不会谆谆然下命令。所以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人所为，非人所致，只好归之于天命。照这样说，“义”是属于“人”的，“命”是不属于“人”的。宇宙间事，有属于“人”的，有不属于“人”的，本是自然之理，可并行不悖。然而就表面看，“天”与“人”，“命”与“义”，正相对立，岂不带点二元论色彩么？其实“义”对于“命”，由于“天”。“天命之谓性”，“义”正是人之“性”，而非外铄。“性”既由于天命，那也就是“义”由于天命了。正因如此，故“存心养性”，即所以“事天”；“穷理尽性”，即可以“至于命”。在这个意义上，“性”和“命”，也就是“义”和“命”，一脉贯通。所谓“义命合一存乎理”，盖“天”亦此“理”，“命”亦此“理”，“性”亦此“理”也。人的“性”，人之所以为人，是天“命”给我们的。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有相当自由。好象政府把命令交给我们，同时授权于我们，让我们自由执行。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人要自负其责，而不能诿责于天。这就是人的天职，人的本分，这就是所谓“义”。然而人无论怎样自尽其“义”，也仍是执行的命令，执行“天之所以与我者”，并不能说与“命”无关。越能自尽其“义”，也就是越能执行天之“命”。在这个范围内，“命”和“义”完全是一致的。

然而“命”大而“性”小，“性”由于“命”，而并不能说凡“命”皆“性”。有“命”于“人”的，有命于“物”的；有“义理之命”，有“节遇之命”。换句话说，有与“义”合一之“命”，有出乎“义”以外之“命”；有交给“人”自负其责之“命”，有非“人”所能干涉之“命”，这是应该分别清楚的。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得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这属于“义”，也就是属于“人”应自负其责的“命”。又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这属于“命”，也就是属于“人”所不能干涉的“命”。《孟子》另一章道：“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命”之本义为“莫之致而至”。如果还没有自尽其道，自尽其“义”，便不能算是“莫之致”，因之也就不能算是“正命”。“正命”者，真真正正的命之谓也。前言“天命之谓性”，是“义理的命”，“义”即是“命”。此处所言却是“节遇的命”，“义”尽方可归到“命”上。总而言之，儒家从“义”上讲“命”，从“人”上讲“天”，其理论实较道家坚实有力，自成一个系统。王船山说：“至大而无区畛，至节而无委曲，至常而无推移者，命也。而人恶乎与之？天之命草木而为堇毒，自有必不可无堇毒者存，而吾恶乎知之？天之命虫鱼而为蛇鳄，自有必不可无蛇鳄者存，而吾恶乎知之？弗能知之，则亦恶乎与之？天之所有，非物之所欲；物之所有，非己之所欲久矣。惟圣人为能达无穷之化。天之通之，非以通己也；天之塞之，非以塞己也。通有塞，塞有通，命圆而不滞，以听人之自尽，皆顺受也。明君以尽其仁，无往而不得仁；哲相以尽其忠，无往而不得忠。天无穷，圣人不自穷，则与天而无穷。天不测，圣人无所测，则物莫能测。外不待无强敌，内不待无盗贼，廷不待无顽谗，野不待无奸宄，岁不待无水旱，国不待无贫寡，身不待无灾疾。不造有而使无，不造无而使有。无者自无，而吾自无。于物无所觊，于天无所求，无所觊者无所挠，无所逐者无所逆。是以危而安，亡而存。危而造安，故不危；亡不造存，故不亡，皆顺受也。奚造哉？”（《君相可以造命论》）这段话把“义”和“命”的问题讲得最圆满透澈。假如从此处出发，深刻研究下去，也许对于目前哲学界所谓“自由与必然”一类问题要别有会心罢。

七、常变

一谈常变问题，就想到“易”。我们知道“易”本来是为卜筮而作，但经后来许多学者的推阐发挥，不仅“占易”，而且要“学易”，要“见易”，于是乎形成一种极渊奥的“易学”。这种“易学”在我们民族思想中发生深刻的影响，不论其原始面目究竟如何，总是值得注意的。照通常字义讲，“易”有“变易”的意思。“易经”者，变经也。有这样一部专讲宇宙间各种变化的“变经”也就很够玩味了。而这部“变经”的讲“变”，又真算高明。照郑康成的解释：“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此说本出自《易纬乾凿度》，不见得就是“易”的本解，但用以讲常变问题，真是再好没有。“简易”一义，不在本节范围内，我们就“变易”和“不易”二义稍说几句罢。

《易·系辞》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这段话也许是专就占卜上，象数上，错综变化而言。但至少可以给我们一种暗示，“易”确乎含有“变易”之义，《易经》确乎是一部讲变化的书。然而变化是有法则的。“变易”之中，自有“不易”。知“不易”而不知“变易”，则陷于机械论；知“变易”而不知“不易”，则陷于诡辩论或怀疑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因时因位，多少变化，而当其时，当其位者，又各有其“不易”之则。“变易”而“不易”，“不易”而“变易”，看是多么巧妙呵！

关于“变易”和“不易”，“常”和“变”的问题，王船山论得最精。他在《诗广传》中说：“莫变非时，莫贞非是。非时以为贞，则天下亦安足纪哉？……夫至于时而可以贞矣。惊时之变，而不据以为贞，将天下终无吉凶得失是非逆顺合离之十纪，而变亦不足以立。又从而为之辞曰：之十纪者，非天下之固有，而可不设于心者也。《云门》《韶濩》之音，飨爰居于鲁门，而悲鸣去之，耳无适声矣。王之嫱，西之施，鱼见之而潜，鸟见之而飞，目无适色矣。即且甘带，鼠食巴菽而肥，蝉不饮，而蝉以饮饱，口无适味矣。蛙畏牡菊之熏，刍豢趋不洁而如椒桂，鼻无适臭矣。桀非尧之所是，鸟反哺以为慈，枭以不尽食其父母为不孝，心无适贤矣。唐虞之所赏，嬴秦之所诛，汉晋之所崇，怀葛之所怪。时者，不足纪者也。而亦恶用纪之为？呜呼！为此说者，知时之变，而不知变之贞，以召疑憎于人也有余，而况上帝哉？当其未为人，不知畏死矣，当其既为人，不知畏不死矣。当其未饥，视炊者之何疾矣，当其已饥，恐炊者之不疾矣。必欲去其贞，因而时之变，则胡弗死耶？胡弗勿炊耶？是知时者，日新而不失其素者也。……易之时六十有四，时之变三百八十有四，变之时四千八十有六，皆以贞纪者也。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诗广传·上雅十九》）“象”而有其“贞”，亦即“变”而有其“常”有其“不易”。“无适声”，“无适色”云云，是古今中外多少怀疑论、相对论或诡辩论者常有的论调。他们都是“知时之变，而不知变之贞”，不知“变易”中自有“不易”。“人食刍豢，麋鹿食荐，即且甘带，鸱枭嗜鼠”，这是“变”，却也就是“常”；是“相对”的，却也正是“绝对”的。不然鸱枭何以不食刍豢？而人何以不食腐鼠？食刍豢者总是食刍豢，食腐鼠者总是食腐鼠，这岂不是“常”？即“变”，即“常”；即“相对”，即“绝对”，而且离了这一切“变”亦别无所谓“常”，离了这一切“相对”亦别无所谓“绝对”。“常”不离“变”，无“变”非“常”。这是常变问题最圆融的解释。

讲到这里，使我们又联想到“时中”。随“时”而各有其“中”，这是最“常”而又最“变”，最“变易”而又最“不易”的。求时时变易的不易之“中”，是儒者“精义”之学，也正是“易学”的奥妙。船山在《周易大象解》的序上说：“天下无穷之变，阴阳杂用之几，察乎至小至险至逆，而皆天道之所必察。苟精其义，穷其理，但为一阴一阳所继而成象者，君子无不可用之以为静存动察修己治人拨乱反正之道。故‘否’而可以俭德避难，‘剥’而可以厚下安宅，‘归妹’而可以永终不敝，‘姤’而可以使命诰四方。略其德之凶危，而反诸诚之通复，则统天地雷风电木火日月山泽已成之法象，而体其各得之常。故‘乾’大矣，而但法其行；‘坤’至矣，而但效其势。分审于六十四象之性情，以求其功效，乃以精义入神，而随时处中，天无不可学，物无不可用，事无不可为。循是以上达，则圣人耳顺从心之德也。”从那纷纭变化的每一卦每一爻中，从各别的“时”和“位”中，求其“义”，求其“理”，求其“贞”，求其“常”，以随时处“中”，这样讲“易学”，才真是儒者大中至正之道。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船山亦云：“程子以孔子为乘田则为，为司寇则为，孟子必须得宾师之位，定孔孟差等。如此说道理，是将孔子竟作释氏一乘圆教四无碍看。圣人精义入神，特人不易知尔。岂确有于此亦可，于彼亦可，大小方圆，和光同尘之道哉？孟子曰：孔子圣之时，与易六位时成之义同。岂如世俗之所谓合时者耶？春夏秋冬，固无一定之寒暑温凉；而方其春则更不带些秋气，方其夏则了了与冬悬隔。其不定者，皆一定者也。圣贤有必同之心理，斯有可同之道法。其不同者，时位而已。一部《周易》，许多变易处，只在时位上分别；到正中，正当，以亨吉而无咎，则同也。”所谓“孔子圣之时”，必须这样讲才妥当。不然，高则为佛老，卑则为乡愿，与世浮沉，“泛兮其可左右”，和时中之道实有毫发千里之辨。“其不定者，皆一定者也。”这真是绝妙的“易学”，绝妙的常变论。

八、一多

不管佛书中的一多问题究竟怎样讲法，在传统的儒学中亦自有一多问题的。《易·系辞》：“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其同归而一致者，“一”也；殊涂而百虑者，“多”也。“多学而识”，“多”也；“一以贯之”，“一”也。“博文”，“多”也；“约礼”，“一”也。“小德川流”，“多”也；“大德敦化”，“一”也。俗儒专务博闻强识，见“多”而不见“一”。禅家却又想离开“多”，一超直入地，找出个“一”来。其实“多”不离“一”，“一”不离“多”；万殊而一本，一本而万殊。如艺术上所谓“多样的统一”者，才是正当看法。宋儒有“理一分殊”之说，正为反对悬空求“一”而发。朱子常引李延平的话：“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所以他后来教人，强调“分殊”方面，不喜“笼统宏阔”之言。他要“铢铢而称之，至乎钧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于大而不差”。这种“就实入细”的功夫，实是为现在一班好讲空洞原则者的针砭。朱学家反对陆王派趋捷径，说他们近“禅”，其理论根据也就在这个地方。

“一”与“多”的问题，又可归纳为“一”与“两”的问题。因为万象虽“多”，而皆有对，可以名之为“两”。程明道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他看万物都是两两相对，领悟出一种自然的妙境。张横渠也说：“万物虽多，其实一物，无无阴阳者。以是知天地变化，二端而已。”这也是把万物归纳为“两”。横渠更特别提出“一”和“两”的关系道：“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实体本“一”，其表现则为“两”。“两”者，“一”之“两”，似“两”而实“一”也。然“一”不可见，凡可见的都是“两”，离“两”亦无所谓“一”也，因此讲“一”的往往只从“两”上讲。如上面所引明道的话，表面上虽是指点出一个两两相对的现象世界，但其意中实影射一个无对的实体，“引而不发，跃如也”。横渠既特别强调这个“两”字，而且更切实地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简直是讲正一反一合了。

这个道理，船山更用来谈《易》，非常微妙。他说：“凡言位者，必有中焉，而易无中。三之上，四之下，无位也。凡言中者，必一中焉，而易两中。贞之二，悔之五，皆中也。无中者散以无纪，而易有纪。两中者歧而不纯，而易固存。……故易立于偶，以显无中之妙，以著一实之理，而践其皆备者也。一中者不易，两中者易。变而不失其常之谓常，变而失其常非常矣。故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中立于两，一无可执。于彼于此，道义之门。三年之哭无绝声，哀亦一中矣。燕射之终无笕爵，乐亦一中矣。春补秋助而国不贫，恩亦一中矣。衅社孥戮而民不叛，威亦一中矣。父师奴，少师死，俱为仁人；伯夷饿，太公封，俱为大老，同其时而异其用，生死进退而各一中矣。则极致其一而皆中也。其不然者，移哀之半，节乐之全，损恩之多，补威之少，置身于可生可死之中，应世以若进若退之道；乃华土所以逃讥，而见一无两，可其可而不可其不可，畸所重而忘其交重；则硁硁之小人所以自棘其心也。一事之极致，一物之情状，固有两途以合中，迹有异而功无殊。而中者，尽事物而贞其至变者也。故合体天地之撰而用其盈，则中之位不立；辨悉乾坤之德而各极其致，则中之位可并建而惟所择。故曰：三才之道，大全统乎一端，而一端领乎大全也。”（《周易外传》卷六）这段话自然只能算船山自己的一套“易学”，不见得当初画卦就有此意。然而道理讲得真精彩，时中之义可算是发挥尽致了。每一卦六爻，上三爻以第五爻为“中”，下三爻以第二爻为“中”。两“中”并建，表示“中”有许多，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唯一的“中”可执。“一”就在“两”中，在“多”中。从“两”上，从“多”上，显示出“一”来。所谓“乾坤毁无以见易也”。天下事往往相反相成，“如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就象思想史上的朱陆两派，本是对立的。然而有朱即不可无陆，有陆即不可无朱。章实斋说他们是“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既不漫为调和，也不入主出奴。听其并立而代兴，以观道之大全。这真是一种通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思想上的民主精神，是很值得赞扬的。

常听人说：儒者有体有用，佛老有体而无用，申韩有用而无体。这是以道德为体，事功为用，所以如此说。其实体用相连，有是体乃发作用，有是用乃显是体。佛老申韩，各自有其体用。如佛老以虚空为体，以因应为用；申韩以法令为体，以赏罚为用，何尝专有用或专有体，又何尝可以取这个体而合上那个用呢？儒者之体，非佛老之体；儒者之用，非申韩之用；而且单就儒言，体用也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

朱子讲《太极图》谓：“……此阴之静，太极之体所以立也……此阳之动，太极之用所以行也。”从阴静阳动上分体用，这是不对的。所以黄梨洲驳他道：“太极既为之体，则阴阳皆为其用。”阴阳动静都是“用”，只有太极才是“体”。“用”者，“体”之“用”；阴阳动静者，太极之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也。倘以其静而阴者为“体”，那么当其动而阳时即无“体”乎？如此则“用”生而“体”即灭，“体”既灭则“用”亦无从生。这如何讲得通呢？并且朱子还要在“中正仁义”上分出阴阳体用来，真是越讲越支离了。若以太极为体，则阴静时也是它，阳动时也是它，犹喜怒、哀乐、作止、语默，总是这个人也。然而人总是在那里或语或默，或作或止的；并没有一个既不语又不默，既不作又不止的人。同样，太极总是在那里一阴一阳，一动一静的；并没有一个既不阴又不阳，既不动又不静的太极。假如真有那么个东西，超然独立于阴阳动静以外，那么它也将与阴阳并立而为三，就不成其为太极了。由此可知“用”虽由“体”而生，但离“用”实亦无从别求所谓“体”。那正和“一”不离“多”，“常”不离“变”一样。大概儒者总在“用”上讲，所谓“流行即是本体”，他们是不大喜欢悬空去讲什么本体的。如“中庸”的“庸”字，即应作“用”字讲。“中庸”者，中之“用”也。《中庸》全书都是讲“中”之“用”。“庸德”“庸言”“庸行”，也是说“日用之德”，“日用之言”，“日用之行”。唯其是“日用”，所以又可引申为“寻常”之义。儒者所讲都是日用寻常之道，亦正因其只在道之“流行”上，只在“用”上讲也。

可也奇怪！以庄子那样谈玄说妙，力探本体，然而在《齐物论》中偏偏提出来个“寓诸庸”。他并且解释道：“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只要“适得”，走得“通”，合乎“用”，就可以。这简直是一种“唯用论”了。并且他不干脆说个“用”字，而偏说个“庸”字，恐怕也是取“日用寻常”之义。这样一来，和儒者竟像成了同调。然“庸”而曰“寓”，可见他仍不死心塌地安住在“庸”上，而只是顺便寄托一下，好象神仙应迹显化似的，他心中实自有一种玄妙的真体在。其实连最称玄妙，直悟本体的“禅”，也自托于日用寻常。所谓“至理并妙道，运水与搬柴”，他们是要从日用寻常中看出至理妙道来。还有最近“禅”的杨慈湖，其学说玄妙极了，然而他偏口口声声地说自己的道是“庸常平直”。越说得平常，越显出玄妙。试看《中庸》和《易传》，何尝有此气味。由此益可见原始儒者布帛菽粟之言真不可及了。

宋明道学家受佛老影响，每好讲“心体”，“道体”，和原始儒家的朴素面貌颇有些不类。自周濂溪的“主静立极”，程门的“求未发之中”，直至刘蕺山的“懔闲居以体独”，都是要在“体”上下功夫。“主静立极”之说，也是以“静”言“体”，似乎和朱子相同。其实不然。因为濂溪既明明自注“无欲故静”，蕺山更加以说明道“循理为静，非动静对待之静”，而朱子所说的“静”，恰好与“动”相对。故“主静立极”之说可通，而谓“阴静”为“太极之体所以立”者，其说不可通也。试看《通书·动静》章，当可领会濂溪本旨。但无论讲通与否，总之他们都着重那个“体”。直到颜习斋出来，高唱习行主义，说尧舜周孔都是教天下以“动”之圣人，才干脆丢开那个“体”，而专从“用”上立说，这是我们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迁。

九、行知

不离“行”而言“知”，是我们民族哲学的一个特色。比着西洋学者，我们可算是缺乏纯知识的兴趣。他们有许多哲学问题，叫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戏论”，一种知识的游戏。近年来他们虽然也很提倡行动主义，但究竟还是我们讲得道地些，因为我们从来就是不离“行”而言“知”的。我们先哲对于“知”的看法，简直可说是for the“行”，by the“行”，of the“行”。荀子说：“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天论》）他只讲关于“行”的“知”，而不讲无关于“行”的“知”。孟子亦说：“智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尧舜之智，而不偏物，急先务也。”又说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所谓“人伦”，所谓“先务”，正是荀子所说“日切磋而不舍”的君臣父子那一套，全是属于“行”和为着“行”的。而这些关于“行”的“知”，亦正由“行”中，由日常生活、日常实践中，体验推求出来，并非茫茫荡荡，空想，外骛；所谓“切问”而“近思”者此也。这可以说是一种“唯行论”，或“行为中心主义”。

一提到“唯行论”，我们很容易联想起颜李学派，这是当然的，因为他们专讲实习实行。然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我们不应忽略的，那就是王阳明。尽管表面上他讲得那样玄妙不易捉摸。但实际上他也是以“行”为中心的。他的知行合一论，本是正对着从“知”入手的朱学而发。他认为：“未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是行矣。”他从“行”入手去“学”，有“行”不通处，然后“问”，然后“思”，然后“辨”，都弄明白了，然后再来个“笃行之”。始于“行”，终于“行”。而“知”只是“行”中间的一个过程，为“行”所使用的一种工具。所谓“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都从此推演出来。他完全是就“行”上讲“知”的。其实就连朱子，虽然把“知”“行”分开，并且先“知”而后“行”，但此不过入手处不同，其中心究竟还是放在“行”上，他所讲的“知”仍是荀子所谓“日切磋而不舍”的关于“行”的“知”。他究竟不是空谈理论，或漫为博闻强识，他究竟不是为知识而求知识。老实说，不仅颜李，也不仅阳明和朱子，在所有中国传统哲学中，尽管形式上，程度上，有种种差异，但大部分学者总都是趋向“唯行论”的。

这种“唯行论”自然也有毛病，容易把知识学问拘限在一种狭隘简陋的境地中，而不能有精深严密的专门造诣。因为有许多专门知识不一定直接牵涉到“行”上。如果持极端的“唯行论”观点，那么许多科学知识将被视为琐屑，诡异，耍把戏。我们的传统思想，重“道”而轻“艺”，就和这有关系。照这样看法，解剖一个虫、一只鸟，分析一滴水、一撮土，死啃一个名词，细演一列公式，何关于天德、王道。可是这样一来，什么生物学、化学、逻辑……许多科学，就都无成立之望。我们过去历史上本有多少科学萌芽，其所以不能发育成熟，真正建立起一套科学体系者，其症结就在一般学者只注意天德、王道，而不重视那些关于事事物物的琐屑知识。正因为太重“行”，其结果反于“行”不利，这是我们应当反省的。我们应该发展各种专科知识使为我们的“行”服务，而不应该把这些知识看成“行”以外的东西，而加以轻蔑。我们应该“成德”，同时也要“达材”。我们成了“专家”，同时也决不妨害我们做个“通人”，关于这一层，最好看看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和他拿精金喻圣人的一段话。从那里可以得到一种暗示，使我们知道怎样在“唯行论”的立场上去发展我们的“知”。

通常对于“知”有两种恰好相反的错误见解：一个把“知”看得太重要，一个是把“知”看得太不重要。前者务于使人“知”，却忘记了“知难行易”，“不知亦能行”。有许多事，对于许多人，本来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说：“尧舜之世，比屋可封，弗知焉耳。”“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如何能都使人“知”，又何必都使人“知”呢？后者专讲“行”，而忽略了“知”，对于“行”的作用，忽略了“知”的本身也就是一种“行”。即如科学家在研究室中的活动，难道不算他的一种“行”，而必须更叫他去“行”什么呢？

十、王霸

我们先哲有所谓“内圣外王”之学，圣功王道，一以贯之。可是另外还有一种“霸道”，和“王道”正相对立，形成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两大基本路线。从具体内容上讲，无论“王道”或“霸道”，都早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然而就其所含抽象的意义讲，直到现在，还值得玩味。

我们先哲最严于“义利之辩”，深一层讲，就是所谓“理欲之辩”，而其表现于政治上的，就是王霸之辩。王道尚“德”，霸道尚“力”；王道重“礼”，霸道重“法”；王道贵“义”，霸道贵“利”；王道出乎“天理”，霸道出乎“人欲”。总之，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王道是讲“公理”的，霸道是讲“强权”的。我们倘若不拘泥王道和霸道的具体历史内容，专就其所含抽象的意义，就其纯形式方面而言，当然可以这样讲法。我们尽不妨取其远景，把王道看作一种“公理政治”，霸道看作一种“强权政治”。在这种意义上，无论谁当然都是要贵王而贱霸的。

然而事实上中国历代帝王总都是“义利双行，王霸杂用”。即平常讲“有强权，无公理”的亦大有其人。他们总认为什么公理、王道之类，虽然很好，但只是一种美妙的理想，并不能兑现。强权，霸道，虽然说起来不好听，然而“论卑易行”，倒是切合实际的。其实这是一种浅见。就小处看，就短时间看，或许是“强权”得势，“霸道”横行。然而就大处看，就长时间看，综合各方而观其会通，得最后胜利的，究竟还是“王道”和“公理”。“王道”和“公理”，是“日计不足，岁计有余”的。只有从“王道”和“公理”上发生出来的力量，才是最有根基，颠扑不破的真实力量。一班持王道无用论者，总觉得仁义道德是空谈，不济什么事，而其所引为例证者，无非是宋襄公、徐偃王之类。其实这班亡国之君，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王道”。他们只是浮慕仁义道德之空名，取古人形似而依仿假借之，何尝有一点真精神？又怎么能发生真力量呢？“是集养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集养”是一种“真力积久”的功夫。必须时时刻刻，“造次”，“颠沛”，不离乎仁义，积累久了，自然“充实而有光辉”。所谓“盈科而后进”，“有本者如是”。这才能发生出力量，见“王道”之大用。倘若仅是“义袭而取”，从表面抄袭个仁义样子，而素日安身立命地方，满不是那么回事；好似一个穷人骤然借来一套素所未见的华美衣服穿在身上，自己照照镜子，也觉得局促不安。如此而欲克复暴力，发挥“王道”之大用，真所谓杯水车薪，操一豚蹄而祝“穰穰满家”，当然是没有效果的。孟子有言：“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获稗。”未熟的五谷还不如获稗有用处，然而它毕竟还是“种之美名”，我们亦求其“熟”而已矣。对于“王道”，应当作如是观。

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代，北洋军阀的武力本钱胜于革命军，然而被革命军打得如摧枯拉朽。那时候我正给学生讲《孟子》，这才真懂得所谓“委而去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仁者无敌”，“东征西怨”一类话，决非欺人之谈。从这次抗日战争中，我更觉得战争是整个国力的比赛，军事问题和整个政治问题息息相关。于是乎对于《荀子·议兵》篇的理论，特别叹服。因为他完全是从整个政治问题上谈兵，从整个国力上谈兵，处处从远大地方，从根本地方着眼。“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确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决不是开口唱高调。这些地方如果不能信得过，当然没什么“王道”可讲的。

我们不要把“王道”看得太简单，把“王者”都看成婆婆妈妈的。须知“王者”自有其“聪睿神武”，“天锡勇智”；时而天清地宁，时而风行雷厉，一旦发挥出“德威”来，实非“霸者”所能当。普通的错误，在乎把“王道”和“霸道”简单地平列地对立起来。“王道”合理而没有用，“霸道”有用而不合理。于是乎王霸交杂，而终归于“霸道”。当《慕尼黑协定》前后，外交界有所谓“原则论”和“现实论”的对立。前者既空洞无力，后者则抹杀一切正义，其结果演变成这一次世界大战。前些时我们宋外长曾提出战后计划，主张成立一种“现实性的集体安全机构”，既合理，又适用，把“原则论”和“现实论”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正可以说我们“王道”精神的巧妙运用。看那班横行霸道的国际强盗怎样在我们“王道”之前发抖吧！

1943年11月由《前锋报社》出版

1942年曾在《中央周刊》发表，分三期登完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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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袁行霈

《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梁满仓

三国史话

楔子

宦官

外戚

黄巾

历史和文学

后汉的地理

董卓的扰乱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赤壁之战的真相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替魏武帝辩诬

从曹操到司马懿

替魏延辩诬

姜维和钟会

附录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

司马懿如何人

司马氏之兴亡

晋代豪门斗富

袁曹成败

论魏武帝

曹嵩之死

诸葛亮南征考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孙策欲袭许

三国之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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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梁满仓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1884年2月27日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早年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任教，后来到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做编辑。1920年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2年在苏州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任教，1925年任沪江大学教授。1926年以后，长期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吕思勉回到家乡，到附近游击区中学任教，依靠稿酬艰难度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仍回到光华大学历史系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在该校历史系任一级教授，直至1957年逝世。

吕思勉先生著述甚丰，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经学、理学、小学、文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学术著作包括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五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史籍》和《文字学四种》。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史学论文、札记、讲稿、教材和历史读物，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

无论学养还是学识，无论学术地位还是学术贡献，吕思勉先生都绝对称得上大家。相对上述学术著作，吕先生的这本通俗著作《三国史话》，则是一本篇幅不大的“小书”，放到“大家小书”丛书中甚是贴切。

然而，我们不能因其“小”而忽视其所蕴涵的价值。这部平易近人、雅俗共赏、娓娓道来的历史通俗读物，一样显示着知识渊博、分析中肯、真知灼见、求真求实的大家风范。

《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首先体现在作者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作者为什么不选择两汉或唐宋作为史话题材，而偏偏选中了三国呢？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用意。在《楔子》中作者指出：“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三国演义》在百姓中影响非常大，许多人是通过这部书熟悉三国历史的，但《三国演义》所传播的历史知识有不少不符合历史真实，从这段历史入手，可以使传播准确的历史知识收到最理想的效果，这既是吕先生作《三国史话》的初衷，也反映了吕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强烈的责任意识。

《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还表现在一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观点。其中最精彩的要数对曹操和诸葛亮的评价。书中有一篇《替魏武帝辩诬》，篇中最后说：“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生忘死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围绕替曹操翻案问题的大讨论，并由此引起了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而《三国史话》出版于1943年，早于那场大讨论十多年。文中曹操是英雄的评价，至今仍是学界的主流认识。对诸葛亮的评价也是如此，其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精神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佩。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有人出于吸引公众眼球的目的，企图把诸葛亮说成历史罪人，但始终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求真求实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也是历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真谛。吕先生在《历史和文学》一篇中指出：“古人的环境我们固然不能全知道，也不会全不知道。因而古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决不能全了解，也不至于全不了解。所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满足感情固然是一种快乐，了解事实的真相，以满足求知的欲望，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分析历史问题谨守可能的范围，做出结论要谨慎，宁肯所说话少而真，也不为满足主观情感需要而长篇演义和假设。这不也体现着史学大家的风范吗？

《三国史话》是一部通俗历史读物，然而通俗中却包含着渊博的知识。例如《宦官》一篇，作者首先从解释“宦”字入手，根据先秦典籍《礼记》的记载，指出“宦”字开始并非指被阉割之人，而是与学有关。“宦”字的古义，是“学”和“仕”，而“学”和“仕”本身就是一回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后来出现了在办事机构中或无所事事，或只为长官办私事的现象，等于是养闲人，于是“宦”便有了“养”的意思。皇帝所养的办事之人，便是宦官。在东汉光武帝之前，宦官不一定都是阉割过的人；只是到光武帝之后，宦官才悉用阉人。这个论述过程，不仅需要广博的史料运用，还需要运用训诂学手段。研究古书中词义被称为训诂学，其特点往往与艰深枯燥连在一起。而吕先生却把文字训诂运用得生动活泼，使人读起来既长知识，又兴趣盎然，非史学大家很难达到这个高度。

小中见大，通俗中见高雅，《三国史话》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当今社会，有的人以庸俗媚俗为美，蔑视嘲笑高雅；有的自封“大师”，把高雅庸俗化，这都反映出对真正高雅的浅陋与无知。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大家，但应该形成人人都以大家为榜样，向大家方向努力的风气，只有这样，我们文化发展的前景才是光明的。

2011年12月1日

三国史话

楔子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三国演义》（清顺治满文本）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三国志通俗演义》(古刻本)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它、考证它、解释它。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他；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真正硬摹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予教正。

宦官

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十常侍乱政图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然则后汉的祸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历来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阉割的人。近代的俗语，亦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在后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利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作了一篇传，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光武中兴之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官就并非阉人了。所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然而他这句话，实在是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

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做《礼记》。《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

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

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做《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辞，书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中国西藏地区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礼记》上还有一篇，唤做《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他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然则古人没有应用的知识技能么?不然。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现在所传的几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

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再鲁莽些，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子路只是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视高深学理一般。这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汉时皇室的藏书，由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成一部书目，谓之《七略》。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大部分就是抄录他的。他对于每一类的书，都有推论这种学问从何发源及其得失的话。其论先秦诸子之学，都以为是出于一种官署，就是为此。然则宦就是在机关中学习做公务员。公务员中，自然有出类拔萃，有学术思想的，就根据经验，渐渐地成立一种学术了。

话越说越远了，这和后世所谓太监者何干呢?不错，听我道来。刚才所说的，只是宦的正格。譬如现在机关中正式办理公务的公务员。现在机关中不有名为公务员，而实在无事可办；或者只是替长官办理私事的么?在古代亦何尝不是如此。所以秦始皇少年时，有一个人唤做嫪毐(ｌàｏ’ǎi)的，和他的母亲奸通了，嫪毐自然阔起来了，于是“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这句话，见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里。这所谓宦，哪里是在什么机关里学习什么公务?不过在他家里做他的门客罢了，所以要称为舍人。嫪毐的舍人固然极一时之盛，然而古代的贵族，绝不止嫪毐一个人有舍人。这种在贵族家里做舍人的，都谓之为宦。所以“宦”字又有一个训释是“养”。“养”字可从两方面解释。他们是他们主人的食客，是他们的主人养活他的，所以谓之养。亦可以说：他们是以奉养他们的主人为职务的，所以谓之养。

此等门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这便是所谓宦官。中常侍即宦官之一。在前汉时，并不一定都用阉割过的人，到后汉光武帝之后，才专用此等人。所以《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要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了。

然则阉割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这里，又有一件有趣味而且又有些意义的事情。诸位知道刑字是怎样讲的呢?在下发这个问，逆料诸位一定会说：刑字不过是惩罚的意思，所以把人拘禁起来，剥夺其自由，也是刑的一种。然而古代的刑字，却不是这样讲的。在古代，必须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使之成为不能恢复的创伤，然后可以谓之刑。

“十三经”里，有一部书，唤做《周礼》。《周礼》全是记古代所设的官及各官的职守的。其体例，极似明清时的《会典》。须知《会典》原是依据《周礼》的体例编成的。不但《会典》的体例是摹仿《周礼》，就是隋唐以后的官制，其大纲也是摹仿《周礼》制定的。《周礼》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后世就摹仿之而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周礼》的地官司徒，就是后世的户部，是管理人民的。治理地方的官，都属司徒管辖。他们都可以治理狱讼。狱便是现在所谓刑事，讼便是现在所谓民事。然而他们所用的惩罚，只能到拘禁和罚做苦工为止。如要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那是要移交司寇办理的，司寇便是后世的刑部，其长官称为司寇，寇是外来的敌人。听讼之官谓之士，其长官谓之士师，师字的意义是长，士师就是士的长，士则本是战士的意思。然则古代用兵器伤害人的肉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其根本，实在是从战争来的，不是施之俘虏，就是施之内奸。后来社会的矛盾渐渐深刻了，才有以此等惩罚施之于本族，用之于平时的。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机关里，还是不能用。这一因其为习惯之所无，一亦因此等施刑的器具及其技术，本非治理本族的机关里所有，所以非把他移交到别一种机关里不可。把现在的事情比附起来，就是从司法机关移交军法审判了。

古代有所谓五刑，都是伤害人的肉体的，便是墨、劓(ｙì)、剕(fèi)、宫、大辟。墨是在脸上刺字；劓是割去鼻子；剕亦作膑，是截去足指；宫，男子是阉割，女子是把她关闭起来；大辟是杀头，这是伤害人的生命的，和墨、劓、剕、宫又有不同，所以又称为大刑。五刑对于男子，都是伤害身体的，独宫刑对于女子不然，不过是拘禁。这亦可见伤害肉体之刑，原起于军事，因为在军事中，女子倘或做人俘虏，战胜的人还要用来满足性欲，所以不肯施以阉割，于是自古相传阉割之刑，只对于男子有之。到后来，要将此刑施于女子，就只得代以不伤肉体的拘禁了。

伤害身体的刑罚，最初只施诸异族，或者内奸。所以较古的法子，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这话亦见在《礼记·王制》上。因为俘虏原来是敌人，内奸是投降异族的，也和敌人一样，怕他们报仇之故。到后来伤害身体的刑罚，渐渐地施诸本族了，于是受过刑罚的人，其性质的可怕，就不如前此之甚，因此，就要使他们做些事情。《周礼》这一部书，从前有人说它是周公所做的，这是胡说。这部书所采取的，大概是东周以后的制度，时代较晚，所以受过各种刑罚的人，都有事情可做。而其中受过宫刑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守内”。因为古代的贵族，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所以在内室里要用阉割过的人。

到后来，就有一种极下贱的人，虽未受过宫刑，而希望到贵族的内室里去服役，就自行阉割，以为进身之阶了。宫刑，当隋文帝时业已废除。自此以后，做内监的人，都是自行阉割的。汉时虽还有宫刑，然据《后汉书·宦者列传序》里说，当时的宦者，亦以自行阉割进身的为多。后汉时的宦官，即专用此种人。自此以后，宦官二字，遂成为此种人的专称，失其本义了。

皇帝为什么会相信宦官呢?在历史上，有少数是因其性多疑忌，以为朝臣都要结党营私；只有宦官，是关闭在宫里，少和外人交接，结党要难些；而且宦官是没有家室的，营私之念也要淡些；所以相信他的。

然而这只是极少数。须知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这也并不是历代的皇帝生来就昏愚。因为人的知识，总是从受教育得来的。这所谓教育，并非指狭义的学校中的教育，乃是指一切环境足以使我们受其影响的。如此说来，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所以皇帝若是一个上知，也仅能成为中人；如其本系中人，就不免成为下驷了。

皇帝是一个最大的纨袴子弟，要知道皇帝的性质，只要就纨袴子弟加以观察，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了。纨袴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而专喜和奴仆攀谈，且专听奴仆的话么?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份，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们。历代皇帝的喜欢宦官，其原因亦不过如此。但是有等人，因其所处地位的重要，其所做的事，往往会闯出大乱子来。譬如在前清末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和，这种情况若在民间，也闯不出多大的乱子。母子不和之事，我们在社会上亦是时时看到的。然在皇室之中，就因此而酿成“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种种关系大局之事了。历代皇帝喜欢宦官，所以酿成大患，其原理亦不外此。

外戚

宦官是后汉的乱源，这是个个人都知道的了，却不知道后汉还有一个乱源，那便是所谓外戚。什么叫做外戚呢?外戚便是皇帝的亲戚，俗话谓之国戚。其实这是不通的。皇帝是皇帝，国家是国家，如何好并做一谈呢?但是君主专制时代的人，对于这个区别是不甚清楚的。所以皇帝的舅舅，就唤做国舅。

读者诸君，不还记得《三国演义》上，有“何国舅谋诛宦竖”一回么?何国舅便是何进。他是后汉少帝的舅舅，少帝名辩，是灵帝的儿子，正宫皇后何氏所生。灵帝不喜欢他，而喜欢后宫美人王氏所生的儿子，名唤协。不立正宫皇后的儿子做太子，却立后宫美人的儿子，在君主时代唤做“废嫡立庶”，是违反习惯的，不免引起朝臣的谏阻，招致全国的批评，所以灵帝迟迟未能举行。后来却一病死了。

据历史上说：灵帝是把后事嘱托宦者蹇硕，叫他拥立协做皇帝的。当灵帝死的前一年，曾设立八个校尉。校尉是汉朝直接带兵最高的官，就像现在的师长一般。凡校尉手下，都是有兵的。再高于校尉的将军，却像现在的军长一般，手下不一定有兵了。当时设立八校尉，其中第一个便是蹇硕。其余七个校尉，袁绍、曹操，还有后来属于袁绍、乌巢劫粮时为曹操所杀的淳于琼，都在其中。历史上说其余七校尉，都统于蹇硕。大约蹇硕是八校尉中的首席。以一校尉而兼统七校尉，其实权就像将军一般，不过没有将军的名目罢了。大概因为他是宦官，不好加他以将军的称号罢。然而其实权的不小，却可想见了。当时到底是灵帝因为他有兵权，把废嫡立庶的事嘱托他?还是他因兵权在手，生出野心，想要废嫡立庶，诈称有灵帝遗命?我们现在也无从断定。

须知历史上这类不知真相、难以断定的事实，正多着呢。灵帝未曾废嫡立庶，灵帝死后，一个宦官却出来干这件事，无论其立心如何，在法律上总是毫无根据的，非靠实力不能解决。蹇硕虽是八校尉的首席，其余七校尉未必肯听他的命令。而且八校尉只是新设的兵，在京城里还有旧有的兵呢。旧有的兵属谁?那何进在名义上是大将军，一切兵都该听他的调遣的。汉朝离封建时代近，大家都有尊重贵族之心。国舅是贵族，容易得人拥护。宦者却是刑余贱人，大家瞧不起的，无人肯听他的命令。所以蹇硕在当时，要废辩而立协，名义上既觉得不顺，实力上，倘使为堂堂正正的争斗，亦决不能与何进敌，只有运用手段，把何进骗进宫里去杀掉之一法。在宫外是大将军的势力大，在宫内却是宦官的势力大，宫禁是皇帝所在，攻皇宫就有造反的嫌疑，这件事无人敢轻易做。蹇硕在当时，倘使真能把何进骗进宫杀掉，他的希望，倒也或许可以达到，至少是暂时可以达到的。苦于何进也知道他的阴谋，不肯进宫，蹇硕无法，只得听凭辩即皇帝位。此即所谓少帝。蹇硕既未能废立，就不过是一个宦者，他手下的兵，是既不足以作乱，也不能拥以自固的，就给何进拿下监，治以死罪。

当后汉时，宦官作威作福，天下的人民恨极了。当时的士大夫也都痛恨他。这时候，要诛戮宦官的空气，自然极其浓厚。何进便想把专权得宠的宦官，一概除尽。然而宦官和太后是接近的，天天向太后诉苦。女人家的耳根是软的。听了他们的话，就不肯听从何进的主张。何进无法，乃想调外边的兵进京来威吓太后。这样一来，宦官知道事机危急，乃诈传太后的诏旨，叫何进入宫。何进想不到这时候的宫内还会有变故，轻率进去，竟给宦官杀掉。宦官此等举动，不知道是以为无人敢犯皇宫呢?还是急不暇择，并未考虑?总之，在此种情势之下，还要希望人家不敢侵犯皇宫，就没有这回事了。这时候，袁绍的堂兄弟袁术，正受何进之命，选了两百个兵，要去代宦官守卫宫禁。听得这个消息，就去火烧宫门，攻击宦官，宦官如何能抵敌?只得挟持少帝，逃到黄河边上的小平津。有的为追兵所杀，有的自己投河而死在京城里。那袁绍此时，正做司隶校尉，是京城里管缉捕督察的官，把他(们)尽数搜杀。

宦官到此，算(被)一网打尽，然而西凉将董卓，亦因应何进之召，适于此时入京。西凉的兵是强的。董卓又是个粗暴的人，敢于妄作妄为。进京之后，便专擅朝权。把少帝废掉，而立协为皇帝，这个就是汉献帝。于是袁绍逃到东方。东方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就把洛阳烧毁掉，逃到西京长安。东方起兵的人，并无意于讨伐董卓，各自占据地盘，互相争夺，天下就从此分裂了。

追源祸始，宦官固然不好，外戚也不是好东西。因为外戚不好，后汉的皇帝总和宦官合谋诛戮他，宦官因此才得专权，而和外戚亦遂成为不两立之势。积聚了许多次的冲突，最后一次，到底撞出很大的乱子来，其事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外戚也不能不算是后汉的一个乱源。然则外戚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现在，亲戚二字是指异姓而言，古代却不然。戚字只是亲字的意思。凡是和我们有血统上的关系的，都谓之戚。我们的血统是有父母两方面的。父亲的父母和母亲的父母，父亲的兄弟姊妹和母亲的兄弟姊妹，和我们的关系，正是一样，夫妻之间，妻对于夫之父母，和夫对于妻之父母，其关系也是一样的。但是从父系家庭成立以来，父亲一方面的亲属和我们是一家人，母亲一方面的亲属却是两家人。夫妻之间，妻是住在夫的家庭之内的，夫的家就是妻的家，妻的家却不是夫的家。凡在家庭团体以外的人，古人都于其称谓之上，加一个外字，以示区别。所以母亲的家庭，称为外家。母亲的父母亲，称为外祖父母。妻称夫的父母为舅姑，夫却称妻之父母为外舅外姑。外戚二字，正是一个意义，就是指不是一家的亲属。单用一个戚字，或用亲戚两字，则是指一个家族以内的亲属的。

古人对于血统有关系的人，亲情特别厚，后世的人却淡薄了。世人都说：这是古代的人情厚，后世的人情薄。其实不然。亲密的感情，是从共同生活而来的。所谓生活的共同，并不限于财产相共。凡一切事实上的关系都是。如几个人共同经营一件事业，共同研究一种学问，都是和生活有关系。所以现在同事或同学之间，感情会特别亲厚。人类的团体，其范围是愈扩愈大的。所以愈扩愈大，则其根源是经济上的分工合作。譬如现在，上海木匠所用的材料，或者是江西、湖南等省贩来的，或者是外国贩来的。如此，上海的木材行，就不能不和江西、湖南等省的人有关系，甚而至于不能不和外国人有关系。各省或各国的人都可以做起同事来。既利害相同，又时时互相接触，彼此之间，自然容易互相了解，而其感情自然也易于浓厚了。这是举一事为例，其余一切都是如此的。古人则不然。其时交通不便，这一个部族和那一个部族，往往不相往来。事实上有关系和互相接触的，都限于部族以内。亲厚的感情，自然也限于部族以内了。古代同部族之中，大抵是血缘有关系的人。后人不知道其感情的亲厚，由于当时人的生活局促于部族之内，误以为血缘有关系的人，其感情自然会特别亲厚。遂以为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另有一种天性存在，这真是倒果为因。假如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天性存在。那么，把小孩从小送入育婴堂里，为什么长大后，不会自然认得其父母呢?所以现在伦理上所谓天性，无不是事实所造成，根本没有一件是生来就有的性质。读者诸君一定要驳我，说别种性质都可以说是事实造成的，母爱怕不能这么说罢?不然，最初的人类如何能绵延到如今呢?当时是没有所谓社会习染的，最初的母亲，如何会自动抚育其子女呢?要问这句话，只要请你就动物试验试验。假如你家里有雌猫，当它生小猫的时候，你试把它自己所生的取掉，换几只别一只猫所生的小猫给它，它一样会把乳给它吃的。可见母猫的哺乳小猫，只是满足它自己的哺乳欲，哺乳欲是并不限于自己所生的幼儿的。人类远古的母亲怕也是如此。以当时人类能力的薄弱，倘使个个母亲都只肯抚育自己所生的子女，那怕人类真不会绵延至于今日了。然而人类这一类倒果为因的误解，是非常之多的。既误以为血缘相近的人，其间有一种特别的天性，就以为血缘相亲近的人，在伦理上应当特别亲厚，于是有国有家的人，也就要特别任用自己的亲戚了。

亲戚分为两种：一种是父系时代自己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宗室。一种是母亲家里或者妻子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外戚。

伦理上的训条只是一句空话。到实际上的利害和伦理上的训条相冲突的时候，普通人是不会遵守训条、不顾利害的。所以古人误以为宗室外戚和自己特别亲厚，而把他们封了许多国，到后来，其冲突就起于宗室和外戚之间。因为并吞人家的国，利益就大，也就顾不得什么一家不一家，亲戚不亲戚。试看东周列国，互相吞并，其间哪一国不有同姓或者婚姻的关系呢?然而直到汉朝，人心还没有觉悟。汉高祖得了天下，就把子弟及同姓分封了许多在外边，而朝内之事，则专一付托吕后。诸位读过《两汉演义》么?韩信、彭越是何等样利害的人?为什么都会给吕后杀掉?这不是汉高祖自己在外面跑，把京城里一切政治都交付给吕后，才会这样么?倘使吕后亦像别一朝太平时代的皇后，专门坐在宫里，不管外事，能够忽然跳起来杀掉这两个人么?可知后来吕后的临朝称制，事非偶然了。

一种不适宜的制度，人类是非经过长久的经验，不会觉悟的。把宗室封建于外，后来要互相攻击，甚而至于对天朝造反，这是从封建时代就积有很长久的经验的。所以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已不肯再封建子弟。汉高祖虽不行其法，到景帝时吴楚七国造反之后，也就觉悟其制度之不可行，把所封的王国，地方都削小,政权也都夺去了。至于外戚秉政，足以贻祸，则其经验较浅。因为古代等级森严，诸侯是要和诸侯结婚的，和自己国内的大夫结婚，是个例外。所以古代国内，甚少外戚，自然不会撞出多少祸事来。所以在汉代，前汉为外戚王氏所篡，后汉还是任用外戚。所用的外戚,没一个有好结果，然而一个外戚去，一个外戚又来。正和辛亥革命以前，一个皇帝被打倒，又立一个皇帝一样。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我们现在，天天骂着奸商，却没有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样。

黄巾

后汉的乱源，还有一个“黄巾贼”。“黄巾贼”的事迹，料来诸位都知道的了，用不着在下来谈。在下却想借这机会和诸位谈一谈道教。

大家不都知道，在江西的龙虎山上，有一个张天师么?这天师的称号，从何而来?据《魏书·释老志》说，是这样的：当魏世祖时，有道士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后来太上老君下凡，授以天师之位，据太上老君说：自从天师张陵去世，地上久已无修善之人。因为寇谦之为人好，修道诚，所以特将此位授给他的。然则张陵是第一位天师了。张陵是谁?便是三国时代割据汉中的张鲁的祖父。

据《三国志》说，张陵是在四川的鹄鸣山中学道的。要学他的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时人称为“米贼”。张陵的道，传给他的儿子张衡，张衡又传给他的儿子张鲁，然而《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元年(184)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注引刘艾说：张修替人治病，病好的给他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三国志·张鲁传》注引魏文帝所作的《典略》也说：灵帝时妖贼大起。在现在陕西省城一带，就是汉朝人所称为三辅的地方，有骆曜。在东方有张角。在汉中有张修。张修之道，称为五斗米道。并没有说起什么张陵和张衡。(张修和张鲁都是益州牧刘焉手下的军官，刘焉差他俩去夺取汉中的。既得汉中之后，张鲁又将张修杀却，而并其众。)《典略》说五斗米道，本起于张修，张鲁在汉中，因百姓相信张修的道，把他增加修饰的。

倘使张鲁之道，真系受之于其父祖，则三代相传，历时不为不久，为什么魏文帝和他是同时代人，绝不提及其父祖?而且张鲁是江苏丰县人。魏文帝说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大略相同，张角是巨鹿人，巨鹿是现在河北的宁晋县（今平乡县——编者注）；还有被孙策杀掉的于吉，是琅玡人，琅玡是现在山东的诸城县（今诸城市——编者注）；其地亦都在东方，为什么五斗米道独出于四川?江苏人跑到四川去传道，固然不是没有的事，为什么其道在四川又并无影响呢?《三国志》和《后汉书》的《刘焉传》都说张鲁的母亲是懂得鬼道的，因此在刘焉家中进出，亦不说她的鬼道和她的丈夫张衡、公公张陵有何关系。

然则张陵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殊不可知。似乎张鲁既据汉中之后，因人民信奉五斗米道，不能不行，而又不愿意承认此道出于其仇敌张修；五斗米道既为人民所尊奉，把来装在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身上，至少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光荣的；而且三代相传，则根柢深厚，又可以引起人民信仰之心；于是妄言其道出于父祖。然则张陵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殊不可知，而后世自称为他子孙的人，居然代代以天师自居；历代的政府，也居然多加以天师、真人等封号。倘使张陵有知，怕也要觉得出于意外罢?

替人治病，使人思过，给他符水吃，这是张修和张角相同的。就是于吉，也用符水替人治病的。然而他们的行径，也有大不相同的地方。

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他分遣弟子八人，传道于四方。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说，相信他的人，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都有。后汉时这八州，要包括现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八省。他的信徒有几十万人。他把他们部署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一朝事泄，他一个命令传出去，这些信徒就同时并起了。他又谣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句话，《三国演义》上有，《后汉书》上也是有的。诸位读了，一定要觉得奇怪，怎么天会得死呢?也不过以为草寇的说话，是不通的，不求甚解，一笑便置之罢了。其实不然。摇惑人为的话，也是要人家懂得的。倘使没有人懂，还造作它做什么?就使造的人不通，这话又何能风行呢?

须知古人的见解，和今人不同。今人说天子，只是一句空话。古人说天子，则真当他是天的儿子的。这种思想起源很早。到汉朝时候，其迷信还未尽破除。诸位大概都知道汉高祖斩蛇起义这句话。这件事《史记》《汉书》上是这样说的：汉高祖夜行，前有白蛇当道，汉高祖拔剑斩之，高祖走过之后，又有人走过这地方，见有老妪夜哭。问她为什么事情。她说：我的儿子被人家杀了。过路的人问她：你的儿子是什么人?给什么人杀掉?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现在给赤帝的儿子杀掉了。过路的人听她这话奇怪，觉得她不老实，正要给些苦头她吃，她却忽然不见了。这话自然是假造的。然而为什么要造这段话?就可见得当时的人有此思想，造出来足以摇惑人心了。什么叫做赤帝、白帝呢?这正和张角所说的苍天、黄天，是一个道理。把天和地当做整个的，天上只有一个总的天神，地下也只有一个总的地神，这是业经进化后的宗教思想，古人却不是这样。

古人所祭的地，只是自己所居住、所耕种的一片土地。这便是现在的社祭。所祭的天，也只是代表一种生物的功用。农作物是靠着四时气候的变化，才能够生长成熟的。古人看了这种变化，以为都有一个天神在暗中主持着，所以有青、赤、白、黑四个天帝，青帝主春生，赤帝主夏长，白帝主秋收，黑帝主冬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要靠土地的，所以又有一个黄帝，以主土地的随时变化。古人又很早就有五行的思想，把物质分成五类，那便是水、火、木、金、土。把五行来配五方和四时，则木在东方，属春；火在南方，属夏；金在西方，属秋；水在北方，属冬。这大约因春天草木生长；夏天炎热，火的性质也热；秋天草木都死了，其性质为肃杀，而金属是做兵器的；冬天寒冷，水亦是寒冷的，所以如此配合。至于土，则古人每以自己住居的地方为中心，自然只好位置之于中央。其次序，自然在木火和金水之间了。

古人认为天上的五帝，是应该依着次序来管理人间之事的。为天下之主的，必须是天帝的儿子。所以朝代的更换，便是这一个天帝的子孙，让位给那一个天帝的子孙。这就是所谓“五德终始”。所以我们看古史，往往说某一个帝王是以某德王，如以木德王、以火德王之类。五德终始又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依相克的次序，木德之后该金德，金德之后该火德，火德之后该水德，水德之后该土德，土德之后又该木德的。一种是依相生的次序，木德之后该火德，火德之后该土德，土德之后该金德，金德之后该水德，水德之后又该木德的。在秦朝和西汉的前半期，是依着相克的次序。所以秦朝以周朝为火德，自己为水德，汉朝又自以为土德。到西汉的末年，却改用相生之说了，于是以周朝为木德，自己为火德，而把秦朝去掉不算。后来魏文帝代汉，又自以为是土德。

张角说什么苍天、黄天，自然也是想做皇帝的，不过依相克的次序，应该说黑天已死，黄天当立；依相生的次序，应该说赤天已死，黄天当立；总不该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不知道是张角另有说法呢，还是做历史的人弄错了一个字?不过他说到这一类的话，其有取汉朝而代之之心总是显而易见的了。所以我说：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

至于张修，则其规模大不相同。据《三国志》和注引魏文帝《典略》说：他隔了若干里，就设立一个义舍，以便行人歇宿。又把米和肉置于其中谓之义米肉。过路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量吃饱。但是不能多取的，多取的鬼会罚他。他又禁酒。春夏则禁杀生。有小罪的人罚他修路一百步。如此，人民的经济，颇可因之而宽余。

张鲁据汉中，亦有二十余年，始终未曾出兵争夺别的地方。后来曹操去伐他，他的意思还不愿抗拒。可见其宗旨只要保守一地方，与民相安。

于吉又和张修、张鲁不同。张鲁虽无意于争夺天下，扩充地盘，毕竟还带过兵，打过仗。张修并还造过反。至于于吉，则大约是个文人，所以《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他在现在的苏州，设立精舍，这精舍乃是汉人读书讲学之处。他的被杀，《江表传》和注所引的《搜神记》，说法亦有不同。《江表传》说：孙策在城楼上聚会诸将宾客，于吉从楼下走过，诸将宾客有三分之二都下楼迎拜他。孙策大怒，说他摇惑众心，使自己手下之人失掉君臣之礼，就把他捉起来。信奉于吉的人，都使家中的妇女去见孙策的母亲，替他求情。诸将又联名请求孙策，要替他保全他性命。孙策不听，竟把他杀了。《搜神记》说：孙策要乘虚袭击许昌，带着于吉同行，时适大旱，舟行困难。孙策一清早就自出督促。将吏却多在于吉处，不能依时聚集。孙策大怒，说他败坏部伍，就把他绑在地上晒，叫他求雨，说午时以前得雨就赦他。果然大雨倾盆，大家以为孙策要赦他了，孙策却竟把他杀掉。这两说谁真谁假，连写《三国志注》的裴松之，也不能决断。依我看来，都未必确实。因为《江表传》说：诸将替他求情时，孙策说，你们不要信他。从前有个交州刺史(交州是现在的越南地方，在唐以前，也是中国的郡县)张津，就是相信这般邪道的，后来到底为外夷所杀。据裴松之说：张津确是死在于吉之后的，就可见得《江表传》的不确。至于《搜神记》说孙策要袭击许都，依我看来，根本没这一回事。这话另有一段考据，只好将来再谈。现在假定我的说法是正确的，《搜神记》的话也是靠不住的了。但《江表传》和《搜神记》，毕竟是离于吉年代不远的人所作。他们想象中，以为于吉是怎样一个人，毕竟不会错的，据他们的想象，则于吉是一个术士，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江湖医生。他至多只能以幕友的资格随军，决不能带兵打仗的。看孙策手下的诸将宾客如此信奉他，可见他专和阔人来往。和张角、张修、张鲁等，专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的，又有不同。

须知宗教是有这三种：一种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而想煽动了他们，以图大事的，如近代洪秀全所创的上帝教便是。一种亦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确有些劝人为善的意思的。如波斯的摩尼教，在唐朝时候曾经输入中国。后来被唐武宗禁止了，然而到宋朝时候，人民仍有信奉它的。其教徒都不吃肉，而且还要互相救济，所以多有致富的，能维持一部分人的信仰。还有一种，则是专和上、中流社会中人交接的。如在距今十余年以前，风行一时的同善社就是。这三件年代比较近的事，恰好和汉末的张角、张鲁、于吉做一个比喻。

这种宗教，因其教理大都浅陋；而且既是宗教，总不免有些迷信的地方。迷信这件事，是在本团体以内便被视为神圣，在本团体以外就会被视为邪道的。再加张角一类人，借此煽动人民以图大事，就更被一般人所痛恶，要目为邪教；而政府也要加以禁止了。然第三种不过可鄙，并不会有什么大害。第二种可以说是有些益处的，只有第一种危险些。然而第一种的危险，实由于社会的不安，和宗教的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后汉书·杨震传》说：他的孙儿杨赐，在灵帝时位居司徒，曾上疏说张角所煽惑的全是流民。这件事，但惩治张角，是无用的。要令各地方的官吏把流民都送还本乡。然后把太平道的头目惩治几个，其事就不劳而定了。可见得张角的能够发动人民，全由于社会的不安。宗教的本身并无多大力量。

还有，后世所谓道教，其根源，分明是出于张角、张修、张鲁、于吉一班人的，和老子毫无相干，他们却都奉老子为始祖。因为老子这一派学问，古代称为道家，他们的教就称为道教；而且竟有称佛道为释老的，如《魏书》的《释老志》便是，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我说：这是因黄帝而牵及老子的。据《后汉书》说，张角所奉的道，称为黄老道，而《典略》说张修在汉中，并不置官吏，但令教中的祭酒治理百姓，祭酒要将老子的五千言教人学习。老子的五千言和张修之道有何关系，而要使人学习呢?原来秦汉时的方士，就是教秦始皇、汉武帝派人到海外去寻神仙、炼合丹药服之以求不死的，都依附于黄帝。黄帝是没有书的，老子却有五千言。黄老在秦汉时代是并称的。张角、张修、张鲁、于吉等的道术，本来和方士有相当的关系，就因黄帝而牵及老子，把老子的书来使人诵习了。反正是当他咒语念，管什么意义合不合，念的人懂不懂呢?而老子，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被人牵去，作为他们教中的始祖了。倘使老子地下有知，怕更要莫名其妙罢?

历史和文学

讲《三国志》，大家所最喜欢听的是战事。我现在说了许多话，一点战事也没有提到，读者诸君一定要不耐烦了。且慢!战事是可以讲的，《三国演义》式的战事，却不能讲，因为这根本是文学，不是历史。文学固然有文学的趣味，历史也有历史的趣味。

充满了离奇变幻的情节，使人听了拍案惊奇，这是文学的趣味，但意义实在是浅薄的。因为文学是刺激感情的东西。要求感情满足，其势不能使人多用心。所以演义一类的书，所说的军谋和外交手段等，看似离奇变幻，神出鬼没，要是我们真肯用心，凭着事理想一想，就知道他所说的话，都极幼稚，只好骗小孩子罢了。

讲历史却不然。历史上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其中如军谋和外交问题等，关系何等重大!应付这些问题的人，各方面都要顾到。而他们当日的环境，就是他们四面八方的情形，十分里倒有八九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那么，他们当日应付的手段，我们如何会了解?更何从批评其得失呢?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只是旁观者不负责任之辞，并不是真理。因为当局者的环境，旁观者总不能尽知。假如一个人对付一个问题要顾到三方面，而旁观者只知道两方面，那从旁观者看起来，这个问题自然要好对付得多。在当局者，还要多顾全一方面，旁观者所主张的办法，他就决不能采用。在旁观者看来，他的手段就很不高明，而要说他是一个迷者了。其实何尝是如此呢?读史的所以难，解释古事、批评古人的所以不可轻易，其原因就在乎此。

然则史事根本无从说起了，还会有什么趣味呢?不，听我道来。古人的环境我们固然不能全知道，也不会全不知道。因而古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决不能全了解，也不至于全不了解。所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满足感情固然是一种快乐，了解事实的真相，以满足求知的欲望，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所以有史学天才的人，听了我的话，固然不会比听《三国演义》乏味。就是通常人听了我的话，也不一定会觉得乏味的。因为历史上有许多问题，原是普通的问题，人人能够了解的，学问的能够通俗化，其原因就在于此。

后汉的地理

现在要说三国时的战事了，却还要请诸位耐烦一些，听一听东汉时地理的情形。东汉的行政区划是分为十三个州，十二个州各有一个刺史，又有一个州，则是属于司隶校尉的。把现在的地方说起来，则

幽州包括河北省的北部和热河(旧省名，今辽宁省西部，河北省东北部——编者注)、辽宁两省，还包括朝鲜半岛的北部。因为朝鲜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冀州：河北省的南部。

并州：山西省的大部分、陕西省的北部和察哈尔(旧省名，并入今河北、山西——编者注)、绥远(旧省名，并入今内蒙古自治区——编者注)两省的一部分。

凉州：大略是现在的甘肃和宁夏两省。

青州：山东省的东北部。

兖州：山东省的西部和河南省的东北部。

豫州：河南省的东南部和安徽的江北。

徐州：山东的东南部和江苏的江北。

扬州：江苏、安徽的江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

荆州：河南的西南部和湖南、湖北两省。

益州：陕西省的南部和四川、云南两省。

交州：广东、广西两省，还包括现在的越南。因为越南在汉时，也是中国的郡县。

司隶校尉：河南省的西北部、山西省的西南部、陕西省的中部。

汉朝的行政区划，下级的是县。这和后世的情形是一样的，是官治的最下级。自此以下，就只有自治的机关，而没有官治的机关了。上级的是郡。郡的幅员，在中原繁盛之地，和前清时代的府差不多。县的长官，户口多的称为令，少的称为长；郡的长官，称为太守；都是地方行政官。郡以上更大的区域称为州。每州有一个刺史，却是监察官而不是行政官了，所以他监察人家的失职与否，而自己并不办事。而且所监察的专注重于太守，县以下的事情，即非其所问。

原来秦汉时代的县，就是古代的一个国。诸位总还有读过《孟子》的。《孟子》的《万章下篇》说古代国家的大小，不是说“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么?《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每一县的地方，大概是方一百里。我们读《左传》等书屡见当时的大国灭小国而以为县，而秦汉时的县名，和古代的国名相同的很多，就可见古代之国被灭之后，在大国中仍成为一个政治单位。春秋、战国之世，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如《孟子·告子下篇》所说，“今鲁方百里者五”便是。大国则方千里，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便是。这其大小，就是《万章篇》所说的天子之国了。所以孟子说梁惠王，说齐宣王，都希望他们行王政而王天下，因为他们实在有这个凭借。

在春秋以前，大国或次等国灭掉了别一国，大概都把它作为自己国里的一县，直隶于中央政府，其上更无任何等级。战国时的大国，才有在边地置郡的，内地还没有什么郡。郡的兵力比县要充足些。所以战国时，秦王派甘茂去攻韩国的宜阳县，甘茂说：宜阳虽名为县，其实是郡，是不容易攻的。内地用不到很厚的兵力，所以各国都不设郡。到秦始皇灭六国，六国的人民都非心服，到处都有用兵力镇压的必要，所以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而郡就成为普遍的制度了。所以郡的设立，根本就是为镇压起见，并不是为治理地方起见。

但是既不放心各地方的人民，怕其要反叛，县的兵力不足镇压，而要设置了许多郡守，又怕郡守的权力太大了，于己不利，于是每郡又派一个御史去监视着他。到汉朝，皇帝不再派御史，而由丞相分派若干个史，出去监察各郡，这个史便称为刺史。刺史本非行政官，一个刺史监察几个郡，只是办事上一个分划的手续，并不是什么行政区划，所以其初并没有州的名目而称之为部。这部字，便是现在部分两个字的意思。到后来才改称为州，但是名目虽改，其实权还是一样。直到后汉灵帝时候，改刺史为州牧，其实权才有变更的。改刺史为州牧，前汉时就有此举，但是不久又改回来了。

当时主张改刺史为牧的人，议论是这样的，他们说：刺史的责任在监察太守，可是他们的官位比太守小，他们的资格也比太守浅。政治上的秩序，是要使大官去治小官，不该使小官去治大官的。所以要把刺史改名为牧，算做太守的上级官，用资格深的人去做。其实这话是错的。监察和行政是两个系统。监察一系的官吏，可以监察行政官，乃其职权如此，并非把其官位和所监察的官的官位，比较大小而定的。而在事实上，则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察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至于监察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要锋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要他到处没有认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际多了，处处觉得为难。把现在的事来说，学校里初毕业的人，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宜于做监察官。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宜于做行政官。而且行政官和当地的人，总不能毫无联络。对于土豪劣绅等，有时虽明知其不好，也不容易专走方路，把他们尽情惩治的，因为如此，他就要暗中和你为难，使你缓急之际办事棘手，有时为害甚大。就是平时的政务，也不免要受他牵掣的。我前文说行政官必须要有些手腕，这也是其中的一端。至于监察官，则根本不办什么事情，不怕你掣肘。而且汉朝的刺史，只有一年一任，到你要和他为难，他倒早已离开你这地方了。土豪劣绅的势力，大抵只限于本地。要离开本地，赶进京，或者到别地方去和前任刺史为难，是不容易的。所以汉朝刺史的制度，确有相当的价值。前汉时主张改刺史为州牧的人，其议论实不得当。所以后来行之而不好，就不得不将旧制回复了。

但是到东汉末年，此论复起。主张的人，便是刘璋的父亲刘焉。他的理由是四方多乱，非有资深望重的人不能镇慑；而资深望重的人是不能使他为刺史，而不得不改其名为牧，以示隆重的。当时听了他的话，便派了几个资深望重的人出去做州牧。其余不重要的去处，还是称为刺史。到后来，则一个人往往先做刺史，过了几年，资格渐深，名望渐高，然后升为州牧。论当时的情势，有实力的人，无论称为刺史，或称为牧，其能霸占一地方，总是一样。而且既占一地方之后，其势也不得不升他做牧。但是有几个人，其能霸占一地方，和州牧的制度也是有些关系的。譬如刘表，若非有州牧之制，他这种名望很高的人，或者就不会久任一州的刺史。又如他的名目只是刺史，在地位上比州牧要低些，或者他也要小心一些，有许多僭越的事情，根本就不敢做。所以把后汉末年的分裂，过分归咎于州牧之制，是不对的；然而州牧之制，确也有相当的关系。据地自专，和中央政府反抗，是要有相当大的地盘的。从春秋以来，像后世一府这么大的地方，就不足以为轻重。所以和鲁国差不多大小的国，如宋国、卫国、郑国等，都不能和大国相抗，到秦汉之世，此等情形就更为显著。

诸位有读过柳宗元的《封建论》的么?他的《封建论》里有一句说：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这就因为汉时的郡，只有后世一府这么大，而汉初所封诸国，都兼五六郡之地之故。后汉末年，割据的人，大约都有一州或大于一州之地，也是为此。后汉的十三州，大小是极不相等的。小的如青州、兖州，不过现在山东省的一半。大的如扬州、益州，都要包括现在的好几省。这是因人口多则设治密，而当时的南方还未甚开发之故。所以翻开读史地图来看，吴国的地方并不小于魏，而实力却远不如魏，就是为此。

司隶校尉是前汉武帝所设的官。因当时有巫蛊之祸，使之督捕，是带有非常时期的侦缉性质的。后来事过境迁，此等特殊性质渐渐消灭，乃使其监察数郡。在这一点上，其性质与刺史无异。所以后汉有十三州，中有一州不设刺史而即由司隶校尉监察。

董卓的扰乱

现在真要说起三国时的战事来了。说起三国时的战事来，第一个要提到的，便是董卓。董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三国的纷争，起于汉献帝初平元年东方州郡的起兵讨伐董卓。其时为公元190年。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把东吴灭掉，天下才算统一。其时为公元280年。分裂扰乱的局面，共历91年。政治上最怕的是纲纪废坠。纲纪一废坠，那就中央政府的命令不能行于地方，野心家纷纷乘机割据，天下就非大乱不可了。

专制时代的君主，虽然实际也无甚能力。然而天下太平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大家都听中央政府的命令惯了，没有机会可乘，决没人敢无端发难。后汉时，离封建时代还近，尊君的思想极为普遍。读过书的知兵大员，虽然很有威望，兵权在手，也都不敢违犯中央的命令。黄巾虽然勾结很广，起兵时声势浩大，幸而张角并非真有才略的人，一起兵，就被官军扑灭了，其余党虽未能尽绝；黄巾以外，各地方的盗贼起义的虽然还不少，都是迫于饥寒，并无大志。倘使政治清明，再有相当的兵力辅助，未始不可于短期之内剿抚平定的。何进的死，虽然京城里经过一番扰乱，恰好把积年盘据的宦官除掉了，倒像患外症的施行了手术一般。所以经过这一番扰乱以后，倒是一个图治的好机会。而惜乎给董卓走进去，把中央的局面弄糟了。正给有野心要想割据的人一个好机会。自此以后，中央政府就命令不行，政治上的纲纪全然失去了。所以论起汉末的分裂来，董卓确是一个罪魁祸首。

董卓初进京城时，也未始不想做些好事。当后汉桓、灵二帝时，宦官专权，曾诬指反对的人为党人。把他们杀的杀，治罪的治罪。最轻的，也都不准做官。这个在古时谓之锢，所以史家称为党锢之祸。董卓初进京时，替从前受祸的人一一昭雪，而且还引用了一班名士。有名的蔡邕表字唤做伯喈的，便是其中的一个。

他自己所喜欢的人，只做军官，并不参与政治。倘使他真能听这一班名士的话，约束手下的武人，政治也未始不可渐上轨道。苦于他其实是不懂得政治的人。一上政治舞台，便做了一件给人家借口的事。那便是废少帝而立献帝。在专制时代，无故废立，那是怎样容易受人攻击的事啊!公忠体国之臣，固然皇帝不好，不敢轻于废立。就是奸雄想要专权，甚而至于想要篡位的，也正利于君主的无用，何必要废昏立明?历代篡弑之事，能够成功的，都在权势已成，反对自己的人诛锄已尽之后，哪有一入手便先做一件受人攻击之事的呢?董卓的举动如此，就见得他是一个草包了。

而他所以失败之由，尤其在于不能约束兵士。当时洛阳城中，富贵之家甚多，家家都有金帛。他就放纵兵士，到人家去抢劫。还要奸淫妇女。有一次，他派兵到洛阳附近的地方去。这地方正在作社(中国民间最重的是社祭，就趁这时候，举行种种宴乐、游戏等事，谓之作社)，人民都聚集在社庙附近。他的兵，就把男人都杀掉。再抢了他们的车，把所杀的人头挂在车辕上，载其妇女而还。这件事，《三国演义》上也曾说及的。《三国演义》的话，有些固然靠不住，有些却是真的。这件事，正史中的《后汉书》上也有，并非写《三国演义》的人冤枉董卓。他的军队如此，就连京城里的秩序都不能维持，还说得上收拾天下的人心么?无怪东方州郡要起兵讨伐他了。

东方的兵一起，董卓的所作所为，就更不成话了。他的兵虽也相当的强，然而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东方州郡的兵，声势浩大，也不易力敌的。于是想到从洛阳迁都长安。一者路途遥远，且有函谷关(函谷关，本在今河南的灵宝县，汉武帝时，东移到现在河南的新安县。这是从河南到陕西一条狭路的东口。现在的潼关，是其西口)之险可守，东方的兵不容易到。二者董卓是西凉人，所用的是西凉的兵，长安离他的老家近些。这还可说是用兵的形势不得不然。然而迁都也有迁法。他却令手下的兵，逼着人民迁徙。当时洛阳居民共有数百万人，互相践踏。也有饿死的，也有遇着抢劫而死的，死尸堆满在路上。他自己带兵，仍留在洛阳附近。一把火，把皇宫、官署、民居都烧毁了。二百里内更无人迹。他又使吕布把汉朝皇帝和官员的坟，都掘开了，把坟中所藏珍宝取去。你想这还成什么行为?无怪批《三国演义》的人，要说他是强盗行径，不成气候了。

当时东方的兵，如果能声罪致讨，这种无谋的主帅，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的。至多经过一两次战事，就平定了。苦于这些州牧、郡守，都只想占据地盘，保存实力，没有一个肯先进兵。其中只有曹操，到底是有大略的人。他虽然是个散家财起兵，本来并无地盘的，倒立意要成就大事。替义兵(当时称东方讨伐董卓的兵为义兵)划了一个进取之策。诸人都不听，曹操就独自进兵。董卓的兵力是相当强的。合众诸侯的力量以攻之，虽然有余，单靠曹操一个人的力量，自然不够。兵到荥阳，就给董卓的部将徐荣打败。然而曹操的兵虽少，却能力战一天。徐荣以为东诸侯的兵都是如此，也就不敢追赶。

这时候，董卓的兵似乎胜利了，却又有一个孙坚，从豫南而来。孙坚是做长沙太守的。汉朝时候，湖南还未甚开辟，长沙僻在南方，与中原大局无甚关系。倘使做太守的是一个苟且偷安的人，大可闭境息民，置境外之事于不问。孙坚却是有野心的。他听得东诸侯(当时称东方的州牧、郡守为东诸侯，乃是沿用封建时代的旧名词)起兵讨卓，也就立刻起兵。路过荆州、南阳，把刺史太守都杀了。前到鲁阳，这就是现在河南的鲁山县，为从南阳到洛阳的要道。这时候，袁术因畏惧董卓，屯兵在此，便表荐孙坚做豫州刺史。孙坚向北进兵，也给徐荣打败。明年，孙坚收兵再进。董卓使吕布、胡轸去拒敌。二人不和，军中无故自乱。给孙坚打败，把他的都督华雄杀掉。华雄明明是被孙坚所杀的，《三国演义》却说他被关公所斩，这就是演义不可尽信之处了。于是孙坚进兵，离洛阳只有九十里，董卓自己出战，又败。乃留兵分屯关外，自己也退到长安。

董卓这时候，大抵是想雄据关内，看东诸侯的兵将怎样的。果然东诸侯心力不齐，不能进兵。孙坚进到洛阳，修复了汉朝皇帝的坟墓，也就无力再进了。而且这时候，洛阳业已残破，不能驻兵。只得仍退到鲁阳。倘使这时候，董卓的所作所为，成气候一些，确也还可以据守关内。无如他的所为，更不成气候了。他在关中的郿县(编者注：今陕西省眉县)造了一个坞。据《后汉书》说：高厚各有七丈。《后汉书注》是唐朝的章怀太子(唐高宗的儿子，名字唤做贤)作的。据说其时遗址还在，周围有一里一百步。他在郿坞中，堆积了三十年的粮食。说：“事成雄据天下，事不成，守此也足以终身了。”你想，乱世的风波，多着呢，险着呢，哪有这种容易的事?而且他一味暴虐，不论文官武将，要杀就杀。于是再没有人归心他。再到明年，就是汉献帝的初平三年(192)，就给王允、吕布合谋所杀。这件事的大概，料想诸君都知道的，不必细讲了。

董卓虽死，朝廷却仍不能安静。事缘董卓虽死，他手下的军队还多着呢，都没有措置得妥帖。

排布这件事，是要有些政治手腕的。王允虽然公忠，手腕却缺乏。没有下一道赦令暂安他们的心，然后徐图措置。当时董卓的女婿牛辅，屯兵在现在河南的陕县，吕布既杀董卓，派李肃到陕县，要想借皇帝的命令，杀掉牛辅。这如何办得到?于是李肃给牛辅打败了。吕布便把李肃杀掉。这其实也是冤枉的。牛辅心不自安。有一次，营中的兵，有反去的。辅以为全营都反，取了金宝，带着亲信五六个人逃走，他的亲信又垂涎他的金宝，把他杀掉，将头送到长安。

他的部将李傕、郭汜、张济等，本来是去侵略现在河南省的东南部的，回来之后，军中已无主将。又听得谣言说：京城里要尽杀凉州人。急得没有主意，想各自分散，逃归本乡。当时有一个讨虏校尉，名唤贾诩的，也在军中。对他们说道：你们弃众单行，一个亭长(汉时十里一亭，亭有长，亦主督捕盗贼)，就把你们绑起来了。不如带兵而西，沿路收兵，替董卓报仇。事情成功了，还怕什么?不成，到那时再想法逃走，亦未为晚。一句话点醒了李傕等，就照着他的话行。大约当时想乱的人多了，沿路收兵，居然得到十几万。就去攻长安城。十天工夫，把城攻破了。吕布战败逃走，王允给他们杀掉。于是长安为李傕、郭汜所据。张济仍分屯于外。

李傕、郭汜的不成气候，自然也和董卓一样的。纵兵到处抢劫。当时长安附近，人民还有几十万家，因此穷到人吃人。两年之间，几乎死尽了。后来李傕、郭汜又互相攻击。李傕把汉献帝留在营中，做个人质，却派公卿到郭汜营中讲和。郭汜便把他们都扣留起来。幸得张济从外面来，替他们讲和，汉献帝才得放出。

献帝知道在李傕、郭汜等势力范围之下，总不是一回事。派人去请求李傕，要东归洛阳。使者来回了十趟李傕才答应了。献帝如奉到赦令一般，即日起行。此时护卫献帝的：一个是杨定，乃董卓部将；一个是杨奉，本来是白波贼(白波，谷名，在今山西汾城县。白波贼，是在白波谷地方做强盗的)帅，后来做李傕部将，又反李傕的；一个是董承，是牛辅的部将。走到华阴，有一个带兵的人，唤做段煨的，把献帝迎接入营。

段煨的为人，是比较成气候一点的，却和杨定不合。杨定就说他要造反，发兵去攻他的营。恰好李傕、郭汜把皇帝放走了，又有些懊悔，乃合兵去救段煨。杨定逃奔荆州。献帝乘机脱身。而张济又和杨奉、董承不合，和李傕、郭汜合兵来追。杨奉、董承大败。乃诈与李傕等讲和，而暗中招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等和南匈奴的兵来，把李傕等打败。李傕等合兵再来，杨奉、董承等又败。乃逃过黄河，暂住在山西安邑县地方。韩暹又和董承相攻。

董承逃奔河内，就是现在河南的武陟县。河内太守张杨，叫他到洛阳去，把宫室略为修理，发兵迎接献帝，回到洛阳。此时洛阳城中，房屋都没有什么了，到处生着野草。百官都住在颓墙败壁之间。有的自出樵采，有的竟至饿死。在洛阳护卫献帝的，是董承、韩暹两人。他俩依旧不和。董承暗中派人去唤曹操进京，以后的大权，就归于曹氏了。

我们总看，从董卓入洛阳以后，到献帝迁回洛阳之时，汉朝的中央政局，可说全是给董卓和他部下的人弄坏的。这件事，别有一个深远的原因在内。我们且看蔡文姬的诗：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此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这十个字，是西凉兵骂俘虏的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危祸。

蔡文姬名琰，就是蔡邕的女儿，是后汉时的一个才女。这一首诗，写尽了西凉兵野蛮的情形。

看了“来兵皆胡羌”一句，可知当时西凉兵中，夹杂了许多异族。原来羌人的根据地，本在今甘肃东南部。战国时，才给秦国人赶到黄河西边。羌人就以今青海省城附近大通河流域为根据地。

西汉时，中国又经开拓，羌人又逃向西边去了。到王莽末年，乘中原内乱，又渡过大通河来。后汉初年，屡次反叛。中国(汉朝)把他打平了，都把降众迁徙到内地。一时来不及同化。又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要欺凌剥削他们，于是激而生变。从安帝到灵帝，即大约从公元107年起到176年，70年之间，反叛了好几次。中国(汉朝)这时候政治腐败。带兵的人都无意于打仗。地方官则争先恐后，迁徙到内地。凉州一隅，遂至形同化外。后来表面上虽然平定，实际乱事还是时时要发动的。

羌人的程度本来很低。他的反叛全是原始掠夺性质。胡本来是匈奴人的名称。后来汉朝人把北边的异族都称为胡。其初，还称匈奴东方的异族为东胡，西方的异族为西胡或西域胡。再后来，便把西字或西域字略去，竟称之为胡了。这一首诗中“来兵皆胡羌”的胡字，大约是西域胡，也是野蛮喜欢掠夺的。

而中国(汉)人和这一班人打仗打久了，也不免要传染着他们的气习。所以当时的西凉兵野蛮如此。带兵的人就要约束，又从何约束起呢?况且董卓自己也是这样的。《后汉书》上说：他有一次到郿坞去，汉朝的官员替他送行。他将投降的几百个人，即在席间杀害。先割掉他们的舌头，再斩断他们的手脚，再凿去他们的眼睛，然后用锅子来煮。这些人要死不得死，都宛转杯案之间。大家吓得筷子等都丢掉了，董卓却饮食自如。他的性质如此，又怎会约束他手下的人呢?他的这种性质，是哪里来的?《后汉书》说他“少游羌中，尽与其豪帅相结”。可见董卓的性质，有一半被他们同化了。不但董卓如此，他的部将和他的兵，怕大都如此。后来“五胡乱华”时，有一大部分人还是带着这种性质的。

可见后汉时西凉兵的扰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其中实含有很深远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在内了。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董卓劫迁献帝之后，东方州郡既无人能跟踪剿讨，自然要乘机各据地盘了。当时的南方还未甚发达，在政治上的关系也比较浅。北方，洛阳残破了。从函谷关以西，则还在董卓手里。所以龙争虎斗，以幽、并、青、冀、兖、豫、徐七州和荆、扬两州的北部为最利害。这就是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省，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省中江、汉、淮三条大水沿岸的地方。

当灵帝末年，做幽州牧的是刘虞。他是汉朝的宗室。立心颇为仁厚，居官甚有贤名，颇得百姓爱戴。然实无甚才略。幽州有个军官唤做公孙瓒，性情桀骜，而手下的兵颇强，自然不免有些野心。不过当政治上秩序未大坏时，还不敢公然反抗罢了。到董卓行废立之后，情形又有不同。献帝既系董卓所立，在专制时代的皇位继承法上，自不能算做正当。讨伐董卓的人，自然有不承认献帝的可能。于是袁绍和冀州牧韩馥联合，要推刘虞做皇帝。刘虞是没有实力的人，假使承认了，岂非自居叛逆，甘做他人的傀儡，所以坚决不受。反派人到长安去，朝见献帝。献帝正为董卓所困，想要脱身而无法。见刘虞的使者来，大喜。此时刘虞的儿子刘和，还在长安做官。献帝就叫他回见父亲，密传诏旨：令刘虞派兵来迎。刘和不敢走函谷关大路，打从现在商县东面的武关出去。这时候袁术因惧怕董卓，带兵驻扎在南阳。恰好孙坚自长沙带兵而北，把南阳太守杀掉，袁术就趁此机会，把南阳占据起来。迎接皇帝，是一件大有功劳，而且存心要想专权，也是一件大有希望的事。有此机会，袁术如何肯让刘虞独占。刘和经过其境，袁术便把他留下，派人去告诉刘虞，叫他派兵来和自己的兵会同西上。刘虞果然派了几千个马兵来，就叫刘和统带。这事倘使成功，刘虞的名望地位岂不更要增高，公孙瓒要把他推翻就难了。所以公孙瓒力劝刘虞不可派兵。刘虞不听。公孙瓒便串通袁术把刘和拘留起来，而把刘虞所派的兵夺去。这是董卓劫迁献帝以后，关于帝位问题，当时几个有兵权和地盘的人钩心斗角的一幕。因其事情没有闹大，读史的人都不甚注意，把它淡淡地读过了。其实此项阴谋，和当时东方兵争序幕的开启，是很有关系的。

公孙瓒串通袁术，把刘和拘留起来，刘虞派去的兵夺掉，既阻止刘虞迎驾的成功，又可和袁术相联结，他的阴谋似乎很操胜算了。于是志得意满，以讨伐董卓为名，带兵侵入冀州，要想夺韩馥的地盘。韩馥如何能抵敌?

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又随其后。鹬蚌相持，渔翁得利，反替袁绍造成了一个机会。此时袁绍正因董卓西迁，还军河北，便乘机派人去游说韩馥。韩馥乃弃官而去，把冀州让给袁绍。袁绍的高、曾、祖、父都是做汉朝的宰相的(所谓“四世三公”，后汉是以司马、司徒、司空算相职的)，归心于他的人很多。其才能，比之韩馥，自然也要高出几倍。公孙瓒要占据地盘不得，反而赶去了无用的邻居，换了一个强敌来。世界上的事情，正是变化多端，不由得人打如意算盘了。

袁绍和公孙瓒地势逼近，自然是要想互相吞并，不会合式的。袁术和公孙瓒联结，对于北方也有一种野心。凭空跳出一个袁绍来，这种野心不免要受一个打击。自然要和袁绍不对，顾不到什么弟兄不弟兄了。

曹操和袁绍是讨卓时的友军。当群雄初起之时，各人都怕兵力不够，总想多拉帮手。不是利害真相冲突之时，总要戴着假面具，互相利用。这是当时曹操、刘备、吕布等所以内虽不和而当人家穷困来投奔时，总要假意敷衍，不肯遽行决裂的原因。袁、曹初时的互相提携，理由亦不外此。此时兖州北境，适有乱事，本来的地方官不能平定。曹操带兵去把他打平了。袁绍就表荐他做东郡太守(治东武阳，在今山东朝城县西。编者注：即今山东省莘县)。此事在汉献帝的二年。明年，青州黄巾攻入兖州。兖州刺史刘岱为其所杀。济北(济北国，在今山东长清县南)相鲍信是最赏识曹操的，就劝刘岱手下的人共迎曹操为兖州牧。此时黄巾声势浩大，曹操和鲍信进兵讨伐，鲍信力战而死。曹操到底把黄巾打破。黄巾投降的共有三十多万人。曹操把他精锐的留下，编成军队，称为青州兵。这些都是百战的悍贼。于是曹操不但得兖州为地盘，手下的军队也比较精强了。

南阳在后汉时，也是荆州的属地。这时候的荆州刺史是刘表，已从今湖南境内迁徙到湖北的襄阳，和中原之地接近了，和南阳势尤相逼。孙坚也是个没有地盘的人，屯扎在河南鲁山县境内。袁术就表荐他做豫州刺史，和他互相联结，要想夺刘表的地盘。这样一来，袁绍就要和刘表联结。而徐州和兖州是相接境的。徐州可以吞并兖州，兖州也可以吞并徐州。徐州牧陶谦，照《三国演义》上看来，是一位好好先生，这个不是真相。他虽无才能，而亦颇有野心。青州刺史田楷，则本系公孙瓒的人。

当时的斗争，遂成为冀州的袁绍、兖州的曹操、荆州的刘表站在一条线上，幽州有实权的公孙瓒、寄居荆州境内的袁术和豫州的孙坚、徐州的陶谦站在一条线上的形势。刘备是以讨黄巾起兵的，后来跟随公孙瓒。公孙瓒荐他做平原(今山东平原县)相。平原属于青州，常做田楷的帮手，所以也在公孙瓒、袁术战线之内。

两个集团开始斗争，袁术和公孙瓒一方面是失败了。公孙瓒进兵攻袁绍，既为所败(即《三国演义》所谓袁绍磐河战公孙。据《演义》上看，似乎两军无大胜败，实在是公孙瓒败的)。袁术使孙坚攻刘表，虽然战胜，围困襄阳，然孙坚的用兵太觉轻率，因单马独出，被刘表的军士射杀了。刘表就进兵截断袁术的粮道。此事在汉献帝四年。前一年，公孙瓒已经发动刘备和陶谦，进兵山东西北境，以逼袁绍。给袁绍、曹操联合打败。至此，袁术又自己带兵到现在豫东的陈留，又给曹操打败了。袁术逃到九江。汉朝的九江郡，在现在安徽的寿县，也就是扬州刺史的治所。袁术逃到九江之后，将扬州刺史杀掉，把其地占据起来。寿春虽然是东南重要的都会，其势离北方已经远一步了。陶谦却在此时发动大兵以攻曹操。和下邳(在今江苏邳县境内)地方自称天子的阙宣联合，攻取了山东的泰安、费县，进逼济宁。

这一年秋天，曹操进攻陶谦，连破了十几座城池。明年夏又继续进攻，直打到徐州东境。曹操的攻陶谦，《后汉书》和《三国志》都说他是要报父仇。这句话是不确的。

曹操的父亲名曹嵩，是沛国谯县人。汉朝的谯县就是现在安徽的亳县。他被杀的情形：《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董卓之乱，避难琅玡，为陶谦所害。”《后汉书·陶谦传》则说他避难琅玡，陶谦的别将(部将离开主将，自带一支兵驻扎在外面的，谓之别将)有守阴平的，士卒贪他的财宝把他袭杀。这两说须互相补充，才觉得完全。曹嵩避难的琅玡，该是现在山东诸城县东南的琅玡山(后汉有琅玡郡，在今山东临沂县北)。董卓之乱，亳县并没有受影响。曹嵩所以要避难，乃因曹操起兵以讨董卓之故。这是避人耳目，并非逃避兵灾，所以要躲在山里。汉朝的阴平县，在现今江苏沭阳县西北，其地离琅玡山颇近，所以守阴平的兵会把曹嵩杀掉。《后汉书》没说出曹嵩避难的原因。《三国志》则没有说明杀害曹嵩的主名。所以我说：二说要互相补充，才觉得完全。至于《三国演义》之说，则出于《三国志》注引《世语》，《世语》说曹嵩的被害，在泰山、华县之间。汉朝的泰山郡，就是现在山东的泰安县（今泰安市——编者注），华县就是费县，大约因陶谦曾夺取其地，所以有此传讹，其说全不足信了。然则曹嵩确系陶谦部将的兵所杀。

做主将的固然有约束部下的责任，然亦只到约束为止。部将的兵杀人，要主将负约束不严以外的责任，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因曹嵩被杀，而曹操声言向陶谦报仇，理由并不充足。不过师出无名，以此作一个借口罢了。可见得当时用兵的人，论其实际，无一个不意在扩充地盘了。

曹操这一次的用兵，是颇为残暴的。《三国志》谓其“所过多所残戮”。这个不像曹操做的事情。大约这时候，曹操的兵，系以收编的青州黄巾为主力。其人本系强盗，所以难于约束。然战斗力颇强，所以袁术、刘备、陶谦都非其敌。倘使竟吞并了徐州，则曹操以一人而坐拥两州，形势就更强了。不意忽然跳出一个吕布来。

吕布从长安逃出来之后，就去投奔袁术。袁术很敷衍他。而吕布手下的军队很无纪律，专事抄掠。袁术就有些难于容留他。吕布觉得不安，逃到现在河南的武陟县，去靠河内太守张杨。这时候，长安悬挂赏格，缉拿吕布很急。吕布怕张杨手下的人要谋害他，又逃去投奔袁绍，帮助袁绍攻击常山里的强盗张燕。吕布的武艺是颇为高强的。他手下的军队亦颇精练，而马队尤其得力。

平话中叙述两军争战，大都是将对将厮杀，而兵对兵相厮杀似乎无甚关系。这固然不是事实。然将对将相厮杀，而其余的兵士看着不动，前代亦偶有其事。不过不像平话中所说，以此为决定胜负的要件罢了。像《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李傕、郭汜攻长安时，郭汜在城北，吕布开门迎敌，对郭汜说：“咱俩可约退兵马，一决胜负。”郭汜听了他的话，被吕布用矛刺伤。郭汜的从兵，前来解救。二人乃各自退去。就是一个将对将决斗的例子。这大约是古代战争规模很小时，所遗留下来的打法。吕布能刺伤郭汜，可见其武艺确较郭汜为高强。此等个人的勇力，固然不是战争时决定胜负的唯一条件。然主将能冲锋陷阵，确亦足以引起士卒的勇气。

《三国志·吕布传》说他有良马，唤做赤兔。攻张燕时，常和其亲近将校冲锋陷阵，因此得把张燕的兵打破。注引《曹瞒传》说，当时的人有句口头话，说“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到后来，吕布被曹操擒获时，他对曹操说：“你所怕的人，也没有超过我的。现在我已经服你了。倘使你带了步兵，我带了马兵，天下不足定也。”他做了俘虏，还说得出这几句话，可见他马队的精强，确非虚语了。兵在精而不在多，曹操的青州兵，以御陶谦、袁术、刘备等久疏战阵、乌合凑集的兵(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离田楷归陶谦时，只有兵一千多人。此外便是杂胡骑及略得的饥民等)，虽然有余，以当吕布的兵，确乎是遇着了劲敌了。然而吕布生平，也到处吃军队不守纪律的亏。他在袁绍处便因此而站不住脚。再想投奔张杨，路过陈留，却一时交到好运。

陈留太守张邈，是和曹操最有交情的人。曹操的起义兵讨董卓，张邈就是最先赞助他的。这时候，曹操东征徐州，还对家属说：“我如其死了不回来，你们可以去依靠张邈。”其交情深厚如此。陈宫也是曹操的亲信。曹操本来是以东郡太守发迹的。这时候东征陶谦，陈宫却留守东郡，其为亲信可知。不知如何，两个人却反起曹操来了。

《三国演义》说曹操借献宝刀为由，要想刺死董卓，未能成功，情虚脱逃。董卓行文各处捕拿他。这时候，陈宫正做县令。曹操于路为其所获。陈宫密问，知其用意，感其忠义，弃官与之同逃。路过曹操故人吕伯奢家，同往投宿。伯奢殷勤招待，自己出去买酒，吩咐家人预备肴馔。曹操心虚，听得厨下磨刀之声，疑其有不良之心。再听，又听得里面说道：“缚而杀之可乎?”曹操说：“是了。”就和陈宫拔剑入内，把吕伯奢家人一齐杀死。直杀到厨下，见绑着一只猪。陈宫说：“孟德心多，误杀好人了。”两人只得匆匆起行。路遇吕伯奢买酒回来，曹操又把他杀掉。陈宫大骇。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陈宫闻言，恶其狠心毒手，乘曹操熟睡后，要想把他杀掉。再一想，这也不是事，就弃了曹操而去。这是演义上装点附会的话。

董卓废立后，曹操改变姓名、弃官东归是有的，却并非因献刀行刺。王允、吕布合谋诛杀董卓，还不能禁李傕、郭汜的造反，以致长安失陷。单刺死了一个董卓，又将如何呢?曹操路过中牟县(今河南中牟县)，为亭长所疑，捉住送到县里。有认得他的人，把他释放了，这事情也是有的。然县令并非陈宫。

又曹操过成皋(今河南汜水县)时，到故人吕伯奢家，把他家里的人杀掉，则见于《三国志》注引《魏书》《世语》及孙盛《杂记》。《魏书》说曹操带数骑到吕伯奢家，伯奢不在。他的儿子要和宾客(没有亲族关系，也够不上算朋友，而寄食人家的谓之宾客。文的如门客，武的如上海的老头子家里养活几个白相人，都可以谓之宾客)打劫曹操的马和行李。“曹操手刃击杀数人。”《世语》说伯奢不在，他的五个儿子殷勤招待曹操，而曹操“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杂记》说曹操“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这件事的真相未知如何。然曹操本来是有些武艺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引孙盛《杂语》：说曹操“曾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汉朝离战国时代近，战国以前本来道路不甚太平。走路的人要成群结队，带着兵器自卫。居家的人亦往往招集徒党，做些打家劫舍，或打劫过往客商之事，根本不足为奇。曹操因疑心吕伯奢家而将其家人杀掉，或吕伯奢的儿子要想打劫曹操而被曹操所杀，都属情理所可有。不过其中并无陈宫罢了。

《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陈宫归吕布后，吕布部将郝萌暗通袁术造反，陈宫亦与通谋。吕布因其为大将，置诸不问。则陈宫似乎是一个反复无信义的人。但《英雄记》的话亦难于全信。

至于张邈，《三国志》说因袁绍和他不和，叫曹操杀掉他，曹操不听，而张邈疑惧曹操终不免要听袁绍的话，因此就和陈宫同反，这话也不近情理。

总而言之，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其内幕是无从知道的。因为既称内幕，断非局外人所能知，而局中人既身处局中，断不肯将其真相宣布。除非有种事情形迹太显著了，太完备了，才可以据以略测其内幕，此外则总只好付诸阙疑之列了。陈宫、张邈为什么要叛曹操，似乎也只好付诸阙疑之列。然而这确是当日东方兵争史上重要的一页。

汉献帝五年夏，曹操东征徐州，张邈、陈宫叛迎吕布。兖州郡县到处响应，曹操后方的大本营，此时由荀彧、程昱主持，只保守得鄄城(在河南省濮阳东)。此外则只有范(今河南省范县)、东阿(今山东阳谷县阿城镇)两县固守不下。此时确是曹操生死存亡的一个关头。倘使其大本营而竟为吕布所破；或者曹操还救，而其主力军队竟被吕布所粉碎；则徐州未得，兖州先失，曹操就要无立脚之地了。幸得三县固守，而曹操东征的兵力也还强盛，乃急急还救。此时吕布屯兵濮阳，《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曹操说：“吕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汉郡，今山东东平县)，断泰山、亢父(今山东济宁县南)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遂进兵攻之。这话亦系事后附会之辞。吕布的军队是颇为精锐的。他大约想诱致曹操的兵，一举而击破其主力，所以不肯守险。果然，战时，吕布先用骑兵去攻青州兵。青州兵摇动了，曹操阵势遂乱，给吕布打败。这就是《演义》上渲染得如火如荼的濮阳城温侯破曹操一役。然曹操兵力本强，又是善能用兵的人，断不至于一败涂地。于是收兵再进。相持百余日，这一年，蝗虫大起，谷一斛卖到五十多万钱。汉朝的一斛，相当于现在的二斗，谷价廉贱时，一斛只卖三十个铜钱。现在卖到五十多万钱，是加出两万倍了。物质缺乏如此，军队安能支持?曹操只得把手下的兵遣散一部分。吕布也只得移屯山阳(汉郡，今山东金乡县)。如此，吕布的攻势就顿挫了，旷日持久，自然于曹操有利。到明年，吕布就为曹操所击破，此时陶谦已死。刘备初与田楷同救陶谦，就离田楷归陶谦，屯于小沛(今江苏沛县)。陶谦死时，命别驾糜竺往迎刘备为州牧。刘备遂领有徐州，吕布为曹操所破，就去投奔刘备。刘备也收容了他。

刘备的才略自然非陶谦之比。倘使他据徐州稍久，未尝不可出兵以攻击曹操，倒也是曹操一个劲敌。苦于他旧有的兵力和徐州的兵力都太不行了。而才得徐州，袁术又来攻击。袁术本来是和刘备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论理他这时候该和刘备联合以攻曹操。他却贪图地盘，反而进攻刘备。刘备和他相持，吕布又乘虚以袭其后。刘备腹背受敌，只得逃到现在的扬州，遣人求和于吕布。吕布也要留着刘备以抵御袁术，就招他还屯小沛。于是徐、扬二州，因刘备、吕布、袁术三角式的相持，不足为曹操之患，曹操就得以分兵西迎献帝了。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诸葛亮隆中之对，有一句话说：“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这句话，是人人知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家都以为是曹操胜利的一个条件了。其实亦不尽然。

中国从前的皇帝，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号召力。除掉异族侵入时，大家把他看做民族国家的象征之外(明朝的皇帝昏庸暴虐的很多，清朝时候，秘密社会里，却持反清复明的宗旨很久，就是为此)，这一座宝位不论谁坐都好。自食其力的百姓，何苦要帮这一个、打那一个呢?

即如前汉为王莽所篡，后来光武帝兴起，还是前汉的子孙。而且王莽末年起兵的，真正汉朝的子孙和冒充的汉朝的子孙，光武以外还有好几个。大家就都说人心思汉，所以起兵的都要推戴汉朝的子孙，或假托汉朝的子孙，以资号召了。其实哪有这一回事?要是人心真个思汉，为什么王莽篡汉时，除掉几个姓刘的和一个别有用心的翟义之外，再没有人起而替汉朝抱不平?倒是王莽灭亡时，还有许多人对他效忠、替他尽节呢?然则把王莽说得如何坏，又说当时海内的人心如何思汉，怕只因写《汉书》的班固本是汉朝的亲戚；他又是一个无识见的人，根本不懂得历史是国民的公物，而只把他看成一家的私物罢?(《汉书》也是一部大家崇奉的名著。其实班固这个人是无甚识见的，根本不配写历史。只要看《汉书》的末了一篇《叙传》，就可以知道。《汉书》的所以被人崇奉：① 由中国人崇古的观念太深。② 由古书传世的少了，没有别的书同他校勘，其弱点不易发见。这是一切古书都是这样的，不独《汉书》。《汉书》中自然也有一部分好东西，这是由于作史的总是把许多现成材料编辑而成，并非一个人所作，根本不是班固一人的功劳。)

然则说三国史事，一定要把蜀汉看做正统，魏、吴看做僭窃，也不过是一种陈旧的见解罢了。就说曹操的成功，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多大的关系，也是一个不正确的见解。试问当时因曹操挟天子而归顺他的，到底是哪一个?刘备、孙权不就是明知其挟天子而还要和他抵抗的么?然则曹操的所以不可与争锋，还是拥百万之众的关系大，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关系小。曹操所以能有相当的成功，还是因其政治清明，善于用兵，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没有多大的关系。

虽然如此，所谓皇帝，在事实上如其略有可以利用之处，想做一番事业的人还是要利用他的。这不过是政治手腕的一个方便，以利用为便则利用之，以推翻为便则推翻之罢了。这在汉献帝初年，本来有两条路可走。当东方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别立一君，而否认了汉献帝，本亦无所不可。所以袁绍就想走这一条路，因刘虞的不肯做傀儡而未能成功。到曹操平定兖州之后，要出来收拾时局，这时候的形势，利用汉献帝却比推翻汉献帝便利些。所以曹操就走了后一条路了。

曹操的打退吕布，平定兖州，事在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即献帝即位后的第六年。这一年冬天，献帝逃到河东。其明年，为建安元年(196)，即献帝即位后的第七年。七月里，献帝回到洛阳。这一年春天，曹操早就打平了现在的淮阳，和洛阳的形势更为接近了。献帝在洛阳，为什么不能自立，一定要叫一支外兵进来呢?说是为饥荒，这句话是似是而非的。饥荒是要望人家来进贡的，用不着带兵来。带了兵来，粮食、赏赐只有格外竭蹶。然则这时候所以要召外兵，还是在中央的几个人势均力敌，不能够互相吞灭，而要召外兵以为援罢了。

《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汉献帝在河东时，曾有诏书叫吕布去迎接他。这一道诏书不知是谁的意思?据事迹推测起来：张杨和吕布是要好的。这时候，张杨业已遣人进贡，汉献帝很得他接济之力。这个主意出于张杨，也很有可能。吕布在这时候，正苦于漂泊无归，找不到一个地盘。而他是诛董卓有功的人，在中央也有相当的历史。倘使带兵勤王，倒也名正言顺，在于他，实在是一个好机会。苦于吕布的军队太穷困了，连开拔费都筹划不出来。因此没有能去。

后来汉献帝又靠张杨帮助之力，才得回到洛阳。这时候，驻扎在京城里的，是韩暹和董承二人。张杨仍在河内，杨奉则驻扎在河南的商丘县。他的兵在诸人中最强。韩暹和董承争权。董承便去勾引曹操，叫他进京。曹操这时候既然平定了兖州，落得再向西南发展，平定豫州，把洛阳也收入自己势力范围之内。要达到这个目的，推翻汉献帝，自不如拥护汉献帝为便，所以曹操就走了勤王的一条路。这正是我所说的政治手腕上的一个方便，可以利用则利用之。

勾结着曹操去勤王，只是董承一个人的意思。其余诸人有没有问题呢?韩暹大约不足顾虑。杨奉有强兵，张杨是一郡的太守，而且献帝从河东到洛阳，一路得其接济之力。他的举动是比较成气候一些的。倘使要和曹操反对，也是一个小小的阻力。固然，曹操的兵力不会怕这两个人，但能不打总是不打的好。竞争的时候，人人都想保存实力，谁肯妄耗实力呢?好在当这时候，曹操对这两方面都有相当的接洽。

原来这时候，有一个人唤做董昭，本是袁绍手下的人。因为袁绍听信了人家的话，要想加罪于他，他就想走向中央政府去投效。路过河内，被张杨留了下来。这时候，汉献帝尚在河东。曹操也派人去进贡。路过河内，也被张杨所阻。董昭知道曹操的做事是最为有望的，便替他运动张杨，放他的使者过去。后来张杨连董昭也放走了。董昭到了河东，献帝拜为议郎，就做了中央政府的官。这时候，董昭对于曹操，大约抱有很大的希望。所以运用机谋，到处替他开通道路。董昭知道杨奉的兵最强，却没有党羽，他的意思一定希望拉帮手的，就替曹操写了一封信给杨奉，说“现在的局势，不是一个人独力所能平定的。最好你在内中做主，我做你的外援。而且你有的是兵，我有的是粮，我可以供给你。我们两个人正好合作”。杨奉得书大喜。于是曹操进京勤王的阻力，全然除去了。

献帝还洛阳未久，曹操也就到了洛阳。董昭又对他说：“在这里，人多主意多，由不得你一个人做主。不如把皇帝搬到许县(今河南许昌县)，只说是洛阳饥荒，为就粮起见。到那里，就离你的兖州近，脱出了这班带兵的人的势力范围了。”曹操说：“这真是好主意。但杨奉怎肯安然放我们过去呢?”董昭说：“杨奉勇而无谋。我们只要再写封信敷衍他，而且送他些礼物。到他觉悟，事已嫌迟了。”曹操又听了他，一面写信送礼物给杨奉，一面就把汉献帝搬到许县。果然，杨奉觉悟了，要想在路上拦阻，已经来不及了。

曹操到了许县，立刻和杨奉翻脸，发兵去讨伐他。杨奉怎敌得曹操。此时韩暹亦已逃到杨奉处。只得两个人同去投奔袁术。后来合了袁术去打吕布。吕布又派人去运动他们倒戈，说我打仗所得的油水全给你们。二人欣然允诺，反和吕布合力，把袁术的兵打得大败。然而这种强盗般的行径，终究是站不住的。再后来，杨奉给刘备骗去杀掉。韩暹发急了，他本来是山西的强盗，要想跑回老家，在路上给人杀掉了。他的同党李乐，算是病死的。胡才为怨家所杀。李傕、郭汜一班人，郭汜是给自己的部将杀掉的。张济因没有给养，走到南阳境内，去攻击穰县(今河南邓县东南)，为流矢所中而死。他的侄儿张绣，统领了他的兵，归附了刘表。建安三年（198），汉朝下诏书给关中诸将段煨等，令其讨伐李傕，把他三族都灭掉。于是从董卓以来，扰乱中央政府的一班人，大概完了。只剩得一个董承。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他叫曹操进京，也不过是想借曹操的力量，排除异己罢了，哪里会真和曹操一心?所以后来，又有奉到什么衣带诏，说献帝叫他诛灭曹操之说。从董卓拥立之后，到曹操进京之前，这一班拥兵乱政的人的行径，献帝还领教得不足么?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付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罢?曹操到这时候，势力已成，也不怕什么董承不董承了。所以董承一党人，徒然自取灭亡之祸。只有一个刘备，因在外面，是走脱的。这是后话。

曹操这时候，在名义上做了汉朝的宰相，实际上也得到了一大块地盘，是很有利益的。这一次的事情，得董昭的力量实在不小。董昭并不是曹操的谋臣策士，而如此尽力帮他，那是由于扰乱之际，顾全大局的人总要想大局安定。而要想大局安定，总要就有实力的人中拣其成气候的而帮他的忙。这是从来的英雄所以能得人扶助的原因。明朝的王阳明先生说：“莫要看轻了豪杰。能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有一段真挚的精神在内。”可见天下事一切都是真的，断不是像平话家所说，用些小手段可以骗人的啊!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袁绍是曹操的大敌。他不但地广兵强，在社会上声望很高，势力极大，即论其才具，在当时群雄中，亦当首屈一指。从袁绍败后，北方就没有人能和曹操抵敌的了，虽然并没有全平定。曹操的破袁绍，事在汉献帝建安五年(200)。《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古人有分野之说，把天文、地理都分划做若干部分，说那一部分天象的变动，主地面上那一部分的休咎，也是一种迷信之谈)。辽东殷逵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这些话，固然是附会之谈，然而当时的人重视袁曹的战争，也就可想而知了。

怎说袁绍的才具并不算弱呢?读史的人都说袁绍地广兵强，而当曹操没有平定河南以前，不能起而与之争衡，坐令他破陶谦，平吕布，且收服了刘备，赶走了袁术，到他养成气力，挟天子以令诸侯，再要起来和他争衡，就难了。其实不然。

要和大敌争衡，先要后方没有顾虑。袁绍的地盘，是现在河北、山西两省，在建安四年(199)以前，问题正多着呢。别的且不论，公孙瓒就是到建安四年三月，才给袁绍灭掉的，而在建安三年的冬天，吕布业已给曹操灭掉了。到四年的春天，河内太守张杨为其将张丑所杀，又有一个唤做眭固的，杀掉张丑，归附袁绍，曹操就进兵把他打破，这一年八月里，曹操进兵黎阳(汉县，在今河南浚县东北)，旋又回兵，而分兵把守官渡(城名，在今河南中牟县东北)。此时曹操的兵力，业已达到河北了。袁绍从公孙瓒破灭以后，就派他的大儿子袁谭去守青州，第二个儿子袁熙去守幽州，又派他的外甥高幹去守并州，其布置并不算迟。

至于说他坐视曹操入居中央，挟天子以令诸侯，以至于己不利，则当时挟着一个天子，实际并无甚用处，在上一节中业经说过；而袁绍在曹操迁献帝许都之后，曾经挟着兵威，胁迫曹操，要令他把献帝迁徙到鄄城(汉县，在今山东澲城县东)，置于自己势力范围之内。袁绍的本意，是要否认献帝的，此时又有此转变，其手段也不算不敏捷。曹操自然是不肯听的，因为曹操断不是虚声所能恐吓的；袁绍此时，既因河北内部尚有问题，不愿和曹操以实力相搏，自然只好听之而已。然而袁曹的成败，始终和挟天子与否无关，所以这也算不得袁绍的失策。

这时候，曹操的后方，也不是绝无问题的。其中最足为患的，就是屯扎在穰县(今河南邓县)的张绣。因为他的地势，可以南连刘表，是有接济的。然而张绣听了贾诩的话，却投降了曹操。贾诩所以劝张绣投降曹操，大约因兵力不足和曹操相敌，袁绍相隔太远，不能应援，刘表又系坐观成败之徒，未必能切实联合之故。《三国志·贾诩传》载他劝张绣的话：一是因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二则袁绍兵多，你投降他，他未必看重，曹操兵少，你投降他，他必另眼相看之故；怕也未必确实的。张绣的投降，是建安四年十一月的事，到十二月，曹操就又进兵官渡了。

然而张绣之难甫平，刘备之兵又起。原来这时候，袁术在淮南，因其荒淫过甚，弄得民穷财尽，不能立脚，要想去投奔袁绍，打从下邳经过，曹操便派刘备去拦截他。刘备是有野心的，不肯服从曹操，他把袁术拦截回去，袁术又气愤，又穷困，病死了，他却和董承通气，说奉到了献帝的衣带诏，叫他们诛灭曹操，就在下邳起兵。把徐州刺史车胄杀掉，屯兵小沛。

曹操派刘岱、王忠去打他，都给他打败了。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阴谋发觉，都给曹操杀掉，曹操立刻起兵东征。这件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上说：“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曹操遂决计东行。《袁绍传》上说：曹操攻刘备时，田丰劝袁绍袭其后方，袁绍说儿子有病，不听。“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这也是事后附会之谈。

曹操是善于用兵的人，后方决不会空虚无备；况且当时曹操也有相当的兵力，后方决不至于空虚无备。袁绍的根据地在河北，要袭击许昌，先要渡过黄河，渡过黄河之后，还有好几百里路，绝非十天八天可以达到。如其说轻兵掩袭，那是无济于事，徒然丧失兵力的。刘备初起兵，力量有限，未必能牵制曹操许久。这一点，曹操和袁绍都是明白的。曹操所以决计东征，也是为此。

接触之后，自然是刘备败了，便投奔袁绍。当时守下邳的是关羽，孤军自然难于抵抗，就暂时投降。关羽的投降，的确不是真降的，至于封金、挂印、过五关、斩六将等事，就都是演义上渲染之谈，无关宏旨的了。

刘备在当时，兵力虽然不足，然而他是个有野心、有能力的人，倘使曹操和袁绍以主力相持，而刘备从后方捣乱，这确是一个大患，所以曹操要先把他除掉。刘备既败之后，曹操后方就无甚可怕的捣乱之徒了。

当时还有一个臧霸，本来是泰山一带的强盗。他是服从吕布的。曹操破吕布后，招降了他，就把青、徐二州的事情交给他。这时候，臧霸颇能出兵以牵制袁绍，所以曹操不怕袁绍从现在山东的北部进兵。不过臧霸的兵力，亦只能牵制袁绍不从这一路进兵而已，要想捣乱现在的河北，成为袁绍的大患，其兵力也是不够的。于是袁曹二人，不得不各出全力，在现在河南境内的黄河沿岸，决一死战。

建安五年二月，袁绍派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汉县，在今河南滑县东)城。袁绍带着大兵，进至黎阳。四月，曹操自己带兵去救刘延。荀攸因袁绍兵多，劝曹操引兵西向延津(黄河渡口，在今河南延津县北)，装出要绕道袭击袁绍后方的样子。袁绍果然分兵而西。曹操就赶快引兵回来，派张辽和关羽先登，把颜良击斩。关羽就在这时候，封书拜辞曹操，走归刘备了。于是袁绍整兵渡河，攻击曹操。刘备和文丑先到。曹操又把文丑击斩。《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良、丑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颜良、文丑之死，曹操固然先声夺人，然而袁军的主力并没有动，胜负还是要决一死战的。

曹操破颜良、文丑之后，回兵官渡。袁绍便进兵阳武(今属河南原阳县)。彼此相持，直到这一年八月里，袁绍才慢慢地进兵，靠着沙堆扎营，从东到西，连绵好几十里。曹操也分兵和他相持。出兵决战，曹操的兵不利。袁绍就进攻官渡。在地面上筑起土山，地下掘了隧道，要攻破曹操的营。这时候，曹操的兵势是很危急的。论起防守来，曹操自然有相当的力量，然而兵既比较少，粮食又要完了，眼看着不能支持。

于是曹操写一封信给后方的荀彧，商议要退兵回许都。当时曹操的兵势既较袁绍为弱，倘使一动脚，袁绍乘机追击，是很危险的。所以荀彧的复信说：“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又说：“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这不过说退军决无全理，叫他不论什么险路，到此时也只得拼死干一干罢了。

《三国志》上所说的兵谋，大都是靠不住的。这大约因军机秘密，局外人不得而知，事后揣测，多系附会之谈，而做历史的人所听见的，也不过是这一类的话之故。独有荀彧这一封信，据《三国志》本传注引荀彧的《别传》载曹操表请增加荀彧封邑的表文，曾经郑重地说及。官文书不能伪造，可以相信其是真的。

我们因此可以窥见当时兵事形势的一斑。形势是不得不冒险了，险却怎样冒法呢?那还是只有在兵粮上想法子。当时袁绍有运粮的车子几千辆到了，曹操派兵袭击，把它尽数烧掉。然而还不能摇动袁军，这大约因袁军粮多，不止这一批之故。到十月里，袁绍又派车辆出去运粮。这一次，袁绍也小心了，派淳于琼等五个人带着一万多兵去护送。

据《三国志》说，袁绍手下有一个谋士，唤做许攸，性甚贪财，袁绍不能满足他，许攸便投奔曹军，劝曹操去袭击淳于琼。曹操左右的人都疑心他。只有荀攸、贾诩两个人劝曹操去。于是曹操带着马、步兵五千，夤夜前往。到那里，已经天明了。淳于琼等见曹操兵少，直出营门排成阵势。曹操向前急攻。淳于琼等退入营内。曹操就直前攻营，把营攻破，淳于琼等都被杀掉。这一次，曹操大概是舍生忘死，拼个孤注一掷的。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袁绍听得曹操攻淳于琼，对袁谭说道：“我趁这时机，把他的大营打破，他就无家可归了。”就派张郃、高览去攻曹操的大营，不能破。后来听得淳于琼被杀，张郃、高览就投降了曹操。

《张郃传》则说：郃闻曹操攻淳于琼，劝袁绍派兵往救。郭图说不如去攻曹操的大营。张郃说：曹操的营很坚固，攻他必不能破。袁绍不听，而听了郭图的话，只派些轻骑去救淳于琼等，而遣张郃和高览去攻曹操的大营。果不能破，淳于琼等却被曹操杀了。郭图觉得惭愧，反对袁绍说：“张郃等闻兵败而喜。”郃等因此畏惧，就去投降曹操。这些话，也都是不实的。

淳于琼屯兵之处，名为乌巢，离袁绍的大营只有四十里。倘使来得及救援，袁绍不是兵少分拨不开的，何难一面派兵去攻曹操的大营，一面再多派些兵去救淳于琼等?曹操的兵不过五千，淳于琼等的兵已有一万，袁绍倘使再派马兵五千名去，也比曹操的兵加出三倍了，何至于还不能敌?倘使还不能敌，相隔四十里，续派大兵何难?何至淳于琼等还会被杀?可见曹操的攻淳于琼，是疾雷不及掩耳的。他所以只带马、步兵五千，正因兵多容易被人觉察之故。然则当时淳于琼等被攻的消息达到袁绍的大营时，怕早已来不及救援。派张郃、高览去攻曹操的大营，也不过无聊的尝试而已。袁绍连营数十里，而曹操能分兵和他相持，其兵数虽不如袁绍之多，亦必不能甚少。曹操攻淳于琼等，不过抽去五千人，何至于大营就不能守呢?据此看来，可见历史上所传的情节，多非其真，读书的人不可不自出手眼了。

淳于琼等既破，张郃复降，据《三国志》说：袁绍的兵就因此大溃，袁绍和袁谭都弃军而走，曹操大获全胜。这大约因袁绍的兵屯扎日久，锐气已挫，军心又不甚安宁，遂至一败而不可收拾。曹操的攻淳于琼，固然有胆气，也只是孤注一掷之举，其能耐，倒还是在历久坚守、能挫袁军的锐气上见得。军事的胜败，固然决于最后五分钟，也要能够支持到最后五分钟，才有决胜的资格哩。

《三国志·袁绍传》说：袁绍未出兵之前，田丰劝他分兵多支，乘虚迭出，曹操救左则击其右，救右则击其左，使其军队疲于奔命，百姓亦不得安业，不要和他决胜负于一旦。袁绍不听；颜良、文丑被杀之后，沮授又说：北兵数多而不及南兵之精，南兵粮草缺乏，财力不及北兵的充足，所以南军利在速战，北军利在缓战，宜用持久之计。袁绍又不听，以至于败。这两说也不确实。

田丰的话，袁绍固然没有听，然而袁绍从四月里和曹操相持，直到八月里才进攻曹营，可谓已充分利用持久之计。当时曹操因军粮垂尽，议欲退还许都，就是袁绍持久之计的效验；不幸曹操的兵，实在坚固难于动摇，以致功败垂成罢了。至于袁绍既进兵，还是用稳扎稳打之博学计，则本来并不冒险，田丰之计听不听也无甚关系。所以说历史上的话，总是不可尽信，我们读书非自出手眼不可的。

袁绍兵败之后，当时北强南弱之势，遂变为南强北弱。然亦不过南强北弱而已，说曹操的兵力就可以一举而扫荡袁绍，那还是不够的。当时曹操乘势追击，冀州郡县多有投降曹操的。然袁绍回去之后，收合散兵，就又把降曹的郡县收复了。曹操的用兵是最精锐不过的，倘使力足扫荡河北，岂肯中途停顿?可见袁绍的兵力也还足以自守。不但如此，当袁绍未败之时，还分兵给刘备去攻略汝南(汉郡，治平舆，今河南汝南县)。汝南降贼龚都等就做了他的内应。可见袁绍对于扰乱曹操的后方，亦很注意。不过大军既败，此等游军就无甚用处罢了。

曹操既不能扫荡河北，就回兵许都。旋又出兵南征。刘备就逃奔刘表，龚都等都逃散了。这是建安六年(201)冬天的事。七年(202)春天，曹操又进兵官渡。这一年五月里，袁绍病死了。手下的人立了他的小儿子袁尚，因此和袁谭兄弟失和。然而曹操进攻，还没有能够把他打平。到建安八年(203)五月，曹操已把攻取河北之事，暂时搁起，回兵许都，八月里，出兵南征刘表了。

袁谭和袁尚，却因曹兵退去，自相攻击。袁谭被袁尚打败了，派人求救于曹操。曹操见机会不可失，才再回兵攻取河北。从建安九年(204)二月里攻击袁尚的根据地邺城(汉邺县，今河南临漳县)，到八月里才攻下。袁尚是本来在外面的，逃到中山(今河北定县)。此时袁谭已乘机占领了冀州的东部，就去攻击袁尚，袁尚逃到故安(汉县，今河北易县东南)去，依靠袁熙。曹操突然又和袁谭翻脸了。建安十年(205)，在南皮县(今河北南皮县)地方把他攻杀。袁熙、袁尚逃入乌丸。

乌丸亦作乌桓，乃是一种异民族，在现今热河、辽宁境内的，屡次侵犯边界。建安十一年(206)，曹操筹划出兵去征伐他，在现在河北的东北境辟了两条水路，以便运粮。十二年(207)七月里出兵，因沿海大水，道路不通。先是刘虞被公孙瓒所杀，他手下的田畴，立意要和他报仇，就带着宗族，入居徐无山中(在今河北遵化县西)。避难的人民依附他的很多。田畴替他们立起章程，申明约束，居然很有条理，北边都很信服他。曹操出兵时，把田畴也招罗在军中。田畴说：旧北平郡之北，本来有一条路，出卢龙塞到柳城去的(这是从今遵化向东北出龙井关的路。柳城，汉县，在今辽宁兴城县西南)。从后汉以来，路绝不通，然而还有些痕迹。倘使从这一条路出兵，攻其不备，一定可大获全胜的。曹操听了他的话，就从这条路出去。果然一战而杀了三个乌丸的酋长，剩下来一个，和袁熙、袁尚逃到辽东。当时的辽东太守是公孙康，也是要据地自立的，袁熙、袁尚的资格岂能服从他?所以有人劝曹操进兵辽东，曹操就逆料他们不能相容，径从柳城回兵。果然公孙康把袁熙、袁尚的头送来了。到此，袁氏才算全灭。

从建安四年袁曹交兵至此，前后共历九年，和曹操的破陶谦、吕布、袁术等，前后不过两三年的，大不相同。所以说袁绍确是曹操的一个劲敌。

赤壁之战的真相

赤壁之战，是三国史事的关键。倘使当时没有这一战，或者虽有这一战而曹操又胜了，天下就成为统一之局而不会三分了。所以这一战，实在是当时分裂和统一的关键。

要知道赤壁之战的真相，先要知道当时曹、刘、孙三方面的形势。

刘备是个有领袖欲的人，他是不甘心坐第二把交椅的。所以当他和曹操联合破灭吕布之后，他很可以依附曹操，做一个资深望重的大员了。他却不肯甘心，又和董承勾结，反叛曹操。到被曹操打败了，则始而投奔袁绍，继而投奔刘表。这时候，他和曹操业已成为不可复合之势。简单明了些说，他若再投降曹操，曹操必不能容他，而他也绝不会是真心的。所以他对于曹操，无论兵势如何，总是要抵抗到底的。

至于孙权，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我们要说到孙权，又得先说到他的哥哥孙策。孙坚有四个儿子：大的唤做孙策，第二个就是孙权，第三个唤做孙翊，第四个唤做孙匡。孙坚是和袁术联合的，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自然是依靠袁术。孙策也是个轻剽勇敢的人，大有父风。袁术看他不错，就把孙坚手下的人都还了他。他曾替袁术打过好几次仗，都是胜利的，袁术是个赏罚不明、不能用人的人，派他出去打仗时，允许他战胜之后如何酬劳他，后来都不能实践。

孙策心中失望，觉得在袁术手下，一辈子没有出路，就自告奋勇，愿去平定江东。江东就是江苏省里长江以南的地方，现在称为江南，古人却称为江东，而把对江之地，称为江西。古人所说的江南，是现在湖南地方。这是闲话，搁过不提。后汉时，江东西同属扬州。扬州刺史本来驻扎在寿春，就是现在安徽的寿县。这时候，寿春给袁术占据了，扬州刺史刘繇只得寄治在曲阿，在现今江苏省丹阳县地方。虽然兵力有限，也还能和袁术相持，袁术一时不能吞灭他。到孙策渡江而东，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孙策是最剽悍善战的，一渡江，就把刘繇打败，刘繇逃到现在江西的湖口，不多时就病死了。于是从江苏到江西沿江一带，全成为孙策的势力范围。孙策就不再服从袁术，袁术称帝时，公然写信和他绝交了。

曹操在这时候，势力还顾不到江东，而且他和袁术是反对的，自然要拉拢孙策。于是表荐他，加他讨逆将军的称号，封为吴侯。

建安五年，曹操和袁绍正在隔河相持，孙策也要出兵渡江而北，不想还没有开拔，就给人家刺死了。你道是为什么呢?原来当孙策到江东时，有个吴郡太守(后汉分会稽郡所置的郡，治所即今江苏的吴县)唤做许贡，密表汉帝，说孙策骁勇，和项籍相像，该把他早些召回中央，不可听他留在江外，致成后患。孙策是立意要割据一方的，听得这个消息，很不高兴，就把许贡杀掉。许贡的门客，有几个潜伏在民间，想替许贡报仇。孙策最喜欢打猎，他骑的马又好，从人都跟随不上。这一次出去打猎，和许贡的门客狭路相逢，就给他们打伤，回来不久就死了。

孙策这一次的出兵，《三国志》本传说：他是要袭击许都，迎接汉献帝的，这也是痴话。曹操是善于用兵的人，虽然和袁绍相持，后方不会无备，上一节中业经说过了。江东离许都，比河北更远，孙策有多大兵力能去攻袭?别说不能战胜，能否达到，还是个疑问呢!孙策也是个善于用兵的人，有这样傻的么?况且挟着一个天子，实际上并无多大用处，前文也早经说过了。然则孙策的出兵，到底是什么主意呢?这里面，却有一段大家不很注意的故事。

当时有个沛相(汉朝的郡和王国，是一样的等级。王国治民之权在相)，唤做陈珪，他是个归心中央的人，看得吕布和袁术一班人很不入眼。当袁术要想称帝，又替他的儿子向吕布的女儿求婚时，陈珪怕他们两人联合，更难平定，就去游说吕布，把他破坏了。又叫儿子陈登去见曹操，说吕布勇而无谋，反复无常，不可相信，要早些设法收拾他。曹操大喜，便拜陈登做广陵太守(广陵郡，本治现在的江都，此时陈登治射阳县，在今淮安东南)。临别的时候，握着他的手说道：“东方之事，便以相付。”叫他暗中收合部众，预备做个内应。后来曹操攻吕布时，陈登曾带着本郡的兵，做曹兵的先驱。吕布灭后，汉朝因他有功，加给他伏波将军的名号。《三国志·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说他在这时候，慨然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的用兵，几于所向无敌，独有两次攻陈登，都是失败的。孙策心中甚为愤怒。他临死前的出兵，《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他是想去攻陈登的，这大约是实情。

孙策用兵甚锐，这一次大举而来，假如不死而渡过了江，陈登能否抵抗，自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陈登不是像刘繇等武略不济的人，即使一时失败，必不至于一蹶不振，总还能收合余烬，求救于中央，或者和别一支兵马联合，和孙氏相持。况且孙策善战，陈登未必和他野战，还可用守势对付呢。所以陈登在广陵，确是孙氏的一个劲敌。现在孙策北伐未成，先已自毙，那是中央最好的机会了。曹操却把陈登调做东城太守(汉县，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此时临时设置太守)。于是隔江之地，就无能牵制孙氏的人，这是曹操的一个失策。到后来，再临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之计”(亦见《先贤行状》。元龙是陈登的字)，就迟了。

孙翊的性质，最和孙策相像。孙策临死时，张昭等都逆料他要把后事付托给孙翊，他却把印绶佩在孙权身上，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这几句话，不知道真是孙策说的?还是后人附会?孙权足以当之而无愧，却是实在的。只要看他赤壁战时任用周瑜，袭取荆州时任用吕蒙，猇亭战时任用陆逊，就可知道了。孙策虽然长于战阵，然而平定江东，开创基业，也不是一味勇敢就能办得到的。或者他亦有些知人之明，所以把后事付托给他罢。孙权继任之后，一面整理现在江、浙、皖、赣之地，又频年出兵，攻击江夏(江夏郡在今湖北黄冈县)太守黄祖。到建安十三年(208)，把黄祖杀掉。于是孙权的势力，达到现在湖北省的东南部，再向西，就可到现在的汉口，窥伺江陵和襄阳了。而曹操也在这一年进攻刘表。

刘表的性质，究竟是个文人。他只会坐观成败，图收渔人之利，而不会身临前敌，去攻城夺地。此等人物，在天下扰乱时亦足以保境息民，偷一时之安，到天下将定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八月，刘表病死了。他大的儿子唤做刘琦，小的儿子唤做刘琮。刘表和他的夫人蔡氏，都心爱刘琮，要立他为后，古代亦称君主。刘琦觉得不安，去请教诸葛亮。诸葛亮对他说：“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刘琦明白了。恰好黄祖为孙权所杀，就乘机请求外出，做了江夏太守。刘表死后，襄阳一方面立了刘琮。对于曹兵，自然无法抵御。九月里，曹操的兵到新野，刘琮就举州投降了。

这时候，刘备屯驻在襄阳对岸的樊城。他对于曹操，是不能投降，而又无从抵抗的，只得渡过汉水，西南而走。《三国志·先主传》说：他走过襄阳时，诸葛亮劝他攻击刘琮，荆州可取。他说：“吾不忍也。”这话也未必确实。当时的襄阳，人心自然不定，攻破他自然是容易的，转瞬曹操的大兵来了，却如何能守呢?“诸葛一生唯谨慎”，怕不会出这种主意罢?

刘备于是再向南走。《先主传》说：刘琮的左右和荆州人，归附他的很多，到当阳时，人众已有十几万了，一天只走十几里路。这话或者有些过甚，却不是毫无影响的。因为要做事业，手下一定要有人。老百姓只要饱食暖衣，安居乐业，谁来管你们争天夺地的事情?一个光杆，到了什么地方，要发动该地方的民众替自己战斗，绝不是容易的，所以基本的队伍决不能弃掉。再加以荆州人不愿降北的，其数自有可观。而两汉三国时代，去古还近，社会的组织含有大家族的意味较多，做官、从军和避难的人，往往带着家族、亲戚走，所以其数之多如此。惟其这样，自然走不快了。

曹操此时，颇有一举而肃清荆州的决心，于是发轻骑，一日一夜走三百里去追击他，追到当阳东北的长坂，追上了。刘备自然不能抵抗，就逃向夏口(就是现在的汉口)去依靠刘琦。

这时候的刘备，显然是日暮途穷。倘使没有人和他联合，大约只好逃向现在的湖南。汉时的湖南还未十分发达，在那里，也决然不能立足的。所以这时候的刘备真是末日将到了。而不期事出意外，却有个孙权来和他联合。

论起孙权的资格和他对曹操的关系来，都和刘备大不相同。

刘备虽然屡战屡败，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地盘，这只是时运不济；他从灵帝末年起兵，在北方转战十余年，和曹操、二袁、吕布等都是一样的资格；而且素有英雄之名；当时确亦有一部分人归向他；所以曹操见了他，确亦有几分畏惧。

至于孙氏弟兄，虽在江东手创基业，然而当时江东之地，比较上还是无关大局的。所以大家心目中还不甚觉得有这么两个人。《三国志·张昭传》说，当孙策平定江东时，北方士大夫的信札，还是专归功于张昭的。《张传》说，孙策死时，曹操要乘机伐吴，张把他劝止了。曹操才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而以为会稽东部都尉(后汉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都尉是武职，称为某部都尉的，亦分管一部分之地，有治民之权)，要令他“辅权内附”。所谓“辅权内附”，就是运动甚而至于胁迫孙权来投降。孙策死时，北方的问题多着呢，曹操如何会想到去伐吴?这句话也是不确的。但以张为会稽东部都尉，欲令“辅权内附”，这句话却该不诬。当时北方人心目中，看了孙权是怎样一个人，就可想而知了。曹操破了荆州，就想顺流东下，本来犯兵家之忌，贾诩曾经劝止他，而他不听，大概对于孙权，不免低估了些罢?然其所以低估之故，也是所谓资格限人，是极容易犯的错误，怪不得曹操了。

刘表的死耗，达到江东，鲁肃便对孙权说：荆州是个紧要的去处，请借吊丧为名，去看看情形。如其刘备和刘表一方面的人没有嫌隙，我们就得联合他。如其彼此乖离，就得另打主意。孙权允许了他。鲁肃就溯江西上，走到汉口，听说曹操的兵已向荆州，鲁肃也昼夜兼程而进。走到南郡界内，听说刘琮已降曹操了，刘备向南奔逃，鲁肃就径迎上去，和他在长坂相会。劝刘备和孙权联合。刘备自然欢喜。而刘备手下的诸葛亮亦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于是鲁肃回去复命，诸葛亮从汉口东行，到现在的九江，和孙权相见。

这时候，在孙权一方面，就要决定降战之计。据历史上的记载，是这样的：孙权聚群下会议，大多数主张迎降。其理由是：① 曹操托名汉相，和他拒敌，似乎是反抗中央。② 曹操已得荆州的水军，又有步兵，水陆并进，并非专靠马队，所以长江之险，并不足恃。而其 ③ 则为众寡不敌。只有鲁肃不开口。孙权出去更衣，鲁肃却跟了出去。孙权知道他有话说，握着他的手道：“你要说什么呢?”鲁肃道：“刚才众人的议论，是要误你的，你别要听他。像我是可以投降曹操的，你却使不得。为什么呢?我在你手下，不过做个官儿，投降了曹操，官还是有得做的，你却怎样呢?”这几句话，正合孙权之意，孙权便表示采纳。这时候，周瑜因事到鄱阳去，鲁肃便劝孙权把他召回，共商降战之计。周瑜到了，就决定迎战。他的理由是：① 北方并未大定，加以关西还有韩遂、马超，曹操的兵决不能作持久之计。② 北方的人不善水战，荆州的人又非心服。③ 而且大寒之际，缺乏马草，天时亦不相宜。诸葛亮游说孙权的话，理由也大致相同，于是孙权就决意联合刘备，抵抗曹操了。派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去和刘备协力。

当时两方的兵力：大约北兵是十五六万，荆州的兵有七八万，合计共二十余万。刘备一方面，合水陆兵共有万人，刘琦手下的江夏兵，亦有一万。周瑜、程普的兵，《三国志》上有的地方说各有万人，有的地方又说共有三万，大率鲁肃手下还有些人，合计之共有三万。孙刘之兵，约在五万左右。两方的兵力，约系一与五之比。但在地利及军队的长技上说，南方的兵却是占了便宜的，而黄盖又进火攻之计，就在嘉鱼县赤壁地方，把曹兵打得大败。

曹操果然不能持久，留曹仁守着江陵，自带大兵北归。周瑜又跟着攻击，曹仁守不住，只得把江陵也放弃了。于是长江流域无复北兵踪迹，而南北分立的形势以成。

赤壁之战，军事上的胜败，真相颇为明白，用不着研究。其中只有孙权的决心抵抗曹操，却是一个谜。读史的人，都给“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两句话迷住了，以为曹操是当然要抵抗的，其中更无问题。殊不知这两句乃是周瑜口里的话，安能作为定论?何况照我所考据，曹操确系心存汉室，并非汉贼呢?然则孙权决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何在?周瑜、鲁肃等力劝孙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又何在?这系从公一方面立论，从私一方面说，也是这样的。

赤壁之战，曹操固然犯着兵家之忌，有其致败之道，然而孙、刘方面，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自此以后，曹操幸而用兵于关西、汉中，未曾专注于南方。倘使曹操置别一方面为缓图，尽力向荆州或者扬州攻击，孙权的能否支持，究竟有无把握呢?孙权和刘备不同。刘备投降曹操，曹操是必不能相容的，所以只得拼死抵抗。孙权和曹操，本无嫌隙，当时假使投降，曹操还要格外优待，做个榜样给未降的人看的。所以当时孙权假使迎降，就能使天下及早统一，免于分裂之祸；而以孙权一家论，亦系莫大的幸福；裴松之在《三国志·张昭传》注里，早经说过了。然则孙权的决意抵抗，周瑜、鲁肃的一力撺掇孙权抵抗，不过是好乱和行险侥幸而已。

《三国志·鲁肃传》说：鲁肃初到江东时，回东城葬其祖母(鲁肃是东城人)，他有个朋友，劝他北归，鲁肃意欲听他，特到江东搬取家眷，周瑜却劝他，说从前人的预言，都说“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劝他不要回去。又把他荐给孙权。见面之后，甚为投机。众人都退了，孙权独留他喝酒。谈论之间，鲁肃便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后来孙权称帝时，“临坛顾谓公卿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三国志·鲁肃传》)《张昭传》注引《江表传》又说：孙权称帝之后，聚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也举起笏来，要想称颂功德。孙权却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可见自立的野心，孙权和周瑜、鲁肃等，早就有之。赤壁之役，孙权聚众议论降战时，反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不知帝制自为的，毕竟是谁?事实最雄辩，就用不着我再说了。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赤壁一战，把曹兵打得连江陵都放弃了。此时益州还在刘璋手里，长江流域就全无北兵的踪迹；曹操要再图进取，其势并不容易；所以说经过这一战，而南北分立的形势以成。然而要说三分鼎足，还早呢，因为刘备的地盘太小了。

俗话有借荆州之说，说荆州是孙权的，后来借给刘备，这话是胡说的。荆州怎得是孙权的?后汉的荆州，东境到江夏郡为止，孙权直到赤壁之战这一年，才打破黄祖，还没有能据有其地，不过掳掠了些人民回去，做江夏太守的，依然是刘琦，怎能说荆州是孙权的呢?按照封建时代的习惯，谁用实力据有土地，就算是谁的，可以父子相传。如此，荆州该是刘琦的。所以赤壁战后，刘备便表荐刘琦做荆州刺史。但是话虽这样说，实际上能据有其地，还是要靠实力的。刘琦荆州刺史的名义，孙权虽不便否认，然而南郡是周瑜打下来的，还会将兵退出交给刘琦么?况且刘琦也不久就死了。事实上，当时长江从南郡以下，都给孙权的军队占据了。刘备则屯兵公安县，向现在湖南境内发展，把些地方都打下来了。然而地方毕竟太小，而且湖南在汉时还未甚开发，是不够做一个地盘的。

大家都知道在诸葛亮未出茅庐时，就有所谓隆中(在湖北襄阳县西，据说是诸葛亮隐居之处)之对，他的意思是：① 曹操不可与争锋；② 孙权可以联合而不可以吞并；③ 只有荆州和益州是可以取为地盘的；④ 如其取得了，到天下有事的时候，派一员上将，从襄阳出南阳一路以攻洛阳，而刘备自己带着益州的兵，去攻关中，如此，就“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了。

这一篇话，近来读史的人因为他和后来的事实太相像了，疑心它是假的。确实，三国时代所谓谋臣的话，靠不住的太多了。这一篇话，我倒以为无甚可疑的。因为这是当时的大势如此，不容说诸葛亮见不到。但是荆州从襄阳以北的一部分，还在曹操手里。沿江一带的要地，又大半给孙权占去了。刘备在此时，只有觊觎着益州，然而益州是个天险之地，刘璋虽说无用，打进去也不容易。所以刘备在此时，还是局促不能发展。

孙权一方面，却打什么主意呢?其中才雄心狠的，第一个要推周瑜。

他的第一条主意，是趁刘备到现在的镇江去见孙权的时候，把他软禁起来，而把关羽、张飞等分开了，使他们不能联合，而在周瑜指挥之下，去和曹操作战。他这条主意，厉害是厉害的了。然而刘备被软禁之后，关羽、张飞等能否听周瑜的调度，却是一个大问题。军队是有系统的，尤其是封建时代的武人，全是效忠于主将的，是个对人关系。只要看曹操极其厚待关羽，而关羽还要逃归刘备，就可知道。吕布投奔刘备，刘备投奔曹操。在当时，刘备和曹操何难把他的敌人杀掉?不过因他们手下都是有人马的，一者未免心存利用，二者杀掉了一个人，他手下的还是要和自己反对的，剿抚两难，所以不得不敷衍、隐忍罢了。倘使当时竟把刘备软禁起来，关羽、张飞等怕不但不肯听周瑜的指挥，还会和他争斗起来，斗而不胜，便降附曹操，图报故主之仇，也是可能的。所以周瑜这条主意，太狠而不可行。

他第二条主意，便是合孙权的堂房弟兄孙瑜(孙静的儿子。孙静是孙坚最小的兄弟)去攻益州。攻取益州之后，留孙瑜守其地，而他自己回来和孙权共镇襄阳，以图北方。这条主意，却比较稳健了，至多攻益州无成，损失些兵马而已，所以孙权听了他。

周瑜就回江陵治兵，不想走到半路上病死了。孙权用鲁肃代他，带兵驻扎在陆口(现在的陆溪口，在湖北嘉鱼县西南)。这是建安十五年（210）的事。周瑜是个极端锋锐的人，鲁肃却稳重了，他是始终主张联合刘备以抵御曹操的，所以当他在任时，孙刘方面得以无事。

孙权在这时候，又打了一条主意。派人去和刘备说：要和他共攻益州。刘备和手下的人商量，大家都说可以许他，攻下之后，孙权终不能跨过我们的地方，去据有益州，益州便是我们的了。有一个人，唤做殷观，却说：“我们合孙权去攻益州，一定要先行进兵。倘使益州打不进去，退回来，难保孙权一方面的人不截我们的后路，这是很危险的。不如赞成他攻益州，而说我们的地方都是新定，兵不能动，请你自己去打罢。”如此一来，刘备倒好截孙权的兵的后路了，孙权自然也不会上当，就终于没有动兵。

在这种情势之下，益州本来可以偷安，不料刘璋却自己把刘备请进去了。你道是怎样一回事?原来刘焉从占据益州以来，始终和本地的人民不甚相合。他曾杀州内的豪强十几个人，以立威严。又招致了关中和南阳一带流亡的人民数万家，用其人为兵，称为东州兵，不免要欺凌本地人，所以本地的小百姓也不归附他。刘焉死后，他的儿子刘璋继位，有一个将官唤做赵韪的，就举兵造反。幸而东州兵想到自己的地位，全是依靠刘璋的，替他出力死战，总算把赵韪打平。然而这样上下离心，到底不是一回事。外面没有问题时，还可以苟安，有什么变动就难了。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要去攻张鲁。这个消息传到益州，刘璋手下的张松就对刘璋说：“汉中是巴蜀的门户。倘使曹操占据了汉中，巴蜀就都危险了。而且蜀中诸将，像庞羲、李异等，都是靠不住的。刘备是你的同宗，善于用兵，又和曹操是冤家，不如招致他来，使他攻取张鲁，如此，曹操就不足虑了。”刘璋颇以为然，就派一个人名唤法正的，带着四千名兵去迎接刘备。这时候，张鲁本来不听刘璋的命令。刘璋之意，大概以为把汉中送给刘备，自己是不吃亏的，而刘备是不会投降曹操的，得他和自己把守北门，就可以不怕曹操了，原也不是没有打算。

然而天下没有好人，刘备进了益州之后能否听自己的命令呢?这一层，刘璋却没有打算到。张松、法正等都是些倾危之士，不恤卖主求荣的，就劝刘备夺取益州。刘备听了，正中下怀，便随法正入川。刘璋自到涪县(今四川绵阳县)，和他相见。添给他许多兵马，还给了许多粮饷财帛，使他督率白水关(编者注：今属四川广元县)的兵北攻张鲁。刘备此时，共有兵马三万，他却不攻张鲁，住在葭萌县地方(在四川昭化县东南)，大施恩惠，以收人心。当刘备和刘璋在涪县相会时，张松、法正和刘备手下的庞统，都劝他就在相会时袭取刘璋。这样事出仓卒，川中的军民如何会服呢?所以刘备不听他们。

曹操想西攻张鲁，还没有进兵，却因此引起了韩遂、马超等的反叛。曹操亲自西征，虽然把他打破了，然而进攻张鲁之事，却亦因此而未能实行。

到建安十七年(212)十月，曹操又自己带兵去攻孙权。刘备就对刘璋说：孙权差人来求救，我和他本来是互相唇齿的，不得不去救。况且关羽正在和乐进相持，倘使不去救，关羽败了，益州一方面也是要受到骚扰的。张鲁是只会自守，不足为虑的。请刘璋再借一万名兵，和军资器械，要想东还。刘璋给了他四千名兵，其余的东西都减半发给。这在刘备不过是借端需索，原未必真个东还，张松听得，却发急了，写封信给刘备，说大事垂成，何可舍之而去?张松的哥哥张肃，见他如此私通外敌，怕他连累于己，便把他举发了。刘璋便收斩张松。发命令给各关的守将，叫他们不得再和刘备往来。

刘备就借端装作发怒。庞统替他出了三条计策：上策是阴选精兵，径袭成都。中策是装作真个要东行，待白水关守将杨怀、高霈来送行时，把他捉住，吞并其兵，再行进攻成都。下策是退还白帝城(在四川奉节县东北)，联合荆州的兵，再打主意。上策还是和在相会时袭取刘璋一样的，纵然解决了刘璋一个人，全川军民不服，还是要发生问题。看似解决得快，其实并不是真快，甚而至于枝节更多。至于下策，则竟是把入川的机会放过了。所以刘备采用了他的中策，趁杨怀、高霈来见，把他们拘留起来。刘备进了白水关，把关中的兵都收编了，而将其家属留作人质，进据涪县。刘璋派兵抵御，都非败即降。刘备进围雒县(今四川广汉县)，这雒县是刘璋的儿子刘循守的，到底利害切身，守了一年，直到建安十九年(214)夏天才破，刘备就进攻成都。刘璋自知无力抵御，守了几十天，就投降了。于是刘备取得了益州，诸葛亮隆中的计划，达到了一半。

建安十七、十八两年，刘备和刘璋争持，马超也仍在关中反叛，所以曹操一方面进攻张鲁之事，始终未能实现。曹操这时候，是留夏侯渊在关中作战的。到建安十九年，刘备攻破了成都，夏侯渊也彻底铲除了马超，而且连凉州都打平了。

到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就又进攻张鲁。这时候，孙权也派人去向刘备索取荆州。荆州该属于孙权的理由，是没有的。孙权的讨取，大概是像近代各军队一般，向人要求多让些防地给自己罢了。刘备当时大概也借口于军队的给养还是不够，就说等我得到凉州，再把荆州给你。孙权大怒，使吕蒙进占现在湖南的东部。刘备入川时，诸葛亮等一大班人本来都留在荆州的。后来刘备和刘璋翻脸，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也沿着长江，打进四川，只留关羽一个人在荆州了。这时候，关羽也带兵到了现在湖南的益阳，刘备则统兵五万，从公安而下，打算和孙权方面争执一番。旋听得曹操攻汉中，乃和孙权平和解决，把荆州东西划分，从江夏向南属孙权，从南郡向南属刘备。刘备一方面派关羽驻扎在江陵。孙权一方面仍派鲁肃驻扎在陆口。江陵本是周瑜的防地，此时却正式属于刘备。所以这一个分划，刘备是占了些便宜的。刘备急急回川，听说张鲁已给曹操打败了，逃向巴中(汉朝的巴郡，治今四川江北县。刘璋分置巴东、巴西两郡，巴东治今奉节县，巴西治今阆中县)来，急忙派人去迎接。谁知张鲁已经投降曹操了。曹操此时，仍留夏侯渊在汉中，派张郃帮助他。张郃便进犯巴中。倘使巴中失守，西川和荆州的交通，岂不被曹操截断?幸得张飞把张郃打败，退回汉中。

建安二十二年(217)，鲁肃死了，孙权派吕蒙继任。吕蒙的性质，是和周瑜相像的。他主张派一支兵驻扎江陵，一支兵进驻白帝，再派一支兵沿江游弋，作为应援，而自己则进据襄阳。如此，自然非夺取荆州不可。孙权又和他商量：到底是夺取荆州的好，还是夺取徐州的好?他说：“徐州不难夺取，但其地系平原，利于马队，非用七八万兵不能守，不如夺取荆州，全据长江，在军队的长技上，是利于南而不利于北的。”孙权很以为然。于是孙权一方面，夺取荆州的计划已定，只是待时而动；而刘备一方面，却没有知道。

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听了法正的话，进兵汉中。曹操也亲自西征，到了长安。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在沔县东南的定军山，把夏侯渊击斩。曹操亲自进兵。刘备收兵守住险要，始终不和他交锋。曹操无可如何，五月里，只得退兵。于是刘备又据有汉中，非常得意了。然而荆州方面，却就要有失意之事。

原来这时候，曹操方面，在荆州和关羽相持的是曹仁，屯兵樊城。建安二十三年十月，南阳守将侯音叛降关羽，曹仁回兵将他攻围，到二十四年正月里，把南阳攻破，把侯音杀掉了，而关羽亦于这一年进兵攻围樊城。七月里，曹操派于禁去助曹仁。八月，汉江水涨，于禁为关羽所擒。这时候，曹操一方面兵势颇为吃紧。大约因一部分兵还在关中，再调救兵，仓卒不易齐集，而且不免骚扰之故。我们试看当时曹操再派去救曹仁的徐晃，就是从关中调出来的可知，此时北方无衅可乘，哪里就能实行诸葛亮隆中之对，荆益两州同时并举?刘备使关羽出兵，大概意思还是重在关中方面，使他牵制曹操的兵力的。曹操的兵既已从汉中退出，进兵的目的可谓业已达到。即使曹操方面不再多派救兵来，孙权方面不因此而议其后；而顿兵坚城之下，也是兵家所忌，所以关羽这时候，究竟应该退兵,还是该决意攻取樊城?也是要斟酌的，而关羽执意不回，且因孙权方面更换守将，而把后方的兵调赴前线，就不能不说他勇敢有余，谨慎不足了。

孙权一方面，既然决意夺取荆州，这时候自然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吕蒙密启孙权，说关羽还留着好些兵在后方，大约是防我的。我时常多病，请诈称有病，回建业调养，等他放心些，好把后方的兵调赴前敌。孙权应允了他，吕蒙就回见孙权，保举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请用他做自己的后任。孙权也听了他。陆逊到任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关羽，辞气之间极其谦下。关羽果然放下了心，把后方的兵逐渐调赴前线。孙权乃亲自西行，派吕蒙做前锋，去袭取荆州。吕蒙到了九江，把精兵都伏在船里，装作商船的样子西上。走过江边关羽设有斥候队的地方，把斥候兵都捆捉了。所以孙权的兵西上，荆州不能早得消息。然而倘使关羽的后方没人叛变，总还有些抵抗力的。而守江陵的糜芳，守公安的士仁(《三国志·孙权、吕蒙传》和杨戏《季汉辅臣赞》都作士仁，唯《关羽传》作傅士仁，傅怕是衍字)，又都和关羽不和，听见孙权的兵来，都投降了。于是关羽只得退兵。吕蒙既进江陵，约束军士，丝毫不得侵犯人民。对于跟随关羽出征的人的家属，尤其保护得周到。关羽的军心，就因此而乱，逐渐散去。关羽走到当阳东南的麦城，孙权派人去招降他，关羽诈称投降，带着十几个人逃走，被孙权伏兵所杀。

关羽这个人，是有些本领的，我们不能因他失败而看轻他。何以见得他有本领呢?一则，你留心把《三国志》看，自刘备用兵以来，不分兵则已，倘使分兵，总是自己带一支，关羽带一支的，可见他有独当一面的才略。二则刘备从樊城逃向江陵时，是使关羽另带一支水军到江陵去的，后来和刘备在夏口相会。北方人是不善水战的，赤壁之战，曹操尚以此致败，而关羽一到荆州就能带水军，亦可见其确有本领。至其在下邳投降曹操后，曹操待他甚厚，而他还是不忘故主；却又不肯辜负曹操的厚意，一定要立些军功，报答了曹操然后去，也确有封建时代武士的气概。后人崇拜他固然过分，我们也不能把他一笔抹杀了的。可是他的久围樊城，在军略上终不能无遗憾；而《三国志》说他“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糜芳、士仁之叛，未必不由于此，也是他的一个弱点。

关羽的败，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因为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所以说这是刘备方面的致命伤。

这件事情，如其就事论事，关羽的刚愎而贪功，似应负其全责。如其通观前后，则刘备的急于并吞刘璋，实在是失败的远因。倘使刘备老实一些，竟替刘璋出一把力，北攻张鲁，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张鲁既下，而马超、韩遂等还未全败，彼此联合，以扰关中，曹操倒难于对付了。刘备心计太工，不肯北攻张鲁，而要反噬刘璋，以致替曹操腾出了平定关中和凉州的时间，而且仍给以削平张鲁的机会。后来虽因曹操方面实力亦不充足，仍能进取汉中，然本可联合凉州诸将共扰关中的，却变作独当大敌。于是不得不令关羽出兵以为牵制，而荆州丧失的祸根，就潜伏于此了。

不但如此，刘备猇亭之败，其祸机实亦潜伏于此时。为什么呢?伐吴之役，《三国演义》上说刘备和关羽、张飞是结义兄弟，他的出兵，是要替义弟报仇，这固然是笑话，读史的人说他是忿兵，也未必是真相的。因为能做一番事业的人，意志必较坚定，理智必较细密，断不会轻易动于感情。况且感情必是动于当时的，时间稍久，感情就渐渐衰退，理智就渐渐清醒了。关羽败于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的征吴，是在章武元年(221)七月，章武元年，就是建安二十六年，距离关羽的失败已经一年半了，还有轻动于感情之理么?然则刘备到底为什么要去征吴呢?我说：这个理由，是和吕蒙不主张取徐州而主张取荆州一样的。大约自揣兵力，取中原不足，而取荆州则自以为有余。当时赵云劝他，说国贼是曹丕不是孙权，伐吴之后，兵连祸结，必非一时能解，就没有余力再图北方了。这句话，刘备是不以为然的，所以不肯听他。而他的不以为然，并不是甘心兵连祸结，和吴人旷日持久，而是自以为厚集其力，可一举而夺取荆州。殊不知吴蜀的兵力，本在伯仲之间，荆州既失，断无如此容易恢复之理。旷日持久，就转招致猇亭的大败了。然其祸根，亦因急于要取益州，以致对于荆州不能兼顾之故。所以心计过工，有时也会成为失败的原因的，真个阅历多的人，倒觉得凡事还是少用机谋，依着正义而行的好了。

替魏武帝辩诬

我现在，要替一位绝代的英雄辩诬了，这英雄是谁?便是魏武帝。

现在举世都说魏武帝是奸臣，这话不知从何而来?固然，这是受《演义》的影响，然而《演义》亦必有所本。《演义》的前身是说书，说书的人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见解的，总不过迎合社会的心理；而且一种见解，不是和大多数人的心理相合，也绝不会流行到如此之广的；所以对于魏武帝的不正当的批评，我们只能认为是社会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认识英雄。

魏武帝的为人，到底是怎样的呢?这只要看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日他所发的令，便可知道。这一道令，是载在《魏武故事》上面，而见于现在的《三国志》注里的。他的大要如下：

魏武帝是二十岁被举为孝廉的。他说：“我在这时候，因为我本不是什么有名声的人，怕给当世的人看轻了，所以希望做一个好郡守。”的确，他后来做济南相，是很有政绩的，但因得罪了宦官，又被豪强所怨恨，怕因此招致“家祸”，就托病辞职了。

辞职的时候，他年约三十岁。他说：“和我同举孝廉的人，有年已五十的，看来也不算老，我就再等二十年，也不过和他一样，又何妨暂时隐居呢?”于是他就回到他的本乡谯县，在城东五十里，造了一所精舍(精舍是比较讲究的屋子。汉时读书的人，往往是住在精舍里的)，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待时之清。这可见得他的志趣，很为高尚，并不是什么热衷于富贵利达的人；而他在隐居之时，还注意于文武兼修，又可见得他是个有志之士。

后来他被征为都尉，又升迁做典军校尉，这是武职了。他说：“我在这时候，又希望替国家立功，将来在墓道上立一块碑，题为‘汉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不想朝政昏乱，并不能给他以立功的机会，而且还酿成了董卓之乱。他在这时候，就兴起义兵，去讨伐董卓。他说：“我要合兵，是能够多得的，然而我不愿意多，因为怕兵多意盛，和强敌争衡，反而成为祸始。所以和董卓打仗时，兵不过数千；后来到扬州募兵，也以三千为限。”

后来在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这是他生平做大事业之始。他又叙述他破平袁术、袁绍、刘表的经过，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实话。

下文，他就说：“人家见我兵势强盛，又向来不信天命(这是说做皇帝全凭本领、势力)，或者疑心我有篡汉的意思，这是我耿耿于心的。从前齐桓公、晋文公所以为后人所称道，就因为他兵势强盛，还能够事奉周朝之故。周文王有了天下三分之二，还能够事奉殷朝，孔子称他为至德，我难道不想学他么?”他又引两段故事：

一段是战国时的乐毅。当战国时，燕国曾为齐国所灭，后来总算复国。这时候的燕王，谥法唤做昭王。他立意要报仇，任用乐毅，打破了齐国，攻下了七十多座城池。齐国只剩得两个城，眼见得灭亡在即了。乐毅因为要齐国人心服，不肯急攻。不想燕昭王死了，他的儿子燕惠王即位，素来和乐毅不睦，便派人去替代他。这时候，乐毅如回到燕国去，是必然要受祸的，乐毅就逃到赵国。乐毅去后，军心忿怒，齐国的名将田单，就趁此将燕兵打败，把齐国恢复过来了。后来赵王要和乐毅谋算燕国，乐毅伏在地上，垂着眼泪道：“我事奉燕昭王，和事奉大王是一样的。我如其在赵国得罪，逃到别国去，我是终身不敢谋算赵国的奴隶的，何况燕昭王的子孙呢?”

又一件是秦朝蒙恬的故事。蒙恬的祖父，唤做蒙骜；父亲唤做蒙武，都是秦国的军官。蒙恬是替秦始皇造长城，带着兵，在现在陕西的北部防匈奴的。秦始皇死后，儿子二世皇帝即位，要杀掉蒙恬。蒙恬说：“从我的祖父到我，在秦朝算做可以信托的臣子，已经三代了。我现在带兵三十多万，论起我的势力来，是足以造反的。然而我宁死而不肯造反，那一者是不敢羞辱了祖父，二者也是不敢忘掉前代的皇帝啊!”蒙恬就自杀了。

魏武帝引此两段故事，说：“我每读到这两种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从我的祖以至于我，受汉朝皇帝的信任三代了，再加上我的儿子，就不止三代了，我何忍篡汉呢?我这些话，不但对诸位说，还对我的妻妾(魏武帝的妻，自然不会再嫁的，下文的话，实在是专对妾说的；不过一个字有时候不能成为一个词，就往往连用一个不相干的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当它没有的，不过取这一个音，以足成语调罢了。这一个例子，在古书中很多，古人谓之“足句”；足字也写作挟字。如《易经》上“润之以风雨”，雨可以润物，风是只会使物干燥的，这“风”字就等于有音而无义。就是其一个例子)说。我又对她们说：我死之后，你们都该再嫁，想她们传述我的心事，使人家都知道。虽然如此，要我放下兵权，回到武平国(武平是汉朝的县，就是现在河南的鹿邑县)去，却是势所不能的。一者怕离了兵权，被人谋害，要替自己的子孙打算；再者，我如其失败，国家也有危险的；所以我不能慕虚名而受实祸。从前朝廷封我三个儿子做侯，我都力辞不受，现在倒又想受了。并不是还要以此为荣，不过要自己的儿子多建立几个国家在外，为万安之计罢了。”

令文所说，大略是这样。西洋的学者说：“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因为政治本来是社会上有了矛盾然后才有的，所以政治家所对付的，全是些贪婪、强横、狡诈的人，毫无手段是不行的。一个大政治家往往是一时代大局安危之所系。因为政治总是把这一种势力去压服那一种势力的，这虽然不必是战争，其性质实和战争无异。

政治上的首领，就和军中的主将一般，失掉了他，阵容是会散乱，甚而至于要崩溃的。所以一个政治上的首领，往往是敌方危害的对象。魏武帝说：“我失败了，国家也要有危险。”这句话，是不能不承认其有真实性的。

有人说：既然如此，所谓政治，总不过是把这一种势力，去压服那一种势力罢了，和不参加政治斗争的人，根本没有关系，又何必去帮这一方面压那一方面呢?殊不知政治的斗争虽非人人所能直接参加，政治的好坏是人人要受其影响的，并不能置诸不管。而各个人，只要能明于政治的好坏，也并不要丢掉自己的事情去做政治工作，只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家，或者帮助，或者制裁，就很可以决定他们的胜负了。因为政治看似另一件事情，实在是用社会的力量做基础，而多数人合计起来，其力量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固然是两个阶级的斗争，然在一定时期内，总必有一个阶级，是代表国利民福的，我们于此，就不可漫无别白了。

政治上的斗争，既然和军队作战一般，则不但对于敌党的手段，有时是不得不然，即对于本党，亦是如此，因为要整顿阵容，就不能不把有害于团结的人除去，这正和军队里要讲军纪一样。所以政治家的功罪，只能问其根本上的主义如何，并不能摭拾着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用简单浅短的眼光去评论。譬如魏武帝的杀伏皇后，就是一个例子。这件事情，在建安十九年，据《三国志》说，是伏皇后曾写信给他的父亲伏完，说汉献帝因董承被杀，怨恨魏武帝，话说得很丑恶，这时候，这封信发觉了，所以魏武帝把伏皇后杀掉。

这句话很有可疑。凡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是有人说好，有人说坏的，根本上没法子使个个人都说好，所以做大事业的人，总是把毁誉置之度外的。魏武帝难道是怕人家谤毁的人?要是有一封信说他的坏话，就要发怒而杀人，那他生平，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才够?所以当时的伏皇后，必是另有什么政治上的阴谋的，断不会因一封信骂魏武帝而被杀。至于说汉献帝因董承被杀而怨恨魏武帝，则董承并不是公忠可靠的人，我在第九节里，业经说过了。

《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说：魏武帝派华歆带兵进宫去收捕伏皇后。皇后关了门，躲在墙壁里。华歆打坏了门，把墙壁也毁掉，将皇后牵了出来。这时候，献帝正和御史大夫郗虑同坐。皇后走过他的面前，握着他的手道：“你不能救活我了么?”献帝说：“我的性命，亦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对郗虑说：“郗公!天下有这样的事么?”这些话，一望而知其是附会之谈，写《后汉书》的人，却把它采入《伏皇后本纪》里。于是后来的人，以为它见在正史上，一定是可靠的，编纂历史的人，也都采取它，就成为众所共信的事了。《曹瞒传》又说，伏完和他的宗族，死的有好几百个人。其实伏完是死在建安十四年的，离这时候已有五年了。即此一端，亦见得《曹瞒传》的不足信。

所以我说伏皇后的被杀，是一定另有政治上的阴谋的，不过其真相不传于后罢了。假定伏皇后的被杀，是别有阴谋，则魏武帝一身，既然关系大局的安危，自不得不为大局之故而将她扑灭。这正和带兵的不能因军中有一群人反对他而即去职，或自杀，置军队的安危于不顾一样。老实说：立君本来是为民的。如其本来的君主，因种种原因不能保护国家和人民，而另有一个能够如此，则废掉他而自立，原不算错，而且是合理的，因为这正是合于大多数人的幸福的呀!然而魏武帝当日，还始终不肯废汉自立，这又可见得他濡染于封建时代的道德很深，他对于汉朝，已经是过当的了。

后人诬枉魏武帝要篡汉的，是因为下列这几件不正确的记载：

其一《三国志·荀彧传》说：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说魏武帝应该进爵为公，把这件事情和荀彧商量，荀彧说：“魏武帝本来是兴起义兵，以匡辅汉朝的，不宜如此。”魏武帝因此心不能平，荀彧就忧愁而死。荀彧死的明年，就是建安十八年，魏武帝就进爵为魏公了。这话也明是附会。魏武帝真要篡汉，怕荀彧什么?况且进爵为魏公，和篡汉有什么关系?他后来不还进爵为魏王么?

其二是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要袭取荆州，《三国志》注引《魏略》说：他上书称臣，而且称说天命，说魏武帝该做皇帝。魏武帝把信给大家看，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踞是放肆的行为。魏武帝比孙权，自然辈行在先，所以称他为是儿，就是说这个小孩子。炉火上是危险之处。他说：这个小孩子，要使得我放肆了而住在危险之处，这明明是不肯做皇帝的意思。《三国志》注又引《魏氏春秋》说：夏侯惇对魏武帝说：“从古以来，能够为民除害，为人民所归向的，就是人民之主。您的功劳和德行都很大，该做皇帝，又有什么疑心呢?”魏武帝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正和他建安十五年的令引齐桓公、晋文公、周文王来比喻自己是一样，正见得他不肯篡汉。后来读史的人，反说他是开示他的儿子，使他篡汉，岂非梦呓?篡汉本来算不得什么罪名，前文业经说过了。

然而始终执守臣节，不肯篡汉，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德。因为不论哪一种社会，总有一种道德条件，规定了各人所当守的分位的。这种条件合理与否，是一件事，人能遵守这条件与否，又是一件事。不论道德条件如何陈旧，如何不合理，遵守他的人，总是富于社会性的。所以遵守旧道德条件的人，我们只能说他知识不足，不能说他这个人不好。因为道理的本质，总是一样的呀!魏武帝的不肯有失臣节，我们看他己亥令之所言，勤勤恳恳，至于如此，就可见得他社会性的深厚了。

魏武帝的己亥令，还有可注意的两端：

其一是他怕兵多意盛，不敢多招兵，这正和后世的军阀，务求扩充军队，以增长自己权力的相反。分裂时代的争斗，其祸源都是如此造成的。

其二是他老老实实说：我现在不能离开兵权，怕因此而受祸，不得不为子孙之计。又老老实实承认：想使三个儿子受封，以为外援。这是历来的英雄，从没有如此坦白的。天下唯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遮遮掩掩，修饰得自己一无弊病的人，他的话就不可尽信了。现代的大人物，做自传的多了，我们正该用这种眼光去判别他。

《三国志·郭嘉传》说：嘉死之后，魏武帝去吊丧，异常哀痛。对荀攸等说：“你们诸位的年纪，都和我差不多，只有郭奉孝最小。我想天下平定之后，把事情交托给他，想不到他中年就死了。这真是命呀!”可见得他的本意，在于功成身退，后来不得抽身，实非初意，至于说他想做皇帝，或者想他的儿子做皇帝，那更是子虚乌有之谈了。人生在世，除掉极庸碌之辈，总有一个志愿。志愿而做到，就是成功，就是快乐。志愿而做不到，看似失败，然而自己的心力，业经尽了，也觉得无所愧怍，这也是快乐。志愿是各人不同的，似乎很难比较。然而其人物愈大，则其志愿愈大，其志愿愈大，则其为人的成分愈多，而自为的成分愈少，则是一定不移的。哪有盖世英雄，他的志愿只为自己为子孙的道理?说这种话的人，正见得他自己是个小人，所以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了。

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生忘死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两汉之世，正是封建主义的尾声，得这两位大人物以结束封建时代，真是封建时代的光荣了。

从曹操到司马懿

在晋朝五胡乱华的时候，有一个胡人，唤做石勒，据历史上记载，他有这样一段事情。有一次，他喝酒喝得醉了，对一个人唤做徐光的说道：“我可同前代哪一位开基的皇帝相比?”徐光恭维他道：“你比汉高祖、魏武帝都强。只有古代的轩辕帝，可以和你相比。”石勒笑道：“人岂不自知?你的话过分了。我如其遇见汉高祖，要北面而事之，和韩信、彭越争先。如其遇见后汉光武帝，该和他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这一段话，是否真实，还未可知，就算是他说的，也不过是酒后狂言，毫无价值。后来读史的人，却把他看做名言，有许多人喜欢引用，因此就有许多人，把魏武帝和司马懿看做一流人物，这真是笑话了，魏武帝何尝有欺人孤儿寡妇之事来?

从魏武帝到司马懿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局，亦可以说是中国的社会风气一个升降之会。从此以后，封建的道德，就澌灭以尽，只剩些狡诈凶横的武人得势了。

魏武帝死的一年，他的儿子魏文帝，就篡汉自立了。明年，刘备也在四川自称皇帝。这时候，只有孙权还称为吴王，到魏文帝篡汉后的十年，才自称皇帝，然而在实际上，东吴亦是久经独立的了，天下就分做三国。

翻开读史地图看起来，东吴的地方，也并不算小。他有现今江苏、安徽、湖北三省沿江的地方，又有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各省，较之曹魏尽有黄河流域，和湖北、安徽、江苏的汉淮二水流域的，并差不了许多。但是当时，南方开化的程度，还不及北方，人力财力都非北方之比，面积虽相差不多，实力却差得远了。至于蜀汉，只有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其中又只有四川是个天府之国，户口比较众多，财力比较雄厚，就更相差得远了。

魏朝据有这样好的地盘，论理，吴蜀二国，应该兢兢自守，还不容易。然而三国时代，也延长到六十年之久。这一因吴有长江之险，蜀系山岭之区，北方的人，不善水战，要攻入山岭之区，也不容易；一亦因魏国的内部还有问题。

魏文帝篡汉后七年而死。他的儿子曹叡即位，这便是魏明帝。魏明帝是很荒淫奢侈的，魏朝的基业就坏在他手里。他在位共十三年。死的时候，魏朝开国刚刚是二十年。魏朝的政局就在这时候起了一个变化。又经过十年，而政权全入于司马懿之手，离魏朝的篡汉，刚好是三十年。

当曹操做魏王的时候，设立了一个秘书令。魏文帝篡位之后，将秘书改称中书，设置了监、令两个官，用刘放做中书监，孙资做中书令。在文帝、明帝之世，足足做了二十年。这是帮助皇帝处理一切文书的官，地位很重要的。自然他们两个人都有相当的权力。人的脾气，有了权力总是不肯轻易放弃的。魏明帝虽继承文帝，任用刘放、孙资，又另有几只小耳朵(俗语，谓暗中使人侦察他人，或爱听他人的这类报告)，像秦朗等一班人都是。明帝病重了，有权的人各想树立自己的党羽。明帝有两个儿子：大的封为齐王，唤做芳，小的封为秦王，唤做询。据《三国志》说，这两个都是明帝的养子，其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也无从知道了。明帝病危时，齐王立为皇太子。还只有八岁，自然不会管事的，秦朗便保举魏武帝的儿子燕王宇辅政。刘放、孙资却保举了曹爽和司马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曹真是魏武帝族中的侄辈，曹爽便是魏武帝同族的侄孙儿了。司马懿本是文官，在明帝手里才渐渐地带起兵来。此时他正削平了辽东回来。明帝病危时，自己做不得主，据说是刘放、孙资两个人强挟着他发命令的，把燕王、秦朗等都免官，而用曹爽和司马懿辅政。

燕王是个无用的人，罢免之后，也就完了。此后十年之中，就变做曹爽和司马懿的争夺。其初政权在曹爽手里。司马懿本来是太尉，曹爽等却把他转作太傅，表面上是尊重他，算他皇帝的师傅，实际上却夺掉他的兵权。司马懿便诈病，睡在家里不出来。在齐王即位后十年，曹爽跟随着他出去谒陵，司马懿却突然起来，运动了京城里的军队，把城门关起来，要免掉曹爽的官，勒令他以侯还第。大司农桓范，是曹爽的一党，便诈传太后的命令，赚开了城门，逃到曹爽处。魏朝是建都在洛阳的，桓范劝曹爽把齐王搬到许昌，调外面的兵来，和司马懿作战。大司农是当时管财政的官，所以桓范说：“大司农的印在我手里，粮饷是没有问题的。”曹爽却不肯听，接受了司马懿的条件，免官还第。司马懿却说黄门张当，曾将选择的才人(皇帝的妾的称号)给与曹爽，怕他还有别种情弊，便将张当捉来拷问。张当承认了和曹爽图谋造反。于是把曹爽、桓范、张当和曹爽的许多党羽都杀掉。

这一件事情的真相，我们现在无从知之。所可猜测的，则司马懿卧病十年，忽然而起，京城里的军队，就会听他调度，可见他平时必和军队预有勾结。曹爽在名义上是大将军，军队都应服从他的命令的；他的兄弟曹羲是中领军，曹训是武卫将军，亦都是兵权在手的人；一旦有事，军队反而都为敌人所用，他们的为人，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曹爽所用的，都是当时的名士。据《三国志》零头碎角的材料看起来，他们是颇有意于改良政事，厘定制度的，实可称之为文治派。文治派对于军队，自然不如武人接近的，要利用军队，自亦不如武人的灵活，曹爽和司马懿成败的关键，大概在此。从此以后，魏朝的文治派没落，只剩武人得势了。

在魏明帝时候，司马懿就带了军队，在关中方面和诸葛亮作战的，所以西方的军队，对他没有问题。东方的军队，就不服他了。齐王十二年，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阴谋反对他，事机不密，为司马懿所知，出其不意地去攻击他。王凌措手不及，只得出迎。司马懿把他送回洛阳，王凌在路上服毒自杀。

这一年，司马懿死了，他的儿子司马师继居其任。到齐王的十五年，中书令李丰，皇后的父亲张缉，又密谋废掉司马师，用曹爽的姑表弟兄夏侯玄代他。又因事机泄漏，都给司马师杀了。司马师就废掉齐王，而立了魏文帝的曾孙高贵乡公髦。明年，扬州都督毌(ɡｕàｎ)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声讨司马师。司马师自发大兵，和他相持。因兵力不敌，毌丘俭败逃，死在路上，文钦逃到吴国。这一次战事初起，司马师新割了眼上的一个瘤，创痛正甚，因为关系重大，不得已勉强自己带兵出去。战胜之后，回到许昌就死了。他的兄弟司马昭继居其位。

再过了两年，扬州刺史诸葛诞又起兵讨伐司马昭。这一次，诸葛诞知道司马昭的兵力是不容易力战取胜的，所以联结东吴，取着一个守势。东吴发了兵和文钦一起去帮助他，又另行发兵以为救应。攻者不足，守者有余。况且还有了外援?倘使不能扑灭他，倒也是一个大患。司马昭乃又费了极大的兵力，把他围困起来。又分兵堵住了吴国的救兵。靠着兵力的雄厚，居然把诸葛诞和文钦又打平。从此以后，魏国的武人，就再没有人能和司马氏反对了。

五年之后，高贵乡公自己带着手下的卫兵去攻击司马昭。那自然是以卵击石，万无侥幸之理。其结果，高贵乡公给司马昭手下一个唤做成济的人刺死。司马昭另立了燕王宇的儿子陈留王奂，自然是有名无实的了。于是司马昭要想篡位。要想篡位，当然先要立些功劳，蜀汉就因此灭亡。然而司马昭也没来得及做皇帝，篡位自立，是他儿子司马炎就是晋武帝手里的事了。

《晋书·宣帝(宣帝即司马懿)纪》说：晋朝的明帝，曾经问王导：“晋朝是怎样得天下的。”王导乃历述司马懿的事情，和司马昭弑高贵乡公之事。明帝羞得把脸伏在床上道：“照你的话，晋朝的基业哪得长久?”可见司马懿的深谋秘计，还有许多后来人不知道的，王导离魏末时代近，所以所知的较多了。而且他很为暴虐，他的政敌被杀的，都是夷及三族，连已经出嫁的女儿，亦不得免。所以做《晋书》的人，也说他猜忌残忍。他一生用尽了深刻的心计，暴虐的手段，全是为一个人的地位起见，丝毫没有魏武帝那种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的意思了。封建时代的道德，是公忠，是正直，是勇敢，是牺牲一己以利天下，司马懿却件件和他相反。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都是这一路人。这一种人成功，封建时代的道德就澌灭以尽了。然而专靠斗力，究竟是不行的。互相争斗的结果，到底是运用阴谋的人易于得胜。所以封建制度的腐败和衰亡，也可以说是封建制度本身的弱点。

替魏延辩诬

三国的史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本来用不着我来讲。我现在所要讲的，只是向来大家弄错之处，我想要来矫正矫正而已。既然如此，我就还要想替一个人辩诬，那就是魏延。

魏延本来是以部曲(部曲本是军队编制的名目。《续汉书·百官志》说：大将军营分为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后汉末，有些将校兵士，永远跟随着大将，就变做不直属于国家而属于这个将，带些半奴隶的性质。所以部曲的地位是颇低的)随先主入蜀的。因屡有战功，升迁到牙门将军。先主既得汉中之后，还治成都，要拔擢出一个人来镇守汉中，当时大家都以为要用张飞，张飞也以此自许，而先主竟破格擢用了魏延。关羽、张飞是先主手下资格最老的两员猛将，当时敌国的人亦都称他为万人敌的。先主从起兵以来，不分兵则已，要分兵，关羽总是独当一面的，第十二节中业经讲过了。此时关羽正在镇守荆州，再要找一个独当一面的人，以资格论，自然是张飞了。再次之则是赵云，随先主亦颇久。争汉中之时，赵云亦颇有战功，先主称他“一身都是胆”的。然而这时候要镇守汉中，先主却破格擢用了魏延，这就可见得魏延的才略。关羽、张飞都是长于战斗的。关羽攻曹仁，虽然终于失败，乃因受了孙曹两面的夹攻，而又外无救援之故。当时那种凌厉无前的气概，使曹操方面十分吃紧，那也不是容易的罢?当曹操平张鲁之后，张郃的兵，业已攻入巴中。使巴中而竟为曹兵所占据，强敌即逼近西川，蜀汉的形势，此时实亦万分吃紧，而张飞竟能够把张郃打退，这一场功劳，也不能算小罢?然则在当时，关羽、张飞所以威名播于敌国，易世之后，还有人称道弗衰，也不是偶然的。然而先主对于镇守汉中之任，竟不用张飞而用魏延，则魏延的将略，似乎还在关、张之上。大概关、张的将才，是偏于战斗，而魏延则要长于谋略些罢?然则镇守荆州的，假使是魏延，或者不如关羽之以过刚而折，而半个荆州，也就不至于失陷了。这虽然是揣测之辞，似乎也有可能性。

魏延的谋略，从一件事情上可以见得。据《三国志》注引《魏略》说：诸葛亮出兵伐魏时，和手下的人谋议。魏延献计说：“魏国的安西将军关中都督夏侯楙，是曹操的小女婿，既无智谋，又无勇气。你只要给我精兵五千，直指长安，他听得我去，一定要逃走的。他走后，长安就只剩些文官了。魏国东方的救兵要合拢来，还得二十多日，你的大兵也好到了。如此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了。”案诸葛亮第一次伐魏，在魏明帝太和二年(228)。这一次，魏国见蜀国久不出兵，以为他无力北伐，毫无预备。所以诸葛亮出兵，甚为得手。南安(今甘肃陇西县西北)、天水(今甘肃通渭县西南)、安定(今甘肃镇远县南)三郡都望风迎降。只因马谡失机，以致前功尽弃。以后出兵，虽然累战克捷，然魏国亦已有了预备，要大得志就难了。所以太和二年这一役，亦是魏蜀强弱的一个关键。据《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夏侯楙免去安西将军关中都督之职，就是在这一年的，然则魏延的献计，亦就是这一年的事，倘使诸葛亮采用魏延之计，则魏延做了先锋。马谡亦是奇才，我们不能以成败论人，但谋略虽好，战斗的经验或者要缺乏些，所以不免有失，用魏延则无此弊，然则使诸葛亮采用魏延之计，看似冒险，或者转无马谡的失着，亦未可知。所以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实在是可惜的，而魏延的将略，亦就因此可见了。

然诸葛亮虽不用魏延之计，而其军队精练，一切都依着法度，亦自有其不可及之处。他第一次虽然失败，以后又屡次出兵。魏朝尝派司马懿去抵御他。司马懿的用兵，亦有相当能力。他生平除掉和诸葛亮对垒之外，也总是胜利的。独至对于诸葛亮，则仅仅乎足以自守。这句话，是见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注所引吴人张俨所著的《默记》里面。第三国人的话，比较要公平些。于此可见《三国志》里载诸葛亮伐魏之事，总不胜利，《晋书·本纪》里更说他每战辄败；只因《三国志》为晋人所著，《晋书》所根据的，也是晋朝人的史料，不足凭信罢了。诸葛亮每次出兵，都因粮运不继，不能持久，乃制造了木牛流马以运粮，又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蜀汉后主的十一年，即魏明帝的八年(234)，他屯田的兵，已经杂居渭水沿岸，逼近长安了，不幸患病身死。从此以后，蜀汉就更无力进取中原了。这固然不仅是军事一方面的问题，然而当时蜀汉的军队起了内讧，以致魏延身死，亦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

据《三国志》说，诸葛亮病危的时候，和杨仪、费祎、姜维三个人密定了退兵的计划。这一次出兵，魏延本来是先锋，这时候却将他改作断后，而令姜维次之。魏延如不听命令，大军就径行开拔。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派费祎去探问魏延的意思。魏延说：“丞相虽死，我自活着在这里。相府里亲近的人和官属，自可将护他的棺柩回去安葬，我自当带兵击贼。如何因一个人之死，废掉天下的大事呢?况且魏延是什么人，要听杨仪的命令，替他做断后将?”就和费祎同拟一个计划，哪一部分的兵该退回去，哪一部分的兵该留下来，要费祎和他联名，把这命令传给各将领。费祎骗他道：“杨仪是文官，不会部署军事，他决不会违反你的意思的，不如让我回去，再和他商量商量。”就骑着马快跑而去。费祎去后，魏延懊悔不该放他，再派人去追，已经来不及了。魏延派人去探看，杨仪等已经整军待发，打算把魏延一支兵留下来。魏延大怒，趁他们没有动兵，便带兵先发。杨仪等亦伐木开路，昼夜兼程，紧跟在他的后面。魏延的兵先到，据住了南谷口，派兵去攻击杨仪。杨仪派何平去抵敌。何平骂魏延先发的兵道：“丞相死得没几时，你们何敢如此?”魏延的兵知道其曲在延，都不听他的命令，散掉了。魏延只和他的儿子以及另外几个人逃回汉中去。杨仪派马岱带兵去将他追斩了。这一段事情，一看而知其不是实在。

据注引《魏略》说：则诸葛亮病重的时候，是派魏延代理自己的职务，秘丧而归的。杨仪和魏延素来不睦，就扬言魏延要投降敌国，带着手下的人去攻魏延。魏延因出其不意，无从抵挡，只得带着兵逃走，就给杨仪追杀了。这话也不是事实。

诸葛亮在病危之时，预定退军计划，这一个命令，总是要传给全军的，岂有和杨仪、费祎、姜维私相计议，置先锋军于不顾之理?这岂像诸葛亮做的事情?若说诸葛亮的职务实系命魏延代理，则全军都在魏延统率之下，杨仪是文官，手下没有军队的，带着什么人去攻魏延?若说运动诸将，同反魏延，怕没有这样容易的事?况且据《三国志》说：当时魏延表奏杨仪造反，杨仪也表奏魏延造反，显然成了个两军对垒的形势，并不是从一军之中突然分裂而战斗起来的。然魏延是个名将，果使有了准备，派兵去攻杨仪，也断没有给何平一骂兵就被骂散了的情理。所以两种说法都不是事实。

这件事情的真相，依我推测，是这样的：诸葛亮病危时，并没有能够预定退兵的计划就死了。他死后，杨仪等密定了一个退兵的计划，怕魏延不听，派费祎去探问。魏延果然不肯听他们的部署，要自己另定一个计划，和费祎联名行下去。费祎哄骗他逃了回来。知道无可疏通，就把他置诸不顾，打算将余军径行开拔。这个消息又被魏延打听到了，乃趁他们没有开拔之前，先行开拔，把南谷口据住了。至此，两军遂不得不正式交战。魏延虽然勇猛，然所统率的，只有他的直属部队，就是做先锋军的，杨仪在诸葛亮幕府里，全军都在他调度之下，众寡不敌，所以魏延就给他打败了。至于说魏延的军队，给何平一骂就骂散了，不曾有剧烈的战斗，乃因内讧并非美事，所以又有些讳饰。这件事情的真相，似乎大略是如此。

魏延既然死了，自然得宣布他的罪状。当时所说的，大约是诬他要谋反降魏。所以《三国志》里有这样的几句话，说“魏延不北降魏而南还，乃是要除杀杨仪等，本意如此，不便背叛”，就是替魏延剖辨的。不过古人文辞简略，没有把当时诬他的话叙述清楚罢了。假使魏延真要造反，杨仪便有剿灭反叛的大功，回来后岂得不重用?然而不过做一个中军师，并无实权，诸葛亮的老位置，反给蒋琬夺去了(诸葛亮是丞相，蒋琬的资格，是不够做丞相的，但以录尚书事而兼益州刺史，其实权就和诸葛亮无大异)。这件事，《三国志》上说：诸葛亮生时就密表后主，说我若死了，便将后事交给蒋琬。这也不是实情。诸葛亮的做事，是很积极的。他在生前，似乎并没有预料到自己要死。假如他预料到自己要死，那可先行布置的事情多着呢。以他的地位声望，一切公开嘱咐了，也不怕什么人反对，而且可使身后的事情更形妥帖，何至于密表后主，只保荐了一个蒋琬呢?《三国志·蒋琬传》说：诸葛亮死后，新丧元帅，远近危悚，蒋琬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色举动，和平时一样，众人因此渐服，可见得蒋琬初继诸葛亮的任时，众人还不很信服他。假使诸葛亮生前预行指定他为自己职务的后继人，就不至于此了。以诸葛亮的公忠体国，心思细密，岂有想不到这一层之理?蒋琬和杨仪，向来所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而杨仪的职位和资格，还在蒋琬之上。不过杨仪是锋芒毕露的，大家有些怕他，蒋琬却是个好好先生，人家容易和他和睦，所以诸葛亮的位置就给蒋琬抢去了。杨仪自然不服，口出怨恨之言，以致得罪而死，这事无甚关系，可以不必细述。然使魏延确系造反，杨仪确有诛灭反叛之功，则无论他如何不孚众望，人家将来要排挤他，当时总是要赏他的，断不能径置诸闲散之地，这也可见得魏延并没造反。

诸葛亮从太和二年以后，是不断地出兵伐魏的，太和二年，是入三国后的第九年。诸葛亮之死，在入三国后十五年。蜀汉的灭亡，是在入三国后四十四年。所以诸葛亮死后，蜀汉还有二十九年的命运。这二十九年之中，前十二年，总统国事的是蒋琬；中七年是费祎；后十年是姜维。蒋琬、费祎手里，都不甚出兵伐魏。姜维屡次想大举，费祎总裁制他，不肯多给他兵马。费祎死后，姜维做事才得放手些，然而亦无大功，而自己国里，反因此而有些疲敝。当时很有反对他的人。后来读史的人，亦有以蜀之亡归咎于姜维的用兵的，其实亦不尽然。

当时魏蜀二国，国力相去悬殊。灭蜀的一次，据魏国人计算，蜀兵总数共只九万，分守各地方的，差不多去其一半，而魏国分兵三路，诸葛绪、邓艾每路三万，钟会所带的兵又有十余万，兵力在两倍以上。所以蜀汉的形势，是很难支持的。既无退守的余地，就只得进攻，至少要以攻为守。诸葛亮的不断出兵，也是为此。从魏齐王芳之立，至高贵乡公的被弑，其间共计二十一年，即系入三国后之第二十一年至第四十一年，正是魏国多事之秋，蜀汉若要北伐，其机会断在此间，而其机会又是愈早愈妙，因为愈早则魏国的政局愈不安定。然此中强半的时间，都在蒋琬、费祎秉政之日，到姜维掌握兵权，已经失之太晚了。所以把蜀国的灭亡，归咎到姜维，实在是冤枉的。倒是蒋琬、费祎，应当负较大的责任。魏延伐魏之志，是比较坚决的。只看诸葛亮死日，他不肯全军退回，便可知道。如其诸葛亮死后，兵权在他手里，总不会像蒋琬、费祎那样因循的，虽然成败不可知。所以魏延的死，总不能不说是蜀汉的一个损失。

姜维和钟会

魏武帝亡殁了，继之而得志的，却是司马氏父子。忠君爱民的心地，光明磊落的行为，全都看不见了，所剩下的，只是些自私自利的心地，狡诈刻毒的行为，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道德，真个就此完了么?不，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没有突然而兴，也没有突然而绝的。虽然在其衰败垂绝之时，也总还有一两个人，出而为神龙掉尾的奋斗。这正和日落时的余晖一般，流连光景的人，更觉得其可爱了。

司马昭打平了诸葛诞，又杀掉了高贵乡公，就渐渐地可以图篡了。要图篡位，总得立些武功，于是决计伐蜀。这些话，上文中业经说过了。这时候的蜀国，却是什么形势呢?蜀国这时候，兵权算在姜维手里。但是费祎死后，后主所信任的宦官黄皓，渐渐弄权，要想排挤陷害他。姜维虽有武略，政治上的手腕似乎欠缺些，就不敢回成都，带着兵屯驻在沓中。这沓中在现今甘肃临潭县，就是从前的洮州的西边，未免太偏僻些了。

当时魏国是分兵三路：邓艾、诸葛绪各带兵三万，邓艾牵制住姜维的正面，诸葛绪遮断了姜维的后路。钟会却带了十几万大军，从斜谷(编者注：今陕西眉县西南)、骆谷(编者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两路并进。当魏延守汉中时，在汉中的外面设立了许多据点，派兵守住，敌人来攻，使其不得入内。后来姜维说：“这种办法，虽然稳当，却也不能得利。不如把这些据点撤掉了，聚集兵粮，坚守汉乐两城(编者注：今陕西勉县东南)。敌兵攻城不破，又野无可掠，粮运不继，自然只得退兵。我们却各城的兵齐出，和游军会合，就好把他歼灭了。”这条主意，固然也是好的，然而把敌兵放入平地，究竟有些冒险。钟会既进汉中之后，分兵围困汉乐两城，自己直趋西南，把阳安关攻破。这阳安关，在嘉陵江沿岸，现今沔县(编者注：今勉县)的西南，宁羌县(编者注：今宁强县)的西北，乃是入蜀正面第一道关隘。阳安关既破，就只有现今四川昭化、剑阁两县间的剑阁可守了。当时姜维听得钟会大兵前进，自然要从沓中回来。邓艾牵制他不住，诸葛绪也阻挡不住他。然而阳安关已经不守了，就只得守住了剑阁。邓艾追赶姜维，到了现今甘肃的文县，就是汉朝所谓阴平道的地方。从此南下，经过平武县的左担山，就可以从江油、绵阳直向成都去的。这一条路，极其险峻，所以当时蜀国并不防备。邓艾要和诸葛绪合兵走这一条路进去。诸葛绪说本来的军令，只叫他堵截姜维，并没有叫他攻蜀，就引兵和钟会的大军会合。钟会密白他畏懦不进，魏朝把他槛车(罪人坐的车，有栏槛，防他逃走)征还，兵也并给钟会统带了。然而攻剑阁，却攻不进去。钟会无法，打算退兵了。不料邓艾的兵，已从阴平伐山开路，走了无人之地七百多里打进去。把诸葛瞻的兵打败了，直向成都。邓艾的兵，是能够进去，退不回去的，自然要拼命死战，其锋不可当。然而其实是孤军。假使后主坚守成都，这时候，剑阁并没有破，钟会的大军不得前进，邓艾外无救援，终竟要做瓮中之鳖的。然而后主不能坚守，竟尔投降。姜维在剑阁，听得诸葛瞻的兵被打败了。传来的消息，有的说后主要坚守成都，有的说他要逃向东吴，又有的说他要逃到现今的云南地方去。不知的实，乃引兵向西南退却。到了现在的三台县地方，奉到后主的命令，叫他投降魏军。姜维便到钟会军前投降。据《三国志》说，当时将士，接到投降的命令，都发怒得“拔刀斫石”，难道姜维倒是轻易投降的么?

邓艾得意非常，就十分夸口。对蜀国的士大夫说道：“你们幸而遇见我，所以身家性命得以保全。要是遇见吴汉(后汉光武帝时平蜀的将，曾大肆杀戮)一流的人物，就糟了。”又说：“姜维也是一个有本领的人，不幸遇着了我，所以敌不过罢了。”听的人都暗笑他，他自己也不觉得。他又表上魏朝，说：“刘后主一时不可把他内徙。要是把他内徙，吴国人看见了，疑心魏国待遇他不好，就不肯归降了。现在该留兵两万人在蜀，蜀国投降的军队，也留着两万，不要解散。再在四川大造兵船，做出一个伐吴的声势来。一面派人去晓谕吴国，吴国自然可不战而降了。只要把后主留在四川一年，那时候吴国归降，就可把他送到京城里。”当时邓艾在川中，诸事多独断独行，并不等魏朝的许可。司马昭派监军卫瓘去对他说，不宜如此。邓艾倒说：“《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专之可也。一味等待命令，以致误国，这件事我是办不到的。”这样一来，司马昭自然要疑惧了。钟会等人就乘机说他的坏话。于是魏朝又下诏书，槛车征还邓艾。怕他不听命令，叫钟会也进向成都。卫瓘在前，用司马昭的亲笔命令，晓谕邓艾手下的兵。邓艾手下的兵，此时只想望得些赏赐回家，谁来和邓艾造反?况且邓艾也本无反心，抵抗命令的事情，自然不是仓卒间可以结合的，于是邓艾手下的军队，都一无抵抗，把邓艾钉入槛车里去了。

钟会和姜维，很为要好。《三国志·姜维传》说他们“出则同舆，坐则同席”。邓艾被擒之后，钟会到了成都，所有伐蜀之兵，都在他一个人统率之下了。《三国志·钟会传》说：他这时候就有了反心。要叫姜维等带着蜀兵出斜谷，而自己带着大兵跟随其后。这时关中一方面，是没有阻碍的，可以唾手而得长安。既入长安，从渭水及黄河顺流而下，五天可到孟津(在今河南孟津县北)，和骑兵在洛阳相会，一举而大事可定了。忽然得到一封司马昭的信，说：“怕邓艾不肯就征，已派贾充带了一万名兵进驻乐城，我自己带着十万兵驻扎在长安。相见在近，不再多说了。”钟会得书大惊。对亲近的人说道：“只取邓艾，司马昭知道我办得了的。现在自带大兵前来，一定是疑心我了。这事非速发不可。”恰好这时候郭太后(明帝的皇后)死了，钟会就诈传太后的遗诏，叫他起兵讨灭司马昭。召集北来诸将领，都把他们关闭在官署中，把城门宫门都关闭起来，要想都杀掉他们，还犹豫未能决断。他的帐下督丘建，本来是护军胡烈所荐的。看见胡烈独坐得可怜，替他请求钟会，许放他一个亲兵进来，传递饮食。钟会允许了。其余诸将领，也援例各放了一个人进来。胡烈对他的亲兵说，又写封信给他的儿子，说钟会要杀尽北兵。如此一传二，二传三，北来的兵都知道了，就同时并起攻城。被看守的人也都从屋上爬出去，各人回到自己的军队里，同时进攻。姜维和钟会手下的少数人，如何抵敌?就都给他们杀掉了。邓艾手下的将，听得钟会死了，追上去打破槛车，把邓艾放了出来。卫瓘一想不好，我是捉拿邓艾的人，放了他出来，他要报仇怎样?又派兵追上邓艾，把他杀死了。征西的两员大将，就是这样了结。

钟会为什么要造反呢?他是司马师、司马昭的心腹，人家称他为张子房的。司马师打破毌丘俭，司马昭打破诸葛诞，他的计谋很多。伐蜀的三路兵，邓艾是安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诸葛绪是雍州刺史，都是久在西方，和蜀国相持的，只有钟会是司马昭的心腹，所以大兵都在他的手里。这时候的司马氏，是不容易推翻的，他岂有不知之理?况且他也向来是个文臣，如何会忽有野心，想要推翻司马昭呢?我们看这个，就知他一定有大不得已的苦衷。

原来他是钟繇的小儿子，钟繇是替魏武帝镇守关中的。当汉献帝之世，关中反侧的人很多，凉州还有马超、韩遂，魏武帝能够专心平定东方，不以西顾为忧的，都是得他的力量。所以钟繇可以说受魏朝的恩典很深。钟会是个文人，很有学问的，不是什么不知义理的军阀，他要尽忠于魏朝，是极合情理的。所以钟会可说和王凌、毌丘俭、诸葛诞一样，都是魏朝的忠臣，并不是自己有什么野心。而他的谋略，远在这三人之上，亦且兵权在手，设使没有北兵的叛变，竟从长安而下，直指洛阳，这时候司马氏的大势如何，倒是很可担忧的了。

至于姜维，则又另有姜维的心理。《三国志·姜维传》注引《华阳国志》，说姜维劝钟会尽杀北来诸将，要等诸将已死之后，再行杀掉钟会，尽数杀掉北兵，然后恢复蜀国。他曾经写一封秘密信给后主，说：“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又引孙盛的《晋阳秋》，说他到蜀中时，蜀中父老还说及此事。孙盛的入川，在晋穆帝永和三年，已在蜀汉灭亡之后八十四年了。蜀中父老的传说，固然未必尽实。譬如姜维在当时，能否和后主秘密通信?后主这种人，秘密通信给他何用?只有泄漏事机而已。只这一点，便有可疑。然而情节虽或不尽符合，姜维有这一番谋划，是理有可信的。因为他绝不是轻易降敌的人。而在当时，假使钟会不被北兵所杀，而能尽杀北来诸将，把一部分军队交给姜维，姜维反攻钟会，也很有可能的。注《三国志》的裴松之，就是这样说。姜维是天水郡冀县人，冀县是甘肃的甘谷县。凉州地方，是被曹操平定较晚的。姜维是诸葛亮第一次伐魏时，诣诸葛亮投降的。他本是天水郡的参军，所以要投降，据《三国志》说：是因天水太守疑心他要反叛之故。姜维绝不是轻易降敌的人，太守疑心他，他未必无法自明，就要真个降敌。姜维降蜀之后，诸葛亮写信给蒋琬等说他心存汉室，可见姜维本来是要效忠于汉而反魏的，太守疑心他，并没有错。

钟会的效忠于魏，姜维的效忠于汉，又可称封建道德之下的两个烈士了。

附录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

［都邑的选择，我是以为人事的关系，重于地理的。南京会成为六朝和明初的旧都，这一点，怕能言其真相者颇少。读史之家，往往把史事看得太深了，以为建都之时，必有深谋远虑，作一番地理上的选择，而不知其实出于人事的推移，可谓求深而反失之。所以我在这里，愿意说几句话，以证明我的主张，而再附述一些我对于建都问题的意见。］

南京为什么会成为六朝的都邑呢?其实东晋和宋、齐、梁、陈不过因袭而已。创建一个都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又当都邑创建之初，往往是天造草昧之际，人力物力都感不足，所以总是因仍旧贯的多，凭空创造的少，这是东晋所以建都南京的原因。至于宋、齐、梁、陈四代，则其政权本是沿袭晋朝的，更无待于言了。然则在六朝之中，只有孙吴的建都南京，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呢?长江下流的都会，本来是在苏州，而后来迁徙到扬州的。看秦朝会稽郡的治所和汉初吴王濞的都城，就可知道孙吴创业，本在江东，其对岸，直到孙策死时，还在归心曹操的陈登手里，自无建都扬州之理。然则为什么不将根据地移向长江上流，以便进取呢?须知江东定后，他们发展的方向，原是如此的，然其兵力刚进到湖北边境时，曹操的兵，已从襄阳下江陵，直下汉口了。上流为曹操所据，江东断无以自全，所以孙权不能不联合刘备，冒险一战。赤壁战后，上流的形势稳定了，然欲图进取，则非得汉末荆州的治所襄阳不可。而此时荆州，破败已甚，庞统劝刘备进取益州，实以“荆土荒残，人物凋敝”为最大的理由。直至曹魏之世，袁淮尚欲举襄阳之地而弃之(见《三国志·魏志·齐王纪》正始七年注引《汉晋春秋》)，其不能用为进取的根据可见。然吴若以全力攻取，魏亦必以全力搏击，得之则不能守，不得则再蹈关羽的覆辙，所以吴虽得荆州，并不向这一方面发展，孙权曾建都武昌，后仍去而还江东，大概为此。

居长江下流而图发展，必先据有徐州。关于这一个问题，孙权在袭取关羽时，曾和吕蒙研究过，到底取徐州与取荆州，孰为有利?吕蒙说：徐州，北方并无重兵驻守，取之不难，然其地为“骁骑所骋”，即七八万人，并不易守，还是全据长江的有利。如此，才决计袭取荆州。

可见在下流方面，孙吴亦不易进取，而曹魏在这一方面的压力却颇重。原来刘琮降后，曹操要顺流东下，不过一时因利乘便之计，若专欲剿灭孙吴，自以从淮南进兵为便。所以赤壁战后，曹操曾四次征伐孙权(建安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都是从这一方面来的，而合肥的兵力尤重。

孙吴所以拒之者，实在今濡须口一带。此为江东的生死所系，都金陵，则和这一带声势相接，便于指挥。又京口和广陵相对，亦为长江津渡之处，曹丕曾自将自此伐吴，此路亦不可不防；居金陵与京口相距亦近，有左顾右盼之势，孙权所以不居吴郡而居金陵，其理由实在于此。此不过一时军事形势使然，别无深意。

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始终未能恢复北方，论者或谓金陵的形势，欲图进取，尚嫌不足，后来宋高宗建都临安，或又嫌其过于退守，谓其形势尚不如金陵。此等议论，皆太偏重地理，其实南朝之不能恢复，主因实在兵力之不足，当时兵力，南长于水，北长于陆，水军之力虽优，足以防御，或亦可乘机为局部的进取，然欲恢复中原，则非有优良的陆军，作一二次决定胜负的大战不可。

且身临前敌，居于适宜指挥之地，乃一将之任，万乘之君，初不必如此。孙权虽富有谋略，实仍不脱其父兄剽悍轻率之性质，观建安二十年攻合肥之役可知，此其所以必居金陵。若宋高宗，则初不能自将，居金陵与居临安何异?

小国寡民之世，则建都之地，要争出入于数百里之间，至大一统之世则不然。汉高祖欲都洛阳，留侯说：“其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不如关中，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制诸侯。”此乃当统一之初，尚沿列国并立时代之习，欲以都畿之地，与他人对抗，故有此说。若大一统之世，方制万里，都在一个政府统制之下，居长安与居洛阳，又何所择?

然则政治及军事的指挥，地点孰为适宜，必计较于数百千里之间，亦只陆恃马力，水恃帆力之世为然。

［明初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呢?那是由于其起兵之初，还没有攘斥胡元的力量，而只是要在南方觅一根据地，那么自濠州分离别为一军而渡江，自莫便于集庆(元集庆路)。太祖的取天下，其兵力，用于攘斥胡元者实少，用于戡定下流之张士诚、上流之陈友谅者转多。胡元遁走以后，南方之基础已固，又何烦于迁都?论者或谓明之国威，以永乐时为最盛，实由成祖迁都北平使然，此亦不考史实之谈，论其实，则永乐时之边防，实较洪武时为促。明初，北方要塞，本在开平(今多伦)，自成祖以大宁畀兀良哈而开平卫挚孤，宣宗乃移之于独石，自此宣、大遂成极边。明初胡元虽退出北平，然仍占据漠南北，为中国计，欲图一劳永逸，必如汉世发兵绝漠，深入穷追，然度漠之事，太祖时有之，成祖时则未之闻。其后有也先之难，俺答之患，中国何尝不都北平?

自中国历代兵争之成败观之，似乎北可以制南，南不可以制北，故论建都之地者，多谓北胜于南。而同一北方，则又谓西胜于东，汴梁不如洛阳，洛阳不如长安，此皆以成败之原因，一断之于军事，而言军事之成败，则又一断之于地理形势，殊为失实。且有黄梨洲所见能与众不同，他在《明夷待访录》上说：“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故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千金之子，仓库匮箧，必身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弗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欤?”他知道天下之“重”，在财力，在文化，而不单在兵事，其识可谓胜人一筹。

古人言治，首重风化。欲善风俗，必有其示范之地，以理以势言之，自以首都为最便，故京师昔称首善之区。昔时论建都者，多注重于政治军事，而罕注重于化民成俗，有之者，则唯汉之翼奉，唐之朱朴，宋之陈亮。翼奉当汉元帝时，他对元帝说：文帝称为汉之贤君，亦以其时长安的规模，尚未奢广，故能成节俭之治，若在今日亦“必不能成功名”，他主张迁都成周，重定制度，“与天下更始”。朱朴，当唐朱亦说“文物资货，奢侈僭伪已极”，非迁都不可。陈亮当宋高宗时，上书说：“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二百年之间，人物繁盛，固已甲于东南；而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一以讲礼乐于其中，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干戈之余，而钱塘遂为乐国矣。”窥其意，宴安鸩毒，实为不能恢复的大原因。三家之言，皆可谓深切著明，而陈亮之言，实尤为沉痛。有谋国之责者，倘不视为河汉?］

司马懿如何人

此篇原有一副标题：驾驭武人还是被武人牵着走?题头边还有一行大字：政治不是好事情，是非曲直勿讨论。

谁都知道，结束三国之局的是司马氏，司马氏的基业是创于司马懿之手的。这司马懿，却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据《晋书·宣帝本纪》说，司马懿的玄孙晋明帝有一次和他的臣子王导谈天，便问他自己的祖宗是怎样得天下的，这王导大概因时代生得早，对于晋初的阴谋秘计比后来的人知道的多，便把司马懿如何创业，和后来他的儿子司马师杀死魏朝高贵乡公之事，一一述了一遍。明帝听了，羞得头都抬不起来，把脸贴在床上说道：“要是照你的话，晋朝的传代又安得长远?”这真可谓之天良发现，而司马懿父子的丧心害理，也就可想而知了。然则他怎会成功的呢?丧心害理的人会成功么?

晋朝从武帝篡魏(公元265年)到恭帝为刘裕所篡(公元420年)，共历156年。论它为民心所爱戴，以及自己支持的实力而论，都是远不及此的，然而它居然也绵历了一个相当的年代，关于这一点，如要推求其理由，那是不能不归结到它所遭遇的时势的。因为晋朝得到政权不久，北方就为异族所窃据。如此，他虽无功德于民，人民却念到他究竟是个本族的元首，还相当拥戴他。他的臣下虽亦有居心不正的，然非如王敦、桓温等略有对外的功绩的，不敢萌篡夺之念。即王敦、桓温，亦因功绩不够，到底不能有成。直到刘裕，总算恢复了一些国土，才把王位篡夺到手。然则晋朝的传代能够绵历相当的时日，倒是异族的侵陵给他的机会了，这是后话。但在当初，他究竟怎样会成功的呢?

王导所说司马懿的创业，无疑是指他谋杀曹爽之事，因为他是经过这一次的变动，然后取得政权的。原来魏朝的失柄，由于明帝死后，他的儿子齐王芳年纪太小，然而齐王即位之初，事权实在曹爽手里。司马懿虽然同受明帝的遗命辅翼幼主，却是被排斥于政府之外，卧病在家的。大约因为他本是武人，所以仍有一班人暗中和他勾结；而他的阴谋秘计亦以此时为甚，他托病蛰伏了十年，一旦时机来到，就突然而起，趁着曹爽奉齐王出城谒陵的时候，矫太后之诏把城门关起来，把曹爽废掉，旋又把他杀了，他从此就政权在手。

这事在公元249年，至其后年，司马懿就死了，其子司马师袭其爵位。后四年，废齐王而立魏武帝的曾孙曹髦，这就是高贵乡公。其明年，司马师也死了，其弟司马昭继其爵位。又六年，高贵乡公“忿威权日去”，带着自己手下的兵去攻司马昭，被司马昭手下迎战之兵所杀。这件事，历史上的记载是如此的：高贵乡公率兵而出，第一个遇着的是司马昭的兄弟司马伷，高贵乡公手下的人对他的兵叱责，他的兵就退走了。于是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带着兵来迎敌，高贵乡公手持短兵，身临前敌，贾充的兵又要退走了，乃有弟兄两人，哥哥唤做成倅，兄弟唤做成济者，问贾充道：事势危急了，怎么办呢?贾充道：司马公养着你们为的正是今天，今天的事情还问什么呢?又说：司马公若败，你们还有种么?于是成济奋勇向前，直刺高贵乡公，兵锋从前面刺进，穿出背上，高贵乡公就此被杀死了。论兵力，高贵乡公自非司马昭之敌，高贵乡公亦岂不知?然而敢于率兵直出者，一则忿威权日去，感情冲动，未免要孤注一掷；一亦由专制时代，皇帝的名义到底非寻常人所敢轻犯，这正和民主时代，主权在民，人民的地位便是至高无上，法西斯徒党要屠戮人民，奉令执行的人有时也不肯出力一样。他也有个幸胜的希冀。试看司马昭的兵，既已溃退于前，贾充的兵又要溃退于后，则他的估计原没有十分错，无如狠恶而敢干犯名义的人，历代总是有的，尤其是在军阀手下。而高贵乡公就在这种情势之下牺牲了。此事原无足深论。

然而我们从王导所说的司马懿夺取政权，及司马昭杀死高贵乡公两件事情上，却可以看出司马氏所以成功的原因来。这话怎么说呢?

当曹爽被杀的后年，有一个魏朝的扬州都督王凌，要起兵反抗司马氏，给司马懿出其不意地把他捉去了。这事亦无足深论，然当王凌设谋时，曾派人去告诉自己的儿子，而他的儿子谏止他，所说的话，却深可注意，其大意是说：曹爽所用的人，确是一班名士，他们的意思，也确是想做些事情的。然而所做的事情，都是自上而下，所以人民不能接受。而司马懿，自推翻曹爽之后，却颇能“以恤民为先”。所以曹爽之败，“名士减半”而百姓并不哀伤他们。于此可以见得自上而下的政治，贻害于人民如何深刻猛烈了。真正的恤民，司马氏自然也说不上，然而他当时剥削扰害的程度，大约人民还可忍受。所以在大乱之后，人民只求活命，别无奢望之时，也就勉强相安了。

何以能将对于人民的剥削扰害，减轻一些呢?那么他对高贵乡公事变的善后，也是深可注意的。原来对于人民剥削扰害得最深刻猛烈的，就是武人。因为武人总是粗暴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文官到底做不出来。当政局变动之际，最后的成功者，看似由于得到少数武人的拥护，其实总是由于得到广大的人民的支持的。因为苟非广大的人民承认你，与你相安，变乱就无时而会息，你的政权就无从成立。所以创立政权者的能否成功，就看他驾驭武人的能力的强弱以为断。观于司马昭对于高贵乡公被弑以后的措置，就可见得他对于武人控制的力量的强大了。

这件事是这样的：高贵乡公死后，司马昭聚集了一班大臣共谋善后，这件事，在专制政体之下，总不能没有一个说法。正和民主时代杀死了人民，不能没有说法一样。然而怎样的说法呢?当时有一个陈泰，是有资格又有名望的，司马昭便请教他，他说：只有杀掉贾充，稍可以谢天下。这贾充乃是司马氏的死党，司马昭如何能杀掉他呢?于是愣了半天，对陈泰道：请你再想个次一等的办法。陈泰却斩钉截铁毫不迟疑地答道：我的办法，只有进于此的，没有较此退步的。司马昭就不再问了。下令说：本来命令成济不得逼近皇帝所乘的辇舆的，而他竟突入阵内，以致造成大变，这都是他一人之罪，按律大逆不道的父母妻子兄弟都斩。于是把成倅、成济和他的家属一齐收付当时的司法官廷尉。这样办，成济是冤枉的么?自然是冤枉的。但我说：冤枉或许只有一半。因为不许伤害高贵乡公的命令，或许司马昭在当日是当真发出的，至少没有叫他伤害高贵乡公，因为这根本用不着。而成济当日，杀人杀得手溜，竟把他刺得胸背洞穿，这也只好算作蛮性发作，自取其咎了。然而成济弟兄想起来，自然总觉得是冤枉的。于是到逮捕之时，他弟兄两人就登屋大骂，大骂而要登屋，这大约是所以延缓逮捕的时间，以便尽情痛诋的。逮捕的人，乃发箭把他射下来。于是成济兄弟本因怵于司马氏失败则自己也不得留种，而替他效劳的，反因此而自绝其种了。他们都灭绝了，自然没有地方去伸冤。

然而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司马昭下如此辣手，难道不怕其余的武人看着寒心么?然而他竟不怕。而其余的武人也竟不能对他有什么反响。这就可见得他对于武人控制力之强，“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是非曲直，原无足深论，然即此亦可见得成功者之非出于偶然了。

谁能驾驭武人，谁反被武人牵着走?这是时局变动之际，居于领袖地位的人的试金石。

司马氏之兴亡

我写了一篇《司马懿如何人》，有人读了问我道：“依你的说法，要求成功的，倒只要用严刑峻法，压制其下了。”这又不然，司马氏之所以能成功，能用严刑峻法，压制自己手下的武人，使其不敢十分胡行，固然是其一个原因；然而他的使用严刑峻法，主要的还不是为着约束自己手下的人，倒是用来对付政敌的。那么，用来严约自己手下的人，是他成功的因素，用严酷的手段对付政敌，就成为他失败的因素了。

谁都知道，历代用法的严峻，无有过于魏晋之间的。不但动辄族诛，就是嫁出的女儿，也不能免。他的所以如此，无非用恐怖政策，慑服异己，使其不敢有所举动罢了。他成功了么?倘使这种政策而用诸今日，反对他的，将是广大的人民，必非严刑峻法所能绝其反动的根株。即在昔日，反对他的仅是少数的政敌，并没有广大的人民作为基础，似乎给他压下去了。然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恐怖政策的结果，还是不免于自害自。

谁都知道，西晋之所以灭亡，由于八王之乱。而八王之乱，则是因惠帝的自杀其太子而引起的。原来晋武帝的儿子是晋惠帝，他的皇后就是上篇所说的贾充的女儿。惠帝的太子非其所生，贾后就蒙蔽惠帝，把他废掉，后来又把他杀掉。八王之乱就借此为由而开始，递推递演，终至于不可收拾了。当太子被杀之时，有一个唤做阎缵的，自己带着棺材，以表示必死的决心，上书替太子伸冤，不见省。后来惠帝又立他的孙儿子做皇太孙。阎缵怕再有他祸，又诣阙上书。他的书中引证前代的三件事：

其一，汉高祖出去打仗，路过赵国，当时赵王唤做张敖，乃是汉高祖的女婿，迎见执礼甚恭，而汉高祖是流氓出身，喜欢骂人，谩骂他。赵王不敢如何，他的宰相唤做贯高，却听着不平，于是伏兵谋杀高祖。事情发觉了，这自然要连累到赵王，于是他被逮入京。贯高却真是个硬汉，随王到京一律承当，说都是自己所做的事，赵王全不知情。虽然受尽酷刑，口供始终不改，赵王因此得免。即贯高，汉高祖也并不办他的罪，还有赵王之臣田叔等十人，冒充赵王的家奴，随王到京保护服侍他，则还受到汉高祖的奖赏。

其二，汉高祖的皇后姓吕，这便是高祖死后，他的儿子惠帝在位时，实握朝权七年；惠帝死后，又临朝称制八年，在中国历史上，和唐朝的武则天并称的吕后。吕后是很有才能的。汉高祖平定天下后，东奔西走，不遑宁处。京城里的事情，实际都是交给她。汉高祖是个好色之徒。起兵之后宠爱了一个戚夫人，生子赵王如意。意欲废掉惠帝，把他立做太子，因顾虑吕后的实力，未能如愿。高祖在日，吕后无如戚夫人何，到高祖死后，便把她囚了起来，又召赵王入京，赵王的宰相周昌，知道她没有好意，留王不遣，如此者三次，吕后乃先召周昌入京，再召赵王。赵王到后，就把他母子一并杀害了。然而对于周昌，吕后却没有得罪他。

其三，是汉武帝的事情。汉武帝的皇后姓卫，生子名据，立为太子。后来他的谥法，是个“戾”字，所以称为戾太子。汉武帝是个喜怒无常、赏罚无章之徒，他又很迷信，到晚年更多疑忌。总疑心人家要用巫术去谋害他，这便是所谓“巫蛊”。于是有个唤做江充的，和太子有隙，就借以诬陷太子。太子明知道武帝偏见任性，既被诬陷之后，向他辩白是无益的，于是不想辩白，而竟诈传武帝的诏旨，发兵捕杀江充。这一来，武帝说太子造反了。发兵叫宰相带着兵去打他，太子战败逃出去，给追捕的人追到了，自杀。皇后亦自杀于京城之内，太子有三个儿子都被杀，只有一个孙儿，就是武帝的曾孙，因年幼系狱。后来武帝也知道太子的冤枉了，江充和迫害太子的人，多遭族诛。然皇曾孙仍系狱未释。再后来，武帝害病了，当时又有一种迷信称为“望气”。望气的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武帝下诏，要把拘禁在狱中的囚徒，尽数杀掉。这真是不成事体，幸得当时有个法官唤做丙吉的关了狱门，拒绝诏旨，皇曾孙才得保全，这就是后来的宣帝。然武帝用刑虽滥，对于丙吉，却也没有得罪他。

阎缵引这三件事说：当时用法太酷，动辄灭门，所以使人不敢尽忠。他又说：倘使当时的人能像周昌、丙吉一般，暂时拒绝诏旨，太子固然可以不死，就是有些人，能够跟随太子，局面也总要好些。然而太子被废出宫之时，他的臣子有些在路上望车拜辞，还被逮捕送到监狱之中治罪，还有何人敢说话呢?然则晋朝恐怖政策，钳制其下，不是自杀其子孙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自己的政策贻害自己的子孙，谁能为他惋惜?然而政权在他手里。政治上的事情是最宜“气疏以达”，把各方面的意思，都反映出来的。最忌自行封锁，致处于耳无闻、目无见的地位。现在执掌政权的，用恐怖他人的政策，封锁自己。于是政治大坏，人民却连带着遭殃了，这真可为之三叹。

当大局动荡之时，一切事情都不上轨道，握有实权的人，很容易用严刑峻法，取快一时，这也是古今之通弊。魏晋间的严刑峻法，还不自司马氏始，当时曹操、孙权手下，都有所谓校事，就是今世所谓特务。曹操手下有一个人唤做高柔，曾力谏曹操，说这班人用不得，而曹操不听。至于孙权，则连他自己的太子亦不以此种办法为然，而孙权亦不听。曹操、孙权的出此，或者还不全是私心，而是有整顿政治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校事，并不是用来对付人民，倒是用来对付官吏的。这看后来孙权的觉悟，由于其信臣朱据的被诬，而魏文帝(曹丕)时，程昱的孙儿程晓疏论此事，称其“上察官属，下摄众司”，就可知道了。然而还是不胜其弊。可见用法而出于正式的法律和司法机关以外，总是弊余于利的。若其用途而非以对付官吏，则更不必论了。

晋代豪门斗富

当两个文明程度不同的社会，接触以后，较高的社会文明，总会输入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去。这本是有益无害的事，然而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竟有因此而陷于衰亡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无他，明明可用来生利之物，你却不用之于生利，而用之于浪费虚耗之途而已。

在历史上，一朝开国之后，总是能盛强安稳一个时期，独晋朝不然。从武帝平吴(公元280年)到洛阳沦陷(公元311年)，不过31年而已。这又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一个人享用过度，就精力耗损，志气消沉了。晋初有一个远从魏武帝、近从晋宣帝遗留下来的腐败的文臣、骄横的武人的政治集团，其中荒淫奢侈之事，真是不胜枚举。我现在且举其两件：

其一，是晋武帝的女婿王济。武帝有一次到他家里去，他留武帝吃饭，肴馔的讲究，不必说了，《晋书》上说他“悉贮琉璃器中”。琉璃就是现在的玻璃，当时中国还不能自造，大约是从西域来的。其二，当时的豪门，多好斗富，其中最豪富的是石崇。晋武帝因为和姓王的有亲戚关系，暗中总帮助着他。有一次，把内府中一株三尺多高的珊瑚树，赏赐给一个唤做王恺的。这王恺，便要把它去夸示石崇了。石崇一见，就举起铁如意来，把它打碎。王恺觉得既可惜，又可气，不免声色俱厉。石崇却说：“不足多恨，今还卿。”唤人将自己所有的取出来，三四尺长的六七株。王恺乃爽然自失。珊瑚也非中国所有，大约是从南洋来的，罗致这许多东西，不都要花钱到外国去买吗?这在当日，实在是异常奢侈的事情。当时这个政治集团中人，有如此不合理的享受，他们的精力，还能够不耗损，志气还能够不消沉吗?何怪五胡一崛起，一班好战的人，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纷纷地倒坍下去呢?

这班人财自何来，历史上没有详明的记载。论其大略，总不免向农人头上剥削，只要看《晋书》的列传上，叙述他们的产业，总说田园水碓甚多，就可知道了。田是种谷物的，可以收取租米，史书上记载也颇多。园是种果树、开池养鱼等等的，《晋书·王戎传》说：他家有好李，要把它卖出去，又怕人家得其种，都先钻其核而后卖之，大约就是园中的出产。水碓则是舂米的，当时使用颇广。晋惠帝时京城被一个叛将围起来，这叛将把城外的水决去，城中的水碓，都因无水不能动，乃将十三岁以上的男子总动员，来舂米给兵吃，就可见对水碓相需之殷。他们拥有广大的田园，水碓多数又为他们所有，豪门资本就侵入了工商界了。

诚如Frank Rounds Ir所说(见《现实周报》第一期外论)，中国人民的忍耐性，和农村经济的坚韧性，是极大的。然而其忍耐和坚韧，也总有一个限度的，古来有多少好战之徒，都失败在这个限度的误认上。当洛阳沦陷之后，索琳、允还翼戴愍帝，在长安建立了一个政权。不几年又覆败了。于是元帝只得退却到江东，成为偏安之局。当时有一个刘琨，在并州，即今日的太原地方，还艰苦支持了好几年，也终于灭亡了。刘琨和索琳、允，都是很忠勇的，为什么都不能成功呢?那就由于农村经济的坚韧性，此时已变成脆弱，而人民也再不能忍耐了。试看《晋书》上叙述当时长安的情形，是“户不满百，荆蒿成林”，而刘琨初到并州时所上的表，则说现在晋东南境，一路都是白骨遍地，太原则四山都是羌胡，不能出城樵采，本地既无出产，粜买的通路，又极艰苦，便可知其致败之由。五胡中最成功的是鲜卑，鲜卑之所以能成功，是由于慕容氏所根据的，是今热河、辽宁之地，拓跋氏所根据的，是今察哈尔、绥远之地，倒是比较安静富庶的。慕容氏既入中原，辽东之地，为高句丽所据，辽西亦受侵扰，拓跋氏末年，六镇大乱，其固有的根据地失掉，鲜卑也就完了。这岂非百代的殷鉴?

袁曹成败

袁、曹成败，昔人议论孔多，然皆事后附会之辞，非其实也。建安五年，曹操之东征刘备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曰：“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去，后必为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嘉传无此语)。遂东击备，破之。……公还官渡，绍卒不出。”《绍传》亦云：“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皆病绍之用兵，不能乘时逐利。案用兵各有形势，轻兵掩袭，乘时逐利，与持重后进，专以摧破敌人之大军为主旨者，各一道也。

绍之计，盖为先定河北，然后蓄势并力，以与强者争衡。当操与吕布相持于兖州时，强敌在前，饥军不立，欲从袁绍之说，遣家居邺(《三国志·魏志·程昱传》)。其势可谓危矣，然以程昱之谏而遂止，袁绍亦不之问。其后吕布为操所败，张邈从布走，张超犹守雍丘，臧洪以故吏之谊，欲乞兵往救。绍当是时大可存超以为牵制，而犹终不听许，至反因此与洪构衅，诚欲专力于河北，未欲问鼎于河南也。

建安四年，绍既并公孙瓒，将进军攻许，则既遣人招张绣，复与刘备连和。其明年，两军既相持，则有刘辟等应绍略许下，绍又使刘备助之，则绍于牵制操耳，亦不为不力矣。然终不发大兵为之援者，许下距河北远，多遣兵则势不能捷，少则无益于事，徒招挫折，故绍不肯遣大兵。即操亦知其如此，度其时日，足以定备，是以敢于轻兵东骛，非真能逆臆绍之昧机而不动也。

绍之南也，田丰说绍曰：“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久持之……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及兵既接，沮授又曰：“北兵虽众，而果劲不及南；南军谷少，而货储不如北；南幸于急战，北利于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一以兵之不逮，一以将之不及，不欲速战，而主持久以敝敌。盖时河北虽云凋敝，然其空乏初不如河南之甚，田丰违旨，终遭械系，沮授之策，则绍实不可谓不用。《绍传》云：“太祖与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武帝纪》亦谓：操以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而绍则运谷车为徐晃、史涣所邀击者数千乘。又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悉为操所烧，乃致大溃。则其粮储之丰可知，使徐晃、史涣功不成，操攻琼而之诛不启，抑或不克济，事之成败，固未可知。

或传太祖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引绍。彧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划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夫楚汉相持，汉以兵多食足见长，楚兵少食尽，其势与曹操之势正相反，安得举以为喻。陆逊之策刘备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此即荀彧所谓情见势绌，用奇之时。徐晃、史涣之邀击，及操之自将以攻淳于琼，正是其事。然亦幸而获济耳，使绍而虑精专，此等竟不能遂，则其后之成否，固犹未可知也。然则袁绍之成败，亦间不容发耳。所谓还许以引绍者，即是不支而退，使其竟尔如此，而绍以大兵乘其后，曹军之势必土崩瓦解，不复支矣。然则绍之筹策，固亦未尝可谓其不奏功也。

《满宠传》云：“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李通传》云：“建安初，通举众诣太祖于许。拜通振威中郎将，屯汝南西界。太祖讨张绣，刘表遣兵以助绣，太祖军不利。通将兵夜诣太祖，太祖得以复战，通为先登，大破绣军。拜裨将军，封建功侯。分汝南二县，以通为阳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长赵俨收治，致之大辟。是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通妻子号泣以请其命。通曰：‘方与曹公戮力，义不以私废公。’嘉俨执宪不阿，与为亲交。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绍遣使拜通征南将军，刘表亦阴招之，通皆拒焉。通亲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独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从绍。’通按剑以叱之……即斩绍使，送印绶诣太祖。又击郡贼翟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歼其众，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赵俨传》云：“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绵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且远近多虞，不可不详也。’通曰：‘绍与大将军相持甚急，左右郡县背叛乃尔。若绵绢不调送，观听者必谓我顾望，有所须待也。’俨曰：‘诚亦如君虑；然当权其轻重，小缓调，当为君释此患。’乃书与荀彧……彧报曰：‘辄白曹公，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上下欢喜，郡内遂安。”此可见操之多忠亮死节之臣，刘辟等之所以不能摇动以此也。

《后汉书·袁绍传》云：绍与操相持，许攸进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拔则操为成禽，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夫遣骑轻则如曹仁等优足拒之矣，安得使操疲于奔命而况侈言拔许哉!

曹操之攻淳于琼也，袁绍闻之，谓长子谭曰：“就彼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此亦未为非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而郃谓曹分营固，攻之必不拔(《三国志·张郃传》)，其后果然，则操之备豫不虞不为不至。安得如书生谈兵谓一即可袭取哉!

要之两汉三国时史所传，唯一大纲，余皆事后附会之辞，遂一一信为事实则傎(ｄｉāｎ)矣。《蜀志》又谓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其说，当时又谓孙策闻公与绍相持，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则近于子虚乌有矣(编者按：参见本书《孙策欲袭许》)。

《荀彧传》载或论曹公较之袁绍有四胜，又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郭嘉传》注引《傅子》又谓嘉料绍有十败，公(指曹操)有十胜，其所谓十败十胜者，实与彧之辞无大异，特敷衍之，多其节目耳。又曰：嘉曰“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两人之言有若是其如出一口者乎，其为事后附会，而非其实，审矣。然此等综括大体之辞，较之专论一事者差为近理。要之当时之史尚系传述之辞，多所谓某人某人之语，未必可即作其人之辞观。然以此为其时人之见解，固无不可也。《史》《汉》之《留侯传》，《三国志》之《荀彧传》均可作如是观。

论魏武帝

从古英雄，坚贞坦白，无如魏武者。予每读《三国志》注引《魏武故事》所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他且勿论，其曰：“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自清末至民国，军人纷纷，有一人知念此者乎?

其引齐桓、晋文及乐毅、蒙恬之事，自明不背汉，可谓语语肝鬲。且曰：“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以众人之不知也，使豪杰独抱孤忠，难以自明如此，岂不哀哉?

又曰：“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又曰：“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从古英雄，有能如是坦白言之者乎?

夫唯无意于功名者，其功名乃真。公初仅欲作郡守，后又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虽至起兵讨卓之后，犹不肯多合兵是也。唯不讳为身谋者，其为公家谋乃真。使后人处公之位，必曰所恤者国家倾危，身之受祸非所计，更不为子孙计也。然其诚否可知矣。

《董昭传》载昭说太祖建封五等曰：“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难化，甚于殷、周，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此即太祖欲受三子侯封以为外援之说，意在免祸，非有所图；且太祖早自言之矣，何待昭之建议。

乃传又载昭之言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明公忠节颖露，天威在颜，耿弇床下之言，朱英无妄之论，不得过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陈。”后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荀彧传》云：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谘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一似太祖之为魏公、魏王，实为篡逆之阶，董昭逢之，荀彧沮之者，此则诬罔之辞矣。

太祖果欲代汉，易如反掌，岂待董昭之逢，亦岂荀彧所能沮?欲篡则竟篡矣，岂必有魏公、魏王以为之阶?《董昭传》注引《献帝春秋》，谓太祖之功，方之吕望、田单，若泰山之与丘垤，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岂天下之所望?此以事言为极确，即以理论为至平，开建大国，并封诸子，使有磐石之安宜也，于篡夺乎何与?《荀彧传》之说既全属讹传，即《董昭传》之辞，亦附会不实。然谓公忠节颖露，耿弇、朱英之谋不得过耳，则可见太祖当时守节之志甚坚，为众人所共知，故虽附会者，亦有此语也。己亥令所言之皆实，弥可见矣。

《郭嘉传》：嘉薨，太祖临其丧，哀甚，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注引《傅子》载太祖与荀彧书亦云：“欲以后事属之。”此太祖之至心，亦即公天下之心也。然其事卒不克就，身死未几，子遂篡夺，岂郭嘉外遂无人可属哉?人之心思，恒为积习所囿。父死者必子继，处不为人臣之势，则终必至于篡夺而后已。人人之见解如此，固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也。太祖即有所属，受其属者，亦岂能安其位哉?然而太祖之卓然终守其志，则可谓难矣。英雄固非众人之所能移也。

《蜀志·李严传》注云：“《诸葛亮集》有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曰：‘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如亮之言，使其为魏武帝，岂有不受九锡者哉?而李严当日，岂有劝亮为帝之理与?而以魏武帝之受九锡，进王封，必为篡夺之阶，其诬亦可知矣。

曹嵩之死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兴平元年云：“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玡，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后汉书·陶谦传》云：“初，曹操父嵩避难琅玡，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

董卓之乱，未尝及谯，而嵩须避难者，以太祖合兵诛卓也。嵩所避居之琅玡，盖今山东诸城县东南之琅玡山，而非治开阳、在今临沂县境之琅玡郡，僻处海隅，为耳目所不及，故可避卓购捕之难。汉阴平县治在今江苏沭阴县东北，相距颇近，故为陶谦别将戍此者所害也。

《三国志》注引《世语》曰：“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又引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将骑二百卫送，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

案：初平四年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太祖乃征谦，则兖徐构衅，祸始泰山华、费。或又以为操与谦有不共戴天之仇，遂妄谓嵩之见杀，为在泰山华、费之间也。初平三年《纪》云：“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盖是时之相争者，袁绍与刘表为朋，袁术与公孙瓒为伍，太祖据兖州，绍之党也。田楷据青州，陶谦据徐州，皆瓒之与也。发干之屯，谦既躬进兵以逼绍；泰山之略，谦又合阙宣以图操，则自初平四年夏以前，陶谦皆攻取之师，袁绍与魏太祖仅备御之师而已。初平四年之秋，兴平元年之夏，魏祖始再举攻谦，谓之徼利之师可，谓之除害之师，亦无不可；谓之复仇则诬。嵩之死，固由谦之不能约束所部，然不能约束所部者亦多矣，究与躬行杀者有别也。

《后汉书·应劭传》六年拜泰山太守。“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玡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劭畏操诛，弃郡奔冀州牧袁绍。”

《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谓：“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谦被诏，上书拒命，“曹公得谦上书事，知不罢兵，乃进攻彭城”。裴松之谓：“此时天子在长安，曹公尚未秉政，罢兵之诏，不得由曹氏出。”

诸葛亮南征考

诸葛亮之南征，《三国志》记其事甚略。《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师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马谡传》注引《襄阳记》曰：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攻心攻城，心战兵战，后世侈为美谈，其实不中情实。案当时叛者，朱褒、益州雍、越嶲高定。

褒之叛在建兴元年，、定则尚在其前(《后主传》：“建兴元年夏，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大姓雍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据《张裔传》及《马忠传》，则前次已杀太守正昂。《吕凯传》云：“雍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恣甚。”又载亮表凯及王伉，谓其“执忠绝域，十有余年”，则当先主之世，亦未尝服从也)。又系为吴所诱(见《蜀志·张裔、吕凯传》，《吴志·步骘、士燮传》)，其答李严书，辞绝桀慢(见《吕凯传》)，盖其蓄叛谋久矣。其心岂仓卒可服?

《李恢传》云：“为降都督，住平夷县。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嶲，雍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丞相亮南征，先由越，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与亮声势相连。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

《吕凯传》：“永昌不韦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雍降于吴，吴遥署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与蜀隔绝，而郡太守改易，凯与府丞蜀郡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及丞相亮南征讨，既发在道，而已为高定部曲所杀。亮至南，表以凯为云南太守(亮平南之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为兴古郡)，王伉为永昌太守。”

《马忠传》云：“亮入南，拜忠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乱之后，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

昆明种落，西至楪榆，其距越嶲，已不甚远。亮兵自越嶲而出，至云南附近，必已与李恢、吕凯相接。永昌本未破坏。自昆明以东，又为恢所平定，则亮之战绩，当在越嶲、云南之间。既抵云南，遂可安行至滇池矣。亮之行，盖至滇池为止。自此以东，益因李恢兵势，更遣马忠往抚育之。

《后主传》仅云：“南征四郡，四郡皆平。”《亮传》亦仅云：“率众南征，其秋悉平。”不详述其战绩者，亮军实无多战事也。七纵七擒事同儿戏，其说信否，殊难质言。即谓有之，亦必在平原，非山林深阻之区。且以亮训练节制之师，临南夷未经大敌之众，胜算殆可预操。

孟获虽得众心，实非劲敌。累战不捷，强弱皎然，岂待七擒而后服?况攻心攻城，心战兵战，乃庙算预定之策，非临机应变之方，谋之历年，当正指此，安得待出军之日，然后问之?马谡亦安得迟至相送之日，然后言之乎?

《李恢传》云：“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此所谓军还者，当指亮南征之军。所谓费用不乏，亦即《亮传》所谓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其事相距不远，故承其秋悉平之下终言之。则是亮军还未几，南夷即叛也。

《后主传》：“建兴十一年，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讨平之。”《马忠传》亦云：“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而据《张翼传》，则翼之为降都督，事在建兴九年，刘胄作乱，翼已举兵讨胄，特未破而被征。然则胄之乱尚未必在十一年；即谓其在十一年，而亮之卒实在十二年八月，相去尚几两年也。

《马忠传》又云：“初，建宁郡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故都督常驻平夷县。至忠，乃移治味县，处民夷之间。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将太守张嶷，开复旧郡。”《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云：忠之“讨胄，嶷复属焉。战斗常冠军首，遂斩胄。平南事讫，兴古獠种复反。忠令嶷领诸营往讨。”此事当在建兴十一二年间，亮亦尚未卒。

又《后主传》：延熙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张嶷平定越嶲郡。《张嶷传》云：“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时论欲复旧郡，除嶷为越嶲太守。嶷在官三年，乃徙还故郡。定莋、台登、卑水三县，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乃率所领夺取，署长吏。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嶷乃与旄牛夷盟誓，开通旧道，复古亭驿。”又《霍峻传》：“子弋……永昌郡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此事在弋为太子中庶子之后，太子璿之立，事在延熙元年，则弋之守永昌，当略与嶷之守越嶲同时。然则不但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为虚言；抑亮与李恢、吕凯等，虽竭力经营，南夷仍未大定，直至马忠督降，张嶷守越嶲，霍弋守永昌，然后竟其令功也。诸人者，固未尝不竭抚育之劳，亦未闻遂释攻战之事，此又以见攻心心战之策，未足专恃矣。

要之亮之素志，自在北方；其于南土，不过求其不为后患而止。军国攸资，已非夙望，粗安粗定，自系本怀。一出未能敉平，原不足为亮病，必欲崇以虚辞，转贻致讥失实矣。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诸葛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见《三国志》本传)。读史者以为美谈。

其实当时能为此者，非亮一人也。夏侯惇“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徐邈“赏赐皆散与将士，无人家者”。嘉平六年，诏与田豫并褒之(以上均见《三国志》本传)。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吕岱“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其所为皆与亮同。

陈表“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朱桓“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及桓疾困，举营忧戚”(见《三国志》本传)。则尤有进焉者矣。

君子行不贵苟难，不以公家之财自私则可矣；禄尽于外，而妻子饥寒则过矣。要之治生自治生，廉洁自廉洁，二者各不相妨也。

袁涣“前后得赐甚多，皆散尽之，家无所储，终不问产业，乏则取之于人，不为嗷察之行，然时人服其清”(见《三国志》本传)。有袁涣之行则可也。无之，则有借通财之名，行贪取之实者矣。随身用度，悉仰于官，而无节度，亦不能保贪奢者之不恣取也。为之权衡斗斛，则并权衡斗斛而窃之，于私产之世而求清廉，终无正本之策也。是故督责之术之不可以少弛也，于财计尤然。

羊续为南阳太守，妻与子秘俱诣郡舍，续闭门不纳。妻自将秘行，其资藏唯有布衾、敝祇裯、盐麦数斛而已。顾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资尔母乎?”使与母俱归。刘虞“以俭素为操，冠敝不改，乃就补其穿。及遇害，瓒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罗纨，盛绮饰，时人以此疑之”(均见《后汉书》本传)。步骘“被服居处有如儒生。然门内妻妾，服饰奢绮，颇以此见讥”(见《三国志》本传)。夫虞与骘非必其为伪也，和洽曰：“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见《三国志》本传)俭者之家人，不必其皆好俭也。身安于俭焉，习于俭焉，勉于俭焉，皆无不可，必欲强其家人以同好，则难矣。迫其家人为一概难堪之行，以立己名，尤非真率平易者所能为。故居官者携家室以俱行，未为失也，必欲使之绝父子之恩，忘室家之好，如世所称妻子不入官舍者，亦非中庸之行矣。然身俭素而家人奢泰，以此累其清节者，亦非无之。妻子不入官舍，亦有时足为苞苴滥取之防，以此自厉，究为贤者，较之以家自累者，则远胜矣(《三国志》载：蒋钦，“权尝入其堂内，母疏帐缥被，妇妾布裙。权叹其在贵守约”。则家人能俱安于俭者，亦有之，然非可概诸人人也)。

治生之道，循分为难。何谓循分?曰：“耕而食，织而衣，有益于己，无害于人者是已。”然在交易既兴之后则难矣。无已，其廉贾乎?然身处之中，为操奇计赢之事，而犹能不失其清者，非有道者不能，凡人未足以语此也。士大夫之家，既不能手胼足胝，躬耕耘之业，又不能持筹握算，博蝇头之利；使为农商，必将倚势陵人，滞财役贫矣。陈化敕子弟废田业，绝治产，仰官廪禄，不与百姓争利(见《三国志·孙权传》黄武四年注引《吴书》)，以此也。若其财果出于廪禄，虽治产亦何伤?所以必绝之者，正以士大夫而治生，易有妨于百姓故也。诸葛亮之不别治生，其以此欤?

《三国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言：“(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泛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衡亡后二十余日，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来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父恒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当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晋咸康中，其宅址枯树犹在。”患无德义而不忧贫，衡之妻何其贤也!然勤树艺之利，而不剥削于人，衡之治生，亦可谓贤矣。然自吴末至咸康，五十年耳，木已枯矣，信乎树木之利，不如树人也。

士之能厉清节者寡矣，乱世尤甚，以法纪荡然，便于贪取也。《三国志·王修传》言：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太祖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以万数。此袁氏所由亡欤?(《郭嘉传》注引《傅子》，谓嘉言绍有十败，曹公有十胜，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公纠之以猛。然则绍之宽，非宽于人民，乃宽于虐民者耳。)然虽太祖，亦未能使其下皆厉廉节也。太祖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资。于时谯令平曹洪资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资那得如子廉耶?”(《三国志·曹洪传》注引《魏略》)洪之多财可知矣。诸葛瑾及其子恪并质素，虽在军旅，身无彩饰；而恪弟融，锦罽文绣，独为奢绮。潘璋“性奢泰，末年弥甚，服物僭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均见《三国志》本传)其不法如此。然非独武人也，曹爽等实不世之才，而卒以奢败。魏之何夔，蜀之刘琰，吴之吕范，并以豪汰称，而其风且传于奕世(何曾，夔之子也)。晋治之不善，王、石等之奢汰实为之，而其风则仍诸魏末者也。以魏武帝、诸葛武侯之严，吴大帝之暴，而不能绝，亦难矣。

太祖父嵩之死，《武帝纪》注引《世语》、《吴书》，其说不同。《世语》云：“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阖门皆死。”《吴书》言：“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将骑二百卫送，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谦虽背道任情，谓其与阙宣合从寇钞，似失之诬，当以《吴书》之言为是。然无论其为谦遣骑掩捕，抑卫送之将所为，嵩之慢藏诲盗则一也。处乱世者，可不戒欤?

鲁肃指囷，读史者亦久传为美谈，然亦非独肃也。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糜竺进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以复振，亦肃指囷之类也。知《管子》谓丁氏之粟足食三军之师，为不诬矣。然用财贵得其当，刘备、周瑜，皆末世好乱之士，助之果何为哉?

孙策欲袭许

孙策欲袭许之说，见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又见于《吴志·策传》，《策传》且谓欲袭许迎汉帝。注引《江表传》，则谓“策前西征，陈登阴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图为后祸，以报陈瑀见破之辱(登，瑀从兄子)。策归复讨登军到丹徒，须待运粮，见杀”。《九州春秋》及《傅子》又谓“策闻曹公将征柳城，而欲袭许”，异说纷如。

夫策见杀在建安五年，而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及《傅子》之谬，不待辩矣。孙盛《异同评》谓：“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又谓“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距于官渡，谬矣。伐登之言，为有证也。”其说是也。而裴松之谓：“祖始被策破，魂气未反，刘表君臣本无兼并之志……于时强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余山越，盖何足虑。若使策志获从，大权在手，淮、泗之间，所在皆可都，何必毕志江外，迁帝于扬、越哉?”又致“武帝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乃策未死之前，久与袁绍交兵”，因谓策之此举，理应先图陈登，而不止于登，《国志》所云不谬，则误矣。刘表、黄祖，庸或不能为策患，江南之强宗骁帅，则虽处深险之区，实为心腹之疾，策虽轻狡，岂容一无顾虑，即谓其不足为患?抑策并不知虑此。然以策之众，岂足与中国争衡，即谓袁、曹相持，如鹬蚌两不得解，策欲袭许，亦未有济，况徒偏师相接乎?淮、泗之间，岂足自立?策之众，视陶谦、袁术、刘备、吕布何如?若更远都江表，则义帝之居郴耳，岂足有济。况汉至献帝之世，威灵久替，扶之岂足有济?曹公之克成大业，乃由其能严令行，用兵如神，非真天子之虚名也。不然，因献帝而臣伏于操者何人哉?以曹公之明，挟献帝而犹无所用，而况于策乎?况以策之轻狡，又岂足以知此乎?

《吴志·吕范传》云：“下邳陈瑀自号吴郡太守，住海西，与强族严白虎交通。策自将讨虎，别遣范与徐逸攻瑀于海西，枭其大将陈牧。”而《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谓：建安二年，诏“以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又诏与领徐州牧温侯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共讨袁术。则瑀行吴郡太守，乃朝命，非自号也。传又言，“是时陈瑀屯海西，策奉诏治严，当与布、瑀参同形势。行到钱塘，瑀阴图袭策，遣都尉万演等密渡江，使持印传三十余纽与贼丹杨、宣城、泾、陵阳、始安、黟、歙诸险县大帅祖郎、焦己，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使为内应，伺策军发，欲攻取诸郡。策觉之，遣吕范、徐逸攻瑀于海西，大破瑀，获其吏士妻子四千人。”案：策之渡江，本为袁术，汉朝命吏，如刘繇、王朗、华歆等，无不为其所逐。是时虽有与吕布、陈瑀同讨袁术之命，特权宜用之，非信其心也。有隙可乘，加以诛翦，夫固事理所宜。《吕范传》注引《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扬州刺史陈祎死，袁术使瑀领扬州牧。后术为曹公所败于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术走阴陵，好辞以下瑀，瑀不知权，而又怯，不即攻术。术于淮北集兵向寿春，瑀惧，使其弟公琰请和于术。术执之而进，瑀走归下邳。”然则瑀实乃心王室者。陈登之结白虎余党，盖亦欲继其从父之志，戡翦乱人，非徒为雪家门之耻也。《张邈传》注引《九州春秋》言：登甚得江淮间欢心，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遣军攻登，再败，而迁为东城太守。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则登之才，盖非刘繇、王朗等比，而任之不专，致使大功不竟，轻狡之子，坐据江外数十年，岂不惜哉。

三国之校事

所谓特务，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在距今一千七百余年前，就早已有了。《三国志·魏志·高柔传》说：“魏国初建，为尚书郎，转拜丞相理曹掾……迁为颍川太守，复还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达等后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柔。”然校事之制，并未因之而废，所以下文说：“校事刘慈等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柔皆请惩虚实；其余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

到嘉平中，才因程昱孙晓之言而废，《昱传》云：“时校事放横，晓上疏曰：‘……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也。……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诇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至使尹模公于目下肆其奸慝，罪恶之著，行路皆知，纤恶之过，积年不闻。……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司隶校尉督察京辇；御史中丞董摄宫殿；皆高选贤才以充其职，申明科诏以督其违。若此诸贤犹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诸贤各思尽忠，校事区区，亦复无益。若更高选国士以为校事，则是中丞、司隶重增一官耳。若如旧选，尹模之奸，今复发矣。进退推算，无所用之。……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国风》托以为刺；卫献公舍大臣，与小臣谋，定姜谓之有罪。纵令校事有益于国，以礼义言之，尚伤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复不罢，是衮阙不补，迷而不返也。’于是遂罢校事官。”

魏国之建，事在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为西元216年，嘉平为齐王芳年号，自249至253年，魏之任校事，约历40年。

又《吴志·孙权传》：赤乌元年，“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朱据传》：“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后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据哀其无辜，厚棺敛之。壹又表据：吏为据隐，故厚其殡。权数责问据，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月，典军吏刘助觉，言王遂所取，权大感寤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嘉禾为权年号，自232至237年，其明年238，为赤乌元年。

用法之所最忌者，为于正式机关之外，别立机关；且出入任情，不本成法；程晓之言，可谓极其痛切了。魏武帝是很有明察之才的，《魏志·方技传》注引东阿王《辨道论》，说：“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过于员吏，赏不加于无功，海岛难得而游，六黻难得而佩，终不敢进虚诞之言，出非常之语。”魏武帝的严明，确乎不甚容易；程晓说他检御有方，当非虚语，然仍不能不为赵达等所欺；像孙权的粗疏，就更不必说了。

程晓说任校事有伤大臣之心，而吕壹之诛，孙权使告谢诸将，则魏、吴之任校事，意实在于检察将吏的贪纵。从来丧乱之际，官方每多不饬，武臣纵恣尤甚，加以检察实为必要。然目的虽正，而手段不适，其招祸尚如此，若如近代法西斯主义者之所为，专为维持一己的威权地位起见，不恤用残酷之吏，肆暴虐于民，则是武曌之任周兴、来俊臣，明成祖之立东厂，其作风又在魏武帝、吴大帝之下了。

或谓法西斯主义者流，所行虽不适当，亦非无为国为民之心，未可一笔抹杀。这话我亦承认。但须知社会国家，关系重大，手段一误，流毒无穷，正未可以有为公之心，而冀人宽恕。昔人说：周公营洛阳为东都，说其地交通便利，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亡。秉政者正不可无此气度。所以不论我是该推翻的，不该过于防闲别人；即使我确能代表国利民福，反对我者系属捣乱之徒，我们对他，仍不宜过于压制，因为让他爆发一次，则其捣乱为众所共知，即为众所共弃，而大局也可以早入于正轨了。又况谁能代表国利民福，根本不易判定呢！

学习《史料与史学》的一些体会（代序）

张传玺

翦伯赞先生所著《史料与史学》一书，是一本讲述中国古代“史料学”与“历史学”的著作。其原本于1946年4月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共收论文三篇，为《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论司马迁的历史学》及《论刘知几的历史学》。本书为增订本，是我在“文革”之后，按照翦老生前的意愿，以原本为基础增补而成，于1985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新收论文亦为三篇:《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及《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翦先生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一生中，除了为史学研究和建设编写了许多重头名著如《中国史纲》、《历史哲学教程》等之外，还写了不少普及性的读物，以帮助一般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学习和研究历史之用，本书就是他所著的一本重要的史学入门之作。

一

本书由“原本”的产生到“增订本”的出版，其间相距40年。在这40年中，中国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翦老本人的生活也经历了严重的漂沉激荡。本书虽小，其形成过程却反映出了中国和翦老本人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本书原本的基础，是翦老在1945年5月为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所作的学术讲演稿，题作《史料与历史科学》。讲演之后，应书店之约，准备整理出版。可是时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全国的政治形势明显将发生剧变，关于此事，翦老已有预感，所以他的讲稿才整理了三分之一时，即暂停整理。8月2日，他写下了这样一张纸条，文曰：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史料的论文，但总是没有着笔。月前，复旦大学文学院约我作一次学术讲演，我就讲《史料与历史科学》这个问题。惟讲演时，为时间所限，不能作较详之发挥。近因书店之约，要我写一本关于史料学方面的小册子，我就开始把这次的讲演稿加以整理，计有三篇：一、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二、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三、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现在我还只写成《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篇；其余两篇，假如我的生活不发生变动，也想继续写出来。

可是，翦老搁笔才13天，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中国的政局在急剧变化，翦老的生活也在相应地波动。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自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头头蒋介石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在此期间，翦老担任了毛泽东与国民党高级“左派”人士冯玉祥、覃振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回延安后，国、共双方和民主党派举行了22天的政治协商会议，翦老又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聘为顾问，参加了这项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政治活动。1946年春，他又协助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并兼任教授。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是于这年的4月10日，在重庆《青年学习》杂志上发表了《史料的收集与辨伪》一文，显然他并未忘怀《史料与史学》一书。5月4日，他乘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专机，由重庆飞抵南京，后又转至上海。不久，因患严重的黄疸病而卧床不起，继之长期住院。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他还是伏床写作，并于这年的10月1日，在上海《中华论坛》杂志上发表了《略论收集史料的方法》一文，长约2万余字。显然他在此时，还为《史料与史学》一书而费心尽力。

此后，全国的解放战争日益炽烈，白区上海的斗争也更加残酷，翦老的身后不断有特务跟踪。1948年10月，翦老因斗争需要，转移至香港，继续进行民主运动。次年11月，奉命由香港转道大连，又浮海至山东半岛，历时40余天，于1949年1月4日终于到达了河北阜平县李家庄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驻地。这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翦老又以文化接管委员的身份随军进北平。起初，他应燕京大学之聘，到该校社会学系任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又被调到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此外，还兼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翦老也席不暇暖。可是1954年春，他在参观了中央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后，却很快地写出了《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一文，发表于5月20日《光明日报》，应当说这是他为《史料与史学》一书的再补充。至此，翦老为《史料与史学》一书设计的原始蓝图已基本实现了。

二

关于本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分为两大主题：一为“史料”，一为“史学”。如上所述，翦老所说的“史料”，不是通常所泛称的历史资料，而是“史料学”，是研究史料的一种专门学问。更明确地说，是研究中国历史资料的具体门径和方法。中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学者们往往穷毕生之精力，仍莫测其涯际。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之说。要有“勤”与“苦”的精神显然是应当的；但如方法不对头，仍然会不得其门而入。所以科学的方法尤为必要。翦老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中，开列了五项子目，为“导言”，“正史”，“正史以外的诸史”，“史部以外的群书——经、子、集”，“四部以外的各种文字记录”。这是对史料的范围分别层次，自中心而外延、由主要而次要、无远弗届、竭泽而渔的网罗收集法。当然所收集来的史料并非一一可用，需要再做甄别，区分主次，去伪存真，再下一番提炼升华的工夫。他紧扣《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之后，又发表了《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亦于下开列了五项子目，为“史料与方法”，“史料探源与目录学”，“史料择别与辨伪学”，“史料辨证与考据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这是对史料鉴定的诸多方法分门别类，具体交代，明其功能，便于应用，以利于最后筛选出真实可信的史料。

《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一文，是在文献史料之外的新命题。这个命题在解放前考古工作无甚开展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飞跃发展，这个命题的提出就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越来越显示出生命力。翦老在此文中说：我们史学研究者应“以更大的努力不断地向考古发现吸收知识去丰富中国的历史，补充和订正中国的历史，把考古的发现应用到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去，使这些发现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教材”。这样的指导对史学工作者，尤其是对初涉史学的人十分有益。

三

翦老在本书中所说的“史学”亦如上述，主要是说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通称“历史学”。古代有古代的历史学，近代有近代的历史学，现代有现代的历史学，各阶级各民族都有本阶级本民族的历史学。不过本书所收，是翦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论的两个古代史学范例，即司马迁和刘知几的历史学。翦老对他俩的史学成就评价很高。如评价司马迁说：“余读《史记》，不禁惊叹在今日两千余年前的史学家，竟能创造如此周密的方法，其头脑是何等的精细！眼光是何等的博大！”再如在评价刘知几时说：“《史通》一书，实为一部富有灵魂的历史著作。诚如他自己所云：‘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虽然亦有其短，但是只要我们想见刘知几是七世纪末的一位历史学家，那他的短处就应该由时代负责了。”

但翦老的观点和方法在本书中，并不仅仅体现在上述两文中，在谈史料的各篇亦都贯穿了他的理论和观点，有时还有大段的论述。如他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中曰：“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三篇谈史料的文章，都充满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是翦老于1963年3月在广西师范学院所作学术讲演《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所谓“三基”，就是初学历史的人必须掌握的“三项基本功”，就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在这三者中，以“基本理论”为最重要。翦老所以讲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时的史学界中，仍然存在着不重视，或说是不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些情况还很严重。所以，他在讲演中说：“对理论，现在我觉得应该提到很高很重要的地位，不仅这样，就是在历史科学本身来讲，这个理论也非常重要。”翦老在这里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讲演中还举例说：“把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总结一下要不要理论呢？也要理论吧！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要总结吧！鸦片战争以前几千年的历史也要总结吧！这些现代史、近代史、古代史都要我们来作总结。整个的历史要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重新加以研究，若没有理论怎么行呢？”他还指出：如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学好，“那很有可能在历史研究中犯错误”。

翦老的讲话已经过去40多年了，由于各种原因，今天史学领域的思想问题更加严重。以各种方式诋毁、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大有人在。有所谓“学术绝对自由论”、“文化冲突论”、“客观公正论”等，不一而足。首先以“学术绝对自由论”来说，他们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学者们去发挥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开发，自由创造，就会获得很好的成果。不需要用哪一家的思想理论做框框，来束缚人们的自由思想。”他们说：“五种社会形态”是斯大林编造出来的，是“斯大林模式”，是教条主义，是紧箍咒。他们还说：“中国史学界自建国以来，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对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问题，即所谓五朵金花，讨论了几十年，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白白浪费了时间。”

这样的论调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十分错误的。其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打着“学术绝对自由”的幌子，恶毒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据持此论者说，学术不应有预设的观点，如有了预设的观点，就使作者失去了自由，就会产生偏见，就会套上紧箍咒。可是，所谓“预设观点”，自古有之。因为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认识、复述、编写的，任何作者的论述，都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古代之左丘明在《左传》中有“君子曰”；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太史公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臣光曰”等皆是。近人之梁启超就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在外国比较严肃的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如英国的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历史的事实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事件，因为在我说出它们之前，它们已经经过人的头脑的过滤了’。”（《历史研究》）从上述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所述可知，没有观点的历史著作是不存在的。“学术绝对自由论”更是无稽之谈。

事实证明，大谈“学术绝对自由”的人也各有理论、观点，而且各有门户。如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就发明了一种“文化冲突论”，他是此派的鼻祖。他把世界上一切战争的根源都归因于“文化冲突”，其中包括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且说，这种战争是国家间、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种主要方式。此说在中国史学界也大为流行，并为一些人奉为圭臬。他们说，古代发生在欧亚非的著名战争——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古罗马征服地中海、十字军东征等，都是“文化冲突”。有些中国的学者还把这一“文化冲突论”引进自己的国家，竟说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是“文化冲突”，宋朝与蒙古族的战争也是“文化冲突”。还有人试图用“文化冲突论”来全面重新解释自中英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多么严重多么荒谬的事情。毛泽东很早就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论持久战》）又说：“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今天，中国史学界的谬论很多，有的来自外国，也有不少是土产。不仅把正常的研究历史的传统搞乱了，又歪曲了历史本身；谬种流传，还将贻害子孙后代。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发展多元型的文化是必要的。但要其迅速、健康地发展而不混乱，就必须要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并要大力加强。对历史学来说，尤应如此。

2004年10月24日于北京大学

目录

学习《史料与史学》的一些体会（代序）/张传玺

一

二

三

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

一　关于基本理论问题

二　关于基本知识问题

三　关于基本技能问题

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

一　导言

二　正史

三　正史以外的诸史

四　史部以外的群书——经、子、集

五　四部以外的各种文字记录

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

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

一　史料与方法

二　史料探源与目录学

三　史料择别与辨伪学

四　史料辨证与考据学

五　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

论司马迁的历史学

一　司马迁的传略

二　司马迁的历史方法一——纪传体的开创

三　司马迁的历史方法二——纪传体的活用

四　司马迁的历史批判——“太史公曰”

五　余论——史料的搜集编制及其历史观

论刘知几的历史学

一　刘知几的传略

二　刘知几的著作、思想及其历史观

三　刘知几论中国历史学各流派

四　刘知几论纪传体的各部门

五　刘知几论历史学方法

（一）论历史学体裁

（二）论历史学言语

（三）论历史学的编制

（四）论历史学的标题

（五）论历史学的断限

（六）论历史学的叙事

（七）论历史学上的书法

六　刘知几论历史学文献

七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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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

我到桂林以后，听师范学院的老师们谈到历史学的基本功问题。我觉得基本功是要学的，但这个提法不大全面，全面的提法还是要讲“三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就我所知道，现在讲的基本功，主要的是讲如何读书，如何查字典，如何找材料，不包括基本理论在内。我这个人很喜欢讲话，当大家对史料不大十分注意的时候，我曾经提醒过大家要注意史料。现在似乎大家又好象偏重史料，对理论不大注意了，因此，我又想提醒一下大家，理论还是要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一　关于基本理论问题

所谓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这种理论去指导研究历史，是研究不好的。因此，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在今天，是我们历史系的学生和老师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如果马列主义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学好，那很有可能在历史研究中犯错误。

对理论，现在我觉得应该提到很高很重要的地位。不仅这一点，就是在历史科学本身来讲，这个理论也非常重要。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就是替这个人物作总结；我们研究一个历史时代，就是替这个历史时代作总结；我们研究一个历史制度，就是替这个历史制度作总结；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事件，就是替这个历史事件作总结。作总结不容易吧！我们搞了一年工作和教学，要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一年的历史都很难总结，那么总结几千年的历史就更难了。我们现在能不能写出现代史来呀，解放以来的历史，能不能写出一本书来总结一下呢？我看很难写出来，我也写不出来。那么把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总结一下，要不要理论呢？也要理论吧！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要总结吧！鸦片战争以前几千年的历史，也要总结吧！这些现代史、近代史、古代史，都要我们来作总结。整个的历史，要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重新加以研究。若没有理论怎么行呢？毛主席告诉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研究。我们打开“二十四史”，有许多历史人物，都要作总结。毛主席只是告诉我们，这些人要总结，要对他们进行研究，要给他们评价；也告诉我们如何研究，如何评价。但是，他没有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间成千上万的人，每个人都作出总结来。我们也不能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总结都依靠毛主席去做，我们坐享其成，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学家自己的任务。对一个人要作出总结就很困难吧。大家在解放以来经过很多次运动，很多同志都曾经作过总结，对于一个人要作总结尚且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对成千上万的人作总结，如果没有理论能行吗？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现在没有作出正确的说明，都需要我们学历史的人来进行研究，来作总结。没有理论，就不能开步走。马克思讲，学自然科学的人，可以用显微镜看微生物、看细菌，也可以用化学反应药来识别。学历史的人，用显微镜不行，用化学反应药也不行。你把“秦始皇”这三个字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也看不出他这个人究竟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所以，研究历史科学，还是必须学好理论。

学理论不是那么简单，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很困难的。孔夫子的学生就觉得“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文章可以学得到，讲性命的、讲天道的这些理论就不容易学到。理论的学习是比较困难的。

现在忽视理论学习的有这么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觉得我只要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不学理论，也可以成为历史学家。这很危险，恐怕至多只能做资料工作，不能做历史学家。退一步说，就是收集资料也要理论的指导。什么资料是重要的，什么资料是次要的；什么资料是典型的，什么资料是非典型的；什么资料是真的，什么资料是假的，这也要理论的指导。所以不学会理论，连资料工作也做不好。学好了马克思主义，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资料，而且那些真有用的资料就会在你的眼睛里边凸出来；那些次要的资料就会回避了。研究历史，一定要学好理论，从收集资料、研究资料到写成文章、写成书，都要资料，都要理论。没有正确的理论，只是史料的堆砌，怎能成为历史学家？当然，只学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资料，只放空炮，那也不行。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没有说过搞历史不要资料，我们是说要重视史实；要掌握大量资料；但是，我们说，更要重视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分析研究资料，从而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来。

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些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到一定程度就再也学不进去了，觉得这个东西难学；但是也懂得一些。凡是讲阶级关系，骂地主一顿就行了，以为这就是站稳了立场；讲到民族关系，骂汉族一顿就行了，以为这就会不犯大汉族主义了；讲到国际关系，作一点自我检讨就行了，因为中国古代的某些统治者曾把军队越过了今天中国的疆界。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我曾经讲过，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一直到前年我写那篇《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又说过：我们很多同志连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都没有搞清楚，好像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主要矛盾都是基本矛盾。但是，主要矛盾不完全是基本矛盾，有些时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些时候，民族矛盾也会成为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可以是基本矛盾，也可以不是基本矛盾。对基本矛盾同主要矛盾，有些同志没有搞清楚。好像讲这一段历史，要不讲历史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就丧失了立场，认为必须如此讲；纵然情况不是如此，也要这样讲。这就是简单化。

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有些同志满足于自己现在所学到的一些理论，认为自己学得差不多，可以不必再学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找一点资料，那就可以成为最好的史学家了。这样的同志也是非常危险的。最近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我说，我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也没有学好，社会发展史都没有学好。如果有人要是说我这话讲得不对，我说我们可以举行一个测验，或者举行一个考试，出几个题来考一下：何谓奴隶制度？何谓封建制度？何谓资本主义社会？它必须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它就不能称为奴隶社会，不能称为封建社会，不能称为资本主义社会。怎么样叫做“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叫“萌芽”？只出一个题，请大家来答一下，我自己就不能及格。你们可能比我学得好一些，我看也很难得五分。的的确确，现在大学里面应该再好好地学习一下社会发展史。连社会发展的轮廓都没有搞清楚就去讲资本主义萌芽，参加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我觉得是很危险的。这说明了我们的理论很差，并没有学好。

我们没有学好，表现在哪些地方？表现的地方很多。我为了检查《中国史纲要》的编写，写了几条要求，大家说这个要求太严格。我说这个要求我自己也办不到；但是，严格一点好。我们现在最大的毛病是把历史弄得公式化、概念化、表面化、简单化、片面化、现代化。我们要反对公式化，反对概念化，反对表面化，反对简单化，反对片面化，反对现代化。不要公式化，要条理分明，脉络贯通，能够画出历史的轮廓，能够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倾向；不要概念化，要把历史问题提高到理论的深度和原则的高度；不要表面化，要通过历史的现象，揭示出那些隐蔽在历史背后的本质，不能从本质上来谈本质，要从现象中发掘出本质来；不要简单化，不要繁琐，不要堆砌，要能扼要地把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典章制度的具体内容写出来；不要片面化，要能分辨清楚主要、次要，有所侧重，既不片面的夸张，又要重点突出。还有现代化的问题，写历史剧的同志常常有这个问题。既不要现代化，又要为政治服务，这个行不行呢？是不是我们一为政治服务，就把历史上的古人古事都扯到现代来，我看没有这个必要。现在很多的历史剧，都有现代化的倾向，总是正面人物不像共产党员就像青年团员，甚至比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还要正确。因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还要犯错误，而戏剧里面的正面人物是从来没有错误的。哪怕他是汉朝的也好，唐朝的也好，宋朝的也好，明朝的也好，都比现在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正确；而且他的阶级意识，比现在的无产阶级还要鲜明。现在的戏剧，有些就是这样。这些同志的动机很好，应该肯定。他就想要通过这些戏剧来给观众一种阶级教育。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列宁讲过一句话，我们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要求。离开了历史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写历史也好，讲历史也好，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教书也好，写戏也好，是不是要贯彻当前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的精神呢？当然要贯彻。但是历史首先是科学性，第二就是革命性。科学性和革命性能不能统一呢？有些同志说不能统一，如果要讲革命就不能讲科学；如果讲科学就不能讲革命。我看，这个说法不对。我认为完全可以统一，就看你怎么样去统一。有一个时期，有很多教师同志要把今天的政策贯彻到古代历史里去。我们党提出一个什么口号、什么号召，就把这个口号、这个号召塞到古代史里去；提出一种什么政策，也就把这种政策塞到古代史里面去。好像古代的人就提出过这个口号、这种政策，就实行过这个口号、这种政策。我觉得这种办法太现实主义了，这简直是强迫封建皇帝来接受共产党的政策！那是不可能的。有人说，评论历史人物要照毛主席讲的六条标准。你说那行不行？那样，历史上的人物都是坏蛋？没有一个好东西。他哪里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呀？秦始皇、汉武帝都不拥护呀！至于讲到历史上的国际关系问题，都要求照万隆精神，这哪里行呀？万隆精神是今天提出来的。讲到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民族大家庭；那么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阶级社会是个民族牢狱，共产党来了才变成民族大家庭。

理论没有学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观点和材料不能统一。讲书的时候，先讲一堆史料，然后讲理论。或者先引几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话，做一个帽子，再拿一大堆史料来解释这些话，也不管这些话同材料能不能套得上，反正就是这样。还有人把理论变成历史学的标签，变成历史学的花边，变成资料的花边。马克思讲了一句最形象的话。他说，你要找一个雕刻家或画家的思想，一定要从颜色和大理石中间去找，不是从它的外面去找。一个画家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去画画，这是他的思想。画家的思想就表现在这个颜色里面。你离开了颜色，离开了这张画，到哪里去找画家的思想呢？雕刻家雕出来这块大理石，他的思想就凝固在这块大理石里面；离开了大理石的雕刻，你去哪里找雕刻家的思想呢？为什么过去的雕刻家不雕刻劳动人民，现在的雕刻家要雕刻劳动人民？为什么过去的画家不画农民，现在的画家要画农民？这与雕刻家、画家的思想有关系。戏剧家的思想要在他的剧本里面去找。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人，要写这些题材，而不写那些题材？又为什么把这个历史人物搬到舞台上，而不把另外的历史人物搬到舞台上？这就是他的思想。一个历史家，你为什么对这个人是这样的看法而不是那样的看法？对这件事是这样的看法而不是那样的看法？这就是你的思想。要在你叙述这件事、这个人的过程中间去理解你的思想。你的思想要摆在历史的叙述当中，而不要摆在叙述的外边。不要讲完了一大堆材料以后，再引用几句马克思的话；或者先引几句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话，然后再把自己的话、把材料摆出来。这样材料是材料，理论是理论，材料与观点分家，而不是材料和观点统一。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这要有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

政策同理论要统一，并不是说要我们把今天的政策塞到古代历史里面去。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定出来的，如果共产党的政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要犯错误。但是，它还要根据国家和民族的革命的现实、当时的条件、民族的特点等等具体的东西，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结合起来制定的。理论是带有普遍性的，政策是带有具体性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可以不同。政策是有地点、时间的限制。在古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策，一个王朝有一个王朝的政策。同一个王朝，前一个皇帝和后一个皇帝可以有不同的政策；同一个皇帝，他前一段和后一段也可以有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汉朝，在汉武帝以前的民族政策是“和亲”政策，就是同匈奴人“和亲”。到了汉武帝时候，变成了战争政策，同匈奴人打了一百年的仗。到汉元帝的时候，又回到了“和亲”政策，因此，我们恭维王昭君。王昭君出塞是在公元前33年。她作为一个和平使者到匈奴去，匈奴人最喜欢她。我前年到内蒙古，到处都见有王昭君的坟墓，每一个人都希望王昭君埋在自己的家乡。直到现在，内蒙古的人民还都很喜欢她。这说明了西汉的民族政策也是有时间性的。我们不能强迫前一个皇帝来接受后一个皇帝的政策，也不能强迫前一个王朝来接受后一个王朝的政策，更不能强迫一个奴隶社会的王朝来接受封建王朝的政策，也不能强迫一个封建王朝来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因此，我们不能把现在的政策塞到古代历史里面去。用这样的办法古为今用，用这样的办法让历史为政策服务，就帮了倒忙。我们要真正做到让历史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那就不是仅仅用某几个历史人物来服务，也不是用某几桩历史事件来服务，而是要从历史上总结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经验，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用这样的经验和历史的规律性或历史的倾向性来为政治服务。例如，我们能够指出，历史一定要使整个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件事，其他国家的历史也能证明这件事。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历史研究，宣传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宣传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出现、成功、胜利的必然性。历史上好的经验我们就加以发展，坏的经验就引以为戒，不要重复。用这样的方法为政治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服务。现在有很多戏剧家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我就有个不同的看法。卧薪尝胆可以为政治服务，我们现在要刻苦耐劳，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不能因此就把越王勾践说成一个那样了不起的英雄。越王勾践是不是个英雄？越王勾践把吴国灭了，是不是为了一个新的原则而战？我看他是打起一个复仇的旗帜，并不是为着一个新的原则而战。何况他还曾带着他的王后，带着他的大臣，带着他整个的国家，奴颜婢膝地接受吴国的屈辱。这种帝王我们也要跟他学呀？越王勾践有些地方可以学，他的刻苦耐劳可以学。但不能因为他刻苦耐劳，他那个奴颜婢膝也变成好的了；当然也不能因为他奴颜婢膝去接受屈辱，他的刻苦耐劳都变成坏的。这个还是要分别来讲。我觉得不要把一个历史人物绝对化了，一好就全好，一坏就全坏。当然写戏一定要有正面人物，还要有个反面人物。那么就必须尽量地把正面人物写得好一些，也必须尽量地把反面人物说得丑一些，就是要典型化。戏剧上是允许艺术夸张的。但是，夸张也要有个限度，夸张到什么程度，就再不要向前进了，应当研究。

二　关于基本知识问题

基本知识包括掌握基本的资料。资料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学历史如果不掌握资料，光有理论，那是不行的。唐朝的史学家刘知几讲过，历史家有三长：才、学、识。没有资料光有理论，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从概念到概念，从结论到结论，那是讲空话。恩格斯讲，专靠几句空话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一定要掌握资料。我们要反对轻视资料。有一个时期，有这么一个提法：史料即史学。史料就等于历史，这是错的。研究历史要有史料，但是史料不等于历史。如同盖房子要有砖瓦，但是砖瓦不等于房子；做衣服要有布帛，但是布帛不等于衣服。把砖瓦变成房子，把布帛变成衣服，把史料变成历史，要经过加工制造的过程。我们找材料，只是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但是，这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工作。正像盖房子必须准备砖瓦，做衣服必须准备布帛。哪怕你是个最好的工程师，要是没有砖瓦，怎么盖起房子来呢？最好的裁缝，没有布帛，怎么做出衣服来呢？最好的历史家，没有资料，怎么能写出历史来呢？所以资料是重要的。但是必须声明：史料不等于历史。我们有一个时候反对把史料当作历史，有些同志反得过火了，连史料本身也反对了，这是错误的。史料不能反对。当时好像这样讲：谁要搞史料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把史料和资产阶级思想画一个等号，这太恭维资产阶级了。史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要有史料。封建社会史学家司马迁、司马光没有掌握史料，他就写不出《史记》、《资治通鉴》来。司马光不是写完了《资治通鉴》还剩下几大房子的史料吗？资产阶级史学家既掌握史料，无产阶级史学家更要掌握史料；而且真正忠实于历史资料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史学家歪曲历史，为了辩护他们的阶级统治，甚至于歪曲史料，捏造史料。如果说史料就等于资产阶级思想，那岂不是说，只有资产阶级研究历史才是有凭有据的，而无产阶级研究历史，反而是信口开河，随便乱讲？这个说法不好，必须改正。我们要有历史资料，但反对把史料当成历史。我们在史料的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有没有区别？有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不是谁占有史料的问题，而是用什么观点，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史料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唯心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对待史料。无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史料。除此以外，在史料问题上，我们同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区别。他要这个史料，我们也要，甚至所用的史料是一样的。我们的古代史料，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留下来的，过去哪里有无产阶级的史料？因此，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史料，什么阶级留下来的史料，它是用什么阶级观点写的，这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写《资本论》，用了一千五百多种资料，没有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他以前哪里有马克思主义呀？都是资产阶级的、封建的。但是，马克思就用封建的资料、资产阶级的资料，写出了《资本论》，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这证明了史料的阶级性没有危险。史学家自己的阶级立场不稳，才易发生危险。危险不在于史料本身的阶级性，而是在于史学家自己的阶级立场。资料掌握得越多越好。毛主席讲过，列宁也讲过，马克思也讲过。对一个人物的评论也好，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评论也好，能够多掌握些资料，做出来的结论的准确性就大一些；少掌握资料，做出来的结论就比较有点危险性。从收集资料到掌握资料，不是一件事情；收集了资料不等于掌握了资料。首先要知道研究哪个问题，到哪里去找资料。因此我们现在年纪大些的同志，应该要给同学们引路，最好把研究某一些问题要用的参考书给他们开出一个书目来。他现在没有时间看，毕业以后可以去看。找到这些书以后，有哪些资料要抄下来，哪些可以不抄下来；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别人加进去的，这又是问题。辨别了资料的真伪，辨别了资料的重要不重要以后，工作还没有完结，还要把资料写成历史，那你就必须要把整个的资料在你的头脑中间完全溶解，变成自己的，那才叫占有资料。否则你就没有占有，只是从书里抄到你的笔记本子上，资料移动了位置而已。占有了资料，你是不是就掌握了呢？没有掌握。可见从找资料，到占有资料，到掌握资料，是一个过程。学理论也是一样的。第一要记得，第二要懂得，第三要会用。记得不等于懂得，懂得不等于会用。马克思的话，毛主席的话，背得不一定都懂，懂得不一定都会运用。从学理论来讲，从记得到懂得，从懂得到会运用，这又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讲史论结合，如果理论没有学好，资料又没有，那你拿什么东西同什么东西结合呢？不能拿一个零同另外一个零来结合，零加零还是等于零。所以首先要有史料，要有理论，然后才能谈到史料和理论的结合问题。

历史学有理论的问题，有政策的问题。要懂得理论，也要懂得政策，然后才能谈政策和理论的关系问题。

我们现在审查教材，第一是资料的审查。资料对了，就有进一步审查的基础；资料如果错了，那就一切都错了。你根据错误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必定是错误的结论。因此我说第一步是要严加审查资料。第二，资料对了，根据你的这些资料，能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这是理论的审查。根据这个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可以得出另外的结论。到底你现在的这个结论对不对？要审查理论。第三，资料、理论都对了，但是你的这个说法现在暂时不说为佳。因为如果说了，可能引起民族之间的误解，引起国际之间的误解。这是政策的审查。第四，文字的审查。有的文章，写得很长，废话很多，我是反对的。我自己有时候也写长文章。但是我思想上总是不想把它写长。文章不是愈长愈好，书也不是越厚越好，而是要解决问题。所以，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自己多看几遍，看有没有废话。有就删掉，需要加进去的话就加上。

三　关于基本技能问题

基本技能，最重要的是会不会写文章。现在很多年轻的同学，文章写得很好；也有些同学，还没有学会写文章，或者写得不好。中国古代是文史不分，史学家就是文学家；现在的同学也要练习怎样写文章。基本技能还包括查字典、查辞典、看地图、制年表这些东西。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一入学就给他们讲这个问题：你怎样到图书馆去借书，怎样查四角号码，怎样查年表，怎样查地图，等等。如果是学考古的，还要学会照相，学会绘图，学会测量。基本技能我们过去注意不够。学历史的人，还要学外国文。外国文懂得愈多愈好。当然时间有限，四五年纵然学不了太多，还是要学。恩格斯对学外国文是非常认真的。他为了研究一个东方的问题，学波斯文。他就是为了研究什么问题，而专门去学那种文字。现在外国史学家研究我国历史的很多，有些人歪曲我国的历史。因此，现在的历史科学有国内的战线，还有国际的战线。我们不懂得外国文，那就没有办法，而且懂少了都不行。我曾经参加过两次外国的汉学家会议，我到荷兰去过一次，到巴黎去过一次。有几百位外国教授，有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在那里就要和他们进行争论。因为他们的报告有德文的，有法文的，有英文的，又有意大利文的。我们晚上不能睡觉，要翻译。有的外文我也不懂，就去找外国的共产党员同志帮我们翻译。译好了，第二天才好回答他们。这还不行，在开会的时候，他离开讲稿，给你提出问题来。有一个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你们中国人就不懂写人物的传记，因为你要写传记的时候，你不会写蒋介石，不会写胡适之（胡适）。他是法国人。我等他讲完了（他临时提出来的，他的讲稿上没有），我说你是法国的一位宋史专家，我看你没有读过《宋史》。因为《宋史》上写了岳飞，也写了秦桧。我们写好人，也写坏人；怎么会放过蒋介石和胡适之呀！一定会写，请你放心。我说，要讲到传记的历史，中国数第一。你能讲出哪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完备的传记体裁？法国有没有？没有吧？他没有话说了。

我上面讲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这是最近我们党提出的几个要求。我们要根据这几条来检查自己的教学计划，是不是贯彻了这三个基本的要求，是不是给了同学们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也可以用这三条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讲稿。当然，要求百分之百地贯彻也很困难。在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事是很少的，只是看贯彻了若干吧。总之，贯彻得愈多一些就愈好一些。这三个问题中间最重要的，还是基本理论。如果你没有基本理论，只掌握了一些资料，掌握了一些技能，那你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史学家。我们现在并不培养书呆子，我们要培养的是历史科学战线上的战士，为无产阶级事业而战斗，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战斗！

（1963年3月29日在广西师范学院所作报告《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第二部分，张传玺整理）

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史料的论文，但总是没有着笔。月前复旦大学文学院约我作一次学术讲演，我就讲《史料与历史科学》这个问题。惟讲演时，为时间所限，不能作较详之发挥。近因书店之约，要我写一本关于史料学方面的小册子，我就开始把这次的讲演稿加以整理，计有三篇：一、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二、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三、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现在我还只写成《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篇；其余两篇，假如我的生活不发生变动，也想继续写出来。

伯赞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

一　导言

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真是浩如烟海，学者往往穷毕生之力，而莫测涯际。即以一部廿四史而论，就有三千二百四十二卷，其卷帙之浩繁，已足令人望洋兴叹。而况廿四史尚不过是史部 [1]诸史中之所谓正史。在史部中，除正史以外，尚有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实录、典制、方志、谱牒及笔记等，其数量更百倍千倍于所谓正史 [2]。

又何况用历史学的眼光看，不仅史部诸书才是史料，一切史部以外的文献，都含有史料。章实斋曰：“六经皆史”，此说甚是；但仍不足以概括史料的范围。我们若更广义地说，则何止“六经皆史”，“诸子亦史”，“诸诗集、文集、词选、曲录、传奇、小说亦史”，乃至政府档案、私人信札、碑铭、墓志、道书、佛典、契约账簿、杂志报纸、传单广告以及一切文字的记录，无一不是史料。若并此等史料而合计之，其数量又百倍千倍于史部的文献。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之丰富，正如一座无尽的矿山，其中蕴藏着不可以数计的宝物。这座“史料的矿山”，在过去，虽曾有不少的人开采过，但都是用的手工业方法，器械不利，发掘不深，因而并没有触到史料之主要的矿脉。例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特别是历代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史料，并没有系统地发掘出来，应用于历史的说明。至于四部以外的文字记录，则更不曾把他们当作史料而引用。

但是，就史料的价值而论，则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其可靠性高于史部诸史上的史料。因为史部诸史，是有意当作史料而写的，其写作的动机，则抱着一种主观的目的。例如对某一史实或人物执行褒贬，所谓“春秋书法”（通称“春秋笔法”——编者注）就是主观意识之发挥。这种主观意识之渗入，当然要使史实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涂改，以致减少了史料的真实性 。[3]至于史部以外的群书，则并非有意为了保存某种史料而写的，而是无意中保留了或反映出若干的史料，这样无意中保留着或反映出的史实，当然要比较真切。固然，在史部以外的群书中，其行文记事，也夹杂着主观的意识，特别是各种文艺作品，如诗词、歌赋、小说之类，甚至还具有比史部诸书更多的主观意识。但是，在这一类书籍中所表现的主观意识之本身，就是客观现实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坏史料的真实，反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更真实的史料。

再就史部诸书而论，则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如别史、杂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少。其中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则因为所谓正史，都是官撰的史书。中国之设史官，由来已久。[4]但自东汉以前，史书撰著，皆出自一家。如司马迁之著《史记》、班固之著《汉书》，虽以史官而著史，尚属一家之言。自东汉开东观，大集群儒，遂开集体官撰之始。自唐以降，历代政府，皆设置史馆，派贵臣为监修；史官记注，皆取禀监修，始能着笔。自是以后，修史者在政治的限制之下，完全丧失了记录史实的自由。而所谓正史，几乎都是历代政府监督之下写成的，至少也是经过政府的审查，认为合法的。虽然大部分正史，都是后代编前代之事，但其资为根据的史料，则系前代的实录及官书，此种实录及官书，皆成于当代人之手。以当代之人，记录当代之事，当然不允许暴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特别是统治阶级的罪恶，否则就要遇到危险。如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而吴之韦曜、魏之崔浩，且以触犯时讳而丧失生命。所以历代史官，大抵变乱是非，曲笔阿时。见皇帝则曰“神圣”，见反对皇帝者则曰“盗贼”，简直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记功录。像这样专捧统治阶级而以人民为敌的历史，当然不可信。至于正史以外之别史、杂史等，则系私家著述，这一类的著述，并不向政府送审，他能尽量地写出所见所闻，所以较为真实。

总之，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为了要使中国的历史获得更具体更正确之说明，我们就必须从中国的文献中，进行史料之广泛地搜求，从正史中，从正史以外之诸史中，从史部以外之群书中，去发掘史料，提炼史料。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

二　正史

首先说到廿四史，即中国史部群书中之所谓正史。

这部书，既非成于一时，更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历代积累起来的一部官史。其中成于汉者二，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是也。成于晋者一，陈寿《三国志》是也。成于南北朝者四，宋范晔《后汉书》、梁沈约《宋书》、梁萧子显《南齐书》、北齐魏收《魏书》是也。成于唐者八，房玄龄《晋书》，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李延寿《南史》、《北史》是也。成于五代者一，后晋刘昫《旧唐书》是也。成于宋者三，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是也。成于元者三，脱脱《宋史》、《辽史》、《金史》是也。成于明者一，宋濂《元史》是也。成于清者一，张廷玉《明史》是也。

以成书的年代而论，大抵皆系后代撰前代之史。但其中亦有例外，如刘宋撰《后汉书》、唐撰《晋书》，则朝代隔越。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上溯殷周，远至传说时代之五帝，更系以后代之人而追溯远古。

即因这部书是历史积累起来的，所以在唐代只有三史，即《史记》、《汉书》、《三国志》，而成于南北朝的诸史，尚未列入正史。到宋代，始将宋及其以前所成的诸史列于正史，合为十七史，而《旧唐书》、《旧五代史》，尚不在正史之内。至于明，又加入宋、辽、金、元四史，而有廿一史。到清代，再加入《明史》及《旧唐书》、《旧五代史》，始足成今日之所谓廿四史。晚近又以柯劭忞《新元史》列入正史，增为廿五史。他日再加入《清史》，就有廿六史了。

廿四史，中国历来皆称为正史。但在我看来，与其称之曰史，不如称之曰“史料集成”。

第一，以体裁而论，虽皆为纪传体，而且其中最大多数皆系纪传体的断代史，但其中亦有纪传体的通史。如司马迁的《史记》，则上起五帝，下迄汉武；李延寿的《南史》，则系宋、齐、梁、陈四朝的通史；《北史》，则系北魏、北齐、北周、隋代四朝的通史。通史与断代史杂凑，以致体裁不一。

第二，即以纪传体而论，亦不尽合于规律。所谓纪传体，即以本纪、世家、列传、书志、年表合而成书。但《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皆无书志，《隋书》本亦无志，今志乃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而《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皆无表。

第三，以史实的系列而论，则重复互见。其中有全部重复者，如《南史》之于宋、齐、梁、陈书，《北史》之于魏、齐、周、隋书，《新唐书》之于《旧唐书》，《新五代史》之于《旧五代史》是也。亦有局部重复者，如《汉书》记汉武以前的史实，完全抄录《史记》原文是也。又如于朝代交替之间的史实，前史已书，而后史必录。如东汉末群雄，《后汉书》有列传，《三国志》亦有列传。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之事迹，已见于《魏志》，而《晋书》又重为之记。此外，当割据或偏安之际，同时并世的诸王朝，各有史书，而同一史实既见此史，又出彼史。如宋、齐、梁、陈书之于魏、北齐、周、隋书，《南史》之于《北史》，《宋史》之于辽、金、元史，其中重出互见之史实，不可胜举。至于论夷狄，则必追其本系，于是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槃瓠；高句丽以鳖桥复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等语。前史已载，后史再抄，重床叠被，千篇一律。因而以时间系列而论，亦未能前后紧密相含。

第四，因为廿四史都是用纪传体的方法写的，所谓纪传体，即以事系人的体裁。这种体裁用以保存史料，不失为方法之一。若用以写著历史，则记一史实，必至前后隔越，彼此错陈。因为一人不仅做一事，一事又非一人所做，若以事系人，势必将一个史实分列于与此事有关之诸人的传记中，这样，所有的史实都要被切为碎片。所以我们在廿四史中，只能看到许多孤立的历史人物，看不到人与人的联系。只能看到无数历史的碎片，看不到一个史实的发展过程。既无时间的系列，又无相互的关系。所以我说廿四史不能称为历史，只是一部史料的集成。

当作历史，则班马之书，亦不敢妄许。即当作史料，而廿四史中有一部分史料，也只能当作代数学上的x。是否正确，尚有待于新史料的证明。其不可靠的原因，一般地说来，不外如次的几点：

第一，循环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史记》中，已经彰明其义。《历书》曰：“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高祖本纪》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天官书》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又说天变则依五星周转，应于世变则为五行轮回。所谓五行者，即土、木、金、水、火，亦曰五德。中国的历史，就是三五往复，五德终始，循环古今。所以历代受命之君，必于五德中有其一德而王，如某也以土德王，某也以木德王等等。五行又配以五色，如苍、赤、黄、白、黑，故以某德王者，则必尚某色。如汉以火德王，色尚赤。像这一类循环论的说法，充满廿四史，并以此而演化为天命论。如历史家以秦之祖先为金德，色尚白，汉为火德，色尚赤，于是把汉高祖斩白蛇之事，附会为赤帝子斩白帝子。又如刘秀继西汉而王，其德不改，其色亦不改，故当其即位之际，有《赤伏符》自天而降。又如公孙述，他根据王莽的新五德系统（五行相生）以为土生金（王莽自谓以土德王，色尚黄）。刘秀继王莽之后，应为金德，金德王者色尚白，故自称白帝。这一类的鬼话，当然不可信。

第二，正统主义的立场。廿四史，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帝王本纪，是全部历史的纲领。所以在任何时代，都必须要找到一个皇帝，而尊之曰“神圣”，替这个皇帝作本纪，替属于这个皇帝的贵族作世家，官僚、地主、商人作列传。任何人，不管他的理由如何，只要反对这个“神圣”，他就被指为叛逆，为盗贼。“神圣”可以反道败德，荒淫无耻，乃至杀人放火，史书上不过说他“略有逊德”，甚至美之曰“为民除暴”。反之，反对“神圣”的人民，如果杀了几个贪官污吏，史书上便大书特书，说他们不仅是杀人魔王，而且是吃人大王。但是他们有时也自相矛盾，即当他们找不到“神圣”的时候，则他们认为是盗贼、叛逆乃至夷狄，皆可以奉之为“神圣”。如朱温在《唐书》为盗贼，在《五代史》遂为“神圣”。燕王棣在同一《明史》，前为叛逆而后为“神圣”。北魏、北齐、北周之君，《南史》指为索虏，而《北史》则尊为“神圣”。五代之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皆沙陀之裔，在《五代史》上皆尊为“神圣”。辽、金、元初诸帝，《宋史》称之曰贼、曰虏、曰寇，而在辽、金、元史中，则皆为某祖、某宗、某皇帝了。赵尔巽主编之《清史稿》，对于清朝诸帝，亦无不称为祖、宗，尊为神圣；对于太平天国，则曰发匪；对于帮助清朝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奸曾国藩，反而恭维备至。至于某一时代神圣太多，则于诸神圣中，择一神圣，而曰此乃正统之神圣，其余则指为僭伪。如《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而以吴、蜀为僭伪 [5]；新旧《五代史》以梁、唐、晋、汉、周为正统，而以其余为僭伪 [6]。像这样今日叛逆，明日帝王；今日盗贼，明日神圣；今日夷狄，明日祖宗，以及甲为正统、乙为僭伪的胡说，充满廿四史。而且由此而展开“成王败寇”的“书法”。如楚汉之际，项羽实曾分裂天下而王诸侯，但以结局失败，而史家遂谓司马迁不应列项羽于本纪。如西汉之末，刘玄实曾为更始皇帝，亦以结局失败，而《后汉书》遂不列刘玄于本纪。此外，如李世民之与窦建德、王世充，朱元璋之与张士诚、陈友谅，清顺治之与李自成、张献忠，其相去实不可以寸计；徒以成败之故，而或为太祖、太宗，或为盗贼、流寇。按之史实，岂为正论？所以我以为读廿四史者，万勿为正统主义以及由此而演绎的“成王败寇”的“书法”所迷惑。我们应该从假神圣中去找真盗贼，从假盗贼中去找真神圣。

第三，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内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以来发生的一种狭义的种族思想。这种思想，也充满了廿四史。一部廿四史，都是以大汉族为中心，对于国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或列于四夷列传，或完全没有记录，如《三国志》之《蜀志》、《吴志》，以及《陈书》、《北齐书》，皆无四夷列传。其有四夷列传者，记录亦极疏略，必其种族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或重大交涉，始能一现。至于对各种族之渊源及其自己的发展，则无有系统之记载；有之，则不是把各种族拉扯为汉族的支裔，以图否定其种族，便是对其他种族加以侮辱。前者如谓匈奴为夏桀之后，朝鲜为箕子之裔；后者如谓北狄为犬羊之族，南蛮为虫豸之属。又如述汉族之侵略四国，则曰王化广被，声教远播；反之，若其他种族向中原发展，如匈奴只要越过长城，西羌只要转入甘肃，东胡只要西向辽东，南蛮只要走出崇山峻岭，便指为叛变，为入寇。又如汉族明明向外族献美女，纳岁贡，乃至称臣称侄，而美其名曰“怀柔”；反之，其他诸种族，明明是来至中原进行贸易，而必曰“四夷来王”。诸如此类的偏见不可胜举。假使真能坚持到底也好，但又不然，只要其他种族，一旦走进黄河流域或入主中国，如北魏、北齐、北周及辽、金、元等，则又歌德颂圣，充分表现其媚外求荣之奴性。当清顺治三年，议历代帝王祀典，而礼部上言，竟谓辽对宋曾纳贡，金对宋曾称侄，均应庙祀，侵侵乎几欲正辽、金而伪宋。其所以尊辽、金者，即所以逢迎清统治者。结果不但辽、金诸帝与宋朝诸帝并坐祭坛，而魏、元诸帝亦同享庙祀。这种入主出奴的心理，应用于历史的记录，必然要混淆事实。或曰：廿四史中，有《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皆系记录少数民族或以少数民族为中心之史书，故廿四史，不能说是以汉族为中心。但是这些史书，虽不以汉族为中心，而仍以某一支配种族为中心，因而仍是狭义的种族主义。我们之所以反对大汉族主义，就是因为他是一种狭义的种族主义，它把汉族当做中国这块领域内的天生的支配种族，而敌视其邻人，以致使历史的中心偏向一个支配种族；而其他中国境内诸种族的历史，遂疏漏简略，歪曲不明。同样，以任何一个支配种族为中心的历史，都是大种族主义，其作用，同于大汉族主义。

第四，主观主义的思想。一部廿四史充满了主观主义的成分；而其主要的表现方式，则在每篇终末的评语之中。这种评语的命名各书不同，如《史记》则曰“太史公曰”，《汉书》则曰“赞”，《后汉书》则曰“论”，《三国志》则曰“评”，其他或曰议，或曰述，或曰史臣，或自称姓名，其名不一，其实皆史家发挥主观主义之地盘。此外，在史实叙述中，亦夹杂批判。更有一种，则系歪曲史实，以适应其主观的观念。只有这一种，最足以变乱史实的真相而又最难辨识。在廿四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任意褒贬之处，如《汉书》贬王莽。但我们读《王莽传》，观其行事，虽亦有奸伪可贬之处，而其托古改制，知道当时的政治非变不可，尚不失为一个开明的贵族。《宋书》、《南史》贬范晔，但我们读陈澧《读书杂志》中的《申范》篇，而后知范晔之被诬。《宋史》贬王安石，但我们读陆象山《王荆公祠记》、蔡元凤《王荆公年谱》、梁启超《王荆公传》，而后知王安石之被谤。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此外曲笔阿时，以取媚权贵者，更颠倒是非，任意屈伸。他若贪污者，则更无论矣。刘知几曰：“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7]班、陈尚如此，等而下之，当更有甚焉。

最后，便是政治的限制，忌讳多端。即因如此，对于皇帝的记录，特别是开国皇帝的记录，最不可信。例如刘邦本是一个好美姬、贪财货的流氓，而《史记·高祖本纪》谓其一入咸阳，便变成了“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的圣人。汉成帝尝白衣袒帻，从私奴客，奸淫人民的妻女，而《汉书·成帝纪》谓其“临朝渊嘿，尊严若神”。曹髦之死，实司马昭派贾充刺杀，而《三国志·魏书》但书“高贵乡公卒”。苍梧王之死，实萧道成派杨玉夫刺杀，而《南齐书》但书“玉夫弑帝”。杨广实弑其父，而《隋书·炀帝纪》但书“高祖崩”。李世民实弑其兄，而《唐书·高祖纪》反书建成谋害其弟。赵光义实弑其兄，而《宋史》不书。燕王棣实逐其侄，而《明史》不罪。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其他对于皇帝以及权贵之一切无耻的罪行，大抵皆因忌讳而不许记录；其间有记录者，则为万人皆知不可隐蔽之史实。这种忌讳，当然要变乱并湮没许多史实。不但如此，而且在忌讳的反面，又产生逢迎，如史书上替那些开国皇帝大半都制造一些神话。这些神话，完全是凭空扯谎，决不可信。

此外或因后人窜乱，真伪相杂，如《史记》自褚少孙始，窜乱者不下十余辈。或因根据不同，同一史实，而两书互异。如《史》、《汉》之于武帝以前的史实，《南史》与《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之于南朝的史实，《北史》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之于北朝的史实，《宋史》与《辽史》、《金史》之于同时的史实，多有歧异。或因仓卒成书，讹误不免，如沈约《宋书》纪、志、列传共一百卷，而撰书时间不过数月。元撰《宋史》、《辽史》、《金史》三史，不及三年，即告完成。明撰《元史》，六月成书。或因文字不通，随便照抄官书档案。如元撰《宋史》、《辽史》、《金史》，明撰《元史》，其中人名地名，译音不确，竟至一人化为二人，二人并为一人，其于地名亦然。他若由于撰史者的疏忽，以至同一书中，前后自相矛盾者，各史皆有。以是之故，所以我说廿四史上的史料，只能当作代数上的x。

虽然，只要我们知道了它的毛病，廿四史中，还是有很多宝贵的史料，可以用于历史的说明。例如人皆谓《魏书》为秽史，但除去偏见，仍为史料。人皆谓《宋史》繁芜，但当作史料，则患其不繁。人皆谓《元史》猥杂，但其中所录官牍鄙俚一仍原文，更为实录。反之，如陈寿《三国志》字字锤炼，过求简净，若无裴松之的注解，史实几至不明。如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下笔行文，褒贬随之，同样是满纸偏见；而且由于过分模仿《春秋》，以至变乱史实。如《新唐书》本纪书“安史之乱”，必书逆首；但在事实上，有若干行动，并非逆首所为，而系逆党所为。故吾于《唐书》及《五代史》，宁取薛著之繁琐直叙，而不取欧著之总核简严。又如宇文氏本为少数民族，文字言语、生活习惯，异于汉族；以汉字记少数民族历史，已属隔靴搔痒；而《周书》又行文必《尚书》，出语必《左传》，则史实真相，一误于翻译，再误于文字玩弄，结果，必然走样。故吾于记录少数民族之史，宁取《元史》之猥杂存真，而不取《周书》之古雅失实。总之，当作史料看，则宁取其繁琐、存真、直叙，而不取其简括、典雅与褒贬之辞。明乎此，然后才能读廿四史，用廿四史。

三　正史以外的诸史

其次，说到正史以外的诸史。正史以外的诸史，种类繁多，如前所述，有编年史、纪事本末，及通典、通考等。这些书，或以事系年，通诸代而为史；或标事为题，列诸事以名篇；或以事为类，分部类以成书。他们在写作的方法上，都能自成一体；但在史料方面，则并不多于正史，而且大半皆由正史中网罗搜括而来。因此我们如果为寻找新的史料，以补充和订正正史，就必须求之于史流之杂著。

史流杂著，由来甚古，早在所谓正史出现之前，即已有之。如《山海经》、《世本》、《国语》、《国策》、《楚汉春秋》之类的古史，论其体裁，皆系杂史；论其著书之时代，皆在《史》、《汉》之前；且为《史》、《汉》之所取材。自汉、魏以降，此类著作，仍与所谓正史，殊途并骛，平行发展。南北朝初，已蔚为大观。仅就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之杂史，即有一百五十余种。至于宋代，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私家著作得以刊行，而史部杂著，亦日益繁富。降至明清，则此类著作，洋洋乎浩如烟海了。

史部杂著，种类甚多，体裁不一，要之，皆与正史有别。论其体裁，既不一律皆为纪传体；论其性质，亦不如《史记》、《南史》、《北史》通诸代而为史，又不如《汉书》、《后汉书》等断一代以成书，而皆系各自为体之随手的记录，故其为书，皆零碎断烂，非如正史之有系统。关于史部杂著，刘知几曾为之别为十类：“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8]这样的分类，虽过于琐碎，但却可以显出史部杂著的诸流别。徇此流别以观史部杂著，则纷乱一团之史部杂著，亦能类聚流别而形成其自己的系统。

刘知几所谓偏纪，即其书所记录的史实，并非始终一代；换言之，非断代的专史，只是记录某一朝代中的一个段落，或即当时耳闻目见之事。这种史实，或不见正史，或即见正史而记载并不详尽，于是有偏纪之作。刘知几曰：“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山阳公，即汉献帝禅魏后之封号）、王韶《晋安帝纪》、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9]这一类的著作，以后最为发展，或截录一时，或专记一事。前者如五代王仁裕之《开元天宝遗事》，宋李纲之《建炎时政记》、《靖康传信录》，明李逊之《三朝野记》、钱《甲申传信录》之类皆是。后者如宋曹勋《北狩见闻录》、蔡《北狩行录》、洪皓《松漠纪闻》、辛弃疾《南渡录》、明归有光《备倭事略》、吴应箕《东林本末》、清吴伟业《复社记事》、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李秉信《庚子传信录》、王炳耀《中日甲午战辑》等，不可胜举。

小录所以记人物，但并不如正史总一代之人物而分别为之纪传，而是仅就作者自己所熟知的人物为之传记。小录上传记的人物，或不见正史，或即见正史而于其平生事迹不详，故有小录之作。刘知几曰：“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梁元帝）《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10]这类著作，后来亦继有撰著，如明朱国桢《皇明逊国臣传》、张芹《建文忠节录》、黄佐《革朝遗臣录》、清陆心源《元祐党人传》、陈鼎《东林列传》、李清臣《东林同难录》、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彭孙贻《甲申以后亡臣表》等皆是也。

逸事记事亦记言，但不是重复正史，而是补正史之所遗逸，故其所载之事或言，皆为正史所无。刘知几曰：“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璅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11]这类著作，后来向三个方向发展：其一为辑逸，即从现存的文献中，搜集古书的逸文，辑而为书。其二为补逸，即根据其他书类增补史籍上的遗漏，或就原书注释另为史补一书。其三则为存逸，即作者预知此事，若不及时记录，后来必然湮没，故因其见闻而随时记录之。辑逸与补逸，其性质已属于逸史之收集与补充，惟存逸则属于逸史之创造。此种存逸之书，明、清之际最多，如明应喜臣《青燐屑》，史惇《恸余杂录》，无名氏《江南闻见录》、《天南逸史》，黄宗羲《海外恸哭记》，夏允彜《幸存录》，夏完淳《续幸存录》，清陈维安《海滨外史》，邹漪《明季遗闻》，罗谦《也是录》以及搜集于《荆驼逸史》及明季《稗史》中之各种野史，都可以列入逸史之类。

琐言所以记言，但并不如正史所载皆系堂皇的诏令章奏及君臣对话，而是小说卮言，街谈巷议，民间言语，流俗嘲谑。故其所记，亦系正史所无。刘知几曰：“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松玠《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12]此类著作，在宋代最为发达，如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朱彧《萍洲可谈》，张知甫《可书》，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刘绩《霏雪录》，洪迈《夷坚志》，曾敏行《独醒杂志》，张师正《倦游杂录》，无名氏《续墨客挥犀》皆是也。

郡书记人物，但不如正史所载，网罗全国；而仅录其乡贤，故其所录人物或不见正史，或即见正史而不详。刘知几曰：“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都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13]此种著作，后来亦续有撰述，如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句廷庆《锦里耆旧传》，元刘一清《钱塘遗事》、王鹗《汝南遗事》等皆是也。但更后则发展为地方志，如省志、府志、县志之类，从史部中独立出来，成为方志之书。

家史记一家或一族之世系，但并不如正史上之世家，仅记贵族之世系；而是作者追溯其自己之家世，或任何不属于贵族者之谱系。刘知几曰：“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14]这种著作，渊源甚古，如司马迁作《三代世表》所根据之《五帝系谍》就是记录氏族世系之书。自魏、晋迄于六朝，学者多仿《史记》“世家”遗意，自为家传。齐、梁之间，日益发展，郡谱、州谍并有专书。《通志·氏族略·序》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订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若晋之贾弼、王宏，齐之王俭，梁之王僧孺等，各有百家谱，又如刘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宫氏志》，都是谱系之书。谱系之学，至于唐而极盛。唐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冲撰《大唐姓氏录》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谱》，韦述有《开元谱》，柳芳有《永泰谱》，柳璨有《韵略》，张九龄有《麹林》，林宝有《姓纂》，邵思有《姓解》。自是以后，迄于今日，民间望族，大抵皆有其自己之谱牒。此外与族谱并行，尚有后人考证古人家系之书，如罗振玉《高昌麹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以及许多个人的年表，不可胜举。这些，都是属于家史之类。

别传所以传人物，但并不如正史列传，仅录其大事，而是委曲细事，详其平生。亦不如小录，仅传其所熟知之人，而是认为其人有作别传之价值。也不如郡书，仅录其乡贤，而是就全部历史人物中，选择其别传之主人。一言以蔽之，别传是从全部历史人物中，选择一种在历史中占重要地位的人物，为之作专传。这种人物，或不见正史列传，或即见正史列传而不详，或已见于小录、郡书，或不见于小录、郡书。刘知几曰：“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15]这种著作，在史部杂流中，也很发达。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李德裕《明皇十七事》、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宋王偁《张邦昌事略》、 曹溶《刘豫事迹》，明杨学可《明氏（明玉珍）实录》、吴国伦《陈（友谅）张（士诚）事略》、王世德《崇祯遗录》、邵远平《建文帝后记》，清钱名世《吴耿尚孔四王合传》以及美人林白克《孙逸仙传记》等，皆属于别传之列。

杂记所以录鬼怪神仙，但并不如正史五行志专载征祥灾异，符瑞图谶，拉扯天变，附会人事；而是记录闾巷的异闻，民间的迷信。刘知几曰：“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16]杂记之书，后亦续有撰著，然以事涉荒唐，不被重视，故作者较少，然亦常散见于各种笔记、野史之中。更后则发展为神怪小说如《封神》、《西游记》、《聊斋志异》之类。

地理书所以志地理，但并不如正史地理志（或郡国、郡县、州郡、地形、职方诸志）皆千篇一律，总述一代之疆域、郡国、州县、人口、物产。而是有各种各样的体裁，其中有总述一代之疆域者。但其最大的特点，则在专志一地；其所志之地，或为其本乡，或为其曾经游历之异域。而其内容，则侧重于山川形胜、风俗习惯。刘知几曰：“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17]地理书以后向三个方向发展：其一衍为方志，如唐之《元和郡县志》，宋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明、清《一统志》之类是也。其二为游记，如晋法显《佛国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元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西游录》、马可·波罗《游记》，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黄衷《海语》、顾玠《海槎余录》、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清徐弘祖《徐霞客游记》、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杨宾《柳边纪略》、洪北江《伊犁日记》、《天山客话》、陆次云《峒溪纤志》、魏祝亭《荆南苗俗记》、《两粤傜俗记》等是也。此外，则为地理之历史的考证，此类地理考证之书，在清代著述最多，不及列举。

都邑簿所以记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按历代都邑，正史无专志，故都邑簿，是所以补正史之所不及。刘知几曰：“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马温之《邺都故事》），此之谓都邑簿者也。”[18]此类著作，以后各代亦有撰述，如宋周密《南宋故都宫殿》及《武林旧事》、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清余怀《板桥杂记》、雪樵居士《秦淮见闻录》、捧花生《秦淮画舫录》、许豫《白门新柳记》、西蜀樵也《燕台花事录》等书，虽其目的或非专为记述都邑，而皆能保存若干都邑状况之史料。

总上所述，可知中国史部杂著之丰富，其中自记事、记言、记人，以至记山川物产、风俗习惯、宫阙陵庙、街廛郭邑、神仙鬼怪，无所不有。自一国之史以至一地之史，一家之史，一人之史，无所不备。以上十类，虽尚不足以概括史部之杂著，但大体上，已可由此而挈其要领。此等杂史，虽其写作体裁不及正史之有系统，行文用字不及正史之典雅；但因杂史所记，多系耳闻目见之事，而且其所记之事又多系民间琐事，故其所记，较之正史，皆为真切，而皆足以补正史之遗逸缺略，乃至订正正史之讹误。特别是因为杂史不向政府送审，没有政治的限制，能够尽量地暴露史实的真相。所以有时在一本半通不通的杂史或笔记中，我们可以找到比正史更可靠的史料。

例如正史记事，限于政治，不确；限于篇幅，不详；而偏纪之类的书，则能正其不确，补其不详。如《宋史》载徽、钦北狩，不详；读辛弃疾《南渡录》等杂史，则徽、钦二帝北狩的行程及其沿途所受的侮辱，历历如见。《明史》载倭寇之战不确；读朱九德《倭变事略》等书，则知当时商人勾引倭寇，明代官兵望敌而逃之实情。清兵入关对中原人民的大屠杀，将来清史，未必全录；但是有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则知清兵入关，其屠杀之惨是严重的。

正史记人，皆根据其政治地位，为之纪传；其于草野之士，虽亦间有别为隐逸列传者，但被录者少而被遗者多。有了小录、郡书、家史、别传之类的书，或记其熟知之人，或记其乡土之贤，或自叙其家族之世系，或详记一人之平生，则正史所遗者因之而传，正史所略者因之而详。例如《三国志》上的许多人物纪传，大抵皆以此种杂史为蓝本而记录出来。如以小录而论，则有魏文帝《典论》、鱼豢《典略》、孙盛《魏略》、王隐《蜀记》、张勃《吴录》等。以郡书而论，则有《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零陵先贤传》、《楚国先贤传》、《益都耆旧传》、《冀州记》、《襄阳记》、《江表传》等。以家史而论，则有《孔氏谱》、《庚氏谱》、《孙氏谱》、《稽氏谱》、《刘氏谱》、《诸葛氏谱》等。以别传而论，则有吴人《曹瞒传》、《陈思王传》、《王朗家传》、《赵云别传》、《华佗别传》等。《三国志》如此，其他各史，大抵皆然。总之，凡正史列传中所不载或不详的人物，我们有时可以从杂史上找到。例如《宋史》载宋江的暴动，合《徽宗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三处所载，不过百余字，简直看不出宋江是怎样一个人；但我们读《宣和遗事》、周密《癸辛杂识》及龚圣与《三十六人赞》，则梁山泊上的三十六个英雄，有名有姓有来历了。

正史载言，多录诏令章奏，至于街谈巷议，则很少收入；而诏令之类的文字，又最不可信。《史通·载文》曰：“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词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惟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这就是说，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例如《宋史》载宋、金战争，只记胜败，读周密《齐东野语》，其中载宣和中，童贯败于燕蓟，伶人饰一婢作三十六髻，另一伶人问之，对曰：“走为上计（髻）。”由此而知宋代官军，只知向后转进。又张知甫《可书》有云：“金人自侵中国，雅以敲棒击人脑而毙。绍兴间有伶人作杂剧戏云：‘若欲胜金人，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且如金国有粘罕，我国有韩少保；金国有柳叶枪，我国有凤凰弓；金国有凿子箭，我国有锁子甲；金国有敲棒，我国有天灵盖。’”由此又知当时南宋政府对付金人，只有凭着天灵盖去领略金人的敲棒。此外如曾敏行《独醒杂志》讽刺宋朝政府滥发货币，洪迈《夷坚志》讽刺宋朝宰相的贪污，岳珂《桯史》讽刺南宋的统治阶级把徽、钦二帝抛在脑后等等，都是以琐语而暴露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内容；而被暴露的事实，又都是正史上所没有的。

正史记事，多有遗逸、逸事之类的书，即所以补正史之遗逸。如武王伐纣，《尚书》、《史记》只说武王伐罪吊民，读《逸周书》“克殷”、“世俘”诸篇，始知“血流漂杵”的内容。又如《三国志》记诸葛亮南征只有二十字，读《华阳国志·南中志》（有七百余字记载此事）才知道这一战争的经过始末。此外，若无夏允彝父子之《幸存录》、《续幸存录》，我们便不知亡国前夕的明朝政府之贪污腐败与荒淫无耻。若无邓凯《求野录》、罗谦《也是录》，便不知明桂王亡国君臣在缅甸之流亡情形及其最后的下落。

正史载四裔及外国皆甚简略模糊，地理书即可以补其不及。如《晋书》无外国志，但我们读法显《佛国记》，则自当时甘肃、新疆、中亚以至印度之山川形势、气候物产、艺术建筑、风俗信仰，便如身临其境；而且又知当时自印度经海道至中国的航线和海船的大小。读玄奘《大唐西域记》，则唐代的西域和印度的情形即了如指掌。读范成大《吴船录》，便知宋时印度之王舍城已有汉寺。读马可·波罗《游记》，便知自地中海以至中国之间这一广大领域在元时的状况。读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便知明代中国商人在南洋之活动，以及当时南洋各地之风土。此外，如清人所著关于苗瑶之书类，又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之最好的参考书。

正史对都市，特别是都市生活不详；都邑簿之类的书，即可补其不足。例如北魏时的洛阳是怎样的情形，从《魏书》上看不出来；我们读《洛阳伽蓝记》，便知当时的洛阳有多少城门，街道如何，而且城内城外有一千多个佛寺。宋代的汴梁是怎样的情形，从《宋史》上也看不出来；但我们读吴自牧《梦粱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书，不但宫殿的所在、街道的名称，可以复按，而且当时的都市生活、商店、茶楼、酒馆、书场、妓院的地址，以及过年、过节、庙会等风俗，亦琐细如见。明末的南京，是怎样的情形，从明史上，也看不出来；但我们读《板桥杂记》等书，则知亡国前夕的南京，“灯火樊楼似汴京”；莫愁湖上的茶社，秦淮河中的游艇，都挤满了贫穷的妓女和腐化贪污的官僚。

刘知几曰：“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欲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19]

四　史部以外的群书——经、子、集

再次，说到史部以外的群书，即群经、诸子和集部诸书。这些书，虽不如史部诸书专记史实，但其中皆有意无意保存了一些史料，甚至比之史部诸书上所载更为可靠的史料。

首先说到群经。提起群经，就会使人头痛，今日流行的一部《十三经》，古往今来不知消磨了多少学者的精力。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一种令人不能接近的怪物。

实际上，所谓群经，并不是什么神奇的天书，只是几部七拼八凑、残缺不全的古书。固然，由于其中文字的古奥、讹误、脱漏，致使义理不明，但这是一般古书的通病。这几部古书之所以令人头痛，一般的说来，是由于它们在经的尊称之下，被神秘化了。

因为一尊为经，则其中一言一句，皆被认为圣人垂世立教的微言大义。于是自汉以降，历代的经师皆以“说三字至二十万言”的著作来注释这几部古书。因而注疏之书，盈千累万。即一部《十三经注疏》而言，就有四百一十六卷，而其中所收之注疏，每经尚仅一家；又唐宋以后之注疏，且不在内。

这些著作，或注释名物，或训诂音义，或疏通经说，其中固有不少佳作。但亦有若干著作，繁辞缛说，节外生枝，以致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甚至“饰经术以文讦言”者，亦往往而有。因之，愈注愈疏，就愈繁重，愈玄妙，愈使人头痛；此古人所以皓首穷经而至死不通也。

经书令人头痛之最主要的原因尚不在此，而是今古文之争。本来在汉初，中国的经书，只有一种用当时流行的文字写定的本子，即所谓今文经。至哀、平之际，又出现了一种所谓古文经。这种古文经，系当时学者刘歆等伪撰而托为《孔壁遗书》。自是以后，今古文并行，以致真伪相乱，时代不明。于是而门户之见，流派之别，纷然杂起。今古文之争，纠缠了两千余年，难解难分。直到清代，才算做了一个结束。

当作史料看，我们对于今古文问题，似乎可以不管；但这个问题攸关群经的真伪，和它的时代，所以仍然不许我们逃避。在下面，我们对于今日流行之所谓《十三经》，分别给予以说明。

（一）《易经》，本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其著作年代，说者不一。顾颉刚氏谓在西周，郭沫若氏谓在春秋以后，孔子所不及见。这部书，原来只有卦爻辞，后来儒家学者加入了《易传》，于是变成了儒家宣传教义的圣经。

在西汉中期，《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是为今文三派。其后又出现费氏（直）的古文，京（房）、高（相）的别派，自魏王弼之注盛行江左，唐人因之以作正义，自是汉《易》诸家俱废。今《十三经注疏》所收者，王弼之《易》。

《易》自汉儒即加入了燕、齐方士之说。至王弼注《易》，《易》学遂与老、庄之道家言混合。五代、北宋间，道士陈抟又以道教中丹鼎之术，附会《易经》。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而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经》至此，达到了神秘的顶点。

自程伊川作传，少谈天道，多言人事，始稍净化。其后朱熹综周、程之说，作《易本义》，明、清宗之。首先反对道士《易》的是黄宗羲，他著《易学象数论》，攻击周、邵，跟着其弟宗炎又著《图书辨惑》，指出太极图说出于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之秘密。同时，毛奇龄又著《河图洛书原舛》，与二黄之说相应，道士《易》便开始动摇。至胡朏明著《易图明辨》，于是蒙罩在《易经》上的神秘云雾，遂一扫而空。

（二）《尚书》，本是一部残缺不完的殷、周杂史。其产生的时代，各篇不同，有殷代之文，有西周之文。相传最古的《尚书》有三千余篇，孔子删为百篇。百篇《尚书》有序，其序见于《史记》，但仅传二十八篇。其后，河内女子献《泰誓》一篇，为二十九篇。《泰誓》旋佚，仍为二十八篇，是为今文《尚书》，亦即西汉中期的欧阳、大夏后（胜）、小夏后（建）三派所传之《尚书》。

平帝时，出现了伪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十六篇，是为汉伪古文《尚书》。

东汉末，汉伪古文《尚书》亡佚。至东晋时复出，但比汉古文多九篇，为二十五篇，还附有一部伪孔安国传，是为晋伪古文《尚书》。自是以后伪《孔传》流行。今日“十三经”中的《尚书》，就是东晋伪古文《尚书》。

东晋的伪古文《尚书》，自宋以来，就有人反对，朱熹就是第一个反对者。以后元吴澄、明梅鹭、清姚际恒继起响应。至清初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便宣告了东晋伪古文《尚书》的死刑。

（三）《诗经》，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一部诗歌集。西汉前期，今文经只有鲁（申培公）、齐（辕固生）、韩（婴）三家，但西汉末又出现了毛氏的古文经。自郑康成依《毛诗》作笺，以后《毛诗》孤行，而三家俱废。（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仅存《外传》）今《十三经》中之《诗》，即郑笺之古文《毛诗》。

《毛诗》自唐中叶以后，即浸生异议，韩愈对《毛诗》序即表示怀疑。至于宋，学者群起反对，如郑樵作《诗辨妄》、王质作《诗总闻》、朱熹作《诗集传》、程大昌作《诗论》、王柏作《诗疑》，于是《毛诗》遂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元、明以降，学者宗朱说，而《毛诗》不行。到清代，姚际恒作《诗经通论》、崔述作《读风偶识》、方玉润作《诗经原始》，而《毛诗》遂受最后之清算。

（四）所谓《礼经》，在西汉初只有高堂生、徐生两家。其后武帝至宣帝时，有后（苍）氏、大戴氏（德）、小戴氏（圣）、庆（普）氏之《礼》，是为《礼经》的今文。但以后又出现了《仪礼》、《周礼》、《礼记》，是为“三礼”。“三礼”自郑康成作注，唐人因以正义以后，亦俨然成为圣经，而汉初《礼经》遂废。

《周礼》，多数学者皆以为刘歆伪作，为西汉末之著作。但亦有谓为晚周人所作者，如何休谓《周礼》为“六国阴谋之书”。郭沫若谓为“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

《礼记》，《汉书·艺文志》已经注明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 。郑玄《六艺论》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然则《礼记》即《小戴礼》也。但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由此而知《礼记》之成，盖在东汉时。

《仪礼》为晚周之书，毛奇龄、顾栋高、崔述、牟庭皆有此说。姚际恒《仪礼通论》有云：“《仪礼》是春秋以后儒者所作，如《聘礼》皆述春秋时事，又多用《左传》事，尤可见。”又云：“《祝词》多用《诗》语，便知《仪礼》为春秋后人所作。”又云：“前后多观摹乡党之文，而有意别为简练刻画以异之。”

（五）《春秋》，可以说是一部编年的“春秋”史，但这部书，过于简单。如果没有传，就令人看不懂。所以后来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但这三传并不是同时产生的。在西汉初，只有《公羊传》一种。不久《谷梁》出来，《春秋》遂有两传，是为今文《春秋》（一说《谷梁》亦系伪古文）。西汉末，古文《左传》出现，于是《春秋》才有三传。东汉时，三传同行，《公羊》为盛。六朝后，《公羊》、《谷梁》同废，《左传》孤行。至于唐代，啖助、赵匡之徒，力诋三传，于是“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以后，学者多撰新传，而宋人胡安国之传，在明代立于学官，至是三传皆废。至清代，学者始再复三传，但以《公羊》为盛，而《左氏》、《谷梁》不振。今《十三经》中的春秋三传并录。

《公羊》为今文，似无可疑，《谷梁》暗袭《公羊》、《左氏》，杂取《周礼》、《毛诗》，义理乖戾，文辞不通。近人张西堂以此而疑其为汉人伪作。至于《左传》之为西汉末的伪书，刘逢禄在其《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中，辨之甚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亦谓《左传》乃刘歆分《国语》之大半，再缀拾杂书而成。故《国语》之所略者，即《左传》之所详；反之，《左传》之所详者，亦即《国语》之所略。此外，《左传》中，常杂有战国时代的辞句，如“不更”、“庶长”、“腊祭”等战国的官名或制度，由此而知《左传》之成书，乃在西汉之末。

（六）《论语》，是孔门弟子所记之孔子的语录。西汉初有齐、鲁二家，《齐论》二十二篇，《鲁论》二十篇，是为今文。西汉末，又出现古文《论语》。古文《论语》与今文没有什么分别，只是把《鲁论》的二十篇变为二十一篇，即将《鲁论》之末一篇“尧曰”分为“尧曰”与“子张”二篇。自张禹合《齐》于《鲁》而《齐》、《鲁》相混，郑康成复合《齐》、《鲁》于古文《论语》，于是真伪不辨。今《十三经》中之《论语》，即今古文混合以后的《论语》。

（七）《孝经》本是汉人所撰的一部修身教科书，但亦有古文。古文经与今文不同者，即今文为十八章，古文则分为二十二章。《孝经》之伪中出伪，不仅一次，而是至再至三。第一次，出于西汉末叶；第二次，出于隋之刘炫；第三次，出于日本之太宰纯（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二集中）。郑玄注《孝经》是用的今文本，但是唐注出而郑注微；至宋初，郑注遂亡。今《十三经》中的《孝经》，是唐注本。

（八）《尔雅》，本是秦汉时代的一部名物辞典，与圣道并不相干。其出现在平帝时，又有与《毛诗》、《周礼》训诂相合者，故近人亦有谓此书为刘歆伪撰者，但我以为刘歆没有理由伪撰此书。

总上所述，我们知道，今日流行的《十三经》，其中除《尔雅》、《孟子》以外，都有伪古文。此种伪古文经，大多数出于西汉之末，但亦有出于东晋者，如《尚书》；更有出于隋代者，如《孝经》。然而皆谓为圣人的真经，这样，就真伪相乱，时代不明了。

以上我简略地说明了群经的今古文之分，产生的时代及其演变的源流。从这里，我们知道在今日流行的《十三经》中，除《尔雅》、《孟子》外，其余或全为古文，或今古文并出。我们既从群经中辨别了今文和古文，是不是凡今文皆真、古文皆伪呢？不然。这里所谓真伪，只是今文经对古文经而言。因为古文经对今文经作伪，所以说古文经是假的，今文经是真的。实际上今文经中也有伪文，古文经中也有真史。

例如今日被证实为今文经之《诗》三百零五篇、《书》二十九篇、《礼》十七篇、《易》十二篇、《春秋》十一篇、《论语》（鲁论）二十篇、《孝经》一篇十八章，并非古人自己的记录，而皆为周、秦间学者所纂集，其中固有不少真为古代的实录，亦有儒家托古的伪作。有西汉时加入之篇，如《书》之《泰誓》，《易》之《说卦》等。此外甚至有全为汉人伪撰之书，如《孝经》。他如《尚书》中之《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近人亦有疑《洪范》、《梓材》、《胤征》、《康诰》者），《论语》中之后五篇（《季氏》、《阳货》、《微子》、《尧曰》、《子张》），都是后人的伪作，固不能因其为今文而即认为真史也。

古文经对今文经而言，虽为伪经，但亦并非凭空杜撰，而为西汉末许多学者根据今文经及其他古典文献纂集而成。近来疑古学者往往站在今文家的立场，把古文经的纂集归之于刘歆一人的伪造，而且完全为了一种政治目的，即辩护王莽改制。这种说法，未免过火。假如刘歆真能一手伪造群经，则他不仅可以称圣人，而且可以称为超圣人了。

实际上，古文经中，还是含有真实的史料。例如，《左传》，虽为《春秋》古文，但其所记，为《春秋》的史实，而且纠正了今文《公羊》上的若干错误。只要我们不为它的八股式的“书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会历史的最好史料。《毛诗》是古文，但其所录，为西周、春秋的诗歌。只要我们不为那种武断《诗》的时代、歪曲《诗》的本义之《毛诗序》所蔽，则《毛诗》仍然是研究西周、春秋社会的最好的史料。《周礼》虽伪，但其中有一部分仍可以认为战国史料。《孝经》虽伪，但由此可以看出汉人的伦理观念。古文《尚书》虽伪，但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末叶对古史的传说。关于这些，我们又不能因其为古文而遂认为伪史也。

至于群经中间关于没有文字时代的记录，如虞、夏之文，不论其为今文，为古文，为西汉人所伪，抑为东晋人所伪，说是真的，都是真的，因为都是记录传说；说是假的，都是假的，因为都不是古人自己留下来的记录。故关于虞、夏之文，只要有考古资料做根据，无论今文和古文，都可以引为旁证。

其次说到诸子。当作史料看，诸子之书，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最主要的史料。而且其中亦有记述前代史实及反映或暗示当时社会内容的记录，故又为研究先秦社会史最好的资料。

诸子和群经相反，不但没有被尊为圣经，而且在儒家学说的教义独裁之下，被指为“异端”，为“邪说”，为“奸言”，为“愚诬之学”、“杂反之辞”。即因如此，所以也就没有蒙上神秘的云雾。虽然如此，诸子之书，派别分歧，真伪杂出，所以一提到诸子，也令人有目迷五色之感。

关于诸子的学术思想的流派，战国时即有著录。

《庄子·天下》篇所举者有九家：曰墨翟、禽滑釐（附相里勤、五侯、苦获、已齿、邓陵子），曰宋钘、尹文，曰彭蒙、田骈、慎到，曰关尹、老聃，曰庄周，曰惠施（附桓团、公孙龙）。

《 尸子·广泽》篇所举者有六家：曰墨子（即墨翟），曰孔子，曰皇子，曰田子（即田骈），曰列子，曰料子。

《荀子·非十二子》篇所举十二家：曰它嚣、魏牟，曰陈仲、史鰌，曰墨翟、宋钘，曰慎到、田骈，曰惠施、邓析，曰子思、孟轲。《天论》篇所举者四家：曰慎子，曰老子，曰墨子，曰宋子。《解蔽》篇所举者六家：曰墨子，曰宋子，曰慎子，曰申子，曰惠子，曰庄子。

《韩非子·显学》篇所举者两家：曰儒，曰墨。“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又于儒分八派，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于墨分为三派，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此外并附有宋荣子曰：“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

《吕氏春秋·不二》篇所举者十家：曰老耽（聃），曰孔子，曰墨翟，曰关尹，曰子列子，曰陈骈（即田骈），曰阳生（即杨朱），曰孙膑，曰王廖，曰兒良。

以上诸书，皆系战国时代的著作，其所著录，当系时有其人（唯皇子、料子、它嚣无可考），实有其学。关于上述诸家，据近人考证，除孔子、史鰌、邓析为春秋末年人外，余均为战国时人。即孔子的学说，经其门徒纂集，其成书，当亦在战国时。在这里，只有老子的时代，近来成为问题。以前，皆以老子为孔子的前辈，晚近梁启超著《论老子书成于战国之末》一文，辨证《老子》是战国末年的著作，我同意这种说法。所以诸子之书，大概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关于诸子的学术思想，在上述诸书中，我们只能看到个别的叙述。虽其中亦隐约可以见其流派，但并无整然之划分。自刘歆《七略》，创为九流出于王官之议，班固因之以作《汉书·艺文志》，于是诸子之书别为十家：曰儒家，曰道家，曰阴阳家，曰法家，曰名家，曰墨家，曰纵横家，曰杂家，曰农家，曰小说家。本为十家，而又曰：“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盖以此而符合于刘歆之所谓九流也。

按九流出于王官之说，显系后起之义。不但在战国诸子的著作中，看不见此说之踪影；即汉初《淮南子·要略》论诸子的学说之起源，亦无此说。《要略》之言曰：

有殷周之争，而太公之谋生；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有儒学之敝（礼文之烦扰），而后墨者之教起；有齐国之地势，桓公之霸业，而后管子之书作；有战国之兵祸，而后纵横修短之术出；有韩国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谬），而后申子刑名之书生；有秦孝公之图治，而后商鞅之法兴焉。

《要略》所论，虽不必尽对，但在原则上，他认为诸子学说的兴起，都是时代的产物，这是很正确的。

关于诸子学说的渊源，这里不及多说；这里要说的是诸子的著述之存佚和真伪问题。

据《汉志·诸子略》所录，诸子十家，凡作者一百八十九家，书四三二四篇，其著述之繁富，可以想见。唯《汉志》所录，不限于先秦诸子，汉人的许多著作，也著录在内。而且其中伪托之书，占最大多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志》中竟录有黄帝、神农、风后、力牧等神话人物之著作，可以推知。

不论《汉志》所录，是真是伪，而其所录各书，大都皆已亡佚；今所存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已。而且这十之一二的存书中，还有很多伪书。先秦的著作，实在屈指可数。

据梁启超《〈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所列，《汉志》所录，儒家之书五十三家，已佚者四十五，仅存者八家，即晏子、孟子、孙卿子、贾谊、董仲舒（即《春秋繁露》）、《盐铁论》、刘向所序四种之三（《新序》、《说苑》、《列女传》）、扬雄所序四种之三（《太玄》、《法言》、《州箴》）。道家之书三十七家，已佚者三十四，仅存者三家，即《老子》、《庄子》、《管子》。法家之书十家，已佚者八，仅存者二家，即《韩非子》、《商君书》。名家之书七家，已佚者五，仅存者二家，即《公孙龙子》、《尹文子》。墨家之书六家，已佚者五，仅存者一家，即《墨子》。杂家之书二十家，已佚者十八，仅存者二家，即《吕氏春秋》、《淮南子》。此外，阴阳家之书二十一家，纵横家之书十二家，农家之书九家，小说家之书十五家，皆已全佚，仅能于他书中见其遗说。

但是传世的子书，却不仅此数，例如儒家中有陆贾《新语》，道家中有《鬻子》、《文子》、《关尹子》、《列子》、《鹖冠子》，法家有《慎子》，名家有《邓析子》。此外并有《汉志》所无之书，如儒家中之《孔丛子》、《六韬》，道家中之《阴符经》、《子华子》、《亢仓子》，纵横家之《鬼谷子》，杂家之《于陵子》等，这些书近来已经证明是后人伪托的。

关于诸子中的伪书，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曾列举全伪之书三十七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曾于诸子书目之下，一一注明“全伪”、“疑伪”及“疑撰人”等字样。据晚近学者研究，诸子之书，已决定全书皆伪者有《孔子家语》、《孔丛子》（现已公认为魏王肃伪撰）、《阴符经》、《六韬》（汉以后人伪撰）、《鬻子》、《关尹子》、《子华子》、《文子》、《亢仓子》、《鹖冠子》、《鬼谷子》、《尉缭子》（魏、晋至唐陆续伪撰）、《于陵子》（明人撰）、陆贾《新语》、贾谊《新书》、《老子河上公注》（晋以后人伪撰）、《吴子》、《司马法》、《晏子春秋》（大约西汉人伪撰）、《列子》（疑为晋张湛撰）。至于凡托名神话人物之著作，如《神农本草》、《黄帝素问》、《风后握奇经》等，其为后人伪托，更无可疑。此外如《申子》、《尸子》、《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原书皆佚。今传者或由近人辑出；但原书是否为本人所作，抑为秦汉人依托，也是问题。

又如《管子》、《商子》、《孙子》，其书不伪，但绝非管仲、商鞅、孙武所撰，而为战国末年人之书。

《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是真书，但其中亦杂有伪篇。如《老子》中“佳兵者不祥”一节，《墨子》中“亲士”、“修身”、“所染”三篇，《庄子》中之外篇及杂篇之一部，《韩非子》中“初见秦 ”一篇，都是后人窜乱之作。

总之，诸子之书，都是先秦古书。两千年来，由于传抄传写而发生讹误，已属不少，而又不断有人伪托，窜乱，所以几乎没有一部完全的真书。因而我们从诸子采用史料时，就要用一番工夫去判别它们的真伪。但这不是说伪托之书就完全没有史料的价值；伪托之书，只要我们知道它们作伪的时代，它还是那个时代的史料。例如《周髀算经》，当作周公作则错；当作周末汉初人作，则仍然是这一时代的古算书。《素问》、《难经》，当作黄帝及秦越人作则错；当作秦汉间人作，则仍然是这一时代的古医书。

再次说集部诸书。集部诸书，在四部中问题最少。因为它们既不如经书之被神化，亦不如子书之多伪托，又不如史书之有窜乱。如果说它们也有问题，那就只是间有传刻的错误而已。

集部之书，并非专记史实之书，大抵皆系纯文学的，至少亦为含有文学性的著作，其为研究文学史之主要的资料，尽人皆知。章实斋曰：“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其实，何止文集如此？诗词歌赋、小说剧本，又何尝不是历史资料？而且又何止是一人之史？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作者对当时社会所涂绘的阴影；不过他们所涂绘的阴影，有浓有淡而已。所以我以为集部之书，当作史料看，它们正是各时代的社会缩写，正是各时代的人民呼声，正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记录。而且其中的历史记录，往往是正史上找不出来的。

例如《楚辞》，在集部中是最古的一种，其中《天问》，记录着战国末叶楚国流传的许多神话传说。在《离骚》中，记录着当时楚国的党争。其他各篇，描写战国末年楚国流行的风俗。这些在战国时的史书中是找不到的。

又如在汉赋中，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对于两汉的都市、宫室以及许多琐碎的掌故之记录，是两《汉书》中找不出来的。

在三国时的五言诗中，如王粲的《七哀诗》，描写大混战中之难民逃亡的情形。曹植的《名都》篇，描写当时有闲阶级的生活。而这些，又是《三国志》中找不出来的。

在唐诗中，如杜甫之《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描写“安史之乱”中唐代政府捆绑壮丁的情形；《哀江头》，描写沦陷以后的长安。白居易的《重赋》，描写唐代农民之被收夺；《轻肥》、《歌舞》、《买花》、《伤宅》，描写唐代统治阶级之骄奢淫逸；《盐商妇》描写唐代商人之豪富。韦庄的《秦妇吟》，描写黄巢入长安的情形。此外，在唐诗中，诗人之记述其所身历的事变和目睹的社会状况的诗歌，尚不知有多少。其所暴露的事实，又都不是新、旧《唐书》上所能找出来的。

在宋词中，欧阳修的《渔家傲》，描写北宋时一年十二月的节日。秦观咏汴州，谓当时汴州充满了“珠钿翠盖，玉辔红缨”。王与之咏杭州，谓当时杭州“千门绣户笑歌声”。柳永咏钱塘，谓当时钱塘“参差十万人家”。此外如辛弃疾、陆游的作品，都反映出故国山河之感。这些关于风俗、都市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又都不是《宋史》上所能找到的。

在元曲中，如《窦娥冤》、《鸳鸯被》，描写元朝统治者的高利贷，以人抵账。《朱砂担》、《冯玉兰》，描写元朝统治者之强奸杀人。《陈州放粮》，描写元朝统治者的贪污腐化。《冻苏秦》、《荐福碑》，描写在元朝统治下知识分子之陷于饥饿。这些，又都是《元史》上找不出来的。

在明代的传奇中，如孔尚任的《桃花扇》，描写南明福王政府之任用宦官党、投降派，放逐忠良，排斥贤士大夫，贪污无耻，内战第一，以及清兵南下时望风而逃的情形，历历如在目前，而这在将来的清史中，对于这一段历史，也未必写得这样生动。

此外，在明、清的章回小说中，也反映出不少的史实。虽然在小说中的人物事实，大半都是假设；但在作者当时，则必须有这一类型的人物和事实。例如《水浒传》中写史进、林冲、鲁达、杨志，都是逼上梁山。不管有无史进等其人，而在明代政府的暴虐政治之下，人民之被迫而暴动，则为事实。又如《儒林外史》写士大夫周进、范进那样热衷可耻，写戏子鲍文卿那样忠厚可爱。不管有无周进、鲍文卿其人，而明代士大夫的风格，不如戏子，则为事实。同书写一个秀才倪老爹，后来竟至修补乐器为生，而且卖了自己的四个儿子。不管有无倪老爹其人，而明代知识分子穷到卖儿卖女的，一定不少，则为事实。又如《金瓶梅》写西门庆的荒淫无耻、武断乡曲、奸淫人民的妇女。不管有无西门庆其人，而明代有这样的豪绅则是事实。又如《红楼梦》写大观园里的秽史。不管有无大观园，而在清代的贵族中有这样豪奢、腐败、淫秽的家庭，则是事实。

总之，自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之传奇小说，乃至现在的许多文艺作品，它们表现出中国文学自己发展之一系列的历史过程，也反映出历史上所不载的社会发展的内容，所以它们是文学，同时也是史料。

五　四部以外的各种文字记录

不仅四部之书皆为史料，即四部以外之任何文字的记录，都有史料的价值。诚如韩愈所云：“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只要我们善于抓梳，废纸堆中，往往可以找到比经史子集中更可宝贵的史料。

例如原藏内阁大库之清代档案，民国以来，人皆视同废纸，以后竟当成废纸，廉价拍卖（以档案四分之三，售与故纸商，数九千袋，得价四千元）。但是这庞大的废纸堆中，却含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例如其中有关于鸦片战争之文件，即有四五十卷。又如其中之康熙年间与俄皇大彼得、法王路易十四往来的文件，更是研究清初的外交宝典。关于档案之整理，只有罗振玉曾就其所得之一部编为《史料丛刊》 十册。此外王芷章曾就档案中有关于清代宫廷戏剧者，编为《清升平署志略》二卷。其有待于我们整理者，其数量至为庞大，其工作亦至为艰巨。

又如碑铭墓志，看起来，似乎与历史无关，但是其中也往往有珍贵的史料。例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建中二年）记基督教始入中国事。开封“挑筋教人所建碑”（明正德六年）记犹太人及犹太教始入中国事。“九姓回鹘可汗碑”（唐刻无年月）记回鹘的历史及与唐朝的关系事。“唐蕃会盟碑”（唐长庆间刻）记唐与吐蕃会盟事。而且在有的碑文上还保存了古代外国文字。如“大秦景教碑”有古叙利亚文，“九姓回鹘可汗碑”有古突厥文、粟特文。“唐蕃会盟碑”则有古吐蕃文，因而这些碑铭又是研究古外国文字和古吐蕃文字的资料。此外，私人的墓志，也有时足以补史籍之缺失。如杨家将在《宋史》中并不重要；但我们读欧阳修所作“供备副使杨君（琪）墓志”，而后知杨业父子，在当世就有“无敌将军”之称。又如七下西洋的郑和，读《明史》，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宦者。但自昆明发现“马哈只墓志”，而后知郑和的父亲是阿拉伯人。他若碑碣的捐款数目，足以推知立碑时的物价和人民的生活程度。

私人的函札，似乎无关大局；但其中也有些足以补史籍之缺失。例如司马迁《史记·自序》，述其遭受腐刑，几不知其故；但读其《报任安书》，则详知其事。又如三国时，中国大疫，《三国志》仅书某年大疫，而不记其程度。但读魏文帝《与吴质书》，而后知“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又如读多尔衮《致史可法书》，而后知清兵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曾执行诱降的政策。读明桂王《致吴三桂书》，而后者知桂王求为藩封。此外如清朝的曾、左、李、胡诸集所载的信札，都是研究近代史最好的史料。

宗教经典，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迷信的说教，但其中也有史料。例如《释氏要略十诵律》云：“以佛塔物出息，佛听之。”僧祇云：“供养佛华，多听转卖入佛无尽藏中。”这就反映出唐代的僧侣打起佛教的旗帜大放高利贷。此外在各种佛典中都充满了古印度的神话传说。又如基督教的《创世纪》中有“罗得和他女通奸”、“亚伯拉罕和他妹子结婚”等故事，这些都是犹太最古的传说。

又不仅以上的文字记录中皆有史料，诚如梁启超所云：“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账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账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账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其为瑰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瞻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与人口之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中国历史研究法》）

又岂仅如梁氏所云账簿、家谱可以当作史料，即杂志、报纸、传单，亦无一不是史料。假使我们把抗战以来，各种杂志中主张民主与反对民主的论文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一部抗战以来的政治思想史。又假如我们将抗战以来报纸上所载的贪污事件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一厚本贪污列传。将报纸上所载的兵役故事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若干新《石壕吏》的诗歌。将报上所载之敌人暴行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无数的新《屠城记》。在相反的方向，假如我们把报上所载的沦陷区域的人民起义事件汇集起来，又可以写成无数的英雄传记。总之，只要我们耐烦去搜集，则无往而非史料。

[1]. 文字的记录，始于记事。故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举凡一切文字的记录，皆可称之曰史。直至汉代，尚无史部之别，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虽将富于史实记录之文献，并入《春秋》之属，但并未独立。史部诸书从文献中分别出来而为一个独立部门，始于晋代。晋荀勖撰《中经新簿》，始分中国文献为甲、乙、丙、丁四部，而史为丙部。至李充撰《四部书目》，重分四部，经为甲部，史为乙部，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中国的文献遂别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后历代因之，至于今日。

[2]. 诸史《经籍志》或《艺文志》，对于史部分类，各不相同。少者分十类，多者分十六类。而其最初的范本，则为阮孝绪《七录》，阮《录》分史部为十二类，即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是为史部最初之分类。《隋志》因之，分为十三类，曰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分十三类，其目相同，曰正史、编年、伪史、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宋史·艺文志》亦分为十三类，曰正史、编年、别史、史钞、故事、职官、传记、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霸史。《明史·艺文志》则分十类，曰正史、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谱牒。清《四库全书总目》则增为十六类，曰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此外尚有许多别录，其分类有多至三十七类者，不及备举。

[3]. 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攻杀晋灵公于桃园。当时晋国的太史董狐，在晋史上记载此事，不曰“赵穿弑其君”，而曰“赵盾弑其君”。赵盾提出质问，董狐曰：“子身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4].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即有专司史实记录之人。殷契、周金之镂刻，皆非具有专门技术之人才不可。自春秋以至战国，各国皆有史官。如赵鞅，不过晋之一大夫，而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不过齐之一公子，而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至若秦、赵二主，会盟渑池，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击缶。《左传》昭公二年，谓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是鲁亦有史官。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章》，是秦亦有史官。汉兴，武帝又置太史令，以司马谈及其子迁为之，以后历代皆置史官。

[5]. 关于三国的正伪，史家看法不同。在晋，则陈寿正魏，习凿齿正蜀；在宋，则司马光正魏，朱熹正蜀。陈寿生于西晋，司马光生于北宋，西晋与北宋，皆据中原，与魏相同，苟不以地望为据，则晋、宋为僭，故其所以正魏者，即所以正晋、正宋也。习凿齿生于东晋，朱熹生于南宋，东晋与南宋，皆偏安江左，若不以血统为据，则东晋、南宋为僭，故其所以正蜀者，亦所以正东晋、南宋也。

[6]. 宋人之所以正梁、唐、晋、汉、周者，以宋之天下篡自周。由周而汉而晋而唐而梁，实为一篡夺系统。因正宋而遂不能不正周，因正周而遂不能不正周之所自出。由此上溯，以至于梁，遂上继唐代。故五代史之正梁、唐、晋、汉、周，亦所以正宋也。

[7]. 《史通·内篇·曲笔》。

[8]. 《史通·内篇·杂述》。

[9]. 《史通·内篇·杂述》。

[10]. 《史通·内篇·杂述》。

[11]. 《史通·内篇·杂述》。

[12].《史通·内篇·杂述》。

[13]. 《史通·内篇·杂述》

[14]. 《史通·内篇·杂述》。

[15]. 《史通·内篇·杂述》。

[16]. 《史通·内篇·杂述》。

[17]. 《史通·内篇·杂述》

[18]. 《史通·内篇·杂述》。

[19]. 《史通·内篇·杂述》。

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

这次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可以说是解放以来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历史文物展览会。

在这次展览会中展出的文物共有三千七百余件，全部都是新近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的。以地域而论，北自松花江，南迄珠江，东自黄海边缘，西迄甘肃走廊地带，几乎全国各地都有文物出土。以时间而论，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迄明代，几乎是贯通历史的全时代。以文物的种类而论，自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以至漆器、瓷器、玉器、金银琉璃器等，几乎无所不有。像这样一个展览会，当然要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具体、生动而又复杂的历史画面。

毫无疑问，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而又是新近出土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物，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会提供极其丰富的新的资料。也是毫无可疑的，这些新的文物将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给以补充、订正，甚至要向中国的历史学家提出新的历史问题。

我以最大的兴趣参观了这次展览会。现在我把参观这个展览会的印象写在下面。

首先我想说到的是四川资阳出土的人类头骨。这个头骨化石是被发现在第四纪更新统地层中，它和周口店山顶洞人是出现于同一地质时期，但它的头骨构造和山顶洞人的头骨构造很不相同。这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头骨化石在四川的发现，对于我来说，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我在过去对于中国人类的起源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推论，即中国最初的人类是出现于华北靠近内蒙古一带的地方。我的这种推论的根据是过去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如中国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都是发现在北方。同时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遗址也都在北方。现在，在四川发现了资阳人，我过去的推论就要重新考虑了。

资阳人的发现，不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分布提出了新的问题，对旧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资阳人应该安排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向人类学家提出的新问题。

其次值得重视的是山西汾城县 [1]丁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全国各地普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展览会说明书上报告，华北区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共有四十多处，其中三十六处在山西，分布在自黄河北岸越中条山向北沿汾河上溯至太原义井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也遍布华东各省，四年来在华东各省发现的达七十处以上。中南区也清理了五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四川绵阳县石塘乡边堆山，在甘肃永登县红沙沟口，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此外，在松江省依兰县 [2]发现了倭肯哈达洞穴的新石器文化。汾城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普遍全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毫无疑问，将使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从地下放出更大的光辉。

旧石器时代遗址，过去的发现很少，在山西境内的发现还是第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过去也发现的不多，大抵都在中国北部，在中国南部发现的只有香港附近的泊寮洲 [3]、广东海丰和浙江良渚等几个地方。这次在华东、中南和西南各地普遍发现，也是新创的记录。即因石器时代遗址在南方发现很少，就使人们发生一种错觉，以为直至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南部还是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我过去曾根据极其薄弱的证据企图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南部已有人类的活动。我说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有一种南方系统的文化分作两支由中国的南部向北发展，一支沿东南海岸北进，另一支由西南山岳地带北进。现在看起来，我的这种推论是有被证实的希望。假如江西、湖南的新石器文化是属于南方的文化系统，则新的资料对于我的推论是作了有力的补充，即南方系统的新石器文化不仅是分作两支向北发展，而且是全面地向北推进。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资料，据展览会说明书所载，在淮安青莲岗发现了与河南彩陶相似的彩陶片，在河南禹城白沙水库工地、在甘肃永登、在山西临汾都发现了彩陶。此外在淮河流域发现了标准黑陶。这些新的发现，对于彩陶与黑陶两种文化的分布，提出了新的资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临汾遗址中与彩陶同地发现白陶（无花纹），这对于过去认为白陶是殷人独有的文化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由于石器文化发现很少，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直到现在还是隐蔽在神话与传说之中，把这一段历史从神话与传说中洗刷出来是很有必要的，虽然这一段历史是属于太古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之下，对于所有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往后更高发展的基础，因为它的出发点是人从动物分离出来，而它的内容则是克服将来集体的人们所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4]

第三，说到新发现的殷代文物。解放以来，在河南辉县琉璃阁（此会未展出），在郑州二里岗，在陕西岐山县青化镇，在安徽、山东境内都发现了殷代文化，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辉县琉璃阁和郑州二里岗两个殷代文化遗址。辉县琉璃阁遗址有殷代早期的灰土坑，也有殷代晚期的墓葬。在这里出土的文物中值得注意的是殷代早期的文物，如石器和稍加磨制的骨角器、具有不整齐的钻凿的卜骨、留有制造过程中留下来的绳印纹的陶器和铜箭头等等。陶埙（一种乐器）也在这里初次出土。在安阳殷墟还有骨制、石制的埙出土。这些文物对于早期的殷代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料。郑州二里岗遗址有殷文化层，也有殷以前的黑陶文化层。在这里出土的殷代遗物有字骨、黑色陶器、带釉陶器，这种带釉陶器质坚、火候高，简直有些类似最原始的瓷器。此外在岐山县青化镇出土的殷代遗物有玉刀、铜尊等铜器。安徽、山东所发现的殷代文化与安阳殷墟的遗物十分近似。

这些遗址和遗物对殷代历史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以为首先是扩大了我们对殷代文化的领域的观点。过去我们一提到殷代就只想到安阳殷墟，对于殷墟以外毫无所知。现在我们至少已经知道除了安阳殷墟以外，还有辉县的琉璃阁、郑州的二里岗也曾经是殷代文化繁荣之地。

此外是对殷代早期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至少提供了新的线索。过去我们对殷代的知识，由于资料的限制，只是限于盘庚迁殷以后；对盘庚以前的殷代历史，还是传说中的一点知识。现在虽材料不多，但辉县和郑州二里岗的发现却给我们一个启示，即殷代早期的史料是可以在河南、山东境内找到的。郑州遗址发现与殷文化层相叠的黑陶文化层，这虽然不能证明黑陶与殷文化有直接的承袭关系，至少可以说它们是有某种交替关系。

由于殷墟发掘和甲骨文字的通读，中国的史学家对于殷代历史的研究过去是比较有成绩的。但也应该承认，由于资料的限制和研究方法的陈旧，对于殷代历史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以地域而论，只是限于安阳一地；以时间而论，只是限于盘庚以后。因此，在过去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文物对殷代历史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成为中国历史学家今后的任务。殷代历史的究明是重要的，因为殷代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私有财产和奴隶制国家成立和发展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究明对于后来的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四，说到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新出土的文物。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历史文物，解放以后出土不多，只有洛阳白马寺工地发现的二十几座古墓有一部分是属于西周和战国时代的。此外在河南陕县发现了一些春秋时代的铜器。战国时代的文物发现很多。在河南洛阳、辉县（此会未展出），在湖南长沙，在山西河津，在辽东鞍山，在热河兴隆 [5]以及中南区的治淮工程中到处都有发现。其中值得重视的是长沙、辉县、鞍山和兴隆的发现。

长沙发现了战国时代的漆器、木俑、竹席、竹简、船和车的模型、缣制品、雕花木板、金锭等等。其中竹简是首次发现。

辉县发现的战国时代的遗物中有刻纹细致的铜器，有仿铜器花纹图案的彩绘陶器，有各种兵器，错金镶玉嵌珠以及镂花金银片等精巧的工艺品，还有战国时代的一块祭肉至今未腐。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的固围村战国墓中发现的大批战国时代的铁制生产工具，其中有犁、、锄、斧、铲、凿、刀、匕首等。

鞍山的战国遗址中也出土了大批刀币和铁制农具。

更重要的是热河兴隆的发现。在热河兴隆的古代冶铜遗址附近发现了战国时有字的铸造生产工具的铁范八十七件，重一百九十余公斤，其中有铸造锄、斧、、镰、凿、车器等生产工具的铁范。

这些新出土的文物说明了战国时代中国工艺制作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度的水平。特别是大批铁制生产工具的发现，更是有力地说明了铁制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在战国时已经极为普遍。尤其是辽东鞍山发现铁制农具和热河兴隆发现铸造生产工具的铁范，更说明了当时的铁制生产工具已经不仅普遍应用于当时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而且也应用于当时中原以外的边远地方了。我们知道，从铁制生产工具的发明到普遍使用，需要一段时间；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的普遍使用到某些边远地方的使用，又需要一段时间；从边远地方的使用到自己的制造乃至大规模的制造，又需要一段时间。因而热河兴隆发现的八十七件铸造生产工具的铁范的出现，应该是铁制生产工具在中原普遍使用很久以后的事情。从而也暗示了中国铁器的发明和应用是很早的。

由于考古发现不多，资料不足，关于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特别是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一直到现在，在中国历史学家之间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有的说是奴隶社会，有的说是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这就需要更多的地下发现提出实证，也要更深入更谨慎地研究《诗经》、金文及其他有关的古典文献。我在十几年前曾经主张过西周是封建社会，我当然希望新的考古发现能够确切地证实我的主张；但也许我的主张在新的考古发现之前被否定。因此，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科学面前坚持自己的主观成见，在科学面前应该服从真理。

第五，两汉的文物，解放以来发现最多。在洛阳西北发现的五百多座古墓，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汉墓。仅仅从二百四十六个墓葬的清理中，就出土了汉代文物一万六千余件。此外在河南辉县、禹县，在陕西长安，在甘肃古浪，在湖南长沙，在广东广州，在四川成都，在热河兴隆，在辽东鞍山等地，到处都有发现。

在出土的文物中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各地都有发现。例如在洛阳发现了汉制的铲、锄、锛、犁、斧。在辉县琉璃阁汉墓中发现了铁刀，在河南白沙水库发现了汉铁铲，在陕西长安发现了汉铁制的镰、锯、剪、锥、锨、凿、斧，在甘肃古浪黑松驿发现了汉铁制的铧、斧、锛、锄，在辽东鞍山发现了汉代的铁锄。此外在热河兴隆古采矿坑井附近发现了汉刻字铜块七件，刻有东若干西若干字样，有的加刻“二年”两字，现存的最大数字是“东十六”、“西六十”，这很可能是当时热河东西两炼铜厂炼出来的原料。除了这些铁制的生产工具外，最重要的是洛阳出土的各种农产物的标本，其中现存的有谷、黍、稷、薏仁、粱、稻、谷子（小米）等七种，没有实物而仅在贮存谷物的陶器上留有名字的有麻、粟、稻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黍粟、粱米、麹个、白米等十一种。这些遗物和谷物名称的发现，具体地说明了汉代农作物的种类。除农产品以外，在宝成铁路南段出土了汉代陶制水田明器，在洛阳出土了汉代灌溉设置的模型。这些都对于汉代农业生产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资料。

其次是有关工艺方面的文物，如各种各样的铜器、绘文陶器、漆器、丝织物等。特别是漆器和丝织物传播的范围非常广泛，东至辽东，西至新疆，北至内蒙古，南至广东。这就说明汉代的文化对当时国内各族人民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

又次是反映汉代人民生活的各种殉葬的陶制的明器，如房屋、炉灶、水井、猪圈、牛车等。此外有各种日用器皿，其中记有年代的洛阳出土汉初平元年的朱书陶罐，甘肃古浪出土的刻有“大司农平斛建武十一年正月造”铭文的铜斛。此外有广州出土的仿葫芦器、陶匏和一个木船的模型，木船左右各五桨，中有重楼。这些同是属于汉代的东西，各地制作的形式大同小异，反映出时代的共同性，也反映出浓厚的地方色彩。

此外还有很多艺术品，如画像石、空心砖、墓壁彩画以及绘有花纹的陶器等等。成都出土的画像砖，刻有山水、人物、杂技、房屋、车马、花鸟、宴会、采莲等各种不同的写生画。望都东关外出土的汉墓壁画，绘有人物，人物衣文的画法似乎已应用了简单的渲染。沂南出土的画像石刻有居舍、百戏、祭祀等图画。这些雕刻或绘画反映了当时艺术的风格和内容，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

出土的汉代文物是丰富的，它们简直可以再现汉代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乃至艺术生活，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过去研究汉代的历史几乎完全依靠文献上的史料，因而说来说去总是带着抽象的性质，有了这些发现，就可以使汉代的历史从纸上浮凸出来了。

最后，说到汉以后的文物。自六朝历隋、唐、宋、元以至明代的展出品中，主要的是艺术品，如陶俑、雕塑、壁画、饰物等等。

这里展出的陶俑甚多，其中引人注意的有西安草场坡出土的北魏陶俑。北魏的陶俑除了各种生活用品以外，出现了马上奏乐的骑士、披甲的马和歌手。咸阳底张湾出土的北周陶俑，也有骑士和披甲的马。这类陶俑的出现，反映出好战的而又是爱好音乐的鲜卑人的生活。隋墓中出现了贴金的武士俑。唐墓中出现了游山俑群，其中有男有女，或坐或立。这都是陶俑中首次发现的。此外在济南祝店元墓出土的陶俑中出现了色目人，这也是稀有的。

在展出的雕刻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河北曲阳修德寺废墟附近发掘出来的自北魏至唐的石造像（共有二千二百余件），这些石造像大部分都把头打去了。有人怀疑是被古董商人切下盗卖了。但这批石造像是埋在辽文化层下面的，如果盗卖，必须翻动辽文化层，而辽文化层没有翻动。这批石造像之被斩首，我想可能是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即毁天下佛寺的那年，因为这里的石造像都是会昌五年以前的。在石造像中，还有北京市区内的唐墓中出土的五尊兽首人身的十二辰石刻像，也是罕见的艺术品。

在展出的壁画中，最有意义的是河南禹县出土的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赵大翁墓的壁画。这幅壁画的主题是描绘赵大翁夫妇的地主生活。其中有一幅描绘赵大翁夫妇接受佃农的贡物，其中有献酒的，有献钱的，也有献布帛的。另一幅描绘赵大翁家中的一个少妇在查点从农民剥削而来的金锭，在桌上、在地下到处是金锭，可以说是“金银满堂”。还有一幅描绘一个少妇梳妆，在她的旁边有四个侍女侍立，手里都拿着梳妆用的东西。这几幅壁画很生动地表现出北宋时的地主生活，也表现出当时的农民被迫把自己的生产物献给地主的情形。还有在四川明墓中发现的色彩鲜艳的建筑彩画，对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资料。

此外在展出品中，有各地出土的六朝青瓷，唐长安故城含元殿遗址附近出土的三彩釉陶女俑，洛阳出土的唐三彩陶器，各地出土的宋瓷，北京附近董四墓村明嫔妃墓出土的赤金器皿和首饰，吉林敦化牛顶山古渤海国贞惠公主墓出土的陶瓶鎏金饰物碎片和金环等。这些都表现出各时代的工艺品的特色。

自汉以后的展出品虽然主要的是艺术品，但艺术品的本身就是历史产物。一定的历史时代的艺术反映出一定历史时代的艺术家的思想活动，而艺术家的思想活动又是生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生根于社会存在之中，因而它就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怎样从艺术品中找出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自然，从这些艺术品的题材风格找出艺术自己发展的道路，也是必要的。

没有疑问，这次展出的历史文物，对中国的史学家将引起极大的兴趣。问题就是要进行研究，只有通过细致的研究，即把个别的文物联系到它在地下的存在状况，联系到与它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进行研究，才能通过这些文物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仅仅靠展览会中的一度浏览，是不能作出任何结论的。

伟大的国家经济建设替中国的考古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现在已经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在某一遗址打探沟，而是成千成万的劳动人民为了奠定基本建设的基地而大规模地翻动祖国的地层。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两个遗址和墓葬的发掘问题，而是数以百计的遗址、数以千计乃至一万以上的古代墓葬的发掘问题。现在我们的考古学工作者再不会徘徊于古代文化废墟，望着荒烟蔓草、断碑残碣发出浩叹，而是怎样制定计划、组织力量去进行调查发掘，而是怎样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与业务水平去进行整理研究。现在我们的文物工作者已经不是坐在冷清清的文化宫殿“抱残守缺”，而是以极大的努力把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在越来越大的展览会中“推陈出新”。现在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者也不应望着考古的发现视若无睹，以为自己的责任只是咬文弄字、寻章摘句；而是要以更大的努力不断地向考古发现吸收知识去丰富中国的历史，补充和订正中国的历史，把考古的发现应用到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去，使这些发现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教材。

考古事业的新时代来了，我们将以最大的注意迎接新的发现。

（《光明日报》1954年5月20日）

[1]. 1954年与襄陵县合并为襄汾县。

[2]. 1954年后，属黑龙江省。

[3]. 亦称舶寮岛，今称南丫岛。

[4].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8—119页。

[5]. 1956年后，属河北省。

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

一　史料与方法

在这篇论文里，我提出来的问题，是有关中国史研究之史料方面的诸问题。

我在《怎样研究中国史？》[1]一文中，曾经指出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这篇论文里，我曾经这样说过：研究历史，固然要有正确的科学方法，但“方法的本身，并不就是历史，也不会自动地变成历史”。“因此我以为，当我们知道了历史方法以后，就要带着自己知道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在结论上，我又说：“不钻进史料中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

在这里，我强调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是说方法不重要；反之，没有正确的方法，不但不能进行历史之科学的研究；即从事于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亦不可能。史料与方法之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刘知几所云：“夫有学（史料）而无才（方法），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2]

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

二　史料探源与目录学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科学的中国史，并且也没有经过科学整理之现存的史料，供给我们作为研究的资料。在今天，我们要想建设一部科学的中国史，还是要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批判着手。搜集史料，并不是一种容易事情。因为中国的史料，虽然浩如烟海，但它们并不像宝库里的金银聚在一起，可以应手取得；而是和矿石一样，埋藏在我们所不知道的许多地方，需要我们耐烦去探求。考古学的资料不必说，沉埋在各种地层之中，不易发现；就是文献上的资料，也是散在各种典籍之中，不易找到。因之，探求史料，正如采矿一样，有时在一个地方可以发现一大批，有时在许多地方竟至找不到丝毫。

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才知道某种史料存在于某些文献之中。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是目录学。中国自汉以来，就有目录学。刘歆的《七略》，就是中国最初的一部目录学著作。嗣后，班固仿效他的体例，总录东汉初及其以前的群书，作《汉书·艺文志》。自是以后，历代史家，多损益班例，于正史的编制中辟图书目录一栏。如《隋书》、新旧《唐书》均有《经籍志》，《宋史》、《明史》均有《艺文志》。此外，尚有无数目录学专著，其中有由政府官撰的，如宋代的《崇文总目》，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至于私家的撰著，更不可胜数。[3]这些目录学的著作告诉我们历代文献的名字、篇章、版本及作者的姓名等等，虽然不很详细，但至少可以作为我们寻找史料的一种线索。

仅仅依靠目录学的指示，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目录学不能详细地告诉我们某种书上有某种史料。如果要知道某种史料在某种书上，还是要从一种书到另一种书，逐书搜求。

所谓逐书搜求，并不是见书就翻，而是从与这一史料有关的诸文献上去搜求。例如搜集屈原的史料，我们知道《史记》中有《屈原列传》。从《屈原列传》中，又知道他曾为楚怀王左徒，并且与张仪有关系，于是又追踪这种线索，去搜查《史记》中的《楚世家》及《张仪传》。同时，从《史记》中又知道屈原曾作《离骚》及《怀沙》等赋，于是又再去搜查他的这些文艺作品。这样逐书搜求，便可以把屈原的史料完全找到。搜集屈原的史料如此，搜集其他的史料也是如此。

还有一种方法，即从一种书的引用语或注解中去追寻与这一史料有关之第二种书类。因为任何书中，都难免不引用他书的材料或文句。这种被引用的材料与文句，或在本文中指明了它们的来历，或在注解中注明它们的出处。因此我们就可以依据本文或注解中的指示，去追寻原书。也许在原书的注解中，又发现与这一史料有关之其他的书类。这样跟着注解追寻下去，则以前不过是表现于一句两句引用语中的简单史料，以后就可以逐渐集其大成。清代的学者，曾用这种方法，辑成了无数的佚书。[4]我们若用这种方法来搜集史料，当然也可以扩大我们对于某书有某种史料的知识。

三　史料择别与辨伪学

用上面的方法，我们可以慢慢知道某种史料在某种书籍之中。但中国古书有许多伪书，这些伪书都是后人托古之作 [5]，如果不把这些伪书从真书中辨别出来，就开始搜求史料，那我们一定会把伪书上的史料也混在一起，这种伪书上的史料，就会使我们对于史实的判断陷于时代的错误。时代一错，全盘的研究也就错了。所以第二个难题，就是怎样辨别书的真伪。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是辨伪学。

辨伪学，早在汉代即已开其端绪。如《汉书·艺文志》于其所著录的书目之中，即注明其中有“依托”者七，“似依托”者三，“增加”者一。王充《论衡》中的《儒增》、《艺增》、《书虚》、《正说》诸篇，对古书亦多所辨证。以后，在隋则僧法经著《众经目录》，别立“疑伪”一门；在唐则刘知几于《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之作，而柳宗元且证《列子》、《文子》、《鹖冠子》、《亢仓子》皆为伪书，或后人杂作。这些，都是辨伪学的先导。

到宋代，疑古之风大扇，辨伪之学因日益昌盛。如司马光疑《孟子》，欧阳修疑《易十翼》、《周礼》及《仪礼》，王安石疑《春秋》，郑樵疑《诗序》及《左传》，朱熹疑《古文尚书》及《周礼》，叶适疑《易十翼》、《管子》、《晏子》、《孙子》、《司马法》、《六韬》与《老子》。此外，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更指出了不少的伪书。在元代，亦有吴澄著《书纂言》，辨斥《古文尚书》。到明代，则宋濂著《诸子辨》，专力于伪书的检讨；方孝孺著《遯学斋集》，指《古三坟》、《夏小正》、《周书》为伪书；梅著《尚书考异》，证《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作。最后，胡应麟著《四部正伪》，是为中国第一部伪书目录。

至于清代，辨伪之学大盛。在清初，姚际恒著《九经通论》及《古今伪书考》。在《九经通论》中，对群经多所辨证；在《古今伪书考》中，则列举伪书百余种。虽其所辨证未必尽当，但总算把问题提出。[6]以后，辨伪之学日益深入，学者踵起，往往穷毕生之力专辨一书或数书。如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辨东晋《伪古文尚书》及《伪孔传》；万斯同著《群经辨疑》，于《周礼》多所辨析；万斯大著《周官辨非》，辨《周官》多与古书不合；孙志祖著《家语疏证》，辨《家语》为王肃伪撰；刘逢禄著《左氏春秋疏证》，辨《左传》释经部分为刘歆伪撰；魏源著《诗古微》，非《毛诗》而宗《齐》、《鲁》、《韩》三家。又著《书古微》，斥《伪古文尚书》。最有名的，是崔述的《考信录》，在这部书中，他对于先秦古书，除《诗》、《书》、《易》及《论语》之一部分以外，几乎都怀疑是伪书。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伪书及可疑者，亦有注明。[7]但此书成于乾隆中叶，许多伪书，尚未考定，故其中注明是真书的，未必都是真的。

到近代，辨伪学仍在继续发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都是有名的辨伪之作。此外梁启超在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辨伪之学，亦曾有所论列，并且拟出一个伪书及疑伪书的目录。[8]顾颉刚编的《古史辨》，对于辨伪也有不少的贡献。

看起来，辨伪的工作，古人已经做得很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尽，而且他们所辨的，也未必完全正确。因此，当我们搜集史料的时候，不能完全相信古人辨伪的结论，只能把他们的结论作为参考；对于书的真伪，还要重新作一番精密的考查。

当我们拿起一本古书的时候，首先就应该检查史籍上的目录或私家的著录中有没有这本书的名字。因为各时代的书大半都著录于各时代的目录中。如周秦之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隋唐之书，不见于《崇文总目》；元明之书，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就有些可疑。但也有例外，如前代目录上的伪书，后代的目录照抄者，其书名虽见于目录，也是伪书；反之，明清之际若干野史、杂记，以政治关系，多不见《四库全书总目》，但并非伪书。

其次，考查著者有无其人。因为必有著者其人，而后有其人之书。如神农、黄帝、夏禹、风后，都是神话中的人物，实际上并无其人，因而所谓神农《本草》、黄帝《素问》、夏禹《山海经》、《风后握奇经》等书，当然是后人伪托。又如列御寇只是《庄子》书中的寓言人物，实际上亦无其人，故指为列御寇所作之《列子》，自然也是伪书。

再次，考查书的著作时代是否已有文字。如有文字，文字的体裁如何？例如传说中之神农、黄帝，下迄虞、夏时代，还是中国史上的野蛮时代，当时并没有文字，又安能留下文字的记录？所以凡托为虞、夏及其以前的书类，都是后人伪托的。例如真《古文尚书》二十八篇中的《虞书》、《夏书》，绝非虞、夏时人的作品，而是后人推想古代社会之作，这从《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之首句，就有“曰，若稽古帝尧（或‘帝舜’、‘大禹’）”一句，即可看出。又各时代皆有其流行的文体。如指为某时的书，而书中文字与当时的文体不合，也必为后人伪托。例如《商书》而与甲骨文的文体不合，《周书》而与金文的文体不合，便有可疑。

又次，从书中所载的史实、制度及事物考查。如书中出现著者所不及见之后代的史实、制度及事物，则其书即使非全伪，亦曾为后人所窜乱。例如真《古文尚书》中的《虞书》，出现了“三年之丧”，故知为儒家学说出现以后的作品。《禹贡》的贡物中出现了“璆铁”，故知非石器时代的作品。《山海经》中有汉郡县名，故知非伯益所作。《月令》有秦代太尉官名，故知非周公所作。《管子》记毛嫱、西施，《商君书》记长平之役，其人其事，绝非管仲、商鞅所能见，故知非管、商所作。至于《史记》中出现昭、宣、元、成间事，则更为明显之窜乱。此外，前人之书引用后人之书的文句者，其书亦必为后人伪作，如《古文尚书》引《论语》“允执厥中”一语，又引《荀子》“人心之危，道心之危”，故知为儒、道两家学说出现以后的伪作。

又次，从书中所表现的思想考查。例如《管子》中有驳斥“兼爱”和“寝兵”的说教，故知为墨家学说出现以后的著作。《列子》中有“西方之圣人”一语，故知为佛教学说输入以后的著作。

用以上的各种方法考查古书，必能辨别孰为真书孰为伪书，孰为真书中的伪文（如真《古文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孰为伪书中的真文（如伪《孔丛子》中的《小尔雅》一篇）。这样，我们便不仅知道某种史料在某种书上，而且也知道书的真伪了。

辨别了书的真伪以后，我们就可以从真书上找史料。但这不是说，伪书完全无用。伪书之所以不能用，是因为著作者不用他自己的名字，而要伪托古人，以致使作品的时代不明。因而只要我们确知了伪书的作伪时代，则伪书还是可以用作作伪时代的史料。例如《周髀算经》不当作周公或商高作，而当作汉初的算术书；《素问》、《难经》不当作黄帝及秦越人作，而当作秦汉间的医书；《山海经》不当作大禹或伯益作而当作汉代相传的古地理书；各种纬书不当作孔子作，而当作战国末年流传下来的神话集成。则这些伪书都有了真书的价值了。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有一个例外，即研究史前时代的历史，伪书上的史料也可以引用。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史前时代的人，尚无文字。没有文字时代的人，当然不能留下任何文字的记录。因而今日所有关于史前时代之文字的记录，不论是载于真书，抑或载于伪书，都是有文字以后的人伪托的。比如《尚书》有真伪，但关于虞、夏之文，都是后人伪托的，真《古文尚书》是汉人的伪托，伪《古文尚书》是晋人的伪托。同是伪托，就没有真伪之分。如果说它们也有分别，那只有记录传说的先后不同而已。

要从文字的记录中找出没有文字时代的人类之自己的记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以为要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实，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以为断。合于考古学发现的，就是伪书上的传说，也可以用为旁证；反之，即使是真书上的史料，也要存疑。因为当作假的，则真书上记录的传说，也是伪托；当作真的，则伪书上记录的传说，也有或多或少的历史因素。所以我以为只要有考古学的资料做根据，不但伪《古文尚书》上的史料可以引用，即更荒唐的“纬书”上的史料乃至现在流行的关于远古之传说神话，也可以引用。[9]

四　史料辨证与考据学

我们知道了书的真伪，但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因为在真书上的史料，有些也是需要辨证的。例如在史籍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同一史实，各书记载互异；同一原文，彼此引述不同；或采摭古书而不记出处，或商榷前世而全违故实。以致事实讹谬，文字错舛，真伪混淆，是非参差。若不加以辨证而随便引用，则不但异说纷纭，无所适从；必至纰缪相因，以讹传讹。所以在辨别书的真伪以后，我们又碰到第三个难题，就是史料的辨证问题。

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是考据学。这种学问，很早就有人做，汉人的经注已开其端。自晋以后，辨证史籍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如裴骃注《史记》，颜师古注《前汉书》，李贤注《后汉书》，对于原书的文句音义多所解释。裴松之注《三国志》，对于原书的史实多所增补；如有异说，并录备参考。刘攽、吴仁杰的《两汉刊误》，对于原书上的文字错舛多所勘正；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对于原书上史料的讹谬多所纠正。这些，都是考据学的先导。

到了清代，考据学就大大地发展了。在清代，学者因受政治的压迫，不能涉及与现实有关的学问，于是骋其聪明才力，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于与现实无关的考据之学。因而中国的古典文献，无论经书、子书或史书，大部分都经过了一番考证。对于各种史籍中的史实，凡有可疑的，无不探源索隐，钩沉辑逸，考异正讹，纠谬质疑，使其本源大白，讹误自明，异说并陈，是非自见。

清代辨证史料的著述甚多，其中有通辨诸史的，有专辨一史的。通辨诸史的书，最有名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一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钱书的特点，是对原书上文字的校正、名物的训释；考订史实，则其余事。王书的特点，是在考证原书上的典章制度以及史实的，使之关节疏通，脉络摇转；至于校释文句，则其余事。赵书的特点，则在提出原书中的重要问题，罗列史料而予以论列；若校勘史实的矛盾，则其余事。三书各致力于一个方面，若融合而贯通之，则对史料之辨证，可以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又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每篇之后都附有考证，校文释义，考异致疑。此外，通辨诸史的书，尚有杭世骏的《经史质疑》，钱大昕的《诸史拾遗》，洪颐煊的《诸史考异》，洪亮吉的《四史发伏》，李贻德的《十七史考异》（未刊），宋书升的《二十四史正讹》（未见传本）等。

专辨一史的书，以辨“四史”者最多。以“四史”文体较古，窜乱亦多，特别是《史记》，自冯商、褚少孙以后，窜乱者十余家，若不加以辨证，则真伪相乱，无从辨识。在清代，考证《史记》的著作，有钱坫的《史记补注》，惜其书未刊；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杭世骏的《史记考证》，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邵泰衢的《史记疑问》。这些书，对于《史记》上的纰缪，纠正甚多。此外，尚有崔适的《史记探源》，则专辨后人窜乱的部分，欲使《史记》恢复司马迁的原书。

考证两《汉书》、《三国志》的著作，其数量亦不减于《史记》。其中考证《汉书》的，多侧重于文字的校正；考证《后汉书》的，多侧重于史实的纠谬。[10]《后汉书》上的史实之所以有纠正的可能，是因为当时已经辑出了许多后汉史的佚书。[11]至于考证《三国志》的著作 [12]，则其内容，皆系补佚考异。

自《晋书》以下的诸史，辨证的书虽不及“四史”之多，但诸史皆有考证之书。[13]此外，尚有专辨某史某一部分的著作，如考证诸史中之书志 [14]，特别是地理志和艺文志。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献上的史料，在清代曾经经过一度精密的考证。清代的学者，或通考诸史，或专考一史，或仅考一史中的某一部分，皆能摭拾遗佚，博采群书，属辞比事，刊误释疑。他们辛勤的劳绩，自然是中国学术史上一笔很大的遗产。但是对于史料辨证，清代的学者，也还没有做完，而且也不见得做得尽对；因而还留下不少的问题，等待我们来解决。

以史料的范围而论，清代学者所考证的史料，只是中国史料中的一半，即文献上的史料；至于考古学上的史料，则做得非常不够。这固然是因为当时许多考古学的史料，如新、旧石器文化遗物、甲骨文及汉晋简牍等尚未发现，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地下出土的史料之价值。因为在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考古学的资料，如殷周之彝鼎、两汉之石刻画像，早已呈现在当时学者之前，但均未被引用为考证古史的资料。

认识考古学上的史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因为考古学上的史料，和矿石一样，是混在岩石里面的，没有发达的选矿学的知识，即使摆在眼前，也是不能认识的。例如以殷周青铜器物而论，自汉至唐，即偶有发现，但当时之人，不以为史料，而以为神瑞。北宋以后，青铜器物出土更多，学者虽释文考字，但亦未以为史料，而以为玩赏。又如古代简牍，在两晋、南齐、北宋，都有发现；但当时学者不知这是一种珍贵史料，以致散失。今日所存之汲冢遗书，除《周书》或有一部分简牍遗文，其余《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大半都是伪托之书。又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发现之初，有些头脑顽固的学者如章太炎，硬说是古董商人假造的。又如晚近以来，中国各地先后发现之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虽然已被中外考古学家确证为中国史前时代的文物，但有些学者至今还表示怀疑。从这里，我们对于清代学者之不知道利用考古学的资料去辨证文献上的史料，是不足奇怪的。

即因不知道利用考古学上的资料及没有考古学的发现做资料去考证史料，所以清代学者的考据学，就只是拘束在文献的部门之中。他们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以文献考证文献，即以甲书上的史料辨证乙书上的史料，以真书上的史料订正伪书上的史料，以各书上一般的通论，指斥某一书上独特的异说。这种方法，用以有史以后的史料之考证是可以的；若用于史前史的资料之考证，那就无异以伪辨伪，以疑证疑，结果，还是疑伪。所以清代学者对史前史料的考证，结果只是在神话传说中兜了一些圈子，弄得头昏目眩而一无所得。即对于殷周史，也大半是徒劳无功。至于秦汉以下的史实考证，跟着汉晋木简、唐人写经，以及汉代石刻画像等之发现和其他史籍以外的诸文献之广泛的引用，也有许多要被修正、被补充的地方。

即以文献考文献而论，清代学者也没有考完。例如从他们对诸史之书志考证看来，大半侧重于地理和艺文，其他书志，如天文、律历、人表，虽亦间有考证，但不甚多；至于有关社会经济之食货志，有关阶级抑压之刑法志，有关风俗习惯之舆服志，则绝无考证。此外，包含在历代文艺作品中之最足以反映各时代人民要求的史料，也没有当作史料，被提炼出来。

晚近以来，对于考古学上的史料之考证，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但也不是到了我们就没有事情可做。例如若干青铜器物的时代，尚待考证；若干甲骨文字的字义，尚待训释；若干汉代的石刻画像，尚待说明；所有的汉晋木简、唐人写经，尚待整理和考释。特别是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如古人类、古生物的化石，骨角器物，研磨石器和彩陶等，都需要我们做详细而精密的科学研究，才能变成史料。

因此，我们现在对史料考证的任务，是一面批判地接受清代学者对文献上的史料之考证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开辟一种新的考据学，进行对考古学上的资料之考证。用现在既存的考古学的资料，去衡量清代学者考证过的史料，使考古学的资料与文献上的资料结合为一，然后史料的考证，才算达到最后的完成。

五　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

完成了以上的工作，我们才能开始搜集史料。搜集史料最好用作笔记的方法，把自己所要搜集的史料，从原书上一条一条摘录下来，并于摘录的文句之下，注明原书的书名、篇章及页数，以备应用时查考。这种方法，清代的学者多曾应用。如顾亭林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陈澧的《东塾读书记》，都是从各种书上摘录下来的史料搜为巨著。

抄录史料是一种拙笨的方法，但是做学问就是一种拙笨的事业。固然，我们可以在原书上做个记号或夹一纸片，等到要用的时候再直接抄录下来；但有时这种记号和纸片会逸出我们记忆之外的。这正如一个建筑工程师对于他的建筑材料，固然可以用到什么材料再去找什么材料，但总不如把他所需要的材料在开始建筑之前完全准备齐全，然后有计划地分配他占有的材料，开始他的建筑。

搜集史料不要东抄西袭，假如我们知道某几种书上有我们所需要的史料，最好是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一字不放松地去搜查。因为也许我们所需要的史料就在我们放松的那一页，或者就是我们放松的那个字。

搜查一本书，可以作一次搜查，这种方法就是不管史料的性质，只要是我们所需要的史料，就毫无遗漏地把它们抄下来。抄下之后，才来分类整理。但我以为搜查的方法，最好是依史料的性质分作若干次进行。例如第一次，搜查经济史料；第二次，再搜查政治史料；第三次，再搜查文化思想史料。这样依次搜查的方法有两种好处：第一，它可以使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一点。比如我们搜查经济史料时，要把全力注意经济史料，对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史料，暂时不管；反之亦然。这样，就会养成我们的专注力，使我们所注意的史料，在我们面前浮凸出来。第二，可以使我们在搜集某种史料的当中，同时得到与这一史料有关之各方面的知识。比如我们搜集经济史料时，把政治和文化思想史料搁在一边，我们就可以分出注意力来注意与经济史料有关的事项。此外，这种分次搜集下来的史料，不必经过整理，自然就有它的系统。这样一次一次地搜查下去，笔记起来，则这本书便被我们完全拆散，而其中所含的史料，也就在我们的笔记中分别归队了。一种书如此，第二种书以至无数种书都是如此，积而久之，我们抄录的史料便日益丰富。

史料的搜集，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它需要有认识史料的能力。 我已经说过，史料，特别是考古学的史料最难认识。不但考古学的史料如此，文献上的史料也是一样。特别是文艺作品中所含的史料，有时只是描出一条灰暗不明的阴影，我们需要从那些阴影中去寻找反映。

不仅文艺作品中的史料如此，即保存在所谓正史上的史料，也不是完全可以从正面看得出来的；但在它们的反面或侧面，却往往暗示出一种重要的历史内容。我们若是把这种有暗示性的史料放弃了，那便是重大的损失。

举几个例子，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东郡人刻石云：“始皇帝死而地分。”同年，华阴人又遮使者曰：“今年祖龙死。”在这两条史料的正面，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但在它们的反面，却暗示出当时人民对于专制暴君的痛恨达到恶之欲其死的程度，同时也暗示出当时的贫苦农民对土地之渴望。又如同纪记始皇派徐福等入海求蓬莱仙药事，这在正面看来，不过是迷信的记录；而在反面，却暗示出当时的商业发展，已在开始寻求海外市场。又如《汉书·张骞传》记张骞在大夏见邛杖。在正面看来，不过是张骞记其所见；但在侧面，则暗示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四川和中亚已有直接或间接的交换关系，而其商路则经由今日之缅甸、印度。又如《史记·项羽本纪》载鸿门之宴，刘邦献项羽白璧一双，献范增玉斗一双，这在正面看来，也很平常；但在侧面却暗示出大掠阿房宫的正犯不是项羽，而是刘邦。因为，白璧、玉斗，绝非一个亭长家里所能有的，一定是从阿房宫中偷窃的赃物。像这一类具有暗示性的史料充满了历史文献，只要我们耐烦去找，到处都可以碰见。

还有一种史料，个别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要综合起来，才能显出更大的价值。又有一种史料，综合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要分析起来，才有更大的价值。再有一种史料，片面看来，没有什么价值；要比较看来，才能显出更大的意义。我们若是因为不注意而把这一类的史料失掉了，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帮助我们搜集这一类史料 的是统计学。

例如史籍上常有关于天灾的记录，这些记录，若是个别的看来，它们所表现的不过是某年大水，某年旱蝗，某年河决、地震、霜雹、疠疾等片断的史实；但是，若把某一朝代的天灾记录依其发生的先后类聚起来，则它们所显示出来的，便不是片断的史实，而是这一朝代中天灾流行的大较形势，即某一时期天灾最多、某一时期天灾较少，某一区域天灾最大、某一区域天灾较小之综合的说明。这种综合的天灾记录，就能帮助我们了解某一朝代中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状况之变迁。

又如黄河决口，历代史籍皆有记录。这些记录若个别看来，只是报告某年某月黄河在某处决口之片断的史实。近人张了且氏著《历代黄河在豫泛滥纪要》一文，把这一类的史料依其先后类列起来，于是这种综合了的史料所表示的，便不是片断的史实报告，而是历代黄河决口的次数。计西汉七次，东汉一次，魏一次，晋一次，唐十二次，五代十二次，宋（金）七十一次，元六十一次，明一百二十一次，清七十三次，共泛滥三百六十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自汉至唐一一○五年间，黄河泛滥不过二十二次；自五代至清一○一一年间，黄河泛滥竟有三百三十八次。从这种数字的排列，我们就可以对于黄河的泛滥得到一个总括的概念，即自五代以后，黄河在豫的泛滥日益频繁。

又如自魏晋以降，迄于隋唐，中国的僧侣之前往印度学习佛典者，代有其人。这种史料，个别看来，不过是一些无关大局的个人行动。但是梁启超氏却把这些无关大局的史料类集起来，写成了一篇文章，叫做《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在这篇文章中，他考出自三世纪后半（三国）至八世纪前半（唐末）这四个半世纪中，中国僧侣之前往印度者，总数达二百人左右。其中三世纪后半二人，四世纪五人，五世纪六十一人，六世纪十四人，七世纪五十六人，八世纪前半三十一人。经过这样的综合，于是以前无关大局的片断史料，现在便显示出一种重要的历史内容，即自南北朝至唐，是佛教文化输入中国最繁盛的时代，亦即中印文化交流最发达的时代。

其次，说到必须分析才有意义的史料。例如《汉书·地理志》载平帝元始二年时中国的人口总数为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户，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口。这个笼统的数字，实在没有很多的意义。但是我们若把当时各郡国的人口分别观察，则知当时的人口，大半集中于黄河流域，而尤以今日山东、河南接壤之处，最为密集。当时在司隶校尉之外，全国分为十三部，而司隶校尉及豫、冀、兖、青、徐五部，占地不过八分之一，而人口则占全国总数百分之六十八以上。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在西汉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是在黄河流域，而长江流域仍然是地广人稀。

最后，说到必须比较才能显出更大价值的史料。还是以人口数字为例。如《通典》载三国时，人口总数为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户，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口。单从这个史料的本身看来，不过是三国人口总数的记录。但是，我们若把这个数字与东汉桓帝时人口数字（一千零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户，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口）比较，则两种数字相减之差，就显出了另一新的历史内容，即三国时人口较之东汉末叶的人口，已经减少了十分之九，而其减少之绝对数字，则将近五千万人。这一个巨大的人口减少的数字，就说明了东汉末年大混战、大饥馑、大疠疫、大流亡所加于社会的破坏。

假如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把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物价、田赋、官俸、垦地等的数字都计算出来，相互类比，则许多枯燥无味的数字，都会变成极有价值的史料。

总之，我们要运用各种方法，把史料从原书中钩索出来，从正面看不出来的，从反面看，侧面看；从个别看不出来的，从综合看；从笼统看不出来的，从分析看；从片面看不出来的，从类比看。这样，我们便能网罗所有的史料了。

但是我们从各种书上搜集的史料还是一盘散沙，如果说它们也有系统，那只是被归纳在各种书名之下，即以原书为标题之史料的类聚，如《汉书》上的史料，《晋书》上的史料等。这些史料，都各依来源而自为一束。

现在，我们要开始史料的整理工作了。最初的整理，就是用初等的逻辑方法，把从各种书中搜集来的史料，不依其来源，而依其性质，再为类别。比如我们先立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类，然后把各种来源不同的史料，分别归纳于这三个类别之中，于是以前各为一束的诸书史料，现在便在各种类别之下，混而为一了。这一分类，就泯除了史料来源的界限，突出了史料的性质。

但是，这种突出来的史料性质，还是一般的性质。为了显出史料的多样性，史料的分类愈细愈好。比如经济一类，又再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政治一类，又再分为政权性质、政治机构、政权的发展及其没落、种族关系、国际关系等等；文化一类，又再分为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然后把已经归纳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类中的史料，又再依其特殊的性质，而分别归纳于各小类之中。在小类之中，又再分小类。比如农业一类，又再分为土地所有的关系、耕种方法、技术、水利、地租、赋役等等，而将归纳在农业一类的史料，依其性质，再分别归纳于更小的类别之中。农业如此，其他各小类亦如此。这样大类之中分小类，小类之中再分更小的类别，一直分到不可再分为止，于是，以前千头万绪、纷然杂陈的一片灰色的史料，现在便在大的类别之下显出了它们的一般性，小的类别之下显出了它们的特殊性。

经过分类整理之后的史料虽然已经变成条分缕析的小组，但因为这些史料是来自不同的书籍，时代的关系，多被错乱。这就是说，它们虽然是说明同一史实，如西汉的种族关系；但西汉有二百余年，二百余年中的种族关系有很多变化，汉武以前与汉武以后就有大大的改变，因而某几条史料是记录某一时间的西汉种族关系，就必须判明。对种族关系如此，对其他的类别亦如此。这样，我们在史料分类以后，便要进行史料的分节，即把每一组的史料依其所特征的史实之先后加以再编制，使之成为时间的系列。经过这种再编制，则史料所突出来的便不仅是它的性质，而且也是它所说明的史实之发展过程了。

经过了时间分节以后的史料，并不是就没有问题；因为其中有若干条是完全雷同的，有若干条是小有差异的，甚至有若干条是截然相反的。对于这样的史料，我们又要加以类集，使它们各为一群。雷同的是没有问题的，小有差异或截然相反的就要运用考据学的方法，进行辨证的工作，找出它们所以差异与相反的缘故。这样，史料中的矛盾和分歧又完全解决了。

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史料中抽出历史原理。进行这种工作，就需要唯物辩证法的帮助。最初，是把各组史料加以提炼，由一千条史料中抽出一百条，一百条中抽出十条，十条中抽出一条，这一条，就是一千条史料中提炼出来的精髓。再把这一条史料的精髓放在科学高温之下加以蒸发，于是这条史料便汽化而为历史原理。

对某一类史料如此，对其他各类史料也是如此，于是以前的一些史料小组，现在遂升华而为若干条历史原理了。再把这些原理加以辨证的综合，使之在更高的抽象之上化合为一，这就是历史的法则。

有了这种历史法则，我们又倒回来用这种法则去贯串史料，于是这种体化于法则中的史料再不是陈死的、片断的史料，而是生动的、整然的历史了。

（上海《中华论坛》二卷三期，1946年10月1日出版）

[1]. 见《怎样自我学习》，重庆《新华日报》，青年生活社主编，1945年2月出版。

[2]. 《旧唐书·刘子玄传》。

[3]. 私人撰著的目录自刘歆《七略》以后，历代皆有。如在晋则有荀勖《中经新簿》的“四部”；在刘宋则有谢灵运《四部目录》和王俭《七志》；在南齐则有王亮、谢朏《四部书目》；在梁则有阮孝绪《七录》和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在宋则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郑樵《通志·艺文略》，尤袤《遂初堂书目》，王应麟《玉海·艺文目》；在元则有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在明则有焦竑《国史经籍志》，杨士奇《文渊阁书目》，朱睦《万卷堂艺文记》，陈第世《善堂藏书目》，高儒《百川书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祁承《澹生堂藏书目》；在清则有钱曾《读书敏求记》、《述古堂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王闻远《孝慈堂书目》，姚际恒《好古堂书目》，汪宪《振绮堂书目》，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顾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五代史·艺文志》，卢文弨《补宋史·艺文志》、《补辽金元史·艺文志》。在现在各公私图书馆，也有图书目录。

[4]. 中国的典籍，历代有散亡；但其佚文，常散见于他书之引用语或注解中。学者因慨古籍散亡，故有辑逸之业。辑逸之业，始于宋代。宋王应麟辑有《三家诗考》、《周易郑氏注》各一卷。明时有孙瑴辑《古纬书》，专门搜集纬书佚文。至于清代，辑逸遂发展为一种专门学问，如惠定宇辑汉代各家经注为《九经古义》十六卷；余仲林承其师法，辑成《古经钩沉》三十卷。以后四库开馆，即以辑逸为主要工作。单就从《永乐大典》一书中辑出的佚书，就有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其中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此外，从汉人经注及子、史，从六朝及唐人史注、唐人义疏及唐宋间类书中辑出之佚书，尚不知有若干。其中以黄奭《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逸书》两种，类辑的佚书最为丰富。

[5]. 以古为高，是中国人的一种特别心理。因而托古自重，也就变成了中国学术上的一种特别风气。早在战国时代，学者即竞托古人言语，著书立说。如儒家称尧、舜，而百家言黄帝，即其例证。秦火以后，中国古典文献大半烧毁。西汉初，政府悬金求书，于是伪书大出。西汉末，王莽托古改制，刘歆佐之，又伪造大批古书，以为王莽政治改制的辩护。“经”今古文之争，即始于此。魏晋之交，王肃治经，反对郑康成的经注，又造作一批伪古书，以为抨击郑说之根据。两晋六朝为了对抗佛教的教义，又伪撰一批道书。明代中叶以后，学术复古，所造的伪古书也不少。

[6]. 《古今伪书考》分伪书为五类：（一）全部伪者六十九种。其中经部十九种——《易十翼》、《子夏易传》、关朗《周易》、《麻衣正易心法》、焦氏《易林》、《易乾凿度》、《古文尚书》、《尚书汉孔氏传》、《古三坟书》、《诗序》、《子贡诗传》、《申培诗说》、《周礼》、《大戴记》、《孝经》、《忠经》、《孔子家语》、《小尔雅》、《家礼仪节》。“史部”十三种——《竹书纪年》、《汲冢周书》、《穆天子传》、《晋乘书》、《楚梼杌》、《汉武故事》、《飞燕外传》、《西京杂记》、《天禄阁外史》、《元经》、《十六国春秋》、《隆平集》、《致身录》。“子部”三十七种——《鬻子》、《关尹子》、《子华子》、《亢仓子》、《晏子春秋》、《鬼谷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商子》、《鹖冠子》、《慎子》、《於陵子》、《孔丛子》、《文中子》、《六韬》、《司马法》、《吴子》、《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素书》、《心书》、《风后握奇经》、《周髀算经》、《石申星经》、《葬书》、《拨沙录》、《黄帝素问》、《神异经》、《十洲记》、《列仙传》、《洞冥记》、《灵枢经》、《神农本草》、《秦越人难经》、《脉决》、《博物志》、《杜律虞志》。（二）真书而有杂伪作者十种：《仪礼》、《礼记》、《三礼考注》、《文子》、《庄子》、《列子》、《管子》、《贾谊新书》、《伤寒论》、《金匮玉函经》。（三）书不伪而撰人姓名伪者七种：《尔雅》、《韵书》、《山海经》、《水经》、《阴符经》、《越绝书》、《吴越春秋》。（四）书不伪而书名伪者二种：《春秋繁露》、《东坡志林》。（五）著作人不明者四种：《国语》、《孙子》、《刘子新论》、《化书》。

[7]. 《四库全书总目》中分伪书及可疑者为四类：（一）注明全伪者二十五种——《子夏易传》、《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古文孝经孔安国传》、《风后握奇经》、《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及《素书》、《黄帝宅经》、郭璞《葬书》、《鬻子》、《子华子》、《鬼谷子》、《东方朔神异经》及《海内十洲记》、班固《汉武故事》及《武帝内传》、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张华《博物志》、任昉《述异记》、《黄帝阴符经》、《关尹子》、《河上公老子注》、刘向《列女传》。（二）疑伪者两种——《古本竹书纪年》、司马穰苴《司马法》。（三）疑撰人者十种——《尚书大传》（疑非伏生著）、《诗序》、《方言》、《列子》（疑撰人）、《晏子春秋》（疑撰人及年代）、王通《文中子》（疑其书并疑其人）、《管子》、《商子》、《墨子》（疑非管仲、商鞅、墨翟作）、《灵枢经》（疑唐王冰依托）。（四）断为后人依托者六种——《孔子家语》及《孔丛子》（断为王肃依托）、陆贾《新语》（断为后人纂集）、《黄帝素问》（断为周秦间人作）、刘歆《西京杂记》（断为梁吴均依托）、《山海经》（断为非夏禹、伯益作）。

[8].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汉以前的伪书及疑伪者分为六类：（一）全部伪绝对决定者二十种——《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古文孝经》及《孔安国传》、《孔子家语》、《孔丛子》、《阴符经》、《六韬》、《鬻子》、《关尹子》、《子华子》、《文子》、《亢仓子》、《鹖冠子》、《鬼谷子》、《於陵子》、《尉缭子》、《老子河上公注》、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二）全部伪大略决定者七种——《周礼》、《孝经》、《晏子春秋》、《列子》、《吴子》、《司马法》、《毛诗序》。（三）全部伪否未决定者九种——《尚书百篇序》、《古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逸周书》、《申子》、《尸子》、《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四）部分伪绝对决定者六种——《老子》中《夫佳兵者不祥》一节，《墨子》中《亲士》、《修身》、《所染》三篇，庄子《外篇》及《杂篇》之一部分，《韩非子》中《初见秦》篇，《史记》中“记昭宣元成以后之文句”，《楚辞》中之屈原《大招》。（五）部分伪，未决定者八种——《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之《虞书》、《夏书》，《左传》中释经语，《论语》二十五篇中后五篇，《史记》中一部分，《荀子》、《韩非子》中各一部分，《礼记》及《大戴礼记》中之一部分。（六）撰人名氏及时代错误者十四种——《易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离卦》（非孔子作），《仪礼》（非周公作，应为西周末春秋初之作），《尔雅》、《小尔雅》（非周公作，系西汉时人集训诂之书），《管子》、《商君书》（非管仲、商鞅作，系战国末年法家者流所编集），《孙子十三篇》（非孙武作，当是孙膑或战国末年人书），《尚书大传》（非伏生作，西汉经师所著），《山海经》（非夏禹或伯益作，系汉代相传的一部古书），各种纬书（非孔子作，是战国末年传下来的神话书），《周髀算经》（非周公或商高作，是周末或汉初相传的古算书），《素问》、《难经》（非黄帝及秦越人作，是秦汉间医书），《越绝书》（已知作者为会稽袁康，后汉人）。

[9]. 例如我在《中国史纲》中，说到夏代可能有车的问题，我首先提出考古学的根据，如新石器时代的陶片上，已有车轮的绘画，当时制造陶器，已使用磨轮。然后我再引用真《尚书·甘誓》中“御非其马之正”，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若朽索之驭六马”，以及《史记》谓夏禹治水“陆行用车”等传说以为旁证。这些传说的引用，绝不会使结论陷于错误。因为去掉了这些传说，而夏代可能有车的结论，还是不会动摇的。此外在史前史的部分，我并引用了“纬书”上的传说以为考古学资料的说明。至于没有考古学发现证实的，虽真书上的传说，也不引用。

[10]. 辨两《汉书》的著作，有钱大昭的《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汪大铎的《汉书志疑》，王峻的《汉书辨误》，吴翌凤的《汉书考证》，王念孙的《读汉书、后汉书杂志》，沈家本的《汉书琐言》，周昌寿的《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校正》，陈少章的《两汉订误》，沈钦韩的《两汉书疏证》。最后，王先谦著《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等书，总诸家考证的成果，成为最后的巨制。

[11]. 清姚之骃《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其中有刘珍《东观汉记》八卷、薛莹《后汉书》一卷。谢承《后汉书》四卷、司马彪《续汉志》四卷、张璠《后汉记》一卷、谢沈《后汉书》一卷、袁山松《后汉书》一卷。汪文台又辑七家《后汉书》十九卷，附佚名《后汉书》二卷。

[12]. 辨《三国志》的著作，有钱大昭的《三国志辨疑》，潘眉的《三国志考证》，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陈景云的《三国志举正》，侯发祥的《三国志补义》，尚镕的《三国志辨微》。

[13]. 自《晋书》以下诸史，皆有考证之书，如卢文弨的《晋书校正》，周云的《晋书考勘》，李慈铭的《晋书札记》，丁国钧的《晋书校文》，洪亮吉的《宋书音义》，李慈的《宋书札记》，吴汝纶的《宋书点勘》、《齐书点勘》、《梁书点勘》、《陈书点勘》。王先谦的《魏书校勘》，杭世骏的《北齐书疏证》。刘寿曾的《南史校议》，李慈铭的《隋书札记》，赵绍祖的《新旧唐书互证》，吴兰庭的《五代史记纂误》，陆心源的《宋史翼》，厉鹗的《辽史拾遗》，施国祁的《金史详校》，李文田的《元秘史注》，王颂蔚的《明史考证捃逸》等。

[14]. 考证书志之例，如孙渊如《史记天官书考证》、梁曜北《汉书人表考》、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李赓芸《汉书艺文志考误》、钱坫《续汉书律历志补注》、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张宗泰《新唐书天文志疏证》。

论司马迁的历史学

一　司马迁的传略

中国之有文字的历史记录，早在殷周时代。甲骨上的刻辞，钟鼎彝器上的铭文，都是历史记录。春秋战国之际，儒墨并起，百家争鸣，其所著述，亦多称引远古的传说神话，以自实其说。《尚书》、《国语》、《战国策》之类的著作，且已接近于有系统的历史记录。以后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卿大夫的世系所出。更后又有《楚汉春秋》，记楚、汉之间的史实。但这些著作，或纪年为录，或分国为史，或仅记世系，或截录断片，皆系支离断烂的著作，并未构成一个整然的历史系统；而且写著的方法，亦无一定的成规。至于诸子的著作，则不过借史料以为其立论之根据或例证而已，更无所谓体例。所以我说汉以前，写著历史，尚不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写著历史之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 即所谓历史学，在中国，是创始于天才的史学大师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卒年不详。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武帝后元年间，尚在人间。例如《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中书征和者二，后元者一； 《惠景间侯者年表》中，书征和者一，后元者三。按后元为武帝最后的年号。后元共二年，其第二年为公元前88年。据此，则司马迁至少活到公元前88年，其年寿约六十岁。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世家的家庭。据他自己在《史记·自序》中考证，他的始祖是传说中“颛顼”时代的“重黎氏”。“重黎氏”自颛顼历唐、虞、夏、商之世，皆“世序天地”。到周宣王时，“重黎氏”才失其“天地之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在周代“世典周史”。司马氏出于“重黎氏”的说法，不可信，这大概是司马迁的推想，而其动念，则以“重黎氏”在传说中为“星历”之官。司马氏为“文史”之官，在中国古代“文史”与“星历”不分，故有是说。

《自序》中又说当周惠王、襄王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以后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司马迁的直系祖先，就是在秦的一支，其徙秦的始祖，即司马错，这大概是可靠的。

《自序》中又历述司马错的子孙，以至于他自己。他说错孙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司马谈就是司马迁的父亲，他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史官。他不但记忆许多历史掌故，而且精通天文、历算及诸子百家的学说。《自序》中说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正撰次旧闻，准备写一部史记，不幸于元封元年，因为汉武帝举行祭泰山的大典，即所谓封禅（封为山顶之祭，禅为山麓之祭），没有带他同去，他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于是气愤而死。

司马迁生当西汉隆盛的时代。这时，汉武帝正在胜利地经略边疆的伟业。东至今日之朝鲜，南至今日浙、闽、粤、桂以至安南，西南至今日之黔、滇，西至今日之新疆乃至中亚，都已经划入西汉帝国的版图。只有对北方的匈奴，还没有完全胜利，因此战争在西北仍然继续进行。司马迁亲眼看到当时中国的人民暴骨沙漠，亲眼看见当时四裔诸民族稽颡汉廷。汉武帝的历史创造，当然也就开拓了司马迁的历史心胸，他可以看到他以前的人看不到的历史活剧，听到他以前的人听不到的外来传说。

司马迁又生在一个史官的家庭，据他在《自序》中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所以他便有优先的机会，去接近中国古典的历史文献。《自序》中说“年十岁则诵古文”。

在司马迁的当时，西汉政府正在高唱“崇儒术，黜百家”的口号，执行文化思想的统制政策；但司马迁却于诸子百家的学术，无所不看。他对于诸子百家，甚至当时尊为正统的儒家学说，都有批判；唯独对于道家的学说，则赞美尽致。他在《史记·自序》中引其父《论六家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与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思想，颇受道家的影响。所以后来班固批评他，说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其思想“颇缪于圣人”，“此其所蔽也”。[1]

司马迁在少年时就喜欢游历。他不是无目的漫游，而是为了纵观山川形势，参察风俗，访问古迹，采集传说。《自序》中说他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又在《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中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司马迁曾做过汉武帝的郎中，并曾一度“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元封元年，回京复命。适武帝已赴山东，祭泰山；他的父亲，又病在洛阳，“发愤且卒”，因往见父于河、洛之间。《自序》中云其父执其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俯首流涕，接受了父亲的遗命。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其父卒三岁（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被任为太史令，时年三十八岁。

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一面整理其父遗稿，即所谓“先人所次旧闻”；另一面，又博览皇家图书馆的古书，即所谓“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编列纲领，树立规模，经过了五年之久，至太初元年十一月（公元前104年）才开始《史记》的写著，时迁年四十二岁。

又五年（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而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关于李陵之祸，据《汉书·李陵传》载，李陵系李广之孙，少为侍中建章监。李广利率大军击匈奴，武帝派李陵运送辎重。李陵不愿，求自领一军出居延，以击匈奴。武帝壮之，乃与以步兵五千。李陵即率步兵五千，深入沙漠，至浚稽山，单于以骑兵八万围之。李陵备战，终以矢尽道穷，援兵不至，降匈奴。这个消息，传到朝廷，文武百官，都谴责李陵。司马迁以李陵提步兵五千，与匈奴骑兵八万，连战十余日，纵横沙漠，所杀过半当。“虽古名将不过也。”而且看李陵的意思，“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适逢武帝以李陵事召问他，他就本着他的意思替李陵说话。他说他的动机，是“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但武帝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把李陵投降的责任，推到统帅李广利的身上，替李陵游说。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兄弟，与武帝有连皮带肉的关系，怎样能说他一个不字呢？所以司马迁就犯了诬上之罪，应处腐刑。在武帝时，本来有“出资者赎罪”的办法；但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结果下了蚕室，处了腐刑。实际上司马迁遭李陵之祸，真是盖天的冤枉。他在《报益州刺史任安书》中曾说到此事，其中有云：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由此看来，司马迁之为李陵辩护，并非受李陵之托，为之游说；而是因为他与李陵“俱居门下”，看出李陵的为人，“有国士之风”。同时又看见那些“全躯保妻子之臣”，逢迎皇帝，打击“出万死不顾一生计”的国士，所以慨然犯武帝之盛怒，主持公道。这完全是司马迁正义感的表现。司马迁的这种正义感，是他致祸之由，也是他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的基本条件。

司马迁处腐刑后，汉武帝知道他并没有犯罪，所以又任为中书令，而且信任备至。这从任安要他推贤进士可以看得出来。但司马迁自遭腐刑以后，却认为是奇耻大辱，他的精神受了很大的摧残。以至“居者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中书令在武帝时，本来是以宦官充任，他主要的任务，就是传达皇帝的诏令于三公九卿。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曰：“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又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司马迁何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这就是因为他的《史记》“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未成”。他知道他的“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他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又说，“仆虽怯软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

自是以后，司马迁乃“自托于无能之辞”，退而著史，以终其生。《自序》中曰：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

由此而知司马迁之著史，也是因为他“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而其所著《史记》，也是他“发愤之所为作也”。虽然，司马迁却并不是乱发牢骚，而是抱持着一种庄严的态度，把写著历史，当作一种神圣的事业。他在《自序》中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由此看来，司马迁之写著历史，盖志在《春秋》。所以他在《自序》中又托为壶遂之问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然后答曰：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余读司马迁书，想见其为人，而悲其遭遇，不觉慨然而叹曰：“从来贤圣废黜，何其如此相同也。身逢乱世者，固无论矣，以司马迁生当盛汉之隆，亦不能免于无妄之灾。是知贤圣之不容于奸佞也。世无分治乱，时无分古今。司马迁‘少负不羁之才’，长有四方之志，亦尝‘侧身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亦尝‘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何尝不思竭其材力，以效命于国家？但言之不用，道之不行，而且无罪而遭酷刑，结果，在西汉帝国大远征的大时代中，望着千军万马咆哮而过，而自己却闭门著史，垂空文以自见，述往事，思来者，安得而不愤！虽然，司马迁诚有自知之明，他深知汉武帝英而不明，只知用自己的皇亲国戚如卫青、霍去病之流，只知用豪富的商人如东郭咸阳、孔仅之流，只知用歌功颂德的文人，如司马相如之流。像他那样既富于正义感而思想又‘颇缪于圣人’的学者，绝不能得志于专制独裁的皇帝之前，其不死于非刑已可谓幸事；又能留下其著作，更为大幸。到今日，司马迁已死去两千多年，他的名字，和汉武帝的名字，同样的响亮。是知事业文章，各有千秋；又知权力之可得而摧残者，人之肉体；至于精神，则可以从血泊中，放出其光彩。司马迁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3]如司马迁者，诚为中国史上俶傥非常的人物。”

二　司马迁的历史方法一——纪传体的开创

司马迁唯一的著作是《史记》。《史记》所叙述的范围，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之时。其内容为本纪十二篇、书八篇、表十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司马迁之著这部书，其用意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实际上这部书，确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用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体裁写著历史，这种历史方法，即所谓纪传体的方法。司马迁的不朽，就是因为他开创了这种前无先例的崭新的历史方法。

所谓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即以人为主体的历史方法。此种方法，即将每一个历史人物的事迹，都归纳到他自己的名字下面。一个历史人物如此处理，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如此处理，于是从这许多个别历史人物的事迹中，显出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内容。《史记》就是用这种历史方法写成的一部汉武以前的中国古史。

在《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以人为主体而记事的。本纪记皇帝，世家记贵族，列传记官僚、士大夫等。虽作为其主题之人物的政治地位不同，但其皆以人物为记事的主体，则是相同的。或曰：在《史记》中亦有总述文物制度的“书”，及排比年代关系的“表”，这都不是以人为主体的。但我们知道，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共占一百一十二篇，书、表合计只占十八篇，故知《史记》是以纪传为本体；至于书，则不过是《史记》的总论，表则为《史记》的附录而已。

纪传体的历史，从今日科学的历史眼光看来，自然还是缺点甚多。这种方法最大的缺点，就是把一件史实，割裂为许多碎片，错陈于各人的纪传之中；而且同一史实，到处重复。例如司马迁下腐刑事，在《司马迁传》中必记，在《李陵传》中，也不可不提。同样，李陵降匈奴事亦然，这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在司马迁的当时，他能开创这样一个历史方法，是值得赞叹的。因为在当时，所有的古史资料，都是一盘散沙，正像一些破砖乱瓦混在一堆，需要有一个分类的归纳，而纪传体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司马迁能够开创这样一个方法，并且用这个方法，“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把汉武以前的古史，归纳到一百多个历史人物的名下，“自成一家之言”。这如果不是有过人的史学天才，是不可能的。

近人或以为纪传体的历史，简直就等于家谱或墓志铭的汇编。诚然，司马迁的学生（班固在内）的著作，确有此种倾向；但司马迁的《史记》，并不如此。

从《史记》中可以看出，被司马迁纪传的历史人物，并不是毫无历史价值的人物；而是可以从他的历史行为中，透露出一些有关于他的历史时代之社会内容的人物。简而言之，即能特征历史时代的人物。例如他纪五帝，是因为这些神话人物可以暗示出中国史前社会的若干内容。他之传孔、孟及老、庄、申、韩等，是因为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显示出先秦诸子学说的分派。他之传苏秦、张仪，是因为从他们的政治活动中，可以指示出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一言以蔽之，司马迁纪传一个历史人物，至少可以从这个被纪传者身上，透露出若干历史的消息。所以当他写完了一百一十二篇人物纪传以后，汉武帝以前的中国古史，便第一次放出了光明。

司马迁为什么要把纪传体的历史，别为本纪、世家、列传，而又再益之以书、表？这不是随便的划分，而是一种严谨的部署。从这种分类，我们可以看出，他第一步是将他选定的历史人物，依其政治的或社会的地位之不同而别为三类，即以帝王为一类，贵族为一类，官僚士大夫等又为一类。然后分别为帝王写本纪，为贵族写世家，为官僚士大夫等写列传。于是把所有的破碎的、零星的史料，分别归纳于这三类的人物的名字之下，使之各成系统。但是人各一传，没有相互的联系，于是又为之书，总述这一时代社会文物制度的演变，以为纪传的总论。尚感不足，又益之以年表，排比人与人、事与事间之时代的顺序，以为附录。

司马迁之作本纪，据其《自序》中云：是为了追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用近代话说，就是要从王朝的更替，帝王的嬗递中，提纲挈领，表现出整个历史发展的线索。换言之，即用本纪作为全书的提纲，指明历史发展之具体的过程。

即因如此，所以本纪的任务，是要显出史实发生和发展之时间的顺序。因而本纪在体例上，虽以史实分别系于各个帝王，即以事系人。但在内容上又要将某一帝王之事，依次系于其年。换言之，本纪的作法，是既将其人之事系于其人，又要将其人之事系之以年。所以本纪，是纪传体与编年体之混体。

亦因如此，所以本纪虽为帝王的专传，但并不能详记帝王个人的琐事，只能逐年记载在某帝某王时所发生的大事；否则，混淆了他所要显出的历史发展的大势。例如焚书坑儒，在《秦始皇本纪》中，仅记某年焚书，某年坑儒，说明甚简略；而在《李斯传》中，则叙述甚详。又如汉武帝击匈奴，在《武帝本纪》中，只记某年遣某某伐匈奴；而在卫青、霍去病及其他征伐匈奴的将领的列传中，则对于每一个战役，皆有详尽的记录。由此看来，帝王虽为本纪的主人，但帝王本人在本纪中，只是被当作一个历史时代的符号。

又因如此，所以写本纪时，对于帝王，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善恶，都占领一个时间。圣如“尧”、“舜”，固应为之纪，暴如“桀”、“纣”，亦必为之纪；英武如秦皇、汉武，固应为之纪，昏暴如二世，亦必为之纪。总之，凡属帝王，必为之纪。

虽然，亦有例外，有名非帝王而司马迁亦为之作本纪者。如项羽，失败之英雄也；吕后，专政之母后也，司马迁并为之作本纪。何也？司马迁曰：

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

惠之早霣，诸吕不台（怡）。崇强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纪项羽，是因为项羽在杀庆（宋义号庆子冠军）救赵之后，曾为诸侯所立，名虽西楚霸王，实即当时天子。在诛子婴、背怀王之后，秦已灭而汉未兴，支配这秦汉之际历史时代的，实为项羽。“天下非之”，为时人之主观；“诸侯立之”，为客观的事实。故司马迁纪之。

司马迁之不纪惠帝而纪吕后，是因为惠帝未死以前，已为虚君；及其既死，吕后实以母后而即于帝位。而且崇强诸吕，几移汉祚。在汉高既死，文帝未立的历史时代中，实际上之时代支配者，确为吕后，故司马迁纪之。

司马迁之作世家，据其《史记·自序》云：“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由此看来，世家所录的人物，都是接近历史动力的人物。他们对于当时的历史中心，正如列星之拱北辰，众辐之于车毂，“忠信行道”，环绕在历史中心的周围。这些人物，自然，非割据一地的贵族，即执政一时的辅相。总之，他们不是支配过某一局部的空间，便是支配过某一短期的时间。

只要是割据一地，或执政一时者，司马迁皆为之立世家。例如晋、楚、郑、赵、魏、韩等，割据一地者，有世家；萧何、曹参、陈平、周勃，执政一时者，亦有世家。礼让如吴太伯者，有世家，叛变如管、蔡者，亦有世家。周、召二公，开国之元勋也，有世家；宋微子，亡国之贵族也，亦有世家。五宗、三王，皇帝之子孙也，有世家；外戚，后妃之姻娅也，亦有世家。是知世家者，所以录贵族，记卿相者也（但有一限制，至汉高时代为止）。

然而亦有例外，有既非贵族，亦非卿相，而司马迁亦为之作世家者，如孔子，鲁之布衣也；陈涉，“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司马迁皆为之作世家。何也？司马迁曰：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

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之列孔子于世家，是以孔子以经术达王道于当代，“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在文化思想上所起的影响作用，至为宏大而悠远。司马迁之列陈涉于世家，是以陈涉首义，事同汤、武而义则“春秋”，在现实的历史上所引起的变局，至为剧烈而重大。司马迁认识了革命和文化的历史意义过于王侯卿相的权力，所以他断然列孔子、陈涉于世家。

《史记》有列传七十。《自序》中云：“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从列传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所传的历史人物，不外如次的几类。其一，以节操名于天下者，如伯夷、田横之辈。其二，以学术名于天下者，如老、庄、申、韩、孟、荀、董仲舒之辈。其三，以文采名于天下者，如屈原、贾谊、司马相如之辈。其四，以武功名于天下者，如白起、王翦、乐毅、田单、李牧、蒙恬、卫青、霍去病之辈。其五，以文治名于天下者，如管、晏、商鞅、吕不韦、公孙弘之辈。其六，曾纵横捭阖，左右天下大局者，如苏秦、张仪之辈。其七，曾养士结客、扶危救倾者，如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之辈。其八，曾风云际会，鞭笞天下者，如韩信、黥布、彭越之辈。其九，为政以德，恩泽及于人民者，如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之辈。其十，以医药方术，拯救人命者，如扁鹊、仓公之辈。此外，则为怨毒积于人民之酷吏，如郅都、宁成、张汤、赵禹之流；阿谀而无廉耻之佞幸，如邓通、韩嫣、李延年之流。这些各种各样的人物，大抵非官僚即士大夫。不论其或善或恶，或贤或不肖，其所行为，对于历史皆有其或多或少，或好或坏的影响，故司马迁皆为之传。

虽然，亦有例外，有既非官僚，亦非士大夫，而司马迁亦为之立传者。如卓氏、孔氏、任氏，市井子弟也，而司马迁为之立《货殖列传》。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匹夫之犯上者也，而司马迁为之立《刺客列传》。朱家、剧孟、郭解，以武犯禁之暴徒也，而司马迁为之列《游侠列传》。优孟、优旃，以戏谑为事之优倡也，而司马迁为之列《滑稽列传》。司马季主，长安东市之卜者也，而司马迁为之列《日者列传》。丘子明之流，供奉宫廷之巫祝也，而司马迁为之立《龟策列传》。何也？司马迁言他之传货殖，是以其“取与以时，而息财富”。传刺客，是以其“义不为二心”。传游侠，是以其“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传滑稽，是以其“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以道之用”。传日者，是以“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纪风俗也。传龟策，是以“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志迷信也。用近代话说，司马迁之传货殖、刺客、游侠、滑稽、日者、龟策，是因为从这各种各样的人物身上，可以显出历史上的社会各阶层的人民的活动，从而显出历史之各个侧面。而且这些人物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说明。

此外，司马迁又替中国四周诸民族作传，如南越、东越、朝鲜、匈奴、西南夷、大宛等均有传。这是因为这些民族，在当时与汉族都有着战争或交换的关系。

本纪、世家、列传以外，司马迁又别为八书。八书者，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司马迁为什么作八书？他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5]由此可知八书之作，可以说是补纪传之敝。因为纪传人自为篇，割裂了社会文物制度一贯发展的系列，看不清社会文物制度“承敝通变”的大势。于是别为八书，揭事为题，类聚而条分，原始而要终。有了八书，则自社会经济基础（平准、河渠）、政治制度（礼、乐、律、历）以至天文（天官）宗教（封禅）的演变过程，莫不提纲挈领，粲然大备。所以我说，八书是《史记》的总论。

《史记》有十表。司马迁为什么作十表？他说：“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有明，作十表。”[6]又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由此而知司马迁之作十表，实欲指示历史事实或人物的时间性。自十表作，于是上起“三代”，下迄汉武之间，诸侯名臣之世系年代，遂一目了然。所以我说，十表，是《史记》的附录。

十表在原则上，是以指示史实之具体的年代为目的；但亦有例外，例如于三代，则不纪年代，仅纪世系，而别之曰“三代世表”。又如于秦汉之际，则不仅纪年，而且纪月，又别之曰《秦楚之际月表》。是知十表中，有三种形式，即世表、年表与月表。世表最略，月表最详，而年表则为十表中之常规。

司马迁何为于三代不纪年而纪世呢？他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共和，为世表。”由此而知年代不可得而纪者，司马迁绝不乱抄不可靠的牒记而强为之纪，以求符合于其自己的公式。

司马迁何为而于秦汉之际不纪年而纪月 [7]呢？他说：“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即因“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兴亡成败，变化急剧。当此之时，一月之事，多于一年，故司马迁不以年纪而以月纪，别作《月表》。

总上所述，因知《史记》一书，是以纪传为本体，以八书为总论，以十表为附录之一部自成系统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把过去零碎散乱的史料，分别归类于各人之纪传而演绎之；然后于八书中总其历史时代的背景而作归纳之叙述；最后，则于年表中，排比年代，以求从时间的关系上推求其彼此间之关联。故归纳、演绎、排比，实为纪传体历史方法构成的要素；而其表现的形式，则为纪、传与书、表。

同时，在纪传中，又以本纪为纲领，而以世家与列传演绎本纪的内容，使本纪、世家与列传，构成无形的连锁。然后再以全部的纪、传与书、表相关联。这样，就构成了纪传体历史方法之整然的体系。

在叙述方面，于纪传中，司马迁已经把眼光注射到历史上的社会之各阶层人民的形形色色的活动，注射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角落的民族，从社会的上层到社会的下层，从中国的本部到中国的四周，无所不纪。于八书中，他不仅注意到礼乐、律历，而且也注意到平准、河渠，注意到天官、封禅，从经济、政治乃至意识诸形态，无所不书。于十表中，他已经知道详者纪月，次之纪年，又次之纪世；从三代下迄汉武，其间诸侯将相，无不依次为表。

余读《史记》，不禁惊叹在今日两千余年前的史学家，竟能创造如此周密的方法，其头脑是何等的精细！眼光是何等的博大！

三　司马迁的历史方法二——纪传体的活用

晚近历史的研究，已经进入科学的阶段，对于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当然不能满足。实际上，这种古典的方法，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要把历史割裂为无数的碎片，令人只看见个别人物的活动，看不见人类社会的历史之全面的运动。此种弊病，虽有八书、十表，亦不能完全补救。虽然，在司马迁当时，他并不是用纪传体割裂历史；反之，而是连串历史。因为在当时，并没有整然有系统的历史著作，摆在司马迁的面前，让他去任意割裂；只有片断零碎的史料，散见于古典文献之中，等待他去编纂。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就是为了连串这些零碎的历史资料而开创出来的。

纪传体的历史方法，有一定的公式，自然是过于拙笨。但是在这个方法的创始者运用起来，却能变而通之，神而化之。过细研究过司马迁的历史方法的人，就会知道他之运用纪传体的方法，正如骑着一匹不羁之马，纵横驰骋，无往而不适，无适而不可。

司马迁能够发明纪传体的方法，也能驾驭他自己所发明的方法。他绝不用公式来摆布历史，而是用历史去活用他的公式。他唯一的活用方法，就是依据具体历史的资料而或为专篇，或为合篇。

首先，就本纪而论。本纪在原则上，是以帝王名篇，即一个帝王一篇本纪。但是司马迁于夏以前的传说时代，则五帝合为一纪。于夏，于殷，于周，则合一代的帝王，并为一纪。于秦则一代分为两纪，而两纪所分配的帝王，又不平均。于始皇以前，则合所有秦代的先王为一纪；于始皇、二世，则二人合为一纪。而始皇、二世的合纪，又以始皇为主，二世为附。自秦以后，项羽、汉高、吕后、孝文、孝景、武帝，才是一个人一篇专纪。由此而知本纪并不绳于一人一纪的公式，而有其活用之变体。

本纪何为而有此变体？非常明白，司马迁的原则，是事少者纪略，事多者纪详。事详者，则一个帝王为一纪；较略者，则一个朝代为二纪；更略者，则一个朝代为一纪；最略者，则五帝合为一纪。五帝者，即特征中国史前社会中某一阶段的五个神话人物，所以五帝合为一纪，就是把整个史前时代合为一纪。

司马迁说过，“五帝三代之记尚矣”[8]。“尚矣”就是遥远的意思。当时对于遥远的古史，虽已有传说，但据他实地考察的结果，各地所传不同。当时学者虽已多称五帝，百家虽亦曾言“黄帝”，但“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而“儒者或不传”[9]。司马迁对于当时流传之古史的传说，完全抱着怀疑的态度，所谓“疑者传疑，盖其慎也”。他于其所致疑者，皆曰“尚矣”；曰“不可纪已”[10]；曰“靡得而记云”。例如他考历法，则曰：“神农以前尚矣。”考龟策，则曰：“唐虞以上，不可记已。”[11]考平准，则曰：“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12]考诸侯世系，则曰：“殷以前尚矣。”如果要他相信，除非与古文相合。他说：“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他说：在古文中，虽然“书缺有间矣”，而“《尚书》独载尧以来”，是以虞、夏之文，尚可知也。至于虞、夏以前，则于传说中，“择其言尤雅者”[13]以为史料。因为史料不多，所以于整个史前时代，并为一纪。

至于夏、殷的史料，孔子已不能考。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14]自孔子至司马迁，其间并无新的史料发现。而且经过秦始皇一度焚书，故孔子之所不得而征的史料，司马迁亦不能征之。因此，司马迁对夏、殷两纪，仅就传说，录其世系，而不纪年。若周代史料，虽有《诗》、《书》可征，然史料亦简略；且自共和以前，年代尚不可纪，何况其详？所以司马迁于夏、于殷、于周，皆并一代的帝王为合纪。

秦之先世，出自西羌，春秋时，尚不与于中国之盟会。其时代既属远古，而活动范围，又僻在西陲，亦无详细论著之历史资料，故亦并为一纪。至于始皇，则秦族已统一中国，典章制度、人物活动，其录于文书、流为传说者至多。但秦代的历史至二世，已成尾声，史实不多，不能自成一纪。所以司马迁于秦代则分二纪，其一纪，纪秦之先王；其一纪，纪始皇而附以二世。

自楚、汉之际至于汉武，则为司马迁之近代，有若干历史事实都在司马迁的眼前继续发展，耳之所闻，目之所见者，无往而非史料。当此之时，一个帝王的史料，多于夏、殷、周一代的史料，乃至整个史前时代的史料，故司马迁以一帝为一纪。由此看来，司马迁绝不略其所详，而详其所不详，以维持其一个帝王一篇本纪的公式；反之，而是依据史实的繁略，以变通其公式。

其次，说到世家。世家，在原则上，是以诸侯之始封祖先或辅相名篇，亦以一人一世家为正规。前者如于吴则以太伯名篇，于齐则以太公名篇，于鲁则以周公名篇，于燕则以召公名篇，于卫则以康叔名篇，于宋则以微子名篇，于越则以勾践名篇。后者如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皆以人名篇 [15]，而且皆系一人一世家。但是司马迁于陈、杞、晋、楚、郑、赵、魏、韩等世家，则以其封国名篇，换言之，即并一个封国世代的诸侯合为一篇世家，是世家的写法，也有变体。

世家何为而有变体？顾名思义，我们可以想到世家的主要任务，是在叙述诸侯的世系，即对贵族作集团的描写。集团的描写，必须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如某一贵族的始祖，系一有名的历史人物，则以其始祖名篇；如其始祖，来历不明，或来历虽明而无史实可记，则以其封国名篇。

例如吴之太伯、齐之太公、鲁之周公、燕之召公、卫之康叔、宋之微子、越之勾践，都是有名的历史人物，其史迹亦多流传于当时。他们有值得大书的历史价值，有可以详书的历史资料，故司马迁用以为标题，以为一篇的主干，而以其后裔附之。如此，则轻重自分，世系自明。

至于陈、杞、晋、楚、郑、赵、魏、韩等则不然，此诸国贵族的始祖，或为传说中的人物，来历不明；或来历虽明而史料简略，不能当作一个主题的人物，所以就合其世世代代的子孙，平行叙述，合为一个世家，而以其封国名篇。

例如《史记·陈杞世家》记陈之始祖曰：“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以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胡公卒……”记杞之始祖曰：“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

《楚世家》记楚之先世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赵世家》记赵之先世曰：“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仲衍，为帝大戊御。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

《魏世家》记魏之先世曰：“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献公之十六年……以魏封毕万。”

《韩世家》记韩之先世曰：“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

像陈胡公、杞东楼公、楚季连之流的人物，有无其人，都大成问题，何能以之作为其世家的主题呢？他若晋之始封诸侯唐叔虞，郑之始封诸侯桓公友，赵之季胜，魏之毕万，韩之韩厥，虽来历较明，但史迹甚少，故亦不能以之名篇。

或曰，陈、杞不说，但晋献公、楚文王、赵简子、韩康子、魏桓子，都是有名的历史人物，何以不以其人为其世家的标题呢？但是我们知道以上诸人，都不是始封的诸侯，他们都是发迹于中世，若以中世的诸侯为其世家的主题，则首尾倒置，先世不明。故虽系有名的历史人物，亦不能以之为主题。

在世家中除以封国为单位合为一篇者，又有以血统为单位合为一篇者，如《五宗世家》、《三王世家》，就是例子。此外又有合两个封国而并为一篇者如《陈杞世家》、《荆燕世家》，就是例子。

最后，说到列传。司马迁写列传，更表现了他对方法运用的活泼。如前所述，他首先把他所选定的列传中的人物，不管异代同时，先依其人的性质，类而别之，为若干组。然后再次其先后，别其轻重，定其主从，或作专传，或作合传。

在《史记》列传中，我们可以看出凡司马迁作专传的历史人物，大概不是他认为这个人物之事迹独特，没有可以与他类聚的；便是这个人物史实丰富，非专传不能详其平生。如伍子胥、商鞅皆作专传，就是因为他们的事迹独特。如孟尝君等四公子，本为同一类型的人物，可以为合传；韩信、彭越，也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可以为合传；乐毅、田单等也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可以为合传；但都不作为合传而各为专传，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史实丰富。把这些人独立起来，作一专传，而将与他们有关的若干史实和人物，附丽在他们的专传中，则可以透露一个历史侧面。若与人合传，反而失去了叙述的重心，所以宁为专传，不为合传。

《史记》中的合传，也有各种各样的体裁。有两人平等并列，合为一传者；有多人平等并列，合为一传者；有以一人为主，一人为从，合为一传者；有以二人为主，多人为从，合为一传者。不论怎样合法，要之，凡合为一传的人物，非其性质相同，即其历史行动有相互的关系。

两人平等并列为一合传者，如管、晏合传，孙武、吴起合传，屈原、贾谊合传，扁鹊、仓公合传，都是因为他们的性质相同。如张耳、陈余合传，魏豹、彭越合传，都是因为他们的历史行动，有相互的关系。

多人平等并列合为一传者，如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合传，是司马迁以为他们同是道家。仲尼弟子七十七人合传，是因为他们同是儒家的门徒，而又同时并世，在生活上有其相互的关系。此外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之各为合传，而且这些合为一传的人物，又生不同时，这就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物。

以一人为主、一人为从而合传者，如伯夷传而从以叔齐，是以其为兄弟，而又同以身殉于殷朝。以二人为主多人为从而合传者，如孟轲、荀卿合传，而从以淳于髡，慎到、驺奭，这是因为他们同是战国时代的学者。又如卫青、霍去病合传，而从以公孙贺、李息、公孙敖、李沮、张次公、苏建、赵信、张骞、李蔡、曹襄、韩说、郭昌、赵食其、荀彘、路博德、赵破奴，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武帝时代北击匈奴、远征西域的将领。

此外，在列传中，尚有以民族名篇者，如南越、东越、朝鲜、匈奴、西南夷、大宛等传，这是司马迁以为他们都是蛮夷。实际上，司马迁当时，虽然这些四周诸民族与大汉帝国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但对于他们民族内部的情形，还是不大明了。例如他对西南夷的君长，仅能说，“以什数”，至于他们内部的人物活动，更不知道，所以不能写出民族人物的列传；只有以民族为单位，写出其民族的集团活动。如果南越尉佗，不是司马迁所云是真定人，那么，在《史记》中，就有一篇民族人物的列传了。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之运用纪传体的方法，是何等的活泼！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写成了一部有名的《史记》。即因他在纪传与纪传之间，建立了一些无形的关系，所以《史记》，拆开看，是许多个人的历史；合拢来看，简直是一部汉武以前的中国通史。

四　司马迁的历史批判——“太史公曰”

司马迁的不朽，固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方法；同时，也在于他所写的《史记》不是一部人物传记的汇编，而是一种富有灵魂的著作。换言之，《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生动的批判的历史。

从《史记》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大胆地进行他的历史批判。他敢于指斥帝王，贬抑权贵；敢于歌颂“叛逆”，同情贫弱。一言以蔽之，他敢于揭发历史的黑暗，抨击人类的罪恶。他带着一支秃笔，走进中国历史学的领域，用他敏锐的眼光，正义的观感，生动的笔致，沉重的语言，纵横古今，褒贬百代。在他的笔底，不知有若干黜废的贤圣、失败的英雄、侠义的豪杰、市井的浪人，放出了光彩；在他的笔底，不知有若干暴虐的帝王、荒淫的贵族、残酷的官吏、货殖的豪富，现出了原形。

司马迁执行他的历史批判，有各种形式，概而言之，不外四种。一用标题，二用书法，三于叙述中夹以批判，最后而又是最重要的，则为各篇之后的专评，即“太史公曰”之下的文章。“太史公曰”，就是司马迁设计的历史审判的法庭。

用标题执行批判的例子，前已略论。例如列项羽于本纪，就是尊项羽为帝王。列孔子、陈涉于世家，就是崇孔子、陈涉为王侯。纪吕后而缺惠帝，并非抹煞惠帝，而是所以深罪吕后之专国。又如在列传中，对于一般的人物列传，都以其人之名标题；而独于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则以其人之行为标题，这就是提示作者对以上各类人物的态度，暗示抑扬之意。

用书法者。如书孔丘则不名，曰：“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书孟、荀，则直称其名，曰：“孟轲，邹人也。”“荀卿，赵人。”同样，书老、庄亦不名，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庄子者，蒙人也。”书申、韩，则直称其名曰：“申不害者，京人也。”“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书孙武，则在名与不名之间，曰：“孙子武者，齐人也。”书吴起，则直称其名曰：“吴起者，卫人也。”像这样的书法，正是不说话的批判。他之不书名，是表示他对于其人的最大尊崇。书名，是表示他对于其人并不如何尊崇。

《史记》中有于叙事中，夹以批判者。如《平准书》末载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王翦列传》末载论曰：“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以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刺客列传·荆轲传》末载鲁勾践之语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晁错列传》末载邓公对景帝之语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田蚡列传》末载武帝谓丞相田蚡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又曰：“君何不遂取武库！”这些，都是借用他人的言语，在叙事中兼示批判。

此外，亦有用自己的言语，在叙事中顺便批判者。如《卫青列传》中有曰：“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平准书》中有曰：“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以上都是一种暗示。更有于叙事中直指者。如《冯唐列传》云：“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外戚世家》云：“卫皇后，字子夫，生微矣。”以上不过略举数例而已，此种批判的言语，充满《史记》各篇。

最后说到“太史公曰”。“太史公曰”是司马迁负责的批判，也是《史记》一书的灵魂。司马迁在这里，“贬天子，退诸侯，斥大夫”，“别嫌疑”，“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执行他对历史人物的批判。

关于“贬天子”者，例如司马迁对秦始皇、二世，都有不好的批评。他借贾谊评秦始皇之语曰：“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陈涉，罋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16]

评二世曰：“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17]

司马迁不但对前代的帝王有贬辞，对本朝的帝王乃至对他的当今皇帝，亦有微词。例如在《叔孙通列传》中评汉高祖曰：“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这就无异说，“谋计用兵”以外，一无所长。《吕后本纪》中评吕后曰：“故孝惠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这就无异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冯唐列传》中，借冯唐之语评文帝曰：“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其评景帝杀晁错之误，已如前述。

司马迁评武帝，更为大胆。他在《封禅书》中，讥讽武帝惑鬼神，求神仙，迷巫祝，信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方士，以求换取不死之药；但结果，也只是白送了一个女儿而已。在《平准书》中，他谴责武帝，因勤远略，弄得天下萧萧然，民穷财竭。结果卖官爵，发皮币，专盐铁，算舟车，税缗钱，民不堪其命。《平准书》中有曰：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司马迁亦曾退诸侯，斥卿相。例如评梁孝王曰：“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于天子，然亦僭矣。”[18]评绛侯周勃曰：“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19]评武安侯田蚡曰：“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20]“日月之际”者，即裙带关系也。评相国萧何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21]“依日月之末光”者，即攀龙附凤也。评相国曹参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以与淮阴侯俱”者，冒淮阴侯之功也。

司马迁对于草菅人命、蔑视人权的酷吏，极为痛恨。他在《酷吏列传》评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司马迁对于佞幸之徒极为鄙弃。他在《佞幸列传》中，开始便说：“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他说邓通“其衣后穿”，可谓谑矣。最后，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司马迁对于宦官，亦甚卑之。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22]

司马迁对于“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23]的商人，也最为轻视。例如范蠡本是越国的大夫，因为他曾“治产积居，与时逐”，故不列之于官吏，而列之于货殖。子贡本是孔子的门徒，因为他“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故亦不列之于儒林，而列之于货殖。列之于货殖者，贱之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评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在这里，司马迁又连带指斥那些假借政治权力而经商的贵族官僚了。

在另一方面，司马迁对于古来黜废的贤圣，则为之赞叹惋惜。例如他于伯夷、叔齐，则曰：“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没而不称，悲夫！”于孔子，则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于屈原，则曰“悲其志”。于贾谊，则曰：“读《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马迁最大胆的地方，就是他敢于当着刘邦的子孙，赞美项羽。因为赞美项羽，就等于贬抑刘邦。司马迁评项羽曰：“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24]

和赞美项羽一样的大胆，司马迁又歌颂陈涉。陈涉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正是一个有名的叛逆。歌颂陈涉，就是歌颂叛逆。但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却把陈涉的起义，比之汤武的革命，孔子的作《春秋》。在《陈涉世家》的评语中又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同时，又在《儒林列传·序》中指出，当陈涉起义之时，虽圣人之徒，也去参加他的革命营阵。他说：“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这段话虽然是对焚书坑儒者的一个警告，也是指明陈涉的革命虽缙绅先生之徒亦往委质为臣的事实。

此外，司马迁对于韩信、黥布、魏豹、彭越这些失败的英雄，都不胜惋惜。他评韩信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评黥布曰：“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身被刑法，何其拔兴之暴也。”评魏豹、彭越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

司马迁对于善良的官吏，亦为之表扬。他在《循吏列传》中评曰：“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

司马迁对于草野豪侠之士，极为赞叹。他在《刺客列传》中评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又于《游侠列传·序》中，特别申述其崇拜草野豪侠的理由曰：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篷户，褐衣蔬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其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在封建皇帝之前，直言极谏之士，往往遭横祸；于是而有善良之士，以滑稽的态度，用戏谑的言语，以为讽刺。这些人，有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故司马迁亦美之。他在《滑稽列传》中评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总观以上所录的评语，我们便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善与所恶，所贤与所贱，所是与所非；因而也就知道《史记》一书，不仅是为了叙述历史，而且也是为了批判历史；从而也就知道司马迁之作《史记》，不是为了清算古人，而是为了要从古史中找出一些历史教训，教育他同时并世的人。他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这就是他作《史记》的用意。

即因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批评，有些不合于封建的教条，所以后来班固批评他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25]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大概都中要害；只有说他崇势利而羞贫贱一点，是没有看懂司马迁作《货殖列传》的意义。司马迁之传货殖，不但不是崇势利，而正是贬势利。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他把范蠡、子贡列于《货殖列传》就可以证明。以后至于王允，则竟指《史记》为“谤书”，章实斋又为之辩护，谓其“折衷六艺，何敢于讪上哉”？我以为谓之“谤书”，则未免太过；谓其毫无批判当世之意，亦非司马迁所能同意。诚如章实斋所云：“今观迁书，如封禅之惑于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也。”孝武之秕政，而司马迁指出之，非“讪上”而何？司马迁以无罪而遭大辱，当然有所愤慨。此种愤慨，常见于言词。例如在《伍子胥列传》中评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又在《屈原列传》中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即因司马迁积有怨愤，所以发而为文，则气势蓬勃，热力丰富，因而《史记》一书成为千古的杰作。所以，虽“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6]。

五　余论——史料的搜集编制及其历史观

《史记》一书，因为充溢着作者的批判精神，后来的学者以为《史记》一书系司马迁发愤之作，因疑其对于史实的记述，不甚注意。例如班固就说过：“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27]自宋以后，学者多因袭班固之说，在《史记》中吹毛求疵。如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有《史记正误》一篇，金王若虚有《史学辨惑》，明柯维骐有《史记考要》，清杭世骏有《史记考证》、梁玉绳有《史记志疑》、邵泰衢有《史记疑问》。这些学者的著作，对于《史记》，虽亦各有发明之处，然大抵据经以证史，故其所疑者，未必可疑；其所正者，未必尽正。

我不是说，司马迁对于史实的叙述，完全没有疏漏或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我以为司马迁的疏漏与自相矛盾，不是因为他不注重史实，或故意歪曲史实，而是因为他在整齐百家杂说，贯穿经传遗文之时，千头万绪，精力有时不能顾及之所致也。据我从《史记》中所知，司马迁对于记录史实，非常严谨。非根据古书，即根据访问，从未随便记一事，传一人。

其根据古书之例，如司马迁作《五帝本纪》，自唐、虞以下，则根据《尚书》，作殷、周本纪，则根据《尚书》、《诗经》。他说：“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28]至于自“唐”“虞”以上，他一再声明“尚矣”，“尚矣”，“不可纪已”。故纪此“尚矣”之时，则择传说中之“其言尤雅者”[29]，以为资料。

对于上古史如此，对于周以来的历史亦如此。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在《六国表·序》，则曰：“太史公读《秦记》。”在《秦楚之际月表·序》，则曰：“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按即《楚汉春秋》等）。”在《惠景间侯者年表·序》，则曰：“太史公读列封（按即封建诸侯的档案）。”在《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在《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曰》：“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作《老庄申韩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皆曾读其人之书。作《孙子吴起列传》，则曾读《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作《屈原列传》，则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作《贾谊列传》，则曰：“读《鸟赋》。”作《陆贾列传》，则曰：“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作《管晏列传》，则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一言以蔽之，载之经、传者，必据经、传；其人有著述者，必读其人之书。但司马迁亦非凡书皆信，如“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牒记”，因与“古文咸不同乖异”，司马迁即不以为据。又如言怪物的《禹本纪》、《山海经》，亦不置信。他在《大宛列传·太史公曰》中云：“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司马迁著《史记》，并非闭门造车，有若干史料，皆系身历其地或亲访其人而得来。例如他作《河渠书》则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作《齐太公世家》则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作《魏世家》，则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作《孔子世家》，则曰：“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作《孟尝君列传》，则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作《信陵君列传》，则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作《春申君列传》，则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作《蒙恬列传》，则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作《淮阴侯列传》，则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作《樊郦滕灌列传》，则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这些，都是亲历其地的例子。

还有亲访其人者。例如他作《游侠列传》，就曾访问过当时的大侠郭解。他在《游侠列传·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又如他作《李广列传》，亦曾访问过李广。他在《李广列传·太史公曰》：“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词。”司马迁对于同时的人，大半可以访问者必访问，不仅对郭解、李广二人为然也。至不能见其人者，则“视其友”。

司马迁对于以前的古人，大概有图像者，必观其图像。例如他在《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所以他深以田横没有图像遗留下来，不能状其貌为遗恨。他在《田横列传·太史公曰》：“无不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此外，其史料亦有友人转述者。如《项羽本纪·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刺客列传·太史公曰》：“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霍去病列传·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

由此，可以证明，司马迁对史实的记录，并不是不注意。至于《史记》中所载史实，仍有疏漏抵牾之处者，则是著作家所难免。而且有一部分是司马迁所不能负责的。例如《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出现了昭、宣、元、成诸帝的年号，《楚元王世家》记地节二年之事，《齐悼惠王世家》书建始三年者二，《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中，出现了扬雄的名字等等，这些都是后人所窜，非司马迁之原作。

据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载，《史记》一书，至宣帝时，始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发表于世。以后流布，颇有缺失，班固所见者已缺十篇。但班固仅说“十篇缺”，而未指明何十篇。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而颜师古则云：“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30]总之，《史记》是经过后人的纂补，这是很明显的；因而其中有一部分错误，归纂补者负责。

两千年来，读《史记》未有不盛赞司马迁之文章者；诚然，司马迁的文章真是气势磅礴，既沉重而又飞舞。但无论怎样，文章总是司马迁的余事。而且司马迁也从来没有在文字上去雕刻。他绝不故为深奥，作出一些让他同时代的人看不懂的文章，以显出自己的高深典雅；反之，他引用古文，多改为汉代当时所通用的言语。例如他引《尚书》，绝不照抄“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而是改为“帝尧者，放勋”。如果司马迁生在现在，他一定把这句话改为“传说中的尧皇帝，他的名字叫放勋”。司马迁不学《尚书》，而后来的史学家，偏要学《史记》。假如司马迁死而有知，一定说：“这都是他不肖的门徒，只知模仿其皮毛，而不知师承其精神，见帝王则曰神圣，见革命的豪杰，则曰盗贼，何其无耻也！”

司马迁的文章之好，不在于笔调，而在于他善于组织史料。例如他传伯夷，则录其《西山之歌》，以显其气节；传孔、孟，则录其言语，以显其大道；传老、庄，则录其著作以显其学派；传屈、贾，则录其辞赋，以显其文章；传儒林，则录其师承，以显其渊源；传管、晏，则录其政绩，以显其文治；传田单、乐毅，则录其战伐，以显其武功；传苏、张，则录其游说，以显其纵横；传货殖，则录其财产，以显其富厚；传刺客，则录其敢死，以显其慷慨；传游侠，则录其重诺，以显其侠义；传滑稽，则录其笑谑，以显其讽刺；传佞幸，则录其卖身投靠，以显其下流无耻。总之，他对于每一个纪传的人物，都能抓住他的特点，阐扬他的特点，使这个被纪传的人物，跃然纸上，萧疏欲动。例如他写刺客，不但从纸上飘起慷慨悲歌之声，简直是匕首当前，鲜血射面。像以上所述，就是司马迁的文章之所以成为千古的绝调。至若之乎也者，乃其余事。

自然，我不是说司马迁的《史记》完美无缺，例如他的历史观受了驺衍终始五德说的影响，而带着历史循环论的色彩。他在《高祖本纪·太史公曰》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即忠、敬、文的循环。所以他在《平准书·太史公曰》中又说：“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此外他又替汉高祖作出一些赤帝、白帝的神话，在《封禅书》中，又征引土德、水德的受命之说。于是用赤、白、黑，配合忠、敬、文，再配合金、木、水、火、土，历史就在金、木、水、火、土的相生与赤、白、黑，忠、敬、文的循环中，在司马迁面前打圈圈了。虽然，我们论一个人，总要根据他自己的时代。在司马迁的时代，正是五行说高涨的时代，他怎能不受影响呢？假如我们以历史的循环论而责司马迁，那就无异责备殷人不该信鬼。

自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历史方法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家都奉为历史学的正宗，凡写著所谓正史，都用这种方法。一部二十四史，都是用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写成的。一直到我们的今日，凡达官显宦死了以后，政府都还有一道“宣付史馆立传”的命令，足见司马迁在中国历史学上的影响之巨大而悠久。

但是司马迁的学生，从班固算起，没有一个能够望及项背的。中国的学者往往以《史记》、《汉书》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未免太恭维班固了。班固，充其量，也不过是司马迁的学生中比较高明的一个。他用司马迁的方法，写成了一部西汉的历史；而且关于武帝以前的历史，连文章都是照抄《史记》的原文。如果说他在方法上有发明，那就是把司马迁的“书”，改名曰“志”。如果说他在历史学上也有创见，那就是去掉项羽的本纪，将汉代的历史上推于楚汉之际。取消陈涉的世家，把他降入列传。还有，就是加上了惠帝的本纪，辩护吕后的专政。所以若以《汉书》比《史记》，那真是瞠乎其后矣。

现在历史学已经进入了科学的阶段，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已经成了过去。但中国的历史资料大半都保存在纪传体的历史著作之中；为了找历史资料，我们应该知道纪传体的历史方法。同时我并且以为即使在我们今日，纪传体的历史仍不失为一种保存史料最好的方法。因略论司马迁的历史学，以说明纪传体历史方法的内容。

1944年11月11日

（重庆《中山文化季刊》二卷一期，1945年6月出版）

[1]. 《汉书·司马迁传》。

[2]. 以上所引均见《汉书·司马迁传》引《报任安书》。

[3]. 《汉书·司马迁传》引《报任安书》。

[4]. 《汉书·司马迁传》引《报任安书》。

[5]. 《史记·太史公自序》。

[6]. 《史记·太史公自序》。

[7]. 《秦楚之际月表》有纪年，但以事系月。

[8]. 《史记·三代世表》太史公曰。

[9]. 《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

[10]. 《史记·历书》太史公曰。

[11]. 《史记·龟策列传》太史公曰。

[12]. 《史记·平准书》太史公曰。

[13]. 以上所引均见《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

[14]. 《论语·八佾》。

[15]. 都以姓氏以官职或爵位名篇。

[16]. 《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引贾谊《过秦论》。

[17]. 《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引贾谊《过秦论》。

[18]. 《史记·梁孝王世家》太史公曰。

[19].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太史公曰。

[20]. 《史记·田蚡列传》太史公曰。

[21]. 《史记·萧相国世家》太史公曰。

[22]. 《汉书·司马迁传》。

[23]. 《史记·平准书》。

[24]. 《史记·项羽本纪》太史公曰。

[25]. 《汉书·司马迁传》。

[26]. 《汉书·司马迁传》。

[27]. 《汉书·司马迁传》。

[28]. 《史记·殷本纪》太史公曰。

[29]. 《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

[30]. 《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

论刘知几的历史学

一　刘知几的传略

自司马迁以后，历东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其间历史学家接踵而起。如东汉之班固、刘珍、荀悦、蔡邕；晋之华峤、陈寿、孙盛、王隐；宋之范晔、徐爰；齐之沈约、裴子野；梁之萧子显、吴均；陈之谢昊、姚察；北魏之崔鸿；北齐之魏收；北周之柳虬；隋之魏澹、王邵、牛弘、王胄；唐之姚思廉、令狐德棻等。这些人，都是有名的史学家。他们或身为史官，职典记载，或心存褒贬，私撰国书，其所著述，皆能独步于当代，擅名于后世。虽然，这些史学家的劳绩最多亦不过保存史料而已，对于历史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自司马迁而后，迄于唐代，在历史学方法论上，有新的发明者，唯刘知几一人而已。

刘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卒于玄宗开元九年（661—721年），年六十一岁。其生存之日，正是大唐帝国全盛时代。

刘知几是汉代皇族的后裔，据他自己在《刘氏家史》上考证，彭城诸刘，都是楚孝王嚣的曾孙居巢侯般的后裔。如果他要妄据“汉为尧后”的伪说，也可以说是圣王之后；但是他不要这样虚妄的远祖，而宁肯承认他的氏族是出自陆终。

刘知几出生的家庭是一个世禄之家。据《旧唐书》本传云：“知几，楚州刺史胤之族孙也。”刘胤之是一个学者，和史学家李百药是最好的朋友。在唐高宗永徽中，曾任著作郎及弘文馆学士，与令狐德棻等撰成国史及实录，并以此而封阳城县男。后以年老，不堪著述，才出为楚州刺史。[1]刘知几之父亲藏器就是胤之的从兄之子。藏器亦有词学，官至宋州司马。生二子，长知柔，开元初，为工部尚书。知几即其季子。[2]

刘知几因为家学渊源，自幼就博览群书。《史通·自叙》有云：“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授《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这样就奠定了他后来研究史学的基础。

刘知几的年纪，渐渐长大，便要准备一种走进人生旅途的功课，即所谓应世之学。在唐代以科举策士，词章最为重要。于是刘知几遂不能专门读史，而要同时致力于文学。《史通·自叙》中云：“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刘知几天才放纵，不久便以文学知名于当世。《旧唐书》本传曰：知几“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史通·自叙》中亦云：“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即因他曾经一度研究文学，所以又准备了他后来写著历史的技术条件。

即因文学甚好，所以刘知几“年登弱冠”，便“射策登朝”[3]，举进士，并授获嘉主簿。以后又调回京洛，服官中央。从这时，刘知几便放弃了文学的揣摩，专心于史学的研究。《自叙》中云：“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这样，又加深了他的史学素养。

刘知几不仅学习不倦，而且理解力甚强。他自幼读史便不仅徒事记诵，因袭陈说；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以批判。《自叙》中云：“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固）、谢（承）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刘玄）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及年以过立（三十岁），言悟日多。”

刘知几性情孤僻，落落寡合。《自叙》中有云：“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刘知几虽然性情孤僻，但并不高举其自身于社会之外；反之，只要有机会，便要检举社会的罪恶，指斥当代的弊政。新旧《唐书》皆载，当证圣初，武则天诏天下九品以上官吏各言政得失，他便上书指陈当时的政府，刑戮太过，尝罚不公。其中有云：“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椎椀脱’之谚。”同书又载，他以武则天时代，“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曾作《思慎赋》以刺时。当时，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陆机《豪士》所不及也。”

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刘知几才任史官。《旧唐书》本传云：“知几（武后）长安中（公元701—704年），累迁左史，兼修国史。”以后，又“擢拜凤阁舍人，修史如故。（中宗）景龙初，再转太子中允，依旧修国史”。以后，刘知几的生活，就长期消磨在史馆中了。

刘知几既任史官，可谓学得其用。他常常想把他的历史学创见，应用于国史的编修；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想，因为当时的史馆组织，是“监修制度”。史官注记，必须仰承监修的意旨，没有撰著的自由。而当时的监修，大半为毫无知识的贵官，他们既不知明立科条，又喜遇事干涉，十羊九牧，无所适从。同时，当时同列的诸史官又皆流俗之辈，但却“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4]。加之，权贵干涉，侦探密布，史官每有所记，“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5]实录，则取嫉权门；直书，则见仇贵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刘知几与诸监修及同事，当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6]。

但刘知几却素抱刊削史籍的宏愿。《自叙》中说：“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察）、李（德林）、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即不得志于史馆，于是“载笔”余暇 [7]开始其有名的著作《史通》之写著。《自叙》中说：“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由此看来，《史通》一书亦刘知几“道不行”、“志不遂”、“郁怏孤愤”之所为也。

为了写著《史通》，刘知几很想摆脱史馆的职务。恰好当景龙初，中宗西还，于是他便请求留在洛阳。他在洛阳住了两年，这时，全部精力，皆用于《史通》的写作。但是不久便有人说他身为官史而私自著述，所以景龙三年，中宗便驿召他到长安，升为秘书监，仍派他修撰国史。

当他再回史馆时，“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司杨再思、兵部尚书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这些监修贵官，意见不一，当时“陈令公（再思）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楚客）则云‘宜多隐恶’”。以是史官更难着笔。刘知几深感其弊而无可如何。适萧至忠责其“著述无课”，于是他就上书于萧，请辞史官之职。在辞职书上，列陈当时史馆之弊，并谓这些弊端如不革除或补救，则“虽威以次骨之刑，勖以县（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8]。

辞职书并没有批准；但从此以后，愈为同列史官所嫉，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索性将史馆的职务，委托于著作郎吴兢，而自己则别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考其氏姓之所自出。

这时，刘知几的《史通》已经完成，声名扬溢，朝廷也要利用他做招牌，来装点史馆的门面。所以景云中（公元710—711年），便升他为太子左庶子，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到玄宗开元初年（713年），再升左散骑常侍。而其职务，则始终是修撰国史。到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他的长子贶，为太乐令，犯事流配。他为他的儿子向执政诉理，玄宗闻而震怒，贬为安州 [9]都督府别驾，而这位大史学家到安州不久就死了。

吾人读刘知几书，而知其兼才、学、识三者而并有之。[10]惜乎！任道其职而道不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郁怏孤愤，终至贬死。贤者委弃，千古同叹，又岂独刘知几为然耶？

二　刘知几的著作、思想及其历史观

刘知几著作甚多，据《旧唐书》本传云：知几“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预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论《孝经》，非郑玄注；《老子》，无河上公注；修《唐书实录》，皆行于代。有集三十卷”。此外又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及《史通》二十卷。在他的著作中，以《史通》一书最为不朽之作。

《史通》一书，分内、外二篇，各十卷，合二十卷。内篇分三十九目，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有目无文。今所存者，仅三十六目。外篇分十一目，其中《杂说》一目析为上、中、下三篇，共合为十三目。这部书是刘知几的史学创作，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方法论的巨著。

刘知几之著《史通》，其主要目的，是在于纠正过去中国史学方法上的错误。故全书皆以批判的体裁作为写著的方法，而其论点则侧重于历史学方法。但除史学方法以外，其所涉及的范围亦至为广泛。如其外篇中之《史官建置》，则论史官制度；《疑古》、《惑经》、《杂说》、《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则皆系论历史资料。总而言之，刘知几在这部书中，可以说对他以前的中国历史学，作了一次总的清算工作。

刘知几对于他的《史通》一书，曾经在《自叙》中作过这样的介绍。他说：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11]

即因《史通》一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故当时“悠悠尘俗，共以为愚”，而“见者亦互言其短”[12]。为了答复当时流俗之徒的恶意批评，刘知几曾作《释蒙》以拒之。但当时也还有几个知己，赏识其书。据《旧唐书》本传载：“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即因《史通》不见重于当时，所以他在《自叙》中叹曰：“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坚）、朱（敬则）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又在《鉴识》为之慨曰：“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想象之恶劣，《史通》一书并没有长期埋没。在他死后不久，玄宗便派河南府至其家，抄写以进。读而善之，并因此而追赠他为汲郡太守、工部尚书，赐谥曰“文”。而这又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刘知几的思想，颇受王充的影响。他在《自叙》中盛赞王充的《论衡》。其言有曰：

儒者之书，情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转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

案王充《论衡》有《问孔》、《刺孟》之篇，实为儒家的一位叛徒。而刘知几亦有《疑古》、《惑经》之作，其思想亦颇谬于圣人。他在《惑经》中说：

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

他在《惑经》中，对于《春秋》之义，提出了十二个疑问，指出其虚妄者五端，大胆陈说，毫无顾忌。故刘知几的《惑经》，实即王充《问孔》的续编。至于其《疑古》篇，则系非难《尚书》；但在《序言》上，亦指斥孔子。其言有曰：

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又如王充有《指瑞》、《验符》之作，指斥符瑞之虚妄。刘知几在《史通》中，即反对记录符瑞之《五行志》。《书志》曰：

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客，远应始皇；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门枢白发，元后之祥；桂树黄雀，新都之谶；举夫一二，良有可称。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实皆迂阔。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如有旱雩舛候，螟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襚，或毛伯赐命，或滕、邾入朝，或晋、楚来聘。皆持此恒事，应彼咎征，昊穹垂谪，厥罚安在？探赜索隐，其可略诸。……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应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

又王充有《书虚》之作，谓竹帛上的文字，不可尽信。而刘知几在《疑古》中，对于《尚书》所载的史实，指出疑问十点。他在结论上说：“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

从以上所举各点，我们可以看出刘知几的思想，颇受王充学说的影响。他不迷信圣经贤传，不迷信灾祥符瑞。即因他不迷信圣经贤传，所以他就富有怀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灾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他就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与唯物的思想上，展开他的历史观。

刘知几反对“历史的定命论”。他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上）中说：

《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之，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弧箕服，彰于宣、厉之年；征褰与襦，显自文、武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者哉？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妫后之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与京”；毕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宗之在水浒也，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自致宸极矣乎？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有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上文列举史实，证明统治者的灭亡，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恶、无能。不能把他们的灭亡归纳为上帝的意思。同样，新的统治者的兴起，也不是上帝预先派定，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一言以蔽之，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与“上帝”、“天命”这一类的鬼话绝不相干。像这样承认人类对历史之创造作用的历史观，就正是刘知几的历史学卓越之点。

其次，刘知几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的历史观。他在《称谓》云：

古者，二国争盟，晋、楚并称侯伯；七雄力战，齐、秦俱曰帝王。其间虽胜负有殊，大小不类，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贼也。至于近古则不然，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絜短，魏实居多。二方之于上国，亦犹秦缪、楚庄与文、襄而并霸。逮作者之书事也，乃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方于魏邦，悬隔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

在这里，他虽然只提出吴、蜀的名号问题，而其主题，则是反对那种以“势穷者即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贼”的历史观。例如他深以班、范二史不列刘玄于光武之前为非。他在《编次》中说：“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称臣而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光武称帝于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按刘玄为新市、平林所拥立，以中国正统派的历史观视之，实为盗贼，而刘知几主张列纪于光武之前，这就是“有以力屈者乃成盗贼”也。

虽然，刘知几对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仍未扫除干净。例如他反对列项羽于本纪，而曰“正可抑同群盗 ”。反对列陈胜于世家，而曰“起自群盗”。这又是他自相矛盾的地方。

又刘知几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他在《称谓》中说：

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至萧方方等，始存诸国名谥，僭帝者皆称之以王。此则赵犹人君，加以主号；杞用夷礼，贬同子爵。变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观，见于萧氏者矣。

历史是具体的科学，要承认客观的事实，不能以主观的爱憎涂改历史的事实。刘知几可谓深得此理。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客观主义的历史家。

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以订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以打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三　刘知几论中国历史学各流派

刘知几对于中国历史学各流派，曾经展开一个全面的批判。他在《六家》中，把中国的历史学派分为六家。他说：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有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按《尚书》为记言的史体，《春秋》为记事的史体，《左传》为编年的史体，《国语》为分国的史体，《史记》与《汉书》均为纪传体，而前者为通史体，后者为断代史体。这六种历史学体裁不是同时发生，而是中国历史学体裁相续发展之系列，所谓“古往今来，质文递变”的结果。

这六种体裁在最初，都不过是各时代的历史记录者用以记录史实的方法；但是后来的历史学者竞相模拟，于是这六种历史学体裁，遂演化而为六种历史学流派。

例如《尚书》，本来是一种最古的历史记录方法。“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邵，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13]

又如《春秋》，后来也有袭用其名以为著述的。如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其所著书，皆谓之《春秋》。

《左传》亦有拟作，如晋著作郎乐资曾撰《春秋后传》三十卷，其书始于周贞王而终于二世之灭。献帝时，荀悦著《汉纪》三十篇，亦依《左传》体裁。以后每代都有拟作，如张璠、孙盛 、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其名虽异，但其为体，则皆拟《左传》。

《国语》体裁，继之者有《国策》。至孔衍，又以《国策》所书之未尽者，聚为一录，名曰《春秋后语》。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著《九州春秋》。这些都是《国语》的流派。

其摹拟《史记》者，则有梁武《通史》，崔鸿等所撰的《科录》，及李延寿的《南北史》等。至于《汉书》，则所有中国的所谓正史，都是属于这一流派。

中国的历史家，大概不出这六种流派。即或稍有形式不同，但亦不过这六种体裁之变体而已。所以刘知几把中国的历史学派分为六家，大概是可以包罗一切的。

刘知几在划分中国历史学的流派以后，又展开其对各家的批判。其论《尚书》的体裁，则以为其最大之缺点就在于这种体裁中，对于人物的记载不能详其平生；对于事实的记载，不能详其年月，而这些又都是历史学上最重要之点。他在《六家》中说：

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

其次，他以为《尚书》的体裁，既以记言为主，就体裁论体裁，则不应于记言之外，有记事的专篇；但《尚书》中竟有此种例外，这就是体例不纯。《六家》说：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其论《春秋》的体裁，则认为有长处，也有短处。《二体》说：

《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下）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其论《左传》的体裁，认为是一种最好的注释体裁。他在《申左》说：“《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需而成。”又说：“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这种注释体裁的优美之处，就在于它能补本文之缺略而又不重复本文。《六家》说：

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其论《国语》，则认为是《春秋》的外传，但是它的特点，就在于“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写成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自成一种分国为史的体裁。故《六家》曰：“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其论《史记》的体裁，在《六家》中专说他的短处。他说：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

但在《二体》中，则谓《史记》的体裁有他的短处，也有他的长处。他说：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帝）纪，则云：“语在项（羽）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其论《汉书》的体裁，则谓与《史记》相同。《六家》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及改‘书’曰‘志’而已。”即因《汉书》的体裁同于《史记》，所以《史记》的短处和长处，也同样表现于《汉书》。惟《史记》为通史体而《汉书》则断西汉一代以为史，因之《汉书》就没有“疆宇辽阔，年月遐长”之弊。所以他在《六家》中说：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以上乃刘知几对中国历史学各流派的批判，就史体论史体，可谓切中利弊。他在结论中说：“《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惟《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又在《二体》中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熟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由此而知刘知几认为最进步的历史体裁，乃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从历史学发展的观点上看来，也是对的。

惟刘知几于纪传体中，美《汉书》而抑《史记》，未免源流倒置，是其偏见耳。考纪传体确为一种进步的历史体裁。这种体裁，可以说是《尚书》等四种体裁之综合。其中“纪”以编年，犹《春秋》之“经”也；“传”以记事，犹《左氏》之“传”也；“世家”以分国录诸侯，犹《国语》之分国为史也；又尝录帝王之制诏命令，则又犹《尚书》之载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也。一言以蔽之，这种体裁已并“编年”、“记事”、“记言”、“分国”诸体于一书，别而裁之，融而化之，使其相互为用，彼此相衔。以各家之长，济各家之短；而又益之以表历，总之以书、志，卓然自成为一种新的历史体裁。但这种伟大的创造，是司马迁的不朽之功；班固的《汉书》不过是《史记》的拟作而已，又安能望《史记》之项背？

四　刘知几论纪传体的各部门

刘知几在泛论中国历史学各流派以后，于是集中其论点于纪传体。他就纪传体的各个部门，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展开其批判。

他论“本纪”，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本纪”所以纪天子，非天子不应列入“本纪”。因此他对于司马迁之列周秦先世于“本纪”，认为“可怪”。列项羽于“本纪”，认为“乖谬”。《本纪》曰：

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此尤可怪也。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其次，他以为“本纪”所以纪年岁，显国统，故无年号者不纪，无国统者不书。所以《魏志》曹传，权假汉年；韦曜《吴史》，不纪孙和。盖以其子孙虽为天子，其祖先不能因之而亦称天子。如其祖先亦称天子，则当时固有天子，没有历史地位可以安插这位追尊的天子。所以他反对把追尊的天子，写入“本纪”。《本纪》曰：

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而陆机《晋书》，列纪三祖（追尊晋代的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

第三，他以为“本纪”的体裁，是以事系年，而且专载大事，以显示某一帝王时代的历史大势，不应把琐碎的细事，写入“本纪”。《本纪》云：

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彦渊）、李安平（百药）之徒，其撰魏（书）、（北）齐（书）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迷而不悟，无乃太甚。

他论“世家”，也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他以为“世家”所列的人物，必须有世可续，有家可承；否则即不应列于“世家”。因此他以司马迁列陈胜于“世家”为不然。《世家》曰：

“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

第二，他以为“世家”所以录诸侯，不应录大夫。因此，他反对司马迁录三晋及田氏之先世于“世家”，而田完反没其名号。《世家》曰：

且诸侯、大夫，家国本别。三晋之与田氏，自未为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后一统，具归“世家”。……又（田齐）列号东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视六国，而没其本号，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谓其可？

第三，他以为“世家”所列诸侯，应该是专制一国、传世甚久的古代诸侯。而徒有其名的汉代诸侯则不应列入“世家”。《世家》曰：

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而司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此外，他以为还有一类人物，即割据之君，“为史者，必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亦宜列于“世家”。

他对于“列传”提出了五点意见。

第一，他以为“列传”所以列卿大夫，非卿大夫则不应编入列传。因此他反对陈寿在《三国志》中列吴、蜀二帝于“列传”。《列传》曰：

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

第二，他以为“列传”主题，皆系人名，如非人名，即不应列入。《编次》云：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明，同声相应者矣。

第三，“列传”中有“合传”，但他以为“合传”的人物必须同时并世，而其行事，又首尾相随，如“陈余、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14]，这是可以的。至于以异代之人，列于一传，如：“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的曹沫与燕荆轲并编”[15]，“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16]，这是不对的。

第四，“列传”中有附出之例，但他以为这种附出的人物，必须“名行可崇”而又“事迹虽寡”，不能独立成传，所以“寄在他篇，为其标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若名行不可崇者，则无附出之必要。但“孟坚每一姓有传，则附出余亲。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17]。这也是不对的。

第五，他以为列事作传，所以播其遗烈，显其令闻。但“自班、马以来，获书于国史者多矣。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征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18]。这更有违“列传”的本意。

他对于《表历》根本反对。他以为历史应该用文词写著。而不应用“表历”排列。而且史实既见之于文词，又再列之于“表历”，实为重复。故他以为载“表历”于史传，未见其宜。《表历》曰：

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何则？《易》以六爻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观司马迁《史记》则不然矣。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

在“表历”中，他最反对班固《汉书》所载“古今人表”。他以为班氏的“古今人表”既不表现国统的递袭，又不表现禄位的相承，只是品藻贤愚，激扬善恶，这实在不能表示一种连续的历史意义。[19]而且“人表”中所录的历史人物，既非同出一族，又非同在一时，并且皆系汉以前的人物。以汉以前的人物，而列于《汉书》，更是不伦不类。他在《表历》说：

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庖牺”，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何断而为限乎？

他以为如必欲作表，亦只应适用于历史上的纷乱时期，如春秋战国及五胡乱华时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或群雄割据，各为年世；或诸胡错峙，自相君长。世变多端，史实复杂，若申之以表，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所以他以为在《史》、《汉》诸表中，惟“列国年表，或可存焉”。自此以后，则惟有崔鸿作表，颇为切要。

他对于“书志”颇为称赞。《书志》曰：“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不过他以为“书志”之中，有“妄入编次”、应予删除者三，即“天文”、“艺文”、“五行”是也。亦有“事应可书”，宜予增加者三，即“都邑”、“氏族”、“方物”是也。

他之所以主张删除《天文志》，是以为天文变化不大，不如人事每代变易。《书志》曰：“夫两曜（日、月）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故他以为“天文”可删。如必欲作志，则亦只应载其当代的日月之蚀，星宿移动，而不应重复天体之概论。

他之所以主张删除《艺文志》，是以为同一书目，“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故他以为《艺文志》可删。如必欲作志，则亦只应列当代撰者所撰之书，不应重复刊载前代之书目。

他之所以主张删除《五行志》，是以为《五行志》多载“虚说”、“浮词”，“言无准的”，“事涉虚妄”。如必予为志，亦只应记当代灾异，不应追证前事，曲加附会。

反之，他主张增加《都邑志》，则从“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败国。此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者也”。又以“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经始之义，卜揆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所以他主张“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

他又以为各种方物，“或百蛮攸税，或万国是供”，古代皆有记录。如“《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亦有图形九牧之鼎，列状四荒之经”。自汉代拓境，四国来朝，各献方物，而种类更多。爰及魏、晋，迄于周、隋，亦遐迩来王，任土作贡。此等方物，与社会经济有关，故凡为国史者，宜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前。

他又以为氏族关系血统，如“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所以历代亦有记录，如“周撰《世本》，式辨诸宗；楚置三闾，实掌王族。逮乎晚叶，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所以他以为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志》之下。

其论“论赞”，则谓后来的作者，都犯了以下的几种弊病。

第一，不必论而强为之论。《论赞》曰：“夫论者，所以辩（辨）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 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 各书一论（而冠以“太史公曰”） 。必理有非要，刚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自司马迁而后，“班固曰‘赞’，荀悦曰‘论’ ，东观曰‘序’ ，谢承曰‘诠’ ，陈寿曰‘评’ ，王隐曰‘议’ ，何法盛曰‘述’ ，扬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这些作者的史评，大抵多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因而就不免有“私徇笔端，苟衒文彩”的弊病。

第二，重复本文。《论赞》曰：“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易言之，即简单明了，不重复本文。但后来作者，“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这就犯了重床叠被的弊病。

第三，“论赞”重出。自班固于序传中以诗体作“述”，范晔改“述”曰“赞”，以后每篇皆有一“赞”。“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论赞》曰“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

第四，论事不当。《论赞》曰：“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范晔之虚美隗嚣，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这都犯了歪曲史实的弊病。

其论“序例”也说后来的作者，犯了以下的两种弊病。《序例》曰：“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故其为体，宜“言词简质”，“敷畅厥义”。但自迁、固以后，华峤而往，后之作者，皆“矜衒文彩”，忘其本义，“累屋重架”，不知所云。这是第一种弊病。又说：“夫史之为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例既立，则“科条一辨，彪炳可观”；但是后来作者，往往纪传的内容并不依照史例，甚至背道而驰。这是第二种弊病。

以上是刘知几对纪传体的批判。这诚如他自己所云：“其所发明者多矣。”虽然，尺有所短，刘知几亦有自相矛盾之处。

例如刘知几论“本纪”，则曰：“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正可抑同群盗”，不应列诸“本纪”。但在《列传》中则曰：“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按孙、刘之于汉，犹西楚之于秦，都是割据的势力，若必谓项羽为僭盗，则刘备、孙权，又何非僭盗？若必谓僭盗不可以为“纪”，则又何以于孙、刘二帝之“传”而曰“其实‘纪’也”？此其自相矛盾者一。

又如他论“世家”，则曰：“陈胜起自群盗”，“无世可传”，“无家可宅”，不应列于“世家”。但《题目》中又谓“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纪’”。按：下江、平林诸人之于汉，亦犹陈胜、吴广诸人之于秦。同为农民暴动的领袖，如必谓陈胜起自群盗，则下江、平林诸人亦起于群盗。如必谓起于群盗者，即不可列于“世家”，则何以又谓下江、平林应列于“载纪”？此其自相矛盾者二。

又如他批评司马迁列周、秦先世于“本纪”，列三晋、田氏先世于“世家”，则持规律以为断曰：诸侯不应列于本纪，大夫不应列于世家。但司马迁列汉代诸侯于世家，于规律正相符合，而又持事实以为断曰：“虽得划一之宜，讵知随时之义。”如持事实以为断，但项羽名虽霸王，而实同天子，司马迁列之于“本纪”，并不乖谬。如持规律以为断，则汉代诸侯，不论是否专制一国，传世久暂，而名实诸侯，司马迁列之“世家”又不为错。刘知几有时持规律以绳事实，有时据事实以反规律，此其自相矛盾者三。

又如他论“表历”，则曰：“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但在《杂说》（上）则曰：“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表历”之用，既如此其大，何以又说不宜列于史传？此其自相矛盾者四。

此外如《天文志》，所以推数之变化；《艺文志》，所以溯文献之渊源；《五行志》，所以记灾异之现象；而刘知几皆谓可删。凡此都是刘知几评纪传体的美中不足。

五　刘知几论历史学方法

《史通》一书，全部都是论述历史学方法；但其中有一部分系泛论历史学各流派，有一部分系专论纪传体各部分。故这里所谓历史学方法乃系狭义的历史学方法，即刘知几论怎样写著历史的部分。关于怎样写著历史，刘知几论述最详，但若总其要义，挈其宏纲，亦不外如此各点。

（一）论历史学体裁

用怎样的体裁写著历史，这是历史方法论上的一个先决问题。刘知几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崭新的见解。这就是说，他坚决地反对模拟已经废弃了的古典体裁，主张应用当时流行的体裁。他在《模拟》中说：

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在这里，他指出历史的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发展的，学者不应以古为高，妄事模拟。若必欲模拟，则其著述必不能为当代读者所接受。他在《六家》中说：“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又说：“君懋（王邵字）《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因此，他以为如必欲模拟，亦只应师其立论命意，而不应学其形式。《模拟》曰：“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又说：“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

（二）论历史学言语

体裁是历史学的形式；而言语则是历史学的本体。因为任何形式的历史学，都必须借文字来表现其内容。刘知几在《叙事》中说：“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正是说明这一意义。刘知几以为历史虽系述古人之事；但并非写给古人读的，而是写给当代之人读的。因此他反对在历史学上，应用陈死的古代言语，主张应用作者当时流行的言语。他在《言语》中说：

夫《三传》之说，既不袭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松之字）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在这里，他指出言语也是随时演变的，未必古之言语，优于今之言语。所以《三传》不学《尚书》的言语，《史》、《汉》不学《国策》的词句，以今古不同，言语已变。然而自魏以前，作者多效“三史”；自晋以降，作者喜学“五经”；以为如能学像了古人的言语文字，便可以向读者证明他的典雅高古渊博，这岂不荒谬！所以刘知几在《言语》中批判这些“拟古派”曰：

夫天长地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把近代语改装为古代语，而以写作历史，已经是今古不分，真伪相乱。而北朝诸家，又改夷语为华语，再改近代的华语为古代的华语，这就更使历史的记录，失其真实了。《言语》曰：

彦鸾（崔鸿）修伪国诸史，收（魏收）、弘（牛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三）论历史学的编制

决定了体裁和言语，然后才能开始历史学的编制。刘知几认为历史学的编制，最主要的是剪裁浮词，削除繁文。他不主张在记事体的历史中兼录言论。因为言论与事实夹杂，则叙事因之不能明断。他在《载言》中说：

《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上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

在这里可以看出，刘知几之不主张言与事杂书，是因为这样的编制，遮断了叙事的联络。除此以外，他又以为史籍上所载的许多历史文件，都是虚构，不但不能说明史实，反而淆混史实。他在《载文》中列举其例。例如他说：在史籍中，常有“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又说：在史籍中，“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又说：“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眦，而称感致百灵。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这些都是“徒有其文，竟无其事”。若以这类虚伪的历史文件，载之史籍，则“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像这样的历史，已经“非复史书，更成文集”了。所以刘知几在结论上说：

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苛能拨浮华，采真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

（四）论历史学的标题

编制的规律既定，这就要轮到题目了。刘知几以为假如书的内容是体，题目便是这个体的名称，因此，题目必须能概括书的内容。他在《题目》中曰：“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但是他以为历来的史学家往往对于标题一点，有些名不副实。

他说照一般的习惯，在史书中，“其编年月者谓之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取顺于时，斯为最也”。但是，“吕（不韦）、陆（贾）二氏，名著一书，唯次篇章，不系时月，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曰‘春秋’。鱼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尤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责实，奚其爽欤”！

又如篇章之标题，亦须与其内容相合。但是“如司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这些都是题不对文。

此外，刘知几以为题目的用处，在于提示内容，故其为体，以简明为要。如列传标题，人少者具出姓名，如《伯夷传》。人多者，唯书姓氏，如《老庄申韩列传》。又人多而姓氏相同者，则结定其数，如“二袁”、“四张”、“二公孙”传。但是到范晔，便于题目中全录姓名，其附出的人物，亦以细字列其名于主题之下。降至魏收，则更为琐碎。“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于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职官。”这些既已详述于传内，又重标于篇首，大失标题的本意了。

（五）论历史学的断限

断限，就是划分阶段的意思。但刘知几所谓断限，是指断代而言。刘知几以为既断代为史，则在断代史中只应记其所断之代，史实不应超越这个朝代的界限。但是他以为后之作者，并未严守纪律。例如班固《汉书》，是断西汉以为史，而“表志所录，乃尽牺年”。又如：“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苞梁代。”又如：“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独刊于《魏书》乎？”臧洪、陶谦、刘虞、孙（公孙）瓒生于季末，不关曹氏，何“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此外，如：“沈录金行，上羁刘主；魏刊水运，下列高王。唯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攸宜？”以上所举，他认为都是断代不清。

至于“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槃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这些，他认为都是侵官离局，越俎代庖。

总之，刘知几所谓断限，其意即如系一代之史，则非本代之事不书；如系一国之史，则非本国之事不书。

（六）论历史学的叙事

写著历史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叙事。刘知几论叙事之要有三，即简要、隐晦与确实。而最反对者，则为因习。

他在《叙事》说：“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但他所谓简要，并不是略去史实，而是削去繁复。因为自昔以降，史籍之文，日趋繁缛。“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文体既如此繁缛，而叙事又多重复。例如刘知几举出叙事之体有四：有直记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此四种方法，用其一，即可畅叙事理；但后来作者往往四者并用，床上架床。所以刘知几首先提出简要的原则，正是对症下药。

刘知几以为叙事不仅要工，而且要美。历来史籍，叙事之美者，以《春秋》为最，而《春秋》叙事之美，则在于“微婉其辞，隐晦其说”[20]。因为这样，文章便有言外之意。所以刘知几以为叙事之要，其次就是隐晦。他在《叙事》中说：

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其纪事也）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叙事之要，尤在于真切。然而后来作者，多以古事比于近事，古人比于近人。设喻不当，遂使史实失其真切。刘知几在《叙事》中曾列举此类例子。如云：“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又云：魏收《代史》，“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吴均《齐录》，“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又云：“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崔鸿）撰以新史，重规（李百药）删其旧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刘知几以为叙事之病，莫大于因俗前史之文。它在《因习》中曰：“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他又列举实例以证明因习之弊。例如他说：

《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

又如他说：

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司马昭），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回，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百药）刊齐史，颜（师古）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七）论历史学上的书法

书法和记事不同。记事是叙述史实的原委；而书法则是历史家对史实的褒贬。历史家执行褒贬之法甚多，但要而言之，则不外直书与曲笔。直书者，即以明文严词，直斥权贵；曲笔者，即饰非文过，取媚当道。即因如此，所以自古以来，直书的史学家，多遭刑戮，如齐史之书崔弑，司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北魏，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世。反之，曲笔阿时之徒，则功名富贵，忝然偷生。虽然，历史学的任务，是在于明是非，别善恶，贤贤贱不肖，所以刘知几还是主张直笔。他在《直书》中说：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同时他对于那些曲笔之徒，则大致贬词。《曲笔》中曰：

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籍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以上所述，乃刘知几论历史学方法之大要。这诚如他自己所云：“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刘知几论史体，则反对模拟经传，主张应用近体；论言语，则反对宪章虞夏，主张应用今文；论编制，则反对繁文缛词，主张言、事异篇；论叙事，则反对因袭陈说，主张简要隐晦；论命题，则反对题不对文，主张名实相符；论断限，则反对越俎代庖，主张不录前代；论书法，则反对曲笔阿时，主张仗义直书。这些见解，都是很正确的，特别是反对模拟古典的体裁和古典的言语，一直到我们的今日，还有教育作用。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有人企图用古典的文字，来掩盖自己的浅薄。惟其中有一点是值得商量的，即言与事异篇。诚然把长篇大论的文章插入叙事之中，的确会打断读者对史实的观察之联系；但是有些文词，往往与史实不能分开，而且甚至就是史实的构成部分，如项羽的乌江自刎之歌，即其一例。因此，我以为短文而必要者，仍然要插在叙事之内；长文而次要者，则记于注内，以备参考。如此则言与事，各得其所。

六　刘知几论历史学文献

刘知几对于他以前的历史文献，也曾经展开一个全面的批判。他把中国的历史文献，分为两大类：一曰“正史” ，二曰“杂史” 。他所谓正史， 就是“经” 、“传”、 《史》 、 《汉》，及其以后的官修国史；所谓“杂史”就是历代以来私家撰述的史籍。

他在《古今正史》中，历述中国正史的源流。上自《尚书》 、《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下迄隋、唐诸史，无不原原本本，详述其作者姓名，成书经过，卷数篇数，及其后来的补注。其所根据的材料，自《史》、《汉》而下，都是援引本书序论的原文；至梁、陈以还，则多举其见闻所接。

他又在《杂述》中，列举中国历史的流派。他把古今“杂史”分为十类：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里书”，十曰“都邑簿”。叙其性质，举其书名，条分缕析，巨细无遗。[21]

刘知几虽然把全部史籍别为“正史”与“杂史”；但他并不是重“正史”而轻“杂史”。他以为治史者，“正史”固然要读，“杂史”也要读。因专读“正史”，不读“杂史”，则见闻不周。但无论读“正史”或“杂史”，都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读。他在“杂述”中说：

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他以为如果不用批判之眼光去读书，则“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这样，虽“学穷千载，书总五车”，亦犹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22]。虽多亦希以为用。

不过他所谓批判，不是根据于主观的爱憎，而是根据于客观的实在。他在《杂说》（下）中说：“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批判态度。

刘知几无论对“正史”或“杂史”，皆有批判。他对于“正史”，则在《疑古》中批判《尚书》，在《惑经》中批判《春秋》，在《申左》中批判《公羊》、《穀梁》二传，在《杂说》中则批判诸史，上自经传史汉，下迄隋唐，所有的历史文献，无不具体地指出其牴牾之处，疏略之点，而予以辩证。此外，在《杂说》中，对于十种杂史也逐一予以评述。这样就完成了他对中国历史学文献的批判。

他评《尚书》则曰：“《尚书》上起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23]

评《春秋》则曰：“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隐），内为本国（讳）。事靡洪纤，动皆隐讳。”[24]是则“有罪者得隐其辜，求诸劝诫，其义安在”？且“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具切当世之文，而罔褒讳之辞也。斯则危行言逊，吐刚茹柔，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25]。

评《公羊》、《穀梁》二传，则曰：其录人言，则“语乃龃龉，文皆琐碎”。其记事，则“缺漏不可殚论”。其命意，则“奖进恶徒，疑误后学”。至于“论大体，举弘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故使古今疑滞，莫得而申焉”[26]。

评《史记》，则曰：“述《儒林》，则不取游、夏之文学；著《循吏》，不言冉、季之政事。”而传《货殖》，“独以子贡居先”；录《佞幸》，“惟以弥子瑕为始”。是其扬善显恶，有所未尽。又说：“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其本书。”是其取材“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又说：“《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而于《序传》云：“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27]，不及其他。是其叙事，可省而不省，不可省而省。自然他认为最大的弊病，就是“推命而言成败”。

其评《汉书》则谓其以汉史为列“古今人表”，于体裁，大为不类；以《汉书》抄录《史记》，而一字无改，于记事事理皆殊。又说：“《汉书》编苏氏之传，则先以苏建标名；列韦相之篇，则不以韦贤冠首。”于标题，前后不一。又说：“班固称项羽贼义帝，自取夭亡。”又云：“于公（定国）高门以待封，严母（延年之母）扫地以待丧。如固斯言，则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祸淫者矣。”[28]这又与司马迁同陷于历史的定命论了。

其评诸晋史，则曰：“东晋之史，作者多门，何氏中兴，实居其最。而为晋学者，曾未之知，傥湮灭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书，是晋史之尤劣者，方诸前代，其陆贾、褚先生之比欤？道鸾不揆浅才，好出奇语，所谓欲益反损，求妍更媸者矣。”

其评《宋略》则曰：“裴几原（子野）删略宋史，定为二十篇。芟烦撮要，实有其力；而所录文章，颇伤芜秽。”[29]

其评《魏书》则曰：以文字而论，则“援引诗书”，“妄益文彩”。使蛮音夷语，顿成经传之文。以书法而论，则“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草服之地”。反之，“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暤；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自余所说，多类于此”[30]。卖国求荣，“何其厚颜”如此。

其评北齐诸史，则盛称王邵《齐志》，这是因为这部书，多载方言，保存风俗。他在《杂说》中说：“或问曰：王邵《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为非乎？对曰：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所以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自汉已降，风俗屡迁。求诸史籍，差睹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诸朋友；或尊官之称，属诸君父。曲相崇敬，标以处士、王孙；轻加侮辱，号以仆夫、舍长。亦有荆楚训多为夥，庐江目桥为圯，南呼北人曰伧，西谓东胡曰虏。渠、们、底、箇，江左‘彼此’之辞；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义。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布在方册，无假推寻，足以知氓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不类。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媸。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重规、德棻，志在文饰。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盖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借多闻，时成博识。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邵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几面墙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

其评《周书》则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令狐德棻因之，“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

其评《隋书》则曰：“诡辞妄说”，“以无益而书”。又说：“呜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则知李斯之设坑阱，董卓之成帷盖，虽其所行多滥，终亦有可取焉。”

刘知几对“正史”的批判，大概如此。现在再看他对“杂史”的批判。他在《杂述》中说：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借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笫，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乃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里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栋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以上，是刘知几对“杂史”的批判。此外对《汉书·五行志》，还有单独的批判，这里不及再述。从以上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知几对中国的历史文献，皆认为有美中不足之处；但有一例外，即他对《左传》一书，则认为尽善尽美。他在《杂说》（上）中说：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不论他对历史文献的批判是否完全正确，而其所指，皆系据各书内容，并非凭空武断。这种客观的精神和判断的能力，实可惊叹。

七　余论

《史通》一书，虽系一部专论历史方法的著作，但刘知几在论历史方法之中，亦尝寓褒贬与夺之义。其中《疑古》一篇，题名《疑古》实即讽今。

例如他看到当武后之世，小人满朝，而武后尚以帝尧自居，则天为号。于是他在《疑古》中引据《左传》尧时有四凶而不能去之传说，而曰：“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又引据《论语》“舜举咎繇，不仁者远”的传说，而曰：“是则当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又如他看到唐代史官，为了颂扬李渊而厚诬杨广，欲比杨广于桀、纣，以显出李渊即汤、武。于是他在同篇中引据子贡“桀、纣之恶不至是”一语而曰：“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

又如他看到李渊始则推戴恭帝，始则成其篡夺，而美其名曰禅让。于是谓尧、舜禅让不可信，而曰：“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

又如他看到李世民弑其兄，而当时论者，比之周公诛管、蔡。因为《左传》有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为了打击这种谀词谬论，于是他引据《尚书·君奭》篇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的传说，而曰：“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倾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讹。而周公自以不减，遽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

以上不过略举数例，以示其范。此种例子，散见于其他各篇者，往往而有，不及备举。但由此已可看出《史通》一书，实为一部富有灵魂的历史著作。诚如他自己所云：“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31]

总上所述，可以说就是刘知几的历史学之大概的内容。虽然亦有其短，但是只要我们想见刘知几是七世纪末的一位历史学家，那他的短处，就应该由时代负责了。

昔班固评司马迁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32]

傅玄评班固曰：“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略事实，此其所失也。”[33]

刘知几评王沈、孙盛等曰：“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黜华夏，此其大较也。”[34]

吾于刘知几则曰：“论大道，则先《论衡》而后‘六经’；述史观，则反天命而正人事；疑古史，则黜尧、舜而宽桀、纣；辨是非，则贬周公而恕管、蔡；评文献，则疑《春秋》而申《左传》；叙体裁，则耻模拟而倡创造；此其所以为长也。但其论‘本纪’则贬项羽而尊吴、蜀；评‘世家’，则退陈涉而进刘玄；此又其所以为短也。”

[1]. 《旧唐书·刘胤之传》。

[2]. 《旧唐书·刘胤之传》。

[3]. 《史通·自叙》。

[4]. 《旧唐书·刘子玄传》。

[5]. 《旧唐书·刘子玄传》。

[6]. 《史通·自叙》。

[7]. 《史通·自叙》。

[8]. 刘知几辞职书，见《旧唐书》本传及《史通·忤时》篇。

[9]. 《旧唐书·地理志》：“安州中都督府隋安陆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为安州。”安州，唐时属淮南道，辖今鄂东皖西一带。

[10]. 《旧唐书·刘子玄传》曰：“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11]. 《史通·自叙》。

[12]. 《史通·自叙》。

[13]. 《史通·六家》。

[14]. 《史通·列传》。

[15]. 《史通·二体》。

[16]. 《史通·编次》。

[17]. 《史通·编次》。

[18]. 《史通·列传》。

[19]. 《史通·杂说》上。

[20]. 《史通·惑经》。

[21]. 《杂述》篇云：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帝）纪》、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记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璅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都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

“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牒》、殷敬 《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

“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行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里书者也。

“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22]. 《史通·杂说》下。

[23]. 《史通·疑古》。

[24]. 《史通·疑古》。

[25]. 《史通·惑经》。

[26]. 《史通·申左》。

[27]. 《史通·杂说》上。

[28]. 《史通·杂说》上。

[29]. 《史通·杂说》中。

[30]. 《史通·浮词》。

[31]. 《史通·自叙》。

[32]. 《汉书·司马迁传》，《史通·书事》引同。

[33]. 《史通·书事》引傅玄语。

[34]. 《史通·书事》。

前言

瞿林东

一　生平述略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字守常，笔名李钊、孤松、猎夫。二三岁时，父母先后去世，随祖父母过活。幼时，在乡村私塾就读。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6岁时，应科举考试，中秀才；因科举停办，遂入卢龙县永平府中学读书，肄业。1907年，因家境贫困，又“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是年冬，东渡日本。次年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时年25岁。这时，李大钊广泛地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秘密组织神州学会、中国经济财政学会和留日学生总会，发表有关国情和反袁文章。李大钊“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1]，毅然弃学归国，于1916年5月到达上海，旋创办《民彝》，7月至北京主编《晨钟报》。1917年1月，任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日刊》编辑，发表文章，抨击北洋军阀黑暗统治和封建专制主义文化。

1918年1月，李大钊继章士钊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于1918年底与陈独秀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次年主编《晨报副刊》，传播新文化，撰写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19年，李大钊参与领导五四运动，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少年中国月刊》，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标志着他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他发起和组织北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担任唯物史观研究课程。同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先后发动开滦五矿大罢工、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上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他受中国共产党委托，同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问题，并经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5月，李大钊（署名李守常）所著《史学要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6月，他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苏联参观、讲学。1925—1926年，李大钊发动和组织北方地区人民群众响应“五卅运动”，领导北京“三一八”群众运动。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在狱中和法庭上，李大钊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4月28日，这位坚定的革命者在绞刑架下慷慨就义，时年38岁。[2]他所撰《狱中自述》概括了他所走过的道路，其中有几句是：“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言，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文集》下，第893页）此可谓心如日月，志比山河。

李大钊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是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一生，他的志向是要改变国家受帝国主义侵略、人民受军阀专制压迫的命运。他是革命的理论家，又是革命的实践家，他的思想和人格受到人们崇高的景仰和永久的纪念。

二　历史观和史学观

通观李大钊的论著，有两个方面的特点是应当受到重视的：第一，李大钊的思想、理论往往是通过对历史和对史学的阐发而表现出来的。第二，李大钊“夙研史学”，在史学方面不仅有兴趣，而且有造诣。他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北京大学教授后，曾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今《李大钊文集》中有关论著即是当年之讲义；而《史学要论》一书，则是一本可贵的系统论著。这两个方面的原因，确立了李大钊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重要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这里，试就李大钊的历史观、史学观作扼要的概括。

（一）关于历史观

李大钊的历史观的核心是唯物史观，他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把它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学人。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以通俗和简明的笔触，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理解和认识。他首先指出：“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它）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它代替旧有的历史观是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是历史观的本质上的变革。接着，他着重指出唯物史观的核心是：“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径路，是有不可抗性的。”（《文集》下，第5l、52页）李大钊认为，从经济现象去研究历史、说明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进而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从前的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予）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同上）。同年，他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对此也有深刻的论说。在中国史学上，这是第一次极明确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价值，因而在史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道路的开端。

1920年，李大钊发表《史观》一文，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说什么是“历史”，他写道：“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记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文集》下，第264～265页）运用这种“史观”来解释“历史”，揭示“历史”是运动的和有生命的内在本质，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也是第一次。李大钊还强调“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文集》下，第266、268页）。从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史学上所固有的历史观即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的变化。可见，20世纪20年代初，确是中国史学发展上的一座巨大的界石。这就是唯物史观的丰碑。

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核心的基础上，李大钊在历史思想方面尤其重视如下一些原则：

——强调思想变动的原因应当到经济变动中去寻找。1920年，李大钊撰《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文集》下，第177页）他分析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因受到世界工业经济的压迫，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变化中显著的一点是大家族制的崩颓，于是风俗、礼教、政治、伦理也都跟着发生变化，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均由此而起。

——重视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写道：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文集》下，第60页）他又撰写《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指出：“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文集》下，第17页）李大钊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待历史、说明历史，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是第一次。

——突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李大钊早年曾撰《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历史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他写道：“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文集》上，第155页）这是充分肯定“民彝”在历史运动中的重大作用。1918年，他还写了《庶民的胜利》一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究竟应当为谁而庆祝：“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文集》上，第593页）这些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历史观念中民众占有极重要的分量。1920年以后，他的这种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他写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文章，就是这种观念对于现实的历史运动的诠释。

——对“历史”的新概括。客观历史是什么，中外学人有不少解释。李大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地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文集》下，第714页）他还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文集》下，第763页）他说的“活的历史”、“真的历史”、“有生命的历史”包含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同“社会”的实质、内容是相同的；第二，它是变革的；第三，它不只是指的过去而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关于史学观

——历史与史学的区别及联系。李大钊明确地指出“历史”是“活的历史”、“有生命的历史”即客观历史运动。与此相联系的是，他对史学也作了解释。他认为史书不是历史：“这类的书，固然浩如烟海，但不是历史，而是供给吾人研究历史的材料。从前许多的旧历史学家，都认这是历史。其实这是研究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此其一。其二，“历史学是起源于记录”，“发生事件而记录起来，这是史学的起源。”（见《研究历史的任务》，《文集》下，第673、674页）其三，史学包括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他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见《史学要论》，《文集》下，第724页）把历史与史学的关系作如此明确的论说，在中国史学上也是第一次。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最早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概括，他指出：“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是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它）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李大钊在比较了旧史观与唯物史观在解释历史方法及其结果的种种不同之后指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为此。”（以上见《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文集》下，第360、362、365页）从他的论述可以看出，唯物史观实为现代史学的核心，也是现代史学各种思潮的试金石。

——历史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李大钊认为：“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它），认识他（它）。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所以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见《研究历史的任务》，《文集》下，第677、678页）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的过程。

——重视史学思想史。这是李大钊史学思想中一个很重要、很有特色的方面。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等一些高等学校的史学系讲授史学思想史课程，持续数年之久。李大钊之所以对此有浓厚的兴趣，旨在探索、说明唯物史观的产生由来已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怎样克服了它以前的唯物史观的缺陷而具有科学的意义。这个思想，在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已有所表露。李大钊的这一研究方法，同样适合于用来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朴素的唯物史观的历史，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　关于《史学要论》

《史学要论》是李大钊系统地阐述他的史学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全书凡六章，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具有理论的深刻与实践的激情相结合的特点。

第一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其主要论点是：1.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历史”，并不等同于“活的历史”即客观历史本身。李大钊指出：“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纪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它）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它）们就是历史。这些卷轶，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文集》下，第713—714页）指出这种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使人们懂得“历史的本体”即“活的历史”比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从而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在实践上则使人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也生活在“活的历史”之中，增强对于历史的体察和责任。2.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阐明这一点，使人们懂得历史是变化的、进步的、生动不已的。李大钊写道：“这样讲来，我们所谓活的历史，不是些写的纪的东西，乃是些进展的、行动的东西。写的纪的，可以任意始终于一定的范围内；而历史的事实的本身，则永远生动无已。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文集》下，第717页）3.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不可能割断的。李大钊认为：“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文集》下，第720页）全人类的历史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

第二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学”。本章的主要论点是：1. 关于“历史学”的对象。李大钊写道：“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文集》下，第722页）李大钊对历史学所作的这一定义，对人们认识历史学的性质与作用，有深刻的启示。2. 历史学应着力于建立历史理论。李大钊认为：在整理、记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历史理论，才能使“今日的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这表明他在历史学的发展上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3. 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针对当时的一种见解，即认为“历史是多元的，历史学含有多元的哲学”，因此“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云云，李大钊阐述道：“各种科学，随着他（它）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况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视，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谓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不能概括推论，就一般史实为理论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为不可。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不全不能存在。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文集》下，第727页）各种科学“自异其趣”，都有自身的特点，史学亦然，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作者的结论。

第三章论述“历史学的系统”。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 李大钊把历史学划分为“广义的历史学”与“最广义的历史学”两个系统，而后者则包含前者。2. 作者始终重视历史学的记述部分与理论部分的区别，如“广义的历史学”包含“记述的历史”与“历史理论”（亦称“狭义的历史学”）两个子系统；又如“最广义的历史学”包含“普通历史学”（即“广义的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历史哲学”三个子系统，其中“特殊历史学”则又包含“记述之部”与“理论之部”两个子系统，足见作者对理论部分的重视。从学科发展史来看，李大钊所构建的“历史学的系统”，以恢宏的视野来观察历史学的内涵与外延，是一个创举。

第四章论述“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这里所论述的，是关于史学在科学史上之地位的问题。作者以欧洲为例，指出在中世纪以前，史学“几乎全受神学的支配”；到了十六七世纪，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近代科学的产生；其后又经许多人“先后努力的结果，已于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文集》下，第745页）。这就是说，只是当人们从历史中发现了“一定的法则”时，历史学在科学史上或者说在科学系统中才占有自己的位置。作者对马克思的有关理论作了如下的概括：“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文集》下，第748页）作者认为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其主要根据即在于此。

第五章论述“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李大钊把与史学相关的学问划分为六类，一一阐述。他认为，文学、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故择出分别论述，而又以论述“史学与哲学”最为详尽，足见作者的理论旨趣。

第六章论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李大钊作了深刻而又精辟的论述，他的主要论点是：1. 史学对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文集》下，第761页）2. 现代史学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文集》下，第763～764页）在李大钊看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人生观。3. 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钊极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道理，他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文集》下，第764～765页）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历史教育实在是一桩伟大的事业。

综观《史学要论》一书，并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首先，《史学要论》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史学理论著作之一。它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关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他如关于历史观问题、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的系统问题、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史学对于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影响等，它都作了深刻的论述。这些，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书中反映出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信念，对于史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分析，对于史学之影响到社会、人生的关注等，今天读来，仍使人感觉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激情涌动。

在旧中国，《史学要论》因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受到限制，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由于史学理论的研究不曾被提到应有的位置以及其他历史的原因，《史学要论》也不曾有广泛流传的机会。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史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作深入的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热潮的兴起，《史学要论》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印行《史学要论》，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史学论集》也都收入了《史学要论》，《史学要论》才得以广泛传播开来。80年代初，白寿彝教授评价说：“《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3]这是对《史学要论》及其作者中肯的评价。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参考了袁谦等编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上、下），以及李乐光、方行等编辑、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韩一德、姚维斗编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史学论集》等书。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的几篇论文，大多同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些更是思想史或革命史上的名篇；现在这样的编次，是考虑到出版者在体例上的统一要求。其文本，《史学要论》据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同时参考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铅印本以及《李大钊文集》、《李大钊史学论集》所收文本。谨此说明，并申谢忱。

1999年3月29日撰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1]. 以上所引见《狱中自述》，载《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88、889页。下引本书，随文只注《文集》上、下及页码。

[2]. 这一部分内容的撰写，参考了《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卷首所载《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一文、张静如教授等所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 《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0页。

目录

前言/瞿林东

一　生平述略

二　历史观和史学观

三　关于《史学要论》

史学要论

一　什么是历史

二　什么是历史学

三　历史学的系统

四　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

五　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

六　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附录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今与古

史学与哲学

（一） 历史一辞的意义

（二） 历史的定义

（三） 史学与哲学及文学的关系

（四） 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

（五） 哲学与史学的接触点

（六） 哲学与史学的关系

（七） 史学、文学、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

史学概论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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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要论

一　什么是历史[1]

吾人自束发受书，一听见“历史”这个名辞，便联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记》、《紫阳纲目》、《资治通鉴》，乃至Herodotus、Grote诸人作的《希腊史》等等。以为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历史，希腊人的历史。我们如欲研究中国史、希腊史，便要在这些东西上去研究；这些东西以外，更没有中国史、希腊史了。但是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

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纪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活的历史，固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譬如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或是日本，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中国或日本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中国，说这就是中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日本，说这就是日本。我们要想研究列宁，或是罗素，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列宁或罗素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资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宁传》，说这就是列宁；某人所作的《罗素传》，说这就是罗素。那纪载中国或日本的事物的编册以外，俨然有个活的中国、活的日本在；那列宁或是罗素的传记以外，俨然有个活的列宁、活的罗素在。准此以推，许多死的纪录、典籍、表册、档案以外，亦俨然有个活的历史在。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纪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纪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我们以什么是历史。我们当于此类纪录以外，另找真实的历史，生活的历史。

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今欲把历史与社会的概念弄得明明白白，最好把马克思（Karl Marx）的历史观略述一述。马克思述他的历史观，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纵着看人间的变迁，便是历史；横着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的名称，乃是马克思的朋友恩格斯（Engles）在一八七七年开始用的。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和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里，都含着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而公式的发表出来，乃在一八五九年的《〈经济学批评〉的序文》。在此《序文》里，马克思似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他固然未用历史这个名辞，但他所用社会一语，似欲以表示二种概念：按他的意思，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换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譬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社会的基址，便是经济的构造（即是经济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社会的上层，便是法制，政治，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基址有了变动，上层亦跟着变动，去适应他们的基址。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他认横着去看人类，便是社会；纵着去看人类，便是历史。历史就是社会的变动。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对于历史学，横着考察社会的，推马克思的意思，那便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

依上所述，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个的，不容片片段段的割裂。文化生活的各体态、各方面，都有相互结附的关系；不得一部分一部分的割裂着看，亦不得以一部分的生活为历史内容的全体。普通一说历史，便令人想是说社会上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其实道德、学术、宗教、伦理等等，所谓文化的理想，亦莫不应包含在历史以内。说历史只是政治、法律和经济，已经算是狭隘了。还有一派史学家，只认政治的历史为历史，此外的东西似乎都不包括于历史以内。他们认以政治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迁的，是历史学。像那福利曼（Freeman）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就是这种观念。以政治为中心，即是以国家为中心；国家的行动，每依主权者的行动而表现；故结局他们认以主权者或关系主权者的行动为中心以考察社会的变迁的，为历史学。中国旧史，其中所载，大抵不外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而于社会文化方面，则屏之弗录。这样的史书，就是本于历史只是政治，政治只是主权者的行动的见解而成的。马克思认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则对于历史学横着考察社会的，乃为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由此类推，这一派的历史家，既认以政治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则对于历史学横着考察社会的，亦应该为政治学，同时亦是社会学。但在事实上，他们并未想到此点。他们并不注意政治学、社会学，在学问上的性质如何。这一派的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相同的点有二：① 同认历史为社会的变革；② 同认历史学的目的，在与自然科学相等，发见因果律。政治史观派虽有此与马克思相同的二点，其说亦终是站不住。因为政治是次级的，是结果不是原因，不能依此求得历史上的因果律。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一方面把历史与社会打成一气，看作一个整个的；一方面把人类的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亦看作一个整个的；不容以一部分遗其全体或散其全体。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

这样讲来，我们所谓活的历史，不是些写的纪的东西，乃是些进展的行动的东西。写的纪的，可以任意始终于一定的范围内；而历史的事实的本身，则永远生动无已。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只有纪录的卷帙册籍，是印版的，定规的。纪录可以终结的，纪入纪录的历史事实则没有终结；纪录是可以完全的（在理论上是可以完全的，在事实上则完全的亦极少），纪入纪录的历史事实，则没有完全。不但那全个的历史正在那里生动，就是一个一个的历史的事实亦天天在那里翻新。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要时时定的，要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真实有二意义：一是说曾经遭遇过的事的纪录是正确的，一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喻是正确的。前者比较的变动少，后者则时时变动。解喻是对于事实的知识，知识是天天增长的，天天扩大的，所以解喻是天天变动的。有实在的过去，有历史的过去：实在的过去，是死了，去了；过去的事，是做了，完了；过去的人，是一瞑长逝，万劫不返了；在他们有何变动，是永不可能了；可以增长扩大的，不是过去的本身，乃是吾人关于过去的知识。过去的人或事的消亡，成就了他们的历史的存在；自从他们消亡的那一俄顷，吾人便已发见之于吾人想象中，保藏之于吾人记忆中；他们便已生存于吾人的记忆中、想象中了。吾人保藏之愈益恒久，即发见之愈益完全，即解喻之愈益真切。实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复生了，他的生涯，境遇，行为，丝毫不能变动了；可是那历史的孔子，自从实在的孔子死去的那一天，便已活现于吾人的想象中，潜藏于吾人记忆中，今尚生存于人类历史中，将经万劫而不灭。汉唐时代人们想象中的孔子，与宋明时代人们想象中的孔子，已竟不同了；宋明时代人们想象中的孔子，与现代人们想象中的孔子，又不同了；十年以前，我自己想象中的孔子，与今日我自己想象中的孔子，亦不同了。所以《孔子传》，《基督传》，《释迦牟尼传》，《穆罕默德传》，不能说不要重作。没有一个历史事实，能有他的完满的历史；即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要不断的改作。这不是因为缺乏充分的材料与特殊的天才，乃是因为历史的事实本身，便是一个新史产生者。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去年的真理，到了今年，便不是真理了；昨日的真理，到了今日，又不成为真理了。同一历史事实，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同一人也，对于同一的史实，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此果何故？即以吾人对于史实的知识与解喻，日在发展中，日在进步中故。进化论的历史观，修正了退落说的历史观；社会的历史观，修正了英雄的历史观；经济的历史观，修正了政治的历史观；科学的历史观，修正了神学的历史观。从前的史书，都认天变地异与神意有关，与君德有关；现在科学昌明，知道日食一类的事，是天体运行中自然的现象，既不是什么灾异，亦不关什么神意，更不关什么君德了。从前的史书，都认火的发见，农业及农器的发明，衣服的制作，为半神的圣人，如燧人氏、神农氏等的功德；都认黄虞时代，为黄金时代；而由进化论及进步论的史观以为考察，此等重大的发见，实为人类生活一点一点的进步的结果；在原人时代，不知几经世纪，几经社会上的多数人有意无意中积累的发见与应用的结果，始能获享用此文明利器。旧史以之归于几个半神的圣人的功德，宁能认为合理？前人为孔子作传，必说孔子生时有若何奇异祥瑞的征兆，把西狩获麟一类的神话，说得天花灿烂；我们若在现今为孔子作传，必要注重产生他这思想的社会背景，而把那些荒正不经的神话一概删除。本着这一副眼光去考察旧史，必定忍不住要动手改作。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Grote作的《希腊史》，比Herodotus的《希腊史》真确的多，就是这个原故。这不是Grote的天才，比Herodotus的天才高；亦不是Herodotus比Grote爱说谎；时代所限，无可如何。Herodotus在他的时代，他只能作到那个地步，再不能更进了；Grote在他自己的时代，固然算是尽其最善，但亦不能说是作到完全。我们固然不能轻于盲拜古人，然亦不可轻于嘲笑古人。历史要随着他的延长，发展，不断的修补，不断的重作。他同他的前途发展的愈长，他的过去的真实为人们所认识的，愈益明确。中国古人有句话，叫做“温故知新”。普通的解释，就是一面来温故，一面去知新。温故是一事，知新又是一事。但这句话要应用在史学上，便是一件事。温故是知新的手段，知新是温故的目的。改作历史，重新整理历史的材料，都是温故的工夫。在这温的工作中，自然可以得到许多的新知。我们还可以把这句倒装过来说，“知新温故”。这就是说拿我们日新月异所进步的知识，去重作历史。“故”的是事实，“新”的是知识。人们对于实在的事实的认识，终不能完全，所以要不断的温；人们对于事实的认识，是一天一天的进步，所以以此去不断的温故的事实，亦必不断的有些新见解涌现出来。这样子我们认识了这永续生存的历史，我们可以用几句最明了的话，说出什么是历史：

“历史不是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亦不是只纪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称为记述历史，决不是那生活的历史。”

二　什么是历史学

在今日寻历史的真义，虽如上述；而历史这个名辞的起原，则实起于纪录。汉文的“史”，其初义即指秉持典册，职掌记事者而言，再转而有纪录的意义。“历史”在英语为History，在法语为Histoire，在义大利语为Storia，三者同出于希腊语及腊丁语的Historia，其初义本为“问而知之”；由是而指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录出来的东西亦云，遂有纪录的意义了。历史在德语为Geschichte，在荷兰语为Geschiedenis，有“发生的事件”的意义。综起来看，“历史”一语的初义，因国而异；而行用既久，滋义甚多，则中国与欧洲诸国同然。但是概括观之，“历史”一语的初义，都是指事件的纪录而言；足征历史学的起源，实起于纪录的历史。纪录的历史，是由记可以流传后世的言行而发生出来的；然其所以记的动机则不必相同：或为使其言行、功业及其所造的事变，永垂诸世勿使湮没；或将以供政治上的参考，俾为后世的模范与戒鉴；或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以应其知过去明事物的来历的自然的要求；或以满足其欲知邦家种姓的盛衰兴亡，非常人物的言行、经历及其运命的兴味。而其所记的事，又必是有些地方具有特异的性质的：譬如现于水平上的岛屿，耸于云际的山岳，最易惹人们的注意；寻常琐屑的事，则恒不见于纪录。然此种见解，非可适用于今日的历史的情形；欲适用之，则必须附以新解释。今日的历史，不但记述偶然发生的事变，而且记述状态的变迁与沿革；不惟注意例外异常的情形，抑且注意普通一般的事象。历史总是记述以何理由惹人注意的事，至于如何的事才惹人注意，则今古不同。此处所云的历史，是说记述的历史。此类的历史，原是现实发生的各个情形的记述，故其本来的性质，不在就某种事实或对象而为一般的研究，明其性质，究其理法；而在就一一实际的情形，详其颠末，明其来历。即在今日，普通的历史方犹保存此本来的性质；然而今日史学所达的进程，则已不止于单为个个情形的记述与说明。比较的研究，在史学上曾被试用，而历史理论的研究，其目的尤在为关于历史事实一般的说明。

今人一言历史的研究，辄解为沿革的研究，这就是因为认历史是述事物的来历，明其变迁沿革的经过者。通俗谈话，“历史的”这一个形容，表示几种意义，因用的时地不同，而意义亦从之各异：有时单有“过去的”的意味，有时更含有“可记忆的”即“显著”、“卓越”、“可传于后世”的意味，如称某人为“历史的”人物，即是此例。把他当作学术上的用语，就是表明一种考察事物的观察法。这种观察法，专寻事物的起源及过去的变迁、沿革；简单说，于生成发展的关系考察事物，答怎样成了这样的问题，即是历史的考察法。今日论史学的性质，首当注意者，乃为专就生成发展上所研究的事情，即其考察法的“历史的”事情。虽然，只此不能说算是把史学的性质能够充分的明确的决定了。因为史学固有一定的考察法，史学亦有一定的对象。所谓历史考察法，不只能用于人事，即于自然现象，亦能适用之：譬如讲地球的发达，考生物的由来，亦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考察；然而那样的研究，不能认为属于史学的范围。史学非就一般事物而为历史的考察者，乃专就人事而研究其生成变化者。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

人以个体而生存，又于种种团体而生存；故人生有为个体的生存，有为团体的生存。人的团体的生存，最显著的例，即是国民的生存；今日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似为国民的生存的经历。记述为个人生存的经历者，谓之传记；讨究文化的发展者，谓之人文史，亦曰文化史；传记与文化史，虽均为历史的特别种类，然而个人经历与文化发展的研究，亦不能说不是史学范围以内的事。有人说，史学是专研究关于团体的生活者，而不涉及个人的生活。是亦不然，个人生活与团体生活，均于其本身有相当的价值。团体生活的荣枯兴衰，固为吾人所急欲知，所急欲解喻者；而个人的经历与运命，又何尝不一样的感有此兴味？此等要求，盖为吾人自然的要求。且个人生活的研究，不但于其本身有必要；即为团体生活的研究，有时亦非研究个人生活不可。盖个人为构成团体的要素，个人的活动为团体生活的本源，个人在团体的生活中，实亦有其相当的影响，即亦有其相当的意义，故史学不能全置个人于度外。我们固然不迷信英雄、伟人、圣人、王者，说历史是他们造的，寻历史变动的原因于一二个人的生活经历，说他们的思想与事业有旋乾转坤的伟力；但我们亦要就一二个人的言行经历，考察那时造成他们思想或事业的社会的背景。旧历史中，传记的要素颇多，今日的史学，已不那样的重视个人的传记；因为团体的生活，在历史上的意义渐次加重了。然为团体生活的研究，似仍有为传记的研究的必要。

人事的生成发展，不能说不能为演绎的推理的论究，即设某种假设，在其假设之下看如何进行。此种研究法，亦非不可试行于史学；不过史学发展的径路，当初只是沿革的研究，直到今日，才渐知为推理的研究；所以人们多认史学是以事实的研究（沿革的研究）为主的。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顷，一方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出，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由第一点去看，可说史学到某程度其研究的本身含有艺术的性质（不独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的东西是艺术的作品，就是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由第二点去看，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实在说起来，所谓事实的组成描出，即在他种科学，亦须作此类的工夫到某程度；所以到某程度含有艺术性质的事，亦不独限于史学，即在地质学，古生物学等，亦何尝不然？

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此种思想，久已广布于世间，这实是史学界的新曙光。

这种严正的历史科学，实际上今尚未能完成其整齐的系统。一般人对于历史科学的观念，仍极泛漠。此种学问所当究论的问题，究竟为何？似尚未有明确的决定。且历史科学（即历史理论）若果成立，他与历史哲学亦必各有其判然当守的界域；直到如今，二者之间并未有明了的界域可守，以致名词互用，意义混同，律以治学明界的道理，似宜加以分别才是。

历史科学能否于最近的将来完成他的系统？历史科学一旦成立，果为如何的性质？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究有若何的关系？其界域若何？其考察法的相异何在？历史科学所当研究的事实为何？这都是治史学者所当加意研考的问题。

史学原以历史的事实即是组成人类经历的诸般事实为研究的对象，故调查特殊的历史的事实而确定之，整理之，记述之，实为史学的重要职分。就历史的事实为科学的研究，诚不可不基于就特殊情形所为事实的观察与征验；故特殊史实的精查，乃为史学家的要务。然史学家固不是仅以精查特殊史实而确定之，整理之，即为毕乃能事；须进一步，而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学者于此，则有二说：一说谓史家的职分，不仅在考证个个特殊的史实，以求其明确；而寻史实相互的联络，以明其因果的关系，固亦为必要。然考其联络，明其因果关系，以解释史实，说明其发达进化云者，不过是说单就特殊事例的本身所当作的事；至于综合全般的历史以求得一普遍的理法，则非史家所有事。一说则谓史家的职分，不仅在就特殊事例的本身解释史实，更须汇类种种史实，一一类别而为比较，以研究古今东西全般历史的事实，为一般的解释，明普遍的理法，正为史学家的要务。从第一说，则史学家的任务，既不仅在特殊史实的确定，复不在讨究事实的一般性质、理法；而在于特殊史实的确定以外，就特殊事例为推理的考察，以解释之，说明之。从第二说，则史学于特殊事实的考证，固宜有浓厚的兴趣，考察在一一现实的时会，史实如何显现？一般的性质、理法，则各别事情之下，如何各别以为发露？而犹不止此，实际于种种形态，于一一现实的时会，所显诸般史实的普通形式、性质、理法，一般的施以讨究，而抽象的表明之，亦为当然属于史学的任务。由是言之，史学不但就特殊事例为推理的考察，并当关于一般为理论的研究。从第一说，则史学与其他诸科性质迥异，而为一种特别的学问；从第二说，则史学实为与其他科学同性质同步调的东西。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在今日已无疑义，不过其发达尚在幼稚罢了。今日史学的现状，尚在努力为关于事实的考证；而其考证，亦只为以欲明此特殊事例的本身为目的的考证，并非以此为究明一般性质、理法的手段的考证。由这一点去看，第一说似恰适应于今日历史学问的现状。然知识学问，是进步的，发展的，断无停滞于一境，毫无发展进步的道理。研究史学的人，亦不可自画于此之一境，而谓史学不能侪于科学之列，置一般的理论于史学的范围外，而单以完成记述的历史为务。各种学问的发展，其进展的程级，大率相同：大抵先注意个个特殊事实而确定之，记述之；渐进而注意到事实的相互关系，就个个情形理解之，说明之；再进而于理解说明个个事实以外，又从而概括之，推论之，构成一般关于其研究的系统的理论。史学发展的途程，亦何能外是？史学方在幼稚的时期，刚刚达到就各个事实而为解释说明的地步，自与其他已经达到概括的为理论的研究的科学不同。但此之不同，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是史学的幼稚，不是史学的特色；只能说史学的发展，尚未达到与其他科学相等的地步，不能说史学的性质及观察点，与其他科学根本相异。

史学既与其他科学在性质上全无二致，那么历史科学当然可以成立。史学的要义有三：① 社会随时代的经过发达进化，人事的变化推移，健行不息。就他的发达进化的状态，即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以为考察，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② 就实际发生的事件，一一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③ 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在这种研究中，有时亦许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

有些人对于史学是否为一种科学的问题，终是有些怀疑。他们说历史的学问所研究的对象，在性质上与自然科学等大异其趣，故不能与其他科学同日而语。盖人事现象，极其复杂，每一现象的发生，大抵由种种原因凑合而动，种种事情，皆有交感互应的关系。于一一时会，人类的心理有甚不定的要素存在，其理法不易寻测，其真实的因果关系，不易爬梳；故学者说历史是多元的，历史学含有多元的哲学，今欲于多元的历史的事实发见普遍的原则或理法，终属难能，因之史学一般理论的构成，亦殊不易。此等论难，亦未尝无几分真理，顾吾人所谓史学，与其他诸科学同其性质、一其步调者，亦只是就其大体而言。各种科学，随着他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况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视，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谓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不能概括推论，就一般史实为理论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为不可。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且在心性的学问，如心理学及经济学、法律学等人文诸科学，颇极发达，各就其所研究的对象，为一般理论的研究的今日，而犹以人事现象复杂难测为理由，主张就史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之不可能，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见他，确定他了。况且依概括的推论以明一般的理法，较之就个个特殊情形一一讨究其凑合而动的种种原因，其事或尚较易。就个个特殊现实的情境，充分的与以解释与说明，史学亦既冒种种困难而为之；今于超乎随着个个事例而起的复杂错综的关系以外，而就全般考其大体以为理解，论者乃视此比较容易的事为不可能，宁非异事？且我们所谓一般的理法，自指存于人事经历的理法而言，非谓于个个特殊事例，常以同一普遍的形态反复表现。在现实个个特殊的时会，种种事情纷纭缠绕，交感互应，实足以妨碍一般的理法以其单纯的形态以为表现。以是之故，此理法常仅被认为一定的倾向。此一定的倾向，有时而为反对的势力所消阻。虽然，此理法的普遍的存在，固毫不容疑，不过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之中，不易考察罢了。

依上所述，我们知道史学的目的，不仅在考证特殊史实，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的研究；于专以记述论究特殊史实的记述历史以外，尚有讨论一般的性质、理法的历史理论，亦不可不成立。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都是一样要紧。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而今观于实际，则治史学者，类多致其全力于记述历史的整理，而于一般史实理论的研究，似尚置之度外；即偶有致力于此者，其成功亦甚微小，以致历史科学尚未充分发展至于成形。固然，关于考证个个史实的研究，虽在今日，仍不可忽视；因为历史的事实，总是在发展中，进步中，没有一个历史是完成的。一个纪录的本身，可以始终于一定的范围作一结束，而其所纪录的史实，则常须随着人们的新智识，新发见，加以改正；所以记述历史，亦要不断的改作才是。今日关于考证个个史实的研究，虽然有显著的进步；然就大体上看，犹有极重要的事实遗剩下来，未能充分的以为讨究者，尚不在少；人们所最欲确知而不得其证据者，尚不在少；以是知学者对此之努力，仍不可一日懈。且个个事实的考证，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必要的材料。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的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见，始能比较的明确。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必于特殊事实的研究有充分的准备始能构成。于个个事实的研究多尚未能作到比较的充分的今日，而望历史理论的系统完全成立，实在是很难。故在今日，于一般理论必要的准备未成的时候，不能认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完全构成。科学不是能一朝一夕之间即能完成他的系统的。历史科学的系统，其完成亦须经相当的岁月，亦须赖多数学者奋勉的努力。有志于历史理论的研究者，宜先立关于其结构的大体计画，定自己所当研究的范围，由与记述史家不同的立脚点，自选材料，自查事实。历史理论家欲图历史理论的构成，必须抱着为构成历史理论的准备的目的，自己另下一番工夫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这样子研究的结果，才能作历史理论的基础。同时又须采用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所研究的结果，更以征验于记述历史，历史理论的研究，方能作到好处。今日一般所作的关于特殊事实的研究，乃是专为整理记述历史而下的工夫，合于此目的者便去研究，否者则不蒙顾及。于为整理记述历史毫无必要的事实，容或于构成历史理论非常的要紧；而且同一的事实，在理论史家看来，其观察法与记述历史家不同，必须立在他的特别立脚点以新方法为新研究，方于自己的企图有所裨益。然则为整理普遍记述历史所要确定的个个事实，即悉为充分的调查与确定，以供之于理论史家，那样的材料，亦于理论史家无直接的效用。所以理论史家为自己的企图的便利起见，不能不自己下手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或于记述史家所未顾及的事实加以考证，或于记述史家所曾考证的事实，更依自己的立脚点用新方法以为考察；当自辟蹊径，不当依赖他人；这样的研究下去，历史理论即历史科学，终有完全成立的一日。历史理论实为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直接的基础，故史学的成立，于人生修养上很有关系。即于记述历史的研究，亦能示之以轨律，俾得有所准绳，其裨益亦非浅鲜。真挚的史学者，幸共奋勉以肩负此责任！

三　历史学的系统

论到此处，我们要论一论历史理论的系统是由些什么部分组成的了。前边说过，历史理论是以一般就种种史的事实研究其普通的性质及形式，以明一以贯之的理数为目的的。史的事实为何？简约言之，便是构成人类经历的诸般事实。在历史理论上所研究考察的事物全体，即是此人类生活的经历。此处所谓人类生活的经历，不是指那作为一个动物在自然界的人类生存的经历而言，乃是指那为意识的活动的一个社会的生物的人类生活的经历而言。此种意义的人类生活的经历，其性质决非单纯，实为一种复杂的组成物。人类的经历，是一个概括的名称，包括人类在种种范围内团体生活的总合。人类在社会上，为一个人而生存，为氏族的一员而生存，为各种社团的一员而生存，为一国民的一员而生存，为民族的一员而生存，又为全人类的一员而生存。故吾人有个人的生活，有氏族的生活，有种种社团的生活，有国民的生活，有民族的生活，又有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经历，即由这些种种生活相凑泊相错综而成。我们要想了解人类经历的总体，不能不就此种种生活下一番剖析分解的工夫，一一加以精细的研究。

最广义的历史学，可大别为二大部分：一是记述的历史；一是历史理论，即吾人之所谓历史学。严正的历史科学，乃是指此历史理论一部分而言。在记述的历史中，又可分为个人史（即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六大部分。在历史理论中，亦可分为个人经历论（即比较传记学）、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六大部分。列表如次：

现代史学家多认历史所当治的范域，以社会全体或国民生活的全般为限，故有人谓历史是社会的传记。如此解释，吾人以为失之太狭。个人的生活，氏族的生活，种种社会集团的生活，民族的生活，乃至全人类的生活，都应包括在历史的范围内。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其考察方法虽不相同，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原非异物。故历史理论适应记述史的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亦分为个人经历论、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等。为研究的便利起见，故划分范围以为研究。那与其所研究的范围了无关系的事项，则屏之而不使其混入；但有时为使其所研究的范围内的事理愈益明了，不能不涉及其范围以外的事项，则亦不能取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态度。例如英雄豪杰的事功，虽当属之个人史，而以其事与国民经历上很有影响，这亦算是关于国民生活经历的事实，而于国民史上亦当有所论列，故在国民史上亦有时涉及个人、氏族或民族的事实。反之社会的情形，如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及氏族的血统等，虽非个人史的范围以内的事，而为明究那个人的生活的经历及思想的由来，有时不能不考察当时他所生存的社会的背景及其家系的源流。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有相辅相助的密切关系，其一的发达进步，于其他的发达进步上有莫大的裨益，莫大的影响。历史理论的系统如能成立，则就个个情形均能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明，必能供给记述历史以不可缺的知识，使记述历史愈能成为科学的记述；反之，记述历史的研究果能愈益精确，必能供给历史理论以确实的基础，可以依据的材料，历史理论亦必因之而能愈有进步。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

此外尚有种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史学家于其所研究的事项感有特殊兴趣者，均可自定界域以为历史的研究。例如政治史、法律史、道德史、伦理史、宗教史、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都是。此种特殊社会现象的历史，自与从普通历史分科出来的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等不同。个人史、氏族史等皆是考察叙述活动的主体的人或人群的经历者，与政治史、法律史等不同。政治史、法律史等乃考察一种社会现象本身的经历者。但在以叙述考察人或人群的经历为主的普通历史中，亦未尝不涉及此类特殊的社会现象。例如在国民史中，不能不就国民生活经历的各方面为普泛的考察，自然要涉及国民经济的生活、宗教的生活、伦理的生活等，但在此时，不是以研究经济现象、宗教现象、伦理现象的本身为本旨，单是把经济现象、宗教现象、伦理现象，看作构成国民生活经历的全体的一种要素而叙述之，考察之。至于把经济、宗教、教育、文学、美术等社会现象，当作考察的中心，讨究记述此等社会现象有如何的经历，为如何的发展，不是由普通历史分科出来的诸种历史（如国民史等）的目的。为达这种目的，应该另外有研究记述此等社会现象的历史存在。这特殊社会现象的历史，其目的乃在就为人类社会生存活动的效果的人文现象，即所谓社会现象，一一究其发达进化之迹，而明其经历之由来。其所考察的目的物，不在为活动主体的人或人群的经历与运命，而在人或人群活动的效果。发展进化的经过，其性质与由普通历史分科出来的诸史迥异，不待辩而自明。

综合种种特殊社会现象的历史所考究所叙述者，就其总体以考察记述那样人类于社会活动的产物，以寻其经历而明其进化的由来，关于人文现象的全体以研考其发达的次第者，最宜称为人文史，亦可称为文化史。人文史恰与普通史中的人类史相当。人类史以把人类的经历看作全体，考究叙述，以明人生的真相为目的；人文史则以把人类生存及活动的产物的来历看作总体，考察记述，以明人文究为何物，如何发展而来的为目的。前者综合在种种形式人的生活经历的历史而成，后者则综合种种特殊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成。二者的性质，皆系包括的，记述的；惟其记述的主旨，则各不相同。

对于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教育史、法律史等，记述的特殊社会现象史，已有研究一般理论的学科。对于政治史，则有政治学；对于经济史，则有经济学；对于宗教史，则有宗教学；对于教育史，则有教育学；对于法律史，则有法理学；对于文学史，则有文学；对于哲学史，则有哲学；对于美术史，则有美学；但对于综合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看作一个整个的人文以为考究与记述的人文史或文化史（亦称文明史），尚有人文学或文化学成立的必要。

现代史学家方在建立中的历史理论，当分为六大部分，已如上述。我们现在要进而略论这些部分的内容了。

第一，人类经历论，是研究记述人类总体的经历的部分，但此一部分理论，非到人类史的系统完成后，不能着手研究。将来记述历史分科的研究，日益发达，终能促进人类史及人类经历论的实现。现在有所谓世界史者，其内容与此处所云的人类史不同。这种世界史，不是并叙各国史，即是叙说列国关系的发达；其内容仍为研究国家经历的事实，在学问的性质上，这不过是国民史的一种，决非吾人所说的人类史。传记里边有只叙一人的，亦有并叙数人的；世界史只是一个并叙数国的传记，故宜列入国民史。各部分的研究，实为总体研究的基础；人类史的研究，又为人类经历论的根据，故人类史及人类经历论，是最后成立的一部分。

第二，民族经历论，是比较种种民族的经历，研究普通于一般民族经历的现象的部分。其所研究的范围，举其要者，如民族的盛衰兴灭，其普通的理法安在？原因为何？民族的迁徙移动，本于何因？发生何果？如何的天然情境，人事状态，有以促进之，或妨阻之？其移动常取若何的径路？民族间的交通接触与杂居，于文化上发生若何的影响？民族与民族接触后，若者相安于和平，若者相残于争战，其因果若何？杂居以后，必生混合的种族，混种之影响于文化者又何若？先进民族与浅化民族相接触，在浅化民族方面，发生若何的影响？这都是民族经历论所当研究的问题。

一个民族都有一个民族的特性，即各民族都有其特别的气质、好尚、性能。此民族的特性，果与民族的经历有若何的关系？亦为民族经历论所当研究的事项。我想一个民族的特性，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民族特性，即是使各民族各有其特殊的经历的最有力的原动力。而在别一方面，各民族于其生活经历中所起的种种事变，种种经验，有时或助长、养成、发达潜在于该民族特性中固有的特色；有时或反阻抑其发展，甚或有以变化之；故在民族经历论，不可不于此点加以详密的考察。或谓民族特性实为受地理的影响而成者，然此亦非以简单的原因所能解释。一民族特性的成立，固受地理的影响不少，但此外如人种的、经济的关系，亦不能说全无影响。历史是多元的，不是简单的，此理应为史学家所确认。

又如民族经历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亦为民族经历论所当论及的问题。民族文化者何？即是民族生存活动的效果，包括于其民族社会发展的人文现象的总体。民族文化的成立，民族的经历实有伟大的影响；迨民族文化既已发展成熟，却又为决定民族将来经历的重要原素，其间实有密切的关系。民族经历论应细为比较，以明其理法。

民族经历论与人类学、人种学不同，又与民族心理学亦各异其性质。人类学是人类其物的理学，是关于人类的本质、现状及其由来，所为的一般的学术的考究；人种学是考查现在诸人种的特质及其分布，并其相互关系的学问；皆与历史理论中的民族经历论不同。民族经历论，不是研究人类，亦不是研究人种，乃是关于在民族经历中所显现象的性质及其理法的学术的研究。亦有同一的事实，在民族经历论里要研究他，在人类学里要研究他，在人种学里亦要研究他；但其所研究的事实虽同，而其所以研究的目的各异。例如“移住”这一个事实，在人类学，是为解释人类何以有今日，才去研究他；在人种学，是为说明现时诸人种地理的分布及人种的相互关系，才去研究他；在民族经历论，则是把他当作构成民族经历的事实，而研究其性质与理法，以明其与别的民族生活上的事实的关系。民族心理学是研究有没有可称为民族的精神的东西？若认定为有，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学问？他是以征验于神话、言语、文学及其他民族文化的种种要素，为其研究调查的主眼；以民族内的生活现象，为其研究的目的。民族经历论所研究者，乃为民族的外的生活，即构成经历的事实。民族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种，民族经历论是历史理论的一部。

第三，国民经历论，是就一般研究说明普通于国民生活的现象的部分。兹所谓国民者，即是依政治的统一所结合的人民的集团。于国民经历论中所当论究的问题甚夥，举其要者，略如下述：

国民的成立有种种的原由，其发达状态的主要形式为何？国民的盛衰兴亡，与国土天然的形势，对于他邦的位置，人口的多寡，人民的性质，详细一点说，就是人民的道义、智识、好尚、经济的能力、政治的能力、军事的能力等，有如何的关系？又与政体社会的编制，国内统一调和的程度，宗教、教育、风俗、习惯并财富的分量及其分配的状况，交通机关的整备，有如何的关系？英雄豪杰的出现，于国民的发达进步上，有如何的影响？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很应该在国民经历论中讨论的问题。余如由国际的关系、国民平和的交际及轧轹争斗等所生的种种结果若何？国民的情感、国民的意志之发展进化，与国民的经历有如何的关系？国民文化即所谓国粹的性质若何？并其基因于过去的国民经历者若何？影响于将来的国民经历者若何？亦应在国民经历论所当研究的范围内。

一国民所认为共同生活的大目的，亦因时因所而有差异。或对于外来的攻袭仅为防卫的准备，或整军经武将以征服人种灭亡人国，或奖励探险以为拓土开疆的远征，或为经济上产业上的侵略以图压服他国，或不求外展只努力于维持国内的平和，凡此者皆因时因地因境遇的不同而常有变迁。又如国体、政体，亦因国而有不同；同一国家，又因今古异势而有变化；凡此变迁，其主要的原因为何？乃至国民的言语、文字、信仰、思想、风俗、习惯的一致，特别是同民族的观念，影响于坚结国民团结的精神上者有如何的效果？这些亦都是应该在国民经历论里所当比较对照以为研究的问题。

国民经历论与政治学亦不相同。政治学的用语，其性质范围，固不可以一概而论；而从其最广义的解释，政治学就是国家学。国家学是专研究国家的学问，他的目的在专以究明政治的现象。在国家学、政治学中，多少亦有论到国民的地方，但此不过是为明政治的理论，附带着言其概略，并不专在研究国民的经历。且政治学每置重于直接应用的方面，专在研究适应于现时社会状况的政治组织及其运用，特别注重发达进步的国家编制而详加考察。国民经历论则反是，广搜古今东西的事实而比较对照，以为研究就一般以于国民的经历考究普遍的现象。国家学、政治学，虽与国民经历论有密切的关系，国民经历论的发达与国家学、政治学的研究以确实的基础，但二者决非同物，在学问的性质上，不可混而为一。

第四，社团经历论，是研究氏族生活、国民生活、民族生活以外的种种社会集团的生活的部分。这些社会集团，其成立的原因有种种，其发达的程度亦有种种。宗教的团体如教会等；关于政治、学术、文艺、社交的结社，如政党、学会等；为经济的关系而设立的团体，如组合、公司、堂、公所等；这等集团比国民的生活较为薄弱。即有结合较为坚固者，亦不过隐然成为一体，感共同利害，有共同意识，为一致活动到某一定的程度而止。亦有没有巩固的体制的社会集团，例如一国有农民阶级或武士阶级，皆属此类。社会集团有只限于国内者，有为国际的组织者；其范围有极狭隘者，有极广漠者。例如几多的邦国圈，同在一个人文圈内；那个人文圈内的几多国民，像一体似的营共同生活到一定的程度，自然有国际的社会集团发生；就是那个人文圈虽然没有确固的体制，仍不失为一种的社会集团，这就是范围极广的社会集团。把这些种类的社会集团为适当的分类，就构成此等社会集团经历的事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就是社团经历论。在社团经历论里所当研究的问题，就是人在种种社会集团的生活。其所研究的事项，不外种种社会集团的性质，其发生的因由，其主要的形式，因时因地其形态的种种变化，助成或妨阻种种社会集团的成立及其发达的种种要素。

第五，氏族经历论，就是于血族或可看做血族者的集团生活讨究普通现象的部分。吾人于个人的生活以外，尚有在氏族的生活，研究此在氏族的生活的性质，考察组成氏族生活经历的事实的理法，即是氏族经历论的任务。此研究当自考察家族及氏族的组织，其编制的进化，其结合的维持，所以强固其团结的种种要素，及其致分裂离散解体的种种情状开始；而于关于氏族的盛衰兴亡，氏族的繁殖力等问题，尤宜慎审周详，以为翔实的研考。此外生理上、心理上遗传的现象，于氏族生活上的关系，氏族的世袭职业资格等，及于其经历上的影响；同氏族者的相互扶助及其对外的联带责任，因时势的变迁如何以为沿革？氏族内部的编制即族长家长与其所属的关系，并一般尊属亲与卑属亲的关系如何？于种种的国家社会组织氏族自治的范围若何？相异氏族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族的独立自存与婚姻进化的关系若何？乃至关于族的分布、迁徙、隐居、养子等问题，均当研究及之。

第六，个人经历论，是研究个人生活的普遍现象的部分。就是传记的一般理论，亦可称为比较传记学。凡人的寿命的长短及健康的如何与功业的成否有如何的关系？人生由生理上、心理上、社会关系上可分为若干期？早熟或晚成？因男女性的不同经历的差异如何？个人的性格与其经历间有如何相互的关系？都是于个人经历论所必要调查的事项。个人的生涯人各异趣，几乎千别万差，实则于其差别中亦有一致的点、平等的点。个人生活云者，一般从大体的途径进行，其经历，自有某种普遍的形式，又有在其经历中起于一定阶段的一定的现象，此普遍的形式、一定的现象如何？各人的经历在大体上虽有一致的点，而于细目则有千别万差，果由如何的原因？人的体质、气质、性能、教育、社会上的位置、职业、所与交际往来的人物、所遭遇的国家社会的状态，于其经历上有若何的影响？对于此等疑问，尽力与以解释的，即此个人经历论的主要任务。

在研究的次序上，应以个人经历论为着手点。因为个人的生活，视其他诸种的共同生活为单纯的而根本的，故先详察为诸般共同生活的原素的个人生活经历，然后渐及于关系益加复杂、范围益加广大的种种共同生活的经历，其事简而功效易收。且个人的生活经历，为吾人所亲验习知的事，有无数的实例，陈布于吾人的面前；而个人生活的期间，在较短的时期终结，故得详考其始终而察其因果；以视在民族国民的悠久的生活中寻求因果者，其难易实大悬殊；许多学者从事于此种研究，颇能得利用统计的方法的便利。

历史理论应包含此六部分，而随着分科研究的发达，在此六部分内或可再分细类，如法律之分为民法、刑法、商法等。今将上述的史学系统，列一详表如次：（见下）

历史理论与历史研究法决非同物，但此二者常易相混。有谓历史研究法上的议论为历史理论者，又有称历史研究法为史学原理者，此皆非是。称一种学问的研究法为其学问的理论与原理，实不妥当。学问的理论与原理，是说明一种学问对象的一般的性质、形式、理法者。例如经济学即经济理论，是说明经济现象的一般的性质、形式、理法的；历史学即历史理论，是说明历史现象的一般的性质、形式、理法的；不得云经济理论即是经济学研究法，历史理论即是历史研究法。一种学问的研究法，是说明怎样去研究那种学问对象的性质、形式、理法的方法的；其性质、范围与一种学问的理论，纯为二物。例如历史研究法，是说明历史学所研究的材料都是些什么？怎样去采集他们，选择他们，编制他们，整理他们？怎样去就史的事实，一一的加以考证，与以确定？怎样去考察事实相互间的因果，而说明之，解释之，明其所以然的道理？怎样去汇类全般的史实，而考察其一般的性质、普通的形式、普遍的理法？更依此理法以为说明与解释，这都是历史研究法的任务。此外还有一种历史编纂法（Historiography），是说明怎样去依学术的方法以编纂记述的历史？怎样去编制图表？这亦可附属于历史研究法内。由是言之，历史研究法中有一部分是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但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与历史理论的本身，迥非同物，此理不待辨而自明。固然，在历史研究法中，亦当有论及历史理论的地方；但不能据此以为历史理论应该附属于历史研究法的理由。历史研究法是教人应依如何的次第、方法去作史学研究的阶梯学问，是史学的辅助学问。历史理论则非别的学问的辅助与预备，实为构成广义的史学的最要部分。当兹历史理论的系统尚未完成确立的时代，每易使人致疑于历史理论就是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以外，别无历史理论存在的必要，这不能不与以辨明。一以证历史理论之宜独立的存在，一以明二者学问上的性质，告人以不可混同的理由，故特附数言于此。但有一事望读者幸勿误会，我这一段议论，却不是扬理论而抑方法。兹所云云，亦惟在明其性质，毫不含有价值轩轾的意味于其间。研究一种学问方法论的讨究，亦为极要，而且甚难。吾侪治群学、史学者，不可不于史学研究法多多致力。

四　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

史学、哲学、文学，可称为三姊妹的学问，关系极为密切。溯其原始，三者皆起于古代的神话传说，渐进而流别各殊，然其间终有互相疏通的自然倾向，大有朝宗归一的趋势。

进化的程序，大抵由浑之画，由简之繁；学问的分科别部以为研究，亦是学术进化的必然的结果，于是学者各分疆域，于自己所研究的范域内，专其力以精其业。顾其流弊所趋则于“专”、“精”之义做到十分，而于“贯通”之义，几付之阙如。学者于此，类皆疆域自守，老死不相往来，以遂其专一的责业，深造的工夫，殆无博征广涉的余暇。即就史、哲、文三者而论，其关系如兹其接近，而欲通其界域，以成相辅相益的关系，犹非易事，况于其他！

文、哲、史三者并举，始自倍根（Francis Bacon）。倍根以西历一五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生于伦敦The Strand街约克馆（York House）。所著《学术的发展》（Aduancement of Learning）（此书的详名为The Two Books of Francis Bacon，of the Proficience and Aduancement of Learning，Devine and Humane），实以一六○五年秋出版。其时倍根年四十六岁。彼于此书，博观学问的全体，详述当时学问的现状，更论今后尚要于如何的方面益进而为研究。厥后倍根晚年，更以是书为基础，加以补订，于一六二三年复以腊丁文公之当世，即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Of the Dignit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是。倍根曾把全体学问，分为史学、哲学及诗，鼎足而三。其说即见于上述的二书中。

以其前后二书比较对勘，所论不无异同，缺于彼而见于此者有之。今据其腊丁文本，倍根认依心的能力类别学问为最良的方法，而先分之为历史Historia（History）、诗Poesis（Poesy）、哲学Philosophia（Philosophy）三者。其意盖谓心灵有三种能力：一曰记忆Memoria（Memory），二曰想象Phantasia（Imagination），三曰理性Ratio（Reason）；而以历史为关于记忆者，诗为关于想象者，哲学为关于理性者。彼可分历史为二类：一为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Natural History），一为人事史Historia Civilis（Civil History）；此外如宗教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Ecclesiastical History）、文学史Historia Literaria（Literary History），倍根则悉纳之于人事史中。倍根视文学史极为重要，以为尚未曾有。他说无文学史，则世界的历史将无特能表现其精神与生命者，正如Polyphemus（Cyclopes岛的首长出何美儿Homer诗）的像没有眼睛一样。故彼以文学史宜作，而尝论其研究编纂的方法。顾倍根之所谓文学史，非今世所云的文学史，乃为一种学艺史。从倍根的说，则哲学宜分为三部分：其一关于神明Numen（the Deity），其二关于自然Natura（Nature），其三关于人Homo；此外尚须有一为此等部门的本源的普遍的学问谓之Philosophia Prima。Philosophia Prima者，即第一根源的哲学。倍根之所谓诗，似非韵文的意味，乃指某一种类的文学，即想象假作而叙事者。又其所谓Philosophia者，从通例亦译为哲学，实则译作“穷理”，较为稳当。

“De Augmentis”，在西洋思想史上为特可注意的一种；而史、哲、诗的鼎立论，亦于欧洲学问分类法的历史上特别的显著。随着时代的迁移，思想亦生变化。学问发达的程度，既代有不同，从而关于学问的分类，各种学科的位置，自生新的见解。史、哲、诗的三分法，不足以适应当代学问的分类，则有孔德、斯宾塞诸子，起而别创新分类法，以求适应当代学问所达到的程度。即专就历史与哲学而论，今人解此二者，与倍根不同；古时用哲学一语，义颇含括，今则限制谨严，不容泛假，普通所谓科学者，则另外认其存在了。历史一辞，偶有用于关乎自然事物者，即今亦非全无；然在今日，通例一言历史，人即认为专关于人事；且以历史为关于记忆者，哲学为关于理性者，亦为今人所不能满足；古今人关于此二者的解释不同，亦不容含混过去。

史学在欧洲中世以前，几乎全受神学的支配；以为人间的运命，全依神的命令而定；历史的行程，惟以神意与天命为准。那教父奥古士丁（Augustin）的思想，即是这种历史观的代表。所著《神国二十二书》，即是发表这个思想的。其思想直至今日，尚为全世界的基督教所代表。他说历史是由魔国移向神国人间努力的过程。个人于兹世的生活，以应神的思召者为最有价值；国民的活动，亦以尽力于建神的国于地上者始有价值。厥后谷灵蒲（George Grupp）著《文化系统及历史》，即宗此说。在此等时代，神学而外，几无科学之可言。到了十六七世纪顷，宗教的权威，随着文艺复兴的运动，渐归澌灭，所谓启蒙思想，盛行于时。十六世纪中，已有哥白尼（Copernicus）及凯蒲儿（Kepler）出，推翻天动说，建立地动说。入十七世纪，加理略（Galilei）见灯笼摇动，而有摆动法则的发见；奈端（Newton）见苹果落地，而有引力法则的发见。依据引力法则，可以解释一切自然界的现象，唯物论无神论的宇宙观、人生观，于是乎发端。到了康德的时代，他已经想望当有凯蒲儿及奈端其人者，诞生于史学界；迨经孔道西（Condorcet）、桑西门（Saint—Simon）、孔德（Comte）、韦柯（Vico）、马克思（Karl Marx）诸哲，先后努力的结果，已于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

孔道西认历史是进步的，以智识进步的运动解释历史。他说历史的价值，在供给可以预见将来的材料，但必须发见一种运动的法则，始能据为预见的准则。而孔氏则不惟未曾立下这法则，亦且并未寻求这法则。

桑西门是孔道西的承继者，亦如孔德是桑西门的承继者一样。桑西门继孔道西起，认宇宙一切的现象形成一个统一的全体。吾人于自然现象既可依一定的法则寻出其间的因果关系，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何择？何以不能寻出一种如引力法则一样的法则，以于驳杂万状零碎无纪的历史事实中间考察其间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为要把历史学作成一种科学，不可不尽力为历史法则的发见。依此历史法则，不但可以说明过去及现在，并且可以说明将来。他认历史的联续，实亘过去、现在及未来而为一个一贯的法则所支配。

桑西门由历史抽绎出来的法则，为组织的时代与批评的时代的递嬗，亦可以说是建设的时代与革命的时代的代嬗。在苏格拉的（Socrates）时代以前，希腊有一个组织的时代；继此而起的，是一个批评的时代，至蛮人侵入的时候止；继此而起的，又是一个组织的时代，此时代由Charlemagne时至十五世纪末止；继此而起的，又是一个新批评的时代，此时代由路德时起，以迄于今；继今而起的，必又是一个新组织的时代。

桑西门初受孔道西的影响，把知识的历史观，很强烈的表现于他的初期著作，谓历史的进动，其动因在知识的进步。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政治，故知识决定历史。后来承继这种历史观而发挥光大之者，实为孔德。

厥后桑西门观于法兰西大革命及革命后法兰西的经济情形，其历史观乃一变而重视经济的因子；但其根本原理，即其方法论，并未有所变动。他看革命时的法兰西，政治上虽屡遭激变，而于社会生活的根底，未尝有何等可以认出的变化。以知政治形式的如何，于人类生活无何等本质的意义。政治于社会，不过是第二义的；构成社会生活的根底而决定历史者，不是知识，不是宗教，亦不是那建筑在知识上、宗教上的政治，实是那致人类生活于可能的产业组织。他于是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是桑西门的经济的历史观。后来把此说发扬光大集其大成者，厥为马克思。

孔德承桑西门的绪余，从知识的进步上考察历史的法则，以成他的“三阶段的法则”（Law of three stages）。孔德认历史的发展，实遵此三阶段的法则而进。不但全个的历史行程是如此的，便是一个知识，一种科学，或是天文学，或是社会学，莫不遵此法则以为进步。所谓三阶段的法则，就是说社会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神学的阶段，或云假设的；第二时期，是玄学的阶段，或云抽象的；第三时期，是科学的阶段，或云实证的。第一阶段，是人智发展的开端，第三阶段是人智发展的终局。这是孔德实证哲学的根本论法，亦即是孔德的学术系统中的社会学的根本理法。

可与桑西门、孔德，并称为历史学、社会学的先驱者，还有韦柯。他是个义大利人，生于十八世纪。在那个时代，他的学说并未发生若何的影响。后世学者说他的思想，在十八世纪是太早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所著《新科学论》（Scienza Nuova），直到十九世纪法兰西革命后，才由Michelet译成法文，他的思想在史学界才发生了影响。

韦柯立志想把社会的研究，放在那依笛卡儿（Descartes）、奈端辈的成绩所确保的确实基础上。他的根本观念，在谓社会历史的发明解释，须寻之于人类精神。世界与其说先是想出来的，不如说先是觉出来的，这便是生存于自然状态没有政治组织的原人的情境；第二期的精神状态，是想象的知识，亦可说是诗的智慧，英雄时代（Heroic age）的半开社会，恰当于此境；最后是概念的知识，适当于开明时代。这亦可以说是韦柯的“三阶段的法则”。他认各种社会皆须经过此三期，每一期的知识状态，可以决定那一期的法律、制度、言语、文学并人类的品德与性质。他主张社会是一期衰退，一期昌明，依螺旋状的运动（Spiral Movement），循环着向前进步。

唯物论的历史观，有两派可以代表，一派是海尔革（Hellwald）及席克（Seeck）等的进化论派，一派是马克思及恩格尔（Engels）辈的经济学派。

海氏著有《自然的发展上的文化史》（一八七五年），席氏著有《古代世界衰亡史》（今已出至五卷，一八九四—一九一三年），都以生物学上的根本法则解释历史。

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

这样子历史学在科学上得有相当的位置。治史学者，亦得有法则可循。后来有一派学者起来，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以为历史学虽依此得有在科学中的位置，但此位置终系比附自然科学而取得的；于是努力提倡一种精神科学，使与自然科学对立。作这种运动的先驱者，首为翁特（Wundt），余如兰蒲瑞西（Lamprecht），亦欲依此方法定历史的学问的性质。然翁特等所主张的精神科学，由学问的性质上说，亦与自然科学等是以法则的发见为其目的。固然，依翁特的见解，虽等是说因果的法则，但为精神科学的目的者是内的法则，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外的因果法则迥异。然自学问的性质上看，二者之间，终无大差。这个运动，仍不能给历史学以对于自然科学得有独立的位置的保证。于是又有继翁特精神科学的运动而起者，则德国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运动是德国西南学派，亦称巴丹学派，与马尔布尔西学派同以新康德派见称于世。此派创始于文蝶儿班德（W. Windelband），而理恺尔特（H. Rickert）实大成之。余如梅理士（G. Mehlis）、拉士克（E. Lask）等，皆为此派的中坚。今也，文氏终老，拉氏亦复战死于疆场，西南学派的重镇，屈指数来，不能不推理、梅二氏了。

此派的历史哲学，亦称为新理想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运动，就是主张于自然科学外建立历史的科学，即文化科学的运动。自然科学的对象，即是自然。自然为物，同一者可使多次反复，换句话说，就是说同一者可使从一般的法则反复回演，如斯者以之为学问的对象，不能加以否认；因而自然科学的成立，亦易得有基础。然学问的对象，于可使几度反复回演者外，还有只是一回起一趟过者：这不是一般的东西，乃是特殊的东西；不是从法则者，乃是持个性者，是即历史。应该于自然科学外，另立文化科学，即是历史的科学以研究之。自然科学的对象为自然，文化科学的对象为文化；自然是一般的东西，故须用一般化的方法研究之，文化是持个性者，故须用个性化的方法研究之；自然不含有价值，故用离于价值的方法，文化含有价值的意味，故用价值关系的方法。他们不把历史看作法则学，却把历史看作事实学。这文化科学能够成立与否，现方在学者研究讨论中。这是史学在科学系统中发展的径路。

五　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

与史学有较近的关系的学问，大别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言语学、文学。

第二类，哲学、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宗教学。

第三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统计学。

第四类，人类学、人种学、土俗学、考古学、金石学、古书学、古文学书。

第五类，关于自然现象的诸种科学，及其应用诸科学（包含医学工学等）。

第六类，地理学。

在上所举的与史学有关系的学问中，我只择出文学、哲学、社会学三种，说一说他们与史学的关系；因为这三种学问，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

甲、史学与文学

古者文史相通，一言历史，即联想到班、马的文章，这是因为文史的发源，都源古代的神话与传说的原故。这些神话与传记的记载，即是古代的文学，亦是古代的历史；故文史不分，相沿下来，纂著历史的人，必为长于文学的人。其实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必为文豪，为诗人；而且就史实为科学的研究，与其要诗人狂热的情感，毋宁要科学家冷静的头脑。至于记述历史的编著，自以历史文学家执笔为宜。因为文学家的笔墨，能美术的描写历史的事实，绘影绘声，期于活现当日的实况。但为此亦须有其限度，即以诗人狂热的情热生动历史的事实，应以不铺张或淹没事实为准。这样子编成的历史，含有两种性质：一方是历史的文学，一方是历史科学的资料。

现代的报纸，其性质亦与史相近。有人说在某种意义，历史可以说是过去的报章，报章可以说是现在的历史。这话亦有些道理。作报的人要有文学的天才，亦要有史学的知识。这样子做报，那作出的报章，才是未来史家的绝好材料。

乙、史学与哲学

史学与哲学的关系，得从两个异点考察之：第一，史学与哲学，伊古以来曾于实际有如何的关系？二者之间，事实上有如何相互的影响与感应？第二，二者由其研究的性质上有如何相互的关系？前者谓之历史上的关系，后者谓之性质上的关系。今欲研究二者历史上的关系，其事非我的能力所能胜。兹但就其性质上的关系，由二者的立脚点分别以为观察。

1. 以史学为主对于哲学的关系

（1）史学的对象，既为人生与其产物的文化，则为文化一要素的哲学，当然亦在史学的对象中。研究历史者，有时要研考一时代的文学、美术、宗教、道德、法律、政治、经济，有时亦要研考一时代的哲学思想的由来及其变迁沿革，并其与其他文化诸要素发展进化的相互关系，乃至其及于国性民德的影响感应等。

（2）史学家应否有一个一定的历史观，言人人殊。或谓史家宜虚怀若谷，以冷空的智慧，观察史实；不宜豫存一先入为主的历史观。此言殊未尽然，史实纷纭，浩如烟海，倘治史实者不有一个合理的历史观供其依据，那真是一部十七史，将从何处说起？必且治丝益棼，茫无头绪。而况历史观的构成，半由于学问智识的陶养，半由于其人的环境与气质的趋倾，无论何人，总于不知不觉之中，有他的历史观在那里存在。夫历史观乃解析史实的公分母，其于认事实的价值，寻绎其相互连锁的关系，施行大量的综合，实为必要的主观的要因。然则史学家而有一种历史观，其事非概可指斥，不过要提防着过于偏执的或误谬的历史观就是了。然则历史观果何由而成呢？这固然与其人的气质，癖性，所处的境遇，所遭的时势有关；而过去或当代的哲学思想，直接间接有以陶熔而感化他的力量，亦不在少。然则哲学实为可以指导史的研究、决定其一般倾向的历史观的一个主要的渊源。

（3）历史理论为寻得究竟的假设，与一般原理的阐明，不能不求助于历史哲学，有时尚不能不求助于一般哲学。

（4）史学研究法与一般论理学（含有认识论及一般方法论）或智识哲学有相关涉的地方。

2. 以哲学为主对于史学的关系

（1）哲学要亘人生界、自然界宇宙一切现象为统一的考察。历史事实既为人生现象，当然属于哲学考量的对象中而为其一部分。若于一哲学系统中，不列入历史事实，则其系统决非完全。

（2）哲学门中，人生哲学或历史哲学，特有关于历史事实。其研究虽与特殊科学的学科异其考察法，其性质亦不相同；然非以特殊科学的史学的研究为基础，适当的斟酌采取其结果，则其根据决不确固。

（3）凡于特殊科学的研究上所能得的一般的见解，常有含蓄哲学的要素或暗示哲学的思索者，其影响感应每能及于哲学。哲学固能对于特殊科学供给一般的原理及根本观念，特殊科学亦能供给哲学以某种观察的方法，思考的方法。这些方法，多足以启示其新进路。哲学由数学、物理学乃至生物学的发达进步所受的影响感化，盖不为少。史的研究（虽称为国家学、社会学的研究者，苟其性质为历史的，即以纳于史的研究中为当）的发达进步，亦有给新观察法、思考法于哲学的思索而助其进步的地方。

（4）某一国家某一时代的哲学，恒与其国家其时代的社会情状一般人文的形态有密切的关系。欲明此关系，正当的理解过去及现在的哲学系统的位置，与以适当的评判，以有一般历史的确实知识为必要。

（5）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与其人的体质、人格、教育、环境及一般的经验均有关系。苟欲澈知其人思想的由来，必须就其人的气质、品性、家系、血统乃至亲缘、师友，一一加以考察。此等考察，即传记的研究，为史学上的研究之一种。其研究方法，须合于史学研究法一般的原理。

（6）哲学史即是历史的一种类。关于哲学思想的生成、发展的研究，其性质亦为一种历史的研究，而属于史学研究法所能应用的范围中。

综上所论，则知史学与哲学，实非漠不相关。二者于研究的性质上，有互相辅助的关系。

今为明了其关系起见，特为列表如下：

史学与哲学在学问上的接触，实集中于两点：一为哲学史，一为历史哲学。

哲学史普通虽看作哲学的学科之一，同时亦可以说在史学的范围内。其所研究的对象，虽为哲学，而其观察法，则为历史的。由其研究的性质上言之，亦实为一种的历史，只以其所研究的对象与普通历史不同，故人们觉着他似与普通历史大异其趣。然欲研究哲学史，必先搜集史料，下一番选择批判的工夫，由是而确定事实（凡所表明的思想、所主倡的学说均包含之），综合之以明其生成发展的关系，其研究亦为一种史的研究，与他种历史上的研究大体上毫无差异。

哲学史的主要史料，当为学者的著书。凡关于著书的真伪，笔写校刊时所生的字句的变动，窜入，脱误，撰述的年代，地方，原因，动机，种种研究，皆与一般史料的研究同其性质，可以适用同一的研究法。

哲学史家欲一一考察哲学家的为人及其经历，欲知其与其所怀抱的哲学思想有何等的关系，须为传记的研究。当此时会，与普通作传记的研究的历史家立于同样的地位，作同样的工作。

一个哲学家考察一般文化的状态、社会的情境与哲学思想的关系，不止于研究哲学思想的本身，同时亦有就一般研究的问题行某程度、某范围的研究的必要。为应自己研究的特别目的，就一般历史上的某特别事项，不能得到精细确实的依据时，有时亦要自己下手，搜集根本史料，作一番新研究。这样看来，哲学史家同时要具哲学家、史学家的二种资格。

把哲学当作文化的一要素去看，哲学的历史当然为构成文化史的一部分者；由哲学与诸般科学的关系上去看，哲学的历史当然是学术史、思想史的主要部分。但哲学史不但可以包括于此等范围更广的历史中，即其本身亦固有可以独立的存在的理由。

历史哲学是由统一的见地而观察历史事实者，是依哲学的考察，就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为根本的说明、深透的解释者。

在严密的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不当视为属于一个特殊科学的史学，当视为构成哲学的一部分者。于科学的考察与哲学的考察间，当立区别，而防二者的混同，这固然不错；然欲截然分清，则亦势所难能。盖以二者关系的亲密，方有事于此科的研究，自然的易涉及于彼科的研究。

历史哲学一语，若于严正的意义用之，则为哲学组织的一部分，非能离于哲学系统而别自存在者，即非可属于一个特殊科学的史学范围内者；然于严正意义的历史科学（即历史理论），亦非能为哲学组织的一部分，非可存于哲学系统中，而当与记述历史等共包括于广义的史学内。从来习例，哲学一语，每致被人泛用；故于历史哲学，亦常有人以广义解之，漠然视为泛称关于历史事实的理论的考察者。如傅林特（Flint）所称的历史哲学，其概念即极其广泛。兹将其为历史哲学所下的定义，抄译于下：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s not a something sepa—rated from the facts of history，but a something contained in them．The more a man gets into the meaning of them，the more he gets into it，and it into him；for it is simply the meaning，the rational interpretation，the knowledge of the true nature and essential relations of the facts.

历史哲学不是一些从历史事实分离出来的东西，乃是一些包蕴在历史事实里边的东西。一个人愈深入于历史事实的意义中，愈能深入于历史哲学中，即历史哲学愈能深喻于其理智；因为历史哲学纯是些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质与根本关系之意义之合理的解释之智识而已。

有些史学家则谓历史哲学一语不宜泛用。夫既于自然科学外认心性及人事诸科学存在，而此心性及人事诸科学，纵令与哲学有极密切的关系；而以既已看作为离于严正的哲学而存在者以上，则为指示一个当属于人事科学的研究，而用哲学一语，终不妥当。关于历史事实的理论的研究，若为科学的，则不称之为历史哲学，而当以他名锡之，此说颇有道理。为划清学问的界范起见，似宜限定历史哲学的意义，使与历史科学分开，不相混合，以避误解。

哲学的考察与科学的考察，本来不同。哲学的考察，是就一切事物达到某统一的见地，由其见地观察诸般事物的本性及原则者；而科学的考察，则限于必要时，假定某原则定理，专本于特殊研究以说明某种特定事物的性质及理法者。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则于就历史事实的哲学的考察，即是历史哲学，与就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考察，即是历史科学间，亦不可不加以区别。

严正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间的关系，恰如严正的自然哲学与物理学间的关系。翁特认自然哲学为其哲学系统的一部。此以哲学系统的一部而存在的自然哲学，与以一特殊科学而存在的物理学，自不能不异其趣。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之关系亦然。从前亦有人用自然哲学一语为物理学的别名者，今则无之；而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界域不清，名辞互用，虽在今日，犹尚有然。

吾人于科学之外，还要哲学，还要攻究世界的原理就全体而与吾人以统一的智识关于一切事物为根本的说明之哲学。在哲学的完全组织中，基于世界的原理，由统一的见地，特就历史事实与以根本的说明之一部分，亦为不可缺者。故吾人于历史科学之外，承认为哲学组织的一部之历史哲学存在，承认二者不可偏废。研究历史哲学，是哲学家的责任；研究历史科学，是史学家的责任。然二者之间，固有极密切的关系，其互相辅助互相资益的地方甚多。历史哲学，有时要藉重历史科学研究的结果，利用其所供给的材料；历史科学，研究到根本问题的时候，亦要依据历史哲学所阐明的深奥高远的原理，以求其启发与指导。惟以于研究的性质，于考察的方法，有所差异的原故，不能不加以区别。

傅林特则谓科学与哲学二语互相代用亦无不可，于二者间严立界域，不惟不能，抑且不可；因为区别二者过严，则有泯视科学与哲学的亲密关系的顾虑。夫谓科学与哲学，不能截然分离，固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然为研究的便利起见，而限定其性质与范围，似亦科学分类上之所许。

有一派哲学家，于哲学问题中特别看重智识的批评之问题。这一派人自然要认历史的智识的批评为历史哲学的主要问题。此事曩不为学者所注意，近始注意及之。这批评的论究，即智识学的论究，今后将日益精微，诚为最堪属望之一事；然若以历史哲学的任务，为专在论究历史的智识的批评，即形式的批评，此外更无其他应当研究的问题，则未免强历史哲学的广大范围以纳于狭小的局部，而没却其本来的领域，殆非通论。不错，这种形式的批评的论究，于实行历史哲学实质的建设的论究，亦诚为必要；其应该存在，亦为吾人所承认；但他只是历史哲学之准备的研究，入门的初步，不能说他就是历史哲学的全体。

历史哲学所当究论的问题，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呢？大体言之，历史哲学所当究论的问题，应是些比在历史学上所究论的，更普遍，更渊深，更根本的问题。历史学与历史哲学间的差异，如果止于此点，人且疑为这仅是程度上的事；抑知二者之间，尚有更重要的性质上的差别在。原来科学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凡历史事实之非历史科学所能探究、所能解释的问题，都归历史哲学的领域。即凡历史事实之须从哲学的见地基于世界全体的原理以根本的说明其本性及原则者，都为历史哲学所当研究的问题。例如历史事实究竟的本性如何？历史事实的根本原则如何？历史事实或于各个或于全体究竟有如何的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哲学领域内的问题。

史学是研究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哲学亦是研究人生根本问题的学问，二者原有密切的关系。吾人对于人生现象，有时只靠科学的说明，不能满足；则进而求之于哲学，以期得一比较普遍而根本的解决，这亦是自然的要求。例如由统一的见地去看人生果为如何者？于个人、于氏族、于国民、于民族乃至于人类的人生，各为构成全体的部分，果有特定的意义吗？果有特定的天职吗？人类的经历果有一个前定的轨道吗？宇宙间果有一个能预想的大意匠吗？人生果不能说是和作梦一样吗？所谓历史事实，吾人所认识的，果是真实的？还是幻妄的？人事的现象，果真有如吾人所认识的形式与内容吗？人事果然是受一定的主宰者的统制，遵着他的根本大法以为运行的呢？还是乱哄哄的瞎碰一气，漂流在那无计画无方向的运命的海里，“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呢？一个人，一氏族，一国家，一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荣枯，兴亡，盛衰，隆替，果然是命也如此，无可如何呢？还是祸福吉凶，惟人自召呢？茫茫人事，果于不识不知中，由某点进行向某点归宿吗？人生果有目的吗？历史果有目的吗？人事的纷纭变化，果然是依单纯原理的发展而表现出来的吗？所谓历史于世界的进步者，毕竟可认为有何价值有何意义而可理解吗？吾人纷纷扰扰的生话中，少一驰思于物外，凝想于心中，这些问题，必要自然的发生而不能遏止。骤见之虽似空漠无用，其实皆为关于人生最切要的问题，吾人亦安能忍而不思求一解释？关于此等问题的解答。宜先根据认识论上一般的考察，精察其何者为人智所终不能知，何者可试为推论思议到如何的程度。于其终非人智所及知者，则说明其所以不能为人智所及知的理，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于其可试为推论思议到某程度者，则进而为推论思议至于其所能几的程度。这正是哲学家的任务。此等关于历史事实的根本原理原则的研究，应归入历史哲学的范围。被历史哲学的名辞于此等问题的研究，最为稳当。此等属于哲学家范围内的研究，史学家固不必强为包揽，而哲学家则宜引为己任。至若史学家于就历史事实为科学的研究之余暇，亦欲试为历史哲学的研究；或以哲学名世之人，亦欲就历史事实试其科学的考证，皆为无妨，或且必要。不过为明学术分界以图是等研究的健全发展起见，不能不立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而已。

丙、史学与社会学

史学与社会学有密切的关系，其理至明，无待赘论。现今所要论的，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是否同物？倘非同物，其异点安在？既有了社会学，历史理论的一学科，还有没有成立的必要？设使历史学（即是历史理论）这一学科一旦完全成立，那与他性质最近的社会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某学者说历史不是汇集过去所起的各种类的事件的东西，乃是人类社会的科学。近顷世人虽造出社会学一语，然此与Histoire实为同物。历史是研究社会事实的学问，所以就是社会学。虽然，吾人终认二者之间，有些不同，终以为不可认作全为同物。不错，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亦是社会；社会学的起源，实亦起于历史上理论的考察，是由欲于历史寻出理法的动机自然发生出来的东西。桑西门是寻求理法于历史的一人，所以他又是一个社会学先驱者；孔德是寻求理法于历史的一人，所以他亦是一个社会学先驱者；韦柯亦然，但吾人不能以此而遂不认其间有相异的性质。历史学的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历史学是就人及人群的生活经历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社会学是就人群的共同生存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简明的说，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吾人若欲把人事现象充分的施行科学的研究，二者悉所必要。自其学问的性质上说，二者有相资相倚的关系，自不待言。

六　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学问，或是知识。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第一，史学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凡遇一种材料，必要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的确实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事实方能置信；根据这确有证据的事实所编成的纪录，所说明的理法，才算比较的近于真理，比较的可信。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这种求真的态度，薰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史学的影响于人生态度，其力有若此者。因此有一班学者，遂谓史学的研究日趋严重，是人类的精神渐即老成的征兆。在智力的少年时期，世界于他们是新奇的，是足以炫夺心目的，使他们不易起热烈的研究世界的过去的兴味。生活于他们是一个冒险，世界于他们是一个探险的所在，他们不很注意人间曾经作过的事物，却注意到那些将来人类所可作的事物。为的是奋兴他们，历史似应作成一个传奇小说的样子，以燃烧他们的想象；无须作成一个哲学的样子，以启悟他们的明慧。这样的奋往向前欢迎将来的少年精神，诚足以令人活跃，令人飞腾，然若只管活跃，只管飞腾，而不留心所据的场所，是否实地；则其将来的企图，都为空笔，都为梦想。本求迈远腾高，结局反困蹶于空虚的境界，而不能于实地进行一步。而在有训练与觉醒的老成的精神则不然，他们很知道世界给与吾人以机会的俄顷，必有些限制潜伏于此机会之下以与之俱。这些限制，吾人必须了喻，有时且必须屈服。所以他们很热心的去研究过去，解喻人生，以期获得一种哲学的明慧，去照澈人生经过的道路，以同情于人类所曾作过的事而致合理的生活于可能的境界。史学的研究，即所以扩大他们对于过去的同情，促进他们的合理的生活的。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这种智力的老成，并于奋勇冒险的精神，不但未有以消阻，而且反有以增进，一样可以寻出一种新世界，供他们冒险的试验。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那梦想将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的态度。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从前史学未发达的时代，人们只是在过去的纪录里去找历史，以为历史只是过去的事迹。现代的史学告我们以有生命的历史不是这些过去的纪录。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旧历史观认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天生圣人则世运昌明，天降鞠凶则丧乱无已。本着这种史观所编的历史，全把那皇帝王公侯伯世爵这等特权阶级放在神权保护之下，使一般人民对于所遭的丧乱，所受的艰难，是暴虐，是篡窃，是焚杀，是淫掠，不但不能反抗，抑且不敢怨恨，“臣罪当诛，天王明圣”，无论其所受的痛苦，惨酷到如何地步，亦只能感恩，只能颂德，只能发出“昊天不吊”的哀诉，“我生不辰”的悲吟而已。在这种历史中，所能找出来的，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的自己。这种历史全把人们的个性，消泯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而已。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则不然，他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一个智识的发见，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见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自然，随着史学研究的利益，亦有些弊害影响到我们心性上的。例如治史学的人，临事遇物，常好迟疑审顾，且往往为琐屑末节所拘，不能达观其大者远者，这不能不说是随着史学研究发生的弊害。但若稍窥哲学的门径，此等弊害，均能以哲学的通识达观药之，稍一注意，即能避免。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

[1]. 《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1924年5月出版发行，署名李守常。系该馆出版发行的《百科小丛书》第51种。

附录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溯诸人类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盖人类生活之演奏，实以欧罗细亚为舞台。欧罗细亚者，欧亚两大陆之总称也。欧罗细亚大陆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棹地”（Table—land），此与东西文明之分派至有关系。因其地之山脉，不延于南北，而亘乎西东，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人类祖先之分布移动，乃以成二大系统：一为南道文明，一为北道文明。中国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诸国、俾路麻、印度、阿富汗尼斯坦、俾尔齐斯坦、波斯、土尔基、埃及等，为南道文明之要路；蒙古、西伯利亚、俄罗斯、德意志、荷兰、比利时、丹麦、士坎迭拿威亚、英吉利、法兰西、瑞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大利亚、巴尔干半岛等，为北道文明之要路。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不能不转徙移动，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住的。惟其定住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前者女子恒视男子为多，故有一夫多妻之风，而成贱女尊男之习；后者女子恒视男子为缺，故行一夫一妻之制，而严尊重女性之德。农业为主之民族，好培种植物；商业为主之民族，好畜养动物。故东人食物，以米蔬为主，以肉为辅；西人食物，以肉为主，以米蔬为辅：此饮食嗜好之不同也。东人衣则广幅博袖，履则缎鞋木履；西人衣则短幅窄袖，履则革履。东方舟则帆船，车则骡车、人力车；西方舟则轮船，车则马车、足蹈车、火车、电车、摩托车。东人写字则用毛笔砚池，直行工楷于柔纸；西人写字则用铅笔或钢笔，横行草书于硬纸。东人讲卫生，则在斗室静坐；西人讲体育，则在旷野运动。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试观东人西人同时在驿候车，东人必觅坐静息，西人必来往梭行。此又起居什器之不同也。更以观于思想：东人持厌世主义（Pessimism），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个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乐天主义（Optimism），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为向上进化发展，确认人道能有进步，不问其究极目的为何，但信前事惟前进奋斗为首务。东人既以个性之生存为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是谓定命主义（Fatalism）；西人既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是谓创化主义（Creativc Progressionism）。东人之哲学，为求凉哲学；西人之哲学，为求温哲学。求凉者必静，求温者必动。东方之圣人，是由生活中逃出，是由人间以向实在，而欲化人间为实在者也；西方之圣人，是向生活里杀来，是由实在以向人间，而欲化实在为人间者也。更以观于宗教：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东方教主告戒众生以由生活解脱之事实，其教义以清净寂灭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偶像，龛前之柳，池中之水，沈沈无声，皆足为寂灭之象征；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寻出活泼泼地之生命，自位于众生之中央，示人以发见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更以观于伦理：东方亲子间之爱厚，西方亲子间之爱薄；东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务；故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更以观于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有数年更迭之元首之代议士，有随民意以为进退之内阁，政治现象，刻刻流转，刻刻运行，随各个人之意向与要求，聚集各个势力以为发展。东人求治，在使政象静止，维持现状，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诋之以捣乱；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沈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东方制定宪法，多取刚性，赋以偶像之权威，期于一成不变，致日新之真理，无缘以入于法；西方制定宪法，多取柔性，畀以调和之余地，期于与时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随时可合于理。此东西文明差异之大较也。

东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挟种族之偏见，以自高而卑人。近世政家学者，颇引为莫大之遗憾。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① 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② 惰性太重；③ 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④ 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⑤ 对于妇人之轻侮；⑥ 同情心之缺乏；⑦ 神权之偏重；⑧ 专制主义之盛行。而其所长，则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以窥见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觉沈静与安泰。因而起一反省，自问日在物质的机械的生活之中，纷忙竞争，创作发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深问题者，究竟为何？

东西文明之互争雄长，历史上之遗迹，已数见不鲜。将来二种文明，果常在冲突轧轹之中，抑有融会调和之日，或一种文明竟为其他所征服，此皆未决之问题。以余言之，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所谓本身之觉醒者，即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

印度开放而后，西洋思想已渐蒙东洋之影响，如叔本华（Schobenhauer）之厌世哲学，尼采（Nitzsche）之天才个性主义，皆几分染东洋思想之颜色。惟印度之交通不便，西人居印者少，而印人之视英人，只认为娴于政治艺术之巧练蛮人，以为论及修养，彼辈尚属幼稚，彼辈所汲汲以求者，东方人决之于心中也久矣。故东西文明之间，在印度不生密切之接触。逮于海通，西人航海来华者日众，东西思想之接触始渐密切，良以吾国气候之温和，海路之利捷，远非印度可比也。由是言之，对于东西文明之调和，吾人实负有至重之责任，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一九一六年九月八日，美德加父教授（Professor Maynard W.Metcalf）曾在奥伯林（Oberlin）为中国留美学生会演说《科学与现代文明》，论及中国之将来，有日设有一民族于世界最终之民族中，能占一大部者，其惟中国人乎？其数量之众，忍苦之强，衍殖之繁，爱重平和之切，人格品性之坚，智力之优，与夫应其最高道德观念之能力，皆足以证其民族至少亦为最终民族中之要素。但彼等究与启发未来最终民族生息于其下之文明型式，以若何之影响乎？中国其将于智于德有所贡献于世界，亦如其于数量乎？此殆全视彼善导其发育于今方环接之新境遇下之成功何如耳。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今犹能卷土重来，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乎？世间固尚未有一国民能于世界之进步为第二次伟大之贡献者，埃及、阿西利亚、佛尼西亚、希腊、罗马、亚拉比亚、波斯，皆曾达于极盛之域，而遂衰亡不复振。独意大利之文艺复兴，为显著之例外，然亦非旧罗马之复活。逮其纯为新民族之日，固不知有几多异族之血，混入古意大利人之族系也。犹忆三十年前，加潘特（Edward Carpenter）曾为文以论《文明之起原及其救济》，甚有趣味。文中指陈曾经极盛时代民族中，文明疾病之径路，谓此等文明之疾病，大抵皆有其相同之预兆时期，寝假而达于炎热最高之度，寝假而贻其民族以永世削弱之运焉。世界史中，尚未见有回春复活之民族，重为世界之强国也。

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然知吾人苟欲有所努力以达此志的者，其事非他，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

今日立于东洋文明之地位观之，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吾侪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凡此种种，要足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而一察其现象，则又扞格矛盾之观，到眼都是。最近所发生之社会现象，如飞虹、普济、江宽等轮之冲沉也，某处火车之遇险也，某处电灯之失慎也，此类事实，若一一叩其原因，固各不一致，而且甚复杂。就生活现象，以为大量之批评，则皆足引为吾人不适于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证据。其他大至政制，微至衣履，西人用之则精神焕发，利便甚溥，而一入于吾人之手，著于吾人之身，则怪象百出，局促弗安，总呈不相配称之观。盖尝推原其故，以为以静的精神，享用动的物质、制度、器械等等，此种现象必不能免，苟不将静止的精神，根本扫荡，或将物质的生活，一切屏绝，长此沈延，在此矛盾现象中以为生活，其结果必蹈于自杀。盖以半死带活之人，驾飞行艇，使发昏带醉之徒，御摩托车，人固死于艇车之下，艇车亦毁子其人之手。以英雄政治、贤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肃静无哗、唯诺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议政治；以万世一系、一成不变之观念，运用自由宪法；其国之政治，固以杌隍（陧）不宁，此种政制之妙用，亦必毁于若而国中。总之，守静的态度，持静的观念，以临动的生活，必至人身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粉碎。世间最可恐怖之事，莫过于斯矣。

余既言之，物质的生活，今日万不能屏绝勿用。则吾人之所以除此矛盾者，亦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匠，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然在动的生活中，欲改易一新观念，创造一新生活，其事较易；在静的生活中，欲根本改变其世界观，使适于动的生活，其事乃至难，从而所需之努力亦至大，吾人不可不以强毅之气力赴之。

奇普陵（Kipling）之诗曰：

Oh，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Till Earth and Sky stand presently At God‘s great judgment Seat；But there is neither East nor West，Border，nor Breed nor Birth，When two strong men stand face to face Tho’they come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译其大旨，即谓除非天与地，立于上帝最高裁判之席前，东终是东，西终是西，绝无相遇之期。但有二伟人焉，虽来自地球之两极，相对而立，则无东西畛域之见，种族血系之分也。吾青年乎，其各以two strong men中之一人自命，竭力刬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此种技艺与产业，足致吾人之日常生活与实验之科学相接近。如斯行之不息，科学之演试必能日臻于纯熟，科学之精神必能沦浃于灵智。此种精神，即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一切事物，无论其于遗袭之习惯若何神圣，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时时创造，时时扩张，以期尽吾民族对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贡献。

本篇所用参考书报：

① 茅原华山著：《人间生活史》。

② Reinsch著：World politics，chapter Ⅲ．

③ Jenks著：Principles of politics， page 32．

④ The scientific monthly，Vol.4，no.5.中所载Professor Maynard M．Metcalf 著：Scienc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⑤ 《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独秀著《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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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文既已付印，偶于《东方》第十五卷第六号，见有《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译自日本《东亚之光》。其首段曰：“有中国人胡某者，于开战前后在德国刊行德文之著作二种：一名《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辩护》，为开战前所刊；一名《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为开战后所刊者。”

欧美人对于东洋民族多以为劣等国民，偶或见其长处则直惊以为黄祸，其真倾耳于东洋人之言论者极少。有时对于东洋人之言论呈赞词者，多出于一时之好奇心，或属于外交辞令而已。

然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对于他人之批评虚心坦怀以倾听之者亦较多。胡某之著作，在平时未必有人过问，而此时却引起相当之反响，为赞否种种议论之的。……次乃介绍德人对于辜氏著作之意见，赞成之者则有台里乌司氏及普鲁克陀尔福女士，反对之者则有弗兰士氏。其中所论颇足供愚文之参证，为幅帙所限，未能迻录，读者可取《东方》阅之。往者愚在日京，曾于秋桐先生《说宪》[2]文中，知辜鸿铭氏有《春秋大义》[3]之作，嗣以激于一种好奇之心理，尝取辜氏之书略为披阅，虽读之未暇终篇，但就其卷头之纲目导言之大旨观之，已足窥其概要。彼谓“西洋之教人为善，不畏之以上帝，则畏之以法律。离斯二者，虽兄弟比邻不能安处也。逮夫憎侣日多，食之者众，民不堪其重负。遂因三十年之战，倾覆僧侣之势力，而以法律代上帝之权威。于是继僧侣而兴者，则为军警焉。军警之坐食累民，其害且过于僧侣，结果又以酿成今日之战。经此大战之后，欧人必谋所以弃此军警，亦如昔之屏弃僧侣者然。顾屏弃军警之后，其所赖以维持人间之平和秩序者，将复迎前曾屏弃之僧侣乎？抑将更事他求乎？为欧人计，惟有欢迎吾中国人之精神，惟有欢迎孔子之道。”是篇所举胡氏之说与辜氏之说，若合符节。胡氏疑即辜氏之误，辜字译音颇与胡近。其书既以英文出版于北京，复以德文出版于柏林，日人展转迻译，致讹为胡，国人不察，亦以胡某受之。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一之为奇，宁复有偶？必为辜氏之讹无疑。

愚读欧人对于辜说之评判，不禁起数种感想：第一，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扞格不相入，诋排之惟恐不及，而我以最无价值之梦话，一入彼欧人之耳，彼皆以诚恳之意迎之。或则以促其自反，或则以坚其自信，虽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要皆能虚心坦怀为他山之助；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之吾人，度量相越之远，有非可以道里计者。故吾人对于欧人之注意辜说，惟当引以自愧，切不可视为“惊动欧人之名论”以自荣。第二，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质主义，宜否取东洋之理想主义以相调剂？此属别一问题。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例如以不洁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不重物质之证；则吸食鸦片之癖，亦何不可数为相同之例？是非欲腐化世界而何）。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第三，希望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勿令欧人认此陈腐固陋之谈为中国人之代表。第四，台里乌司氏谓“人虽有采用新税制、新制服者，而无轻易采用新世界观者”，斯言诚不尽妄。但愚以为于吾东方静的世界观，若不加以最大之努力，使之与动的世界观接近，则其采用种种动的新制度、新服器，必至怪象百出，不见其利，只见其害。然此非可轻易能奏功效者，亦属事实。当于日常生活中习练薰陶之，始能渐渍濡染，易静的生活为动的生活。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吾人即于日常生活中常悬一动的精神为准则，其结果犹不能完全变易其执性之静止，倘复偏执而保守之，则活动之气质将永不见于吾人之身心，久且必归于腐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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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顷又见早稻田大学教授北聆吉氏曾作《论东西文化之融合》一文（载于《东方时论》第三卷第六号），中多透辟之语。兹节译数段，供参证焉。

“……西洋之文化，为求精神之自由，先倾其全力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欧人对于自然，不能漠不关心。纯取观望之态度，不能融合其自我于自然之中，以与自然共相游乐。其视自然为自我发展之凭基，非自我产生之嫡母。自然者，可以克服之障碍也。菲西的谓对象即抵抗，实足为欧人自然观之纲领。彼等所以不即其本然之体以观察自然，而必分析之以求发见其构成之要素与轨范要素结合之法则者，乃欲如斯以为人类再建自然。其科学的文明，皆因其要求主张自我克服自然而产出。倍根尝谓为‘知识之力’。盖欧人之科学，即使彼等制御自然之力也。

“然东洋诸民族，关于此点，其努力则与欧美人异。同是东洋民族，其间固亦有相异之点。而自大体言之，则凡东洋诸民族，皆有一共同与西洋民族不同之所，即其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与自然融合，与自然游乐是也。彼等不言人则与天则对立，宁依天则以演绎人则。东洋人一般之宿命观，以从天命为道德之能事，足为彼等如何视自然为强权之实证。东洋人与其欲制御自然以获精神之自由，宁欲使精神之要求服从自然，于此觅一安心之境地。故彼等对于自然，不加解剖，不加分析，但即其本然之体观察之而已。

“东西文化之差别，可云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此殆基于二者使现实生活彻底之意力之强弱。欧美人使现实生活彻底之欲望盛，故向利用或征服于其生活必要之自然之途以进。东洋人之于现实生活，不视为绝对，故使之彻底之努力缺乏。东西对于自然之差异，无论其基于何种理由，究于二者之间，生出思想与生活种种之不同。西洋人在与自然奋战之间，养成一种猛烈之生活意志。初哉首基，即利用此种生活意志，以使其他劣弱诸民族为之属隶，更为此目的利用其独占之科学知识。东洋人常以求得最大之满足于其被与之境遇为能事，故于本民族中认不法阶级之存在，即认异族为政治统治者，亦甘受之而帖服。西洋人在与自然奋战中所养成之自我观念，与人间中心之思想，构成一种价值哲学，设便于自己之标准，评量一切价值，不仅于现世以自己为中心，即于来世亦主张个性价值之保存。

“希腊人受地理之影响，本为极端个人主义之信者。以智慧、勇气、正义、节制为四德，而慈悲仁爱在东洋思想认为一切道德之首者，则反屏之于道德范畴之外。今日之西洋人，合此希腊人之个人主义与希腊教灵魂不灭之教义，而成个性价值保存之哲学，从而西洋人缺真实大我之哲学。顾在东洋，儒教则求修养最终之标的于天，佛教则求之于涅槃，以成大我无我之哲学。宁以打破个人主义与人间本位之价值哲学，始足认为备哲人之风格。老庄荆楚之学，于此点最为彻底。……

“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为西洋人努力所向之方向；与自然融合，对于所与境遇之满足，为东洋人优游之境地。此二者皆为人间文化意志所向之标的，吾人于斯二者均不可蔑视。若徒埋头于自然之制服，境遇之改造，而忘却吾人对于内的生活之反省，则吾人之生活必归于空虚。故今世大哲，若柏格森，则谓今日普鲁士人之生活，几全埋头于生产之事，于军事与产业方占胜利之际，诗与哲学，益趋退化，以为警告矣。若倭铿，则以内的文明与外的文明、诗与产业之两立为理想，昌言今日人本主义的文明一面征服自然，一面有使自己灵性归于空虚之恐矣。……

“彼欧美人今既于征服自然之中渐丧其自己之灵性，而东洋人则何如者？彼等既不求若何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故其与自然融合一致之精神，不过仅为少数人所能知，自馀之大多数，殆为自然所征服。东洋圣哲，自觉‘破于此处成于彼处’之大自在，故现实生活之成败，多不足以恼其心神。其大多数对于人生真义毫不理解，为自然所征服，又为利用自然者所驱使，以度最悲惨之生活。故于产生老庄解脱哲学之支那，造成多数如豚之苦力。于产生释尊宗教之印度，其生民不苦于疾疫，则厄于饥馑，今且被佣为兵，在西部战场为英国人效死。然则无征服自然之能力，甘居于被与之境遇之东洋民族，将有莫大之危险从其生活以俱至。此为吾人所不可不记取者。

“于是乃生欧罗巴的文化与亚细亚的文化之补救乃至融合之必要矣。吾人为自己精神的自由，一面努力于境遇之制服与改造，一面亦须注意于境遇之制服与改造不可无一定之限制，而努力于自己精神之修养。单向前者以为努力，则人类将成为一劳动机械；仅以后者为能事，则亦不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场中。必兼斯二者，真正人间的生活始放其光辉。而欲为此，非能将一切反对之要素摄取而统一之民族不可。世间固有之文化，大抵因其民族之特质与其被置之境遇，多少皆有所偏局。必有民族焉，必于是等文化不认其中之一为绝对，悉摄容之而与以一定之位置与关系，始有产出将来新文化之资格。若而民族，于欧则有德意志，于亚则有日本。德人之天才，不在能别创新文化之要素，而在能综合从来之一切文化的要素；日本人之天才，亦正在此处。……梅烈鸠阔佛士基论欧罗巴的精神与亚细亚的精神曰：‘渐向下沈之西方之光，地之真人之真也；渐向高升之东方之光，天之真神之真也。西方之光，非必较东方之光为小，唯此二种之光、二种之真相结合，始与真昼之光，始与神人之光。’”今且引述其言以终吾文矣。

按：此篇所论，颇多特见。而其主张东西文明之须相调剂，亦与愚论无违。惟其谓具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者，于欧则有德国，于亚则有日本，此则全为日人“我田引水”之谈，与其崇拜德国文明过度之过。固执文明特质之民族，固不易与反对之文明言调和，而能综合异派文明兼容并收之民族，固于异派文明之调和易与介绍疏通之助，愚亦非敢概为否认。但愚确信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各有澈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即介绍疏通之责，亦断断非一二专事模仿之民族所能尽。愚惟希望为亚洲文化中心之吾民族，对于此等世界的责任，有所觉悟、有所努力而已。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4]

“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karl Marx和Friedrich Engels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在学者间通用，都是指此法则的，即是：①“历史之唯物的概念”（“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②“历史的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③“历史之经济的解释”（“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及④“经济的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在①、② 两辞，泛称物质，殊与此说的真相不甚相符，因为此说只是历史之经济的解释，若以“物质”或“唯物”称之，则是凡基于物质的原因的变动，均应包括在内，例如历史上生物的考察，乃至因风土、气候、一时一地的动植物的影响所生的社会变动，均应论及了。第④ 一辞，在法兰西颇流行，以有倾于定命论宿命论之嫌，恐怕很有流弊。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Seligman曾有此主张，我亦认为合理，只以“唯物史观”一语，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故且仍之不易。

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他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弊象，是露已久了。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纪录。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从前把历史认作只是过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内容亦只解作宪法的和外交的关系。这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按着思想界的新倾向去观察，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含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这个广大的活动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以政治概括社会生活，乃是以一部分概括全体，陷于很大的误谬了。于此所发生的问题，就是在这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社会生活里，那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唯物史观解答这个问题，则谓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此种学说，发源于德，次及于意、俄、英、法等国。

唯物史观的名称意义，已如上述。现在要论他在史学上的价值了。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论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学者，研究历史原因的问题的人很少。他们多以为历史家的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那以伟人说或时代天才说解释这些史实的，还算是深一层的研究。Lessing在他的《人类教育论》与Herder在他的《历史哲学概论》里所论述的，都过受神学观念的支配，很与思想界的新运动以阻力。像Herder这样的人，他在德国与Ferguson在苏格兰一样，可以说是近代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他的思想，犹且如此，其他更可知了。康德在他的《通史概论》里，早已窥见关于社会进化的近代学说，是Huxley与许多德国学者所公认的，然亦不能由当时的神学思想完全解放出来，而直为严正的科学的批评。到了Hegel的《历史哲学》，达于历史的唯心的解释的极点，但是Hegel派的“历史精神”观，于一般领会上究嫌过于暧昧，过于空虚。

有些主张宗教是进化的关键的人，用思想感情等名词解释历史的发长，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固然犹太教、儒教、回教、佛教、耶教等五大宗教的教义，曾与于人类进步以很深的影响，亦是不可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解释，未曾注意到与其把宗教看作原因，不如把他看作结果的道理，并且未曾研究同一宗教的保存何以常与他的信徒的环境上、性质上急遽的变动相适合的道理。这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就是Beniamin Kidd的修正学说，亦只有很少的信徒。

此外还有历史的政治的解释。其说可以溯源于Aristotle，有些公法学者右之。此派主张通全历史可以看出由君主制到贵族制、由贵族制到民主制的一定的运动，在理想上，在制度上，都有个由专制到自由之不断的进步。但是有许多哲学家，并Aristotle 亦包在内，指出民主制有时亦弄到专制的地步，而且政治的变动，不是初级的现象，乃是次级的现象，拿那个本身是一结果的东西当作普遍的原因，仿佛是把车放在马前一样的倒置。

这些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

综观以上所举历史的解释方法，新旧之间截然不同。因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不同，从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从而及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好一点的，亦只在夸耀自国的尊荣。凡他所纪的事实，都是适合此等目的的，否则屏而不载；而解释此类事实，则全用神学的方法。此辈史家把所有表现于历史中特权阶级的全名表，都置于超自然的权力保护之下。所纪载于历史的事变，无论是焚杀，是淫掠，是奸谋，是篡窃，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藉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

这种历史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就是把个人的道德的势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既已认定境遇的艰苦，都是天命所确定的，都是超越自己所能辖治的范围以外的势力所左右的，那么以自己的努力企图自救，便是至极愚妄的事，只有出于忍受的一途。对于现存的秩序，不发生疑问，设若发生疑问，不但丧失了他现在的平安，并且丧失了他将来的快乐。他不但要服从，还要祈祷，还在杀他的人的手上接吻。这个样子，那些永据高位握有权势的人，才能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利，并且有增加这些权利的机会，而一般人民，将永沉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这种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的听他们掠夺。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学神〔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这与特别事变、特别人物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

斯时人才看出他所生存的境遇，是基于能时变动而且时时变动的原因；斯时人才看出那些变动，都是新知识施于实用的结果，就是由像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见的结果，这种观念给了很多的希望与勇气在他的身上；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他的生活虽是一个忍耐的试验品，于什么人亦没有用处。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什么是生活事实的意义，这些生活事实给进步以什么机会，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活轮前，推之提之使之直前进动。这个观念，可以把他造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他才起首在生活中得了满足而能于社会有用。但是一个人生在思想感情都锢桎于古代神学的习惯的时代，要想思得个生活的新了解，那是万万不可能；青年男女，在这种教训之下，全麻痹了他们的意志，万不能发育实成。

这样看来，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一则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一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一则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一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这全因为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存，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

有人说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类的感情。此说乍看，似与社会的进步是基于生产程叙（序）的变动的说相冲突，其实不然。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娱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叙（序）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联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

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旧历史的纂著和他的教训的虚伪既是那样荒陋，并且那样明显，而于文化上又那样无力，除了少数在神学校的，几乎没有几多教授再作这种陈腐而且陋劣的事业了。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只有出之学校的初级史学教员，尚未觉察到这样程度的变动，因为在那里的教训，全为成见与习惯所拘束，那些教员又没有那样卓越的天才，足以激励他们文化进步上的自高心，而现今的公立学校又过受政治和教科书事务局的限制。

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快赶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今与古[5]

宇宙的运命，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于是，时有今古，人有今古，乃至文学、诗歌、科学、艺术、礼、俗、政、教，都有今古。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的争论遂起。

有一派人，对于现在的一切现象都不满足，觉得现今的境象，都是黑暗、堕落、恶浊、卑污，一切今的，都是恶的，一切古的，都是好的，政治、法律、道德、风俗、诗歌、文学等等，全是今不如古。他们往往发伤时的慨叹，动怀古的幽情，说些“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的话，遐想无怀、葛天、黄、农、虞、夏的黄金时代的景象，把终生的情感心神，都用在对过去的怀思。这一派人可以叫作怀古派。

又有一派人，对于现在及将来抱乐观的希望，以为过去的成功，都流注于现在，古人的劳绩，都遗赠于后人。无限的古代，都以现今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今为胚胎。人类的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增加，一切今的，都胜于古的，优于古的，即如诗歌艺术，今人所作，亦并不劣于古人，所谓无怀、葛天、黄、农、虞、夏，不过是些浅化初开的时代，并不那样值得我们的怀思与景仰，我们惟有讴歌现代，颂祷今人，以今世为未来新时代的基础，而以乐天的精神，尽其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责任。这一派人可以叫作崇今派。

崇今派与怀古派间，往往发生激烈的论战。欧洲当十七世纪顷，关于今古优劣的比较，亦曾引起文学上的战争，此争绵亘约百年间，在法如是，在英亦如是。

今古的激战，于文学（特别是诗歌）为最烈，又最易引起公众热烈的兴趣。长于此等论战的人，又将其范围推广至于知识。许多人以今古的争论，为文学史上的枝节问题。首先以此等论争，为有更广的关系，而唤起人们的注意者，厥为孔德（August Comte）。

今古的争论，在思想上实有相当的意义，这是对于文艺复兴的衡轭一部分的反抗。崇今派立于攻击者的地位，想令批评主义由死人的权威解放出来。他们争论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现今的人犹能与显烈的古人抗衡否，抑或在智力上实劣于古人？这还包含着更大的问题，就是：自然已否竭尽其力？他是否久已不能再生脑力与元气等于他曾经产生的人们了？人性是否已经疲竭，抑或他的势力是否永存而不尽？

崇今派的战士，主张自然的势力永远存在，直接反对人类退落说，此说所以不能见信于人。崇今派的贡献独多，知识上的进步说获有一个最初的明确论证，实为今古的争论所唤起的结果。

今古的激战，虽自十七世纪初叶开幕，而在十六世纪末叶，已有一位崇今派的战士，首先跃起作崇今派的先驱。其人为谁？即鲍丹（Jean Bodin）是。

鲍丹学说的重要，不在他的君政论，而在他企图立一普遍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时史学界流行的黄金时代说（Theory of Golden Age）。主张黄金时代说者，大抵以为古代有一个黄金时代，化美俗良，德福并茂，真是人间的天国；后来日渐堕落，由金时代降而为银时代，而铜，而铁；这就是说“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此说盛行于欧土中世神学者流，鲍丹独起而否认之。鲍丹认自然永是均一，拟想自然能在一时代产出黄金时代说所指的那个人那个境遇，在别一时代便不能产生他们，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鲍丹确认自然动力永在与不灭的原则，以为在一时代所能产生的人或境遇，在别一时代亦能产生。从人类的原始时代以后，人间的光景有很大的变动，设使他们之所谓黄金时代可以召唤回来，而与现今一为比较，现今反倒是金，他反倒是铁，亦未可知。历史是由人的意思造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变动中的，无论俗界教界，时时刻刻有新法律，新装束，新制度，随着亦有些新错误涌现出来。但在这变动不居的光景中，亦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来，就是震动的法则（Law of Osilation）。一起一仆，一仆一起。拟想人类永是退落的，是一个错误，倘真如此，人类早已达于灾害罪患的穷途，而无噍类了！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渐渐的升高，这就是螺旋状的进步。他们昧然指为金为银的时代的人，全去禽兽未远，由那个状态慢慢的演进，才有今日的人类生活、社会秩序。古人的发明，固然值得我们的赞誉，但今人亦有今人的新发明，其功绩与古人的一样伟大而重要。有了航海南针的发明，才能成就周航地球、世界通商的事业，由是而世界一家了。他如地理学天文学上的进步、火药的发明、毛织业并其他实业的发展，都在在与全世界以极大的影响；即单就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而论，已足以抗颜古人而无愧。

继鲍丹而起者则有倍根（Francis Bacon）。倍根对于古人表相当的尊敬，并且熟于古人的著作；但他认古人的权威，于科学进步上，是一致命的障碍，故亦努力于解除古人权威的衡轭。他以为真理不是于任何时会的好机会中可以寻得的，真理的达到，全视经验与他们的经验所受限制之如何；在他们的时代，时间与世界的知识均极有限而贫乏，他们没有千年的历史足当那个名称，不过是些传说与口碑罢了。除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境界与国家，他们全不熟悉。在所有他们的系统与科学的想象中，难有一个单纯的经验，有助益人类的倾向的。他们的理论，是立在意见上的，从而科学在最近两千年间，静止的停留；而立在自然与经验上的机械的艺术，则渐长而增高。

倍根指出Antiquity一语迷误的义解，他说我们称为古代而那样常与以崇敬者，乃为世界的少年时期，真值得称为古代的，是世界的老年与增加的年代，就是我们现在生于其中的年代。论世界的年龄，我们实是古人，那些希腊人、罗马人比我们年少的多，如同我们看重一个老年人，因为他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比一个青年人的大。所以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盼望由我们自己的时代，得到比由古代所得者更多的东西；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知识的储藏为无量数的考察与经验所增积，时间是伟大的发明者，真理是时间的产儿，不是权威的产儿。

印刷术、火药、罗盘针三大发明，是古人所不知道的。这些发明变更了全世界的情形，先文学，次战争，最后航海，引起了无数的变迁，影响及于人事，没有比这些机械的发明再大的。或者航海及未知地的发见，与倍根以感印者，比与鲍丹者多。

倍根认地球通路的开辟与知识的增长，为同时代的产物。此等事业，在今世大部分业已成就，挽近的学术，并不劣于从前两个学术上的时代——希腊人的时代、罗马人的时代。希腊、罗马及现在是历史上三大时代，希腊、罗马为世界上文教法度最昌明的国家，但在那些时代，自然哲学亦未有何进步。在希腊是道德的、政治的空想吸收了人们的精神；在罗马是沈（沉）思与努力都耗用在道德的哲学上，最大的智力，都贡献于市民的事务。在第三期，西欧民族的精力，又都为神学的研究占去了。古初实在有些最有用的发明，到了冥想与理论的科学的开始，这等有用的事业就停止了。在过去的人类史上，许多事物的进步是迟缓的、不定的、偶然的，人如能觉察过去的发明的错误而求所以免除之，现在很有确固的进步的希望。

倍根认循环说为知识发展上最大的障碍，每致人们失所信赖与失望。进步之不确定与不继续，全因偏见与错误妨人致力于正轨。进步的艰难，不是起于人力所不逮的事物，而基于人类的误解，此误解耗费时间于不当的目的。妨阻过去的过失，即是创辟将来的希望。

但他的新时代将来的进展是否无限，他于此未加研考。

今古论战的舞台虽在法兰西，而此问题实为一个义大利人所提起。此人为谁？就是那首著名的描绘当时叙事诗人讽刺诗（La Secchia rapita）的作者塔桑尼（AlessandroTassoni）。他喜于暴露他的时代的偏见，而倡言新学说，他因为攻击Petrarch、Homer、Aristotle诸人，在义大利招了很大的诽谤。最早的古今人功绩的比较发见于Miscellaneous Thoughts，这是他在一六二○年刊行的。他说此问题是当时流行的争论事件。他对此争论，于理论的、空想的、实用的各方面，立一透彻的比较，与以公平的裁断。

有一派人，主张艺术依经验与长久的工夫能致完善，所以现代必有此利益。塔桑尼对于此说首先加以批评，他说此理由不甚坚固，因为同一的艺术与学问，不永是不间断的为最高智慧所追求，而有时传入劣者手中，所以渐趋退落，甚且至于消灭。例如罗马帝国衰亡时的义大利，当时有很多世纪，觉艺术降在平凡以下了。换句话说，只有假定没有联续的断裂，此说当可承认。

他作出一种比较，以明他不是任何一方的拥护者；他许古人以星星点点的优越，同时今人在全体上远胜于古人；他所考察的范围，比那些自限于文学艺术的争论者广，文化的物质方面，甚至于服装，均在他所考察的范围内。

他所著的Thoughts一书被译成法文，此书恐已为白衣士罗伯（Boisrobert）所及知。白氏是一位剧学家，以曾参与创立法兰西学院（Acodemie Francaise）为人所知。忆一六三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此学院既成，他即刻当着那些集众讲出一段议论，猛烈的恶口的攻击Homer，这一段议论在法兰西煽起了争论，并且引起特别的注意。Homer自经塔桑尼攻击以后，成了崇今派集矢的特别鹄的。他们以为，假如他们不信任Homer的主张能够贯彻，他们便可以得到胜利。

当文艺复兴的时期，希腊人、罗马人的权威在思想界极其优越。为便于促进自由的发展，此权威非大加削弱不可。倍根及其他诸人，已竟开始了此种伟大的运动，以期廓清摧陷此等虐力。但是笛卡儿（Descartes）的影响愈益严重，愈益坚决，他的态度愈趋于不易调和的程度，他没有一点像倍根的对于古典文学的尊敬，他颇以忘却幼年时曾经学过的希腊文自夸，他的著作的感化力，乃在对于过去严格的完全的打断，并一个完全不藉（借）重于古人的组织观念的系统。他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发明的基础上，期望将来知识上的进展，从而他认知这个智力的进展，将有很远的效果及于人类的境遇。他最初名他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以“一个可以提高人性到完全最高度的普遍科学的设计”。他视道德的物质的改进，为对于哲学与科学的倚赖。

根据世界现今是较为高龄、较为成熟的见地，是认对古人独立的态度，已竟成了很流行的观念。倍根、笛卡儿并许多受笛派影响的人们都是这样。

巴士库儿（Pascal）是一位科学家而改信笛派的理想者，表示的尤其明显。他说：当那么多的世纪间，人类的全联续，应看作一个单独的人而不断的生存，不断的学问；在他的生活的每一阶段，此普遍的人，为他在从前的阶段曾经获得的知识所惠利，而他现在是在老年时期了。

对于责笛氏以对古代思想家不敬的人们，他曾为答辩，说他拒否他们的权威，便是还他们以模仿的敬礼，便是按照他们的精神做，比那些一味奴隶的随从他们的人们好得多。巴氏又说：待遇我们的古人，比他们所示以待其先辈者益加隆敬，待遇他们以一种他们值得受自我们的不可信的隆敬止，因他们未曾对那些在他们上享有同样利益的人们与以那样的看待。天下宁有比此还不公平的事么？

巴氏亦承认我们应该感念古人，因为我们在知识的增长上能优于他们。他们已达于一定的点，使我们能以最少的努力跻于最高的程位。所以我们自知我们立在较高的平面上，少艰难亦少荣誉。

最优越的崇今派，便是那些同化于笛派理想的人们。白衣士罗伯的议论出世后好些年，圣骚林（Desmarets de Saint Sorlin）又起来作崇今派的战士。那时他已成了一个梦想派的基督教徒，这也是他痛恨古人的一个理由。他和白衣士罗伯同是劣下的诗人。他说基督教的历史贡给些文辞，比那些曾为Homer及Sophocles（希腊悲剧诗人）所论的，很可以感动一个诗人。他有几首诗是战胜Homer的示威运动。约在同时，在英兰亦有一首叙事诗响应圣骚林的争论。

圣骚林已略知此问题含有更广的范围。他说：古代不是那样的快乐，那样的有学问，那样的富裕，那样的堂皇，如同现代一样；现代实是成熟的老年，正如他是世界的秋，得有所有过去世纪的果实与战利品，并有力以判断先辈的发明经验与错误而利用之；古代的世界，是个只有少许的花的春。固然，“自然”在一切时代都产生完全的事业，但他（自然）关于人的创造却不是这样，这必须要改正；那些生于最近时的人们，在幸福与知识上，必超过以前的人。他的话里含有两个要点。一为自然力永在的断言，一为现代比古代有益，正如老年之于幼稚一样的观念。这是倍根诸人所曾经论过的。

圣骚林拥护今人的挑战引起了白衣卢（Boileau）拥护古人的迎敌。圣骚林濒死之前，很郑重的以为今人战的责任托之于一位青年，此位青年名叫帕劳耳（Charles Perrault），即此可以看出今古的争论如何激烈了。

路易十四王朝时的法兰西，一般的气压很于崇今派有利。人们觉着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可与罗马帝国最初的皇帝奥加士大（Augustus）的时代比美，没有什么人发出“我生不辰”的叹声。他们的文学的艺术家，若Corneille，若Racine，若Moliere合于他们的嗜性那样的强烈，所以除了第一位，他们不愿给他们以别的等位，他们不耐听那希腊人、罗马人进到不能达到的优越的断言。Molire说：“古人毕竟是古人，我们是现今的人。”这可以表示当时一般的感情了。

一六八七年帕劳耳以《路易大王的时代》的名称，印行他的诗歌。现代的启蒙，优于古代，是他的论旨。

帕氏对于古人取比圣骚林更为有礼的态度，而其批评论尤巧。他说，希腊罗马的天才，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都很好，或者可以使我们祖先崇为神圣，但在现今，柏拉图宁觉可厌了；而那不能模仿的Homer，设若生于路易大王的朝代，当能作更好的叙事诗。在帕氏诗中，有确认自然的永远势力在每一时代产生同等才能的人的语句。

《路易大王的时代》，是一个简短的信仰宣言。帕氏接续着又发表一篇澈（彻）底的著作，就是《古人与今人的比较》，是在一六八八—一六九六年间以四部分出现的，艺术、雄辩、诗歌、科学及他们的实际的应用，都详加讨论了。他以二人对话的形式发表这个讨论，这对话的人们，一为热心拥护现代的战士，他作崇今的论战；一为拥护古代的献身者，他明知难以否认他的反对者的议论，犹且顽强的固执他自己的见解。

帕氏认知识与时间经验以俱展，完全不是必须伴随古代的；最近的来者承袭了他们先辈的基业，而加上他们自己的新获得。

这后人较善、来者胜今的前提，似与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不相容：在知识上、艺术上，我们优于黑暗时代的人们，这固当承认，但你能说第十世纪的人们是优于希腊人与罗马人们么？塔桑尼已经涉及此问题，帕氏答此问题曰：“一定不能”，因为联续中常有断裂的原故；科学与艺术同于河流，他的径路的一部潜流于地下，忽而开发奔流，向前跳跃，其丰沃与在地下跳跃一样。譬如长期的战争，可以迫制人民们蔑视学问，把所有他们的元气都掷于自保的益觉迫切的必要，一个无知的时期可以延续，但随着平和与福祚，知识与发明，将重行开始为进一步的发展。

他不主张今人在才能上或脑力上有何优越，在《路易大王的时代》中，他确认自然不朽的原则，自然犹且产生像他曾生过的人们一样伟大的人，但他不能产生更伟大的人，非洲沙漠的狮子，他的狞猛，在我们今日并与在亚历山大大王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一切时代，最善的人在气力上是平等的，但他们的功业与作品是不平等的，若与以同等的势便的情形，最近的是最好的，因为科学与艺术，都靠知识的积聚，知识必然的与时俱增。

但此论能用之于诗歌与文学的艺术么？诗歌与文学的艺术界，是交战者（帕氏亦包在内）最有兴味的范域。此可证明现代能产生些诗家文学家，其优越不亚于古昔先师，但此能证他们的事业一定超于古人么？此驳论逼得帕氏不得脱逃，而帕氏答复则颇巧妙：娱人心情是诗歌与雄辩的职分，而欲有以娱之，必先有以知之，是否洞察人心的奥秘比洞察自然的奥秘较为容易？或者洞察人心的奥秘费时较少么？关于人心的情感与念望常作出些新发见，只以Corneille的悲剧而论，你在那里可以寻得比古代书籍的更微妙更细致的关于野心仇怨与嫉妒的映绘。在他的“比较论”的结尾，他宣言今人的普通的优越的时候，他为维持平和起见，论到诗歌与雄辩，暂作一个保留。

帕氏的讨论，陷于缺乏体现完全的进步的观念，他不止专注意知识上的进步，但他不注意将来；对于将来，没有什么兴味；他受最近的过去智识上的发展感印甚深，故他几不能悬想再有更益向前的进步。他说：“试读英法的报章而一察那些王国的学院的出版，将使你信最近二十年或三十年内，在自然科学界作出的发明，比遍有学问的古代的全期都多，我自己想很幸的知道我们所享的幸福，考查所有过去的时代，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一切事物的生长与进步；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种事物没有受过一个新的增加与光荣的；我们的时代，在些种类上曾达到完全的绝顶，从有些年间以后，进步率很迟，想到差不多没有很多的事物可以使我们妒羡将来的时代是很可喜的。”

对于将来的冷淡，即是关于将来的怀疑，是上述语句的注释，而与世界已达于他的衰老时期的观念相合，故吾言帕氏的知识进步的观念，尚不完全。

于法兰西以外，英国亦忽然起了今古的论战。

一个神学家名叫黑克威尔（Ceorge Hakewill）刊行了一本六百页的书，以诘责当时普通的错误——宇宙衰朽的错误。他并他那呼吸在十六世纪气压下的书，全为人所忘却，他虽刊行了三版，而除些神学家外，难能引起多人的注意。著者的目的，在证明在世界的政府里，上帝的权威与天命。这与当时流行的见解不相容，当时流行的见解，就是物质的宇宙、天体、原子，均渐趋于衰朽，并那人于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各方面，正在退落的见解。他的议论多获益于读鲍丹、倍根诸人的书，可见他们的思想已经激动神学家的精神了。

一个今古间的比较起于衰朽说的拒驳，与自然力确固的问题起于今古间的比较，一样是自然的结果。黑氏反对过分的推奖古代，正为此说可以助世界衰朽说张目。他所讨论的范围，比法国争论者的较广；他所争论的范围，不止含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并及物质与道德。他求所以证明精神上物质上没有衰朽，并那现代基督教国的道德，大优于异教时代的那些国家，基于基督教有社会的进步，在艺术上知识上亦有发展。

黑氏亦如塔桑尼研考一切艺术与科学，断定今人在诗歌上与古人相等，其他诸事，亦都能超越古人。

他认退落说可以腐痹人的元气，世界普遍衰朽论，销沈（消沉）了人的希望，钝滞了人的努力的锐利。他的言外的意思，是改良世界的努力，为我们对于后人所该尽的义务。

他说：“于是我们不要为世界定命的衰朽的虚影所阻拦，以使我们既不后顾那些可敬的先辈的楷模，又不向前预为后人谋。如我们先辈有价值的预为我们谋者，使我们的子若孙，亦以预为之谋者颂祝吾辈。如何的世代将以延续于我们，尚未确定，亦如未来的世代之在前世之于那些先辈一样。”

黑氏想他生在世界的末年，但他不能延长多久，是一未决的问题；但他有一个考虑可以慰安他自己并读者，就是世界的终结，尚未临近。

自然不衰朽，人类不退落，固可确认了，但那世界的终结，不依自然法，并那人类文化的发长，任在何顷，均可为神的命令所斩断的学说，其足以销沈（消沉）人的希望，钝滞人的努力的锐利的影响，亦并不小。

黑氏持论的意义，在把阻碍进步学说的退落说，弄成一个特别研究的问题。他的书揭明此说与关于今古争论间的密切关系，不能说他与鲍丹、倍根诸子关于文明进步的理论有所增益。他所企图的历史的普通综合法，全与他们的相等。他说明知识艺术的历史与此外一切事务，如同纵览一种循环的进步；他说他们都有一个发生、滋长、繁荣、废落与萎谢，于是经过一个时期后，又有一个复苏与再兴；以此进步的方法，学问的光明，由一民族传到别一民族，由东洋而希腊，由希腊而罗马，既已为蛮人所不见者千有余岁，而又为Petrarch及其当代人所复活。黑氏所陈循环进步的观念，颇与倍根所指摘的循环说相近。

倍根及十七世纪的思想家，自限其过去进步的观察于知的范围内，而黑氏对于古代的仪容道德，不惮与以攻击，能预见这社会的进步较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必要来到十八世纪阵头的。这是黑说值得我们注意的点。

黑氏的书出世以后，我们又得到格兰威尔（Glanvill）所著的《加的过度》（Plus ultra），又称《亚里士多德时代后知识的发展》。此书于一六六八年出版，宗旨在拥护成立未久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该会在当时颇受攻击，谓为有害于宗教及真实学问的兴趣。格氏愤古典派对于皇家学会的压迫，乃起而树拥护的旗帜。他说他对于无名的罗盘针的发明者的感佩，比对于一千个亚历山大与恺撤、一万个亚里士多德的感佩还深且多。在这几句话里，可以看见他的精神了。

他说皇家学会的职分，就是企图人类的设计，置在自然的最深底蕴那样低，达到宇宙最上层那样高，扩张到广大世界的一切变化，目的在普遍人类的惠利。那样一种事业，只能以不能知觉的度数，慢慢的进行。这是一个累代的人均与有关的事业，我们自己的时代，只能希望作一点点，以移去些无用的片屑，预备些材料，安排些东西，以备建筑。我们定须寻求与搜集，观察与考验，为将来的时代预储一个积聚。

神学的考虑，曾经重压过黑氏的思想，而格氏则显然未为所困惑。看了二人的不同，便可以看出这四十年间世界进行的径路了。

斯普拉特（Sprat）是一个牧师，他于格氏的书出世以前不久，出版一本《皇家学会史》。他认科学可以扩张于世界，此事全靠西方文化扩张其地域，基督教国的文化亦可扩到其他文化国及半开国，他希望将来的改宗者，可以有青出于蓝的优越，希腊人胜过他们东方的先师，现代欧人从罗马人承受了光明，而幸福繁昌，倍于古人所遗留于他们的。

皇家学会建立于一六六○年，科学院建立于一六六六年，使物质的科学，在伦敦与巴黎很流行。各阶级，都为此流行的情感所激起，若骑士，若圆颅党，若牧师，若清教徒，都联合起来，若神学家，若法律家，若政治家，若贵族，若世爵，都夸扬倍根哲学的胜利，倍根播的种子，终竟成熟了。那些建立与赞美皇家学会的人们，对倍根有完全的信用。考雷（Cowley）上皇家学会的赞歌，可以名为赞扬倍根的赞歌，亦可以说是人类的精神，由权威的束制解放的圣歌。

我们很高兴的写这一篇崇今派荣誉的战史，我们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的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我们不要学着唱那怀古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歌，应该朗诵着耶马孙的名言：“你若爱千古，你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明日还不确实，你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

史学与哲学[6]

今日所要和诸位商榷的，是史学及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主体是讲史学。

凡一种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文学、史学都是如此。但是，用处是多方面的。得到了一种智识，以此智识为根据去解决一种问题是用处；以所有的学识成一著作与学术界相商榷，以期得到一个是处，也是用处。但是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都有极大的关系。人们要过优美的高尚的生活，必须要有内心的修养。史学、哲学、文学都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都有他们的好处。从不同的研究，可以得到同的结果，与我们以不同的修养。哲学、文学在我国从前已甚发达，史则中国虽有史书甚多，而史学却不发达。

这不但中国为然，外国也是如此。因为史学正在幼稚时代，进步甚慢。但他于人生有极大影响，我们不但要研究他，且当替他宣传，引起人们研究的兴味，以促史学的进步。

（一） 历史一辞的意义

《说文解字》说，史是记事的人（即是书记官），“史”字从中从又，“中”是中正的意思。文字学家说，“又”字是象形字，“中”字不是中正的中，乃是“册”的象形字。“史”字有书役的义，即指掌记事者而言。日本训“史”字有日文，以之为归化的人而专从事于文笔的事者的姓。此“史”字遂辗转而有记录的意思。英语称历史为History，法语为Histore，意语为Storia，皆由希腊语及拉丁语从Historiai而起，本意为“问而知之”；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出来，即为纪录，即是History。德语称历史为Geschichte，荷兰语为Gesohiedenis，原皆指发生的事件或偶然的事变而言。各国文字的本义都不相同，今日使用的意义也复各异，所以发生了混乱错杂的见解了。

我们日常泛言历史，其涵义约有三种：① 譬如说吾汉族有世无与比的历史，这并不指记录而说，乃指民族的经历或发展的过程，所以四千年的历史一语，可以说是文化进化的代名字；② 又如说吾国无一可观的历史，其意乃指见识高远、文笔优美的历史书籍而言；③ 又如问一友人，以君所专考的科目是什么？答云历史。此“历史”二字，乃指一种科学的学问而言。中国并不没有普通的记录，而专考历史，以历史为一门科学的，却是没有。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究是什么？

（二） 历史的定义

关于史的定义，史家不一其辞。因为各人目光不同，定义也因此各异；而现在史学又不十分发达，所以完全妥当的定义，竟是没有。今且举出几个定义中，我们或者能得到一个史学的概念。

Felint的史的定义——

弗氏谓历史学即是历史哲学。他说：“历史哲学，不是一个从历史事实分出来的东西，乃是一个包蕴在历史事实里边的东西。一个人愈能深喻历史事实的意义，他愈能深喻历史哲学；而于历史哲学，也愈能深喻于其神智。因为历史哲学，只是些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质与根本关系的意义，合理的解释、知识罢了。”这里他所说的历史哲学，史学也包括在内。

Lamprecht 的史的定义——

郎氏在他的《什么是历史》一书中说：“史事本体无他，即是应用心理学。历史乃是社会心理学的科学。”

Vanloon氏的史的概念——

万龙氏作有《人类史》一书。他的序文中有几句警语：“最善的点，乃在环绕吾们的光荣的过去的大观，当吾们返于吾们日常的事业的时候，与吾们以新鲜的勇气，以临将来的问题。”

又说：“历史是经验的伟大楼阁，这是时间在过去世代的无终界域中建造的。达到这个古代建筑物的屋顶，并且得到那全部光景的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青年的足是健强的，这事才能做到。此外，绝无人能登临。”

内田银藏博士的史学的要义——

内田银藏博士是日本的史学者。他说：史学有三要义：

1. 随着时间的经过，人事进化不已。研究历史，当就其经过的行程而为考察。社会一天一天不断的发达进化，人事也一天一天不断的推移进行。就其发达进化的状态，就是就其不静止而移动的过程，以遂行考察，乃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

2. 当就实际所起的情形，一一搜察其证据。考察历史，须不驰空想，不逞臆测，应就现实发生的事例，依严密的调查考察，证据的手段，以究明人事的发展进化。这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

3. 不把人事认作零零碎碎的东西去考察他，应该认作为有因果的、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现在的历史的研究，不能单以考察片段的事实为能事。须把人事看做整个的来研究，就其互相连锁的地方去考察他，以期能够明白事实与事实间相互的影响和感应——即是因果。但零碎的事实，也很要紧的。没有零碎，便没有整个。所以当就一个一个的零碎为基础，而后当做一个整个的而观察他的因果的关系。不过此一个一个事实，必须考查精确。假使是假的，差误的，那么由此而生的整个，也靠不住了。但太致力于烦琐的末节，而遗其大端，那也是不足取的。

梁任公氏的史的定义

最近梁任公氏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在那本书里所下的史的定义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的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资鉴的是史。”以上所举的，不过是供吾人参考的资料。我甚希望诸位参考诸家的说，自己为史学下一个比较的完全确切的定义。

（三） 史学与哲学及文学的关系

讲到史学与哲学、文学的关系，最好把倍根的分类先来参考一下。关于人生的学问，本不能严格的分开，使他们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为人生是整个的。但现在为分工起见，所以不得不分成多种专门的学，以求深造。但学问虽贵乎专，却尤贵乎通。科学过重分类，便有隔阂难通之弊。所以虽然专门研究，同时相互的关系也应知道。专而不通，也非常危险，尤以关于人生的学问为然。史学和哲学、文学的来源是相同的，都导源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虽然我们分工之后，同源而分流，但也一样可以帮助我们为人生的修养，所以也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的。

倍根的分类，见于他所著的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及以拉丁文著的The Dignit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23）。这二书都是讲当时的思想的发展的。在此二种中，他把学问分为三大类：① 历史；② 诗；③ 哲学。这是按照心的能力而分的。因为心的能力也有三：① 记忆；② 想象；③ 理性。记忆所产生的是史，想象所产生的是诗，理性所产生的是哲学。这个分类，在今日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他只是指他那时代的学问状况而说的，但我们正好藉用他的分类，说明史学、文学、哲学三者的关系的密切。

他把历史分为自然史、人事史，而人事史又分为宗教史、文学史等。

哲学也分为三类：① 关于神明的；② 关于自然的；③ 关于人的。哲学二字的意义，也与现在不同。他所说的哲学，是穷理的意思；此外又有第一根源的哲学，包括三部的本源的普遍的学问。

诗也不是专指诗歌而言，凡想象、假作而叙事的文学都是，不必定为韵文。

诗与史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要考察希腊古代的历史，必须读荷马的《史诗》，因他的诗中包蕴很多的史料。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是史，他说诗亡而后春秋作，也可见史与诗间大有关系。即如《诗经》一书，虽是古诗，却也有许多许多的史料在内。要研究中国古代诗，不能不把此书当作重要的参考书。郎氏（Lamprecht）谓：“史有二方面：① 取自然主义的形式的——谱级；② 取理想主义的形式的——英雄诗。谱系进而成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成为传记。”这都可证明诗与史的关系密切了。

哲学与史的关系的密切，也很容易证明。譬如老子是哲学家，但他也是个史学家，因为他是周的史官。班《志》说：道家出于史官。可见哲学与史学也是相通的。

倍根之后，孔德、斯宾塞、冯德诸家，各有另立的分类。不过倍根的分类，与我们以特别有关系的材料，所以藉来作史学、哲学、文学的关系的证明。

（四） 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

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

此外，又有历史哲学一项，但从系统上讲起来，宜放置哲学分类之下。

（五） 哲学与史学的接触点

哲学与历史相接触点有三，即是：哲学史、哲理的历史及历史哲学。

哲学史是以哲学为研究的对象，用历史的方法去考察他，其性质宜列入哲学系统中。哲理的历史，是用哲理的眼光去写历史，是属于史的性质的，但太嫌空虚。历史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哲学是于科学所不能之处，去考察宇宙一切现象的根本原理的。历史事实是宇宙现象的一部分，所以亦是史学所研究的对象的一部分。

（六） 哲学与史学的关系

哲学仿佛是各种科学的宗邦，各种科学是逐渐由哲学分出来的独立国。哲学的领地，虽然一天一天的狭小，而宗邦的权威仍在哲学。

科学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两者的性质上区别虽经确立，不容相混了，然而两者的界限，却并未如长江大河为之截然分界。二者之间有一中区，譬如历史与哲学虽各有领域，而历史哲学便处于二者之间，不能说完全属诸史学，也不能完全属诸哲学。

立在史学上以考察其与哲学的关系，约有四端：

1. 哲学亦为史学所研究的一种对象。史学底对象，系人生与为人生的产物的文化。文化是多方面的，哲学亦其一部分。所以哲学亦为史学家所认为当研究的一种对象。

2. 历史观。史学家的历史观，每渊源于哲学。社会现象，史学家可以拿自己的历史观来考察之，解释之。譬如现在的女权运动和打破大家庭的运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都可以一种历史观观察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的一种。他以为社会上、历史上种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其原动力皆在于经济，所以以经济为主点，可以解释此种现象。此外，圣西门有智识的史观，以为智识可以决定宗教，宗教可以决定政治。此外，还有宗教的史观、算术的史观等等。或谓史学家不应有历史观，应当虚怀若谷的去研究，不可有偏见或成见，以历史附会己说，才可算是好史学家。或者说史学家应有历史观，然后才有准绳去处置史料，不然便如迷离漂荡于洋海之中，茫无把握，很难寻出头绪来。这话是很对的。史学家当有一种历史观，而且自然的有一种历史观，不过不要采了个偏的、差的历史观罢了。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就是历史观是从哲学思想来的明证。

3. 就历史事实而欲阐明一般的原理，便不得不借重于哲学。

4. 史学研究法与一般理论学或智识哲学，有密切关系。

现在再从哲学方面来考察他与史学的关系：

1. 历史是宇宙的一部分，哲学是研究宇宙一切现象的，所以历史事实亦属于哲学所当考量的对象之中。

2. 人生哲学或历史学，尤须以史学所研究的结果为基础。

3. 哲学可在旁的学问中，得到观察的方法和考量的方法。所以哲学也可以由历史的研究，得到他的观察法和考量法，以之应用到哲学上去。

4. 要知哲学与一般社会及人文的状态的关系，于未研究哲学之先，必先研究时代的背景及一般时代的人文的状况。所以虽研究哲学，也必以一般史识为要。

5. 研究某哲学家的学说，必须研究某哲学家的传记。

6. 哲学史亦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故亦须用历史研究法的研究以研究哲学史。

历史哲学是研究历史的根本问题的。如人类生活究竟是什么？人类的行动是有预定轨道的，还是人生是做梦一般的？我们所认为历史事实的是真的呢，还是空虚的？人类背后究竟有根本大法操持一切的呢，还是历史上种种事实都是无意义的流转，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呢？人类自有史以来，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人类进化果然是于不知不识中向一定的方向进行呢，还是茫无定向呢？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其兴衰荣枯，是人造的，还是人们无能为力的？种种事实，纷纭错杂，究竟有没有根本原理在那里支配？这都是历史哲学的事。因为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止能到一定的程度为止；科学所不及的，都是哲学的事了。

（七） 史学、文学、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

我们要研究学问，不是以学问去赚钱，去维持生活的，乃是为人生修养上有所受用。文学可以启发我们感情。所以说，诗可以兴，可以怨；又说，兴于诗。文学是可以发扬民族和社会的感情的。哲学于人生关系也切。人们每被许多琐屑细小的事压住了，不能达观，这于人生给了很多的苦痛。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大的观念，从琐屑的事件解放出来，这于人生修养上有益。史学于人生的关系，可以分智识方面与情感方面二部去说。从情感方面说，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用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这是关于感情的。其关于智识方面的，就是我们读史，可以得到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人名、地名，是不甚要紧的，能够记得也好，不记得也不妨事的。二者帮助人生的修养，不但是殊途同归，抑且是相辅为用。史学教我们踏实审慎，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

此外，历史观与人生观亦有密切的关系。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三者交相为用，可以使我们精神上得一种平均的调和的训练与修养。自马克思经济的历史观把古时崇拜英雄圣贤的观念打破了不少，他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人生观，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有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便可以得到一种新的人生观。前人以为人们只靠天、靠圣贤豪杰，因此不见圣贤出来，便要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叹声；因此生逢衰乱的时代，便发出“昊天不吊”或“我生不辰”的叹声。在此等叹声中，可以寻知那听天认命的历史观影响于人们的人生观怎样大了。现在人们把历史观改变了，这种悲观、任运、消极、听天的人生观，也自然跟着去掉；而此新的历史观，却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

从前的历史观，使人迷信人类是一天一天退化的，所以有崇古卑今的观念。中国如此，西洋亦然。他们谓黄金时代，一变而为银时代，更变而为铜时代、铁时代，这便是说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这种黄金时代说，在十七世纪时为一班崇今派的战士攻击的中心。当时，今古的争论极烈，一方面说古的好，他方说今的好。倍根等都是赞成新的、崇尚今的。他们说：以前的圣贤的知识，并不如我们多，今世仍旧可以要出圣贤豪杰的。二者相争甚烈，在法、意等国两派都有极烈的争论。诗人的梦想，多以前代、过去的时代为黄金时代。中国的《采薇》、《获麟》诸歌和陶渊明一流的诗，都有怀思黄、农、虞、夏的感想。黄、农、虞、夏之世，便是中国人理想中的黄金时代。新历史家首当打破此种谬误的观念，而于现在、于将来努力去创造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时代，总是在我们的面前，不会在我们的背后。怀古派所梦寐回思的黄金时代，只是些草昧未开、洪荒未阔的景象，没有什么使我们今人羡慕的理由。我们试一登临那位时先生在过去世代的无止境中，为我们建筑的一座经验的高楼绝顶，可以遍历环绕我们的光荣的过去的大观，凭着这些阶梯，我们不但可以认识现在，并且可以眺望将来。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新鲜的勇气；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乐天迈进的人生观。这种娱快，这种幸福，只有靠那一班登临这座高楼的青年们，长驱迈进的健行不息，才能得到。这是史学的真趣味，这是研究史学的真利益。

史学概论[7]

我们研究史学，第一先要研究的就是，什么是史？

在中国能找出许多关于史的材料来，什么《史记》咧、《汉书》咧、《三国志》、《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在西洋也可以找出什么《罗马史》咧、《希腊史》咧等等的书。这类的书，就是史吗？

这类的书，固然浩如烟海，但这不是史，而是供给吾人研究历史的材料。从前许多的旧历史学家，都认这是历史。其实这是研究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

吾人研究有生命的历史，有时须靠记录中的材料。但要知道这些陈编故纸以外，有生命的历史，比如研究列宁，列宁是个活人，是有生命的。研究他，必须参考关于列宁的书籍，但不能说关于列宁的书籍，便是列宁。

明白了这点，那历史和历史材料的异点，便可以知其大概了。

我们再讲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是起源于记录。英文的史字（History）是问而知道的意思；德文的史字（Geschichte）是事体的意思。发生事件而记录起来，这是史学的起源。

从前历史的内容，主要部分是政治、外交，而活动的事迹，完全拿贵族当中心。所以福理曼（Freeman）说：过去的政治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政治。他把政治和历史认成一个，不会分离。

这样解释历史，未免失之狭隘。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他说历史就是政治，其余如经济、宗教、伦理、美术的种种生活，能说不算是人类的生活吗？可以把它们放在历史以外吗？

及后到了马克思，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唯物史观的学说里看出。

他把人类生活，作成一个整个的解释，这生活的整个便是文化。

生物学当然是研究生物的，植物学当然是研究植物的，人类历史也当然是研究人类的生活，生活的全体——文化的了。但文化是整个的，不可分离。譬如这座楼，可以分出楼顶、楼身和基础来。假使基础摇动，楼身、楼顶全得摇动。基础变更，楼身、楼顶也得跟着变更。文化是以经济作基础，他说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等的生活。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假使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跟着从新建筑了。

他不但发明文化是整个的，他并且把历史和社会的疆域分开。他说：人类的社会，按时间的，纵起来看是历史；按平面的，空间的，横起来看是社会。他又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不但过去的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即是现在、将来，社会无一时不在变革中。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范围不但包括过去，并且包有现在和将来。

至于什么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希腊的历史学家后世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陀德（Herodotus）已经告诉过我们：

1. 应当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

2. 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

据此，历史家的任务，是在故书篓中，于整理上，要找出真确的事实；于理解上，要找出真理。但同是一个事实，人人的解释各异。比如实在的孔子过去了，而历史的孔子，甲与乙的解释不同，乙与丙的解释又不同，昔人与今人的解释又不同。人人解释既然不同，他整理以后，找出来自以为真确的事实，当然又不同了。

须知历史是有新鲜的生命的，是活动的、进步的，不但不怕改作和重作，并且还要吾人去改作、重作。信手在我们中国历史里边找出几个例来看：

1. 在中国历史神话期中，说我们的衣服器具有许多是半神的圣人，给我们在一个相距不远的时代，一齐造出来的。这样记录，我和在坐诸君在十年或廿年前，或者都以为真实的。现在我们若拿新的历史眼光来看，知道那些记录完全是荒谬的。现在藉着科学的知识，发明一种新机器，也得费若干年月，在那蒙昧时代，怎能这样迅速！

据人类学家，考察人类的起源，是因人从前有四条腿，和别的动物一样。女性的人，怕他的孩子被他兽残杀，乃习用其前足抱子而奔。人是这样渐渐的进化，才成了用手用胸用两足走路的动物。人类渐渐的站起来用足走路以后，腹部因蔽体的毛稀薄，感畏风寒，乃渐取树叶遮盖；后来旁的地方怕受风寒，也会想法去遮盖了。这就是衣服的起源，由树叶到衣服的进步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月！

由茹毛饮血的生活而渐进于游牧的生活，由游牧的生活而进于畜牧生活，而进于农业生活，手工业的生活，机器工业的生活，这里边有很悠久的历史，并不会一时得到的。我们现在根据进化论去解释这些记录，比在数十年前的观念已大不同了。

2. 中国古代的姓，如妫、姞、姬、姜等字，都从女旁，这些字何以都从女？前人的解释，多谓人因地而得姓。例如某某的母居姜水，故姓姜；某某的母居于妫水，故姓妫。但由我来解释，不是这样。我以为妫水、姜水的地方，是因人而得名的。因为有姓姜的在那里居住，所以名为姜水；有姓妫的在那里居住，所以名为妫水。姜、妫的姓都从女旁，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母权时期，所以子从母姓。我们再就社会的现状观察，姓张的村子叫张家村，姓李的庄子叫李家庄，都因所在的姓氏而得名，决不是因为住在张家村才姓张，住在李家庄才姓李的。那些妫水、姞水、姬水、姜水的名称，也因为古代的人好临水而居，那水也就各因其姓氏而得名了。

我们拿着新的历史眼光，去观察数千年前的故书陈籍，的确可以得着新的见解，找出真确的事实。

3. 就近二十年来，河南所发现的古物，更可以断定旧日史书的虚伪。中国经济学上的名词多从贝，如货字、買（买的繁体）字、贾字等都从贝。按历史学家考察，最古的时期中，经过一种靠贝为生活的时期。中国旧史的记录的：中国在太昊、神农时，已有金属铸造货币。但现在按河南发现的龟版文字，一为考察，那些上面所刻的字，并无从金边的字，而只有从贝的字。果然当时已是用金器时代，何以不能发现一个金字？

中国古书固然伪的很多，然在较为可靠的《书经》的《商书》篇亦是说“具乃贝玉”，当时贝玉并称，而不说具乃金玉。果然当时已有金属制造品，何以在殷代以前，不发现一个“金”字？

到了后来《诗经》上才发现许多“金”字，往往“金”、“玉”并称，便有“金玉其相”一类的话了。

就此可断定，旧史所纪是虚伪的。在殷代以前，还是靠贝的生活，还是石器时代；殷代以后到了周朝，才入了铜器时代，才有金属的制造品了。

这样的例举不胜举，我们按这许多例，可以断定往日记录有许多错误，是可以改作重作的，是必须改作重作的。但我们所改作的重作的，就敢断定是真实的、一成不变的吗？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

希腊历史学家格罗忒（Crote）出，又有人说，他的《希腊史》比希罗陀德的好，第一因为希氏缺乏批评精神；第二因为希氏喜欢什么，便注意什么真实。但我们要说公平话，他所注意的未必是对，在希罗陀德时代，能够得到那样结果，已经很难的了。我们不能因见了格罗忒，便来菲薄希罗陀德。格罗忒的《希腊史》，果然就是最完全的吗？这也不过是比较的真实的罢了。

所以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很希望有许多人起来，去干这种很有趣味的事，把那些旧材料旧记录，统通召集在新的知识面前，作一个判决书。

从前的孔子观念，是从前人的孔子观，不是我们的孔子观。他们的释迦观、耶稣观，亦是他们自己的释迦观、耶稣观，不是我们的释迦观、耶稣观。他们本着迷信为孔子、释迦、耶稣作传，辉皇（煌）孔子、释迦、耶稣为亘古仅有天纵的圣人，天生的儿子，说出许多怪诞不经的话。我们今日要为他们作传，必把这些神话一概删除。特注重考察他们当时社会的背景，与他们的哲学思想有若何关系等问题。历史原是有生命的，不是僵死的；原是进步的，不是固定的。我们本着新的眼光，去不断的改作重作，的确是我们应取的途径了。

以上的话，归结起来：记录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进步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死的东西；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的任务的是希罗陀德。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

1. 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

2. 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8]

哲学者，笼统的说，就是论理想的东西。理想表现于社会上，或谓以全体而为统一的表现，或谓以部分而为对立的表现。主后说者，谓理想之对立的表现者，为政治，为法律，为经济。所以社会哲学云者，有人释为论社会的统一的法则性的东西；亦有人释为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经济哲学的总称。

把立于经济的基础上的政治、法律等社会构造，纵以观之，那就是历史；所以横以观之称为社会哲学者，纵以观之亦可称为历史哲学。具有历史的东西，固不止于政治、法律、经济等，他如学问、道德、美术、宗教等所谓文化的理想，亦莫不同有其历史。然普通一说历史，便令人想是说社会上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再狭隘一点，只有政治的历史被称为历史，此外的东西似乎都不包括在历史以内。这样子一解释，历史哲学由范围上说是社会哲学，而由内容上说便是政治哲学，这未免把历史哲学的内容太弄狭了。

今欲论社会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必先明历史的概念和社会的概念；今欲明历史和社会的概念，最好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略述一述。因为马氏述其历史观，却关联历史和社会。原来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所以可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

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但这不是马氏自己用的名称。此名称乃马氏的朋友恩格尔在一八七七年始用的。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和在一八六七年出第一卷的《资本论》里，都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而公式的发表出来，乃在一八五九年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在此序文里，马氏似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他固然没有用历史这个名词，但他所用社会一语，似欲以表示二种概念：按他的意思，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Basis）与上层（Ueberbau）。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要约起来说，他认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的是历史学，对于历史学而横着考察社会的，推马氏的意思，那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

对于马氏的历史观，有一派历史家的历史观。在中国及日本，这派历史家，很不在少。他们大抵把历史分为西洋史、东洋史、国史，认以政治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的，为历史学。以政治为中心，即是以国家为中心，国家的行动依主权者的行动而表现；故以主权者或关系主权者的行动为中心以研究社会变迁的，是历史学。然则马氏的历史观与此派历史家的历史观其所执以为中心者虽彼此各异，而其于以社会变迁为对面的问题一点可谓一致。

由马氏的历史观推论起来，以经济为中心横着考察社会的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那么由此派历史家的历史观推论起来，似乎以政治为中心横着考察社会的，应该是政治学，同时亦是社会学。然于事实上，他们并不这样想。他们并不注意政治学、社会学的学问的性质，只认以政治为中心研究社会变迁的是历史学罢了。

今日持政治的历史观的历史家，因为受了马克思的经济的历史观影响，亦渐知就历史学的学问的性质加以研考。依他们的主张，于历史研究社会的变迁，乃欲明其原因结果的关系。换句话说，历史学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发见因果法则为其目的。于此一点，与马氏的历史观，实无所异。依马氏的说，则以社会基址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研究其上层建筑的观念的形态而察其变迁，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其法则。此派历史家，虽在今日，犹以为于马氏所谓上层建筑的政治关系能发见因果的法则，此点实与马氏的意见不同。然其以历史学的目的为与自然科学相等存于法则的发见，则全与马氏一致。而于此点所受马氏的影响者亦实不为小。要之，马克思和今日的一派历史家，均以社会变迁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以于其间发见因果法则为此学目的。二者同以历史学为法则学。此由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是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科学。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自时厥后，历史的学问，日益隆盛；于是有一派学者起来，以为依那样的见解说明历史学的学问的性质，不能使他们满足，因为他们以为历史学虽依那样的见解升到科学的地位，但究竟是比附唯一的科学的自然科学而居于附庸的地位，乃努力提倡一种精神科学使之与自然科学对立。作这种运动的先驱者，首为翁特（wundt，德人），余如郎蒲锐西（Lamprecht）亦欲依此方法定历史的学问的性质。然翁特所主张的精神科学，由学问的性质上说，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法则的发见为其目的。固然依翁特的说，虽等是说因果的法则，而以为精神科学的目的者是内的法则，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外的因果法迥异。然自学问的性质上去看，二者之间无大差别。以是之故，虽在历史学上打上一个精神科学的印章，仍不能依是以对于自然科学给历史学保证独立的位置。于是有斥翁特的精神科学由学问论上主张历史学的独立而起者，则德国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是。

德国西南学派，亦称巴丹学派，此派在日本颇盛行。日本学坛一般把西南学派和北德的马尔布尔西学派合称为新康德派。然一言新康德派，普通即认为指海格尔学派分裂后以兴复康德哲学为目的而起来的一派而言，与今日的巴丹学派和马尔布尔西学派实为异派。于是有属于马尔布尔西学派的某学者自称其学派为新批评主义，以示区别。亦有人提议把德国的南北两康德派，都单称康德派。否则各用别的名称，固然在现今一言康德派，此二派外还有他派，然不是照康德哲学的原样一点亦不动的，只是以康德哲学的精神为哲学的基调的康德学派，即云限于此两派亦无不可。

西南学派与马尔布尔西学派，虽等是以康德哲学的精神为其哲学的基调，而其互相一致的点，只是关于先验的或批评的哲学方法的部分，其关于概念、关于问题，二者实在相异的点，因之关于学风的全体，亦自有其所不同。例如西南学派，则始终于纯粹理论的方面；而马尔布尔西学派，则多关涉于实际问题。尤其是对于社会问题，马尔布尔西学派的哲学者，无论谁何，皆是一面批评，一面研究，所谓社会哲学，即是此派的产物；世间称为康德派的社会哲学者，即系指此。今就直接有关系的学问论考之，马尔布尔西学派，在认识论上考察的科学，似与康德相同，以自然科学为主；而在西南学派的学问论，则对于自然科学，高唱文化科学，即历史的科学，使与自然科学相对峙。

西南学派，创始于文蝶儿般德（W. Windelband），而理恺尔特（H. Rickert）实大成之，拉士克（E. Lask）复继承之。今则文氏终老，拉氏亦复战死于疆场，硕果仅存，唯有理氏一人为此派的唯一的代表者了！由学问论上言之，文化科学的提倡，首先发表此论者，虽为文氏，有造成今日此派在思想界的势力者，实为理氏。故一论及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即当依理氏的说以为准则。依理氏的说，则谓学问于自然科学外，当有称为历史的科学，或文化科学者，此理一察自然科学的性质自明。自然科学的对象，便是自然；自然之为物，同一者可使多次反复，换句话说，就是同一者可使从一般的法则反复回演。如斯者以之为学问的对象，不能加以否认，因而自然科学的成立，容易附以基础。然学问的对象，于可使几度反复回演者外，还有只起一回者，这不是一般的东西，乃是特殊的东西，不是从法则者，乃是持个性者，即是历史。

然则如何而能使历史与自然相等而为学问的对象呢？依理氏的意见，这只细味学问的性质便可知悉。学问云者，即是所构成的概念。此概念构成，从来人们认为只限于一般的东西，所以学问亦只有自然科学存在；然依理氏的见解，概念构成，没有那样狭的解释的必要，依何等方法改造对象以之取入于主观者即为概念，则与把一般的东西依一般化的方法取入于主观者为概念构成相等，把特殊的东西，依个性化的方法取入于主观者，不能不说亦是概念构成。前者为自然科学，后者为历史学，或历史的科学。

以上是把学问的对象，由形式上看，区别自然与历史的。理氏以为更可由内容上看，把一般的东西，与前同样名为自然，而把特殊的东西，名之为文化，以代历史。这个意思，就是说自然一语，由形式及内容两方面均可表明一般的东西，而对于特殊的东西，历史一语，则仅能表示其形式的方面，而其内容的方面，非用文化一语表示不可。于此时会，自然虽不含有价值，而文化则含有价值；以故以之构成概念，对于自然用离于价值的方法，而对于文化则不能不取价值关系的方法；自然科学以依离于价值的方法发见一般的法则为其目的，而文化科学，即历史学，或历史的科学，则以依价值关系的方法，决定只起一回的事实为其任务。

理氏关于历史学性质的意见如此。此意见发表的时候，很招些非难和攻击。即今日我们对于他的学说亦不能全表赞同。他认历史学为一种事实学，于详明史学的特性上，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然依此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完全推翻者。不过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在普遍的科学原则之下，史学的特殊性质愈益明了，其结果又把历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学上，亦算是可以追踪马氏的一大功绩罢了。

理氏考察学问的对象，一方使自然与历史对立，他方使自然与文化对立。他于关于学问论的著作，共有两种：一为《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之限界》，一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第一种著作，由使自然与历史对立的论点出发，进而达于使自然与文化对立的论点；第二种著作，则由自然与文化的论点，进而至于自然与历史的论点。由二作的内容比较起来，第一种比第二种大，第二种乃为说明第一种的概要者，而于立论的行序，微有不同。他于一八六九年著手第一种著作时，欲由方法上明自然科学的限界。主张历史学或历史的文化科学的独立，故其考察学问的对象，亦由基于他所谓形式上的区别，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出发，诚为不无理由；至于第二种著作的内容，乃理氏于一八九八年“文化学会”的第一次例会讲演时，欲以历史学或历史的文化科学的存立为既被证明者，使之与自然科学对立而叙述者，故其考察学问的对象，亦基于他所谓实质上即内容上的区别，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以展其立论的步骤，亦是当然的事情。其第一种著作出第一版时，实为一九○二年，故视其第二种著作的第一版为稍迟。然其于第一种著作欲证明历史的文化科学的方针，至一九一三年出第二版时未尝少变。同时其于第二种著作，欲叙述历史的文化科学的方针，至一九一○年出第二版、一九一五年出第三版时，亦全无改易。

理氏于一方使自然与历史对立，于他方使自然与文化对立；前者是以方法为主而考察学问的对象者，后者是以对象为主而考察学问的对象者；由前者生出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对立，由后者生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对立。论者有谓科学根本的分类，须为唯一不动者。固然，类别科学，或以方法为标准，或以对象为标准，均无不可；从而其结果生出不同，亦是当然的事，然因是之故，致科学根本的分类，生出二个的对立，似不适当。依理氏的主张，一方的自然科学，无论以方法为主而分类，以对象为主而分类，依然是自然科学；而谓地方的科学以方法为主时则为历史学，以对象为主时则为文化科学，是非表示自然科学存有学问的独立性，而他方的科学总有些地方欠缺独立性而何？果尔，则是他的历史的文化科学的论证，尚未能云得有确固的基础，于是觉得对于理氏的学问论非加以修正不可。日本文学博士铃木宗忠氏即持此见解者。铃木氏举其修正的要点，乃在关于科学根本的分类，承认理氏以对象为标准的对立，而由是引出以其方法为标准的对立，即是把科学大别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而文化科学更分为历史学与组织学。

理氏把学问的对象一般称为现实界，以为那是依超个人的主观而被构成者。铃木氏关于此点，亦别无异议。理氏又依价值的附着与否，把现实界分为自然与文化。价值不附着的现实界是自然，价值附着的现实界是文化。然彼于此，并未明言如何引出此分类原理的价值。价值豫（预）想主观，对于主观有意义者，斯为价值。理氏既以价值为标准分现实界为自然与文化以上，则不能不把他看作由主观引出者。然如斯以证，则此主观与那构成现实界的超个人的主观有如何的关联的问题，于是乎发生。铃木氏想此主观系个人的主观。固然此个人的主观，在认识论上是离于理氏的超个人的主观则为无意义者；然当把学问对象的现实界分起类来的时候，有分别把他立起来的必要。原来由认识论上说，这是立于他的超个人的主观上者，然实在说来，这是存在于现实的主观。理氏虽于学问论立此主观，而于其认识论上的意味，似未把他弄得十分明白。

依铃木氏的见解，则个人的主观离自己而见的现实界是为自然，使关系于自己而见的现实界是为文化，离自己以观则现实界，只是共通于各主观的方面现出来的；此方面以共通于各主观之故，所以他被认为于主观全无关系依其自身的法则而生灭起伏者，于是得名之为自然。自然是被认作于主观无关系者，故其中不含有价值。反之，使关系于自己以观，则现实界只是于各主观特殊的方面现出来的，而不是于各主观共通的方面现出来的，惟其于各主观为特殊之故，此方面遂呈出恰如主观把他作出之观，故得名之为文化。文化于主观有特别的关系，故不得不云价值含于其中。他根据这个理由，基于个人的主观把为学问的对象的现实界，分为自然与文化，于是以以自然为对象者为自然科学，以以文化为对象者为文化科学，此二者为科学的根本分类，由方法上考察之，其理益明。夫学问既是把对象构成概念者，而概念构成云者，又不是说把对象照原样模写，是说把他改造，既云改造于此必要标准。然若只依一个标准以改造对象，合于是标准者即以为本质的东西，而被取入于概念，其不合于是标准者，即以为非本质的东西而被排斥。以故要想把对象毫无隐蔽的全都把握住改造的标准，只有一个，殊不足用，于是有立二个标准的必要。此二个标准如有矛盾对当的关系，则于一方以非本质的东西而被排斥者，于他方亦得以本质的东西而被取入，则现实界得全体为学问的对象而无挂漏了。

然则关于现实界改造的二个标准，当于何求之？铃木氏谓一得求于自然之中，一得求于文化之中。自然是于各主观共通的方面，文化是于各主观特殊的方面，互相矛盾。今于二者之中，求改造的标准，则此二个标准亦自当立于矛盾的关系。被求于自然之中者，是所谓一般的法则的概念；被求于文化之中者，是所谓个性的价值的概念。自然科学于以一般的法则为标准改造现实界时，其方法为一般化的方法；文化科学以个性的价值为标准改造现实界时，其方法为个性化的方法。更由所谓价值的点言之，则自然科学的方法，为离价值的方法；文化科学的方法，为价值关系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以依一般化的方法研究法则的为自然科学，以依价值关系的方法研究一回起的事实的为文化科学。依铃木氏的意见，以对象为主的科学分类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对立；以方法为主的科学分类，亦同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对立。于兹成为问题者，乃为历史学的位置。理氏对于自然科学，称为历史学，历史学的科学，或历史的文化科学，而把历史学与文化科学看成一个东西。铃木氏对于此点，不表赞成。他认文化科学为可与自然科学对立者，而再由文化科学中导出历史学。

为自然科学的对象的自然，是于各主观共通的现实界的方面，其事当不依主观而有所异。自然不依主观而其所异云者，其意即云自然者，横观之，于庶多的主观同样的表现出来；纵观之，亦不依时间而生变化。彼依时间而生的现实界的变化，不妨名之为历史。由是言之，为自然科学对象的自然无历史。反之，为文化科学对象的文化，为于各主观特殊的现实界的方面，故是依主观而异，以是之故，依对于自然的矛盾对当的关系，不能不说文化有历史。由此点观之，理氏以文化科学名为历史的科学，实为正当；然其以历史学与历史的科学、文化科学同视，似未尽妥。固然，文化依时代而变迁，为同一的东西只起一回者；过去的文化与现在的文化不能以学问的对象有同等的意义。第一，过去的文化，不过合全体而成为学问的对象；现在的文化，即此亦足为一学问的对象而有余。第二，过去的文化。以之取入于概念，使关系于含于其文化中的价值以决定事实，虽为绰有余裕；而在现在的文化，以之取入于概念的时候，则不可不使关系于可存于吾人的普遍妥当的价值，以组织事实。他于是主张分文化科学为二，而以研究过去的文化者为历史学，以研究现在的文化者为组织学。

此外还有一个应行讨论的问题，即是马克思派及一派历史家以社会的变迁为历史学所研究的对面问题是否适当。夫以社会的变迁为历史学的问题，是即以社会为有历史的。既以社会为有历史的，则社会之为学问的对象，不为自然而为文化。今世俗一般颇滥用“社会”一辞，其意义殊暧昧；即在以社会为对象的社会学，其概念亦因人而各异。大体说来，关于社会的概念的见解，可大别为二类：一以人间结合的形式为社会学对象的社会者，一以人间结合的内容为社会者。此项争论，在学问论上，兹无讨论的必要。今姑以为社会学的对象的社会为人间结合的形式。即在此种见解，由学问对象论言之，社会的概念亦有二种：一则以之为自然，一则以之为文化。以社会为自然者，即以社会学为研究法则的自然科学；反之以社会为文化者，即以社会学为组织的研究现在事实的文化科学。亦有人谓社会学概与心理学相类，同为研究心作用的学问。由结合方面观之，可为学问的对象，即于个人上把他切断来研究，亦可为学问的对象：前者是社会学，后者是心理学。心理学是研究心作用其物的一般的法则的。社会学是研究心作用的结合其物的一般的法则的。心理学为自然科学，社会学亦为自然科学。此派论者，虽以心理学为自然科学，却研究现于心理学对象的心作用上的价值内容的所谓心理科学（Mental Sciences），如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等为文化科学；虽以社会学为自然科学，却以研究现于社会学对象的社会结合上的价值内容的所谓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如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为文化科学。此派论者的理据，即认心作用有二：一为单独者，一为结合者；单独者即心理，结合者即社会。无论心理与社会，若以之为形式而考察的时候，不依时间而变化，为同一的东西可以屡次反覆（复）回演者，故由学问对象论上观之，此不得不谓为自然；然现于心理及社会上的价值内容在美术与宗教，在法律与政治，皆为一回起的（或云一趟过的）东西，而有历史，故此不得不谓为文化。等是社会，由内容上观察，称为政治社会的时候，虽为文化科学的对象的文化；而由形式上观察，单指社会结合的时候，是为自然科学的对象的自然。这是本于理氏的理论的推论。

论者依据以上的推论，谓为社会学的对象的社会，既属于自然，不依时间而生变化，故无历史；而以马克思及一派历史家认社会为有变迁的，以之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为不当。然马克思及其他历史家并未把社会分为自然与文化二方面以为考察，自不能以是相绳，且即以此准绳批判其说，彼等既以有变迁的社会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则其所考察的社会，亦非自然而为文化，亦非此所谓社会学的对象的社会而为历史学的对象。社会科学的对象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社会，马克思屡以社会一语用为经济社会的意味，凡于其公式的发表他的历史观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稍有研究者皆能注意及此。今为避繁，无暇列举文证。即就一派历史家而论，其所考察的社会为政治社会，亦不待言。然则上述的评论，实不足以难马氏及持政治史观的历史家明甚。

论者又谓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以经济史概历史学的全般。历史家的政治史观，是以政治史概历史学的全般，此亦不当。夫经济史与政治史固为历史学，然是二者不是历史学的全般，而皆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学。且个个的文化科学，皆含有其组织学与历史学。各种的文化内容，在逻辑上应是对立的而不是隶属的，应是平列的，而不是支配的；不得以一种组织学概组织学的全般，亦不得以一种历史学概历史学的全般。各文化的历史学，即是各特殊的历史学，离于各特殊的历史学，固无历史学的全般，而一种特殊的历史学，亦断不是历史学的全般。推马克思及历史家的见解，必是以经济或政治为文化中心，然所取以为文化的中心者，亦因人而异。治法律者容以法律为文化的中心，治宗教者容以宗教为文化的中心，亦将以同一的理由不能加以否认，此以知以一种特殊的历史学蔽历史学的全般，皆为无当。世间往往有对于政治史而称别的特殊历史学为文化史者，凡历史学皆为文化史，以一种特殊的文化史而与其他各种特殊文化史的总合对立，是亦未为允当。

上述的评论，不得不认为有相当的理由。然以之批难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则实有商榷的余地。马氏认社会的构造是个整个的东西，有其基址，亦有其上层；经济关系是其基址，观念的形态是其上层；上层与基址相合而成此构造。马氏虽认上层的变动随着基址的变动而变动，但绝不是把社会构造的整个全体，裂为零碎的东西，而以基址概全构造，以经济史概全文化史，概全历史学。我们承认历史学是各个特殊的历史学的总合，同时亦当承认经济关系在社会全构造中是其基址，承认经济在整个的文化生活中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9]

唯物史观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见过的运动有些相类。在那个时候，是用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一个种的自然分类，与关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生活现象更广的知识。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若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狠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狠（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狠（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见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的史观。

唯物史观自鲍丹（Bodin）辈出，已经闪出了些光影；而自孔道西（Condorce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更进而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可以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至桑西门（Saint Simon）把经济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十八世纪时，有一种想象说，说法兰西历史的内容，不过是佛兰坎人与加历亚人间的人种竞争。他受了此说的影响，谓最近数世纪间的法国历史，不外封建制度与产业的竞争。其争于大革命期达于绝顶。产业初与君国制联合，以固专制的基础；基础既成，又扑灭王国制。产业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条件；科学的进步，又为补助他的条件。Thiery、Mignet及Gnizot辈继起，袭桑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条、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其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键，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至于马克思，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径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这最高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经济的进化以诱导。

这最高动因究为何物？却又因人而异，Loria所认为最高动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断的增加，曾经决定过去四个联续的根本状态，就是最合奴隶所有奴仆（Servile）、佣工。以后将次发生的现象也该由此决定。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其他学者所认为最高动因的，又为他物。但他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论点，就是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力自己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表面构造。此等表面构造，无论用何方法不能影响到他这一方面；就是这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也不能与他以丝毫的影响。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许多法律，在经济现象的面前，暴露出来他的无能。十七八世纪间，那些维持商业平准奖励金块输入的商法，与那最近美国禁遏脱拉斯（Trust）的法律，都归无效，就是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的明证，也有些法律，当初即没有力量与经济现象竞争；而后来他所适用的范围却自一点一点的减缩至于乌有。这全是经济现象所自致的迁移，无与于法律的影响。例如欧洲中世纪时禁抑暴利的法律，最初就无力与那高利率的经济现象竞争；后来到了利润自然低落，钱利也跟着自然低落的时候，他还继续存在，但他始终没有一点效果。他虽然形式上在些时候维持他的存在，实际上久已无用，久已成为废物。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只足以证明法律现象，远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经济现象；却只在他的脚后一步一步的走，结局惟有服从而已。潜深的社会变动，惟依他自身可以产生，法律是无从与知的。当罗马帝国衰颓时代，一方面出现奴隶缺乏，奴价腾贵的现象；一方面那一大部分狠（很）多而且必要的寄生阶级，造成一个自由民与新自由民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贫困日益加甚，自然渐由农业上的奴仆劳动，工业上的佣工劳动生出来奴隶制度的代替，因为这两种劳动全于经济上有狠多的便利。若是把废奴的事业全委之于当时的基督教人类同胞主义的理想，那是绝无效果的。十八世纪间，英人曾标榜过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宗教，到了资本家经济上需要奴隶的时候，他们却把奴制输入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设法维持他。这类的事例，不胜枚举。要皆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只能随着经济现象走，不能越过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与他以影响；而欲以法律现象奖励或禁遏一种经济现象的，都没有一点效果。那社会的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尚且如此；其他如综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与经济现象抗衡。

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

[1]. 发表于《言治》季刊第三册，1918年7月1日出版，署名李大钊。

[2]. 见《甲寅》第八期。——作者原注

[3]. The Spiril of Chinese.——作者原注

[4]. 发表于《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出版，署名李大钊。此文和李大钊1923年至1924年所编写的《史学思想史讲义》中《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文字略有不同。

[5]. 发表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1923年2月12日出版，署名李大钊。此文与李大钊1923年至1924年所著《史学思想史讲义》中《今与古》文字略有不同。

[6]. 发表于1923年4月17日至19日《新民意报》副刊《星火》，署名李守常。此文是李大钊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讲演记录稿，由黄维荣、温崇信记录。1923年4月6日《觉悟》副刊曾发表过这次讲演的消息，由此推断这次讲演的具体时间当在1923年3月至4月初。

[7]. 发表于1923年11月29日《民国日报》（上海版）副刊《觉悟》，系李大钊在上海大学的讲演，由张湛明笔记。

[8]. 此文系《史学思想史》讲义之一。讲座时间大致在1923年12月至1924年7月2日期间。

[9]. 此文系《史学思想史》讲义之一。讲座时间大致在1923年12月至1924年7月2日期间。

总序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修订说明

罗哲文

《长城》是我20多年前的作品，1982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对宣传介绍长城文化，促进长城的保护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本书毕竟写于20多年前，这么多年来，长城的保护、研究等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因而有必要加以修改。而且，本书出版后，也未加印，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了，不少读者来信索要，我也无法一一满足。

此次修订，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改正了原书中的个别不准确之处。二是增加了对虎山、青海藏区及湘西三处长城的介绍。

由于长城的问题实在太多，我虽然在长城上下奔走了50多年，仍然知之甚少，本书仍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目录

总序

修订说明

导言

壹　长城简史

贰　长城的用途和构造

叁　长城是怎样修建的

肆　长城的几处遗址

附录　中国古代长城南北的文化对话与交流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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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

“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这两句话具体地概括说明了长城的两个方面。一是说它延续修筑时间之长，二是说它工程之宏伟。的确，这两者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是难以找到的，可称得上是绝无仅有。

“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一中国一代伟人毛泽东诗词中的诗句，已经成了中外人士、专家学者、旅游观光者们认识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的名言。一个中国人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如果不了解长城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外国人要了解中国，如果不了解长城也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长城所记载的中华民族上下2000多年的历史内容太丰富了，所表现的中华儿女的勤劳智慧、坚强勇敢的本色太形象了，所点缀的锦绣山河也太壮丽了。

长城的内容非常丰富，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在理论上将长城作为一门学科的“长城学”正在兴起。在实践上对长城的实地考察测绘尚未完成，需要研究的课题尚多，所做的工作还很不够。但是多少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工作人员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就50多年来对长城的了解和认识，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请教方家高明。

长城的历史地位

关于长城的历史地位、功过是非，历来众说纷纭，褒之者甚多，贬之者也不乏其人。参加论辩者有帝王将相、公侯贵族、专家学者、黎民百姓等等。他们根据各自的立场、不同的地位，发表各自的观点、意见。真可说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

关于长城的功过与作用问题，可以说从它开始出现不久，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2000多年来虽然众说纷纭，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主张修长城者，认为它是安定边疆、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之必需，代表人物有汉文帝、桑弘羊、刘向、隋炀帝、唐太宗、杜甫、赵秉文等。主张长城无用、劳民伤财者有武臣、贾山、刘安、陈琳、贯休、郑震、李东阳、康熙、乾隆等等。此外还有主张长城必需，因有功当代，但不施仁政则国仍不保者，有贾谊、司马迁等等。历史上所有的论争大都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更是出于统治的需要、统治的策略，进行评价。如清康熙、乾隆虽然口称“在德不在险”，但实际上仍然在加强武备，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而且也修缮或增筑了一些长城关隘。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对长城做过历史的较为客观的评价。他除对工程之宏大给予称赞之外，认为长城主要为当时国防之必需，有功后世，但统治者的暴政是错误的。他说：“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见《孙文学说·知难行易》）

自孙中山以后，又有不少人对长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功过是非予以评说。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各持其说，各阐其由，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为长城的研究开创了大好的形势。

今就我个人的认识对长城的历史地位问题谈一点看法。关于长城的历史地位问题，我认为应分作两个问题或问题的两个方面来谈。其一是长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其二是长城所反映的历史情况，也就是它所传递的历史信息。至于统治者的暴政当另谈，本文不涉及。

一、长城，安定与和平的保障

关于长城的历史地位问题，我认为应该把它所起的作用与修长城所使用的暴力、奴役、费用等分别开来，否则就没法说清楚。2000多年来的论争，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所以永远也说不清楚。孙中山先生的“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称赞了长城本身；“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也称赞了秦始皇的功业。“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这里所说的“始皇虽无道”，就是对秦始皇暴政之批判，而对长城之有功于后世与大禹治水之功相提并论，其评价之高可想而知。

长城是安定与和平的保障这一观点并非新创，也不是过褒，而是长城本身的功能和所起的作用决定的。2000多年来，虽然褒贬不乏其人，但长城是一种防御工程，起保卫和防御的作用这一客观事实是任何人都不可否定的。

人和动物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生存，防止自然力和敌人的侵袭，都要设防。设防有许多种，而构筑防御工事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方式。如鸟兽要筑巢、挖洞或其他方法。人类最初也是利用山洞或树枝营构以防止野兽、洪水等自然侵袭的。从50万年前北京房山周口店“北京猿人”山洞遗址就可以看出我们祖先利用自然山洞设防的情况。当然在早期，人们还主要是防止自然力的侵袭。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出现了防御敌对的人与人群侵袭的需要，保卫和防御工事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现存的考古遗址看，挖掘深沟是一种较好的早期防御工程。如现在陕西西安半坡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村落遗址的四周，就挖掘有宽五六米，深六七米的大壕沟。这种挖沟设防的工事不仅开辟了以后几千年城市城墙、护城河的先河，而且在历代长城的修筑工程中被一些朝代所采用。如汉代和辽、金时期长城的某些段落就采用了壕沟的形式。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城市防御工程中城墙的出现，为长城的修筑提供了经验，但长城与城市的城墙也有不同之处。其一，城市的城墙不管其形状如何、大小如何都是交圈封闭的，而长城则不是交圈封闭的。其二，长城的长度较之一般城市的城墙要长得多，少者数百里，多者数千里、上万里，所以称之为长城或长垣等。其三，长城除了城墙以外，还有各种不同等级、不同大小的关隘、城堡、军营和烽火台（亦称作烽燧、烟墩等）的通信联络系统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

长城这一防御工程，为什么几十个诸侯和王朝2000多年来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要修建？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有用。褒之也好，贬之也好，都未曾影响过统治者为保卫自己国家安定与和平的需要而修筑这久经考验的最好的防御工事。即孙中山先生所说：“其道安在？曰：为需要所迫，不得不行而已。”

我们在这里亦不否定有些论者提出要施仁政，“在德不在险”的主张，因为那同样也是国家安定与和平的必需，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长城作为防御工程的作用。试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国防，敌人随时可以入侵，那还有什么安定可言，和平可言？更谈不到其他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了。

曾经有人认为长城是中国“闭关锁国”“封闭自己”的产物，这与事实不符。因为长城并不锁国，也不封闭自己。它所起的作用只是保卫和防御。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所修的河西长城，其烽燧、亭障远出西域，沿丝绸之路修筑，对保护这条对外开放大道的安全、畅通起了决定性作用，更没有丝毫的封闭可言了。

巍巍长城、绵延烽燧，坚固城防、完整体系，只能使入侵者生畏，而对受保护者则是极大的安慰。

长城作为安定与和平的保障，赫赫丰功，永昭史册。

二、逐鹿中原，金戈铁马，长城伴随着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兴衰行进

长城的历史地位除了它直接所起的“安定与和平的保障”这一功能之外，作为记录中华民族2000多年来的历史丰碑，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是其他任何一件珍贵的文物所不及的。

长城所携带的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深深地铭刻在这块丰碑之上，可以说是读不完的。现就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事举几例如下：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步形成，长城的开始修筑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几万年、上百万年的悠久历史，其中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比以往创造了更加辉煌的历史文化，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长城可以说一直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兴衰前进。数不尽的金戈铁马，诸侯争霸；多少次中原逐鹿，王朝兴灭；许多年寰宇升平，一霎时，狼烟四起；叱咤风云，离愁哀怨，说不完的往事，咏不完的史诗，都在长城身上打上了印迹。

公元前11世纪（前1066年），周武王灭纣，结束了殷商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统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的改革，为封建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到了公元前8世纪—前3世纪，春秋战国之际，封建社会初步形成，长城也正是在这时开始修筑的。如《左传》上记载楚长城（方城）的一段故事说：楚成王十六年（前656年）齐国进兵攻打楚国，当齐军进至陉这个地方时，楚成王派屈完去迎敌。到了召陵地方，屈完对齐侯说：您如果真要来攻打的话，楚国有方城以为城防，汉水以为城河，足可以抵抗的。齐侯见楚国的护御工事果然非常坚固，只好收兵了。像这样入侵楚国，打到长城就被挡回去的事例还有不少，足见这时的楚长城对保卫国家安全，起过重大的作用。

以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及一些很小的诸侯也都相继修筑了长城，以为保卫国家安定、图强发展的条件。在长城这块历史丰碑上，刻记下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初期形成的过程，记下了第一桩重要的大事。

（二）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制统一国家和第一道万里长城的并肩出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灭了韩、赵、魏、楚、燕、齐6个强大的诸侯，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秦始皇为了巩固大帝国的统一和发展生产、安定生活，除了设立郡县和制定“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等措施之外，还有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加强国防。否则，国防不固，敌人入侵，一切的事情都谈不上了。而当时最危险的入侵者就是北方的匈奴。匈奴当时正处在奴隶制时期，而且掠夺成性，其飘忽无定之游骑，顷刻而来，飘然而去。所谓：“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见《汉书·晁错传》）对于这种情况，经过以往数百年经验的证明，修筑长城是最好的防御方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最佳的选择，这种设防的选择一直继续了2000多年。除此之外别无他策。

秦始皇修筑的长城，为了适应大一统国家的需要，规模也大，超过了万里，被称为万里长城。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出现与第一道万里长城的出现，在长城这块历史丰碑上刻记下了第二桩大事。

（三）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与多民族修筑长城相伴

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曾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交融结合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突出形式的出现莫过于统治阶级王朝更替的时期。李白一首诗中写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说的是自两晋以后南北朝以来，北方民族相继入主中原，当时的中原汉族和其他民族大量南迁，形成了民族的大交融大结合。其实这种民族的大交融大结合很早就开始了，只是王朝的更替更为突出罢了。自长城出现以后，各民族的诸侯都修长城，连秦始皇本人也非汉族，自称戎狄之人。自秦始皇以后，历代统治中国或中原地区的朝代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大多修筑长城，其中尤以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为多，计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辽、金、元、清各朝，都大小不同地修筑长城，有些朝代修建规模甚大。如金长城其长度近万里，为长城修筑史上重大的一次，而汉族仅有汉、隋、明等朝代，远远少于少数民族修筑长城的朝代。

长城丰碑不仅铭刻了中华民族大交融大结合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是各族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上下2000多年的历史丰碑，它身上铭刻的历史事迹太多了，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太丰富了，不能一一列举。但其中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必须着重提出，即长城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史的实物史书。除了这一科学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之外，不知有多少万次战役战例在长城发生。不知有多少英雄、多少杰出的元戎将帅和英明指挥在长城内外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谱写了一篇篇壮丽的史诗，需要我们从长城身上去认读、去找寻、去追思。

长城的现实意义

2000多年的漫长封建社会，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往事，进了历史博物馆。与之同兴衰、共荣谢的长城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化干戈为玉帛，化昔日战场为锦绣河山，成了一件十分重要、无比壮观的历史文物。长城改变了原有的功能，凤凰涅槃，辉煌再现。

长城转变为历史的遗物也有一个过程。从清朝开始，初期的帝王君臣也十分重视长城的防卫作用，顺治初年就曾在今青海继明之后设置“镇”和卫所等军事建制，设总兵统领。康熙、乾隆在取得平定准噶尔叛乱等军事胜利之后，才坚定了所称的“怀柔”政策，这时始在总的策略上下了不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决心。因而出现了康熙批评秦始皇的诗：

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

当时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

以及在古北口的诗：

断山逾古北，石壁开峻远。

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

并出现了康熙、乾隆在赴承德、围场路经古北口时与臣子们唱和诗中的“但以雄关存旧迹”“但留形胜壮山河”诗句，欲把长城作为历史旧迹来保存了。当然，实际上也并非如康熙、乾隆所想，在他们当时和以后，清朝也还是在一些地方利用或增修了部分长城关隘。

谈到长城的现实意义，较之300年前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大的发展。长城现实意义的内容非常丰富，除前面已经谈到的作为历史的丰碑反映上下2000多年的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之外，还有以下几点：

一、长城，中华民族伟大力量的象征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义勇军进行曲》中雄伟庄严的嘹亮歌声，曾经在反击外来者入侵、保卫中华民族生存的抗日战争中，响彻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大江南北。中国人民终于用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打败了侵略者，保卫了中华民族，保卫了祖国的安全。这首雄壮的歌曲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高唱着。

长城，以它巍巍雄姿，坚强体魄，象征着中华民族伟大坚强的力量，任何敢于来犯的侵略者，都将在这一伟大的力量面前被打得落花流水，体无完肤，片甲不存。

中国人民把保卫国家安全、人民生活安定的子弟兵称为“钢铁长城”，正是这一伟大坚强力量的体现。

长城，以它雄伟的身影，坚强不屈的性格，曾经激励了中华儿女在反击外来的侵略中，战胜了一个个敌人。今天，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它仍将以它的伟大气概激励中华儿女闯过一个个难关，攻克一个个险阻，一往无前，奋勇前进。

二、长城，文学艺术的宝藏

长城，以其雄伟的气势，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招徕了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骚人墨客、诗词名家、艺匠画师以及帝王将相、戍卒吏丞、黎民百姓等等，为之挥毫泼墨、笔走龙蛇、讴歌咏唱，描绘了万里长城的雄风，写出了戍边征战、关山行旅、怀念远人、兵民疾苦、悲欢离合等丰富生活内容的诗篇，题材十分广泛。文辞有悲壮、有缠绵、有哀怨、有欢欣，格调生动高昂。长城诗词，在我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汉书·贾捐之传》上有“长城之歌，至今不绝”之语，可见2000年前以长城为题材的诗歌已经不少了。汉末著名女诗人蔡琰（文姬）《胡笳十八拍》中的“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生动地描写了她身临长城时的亲身感受。隋代杨广（炀帝）《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中的“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台（音yí，我之意）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如实地描述了修长城的行动和目的。唐代长城诗歌更是异彩纷呈。如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琵琶起舞换新声……高高秋月照长城”，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高適的“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春风不度玉门关”，等等。古代的边塞诗人、边塞词人已经成了独树一帜的诗词流派。毛泽东同志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更是把长城与壮丽的河山景色相结合，抒发了雄壮的革命情怀。古往今来，长城诗词、文学作品之多何止千万！孟姜女的故事已成为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中广泛流传的作品之一，《孟姜女送寒衣》的歌词至今仍在广泛传唱。

历代艺术家们曾为长城绘下了雄伟的形象。近代画家孙芳等许多人，以数年的时间，踏遍长城，实地写生，绘出了数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长城长卷。摄影师黄翔、何世尧、成大林等许多人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拍下了长城雄奇壮丽的身影。

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长城本身的建筑艺术。过去曾认为长城只是一种防御工程，无多少艺术可言。其实不然，长城除了它雄伟壮观、巧妙布局、因材结构等建筑艺术之外，在装饰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如在墙顶与垛口的交接之处，往往砌出菱角花牙子边饰，在射孔、雷石口处做成壶门或其他雕饰，在吐水槽滴水尖等处，凡是有一隙之地，雕刻家们都不放过，大显身手加以美化装饰，使戍边将士们在巡逻守望之余有一些艺术的享受。在山西代县雁门关、大同得胜口等处敌楼的檐上现在还保存了明代雕刻家们留下的垂花门楼砖雕艺术。其雕刻之精美富丽，足可与一些皇家、王府工程相媲美。

长城所保存的文学、艺术的宝藏，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文化艺术瑰宝。它对于我们今天文学、艺术的欣赏，创作的借鉴，都有重大的价值。

三、长城，旅游观光的胜地

旅游已经成为现代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旅游活动不仅是游山玩水而已，它还兼强健身体、增加知识、联系友情，以及进行经贸活动等综合功能。旅游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许多杰出的旅行家本身就是著名的地理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分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把发展旅游事业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文物古迹是中国特色旅游的强大支柱。旅游的特点就是要身临其境、亲身感受，如果你不到长城，很难体会其雄、厚、壮。英国前首相希思在参观长城时说：“中国的过去与将来，同样具有魅力。……抵达长城时，我觉得比以往从照片上、刺绣上和绘画上见到的长城更为壮观。”这说明了亲自抵达长城的重要性。“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借用得非常贴切。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接待全国各族人民，接待友好国家的贵宾元首，发展旅游事业，从1952年起就开始维修开放了居庸关、八达岭、山海关等处长城。其后又维修开放了嘉峪关、金山岭、慕田峪、司马台、黄崖关、九门口、玉门关、阳关等数十处地段的长城、关口和卫所、墩台、烽燧、烟墩。在开放地段的长城还增加了相应的旅游设施，为游人提供了方便。

50多年来，到长城来旅游观光的中外游人，数以亿万计。长城不仅对旅游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促进改革开放、对外文化交流和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长城的国际影响

人们往往以一个突出的成果来标志文明的进程。建筑是科学、艺术、文化的综合体，也是强大经济基础的体现，因而它成了文明进程的标志。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阿耳忒弥斯神庙、阿波罗神像、亚历山大灯塔、摩索拉斯陵墓和宙斯神像，它们都是建筑和艺术工程。这七大奇迹，显示了公元2世纪以前人类文明的成果。万里长城在当时虽然已经修筑，但是其时中国还未与世界产生交往，因而这一伟大的奇迹，未为所知，没有列入七大奇迹之内。

到了15世纪以后，这七大奇迹除金字塔之外，已经不存，于是人们又选出了一个七大奇迹，作为中古时期文明的标志，把原来的金字塔等称作上古七奇。中国的长城已展示出纵横十万余里的雄风，此时中国与世界往来密切，理所当然地与罗马大角斗场、比萨斜塔、索非亚大教堂等被列为中古七大奇迹之一。

此后，几百年来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日益密切，许多国家的使者、科学家、旅行家、传教士等不断来华，把中国长城介绍到国外。100年来就曾有不少的外国专家学者对长城做过专题考察，写出了专著。长城的国际影响日益显著。新中国成立后，凡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官员、驻华使节，以及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各种人员、专家学者、友好人士、留学生、旅游者等莫不要到长城一览雄姿。近几年来，有许多外国朋友除了对长城进行一般的参观游览之外，还沿长城进行全面的考察，拍摄照片、电影、电视，出版了专书。一位瑞士著名摄影家丹尼尔·施瓦茨先生（Mr. Daniel Schwartz）曾以3年的时间分期前来中国，跨崇山、越峻岭、穿沙漠、经绝壁拍摄长城的艺术照片，出版画册、制作图片，到许多国家和中国来展览，为宣传长城做出了贡献。

当中国人到国外去访问、参观、旅游或是进行经贸活动的时候，虽然彼此并不了解，但是，只要提到中国的长城，外国人都很熟悉。长城中国、中国长城，几乎是同一语。我曾经到过亚洲、美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访问、旅游，一谈到中国时，不管是官员、专家学者或是普通人，都知道中国的长城。我去年随全国政协代表团到埃及访问时，从总统、总理、议会议长、协商会会长到专家教授和平民，一开始会面交谈时，总是先说：长城和金字塔，把我们两个文明古国的友情联系起来了。长城在国际上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存中，恐怕要算首屈一指了。

长城在国际上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因在于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珍贵文化财富，也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今天，长城这一中华瑰宝、世界奇观加倍受到重视。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已将它公布为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有人曾经做过粗略统计，如果用修筑长城的砖石、土方来修筑一道高5米、厚1米的大墙，或是铺筑一条宽5米、厚40厘米的马路，那么这道墙可环绕地球三四十周，这条马路可环绕地球100多周。这还只是城墙的本身，如果加上关城、卫所、兵营、城堡、墩台、烽火台的砖石土方量，这道大墙和马路将绕地球几十周，上百周了，其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长城作为古代建筑工程的奇迹，还不仅仅在于工程量之大，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严密而又科学的军事防御体系布局，“因地形，用险制塞”的科学设防，烽烟相望、顷刻千里的通信联络系统，以及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采用不同建筑材料、不同结构方式建筑的城墙和各种建筑物，还有亿万人民不畏困难的艰巨劳动。

长城是中华各民族历代先民勤劳智慧和血汗的结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参观了长城后说：“我认为，你一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造得出这样一座伟大的长城。”这个结论，说明了他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评价。

长城的保护维修

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视。1964年5月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中指出：“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活的见证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价值的统一性，并把古代遗迹看作共同的遗产。认识到保护这些古迹的共同责任。”

长城既是中国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一项，因而对它的保护不仅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障，也受到国际遗产保护组织的关注。

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对长城的保护、维修与综合利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1950年开始，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主管部门所发布的文物保护命令、指示、条例中都把长城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并派出专家学者对长城进行考察和重点的考古清理与发掘工作，出土了大批简牍文书和珍贵文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公布了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嘉峪关4处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后，第二批、第三批又公布了玉门关长城烽燧、居延（烽燧、塞墙）、金山岭长城、兴城城墙（宁远卫城）等长城重点地段、关城、卫城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国家对长城的保护制定了“全面保护、重点维修、重点开放”的方针。这一方针是根据长城的规模太大，保存的情况不一，有些地段残毁过甚，根本无法恢复，也无必要全部修复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但作为这样一件显示重要建筑工程奇迹的文物，必须全部加以保护，不要让它继续受到破坏。

长城保护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即要查清目前长城的保存情况：长城的真实长度、分布情况、位置走向、残毁程度及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等等。1979年，国家文物局专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了长城保护研究的会议，向各有关省市布置了工作、安排了一些经费。由于长城这一“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的工程，其历史与现状都非常复杂，所以工作十分困难。但是在许多文物考古工作者和许多有关科研部门、大专院校专家教授们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地矿部遥感中心，利用遥感技术已完成了对北京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长城的考察研究，获得了大量科研成果。如根据遥感考察把北京市原来所知长城长度300多公里增加到了600多公里，查出了上千座宁夏境内烽火台的情况。这种新的科技用于长城的考察研究必将加速长城的考察并提高成果的质量。还有一些有志青年对长城进行徒步考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董耀会等人对明长城进行了3年的徒步考察，并写出了专门报告，对长城研究做出了贡献。

维修长城，是保护长城的重要手段。由于长城经历了几百年，甚至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的破坏，已经大部残毁，尤其是早期的用土石、沙砾等材料修筑的长城已几乎很难找出完整的段落。就是明、清修筑的砖石长城保存完好的也已不多了。据初步估测，目前保存基本上可看出形体的长城，约可占十分之一二。保存基本完整的仅百分之一二而已。就是基本完好的也需要加固维修才能开放参观。根据多年来的经验，长城的维修一直是采取“重点维修”的方针。选择的原则是根据长城本身的价值，保存完整的程度，交通的条件和是否能配合旅游开放，等等。

自1952年开始，根据著名历史考古学家、文学家郭沫若先生的提议，配合接待和旅游开放，首先维修了居庸关、八达岭和山海关长城。其后又逐年维修了嘉峪关、金山岭等处长城。长城的维修不仅更好地加强了保护，而且为宣传教育、改革开放、旅游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1984年9月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等发起的维修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写下“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把长城的保护维修推向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阶段。题词的重要意义是把维修长城的工作提高到“爱我中华”的爱国主义的高度。10年来，在这一题词的号召下，国家对许多重点地段的长城进行了维修，如北京的居庸关、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等处长城，天津的黄崖关长城，河北的山海关老龙头、金山岭、马兰关长城，辽宁的九门口、虎山长城，山西的雁门关，陕西的镇北台，甘肃的嘉峪关、玉门关、阳关，等等。有的是扩大了维修的范围，有的是新修开放，有的是加强了保护设施，有的则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加以修复，重现了当年长城雄关的风貌。

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中，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捐款赞助者不仅有机关、单位、企业，还有老人、青年、学生，甚至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把买糖果的钱节省下来，捐给了修长城的活动。捐款的外国友人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瑞士、希腊、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卢森堡等等，几乎遍及全世界，他们都说长城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保护长城他们也有责任。德国的汉高公司专门捐款维修了慕田峪一段长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将“拯救威尼斯，维修长城”国际活动的捐款转拨北京市，维修了慕田峪一段长城。

长城的维修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每一工程都是按照《文物保护法》“不改变文物原状”的规定在专家们的指导下进行的，但在材料和工艺上也有个别不如人意的地方，现已在不断地改进。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题词和活动，将与长城一起永耀千秋！

长城考察研究和新的发现

长城，由于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的丰富内涵，许许多多的地方还未考察到，许许多多问题还未弄清楚，还在不断地探索。新发现、新情况、新的成果不断出现，围绕长城开展的各种活动，非常活跃。

一、藏区长城的考察

我曾经从100多年前一位外国人考察长城的书上，看到了他称之为西藏长城的地图和说明，长城学会副会长、老红军王定国也曾告诉我，她在长征途中，在四川青海藏区看见过长城和烽火台。于是我借出差青海的机会，曾两次对这一段过去鲜为人知的长城进行了考察。我从青海的大通沿西宁、湟中、贵德、同仁（属黄南藏族自治州）途中发现了土筑长城和敌台、烟墩、堡城等属于长城防御体系的工事，长数百公里。根据《青海省志》和有关资料记载，这道长城始建于明，清代初期曾加以利用维修，在青海设了总兵官予以统辖。在大通的长城为土筑，残存高度不等，保存较好的有六七米之高，底宽10米左右。在湟中附近，烟墩（即烽火台）林立，并在山巅保存了5个并列燃烟或举火的灶台。由于未能彻底考察，其情况还未能弄清，尚待进一步考察清楚。

二、山东齐长城的徒步考察研究

山东齐长城，是先秦长城（秦始皇长城之前）中现在有准确遗址可考、保存最好、年代最早的长城。它自山东西部古平阴（今长清境内）东至海边，全长1000多里。虽然历史文献有据，遗物尚存，但从未有人全程详细考察过。

1996年—1997年，山东泰安市路宗元、孙立华等五位离退休的老人经过两年时间，进行了徒步全程考察和测绘、摄影，基本弄清了这一早期长城的历史和现状。他们还编辑出版了一本内容非常丰富、图文并茂的大画册，是近年对长城考察研究的极大贡献。我曾经鼓励并支持了这一活动，对五位老人的壮举表示由衷的钦佩。

三、楚长城的考察研究

楚长城（位于河南、湖北境内），史称方城，长数百公里，是历史文献上记载最早的长城。多年来，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和文物工作者进行过考察，但还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人否认它的存在。河南省文物局尤志远同志做了多年的考察研究工作，报告还未写出发表，近来又有不少专家和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考察研究。我因未曾参加过实地考察，不能置以可否，但我仍相信楚长城的存在是肯定的，希望能早日定论。

四、南方长城湘西边墙的发现与保护维修和开放

2000年4月间，我和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与官员，为了湖南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申报问题，在考察名城的同时，对这一段被称作南方长城的湘西边墙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了这一段正是志书和历史文献上记载的湘西边墙。当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也早已知道这一边墙，但是未把它作为长城来看待。其实明代所有的长城都被称为边墙，并把长城分作9个军事管辖区来设防控制，称作“九边”。北京居庸关、八达岭，河北山海关，甘肃嘉峪关等都属九边之内的边墙。明史上把一万多里的长城都称作边墙。因为这一道长城在长江之南，所以把它称作南方长城。

根据明代历史文献记载，这道边墙是为了保护湖南湘西地区苗族（归顺朝廷的）和土家等族民众，防止贵州地区称作“生苗”的苗族（反抗朝廷的）的袭扰而修筑的。其长度在历史文献上记载为380里（190公里）。清代对这道边墙十分重视，并增筑了城堡、关隘，继续驻军守御，在肯定了这道边墙即明长城的一部分之后，湖南省和州、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测绘，发现了许多城墙、关隘、城堡、碉卡，完全符合长城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的规制，经过实地考察，其长度又有所增加，达五六百里之多。

为了保护和发展旅游，当地政府在省、州文物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已将县城境内重点地段的城墙、碉卡按原状予以抢救保护，并于2001年5月修复竣工开放，迎接广大的国内外旅游参观者。

五、云南滇东长城埂的考察研究

在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先生的率领下，专门成立了一个云南滇东长城的实地考察研究组，对云南滇东石林、陆良、弥勒等市县境内被称作长城埂的残垣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修筑年代，防御功能体系尚在进一步研究中。

六、浙江临安长墙关口的考察研究

继湘西边墙南方长城和滇东长城埂的考察研究之后，浙江临安旅游等有关部门又发现了当地与安徽交界处的山岭之上的断壁残垣，并有石筑关口存在。我曾应邀前往观察。传说是五代南唐、吴越之间的墙界，但未做详细的考察研究，目前尚未能定论是否属于长城防御工程体系。

[1]本文原系作者2001年11月在中国香港长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原题为《万里长城的历史兴衰与辉煌再创》，此次略有改动。

壹　长城简史

长城开始修筑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那时正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诸侯之间互相兼并，出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的诸侯国。各诸侯国为了防御，各自在自己的土地上修筑长城。另外还有一些小国如中山国（在今河北省中部）也修筑了长城。秦始皇以前各诸侯国修筑的长城，由于年代久远，2000多年来未加修理过。秦始皇还下令把一些关隘险阻拆除了，致遗迹难寻。这里主要根据一些并不十分准确，甚至互有出入的文献记载做简略介绍，俾对秦以前错综纷纭的诸侯长城有所了解。至于这些长城的具体位置和情况，尚待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实地考察补正。

楚长城

根据历史记载，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楚长城在历史文献记载上被称作“方城”。《左传》上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齐国要进兵攻打楚国，军队已经到了陉这个地方，楚成王派屈完去迎敌，到了召陵地方，屈完对齐侯说，你如果真想打一仗的话，楚国有方城可以作为城防，有汉水作为城池，足可以抵挡一阵子的。齐侯见楚防御工事果然坚固，只好收兵。

像这样别的诸侯国家去攻打楚国，到了方城就被阻挡而回的情况，在古代文献上还有不少记载。如《左传》上记载公元前624年（楚穆王二年），晋国的处父伐楚以救江[1]，到了方城，遇到息公子朱，便回去了。又如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晋国的荀偃、栾黡帅师伐楚，入侵到了方城之外，由于防御严实，没敢攻打，结果只好攻打了一下别的地方就回去了。这些情况不仅说明了楚方城在防御其他诸侯邻国侵扰上的功用，而且也说明了方城不是一般孤立城市的城垣，而是连绵不断的城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便是长城的开始。

关于楚方城就是楚长城的记载，在古代历史文献中，得到了证实。《汉书·地理志》上说：“南阳郡，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上记载更为详细。“潕水”条上记载：叶县东面有故城一道，从犨县（今鲁山县东南五十里）开始，东至水（今泌阳县北），达沘阳（今唐河）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也称作长城。郦县也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也即这一道长城的西段，其间相去600里。

河南平顶山舞钢市平岭楚长城墙体遗址　李一丕摄影

关于楚长城的建筑形式，由于保存的遗址尚未查清，目前尚不能确证，但从历史文献记载上我们还能得知一些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楚长城起初是由列城发展而成的

据《水经注》“汝水”条上记载：“醴水……经叶县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前527年），许迁于叶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故号此城为万城，或作方字。”所称列城即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以为屯兵警哨之所。城与城之间有的地方依险为屏障，有的地方筑城墙予以连接便成了巩固的长大城防。列城是长城的一种重要形式，直至后来秦汉时期的长城还大量采用了列城的形式。如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遣光禄勋徐自为修筑了五原塞外的列城，向西北数百里到了卢朐。从古代军事学和防御工程原理来看从相隔一定距离的列城（或是亭障、烽燧）中间逐步修筑城墙联系，发展为成千上万里的长城防线是合乎科学发展规律的。因此可以说，楚方城（或称万城）应即最早的长城。

（二）楚长城的建筑，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括地志》上说：“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南入穰县，北连翼望山，无土之处，累石为固。”这种根据地形、地质情况就地取材的办法，在以后朝代所修筑的长城中也大都是这样的。

（三）楚长城利用山河之险以为城

《水经注》上记载郦县的一道楚长城说，这道长城的“北面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其南”。即在高山险阻和大江为堑的地段，利用山河作为险阻，不再修筑城墙。这种情况，在以后历代长城建筑工程中，也往往采用。这也证明了《左传》上屈完答齐桓公那段话“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不是虚构的。

楚长城的位置，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它的西头从今天湖北的竹山县开始，跨汉水辗转至河南的邓县，往北经内乡县，再向东北经鲁山县、叶县，往南跨过沙河直达泌阳县。总长将近1000里。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一道长城正好处在当时楚国都城郢都的西北和东北面，对于防御较为强大的诸侯邻国秦、晋、齐、韩、魏等的进攻是恰当的。

齐长城

齐国也是春秋诸侯国家中修筑长城较早的一个。古代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齐长城的记载。最早的是公元前555年（灵公二十七年），《左传》上记载：“晋侯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这是齐国在平阴修筑的一道防御工事，防门后来一直是齐长城的一道重要关口。这时是否已修起了千里长城，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已经修了防御工事，是很清楚的。到公元前404年（齐康公元年），《竹书纪年》上已记载了晋烈公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攻打齐国，进入长城的事。《史记·赵世家》亦有赵成侯七年（前368年）侵齐至长城的话。因此，可以说齐长城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已经有了。以后如《竹书纪年》上记载：“梁惠成王二十年（前350年），齐筑防以为长城。”《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修建的记录更加清楚了。大概是从战国初年开始，到齐威王时期和稍后建筑的。

山东莱芜东门关齐长城遗址　郑严摄影

至于齐长城起讫的地点和经过的地段，历史文献上记载得也很清楚。《水经注》：“汶水，出朱虚县泰山，山上有长城，西接岱山，东连琅邪巨海，千有余里，盖田氏之所造也。”其他如《通典》《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舆纪要》《泰山道里记》等对齐长城所经过的地方都有记载。与现在的情况相对照，齐长城是西从今天山东平阴县北起，向东乘山岭经泰安西北，莱芜县北，章丘县南，淄川县西南，临朐县南，安丘县西南，诸城县南，琅玡台北至胶南县的大朱山东入海。

现今，齐长城的遗迹在山东境内上述经过的地方还隐约可以看出，有一些地点还保存着城墙的遗址。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长城遗址保存得较多的一处。

齐长城的结构从现存莱芜、泰安等地所存遗址得知主要有土筑和石砌两种。在平地多用黄土夯筑，在山岭或产石地点多用石块垒砌。石块多系毛石，未加工成条石或方石。现存长城厚度四五米，残高一二米至三四米不等。

中山长城

春秋战国时期，在今河北省中部正定、石家庄的西北，有一支少数民族鲜虞（属于北狄种族）逐渐强大，建立了一个强悍的诸侯小国名叫中山。它东与齐国相邻，北与燕国相接，西南与晋、赵相连，四邻都是强大的诸侯国家。中山虽然国土不大，但是民族非常强悍，经常打败晋、赵等强邻。据最近在石家庄西北的平山县三汲公社发掘出的中山国王陵墓出土的铜器看，中山国当时的冶金技术和工艺水平是十分惊人的。据《左传》记载，定公三年（前507年）秋天，鲜虞曾经大败晋军于平中[2]地方，以后又多次打败晋、赵军队。但中山由于四面强邻，国土又小，终因寡不敌众，在公元前296年被赵国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惠文王所灭。

中山为了防御西南强邻赵、晋的袭击，也修筑了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六年（前369年）“中山筑长城”。由于中山对东北的齐和燕采取联合政策，并无相犯。经常与之发生战争的是赵和晋，尤其赵武灵王把中山当作他的心腹之患。因此，中山长城的位置应在它的西南部与赵、晋交界处。根据《汉书·地理志》、《括地志》和《读史方舆纪要》等记载，中山长城的位置在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地区，纵贯恒山，从太行山南下，经龙泉、倒马、井陉、娘子关、固关以至邢台黄泽关以南的明水岭大岭口，全长500多里。

魏长城

魏为战国七雄之一，在今河南、陕西境内。它的东面有淮、颍水与宋、齐为邻，南有鸿沟与楚为邻，西北过渭河、沿洛水与秦为邻，北与赵为邻。魏文侯即位以后，重用西门豹、李悝等人，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一时国力强盛，成为战国初年最强盛的国家。但是西面的秦国和南面的楚国也日渐强大起来，尤其是秦，经常对魏袭击，擒获将士，占领疆土，使魏不得不筑城设防。魏的西北又有一小部分领土与西戎相接，防秦防戎，成了魏军事上的大事。于是开始了长城的修筑。

魏长城共有两道：一是西北的防秦和防戎长城（河西长城），二是西南长城（河南长城）。

河西长城修筑的年代，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元年（前361年，即魏惠王九年），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竹书纪年》上又有：梁惠成王十二年（前358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史记·魏世家》和《史记·六国年表》载，惠王十九年（前351年）也有筑长城、塞固阳的举措。当是自公元前361年—前351年，前后10年间陆续都在修建。《史记·匈奴列传》上记载：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可知这一西北长城除了防秦之外，还同时防西戎。这道长城的位置，据《水经注》上说：“渭水又东，径长城北，长涧水注之，水南出太华之山，侧长城东而北流注于渭水。”《史记》记载：“秦孝公元年，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者也。”“渭水又东，沙渠水注之，水出南山，北流，西北入长城，城自华山北达于河。”即南自华山，西北行又沿黄河西崖北行，长达1000余里。现在这道长城的遗址在陕西省境内的华阴、韩城、延安、绥德等地尚有保存。

陕西大荔县战国魏长城遗址　张依萌摄影

陕西华山脚下战国魏长城遗址　郭峰摄影

魏河南长城，即《史记·张仪列传》上所载“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的河外长城。《郡国志》上有：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这道长城的建筑年代，《竹书纪年》上记载为梁惠成王十五年（前355年）所筑。长城的位置，《水经注》上也有记载：“阴沟首受大河于卷县。故渎东南径卷县故城南，又东径蒙城北，……故渎东分为二，……俱东绝济隧。右渎东南径阳武城北，东南绝长城……左渎又东绝长城，径垣雍城南……又东南径封丘县、绝济渎，东南至大梁。……”“渠水……历中牟县之圃田泽，北与阳武分水……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渠水又东，不家沟水注之，水出京县东南梅山北溪……其水自溪东北流，径管城西……又东北分为二水……其一水东越长城……北入圃田泽。”根据《水经注》上所记得知这一长城自阴沟开始，经大河故渎东，在阳武跨过阴沟左、右二渎，过北济水、南济水，以经管城，往西南至于密。全长约600里。

郑韩长城

这道长城先是郑所筑，后来韩灭了郑，继续修筑使用，而且在历史文献上，有时称韩，有时称郑，因此，把它称作郑韩长城。建筑的年代，按《竹书纪年》上记载说，梁惠成王十五年（前355年），郑筑长城，自亥谷以南。这一长城与魏的东南河外长城相合，是用来防秦的。

秦昭王长城

秦在始皇之前，已经有争霸的趋势，力图东进，统一天下。因此，在其与东南邻界诸侯国家之间，没有修筑长城的必要。但是在它的西北与强大的匈奴接界，匈奴奴隶主贵族不时南下骚扰，不仅对秦国内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有很大的威胁，而且对其东进统一天下的雄图极为不利。于是在一次打败义渠的战争中，乘胜追击，并且修筑了长城作为防御。《史记·匈奴列传》上记载：秦昭王时（前306年—前251年）“……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又根据《史记·张仪列传》上说：“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按照《史记·六国年表》上所记，取陕的时间在惠文王更元初年（前324年），并且设了义渠县，说明这时已开始修筑长城，到秦昭王时才继续修筑完成。上郡原是魏的领土，魏在这里曾修筑过长城，这一条长城有些地段可能沿用魏长城之旧筑。北地在上郡之西，陇西的郡治在巩昌，距临洮不远，这一段长城应即后来秦始皇万里长城西部的一部分。它起于今甘肃的中部临洮，北达今兰州，再东行，到今宁夏的固原县境，折而东北行，到甘肃的环县、庆阳，再到陕西的郎县、延安、绥德，止于黄河边。

燕长城

燕居七国的东北部，国力甚强，版图较大。燕东濒大海，已是自然屏障，南接齐、赵，曾与秦、楚、晋合谋伐齐，大败齐师，燕军独自追至临淄城下，齐不敢犯燕。但是在燕的北面常有胡人南下骚扰，而西面则有秦国崛起，每有东进称霸之心。其间虽然还有赵国相隔，但赵也常受秦的驱使犯燕，实为大患。为了防御，燕便修筑了北长城和易水长城，以防胡和秦、赵。

易水长城据《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作为一个说客，向燕昭王说：“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说明这时易水一带已筑有长城。张仪说六国连横为燕昭王元年（前311年），可知这一段长城修建的年代当在苏秦说文公合纵（前334年）至公元前311年之间。这是用来防齐、赵，保卫燕国下都——易水城的。燕易水长城的位置，《水经注》上记载甚详：“易水又东届关门城西南，即燕之长城门也。……又东，历燕之长城。……又东流，屈径长城西。……又东，梁门陂水注之，水上承易水于梁门，东入长城。……易水东至文安县，与滹沱合。《史记》苏秦曰：‘燕长城以北，易水以南’，正谓此水也。”《水经注》“滱水”条又记载：“滱水又东北，径阿陵县故城东。……滱水东北至长城，注于易水者也。”其他如《元和郡县志》《大清一统志》等俱记载有燕易水长城的情况。其位置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北省易县的西南，向东南经定兴、徐水、安新、文安、任丘之间，达于文安县东南，长500余里。

河北易县战国燕南长城遗址　丁涛摄影

燕东北长城即位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的长城。这道长城的修筑，历史上有一段故事：起初，燕国受到北面相邻的东胡山戎的威胁，曾把一位有名的将军秦开，作为人质送给东胡，以求暂时安定。胡人对秦开很是信任。后来秦开回来，发军大破东胡，把东胡赶出1000多里以外。于是燕便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并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用以防备东胡再度骚扰（见《史记·匈奴列传》）。这一长城修筑的年代，由于历史上对秦开没有准确的年代记载，后人根据与荆轲共同刺杀秦始皇的秦舞阳是秦开的孙子推断，当在燕孝王时或燕王喜即位初年（前254年），这是战国时最后出现的一条长城。这一长城所经的地方，约自今河北张家口东北行经内蒙古多伦、独石等境，又东经河北省围场县、辽宁朝阳，越过医巫闾山，渡辽河达于辽阳，长达2400余里。现在，这些地区还保存有燕长城的遗迹。

河北沽源县战国燕北长城遗址　李文龙摄影

赵长城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赵有两道长城：

（一）漳滏长城，在赵的南境

《史记·赵世家》上记载：“肃侯十七年（前333年）筑长城。”又说，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这道长城主要是用以防魏的，同时因秦强大，恐其逼魏而攻，也起防秦的作用。此漳滏长城的位置在漳水北崖，今河北临漳、磁县一带，尚有遗址可寻。全长约400里。

（二）赵武灵王所筑云中、雁门、代郡长城

赵武灵王是一个敢于革新和极力推进民族文化交流的君主。他不顾贵族官僚的反对，发布了“胡服骑射”的命令，引进了有利于生活和武备的胡人方式。但是他对胡人的侵扰并不退让而是进行抗击和备战设防。修筑长城就是备战的措施。据《史记·匈奴列传》和《史记·赵世家》上记载，在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打败了林胡、楼烦，二十六年（前300年）开发了燕、代、云中、九原这些地方。并修筑长城，东起于代（今河北宣化境内），经云中、雁门（今山西北部），西北折入阴山，至高阙（今内蒙古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长约1300里。现在这一段赵长城的遗址还断续绵亘于大青山、乌拉山、狼山之间。后来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时候，曾利用了这一段赵长城的部分作为基础。

河南安阳林州市战国赵南长城遗址　成大林摄影

以上简单分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相互争霸各自设防，先后修筑长城以为互相防卫的始末，这些长城的位置根据各诸侯国家设防的需要，或南或北，或西或东，布满了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从这许多长城的分布上也正可看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相互争战的历史情况。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虽然自秦统一中国之后除少部分作为万里长城的基础之外，大多已被下令拆毁，保存的遗址不多。但是它们对于研究早期长城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等情况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赵长城遗址　龚建中摄影

秦始皇万里长城

长城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修筑，但是由于诸侯林立，属境较小，一般小国长城都只有几百里，一些大的诸侯国家的长城也不过三四千里。万里长城之名，自秦始皇才开始，因此，人们提到万里长城的时候，往往把它同秦始皇的名字联系起来，这确属事实。据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上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关于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修筑长城的情况，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当时其他的文献中均有不少记述。如《淮南子·人间训》中也有记载：“秦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秦之时……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者以沟量。”

宁夏回族自治区秦长城遗址　夏冬摄影

可以看到，它西起于临洮。西段是因秦昭王的旧长城修缮而成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记载：“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3]、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可见北段是蒙恬收复了黄河河套，沿黄河、阴山设立亭障要塞的。有记载说它北面、东面沿了赵、燕的旧长城，西起高阙，东到造阳，再东行，抵达辽东。

从《史记》看到，这段长城是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伐匈奴开始，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二世赐蒙恬、扶苏死，共9年筑成的。

对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评论，2000多年来，众说纷纭，有褒有贬，各抒己见。褒扬的有汉文帝、桑弘羊、唐太宗、杜甫等等。桑弘羊说：“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也……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故仲山甫补衮职之缺，蒙公筑长城之固，所以备寇难而折冲万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内，犹家人不坚垣墙，狗吠夜惊而暗昧妄行也。”这一派的主张就是要备战设防，否则就不能保卫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安定。但另一方面对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贬斥的也不乏其人，有汉代的贤良唐生、文学万生、贾谊、司马迁，唐代的贯休，宋代的郑震等人。这一派的意见斥责秦始皇暴虐，筑长城劳民伤财。今天，我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应该肯定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建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的安全，保障中原地区较先进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而修筑长城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应是主要的一个方面。至于秦始皇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劳动人民残酷压迫的一面也是应当指出予以批判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称雄的纷争局面宣告结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开始了。为了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设郡县，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统一度量衡和其他各种统一的制度以促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这些措施是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所必需的。修筑万里长城即根据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统一国家的需要所采取的一种政治军事措施。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各民族统治集团之间不时发生矛盾和战争，在秦始皇时期主要的民族矛盾仍然是匈奴、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而当时的长江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已经处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社会发达阶段。农业生产需要安定经营，长期培植，才能获得好的收成。而当时的匈奴、东胡还处在奴隶制的早期阶段，匈奴、东胡等奴隶主贵族除了残酷剥削压迫本民族的奴隶外，还经常南下掠夺财产、牲畜并掳掠人民，给中原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秦始皇对匈奴的战争实际上是保卫进步的生产关系的战争，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

秦始皇并灭六国，统一了天下，原来燕、赵等国的北部地区生产比较落后，为了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其统治，在北部地区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12郡，用以进行管辖，主要是进行垦殖发展农牧业经济。同时也是防御匈奴、东胡奴隶主贵族骚扰中原的一项措施。

在秦始皇并六国以后的15年中，由于采取了修筑长城来防御和垦殖北方土地等措施，是收到了效果的。“当此之时，匈奴单于不胜秦，北徙。”十余年不敢南下而牧马。可见筑长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出于防御而采取的一种较好形式。

在历史上还记载有方士向秦始皇进奏图书时说：“亡秦者，胡也”，于是发大军击匈奴，并筑长城。这也有可能是秦始皇借方士之口而修筑长城，或是方士察觉了秦始皇在政治军事上的需要而献策的吧。

秦始皇修长城是统一的措施，而且拆长城也是统一的一项措施。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就各自筑长城以自卫，长城成了诸侯割据的屏障，进可攻，退可守，如果让它存在就给地方割据保存了条件。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立即下令拆毁内部各国的长城、关隘，“夷去险阻”。在秦始皇东巡海上到今天的秦皇岛一带时所刻《碣石门辞》上曾记述了这一件事。

铭曰：……德并诸侯，初一太平。隳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

这里所说的“隳坏城郭”“夷去险阻”，就是拆除六国互防长城、关隘和防御性城垣等设施。

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对于防止匈奴奴隶主的骚扰，保障北部十二郡的开发，保护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使用的民力过多，刑法苛暴，强迫大量农民脱离生产服役。当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劳动力不到1000万，男劳力仅500万左右，修阿房宫、始皇陵和其他宫室苑囿占去了约150万，守五岭约50万，筑长城约50万，加上其他杂役约在300万人，占全国丁男劳力的一半以上。因此，全国生产必然受到影响，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促使社会矛盾更为尖锐。秦始皇死后不久便爆发了陈胜、吴广的大起义，秦王朝不到20年就宣告覆灭。历史上不少人以此斥秦始皇之无道，并借一个早于秦始皇多年的“杞梁妻”，编造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用来批判秦始皇和其他一些封建帝王对人民的强暴奴役。由此而来，孟姜女的故事广泛流传了1000多年，不是没有缘由的。

汉长城和亭障、列城、烽燧

秦始皇万里长城规模已经很大了，而汉代长城较之秦长城更有所发展。并筑了外长城，它们的长度达到了两万里，是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

汉朝花如此大力修筑长城，除了军事上的防御之外，汉长城的西部还起着开发西域屯田、保护通往中亚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作用。

汉长城首先还是为了防御匈奴。正当西汉初年，刘邦灭掉胡亥，以全部兵力消灭项羽的时候，匈奴头曼单于之子冒顿，杀掉其父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侵霸了友邻部落，不断南下占领了原来秦始皇时已有的土地，势力渐大。《史记·匈奴列传》上记载：

甘肃敦煌汉长城遗址　严欣强摄影

冒顿大破东胡王，而虏其人民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30余万。

冒顿乘此机会南侵，大举围攻马邑，甚至“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见《史记·匈奴列传》），已经入侵到汉王朝的内部地区了。

汉高祖刘邦，对冒顿的入侵，进行了坚决的抗击。他亲自率兵32万“从晋阳连战，乘胜北逐，遂至平城”（见《汉书·高帝纪》）。但是，由于西汉刚刚建立，政权正在巩固，不能拿出更多的兵力来远逐匈奴，因此曾一度采取了与匈奴和亲的政策。然而就在和亲的几十年中，贪得无厌的匈奴奴隶主贵族也没有停止过对汉王朝的骚扰，“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汉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见《史记·匈奴列传》）

面对匈奴奴隶主这种掠扰，文帝、景帝时期即曾多次予以回击。如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就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苏意为将军、张武为将军，屯飞狐、句注、北地，坚守以备胡（见《汉书·文帝纪》），修缮了秦时所筑长城。从长安至长城沿线，设置了许多烽火台传递军情，加强了防务，有力地抗击了匈奴奴隶主的袭扰。之后，文、景二帝采纳了贾谊、晁错等人的意见，逐步平定了汉初分封诸王的叛乱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政权开始巩固下来。

汉武帝是一个继秦始皇统一之后，把封建专制国家进一步巩固下来的重要人物。他对掠夺成性的匈奴奴隶主，早有戒备并准备给以坚决的回击。在他即位的第七年元光元年（前134年）就派了“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见《汉书·武帝纪》）。但是，到了元朔年间，匈奴不断入辽西、上谷、渔阳杀掠吏民，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统兵大破匈奴。为了有效地阻止匈奴奴隶主的突然袭击，除了抗击之外，必须要加强经常的防御工事。修筑长城以抗匈奴，是秦始皇时即已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在收复了被匈奴侵占的土地之后，首先是把秦始皇时所修长城加以修缮。《史记·匈奴列传》上记载，元朔二年（前127年），“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这是武帝初期的情况。

汉武帝不仅修缮秦城，而且新筑长城。长城工程规模的宏大，更远出秦始皇长城之上。武帝主要建筑河西走廊的长城。《史记·大宛列传》：“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这是自元狩中开始从甘肃的永登（古令居）筑长城至酒泉。元狩二年（前121年），武帝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击破匈奴，匈奴的昆邪王杀休屠王，并率4万人来降，武帝以河西地置武威、酒泉两郡。从那时开始了河西长城的建筑。

《史记·大宛列传》又记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令从骠侯赵破奴破匈奴，“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元鼎六年又完成了张掖、敦煌两郡的建置。太初四年（前101年）又从玉门以西，“列亭障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2000多里长的河西长城即告完成。“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见汉武帝时赵充国《屯田奏》）

汉武帝更进一步发展和改进了长城的布局。建筑了许多亭障、列城，把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有机地构成一个防御工程体系。即在相隔一定的距离，择险要地形，修筑列城、城障，以烽燧相连。《汉书·武帝纪》上载，“太初元年（前104年）夏五月，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三年（前102年）夏，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关于这些列城的位置，《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县”下注云：自“五原郡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这些列城远出于黄河河套以北燕然山脉之下。一本唐代的地理书《括地志》上记载：“汉居延故城，有遮虏障。”从《汉书·李广传》上有“出遮虏障……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的记载，可知受降城也在今居延海以北很远的地方。

为了抗击匈奴的掠扰，发展西域诸属国的生产，保护通往西方的交通干道，武帝时又开始了从敦煌、楼兰以西列城、烽燧的修筑。

汉昭帝继武帝执行了抗击匈奴的路线，“元凤元年（前80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于是匈奴“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见《资治通鉴》）。昭帝还修筑了东段长城；发民屯垦，于“元凤六年（前75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见《汉书·昭帝纪》）。

汉宣帝继武帝、昭帝以后继续筑城屯戍，使西域诸属国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地节三年（前67年）派侍郎郑吉在渠犁筑城屯田，神爵二年（前60年）以郑吉为都护使西域骑都尉，设置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以管理西域乌孙、大宛、康居、桃槐、疏勒、无雷等三十六属国，甘露元年（前53年）乌孙内部争夺王位，乌就屠自立为昆弥，宣帝特下诏书“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见《资治通鉴》）。这一事件在居延所发现的一根汉简中正好得到证明。简上的文字如下：

皇帝陛下，车骑将军下诏书曰：乌孙小昆弥乌……（以下应是就屠……）

以后西域属国发展为五十，“自译长至将相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

自是西汉长城、亭障、列城、烽燧西起大宛贰师城、赤谷城，经龟兹、焉耆、车师、居延，沿着燕然山、胪朐河达于黑龙江北岸，构成了一道城堡相连、烽火相望的防线。

汉代的亭障、烽燧不仅沿着北方修筑，而且从首都长安到全国各重要地区都修筑了许多亭障、烽堠与之相连。如东汉初年即专门派杜茂、马成大量调用士卒，从西河（今山西离石）至渭桥（今陕西成阳东）、河上（今陕西高陵）至安邑（今山西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今河北临漳），各处都修筑起堡垒、烽火台，十里一堠，构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一防御工程对于汉王朝的巩固，对于西、北领土和中原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全保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见《汉书·匈奴传》）。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了。

这些汉代长城、亭障、烽堠、列城的遗址在我国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以及河北、山西等省区随处都可见到。

屯田，是发展生产积极备战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长城的修筑密切相关。自秦始皇筑长城，设郡，徙民实边，已经开创了这一制度。汉承秦制，西汉诸帝也都大力推行筑城、屯田、徙民实边的政策。特别是汉武和昭、宣时期，采纳了桑弘羊、晁错、赵充国等人的建议，进一步发展了秦始皇徙民实边的政策，大力开展屯田。在长城、亭障防守地带以及荒壁地区，以守防士卒和移民共同开垦田地，兴修水利，进行耕作备战。武帝征和中，桑弘羊在《屯田奏》上说：“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轮台以东……种五谷……益垦灌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

晁错更详细地分析了匈奴的扰掠特点，必须高筑城，深挖沟，加强防备，才能战而胜之。晁错说：胡人“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即滚石），布渠答（铁蒺藜）……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见《汉书·晁错传》）

赵充国是武帝时几次远逐匈奴的大将，极力主张筑城备防，屯田以济费。在他所上的《屯田奏》上说：“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力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力，外有守御之备。……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汉武帝两从其计，筑城设防和屯田的建议都采纳了。

昭帝进一步实现了桑弘羊的筑城、屯田政策。他即位的头半年“后元二年（前87年）冬，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于是立郡“发军屯西河”（见《汉书·昭帝纪》）。“始元二年（前85年）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元凤元年（前80年）……发人民屯瓯脱。”（均见《汉书·昭帝纪》）

宣帝时期更发展了汉武以来的西域屯田，在西域诸属国的中部地区于神爵三年（前59年）设立了西域都护（都护府治乌垒城，遗址在今新疆轮台县境内），以管理当时五十属国的行政事务和屯田工作，于是西域屯田便大力发展起来。除鄯善、车师、轮台、渠犁等主要地点外，乌孙的赤谷城也是重要的屯田地区。在设都护以前武帝时这里已设置过使者校尉领护，并已有了城障、烽燧和防守官吏。在居延发现的汉简中有一条简上证明了这一事实：

元康四年（前62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付卫司马富昌、承庆、都尉寅重郎（见1959年中国科学院编《居延汉简甲编》释文第29页）。

另外还有一条竹简上记载了派一个有经验的官吏孝里大夫到居延屯田的事情。简上说：

诣居延为田，谨遣故吏孝里大夫□□□。

从以上的事实中，不难看出，筑城设防，屯田，移民实边，设郡置吏等是同时并行的发展生产和备战措施。下面的记载中，说明了四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见《汉书·西域传》）

由于西汉大力推行屯田的结果，西域诸属国逐渐发达起来，属国国王已受汉王朝正式加封，官秩和汉官一样。光武建武五年（29年）正式立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十七年（41年）赐汉大将军印绶”。（见《汉书·西域传》）

汉以后的各个朝代，对西域属国的管理更为加强。在敦煌附近发现的木简中有一条记载：

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见《流沙坠简补遗》第三、第四简）

从这一木简上可看出，西域属国国王已成为晋朝的武官，他们守戍着这一地区的长城亭障、烽燧，行使行政管理的职务。

秦、汉屯田为抗击匈奴，巩固防务提供了物质条件，曹操屯田，充实了曹魏的实力，为晋的统一全国打下了物质基础。以后各代除了军屯外，还有民屯。屯田对全国各荒僻地区的开发、生产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追溯其源与万里长城的修筑是分不开的。

西汉（主要是武帝时期）所筑河西长城、亭障、列城、烽燧，有力地阻止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诸属国的农牧业生产，促进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对打通与西方国家的交通，发展同欧亚各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2000年前中国的丝织品即通过这条“丝绸之路”经康居、安息、叙利亚而达于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条“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远及两万多里。在汉王朝管辖地区就有一万里以上。当时分作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即鄯善，今若羌东北）、于阗（今和田）、莎车、疏勒（今喀什）、桃槐、贵山城（今哈萨克斯坦撒马尔罕）、贰师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而达大月氏（今哈萨克斯坦阿姆河流域中部）、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再往西达于条支（今伊拉克）、大秦（即罗马帝国，今地中海东部一带）。北路从敦煌经车师前王延（今吐鲁番）、焉耆、龟兹（今库车）在疏勒（喀什）与南路相合。就在这条东起武威、居延（今额济那），西至疏勒（喀什）以西中国境内的万里古路上，2000多年前汉代修筑的长城、亭障、列城、烽燧的遗址，至今巍然耸立。从这些遗址及古墓葬之中，曾发现了自西汉以来的许多木简、丝帛文书、印章和丝织品。当时西方国家的毛织品、葡萄、瓜果等也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万里长途输入到长安和东南郡县。文化艺术通过这条大道也得到了交流。这条大道上的长城、亭障、列城、烽燧正是起到了保护这一条漫长的国际交通干道安全的作用。

南北朝至元代的长城

我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以外，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许多个少数民族的王朝统治着中国。从南北朝开始，统治中国北部地区的先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此外还有十六国的前凉、前燕、前秦等少数民族也统治着部分地区。以后的辽、金、元、清等朝代，统治的范围更大，元和清两代统治了全国。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当他们统治了在经济文化上比较发达、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以后，为了防止其他少数民族的骚扰，也不断修筑长城。从南北朝到元这一时期的长城，大都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所修筑的。北魏、北齐和金代修筑长城的工程规模都不小。

北魏长城　北魏王朝统治了黄河流域北部的广大地区。北魏王朝的统治者原为鲜卑拓跋部，本来是以游牧骑射为生，但在统治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原地区之后，进入了封建社会经济，国力一时强大。这时在王朝的北部有另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柔然和东北部的契丹族，他们仍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奴隶主贵族不时南下扰掠。因此，北魏仍然采用了秦汉时期防御匈奴的办法，修筑长城。据《魏书·明元帝纪》上记载：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今河北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延袤2000余里。又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发四州10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即从现在北京居庸关，向南至灵丘，再向西经平型、北楼、雁门、宁武、偏头诸关而达山西河曲县。当时把这道长城称为畿上塞围，是因为它环绕于首都大同的南面，用它来保卫首都之意。

东魏长城　534年，高欢立元善见为魏孝静帝，孝武帝投奔宇文泰，从此北魏王朝分作东、西魏。东魏东迁于邺后，曾修筑长城，《资治通鉴》上载：东魏武定七年（549年），高欢筑长城于肆州北山，西自马陵（今山西静乐县），东至土墙（今山西崞县），40日而罢。其长度只有150里。因这时已是东魏王朝覆灭的前一年，已无力对长城进行较大的修筑了。

北齐长城　550年，高洋灭东魏，是为北齐，据有现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的大片领土。它的北方有突厥、柔然、契丹等游牧民族的威胁，西边又有北周政权的对峙。为了防御，北齐便大筑长城。据《北史》记载，北齐天保三年（552年），自西河总秦戍（大同西北）筑长城，东至于渤海（今河北山海关）。天保六年（555年）皇帝下诏，征发180万人修筑长城，自幽州夏口（今北京居庸关南口），西至恒州（今大同）900余里。天统元年（565年）自库堆戍东距海2000余里间，凡有险要，堑山筑城，断谷起障。《北史》上记载，齐前后修筑长城东西凡3000余里，60里设一戍，并在险要地方设置州、镇凡25处，用以驻兵防守。并在天保八年（557年）初，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络拔（今大同西南）至坞纥戍（平型关东北），长400余里。天统元年（565年）又把坞纥戍的重城向东伸延至居庸关与外城相接合。

此外，为了防御北周，还修筑了南北向的长城，《资治通鉴》上记载，北齐河清二年（563年）诏司空斛律光，督步骑2万，筑勋掌城于轵关（今河南济源），仍筑长城200里，即今尤关、广昌、阜平之间的长城。

北周长城　557年北周灭掉西魏，据有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为了防御北方突厥、契丹等，把西魏原来的北部长城加以修缮。《北周书》上记载：后周静帝大象元年（579年），征发山东诸州人民修长城，自雁门关至碣石。不久北周亡，长城修筑工程不大。

隋长城　581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了南北，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400年间封建割据的局面，为了防御突厥、契丹、吐谷浑等也多次征发大批劳力修筑长城。根据历史记载共修长城7次。如《隋书》记载：开皇三年（583年）命崔仲方发丁3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700里。明年复令仲方发丁10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大业三年（607年）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在大同西北），二旬而罢。四年（608年）发丁20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隋代对长城的修筑虽然次数很多，有时征发劳力也很大，但是所修筑大多是就原有内部长城加以修缮，没有多大增筑新修，较之秦、汉长城的工程，相差甚远。

唐、宋、辽时期，长城的修筑工程规模较小，唐、宋时期几乎处在停息阶段。其原因是唐代北方大破突厥，版图所辖远出大漠，设北庭、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北广大地区，长城已经失去了作用。宋朝虽然统一了中原，但是北部又有辽、金的对峙，所辖范围已在原来秦、汉、北朝长城的南面，原来的长城已在辽、金境内，只是在宋初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命潘美、梁回在雁门、句注之间修筑了一些城堡用以警备辽的南进。为时不久宋王朝势力又退到长江以南，更谈不到长城的修筑了。辽代对长城工程也经营不多，据《宏简录·李俨传》上记载，清宁四年（1058年）在鸭子河与混同江之间修筑了一段长城，规模不大。

金代长城　1115年，我国东北一支女真族建立了金王朝，先后灭掉了辽和宋。它的西北与蒙古相界，为了防御，曾大筑长城，规模之大超过了秦汉以后至金的各代长城。据历史文献记载，金代长城有两道，一是明昌旧城，二是明昌新城。

明昌旧城过去曾被称为兀术长城或是金源边堡，在新城之北，据《黑龙江省志》记载：“呼伦县北二十里，根河之南，有城东端起乌兰哈达之北，西行百三十里，沿海拉图山脉，迳博克多博克伦，北折而西，沿额尔古纳河岸，二百二十里，至煖水河而尽。”这段长城的位置，约在今黑龙江省兴安岭西北黑龙江沿岸，长达千里，即800年前金为防御蒙古而修筑的。

明昌新城也是为防御蒙古而筑，远在明昌旧城之内，又称之为金内长城、金濠堑、边堡等，西起静州（今黄河河套陕西），东达混同江畔（今黑龙江省松花江），经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等省市，长达3000多里。

元代版图地跨欧亚，远出长城以北很远的地方，而且统治者本身原来就是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长城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但是为了防止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起义反抗，检查过往客商，也对许多关隘险处加以修缮，设兵把守。

明代万里长城

明朝在灭掉元朝以后，原来的统治者蒙古贵族逃回旧地，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掠夺。同时在东北又有女真的兴起，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贵族的扰掠，明代十分重视北方的防务。明太祖朱元璋原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对于攻打城池曾经有过亲身的体会，当他已经取得天下的时候，为了巩固其统治，十分重视筑城设防的措施。原来，在朱元璋即将统一全国的时候，就采纳了休宁人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高筑墙就是筑城设防备战之意。因此，明朝不仅对全国各州府县的城墙都修筑得十分坚固，全部用砖包砌，而且对长城的修筑工程更为浩大，在明朝的200多年中差不多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和巩固长城的防务。明朝长城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也更大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万里长城这项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经秦始皇连成一气的伟大工程，到明朝才完成。

明朝的军事防御工程，不仅是长城，而且在东北、西北和东南沿海以及全国各地都设置了军事机构，修筑了城防、关隘。远出万里长城山海关以北3000多里的特林地区设立了奴儿干都司，行使军事和民政权力。远出嘉峪关西北数千里的哈密、沙洲、吐鲁番等地设立了卫所等军事和民政机构管理那里的军事和民政事务。这些城防、关隘、都司、卫所与万里长城同属明朝的防御工程体系。

北京古北口明长城遗址　张俊摄影

明朝还在重要的关隘地方，特别是在当时的京城北京的北面居庸关、山海关、雁门关一带修筑了好几重城墙，多的达到20多重。并在长城南北设立了许多堡城、烟墩（烽火台）用来瞭望敌况，传递军情。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在宣府、大同一带修筑了烽堠3000多所。

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又在山海关至居庸关长城线上修筑墩台1000多座。这些烽堠、墩台与长城南北的许多城防、关隘、都司、卫所等防御工程和军事机构共同构成一道城堡相连、烽火相望的万里防线。

由于朱元璋曾接受了朱升“高筑墙”的建议，在他正式建国号的第一年——洪武元年（1368年）就派大将军徐达修筑居庸关等处长城。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修筑山海关等处长城，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前后经过了200多年的时间才基本完成了万里长城的修筑工程。而个别一些城堡关城一直到明末还在修筑。这一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全长1.46万多里的长城，其中从山海关到鸭绿江这一段长城，由于工程比较简单，毁坏较为严重。而从山海关到嘉峪关这一段工程较为坚固，保存较为完整。又有两个关城东西对峙，所以长期以来就被一般人误称为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了。

为了加强长城的防务和指挥调遣长城沿线的兵力，并经常修缮长城关隘工程，明代把长城沿线划分成9个防守区段，称之为“九边”，每边设镇守（总兵官），谓之“九边九镇”。“九边九镇”之外，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务和保护帝陵（今明十三陵），于嘉靖三十年（1552年）又在北京的西北增设了昌镇和真保镇，共为11镇，构成了“九边十一镇”的防御体系布局。

十一镇总兵驻地、分别管辖的长城范围如下：

辽东镇　总兵驻广宁（今辽宁北镇）。管辖的长城东起丹东附近的鸭绿江畔，西至山海关，全长970余公里。

蓟镇　总兵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管辖的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慕田峪（今北京怀柔区境），全长880余公里。

昌镇　总兵驻地昌平，是为了加强王朝首都和帝陵（今明十三陵）的防务而从原蓟镇中增设的。管辖的长城东起慕田峪，西至紫荆关，全长230公里。

真保镇　总兵驻地保定，是为了加强王朝首都的防务而增设的。管辖的长城北起紫荆关，南至故关，全长390公里。

宣府镇　总兵驻宣化。管辖的长城东起居庸关，西至西洋河（今山西大同东北），全长511余公里。

大同镇　总兵驻大同。管辖的长城东起镇口台（今山西天镇东北），西至鸦角山（今山西偏关东北），全长335公里。

太原镇　也称山西镇，总兵驻偏关。管辖的长城西起保德、河曲的黄河岸边，从偏关、老营堡、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龙泉关、固关而达黄榆岭，全长800余公里。因为此镇在大同、宣府两镇长城之内，所以又把这一线长城称作内长城。此线长城多石墙，有的地方的石墙多达20多重。

延绥镇　也称榆林镇，总兵驻榆林。管辖的长城东起黄甫川（今陕西府谷境内），西至花马池（在今宁夏盐池县），全长885公里。

宁夏镇　总兵驻银川。管辖的长城东起大盐池（今宁夏盐池县境内），西至兰州，全长约1000公里。

固原镇　总兵驻固原。管辖的长城东起靖边与榆林镇长城相接，西至皋兰与甘肃镇长城相接，全长约500公里。

甘肃镇　总兵驻张掖。管辖的长城东起兰县（今兰州），西至嘉峪关祁连山下，全长约800公里。

以上“九边十一镇”的长城，长度共计约7300多公里，全线防守官兵共计97.66多万名。由于明长城各镇的管辖范围和官兵名额时有变化，以上统计只是一个时间内的数字。长城的长度也只是一些文献上的记载，除了相连贯的干线长城之外，还有一些个别段落，如湖南、贵州交界处，甘肃南部等地都分别修筑过数百公里的长城，加上重墙、关城等，实际的长度远不止此。就以北京地区的长城来说，原来只知是300多公里，最近以空中遥感方法调查，发现了更多的遗址，长度已达628公里，较之原来增加了一倍。其余地区的长城的长度，也可想而知了。

明长城的防御工事，分作镇城（镇守或总兵驻地）、路城、卫所城、关城、堡城、城墙、墙台、敌台、烟墩（烽火台）等不同的等级，不同形式和不同功能的建筑物，它们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关城尤为要害。

明长城的关口很多，每镇所辖关口多至数百，十一镇长城的关口总计在1000以上。其中著名的也有数十座。自居庸关以西，明长城分南、北两线，到山西偏关附近的老营相合，被称为内、外长城或里、外长城。里长城从居庸关西南，经河北易县、涞源、阜平而进入山西的灵丘、浑源、应县、繁峙、神池而至老营。外长城即自居庸关西北经赤城、崇礼、张家口、万全、怀安而进入山西的天镇、阳高、大同，沿内蒙古、山西交界处达于偏关、河曲。此位于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境内的明代内、外长城是明代首都北京的西北屏障，对于防御自西北来的威胁，保卫王朝的安全与蓟镇长城同样重要。因此，长城工程亦甚雄伟坚固。关隘险口也很多，著名的内、外三关即长城线上的6个重要关口。靠近当时首都北京的居庸关、倒马关、紫荆关是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是为“外三关”。这内、外三关成了明王朝保卫京师和东南地区的重要险阻，经常派重兵把守。

[1]江是小而弱的诸侯国，在今河南安阳。到了楚穆王三年（前623年）还是被楚灭了。

[2]平中，晋地。

[3]陶山，王念孙以为即阴山。

贰　长城的用途和构造

要明了长城的构造，须先对长城的用途做一些了解。

在西周时期，城还只是单独的防御城，城与城中间没有城墙联系，不能称之为长城。公元前7世纪，楚筑列城，城与城之间并联以城墙，这才有了长城的出现。

城与城（关与关）之间联以城墙，这在防御功能上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在古代还只是用刀枪、剑戟、弓弩等兵器作战的时候，高大的城墙确是一种非常有力的障碍。再加上有军队把守，那就更难逾越了。纵或兵力强大可以强攻越过，也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和较长的时间。这时防守的一方就可以当敌人进攻的时候，争取时间，调集兵力，予以抗御。

自战国以后，长城为什么一直继续修建了1000多年？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中原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需要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入侵。农业生产需要安定，方能耕种收获，而游牧统治者则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对于这些飘忽无定的游骑，如果派许多大部队追击，他就远走；当大兵退后，他又依然返回骚扰。如果没有城墙他们就可任意出入。所以秦皇、汉武以及以后历代中原地区的各个民族的统治者，想过许多办法，经过实践证明，修筑长城还是较好的办法。汉文帝时晁错有一篇关于修筑长城、烽燧以备胡（即匈奴）的议论说得很清楚。他说：

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见《汉书·晁错传》）

这一议论中，深入分析了胡人的飘忽无定与中原地区农业生产要求安定的矛盾。最好的办法还是高城深堑，发卒以治塞，修长城，立关险，设城邑，才能解决胡人的骚扰。

北魏时候，有一个叫高闾的人于太和十一年（487年）向孝文帝献策说：

北狄……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历代为边患者，良以倏忽无常故也。……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地却敌，多有弓弩，狄来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见《魏书·高闾列传》）

这一献策中也同样分析了北狄游牧统治者常常飘忽扰掠的特点，只能用修筑长城来防御。策中所说的在要害处开门、造小城，也就是指长城的关城、碉堡等建筑，是屯兵、储粮和指挥的据点。

明朝人魏焕所做的九镇长城考据文章上特别提出，“镇戍”最急需的是长城：

盖胡人以游牧为生，骑射为业，侵暴边境，出没无常，大举深入，动至数万。历代以来，屯兵戍守，寡则艰于应敌，多则困于转输。是故虏众易合，而势常强。我兵难聚，而势常弱。……是以论者谓御戎无上策，盖谓此耳。《易》曰：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御戎上策，其出此乎！然险而曰设，必因地势之险，而用人力修为之也。又曰以守者，盖守不可以无险，而险不可以无兵守也。……我国家驱逐胡元，混一寰宇，……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驭统固原，亦称二镇。

这里所说的就是明长城以列镇屯兵，分设九镇，作为军事管辖地区，分段防守长城的策略。

长城的用途主要有三点：

（一）防御扰掠，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

这是长城的主要任务。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主要是为了诸侯国家的互相防御。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匈奴奴隶主的扰掠。以后许多朝代的长城，也大都是中原地区的统治者为防御游牧民族统治者的扰掠而修筑的。在这一功能上，长城确是起过不小的作用。许多王朝的前一阶段，政权得以巩固，生产得以发展，与长城的保卫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开发屯田、保护屯田和保护边远地区生产的发展

秦始皇时期在修筑长城的同时，也在长城沿线设十二郡，并且移民前往开发，进行农牧业生产。郡治所辖范围，不仅在长城内，也有远出长城以外的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在打退匈奴之后，“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这些郡和县都是专门设置以开发经济并保证长城沿线的供应的。汉武帝时又大量发展了屯戍和屯田，有组织地发展农牧业生产。这种屯田和移民开发荒辟边远地区的措施，以后一直延续了下来。屯田和发展生产，都需要比较安定的生活。长城、烽燧便是保护屯田和开发这些地区最好的屏障，使飘忽无定的匈奴等游骑不得进行扰掠。

（三）保护通信和商旅往还

秦始皇时在北部地区都有宽大的直道和驰道，与首都咸阳相联系，沿着长城十二郡也有大道相通，传递交书，商旅往还络绎不绝。长城和烽燧正是保证这些交通大道畅通的重要条件。在汉代又打通了西域的交通大道，使节来往、商旅往还都是走这条大道。长城、烽燧正沿着这条大道修筑，用以保护被称作“丝绸之路”的中西交通大道。

由于长城的用途主要是为了防御和守望，因此它的布局和构造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安排的。

首先谈谈长城的总的布局。长城绵延万里好像是一条线，然而它并不是一条孤立的线，而是一个防御网的体系。它首先起着阻挡敌人的作用，而且要与周围的防御工事、政权机构（郡、县等）密切联系，以至与统治中心——王朝的首都联系起来。长城线上的每一个小据点都通过层层军事与行政机构和中央政权机构相联系。

各个朝代长城的防御系统的名称有所不同，但其职能基本一样。以明长城为例：

长城的建筑与长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布局是相适应的。明朝的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为：第一，中央政权的军事机关兵部（或其他由皇帝设置的军机部门）奉皇帝之命掌管长城沿线及全国的军事。作战时由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部长）出任总督军务，或另派大臣总督军务。有时皇帝还亲自“出征”。这一机构当然即驻在首都城内，皇帝身边。第二，在长城沿线所设的军事管理区“镇”。《明史·兵制》上说：终明之世，长城的防御力量很大，“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一共9个镇。每镇设总兵（又称镇守），指挥本镇所辖长城沿线的兵马，平时守卫本镇长城，有警时受兵部或皇帝所派大臣的指挥，救援其他镇的防务。每镇的兵员在10万人左右，随着长城防守的需要时有增减。如明隆庆年间宣府镇额兵15.1452万名，大同镇额兵13.5778万名。九镇兵员共在100万人上下。镇的总兵所驻地点大多在长城沿线较大的城镇。第三，有些镇在总兵之下又按实际情况分设几“路”防守（明朝初年所设“驿”与“路”相差不远）。“路”的军事头目一般以守备任之，所驻地点大多在重要的关城地点。如明朝的山海关路，管辖附近十数处关隘，守备即驻在山海关城内。第四，关城和隘口。这是长城线上的重要据点，管辖附近一段长城的巡防，并支援相邻关隘的防务。重要的关口设守备把守，次要关口设千总把守。守备兵额无定员，根据文献记载：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守备所辖兵员均在数百人至千人之间。第五，堡或小城。这是长城防线上的基本单位。有沿长城排列的堡，还有长城内外纵深排列的堡。堡内有烽火设备，并驻有守兵，设百总或把总把守。守兵数目由数十人至百人左右不等，看地形而定。第六，烟墩或墩台。也叫作烽火台，是专门用来传递军情的，台上也有较少的守兵，敌人逼近时进行抗击。第七，敌台或敌楼。是跨建在长城城墙上的台子。上面可住人巡逻，眺望和打击来犯的敌人。视台大小可住守兵数人至二三十人不等。

以上七等长城防御系统的军事力量配置和长城建筑是互相配合的。彼此互相配合制约，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现将长城建筑分述如下：

长城城墙　城墙是长城的主要建筑工程，它翻山越岭，穿沙漠、过草原、经绝壁，宛如一条巨龙，飞腾在我国辽阔的大地上。万里城墙把成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烟墩连成一气，成为一项古代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观。历代长城的城墙建筑形式、建筑方法、建筑结构都不完全相同。就是同一个朝代的城墙也因地制宜，在建筑结构和形式上各具特点。今以现存比较完整的明长城为例。

北京居庸关——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存完整、建筑雄伟的一处。城墙平均高七八米，凡是山冈陡峭的地方，城墙就低一些，三五米即可，地势较平缓的地方，城墙就高一些。城墙内部比较低，城墙外部比较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阻止敌人的来犯，充分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原则。城墙墙基平均约6.5米宽，顶部只有5.8米，断面上小下大呈梯形，使之稳定不易倒塌。在墙身里侧的一面，每隔不多远就有一个券门（用砖或石砌成圆形的拱门）。券门内有砖或石梯通到城墙顶上，守城士兵可由此上下。石砌的券门，其拱顶、门框、门槛大都是用石块事先在石塘内预制而成，运到现场安装，以便利施工和运输。城墙墙身用整齐的条石砌成，内部填满石块和灰土，非常坚实。

城墙墙顶，用三四层砖铺砌而成。面上一层用方砖铺砌，下面两三层用条砖铺砌。用纯白石灰砌缝，砌得十分平整严实，野草都很难生根滋长。十分陡峭的地方不便斜铺砖块，就是勉强铺成了，也不便于上下行走。于是，就砌成梯道，以便上下。墙面上宽约4.5米，可容五马并骑，十人排行并进。墙顶靠里的一面，用砖砌成高约一米多的宇墙（或叫女墙）。在靠外侧一面用砖砌成高约两米的垛口（即雉堞）。每个垛口的上部有一个小口叫作瞭望口，用来瞭望来犯的敌人。垛口的下部有一个小洞，叫作射眼，是用来射击敌人的。城墙墙面上还有排水沟，用来排除墙面上的雨水，以保护墙身。排水沟外有一个长长的石槽伸出墙外，叫吐水嘴，以防雨水冲刷墙身。

以上只是八达岭的长城城墙构造，其他各地长城城墙的形式和结构种类很多。据调查，在东北的辽东长城就有用版筑的夯土墙，利用自然地形在山脊上砌的石墙，用石块垒砌的石垛墙，利用险峻山岭、随山顺势人工劈凿的劈山墙，利用大山险阻作为障壁的山险墙，用柞木编制的木栅墙，用木板做的木板墙等七种。在嘉峪关还有利用山崖设立木榨的崖榨墙，还有利用地形挖成深沟放水灌满以代替城墙的边壕。玉门关汉长城则用红柳枝条与芦苇层层铺沙石的城墙。在《汉书》上记载还有一种虎落或疆落的城墙结构，是用竹篾编制的。就地取材，丰富多彩。

墙台、敌台　在长城城墙上，隔不多远就有一个突出墙外的台子，叫作墙台和敌台。墙台的台面与城墙顶部高低差不多，只是凸出一部分于墙外，外侧砌有垛口，这种突出城墙以外的墙台（也叫马面），在作战功能上起很大的作用。假如没有突出的墙台，在敌人逼近城下登城的时候，城上守兵就不便瞄准，也不便射击。有了突出的墙台，若遇敌人登城就可从侧面射击，使登城者受到城上和左右两方的射击。这种墙台是平时守城士卒巡逻放哨的地方。八达岭现在有些墙台还保存有房屋的基础，当时这里建有房屋叫作铺房，以为巡逻时遮风避雨之用。

敌台即骑墙的墩台，高出城墙之上，有两层、三层的。守城士卒可居住在里面，并储存武器、弹药以抗击来犯的敌人。这种骑墙敌台是明朝抗击倭寇的名将戚继光所创建。在他的一篇《练兵实纪》中对创建敌台的经过和修筑方法以及用途等都说得很清楚。他说先前的长城比较低薄，很容易倾圮。“间有砖石小台与墙各峙，势不相救。军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无所借庇。军火器具如临时起发，则运送不前；如收贮墙上，则无可藏处；敌势众大，乘高四射，守卒难立。一堵攻溃，相望奔走。大势突入，莫之能御。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冲处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冲处（即险要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缓处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余步不等者为一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造台的方法：“下筑基与边墙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内出五尺有余，中层空豁，四面箭窗，上层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每台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打。台头、副二名，专管台内军器辎重，两防主客军士三五十名不等……五台一把总，十台一千总，节节而制之。”

《明史·戚继光传》上也说，自从嘉靖以来，长城虽然已经修了，但是未建墩台。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现在从山海关到居庸关这一带的长城城墙上跨墙敌台，即从戚继光开始，陆续修建的。还有一种敌台称作战台，规模较大，储存武器也较多。上面文献所记能住百人的就是这种战台。

烽火台　也称作烽燧、烽堠、烽台、烟墩、墩台、狼烟台、亭、燧等等。汉代称作亭、燧，有时亭燧并称，唐宋称作烽台。明朝称作烟墩、墩台等。是利用烽火、烟气以传递军情的建筑。如遇有敌情，白天燃烟，夜间放火。烽火台的形式是一个独立的高台子，台子上有守望房屋和燃烟放火的设备，台子下面有士卒居住守卫的房屋和羊马圈、仓房等建筑。台子的建筑材料和结构与长城一样，有用土夯的，有用石块砌的，也有用砖石合砌的，等等。烽火台的位置大约有4种：一是在长城的两侧，紧靠长城。二是在长城以外向远处伸展的烽火台。三是在长城以内向王朝首都联系的烽火台。四是与相邻的郡县、关隘、军事辖区“镇”相联系的烽火台。每10里左右，选择易于互相瞭望的高岗、丘阜之上建立。

汉朝的烽火台在台子上竖立一个高架子，上面挂着一个笼子，笼子内装着干柴枯草，如果发现敌人来犯，夜间放火叫作“烽”。在台子上还堆放许多燃烟的柴草，白天燃烟，叫作“燧”，所以叫作烽燧。“烽燧”或“亭燧”的制度，除了文献记载外，自从在敦煌、居延的烽燧遗址中发现汉简之后，已经比较清楚了。

汉代竹简中说明烽燧建筑的有：

高四丈二尺，广丈六尺，积六百七十二尺，率人二百二十三尺。

二人削除亭东面，广丈四尺，高五丈二尺。

二人第一人□□□草涂内屋，广丈三尺五寸，积四百五尺，率人二百二尺五寸。

说明烽燧人数和任务的有：

二月，卒四人，其一人常候，其二人积薪十日，率日致□□□薪二里。

己酉，骑士十人，其一人候，人作百五十墼，其一人为养，八人作墼，凡墼千二百。

从这两简中看出烽燧人数有五六人和十多人。其中有燧长一人。戍卒平日的任务必须有一人守望（简中的候），其余做修建、收集柴草等工作，还拿出一人专做炊事工作。

关于报警方面的有：

扁书亭燧显处，令尽讽诵知之，精候望，即有烽火亭燧回度举毋必。亭燧□远，昼不见烟，夜不见火，士吏候长□相告，□燔薪以□□□。

望见虏一人以上入塞，燔一炷薪，举二烽，夜二炬火。见十人以上在塞北，燔举。如一人，须扬。望见虏五百人以上，若攻亭障，燔一炷薪，举二烽，夜三炬火。二十人以上燔举，五百人同品。虏守亭障燔举，昼举亭上烽，夜举离合火，次亭燧和燔举如品。

关于烽燧的设备的有：

长杆二。皮置菜草各一。母阁羊头石五百。布篷三。楼堞四。没荫二。木置□三。案垒二。枪四十。布表一。木椎二。大积薪三。弩长臂二。破篷一。小苣三百。鼓一。门戊二编一。药蛊橐四。

具弩四皆破。芀马矢橐各一。芮薪木薪各二石。柱豆九。狗厅二。橐户堑三百。长椎四。瓦奠柳各二斗少。传二十。狗二。户上下合各一。长棓四。出火遂二具。沙马矢各二石。深目四。户关。贮水罂二。

从以上所举出土汉简二例中可以看出，一个烽燧的守备器物和生活用品是相当丰富的。

烽燧自秦汉以后即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构成了长城防御系统的基层组织，相传1000多年，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历史文献上记载烽燧情况较详。如宋代曾公亮等《武经总要》所引唐朝的烽式制度，大要分为烽燧的设置、烽燧的组织、烽火的种类、放烽火的程序、放烽火的方法、烽火报警的规律、传警、密号、更番法等9类。这些烽式制度大都从汉代烽燧制度中相沿而下，并逐步加以丰富而成的。兹择主要的摘引如下：

唐法，凡边城候望，每三十里置一烽，须在山岭高峻处，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里数。要在烽烽相望。若临边界，则烽火外周筑城障。

凡掌烽火，置帅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九人，并取谨信有家口者充副帅。往来检校烽子五人，分更刻望视。一人掌牒符，并二年一代。

置烽之法，每烽别有土筒四口，筒间火台四具，台上插橛，拟安火炬，各相去二十五步，如山险地狭不及二十五步，但取应火分明，不须限远近。其烟筒各高一丈五尺。自半以下，四面各间一丈二尺。而上则渐锐狭。造筒先泥里，后泥表，使不漏烟。筒上着无底瓦盆盖之，勿令烟出。下有坞炉灶口，去地三尺，纵横各一尺五寸，着门开闭……每岁秋前，别采艾蒿茎叶，苇条草节，皆要相杂为放烟之薪。及置麻蕴、火钻、狼粪之属。所委积处以掘堑环之，防野烧延燎。近边者，亦量给弓弩。

凡白日放烟，夜则放火，先须看筒里至实不错。然后相应时将火炬就坞炉灶口里，焚爇成烟。出外应灭讫。别提五尺火炬安著土台橛上。烟相应时，一炉筒烟一人开闭。二筒烟二人开闭。三筒烟三人开闭。四筒烟四人开闭。若昼日阴晦雾起，望烟不见，原放之所即差脚力人速告前烽，雾开之处依式放烟。如有一烽承两道以上烽者，用骑一人拟告州县发驿，报烽来之处。若烽与驿相连者，即差驿马。

凡寇贼入境，马步兵五十人以上，不满五百人，放烽一炬。得蕃界事宜，又有烟尘，知欲南入，放烽两炬。若余寇贼则五百人以上不满三千人亦放两炬。蕃贼五百骑以上，不满千骑，审知南入，放烽三炬。若余寇贼三千骑以上，亦放三炬。若余蕃贼千人以上，不知头数，放烽四炬。若余寇贼一万人以上，亦放四炬。其放烽一炬者，至所管州、县、镇止。两炬以上者并至京。原放烟、火处州、县、镇即录状驰驿奏闻。若依式放烽至京讫贼回者，放烽一炬报平安。凡放烽告贼者，三应三灭，报平安者，两应两灭。

唐代杜佑《通典·拒守法》上也详细记载了烽火台的建筑结构情况：

烽台，于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无山亦于孤回平地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形圆，上建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为上复。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里，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开觑贼孔。及安视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两张，抛石、垒木、停水瓮、干粮、麻蕴、火钻、火箭、艾蒿、狼粪、牛粪。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闻警因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即烽子为贼所捉。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如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牒，转牒。

明代的烟墩燃烟放火制度大体相同，但又有所改进。除了放烽、烟之外，还加上放炮，点火放烟时还加上硫黄、硝石等助燃。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法令规定：

令边候举放烽炮，若见敌一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

这样，增加了炮声和助燃之后，传递军情便更加快速和准确了。

由于传递军情的重要性，所以历代对烽燧的管理十分严格。烽子、燧卒均不得擅离职守，贻误军情。如在敦煌汉简中就有一简上说明戍卒不得离开燧亭的情况，否则将要受到重罚。简文是：

玉门关次行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朔二十九日，吊猛候长异叩头死罪敢言之。官录曰：今朝宜秋卒胡孙官□□□吊猛卒冯□之东部责。边塞卒，不得离去亭尺寸。□□卒有不□负守当所□

明成化二年法令中也有规定：“合设烟墩，并看守堠夫，务必时加提调整点，须要广积秆草，昼夜轮流看望，遇有警急，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接递通报，毋致损坏，有误军情声息。”由于“传报得宜克敌者，准奇功。违者处以军法”。

城、堡、障、堠　我们在古代文献中，经常看见与长城相联系的建筑，如城、堡、障、堠等等，有时也“城障”或“城堠”并称。这些防御建筑物大都建筑在长城内外，有的沿着长城，也有的离开长城很远的地方。它们与烽燧、烟墩、烽台等不同之处是用以住兵卒防守的，而不是专为传递军情的。这里所说的城，是指与长城关联的防御性城，非为州、郡、县城。在河北省围场县境内秦汉长城遗址旁边，发现了与长城紧密相连的小城，城的面积不大，城与城之间相距数十里不等。也有在长城内外纵深方向发展的小城。障，也是一种小城。一些古代文献上说是山中小城，《汉书·武帝纪》注上引颜师古解释说：“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障字的本义是障碍、遮隔，城障即设置小城用以阻挡敌人来犯的建筑物。障与城的区别是“城”的大小不一，城内有居民，居民数目也不一致。而“障”只住官兵，不住居民，障的尺度差别不大，形式也较划一。也有城和障结合在一起的，既住官兵，又住居民。城障与烽火台有所区别，城障主要是驻兵防守，烽燧（亭燧）则专司烽烟，传递军情。但是，亭和障（也即烽燧和城障）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一为通信，一为驻防，互相配合。历史文献上也曾经有“列亭、障至玉门”“行坏光禄诸亭障”等记载。在内蒙古巴音诺洛、苏亥、阿尔乎热、沃博尔呼热发现的4座“障城”的遗址，大小相似，形制相同，均为每边周长450米的正方形，只有一面开门，在障城的四角还筑有斜出的墙台（马面）。其中阿尔乎热障城城门筑有瓮城，四周还有护城河。

“堠”也即候，又称作“斥候”，《淮南子》上说：“斥，度也；候，视也、望也”，是一种用来守望的建筑。它们与亭（烽火台）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往往有“亭候”并称的。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候是用来瞭望报信的岗哨，建筑较简易，与烽燧配合使用。《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有“筑亭候，修烽燧”的记载。

明朝的“堡”城与汉代的城障差不多，也是用来驻防的，堡往往有城墙围绕，也称作城堡。堡也有住居民的。有些堡内也有烽火台，把驻防与通信结合起来。在长城沿线常有“五里一墩、十里一堡”的说法。墩即烟墩。明长城沿线的城多与关、口相结合。还有特殊设计的城，如山海关外二里欢喜岭上的威远城，现已残坏。但据县志记载，此城建筑特殊，城高三丈，下甃以石，四隅起台垛……四面城墙上下起大小砖洞二十一，大洞广八尺、小洞广五尺、高皆丈。城门外有小月城，面西为门，高丈余。其月城之东南隅，旧时各有砖洞，以内俱设睥睨。周城百步，外为垒三重。相传此城为吴三桂所建，既以瞭望，又可屯兵，与城中为掎角之势，下有隧道通其署。在威远城的前面五里有八里堡，堡内烟墩现还保存。

关、塞、隘、口　我们在古代文献记载和诗词描述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关山”“关河”“关津”等。关总是与山、河、海等自然形势相结合。有时把塞、隘、口并称为“关塞”“关隘”“关口”。可知关、塞、隘、口之间的密切联系。“关”，这一字原来指的是门上的闩，用来关闭门户之物，也作关闭讲。“塞”，是堵塞之物。“隘”，是狭窄之处。“口”，是出入的通路。有时称作“隘口”，意思是狭窄的通道。古时我国各地都有许多关、塞、隘、口，各个诸侯国家以及各个地方政权或是割据势力把它们作为防御的要地。

长城的关、塞、隘、口非常之多，是长城防守的重点，也是平时出入长城的要道。《淮南子》上说，“天下九塞，居庸居其一”。可见塞是不少的。凡是险要地带，敌人经常入侵的地方，都要筑城、设险以堵塞其进入，所以称作塞。塞比城的范围还要大些。如秦始皇“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就是在黄河岸筑城以为防御，这里的城不是单独的一个城而是指一系列的城及长城。又如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潮格旗的石兰计山口，据文献记载和实际调查，即高阙的所在，是赵长城和秦长城的重要关塞。石兰计山口位于狼山山脉的中段，山口两旁各有一高峰对峙，远远望去好像一座阙门。两峰如双阙高耸云端。双峰时时为云遮没。在《水经注》上描述说：“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山谷长六七公里，山口较狭，在其北口有长城和烽燧遗址，南口也有烽燧遗址。这与居庸关关沟的设险情况相同。即以隘谷通道立关置塞，在隘谷外侧（北口）筑长城，里侧南口设烽燧关城。这正是长城关塞布局的一般原则。

叁　长城是怎样修建的

当我们登上居庸关、八达岭、山海关城楼或是其他长城关隘，看见那宛如长龙奔驰在崇山峻岭之间的长城的时候，一种惊叹赞赏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使我们马上想到，这样伟大艰巨的工程，古代劳动人民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流了多少血汗！

要修筑万里长城这样规模宏大而又艰巨的工程，在劳动力的调配、材料来源、规划设计和施工等方面都是相当庞大复杂的。首先谈一下劳动力的问题。

在秦始皇以前各诸侯国家修筑长城也都以军队为主要劳力，《竹书纪年》上即有梁惠成王十二年（前358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的记载。

修筑长城的人力来源，大约有如下几方面：第一是戍防的军队，这是修筑长城的主要力量。如秦始皇时修筑长城，就是大将军蒙恬在打退匈奴之后，以30万大军（《史记》上记载为30万，《淮南子》上记载为50万）戍防并修筑的。它经过了9年多的时间才修成。第二是强迫征调的民夫，这是修筑长城的重要力量。秦始皇时除所派蒙恬率领的几十万军队之外，还强征了大量的民夫，约有50万。各个朝代修筑长城都大量强征民夫，历史文献上已有不少记载。如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修筑首都平城（今大同）南面的“畿上塞围”，即征发四州10万人。北齐天保六年（555年），皇帝下诏，征发180万人修筑从幽州夏口（居庸关南口）至恒州（大同）900多里的长城。隋开皇三年（583年）发丁男3万修筑朔方、灵武长城，四年（584年）又发丁15万修筑沿长城的城堡数十座。大业三年（607年）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四年（608年）又发丁20万筑长城。由于丁男人口已经征发殆尽，最后连寡妇也被强征去修筑长城了。第三是发配充军的犯人，在秦汉时候，专门有一种刑罚叫作“城旦”，就是罚去修长城的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记载，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的主张，下令除《秦记》、医药、种树等类书籍之外，民间所藏诗、书一律都要焚毁。“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凡抗拒不烧书的，就在你面上刺字涂墨后罚去修长城。城旦所罚，据《史记集解》引如淳曰：“《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暮夜筑长城。’城旦，四岁也。”就是说如果把你判为城旦之罪，剃了头，颈上加上铁圈，送去修筑长城。白天还要轮流看守巡逻，夜间则修筑长城，是十分辛苦的。这种刑罚为期4年。第四，历代统治者为了征调修筑长城的劳力，还巧立了许多名目，强迫人民去修筑长城。

2000多年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完成万里长城这一伟大工程的时候，发挥了高度的聪明才智，不仅在规划设计上“因地形，用险制塞”，完成了设防的需要，而且在施工管理、材料供应、施工方法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发明创造，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长城经行的地理情况千变万化，高山峻岭、大河深谷、沙漠草原、戈壁滩石等都有长城穿越。因此，在修筑长城的时候，劳动工匠和军事家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地形，在险要处修筑城墙、关隘和烽燧、烟墩、城堡等建筑物，用以阻击来犯者达到防御的目的。

“因地形，用险制塞”这一条宝贵的经验是劳动人民从实践中创造的，秦始皇时已经把它肯定了下来。以后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时都是遵循着这一原则的。试想假如不利用高山险阻修筑城墙，那将花费多出许多倍的人力与材料。如果不利用大河深谷作为屏障，而硬是平地筑墙，所费人力、物力更无法计算。我们从现在长城的遗址调查中可以看出，万里长城是利用地形条件来修筑的，凡是修筑关隘的地方不是两山之间的狭口就是河谷汇合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道。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与材料。修筑烽火台、堡子等更是仔细选择地形，因地制宜而建。如唐杜佑《通典》上说：“烽台，于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无山亦于孤回平地置”，说明修建烽台应在高山之上，或孤旷的地方，四面都便于观看得到。宋曾公亮等《武经总要》上也记载“每三十里置一烽，须在山岭高峻处”，也是利用地形便于观望的意思。假如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的，就不能死限30里一烽，而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但是一定要使烽火互相能够看到，才能达到传递军情及时援救的目的。这不仅说明要利用地形，还说明了不要按死框框，要按实际情况而定的灵活性。至于修筑城墙利用地形，处处都是。如居庸关、八达岭的城墙都是沿着山脊的脊背修筑，因为山脊本身就好似一道大墙，再在山脊上修筑城墙就更加险峻了。而且在修筑时更注意到利用山脊的崖壁来修筑城墙，有的地段从外侧看去长城非常陡险，但里侧却较平缓，因外侧是御敌而内侧则是防守士卒上下的。有的山脊外侧悬崖巨石本身即可防御，长城修到这种地方即利用原来的悬崖巨石或陡坎险坡稍加修筑平整即成险阻。汉元帝时的郎中侯应说：“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还有十分高峻的悬崖，长城到此也就中断，因为像这样的悬崖是不可能上人的，用不着修城墙了。利用大江大河、深谷作为天然屏障与人工长城配合使用的例子还很多，总之使它能够达到防御的目的就可以了。

长城修筑工程的施工管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由于长城绵延万里，工地很长，施工管理更为复杂。当时所采取的办法是与防守任务相统一，即采用分区、分片、分段包干的办法。如汉朝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的长城就是由四郡的郡守负责各自的境内长城的修筑，郡再把任务分到各段、各防守据点的戍卒身上去。当然大的工程和关城的修筑则要由郡守调集力量去修。中央政权也从全国各地征调军队和募集劳力到重点地区去修筑。明朝的时候，沿长城设11个重要的军事辖区“镇”来管辖长城，同时也担任所辖区内长城的修筑和维护。如山海关外辽东镇长城即由提督辽东军务王翱、指挥佥事毕恭、辽阳副总兵韩斌、都指挥使周俊义以及张学颜、李成梁等人在任辽东镇军事首领时相继修筑而成的。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沿线的上千座敌台是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相继修筑的。至于分到长城的一段或一处烽台、烟墩，也多用包干修筑的办法。

在八达岭长城上，发现了一块记载明万历十年（1582年）修筑长城的石碑。从这块石碑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修筑长城的人力主要是利用军队的力量，用分段包修的方法来施工的。

碑文如下：

钦差山东都司军政佥书，轮领秋防左营官军都督指挥佥事寿春陆文元，奉文分修居庸关路石佛寺地方边墙，东接右骑营工起，长柒拾五丈二尺，内石券门一座。督率本营官军修完，遵将管工官员花名竖石以垂永久。

管工官：

中军代管左部千总济南卫指挥　刘有本

右部千总青州左卫指挥　刘光前

中部千总济南卫指挥　宗继光

官粮把总肥城卫所千户　张延胤

管各项窑厂、石场办料署把总：赵从善、刘彦志、宋典、卞迎春、赵光焕。

万历拾年拾月□日鼎建

从这块石碑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段包修工程用了几千名官军，加上许多民夫才包修了七十多丈（约合200米）城墙和一个石券门，可以想见工程的艰巨。这一批包修工程的官兵是从山东济南卫、青州卫、肥城千户所等处调来。

关于修筑长城的建筑材料，在没有大量用砖以前，主要是土、石和木料、瓦件等。需用的土、石量很大，一般都就地取材。在高山峻岭，就在山上开取石料，用石块砌筑。在平原黄土地带即就地取土，用土夯筑。在沙漠地区还采用了芦苇或红柳枝条层层铺砂的办法来修筑，如今天还保存的新疆罗布泊与甘肃玉门关一带的汉长城就是这样修筑的。修筑的方法是铺一层芦苇或红柳枝条，上面铺一层沙石，沙石之上再铺一层芦苇或红柳枝条。这样层层铺筑，一直铺砌到五六米的高度，芦苇或柳枝的厚度5厘米左右，沙石的厚度20厘米左右。若修5米高的城墙就要铺20层左右的芦苇或柳枝和沙石。东北的辽东长城还有用编柞木为墙、木板为墙的。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采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办法修筑长城。

明朝的长城在许多重要的地段采用了砖石垒砌城墙，所用的建筑材料更多了。除了土、石、木料之外，还需用大量的砖和石灰。这些建筑材料也都采用就地取材的办法。砖瓦都是采取就地开窑厂烧制，石灰也就地采石烧制。修筑关城和堡子、敌台房屋用的木料也就近采伐。如果近处没有可供采伐的林木，就要从远处采运。在每一段分包修筑的施工组织中还专门设置了办料的部门和窑厂、石场。如在居庸关、八达岭发现的石碑上就记载有各项窑厂和石场办料部门的名称。而且这些部门的人员为数甚大。可以看出当时修筑长城备办建筑材料的任务是很重的。

修筑长城的施工更为艰巨。旧时的长城沿线，不是高山深谷，就是沙漠草原，又没有先进的施工机具和运输工具，施工之难可想而知。如我们今天在居庸关、八达岭上所见到的长城，砌墙用的条石有的长达3米，重2000多斤。而长城随着险峻的山脊修筑，坡度十分陡峭，游人徒手上城还感到十分吃力，当时修筑的人们要把2000多斤的大条石和一块就有数十斤重的大城砖以及大量的石灰运上山去，其困难可想而知。

砌筑城墙墙身的条石首先要“找平”，即层层条石，每层都要平砌，不能紊乱。这样才能使受压面的压力均布，不致产生塌陷。我们在居庸关、八达岭上所见到的长城，只见长龙起伏于山岭之间，但是每层墙身的条石都是平行的。其次要“顺势”，就是说城墙要顺着山岭起伏弯曲的形势，这样利用山脊做基础，使之坚固，而且也便于防御。

城墙先砌两帮，即把基础打好之后，划出外线，把条石层层上砌。然后层层填厢，砌到规定的高度之后便铺砖砌垛口。城墙墙面和砖砌垛口有两种砌砖方法，一种是斜砌，一种是梯状平砌。一般在坡度不十分大的墙面可用斜砌，如果超过45度的坡度，就分成梯道平砌。在山海关外有一段长城墙面做双重梯级的砌法，解决了非常陡峭的修筑问题。其砌法是把墙面分作许多大梯，有的高一米，有的高达两三米。在大梯之内又砌小梯级供人上登。

运输是修筑长城施工中的重要问题。把大量的土方、石灰、大条石、大城砖运上山去，修筑工匠们想出了许多办法。

根据记载和传说，搬运建筑材料上山的方法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人力搬运

这种方法是最原始的方法，用人背、肩扛、筐挑、杠子抬等方法把大量的城砖、石灰、石块搬运到山岭上去。当时的人们还采用了传递的方法，把人排成长队，从山脚下或已修好的一部分城墙上排到山脊上，依次把城砖和小石块一块块传递上去，把石灰一筐筐、一挑挑传递上去。这种传递运输的优点是减少来回跑路。特别是山路狭窄，可以减少来回的人互相碰撞，提高运输的效率。

（二）简单机具运输

除了人力的运送之外，当时已经利用了简单的机具，如手推小车，这是用在比较平缓的山坡之上。修筑关城和堡子等平地建筑时就更多地利用推车。在运送上千斤的大石上山时还采用了滚木和撬棍，并且在山上安置绞盘把巨大石块绞上山脊去。在跨过深沟狭谷运送砖瓦和石灰时，还采用了“飞筐走索”的办法，即把砖瓦、石灰装在筐内从两岸拉固的绳索上滑溜过去，大大地节约了劳力。

（三）利用动物运输

传说在八达岭高山之上修筑长城的时候，曾经利用过善于爬山的动物——山羊和毛驴，把筐内盛满了石灰跨在毛驴背上把毛驴赶上山去；在山羊角上系了城砖把山羊哄上山去代替人力运输。总之想尽了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条件来修筑长城。

但是大量的运输和修筑工作都靠笨重的人力来完成。在封建统治阶级层层压迫之下，为了修筑长城，不知丧失了多少劳动人民的生命。1000多年来不少诗人用诗词、歌谣等形式，揭示了劳动人民对奴役筑城的愤怨。汉朝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诗中写道：“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唐朝贯休的《杞梁妻》诗中：“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明朝尹耕的《修边谣》写道：“去年修边君莫喜，血作边墙墙下水。今年修边君莫忧，石作边墙墙上头。边墙上头多冻雀，侵晓霜明星渐落。人生谁不念妻孥，畏此营门双画角。”这些诗词、歌谣所反映的正是劳动人民反抗控诉的一个方面。

长城上的一砖一瓦、一土一石都浸透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同时，从长城这一雄伟工程来看，它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建筑工程的高度成就，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肆　长城的几处遗址

万里长城现在虽然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作用，但是，作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来说，它是永远值得我们珍视的一份历史文化遗产。1961年，国务院已将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嘉峪关等处的重要长城地段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已经逐年加以维修，整理开放，供国内外游人参观游览。其他散存在各省市的各时代的长城遗址也都在政府保护之列。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把长城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长城成了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现将几处重要的长城遗址简单介绍于下：

虎山长城

虎山长城是明长城东端的起点，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虎山乡，因长城坐落在虎山村的虎头山而得名。

虎山是突起于鸭绿江与瑷河交汇处的一座孤山，在明代称马耳山，因两个并排高耸山峰，状似两只竖立的虎耳，亦称虎耳山，至清代演化为今日的虎山。虎山因山势陡峭阻断东西交通，南控鸭绿江水路，所以极具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长城选址于此，确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明朝时，长城称作边墙，所以，辽东镇境内的长城也称“辽东边墙”，它是为防御北方蒙古残余势力和女真人各部侵扰，保护东北边地安全而修筑的。虎山长城始建于明成化五年（1469年），是由当时的辽东副总兵韩斌督建的，隶属九镇中的辽东镇。虎山长城的主要作用，就是为防御建州女真人的侵扰，其军事设施，主要包括长城墙体、墙台、敌台、马面、烽火台、护城河、拦马墙等，这些设施构成了一道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

明王朝覆亡后，满族入主中原，他们有意掩盖明代在东北境内修建长城的历史，将明长城的东端起点说成山海关，因而，作为明长城东端起点的虎山长城长期被湮没，它的具体定位，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文物工作者一直在寻找这个“东起鸭绿”的长城东端起点。20世纪80年代初，丹东市文物部门在文物普查中发现，虎山南北有连绵不断的长城墙体和墙基，初步提出“万里长城绵延丹东”的论点。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辽宁省文物部门对辽东、辽西的30多处有关地点进行考察，最后发现这里有明长城遗存墙体近600延长米，台三座，有护城坡、拦马墙、烽火台、山险墙、军营等遗址。特别是在山险墙坡上，还有脚登窝、登山绳的穿孔，在虎山村北侧栗子园村的山顶洞中还有石刻棋盘、文字等，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明代砖瓦、陶瓷碎片、铁刀、明代军士用的背壶等。这些发现对证实虎山长城为明长城东端起点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随后，新华社就这一重大发现发出电讯，宣布明长城东端起点在辽宁丹东鸭绿江畔的虎山。

1992年，《虎山长城修复设计方案》通过，本着“修旧如旧”和“四原”原则，修复后的长城走势和各个敌楼、墙台、烽火台的位置都是与文物考古发现的原址相吻合的，基本上再现了历史上虎山长城的雄姿。虎山长城现已修复1250延长米，包括过街城楼、敌楼、站台、马面等12座及烽火台一座。城墙高8米、底宽5米，城墙上马道宽4米，垛口宽0.5米。明辽东长城的修筑形式，主要有夯土墙、劈山墙、山险墙、石墙、砖墙、砖石墙、木栅墙、边壕等多种。修复后的虎山长城以砖石结构为主，长城墙体马道以下部分为自然石块砌筑，垛口墙及马道以青砖为主。虎山北麓按照考古发现恢复了山险墙，其中以砌石为主的长城墙体是虎山长城的显著特点。

虎山长城地处中朝边境，登临虎山长城，不仅能领略到长城文化，还可以饱览异国风光。以介绍各个朝代长城防御功能为主的虎山长城历史博物馆，也于2003年5月开放，这是在继嘉峪关、八达岭、山海关之后的又一处长城历史博物馆。

在辽东长城上，还有被称为“明代万里长城东头第一关”的镇朔关。镇朔关位于凤城市爱阳镇爱阳城村东的岭上，建于明成化五年（1469年），现存有遗址，就在清柳条边叆阳门附近，已为清代建柳条边所破坏。据《全辽志》卷二“山川·关梁”条记载：“镇朔关，叆阳城北三里。”其建筑结构和居庸关、嘉峪关等相同，是当之无愧的辽东长城第一关。

山海关

山海关在河北省北部秦皇岛市的东北，处于渤海湾的尽头。依山临海，形势险要，是明代万里长城东部的一个重要关口，历来为兵家所争之战略要地。过去曾有人用“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诗句来描写关城的险要。

山海关有悠久的历史。据历史文献记载，这里商代属孤竹，周属燕，秦时属辽西郡，所辖14县中有临渝县，汉代属卢绾，后属阳乐。建安十年（205年）曹操置卢龙郡，晋属营邱郡，北魏属乐浪郡，隋属北平郡。《隋书·地理志》上说，隋炀帝大业十年（614年）置北平郡，有长城，有关官，有临渝官。唐代属临渝县，武后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更名石城县，有临渝关，一名临闾关，有大海关，有碣石山，有温昌镇，辽代为迁民县。《资治通鉴》上记载，幽州北700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金、元两代这里均属迁民镇。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魏国公徐达创建关城，设立卫所之后始名为山海关。清乾隆二年（1737年）在这里设置了临渝县，山海关便成了临渝的县城。

由于山海关的形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在这里进行过多次战争。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和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官兵激战于石河西岸。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起义军以数千骑兵突破了西北防线，进逼山海关西罗城下，二十二日又有山海关北翼城的一支明朝官兵起义，山海关城马上即可攻下。但是吴三桂出卖了明王朝，投降清军，出关迎接清军首领多尔衮入关。于是明军与清军两军合战，左右进攻，与李自成起义军大战于石河西岸的红瓦店一带，义军战斗非常英勇，但是由于寡不敌众，只好撤退。于是这个山海雄关的大门洞开，清军大批进关驰入中原，不久明王朝即告灭亡，清朝代替了明朝的统治。

清朝末年，帝国主义侵略军也侵入了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一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山海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撤走。

1922年夏，直、奉军阀大战于石河西岸，1924年秋再战于山海关外的关家坟、威远城、姜女庙一带。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占领了山海关，把它变为东北伪政权“满洲国”的门户和入侵华北的阵地。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山海关曾一度解放。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从秦皇岛登陆向东北解放区进犯，在石河西岸与我军大战，我军一部分战士壮烈牺牲。现在山海关外欢喜岭上的烈士陵园就是为了纪念这次战役中的烈士们而建立的。

新中国成立前，山海关是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日伪占领时期，把东北划为“满洲国”，过往旅客必须在此换车，履行所谓“出入国手续”。敌伪军警对人民群众百般刁难，任意打骂，多方勒索。山海关被称为“鬼门关”。

1948年，山海关重获解放，工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1972年新建成了石河水库，不仅解决了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的饮水问题，还能灌溉市郊农田。昔日石河古战场，而今碧波荡漾，禾苗茁壮。山海雄关及附近的城墙、关隘也得到维修整理，迎接着前来旅游的国内外游人。

山海关的关城为四方形，周围八里一百三十七步四尺，并有宽五丈、深二丈五尺的护城河围绕。有东、西、南、北四个关门：东门叫镇东（即“天下第一关”门），西门叫迎恩，南门叫望洋，北门叫威远。在关城的东、西两头又筑有东、西罗城，以为前卫。万里长城自关城的东门“天下第一关”城楼向两侧伸展，南面伸入大海之中，北侧直上燕山。在南、北两侧长城内侧，距关城不远又有南翼城、北翼城各一，为屯兵之处，南北拱卫。在山海关关城的东门外，又有许多城堡、墩台作为前哨。现在东门外的卫城“威远城”的遗址和八里堡墩台（烽火台）的遗迹依然存在。山海关关城不是一个孤立的建筑，而是与关内外的长城、墩堡、关隘等建筑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

“天下第一关”城楼（即山海关东门）建于高大的城台之上。台下有砖砌券门通向关外。券门洞内原设有闸门，按时开启。门外又有方形瓮城一圈以增强关门的防御能力。城楼为一座三间、两层、歇山顶的建筑。据记载，城楼高三丈，上层宽五丈，下层宽六丈，与现存情况基本相同。屋顶用灰色筒板瓦仰覆铺盖，脊上安设吻兽。城楼东、南、北三面共开有箭窗68个，好像箭楼的形式，更显示出这一天下雄关城楼的凛然气势。登上第一关城楼，北望长城从角山盘旋而上，犹如长龙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南望长城直奔渤海之中，酷似龙头探向海底，景色十分壮丽。明朝人曾用“幽蓟东来第一关，襟连沧海枕青山”“万顷洪波观不尽，千寻绝壁画应难”等诗句来描写山海关近旁的景色。

城楼之上所悬挂的“天下第一关”匾额，笔力雄浑，过去曾讹传为严嵩所书，其实是明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本地人萧显书写。现在楼下所藏是原匾，楼上所藏是清光绪八年（1882年）摹刻的，楼外所悬挂的则是1929年摹刻的。抗日战争时，日本侵略军曾企图将原匾盗走，因群众设法将匾藏于西大街文庙大成殿内，才把它保存下来。

东罗城、西罗城　罗城是用来加强关门的防御的。东罗城在东门外，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城墙高二丈三尺四寸，周围五百四十七丈四尺，东、南、北三面环以护城河。有东、南、北3个门，并有水门两个，角楼两个，敌楼7个。在东门门洞上刻有“山海关”三字的匾额，亦为明代原物。西罗城在西门外，这是没有完成的工程，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开工，不到一年明朝就亡了，所以只修了一个西门就停了。

南翼城、北翼城　南翼城在山海关关城南侧二里长城城墙之内，南水关的南面。城墙高二丈有奇，周围三百七十七丈四尺九寸，有南、北二门。北翼城在关城北侧二里长城城墙之内，北水关以北。形制大小与南翼城相同，都是明朝末年巡抚杨嗣昌所建。

在“天下第一关”城楼南北的城墙上，原来还有一些楼、堂等建筑。在城东南隅的叫奎光楼，明洪武时建，嘉靖、万历时重修，是用来供设奎星神像的。在城东北隅的叫威远堂，原来是徐达建奎光楼时同时规划的，一南一北，文武相对，但徐达不久返回京师未建成。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孙应元才在旧址上重建起来。现在遗址尚存。在与东罗城相交接的城墙上还有两座楼，在北边的叫临闾楼，南边的叫牧营楼，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用以屯兵设防。

城墙在北齐以前的燕、秦和汉代长城均远在山海关的东北。山海关之有长城，自北齐开始。天保年间（550年—559年）修筑长城从西河总秦戍（山西大同西北）到山海关，共长3000多里。以后北周时（579年）又从雁门关修筑长城和亭障到碣石（山海关附近）。现存山海关附近的长城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陆续修建成的。山海关长城的城墙大部分用砖石砌筑，内填碎石夯土，也有一些地方全部用石块砌成。城墙平均高7米左右，有的地方高达14米。

老龙头和澄海楼　从山海关东门往南，长城伸展8里，直入海中，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近处有一濒海城堡叫宁海城，原来在城上有观海亭，后改建为澄海楼。伸入海中的城台敌楼十分坚固雄伟，它是明朝抗击倭寇的大将戚继光所建。陈天植《重修澄海楼记》上说：“长城之稍，甃石为垒，高可三丈，长且数倍，曰老龙头。此则明故将戚继光所筑。”为什么老龙头城基伸入海中，在数百年波涛海浪的冲击下而不坏呢？这是由于在海底安下了很多铁锅，铁锅反扣海中，减小了海浪的冲击。这一科学的建筑方法，曾被前人载入史册。清康熙《澄海楼》序中说：“城根皆以铁釜为基，过其下者覆釜历历在目。”老龙头不远有城楼名叫澄海楼。澄海楼高三丈，广二丈六尺，深丈有八尺。与长城墩台一起，高峙海上，极为壮观。明清不少诗人写下了“戍楼尽处接危楼，一槛凌空万象收”“城头望海海潮生，白浪乘风撼塞城”“破浪乘风泛舟楫，安能歌啸不持瓯”等诗句来赞美它。

角山长城　在“天下第一关”城楼北侧，长城往北伸展，约五里抵燕山山麓，沿着陡峭山脊盘旋而上，城台、敌楼林立。城墙内侧有一山名角山，因此称此处为角山长城。站在山顶远望关城和大海，气象万千。清晨在这里观看日出，成为渝关的一景：“瑞莲捧日”。过去一些诗人游客曾描写道：角山顶将晓，俯见海中日出，红云四拥，恍如莲座，日升则座沉矣。并有这样一首诗：“万里晴空绚早霞，云含曙色现奇花。飞来太液千重瓣，涌出红盆十丈花。光射龙宫惊电转，辉流蓬阙散珠华。只因时傍金乌力，频见朝朝映海涯。”另有一景是“山寺雨晴”，原来在山上有一座角山寺，这里云雾不时聚散，有时半山大雨，而山顶却是晴明，好像别有天地。

在角山长城之外，东面山头上有一烽火台，作为长城前哨的信号站，现在保存尚好，台顶还有石匾，为明代原物。

三道关、悬阳洞　在山海关城东北10里，群山起伏，长城盘绕山间，有关3重，名叫三道关。第一道关建在山涧口上，第二道关建在山脚，第三道关建在山岭之腰。这里悬崖危磴，险难行。从关下仰望，长城好像悬砌在绝壁之上。从此再北20里为一片石关（也称九门口），再东北到锥子山、金牛洞，为蓟镇长城与辽东镇长城交界处。

在三道关之上层峦叠嶂，山石奇特，又有清泉一脉流出。在清泉之畔有一山名叫黄牛山，山腰有一洞，可以从山这面穿过山那面。在入口处有一广阔岩洞，原来建有佛楼一座，可容百数十人。洞壁上刻有“悬阳洞”“别有洞天”等明清时期的题刻和题记。进入洞口后有一小洞，可拾级登上，起初很狭小，只容一人通行，光线渐暗。行不多时，忽然开朗。在洞的上方，有一个垂直洞口，可仰望天光，因此被称作“悬涧窥天”，为山海关美景之一。洞内又有“天井”“地盆”，泉水从洞上滴于“地盆”之内，砰砰作响。出洞后，树木丛生，奇石竦立，洞口古松两株亭亭如盖。每当春暖花开之际，山间桃李争芳，莺歌燕舞，山光野景，引人入胜。远望长城，俯视深谷，真有“别有洞天”之感。

姜女庙　也叫贞女祠，在山海关东门外13里，八里堡之南。

提到秦始皇筑万里长城，往往联系到孟姜女的故事。多少年来，人们总是借孟姜女的故事来斥责秦始皇对劳动人民强暴奴役，同时也以此抒发对一切残暴统治者的不满。其实孟姜女故事的原始依据与秦始皇没有关系。我们查考一下历史文献，“杞梁妻”的故事见于《左传》，是春秋时候的事，远在秦始皇以前几百年。就拿秦始皇长城来说，距山海关还有数百里。所以说孟姜女曾在望夫石这里望夫也不是事实。根据历史查考，最早把孟姜女的故事与秦始皇相联系起来的是唐朝僧人贯休，在他的一首诗中说：“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从此，“孟姜女寻夫”“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传开了。

至于在山海关这里修建姜女庙，据说在宋以前已有，并且还有文天祥的一副对联：

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

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

但根据历史考察，文天祥时已是南宋，这里早已是辽、金所辖，文天祥不会到此修庙题联。即使文天祥为姜女庙题过联，也不应在此地。现存的姜女庙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重建的，经明、清多次重修。修庙的主事人张栋在他的《贞女祠记》中也说，孟姜女姓许，陕西同官人，丈夫范杞梁被秦始皇抓到北方修长城，姜女做寒衣，万里寻夫，迢迢远道找到长城脚下时，丈夫已死，埋在长城之内了。她痛哭终日，终于哭倒了长城。这就是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贞女孟姜……或以夫为范郎，又云杞梁。杞梁春秋时人，其误无疑。”但是他为了宣扬旧礼教，以启发人之“贞烈”，也就将错就错，“以近长城而思孟姜，因指以为迹”，连后来的乾隆皇帝也只好说“讹传是处也无妨”了。

现在，姜女庙保存有山门、前殿、后殿、振衣亭等建筑。山门前有108磴石级上达庙内。后殿旁有巨石两块，上刻“望夫石”三字和乾隆姜女祠诗。当人们站在庙的周围或望夫石上、振衣亭里时，可南望大海，北看燕山，万里长城蜿蜒于燕山之上，极为壮观。

在前殿的廊柱上有一副对联，由于用字很少，重复使用，颇使人们费解：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如果把几个“朝”字和“长”字加上三点水旁，就易于明白了。

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

浮云涨，长长涨，长涨长消。

在姜女庙南的大海中，有礁石数块突出水面，传为孟姜女的坟墓，这当然也不是事实。由于礁石陡险，平时人不能登，仅有阵阵群雁时集其上，因此被称为“姜坟雁阵”，是渝关景色之一。

山海关附近的长城、关隘和古建筑、文物还很多，如九门口、金牛洞、卧牛桥、三清观、徐达庙等。

秦皇岛和碣石　离山海关不远，还有秦皇岛、北戴河、碣石等名胜。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写的一首《浪淘沙·北戴河》词中，曾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带海湾壮丽景色的今夕：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词中所引述的秦皇岛和碣石与山海关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

秦皇岛这一名称的由来，即因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东巡海上曾经到此而得名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记载：“三十二年（前215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封禅书》上也记载着秦始皇因寻找不死药，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受方士欺骗来过这里。

碣石的名字很古老。《尚书·禹贡》中就已经有了。秦始皇刻的《碣石门辞》：“隳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徭，天下咸抚。”辞上记载了秦始皇拆除从前六国互防长城的事。汉武帝在登封泰山之后，又东巡海上，到达碣石，观看巨海，并筑台记功。唐太宗也曾到这里来刻石记功。古代许多帝王和诗人在这里写下了描写海山景色的诗篇，最有名的当是魏武帝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也称《碣石篇》，其中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诗句。毛泽东同志词中的“东临碣石有遗篇”即指的曹操的这一首《碣石篇》。

关于碣石的地点，据考证是在昌黎县城北5里，也有以为即临渝县南海中或就在秦皇岛上。

黄崖关

黄崖关位于天津市蓟县境内。蓟县是京东重镇。秦时设无终县于此，隋代改名为渔阳，而古蓟县是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隅。现在的蓟县，唐时始有蓟州之名，1913年才改为蓟县。

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蓟州更成了拱卫京师的要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设蓟州总督于此，次年（1551年）改为蓟辽总督，管辖顺天、保定、辽东三地巡抚。明长城蓟镇总兵虽驻三屯营，但其名称之由来系以蓟州而命名的。

蓟县长城位于县境北部，从东面河北遵化县的马兰关进入蓟县小港乡的赤霞谷后，向西经古墙峪、船仓峪折向西北，再经下营乡的常州、东山、刘庄子、青山岭、车道峪、小平安，跨越泃河，接黄崖正关，经前干涧与北京的将军关相连，在蓟县境内全长41公里。这段长城虽然长度不大，但是城墙、敌楼、墙台、烟墩等的形式与结构独具特点，为明代万里长城中重要的地段。

蓟县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北齐时代，《隋书·地理志》上记载，在渔阳郡无终县有长城，可能即北齐所筑东至于渤海的旧迹。由于以后的政治、军事情况，这一地区没有修筑过长城，直到明朝才大规模修筑了蓟镇长城。历史文献上记载，明永乐、成化年间修筑了关塞，嘉靖年间修筑了土石城墙，隆庆年间创建了骑墙空心敌台，万历年间才全部用砖包砌了城墙，现存的长城形制与结构即这时的遗物。几百年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特别是在“十年浩劫”时期的破坏，长城已经十分残破。

在邓小平同志“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字的鼓舞下，天津市各界纷纷捐款赞助维修这一段长城。组成了以李瑞环市长为首的天津市维修长城指挥部并延请了专家和技术人员，军民合力，经过两年的时间，已修复了长城3025米，敌台20座，黄崖正关城楼一座，并建立了黄崖关长城博物馆，正式开放迎接大量的国内外游人。

黄崖关　位于蓟县县城之北30余公里，为蓟镇长城的重要关口。关城正扼守着两山夹峙，一水中流的狭处，形势极为险要。黄崖关不仅地势险要，而且景色极佳，每当夕阳西下，东山壁立的山崖巨石被映照得如火如荼，十分好看，因而早已被称为“黄崖夕照”而列为“蓟州八景”之一了。关侧的泃河清澈莹洁，更增加了雄关的活跃气氛。长城自关城的两侧向东、西两山直奔而上，抵于劈山墙而止，构成了一组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黄崖关关城的布局，它与一般城市的十字大街，纵横贯通的胡同坊巷完全不一样，而是采取了“T”字形或曲尺形的街巷。万一敌人撞入关城之时，使敌人到处碰壁，守关之人则可以据有利条件歼灭来犯者。所以被人们称为“八卦阵”“八阵图”等。这样的关城布局在长城沿线的关城、卫所等城堡中，还是罕见的，十分珍贵。黄崖关关城的城垣和城楼久已坍塌残毁。在此次维修工程中，经各方面专家的研讨修复了关城北门“黄崖正关”门楼。门上修什么建筑也费了一番考证，专家们根据不少的城关建筑的北墙上有真武阁或玄帝庙的情况，决定恢复一座真武阁。为什么明代长城线上的关城北面墙上要修真武阁呢？这里有一个传说：明成祖朱棣是扫北的燕王，他是在北方起家的，把首都也从南京迁到了北京，真武（玄武）是北方之神，朱棣能够讨平了诸王的叛乱，当上了皇帝，他认为是多得玄武大帝之助。甚至有时也把自己比作玄武大帝的化身。黄崖关是永乐年间修建的，在关城北墙上建一真武阁，是必然之理。真武阁建筑完全按明代建筑法式设计，在长城关城建筑上尚无他处。

太平安寨　黄崖关这段长城上的一个重要通口。自黄崖正关向东越泃河，这里原有水关，尚在考证研究准备恢复之中。水关之上绝壁高崖，以山险为墙。在崖顶长城开始向东伸展直抵黄崖之麓，山间有一通口即太平安寨。据《四镇三关志》上记载，太平安寨为明成化二年（1466年）建，也是明长城早期的遗物。这里正当黄崖绝壁之下，又值南北山麓的交通要道，为了防御敌人侵袭，同时又便于长城内外人民的往来，设通口把守，是很必要的。太平安寨当是希望天下太平、人人平安之意。寨的形式为一石基砖筑空台，南北设券门。1985年第一期工程完工之后，将赞助天津市长城维修工程的单位和个人名字刻石留念。石碑以黑色花岗岩做成，嵌于寨台之内。

长城城墙　这段长城的城墙虽不算长，但结构甚是多样，其高低宽窄，垛口、宇墙的尺度随山势地形而异。地势低平处较高大，高险处较低薄，与居庸关、八达岭等处的长城相同。但城墙的结构与形式更为丰富。除了砖和条石墙之外，还有块石墙、半面垛口石墙。从原来残毁的墙身剖面还可以看出有些石墙表面整齐，外面包砖，这种情况应是在隆庆、万历期间戚继光整顿防务，改进长城结构前所留下的痕迹。这里的山险墙和劈山墙的痕迹也极为明显，是研究明长城结构的重要地段。此外，在太平安寨通口至五号台之间的城墙脚下还专门留了一个恰能过人的窄孔，以方便守城士卒和当地居民的来往，也是其他长城所少见的。

敌台、墩台　黄崖关这段长城的敌台、墩台数量虽然不多但形式多样，有大有小，有砖有石，有方有圆，有空心的，有实心的，有骑墙的，有靠墙的，有离墙较远的，等等。东山长城高处的一座用毛石砌筑的圆形敌台的形制极为少见，此台为骑墙敌台，但为实心，内外均无梯级可登，当年可能用软梯或活动梯子上下。在台顶上还保留了守城士卒留下的片石炕和炉灶的遗迹。西山长城十五号至十六号敌台之间离墙很近的毛石方形巨大实心墩台可能都是在戚继光重修长城以前的早期遗物。凤凰台是一个特大的圆形高大墩台，即所称的战台类型，不仅体形高大而且下部无门，自中部上升，中空，顶层又有铺房、垛口。台内可以储存较多的武器和住较多的士卒，有较好的作战条件。东山一座保存较好、名叫“寡妇楼”的骑墙空心敌台还有着一段动人的传说故事。传说在修筑长城的时候，河南有12名相好的青年为了保家卫国，自愿前往北方修筑长城，但不幸由于发生事故，全都丧生了。这12名青年的妻子闻说之后，一起相约而来并携带银两捐资完成了这座敌楼的修建，人们为了纪念她们才取了“寡妇楼”这个名字。

在这次维修工程中，还发现了许多珍贵的长城文物，有铁炮、铜铳、铁蒺藜、陶蒺藜、铁盔、火药勺、绊马索、石炮等，其中尤以一门长150多厘米的佛朗机炮，保存极为完整，支柱尚存。从支柱的尺度证明了蓟镇砖筑长城垛口内孔眼的作用为安置此种炮位，改正了过去以为是插旗孔眼之误。同时还发现了10个子铳，是一套保存完整的当年最为先进的火器，甚是难得。

慕田峪

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北部，距北京城区70余公里，是现存万里长城中保存较好的地段之一。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距今1400多年前的北齐时代，这里就曾修筑过长城。而现在的长城则是明代所修筑。由于地势险要，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多次重大的战役。相传曹操灭袁绍兄弟就曾取道于此。明朝初年，赶走元代统治者的时候，徐达和元兵大战于此，打败了元军。不久就开始修筑长城和关隘，这就是从居庸关到山海关这一段早期蓟镇长城。到了明代中期，为了加强对王朝首都的防御，特从南方调来了抗倭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官，他所管辖的蓟镇长城就包括慕田峪这段。

慕田峪的长城不仅气势雄伟，而且结构也有独特之处。这里的关门与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等处的形式都不同，是由3座空心城台所组成。它不是从正中城台开门，而是从南侧城体开门，作为关内外通道。它有如敌楼之状，造型甚为奇特。自关门的两侧，长城缘山脊升起，尤以右侧的坡度最为陡险。左侧长城随山势翻转，奔向远方。至一山顶，长城突然下降，又突然升起，直到海拔940多米的地方，绕了一个大弯，形如水中的大犄角，人们称之为“牛犄角边”。再往前，长城继续延伸，经过一个名叫“箭扣”的地方，两侧山峰如削，达到1044米的高峰。为了不把这里的山头制高点留在外面，长城必须从山头的外侧断崖绝壁上通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长城通过断崖呢？石材、木材都不行，只有钢铁才有可能。于是，修筑长城的军事家和工匠们便用两根铁梁，搭在断崖上，把长城从铁梁上修过去。这种方式在全部长城上甚是罕见。

长城向南伸出一段，到山势尽处，突然终止，在尽头处修了一个甚是坚固雄伟的敌楼。由于突然终止被人们称为“秃尾巴边”。关于这段“秃尾巴边”还流传着一个辛酸的故事：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宰相张居正去世，朝中斗争激烈，任人唯亲，贿赂盛行。戚继光等正直之人相继被调走，于是边防吃紧。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御，便继续加固增修燕山的长城。在慕田峪又起用了一个原来戚继光的部将继续修筑长城。这位部将精通兵法，看见慕田峪这里的山形地势十分复杂，长城外侧曲折起伏的岗岭很多，敌人容易隐蔽潜行到城墙脚下。于是决定修一道向外纵深延长的工事，和原长城正成直角，并做好了方案和预算，报到兵部。兵部中人乘机向他索取贿款。这位廉洁奉公之人，哪里肯给他行贿？这位兵部官员就暗下了害人之心，完工时，他便聚集了一些亲信爪牙前往检查，诬陷这位正直军官把长城走向定错了，并中伤他故意如此，贪污舞弊。此外还罗织了许多罪名把他杀害了。直到10多年以后，这一冤案才得昭雪。这段“秃尾巴边”不仅方向不错，而且工程质量好，又节约。因此，特在敌楼内立了一块昭雪牌，一直保存了300多年，慕田峪的老乡和过往游人都曾看见过，可惜在“文革”时期被砸坏了。

慕田峪长城的另一个特点是林木葱郁、水草丰茂，风景异常优美。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所有长城都在荒山野岭之上，殊不知慕田峪长城却处在万绿丛中。这里一年四季都有美景可供观赏。春天是群芳争艳，桃红李白；夏天是漫山青绿，郁郁葱葱；冬天是白雪皑皑，松柏傲霜；而最迷人的则是金色的秋天，核桃、板栗、梨子等果实累累，挂满枝头，加上各种树木的叶子有金黄、鲜红、绛紫，五彩缤纷。雄伟的长城，飞舞腾翔于山脊之上，使景色更觉壮观瑰丽。

古北口

1980年，国家文物局和文化部共同组织长城调查组，在调查长城的保护情况时，于河北滦平县的巴克什营公社发现一段几十里的长城。这段长城气势雄壮，保存完整，不亚于北京的八达岭。因此，被人们称为“第二个八达岭”。这里名叫沙岭口，是万里长城上千个关口中的一个，归“古北路”管辖，属于古北口这一关险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段长城为什么这样的雄伟、坚固？这必须从古北口的地位形势来说明。

古北口在早期并没有长城，战国和秦、汉时期的长城是从古北口以北很远的地方经过的。北齐天保六年（555年）所修自西河（今陕西榆林河）至山海关3000多里的长城从这里经过，古北口这一带才有了长城。但是北齐长城比较低小，为土石所筑，现在遗迹已经不多了。唐代曾设东军、北口二守提，金贞祐二年（1214年）在这里设过铁门关，但是古北口成为一处雄关隘口，是从明朝开始的。

我们知道，在北京的东北和西北，东西横亘着一座山岭层叠、峰峦林立的燕山山脉，是古代北京的天然屏障。明朝初年把鞑靼贵族统治者推翻之后，朱元璋即派了徐达等来修筑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的城关，派兵驻守，还封了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为燕王，驻守北京。1403年朱棣称帝以后，又把明王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天子亲临前线，镇守疆土，防止鞑靼贵族的骚扰，北京的防务更为重要了。于是大修长城，尤其是首都北面从居庸关到山海关这一段1000多里的长城修筑得特别坚固。西北的居庸关、东北的古北口成了明王朝首都的两个重要门户。隆庆三年（1569年），明朝的政治家张居正为了加强防务，特别把著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谭纶调来北方。谭纶任蓟辽总督，戚继光任蓟镇总兵。蓟镇所管辖的1200多里的长城，经戚继光的精心筹划，亲自督修，十数年之间便成了一道城墙高峙、墩台林立、烽火台相望的坚固防线。

古北口与居庸关东西对峙，是华北平原通往内蒙古草原的要道，自古称为雄险，有“地扼襟喉通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之称。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祝增所写的一块碑上说：古北口在畿辅（北京）东北二百里许，即唐朝时幽州的虎白口，与诸民族为邻，最为要害，国朝设卫置将，以为重镇。凡是说天下之险要的，都要数这里。《密云县志》上说：“京师北控边塞，顺天所属以松亭、古北口、居庸三关为总要，而古北为尤冲。”古北口建有关城，跨于两山之上，南控大石岭，北界潮河川，城的形状为三角棱形，周四里三百一十步，有3个城门。关城建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并在这里设了守御千户所。洪武三十年（1397年）把千户所又升格改为密云后卫，设了指挥使三员，同知六员，指挥佥事五员，指挥一员，左、中、右、前、后5个卫所，有正副千户、百户36员。明弘治七年（1494年）又在这里设了古北口提调，属古北路参将管辖。古北路所属有15个关口，东起汤河口，西至乍儿峪口。新发现的沙岭口长城就是古北路下属的一个关口，为古北口长城的组成部分。

古北口这里，在辽、金时候还是从辽南京和金中都通往中京、上京的要道，宋朝遣使契丹赴中京、上京者，都从南京（今北京）取道古北口。因此，古北口留下了不少宋朝使臣的诗句。著名的有欧阳修的《奉使契丹过塞》：

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

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韩琦的《过虎北口》：

东西层郁嵯峨，关口才容数骑过。

天意本将南北限，即今天意又如何。

这些诗句不仅反映了辽、宋当时使节往还密切的情况，也反映了古北口的山形地势和关口险要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首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过古北口时所作的《过杨无敌庙》的七律一首：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诗中所说的杨无敌祠，即清朝早期著名学者顾亭林先生专门考证其伪的杨家将之首——杨老令公杨业的祠堂。顾亭林以辽、宋的各自地域和历史条件，认为杨业不可能到此，明朝以前不可能在此建祠。这确也是事实，杨家将与辽争战之地在今山西、河北南部，古北口这里早为辽所据，未曾属过宋。然而苏辙此诗却明明写的是参观了杨无敌祠，诗的内容也说的是杨业之事，如果诗不是伪作，那么是谁修的祠？辽为何要纪念一位与之对战的宋将？宋焉能到古北口来建纪念杨业的祠堂？均难以解释。

《密云县志》上对杨令公祠的记载是：明洪武八年（1375年）徐达重建，祀宋杨业。成化时镇守监丞许常、都指挥王荣重修，敕赐名威灵庙。这个记载说是重建，想必原有。但此志系晚出，并非明初记录，也不能作为定论。

推测此祠应是辽代所修。有许多宋诗可证为辽所修，其目的是作为激励将士效忠本朝，借宋将以警辽将。确否，尚待进一步查考。

清朝虽然终于停止了修长城，但是古北口这里仍然是北京通向蒙古草原和东北的要道。康熙在承德建立避暑山庄之后，古北口更成了清帝去承德、围场进行政治活动和游乐的必经之地。他们在古北口这里，面对着雄伟的长城和险关隘口，经过多番考虑，决心改变策略，施行利用藏传佛教进行思想统治，拉拢蒙、藏上层贵族的“怀柔”政策。“但以雄关存旧迹”“但留形胜壮山河”这两句诗，300年前虽已宣布长城的历史作用告终，而把它作为古迹保存下来，还可以增壮山河形胜。长城今天才真正成了人民的财富，它把古北口的雄险山河装点得更加壮丽。当人们过了古北口之后，拐过巴克什营进入花楼沟，登上库房楼和西山高峰五眼楼的时候，举目眺望，但见长城盘旋起伏，飞舞腾翔于燕山群峰之巅，墙上敌楼、墩台林立，墙内外烽火台相望，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防御工程网，不禁要为古代工匠和军事家们的精心筹划、辛勤劳动而赞叹。

古北口长城附近的最高峰，有一座高耸的敌楼，如果登上此楼，在晴朗的日子可以看到北京，夜晚可以看到北京城内的灯火。因此，被人们称为望京楼。在金山岭长城上，还有一座用汉白玉石雕砌券门的楼子，称作花楼。门洞内有一块碑上记载了谭纶、戚继光修筑长城的情况。

在这一带长城的四周，还有盘龙山、卧虎山、虎头山、马山、杆棒山、尖岭、大岭等高峰峻岭。在长城奔驰的东南方向有一座云雾弥漫的高山名叫雾灵山，是燕山有名的高峰。

在古北口长城之南，有一座碧波浩荡的高坝平湖——密云水库，是北京主要的水源，同时又是北京的游览地区。如果把从北京经密云水库、古北口和沙岭口长城与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等参观游览地点联系起来，内容将更为丰富。古北口、金山岭这里将成为这一条风景游览线上的一个重要参观点。

居庸关

在北京的西北面，有一道东西横亘的山脉，接太行山而东，达于山海关的东北。这就是有名的燕山山脉，它属于太行山的一支。从居庸关往东的长达1800多里的明代万里长城，就是起伏盘旋于燕山之上，自居庸关到山海关的。燕山是北京西北的天然屏障，居庸关就坐落在这一屏障之中，自古被称为“绝险”。

居庸的名称，据考证是以秦始皇时曾经迁徙庸徒（庸是贫苦受雇的劳力）于此居住而得名的。但秦始皇时的长城并不经过这里，而是从北面较远的地方到达辽东的。在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同时，曾沿长城设置了十二郡，用来开发长城沿线和保证长城的供应。其中上谷郡就在今居庸关附近的延庆、昌平、怀来、宣化、保定这一地区，曾经把一些老百姓和囚徒迁居至此，是有可能的，以后也有不少从外地迁移人民到居庸关的记载。如《后汉书》上记载：建武十五年（39年），徙雁门、代、上谷三郡民居常山居庸关以东。元初五年（118年）也有鲜卑入上谷，攻居庸关的记载。因此，在居庸这里设关，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但当时这里的居庸关并不是长城线上的关口，而是居庸县与军都县之间的关口。三国时候称作西关，魏称军都关，北齐改称纳款关，唐朝称作居庸关、蓟门关或军都关。辽、金、元、明、清各代都称作居庸关。

197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掘了一座汉墓，墓内壁画上有一幅居庸关的画面，壁画上标写出了“居庸关”三字，并画出了关内外人们和车马往来的生动情况。这说明了2000年前居庸关内外，我国各族人民密切往来的事实。

居庸关距北京100余里，建于长达30多里的关沟之中。这条关沟是从大同、宣化通往北京的孔道。太行山从山西经河北至此数百里，连绵不断，从山麓至山脊皆陡不可攀，其间有8条通道，谓之太行八陉，居庸即其中的第八陉。《淮南子》说：“天下九塞，居庸居其一。”《金史》上说，“中都（金首都，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之有居庸关，犹秦之崤涵（关名），蜀之剑门”一样，它是首都西北的门户和屏障。

居庸关修筑长城是自北魏才开始的，《魏书·世祖本纪》上说：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筑的“畿上塞围”东起上谷，西至于河，这个塞围即北魏的南长城。北齐天保六年（555年），征发了180万人修长城，自幽州北夏口（即居庸关南口）至恒州（山西大同），长900多里。又从这里往东把长城修到了山海关。自此，居庸关才与长城相结合，成了长城的一处重要关口。

现在的居庸关关城和长城，是明朝重修的。汉、三国、北魏、北齐、隋、唐，以及辽、金时期关城的遗物已经不存，形制已不可见。除和林格尔汉墓中所发现的居庸关壁画外，还在居庸关残破的城墙中发现一些较大的沟纹砖的残件，应是辽、金以前的遗物，说明原来这里确有关城和其他建筑物。《水经注》上记载：“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累石为关垣，崇墉峻壁。”说明北魏时的关城是用石块建成的。元代欧阳玄《过街塔铭》中说，元朝曾在关城的南、北做了两个大红门，设立关卡和斥候（烽火台）。

明朝灭掉元朝以后，元代统治者退出大都（今北京）后，仍力图卷土重来。因此，朱元璋对此十分重视。在开国初期即首先派大将军徐达修筑居庸关等处的关隘。《延庆卫志略·关隘》上说：“明太祖既定中原，付大将军徐达以修隘之任。即古居庸关旧址，垒石为城。景泰初（1450年）王师败于土木，兵部尚书于谦言：宣府京师之藩篱，居庸京师之门户，亟宜守备。及以佥都御使王镇居庸，修治沿边关隘，因旧关地狭人稠，度关南八里许古长坡店，创建城垣，即今延庆卫城也。周围一十三里三十七步有奇，东跨巽山之上，西跨兑山之颠，南北二面筑于两山之中，高四丈一尺，厚二丈六尺，东西二面依山建筑，高厚不等。”这段记载与今天居庸关的建筑形制还是基本相符的。根据实地勘查东、西二面依山建筑的城墙，确是高厚不等的。在现在南侧关门的“居庸关”三字匾额上，还保存有“景泰伍年捌月吉日立”的字样，北侧关门匾额上有“景泰伍年伍月吉日立”的题记。《明英宗实录》中也有“景泰六年（1455年）六月己丑……候居庸关城毕工”的记事。

关于居庸关关城的布局情况，自元代开始才有较多的记载，并且还有一座过街塔的基座保存下来，作为实物例证。元代熊梦祥《松云闻见录》中录欧阳玄《过街塔铭》中所说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元时居庸关作为由大都通往上都的大道，皇帝经常从此往还，在居庸关内有寺院，有花园，还有皇帝住宿的地方。二是在关沟的南、北建了两道大红门，作为关的南、北大门。按照元人葛逻禄迺贤居庸关诗自注上说，永明宝相寺和云台（过街塔）在关北5里，那么元时居庸关的范围与现在相似，《析津志》上说：关之南北有30里，大红门应即南北关门，南关大红门，约在关沟口上，今南口之内，北关大红门约在今八达岭附近。三是元代在关内修建了一座精美的过街塔。四是元朝在居庸关南、北两口设了千户所，后改升为万户府，卫军3000人，主要是用来缴巡盗贼。

明朝的居庸关，有水、陆两道关门，现存有陆门关，跨谷的水门关已毁，只存遗址。明朝把云台（过街塔）包在关城之中，关城内有泰安寺、参将、指挥、巡关御使衙门及其他营房等居住的建筑，还有一座规模甚大的“叠翠书馆”。寺院、书馆的遗址，现在还可看出。

现存的居庸关位于长达30余里的关沟之中，有南、北两个外围关口，作为南北门户。南口距北京40余公里，为居庸关关沟的入口。北口即现在的八达岭口，即八达岭关城。居庸关则位于南、北两口之间。在居庸关——北八达岭之间尚有上关遗址一处，当即明初徐达所始修的居庸关旧址。

居庸关居于两山夹峙、山形陡峭的狭谷之中，又有南、北两重关口以为防卫，加之设有重兵守卫、巡逻，因此自古有“绝险”“天险”之称。唐朝诗人高適入关诗有“绝坂水连下，群峰云共高”之句。金人宇文虚中过居庸关诗有“奔峭从天拆，悬流赴壑清。路回穿石细，崖裂与藤争”之句；元人葛逻禄迺贤居庸关诗有“叠障缘青冥，峭绝两崖束，……重关设天险”之句；明人李贽过居庸关时有“重关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河势转雄”之句。至今在八达岭的山崖上还有“天险”二字的题字。多少年来，在居庸关这里曾经留下过数次战争的史迹。从汉元初五年（118年）就有鲜卑人攻打居庸关，与汉朝守将大战的记载。北魏孝昌年间（525年—527年）杜洛周起义军也曾迫使都督元谭西退军都关，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义军首先打下了宣府（宣化）总兵驻地，一举打下了怀来，直入居庸关，攻破北京城。还有辽、金两朝的灭亡，在居庸关这里也发生过少见的战例。辽代末年，金兵进逼居庸关时，辽方调集了精锐部队镇守居庸，满以为雄关可守。但当金兵进到关下时，辽兵因为隐藏于危崖之下，突然崖石崩塌，士兵被压死许多，便不战而溃了。金王朝将亡的时候，元人多次进入居庸关。有一次元兵已至居庸关外，金兵把居庸关用铁水来封固几重关门，在关沟内外布满了鹿角似的铁蒺藜100多里，并且选了大批精锐部队防守，满以为元兵插翅也难飞过居庸关。但没有料到，第二天早上，忽在南口闻得金鼓之声从天而降，金兵大溃。原来是元兵到了八达岭下，知道金兵设防严密，便改变了攻关的计划。元太祖（铁木真）问熟习情况的札八儿如何是好。札八儿说，这样的情况不能强攻，我知道从这个地方往北，黑树林中有一条山谷小道，只有一人单骑可以通过，如果兵马在夜里悄悄偷过，一夜就可绕过去。于是铁木真就让他做前导，从天黑开始进山谷，到天亮就已经绕过关口，到达南口的平地上了，金兵还死守在关沟之中，元兵已入居庸，一直打向中都去了。元朝的灭亡也是明兵从居庸关而入，直下大都。

居庸关自南口以上，两山夹峙，一水中流。《水经注》上说：“山岫层深，侧道偏狭……晓禽暮兽寒鸣相和。”这条水谓之湿余水，“其水南流出关，谓之下口”。30多里的关沟之中清溪萦绕，层峦叠嶂，草木葱翠，禽鸟飞鸣，是北京西北的一处壮丽的景色。因此在800年前的金代就以“居庸叠翠”而列为“燕京八景”之一了。从前相传关沟中有许多名胜古迹，号称“七十二景”，如望京石、天险、五鬼头、五郎像、弹琴峡、仙人桥、白果树、点将台、拴马桩等等。今介绍几处，并略溯源流，以供参考。

五郎像　在八达岭下数里关沟中的一块崖石上，刻有杨五郎像，这像已经剥蚀得很模糊。传说杨五郎在五台山削发为僧，这一像也许是明朝人雕刻以为纪念的。在这附近悬崖半空有一个好像桥的石崖，称作仙人桥。

点将台　在居庸关之上，关沟的当中石滩上，传说是穆桂英的点将台。它本身是一块方形大石，上面较为平坦。在崇山中有这一平石是不容易的，所以称为“点将台”。这里还有一处古迹叫“仙人枕”。现在大石上还有早年吕贲和书写的“仙枕”二字。另外在这一块大石上，还有两处题刻值得参考。一是署名为“太行散人”的人游八达岭诗，在诗前有一自注，说他春日游八达岭，有人向他介绍仙枕和琴峡两处古迹，他便前去查访游览。他只找到了“仙人枕”一处，并在仙枕石上题了两首五言古诗。其中一首说：“琴峡不可见，仙枕当堪眠。山色依云霭，苔痕近水鲜。逸人留古迹，清梦自何年。赏玩开怀抱，悠然来欲还。”白云悠悠的关山下，有仙枕可做思古的清梦，不妨去找找山泉，听水流过石块的响声，自古说它在“弹琴”，今天在八达岭不远的铁道边上还有一块“弹琴峡”的石刻。弹琴峡已被沙石淹没，无处可寻了。

拴马桩　传说是杨六郎的拴马桩，他在打败辽兵之后，把马拴在这里。现在一进南口，关沟的东部山头上，有一个如石柱的山峰，突出山岭之上，犹如一个石桩，传说杨六郎曾拴过马。这样大的山峰，用来拴马，表现了人们对英雄人物的景慕。

第二个题刻是明朝时兵部尚书许论为了记录一次从居庸关入援古北口的事：

嘉靖乙卯三月十二日，虏犯古北口，奉命率三镇兵二万余，系由居庸关入援。二十二日虏败遁，二十三日班师，取道怀来郡，虎阳河。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灵宝许论题。

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这一段时期正是也先、鞑靼经常进行骚扰的时期，也是明长城修筑得较多的时候。今天八达岭关城“居庸外镇”就是在这不久以前，嘉靖十七年（1538年）修成的。这一题记说明长城沿线军事调动的情况，也说明居庸关是蓟、宣府、大同三镇兵防调动的重要出入口。

关于杨家将的古迹，在居庸关、古北口一带流传甚广。清初学者顾炎武曾以古北口杨令公祠作了考证，在他的《京东考古录》一书中专门写了《辨一统志杨令公祠之误》一文。以历史事实说明杨业（又名杨继业，即杨令公）是北宋初期名将，与契丹转战于山西雁门关内外，当时幽、燕早入于辽，杨令公从未能到过这一带。至于杨延昭（杨六郎）、穆桂英更在杨令公战败身死之后，北宋更南退雁门关内，不可能来到辽的南京附近的居庸关了。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为什么在北京北面的居庸关、古北口长城线上有许多杨家将的古迹流传呢？这可能是因为明朝在代替元人的统治之后，长城是为防鞑靼之用的，杨家将又是抗击北部游牧民族统治者的英雄，为了激励守关将士的斗志，把杨家将作为榜样，这样才流传下来。

居庸关云台　居庸关云台在今明代居庸关关城之中。洁白的栏杆，高耸的石台，深邃的门洞，精美的雕刻，显示出这一石砌建筑的精美。加之四周衬托着关城的城垣雉堞，更觉雄伟壮观。但是这座云台建筑原来的面貌远比现在高大壮观，原来的名字也不叫云台。它原来是一个过街塔建筑，只因上半部的3座塔久毁，只剩下下面一个座子，后来才把它叫作云台。欲知云台原始的面貌，须先把元代过街塔建筑的经过叙说一下：

元代过街塔的位置，据元人葛逻禄迺贤诗序上说，在关北五里。元代的居庸关比现在居庸关城为大，有南、北二红门，作为其关门。关北五里正是关的中心部位。过街塔的建筑经过，在元朝人熊梦祥的《析津志》和他的《松云闻见录》中所录欧阳玄的《过街塔铭》里讲得比较清楚。“关旧无塔。玄都百里，南则都城，北则过上京，止此一道。昔金人以此为界，我朝始于南北作二大红门。今上以至正二年（1342年）……即南关红门之内，因两山之麓，伐石甃基，累甓跨道，为西域浮图，下通行人。”《析津志》上说：“至正二年（1342年）今上始命大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创建过街塔，在永明寺之南，花园之东。有穹碑二，朝京而立，车驾往还或驻跸于寺，有御榻在焉。其寺之壮丽，莫之与京。”

以上这两个文献材料是云台兴建的最早记载。《析津志》上所说的两通穹碑（大碑），其中一块当是欧阳玄所撰的居庸关《过街塔铭》。

此外，关于描写居庸关过街塔的元代文献还有不少。如《松云闻见录》中引百招长老过居庸关十咏诗中有：“驱车荦确上居庸，古涧流泉拂晓风。当道朱扉司管钥，过街白塔耸穹窿。”葛逻禄迺贤的居庸关诗序上说：“关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宝相寺，宫殿甚壮丽，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者，今亡其二矣。”从这两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元代过街塔的形状是3个塔跨在大街通道之上，塔是白色的塔。从以上几种元代文献中还可以得知，在塔的附近有一座建筑壮丽的寺院大宝相永明寺。这一寺院可能即与塔同时规划的建筑，因为塔并不是孤立的建筑，而是与寺院相结合的。在欧阳玄《过街塔铭》中也同时叙述了永明寺说：“既而缘岩结构，作三世佛殿，前门翚飞，旁舍旗布。”这寺的位置应即在今云台西北侧关城的山脚下。从这些文献上还可得知，这座塔的西面还有花园，皇帝路过这里时经常住在寺内。想当年这里确是盛极一时的地方。

明代的云台和泰安寺　明朝时，由于台子上的3座塔早经毁坏，只剩了下面的白石座子，明朝的一些文人不加考证便给它取了一个别名叫“石台云阁”，或叫“石阁云台”。取其“远望如在云端”之意。因此，云台这一名称便相传下来了。

台上的三塔毁去的时候很早，据元朝人葛逻禄迺贤的居庸关诗序中说：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者，今亡其二矣。即在元代三塔已经坏掉两个。估计在元末明初余下的一塔也已毁坏，于是便在台上修建了一个佛祠。这个佛祠在明正统八年（1443年）也已残坏，便又在上面建了佛殿，名叫泰安寺。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台顶上还发现有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冯益撰《敕赐居庸关泰安寺修建碑记》，记述了这一寺院的修建情况。碑文为：

居庸关在京师西北，连山重岳，而中□之关险，北阙之巨防也。旧有佛祠。两关之中衢，累石为台，如垣墉之状，窍其下以通，而上建寺宇以栖佛□，复即窍之两间刻诸天神，庄严备具，实一方之胜。而历岁□久，栋甍弗完，漆垩漫灭。正统八年春……议而新之，……未几台殿截然，获复旧观。……为佛像者三，置诸殿内，以备供养，中为毘卢遮那，左为文殊，而右为普贤……凡经五载，以正统十三年□月告成。

根据其他历史文献旁证和现存云台顶上的面积推断，台上只有寺中的一个重要殿宇，并不是泰安寺的全部建筑。整个寺院应还有其他殿宇、僧房、客舍等建筑。可能就是在原来元朝永明寺的基础上修建的寺院。

台上的殿宇在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被火烧毁。据《延庆卫志略》上记载：“云台石阁，在关城南门内，……正统十二年（1447年）因旧存塔基，建佛殿五楹，远望如在云端。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五月毁于火。”

从此以后，云台就只存了一个单独石台，至今已270余年了。

云台建筑　介绍云台的建筑首先要谈一下原来的过街塔。过街塔是我国古塔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因它们跨于街道、通途之上，所以称之为过街塔，也称作门塔、塔门。这种塔除居庸关过街塔之外，元代在大都就建有好几个。如元世祖时在南城彰义门所建塔门，顺帝至元五年（1339年）在南口所建过街塔、至正十四年（1354年）在卢沟桥所建过街塔等。其他省市也有不少的过街塔。如江苏镇江过街塔（俗称昭关）、广西桂林万寿寺舍利塔、云南官渡过街塔、北京法海寺门塔以及承德普陀宗乘之庙的塔门等。这种塔的特点是在一高大台座之上立塔，台下开券洞门，以通行人，台上立有单塔、三塔、五塔不等。为什么要下面开门通行，据佛教经义上说是让过往行人得以顶戴礼佛。台上的塔大多是藏传覆钵式塔，是元朝普遍流行的一种塔形。

根据这种塔的特点推测原来居庸关过街塔的形式，应是3座并列的藏传覆钵式塔，其高度大小不得而知。现存云台的建筑系用洁白大理石（汉白玉石）砌筑，台子下大上小，有明显收分。上顶宽25.81米，进深12.9米。台子的正中辟券门，券门顶作八边形，尚保存宋元以前城关门洞的形式。在台顶四周绕以白石栏杆及排水龙头。栏杆地袱之下，又饰以璎珞珠串、兽面等装饰的平盘，极富玲珑之感。现在云台顶上保存的五开间的柱础遗址，即明朝所建泰安寺殿宇的遗迹。

云台雕刻　雕刻内容可分为两种，一是佛教图像和花纹雕刻，二是经咒和造塔功德记等文字。

佛教图像均属藏传佛教内容，计有五曼荼罗、十方佛、千佛、四大天王、交叉金刚杵、六拏具等。五曼荼罗在券洞顶部正中平面上；十方佛位于券洞顶部斜面两侧；千佛位于十方佛之间；四大天王位于券洞四隅；交叉金刚杵位于券洞外面券门四脚；六拏具则刻于券洞门面上。所谓六拏具即6种以动物象征组成的法相装饰，常用于佛像背光和券门之上。因为翻译原文的最后一个字为“拏”字，所以称作六拏具。据《造像量度经解》上说六拏具是：一曰伽噌拏，华云大鹏，乃慈悲之相也；二曰布啰拏，华云鲸鱼，保护之相也；三曰那啰拏，华云龙子，救度之相也；四曰婆啰拏，华云童男，福贤之相也；五曰福啰拏，华云兽王，自在之相也；六曰救啰拏，华云象王，善师之相也。云台券洞门面上六拏具的排列是，大鹏（也称大鹏金翅鸟）1个，在券顶的正中。鲸鱼2个，龙子2个，童男骑异兽2个，象2个，分别排列在大鹏的两侧。

云台的六体文字在云台券洞的两侧壁，四大天王浮雕的中间，刻着《佛顶尊胜陀罗尼心经》、《十字密言》、《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节略）、《造塔功德记》等。六体文字为梵文（古尼泊尔文）、藏文、八思巴蒙文（八思巴为新蒙文的创造人）、维吾尔文、汉文、西夏文，这六体文字同时刻在一处，说明了元代我国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事实，也是研究古代文字的重要实物。

在汉文《造塔功德记》中有“建立高显窣堵波，三乘三宝……建三塔……开一乘门”的叙述，说明原来过街塔上部是藏传覆钵式塔形式的三塔。汉文《造塔功德记》的末尾还具有“至正五年（1345年）岁次乙酉九月吉日西属成都宝积寺僧德成书”的署名落款，是知此塔从至正二年（1342年）至至正五年（1345年）经过了4年时间，才基本建成。

八达岭

八达岭位于居庸关关沟的北口，与南口相对，为居庸关的门户。从八达岭俯视居庸，远眺北京，居高临下，势若高屋建瓴，地势险要，所以古人曾说：“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

八达岭这一名称的由来曾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把鞑岭”，因明朝时长城主要是防鞑靼，这里是防守鞑靼的重要口子，所以称为“把鞑岭”。另一说是由于这里南面通向南口、昌平、北京，北面通向延庆、永宁，西面通向沙城、宣化、张家口，道路从此四通八达，所以称为“八达岭”。这二说，应以后一说为是，因为远在元朝以前，金代就已经有八达岭的名称了。金代诗人刘迎就有《晚到八达岭下，达旦乃上》《出八达岭》的长诗。

八达岭这里两山夹峙，中通一径，在岭口之间有一小小关城，长城即从关城的南、北两侧依山上筑。八达岭关城为一不规则的四方形，东、西两面各有关门一座，东门题额曰：“居庸外镇”，西门题额曰：“北门锁钥”。历史文献上记载，关城是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修筑的。但从现在两个关门的匾额的题记上看还晚了30多年。居庸外镇的匾额右上方有“巡案监察御使陈豪书”，左下方有“嘉靖己亥（1539年）仲秋吉旦立”的年月落款。这30多年都在修建八达岭一带的长城，长城工程浩大，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在“北门锁钥”的匾额上，落款年代更晚。匾上题：“钦差总督蓟辽等处军务，兵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山阴吴究，巡按直隶监察御使新喻敖鲲。万历拾年岁次壬午五月吉日立建。”万历十年为1582年，比弘治十八年（1505年）更晚了近80年，说明这近80年中八达岭长城都在陆续修建中。另外，在居庸外镇城楼上现在还保存有一块万历十年（1582年）修居庸关八达岭长城、敌台的碑刻，说明八达岭这一带的长城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才陆续修完。碑文如下：

万历拾年驻防本镇左右部，修工起自□石，伍名关横南台至八字贰号台止，共修城墙长三十丈三尺，城墙高连垛口二丈五尺。自七月中起，至十月中止，计工三个月完，今将□员役开具于后。

钦差分守居庸关等处□副都指挥定州胡□□

钦差守备八达岭路等处副都指挥密云李风志

中军百户睢宝刘宗录

把总百户徐钦、张自、陆文镖

管工头目赵淮、张文义

管烧灰头目诚启、谈名

窑匠头役王锐、杨二千

泥瓦匠头役□明、张举、李替、盖臣

万历拾年拾月吉日立

从这一碑刻中，除得知修筑长城的情况外，还了解到八达岭明朝防守的情况。碑中有钦差守备八达岭路副都指挥的官衔，守备这一官职，均在长城重要关隘和其他重要军事据点上设立，受总兵指挥，并且能指挥附近的巡防人员。明朝把长城的重要地段分作“路”，作为军事管辖区“镇”的分支，往往管辖指挥其附近的十数个关口和驻兵地点。由于八达岭地形狭小，守备指挥衙门和粮秣、武器仓储等则设在八达岭口外的岔道城内。当时守备所属有把总3员，巡捕1员，军丁788名，这些人员军丁都分守在附近的隘口、敌楼、长城之上。在武器、被服方面还配备有盔甲、虎皮帽、大刀、腰刀、藤牌、弓箭、大炮、涌珠炮、子母炮、铅丸、火药以及燃烟举火的设备。

八达岭由于地形险阻，守防谨严，所以古时战争直接强攻取胜的不多，而都是绕道从南口前后夹击，夺取居庸，攻破北京。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下宣府之后，兵进居庸关，来到八达岭下，强攻多时不得下，于是便改变战略，分兵攻打防守较弱、地形次险的柳沟，绕出居庸之南，从南口夹攻居庸关而取胜。

在长城的布局上，八达岭一带的长城仍属内长城，八达岭关城属于“内口”，在张家口、万全、赤城、阳高一线尚有一道长城。当时十一镇之一的宣府镇也设在八达岭以外的宣化，在八达岭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距离不远的地方又有一道重城和烟墩遗址，说明长城是重重设防的部署。

在八达岭旁边现在还保存着原来关沟七十二景中的“望京石”和“天险留题”。

在“居庸外镇”关门前面的大道南侧有几块巨大的天然岩石，上刻“望京石”三字，未署人名和年月。当天空晴朗的时候，人们站在石上可以通过30多里长的关沟，远望北京。关沟两旁层层山岭互相叠压，“居庸叠翠”之景就在眼前。

“天险留题”就在居庸外镇内侧，沿公路而下约1里的山崖上。一处用人工凿平的崖壁上刻下楷书“天险”二字。相传是明朝所刻，但在“天险”二字左下方刻有清代题名为：“知延庆州事四明童恩摩口同游，元和朱骏声、四明张忠恕、四明张嗣鸿。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月保阳刘振宗镌。”是否明代已有题刻，字迹风蚀后，清道光时又重刻过，已无从查考了。

在八达岭下的青龙桥火车站老站，有一处纪念我国近代杰出工程师詹天佑先生的碑亭和铜像。詹天佑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即致力我国的铁道建设。京张铁路八达岭这一段工程路险坡陡，当时的外资公司不敢承担设计施工。詹天佑先生经过详细调查，大胆创造，解决了坡陡的问题。火车行到南口改由两个车头前拉后顶，使当时这一段铁路的坡度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奇迹。这一铁路工程自1905年破土施工，到1909年全部建成，至今已100多年了。

雁门关

山西代县西北20公里，有长城重要关口雁门关。关城楼早已毁圮，但城门洞尚存。

关东西山势峭拔，西为恒山西段，东南是有名的五台山。境内悬崖绝壁，群山连绵。道路盘旋崎岖，到此两山对峙，形状如门。《山海经》：“雁门，飞雁出于其门。”雁从门中飞过，因而得名雁门关。

关南有句注山，古代的关门正设在句注山上。从春秋到唐代，向以句注塞著名。《河东记》说：句注，以山形勾转，水势注流而名。《吕氏春秋》：“天下九塞，句注其一。”从唐代开始设立雁门关。明洪武七年（1374年），始修关城于今址。城门洞石匾上刻“险”（天险）、“埊”（地利），表示雁门关险要的形胜。城门砖墙上刻有一副对联：“三关要隘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

沿雁门关一线，重峦叠嶂，古老的内长城蜿蜒曲折，恰像一条玉带将诸峰连在一起，山上烽火台星罗棋布，加上城楼、敌台、内外城障亭墩，守望相助。原关外筑大石墙3道，小石墙25道，隘口18个，和宁武关、偏头关一起称为“外三关”。现在雁门关一带长城已残缺不全，在新广武和白草口还断断续续可以看到亭障遗迹。

雁门关，历史上一直以“雁门紫塞”著名。它是“代州八景”之一。原来这一带山上生产赭（音者）石。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为代赭石，附近还有长石、黏土均现紫红色，在月光照射下，分外好看，更显出关塞壮丽，故名“雁门紫塞”。

雁门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宋朝大将杨业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任代州刺史，驻守雁门。10万辽军来攻，杨业率兵数千，虽敌众我寡，杨业从西陉出奇兵，到雁门关北口，南向攻击。辽军不知杨业多少人马，又恐雁门关有伏兵，慌张抵抗，辽军大败。从此杨业被称为“杨无敌”。

抗日战争中，1937年10月，我八路军一二〇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吴家窑一带伏击日本侵略军的运输队，击毁敌军汽车数十辆。1937年10月，我一二九师在雁门关西口阳明堡，夜袭日军机场，仅20分钟，将守敌和24架飞机全歼。

宁武关偏关

山西的宁武县城即古代的宁武关。

宁武关在三关之中，为东西要害，“外接八角堡，内维岢岚州，故设重臣以调度焉”。关口在四山汇集之处，东北接恒山，南依云中山，西北靠管涔山，西南接芦芽山。

宁武关创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旧叫宁文堡，在今关城西1里。隆庆四年（1570年），又加筑宁武关，关城周7里余。

关东北20里，有阳方堡（今名阳方口），这里不仅是把守宁武的要冲，而且是三关的蔽障，从前驻重兵于此，史籍上认为“东可以卫雁门，西可以援偏老，北可以应云朔，盖地利得也”。

偏关，在山西河曲县北110里，东连鸦角山，西逼黄河。因其地东高西低，所以叫偏头。宋置偏头关，金代因袭下来。元代开始设关。明初，属镇西卫守备。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始建土城。明代多次在这里修建。据《读史方舆纪要》，关外有城墙4道，明成化二年（1466年）于关北60里，起老营、鸦角墩，西至黄河岸老牛湾，筑墙140里，称二边墙。关东北30里，起石庙儿到石梯墩，70里，叫三边墙。关北2里，起鹰窝山到教场，120里，叫四边墙。

偏关四周皆山，西临大河，“地控黄河北，山连紫塞长”，形势十分险要。有人说“宣大以蔽京师，偏头以蔽全晋”，可见偏关从前内屏晋冀以至京都的重要地位。明代在这里严密设防，比起宁武、雁门二关“尤为严固”，明嘉靖初年，设总督于此，连属山西诸镇。

嘉峪关

嘉峪关在甘肃省西部，正当河西走廊的西头，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即起于这里，为古代军事要地，是现存长城关城中最完整的一处。

嘉峪关关城与长城建筑的经过，据（乾隆）《肃州新志》上记载：“嘉峪关，在州西七十里，嘉峪山西麓，明初置。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下河西，……土城，周二百二十丈。弘治七年（1494年），以土鲁番叛，闭嘉峪关，……嘉靖十八年（1539年）尚书翟銮行边，言嘉峪关……为河西第一隘，墙壕淤损，宜加修葺，……每五里设墩台一座，以为保障。因使兵备道李涵监筑，起于卯来泉之南，讫于野麻湾之东北。板筑甚坚，耝耰不能入……”

到了清代，嘉峪关已逐渐地由重要关防而变成了检查的关卡。据《肃州新志》上记载：“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嘉峪关外古酒泉西鄙之地，敦煌全郡之地，渐次经营，开设卫所。雍正三年（1725年），河西卫所均改郡县，至哈密古依吾郡设兵驻防，迄为重镇。”

到清代末年和西北军阀盘踞之时，嘉峪关不仅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而且成了勒索来往客商、盘剥人民的处所。嘉峪关城楼上原有“天下第一雄关”匾额，也被军阀拆除破坏。据宣统三年（1911年）刘雨沛《西戎途中日记》记载：“关由肃州道监督，只派家丁为委员司之。每一人出入关门收税一百二十文，牲畜每头四百文，车马通过，勒索敲诈甚如饿虎扑食。另有游击一员带兵弁关城城楼十数名驻守。”1913年单骑《西征日记》中也写道：“今关上只有居民十余户，疲兵百余名，关内土地，荒榛满目。”其衰败荒凉的景象可想而知。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把长城作为文物古迹加以保护，嘉峪关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年拨款加以修缮，设置文物保管所。现在，这座雄关已成了广大人民游览参观的好地方。

自今酒泉市往西，有公路穿过数十里的戈壁滩直达嘉峪关下。公路沿着古代的大道修建，从汽车上可以看见烽火墩台高耸道旁。有“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的说法。汽车行驶约1个小时即来到嘉峪关下，只见关城雄峙于嘉峪山上，南面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万里长城直抵山下，关北是一片茫茫的戈壁滩，长城即从嘉峪关城的北面伸展，再折而东，穿过戈壁沙漠，翻山越岭直抵辽东，蜿蜒万里。关前有一条清清的泉水，灌溉着数百亩田禾，青绿一片，使沙滩上的关城颇增景色，数百年以前即被称为“峪泉活水”而列为肃州胜景了。《肃州八景》上说：“峪泉乃嘉峪关坡下之九眼泉也，冬夏澄清，碧波不竭，以极西关。有此涌泉不惟民资以生，且又沃地数顷。”其实这一片水草不仅增加了关城景色，而且是关城的命脉。假如没有这脉清泉，守兵便无以为饮，这座关城实是难以维持的。嘉峪关之所以建筑于此，除山形地势之外，此一泉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嘉峪关属于明长城九镇中的甘肃镇肃州卫，与整个长城、烽火台联成一体，关城即整个长城防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

关城的平面为一个西头大、东头小的梯形平面，像一个大斗。东面城墙长约154米，西面城墙长约166米，南北城墙各长约160米。在西头城墙的外侧又加筑了一道厚墙，使西头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固。在关城西头外墙的两端有低矮土墙与关城南北平行，构成了一个罗城，使整个关城成了双重城墙的平面。在关城的东面复以土墙围成一个广场。

从关的东面有闸门进入罗城，闸门上有闸楼，单檐歇山顶。靠近关城的东门有戏台、关帝庙和文昌阁等建筑物。关城有东、西二门，东门曰光化门，西门曰柔远门。柔远门外面的罗城亦有门，即嘉峪关的大门，原来“天下第一雄关”匾额即悬于此门上。此门于新中国成立前已被拆毁。光化门与柔远门外，均有瓮城。光化门与柔远门上均有城楼，面阔三间，周围廊，三层单檐歇山顶，高约17米，耸立于城门之上，非常壮观。在关城内，东、西两门的北侧均有宽广的马道可以登上城墙。

关城的四隅有角台，上有角楼，高两层，全部用砖砌成，形如碉堡。南、北两侧城墙的正中有敌台，台上建敌楼，面阔三间，带前廊。罗城西面南、北两端亦建角台，台上建角楼。关城之上远远望去碉堡林立，城楼高峙，显示出万里长城雄关的凛然姿态。

关城城墙的结构大部为土筑，仅门楼、角楼包砖，城墙高10.6米，下基厚5米许，墙顶宽2米，有显著收分。墙顶外侧设砖砌垛口，内侧设宇墙。城墙用黄土分层夯筑，夯层厚14厘米左右，夯打极为坚实，正如州志中所记载“耝耰不能入”的情况。罗城的西墙，因其是迎敌的一面，全部砖砌，不仅增壮关城的气势，而且也更加坚固，起到有力的防御作用。

关城之内的建筑物，现在仅有清代所建游击衙门一处，井亭一座，其他的官兵住房和粮秣武器库房早已不存了。

嘉峪关附近的长城虽有残破，但还可以看出建筑的情况来。长城大部是土筑，高约6米。嘉峪关附近长城的建筑情况据（乾隆）《肃州新志》上记载：有4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无垛口的城墙，这种形式的城墙大概是用在比较不容易受敌人攻击的地方。第二种是有垛口的城墙，同时还有墙台，以便士卒守卫巡逻，这种城墙应是用在险要的地方。第三种叫作崖榨，是用树木、木板等在山崖险处设置的崖榨墙。第四种叫边壕，边壕口阔三丈，浚至见水为止，底阔一丈，两岸筑土堰各一道，底阔四尺，顶阔一尺五寸，高五尺。

从上面这几种形式的城墙的建筑方法可以看出，在修筑长城的时候采用了按照防御的需要、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修筑。如边壕这种形式是在苦水界牌的地方，这里是低洼多水之地，如果建筑高墙很困难，那么用壕沟的方式则既省力又达到防御的目的。

墩台即烽火台，也称作堡子，是长城沿线守卫的据点和联络、传递消息的工具。文献上记载，嘉峪关共管理墩台39座。在从嘉峪关通往酒泉道上的一处墩堡，堡子的平面有一个四方形的围墙，南面开门，大约可容数十人居住。内部的房屋已经坍塌，只存烽火台一座。烽火台为土筑，为上小下大的方锥形，高约6米余。由烽火台的背面有梯道可登上台顶，顶上还有残墙高数尺，即当年守望戍卒居住的房屋遗迹。

关于明代长城墩台的形式，文献记载上种类很多。据明陈棐《边防碑记》上说：“……令各筑大墩，中建实台，台用悬洞天桥而上。墩外筑城垣，四面暗砌铁门，放将军大炮，多安放火枪孔，券名曰铁城迅击台……名曰轰电却胡台。复广前墩之式，中建一台，即安火炮铁门券洞于台之下，通出四面，以大将军炮诸火器，向外击贼。台上有房，多储器粮，台中之底多凿井，防久攻困，名曰玉空飞震台。复广前墩之式，中建墩台，四隅筑二实台、二虚台，虚台中设火洞炮眼，悬空安门，置梯从此以上下，名曰风雷太极台，造转轴、翻拍、鹿角、陷马品字坑……”

从这个碑文所载的各种墩台的构造与设防情况，可以看出明代长城墩台构造的形式、结构，是非常丰富多样的，按照不同的情况和险要程度分别设置。

在酒泉、张掖市文化馆内有不少有关嘉峪关和当时防守的文物，其中的数件足以说明当时嘉峪关的情况。特简介如下：

一、明代修建嘉峪关城楼的碣

碣为青石刻成，标题为“修建玄帝庙碣记”。文曰：

嘉峪关碣记

皇明肃州卫嘉峪关山内居中第，旧有玄帝庙，岁戍官军百余。西域往来使旅祈仰，无不感应。正德改元，丙寅秋八月，钦差整饰肃州等处。兵备副宪李公端澄，遵成命起东西二楼暨官厅、夷厅、仓库，推委镇董工，今年丁卯春二月落成。惕睹高真祠居下隘，恭虔叩请，三卜俱吉，遂协心捐资，移建于关南城上，向北筑基，重建庙一所。中塑玄天上帝，两壁绘诸天神将，金饰辉煌，神威炫耀。凡有祷事必应。因立碣以记其颠末。

大明正德二年丁卯春二月望日委修嘉峪关承信校尉王镇立碣并撰书。

此段碣文所记对嘉峪关城修建的历史非常重要，因为据其他志书等文献记载，嘉峪关城在洪武五年（1372年）所建时为土城，无城楼垛口，虽有李公端澄增修城楼的记载，但不详年月与经过。此碣文不仅证明了州志的记载，而且做了具体的补充。从这块碣文上还可以得知此时还没有罗城，罗城应是嘉靖十八年（1539年）增修长城加强防务时同时修筑的。

此碣文还可以改正明史记载的差误，按《明史·兵志》载弘治十四年（1501年）敕修嘉峪关，比此碣文记载早了7年。可能是弘治时曾下了命令修建，但并未动工，皇家史官们便以发敕令的年月作修关的年月记入史册了。

二、嘉峪关关照

此关照为木刻板，长方形，顶部为梯形。总长20.2厘米，宽11.2厘米，厚约2厘米。关照全文是：

嘉峪关游所府为给照事今据

车户一名　运粮柳沟于本日时出关交仓换照赴关发放如有冒名夹带运夫逃人等入关者查出定行严处不贷此照

康熙五十六年　月　日给

从这一块关照上可以看出清初嘉峪关通行的制度。关照上所写的柳沟在安西之东200余里，距嘉峪关300余里，正是通往青海、西藏的要道，是储粮的大站。专门刻了印版印刷送粮柳沟关照，说明当时运粮是很多的。它反映了清初西北新疆地区的政治军事情况。

三、永乐铜炮

在酒泉、张掖一带有不少明、清守卫武器如甲胄、弓箭、铜炮等。甲胄、弓箭的年代已难考证，而大多数铜炮上都铸有年月，兹举一尊铜炮为例。

此铜炮为青铜合金所铸，为中型炮，总长55厘米，重30余斤，分作炮尾、药腔、炮筒3部分。炮口径为11厘米，筒厚1厘米。在炮尾上刻有如下文字：

奇字壹千玖百叁拾叁号

永乐柒年九月　日造

按明代陈棐《边防碑记》上记载，当时河西一带守备武器种类甚多，有“河西火器雄甲诸镇”之称。有所谓夜叉悬木儡并架、悬石并架、流星铁飞石并架、钩头铳、铁巨斧、四股飞叉、飞轮游刃、八面应敌万余霹雳火车、旋风炮火军、冲枪飞火车、大将军炮、二将军炮、三将军炮、乌咀铳、金刚腿大炮、连珠双头枪、生铁石榴炮等等。从此可知明代作战武器已有很大的发展。所见的永乐铜炮已经有编号，该炮已是奇字1900多号了，总起来应是上万的了，与文献记载彼此可以得到证明。

嘉峪关的防守人员的情况没有专门的记载，据隆庆三年（1569年）兵部尚书当时进呈的《九边图说》上说甘肃镇共有官兵9万余名。嘉峪关设守备把守，按明代兵制，守备之官在明初官秩甚大，中叶以后已稍降。《明史·职官志》称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无品级无定员。当时驻守嘉峪关官兵千人左右。

明末及清初嘉峪关有轮戎及充发军170名，招募军343名，共计513名，连所辖39处墩台，每台十数人计算，总数亦在千人左右，与明代中叶相去不远。

临洮长城坡秦长城遗址

临洮位于甘肃省南部100余公里的洮河岸边。沿着洮河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宜于农牧业的发展，因此，很久以来就成了人民居住生活的地方。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很多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如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遗址就分布在洮河的岸边。根据《狄道州志》记载：临洮，周代属雍州，秦属陇西郡，汉置狄道县，并且是陇西郡治的所在地，又分治固安县，魏因之，晋惠帝时改狄道郡，前梁为武始郡，唐初属兰州，天宝二年（743年）置狄道郡，乾元初为临洮州郡治。金改为临洮府，元因之。明代设卫，属行都司。清初仍为临洮府治，乾隆三年（1738年）改为狄道州。

从其他许多历史文献记载上得知，临洮这里历代以来都是封建王朝的地方政治军事据点之一。《史记·蒙恬列传》上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秦临洮县的位置，唐初萧德言等人所修《括地志》首次依《水经注》所记情况，肯定在岷州（今岷县），其后史地学家均依其说。按岷县距今临洮西南200余公里。根据文献记载，秦长城，即经现在临洮的东面山下，沿着洮河而西达于岷县的。今长城坡长城遗址群是一处实物例证。

长城坡秦长城在今临洮县城的东面。出县城西门有一条小河名叫东峪沟，这条小河即古之滥水，即陇水。《水经注》上说：“洮水在城西北流，又北陇水注之，即《山海经》所谓滥水也。”沿东峪沟溯流而上，50里到达窑店驿。此处地形险隘，两旁高山夹峙，东南是通渭南的大道，东北可通陇西各地，为古代军事驿传的重要地点。长城即跨于沟的两面高山之上。在窑店驿东北有一个400多米高的山坡，名叫长城坡，这个坡顶上保存了一段400多米比较好的长城。在半坡上长城有一个缺口，俗称为长城口，长城即沿山梁而南北伸展。南面保存约200余米，沿山梁而下，跨山谷而南，据当地同志谈，对面山上原有长城，但现在痕迹已难寻觅了。北面保存约200米，沿山梁而上，至山顶已不可辨识。由于年代久远，城墙或已坍塌，或辟麦田时掘毁，但登高远望，尚可见山梁之上，若断若续的城墙有如长龙，起伏游动。

长城坡存在的长城遗址有：

（一）长城口现有大道

由窑店驿翻山，经这里通往渭源及陇西各县。进长城口东有小村名关门湾，《狄道州续志》上记载，宋咸平四年（1001年）张斌奏破契丹兵于长城口即在这里。关门湾这个地名，也相传已久，可知长城口在古代即是一个关隘地点。

长城口现在是一个巨大的豁口，从大路南侧倒塌的断面看，最下一层是生土，高约1.5米。生土之上为一层没有夯层的压实黄土，非常坚实，呈一扁平台状，厚约3米，进深残存10米左右。黄土之上，筑有一道有夯土层的城墙，墙高残存2米，宽3.5米，夯土层厚六七厘米，最厚的有10厘米。其结构与两侧城墙完全一样，并且是相连着的。

（二）城墙情况

在长城口的南北两侧保存长城的断面，呈一梯形，高2.5米，上宽2米，基宽3.6米。夯土为黄色黏土并夹有碎石。从断面看到的城墙，上部已倒塌成一尖锥状，现存高2.8米，下宽2.9米，夯土层厚6—9厘米。侧面随着山冈做起伏之状。从塌下的夯层表面看，城墙夯土层的夯窝是很不规则的，直径不大，一般在三四厘米左右，还是早期的夯筑办法。

（三）在长城口附近发现的陶片

在长城口附近随处可以发现有较大的绳纹板瓦、陶管、陶盆等器物残片。据当地群众反映，在长城口附近麦田中过去经常发现2尺来长的整块大瓦，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翻耕土地已经逐渐稀少了。有一社员出示大瓦一块，长49厘米，虽已残缺不全，尚可据以复原。从长城口旁边拾得粗绳纹瓦片及陶管、陶盆残片数块，观其质地与纹饰，绝非秦汉以后之物，据考古学家认为确系秦或战国之物，与西安秦代遗址中所出土瓦件相似。有以下几种：

绳纹板瓦　按长49厘米复原，大的一端宽30厘米，小的一端宽28厘米，弧度为30:7的弦矢比例。瓦厚1.5厘米，瓦背为0.5厘米间距的粗绳纹。瓦里为直径0.7厘米排列整齐的乳丁花饰。从瓦的尺度来看，比后代的瓦大，而在秦汉瓦中是中等瓦的尺度。

绳纹陶管　按所得残片的弧度复原，其直径为31.2厘米，管壁厚1.5厘米，其长尚不能得知。陶管外壁为粗绳纹，与板瓦相似，但有间距为3.3厘米的横圈装饰。管的内壁也与板瓦里面相似，有圆形乳丁装饰，但乳丁排列不齐整，稀密也不一，按照管子的形状和其他地方出土的类似陶管推断，应是水管。

陶盆残片　看上去似为陶盆之类器物的边口部分，边缘呈唇状，外表有一圈如搓板一样的装饰。按照其弧度推算，器物的上口直径有40厘米。

根据上面的材料和文献记载推测，临洮长城坡长城遗址应该是秦长城的遗址，其理由如下：

第一，城墙的夯筑方法与明长城不同，还是秦汉时期的夯筑方法。

第二，长城口所发现的板瓦、陶管等都是秦代（或战国）的风格，在这高山之上过去很难有居民居住，就算有人居住过，也不会有这样大的板瓦、陶管等建筑构件。

第三，汉长城远在临洮之北，因此不是汉代所修筑的长城。

第四，汉代以后所有王朝都是把政治军事据点的郡、州、府、县的治所设在今临洮的位置，而长城也绝不会在其内修筑的。因此，也不会是汉以后所修的长城。

总括起来，这里既非汉以后所修筑的长城，同时又有秦代的建筑构件发现，它应是秦长城遗址。

玉门关汉长城与烽燧遗址

玉门关在今甘肃省敦煌西北约80公里处。与其南面的阳关为汉代通往西域的南北两个大道。现在，阳关遗址已极少有保存，而玉门关遗址却非常丰富。

一、小方盘

过去中外学者都把小方盘认为是玉门关的关城。近年来，甘肃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它西面5公里的地方又发现了城堡的遗址。有可能玉门关的关门还在小方盘以西。但小方盘仍属玉门关防御系统中的一部分是无疑的。因为一处关城不是单独的一个关而可能有好几重关。如北京的居庸关就是三个关口，相距15公里。小方盘这里正处于南北两山对峙的夹口之中，疏勒河流经此处，河水不时从地下浸涌出来，成为一个个的小湖泊。城堡紧靠在一个小湖泊的南岸，这一脉潜流和水泊即古代玉门关之所以设在这里的主要自然条件，它可以供士卒饮用，可以饮马和其他牲畜。长城即在其北面2.5公里多的地方东西伸展，保护着这片水草和玉门关。城堡的其他建筑已毁，仅存土筑堡子一个。

堡子平面四方形，东西长23米，南北长23.6米。堡墙甚厚，顶厚2.8米，下基的外皮虽已破坏了一部分，但尚存3米左右的厚度，根据收分推算，原来堡墙基可能有5米左右厚。堡墙现在高度为10.9米，有显著的收分。墙用黄土夯筑，夯层平均厚约8厘米。夯筑的方法是交接式的，没有竖的接缝。堡子内部由于千余年来的堆积已被秽土填高，原来的基础可能要比现在低。

二、玉门关长城的布局与构造

出玉门关的西门沿着长城的内侧西行，这条大路往西一直可到罗布泊，即古代所称的盐水、盐泽。

这里保存的长城虽不算很完整，但整个的气势还可以看出来。最高的一段在靠近当谷燧的东面约300米处，现存的城墙高达3.4米，厚达4米多。城墙的构造与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等处用条石、城砖砌筑的长城，和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用黄土夯筑的长城都不同，它是用流沙、散石、芦苇或红柳枝筑成的。这种结构的长城，从建筑原则上来说可算是发挥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克服困难的能事。因为在玉门关这一带全是流沙、小石子，当时的守城将士和工匠们便利用了当地沙滩、水泊里所出产的芦苇或红柳枝条和沙粒小石子来修筑城墙。其修筑的方法从现在所存的实物看得很清楚，即在沙漠中选择好有利的地形之后，先挖一个不深的基础，铺上芦苇（或红柳枝），然后铺上一层沙粒石子，在沙粒石子之上又铺芦苇，这样层层上铺，高达数米。每层芦苇的厚度平均是4—5厘米，沙粒石子的厚度是20厘米。从现存遗物看出，沙粒石子已经压实，不易破坏，有些沙石与苇枝黏结在一起，相当坚固。

三、玉门关的烽燧

站在玉门关城堡之上看见在长城的内外还保存着许多突起的烽燧遗迹。

当谷燧在玉门关的西面，距玉门关约8里，紧靠着长城的里面。燧的平面为四方形，主体建筑为一个高起的望楼。望楼的东南有数间小屋的遗址，应当是燧长戍卒居住的地方。在小屋的里面靠着望楼有阶梯可以登上，即戍卒上楼瞭望和报警用的。

望楼的外形是一个四方形的土台，基础正方形，每边长7.8米。土台高残存7.8米，上小下大，有明显的收分。土台的构筑方法与长城相同，也是用芦苇与沙粒石子层层铺筑的。在望楼顶上的西面，现在还保存了好像是挑出的木梁，可能就是作为瞭望和燔薪用的。在望楼的结构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登上望楼的阶梯踏步，因为阶梯承受登楼的力量很大，踏步的棱边最易被踏坏，如果仍用芦苇沙子铺筑，绝不能承受上楼脚踏之力。因此，采用了数十层纤维粘叠而成，厚达10厘米以上，非常坚实，现在还有好几个踏步保存完好。

在敦煌玉门关城堡内和长城附近的烽燧遗址中，18世纪后期所谓探险家斯坦因等人，曾挖掘了许多汉代木简，在简上记载着许多关于玉门关与长城、烽燧等的情况。过去一些学者曾做过许多考释，对汉代玉门关长城、烽燧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大体情况是这样的：郡是当时的地方政治军事据点，郡以下设都尉，都尉相当于县的等秩，直接受太守的指挥。都尉之下设候官，候官仿照县的组织而略小，是管理烽燧的基本组织。候官以下设候，置候长，管理几个烽燧，其等秩相当于乡啬夫。燧是最基层的组织，专司本烽燧的守望职责，设燧长，其秩位相当于亭长。

玉门关这里即敦煌郡所辖玉门都尉的所在地，玉门都尉以下分设了大煎都候官和玉门候官，以下又有西部、北部、玉门、虎猛4个候和广昌、厌胡、凌胡、大煎都等15处燧，守卫着所辖的长城。

玉门关烽燧的分布大约有3种情况：一种是沿着长城的，它们大都是靠在长城的内外。一种是在一定距离设置，它们连成一线而没有城墙，如自玉门关外至蒲昌海这一段，即只有燧亭而无长城。还有一种则是联系郡城或其他政治军事据点的烽燧，隔一定路程设一个，如从玉门关到敦煌之间现在还保存的一些烽燧遗址。烽燧的建筑形式大约是这样的，它主要的建筑物是一个望楼，作为瞭望敌情、传递消息之用。望楼下面有戍卒居住的房屋，有些望楼旁边还有羊马圈、仓库、武器库等建筑。汉代望楼大多是方的，呈上小下大的锥形，高约12米，结构有用土筑的，也有用芦苇或红柳枝与沙粒石子叠筑的，看就地出产材料而定。

烽燧的主要任务大约有4项：第一是防守所在燧的安全，瞭望敌情，传递敌情消息。第二是保卫屯田。第三是检查和保护来往的客商使旅。第四是支援附近的郡县防务。每个燧的人数大约在五六人，少的是3人，多的可到30人左右。每燧有燧长一人至数人，戍卒中必须以一人经常守望，其余的人做积薪、炊事和其他的防务。今以一块敦煌汉简中写的为例，即可看出当时传递敌情的情况：

望见虏一人以上入塞，燔一炷薪，举二烽，夜二炬火。……虏五百人以上，若攻亭障，燔一炷薪，举三烽，夜三炬火。……昼举亭上烽……

关于汉代烽燧的情况，自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将敦煌汉简考释之后，已有人做过不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资料。

关于玉门关及河西长城的建筑历史，《史记》《汉书》上已记载甚详。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已完成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4郡的建置工作，元封二年（前109年）已从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太初四年（前101年）已从玉门列亭障至盐泽，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2000多里长的河西长城的建筑工程，即告完成了。现存的玉门关长城、烽燧的遗迹，即2000多年前汉武帝时期的遗物。

青海长城

20世纪50年代我考察长城、收集长城资料的时候，一直没有注意到青海的长城。其他介绍长城的读物中也少有提到青海有长城，于是青海几乎成了长城的空白。但实际上青海确实有长城，而且还保存了许多长城的遗址和遗存。

20多年前，长城学会筹备的时候，老红军王定国就告诉我，她在长征过川藏青海的时候就看见过长城。10多年前我曾在瑞士一家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看见过一本100年前外国人考察中国长城的英文书，上面有“西藏长城”的记录和简略地图，《中国长城》这本书的第二十三章《长城西藏段——快马加鞭进入西藏》中说：“我们的马队如履平地一路飞奔，来到上新庄，在那里我们爬上著名的长城遗迹，我们对这些遗迹都进行了测量、照相和研究。这个地方的长城被人们分别称作边墙、长墙或五岭墙，后者是指它翻过5个山脉。长城循着小丘关口一直抵达一个叫家亚的地方……在塔尔寺东南10里处，长城的废墟厚度达10英尺，高度达20英尺。……我们很乐意提醒测绘学家们，注意长城的西藏段，也许这可以使我们很自豪地为中国地图增添200英里长的长城。”其位置正是在青海境内，现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西宁市大通剑黄南藏族自治州之间，地图上的名称为“Tibet great wall”，指的可能就是这道长城。

10多年前，因参加塔尔寺的维修工程，我经常去青海，特意安排了一次对青海这一鲜为人知的藏区长城的考察，做了一些简单的测绘和摄影，可惜未能及时地加以整理写出报告来，有些资料也遗失了，现仅就记忆做一简略的介绍。

据历史文献记载，这一段长城是明代开始修筑，清代仍然加以利用，并加以大量的修缮，设重兵防守。清朝初年在大通曾设了军区司令的“镇”，总兵驻守。其目的是为了防羌族的侵扰。

此段长城（边墙）由大通与西北去的甘肃镇长城接界开始，经由西宁、湟中到黄南藏族自治州境内，长约五六百里。

（一）大通长城城墙与城堡

位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西南桥头镇山岭之上，向西南方向伸展，城墙为土筑，夯土层厚20厘米左右。现存城墙已断续不齐，最高段落高约6—7米，厚约5—6米，甚是雄伟壮观。

在大通附近长城沿线的城堡很多，我们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城堡考察，此城堡虽已残破，但还可以看出当年的气势来。城堡建据在一个山岭之上，四望空阔，合乎兵书上规定据险、瞭望、传递军情的要求。堡内有残存的烽火台（烟墩）、堡墙与羊马圈等的建筑遗址，想当年这里驻守的兵员较多。

（二）湟中五烽烟墩

我们从西宁驱车往湟中的大道上，放眼可以看到高山峻岭之间有许多断续的残垣和相望的烽火台（烟墩），在远处山岭之上有一个规模甚大的烽火台，估计高有10米以上，周围同样有堡墙和人、马居住的建筑遗址。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它的右侧，还保存着整齐排列的5个燃放烟火的墩灶，根据烽火制度上所规定的按照来犯敌人的多少燃放烟火的数量的实物。像这样的遗物在嘉峪关等处尚有一些，但保存如此整齐完好者，也已不多，甚是可贵。

像这样的城堡和城墙在贵德和黄南地区还保存不少，但由于在清康熙、乾隆平定了准噶尔、大小金川之后，蒙、疆、青藏已趋安定，采用了怀柔政策，这一藏区长城就未多修缮，且又多为土筑，现大多为残存建筑或遗址了。

青海长城遗址过去也称边墙，与甘肃镇“九边”构成一个防御体系，但在羌藏地区又具有少数民族地区建筑与文化内涵的民族和地区特色，非常重要，建议进一步加以详细地勘查研究。

湘西边墙（南方长城）

在位于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贵州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交界处的广大地区，自古居住着不同生活、生产方式的苗族部落同胞，一部分是湘西凤凰、乾州等地的以农耕为主的苗族部落同胞，一部分是居住在铜仁、松桃等地山区的以狩猎为主的苗族部落同胞。过去曾经把他们称为“生苗”和“熟苗”。这两部分苗族部落同胞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经常发生冲突。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湖南湘西的熟苗比较归顺朝廷，而贵州铜仁等地的所谓生苗则是反抗朝廷的，因此朝廷为了保护湘西农耕地区归顺朝廷的苗族，防止铜仁地区生苗的侵袭，便采用了像北方防止游牧民族侵袭的方式，修筑长城以为防御。当时也称之为边墙。

根据明代史料和志书记载，湘西边墙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在《湖南通志》引清奏案上记载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琇上疏言：辰州西南一带……惟藉镇筸一协兵威弹压。其地上接贵州铜仁……地广五百余里，险隘四十余处。明时沿边修筑土墙三百八十余里，分防军屯七千八百人，边民犹受其患。”这个奏疏的目的是要求朝廷增加湘西的边防力量的，却说明明朝已在这里修筑了边墙和布防的情况。

为了保卫这一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和地区的安定，康熙皇帝、清政府十分重视，不久便增修了许多城堡、关隘、碉卡城墙，继续加强驻军防守，现存的黄丝桥古城的城墙、城楼和营房等大多是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开始不断修筑、增建的。

2000年4月间，我和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与领导，为了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考察，来到吉首和凤凰县。我因为在几十年前对长城进行研究，查考历史文献时就发现过“湘西边墙”的记载，因为交通不便，未曾来考察过，趁此难得的机会，与同行领导和同志们商议，对此边墙进行了初步考察，发现了这段边墙完全符合长城与一般城墙不同的3个定义，一是长达数百里，二是不封闭交圈，三是有一套由城墙、关隘、烽火台（称碉卡）、营寨等构成的完整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和相应的军事组织机构。为什么多年来一直未能把它列入长城之列呢？主要是因为它在历史文献记载上称为边墙。其实明代北方所有的长城都称为边墙，并把它分为9个军事防御区，《明史》上称之为“九边”，9个军事防御区称为“九边重镇”。现在的北京居庸关、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河北山海关，甘肃嘉峪关等长城，《明史》上都称之为边墙。湘西边墙与八达岭、山海关等边墙同样应称作长城就不言而喻了。于是湖南省、州、县的文化文物等有关部门，对湘西边墙又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研究，这一南方长城的长度较之原来历史文献记载的380多里又增加了达600多里，几乎增加了一倍。

为了对这一罕有的南方长城的保护和发挥其文物的作用，当地政府在省、州主管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发展旅游事业，将凤凰县境内的重点部分的城墙、碉卡、城堡、古城等加以抢险维修，配合旅游设施，已于2001年5月修复竣工开放，接待广大国内外游人，发挥了社会与经济的两个效益。

600多里的湘西边墙都还存在，有迹可寻，但由于交通不便，为安全和保护起见，经过修缮开放可去的有3个景点。

（一）凤凰古城

现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她是一座美丽的古城，古城的城墙、城楼、古街巷、古道、古桥、古塔、古民居、吊脚楼、老字号、庙宇寺观、名人故居等非常之多，独具特色的地方音乐舞蹈、服饰、民俗风情、自然风光、土特名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非常丰富。此古城在明清时期曾经是湘西边墙600多里长城的军区司令部，称镇筸一镇，有如北方九边重镇的蓟镇、大同镇、宣府镇一样，管辖着这一军区的防务。在这里和黄丝桥都曾设置过“凤凰厅”这样的特殊行政建制，以提高其行政区划地位。

（二）营盘岭碉卡

此碉卡位于凤凰县城西去黄丝桥古城的途中，大道小溪旁之半山山冈上。因过去曾有边墙城堡，甚是险要，驻军也多，被称为营盘岭。碉卡如北方长城之城堡，有烽火台和驻军之营房遗址。沿着碉卡有城墙修到山岭之上，与长城（边墙）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

湘西边墙的修筑，也如北方居庸关、八达岭、山海关边墙一样，其墙身、碉卡（相当于烽火台）皆为就地取材，有土筑也有石砌，因多在山上，以石砌为多，且多为不整齐的块石砌筑，其实北方长城早期在戚继光增修之前也大多是不整齐之块石砌筑的。从现存的城墙、碉卡看，有的高达10多米，仍然挺拔壁立，其块石砌筑水平之高仍然令人钦佩。

在碉卡、城墙对面山冈上有一保存完整、布局周密的山寨村落，拾级而上进入寨门之后，两旁房屋庭院依山构筑，井然有序而又有变化。寨墙房屋也均多石砌，绿树成荫，景色幽美。

（三）黄丝桥古城

从营盘岭碉卡西行即可到达黄丝桥古城，黄丝桥古城正处于湘黔交界之处，是通往贵州铜仁的要道。古城是湘西较早的城市，唐垂拱二年（686年）时建城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黄丝桥古城是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修筑，不断完成的，这一古城的修建正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琇奏疏上要求加强湘西防务的结果。现存的黄丝桥古城保存甚是完好，城楼高峙，城墙坚固。城墙周长686米，东西153米，南北190米，总面积约2.9万多平方米。城墙高约6米，厚3米左右。城墙用整齐的条石方石砌筑，十分坚固，有固若金汤之感。城内街巷井然，还保存了当年驻军的营房、仓储、马舍等建筑的遗物、遗址，人们可从梯道登上城楼，并可从城墙上绕行观看城内外的景色。

黄丝桥古城较之北方长城的嘉峪关关城规模更大，较之山海关关城城墙还更完整，而且独具苗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筑和文化内涵特色，甚是难得。湘西边墙从它的北边延伸到贵州铜仁地区，这一边墙不仅保护了当时的湘西地区，也保护了当时贵州部分苗族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

湘西边墙和北方边墙一样，过去民族间矛盾斗争的历史已成过去，今天它和八达岭、山海关长城一样作为南方长城，成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中国长城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应把它保护好，发挥好它的作用。

这一段600多里的湘西边墙，因为与长城联系起来而鲜为人知，就如现在北方长城的北京八达岭、河北山海关、甘肃嘉峪关一样，人们只知其为长城而不知其曾称边墙。当时我们考察完了之后曾有小诗一首：

都说长城在北方，

岂知南国有长墙。

凤凰城外营盘岭，

碉卡巍巍壮西湘。

附录　中国古代长城南北的文化对话与交流[1]

长城不仅是中国10多亿人口中众人该知的事，就是世界上知道中国长城的人也是非常之多的。在几百年前，中国的长城就与罗马大角斗场、比萨斜塔、索非亚大教堂等被列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1961年起，长城的许多重要关隘和城墙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5年前第一个登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宣称，他在太空回望地球时，中国的长城是他能看到的地球上最明显的两处人工构筑物之一（另一处是荷兰的围海大堤）。长城作为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见证，它比其他任何一件东西都要珍贵，它所包括的内容特别丰富。尤其是围绕着它所发生的南北的文化对话与交流，其内容之丰富、意义之重大，是莫能与之相比的。过去，虽然不少中外专家学者对中国南北文化做过不少研究，对长城做过不少考察研究，但对长城在中国文化的南北对话与交流，尚少有专论，今特趁瑞士人类与社会科学院在苏黎世（Zurich）鲁什利肯（Ruschlikon）召开南北文化对话研讨会之机，写了这篇论文，提供研讨。现分下面几个章节：

一、关于中国长城的简单情况介绍

要研讨长城南北的文化对话与交流，首先必须对长城的修筑历史背景和它的建筑状况做一番了解，方能进行论述。

（一）人类历史上修建时间延续最长的建筑工程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不仅是外国人，也包括一些中国人，他们以为长城是一个朝代所修的。一般都说是秦始皇修长城，实际不然，长城是许多个朝代所修筑的。从开始到结束，经历了20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战国到清王朝中期以后才结束，一共延续了2000多年的时间。修筑的时间大约可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秦始皇以前，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的500多年。当时中国分为许多诸侯小国，其中较强的诸侯如楚、齐、燕、秦、韩、赵、魏、中山等都修筑长城以自卫。这时期的长城或南北，或东西，或斜向，方向不一，根据防御需要而定。第二个阶段就是秦始皇和他以后修筑的长城，总的方向是东西向的。秦始皇以后的许多个朝代的长城总的方向也是东西向的，计有秦、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辽、金、元、明、清等10多个王朝。自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世纪，经历了2000年的时间。如此长时间延续修筑的工程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堪称是绝无仅有的，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修筑时间最长的建筑工程，并不夸大。

（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古代建筑工程

过去曾有不少外国人，包括一些中国人，都以为长城只有一万多里（5000多公里），至今在一些外国书刊上介绍中国长城还是2500公里或1500多英里，与长城实际的长度相差很大。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把每一个朝代修筑的长城的长度相加起来，总计在5万公里以上。有人做过初步的估计，如用历代修筑长城的砖石、土方来修筑一道高5米、厚1米的大墙或一条宽5米、厚40厘米的马路，那么这道大墙可绕地球三四十周，这条马路可绕地球100多周。其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此外，长城还包括了上万座烽火台、上千座关口、上百座大小城堡和军营，其规模之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古代建筑工程，并不夸大。

（三）长城的特点

中国长城的特点，除了它延续修建时间之长和工程量之大外，它的特点是：第一，它与一般城市的城墙不同，不是封闭的，只是从防御的一个方向修筑。第二，长城与一般城市不同，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覆盖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防御体系。第三，长城有一个用光和烟气传递军情信息的通信系统，以上万个烽火台组成，长城沿线和长城内外数千里的军情顷刻可以得知。在古代未有电信时代，堪称神速。第四，长城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城墙的长度不等，少的有几百公里，多则有几千上万公里，所以称之为长城。

（四）多民族修筑的长城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之外，还有许多个民族都曾统治过中国的全部或大部分。当他们当上了皇帝，统治了中国的时候，为了保卫统治的安全都要修长城。过去一些外国人和中国人认为长城只是汉族用来防御中国其他民族的，是一种误会。只要我们统计一下就会发现，历史上少数民族修长城的朝代比汉族统治的朝代要多得多，就可以明白了。

（五）长城是安定与和平的保障

自公元前8世纪诸侯国家修筑长城以后，历时2000多年，许许多多个朝代的皇帝都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修筑长城，其原因就是长城是一个防御性的工事，能保卫国家的安定，保障人民能够过和平的生活。只有安定了，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和文化。过去，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人对修长城提出批评意见，特别是对修筑长城中的暴力行为、苦役有严厉的批判。但是，对长城是一种防御工事这一客观的事物，是无人能否定的。

还有一些中外人士认为长城是中国的“国界”，或是“闭关锁国”，限制自己的看法，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只要考察历代长城的情况，就可发现在长城以外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还有当时的军事、行政机构就可以明白了。长城并未限制过内外的人民进出，就是在战争时期也还有人来往。特别要提出的是，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期所修的河西（黄河以西）长城，沿着丝绸之路修建，有力地保护了这条对外开放的大道，其保障安定与和平的功能，十分明显。

二、中国古代围绕着长城南北的文化交叉对话与文化交流的考古发现和重要的文物遗存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国家，甚至在一个国家之内都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不同的文化正是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体现。如果没有不同风格的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人类的生活将是单调的、枯燥的、乏味的。然而这些不同风采的文化又是彼此交叉的、交流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达到新的繁荣、新的发展。不仅如此，文化的交流还能促进人们之间友谊的增进，民族的和谐，国家的统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远古的人类的祖先猿人时期就居住在这里，“北京猿人”已有50万年的历史，最近在四川巫山县发现的“巫山猿人”牙齿已有200多万年的历史，是一个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情况还不很清楚。自公元前3000年在中国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就记载了炎帝和黄帝两个大部落联盟的首领在中国南北开发，创造中国原始文化的事迹。这两个首领的坟墓一个在北方的陕西省（黄帝陵），一个在南方的湖南省（炎帝陵）。以后历夏、商周、春秋、战国许多个朝代，中国南北的文化对话与交流都始终不断在进行着。在今天的广州发现了西汉初期（公元前2世纪）由北方去当南越王的赵佗的墓，墓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是当时北方文化与南越本地文化交叉融合的历史见证。到了公元四五世纪，居住在长城线上的北方民族南下统治了中原，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大举南迁，把北方文化带到了中原，又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南方海边，形成了文化的南北大交叉、大对话、大交流。当然，当南方民族统治者当上皇帝，向北开发的时候，又发生了与北方文化的大交叉、大对话、大交流。如此2000多年延续不绝，形成了中国多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整体的中华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合并了其余6个强大的诸侯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大帝国。他除了实行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道和尺度等之外，还把原来诸侯各自修筑的长城也统一修筑了，修建了一条东西向的万余里（5000多公里）的长城。这条长城虽经历代重修并不完全在原来位置，但总的方向仍然是东西向的。除了它的防御功能之外，在文化上始终构成了一条南北文化对话与交流的纽带。2000多年来一直不断在长城南北活跃地进行文化对话与交流。以长城为载体的长达万里的南北文化对话与交流的纽带，虽然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才形成，但在此以前，诸侯国家所修筑的长城也已经开始了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在此以后，历代王朝所修的长城进一步地发展了南北文化交叉、对话与交流的活动。在长城南北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保存的遗迹、出土文物都证明了这一事实。现仅举数例于下：

（一）赵武灵王时期长城南北文化的大对话、大交流

赵武灵王是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诸侯赵国的君主，他修筑了两道长城，长达1000公里，有一道长700公里的东西向长城，就是防御北方胡人的游骑入侵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改革开放家，他对胡人的骑射和短紧轻便的服装非常重视，曾下令让他的部下大胆引进长城以北胡人的衣冠服装和学习骑马射箭的本领，结果使赵国的防御力量增强，国家安定。胡人也从长城以南学得了中原地区许多先进的文化，这一早期长城南北文化的大对话、大交流，对2000年来中华文化的繁荣与丰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赵武灵王这一“胡服骑射”的改革开放政策，写入了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

（二）秦汉时期长城南北文化的大交叉、大对话、大交流

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在这500年间，是修筑长城较多的朝代之一，秦始皇修了一万多里，汉代又修了两万多里，共有两万公里之长。这时期又是长城南北各民族文化大交叉、大对话、大交流的时代。在近些年来长城南北发现的秦汉时期的文物中生动地说明了这一情况。在河北北部地区发现了许多秦权（权即如近代天平的砝码）、诏版，说明当时把秦始皇统一国家的措施传到了长城北部。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现的一座东汉时期的壁画墓中，反映了一个当年派往这里做官的官员从中原出发到这里所经过的路程，以及他在这里的官署和城市等建筑及生活情况，把中原地区的文化传到了辽远的长城边区。近些年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匈奴金器、青铜器非常珍贵，说明了多种文化在这里交叉、对话、交流。多年来一直不断在长城、烽燧、关城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简牍文书，在木版、竹片上写着当时长城防守和保卫“丝绸之路”的情况。在西部长城南北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也十分活跃。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是东汉末年的一次匈奴入侵汉朝的战争中，他们虽然被打走了，但虏走了许多财物和人口，其中有一名很有文才的女子蔡文姬，被匈奴单于娶为夫人，生下子女。后来她又回到了汉朝。这位女诗人把汉朝的文化带到匈奴，又把匈奴文化带到汉朝。而且因为她之故，匈奴的一部分（南匈奴）归顺了汉朝，把匈奴的这部分人连同文化融会到中华文化之中。现在，中国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的文化之中还可以看到这种文化交流的痕迹。早些时候，在汉朝中期有一位被皇帝封为妃子的王昭君（名嫱）嫁给了长城以北的单于为夫人，把汉文化带到了匈奴。她的坟墓还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受到各族人民的尊重。

（三）南北朝时期长城南北文化的大交叉、大对话、大交流

386年—589年，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南、北两个王朝分立的局面，出现了长城南北和大江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交叉、大对话、大交流，这种情况在长城南北尤为突出。公元4世纪，长城以北以游牧骑射为业的鲜卑族拓跋部继匈奴之后猛然兴起，于386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北方王朝，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发达。北魏的都城一再南迁，先由今内蒙古迁到大同，后又迁到了中原文化的中心地区——河南洛阳。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于公元5世纪大修长城。其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王朝也修长城。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围绕着长城南北的多种文化的复杂交叉、对话与交流，呈现空前繁荣的情况，尤以北魏统治的时间最长，国力强盛，至今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宝藏，长城沿线的许多艺术宝库如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至东北地区的万佛堂石窟等大多是北魏时期开凿的。与此同时，南方的文化也不断经过文化交叉、对话与交流传到了北方。近年来在内蒙古发现的嘎仙洞石刻，以汉文记述了北魏王朝兴起的经过，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大同发现的石刻砚台和漆画屏风，都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证据。从南北朝长城南北并扩展到长江南北的文化大交叉、大对话为后来唐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高峰创造了条件。

（四）辽、金、元时期长城南北文化的大对话与大交流

907年—1368年，出现了长城以北的几个少数民族耶律氏、完颜氏、孛儿只斤氏相继建立的辽、金、元三个强大的王朝，统治了中国的大部或全部地区。元朝的疆土曾一度横跨亚欧大陆，震动了世界。这3个朝代都大修了长城和关隘。金代长城长达万里（5000公里），为历代长城中规模较为宏大者之一。元朝大修居庸关，关城的范围比今天保存的明代居庸关还大。最为值得重视的是现在还保存在居庸关内的一座雕刻十分精美的建筑物“云台”。它原是一个过街塔的大理石座子，在元朝灭亡后上面3座藏传覆钵式塔已毁，只剩下这个台子。云台的雕刻非常精美，均为佛教题材，佛像、菩萨、天王、法器图案等布满了券洞门的内外。其中有汉、蒙、西夏、梵（古尼泊尔文）、藏、维吾尔等6种文字的佛经石刻，说明了文化大交叉、大对话、大交流的事实。另一个辽、金、元3个朝代南北文化对话、交流的遗迹是今天北京城位置的辽、金、元三朝的首都辽南京、金中都和元大都，现在北京还保存着这3个朝代留下的古建筑和文物。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是辽南京的遗物，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在700年前生动地描绘了金代修建的卢沟桥，把它介绍到世界各国。元大都的规划和建筑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南北文化交流的杰作。大都城周围有28.6公里，是按照3000年前周代《考工记》上皇宫居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制度规划的。但是在皇宫中和城市内又大量地带来了长城以北草原民族文化的特点。现存的一座大型藏传覆钵式塔又是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所设计监修的。元朝还在长城以北修建了“上都”，作为帝王们回到草原休息生活之所，又把南方的文化带到北方去。辽、金、元3个朝代南北文化不断对话、交流的结果，使元代的文学、艺术有了新的发展。被称作唐诗、宋词、元曲的三种文学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元代戏剧使中国的舞台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元代瓷器说明了中国瓷器发展历史过程中的新阶段、新特点。

（五）明长城的商贸南北交流促进了长城南北文化对话与交流

明朝是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一个朝代，自明洪武初年（1368年）至灭亡的崇祯（1644年）中的200多年间，都在不断修筑长城。很多地段的长城和关口都用砖修筑，在墙上加建敌楼和障墙，使长城的防御能力更加强。现存较好的长城大多是明长城。虽然长城是军事防御设施，但战争时期必然短暂，和平时期毕竟长久。由于长城的关口地点大都设在南北交通的要道上，关口地点必然要有城堡、驿站、旅舍等设施，为商贸往来提供了方便。守长城的士兵也为商旅的安全提供了保障。明长城以北，当时主要是蒙古族的游牧业经济，盛产牛羊、毛皮、马匹等。长城以南则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非常丰富。南北经济正需要通过市场互补，开放相互交易的市场。明朝政府适应了这一需要，特在长城沿线开放了“互市”，以繁荣长城南北的商贸经济和满足长城南北人民与政府的需要。“互市”有马市、茶市、茶马市等等。互市市场分官办和民办两种，政府都派军队加以保护。互市市场在长城沿线有数十处之多。通过市场的经贸活动，同时也带来了长城南北的文化对话与交流。长城以北的草原文化，骑马、射箭、摔跤、歌舞、音乐通过长城沿线的经贸互市传到了长城南面的许多城镇，传到帝都北京以及全国许多城市。长城以南的文学作品、诗歌、戏剧、绘画、工艺美术、手工业技艺等也通过长城沿线的开放市场，传到了长城以北。此外还有官方的“通贡”，就是蒙古部落首领向明朝皇帝进贡，明朝皇帝的回赠，以及戍守和修筑长城的将领士兵们的轮换，也大量地进行文化对话与交流。与此同时，通过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不仅丰富了南北文化的内容，而且也回过头来促进了长城南北经济的繁荣发展。

三、结论

长城，这一2000多年一直起着安定、和平、保障作用的防御工程，除了发挥其主要的防御功能之外，还起着南北文化交叉、对话与交流的纽带的作用。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各种现象的反映，但它同时又反过来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通过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可以促进经济繁荣和政治和解。长城这一南北文化交叉、对话与交流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今世界，在不少地区，曾因某些政治的原因、人为的因素，发生南北对峙或曲折对峙，它不仅妨碍了政治、经济的安定和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文明的进步。

通过南北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促进政治的和解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对今天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想这次研讨会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本论文希望以长城南北的文化对话与交流从历史上提供一些借鉴。

[1]罗哲文先生于1994年九十月间，应瑞士人类与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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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红楼

周绍良　著

红楼小讲

周汝昌　著　周伦玲　整理

曹雪芹的故事

周汝昌　著　周伦玲　整理

古典小说漫稿

吴小如　著

三生石上旧精魂

——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

白化文　著

《金瓶梅》十二讲

宁宗一　著

古体小说论要

程毅中　著

近体小说论要

程毅中　著

文学的阅读

洪子诚　著

中国戏曲

么书仪　著

中国史学入门

顾颉刚　著　何启君　整理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顾颉刚　著

三国史话

吕思勉　著

史学要论

李大钊　著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著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傅斯年　著

五谷史话

万国鼎　著　徐定懿　编

民族文话

郑振铎　著

史料与史学

翦伯赞　著

唐代社会概略

黄现璠　著

清史简述

郑天挺　著

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谢国桢　著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雷海宗　著

两宋史纲

张荫麟　著

明史简述

吴　晗　著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邓广铭　著

从紫禁城到故宫

——营建、艺术、史事

单士元　著

史学遗产六讲

白寿彝　著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李长之　著

司马迁

季镇淮　著

唐王朝的崛起与兴盛

汪　篯　著

二千年间

胡　绳　著

论三国人物

方诗铭　著

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

宿　白　著

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

张传玺　著

艺术、神话与祭祀

张光直　著

刘　静　乌鲁木加甫　译

中国古代衣食住行

许嘉璐　著

中国古代史学十讲

瞿林东　著

黄宾虹论画

黄宾虹　著

中国绘画史

陈师曾　著

和青年朋友谈书法

沈尹默　著

中国画法研究

吕凤子　著

桥梁史话

茅以升　著

中国戏剧史讲座

周贻白　著

俞平伯说昆曲

俞平伯　著　陈　均　编

新建筑与流派

童　寯　著

论园

童　寯　著

拙匠随笔

梁思成　著　林　洙　编

中国建筑艺术

梁思成　著　林　洙　编

沈从文讲文物

沈从文　著　王　风　编

中国画的艺术

徐悲鸿　著　马小起　编

中国绘画史纲

傅抱石　著

中国舞蹈史话

常任侠　著

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

常任侠　著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傅　雷　著

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

李长之　著

金石书画漫谈

启　功　著　赵仁珪　编

吞山怀谷

——中国山水园林的艺术

汪菊渊　著

中国古代音乐与舞蹈

阴法鲁　著　刘玉才　编

梓翁说园

陈从周　著

旧戏新谈

黄　裳　著

民间年画十五讲

王树村　著　姜彦文　编

民间美术与民俗

王树村　著　姜彦文　编

长城史话

罗哲文　著

中国古园林概说

罗哲文　著

现代建筑奠基人

罗小未　著

世界桥梁趣谈

唐寰澄　著

如何欣赏一座桥

唐寰澄　著

桥梁的故事

唐寰澄　著

园林的意境

周维权　著

万方安和

——皇家园林的故事

周维权　著

现代建筑的故事

吴焕加　著

中国古代建筑概说

傅熹年　著

国学救亡讲演录

章太炎　著　蒙　木　编

简易哲学纲要

蔡元培　著

大学教育

蔡元培　著

北大元培学院　编

老子、孔子、墨子及其学派

梁启超　著

中国政治思想史

吕思勉　著

天道与人文

竺可桢　著　施爱东　编

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嵇文甫　著

晚明思想史论

嵇文甫　著

新人生论

冯友兰　著

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

冯友兰　著

谈美书简

朱光潜　著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

潘　菽　著

民俗与迷信

江绍原　著　陈泳超　整理

佛教基本知识

周叔迦　著

儒学述要

罗　庸　著　杜志勇　整理

希腊漫话

罗念生　著

佛教常识答问

赵朴初　著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

杨向奎　著

孔子的故事

李长之　著

西洋哲学史

李长之　著

乡土中国

费孝通　著

社会调查自白

费孝通　著

经学常谈

屈守元　著

墨子与墨家

任继愈　著

汉化佛教与佛寺

白化文　著

中西之交

陈乐民　著

出版说明

“大家小书”多是一代大家的经典著作，在还属于手抄的著述年代里，每个字都是经过作者精琢细磨之后所拣选的。为尊重作者写作习惯和遣词风格、尊重语言文字自身发展流变的规律，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版本，“大家小书”对于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不进行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处理。

提请读者特别注意。

北京出版社

谢国桢先生学术小传

任道斌

谢国桢先生，字刚主，晚号瓜蒂庵主，祖籍江苏常州，河南安阳人。1901年旧历四月初十出生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先生年幼时，父亲宦游在外，由祖母朱夫人抚养，仅读过几年私塾而已。所幸朱夫人善书能文，爱好文史，她经常教孙儿念《唐诗三百首》《诗经》《长恨歌》等，并给孙儿讲《史记》《西游记》《聊斋志异》，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每至可喜可愕之事”，先生“听之入睡，虽更深人静，两目迷，催之再三，犹不肯入睡，必强要祖母明日再讲而后已。”［1］先生少年时虽然家道中落，但家中仍有《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何氏语林》《唐文粹》等书供其翻阅。耳濡目染，先生遂对文史产生兴趣。

先生十八岁时，离开安阳到天津南开中学求学，不久他转入北京汇文学校预科学习。1925年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名列榜首。当时清华研究院人才荟萃，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饱学之士，皆执教其中。先生追随诸导师，受梁启超先生教诲尤多，得以钻研明清史事，并在读书期间发表了处女作《明季奴变考》。

1926年，先生从清华研究院结业后，到天津“饮冰室”协助梁先生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继续研习文史，并兼任梁先生子女思达、思懿的家庭教师。在梁先生的熏陶下，他对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和明清史愈来愈爱好，从此走上研究历史科学的征途。1927年，先生由梁先生介绍，到南开高中教书。半年后，又由梁先生推荐，到北京图书馆供职。北京图书馆藏书富甲海内，先生笃于明清之际野史笔记的搜采与研究，浏览了馆藏大量的珍本秘籍，对这些尚不被社会利用的冷僻文献进行爬梳整理，乐此不疲。他陆续写出《清初三藩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等文，在此基础上，于1931年终于完成了八十万言的《晚明史籍考》。

朱希祖先生认为《晚明史籍考》这部“自非气魄弘伟、毅力坚贞”者难以完成的专著；使人“一扩耳目，增益知识”［2］；柳亚子先生则称诩道：“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南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3］

以后此书增补修订，定名为《增订晚明史籍考》，内容更为丰富准确，诚如王春瑜同志所说：“今天，研究明末及清初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这本书为入门的向导，然后才逐渐步入堂奥的；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时翻检此书，从而断定所用史料的价值，或者在此基础上，再去进一步开掘史料，扩大研究的范围。”［4］

1932年，先生由胡适介绍赴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授课之余，他整辑旧稿，撰成《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这部十五万言的专著，不仅“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还在于希图“唤起民族之精神”。［5］故而全书非但史料丰富，观点鲜明，并且笔端充满着情感，文采鹰扬。

1934年，先生返回北京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除继续研究明清史外，他开始留意两汉碑刻、石画拓片的收采与整理。抗战爆发后，他还常与郑振铎、冯贞群等研讨学问，见到许多被爱国人士从日寇炮火中抢救出来的碑刻拓片与明清文献，尔后伏处小楼，撰成《汉代绘画考》《清初东北流人考》。

南明史的研究是先生课余的又一项科研题目。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先生于1957年撰成《南明史略》。它“直至今天仍是研究南明史的值得称道的专著”［6］，也是目前史学界唯一的一部较完整的南明史专著。《南明史略》出版后不久，先生即应郭沫若之召，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任研究员。

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想干扰，使许多文史工作者产生如履薄冰之感。先生倾力于史料研究，“述而不作”，也含有避免是非的因素。“文革”中，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尽凌辱，一度被发配河南息县明港干校“改造”，老伴亦含冤病故。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动摇先生献身史学研究的决心。尽管当时先生所喜爱的明清史料大多被查封，但他另辟蹊径，利用《史记》、前后《汉书》、《文物》、《考古》等未被查封的书籍，继续从事学习与研究。受鲁迅先生关于利用汉画拓片来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的编撰计划之启发，先生遂努力搜采汉代史料、考古新发现，结合自己过去对汉碑、汉画研究的心得，辛勤笔耕。

汉代与明清时期有迥然不同的特征，先生对汉代的研究自然不如研究明清史得心应手，但他并不畏难，更不肯虚掷光阴。先生认为只要“掌握大量的资料，熟悉当时的社会情况，披坚执锐，得知其中的肯綮，取得内在的联系”，总是能够“持之有物，言之成理，不致于徒说空话”。［7］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中，他对自己从事的汉代社会生活研究充满了自信，坚韧不拔，从1972年开始，经过两个冬春，于1974年完成了十余万言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这部专著尽可能利用考古新成果、新史料，从城市、交通、居民成分、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科技、社会习俗、衣食住行、文化艺术、统治人民的方式、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人民的反抗斗争等多方面，广泛地概述了两汉社会生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写法和内容上具体而微，图文并茂。“文革”后先生又对此书修改增补，有考有述，更为翔实，出版后评论家称此书是从“新角度”研究秦汉史的专著，“由于具体而微，图文并茂，因此全书具体、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两汉社会，令人读了既有知识和历史感受，又有艺术感受”，该书“对两汉史和古代民俗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它为秦汉史领域如何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8］

“文革”后先生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但他雄心犹在，不辞劳苦，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国家文物局顾问。先生还应邀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师大等处讲授史料学和明清史。后来又应福建人民出版社之约，将自己多年访求史书的实践经验，以及对史料学的研究心得，整理成《史料学概论》，以供青年文史工作者参考。

1982年夏，先生住院治疗。在首都医院病房里，他仍读书不辍，甚至还强支病体校订英国剑桥《百科全书》有关南明史的中译稿。当亲戚萧璋先生劝他静心养病时，先生沉思片刻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这是先师梁任公先生的遗训……我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师训不可违，我虽然病了，但是我还活着，怎能不读书呢？”［9］他恪遵先师的遗训，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9月4日，先生终因病情恶化，引起败血症，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二岁。

先生说过：“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10］这番话亦是先生对自己治学实践的总结。

注释：

［1］谢国桢：《悔余诗集》（稿本）卷1。

［2］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附录·初版本朱希祖先生序》，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100页。

［3］柳亚子：《怀旧集·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1947年耕耘出版社版，第172页。

［4］王春瑜：《秋夜话谢老》，见《学林漫录》第十辑，1985年中华书局版，第7页。

［5］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自序》，1934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页。

［6］商传：《谢国桢》，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5）》“现代已故史学家”专栏，198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7~268页。

［7］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前言》，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2页。

［8］罗俊义：《具体而微，图文并茂》，见1986年7月7日《文汇报》，第三版。

［9］谢纪青：《怀念我的父亲》，见1983年第四期《文汇月刊》，第52~54页。

［10］谢国桢：《我的治学经验》，见《书林》1980年第五期。

目录

谢国桢先生学术小传/任道斌

前言

一　汉代社会概况

汉族名称的由来

新城市出现

交通发展，边塞经济繁荣

汉代的四民

二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

纺织业发展

漆、铜、陶器制造和煮盐冶铁等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度量衡和天文历算经验的积累与发展

古代的规矩

星象知识

计时工具

度量衡

汉代科学家的发明和创造

三　人民生活中的衣食

服饰

食品

餐具

民间习俗

四　人民生活中的住行

房屋建筑

一堂二内之制

屋内陈设与用具

室内礼仪

室内装潢

祠堂与厚葬风

首都长安的建设

亭障关隘

都亭和乡亭

逆旅

驿

烽燧之制

关隘

交通运输工具

陆路交通运输工具

水上运输工具

五　文化艺术

汉字的新发展

工艺美术

壁画及石刻砖刻画像

民间雕塑

民间的歌谣谚语

六　歌舞及文娱活动

汉代歌舞渊源

巫觋问题

汉代歌舞的形式与内容

汉代的歌舞乐团

地主官僚的家内小型歌舞乐团

汉代皇家大型的黄门歌舞杂技乐队

民间的杂技乐团

其他文娱活动

七　汉代统治人民的方式

统治者的阶级压迫

称谓的不同

赋役剥削

贫富两极分化

汉光武帝为平抑民愤所采取的措施

统治者刚柔并济的两面政策

束缚人民的“契约”

统治者从思想上巩固封建秩序

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

八　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和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

知识分子在汉代的社会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由汉到魏晋学术思想的演变

党锢之祸

党人是知识分子所结成的集团

桓灵时期的大捕党人

月旦评

党人的遭遇

有识之士对于当时形势的观察

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怯懦性

有汉一代的农民起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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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忆余幼喜读南明史案，及长，转而探求清初东北满族兴起之由，乃上溯契丹、金源，以迄汉代乌桓、鲜卑之事迹，拟草成一部《东北史略》。时当“九一八事变”之时，大有李义山诗句“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之感。尔后，“七七事变”爆发，风云变幻，时局动荡，华北沦陷，东南颠簸不定。桢以谋求衣食，奔走南北，骛于外务，此事遂以中辍。1947、1948年间，余避地上海，在河南路一角小楼上，为银行商家司笔札之役，乃于业余撰写《清初东北流人考》及《汉代绘画考》。1949年春，北平解放，遂迅速北上。1949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讲课，乃得重理旧业，到1951年适为至德周叔弢先生六十寿辰，即把写于十字街头的论文登在《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

从1951年到1981年这三十年间，余由南开调到北京，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得偿宿愿；承师友启发，学习新知，自觉亦有所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余乃下帷读书，重温前后《汉书》《东观汉纪》等书，以及《文物》期刊所载考古发掘工作报告。鲁迅先生《致姚克》的信上说：“汉画像模糊者多……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行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此话对余启发尤深，所以不揣固陋，慨然有述作之意。又因余粗枝大叶，赋性疏懒，做不出考证精细的工作，但想到古人有“读书得间”这句话，就是要掌握大量的资料，熟悉当时的社会情况，披坚执锐，得知其中的肯綮，取得内在的联系，然后才能够持之有物，言之成理，不至于徒说空话，于是试图从这方面做起。

1972年余从河南明港回京之后，陆续读书，积累资料，成《两汉社会生活概述》，承知友吕贞白同志审查校订，又承陕西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得以出版问世。

从1951年到现在（1981年），已经是三十年了。那时周叔弢先生是六十岁生日，现在正值九秩寿辰时期，余也是八十周岁的人了。髫龄就学，皓首无成，但是在大好时光之下，余能够努力工作，共瞻未来美好的远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故贾余勇，草成了这部菲作以为周公寿；并期待着海内外至亲好友、同志仁人批谬指疵，以匡不逮，借以考验我半个多世纪以来，读书之勤惰云尔。

谢国桢

记于北京乐学斋寓庐

一九八一年四月

一　汉代社会概况

自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制度解体，封建制度逐渐建立，到秦代统一中国之后，改变了诸侯割据的局面，设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真正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为了边境防御，有时发生战争，但是有斗争，也就有团结与和平。当时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所谓西戎，早已与诸夏人民友好往来。

汉朝建立，与北边的匈奴虽然进行过战争，但不久就结亲，和睦共处。又像在东南的南粤和闽粤，西南的夜郎、滇、嶲，都和汉朝团结在一个领域之内。

据最近考古学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多出于一源。如《汉书·匈奴传》上说，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上说，四川的巴国“为黄帝高阳之支庶”。若东北鲜卑、乌桓诸民族，多为有虞氏之后。虽然传说不一定可靠，可是彼此之间，互有影响，当是无疑的。至于西南各兄弟民族，也有从马来亚来的，同处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内。各民族的形成，自然有他们的特点，文字语言也有差异，但也有其共同之处。总的说来，自秦统一中国之后，各兄弟民族人民“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了经济和文化。以往的人，往往把各族人民习惯于国内的风俗服饰，说成是“华化”，是不够妥当的，应该认为是兄弟般的各族人民，彼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们祖国的人民，最能够吸取众长，因之胡人中有汉族的风俗，汉族中也有胡人的风俗。在我国历史上不是有过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龟兹国喜欢汉代的服饰习俗的故事吗？汉高祖刘邦更喜爱楚国巴渝的歌舞。在汉代，早有著名的外科医药药方的流传，因为匈奴人尤长外科。尤其是在语言文字方面，汉族语言中已有不少兄弟民族的词汇，如北京常用的“胡同”二字，就是从元代蒙古语言中流传而来的。所以说，祖国文化的发展，不能全归功于汉族，而是由各民族融和会通、共同努力的结果。

汉族名称的由来

汉族这个名词，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从汉朝建立以后，才形成起来的。在秦汉以前，只有“华夏”的称呼，而很少看见“汉人”这种叫法。在秦代统一中国之后，威声远及西域，当时各地称中国人为“秦人”。汉灭秦以后，邻邦人民还称中国人为秦人。[1]《汉书·匈奴传》上说，汉代的降将卫律，为单于谋划，教匈奴人“穿井，筑城，治楼，以藏（五）谷，与秦人守之”。颜师古注说：“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顾炎武说：“彼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犹后世言汉人耳。”还有清光绪间在新疆温宿州拜城县发现的《汉刘平国治□谷关颂》石刻上载：“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二十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来，共作□□□□□□谷关，八月一日始断山石作孔……”王国维先生作跋说：“匈奴、西域皆谓汉人为秦人。孟伯山等六人称秦人，知刘平国非秦人矣。”[2]

到了什么时候才通称中国人为“汉人”呢？

原来汉高祖刘邦入关破秦后，因为有楚怀王的“先入关者王之”的诺言在前，项羽就假借楚怀王的名义，封刘邦为汉中王，说：“汉中亦三秦之地也。”刘邦心中非常不满意。《汉书·萧何传》上有一段对话。萧何谏刘邦说：“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说：“何为乃死也？”萧何说：“……语曰‘天汉’，其称甚善。”孟康注：“语，古语也。言地之有汉，若天之有河汉，名号休美。”臣瓒说：“流俗语云‘天汉’，其言常以汉配天，此美名也。”所以，当刘邦逐步胜利以后，就以汉作为朝代的名称。可是当时的情况，除了秦朝而外，楚是东南方面的大国。由于楚地势雄伟，人民奋勇，还有三闾大夫屈原所作的爱国的、绮丽、悲愤的诗《离骚》，文化的灿烂是可观的。因之，当时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到了秦亡，楚汉相争，楚的势力仍占上风，尤其是楚国的文化，楚国的服饰和歌舞，真是人所爱好，南北共传的。与楚霸王项羽对抗的刘邦，习染了楚俗，喜欢楚国的歌舞，说明了他们旗鼓相当，大有平分秋色之势。自从刘邦不专用力谋而以智取，战胜了项羽，取而代之，建立了汉朝。在汉代的建筑中有“汉并天下”的瓦当，还有“唯汉三年大并天下”的铭刻，作为宣传。因而秦人改称为汉人，遂有汉族名称的兴起。汉族不过是各兄弟民族之一，若由此引申而为大汉族主义，那就是荒谬之论了。

“汉并天下”瓦当

新城市出现

事情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就以我国的方域而论，从北方苍茫的沙漠到炎热的岭南，从西部的喜马拉雅山到东海，领域是辽廓的。祖国人民在这块地方上土生土长，辛勤劳动，不断地垦殖渔牧，发展生产。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大部分奴隶和农民从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统治下解脱出来，获得了能自耕的土地，开辟了大量荒芜的田园。各地方的工商业也逐渐繁荣，出现了新的都市。当时除了成周而外，在齐国有临淄，赵国有邯郸，秦国有咸阳，楚国有寿春等。据说那时临淄已经有四十万人，商业兴盛，建筑物鳞次栉比，来往的人“肩相摩而踵相接，举袂成幕，挥汗成雨”。邯郸更是各类人士云集，妇女善于精歌妙舞。各地方趋时的人，都要赶学邯郸人走路的步伐姿势，才觉得漂亮。至于燕、赵之歌和湘、楚、巴、渝之舞，真欲取郑、卫之音而代之了。这些城市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带，而未开辟的荒野地方还是很多的。

自秦统一六国，情况便不同了，开驰道（驿道），筑堤防，交通比以前便利多了。到汉定鼎之后，便出现了不少新的城市，《史记·货殖列传》里所举的长安、中山、广陵、番禺、宛、颍川等都会的繁盛的景象更是可想而知。《汉书·地理志》把全国分为十三郡，所建置的郡国以及出产盐铁的地区，罗列得极为详明。

当时出现的繁荣城市，到底有哪几处呢？我们可以举汉桓宽《盐铁论》里的叙述，作为概括说明。《盐铁论·通有篇》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菑［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再加上《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广陵和番禺，汉代比较大的城市，可以说是罗列略备。到王莽时，为了平抑物价，管制物资，疏通有无，以利于国家岁收，遂以长安、洛阳、邯郸、临菑、宛城作为五都之市，设立五均六筦的官职，作为管理货物中心的枢纽。那时，前汉政府建立在长安，长安是全国的首都。后汉的京城才建立在洛阳，长安与洛阳即所谓二京。关中、陕南一带经过修治，开渠通运，特别在关中修治了白渠，引泾、渭之水，灌溉田地，谷物丰富，因之关中之地，号称为“陆海”[3]。 由于关中是全国首都所在，人口众多，所出产的粮食要供给长安市民需用，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之，当时每年要从关东转运四百万石粮食来供应京师，还要把四川广汉的物资和丝织品之类，运到长安，补充衣料的不足。所谓关东，指的是齐、楚，就是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皖北等地方。关东富足，则关中自然富足；若是关东饥荒，关东饥民逃荒到关中，那么关中必然承受不起这种负担，就处于变乱状态了。关东这一块大平原上所出产的谷物，对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呀！（据记载，像关东的山西晋阳、太谷一带所出产的小米，肥美无比，淇水的竹林，是不可胜伐的。）从西汉到东汉，出产布匹和丝绸（汉代叫作缯帛）的地方是山东的任城（济宁）、河南的河内、四川的广汉，除了四川的广汉，另两处也都在关东。王充《论衡·程材篇》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织造出来的这些布匹、丝绸，不仅运到长安，供给汉代帝王将相们享受，而且匈奴和西域的王公贵族也酷爱国内的布帛、丝织品作为服饰，因之这些丝织品的原料和做出来的衣服流传到玉门关以外的边塞之下；又由西域新兴的城市高昌，辗转运输到月支、大秦等欧、亚边境一些地方，使这条交通大道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北各国争着要获得我国出产的缯帛，所以《后汉书·大秦传》上说：“安息欲以汉缯与之交市，故遮阂汉使，不得自达。”使国际间的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盛况。

汉长安城门遗址

我国幅员辽廓，气候寒暖不同，山区河流和平原地带不一样，所以物产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由于广大劳动人民同心合力，突破了自然灾害的困难，使生产有了发展。例如，在汉代甚至到东汉的时候，渤海湾上渔阳一带还不能种稻；五原是游牧地区，本宜于种麻，但是当地人民还不大会纺织，冬天无衣服可穿，就卧在绒毛细草堆中，借以御寒，不敢出门。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种田植谷还在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尤其是江南盛产蚕桑之乡，在汉代只能生产“越布”，还不能够纺织丝绸，甚至到三国鼎立的时候，曹丕嘲笑东吴的国主孙权说：江东所做的葛布，怎能够比上我们北方所产的罗纨绮縠呢？就在那时，曹丕的母亲卞氏送给杨彪的夫人袁氏常山郡房子县（今河北临城）产的宫锦百斤、文绢百匹，说明了北方盛产绢帛的情况。关于当时生产发展的情况，前后《汉书》的列传中都有记载，由于文章过长，姑不多引，唯有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概括得较为扼要，我不妨把原文抄录在下面：

九真庐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燉［敦］煌不晓作耧犁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魏）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又燉［敦］煌俗，妇女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复不赀。茨充（汉）为桂阳令，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枲头贮衣，民惰窳，少粗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燃）火燎炙。充教民益种桑柘，养蚕织履，复令种苎麻，数年之间，大赖其利，衣履温暖。今江南知桑蚕织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绩织，民冬月无衣，积细草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为作纺绩织纴之具，以教民得以免饥寒。安在不教乎？

还有《后汉书·张堪传》说：

由蜀郡太守迁渔阳太守，乃于狐奴（今北京市顺义县、密云县）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双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这两段记载所叙述的事情，是真实的。当然改变自然、发展生产的主要动力，是劳动人民，而不是桂阳令和渔阳太守。劳动人民是创造人类财富的英雄，领导者自然是在关键上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当时，如没有当地人民迫切的需要和劳动人民群众齐心协力的创造精神，那么纵有桂阳令和渔阳太守的领导，要达到比以前更高的水平，也是不可想象的。

交通发展，边塞经济繁荣

有汉一代，不仅自然面貌有了改变，发展了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建立了新兴的都市，而且在广阔的天地里，这些山南海北的城市间，穿山越岭，铺平了道路，修治了沟渠；在城市与城市间，设立了十里一亭，五里一堠，每隔三十里建立驿站，把这些城市联系在一起。在边塞上还设置了屯田、城障和烽燧，巩固了边防，使国家的军队和行商旅客，来往于从长安到西域的大道上，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这种交通道路畅通的情况，在汉代初年尚不能如此，而是汉初继承秦朝统一国内后修治道路的基础，经过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不断地辛勤劳动，逐渐建设起来的。就以西汉初首都长安和东汉首都洛阳而论，当时到关东、关西以及到四川成都和到江南吴郡的水陆交通，还是有阻梗的。

例如从汉中到四川，褒斜道长二百五十八里，中间全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到后汉永平六年乃修作桥格六百二十三间，建立了五个大桥，设置了邮亭驿站，行人车马得以畅通无阻。这样大的工程，凡用劳动力“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余人，用瓦三十六万九千八百四器，用粟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斛”，从永平六年动工兴修，到九年大功告成。从此，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隐（稳）”。[4]又如从武都到洛阳，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马驴负载，僦五致一。虞诩乃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数十里，皆烧石剪木，开漕运道，川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费用，增产盐米，户口至四万余 。[5]从长安到潼关，修凿了运河，并整治了黄河的砥柱，关东的粮食布帛可以运到长安，供给首都。[6]

开通褒斜道碑

又如江南的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在战国时代，吴王要争霸上国，才开邗沟（在今江苏扬州附近）通江淮，可是“战舰仍不能达，只能由海入淮。若从常州经镇江向北至江岸，则只有陆路，没有水路”，因为从丹阳到镇江中间，有山路隔绝，即所谓“崭绝陵袭，施力艰辛”。到三国孙权时，才开通从吴县舟行过无锡、武进、丹阳到镇江的水道。《典略》记载：“先主（刘备）镇成都，拔魏延于汉中，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从成都到昆明，道路险阻，东汉到三国时，使用牦牛的西南各族人民，修治了道路，建立了亭驿，由成都到越嶲的道路亦遂畅通。

汉代从关中到九真、日南、交阯等七郡，贡献转运，必须从东冶、福建（泉州）沿海来往，“风波艰阻，沉溺相系”。郑弘奏请开辟了经过零陵、桂阳的峤（山岭）道，经过辟山越岭，使这条道路成为自东汉到六朝以来，去九真、日南的较为坦平的要道，比泛海而行要便利得多了。[7]总之，从汉初到三国，经过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艰巨的劳动，开山辟岭，修治了道路，陆可以乘车，水可以行船，初步奠定了国内交通的基础。

至于西北边塞上，从汉武帝到东汉明帝以前，经过历次经营，在河西走廊新辟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在海头（罗布淖尔）建立了居延城市，“筑遮虏障以卫之”，其后更移贫民，试代田于此。在东北则设有玄菟、乐浪、真番、临屯、沧海等五郡。在东南平定了南粤、瓯粤、闽粤，建立了儋耳、珠崖、南海等九郡。在西南则建立了越嶲等郡，并直达滇池。军队物资运输和行人、车、马、船只，都可以畅通无阻。正如《后汉书·西域传》所说：“立屯田于膏腴之乡，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名走驿，不绝于日月，商贾贩客，日款于塞下。”这些地方不但是边防上的重镇，而且是各族人民携手合作、惨淡经营、互通有无，把缯帛运到塞外，又把匈奴北单于的牛马运至塞下的转运基地和贸易点。在这些郡邑里，曾制造了数牛驾驶的战车，修建了眺望防敌的楼橹，形成经济繁荣、各族人民会合的城市，当时叫作胡市，也叫作合市。[8]

四川出土的汉代陶马车

四川出土的汉代车骑临阙画像砖

边塞上，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不但宜于畜牧，而且宜于种植，大批关东农民乃至商贾负贩，都迁移到这里来，把荒寒的区域，开辟为牧场，或改变为良田。从汉武帝开辟之时起，到东汉光武帝年间，这里已成为繁荣的区域。正如《后汉书·窦融传》说：“融自高祖以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忤逆无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堡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不但畜牧和农业发展，而且是国际贸易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地方，敦煌遂成为东西来往的要道，是历史上著名的国际城市。除敦煌而外，其次就是张掖。据《资治通鉴》卷四十二说：东汉“时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而姑臧（张掖）最称富邑，通货羌胡，市曰四合”。胡三省注说：“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姑臧殷繁，故曰四合。”汉朝与西域交往，始于汉武帝时，到王莽时中断。东汉初建立，光武时还处于停滞状态，到汉明帝以后，才又恢复。从此，“三通三绝”[9]， 但是，东西的交通往来，人民的往返贸易，始终没有停止过。

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陶望楼

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

魏晋以后，十六国割据之际，西部各州人民不怕形势的孤立和外族的侵略与压迫，建立了高昌国。高昌国在天山南北沙漠地区，独秀一枝。人民从事劳动，发展生产，仍保持着祖国的文化，优秀的作品还留传到后代，声名远扬于欧亚。高昌国，从鞠嘉开始，传了九代，达一百四十四年之久，最后归顺了唐朝，又实现了祖国统一的局面。[10]高昌的情形虽屡有变迁，然而在祖国的历史上，一提到高昌文化，总是能够引人入胜的。

汉代的四民

汉代的人民，究竟是包括了些什么内容和成分？我觉得就是古人所说的四民。要解释四民，我们还得就汉代当时的情况而论。《史记·货殖列传》上所说的农、虞、工、商，是“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就是说，生产粮食的是农；“出山泽之材者谓之虞”，即指采取矿产和搜集山货的劳动行业；进行成品加工的是工；产品交换中起作用的是商。最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所说的“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的根本。稍后，才把虞合并到工中去。《汉书·食货志》说的“士农工商”，其中的士指知识分子。就是说这时才把“士”这个名词加进去。我认为“士”虽然不是一个阶级，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士，思想是敏锐的，可为劳动人民服务，也可以为统治者服务，起了一定的推动社会进展的作用；班固把“士”置于四民之首，不一定对，但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

我们还从阶级观点来分析。自从汉代秦而兴起，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新的封建王朝对于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仍然是残酷的。大量的贫苦农民仅能够自耕一小块土地，用收获物的百分之十五交纳捐税（后改为三十而税一）。没有田地的农民还要耕种富豪的田地，与地主对半分成。[11]剥削虽然严重，然比作奴隶的时代有锁链、无人身自由要强得多了。农民们热心耕种自己的田地，为了获得田地上较好的收成，便提高耕作生产的效率。男子们从事田野劳动，到了收割以后，三冬之余，便和妇女幼儿们在夜间油灯底下绩麻、纺织以及打草绳、做麻鞋。一月是三十天，加上夜间的劳动（顶半天工作量），一个月就能得到四十五个工作日，这样辛勤劳动，就使当时农村出现了桑麻盈野、年岁丰收、五谷满仓的局面。[12]

至于工业，虽然农耕之暇，也做些自给自足的家内手工业，豪富之家设有手工业作坊，但主要的还数官营手工业。在汉代的长安及洛阳，中央政府里面专营纺织业的有东、西织室，专营制造铜器、陶器的有宗正属官的都司空、少府属官的尚方令，在地方上则有齐地临菑的三服官。三服是指春、夏、秋三季所用的衣服而言的。除此，河南陈留郡襄邑和四川广汉有服官，其他各地有制造铜器、铁器、治盐的铜官、铁官以及盐官等。在这些机构中，既有工人师傅，还有巧工。师傅们指导巧工制作精巧细致的成品。[13]手工业工人大半产生于失业的农民，尤其是来源于成千上万被统治者处罚受髡钳的刑徒，他们受着统治者的责骂和鞭挞。

我们看到汉代的铜器、漆器和陶器上，差不多都镌刻有工人的姓名。为什么其他器物上不记载姓名而这些铜器、漆器、陶器上刻有姓名呢？是为着表扬工人吗？不是的。史乘上记载，“工以记名”，《四民月令》上说：“物刻工名，以覆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14]就是要监督工人制造出成品，而且事事要负责，还要按件出活，如期完成，不能拖滑的意思。尽管手工业工人们日受鞭挞，生活那样艰苦，但用千百人的力量，做出一杯一棬精美的成品，却仍归皇家、王公贵族等统治者们享受，剩下来的次品才为人民衣食需用。

汉代政府推行重农轻商的政策，但是商人经营商品贸易，惠通有无，有其实际的权利，因之轻裘肥马，过着奢侈的生活。其结果是农民却过贫苦的生活，穷无立锥之地，甚至“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正如晋傅玄《傅子·校工篇》上说的：“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商贾富于公室，农夫忧于陇亩而堕沟壑。”[15]当然惠通有无，从事国内、国际贸易的商人，也是汉代社会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至于士人——知识分子，在汉代有为帝王驱使制礼作乐的叔孙通，有为加强封建思想统治而提出尊崇孔子、罢黜百家的董仲舒，同时有破除迷信的朴素唯物主义者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还有杰出的文史学家司马迁、司马相如，有科学发明家张衡、马钧等，也有为王公贵族帮闲的蒯通、枚乘等人。助纣为虐的更不在话下，不能一概而论。

以上所述的农工商士，虽然各起的作用大小不同，但可以说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财富和文化的创造者，也是被统治和被压迫的阶级。这里再谈谈统治阶级的情况如何呢？

自汉高祖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在这个政权内有统治国家和压迫人民的行政机构，有军队和监狱。其统治人民的阶层最高的是皇帝，其次是同姓和异姓的王公贵族、大臣、外戚、宦官，以及其他的大小官吏和御用文人，构成了封建地主阶级施行政治的集团。继刘邦而后，汉朝统治者为平抑民愤，禁止兼并，也打击了长安和关东的地主豪强。如历史上所说的涿郡的大姓东高氏、西高氏以及其他的大姓巨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争，故有“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16]之语。所谓大姓巨族者，就是指从战国以来遗留下来的奴隶主以及六国贵族豪富的残余，以及一批“从龙”新兴的封建地主分子。

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一定的矛盾和斗争，汉朝统治者就拿孔孟之道的“以孝治天下”来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如有同姓王和异姓王起来造反，就群起而诛之。在两汉的皇帝中，除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发展了农工业生产，保卫了边疆，光武帝中兴汉室，重视农民，释放了奴婢而外，其他皇帝都不足论。汉武帝由于开拓边疆，因而引起苛征暴敛，对于人民有其好处，也带来了灾难。光武帝释放奴婢，清查田亩，做得也不彻底 [17]， 政治并不见清明。至于东汉明帝以后，多是些短命的皇帝，即所谓“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18]。那时的政权操在外戚、宦官和权臣手里，他们彼此互相争权，政治乱得不成样子。到了汉灵帝的时候，卖官鬻爵，贪得无厌。这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上的动荡不安，终于激起黄巾起义。汉朝的江山早已应该亡掉了，然而还不至于马上灭亡的原因，正像《后汉书·左雄传论》上所说：“往事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为之。”就是封建地主集团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汉王朝势力。

汉朝地主阶级的势力和成分中，除上面说的，还有依附于地主阶级的游侠和说客。所谓“三游”，荀悦《汉纪》说：

俗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时，先王之所慎也。

荀悦批评未必确当，但是游侠和游说之士，确是依附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再者还有从奴隶中分化出来而依附权门的，如霍光门下的冯子都等类狗腿子。从农民或奴隶以及庶族地主中乘时风云上升而为地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者也是有的，但是数量很少；而身份逐渐下降，成为宾客的，为数愈多，如西汉时淮南王和梁孝王的宾客。地主豪门养客，到东汉之末已成风气。宾客太多，也就不值钱了，就变成跟像破产农民降为与奴隶同等的“奴客”的情况相似了。

封建地主集团家天下的政治统治，使贫苦农民等广大劳动群众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便被迫起来进行斗争，如发展到西汉之末，就激起了以樊崇为首的赤眉、绿林的起义，打击了西汉和新莽的封建统治。到了东汉的后期，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军，突破统治者的缺口起义了。他们指责统治者“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就是说，天下不再是刘家独霸的了。历次农民军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正义凛然，使统治者不得不缩手缩脚，有所畏惧。当然，在平时剥削和压迫尚不至于冻馁的时候，农民群众就在广阔的天地里辛勤劳动，发展生产，在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上，创造出新的奇迹，推动社会的进展。

[1]. 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亦从“秦”得声，而法文Chine又从日文音译。英文China则从法文转去而变了音。阿拉伯人最早来到中国时，正值中国隋代，故阿拉伯文称中国为AL-Suin。至于俄罗斯人至今称中国为Кnтай（直译为“契丹”），足见其对中国了解之晚近与浅薄。

[2]. 《汉书·苏武传》；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刘平国治□谷关颂跋》。

[3]. 《汉书·地理志》。

[4]. 《金石萃编》卷六《汉鄐君修褒斜道碑》。

[5]. 《资治通鉴》卷四十九。

[6]. 同上。

[7].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小其”条；《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后汉书·郑弘传》。

[8]. 《汉书·食货志》《后汉书·孔奋传》《后汉书·南匈奴传》。

[9]. 《后汉书·西域传》。

[10]. ［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

[11]. 《汉书·食货志》。

[12]. 《汉书·食货志》。

[13]. 《汉书·地理志》《汉旧仪》。

[14].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

[15]. 崔寔：《四民月令》。

[16]. 《资治通鉴》卷二十七。

[17].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后汉书·外戚传论》。

[18]. 《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

二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汉“鼓吹种多”刻石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上升的时期。那时，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比过去要放松得多，从西汉文景以后六七十年的休息，经过赤眉、绿林农民群众的斗争，到东汉光武帝施行释放奴婢、恢复工农业生产的政策，农业和手工业确实有了进步，超过了春秋战国时期。所以，汉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解放以来考古学的新发现中，不但可以看出当时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制造品的精美，而且有着灿烂的文化，给祖国人民遗留了丰富而宝贵的生产经验。

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

农业是广大农民在长期辛勤劳动中，积数百年乃至千年的实践经验而发展起来的。所谓“大辂始于椎轮”，耕种始于播谷，说明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而是群众的智慧，群策群力，通力合作，由粗到精，由用手而到用牛耕，由用耒耜到铁制农具的制造，逐渐地丰富发展和积累起来的。

我国古代传说，神农氏“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1]。耕种始于后稷 [2]， 纺织则始于黄帝之臣伯余。《淮南子》说：“伯余之初作衣也，麻索缕，手经指挂，后世为之机杼，以便其用。”当然这种说法，将耕种和纺织的发明发展完全归功于帝王将相等统治者了。清代文学家厉鹗就有怀疑，他说：“天下治物，创于臣，功归于帝。”[3]臣就是指臣民，事物的创造者，应是直接实践的劳动者。当然自古以来我国有不少科学技术的发明家，他们都是集中了群众和前人的智慧，经过无数次实践，才有所作为和取得成绩的。唐代陆龟蒙写过一篇《耒耜经》，认为耒耜是自从耕种五谷以来生民利赖的东西，是立国的根本。若是饱食安坐、游手好闲的人，不求耒耜名（原作命）称的意义，即扬子所谓“如禽者耶”。陆龟蒙曾亲自参加过耕种，看见农具有犁、镵等项繁多的名目，使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恍然若登农皇之庭受播种之法”，才知道自己学识浅薄，不觉“耸竖毛发”，因而感觉到周游列国的孔夫子，自以为“不如老农”，是一点也不错的。

武梁祠画像中的神农氏及耒耜

农民群众在广阔的天地里，与自然界作斗争，用双手来克服天灾人祸等一切困难，把荒芜崎岖的田地遍种五谷杂粮，植麻栽桑，变成为绿油油的田野，使河山锦绣美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为了耕种，首先要造出耒耜等简单的农具来，后来才用畜力逐渐代替了人力。

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殷商时代，我们祖先的先公先王中，有一个人叫作王亥，就能够驯服野牛。到周代才使用牛从事于耕作和挽车。殷代龟甲文的卜辞中，为了纪念王亥“服牛”的功绩，多记载祭祀王亥的事情。[4]《管子·轻重戊篇》说：“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自秦以来，农业逐渐地发展，到汉初，农业更加进步，已经普遍地使用牛来驾犁耕田，大概是三个农民用双犁驾驶着两个牛来耕种田地。然在汉画像石上看，亦有一人耕地使二牛的。

陕西米脂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

汉代的三脚耧

汉代除了牛耕，还实行代田法。代田法是把每亩地分成可以通水的渠道，作为三圳，使田地每岁可以种休交替着使用。此时已有兴修水利来灌溉田地和施肥的办法。地头上的沟渠上，驾起桔槔，取水灌溉田地。五谷收割登场碾打以后，用水碓来磨面粉。到三国时人们又发明了水排，“韩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5]这样做起来，每亩较没有经过治理的“缦田”，收成要多一斛以上，搞得好的，产量还要增加数倍。故从汉初到汉宣帝时，岁岁得到丰收，即在统治者高压和剥削之下，农民还得以有口饭吃，每石谷子仅值五钱。虽然是谷贱伤农，也说明了五谷丰登的现象。这种耕种方法，由内地逐渐推广到边境，像南方的九真、庐江地区的人民也开垦土地，铸造田器，使用牛耕，生活富裕起来；西北敦煌地区的农民，逐渐改变落后的操作方法，使用耧犁来耕种田地，用力甚省，而生产的五谷较以前增加了五倍。[6]生产方法的改进，推动了全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纺织业发展

人民生活的两大要素，就是丰衣足食。足食而后，就要丰衣。古人所穿衣服的原料，一般都是麻葛，丝织品只是皇帝、后妃和官吏所穿的衣料。商人有钱，一穿上丝履，就算是躐等了。后来才较普遍使用缯帛和丝绸，因之就注意到养蚕和植桑。原来的桑树，有高干的树桑，和矮干的地桑（又名柔桑）两种。

汉石刻画像采桑图

高干的树桑不便于采摘，而低矮的地桑（或柔桑）不但易于采摘，而且叶多嫩润，营养价值很高，养出的蚕，能吐较好的丝。《诗经·豳风·七月》有诗句说：“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说明了这柔桑早在春秋时代，已经普遍种植。蚕的优良品种叫作“金蚕”。金蚕丝能织成质量高的丝绸。制丝要缫，都要经过艰巨繁重的劳动。把纺成的麻线和丝缕，摆在纺织机上，织时用手，一个手提综，一个手穿梭，来回往复；经过复杂的程序，才能织成布帛。纺织技术后来慢慢地经过改进，将提综的工作交给两足，腾出两手来轮流穿梭。脚踏纺织机发明之后，工作效率就比以前要提高得多了。织出来的布帛，提综越紧、越密越好。综密紧的，特别是上到十来综的布帛，是供贵族和有钱的人穿的，粗的八综（棕）布，是一般贫民以及把守边关的戍卒所服用的。八棕布粗糙不堪，从近来在西北罗布淖尔等地发掘出来的遗物中，还可以看到那种粗布的形象。

汉石刻画像纺织图

经过无数职工数十年辛勤劳作，到了汉末杰出的科学家马钧，才发明了高效率的织绫机。在此以前用旧的织绫机，如前汉霍光妻显，赠给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均出自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木镊’，六十日成一匹，值万钱。”织成一匹绫要费几十天的时间，生产效率很低，成本很高。经过很长时间的反复提炼，到马钧汲取前人的经验，简化了绫机的踏具，改造了绫机的综运动机件。原来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蹑就是踏具），六十综者六十蹑，马钧把它都改成十二蹑，于是生产效率提高了四五倍。[7]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织成的布帛及原料——丝综、麻线等，还须经过染色，敷上红、紫、绿、蓝、缁（黑）等各种鲜艳的色泽。这些颜色多半是从植物中提炼出来的，加上矿物中的矾石，融化配合而成。染红颜色用的是茜草，染蓝颜色用的是靛蓝草。东汉时候，河南陈留一带已栽种有大量的靛蓝和茜草，因此汉代学者赵岐的《蓝赋》说：“此境之人，皆以种蓝染绀为业。蓝田弥望，葱蔚可爱。”

至于织成的缯帛，既精致而且柔软，所以汉代文学家王逸的《机妇赋》描写机妇操作的经过说：“于是暮春代谢，朱明达时，蚕人告讫，舍罢献丝，或黄或白，蜜蜡凝脂，纤纤静女，经之络之。”[8]经织女之手还要在缯帛上织出奇丽的花纹，敷上五彩缤纷的鲜艳颜色。汉史游《急就篇》形容缯帛色泽的鲜艳时说：“郁金半见湘白，缥绿纨早紫硟，蒸栗绢绀缙红，青绮绫縠靡润鲜。”用现代的语言把它简括地翻译出来，就是：深黄浅白的湘素，在那里闪闪（）地发光；青白苍艾的纨绮，用縠石辗得平彰；黄若蒸栗的绢，红若荔枝的缯，如火之欲燃；青色的绫罗，梁州的白縠，既有文采，又还润鲜。绚丽斑斓的丝绸，粉白黛绿的色泽，何等光彩夺目呀！

漆、铜、陶器制造和煮盐冶铁等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从西汉以来，为适应人民的需要，除了纺织业，其他手工业也相当发达。从现代发现的古器物和史书记载来考察，这些手工业的种类极为繁多，最引人注意的有制漆器、制盐、铸钱、冶铁、冶铜器、造兵器、铸镜、造度量衡、造玺印、造陶器、造舟、造车、做木器、做竹器、编草、雕琢玉石、制造纸张笔砚等。《考工记》上记载有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搏埴等加工制造方法。这些工种大半都是官营手工业，如尚方、织室等类，也有农民业余的手工业作坊。在都司空、尚方监统治之下的巧工、工人师傅和工奴等大批的手工业者，都是无家可归的贫民，以及被责罚充劳作的刑徒，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制造出了极为良好优美的成品。在最近所发现的古器物中，如汉宫中所用金色烛台以及行灯之类，真是精彩耀目；铜盘铜盂之类，件件精致；绫罗文绮，花纹奇丽，色泽鲜艳。这些物品，是集众人智慧，而且是非一朝一夕之力所能制造成功的，就是一杯一棬，经过雕制和漆髹，要费数百人之力。从这些物品也可看出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和某种手工业进行的程序，和做某一成品的精细分工。我们可以举汉代乐浪王盱墓发现的漆杯铭作一个例子，漆杯铭说：

汉都司空瓦当

汉灯台

汉代的铁农具

河北出土汉代铁齿轮

汉代四川煮盐图

建武三十一年，广汉工官造乘舆髹泊（漆）木侠纻杯，二升二合。素工伯、髹工鱼、上工广、泪工合、造工隆、造护工卒史凡、长匡、丞颛、掾恂、令史郎主。

最近发现的汉代古器物，不但品质优良，而且种类繁多，发现古器物的地点且遍及全国，说明了汉代开采矿产，搜集木材，以及设官制造的地方，已经相当普遍。我们不妨把《汉书·地理志》上所载有铁官、盐官以及有其他出产品的地方作一个简表：

表1-1　汉代盐铁官及其他产品产地

从这个表里可以看出，产铜、铁之区，凡四十六处，产盐之区凡三十一处，产石油和石墨之区各一处，有服官和工官者八处，产漆之区一处，产木之区一处，产竹之区一处，产桔之区二处，畜牧之区二处。这不但可以看出我国之地大物博，采矿业发达较早，而且可以作为后人寻找矿产的途径。

度量衡和天文历算经验的积累与发展

汉代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但发掘和拥有了大量的矿产和天然的财富，还制造出人民衣食的各种各样精美的物品。为了使制造成品精益求精，更往前推进一步，劳动人民不但将工艺水平不断提高，而且在技术方面有许多创造和发明。我不是说没有科学家和技术家的功绩，而是说科学家和技术家若是离开了劳动人民积累下来的实践和经验，则将是一事无成的。

古代的规矩

汉代的手工业者怎么制造出这样种类繁多的精美物品的呢？首先是有称心应手的工具，即尺度和规矩。我们可从武梁祠后石室第五石上所雕刻的汉代图像来看。

这幅图片上刻画着对面内向的人首蛇身的两人互相纠结着，一个人手里持着矩，就是方尺，另一个人手里持着形之物，就是圆规。规的｜表示定中心的器具，向上的是用于画圆的仪表，把安置在｜上，用—推移伸缩，使圆形运用自如，可大可小。其向上的｜和当为尖锐的形状，不过石刻上年深月久，就变成粗线条了。这里所说的矩和规，就是人们所周知的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矩本来是直矩，是分为九度的直尺。如用这个直矩向右折，上五下四，中间重复的地方便成了一个直角，叫作“倨句”。两个有“倨句”的直角合起来便纵横皆五，成为二十有五的积矩。我们还要说到把一矩的直角分开来的二分之一的半矩叫作“宣”。直角的分割变化无穷，因之劳动人民利用这个方圆角度的方法来制造交通的舟车、耕种和除草的镈与锄地的耰锄等农具。[9]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制造了生产的工具。这也是我国的数学上勾股割圆的所由兴起，在科学上建树了驰名中外的成就。

武梁祠石刻画像中的执矩图

星象知识

古代农民为了耕种田地，发展生产，就要掌握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明了一年中有春夏秋冬四时的更迭，才能够不违农时。掌握春夏秋冬依什么作为标志呢？那就要看天空的北斗七星。在冬天下雪的时候，天上的北斗七星的斗魁下面的斗柄，由西经北往东移，那就是冬天快要完结，而春天又要来临了。关于银河星座中的牛郎、织女星，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是也可以说明人们已总结出夏、秋之间是牛郎耕地，织女纺织的时候。又如用晚上看见的参星，早上看见的商星，区分昼夜，等等。由此类推，在天空间可以认识更多的星宿。再如以赤道附近的恒星“中天”作为标准，也可以由日初黄昏时发现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的方向作为标准，观察四方的“四仲中星”，后来受五行学说的影响，在这四方之上又添上了“中宫”成为五宫。四中星后来又扩充到二十八宿，但仍旧分属于“四宫”[10]，形成了初步认识天空现象的天文学的知识。在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就是吸取了这些群众积累的经验，编纂而成的。

除空间而外，农民所最注意的便是时间。古语说得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说明了我国古代农民早有作息时间的观念。但是一天里要做些什么，怎样利用时间才能使工作提高效率，在计时的子、丑、寅、卯等十二时的方法还没有划分出来以前，只有拿日、月、星、辰、鸟、兽为识时的标准。（《夏小正》）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记一天早晚的名词有“平旦”“日中”“日之夕”等。记夜里早晚的，则叫作“夜半”“夜未央”“夜向晨”。以后慢慢地又把它划分为甲、乙、丙、丁、戊，称五夜。后来的五更，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春秋战国时代，把一天分为十二时，叫作“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东）中”“日中”“日昳”“哺时”“日入”“黄昏”“人定”，虽没十二支的名目，却有划分为十二时之实。及至汉代，才有以干支记十二时之法，时辰之名，所由兴起。时是指时间，辰是指方位。把一天分为十二个辰次，就是说时间的移动在某个辰次上。如唐代小曲中还有“夜半子”“鸡鸣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时辰”，等等，可以看出“夜半”“鸡鸣”为时，“子”“丑”为辰的例子，乡间的农民尚有“半夜子时”“日出卯时”“日入酉时”的习惯说法，就是时间加在辰次上的痕迹。

计时工具

用什么工具来表达和计算时间呢？流传下来的古代计算时间的工具和仪器大约可分为三种：一是日晷，二是表，三是铜壶滴漏。前两种是用于白昼，第三种滴漏最宜用于夜晚。

表是八尺长的木棍或竹竿子做的，用来察看日影。所谓“日上三竿”，说明时候已经不早了。日晷是用石刻成圆形的器物。《说文》上说晷是日影。滴漏，《说文》上说：“漏以铜盛水刻节，昼夜百刻。”漏刻遇到了燥、湿、寒、温，度数可能测量不准确。据桓谭《新论》说：“昼日参以晷业，暮夜参以星宿，财得其正。”可见这三种测日用具是相辅而行的。用竹木做的表最易于损坏，至于用石刻的日晷，用铜铸造的滴漏，至今还有保存下来的，如清末大臣端方所藏汉代石刻日晷，就是一个例子。

汉铜漏壶复原示意图

西汉初，每天时间划分为百刻，每刻约合今十四分二十四秒。到汉哀帝时，汉规定为一百二十刻。王莽之后，因用法不便而中止。汉日晷是在刻有放射线条的圆形石盘中间开凿一孔，置一铜制的箭，依日光照射产生阴影反映在所刻度数上，来计算白天的时间。这种指射时刻的箭，多半是由官府颁发（见《汉书·哀帝纪》），以表示慎重之意。在日晷的石盘上，仅刻有白昼的六十九刻，其余的三十一刻，因属于夜间，没有日光的照射，虽有地方而无法计算。近人劳幹的《居延汉简考释》，曾以汉代夜半、鸡鸣、平旦等十二时分法来计算，所列自平旦至黄昏属于昼，从黄昏至平旦属于夜，而平旦及黄昏为昼夜之际。昼时较长，每时得八刻又半，夜时较短，每时得八刻，于是昼时自平旦至黄昏恰得六十八刻，遂与端方所藏日晷上所刻的凡六十九刻为昼的刻画方法，较为吻合。这种刻度与实际昼夜划分的情况相比较，却有些差异。若此石刻上划分的度数，唯有在北纬五十一度，当今恰克图、爱辉等地夏至一日方能如此。闻此石刻发现于内蒙古地带，故其方位与当地的情况相合，因之只可说是时间的分配当以此为起始，规划的昼夜度数则不能以此为断。又昼夜漏刻因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亦有所更变。据《汉旧仪》所说：“夏至昼六十五刻则夏至夜为三十五刻；冬至昼四十一刻则冬至夜为五十九刻。”又如立春昼四十六刻则立春夜为五十四刻，立秋昼六十二刻则立秋夜为三十八刻，较诸真夜为短、真昼为长。这个日晷上划刻的昼六十八刻、夜三十二刻不过是作为标准，而随时可以更定的。可以看出，汉代所刻的日晷，划分于昼的为多，而划分于夜的较少了，这也可说是科学由粗略向精密发展的一种表现。[11]

汉日晷刻石

汉延熹七年土晷刻文

自从有了刻漏划分时间的新方法，不但便利农业的操作，而且应用于社会各方面。春秋战国以来，在军事上为了严明纪律，就利用了漏刻。例如，齐国的名将田穰苴，在军门前“立表下漏”以约束军士。到了日中，监军庄贾还没有到来，田穰苴就仆表决漏，立斩庄贾以徇，三军之士皆为之震栗。又如汉昭帝死了以后，昌邑王刘贺急于继承帝位，从昌邑驰车急往长安，“夜漏未昼一刻”[12]。刻漏的利用，一直到三国时代还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太史慈是东吴孙策较好的战友，孙策大宴宾客，预备下盛馔，约定时间，“立竿见影”，来请太史慈，等候多时，到了那天日中，果然看到太史慈身穿白袍，骑着白马，远远而来，孙策为之大悦。[13]这可见，有了刻漏，对于工作就便利多了。在汉代，测量日影属于表一类的，还有一种叫作“土晷”用来测量日影的长短与时间的关系，由此而推测地球与天空间太阳的距离，发展而为量天的尺度，把我国的天文学推进了一步。

汉“会仙友刻石”

古代由鸡鸣、未旦，改进而为干支计时的方法 [14]， 对于每日计时可算是推进了一步。当然还有能够把一个月的日子排列起来的。古代计年月的方法，是按照月亮的盈亏而定的，月亮由亏到圆而又到亏，就是一个月。“一年望月九回圆”就应该从春、夏到秋、冬，月圆、月亏十二回就是一年了。早在殷商时代，把一个月的日子分为几部分，都是按照着月亮的盈亏而言的。一曰初吉，是指着初一日到七、八日的；二曰既生霸（魄），是指着初八、九日以到十四、五日的；三曰既望，是指着十五、六日以后到二十二、三日的；四曰既死霸（魄），是指着二十三日到三十日所谓晦日的。[15]这只能是大约的计算，计时的数字还是不甚准确的。

到了汉代，对于月日的记载有较准确的数字，如在四川发现的石刻上有“汉安”，是后汉顺帝的年号（142—144年）。又居延汉简中有“六月十一日”“六月十八日”“五月十四日”等等，这可见用数目字记年、月、日普遍行于东汉之时，于是历史事实的记载更为清楚可靠，尤其是对于年历学有很大的贡献。

度量衡

在农业生产中，必须掌握四时的寒暖、土地的肥瘠，才能够把庄稼种植得更好，取得更大丰收，即所谓“不违农时，五谷不可胜食也”。五谷生产出来了，还必须检查谷种的好坏和轻重，织出布来要审量布帛的长短，于是称量谷物和布帛的度、量、衡器具因时而发明了。由于度量衡器具发明和广泛使用，在从对铜制或瓦制容量器轻重敲打的声音中，又产生出了音乐和其他的科学。

据汉刘向《说苑》记载：“度量权衡以粟生，一粟为一分，粟者一黍也。”这就是说，度量权衡都是以一粒小米的轻重和长短积累起来而产生的。《汉书·律历志》记载：“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最主要的是要把度量权衡搞得准确。

汉长安尺

斛（莽量）

第一是度。“度长短者，不失毫厘”。孟康注：“毫，兔毫也。十毫为厘。”清沈钦韩注：“厘，马尾也，十马尾为一分。”

第二是量。“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汉应劭注：“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注：“六十四黍为圭。”清沈钦韩引《孙子算经》注：“六黍为圭，十圭为秒，十秒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

第三是权。“权轻重者不失黍累”。汉应劭注：“十黍为累，十累为一铢。”刘向总结说，就是“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其法在于算术”。这大概就是说我国古代算术所由缘起。

刘向接着用实物来作证明，并引申了这种说法，就是“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他以在音乐中发出宫、商、角、徵、羽五音当中最根本的声音且律管最长的黄钟作为标准。黄钟的律管长九寸，加上一寸，便是一尺。以山西上党县所出产的颗粒圆而且重、颜色又发乌色的秬黍（小米），放在律管里面，从一粒起，积累到一千二百颗秬黍的广度，恰为九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就成为分、寸、尺、丈、引的五种累积的度数。因而，用铜制成了尺子来度量物品。清乾隆年间，在山西发现的汉建初虑虒（地名）尺，与上面所说的分寸颇为符合。不过，汉尺较短，只有营造尺的七寸二分。到了南北朝以后，因为北魏以来的统治者要增加征收布帛，才开始增长。[16]刘向说：“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用黄钟的龠（黄钟的面积），来审度其容量。用“子谷秬黍”一千二百粒置在龠中，还拿井水作为水平准，量其平直，这就是一龠，合（两）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就成为龠、合、升、斗、斛五种“嘉量”。这种嘉量是用铜器制成的圆形，直径一尺，外旁边有庣（有边沿），上边为斛，下边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状似爵（酒器），以縻（散）爵禄 ”。从近来发现的“新嘉量”，可以看到它的形状。这种铜器，敲打起来，还可以发出和黄钟相似的洪亮声音。“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也是因黄钟之重而起的。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就成为铢、两、斤、钧、石五种权的制度。权是秤锤，用铜或铁制成。已发现的秦权，轻重不同。权有大小，所谓“小大之差，以轻重为宜，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如淳曰： 体为肉，孔为好），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由称物质轻重的权，从而产生了衡。“衡运生规，规圜（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以上所说的衡、规、矩、绳、准，叫作五则。这就是说：“规者，所以规圜器械，令得其类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准绳连体，衡权合德，百工繇（由）焉，以定法式。”

汉代科学家的发明和创造

《汉书·律历志》里所举度量衡的制度，都是以农民耕种所生产的谷物秬黍的颗粒作为基础，而成为百工的法式和准规，逐渐产生了科学的萌芽。由这些用铜铁木石所制的物品，从而发明了黄钟，逐渐形成了五音和谐的音乐。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正如汉代科学家张衡说的：“参轮可使自转，木雕犹能独飞，已垂翅而还故栖，盍亦调其机而铦诸？”所以他发明和制造出了“浑天仪”和“地动仪”。古代都是在竹简和布帛上写字和绘画，虽然在西汉末或用破絮制造过粗糙的纸，即所谓“赫”，但还不能普遍使用。汉末刘熙《释名》说：“纸，方絮也。”就是方块的棉絮。自从后汉蔡伦积累了前人的经验，开始利用树皮、麻绳、腐烂的布帛和渔网，捣碎后造成纸（纸的出现，实早于蔡伦二三百年），后来的人继续其业，精益求精，所造成的纸成色日佳，生产日广，就普遍地为人们所利用。

除此之外，有上面所说过的三国时期的扶风人马钧，他制造了精巧的织绫机、指南车和抽水来灌田的翻车。能“使木人击鼓吹箫，跳丸掷剑，缘倒立，出入自在”。晋代傅玄称赞他说：“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当此之时，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他不自知其为巧，所以为世人所推重。因之张衡、蔡伦和马钧同为汉代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家，对于社会都有很大的贡献。这都是积累了千百年来人民创造的经验，把它反复实践，精心制作而成的。当然，离开人民群众的需要，不讲求尺度的长短，闭户造车而想出门合辙，亦是不可能的事情。

浑天仪模型

地动仪模型

指南车

翻车

陶风车

[1]. 《汉书·食货志》。

[2].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

[3]. ［清］厉鹗：《樊榭山房文集·机神庙碑》。

[4].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5]. 《三国志·魏书·韩暨传》。

[6].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

[7]. 《三国志·魏书·杜夔传》注。

[8].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9]. 罗振玉：《武梁祠画像序考》；程瑶田：《通艺录·磬析古义》。

[10]. 夏鼐：《洛阳西汉墓壁画中的星象图》，《考古》1965年第2期。

[11]. 劳幹：《居延汉简考释之部》。

[12]. 《汉书·昌邑哀王传》。

[13]. 《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

[14]. 《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

[15]. 《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

[16]. 据《汉书·律历志》。

三　人民生活中的衣食

服饰

人类为着防御寒冷，就发明了衣服。中国古代人穿的衣服，由宽袍大袖、繁缛装饰，经过改进，变为便利于工作的服装。当然称体合用的衣服，总是美观的。

古代地主、贵族们多是“峨冠博带”，宽衣大袖，这是为了表示其豪华和尊严，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分别得非常严格，所以他们上朝和祭祀所穿的礼服上，就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等不同的花纹，各有其象征意义，共十二章。皇帝服用的是全份十二章，诸侯三公所服用的是自山、龙以下八章，九卿以下所服用的是华虫以下六章。头上戴的冠冕，也有不同，以此区别爵位等级。[1]

平常人所穿的，除上衣下裳以外，就是襜褕了。襜褕亦名襜襦，上下相连，是无里的禅衣。《释名》说：“禅衣，言无里也，属也，衣服上下相连属也。荆州谓禅衣曰布，言其襜襜弘裕也。”襜褕是长袍式的衣服，虽穿着比上衣下裳要简单一些，但仍然不便利于工作，所以汉高祖的谋臣叔孙通要演习典礼，“乃变其服，服短衣制”。西汉中期的一个刺史朱博，看到“功曹官属，多褎衣大袑（大绔），不中节度”，掾吏穿着过长的拖地服饰，遂“皆令去地三寸”。[2]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宽衣博带是官吏穿上逢迎长官的衣着，登堂时还要摄衣，何况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穿上就更不方便，甚至妨碍操作了。

汉代禅衣

长沙马王堆出土汉素纱禅衣

祖国的人民是聪明智慧的，而且各民族之间能互相学习、融汇众长的。因此早在战国时期，燕赵和荆楚人民效法北方胡人穿短衣服、便于骑射的风俗，这就是传说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胡服到后来就演变成为“褶裤”的制度了。当时赵的战士们为了壮观好看，身上穿褶裤；头上要戴赵武灵王的儿子惠文王（名何）所制定的帽子，帽子上插五色翎翅，即所谓貂蝉“惠文冠”；腰间还要束上具带，用铜做的带钩叫作“师比”，把腰紧扎起来，带一柄长剑；脚穿靴子。古人只穿履（鞋），没有靴，靴子是由学习胡俗而来的。《汉书·盖宽饶传》说：“宽饶初拜为司马，未出殿门，断其禅衣，令短离地。冠大冠，带长剑。”这样的服饰如果图画起来，俨然一个汉代武士的形象。今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发现的大批兵马俑，虽早于汉代，但犹可借以想见汉代战士雄伟壮观的形象。

赵武灵王改变旧制，提倡穿胡服，是为了动作便利。他有句名言，就是：“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3]后来从汉魏到六朝，人民因为穿着便于工作，就互相习用，把它简化，上面穿的短衣叫作褶，下面穿的叫作袴［裤］；因为袴［裤］脚肥大，有时用丝绦把它捆束起来。三国时汝南吕范，避乱寿春，要在孙策下从军，“便释褠着褶袴［裤］，执鞭诣阁下启事”。策授以都督之职。褠就是单衣长袍，像襜褕式的衣服；褶裤是武士穿的衣服。这就是说褶裤本来是武士和劳动人民所穿的衣服，后来便变成为由官吏到市民所习用的褶裤式的衣服制度了。[4]女子的衣服，上面穿的短衣叫作褂，下面穿的叫作裙。

农民服装

（束髻，穿短袖长襦，草鞋）

文吏服装

（穿裤裙，束带，戴冠帻，内穿中衣）

市民燕居服装

（发在头顶为中心结，包发巾，加抹额，穿襜褕，束大带）

仕女服装

（高髻，穿花襦，褂裙曳地）

汉代衣服是外衣有襟无领，内衣才有领。领有方领、圆领之分。一般人穿的是圆领；只有知识分子（学者）穿的是方领，还要迈着矩步。后汉马援的哥哥马况以豪贵自居，要高人一等，就做出这种文绉绉的样子。[5]隋萧该《汉书音义》说：“颈下袘衿，领正方，学者之服也。”表示是一种特殊的阶层。

劳役人服装

（束发，穿衫、裤，着臂褠）

厨役服装

（戴小帽，扎带，穿襦、裤，着褠）

劳动人民为了爱护衣服，便于工作，两只袖子加上“绨”，可以说是袖衣，即今天群众常用的护袖。裤子的膝盖上还加上用皮做的“蔽膝”。《汉书·东方朔传》记载：馆陶公主迎汉帝，“自执宰敝膝，道入登阶就坐”[6]。 馆陶公主的侍臣董偃“帻傅”。可见当时一般宫奴官婢都是穿着“绨蔽膝”的。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不得意的时候，在临邛和他的妻子卓文君当垆卖酒，“身自着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7]。犊鼻裈，就是在裤子外边加上围裙，即崔豹《古今注》上所说的“攘衣厮役之服”。《汉书·贾谊传》韦昭注：“析薪为厮，炒烹为养。”养就是炊事员，所以犊鼻裈指做饭时所穿的衣服。

辽阳三道壕汉墓辘轳井壁画

衣服做好了，不穿时，要存放在箱子里。用皮做的箱子叫作韦笥，黄韦缘巾；用竹木做的叫作严具，以帛或粗布作里。农民所用的大半是竹木做的箱子。

关于衣服的颜色，在秦代，官吏所穿的衣服主要是黑色，到了汉代，因为改变服色，官吏所穿的衣服多半是绛色或深黄色。如汉光武初起兵时市兵弩，所穿的是“绛衣大冠”。一般劳动人民所穿的多半是皂色衣服，或白色的裤子，头上哪能有帻，不过用布来裹头而已。还有那些作城旦舂充劳役从事手工业劳作的刑徒，穿的是赭色的衣服，背上还要用黑笔写上他们所犯的罪状（名）。到了东汉后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压迫，犯罪的人越来越多，每个工地的刑徒从几千人到数万人，赭色的衣服几乎办不过来，所以当时就有讽刺统治者“时无赭，浇黄土”[8]的歌谣了。

汉朝统治者所穿的衣服种类非常之多，但是劳动人民还是衣犬马之衣，甚至于有衣不蔽体的。如五原的农民，冬天无裤可穿，就卧在屋内草堆、毡毛之中来御寒冷，几乎不能出户。守西北边塞的士卒，因为手中无钱，就把官府中所颁发下来的旧战袍卖掉充饥。又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记载：“刘寔少贫，共糠饭，绳索作衣。”卖手搓制的绳子来度日，而口诵诗书不辍。人民生活的痛苦可见一斑。

古代虽然“凿井而饮”，但因为器具不足，凿井很不容易。汉代陶器中，有陶井的模型。井凿深了，还需较长的绳子，所以有“绠短汲深”之说。大量用水，尚不很方便，洗濯衣服就要有一定的时间。从汉到唐，风俗习惯相差还不很远，因之唐人有“九月寒砧摧落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的诗句。由于秋风来临，天气变冷，要洗濯更换衣服，就想起远方的征人来了。

晒晾衣服也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晋书·阮咸传》说：“咸字仲容，陈留人。时俗七月七日晒衣服，咸之宗族于庭中罗列衣服。咸贫无物，乃脱犊鼻布裩，以竹竿挂之，人问故，答曰：‘不能免俗’。”这可为没有衣服的人做“解嘲”了。

古代少年儿童只把头发束在一起，绾成一个发髻。男子到了20岁以后才可以戴冠，叫作“及冠”。女子到16岁以后束发用笄，叫作“及笄”。笄系用木制或骨制，讲究的则用玳瑁或铜制作，甚至用金制作，饰以珠翠，叫作金钗。汉代的男子们为了简便，就开始不戴冠而用帻了。帻是用绸或布做的。《释名》说：

头饰笄、身着蚕服的汉代皇后

帻，迹也，下齐眉迹然也。或曰兑，上小下大，兑兑然也。或曰帻，形似帻也。贱者所着曰兑发，作之裁过发也。或曰牛心，似之也。

大概帻较长，用它把头发束在头顶当中，好像一个牛心，在汉画像石上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

至于脚下穿的鞋履方面，《释名》说：“复下曰舄，禅下曰屦，冬则用皮。”这是指一般市民所穿的鞋。劳动人民穿的大都是草鞋，俗名叫作“不借”。因为时常穿用，故不能借人。有时或着木屐。人们穿衣着履，主要考虑经久耐用，即《急就篇》所谓“完坚耐事逾比伦”也。

食品

人们生在社会上，维持生活主要靠的是吃饭穿衣，即所谓“一日无食则饥，一日无衣则寒”。到汉代，农业生产的五谷杂粮有黍、稷、稻、粱、大豆、小豆、麦、麻、苽等类。其中黍黏的叫作黍，不黏的叫作稷；稻黏的叫作糯，不黏的叫作籼和粳。[9]品种已相当丰富。再加上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把中国的铁器、炼铁技术以及凿井开渠的方法传到西方，又把西方的葡萄、苜蓿、安石榴、胡萝卜等食品带回到汉朝，丰富了人们食品的品种，增加了营养。

当时一般农民所饮食的，只是葱汤麦饭。他们的家庭园子里种有葱、韭菜和白菜。后来又从东南亚传来大蒜。当然，冬天已经能够在温室中燃火种菜，那是为统治阶级所享受的。

调味品已有酱和盐豉。食品制作有煎、煮、燔、炙、腌、腊种种方法。炙就是将整个的猪羊，用火来烧烤，烧烤熟后，各人用刀子割下来吃。这是胡貊人的一种食品制作和吃法。[10]

主食除了粥饭外，就是面粉所制成的饼。饼也称胡饼，是从外地传来的食品样式，炮制方法经过祖国人民改进而发展起来。到汉代，饼的种类已相当多。《释名》卷四说：

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胡饼作之大漫沍也，亦言以胡麻着上也。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

索饼就是把饼切成细条，好像现在的切面。晋代文学家束晳曾作过《饼赋》说：“弱如春绵，白如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嚼而斜眄。”形容了蒸饼不但香气扑鼻，而且颜色洁白漂亮，使人看见就想吃。当然，这是一般平民所吃不到的。后来，做饼又发明了各种各样新的方法和式样，如《齐民要术》上所载的烧饼、馅儿饼（髓饼）等。水引馎可能是拨鱼，即馄饨之类。还有用“稻米屑或面粉搦团，可长八寸许，屈令两头相就，膏油煮（煎）之”的膏环，相当于现在的炸麻花和炸油圈（北京称焦圈）。为了纪念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群众在每年农历五月五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烂熟”，称为粽子（一名角黍）。其他的种类，就不再一一多举了。

在汉代，豆制品也发展起来。西汉淮南王刘安，和他的幕客们发明“磨豆为乳脂，名曰豆腐”[11]， 遂成为人民很重要的食品。

汉代人最喜欢喝酒，酒量也很大，所谓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汉书·东方朔传》说：“销忧莫如酒。臣朔所以上寿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因之汉武帝“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当时君臣朋友之间，凡有宴会，无不举酒相庆，成为社会上的一种礼俗和习惯。就是市集上以及边塞上，买卖田地、买卖衣物布袍，双方必须订立卖地券或卖布袍券，知卷（券）人即作中人的也要沽酒二斗。如《居延汉简考释》卷二所载：

□直长乐里受奴田卅五亩，贾钱九百。钱毕已，丈田即不足，计亩还钱。商人淳于次、孺王兄郑少卿沽酒商二斗，皆饮之。

又：

神爵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广汉县二十郑里男子节宽惠布袍一，陵胡隧长张仲孙用，贾钱千三百，不在正月□□□至□□□□□□正月书符用钱十。时在旁候史张子卿，戍卒杜忠知卷，约沽旁二斗。

考汉代农民所生产的稻、粱、穄、黍、粟，皆能造酒。酿酒的方法，也见于《齐民要术》。

推求汉代人习于豪饮，饮酒虽多，不至过醉的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酒的质量较薄。据《汉书·平当传》说：“赐当养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注：“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似乎多是用糯米或者是麦芽糖做的甜酒，即所谓的醴酒（今西安产的稠酒，当是此类——编者注）。《书经·说命》篇记载，西周“若作酒醴，尔惟曲蘖”。曲就是“酒母”，发酵过的稻米和麦子；蘖是酿酒的原料，即发过芽的谷物。到汉代，酿酒只用曲作引子而不用蘖了，酒味是很淡薄的，时间稍长，就变酸变坏，即扬雄《法言》中所说的“日昃不饮酒，酒必酿酸”。而用大麦或小麦做酒曲，加上米麦的原料，用“复式发酵”的方法，经过几蒸几晒，由漏斗中流出蒸馏的酒，酒的质量就醇了。所以到东汉后期，王充《论衡》中说：“美酒为毒酒，难多饮。”汉献帝建安时期，曹操发明“九酿制酒”的方法，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米九斛，三日一酿。经过九次蒸晒，已成为清酒。若嫌味苦，增加为十酿，就成为美酒了。所以北宋朱肱《北山酒经》中说：“酒以投多为善，要在回力相及。”[12]因为当时的酒性不烈，不致使人过醉。

汉代人饮酒虽多，不致过醉的第二个原因是汉代的升斗较近代的升斗量较小，至少可以打个七折。

汉代除了米酒，还有挏马酒（或叫作马酒）。这种酒以马乳制作，是政府赐给大官吏的，平民很少饮用。由于张骞通西域后，葡萄已从西域移植到长安，但使用葡萄制酒，似还在其后。

我国用茶作饮料，流行于东汉。王褒撰的《僮约》中有派童仆到“武阳买茶”的故事，是茶作饮料的较早记载。郭宏《农说》中说：“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曰荈。”

饮茶是对于人有益处的。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说过：“苦茶久食，益意思。”《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说：“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之。”

自魏晋以来，晋室南迁，分为南北朝，北朝人喜吃乳酪，南朝人则喜欢茗饮。晋代的经学家王肃北上到北魏都城洛阳，孝文帝待之以上宾之礼。问他乳酪与茗饮哪样好吃？王肃本来是南方人，不习惯于吃乳酪，只好捏着鼻子说：“喝茶怎能比得上吃乳酪，若茗饮者乃酪奴也。”[13]这只可以证明他趋迎奉承，说出这样的违心之论了。

餐具

在阶级社会里，吃饭穿衣也是有阶级性的，而且等级分得很严。

秦代统治阶级的风尚，一般食品及用具以六种或六样为主，即俗话说的“六六顺”。

到了汉代就由用六而变为用五，用什么东西都是以五数为上，所以主父偃不得意时曾经发牢骚说：“生当五鼎食，死亦当为五鼎烹。”其实是官做得越大，所用的食品种类越多。大概上公的食物要用四十品，侯伯用三十二品，子男用二十四品，士用八品。

盛食物的竹器，圆的叫作箪，方的叫作笥。可以盛各种制作不同的食品，数量甚至多到三十六件。这种风气从战国到秦汉都是一脉相承，而汉代尤为兴盛。从现在发掘的汉墓中用竹笥所贮藏的食品，由其品类的多少，就可以考知其爵位的高低了。一般人民盛饮食，多用竹器，当时叫作算器。只有贵族才能够用铜器和彩画的漆器。[14]

长沙出土的西汉漆鼎

汉代的贫苦农民整天辛勤操作，只能求得温饱，哪能顾及品种和顿数。只一般比较富裕之户，每天要吃三餐或四餐。班固《白虎通》说：“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哺食少阴之始也，暮食太阴之始也。”

汉代的食案

汉代漆耳杯（原名羽觞）

古人吃东西时，早已知道把食物盛在木制的杯里，摆在木制的圆形或方形的食案（盘）上用箸（筷子）夹着吃。有钱的人所用的杯加以金银和彩画，案则涂金，外表非常美观。

饮酒的器具叫作羽觞。盛酒的器具，品类繁多，有卮和罍，大的叫作魁。

汉代耿介的官吏，为了表示节俭，“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15]。至于有钱的人，据《汉旧仪》说：“施丈二旋案，以陈三十六肉，九谷饮食。”垂灯张幕，还有奴婢伺候，轮流传餐，是非常奢华的。

炊事用具中，那时候还没有带釉的陶瓷，主要是用瓦制的陶器。殷周时代，由瓦器发展而为青铜器，瓦器和铜器并用。盛食品的有高座的小盘子，叫作豆和登；大盘子叫作徂，后来又演变为切菜切肉的砧类用具。烹调蒸煮的器具，有鬲和献。做菜煮肉的称鼎和敦。彝和敦一样，彝无足而敦有足。到了汉代才有圆敦，盖圆如瓜，上下皆有三环，在下面的作为足，在上面的便于仰着摆东西，俗名叫作西瓜鼎。[16]及至三国时期，还发明了可以放上鸡鸭鱼肉等五种食品的鼎，叫作五熟鼎。盛粮食的器具，方形（也有圆形的）叫作簠，圆形（也有方形的）叫作簋。还有铜制的大盘子，夏天为了防腐可以置冰，叫作冰鉴。[17]饮酒的杯子，有尊、有爵和斝。取酒和取水用长柄的勺子，割肉和切菜有刀和匕。调五味的器具叫作盉，倒水的叫作匜。可以说是用于饮食的器皿样样具备了。这些器皿的下面大半是都有铭刻，铜器如此，瓦器亦然。

豆、俎、鬲、簠、爵、斝

从战国到秦汉，精美的陶器都是为奴隶主和地主贵族们所享受和使用的，当然有些粗糙的瓦器是农民家常应用的。

战国时瓦器下面刻着“左南郭鬲辛角里口”或“城阳口里潮登”；或刻有“日利”“日利百万”等吉祥的字眼，叫作“陶文字”。奴隶领主用宗族的权力，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统治其部族，把奴隶们所做的物品据为己有，供自己享用。汉初的东高氏、西高氏，以及用地方来说明族姓，大概就是缘此而起的。

民间习俗

汉代风俗，最重视夏日的伏天和冬天的腊月。人民劳动了半年，在气候变更的时候，一方面要作清洁卫生“祓除不祥”的活动，就是《汉书》上所记载的立秋时节作“媵”之祭，来驱除厉疫（猛兽和厉鬼）；一方面在丰收之后作适当的娱乐。所以汉代杨恽报孙会宗的信上说：“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可见欢度节日的一种景象。又汝南旧俗“十月飨会，百里内县牛酒，到府燕饮”。到了岁暮过年的时候，“家家具有肴蔌，谓为宿岁之储，以入新年也。相众酣歌，名为送岁。留宿饭，至新年十二，则弃于街衢，以为去故取新，除贫为富”。至于后汉豪族马放，腊日要宰杀猪羊各三百头，用米五千石 [18]，可见地主阶级暴殄天物、挥霍无度的情况。

地主贵族们不但奢侈浪费，挥霍无度，而且自奉甚厚，对人甚苛，就是待客的饮食也分有等级的。如《后汉书·井丹传》说：“（信阳侯阴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馔，乃食。”又如三国时的名将步骘，未被吴国重用时，和他的朋友卫旌为了求食，乃修刺奉瓜，来求见会稽的豪族焦征羌。征羌为人放纵，良久开牖见之，身隐几坐帐中，设席致地，让骘、旌坐于牖外。旌愈耻之，骘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肴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唯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骘极饭致饱乃辞出。旌很生气地责问骘：“何能忍此？”骘说：“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19]从这里可看到地主豪族以势凌人的情况。

辽阳棒台子屯汉墓庖厨宰杀牛羊图（临摹）

贫苦的劳动人民终岁辛勤，不得一饱，平时能够吃到麦饭葱汤，那就是过得很好的日子了；若遇到荒年，则只有奔走流离，从关东就食到关中，饮风餐露，衣牛马之衣，吃糟糠之食。

我们再以汉晋时代读书人士引为俭德的事情作为例子，看看当时情况。《东观汉记》记载：“闵仲叔，太原人也，与周党相友。党每过仲叔共吟，饭菽饮水，无菜茹。”只是吃豆饭、喝水，连菜都没有。谢承的《后汉书》记载有左雄食干饭，司马苞食漉饭，李固食麦饭，王畅食盐豉菜茹。胡劭为淮南太守，使部下阁外炊爨作干饭。当时的文人学士沽名钓誉，欺世盗名，尚且如此，那么真正的劳动人民的贫苦生活，就更可想而知了。

[1]. 《汉书·朱博传》。

[2]. 《汉书·朱博传》。

[3]. 《史记·赵世家》。

[4]. ［清］严衍：《资治通鉴补》卷六十“献帝兴平二年”条；《观堂集林·胡服考》。

[5]. 《后汉书·马援传》。

[6]. 《汉书·东方朔传》。

[7]. 《汉书·司马相如传》。

[8]. 《资治通鉴》卷三十三。

[9]. 《通艺录·九谷考》。

[10]. 《齐民要术》。

[11].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12]. 余华清、张廷浩：《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3]. 余华清、张廷浩：《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4]. 《周礼》《史记·郑当时传》。

[15]. 《汉书·朱博传》。

[16]. 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

[17]. 陈直：《古器物文字丛考》，《考古》1963年第3期。

[18]. 据《时镜新书》。

[19]. 《三国志·吴书·步骘传》。

四　人民生活中的住行

房屋建筑

我国远古时代，人们穴居野处，后来为避风雨，从窑洞中迁移出来，用辛勤的双手，建筑了房屋；又从土阶茅茨而提高到盖清庙明堂。巍峨的宫阙和美丽的园囿，高楼大厦，飞阁连云。

西安出土的汉代齿轮

古代房屋的营造是由简单而到精致的。盖房子修墙开始是用“板筑”，后来就用经过烧制的砖瓦土墼（甓）。汉武帝时期，在长安杜陵南山下有烧砖瓦的数千人规模的窑场 [1]，因而就有非常宏伟壮丽的长安城和长乐、未央等宫殿与陵寝建筑。考古发现的遗物有“层栏叠宇”的支架起来的柱子上的斗拱，有用作建筑房屋的楔形砖石，作为起重转动的铜制轴承、人字形齿轮，以及望若长虹的拱桥和疏通城市内地下污浊脏水作下水道所用的瓦制水管。

一堂二内之制

据《汉书·晁错传》说：“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这就是说，一般人家有一明两暗的房子。四川的汉代画像砖上所刻画的富庶人家，除了房屋而外，有小小的庭院。

当然一堂二内，也因贫富而有不同。王充《论衡·别通篇》说：“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为内，内中所有，柙匮所赢，缣布丝帛也；贫人之宅，亦以一丈为内，内中空虚，徒四壁立，故名曰贫。”富人所住的房屋，不但是一堂二内，而且是如《淮南子》所说的“高台层榭，接屋连阁”了。

四川汉画像砖上的庭院图

屋内陈设与用具

关于屋内方位形式，据《释名》所记：“室中，西南隅曰奥，是不见户明、所在秘奥的地方。西北隅曰屋漏，每有亲死者，辄彻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灶煮沐，供诸丧用，若直（值）雨时则漏，遂名之为屋漏。东南隅曰，是幽暗的地方。东北隅曰宦，宦是养的意思，东北阳气始出，布养物也。中央曰中霤［溜］，古者寝（复）穴后室之溜，当今之栋下直室之中，古者溜下之处也。 ”郑玄注《礼记·月令》说： “中溜， 犹中室也。土主中央，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溜。”我觉得室中央的溜，就是古代人民穴居野处时的火塘。

河南郑州出土的陶住宅（描摹图）

古代钻燧取火，春夏取榆柳之火，秋冬取松柏之火，还有取火于日光的。据《周礼·秋官》司烜注：“天燧，阳燧也，亦名金燧。又以金银为镜，凹其面向日取火，故名鉴燧。”这时候的劳动人民，已经知道由太阳光取火的能源知识。毕竟在古代取火是不容易的，取了火来，必须置诸火塘里，使不易灭。这种情况，到了汉代，虽一般已无火塘，但是取火还是有困难的。如《汉书·蒯通传》说：“……即束缊请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又东汉梁鸿和孟光因为烧饭，家中缺火，孟光欲向邻家乞火，梁鸿急劝她不要去，说：“不因人热。”由此可见汉代取火尚不甚普遍，还不是家家有火的。

灶多摆在东西边的房间里。房间的壁上，还开有窗户，有方形的、长方形的、圆形的。[2]那时，纸还没有普遍应用来糊窗户，富人可能用缣帛、绢布来糊窗户，有施以流苏的绮窗。贫苦农民居住的瓮牗，则只能避风雨，谈不到讲究室内的光线问题。

在室内土地或砖地上，铺的是席子，亦名作莞。莞是用草或蒲苇编成的长八尺见方形的席，因质量优劣不同，有硬席和软席之分。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尊贵的客人，一个人可坐专席；平常的客人，两三人坐一席。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八九层席。在学校中，讲学时候，每人坐一席，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就可以夺人之席。如东汉时的学者戴凭，解经不穷，可以重坐五十余席。[3]至于一般的寒士，如薛惇则就“坐无完席”了。

四川汉画像砖上的坐席授经图

屋子里的用具，主要是床。床比较低矮。讲究的人在床周围还设屏风。《汉书·陈万年传》说：“万年尝病，召（其子）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

床的来源和意义，《释名》说：

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窄长而卑者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

榻是由北方胡地传来的，因为窄长，占地面较小，可以随便移置，即所谓“徐孺下陈蕃之榻”[4]， 客去可以把榻悬挂起来。其后乃有胡床。胡床的制作，始于赵武灵王时。汉武帝喜坐胡床，至东汉灵帝尤喜欢坐胡床，吃胡食（类似吃西餐），胡床才普遍地推广起来。胡床亦作绳床，是可以折叠的，就好比现在的马扎。因为室内有了床榻和胡床，自魏晋以后才由踵足席地而坐，渐变而为垂足而坐的高坐，至唐宋以后才有椅子。

南京晋墓出土的陶坐榻与凭几

当时没有桌子，只有凭几。凭几是一种窄而长，圆形的凭依物。几的种类有“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于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橐以凭之，不得加绨锦”。[5]其后才发展为凭依和放置物品等各种各样的用途，甚至可以作为防身的武器。三国时东吴有一名将，孙权欲试其勇，在请其赴宴会的时候，坐立未定，使人暗投以兵器。他措手不及，以凭几御之，时人服其勇。[6]

因为古代在室内是席地而坐，为了洁净，入户时必先脱履和袜。到战国以后才不脱袜而脱履。《周礼·曲礼篇》说：“户外有二人履，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又侍于长者，履不上于堂。”秦二世胡亥幼年的时候，极为淘气，“秦始皇时，尝诏置酒飨群臣，且召诸子赐食。食已，诸子先罢，胡亥下阶视群臣所脱履有新而美者，皆践败之而去”。[7]这也可作为升堂脱履的证明。当客人来拜访的时候，主人必须蹑履（穿上鞋）出迎。据《汉书·隽不疑传》，“胜之徙履起迎……不疑［盛服］据地”，就是穿着礼服跪在地上。

室内礼仪

宾主进屋，必先伏地再拜行礼，名为“（音簪）头”，晋挚虞《决略录》说：“小会殿就席，皆头而后坐。头，伏地也。欲起亦先头。”宾主行礼之后，然后就坐。坐亦叫作跽，是把两足踵置于臀下，形同于跪。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一引朱熹著跪坐拜说：

古者坐与跪相类。汉文帝（听贾谊的谈话）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诸所谓坐，皆跪也。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卷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隐地，以尻着蹠，而体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府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象，皆膝地危坐。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尤足证之。

若是伸着两腿坐在席上，像南粤王尉赵佗魁结箕踞而见汉朝的使臣陆贾，和后汉河间相沈景“到国谒河间孝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恃不为礼”。这种箕踞簸倚式的坐法，是大不恭敬的。

汉朝统治者对于宾主进屋入座的席位，也是很讲究的。“布席”是有等级的。汉景帝宴会时与慎夫人并席而坐，侍臣爰盎就把慎夫人的席位摆在下面，因为皇帝与嫔妃并坐是不合礼制的。[8]

又《汉书·王尊传》说：匡衡等“会坐殿门下，衡南乡，赏等西乡，衡更为赏布东乡席。起立延赏坐，私语如食顷。衡知行临，百官共职，万众会聚，而设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为小惠于公门之下，动不中礼，乱朝廷爵秩之位”。同在一室内，主坐床上，而客坐床下的席位。例如，《东观汉纪·马武传》说：“马武称疾，见杨政，对几据床，欲政拜床下。政入户，前排武，径上床坐。”这也是不合礼的。

室主人要传餐吃饭的时候，侍女们俯身屈膝，举案进食，络绎不绝。汉代古乐府相和歌辞讥讽这种豪强有势人家说：“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9]辽阳市棒台子发现的第二号墓壁画，有宴饮图的画面，正中画两方榻，榻上各坐一人，旁有侍者传递食物。头后用墨笔书“大婢常乐”。两主人坐榻均置于红色帷帐内，红帷高结，朱带下垂，内露五彩短帘，壁右上方高悬一轮明月的外景。从这张图画中，可以知道汉末到魏初，已由席地发展到踞坐方榻，并可以看出统治阶级尽情享乐豪奢的情况。

汉时的广大贫苦大众所住的房屋，几乎是坐无完席，他们虽然仍席地而坐，可是已没有那种繁文缛节了。这种席地而坐的风俗在秦汉以后相当普遍，一直影响到日本和朝鲜。日本人民至今还保留有席地而坐的习尚。

室内装潢

至于室内的装潢和陈设，屋顶上安置着施以文采的天花板叫作承尘，墙壁上画着五彩山水人物，就是后来唐代的壁画。墙壁上面还施以壁带。《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说：“琅邪孝王京……好修宫室，穷极技巧，殿馆壁带（壁中之横木也），皆饰以金银。”曹操就利用壁带张挂张芝所写的草隶（书），以鉴赏草圣张芝的优美书法。屋内起居之间，还设有层层的帷帐和屏风。《后汉书·马融传》说：“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座间设有雁足灯和青玉五枝灯。“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龙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炳烂若列星，而盈于一室”。为了夜间行路照亮还有行灯。

汉长信宫灯

汉雁足灯

门户上面设有铺首，画着飞禽走兽类或狞猛的人物（就是神荼、鬱垒，以防御妖怪和盗贼，即后来的门神），有的是图案画。门上除了雕画铺首而外，在朱门上设了沤丁（钉）。有朱门当然是贵族住家。沤丁每排是九个，随尊卑地位不同，依次递减。沤丁也被认为是可以防御恶鬼的。门户之外，设有像屏风的罘罳。《释名》说：

罘罳，屏之遗像。汉西京，罘罳合版为之，亦筑土为之，每门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国厅前亦树之。

汉画像砖中的铺首

祠堂与厚葬风

封建统治者为了传宗接代，保持其万世罔替的江山，对荣宗祭祖、建立祠堂，也特别重视。《汉书·韦玄成传》说：

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所。又园中各有寝、便殿……

因之形成建立祠堂的风气。皇亲贵族、地主官吏，莫不建立祠堂，以维护其封建宗法传统。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奉车马，帷帐贷假侍客之具，竞为华观。”这些贵族官僚生前极尽享受奉养，死后还想骑在人民的头上，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不但活着要享乐，死了还要上天堂，把这些奢侈品带到地下棺材里去，遂养成厚葬之风。王符还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楩楠；良家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这种风气经西汉杨王孙反对厚葬，曾想以身作则举行裸葬 [10]，到了后汉统治者觉得奢侈得太不像样子，便下了禁令。但是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自己不能身体力行，而要叫别人听他们的命令，自然是一纸空文，虚应故事，起不了任何作用。由于厚葬风气盛行，那些奸商负贩，遂有专门制造“桐马偶人”的。“器用如生人的泥车狗马”，雕饰得极为逼真和精细，作为陪葬的用品。

武梁祠石刻阙铭

东汉地主豪门竞相厚葬，成为一种风气，商人负贩就拿这些随葬用品，囤积居奇。地主豪门死了人，要用着的时候就要出高价，才能买到。商人们因之大发横财，真是骇人听闻。[11]《后汉书·赵咨传》中记载，赵咨深感厚葬之非，就说道：“国资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弊，未有若此者。”据调查，解放前后全国各地发现的汉墓约有两千多处。魏晋以来史籍上所记载的汉代古墓也是屡见不鲜的，如郦道元《水经注》所记载的：《济水》篇有汉平狄将军扶沟侯朱鲔墓，北有石庙； 《洧水》篇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获小城东有司徒盛允墓碑，延熹中立；《比水》篇有汉日南太守胡著墓；《滍水》篇有汉安邑长尹俭墓；又《济水》篇金乡山有司隶校尉鲁峻墓，水南有汉荆州李刚墓。唐宋而后，汉墓历代皆有发现，到清乾隆以来所发现的山东金乡武梁祠石室的汉画像，孝堂山、两城山的石刻汉画像，河南南阳石刻汉画像，四川成都附近所发现的汉画像砖，乃至长沙马王堆轪侯墓的汉画，和出土的文物，以及洛阳附近所出土刑徒砖，把当时贫富悬殊的现象，豪门贵族奢侈的生活，和劳动人民被残酷压榨的情况，无不如实地反映出来。当然，那些做下里作的贾贩，为投豪门贵族的嗜好，把平日生活用具，甚至淫秽猥亵的图画和玩物，与送葬不相干的东西，也埋葬进去，更可以看见东汉地主阶级奢靡的风气。这些遗留下来的汉代绘画，内容大都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封建社会的秩序和满足自己的享受和嗜好，宣扬君君、臣臣封建思想和中庸之道的法宝，用来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传统。对于劳动人民，他们则视为统治者的奴仆，使他们从思想上不敢来反抗。男女本来是平等的，可是如班昭作《女诫》，提倡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来蒙蔽愚化人民。但是，劳动人民是有志气的，他们在这些绘画中创作了勇于征服自然的灿烂的画面，如羿射九日。此外，有劳动人民耕种、纺织、煮盐、鼓铸等发展生产的图画，使历史上已经被遗忘了而又极为雄伟的可泣可歌的故事，从而在汉代石刻中保存下来。劳动人民创作的精神，于此可以概见了。

汉画像砖中的农猎图

汉画像砖中的捕鱼图

汉画像砖中的舂米图

首都长安的建设

房屋的建置，连接起来，就成为栉比鳞次的热闹的都市。在汉代，有长安和洛阳两个大的首都。西汉建都于长安，东汉建都于洛阳，即所谓东西二京。其他还有临淄、任城、邯郸、太原、成都、昆明等大的都市，遍及全国。在历史上最有名的长安，城墙总长六十五里，经纬各十五里，城内除了巍峨的宫阙、寺庙、官署、园囿而外，有通衢街肆（大的叫作街，小的叫作里），以及官吏和市民所住的住宅。四周围着高大的城墙，开列了十二个城门。从东南向西北数，第一个门为霸城门，门为青色，故又叫作青城门。青城门外有广陵人邵平种瓜的瓜园，瓜味甚美。邵平在秦朝曾封为东陵侯，到汉代成了布衣，以种瓜为业，因之号为东陵瓜。其次就是清明门（藉田门）、 宣平门（东都门）、洛城门（高门） 、 厨城门 、便门（横门） 、覆盎门（端门、杜门）、鼎路门（安门）、 平门（西安门） 、 章城门（光华门） 、 直城门（直门） 、雍门（西城门）共十二门。洛阳也建有上东、上西、雍门、广阳、开阳、谷门等十二门。东汉时，在开阳门外建立有大学校，就是“鸿都太学”。太学前刻着有名的熹平（172—177年）时的石经。每个城门口都设有城门楼，环绕着城门的土台就是后来的瓮城。城外四周围环绕着护城河。我们设想在两千年前，登上长安城门楼四望，可以看见宫阙崇峙，闾阎扑地。再往远眺，就可以看见幽美的曲江和青翠的终南山，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真是百花斗艳，绿柳荫浓。长安之春何等美丽，引人入胜呀！班固《两都赋序》所谈的“建金城而万雉，呀（音段，大的意思）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列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张衡《西京赋》所说的“廓开九市，通门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12]形容当时繁荣的景象，是很到家的。

汉熹平石经残石

《三辅黄图》说：

《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又有柳市、东市、西市，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即秦文公造。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

市肆之外，有住人的八街九陌。大的叫街，长安有香室街，夕阴街、尚冠前街等。小巷叫作闾里，“长安闾里一百六十个，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等里，万石君石奋就住在长安的戚里。洛阳则有长寿、万岁、上马等街。[13]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14]这种豪族所居的宅第，与贫民所住的陋巷，可以作贫富悬殊的对比。

这里要附带说及的就是阙。晋崔豹《古今注》说：

阙，观也，于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可远观，人臣将朝，至此则其阙，故谓之阙。其上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示四方。苍龙白虎。玄武朱雀，并画其形。

《广志》说：

阙，缺也，门两边缺然为道也。

这种阙的建筑，不但用之于帝王的宫殿里，而且在陵墓的外边建设有两个石阙或三个石阙。就是官僚地主的住宅庭院，见于四川汉画像砖中的，也设有阙。阙是为了可以登高瞭望、看宅护院的。

除了阙的建筑，还有坞壁。据劳幹《居延汉简考释》说：坞壁，就是边塞上围着烽燧台所建筑的壁垒。实际上，到西汉后期郡国各地方皆建有坞壁。其初是统治者为了保卫边疆设置有坞壁，与储藏食粮财物的邸阁同时并存。《后汉书·西羌传》说：“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顺帝纪》：“永和五年九月，令扶风、汉阳筑陇道坞三百所，置屯兵。”后来各地的豪族大姓为了保护其掠夺得来的财产，怕农民造反，无不建立坞壁，派人看宅护院，监视人民的行动，以崇高其威严。《后汉书·马援传》“缮城郭，起坞候”，注引《字林》：“坞，小障也，一曰小城。”在王莽末年，地主大姓就逐渐地建筑起坞壁来。《后汉书·李章传》说：“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又《后汉书·董卓传》说：“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备。”自己曾对人说：“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虽有这样高厚的坞壁，然终逃不了燃脐的下场。

汉画像砖中的凤阙

汉“郿”字瓦当

汉代的贾区，就是市井，或者说是市廛。应劭《风俗通》说：“俗言市井者，言至市鬻卖，当须至井上洗濯，令鲜洁，然后市。案二十亩为一井，今因井为市。”在一个市井的贾区，周围设有阛阓，阛是市之墙垣，阓是市之门户，里边开设着店肆。崔豹《古今注》卷上说：“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肆陈也；店所以置货鬻之物也，店置也。”在东、西二京等大都市内，有好些个热闹的贾区和市肆，小县城则仅设有一个贾区。至于村镇上，只有在丘墟的空场上作定时的集会，即所谓趁墟。在四川广汉出土的东汉市井画像砖和新繁出土的东汉市井画像砖，就表现了汉代郡县贾区的具体形象。至于班固所形容的“九市开场”，比这小市井要繁盛得多。从广汉的汉画像中看出，市旁边有楼，楼上置有鼓，凡是开市和闭市的时候，监门的卒吏击鼓，以时启闭。新繁的汉画像中，所画的市井比广汉的要大一些，前一排是肆，是做买卖的房屋，后面的是廛，也可以说是仓库，为贮藏物品的地方。廛设于交通要道的驿站上，为行军储备之用。贮藏粮食物品的大仓库，叫作邸阁，是由官府所建置，见于王国维先生所著的《观堂集林·别集·邸阁考》。在市中心区所建筑的楼阁是管理贾区的“街弹”所居住的地方。店肆中间行人走路或立而聚谈的地方，就是班固在《西都赋》中所说的“货别隧分”的街市。《周礼》地官里宰注有“若今街弹之室”，疏云：“汉时在街置室，捡弹一里之民。”这等于清末、民国初年的警察和今天的公安部门来维持街道上的秩序，以防发生事故。1930年间，河南鲁山县发现有汉都乡正卫弹碑残石，碑文中有“纪弹之利”语。近人许敬参解释：卫，即《汉书》张晏注“监门军之正卫”；弹，即街弹。我认为卫弹可能是人名，然确有街弹这个设置，因之不能不加以说明。至于长安是汉代的首都，还设有维持地方治安的执金吾这个官职。金吾就是大棒。《古今注》说：“以铜为之，黄金涂两面，谓为金吾。”维持治安巡城的御史手里执着大棒来督责行人，只有到过元宵佳节的时候，叫市民尽情欢乐，看灯游玩，所以叫作金吾不禁之夜。

汉画像砖上的市场图

亭障关隘

都亭和乡亭

长安的十二门外和洛阳的二十四街及十二门设有亭。亭在汉代是一种普遍的设置，在都市所建立的叫作都亭，在乡间所建立的叫作乡亭，或曰邮亭。《风俗通》说：

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亭亦平也，民有讼诤，吏留办处，勿失其正也。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盗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卫宏《汉旧仪》说：

设十里一亭，亭长亭侯，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亭长持三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盗。

汉高祖刘邦初起兵时曾做过泗上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现代的薛城）治之”[15]。亭的职责主要的是“求捕盗贼，承望都尉”。亭长下面有两名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楚东海之间，亭父谓之亭公，卒（求盗）谓之弩父”[16]。刘邦就是被派去戴着竹皮冠追捕盗贼的。汉代的亭长或亭父，一般“皆冠赤帻，衣绛衣，持兵械及绳”。亭长多是由“材官楼船”（工兵和水兵）和年五十六岁以上的退伍军人，回到乡里才得当选。亭长或亭父的职责为课射练武。求盗亦名游徼，也叫作循行（汉画像上有循行这个名词），出去游行查访，刺探人民的行动。附带着我们要说的还有伍伯。《释名》说：

汉画像砖寺门击鼓图

五百，本为伍伯。伍，当也；伯，道也，使之导行当道伯中，以驱除也。今俗呼行杖人为五百。

这就说明亭长、亭父的设置，是统治者专为镇压人民和监察人民的行动；而伍伯是专为贵族官吏马前车后执杖举旗跑来跑去供驱使。亭是为统治者往来便利，到处可以供给食宿，而不是为人民的。

亭的建筑规模，至少较一般人民所居住的一堂二内之制的房屋较为大些。都市的亭，且建筑有楼阁，以供官吏住宿，亭壁间画有人物图像，如在王莽时曾为着通缉汉光武帝刘秀的哥哥刘伯升，把他的画像悬挂在亭的壁间，作为告诫。又如劝课、农桑时，就在亭的墙面上悬挂训令，立定制度，布告给农民。还画有鸟兽、祥瑞图像之类，可壮观瞻。亭的庖厨里饲养着鸡、豕，以供膳食。亭旁边还立鼓，以警戒出入。我记得有一幅曲阜汉石刻画像上画着一只小狗，在那里听着击鼓。最近在四川彭县汉墓中发现墓砖上有“寺门击鼓”的图画，就更为确切了。

《汉书·尹赏传》如淳注说：“旧亭传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余，有大板贯柱四出，名曰桓表，县所治夹两边各一桓。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今犹谓之和表。”颜师古注说：“即华表也。”现在古建筑中尚可以看见这种形象。

汉代亭的设置，东到乐浪，西到居延，是很普遍的。《后汉书·大秦国传》引《汉书》说：“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这种亭当然不是到处建设得都这样的精美。《后汉书·左雄传》说：“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这是说明统治者修缮亭传是专为着外表的美观来迎接来往的官吏，以夸耀其政绩；而一般平民要得亭长的款待，是没有份的。亭长就是专为着迎接官吏和欺压小民的。《后汉书·逢萌传》说：“（萌）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楯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经。”作亭长的须看来往过客，其行动是否阔绰，或者是否是上边所指定的使亭长接待的官吏。如果行客穿的衣服褴褛就要遭到亭长的青白眼。晋皇甫谧《高士传》说：“桓帝以安车征韩康。康辞安车，乘柴车先行至亭。亭长以征君当过，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车，以为田叟也，夺其牛。”又《后汉书·赵孝传》说：“尝从长安还，欲止邮亭。亭长先时闻（赵）孝当过，以有长者客，扫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因问曰：‘闻田禾将军子当从长安来，何时至乎？’孝曰：‘寻到矣。’于是遂去。”

汉画像砖上的亭长迎候图

逆旅

亭既然是专为接待官吏而设的，那么为了其他行人的便利，私人遂设立了逆旅。《太平广记》卷五十九引《集仙录》说：

梁母盱眙人也，寡居无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来投憩，咸若还家。客还钱多少，未尝有言。

又《汉武故事》记载：

上尝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长不纳。及宿于逆旅，逆旅翁谓上曰：“汝长大多力，当勤稼穑，何夜行动众？此不欲为盗则淫耳。”上默然不应。因乞浆，翁曰：“正有溺，无浆也”。以此深刻地嘲讽了忝居人上、游手好闲的统治者。

当时各地方的官吏除了住宿于邮亭，还侵占了私人所经营的逆旅。应劭《风俗通》说：“大匠应慎上言：‘百郡计吏，观国之光，而含逆旅，崎岖私馆，贡篚之物，朽湿暴露’。”

大概逆旅这种设备，其来甚久，始于秦汉，到了晋初仍普遍地流行，“时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晋武帝想把它废除掉，改为“十里置一官樆，使老小贫户守之”。潘岳上疏谏曰：

谨按逆旅，久矣其所由来，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值，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官无役赋，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费。语曰：“许由辞尧之命，而舍于逆旅。”魏武诗曰：“逆旅整设，以通商贾……近畿辐凑，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樆之所乏也。[17]

从这篇文章中，颇可以看出当时逆旅的情况。

驿

《释名》说“驿马三十里一置”。所谓“三十里一置”，置就是驿，也可以叫作邮。许慎《说文》：“邮境传书舍也。”《风俗通》：“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大概是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为了传递文书，还设有驿马。《后汉书·酷吏王温舒传》记载：“（王）温舒为河内太守，令县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凡三十里有驿，举天下为千六百三十九驿。”这种亭驿几乎遍及全国。从长安一直到西域的海西，以及国内重要交通地点，都设有亭驿。

烽燧之制

为了保卫边陲，防御敌人入侵，要塞还设有烽燧，即所谓亭障之制。在西域边区，建立烽燧，驻扎军队，建筑了坞障，如同小城一般。坞外边四周围皆埋有尖木桩，作为防卫的障碍物，叫作“虎落”。守卫烽燧的官吏，有戊己校尉和候官，他们率领大批戍卒，每月支领现金和谷物，并可带家属，家属也领有赡养的费用，如居延汉简有《戍卒家属廪名籍》。但是戍卒守卫、出征，家属只能在烽燧坞壁之内。徐苹方著有《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于《文物》1978年第1期，可以参考。

新疆罗布淖尔烽火亭复原示意图

《汉书·贾谊传》说：“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后汉书·马成传》说：“（成）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东观汉纪》说：“隧候之事虽殊，其地则一也。”又《后汉书·王霸传》说：“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关隘

各要害地区还设有关口。在汉代，为了保卫首都长安，在华山之东的崤函地带，设有函谷关，在关以东叫关东，以西叫关中。身居关中，靠近都城，就觉着很为荣幸。汉武帝时楼船将军杨仆，南征北战，自以为立有大功，耻为关外之人，就请政府把函谷关由现在河南灵宝县迁移到河南新安，由西往东移关约三百里。[18]在汉代国都的东北部沿着秦代的长城，设有居庸关（居庸关在汉代还是一个水陆交通的道路），西北部设有嘉峪关。出西域的要道上还设有玉门关和阳关。

玉门关遗址

凡是来往行人，经过关者，必须持有通行证，当时叫作传。

《后汉书·礼仪志》说：“传以木为之者谓之棨，以帛为之者谓之。”汉魏以后用纸做的叫作过所。在西域边区屯戍的士卒，到市场上去买卖应用的物品，必须经过烽燧上官吏的许可，领取符传。据《居延汉简》（编号36、3）上记载：“官封符为社市贾□（区）……过鸣河里广地为窥私市张掖酒泉。众□行合已□□……门鄣河津金关毋苛止录后便敢言之。”这可见当时符传的形状。屯戍的戍卒入市买物尚须持许可证，那么一般人士的入关更需要持通行证了。如今发现汉代士大夫和一般人民过关，所持符信的样子叫作“棨信”，由士卒高插在棨戟上，以便把守关口的戍卒可以看见，取此昭信，而便于检查。西汉青年军事家终军从江南到长安，经过函谷关，就把他所持的去掉，显示了求取功名入关的决心。[19]

《说文解字》说：“燧，塞上亭守熢火者也。”又说：“熢燧，候表也。边有警则举火。”是燧指亭燧的建筑，而熢（烽）指其所举的候表。燧常就亭而设置，每燧相去之间约十里。在城鄣（郭）里复加筑燧台以通烽火。据《通典》烽燧篇称：“台高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台面广丈四尺。就是上面所说的亭障之制。从近人劳幹《居延汉简考释》所编次整理的敦煌诸候隧的名称，如玉门都尉下有大前都候官，西部候下有富昌、广武、步昌、凌胡、厌胡、广昌、大前都七燧，就可以知道当时在地理上候燧位置的分配。烽燧的形状，《汉书·贾谊传》文颖注：“边方备胡作高土橹（为无顶之屋），橹上作桔皋，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又张宴注：“于昼举燧，夜举火也。举燧有四种方法：一曰表，或作熢，以缯布为之，色赤与白；二曰烟；三曰苣火；四曰积薪。”《通典》兵五说：“城上立四表以为候视，若敌去城五六十步，即举一表，冲梯逼城举二表，敌若登梯举三表，欲攀女墙举四表。夜即举火如烽。”《唐六典》：“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随贼多少而为差焉。近畿烽二百七十所。”到了唐代，边塞上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夕烽来不近，每日报平安。塞上传光小，云边落点残”[20]，描写日暮烽火的形象，真是精细入微了。

交通运输工具

在汉代，全国除了设有亭障邮传，还辟有广阔的大道，即所谓驰道。驰道由长安到各郡国，四通八达，虽不能说是路的两旁“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可是由西南部的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隐（稳）”，东北可以直抵幽燕。[21]登到长安的城楼上，可以远望去赵国邯郸的要道。[22]汉景帝的宫妃才人们，有许多是燕赵佳人、邯郸歌妓，常登到宫阙的城楼上，在苍烟迷茫中遥望邯郸的家乡。东西各地的货物，云集京师，燕赵巴渝的歌舞，都来到都下，这都全凭车马和其他水陆交通工具了。

陆路交通运输工具

交通工具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当西汉初年，丞相还只能乘牛车，自汉武帝时通西域以来，大宛的骏马，所谓汗血天马来到长安，在国内迅速繁殖起来。《汉旧仪》说：

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马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

民间也有养私马的，还有驴、骡、骆驼，多用之于骑乘和驾车。[23]到后来，也都成为载重行远的工具。

汉陶牛车

汉代的马车与牛车是有所区别的。马车是一种小车，用以载人；牛车是一种大车，用以载物。到了汉末，天下大乱，兵马仓皇，马数骤减，牛车之用渐广，遂代马车而做乘人的车。这种牛车修饰得很为讲究，而且安稳，一般仕女们都喜欢乘牛车，于是汉末洛阳河边上，就看见那些游手好闲的士大夫们乘着牛犊车去游春了。[24]

汉代车的种类是很多的，当时乘车也有等级的，所谓“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25]。《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皇家御用的有玉辂、乘舆、金根、安车、立车等类。都市内一般官吏以及市民所应用的有轺车、辎车和骈车。原来汉代的车有立乘和坐乘之分，轺车就是一种立乘轻便的车子。《汉书·平帝纪》说：“立轺并马。”是两匹马拉的车子。服虔注说：“轺音遥，立乘小车也。”《释名·释车》说：“轺，遥也，遥望也。四向远望之车也。”但是近来发现的汉石刻或砖刻画像轺车也有坐乘的，因为轺车四面没有帷帐，就是坐着也可以眺远的。后来又发展而为两面有扶手横板的轺车，叫作施耳轺车。轺车是一种无顶的敞篷车，若是遇到下雨，就没有办法，所以在车厢当中设一如伞的车盖，安插在车厢的中间，有雨可以避雨，无雨可以遮太阳，并随时可以取放下来。《周礼》夏官疏说：车盖有两种意思，一为御雨，一为表尊，就是分别等级，显示尊贵。平常的车盖高大约三尺，大官僚们，如河内太守黄霸，皇帝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命他所坐乘轺车的车盖高一丈 [26]，比寻常的车盖要高三倍。车盖既然可以取下来，在途中遇见朋友的时候，就可以坐在一起用来遮太阳，彼此谈心，所以在当时有“白首如新，倾盖如故”的谚语。至于有篷可以载重、可以卧息的车，就是辎车和骈车。《释名》说：“辎、之形，有邸曰辎，无邸曰。”邸就是后辕，因为四面都有屏蔽，所以《释名》又说是“妇人所乘牛车也”。汉代的安车就是辎、车的一种。还有一种轻车，就是用于战争的戎车。车上无盖，中心竖立大斧的叫作斧车。还有武刚车，也是作战用的车辆。《汉书·卫青传》说：“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从五千骑，往当匈奴。”在军队中特设有一种车身狭而长的快车，叫作追锋车。《资治通鉴》卷七十四载：“司马懿疑京师有变，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至洛阳四百余里，一宿而至。”

汉石刻画像辎车桥行图

武梁祠汉画像鼓吹车

汉木轺车复原示意图

总之，车辆的使用大有贫富悬殊的区别。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中人之家犹且如此，贫苦的农民就无法乘车了。

在西汉晚期，劳动人民创造发明了用人力推着走的独轮车，叫作鹿车。《太平御览》卷七七五引《风俗通义》说：“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史树青认为：在我国井上汲水多用辘轳，或称鹿卢，是轮轴类的引重转动器，那么鹿车就是一个有轮轴的车，应劭所解释的未免有些望文生义了。这种见解是正确的。因为这种鹿车不用牛马而能行走，一个人可以推运，所以俗称这种车为不吃草的牛（木牛），能流转的马（流马）。[27]诸葛亮在西蜀与蒲元、廖立集体研究，为了解决山区崎岖山路的运输问题，就采用这种独轮车，于是传说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而实际上是积累劳动人民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当时贫寒的读书人坐不起辎，就多乘这种鹿车。《后汉书·列女鲍宣妻传》：“宣之妻桓氏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又《后汉书·独行列传·范冉》：“冉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晋刘伶常着袒服而乘鹿车。若是连鹿车都没有的，则只有自己挑着担子行路。《后汉书·赵孝传》说：“孝常白衣步擔（担），从长安还止邮亭。”贫寒士人生活尚且如此，那么劳苦大众行路就更难了。

汉画像独轮车

水上运输工具

汉代造船业已相当发达。汉朝政府在长安设立有船司空，为官营手工业专门造船的机构。唐王勃《滕王阁序》说：“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青雀、黄龙都是汉晋以来所使用的船名。

在军事上用的有楼船，汉代杨仆曾做过楼船将军。狭而长的小船叫作艨艟，以为冲突敌船之用。在江上航行最快的叫作赤马船，船身是正赤色，其快如马，这就是沿及到明代所使用的大红船 ，也叫作满江红。[28]撑船的船夫穿黄色衣服，戴黄色帽子，通常称为黄头郎。[29]

当时造船已经用粮食的重量来估算舟船的载重量。《释名》卷二十五释船说：五百斛以上还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三百斛曰。，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二百斛以下曰艇。艇，挺也，其形径挺，一二人所乘行者也。如近来在长沙汉墓中所发现的木船模型，棹达十六个，至少有二十人才能驾驶。广州汉墓中发现的陶舟模型，舟尾有舵，舟首有锚，舟上设有颇多的舱房，看来可以航海。[30]

汉代木船复原图

汉陶舟

在汉画像砖上，还有画着钓鱼的小舟，漂荡水上，颇有悠然的神气。又《后汉书·邓训传》说：“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箄上以度河，掩击迷唐庐落大豪。”可知今天我国西北黄河上游所用的皮筏子，是由汉代流传下来的。

总之，在汉代，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确实相当发达。这都是当时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封建社会内等级制度很严，处处待遇不公平，地主官僚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穿是锦衣玉食，劳动人民却住的是蓬户瓮牗，吃的是粗粒糠秕，衣不蔽体。劳动人民衣不得暖，食不得饱，顾不到在居住和交通等项问题上发展其积极性。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在最低的条件下过日子，是苦不堪言的。由于阶级压迫，人身不得自由，加重了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回顾历史，明了“大辂之制，始于椎轮”，后继之人要继承先业，更向前发展，把社会更往前推进一步。若是光对在古代坟墓里发现的帝王将相奢侈的用品赞叹不止，而没有注意到当时封建社会贫富悬殊、不平衡的现象和劳动人民的杰出创造精神，那就不是以主人翁自居，就是被统治者牵着鼻子走了。为了发扬祖国文化的传统，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说“加强自己的劳动，为今天和今后，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世界”，是颇为正确的。

[1]. 《后汉书·董卓传》《东观汉记》。

[2]. 王仲殊：《汉代物质文化概况》，《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3]. 《后汉书·戴凭传》。

[4]. 《后汉书·陈蕃传》。

[5]. 《周礼》。

[6]. 《三国志》。

[7]. 《资治通鉴补》。

[8]. 《汉书·爰盎传》。

[9].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九·相逢行》。

[10]. 《汉书·杨王孙传》。

[11]. 《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12]. 《昭明文选》。

[13]. 佚名：《三辅黄图》等。

[14]. 《后汉书·仲长统传》。

[15]. 《汉书·高帝纪》。

[16]. ［东汉］应劭：《汉官仪》。

[17]. 《资治通鉴补》卷八十一。

[18]. 《汉书·杨仆传》。

[19]. 《汉书·终军传》。

[20]. 《杜工部诗集》卷六。

[21]. 《史记·贾山传》《汉鄐君开褒斜道摩崖刻石》。

[22]. 《汉书·张释之传》。

[23]. ［西汉］陆贾：《新语》。

[24].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

[25]. 《后汉书·舆服志》。

[26]. 《汉书·黄霸传》。

[27]. 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

[28]. ［清］魏崧：《壹是纪始》卷二十，舟车类“满江红始于明”条。

[29]. 《汉书·枚乘传》注。

[30]. 王仲殊：《汉代物质文化略说》。

五　文化艺术

古代先民在日常生活中和经过长期劳动后，觉得需要把自己所见到的事物记录下来，于是逐渐产生了早期雏形的写生画和象形文字。他们在劳动当中，考察形势，寻求事理，提高认识，推动生产不断发展。他们在生产实践当中，观察事物最为真切，有真正的爱，也有真正的恨，有天真烂漫的思想感情，所以对一些事物和自然界美丽风景的感情流露极为自然。为了抒发感情，就要写字、绘画，还要唱歌、舞蹈，编成许多故事传说，就成为文学和艺术了。历代中外文学家、艺术家所写出来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继承了劳动人民的创作，经过集中、提高而成功的。

汉字的新发展

我国古代人民将狩猎得来的野禽野兽的肉，摆在一个木架子上，预备食品，从汉代画像石上就可以看到整个猪的肉排列挂在木架子上的形象。这就逐渐形成了古代象形的字。木架下面专责一个人来记数，那就是字所以能够形成的根据了。和合起来，就是字，即今天历史的“史”字的象形字。史就是管理狩猎物品的小吏。

象形字后来就演变而为复杂的甲骨文字，和钟鼎盘盂铭刻的篆字。因为时代相隔久远，甲骨文和钟鼎文就已很难认识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纷纷兴起，称王称霸割据一方。各地方上的风俗和文化，也因为关隘隔阻而有所不同。所以，东方各诸侯国和西方各诸侯国的文字，虽然都是大篆，写法却不相同，尤其是后起的楚国的文字和西方秦国的文字，区别相当大。秦朝统一中国以后，所谓“车同轨，书同文”，用秦国所习用的小篆，废止各国使用的大篆。文字既然统一，写法也较有规矩，使用起来就比大篆较为便利。由于篆字笔画繁复，一般人不容易认识，用来记录事物、书写文件，还是不甚便利，所以，笔画繁多的小篆字便改为笔画较省的隶书。隶书也叫八分书。到后汉，隶书又演变为草隶（草隶即章草，因为是汉章帝时所兴起的）。《晋书·卫恒传》说：“程邈为（秦）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因此传说隶字是程邈所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甚确当的。清段玉裁注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据《汉书·艺文志》：是时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者易，施之于徒隶也。”又卫恒说：“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这是说明隶书和草书（章草）都是当时人民所创作，官吏、狱徒因为写起来便利而习用下来的。把隶书归之于程邈，草书归于章帝时的杜度，就可说是数典忘祖了。文字之兴起，必须是为了书写便利，容易普及，而书法的优美尚在其次。书法不在笔画的繁简，凡是适用的总是优美的。晋钟繇《隶书势》说：“鸟势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烦文，崇此简易，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尤其是刻石镂金的手工业者，为了刻镂的便利，往往把繁体字改写为简体字。有些地主阶级的文人们说汉魏六朝的碑刻里多别字，清赵之谦曾著有《六朝别字记》。其实不是什么别字，就是当时的简体字，从汉代金石铭刻里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汉代尚方镜铭里有“朱鸟玄武顺阴羊（阳）”，“阳”省写为“羊”。石刻中刻的“大吉羊”（祥）省写为“羊”。铜华镜铭“湅治铜华清而明”，“”省写作“湅”。角王镜铭“昭此明镜成快意”，“照”省写作“昭”。又石刻和镜铭中，万寿之“壽（寿）”字，有省写作“受”字的。汉石刻中像这种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又汉代手工业者为了书写数目字便利，一般人记账是用筹算记数的号码的。在居延汉简中，发现有筹算的记数号码，一作，二作，三作，四作亖，五作，六作丄，七作，八作，九作。这种写法与宋元算草中的写法完全相同，但和近代的写法很相近。[1]可见在清末阿拉伯记数字尚未普遍使用以前，一般市民所用的所谓“苏州号码”，早已应用于汉代了。

我国古代文字创造含有六种意义，即所谓“六书”。据许慎《说文解字》叙：“六书”的程序：

第一是指事，就是把眼睛可以看见的事情，用符号记录下来。比如用代表地平线，在上加一画如，就是上字；下加一画如，就是下字。

第二是象形，就是把可以看见和接触到的实物画出来。如劳动人民在田野里工作，首先可以看见的就是太阳和月亮，因之就把太阳画成字，把月亮画成字；地上的水，就依水纹形象画成字，或字；水中有鱼，就画成字，也有画成字的；水中有船就画成一个字。象形文字，表达事物是最明确的，也是最原始的文字。

西汉甘泉山中殿刻石残字

古代绘画是从象形发展而来的。在周口店的山顶洞中，可以看到几千万年以前劳动人民所刻画的人物和舟船，以及动物的形象。就是最近在河南巩县发现的山洞中，还有刻画的动物如鱼类的图形。又如宋代书画家米芾被贬官，带着眷属从汴梁到陈留，住在矮小如舟的一间小屋子里。他给当时另一个书家蔡襄写信时，在书信当中就画了一艘小船，形容他所居住的湫隘，把不能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真挚感情用图画绘画出来。[2]

上古，人们从实践中摸索出用画线条的简易方式画出素描式的动物和图案画。到了周秦以至于汉初，绘画和雕刻的工力益臻完善，如流传下来的商周陶器，周秦时期的钟、鼎、盘、盂等青铜器，以及秦汉的瓦当等类器物上镌刻和彩绘的花纹，都能反映自然界的现象，如云纹、布纹、席纹、雷纹、饕餮纹、如意纹、三角纹、蚕纹等类的花纹，以及狩猎鱼鸟等各种劳动的画面。器物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布饰花纹的部位，也逐渐有了讲究。例如，盛酒的爵，既可以插花又可以盛酒的觚，和盛食品的献上，刻画的花纹，有的摆在中间，有的在上部，有的在下部；圆形大腹瓦缶等类罐子，为了引人注目，有的将花纹摆在中间，有的陪衬在左右侧面；瓦制的灶，有的把花纹或生物的图像画在上面的平面上，有的画在立体显著的地方，看去非常适宜和美观，即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3]

工艺美术

到了汉代，制作工艺美术品已有千百万的手工业工人。这些手工业工人，多数来源于刑徒，有些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在劳动生产之中，逐渐出现了如丁缓、李菊等大量的巧工和雕刻家。像武梁祠的题记所说：“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委虵有章。”同时出现了如毛延寿、陈敞、刘白、赵岐、刘褒等著名画家。及到三国时期，吴兴人曹不兴，是当时一位出色的画家。孙权叫他画一张屏风，他偶然误滴了墨，就画成一只苍蝇。孙权以为是苍蝇落在屏风上了，拿手指去弹它，原来是画上去的 [4]，可算画得惟妙惟肖了。从这方面来看，可以说是由周秦到汉代，绘画艺术技巧进展的过程中，从线条技术发展，由米字形交叉的长方格，而画成多种类型的图案画，象征自然界天地日月以及静物、动物各种类型的状态，又发展而为人物以及动植物写实的画像。无论画一个老虎或一群车马，或打猎的猎手与老虎搏斗的场面，或随从与车马疾行的骑士（伍百），或手中迎风飘荡的旗帜，无不是栩栩如生、神气活现，表现了民间艺人创作的精妙。

从流传下来的汉代石刻和砖刻画来看，画的人物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情况，但也有些涉及奇形异兽、鬼神迷信的画面。

这些画主要的缺陷往往是在石刻上把画面画满，不留空白的余地，而画的人物故事拥挤在一起，层次颇为混乱。除了较小的画砖上空白处较多，形状较为分明外，至于大幅的石画上，刻画的内容往往繁复，没有作整体布局的考虑，所以层次就不能井然，画意也难以突出了。到了东汉后期，随着技术的提高，就慢慢地纠正了这种缺陷。例如，辽阳市棒台子第二号墓壁画所刻画的宴饮图中，在室内悬挂有帷帐，在窗帘外面，有高悬一轮明月的外景。又如四川蓬山一带所发现的后汉三国时期的砖画的庭院图、庖厨图，庭院图中画出住室房屋之外，没有其他的亭阙，围着短墙，院内还种着几株杨柳。庖厨图内画着烹调宰割的形状，层次分明，陪衬极为相宜，看了不致枯燥无味。这是民间艺人别出心裁地把绘画艺术推进了一步。

壁画及石刻砖刻画像

这里我们可以附带谈到汉代的壁画。在汉代，上自朝堂殿阁、衙署厅室，到旗亭酒店，甚至民间的屋舍，大都有彩色画像。像汉代皇宫里，就有甲观画堂，画着古帝王像。蔡质《汉官典职》说：“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涂殿，紫青界之。”据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说：“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汉书·景十三王传》说：广川王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裤长剑之像，在屏风上则画有列女的画像，上面叙述班昭的《女诫》。

统治者为什么热情于画各种人物故事的画像？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着享受和娱乐，尤其是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三国时曹植曾说过：

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者，图画也。”[5]

所以诸葛亮由蜀进驻滇池以后，“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附录云：“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6]除了画天地日月、神龙和历代帝王将相的故事，还画当时的从龙功臣。这种图画从庙堂推广到各地方的官署。如汉光武帝建立东汉，即所谓“中兴”，就在灵台麒麟阁上画了中兴二十八将图像，又在郡府厅壁上同样地画了当地官吏的画像。应劭的《风俗通》说：“尹，正也。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讫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后人具瞻，呈以劝惧。”这种风气从而又发展到边境。《后汉书·西南夷传》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因是“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炫耀之”。

当时知名的人士，也有人为他们画像的。如东汉文学家蔡邕，为人有风采，因之“兖州、陈留闻皆画像而颂焉”[7]。这是因为自从东汉的首都由长安迁到洛阳，南阳是刘秀发迹的地方，河南遂成为政治中心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地区。山东的任城、兖、沂和四川的成都、广汉，是生产富庶的地方，画像之风也特别发达。画像之风，东北推广到辽东，西北到河西走廊，西南到滇池，东南到扬州广陵。

尤其要说明的，汉代工业主要的是官营手工业，私人手工业作坊为数不多，因之其生产品不占重要位置。官营手工业制造纺织品的，宫廷中则有东西织室，地方上则有襄邑、临菑和四川广汉的服官；制盐、铸铁的则有各地的盐官和铁官；制造铜器和镜子的则有尚方令丞；烧窑制造陶器的则有都司空令丞等。官营手工业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着统治者的享受，并不是为着人民的应用。而且官营手工业主要是生产供应豪门贵族赏玩的奢侈品，它们往往是费百人之力仅制造出一幅彩画和刻镂精美的铜镜，同时在器物或石刻上画上帝王将相、神怪离奇的故事，提倡迷信神仙、长生不老，以维护封建秩序和道德，来麻醉自己，愚弄人民。所以我们在石刻、铜器、漆器上，可以看到各样绮丽的图画，而铭刻了如“大富贵”“大吉羊”“宜侯王”，以及“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万世昌，乐未央，辟五兵”等吉祥和迷信的语句。汉代还培养了一批专门为统治者服务的有技巧的工人师傅，并有一批如毛延寿等以绘画为职业的画师。

民间雕塑

由于社会上所好尚，当时就有专门制造器物和买卖玩具的商店。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于（为）弹，外不足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又说：“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优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不仅是送葬用品，也是为活着的人玩耍而做的。这都是商人迎合地主豪门的嗜好而制造出来的玩具，乃至无益而有害的物品。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与劳动人民的手工业者是毫不相干的。劳动人民的手工业者不但创造了物质财富，制造出来了生产的工具，而且别具心裁地发扬了文学和艺术。就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汉代遗物和石刻上的画像来看，当时的劳动人民中的艺术家，以豪迈的气魄，刻画出了各种各样的图像，景物当中还画出了阶级的不同和贫富悬殊的对比；不仅将劳动人民耕田、纺织、鼓铸、制盐、种芋、狩猎、打鱼等辛勤劳动的场面表现出来，还将贫民向地主仓库里交纳租粮，地主向农民索债以及权势豪门凶恶的面貌也暴露出来。这无异口诛笔伐！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是何等的伟大呀！

民间的歌谣谚语

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当中，要记录工作程序，总结收获经验，把工作进行得更为完善，不但要会写字和绘画，而且为了表达其真挚的胸怀，抒发其被统治者压迫得抑郁不平之气，以及心中愉快和烦闷的各种感情，就把所见所闻编成顺口的话句，说出来或唱出来，那就是歌谣和谚语，也就是口头创作了。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三，解释杂歌谣词说：“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累累乎端如贯珠，此歌之善也。”这种歌谣和谚语，内容和形式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歌谣就是指民歌。《尔雅》说：“徒歌谓之谣。”徒是空的意思。徒歌就是清唱，是不用乐器伴奏的唱歌，可以道出人民的习尚。因之《韩诗章句》说：“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由这种无章曲的歌谣（徒歌）而加上了章曲，或另选了些词句，被之于管弦，“因歌而造声”，就成为乐府的诗歌了。至于“谚”字，刘勰《文心雕龙》说：“谚者直语也……廛路浅言，有质无华。”明杨慎说：“谚，俗论也。”俗论就是民间的俗语，因之就可以说是人民的口头创作。有韵的就是谣，无韵直说出来的，就是谚。还有农民心里对于统治阶级怀着不满的情绪，不敢公然讲出来，私下互相传说的，叫作咙（原作“陇”）。汉代《城上乌》的歌谣中有：“吏买马，马具车，请为诸君鼓陇（咙）胡。”“请为诸君鼓陇（咙）胡”，也可以说是“请为诸君鼓喉咙”[8]，这也是歌谣的一体。因为人民所作的谣谚，出语自然，讽刺深刻，纯粹是人民心中所愿意说的话，就如风声天籁，金石和鸣。那些没有深厚感情的地主文人是说不出来的。

谣谚语调自然，没有那样文雅，经过文人雕琢和加工，就发展而为诗歌了。明杨慎说：“贾人之铎，可以谐黄钟；田夫之谚，而契周公之诗。信乎六律之音，出于天韵，五性之文，发为文章。有不待思索勉强者，此非自然之诗乎！”清宋长白说：“汉魏乐府诗歌，强半近于歌谣，起伏断连，自有草蛇灰线之势。六朝声口韵秀有意为文，似之而实远，唐人组织秾丽，人巧胜，天工薄矣。”[9]道出了乐府诗歌起于歌谣的来源和甘苦，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民间流传的歌谣，因为时代久远，互相传抄，走了原样，有的经过文人的修饰，一首歌谣，就有两三种不同形式，有的甚至是地主阶级的文人篡改过的作品，必须加以分辨。鲁迅先生说：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记的就两样。一种是：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一种却是：

一尺缯，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较起来，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但是否已经删掉了一些，也是说不定的。[10]鲁迅先生指出的民间歌谣真挚处的所在，和分辨真伪的道路，是正确的。这首歌谣是当时人民讽刺汉代所谓“文景之治”时有名的汉文帝、淮南厉王兄弟二人尚不能相容的故事，撕破了封建统治者所谓友爱、仁慈的假面具。[11]这里再举一首沈德潜《古诗源》所载在汉代以前流传最早的一首歌谣。内容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在这首古歌谣里，说明了劳动人民是凿井耕田，发展生产，辛勤劳作，征服自然的主要力量，和他们反抗统治者压迫的思想。“帝”可以说是指上帝，也可以说是指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12]， 所以说“帝力于我何有哉”！民间的歌谣和谚语，意思是真诚的，内容是丰富的，都是结合着实际，从劳动生活当中耳听目验产生出来的。

我们姑且不分谣谚，而且把金石上铭刻的词句，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统治者明显地所加上去的都勾掉，综合起来，民歌和谣谚约可以分为占验晴雨、常说格言、描述大自然现象、讽刺和揭发统治者的压迫、抒发人民胸怀，以及彼此相和等几大类。

1.占验晴雨类

农民种植庄稼，要占验风雨，因此大略地识别了天文地理的现象，初步掌握了科学技术的经验及知识。明杨慎《升庵外集·古今谚》曾把古人有参考价值的谚语集在一起，而把古人诗词出于谚语的附在后面。我且不谈古人的诗词，而主要的是把谚语摘抄在下面：

月如弯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

乾星照湿土，来日依旧雨。

照泥星出依然黑，烂漫庭花不肯休。

日没胭脂红，无雨也有风。

霜凇打雪凇，贫儿备饭瓮。

秋甲子雨，禾头生耳。

雨洒上元灯，云掩中秋月。

河射角，好夜作；犁星没，水生骨。

春寒四十五，贫儿市上舞；贫儿且莫夸，且过桐子花。

舶棹风云起，旱魃深欢喜。

蜻蜓鸣，衣裘成；蟋蟀鸣，懒妇惊。

天河东西，浆寒衣。

三月昏，参星夕，杏叶盛，桑叶白。

以下采自《四民月令》：

杏子开花，可耕白沙。

贷我东蔷，偿我白粱。

杨慎又把汉崔寔著《四民月令》中的农谚另列为一条，我把上面已经重复的不抄，而把有用的摘抄于下：

麻黄种麦，麦黄种麻。夏至后，不没狗。（言种麻贵在夏至前）

但雨多，没橐驼。五月及泽，父子不相借。

子欲富，黄金覆。（谓秋后种麦曳柴壅麦根也）

智如禹汤，不如常耕。

云行东，车马通。云行西，马溅泥。云行南，水涨潭。云行北，好晒麦。

未雨先雷，船去步归。

鸦浴风，鹊浴雨。

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禾头生耳。冬甲子雨，风雪千里。

稻秀雨浇，麦秀风摇。

雨打梅头，无水饮牛。

又清魏崧著《壹是纪始》载老农经验语，有：

月色青，雨倾盆。月色黄，龙骨忙。（龙骨是水车）

鸡早上栖，大雨满溪。

猪蛇渡河，当夜滂沱。（天河中有黑气，似猪蛇往来，主当夜有雨）

日珥抱，立雨到。

这部书里所引用的农谚，多半与杨慎《古今谚》相同，而且不注出处，多为汉以后的谚语，所以就不多引了。

农民积累了毕生耕作中总结的经验，从客观实践中证明与气象台上所测验的效果有时颇相吻合，因之到现在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2.常语格言类

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两千余年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之下，虽然受到统治者用儒家的伦常道德以及迷信思想所束缚，但是劳动人民是最英勇而有智慧的，不屈不挠地与统治者作斗争。他们以“横眉冷对”的大无畏气概，怒斥统治者，以“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来要求自己。这虽然是纯朴的家常语句，确实是至理名言。现将杨慎《古今谚》所记录的较为真挚而似乎是未经文人粉饰的语句抄录如下：

惑者知返，迷道不远，

白刃交前，不顾流矢。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井水无大鱼，新林无长木。（《盐铁论》）

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后汉书·左雄传》）

猛虎不处卑势，劲鹰不立垂枝。

中规不密，用坠祸辟。

上求材，臣贱木；上求鱼，臣干谷。

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

足寒伤心，民怨伤国。

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汉书》）

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

贵易交，富易妻。（《后汉书》）

作舍道旁，三年不成。（《后汉书》）

使口如鼻，终身不失；使口如耳，终身不殆。思无垢，忍无辱。（《说苑》）

屠者食藿羹，造车者多步行，鬻扇之翁手降暑。（《新论》）

取官漫漫，怨死者半。（《风俗通》引里谚。杨慎说：“罢软之官，反害物也。”）

狼子野心。（《越椒子》）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汉书·东方朔传》）

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史记》作“以管窥天，以隙视之”）

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西汉王嘉引里谚）

人所歌舞，天必从之。（《后汉书·冯衍传》）

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李固《遗黄琼书》）

几事不密，祸倚人门。（《后汉书·鲍永传》）

利令智昏。（《史记·虞卿传赞》）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史记·蔡泽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广传赞》）

《史记》中所引用的古谚还有：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上面所举的这些谚语，有戳穿统治者的阴谋诡计和世俗庸人的常态的，有概括劳动人民的英勇气概和处理事物的明辨机智的，有指出劳动人民做人的方向和处世方法的，有反映群众的观念和知难而进、决没有倒退思想的。当时比较进步的文人已引用了这些名言，使文章画龙点睛，大生光彩，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3.描述大自然类

劳动人民在广阔的天地里，深刻体会到祖国山河的壮丽和优美，以乐观的情绪描写鸢飞于天、鱼跃于渊的活泼泼的景色和风光。如《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描写长江三峡（《水经注》也有此记载）：“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蔽天日，非到亭午夜分不见日月。其中有滩，名曰黄牛滩，江湍纡回。”船行了一天又一天，晚上还可以看见黄牛滩。古代路过这里的行人，就作了一首歌谣说：

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一百余里，山水纡曲，林木高茂。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行者闻之，莫不怀土（想家）”。在那里打鱼的渔人，就作了这样的歌谣：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

在三峡中行舟最危险的地方是滟滪堆，古代行路的人就作了这首歌谣来告诫行人：

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

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流。

全国解放以来，清除了滟滪堆的障碍，长江上游的航行已畅通无阻，符合祖国人民千百年以来的愿望了。

描写北地沙漠风光的歌谣，如北齐斛律金曾作过一首《敕勒歌》，虽然时代较晚些，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原歌本来是用鲜卑语写的，把它翻译了过来，仍不减汉代歌谣的色彩。歌词是：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描写祖国漠北的风光，是何等的苍茫雄壮呀！

至于描述江南水乡的，古代就有一首以“江南”作为题目的歌谣：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首歌谣描写江南水乡池塘内无数的小鱼在莲花下游来游去，真是活泼有趣。六朝人所作的古诗《江南弄》和唐宋人的诗词《江南好》与《忆江南》，都是导源于此的。

4.抨击和讽刺时政类

劳动人民的爱和憎是鲜明的，对于统治者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个是稍差，哪个是穷凶极恶的分子，都了然于胸中。在统治阶级的压榨之下，他们并不是敢怒而不敢言，而是以坦率的性格、朗爽的语句，作公开愤怒的指刺。他们有的在统治者的淫威下，虽然不便作愤怒的声讨，也互相在作喁喁的私语，以表达疾恶如仇的胸怀。他们公开指责和讽刺汉初的灌夫拥有大量的陂地田园，家累数千万，食客数十百人，横霸颍川。当时老百姓作了一首《颍川歌》说：

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13]

又如后汉顺帝时，大奸臣梁冀变乱朝政，杀害忠良，当时就有童谣说：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在后汉桓帝时，政治腐化，统治者横征暴敛，激起了凉州兄弟民族的反抗，朝廷命将出师，每战常败。人民愤怒不过，就作了首《小麦谣》：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置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鼓咙胡”，上文已提及。据沈德潜《古诗源》注说：“鼓咙胡，不说公言，私咽语也。”

还有一首讥刺汉桓、灵时政治腐败，卖官鬻爵的《城上乌》的童谣：

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其义父既为军吏，其子又为卒徒，往讨胡人的意思）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指灵帝的母亲，宫称永乐，好聚敛钱财）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相怒。

这首童谣，指斥统治者，语词隐晦，似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也是鼓咙胡一类的歌谣。汉代明显指斥统治者的歌谣，如前汉成帝时的：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鹊）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这是汉朝将亡，王莽将兴时，抨击时政的。

在前汉时河南汝南旧有鸿隙大陂（水库）浇灌的田地极为肥美。当时有一个贪官翟方进，因为得不到陂中的良田，就把陂中的堤防决了，因之农民就托诸黄鹄编了这首童谣：

坏陂谁？翟子威（方进的别号），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

公然揭露统治者的罪行的，如前汉元帝时宦官石显与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互相勾结，把持朝廷权力，当时人民就编了一首《牢石歌》：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

汉成帝时，外戚王逢、王谭、王商、王根、王立等五侯同时并封，大起宅第，豪华已极。当时老百姓就作了《五侯歌》：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王根）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象西白虎。

到了后汉桓帝时，宦官单超、具瑗、左琯、徐璜、唐衡当权，同日封侯，朋比为奸。当时人民就编了一个《四侯谣》：

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在汉献帝时，人民对董卓恨之入骨，就编了一首《董逃歌》：

承乐世董逃，游回郭董逃，家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重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

人民恨不得他立刻死去，又编了一首《京都谣》：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人民痛恨之极，真是所谓“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了。

汉桓帝时的大奸臣胡广，因为依附梁冀，专以温柔、谄媚取宠，官做到丞相。当时京师的人民就作了一首谚语嘲笑他说：

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的别号）。天下中庸，有胡公。

可见中庸之道是万事不理，最误人的。

还有痛斥当时选举秀才孝廉制度的不良，及官吏贪赃枉法、贻害人民的歌谣，如：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音涅），高第良将怯如黾（音灭）。

应劭《风俗通义》载有指斥贪官污吏的里语（歌谣）说：

县官漫漫，冤死此半。（《太平御览》第二二八卷）

可见，凡是毒害人民、违背人民意志的，人民就憎恨他。如东吴孙皓时要从建业（今江苏南京）迁都武昌，就遭到人民断然拒绝，遂编了这首童谣：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人民的意志是非常鲜明的。

可是也有称赞当时官吏的歌谣，如歌颂渔阳太守的《张（堪）君歌》：

桑无附枝，麦穗双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歌颂蜀郡太守的《廉叔度（范）歌》：

廉叔度，来何草（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裤。

我认为这都是指着当时的农业生产而言的，太守张君和廉君并不是作为主题的。至于汉桓帝时歌颂莱芜长范冉的《范史云歌》：

甑中生尘范史云（冉），釜中生鱼范莱芜。

这是一首歌颂范君廉洁的歌。

以上所举的几首谣谚，无论是赞美和讥讽，都观点鲜明，而且深刻，值得人们深思，因此流传下来的颇多。[14]我觉得这类诗歌谚语有些是地主阶级文人模仿农民歌谣的口气而作的，遂开了后汉地主阶级文人为了提倡清议、月旦人伦的风气。

5. 抒发人民胸怀类

悲欢离合是人生之常情。劳动人民从切身感受中自然地抒发出来的感情，和反映这种感情的歌谣，最容易感动人。这类歌谣有的直述自己的感触，有的是相和歌词。由于是真情流露，故出语自然，绝无矫揉造作的虚情假意。所以说，郑、卫之音比清庙、明堂之诗要高明得多了。汉代的镜铭，我们读起来就有这种感觉。如秋风镜铭：

秋风起，予志悲；久不见，侍前稀。

相思镜铭：

君有行，妾有忧；行有日，反无期。愿君强饭多勉之，印天太息长相思。毋久……（下阙）

佳人镜铭：

清湅（炼）铜华以为镜，昭（照）察衣服观容貌，丝组杂遂以为信，清光（曾）宜佳人。

这几首镜铭，写得都很诚挚 。[15]据《古今注》说：古代有一老翁提壶乱流而渡，其妻追之不及，作了一首《公无渡河》之曲，也坠河而死。这件事被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听见了，归告其妻丽玉，丽玉伤之，乃作箜篌而写其声，名叫《箜篌引》。这是一首彼此相和的歌词，原来的歌词是：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

又《薤露歌》：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这首歌曲虽然过于感伤，然流露了真实感情。《悲歌》的歌词则就豪壮了，歌词是：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古乐府中，抒情的歌谣是很多的，大都是劳动人民从不同的悲欢离合的境遇当中表达出来的，但其中有的诗歌写得很文雅，恐怕是经过文人润饰的，如《艳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我（绽）。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盼。语卿且勿盼，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又《董娇娆歌》：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扬！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16]

汉代人民抒情的诗歌，我所抄的这些，也不过是乐府曲海当中仅尝一脔。总之，劳动人民文学诗歌的创作是丰富多彩的，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地主阶级的文人学士，别看他们写得怎样高明，而导源溯流，多取材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民大众的文海之中。如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大麦行》：“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以及《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等名句，都是由上面所引的《小麦谣》脱胎而来的。古乐府诗有：“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唐代诗人李白用其意衍为《杨叛儿歌》：“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写得何等生动！唐代《竹枝词》《柳枝词》，也是由巴渝（今四川）的民歌演变而来的。唐代刘禹锡所作的《竹枝词》有：“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情。”[17]虽然词意双关，然未免流于纤巧，比古代的民歌出于纯朴自然者，要略差一筹。至于宋人的词，都是由于旗亭酒壁所唱的曲子而演变出来的。元曲更是元代通俗的作品。在明代，有人说明朝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学；若说有的话，那么民间的歌曲《挂枝儿》和《打枣竿》，可算是有特殊风格的作品。虽然是句戏言，却含有至理。[18]

[1]. 于豪亮：《居延汉简考释》，《考古》1964年第3期。

[2]. ［明］毛晋：《苏米志林·米元章》。

[3]. 雷圭元：《画案基础》。

[4].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5].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曹植画赞》。

[6]. 《资治通鉴补》卷七十。

[7]. 《后汉书·蔡邕传》。

[8]. ［明］杨慎：《升庵外集·古今谚》。

[9]. ［清］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一。

[10]. 鲁迅：《门外文谈》。

[11]. 据《汉书》载：淮南厉王长，高帝少子。长废法不轨，汉文帝不忍置于法，乃载以辎车“处蜀严道邛邮，遣其子、子母从居”。长“不食而死”。后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文帝闻之，乃追尊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如诸侯仪”。

[12]. ［法］欧仁·鲍狄埃：《国际歌》。

[13]. 《史记·武安侯灌夫列传》。

[14]. 参考［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明］杨慎：《古今风谣》、［清］沈德潜：《古诗源》。

[15]. 罗振玉：《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

[16]. 《古诗源》。

[17]. 参考《乐府诗集》《丹铅总录》。

[18]. ［明］谢肇淛：《五杂俎》。

六　歌舞及文娱活动

汉代歌舞渊源

诗词歌赋多出于旗亭酒壁之间。劳动人民由口头创作、手舞足蹈而形成文学艺术。

宋人郭茂倩说：“言者心之声，歌者心之文。”就是说，劳动人民在工作完了休息的时候要唱歌，即使在劳动中间，搬运时为了把繁重的东西移动或推向前进，就前呼后吁，自然地编成顺口溜式的“号子”（歌曲）；在田里，插秧播种的时候要唱秧歌；到了粟麦登场，庆丰收的时节，还要扭秧歌舞。至于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到了结婚的年龄，所谓“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的时候，在幽静的林泉月下和美好的自然界风光里，不但要唱歌，还要跳舞。元周慧孙《乐府诗集·序》说：“良以乐之为乐，非曰弹丝鸣竹，金击石，然后谓之乐。凡羁穷愁闷，欢忻愉怿，出于口而成声者，皆乐也。”所以当人生悲欢离合之际，为了发抒其胸怀，表现其情思，说出心中所要说的话，“遂为千古至文”。因之后来就有《子夜》歌，《竹枝》《柳枝》曲调，或用歌舞表现其心声，已具有歌舞的雏形了。

歌曲产生的初期，是用本地方的语言和本地方乡音作辞调，舞蹈起来也像狩猎、插秧、捕鱼的动作，踏的是人们在当时当地劳作行动的步子，具有本地风格和色彩。人们看起来、听起来最熟悉，能够容于心而会于目，起了可以兴、可以感、可以怨的作用。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发达的都市则有秦歌、赵舞。汉宣帝时杨恽答孙会宗的信上说：“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赵国都城是邯郸，邯郸歌舞远近闻名，“学步邯郸”即人们走路都要学邯郸的步伐。同时，燕赵慷慨悲壮的易水之歌，也闻名一时。在祖国北方的大平原上，除了东部各国的讴歌，黄河以北的郑卫之音，江南苏州一带有吴歈（吴歌曰歈），淮河南北荆襄地区还有西调（所谓楚歌）等。自秦统一中国不久，汉起而代之，秦声逐渐消沉。汉高祖刘邦的部下多半是楚人，楚歌楚舞一度兴盛起来，占了上风。由于交通逐渐便利，以勇猛著名的巴渝歌舞和幽雅柔媚的越讴越舞，也来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制成伴奏歌舞的乐器。后来精益求精，又发明创造了鼓、缶、埙、篪、琴、瑟、竽、笙等。中原人民还吸取了各兄弟民族及邻国友邦的经验，制造了箜篌、羌笛和胡琴。除乐器外，把整套的乐曲移植了过来。在汉初，如凉州的歌曲，于阗的舞乐和龟兹的音乐，都流传于中原，而中原的音乐、诗歌传播到各兄弟民族中，融会贯通，而形成了汉代人民的歌舞和音乐。[1]

在春秋战国时期，歌唱的名手，就有秦青、薛谭和秦娥等。秦青和薛谭歌唱起来，可以“声震林木，响遏行云”。齐国女歌唱家秦娥歌唱的声音非常清脆悠扬，响彻云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她唱的歌，能令人忧，又能令人喜。当她被人凌辱的时候，“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群众把她请回来，她“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宋人的词牌子“忆秦娥”，就是因此而起名的。

汉初，歌唱的名手有宋容华。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把从西域传来的《摩诃兜曲》重新改造，编为新曲二十八解。汉代的所谓“黄河名倡”，就是民间音乐家。当时就有丙彊、景武等歌唱名手。[2]《楚辞》等书所记述的迎神送神之曲，想必有其舞蹈的形象。汉末晋初，有浙江会稽的女巫章丹、陈珠“装服甚丽，善于歌舞。甲夜之初，撞钟击鼓，间以丝竹……在中庭轻步徊舞，灵谈鬼笑，飞触跳拌，酬酌翩翩”[3]的记述，说明了当时歌舞的盛状。

巫觋问题

歌舞和音乐本来是劳动人民所创作的，可是王国维先生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4]他的这种说法盖本于明朝的杨慎。杨慎《丹铅总录》卷九说：“女乐之兴本于巫觋，在男曰巫，在女曰觋，在上古已有之。”这种说法，也不无其道理。因为原始公社末期，劳动人民忙于渔猎耕种，不得不有分工，如审量天气的晴雨、季节的旱涝、祓除不祥、打扫清洁卫生等有专人从事。《后汉书·礼仪志》说：三月“上巳，官民皆絜［通“潔（洁）”，清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灾）为大絜。絜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絜之矣”。原始社会的人民因为生产水平限制，缺乏科学知识，尚不能正确认识和克服自然灾害，以为自然灾害和生活中的不幸是鬼神的安排，故不能不委诸巫觋来进行占卜祈祷、用音乐舞蹈来敬事鬼神。正如《诗经》所说：“东门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就可以看出巫觋歌舞的形状。科学的原始仍出于迷信。就像道家的炼丹一样，化学上氢与氧的分析方法，乃从炼丹而出。晋代葛洪所著的《抱朴子》虽然是道家的书籍，可是所记载的事情，接近于朴素的唯物论，尤其是在医学的防止传染病方面，有较大的贡献。“祝”是“史”的意思。上章所谈到的史，就是记载劳动人民所收获的数目，和占卜所得的结果，记录下来以备遗忘，因之记事物的大权，就掌握在史官的手里了。

我认为史与巫觋在上古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一边来舞乐跳神，一边来记述事物。到了周秦以来，特别是汉代，巫觋虽然存在，可是记事的史官大都由儒家学派出身的知识分子担任了。

古代统治阶级的官僚仕宦中，最注重婚丧大事。他们文质彬彬，崇尚礼教，儒家就充当阔人门前办婚丧大事的司仪和吹鼓手。当然，巫觋和祝史，在歌舞的曲调步伐上、音乐的节奏上，不无有其增益辑补，日趋于完善的功劳；可是他们为了欺骗人民，在人民朴素的敬事鬼神的基础上，更捏造许多天神和地祇等荒诞无稽的迷信传说，使人们在神权和皇权的压制下，不敢起来反抗。他们还编造了许多迷信的故事和传说中的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等项故事。这些神话故事有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一面，也有宣传迷信的一面。如西王母，本来是古代西方一个国的女酋长名 [5]，巫家因为她孤独无偶，便添上了一个东王公。统治者满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人民欺骗住了，但是劳动大众眼睛是雪亮的，智慧是无穷的，哪个对，哪个不对，都了然于胸，英勇美好的故事就予以接受，迷信反动的故事，就以其道还治其身，而予以反击。因此说，歌舞是成于巫觋是对的；若说出于巫觋，那就错了。

汉代歌舞的形式与内容

歌舞的来源既然说明白了，我们再从歌舞和音乐的形式和内容加以分析和说明。

上章里所说的歌谣，就是徒歌，所谓“有章曲者曰歌，无章曲者曰谣”[6]。这种歌谣都是民间口头的创作，有时用手击着土壤或竹节，陪衬着作为节奏，就是古代击壤之歌。后来加上伴奏，被之于管弦丝竹的音乐，那就是所说的相和歌辞了。歌辞被之于管弦的时候，有辞句而不拖诸长腔声音的，有无辞句但有音腔的。因为各种形式和声调不同，到汉代便发展而为平调、清调和瑟调三种歌调，还有楚调和侧调，总归之为相和歌辞。歌辞都产生于汉代的“街陌讴谣”，大概有《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上山采蘼芜》等类的歌曲。流传于现在的，如古诗《陌上桑》中“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是流传很广的名句，可以说是一首绝妙的叙事诗。[7]这首长诗，唱起来就要分成章节，也可以说分成几解（几段），由简短的小调，形成有辞有声，再加上音乐伴奏，可以说是一支大曲。这支大曲在当时唱起来的步骤，就有艳、有趋、有乱的分别。艳在曲前，趋与乱在曲之后。明代杨慎说：艳好比现在唱戏所唱的引子，趋与乱好比现在戏剧结束时的尾声。在唱歌时还有陪衬拖长腔的声音。汉代歌辞中的羊吾夷、伊那何，就好比现在的哩罗、阿哎哟的声音。宋郭茂倩说：艳和趋乱的先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在一首歌辞之前，先有音乐的前奏曲，继之以在歌唱之中陪衬以有声无辞“羊吾夷”的长腔，末了以尾声结束了全歌的场面，就形成为整套的相和歌辞了。

当劳动人民发明乐器来伴奏唱歌，其初是简单的，也不过是击壤而歌，后来由击壤逐渐改进为击缶，所谓“仰天拊击，而呼乌乌，此秦之声也”[8]。

从周到汉代，由匏土之声发展而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八音，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金革之声，那就是以皮革做的鼓和铜做的铙钹，因之形成鼓吹之曲和铙歌之曲了。

汉代发展的各种各样的鼓，最大而最主要的是有两面或四面都蒙着皮子可以敲打的建鼓。建鼓形体很大，有的可以载在鼓车上，用人推着走；有的竖立在朝堂的石阶上，到大朝会和作舞乐的大场面时才用着它。鼓架子上有羽葆红缥丝绸等华丽的装饰品，叫作客，是以资壮观的。建鼓竿首上面雕刻一个大鸟，这个鸟名叫朱鹭。[9]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孔颖达说：“‘楚威王时，有朱鹭合沓，飞翔而来舞。旧鼓吹曲，《朱鹭曲》是也。’然则汉曲，盖因饰鼓以鹭而名曲焉。”在汉代鼓吹曲中，《朱鹭曲》为第一首歌曲。这种建鼓的形式在晋顾恺之的《路神图》和近来发现的沂南古石刻画像中还可以看见其大概的样子。建鼓也设在官署市楼和邮亭上。《汉书·何並传》说：“並北渡泾桥，令骑奴还至寺门，拔刀剥其建鼓。”师古注说：“诸官曹之所，通呼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谓植木而悬鼓焉。县有此鼓者，所以召集号令，为开闭之时。”除此而外，还有每当市集启闭或其他事项，都是以击鼓来召集市民。人民有了冤屈也向官署门前击鼓，请求官吏允许申请诉状。后汉洛阳令董宣镇压人民极为严酷，人民不敢妄然击鼓，当时有“桴鼓不鸣董少平（宣字）”的谚语。除了建鼓，农民唱秧歌时打腰鼓，舞乐脚踏有小鼓。

由于鼓的种类繁多，当时人民击鼓的技术也是非常高明的。有的击一天鼓，花样百变，没有重调。青年男女们用足踏鼓，也花样百出，音调自然。汉代科学家张衡就是击鼓的名手。汉末文学家祢衡穿岭牟单绞之衣（鼓吏穿的衣服），击鼓作《渔阳三挝》，久已闻名，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到晋唐以后，高昌、天竺（印度）传来的羯鼓，击打起来声音尤为焦杀嘹亮，能以“高楼晚景，明月清风，破空透远，特异众乐”[10]。在佛教未入中国以前，虽然没有暮鼓、晨钟足以发人深省，可是在汉代雷门布鼓，声彻云霄，颇足以令人振奋的。

汉画像演奏图

汉木乐俑

人民创造了击鼓配合着短箫或竽籁的鼓吹之曲，迅速地被统治者利用，发展而为“鼓吹”“骑吹”和“云吹”。又由鼓吹改变而为用长笛的“横吹”，横吹实即鼓吹的一种。方以智《通雅》卷二十九乐曲引《建初录》说：“列于殿廷者名‘鼓吹’，列于行驾者名‘骑吹’，水行谓之‘云吹’。”又说：“其鼓吹，陆则楼车，水则楼船，在庭则以簨虡为楼。《朱鹭》《临高》诸篇，鼓吹也。《务成》《黄雀》，则骑吹也。《水调》《河传》，则云吹也。今楼船所吹，各曰《河调》，即《水调》也。总谓之《鼓吹》。”这种鼓吹和骑吹犹可见于四川汉画像砖之中，而宋人词句的水调歌头，也是由鼓吹曲而演变出来的。长笛又名羌笛，原是我国古代兄弟民族之一的羌族人民的乐器，后传到中土，由汉到唐成为行军出征所用的军乐器之一，故唐代诗人就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

在鼓吹曲中，鼓是起主导作用的，当然还有用铜做乐器的，就是铙钹。《周礼·鼓人》注：“铙如铃，无舌有柄，执而鸣之。”铙本是军中使用的一种器皿，也叫作刁斗，形如熨斗。行军的时候，夜击刁斗，以作警备，吃饭的时候，可以拿来盛饭，也可以作为乐器。铙在后来发展为较宽大的钹，形成歌舞中不可少的敲打乐器。

随着铙而来的，则有铙歌，铙歌与鼓吹曲，是同类型的军乐，因之又叫作《汉鼓吹铙歌》。这种歌辞流传下来的共有十八曲。其第一曲，名叫《朱鹭》，可见铙歌还是以鼓为主要乐器了。到了汉末，曹操、孙权都拥有鼓吹一部，还借给他们的将帅及牙官使用，鼓吹遂成为军吏的仪仗队了。

当时军中和民间使用的乐器，首先是鼓和铙，逐渐增加的则有笙管、竽箫、羌笛、琴瑟、箜篌、筝、筑、埙、篪、抚拍等乐器。在汉石刻画像中看到的歌舞场面使用的乐器，少则有六七种，多则可达十一二种。这说明在汉代已经形成歌舞伴奏乐队了。

青海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舞蹈图案彩陶盆

我国舞蹈的起源是很早的，已如上面所说，是由于劳动人民把手足操作和使用手中所持的劳动工具的姿势，在娱乐场合表现出来，形成了舞蹈。从秦汉以来，舞蹈已经有巾、拂、鞞、铎等四种跳法。[11]巾舞，在唐杜佑《通典·杂曲舞》说：“项庄舞剑，项伯以袖隔之，使不相害汉高帝，且语庄曰：‘公莫害汉王也。’后之用巾，益象项伯衣袖之遗式。”从而演为“公莫舞”及《公莫渡河》的遗曲。其实，这就是用红巾来跳舞，这种舞式从汉流传到现在。拂舞，传说是吴舞，就是用尘拂跳舞的意思。鞞舞，即用小鼓来跳舞，是巴渝舞中的一种舞法，或说是一种扇舞。至今朝鲜还流传着扇舞，当然是从这种舞法沿袭下来的，或可见其梗概。铎舞，晋傅玄《代魏辞》中的“振铎鸣金乐”，说明就是手摇着钟铎跳舞，后来复演变而为“盘鼓钟声”的盘舞。这些五花八门、落英缤纷的舞法，荟萃而成为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歌舞了。

我国民族歌舞有它的特点，故有“长袖善舞”之说。古代舞的特点，首先在于手和臂的动作，与西方跳舞专重足略有不同；次之在于腰的动作；最后乃在于足。晋傅毅《舞赋》：

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众客惆怅，不可为象。其少进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骆驿分散，飒沓合并。

说明了手在舞的动作中所起的作用。魏晋时期有大垂手、小垂手的歌曲。《乐俯解题》说：“大垂手，小垂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晋吴均《小垂手》曲说：“舞女出西秦，蹑影舞阳春。旦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折腰应两笛，顿足转双巾。蛾眉与慢脸，见此空愁人。”[12]手的动作而外，就是要折腰。《西京杂记》说：“戚夫人能作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之曲。”戚夫人的侍儿“贾佩兰歌《上灵》之曲，连臂（踏）地以为节”。后来乃演变为《蹋铜蹄》和《踏摇娘》的歌曲。唐刘宾客《嘉话录》说：“《踏摇娘曲》，乃蹋地摇身而歌，因名《踏摇娘》。”由这些舞的动作，犹可以想见“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穿着霓裳羽衣，翩翩然起舞的景象，实足表现了东方舞蹈艺术的特色。

汉代玉舞人

歌舞本来是劳动人民业余的活动，到秦汉以来，乃由巫觋而渐变而为职业化的专业。《汉书·霍光传》说：“击鼓歌唱于俳优。”俳或叫作侏儒，是善于诙谐、调笑、说唱的角色。俳优也叫作倡优。倡在汉代不必全是女子，凡有技术的人，叫作伎人，并不是如后来说的倚门卖笑的娼妓。倡包括男女演员，优则是以调谑为主的男演员，因之俳优和倡优同是民间艺人。

民间艺人是基于本人的爱好自由来爨（拌）演的。在奴隶社会解体、封建社会兴起的初期，为了祈禳丰年，占卜吉凶，司歌舞祓除不祥的专责仍是巫觋和巫祝占主导的地位，一直到魏晋以后，形成迷信之风。但人民仍然是喜欢扭秧歌、唱山歌以增进其劳动的情绪，因之在乡间农闲的时候，当岁时伏腊之际，爱好歌舞的人们组织起来，形成临时歌舞团体，以供人民过年过节的娱乐，活跃生活。久而久之，才有脱离生产、善于歌舞的人，专业跳舞和唱歌。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专业歌舞乐团或杂技团了。这种歌舞乐团成员的出身和来源问题，我认为大半是失去了田地的贫苦农民。当然，地主官僚阶级家内不仅有奴隶供统治者使用，而且培养了一批歌童艺女，或成为家内的歌舞乐团，供他们享乐；而民间的乐队和杂技团，除了供人民大众岁时娱乐，也被迫为地主豪绅的宴会宾客、饮酒作乐时娱乐和办婚丧大事时使用，甚至于女性还要供其玩弄。本来是民间的艺人，便被统治者以“倡优”视之了。

汉代的歌舞乐团

民间歌舞丰富多彩，技艺高超惊人，迅速为都市内的市民以及统治者所欣赏，歌舞班子日益发展，内容更加充实起来。汉代的歌舞乐团，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地主官僚家内小型的歌舞乐团；为皇家服务的大型的黄门乐队，表演内容有各种类型的杂技，以及从国外传来的舞乐；民间杂技团，主要表演内容丰富、有反抗压迫精神的舞乐。统治阶级专为着享受的好尚和娱乐，与人民大众的好尚娱乐有根本的不同。

地主官僚的家内小型歌舞乐团

在封建社会内，尤其是汉初的豪强之家，仍许买卖奴婢。贫苦农民沦落为地主官僚豪绅家内的奴仆，形同奴隶。《西京杂记》说：“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这些家僮奴仆，受统治者的驱使。此外，那些豪强之家培养了一批供他们享乐的歌舞乐团。“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蓄歌者至数十人”。桓谭《盐铁论·散不足篇》记载：“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中人之家）鸣竽弹瑟，郑舞赵讴。”因之就像《汉书·张禹传》所说那样：“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又如，《后汉书·马融列传》说：“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一直到三国时，《三国志·蜀书·刘琰传》说：刘琰“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可见统治者家庭之内，多设女乐。这种奢靡的风气，不独汉代为然，就是到了明朝，江南地主乡绅家里，养戏班子。

武梁祠画像中的舞蹈图

汉代皇家大型的黄门歌舞杂技乐队

汉朝宫廷内养着各种各样的乐队，大体说来共有四种。蔡邕《礼乐志》说：“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以燕乐群臣；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13]清庙明堂之乐，已经弄得死气沉沉，就是统治者也感到有点厌烦了。可巧，民间的歌舞乐团兴盛起来，于是统治者也不得不采取民间歌舞的内容和形状，成立了专门研究和管理音乐的乐府，并组织了黄门鼓吹和铙歌的大型乐队。蔡邕《乐意》说：“三日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为了容纳观众，享宴群臣和招待来访问和朝贺的外国使臣，夸耀汉朝的宏富，因而建筑了陈设辉煌华丽的平乐观作为表演歌舞杂技的剧场。至于形容歌舞场面的宏大和歌舞内容的丰富，则有张衡著的《西京赋》和李尤著的《平乐观赋》。这里把赋中主要形容描绘的辞句摘录在下面，以供参考。

《西京赋》说：

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奢靡；临迴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囷。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蜒以蝹蝹。舌利，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百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伥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于是众变尽，心酲醉，盘乐极，怅怀萃……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要（杳）绍修态，丽服飏菁（精），眳藐流眄，一顾倾城……

李尤《平乐观赋》说：

乃设平乐之显观，章秘玮之奇珍。习禁武以讲捷，厌为羁之遐邻……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鞀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扛鼎，千斤若羽。吞刀吐火，燕跃鸟峙，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九跳剑，沸渭回扰，已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驾雀，其形蚴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禽鹿六，白象朱首。鱼龙曼延，山阜。龟螭蟾蜍，挈琴鼓缶。（下阙）

统治者不仅为了宴享群臣，于享乐游戏之中，以表示其尊严；同时由于以天朝自居的大国皇帝要拿这种民族形式的歌舞来夸耀于外国。

班固《汉书·西域传》赞说：

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凭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

统治者不仅拿这种戏乐来夸示远人，在群臣中表示其高不可攀的尊严，而且作为巩固其政权、作威作福、压制人民的工具。也正因为这样，统治集团内部的奸臣贼子，企图篡政夺权、改朝换代时，必须得到这种大飨群臣的仪式。像三国时期曹魏攘夺汉朝的政权，晋朝司马氏又攘夺曹魏的政权，演出了“受禅”和“上尊号”这一套把戏。晋代卫觊撰作的《大飨碑》，以及汉末王粲写定的《七释》等篇，重复地叙述了汉代黄门舞乐的内容，在这里就不多举了。

这种舞乐，奠定了我国杂技舞乐的基础。所谓跑马卖解，吐刀吞火，走软索（走钢丝），变戏法，乃至说相声等类的玩意儿，从汉代距现在差不多快两千年，仍在发展而演变下来，其蛛丝马迹还有迹象可寻。

1.角觝

我认为角觝是歌舞杂技乐队启幕时开始引起观众注目的表演项目。角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两两成对的大力士，在那里摔跤。这种戏乐起于战国时代军士们的角力比赛。秦统一中国之后，把角觝杂技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到了汉武帝时，把它采用到黄门乐队之内。角觝艺人两两相当，武艺高强，吸引群众，都赶来京城观看。

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说：“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这种戏乐流传到唐宋，一直在那里用作比武的重要项目。日本人的相扑，就是由角觝演变来的。

2.乌获扛鼎

据说乌获和孟说都是秦武王时最有力气的人，力能扛鼎。扛是横开对举的意思。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在汾阴得到大鼎，因而演出扛鼎的故事。汉石刻画中有此图像，这就如近代大力士举数百斤石臼，现代杂技顶大瓷瓮的表演一样。

3.都卢寻橦

都卢寻橦，就是头上戴竿的游戏。都卢是国名，《汉书·地理志》载有天甘都卢国，在今缅甸附近。《汉书·西域传赞》注引晋灼说：“都卢，国名也。”李奇说：“都庐，体轻善缘者也。”张衡《西京赋》说：“非都卢之轻，孰能超而究升？”至于表演的情况，晋陆翙《邺中记》说：“（石）虎正会，殿前作乐……有额上缘橦，至上鸟飞，左回右转。又以橦着口齿上，亦如之。”晋傅玄《正都赋》说：“乃有材童妙伎都卢迅足，缘修竿而上下，形既变而景属，忽跟挂而倒绝，若将坠而复续；虬萦龙蜒，委随纾曲；抄竿首而腹旋，承严节之繁促。”据现代发现的沂南古石刻画像中，刻画着一个壮健的人，额上顶一长橦，橦上横木左端倒悬着一个小孩子，正是“忽跟挂而倒绝”的情状，右端所悬的小孩子，正是“虬萦龙蜒”的样子。橦顶上的小孩子，正是“抄竿首而腹旋”的惊险情况。与张衡《西京赋》上所描写的，可说是异曲同工、惟妙惟肖了。

山东沂南出土的汉画像寻橦图

4.跳丸跳剑

傅玄《正都赋》说：“跳丸、掷堀、飞剑、舞轮。”四川汉画像砖画面的右上方，一赤膊男子左肘跳瓶，右手持剑跳丸。其左一赤膊男子，双手跳丸，丸有五数。右下方一个头上梳双髻的女子，手持长巾，婆娑而舞，袖中飒丽。其左一人右手握槌，击鼓伴奏。跳瓶之戏，文献上记载很少，跳丸却是一个很广泛的体裁，在汉石刻画像如武梁祠石刻、沂南石刻画像中，都可以看到。舞轮在汉画像中，也可以看到。[14]

汉画像跳丸跳瓶图

5. 走索

古代谓走索为高之戏。《晋书·礼乐志》说：后汉“正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邺中记》称石虎正会有高之戏。《三国志·魏书·杜夔传》裴松之注引傅玄序称：马钧使木人缘倒立。现在发现的汉画像，如沂南石刻画像所画的两个女艺人相对而立在那里走绳索，绳下两旁，还插着尖锐的刀剑，比《西京赋》所记载的还要惊险。[15]这种走绳索的技术，一直流传到现在。明末农民军女英雄红娘子就是走绳索的女艺人。到了清末民初，由走绳索改称走软索。现在，由于绳索改用钢丝，所以就叫作走钢丝了。

山东沂南出土的东汉走软索图

6.女娥坐而长歌，洪涯立而指麾

相传女娥（崖）和东海黄公，都是古代的仙人，所以汉代艺人多化装表演这些神话故事中人物，起而歌唱跳舞。到了魏晋六朝，就演变而为戴假面具的参军戏。女娥坐啸，洪涯指麾，实为古代戏剧的起源。

7.鱼龙曼衍，吞刀吐火

《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说：“即《西京赋》中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云‘海鳞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鱼龙巨兽曼衍，实即后来耍狮子、跳龙灯的游戏。至于吞刀吐火，《昭明文选》注说：“赋中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奇幻如幻人，能分一身作数人，或吞刀，或吐火，或起云雾，或画地成川河。”《通鉴·卷二十一》：武帝时，“安息发使以大鸟卵及黎靬善幻人献于汉”。《汉书·乌丸传》说：“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传自解，跳十二丸，巧妙。”把这些说法，综合起来看，这就是后来的变戏法，是由此演变发展起来的。

8.戏车

戏车是汉代统治者最喜好的一种游戏。《史记·卫绾传》：“绾以戏车为郎。”《汉书·韩延寿传》：“使骑士戏车弄马盗骖。”《西京赋》中形容了戏车；《邺中记》也记载了石虎大会群臣，演出戏车的故事，说：“设马车，立木橦其车上，长二丈，橦头安横木，两伎儿各坐一头，或鸟飞，或倒挂。”沂南石刻画像中所画戏车的形象，正与此相同。唯所画戏车，带羽葆的建鼓下面，还画着一个小鼓。这种小鼓，《仪礼·大射仪》郑玄注叫作鼙鼓。《释名·释乐器》说：“鼙，鞞也，鞞助鼓节也。”大概是拿来帮助建鼓，使橦上献技的人表演按拍合节的。虽然是一个小节，可以补历史记载上的不足。

9.马戏

班固《两都赋》中有“白马并辔，骋足并驰”之句。又汉末延康元年（220）卫觊著的《大飨碑》有“骋狗逐兔，戏马立射之妙技”，此为乘马射狐兔的形状。在汉登封少室石阙画像中，画两马奔驰，前马上一人衣长衣，倒立马脊上，后马上一女艺人举长袖而舞。山东临淄文庙内的汉石刻画像有驾马车，在车前后有不少争逐而游戏者，还有艺人在马上游戏的。《邺中记》说：“又衣伎儿作猕猴之形走马上，或在胁，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曰猿骑。”还有艺人装饰作猿戏的。猿戏也是汉代百戏之一，演者裸露通臂。右边二人下拖长尾，中间一人的上肢和头上还有羽饰，左边一人臂上站着一只鸟，形似鹦鹉[16]，十足表现了跳跃游戏的状态。这些画面，也见于四川汉画像砖。此类马上的游戏和效猿猴的跳跃，就是后来马戏团所由缘起。

10.侏儒

《平乐观赋》说：“侏儒巨人，戏谑为偶。”在上面，我已说过，侏儒即是俳优，是充当诙谐调笑说唱的角色。我所以把俳优联系起来，因为侏儒以诙谐的动作，口中所说的都是幽默的四言、六言对偶的辞句。正如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所说：侏儒有俳歌辞，使其导舞，人人自歌之。扮演俳优的侏儒，有的不言不语，叫一声，他们就噏然起来同唱：“马无悬蹄，牛无上齿，骆驼无角，奋迅两耳。”想象起来，是够逗人笑的。东方朔嘲笑幸倡郭舍人说：“咄！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就是效法俳优的语调。因而诙谐对偶的语调，遂为当时文人所喜用，如东方朔的《答客难》，枚乘的《七发》，王褒的《僮约》，都是沿袭着俳歌而起的。沿及唐代，张写的小说《游仙窟》，仍是俳语的一种。俳语在唐代流传到日本。日本文人所写的俳调，在其古代文学中占重要地位。

东汉陶击鼓说唱俑（侏儒）

《三国志·蜀书·许慈传》说：“（许）慈、（胡）潜更相克伐，谤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先主（刘备）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人之容，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这好像现在的说相声。最近在四川发现说唱形象的土偶人，耸着两肩，竖着两耳，开口欲笑，深刻地雕塑了说书人以喜怒笑骂的表情，讽刺当时统治者的形象。

11.杯盘舞

《西京赋》中有“振朱屣于盘樽”之句。细看赋中的意思，是于平乐观所表演大型乐舞之外，掖（宫）庭内女优还扮演尚方小型伎乐。盘舞是汉代普遍流行的。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五说：“盘舞，汉曲，晋加以杯，谓之世宁舞也。张衡《舞赋》‘历七盘而蹑’，王粲《七释》‘七鞶于广庭’，鲍照云‘七鞶起长袖’，皆以七鞶为舞也。干宝云：‘晋武帝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舞，矜乎以接鞶反复之，至宋改为宋世宁。’”《晋书·乐志下》说：“杯柈舞。按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舞，矜手以按杯柈反复之。此则汉世惟有柈舞，而晋加之以杯反复之也。”近来在四川彭县出土的七盘舞画像砖，图左刻画着十二重叠案，一女子头上梳双髻，于案表演“反弓”之戏；右边一人表演跳丸，丸有二数，中间一双髻女子手持长巾蹋鼓起舞，舞者足下倒复七盘，其舞姿的妙曼，大有“体如游龙”“裾若飞燕”之概。[17]沂南石刻画像也有舞盘的图画，不过是由男子来表演舞蹈的。这可见盘舞在汉代是流行很广的。

汉画像舞轮、舞盘图

在以上略举的十一种舞乐杂技而外，汉代有流行的傀儡子，和类似以烛光反映在布幕上的影帷戏。

12.傀儡子

宋顾大昌《负暄杂录》说：“傀儡子起于汉祖平城之围。陈平造木偶（美）人，运机关舞埤间，阏氏（匈奴的皇后）望见，谓是生人，虑冒顿必纳之，遂退军。史家但云私计，鄙其策下也。”此虽为传说之故事，然不无道理。汉代早已有土偶木偶之人，安知不能耍傀儡戏于城上乎？《续汉书·五行志》刘昭注引《风俗通》说：“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儡。酒酣之后，继以挽歌。魁儡，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所以宋庄季裕《鸡肋编》说：“魁礧子，作偶人以戏嬉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嘉会。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亦有之。”傀儡戏流传得很久远，现代的木偶戏就是由傀儡子发展起来的。

汉代还有烛光映射在布帷幕上的影戏。当时的作曲家、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妹妹嫁给汉武帝，不幸早死，汉武帝非常想念她。李延年就在夜里设上帷幕，用烛光映射，在帷幕上演出李夫人珊珊然歌舞的动作。武帝看见，更增加了“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18]那么清末民初的滦州影戏，恐怕就是其遗制吧。（影戏上演地区较广，陕西、甘肃一带民间亦早已有之，为群众喜闻乐见。现在的秦腔之一支碗碗腔，即由影戏搬上舞台的。——编者注）

我把《西京赋》和《平乐观赋》所举的舞乐杂技以及其他的舞乐杂技，初步地归纳而为十二类。这些舞乐杂技综合了汉代民间百戏艺术的精华，演出而为目迷五色、辉煌灿烂、非常壮观的场面。当然这已是把民间艺人的技术更推进了一步。要指出的是，它既为统治者需要和享受，就逐渐脱离了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掺杂了许多不健康的迷信色彩，成为统治者驯服人民和改朝换代时以壮观瞻的工具，把人民艺术的精华逐渐变为陈腐的东西，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民间的杂技乐团

民间的杂技乐团的成员，可能是脱离生产的贫苦农民，或者是艺术的爱好者。《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并且因为“街巷有巫，闾里有祝”，慢慢地由巫祝而组成杂技歌舞团的班子。《盐铁论·散不足篇》还说：“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无用之器；玩好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锑追人，奇虫胡妲。”民间杂技乐团虽不像黄门乐队那样项目丰富多彩，但是已初具杂技团的规模。地主豪绅有宴会和婚丧大事的时候，都要请他们来表演。《盐铁论·崇礼篇》说：“大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戏，而况县官乎？”因之《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富家办喜庆事的时候，用舞乐来欢迎宾客不容说了，就是办丧事，也要歌舞作乐。故《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办歌舞、俳优连笑伎戏。”这种舞乐就是请杂技乐团来表演了。《散不足篇》又说：“故君子不素餐，小人不空食。世俗饰伪行诈，为民巫祝，以取厘谢，坚额健舌，或以成业致富。”这说明民间已经组织成了经商营业的杂技班子。

民间的杂技乐团，与统治者经营的乐队，有根本性的不同。统治者所经营的乐队专在陶醉声色，享乐于低级趣味，或者在于炫耀声势，安富尊荣。但是民间歌舞和游戏的特点，是有它的爱憎和朴素纯洁崇高的标志和思想，正如《西京赋》所说：“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在歌舞中表现东海黄公与白额猛虎始终抗斗的大无畏的精神。民间杂技乐团又把美丽的神话故事人格化了，如嫦娥奔月，舒展广袖，婆娑起舞的姿态，表现出凌云之志和崇高的思想。尤其是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统治者的精神，经常表现出来，而以统治者之道反治统治者之身。例如统治者所倡导的一些荒诞不经的迷信故事中，不是有西王母和东王公吗？在《汉书·五行志》下记载有哀帝建平四年（前1年）夏“京师郡国民聚会仟佰（阡陌），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因之有行西王母筹的故事。各地的老百姓每人手里拿着麻秆或禾秆一根，叫作西王母筹，到处奔走，聚集到千数人，“披发徒践（跌），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郡国二十有六，卒会集在京师”。以歌舞祠西王母的举动，作为掩饰，耸动听闻，来打击统治者。

汉画像舞弹图

又射击弹丸是汉代民间的一种游戏。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惟无心之人，群竖小子，接而持之，妄弹鸟雀，百发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无用而有害也。”可是统治阶级的仕女们拿它作为摆阔的游戏。《西京杂记》说：“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长安谓之语曰：‘若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之，望丸所落拾焉。”然而老百姓不是这个样子的。《资治通鉴》卷三十二说：“永始元延间，上怠于政，贵贱骄恣。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这就与地主豪势之家拿它来作玩意儿不同了，被压迫的人民则是拿弹丸来作为反抗斗争的武器。

其他文娱活动

汉代的一般人民所喜爱的游戏，还有蹴鞠和弹棋。蹴鞠就是打球。古代的鞠是拿韦（皮）来做的，里边填满了绒毛，打起来也仍能跳动的。在汉代，还辟有鞠室（球场）。《汉书·霍去病传》说：“去病尚穿域鞠。”服虔注说：“穿地作鞠室。”打球的人分成两队，进行比赛，争取胜负。这在当时是为着人民习武和锻炼身体用的。后来各阶级的人士都喜欢这种游戏，但是统治者的帝王蹴鞠游戏过于劳累，就改习了弹棋。[19]弹棋可能是赌输赢的，也就有侥幸的现象。

汉宫中的行乐钱

劳动人民勤俭耐劳，本有积蓄的美德。他们把剩余的五铢铜钱积蓄在能进而不能出的小口瓦罐子里，叫作扑满。有的扑满下刻有“日利”二字，每天把五铢钱装进去，积少成多，到装满了钱的时候才扑开来使用。这种器物，一直到现代仍然是儿童们喜欢的玩具，可以从小养成储蓄、勤劳节约的美德。地主老财剥削农民，发了财还想发财，就做了摇钱树。近来在河北满城所发现的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有二十个行乐钱，每个钱上镌有“起行酒，乐无忧，饮酒加，自饮止，乐乃止”的三字押韵的辞句，与汉代《急就章》体例相同。这些类似汉代文人雅宾饮酒行乐的酒筹的发现，为研究西汉文献增添了一项新的资料。[20]

除了上面所说类以酒筹的“行乐钱”而外，当时汉代统治阶级士大夫中有“雅歌投壶”，以及“六博”“格五”等游戏。投壶足以锻炼身体，尚不失为技术性的游戏；至于“六博”“格五”，虽讲究其技艺的精良，然属于赌博的性质，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也有其颓废消极性的一面，当分别观之。

汉六博陶俑

在汉代，有郭舍人善投壶的记载。投壶游戏，玩耍时为把箭能投在壶内，必须熟练技术，聚精会神，身手俱到，才能百发百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至于六博中用的箸、棋、局三种道具中，箸是“以竹为之、长六分”的筷子；棋是在局上行走的圆形棋子，分黑白二色，共十二枚；局是画有方格的棋盘。六博的时候，先要投箸，看谁先走，然后行棋。凭投箸和行棋的技术，来决定胜负。[21]至于格五，《汉书·吾丘寿王传》有“以善格五召待诏”。格五的形象，《汉书》注上说得很难于理解，不过据宋代人著《演繁露》记载：

五子之形，两头锐尖，中间平广，状如今之杏仁。凡子悉为两面，一面涂黑，黑之上画牛犊；一面涂白，白之上画雉。凡投子者，五皆现黑，则其名曰卢。卢者，黑也，言五子皆黑也。则五犊随现。此在樗蒲为最贵之采。挼木而掷，往往叱喝，使致其极，故亦名呼卢也。其次是五子四黑而一白，以次而降。然至五子，每每不同，故亦或名枭。

枭也是获胜的一种。这是指着唐代的《五木经》而说的。五木是沿袭着格五而来的，它的戏玩方法，相去当不很远，所以《晋书·邓艾传》说“六博得枭者胜也”。后来所说的“呼卢喝雉”，全是形容酗酒赌博的景象。韦曜著《博弈论》说：“至或赌及衣物，徙基易行，廉耻意驰，而忿戾之色发；其所志，不止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王符《潜夫论》说：“今人奢衣服，侈饮食……或以游博持掩为事。”以“相随博弈数负进”，负是输了，进是赢钱。有的博者甚至拿衣物来作赌注。

勤劳人民哪有闲工夫去做这种赌输赢的把戏，只有游手好闲者，才优于为之。这说明了阶级不同，经济地位不同，嗜好也就因之不同。劳动人民的娱乐是为了舒畅情感，利于工作，或与压迫者作斗争，有其积极的意义；而统治者的娱乐和游戏，是全为着享乐，所谓靡靡之音，荒淫之乐，以此来毒害人民，麻醉自己，不但是消极的低级趣味，而且反映出他们腐朽糜烂的生活了。

[1]. 参考《乐府诗集》《通雅·乐舞》。

[2]. 参考《乐府诗集》。

[3]. ［唐］房玄龄：《晋书·夏统传》。

[4].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5]. ［清］赵翼：《陔余丛考·西王母》。

[6]. 《乐府诗集》。

[7]. 同上。

[8]. 《昭明文选·杨晖报孙会宗书》。

[9]. 朱鹭，又名朱鹮，是我国稀有珍贵动物。——编者注

[10]. 《后汉书·董宣传》。

[11]. 《通雅·乐器》。

[12]. 《昭明文选·傅毅〈舞赋〉》《乐府诗集》。

[13]. 《通雅·乐舞》引蔡邕《礼乐志》。

[14]. 刘志远：《四川汉画像砖艺术》。

[15]. 南京博物馆、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编：《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版。

[16]. 赵邦彦：《汉画所见游戏考》《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17]. 冯汉骥：《论盘舞》，《文物》1957年第8期。

[18]. 《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卷二一。

[19]. 《汉书·成帝纪》。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72年第2期。

[21]. 刘志远：《四川汉画像砖艺术》。

七　汉代统治人民的方式

统治者的阶级压迫

刘邦建立汉政权时，能够审量形势，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他不走六国分裂的回头道路，而坚持统一，以法制来约束人民。他入关之初，就提出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者抵罪。”汉初不是像以前战国时代，随便可以杀奴隶，人身有了比较平等的待遇和保障。对于人民的搜刮，在田地租税上，是用重农政策和轻税制度的所谓“轻田租，十五而税一”。到景帝时，“三十而税一”。至于没有田地的贫雇农，“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就是收下籽粒来，农民与地主对半分成。这样劳动人民自己有了一定量的收入，要比在奴隶主奴役下，生命不能自保，除了枷锁而外一无所有，死了还要殉葬，要好得多了。因之在汉初，由于农民得以耕种自己的土地，从事劳动有一定兴趣，因而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手工业产品的制造也精益求精，向前推进。《汉书·食货志》记载：

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失行谊而黜愧辱焉。

《汉书·食货志》是据《史记·平准书》转抄下来的。这种说法，未免有许多夸张之辞，而且一般史书把这种政绩都归功于“文景之治”，不过也反映了汉初经济确是比较繁荣的。汉初生产发展的原因，已如前述，主要的原因是劳动人民有了自耕的田地，经过辛勤的劳动，生产出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贪婪的地主阶级也和奴隶主的本质都一样，随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从而更为加倍克扣和压榨。他们对于劳动人民除了物质上的剥削和勒索而外，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利和秩序，制定了一套精神上的枷锁。

称谓的不同

在封建社会内阶级的构成，统治者有帝王将相、地主豪绅、士大夫们，而被统治者有农民、手工业工人（实际是被髡钳的工徒）、军士、奴婢等。当时的被统治者称呼统治者为大人、先生、夫人、公子等，还要加以官衔和爵位。而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农民，男的则叫作男子，女子则叫作妇人。对于手工业工人叫作工徒，对于军士则叫作田卒和戍卒，比戍卒身份较高的叫作良家子。当时砍柴斫薪的叫作厮（后来对于使用的小孩子叫作小厮），做饭司烹调的叫作养（就是后来的炊事员）。凡是参加劳动的成员，统治者都给以鄙贱的称呼。在封建社会内，尤其是封建社会初期，把奴隶置诸广柳车中，还能大量地买卖，因之对于奴婢，男的叫作大男，女的叫作大婢。[1]至于依附于地主阶级的“客”，自己称作贱子。如《汉书·楼护传》说：“时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待遇的不平等了。

赋役剥削

在汉代出生的小孩叫作黄口小儿。只要生子到三岁，就要出口赋（人头税）了。汉武帝时，因为“征伐四夷，重赋于民”[2]，所以，每年逢八月，就要清查户口（算人），弄得人民困苦不堪。后来改为“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就是“民年七岁至十五岁，年出二十三钱”，叫作口赋。“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年出百二十钱”，叫作算赋。各王国、侯国的算赋，要以其中百分之六十五献于天子，叫作献赋。

汉代赋役制度，大概可分为三种，除口赋而外，就是田赋和徭役。田赋即三十税一的制度。徭役就是人民出劳役，通称为“更”。充劳役的人叫作更卒。每年任劳役一月叫作正卒。至于充当“山地材官，北边骑士，水居楼船”的，叫作屯戍之卒。戍卫官廷的叫作卫士，把守于边防的叫作戍卒。人民当了一年的戍卒，任务完毕以后叫作过更，花钱雇人为戍卒的叫作践更。[3]

人民贫富的区别是什么？怎样算贫，怎样才算富呢？关于人民所有财产的基数，在汉代成文法上有这样的规定，通常的农民一家五口，耕田五亩，岁收粟一百五十石（每石合近代三斗三升三合），除了十分之一的租税而外，五口之家仅足温饱。人民的财产是以“衣履釜甑（蒸食物的器具）”来计算的。釜甑多了恐怕统治者抽调劳役，就把它卖掉，“以避科税，而豪富之家，乘贱买之，故得其利”。[4]一甑之价，值钱多少？尚未见于记载，不得而知。可是据《汉书·成帝纪》记载：“不满千钱，为极贫之产”，“鸿嘉四年诏民资不满三万无出租赋”。这就规定了贫富的限度。

对于地主官僚占有的田地和使用的奴婢，也有限制。在汉哀帝时，孔光条奏：“限名田、奴婢，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皆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虽然有这种政令，其实是等于一纸空文，根本没有实行过。汉代宫廷中诸官奴婢十余万人，岁费五六百臣万。[5]在民间，巴蜀的卓氏至富，家僮八百人。汉哀、平间，皇亲王氏封为五侯，家僮千人，宾客满门。[6]哀帝给幸臣董贤赐田千余顷，破坏了分封土地的制度。均田之制，早已不存在了。

贫富两极分化

早在西汉初年，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新兴的官僚地主、皇亲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将军灌夫家累数千万，宗族宾客众多，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广阔，权利横于颍川。[7]失意的贵族杨恽，因为拥有厚资，大治田园宅第，“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8]这都说明了在汉代已经出现了大地主庄园的经营。还有郑当时在长安京城的郊区置有庄园和别墅，每逢休沐之暇，就请客到他的别墅里饮酒宴会，当时称为“郑庄（当时的别号）好客”。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已经看到这种贫富悬殊情况，为了维护汉朝政府的统治，不得不慷慨地说道：“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无）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9]董氏所说的“奸邪不可胜”就是反映了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农民不得不起义反抗。

从汉初到哀、平，不过二百多年之间，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之下，贫富不均，农民逐渐失去土地，不是起来造反，就是沦为任人鞭挞的刑徒，和充当奴隶，过着悲惨的日子。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就下令说：“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又说：“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10]王莽只看见豪民霸占田地的不均，就要开倒车，行复古的制度，回到奴隶制时代，实行王田的道路上去，所以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到了东汉，土地兼并和养奴蓄婢的风气，一点也没有改变。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千；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11]聚敛之多和奢靡之风，更超过了前汉。

汉光武帝为平抑民愤所采取的措施

汉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挽救其危机局势，便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打击豪强、丈量田地、释放奴婢等三项措施和政策，来平抑民愤。尤其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虽然不像王莽那样要恢复井田制度，徒尚空言，而是有具体的措施，在剔除统治者压榨侵吞的积弊上，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因而，东汉在恢复生产和繁荣经济方面也有所进展，但是执行得终究是不彻底，也是不可能彻底施行的。

我们先从东汉以前各地方富户豪强势力谈起。汉朝统治者为了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吞并，注意打击豪强，主要是战国末期遗留下来的奴隶主残余势力和豪强地主。据《汉书·贾捐之传》说：“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于是《高帝纪》记载：“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就是指东方诸侯奴隶领主的残余势力而言的。《后汉书·郑弘传》注说：“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其突出的大姓如《汉书·严延年传》说的“涿人……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又“颍水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这可见到西汉宣帝年间，奴隶主的残余势力，犹且猖狂如此。至于《汉书·王尊传》所说：“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萭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汉书·田延年传》说：“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商贾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这可能指庶族（没有官爵身份的）地主兼营商业的市侩而言的。在汉代的奴隶主的残余势力虽然受到打击，可是兼营商业的仍然在社会上是一种潜伏的势力，一直到三国时依然存在。如三国时的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12]，就是一个例子。此外新兴的有身份的官僚地主阶级迅速地发展起来。到了东汉光武以后，从龙附凤的外戚权臣，猖狂得更甚。

新兴的贵族官僚地主阶级也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皇帝是最大的地主阶级。汉高祖刘邦问他得到的财产，“孰与仲多”，显出了天下是他一家的天下，他的王子皇孙封国称王，不但拥有土地，还有开采盐铁的特殊权力，说明他就是最大的地主。第二是从龙的功臣，尤其是外戚。只要是功臣，自然可以攀龙附凤，当上皇亲国戚，占领大量的田宅。如汉武帝时的田蚡、窦婴，无不大治宅第，拥有膏腴田园，形成了大庄园主。汉哀帝时的外戚王商等，一日同封五侯，也是大起宅第，宾客满门，横暴一时，“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13]。功臣如安昌侯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14]一直到后汉功臣而兼外戚的马家，马援之后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洛阳）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15]自西汉到东汉以来，如前汉的田、窦，后汉的马、郭、殷、王，形成地主贵族世家。第三是宦官。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招权纳贿，无恶不作。如宦官侯览，“夺人田地至百一十八顷，大起第宅十有六区”，皆穷极壮丽。其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16]第四是中小官吏和书佐所形成的中小地主阶级。他们的官职虽卑，可是拥有出纳政令、运送国家财富的实权，所以如史籍记载，上计吏到一个地方，在亭传上累积堆放着运送的货物。[17]生极其养，死了还营葬高大的坟墓。例如，近来四川发现的王晖墓中雕画的石椁和山西左元异墓碣，石刻壁画皆穷极华丽，非殷实之户不能办到。其生前贪婪的情况，可想而知。第五是没有身份的庶族地主。他们与官僚地主互相勾结又互相斗争。如《汉书·陈汤传》说：“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可是庶族地主如三国时的张既“世单家（富），为人有容仪。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予，以是见识焉”。[18]以此来勾结官僚地主阶级。自东汉以来，察举孝廉方正和秀才，统治者所察举的全是有钱有势的地主阶级中的人物，也有庶族地主阶级因缘攀进的人物。这就成为庶族地主阶级进身之阶了。

依附于地主阶级的游手好闲的知识分子，据荀悦《汉纪》中所说，有“三游”，就是游侠和游客，以及游行（亦即游行四方的说客一类）。

所谓游侠，即《汉书·游侠传》所说：“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观其温良泛爱，赈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张衡《西京赋》说：“都邑游侠，张赵之伦……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实蕃有徒，其从如云。”他们为了杀富济贫，随手立致千金，随手亦可散去，声势显赫一时。在汉代前期，著名游侠有朱家、郭解，成帝之时又有楼护、陈遵，都以依附豪势，行侠好义，闻名于时。[19]到了东汉还有戴良，尚侠气，食客尝三四百人，当时称为“关东大侠戴子高”。既至三国以后，这种风气就较为罕见。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游客，就是宾客。食客又可以谓之奴客，它的身份，由诸侯的上宾逐渐下降为与奴仆几乎相等的奴客。这是由于阶级分化，有的贫寒知识分子猎取功名，上升在地主阶级的行列，当然毕竟是在少数；而多数逐渐下降为奴客。这种逐渐向两极分化的情况，是有迹象可寻的。

这里要谈的什么是宾客？《汉书·周昌传》说：“沛公以（周）昌为职志（官名），其从兄周苛为客。”客为“帐下宾客，不掌官也”，就是不受官爵，待以客礼的叫作宾客。在汉代初年，首先是分封的同姓诸王，都要延揽宾客，为之出谋划策，以期取得最高的权力和地位。像淮南王刘安，就延揽了很多的宾客，给以优厚的待遇，甚至“鸡犬都可以升天”。梁孝王建筑梁园，广收宾客，延请了如枚乘等人，“为上国大宾，与英俊并依，得其所好”[20]。到东汉光武之时，楚元王刘英也好交结宾客，“以谋得逞”。这时的宾客，真成了天之骄子。其次是地主豪势之家，如前汉的公孙贺，“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又“新丰杜建，为京兆掾，护作平陵方上（陵工）。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甚至颍川大姓原褚，宗族横姿，宾客犯为盗贼”[21]。还有一些缙绅士大夫，虽然没有多少钱，也要请一两位门客，来撑面子。于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都想当上官僚地主的宾客。当时作宾客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自贬身价，甘处于为人当雇工，如佣作奴仆的地位。如《后汉书·桓荣传》说：“（桓荣）家贫无资，常客佣自给。”托名汉刘向撰的《列仙传》说：“宋璜，广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道士阮丘，丘怜之。璜曰：‘病愈当为君作客三年，不致自还。’”而当时的官吏为了撑面子，也要雇一二人为客。崔寔《政论》说：“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佣一月千钱。”三国时的焦先，“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从此由诸侯的宾客沦落而为奴客的地位了。沿及晋代，奴客称客户，有的与雇农、佃客地位同等。《三国志·吴书·潘璋传》：“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晋书·食货志》说：“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奴客也可称为佃客了。

为此，东汉初年采取了一些打击豪强地主的措施：

（1）仗量田地。汉初在关中开辟土地，兴治沟渠，发展生产，来拱卫京师长安。由于膏腴满野，故称“陆海”。及至光武建都洛阳，政治中心乃由长安移到洛阳。南阳为光武故乡，因此特别注意于洛阳以东的地区开垦田地，提高生产。兴修鸿陂渠，灌溉田亩数千顷。汝阳一带尤为殷富，“鱼稻之饶，流衍他郡”[22]。光武帝时特别注意度田（丈量田地），而且行之甚力，度田不实者，多因之致罪。光武帝度田的目的是专为着充实帝室，中饱统治者的私囊；而限制官吏的名田，尚在其次；至于富人的土地侵吞，害及贫民，就不在帝王的心目中了。就是这种清丈田地，也是有偏倚，仗量不均，清查不实的。《后汉书·刘隆传》说：

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光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显宗（明帝）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

所以仗量田地清查田亩，在光武帝时就根本实行不通。到了明帝、章帝以后，宦官外戚专权，土地的兼并、奢侈风气，更超出于前汉，人民的痛苦更形增加了。

（2）释放奴婢。在汉代存留着奴隶制的残余，地主每家蓄养奴婢和虐待奴婢是社会上一个严重问题。王莽时规定了“民田奴婢，不得买卖”。就是有奴婢之家，自“上公以下，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23]，以此来限制大地主官僚蓄养奴婢的数量。光武帝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利和地位，使奴隶不至于和农民在一起起来反抗，因之对于释放奴婢和改善奴婢的待遇，确有明文规定。如建武七年五月甲寅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十一年八月诏：“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者为庶民。”又十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十三年冬十二月诏：“益州自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24]在光武时不止一次地颁布释放奴婢的命令，并规定奴婢不得买卖，改善对奴婢的待遇，被解放的奴婢称为庶民。

在法律上规定不得乱杀奴婢，使其人身得到保障，实际执行了没有，执行得如何？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当时可能表面上执行过，而骨子里仍是阳奉阴违。如《后汉书·郑兴列传》说，兴以“私买奴婢，坐左转莲勺令”。当时，奴婢不但买卖，还可以互相赠送。《后汉书·李恂传》说：“贾胡数（李）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而买卖奴婢还是普遍的，如《三国志·魏书·杨俊传》说：“宗族知故为人所掠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那么因为无钱被掠作奴仆而不能赎的，不知要多少家了。所以在光武颁布明令不久，外戚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折象家僮八百人，资财二亿。大官僚梁冀“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25]。这可见到东汉末年，贵族家庭蓄养的奴婢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奴婢受着鞭挞凌辱、目不忍睹的不平等待遇，生活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前汉王褒曾著过一篇《僮约》。“僮约”就是一个买卖奴婢的契约，也叫作券文。券文上说：“神爵二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褒的别字）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蕙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奴名），决资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截竿凿斗，锄园斫陌……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奴不得有奸私，事事当关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王褒所写的“僮约”虽然是戏言，然可以反映出汉代地主豪强虐待奴婢的惨况。那时贫民一做了奴婢，正如王褒所说“不如早归黄土陌，蚯蚓凿额”[26]了 。

当然也有地主豪门的豪奴恶仆仗势欺人这类事经常发生。如前汉霍光的家奴与御史魏相的家奴争道，“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霍氏的家奴头子监奴冯子都和王子方等人，狐假虎威，不可一世，“视丞相亡（蔑）如也”[27]。汉辛延年的《羽林郎》诗句说：“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其猖狂傲慢的情况可想而知。这种倚势凌人的豪奴恶仆，他们早已失去其阶级的本性，欺压良民，作恶多端，已经不齿于人类。这种败类是少数，而受着苦难和不平等待遇的贫苦奴隶总在多数，而且是大多数。

（3）允许刑徒自赎。在汉代建筑宫殿陵苑，修治沟渠道路，开采盐铁等项大工程，以及纺织、陶冶、铸铜、髹漆等官营手工业生产的精美物品，皆是由大量的刑徒惨淡经营和制造出来的。刑徒是创造社会财富、发扬祖国文化的主要劳动力之一。可是刑徒的身份和待遇，尚不能与奴婢相比，他们受到的肉体责罚和桎梏，生活的痛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在山东诸城县发现了刑徒被髠钳的一张石刻汉画，可以略见一斑。汉代修建工程所使用的刑徒动以十万计算。《汉书·陈汤传》说，修昌陵时，“卒徒工庸以臣万数，至然（燃）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价，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这样数字庞大、夜以继日的劳作的刑徒的来源如何呢？一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有些大臣官吏得罪了当权执政者，因之被罪而罚作为刑徒。这在刑徒中实占少数。二是贫苦大众，主要是农民。他们在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稍有不遂，就被横加以罪名，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充当了刑徒，这在各类工种中占绝对的多数。定刑徒的罪名也有等级和年限的区别。据《汉书音义》说：“一岁刑为罚作，二岁刑已上为耐。”耐是“轻刑之名”，犯耐罪而私自逃跑的就叫作亡命。又《汉旧仪》说：“髠钳为五岁刑，完城旦舂为四岁刑，鬼薪（也写作新）白粲为三岁刑，司寇为二岁刑，罚作（名复作）为一岁刑。”凡是犯罪的刑徒，官吏则收容在都城中名叫“若卢”的监狱里，至于一般农民刑徒则在普通的监狱里。表现好而刑期未满者，不戴刑具，要比刑徒身份略高，叫作弛刑。这些弛刑徒可拨到边疆上充当卒徒。在服刑期内调配到工地上充劳役的，有技能者叫作五任；没有技能者只充当小工，还须戴上刑具工作，叫作无任。[28]尽管刑罚这样严重，待遇又区别得这样酷苛；可是只要有势力有钱财，就可以赎罪。如大官僚李燮“以谤毁宗室输作左校，未满岁，（安平王）果坐不道被诛，乃拜燮为议郎……擢河南尹”。又如文学家蔡邕以得罪权势，髠钳为徒，不久就以钱财来赎罪，得免于徒刑。《后汉书·明帝纪》载：建武中元二年建武十二月甲寅诏“……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髠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至于女徒，《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元年（1年），“天下女徒已论归家，（出）顾山钱月三百。”只要有钱，就可以赎罪；若是无钱的贫苦劳动人民，就只有长期作刑徒了。

武梁祠画像中的刑徒罪人

刑徒墓砖刻文

洛阳是东汉的首都所在地，在洛阳四周围营造的工程是众多的，无疑是使用了大量的刑徒。最近在洛阳附近偃师县佃庄附近发现了汉代刑徒野葬墓地。这些刑徒的尸首，似乎用薄薄的棺材浮葬在野地里，身边还有手铐和脚镣，身上只放两三枚五铢钱，最多的也不过九个五铢钱和一个盛水的瓦罐子，身后的惨状如此，则其生前的痛苦生活可知。身旁还有一块墓砖，上面刻着刑徒的籍贯、姓名、罪行、死期和所作的任务，如有一块砖刻着“五任汝南南顿鬼新黄柏元初六年闰二月死”。又一块墓砖刻着“无任南阳武阴完城旦捐祖永初元年七月九日物故死在此下”。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出悲惨的情况，而五任和无任的区别，也可以弄明白了。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编写的《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这篇报告说，这些刑徒多来自幽、兖、豫、荆、青、徐、冀、并八州之地。考察这些刑徒的骨骼，多半是中年受残酷的虐待，未能到刑满之期而中途死亡，墓葬的年代多半是从汉永元四年（92年）到延光四年（125年）时期。工徒的待遇，既然这样，农民的生活的凄惨状况，更可想而知，因之为时不到四十年就激起了黄巾农民军大起义，八州之人，因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响应，“襁负归之”。农民起来反抗统治者如火如荼的情况，就形成轩然大波了。

统治者刚柔并济的两面政策

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压榨、剥削劳动人民时，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拿着“仁者爱人”的经典，惯耍两面派手法。统治者在横征暴敛和高压之时，有时摆出慈善姿态，要豁免租况，减轻徭役，优待刑徒；有时露出狰狞凶险的面孔。在荒旱年间，甚至开仓赈济，其实并不都是实心爱民。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所设置的常平仓的情况。《后汉书·刘般传》中刘般说：“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而“贵戚椒房之家，数用恩势，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29]汉朝政府的朘削暴敛，卖官鬻爵，压榨百姓，已经是罪恶昭彰，人所周知。

地主阶级为了饱填其欲壑，达到其巧取豪夺、兼并侵吞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平时也惯用伪善和欺压两手。我们再就地主豪强的侵吞兼并和其经营的方式，来做比较具体的分析，其穷凶极恶的面貌就可以略见一斑。

第一是巧用人力。在汉初出现了大批失业的社会廉价劳动力，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方设法利用这些廉价劳力发展生产。《汉书·货殖传》说：“齐俗贱奴虏，而刁间（人名）独爱贵之……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刁家遂以之而殷富。《汉书·赵敬肃王彭祖传》：“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又《汉书·张汤子安世传》：“（张汤子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前汉的王丹“哀、平时仕州郡……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堕懒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30]地主阶级伪善假慈悲，实在是欺骗人民，是好把钱搁在自己腰包里的虚伪卑劣手段。

第二是兼营家庭手工业。地主豪家因利用奴仆人力的轻贱，乃兼营家庭手工业。如霍光家利用家僮制造纺织机，以数十人之力，两个月的时间，织出了一匹精美的葡萄锦。又后汉时外戚郭况富极一时，当时郭家被称为“琼厨金穴”。王子年《拾遗记》说：“况家僮四百余人，以黄金为器，土冶之声，震于巷内。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铸锻之声盛也。”可见地主豪强家庭手工业之盛。

第三是放高利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在汉代，地主豪家征取子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第四是欺压贫雇农，勒索租额。在汉代，贫雇农耕富人的田地，见税什五，就是对半批租，其实勒索的情况不止此。《汉书·匡衡传》说：“衡专地盗土……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所谓善于说《诗经》的匡衡，乃是一个巧取豪夺、欺压农民的能手。

四川出土的汉代砖刻画贷粮图

第五是巧取豪夺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地主豪家不择手段得来的田地，还要用巧取豪夺式经营，如后汉樊宏无孔不入地经营田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汉书·樊宏传》说：

（宏父）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

可见地主阶级费尽心思地经营，大量积累财富的一斑。

束缚人民的“契约”

地主阶级无论是用伪善的面貌出现，还是用狰狞的面貌勒索豪夺，或是把得来的田地在那里处心积虑经营；尽管花样多端，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封建社会内要攫取农民更多的田地，把地主阶级的权力巩固起来，把农民苦心劳力耕种的田地据为己有。他们不但夺取了田地，而且要从文字上把属于谁的名义确定下来，于是古来埋葬死人的卖山券演变而为卖地券，恐怕一纸空文不足为凭，还要请中人作保。作保的中人在汉朝叫作知券者，就是证人。其买卖僮奴人口，写定契约，也是如此。买卖人口的契约，前面已举了王褒的《僮约》，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故不另举。现在我们不妨把东汉徐胜的卖地券的形式抄写在下面：

建武中元元年丙辰四月甲午朔，廿八日，广阳太守官大奴徐胜，从武邑男子高纪成卖所名黑石滩郭罗佰田一町，贾钱二万五千，钱即日毕。田东北比皇甫忠，南比孙仲倍，西比张准，北比大道，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徐姓。田中若有尸死，男即为奴，女即为婢，皆当徐姓给使。时旁人姜同许义，皆知券约，沽酒各半。

这券中所说的大奴徐胜，可能是广阳太守的奴仆头子，倚势凌人侵夺了男子（农民）高纪成的田地。有此一契，这块贫民的田地就可以霸占，永为势家所有了。既然规定了主仆的名分，和土地隶属所有制的权利，那么地主老爷们就可以高坐堂上，呼奴唤婢，大摆人肉宴席，还要叫贫雇农民们来交租纳税。假若交粮较迟，或借贷还钱稍缓，地主们就派豪奴恶仆向贫雇农民坐摧索债。在河南费县打虎桥发现汉代的石刻画像，有地主索债图。其他汉石刻画像还有农民向地主交租图。[31]一口袋一口袋的粮食倒到地主的仓廪中去，一方面显出地主气势的蛮横和阔气，一方面刻画出贫农受地主压迫的惨痛情况。农民在地主的剥削鲸吞之下，逐渐失去了自耕的一小块土地，甚至卖儿卖女，充当地主的奴婢，失去了人身自由。一遇到荒年，斗米千钱，甚至“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贫苦农民只有起来造反，揭竿而起了。1935年同蒲铁路开工时发现一个朱书的陶罐，上面写道：

汉画像中的收租图（描摹）

熹平二年十二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今日吉良，非用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蚤［早］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岳，主死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眉须以落，下为土灰。今故上复除之药，欲令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立制牡厉，辟除土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束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32]

在这个张叔敬陶罐上所写的辞句，主要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表现出农民的大公无私。劳动大众受统治者压迫，困苦而死，“欲令后世无有死者”。另一个是贫苦农民生前受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死后还要受到鬼神的剥削，所以拿黄豆瓜子叫死人持着缴地下的赋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束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说得何等悲惨沉痛呀！

统治者从思想上巩固封建秩序

汉代有这种传说，就是劳动人民生来要受苦，死了还要受苦，这是由神灵在那里监管着；人死了魂归泰山，而且是天命所注定的。官僚地主是高贵的，农民是贫贱的。因之，在人的伦序上不是拿法律来制裁，而是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抽象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从意识形态上来约束人民的思想，使劳动人民不至于暴动起来，进行造反。这就是从阶级剥削和压迫以外，汉朝统治者用三条钢绳和五个铁箍来钳制人民的思想，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用这种办法的人，始作俑者，就是汉武帝时主张罢黜百家、崇尚六经的董仲舒。

在封建社会初期，秦始皇为了改革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阻碍生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以吏为师”，来建立封建社会制度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后来弄得繁文缛节，桎梏重重，民不堪命。汉初在久经大乱之后，注意到人民的生活，发展生产，需要休养生息，只是与民约法三章。经过文、景两代，因为皇太后都喜欢道家的学说，都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根本没有提到法家。到汉武帝时，封建社会已经形成，并壮大起来，继承高祖刘邦的伟业，保卫祖国的边疆，整饬国家的内政，发展盐铁生产和不拘一格地培养人才。他为了平抑各家不同的思想，用儒家礼教这一套方法来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由于孔子总结了自上古尧舜禹汤奴隶社会的经验，保存下来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门人所辑的《论语》，辑录了祖国古代人民遗留下来的优良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至今还在应用，如何评价，这里姑不具论。但是过于尊尚儒术已失去孔子本意的董仲舒建议用的“罢黜百家、崇尚六经”定于一尊的办法，以期更容易于统治。在汉武帝时，虽然建立了太学，建元六年（前135年）建立了五经博士，可是把儒家的孔子奉为教主（见章炳麟《訄书》），并未真正实行，比如汉宣帝就不是专信儒教的。自元帝以后，政权渐衰，为了愚蒙人民，儒教才被推广起来，所以汉代石刻上才有孔子见老子的画像和孔门之学，师弟相传的优生授经图等。东汉的石刻画像中，此类故事更日渐众多，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所以说，董氏是针对当时统治者剥削压迫的情况，所谓“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提出限民名田的主张，及要求统治者“省刑罚，薄税敛”以宽民力的一套措施。他认识到，对于人民不能专用刑法来压制，还是要用礼教来感化；认为这可以为劳动人民接受，可能博得人民的同情。当然，其目的是暂时地安定人民，而实际是专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说教的。他进一步论述，法律的制裁是有一定限度的，唯有礼教才能把社会上的秩序安定下来。因之就宣传天尊地卑、贫富贵贱自来就有差等，制定了“三纲五常”，钳制人民的思想，束缚人民手脚的大道理。董仲舒说：“有政制之名，亡变道之实。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说，历代的制度虽然有时改变，而约束人民的“三纲五常”始终是不能改变的，是受命于天的。为什么把最高统治者帝王叫天子呢？就是受命于天。从此，董仲舒进一步提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于天也”。他更引申而为人的行动全是受命于天，从而形成了他的天人相应的荒谬的学说，即天的变动和降灾都影响到人民，而君主以及人民的行动都可以上应于天。他把劳动人民由劳动中察觉出来的天气的变化，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不违农时”的自然界现象，朴素的唯物论，却歪曲为天主宰事物，天的意志高于一切，编造了劳动人民生来就该受压迫、服从于统治者的一套主观唯心论的荒谬理论，来愚蒙人民。其实，明眼人一看就很清楚他所说的话的实质和他所玩弄的玄虚。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者王充就认识到天是宇宙间自然界的现象，天哪能像人一样有口和耳目。所以《论衡》自然篇说：“以天无口目也……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今（以）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那么，怎能“天人相应”呢！至于说天道不变，可是天也有四时运转、风雨晦明的现象，哪能说是不变；若说到人类社会上，则“千里不同风，万里不同俗”，时事正在往前演进，安能法先王而不法后王，是古而非今？正如前汉杜周所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33]与王充同时，有桓谭和王符。桓谭主张社会是不断演变的，他说：“前圣后圣，未必相袭。”[34]王符著有《潜夫论》，主张法治，“法以君为主，君信法则法顺行，君欺法则法委弃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故君臣法令善，则民安乐……”而施行法令，在于使用得人，所以说：“是故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

董仲舒对于历朝的制度，也承认是未尝不变的。不过，他说制度虽然可以改变，但统治者“三纲五常”的道理是不变的，就和天道是永恒不变的一样。他曾引证“五经”中的《春秋》来立论。宋代王安石就说《春秋》是“断烂朝报”。而经学中的今文学家董仲舒（经学中的古文是用古代篆字来写的；今文是用汉代隶字译为今文的，当时就叫作今文学家）把《春秋》所记载的从隐、桓到定、哀十二公，分为三个时期。他所谓“张三世”就是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其目的是“新周、故宋、王鲁”。他说时代虽变，可是统治不变，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不变。“贵有常家，尊在一人”[35]。因之，他说的“王鲁”就是借着鲁来吹捧汉朝天子。他把孔子称为“素王”。所以称为“素王”，是孔子有一个预见，即制礼作乐，“为汉制作”。把孔子一抬就变为教主了。

董仲舒之后，有些人说孔子为预言家，认为他有许多“微言大义”和“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没有写在六经里面，而是“口授”别记在谶纬里面。谶就是一种“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纬原来是指天象，后来才附会人事。说六经是经，纬书是扶翼六经而行的。当时的一些谶纬家说什么孔子的“微言大义”中有汉当代秦而兴，乃至刘秀中兴。如有的谣言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36]， 卯金即是刘字。又如“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也记载在谶纬书里。这些谶纬的荒诞无稽之谈，难道还不是捧汉代皇帝作为进身之阶的人搞的吗？汉朝统治者企图说明自己注定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使人民不致异动，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政权。他们愚弄老百姓，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来笼络人心，欺骗人民。《汉书·元帝纪》中有一段说得很精彩：

孝元皇帝……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就是说在汉宣帝时，尊崇儒家，起用儒生，不过是一个建议，到汉元帝时，才真正实行，而汉朝政府就从此中衰了。其实汉代的推行儒家政策，大都为欺骗群众，实际像元帝这样优柔寡断，即使不用儒家，也注定是要失败的。就是东汉光武帝的中兴，表面上虽然推崇儒家，而实际上是用暴力来平定中原；对他稍有反对的，必须把它镇压下去，最后乃战败了据守四川的公孙述，终于四海如一，心中乃安。本来他是用的霸道来“平定天下”，而反说是“吾以柔道行之”[37]， 纯粹是欺人之谈。

董仲舒所主张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38]，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政权。他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培养地主阶级的子孙们，好传宗接代，作为统治者的羽翼。正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说：“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代的举贤良茂材的选举制度，并不是真正选拔人才，而是从地主阶级中挑选出贵族子弟，加上“孝廉方正”，或博士、议郎清贵的荣名，来巩固地主阶级的地位，形成了地主世袭，贵者常贵、贱者常贱的门阀制度。这种贵族子弟，席丰履厚，哪有什么真才实学，不过是拿学习五经，作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再爬上士大夫贵族的地位。当时就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班固就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他们之所以要这样来研究经术是为着利禄荣名，来夸耀自己。当时的尚书博士夏侯胜就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后汉的博士桓荣，官做到少傅，“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39]凡是地主阶级得到青紫的就是贵族，得不到青紫者，就是庶族。而这种青紫往往是由夤缘攀附、不择手段而得来的。于是形成了社会上的人民两极分化。《后汉书·黄琬传》说：“时权富子，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材。’……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所谓清贵之地，遂为利禄之场。当时察举孝廉方正，必须有人保荐，保荐的人自然是亲戚故旧才能够同声相应，同类相求。当时两家联姻，也必须门当户对，贫户决不能与富家联姻，即是庶族地主，也难与贵族地主攀附。像东汉的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重”。王符也因家世寒薄，穿缝掖之衣，为人所轻。又如王粲，本来是世家子弟，因为没有外家，浮沉下僚，幸亏有皇甫规、蔡邕等为之提拔援引，他所写的文章才名闻于时。还有三国时的文学家吴质，也是出身于寒门，当时并非有名，因为为曹丕所欣赏，才成为建安时曹氏幕客中的风流人物。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地位和在物质上与精神上压制人民的门阀之风，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了。

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

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内，从来就存在意见的分歧。由分歧而到对立的统一，形势也随之向前发展。自从董仲舒提倡天人相应的学说，就有王充反对天人相应，提出天无口目的学说：有尊孔，就有反对孔子的“问孔”文章。汉光武以谶纬来愚弄人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使桓谭来整理有关谶纬的书籍；桓谭以“臣不读谶”[40]拒绝了皇帝的答问。桓谭说：“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是孔丘，误之甚也。”[41]在皇帝的严威之下，而能正直不阿，说出这样的话，他的正义精神可见是惊人的。仲长统看见当时“选士而论族姓门阀，交游（专）趋于富贵之门”，诵读五经弄得乌烟瘴气，甚至有“行赂改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不禁慷慨激昂地作诗以见志。仲长统的诗说：“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42]可以看出他对于奔竞仕途、斯文扫地的愤慨。“高门无下品”，攀亲也必依附高门，发展到了魏晋，遂制定了“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成为“官人”的框框，用以培养贵族门阀，来欺压人民，使人民难以翻身。

董仲舒“推明孔氏”制定了“三纲五常”，作为桎梏人民精神的枷锁。统治者对于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只有条文而没有细目。对于女性“男尊女卑”还不满意，还要她们“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于是班固的胞妹班昭连忙编写了《女诫》七条：第一卑弱，第二夫妇，第三敬慎，第四妇行，第五专心，第六曲从，第七叔妹。其主要的意旨是“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必须“忍辱含垢，常若畏惧，卑弱下人”，又必须曲从姑舅之言，“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是谓曲从”。因之就说：“生男如狼，犹恐其尫；生女如鼠，犹恐其虎。”[43]把支撑半边天的女性，教成遵守夫权的驯服的工具。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旧中国）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44]汉代统治者满以为制定了“三纲五常”以及尊崇夫权的《女诫》就可以约束人民不致异动了。然而，有压迫就有反抗，尤其是在前汉之末农民起义的时候，山东海曲（今山东日照）就有女英雄吕母起兵反抗。须知支撑半边天的女子们不是好惹的。

山东吕母崮遗址

汉朝政府对人民的压迫，激起农民不断起义，就震撼动摇汉朝的政局了。在前汉末年爆发了赤眉、铜马等农民军的起义，光武帝刘秀借着农民军起义的力量，统一了中原，经过休养生息，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民户达四百二十七万户，人口在一千六百三十四至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到桓帝之初（永寿二年），民户增加到一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十，人口增加到五千零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由和帝、顺帝而后，特别是桓灵之世，宦官当权，外戚专政，再加上灵帝的贪污腐化，卖官鬻爵，大捕党人，横征暴敛，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终于激起了青、冀、兖、豫等八州人民以黄巾为标记的农民军大起义。人民群起响应，“襁负归之”。人民群众腾欢之时，就是统治阶级难受之日。于是，统治政权中的军阀官僚们也不得不暂时放下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征讨“黄巾”为名，而成群结队地起来镇压农民军，随后又为着自己争夺地盘，借着所招抚的农民军的力量，互相混战，再加上由战争而带来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岂止是斗米千钱，乃至“黄金一镒，买来一斛”，又加上天灾流行，死亡过多，无人收拾而带来瘟疫，人口骤然下降。正如王粲《七哀诗》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45]其惨痛的情况可以概见。因此，八州之民，不及桓帝时一州的数量。当魏文帝曹丕当了皇帝之时，据统计，魏与蜀的民户只有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即是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仍然挣扎起来，在宛、洛的废墟上恢复了生产。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看到三国时期魏、蜀、吴之所以能够鼎立，尤其是曹操能够巩固北方的边疆，平定中原，就是由于他不像其他军阀那样屠杀农民军，而是团结青州的农民军的势力来巩固其政权，注意到民生，恢复了生产，人民逐渐安定下来。宛洛之间，农桑遍野，形成了中原得以安稳、经济和文化得以繁荣的局势。至于像袁绍、袁术之流，因为只顾抢夺地盘，纵然是“四世三公”，也不过成了招致灭亡的条件，所以就迅速地垮台了。在这兵荒马乱之中，天灾瘟疫流行之际，由于劳动人民的智慧，而出现了治疗瘟疫的医学家张仲景，著有《伤寒论》；出现了对于科学技术有创造发明的科学家马钧等人。人民群众以及无数无名英雄，与统治者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生产和科学技术都逐渐地发展起来。这是值得称道的。

[1]. 参考《居延汉简考释》，新发现《汉男子张景碑》，《汉书·贾谊传》韦昭注及［东汉］刘熙著《释名》。

[2]. 《汉书·武帝纪》。

[3]. 《汉书·食货志》，并参考《居延汉简考释》。

[4]. 《汉书·食货志》及《后汉书·殇帝纪》。

[5]. 《资治通鉴补·汉纪》。

[6]. 《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元后传》。

[7].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8]. 《汉书·杨恽传》。

[9]. 《汉书·董仲舒传》。

[10]. 《汉书·王莽传》。

[11]. 《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12]. 《三国志·蜀书·糜竺传》。

[13]. 《汉书·蔡茂传》。

[14]. 《汉书·张禹传》。

[15]. 《后汉书·马援列传》。

[16]. 《后汉书·侯览传》。

[17]. 《资治通鉴补·汉纪》。

[18].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

[19]. 《汉书·游侠传》。

[20]. 《汉书·梁孝王传》。

[21]. 《资治通鉴补·汉纪》。

[22]. 《后汉书·邓晨传》。

[23]. 《汉书·王莽传》。

[24].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25]. 《后汉书·梁统列传》。

[26]. 《全上古汉魏六朝文》辑王褒《僮约》、崔寔《政论》。

[27]. 《汉书·霍光传》。

[2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编：《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

[29]. 《后汉书·王符传》。

[30]. 《后汉书·王丹传》。

[31]. 见四川汉画像砖拓片。

[32]. 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汉张叔敬陶罐朱书题字。

[33]. 《汉书·杜周传》。

[34]. ［东汉］桓谭：《新论·正经》。

[35]. 《后汉书·仲长统传》。

[36].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37].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38]. 《汉书·董仲舒传》。

[39]. 《后汉书·桓荣传》。

[40]. 《后汉书·桓谭传》。

[41]. 《新论·启寤》。

[42]. 《丹铅总录·诗话类》。

[43]. 《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辑班昭文》。

[44].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集》（第一卷）。

[45]. 沈德潜：《古诗源》。

八　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和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

知识分子在汉代的社会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一个阶级，而是主要依附于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它既可以为劳动人民做好事，也可以助纣为虐而做坏事。在封建社会内，知识分子所起作用的优劣，往往是由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农民群众的起义和劳动操作所产生的成果，就是由知识分子中的文史学家所记载下来的。如果没有历史的记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绩，也就要烟消云灭了。所以在叙述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之前，不可不先叙说一下汉朝的儒生、士大夫，即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由汉到魏晋学术思想的演变

如上章所述，汉朝的建立，自汉高祖刘邦到文景之世，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民给财足，社会经济初步达到繁荣。及至汉武帝即位之后，为了巩固汉王朝的政权，提倡崇儒尊孔。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崇尚六经”的主张，不久就得到实行。董仲舒这个人虽然是依附于统治者，对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延续我国封建社会，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也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待他。他也曾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指出在封建专制下，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走向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提出轻赋薄役的主张，减轻对劳动者的剥削压榨，有一定好处。

据近人章炳麟《訄书·学度》和黄侃《论学杂著·汉唐玄学论》记述：汉代学术思想凡有五变：第一是董仲舒提倡公羊今文学家之言和迷信的谶纬之说，把孔子尊称为教主，已失去了孔子的真旨。第二是扬雄著《法言》，效法《论语》，写得很平易近人，反对谶纬之学和巫史之书，并且说人生处世，颜渊的箪瓢陋巷、安贫乐道，要比齐国的相国庆封用玉杯饮美酒享乐要高明得多了。第三是到了东汉，王充反对董仲舒的“天人相应”的学说。他说：天哪有耳朵，哪能听见人间的事情呢？他所著的《论衡》用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来驳斥董仲舒的唯心学说。但是他能破而不能立——没有提出积极的主张，仍存有宿命论的思想。第四是后汉的桓谭著《新论》，驳斥汉光武中兴是由天命注定的谶纬之学。他用“臣不读谶”来回答光武帝，倔强地表现了自己的主张。第五是到东汉的末年，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权，社会上生活极为浮奢，统治阶级生前厚自奉养，死后还要修建豪华的坟墓，厚葬之风盛行。因之，王符著《潜夫论》，仲长统著《昌言》，痛斥当时的弊政，揭露当时社会上王公贵族腐朽贪婪。自此以后，到三国时期，则有姚信著的《士纬》，阮武著的《正论》等书，其书多已散佚，仅见于唐代马总著的《意林》片断地引用其语句，尚可以窥见当时社会思想方面的一点面貌。

自从汉末魏晋以来，曹操、司马懿之流，为了夺取皇权和地位，就尊崇儒教，拿孔夫子作为护身符。他们实际根本不信奉儒教，只是口头上来说教，也不准备实行之，不过拿此作为欺世惑人，操纵生杀予夺之权的工具。当时称为“竹林七贤”的西晋嵇康、阮籍等人，以及号称“八达”的谢鲲等诸位名士，看到魏晋以来的当权者，打着孔孟之道的旗号，而行其不可告人的勾当，就佯狂垢污，饮酒服食五石散，追求神仙，崇法老庄；或者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放浪于形骸之外，说“礼教非为我而设”，甚至“非尧舜而薄汤武”。后来的人认为他们“清谈误国”，可是误国者非清谈之辈，而是魏晋时代的当权者所遗留下的余毒。[1]

东汉之世，除了依附于权贵想攀龙附凤者之外，一般知识分子都有反抗统治者的意识和淡泊名志的思想。譬如汉光武帝的旧友严子陵，光武以布衣之交、待以故旧之谊，派人向他请教，他要言不烦地答复了来使。使臣还要求教，他就说：“买菜乎？求益也。”又如南阳处士樊英，汉顺帝征聘他出来做官，他不肯做。顺帝就对他说：“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樊英坚决地回答说，生杀贵贱之权，由我自己来决定，“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至于这些儒生处士们处世的道理和待人接物的态度，像扶风人法真，好学而无常家，通内外图典，号称“关西大儒”，从学者有陈留范丹等数百人。他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太守请他出来做官，他坚决地回答说：“以明府见待有礼，故敢自同宾末；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2]

这时的韬晦之士，有汝南周燮、南阳冯良等人，学行纯笃，隐居不仕，力辞皇帝的征辟，甘愿老死于牗下。其例甚多，难以一一列举。

由于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形成了东汉节义和敦厚的风俗。他们还把这种风气，造成社会上的舆论，即所谓清议，来维持风纪，以流传于后世。这是在历史上存在着的客观事实。迄于宋、元、明，热爱祖国的人士，有骨气的学者，提倡清议，培养成风气，也就是因此而起的。

党锢之祸

东汉末年的政治情况是：宦官专政，外戚权臣擅权，政治极端腐化。开始是外戚权臣勾结宦官，取得政权；继之外戚要排除宦官，却被“手握玉爵，口衔天宪”的宦官挟着帝室的命令，诛杀了外戚梁冀等，宦官又掌握了政权，专门来陷害忠良，荼毒百姓。由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度不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群众便起来造统治者的反。如泰山、琅邪一带聚集了万人，声讨统治者的罪状。此时洛阳太学的书生数千人，以刘陶为首，上疏朝廷，干预政治了。刘陶上疏陈事的目的，表面为了昭雪被权臣梁冀所屠杀的骨鲠之士李固等的冤情，实则是挽救被宦官逮捕妄加罪行的故冀州刺史朱穆和前乌桓校尉、党人领袖李膺。他们说：朱穆“摧破奸党（宦官），扫清万里；李膺正身率下，威扬朔北，实中兴之良臣，宜还本朝，挟辅王室”，“当今之忧，不在乎货，在乎民饥”。所以说是针对着当时的弊政而言的。后来刘陶虽然由顺阳长提拔为京兆尹，但终以他上疏说“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并言及激起张角农民起义的事情，宦官就“谗刘陶与贼通情，收陶下黄门北寺狱。掠按日急，陶遂闭气而死”。

接着，太学生徒党人领袖张俭等举奏宦官侯览等辜较百姓，掠夺人民的田宅，强奸民间妇女，故请诛宦官，又遭到统治者的逮捕。当时广大群众怀着无限的义愤，都同情张俭的风格和气节，张俭逃亡避难，望门投止，群众甘于为之掩护，因此连累及隐藏张俭的人，被治罪者乃至数十家之多。

党人是知识分子所结成的集团

在东汉桓灵时期，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以郭泰、贾彪、张俭等为首的太学诸生三万余人，与他们汝南颍上等地的同乡好友，推崇当时官僚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李膺、陈蕃等作为领袖，形成集团。社会上的人士，如果能为李膺所容纳接待的，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他们看到当时“主荒政谬”，宦竖当权，因而起来“激扬民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后汉书·党锢列传》）。后来党人遭到统治者的迫害，大肆逮捕，加以禁锢，因而成为所谓“党锢”了。

所谓“党人”集团的成员，多半是出身于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结党的目的，是为了本身的出路，即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作为自己进身之阶；并企图使那些比较开明的进步的人士登上政治舞台，掌握政权，说出几句比较公正的话，反对旧王朝的统治，甚至有时能说“当今之忧……在乎民饥”等同情人民的话。从东汉的党人到魏晋的竹林七贤清谈之士，他们虽然“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却正是遵守礼法，蔑视当时的威权势力的气节之士。他们不是破坏旧礼教，而是极力维护两汉以来所建立的封建统治政权，那“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的局势，又被这些仁人君子的心力挽救过来。[3]他们本来不反对封建帝王的政权，而是改良主义者，要使封建社会的秩序更得以延续和巩固。他们虽不能与农民群众起来反抗封建帝王的统治，直斥和揭发统治者罪行的大义行动相提并论，但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相辅而行，起了一定的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

桓灵时期的大捕党人

党锢这件事情起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十二月。因为李膺、杜密被宦官逮捕的事件发生之后，就大捕部党二百余人，说他们主要的罪行是河南尹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共为部党，离讪朝廷，疑乱风俗”。次年，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外戚窦武提议，方才把党人救归田里，改为禁锢终身。他们回到田里之后，为了树立风纪，扶持正义，来打倒宦官擅权、陷害忠良的歪风邪气，于是标榜品题出哪个是正人君子，哪个是奸邪小人。在他们心目中认为是正人君子的，就推举出来作为榜样人物，砥砺名节，排除奸党，便于人民有所依归。他们“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其中“三君”窦武、刘淑、陈蕃，是最为推崇者。为了把同志之士组织得更为严密，就“刻石立（坛）共为部党”，共推张俭等作领袖，好进行活动。这样更遭到宦官们的怨恨。这时桓帝已死，灵帝即位，窦武遭到残害，乃大捕党人，“死徙废禁者至六七百人……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家庭中的亲属）”[4]，弄得人人恐惧，惨不可言。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农民军起来了。宦官中常侍吕彊给灵帝说：“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由于这句话，皇帝也害怕了，连忙“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5]。范晔在《党锢传》中接着还说道：“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下面再谈），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在这个期间有至死不屈的李固、李膺，有慷慨就义的青年烈士范滂，有奔走国事不辞劳瘁的张俭，有洁身自守、不同流合污的夏馥。他们作出了许多悲壮义愤、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值得称道的。

月旦评

从上边悲壮的事迹里面，我们要指出的，就是怎样衡量人物和怎样推崇和批评人物。作为标榜指标的叫作“月旦评”。这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在经济上有优越的条件，在意识形态上有高度鉴别的能力，才能出现的，同时是存在着有地主阶级意识的偏见的。这种评论人物的起始，据《后汉书·许劭传》说：“劭好人伦，多所赏识……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又许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遂有“二龙乡、月旦里”之称。[6]至于评论人物的标准，如“陈蕃丧妻，还葬，乡人毕至，而（许）劭独不往。或问其故，劭曰：“太丘（陈寔）道广，广则难周；仲举（陈蕃）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7]这种批评人物，衡量和揭发一个人物的好坏，好的可以叫人有所鉴戒，这不是读书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发明，而是由于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个好哪个劣，或哪个稍好哪个稍劣，劳动人民一看就察觉出来，甚至把当时的情况编成顺口溜，如实地反映出来。例如一般的人士一旦有钱有势，就要与结发之妻离婚，重娶一个新的夫人，当时的人民就讥笑他们“贵易交，富易妻”，说得何等痛快呀！又如看见地主阶级暴发户的蛮横，就说：“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如上面所说的刘陶做了顺阳长，甚得民心。他以病去职，当时流行的童谣就说：“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8]又如董卓的罪恶昭彰，当时的人民就切齿痛恨说：“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9]果然不久，董卓就遭到燃脐之辱了。

东汉的读书人士对老百姓的“一字之褒甚于衮冕；一字之贬甚于斧钺”的口头创作，继承并发挥之。他们随时随地编出有褒有贬地批评和衡量当时的人物的口语箴言，指出为人做事的标准。

例如，汉桓帝还没有当上皇帝前做蠡吾侯时的老师甘陵周福，本来没有什么学问。既至桓帝登上帝位，就让周福做了尚书，而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未见擢用，因之当时的士大夫编歌谣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用以讥笑周福的因人得势。又如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委任功曹岑晊，二郡的人士编歌谣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10]

那时的读书人士编造的歌谣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赞美人的品节的，如党中成员贾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优，故当时人士称道他们为“贾氏三虎，伟节（彪字）最怒”。又如颍川荀淑有子八人，都有才能，时人谓之“八龙”，而以荀爽最为好学，颍川的人士就称道说：“荀氏八龙，慈明（爽字）无双。”太学诸生对于李膺（字元李）、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最为佩服，学中的人士就互相传说：“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后汉时戴遵家（字子高）富好给施，尚侠气，当时人就称赞：“关东大侠戴子高。”还有三国时马良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人士编歌谣说：“马氏五常，白眉（马良有白眉）最良。”

（2）称道人的学问的，如称道周举（字宣光）的博学洽闻，就说“五经纵横周宣光”；杨政（字子行）善讲经书，就说“说经铿铿杨子行”；戴凭（曾任侍中）说经能解答难题，就说“解经不穷戴侍中”；许慎（字叔重）博学经籍，是文字学的大师，就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井丹（字大春）通五经，善谈论，京师人赞扬“五经纷论井大春”。

（3）讥讽时弊的，如后汉光禄勋是专为提拔人才举茂才四行的官署，当时权势富贵子弟多以人事（走后门）得举，而贫约守志者反以穷退见遗，京师人士就编歌谣说：“欲得不能，光禄茂才。”当时人士看见政府中选举的不公平，崇尚儒家读经书的只是为了做官，就说：“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东汉气节之士，对于当时朝政深感不满，虞诩就说：“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11]又《后汉书·赵壹传》说：“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道出了文人对统治者不满的慷慨悲愤的思想情感。

从上面所引的三类谚语和歌谣来看，赞美和批评人物，非常准确，指斥当时的弊政极中要害，颇得当时人士的同情。当然这些究竟是从中小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反映那些不得意的文人心情，而不是劳动大众朴素的口语。

党人的遭遇

地主阶级的文人学士为什么要拿民间歌谣谚语的形式“月旦评”作为宣传的工具来衡量人物呢？这是为了要树立一种风纪，造成维护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利益的舆论，使地主阶级的人们好有一个标准和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清议”。明末学者顾炎武谈到古今历史时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12]这种清议，或则可以叫作乡评。在封建社会初期，使得那些新兴的地主阶级造成本阶级的声望而江山世袭，影响所及，遂形成了魏晋六朝门阀之风。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也有左中右之分，有进步的，也有顽固的。进步人士和开明的士大夫，他们直斥腐败朝政，不畏强暴，与恶势力作斗争，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当时被推崇的党人领袖、人人相望风采的李固，他为了领导群伦，以身作则，而且与同志们互相勉励，作出了示范，成为榜样。他给黄琼的信上说：“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英），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宏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13]李固终于牺牲性命，重蹈了他自己总结的经验的覆辙。他的战友杜乔也同时被梁冀杀害，故当时合称为“李杜”。他们的故友义士杨匡闻之号泣，星夜行到洛阳，乃着故赤帻，托为夏门亭长，守卫尸丧。李固的弟子郭亮“年始成童”，他不怕权贵的势力，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到李固的尸首跟前痛哭，遂守丧不去，为“夏门亭长”所呵责。其实夏门亭长，就是义士杨匡。郭亮对杨匡说：“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假扮作亭长的杨匡叹息说：“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局，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适宜于视听，口不可以妄言也！”他们遗留下来的节烈的风气，昭人耳目。不久，党人中的头目李膺得罪了宦官，下了诏狱，为宦官所陷害。事前他的战友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于是写信劝告他说：“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14]可是他不愿意“与时抑扬”，而终于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当时的青年志士范滂，也不顾身家，以身殉国。范晔所著的《后汉书·范滂传》说他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送范滂到法场上，对他的儿子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行路（之人）闻之莫不（为之）流涕”。[15]范晔写得何等悲壮淋漓，起人尊敬。宋代的文学家苏轼，幼时读《范滂传》，他的母亲问他读什么书？他回答说：儿读的是《范滂传》，我想学范滂的为人。他母亲激昂地说：“儿欲为滂，吾独不能为滂母乎！”这是人所周知的慷慨悲歌的事情，故不惮烦地写在这里。至于党人中的铮铮之士，如郭泰、黄宪、张俭、贾彪等，奔走国是，奖拔士人来砥砺名节，所谓“叔度（黄宪）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16]。民归其义，士怀其德，遂形成为东汉敦朴的学风。上者是以抗节不屈，炳耀于世，其次者也能甘守贫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例如，申屠蟠，他看见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而他认为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独任，“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17]党人陈留夏馥，经过党锢之狱，范滂、张俭等俱被陷害，他不愿意像张俭那样望门投止，“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乃自剪须河南变形，入（河南）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矿）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积二三年，人无知者……党禁未解而卒”[18]。

汉末的人士，大都是鉴于豺狼当道，诛除贤良，稍有不慎，则就要遭到不测之祸，于是甘于恬退，隐居读书，优游于田园，或匿迹灭形，逃避现实，即所谓“闲居可以养志，读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就像延笃与李膺的信上说的

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闲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傍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19]

又如为时稍早的朝歌人向长说：“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20]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稍遇到挫折就要悲观颓丧，逃避现实，只有不与恶势力合作的消极一面，而没有积极抵抗的办法。

有识之士对于当时形势的观察

在汉末大乱当中，必定有出来扶颓救厄，安定时局，恢复生产，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杰出人才的。仲长统在汉献帝时曾参与过汉丞相曹操的军事活动，每与曹操谈论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又如李膺的儿子李瓒，当曹操还没有显达的时候，“瓒异其才，谓其子宣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袁本初（绍）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执法不阿的桥玄，也对曹操说过：“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还有善于评论人物，好作月旦评的许劭，他尝评论曹操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21]

对于曹操的评价，应当一分为二地看。鲁迅先生说过：“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虽然“赋性通侻”，但是又信奉礼教，以不孝之罪杀了孔融。鲁迅先生指出：“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22]他假借着黄巾农民军青州兵的实力，剪除了当时袁绍等割据的群雄，统一了华北、中原地带，恢复了生产，对于当时的社会是有所贡献的。同时他内用兵家的韬略，外以儒家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的思想，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护其称帝称王的权威和势力。当他起兵之始，爱才若渴，礼贤下士，及其取得政权之后，首先把他的政敌孔融“以（孔）夫子之道，加诸夫子之身”，说孔融为非孝，而置之于死地。为他参赞出谋划策的帷幕之士荀彧，因为不赞成他“加九锡”，便用药把他毒死。就是他素所称赞的幕僚，极有文采的杨修，也因事被诛。著名的学者崔琰，因为“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而赐之以死罪（《赐死崔琰令》）。 [23]真是草菅人命，如同儿戏。他还用阴谋诡计、欺骗的手段，夺取政权于孤儿寡妇之手。不久司马懿、司马师等也依法炮制，篡夺了曹魏的政权。对司马懿评说得最痛快的，无过于唐马总所著的《通历》卷四所说：

宣帝（司马懿）起自书生，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然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忽诡状，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鞫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岂君子之所为……

这种倾轧的做法，不但司马懿如此，曹操也不能例外。陈寿著《三国志·魏书》上不敢明显斥曹操，因为骂曹操就等于骂司马懿了。这样就给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篡政夺权开了先例，有所借口，在社会上造成歪风和恶俗，遗留下来极不好的影响。

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怯懦性

当时还有些无耻的文人，为了攀龙附凤，惯于为虎作伥，作了统治者的帮凶，甚至不惜背师卖友。像孔融的门客路粹，用假造的证据来陷害孔融，所谓乘人之危 [24]，“落井而下石者，所在皆是也”[25]。

总之，知识分子本来就有其动摇性和怯懦性，虽然有足够的知识和政治的敏感，在运动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打不了几个回合，偶然遇到挫折，就畏缩不前，知难而退，败下阵来了。要推翻封建统治的政权，推动社会前进，最根本最主要的，则只有靠着农民群众了。但是光谈农民起义，避而不谈东汉的“清议”和“月旦评”这客观存在的事实，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所起的推动作用，就好比两条腿走路而失去了一条腿，是说不过去的。

有汉一代的农民起义

封建统治者高高地骑在人民的头上，所谓“贵有常家，尊在一人”。他们“视民如雠仇，税之如豺虎”，“强者规田以千数”，“富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一遇到政治上的变动，统治者就征调农民和大量的刑徒充当劳役，充当炮灰。其兵荒马乱的时候，农民不得耕种，荒芜了田地，斗米何止万钱，只有地主富人能吃饱饭，农民们只能吃糠秕，甚至于跑到深山野泽“掘凫茨而食”。所以在封建社会的初期，秦朝的末年，农民领袖陈胜（涉）、吴广“篝火狐鸣”，揭竿而起，在封建社会内首先发动了第一次农民大革命，反抗封建帝王将相的统治，为农民力耕争得暂时的条件，所以“汉兴六七十年间，国富民足”，有所谓“文景之治”的景象。

到了汉武帝末年，由于苛征暴敛，征调频急，激起了农民的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虏］乡里者不可胜数”。汉朝政府绣衣使者，持节虎符发兵兴击，并作《沈命法》：“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但是“盗贼浸多”，更不能制止。自元、成后，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还套上以礼教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精神上的枷锁。当时修建宫殿陵寝，开采盐铁等项大工役，调动了大批人力，加以惨无人道的虐待，所以从成帝阳朔（公元前24年）以来，农民起义自称将军者，无岁无之，被征调充劳役的刑徒也参加了反抗压迫的斗争。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自称将军，率一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经历九郡，久之乃定。到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山阳铁官徒二百二十八人与尉氏农民樊并等起兵，蹈藉名都大郡，求党与随和，而无逃匿之意。[26]这次起义为汝南太守严訢镇压下去。接着哀、平之际，外戚权臣王氏当政，侵刻小民，妄杀无辜，山东琅邪山女英雄吕母为儿子报仇，厚遇群众，招集了少年儿郎，革命志士，从事部署，起兵于海曲，即山东的日照县。吕母虽然不幸牺牲，但当时的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将起义的地点起名叫作吕母崮。王莽篡汉后，建立新朝，妄图复古，以“苛暴立威”，来压制人民，于是群众竞相揭起讨莽的旗帜。山东莒县农民军领袖樊崇，继承了女英雄吕母的雄心壮志，起兵莒县。初起兵时，樊崇的队伍都穿着农民的衣服，服装还不整齐，恐怕与王莽的军队相乱，于是用珠红色画了眉毛，以壮声威，号赤眉军。他们由山东打到河南的汝南陈留，直行入关，声势大振，并立刘盆子为帝，来发号施令。湖北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与马武、成丹等起兵于湖北当阳县的绿林山中，号绿林军，平林兵、新市兵，总称下江兵，从湖北发展到南阳。此外还有铜马、大彤、高湖、铁胫、大抢等起义军，多得不可胜数。其中赤眉军与下江军是当时全国农民起义的主力。汉光武帝刘秀借着农民起义的成果建立东汉王朝。

刘秀是乘机利用谶纬迷信的荒谬学说，以“刘氏当兴”作为号召，又借着新市、平林、铜马等农民军的势力，起兵进入河北渔阳，转战洛阳，卒建帝位，故有“铜马帝”的称呼。[27]光武帝刘秀即帝位之后，虽然采取了清查田亩、释放奴婢等措施，其目的是保他的帝业“万世罔替”和维护封建官僚统治集团的利益，对于农民群众谈不上有什么让步。他的措施不够彻底，也不可能彻底，因之终光武时期，“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杀害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28]。农民群众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纵然有时稍为安静一些，也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所说的“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也不过是较短时间的现象而已。

东汉建立，自从光武末年到安帝初年（公元55年—107年），不过五十多年时间，由于宦官外戚的争权夺利，人民处于严重的朘削之下，不断掀起农民和少数兄弟民族的暴动。范晔说：“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长，未有闻焉，犹至垒盈四郊，奔命首尾……”[29]在顺帝初年（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当时叫“海贼”的农民领袖张伯路，据滨海九郡。“顺帝末，扬、徐盗贼（农民）群起，磐牙连岁”。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称黄帝。历阳华孟称黑帝，起兵于历阳、九江等地，为九江都尉滕抚所平定。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河溢，漂害人庶数十万户……冀州盗贼尤多”；长沙和益阳的武陵蛮族也集合二万余人起兵响应，攻打江陵，为督扬州诸郡军事的冯绲镇压下去 。[30]这次农民和少数兄弟民族起义的区域广阔，我认为必有手工业者、刑徒参加，可惜记载缺乏，无从考稽了。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遂成为农民黄巾军大起义的序幕。

汉桓帝时，政治腐败，认宦官为父母，以卖官鬻爵为儿戏。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终于爆发了臣鹿张角联合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人民举兵征讨腐朽的汉家王朝的黄巾军大起义。同时，张陵创立五斗米道。后来，张修、张鲁以五斗米道组织在汉中郡起义。他们虽然仅延到这年的十一月，就被汉朝的左中郎将皇甫嵩等战败，但是，像张角在臣鹿创立太平道时，自称“大贤良师”，反对孔孟，奉事黄老，蓄养教化弟子，疗人疾病，应时而愈，百姓神而信之。据记载，他“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青、徐、幽、冀等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财产，流移奔走，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民，为民所归”。张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一时俱起，皆着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31]。这说明了张角所领导的黄巾军的基础是雄厚的，组织能力是很强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能够深入民间，与贫苦大众结合在一起，是拯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中的子弟兵。由于汉代农民所穿的衣服是皂色；撑船的船夫戴的是黄色的帽子，故船夫叫作黄头郎。因之，张角领导的农民军就以黄巾作为标志，叫作黄巾军。

东汉光武帝，制造谶纬之说来迷惑人民以巩固其封建王朝的统治，因之阐述祥瑞迷信之风，到处皆是。有统治者为了愚弄人民的“立道设教”，也有农民朴素的宗教信仰。在汉代一般都市和乡村里面，群众为了富贵，人马平安，祈求避凶从吉的风气是很广泛的。当时的农民建筑房屋，甚至于盖个牛棚，所用的砖瓦都刻上吉祥的文字。如清代陈介祺所辑录砖瓦陶片上，就有“大吉羊（祥）”“大富贵”“日利万千”等样的吉祥语言。在清代张廷济所藏的砖瓦拓片上，有“甲子大吉”上下排列、一正一反的文字，表示岁在甲子，是来年要过的好日子。又因为汉朝到桓灵的末年，政治腐败，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故坐观天象，觉得天气还有时改变，这样残酷无道的皇帝也早就该死，应当改朝换代了。最近在安徽亳县发现的汉代字砖上就刻有“五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冤（我）人不知也但搏汝属仓天乃死”的语句。

汉甲子大吉砖刻

人民群众在水深火热之中亟待拯救的情况下，黄巾军起义及时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是应时当令的，于是很快地传遍了青、徐、幽、冀等八州的地方，人民群众起来展开了英勇抗击汉朝暴政的战争。

与此同时，黄巾军的领袖张角到青州，团结了开明的知识分子，保护了汉朝大儒郑玄的乡里。当时就称郑玄的乡里为“郑公乡”。

在农民军十余年的酝酿准备期间，张角为人民维持生计，照顾疾病，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贫苦农民一肚皮的苦水，只有向农民军去吐诉，才得到安慰和救济。农民军所到之处成了劳苦大众安身之所。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是很久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个时候是汉朝统治者残酷虐待人民之时，劳苦大众只有在张角的领导和庇护下，才过着拯疾救贫、比较安定的日子。

我对农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朴素思想有以下五点体会：

（1）自从我国建立了封建社会，由帝王将相统治人民以来，最高的是帝王天子之尊，要统治万世。到了汉代，用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法则维护封建王朝，因之有不可侵犯的“贵有常家，尊在一人”的说法。陈胜、吴广起兵于畎亩之中，因此他慷慨地说：“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32]他反对六国诸侯死灰复燃，反对儒家在当时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复古不合时宜的谬论，并对孔子的八世孙孔鲋说：“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吾自举，不及于周，又安能纯法之乎？”[33]这就破除了“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荒谬思想。

（2）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军，素来是“奉事黄老”，反对儒家以礼教诳人的。据记载，他是“以妖术教授”，即所谓用神道来设教，号太平道。《后汉书·襄楷传》说：“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后来流传的《太平经》，本来是东汉的儒士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论著，其中也夹杂了一些朴素的农民思想。自汉以后，到宋元的“吃菜事魔”和元明时代的白莲教和摩尼教，都有经卷，叫作宝卷，可以说是由汉代的《太平经》沿袭下来的。张角所领导的黄巾军也利用汉代方士和五行相克、五德终始的思想。例如，汉顺帝时农民领袖马勉称黄帝，华孟称黑帝，打乱了五德相终始的谬论。黄巾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反对封建统治的旗帜何等鲜明呀！

（3）封建王朝有帝王将相各级官吏的层层统治。他们除了法令，还制定了许多繁文缛节的礼仪名教来桎梏人民。而赤眉军樊崇起义之始，乃与群众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领导与群众之间并没有像汉家王朝的界限那样严苛。他们是以人民的身份享有平等待遇，虽然用了汉家王朝习惯上的称呼，而其含义与性质确实是不同的。如“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泛相称曰臣人”[34]。古代“臣”字是彼此相呼的通称。黄巾军的领袖以教长自居，“自称大贤良师”；在汉中的张鲁“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理头’。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35]。农民群众并不是各自为长，互称将军，不要领袖，而是凡起义运动总需要一个带头人作领导，要有较好的领袖。史籍记载所说的赤眉军入关的时候，各自称将军，后来立了刘盆子为帝，“移书数（王）莽罪恶，称说汉家历数，天下始知所宗”[36]，则纯属诬枉农民军的词句。

（4）在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极力吞并剥削，富者整天膏粱珍馐，贫者几乎一饭也不得饱的情况下，社会呈现出贫富极端不平等的现象，而农民军素来反对恃强凌弱，分配不均，主张在生活资料和政治权利上待遇必须平等，如《太平经》卷一四八等卷曾经提出了“各令平均”“尊卑大小皆如一”的平均主义思想 。[37]由于时间和条件关系，当时虽然没有提出均田分地的主张，可是已经提出争取人身生活的权利和待遇了。

（5）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尤其是从礼教名分方面对下抑制，弄得劳苦大众有苦没处诉，有理没处讲，真是如清代考据学家戴震所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38]颠连困苦、走投无路的劳苦大众，只有向农民军领袖——贫苦农民的亲人，才能够诉说两句知心的话。农民军平抑了民愤，因之使天下之人，人心悦服，“襁负归之”。汉中的张鲁起义，凡是参加的成员都要缴纳五斗米作为成员的保证，因之叫作“五斗米道”。他的理事的“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县（悬）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39]行旅之人，尚且如此，则当地的人民生活安定的情况更为可知。可以说，黄巾军起义前赴后继达十余年之久，起义军占领区域内的农民生活是相当安定的。贫苦人民有了疾病，在其他乡间无医药可以医治，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口，而农民军为之医疗疾病，这对于贫苦农民是莫大的幸福。当汉朝桓灵二帝及朝廷大臣各级官吏贪污腐化、蹂躏人民之日，正是黄巾农民军起义的区域内农民翻身吐气、同享太平之时。

总之，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是不可战胜的；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当社会矛盾尚未发展到尖锐化之时，劳动大众携手并进，提高了生产，增加了社会上的财富，并推动了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旦社会矛盾尖锐化了，被统治阶级受压迫最厉害，一向称为最驯服的女子也会撕破“三从四德”，起来与统治者斗争。劳动大众，尤其是手里拿着镐的农民和手里持着矩的手工业者，终日辛辛苦苦，伏首在畎亩或工棚里从事劳动，可是当阶级压迫最严重的时候，也会变成为敢于反抗斗争的最勇敢的人物，出现无数的英雄和战士，起来推翻封建统治的王朝。因之，在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时期，统治者如果能接受农民革命给他们的教训，即所谓“水能行舟，亦能覆舟”，时局就能暂时地稳定，社会生活和经济就会得到发展。

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还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1]. 参考《鲁迅全集》第三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后汉书·左雄传》。

[2]. 《后汉书·法真传》。

[3].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

[4]. 《后汉书·党锢列传》。

[5]. 同上。

[6]. 《后汉书·许邵传》。

[7]. 同上。

[8]. 《后汉书·刘陶传》。

[9]. ［清］杜文澜:《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版。

[10]. 《后汉书·党锢列传》。

[11]. 《古谣谚》。

[12]. ［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

[13]. 《后汉书·黄琼传》。

[14]. 《后汉书·李膺传》。

[15]. 《后汉书·范滂传》。

[16]. 《后汉书·黄宪传》。

[17]. 《后汉书·申屠蟠传》。

[18]. 《后汉书·夏馥传》。

[19]. 《后汉书·延笃传》。

[20]. 《后汉书·向长传》。

[21]. 《后汉书》（卷四十九、卷六十七、卷五十一、卷六十八）。

[22].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3]. 《曹操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24]. 《后汉书·路粹传》。

[25]. ［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柳宗元墓志铭》。

[26]. 《汉书·成帝纪》。

[27].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引《阃外春秋》。

[28].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29]. 《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

[30]. 同上。

[31]. 据《后汉书·皇甫嵩传》、［宋］袁枢：《资治通鉴纪事本末·黄巾之乱》。又据张廷济所藏的汉砖中有“甲子大吉”的砖文。最近安徽亳县出土曹氏墓砖有“苍天乃死”的砖文。

[32]. 《史记·陈涉世家》。

[33]. 转引自李长路、焦树安：《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反孔斗争》一文中《孔丛子》末篇的一些资料。

[34]. 《后汉书·刘盆子传》。

[35]. 《后汉书·张鲁传》。

[36]. 《资治通鉴补》卷三十八。

[37]. 转引自王静如、史树青：谈《有关农民战争文物》中所引用的《太平经》原文，《文物》1960年第7期。

[38].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39]. 《后汉书·张鲁传》。

后记

我于二十多年以前曾写过一篇《汉代画像考》仅写了四章，未能完稿。全国解放的前夕，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参加学习，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涉及的都是些研治明清史事的事情，写作汉代史迹的业务遂以中辍。我的治学愿望，是想从清初上溯金源渤海，一直到汉代的真蕃临屯，编成我国东北的历史，徒以“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志学之志，成了一个梦想。1972年春，我从明港参加“五七”干校学习归来，端居多暇，乃得重理旧业，温习两汉、三国史籍，及《考古》《文物》各期刊上有关最近出土文物的文章，先写成卡片；自1973年11月初旬，到1974年五一节，苦思冥想，纂辑丛残，而写成斯篇。将近十余万言的草稿，初步完成，随后再加以修改。

我的体会是要认真读书，要认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可是我的学习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过我试图用毛泽东思想来钩稽史事，分析问题，把昔人颠倒历史的地方，把它颠倒过来，以期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或者有一知半解可以供学者的参考。因为是一部不成熟的作品，本无心于问世，最多也只是平日读书的札记，以医治我不学之苦，可以放笔而书，写得比较自由。好在写错了，有同志们给我改正，总比怕犯错误，不写，或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要好一些。

谢国桢记于北京

一九七四年五月七日

前言

瞿林东

本书是白寿彝先生论史学遗产的代表性著作，其中所收录的六篇论文，写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谈史学遗产》这篇长文撰于1961年，其余五篇撰于1981—1982年，前后相隔二十年，而其撰述旨趣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拥有连续不断和丰富厚重的史学遗产。所谓史学遗产，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是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的这几篇文章不仅开其先河，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对象上奠定了探讨这一领域的学术基础，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关于研究对象，作者从七个方面作了概括，即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将其比喻为一个个“花圃”。这就是：中国史学上有关基本观点的遗产，包含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献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历史启蒙书方面的遗产。关于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作者指出：① 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② 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③ 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后，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古代史学始终处于不被重视以至被否定的地位。白寿彝先生在1961年撰写此文，这在当时不仅要有学术上的见识，而且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五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关于历史观点问题，作者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史学上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关于地理环境的看法、关于社会经济的看法、关于得失成败的看法、关于有民主思想内容的看法。作者继《谈史学遗产》之后，再次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以前，中国史学上是否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问题。从作者的观点来看，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时他也指出，这些问题需要作长期的讨论。

《谈历史文献学》和《再谈历史文献学》这两篇文章，是作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撰写的。这两篇文章不仅可以相互补充，而且还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在有些问题上思考的轨迹。在《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作者指出了历史文献学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利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在《再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作者提出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设想，指出：“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① 理论的部分；② 历史的部分；③ 分类学的部分；④ 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来建设历史文献学，是作者的一个重要的创见。其中，关于“理论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的多重性”问题；关于“历史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同历史时代的关系；关于“分类学的部分”，提出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与目录学有一定的区别，即前者“有统观全局的要求”；关于“应用的部分”，认为可以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这些论点极大地开阔了人们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理解和认识，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谈史书的编撰》一文，反映了作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文章全面地评价了中国传统的各种史书体裁，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及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前人在对史书体裁的认识方面留给后人的启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第一次提出了“综合体”史书的概念并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作者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正是在这一撰述思想指导下进行并获得重大成功的。

《谈历史文学》一文，首先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学”的含义和性质：一种含义，“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另一种含义，“是指历史著作中对历史的文字表述”，如写人物、写语言、记战争、表世态，都有优良的传统。继而作者从史文的运用上举《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为例进行论述，并有广泛的涉及；又从理论上举《史通》、《日知录》的有关论述作进一步分析。在讲到文与史的关系时，作者的这一段话是值得格外予以关注的，这就是：“是否有这样的作品，既可以说是历史书，又可以说是文学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既是历史书，也可以说是文学书，但究竟是历史书。它们是历史书，而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水平。但确实有一些书，同时具备了历史书和文学书的性质，而不好说它主要是属于哪种性质的。如《盐铁论》、《世说新语》等就是这样的书。但这样的书毕竟不多。”这些见解，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书和文学书的界限是有帮助的。作者撰写这篇文章，除了阐述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外，还有一个鲜明的旨趣，就是为了说明这样的道理：“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了，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如能在这方面有所提高，对于历史学成果走向社会并广泛传播，进而充分发掘历史学的社会功用，是大有裨益的。

通观全书，《史学遗产六讲》是作者从理论上对中国史学遗产进行系统的发掘、爬梳的开创性成果，反映了作者恢弘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书中对史学遗产之精华所作的分析及其在当今史学事业中之价值的阐释，其真知灼见，在在多有，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尤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来说，既是入门之书，又是指导之书，成为人们走进史学遗产这一辽阔繁茂的园地，从而走进宏伟庄严的史学殿堂的一条路径。

本书作者对《史记》有精深的研究，为世所重，所撰《〈史记〉新论》和《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两文，卓尔不群，成为《史记》研究的传世之作。现以其附录于本书，一则可以进一步窥见作者对史学遗产之“细部”研究的精深，再则也可以帮助读者通过认识《史记》这部书去体味史学遗产的丰富底蕴。这或许可以收到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之双重感受的学术佳境。

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大家小书”，可谓立意新颖而又颇具学术眼光。《史学遗产六讲》收入其中，对“大家小书”和广大读者，都是很有意义的。出版社嘱我为此书撰写一篇前言，一是对所收文章略作介绍，二是也谈谈我的一点认识。这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当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

2003年11月1日撰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目录

前言/瞿林东

谈史学遗产

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

精华和糟粕

要百花齐放

要百家争鸣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

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

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

再谈历史文献学

附：《史记》新论

（一）《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

（二）“究天人之际”

1. 司马迁把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加以区别

2. 通过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不可信

3. 用宗教的历史揭露宗教迷信的虚妄

4. 司马迁论天的自然观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

5. 注重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

（三）“通古今之变”

1. 《史记》在编纂方面对古今关系的处理

2. 《史记》对历史事件、人物评价上的历史发展的观点

3. 《史记》对当代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揭露

4. 《史记》对学术发展变化的记载

5. 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问题上的贡献和局限性

（四）“成一家之言”

1. 《史记》综合古今典籍及其他资料，创造出一部通史

2. 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

3. 综合已有的史体，创立新的史书体裁

4. 《史记》“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

（五）“寓论断于序事”

（六）空前的巨著，优秀的楷模

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

（一）顾炎武提出的问题

（二）最基本的形式

（三）两两对照

（四）细节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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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史学遗产

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医药学遗产和戏曲遗产的整理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个是蓬蓬勃勃，一个是万紫千红。历史遗产的其他方面，如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化学、建筑、机械、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文学、哲学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祖国史学有长期的历史，有浩瀚的典籍，它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但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

我认为，在努力开拓史学工作的新园地、提高不断耕耘的质量的同时，适当地分出一些力量来研究史学遗产，对于发展我们的新史学是有意义的。我想，这至少可以得到下列的几种好处。

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

自殷商“有册有典”以后，国史的编修大权主要是掌握在奴隶主国家和封建主国家的手里。在封建时代里，官史没有不咒骂农民起义的，没有不把对农民的镇压写成神圣的“正义”行动的，而又往往把官兵对老百姓的残杀掳掠写在起义农民的账上。改朝换代了，回护本朝的短和夸大前朝的罪恶和错误，这就成了新修史书的一个政治任务。如果在封建割据的时期，不同割据集团的史书就会互相对骂起来。

也有进步的或有进步倾向的史学家写出了触犯统治集团利益的东西，他这个人或他的这部书就要倒霉了。司马迁揭了封建统治者的疮疤，他的《史记》就不如班固的《汉书》在当时易于流传。东晋的孙盛写了一部《晋阳秋》，揭了桓温的底，触怒了这个当权的人物，他不得不另抄一个副本寄存辽东以防书稿的毁灭。清初的庄廷案是一个有名的历史书狱。只因触犯了清廷，庄氏的墓被发掘，他的尸骨被烧成灰，他的父亲、兄弟和侄儿，编书、刻书、卖书和其他被牵连的，共有七十多个人被砍了头。

一切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受作者历史观的支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可以从不同的阶级利益上得到解释。但历史观在反映阶级利益的时候，往往是错综曲折，不一定明显确切。再加上史学传统的继承性，就使我们对于史学遗产进行阶级分析的工作更加复杂化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研究史学遗产才更有意义，才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史学在现实斗争中的具体特点。

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

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有它的不同的特点。先秦的历史著录，如甲骨卜辞、钟鼎文字、《尚书》、《春秋》、《竹书纪年》、《世本》等，表达的形式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纪王公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单篇，就是连续的片断。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体的撰述较多，后汉史有十一家，晋史有十二家。而名人传记可考者近二百家，姓氏书有七八十种。唐中叶以后，大部头的通史相继出现。清代是考据多，地理书多，注释辑补改作旧史的书多。为什么在不同时期有这样不同的特点？这一定有它们的规律。

中国史学史上还出现这样一个传统：在中国历史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春秋战国之际，《春秋》这部书写成了，总结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汉在武帝时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统一，司马迁写出了一百三十卷的《史记》，总结了自传说中的黄帝以至武帝时的历史。唐代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有了较多变动的时期，刘知几写了《史通》，总结了前人编写历史的经验，而杜佑写了《通典》，总结了唐中叶以前的典章制度。北宋结束了五代的纷争，司马光主编了到五代为止的《资治通鉴》。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都是中国政治史上很大的变局，马端临编撰了《文献通考》，王夫之写了《读通鉴论》、《宋论》，顾炎武编撰了《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写了《明夷待访录》。这样的传统也不能单从形式上来考察，它也必然有跟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相结合的具体规律。

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史学一方面受所处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前代传统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里又是独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专门研究一个史学家或一部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把不同的史学家、不同的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同一问题和相关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如果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把已经提出的问题和有关的不同论点集中起来，排排队，可能对于我们有不少的启发。

例如《文献通考》这部书，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排比材料的书，不能跟杜佑《通典》之“剪裁镕铸、成一家言”者相提并论。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也不过认为《通考》的资料丰富，便于撷取。其实《通考》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提出来许多问题，又提出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其中有些是前人提出过的，有些是马端临新提出来的，两者汇合在一起，就有了很多的东西。拿开卷的二十七卷来说，都是关于食货的文献，其中分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每门里面又有子目。马端临对于这八门，都分别提出了一个因革变化的轮廓，对于有关的某些文献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和看法。在科学地分析问题这一点上，马端临所能掌握的条件是无法跟我们这一时代的史学工作者相比拟的。但对于食货的材料提出这样多的方面并且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其中还是有不少地方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又如《史通》和《文史通义》，都提出了不少历史编纂学上的问题。《史通》的《序例》、《断限》、《采撰》、《补注》等篇，《文史通义》的《史注》、《文理》、《释通》、《申郑》、《答问》等篇，其中有好多话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除了从遗产内丰富我们以外，我们还可以在遗产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促使自己的头脑清醒。思想意识的影响往往是长期的，自己受到了这种影响并不一定就能觉察。在研究遗产的时候，就可能发现自己的观点上笼罩着旧有思想的阴影，它可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封建的。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古旧的遗产会成为一面有用的镜子。

对上面说的这三条，无论做好哪一条，都需要创造性的劳动，都可能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锻炼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战斗力量，也都可能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研究史学遗产，既不同于那些要把遗产一脚踢开的割断历史的简单的想法，也跟那些颂古非今的死抱着遗产不放的国粹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方。我们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这段话是针对着文学艺术遗产说的。从对待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来说，在文学艺术和史学之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对于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应该认真地学习、体会。

精华和糟粕

史学遗产有精华，有糟粕。从思想内容上说，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是精华，封建性的东西是糟粕，这就要像毛主席所指出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新民主主义论》）。在表达形式和其他方面，史学遗产中也有优良传统和非优良传统的区别。对于这些优良传统，也要像对待过去文艺形式一样，“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思想内容上，中国史学遗产中是贯串着拥护封建专制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的。尽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史学家并不能全部反对封建主义，也不一定全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但专就反对专制主义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某些方面来说，这跟拥护封建专制主义就有进步和落后、反动的区别，也就有精华和糟粕的区别。

司马迁著《史记》，是善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黑暗的。他写了《酷吏列传》，把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时期酷吏代表人物集中在一起，就把汉家盛世在专制淫威下的残酷面貌揭露出来了。他写了《叔孙通传》，把跟随叔孙通的儒生们，在定朝仪前后思想变化的丑态刻画出来，最后轻轻点了一句，说叔孙通因制朝仪“卒为汉家儒宗”，这就把汉代儒家的政治面貌揭露出来了。他又写了《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去讽刺当时之以权力财货代替是非善恶的标准，深深愤慨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班固作为在史书体制上的司马迁的继承人，却恰好反对司马迁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观点。他在《汉书》里，批评司马迁是“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范晔著《后汉书》，又不同于班固的观点。他的《党锢列传》，有类于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他为王充、王符、仲长统作合传，恰好这三个人都是唯物论者，或能“正时俗嫌疑”，或“耿介不同于俗”，或能昌言“时敝”，用班固的话说，都是在不同情况下“是非颇谬于圣人”的。他评骘司马迁和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并不是对两人文章特点的评论，而是对两人史学高下的评论。虽寥寥两语，却自有千秋。他在班彪、班固父子传后指出：“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这实际上就是反对班固站在专制主义的立场上对于游侠的看法。从司马迁到班固，又从班固到范晔，反对和拥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是在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地进行的。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目的在于为封建统治集团提供进行统治的历史经验。朱熹用《通鉴》的材料，节缩成《通鉴纲目》，不只要提供统治经验，并且要通过史书去宣扬封建专制主义。这书讲究“因年以著统”，说：“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这个“统”，就是所谓“正统”。《通鉴纲目》强调正统，就是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专拥护某一皇朝的统治，而对于反对这种统治的政治力量一概称做“僭伪”。这书的凡例，有系统、岁年、名位、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贼、行幸、恩泽等，这也都跟正统观点相一致，都是为宣扬专制主义服务的。在元明清三代，这书实际上成为封建统治集团最赏识和推崇的史书。有人为这书作续补，有人为这书作《发明》、《书法》、《集览》、《考证》等解说性质的书。康熙皇帝又对这书作了“御批”，企图通过“御批”的形式扩大它的影响。

在《通鉴纲目》流行的时期，史学思想的领域里不断发出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抗议。晚明的李贽著《藏书》，这是一部有丰富的战斗性格的史书。他自称“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他不是以直接反对专制主义出现，而是以反对封建主义教条、反对封建传统的成见出现的。清初，在先进思想家、史学家的社会历史思想中，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表现得更为集中，也更为普遍一些。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尖锐地抨击封建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取少数人的产业和淫乐。唐甄著《潜书》，斥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夺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把反封建专制的意思说得婉转些，也明白指出专制主义是“为天子防其篡夺”。《黄书》里更谴责某些皇帝平日作福作威、鱼肉人民，但不能在必要的时候搞好国防，连跟玄驹保卫自己的巢穴都不能比。顾炎武的《日知录》，把改朝换代叫做“亡国”，民族屈辱叫做“亡天下”，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就连专制主义的基本教条所谓“君臣之义”，都抛开了。

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拥护封建专制主义是史学遗产中精华和糟粕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此外，在历史思想上还表现为：① 人定胜天说跟命定说间的斗争。如班固宣扬董仲舒和刘向刘歆父子以阴阳五行解释历史的神秘的命定论，在《汉书》中写出《五行志》的专篇。而刘知几著《史通》，主张“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他写出了《汉书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用文献学的方法指出《五行志》对灾祥征应的牵强附会，指出《五行志》所持的论点跟所用以说明的史事间存在着互相矛盾。揭露了命定论的虚妄，实际上也就是揭穿了封建皇权的神秘的外衣。② 时势创造历史说跟英雄创造历史说的斗争。如《汉书》在《地理志》中说黄帝划野分州，建立万国，而秦“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这是把封建诸侯和设立郡县这样的大事，都取决于英雄人物（包含了圣王和暴君）的主观愿望。而朱敬则的《五等论》、杜佑的《通典》（卷三十一）、柳宗元的《封建论》以至顾炎武的《郡县论》，都是把封建诸侯和郡县设置归之于时势的可不可，而反对把它们说成是决定于英雄人物的愿不愿。英雄创造历史的说法有助于长封建统治者的威风，时势创造历史的观点有助于挫封建统治者的锐气。在时势创造说内，也有注意到政治上人心的向背的，也有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的，虽都还说得很笼统，不能作具体的分析，已是历史上进步的东西了。③ 历史进化说跟是古非今和历史循环说的斗争。后两种观点是在正统史学家和一部分进步史学家中存在的。是古非今，一般尊崇二帝三王如圣如神，把他们的时代描绘成理想的黄金时代，这跟英雄创造历史，特别是圣王创造历史的观点相密切联系的。历史循环说，如三统说，五德终始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一治一乱说，若干年一大变、若干年一小变说，有很多的说法，这跟命定说也是有密切联系的。主张历史进化说者，如刘知几《史通》，有《疑古》篇，揭破古史所颂扬二帝三王之虚妄，认为是把他们的丑恶美化了。杜佑在《通典》（卷三十一）里宣称“欲行古道，势莫能遵”，并说“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特别是在食货各门里，注意社会历史的变革，划出变革的阶段并举出划分阶段的标志。后来，王夫之和章学诚也都有历史进化的观点而各有其具体的内容。历史进化说跟时势创造历史说，有时是密切联系的，它们有寻找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但还不能科学地发现规律。

在历史编纂学上，精华和糟粕的区别，有时表现在客观的求实态度跟主观主义的褒贬的做法间的斗争。正统史学家一贯主张，历史书要寓褒贬、别善恶，而把封建伦理的教条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刘知几在《史通》里，反复驳斥“褒贬任情”的做法。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把这种托始于《春秋》的一字褒贬的做法，称做“欺人之学”，以与五行迷信之为“欺天之学”相对待。他说这无益于真实的历史工作，“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

刘知几有《直书》和《曲笔》的专篇，申论了直书的主张，揭露了曲笔的丑恶，并叙述了前者对后者的斗争。曲笔有类于任情褒贬，而跟褒贬说还不相同。褒贬是在历史记载中强调封建伦理观点，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主观的抑扬，还不一定就要捏造历史。曲笔，有时也为了要符合一般伦理观念的要求，而更多的时候只是为了迎合当时权贵的好恶，于是就不惜混淆是非，捏造历史。当然，直书是优良传统，曲笔只能说是丑恶了。

历史编纂史上还有一家独断之学跟史局监修间的斗争。这本质上是中世纪的私学跟官学、著述自由跟学术垄断之间的斗争。史局监修，也有可以肯定的一面。它跟一家独断之学的矛盾，是在权贵垄断史局、包而不办的情况下展开的。刘知几《忤时》一篇，论史局监修有五不可，就说的是这种情况下的矛盾。

以上所说精华、糟粕和它们之间的斗争，只是就我所想到的列举出来。也许还有更重要的，因为我不知道，没有能够举出来。列举现象毕竟是一件比较简单、比较初步的工作。不只发现这些现象的发展规律是一系列的复杂的工作，而研究一个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具体地分析其精华和糟粕，也要遇到复杂得多的情况。

在中世纪每一个史学家的历史思想上，总是有精华的一面，也有糟粕的一面。司马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这是精华的一面。但他相信循环说，这是糟粕的一面。因为他反封建专制主义是主要的方面、是突出的方面，他相信的循环说在《史记》里并不占重要的地位，因此他是一位进步的史学家，但因此我们也不应该看不见他的糟粕的方面。刘知几反对阴阳五行的神秘的迷信，但有时又不敢彻底否定，反表示一种存而不论的阙疑态度。他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普遍存在的残酷斗争，但又眷恋于士族的社会荣誉。刘知几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又不同于司马迁，而是在同一问题上有这一个方面，又有那一个方面。但也因为积极方面是主要的，他同样是一个进步的史学家。

史学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者在历史思想上是不可取的，而在历史编纂学上和史料学上有他的长处。司马光的政治历史和历史观点代表当时反动大地主的立场，《资治通鉴》是贯彻了这样的立场和观点的。但司马光为了提供有用的“资治”的材料，他的编纂工作是进行得认真的。他作了满两个屋子的长编，又作了说明材料取舍的《考异》，又作了详略不同的提挈纲领的《通鉴举要历》、《通鉴目录》和《历年图》。他又能集刘恕、范祖禹等人的专长，在他的主持下，修成一部首尾贯通的二百九十四卷的巨著。他的编纂方法和经验，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阎若璩、毛大可之流曲学媚世，这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但他们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如果有可以吸取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在某一点上加以肯定。例如《古文尚书疏证》这部书，在解决《尚书》古文真伪的问题上，也还是对于我们有用的书。

史学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经常是糅杂在一起的。在很多的情况下，这种糅杂是泾渭分明，可以一目了然的。在很多别的情况下，或是红紫乱朱，或是沙里藏金，这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应该说，史学遗产中的糟粕，是很多的。我们说弃其糟粕，是说在遗产的继承上要丢掉糟粕，也并不排斥对于糟粕的利用。章学诚说：“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这句话说得有道理。精华和糟粕是相对的。把两者对比，就可以看出精华和糟粕来了。没有糟粕，也就无所谓精华了。同时，糟粕和精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研究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工作中，善于分析糟粕和精华在各方面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百花齐放

解放以来，我们史学领域里开了不少的花，也有不少是含苞待放，不少是蓓蕾初成。如何东风齐着力，使史苑里万紫千红，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坚决在党的领导下早日实现的责任和光荣。我们要在整个史学领域内百花齐放，也要在这一领域的不同园地里百花齐放。对于史学遗产的研究工作，同样需要百花齐放。

对史学基本观点遗产的研究应该是第一个花圃，这里可以有三种花。第一种花是对历史观的研究。上文所说的思想内容，无论哪一家哪一派都属于历史观本身的范畴，这里不再多说了。分析批判各种不同的历史观，这是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时首先要担当起来的重要的工作。当然，过去无论哪一种历史观都不可能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比。但分析批判这形形色色的历史观，对于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锻炼我们的识别能力，丰富我们的理论，提高我们的水平，都是不可少的。

第二种花是对于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对于历史观点的注意，在中国史学史上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孟子·离娄篇》：“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义，就是观点。范晔自序，强调观点对史文的作用，说：“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他感慨于因识见之不同，而论议不能相投，说：“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刘知几以才学识为史家必具的三长，有类似于今人所说的文史哲的关系，而特别注意于“通识”的重要。章学诚继承刘知几而加以发展，在《文史通义·说林》篇中申论“志识”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如说：“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橙橘楂梅，庖人得之，选甘脆以供笾实也。医师取之，备药毒以疗疾疚也。知此义者，可以同文异取，同取异用，而不滞其迹者矣。”又说：“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这对于观点驾驭史料的作用，说得是很中肯的。其他史学家有不少谈到这类问题的，在他们中间也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可以一一分析，给以批判的总结的。

第三种花是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易·大畜象辞》：“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是一种看法。所谓“德”，当然有它的具体内容。《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荀悦《汉纪》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袁宏《后汉纪》，要“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一直到后来，朱熹编《通鉴纲目》，是要以史书作为封建伦理教科书。像这一类的看法，都可说是跟《易·大畜象辞》的看法是基本一致，而又各不相同、各有其特点的。

旧史家艳称春秋时期晋董狐和齐太史的直笔，不顾性命的危险，要按照史法办事。这实际上也反映对历史书的一种看法。这跟孟子所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同样的观点，是以史笔作维护既有统治秩序的工具，而跟实事求是的直书有所不同。后来统治集团对于某些个忠臣孝子，动不动要宣付国史馆立传，更是从政治上去鼓励这种看法。

杜佑对史学的作用，另有一种看法。他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他注意的是历史变革对于封建政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在伦理道德上的作用。司马光《资治通鉴》所以“资治”的方法，是跟《通典》相接近的。后来马端临作《文献通考》，这也是一部政书，但强调“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跟《通典》之强调“将施有政”，又有所不同。

研究这一个问题，对于理解史学跟政治的关系，有更直接的意义。

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和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是紧紧靠近第一个花圃的两个近邻花圃。这里的灌溉用水总是要取源于第一个花圃的。资产阶级学者总要把史料学说成是技术性的学问。诚然，这里有许多技术性的东西。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史料，而不要那样的史料，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史料，而不要那样解释史料，归根到底，总还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尽管不同范围内的史料处理需要相应的专门知识，而这些专门知识在运用到史料学上的时候，总也是要跟实际工作者的历史观密切联系的。

我们的史料学遗产是丰富的。从司马迁起，就创造了某些优良的传统。在史料搜集上，他一方面整理了文献资料，“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又一方面也注意了史迹和个人的访问。他曾在大梁访问魏国史迹，在曲阜访问孔子庙堂，在薛访问当地风俗，在楚访问屈原和春申君遗迹，在北边观察蒙恬所筑长城，在淮阴访问韩信逸事，在丰沛访问萧、曹逸事，在公孙季功处访问荆轲、夏无且逸事，并听取各地长老关于黄帝、尧、舜的传说。在史料的处理上，他常以来历明确的材料去反驳来历不明的材料。有时，他对不能明确的材料，采取保留的态度。有时，他也分析史料分歧的原因，又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史料学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史料的范围扩大了，处理史料的方法改进了，同时也有史料学的分支学科或姐妹学科先后出现。习惯上所谓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辑佚学、辨伪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器物学、年代学、沿革地理、史源学以及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等，或是直接属于史料学范围，或是跟史料有密切关系，尽管这些名堂不一定各有自己可以独立的科学体系，它们的名称也不一定恰当，但已可反映我们史料学所接触到的方面之广了。

史料学工作，在表现形式上也是各色各样的。从史料的搜集、史料的校订到史料的考释，都各有其不同的形式。同是对史料的校订，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是专就一部史书所记史事错误进行校订的；刘攽的《西汉刊误》、《东汉刊误》是专就一部史书刊本上的伪误而进行校订的；裴松之注《三国志》是以对一部史书的正纰缪、辨当否，作为他的工作的一个构成部分来进行的；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是对于多种史书，既校勘了文字、纠正了记事的误谬，还另外解释了训诂名物的；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是要证古文《尚书》之伪；崔述的《考信录》还要考出古史料之信。研究史料学在各方面的成果和各种不同的表达形式而给以总结，这对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史料学是必要的。

历史编纂学的遗产，也是同样丰富的。单就历史书的体裁来说，就很多。最古的史书流传下来的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国策》、《世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一种书就代表一种体裁。《诗》中的《生民》等篇，可说是史诗。《庄子·天下篇》和《韩非子·显学篇》，可说是学术史。司马迁写《史记》，实综合已有的各种体裁而成。就《史记》之总的体裁说，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就《史记》里的每一种体裁来说，又都是继承前人的。后来，著录家就史书分类，如《隋书·经籍志》史部分为十三类，《四库全书》史部分为十五类。章学诚《史考释例》和《史籍考总目》，分史籍为十二纲五十七目，其所据毕沅稿本的子目是一百一十二。著录家的分类，不是专就体裁分类的，但主要是按着体裁来分。尽管分类的标准也有不少可以商酌的地方，而我国史书可以分成好几十类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史书体裁的丰富了。

我们研究史书体裁，跟著录家不同，不能专从分类上着眼，更应该看到一种体裁的发展。比如就编年体来说，《春秋》只记有年月可考的史事，《左传》就不只记事，还要记言，不只记当年的事，还要于必要的时候或原其事之始，或要其事之终。荀悦撰《汉纪》，提出“通此其事，例系年月”，这是对编年体的一个重要发展。这八个字的内容，不只是要按年月把史事通通地安排起来，还包容有类比的办法。《汉纪》有时因记一个人而连类记载跟这人有关的人或同类的人，有时因记一件事而连类记载跟这事有关的事或同类的事，有时因记一个人的事而连类记载这人的其他的事。这样的做法，就大大地减少了编年体以年月局限记载范围的困难了。袁宏撰《后汉纪》，是编年史，同时也吸收了纪传史的长处，如记两汉之际豪杰并起和东汉末年的朋党，都是能不为年月的框子所局限住的。我们所熟悉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这书同它的姐妹篇之间就有体裁上的发展。由《通鉴》到《通鉴目录》是一种发展，由《通鉴》到《通鉴考异》也是一种发展。由《通鉴》到《通鉴纪事本末》，是发展出来另外一种史书体裁了，由《通鉴》到《通鉴纲目》是在编年体内部也发展出来一种新的体裁。而由《通鉴纲目》到《纲鉴易知录》，也未尝不是在体裁上有所发展。研究史书体裁方面的遗产，批判地继承，对于我们写史书，在著作形式上的百花齐放，是有好处的。

在历史编纂学上，《史通》于史书体裁以外，曾提出断限、编次、题目、称谓、载文、载事、言语、叙事、品藻、鉴识等问题。像这一类的问题，或是就历史评论家已有的论述，或是就历史作家的著作，都可以进行研究。甚至于对过去史馆的组织、他们的工作经验，也可以研究。比如司马光修《通鉴》，以书局自随，以众手而成一部首尾贯通的巨著，他们的编写过程是可以研究的。又比如以前的史馆，如宋代史馆，设有监修、修撰、检讨、校勘、检阅、校正、编校等职。姑不问在实际工作上史馆可出现何种腐败情况，而这种制度上的分工也并不是不可以经过研究，取得有助于我们的借鉴的。《文史通义》外篇有一篇《唐书纠谬书后》，提到欧阳修如果在修《唐书》的时候，邀吴缜（《新唐书纠谬》的作者）“而付以检讨之职，责其复审之功，自能经纪裕如，必有出于当日史局诸人之上”。如果检讨是一个要作《纠谬》那样工作的职务，这在当前某些工程较大的集体编纂工作中，也还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专职呢。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讲究历史编纂学，就不能不讲究历史文学。但历史文学不是历史编纂学所能包括得了的。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可以另辟一个花圃了。

自《左传》作者以下，大史学家往往就是大文学家。《左传》、《史记》和《通鉴》对于战争的记载，是大家所熟知的。《左传》记长勺之战、城濮之战、崤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史记》记楚汉间的战争，《通鉴》记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李愬入蔡州之役，都写得栩栩如生，使读者如置身于行伍沙场上。更重要的，不只是对于情况的记述写得生动，而是大史学家能在情况记述中有意识地但又自然地表达出来他的思想倾向性，不一定在此以外再加上些什么评论。《日知录》卷二十六：“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从大史学家的作品中直接研究这样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历史文学遗产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从史学评论著作，如《史通》、《文史通义》等书中研究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和经验，也可以从史学家对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评述，如各史文学家传所表达的，研究史学家对文学的观点。还可以从文学评论家，如刘勰《文心雕龙》等书，研究他们对写历史的看法。这是关于研究历史文学遗产的另外的三个方面。

史学遗产的研究还可以开辟第五和第六花圃。第五个花圃是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如关于历史阶段的研究、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水利史的研究、乡党版籍史的研究、国家起源的研究、政权机构史的研究、学校制度史的研究、史学史的研究等等。资产阶级的学者把过去的一切历史著作都叫做史料，说我国过去只有史料而没有历史，这是很片面的看法。当我们利用前人已有的成果时，这些成果都可成为我们进行研究的史料。但就过去某些史学著作跟原始史料的关系来说，他们有的是整理了原始史料而作出了有系统有体系的历史著作，有的也进行了对历史的某一部分或某一专题的研究。他们是怎样进行研究的，他们曾经达到了怎样的结论，这是我们应该关心并进行研究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同一问题或有关问题的研究是有帮助的。我们不应该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简单地看做史料，而应该看做值得研究的观点或意见。

第六个花圃是对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这个花圃里的花，在品种方面基本上是由上列几个花圃中的品种选择集合而成的，只是在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跟以上各姐妹花圃有所不同。因此，我就不想在这里多说了。由于近年有了古籍整理出版的专设机构，史学名著的整理工作正在逐步开展。整理史学名著，总也多半离不开对史学家的研究，因而后一工作也可能相应地有所开展。今年是刘知几诞生一千三百周年，郑樵逝世八百周年。通过纪念这两位史学家的活动来推动对史学家研究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里，我还想提一提历史启蒙书的遗产。章学诚的《史籍考总目》里列有史学部，其中分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类，而蒙求也跟以上三类一样，占有一卷之多。究竟有多少启蒙书的遗产，我们知道的还不多。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童年读《三字经》，其中对于历史的简单口诀，迄今记忆犹新。如何对幼年一代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式，还是不妨在遗产中看看有无可借鉴之处的。

最后，史学遗产的研究不只在内容上要分门别类，百花齐放，在表达形式上也要像我们的繁富的史书体裁，各式各样，百花齐放。写论文、写系统的专门论著当然很好，写札记，写随笔，写举例体、书翰体、问答体、序跋体的东西也很好。编集原始资料成为一书是可以的，剪裁原始资料如袁枢之编《通鉴纪事本末》的办法也未尝不可。注，可以用脚注，有文后附注，也可以有文内夹注、行间旁注、另行单注等。评，可以有对某书的总评，有对一文一节的分评，有文上眉批，有行间旁批等。图、表、谱、录、书目、索引、歌诀，也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形式多了，不是为形式而形式，不是贪图表面的热闹，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内容，为了针对研究对象的不同情况和读者的不同要求而把内容表达得更充分些、更活泼些，同时也为了作者和研究工作者能更方便地发挥他们在学风、文风上的某些特点和专长。这样，形式上的百花齐放跟内容上的百花齐放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更能促进史学遗产研究领域里的万紫千红。

要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跟百花齐放也是紧密地联系的。花开得越多，就越便于更多的争鸣。鸣得越好，花也就开得越好。在史学遗产的研究工作上，既可以开大量的花，也必然有不少问题是值得争鸣的。我们可以提出新问题来争鸣，也可以把久已提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来争鸣。

从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对现已逝世八百周年的史学家郑樵[1]的评价就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宋史·儒林传》首先讥郑樵“博学而寡要”。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对郑樵的《通志略》有较详的著录。他在“会通”这一观点上，实际也继承了郑樵的优良传统。但在评论这书的时候，只称许“《氏族》、《六书》、《七音》等略考订详明，议论精到”，而对于全书则送了“疏略”和“不堪检点”等六个字的考语，内容包含了记载简略、天宝以后南宋以前史事的缺如和对旧史史文的因袭等三点。清代汉学家大抵接受马端临的见解，而连马端临所称许的《六书》、《七音》等略也并不恭维。

跟上述的意见不同，章学诚很推重郑樵，在《文史通义》中专为郑樵写了一篇《申郑》和三篇《答客问》，并在《释通》篇列《通志》为通史的冠冕，说：“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孔逭）萧（萧统），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通志》），或正编年之的（《通鉴》），或以典故为纪纲（《通典》），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他认为《通志》的精要在于有自成一家言的义例，而考据的疏略并不能算郑樵的什么毛病，因袭史书旧文也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他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而不穷者比，诚所谓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创条发例，巨制鸿编，即以义类明其家学。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粗就隐括，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挈长较短，亦未尝欲后之人守其成说，不稍变通。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韩信）彭（彭越）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伏生）孔（孔安国）巨儒不善作雕虫篆刻耶？”很显然，章学诚跟马端临等在意见上的分歧，主要是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章学诚并没有否认考据家所指的郑樵的缺点，但他认为这样的缺点对郑樵说来是不必加以指摘的。章学诚在所著《校雠通义》中，有《补郑》及《郑樵误校汉志》两篇，他在这里发展了郑樵《校雠略》中的论点，但同时也指出了“疏漏”的地方。

近人对郑樵的看法也有两派不同的意见。章炳麟《史学略说》讥郑樵抄袭史传，且不知反切之学和三十六字母本末之序。金毓黼先生《中国史学史》说郑樵力不副心，漏略百出，且语多袭旧，迹不可掩。他们的意见基本上还是清代考据家的意见，这是一派。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吾侪固深赞郑章之论，认通史之修为不可以已；其于樵之别裁精鉴，亦所心折。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魏应麒先生《中国史学史》，列郑樵为专章，称许他“著述既富，识见又卓”，说“郑樵于史学之贡献最大者为主张通史之体”，说他“以详文该事为自见褒贬美刺之法，可谓千古特识”。他们的意见有接近章学诚的地方，而跟章学诚的见解又不完全一样。这可以说，又是一派。顾颉刚先生的《郑樵传》（《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说郑樵“做学问要像持军一般有部伍的法子，要像治狱一般有核实的法子，这就是极明白的科学观念”，“郑樵的真学问原不在精上，也不在博上，乃在‘部伍’‘核实’的两个方法上”。这也是推许郑樵，但另是一种看法。

郑樵是一个大著作家、大史学家，他的二百卷《通志》是有名的史书。这都是值得评价的。但究竟应该怎样具体地评价他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怎样具体评价《通志》这部书，是需要通过争鸣来逐步解决的。过去对郑樵评价的分歧，正好是我们争鸣的资料。我们决不要局限在过去的争论中，但可以过去的争论作我们争鸣的开端。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争论的资料来开展我们的工作，将来也可因追究这些分歧意见的来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辨认出来某些有关的史学流派的面貌。

现在，从基本的理论问题来说，如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是否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一个曾经争鸣过、现在还可以继续争鸣的问题。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在历史观方面只有进步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革命思想和反动思想的斗争，而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也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但都是片面性的、机械的或者庸俗的，而在历史观方面也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还有人认为，司马迁已“树立起素朴的唯物论基础”，并且他根据“这种进步的和科学的观点，与当时统治阶级的麻痹人民的唯心论思想从各方面展开有力的斗争”。

跟上述这几种意见不同，有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历史观方面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这时并没有作为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但也并不排斥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这时在社会领域内没有作为路线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但存在着某些问题上的唯物思想和唯心思想的斗争。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历史观方面所存在的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因素的具体内容，有人认为，地理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也是从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说明历史的变化，虽然是不正确的，但可以说是片面的，是机械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跟这种意见相反，有人认为，地理环境和人口只有当它们是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构成因素。当它们被单独地抽出来，而离开了生产方式，就根本不是什么社会存在，不是什么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了。地理决定和人口决定的观点根本没有对社会本身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些同志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因素跟历史主义的不同，是因素和体系的差别，它也要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问题，但只是发现了或者猜测到了某些属于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在整个历史观体系上，归根到底还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马克思“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3]，是这样完备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并且他不停留在这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革命的力量”[4]。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是否从这样具体内容上去理解会更全面些呢？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历史观能具有这样的性质、这样的面貌呢？

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也有自己的历史过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自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aristo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的，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5]恩格斯在1894年致施塔尔根堡的信里，也说道：“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许多人都力求做到这一点。”[6]这些历史家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知道了阶级，知道了阶级斗争，是否可以说他们的历史观在这一点上已有了唯物主义因素呢？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有三处说到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中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其中有一处，是因为费尔巴哈这样说的：“历史上的新时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到处是在被压迫群众或大多数人提出自己完全合理的利己主义去反对民族或等级的极端的利己主义的时候开始的，是在各阶级或全民族战胜了少数统治者的狂妄自大，摆脱了无产阶级悲惨的、受压迫的状况而进入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辉活动的领域的时候开始的。”列宁在同一书中有两处提到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其中有一处是因为黑格尔说了这样的话：“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是服从自然界的。”列宁在另外一处说黑格尔“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正确、实质上是唯物主义的思想”，他并且在括号内注明“现实的历史是意识所追随的基础、根据、存在”[7]。列宁提出“萌芽”、“胚芽”和“实质”来，是否比我们所谓“因素”要更合适些呢？按照他所说的“萌芽”等的具体内容，是否可以把我们提出的问题解决得更确切些呢？您看，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难道不是革命的阶级斗争，不是主观世界服从客观世界而又支配客观世界，不是意识以现实历史为基础吗？他不是没有谈到地理环境和人口多少等吗？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搞得很清楚。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都是采用大工业生产以后的历史现象。在此以前，比如在封建社会或更早的奴隶社会，是否也可以有这样的萌芽呢？如果中国封建社会已有了这样的萌芽，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之下产生的呢？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需要从长讨论的。

在具体问题上和在基本理论问题上，随着百花的齐放，当不断地有新的东西被发现出来，需要争鸣，进行解决的。这里我只提出来两个问题，作为史学遗产工作方面争鸣的引子吧。

因为史学遗产工作，需要经常地跟大量古籍接触，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很难说已建立到什么程度，随时可能滋长旧的思想或重新又受到古籍中的某些不良影响。我们必须警惕，要在这种工作中锻炼自己，而不是要让这种工作吞没自己。

在史学遗产工作的争鸣中也必然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想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正确的态度，不是要避免这种斗争，而是要坚持这种斗争，既要通过论争改造自己的错误观点，也要通过论争帮助别人改造我们的错误观点。目的只有一个：繁荣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社会服务。当然，学术论争在任何情形下也不允许简单粗暴，乱扣帽子，这都是不必顾虑的。

本文的题目，范围大，问题多。我只能把粗浅的感想谈谈而已，希望能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1961年3月5日夜

（原载《学步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文中所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按新译本作了订正）

[1]. 按郑樵《夹漈遗稿》有投宇文枢密书，称樵生二十有四年。时为靖康元年（1126年），宇文虚中于是年签枢密院事，仅一个月左右，见《宋史·钦宗本纪》。而樵年五十九，见《宋史》本传。张须《通志总序笺》，依此推定樵生于崇宁二年（1103年），卒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可信。或作樵卒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或作卒于隆兴元年（1163年），均误。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3]. 同上书，第4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24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8页。

[7]. 以上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53、174~175、242、269页。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时间：1981年1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来客：客甲、客乙

客甲：我读过您的《谈史学遗产》，感到中国的史学遗产很丰富，您是不是可以另外多谈一点？

答：那篇文章是1961年3月间写的，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了。这些年，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不断想过，感到可谈的问题很多，不过下工夫研究过的问题还是很少的，我的一些想法也不一定对。

史学在我国有长远的历史，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就是史学家。在殷商时代，那些管占卜的贞人就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也是最早的历史家。我国最早的知识宝库，包括宗教迷信的和科学的，都掌握在这些人手里。我国有一个要求博学的史学传统。《汉书·司马迁传》赞说：“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这就是说，有了文字就有史官，所有的记载都集中在他们那里，他们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我国古籍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如《诗经》，如《周易》，如《春秋》，都属于史官的职掌。司马迁论战国和汉初的学术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这些著作都包含了大量历史，采取了历史的资料，研究了历史的问题，结合了当代情况而写成的。司马迁的八书，《汉书》的十志，还有一些列传，论述了很多专门的学问，其中包含天文、地理、水利、社会经济、军事、法律、学术流派，以及医药、宗教迷信等。一个历史家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并且在这些知识领域里有相当深度的理解，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近代科学分工分得细了，不能要求一个历史家懂得很多学科，但是也绝不能说一个历史家只有一点历史知识就行了。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历史系，主要课程还只是中外历史的八大块，不要说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很缺乏，就是对于哲学、文学的接触也很少，甚而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段历史，有的还只能教一章一节。我们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比起两千年前的历史家来，在知识渊博方面应该超过他们，不应该比起他们来还显得抱残守缺。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优良传统，我看今年还是要宣传，要继承，要发扬。

史学遗产可谈的很多，有关于历史观点的，有关于历史文献学的，有关于历史研究对象的，有关于历史编纂学的，有关于历史文学的，咱们一下也谈不完，今天咱们先谈哪些呢？

客甲：先谈谈关于历史观点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答：关于这个问题，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前几年，我们在中华书局搞“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每一部史书在出版的时候，照例要写一篇出版说明。在出版说明里，总要说说为什么要出这部书，首先就要说说历史观点。这差不多都要指出来作者的思想是英雄史观，是以帝王将相为历史的创造者，是诬蔑农民起义和劳动人民，是历史唯心论。这就是说，作者的历史观点是不足取的。但是，为什么要出版这部书呢？出版说明的笔锋一转，接着就说，这部书在史料上如何有价值。这种写法差不多成为出版说明的一般公式。按照这种写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书，再没有其他的价值了。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

在关于历史观点方面，我想到的有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关于地理环境的看法，关于社会经济的看法，关于得失成败的看法，关于有民主思想内容的看法。另外，总还有一些问题，是我还没有想到的。

客甲：是不是请您按次序给我们一个一个地说说？先谈谈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好吗？

答：所谓历史进程，按现在习惯的说法，是说历史发展过程。因为有的人不承认历史是发展的，所以用历史进程的提法更好些。如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认为历史是永恒不变的，不是发展的。有人承认历史是在变，但还没有进化的思想。也有人有进化的思想，但还没有明确的质变的思想。这些我们都可以不必细谈了。现在只想就“势”和“理”的观点谈一谈，这是关系到对历史规律性的了解的。

按《韩非子·难势》所说，势的概念在慎到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慎到把贤智跟势位对立起来，说“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韩非子吸收了慎到的思想，很重视势的作用，他所谓“贤势之不相容”，同上引慎到的话是一个意思。前些年，一些讲儒法斗争的文章，把势说成是必然性，这是把势的原意夸大了。慎到、韩非所说的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势力，这里是指权力。有的同志把它解释为政权，我看是可以的。《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说：“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又说到“强本干弱枝叶之势”。这里所谓势和形势，也都指的是现实权力，是现实性的东西，不是必然性的。《后汉书》的《党锢列传·序》和《宦者列传·序》是论当时形势的名篇，其中又有提到“不得不”的地方，这也是讲现实的情况，还提不到必然性上。但这里提到了理的概念。如说：“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又说：“假仁以效己，凭义以济功，举中以理，则强梁褫气。”第一个“理”字有必然性的味道，但尚提不到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第二个“理”字，就是另外一个意思，指的是道德规范，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

柳宗元的《封建论》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个“势”字，差不多跟我们今天所说“形势大好”之“势”，意思相同，是说事态发展的情况。柳宗元把势跟“欲”对立，是说在“封建”这个问题上，客观的形势是不能以主观的意愿去改变的。顾炎武在《郡县论》中说：“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顾炎武的看法比柳宗元更进一步，认为客观形势固然重要，但在形势要起变化的时候，还有待于人力的促成，而人不能安坐以待其变。这种看法，就比柳宗元的看法要周到一些。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开卷，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在对郡县的看法上，王夫之认为二千年弗能改，而不重视郡县之弊，这不如顾炎武高明。但他在这里提出了“势”和“理”的关系，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这里是把形势的发展，看做是受理的支配。他虽然还远远谈不到对历史规律的具体分析，但已看到历史进程是有必然性的规律的。他在《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说：“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说：“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这段话把“理”和“势”的关系，就说得更清楚。他以理势跟理气相比，这个理是唯物的，不是程朱学派的理。侯外庐同志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二章第八节对王夫之的历史观点分析得很好，可以参考。

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于史学遗产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萌芽的思想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

客乙：形势，是否还有别的意义，如说“地理形势”之类？

答：顾炎武有《形势论》，就是专从地理上讲的。《汉书·艺文志》于兵家著录“兵形势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并说：“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这些话不好懂，似是说利用地理形势以制敌取胜。所著录的图，可能就是地理形势图。这只是我的猜想，不敢说是否符合《汉书·艺文志》的原意。但从传说的历史观点说，中国有不少史家是注重地理条件的。现在我们的谈话，是否就可以转到地理环境方面去谈谈。

客甲：这些年，我国史学界不大谈地理环境，主要是怕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实际上，这是由于对斯大林著作的误解。

客乙：对了。斯大林在《联共党史》四章二节说地理环境绝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主要原因，但是同时又说“地理环境当然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它无疑是能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应当全面理解斯大林的意思，您看对不对？

答：我同意您的意见。斯大林认为地理环境不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是正确的。他认为，地理环境是必要条件之一，这也是正确的。而且斯大林认为地理环境还是“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说“必要”，还说“经常”，可见他对地理环境的重视。这些年，不少人因误解斯大林的话，反而不敢谈地理环境，这是在学习和研究工作上很不应该有的错误。

近来读到史念海同志《河山集》二集排版的清样，这本书用大量的材料论述了黄河因中下游的侵蚀、下切和淤积而引起的各种地理条件的变化。作者认为不了解这种变化就不好谈有关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本书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考虑历史进程中地理环境的问题。

黑格尔有关于地理环境的详细论述。他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他按着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第二种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第三种是跟海相连的海岸区域。跟这三种不同的地理特点相适应，居住着不同文化情况的人民。他说：“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他认为，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人们不能做自由的运动，人们时时刻刻被迫着当心自然，当心着炎日和冰雪，没有力量向更高的方面发展。他关于水的论述，是很有趣的。他说：“结合一切的，再也没有比水更为重要的了，因为国家不过是河川流注的区域。”他又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这些话很可以给我们启发，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和西欧历史之不同特点的理解有所帮助。我们在大陆上居住的人，很难对水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的《周易》总是要说“利涉大川”和“不利涉大川”，对于水怀一种害怕的心情。黑格尔的这些论述都见于他的《历史哲学》。他是一个历史唯心论者，但他关于地理环境的论述还是好的。他也并不想把地理环境的作用抬得过高，他曾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绝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

马克思在讲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的时候，以劳动对象为简单要素之一。劳动对象，主要是自然条件。马克思对自然条件和劳动生产是辩证地看的。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名文中，还特别提到了灌溉和水利工程对东方国家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对这些国家执行社会职能的重要意义。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土壤、气候、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都属于自然富源。当它们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形成不同程度的生产力。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这些方面是注意得很不够的。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著名的科学论断，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这句话的上面，恩格斯还说了两句话。他说：“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我们对这两句话也是不应该忘记的。

客乙：前些天，我在去年十月号的《哲学研究》上看了一篇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学说的文章，觉得普列汉诺夫的说法有很丰富的内容。

答：过去，有人指责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某种夸张，指责他曾经说过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于地理环境的特性。但是，他关于地理环境的论述确实有很精辟的地方。他认为，地理环境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给社会带来了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的阶段中，地理环境起了不同的作用；社会越向高级发展，地理环境的作用就越减少。他在《唯物主义史论丛》中说：“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的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因此，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但是人与人的居所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关系在他们所产生的后果中构成一个有规律性的过程。要辨明这个过程，必须首先考虑到，自然环境之成为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子，并不是由于它对人性的影响，而是由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这一段话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国历史家、思想家关于地理环境的论述比较缺乏，但并不是不注意这个问题。《史记·货殖列传》按照各地物产的特点，区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和北方四个地区，并指出：“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司马迁是既注意了各地天然财富的差异，又注意到人对地理环境的利用和改造以及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产生的影响。在同一篇文章里，司马迁论述了关中、三河、燕赵、齐鲁、越楚等地区在地理环境上的特点以及它们对当地人民经济生活和风俗上的影响。司马迁还写了《河渠书》专篇，论述了灌溉和水利工程的重要性，以及兴水利、防河患对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意义。他说到战国末年秦国开渠的故事，说到一个大渠的完成，改善了关中的土壤，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农业产量，因而秦国得以富强，并导致合并六国的效果。班固修《汉书》，继承了司马迁在这方面的工作，在《地理志》和《沟洫志》里作了更为完整的记录。后来的史家，对于地理环境不断有所论述，但没有多大的发展。明清之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主要是从政治、军事方面论述地理形势的专书。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收集了大量的材料，用以观察各地区的情况。这部书并没有正式完成，只留下了大量的稿本。中国历史家对于地理环境虽缺乏系统的论述，但在思想上，是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是有影响的。这也是我们史学的宝贵遗产，还有待于我们好好地挖掘。上引黑格尔的有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论述，都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客甲：关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作用，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似乎都很注意，包括唯心主义者在内，也是这样的。《论语》上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记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可见，孔子以富庶为先，跟上来的才是教。说民无信不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去食、去兵，这好像是以信为最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足食、足兵的过程，老百姓如何信得过。看来，孔子也还是以足食、足兵为先。老子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要甘食、美服、安俗、乐业才达到至治。

客乙：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跟孔子、老子的意思差不多，但这都是从经济政策方面说的。一个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不管他的思想如何唯心，总也知道老百姓要吃饭穿衣。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他的政权就不会稳定下来。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终于丧失了政权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就另当别论了。现在的问题是，要从社会历史的思想上去看中国的历史家如何对待社会经济问题。您看，是不是还要说到司马迁，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是比较突出的。

答：司马迁在这方面确实是突出的。他认为经济利益是人们普遍的基本要求。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列举朝廷的贤达，隐居的高士，英勇作战的壮士，盗窃杀人的少年，装扮歌舞的美女以及农、牧、工、商各种技艺人等，还有伪造文书、贪污犯法的官吏，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挖苦那些没有什么本领，长期穷困却老把仁义挂在嘴上的人，说是“亦足羞也”。

司马迁指出，在老百姓中间，财富的多少可以形成不同的社会地位。“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他又把没有爵位的富人跟有爵位的贵人相比，指出前者的收入和物质享受可以跟千户侯相等。他还指出，甚而至于有爵位的人还要要求富商大贾给予他们在经济上的帮助。他又指出，在秦始皇的时候，大牧主乌氏倮和丹穴主寡妇清都以富于资财得到相当高的政治地位。

司马迁认为，道德的标准是因人们的经济利益不同而不同的。同样的事情，在这个人身上是好事，在那个人身上会成为坏事。有权力的人所办的事情，总被认为是好事。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还有，一件事情，对于有共同利益的人是好事，而对于没有共同利益的人，就不一定是好事了。他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暴戾，其徒诵义无穷。”

司马迁是以贫富、小富和大富来区别人们的经济地位，还不能从生产过程中来区别人们的经济地位，没有从个人的经济地位上看出他的社会属性。他还不懂得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但我们不应该拿我们今天的阶级分析观点去要求两千年前的历史家。司马迁在那个时候，有那样的思想，可以说已经够伟大了。在司马迁以后，还有谁能继承发扬这样的思想，还有待于探索。对司马迁本人在这方面的思想，一般只是就《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和《平准书》里的记载来研究，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就《史记》的全书来研究他的这种思想。

客甲：现在我们谈谈关于得失成败和民主思想的问题吧。

答：从历史上看，过去的得失成败作为当前做人、处世、搞社会政治活动等的借鉴，这在我国有古老的传统。《诗经》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这里提出来的“殷鉴”二字，成为两三千年来在政治上重视历史经验、历史教训的重要观念。今天我们说“借鉴”就是从“殷鉴”这两个字来的。鉴的意思是镜子。“殷鉴”就是用殷代得失成败经验教训的这面镜子，来照照我们现在。近些年，在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我们历史工作者来说，很感觉到深刻，感觉到借鉴历史教训非常重要。《周易》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也是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意思。德，不仅是个人的品德，而且包含个人的才能。

在历史上，每一次大变乱之后，地主阶级的历史家、政治家总是要考虑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得失成败，作为新皇朝建立的借鉴。秦始皇灭掉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秦皇朝。但是，过不了几年，农民起义爆发了，秦皇朝像一个纸糊的房子一样，一下子都刮倒了。刘邦和他的一伙，没有尺寸的土地，也没有世袭的名位，出兵不到几年，就打下了天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于是，汉初的人就纳闷，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要问秦为什么灭亡了，汉为什么能兴起。这是当时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司马迁提出了“通古今之变”，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要“承敝通变”。隋唐之际的形势跟秦汉之际的形势有些类似。唐初的政治家、历史家也面对着类似的问题，即隋何以亡，唐何以兴。唐太宗曾经多次对朝臣谈论隋亡的原因。主编《隋书》的魏徵也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言之。”《隋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编纂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书名上已经标得很清楚是要“资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书就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杜佑的《通典》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两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这两部书记载了历代典章的沿革，还评议了历代典章制度的得失。其中，有许多议论是很精彩的，在今天也还有参考的价值。

我个人的意见，研究历史当然要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中国史，要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发展规律。同时，我们也还是要接受我们史学的优良传统，也要研究历史上的得失成败。过去的史学家研究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不少人是使用封建道德的标准去论述的，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近些年，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也有很多不是从历史影响、历史作用上去分析，而是简单地采用了“戴帽子”的办法。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对历史作具体的分析。

关于民主思想，近代是比较发展的。在明清之际，民主思想也是显著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指责封建社会“以君为主，天下为客”，指责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著《潜书》说：“三代以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帝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他断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像这样的议论都是很明显的，我就不多说了。

以上我谈的几个观点，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共同研究，提高我们对史学遗产的认识，区别精华和糟粕，批判地继承对于我们史学工作是会有好处的。我们今天的讲话是否就到这里了？

客甲、客乙：我们还希望另外再找个时间，谈谈关于历史文献学方面的问题。再见。

答：再见。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

时间：1981年3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来客：客甲、客乙

客甲：今天我们谈谈历史文献学的问题好不好？现在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学，有什么用处？

答：我们所谓历史，实际上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客观存在的历史，这是历史的本身。另外一个意思，是指人们写出来的历史，这是关于历史本身的记录，但不能说就是历史的本身。我们平常总是把这两个意思混淆起来。为什么会把这两个意思混淆起来呢？这是因为客观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加以考察。我们研究客观历史，主要是依靠历史记录。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就很容易地把这两个意思混淆起来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必须要研究历史文献。既然要研究文献，就需要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

客乙：那么说，我们的历史工作就应当重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这是不是可以说历史文献学比历史理论还更重要呢？

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指导我们研究历史的必要的重要武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迷失了研究的方向，并且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历史上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而引出新的结论。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正为的是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按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去做。如果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立起来，那是很不合适的。我们老一辈的历史家，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对历史文献学有一定的修养。但是，如果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他的成就是很有局限的。反过来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地理解，而不下工夫去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历史文献学工作，建立起来科学的历史文献学，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任务。

客甲：现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学习不好，是否有必要提出来要研究历史文献学呢？

答：我看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需要的。我们学习理论是一辈子的事，是无止境的。我们不能想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好了，再干旁的事情。我们应该是一边学习理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旁的东西。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史学界出现好多流派。从李大钊同志开始，马克思主义逐步在史学领域里传播开来。大钊同志的《史学要论》是第一部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著作。这本书的分量不大，但它的出版在历史意义上很重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和中国农村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当时学术界三个大论战。这三个论战，表面上是学术性的论战，实际上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大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这个时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在中国大大地迈进，使大家更明白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郭沫若同志在这个时期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及其伟大的前途。这是在《史学要论》以后又一部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著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同志，都运用马克思主义写出《中国通史》，而邓初民同志写出《社会进化史纲》、《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同志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思想通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的实际又进一步地结合。这三十年的史学，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工作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些同志，同时对历史文献又是有研究的。郭沫若同志在甲骨文和金文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五四以后，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不是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但在史学工作上，也取得了成就，他们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史学遗产。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陈垣先生、顾颉刚先生等的成绩都很多，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还是有益的。他们的成就，主要是在历史文献方面，而他们的学风又各不相同。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看，陈垣先生做出了一些示范的工作，在目录学方面，在校勘学、在避讳学、在辑佚学、在年代学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绩。顾颉刚先生在古书、古史的辨伪上，陈寅恪先生在中外史料的综合利用上，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当时，还有一些学者，在政治方面很不好，但在文献考证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我们也不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问题，对他们的学术工作完全加以摒弃。

解放后，我们历史学界，同全国人民一起，普遍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这三十年通过不断学习，通过联系实际，可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普遍地提高了。原来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现在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懂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有一些同志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在历史的研究上。过去对理论就有修养的一些老同志，这三十年来的成就就更大了。这是解放以来三十年，在史学领域里最大的事情。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情况，重视这种成就。这是有利于史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建设。我们绝不可以因为这些年写的书不多，就低估了这种成就。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解放初期，高等学校的不少教师，只要能在课堂上引用几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就很受学生的欢迎。现在是什么情景呢？比当年是大大的不同了。只要把现在的情景和解放初期的情景对比起来，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水平是提高了。当然，我们理论水平的提高还很有限，我们还应下刻苦钻研的工夫，还应该不断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年，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对历史文献也进行了一些工作，但重视的程度是很不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在我们高等学校历史系里，大量地搬用了苏联的课程计划，根本不引导学生们去接触历史文献，因而，一直到今天，我们历史系的大学生，很缺乏搜集、利用文献的能力，因而也限制了他们独立研究的能力，妨碍了他们继续提高，也妨碍了史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我认为，我们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必须改革。一方面，更要抓紧理论的学习，又一方面，还要抓起历史文献的学习。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教学、科研水平，才能促进我们历史科学队伍的迅速成长。

客乙：请问历史文献学是最近才提出的一门学问，还是以前就有呢？

答：你问的是关于历史文献的历史。这方面的历史还有待于研究。简单一点说，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很早就有了。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个时候，历史文献学就开始出现了。但如果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要求，现在还正在建设中。

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除了甲骨文、金文以外，《诗经》和《书经》算是最古老的了。后来，据说孔子修《诗》、《书》，他做的就是文献的整理工作。诗，原来篇数很多，但孔子教他的学生学习的只有三百篇。书，原来也很多，但孔子教他学生的不过百篇。孔子可以说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历史文献学家。“文献”这两个字，以我们所见，也是孔子最初提出来的。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可见，孔子就懂得研究历史需要研究历史文献。这里所说的“文”，指的是由书面记载的东西；所说的“献”，传统的解释说是“贤人”，大概指的是流传下来的言论。今天我们就袭用了“文献”这两个字。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

司马迁作《史记》，对他所接触到的文献，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东汉末年，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奉命整理皇家图书。那时候，皇家收藏的书籍很零乱，不少的书都有好几种本子，各种本子之间又是差别很大。刘向要从各书的不同本子里整理出一个定本，并把每一本书的内容和整理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向皇帝上奏，被称为《别录》，这是书目解题的开始。现在，《战国策》、《山海经》、《说苑》、《管子》、《晏子》、《列子》、《邓析子》、《荀卿子》等书，都还附有刘向写的这种文章。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还对书籍进行了分类，还对各个流派作了说明。对于书籍的校勘，刘向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提出来雠校的概念。他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刘向和刘歆，关于整理文献的著作，基本上都失传了。《汉书·艺文志》主要是根据他两人的著作写成的，我们从《汉书·艺文志》还可以略略看到他们在文献工作上的成就。刘向可以说是第一个大目录学家、大校勘学家。要讲历史文献学，首先是应该研究刘氏父子的成绩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历史文献的研究也相应地有所发展。《隋书·经籍志》是历史文献研究发展中的又一个标志。《汉书·艺文志》只有《春秋》类。在这一类里面，除了《春秋》经传以外，只著录很少的历史书。《隋书·经籍志》把图书分为四大类，史类是四者之一。《隋书·经籍志》在史部里边，又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三个分类，并对每一个分类都有说明。这是历史目录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对于后来史部目录学的分类，起了很重大的影响。

唐代的大史学家刘知几，所著《史通》一书，是很负盛名的，被认为是理论性的史学著作。实际上，这书主要讲的是史书编纂体例，但也有两篇跟历史文献学有关的。一篇是《杂述》，它在“正史”以外，列出来十类的历史书，其中有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和都邑簿。刘知几从史料价值的观点指出来，这十类书各有短长，应该善于选择。另外的一篇是《采撰》，它指出，著史好像是“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刘知几认为，各种记载有真伪，有得失，有诬谬，对于“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他说的话不多，但已涉及到历史文献学的考证方面了。

到了宋代，历史文献学有了显著的发展。司马光、欧阳修、吴缜、沈括、郑樵、朱熹、洪迈、王应麟都有所贡献。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做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工作。他对于历史记载有互相差异的地方，一定要进行研究，把他认为可靠的材料，写在《资治通鉴》里面。另外，又把他对史料去取的原因，写成《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这是一部系统地考察历史文献的书，在历史考据学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

欧阳修著《易童子问》，认为《易经》里的《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篇不是孔子作的。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看法，这对于实事求是地考订史料的价值，是很有意义的。实际上这是开创了后来辨证古书真伪的风气。他收集了古代的金石文字，加上自己的解说，成《集古录》一书。他这个工作是把金石文字当做历史文献来看，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但他和宋祁合编的《新唐书》，还有他自己编的《五代史记》都有不少错误。吴缜著《新唐书纠谬》二十卷、《五代史纂误》五卷，就欧阳修的这两部书内部自相矛盾的地方指出来。吴缜的这两部书，对于历史编纂学，对于历史文献学里的校勘学，都是有一定贡献的。

朱熹是有名的理学家，是一个客观主义唯心论者。但他对历史文献的整理上是有见解的。《诗经》原是儒家尊崇的一部经典。朱熹认为《诗经》里的《国风》大部分是男女的情诗。对于《易经》，他认为这是一部经历时期很长，陆续写成的书。他认为《易经》里面，有伏羲的易，有文王的易，有孔子的易，在读易的时候应该把这三人的易，分别看待，不能混为一谈。这可见他对古书的看法是持有一定的历史态度的。他又有辨别伪书的本领。他辨别出来的伪书，数量相当的多。他对古书的注解，如《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这是通过注解，阐述他的哲学思想，这跟对历史文献的一般解释有所不同。但他著的《韩文考异》、《楚辞集注》都是关于文献考订的正式著作。他晚年，又跟几个学生一起编了《仪礼经传通解》。这部书没有编成，他就死了。学生们问他，这书里的古礼现在是不是都可以实行。朱熹表示，这主要是把古礼的材料汇集在一起，很多是不能在后世里实行的。这也表示他对历史文献的一种看法。

北宋的沈括，是一个大科学家。他著有《梦溪笔谈》。南宋的洪迈也是一个很博学的人，著有《容斋随笔》。后来王应麟著《困学纪闻》。他们都有很精辟的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证，对于后来清人的历史考据都是有影响的。

客甲：郑樵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是否也有贡献？

答：对于郑樵的评论，向来有两种说法。一种看法认为，他写的《通志》是抄撮成书，纰漏很多。又一种说法认为，他在历史编纂上有很多创见。我看这两种说法，都带有片面性，现在我们暂且不必深究。现在我只想谈谈他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这大概有两点。第一点，是他写了《图谱略》和《金石略》，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把图谱和金石文字提到重要的地位，这在以前是没有的。第二点，他著的《校雠略》，是一篇有创见性的著作，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这里提出了类例的概念。他说：“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他把古今的书分成十二类，一百家，四百二十二种。他这种分法，不管是否合适，但类例的概念对于编修书目，整理资料，都是很重要的。《校雠略》还阐述了求书的方法，编辑书目应该注意的问题，都是很有见解的。他还提出来“阙书备于后世”、“亡书出于后世”、“亡书出于民间”，这都是有利于搜集历史文献的观点。

宋代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是应该下点工夫去研究的。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学问有汉学和宋学之分，认为宋学是讲义理的，不讲究史料的考订、文献的研究，而认为清人的考据是汉学。这种看法不一定对。清人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但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就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创始的。

客乙：说了半天，我们对于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都包括什么东西，还不清楚。您是不是再跟我们说说？

答：历史文献指的是历史文献的本身，历史文献学是指关于历史文献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

历史文献指的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书面材料，刚才已说过了。最近，张舜徽先生在《历史文献集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把“文献”和“文物”分开。我同意这一意见。这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上都不相同的两门学科，是应该分开来的。但是，什么是重要的历史材料呢？这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而不同。我们一般的习惯，常说政治文献、经济文献，而没有听说思想文献。但是我们又常说马克思主义文献，难道马克思主义文献里不包括思想文献吗？应该说其中一大部分是属于思想文献，或者说思想史的文献。像历代的诗词、散文，我们不习惯说它们是文献，但对文学史工作来说，它们中的重要作品也可以说是文献。我们古代的农书，像《齐民要术》，科技书像《天工开物》，在政治史工作者看来，不能算是什么文献，但对于科学史工作者来说，却是重要的文献。又如《颜氏家训》、《世说新语》等书，还没有听说它们是历史文献。但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也应该说是文献。所以，历史文献的内容，不能说得太死，要看工作的需要而定。此外，我们也可以从史料的价值上来谈谈历史文献的内容。从史料的价值上说，可以借用章学诚对史书性质的分类，分为“记注”和“撰述”两类。记注，是当时的历史记录，可以说这是比较原始的史料。撰述，是后人对历史的写作和议论，一般地说，这在史料价值上要差一点。当然，有些撰述因为见解上的高明，而有较高的价值，但那是另外一件事了。

历史文献学，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给它规定个范围。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我个人的意见，可以包含这样的几个内容，一、目录学，二、版本学，三、校勘学，四、辑佚学，五、辨伪学，另外，还包含有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

目录学是掌握历史文献的入门学问。我们研究哪一方面的历史问题，必须知道有哪些文献应该进行研究。从最简单工作来说，也必须有一个书名的单子，这也就属于目录学的性质。但目录学要求，比这个要多得多。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看，目录学要求掌握古今图书的分类和收藏流传的情况。图书分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懂得各门学科的不同性质和各种学术的不同流派及其发展状况。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目录学上都作出了不少贡献。一个研究工作者，必须懂得他这一门学科的目录学。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懂得史籍的目录学。为了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文献的途径，也应该在目录学上给他们以指导。现在，有些高等学校，内部印行了古代史参考书目，这是一件很好的工作，还应该继续发展下去，把这些目录收录进去的书，都加以解说，使读者知道大概内容，这是教学上很需要的事情。《辞海》里，有许多关于书名的词条，虽嫌简单了一点，也还是有用，最近在编写中的《历史百科辞典》和《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可能在这方面多起些作用。

版本学本来也可以算做目录学的一部分，但因为版本研究的本身还需要有专门的知识，这是可以独立成为一种学科的。目录学家可以在书目上注明有什么版本。但对于版本本身的研究，一般的目录学家是不能胜任的。版本学内容应该包含刻书的历史、版本流传的历史、版本的鉴定、刻书家的历史等。

目录学和版本学，都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校勘学也在清代有了很好的成绩。如全祖望校《水经注》，毕沅、孙诒让校《墨子》，都有很好的成绩。有些古书，过去念不通的，现在可以念通了。俞曲园著《古书疑义举例》七卷，最后三卷有三十七例，基本上都属于校勘的义例，这是在校勘学范围内整理出来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陈垣先生用了很大工夫校《元典章》，又作了《元典章校补释例》。这是通过《元典章》这部书的校勘工作举出了校勘的五十例，比俞氏大有发展。他还概括出校勘的四种方法。第一种是对校法。刘向校书，主要用的是这种方法。第二种是本校法，用本书前后对证，发现错误。吴缜《新唐书纠谬》，主要是用的这种方法。第三种是他校法，是用他书校本书，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里边，有一些校勘记，就用的是这种方法。第四种是理校法。这是在前三种方法走不通的时候，迫不得已才用的方法。陈先生提的这些方法，为校勘方法指示了门径。

辑佚学，是把遗失的古书，根据他书引用而集中起来，让我们知道一些遗书的部分情况。唐宋时期的类书，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以及诸经注疏等，都引用不少佚书。清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里辑出大量的佚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佚书有五百八十余种之多，是私人辑佚工作中成绩最显著的。现在这种工作还可以做。《永乐大典》还有些佚书可以辑出来。《古今图书集成》成书的时期比较晚，但里边引用的一些书，有些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还是可以做些辑佚工作的。

辨伪学，是辨别历史文献真伪的学问，包含辨伪书、辨伪事两种内容。这是历史很悠久的一门学问。《论语》：“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可见，孔子孟子时期都已经开始疑惑相传的古书、古事之真伪了。韩非子也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与定儒墨之诚乎。”

司马迁对于古书、古事的辨伪，是十分重视的。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后来，刘向整理古书，也很注意辨伪问题。他写的《晏子别录》说《晏子》里有一篇文章“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班固根据刘向父子的著作写《汉书·艺文志》，指出来有好多种书是“依托”，有的书“似依托”。

宋代以后，辨伪工作比较发展。如欧阳修、朱熹等人的工作，我们已经说到了。明代宋濂著《诸子辨》，胡应麟著《四部正伪》，清代万斯同著《群书疑辨》，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他们所辨的伪书种类很多，成绩很大。清代的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胡渭著《易图明辨》是两部很著名的辨伪的书。这两部书把古文《尚书》和《河图》、《洛书》的真伪，做了富有说服力的论定。

五四以后，疑古的风气，相当盛。顾颉刚先生提出来关于古史真伪的问题，对于长期流传的古代传说，有所否定。他编出了有名的《古史辨》一书，还编辑出版了《辨伪丛刊》。梁启超在燕京大学讲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提出了辨伪书的重要性、伪书的种类和来历、辨伪学的历史，还提出了辨别伪书的方法十三项，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以前的辨伪学作了总结。

一般所谓伪书，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有的是后人有意识的假造。有的书只是因为不是出于一个时期，成于一人之手，而被称为伪书。像这样的书，我们应该分辨哪几篇写得比较早，哪几篇是后来写的，从而分别对待，不应该把这类书说成是伪书。有的书是依托古人讲自己的思想。尽管他说的古人和古事不真实，但这样的书不能算是伪书。所以我们对待所谓伪书，也要具体分析。至于真正假造的书，里边也包含真实的材料，我们也要善于利用。不要因为泼脏水，把孩子也泼掉了。

我国长期以来有避讳的习惯。子女不能称呼父母的名字，臣不能称呼君王的名字，下级不能称呼上级的名字，年轻人不能称呼年长人的名字。特别君父的名字，在书面上是不能照直写出来的。有的时候是用改字的办法来表示。比如，唐太宗，名李世民，因为要避讳“民”字，在书面上就把“民”字改写成“人”字。有一本书叫《四民月令》，因避讳“民”字，就改成《四人月令》。有的时候，把应该避讳的字少写一笔。这是用缺笔的方法来表示。还有的时候，遇见应该避讳的地方不写字，而空一两个格。因为有这种避讳的习惯，在我们看古书的时候就增加了一些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掌握避讳的知识，就可以帮助读者解释古书中的疑难，辨别古文书中的真伪和时代，辨别刊本的时代。因为皇帝们所避讳的字不一样，我们正可利用这一点作为辨别时代的标志。宋代的学者，对避讳的问题已经注意到了。清代的学者，如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对避讳都有专论。陈垣先生总结了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并加以发展，写成了《史讳举例》一书，是系统地论述了避讳学的一部专著。

年代的记载是历史记载的一个基本条件。年代不明，就弄不清历史发展的进程。年代错乱，就会造成历史研究上的混乱。秦以前，各国实行的历法并不统一，纪年的方法也不一致。汉以后，一个皇帝可以有好几个年号。在封建割据时期，同时存在着好几种年号。弄清纪年，还是比较复杂的事情。司马迁作《史记》要写年表、月表。杜预注《春秋》，要整理出来《春秋长历》。宋以后，研究纪年的多起来了。清人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李兆洛的《纪元编》是这方面很重要的著作。近几十年，我们习惯于用西元同中国纪元对换。但是中西历的纪年方法很不相同。中历的一年并不就等于西历的某一年。中西历对换，一年之间的差别，可以多到五十几天。如果简单地以中西历对换，就会出现差误。还有希吉拉历，即所谓回历，是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年，又没有闰月。每经三十年，中回历要相差一年之多，一千年要差三十几年。另外还有藏历、傣历，纪年的方法各不相同。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年代学是一门很重要的、相当复杂的学问。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在年代学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成绩，一直还是重要的工具书。

地理环境是历史活动的舞台。我们要具体地了解每一个历史事件，必须了解它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在什么地方发展起来的，在什么地方结束的。历史记载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记载。但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行政区域的建置有不断的变化，一个地名所代表地区的大小也不断有变化，同一个地方而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地方又有同样的名称。因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在《二十四史》里边，有一些史是有地理志的。在地理志里边，总要讲到地理沿革，这就是历史地理学的范围。还有一些历史书的注解要注出古今地名的异同。在地方志里边，在个人的游记里边，都常常有关于历史地理的记载。清代的历史地理学是比较发展的。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是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杰作，一直到现在还是一部很有用的书。清代学者考证先秦地理的书比较多。通考历代地理的，有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李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杨守敬的《历代地理沿革图》都是有代表性的著作。清中叶以后，研究西北边疆历史地理的人，比较地多了起来。关于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的历史地理，都有著作。中国历史文献里还有关于外国的记载。对于这些记载里地名的考订，也还需要有关于外国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但这就不一定属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范围了。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都不限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但大部分是属于历史文献学的。最近，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专家，编制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还把历史地理的研究，推广到自然地理的历史变化。这都是新的突破，而后者更超出了历史文献学的范围。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内容，我说得很杂乱。我在这方面并没有研究，只是提出来一些问题，希望引起同志们的注意，进行认真的研究。这是我们史学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部门。

客甲：您不是说历史文献学还包括有古汉语、古民族语文吗？

答：文献总是用文字写出来的。我们要研究文献，总要先掌握文字这个工具。文字学和语言学不能包括在历史文献学之内，但是古汉语和古民族语文以及甲骨文、金文等等，主要是用于研究历史文献的，我想这些学科也是可以包含在历史文献学之内的。像这一些学科，都需要专门的研究。还有属于以上所说的关于考据方法的研究，也是属于历史文献学的，也可以进行一些研究。另外，历史学还应该包括历史档案学和方志学，这还是历史文献学里的两个大宗。关于方志学，《史学史资料》和别的刊物已发表了一些论文。关于历史档案学，现在已有《历史档案》专门刊物的出版。这些对于我们的研究，都是可以参考的。还有北京图书馆编的《文献》，说是丛刊，其实也是一个杂志，对研究历史文献也是一个专业性的杂志。

客乙：现在是不是有一本书能把历史文献学系统地讲一讲呢？

答：以前有过这样的书，写得很简单，还不成体统。现在我们应该提倡这门学问，请一些同志写出来这样的书。一开始，不必要求太高，以后可以逐步改进。各高校的历史系应该尽早开出这门课程。也可以建议有关单位，开设这方面的短期讲习会，培养这方面的师资。

客甲：还有关于类书的研究，是否也可算做历史文献学的一部分？

答：关于历代的类书，应该进行系统的研究。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呢，还是作为目录学的一部分来研究，我还想不好，大家来考虑考虑吧。今天就说到这里好不好？谢谢你们耐心听我这些粗浅的意见。

客甲、客乙：谢谢，谢谢！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

时间：1981年6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来客：客甲、客乙

客甲：3月间听您谈历史文献学，不觉有三个月了。现在想请您谈谈历史编纂学的问题。

答：今年1月间曾谈到历史编纂学这个名词。现在好多人都用这个名词。这个名词是从historiography这个词翻译过来的。这样的译法是否合适，我们还可以研究。我想，现在我们暂时不用这个名词，就谈谈史书的编撰吧。你们看，关于这个问题，谈些什么好呢？

客甲：关于史书的传统体裁，谈过的人已经不少了，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再谈一谈。

客乙：章学诚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这两句话跟史书的编撰很有关系。但什么是撰述，什么是记注，什么是圆而神，什么是方以智，我们不大懂。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客甲：您近来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在编撰体例方面，是不是有些新经验？您最近发起编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是不是在体例上，也打算有所创新？这些问题，是不是都可以跟我们谈谈？

答：史书的体裁，一向是受重视的，主要是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一般的看法，在这三种体裁之间好像有一条截然的鸿沟，它们的形式也好像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纪传体史书，其中很大的部分是记人物，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纪传体史书里的本纪，基本上就是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是按年月记事的，但里边也有纪事本末体。比如《左传》记晋文公在外流亡的经过，就是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史书，是把历史上的大事区别为若干子目，在某一个子目里把这件大事有首有尾地记下来，每一子目都独立成篇。但这种史书也必须按年月来排比历史的事实，而且里边也不能不有传记性质的记述。这三种体裁的区别，只是就其主要的形式来说的，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且，这三种体裁也是不断发展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编年体的史书《春秋》和《竹书纪年》，只有简单的事目。《左传》、《前汉纪》、《后汉纪》，就有很大的发展。《资治通鉴》就有更大的发展。《资治通鉴》这部书是有极丰富的内容的，它按年月记述了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记述了历史人物，记述了典章制度，还记述了各种议论。对于没有确切年月可考的史事，它也作了适当的处理。《资治通鉴》和《春秋》、《竹书纪年》，都是编年体，但彼此之间相差很悬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以外，又写了《资治通鉴目录》，这可以说是《通鉴》的纲，但究竟是另外一部可以独立的书。到了南宋出现了《资治通鉴纲目》，对于一件史事的记载，有纲，又有目，这是编年体史书的又一形式。同样，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也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像这些史书体裁的发展，是跟整个史学的发展分不开的。对于这三种史书体裁的看法，应该有一个新的看法。应该看到这三种体裁间的相互关系，看到它们的发展过程。

客甲：您说，纪传体是一种综合的体裁，应该怎样看呢？

答：纪传体的创始人司马迁说，他的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就是说，《史记》里有大量的记事、记言和别的成分。《汉书·司马迁传》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左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记言和记事的综合。相传远古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不一定可信。但记言和记事确是两种最古老的体裁。记事的体裁起源很早。比如大禹治水的故事，女娲补天的故事，都是很早的故事。在故事最初流传的时候，不一定有文字的记载，我们可称之为口头历史。《诗经》里的《大雅》、《周颂》、《商颂》都有关于他们祖先英雄事迹的记载。甲骨文、金文基本上也都是记事的。《尚书》主要是记言的，《国语》和《战国策》也都是记言的。《左传》是按年代编写的书，其中有记事，也有记言，已经把记事和记言综合在一起了。《史记》里最大量的篇幅都是把记事、记言综合在一起。记事和记言相结合，如果以人物为中心，就成为人物的传记。纪传体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和记事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列传、世家、载记、书志、表和史论的综合。本纪，基本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载记是割据政权的历史。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来表达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史论，是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议论。更具体地说，列传里有人物的专传，有合传，有杂传。书志里包括有经济史，如《史记》的《平准书》、《汉书》的《食货志》；有地理书，如《汉书》的《地理志》、《沟洫志》，《后汉书》的《郡国志》；有法制史，如《汉书》的《刑法志》和后来各史的《职官志》；有学术史，如《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纪传体把这些体裁综合起来，在每一部书里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所以它既是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形成了一种新的体裁。

清初，马骕著《绎史》一百六十卷，有编年体，有纪事本末体，有人物传记，有诸子的言论，有书志，有名物训诂，有古今人表，有史论。就体裁上讲，它是更为发展的综合体。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一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只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马骕的书，在体裁上虽然采用了很丰富的形式，反映了他的才能，但是史料汇编的气味太浓，史料的抉择不精，我们还是可以对它提出更高要求的。

客甲：您说的综合体，对理解纪传体的特点，对理解综合体的重要性，都很有意义。现在我们是否可以抛开综合体，而专门谈谈各具特点的历史体裁呢？是不是可以比较广泛而系统地谈一谈呢？

答：比较广泛而系统地谈史书的体裁，也只能就我感兴趣的谈一些。史书体裁，有记人的，有记事的，有记言的，有编年的。这四种，在前面都已说了。记人、记事、记言的史书一般是记年月的。但有一些记人、记事、记言的史书，就不一定记年月。如，甲骨文和《尚书》，《国语》和《战国策》，其中大量的记载是没有记载年月的。就这些记载的特点来讲，记言就是它们的任务。编年当然也要记人，记事，记言，但后者是从属于前者的。在这里，对人、事和言的记载，只是作为不同年代的内容而出现。编年体的好处是可以在同一年代内看到不同方面的史实，有利于对历史之总的考察。而且，史事之年代顺序的排列，可以发现记载上的分歧和错误，有利于对史事真相的考核。它的缺点是，在同一年代记载的史事，头绪较多，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往往不容易看出一个眉目来。今天看来，编年体史书的编写还是不可少的。从历史研究工作进行的程序来说，对史事进行编年的考核是极为必要的步骤。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裁来说，怎样取长避短，还需要好好地研究。大事年表之类的东西，是表的形式，也是编年体的一种形式，是历史工作者很需要的东西。现在还缺乏比较好的大事年表。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年表需要写得简要。哪些事情写上去，哪些事情不写上去，既要下扎实的取材工夫，也要有敏锐的见解。这个工作不是轻而易举的。当然，编年体史书，不能局限于年表之类，还有它更广泛的前途。记言的专书，在秦汉以后没有显著的发展。记言，往往只是混合于各种史书记载的里面，而很少有独立成书的。刘知几在《史通》里，有《载言》一篇。他主张：在纪传体史书内，专有记言的篇幅，叫做制册章表书。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释通》一文里，列举了四种通史的体裁，其中一种是以“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孔逭）萧（萧统）”、“以词章存文献”的《太和通选》为例，这就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专书。章学诚有《方志立三书议》，主张地方志应有“志”、“掌故”和“文征”三书，相辅而行。文征，也就是记言的书。他编的《永清县志》，在本书外，又编了一部《永清县志文征》。这是实践了他的主张。按照章学诚的观点，《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都可以说是记言的史书。记言的史书，跟学者理论著作不同。学者的理论著作是阐述自己的见解的，而前者是用于反映历史时代某些方面的面貌。我认为，我们应当发扬这个传统，把历代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的重要议论和代表作，编选成书。这有利于读者直接接触原始的历史资料，帮助他们对历史的理解。近年以来出版的各种历史资料，其中有一些是接近于这种史书的性质，但是还有很大的不同。记言的史书，尽管是编选一些成品，但它不是简单的史料汇编，而具有卓然自立的性质。

史书体裁中，有专纪典制的。典是典章，包含法令、规程。制是制度，如田制、官制、军制等等，《周礼》、《仪礼》都是这方面最早的记载，但还不是史书。《史记》里封禅书、平准书，《汉书》里的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等，在纪传体史书里，开创了典制体的规模，都还不是专书。唐朝，杜佑著《通典》，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这都基本上是典制体的专书，旧称为政书。这两书的部头都相当大。《通典》有二百卷，《通考》有三百四十八卷。《通典》以后，有《续通典》、《清通典》共二百四十四卷。《文献通考》以后，有《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续清文献通考》共八百三十八卷。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和秦惠田的《五礼通考》都是关于典制史的书。这些书所包含典制的范围，多半是很广泛的，它们采用的体裁适用于容纳大量的资料。我们研究经济史、政治制度史，都不能不用这些书。一般地说，我们对于《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研究得还很不够。这不只是从史料的角度上研究得不够，从史书体裁的角度上看，研究得也是不够的。比方说，《文献通考》关于食货的部分，有田赋考，有钱币考，有户口考，有职役考，有征榷考，有市籴考，有土贡考，有国用考。其中子目，有二十几个之多。用今天的要求来说，这样的内容是不够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但他的这种体裁及其内容，是可以参考的。他所列举的子目，其中有一些还是我们考虑得比较少的。历代的法典官制，如《唐六典》、《唐律疏义》、《大明会典》等保存了有关的史料，但跟典制史书还不一样。史书中有地理书，《禹贡》是最早的地理书，但还不具有史书的性质。《汉书·地理志》在地理书发展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的《河渠书》和《汉书》的《沟洫志》，也都是早期的地理书。地理书，像《汉书·地理志》那样记载各地的山川、风俗、土产及行政建置沿革，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关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史的资料。明清的许多地方志，记载有关地方的军政大事和历史人物，这实际上是纪传体史书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综合体。这类的书，对于研究地方史是很有用处的，但它在史书的体裁上，不能说是一种独立的体裁。我们从史书体裁的特点上看，毋宁对于《汉书·地理志》那样的地理书的体裁更有兴趣。我们今天也还是应该写地理书。但我们的地理书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讲出来地理条件对社会的影响，人对自然条件的改造，地理条件的改变对社会的新的影响。我们研究历史的应该把地理条件考虑在内，这是今年1月间我们在那篇谈话里已经提到了的。

史书中还有家史、家族史的体裁。在西周末年，各诸侯国有年月可考的历史记载相继出现，这些记载都带有很大的家史的性质，主要是记各国贵族的历史。《史记》有三十篇世家，即反映了这种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家传、宗谱，都属于家史或家族史的性质。刘知几认为家史的记载意义不大，但是他主张在史书里设氏族志。氏族志，不是家史，但可以说是家族史。他说：“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于孔公，不识其先，籍谈取诮于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诸宗；楚置三闾，实掌王族，逮乎晚叶，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自刘曹受命，雍豫为宅，世胄相承，子孙蕃衍。及永嘉东渡，流寓扬越，代氏南迁，夷从华夏。于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华壤边民，虏汉相杂。隋有天下，文轨大同，江外山东，人物殷凑。其间高门贵族，非复一家。郡正州曹，世掌其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刘知几的意思，就是要在国史里写出贵族们的家族史。不过氏族志的体裁，也很有局限，容纳不了详细的记载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家族的影响有很重要的社会意义。在地缘的关系之外，血缘关系对社会结构的组成，起了很重大的作用。所以撰写中国封建社会史，应该注意到家族史的编写。我们对家族史，还应该提点新的要求，既要研究历代大家族的历史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还应该研究不同阶段的家史和家族史，研究家和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起源、发展、变化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

史书中有学术史、文化史的体裁。《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和《韩非子·显学》篇评论学术流派，可以说是学术史的开端，但是都还很简单。司马迁著《史记》，有先秦诸子的传记，有扁鹊、仓公的传记，有儒林传，有日者传，有龟策传，都是以传记的形式写的学术文化史，但是都还不够系统。《汉书·艺文志》在刘向父子工作的基础上，记载了当时各个文化领域的著作，这是以目录书的形式出现的。但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际具有了学术史的雏形。后来，《隋书·经籍志》、《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是以目录书的形式承担学术文化史的任务。在佛教的著作里，专史性的著作出现得较早，南北朝时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以及《五灯会元》、《佛祖统纪》等，都是比较完整的文化史形式的书，当然是只限于佛教方面的。儒家的著作，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关于理学一派的学术史。明清之际，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后来又有《宋元学案》、《清儒学案》，这都是关于儒家学术史大部头的著作。我国过去的学术文化史的书，大致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目录书的形式；一种是人物传记的形式；一种是目录、传记、言行录混合的形式。《明儒学案》等书，是以学派为纲，而以传记、言行录和评论为内容的。《宋元学案》还有各个学派传授渊源表。学案的体裁，是过去学术文化史最发展的形式。从今天的要求来看，这是远远不够的，但也不是没有可供吸取的地方。如果就学案的体裁加以发展，写出有关专家的传记，精选他们原来的代表作，加上我们的理论分析和事实考辨，另外还要论述各个时期文化之总的趋势及其历史地位，这可能写出来一些别具风格的学术史、文化史。

在纪传体史书里，有少数民族传，有外国传，基本上都是传记的体裁，而是以民族和国家为记述的主体，跟一般的人物传记有所不同。唐人樊绰的《蛮书》，清代祁韵士的《藩部要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都是记载少数民族的专书。晋，法显的《佛国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都有关于外国风俗和历史的记载。《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清蕃国记》、《林邑国记》、《赤土国记》等书，但都已不传，不知道它们的具体情况。近年以来，关于外国史书的著作较多，但成熟的作品还很少。少数民族史要如何写法？外国史要如何写法？我看可以参照我国各种史书的体裁，灵活运用，写出各式各样的史书。现在关于这两类史书的撰写，还有待于发展，有待于大胆地创新。

史书中有表、有谱、有图。表，好像是应该有一定的表格形式。谱的形式，就可以不拘泥表格的形式。表和谱在我国有久远的历史，有各种的内容，一般都需要同旁的历史体裁结合起来，如年表、古今人表、百官公卿表等。图，在古代比较受重视。所谓左图右史。但后来，图的应用并不发达，郑樵著《通志》，有《图谱略》，主要是讲图的重要性，并著录了历代可考的各种的图。但是，郑樵的这篇著作，对后来的影响并不大。近来，我们的史书比较注意了图的使用，但在这方面还是缺乏系统的研究。我们的个别研究单位，早已着手编集历史图录，但还不知道哪一年能够出版。关于专门的文物图集，我们是出版了一些，但这同史书里的图有所不同。如何在史书的编撰中，对图作有计划的充分的利用，还是一件比较新鲜的事情。还有，我们是否可以创造出来用大量的图来表述历史的进程？这不是文物图片的排列，而须有艺术上的创造。我很希望历史家和艺术家共同创造出来这种新型的史书。

关于史书的体裁，总还有不少的形式。上面所说的各种形式中，也还包含有不同类型。但如果我们把史料书和历史书区别开来，对于主要的史书体裁，我们所说的可能已经差不多了。至于目前流行的论文式的史书，或充满了考据的史书，我就不多谈了。

客乙：我们说的史书的体裁，都说的是史书撰写的组织形式。好比量体裁衣，有个长短肥瘦，袍衫裤裙之差，如果剪裁得不合体，就不好看，甚至不能使用。所以，体裁是很要紧的。但体裁也要有个缝制的过程。编制各种各样的史书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方法？

答：编撰的方法，大概古今没有太大的差异。在工作开始的时候，不论是否有书面的明确表述，总要先有一个主题和子目。其次，资料的搜集是很重要的工作。时代越古老，资料的搜集越要靠记忆。因为那个时候，书写的工具很不方便。在造纸术发明以后，尤其是在印刷术发明以后，资料的搜集就方便多了。现在有了电子计算机，可以大量地储存资料，对资料的使用就更方便了。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把各种记载里边每一年的史事都集中在一起，以备进一步的选择。他把这种工作叫做“长编”。然后，在关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记载里斟酌去取，熔炼成篇。中国历史家很讲究类例。在《尚书》里，类例思想还不明显。《春秋》据后人的研究，是有例的，但跟全书的结构没有关系。《史记》在它的书里，区分为本纪、世家、列传等等，这就是类例思想在全书结构上的体现。《汉书·艺文志》更是大大地发展了类例的办法。不懂得类例，《汉书·艺文志》是写不出来的。晋，袁宏著《后汉纪》，在序文里边说：“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异，言行取舍，各以类书。”在这里，他正式提出了一个“类”字来。后来的史家，只要有所成就，总是要讲究类例的。一直到近代学者，陈垣先生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也是大量地使用了类例的方法。刘知几《史通》里，有《序例》一篇。他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此后，如郑樵，如章学诚，都是善言类例的人。我们今天写史书，也是要讲类例的。不过过去所谓类例，基本上是形式逻辑的，我们不能以此自限，而要讲点辩证法。

客乙：章学诚所谓记注和撰述，圆而神和方以智，是否跟史书的体裁有关？

答：记注和撰述，是对历史记载之最大的分类，是从性质方面说的。圆而神和方以智，是从历史记载的成就或应有的要求说的。记注和撰述，两者的性质不同，但在体裁上是可以相通的。比如记人、记事、记言的体裁，编年的体裁，在记注里可以有，在撰述里也可以有。但其他的体裁，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文化史，撰述里有，记注里恐怕就不会有了。章学诚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这是对撰述和记注，分别提出了要求，而事实上记注不一定就能做到方以智，撰述也不一定就能做到圆而神。他批评后来的纪传体史书的作者，“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运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符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允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之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这可见记注性质和撰述性质的各种体裁的历史记载，应该分别有方以智和圆而神的要求，各种历史记载应该在这种要求下来提高水平，但在一定的情况下后两者并没有跟各种历史记载的体裁有必然的联系。

章学诚的上述论点，对史书的编撰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他提出了记注和撰述的区别；第二，他提出了记注和撰述应分别担当的任务；第三，他提出了史书编撰的改革方向。《文史通义》的《书教》三篇，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他的这些看法。

章学诚说：“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于官而官守其书。观于六卿职事之义，而知古人之于典籍不惮烦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即如六典之文烦悉如是，大宰掌之，小宰副之，司会、司书、太史又为各掌其贰。则六典之文，盖五倍其副贰而存之于掌故焉。其他篇籍，亦当称是。是则一官失其守，一典出于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征于副策。”他认为，这是“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的情况。这里所谓记注，有类于我们现在所谓政府档案或原始的官方记录，而又是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官方职掌。

他说：“至官礼废而注记不足备其全。《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之始末。”这是说，“三代以下记注无成法”的情况，但《春秋》和《左传》所依据的材料仍旧是记注，不过这时采用的记注要到各方寻找，不像过去那样的集中了。至于《春秋》和《左传》所做的工作，则是撰述的工作，而不是记注。把史料性的记注和创作性的撰述互相区别，这是章学诚在论史书编撰时很重要的一个看法。

章学诚阐述方以智和圆而神的论点说：“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方，是说要有一定的体例，使其可以具备各方面的记载。这需要记载者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也表达了或储存了很多的知识，所以说是“似智”，说“智以藏往”。圆，是说作者有“别识心裁”，不为成例所拘，而能运用自如。因为表现了撰述者的远见，所以说是“拟神”，说“神以知来”。

《尚书》基本上是官文书的汇集。但章学诚认为，这书既经过了孔子的编定，性质就很不同。他一再用以阐述圆而神的意思。他说：

“《书》取足以微征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矣。”

“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此《尚书》之所以无定法也。”

“《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

他又以此意来评论袁枢的书，说：

“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这几段话，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圆而神的意思。在最后一段里，他所说“按本末之为体也”云云，是对于纪事本末体提出的要求，不是说袁枢已经达到这种要求。他提的这种要求，可以说是圆而神的主要内容。他对于圆而神的要求，可以说是他对于史书撰述的最高要求。

章学诚在史书编撰上提出了对国史和地方志的改革，对国史的改革，即对纪传体的改革。① 他主张效法《尚书》，“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② 以本纪为经，以传为纬。③ 传要记事记言，要包括《史记》那样广泛的内容，但不要像《左氏》那样有许多以文徇例的浮文，不要像《史记》那样有八书、三十世家的区分。在传的统一名称之下，“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他认为这样，“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

章学诚的这些看法，对我们编撰史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值得认真地研究。我的粗浅的看法，认为编撰不拘成例，不是不要例，而是不要拘泥于死板的框框，要按照具体的情况有所调整。方圆不可求全，可有适当的分工，但也不是有一条截然的鸿沟，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的。特别是在讲圆的时候，也须有一定的方为基础，才可能更好些。最重要的是，无论是通史、断代史或专门史，总须在特定的范围内有一个全局的看法，然后才能谈到圆而神。圆是很不易的，神就更不易了。“神以知来”在章学诚还只能是一句抽象的话，我们则须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得具体的成绩。自司马迁倡言“述往事，思来者”，直到章学诚的“神以知来”、“欲来者之兴起”，都是我国史学传统中的光辉思想。过去说“知来”，是很难做到的。现在讲知来，是可以做得到的。史学工作者不是向后看，而是要向前看，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我们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在主观意图上有些想法，但做得很不够。多卷本《中国通史》是一部部头较大的书，不能不有更多的考虑。短时间内也说不清楚，现在就不说了。

客甲：是否再找一个机会，谈谈历史文学的问题？

答：以后再找机会吧。《史学史研究》希望陆续发表我们的谈话，他们总还会催促我们的。我的这几次谈话，都很粗浅，一定还有错误。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一些同志的兴趣。占用了你们一些时间，谢谢，再见。

客甲、客乙：谢谢。再见！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

时间：1981年9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来客：客甲、客乙

客甲：我们又有三个月不见了，今天是不是谈谈历史文学的问题？

答：我正要找你们，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完，关于史学遗产的讨论就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客乙：历史文学是否有不同的含义？

答：历史文学至少可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三国志演义》是一部很有名的历史小说，它大量地吸收了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书里的重大情节，差不多都是有根据的。但这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东周列国志》也是根据大量的历史材料写成的，在文学价值上比《三国志演义》差得多，但也是有名的历史小说。《水浒传》写梁山泊起义的故事，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其中绝大部分情节都是虚构的，它的历史成分是很少的。历史小说的起源很古，如《穆天子传》可说是一部很早的历史小说，其中可能有相当多的历史事实，但附会虚构的成分一定不少。宋元以后，历史小说比较发展，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谈到的就不少。清人吕抚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和近人蔡东藩《历代通俗演义》是写了几千年历史故事的小说。姚雪垠的《李自成》，是当代作家写的大部头的历史小说。历史剧的种类是很多的。吴晗曾主编了一本历史剧目，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书现在总还可以找得到。吴晗是对明史下过工夫的，他搜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写成了《海瑞罢官》剧本。“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批《海瑞罢官》开始的。从历史工作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学作品，并不是历史书，但作者对历史事实的看法，他们描写史事的方法，也是可以供咱们历史工作者参考的。不过，像历史剧这类作品，还有历史小说，不是咱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历史文学。

客甲：咱们要讨论的历史文学是不是另一种含义的，是不是指历史著作中对历史的文字表述？

答：是的。咱们的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有优良的传统。特别是写人物、写语言、记战争、表世态，都有独到的地方。大家知道，司马迁是这方面的典范。《史记》的《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斯列传》、《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写得特别的精彩，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郦生陆贾列传》有这样一段记事：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从横时。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

这写了沛公和郦生之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作风、不同的语言和神情，以及会见前后沛公在态度上的很大变化。写得是很成功的。《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魏其侯失势之后，武安侯当权。有一天，武安侯同灌夫说，他想访问魏其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即武安侯）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灌夫）言。’乃驾往。又徐行。”魏其侯和武安侯都是当时很尊贵的外戚。但当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就出现了一个恭谨，一个倨傲，这刻画了世态的炎凉。在《史记》以后的历史书中，也不断地有些写得好的篇章，但像司马迁那样把历史的文字表述和高度的文字修养结合起来，是很难找的。今天，我们史学界，应该在这方面向司马迁学习，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一般的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的，人家不爱看。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改变我们的文风。尽管做起来很困难，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

客乙：关于写语言、写战争的。您是不是可以再说一点？

答：《左传》、《国语》、《战国策》，都是大量地记录语言的书。《左传》所记各种辞令，不亢不卑，柔中有刚，是极好的。《国语》说理，指陈形势，战国游士纵横驰骋，又各有特色。这些，在后来的史书里都几乎难以看到。刘知几特别推重《左传》里“吕相绝秦”等篇。“吕相绝秦”的一篇话，一直到现在还是被传诵的名作。吕相奉晋君之命，对秦晋关系表示了决绝的态度。他历述秦对晋的恩德，接着说晋已一再对秦报恩，对秦有大的帮助，最后就缕述秦片面破坏盟好及屡次危害晋国的活动，而晋国虽极力克制，希望保持和好而不可得。这是一篇谴责敌国的话，但肯定了对方的旧恩，列举了对方背信弃义的事实，雍容大雅，没有一点咒骂，没有一点火气，措辞委婉有致，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门有四科，语言是其一。战国间，游士以游说取卿相。孟子也说到跟大人物谈话时应注意的风度。这可见，重视语言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左传》等史书在语言表述方面的成就，是这个古老传统的反映。当然，这还需要作者有高度的文学水平。后来，语言的描写在史书中越来越不受重视，而在小说和剧本中却有不断的发展。咱们应该提倡在史书中写语言，而且要写活生生的语言，不是缺乏活人气息的语言。

《左传》、《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以写战争著名的。《左传》记各次的战役，都生动有致。《左传》记邲战，有三千多字，这是当中记战事最长的一篇，但它记到战事的本身，只有三百四十五字。这篇记载可以好好地看看。《史记》写战争，仅《项羽本纪》一篇就有很多精彩的描写。巨鹿之战和垓下之围是写得最著名的。它写巨鹿之战：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这里，写出了项羽的威武、风度、对敌的决心和震慑人心的胆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通鉴》写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都是有名的篇章。它写刘裕伐南燕，韦孝宽守玉璧，都写得很出色。它写李愬雪夜入蔡州是这样写的：

辛未，李愬命马步都虞侯、随州刺史史旻，留镇文城。命李祐、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进诚将三千人殿其后。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食乾糒，整羁靮，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

复夜引兵出门。诸将请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失色。监军哭曰：“果落李祐奸计！”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

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鹅鸭池。愬令击之，以混军声。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壬申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鸡鸣雪止。愬入居元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尚寝，笑曰：“俘囚为盗耳。晓当尽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济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听于廷。闻愬军号令曰：“常侍传语。”应者近万人。元济始惧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

这写的是战争，但写出了一幅恬静的雪夜行军的画卷。所写李愬的沉着、机警、严整的军纪和准确的奇袭，都是在悄然无声中进行，但每一活动又在抓住人们的心弦。过去的中学语文课本中选了这一篇做教材，我看还应该把它推荐给大学历史系学生，请他们好好诵读欣赏。

我想附带在这里说一下。近来，我有个想法。我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说历史知识、历史教学，还应该强调历史教育。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一，是要让年轻一代懂得做人的道理。第二，是要他们懂得历代的治乱兴衰，培养他们的政治兴趣，关心当前的政治形势。第三，是历史前途的教育，要引导他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有一些人认为，历史只是讲过去的事情，跟现在没有关系。这是错误的看法。学历史，固然要了解过去，但了解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观察未来。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历史工作者对未来都能作很好的观察，但我们应该要求，对人类的未来，对祖国的未来能作比较清醒的观察。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明天是今天的发展，这是不能割断的。我们要把历史科学这个工具掌握起来，要有深刻的理论分析，但绝不能不要求文字上能善于表述。文字作为宣传的手段，比口头的讲解要更广泛、更持久。文风问题还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

客甲：这些年，对于历史的文字表述，确实不注意。短时间，文风恐怕改不过来。但只要大家认为需要改、努力改，总还是可以改过来的。关于历史的文字表述，是否还有别的问题可以谈一谈？

客乙：记得顾炎武的《日知录》里有“文章烦简”和“《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的专条，是否都是关于历史的文字表述之重要问题？

答：史文烦简，是一个争论颇久的问题。汉献帝因《汉书》篇幅过多，命荀悦删为《汉纪》，把一部百卷的书改写为三十卷的书。刘知几说这书，“历代褒之，有逾本传”。这还是因为《汉纪》简约，读者认为比《汉书》方便，不一定就是以文字的烦简定两书的高下。晋代干宝评论各家史书，特别推重《左传》，说它“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这就有意识地以简约为高了。另一个晋代人，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有五十万字，而班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却写了八十万字，“是班不如马也”。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烦简定史书的优劣。因此，文章烦简就简直是一个大问题了。

刘知几著《史通》，有《烦省》一篇。他认为史书的烦简，同历史条件有关。古代的史，因为记载少，各地的消息不灵通，就不容易把书写成较多的篇幅。后来的材料多了，交通比较方便，史书的篇幅就易于多了起来。刘知几认为，不应当拿篇幅的多少，定史书的高下。如果说《左传》写得简，但书里边也还有一些不必写的东西。如果说《汉书》写得繁，也有一些重要的史事不见于记录。他指出：“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这是说，杂乱的记载是繁，该写的不写是省，都是不对的。他在《书事》篇中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这段话对史文的烦简，说得比较公平，可以说没有什么偏见。但魏晋以后的文风，偏于浮华，因而刘知几在《史通》的《浮词》、《叙事》、《书事》、《点烦》等篇，都特别强调一个“简”字。在《叙事》篇中，提出来文章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他接着又说：“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这所谓“用晦”有突出重点的意思，也有含蓄和凝练的意思，好像类似于概括，但跟概括的意义又不相同。他举的例子，如说“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如说“启呱呱而泣，予不子”，这或用比喻表现百姓的哀痛，或用顾不上家庭私事以表示禹以全力去治水。但像这类例子，似乎还不能说明“用晦”的表述方法。

顾炎武的“文章烦简”说：“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顾炎武提的这个“达”字，比刘知几对烦简的看法，要更加明确。在具体的论述中，他对于不适当的简，说得比较多。他说：“《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他又说道：“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余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他又引了《孟子》的两段话如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良人之所之也。”

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顾炎武认为，写这两段故事，“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他接着说：“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刘器之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顾炎武的话说得很好，对史文烦简有较深的理解。

史文烦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问题，对材料的取舍问题。仅就文字方面来说，今天我们也有一个烦简问题。有时候，我们写史学论文或历史书，泛论多，也有一些没有根据的话，也有以经典词句代替史事的地方，这都是失之于烦。另外，写得不透，写得不具体，写得囫囵吞枣，这都是失之于简。这两种毛病往往在同一作品里都可出现。现在有些书，题名为简明什么。既简而明，是好的。但有的书，虽称为简明，简则简矣，明则未也。乍看起来，史文烦简只是个写得多少的问题，实际上很复杂。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既要有清醒的认识，也要认真付出点工力。

客乙：史文烦简问题，咱们谈得不少了。是否可以谈谈“于序事中寓论断”呢？

答：这是史论和史事间的关系之表达形式问题。《日知录》卷二十六的“《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原文如下：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事实上远比顾炎武所说丰富得多。《史记》中这样的例子，到处可见。例如，《万石张叔列传》写万石君石奋的恭谨家风，极为深刻。它写万石君的长子建和少子庆的故事：

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

它写的是石家兄弟恭谨的憨态，也写的是他们善于做官。他写的好像只是细琐小事，却反映了朝廷上的政治气氛。1961年，我写了一篇《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在1980年第1期《史学史资料》，我再一次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里说得比较详细。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找出来看看。

史论的形式，可以有好多种，可以是夹叙夹议的，也可以是专论的。《史记》的《伯夷列传》、《货殖列传》、《平准书》等，都是夹叙夹议的佳作。《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的序，也都是指陈一代形势的重要论著。《汉书》中也有一些好的史论。《公孙弘传·赞》，综述了汉武帝和汉宣帝时期人才之盛，是一篇好文章。《文选》在《汉书》中选上了这一篇，是有道理的。《后汉书》作者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他的《党锢》、《循吏》、《宦者》各传的序，写得确实不错。隋唐以下，魏徵、杜佑、司马光、欧阳修、郑樵、马端临的史论，都有精彩之作。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都发展成为史论专书的杰作。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是有名的政论书，也是有代表性的史论书。清代末叶以来，关于史论的著作就更多了。这都有待于研究和整理。

在50年代，我们曾有过关于史与论的讨论。最近，还有人提起这个问题。就整个史学工作者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占有大量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分析综合，得出新的结论，这是不可怀疑的科学方法。就文字表述形式上说，论在史前也好，论在史后也好，于序事中寓论断也好，总不能离开历史事实而发空论。1934年5月1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的决定中说：“苏联各学校中的历史教学情况不能令人满意。教科书和教学本身，都流于抽象化和公式化。在本国史的教学中，不是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和依照年代次序叙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而是向学生讲授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像这个决定里指出的毛病，我们在多少年来不是没有的。这两年，情况好得多了。以后，总还要好些。要言之有物，这是一个水平问题，是要付出劳动的。

客甲：咱们是不是还可以谈得更广泛一些，谈谈史和文的关系？我们说的史，是指历史本身或史书，文指文学作品和各种体裁的文章，也包括诗词曲等在内。

答：关于这个问题，咱们主要谈谈“文中见史”的问题。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社会现象，在史书里未必有正式的记载，但在一些文章里面倒可以反映出来。例如，李斯《谏逐客书》是一篇有名的文章，但文章里所反映的历史情况并不是都被注意到的。文章说：“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蜀之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这可见，远在灭六国之前，秦王政已是这样的奢侈享乐，而后来做了皇帝，只是把这种生活更向高度发展了。贾谊《陈政事疏》，说秦俗“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这说的是商鞅变法对秦国风俗的影响，是一条很重要的社会史料。可能有些夸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情况。《史记》、《汉书》分别收录了这两篇文章，也是“以文见史”的意思，但司马迁、班固对这两篇文章的着眼点，不会完全跟我们相同。我们对这两篇文章，还可以另眼相看的。历代这样的文章很多。看这样的文章，比看正式的历史记载，还会感到更为具体。《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衡》等书，收集了当时所认为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有不少文章是可以反映当时的历史情况的。《明经世文编》和《清经世文编》收集了当时有关政治经济的大量文章，都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历史的诗文集数量很大，我们很难阅读得太多。但对历代的总集，是应该阅读的。历代各大家的作品，也应该有选择地阅读。章学诚把《太和通选》说成是以“词章存文献”，认为是通史的一种体裁。他论方志的体裁，主张立“文征”一体，就是要以文见史。

客甲：文中有史，是不是由来已久？

答：《尚书》里边收入的誓、命、训、诰，金文里的很多铭词，都是当时的文，这些文反映了重要的历史内容。《诗经》里，《周颂》、《商颂》和《大雅》都有不少篇章是有历史内容的，有些篇简直可以说就是史诗。

客乙：在后来诗人的作品中，在大家熟知的杜甫的作品以外，是否也有大量反映历史内容的东西？

答：反映历史情况的诗篇是大量的。如果我们善于发现，不少诗篇都可供我们做研究历史之用。当然，作为诗篇，总不免有夸大的地方，但被夸大的东西，往往是突出了历史的问题，这要善于分析。

唐代诗人元稹有一首《织女词》，其中有句云：“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这很少的十四个字，活画出工艺世袭的顽固性。因为技术只能为一家一姓所占有，只许传儿子，不许传女儿。这个东家没有儿子，就把挑纹的技术传给女儿了。也正因为这样，两个女儿就不能出嫁，一直等到头发白了，还要待在父亲的家里。这是关系到工艺传授的封建性问题，关系到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像这样的材料是很重要的，在历史书里就不容易找出来。

唐代又一诗人白居易，有《朱陈村》诗：

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扎扎，牛驴走纷纷。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多寿考，往往见玄孙。

侯外庐同志《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引用这诗，认为是唐人诗中对于农村公社的典型描写。不过他认为，诗人在这里将村社美化了，“男耕女织的公社中农民生活是极苦的”。这里写的是否农村公社，还可以有争议，但写出一个山村自给自足的景象，是很具体的。白居易还有一首《红线毯》诗：

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采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锯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这首诗揭露了宣州太守残酷地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织成红线毯，进奉宫中，希求皇家的恩宠。美人歌舞可以绣鞋随步没的柔软毯丝正是织工一缕一缕的血汗。“夺人衣作地衣”，写出了劳动人民的多少辛酸、血泪！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有不少反映当时社会动乱和民生凋敝的好诗。像这一类的诗篇，我们历史工作者是不能轻易放过的。在当代历史家中，陈寅恪先生善于以史释诗，以史证诗。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是这方面的力著。贺昌群先生也是长于此道的。他们的著作都可以供我们研究参考。

我还愿意在这里附带说几句话。我们高等学校的历史系课程设置，眼光太狭隘，系里开一门文选，还要规定成历史文选，不是历史书中的文章不选。就是这一门历史文选课，也不受人重视。好像这门课是可有可无的。曾经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只把历史文选看成是配合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根本不承认这门课程有它的独立性。其实，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了，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我们历史系里，应该开设各种文学课程，任同学选读。这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业务水平和写作水平。

客乙：是否有这样的作品，既可以说是历史书，又可以说是文学书？

答：这样的书是有的。您说的意思是不是将《史记》、《汉书》等书除外？当然，《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既是历史书，也可以说是文学书，但究竟是历史书。它们是历史书，而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水平。但确实有一些书，同时具备了历史书和文学书的性质，而不好说它主要是属于哪种性质的。如《盐铁论》、《世说新语》等就是这样的书。但这样的书毕竟不多。

客甲：今年1月间，您跟我们初次谈史学遗产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历史研究对象的，您是不是找个时间，跟我们谈谈？

答：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多查一些材料。我暂时还难得有这样的时间。希望能找到一个同志，就这个问题专写一篇文章发表。咱们就不一定再谈了。关于史学遗产问题的讨论，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客乙：关于史学遗产，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可谈呀？

答：咱们这几次所谈过的一些东西，当然都还有待于深入研究。我说过的一些话，不一定对。我们没有谈到的问题，也还不少。将来有机会，我很乐意跟你们再谈。这几次谈话占用了你们好多时间。你们耐心听了我的话，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对我很有启发。谢谢你们。

客甲、客乙：还是应该多谢谢您！祝福您身体健康！再见。

答：再见。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再谈历史文献学

时间：1982年7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来客：客丙、客丁

客丙：我们读到您在《史学史研究》上四篇答客问，很有兴趣。在第四篇末尾，看到您好像是不准备再谈了。我们很希望您继续谈下去，多发表几篇“答客问”。这大半年，自中央提出了整理古籍的号召后，不少人愿意参加这个工作，这跟历史文献学很有关系。您是不是可以再谈谈与历史文献学有关的一些问题？

答：去年6月间，发表了那一篇《谈历史文献学》以后，继续考虑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同志，特别是楚图南同志鼓励我，把“答客问”写下去，不只是四篇、五篇地写下去，而是要四五十篇地写下去。这种鼓励给我增加了不少的力量。尽管新意不多，但提出来跟大家商量，也是应该做的。现在我们就从历史文献学开头，再谈一些有关史学遗产的问题。

客丁：听说有些高等学校要开历史文献学这门课程，但不知要讲些什么。您是不是可以就有关历史文献学总的方面，谈一谈您的意见？

答：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还没有建立起来。从总的方面来讨论，是很需要的。但我也只能谈一点粗浅的意见。我想，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① 理论的部分；② 历史的部分；③ 分类学的部分；④ 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

理论的问题，现在考虑到的，有这样的几个方面：① 历史和历史文献；② 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③ 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④ 历史文献的多重性；⑤ 历史文献和有关的学科。

历史，指的是客观的历史，即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身；历史文献，是指关于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现象在文字上的反映。这种区别本来很明白易懂。但历史本身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主要是依靠历史文献，因而不少的人把两者混淆起来，甚至有不少有学问的人也认为研究历史文献就是研究历史。我们说，把文献作为历史资料去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资料去了解历史，这才是研究历史。如果把研究兴趣仅限于历史文献的考订，那只能说是研究历史文献，而不能说是研究历史。当然，研究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历史是有所帮助的，但两者不能等同起来。把两者等同起来，既不利于历史研究，也会把历史文献的研究目的弄模糊了。弄清楚这一点，是很必要的。

历史文献跟历史有区别，但历史的研究又离不开历史文献。从学科的关系上说，历史学包含的内容比较多。这首先是历史观点。无论是有意的或无意的，一定的史学工作总是以一定的观点做指导的。在一定的观点指导下，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和综合，可以充实原有的观点或改变原有的观点，而得出新的结论。这是史学工作经常经历的过程。史学的著作总要有一定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著作的结构，一个是文字的表述。我的看法是关于历史观点、历史资料、史书的结构和文字表述的研究，都属于史学的范围。而历史文献只是属于历史资料的范围而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史学工作中必不可缺的，但也只是史学的一部分。

历史文献作为历史资料，还有它的局限性。第一，历史文献资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考古学的资料和民间的口碑也都在史料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解放以来，古文化遗址和历代文物不断有大量的新发现，其中有很多东西可以补文献的不足。民族地区的历史、社会和民间文学的调查，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调查，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内容。研究历史，单靠文献资料有时是不够的，要把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结合起来才更有用。反过来说，离开了文献资料，单凭考古学资料，对于有文字记载时期的历史来说，也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文献的不足，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历史文献。第二，文献资料有不少失实的东西。其中，有的是由于史官的有意歪曲，有的是由于记录人的认识不足，有的是由于传闻的失误。还有由于多年的传抄、刊刻，文字上的伪误脱衍倒错也不少。像这样的材料都有待考订以后，才能使用。第三，不少文献资料是脱了线的。尽管资料内容很好，但时间和地点都不可考，都不易利用。第四，在文献资料中有一个传统的毛病，就是记载笼统，有时还多过于夸大。比方说，记载中形容社会凋零景象，爱说“十室九空”，这显然是夸张之词，是不应该轻易置信的。所有这些局限，都是需要由历史文献学的工作去解决的。

以上关于这三个问题，我说的只是老生常谈。但还是应该注意的。

客丁：对这些问题，我们确是注意得不够。特别是历史和历史文献的区别，说起来也懂得，但在工作中往往就忽略了。我记得李大钊同志把写的历史和活的历史分开，也就是这个意思。

答：李大钊同志有一本《史学要论》，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上，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第一章中就着重谈了这个问题。《史学要论》是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是百科小丛书的一种，一向注意的人很少。《李大钊选集》只收了这本书的很少的一部分。前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出了个单行本，校印得不精，但还是应该介绍给大家看的。

客丁：您说的历史文献的多重性是什么意思？这好像是一种新的提法。

答：多重性这种提法，可能不确切，我们姑且这么说。我说的多重性，第一，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从而观察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超出了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以外了。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第三，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有生命力的东西。我的意思包含两点：历史文献，从内容到形式，有不少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产生着影响，这是一点。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的政治资料以外，还有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科技资料等等。在这些资料中，也是有一些值得我们现在还可以学习的东西。这是又一点。对于历史文献学的专业工作者来说，考订文献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思想活跃一些、视野开阔一些、联系的方面多一些，对一个文献工作者来说，可能是有更多好处的。

客丙：现在是不是可以谈历史文献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答：历史文献本身有各种不同的门类，也就需要分别地同相应的学科发生联系。比如，《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农学知识，石声汉同志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就做得不错。《算经十书》的整理，需要丰富的数学知识，钱宝琮同志就整理得好。其他如《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书的整理，更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工艺知识。历史文献的工作者不可能精通各种学科，但他最好能懂得一些比较多的学科。

我在《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里的那篇文章里说：“历史文献学还包含有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等。”这句话有毛病。这些学科都有它们的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它们是历史文献学所要联系的学科，不能说它们是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究竟哪些学科同历史文献学的关系最密切，这要看具体情况。一般地说，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跟历史文献学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它们一个是讲时间，一个是讲空间，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不能离开的。当然，研究中国文献，要精通古汉语，还要精通近代汉语。研究兄弟民族历史文献，要学习有关的民族语文。

客丁：现在换一个问题谈谈吧。历史文献学有历史的部分，这是不是跟史学史差不多呢？

答：像很多事物有自己的发展史一样，历史文献也有自己的发展史。一般的看法，好像历史文献都是很死板的东西，只有这一文献跟那一文献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文献跟那一时期的文献不同，而谈不到有什么发展史。这种看法只是看到文献是一个一个的存在，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文献自出世以后所经历的长时期的变化。每一历史文献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每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不能不受前一时期的影响，也不能不影响后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联系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来看，它们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而每一历史文献都是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个体。对历史文献必须历史地看，要从各方面的联系中看历史文献，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从有历史文献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记载的就只有统治者的具体活动和思想意识。此后，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尚书》、《雅》、《颂》、《易经》以及《国语》、《世本》等都是官书。《春秋》可说是私人著作的创始。而《春秋》和《左传》也是根据官方材料写成书的。战国时期，私人著述的风气渐盛。这些著作，就一个学派内部说，往往是带有经典性的文献。在我们今天来看，也顶多不过是学术性的文献。如从数量上说，战国时期传留下来一些私人著作，较之当时的官府载籍恐怕是少得可怜。经秦火和项羽烧秦宫室之后，各国载籍多荡然无存，在《史记》里只是略存其踪迹。两汉时期，官家文书记载和档案制度逐渐具备，私人著述的史文辞赋和各种技艺书也多起来。此后，社会生产力有了进步，政权组织扩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纸术发展了，印刷术也发展了，公私载籍越来越多了。大体说来，官家载籍在任何时期都是大量的，但能得到妥善的保管而流传下来的总是比较少的，也可以说是非常少的。私家载籍，在数量上，在任何时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后，能流传下来的，显然是越来越多了。目前，有人估计现存我国古籍有若干万种，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书。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档案来说，那数量就不知比现存古籍要多多少倍。记载经验本身的长期积累，也可以促进公私文献的发展，但陈旧的积习也会顽固地阻碍文献工作的进步。研究历史文献本身的发展史，研究它们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官私文献之不同的特点及其在发展进程中经历的异同，这有助于对它们的认识，并可以从而考虑如何改善对它们的管理和传播，如何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作用，使之为各种有关的建设事业服务。

章学诚对古籍提出了“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他在《文史通义·书教下》有一段话说：

《易》曰：“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此《尚书》之所以无定法也。

这段话不大好懂。大概的意思是，他借用《易经》上的话，把载籍分为两类，并说明其特点。一类是记注，粗浅地说，就是史事的记录。记注的目的是要人们不要把过去的事情忘掉。它的要求是要详细地、没有遗漏地记述史事，它的体例有一定的规格。又一类是撰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著作。著作要展望未来的事情，对于它所涉及到的史事，有所选择取舍，在体例上没有一定的规格。记注，有专职的官来执掌，而撰述并没有设官。章学诚认为，撰述是传世行远之业，不是一般的史官所能做到的，一定要有适当的人才能办到。他认为《尚书》无定法，是符合于他所谓撰述的。他认为《尚书》的编定，如果不是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的人，是做不到的。章学诚这些议论，如对于《尚书》的看法，不一定就对。但关于记注和撰述的提法，我们也是可以借来说明历史文献方面的问题的。关于历史的记注，这是历史文献的一大类。大量的官书，和一些私人的历史记载，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文献，无论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于反映社会情况。那些有意于作伪的人，也不过是要反映伪造的社会情况。记注如现存的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贵的原始的资料，但有不少弄虚作假的东西。这类文献，总的说来，是没有加过工的资料，其可贵的地方在此，价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撰述是要知来，对于史料的运用，不是讲完备，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于作者的思想和表述的组织，这都是对史料加工提高以后的成果。这一类的文献，其中有时未免失真。但一般地说，对于读者可能有更多的帮助。它们虽非原始的东西，但往往可能比较集中地表述了历史的真相。从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以及其他学术方面的资料来看，这类文献提供的比较多一些。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只有原始资料才是更宝贵的，发现一件不经常见的文献，往往表现得相当激动，而对于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计不足。这是带有片面性的。我们研究历史文献，也要把这两类文献加以区别，分别观察它们的发展史、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史。当然，这两种分类也不是绝对的，要看以哪一类的性质为主。班固的《汉书》是撰述，但带有很浓厚的记注性质。历代官修的史书，多属于记注性质，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这是要具体分析的。

历史文献的发展史，还可以从好几方面来说。这里有历史记录条件在完备程度上的发展，有书写工具的发展，保管和传播的发展，著录和考订的发展，还有历史文献学本身也有它的发展史。

历史记录条件完备程度，指的是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等。在甲骨文里，有好多地方的记载是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的。在时间的记载上，有的只记了日，而没有记年月。有的记了年、月、日，而是在记载的开头记日，在末尾记月，紧接着再记年。例如，《殷虚书契》前编卷三有这样的写法：“癸未，王卜……在四月，佳王二祀。”在金文里，如《大盂鼎》在开端写“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三祀”。《小盂鼎》在开端写“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五祀”。这是先写月，写日，最后写年。还有一种写法，是一开头就写出年月日来。如《颂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最后这种写法逐渐成了历史文献中一个固定通用的形式。后来皇帝有了年号，又要用年号去记时间。近代中外关系频繁以后，既要用中国的历法，又要写上西历。共和国成立后，西历就成了我们记年的形式。此外，在文献上有标题，在某些文书上有事由的摘要，这也属于记载条件的范围。记载条件具备的程度，也反映了历史文献的发展水平。

书写工具，最初是用金属工具刻在兽骨、龟甲上，后来雕镂在金石上，再后是写在竹木简上、写在帛上。有了纸，书写才有了很多的方便。文献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后来有了私人的收藏。又后来，有了私人藏书家的出现。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数量最大的。近代才有公家的收藏，如学校的图书馆、地方的图书馆以及社会集团的图书馆。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保管的方法，也长期地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文献的传播，最初只是极少量的传抄，还有靠口头流传的。造纸术发明了，传抄有了便利。印刷术出现了，传播有了更大的便利。活字版、印刷机、影印术的出现，为传播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方便。文献的著录是关于文献的登记和说明，为使用文献的人提供检索的方便。文献的考订是对某种文献进行版本上和一定内容上的考证。我们平常所说的考据学，实际上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附属于各个学科之内的。对文献的考订，就是历史文献学内的考据学。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进行研究，都有它们丰富的历史内容。至于历史文献学本身，过去的前辈们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贡献。但有意识地把它树立起来，成立一门学科，这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承担的任务。我们应该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客丁：您说的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看来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但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跟史学史有什么区别，您还没有说出来，您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谈一谈呢？

答：史学史的对象包括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著的研究和历史文学，而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只讲历史文献。史学史的目的在探索史学在历代的成就及其发展规律，主要是以历代有突出成就的史书或史论为时代的标志。历史文献学所关心的，是书写工具的发展、保管和传播的发展、著录和考订的发展等，在史学史里并不占有什么地位。反之，史学史所重视的时代的代表作，从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来看，倒也不一定显得多么重要，最多也不过是一些较好的文献而已。总之，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跟历史文献的历史部分的对象和目的都不一样。史学史虽包括历史文献学，但指的是历史文献学的历史、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其他部门的关系史，而不是一般的历史文献。历史文献跟历史文献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一样的东西。区别两种类似或接近的学科，往往不容易谈清楚。不知我对你们所要我作出的区别，说清楚没有？

在工作中，还碰到有些同志问到“史学概论”同历史文献学的关系。我想在这里，也顺便谈一谈。史学概论是一个有待建立的学科，究竟要讲些什么，还有待于研究。顾名思义，史学概论应该论及古今中外的史学，为有志于史学的青年提供一个入门的阶梯。按目前我国史学界的现状，能先就中国史学来概论一番，也就不错了。我的意思是，史学概论应说到历史和历史学的含义、史学的某些重要方面、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应比较详细地有重点地论述一下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对于历史文献，不可能占很多的篇幅，但也要说出一个大概的情况。对历史文献学的内容及方法，也要说一说，要明确历史文献学在史学中的应有地位。我想，史学概论跟历史文献学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用不着多说了。

客丙：您说的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部分，是否就是目录学？

答：某些学科对研究对象的分类，是一项很重要的科学工作。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法也是图书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文献的分类也应该是历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工作。文献分类，应该有理论上的原则，有具体的处理方法，问题还相当复杂，所以应该有一门讲文献分类的学问，不妨姑且名之曰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旧日所谓目录学，跟这种分类学似不相同。目录学也讲分类，但目是书目，录是解题，一般是就书论书，提高到有系统有理论的“学”的程度的，似没有多少。分类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这跟一般对目录学的要求是不同的。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学诚所说“考镜源流，辨章学术”，都可以说是属于分类学的范围，但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关于分类学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多研究研究，我还说不出来多少意见。

客丁：目录学跟文献学不同，当然不只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如果从历史文献学之应用的方面考虑，一般所谓目录学的用处是不是显著些？

答：我去年发表的谈历史文献学那篇文章说到，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这都是从应用的方面说的。现在我们谈论的关于历史文献学的问题，比那时考虑的要多些。那篇文章所提到的目录学等，都已经作了一些说明，现在不再重复了。

以上我所提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不一定都对，是提出来跟同志们共同研究的。如果这些问题值得研究，并通过研究取得成果，对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可能多少有点用处。当然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也很艰巨，但是也很有意义。

客丙：您看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工作，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我看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有两个：一个是展开学术性的讨论；又一个是要培养人。比如说我们集合一些同志，办一个历史文献讲习班，招收几十个学员。经过几年的培养，是不是就会培养一点人才。这件事，也容易也不容易，但是应该努力。

客丙、客丁：我们很希望有这样一个讲习班的出现。我们也愿意当这个讲习班的第一批学生。

答：哪里，还要请你们当教师呢。

客丁：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您这几天一连拔了六颗牙，还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谢谢您！

答：还是谢谢你们吧。你们要是不提出问题，我也想不起来很多。

客丙、客丁：谢谢。再见！

附：《史记》新论

（一）《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

司马迁的《史记》，是大家熟知的历史名著。他在《报任安书》[1]中说，他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史记》的写作目的是研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把从古到今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大势搞清楚，成为司马迁一家之言。现在看来，司马迁自我评价的这十五个字还是比较全面的，它既表达了司马迁写《史记》时的目的要求，也概括了《史记》这部书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对《史记》这部书的最好评价。

司马迁为什么提出这十五个字？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的。

《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可以从西周末年共和执政时说起，一直讲到司马迁写《史记》时为止。平常讲历史背景，一般只讲当时几年或几十年的事情，为什么这里要讲几百年呢？因为这几百年，无论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或从历史研究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史记》的作者一方面接受了当时经济、政治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过去几百年来史学思想和历史研究成就的传统。

《史记》的写作开始于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91年前后才写完。从西周共和执政（公元前841年）到司马迁开始写《史记》，共有七百三十七年。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大变动。

西周和西周以前的历史，所记录的都是王朝的事情。尽管殷商、西周都有许多藩国，但从甲骨文来看，记载的都是王朝的活动。从《两周金文辞大系》中也可以看出，西周的作品也都是王朝的作品，没有记载诸侯的作品。《尚书》里的《商书》、《周书》也是讲王朝的活动。《诗经》里的《周颂》、《大雅》还是王朝的东西。王朝以外的历史记载很少。

从西周末年开始，王朝以外的历史记载才多起来。诸侯之国的活动，从鲁国、齐国、晋国、卫国开始，有了记载。有纪年可考的以鲁国为最早，其他国家大多从共和执政（公元前841年）以后的历史记载才有年代可考。从这里可以看出，西周末年是个变化开始的时期。武王灭纣以后，大规模封侯建国，山东东海，黄河中下游，到处都是它的侯国，同时，把周人的农业技术也带出去了。他们利用被征服的当地人民作为劳动力来开发土地，这在《诗经》、《左传》里都有记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王朝与侯国之间、侯国相互之间往来逐渐增多，矛盾也逐渐多起来了，有阶级矛盾，也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王朝与侯国之间、侯国与侯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的冲突都随着往来的频繁而增加，因而历史的记载也多起来了。从现在留下来的史书看，如《春秋》、《左传》、《国语》，早从西周末年，晚到周平王末年，记载的都是有关征伐、会盟、朝聘、往来的事情。这些历史记载反映了在当时社会经济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彼此关系的复杂化。所以，从西周末年起，特别是从东周平王起，诸侯各国的历史也开始发展起来。这个时期正像通常历史学家说的那样：周天子权威旁落，诸侯掌权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了全国。秦统治的时间很短，但战争却很多。秦汉之际，斗争也很激烈，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争霸。结果，由汉高祖称帝。此后，又从汉高祖传到汉武帝。《史记》的主要内容就是反映这些历史过程、事件和人物的。五帝和夏、商、周的事情讲得很少。

从西周末年到汉武帝统治的七百多年间，历史的变化很大，一个变动接着一个变动。从一个王国分封出好多侯国，其后又相互兼并，出现了战国七雄，随后秦又吞并六国，统一全中国。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变化呢？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如果说西周是封建社会，那么这七百多年的变化，就是从地方割据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如果说西周是奴隶社会，那么最晚到春秋末年，社会性质就开始发生变化，到汉武帝时，封建社会形成了，各种制度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汉武帝的活动，给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不管从哪一种分期的观点来看，这个时期都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

《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就是这样一个漫长的、不断变化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中国形成统一的封建大国的时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带阶段性的时期。在司马迁以前，《春秋》、《左传》、《国语》曾将春秋时期的历史作过总结，但它们包括的时期很短，只有二百四十多年，写得也不够完整。司马迁的《史记》发扬了《春秋》、《国语》的传统，综合了他所见到的历史记载，对这个变动时期的历史作了总结。从此以后，每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历史著作出现，为前代作总结。比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隋修过一次，唐初又修过一次；唐中叶时，杜佑著《通典》，把唐中叶以前的历史作了总结；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又把五代以前的历史作了总结。可以说，这个传统在《春秋》、《左传》、《国语》里已经有了，司马迁的《史记》则进一步发扬了这个传统，并为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从历史观的变化来看。在西周末年以前，人们的历史观，主要是宗教的历史观，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至上神，即最高的、主宰自然的神的看法；一是对祖先神的看法。这种对神的看法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充分反映出来。据郭沫若同志研究，殷商的祖先神与至上神是合而为一的。王室的祖先死了以后就成了最高的神，殷王都可以成为“示”，“示”就是神。甲骨文有“六示”、“十示”的字样，也就是六代、十代的祖先，在世为王，死后为神。地上的王权反映到天上就是神权，这就是祖先神和至上神统一的观念。

西周时期，对神的观念有了变化，至上神被叫做上帝，同祖先神分了家。上帝是周人的神，也是各诸侯国家的神。这就把殷人的神世界化了，凡周人的势力达到的地方，都信奉同一的神，把信仰统一起来了。同时，各国又各有自己的祖先神，周人最大的祖先神是文王。《诗经·大雅》说：“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这就是说文王老是在上帝的左右，影响、传达上帝的旨意，要子孙都跟着文王学，其他祖先神的位置都不能和文王相比。周人这种宗教观念是适应当时封侯建国的形势需要的。

尽管周人同殷人对神的观念有这样的不同，但都还是宗教的历史观。就是说，他们都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神支配的，是按照神的意志发展的。到了两周之际，社会起了变化，宗教的历史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社会矛盾增加了，有许多现象是宗教的历史观所不能解释的。随着各地侯国的发展，王权开始动摇，人们对神也产生了怀疑。虽然还不敢说没有天，没有上帝，没有祖先神，但上帝、祖先神究竟管不管事，人们有了疑问。《诗经·大雅》是西周晚年的作品，里面表现的怀疑色彩相当浓厚，不大相信上帝、祖先神能管事。这实际上是王权动摇的反映，在历史思想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随着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变化，怀疑思想也有了发展，但还是不能说不要天了，只是采取了保留的形式，表现为“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本质上是要把天道束之高阁，转而注意人道的问题了。这也反映了人们对至上神的看法有了变化。当然，这种思想并不是完全不信神了，它是同许多迷信的东西夹杂在一起的。但在当时，这就是新思想，是进步的。

另外，春秋时期对祖先神的看法也有了变化。不过这个变化比较保守一点，就是《国语》所说的：“凡有大功于民者，子孙必昌。”意思是说，当代贵族就是夏禹、后稷等人的子孙，他们将来一定要昌盛。这是贵族“轮流坐庄”的思想，已经同过去成汤或文王之子孙永远保持王权的思想不一样了。还有一种更为进步的思想认为，虽然是“有大功于民者”的子孙后代，当他做了坏事，不为人民所拥戴的时候，也一样要下台；祖先虽然没有地位，但其子孙立了大功，受到人民拥戴的，也可以昌盛。这个思想已经把祖先神推开了，认为主要要看本人的功业和威信。这比两周之际仅仅怀疑祖先神管不管事的思想又有了进步。

到了战国时代，产生了变法思想，最突出的是法家思想。从商鞅起，就不管什么上帝、先王那一套，而讲“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后来韩非、李斯都主张变法。战国末年，秦要统一全国，就大力提倡变法思想，不承认至上神和祖先神，否定旧秩序。所以，法家思想当中最突出的就是变的思想。

上述情况说明，从两周之际到秦的统一，在历史思想上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天人之际”的问题；另一个是“古今之变”的问题。天人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在人们思想上的一种反映。当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时，人们对天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也就随之变化。从统治阶级来看，天代表独断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统治阶级；从被统治阶级来看，天的统治是可以变的，是可以怀疑的，甚至也是可以用人来代替的。当商王或周天子的统治比较巩固的时候，人们对天的统治是没有怀疑的，天是高高在上具有无上尊严和威力的主宰；当人们对天的统治产生怀疑、动摇的时候，实际上反映了某个阶级或某个集团的统治在动摇，或者要灭亡。在“古今之变”的问题上也是一样，主张政权统治不变的总是快要下台的统治阶级，主张变的则是要求当权的阶级或集团。

秦统一以后，情况就和统一前不同了，它要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要把上帝复活起来。不过秦始皇的经验不多，这方面做得还不到家，他只是封禅名山大川，祭祀天神，表示他的土地、人民受之于天，可以传之万代，而他自己的统治就是万古不变的神的统治。这实际上还是祖先神的思想。他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引起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不仅人民反对他，贵族也反对他，都要起来推翻他的统治。于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出现一种新的观念，这就是项羽所说的“彼可取而代也”，刘邦所说的“大丈夫当如此也”，陈涉所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说法和秦始皇的“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是针锋相对的。

陈涉起义也还利用了一下宗教迷信思想，搞了一个“鱼腹获绫”，号召大家起来反抗秦的统治。司马迁写这个事件的始末过程很有意思，这对当时的宗教迷信思想是个讽刺，是反对天命思想的。当然，陈涉利用宗教号召人民起义，和秦始皇利用宗教统治人民有本质的区别。

陈涉起义和刘邦做皇帝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但时代很相近。秦末农民起义一发动，就有很多人起来，很快便把秦朝灭亡了。刘邦出身不过是一个小亭长，后来居然做了皇帝，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可以说是震动人心的大事，在人们的思想中印象很深。

汉初，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一些，阶级矛盾不那么尖锐。由于刘邦杀了一些大臣，同姓诸侯又图谋叛变，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起来。汉文帝设法把大的封国分成小的封国，汉景帝又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并在七国之乱平定后，取消了王国的独立地位，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才奠定下来。直到汉武帝时，专制主义的制度才巩固下来。

汉武帝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制度，从各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做了一番建树的工作。经济方面实行盐铁官卖，这是一种很重的封建剥削。因为人不吃盐不行，生产没有铁不行。盐铁官卖，就是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经营。盐价、铁价不断提高，简直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同时，他还用均输平准的名义，把大量财富集中到中央，又让商人登记财产，向他们征收财产税，隐瞒不实报的没收财产，没收商人的土地等。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用专制主义的办法，大量进行封建性的掠夺。政治方面的控制也很紧，任用了不少酷吏，囚禁对他不满的官吏。在《史记·酷吏列传》里面反映了不少由于实行严刑峻法而引起武装暴动的材料。文化方面，他也没有放过。《史记·儒林列传》讲公孙弘向汉武帝上书，说汉武帝给臣下的诏书、律令都是“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可见汉武帝很重视这两条。所谓“天人分际”、“古今之义”是什么东西呢？汉武帝所提倡的，并不是从秦以前就不断发展起来的进步思想。“明天人分际”实际上是提倡阴阳灾异的学说，也就是用“天意”来解释一切自然灾害和奇奇怪怪的事情，通过这种学说，给皇权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它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通古今之义”就是在儒家定于一尊的形式上，利用儒家经典，宣扬封建制度是永恒的，封建统治的秩序是不可变易的。他们为了尊崇儒家，有时甚至在判决案件的时候，也引证《春秋》作为断狱的标准。

由此可见，秦始皇统一以后，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看待“古今”、“天人”的关系问题，仅仅有个苗头，到汉武帝时才逐渐明确起来。这时候的“天人分际”、“古今之义”显然和秦统一以前不同了。汉武帝时期，在历史观上出现了两种思想：一种是适应王朝统治要求的正统思想，以董仲舒为代表。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意思就是天人合一，古今永恒。儒家一尊，也是董仲舒的建议。他说，现在有各种学派和议论，妨碍统一，所以要发扬《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取消各家学说，定儒家于一尊。这是典型的正统思想。和董仲舒的正统思想相反的，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派思想。司马迁继承了秦统一以前历史观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和董仲舒的思想针锋相对的。董仲舒是他的老师，他跟董仲舒学过公羊学，不过他不属于公羊学派。他主张“究天人之际”，而不同意“道之大原出于天”；他要“通古今之变”，首先肯定有变，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要“成一家之言”，就是要自成一家，而不是儒家独尊。所以说司马迁的思想是进步的，道理就在这里。司马迁不反对统一，但反对暴虐专制；他不主张农民起义，但认为搞政治要得人心，应该对人民有好处，否则，你的统治就不能巩固。有人把司马迁抬得太高，说他歌颂陈胜等农民领袖，歌颂农民起义，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但他的思想，在当时来说，的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

从历史编纂学的源流发展来看。《史记》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纪传体的书。说它是纪传体，还不能算是一个很完备的说法。二十四史中《史记》以外的书，有的没有表或志，但各书都有纪和传，所以统称为纪传体。《史记》不但有本纪、列传，还有世家、表、书。诸侯之国，或者某方面有成就的、影响大的人物都有“世家”，如《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说《史记》是纪传表志体的书，更合适些。

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来看，《史记》应该说是综合体。它把过去记载历史的各种体裁都综合起来了。虽然其中任何一种历史体裁都不是独创，但经过综合提炼，使它们相互配合成为一种完整的形式，却又是新的东西。司马迁搞出这种体裁很不简单，不是单凭他的能力就能办到的，这同长期以来的历史渊源有关。

司马迁以前，没有一部具有完整规模的历史记载。据现在掌握的文字资料和考古材料来看，最早的记载是甲骨文。甲骨文以前有没有记载？不敢说没有。现在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也有些比较早的、类似文字的东西，但材料比较少，而且不能断定它就是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算不算历史记载？从原来刻甲骨文的主观意图来看，不好说是历史记载。它的内容约有这样四部分：一部分是占卜的日子；一部分是为什么事占卜；又一部分是占卜的结果；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占卜以后的实际效验的记录。如某一天要到某地去打猎，事先占卜是“吉”，结果打猎得到了鹿、鸡、兔等，这就是占卜以后的实际效验。这一部分不是每片甲骨文都有，许多甲骨文只有前三部分。就是有实际效验部分的，当时的主观意图也不是为了载入史册或流传后世。总之，甲骨文很简单，由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四个部分构成。反映在甲骨文中的时间观念是很贫乏的，一般只有干支记日，后来才慢慢有了月，很少记年。记时间的次序是日、月、年，有点像现在西欧人的记法。甲骨文是最简单的文字记录，它初步具备了历史记载的最简单的形式，同后来的历史体裁有关系，可以说是后来编年体记载的始祖。

甲骨文的字数不多，少者几个字、十几个字，多者也不过几十个字、百把字。郭沫若同志的《卜辞通纂》中，有一片甲骨文有六十三个字；现在还发现有一百多字的，不过六十个字以上的甲骨文不多，一般只有二三十字。但金文就不同了，一方面是时间比较长，从殷商末年到秦的统一都有，而主要是在西周；另一方面字数也比甲骨文有所增加。西周时期的金文，字数在一百字到五百字左右的已有相当数量。它记载的内容比甲骨文丰富了，对事情的发展过程有了记述，还有记言的。金文在时间观念上也比甲骨文有所发展，表述时间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日、月、年，另一种是年、月、日，这是后来通用的办法。

与甲骨文、金文同时并行的还有《书经》。《商书》的著作年代问题较大，其中《盘庚》篇很古奥，不好懂，一般认为可能是殷代的东西，但也经过了后人的加工。这篇文章有一千多字，估计不会是盘庚时的著作，但保存有殷代的东西。《周书》比较可靠一些，它的内容和《商书》一样，主要都是帝王、贵族的语录，但也有新的东西。其中《金縢》、《顾命——康王之诰》两篇，从历史编纂学来说，就包含有新的因素。金縢是西周王家收藏重要文件的金属器具。《金縢》就是以它为线索，叙述武王生病的时候，周公祈祷上天和祖先保佑武王，不要让他死去，并愿以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祈祷以后，他就把祝文藏于金縢中。后来成王即位，三叔叛乱，造谣说周公要取成王而代之。成王听到谣言后，对周公的信任有所动摇。当时周公到东方去了，周朝发生了大风灾。成王想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于是打开金縢看看先王留下了什么东西，不意却发现了周公的祝文。于是成王大为感动，连忙把周公迎接回来，天气又变好了，被风吹倒的树又复活了。这个记载是纪事本末体，以金縢为线索，从周公藏书到成王发书，把好多年的事情写成一篇东西，这是《尚书》中的一种特殊体裁，也是一个新的发展。

《顾命——康王之诰》，现在的本子古文《尚书》是两篇。今文《尚书》有争论，有人说是两篇，有人说是一篇。不管两篇还是一篇，文章却是连续的。《顾命》是成王临死前对大臣的遗嘱。《康王之诰》是写大臣受遗命之后，迎康王即位时，康王讲的一番话。这两篇东西内容都是成康之际的记载，但有两种性质：一种是纪事本末体，写的是成王去世、康王继位的经过；另一种是记述成王留遗嘱和康王即位时的典礼，写得相当具体，文章很好，把繁琐的事情写得很有趣。这也是纪事本末体，是记述典礼最早的一篇东西。《尚书》里的这两篇文章是纪事本末体的始祖。不过，《尚书》有个大缺点，一般不记年、月、日，因为它是官方文书，不是为了写历史而保存下来的。

《诗经》里面也有新的东西。现在文学家讲《诗经》，一般认为《国风》最好，价值最高，雅、颂要不得，是庙堂文学。从历史家的角度来看，则恰恰相反，雅、颂最有历史价值。《国风》多是讲男女爱情的故事，历史价值不及雅、颂，而且记载也没有雅、颂具体。我们讲的雅、颂就是《大雅》、《周颂》。《大雅》里的《生民》、《公刘》都是好材料，值得注意。《生民》是讲后稷一生的主要事情。后稷的母亲没有结婚，在走路时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就怀了孕，后来生了后稷。产后，她以为不祥，把后稷扔到偏僻的地方，但牛羊都不肯践踏他；后来又把他扔到冰上，鸟儿又飞来用自己的羽翼保护他。于是，她看出孩子是个不平凡的人，才把他抱回养大。后稷很小就会种地、选种，有一套办法把庄稼种得很好。丰收以后，他又把粮食磨了，作为食物，并酿酒、烧肉，祭祀上帝，上帝很高兴。《公刘》是讲公刘建立国家的过程。这两篇是歌颂古代英雄的传说，是传记体。这种体裁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尚书》中是没有的，它在历史编纂学上又是一个发展。雅、颂是史诗，它的价值不能小看，有很多有关周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劳动情况等重要记载，在别处找不到的，在《周颂》里却有一些。把《大雅》的诗歌按歌咏对象的时代排列一下，就成了一部西周兴衰史。

总之，殷商时期的历史记载已有编年、纪事本末、记述典礼、传记等多种体裁。记述典礼就是后来的“志”，亦即《史记》的“书”。同时，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所记的都是王朝的事情。从西周末年开始，各国都有了历史记载，主要是编年史。春秋时期，历史记载最发达的国家第一是鲁国，第二是晋国，第三是楚国。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特别提出这三部书，就因为这些是当时有名的书，它们都是编年史。春秋时期的这些历史著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相传孔子所写的《春秋》，大约是在春秋末年写的，也有较晚写出的部分。春秋时期编年史的发展，可以从《韩非子》、《吕氏春秋》、《墨子》所引证当时的记载中看出来。当时的编年史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按年把一些大事记下来，但比较简单；另一种形式也是编年的，但把事情的过程记载得很细致。有人认为《春秋》是当时史书的唯一形式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最大的发展有两点：第一，历史记载不仅限于王朝的活动，对诸侯之邦的历史也加以记载。第二，各国的历史书不光记载自己国家的事情，还记两类事情：一类是记会盟的情况，包括参加会盟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另一类是记“告”，即记述别国来告知本国的事情。

战国时期，历史记载又有了进步。《左传》、《国语》都是战国初年重要的史书。特别是《左传》，从历史编纂学上看，这部书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左传》不是一国的史书，它把当时主要国家的历史都记载在一起，带有综合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第二，《左传》采用了许多不同的历史体裁。应该说，综合体不是从司马迁开始的，《左传》已经开始了，不过，一般讲《左传》是编年体，因为编年体是它的主要体裁。此外，也有纪事本末体，如把晋文公重耳出亡和周游列国十八年的历史记在一起，这就是纪事本末体。第三，记言和记事糅合得很好。总的讲是按年记事，但对事情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议论，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另外，还有一本书叫《世本》，记载王、侯、卿、大夫的世系。这本书是战国时期写成的，汉朝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到此为止，历史编纂学上已出现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三种体裁。《四库全书》把历史书主要分成这三大类。编年体以年为主；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纪传体以人为主。

《史记》以前的历史记载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呢？甲骨文就不必说了，这条和那条不相干，各自独立。《诗经》、《书经》每篇也是各自独立的。《春秋》是按年编的，但在《春秋》中看不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左传》通过研究可以看出事物之间的联系，事情的记载始末有些照应，但从全书看，记载也是比较杂乱的。所以，《史记》以前历史著作的形式，虽然具备了各种历史记载形式的萌芽或幼稚状态，但不完备，记载历史事件缺乏内在联系，甚至外部的、表面的联系也不多，而彼此孤立的、片断的记载比较多。

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这就是历史知识和争鸣的各学派有了很密切的关系。当时，各派思想家运用历史知识作为思想资料，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运用西周的历史资料，把西周初期的制度理想化，提出复古的主张。道家的始祖老子就是历史家，是柱下史，他对社会历史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墨家讲三表，以“本”、“原”、“用”为判断事情的三个标准。“本”作为其中的一个标准，就是讲办事要上考历史，要合乎诗书上记载的古圣先王的行为，否则就不大可靠。法家韩非子的著作，有好多篇就是把历史故事分门别类地排列起来，如《说难》就是用历史故事说明他的论点。先秦诸子的著作，无论哪一部书都是言行录，主要记载这个学派奠基人的主要言论、主要事迹，还记载了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的议论。比如《论语》，主要是孔子的学生记孔子的言行，但其中也有孔子学生的学生记孔子学生的言行。《韩非子》有一篇《初见秦》，有人考据说这一篇不是韩非子所作。但这里面记载的也都是韩非子的言论。《庄子》外篇记载庄子的事情很多。

战国晚期史学的发展表现在杂家的著作《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在史学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的记载大部分像历史故事类编，就是像《韩非子》那样，用历史故事来阐明自己的论点。二是《吕氏春秋》主要反映道家的思想，也有儒家、墨家、阴阳家的思想。虽然它的思想很杂，但杂而成家，有自己的主张，对各家有自己的取舍标准，打破了门户之见，有历史家的风度。汉朝的《淮南子》也是杂家，它主要也是道家的思想，但各家学说及各种历史传说都兼收并蓄。这种做法对司马迁也是有影响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论六家要指，对儒、墨、道、法、阴阳、名各家都有评价，而且相当公道。一方面司马谈是历史家，有历史家的风度；另一方面从源流来讲，他来自杂家，但比杂家更进了一步。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在政治上是针对汉武帝的儒家独尊而发的，但也继承了战国以来的历史传统。《史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记述，也表明了司马迁的政治主张。

杂家把各方面的记载都融合起来，不限于某一家和某种形式的记载。司马迁在这一点上近似他们，但超过了他们。司马迁综合了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历史体裁，写成《史记》，在书中又继承了战国以来的传统，通过历史事件发挥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体裁上说，“本纪”是从编年体来的。“世家”是记各国诸侯的历史，是从各国史来的。《史记》有很多学术方面的传记，这是独到的，后来的《汉书》在这方面不及它。以前《诗经》的《生民》、《公刘》以及战国时期史家所纂言行录之类，都是传记。《史记》的“列传”继承了这种体裁。“表”就是根据战国时期的谱牒而来的。“书”是综合论述的形式，也有一些纪事本末的形式，记述典章制度。《顾命——康王之诰》记典礼。《周礼》也是一部记载西周典章制度的书。这些都是《史记》中“书”体的来源。

《史记》对长期的历史记载，从编纂学上、历史学上作了总结，把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全国大一统局面反映到历史领域里面来了。虽然董仲舒也在学术思想上做了一番大综合的工作，但他是正统思想的代表，而司马迁的指导思想则是和他针锋相对的。司马迁的贡献是带总结性的，是突出的，是长期的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二）“究天人之际”

《史记》在史学上的贡献，我们前面已说过，也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十五个字。现在先说“究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主要是指他的世界观而言，其中也包括历史观。根据《史记》的内容，这个问题可以分几点谈：

1. 司马迁把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加以区别

阴阳五行的说法，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在阴阳五行之说刚刚兴起的时候，它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但到后来，它变成了唯心主义的东西，变成了宗教迷信。无论什么事物，它都企图用这五样东西去说明，对任何天地自然现象都加以牵强附会，甚至用天象去解释社会现象，占卜吉凶。汉武帝时，董仲舒讲《春秋》，就专讲阴阳和禁忌。当时，董仲舒思想已成为儒学的正宗，是汉武帝为首的汉皇朝所大力支持的。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正统儒学相对立的。董仲舒把天和人结合起来，标榜“天人感应”，司马迁却要把它们分开。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引用了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司马谈概括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要点，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但下面还有一句“未必然也”——不一定是这样。紧接着，他又说这“使人拘而多畏”，好像一举一动都有阴阳管着，什么事情都叫人害怕。这个批评，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再往下，他又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认为阴阳家的可取之处就在于提出按照四季运行的规律从事生产活动。司马迁既肯定了阴阳五行学说中论述自然现象的部分，又批判了“使人拘而多畏”的阴阳禁忌学说。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还批评了阴阳五行家的“星气之书”。所谓星就是占星，气就是望气。阴阳五行家认为天上的星象决定着人间的祸福，所以有所谓“占星术”。望气则是通过对气象的观察，以推断人的吉凶。例如，吕后就曾说，汉高祖外出，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能找到，因为汉高祖头上有云气。司马迁不赞成这类胡说，他认为“星气之书，多杂祥，不经”。意思是，这些谈吉凶祸福的都是一些不经之谈，不足为法，不可相信。

从《太史公自序》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我们能看出司马迁对天人关系持有明确的态度：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去办事，但不存在什么所谓预兆和吉凶祸福的问题。这种观点是同当时从皇帝以下广泛提倡阴阳五行的迷信风气针锋相对的。

《史记》八书中有《天官书》。“天官”原是个官名，掌管看天象，订历法。《天官书》原书失落不少，现在所见的有好多是后人补入的，但也还有司马迁原来写的东西。在《天官书》里面，司马迁记载了各种异常的天象变化，如什么时候出现过什么特别的星象，而当时的人们对这种天象变化又有什么附会的说法等。司马迁既然不赞成这些东西，为什么又要加以记载呢？这是因为当时规定了史官应该记载些什么，史官这个职务与天象历法都有联系。司马迁也学过星象学，但《天官书》中所记的各种说法不见得代表他自己的观点，我们读的时候应加以分析。

在《天官书》里，司马迁曾明确指出周幽王、周厉王以前的天象变化已不可考。他主要记述了春秋以来的天变。同时他又说，对于春秋以后的天变，各家说法不一。所以，他认为这些说法不可信，称之为“祥不法”。他还说：“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这里所说的“六经”，主要指《春秋》。他是说，《春秋》对天象变异是记载的，但并不加解释。也就是说，《春秋》对这类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这说明，在对于天象变异的态度上，司马迁和阴阳五行家有区别：阴阳五行家是加以附会，他则保留；阴阳五行家认为日、月食与人事有关系，他则认为日、月食的出现有一定的时间。这是科学的见解。他认为天象有五宫，每宫都有它所属的星宿。五宫也就是五个部位，是固定不变的，但有大小广狭的不同。还有所谓“五星”，即金、木、水、火、土，它们“见伏有时”，到一定时候就能看见，而且经过的地方，运行轨道的长短，都有一定的度数。阴阳家则不然，他们只强调五星的出没隐现各主什么吉凶祸福。司马迁懂得历法，用当时所能掌握的科学知识，否定了阴阳家的牵强附会的说法。

2. 通过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不可信

在《伯夷列传》中，对天道的否定表现得特别强烈。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举出了不少事例，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他说，有很多坏人，专干坏事，但过得很舒服，子孙后代也累世富贵；另一种人小心谨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错走一步路，但他们却多灾多难。所以他提出了质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项羽本纪》记项羽在失败之后曾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对项羽是有感情的，认为他是一个英雄，但却不赞成他这话。他批评项羽“难矣”、“过矣”、“岂不谬哉”。所谓“难矣”用了三件事加以说明：一是“背约”。他同刘邦曾约定：谁先进入关中，谁就可以称王。后来，刘邦先进入关中，项羽却背弃了关中之约。二是“怀楚”。项羽乡土观念太重，老想回江东。当时，刘邦斗志昂扬，他却想回家乡，无意西征。三是杀义帝自立。义帝是反秦的旗帜，项羽却把义帝杀了，自立为王。司马迁根据这三件事，评论项羽要抱怨诸侯和自己不一心便“难矣”。至于“过矣”，主要是指项羽自高自大，自认为了不起，不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想靠武力征服全中国，结果弄得称王五年以后身败名裂。但他至死还不觉悟，不仅不责备自己，却反说什么“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事实上，并不是天亡项羽，而是他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思想也不对头，他的失败与天无关。因而司马迁批评他“岂不谬哉”。这是司马迁认为天道不可信的很典型的例子。

有时，司马迁也用“天”字，也讲“天命”、“受命”。但是，我们看古书不能光看字面，要看它的含义。古人常用现成的字表达新的意思。在《秦楚之际月表》中，他说汉高祖能称帝“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从字面上看来，这是在称颂天，认为汉的天下是天命。但具体分析起来，这和旧观点不同。他所说的“受命”、“天命”是指历史条件。司马迁首先交代了秦代禁令繁多，严重地束缚了人民的手脚，为农民大起义提供了历史条件。然后写了秦亡汉兴的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是陈涉发难；第二个阶段是项羽推翻秦朝，即“虐戾灭秦，自项氏”。但项羽不得人心，灭了秦也不能建立他的统治；刘邦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得“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做了皇帝。司马迁把这个历史条件叙述了以后，才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可见，“天哉”就是历史条件的配合。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汉高祖是不能成功的。当然，汉高祖也有他的一套办法。

总之，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如项羽、刘邦的成败，司马迁不是宿命论者。他是从历史条件、从人事上讲“天命”、“受命”的，他认为一定的历史条件加上领袖人物的作用，才能成功。他通过对史实、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之不可信。

3. 用宗教的历史揭露宗教迷信的虚妄

司马迁在《史记》中，并不针对某种迷信说法进行批评，一般都是对迷信活动加以揭露，把事情摆清楚。这种做法很有力量。当时盛行一种阴阳学说，是战国的邹衍创始的。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邹衍“其语闳大不经”。邹衍讲宇宙开辟的来源，司马迁说，“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对邹衍所讲海外，司马迁说这是“人之所不能睹”。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便揭露了阴阳学说的实质。但他还肯定了邹衍的用意是好的，只是这种学说在以后发展起来就不好了。司马迁在《封禅书》里说，后来的方士没弄懂邹衍的学说，于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这十六个字很厉害，它说明阴阳五行学说当初就不可信，后继者又出来这么一帮子人。他对这种迷信的虚妄，作了很好的揭露。

司马迁还把五行学说结合历史来研究。邹衍讲宇宙起源是从黄帝开始的，《史记》有两个地方加以驳斥。一是《五帝本纪》中的“太史公曰”：“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他认为五行之说荒唐得很，老先生都说不出口。另一处是在《三代世表》里，司马迁说，他读了一些关于世系的记载，从黄帝以来都有年数可考，并且都按照五德始终来排队（黄帝是土德，下面依次是金、木、水、火德）。可是，“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意思是说，仔细核对一下，古文记载都不一样，互相矛盾，不可信。接着他又赞扬孔子不讲黄帝以来的年月和五德始终，认为有道理：“岂虚哉！”这就从历史上说明五行学说出于捏造，不可信。

此外，还应当谈一下《封禅书》。封禅书主要记载帝王的宗教活动。这是司马迁讲“天人之际”很重要的篇章。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讲这些帝王有好多宗教建筑（神祠），并列举了好多神的名字，而这些神都是历代帝王造出来的。另一个是讲由于帝王怕死而追求长生不老，访仙求药。通过这两个内容，司马迁一方面揭露出宗教是统治者捏造出来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指出，既然是他们捏造的，而他们又去追求长生不死之药，真是荒唐之至。《封禅书》还讲秦始皇晚年统一六国以后，到沿海各地巡行，到泰山刻石颂扬功德。对此，司马迁加了个注解：“明其得封也。”说秦始皇为了表明自己做皇帝是上帝所封的，因而要上高山，到离天近的地方，好去承受天命。“明其得封也”，这五个字很有挖苦意味。写到汉武帝时，司马迁用了很大篇幅写他找了许多人间“神仙”——方士。写起初他怎样崇拜他们，后来又怎样发现他们说谎欺骗，最后把他们一个一个杀掉。司马迁在《封禅书》里最后下了结论，说天子对这些方士的怪诞话越来越讨厌，但还是不断地找他们，希望能碰上一个真神仙，因而访仙谈道、修建神祠的事越来越多，“然其效可睹矣”。司马迁用这一句话点破了汉武帝这种痴心妄想是多么荒诞可笑，徒劳无功。

在长达几千字的《封禅书》里，司马迁用客观的笔调，描写了这些荒唐怪诞的活动，有时既不肯定其有，又不明言其无，很俏皮地用“若”什么、“若”什么的写法来表现。最后，他说自己参加过封禅的活动，也到神祠里去过，了解过方士祠官的意图，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他把自古以来侍奉鬼神的活动集中起来，“具见其表里”。“具见其表里”这五个字很厉害，说明他是洞悉这些活动真相的。他还特地指出，他这样写是为了要让后世的君子，看出一个究竟来，“后有君子，得以览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究天人之际”是针对阴阳五行之说开展的一场斗争。

4. 司马迁论天的自然观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

司马迁从几个方面论天，讲得很清楚。它的进步意义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是有明确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把自然现象和人事分开，不牵强附会，用科学知识剥掉阴阳五行家强加于人事的神秘外衣，并揭露使这些现象神秘化的各种说法的由来。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可贵的。在司马迁以前的历史著作里，对待天的问题就不像他这么明朗。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很有贡献。第二是在现实政治上，司马迁的天论也很有进步意义。

毛主席说，中国封建社会有四条束缚人民的极大的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政权和族权不分，皇帝是上帝的儿子，不是凡人；他又是神圣皇族的族长；对老百姓来说，他是民之父母。在封建制度下，在家庭里就培养人们的忠君思想。父亲就是“家君”，既是一家之长，也是一家之君。把范围扩大一些，统治者既是政权的代表，又称为“民之父母”。政权和族权就是这样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夫权实质上是族权的一部分。女子在封建家族和封建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虽然，也出过女皇帝，但那是极个别的。至于神权，更不用说，没有一个皇帝不掌握神权。他当皇帝是受神的委托，神要保护他，他本身也是神。这样一来，他既是最高统治者，又是全国老百姓的大家长，也是大宗教主，把封建社会束缚人民的四股绳索集中体现于一身，成为维持和巩固统治的命脉。

汉武帝的时候，正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完成的时候。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宗教理论也需要统一起来，需要有一套东西用来进行精神的统治，这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它是宗教的另一种形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过，罗马帝国采用了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来适应它作为世界帝国的需要。汉武帝时期的中国，比起夏、商、周、春秋、战国来，带有一定意义的世界性质，因而也需要有世界性的宗教。但这种需要并不是由皇帝下一道命令就能得到满足的。要建立这种宗教必须有一套理论。董仲舒的作用，就是适应了这一要求。他们用他们的公羊学说，制造出一种符合皇家利益的统一的宗教。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学说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正统的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

那么，司马迁的思想究竟属于哪个阶级呢？我认为，司马迁的思想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但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当权派有所不同。司马迁赞成汉武帝的统一事业，对秦始皇的统一也赞成。但是，对封建统治者无穷无尽的横征暴敛，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他都反对。封建制度这时还处在上升时期。司马迁并不反对封建制度，而反对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反对派。他要求减轻剥削，要求较好的统治，而不是打倒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他认为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会使社会动荡不安。因此，他在某些方面，对人民群众的要求寄予同情。从这个角度看，他在政治思想上是进步的。

司马迁对天的论述也有其局限性。不必讳言，《史记》并没有摆脱神秘思想的影响。它相信气数，相信祖先的善恶对后代的遭遇起作用。气数这个东西似乎有科学根据，其实，也是一种附会。他在《天官书》中曾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这里面有天文科学。可能是他从日月五星的运行中得出来的。但下面又说：“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还是把它附会到人事上去了。这还是天人感应的说法。不过，这对司马迁的历史观影响不大，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上不起什么作用。按照他的说法，天运与人事发生关系，要在很长时间内才有所表现，少则一千五百年，多则四千五百年。这和阴阳五行之学所说的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上应天象不可同日而语。

5. 注重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

既然天是天，人是人，天象和人事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呢？司马迁首先注意人谋。比如，历史上的一些战争，作战的双方历史条件一样，具体情况也差不多，但胜败不一，甚至有时强者败，弱者胜。道理在哪里？司马迁认为取决于人谋。前面讲过，司马迁不同意项羽所说的“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他举了好多事实说明项羽的失败不是天意，而是人谋上出了问题。我们试把《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对照着阅读，就可得到很大启发。项羽一开始就气势凌人，直到他临死还是轰轰烈烈，像个英雄好汉。刘邦就不是这样。在司马迁笔下，刘邦就显得有些赖皮。起兵前，他好酒色，不事生产；起兵后，老毛病还是常犯。尽管司马迁在情感上喜欢项羽，讨厌刘邦，但写的时候还是按照历史真实情况的。他笔下的项羽，有两件大事不如刘邦。一是项羽虽然战无不胜，但到处烧杀。他在写项羽作战时，不断用“屠”、“坑”字样。如写“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写他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写他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写他“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在《高祖本纪》里，这类事情就很少，并着重写刘邦到处安民，入关中，约法三章。这个“民”不一定是劳动人民，刘邦主要是收罗地方豪杰、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但这么一来，老百姓也沾了光。一个到处安民，很得民心；一个到处烧杀，令人失望。这是刘邦、项羽两人在政治上的很大区别，也是他们之间决定胜负的关键问题。项羽不如刘邦的另一点，是项羽不相信人，不会用人，即使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部下，也团结不住。而刘邦却善于用人，必要时甚至敢于把大权交给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人，先把这个人笼络住，然后再想办法收拾他。以上两点区别，在这两篇本纪中很突出。司马迁通过对楚、汉之争的叙述，说明战争的胜败不取决于兵力强弱，主要的是看双方领袖人物的政治眼光和所采取的措施如何。刘项之争是很典型的，刘邦弱，项羽强，但最后刘胜项败，主要在于人谋。

《史记》很多地方都讲人谋的问题。《廉颇蔺相如列传》讲秦王强索赵璧，赵王在两难之下派蔺相如奉璧使秦。形势很险恶，但蔺相如无所畏惧，拼死捍卫了国家的利益。回国以后，他又能顾全大局，对廉颇表示退让，以求团结。司马迁称赞蔺相如，说他“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的“智勇双全”，是从人事上予以褒扬。《春申君列传》写黄歇由于没有听从门客朱英的规劝，后来遭到李园的暗算。司马迁分析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几度处境危急，差一点丢掉性命，但他能善始善终，这是由于有智有谋的缘故。这些都是人事的作用。可以看出，司马迁首先注意的是人谋，看你怎么努力，怎么策划。

其次，司马迁讲“时”、“势”。“时”是时代条件，“势”是形势，两者指的都是历史条件。一般说，“时”的含义比“势”更具体点。司马迁虽然注重人谋，但并不认为光有人谋就能百战百胜，还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要有“时”、有“势”。《伯夷列传》说得很清楚：“‘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风云还需有龙虎相随，万物的作用得以发扬还要有圣人的兴起。《管晏列传》引管子叙述他和鲍叔的交情的话说：我曾经替鲍叔出主意，结果是情况更坏了，但鲍叔不以我为愚。为什么呢？“知时有利不利也。”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引老子的话说：“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这里，司马迁颇有个人遭遇的感慨。

司马迁这种重视历史条件的思想也表现在《外戚世家》中。他在《外戚世家》中说：“人能弘道，无如命何。”这里我们看到司马迁虽然强调人的力量，认为人能把道恢弘光大，但对“命”却没办法，受到“命”的限制。这里的“命”就是指历史条件。历史条件配合得好，加上人的努力，就能有所成就；历史条件不好，人纵然作了种种努力，仍可能失败。

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从《史记》看来，还是指杰出的个别人物。《史记》这部书基本上是历史人物的传记，而传记中主要是突出了上层人物。本纪十二，写的都是帝王贵族。世家三十，只有陈涉、吴广是平民。孔子不算贵族，但出身于没落贵族，他的家庭也属于上层集团。列传七十，讲平民的有《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绝大部分是将相。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帝王将相。

从今天的要求来衡量，《史记》在写人民群众这一方面是非常不够的。但在当时，他能写人的历史就不简单了。在他以前的历史记载几乎都是人鬼不分的。《春秋》记的事情主要是朝聘、会盟、征伐，这些事都与宗教活动有关。孔子的高明处，就在于能把这些活动从人事角度来加以观察。《左传》里面甚至记载了好多鬼话。司马迁却能把人和天分开，专门写人的历史。虽然他把历史发展归结到少数人身上，认为创造历史的是大人物，但比起以前来，还是进步的。

司马迁怎样估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他在《史记》里面写了一篇《陈涉世家》，把农民领袖和贵族王侯列在一起。对此，有的同志认为，司马迁歌颂了农民起义。我却认为司马迁还做不到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了决定作用，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他认为，人民群众的活动，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利钝。上层人物如果能够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就可以取得胜利；相反，如果忘记了人民群众，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那就会失败。这就是说，司马迁承认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个别的领袖人物。这就是司马迁的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是非常高的思想水平了。

《史记》有好多地方同情群众，揭发官吏的罪恶与昏庸无能。有时是委婉地表达，有时则是尽情地揭露。《酷吏列传》便是尽情揭发武帝时政治黑暗的篇章。他对酷吏下了一个评语：“以恶为治。”这四个字很厉害，又很富于讽刺意味。意思是说，这些酷吏拿作恶当统治的方法，企图凭杀人、监禁来使统治者安享太平，坐稳统治的宝座。《酷吏列传》列举了他们许多惨无人道的行为，其结果是“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这里用了“盗贼”两字。有人说这是仇视人民群众。其实，这里主要是说酷吏为非作歹，引起了严重后果。我们应当看它的具体内容，不应只从字面上推敲。接着，他又叙述某处发生了几千人的武装暴动，起事者攻城占地，夺取库房里的兵器；释放犯人，杀死官吏；还通知地方官，叫为他们准备饮食。而为了镇压暴动，政府颁布了“沉命法”，规定哪个地方发生暴动，地方官没有发觉，或者虽发觉而镇压不力的，杀头。这么一来，无论哪里发生了武装暴动，地方官都不敢上报了。结果是“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他揭露了官逼民反的实质，对老百姓起来反抗表示同情，对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进行了揭发和讽刺。

关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就讲到这里。他对“天”、“人”两方面的研究都是有贡献的。

（三）“通古今之变”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追述自己写《史记》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八个字很重要。下面从几个方面分开来讲。

1. 《史记》在编纂方面对古今关系的处理

在《史记》十二本纪里，五帝只写了一篇。夏、商、周也是各一篇，比《五帝本纪》详细。秦写了《秦本纪》，又写了《秦始皇本纪》。汉代是一个皇帝一篇，而吕后也占了一篇。表，三代有一篇，记了世系，而无年代。十二诸侯是年表，六国也是年表。秦楚之际变化很大，是月表。汉兴以来，表就多了，共有六个。越到后来，搞得越细。不要小看这些表。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体现这一要求的。司马迁每写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却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由封侯建国走到郡县制度，由地方分权走到皇权专制。虽然战国的年表里面有一些错误，可是这部分最难作。要以极少的语言概括那么多年的事情，没有历史眼光是搞不出来的。我们看，《六国年表》没有多少条，《十二诸侯年表》也没有几条。可是，表越简单，写的人越得有本事。这些表包含着很多学问，是从许多繁杂的历史事件中，挑选重要的事情，可以当做一定时期的简史来阅读的。

八书本来也应该是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但由于残缺较多，并且有相当多的部分真伪难辨，已不能显示原来的全部面貌。仅就现有的篇章而论，《平准书》集中表达了汉兴百年之间社会经济的变化，是全书中的一篇杰作。

世家自西周以后才有。从西周开始的世家有十二个。从战国开始的有四个。春秋时代还有个《孔子世家》，秦汉之际有《陈涉世家》，汉兴以后，又有十二世家。历代世家的安排也是各不相同的。

列传的第一篇是《伯夷列传》，它不仅是个人的传记，还带有列传总序的性质。《史记》的列传，从春秋时期起才正式开始。春秋时期有《管晏列传》等六篇。战国就多了，包括秦在内共有二十二篇。汉兴以后更多了，有四十二篇。春秋、战国、西汉几个时期的传记有时互相交错或综合，例如，屈原就和贾谊合传。但这种情况不多，大体上还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从《史记》的编纂可以看出：第一，司马迁对待历史是略古详今的，越古越简，越近越详。第二，他对几千年历史记载的处理是有阶段性的，这从本纪和表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把三代作成一个表，十二诸侯一个表，战国一个表，是按历史阶段来处理的。从《史记》的通体编纂上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心目中有一个古今演变的大势，眉目分明。有人说《史记》杂乱无章，这种说法不正确。

2. 《史记》对历史事件、人物评价上的历史发展的观点

在古代，认为历史是固定不变的观点是个传统观点。到了周代殷时，说“天命靡常”，天要变了。可是当它建立了统治以后，就要“亿万斯年”地永远统治下去。秦始皇更干脆，声称要“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汉代的诏书里，同样也有子孙万代的说法。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但统治阶级却不大喜欢变化。他们最怕改朝换代，他们要求永恒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却说历史是进化的，是变的。

司马迁很称赞战国时期的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把贵族的地位降低了，实现了富国强兵。司马迁称赞吴起的政绩说：“诸侯患楚之彊。”卫鞅在秦实行变法，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说：“居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对吴起和商鞅这两个人，司马迁在感情上并不喜欢他们，说他们“刻暴少恩”，但对他们变法的成绩则是肯定的。

汉兴以来，几乎没有人不骂秦始皇，因为不这样就无法说汉朝好。清代的考据学家也骂明朝的学者没有学问。后一代照例是要骂前一代的。在《六国年表》的序里，司马迁分析了战国的形势之后，指出：“秦取天下多暴。”但接着又说：“然世异变，成功大。”他对秦的成绩还是肯定的，他表彰了秦统一六国的功劳，认为这是历史上的创举。他还批评了当时的一些学者，说他们光看秦占据帝位的日子短，耻笑它，不敢说它有功绩。他讽刺了那些学者，说他们是“耳食”，不用嘴巴而用耳朵吃东西，人云亦云，无知盲从，何等可怜！

还有对所谓“封建”的看法。这个封建是指古代的“封邦建国”，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封建主义。“封建”的问题是历代学者一直争论的问题。儒家学者一般是支持“封建”的。清朝学者顾炎武曾表示不赞成恢复古代的封侯建国制度，提出了“寓封建于郡县”。司马迁也是反“封建”的。他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首先指出，西周以后，周王的地位衰落下去了，“非德不纯，形势弱也”，像西周开始时那样建立同姓、异姓诸侯国以屏藩王室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诸侯强大起来了，王室必然要趋于没落。随后，他又论述了汉初封侯建国的意义与可能。他说：“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但是，在汉朝建国一百多年以后，因为“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于是，武帝采取措施，将原有封国划小，分王、侯“百有余焉”。这样一来，封侯建国的制度逐渐衰落下去了。当时，诸侯的情况是：“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这样的侯国尽管在地主阶级中有很高的地位，但不过是收租税而已。他认为，这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朝廷是根本，是树干，强起来了，封国是枝叶，弱下去了。这样才能“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有助于全国局势的稳定。这是对汉代文、景以来直到武帝时废除诸侯封国制度的肯定。

3. 《史记》对当代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揭露

《史记》对当代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揭露，表现在许多文章里。《万石张叔列传》描写汉景帝、汉武帝时代的大官，说他们都是“恭谨无与比”，能不说话便不说话的人。他们的子孙后代也都做了大官。“万石君”的称号就是因为他家父子官高爵显。万石君姓石，长子名石建，为郎中令，管起草文件。有一次石建起草了一个文件，颁发下来后，发现里面有一个错字。他十分惶恐地说：马有四条腿，加上尾巴，马字下面应该是五画，但文件中的马字少了一画，皇帝要是问罪下来，就活不成了，他害怕得不得了。万石君的小儿子叫石庆，为太仆，是九卿之一，管御用车马，地位很高。有一次他跟着皇帝出门，皇帝问他：这车套了几匹马？他就拿着鞭子一一指着数，数完了才说：六匹马。本来一看就能知道，他还要挨个数了之后回报，其谨小慎微的程度也就可以想见。然而像这样的人却能得到皇帝的亲近尊礼，官至丞相。通过这些小故事，司马迁对当时官场的腐朽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讽刺。试想：朝廷里当权用事的都是这样恭谨自保的人，政治上能有什么朝气？

在《汲郑列传》里，汲黯是个敢说老实话的正直官吏，治理地方也很有成绩。汉武帝非常怕他，又很讨厌他。别的大臣来了，武帝很随便，有时连帽子也不戴，但汲黯来了，就不好意思不戴。有一次，武帝在汲黯面前自吹自擂、兴高采烈地讲他自己如何欲施仁义。汲黯当面揭穿其虚伪，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听后很生气，当时就变色罢朝。正是因为汲黯“好直谏”，始终不得志。

通过《万石张叔列传》和《汲郑列传》，司马迁刻画了武帝时政治风气的腐败、恶劣。

司马迁很善于通过典型人物来揭发当时社会的黑暗。公孙弘是当时儒家的头号人物，汉武帝很喜欢他。他对武帝专门阿谀奉承。武帝喜欢什么，他说什么；当面是一套，背后又是一套。《酷吏列传》里的张汤也是个重要人物，是专搞严刑峻法的。在《平准书》里，他又写了一个专门给汉武帝弄钱的桑弘羊。总之，司马迁从政治、经济、学术、司法等各个方面，选择了典型人物进行刻画，对当时的社会和汉武帝统治时的政治危机作了大量的揭发。

司马迁还写了两类将军。一类以李广为代表。《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很能打仗，有勇有智，很得士卒拥护。可是汉武帝却不喜欢他。在列传的后面，司马迁评论了这么几句话：“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和李将军对比，我们再看看《卫将军骠骑列传》。这篇列传写卫青、霍去病以皇亲国戚的关系做了大官，也立了战功。在写他们的战功时，司马迁极少对战争进行正面描述，只写了他们在皇帝诏书中所受到的表扬、奖赏、封官拜爵等。至于是否真有这样的功劳，司马迁则不加评论。对于霍去病所部士卒的优越条件，司马迁作了交代：“骠骑所将，常选”，“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在这一列传的最后，司马迁借别人的话耐人思索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青、霍去病当时如此得势，而贤大夫对他们却并不称赞。把这段评语和对李将军的评语比较一下，一褒一贬，很是明显。从这里可以看出，武帝时候任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在编排上，司马迁也有自己的意图。他把《李将军列传》放在前面，中间插入《匈奴列传》，后面才是《卫将军骠骑列传》，这并不是乱摆，其用意在《匈奴列传》的论赞里明确说了出来：“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再三申述“择任将相”的重要，指出由于选择将相不当，匈奴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

如上所述，司马迁从各方面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见盛观衰”。当人们正在热衷于吹捧武帝统治的丰功伟绩，高唱国泰民安赞歌的时候，他却看出了汉朝统治的危机已在隐伏之中。这是很不容易的。

所谓“通古今之变”也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推断过去，观察未来。这在《史记》里表现得很突出。如果我们把《酷吏列传》记述的在严刑峻法之下激起的各地农民武装暴动和《陈涉世家》对于秦末情景的描述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统治的前途，已经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4. 《史记》对学术发展变化的记载

汉武帝的时候，五经博士搞得很热闹，尊儒的风气大盛。司马迁却能从历史变化的观点，看出当时学术上的巨大变化。他主要的看法有两点：一是认为儒学已经起了变化，当代的儒学已不复是孔子之学。他对孔子之学的看法，在《太史公自序》中讲得很清楚。他认为孔子修《春秋》是为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就是说，他认为儒学原来是有原则的，有政治主张的，但是后来变了。

汉代儒学的第一个变化发生在叔孙通的时候。叔孙通是汉初有名的儒者。《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述他有很多学生，跟着他好久，却没有官做，大家都有怨言。汉高帝时，叔孙通制定了朝仪。这一套朝仪把刘邦当皇帝的威风充分地表现出来。刘邦很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任用他做大官，赏给他五百斤金子。他的这些学生也因此被封为郎官。太史公说叔孙通“卒为汉家儒宗”。可见，汉代开国时候的儒家大多是这样的人：为了做官、拿钱，毫无原则地逢迎皇帝，阿其所好。在这些人手里，儒学变了，丧失了原来的理想。

汉代儒学的第二个变化发生在以公孙弘为首的博士弟子之手。司马迁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太史公自序》中说：“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这就是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儒学变成了写文章，说空话。以上两次变化是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质变。在孔子时期，儒家有政治理想；而汉代统治者把儒学变成了空洞的说教。这也是“通古今之变”，是“见盛观衰”的一个方面。

其次，法家的学说也有变化。汉朝政治是外儒而内法，表面上讲儒家学说，标榜仁义道德，骨子里却采用法家之术。司马迁认为：法家的学说也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讲申不害、韩非时，说明了这点。他把韩非、申不害和老子、庄子排在一起，把法家与道家排在一起，认为申、韩思想归本于黄老，主张通过法实现“无为而治”，反对严刑峻法，要求不分贵贱，一律按法律评定是非。至于汉代的法，则是《酷吏列传》所描述的严刑峻法，“以恶为治”，“以酷烈为声”。法官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皇帝的欢心，因而子孙当大官，家财有巨万。所以，他认为汉代的法家也已变了味道，把原来的理想放弃了，本质已起了变化。

当然，儒法两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发生变化是必然的。这些变化，一方面适应了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封建制度下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我们不能要求司马迁在当时就能理解这些变化的历史必然性。但他仔细地观察、研究了这些变化，并通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把它表达了出来。司马迁对“古今之变”的分析概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5. 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问题上的贡献和局限性

《史记》以前的历史书都是片断的记载，像《春秋》，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这并不是挖苦。《国语》、《左传》有了一些进步，但缺乏对整个历史形势发展变化的看法，并且也只写了二三百年的事。《史记》不但写了几千年的事，而且主旨明确，对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观点。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写《史记》是为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通古今之变”便包含着这种要求。他不把历史看成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认为其中有成败兴坏的道理，并打算去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不仅在当时很可贵，就是在后来，也是难得的。这是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方面的第一个成绩。其次，他认为历史有变化，有阶段。这是历史进化的观点，也有进步意义。第三，《史记》能反映出当时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当然，他并没有达到多么高的水平，但我们也不能超越历史条件，对他要求过高。

关于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对史学的贡献，还有一两点值得提出来研究。

《游侠列传》里有这样几句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这是否意味着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封建社会法律、道德的阶级本质？我以为这几句话在客观上揭露了法律和道德的本质，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司马迁写这几句话，无疑有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历史家，他的确看到了许多不合理的事情：穷人偷一点东西就要被杀头，有钱人偷得越多，权势却越大；有钱有势也就有道德，没钱没势就是不道德。司马迁把这些客观事实当做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揭露出来，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说他已经认识到法律、道德的阶级性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家，至多不过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公道的，看着不舒服就是了，还不能说他已经懂得阶级分析了。

另外一点是：司马迁是否已经懂得用社会经济、生产发展来说明历史的发展？在《货殖列传》里，司马迁曾讲到农、虞（在山林里开矿伐木的）、工、商，这四种人都是社会生活所不能缺少的：“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他们各有所能，各尽所能，为满足各自的要求而努力生产，“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经过他们的努力，社会上的财富大量涌现出来了，“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种现象，“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此，我们要加以分析。

《货殖列传》是我国史学思想史上珍贵的遗产。它完全不理睬有神论的一切论点，专从社会经济上论述人事。它认为老百姓都有生存的欲望，都有改善物质生活的愿望，这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生活的本能推动人们去从事劳动生产，而用不着别人强迫他们去干。它指出，财富占有情况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作用，财富对社会政治关系和社会意识的作用。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再把《货殖列传》和《平准书》结合起来看。作者指出：老百姓愿意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换得物质报酬，维持生活，但当时的统治者却不让老百姓活下去，这样的统治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显然作者是同情劳动人民的。他批评了当时的政治，提醒统治者要适当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让人民活下去。这种思想当然是进步的，应该加以肯定。试问，封建社会里能有几个历史家注意到这些问题呢？但是也不能估计得太高。我们不能说，司马迁已经能够用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了，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是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还把个人追求财富的欲望提得过高了，把它说成好像是社会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动力，把思想意识的反作用说成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又回到了唯心主义的老路。

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司马迁虽然有不少值得肯定的观点，但也还有一些陈旧的杂质没有排除。总的说来，他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但在有些地方，他还摆脱不了循环论的影响。例如，他在《历书》里讲三正历法，说“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用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来说明循环的道理。在《高祖本纪》末尾，司马迁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就像是董仲舒的口气了。另外，他还相信阴德，相信祖先的善恶对后代的遭遇会起作用，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在《项羽本纪》中，他说，项羽是重瞳子，舜也有重瞳，很奇怪，“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在《白起王翦列传》中，他又借别人之口说：“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王翦的孙子王离被项羽俘虏了，因为王翦为将时杀人太多，而且“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可见，司马迁没有彻底摆脱神秘思想的影响，因而有些地方还是流露了这种神秘的观点。这是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问题上的局限性。

（四）“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在当时史学领域里是件新事。司马迁以前，历史学方面谈不到成“家”或成“派”。《春秋》之前，历史书都是官书。史官修书，有一定的规格要求。《春秋》之后，《国语》、《左传》主要是把历史材料排列起来，也很难说“成一家之言”。《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国史加以整理而成的。拿现在我们能见到的鲁国《春秋》的佚文和孔子修的《春秋》对比，可以发现内容有些不同，但大体上还是原来的东西。《国语》是由各国历史材料集合起来的，风格形式各不一样，原始材料的特点很突出，说明它还不是经过融会贯通组织起来的东西。《左传》也不是“一家之言”，当时，晋、楚、鲁三国的历史著作很出名，《左传》就是以这三史为基础搞起来的，形式上它以鲁国的《春秋》为主，但内容是有关晋国的记载最多，楚国次之。《左传》还不是一部整齐的编年史，它对各国历史的记载详略不同，而且往往一年里讲很多年的事情，不是严格按照年代顺序编排的。其他一些书就更不行了。《世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零星片断，已非原貌。《竹书纪年》已佚，现在只能从古书的摘引中辑录一些片断。过去曾有很多人推崇《竹书纪年》。其实它所记载的不一定都真实可靠，讲晋、魏、西周的事可能可靠一些。但它也是官书，很难说是“一家之言”。汉人作的《楚汉春秋》，现在也看不到了。总之，《史记》以前的历史书，就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来说，都谈不上是“成一家之言”的。

《史记》作为一部历史书，在“成一家之言”方面是个创举。“言”者，议论也，即有意表达一个人的思想主张的意思。“成一家之言”既要继承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气、传统，又要在史学领域中有所创造，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当时，汉武帝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司马迁却要来个“成一家之言”，显然是对正统儒学表示的一种抗议。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表现在下列几点：

1. 《史记》综合古今典籍及其他资料，创造出一部通史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讲过两句话：“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按照传统的解释，认为这是司马迁把《史记》比做“六经”的传。但从《史记》的实际内容来看，这句话的范围应该更广泛一些。前一句用“协”字，协者，合也，说明他认为经传是比较正确、可靠的，就是要把“六经”异传综合起来，把它们都吸收到《史记》里面去。后一句用“整齐”，则含有批判的意思，意味着百家杂语的正确性差一些。

司马迁在《史记》里，采用了哪些经传呢？

第一，《诗经》这部书首先被采用了。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谈到孔子删定《诗经》时，曾“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孔子对《诗经》的工作，也正是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所要做的。《殷本纪》、《周本纪》里面很多材料来自《诗经》。《诗经》有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好几派，他采用的是鲁诗。《儒林列传》里也提到了韩诗，但没有采用。

第二，采用了《尚书》，用伏生传的今文《尚书》，也用了孔安国的古文《尚书》。

第三是《春秋》、《左传》、《国语》。主要采用《左传》，《国语》次之，《公羊传》用得较少。

第四，采用了《中庸》、《夏小正》、《王言》、《五帝德》、《帝系姓》。这些篇章大多见《大戴礼》。

第五是《论语》。

第六是《秦纪》。

第七是《世本》。

第八是《战国策》。《战国策》这部书当时并无其名，是刘向时才有的。

第九是《楚汉春秋》。

司马迁用的经传主要是这几种。其中《诗经》、《尚书》是他写春秋时期以前历史的根据。春秋时期则用《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同时用《礼记》作补充。记孔子的事迹采用鲁语。记战国的事用《秦纪》、《战国策》。从秦末到汉惠帝、文帝用《楚汉春秋》。他采用这些书时经过了分析综合，并把古文翻成了当时的语言。

在“整齐百家杂语”方面，司马迁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整齐”这两个字，有综合排比的意思，也有批判、订正的意思。在《五帝本纪》的后面，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意思是说百家讲黄帝的事迹荒诞不经，是不大可靠的。在《苏秦列传》后面又说：“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苏秦是一个游说之士，很出名，因之，别人就常常把其他游说之士的事迹移植到他的名下。这也是对苏秦传说的批评，是很有见解的。在《刺客列传》里太史公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说一般人把这件事渲染得太过分了。下面说：“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接着就讲自己的看法，说明司马迁对百家杂语是有批判取舍的。

司马迁还利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主要是利用汉代的材料。司马迁在自序里面说：“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所谓“章程”，当时是指数学、历法和有关工艺用材、成品的规格等一类的东西，张苍有这方面的著述。上面所说的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等各种规章制度，就是所谓“石室金匮之书”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关于“明圣威德”、“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的记载。这些就是《史记》中关于汉代纪传和八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的一部分材料的主要来源。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史记变体》条，曾说《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记曹参的战功很像功劳簿；其后卷九十五、卷九十八所记当代一些功臣的战功，都是用一样的记法：详细叙述他们在哪一次战争里斩杀敌人若干，生擒若干，招降若干，并分别叙述某一个大将和他的部下各杀、擒、招降了多少敌人，最后又总起来叙述一下得了多少城，擒、斩了敌人多少大将、裨将和两千石以下的官吏，叙述得非常清楚、完整。赵翼说这都是根据汉初分封时所用的记功簿加以整理而写成的。这个看法可能符合实际情况，否则，司马迁不可能知道得那么详细。他一定利用了当时的档案，做这样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古代文字都写在竹简或木简上，后来，也有一些用布帛记载。一条竹简或木简写不了多少字，而司马迁的《史记》就有五十多万字。这几十万字是从多么浩繁的原始材料中产生的，司马迁仅仅在翻阅、整理这些原始材料上就投入了多么繁重的劳动，是可以想见的。

司马迁在写作《史记》过程中，还访问了各地名胜和历史遗迹。他生在陕西龙门，二十岁左右就外出游历，南到长江、淮河、浙江会稽和湖南，东到现在的山东（当年的齐、鲁）和徐州，西到河南、湖北，西南还到过四川南部，走过的地方相当多。他每到一处就访问当地的历史古迹和遗老。在《货殖列传》里面关于各地风俗、物产，《游侠列传》里面关于山东、洛阳等地的游侠，都有生动的叙述或记载。这些材料看来是他在长期游历中的亲身见闻，像是来自民间的东西。《史记》中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他的经历，如在《齐太公世家》里，他说自己曾到过山东，“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在《魏世家》里，他说自己曾到过大梁的故墟，那里的父老向他讲，秦破大梁的时候，曾决河引水灌大梁，三个月以后，城墙都淹坏了，魏王才出降。在《孔子世家》里，他也讲到自己到过山东，看到孔子的庙堂和孔子当年用的车子、服装、礼器等。

综上所述，《史记》的史料来源于四个部分，即：经传，“百家杂语”，档案材料和他自己的亲身见闻。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从传说时期的黄帝起，一直到汉武帝，写成一部一百三十卷的通史，这在当时，是空前的创举。司马迁创造了一个好的历史传统：每当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转折点，当一个阶段或一个朝代结束后，或是社会经济、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便有人出来把过去已经告一段落的历史写出来。比如：二十四史里大部分著作是写各朝代历史的；杜佑的《通典》是记载历代经济、政治各种典章制度的，上起传说中的唐虞时代，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以至德宗贞元十三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从政治上来看，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所以他把北宋统一以前的历史作了一个总结。郑樵的《通志》是在宋南渡时，有感于社会变化而写的，是会通历代史书的一部通史。司马迁写《史记》，正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完成的时候，这恰好是一个历史阶段。他为中国的历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史学上留下了优良的传统。

2. 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

《史记》不仅是一部政治史（当然主要是政治史），学术史的分量也相当重。这也是二十四史中其他著作所不及的。二十四史中前四史好一些，后来的便差了。

在《太史公自序》里面讲了六家要指，这是司马迁的学术总论。司马迁以前也有人讲学术，比如：荀子有《非十二子》，评论十二个思想家；庄子《天下篇》也曾评论当代的学术。可是，无论荀子、庄子，都是讲某人如何，而不是议论学派的。韩非子的《显学篇》里面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有些分析学派源流的意思，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学派的概念。《太史公自序》里引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则把学术综合为六家，也就是把学术的发展分成几种流派来评短论长，这是很不简单的。学术流派本是客观存在，但司马迁提出学派的观念，却是过去没有的，在学术史上还是一个创举。

所谓“六家要指”就是关于各个学术派别的总论。在六家中，《史记》对儒家的记载尤为详细。司马迁按照时代的先后，先写《孔子世家》，再写《仲尼弟子列传》，然后写《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是《儒林列传》，安排得相当严整。在《儒林列传》的前面，司马迁把儒学的发展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在儒家“六经”里面，他对《春秋》说得最多，《太史公自序》有好几大段都是讲《春秋》的。《十二诸侯年表》序里，讲到《春秋》之学的发展：一派是从《左氏春秋》到《吕氏春秋》，这是一个系统；孟子、荀卿、韩非这些人用《春秋》里面的事实写书，这又是一派；还有一派是汉代的张苍、董仲舒等人，从《春秋》里面引申出五行之说。司马迁对这几派都进行了评论，他在《十二诸侯年表》里指出：“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年表》，把“《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中国的历史书始于《春秋》，而在《十二诸侯年表》里，把各家对《春秋》的研究作了概括，有了评论，从而成为我国最早的史学简史。这是司马迁对儒学“六经”，特别是对《春秋》的看法。

对于道家，司马迁是很推崇的。《太史公自序》、《酷吏列传》、《货殖列传》里都说得很清楚。司马迁和他父亲所说的道家和我们今天理解的道家不一样，他在自序里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从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道家事实上是和杂家结合在一起的。按照杂家发展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比如：杂家著作的巨擘《吕氏春秋》兼采诸子之说，而以道家思想为主；在杂家著作《淮南子》里面，占主导地位的也是道家思想。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事实上也是杂家，其主导思想则是道家的思想。司马迁的政治理想是道家的，而在实际做法上，则倾向于法家和儒家的主张。

《史记》所记述的学术活动，以儒、道两家为主，同时还记载了各家的言论。如《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的有道家，有法家；《孟子荀卿列传》记载的除儒家外，还有名家、墨家、法家、阴阳家、道家；《商君列传》、《李斯列传》记载的都是法家；《封禅书》所记载的则属于阴阳家的活动。

除六家之外，《史记》里面还有兵家、数术家、方技家。如第六十四卷的司马穰苴，六十五卷的孙子、吴起，六十六卷的伍子胥，七十三卷的白起、王翦，八十卷的乐毅，以及九十二卷所记的淮阴侯韩信，这些人都是兵家。一百二十七卷、一百二十八卷记的是卜算，它和历书、天官书，都是数术。一百零五卷的医生扁鹊、仓公，则是方技。另外，《史记》也记了一些文学家，如屈原、贾谊、司马相如。在这些列传里面，还把他们的某些作品整段地记录下来。

《史记》开创了学术史的先河。《史记》以前，没有通史，也没有学术史。但《史记》的学术史和后来的学术史也有所不同。原因在于从先秦到汉初，学术有所发展，原来“学在官府”的情况有了改变，但发展还很不充分。当时的学术家和事业家往往不能分开。无论学术家、政治思想家还是兵家，他们大都既是理论家，又是实际活动家。文学家、思想家兼实际活动家的更多。越到后来，学术家和事业家的分化越趋明显。某些人虽也擅长学术，但政治活动更多一些；某些人虽也兼搞政治，但学术活动更多一些。正因为在先秦、汉初时期学术家和事业家两种身份兼而有之者居多，所以，《史记》里面专门记载学术家的传记，像《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并不多，而具有两种身份的人却不少。《太史公自序》里的“论六家要指”，有意识地记载和评论学术活动，成为当时学术史的论纲，它说明司马迁自觉地注意了学术的发展。但是，在司马迁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只在一些历史著作中得到了部分的继承。后来的史书对司马迁开创的学术史的继承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书志，如《艺文志》、《天文志》、《律历志》。《天文志》是天文学的历史，不是天象的历史。第二种是专传，即专门人物的传记，汉魏六朝都有。第三种是杂传。

3. 综合已有的史体，创立新的史书体裁

关于《史记》的体裁，在《太史公自序》的最后一段有总的说明。司马迁讲了一下基本情况，说明了各种体裁所记载的内容概要。

第一部分是“本纪”。《史记》共有十二本纪。他说本纪是关于“王迹所兴”的记载。这四个字很扼要。对于《项羽本纪》，过去有争论，有很多人批评司马迁，说项羽既非王又非帝，为什么给他写本纪？其实，“王迹所兴”四个字，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项羽曾号令了大半个天下，为什么不能写他的本纪？

第二部分是十“表”。自序里曾说：“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这是作表的原因。前者如《六国年表》，每一个国家各有自己的纪年，相互对照，成为一个表。后者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把每个诸侯王的封国、发展变化、最终结果及其年代，分别列表说明。这样排一下队，问题便清楚了。

第三部分是八“书”。自序里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说明八书以反映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为主。

以上三部分是全书的总纲。本纪以人为主，年表以时间为主，八书以制度为主。

关于“世家”和“列传”，司马迁说三十世家记的是“辅拂股肱之臣”，七十列传写的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

《史记》里面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体裁，分开来讲，过去都有。这在上文已说到了。但是，把不同的体裁有意识地相互糅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却是《史记》在形式上的创造。通史、学术史是《史记》在内容上的创造。把几千年内容极为广泛的历史事件分别用不同的体裁来表现，这是《史记》在综合运用方面的创造。拿五种体裁的相互关系来讲，本纪、表、书是总纲，世家比较详细，列传更详细。世家是为纪作注解的；列传有时为纪作注解，有时为世家作注解。纪和传的关系，可以比做“经”和“传”的关系。世家则介于两者之间。世家的内容有时起本纪的“传”的作用，有时起列传的“经”的作用。

后世对《史记》的体裁议论纷纷，批评它的人不少，认为《史记》的体裁很乱。这是由于不大懂得《史记》的特点。章学诚曾说，《史记》和《汉书》不一样，《史记》是“圆而神”，《汉书》是“方以智”。这是说《史记》对历史的表达不受形式的限制，很灵活；而《汉书》则是规规矩矩地讲史事，提供知识。也就是说，司马迁注重思想，班固则注重知识。这个评语很允当。“圆而神”的好处便在于不使内容为形式服务，不因拘于形式而削足适履，而是要求形式服从内容。这并不是说《汉书》就不好了，我们说《汉书》有它的好处，但在不受形式局限这一点上，《史记》却是高一等的。

我们了解了“圆而神”的含义，便能理解《史记》在运用体裁方面的特点了。如果按照“方以智”的标准去要求《史记》，《史记》里面成问题的地方就多了。以“本纪”十二为例，不仅项羽不应该写成本纪，其他十一篇也有问题。就拿写法来说，《五帝本纪》和后面的十一篇都不一样，写的只是传说。五帝究竟在位多少年？代表多长时期的历史？他的子孙世系如何？都没有写。《夏本纪》、《殷本纪》又是一种写法，没有年代，却有世系，某王之后是某王，有材料的就多写，没有材料的就少写。《周本纪》和《夏本纪》、《殷本纪》又不一样，不是每一个王都有年代，从周厉王开始才有年代可考。四个本纪就有三种写法，不强求一致。如果按某些人的意见来要求，这四个本纪都不能叫做本纪，因为本纪要有年、月、日，而这几个本纪却没有或不能完全合乎这一要求。《秦本纪》就更奇怪了，既然周尚未亡，为什么又搞《秦本纪》？但如果不搞，战国时期的大局就提挈不起来。为了说明秦国在战国时期的地位，提出本时期的重大问题，司马迁单独写了《秦本纪》。既然要写《秦本纪》，秦在战国以前的发展过程当然也要包括进去。所以《秦本纪》的前一部分不代表历史时期，后一部分则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秦始皇本纪》则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这是皇帝的本纪，说明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吕太后本纪》主要是记宫廷和功臣内部的斗争，没有记什么国家大事，所以只好那样写。按照后来的说法，本纪应当是编年体，应当像《春秋》一样写法，《史记》则不然。也有人认为本纪只能写大事，不能写个人生活，司马迁的本纪里却记了帝王的个人生活，把国家大事和个人生活互相联系起来写，效果更好。司马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当的写法，不拘一格，注重精神，这种办法值得学习。不像《汉书》以后搞得那么死板。

“表”是一门大学问。如《十二诸侯年表》要从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理清其盛衰大旨，是不简单的。写历史不怕写多，写少却不容易，“表”就是要用少量的文字来反映复杂的历史过程，这就需要学识。司马迁的十个表把三代以来直到汉武帝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极其概括地反映出来，这非有极高的见识不可。十表的序是《史记》的精华，用简短的文句概括了所要说明的时代的历史，并对整个形势进行了精彩的评论。《秦楚之际月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序都好得很。可以这样说，《史记》的“表”把主要线索、历史轮廓搞得清清楚楚。它的序则更是画龙点睛。

“书”，基本上不全，《封禅书》是全的。《平准书》不全，但是从传下来的部分看，写得很好。《封禅书》实际上是写汉代政治的，它揭穿了封建政治披着的宗教外衣及其对人民的欺骗作用。《平准书》主要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写封建经济的法外掠夺；一是写封建统治者对人民无穷无尽的奴役。前者是不顾法律，掠夺人民的土地、财产；后者任意攫取人民的劳动力，为封建统治集团服务。司马迁抓住了封建社会的经济问题，写得很深刻。八书里面现在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主要是这两种。后来的《汉书·食货志》，就大不如《史记》的《平准书》了。

“世家”部分，《吴太伯世家》以下的十六世家是一类，写的是贵族诸侯。《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各是一类，很难归在一起。再往后，《楚元王世家》以下三世家和《梁孝王世家》以下三世家是一类，写的是汉代宗室贵族。《萧相国世家》下面五个世家又是一类，写的是汉代大臣、开国元勋。这些写得都好。《史记》这部书并不是每篇都好，它也受到时代的限制。世家里面写春秋时期的那部分写得不好，零碎。战国时期的世家则写得好，如《赵世家》写得生动。《陈涉世家》写陈涉的成功与失败，都写得好，指出了陈涉之所以成功和失败是由于民心向背的问题。对陈涉起兵的时代背景写得很深刻。陈涉以后的失败也写得很好，说陈涉登上王位，胜利冲昏了头脑，看不起老伙伴。老乡来找，他不见面。老乡对别人揭了他的底，他竟把老乡杀了。通过这些事情揭示陈涉失败的原因，写得很生动。《外戚世家》看来没下多大工夫。写汉代几个开国大臣是下了工夫的。我们要了解汉初的政治情况，光看《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还不够，一定要看看这几个开国元勋的世家才行。《萧相国世家》讲萧何怎么明哲保身，批评萧何是刀笔吏，缺乏宰相风度，反映了汉初政治空气的不和谐。当然，其中也有说他好的地方。

“列传”七十篇。首篇《伯夷列传》并不是专为伯夷而写的，它是列传的帽子，带有总序性质。以下六十九篇大部分按照时代顺序排列，但也不完全如此。从第二篇《管晏列传》以下六篇是讲春秋时候的人，也有战国时候的，如韩非子、申不害。《商君列传》以下二十一篇是写战国时候的人。秦统一以后的，因为时间很短，和战国分不开。这二十一篇里面也有写汉代人的，如贾生。《张耳陈馀列传》以下四十二篇，除循吏、货殖等杂传以外，基本上写的是汉代人物，大体上按照时代的顺序排列。过去有人认为《史记》的列传乱，其实未必。比如《李将军列传》后面是《匈奴列传》，再往后则是《卫将军骠骑列传》。有人不理解，为什么把《匈奴列传》插在两个人物传记中间？因为这两个人物和匈奴有关系，这是司马迁有意识地按人物和事件的关系来编排的。列传里的《儒林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三篇连排，是因为三篇文章从三个方面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状况和社会面貌。《儒林列传》写汉武帝时候的学术思想；《酷吏列传》写当时的政治、司法状况；《大宛列传》写汉武帝经营西域花了多少钱，死了多少人。下面便是《游侠列传》，反映了游侠一类的人物不满现状，起来反抗，这是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必然产物。但这些人的反抗并没有得到好结果，多被逮捕，有的竟遭族诛。最后一篇是《货殖列传》。司马迁注重政治，对“货殖”好像是赞成，又好像不赞成。所谓“最下者与之争”，也就是批评统治者与老百姓争利。《货殖列传》就是讲上下争利的事。在争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上升了，另一部分人则遭到牺牲。司马迁说，“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他指出，比普通人财产多十倍、百倍的便可以高人一等，令人生畏；拥有千倍、万倍于普通人的家赀，就可以奴役人民，为非作歹。这是必然的现象，“物之理也”。总之，列传的后几篇也是《史记》的精华所在。

从历史著作的体裁来看，司马迁把过去所有的体裁综合在一起作了一个全面的安排，既提纲挈领，有本纪，有表，有书；又包罗了很丰富的材料，有世家，有列传。从历史内容来看，安排得比较好，对于读者来说，也可以做到各取所需：你要详细的可以，要提纲挈领的也可以，要发挥议论的也可以，要选择你认为重要的材料加以吸收也可以。所以，《史记》的体裁成为中国长时期内历史著作选定体裁的主要根据，是有道理的。它和编年体比较有许多长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的杰作，内容丰富，但必须从头看到尾，不像纪传体方便、灵活；没有年月日可考的事情，纪传体也可以容纳，编年体却办不到，只好采取不得已的办法加以安排。比如，写当代一个重要政治人物，有些活动可以分年写，有些就没办法分年，只好在“某年某人死”的后面，再附一篇传记。有些制度不知哪一年创立的，就说某年授某人某官，附带地说明一下官制。编年体后来不能成为主要的体裁是有道理的。刘知几说编年、纪传两者互有短长，角力争先，不可偏废，这个说法有一点偏。

司马迁综合过去史体创立的纪传体裁，是他在历史体裁上“成一家之言”的地方。就这一方面来说，是前无古人，而又为后世长期继承的。这种体裁一直到后来清朝修明史，辛亥革命以后有人写《清史稿》，都还在沿用。

4. 《史记》“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的用意在于继承《春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字上，一个是“渐”，一个是“微”。

“渐”指的是“未然”之前，也就是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但还没有成为现实之时。《太史公自序》里面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学历史、写历史有什么作用？是为了要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能看出兆头。这种思想认识比过去的人前进了一步。过去的人懂得“殷鉴不远”，如《尚书·无逸》篇就讲了殷周两代四个先王的历史故事，叙述他们如何勤劳恭谨，目的是给后代看，作为借鉴。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思想有所发展，但远不如司马迁所认识的那样深远。为了让人们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便能预先觉察，知所趋避，司马迁把掌握历史经验的意义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太史公自序》里，在“继春秋”之前，还有一句是“正易传”，也就是这个意思。易经是讲占卦的，“正易传”不是否定占卜的作用，而是告诉人们，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事实里面去预察未来。

“微”，是讲表达的方法。《史记·匈奴列传》后面“太史公曰”中提道：“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章”是明明白白地讲，“微”是隐隐约约地暗示，这是“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记当代的事情就有所忌讳，所以写春秋晚年的事，不得不“微”。在这一点上，《史记》也仿效《春秋》。司马迁对汉武帝尽管有所揭露，但多是委曲婉转的。《太史公自序》里面还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就是说用隐约暗示的方法把内心里的意思表达出来。

《史记》之继《春秋》，主要目的是“渐”，表现的方法是“微”。有时也兼而有之，如《儒林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便两者兼具。写法是“微”——委曲婉转地流露，但是要写出他所觉察到的当代社会危机，所以目的是“渐”。

“述往事，思来者。”这里，“往事”是历史，“来者”是理想；就是说，要通过叙述往事来表达他的理想。在《史记》里面，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事实，有所称赞，也有所批评，有褒有贬。传统的说法认为《春秋》有褒有贬，其实看不出来。按照后人的解释，《春秋》是有贬无褒。司马迁的《史记》却是有肯定，有否定。如他对刘邦是肯定的，但对刘邦的钩心斗角，杀戮大臣，却进行了批评。对吕后，肯定中又有揭露，他写了不少宫廷内部的斗争以及吕后怎么嫉妒刻毒，欺侮人。但在《吕太后本纪》的结尾，司马迁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称赞吕后的。对汉文帝的表扬，《孝文本纪》里虽不很明确，但在八书的《律书》中却说得很清楚：“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这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文帝时的统治是较好的。在《自序》里说到司马谈曾嘱咐他：汉兴以来有许多好事，不记下来对不起死者。看来，司马迁是执行了父亲的嘱托的。有人说司马迁的书是谤书，其实，《史记》中有很多是歌颂汉家功德的。

司马迁从不笼统地肯定或否定哪一个人。他对萧何固然有很多批评，如说萧何是刀笔吏等等，但也还是有所肯定的。如在《萧相国世家》中，称赞萧何在入咸阳时，“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这里的图书指户口册等），对刘邦取胜很有关系。对萧何向刘邦力荐韩信，也是加以肯定的。汉高祖领兵打仗，萧何守关中，后方工作做得很好。司马迁通过这三件事肯定了萧何识大体，有才干。

《史记》在“述往事，思来者”方面的成就是很值得注意的。司马迁把历史事实、自己的理想、评论三者很好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好传统。

（五）“寓论断于序事”

《史记》以“寓论断于序事”的手法，写出了深刻动人的篇章。它不是先发一套议论，再讲事实，也不是把事情说完了，再来一个架空的分析，而是通过历史过程的叙述，引导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

以《刘敬叔孙通列传》所写叔孙通为例。叔孙通是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文中有四次对他的论断。正当陈涉起义，反秦军势如破竹时，秦二世诏问博士诸生，有三十多人提出要发兵平定反叛。秦二世恼怒了，叔孙通便上前献媚说：“诸生言皆非也……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于是二世赏他帛二十匹，衣一袭，还拜他为博士。对此事，司马迁没有明文评论，但他紧跟着就写道：“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一次论断。

汉高帝时，叔孙通做的唯一大事是定朝仪。文章借鲁两生的嘴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二次论断。

接着，文章记朝仪的场面，刘邦得意忘形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司马迁借用刘邦的话，从侧面批评叔孙通，这是篇中的第三次论断。

第四次论断是借叔孙通的一批弟子在定朝仪受宠前后的话，从反面刻画出叔孙通的为人。定朝仪前，叔孙通对弟子“无所言进”，弟子皆悄悄骂他“专言大猾”。叔孙通定朝仪后，其弟子也受赏、做官，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分析《史记》对叔孙通的论断可以看出，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本事是很高明的。他结合具体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的是，他吸收的这些评论或反映又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写，落墨不多，生动深刻，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并有余味。

顾炎武曾提出两点看法，一是司马迁的文章“于序事中寓论断”，让事实本身说话；一是“太史公胸中固有天下大势”。《史记》确实如此。司马迁的这支笔以浩浩荡荡的气势，把历史事实写得既清楚，又生动。作为一个历史家是要有文学修养的，必须使历史人物活现在纸上，才能显示出历史著作的吸引力。《史记》以写人物为最好，写战争次之。

（六）空前的巨著，优秀的楷模

《史记》这部通史在它所包括的时代上，在丰富的内容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书中写贵族的很多，写平民的也不少，这是二十四史里的其他著作比不上的。司马迁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就能不仅记载上层，而且也记载下层人物；不仅记载统治集团的人物，而且也记载被统治阶级的人物，说明他的眼光是比较远大的。这一点和以后的史书比起来也是很突出的。《史记》里面不仅写男子，还记载了妇女当中比较出色的人物，如聂政的姊姊，王陵的母亲，虽没有为她们专门写传记，但写得很突出。在写妇女历史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史记》不仅写汉族，还写少数民族。他写了南越、东越、西南夷、匈奴等列传，并且不是把少数民族放在末尾，而是和别的列传穿插起来，按历史顺序编排。此外，《史记》不仅写中国，还写当时接触到的国外情况。就是这样，司马迁把他当时能收罗到的材料和书面上见到的东西，都利用起来，写成了一部从远古传说时期到汉武帝时期的通史，包括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妇女、少数民族和有关的外国。从内容的丰富、包含时间的长远来看，《史记》确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是后来史家的优秀楷模。

这样说，我们对司马迁的估价是否太高了，难道后世的历史家都不如司马迁？这似乎是有关史学进化还是退化的问题。应当承认，像司马迁这么全面地发展了史学，后来的人是很少有的。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也是后无来者的。当然，后人在某些方面的成就还是超过了司马迁的。比如班固的“方以智”，固然不如司马迁的“圆而神”，但在很多具体事实上，班固的《汉书》纠正了司马迁的错误。我们不能机械地去看待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里，讲希腊艺术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这是什么道理呢？马克思拿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来解释：“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不朽的魅力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62页）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各方面出现了空前蓬勃发展的局面，也就在这时出了一个司马迁，他的成就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精神。如果说司马迁也有毛病的话，那就是他很粗放。但他的粗放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生命力，体现了汉武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蓬勃发展的活力。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产物，这是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进化而磨灭的。它的魅力将会长存，只是后来的更加发展罢了。艺术创作是这样，历史著作也是这样。

[1].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即任少卿）的一封信。在信中，司马迁以激愤的心情叙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蒙受宫刑的冤屈，同时说明自己之所以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是为了完成《史记》的编著，“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是一篇感人很深的著名佳作。

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

（一）顾炎武提出的问题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顾炎武指出这个问题来，对于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史学，大有启发。

在顾炎武举的五个例子中，《平准书》末的原文是：“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烹）弘羊，天乃雨。’”这是借卜式的话来批评桑弘羊的法外剥夺、“兴利”害民的。《王翦传》末记客语：“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以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这是借客语来批评王翦、王贲、王离等父子祖孙三代唯知以战争杀人为事，终于必败。《荆轲传》末：“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这似是借鲁句践的话表示对荆轲行刺的惋惜，惜其术之不精、准备得不足。《晁错传》末所记邓公语是：“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邓公的话指出晁错是因忠受戮，景帝处理不当。《魏其武安侯列传》末载武帝语：“使武安侯在者，族矣！”这是借武帝自己的话来表示武安侯罪不容诛，但却逍遥法外，而魏其侯反以武安侯之诬陷而死。除了《荆轲传》外，其余四例都不只限于对某一个人的评论，还表达了司马迁讽刺当代政治的微旨。这几个例子，并不是《史记》中“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的例子，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恰好是位置在篇末。这在顾炎武，好像是有意把它们找来放在一起的。

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的或反面的话；不是光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侯外庐同志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152~153页）曾称道《叔孙通传》寓论断于序事的笔法。确实，《叔孙通传》使用了丰富的表达形式而体现了作者的论点，是很值得我们一读的。

《叔孙通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文章一开始，叔孙通就以一个面谀的人物上场。那时正当陈涉起义，反秦军势如破竹。二世皇帝诏问博士诸生。有三十多个人提出来，要发兵平定反叛。二世恼了。叔孙通上前说：

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这话很使二世喜欢，二世赏给他帛二十匹、衣一袭，还拜他为博士。司马迁对此没有明文评论，却紧跟着写道：

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

这是借秦诸生的话说出了对叔孙通的评论，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一次评论。

在汉高帝时期，叔孙通做的唯一大事是定朝仪。文章记鲁两生的话说：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

这是借鲁两生的话指出定朝仪也不过是为了“面谀以得亲贵”，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二次评论。

接着，文章记朝仪的场面和汉高帝的反应：

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这一套朝仪，服侍得汉高帝直舒服到心眼儿里去。“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高帝自己的得意忘形，也是对叔孙通的这套本事的赞叹。司马迁就借用了这一句话，作为从侧面对叔孙通的批评。这是篇中的第三次评论了。

原来叔孙通还有一批弟子跟着。司马迁写出这批人在定朝仪前后的嘴脸来。在定朝仪前，

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

到了定朝仪后，高帝很得意，

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这是借着叔孙通同伙人的话，从反面刻画出叔孙通的为人。这是篇中出现的第四次的评论了。

文章的收尾已在惠帝时期了。司马迁只记了两件事情：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闲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闲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这两件事都是“缘饰儒术”以逢迎皇帝。在这里，司马迁没有引用什么人的评论，却也正好符合鲁两生所谓“皆面谀以得亲贵”。

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在，他吸收的这些评论或反映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这样写来，落墨不多，而生动、深刻。作者并没有勉强人家接受他的论点，但他的论点却通过这样的表达形式给人以有力的感染。

在《史记》的其他篇中，如《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遗文种书，《曹相国世家》载百姓歌词，《孙子吴起列传》载李克对魏文侯语，《商君列传》载赵良语，《樗里子甘茂列传》载秦谚，《季布栾布列传》载楚谚，《魏其武安侯列传》附灌夫传而载颍川儿歌，《李将军列传》载文帝语，都有类似的表达史论的形式。而《刘敬叔孙通列传》是更集中地运用了这一形式。

（二）最基本的形式

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最基本的形式，究竟还是历史叙述的形式。有的时候，他在文章内借用了当时别人的评论或反映以表达自己的论点，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就已把论点表达出来了。对于春秋末年以后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对于秦汉的历史叙述，这样的表达形式是很显著的。

我们可以特别挑出《淮阴侯列传》来说。文章一开头，用韩信的几件逸事写他早年不遇而意志不凡。接着，通过萧何追韩信的故事，提出“如信者，国士无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这就把韩信在当时楚汉斗争中的可能的重要作用，突出起来了。接着，筑坛拜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这指出，汉军第一次有了大将。从这时一直到破项羽以前，韩信是汉唯一的大将。这正如张良所说：“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留侯世家》）在拜将以后，文章记载了韩信跟汉王的对话。韩信在这里分析了楚汉不同的群众基础、楚战略上的失计，提出了汉应有的对策。像这样针对全局的看法，不只汉诸将提不出来，甚至如张良、陈平等著名谋臣也没有提出来过。文章在这篇对话之后，紧接着说：“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这就是说，这篇对话成为汉抗楚的决策。文章给了它很高的地位。后来班固在《汉书》卷三十四、司马光在《通鉴》卷九，完全抄录了《史记》这一段记载，大概对这段记载的重要性也都是有所认识的。荀悦《汉纪》卷二基本上袭用了这一段，但结以“于是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也”，而删去“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这在分量上就差多了。

文章用最多的篇幅写韩信的战功。写他佯渡临晋、阴袭安邑以破魏，背水为阵、引成安君空壁以败赵，奇袭历下、囊沙壅水以破齐。并在破魏后写出了“破代兵、禽夏说、阏与”，在破赵后写出了“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太史公自序》说：“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司马迁是在着意写这些重大战役的，把它们写得有声有色。文章在这里，绝不像写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等的武功那样，去写斩首若干级，捕虏若干人，降吏卒若干人，所部卒斩虏若干人，定郡县若干处，得丞相、将军、二千石以下若干人。也不像写曹参的战功那样，老是写“从攻”什么、“从至”什么、“还定”什么、“从击”什么。文章写的是韩信如何指挥全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此外，文章还写了韩信对于汉王作战的支持。第一次是写汉败于彭城之后，“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使“楚兵卒不能西”。第二次是“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第三次是汉相继败于荥阳、成皋后，汉王夺了韩信伐赵胜利之军而使韩信另“收赵兵未发者击齐”。这三次的支援都是强有力的支援。可见韩信的武功不只在他自己所指挥的战场上，并且还在于投入重要力量于楚汉决斗的战场上以至于垓下的最后消灭项羽。

文章写到韩信破齐后，立为齐王，上半篇可说告一段落。在这以前，已经是“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章用具体的史实来肯定韩信的成就。到了下半篇，文章着意去写韩信对汉王的知遇之感及非其罪而死。它主要记了五件事情：二说、一擒、一斩、一烹。

二说，是武涉和蒯通的先后说韩信。武涉说：“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王之。”蒯通也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他更说韩信“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之行不通，指出“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但文章记韩信对武涉的答复是：“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韩信答蒯通是：“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向利倍义乎？”文章用这两次的对话，一方面更肯定了韩信的功高，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韩信对汉的心迹。

一擒，是汉高帝以计擒韩信。文章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文章写这一段，妙在写得不明不白。对于韩信造反，只从高帝口中说出。但紧跟着这一段记载，文章写了一句：“信知汉王畏恶其能。”这虽是写韩信的想法，但这里用一“知”字，实际上是轻轻地肯定了他这一想法。

文章在后面写韩信被斩的过程，是先写韩信辟左右、携陈之手，密语反汉。再写韩信计划“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后因舍人弟告变，为吕后诱入，“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遂夷信之族”。这一段写得很有破绽。这大概是文章故意留下的破绽。梁玉绳说：“一饭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宁负高皇？不听（武）涉（蒯）通于拥兵王齐之日，必不妄动于淮阴家居之时。不思结连（英）布、（彭）越大国之王，必不轻约边远无能之将（陈）。宾客多（陈）与称病之人（韩信）何涉，左右辟则絜手之语谁闻。上谒入贺，谋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将者亦复部署有几。是知高祖畏恶其能，非一朝夕。”梁玉绳归结于“信之死冤矣。……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萧何）文致之耳。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见《史记志疑》卷三十二）这话是很有见地的。《通鉴》卷十二袭《史记》所记韩信携陈手密语跟陈造反串写一起，就大失《史记》的原意了。

文章最后写高帝要烹蒯通的故事：

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

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

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写这段故事，也只是要写汉高帝对韩信之“畏恶其能”。因此，韩信必不可释，而教韩信谋反的人倒可以无罪了。方苞《望溪集》卷二《书淮阴侯列传后》说：“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征文以志痛也。方信据全齐，军锋震楚汉，不忍向利倍义，乃谋叛于天下既集之后乎？其始被诬以行县陈兵出入耳，终则见绐，被缚斩于穹禁。未闻谳狱而明征其辞，所据乃告变之诬耳。其与陈辟人絜手之语，孰闻之乎？信之过独在请假王与约分地而后会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释，况定齐而求自王、灭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减乎？故以通之语终焉。”这对于司马迁的文章是有较好的体会的。《汉书》卷三十四的韩信传袭《史记》之文而把蒯通的这个故事删去了，使全文大为减色。顾炎武认为，这使韩信传“寥落不堪读”（《日知录》卷二十六）。这“寥落不堪读”，不只是对《史记·淮阴侯列传》之文章上的损害，也是对全传精神上的损害。

通观《淮阴侯列传》，作者只着意写历史并不写评论，而韩信的生平既跃然纸上，他在事功上的成就及他的非其罪而死也就历历可见了。但《淮阴侯列传》的更大成功还在于通过韩信的生平，写出了当年局势由汉开始拜将定策，到楚汉对峙，到汉兴楚灭的历史发展过程，写出了楚汉对抗的矛盾到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转化。写一个人的生平，绝不脱离当时整个的局势而孤立地去写，这是《史记》的很大的出色之处。在《淮阴侯列传》里用了一小半的篇幅写韩信的非其罪而死，这在司马迁不是偶然的，这表现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侧面。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里，曾广泛使用了以历史叙述表达历史论断这一基本形式。他善于通过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去说明、论断历史问题。他着意去写一定时期中的风云人物。他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萧相国世家》、《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李斯列传》都属于这样的篇章。他同样着意去写虽非风云人物，但可供以集中反映问题的人物。他的《万石张叔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又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佳制。

（三）两两对照

司马迁善于用两两对照的方法来突出历史的问题，以见作者意旨。

我们还可以《淮阴侯列传》为例。这篇文章写韩信精于用兵而疏于自全，自以为能而有功，不措意于汉高帝的猜忌。文章写定燕赵后，汉王袭夺韩信张耳军，韩信并未因此引起了什么警惕。定齐以后，韩信请立为假王，汉王发书大怒骂，而韩信仍懵然不能理会汉王对自己的反应，方且以为言听计从。他不听武涉、蒯通的游说，也全然不理会功高震主的危机，方且“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灭项羽后，“高祖袭夺齐王军”，韩信由齐王徙为楚王，似犹未觉察自己处于危疑的地位。到了进谒被擒，他并不谢过，还说“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从此他才“知汉王畏恶其能”，而他自处的办法却是“常称病不朝从”，“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甚至于在这时候，韩信还可以跟汉高帝有这样的对话：

“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

“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

“上曰：‘于君何如？’

“曰：‘臣多多而益善耳。’

“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

“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因此，他就终不免于被害，而高帝对于他的被害也就“且喜且怜之”了。

司马迁写萧何，在《萧相国世家》里写这位“刀笔吏”出身的政治家却有迥然不同于韩信的一套办法。文章先是写：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其后，在汉十一年，

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在汉十二年，

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萧何不只随时考虑如何解除高帝的疑忌以自全，还考虑到子孙的安全。文章说：

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像这样的小心谨慎，还不免于触高帝之怒，曾被囚禁于廷尉。但这在当时究还只能算是小小的风险，毕竟是跟韩信的下场有天渊的不同。“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司马迁是有意地把韩信跟萧何对照着写的。这当然是写出了两人历史的不同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汉高帝统治下政治倾向、政治气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萧相国世家》是《史记》的第五十三卷，《淮阴侯列传》是第九十二卷。以萧韩相比，是隔了三十八卷的书来相比的。而《史记》卷一百零九的《李将军列传》和卷一百一十一的《卫将军骠骑列传》，却只是相隔一卷而对照着写起来的。中间相隔的这一卷是《匈奴列传》，也是跟这两卷有密切关系的。

在这两篇文章里，写出李广跟卫青、霍去病的出身不同、治军不同、战争经历不同，所享名声和下场也各不同。

文章写李广的出身是“世世受射”，“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后来屡次参战力征，“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卫青的仕进则是由于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文章写道：“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后来官至大将军，自己和三子都封侯，当时有人就说青：“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霍去病是卫皇后姊子，并且是“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后来就一直青云直上，“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文章写及：“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炊食与士共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之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文章对卫青治军，无所称述。对霍去病，则说：“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文章写李广的战争经历，着意去写他的勇略。写他以百骑遇匈奴数千骑，沉着对敌，使敌卒引兵而去。写他以四千骑当敌四万骑，“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在写卫青、霍去病屡次出击匈奴，并无这样的场面，也缺少对战争的正面叙述，而他们的战功多是在诏书提的。对于霍去病所部士卒的优越条件，一则曰：“请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再则曰：“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对元狩四年的出击匈奴，写道：“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接着，写了他们的战功。最后写出：“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这似乎是说，虽有胜利，而损失很重。文章又说，此后“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而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后来竟因此而无力再出击匈奴了。

文章先后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左右以为广，名将也。”“匈奴畏李广之略。”“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并记李广因受卫青督责，“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文章记卫青，则说：“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写霍去病，是写他“日以亲贵”，“上益重爱之”。

司马迁对于这三个人的记述，是显然有所轩轾的。在两篇列传的论赞里，他是说明了这样的意思的。他对李广的论赞是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对卫青霍去病的论赞是说：

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下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枘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这就点明了：《李将军列传》写的是一个将才，《卫将军骠骑列传》写的是两个为君主宠幸的没有将略的腐才。这也不只是要写这三个很不相同的将军，更写的是对匈奴战争的用非其人。司马迁在《匈奴列传》的论赞里就更明确地说出这个意思了。他说：“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缴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史记》中有不少篇是用两两相对的写法，两篇对看而意旨更明。《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张释之冯唐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和《汲郑列传》，都是可以对照着看的。至如两人的合传，如《刘敬叔孙通列传》，刘敬和叔孙通都以“口舌得官”，而两人的为人大不同，放在一篇文章里，正好相得益彰。《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的是两个外戚，但这两个外戚放在一起来写，也就更可看出两人的不同来了。

（四）细节的描写

司马迁常利用对历史人物细节的描写，有时似是不经意的捎带的叙述，而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表达出来了。

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开卷记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似是轻轻的一笔，却是点出了这个人物的特点。此后用很大篇幅写了吕不韦对子楚返国的奔走经营，就是写他不过是为了“奇货可居”。甚至于他使客著书，“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也是写他用了一种抬高物价式的办法。“贩贱卖贵”这一笔，可说就是对吕不韦的评价。

《李斯列传》开卷记：“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这个政治家的传记上，好像有点浪费笔墨，但司马迁却正用它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列传写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游说秦皇，听从赵高而立二世，上督责书，狱中上书，都不过为的是求“所自处”。列传写李斯全盛时，“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后来李斯跟赵高合谋立二世，“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一直到要腰斩咸阳市了，李斯“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都是在最紧要关头上，李斯念念不忘的全部是“自处”的利害。通观列传全篇，在一定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司马迁对这个细节的描写，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陈涉世家》在篇末写：“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这个故事的位置在陈涉起义、由首揭义旗到最后失败的全部叙述之后，好像是可有可无。但这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是绝不可少的。司马迁在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就指出来：在斩了这个农民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他是用这个小故事形象地写出了陈涉在取得初步胜利不久，即陷于严重脱离群众的泥潭里，成为他失败的重要原因。用小故事说明大问题，这是司马迁擅长的本领。

司马迁善于用细节的描写从侧面去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问题，同时也就在其中表达了作者的褒贬。《卫将军骠骑列传》说：

大将军既还，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宁乘说大将军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大将军乃以五百金为寿。天子闻之，问大将军，大将军以实言。上乃拜宁乘为东海都尉。

这一方面是在写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同时也在写女宠在政治上的作用。《万石张叔列传》说：

（万石君长子）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

这当然是写石建、石庆的恭谨。但他们的恭谨对于他们自己做官，很有好处。在同一篇文章里说：

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选群臣可为傅者。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七岁，迁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罢。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为牧邱侯。”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兒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庆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一千石者十三人。

这可见，文章写他们那样恭谨的细节，并不只是写他们，而是要通过这些去写当时官场中的一种恭谨自保、讲究做官的政治风气。像这样的人，从不在朝廷上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从不提出对国计民生的主张，却偏能受到皇帝的亲近尊礼，偏能长期地做大官以至做到丞相。文章写这些恭谨的细节，实际上是对当时官场的腐败风气的尖锐讽刺。

司马迁曾在好几处写到狱吏。《李斯列传》写：“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复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绛侯周勃世家》记周勃曾被捕治，及出狱，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韩长孺列传》记：“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这些记载，也不只是写个人经历，而是写狱吏淫威，写严刑之下，何求不得，这都是跟写《酷吏列传》的精神相通的。

司马迁对于细节的描写，有时也用两两对照的办法：《刘敬叔孙通列传》写了这两个人穿衣服的故事。对于刘（娄）敬是这样写：

娄敬脱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人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

对于叔孙通是这样写：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这两个小故事写出不同的品质，不同的风度。

《魏其武安侯列传》曾有多处写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为人的不同，并专就田蚡对待窦婴态度上前后的变化写了两条。一条是写窦婴当权，田蚡初起的时候：

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蚡为诸郎，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

又一条是写田蚡做了丞相后的事：

灌夫有服，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即灌夫）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侯帐具。将军旦日蚤临。”武安许诺。

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曰：“夫以服请，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又徐行。

这两条都是关于细节的描写，前后对照起来看，就把一个贪慕势利，骄横自恣的人刻画出来了。

以上所说，都属于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达形式。司马迁的书中也有专门议论的史论形式，也有夹序夹论的形式，这就都须另谈了。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前 言

聂保平

中国古代社会大致有“五变”：殷周之际有制度风俗之变，秦汉之际有国家形态之变，汉唐间有社会阶层之变，宋明间有中枢权力与军制之变，明清之际则有家国与士气之变。每逢一“变”，中国思想、学术、文艺都因为新血脉的注入而更为繁荣。二十世纪以来，中外学人对此“五变”的形态、原由等进行了穷心竭力的探究，各有经典著作行世，如王国维有《殷周制度论》以论殷周之变，谷川道雄有《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陈寅恪有《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以论汉唐之变，等等。而对明清之际思想演变的梳理，嵇文甫先生的《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和《晚明思想史论》，可谓相辅而成的开山之作。

嵇文甫（1895—1963），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即因家境困难而被迫辍学。1915年，在积累了一年半的微薄收入之后，又赴北京，考上了北京大学，同学中包括冯友兰、陈钟凡等后来著名学者。1926年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等。建国后任河南大学副校长、校长；郑州大学首任校长等职务；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的思想史研究主要专注于先秦及晚明清初时段，其先秦段研究从《老子发凡》开始，到《春秋战国思想史话》这部晚年定谳之作；其晚明清初段的研究从《船山哲学》开始，《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1931，后文简称《概论》）、《左派王学》（1934），到《晚明思想史论》（1943，后文简称《史论》）等著作均享誉学林。

《史论》是一部对宋明心学余绪（即通常所说的“阳明后学”）进行“正名”的著作。一方面，晚明思想有其重要的文化思想史意义，因为晚明时期不仅是“宋明道学转向清代朴学的枢纽”，还是“中西两方文化接触的开端”；另一方面，晚明人物及其思想也有其非同寻常之处，嵇先生说，照耀晚明这个动荡时代的，不是“赫然当空的太阳”（喻指像程朱陆王那样的大思想家），而是光彩纷呈的“明霞”（喻指王畿、聂双江、王艮等王门后学）。纵览全书，嵇先生认为王阳明的理论极富自由精神，开启了晚明思想解放的新潮流。因而他以刚健的行动力和自由精神的洋溢来赞誉书中所梳理的晚明人物。比如，他说王龙谿“不厌不倦，绝不肯作自了汉，专去自己受用”；说王艮“要做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以一身撑持宇宙”，认为他“提倡一种尊身主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赤身承当，以天下为己任”。

《史论》对晚明思想演变进程的把握有四个向度：

第一向度是有关阳明后学中“左派”和“右派”的分化。所谓左派，指王畿等“以使徒般的精神，到处传播阳明教义”，其质地是狂达，行动力强；所谓右派，指聂豹等以阐发和实践王阳明“致良知”思想为业，其质地是“敬”“静”修为，讲究虔敬专一、慎独自励。嵇先生不同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按地域对王门诸子进行划分，而认为“东廓（邹守益）、绪山（钱德洪）诸子，谨守师门矩镬，‘无大得亦无大失’；龙谿（王畿）、心斋（王艮）使王学向左发展，一直流而为狂禅派；双江（聂豹）、念庵（罗洪先）使王学向右发展，事实上成为后来各种王学修正派的前驱。王学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它向左右两面分化的过程。左派诸子固然是‘时时越过师说’，右派诸子也实在是自成一套。他们使王学发展了，同时也使王学变质而崩解了。”

第二向度是对王门后学学理上的争论与修正的探究。《史论》对左右派学理进行了分析，认为王学“修正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右派对左派空疏狂放的矫弊；第二阶段是右派对左派“念起念灭”等功夫理论进行修正；第三阶段是东林党人“以学术影响政治”，东林诸贤不仅学理上有笃实之处，行动上更能“善善恶恶”，激浊扬清，这既避免了左派的狂，又超越了右派的静。

第三向度是洞见其时士风与学风间的潜在关联。嵇先生认为，看似玄妙空灵的心学，其实有着平易笃实的内涵。比如，他分析王阳明死前一个月给聂双江的信时说，“这样讲良知，何等的亲切简易，这还能算玄妙么？……只叫人照着自己当下那一点真诚恻怛实做将去。现现成成，甲不向乙借，乙不向甲赐。”正是本着这样的理解，嵇先生认为心学的发展过程里，“在不读书的环境中，也潜藏着读书的种子；在师心蔑古的空气中，却透露着古学复兴的曙光”。也因为此，王门后学才衍生出那么多行动力极强的人物，衍变出扎实平易的朴学。这个面向，作者在《概论》里梳理得更为详细和充分。

第四向度是作者以自己的会通中西的学养考察其时西学对中学的影响所在。他认为，晚明时天算、舆地、音韵等专门之学的发展，与传教士密切相关。重要的是，“名物度数利用厚生之学，因受西学影响而都渐渐为人所注意了”。而在《概论》中，嵇先生又特别指出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赞美“不过是当作一种海外奇谈，当作一个乌托邦，藉以寄托其新社会的理想”。这种衡量中西学关系的识见，恐怕正是我们阅读这两部著作要特别接着深思的。

嵇先生在《史论》中对心学一些关键概念和问题也作出了极具启发性的理解。“致良知”是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所在，嵇先生认为，“良知无间于动静，所以致良知也无间于动静。我们必须从动静顺逆当前应感极复杂的境界中煎销磨练出来，方能真有得力处。”与朱熹认为学、问、思、辨属于“知”、笃行才算“行”的理解不同，王阳明始终贯以“行”，问、思、辨都只是“行”到滞碍地方时解决疑难的方式。人只需要循着良知的指示，直“行”下去，“行”不通时，它自然会使你学、问、辨，“知”因此便消纳在“行”中。阳明学说中，有著名的“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围绕这四句教，王门后学生发出许多争论，以致形成所谓“天泉证道”的公案。嵇先生以此公案为关节点解析晚明思想衍变，对后来学者研究王门后学有莫大的启示之功。

《史论》极具史识地另辟专章（第四章）详论张居正的学术，显现出嵇先生对“经世致用”传统的理解与重视。嵇先生认为张居正把王学中“最粹美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他不仅梳理出张居正立身行事的法家路数，还缕出张居正“自有一套‘心学’，还很得力于‘禅’”。他说：“江陵（张居正）出来，有左派之阔达而凝其神，有右派之坚实而宏其用，既见‘头脑’，更窥‘实际’，亲体默证，把王学确实受用一番。”在对有关狂禅派的疏解里，嵇先生把李贽对张居正的评价拈出来详解，认为李贽同情并理解了张居正的苦心作为。从另一面讲，由于古代政治思想一直是嵇先生研究的重点，故关注张居正自是他梳理晚明思想所自然而有的内容。除此而外，作者还专门写了两篇有关张居正“同僚”和“对手”高拱的政治思想的文章，读者可参看。

总的说来，《史论》不仅是一部简明精当、纵横捭阖的思想衍变史，同时也是一部激情洋溢、文采斐然的学术著作。

在写作时间上，《概论》在《史论》之先，《概论》不曾单独出版，后收入《嵇文甫文集》上卷。这次出版两书，以《概论》附于《史论》之后，主要是学理上的考虑—《概论》所论内容在《史论》之后，两书合观，自然绘出了一幅上自王阳明，中间经过李贽，张居正，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学人，云栖、紫柏、藕益、憨山等四大师，杨慎、方以智，徐光启、利玛窦，刘宗周、孙夏峰等，直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习斋等晚明清初群星璀璨的思想影像。需要稍作说明的是：《概论》是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参照而写作的；《史论》则基本遵循本土“史”之路数而写作的。《概论》对有关治学方法的梳理，对当时知识人派别趣向的梳理，以“务实”和“好古”作为当时思想界的特征，这在如今看来，依然极具学理而发人深省。

最后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还有：作为经典，老一代知识分子用字用词都是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把握的，所以本次再版的编校工作没有以今人绳古人地做严格的所谓规范化处理，望读者自行鉴别。

2013年12月8日

于苏州大学

目录

前 言

序

第一章　从王阳明说起

第二章　王学的分化

第三章　所谓狂禅派

第四章　异军特起的张居正

第五章　东林派与王学修正运动

第六章　晚明佛学界的几个龙象

第七章　古学复兴的曙光

第八章　西学输入的新潮

第九章　余论

附　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

第一章　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变动的由来

第二章　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大势略述

第三章　十七世纪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

第四章　十七世纪中国学者的政治思想

第五章　十七世纪中国学者的历史思想

第六章　十七世纪中国学者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　十七世纪中西思想界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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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晚明这短短数十年，一方面是从宋明道学转向清代朴学的枢纽；另一方面又是中西两方文化接触的开端。其内容则先之以王门诸子的道学革新运动，继之以东林派的反狂禅运动，而佛学、西学、古学，错综交织于其间。这一幕思想史剧，也可算得热闹生动了。

然而就我所知，似乎还没人把这一段思想史写出来。不揣浅陋，想承其乏，而又苦于参考书之不足。无已则只就手边所有材料，略事钩稽整理，描画出一个雏形来。补充润色，且待异日。

1943. 6. 28

嵇文甫

王阳明先生遗像

第一章　从王阳明说起

本书所要讲的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现实主义的曙光。这样一个思想史上的转形期，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约略相当于西历十六世纪的下半期以及十七世纪的上半期。然而要追溯起源头来，我们还得从明朝中叶王阳明的道学革新运动讲起。

王阳明是宋明五百年道学史上一位最有光辉的人物。由他所领导起来的学术运动，是一种道学革新运动，也就是一种反朱学运动。当朱子在世的时候，正是道学的全盛时代，他以伊川为宗，上探明道、横渠、濂溪、康节诸家以穷其源，出入程门诸子如游、杨、谢、吕、尹、胡之属以尽其流。其与同时各派，则左排陆学，右排浙学，毅然以道学正统自任。广收门徒，编注群经。道学到他手里，可算是纲举目张，灿然大备。先儒说朱子集道学之大成，诚可以当之而无愧了。然而朱子讲学有时候嫌太烦琐。“字字而比，节节而较”。把许多道理支分节解，往往弄得不成话说。就如他讲“端”，既把“仁义礼智”四字并提以配“春夏秋冬”，复并提“仁义”二字以配“阴阳”，并提“仁智”二字以明“终始”，更单提“仁”字以贯“四端”，又有什么“四端相连而至”，“四端迭为宾主”种种说法。这样一分，那样一合，看他配置得多么巧吧！然而这不是讲心性，这只是变戏法，只是文字的游戏。又如他讲太极图说道：“盖中也，仁也，感也，所谓也，〇之用所以行也，正也，义也，寂也，所谓也，〇之用所以行也，正也，义也，寂也，所谓也，〇之体所以立也。”从仁义寂感上分阴阳，分体用，甚至从“中正”二字上也能分出阴阳体用来。这些地方，多亏他苦心体会。这简直是做起八股来了。陆象山在当时就挖苦他道：

揣量模写之工，依仿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习熟足以自安。（《与朱元晦书》）

又《象山语录》载：

有立议论者，先生云，“此是虚说”；或云，“此是时文之见”。学者遂云：“孟子辟杨、墨，韩子辟佛、老，陆先生辟时文。”先生云：“此说也好。然辟杨、墨、佛、老者，犹有些气道，吾却只辟得时文。”因一笑。

朱子依照着圣人样子，描摹刻画，制造出多少道理格式。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但从象山看来，那只是一种“议论”，一种“时文”。这种时文化的道学后来竟成为道学的正统。从南宋末年，到明朝中叶，完全成一个朱学独占的局面。所谓一代大儒，如许鲁斋、薛敬轩辈，都不过陈陈相因，谨守朱子门户。道学至此，几乎纯成一种烂熟的格套了。于是乎首先出来个陈白沙，既而又出来个王阳明，都举起道学革命的旗帜，一扫二百余年蹈常袭故的积习，而另换一种清新自然的空气，打倒时文化八股化的道学，而另倡一种鞭辟近里的新道学。阳明赠白沙大弟子湛甘泉有一段话：

……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盖孟氏患杨、墨，周、程之际释、老大行。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静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别谌甘泉序》）

这段话很能揭出陈、王两家道学革新运动的共同宗旨。他们所反对的是“记诵词章之习”，换句话说，就是八股化的道学。这种八股化的道学，看着最平正，最周到，最近圣人，然而实际上直类乎“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依门傍户，俯仰随人，比着杨、墨、佛、老之各有其自得者，尚相去绝远。“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这是暗斥朱子，而认为八股化道学所自出。平心论之，朱子自是中国近古思想史上头等的伟大人物，但他那种烦琐支离的学风，实开后来道学八股化之渐，这也是无可讳言的。二百多年的因袭墨守，朱学的流弊已十分显著，以这因缘，白沙、阳明辈的道学革新运动应时而起了。

这次革新运动，发端于白沙，而大成于阳明。我们分析阳明的学说，处处是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套，处处表现出一种活动自由的精神，对于当时思想界实尽了很大的解放作用。首先看他讲“致良知”。提起这三个字，常使人觉得一片空灵，不可捉摸。不错，阳明有时候把良知讲得的确太玄妙，如什么“天植灵根”，“造化的精灵”，真算是玄之又玄。不过这里要分别看。假使这种学说就单是一个玄妙，再无其它东西，它还怎能会震动一世人心，在思想史上占有那样重要地位？我们须要知道这种学说虽然是很玄妙，但玄妙之中，却潜藏着一种时代精神，自有不玄妙者在。阳明当临死的前一月，写信给聂双江，其中有一段说：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全书》卷二《答聂文蔚》）

这样讲致良知，何等的亲切简易。这还能算玄妙么？他不管什么圣贤榜样，道理格式，而只教人照着自己当下那一点真诚恻怛实做将去。现现成成，甲不向乙借，乙不向甲赐。他以为虽古圣人也不过如此。《传习录下》载：

问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系《爻》，孔子赞《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圣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那良知。良知同，更无妨有异处。汝辈若不肯用功，连笋也不曾抽得，何处去论枝节！（《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各凭自己良知，同便听其同，异便听其异。道理没有死格，须从本源上流出，须是内发的。“君子一仁而已矣，何必同？”这已经是很自由很活动了。他更说道：

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全书》卷三同上）

各人良知有一定的分限，并且今天有今天的良知，明天有明天的良知。只要从良知上出发，非特我和你不必相同，就是今日的我和昨日的我也不必相同，这里全没有定格。我们只须就当下分限所及，切实做去，使良知得遂其有机的发展，自然日有进境。无论自修或教人，都只宜这样办法。试再看《传习录》上这两段：

门人有言邵端峰论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扫应对之说。先生曰：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长者，此亦是他良知处。故虽嬉戏中，见了先生长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师长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全书》卷三同上）

问孔子谓武王未尽善，恐亦有不满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大人有大人的良知，童子有童子的良知；文王有文王的良知，武王有武王的良知。“武王自合如此”做，也就不必管什么尽善不尽善。童子自去致他那一点洒扫应对的良知，也无须去强学大人。各适其适，各得其得。彼非有余，此非不足。这样自由自在，把道理完全看活了。他还有这一段话：

诸君工夫最不可助长。上智绝少，学者无超入圣人之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工夫节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工夫了，今却不济，便要矫强，做出一个没破绽的模样。这便是助长，连前些子工夫都坏了。此非小过。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工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患，久久自然有得力处。（《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跌了就起，起来便走，不管他进也罢，退也罢，誉也罢，毁也罢，我只是老老实实，埋头自致其良知。除下良知，什么都看不见了。独往独来，又奋迅，又坚决，把所有世习客套一扫而空。在这样意义下讲致良知，不是也很切实很平易么？自然，这里面也有它玄妙神秘的地方。良知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它会变化，会发展，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你的是那样，我的是这样。倘若不是另有某种客观条件来决定它，那只好说它是“天植灵根”，“造化的精灵”了。然而不管它“灵根”也好，“精灵”也好，事实上他打破了道学的陈旧格套，充满着自由解放的精神，不靠圣人而靠自己的良知，在这一点上，他要比朱学更带些近代的色彩。

我们再看讲“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理论，正是针对朱学而发。朱子把知行看作两件事，并且主张先知后行。阳明却不然。照他的意思，说个知已经有行在，说个行已经有知在。知行是一个整体的两面，是不可分离的。他最精要的解释是：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阳明讲知行是从本体上讲的，也就是从良知上讲的。从良知上发出的“知”，自然是真切笃实”，带情味的“知”，而不是揣摸影响的“知”；从良知上发出的“行”，自然是“明觉精察”，自觉的“行”，而不是懵懂乱撞的“行”。只用一个“致良知”，也就即“知”即“行”了。但这种说法似乎不易了解，又未免带点谈玄意味。究其真精神之所在，只是不离“行”以求“知”而已。试看他说：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耶？（《答顾东桥书》）

这段话分析极精，以一念动处为行之始，“行”一步，“知”一步，知”常与“行”相伴而不能分离。阳明虽讲“知行合一”，但因其针对着从“知”入手的朱学而发，所以事实上特重在“行”字。始于“行”，终于“行”，而“知”只是“行”的一种过程。他在《答顾东桥书》中还有一段很痛快的话：

夫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盖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

朱子以学、问、思、辨属“知”，以笃行属“行”。阳明却始终贯以一“行”，学之始已即是“行”，到最后仍是“笃行之”。问、思、辨，都只是“行”到滞碍地方，一种解决疑难的手段，并不是离“行”而独立的。离“行”而茫茫荡荡去求“知”，阳明最反对。他决不泛然问，泛然思，泛然辨，而一以当下现行为指归。普通以为阳明单提个“致良知”，好像把什么读书、稽古、求师、访友一切都抛弃了，总疑其太简。其实何尝如此。阳明只是不泛泛去求“知”，至于当下切身所应当“知”的，他还要尽量的“知”，彻底的“知”，一件也不遗弃。他说：

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虽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全书》卷三）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答顾东桥书》）

孟子说：“尧舜之智，而不遍物，急先务也。”这个意思，象山已经发挥得极其警切，到阳明讲得更透澈了。颜习斋所谓“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习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不意陆、王乃都先说到。阳明的教育主张，虽说以“成德”为中心，而并不妨害“达才”。他很能打破世儒无所不知而实一无所知的虚诞习气，而教人各就自己才性所近以成专长。又正大，又切实，又活动，在中国教育思想上实为一重要贡献。后来章实斋论浙东学术，对此别有发挥。他专在切要地方下工夫，一点精力不浪费。你只须遵着良知所指示，直“行”下去。“行”不通时，它自然会使你“学”，使你“问”，使你“思”，使你“辨”。“知”消纳在“行”中，而学、问、思、辨莫非所以致良知。这样进修方法和朱学实有毫发千里之辨。所以阳明答当时朱学代表人物罗整庵的信中说：

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节条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王学决不象普通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它和朱学的差别也很微妙，不是随便一瞥就可以辨认出来的。凡什么读书稽古讲习讨论，朱子所从事者，阳明也未尝不从事。但在朱子，知是知，行是行，讲习讨论是讲习讨论，反观内省是反观内省，划然各为一事；在阳明，则提出个良知作头脑，讲习讨论也是致良知，反观内省也是致良知，无论“知”啦，“行”啦，都是从良知出发。只要一个“致良知”，就把什么工夫都“包罗统括于其中”。前者是多元的，而后者是一元的。前者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而后者是直抉根源，“溥博渊泉，而时出之”。只有把一切工夫都消纳到一个致良知上，而后工夫才实实落落，近里着己，问方是“切问”，思方是“近思”，行方是“笃行”。除下一切工夫别无可以致良知，而致良知却把一切工夫都点活了。这正是所谓“为之有要，作用不同”，其妙处只在一转手之间。就由这一转手，而“博文”成为“约礼”的工夫，“惟精”成为“惟一”的工夫，“道问学”成为“尊德性”的工夫，“知”和“行”亦合为一体了。我常奇怪，阳明学说和后来的颜、李学说，一个极玄妙而一个极平实，本是决不相容，但他们却有许多共鸣之点。他们都主张学不离行，都反对以读书为学。习斋骂当时学者，不是“博学”，而是“博读、博讲、博著”，这和阳明力辟口耳之学精神颇相契合。其学琴之喻，和阳明学射之喻尤绝相类。原来王、颜两家之学所以极端相反者，因为一个专讲“心”，一个专讲“事物”。但实际上，阳明所谓“心”者，又和“事物”混一不分。他说：

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全书》卷三）

离开“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别无所谓“心”。所谓“致良知”，亦不外乎在种种事物感应上下工夫。象山早有“在人情事变上用功”之说，阳明亦有“在事上磨炼”之说。可见这班心学家虽然尽管在那里掉弄玄机，尽管在道学范围内变花样，兜圈子；但不知不觉间早已渗入些新成分，为下一个时代开先路。在这种情形下，王学和颜学竟暗通了消息。总之，阳明并不反对读书稽古讲习讨论种种工夫，但这种种工夫须隶属在“致良知”一个总题目之下；他并不反对求“知”，但求知不能当作“行”以外的另一件事。从行动中，从生活中，自然涌现出来的问题，才是活问题；从行动中，从生活中，自然涌现出来的知识，才是活知识。这种思想，直到现代哲学界才可以见到它充分的健全的发展形态，然而早在四百多年前，阳明已经很明显的启示给我们了。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阳明学说，无论从“致良知”上或“知行合一”上，处处可以看出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处处是反对八股化道学，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套。倘若我们再把他的“心即理”和“万物一体”等等说法都加以分析，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当更容易看出来，这里也不必一一赘述。我们只看他说：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他居然敢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只信自己的心。独断独行，自作主张。什么圣贤榜样，道理格式，都不放在眼里。这种大胆的言论，正可和当时西方的宗教革命家互相辉映。他们都充满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精神。大体说来，阳明实可算是道学界的马丁·路德。他使道学中兴，使道学更加精炼。然而这已经是一种新道学了，已经渗入新时代的成分了。道学的体系未破，但其内部成分却已变更。他一方面大刀阔斧，摧毁传统思想的权威，替新时代做一种扫除工作，同时他又提出许多天才的启示，替新时代做一种指导工作。他既为宋明道学放出极大的光芒，同时却也为清代思想开其先路。清代思想一方面是他的反动，同时却也有许多地方是继承他的。当晚明时代，王学的余焰方炽，而正在解体。一部晚明思想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王学解体史。这个解体过程结束了，新时代也就出现了。在下面几章，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段历史过程怎样一幕一幕地展开。

第二章　王学的分化

在思想史上，一个大师的门下往往是“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源远而末益分”；于是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形成许多小派别，而向各方面分途发展。孔子门下如此，程子门下如此，康德门下如此，黑格尔门下如此，阳明门下亦如此。王龙谿说：

良知宗说，同门虽不敢有违，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拟议搀和。有谓良知非觉照，须本于归寂而始得；如镜之照物，明体寂然，而妍媸自辨，滞于照则明反眩矣。有谓良知无现成，由于修证而始全；如金之在矿，非火符锻炼，则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谓良知是从已发立教，非未发无知之本旨。有谓良知本来无欲，直心以动，无不是道，不待复加销欲之功。有谓学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体用。有谓学贵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无内外，而以致知别始终。此皆论学同异之见，不容不辨者也。（《拟岘台会语》）

观此可知王门诸子对于“致良知”这个总口号解释得如何纷歧。根据这些不同的解释，可以把他们分成许多派别。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细分的必要。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对于王门诸子，是按地域分配的。他们共占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个学案，（如算入止修学案则分为八个）其中势力最大而又各自显出一种特色者，当推浙中、江右、泰州三派。但实际上各家主张有不能以地域限者。如王龙谿和钱绪山，虽同属浙中，但恰相对立。如聂双江和罗念庵，在未发已发问题上，不仅迥殊于浙中诸子，并且亦迥殊于同属江右之邹东廓、欧阳南野、黄洛村、陈明水一班人也。大体说来，东廓、绪山诸子，谨守师门矩矱，“无大得亦无大失”，龙谿、心斋使王学向左发展，一直流而为狂禅派；双江、念庵使王学向右发展，事实上成为后来各种王学修正派的前驱。王学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它向左右两方面分化的过程。左派诸子固然是“时时越过师说”，右派诸子也实在是自成一套。他们使王学发展了，同时却也使王学变质而崩解了。王学由他们而更和新时代接近了。我们且把这左右两派分别讲述一下：

（一）左派王学

黄梨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谿而渐失其传。泰州、龙谿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禅不禅姑不必论。但龙谿、心斋时时越过师说，把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形成王学的左翼；并且以使徒般的精神，到处传播阳明的教义，热情鼓舞，四方风动，这倒是实在的。不管后来学者对于他们怎样排诋，但究竟不能抹杀他们在王学中的极高地位。

首先说王龙谿。他名畿，字汝中，浙之山阴人，与阳明为同郡。生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卒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寿八十六岁。当正德、嘉靖间，阳明归越讲学。龙谿年方二十余岁，即往受业。时阳明门人众多，不能遍授，初来学者常使先见龙谿及钱绪山等诸高弟。龙谿坦易和厚，随机启发，所成就者尤多。及阳明卒后，曾一出仕为南京职方主事，稍迁至武选郎中。以忤宰相夏贵溪，不久即罢官去。此后退处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皆有讲舍，而江、浙为尤盛。年至八十，犹周流不倦。他勤勤恳恳地说:

区区身外百念都忘，全体精神只干办此一事。但念东廓、双江、念庵、荆川诸兄相继沦谢，同心益孤。会中得几个真为性命汉子，承接此件事，方得放心。不然，老师一脉，几于绝矣。（《与徐成身书》）

区区八十老翁，于世界更有恁放不下？惟师门一脉如线之传，未得一二法器出头担荷，未能忘情，切切求友于四方者，意实在此。（《与沈宗颜书》）

区区入山既深，无复世虑。而求友一念，若根于心，不容自己。春夏往赴水西白山之会，秋杪赴江右之会，岁暮始返越。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生惟此一事。六阳从地起，师道立则善人多。挽回世教，叙正人伦，无急于此。惟可与知己道也。（《与萧来凤书》）眼前后辈，真发心为性命者少。去年往江右吊念庵兄，双江、东廓、鲁江、明水相继沦谢，吾党益孤。老师一脉，仅仅如线。自分年衰时迈，须得真发心者二三辈传此微言，庶免断灭宗传。不知相接中亦得几人否？年来海内风声虽觉鼓动，针针见血者亦不多得。科中敬吾、纬川颇深信此件事，部中鲁源、思默皆有超卓之见，可时时觅会以尽究竟之谈。所谓不有益于彼，必有益于此也。（《与贡玄略书》）

这些话在《龙谿集》中引不胜引。他简直是以讲学为性命饥渴。数十年中，专为这一件大事到处奔忙，满腔热情，缠绵固结，生生死死而不能自已。他不顾毁誉荣辱，不管当局者之“不悦学”，不管来学者是否“真发心为性命”，而只是栖栖皇皇，强聒不舍地哓哓然以师说鼓动天下。象这样放下一切，热心拼命地讲学，古今来能找出几个人？当时就有人劝他休息，伹他总是不肯。如《龙谿集》卷五载：

子充、继实跪而请曰：先生辙环天下，随方造就引掖，固是爱人不容己之心。但往来交际，未免陪费精神，非高年所宜。静养寡出，息缘省事，以待四方之来学，如神龙之在渊。使人可仰而不可窥，风以动之，更觉人皆有所益。先生曰：二子爱我可谓至矣。不肖亦岂不自爱？但其中亦自有不得已之情。若仅仅专以行教为事，又成辜负矣。时常处家，与亲朋相燕昵，与妻奴佃仆相比狎，以习心对习事，因循隐约，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觉者。才离家出游，精神意思便觉不同。与士大夫交承，非此学不究；与朋侪酬答，非此学不谈。晨夕聚处，专干办此一事。非惟闲思妄念无从而生，虽世情俗亦无从而入。精神自然专一，意思自然冲和。教学相长，欲究极自己性命，不得不与同志相切劘，相观法。同志中因此有所兴起，欲与共了性命，则是众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为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原是孔门家法。吾人不论出处潜见，求友取益，原是己分内事。若夫人之信否，与此学之明与不明，则存平所遇，非人所能强也。至于闭关独善，养成神龙虚誉，与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予非不能，盖不忍也。（《天柱山房会语》）

聚会讲学，不惟成人，亦以成己。在一种讲学空气中，人己融成一片，薰蒸鼓舞，即教即学，此之谓教、学、做合一。王学本是常讲“万物一体”的，本是认为“亲民”即可以“明明德”的。试看阳明《答聂双江第一书》，及他的“拔本塞源论”，全是一片热烈救世心肠。这种精神龙谿发挥得最恳切。他不厌不倦，知其不可而为，绝不肯作自了汉，专去自己受用。他抱着一体同善不容己之情，真觉得人己之间，疾痛疴痒，息息相关。王敬所称他道：“龙谿公非独其透悟处不可得而泯灭也，其一腔爱人热心肠亦必不可得而泯灭。”在这一点上，龙谿实在不愧为阳明的嫡传。他又说：

吾人未尝废静坐，若必藉此为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圣人之学，主于经世，原与世界不相离。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尝专说闭关静坐。若日日应感，时时收摄精神，和畅充周，不动于欲，便与静坐一般。况欲根潜藏，非对境则不易发。如金体被铜铅混杂，非遇烈火则不易销。若以见在感应不得力，必待闭关静坐，养成无欲之体，始为了手，不惟蹉却见在工夫，未免喜静厌动，与世间已无交涉，如何复经得世？独修独行，如方外则可。大修行人于尘劳烦恼中作道场。吾人若欲承接尧、舜、姬、孔学脉，不得如此讨便宜也。（《三山丽泽录》）

孔门教人之法，见于《礼经》。其言曰：“辨志，乐群，亲师，取友，谓之小成，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未尝有静坐之说。静坐之说，起于二氏，学者殆相沿而不自觉耳。古人自幼便有学，使之收心养性，立定基本。及至成人，随时随地，从事于学，各有所成。后世学绝教衰，自幼不知所养，薰染于功利之习，全体精神，奔放在外，不知心性为何物。所谓欲反其性情而无从入，可哀也已！程门见人静坐，便叹以为善学。盖使之收摄精神，向里寻求，亦是方便法门，先师所谓因以补小学一段工夫也。若见得致知工夫下落，各各随分做去，在静处体玩也好，在事上磨察也好。譬诸草木之生，但得根株着土，遇着和风暖日固是长养他的，遇着严霜烈日亦是坚凝他的。盖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原是变动周流。此便是学问头脑，便是孔门教法。若不见得良知本体，只在动静二境上拣择取舍，不是妄动，便是着静，均之为不得所养，欲望其有成也难矣哉。（《东游会语》）

他讲经世，讲事上磨炼。他居然指摘静坐，居然指出古儒家的修学方法。有些话简直像清代大师说的。假使抛开其他的玄谈，而只看他这些话，你也许要疑惑他是个事功派或实用派了。自然他承认静坐自有其相当的用处，也算一种方便法门，但总不认为究竟法。良知无间于动静，所以致良知也无间于动静。我们必须从动静顺逆当前应感极复杂的境界中煎销磨炼出来，方能真有得力处。若专去习静，那便是讨便宜，其结果会喜静厌动，这种工夫是靠不住的。这种地方最足表现时代精神，也最足表现王学的特色。然而从来讲王学的专宗右派，把这些地方全给他抹杀了。考龙谿所以致纷纷之议者，大部分由于他的“四无”说。《龙谿集》中有一篇《天泉证道纪》，其大概是：

阳明夫子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提四句为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学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绪山钱子谓此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谓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绪山谓若是是坏师门教法，非善学也。先生谓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若执着师门权法以为定本，未免滞于言诠，亦非善学也。时夫子将有两广之行……晚坐天泉桥上，因各以所见请质。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问。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世间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相以下人立教。……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至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须进此一格，始为玄通。德洪资性沈毅，汝中资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为善学耳。

天泉证道是晚明思想界一大公案。东林学派即专攻“无善无恶”四字而并上及于阳明。至刘蕺山、黄梨洲则谓《天泉证道纪》与阳明平日所言不类，疑其为龙谿自己学说。且引邹东廓《青原赠处记》相对勘。其实天泉证道一事，钱绪山所编《阳明年谱》及《传习录》均有记载，“四有”、“四无”之说，与《龙谿集》中所载并无多大差异。念庵与绪山谓闻之黄洛村，亦正与此处所述相同。可见《天泉证道纪》决非龙谿一家之私言，不能单据《青原赠处记》来疑它。至于“四无”之说，虽由龙谿自己证悟出来，但与阳明本旨实相贯通，所以阳明亦甚称许之。王学本包含一种自然主义，本不拘泥迹象。直往直来，任天而动。善恶双泯，尧桀两忘。“四无”之说，实为其应有的结论。然而龙谿在这一点上实在还没有大放厥辞。要看到这种自然主义的充分发展，还有待于泰州学派。比起泰州学派，龙谿倒还算谨严的。

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心斋，是阳明门下最奇怪的一个人物。他名艮，字汝止，生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卒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寿五十八岁。他原是一个盐丁，并没读过几本书。他常常袖着《孝经》、《论语》、《大学》，逢人质难，久则能借口谈解。以经证悟，以悟证经。有所得辄向人讲授。并榜其门曰：“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论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后来往江西访阳明，毫不客气，昂然上座。及反覆论致知格物，乃大叹服曰：“简易直截，吾不及也。”遂下拜称弟子。退而寻思，间有不合。悔曰：“吾轻易矣。”明日入见且告之悔。阳明曰：“善哉，子之不轻信从也。”心斋复上坐辩难，久之，始大服，遂为弟子如初。阳明谓门人曰：“向者吾擒宸濠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矣。”后阳明归越，心斋从之。既而叹曰：“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可使天下有不及闻者乎？”遂自创蒲轮，招摇道路，一直讲学到北京。当时阳明之学，谤议蜂起。而心斋冠服言动，不与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同门之在京者劝之归，阳明亦移书责之，他才返回会稽。及阳明卒，他回家设教。同门会讲者，常请他为主席。心斋之学，以悟性为宗，以反己为要，以孝弟为实，以乐学为门，以太虚为宅，以古今为旦暮，以明学启后为己任，以九二见龙为正位，以孔氏为家法。有以伊、傅称之者，则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学我不由。伊、傅得君，可谓奇遇。如其不遇，终身独善而已。孔子则不然也。”看他热心经世处，和龙谿没有两样，这正是从阳明“万物一体”的思想一脉演来。他提倡一种尊身主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他把身看得很大，自尊，自信，赤身承当，以天下为己任。他说：

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故学也者，所以学为师也，学为长也，学为君也。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舍此皆妾妇之道。（《学案》引）

他要做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以一身撑持宇宙。他岸然以师道自处，甚至以君道自处。磊磊落落，一点媕婀媚世之态也没有。他讲“格物”的“格”字如“格式”之“格”。他要以身为家、国、天下的“格式”，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身作则。己身爱则一家爱，一国爱，而天下皆爱；己身敬则一家敬，一国敬，而天下皆敬。这不是以身为家、国、天下的“格式”么？这不是以身作则吗？身为本而家、国、天下为末，家、国、天下是跟着身走的。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反己正是格物的实功。这就是有名的“淮南格物说”。这样讲法，个人地位特别重要。帅天下以仁，帅天下以让，“出为帝者师，处为天下万世师”。看这样一个人何等的伟大。这是一种大我主义，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也正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在这里个人主义和万物一体主义融洽无间，群和己简直不可分了。心斋还有一个最为人传诵的《东学歌》。其辞云：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从前周濂溪曾教二程寻孔、颜乐处。阳明也说：“乐是心之本体”。至如曾点、庄周、康节、白沙辈，大抵专向“乐”这一路走。这个“乐”字原是自古所重。但特别提出“乐学”二字作宗旨，却要算心斋的发明。所谓“乐”，不过是生机畅遂的意思。生机畅遂则乐，生机阻抑则不乐。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哭乎其不得不哭，笑乎其不得不笑。一片天机，洒落自在。这种自得之乐，是人心本体的真乐。倘能不为私欲所缠绕，则生机自然畅遂，本体真乐自然呈现。所谓“学”，亦不过任此本体，使生机常常畅遂；不为私欲所戕害而已。“乐”是生机畅遂，“学”亦正是学此生机畅遂。只要使生机畅遂，那就是“乐”，也就是“学”。所以说，“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乐”和“学”融成一片，洒洒落落，任天而动，这里充满着自然主义。《心斋语录》载：

一友持功太严。先生觉之曰，“是学为子累矣”。因指斫木者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尝废事”。

学本是学此乐，本是要使生机畅遂，若用功太严，反妨害生机的自然发展，反成苦事，倒还不如不学。至理并妙道，运水与搬柴，只如那斫木者平平常常自自然然的做将去便了，何必用什么功。

心斋曾与徐波石散步月下，波石刻刻检点，他就厉声道：“天地不交，否。”又一夕，和波石至一小渠，他立即跳过，顾谓波石道：“何多拟议也？”心斋指点人处类如此。在日用常行中，直往直来，当机立断，全是一种自然主义。后来他的儿子东崖，继承父学，把他的乐学主义尽量阐发，更表现自然主义的色彩。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东崖语录》）

由此可以想见东崖的学风，亦可以想见心斋的学风。

阳明门下以泰州一派为最盛。从王心斋发端，中经徐波石、赵大洲、颜山农、何心隐、罗近溪、周海门、陶石篑……发皇光大，一代胜似一代。颜、何一派，流入“狂禅”，另详下章。其余诸人亦不能一一叙述。兹只把最重要的罗近溪讲一讲：

罗近溪，名汝芳，生于武宗正德十年（1515），卒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寿七十四岁。少读薛文清语，谓万起万灭之私乱吾心久矣，今当一切决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体。决志行之。闭关临田寺，置水镜几上，对之默坐，使心与水镜无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遇僧寺，见有榜急救心火者，以为名医，访之则聚徒而讲学者也。近溪从众中听良久，喜曰，“此真能救吾心火”。问之为颜山农，得泰州王心斋之传。近溪闻其言，如大梦得醒，明日五鼓即往纳拜为弟子，尽受其学。其后山农以事系留京狱，近溪尽鬻田产脱之，侍养狱中六年，不赴廷试。及归田后，身已老。山农至，近溪不离左右，一茗一果必亲进之。诸孙以为劳，近溪曰，“吾师非汝辈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为近溪举业弟子，已闻其有得于《易》，反北面受学焉。大抵近溪十五而定志于张洵水，二十六而正学于山农，三十四而悟《易》于胡生，四十六而证道于泰山丈人，七十而问心于武夷先生，其生平进学历程约略如此。其学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须把持，不须接续，当下浑沦顺适。工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茫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解缆放船，顺风张棹，无之非是。学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为心之本体，沉滞胸膈，留恋景光，是为鬼窟活计，非天明也。论者谓龙谿笔胜舌，近溪舌胜笔。微谈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眼前。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其《语录》载：

昆阳州守夏鱼请曰：“恒谓圣贤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求之愈劳而去之益远。岂知性命诸天，本吾固有。日用之间，言动事为，其停当处，即与圣贤合一也。”罗子曰：“停当二字，尚恐未是。”夏守瞿然曰：“言动事为可不要停当耶？”曰：“可知言动事为方才可说停当。则子之停当，有时而要，有时而不要矣。独不睹兹柏林之禽鸟乎？其飞鸣之相关何如也？又不观海畴之青苗乎？其生机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当求之，则此鸟此苗何时而为停当，何时而不为停当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造化之妙，原是贯澈浑融。吾子蚤作而夜寐，嬉笑而偃息，无往非此体。岂待言动事为方思量得个停当？又岂直待言动事为停当方始说道与古先圣哲不殊？若是用功，如是作见，则未临言动事为固是错过，而既临言动事为，亦总是错过矣。”夏守憬然自省，作而言曰：“子在川上，不舍昼夜。吾人心体未尝一息有间。今当下生意津津，不殊于禽鸟，不殊于新苗，往时万物一体之仁，果觉浑沦成片矣。欲求停当，岂不是个善念？但善则便落一边。既有一边善，便有一边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昼夜相通？如何能得万物一体？颜子得此不息之体，其乐自不能改。若说以贫自安而不改，浅之乎窥圣贤矣。

宇宙间只此一片生机洋溢，禽鸟飞鸣，新苗萌茁，皆天机鼓动而不能自已。这原是超乎善恶的，无所谓停当不停当。无论怎样严正的道德家，他能就鸟语花香加以善恶的判断么？人生朝作夜息，饥食渴饮，推而至于爱亲敬长，成仁取义，也无非此一片天机流行，如花自开，如鸟自鸣。这一点自然不容己的生机，通乎人物，通乎圣凡，通乎大人赤子。只此便是“仁”，便是“乐”，与世俗苦乐善恶不啻云泥之别。近溪常把“仁”和“乐”混在一起，讲得极亲切，如云：

所谓乐者，窃意只是个快活而已。岂快活之外复有所谓乐哉？生意活泼，了无滞碍，即是圣贤之所谓乐，即是圣贤之所谓仁。盖此仁字其本源根柢于天地之大德，其脉络分明于品汇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则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则欢爱无尽。盖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机。故人之为生，自有天然之乐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则明白开示学者以心体之真，亦指引学者以入道之要。后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化浑融，纯一无二；故只思于孔、颜乐处竭力追寻，而忘却于自己身中讨求着落。诚知仁本不远，方识乐不假寻。

看他无论讲“仁”，讲“乐”，都只是从生机讲。就从这生机二字上，他推演出多少微言妙谛来。我们简直可以称他为生机主义者。他有一段最深切的话：

向从《大学》至善推演到孝弟慈。尝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家，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国，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国之孝弟慈而观之天下，亦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缙绅士大夫以推之群黎百姓，又由孩提少长以推之壮盛衰老，孩提少年皆是爱亲敬长，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也。又时乘闲暇，纵步街衢，肆览大众，其闲人数何啻亿兆之多，窥觑其中，总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结维系，所以勤谨生涯，保护躯体，而自有不能已者。故某自三十登弟，六十归山，中间侍养二亲，敦睦九族，入朝而遍友贤良，远仕而躬御魑魅，以至年载多深，经历久远，乃叹孔门《学》《庸》全从《周易》生生一语化将出来。盖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己身，己身而子，子而又孙，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孙是替天命生生不已显现个肤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长慈子孙通透个骨髓。直竖起来，便成上下今古；横亘将去，便作家国天下。孔子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其将《中庸》、《大学》已是一句道尽。孟氏谓“人性皆善”，“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将《中庸》、《大学》亦是一句道尽。

他看全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是一个生命之流，即显即微，即天即人，纵横上下，沦浃融贯，全无丝毫间隙，既亲切恳到，又广大深远，从来讲孔家哲学的还没人讲得这样彻骨彻髓。这真可算是一种唯生论。他还有一段很精彩的话：

方自知学，即泛观虫鱼，爱其群队恋如，以及禽鸟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鸣相应，浑融无少间隔，辄恻然思曰，何独于人而异之？后偶因远行，路途客旅相见，即忻忻谈笑终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别去，又辄恻然思曰，何独于亲戚骨肉而异之？噫！是动于利害，私于有我焉耳。从此痛自刻责，善则归人，过则归己；益则归人，损则归己。久渐纯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间隔，而家国天下翕然孚通。甚至肤发不欲自爱，而念念以利济为急焉。三十年来，觉恕之一字得力独多也。

他不断说以恕求仁，本来也是老生常谈。但经他发挥起来，却真使人恻然心动。他看物我之间，息息相关，本着自己那点一体不容己的心情，专从事于利世济人。他肯牺牲，肯管闲事。如《语录》载：

先生过麻城，民舍失火，见火光中有儿在床。先生拾拳石号于市，出儿者予金视石。一人受石出儿，石重五两，先生依数予之。其后先生过麻城。人争睹之曰，此救儿罗公也。

这种做法，叫普通的道学先生看来，已稍嫌张皇。然而近溪就不止此。他有时候太热心了，简直什么嫌疑都不避。如：

一邻媪以夫在狱，求解于先生，辞甚哀苦。先生自嫌数干有司，令在座孝廉解之，售以十金，媪取簪珥为质。既出狱，媪来哀告，夫咎其行贿，詈骂不已，先生即取质还之，自贷十金偿孝廉，不使孝廉知也。

像这样行贿的事，不必说道学先生，稍自好者谁肯沾手？然而近溪放手做去，自赔十金，代人行贿，名利两丧，全不顾惜，他只知道救人而已。又如：

耿天台行部至宁国，问耆老以前官之贤否。至先生，耆老曰：“此当别论，其贤加于人数等。”曰：“吾闻其守时亦要金钱。”曰：“然。”曰：“如此恶得贤？”曰：“他何曾见得金钱是可爱的。但遇朋友亲戚所识穷乏便随手散去。”

他这样满不在乎，无怪乎杨止庵议他：

……用库藏充馈遗，归者如市。……归来请托烦数，取厌有司。……

这种路数显然带游侠气味，已经完全是颜山农、何心隐一流人物，和普通儒者面目大不相同了。

（二）右派王学

黄梨洲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意。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明儒学案》卷十六）。大概浙中之学近左方，江右之学近右方。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兹单就双江、念庵、塘南讲一讲：

聂双江，名豹，字文蔚，生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卒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寿七十七岁。累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傅，赠少保，谥贞襄。当阳明在越时，双江以御史按闽，过武林，渡江往见。去后复上书，阳明答之。即现在《传习录》中所存《答聂文蔚第一书》也。及阳明征思田，他又上书问学，于是又有《答聂文蔚第二书》，亦存《传习录》中。阳明既殁，双江时官苏州，曰：“昔之未称门生者，冀再见尔。今不可得矣。”于是设位北面再拜，始称门生。以钱绪山为证，刻两书于石以认之。后为辅臣夏贵溪所恶，逮系诏狱，逾年始出。狱中闲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澈，万物皆备。乃喜曰：“此未发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矣。”于是始与来学立静坐法，使之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是时同门为良知之学者，以为未发即在已发之中，盖发而未尝发，故未发之功却在发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后天上用。他们都不赞成双江的说法。王龙谿、黄洛村、陈明水、邹东廓、刘两峰各致难端，钱绪山至谓“未发意从何处觅”。只有罗念庵深相契合，谓“双江所言，真是霹雳手段，许多英雄瞒昧，被他一口道着，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两峰晚乃信之，曰：“双江之言是也。”双江曾把他们的反对论调总括为三端：

疑予说者，大略有三：其一谓道不可须臾离也，今日动处无功，是离之也；其一谓道无分于动静也，今日工夫只是主静，是二之也；其一谓心事合一，仁体事而无不在，今日感应流行著不得力，是脱略事为类于禅悟也。（《寄王龙谿》）

这些反对论调虽自各方攻来，然而双江根据自己的切实体验，根据自己的得力处，坚决主张，断然不惑，他是振振有辞的。他辩护自己的主张而反击他们道：

源泉者，江、淮、河、汉之所从出也；然非江、淮、河、汉，则亦无以见所谓源泉者。故浚源者，浚其江、淮、河、汉所从出之源，非以江、淮、河、汉为源而浚之也。根本者，枝叶花实之所从出也。培根者，培其枝叶花实所从出之根，非以枝叶花实为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应变化所从出之知，而即感应变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于容光必照之处，而遗其悬象著明之大也。（《答许玉林》）

心无定体之说，谓心不在内也，百体皆心也，万感皆心也。亦尝以是说而求之，譬之追风逐电，瞬息万变，茫然无所措手，徒以乱吾之衷也。（同上）

夫无时不寂，无时不感者，心之体也；感惟其时，而主之以寂者，学问之功也。故谓寂感有二时者，非也；谓工夫无分于寂感，而不知归寂以主夫感者，又岂得为是哉？（《答东廓》）

感上求寂，和上求中，事上求止，万上求一，只因格物之误，蔓延至此。（《答邹西渠》）

子思以后，无人识中字。随事随时，讨求是当，谓是为中而执之，何啻千里。明道云：“不睹不闻便是未发之中。”不闻曰隐，不睹曰微，隐微曰独。独也者，天地之根，人之命也。学问只有此处，人生只有这件，故曰天下之大本也。慎独便是致中，中立而和生焉，无下之能事毕矣。（《答应容庵》）

龟山一派，每言静中体认，又言平日涵养。只此四字，便见吾儒真下手处。考亭之悔，以误认此心作已发，尤明白直指。（《困辨录》）

或问，周子言静，而程子多言敬，有以异乎？曰：均之为寡欲也。周曰无欲故静，程曰主一之谓敬。一者，无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久则内外斋庄，自无不静。若入头便主静，惟上根者能之。盖天资明健，合下便见本体，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厌弃事物，赚入别样蹊径。是在学者顾其天资力量，而慎择所由也。近世学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静为禅学，主敬为迂学，哀哉！（同上）

看这些话可知双江立论之大概。他确乎把握住一个枢机，对于致良知别有会心，故言之真切如此。本来未发已发问题是宋明道学界一大公案。自从周濂溪有主静立极之说，后来程子以“静”字稍偏，恐易生流弊，乃改用一“敬”字。但程门诸子即已发生纷歧，最明显的如：李延平继承杨龟山、罗豫章的传统，默坐澄心，体验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是专走未发一路，同时胡五峰有“察识端倪”之说，是专走已发一路。朱子虽早从延平，但于未发一着，并未得力。及遇张南轩，得闻五峰之学，对于“察识端倪”之说倒切实体会一番。但不久他感觉“急迫浮露”，“无深潜纯一之味”，“浩浩茫茫，无下手处”，乃复归于延平。几经反覆，乃又觉得还是只有程子妥当，延平之说终嫌稍偏。所以得后仍提出“敬”字作主脑，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未发已发，双方兼顾。这场公案一时总算解决了。但朱子是二元论者，他的解决方法终不能融洽无间。及阳明提出个致良知，“良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之后，更无已发”，真可谓一了百当。然而他的门下又起分化了。双江以归寂为宗，专走未发一路，认已发无工夫可用，和他的许多同门，专走已发一路，而认未发上无工夫可用者，恰相对立。他所指摘当时已发派的毛病，和朱子所指“察识端倪”的毛病，也正相类似。他不把致良知的“致”字当作依照良知做去的意思，而当作一种收摄凝聚的工夫。愈收摄就是愈推致。这虽和阳明南京以前所走路径相合，但于致良知的口诀显然有所转手，所以才遭受同门的环攻。但是他有实在工夫，确乎能挽救左派猖狂之病，所以后来讲王学的很推重他。这种情形到罗念庵就更明显了。

罗念庵，名洪先，字达夫，生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卒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1564），寿六十一岁。他是后来学者所公认为最能继承阳明之一人。然而他并没有见过阳明。当阳明年谱编定时，绪山语他道：“子于师门，不称门生而称后学者，以师存日未得及门委贽也。子谓古今门人之称，其义止于及门委贽乎？子年十四时，欲见师于赣，父母不听，则及门者其素志也。今学其学者三纪于兹矣。非徒得其门，所谓升堂入室者，子且无歉焉，于门人乎何有？”谱中改称门人，绪山、龙谿证之也。念庵以濂溪无欲故静之旨为圣学嫡传。其于同门诸子，最心契双江。是时王门学者，除双江外，大概都说：“知善知恶，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念庵不以为然，对于“现成良知”之说力加反对。其言曰：

往年见谈学者皆曰：“知善知恶，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尝从此用力，竟无所入，久而后悔之。（《甲寅夏游记》）

良知固出于禀受之自然而未尝泯灭，然欲得流行发现常如孩提之时，必有致之之功。非经枯槁寂寞之后，一切退听而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阳明之龙场是也。学者舍龙场之惩创，而第谈晚年之熟化。譬之趋万里者，不能蹈险出幽，而欲从容于九达之逵，岂止躐等而已哉？（《寄谢高泉》）

从前为良知时时见在一句误却，欠缺培养一段工夫。培养原属收敛翕聚。甲辰夏，因静坐十日，怳怳见得，又被龙谿诸君一句转了。……阳明拈出良知，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扩养之意。……今却尽以知觉发用处为良知，至又易“致”字为“依”字，则是只有发用无生聚矣。（《与尹道舆》）

良知二宇，乃阳明先生一生经验而后得之。……当时迁就初学令易入，不免指见在发用以为左券。至于自得，固未可以草草谬承。而因仍其说者，类借口实，使人猖狂自恣，则失之又远。（《寄张须野》）

他强调的讲那个“致”字。收摄凝聚，正是致良知的实功。必须从静中培养多少年，到枯槁寂寞，一切放下之后，然后良知的真面目炯然呈露。这样历程，阳明本人也是经过的。至于愚夫愚妇乍隐乍现的一点灵明，借以指点启发则可，若果然圣愚同视，专凭当下知觉信手做去，不下一种收摄凝聚的工夫，实实“致”它一番，终将流入猖狂一路，阳明当日并不如此。他学阳明是根据自己亲身所体验，在与阳明一生整个进学历程相对证，并不拘泥阳明的口诀，他讥斥那班专以师说压倒人的道:

阳明公门下争“知”字如敬师讳，不容人谈破。（《读双江致知议略》）

他认定解决自己性命问题要紧，不应该专在话头上拈弄。他说：

吾辈一个性命，千疮百孔，医治不暇，何得有许多为人说长道短耶？弟愿老兄将精一还尧、舜，感应还孔子，良知还阳明，无生还佛。直将当下胸中粘带，设计断除；眼前纷纭，设计平妥；原来性命，设计恢复。益于我者取之，而非徇其言也；害于我者违之，而非徒以言也。（《答何善山》）

他这样真切为性命，所以最注意工夫，而反对人空言本体。他说：

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才拈工夫，便指为外道，恐阳明先生复生亦当攒眉也。（《寄王龙谿》）

自来圣贤论学，未尝有不犯手做一言。未有学而不由做者，惟佛家则立跻圣位。此龙谿极误人处。（《读双江致知议略》）

念庵和龙谿切磋处最多，其议论大部分都是为救龙谿之弊而发。但实际上龙谿尚不像泰州派那样撒手自在，他也有他的工夫。请看他说：

吾人包裹障重，世情窠臼，不易出头。以世界论之，是千百年习染；以人身论之，是半生依靠。见在种种行持点检，只在事情上寻得一件极好事业来做，终是看人口眼。若是超出事情汉子，必须从浑沌里立定根基，将一种要好心肠洗涤干净，枝叶愈活，灵根愈固。从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方是大生，方是生生不息真种子，今去此尚远也。（《与念庵书》，见念庵《冬游记》）

先师自谓：“良知二字，是吾从万死一生中体悟出来，多少积累在。但恐学者见太容易，不肯实致其良知，反把黄金作顽铁用耳。”先师在留都时，曾有人传谤书，见之不觉心动，移时始化。因谓终是名根消煞未尽。譬之浊水澄清，终有浊在。余尝请问平藩事。先师云：“在当时只合如此做，觉来尚有微动于气所在。使今日处之，更自不同。”夫良知之学，先师所自悟，而其煎销习心习气，积累保任工夫，又如此其密。吾党今日未免傍人门户，从言说知解承接过来，而其煎销积累保任工夫，又如此其疏。徒欲以区区虚见，影响缘饰，以望此学之明。譬如不务覆卵而即望其时夜，不务养珠而即望其飞跃，不务煦育胎元而即望其脱胎神化，益见其难也已。（《滁阳会语》）

看这样话简直和念庵如出一口。龙谿也深悉阳明进学的历程，用功的节次，知道良知一字不是容易得来。他也认为必须彻底煎销习心习气，从枯槁寂寞中培养生生不息的真种子。但他和念庵毕竟不同。他的煎销保任工夫，只在日常生活中。随处用力，无分动静。即发用，即收敛，即工夫，即本体。良知透出一分，就实“致”一分，愈“致”愈明，自然日有进境。依良知而行就是致良知，并不是另外还有“致”的工夫也。念庵却不是这样看法。他断然归宗于主静。如云：

致良知者，致吾心之虚静而寂焉，以出吾之是非；非逐感应以求其是非，使人扰扰外驰而无所于归，以为学也。未知，其发也；知而良，则其未发，所谓虚静而寂焉者也。吾能虚静而寂，虽言不及感亦可也。（《双江七十寿序》）

今之言良知者，恶闻静之一言，以为良知该动静，合内外，主于静焉偏矣。此恐执言而未尽其意也。夫良知该动静，合内外，其统体也。吾之主静，所以致之，盖言学也。学必有所由而入，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苟入矣，虽谓良知本静亦可也，虽谓致知为慎动亦可也。吾不能复无极之真者，孰为之乎？盖动而后有不善，有欲而后有动，动于欲而后有学。学者，学其未动焉者也。学其未动，而动斯善矣，动无动矣。（答董蓉山》）

周子所谓主静者，乃无极以来真脉络。其自注云：无欲固静。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动不得。庄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为立极种子。非就识情中认得个幽闲暇逸者，便可替代为此物也。指其立极处，与天地合德，则发育不穷；与日月合明，则照应不遗；与四时合序，则错行不忒；与鬼神合吉凶，则感应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谓之吉；悖此而费劳攘，故谓之凶。若识认幽闲暇逸以为主静，便与野狐禅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顿便宜厌忽纵驰隐忍狼狈之弊，纷然潜入而不自觉。即使孤介清洁，自守一隅，亦不免于偏听独任，不足以倡率防检，以济天下之务。其与未知学者何异也。（《答门人》）

《传习录》有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夫至善者，非良乎？此阳明之本旨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觉簸弄，终日精神随知流转，无复有凝聚纯一之时，此岂所谓不失赤子之心者乎？恐阳明公复出，不能不矫前言而易之以他辞也。洛村尝问独知时有念否？公答以戒惧亦是念，戒惧之念，无时可息，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无无念之时。盖指用功而言，亦即所谓不失赤子之心，非浮漫流转之谓也。今之学者，误相援引，便谓一切凡心，俱谓是念，实以遂其放纵恣肆之习。执事所见虽高，然大要以心属感，似与此辈微觉相类。自来闻良知之说以前，诸公之学颇多得力。自良知之说盛行，今二十余年矣。后之得力，较先进似或不勇。此岂无故耶？（《答陈明水》）

他对于主静一脉确有心得，确具正解，疑似之辨极精。他甚至议论到阳明的口诀上。龙谿曾说过：“致良知三字，及门者谁不闻，惟我信得及。”念庵这种见解，若照龙谿看来，也就算对于致良知信不及了。然而从念庵看来，龙谿只是空谈，其所谓工夫简直不算工夫。如云：

龙谿之学，久知其详，不俟今日。然其讲工夫又却是无工夫可用。故谓之以良知致良知。……大抵本之佛氏。……直是与吾儒兢兢业业必有事一段绝不相蒙。（《与聂双江》）

念庵的主静，本是一种戒慎恐惧提撕警觉的工夫，所谓“尧舜兢业过一生”者，所以最不满意于龙谿的放荡。然而龙谿却也疑惑他枯寂。他曾经在石莲洞静修，默坐半榻间，不出者三年。龙谿访他于松原，问他行持比前何似，本想加以匡正，但他回答道：

往年尚多断续，近来无有杂念。杂念渐少，则感应处便自顺适。即如均赋一事，从六月至今半年，终日纷纷。未尝敢厌倦，未尝敢执着，未尝敢放纵，未尝敢张皇，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杂念不入，亦不见动静二境。自谓此即是静定工夫，非纽定默坐时是静，到动应时便无着静处也。（《松原志晤》）

这是他主静最得力处，龙谿也只有嗟叹而去。本来龙谿也未尝不静坐，未尝不说“静处体玩也好”，只是不把它当作少不了的主要工夫而已。念庵加强提出主静作把柄，这是他和龙谿毫发千里的地方。一个说，只要见得良知本体，静也好，动也好；一个说，非主静则良知无从致。两人所争只在这一点。然而念庵又说：

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谓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内之谓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谓之感。发微而通，非逐外之谓也。寂非守内，故未可言处，以其能感故也。绝感之寂，寂非真寂也。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时，以其本寂敌也。离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异名，吾心之本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有动有静，有作有止。人知动作之为感矣，不知静与动，止与作之异者境也，而在吾心未尝随境异也。随境有异，是离寂之感矣。感而至于酬酢万变，不可胜穷，而皆不外乎通微，是乃所谓几也。故酬酢万变，而于寂者未尝有碍。非不碍也，吾有所主故也。苟无所主，则亦驰逐而不返矣。声臭俱泯，而于感者未尝有息。非不息也，吾无所倚故也。苟有所倚，则亦胶固而不通矣。此所谓收摄保聚之功，君子知几之学也。学者自信于此灼然不移，即谓之守寂可也，谓之妙感亦可也；即谓之主静可也，谓之慎动亦可也。此岂言说之可定哉？……使于真寂端倪果能察识，随动随静，无有出入，不与世界物事相对待，不倚自己知见作主宰，不著道理名目生证解，不藉言语发挥添精神，则收摄保聚之功，自有准则，明道云：“识得仁体，以诚敬存之，不须防检穷索，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固其准则也。（《甲寅夏游记》）

这段话讲得最精密，最圆融，比之双江似乎又进一步，可算是念庵的晚年定论。龙谿听罢，也笑着说：“兄已见破到此，弟复何言。”似乎他们的意见已归一致了。黄梨洲谓念庵之学：“始致力于践履，中归摄于寂静，晚彻悟于仁体。”在第二个阶段上，他对于双江《困辨录》中的意见完全一致。到第三阶段上，就稍有差别了。他在《读〈困辨录〉抄序》上说：“余始乎笺是录，以为字字句句无一弗当于心；自今观之，亦稍有辨矣。”看他下文批评双江的地方，正和方所引《甲寅夏游记》中的话相契合；而这段话最后归结于明道的《识仁篇》，也许正是梨洲所谓“晚彻悟于仁体”的根据。前引诸段，亦与这段话很相类似的，或系同时期而言，此处未暇详考。总之，这些话都是周、程以降相传的微旨，无论阳明、龙谿、念庵都没有根本的异见，然而念庵终不肯苟同于龙谿者，特谓其认知觉情识为良知，遂至猖狂无忌惮耳。说到这里，我想起阳明进学的历程：

……自此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源，以默生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明儒学案》卷十）

这第一变分明就是后来双江、念庵所走路径，而前引念庵《甲寅夏游记》中那段话已庶几达到第二变。这第二变乃是王门普通口诀，龙谿讲得格外明朗。至龙谿四无之说，则庶几乎第三变了。照这样说，岂不是龙谿远非念庵所能及么？这倒不然。他们的高低，是不容轻易判定的。念庵有言：“善学者竭力为上，解悟次之，听言为下。龙谿是个“狂者”，全凭“解悟”，并非“竭力”实造其境。若念庵，却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殊不喜欢唱高调，不像左派诸人那样张皇。他觉得左派诸人“承领本体太易”，也确乎能指出他们的症结所在。后来对于王学的各种修正意见，大概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

王塘南，名时槐，生于嘉靖元年（1522），卒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寿八十四岁。弱冠师事同邑刘两峰，刻意为学。仕而求贤于四方之言学者，未之或怠，终不敢自以为得。五十罢官，屏绝外务，反躬密体，如是三年，有见于空寂之体。又十年，渐悟生生真机，无有停息，不从念虑起灭，学从收敛而入，方能入微。故以透性为宗，研几为要。大体近念庵，而辨析磨勘，别出手眼，亦右派中之杰出者也。其言曰：

弟昔年自探本穷源起手，诚不无执恋枯寂。然执之之极，真机自生。所谓与万物同体者，亦盎然出之，有不容己者。非学有转换，殆如腊尽阳回，不自知其然也。兄之学本从与物同体入手，此中最宜精研。若未能入微，则亦不无笼统漫过随情流转之病。（《与萧兑嵎》）

萧兑嵎，不详其来历，但从塘南这段话却可看出右派和左派不同地方。右派诸人自双江、念庵以至塘南，都是从枯槁寂寞中打熬出来的。左派诸人却没用过这种刻苦工夫，而直下承当，一出手就热哄哄的向万物一体处尽量发挥。在右派看来，这实在是“承领本体太易”，他们本源尚未清，真性尚未透，金银铜铁，混在一起，都只是“笼统漫过，随情流转”罢了。其流弊所极，当有如塘南所说：

学者以任情为率性，以媚世为与物同体，以破戒为不好名，以不事检束为孔、颜乐地，以虚见为超悟，以无所用耻为不动心，以放其心而不求为未尝致纤毫之力者多矣，可叹哉！（《三益轩会语》）

后来东林派就是用这些话攻击王学末流的。塘南认定学虽无分于动静，而必须从静入手。如云：

学无分于动静者也。特以初学之士，纷扰日久，本心真机尽汩没蒙蔽于尘埃中，是以先觉立教，欲人于初下手时，暂省外事，稍息尘缘，于静坐中默识自心真面目。久之，邪障彻而灵光露，静固如是，动亦如是。到此时，终日应事接物，周旋于人情事变中而不舍，与静坐一体无二。此定静之所以先于能虑也。岂谓终身灭伦绝物，块然枯坐，徒守顽空冷静以为究竟哉？（《答周守南》）

这些话和双江、念庵意思一样，而说得格外平易。他对于良知有个独到的解释：

知者，先天之发窍也。谓之发窍，则已属后天矣。虽属后天，而形气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内不倚于空寂，外不堕于形气，此孔门之所谓中也。（《答朱易庵》）

性者，先天之理。知属发窍，是先天之子，后天之母也。此知在体用之间。若知前求体则着空，知后求用则逐物。知前更无未发，知后更无已发，合下一齐俱了，更无二功，故曰独。独者，无对也。（《答萧勿庵》）

生机者，天地万物之所从出，不属有无，不分体用。此几以前，更无未发，此几以后，更无已发。若谓生机以前，更有无生之本体，便落二见。……知者，意之体，非意之外有知也；物者，意之用，非意之外有物也。但举意之一字，则寂感体用悉具矣。意非念虑起灭之谓也，是生机之动而未形，有无之间也。独即意之入微，非有二也，意本生生。惟造化之机，不克则不能生。故学贵从收敛入，收敛即为慎独。此凝道之枢要也。（《与贺汝定》）

他从未发已发间把握住一个“窍”，就在这“窍”上，收摄凝聚，即此便是“知几”，便是“慎独”，便是“诚意”，便是“致良知”，一了百当。这些地方，虽然根本精神上仍是念庵一路，但立论已有微异。他更明显地说：

舍发而别求未发，恐无是理。既曰戒慎恐惧，非发而何？但今人将发字看得粗了，故以澄然无念时为未发。不知澄然无念正是发也。（《答钱启新》）

致良知一语，惜阳明发此于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先生没后，学者大率以情识为良知，是以见诸行事，殊不得力。罗念庵乃举未发以究其弊，然似未免于头上安头。夫所谓良知者，即本心不虑之真明，原自寂然，不属分别者也。此外岂更有未发耶？（《三益轩会语》）

可见塘南对于未发已发的看法实不尽同于念庵，大足以折衷江右与浙中两派而解其纷。他辨析名理极精，如云：

断续可以言念，不可言意，生机可以言意，不可以言心；虚明可以言心，不可以言性。至于性则不容言矣。（《三益轩会语》）

澄潭之水，固发也；山下源泉，亦发也；水之性，乃未发也。离水而求水性，曰支；即水以为性，曰混；以水与性为二物，曰歧。惟时时冥念，研精入微，固道之所存也。（《答钱启新》）

这些地方真讲得剔透玲珑，头头是道。又说：

盈宇宙间，一气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消尽，只一空虚，亦属气耳。此至真之气，本无终始，不可以先后天言。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若谓别有先天在形气之外，不知此理安顿何处。通乎此则知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与贺汝定》）

他很明澈的反对理气二元论。至于讲悟性、知几、慎独……许多精彩议论，我们不能一一阐述，总之，后来刘蕺山的许多说法，在塘南言论里早有发见了。

第三章　所谓狂禅派

当万历以后，有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风靡一时。这个运动以李卓吾为中心，上溯至泰州派下的颜、何一系，而其流波及于明末的一班文人。他们的特色是“狂”，旁人骂他们“狂”，而他们也以“狂”自居。本来当年阳明就自命为“狂者”。如《传习录》载：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叹先生自征宁藩以来，天下谤议益众，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众；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处，诸君俱未道及耳。”诸友请问。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薛尚谦出，曰：“信得此过，方是圣贤的血脉。”

由此可知“狂”正是王学的本色。不过阳明究竟还不甚“狂”，后来左派就专从这一路发展了。龙谿极力辨别狂狷与乡愿，对于“狂者”大为赞扬。如云：

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又思及于狷。若乡愿则恶绝之甚，则以为德之贼。……狂者之意，只是要做圣人，其行有不掩，虽是受病处，然其心事光明超脱，不作些子盖藏回护，亦便是得力处。若能克念，时时严密得来，即为中行矣。狷者虽能谨守，未辨得必做圣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发开展以入于道，故圣人思之。若夫乡愿，不狂不狷，初间亦是要学圣人。只管学成彀套，居之行之，象了圣人忠信廉洁；同流合污，不与世间立异，象了圣人混俗包荒。圣人则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尚有可非可刺，乡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处又足以媚小人，比之圣人更觉完全无破绽。譬如紫色之夺朱，郑声之乱雅，更觉光彩艳丽。苟非心灵开霁，天聪明之尽者，无以发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自圣学不明，世鲜中行，不狂不狷之习沦浃人之心髓。吾人学圣人者，不从精神命脉寻讨根究，只管取皮毛支节，趋避形迹，免于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为是，陷于乡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与梅纯甫问答》）

夫狂者志存尚友，广节而疏目，旨高而韵远，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其不掩处虽是狂者之过，亦其心事光明特达，略无回护盖藏之态，可几于道。天下之过，与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则可以进于中行，此孔子所以致思也。（《与阳和张子问答》）

他看世儒，依照圣贤榜样，道理格式，专去陪奉旁人颜色行事，完全是一种乡愿学问，所以明显提倡狂者一路以矫其弊。张元益称他道：

宁为阔略不掩之狂士，毋宁为完全无毁之好人；宁为一世之嚣嚣，毋宁为一世之翕翕。（《龙谿墓志铭》）

唐荆川称他道：

笃于自信，不为形迹之防，包荒为大，无净秽之择。（《明儒学案》引）

这是龙谿的狂者作风。至于心斋，连阳明也觉得他“意气太高，行事太奇”，而加以裁抑，其“狂”更不用说了。然而他们究竟还都是名教中人，没有大越普通儒者的矩矱，没有干脆成为“狂禅”。直到颜、何一派，情形便不同了。他们已经真成为“狂禅”，而为李卓吾的先驱了。兹分述其学行大略如后：

（1）颜山农 山农名钧，吉安人。尝师事刘狮泉，无所得。乃从徐波石学，得泰州之传。尚游侠，好急人之难。赵大洲赴贬所，山农偕之行。徐波石战死元江府，山农寻其骸骨归葬。颇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然世人见其张皇，无贤不省皆恶之。以他事下南京狱，必欲杀之。近溪为之营救，不赴廷对者六年。近溪谓周恭节曰：“山农与相处三十余年，其心髓精微，决难伪饰。不肖敢谓其学直接孔、孟，俟诸后贤，断断不惑。不肖菲劣，已蒙门下知遇。又敢窃谓门下虽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农子也。”山农以戍出，年八十余。

山农之学，大致谓：人心妙万物而不测者也。性如明珠，原无尘染。有何睹闻？着何戒慎？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其立说详情现在虽无从考究，但即就此所述大旨看来，已可知山农将传统的道理格套尽与扫除，即戒慎恐惧工夫亦抛置一旁。勇往直前，放手做去。触世纲，犯众怒。其张皇气象，游侠精神，已显然非名教所能羁绊了。

（2）何心隐 心隐本姓梁，名汝元，字夫山，后改姓名为何心隐。吉州永丰人。少补诸生，从学于山农，与闻心斋立本之旨。时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学显，心隐恃其知见，辄狎侮之。谓《大学》先齐家，乃构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会邑令有赋外之征，心隐贻书以诮之。令怒，诬之当道，下狱中。孝感程后台在胡总制幕府，檄江抚出之。总制得心隐，语人曰：“斯人无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后台入京师，与罗近溪、耿天台游。一日，遇江陵于僧舍。江陵时为司业。心隐率尔曰：“公居太学，知《大学》道乎？”江陵为无闻也者，目摄之曰：“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也。”江陵去，心隐嗒然若丧，曰：“夫夫也，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心隐在京师，辟谷门会馆，招来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是时政由严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动。有蓝道行者，以乱术幸上。心隐授以密计，侦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语，今日当有一奸臣言事。上方迟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邹应龙因论嵩败之。然上犹不忘嵩，寻死道行于狱。心隐踉跄南过金陵，谒何司寇。司寇者，故为江抚，脱心隐于狱者也，然而严党遂为严氏仇心隐。心隐逸去。从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当国，御史傅应帧、刘台连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隐故尝以术去宰相，江陵不能无心动。心隐方在孝感聚徒讲学，遂令楚抚陈瑞捕之。未获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隐曰：“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遂死狱中。

心隐之学，不坠影响。有是理则实有是事。无声无臭，事藏于理，有象有形，形象于事。所以他说：

无极者，流之无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极，乃有君而有父也。必会极，必归极，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亲，亲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极，乃不堕于弑君弑父，乃不流于无君无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无欲，非濂溪之言无欲也。欲惟寡则心存，而心不能以无欲也。欲鱼、欲熊掌，欲也，舍鱼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义，欲也；舍生而取义，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贪，非寡欲乎？从心所欲，非欲乎？欲不逾矩，非寡欲乎？”

他反对无极，反对无欲，明白指斥濂溪，打破传统的道学旧套，其骏快处直接近后来的陈乾初、潘用微、颜习斋。然而机权变诈，纵横无碍，为目的不择手段，绝不类普通儒者的面目了。

（3）邓豁渠 豁渠，初名鹤，号太湖，蜀之内江人。为诸生时不悦学。赵大洲为诸生谈圣学于东壁，渠为诸生讲举业于西序，朝夕声相闻，未尝过而问焉。已渐有入，卒抠衣为弟子。一旦弃家出游，遍访知学者。以为性命甚重，非拖泥带水可以成就。遂落发为僧，访李中溪元阳于大理，访邹东廓、刘狮泉于江右，访王东崖于泰州，访蒋道林于武陵，访耿楚倥于黄安，与大洲不相闻者数十年。大洲起宫，过卫辉，渠适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见惊异，下车执手，徒行十数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误子者余也。往余言学过高，致子于此，吾罪业重矣。向以子为死，罪恶莫赎。今尚在，亟归庐尔父墓侧，终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赡子。”因书券给之。时有来大洲问学者，大洲乃令渠答之。大洲听其议论，大恚曰：“吾藉是以试子，近诣乃荒谬至此。”大洲入京，渠复游齐鲁间，初无归志。大洲入相，乃来京候谒。大洲拒不见，属官蜀者携之归。至涿州，死野寺中。

渠自序为学云：“己亥，礼师，闻良知之学。不解。入青城山，参禅十年。至戊申，入鸡足山，悟人情事变外有个拟议不得妙理。当时不遇明师指点，不能豁然通晓。癸丑，抵天池，礼月泉，陈鸡足所悟。泉曰：‘第二机即第一机。’渠遂认现前昭昭灵灵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庐山礼性空。……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觉无日新之益。因入黄安，居楚倥茅屋。始达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穷山尽的，百尺竿头外的，所谓不属有无，不属真妄，不属生灭，不属言语，常住真心，与后天事不相联属。向日鸡足所参人情事变的，豁然通晓。被月泉所悟二十余年。丙寅以后，渠之学日渐幽深玄远。如今也没有我，也没有道，终日在人情事变中，若不自与，泛泛然如虚舟飘瓦而无着落。脱胎换骨，实在于此。”梨洲谓：“渠学之误，只主见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后天是后天；第一义是第一义，第二义是第二义。身之与性，截然分为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内。人但议其纵情，不知其所谓先天第一义者，亦只得完一个无字而已。”看豁渠这样行径，真活画出一个“狂禅”样子。本来大洲对于禅学已经直认不讳，然而他却不“狂”。若豁渠则“狂”得连大洲也不能不骂他荒谬了。

（4）管东溟 东溟，名志道，字登之，苏之太仓人。江陵秉政，东溟时为刑部主事，上疏条九事以讥切时政，出为广东佥事。后以老疾致仕。万历三十六年卒，寿七十三岁。

东溟受业于耿天台，著书数十万言。大抵鸠合儒释，浩汗而不可方物。顾泾阳曾与辩难，其往复书牍见于泾阳《证性编》卷五。《明儒学案》撮述其大旨道：

……谓乾元无首之旨与华严性海浑无差别。易道与天地准，故不期与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与二教峙，故不期与佛、老之徒争而自争。教理不得不圆，教体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圆，圆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碍释，释不碍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圆，而使儒不滥释，释不滥儒。唐宋以来，儒者不主孔奴释，则崇释卑孔，皆于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篱。故以乾元统天，一案两破之也。其为孔子阐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统不任道统，一也；居臣道不居师道，二也；删述六经，从游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与夷、惠易地则为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专以理，兼通气运，五也；一贯尚属悟门，实之必以行门，六也；敦化通于性海，川流通于行海，七也；孔子曾师老聃，八也；孔子从先进，是黄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

这些话真算大胆，直可放到清末今文学家启蒙运动者如康南海、潭浏阳诸人文集中。他打破儒术一尊的局面，极力抬高佛的地位。他把孔子看得很圆活，可以为夷、惠，可以为黄、老，可以为桓、文。道德、刑名、权谋、术数，兼容并包，随机运用，可算是思想上一大解放。狂禅派的理论大纲，已具备于此了。

除以上诸人外，尚有方湛一、程后台、钱怀苏等，兹不具述。梨洲总论他们道：

龙谿之后，力量无过于龙谿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学案》卷三十二）

梨洲把颜、何这般人的学术看作祖师禅一路。关于祖师禅的话，梨洲讲得很多，后面我们还要提到。总而言之，这是一种纵横无碍大活动的禅，也正可说是“狂禅”。这种狂禅运动到李卓吾算是发展到极端了。

李卓吾，名贽，泉州晋江人。生于嘉靖六年（1527），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寿七十六岁。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篑丈人间。”及长，身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助朋友之急。读传注，愦愦不省，不能契朱子深心。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月。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既领乡荐，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为共城校官。共城为宋李之才宦游地，有邵康节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上。卓吾生于泉，泉为温陵禅师福地，故曾自号温陵居士。至是，日遨游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于吾有夙缘矣”。因又自号百泉居士。后官礼部司务，曰：“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盍访而学焉。”人曰：“子性太窄，苟闻道，当自宏阔。”卓吾曰：“然。”遂又自命为宏父。初未知学道，或语之曰：“公怖死否？”卓吾曰：“死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卓吾曰：“有是哉？”遂潜心道妙。久之，有所契，超然于语言文字之表。出为姚安知府。为政举大体，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不贾世俗能声。自治清苦，僚属士民胥吏夷酋莫不向化。喜与衲子游，常住伽蓝判事。或坐堂上，置名僧其间，簿书有暇，即与参论玄虚。俸禄之外，了无长物。是时上官严刻，吏民多不安。卓吾曰：“边方杂夷，法难尽执，仕于此者，携家万里而来，动以过失狼狈去，尤不可不念之。但有一长，即为贤者，岂宜责备耶？”居三年，以病告，不许。遂入大理之鸡足山，阅《藏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初与黄安耿子庸善，既罢郡，不归家，曰：“吾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何必故乡也？”遂客黄安。中年，得数男，皆不育。体素癯，淡于声色，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婢妾。旋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邱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性爱扫地，数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拂身拭面，有同水淫。不喜俗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气味。其欣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钞为善本，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亦喜为书，每研墨伸纸，则解衣大叫，得意者瘦劲险绝，骨棱棱纸上。一日，头痒，倦于梳栉，遂剃其发，独存鬓须；去衣冠，即所居为禅院。居常与侍者论出家事曰：“世间有三等人宜出家。其一，如庄周、梅福之徒，以生为我梏，形为我辱，智为我毒，灼然见身世如赘瘤然，不得不弃官隐者，一也。其一如严光、阮籍、陈抟、邵雍之徒，苟不得比于傅说之遇高宗，太公之遇文王，管仲之遇桓公，孔明之遇先主，则宁隐勿出，亦其一也。又其一者，陶渊明是也。亦爱富贵，亦苦贫穷。苦贫穷，故以乞食为耻，而曰“叩门拙言辞”；爱富贵，故求为彭泽令，然无奈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赋归去也，此又其一也。侍者进曰：“先生于三者何居？”卓吾曰：“卓哉庄周、梅福之见，我无是也。待知己之主而后出，必具盖世才，我亦无是也。其陶公乎？夫陶公清风被千古，余何人而敢云庶几焉。然其一念真实，不欲受世间管束，则偶与之同也。”卓吾喜接引人，来问学者，无论缁白，披心酬对，风动黄、麻间。时有女人来听法，或言女人见短，不堪学道。卓吾曰：“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且彼为法来者，男子不如也。”卓吾气概激昂，行复惊众，黄、麻间士大夫皆大噪，诋为左道惑众。因卓吾共彼中士女谈道，刻有《观音问》等书，忌者更以帷簿蜚语，思逐去之。卓吾笑曰：“吾左道耶？即加冠可也。”遂服其旧服。于时左辖刘东星迎卓吾武昌，自后屡归屡游。刘晋川迎之泌水，梅之丞迎之云中，焦弱侯迎之秣陵，皆推尊为圣人。无何，复归麻城。又有以蜚语闻当事者。当事乃逐卓吾而火其兰若。御史马诚所常问卓吾易义，大服，事以师礼，奉之入黄蘖山。壬寅，北游，抵郊外极亲寺，馆于通州诚所家。忽蜚语传京师，谓卓吾著书丑诋四明沈相。沈相恨甚，踪迹无所得。礼垣都谏张诚宇乃疏劾之，遂逮下诏狱。逮者至，邸舍匆匆。卓吾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我罪人也，不宜留。”诚所愿从，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卒同行。明日，大金吾寘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卓吾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未下。卓吾于狱中作诗读书自如，当事亦未必遽欲之死也。一曰，呼侍者剃发，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诚所以事缓，归觐其父。至是，闻而伤之曰：“吾护持不谨，以致于斯也。”乃葬其骸于通州北门外，为之大治塚墓，营佛刹焉。

卓吾所著有《焚书》、《藏书》、《说书》、《九正易因》等书。其学不守绳墨，出入儒、佛之间，而大旨渊于姚江。他自称“不曾四拜受业一个人以为师”，而对于王学左派诸人备致推崇。尤其倾倒的是龙谿，其次是近溪。僧深有述他道：

忆公告某曰：“我于南都，得见王先生者再，罗先生者一。及入滇，复于龙里得再见罗先生焉。”然此丁丑以前事也。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学。令某听之，亲切而有味，详明而不可厌。使有善书者执管侍侧，当疾呼手腕脱矣，当不止十纸百纸，虽千纸且有余矣。（《罗近溪先生告文》）

卓吾与龙谿、近溪，这样的津津乐道，惟恐不得尽传其秘旨。在这篇告罗先生文中，表示满腔向往的热诚，说的娓娓动人。他称龙谿道：

圣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无瑕，黄金百炼。……虽生也晚，居非近，其所为凝眸而注神，倾心而悚听者，独先生而已。……我思古人，实未有如先生者也。（《王龙谿先生告文》）

先生此书，前无往古，后无将者。后有学者，可以无复著书矣。（《龙谿先生文录抄序》）

世间讲学诸书，明快透髓，自古及今，未有如龙谿先生者。……龙谿先生全刻，千万记心遗我！盖近溪《语录》，须领悟者乃能观于言语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绳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脱门，既得者读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读之足以证入也。（《复焦弱侯》）

这真是心悦诚服，倾佩到极点，其所以未得到入龙谿门下者，只差一拜耳。他称泰州学派道：

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径往江西见王都堂，欲与之辩质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后自知其不如，乃从而受业焉。故心斋亦得闻圣人之道，此其气骨为何如者！心斋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云龙风虎，各从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为何心隐，心隐之后为钱怀苏，为程后台，一代高似一代。所谓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心隐以布衣出头倡道而遭横死。近溪虽得免于难，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见容于张大岳。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为黄安二上人大孝文一首》）

泰州派下这一大批人物，在普通儒者眼中简直是一群怪物，而卓吾却极口称赞他们是英雄，把他们写得生龙活虎一般。他有一篇《何心隐论》，称心隐为“上九之大人”，极力替他伸冤道：

今观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状，聚而观者，咸指其诬，至有嘘呼叱咤不欲观焉者，则当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门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非惟得罪于张相者、有所憾于张相而云然，虽其深相信以为大有功于社稷者，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而咸谓杀公以媚张相者之为非人也。则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盖覆矣。

读此段可以想见何心隐一流人在当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卓吾学风和心隐很相近，对于他尤其是深表同情，故为之扼腕太息如此。气求声应，从卓吾上面许多言论看来，可知其与王学左派关系之深了。

卓吾思想最狂放，最敢发惊人的议论，如云：

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商君之于秦，吴起之于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顾后患之心成之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顾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是以宁为曳尾之龟，而不肯受千金之聘；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国之忧。而儒者皆欲之，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不知天下果有两头马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学术贵俭，虽天下以我为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学术贵法，申子之学术贵术，韩非子之学兼贵法、术，虽天下以我为残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学术贵诈，仪秦之学术贵纵横，虽天下以我为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惮五就之劳，以成夏、殷之绩，虽天下后世以我为事两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试功，立太甲而复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学术以任，而直谓之能忍诟焉者也。以至谯周、冯道诸老，宁受祭器归晋之谤，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彼区区者欲选择其名实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无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虑后，左顾右盼。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而又好说时中之语以自文。又况依仿陈言，规迹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他竟敢说名教累人，竟敢贬斥儒家而推奖诸子，甚至连谯周、冯道，万世唾骂为无耻的老奸巨猾，他也竟替他们洗刷，表彰他们救民的苦心。他在《藏书》中，还称他们为“吏隐”。这真是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一翻千古成案，可谓大胆已极。他又骂儒生道：

儒臣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造其域，卒为名臣所嗤笑，然其实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亦无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学名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为“武”，而文武从此分矣。……夫圣王之王也，居为后先疏附，出为奔走御侮，曷有二也？惟夫子自以“尝学俎豆，不闻军旅”辞卫灵，遂为邯郸之妇所证据，千百世之儒皆为妇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语，即“速贫速朽”之语，非定论也。呜呼！受人家国之托者，慎无刻舟求剑，托名为儒，求治而反以乱；而使世之真才实学，大贤上圣，皆终身空室蓬户已也，则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信矣。（《藏书·纪传总目后论》）

他反对儒生，只因他们没有用。他所要求的是真才实学。只要有真才实学，黄、老也可，申、韩也可，苏、张也可，孙、吴也可，他们总都各有其用，不像“两头马”的儒家，欺世盗名，空谈无补。他有时候太忿激了，简直称赞起盗贼。《焚书》卷四《杂述·因记往事》中，借一个大盗林道乾大发议论道：

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自浙江、南直隶以及广东、福建数省近海之处，皆号称财赋之产，人物隩区者，连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除正刑都、总统诸文武大吏外，其发遣囚系，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几也。而林道乾固横行自若也。今幸圣明在上，刑罚得中，倭夷远遁，民人安枕，然道乾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设以李卓老权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数日而即擒杀李卓老，不用损一兵费一矢为也。又使卓老为郡守时，正当林道乾横行无当之日，国家能保卓老决能以计诛擒林道乾，以扫清海上数十年之逋寇乎？此皆事之可见者，何可不自量也。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耳。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惟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

他极口称赞林道乾，以为胜过自己万万。他以为这等人有真本领，是真人才，而深惜国家不能收用，以致流为盗贼。他骂一般士大夫只会作揖打恭，骗取禄位，一点事情担当不了。他喜欢的是英雄豪杰，而不是木偶般的道学先生。他取人很宽，绝不拘定一途。他尊重邓豁渠，同时却也尊重赵大洲，他尊重何心隐，同时却也尊重张江陵。他说：

吾谓赵老真圣人也。渠当终身依归，而奈何其遽舍之而远去耶！然要之各从所好，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复邓石阳》）

如其迹，则渠老之不同于大老，亦犹大老之不同于心老，心老之不同于阳明老也。若其人，则安有数老之别哉？（《又答石阳太守》）

豁渠和大洲，如上文所述，分明是两样行径。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似乎不能并立。但卓吾两称之，以为尽不妨各从所好，后贤与前贤，弟子与师，是不必相袭的。这样论人已经是很宽大，很活动，不像一般道学家把世界上人都要限定在一条路上。尤其可以注意的是他称赞张江陵。江陵杀何心隐，本是他极痛心的事情，他所以和耿天台弄到绝交者，其根源实由于此。然而他对于江陵却极尊重。他说：

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答邓明府》）

江陵和心隐，都非俗流，都是豪杰，都可以奉为师表。江陵虽反对讲学，但其伟大不可及处不容因此而埋没，并且世俗一班讲学家也真太不成样子。关于心隐之死，卓吾颇为江陵出脱。他骂那班杀心隐以媚江陵者为非人，但那自是一班小人干的勾当；至于江陵本人，根本没有把心隐放在眼里，何尝必欲杀他呢？冤心隐而不恨江陵，公是公非，公好公恶，卓吾这种见识度量，殊非一般讲学家所能及。他对于江陵向慕不已。如云：

些小变态，便仓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真令人益思张江陵也。（《答陆思山》）

今惟无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负固。（《焚书·与友山》）

此语只可对死江陵与活温陵道耳。（同上）

他竟然要拉江陵为同志了。江陵曾说何心隐“尔意时时欲飞”，看卓吾这种张皇亢奋跃跃欲试的神情，亦正好以此语赠之。他很崇拜事功，所以称赞江陵，称赞管仲，斥董仲舒为章句腐儒，而反对其“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说。他昌言道：

天下曷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谊明道为耶？（《贾谊》）

这是多么明白干脆的功利主义！然而尚不止此，他还大谈术数呢。他说：

汉文有汉文之术数也，汉高有汉高之术数也，二五帝伯又自有二五帝霸之术数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挟以成大功者，未尝不皆有真实一定之术数。惟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语治。（《晁错》）

卓吾、心隐这一流人，常被后儒骂为狂禅派。禅而大谈功利，大谈术数，好像是很奇怪的。但是我们须知禅也不止一种，他们所得力的不是枯槁寂灭的禅，而是大活动的禅；也就如梨洲所说，不是如来禅，而是祖师禅。当时儒、释疆界，已被冲破，王学左派诸人，多走向祖师禅一路。如管东溟混三教，汗漫不可方物，而却云，“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从释、老到杂霸，和卓吾所走正是一样路径。他们都是狂放不羁的人物。什么正学，什么异端，根本没有放在他们眼里。掀翻天地，当机横行。金银铜铁，揽成一团。这班人是不能以寻常尺度相绳的。卓吾《焚书·豫约篇》有“感慨平生”一条，缕缕自述其生平遭际，只因“不受管束”之故，碰了许多钉子：

……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写尽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而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谢无足言矣，汪与董皆正人，不宜与余抵。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过人，而自贤则十倍矣，余安得免触耶？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

最后他落发出家了。然而就只为这落发一事又引起许多麻烦。这段文章写得委委曲曲，凄恻动人，最足表现他爱好自由冲抉世网的精神，以文繁姑不具录。因为这种极端自由主义，极端发展个性主义，曾闹出一场笑话：

常志者，乃赵濲阳门下一书吏。后出家，礼无念为师。龙湖（卓吾）悦其善书，以为侍者，常称其有志，数加赞叹鼓舞之。使抄《水浒传》。每见龙湖称说《水浒》诸人为豪杰，且以鲁智深为真修行，而笑不吃狗肉的诸长老为迂腐，一一作宝法会。初尚恂恂不觉，久之，与其侪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烧屋。龙湖闻之大骇，微数之。即叹曰：“李老子不如五台山智证长老远矣。智证长老能容鲁智深，老子独不能容我乎？”时时欲学智深行径。龙湖性褊多嗔，见其如此，恨甚。乃令人往麻城招杨凤里至右辖处，乞一邮符，押送之归湖上。道中见邮卒牵马少迟，怒目大骂曰：“汝有几颗头？”其可笑如此。后龙湖恶之甚，遂不能安于湖上，北走长安，竟流落不振以死。痴人前说不得梦，此其一征也。（《袁小修日记》卷之八）

卓吾借《水浒》说法，特别赞扬鲁智深。这是当然的，鲁智深恰好是一个“狂禅”的标本。谁知那位侍者受卓吾薰染了，真要学鲁智深了，这却使卓老也受不住了。主仆二人，狂态可掬。当时崇拜卓吾的，直把他当成圣人，反对卓吾的，却又把他看成洪水猛兽。总而言之，他不是个寻常的人，他对于当时思想界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邹颍泉《语录》载：

李卓吾倡为异说，破除名行，楚人从者甚众，风习为之一变。刘元卿问于先生曰：“何近日从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谁不欲为圣贤，顾无奈圣贤碍手耳。今渠谓酒色财气一切不碍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谁不从之。”

这种批评虽说不一定全合真情，但卓吾这班狂禅派确乎是大开方便之门，绝不是循规蹈矩的。他们也确乎是把圣人这个名字便宜出卖，如罗近溪称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称罗近溪为圣人，卓吾称赵大洲为圣人，焦弱侯亦称卓吾“可坐圣人第二席”，真可谓“满街都是圣人”了。这种狂禅潮流影响一般文人，如公安派、竟陵派以至明清间许多名士才子，都走这一路，在文学史上形成一个特殊时代。他们都尊重个性，喜欢狂放，带浪漫色彩。他们都津津乐道卓吾和左派王学家的故事。如袁伯修述：

前辈为余言：阳明接人，每遇根性软弱者，则令其诣湛甘泉受学。甘泉自负阳明推己，欢然相得。其实阳明汰去砂砾，直寻真金耳。于是王龙谿妙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阳明亟欲一会，不来也。阳明却日令门弟子六博投壶，歌呼饮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瞰龙谿所至酒家，与其赌。龙谿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师门下日日如此。”龙谿乃惊，求见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矣。（《白苏斋类集》卷二十二）

这段故事，《明儒学案》卷十九《魏良器传》中亦曾讲到，并没有特别奇异地方。可是一到这位公安派文学家笔下，就全成一片禅机。这样讲法，实在使王学另变一副面目，把王学完全狂禅化了。

第四章　异军特起的张居正

正当王门后裔各树旗帜纷纷讲学的时候，出来一位特异人物张居正。张居正是一位大政治家，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是我们还应该知道，他的政治建树实以学术为根柢，在思想史上我们不能不给他一个特殊地位。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谥文忠，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1525），卒于万历十年（1582），寿五十八岁。年二十三成进士，在翰林者七年，归田修养者六年。三十六岁复出，历任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右谕德兼太子讲读、翰林院学士等官。四十二岁初入内阁，兼掌部事，先后与徐阶、高拱、李春芳等共同辅佐穆宗者六年。神宗即位以后，进为首辅，独掌政权者十年，其为政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一时内安外攘，号称富强。自从梁任公将他列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近年来论述他的很多。但大概都是关于政治方面。兹专就其学术思想谈一谈：

本来江陵并不讲学，甚至毁书院，杀何心隐，和当时讲学家正立在敌对地位，所以他被人指为“不悦学”，而向来讲明代学术的也提不到他。但是实际上他自有一套学术。请看他说：

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

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横计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学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孔子自言不如己之好学。三千之徒，日闻其论说而独以好学归之颜子。今不榖亦妄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答宪长周友山讲学》）

人家说他不喜讲学，他认为诬罔，他偏说自己是“实好学”，是“直认本真”，不过不像那班讲学家的“虚谈”罢了。他对于那班讲学家的批评，他自己对于学术上的根本见解，大致见于《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那封信。他说：

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觉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庄子所谓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谓虾蟆禅耳。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所以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谓事与职者而能之，故与七十子之徒切磋讲究。其持论立言，亦各随根器，循循善诱，固未尝专揭一语，如近时所谓话头者，概施之也。告鲁哀公曰“政在节财”，齐景公曰“君臣父子”，在卫曰“正名”，在楚曰“近悦远来”，亦未尝独揭一语，不度其势之所宜者而强聒之也。究观其经纶大略，则惟宪章文武，志服东周。以生今反古为戒，以为下不倍为准。老不行其道，犹取鲁史以存周礼。如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从周而已。《春秋》所载，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岂不欲行殷礼哉？周官之法岂尽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为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时，为国子司成，则必遵奉我圣祖学规以教胄而不敢失坠；为提学宪臣则必遵奉皇上勅谕以造士而不敢失坠。必不舍其本业，而别开一门，以自蹈于反古之罪也。今世谈学者，皆言尊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谓能学孔矣乎？明兴二百余年，名卿硕辅，勋业煊赫者，大抵皆直躬劲节，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讲学者每诋之曰，彼虽有所建立，然不知学，皆气质用事耳。而近时所谓知学，为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树立又远出于所诋之下。将令后生小子何所师法耶？此仆未解也。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兔鱼未获，无舍筌蹄；家当未完，无撤藩卫，无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无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挠上之法也。

他痛斥那班讲学家的流毒，骂他们为“虾蟆禅”。他教人就在自己职守以内去学，而不要舍其本事，别开一门以为学。他教人“足踏实地”，“崇尚本质”，“遵守成宪”，“诚心顺上”，真可谓卑之无甚高论。然而他却认为虽孔子复生也必须如此立教。他对于孔子另有一种看法，单从“生今反古”，“为下不倍”上发出一套大议论，简直和韩非、李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有些相类了。他这套议论很得意，在别处也时常提到。如《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就和这段文字差不多。尤其是在《辛未会试程策》中，大发“法后王”之义，议论特别精彩，态度特别鲜明。其大旨谓：

夫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时宜之，艮安之，虽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戾于时，拂于民，虽圣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后王之法，其民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则有司之籍详，而众人之智熟。道之而易从，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后王便也。往代无论已。明兴高皇帝神圣统天，经纬往制，博稽逖采，靡善弗登。若六卿仿夏，公孤绍周，型汉祖之规模，宪唐宗之律令，仪有宋之家法，采胜国之历元。而随时制宜，因民立教，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又非徒然也。即如算商贾，置盐官，则桑孔之遗意也；论停解，制年格，则崔亮之选除也；两税三限，则杨炎之田赋也；保甲户马，经义取士，则安石之新法也。诸如此类，未可悉数。固前代所谓陋习敝政也，而今皆用之，反以收富强之效，而建升平之业。故善用之，则庸众之法可使与圣哲同功。而况出于圣哲者乎？故善法后王者，莫如高皇帝矣。……夫汉宣帝，综核之主也。然考其当时所行，则固未尝新一令，创一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修饰而振举之，如曰汉家自有制度耳。且其所任魏相，最为称上意者，亦未尝以己意有所论建，惟条奏汉家故事，及名臣贾谊、晁错等言耳。当其时，虽五日一视事，而上下相维，无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诏书，则有责；上计簿徒县文，则有责；三公不察吏治，则有责。其所以振刷综理者，皆未尝稍越于旧法之外。唯其实事求是，而不采虚声，信赏必罚，而真伪无眩，是以当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下至技巧工匠，后世鲜及。故崔实称其优于孝文，而仲长统极其叹服，荀悦论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为非，良不诬矣。……成宪俱存，旧章森列，明君贤臣，相与实图之而已。毋不事事，毋泰多事，祛积习以作颓靡，振绍纲以正风俗，省议论以行国是，核名实以行赏罚，则法行如流，而事功辐辏矣。若曰：此汉事耳，吾且为唐、虞，为三代，则荀卿所谓俗儒也。

他断言主张法后王，指斥那班高谈唐、虞、三代者为俗儒。他对于秦、汉以后的制度，尤其是他本朝之制度，极力表彰。他极口称赞王霸杂用谓汉家自有法度的汉宣帝。他说明朝制度，“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这种鲜明的贵今主义，比陈同甫、叶水心辈所论还要痛快得多。他甚至说：

三代至秦，浑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虽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后世儒者徒见扶苏之谏焚书坑儒，遂以为贤，而不知乱秦者，扶苏者。（《杂著》）

这是何等大胆的翻案文章！他确乎有一种真知灼见，所以才能发出这样卓绝千古的议论。这些地方自然带些霸气，很接近申、韩。然而霸道本是他不讳言的。如云：

忆昔仆初入政府，欲举行一二事。吴旺湖与人言曰：“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仆闻而笑曰：“旺湖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国富兵强哉？”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唯时。”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仆自秉政以来，除密勿敷陈，培养冲德外，其播之政令者，实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闾里愁叹之声，尚犹未息，仓卒意外之变，尚或难支，焉在其为富且强哉？（《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辨》）

综观江陵生平言行，尊主威，振纲纪，明赏罚，核名实，讲富强，重近代，孤立一身，任劳任怨，纯是法家路数。在他的文章中，有许多地方绝类商鞅、韩非的口吻，甚至明白袭用《韩非子》中的成语，如：“小仁，大仁之贼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浸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而致其所大利也。”（《显学》）由此可知其受法家影响之深。抱这样思想，他当然不讳言霸道。陆象山有言：“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亦不问王霸，只要事成。介甫慕唐虞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实处，所以弄得王不成，霸不成。”从这一点上说，江陵倒是很近乎商鞅，比荆公爽快多了。

讲到这里，我联想起高拱。谁都知道新郑是江陵的政敌。然而在他们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同服务于太学，而互以相业相期许，虽然后来时移势易，终致乖离，但当初他们切磋共学的那段因缘，毕竟是不可泯灭的。我们现在看新郑所作《本语》，其中有些主张见解和江陵很相近。如云：

孔子宪章文、武，盖时王之法不可不守也。今言治者，正不可妄意纷更。只将祖宗之法，求其本意所在，而实心奉行之。纵有时异势殊，当调停者，亦只就中调停，处得其当便是，不可轻出法度之外启乱端也。此不惟分所宜然，祖宗聪明睿知既迈伦夷，而又艰难百战以有天下，苦辛备尝，经炼久熟，其所贻谋，为法既善，为虑更深，固非后世疏浅之见所能及也。夫岂可以一事之未便而随乖天下之全，图以一时之便而遽梗万年之长计哉？

帝王创业垂统，必有典则贻诸子孙，以为精神命脉。我祖宗燕谋宏密，注意渊远，非前代可及。圣子神孙，守如一日，治如一日，猗欤盛矣。迨我穆皇，未获有所面授。我皇上甫十龄，穆皇上宾，其于祖宗大法，盖未得于耳闻也。精神命脉既所未悉，将何以鉴成宪绳祖武乎？今日讲经书，后又讲《贞观政要》等书。臣愚谓宜先知祖宗家法，以为主本，而后可证以异代之事。不然，徒说他人，何切于用？乃欲于祖宗列圣实录所载圣敬事天之实，圣学传心之法，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欲，如何务勤俭，如何察谗佞，如何总揽大权，如何开通言路，如何进君子退小人，如何赏功罚罪，如何肃宫闱，如何御近习，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抚百姓，如何镇抚四方，撮其紧切，编辑成书，进呈御览。在讲筵则日进数条，在法宫则日披数段。庶乎祖宗立国之规模，保邦之要略，防微杜渐之深意，弛张操纵之微机，可以得其大较。且今日之域中，祖宗之天下。即以祖宗之事行之今日，合下便是，不须更费商证，而自无所不当。我皇上聪明天纵，睿智日开，必因而益遡祖宗精神命脉所在，以观耿光，以扬大烈，以衍万年无疆之祚者，将在于是，则特为之引其端焉尔。

圣祖罢丞相，散其权于六卿，而上自裁决。成祖始制内阁，以翰林官七人处之，备问以言，商榷政务，极其宠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嗣后遂理机务谕旨。比其久也，则遂隆以师保之官，称辅臣焉。虽无宰相之名，有其实矣。然皆出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诸首甲与夫庶吉士之选留者。其选也以诗文，其教也以诗文，而他无事焉。夫用之为侍从，而以诗文，犹之可也。今既用于平章，而犹以诗文，则岂非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乎？旧制固不敢议，而就中有以为之处焉，亦无不可者。诚宜于其选也，必择夫心术之正，德行之良，资性聪明，文理之通顺者充之，而即教之以翰林职分之所在。如一在辅德，则教之以正心修身以为感动之本，明体达用以为开导之资，如何潜格于其先，如何维持于其后，不可流于迂腐，不可狃于曲学，虽未可以言尽，然日日提撕，日日闻省，则必有知所以自求者矣。其一在辅政，则教之以国家典章制度。必考其详，古今治乱安危必求其故，如何为安常处顺，如何为通权达变，如何以定官邪，如何以定国是，虽难事事预拟，亦必当有概于中也，于是乎教之以明解经书，发挥义理，以备进讲；教之以训迪播告之辞，简重庄严之体，以备代言；教之以错综事理，审究异同，以备纂修；而应制之诗文，程士之文艺，在其后焉。面命而耳提之，日省而月试之。养之既久，则拔其尤者留之翰林。既留之后，仍以旧业日加淬励，阁臣时时督课，与之讲论，试其所有之浅深，观其行履之实否。比其久也，则可拔其尤者而登用之。如此，庶乎相可得人，相业必有可观者。翰林庶吉士未尝不可也。今也止教诗文，更无一言及于君德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贺寿以为文，栽花种柳以为诗，群天下英才为此无谓之事，而乃以为养相才，远矣。

他尊重本朝制度，尊重祖宗成宪，认为“时王之法不可不守”，认为各朝代都有自己祖宗创造的根本大法以为“精神命脉”。他要当嗣君的首先研究本朝大法，能深悉其“精神命脉”之所在，然后才拿“异代之事”来作参考，什么经书以至《贞观政要》之类，都算次要的东西，这可以说是新郑对于帝王教育的主张。他又认定翰林院是培养相才的机关，不应该专学些无用的诗文，而应该把当代典章制度以及辅相君主办理政治所必需的各种事项，都一一预先讲习，以备他日之用，这可以说是新郑对翰林教育或宰相教育的主张。从这些言论里面，分明可以看出他的贵今主义和实用主义。试把上面所引江陵那几段话拿来作一对照，一定可以发现其一致之点。他主张“明刑”，反对“赦”，反对“放纵”。他综核名实，特别注意官吏的考察法。他替刘晏辩护，斥胡致堂“徒以不言利为高，而使人不可为国”。这一切都和江陵为同调。《明史》称他“练习政体，有经济才”，实在不错。江陵有这样一位学侣，互相切磋了好几年，当然不能不受很大影响。这是论江陵学术渊源和进学历程者所不可不注意的。

以上所述，是江陵学术接近法家的一方面，然而江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法家，或简单的事业家，他还自有一套“心学”，还很得力于“禅”。在他的文集中有好多处讲禅学，如：

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由是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答高孝廉元谷》）可见他很会谈禅，对于此道确有所得。但江陵所得于禅学者还不止此。《袁小修日记》卷五载：

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立朝时，于称讥毁誉俱有所不避，一切利国福民之事，挺然为之。

这段话真能把江陵精神命脉心髓入微处表现出来。试看他文集中屡次提到《华严经》，如：

偶阅《华严经·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宏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此时惟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幸而念成缘熟，上格下孚，官府穆清，内外宁谧。而正以退食之余，犹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以是知山寺幽栖，风尘寓迹，虽趋舍不同，静躁殊途，其致一也。（《答李中溪有道尊师》）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吾亦欢喜施与。（《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

可知小修的话确有根据。江陵一生，赤诚任事，置毁誉、得失、祸福、生死于度外。其精魂所寄，原来乃在《华严经》。旁人学禅，只学个遁世自了。江陵学禅，却学个宏愿济世。他还有句话：

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这样的禅真是普通人所梦想不到的。本来江陵也是个学道的人。他生平所最尊奉的老师徐存斋，是聂双江的门生，双江又是阳明的门生。当时的王学家，如罗念庵、胡庐山、王敬所、罗近溪、耿天台……都和江陵有来往，在《江陵文集》中有许多和他们论学的信。最有意义的如：

比来同类寥落，和者甚稀。楚侗南都，庐山西蜀，公在宛陵，知己星散。仆以孤焰，耿耿于迅飚之中，来知故我何似。闻公政致刑措，不言民从，盖皇农之再见。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此固罗近溪本来面目。然同志数君子，往来倡导，使人咸知有仁义道德，则所以助公道缘为不少也。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追，金体乃现。仆每自恨优悠散局，不曾做得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谓本觉可以照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答罗近溪宛陵尹》）

从这信的前一段，可以使我们想见江陵当年和那班王学家在一块讲学的情形。他称他们为“同类”，为“知己”。这正是前引《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那封信中所谓“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的事实例证。至于后一段论学的地方，具见江陵学术的特色，真是精彩极了。他要“窥实际”，要于“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下工夫，要“从花中看花”，而反对“以虚见为默证”。这正是他和一般讲学家绝异的地方。他曾说过：

仆以寡昧，谬当重寄；别无他长，但性耐烦耳。（《答陵洋山》）

惟其“耐烦”，所以不怕“琐细”、“猥俗”、“纠纷”，而能从“人情物理”中切实磨炼。必须这样，才能“窥实际”，才算真得力，至于一般讲学家，只略略见得一个“头脑”，便要放手，所以只有“虚见”并非“默证”，其病正坐不“耐烦”耳。江陵最不喜欢虚见空谈，如云：

承教虚寂之说，大而无当，诚为可厌。然仆以为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放其说屡变而愈淆。夫虚故能应，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虚受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诚虚诚寂，何不可者？惟不务实得于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异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谓虚寂者，宜其大而无当，窒而不通矣。审如此，岂惟虚寂之为病。苟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则曰致曲，曰求仁，亦岂得为无弊哉，愿与同志共助之也。（《答楚学道胡庐山论学》）

中世以后，大雄之法，分为宗、教二门。凡今吾辈之所讲研穷究，言语印证，皆教也。若夫宗门之旨，非略象忘诠，真超玄诣，讵可易言？然宗由顿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沾，随根领受。而今之学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执之为是。才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诠，而不知已坠于诠。此竖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纷纷于世也。（《答周鹤川乡丈论禅》）

这两节表面上粗粗一看，好像冲突。前一节既然怕人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后一节却又怕人“略象忘诠”，那末无论你讲“虚寂”、讲“致曲”、讲“求仁”，既然都只是在“言语名色上缴绕”，以致“其说屡变而愈淆”；及一离“言语名色”，“略象忘诠”，却又陷于“妄意揣量”的毛病。左支右绌，终无是处。假使反过来说，你是“实好学”的，是“务实得于己”的，那末你讲“致曲”、讲“求仁”可以，讲“虚寂”也可以，“言语印证”可以，“略象忘诠”也可以。总而言之，全看你实不实。因为这样，所以江陵对于当时那班讲学家“离是非，绝取舍”，超然独处于各派纠纷之外，而冥心孤往，直寻本真。他说：

窃谓学欲信心冥解。若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耳。（《答聂司马双江》）

不榖生平，于学未有闻，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则诚自信而不疑者。（《答藩伯周友山讲学》）

吾生平学在师心。不但一时之毁誉有所不顾，虽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答朱按院辞建三召亭》）

这些话正得着王学的真精神。章太炎谓王学的长处在“内断疑悔，外绝牵制”。王龙谿至于说不怕“恶名埋没一世”。这种断然自信敢作敢为的精神，江陵真发挥尽致了。原来江陵当十三岁时，即受知于顾东桥，东桥乃曾与阳明论学者也。及在翰林院，正是徐存斋、欧阳南野、聂双江、程松溪会讲灵宫，王学声势最盛的时候，当然和这班讲学家往来的机会很多，而深受其影响。虽然江陵后来很反对那班讲学家，但所反对者是他们的“虚谈”，而他自己的精神命脉实际上仍是从王学中孕育出来的。说到这里，一定有人怀疑，江陵既然崇尚实用，走的是法家路数，怎么还会和王学拉在一起？王学不是最玄虚的一种学术吗？关于这一层，我们应该知道，王学虽然有它极玄虚的地方，却也有它极实用的地方。要说玄虚，它可以直入佛、老，要说实用，它又可以直入申、韩。只要看一看本书前三章，你就知道王学中含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成分。王学是经世的，主张“亲民”之外无所谓“明明德”的，是不拘故常而随机应变的。不过后来左派诸子既“承领本体太易”，而流于猖狂；右派诸子又转回李延平一路，而不免于枯寂。倒是江陵出来，有左派之阔达而凝其神，有右派之坚实而宏其用，既见“头脑”，更窥“实际”，亲体默证，把王学确实受用一番。他自称为“实好学”，我是绝对相信的。并且我确乎相信他能使王学得到新生命，能把王学中最粹美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

第五章　东林派与王学修正运动

明代思想解放的潮流，从白沙发端，及阳明而大盛，到狂禅派而发展到极端。于是乎引起各方面的反对。有的专攻击狂禅派或王学左派，有的竟直接牵涉到阳明。这里面最有力量能形成一个广大潮流的，要推东林派。此派以学术影响政治，在晚明历史上放过极大的光辉。其代表人物为顾泾阳与高景逸，而泾阳之弟泾凡，亦其卓卓者，兹分述其讲学大旨如后：

顾宪成，字叔时，别号泾阳，无锡人。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卒于万历四十年（1612），寿六十三岁。历仕至文选司郎中，因忤时相王锡爵，削籍归。乃兴复东林书院。大会四方之士，讲学其中。尝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道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故会中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而庙堂亦有所畏忌。后复起，为南京光禄少卿，乞致仕。当祸作，泾阳久已死，乃追夺其官。崇祯间，赠吏部右侍郎，谥端文。

泾阳少学问于薛方山，固亦王门后裔。但因目击王学末流之弊，遂昌言排之。其攻击目标，集中于“无善无恶”四字。如云：

管东溟曰：“凡说之不正而久流于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于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窃谓“无善无恶”四字当之。何者？见以为心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也，合下便成一个“空”。见以为“无善无恶”，只是心之不着于有也，究竟且成一个“混”。“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高明者入而悦之，于是将有如所云：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缘尘，以操持为把捉，以随事省察为逐境，以讼悔迁改为轮回，以下学上达为落阶级，以砥节砺行独立不惧为意气用事者矣。“混”则一切含糊，无复拣择，圆融者便而趋之，于是将有如所云：以任情为率性，以随俗袭非为中庸，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以枉寻直尺为舍其身济天下，以委曲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免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钝为不动心者矣。由前之说，何善非恶；由后之说，何恶非善。是故欲就而诘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问，彼其所握之机括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复作，其奈之何哉！此之谓以学术杀天下万世。（《小心斋札记》卷十八）

“无善无恶”四字，最险最巧。君子一生，兢兢业业，择善固执，只着此四字，便枉了为君子；小人一生猖狂放肆，纵意妄行，只着此四字，便乐得为小人。语云：“埋藏君子，出脱小人。”此八字乃“无善无恶”四字膏肓之病也。（《还经录》）

这两段话推究“无善无恶”四字的极弊，穷形尽相，深恶痛绝，句句是针对左派王学而发。本来这四个字出自阳明，但阳明并没有多讲过。至左派诸人，才标此四字为宗旨，大加发挥。如周海门在南都讲会中，就拈出《天泉证道纪》作题目。当时许敬庵谓“无善无恶”不可以为宗，故作《九谛》以难之，海门乃作《九解》以伸其说，双方针锋相对，实为当时思想界一大公案。至泾阳所斥种种弊病，大概也都是当时的实况。综括来说，不外乎猖狂无忌，破坏名教而已。从“无善无恶”到猖狂无忌，破坏名教，本也是很自然的趋势。左派诸人如颜山农、何心隐以至李卓吾等，不都可说是无忌惮而出乎名教外么？泾阳明白说道：

东坡讥伊川曰：“何时打破这敬字！”愚谓近世如王泰州座下颜、何一派，直打破这敬字矣。（《小心斋札记》卷五）

打破敬字，就是说他们猖狂无忌。泾阳又明斥龙谿道：

详绎龙谿之旨，总是要人断名根。这原是吾人立脚第一义。“人不知而不愠”，“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圣人已如此说了。却何等说得正当！龙谿乃曰，“打破毁誉关，即被恶名，埋没一世，不得出头，亦无分毫挂带”，则险矣。这便是为无忌惮之中庸立了一个赤帜。王塘南比诸洪水猛兽，有以也。且人不特患有名根，又患有利根。……若利根不断，漫说要断名根，吾恐名根愈死，则利根愈活，个中包裹藏伏有不可胜言者。季时尝言，“不好名三字是恣情纵欲的引子”，良可味也。（《南岳商语》）

东林派以名节相砥砺，所以对于“不好名”、“打破毁誉关”一类口号，直看作洪水猛兽，本来左派诸人都是敢作敢为的。他们有时候为目的不择手段，大刀阔斧，横劈将去，些少受一点血腥污染，他们是满不在乎的。他们都好讲“万物一体”，不屑作洁身自好的儒生，而要做舍身救世的英雄好汉。为着“一体不容己之情”，他们把身体名誉乃至节操都可牺牲。罗近溪为帮助一妇人救其丈夫而不惜行贿，康德涵失身刘瑾之门以救知己而李卓吾称之。他们只知发挥其“一体不容己之情”，什么世俗的礼义节行都在所不顾了。所以泾阳说：

程伯子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只此一语已尽，何以又云“义、礼、智、信皆仁也”？始颇疑其为赘。及观世之号识仁者，往往务为圆融活泼，以外媚流俗而内济其私；甚而蔑弃廉耻，决裂绳墨，闪烁回互，诳己诳人，曾不省义、礼、智、信为何称，犹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后知伯子之意远矣。（《小心斋札记》卷一）

又引吴悟斋指斥龙谿的话道：

诚恐此老不察……不复向羞恶辞让是非用一针，即所谓恻隐者未免认贼作子，将一传而此学为世戒。（同上）

浑然一体之中，而义、礼、智、信皆具。离开义、礼、智、信而专讲仁，则仁亦不成其为仁了。孟子不肯再请发棠以救饥民，而说那是冯妇的行径，“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又说：“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这是儒家的正宗思想。若龙谿诸人却不管这些。他们不论斗者是同室，或乡邻，都要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决不肯闭户。他们不管什么冯妇不冯妇，为士者笑不笑，只要能救了饥民，虽三请五请十请八请，“强聒不舍”，“上下见厌”，都可以的。他们不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他们尽可以“从井救人”。他们这种行径，不合于“儒”，而倒近于“侠”。“侠”是不能循规蹈矩的，并且有时候是干犯名教的。他们的道德伦理观念，根本另是一路。有人论何心隐道：

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则偏枯不可以为训。（见李卓吾《焚书》的《何心隐论》）

心隐既不做官，而又离开家庭，终年求师访友，漂泊在外，这便是舍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而独留朋友一伦。其实不只心隐如此，左派诸人自龙谿、心斋以下几乎都是这样。特别是邓豁渠、李卓吾，他们干脆出家了。卓吾说：

非但释迦，即孔子亦然。孔子之于鲤，死也久矣，是孔子未尝为子牵也。鲤未死而鲤之母已卒，是孔子未尝为妻系也。三桓荐之，而孔子不仕，非人不用孔子，孔子自不欲用也。视富贵为浮云，惟与三千七十，游行四方，西至晋，南至楚，日夜皇皇，以求出世知己。是虽名为在家，实终出家者矣。故予谓释迦佛辞家出家者也，孔夫子在家出家者也。（《书黄安二上人手册》）

他竟然把孔子当作出家人，周流列国，乃是求出世知己，这是何等大胆的怪论。中国社会向来以家族制度或宗法制度为一切伦理道德的中心，一出家便把所有传统的纲常名教都抛弃了。佛教在中国所以始终被一般士大夫斥为异端者，其主因即由于此。但左派诸人是不拘守儒家门户的，是不顾士大夫礼貌规格的。他们冲破宗法制度的藩篱，作一个江湖侠客，游方道人，急急皇皇，以朋友为性命。何心隐死，至开程后台之棺而合葬焉。像这样路数，那能不遭东林派的攻击呢？泾阳把这一切流弊都归到“无善无恶”四字上，而认为这四个字在理论上本站不住，阳明当初立说本就有毛病。所以他不仅把后来流弊尽量揭发，而且更进一步，从理论上对阳明作根本的攻击。他说：

佛学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第辨四字于告子易，辨四字于佛氏难，以告子之见性粗，佛氏之见性微也。辨四字于佛氏易，辨四字于阳明难。在佛自立空宗，在吾儒则阴坏实教也。夫自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而已。为善为其本有也，去恶去其本无也。本体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阳明岂不教人为善去恶？然既曰“无善无恶”，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其上一语，不得不忽其下一语也。何者？心之体无善无恶，则凡所谓善与恶，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则皆情识之用事矣；皆情识之用事，则皆不免为本体之障矣，将择何者而为之？未也。心之体无善无恶，则凡所谓善与恶，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则皆感遇之应迹矣；皆感遇之应迹，则皆不足为本体之障矣，将择何者而去之？犹未也。心之体无善无恶，吾亦无善无恶已耳。若择何者而为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择何者而去，便未免有恶在。若有善无恶，便非所谓无善无恶矣。阳明曰：“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阳明且以无善无恶扫却为善去恶矣。既已扫之，犹欲留之。纵曰，为善去恶之功，自初学至圣人，究竟无尽，彼直见以为是权教，非实教也。其谁肯听？既已拈出一个虚寂，又恐人养成一个虚寂。

纵重重教戒，重重嘱咐，彼直以为是为众人说，非为吾辈说也。又谁肯听？夫何故？欣上而厌下，乐易而苦难，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复困之以所厌，异之以所乐，而复撄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执上一语，虽欲不忽下一语而不可得。至于忽下一语，其上一语虽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罗念庵曰：“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才拈工夫便以为外道，使阳明复生亦当攒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使学者以虚见为实悟，必依凭此语，如服鸩毒，未有不杀人者。”海内有号为超悟而竟以破戒负不韪之名，正以中此毒为然也。且夫四无之说，主本体言也。阳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识者至等之鸩毒。四有之说，主工夫言也。阳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则阳明再生，目击此弊，将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攒眉已矣！（《与孟白》）

此就天泉证道一案，反复推勘，逐层批驳，对阳明深致遗憾，明快警透，比许敬安“九谛”之说有力多了。他更直比阳明于告子道：

阳明之无善无恶，与告子之无善无恶不同。然费个转语，便不自然。假如有人于此，揭兼爱为仁宗，而曰我之兼爱与墨氏之兼爱也不同；揭为我为义宗，而曰我之为我与杨氏不同也，人还肯之否？（《商语》）

只要讲无善无恶便与告子同流，更不许下一转语。他又说：

近世喜言无善无恶。就而即其旨，则曰：所谓无善，非真无善也，只是不着于善耳。予窃以为经言无方无体，是恐着了方体也；言无声无臭，是恐着了声臭也；言不识不知，是恐着了识知也。何者？吾之心原是超出方体、声臭、识知之外也。至于善，即是心之本色，说恁着不着？如明是目之本色，还说得个不着于明否？听是耳之本色，还说得个不着于聪否？又如孝子，还可说莫着于孝否？如忠臣，还可说莫着于忠否？昔阳明遭宁藩之变，日夕念其亲不置。门人问曰：“得无着相？”阳明曰：“此相如何不着！”斯言足以破之矣。（《小心斋札记》）

用阳明自己的话打破“不着于善”之说，直使无善无恶论者无处可以躲闪。本来无善无恶，照周海门的说法，是：

维藩世俗，以为善去恶为提防；而尽性知天，必无善无恶为究竟。无善无恶，即为善去恶而无迹；而为善去恶，悟无善无恶而始真。教本相通不相悖，语可相济难相非。此天泉证道之大较也，今必以无善无恶为非然者，见为无善，岂虑入于恶乎？不知善且无，而恶更从何容，无病不须疑病；见为无恶，岂疑少却善乎？不知恶既无，而善不必再立，头上难以安头。故一物难加者，本来之体，而两头不立者，妙密之言。是为厥中，是为一贯，是为至诚，是为至善，圣学如是而已，经传中言善字固多善恶对待之善，至于发心性处，善率不与恶对。如中心安仁之仁不与忍对，主静立极之静不与动对。《大学》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见。荡荡难名为至治，无得而称为至德。他若至仁至礼等，皆因不可名言拟议而以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犹是耳。夫惟善不可名言拟议，未易认识，故必以明善乃可诚。若使对待之善，有何难办，而必先明乃诚耶？“天地贞观”，不可以贞观为天地之善，“日月贞明”，不可以贞明为日月之善，“星辰有常度”，不可以常度为星辰之善。岳不可以峙为善，川不可以流为善。“人有真心”而莫不饮食者此心，饮食岂以为善乎？“物有正理”，而鸢飞鱼跃者此理，飞跃岂以为善乎？（《九解》中的第一、二两解）

前段只讲个至善无善的意思，后段只讲个天机自然不可以善恶名的意思，完全是一种自然主义。他看人生种种活动都和鸢飞鱼跃山峙川流一般。这些自然现象是超善恶的。人与自然为一体，所以也是超善恶的。无善无恶者，超自然之谓也。超善恶之善，才是至善。这都是自然主义者常有的论调。但关于善恶问题，是否能作自然主义的解释，人的道德行为是否能像渴饮饥食一样，这里面还大有讨论余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这种判别由来久矣。一般道学家受佛、老影响，虽然对“名教”和“自然”的问题多持“将无同”的调和态度；但是如果自然主义的色彩太浓厚了，究竟和儒者名教主义的根本精神有点冲突。东林派特别强调的提倡名教，其反对自然主义的无善无恶论，那当然是无足怪的了。泾阳还批评阳明道：

阳明先生开发有余，收敛不足。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辞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悦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遂亡。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仁人君子又相顾裴回，喟然太息，以为倡始者殆亦不能无疑虑焉，而追惜之。（《小心斋札记》卷三）

阳明先生曰：“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是也。”此两言者，某窃疑之。夫人之一心，浑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天下之真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几何？惟圣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或驳，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真，吾见其难也。故此两言者，其为圣人设乎？则圣人之心虽千百载而上下冥合符契，可以考不谬，俟不惑，无有求之而不得者。其为学者设乎？则学者之去圣人远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宜也。于此正应沉潜玩味，虚衷以俟，更为质诸先觉，考诸古训，退而益加培养，洗心宥密，俾其浑然者果无愧于圣人，如是而犹不得，然后徐断其是非未晓也。苟不能然，而徒以两言横于胸中，得则是，不得则非，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无复忌惮，不亦误乎？阳明尝曰：“心即理也。”某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十从心不逾矩，始可以言心即理，七十以前尚不知如何也。颜子其心三月不违仁，始可以言心即理，三月以后尚不知如何也。若漫曰心即理也，吾问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五星之秤，无寸之尺，其于轻重、长短，几何不颠倒而失措哉？（《与李见罗》）

阳明给当时思想界打一吗啡针，把垂死的道学又复苏生起来。其激动当时人心，真如泾阳所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然而也正如泾阳所说，“七窍凿而混沌亡”，连阳明也要为之惊惶失措了。自信本心，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议论越痛快，越惊醒人，其流弊也越大。这是近代学者最喝采的地方，却也正是泾阳所最不安心而急欲加以挽救的地方。泾阳自己标出宗旨道：

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小心斋札记》）

这两句话看似平平淡淡，老生常谈，但其实全是切合时弊，针对着王学末流而发。断然要讲“性善”，不能说无善无恶；必须“小心”，不能放任自然，以至猖狂无忌惮，泾阳一切理论大体上可以总摄于此了。

顾允成，字季时，别号泾凡，泾阳之弟也，生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寿五十四岁。

泾凡初与泾阳同游薛方山之门，后又同讲学于东林书院，见义必为，其激扬振厉处似更过泾阳。一曰，喟然而叹。泾阳曰：“何叹也？”曰：“吾叹夫今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泾阳曰：“然则所讲何事？”曰：“在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泾阳为之慨然。观此可想见其风采。他有许多这一类富于刺激性的言论，如：

三代而下，只是乡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虽不犯手弑君弑父，而自为忒重，实埋下弑君弑父种子。

夫假节义乃血气也，真节义即理义也。血气之怒不可有，理义之怒不可无。理义之气节，不可无之而使骄，亦不可抑之而使馁。以义理而误认为血气，则浩然之气且无事养矣。近世乡愿道学，往往借此等议论，以消铄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污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远。

平生左见，怕言中字，以为我辈学问须从狂狷起脚，然后能从中行歇脚。凡近世之好为中行，而每每堕入乡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时便要做歇脚事也。（以上皆《小辨斋笔记》）

王学左派骂乡愿，泾凡也骂乡愿。但左派走的是阔略不掩的狂者一路，泾凡走的却是砥砺廉隅的狷者一路。自然，泾凡是不会赞成这种说法的，因为他看左派诸人简直是洪水猛兽，决不肯承认他们是狂者。要说左派诸人是狂者，那只能用另一种含义，就是说他们猖狂无忌罢了。他也极力攻击无善无恶四字，如云：

无善无恶，本病只是一个空字，末病只是一个混字。故始也见为无一之可有，究也且无一不可有；始也等善于恶，究也且混恶于善。其至善也，乃其所以为至恶也。（同上）

朱子尝曰：“孟子一生，费尽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寻四字；今日讲学家只成就枉尺直寻四字。”愚亦曰：“孟子一生，费尽心力，只破得无善无恶四字；今日讲学家只成就无善无恶四字。”（同上）

这种论调和泾阳一样。他自言其用功门路道：

上不从玄妙门讨入路，下不从方便门讨出路。

从玄妙门入，即流于“空”；从方便门出，即流于“混”。左派诸人正在这上面把佛、老、申、韩搅成一团，这是东林派所最反对的。泾凡又说：

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类之殃，小人殃之也；绍圣之纷更，小人纷更之也。今不归罪于小人，而反归罪于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于当时之私人，而仍不得志于后世之公论；为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时，仍并后世而愚之也。审如是言，则将曰：比干激而亡商，龙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矫而春秋遂流为战国，孟子与苏秦、张仪分为三党而战国遂吞于吕秦，其亦何辞矣！（同上）

这真是快论，激浊扬清，善善恶恶，一扫模棱两可，严于责君子而宽于责小人的弊习，最足表现东林派的特殊学风。

高攀龙，字存之，别号景逸，无锡人。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卒于天启六年（1626），寿六十五岁。初为行人，因劾王锡爵谪归。遂与泾阳讲学于东林书院，在林下者二十八岁。天启初复起，历仕光禄寺丞、少卿、太常，大理太仆卿、邢部侍郎、左都御史。纠大贪御史崔呈秀。阉祸作，自沉水死。崇祯初，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

景逸之学，得力静坐。当其谪赴揭阳时，于舟中厚设蓐席，严立规程，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于凡诚敬、主静，观喜怒哀乐未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极而睡，睡觉复坐，于前诸法反复更回。心气清澄时，便有塞乎天地气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无人事。而山水清美，主仆相依，寂寂静静。晚间命酒数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涧。时坐磐石，溪声鸟韵，茂树修篁，种种悦心，而心不着境。过汀洲，陆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楼，前对山，后临涧。登楼甚乐。偶见明道先生曰：“百官万务，兵革百万之众，饮水曲肱，乐在其中。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猛省曰：“原来如此！实无一事也。”一念缠绵，斩然遂绝。忽如百斤担子，顿尔落地；又如电光一闪，透体通明。遂与大化融合无际，更无天人内外之隔。至此是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区宇，方寸信其本位。神而明之，总无方所可言也。自此工夫日进。丙午，方实信孟子性善之旨；丁未，方实信程子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之旨；辛亥，方实信《大学》知本之旨；壬子，方实信《中庸》之旨。甲寅以后，涵养愈粹，工夫愈密。到头学力，自云“心如太虚，本无生死”，由此可知其造诣之深。他认为静定工夫不可少，其理由是：

盖各人病痛不同。大圣贤必有大精神。其主静只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须数十年静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处，在自幼无小学之教，漫染世俗，故俗根难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自序为学次第》）

以静坐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程子早有此说。后来双江归寂，念庵主静，都是一脉相传。景逸自从其得力处立论，亦仍是走他们那一路也。他专写一篇《静坐说》，大意谓：

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静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过，即性体也。以其清净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画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静以上如此，喜怒哀乐未发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须在人各各自体贴出，方是自得。静中妄念强除不得，真体既显，妄念自息；昏气亦强除不得，妄念既静，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还他湛然而已。大抵着一毫意见不得。才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静而动，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动去。静时与动时一色，动时与静时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个平常也。故曰无动无静。学者不过借静坐中认此无动无静之体云尔。静中得力，方是动中真得力；动中得力，方是静中真得力。所谓敬者此也，所谓仁者此也，所谓诚者此也。是复性之道也。

静坐之法，唤醒此心，卓然常明，志无所适而已。志无所适，精神自然凝复。不得安排，勿着方所，勿思效验。初入静者，不知摄持之法，惟体贴圣贤切要之言，自有入处。静至三日，必臻妙境。

景逸在揭阳道上深深做过一番静功，等于他的龙场一悟。对于静坐一道，他是确有所得的。然而他不喜欢“张皇说悟”，把旁人认为妙境的，只当作“平常”看，所以讲得格外平易近人。他自述道：

某自甲午年赴谪所，从万山中磐石上露出本来面目，修持十五年，只觉一毫尚在。去年一化，方知水穷山尽处耳。虽然，圣解一破立尽，凡情万叠难销。古德牧之为牛，某则奉之为君。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答瞿洞观》）

旁人一语便了，他却认为悟后才正好下工夫。凡情习心，重重叠叠，非用长期工夫是不能脱胎换骨的。大概东林派有鉴于王学末流猖狂之病，渐转入稳健一路。东林书院既遵用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而景逸用工夫处亦概属程、朱主敬法门。试看他《语录》上说：

朱子立主敬三法：伊川整齐严肃；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言敬者总不出此。然常惺惺，其心收敛，一著意便不是。盖此心神明，难犯手势。惟整齐严肃，有妙存焉。未尝不惺惺，未尝不收敛，内外卓然，绝不犯手也。

明明归宗“主敬”，并且特别着落在“整齐严肃”四字上，惟恐稍涉玄虚，可想见其学风之笃实。他说：

尝妄意以为今日之学，宁守先儒之说，拘拘为寻行数墨，而不敢谈玄说妙，自陷于不知之妄作，宁禀前哲之矩，硁硁为乡党自好，而不敢谈圆说通，自陷于无忌惮之中庸。积之之久，倘习心变革，德性坚凝，自当恍然知大道之果不离日用常行，而步步踏实地，与对塔说相轮者远矣。（《与叶台山》）

不尚玄妙，不尚圆通，也是针对王学末流而发。他批评王学道：

姚江之弊，始也扫闻见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崇文会语序》）

谈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虚灵之用多为情识，而非天则之自然，去至善远矣。吾辈格物，格至善也。以善为宗，不以知为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语而儒释判矣。（《答王仪寰》）

“诗书礼乐”是“博学于文”，“名节忠义”是“行己有耻”，和后来顾亭林的论调已有些类似了。格物之说，从王返朱。以“善”为宗，亦正针对着“无善无恶”之说。景逸又谓：

本体本无可指，圣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极有多方，圣人为拈一“敬”字。（《邹顾请益》）

和泾阳“性善”与“小心”之说如出一口，这可以说是东林派理论的核心。黄梨洲说：“东林之学，泾阳导其源，景逸始入细。”可知景逸在东林派地位之重要了。

以上所述顾、高二子，为东林首要。当时东林既以清议所归而为奸邪所忌，故后来所谓东林者，依草附木者有之，随便诬指者有之，不必其果曾参与东林讲席者也。周亮工曰：

……适忠宪起为总宪，风裁大著，疏发御史崔呈秀之赃。呈秀遂父事忠贤，日嗾忠贤曰，“东林欲杀我父子”。忠贤初不知东林为何地，东林之人为何人，辄曰，“东林杀我”。既而杨、左诸公交章劾珰，珰益信诸人之言不虚也。于是，有憾于诸君子者，牵连罗织，以逢逆珰之恶。锒铛大狱，惨动天地。遂首毁京师书院，而天下之书院俱毁矣。……朝廷之上，另用一番人。政事日新，议论日奇。刑尚苛刻，而以言宽大者为东林；饷主加派，而以言减免者为东林；贼议款抚，而以言战剿者为东林；至政本之地，司马之堂，前后闻凶，俱衣绯办事，而以言终制言纲常者为东林。于时至清无徒闭门博古之黄宫詹，且纠之为老妖，诬之为立帜，降谪不已系逮之，诏狱不已廷杖之，烟戍不已永戍之。及刘总宪被斥出都，破帽蒙头，旧部民京兆父老十余人为之牵驴洒泣，乃政本大老方侈以为得计。嗟嗟！覆亡之祸，岂尽关气数哉！（《书东林书院印后》）

梨洲亦曰：

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昔绪山二溪，鼓动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设教，可谓之标榜矣，东林无是也。京师首善之会，主之者为南皋少墟，于东林无与。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阉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顺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是乎东林标榜，遍于域中，延于数世。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论者以东林为清议所宗，祸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譬则坊与。”清议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议臧氏之窃位，议季氏之旅泰山，独非清议乎？清议息而后有美新之上言，媚阉之红本。故小人之恶清议，犹黄河之碍砥柱也。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气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明儒学案》卷五十八）

观黄、周二氏所论，可知东林派和晚明政局的关系。至于在学术上的立场，他们虽然有时候表示从王返朱的倾向，但实际上他们的学风终不类朱，而倒和王学右派相接近，是“尊德性”一路，而不是“道问学”一路。曾国藩也批评过他们：“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所以与其说他们是王学反对派，不如说他们是王学修正派，他们究竟还是从王学演化出来的。当时作王学修正运动的，陈东林派以外，还有许多人。如李见罗，本出邹东廓之门，后来自出手眼，特拈“止修”二字，以为孔、曾嫡传，对于王学多效诤议，一时影响很大。如许敬庵，以“九谛”难无善无恶之说，将阳明宗旨极力从左派异说中救出来。如邹南皋与冯少墟讲学首善书院，虽相戒不言朝政，但大旨仍近东林。直到清初的孙夏峰、黄梨洲、李二曲，都可以说是王学修正派。现在我只把最重要的刘蕺山讲一讲：

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亦称蕺山，山阴人。生于万历六年（1578），卒于清顺治元年（1645），寿六十八岁。历官行人、礼部主事、光禄寺丞、尚宝少卿、太仆少卿、顺天府尹、工部左待郎、吏部左侍郎、左都御史。忠恳謇谔，屡进屡退，及清兵破南都，浙省降，乃绝食二十日而卒。

蕺山与高景逸并称为大儒，其学风大体上亦近东林，而更为精切笃实。道学至此，真已辨析毫厘矣。当阉祸作后，诸君子备受荼毒，一时讲学风气，几于绝响。蕺山以鲁殿灵光，独与陶石梁立证人社于绍兴，以振起坠绪。但石梁出自周海门，蕺山出自许敬庵，本为恰相对立之两派。故不久讲会即告分裂，石梁别开讲会于白马岩居，而蕺山则于古小学。当时石梁专讲本体，主无善无恶，其后更流于因果报应，益混入释氏。而蕺山则曰：

不识本体，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识本体，即须认定本体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莹。今谓既识后遂一无事事，可以纵横自如，六通无碍，势必猖狂纵恣，流为无忌惮之归而后已。（《年谱》）

陶石梁每提认识二字，果未经认识，如何讨下手？乃门下便欲认识个什么，转落影响边事，愈求愈远，堕入坑堑。《中庸》言道不远人，其要归之子、臣、弟、友。学者乃欲远人以为道乎？（《证人社语录》）

学者只有工夫可说，其本体处直是着不得一语，才着一语，便是工夫边事。然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大抵学者肯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正当体。非工夫之外别有本体可以两相凑泊也。若谓两相凑泊，则亦外物而非道矣。（《答秦宏祐》）

强调的提出“工夫”二字，不教人悬空去想象“本体”，不重“悟”而重修，这是王学修正派的普通路数；而其所论工夫入细处，更和高景逸、李见罗相近。后来黄梨洲所谓“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此处已见其端倪了。蕺山又说：

董黄庭言，为善去恶，未尝不是工夫。陶先生切切以本体救之，谓黄庭身上本是圣人，何善可为，何恶可去。然不能无疑于此也。既无善可为，则亦无所事于为善矣；无恶可去，则亦无所事于去恶矣。既无本体，并无工夫，将率天下为猖狂自恣，流于佛、老矣。故某于此，只揭“知善知恶是良知”一语。就良知言本体，则本体绝非虚无，就良知言工夫，则工夫绝非枝叶，庶几舍短取长之意。昔者季路一日事鬼神之问，不得于鬼神，又有知死之问，总向无处立脚。若于此进一解，便是无善无恶一路。夫子一则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则曰，“未知生，焉知死”，一一从有处转之。乃知孔门授受，只在彝论日用讨归宿，绝不于此外空谈本体，滋高明之惑。只此是性学，所云“知生”，便是知性处；所云“事人”，便是尽性处。孟子言良知，只从知爱知敬处指点，亦是此意。知爱知敬，正是本体流露正当处。从此为善，方是真为善；从此去恶，方是真去恶，则无善无恶之体不必言矣。今人喜言性学，只说得“无善无恶之体”，不免犯却季路两问之意，浸淫不已，遂有四无之说，于良知字全没交涉，其为坏师门教法当何如者。（同上）

知性尽性，只能就人生里面讲，不是超人生的。无善无恶，便讲到超人生方面去了。良知知爱知敬，知善知恶，分明和无善无恶之说不相容。左派诸人单注意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遂提出四无之说，和良知本义愈趋愈远。所以蕺山特别揭出“知善知恶是良知”一语，单提直入，不许稍有搀和躲闪。舍此而别讲本体，便入“虚无”，离此而别讲工夫，便属“枝叶”。以此挽救左派之流弊，即以此洗剥阳明之本旨。他分明指出王学的内在矛盾，而把它修正了。他说：

来教娓娓，大抵以敬庵先生“九谛”为非，而信周海门先生之“九解”，今某书见在，可覆也。仆生平服膺许师者也，于周师之言，望门而不敢入焉。……仆窃谓：天地间道理只是个有善而无恶，我辈人学问只是个为善而去恶。言有善便是无恶，言无恶便是有善。以此思之，则阳明先生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未必然也。言为善便是去恶，言去恶便是为善，则阳明先生所谓“去人欲便是存天理”是也。以此思之，则阳明先生所谓“为善去恶是格物”，亦未必然也。……大抵诸君子之意，皆从袁了凡、颜壮其来。了凡之意，本是积功累行，要求功名得功名，求子女得子女，其题目大旨显然揭出，虽是害道，然亦自成一家言。诸君子平日竖义，要认识良知下落，绝不喜迁改边事，一旦下梢头，则取袁了凡之言，以为津梁，浸入因果边去。一上一下之间，如以为打合得一，则是道差也；以为打合不得一，则是教差也，二者宜何居焉？（同上）

秦宏祐是石梁派下人，著《迁改格》，石梁序而行之，分明流入了袁了凡《功过格》一路，从虚无主义一堕落而为追求冥报的功利主义的因果迷信，所以蕺山反对他们。在这段话里面，不仅指出石梁派的矛盾，并且指出阳明的矛盾，明白站在许敬庵一方面，而反对周海门，他又说：

阳明先生于知此一关全未勘入，只教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个为善去恶之力，终非究竟一着，所谓“只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浊清”，不免自相矛盾。故其答门人有即用求体之说，才有致和乃以致中之说，何其与龟山门下一派相背驰乎？然则阳明之学，谓其失之粗浅不见道则有之，未可病其为禅也。阳明而禅，何以处豫章、延平乎？只为没人将无善无恶四字播弄得天花乱坠，一顿扯入禅乘，于平日所谓良知即天理，良知即至善等处，全然抹杀，安得不起后世之惑乎？阳明不幸而有龙谿，犹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皆斯文之厄也。大抵读古人书，全在以意逆志，披牝牡骊黄而直窥其神骏。则其分合异同之际，无不足以备尚论之资，而一脉大中至正纯粹不杂之圣真，必有恍然自得于深造之余者，若或界限太严，拘泥太甚，至于因噎而废食，则斯道终无可明之日矣。（《答韩位》）

从“无善无恶”讲本体，岂不就是“虚无”？从“念起念灭”上做工夫，岂非属于“枝叶”？蕺山认为阳明在这些地方未免拖泥带水，所以竟敢说他“粗浅不见道”，至龙谿一班人就更专从这一路发展下去了。蕺山从王学中扫去那些杂质，而专剥取其“合理的内核”，把王学接续到程门相传的一脉上。他用“披牝牡骊黄而直窥其神骏”的方法，从错综变异的各学派中，看见个一脉相承，“大中至正，纯粹不杂”的大流。他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的主张道：

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须知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所以为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当然，乃所以为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识得心一性一，则工夫亦一。静存之外，更无动察；主敬之外，更无穷理。其究也，工夫与本体亦一。此慎独之说也。（《天命章说》）

单提一个“慎独”，即工夫，即本体；即静存，即动察；即主敬，即穷理；即未发，即已发；乃至人心与道心，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无处不一，真是一了百当，蕺山所有理论总摄于此。大概阳明以后，王学向左右两方分途发展。左派一直流而为狂禅派，右派则演变而为各种修正派。综观当时王学修正运动的发展，约略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右派学者如双江、念庵，归寂主静，以挽救左派猖狂之病，其重工夫，主收敛，虽开后来各派修正论的端绪，但大体上仍依傍阳明，未曾明白自立一理论体系，这算是第一阶段，及李见罗出来，双提“止修”两字，以代替良知口诀，“修”以矫空想本体之病，“止”以矫在“枝叶”上、在“念起念灭”上用功之病，机杼一新，确立了修正派的理论骨干，这算是第二阶段；但见罗这种两头并举办法，虽然道破了修正派理论的实质，而未免帮凑，有欠浑融，故自顾、高诸子以降，迭加润色，至蕺山而修正派的理论才融成一片了，这算是第三阶段。蕺山说阳明“于知止一关全未勘入”，分明从见罗得来。蕺山所谓“独”，相当于见罗所谓“止”；而其“慎独”的工夫，亦正类乎见罗所谓“修”。但见罗须两头兼顾，而蕺山则单提直入，一了百当，这是他进步的地方。蕺山讲“慎独”的话极多，如云：

无事，此慎独即是存养之要；有事，此慎独即是省察之功；独外无理，穷此之谓穷理，而读书以体验之；独外无身修此之谓修身，而言行以践履之；其实一事而已。知乎此者，谓复性之学。（《答门人》）

所云“造化人事皆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事”，正指独体边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从心上起经纶”，是也。非以收敛为静，发散为动也。一敛一发，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气机；而必有所以枢纽乎是，运旋乎是，则所谓天枢也，即所谓独体也。今若以独为至静之体，又将以何者为动用乎？藏而后发，白沙有是言，其始学亦误也。其后自知其非，又随动静以施其功，亦误也。总在二五边生活故耳。故曰，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答王嗣爽》）

独体只是个微字，慎独之功，亦只在于微处下一著子，总是一毛头立不得也。故曰“道心惟微”。（《语录》）

天枢转于于穆，地轴互于中央，人心藏于独觉。（同上）

知无不良，只是独知一点。（同上）

自濂溪有主静立极之说，传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乐以前气象为单提口诀。夫所谓未发以前气象，即是独中真消息，但说不得前后际耳。盖独不离中和，延平姑即中以求独体，而和在其中，此慎独真方便门也。后儒不察，谓未发以前专是静寂一机，直欲求之思虑未起之先，而曰既思即是已发，果然，心行路绝，言语道断矣。（同上）

惟存发总是一机，故中和浑是一性。如内有阳舒之心，为喜为乐，外即有阳舒之色，动作态度无不阳舒者；内有阴惨之心，为怒为哀，外即有阴惨之色，动作态度无不阴惨者。推之一动一静，一语一默，莫不皆然。此独体之妙，所以即微即显，即隐即见，而慎独之学，即中和，即位育，此千圣学脉也。（同上）

君子学以慎独，直从声臭外立根基。一切言动事为，庆赏刑威，无不日见于天下，而问其所从出之地，凝然不动些子，只有一个渊然之象，为天下立皇极而已。众星昼夜旋转，天枢不动。其不动处是天心，这便是道心惟微；其运旋处，便是人心惟危；其常运而常静处，便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天人之学也。（《论语学案》）

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独而已矣。自虞廷执中以来，无非此意。（《大学杂辨》）

大学之道，诚意而正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意也者，至善归宿之地，其为物不贰，故曰独。（同上）

他认出一个“独体”，把它看作“天枢”、“地轴”，道心之“微”、“中”也是它，“和”也是它，“精”也是它，“一”也是它，纵说横说，头头是道，从来讲“慎独”的没有他讲得这样真切微妙而有着落。他最特别的地方，在乎把“诚意”的“意”字不当作“心之所发”，而当作“心之所存”，或“心之主宰”。一念未发，而炯炯不昧的一点灵明中自有一个主宰，这就是“意”，就是“独”，就是“良知”。他牢牢把握住这个要点，把什么未发已发多少麻烦问题都很明快的解决了。这个意味王塘南已经有一点，但直到蕺山才算充分发展，形成一个大体系。他的大弟子黄梨洲对于这一点极力表扬，如云：

《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养为致中，省察为致和，虽中和兼致，而未免分动静为两截，至工夫有二用。其后王龙谿从日用论物之感应以致其明察，欧阳南野以感应变化为良知，则是致和而不致中；聂双江、罗念庵之归寂守静，则是致中而不致和。诸儒之言无不曰，前后内外浑然一体；然或摄感以归寂，或缘寂以起感，终是有所偏倚。则以“意者心之所发”一言为崇。致中者以意为不足凭而越过乎意，致和者以动为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有前乎意之工夫，有后乎意之工夫，而意拦截其间。使早知意为“心之所存”，则操功只有一意，破除拦截，方可言前后内外浑然一体也。（《答董吴仲论学书》）

看这段话，可知意为“心之所存”，或意为“心之主宰”，确乎是蕺山学说的一个要点，其所以独立于诸儒之表者即在乎此。蕺山还有个重要贡献，就是他的反理气二元论。他说：

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语录》）

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如曰“气质之理”即是，岂可曰“义理之理”乎？（同上）

古今性学不明，只是将此理另作一物看。……佛氏曰“性空也”。空与色对，空一物也。老氏曰，“性玄也”。玄与白对，玄，一物也。吾儒曰，“性理也”。理与气对，理，一物也。佛老叛理，而吾儒障于理，几何而胜之。（同上）

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气言，而性其条理也。离心无性，离气无理。虽谓气即性，性即气，犹二之也。（《答沈中柱》）

理气二元论与反理气二元论之争，是中国近古思想史上一大公案。自从朱子明显展开理气二元论，把所有各种心性问题都一贯的予以二元的解释。直到明朝中叶，首先从程朱学内部发生反动，如崔后渠、汪石潭、罗整庵，都有反理气二元论的论调，但仅是局部的，尚未能造成一贯的理论。后来东林派的孙淇澳，对此颇有贡献。至蕺山才更干脆的把反理气二元论推进了一大步。在这一点上，蕺山实作了颜、李学派以及戴东原的先驱。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明清时代的唯名论思潮》，认为理气二元论和反理气二元论的对立，正类乎欧洲中古末期经院哲学中实在论和唯名论的对立。看上边所引几段话，就可以知道蕺山的唯名论色彩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第六章　晚明佛学界的几个龙象

晚明思想界的活跃，不仅表现在儒家方面，同样的亦表现在佛家方面。当时狂禅潮流，掩袭一世。在儒家方面引起东林各派的王学修正运动，在佛家方面也引起云栖、紫柏、憨山等的佛教复兴运动。黄梨洲说：

有明自楚石以后，佛法中衰，得紫柏、憨山再振。（《钱清谿墓志录》）

万历以前，宗风衰息。云门、沩仰、法眼皆绝；曹洞之存，密室传帕；临济亦若存若没。什百为偶，甲乙相授，类多堕窳之徒。紫柏、憨山别树法幢，过而唾之。（《三峰禅师塔铭》）

朱子云：“佛学至禅学大坏。”盖至于今，禅学至棒喝而又大坏，棒喝因付嘱源流而又大坏。就禅教中分之为两：曰如来禅，曰祖师禅。如来禅者，先儒所谓语上而遗下，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是也。祖师禅者，纵横捭阖，纯以机巧小慧，牢笼出没其间，不啻远道而失真矣。今之为释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师禅勿贵。递相嘱付，聚群不逞之徒，教之以机械变诈，皇皇求利，其害岂止于洪水猛兽哉！故吾见今之学禅而有得者，求一朴实自好之士而无有。假使达摩复来，必当折棒噤口，涂抹源流，而后佛道可兴。（《明儒学案》卷三十三）

梨洲辟佛甚严，其措辞或有过火地方，但当时佛学界之衰颓与混乱，由此亦可知其大概。这种情形，即就佛教立场上说，自然也需要整顿一番。当时复兴佛教的大人物，梨洲仅举出紫柏和憨山，自然这两位龙象轰轰烈烈，特别有声光。但比他们年辈还要稍长一点的云栖大师，其地位之重要也决不下于他们。当时藕益大师供奉西方及中土诸祖共十八人，就是特提云栖、紫柏、憨山继承诸祖之后的，而藕益本人之伟大，又恰好可以继承着三大师。此外尚有湛然、密云、法藏等，亦皆各振宗风，称盛一时，兹就手边所有材料，择要论述如下：

（1）云栖大师 名株宏，一号莲池，俗姓沈，仁和人。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卒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寿八十一岁。年十七，为诸生，以学行重一时，顾志在出世，每书生死事大于案头，即讲艺亦必折归佛理。年三十余，父母既没，遂出家。遍访名山，参遍融、笑严二老于京师。六载行脚，于隆庆五年南还。爱云栖山水幽胜，遂剃草开林，重建古寺。主教数十年，法席之盛，世罕其匹。殁后弟子共尊为莲宗第八祖，憨山大师且称之为法门周孔。遗著二三十种，总集为《云栖法汇》，盛传于世。他归心净土，极力提倡念佛。其言曰：

夫学佛者，无论庄严行迹，止贵真实修行。在家居士，不必定要缁衣道中，戴发之人，自可常服念佛，不必定要敲鱼击鼓；好静之人，自可寂默念佛，不必定要成群做会；怕事之人，自可闭门念佛，不必要入寺听经；识字之人，自可各依教念佛。千里烧香，不如安坐家堂念佛。供奉邪师，不如孝顺父母念佛。广交魔友，不如独身清净念佛。寄库来生，不如见在作福念佛。许愿保禳，不如悔过自新念佛。习学外道文书，不如一字不识念佛。无知妄谈禅理，不如老实持戒念佛。希求妖鬼灵通，不如心信因果念佛。以要言之：端心灭恶，如是念佛，号曰善人；摄心除散，如是念佛，号曰贤人；悟心断惑，如是念佛，号曰圣人。（《遗稿》卷三《普劝念佛》）

世间无有一人不堪念佛：若人富贵……若人贫穷……若人有子……若人无子……若人子孝……若人子逆……若人无病……若人有病……若人年老……若人年少……若人处闲……若人处忙……若人出家……若人在家……若人聪明……若人愚鲁……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若人悟道，悟须佛证，正好念佛。（《遗稿》卷三《普劝念佛德生净土》）

他总摄各色人等，统归念佛一路，可算是一个广大号召。本来净土一宗，常被列在小乘中；但云栖却把它列入顿教，而又贯通乎大乘终教与圆教。一声佛号，彻上彻下，随时随处，可深可浅，真是无上方便法门。他主张禅净一致论，认为念佛不碍参禅，参禅不碍念佛。他说：

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今之执禅谤净土者，却不曾真实参究；执净土谤禅者，亦不曾真实念佛。若各各做工夫，到彻底穷源处，则知两条门路原不差毫厘也。（《杂答》）

但执观心，不信有极乐净土；但执无生，不信有净土无生；则未达即心即土，不知生即无生，偏空之见，而念佛已非成三昧者，何足怪乎？若夫观心而妙悟自心，观无生而得无生忍，此正与念佛人上品上生者同科，又谁轩轾之有？（《竹窗二笔·念佛镜》）

通常一般人总觉得参禅很微妙，而念佛很呆笨，云栖却不是这样看法。他不仅认为殊途同归，而且更进一步，认为念佛即是参禅。有人问他，“参禅念佛可用融通否？”他回答道：

若然是两物，用得融通着。（《遗稿》卷三）

完全看成一件事，根本连融通也用不着。本来参禅所用的话头，并没有什么一定。假使当念佛时，切实参究，“看念佛的是谁”，这也不正是参禅吗？所以云栖说：

入道多门，直捷简要，无如念佛。念佛一门，上度最胜利根，下至极愚极钝，盖是彻上彻下之道，勿以俗见摇惑。古来尊宿教人看话头起疑情以期大悟，或看无字，或看万等，不一而足。今试比例，假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与念佛是谁极相似。若于是谁处倒断，一归何处，不着问人自豁然矣。古人谓念佛人欲参禅，不须别举话头，正此意也。念佛数声，回光自看这念佛的是谁，如此用心，勿志勿助，久之当自有省，如或不能，宜念亦可。使其念不离佛，佛不离念，极念心空，感应道交，现前见佛，理必然矣。（《遗稿》卷二《与南城吴念慈居士广翊》）

这里面还有两个细微问题。他的弟子闻谷曾提出种种疑难，云栖一一予以解答。试看其《遗稿》卷三中，答闻谷广印那几段话，自然就明白了。就这区区念佛的一种笨工夫，云栖既把它和教外别传的禅宗相结合，更把它和无上一乘圆教的《华严经》相贯通。他本是最崇尚华严的，其解释教理实以华严为根据，但他所极力倡导的终属净土，《遗稿》卷一有《答苏州曹鲁川邑令》二书，洋洋两三千言，讨论华严与净土，极为重要，其大旨谓：

不肖虽崇尚净土，而实则崇尚华严不异于居士。夫华严具无量门，求生净土，华严无量门中之一门耳。就时之机，盖由此一门而入华严，非举此一门而废华严也。又来谕谓不肖以弥陀与华严并称，因此遂有著论驾净土于华严之上者。此论谁作乎？华严如天子，谁有驾诸侯王大臣百官于天子之上者乎？然不肖亦未尝并称也。疏钞中特谓华严圆极，《弥陀经》得圆少分，是华严之卷属流类，并非也。……又来谕谓宜随机演教，为宜净土人说净土，为宜华严人说华严，此意甚妙。然中有二义：一者，千机并育，乃如来出世事，非不肖所能。故曹溪专直指之禅，岂其不通余教？远公擅东林之社，亦非止接钝根。至于云门、法眼、曹洞、沩仰、临济，虽五宗同出一源，而亦授受稍别。门庭设施，理自应尔，无足怪者，况不肖凡品乎？若其妄效古人，昨日定今日不定，而漫无师承，变乱不一，名曰利人，实误人矣。何以故？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平民自号国王，不可不慎也。二者，说华严则该净土，说净土亦通华严。是以说华严者自说华严，说净土者自说净土，固并行而不相悖。令人但知华严广于极乐，而不知弥陀即是遮那也。

因为他极力提倡念佛，特别阐扬《阿弥陀经》，竟被人误解为净土压倒华严，所以他不得不加以辩白。他本来参禅，而又博通各种经论，华严更为他所特别尊奉；但是他惟恐怕讲得过高，流于猖狂泛滥，所以自居钝根，一味叫人从最平实处做工夫，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也。他的见解极圆通，而又极有绳检。有些看似拘滞执着的地方，实际上乃正是他通透灵活的地方。旁人把活的讲死了，他却把死的讲活了。因为他深造自得，所以能取之左右逢其源。他是真知灼见，所以讲的话句句有着落，踏到实处，决不像旁人专说大话，尽是些影响之谈也。他尽管坚持念佛一着，把它抬高到天上，但那是由博而约，由精而一，从微妙玄通中而得到具体的把柄，决不是浅见寡闻者所能假借。试看他说：

看经须是周遍广博，方得融贯，不致偏执，盖经有此处建立彼处扫荡，此处扫荡彼处建立，随时逐机，无定法故。假使只看《楞严》，见势至不入圆通，而不广览称赞净土诸经，便谓念佛法门不足尚矣。只看达摩对梁帝语，见功德不在作福，而不广览六度万行诸经，便谓有为福德皆可废矣。反而观之，执净土非禅宗，执有为非无为，亦复如是。喻如读医书不广者，但见治寒用桂附而斥芩连，治虚用参耆而斥枳朴，不知芩连、枳朴亦有时当用，而桂附、参耆亦有时当斥也。是故执医之一方者误色身，执经之一义者误慧命。予谓六祖《坛经》不可使无智人观之，正虑其执此而废彼也。（《竹窗随笔·广览》）

析理不得不严为辨别，入道不得不务有专门。然而执己为是，概他为非，又不可也。此在昔已然，于今尤甚。执一家者，则天台而外无一人可言其意；而执简便者，又复诋天台为支离穿凿，非佛本旨。执理性者，则呵念佛为着相；而执净业者，又复但见不念佛人便目之曰外道。乃至执方山者，病清凉分裂全经；执持呪者，疑显教出后人口，如斯之类，种种未易悉数。矛盾水火，互相角立。坚壁固守，牢不可转。吾深慨焉。奉劝诸仁者，曷若各舍其执，各虚其心，且自研穷至理，以悟为则。大悟之后，徐而议之未晓也。（《竹窗二笔·人患各执所见》）

这是何等明透通达的见解，他等观各方，绝没有一点偏执。然而终必以念佛为归者，见解不可不圆通，而工夫不可不专一也。他屡讲“学贵精专”，并且说：

人恒病执着，然亦不可概论。良由学以好成，好之极名着。羿着射，辽着丸，连着琴，与弈者至屏帐垣牖皆森然黑白成势，着书者至山中木石尽黑，学画马者至马现于床榻间，夫然后以其艺鸣天下，而声后世。何独于学道而疑之。是故参禅人至于茶不知茶，饭不知饭，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发箧而忘扃，出厕而忘衣；念佛至于开目闭目而观在前，摄心散心而念恒一，不举自举，不疑自疑，皆着也。良由情极志专，功深力到，不觉不知，忽入三昧。亦犹钻燧者钻之不已而发焰，炼铁者炼之不已而成钢也。所恶于着者，谓其不知万法皆幻。而希果之心急，不知一切唯识，而取相之意深，是则为所障耳。概虑其着，而悠悠荡荡，如水浸石，穷历年劫，何益之有？是故执滞之着不可有，执持之着不可无。（《竹窗二笔·执着》）

他竟然认为执着也是不可无的。他以为，“人道不得不务有专门”。各随方便，任走一门，都可入道。所以念佛者自念佛，参禅者自参禅，讲华严者自讲华严，讲天台者自讲天台，不相非，不相袭，而也不必相兼，只在掘出泉，不宜徒多弃井也。他所重的是实修实悟。念佛固然要切实下工夫，即参禅也得切实的参，不是可以随便掉弄玄虚的。他说：

予未出家时，乍阅宗门语，便以情识模拟，与一座主书，左纵右横，座主惮焉。出家数年后，重会座主于一宿庵，劳问间，见予专志净土，语不及宗，矍然曰：“子向日见地超卓，今反卑近何也？”予笑曰：“谚有之，初生牛犊不畏虎，识法者惧，君知之乎？”座主不答。（《竹窗随笔·谈宗》）

古人大悟之后，横说竖说，正说反说，显说密说，一一契佛心印，皆真语实语，非庄生寓言比也。今人心未妙悟，而资性聪利，辞便捷给者，窥看诸语录中问答机缘，便能模仿。只贵颠倒异常，可喜可愕，以眩俗目。如当午三更，夜半日出，山头起浪，海底生尘，种种无义味语，信口乱发。诸无识者莫能较勘，同声赞扬。彼人久假不归，亦谓真得。甚至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这里有祖师么，唤来与我洗脚，此等处亦得无忌惮，往往效颦。吁！妄谈般若，罪在不原。可畏哉！（《竹窗二笔·宗门语不可乱拟》）

宗门答话有所谓无义味语者，不可以道理会，不可以思惟通故也。后人以思惟心强说道理，则愈说而愈远。岂惟谬说，直饶说得极是，亦只是鹦鹉学人语而已。圆悟老人曰：“汝但情识意解一切妄想都尽，自然于这里会去。”此先德已验之方，断非虚语，吾辈所当深信而力行者也。（《竹窗二笔·无义味语》）

先德开示学人，谓我今亦不论你禅定智慧，神通辩才，只要你下一转语谛当。学人闻此，便昼夜学转语。错了也。既一转语如是尊贵，如是奇特，则知定不是情识卜度见解依通所可袭取，盖从真实大彻大悟中自然流出者也。如其向经教中，向古人问答机缘中，以聪明小智，模仿穿凿，取辨于口，非不语句尖新，其实隔靴抓痒。直饶一刹那下恒河沙数转语，与自己有何交涉。今莫管转语谛当不谛当，且抛向不可说世界之外；只牢守本参，密密用心，时时不舍；但得悟彻时，岂愁无语。吾虽钝根，不敢不勉。（《竹窗二笔·一转语》）

这样讲参禅，全是实在工夫，绝非口头三昧之比。他又教人切实研究经典，并且必须读论疏。他说:

有自负参禅者，辄云达磨不立文字，见性则休。有自负念佛者，则辄云止贵直下有人，何必经典。此二辈人，有真得而作是语者，且不必论，亦有实无得而漫言之者，大都不通教里，而护惜其短者也。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说，何自来乎？非金口所宣，明载简册，今日众生何由而知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也。其参禅者藉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饶汝参而得悟，必须以教印证，不与教合悉邪也。是故学儒者，必以“六经”、“四子”为权衡；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竹窗随笔·经教》）

如来说经，而菩萨造论，后贤制疏，皆所以通经义而开示众生，使得悟入，厥工大矣。或乃谓佛所说经，本自明显，不烦注释，以诸注释，反成晦滞，于是一概拨置，无论优劣，无论凡圣，尽以为不足观。此其说似是而非。何者？不信传而信经，是亦知本。但草忽卤莽，以深经作浅解，则其失非细。是盖有心病二焉：一者懒病，二者狂病。懒则惮于博究，疲于精思，惟图省便，不劳心力故。狂则上轻古德，下藐今人，惟恣胸臆，自用自专故。新学无智，靡然乐从。予实悯之，为此苦口。（《竹窗二笔·论疏》）

这种论调简直和清儒尊重汉唐注疏、经学即理学之说如出一口，最可表现时代精神。更可玩味的是他也不满意李卓吾，如云：

卓吾超逸之才，豪雄之气，吾重之。然可重在此，可惜亦在此。夫人具如是才气，而不以圣言为量，常道为凭，镇之以厚德，持之以小心，则必好为骛也矫俗之论以自愉快。……乃至以秦始皇之暴虐为第一君，以冯道之失节为大豪杰，以荆轲、聂政之杀身为最得死所，而古称贤人君子者，往往反摘其瑕类。甚而排场戏剧之说，亦复以《琵琶》《荆钗》守义持节为勉强，而《西厢》《拜月》为顺天性之常。噫！《大学》言，好人所恶，恶人所好，灾必逮夫身。卓吾之谓也。惜哉！（《竹窗三笔·李卓吾》）

卓吾负子路之勇，又不持斋素而事宰杀，不处山林而游朝市，不潜心内典而著述外书，即正首丘，吾必以为倖而免也。（同上）

由此可知云栖态度之严正。在《遗稿》卷三中还有一篇《答周海门少参》，反覆辩驳海门“无善无恶”之说，而断然主张“止恶行善”，其结尾道：

近世挥尘谈禅者，率多其人，实证实悟者希得一二。……实则古人垂一则语，彻上彻下。只如“诸恶不作，众善奉行”，浅言之，则仅仅避恶名行善，三家村里守分良民亦如是；极言之，则纤恶净尽，万善周圆，天中天，圣中圣，如来世尊亦如是。若空执止恶行善为示钝根，拈吹布毛为示利根，则误矣。

这不是分明和东林诸子的意见相通了么？他论持戒道：

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戒之时义大矣哉！戒有多种：优婆塞五戒，沙弥十戒，比邱二百五十戒，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乃至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而约其大纲，则五戒为根本。儒家亦时言戒，戒虽未备，而默与佛制合。……但儒之戒疏，佛之戒密。……（《遗稿》卷三《答孙无高居士广抑》）

云栖是最重戒律的。他特别阐扬《梵纲经》等讲戒律的书。在他的寺中，有《共住规约》，起居饮食，极细微地方，都严立科条，切实执行。他个人的生活，严肃清苦，力避纷华。用儒家的话说，真可谓之经明行修。他对于僧侣的习“外学”与“杂术”，表示反对。他严守佛家立场，对于良知一类似禅非禅的话头，都辨析毫厘，务使儒自儒，佛自佛，不相混淆。方则极方，圆则极圆，而且即方为圆，即圆为方。谨严平实而又博大精微，这可以算是云栖所特有的风格。

（2）紫柏大师 名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俗姓沈，吴江人。生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卒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寿六十一岁。自幼魁杰雄猛。年十七，即仗剑出游。至苏州，阻雨。虎丘僧明觉偶与相值，异其貌，因留宿寺中。闻僧夜诵八十八佛名，大悦。明晨，遂请剃发为弟子。时明觉欲化铁万斤，造大钟，紫柏即毅然自任，径往平湖巨室门外趺坐，卒化铁如所需而归。闭户读书，年半不越阃，在武塘景德寺，掩关者三年。后行脚诸方，历参知识。一日，闻僧诵张拙见道偈，至“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即语僧曰：“错也。当云，方无病，不是邪。”僧云：“你错他不错。”紫柏大疑，每至处，书二语于壁间，至头面俱肿。一日斋次忽悟，头面立消。自是凌跞诸方。尝曰：“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每念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陬有终不闻法名字者。欲刻方册，使易流通。遂倡义募化，初刻于五台、后移于径山，数年始竣事，即世所传径山藏也。平生与憨山大师最相契，曾相约修《明朝传灯录》，及复兴曹溪法脉。及憨山以事谪戍雷阳。紫柏深为痛心，眷念不已。又疾矿税害民。每叹曰：“老憨不归，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万历三十一年，在京师。忽妖书事起，震动中外。时相沈一贯欲借以陷沈鲤及郭正域，多所株连。紫柏亦被逮，死狱中。自始出家，四十余年胁不至席。心慈面冷，不以道法徇人情。求人如苍鹰攫兔，一见即欲生擒。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下，直欲顿断命根。故人多畏之。其见地直捷稳密，憨山以为“是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之风”。其塔铭有云：“是生吾师，如石迸笋；出则凌霄，孰知其本。为法力战，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虽陷虏，其心不亡。千秋之下，毕竟归王。”可想见其孤军拔起为法奋斗之精神矣。憨山又为作像赞曰：

法界网裂，其维不张。适生大师，力振其纲。踞狮子窟，斫旃檀树。奋迅未伸，爪牙已露。击涂毒鼓，酾甘露浆。饮之者醉，耳之者狂。寂灭性空，轰霹雳舌。奔雷卷电，触者褫魄。以大地心，竖金刚骨。眼里有筋，胸中无物。临济不死，黄蘖犹生。谁知大师，不受其名。大方阔步，不存轨则。翻身掷过须弥峰，一拳槌碎无生国。

读此文真觉虎虎有生气。大概说来，紫柏可算是晚明佛学界一个怪杰，比之云栖，另是一格，他不像云栖那样醇谨，高蹈远引，绝迹朝市纷华是非之场；而是栖栖皇皇，阔步长驱，到处大活动的。他所以遇祸，也正由于此。然而他不顾那些。当他被逮捕后，语人道：

达朽既被逮已。有世智辨聪辈愤然谓余曰：“和尚厌离尘界，宜翛然无累。何载遭白简，犹恋恋京师，致今日之苦耶？”曰：“檀越以何物为尘界，何物为苦乎？深山大泽，虎豹龙蛇居焉。蛇虎未尝不苦人也。然探渊者则得珠，凿山者则获璧，是见珠璧之为利，未尝知有龙蛇虎豹也。吾诸大乘沙门，以利济为事。方冒难以救援，安知尘劳之可出。无上大宝，失之于穷子。方矢浩劫以追求，乌知分段之可惜。特患衣珠之喻未喻耳，不患衣之频易也。朽乘此解脱其躯壳，岂但解脱鹘臭弊衣乎？内衣之珠，不假外得，夫何苦哉？檀越言苦，异乎朽之为苦矣。（《被逮答檀越》）

一心一意，全副精神，都在利济救援追求大宝上，不见有尘劳，不见有危难，不见有生死。旁人看着他遭祸受苦，他并不自知其为苦与祸也。这真是大菩萨心行，真是法门中的忠臣义士烈丈夫。我们看《紫柏集》，随处都见得他满腔热诚，淋漓痛切，恨不得一下子教人都成佛。有些人当不起他这种热切期待，反而觉得他难与相处，其实他完全是一片救世度人热心肠。他的风格虽和云栖不同，但其实修实悟真切为性命的精神，完全一样。他指出学佛的七大错，其前四项为：

一者，以为禅家古德机缘可以悟道，悟道断不在教乘上。我且问你：安禅师读《楞严》破句悟道，永嘉看《维摩经》悟道，普庵肃禅师、英邵武，皆读《华严》悟道。你谓惟禅家机缘可悟道，教乘不可悟道，岂非大错？二者，以为知见理路，障自悟门。道不须从眼耳入，须一切屏绝，直待冷灰豆爆，发明大事，始为千了百当，一得永得。我且问你：当世黑白中谁是有知见理路者？你若果检点得一个半个出，我也不管他悟道不悟道，敢不惜之。只恐亦不多得。一日，王介甫问蒋山元禅师曰：教外别传，可得闻乎？元曰：公有障，且以教海资茂灵根，更一两生来乃可耳。今人去介甫甚远，尚未解爬先学走，岂非大错？三者，以为念佛求生净土，易而不难，比之参禅看教，惟此着子最为稳当。我且问你：净土染心人生耶？净心人生耶？半净半染人生耶？全净心人生耶？若染心人可生净土，则名实相乖，因果离背；若半染半净生净土者，吾闻古德有言，若人临终之际，有芥子许情识念娑婆世，断不能生净土；若全净心生者，心既全净，何往而非净土，奚用净土为？如是以为念佛一着子能胜参禅看教，岂非大错？四者，有等瞎公鸡，闻真鸡啼，假鸡啼，皆仿效作种种声，以为动念即乖本体，思量便落鬼家活计，况复有言乎？我且问你：此等见识，为是解？为是行？解则何乖动念？何病思量？古人有五斗米饭熟后方能酬一转语，亦不乖本体，诸大禅老皆许其悟彻。又曰：思之思之，鬼神将通之，非鬼神通之，心开而明也。思量何伤？观音闻思修三慧熏化一切，你偏以为病，岂非大错？（《紫柏尊者全集》卷三）

这里所说，第一项是专讲禅家机缘而不读经，第二项是专期顿悟屏绝见闻，第四项是不要思量动念，这都是学禅者的毛病；第三项是专持念佛一着，以为最稳便，胜过参禅看教，这是学念佛者的毛病。关于念佛一层，紫柏所说似乎和云栖颇有出入，但实际上是言各有当。云栖生怕人流于狂禅，故摄归念佛一路，紫柏却又怕人把念佛看作一桩便宜买卖也。不管参禅与念佛，讨便宜都不行。经是不可不读的，戒律是不可不持的。总而言之，必须切实做工夫。在这一点上，紫柏和云栖完全一致。他认定闻思修都不可少。如云：

堪忍众生之机，苟不以闻思修三慧熏发之，则其佛知见终不能开矣。或谓德山临济之徒，未闻其以闻思修三慧使人开佛知见也。若其所用棒如雨点，喝如雷霆，使当机者于一念不生未入阴界之地，神而明之而已。若必以三慧熏发之，而当机然后开佛知见者，恐三慧于未入阴界之初无地可着耳。此乃知其终而不知其始者也。昔汾阳昭禅师，有问鸟窠之侍者何以见鸟窠吹布毛而即大悟耶？昭以偈应之曰：“侍者初心发胜缘，寻师访友为参禅。鸟窠知是根机熟，吹毛当下得心安。”如以汾阳此偈观之，则此侍者于多劫之中，不以百千诸佛所藉闻思修三慧熏发之久，未必一吹布毛而狂心顿歇也。且久则熟，熟则化。于将化之时，乘其化而发之，譬如箭锋相值，岂巧力之所能预哉？夫巧力不能预之地，不惟闻思修无所着处，即云门干屎橛，与圆通死猫头，亦无着处也。予故曰，知其终而未知其始者也。如知之，则不疑临济德山之棒喝与夫闻思修三慧有所相悬者也。（《全集》卷二）

一顿棒喝，大彻大悟，岂不直捷痛快？无奈没有这样便宜事。有许多看似“顿”的，实际上也都由“渐”而来。熏发之久，既熟而化。乘此将化，一点便成。于是死猫头、干屎橛，都具妙用。人但见其末后的效验，而不知其当初下过工夫也。把临济德山之棒喝，与观音闻思修三慧等量齐观，直是极通透的见解。他认为悟道有种种因缘。如云：

以相好为缘因者，如观德人之容而鄙吝自消之类也。以音声为缘因者，如一言之下心地开通之类也。又以圣教为缘因，大善知识为缘因，善友法侣为缘因，以逆境为缘因，以顺境为缘因，或以精进勇猛，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写大乘圣典为缘因。故曰：佛种从缘起。（《全集》卷四《示法灯居士刺血书〈金刚经〉》）

入道有多门，如何能拘定一格？他论行脚道：

古之成大器于当世者，无一人不从行脚中来也。若不遍游知识之门，历炼钳锤之下，而欲成器者，未之有也。虽然，未必常行而不住，亦未必常住而不行。但当行则行，当住则住。其当行者，或饱食闲居，恣情肆欲，不行而住其可乎？其当住者，或逢辣手师承，真正道友，不住而行可乎？……如或虽欲行脚，求心不息，缘念纷然，今日某州，明日某县，奔南走北，目盼心驰，至于白首，终无所成。……（《全集》卷四《示慈航运侍者》）

他强调行脚的重要，可见其多方磨炼不落偏枯处。但同时又认定行脚住山各有其用，他把这事完全看活了。云栖《竹窗随笔》中有讲“行脚住山”的好几条，与此所论正同。他们都能观其会通，而不拘于方隅。顾大韶《跋紫柏集》道：

最可敬者，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盖其见地融朗，圆摄万法；故横口所说，无罣碍，无偏党，与偎墙倚壁随人妍蚩者大不侔矣。

这话很确当，试看紫柏说：

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则性宗所见犹未圆满，通相宗而不通性宗，则相宗所见亦未精察。性相俱通，而未悟达摩之禅，则如叶公画龙，头角望之非不宛然也，欲其济亢旱兴雷雨断不能焉。（《别集》卷一《前五识略解》）

这是他融通性与相，又融通性相和禅的明证。在这里虽然好像他特别尊重禅宗，但是如果你再看他许多尊重文字般若，尊重闻思修的地方，又将使你茫然自失。事实上他对于宗和教并没什么偏重的。他融通三教的话也很多，但仍是确守佛家的立场，和云栖并没很大差异。最有意义的是：

凡学佛，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常迷于相似般若路头。……于相似般若路头不辨清楚，不免牵诸外典，附会佛书。且性宗一味虚豁灵彻，尘劳中人稍挹波澜，怀抱便觉超放。即如读《庄子》一般，令人心魂游扬浊世之表。于此虚豁快活处受用了。若以为极则，永不求进，凡见善知识敲打处便以为生事，此病不消，到底成天然外道去也。……震旦国中自昔以来，每有窃谓佛经皆是抽绎庄老六经，自成一家。如此等人，著使其于相宗中讨个分晓，何至失言如此，取后人之笑。（《全集》卷七《示门人》）

这种见解真是深刻精到，卓绝千古，一扫中国学者向来虚骄自大笼统汗漫之习。云栖《竹窗随笔》中有“华严不如艮卦”一条：

宋儒有言，读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此说高明者自知其谬，庸劣者遂信不疑。开邪见门，塞圆乘路，言不可不慎也。假令说读一部《易经》不如看一艮卦，然且不可，况佛法耶？况佛法之华严邪？

此与紫柏所讲同一快论。真知灼见者，固不作模糊影响之谈也。紫柏、云栖，表面上一禅、一净，一雄猛、一稳健，然而讲到实地，则英雄所见往往略同。紫柏亦极重戒律。他的涉足朝市，他的遭遇横祸，虽有似乎李卓吾，但实际上不能相提并论。试看他批评卓吾自杀事及其与耿天台学术异同处，就知道紫柏见地之精卓，立身之严肃，决非卓吾一辈人所能及了。

（3）憨山大师 名德清，俗姓蔡，全椒人。生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卒于天启三年（1623），寿七十八岁，年十二，辞亲人报恩寺。十九，礼栖霞云谷大师，剃发受戒。二十六，北游。至京师，参遍融、笑严二老。居五台八年，得自在三昧。三十八，遁迹东海之牢山。建海印寺，施教者十三年。五十，因黄冠诬奏，逮赴诏狱，寻谪戍岭南。因入曹溪，大振六祖法脉，号称中兴，得偿其与紫柏共同之宿愿焉。七十一，至庐山五乳岭。居数年，仍返曹溪以终。钱牧斋序其《梦游集》云：

大师与紫柏尊者，皆以英雄不世出之资，当狮弦绝响之侯，舍身为法，一车两轮。紫柏之文，雄健而斩截；大师之文，纡徐而悲惋。其为昏涂之炬火则一也。昔人叹中峰辍席，不知道隐何方；又言楚石季潭而后，拈花一枝几熄。由今观之，不归于紫柏、憨山而谁归乎？后五百年，魔外蜂生，笃生二匠为如来使？使佩大法印，燃大法灯，殆亦儒家所谓名世间出者。稗贩剽贼之徒，往往篡统系，附师承，窃窃然为蚍蜉之撼树。大师之集行，如日轮当阳，魑魅敛影，而黡寐者犹懵而未寤也。

憨山、紫柏为生死患难中的出世知己，都是“名世间出”中兴禅门的豪杰，其风格抱负极相类似。试看憨山自述云：

余少读史，窃慕程婴、公孙杵臼之为人，念曰：“持此心为人臣子者，可谓不忝所生者。”及长出家，乃曰：“吾佛为三界法王，四生慈父，苟能持二子之心为弟子者，可谓不负己灵矣。”及读传灯诸祖机缘，见神光之断臂，船子之覆舟，百丈之于马祖，扬歧之于慈明，叹曰：“苟能忘身为法，若诸老之为心者，何患祖道之不昌，法门之不振乎？”嗟夫！丈夫处世，既不能尽命竭力，以事为主。荣名显亲，即当为法王忠臣，慈父孝子，易地皆然，又何屑屑以事龌龊乎。（《梦游集》卷二《促小师大义归家山侍养》）。

他以佛门忠臣孝子自许，后来钱牧斋也正是拿程婴、杵臼、田光、贯高一流人来比拟他。在这一点上，他和紫柏实在是同样精神，讲到参禅，他说：

古德教人参禅做工夫，先要内脱身心，外遗世界，一切放下，丝毫不存。单提一则公案话头：如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或“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或审实“念佛的是谁”；随举一则，横在胸中。如金刚王宝剑，将一切思虑妄想，一齐斩断，如斩乱丝。内不容出，外不容入。把断要津，筑塞咽喉，不容吐气。如此着力，一眼觑着，这提话头的毕竟是个什么？如此下疑，疑来疑去，疑到心如墙壁一般，再不容起第二念。才有妄想潜流，一觑觑见，便又极力提起话头，再下疑情，又审又疑，将此疑团扼塞之。心念不起，妄想不行时，正是得力处。如此靠定，一切行住坐卧，动静闲忙中，咬定牙关，决不放合。乃至睡梦中，亦不放舍。惟有一念话头，是当人命根，如有气死人相似。如此下毒手撕挨，方是个参禅用工夫之人。用力极处，不计日月，忽然冷灰豆爆，便是大喜欢的时节。若悠悠任意，一暴十寒，恐终无得力时也。（卷六《示嵩璞恩山主》）

这样讲工夫，何等紧切有力，然而憨山和紫柏一样，也是“不以宗压教”的。如云：

佛祖一心，禅教一致，宗门教外别传，非离心外别有一法可传，只是要人离却语言文字，单悟言外之旨耳。今参禅人动即呵教，不知教诠一心，乃禅之本也。但佛说一心，尚迷悟两路说透；宗门直指一心，不属迷悟，要人悟透。其实究竟无二。（卷六《示径山堂主幻有海禅人》）从上诸祖教人参禅，虽有超佛越祖之谈，其实要人成佛作祖耳。未有欲求作佛祖而不遵佛祖之言教者。舍教而言修行，是舍规矩求方圆也。（卷八《示六如坤公》）

这是他的禅教一致论。憨山又极力融通三教。他著有《大学决疑》、《观老庄影响论》、《道德经解发题》，及《三教图赞》等文。他判定：“孔子为人乘之圣。老子为天乘之圣，佛为能圣能凡能人能天之圣”。又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他既认为佛“未尝以一实法与人”，又认为佛“不灭一法而只破其执”。根据这种观点，即令是外道，只要不执都有可取；即令是佛法，一有所执便须排除。最耐寻味的是他论用老庄语讲佛法的一段话。他说：

间尝私谓，中国去圣人，即上下千古，负超世之见者，去老，惟庄一人而已。载道之言，广大自在，除佛经，即诸子百氏，究天下之学者，惟庄一书而已。藉令中国无此人，万世之下，不知有真人。中国无此书，万世之下，不知有妙论。盖吾佛法广大微妙，译者险辞以济之，理必沈隐，如《楞伽》是已。是故什之所译称最者，以有四哲为之辅佐故耳。观师有言，“取其文不取其意”，斯言有由矣。设或此方有过老庄之言者，肇必舍此而不顾矣。由是观之，肇之经论用其文者，盖肇宗《法华》，所谓“善说法者，世谛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乃深造实相者之所为也。圭峰少而宗镜远之者，孔子作《春秋》，假天王之令而行赏罚，二师其操法王之权而行褒贬欤？清凉则浑融法号，无可无不可者，故取而不取，是各有所主也。故余以《法华》见观音三十二应，则曰应以婆罗门身得度，即现其身而为说法。至于妙庄严二子，则曰汝父信受外道，深着婆罗门法，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见之家。盖此方老庄，即西域婆罗门类也，然此刚为现身说法，旋即斥为外道邪见，何也？盖在着与不着耳。由观音圆通无碍，则不妨现身说法，由妙庄深生执着，故为外道邪见。是以圣人教人，但破其执，不破其法。是凡执着音声色相者，非正见也。（《观老庄影响论》中《论去取》节）

这段理论极为精辟，原来鸠摩罗什门下，生、融、肇、睿，皆能用老庄语言表达佛理，什公所译诸经，得他们润色，故文特华妙。后来清凉作《华严疏》，极推尊肇公，而多引老庄文句，谓“取其文不取其意”。这都是融会老庄与佛法的。但是另一方面，如圭峰、宗镜，却毫不客气，明斥老庄为外道。憨山对此问题，看得极为圆通。他一方面明说老庄为婆罗门一类的外道，但同时却又说即婆罗门亦未尝不可取，只看你执着不执着耳。欲讲佛法子中国，必不能不假手于老庄，因此土讲道之书，只有老庄为最高，过乎此，则与其文化传统脱了节，非此土人所能接受消化也。方便随缘，这才见得佛法之广大圆融。现在许多人提倡学术中国化，对于憨山这种言论是应该深切注意的。一班儒者常以枯稿寂灭攻击佛家，他加以辩解道：

世上士绅有志向上留心学佛者，往往深思高举，远弃世故，效枯木头陀，以为妙行。殊不知佛已痛呵此辈，谓之焦芽败种，言其不能涉俗利生。此正先儒所指虚无寂灭者，吾佛早已不容矣。佛教所贵在乎自利利他，乃名菩萨。梵语菩萨，此云大心众生。以其能入众生界，能断烦恼故得此名。菩萨舍世间无可修之行，舍众生无断烦恼之具。……且佛制五戒，即儒之五常，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语，信也。但从佛口所说，言别而义同。今人每发心愿，持佛戒，乃自脱略其五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卷五《示袁大涂》）

这是一种佛儒一致论。自然从憨山看来，佛法广大深微，儒学也应该为它所包容的。最值得注意的倒是下面一段话：

原夫即一心而现十界之像，是则四圣六凡皆一心之影响也。岂独人天为然哉？究论进修阶差，实自人乘而立。是知人为凡圣之本也。故裴休有言曰：“鬼神沈幽愁之苦，鸟兽怀獝狖之悲，修罗方瞋，诸天耽乐。可以整心虑，趣菩提，惟人道为能耳。”由是观之，舍人道无以立佛法，非佛法无以尽一心。是则佛法以人道为镃基，人道以佛法为究竟。故曰，“菩提所缘，缘苦众生，若无众生，则无菩提”，此之谓也。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民生日用之常也。假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识不知，无贪无兢，如幻化人，是为诸上善人俱会一处？即此世界为极乐之国矣。又何庸夫圣人哉？奈何人者，因爱欲而生，爱欲而死。其生死爱欲者，财色名食睡耳。由此五者，起贪爱之心，构攻斗之祸，以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先王之赏罚，不足以禁其心，适一己无厌之欲，以结未来无量之苦。是以吾佛愍之曰：诸苦所因，贪欲为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故现身三界，与民同患，乃说离欲出苦之要道耳。且不居天上而乃生于人间者，正示十界因果之相皆从人道建立也。……嗟乎！吾人为佛弟子，不道吾佛之心，处人间世，不知人伦之事。与之论佛法，则笼统真如，颟顸佛性；与之论世法，则触事面墙，几如梼昧；与之论教乘，则曰，枝叶耳，不足尚也；与之言六度，则曰，菩萨之行，非吾所敢为心；与之论四谛，则曰，彼小乘耳，不足为也；与之言四禅八定，则曰，彼外道所习耳，何足齿也；与之言人道，则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仁义礼智之行也。（《观老庄影响论》中《论行本》节）

他竟然大放厥辞，讲起人道来了，竟然以人为中心了。这样一来，几乎要从佛转向于儒了。且不管憨山本意如何，我们对于儒佛问题倒由此可以得到某些暗示。憨山又极力提倡念佛，他说：

近世士大夫，多尚口耳，恣谈柄，都尊参禅为向上事，薄净土而不修。以致吾徒好名之辈，多习古德现成语句，以资口舌便利。以此相尚，遂致法门日衰。不但实行全无，且谤大乘经典为文字，不许亲近，世无明眼知识，卒莫能回其狂澜，大可惧也。大都不深于教乘，不知吾佛度生方便多门归源无二之旨耳。世人但知祖师门下，以悟为上。悟心本意，要出生死。念佛岂不是出生死法耶？（卷八《示西印净公专修净土》）

佛法修行出生死法，方便多门，惟有念佛求生净土最为捷要。如华严法华圆妙法门，普贤妙行，究竟指归净土。如马鸣、龙树，及此方永明、中峰诸大师，皆极力主张净土一门。此之法门，乃佛无问自说，三根普被，四众齐收，非是权为下根设也。（卷九《示修净土法门》）

自教流此土，古今依奉修行者，有禅与教两门，人人共由。禅者传灯诸祖，真实了悟自心，其下手工夫，则单提话头参求，直至明见自心而后已。此独彼上根人，一超直入，又须善知识时时调护提撕，方得正路。在昔王臣，亦有能者，盖不多见。是乃出家人易为行耳。今大王尊居深密，不易接见善知识，故不敢以此劝进。其有依教修行，昔有天台智者大小止观，乃成佛要门。其大止观文繁，难于理会。其小止观简易，其实要说解明白而下手安心，亦不易入。即能知能行，亦难得亲切。日用现前境界逆顺处多用不上，况末后大事乎？此法亦非大王所易行者，亦不敢进。今独有佛说西方净土一门，专以念佛一事为要。以观想正境为正行，以诵大乘经为引发，以发愿为趣向，以布施为福田庄严。此实古今共由，不论贵贱智愚，俱能真实下工夫。故万人修行，万人效验，愿大王留意焉。（卷十《答德王问》）

书中这一类话甚多，不必赘述。在这一点上，憨山和云栖完全是一样的。大概憨山这个人，其慷慨磊落处类紫柏，其健实明练处又类云栖。三位大师，一时鼎足而立。其微言至论，宏通博辨，多非当时儒者所能及。而其辟浮说，挽狂澜，真切笃实，鞭辟近里，实与王学修正派表现同样的时代精神。

（4）藕益大师及湛然、密云、法藏等 藕益，名智旭，晚号灵峰，俗姓钟，吴县人，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卒于清顺冶十一年（1654），寿五十七岁。年十七，读云栖《竹窗随笔》，大有感悟。二十四，梦受教于憨山，欣然慕之。以道远未能往学，乃依憨山弟子雪岭出家。其后历往温陵、漳州、石城、展溪、长水、新安，而归老于灵峰。著述数十种，于教律禅净皆有贡献。其《阅藏知津》四十八卷，实为佛书目录学之名著。其注《梵纲经》，以天台为宗。于天台著述研究特深。故死后其弟子公议以之继续幽溪大师无尽灯之系统，而开出后来清代天台宗之灵峰派。但据藕益自言“愿作台宗功臣，不愿作台宗后嗣”，可见其不以一宗学者自居也。钱牧斋称之曰：

呜呼！今世宗师座主，踞曲盝床，建大法幢者多矣。孰有千经万论如水泻瓶，横心横口，信心信口，横说竖说，具大辨才，如道人者乎？孰有持木叉戒，水青玉栗，虽复白刃穴头，飞铁灼身，断不肯毁缺针鼻，如道人者乎？孰有笃信大乘最上乘法门，破斥第二义谛，不游兔径，不内牛迹，不乘羊鹿二车，如道人者乎？其立论以为随机羯磨出而律学衰，《指月录》盛行而禅教坏，四教仪流传而台宗昧。举世若教、若律、若禅，无不指为异物，嫉若仇雠。道人坦怀当之，攒锋集矢，无可引避。昔者，宋人论洪觉范曰：“宁我得罪于先达，获谤于后来，而必欲使汝与闻之于佛法，与救鸽饲虎等，于世法程婴、公孙杵臼、田光、贯高之用心也。”吾尝谓紫柏、海印（即憨山）二老后，道人殆庶几不愧此语。呜呼，难哉！（《书藕益道人自传后》）

读此文可以想见藕益为法奋斗之精神，及其宏通博辨之学识。以之继承三大师后，实在无愧。他认定：“禅为佛心，教为佛语，律为佛行”，三者不可偏废。他说：

心外无法，祖师所以示即法之心，法外无心，大士所以阐即心之法。并传佛命，觉彼迷情，断未有欲宏佛语，而可不深究佛心；亦未有既悟佛心，而仍不能妙达语者也。今之文字阿师，拍盲禅侣，竟何如哉？呜呼！吾不忍言之矣。昔世尊入涅槃，初祖大迦叶即向众云：“如来舍利，非我等事。今者宜先结集三藏，勿令佛法速灭。”嗟嗟！倘三藏果不足传佛心，则初祖何以结集为急务耶？窃谓禅宗之有三藏，犹弈秋之有棋子也；三藏之须禅宗，犹棋子之须活眼也。均一棋子也，善弈者则着着皆活，不善弈者则着着皆死。均此三藏也，知佛心则言言皆了义，不知佛意者则字字皆疮疣。若为惩随语生见，遂欲全弃佛语，又何异因咽废食哉？（《阅藏知津序》）

这样融通禅与教，极为透快，把不读书和死读书两方面的毛病都解除了。他著《周易详解》其序文说：

藕益子结冬于月台，禅诵之余，手持韦编而笺释之。或问曰：“子所解者是《易》耶？”余应之曰：“然。”复有视而问曰：“子所解者非《易》耶？”余亦应之曰：“然。”又有视而问曰：“子所解者亦《易》亦非《易》耶？”余亦应之曰：“然。”侍者闻而笑曰：“若是乎堕在四句中也。”余曰：“汝不闻四句皆不可说，有因缘故四句皆可说乎？因缘者，四悉檀也。人谓我释子也，而亦通儒，能解《易》，则生欢喜焉。故谓是《易》者，吾然之，世界悉檀也。或谓我释子也，奈何解《易》，以同俗儒？知所解之非《易》，则善心生焉。故谓非《易》者，吾然之，为人悉檀也。或谓儒释殆无分也。若知《易》与非《易》必有差别，虽异而同，虽同而异，则笼统之病不得作焉。故谓亦《易》亦非《易》者，吾然之，对治悉檀也。或谓儒释必有实法也。若知非《易》，则儒非定儒；知非非《易》，则释非定释。但有名字，而无实性，顿见不思议理焉，故谓非《易》非非《易》者，吾然之，第一义悉檀也。”侍者曰：“不然。若所解是《易》，则人将谓《易》可助出世法，成增益谤。若所解非《易》，则人将谓师自说禅，何尝知《易》？成灭损谤。若所解亦《易》亦非《易》，则人将谓儒原非禅，禅亦非儒，成相违谤。若所解非《易》非非《易》，则人将谓，儒不成儒，禅不成禅，成戏论谤。乌见其为四悉檀也？”余曰：“是固然。汝独不闻人参善补人，而气喘者服之立毙乎？抑不闻大黄最损人，而中满者服之立瘥乎？春之生育万物也，物固有遇春而烂坏者。夏之长养庶品也，草亦有夏枯者。秋之肃杀也，而菊有黄花。冬之闭藏也，而松柏青青，梅英馥馥。如必择其有利而无害者而后为之，天地恐也不能无憾矣。但佛以慈眼视大千，知群机已熟，然后示生。犹有魔波旬扰乱之，九十五种嫉妒之，提婆达多思中害之。岂惟尧舜称犹病哉？吾所由解《易》者，无他，以禅入儒，务诱儒以知禅耳。纵令不得四益而起四谤，如从地倒，还从地起。置毒乳中，转至醍醐，厥毒仍在。遍行为外道师，萨遮为尼犍主，意在斯也。”侍者再拜而谢曰：“此非弟子所及也。请得笔而存之。”

他和憨山一样，融通儒佛，使佛法中国化。其剖析名理，剔透玲珑处，真不易得。我们读藕益的书，特别觉得爽利骏快，比之前述三大师又是一格。但是其精神是同样宏伟，见解是同样明透的。

除上述四位大师外，尚有湛然、圆澄，为曹洞宗的重要人物；密云、圆悟，为临济宗的重要人物。他们声势都很隆盛，不愧为一时龙象。另有汉月法藏，名义上从密云承接临济系统，而实自树一帜。他著《五宗原》，其弟子弘忍著《五宗救》，大倡异说。当时密云极力驳斥他们，有《辟妄救略说》。后来清朝雍正帝更特著《拣魔辨异录》，并焚其著述，除其教籍，闹得像煞有介事的，这场公案究竟详情如何，此处且不赘述罢。

第七章　古学复兴的曙光

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是直指本心，以不读书著名。然而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每一个时代的思想界，甚至每一派思想内部，常都是五光十色，错综变化的。在不读书的环境中，也潜藏着读书的种子，在师心蔑古的空气中，却透露着古学复兴的曙光。世人但知清代古学昌明是明儒空腹高心的反动，而不知晚明学者已经为清人做了些思想准备工作，而向新时代逐步推移了。

试看上章所述云栖、紫柏、憨山、藕益诸大禅师，都是读书很多，主张博学广览。他们的禅教一致论，精神上直和后来顾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说相接近，虽然他们是讲佛家方面，而亭林是讲儒家方面的。特别是紫柏刻了一部大藏经，而藕益遍读全藏，著出一部在目录学上极有价值的《阅藏知津》。这种崇尚宏博，读书空气的提高，不分明是古学复兴的征象吗？当然，这种征象表现在各方面，并不限于佛家。

晚明时代以读书稽古著称的，有胡应麟、焦竑、陈第、方以智等，稍前则有杨慎、陈耀文，而王世贞亦颇有根柢。这些人除陈、方二氏外，虽都不免于“阅见杂博”，但对于古学复兴运动都是很有关系的。大概杨、陈、王、胡，投间抵隙，相引而起，为一组；焦、陈同时而相交游，在某点上，亦可并论：方氏最后，亦最特出，卓尔不群。我们且从这几家的学风上对当时古学运动作一鸟瞰罢。

杨升庵（慎），生当正德嘉靖年间，最号博洽。所著《丹铅录》、《谭苑醍醐》等数十种，虽疏舛伪妄在所不免，然读书博古，崇尚考据之风实从此启。其《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略例》、《转注古音略》等虽不如陈第之精粹，然引据繁富，实为后来研究古音者所取材。其言有曰：

夫从乳出酪，从酪出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犹之精义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学道其可以忘言乎？语理其可以遗物乎？故儒之学有博有约，佛之教有顿有渐。故曰：“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佛之说曰：“必有实际而后有真空。实则扰长河为酥酪，空则纳须弥于芥子。”以吾道而瓦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证吾道，一也。（《谭苑醍醐序》）

他这个博约论极精切有力，实提倡一种新学风，一种新治学方法。他断然主张多闻多见，尚博尚实，和当时心学家所走路数显然不同。他又说；

葛稚川云：“余抄掇众书，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王融云：“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览省，欢情益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据胡应麟考证此语出王筠而非王融）慎执鞭古昔，颇合轨葛、王。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丹铅别录序》）

抄书是考证的一种基本工夫。既要言必有征，就不能不博览，不能不抄书。所以后来顾亭林乃至有“著书不如抄书”之说。升庵此论足见其学风之所趋向。当时升庵的影响很大。如陈耀文，对他不服气，因特著《正杨》一书以还击他。王世贞意见又不同，对于两家各有指摘。胡应麟的《丹铅新录》、《艺林学山》，也是专为订正杨著而作。朱国桢《涌幢小品·正杨》谓：

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又有《正正杨》。辩者辩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书如彼，彼书如此，原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未见其二，哄然纠驳，不免为前人暗笑。（卷十八）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亦谓：

《丹铅》诸录出，而陈晦伯《正杨》继之，胡元瑞《笔丛》又继之。当时如周方叔、谢在杭、毕湖目诸君子集中，与用修为难者不止一人。然其中虽极辨难，有究是一义者，亦有互相发明者。予已汇为一书，颜曰《翼杨》……

不管《正杨》也罢，《翼杨》也罢，总而言之，以升庵为中心，在当时学术界激起很大波动，这是极明显的。升庵和许多其他开风气的人物一样，虽不免谬误百出，遭后人攻击，然而他提出许多过去学者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为后来考证家开其先路，要追溯晚明古学复兴运动的由来，总是不能不从他讲起的。

陈耀文，字晦伯，确山人，比升庵稍晚出，而博洽略可相当。所著《经籍稽疑天中记》等数十百卷，虽驳杂不纯，而见闻终富，直到后来毛西河、姚际恒还时时称引他。其《正杨》之作，叫嚣诋诽，未免太甚。但由陈、杨异同这一场公案，使许多冶考证的人增加兴趣不少，对于当时古学运动不能不说是一种有力的刺激。

王弇州（世贞），为一代文坛主盟，其《四部藁》数百卷，风靡一世，初时誉满天下，后亦毁满天下。平心而论，其秦汉伪体，固不足为训；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终不同于空疏者流，对当时古学运动，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功绩。

胡元瑞（应麟），为万历间学者，本来也是弇州派下人物，而特以考据见长。所著书籍亦数十百卷，征引典籍，极为宏富。《四库提要》论其《少室山房笔丛》云：

盖捃摘既博，又复不自检点，牴牾横生，势固有所不免。然明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应麟独研索旧文，参校疑义，以成是编，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亦不少。朱彝尊称其不失读书种子，诚公论也。杨慎、陈耀文、焦竑诸家之后，录此一书，犹所谓差强人意者矣。（卷一百二十三）

观此可知胡氏在晚明古学界的地位。他对于升庵著述很下过一番工夫，其《笔丛》中《丹铅新录》及《艺林学山》两部分，对于杨、陈二氏说多所折衷。他说：

杨子用修拮据坟典，摘抉隐微，白首丹铅，厥功伟矣。令所撰诸书，盛行海内。大而穹宇，细入肖翘，耳目八埏，靡不该综。即惠施、黄缭之辩，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学士，咸有异同。若以得失瑕瑜，仅足相补。何以故哉？余尝窃窥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汩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信之，是也骤而非之。至剽敚陈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杨子，则又非也。杨子蚤岁戍滇，罕携载籍，诸腹笥，千虑而一，势则宜然。以余读杨子遗文，即前修往哲，只字中窽，咸极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杨子之言，间多芜翳，当由传录偶乏荩臣。”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占之暇，稍为是正。甕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夫。（《丹铅新录引》）

用修生平纂述，亡虑数十百种，《丹铅》诸录其一耳。余少癖用修书，求之未尽获，已稍稍获，又病未能悉窥。其盛行于世，而人尤诵习，无若《艺林伐山》等十数篇，则不佞录《丹铅》外，以次卒业焉。其特见罔弗厌余衷，而微辞眇论，亦间有未易悬解者。因更掇拾异同，续为录，命之日《艺林学山》。客规不佞：“子之说则诚辩矣。独不闻之蒙庄之言乎？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昔河东氏非《国语》，而《非非国语》传；成都氏反《离骚》，而《反反离骚》作。用修之言，世方社而稷之，而且哓哓焉数以辩哗其后。后起者籍焉，子其躬矣。夫丘陵学山而弗至于山，几子之谓也。”余曰：“唯！唯！窃闻之，孔鱼诘墨，司马疑孟，方之削荀，晦伯正杨，古今共然，亡取苟合。不佞于用修，尽心焉耳矣。千虑而得，间有异同，即就正大方，方兹籍乎，而奚容目睫诿也。夫用修之可，柳下也；不佞之不可，繄鲁人也。师鲁人以师柳下，世或以不佞善学用修，用修无亦逌然听哉？（《艺林学山》引）

他以升庵的忠臣自命，其绳愆纠谬，乃正所以善学升庵。他对于升庵实深向慕，而大受其影响，尽管多有异同，而实在是一条路上的人。他的《四部正讹》，颇为现今做辨伪工作者所表彰，亦为《笔丛》中的一部分。

焦弱候（竑），亦出万历年间，师耿天台而友李卓吾，本是个王学左派的人物。然而他特以博洽著称。所著《国史经籍志》虽不算好书，但对于目录学这一道总算已能注意。其《笔乘》所论，虽多援儒入释，大张狂禅之焰，但精采处亦不少。最可注意的如《古诗无叶音》卷三中一条：

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驺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与“豝”，又音五红反，而叶“蓬”与“豵”；“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鸠”与“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也哉？如“下”，今在祃押，而古皆作“虎”音。《击鼓》云，“于林之下”，上韵为“爰居爰处”；《凯风》云，“在浚之下”，下韵为“母氏劳苦”；《大雅·绵》，“至于岐下”，上韵为“率西水浒”之类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关睢》云，“寤寐思服”，下韵“辗转反侧”，《有狐》云，“之子无服”，上韵为“在彼淇侧”；《骚经》，“非时俗之所服”，下韵为“依彭咸之遗则”；《大戴记》，“孝昭冠词，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韵“崇积文武之宠德”之类也。“降”，今在绛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虫》云，“我心则降”，下韵为“忧心忡忡”；《骚经》，“惟庚寅吾以降”，上韵为“朕皇考曰伯庸”之类也。“泽”，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铎”音。《无衣》云，“与子同泽”，下韵为“与子偕作”，《郊特牲》，“草木归其泽”，上韵为“水归其壑，昆虫无作”之类也。此等不可殚举。使非古韵而自以意叶之，则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泽何皆音铎，而无一字作他音者耶？《离骚》、汉魏，去诗人不远，故其用韵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凿空附会，良可叹矣。予儿朗生五岁，时方诵《国风》，问曰：然则“驺虞”、“好仇”当作何音？余曰：葭与豝为一韵，蓬与豵为一韵，“麟之定”，“定”与“姓”为韵；“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雷》、《黍离》、《北门》，章末语不入韵，皆此例也。《兔罝》，“仇”与“逵”同韵。盖“逵”古一音求。王粲《从军诗》，“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鄽里，士女满庄馗”。“馗”即“逵”，九交之道也。不知逵亦音求，而改仇为“渠之反”以叶之，迁就之曲说也。

此段讲古音，明确条畅，竟然大类顾亭林《答李子德书》。后来讲古音的多溯及陈第，而不及焦氏此文。实则江慎修已明言“古无叶音之说，始于焦竑，而陈氏阐明之”。陈兰甫对焦氏此文亦特别加以表彰。陈第自己在其《毛诗古音考》的跋文上也说：

往年读焦太史《笔乘》曰“古诗无叶音”，此前人未道语也。知言哉！岁在辛丑，尝为考证。尚未脱稿，即有建州温陵之游，留滞三年，徒置旧箧中，甲寅春，来舍陵，稿未携也。秋末，造访太史，谈及古音，欣然相契，假以诸韵书。故本所忆记，复加编辑。太史又为补其未备，正其音切。于是书成可缮写，爰以公诸同好。此道久湮，知之者寡。即吴才老、杨用修，博采精稽，犹未取断言非叶也。太史与愚乃笃于自信，真千载一遘矣。使见者以为是也，古音自此而明；谓未尽也，触类引伸，必自是始，如谓非也，则以待后世子云而已。

观此可知古诗无叶音之说，确为焦氏创见，即陈氏所著亦未尝不与之有关也。

陈第，字季立，连江人。治音韵特精。其《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为后来言古音者所祖述。《四库提要》在《毛诗古音考》条下论之云：

言古韵者自吴棫，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以盖乱。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大旨以为古人之音，原与今异。凡今所称叶韵，皆即古人之本音，非随意改读，辗转牵就。如母必读米，马必读姥，京必读疆，福必读逼之类，历考诸篇，悉截然不紊。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辞》，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颂赞，往往多与诗合，可以互证。于是排比经文，参以群籍，定为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以探古音之源；旁证者，他经所载，以及秦汉以下去风雅未远者，以竟古音之委。钩稽参验，本末秩然，其用力可谓笃至。虽其中如素音为苏之类，不知古无四声，不必又分平仄；家又音歌，华又音和之类，不知为汉魏以下之转韵，不可以通《三百篇》，皆为未密；然所列四百四十四宇，言必有征，典必探本，视他家执今韵部分妄以通转古音者，相去盖万万矣。初第作此书，自焦竑以外，无人能通其说，故刊版旋佚。此本及《屈宋古音义》，皆建宁徐时作购得旧刻，复为刊传。虽卷帙无多，然欲求古韵之津梁，舍是无由也。（卷四十二）

他完全用比较归纳、以经证经的方法，精密纯粹，调理秩然，在明人著述中可谓特出。这不仅为治古音者辟出一条康庄大道，并且在一般治学方法上，其影响也是极大的。他没有杨慎、焦竑那样博洽，却也不像他们那样驳杂。他和清代朴学家更接近一步了。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为明末海内所称四公子之一。清兵南下后，曾从永历帝于梧州。后见事无可为，乃弃官为僧。“无可”“药地”“浮山愚者”“极丸老人”，皆其出家后之称号。与王船山时有往还，船山诗文中极称道之。所著《通雅》五十二卷，皆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极为精博，迥出明代一般考据家之上。《四库提要》论之曰：

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矣。（卷一百十九）

明代考证著述受清人如此推重者，实不多见。由此可知其书之价值。方氏治学方法，最可注意。他说：

考究之门虽卑，然非比性命可自悟，常理可守经而已。必博学久之，得征乃决。（《通雅凡例》）

他已经把“考究之门”认成一种专门学问，和那性命之学相对立。他深知这门学问的性质，不能凭自悟，不能凭墨守，而必须广搜博采，日积月累，经过极繁艰的历程，把一切论断都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上，即所谓“博学久之，得征乃决”，这已经是把握住考证家治学方法的精髓了。他自述其治学的经过道：

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观物，欲知其名也；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探求其故也。以至于颓墙败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经见，则必详其音义，考其原本，既悉矣，而后释然于吾心。（《通雅·钱澄之序》述方氏语）

看他这种到处考索细大不捐的艰苦工夫，和顾亭林简直没有二样。他还有《物理小识》一书，原附《通雅》，后别行，乃是由他儿子中通等编成的。其内容大致虽亦从张华《博物志》、赞宁《物类相感志》诸书而衍之，但彼只言克制生化之性，而此则推阐其所以然；虽所录不免冗杂，未必一一尽确，所论亦不免时有附会，但能有意识的提出一种“质测”方法来，已经可算是卓绝千古。王船山称他道：

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搔首问》）

“质测”即实验，语见《物理小识》。船山指出他和邵、蔡等的区别，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科学所以别于过去一切象数、占验、博物、志异诸书之一基本要点也。这时候西学已经输入了，方氏深受其影响。他用“质测”的方法，根据确凿可靠的事实，敢信古，也敢信今。他说：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古人有让后人者，韦编杀青，何如雕板，龟山在今，亦能长律；河源详于阔阔，江源详于《缅志》；南极下之星，唐时海中占之，至泰西人，始合为图，补开辟所未有。（《通雅》卷首）

他认定人类知识，越积越多，后来居上，今人所知尽多为古人所未及知者。许多明明白白的事实放在面前，断不容我们强闭眼晴曲从古人。他毫不犹豫的称泰西天文学“补开辟所未有”，可见他当时对于西学是何等的崇拜。他更注重方言辨护俗字，主张讲拼音文字，处处表现出他的历史眼光，表现出他尊重时代的精神。这些地方已经超越了一般古学家，即清代大师能达到这种程度的也不多。我们读方氏书，真觉得元气淋漓，处处透露出新时代的曙光。

大概明朝中叶以后，学者渐渐厌弃娴熟的宋人格套，争出手眼，自标新异。于是乎一方面表现为心学运动；另一方面表现为古学运动。心学与古学看似相反，但其打破当时传统格套，如陆象山所谓“扫俗学之凡陋”，其精神则一。王阳明已经要讲古本《大学》了，王学左派的焦弱侯竟以古学著名了。自杨慎以下那班古学家，并不像乾、嘉诸老那样朴实头下工夫，而都是才气纵横，带些浪漫色彩的。他们都是大刀阔斧，而不是细针密线。他们虽不免于驳杂，但古学复兴的机运毕竟由此打开了。

最后，我们还应当一述的，就是当时藏书风气的盛兴。如范氏天一阁、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黄氏千顷斋、钱氏绛云楼、郑氏丛桂堂，都是著名藏书的地方。其余若上文所述焦竑、陈第、胡应麟等都是藏书极富。特别是毛子晋，专门以藏书刻书传名后世。他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保藏之。一时书舶云集于门，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他并且刻了许多古书，流布遍天下。直到现在，稍读古书的几乎无不知有汲古阁，可想见其影响之大。假使没有这样丰富的藏书，那班古学家将无所凭借以用其力。我们讲古学运动，对于这些私人图书馆是不应遗忘的。

第八章　西学输入的新潮

在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中，除古学复兴外，还另有一个新路向，那就是西学的输入。原来自万历以后，西洋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金尼阁、阳玛诺、汤若望等相继来华。他们学识品格本来很好，而又能迎合中国风习，所以逐渐在士大夫间活动起来，取得许多名流的信仰。这些教士中声名最大的当然推利玛窦。如李卓吾、袁中郎、谭元春、叶向高、李日华、汪廷讷等都很恭维他，更不要说当时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了。他们本为传道而来，但其结果却为中国散布许多科学的种子。我们且先把当时学术各部门中所受他们的影响，作一概略的叙述，然后把最重要的徐光启特别提出来讲一讲。

首先自然要说到天算。那时候所行的“大统历”，循元朝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误很多。万历年间，朱载堉、邢云路先后上疏，请求厘正。恰当这时候，利玛窦等来到了。他们都长于天算，其推算之密，制作之巧，实中国前古所未有。于是由徐光启、李之藻等的推荐，得参与历法改革的大业。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把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他们合译或分撰的书不下百余种，汇为《崇祯历书》、《天学初函》。其中如利、徐合译的《几何原本》，几成为后来学算者必读之书。《四库提要》在“测量法义”条下言及此书道：

自是之后，凡学算者，必先熟悉其书。如释某法之义，遇有与《几何原本》相同者，第注曰见《几何原本》某卷某节，不复更举其言，惟《几何原本》所不能及者始解之。

由这几句话，可知此书影响之大。此外若《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浑盖通宪图说》、《圆容较义》、《同文算指》等，其著者或徐或李，而实皆利氏所译授。《明史·天文志》论其事道：

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

清阮元《畴人传》第四十四卷西洋二附录近世西洋人，首推利玛窦，以利氏东来为“西法入中国之始”，解释其新说颇详。其论赞云：

自利玛窦入中国，西人接踵而至。其于天学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礼失求野之义也。而徐光启至谓利氏为今日之羲和云。

风气既开，后来清代学者继续发展。其影响所及，不仅出了几位专门天算学家，并且许多经学家都兼长天算，这是明末西学输入最明显的结果。不过当时所输入的天文学，还是欧洲的旧天文学，也就是托来梅（Ptolemy，今译作托勒密，古罗马时代的科学巨匠。——编者注）以来的天文学，而不是歌白尼（Copernicus，今译作哥白尼，波兰天文学家。——编者注）以后的新天文学。因为歌氏的书，虽已于1543年出版，但尚未大行。利玛窦等仍囿于当时天主教徒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成见，而不信歌氏的太阳中心说。这也无足怪，因为歌白尼学说之被确认，尚待葛利略（Galileo，今译作伽利略，意大利天文学家。——编者注）出来以后也。

其次是舆地。利玛窦等一班教士，远渡重洋，挟其广博的世界知识，使向来闭关自大的中国人士闻所未闻。异方殊俗，引起不少兴趣。如利氏的《万国舆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绘图立说，中国人之知有五洲万国自此始。在裴化行所著《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描写利氏在肇庆府的情形，特别详述其地图之为人所注意时道：

在会所的客厅内，悬有一张西文的世界地图。凡来会所参观的人，都宁神注视，并彼此相探问这是一张什么图。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并从来没想过，世界的缩影是这样的。各重要人员都愿意把这图译成中文，为能更明了图上所含的一切。……利玛窦为应付朋友的请求，即一面参考他的旅行日记及别的西洋书籍，一面借翻译官的帮助，编成一本注解地图的小册子，并在内插入天主教仪式及各地习俗的记录。……这种地图，虽然有很多缺陷，大家却视为稀世的奇品，不久便流传到全中国各省内。……当着他们见到世界全图，上面表现着一个极庞大的世界，中国是被移置一个角落，并且看着很小，一般昏愚的人们，有开始嘲笑司铎们的，但是比较明智的人，注意到地图构造是这般精密，上面有经度及纬度，有赤道线，有回归线。……因此他们便不自禁相信图上的一切都是与实际相合的。利玛窦为减除中国朋友对于新式地图的嫉视心，便很小心的把大家对于地图的观点转移。因为中国学者不能忍受他们国家被西洋绘图家抛在世界东部的一个角落上，但是他们又不能立刻懂清数学上的证明；于是利玛窦不得已把地图上的笫一条子午线（经过加拿利群岛的子午线）的投影的位置转移，把中国放在正中。这正是一种适合于参观者脾味的地图，众司铎相信以后演讲时一定有许多便利，来宾见西洋各国与中国的距离几乎远的无法测量，又有重洋相隔，便不再惧能有外力来侵略。

从这段描写可知当时中国学者地理知识的幼稚，及利氏对于他们的新刺激。利氏地图及其所附说明，从现在看来，自然也还觉得幼稚，但在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史上，他毕竟划出一个新时代。后来清朝康熙年间，测绘《皇舆全览》图，还全赖一般教士们的力量，清儒对于舆地上的兴趣，也未尝不与此有关。（《禹贡》第五卷第三四合刊是讲利玛窦地图的一个专号可参考。）

其次是音韵。中国音韵学自与印度交通而进一步，自与西洋交通而又进一步。那班耶稣会教士读中国书，多用罗马字注音。如现仍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中殷铎泽用拉丁文翻译的《中庸》等书，即其实例。金尼阁更著《西儒耳目资》一书，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为当时音韵学界别辟新路径，后来方以智著《通雅》，刘继庄著《新韵谱》，都明白承认受西人的影响。清代音韵学之盛，不能说和西学输入没有一点关系。（陈援庵先生著《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一书论此甚详，可以参考。）

其次，一切名物度数利用厚生之学。明末西学输入的结果，不仅发展了天算、舆地、音韵等几种专门学问，实在说，当时整个思想变动亦未尝不受其影响。中国学者向来所常讲的是道德伦纪，而对于一切名物度数利用厚生之事则不甚留意。利玛窦曾言：

薄游数千百国，所见中土土地人民，声名礼乐，实海内冠冕。而其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殣，国计亦绌焉者，何也？（徐光启《泰西水法》序中所引）

这段话实在能指出中国的弱点。地大物博，而常患贫，这种奇怪现象，至今犹然。利氏因进言水法，以为富国足民之计。后来熊三拔著《泰西水法》，邓玉函著《远西奇器图说》，种种实用的学问技艺逐渐输入。徐光启既受其影响而著卓绝千古的《农政全书》，而清初诸儒经世致用的思想亦启发于此了。当时西学有广泛的输入，其治学方法亦影响到各方面。如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讲西洋建学育才之法，把当时欧洲教育制度学问门类已介绍其大概。李之藻译《名理探》，把西洋论理学也介绍过来了。总而言之，一切名物度数利用厚生之学，因受西学影响而都渐渐为人所注意了。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方以智。不仅他自己著《物理小识》，并且他的祖父野同公，他的父亲潜夫公，他的外祖父吴观我，都是喜欢研究物理的。他的曾祖明善公的门生王虚舟，且著《物理辨》、《物理小识》就是缘此而作的。他的儿子中德、中通、中履是《物理小识》的编纂者，书中多附录其说。中通更与揭宣往复讨论，录为《揭方问答》一书。这不仅可见方氏的家学渊源，而一时研究物理的风气亦可想见。这种风气深受西学影响，是他们书中明白表示出来的，然而当时与西学关系最深的，究竟还要推徐光启。我们现再以徐氏为中心，作一较详的论述。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人。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卒于崇祯六年（1633），寿七十二岁，官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初遇西教士郭仰凤于韶州，谈道颇洽。后在南京复遇利玛窦，既而从罗如望受洗。及官翰林，适利氏早在北京，自此过从日密，西洋历法、炮术、农田水利及其一切名物象数之学遂借以传入。他对于西学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并不限于几种专门学艺。就如他说：

《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利）先生曰：“是书也，以当百家之用，庶几有羲和、般墨其人乎？犹其小者。有大用于此，将以习人之灵才，令细而确也，余以为小用大用，实在其人。如邓林伐材，栋梁榱桷，恣所取之耳。”（刻《几何原本》序）

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泰西水法》序）

这说明了科学的普遍性、必然性和精确性。他以“不用为用”的数理为基础，到处发挥其“细而确”的科学精神，一扫向来中国学者论事说理模糊影响之病。他时常用数字统计，如云：

月 食 诸 史 不 载，所 载 日 食：自 汉 至 清 凡二百九十三，而食于晦日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者三，其疏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于晦者一，初二者一，初三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则无晦食，更密矣；犹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无晦食，更密矣；犹有推食而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一，夜食而书昼者一。至加时先后至四五刻者，当其时已然。……岂惟诸臣，即臣等新法遂成，似可悉无前代之误，乃食限或差半分上下，加时或差半刻上下，虑所不免。（《月食先后各法不同缘由及测验二法疏》）

这是说台官预告日食，自汉迄明，精密程度，代有进展。宋元以前，常可差至一日；自元迄明，尚可差至三四刻，徐氏采用西洋新法，始减至半刻上下。这一段中国历算演进史，他历历用数字统计指示出来。又如他说：

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乐而为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余一倍矣。隆庆初丽属籍者四万五千，而见存者二万八千；万历甲午丽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顷岁甲辰丽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在不下八万，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夫三十年为一世，一世之中，人各有两男子，此生人之大率也。则自今以后，百余年而食禄者百万人，此亦自然之势，必不可减之数也，而国计民力足供乎？（《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

明初创置宗禄，王禄万石，八降为奉国中尉，犹二百石。到万历年间，连年灾荒，边饷无着，宗禄实难维持了。徐氏从过去推未来，指出其必不可免的趋势。他居然能用数字统计，得出三十五年增加一倍的“生人之大率”，这简直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他却还早出世二百年。如云：

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年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十倍宋也。……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此皆事之不可解者。若以北之棉，学南之植，岂不反贱为贵，反贵为贱？余居恒谓北方之人必有从事者。若云彼土风高不能抽引，此语诚然，顾岂无善巧之法。而总料其不然，亦未免为悠悠之论。故常揣度后此数十年，松之布当无所泄，无所泄，即无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全书》卷三十五）

他深切认识棉丝等纺织工艺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性，并能预见其危机。试把近百年来中国农村所受国际经济侵略的情形和这一段话作一对照，当更觉其深识远见真不可及。他随处留心把各地农业情形，各种农业方式，灿然罗列心目间，所以每发一论，总是真切透到，能抓住要害，绝不像旁人专说些空泛笼统不着痛痒的话。区区蝗虫问题，一到他手里，便俨然构成一套科学理论。在《屯田疏稿》中，除蝗条下，他征引历史事实，应用数字统计，把蝗生之时、蝗生之地、治蝗之法，都原原本本，有凭有据的讲出来，他讲水利更津津有味。在同疏用水条下云：

能用水，不独救旱，亦可弭旱。灌溉有法、滋润无方，此救旱也。均水田间，水土相得，兴云起雾，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能用水不独救潦，亦可弭潦。疏理节宣，可蓄可泄，此救潦也。地气发越，不至郁积，既有时雨，必有时旸，此弭潦也。不独此也，三夏之月，大雨时行，正农田用水之候。若遍地耕垦，沟洫纵横，播水于中，资其灌溉，必减大川之水，先臣周用曰：“使天下人人治田，则人人治河也，是可损决溢之患也。故用水一利，能违数害，调爕阴阳，此其大者。不然，神禹之功，仅仅“抑洪水”而已；抑洪水之事，则“决九川距海，浚畎浍距川”而已，何以遽曰“水火木金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一举而万事毕乎？是故水能为利，亦能为害，不善用之则为害，善用之则为利。欲违害而就利，寻求体势，不越五法。尽此五法，加以智者神而明之，变而通之，地之不得水者寡矣，水之不为田用者亦寡矣。……用水之源……用水之流……用水之潴……用水之委……作源作潴以用水……

看他讲得面面俱到，真把水利科学化了。他认“西北治河，东南治水利”为救时之计，而将“水学”基础置于“勾股测量”之上。此义见于他的《勾股义序》。他在《漕河议》中更说：

今诚得守敬其人，令博求巧工算史、为之佐史，西自孟门，东尽云梯，南历长淮，北逾会通，无分水陆，在在测验，近用准平，远立重表。……务令东西南北数百里间，地形水势，尽识其纡直倨勾，又尽识其广狭浅深，高下夷险，灿然井然……而后仿裴氏之遗规，终若思之绪业，绘图立论，勒成一书。

他治河不是孟浪从事的，而先要把中原地形大规模的测量一番，制出详确可靠的地形图以作依据，这真是科学家的作风。这种伟大的工作计划，直到现在还需要我们去努力实现。他还有个伟大计划，就是要建立一个分工合作把许多科学集中起来的研究机关。他知道科学是不能单传秘授，而需要很多人公开研究的。他引利玛窦的话道：

先生尝为余言：西士之精于历，无他谬巧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蓝而寒于水者，时时有之，以故言理弥微亦弥著，立法弥详亦弥简。（《简平仪说序》）

这是科学家不同于术士的地方。徐氏集合西士，创立历局实即根据此意。当时局中所译西书，间及各科，本不限于天算。但按着徐氏理想计划，还更要“旁通众务”，大规模的干一番。他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有云：

且度数既明，又可旁通众务，济时适用，此则臣之所志而非臣之所能，故不无望于众思群力之助也。

于是乎他提出急要事宜四款，其第四款“度数旁通十事”就涉及：（1）气象学，（2）水利工程，（3）音乐，（4）军事学，（5）统计学，（6）营造学，（7）物理学与机械工程，（8）地理学与制图学，（9）医学，（10）钟表学，最后他总括说道：

臣闻之《周髀算经》云：“禹之所以治天下者，勾股之所由生也”。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于度数故耳。此须接续讲求。若得同事多人，亦可分曹速就。

这个计划如果实现，简直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科学研究院。徐氏与欧洲近代科学始祖培根为同时人，培根曾著《新大西洋》（NewAtlantis）一书，假想一学术研究机关，名梭罗门馆（Solomon House）。馆中延聘三十六位科学家，其半数编辑古今经籍中的科学论说，其余十八人复分六组，试行各种实验，而审查其结果，最后目的乃在求万事万物之理而获得新发明。这个理想研究院和徐氏所拟“旁通众务”的计划，很有些相类。然而培根去世后四十三年间，《新大西洋》风行一世，刊印了十版，英国皇家学会即依照其模型而成立于一六六〇年。后来这个学会中人才辈出，成为近代科学的大本营。溯其渊源，不能不说是受培根之赐。徐氏的计划，却只成立了那么个历局，翻译了那么些西书，虽然在中国学术史上亦留下深刻的痕迹，但其理想究竟没有圆满实现，继续发展，辟出一个科学的新天地。徐氏的伟大，在许多方面实超过培根，然而历史条件限制了他。这不是徐氏的不幸，而实在是中国的不幸啊！

关于晚明时代西学输入情形，各书论及者甚多，故本章只略述大概。至徐氏学术，本文所论多根据竺可桢先生《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一文，该文见民国二十三年上海所出《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文汇编》中，甚精彩，可参考也。最后我介绍一段趣话，即《袁小修日记·卷四》所载：

看报，得西洋陪从利玛窦之讣。玛窦从本国航海来，凡四五年始至，初住闽，住吴越，渐通华言及文字。后入都，进自携天主像及自鸣钟于朝。朝廷馆榖之。盖彼国事天，不知佛，行十善，重交道，童真身甚多。玛窦善谈论，工著述。所入甚薄，而常以金赠人。置居第僮仆甚都，人疑其有丹方若王阳也。然窦实多秘术，惜未究。其言天体若鸡子，天为青，地为黄，四方上下皆有世界，如上界与下界人足正相邻，盖下界者，如蝇虫倒行屋梁上也。语甚奇，正与《杂华经》所云“仰世界，俯世界，侧世界”语正合。窦与缙绅往来，中郎衙舍数见之。寿仅六十。闻其人童真身也。

当时学者，初见西人，都用好奇的眼光，作极幼稚可笑的推想，其隔膜误解往往有更甚于此者。（此类材料甚多，拟另撰《明清间学者对于西学的印象》一文以论述之。）由此益可见徐李诸子真夐乎不可及了。

第九章　余论

由以上数章所述，可以看出来晚明思想界有几个明显趋势：其一，从悟到修，这表现于东林各派的王学修正运动，以及云栖、憨山等尊重戒律，特唱净土；其二，从思到学，这表现于古学复兴，及西学的输入；其三，从体到用，这表现于张居正、徐光启等的事功思想，及左派诸人的大活动；其四，从理到气，这表现于刘蕺山等的反理气二元论。这几种趋势，矛盾冲突，参互错综，形成一个斑驳陆离的局面。然而进一层追求，观其会通，尚可以看出一个总趋势：即从超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是也。从悟到修，悟虚而修实；从思到学，思虚而学实；从体到用，体虚而用实；从理到气，理虚而气实。大体说来，在晚明思想界占中心地位的还是王学和禅学。最能代表现实主义潮流的事功派、西学派、古学派，这时候还只是刚刚抬头。然而在王学和禅学内部，也未尝没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如来禅和祖师禅，东林派和狂禅派，右派王学和左派王学，各有其现实主义的一方面。这各种现实主义倾向渐渐汇合成一大潮流，于是乎清初诸大师出来，以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相号召，截然划出一个思想史上的新时代。这一班大师都是明代遗民，他们的早年生活，还有些应该叙入晚明思想史以内的。

当明朝灭亡，清顺治帝初入中原的时候，孙夏峰已六十一岁，黄梨洲三十五岁，顾亭林三十二岁，王船山二十六岁，李二曲十八岁，颜习斋十岁，还有陆桴亭、张杨园、王寅旭、张稷若、傅青主、魏叔子……都是他们一辈人。这班大师中，习斋这时候年还太小，无可表现；二曲正在孤寒中挣扎，亦还未见声光；船山稍露头角矣，而旋遭乱离；其早已活跃于明末思想界者，只有夏峰，其次则梨洲、亭林而已。

夏峰资格最老，梨洲《明儒学案》中已经有他的位置。他早和魏大中、周顺昌定交，以气节相期许。当魏忠贤毒焰正烈，魏、周与杨、左诸君子被难时，他挺身营救，义声震一时。他和鹿伯顺为共同讲学的挚友，都以陆王为宗，他们体认真切，不蹈王学末流猖狂之习。大体上说，他们实与东林派桴鼓相应，而为其羽翼。及伯顺殉“流寇”之难，北方学者只有夏峰岿然独存。国变后，他自河北移居河南，讲学于苏门山，直至九十二岁而终。他晚年学风稍变，和会朱陆，兼综汉唐，打破门户之见，而一以躬行实践经世致用为归。当时大河南北之学者几乎尽出其门下，即颜李学派亦未尝不渊源于此，实清初北学一大宗也。这是后话，姑且不谈。

梨洲之父黄忠端公尊素，亦东林派要人，死于魏忠贤之难。崇祯帝即位，梨洲年十九，入京讼冤，椎击许显纯，为父报仇。归家后，折节为学，遍读江南各大家藏书。更从学刘蕺山，力摧陶石梁一派之异说。其后遭遇国变，从南明诸王屡起义兵。直至事无可为，乃返乡，重振蕺山讲席，更远绍永嘉、金华诸先正经制文献事功之遗绪，蔚成东南学者一大宗，而为清朝一代浙东学术之开山。如但就其国变以前的早年生活观察，其学业实尚在草创时代也。

亭林本亦江南大族，早年曾和归庄等征逐文坛，露头角于复社，一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又与潘柽章、吴赤溟为友，二子皆长于文史之学，入清后以庄氏史案被杀者也。由此可知亭林早年亦明末声气中人。然而他此时已纂辑《肇域志》及《天下郡国利病书》。其《自序》云：

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此书是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肇域志序》）

观此可知当时亭林已留心当世之务，从事博览详考，后来朴实考订经世致用之学风已发端于此了。

此外船山早年曾受知于高汇旃，而与声气中人相往来。汇旃，忠宁公景逸之子也。桴亭、杨园，亦都曾侍从蕺山讲席，后来才各走自己的路。总而言之，自顾、高诸子倡道东林，风声所播，社事大兴。直至明亡以后，东南一带学术团体，如几社、狷社、读书社等不计其数，而以复社为尤著。上述诸大师多出身此等社团中，其敦节行，立名义，蒿目时艰，以澄清天下为志，固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及遭逢国变，创钜痛深之余，浮华尽刬，益务本实，德慧术智经艰苦锻炼而更为精进。于是向之以才情意气倾一时者，且以实学实用卓然为一代大师。顾、黄诸子之学，虽皆大成于清初，要其在明朝末年所过之一段早年生活实自有其重要意义也。在前面各章中，除第一章提及湛甘泉外，后来再没有讲到这一派。其实甘泉为白沙弟子，为阳明讲友，而且享寿又高，直到阳明死后好多年他还讲学，所以当时湛学之盛，几不下于王学。他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对于阳明多效诤议。他条列阳明格物之说有四不可：

自古圣贤之学，皆以天理为头脑，以知行为工夫。兄之训格为正，训物为念头之发，则下文诚意之意即念头之发也，正心之正即格也，于文义不亦重复矣乎？其不可一也。又于上文知止能得为无承，于古本下节以修身说格致为无取，其不可二也。兄之格物训云正念头也，则念头之正否亦未可据。如释老之虚无，则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诸相”，“无根尘”，亦自以为正矣。杨、墨之时，皆以为圣矣。岂自以为不正而安之？以其无学问之功，而不知所谓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谓圣，乃流于禽兽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为圣矣，而流于隘与不恭而异于孔子者，以其无讲学之功，无始终条理之实，无智巧之妙也。则吾兄之训徒正念头，其不可三也。论学之最始者，则《说命》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周书》则曰“学古入官”；舜命禹则曰“惟精惟一”；颜子述孔子之教则曰“博文约礼”；孔子告哀公则曰“学、问、思、辨、笃行”，其归于知行并进，同条共贯者也。若如兄之说，徒正念头，则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学之不讲”何耶？止曰“默而识之”可矣，而又曰“学而不厌”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问学”者何耶？所讲所学所好所求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

甘泉自己对于格物怎样解释呢？他说：

仆之所以训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体认天理也。体认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内外言之也。（《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

格者，至也，即格于文祖有苗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于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诣之义，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并进，学、问、思、辨、行皆所以造道也。故读书，亲师友，酬应，随时随处皆求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诚、正、修工夫皆于格物上用，家、国、天下皆即此扩充，无两段工夫，此即所谓止至善。尝谓止至善则明德亲民皆了者，此也。如此方可讲知至。孟子“深造以道”，即格物之谓也；“自得之”，即知至之谓也；“居安”“资深”“逢源”，即修、齐、治、平之谓也。（《答阳明》）

关于格物这个问题，实在太纠纷。自宋以后，几乎有一家宗旨，就有一家的格物说。甘泉解格物为“造道”，为“至其理”，而终归于“随处体认天理”，自成他的一家言。至于批评阳明四不可之说，前两条章句文义问题，本非阳明所重视。阳明大旨只是以格物为诚意的实功，把八条目一贯起来，不分作几段工夫，以符合于他的“致良知”。至于详细文义上，他实在还没有斟酌至当，有待于后来的补充修正。不过这和湛、王两家根本路线没大关系，仅可存而不论。重要的是甘泉所说三四两项。其实这两项仍是一项，不过说阳明只有“尊德性”而没有“道问学”罢了。讲到这里，就牵涉着朱陆异同一大公案。向来分判朱陆的，总说是陆偏于“尊德性”，而朱偏于“道问学”。这种说法本出自朱子自己，而陆象山当时就加以反对道：“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陆王派的特色，就在把“道问学”当作“尊德性”的工夫，不离行以言知，不离心以言理。换句话说，朱子把“道问学”与“尊德性”平列起来，是二元的；陆子把“道问学”统属于“尊德性”之下，是一元的。所谓朱偏于“道问学”，陆偏于“尊德性”这种说法，也只有在这一为平列一为统属的意味上，是可以成立的。如真要在“行”外另讲个“知”，“心”外另讲个“理”，“尊德性”外另讲个“道问学”，那就已经成为朱子的同调了。甘泉所指阳明学说的毛病，正同于一班朱学家的观点。只要把阳明答罗整庵及顾东桥那两篇论学书看一看，自可了解阳明本旨并不是那样简单。最有趣的是：甘泉的老师陈白沙，本是明代学者从朱转陆的第一人，是阳明道学革新运动的先驱，现在甘泉却依凭师说，作为朱学事实上的支柱，而反抗进一步的革新潮流了。更妙的是：甘泉之学，一传而为何吉阳、唐一庵，再传而为许敬庵，三传而为刘蕺山，从调和湛、王，渐变而为王学修正派，以挽救王学末流之弊，而开辟思想史上另一个新局面，这样一来，湛学又成为王学的功臣了。历史上的事情，相反相成，迭起迭伏，往往如此。

最后想谈一谈晚明时代下层社会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和王学有关，特别是和左派王学有关的。本来王学比朱学容易接近下层社会。焦理堂说：

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行其所当然，复穷其所以然，诵习乎经史之文，讲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读书之士能之，未可执颛愚顽梗者而强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人，有以感发之，无不动者。（《雕菰集》卷八《良知论》）

这段话很有意味。王学本极活动，本是彻上彻下的。自童子至于圣人，自天子至于庶民，不管你什么程度，什么地方，什么职业，都可以随分用力。各人有各人的良知，就不妨各就力之所及自致其良知。既无须“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也不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当下具足，易知易能，阳明直然说：

与愚夫愚妇同的，是为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为异端。（《传习录》下）

他正是以愚夫愚妇的良知良能为标准。他有一篇《谕泰和杨茂》，教一个聋子哑子致良知。看他那样指点人的方法，真是亲切简易，真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可以能行焉”。阳明认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在知识才能，而在其心之纯乎天理。他曾以精金喻圣人，以分量轻重喻才力大小；更说尧、舜如黄金万镒，文王、孔子九千镒，禹、汤、武王七八千镒，伯夷、伊尹四五千镒。分量不同，其为纯金则同；才力不同，其纯乎天理而为圣人则同。照这样讲，圣人不一定要黄金万镒，七八千镒亦可以，四五千镒亦可以。究极言之，做个半斤半两的圣人，也当然没什么不可以。这样一来，圣人的资格也就放宽，聋圣人、哑圣人、工圣人、农圣人，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圣人，都该为阳明所容许。于是许多下层社会的分子，都有机会闯入圣人的门墙了。

首先跳出个王心斋，其生平经历与学术在第二章中已经讲过。他以一个盐丁，居然成为王学大师，开出泰州一派。王学的风行一世，要算由于这个学派的鼓吹力量为最多。心斋的弟子王一庵说：

自古农工商贾，业虽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学。孔门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者才七十二，其余则皆无知鄙夫耳。至秦灭学。汉兴，惟记诵古人遗经者，起为经师，更相授受。于是指此学独为经生文士之业，而千古圣人与人人共明共成之学，遂泯没而不传矣。天生我师，崛起海滨，慨然独悟，直宗孔孟，直指人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假闻见，不烦口说，而二千年不传之消息一朝复明矣。（《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王一庵语录》）

这段话昌言农工商贾、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都可与共学，并且也只有这样的学才是真正的圣学。不错，心斋就是出身下层社会的，由他所领导的泰州学派，更参进许多下层社会的分子。如樵夫朱恕、田夫夏廷美、陶匠韩乐吾等都是。后来李二曲著《观感录》，就是特别表章这班平民学者的。这里面最可注意的是韩乐吾。他于农隙聚徒讲学，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可知其影响之大。《明儒学案》记他：“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试想这是何等气象！李卓吾述罗近溪讲学的情形道：

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履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人望丰采，士乐简易。解带披襟，八风时至。（《焚书》卷三《罗近溪先生告文》）

这真所谓“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在这样复杂的群众间讲学，传统的士大夫气息自然要消除几分。并且这班左派分子都主张教学相长，主张“教不倦”即“学不厌”，主张“察迩言”，“取诸人以为善”。他们看那班牧竖樵夫都是共学的师友，都有可“察”，都有可“取”。这使他们的意识自然渐渐下层社会化了。晚明狂禅运动风靡一时，实在和这有很大的关系。这种下层社会的思想运动，一方面说是怪诞而驳杂的；另一方面说却是虎虎有生气的。晚明思想界，或多或少，或正或反，整个都受这种影响。从这里入手研究下去，我们对于当时思想上的种种表现，也许更能有会心罢。

附　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

︵中国大学清代思想史讲义︶

第一章　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变动的由来

十七世纪—笼统说明末清初—是中国近古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关键。从纵的方面看，宋明道学和清代朴学正在过渡；从横的方面看，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开始接触。这其间蜕嬗演变参互错综的情形，直牵涉中国近古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全部。现在首先专就思想本身上推寻其演化的历程，然后进而探求这一次思想变动的社会根源。

（一）阳明派心学影响后来思想界的反正两方面

很明显的，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正是明代思想的反动，是反道学，尤其是反阳明派心学的。因此我们就从阳明学派讲起。阳明是宋明五百年道学史上一位最有光辉的人物。他把周程以降佛化的儒学彻底发挥，把朱学末流支离墨守训诂辞章的积习扫除净尽，单提直入，专明本心。警切是警切极了，通透是通透极了。然而其末流至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腹高心，一味以掉弄玄机为事。于是反动渐起，直到明末大乱以后，一般学者创巨痛深，把种种乱事责任推到当时的学术上，而反王学乃至反道学的气焰，遂大大腾跃起来。如顾亭林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日知录》卷十八）

他拿王衍、王安石比阳明，认为明末大乱是阳明的流毒。他堂堂正正的树起反王学的旗帜，而毅然以“拨乱世反诸正”相号召。这真是时代的呼声。当时反王学反道学的空气弥漫一世，我们可以再举几位学者的话作证：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朱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

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知无不至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盗贼之祸亦相挺而起。（费燕峰《宏道书·圣门定旨两变序记》）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李恕谷《与方灵皋书》）

这些话说得多么激切，他们对于那种心性玄谈，竟至这样的深恶痛绝！当时的新学风，崇实黜虚，专就经史和当世实务上考究磨练，把五百年来道学家的乌烟瘴气一扫而空。从这一点看，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显然是前一时代的反动：在激起这个反动上，阳明学派实演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阳明学派和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并不是简单的对立着。前者对于后者，除从反面把它激动外，从正面也给它不少的影响。在新时代中，有许多情形还是顺着阳明学派自然发展出来的。新时代并没有把阳明学派完全抛掉，而实在是把它“扬弃”（Aufheben）了。关于这一层，我还得具体的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十七世纪后的中国思想界—或者说清代思想界—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务实，一是好古。这两个特征，在阳明学派中都已经孕育着了。阳明学派素以玄妙著名，怎么会务实呢？素以不读书著名，怎么会好古呢？这是一个矛盾。然而历史本来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

先说务实。我常奇怪，极端玄想的阳明学说，竟和专讲实习实用的颜李学说有许多共鸣之点。如阳明说：

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答顾东桥书》）

学不离行，这和颜习斋学琴的比喻（《存学编》卷二《性理评》）简直如出一口。又如阳明这些话：

学校之中……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答顾东桥书》）

打破世儒无所不知而其实一无所知的虚诞习气，而各就自己才性所近以成专长；这不也正是习斋所谓“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的说法吗？这并不是断章取义，偶尔相合，试再参考陆象山的话（象山有许多话更警切，更带实用色彩，我前年所编宋儒学说讲稿中很引几条，可以参考兹不赘述），就知道陆王学说尽管是很玄妙，但其中所含实用思想的成分确乎不少。陆王学派的道学，是一种新道学。在反对当时正统派时文化八股化的道学上，他们可说是颜、李的前驱。习斋批评朱子的讲读经书道：

……但亦耗费有用精神，不如陆、王精神不损，临事尚有用也。（《存学编》卷三《性理评》）

这话一点不错，象山曾说，“古人精神不闲用”，“平日极惜力不轻用，以留有用处”……一类的话。他们看朱子那样的苦读苦著，正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他们专在切己处用力，决不泛泛去学。他们不立一定格局，运用之妙，全凭一心。他们决不是拘文牵义的书生，他们“内断疑悔，外绝牵制”（章太炎称阳明的话），最长于临机应变。阳明之平宸濠，象山之习骑射、访奇才，都显豪杰作用。下至徐存斋、何心隐，直流入权术一路（二人曾以术去严嵩）。阳明有言：“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象山论“辟土地充府库”的人，孟子所谓“民贼”者，竟然说道：“方今正在求此辈而不可得”。看他们是何等的不拘故常。他们什么手段都使用得出，只要对自己良心无愧。他们不是事功派，但是有时候比事功派的人还利害。习斋大弟子王昆绳，反道学大将毛西河，都极称赞阳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极端玄想的阳明学说中，确乎含有实用思想的成分，其玄想被亭林、习斋辈所排弃了，但其实用思想的成分，却在新时代中发荣滋长起来。阳明学说的内在矛盾，就这样子为新时代所解除，于是中国思想史又走上一个更高阶级。（本段亦可参考拙著《宋儒学说讲稿》）

再说好古。向来反对王学的，总说他专凭本心，不知读书稽古。即就上文所述看来，他那样随机应变，不拘故常，也决不会是好古的。然而我说他孕育着后来好古的学风者，这里面另有一种道理。从前象山称王荆公道：

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前两句是打破习俗，后两句是直追古人。打破习俗不一定就直追古人，然而要直追古人却必须要打破习俗。所以打破习俗往往是直追古人的第一步。阳明学派正是要“扫俗学之凡陋”，正是要“道术必为孔孟”。他敢打破宋儒的矩矱，敢反对传诵数百年的程朱本《大学》而主张恢复古本的《大学》。他看不起宋人之学，而要神会古人于千载之上的。在逻辑上—形式逻辑上—反俗学，不一定就讲古学；反宋学，不一定就讲汉学。但在事实上，在当时实际情形上，只要一反俗学，总会走到古学路上去，只要一反宋学，总会走到汉学路上去。在当时只有那条路可走，这是为一定历史条件所限定了的。阳明学派和后来的古学运动或汉学运动，自然绝不相类，但在反宋学一点上，他实作了后来古学运动或汉学运动的前驱。阳明已经读古本《大学》了，王学极左派—泰州学派—的焦澹园，竟以古学著名了。号称不读书的阳明学派，偏偏会和古学运动暗通消息，历史竟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本段意思未尽，可以参考下节）

综上所述，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状况，一方面可以说是阳明学派的反动，一方面又可以说是从阳明学派自然发展出来的。当阳明学派还未出现以前—严格说陈白沙未出以前—学者蹈常习故，恪守朱子成说。二百五六十年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所谓一代大儒，如许鲁斋、薛敬轩辈，都不过是朱子的传话机器而已。道学至此已经是朽敝不堪了。及阳明学派出来，做了一番革新运动，可算是道学的中兴，道学的更加精炼。然而这已经是一种新道学了，已经渗入新时代的成分了。道学的体系未破，但其内部成分却已变更。所以阳明学派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一方面把道学发展到极端，同时却也把道学送终；一方面激起下一时代的反动，同时却也替下一时代准备些反动的材料，—从道学到反道学，恰成一个辩证的发展。

（二）十六、十七世纪间的西学输入与古学复兴

十六世纪是阳明派心学正盛的时代，但到本世纪之末，思想界已渐露转变的征兆了。最可注意的，是古学复兴和西学输入。关于古学复兴和阳明学派的关系，上文已说个大概。兹再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古学复兴的情形，以见朴学运动的第一步发展。

十六、十七世纪间古学复兴的情形可从两方面观察：

（1）藏书刻书的渐盛 万历末年，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浙盛，如焦弱侯的《国史经籍志》，在目录学上就很有相当的价值，如毛子晋和他的儿子斧季，他们家里的汲古阁，专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书》和许多单行本古籍，直到今日还在中国读书界有很大价值。至于范尧卿的天一阁，创建于嘉靖年间，藏书最富。黄梨洲、万九沙、全谢山都曾读书其中，对于当时学术界实有很大贡献。其余著名的藏书家，如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千顷斋黄氏、绛云楼钱氏、丛桂堂郑氏、传是堂徐氏，都曾供梨洲的抄录搜讨。取精多，用物宏，然后得大成其学。后来清儒的博洽赅通，实有赖于这许多私家图书馆给他们准备下资粮。

（2）古字古音的研究 嘉靖以后，学者渐渐注意古字古音的研究。杨升庵最称博洽，他著有《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略例》等书，可算是开风气之先。又如赵谦著《六书本义》，赵宦光著《六书长笺》、《说文长笺》，都是应时的产物。当时王弇州主盟文坛，提倡复古，教学者无读唐以后书。既然要读古书，摹古文，对于古字古音自不得不有相当的研究。同时归震川、钱牧斋辈，和弇州文派虽不同，但亦皆提倡古学。当时学者极注意审别字形，至刻书亦多作篆楷，用说文篆字的笔画造成楷书。如赵宦光所刻的《说文长笺》、《六书长笺》，及许宗鲁所刻的《尔雅》、《国语》、《六子》等书都是，但在这个时期，最足注意的，还是方以智和陈第二人。方氏著《通雅》，精博绝伦，对于音韵训诂上有重要贡献。（方氏思想见解及治学方法都很可注意另详他章，兹不赘。）至于陈氏的《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考》，罗列本证旁证，井井有条，更直接为顾亭林《音学五书》的先导。音韵训诂之学从此大兴了。

大概明朝中叶以后，学者渐渐厌弃烂熟的宋人格套（当时反宋学的倾向已甚显著，道学家如王阳明等，文学家如祝枝山等，事功家如张江陵等都是），争出手眼，自标新异。从这里表现出来的学风，本来是好奇，并不是好古。然而这两者竟联成一气了，好古竟成为好奇的一种特殊形态了。阳明门下最奇特的人物王心斋，戴有虞氏冠，穿老莱子服，也就格外显出些古气。他以古见奇，古的地方，正是他奇的地方。就在这种情势之下，从好奇转到好古，成为一时的风气了。这里我要来一段插话。当嘉靖年间，有个丰坊。他是个作伪大家，专门以古骗人。他编造的书，如：《古易世学》、《古书世学》、《鲁诗世学》、《春秋世学》、《子贡诗传》、《申培诗说》、《石经大学》、《金石遗文》……都是些假古董，荒诞得不成话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古书世学》条下说道：

是篇以今文、古文、石经列于前，而后以楷书积之，且采朝鲜倭国二本以合于古本，故曰“古书”。又以丰氏自宋迄明，世学古书；稷为正音，庆为续音，熙为集说，道生（坊原名）为考补，故曰“世学”。其序曰：正统六年，庆官京师。朝鲜使臣妫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贡。二人皆读书，能文辞，议论六经，出人意表。因以《尚书》质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传，起《神农·政典》，至《洪范》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传，起《虞书·帝典》，至《泰誓》而止。又笑官本错误甚多，孔安国伪序皆非古经之旧。……

观此，坊书内容，大略可见。他著的书都是这一类。凭空臆造，信口开河，这样著述，自然没有什么价值。然而从他大批伪造古书这件事看来，可知当时人对于古书是很有兴趣了。从这样不值一提的一个妄人身上，也可以看出一点古学复兴的朕兆。（丰坊是个极怪诞的人，试看黄梨洲的《丰南里别传》叫你笑的肚子疼，本来不值一提，所以特别把他举出者，正因为他怪，借他来说明从好奇到好古的情形倒很有趣。）

十六、十七世纪间，乘着反宋学空气而来的古学复兴，大致说过了。此下我要再说当时思想界的另一个新潮流—西学输入。当时学者既厌弃习熟的宋人常套，其所以自见其奇者，一方是古学，另一方乃外国之学。就如上段所述，丰坊讲《尚书》，除借重古文本、石经本外，还伪造朝鲜本、倭国本，这已经是借重外国了。恰好这个时候西学输入。当万历年间，西洋“耶稣会”教士，（马丁·路德创新教后，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耶稣会”一派起来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力图向海外发展，往中国及美洲传教的很多）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金尼阁、阳玛诺……相继来华。他们很能迎合中国风习，在士大夫间逐渐活动起来。试看程大约《墨苑》中所载利玛窦赠文及汪廷讷酬利玛窦诗（陈援庵先生曾编《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一书论此甚详，可以参考），可见利氏在当时声名甚大，有以得其一言为荣者。徐光启、李之藻尤其是崇信他们，成为当时输入西学的中心人物。他们对于当时学术影响最大者，自然要数历算学方面。那时候所行的“大统历”，循元朝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误很多。万历末年，朱载育、邢云路先后上疏，请求厘正，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把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屡次辩论的结果，卒以徐、李二人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预，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他们合译或分撰的书，不下百数十种，如利、徐合译的《几何原本》，及《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中几十部书，都是我国历算学界至可宝贵的遗产，后来清儒多治历算学，实在还是他们的影响。除历算以外，显然受西学影响的：其一是音韵。当时那班教士读中国书，多用罗马字注音（请参考陈援庵先生所编《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又北平图书馆有当时用罗马字注音的译本《中庸》等书）。金尼阁更著《西儒耳目资》一书，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为当时音韵学界别辟新路径。后来方以智著《通雅》，刘继庄著《新韵谱》，都明白承认受西人的影响。清代音韵学之盛，不能说和西学输入没有一点关系。其二是与地。利玛窦一班教士，远渡重洋，挟其广博的世界知识，使向来闭关自大的中国人士闻所未闻。异方殊俗，引起不少兴趣。如利氏的《万国舆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绘图立说，中国人之知有五洲万国自此始，直到清康熙时代，测绘皇舆全览图，还全赖一班教士们的力量。舆地学在清代有相当的发展，自然也是受他们的影响。其三是经世思想和治学方法。明末西学输入的结果，不仅发展了历算、舆地、音韵等几种专门学问，实在说，当时整个的思想变动也未尝不受其影响。我们知道清初学者多富于经世思想，讲求实用；他的治学方法是实事求是，着重客观的证据。我以为这与当时西学有相当的关系。利玛窦曾深叹中国人民的贫穷，一遇水旱，道有饿莩，因进言水法，以为富国足民之计（原文见徐光启序《泰西水法》文中所引），后来熊三拔著《泰西水法》，邓玉函著《远西奇器图说》，种种实用学问技艺逐渐输入。徐光启深受其影响而著卓绝千古的《农政全书》，而清初诸儒经世致用的思想，亦启发于此了。至于西人所用观察实验归纳比较种种的科学方法，其影响于明清间诸大师的治学方法者也实在不少。（李俨著《中算史论丛》中有明清之际西算输入中国年表一篇极为精详。）最显著的如王寅旭、梅定九的历算学，其他如方以智、宋长庚、顾亭林、阎百诗……在各种学问领域中所用的方法，都和科学方法相接近。关于这一层，后边还要详说，这里恕不费辞了。（关于明清间西学输入情形有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一个表及《图书馆学季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中的一篇《明清两代来华外人考略》可以参考。）

以上所述西学输入和古学复兴，大概都是在十六世纪中已经开始，嗣后继续发展，直到十七世纪后半期，遂完全形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三）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变动的社会根源

从王学到朴学，从道学到反道学，这是中国近古思想史上的大变动。这个变动虽然到十七世纪后半期—也就是明朝灭亡以后—才十分显著，但是实际上自十六世纪以降就慢慢推移着，此中消息，看上两节所述自然就明白了。倘若专就思想讲思想，则这次思想变动的由来，可算是已经说明。倘若拿一时政治现象来说明思想变动的原因，则我们只用再把明末大乱及满人入关的情形说一说也就算了事。然而思想演变不是这样简单的事情。从新兴社会科学观点看来，思想是生活的反映。“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上面，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生存条件上面，建立起了各种不同的感觉、幻想、观点与观念的全部上层建筑”。各时代思想之不同，实由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不同，实由于当时社会构成形式之不同。根据这种理论，我们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变动的由来，就不能专着眼在当时思想转变的本身上，也不能仅归到一时政治现象上；我们必须从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上，从当时经济生活的基础上，找出当时思想变动的真正根源。换句话说，就是要根据社会史、生活史，来研究思想史。这样一来，问题就很复杂了。

大体上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封建社会演变史。虽然自东周以降，商业资本一步一步的发展，中国典型的封建制度已有相当破坏；但因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始终没有来一个工业革命，商业资本始终没有转化为工业资本；所以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只是“一治一乱”的在一个后期封建社会中绕圈子，构成下面一个循环公式：

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乃是由这个循环公式一次一次的连续而成的。然而历史上没有完全重演的事情。在这个循环往复的史剧中，依然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逐渐发展。大概从秦汉到五代可以算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中，自然经济还占极优越的地位，时时有恢复纯粹封建制度的倾向。自宋代以后，交换经济渐占优势，商业资本大为发展，又成一个新局面。但这个新局面的发展，又可划成两个阶段，即明朝中叶以前和明朝中叶以后。这后一个阶段，正是我们这里所要特意说明的。

明朝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动，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上去考察：

（1）货币经济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随着交换经济的发展，而货币的用途日益推广。兹就纳税一项而论，中国历代概用自然物，如米、麦，布、绢之类，直到明朝中叶才渐改为货币。《明史·食货志》记英宗初年定制道：

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余万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自起运兑军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

《续文献通考》卷二论此事道：

田赋输银，始见于宋神宗熙宁十年……金元以来，无行之者。明洪武九年虽有听民以银准米之令，永乐时岁贡银有三十万两，亦不过任土便民，与折麻苧、香漆之属等耳。自正统（英宗年号）初，以金花银入内库，而折征之例定，自是遂以银为正赋矣。……

这都是说自英宗以后才以银为正赋，变自然物租税为货币租税，实足象征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由此而官俸、军饷，也都用货币支付，货币的需要日增，这是商业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2）海外贸易 自唐以后，海外贸易就逐渐发展，历史皆置市舶司长官以收其利。到明朝中叶，远则西洋，近则日本，贸易都很兴盛。政府虽严持闭关主义，而终不能禁人民之私相来往。赵翼《廿二史札记》：

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私来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楝，踞宁波之双屿，为之王。势家又护持之。……朱执为浙抚，访知其弊。乃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闽人骤失重利，虽士大夫亦不便也。腾谤于朝，嗾御史劾纨落职，时纨已遣卢镗击擒光头、楝等，筑寨双屿，以绝倭屯泊之路，他海口亦设备矣。会被劾，遂自刭死。纨死而沿海备尽弛，楝之党汪直遂勾倭肆毒。（卷三十四嘉靖中倭寇之乱条）

当时沿海居民多因通商海外而得大利，已和海外发生密切的经济联系，所以宁犯禁令，弛守备，召寇乱，而不肯断绝通商。这班“势家”“奸民”，居然能操纵舆论，进退官吏，影响国家政策，其势力之大可以想见。当时葡萄牙人已据澳门，荷兰人已据台湾，西洋各国接踵而至。随海外贸易的兴盛，而西洋文化已渐渐输入了。

（3）土地兼并 自周土地制度大变动以后，土地兼并久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社会问题。明代商业资本长足发展，地主们营利益急，因此土地之兼并尤烈。当时诸王勋戚宦官乡绅都凭借封建势力，强占民田。而其尤病民者，则为庄田制度。世宗时，夏言上疏道：

各官庄田，祖宗以来未之有也。惟天顺八年，以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拨为宫中庄田。其地原额一十顷一十三亩，初吉祥占过军民田二十四顷八十七亩，共三十五顷，立庄。今次查勘，又占过民田四十顷，见在共七十五顷。此则官闱庄田之始，而数年间侵占之数过于原额已十倍矣。举此一处，其他可知。……先帝（武宗）践祚之初……共计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皇庄既立，则有管理之太监有奏讨之旗校，有跟随之名色，每处至三四十人。其初管庄人员出入及装运租税，俱自备车辆夫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来，奸用权事，朝廷大坏。于是有符验之请，关文之给；经过州县，有廪饩之供，有车辆之取，有夫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财物，又有言之不能尽者。及抵所辖庄田处所，则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断。其甚不靖者，则起盖房屋，架搭桥梁，擅立关隘。出给票帖，私刻官防。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螺、蚌、莞、蒲之利，摩不括取。而邻近地土，则辗转移筑封堆，包打界址，见亩征银。本土豪猾之民，投为庄头，拨置生事，帮助为虐，多方掊克，获利不赀……（见《续文献通考》卷六）

观此则庄田占地之广，害民之烈，可以推见。这种横暴情形，实可与农奴制时代的西欧地主互相辉映，这简直是英国地主“圈田”的办法。当时，“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廿二史札记》“明·乡官虐民之害”条）农民土地凭空送入豪强手中，有冤没处诉。浸润于商业资本中的封建地主，其兼并侵夺，格外凶恶，这原是历史上的常事。

（4）民众暴动 因贵戚宦官豪绅恶吏种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引起不断的民众暴动。李自成、张献忠集明代“流寇”之大成，这里且不必说。我们只看《廿二史札记》中“明代先后流贼”条所记，至十数起。又同书中“万历中矿税之害”条，记激起民变事，累累不绝，其最有声色者，如邓茂七之领导抗租，王朝佐之代众受刑，都可算中国农民斗争史上极壮烈的举动。本来民众暴动，历代都有，只是明朝特别多，这是很可注意的。（详细例证可参看本文所举《廿二史札记》中那两篇，兹不备述。）

以上所述表示什么呢？表示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的扩大而深入，表示封建地主受商业资本的影响而剥削加紧，表示地主和农民阶级冲突的尖锐化，而社会大变乱的将要来到。本来中国社会久为地主阶级所统治，一般“名儒”“大师”“士大夫”类皆为地主阶级的代言者。当明朝中叶，社会危机日益显著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日益动摇了。阳明学派的勃兴，把当时思想界从肤扩迂拘的正统派道学中解放出来，这已经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初步表现。及明末，中国社会败坏已极，“流寇”外族都乘虚而起，把中国地主阶级的统治打得粉碎。于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遂大为发展，同时思想界亦崭然造成个新局面。当时一般士大夫，创巨痛深之余，深察世变，远考古人之成宪，旁搜海外之奇方，实学实行，经世致用，力图挽回地主阶级倾颓的运命。他们生当商业资本极繁荣的时代，眼界开阔，见闻广博，所以思想较为开明，然而其根本精神总是代表地主阶级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颇有深刻的认识，很想斟酌古今，为中国地主阶级立久安长治的基础。顾亭林所谓“百王之弊可以复起”，所谓“待一治于后王”，最足表现他们伟大的怀抱。亭林、梨洲、船山诸大师，都是要“拨乱世反诸正”，乘时定制，一扫两千年因循苟且的积习，而大有所为。我们说明清间—十七世纪—思想变动是由明中叶以降种种社会条件所形成，是当时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反映。这可以从诸家的著述中找出无数的证据。看以下数章自然明了，这里不必细述了。

第二章　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大势略述

十七世纪的中国地主，当商业资本烂熟的时代，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以致他们的地位发生空前的动摇，于是自救运动遂盛极一时。其反映在思想方面，亦五光十色，在中国思想史上放一异彩。兹为头绪清楚起见，先在本章中把当时思想界的大概情形作一鸟瞰式的叙述，然后再分章说明当时各部门思想的种种特征。

当时思想界大概可分为五派：

（1）王学修正派 当万历年间，王学左派—龙谿、心斋两系—风靡一世。这个学派颇参入些下层社会的成分（陶匠、樵夫、小贩、杂流各色人物都有），其思想行动颇为一班缙绅先生所惊怪，甚至有出乎名教外者，如李卓吾一流人。这些思想界的危险分子，正是明末社会动摇的一种反映。为镇压这种危险思想，阻止王学的日益“恶化”起见，于是各种王学修正运动应时而兴。首先有东林学派，以顾泾阳、高景逸为领袖，力辟阳明无善无恶之说，讲性善，讲格物，砥砺廉隅，崇尚名节，一扫王学左派空灵通脱之习，在明末政治斗争史上放出强烈的光辉，这可算王学修正运动中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其次则刘蕺山，自出手眼，提出慎独二字为讲学宗旨，以救王学左派猖狂放纵之弊，而对于阳明真义则极力洗发，盛加推崇。其剖析入微处，实非别家所能及。黄梨洲就是他的大弟子。及明亡清兴，则有所谓海内三大儒，就是梨洲和孙夏峰、李二曲，都可算是王学修正派，不过梨洲后来别有成就，当留在后边特别叙述，此处只说二曲和夏峰。夏峰本是东林诸子一辈人，清初诸儒以他的资格为最老。他是个调和派，程朱、陆王并加推尊。所著《理学宗传》，把朱、陆、薛、王以至顾泾阳同列入正统，并且把汉唐诸儒亦都拉在门墙以内。但大体上他仍是接近陆、王方面的。二曲之学，刻苦奋励，专以返躬实践、悔过自新为主。他教人从象山、慈湖、白沙、阳明入手，自然也属于陆、王一方面。但他对于王学左派也极力反对。夏峰说：“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诸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诸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没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二曲也说：“先觉倡道，皆随时补救，如人患病不同，投药亦异，晦翁之后，随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今日吾人通病，在于昧义命、鲜羞恶。苟有大君子志切拯救，惟宜力扶廉耻。”他们都不拘守阳明门户，斟酌调剂于程、朱、陆、王间以救时弊，这是明清间思想界转向朴实的先声。

（2）程朱派 当王学势力崩溃以后，久已背时的程、朱学派又活动起来了。其最出色的人物有陆桴亭、张杨园、陆稼书、王白田等。但桴亭并不专崇程朱，其学风颇接近经世派。不过以其排斥王学极力，多取程朱之说，遂为程朱派所借重罢了。杨园是蕺山的弟子，与梨洲为同门。但蕺山、梨洲都可算王学的后裔，他却恪守程朱，力排王学。因为他守程朱最纯，排王学最早，所以清代的程朱学派极推尊他，公认他为道学正统，其实他的思想见解很平常，并没有什么新发明。稼书要算清代程朱学派中的第一位大人物，声望最高，门户也最严。他不但力排王学，就连顾泾阳、高景逸一班介在朱、王间的人物他也一点不肯饶恕。他说：“今之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董子云：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看他这样激扬振厉的一篇拥护朱学宣言书，真不愧为程朱派的忠实党徒，宜乎其得入圣庙陪孔子吃冷猪肉了。白田声势并不怎样大，但他的《朱子年谱》一书，最详实有条贯，为研究朱学最好的一部著作，比那班专争门户肆口骂人者实高出几倍。当时康熙帝颇以朱学笼络人心，一班依草附木揣摩风气之徒，多借朱学为进身之阶，所以一时程朱派好像很盛，但实际上除去几个尚能笃信谨守像以上所举诸人外，都不过一群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而已，思想史上没有这班人的地位。

（3）经世派 不论东林各派对于王学的修正，或程朱派的反动，都还是道学内部的变化。但道学至明末实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没有多大气力了。其能超出道学范围以外，把当时思想界引上一个新阶段，而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潮者，当推经世派。当明亡以后，一般遗老受时势的刺激，大都抱经世致用思想。所以经世派包罗至广，清初大师差不多可以全算在里边。兹举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如下：A. 黄梨洲。他本出于蕺山之门，和王学关系极深，但后来成就实在不限于王学。全谢山称他道：“公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济，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来儒林所未有也。”读此可知梨洲学问方面之广。他成就最多，影响后来学术界最大者，要算他的史学，清代史学实以他为开山大师。至于他的经世思想，大体具见《明夷待访录》一书，其内容待别章详叙。B. 顾亭林。他从各方面替清代学术开辟了路径，是后来考证家所公认的始祖。但他并不是个专门考证家，他和梨洲同样是个多方面的人物。他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主张“经学即理学”，他周流四方，足迹半中国，到处考察访问，以切实研求经世致用之学。从他的名著《日知录》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伟大抱负。C. 王船山。他是一位思想极深的学者。他苦探力索的学风颇有类乎张横渠。他窜身山洞中，著了很多书籍。有极精奥的哲学见解，有极宏通的历史思想，有极肫挚强烈的民族观念。后边将要说到的《黄书》，便可说是他的民族主义的结晶。D. 颜习斋和李恕谷。颜李学派在清儒中自成一系。他们专重实习实用，以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六德、六行、六艺）立教。不管程朱、陆王，汉学、宋学，一概反对。这要算经世派中的最极端者。E. 朱舜水。他也崇尚实用，其学风大概在亭林、习斋之间。但后来清儒知道他的很少，他的影响全在日本。F. 费燕峰。他反对宋儒的道统论，提倡“中”和“实”两义。他说居敬穷理致良知……都和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他的实用主义色彩极为显明。G. 唐铸万。他著一部《潜书》，极有条贯，讲治道极有特识。尤其是痛骂君主，关心民众的言论，可以和梨洲所论互相发明。H. 刘继庄。他专讲经世致用，规模极广阔，见解极卓拔。周流四方，凡天文、地理、财赋、兵法、医药、音韵……无所不学。在同时诸儒中他要算一位最倜傥最奇特的人物。以上诸儒，都是不名一家，多方面的人物。但其精神所注，都在经世致用。这种学风一时曾笼罩整个的思想界，和宋明道学家终日求明心见性者，恰成一个对立。

（4）自然研究派 中国学者对于自然界的研究，向来不甚注意。当明清间，大家崇尚实学，又颇受西学的影响，一时自然研究的兴趣颇盛，最显著的是天算学。自徐光启、李之藻等延揽西方教士，翻译许多西书。于是西法大行，引起旧派的疾视，杨光先至作《不得已书》以辟之。当时能深究西法，尽其底蕴，而又会通新旧，卓然自成一家之学者，自然要推王寅旭和梅定九。王氏测算最精，梅氏著述最富，清代天算学实由二人开发出来。至于他们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待别章再讲。除天算学外，如徐霞客的《游记》，实际考察各省的地理，如宋长庚的《天工开物》，详载天产、工艺，都可算开自然科学研究的端绪。可惜当时中国科学发达的条件未备（别章当说到），以致这种自然研究的兴趣仅仅偶尔一现，不久即转入考古一路去了。

（5）考证派 这一派是清代学术的中坚，但到乾嘉时代方才大盛，清初还只算发端。如顾亭林本是考证学的开山大师，但他的根本精神实在于经世致用，和专门考证家总不相类。清初的专门考证家，要推阎百诗、胡朏明二人。他们并没有顾、黄诸大师那样有声有色的行动、伟大卓越的思想，并且研究的方面也不多。他们只就所选出的几千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写出几本专门著作。如阎氏的《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胡氏如《易图明辨》《禹贡锥指》，寥寥几卷书就奠定了清代考证学的基础。这一派在清初虽还没有成熟，但粗枝大叶，把考证方法向各方面应用，已成一普遍有力的新趋势。上述经世派诸大师中就很有几位擅长考证。又如毛奇龄、姚际恒等，都是这一派的健将，至于他们治学的方法，后文还要详说。

以上五派，虽然各有其特点，但舍虚而就实都是他们共同的倾向。从王学左派的掉弄玄机到王学修正派的崇尚实践，从陆王学派的专求本心到程朱学派的读书穷理，从道学家的明心见性到经世派的经世致用，从读死书到研究自然，从主观的冥想到客观的考证，都是舍虚就实同一倾向的各样表现。这种舍虚就实的倾向，初表现为道学内部的变化，再发展为经世致用的一大潮流，最后转入专门学者窄而深的研究，恰形成十七世纪中国思想转变的三个阶段。进一步观察，这思想转变的三个阶段，实和当时社会转变的过程正相应照。从明心到见性到经世致用，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兴起的反映；从经世致用到专门考古，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衰落的反映。关于前一层，上章已大略说过；关于后一层，或预备到末一章再说。以下数章，我要就当时学者的治学方法、政治思想、历史思想、哲学思想等，指出其时代色彩。

第三章　十七世纪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

自汉以后，中国学者研究学问的方法约有三途：A. 遵守师说，后唐经师概走这一路（唐代风气已稍变）；B. 自心体会，宋明道学家概走这一路；C. 搜求证据，清代考证家概走这一路，清儒自称为汉学，以与宋学相对抗。实则清儒走的路径，汉儒哪里梦想得到。汉代经师最固陋，最没见解。他们只会抱残守缺，传诵师说，自己毫无新发明。师说有不通处，则穿凿附会，直讲得不成文理。这种记诵章句之学，全是随着旁人脚根走，把自己灵明都锢蔽了。大抵西汉经师守师法最严，东汉门户渐破，魏晋以降则更开放，直到中唐渐敢自出手眼。但大体上说，从汉至唐的经师们，总偏于传诵前人成说一条路。他们以师说为判断是非然否的标准，论其流弊，则为忘己而徇人。及宋代道学兴起，诸大师皆自接孟子统绪，得千圣不传之秘。他们不仅要超唐越汉，即孔门诸子亦多不放在眼中。他们的治学方法是体认或体会。自证，自悟，自得，一切反求诸己。陆王一派，更趋极端，他们专凭本心，“心之精神是为圣”，“人人心中有仲尼”，圆满具足，无待外求。到了明末，几乎人人都立一个宗旨，竟有人敢说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了。他们尊重自我，以己心为判断是非然否的标准，颇带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色彩。但其流弊则溺于主观的冥想，而疏于客观的考察。最后考证家出来了。他们判断是非然否的标准，既非师说，又非己心，而是客观的证据。他们尊重古说而非墨守，敢标新义而非武断；有宋明道学家的大胆而去其空想，有汉代经师的谨朴而去其锢蔽。汉儒守师说而无发明，宋儒敢发明而乏证据。所以从治学方法上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到清儒才算达到中国旧学发展的最高峰。本章讲明末清初学者的治学方法，就是要说一说考证方法初兴时的情形。

考证家的治学方法，近人讲述的已经很多了。什么归纳、比较咧，历史眼光咧，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咧……试把胡适之先生所著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戴东原的哲学中的许多例证看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实事求是，怎样的富有科学精神。这种风气虽盛于乾嘉时代，而实开始于明末。当时西学输入了，天算、舆地、音韵、训诂之学渐渐兴起了。研究这些新兴的实学，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钻进去，自不能像道学家的任意冥想。于是随学问性质的变更，而治学方法亦与之俱变。要明了这种情形，我们可以先从明清间几位天算学家说起。

明清间天算学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前有徐光启、李之藻，后有王锡阐、梅文鼎。如第一章所述，徐李二人既为明末西学输入的中心人物。他们对于天算，纯用西法。其流风所被，使继起的学者都走上实证一路。清初大师刘继庄至称徐氏为“天人”，称他的著述“迥绝千古”，“令人拍案叫绝”（见《广阳杂记》卷三）。可想见徐氏怎样受清初学者的热烈崇拜，其影响之大，更何待言。李氏更译《名理探》（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这是西洋伦理学著作输入中国的第一部，这部书在后来思想界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效果（看过这部书，注意这部书的恐怕就不多），但由此亦可考见明末学者已有人注意到西洋的方法论了。方法论有专著，方法论问题成为独立研究的对象，是一般学术高度发展的一种征象。明清间思想界虽尚不足以语此，但他们已不像汉儒的盲从，宋儒的冥想，他们对于治学方法已有相当的自觉了，他们已经有意识的在治学方法上力求精进了。王梅二氏，专门名家，为清代天算学界最伟大的人物。（眉：李著《中算史论丛》中有梅文鼎年谱）他们承徐、李“翻译”之后，更“会通”中西以求“超胜”深造自得，所用方法都很精密。试以王氏为例。他时常终夜卧屋顶上，仰观星象。曾自述其实测的经过道：

每遇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无间。……于兹三十年所。而食分求合于秒，加时求合于分，戞戞乎其难之。（《推步交朔叙》）

他根据这样艰苦忍耐积年实测的结果，自著《晓庵新法》。当某年八月朔日食，以中西法及己法豫定时刻分秒；至期，与徐发等以五家法同测，己法独合，乃作《推步交朔》及《测日小记》。他的推步完全证实了，他的新说成为科学的结论。我们再看他的甘苦自得之言：

步历固难，验历亦不易。……专术之赜，纠缪千端，不可以一毫躁心浮气乘于其间。……非其人不能知也，无其器不能测也。人明于理而不习于测，犹未之明也；器精于制而不善于用，犹未之精也。人习矣，器精矣，一器而使两人测之，所见必殊，则其心目不能一也；一人而用两器测之，所见必殊，则其工巧不能齐也。心目一矣，工巧齐矣，而所见犹必殊，则以所测之时瞬息必有迟早也。数者之难，诚莫能免其一也。即不然，而食分分余之秒，果可以尺度量乎？辰刻刻余之分，果可以仪晷计乎？古人之课食时也，较疏密于数刻之间；而余之课食分也。较疏密于半分之内。夫差以刻计，以分计，何难知之；而半刻半分之差，要非躁率之人，粗疏之器，所可得也。倘唯仰观是信，何时不自矜，何时不自欺，以为密合乎？故曰：验历亦不易也。（《测日小记叙》）

这些话非亲尝甘苦怎样能说得出。普通人总觉得推算日月食之类—步历—是很繁难的，至于考验推算的错不错，则日月高悬，有日共见，不是一仰观就了事吗？岂知从专家看来，就这一仰观—验历—也大费讲究，非受过专门训练，并有精巧器械的帮助，是办不了的。看他较疏密于半刻半分之间，力戒轻心浮气，真是科学家的态度，他对于器械的讲究，更明明是受了西方的影响。然而王氏治学方法的精密还不止此，他不仅把所推算的实测一下看合不合就算完事，他更进一步道：

合则审其偶合与确合，违则求其理违与数违，不敢苟焉以自欺而已。（《推步交朔叙》）

法所以差，固必有致差之故；法所吻合，犹恐有偶合之缘。测愈久则数愈密，思愈精则理愈出。（《历策》）

推算的对了，但也许是偶合。推算的错了，但错在哪里？原则上的错呢？手续上的错呢？科学的测验，不仅以笼统看出推算的合不合为满足，还必须追求其所以合与所以不合的道理。“偶合”或是“确合”，“理违”或是“数违”，是要辨别清楚的。他一面“测”，一面“思”；也就是一面“观察”，一面“设臆”；一面“设臆”，一面“证明”。归纳、演绎，反覆迭用。这和西洋科学家所用方法根本上实毫无二致。徐、李、王、梅本都是受过西洋科学洗礼的。上面所引王氏几段话，简直可当作一种科学方法论。这种科学方法既大发挥其能力于明清间的天算学界，而在当时各种学问领域中，亦都显出它的影响。下面再举几个人作例。

首先要说方以智，他是考证学派最好的一位先驱，他的《通雅》还是明崇祯年间著成的。他说：“考究之门虽卑，然非比性命可自悟，常理可守经而已。必博学积久，待征乃决。”（《通雅凡例》）他已经把“考究之门”认成一种专门学问，和那性命之学相对立。他深知这门学问的性质，不能凭自悟，不能凭墨守，而必须广搜博采，日积月累，经过极繁难的历程，把一切论断都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上，即所谓“博学积久，待征乃决”，这已经是把握住考证家治学方法的精髓了。他自述其治学的经过道：

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遇物，欲知其名也；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于颓墙败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经见，则必详其音、义，考其原本，既悉矣，而后释然于吾心。（《通雅·钱澄之序》述方氏语）

看他这种到处考索细大不捐的繁难工夫，真具有考证家的精神。他是尊重证据的。只要有确凿的证据，尽不妨一翻千古同迷之局。他说：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古人有让后人者：韦编杀青，何如雕板；龟山在今，亦能长律；河源详于阔阔，江源详于《缅志》；南极下之星，唐时海中占之，至泰西入，始为合图，补开辟所未有。（《通雅》卷首）

他认定人类知识，越积越多，后来居上，今人所知尽多为古人所未及知者。许多明明白白的事实放在面前，断不容我们强闭眼睛。曲从古人，他毫不犹豫的独泰西天文学“补开辟所未有”，可见他对于当时西学是何等的崇拜。他更注重方言，辩护俗字，主张拼音文字，处处表现出他的历史眼光，表观出他尊重近代的精神。这时候的学者，眼界开扩了，他们根据确凿的事实，敢于信古，也敢于信今了。他们进退古今，“扬弃”汉、宋，运用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另走上一个新时代。读方氏的书，使我们觉得元气淋漓，考证派的新兴气象显然的透露出来。

再讲顾亭林。他是清代学术的开山大师，在各方面替后人开辟了路径，前章已经提及了，现在看一看他的治学方法。他说：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

好像极平淡的几句话，却指示出了一条读古书的大道。照常识讲，想明白书中的义理，当然要先弄清书中的文字，那有文字还弄不清，而会明白书中的义理呢？然而古书中文字是不容易弄清的。书传的久了，版本的讹误，音义的变迁，纠纷万端，千百年后，想一一追寻其本来面目，这自然非下一番专门考证的工夫办不到。“考文”是校勘学的事，“知音”是文字学的事，都是专门学问，都须经过繁难的手续。宋明道学家不知道这种手续的必要，他们一步跳过了，不管古音古义和古本真相如何，而硬将自己的意思当作古人的意思，古书的时代性，他们是不认识的。亭林却不然。他实事求是，从知音、考文一步一步做去，决不躲避繁难。他说：

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四》）

他认定古书的时代性，汉还给汉，宋还给宋，源源本本，一一归根于古始。不能“据隶楷而论古文”，同样也不能据近代音义章句而读六经。亭林提出知音考文以为读古书的基本工夫，这是很有历史眼光的。但考文知音应该怎样下手呢？这只有从古书中比较归纳，寻求确实的证据。亭林对于音韵学贡献最大，他的《诗本音》和《唐韵正》就完全建立在无数的证据之上，完全是从古书中比较归纳出来的成绩。如《唐韵正》为证明“服”字古音“逼”，共举了一百六十二个证据，这真是科学家的精神。有这许多证据，任何人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结论了。又如他答李子德的一封信（《文集》卷四），痛斥世儒不通古音擅改经文的毛病，历历举出几十条。如：

《易》渐：“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范谔昌改“陆”为“逵”，朱子谓以韵读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读“仪”为“俄”，不与“逵”为韵也。小过：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朱子存其二说，谓仍当作“弗过遇之”，而不知古读“离”为“罗”，正与“过”为韵也……招魂：“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归来归来，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选》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读“久”为“几”，正与“止”为韵也。……《史记·龟策列传》：“雷电将之，风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当之”。后人改“迎”为“送”。而不知古人读“迎”为“昂”，正与“将”为韵也。……诗曰：“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惟我仪，之死矢靡他”。则古人读“仪”为“俄”之证也。《易》，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则古人读“离”为“罗”之证也。……又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则古人读“久”为“几”之证也。……《庄子》：“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又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则古人读“迎”为“昂”之证也。……

看这许多条，都是把古书中同类文字比较归纳，抽出一种公例，这正是科学方法。这种方法自然很繁难，然而只有这样研究出来的结果才确实可靠，科学是不能取巧的。亭林搜集资料最精勤。当他早年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时说：

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著《肇域志》时说：

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肇域志序》）

他更搜集金石文字：

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一二先达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金石文字记序》）

全谢山称他：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他随时随地找材料，一点机会不肯放过。他不但博极群书，并且从荒山中，从街头上，把各种实事实物都融贯在自己学问以内。这真是取精多，用物宏，岂止宋明道学家没有这样蕴蓄，即后来考证家有书册内的考证，而没有书册外的考证，亦只算学了他半个。他有了这样宏富的资料，所以比较归纳起来，才左右逢源，能尽量提取大批的证据。他全是脚踏实地，老老实实，从基本上做起，一点不肯取巧。所谓“朴学”，本来是要“朴实头下工夫”的。有人问他的《日知录》又成几卷，他回答道：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令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即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间《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采铜于山，采珠于渊，源泉混混，取不尽，用不竭，这才是有本之学。和那班零星贩卖，做小本生意者，自是不同。我们看《日知录》那部书的体裁，好像只是一种没有过组织锻炼的随手札记，但实际上，书中的每一条，都有许多资料作根据，都是从许多资料中比较归纳出来，在写出每一条之前都需要很多的准备工夫。不然的话，何至一年中只写成十几条呢？总之，亭林是考证学的开山大师，他在经学、小学及其他经世学问中所使用的方法，正和王寅旭、梅定九在天算学中所使用的方法一样，都可以说是科学的。

最后我要说几位专门经学家。如阎百诗，如胡朏明，如万充宗，都精于考证，他们的治学方法都是很科学的。阎氏说：

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邱札记》卷六）

戴东原也说：

百诗读一句书，艺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著《戴先生年谱》）

这可见阎氏眼光的尖锐，考证方法的巧妙。《汉学师承记》载他辩解父母在而谈丧礼的一段故事：

汪编修琬……谓人曰：“百诗有亲在，而喋喋言丧礼乎”？若璩闻之曰：“王伯厚尝云：‘夏侯胜善说礼服，言礼之丧服也。’萧望之以礼服授皇太子，则汉世不以丧服为讳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国恤》一篇，识者非之。讲经之家，岂可拾其余唾哉？”昆山徐赞善乾学问曰：“于史有征矣，于经亦有征乎？”若璩曰：“按《杂记》，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申，曾子次子。《檀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没，子张尚存，见于《孟子》。子张没，而曾子方丧母，则孔子时曾子母在可知。《记》所载《曾子问》一篇，正其亲在时也”。（此辨亦见《尚书古文疏证》第百二十条）

他引经据史，证明古人父母在亦讲丧礼，把汉太子、曾申、曾子，都拉出来作例子。并且将说汉太子学丧礼，就先引王伯厚的话证明“礼服”即指丧服而言，将说曾于问丧礼于孔子时其母尚在，就先证明曾母和子张同时而死，又证明子张死于孔子之后。辗转证明，旁行斜上，从极零乱的事实中找出线索，寻出条理，一步一步的引出应得的结论。这简直是侦探家的手段，什么没头案子他都可以破获的。这里面有演绎，有归纳，具见其科学方法运用之妙。他的名著《古文尚书疏证》，只是把这个方法展开应用的成绩，他所以敢推翻尊奉千余年的神圣经典，就全凭抓住了几百条不可动摇的证据。同时，胡朏明的《易图明辨》《洪范正论》，也都是辨伪的名著，和《古文尚书疏证》一样。这时候好古之风很盛，而疑古之风亦盛，他们是非证实不肯轻信的。至于万充宗“以经解经”，“通诸经以通一经”之说，可算是当时经学方法论上的名言。黄梨洲给他作的墓志上说：

充宗湛思诸经，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解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经文错互，有此略而彼详者，有此同而彼异者；因详以求其略，因异以求其同，学者所当致思者也。……何谓以经解经？世之信传注者过于信经……“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证诸《春秋》，一在鲁庄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书“王姬归于齐”。周庄王为平王之孙，则王姬当是其姊妹。……毛公以为武王女，文王孙；所谓“平王”为平正之王，“齐侯”为齐一之侯，非附会乎？如此者层见叠出。充宗会通各经，证坠缉缺，聚讼之议，涣然冰泮。（《南雷文定前集》）

从各经记载的详略异同间，参互比较，以考见其本义，这是最正确可靠的解经法。且不仅解经，即治一切古书，求一切古音古义，都应该适用这个方法。事实上，如亭林、百诗等许多考证家的成绩，还不都是这样参互比较出来的吗？

看上面所举几位代表人物，当时学者的治学方法可见一斑。他们大概都是实事求是，尊重证据，颇能运用一点科学方法。尤其是天文学方面，因其研究的是自然现象，科学精神表现得格外显著。但详细考察，似乎也可以把他们分作前后两期。如方以智、顾亭林年辈较早，正当明清交替变乱方起的时候，大家争讲经世致用，所以他们都很注意当前问题，不仅考古，而且要知今。他们都不仅在故纸堆中下工夫，除博极群书外，还随时随地实际考察。刘继庄说：“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极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如方、顾等早期的诸大师，都是不屑做半个学者的。但不久而时局渐渐稳定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亦随着渐渐衰微了。自阎、胡以降，遂专走考古一路，直至乾嘉时代整个成了个考古的天下，像方、顾诸大师去书册以外做学问，是不容易看见了。就连天文学方面，王寅旭较早出，多用实测工夫。梅定九年辈稍晚，就偏向整理古天算书的路上去了。研究学问，方法可以支配材料，材料亦可影响方法。考证方法本和科学方法相接近，而终不能成为真正的完美的科学方法者，我们试把从王到梅，从方、顾到阎、胡这一段学风转变的历程，考究一下，亦可以约略看出一点症结了。

第四章　十七世纪中国学者的政治思想

明末清初是中国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很紧张的时代，是经世致用思想极兴盛的时代。当时那班大师各本其对于中国社会中历史的认识，提出自己政治改革的方案。其审时度势，深思远览，所以为中国地主阶级定久安长治的大计者，实非一般浅智短见的陋儒所能想象得到。他们的言论，足资我们深省，给我们许多很有意义的暗示。兹提出几要项分三节论述之。

（一）黄梨洲及其他大师的重民思想

清初关于政治思想的著述，其最卓异，最受近人推崇者，当数梨洲的《明夷待访录》。清末的启蒙思想家多把这书作为民权运动的宣传品。《原君》《原臣》《原法》等篇，几为每个青年学生所必读，其最精采的话如：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原君》）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原臣》）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同上）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屏藩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为之法乎？（《原法》）

他极力揭发三代以后君主的罪恶，直然想不承认其为君。他说那班君主都是自私自利，不尽其为君的职分。他们所立的法，亦只是君主一人的法，而与天下无干。他看一姓的兴亡不算什么大事。他认君臣的关系是可变的。这些思想，大体亦本于孟子，而发挥得格外透辟尽致。近代民权政治的原则“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梨洲都还说不到，只有“民享”，总算慨乎其言之了。这种思想，我以为只可称为“重民思想”，径称为“民权思想”似乎还不大妥当。《孟子》如此，伪《泰誓》如此，邓牧的《君道》《吏道》诸篇如此，直到梨洲的《明夷待访录》仍是如此。他们反对暴君尊重民意则有之。但无论如何，总没有想到民众自己支配政权。民权思想是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是应乎近代工商业者—第三等级—的需要而出现的。在一个充满封建势力的农业社会中，只能产生重民思想，却不会产生民权思想。关于这一层，拙著《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中讲孟子的一章，及《吊民伐罪与民权思想》一文（见去年清华所出《政治学报》第一期）可以参考，本章下面第三节亦还要提及，这里没有详说的必要。还有应该注意的，这种重民思想在当时很流行，除梨洲外，如船山、亭林诸大师都有些很开明的言论（如亭林讲“天子一位”和梨洲如出一口，船山的言论请看下一节）。尤其痛快的是唐甄。兹将其《潜书》中痛骂君主重视民生的言论摘录几段，以与梨洲相对照：

自秦以来，凡是帝王者皆贼也。……三代以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颖阳，光武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当其屠城阳之时，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当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为之臣也。（《室语》）

悲哉！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妇子，皆其羊豕也！处平世之时，刑狱冻饿，多不得毕命。当兴兵革命之时，积尸如山，血流成河，千里无人烟，四海少户口，岂不悲哉！岂不悲哉！（《止杀》）

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尧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每诵斯言，心堕体战。为民上者，奈何忽之？昔者明之亡也，人皆曰：“外内交哄，国无良将，虽有良将，忌不能用，安得不亡。”此其亡之势也，非其亡之根也。当是之时，兵残政虐，重以天灾，民无所逃命，群盗得资之以为乱。马世奇曰：“治献贼易，治闯贼难。盖人心畏献而附闯也。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再苦于宋一鹤之兵，又苦于左良玉之兵。行者、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贼知人心所苦，所至辄以剿兵安民为辞，愚民被惑，望风降附。而贼又散财赈饥以结其心，遂趋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州县以从贼者众也。”施邦耀曰：“今日盗寇所至，百姓非降则逃，良由贪吏失民心也。得一良吏，胜得一良将；去一贪吏，胜斩一贼帅”，二子之言，见乱本矣。当是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恒患无兵。京师之守，以一卒而当数陴。李自成虽尝败散，数十万之众，旬日立致。是故陕民之谣曰：“挨肩膊，等闯王，闯王来，三年不上粮”。民之归之也如是。盖四海困穷之时，君为仇敌，贼为父母矣。四海困穷，未有不亡者。（《明鉴》）

他骂历代君主比梨洲更痛快。尤其是述明末“流寇”情形，真是一段绝好的史料。谁想到李闯王当时那样受民众欢迎呢！他写当时统治者失人心的情状，真是惊心动魄，给当时统治者一个绝大的教训。观此则诸大师重民思想的背景亦可以想见了。

（二）王船山及其他大师的民族思想

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当时汉人反对极烈。一般明朝遗老如亭林、梨洲、船山等，对于满清仇恨尤深，所以他们的著述中充满了民族思想。船山在诸老中，持节最艰苦，民族思想亦最强烈，我们可以就拿他的言论作代表。他著有《黄书》，可以说彻首彻尾的是一种民族主义。即其他著述，字里行间，亦处处可见这种精神之流露。他看得民族高于一切，保全自己民族比什么天德王道都要紧。他说：

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黄书·后序》）

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黄书·原极》）

这些话何等痛切！他看一姓的兴亡轻，而看民族的盛衰重。宁可失位于贼臣，不可卖国于异族。不能自保其种族，便什么道德仁义都不配讲了。任何乱臣贼子，都没有卖种族的罪恶大。因此他对于那班拑制臣民以自弱其种族的君主，深恶痛绝，尤其是“孤秦”和“陋宋”。他说：

迄于孤秦，家法沦坠。胶胶然固天下于挛握，顾盼骛猜，恐强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故翼者剪之，机者撞之，腴者割之，贰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长亭邑者不能嚢寸金，欲以凝固鸿业，长久一姓，而偾败旋趾。由此言之，詹詹凿陋，未尝迥轸神区，而援立灵族，岂不左与？……

宋以藩臣，暴兴鼎祚，意表所授，不寐而惊。赵普斗筲菲姿，负乘铉器，贡谋苟且，肘枕生猜。于是假杯酒以固欢，托孔云而媚下，削节镇，领宿卫，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总禁军，衰老填籍。孤立于强虏之侧，亭亭然无十世之谋。枞佚文吏，拘法牵执。一传而弱，再传而靡。赵保吉之去来，刘六符之恫喝，玩在廷于偶线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金缯岁益。偷息视肉，崇以将阶，推毂建牙，遗风澌灭。狄青以枢副之任，稍自掀举，苟异一切，而密席未温，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迹，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犹祖前谋。蕲循仅存于货酒，岳氏遽殒于风波。挠楝触藩，莫斯为甚。……卒使中区趋靡，形势解散。一折而入于女真，再折而入于鞑靼，以三五汉唐之区宇，尽辫发负笠，澌丧残剐，以溃无穷之防。生民以来未有之祸，秦开之而宋成之也。（《黄书·古仪》）

秦始开专制之局，宋一意削弱中国，故皆为船山所痛恶，尤其是宋，太不争气了，太败坏自己民族了。所以船山疾首痛心的，连篇累牍，加以痛骂。此处所引，还不过一小段，他每论到有关华夷大防的地方，都不胜其悲愤激昂，呼天抢地而不能自已。他认华夷大防是天经地义，绝对不容混乱。他说：

山禽趾疏，泽禽趾幂，乘禽力横，耕禽力纵，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于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势之不能相救而绝其祸也。是故圣人审物之皆然，而自畛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区其灵冥，湔其疑似，乘其蛊坏，峻其墉廓，所以绝其祸而使之相救……夫人之于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狄，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黄书·原极》）

这不显然是说华夷大防乃天造地设的吗？他又说：

天下之大防二，华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别而先王强为之防也。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地。（《读通鉴论》卷十四）

这段话讲华夷大防更显明更干脆了。他甚至说：

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异类者也。（《读通鉴论》卷四）

这些话说得何等毒辣！他直然把夷狄当异类看待，什么道德仁义对他们都不适用了。他对于勤远略亦相当的赞成，他想藉武力以宣扬文化。他说：

遐荒之地，有可收为冠带之伦，则以广天地之德而立人极也。非道之所可废，且抑以纾边民之寇攘而使之安。

虽然，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强也。……玉门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于中国，天地之势，即天地之情也。张骞恃其才力强通之，固为乱天地之纪，而河西固雍凉之余矣。若夫駹也，冉也，卬僰也，越嶲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骞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戾駤冥顽不可响迩者也。武帝之始，闻善马而远求耳。骞以此逢其欲，亦未念及牂牁之可辟在内地也。然因是而贵筑昆明，垂及于今而为冠带之国。此岂武帝张骞之意计所及哉？故曰天牖之也。……江、浙、闽、楚，文教日兴。迄于南海之滨，滨云之壤，理学节义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读通鉴论》卷三）

他要把中国附近风土相类的小民族统列入中国的版图，使同化于中国。这乃是从自固族类的民族主义，转而为向外发展的大中华主义，亦可见船山民族思想的极端强烈了。

（三）明清间诸大师政治思想的根本分析

看上两节所述，可知诸大师政治思想中很有些开明的自由的倾向。但他们毕竟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的，毕竟没有超越士大夫统治的思想，他们的开明实有一定限度。我们试就几位主要大师加以分析：

首先说最开明的黄梨洲。他们不仅反对暴君特别强烈，并且也想到立一种法度根本的把君权加以限制。但看他是怎样的限制君权呢？他想出的办法：一个是丞相制度，一个是学校制度。他在《置相》深论没有丞相的弊病，其大旨可分为三项：其一是君主骄恣。他说：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亦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坐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

天子已经是高高在上了，若再没有丞相，则更无可敬礼之人。于是奴视百官，刍狗万民，天下之大，只供其一人的恣意妄为，事情安得不坏。其二是传贤意绝。他说：

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之乎。

这一层意思极精奥。君位世袭，既成定局。幸而还有宰相负国家重任，即使遇不肖君主，亦因政权别有所寄，不致大肆其恶于天下。君传子而相选贤，子袭其位而相行其政，则传贤之意犹有存者。若并宰相而不立，则没有人与君共负天下重任，而政权尽私于一姓了。其三是宫奴窃权。他说：

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官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官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官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

君主不任宰相而一人独裁，哪里能管得了这许多事，故其势不得不假乎于宫奴。于是君主独裁政治，变而为宫奴政治，而全国人都成为奴隶的奴隶。这是君主专制政体必然的毒害，梨洲所言也算极痛切了。没有宰相的害既是这样大，所以梨洲提出一种丞相制度，使丞相负政治上的责任，以限制君权。他的办法是：

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这样办法，天子与大臣直接晤对，所有政治分开讨论，宰相与天子共同负责，态度光明，手续便捷，一扫政出宫闱墨暗阴私的积弊！这就算是以相权限制君权。当时作这种主张的不止梨洲，如王船山、唐甄……都是主张加重相权的，这也可以想见当时思想界的一般倾向。然而这种倾向表示什么意义呢？作这种主张的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呢？我以为丞相是士大夫的领袖，丞相政治是一种士大夫政治，也就是一种变相的贵族政治，这正是当时地主阶级意识的表现。试看梨洲说：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乏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之间，而小儒遂依汉其摄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绖之哀，讲礼乐征伐之治，君臣之意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绝矣。不幸国无长君，委之母后。为宰相者，方避嫌疑，宁使其次裂败坏，贻笑千古，无乃视天子之位过高所致乎。（《置相》）

在这一段话中，反对君主独裁专制自不用说，但很明显的，他的反对论据是建立在典型的等级制度之上的。他极力发挥“天子一位”之义（顾亭林《日知录》中亦曾发此论），把天子列于卿大夫之间，不视天子“过高”，以致“截然无等”。自天子以下，公侯、伯……一层一层的形成一种宝塔式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天子只是贵族中的最大者，只是贵族的头脑，其地位并非高不可攀。春秋以前的贵族政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战国以后，国家权力，日益集中。旧时代庞大的贵族层，逐渐崩坏。于是乎庶民以外，只剩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一个在九天之上，一个在九地之下，势位隔绝，而专制政体的毒焰乃日益炽烈。固然秦汉以后的士大夫统治未尝不是贵族政治的变相，但比起典型的贵族政治总差一点。明朝专制最厉害，自大臣至小百姓，全是皇帝的奴仆。一任其践踏凌辱，连汉、宋时代优礼大臣之风亦邈不可睹了。梨洲及船山、唐甄诸大师主张加重相权以限制若权，乃是要提高士大夫地位，充实其统治的力量，吸取贵族政治的精髓，以挽救君主专制的极弊。这只是地主阶级的一种应时方策，和近代民主政治并没有什么共同点。关于丞相制度姑且说到此处，我们再试看梨洲的学校制度。他说：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学校》）

东汉大学生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槌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共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同上）

学校不过是一种教育机关，历代君相，每把它看作粉饰太平之具。但梨洲却别有会心，乃大大推重学校的政治作用。他不仅要在其中培养人才，不仅要在其中出大政行大礼，而且还要主持公是公非，成为一种清议机关，对政府施行一种监察权。他是主张学生干政的。他对于汉、宋的太学生政治活动，不仅不视为“衰世之事”，并且直称为“三代遗风”，这真是大胆的议论。然而这些话还算平稳，实在说，《学校》中还有许多更激烈的话，比《原君》《原臣》等篇的自由色彩更为鲜明。那简直是学校高于一切，简直可称为学治主义。假使说梨洲理想中的丞相可算是内阁总理，那末他所主张的学校就可算是议会，这不宛然具备了近代政治的形态吗？然而我们须要知道，梨洲的学校是士大夫集团，他是要以士大夫集团的力量监督政府的。士大夫是代表地主利益的知识分子。由士大夫所掌握的政治，终归是劳心者统治劳力者的政治。本来梨洲也明明说过：

夫安国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气力，小人之事也。（《兵制二》）

君子（士大夫）劳心而治人，小人（小百姓）劳力而治于人，显明的对立着。在这样等级社会中，会有民权政治之可言吗？不管梨洲说得多么漂亮，他总是没有超越了士大夫统治的理想。丞相是士大夫，学校中所教养的也都是士大夫。他以为只要把政权公开给士大夫，不由君主及其左右近习恣意妄为，政治就清明了。这只可谓之绅权政治，而不可谓之民权政治。绅权政治是由贵族政治脱化而来，当时诸大师都抱此理想，而梨洲所言最带急进色彩，可算是当时绅权论者的左翼。但是无论怎样左，他也没有左到民权主义。

再说王船山。他虽然痛骂孤秦陋宋那班视天下为一姓私产的君主，虽然为清末启蒙思想家所借重，但其封建色彩，绅士气味，实较梨洲更为浓厚。如云：

天下之大防二：华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别而先王强为之别也。……君子之与小人，所生异种。异种者，其质异也。质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自有巧拙焉。特所产殊类，所尚殊尚，而不可乱。乱则人理悖，贫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滥，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因乎天也。呜呼！小人之乱君子，无殊于夷狄之乱华夏。或且玩焉，而孰知其害之烈也。小人之巧拙，自以类分。拙者安拙而以自困，巧者街巧而以贼人。拙者，农圃也，自困而害未及人者也。然夫子未尝轻以小人斥人，而特斥樊迟，恶之甚，辨之严矣。汉等力田于孝弟以取士，而礼教陵迟。故曰三代以下无盛治。夫以农圃乱君子而弊且如此，况商贾乎！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己亟者也。乃其气恒与夷狄而相取，其质恒于夷狄而相得，故夷狄兴而商贾贵。许衡者，窃附于君子者也。且曰：士大夫居官而为商，可以养廉。呜呼！日狎于金帛货贿盈虚子母之筹量，则耳为之聩，目为之荧，心为之奔，气为之满。衡之于小人也，尤其巧而贼者也，而能溷厕君子之林乎！以要言之，天下度大防二，而其归一也，一者何也？义利之分也。中于利之乡，长于利之涂，父兄乏所熏，肌肤筋骸之所便，心旌所指，志动气随，魂交神往，沈没于利之中，终不可移而之于华夏君子之津涘。故均是人也，而夷夏分以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类，防之不可不严也。（《读通鉴论》卷十四）

“君子”是士大夫，“小人”是农工商贾。船山于“君子”“小人”间严加区画，如夷夏大防之不可乱。他看“小人”与“君子”截然异类，沉没于利欲中简直不可救药，这种人只能受治于“君子”，而决不可使他们参与政权。这是何等强烈的阶级意识。从此可知历来儒者不管他们怎样反对暴君，体贴民隐，终不过是为统治者说法，终不过是士大夫们对于统治术所表示的意见，或歌功颂德，或指斥讪谤，总之只是他们的家内事而已。若一旦真有“小人”起而问政，他们将决绝的加以膺惩。因为“小人”而参与“君子”之事，是破坏天下大防，是和他们的天经地义绝不相容的。牧人无论怎样爱其牛羊，能许牛羊参与他自己的事吗？谈诸大师民权思想的最要注意这一层。船山《俟解》中论陈白沙、庄定山过江的一段故事颇可玩味。那故事大概是说，白沙、定山同船过江，船中有无赖少年知为两先生，乃故意纵谈淫媟，以狎侮之。定山怒不可遏，而白沙则从容自然，若未闻其语者。船山以为他们的态度都不对，一个“隘”，一个“不恭”。到底怎样才对呢？船山以为事到这里，已经没办法了，怎样都是不对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应当坐那个船。他归咎他们道：

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秉周礼也。白沙已入词林，定山已官主事矣，渡江当独觅一舟；而乘买渡之艇，使恶少得交臂而坐，遂无以处之于后，此非简略之过欤？

士大夫自有身分，一和“小人”混在一处，就算失体，终至无以自处。至根本的办法只有以礼自持。礼的妙用，能于不知不觉间免去许多纠纷。不徒行是礼，不和一般“小人”同坐一个船也是礼。能守着这些礼，还何至发生白沙、定山所遇那一类事。圣人制礼的神妙真不可测呀！从这种地方，我们最容易看出船山的士大夫色彩。

再说顾亭林。他的政治思想，具见于《日知录》及《郡县论》《生员论》《钱粮论》等篇。《郡县论》共分九篇，是讨论封建郡县问题最深切最有条贯的大文章。他说：

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盖自汉以下之人，莫不谓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废，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封建之度，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与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郡县论》）

封建变而为郡县，是中国历史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的一个枢纽。所以后世儒者梦想三代之治的，总企图恢复封建制度。但有些认识时代变迁的学者，却以为郡县不可废，而封建不可复。亭林于此另有一种意见。他认定封建变而为郡县，是时代趋势所不得不然，封建不自秦而废，秦亦不以废封建而亡。他更根据过去封建制度之不得不变，而推定郡县制度之又不得不变。这真是很卓越的历史眼光。他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并根据这个原则而提出罢监司设世官……等办法。更详述其说道：

改知县为五品官，正其名曰县令。任是职者，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其初曰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又三年称职封父母；又三年称职玺书劳问；又三年称职，进阶益禄，任之终身；其老疾乞休者，举子若弟代，不举子若弟，举他人者，听。既代，去处其县为祭酒，禄之终身，所举之人，复为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如上法。每三四县若五六县为郡，郡设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诏遗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抚司道悉罢。令以下设一丞，吏部选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补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驿丞，曰司仓，曰游缴，曰啬夫之属，备设之无裁。其人听令自择，报名于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为之，令有得罪于民者，小则流，大则杀。其称职者，既家于县，则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为县令者，不得迁又不得归，其身与县终，而子孙世世处焉。不职者流，贪以败官者杀。夫居则为县宰，去则为流人，赏则为世官，罚则为斩绞，岂有不勉而为良吏者哉！（《郡县论》）

这种办法，无非使县令与所治地方化成一体。一为某处县令，则与此地发生不可离的关系。自己终身以及子孙的祸福荣辱，都与所治地方息息相通。其权重，其任久，其意专，其情切。比那班五日京兆，惟以簿书期会、苟免谴罚为事的，自然容易收为治的实效了。县令也能世袭，但是有条件的世袭。一则必须贤县令，积德累功许多年，经过即真，封父母，玺书劳问，进阶益禄，种种褒奖者，然后得传其子若弟，不像从前的封建诸侯，一例可以世袭。再者袭位之人，其初亦只能为试令，必须自己积累功德，然后官位得保持下去；不像从前的封建诸侯，无论其子孙的贤不肖，总可以永传而不替。自己不贤，不能传位于其子；其子不贤，亦不能长袭其父位。寓传贤于传子，即郡县而为封建，亭林这样办法真算想得妙绝了。当时大师如陆桴亭、李恕谷也都主张郡县久任，其说具见《思辨录》《平书订》，与亭林所论旨趣略同。他们所以这样主张，大概都因鉴于明末的土崩瓦解，地方上太无自卫能力，一任“流寇”外族的蹂躏。他的意思只是要充实地方上的自卫力量。亭林已经明白说出来了：

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困窌。……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郡县论》五）

今之州县，官无定守，民无定奉，是以常有盗贼戎狄之祸。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郡县论》四）

典型的封建制度，已无恢复之望了。为防止“不虞之变”起见，只有采取封建遗意，使地方权力强大，足以自卫，即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正是当时地主阶级所需要的一种自救方策。但亭林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方策犹不止此。他不仅要加强地方官的权力，并且要加强豪家大姓的权力。他很明了当时政权是建筑在豪家大姓之上，他很明了豪家大姓是当时国家的柱石。他有一篇《裴村记》，论此最为深切。其后半篇说：

唐之天子，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寄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皇之际。固非后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尝历览山东河北，自兵兴以来，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及至河东，闯贼李自成所以长驱而下三晋之故，慨然伤之。或言曰：“崇祯之末，辅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贼入西安，天子临朝而叹。建泰对言：‘臣郡当贼冲，臣请率宗人乡里，出财百万，为国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师，亲饯之正阳门楼，举累朝所传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赐之。未出京师，平阳太原相继陷，建泰不知所为。师次真定，而贼己自居庸入矣。”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于王铎、张浚之下。而上之人，无权以与之，无法以联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区区宰辅之虚名，而系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观裴氏之与唐存亡，亦略可见矣。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国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这段话读起来，真使人惊心动魄，他当创巨痛深之后，深感社会失去中坚组织的危险，故重守令，重氏族，皆所以救其弊。他最卓绝的地方，在认识社会势力，不仅注意政治的表面，而知道抓住其社会基础。此之谓“识治本”，“达治体”。为东方式老封建帝国的君主策治安者，大概没有比这再深切的了。他深思远览，“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寄其意于士大夫”。其留连往复，一唱三叹的神情，给我们无限的暗示。

从以上所述黄、顾、王诸大师看来，可知他们虽然有些较开明较自由的思想，但总是站在地主的立场上说话，总不免士大夫的气息，和近代的民权思想决不能混视。梨洲主废金银，船山反对驿传，习斋谓宫刑亦当恢复。这些反动主张，表示他们终未脱去落后的封建性的农业社会的意识。从这种意识上，决不能发生民权思想。固然他们也有替工商辩护的话，如梨洲说：

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优倡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是的，儒家从来并没有说不要工商。但他们所要的工商有一定的限度，超越这限度的，尽可在奇技淫巧奢靡无用的名义下将其禁止，这毕竟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关于这一层，我们最好拿李恕谷的一段话作个对照。他订正王昆绳《平书》中“末亦不可轻”之说道：

末不可轻，昆绳为财货起见也。然商实不可重。何者？天下之趋利如骛矣。苟有利焉，虽轻之而亦趋也。岂忧商贾之少而无乎？夫商，有利亦有害，懋迁有无，以流通天下，此利也。为商之人，心多巧枉；聚商之处，俗必淫靡，此害也。抱璞守朴，不相往来，固不可行于今日。然即乡里交易，比省通融，尽可豫乐，何事远贩。如今天下出产最少者，无如北直。然有米，有面，有鱼，有肉，有酒，有蔬，有果，有布，有绢，亦有绸，有材木柜箱棹椅诸器，何不可以供居食，毕婚丧者？乃必吴越闽广之纱缎、珠翠、绫锦、象箸、漆器、燕窠、橘荔。东洋西戎之货，万里远鬻，倾囊充陈，导靡长奢，则皆商为之也。然则贵布粟，贱淫技，重农民，抑商贾，以隆教养，先王之良法远虑，不可不考行也。（《平书订·财用下》）

这才算儒家轻末政策最正宗的解释。纯粹自然经济，当孔孟时代即已办不到，所以他们都不得不承认工商有相当的地位。但他们肯让工商业自由发展吗？果然如此，则他们所代表的将不是封建地主，而是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我们须知纯粹自然经济那只是封建社会最原始的情况，当封建社会全盛期以后，工商业也就逐渐发展了。如行会制度，大家都承认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制度。但倘没有工商业能够有行会吗？所以工商业的兴起，正是封建社会发展较高阶段—即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征象。只要不超越一定的限度，封建地主对于工商业并不一定要反对；恰恰相反，他还要利用工商业，保护工商业，更进而统制工商业，他何尝把工商业一笔抹杀呢。工商业是腐蚀封建社会的微菌，然而这种腐蚀作用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来。说封建地主一定要反对工商业，和一见工商业发展就说不是封建社会，这都是不明了工商业和封建社会之辩证的关系。

第五章　十七世纪中国学者的历史思想

清初学者多喜欢读史书，这是他们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表现。尤其是浙东一系，承宋代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之后，自黄梨洲、万季野以下，中经全谢山、章实斋、邵二云……出了许多史学名家，其流风所被直到清末而未已，源远流长，实为清代史学的大宗。他们不讲究什么春秋书法，一字褒贬；也不像一般之人，驰骤笔锋，信口雌黄。他们只是实事求是，考究史迹的真相，使历代因革损益举措设施的大端明白昭著。他们的史学，不是道学家的史学，文学家的史学，而是史学家的史学。他仍有考证家的精神，但如乾嘉时代那班专门考证家—就像钱大昕、王鸣盛等—却没有他们那样大的气魄。他们都有历史眼光，每论一事，上下千古，原原本本，如数家珍。试读亭林、梨洲、季野、谢山诸大师的著作，最足以表现这种精神。不过本章所要特意叙述的另有一个人，就是王船山。他和浙东学派的学风并不相类，和考证家所用的方法相去更远。但其宏通深远的历史思想，殊为少见，实为明清间时代精神一种有力的反映，因特于本章叙述其梗概。

船山颇有一点历史进化观念，他对于唐虞三代另是一种看法。他说：

且夫乐道古而为过情之美称者，以其上之仁，而羡其下之顺；以贤者匡正之德，而被不肖者以淳厚之名，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仅见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其实，则尧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淳浇贞淫刚柔愚明之固然，亦无不有如躬阅者矣。唯其浇而不淳，淫而不贞，柔而疲，刚而悍，愚而顽，明而诈也，是以尧舜之德，汤武之功，以于变而移易之者，大造于彝伦，辅相乎天地。若其编氓之皆善耶，则帝王之功德亦微矣。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故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之明伦察物，存唐虞之民所去也。同气之中而有象，况天下乎。若夫三代之季，尤历历可征焉。当纣之世，朝歌之沈酗，南国之淫奔，亦孔丑矣。数纣之罪曰“为逋逃萃渊薮”，皆臣叛其君子叛其父之枭与豺也。至于春秋之世，弑君者三十三，杀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杀，姻党相灭，无国无岁而无之。蒸报无忌，黩货无厌，日盛于朝野，孔子成《春秋》而乱贼始惧，删《诗》《书》定礼乐而道术始明。然则治唐虞三代之民难，而治后世之民易，亦较然矣。封德彝曰：“三代以还人渐浇伪。”象、鲧、共、欢、飞廉、恶来，楚商臣，蔡般，许止，齐庆封，鲁侨如，晋智伯，岂秦汉以下之民乎？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之民，无以异于三代之始。帝王经理之余，孔子垂训之后，民固不乏败类，而视唐虞三代，帝王初兴，政教未孚之日，其愈也多矣。……（《读通鉴论》卷二十）

他仍然脱不了圣德王功的传统观念，把尧、舜、三王、周、孔诸位圣人看得和天地造化一样，都能够斡旋世运，一般人民都是蚩蚩迷迷，却只有他们几位那样神圣，历史演进的枢机，全系在三五个圣人身上。这种见解，自然不能使我们满意。但无论如何，船山总知道唐虞三代并不像后人所想的那样好，总能把当时社会的黑暗方面暴露出来，总承认后世人民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化薰陶而非原始人类之愚陋粗犷者可比。（自然这种文化也还大有讨论余地）他只崇拜尧、舜、三王、周、孔等个人的神圣，而并不崇拜当时的社会。他看唐虞三代许多制度都是圣人迁就当时现状不得已而为之，并不及后世制度之合理。他论封建、井田、学校、选举、文武合一、兵农合一……都应用这个观点，他的确有一贯的理论。他论封建道：

古之天下，人自为君，君自为国，百里而外，若异域焉。治异政，教异尚，刑异法，赋敛惟其轻重，人民惟其刑杀，好则相昵，恶则相攻，万其国者万其心，而生民之困极矣。尧、舜、禹、汤、弗能易也。至殷之末，殆穷则必变之时，而犹未可骤革于一朝。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割天下之半而归之姬氏之子孙，则渐有合一之势，而后世郡县一王亦缘此以渐统一于大同。然后风教日趋于画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故孔孟之言治详矣，未尝一以上古万国之制欲行于周末。则亦灼见武王、周公绥靖天下之大权，而知邱民之欲在此而不在彼。以一姓而分天下之半，而天下之瓦合萍散者渐就于合。故孟子曰：“定于一。”大封同姓者，来可即一，而渐一之也。（《读通鉴论》卷二十）

他把封建看作从万国并争到一统天下的一种过渡制度。不专就一种制度本身上看，而从历史发展的趋势上过程上看，这种观点，殊可钦佩。由部落而封建以致集权国家，与近代学者所讲社会发展的阶段亦颇相类。船山论封建的话极多，此处只摘录其一段，下边还要随处牵涉着这个问题。不过《读通鉴论》卷一论封建与郡县的一节，可特别参考一下。现在我们再看他论田赋的话：

什一之赋，三代之制也。孟子曰：“重之则小桀，轻之则小貉。”官三代之制也。天子之畿千里，诸侯之大者，或曰百里，或曰五百里，其小者不能五十里。有疆场之守，有甲兵之役，有币帛饔飧牢饩之礼，有宗庙社稷牲币之典，有百官有司府史胥徒禄食之众，其制不可胜举。《聘义》所云“古之用财者不能均”，如此而已。故二十取一而不足。然而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差，有一易再易菜田之等，则名什一，而折衷其率，亦二十而取一也。自秦而降，罢侯置守矣。汉初封建，其提封之广，盖有倍蓰于古王畿者，而其官属典礼又极简略。率天下以守边，而中邦无会盟侵伐之事。若郡有守，县有令，非其伯叔甥舅之交，而馈伺各以其私。社稷粗立而祀典不繁。一郡之地，广于公侯之国，而掾史邮徼，曾不足以当一乡一遂之长。合天下以赡九乡群司之内臣，而不逮周礼六官之半。是古取之一圻而用丰，今取之九州而用俭，其他国家之经费，百不得一也。什一而征，将以厚藏而导人主之宣欲乎？不然，亦奚用此厚敛为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读通鉴论》卷二）

他认什一之赋是封建时代的制度，不可复行于后世。更直斥封建制度为“民力所不堪，势在必革”。他全是从历史演变的观点上说话。再看他论乡里选举：

郡县之与封建殊，犹裘与葛之不相沿矣。古乏乡三年而宾兴，贡土唯卿大夫之所择，封建之时会然也。成周之制，六卿之长，非诸侯入相，则周、召、毕、荣、毛、刘、尹、单也。所贡之士，位止于下大夫。则虽宾兴，而侧陋显庸者亡有。且王畿千里，侯国抑愈狭矣。地迩势亲，乡党之得失是非，旦夕而与朝右相闻。以易知易见之人才，供庶事庶官之冗职，臧否显而功罪微。宾兴者，聊以示王者之无弃材耳。非举社稷生民之安危生死而责之宾兴之士也。郡县之天下，统中夏于一王。郡国之远者，去京师数千里。郡守之治郡，三载而迁。地远则贿赂行而无所惮，数迁则虽贤者亦仅采流俗之论，识晋谒之士，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逮进于其前，且国无世卿，廷无定位。士苟闻名于天下，日陟日迁，而股肱心膂之任属焉。希一荐以徼非望之福，矫伪之士何惮不百欺百仇以迎郡守一日之知，其诚伪淆杂甚矣。……闻一乡之有月旦矣，未闻天下之有公论也。一乡之称，且有乡愿，四海之誉，先集伪士。故封建选举之法，不可行于郡县。《易》曰：“变通者，时也。”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国强秦以后之朝野，而豫建万年之制哉？（《读通鉴论》卷三）

乡举里选，他也认为封建时代的制度，不可行于后世。他认定封建、井田、学校、乡举里选等制度互相关联，行则俱行，不能举此而废彼。再看他论兵农合一：

古之用兵与后之用兵，势殊而道异，则以三代之军制驱束后世以摩仿者，纸以病国而毒民必矣。言三代之军制者，其大端曰寓兵于农。考于二书（《牧誓》《费誓》），则三代非兵其农也，其为兵也，犹然一农也，寓焉而已矣。……盖古之用兵者，以中国战中国，以友邦战友邦，以士大夫战士大夫，即以农人战农人。壤相接，人相往来，特从其国君之令以战，而实其友朋姻娅也。故其战也，亦农人之争町畦而相诟，竞鸡犬而挥拳已耳。无一与一相当，生死不两立之情也。……自后世言之，兵固不可为农，农固不可为兵也。兵而使为农，则爱惜情深而兵之气馁，故屯田而兵如无兵。农而使为兵，则坐食习成而农之气狂，故汰兵而必起为盗。……三代之兵，可无兵也。一战之胜，不足以兴王，一战之败，祸不及于天下。故得以雍容详谨之跬步为阵法，而怯懦之耕夫有以自全于争哄之地，三代之兵，不以为兵。一词之失，而整旅以前；一桑之争，而援桴以起，气泄词伸，而各安其生计，故得以谨守辎重而自保为军令。……处今之世，用今之人，以保今之天下，可以其道而治军乎？固不能矣。则农与兵之不可合也久矣。（《尚书引义》卷六）

古代战争不成其为战争，而只如今之械斗。故兵非专业，而农夫亦优为之。后世战争日烈，兵须特别训练，非农夫可以充当的了。

总之，船山确定秦以前是封建时代，各种制度都和封建有关系。他牢守这个观点，用以评论一切制度。他所刻画描写的唐虞三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看古代诸侯，直类今之土司。他相信郡县比封建有许多长处。如云：

郡县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兴军也。郡县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于长吏之不敢专杀也。诸侯之擅兴军以相侵伐，三代之衰也，密阮齐晋莫制乏也；三代之盛，王者禁之，而后不能禁也。若其专杀人也，则禹汤文武之未能禁也。而郡县之天下得矣。人而相杀矣，诸侯杀之，大夫杀之，庶人之强豪者杀之。是蛙黾之相吞，而鲸鲵之相吸也。夫禹汤文武岂虑之未周，法之不足以立乎？自邃古以来，各君其土，各役其民，若今化外土夷之长。名为天子之守臣，而实自居为部落，三王不能革，以待后王者也。……汉承秦以一天下，而内而司隶，外而刺守，若颜延年、陈球之流，亢厉以嗜杀为风采，其贪残者无论也。犹沿三代之弊而未能革也。宋孝武猜忌以临下，乃定非临军勿得专杀，非手诏勿得兴军之制，法乃永利而极乎善，不可以人废者也，嗣是而刻毒之祸以灭焉。……（《读通鉴论》卷十五）

照他这种说法，三代以上封建的天下，有许多黑暗惨剧，到郡县时代差不多都息灭了。这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吗？船山这种历史思想，和他的哲学根本观念有密切关系。如“命日受，性日生”（《尚书引义·太丙二》），如“贞一之理，相乘之机”（《读通鉴论》卷三），都含极深远的意味，可为其历史思想的根据。兹为缩短篇幅，不能详说了。但最后我还要引他一段很耐玩味的话：

君臣父子之伦，诗书礼乐之化，圣人岂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时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气之已动，则以不令之君臣，役难堪之百姓，而即其头也以为得，即其罪也以为功，诚有不可测者矣。天之所启，人为效之，非人之能也。（《读通鉴论》卷三）

这是他论汉武帝平西南夷的话，充满了替天行道，大中华主义的精神，这一层在上章已经提到，此地所要注意的是：他认为圣人也须受“时”的限制，受“天”的启示，而归根究底仍说到气运上。像这一类话，在他的著述中随处可以看到。这里面固然充满了中国传统的神秘思想，但是他总算能进一步去找寻历史演变的超个人的原因了。

第六章　十七世纪中国学者的哲学思想

中国近古哲学史上的根本问题，可综括为两项：一是理气问题，一是心性问题。从宋明道学家到清代的反道学者，对于这两个问题发表了多少不同的意见。我们现在要叙述明清间诸大师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见解，并推寻其来龙去路以显出这两个问题之史的发展。

（一）理气问题

道学家解释宇宙间一切现象，不外理气二字，理气二元论和气一元论，构成中国近古宇宙论上的两大营垒。本来中国的古哲谈及宇宙，气字是常用的，理字却不多见。理字在古代并没有玄学上的意义。就到周濂溪，虽说理学家奉为始祖，但是他也还没有提出这个理字。即张横渠的“清虚一大”，也仍是专就气上讲。大概这个理字到程氏兄弟才特别提出。明道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我自家体贴出来。”“天理”即“理”，可见理字是明道独得之秘。真正“以理为学”（戴东原语），当自此始。不过明道自己体认受用处多，而讲说却很少。伊川讲说较详，颇开理气二元论之端，但是也未曾就理气二字细加剖析。直到朱子出来，而后把理气问题大讲特讲，成立鲜明的理气二元论。他说：“理气决是二物”。又有“气强理弱”，“理先气后”种种说法。《语类》载：

或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曰：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有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气则为金木水火，礼则为仁义礼智。

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又问：理在气中，发见处如何？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若气不凝聚时，理亦无所附着。

或问先有理后有气之说。曰：不消如此说。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后有气耶？后有理先有气耶？皆不可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

他一面说理不离乎气，说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且谓“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似乎“理”只有逻辑上的存在，并不是实在的东西，这和后来主张气一元论者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差异。但同时他又把“理”说得会“挂搭”，会“附着”，竟真像个实在东西了。尤其是最后一段，把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的发生一切都归到气，而谓理“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呵！好一个“净洁空阔底世界”，这使我蓦然的想起古希腊哲学中观念世界和现象世界之对立了。他明明指示出一个超绝的纯理境界，而这个超绝的“理”能存在于未有天地以前和天地既坏以后，也是他曾经说过的。至于讲心，讲性，讲命，讲天……他都一贯的带出理气二元论的色彩。（关于朱子不能再详说了，请参看拙著《宋儒学说》讲稿）他这个理气二元论，盛行数百年，直到明朝中叶，才渐渐有人反对。（自然陆学、浙学都和这种理论不能相容，不过他仍正面谈理气问题的多）如汪石潭、崔后渠、罗整庵，都是程朱学派，但对于朱子的理气二元论，都表示不满。尤其整庵，在他的名著《困知记》中，力辩理气二元论之错误，显然（建立气一元论的体系。及明清间诸大师出，气一元论益为兴盛，理气二元论也益受攻击。兹刘蕺山、黄梨洲、李恕谷三人的言论作代表，以略窥明清间诸大师对于理气问题的意见：

（1）刘蕺山说：

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有气斯有数，有数斯有象，有象斯有名，有名斯有物，有物斯有道；故道其后起也。而求道者辄求之未始有气之先，以为道生气，则道亦何物也？而能遂生气乎？（《明儒学案》卷六十二“体认亲切法”）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之外。（同上）天地间只有一气，理即是气之理，决不能与气对立，这显然是气一元论。不过这里说得很简略，须和他的心性论合看才更精彩。蕺山讲心性问题最精，纯是根据他这气一元论的观点立论，说详下节，兹不赘。

（2）黄梨洲说:

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明儒学案》卷五十）

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沈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沈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明儒学案》卷四十四）

梨洲是蕺山的高足弟子，蕺山学说的发皇光大多由他的力量。他在《明儒学案》中，于名家论理气处，如曹月川、薛敬轩、罗整庵、崔后渠……诸人的说法，都细加分析评论。他认定理只是气的“条理”，只是一个“名”，从实质上说，“只有气，更无理”，说得非常斩截。气一元论到他手里已经发挥得极为精透了。

（3）李恕谷说：

后儒改圣门不言性天之矩，日以理气为谈柄，而究无了义。曰，“理气不可分为二”；又曰：“先有是理，后有是气”，则又是二矣。其曰“太极是理，阴阳是气”，“太极生两仪为理生气”，则老氏道生天地之说矣。不知圣经言道，皆属虚字，无在阴阳伦常之外，而别有一物曰道曰理者。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则道者，乃阴阳、刚柔、仁义之通名，不在阴阳、仁义前也。……理字则圣经甚少。《中庸》“文理”，与《孟子》“条理”同。言道秩然有条，犹玉有脉理，亦虚字也。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见于事，性具于心，命出于天，亦条理之义也。今乃以理代道，而置之两仪人物以前，则铸铁成错矣。（《论语传注问》）

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存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谓理乎？（同上）

恕谷系实用学派，当然不会承认超绝的理之存在。他援引古义，力辟理气二元论之非，实为戴东原的先驱。

理气二元论和气一元论的对立，与欧洲中世纪实在论和唯名论的对立有点相似。实在论者和理气二元论者，都是把逻辑的范畴和实体论的范畴同样看待，把抽象的概念赋予以实在性。他们使抽象的概念从感性的事物独立起来。他们以为概念先于事物，共相重于个体。他们另有一个概念世界，非物质的，超经验的，存在着；而一切个别的具体的事物，都只是这个概念世界所表现，而却又永远不能表现完全。至于唯名论者和气一元论者则不然，他们认为实在者，只有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离开具体事物，不能有独立存在抽象的概念。他们看那些抽象概念并没有实在性，而只是一种逻辑的范畴—只是一个“名”。他们尊重现实，超现实的概念世界他们是不去悬想的。从实在论到唯名论，从理气二元论到气一元论，都是返于现实的一种倾向，都是中世纪思想崩解的一种表现。从这一点看，不仅戴东原，也不仅颜李学派，也不仅蕺山、梨洲等，即最称超妙的王学，实际上也反比朱学富有近代的精神。（阳明不大谈理气问题，但事实上他是个气一元论者，他的学说和理气二元论不能相容。）

（二）心性问题

理气问题所讲为宇宙一般的问题，心性论所讲则属于人生问题。人为宇宙的一部分，同样心性论也是理气论的一部分。所以对于理气问题主张一元论者，对于心性问题也每主张一元论；对于理气问题主张二元论者，对于心性问题也每主张二元论。此两者是互有关系的。不过也有例外。如罗整庵，在理气问题上是个一元论者，但在心性问题上却又主张二元论。象这种首尾不贯澈的地方，许多学者不能免掉。这一层姑且不管，我们仍先从程朱派的性气二元论讲起，然后再叙述明清间诸大师的心性学说。

自张横渠立“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说，于是言性者求诸“人生而静以上”，这是中国人性论上的一大变迁。但在横渠学说中，尚未标出“理”字，与“气”对立的，是“虚”不是“理”。所以性气二元论的正式提出，实由于程氏。伊川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又说：“性即理也。”后来程朱派学者讲心性问题，其根本原则总不出此二句。“性”专属“理”，而心、情、才……则属“气”，于是由理气的对立，而性气的对立，而心性的对立，而性情的对立，而未发已发的对立，而静存动察，居敬穷理，尊德性道问学等等都对立起来，造成首尾一贯的二元论。这在朱子学说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他解释“性”字道：

性只是此理。（《语类》，下同此）

性是合当底。

性是天生成许多道理。

性是实理，仁义理智皆具。

又解释“心”字道：

心者，气之精爽。

气中自有个灵的物事。

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又把“心”“性”二字配合着讲道：

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太极只在阴阳之中，非能离阴阳也。然至论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惟性与心亦然，所谓一而二，二而一也。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会之地。

心以性为体，心将性做馅子模样。

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

再加上“情”字讲道：

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

有这性便发出这情，因这情便见得这性。

命犹诰勅，性犹职事，情犹施设，心则其人也。

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

再加上个“才”字：

情只是所发之路陌，才是会恁地去做底。且如恻隐，有恳切者，有不恳切者，是则才之有不同。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才便是那情之会恁地者。情与才绝相近，但情是遇物而发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会如此底。要之，千头万绪皆是从心上来。

只就一个心上，起出多少名目来。我所以不惮烦的引证他这许多话，乃是要略略显示他那烦琐哲学的面貌。这里最当注意的，还是那个性字。伊川“性即理也”那句话，我们每滑口读过。朱子却很踏实的拿仁义礼智具体的规定理的内容说“性是合当底”，这明明指示着性是人的准则，人之所以为人者在此。“有物必有则”，上帝是依照着“则”而造“物”的。“则”亦可以说是“模型”。在天地未辟以前，这许多看不见的“模型”早已存在了。人有人的“模型”，那就是他的“性”，就是所以为人之理。所谓尽性，只是要把这个“模型”具体的实现出来。试更把朱子的理气论及其所讲性与气质的关系，和这里所述合看一下，当可以明了他整个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和陆王派极不相容。陆王派主张“心即理也”，不承认心和性的对立。当明朝中叶，王学盛行以后，程朱派的二元论很受打击。及明末刘蕺山出，对于性气二元论或心性二元论更极力辩驳。他说：

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如曰“气质之理”即是，岂可曰“义理之理”乎？（《语录》）

古今性学不明，只是将此理另作一物看。……佛氏曰，“性空也”。空与色对，空一物也。老氏曰，“性玄也”。玄与白对，玄一物也。吾儒曰，“性理也”。理与气对，理一物也。佛老叛理，而吾儒障于理，几何而胜之？（同上）

凡所云性，只是心之性，决不得心与性对。所云情，可云性之情，决不得性与情对。（同上）

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气言，而性其条理也。离心无性，离气无理。虽谓气即性，性即气，犹二之也。（《来学问答》）

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气聚而有形，形载而有质，质具而有体，体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于是有仁义礼智之名。仁非他也，即恻隐之心是；义非他也，即羞恶之心是；礼非他也，即辞让之心是；智非他也，即是非之心是也。是孟子明以心言性也。而后之人必曰，心自心，性自性，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转和会之不得，无乃遁已乎。（《原性》）

蕺山是个彻底的一元论者。“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这和上文所引“只有气，更无理”的话同一痛快。他不承认理与气对，同时也就不承认性与心对。理是气的条理，性是心的条理。离气无理，离心无性，离气质之性无义理之性，理论完全一贯，最后《原性》一段讲得更切实，他居然放形质在先，放性在后，有形质而后有性，带了些唯物气味。他一扫离心言性的玄谈，而恢复古代儒家“以心言性”的朴素面貌。这种倾向现实的时代精神，并没有为其玄妙的道学体系所遮掩，他竟以道学家的后劲而成为后来反道学派言性者的前驱了。

我们进而讲颜习斋。清初学风，转向现实，颜李学派实为其极端的代表。他们反对道学最猛烈，攻击理气二元论也最彻底，看前节所引李恕谷讲理气的话已可明了。从理气问题转到心性问题，他们的理论也完全一贯，尤其是习斋的《存性编》，对于心性问题有极透快的议论。他说：

孟子时虽无气质之说，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尔殊也”；“人见其禽兽也，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即所以言气质之善也。归恶于才情气质，是孟子所深恶，是孟子所亟辩也。宋儒所自恃以为备于孟子，密于孟子，发前圣所未发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为孟子所辞而辟之者也。……明言气质浊恶，污吾性，坏吾性，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脏六腑筋骨血肉毛发俱秀且备者，人之质也，虽蠢犹异于物也；呼吸充周、荣润运用乎五官百骸粹且灵者，人之气也，虽蠢犹异于物也。故曰“人为万物之灵”，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灵而能为者，即气质也。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也。今乃以本来之气质而恶之，其势不并本来之性而恶之不已也。以作圣之气质，而视为污性坏性之物，明是禅家六贼之说，其势不混儒、释而一之不已也，能不为此惧乎。

程、朱各为绍述孟子主张性善，但他们所说的性实和孟子所说的性不是一种东西。孟子所谓性是就才情气质上讲的，说性善，就无异乎说才善，情善，气质善。他决没有把才情气质和性分家，说性善而才情气质有不善。程朱主张才情气质有不善，是事实上已抛开孟子，走向告子诸人那边去。至于什么“本然之性”、“义理之性”，那种超乎才情气质以上的东西，孟、告诸子根本想不到，根本不在他们所讨论的范围内，无论你把他说得多么善，那和孟子的性善论有什么相干，习斋极力揭发此点，实使程朱无话可答。他切实从气质上指明其“秀且备”，“粹且灵”，以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气质。所谓性善，亦只是说人之气质“秀且备”，“粹且灵”，独能高出庶物而已。这种性善论很平易近人，和宋儒求性于“人生而静以上”者迥不相同。他更譬喻道：

譬之目矣：眶、疱、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疱、睛乃视邪色乎？余谓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疱、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可以恶言。盖详且远者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恶于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动，障蔽其明，然后有淫视，而恶始名焉，然其为之引动者，性之咎乎？气质之咎乎？若归咎于气质，是必无此目而后可全目之性矣，非释氏六贼之说而何？（《存性编》驳气质性恶）

看这个比喻，更见习斋立说的平实，更显出一些唯物气味。习斋是彻底主张性善的，才情气质全没有什么恶，那末恶是从哪里来的呢？他都归到“引蔽习染”上。他说：

……澄澈渊湛者，水之气质；其浊之者，乃杂入水性本无之土；正犹吾言性之有引蔽习染也。其浊之有远近多少，正犹引蔽习染之有轻重浅深也。若谓浊是水之气质，则浊水有气质，清水无气质矣，如之何其可也。（《存性编》借水喻性）

……耳听邪声，目视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视听之罪也，皆误也，皆误用其情也。误始恶，不误不恶也。引蔽始误，不引蔽不误也。习染始终误，不习染不终误也。去其引蔽习染者，则犹是爱之情也，犹是爱之才也，犹是用爱之人之气质也，而恻隐其当恻隐，仁之性复矣。义礼智犹是也。故曰“率性之谓道”也，故曰“道不远人”也。程朱惟见性不真，反以性质为有恶而求变化之。是戕贼人以为仁义，远人以为道矣。（同上）

恶的来源，是历来性善论者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习斋把恶归到“引蔽习染”上，其说虽本于孟子，而特带颜李学派实习主义行为主义的本色。总算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综合起来看，习斋和蕺山虽都是气一元论者，但他比蕺山还进步，讲得还更切实些。他处处露出现实精神，处处带些唯物色彩。心性论至此，显然达到一个新阶段，质气二元论已被时代所抛弃了。

第七章　十七世纪中西思想界的比较

十七世纪是中西文化开始接触的时代。当时两方文化各到什么程度，彼此间所得到的印象所引起的感想是怎样，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予比较中西文化中西历史者以一种方便。以初接触时的两方情形为标准，而上比下比，穷源竟委，则中西历史发展的先后同异可以迎刃而解了。

明末清初，西学输入中国，当时思想界曾受很大的影响，在第一章中已大略说过。但当时学者对于西学的态度究竟怎样呢？我们知道有些学者是极端崇拜西学的。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不仅翻译西书，提倡西学、西艺，而且决然的皈依天主教了。但一般说来，西学之见重当时，实多在其技术方面，至于道德性命伦常教化，总觉得中华高于一切，不是那班夷人所能比上的。换句话说，当时学者对于西学，实只采取其“艺”，而并不尊重其“道”。就连徐光启，他的历学虽纯用西法，但是也还主张“镕西洋之巧算，入大统之型模”，不免带一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味。至于王寅旭、梅定九，这种态度更显明了。如王寅旭说：

吾谓西洋善矣，然以为潮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

近代西洋新法，大抵与土盘历同源，而书器尤备，测候加精。

旧法之屈于西学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者之无其人也。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

大约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于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

夫新法之戾于旧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于旧法如彼。（俱从《畴人传》中摘引）

他对于西洋历学，只佩服其书器备，测候精，至于“法意”，并非西人所能深知，就连西历所仅有的一些长处，也都是“窃取”我们古人之意，并不能超越我们古人的范围。后来梅定九更逐条指出西历某法即是中历某法。他们都以为中国古圣人把什么道理都说尽了，后人只能就其精义上变换花样，却终不能违背其原则，一有违背就错误了。王、梅二氏深通西洋天算，思想最为开明，但传统见解终不能免。当时思想界对于西学一般的态度可以想见。我现在再引王船山两段很有趣的话：

浑天家言天地如鸡卵，地处天中，犹卵，黄虽重浊，白虽轻清，而白能涵黄，使不坠于一隅耳。非谓地之果肖卵黄而圆如弹丸也。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遂谓地形之果为弹丸，因以其小慧附会之，而为地球之象。……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为一丸，何其陋也！（《思问录·外篇》）

利玛窦地形周围九万里之说，以人北行二百五十里则见极高一度为准，其所据者，人之目力耳，目力不可以为一定之征，……苏子瞻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王元泽有云：“铢铢而累之，至两必差。”玛窦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为九万里。使中国有人焉，如子瞻、元泽者，曾不足以当其一笑，而百年以来无有能窥其狂者，可叹也！（同上）

这两段我们现在看来简直是笑话。与船山说，地圆之说并非西洋所原有，乃是利玛窦到中国后因误解浑天之说而附会出来的。他根本反对用人类感官去测度天地，什么望远镜之类都不足恃。他看西洋科学曾不足当我们古人之一笑。他觉得西洋人总没有我们古人通达，明理。总之，当时学者对于西学的技巧方面，因为事实太明显了，绝没有法子否认，只好佩服它。但是那些技巧算什么，那不过是一些“小慧”，根本是不值得重视的。只要明理，只要认识个大本大源，那些小小技巧，何足道哉？王寅旭说：

古之善言历者有二：《易》大传曰，“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子舆氏曰，“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历之道主“革”，故无数百年不改之历；然不明其“故”，则亦无以为改宪之端。……（《畴人传》）

从寅旭看来，像《易传》《孟子》那样讲历，才真是平正通达，万世无弊，才算认识了历学的大体。说话越空洞，越包括无遗，越笼统，越没有毛病，西洋多少天文学书，倒不如我们《易传》《孟子》上随便的两句话。我们所讲的是本，西人所讲的是末；我们所讲的是道，西人所讲的是艺；我们所讲的是精意，西人所讲的是粗迹。以中国古圣人之道来看西学，真是微末不足数，至多采取他一点技巧而已。从明末直到清末，中国人对于西学总是抱着这样鄙视态度。

现在我们再说十七世纪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是怎样的看法。我们知道当明清间沟通中西文化的全在一班传教士。当利玛窦等初入中国，颇能迎合中国人心理，研究中国经典，以儒家言附会天主教义。如利玛窦的《辩学遗牍》，极力表示钦慕儒学，与当时佛教大师相诘难。汪廷讷赠他的诗道：

西极有道者，文玄谈更雄；非佛亦非老，飘然自儒风。（《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

利玛窦居然有儒者气象了。这班传教士对于中国学问也的确肯下工夫，他们把许多经书用罗马字注音，并用拉丁文翻译过去（北平图书馆有殷铎泽翻译的《中庸》等书）中国经典从此始传入西方。当时西洋学者崇拜中国文化的颇有其人，如德国大哲莱伯尼兹（Leibniz），于一六九七年刊行其《现代中国记》，其绪论中谓欧西格致推理之学胜于中国，而中国之实践哲学及政治道德论则超越欧西。这种见解和当时中国学者的中西文化观颇相接近。许多久留中国的耶稣会教士亦多是这样看法。莱氏曾在罗马从某教士游，藉以洞悉中国许多情事，故对于沟通中西文化极有兴趣。另一位推崇中国文化的德国哲学家乌尔夫（Wolff），曾因研究中国实践哲学，大触国王之怒，不惟被削去哈勒大学教授职务，且被逐出普鲁士。他所以获罪之由，在称孔子的道德意义和基督教相同。其实这种说法，耶稣会教士早已盛唱，乌氏不过与之暗合，但在当时落后的普鲁士，听着就太嫌刺耳了。其在法国方面，推崇中国文化的，则有启蒙运动大领袖弗禄特耳（Voltaire，今译作伏尔泰。—编者注）。他一生与教会斗争，但其关于中国的知识则得之于耶稣会教士。他著有《中国的孤鬼》（今译作《中国孤儿》。—编者注）一个剧本，完全以表现孔子的道德意义为目的。他因为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法意》（又译作《论法的精神》。—编者注）中有怀疑孔子学说的论调，遂发愤而著《道德论》以辨之。当时法国“百科全书派”所编百科全书，关于中国哲学，全采弗氏（伏尔泰。—编者注）之说，亦足见其影响之大。最可注意的是重农学派的创始者魁奈（Quesnay），他热心崇拜中国文化，他的全部理论几乎都是从中国经书中推演出来的。他主张天人一致—物理法与道德法的统一。为他的根本观念的“自然法”，正如《洪范》中所谓“彝伦”，及是总指天地人万事万物中所具的自然之道而言的。就天说是“天道”、“天纪”；就人说是“人道”、“人纪”。他把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任务，以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古圣人懂得这个道理。他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家长式的君主政体，是恩惠的专制主义。他把中国看作世界上唯一的模范国。他曾介绍邦巴度夫人劝法王路易十五效法中国君主举行春耕典礼，表示重农之意。在他的大著《中国专制政治》中随处可以看到他是个中国文化的热烈崇拜者，随处可以发现他和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有许多共鸣之点。因此当时重农学者称魁奈为欧洲的孔子。他的门人说他实施孔子敬天爱人之教义，说他的名著《经济表解》深邃精微，寥寥四行足以释伏羲的六十四卦，推阐起来累卷不能尽其义。反对魁奈的人也说他没丝毫独到之见，谓其重农学说早已是苏格拉底和中国的伏羲、尧、舜、孔子等所讲过的。（本段材料，全根据《北大学生》月刊第三期李光忠的《法国重农学派与中国经济思想的关系》及神州国光社所出《读书杂志》第六期泷本诚一的《重农学派的根本思想的探源》两篇文章。）为近代正统派经济学前驱的重农学派，竟和中国思想有这样深的渊源，这真是意想不到的。

如上两节所述，十七世纪的中国学者为什么那样轻视西洋？果然当时西洋文化不及中国吗？十七世纪的西洋学者为什么那样推重中国？果然当时中国文化高过西洋吗？实际上完全不是那回事。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当时欧洲正值工业革命之前夜，而中国却还在一个衰老的封建社会中走圈子。就表面看，当时中国商业资本高度发展，对于西洋科学技术颇能接受，很带一点进步色彩。但这点进步色彩终不免为封建气味所笼罩，把历史拉回旧道。至如上述几位欧洲学者，虽然崇拜中国古文化，但一种新曙光却从此透出来了。关于这一层，我很想说几句话。

魁奈等所赞美的中国，是古经典上所记载的中国，是耶稣会教士所传说的中国，而并非当时实际的中国。他们赞美中国，不过当作一种海外奇谈，当作一个乌托邦，藉以寄托其新社会的理想。实际上当时中国已成为东印度公司所正在注视正在攫取的一块肥肉了。这班学者为什么把一个衰老的封建帝国当作一个乌托邦？这可以说是当时欧洲暴君政治和重商主义的反动。他们痛感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箝制干涉，热望自由解放。一旦接触中国这样散漫松弛的社会，宽简因循的政治，倒觉得轻松自在，正合自己的脾味，再读中国古经上所记圣帝明王，太平盛世，传奇般的故事，更不禁心向往之了。前几年罗素来中国，游览西湖，悠然神往于中国古代文人学士的旷逸生活。这都是吃腻了酒肉想蔬菜，不见得中国社会真是多么美妙。

本来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商业资本也很发展，专制气焰也很利害，像黄梨洲那班大师的思想见解也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有许多共鸣之点。当时中西社会发展阶段，相去并不甚远，所以彼此间思想学术容易互受影响。但当时欧洲工业发展，已非残余的封建势力所能阻抑，已非垄断的商业资本主义所能控制，社会大变革迫在眼前了，思想界也呈现出急转直下的情势。如弗禄特耳、魁奈辈的思想，虽比梨洲还带激烈色彩，但转瞬间已都落在时代之后了。至于中国，因自然条件的限制，工业革命遥遥无期。所以明清间天算学的发达，并没有兴起自然科学；梨洲辈的反暴君思想，并没有引起民主革命；蓬蓬勃勃的各派思想，结果都转到考古一路去。从此欧西列邦奔轶绝尘，而中国就瞠乎其后了。十七世纪实在是中西盛衰的一个大关键。（本章原拟详讲，但写到半途发生些疑问欲搁笔，却又不便搁笔，只好很简略的写一点，好把讲义结束，待将来再订补吧。）

这本明末清初思想史稿系嵇文甫同志1931年为北京中国大学编写的讲义稿。其中第四章曾在1932年7月出版的《百科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第一章以“附录”发表于《左派王学》一书之后。

（整理者：嵇道之、李育安）

目录

序 言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

夷夏东西说

一、亳—商—殷

二、夏 迹

三、夏夷交胜

四、诸夷姓

五、总结上文

姜 原

一、姜之世系

二、姜之地望

三、姜姓在西周的事迹

四、姜羌为一字

周东封与殷遗民

大东小东说

一、大东小东的地望和鲁、燕、齐的初封地

二、周初东向发展之步骤

三、周公之事功

论所谓五等爵

一、五等称谓的淆乱

二、公侯伯子男释字

三、既非五等，更无五等爵制

《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

一、楚之先世

二、殷周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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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

何兹全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天写的，因时局的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现，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

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国与民族》。他说：“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未能杀青，渐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冬，或二十年（1931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

看来《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古代中国与民族》是一书的异名，绝不会是两部书。书在未杀青定稿之前，对书名做些考虑是正常的。《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六月”（1934年6月），《夷夏东西说》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十月”（1934年10月）。就是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使用在后。傅斯年可能认为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作为书名好些。尤足以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为他的中国古代史的书名的是《东北史纲》一书中的一段话：“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此说见吾所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二月后出版。”因此，我就用它作了本书的书名。

《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傅斯年自己已说《夷夏东西说》是他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周东封与殷遗民》是他“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

另外，《姜原》《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无论从内容上看或从写作时间上看，大约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一部分。三篇所谈，都是中国古代史的问题，都发表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五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论所谓五等爵》，傅斯年说明“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写于北平”，其他两篇没有注明写于何时，但肯定都写于1930年5月之前，正符合傅斯年所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傅斯年所说“与其他数章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的“其他数章”，极可能包含《姜原》《大东小东说》和《论所谓五等爵》。

傅斯年在文章中还常常说见某某篇。如他在《夷夏东西说》中说：“又有所谓伯夷者，为姜姓所宗，当与叔齐同为部族之号，别见姜姓篇。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东海者，亦号曰夷，别有祝融八姓篇，今具不入此文。”大约此所谓某某篇者，或属尚未完稿，但看来肯定都属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书中的一部分。

《性命古训辨证》（本文所引傅斯年著作，均收入《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是他的专著，但不是史学著作。《东北史纲》是傅斯年和别人合著的，虽然他亲手写了第一卷，书的主要论点也是傅斯年的观点，但究竟是和别人合著的书，不能作为傅斯年的史学代表著作。能作为他的史学代表作的，就是这部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但就这五篇已发表的篇章来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的荣誉。

创始性、突破性的史识

中国古代先秦时代，是东西两大族群、两大文化系统的对峙时期。傅斯年看到了这种东西对峙的形势，提出“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根据《左传》《国语》《诗》《史记》各书所记夏地说：“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即渭水下流。”“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丘，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

夏在西方兴起强大的时候，东方却是夷人的天下。

傅斯年说，所谓“夷”，“实包括若干族类，其中是否为一族之各宗，或是不同之族，今已不可评考”。孔子曰“吾欲居九夷”，也是说“夷”之多。

他把夷人分作两大族类：一、太皞之族，二、少皞之族。太皞与太昊为一词，古经籍中多作伏羲氏，或作包羲氏。太皞氏主要有风姓，古代传说中的华胥、女娲、大庭氏、葛天氏等都属于太皞这一系统。傅斯年引证了经籍中关于太皞之记载后，归纳出两条：一、太皞族姓之国部（按，指国家或部落。傅斯年对中国古代的族姓是国家还是部落概念并不十分清楚。他大概认为这些古族姓还是部落）之分配（按，分配指“分布”），西至秦，东括鲁，北临济水，大致当今河南东隅，山东西南部之平原，兼包蒙峄山境，空桑在其中，雷泽在其域。古代共认太皞为东方之部族，乃分配（布）于淮济间之族姓。二、太皞继燧人而有此土。在古代之礼乐系统上，颇有相当之贡献；在生活状态上，颇能做一大进步。当是已进于较高文化之民族，其后世并不为世所贱。在周代虽居卫而为“小寡”，世人犹以为“明祀”也。

少皞一系，据傅斯年所述：“其地望大致与太皞同，而位于空桑之野之曲阜，尤为少皞之本邑……‘太少’二字，金文中本即大小，大小可以地域大小及人数众寡论，如大月氏、小月氏。然亦可以先后论，如太康、少康。今观太皞、少皞，既同处一地，当是先后有别。太皞之后今可得而考见者，只风姓三四小国；而少皞之后今可考见者，竟有嬴、己、偃、允四著姓……种姓蕃衍……比起太皞来，真是有后福了。”

傅斯年从《左传》、《史记》、《世本》佚文、《左氏杜注》中所录出的嬴姓所建国有：郯、莒、奄、徐、江、黄、赵、秦、梁、葛、菟裘、费。秦、赵后来成为战国时大国，秦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帝国。另有群舒、六、蓼、英氏，为偃姓国家。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大人物，很多是属于夷族的，如：伯益、皋陶。

夷族所居住的区域，“西至今河南之中心，东尽东海，北达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者皆是。这个分布在东南一大片部族名为夷者，和分布在偏于西方的一大片部族名诸夏者，恰恰成对峙的形势”。

在夷夏东西对峙的时代，夷夏之间曾有矛盾和斗争。传说中反映夷夏间大的斗争有三次：一是启与伯益争统。关于这件事，战国的传说有两种，一谓启、益相让，二谓启、益相争。《孟子》说相让，古本《竹书》说相争，“益干启位，杀之”。傅斯年说伯翳（傅斯年考证伯翳和伯益是一人）是秦、赵公认之祖，即是嬴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盈族之祖。“然则伯益正是源源本本的东夷之祖，更无疑义。”益、启之争，即是夷夏之争。二是后羿与夏争国。后羿逐太康而代夏政。传说中后羿亦称帝羿或羿帝，又说是“帝降夷羿”“革孽夏氏”“阻穷西征”“夷羿作弓”等。傅斯年认为，后羿（帝羿、夷羿），是东方夷人之主，是“奉天帝之命降于下土者，为夷之君”。三是夏商之争。汤放桀，等于夷灭夏。“商人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商人被周人呼为夷，有经典可证。”

夷族的文化，在远古时代是很高的。“如太皞，则有制八卦之传说，有制嫁用火食之传说。如少皞，则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名，而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著名。可见夷之贡献于文化者不少。”

傅斯年说，中国夏商周或虞夏商周古史，“乃周人之正统史观，不免偏重西方，忽略东方。若是殷人造的，或者以夷代夏。所谓‘裔（疑即“殷”字）不谋夏，夷不乱华’者，当是西方人的话。夏朝在文化上的贡献若何，今尚未有踪迹可寻，然诸夷姓之贡献都实在不少。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虽不把东夷放在三代之系统内，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赓歌揖让，明其有分庭抗礼的资格。《左传》中所谓才子、不才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姓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廷中。‘元首股肱’，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他们硬成一个大系。”傅斯年这段话非常精辟，本非一家人的古代各族传说中的祖先，却被编排在一起成了君臣、父子关系。

商和夏、周，仍是东西对峙。傅斯年从神话传说、地望所在及其迁移活动诸多方面，分析考证商是兴起于东方的一族。商和东北、渤海沿岸各族以及淮夷，都有祖先是由卵生的神话传说。他引证了古籍中有关东北各族、商及淮夷的祖先来源于卵生神话传说的记载。他说：“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持此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的。”

商建立基业之地早期是在河济之间的古兖州地。傅斯年说，殷之地望，在河济之间古兖州，即今河北省南部安阳、大名、汲县、滑县一带。上古时期，活动在这一带的有：殷、衣、韦、郼、衛（卫）、沇、兖。据他考证，这“殷、衣、韦、郼、卫、沇、兖，尽由一原（源），只缘古今异时，成殊名耳”。郼，读如衣，汉代兖州人谓殷氏为衣。郼，殷，都读作衣。韦、郼、卫三字，当是一字之异体。《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前471年）杜注说：“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域。”晋朝白马县，当今滑县东境一带。《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韦、卫之地望如此，殷之原来所在，由此可知。

《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为商代甚早之先王；海，最近之海为渤海。相土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而所谓海外，最有可能的是辽东半岛或朝鲜之西北境。纣殁后，殷人箕子仍得以亡国之余退保朝鲜，则殷与朝鲜之关系必甚密切。傅斯年说，箕子之东，盖“从先王居而已。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

相土之后，殷之世系中有王亥、王恒、上甲微，皆与有易氏有斗争；王亥且为有易掳去做奴隶，“牧夫牛羊”。有易之活动地区，必在今河北易水流域。傅斯年说：“则此时殷先公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本文另一地方又说中部南部）。”

总结以上的考证和论证，傅斯年说：“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相互参考，均指示我们商起于东北，此一说谓之为已经证成可也。”

历史传说，汤兴起于亳。亳有多处。“济河流域中以薄或博名者，尚有数处，其来源虽有不可知者，然以声类考之，皆可为亳之音转。”《左传》昭公九年（前533年）：“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傅斯年认为：薄姑、博、薄、亳等地，“实沿济水两岸而逆流上行”。“大凡一切荒古时代的都邑……多是在河岸上的。一因取水的供给，二因交通的便利。济水必是商代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河流。”“商之先世或者竟逆济水而向上拓地。”薄姑旧址去海滨必不远。“然则薄姑地望正合于当年济水之入海口，是当时之河海大港无疑。”“至于‘肃慎燕亳’之亳，既与肃慎燕并举，或即为其比邻。若然，则此之一亳正当今河北之渤海岸，去薄姑亦在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内。今假定商之先世起源于此之一亳，然后入济水流域，逆济水而西止，沿途所迁，凡建社之处皆以旧名名之，于是有如许多之亳。”

殷商兴起之后，夏商仍是东西对立。夏在西，商在东，最后商灭掉夏。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傅斯年和他的《夷夏东西说》极为称赞，他说：“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傅先生也没想到的，在整个中国大陆东西对立都是很显著的现象与研究题目。”

《夷夏东西说》之外，他的其他几篇文章，都有他自己的符合中国古史实际的独行见解，也是篇篇掷地有声的。如《周东封与殷遗民》对于三年丧和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的解释都极精辟。

《论语·阳货》：“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是通丧也。”

《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滕）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也。滕国的卿大夫却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这怎么解释？“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句话也是向来不得其解者。汉宋诂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

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对此做出唯一无二的精辟透彻的解释。《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殷是大国，周灭殷后并没有把殷民都杀掉，而是把他们大批迁到洛邑或分给姬姓、姜姓贵族带到外地去建立新邦。如分给伯禽带到鲁国去的有殷民六族，分给康叔的有殷民七族，分给唐叔的是怀姓九宗。“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并引证材料说明三年丧是殷民的风俗习惯。这就清楚了：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指的是殷人。殷人是行三年之丧的。殷人是一国之人民，故可以称“天下”。滕国的卿大夫说三年之丧“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指的是周人，一国的统治阶层。周人不行三年之丧。“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也就清楚了：开化早的文明人是住在城外的“野”人（殷人），开化比较晚的住在“国”里的是君子（统治阶层，周人）。

《周东封与殷遗民》，进而论宋、鲁、齐诸国，都是以殷民而建立的邦国。后代齐地的民间故事、民间信仰，仍多来自殷民。荀子“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所由来久远”。这由来久远的五行说可能与殷人有关。傅斯年说：“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商朝本在东方，西周到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两千余年。然而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

无论傅斯年这段话正确到如何程度，它都是非常有启迪作用的，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正统——周乎？商乎？应有更深入的考量。

《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而后乃东迁》《姜原》和《论所谓五等爵》也都各有新意，读者可以自己体会。

对学术事业的贡献

傅斯年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他到中大教书才半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史语所的所长职务是一直担任到底的。

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一时想到的如：陈寅恪、徐仲舒、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1927年至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到史语所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劳幹、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

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晚清宣统元年（1909年）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几经迁徙、几易主人，潮湿腐烂、鼠吃虫蛀，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一次主管者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四千元的价格将此八千麻袋总计十五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一万八千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十五万斤减为十二三万斤，少了两万多斤。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傅斯年极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说：“（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视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殷墟的发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扩张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同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叶，安阳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些甲骨片，药材商人便当作龙骨来收购。金石学家王懿荣看到这种甲骨片，认识它的价值，便多方购求，此后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出版了刘鹗的《铁云藏龟》、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等。其后，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历史，写出《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名作。

这一来，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出了名。古董商、药材商蜂拥而至，他们一面搜购，一面聚众私掘。外国“代表团”“考古家”，也都进来高价购买甲骨。殷墟现场受到严重破坏。

傅斯年对此听在耳里、看在眼里，遂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批准，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开始困难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义、利己主义、风头主义一时俱来，他们阻挠发掘或强制停止发掘。傅斯年亲到开封（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政府的权威，下依河南开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办事才干，人事关系才得疏通好，发掘工作才得顺利进行。

从1928年到1937年，十年时间，殷墟发掘大小共进行十五次。傅斯年在百忙中，数次亲到小屯视察指导。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是第十三次，时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安阳。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十三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5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地惊讶和赞叹！”“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我形势日急，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下来。

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这是他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大贡献。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对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对北大也是特有贡献的。

20世纪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名家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陈寅恪等都在北大讲课。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但推动北大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蒋梦麟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对北大的第二次贡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国，回国之前，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难解除，把“天下”扫平，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长以报胡适的决心。他给夫人的信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家世和才性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生于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

傅家是山东西北一带的名门望族。明末清初，傅家出了一个傅以渐，1646年（顺治三年）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开国第一名状元，他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傅以渐以后，傅家举人、进士辈出，任封疆大吏、布政使、知府、知县者更有多人。书香门第一直维持到清朝

末年。

到傅斯年的祖父傅淦时，家境出现衰落。傅淦，幼负才名，博通经史，1861年（咸丰十一年），他十七岁时即被选拔为贡生。他似乎淡泊名利，既没有参加朝考，也没有出仕。傅淦的父亲（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多年在安徽做官，官至布政使，李鸿章是他的门生。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时，曾请傅淦到天津去，大约意在给他安排个官职。傅淦到天津时，可能正赶上李鸿章政务忙迫，未能即时召见。他认为李鸿章有意慢待，便于次日不辞而去，自此靠在家乡教私塾和卖字画糊口。傅淦的妻子陈梅是江西巡抚陈阡（山东潍县人）之女，结婚时陪嫁甚丰，傅淦生活困难时，就靠变卖妻室陪嫁

度日。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1894年（光绪二十年）顺天举人，有文名，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1904年（光绪三十年），殁于任所，时年三十九岁，当时傅斯年先生九岁，其弟斯岩七个月。上有老（傅斯年的祖父母）、下有小（傅斯年兄弟二人），一门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亲李太夫人操持。幸赖父亲傅旭安的众门生，聚资生息供一家生计之用。

傅斯年虽然出生在世代官宦书香家族，但他幼年时期，却是过的清苦生活。青少年时代的穷苦生活，使他能比较深刻地理解社会，理解世事人情。有一次闲谈中，我曾问他怎么懂这么多人情世故。他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从六岁到九岁，傅斯年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私塾读书。十岁到十三岁，在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这七八年里，都是白天去学校，晚上由祖父在家课读。祖父、母亲对傅斯年读书都是严格要求，加之傅斯年天资聪颖，勤奋努力，在十一岁时就通读了《十三经》。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的冬天，十三岁的傅斯年跟随父亲的学生中了进士的侯延塽去天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在校四年，1913年（民国二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1919年北京大学毕业。

在北大的几年，是傅斯年思想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学术界有权威、有影响的大师是章太炎。他的大弟子刘师培、黄侃都在北大教书。他们都很器重傅斯年，希望他继承章太炎学派的衣钵；傅斯年读的是古书，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最初也是崇信章氏的一人”（毛子水）。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先后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到校任教，蔡元培的思想是新的，他出过国，受到西方思想影响。所谓“兼容并包”实际是为新派在北大挤个落脚点，当时北大文科是章太炎国学派的天下，“兼容并包”实质是支持新、反对旧。傅斯年接受胡适的思想教育，尽弃旧学，接受新说，在北大创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他参与了五四运动，他自己说：“五四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

住宅。”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山东官费出国留学，先到英国，入伦敦大学，学习的学科有心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1923年由英国去德国，入柏林大学，修习物理学和比较语

言学。

傅斯年于1919年冬出国，1926年冬回国，先后在英国、德国留学七年。从他学习的学科看，涉及的面是比较宽的，而且多属自然科学，没有历史学。但从傅斯年已有的深厚的中国文史知识基础上来评价，就知道留学对于他后来对中国传统文史的整理是有好处的。他所要学的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正像他的朋友罗家伦所说：“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多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罗家伦述说他们“这群人的学术心理”里，有一种“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我想，我们完全可以从罗家伦的话里理解傅斯年在欧洲求学时学得如此宽博的原因。他是在求治中国学问的理论和方法。我们没有材料说明他在德国学历史，但知道他读书很博，他一定也读了一些历史学的书，他的“史料即史学”思想就是从当时风行德国的兰克学派接受过来的。

1926年冬，傅斯年回国，先返乡里省亲，随后即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他担任文学院院长，还兼任历史、国文两个系的系主任，同时还创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应聘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襄助院长蔡元培先生筹划院务。院内一切制度的确立和各种方案的制订，他都贡献了不少意见，后来中央研究院的发展扩充，他有很大的功劳。”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年度报告书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又说：“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

歪打正着，傅斯年在欧洲广学自然科学且有“迷途不返”之势，到头来却为他回国后收拾旧业，为他在历史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开阔了新道路。

自此年（1928年）始，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在大陆期间，他曾兼任许多职务，其中有：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1933年），代中央研究院干事和总干事（1937年），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5年秋）。1946年，胡适由美回国，他才卸去代理北大校长职务。1947年6月，赴美养病。1948年上半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8月由美回国，冬天，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湾。1949年1月，就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晚11时20分，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4岁。

对傅斯年的一生，会有许多不同的评价，这且俟诸历史吧。我觉得胡适和他自己对他的本性和为人的评估，还是很透的。

胡适之对傅斯年可以说是相知最深的人。他对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曾有如下一段评论，他说：“孟真（傅斯年的字）是人间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有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为《傅孟真先生集》写的《序》）在这不到二百字的一段话里，胡先生用了十四个“最”字来评述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胡先生的话，准确而又全面地描绘出一个最稀有天才人物的最难兼有的品性和才能。

人贵有自知之明，且看傅斯年对他自己的认识和估计。1942年12月，他于大病之后，回到李庄史语所后给胡适的信说：“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喜欢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遇急事胆子也大，非如我平常办事之小心。有时急的强聒不舍，简直是可笑。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来，未知还有趣否？但在中国确算比较少的了。近日又读庄子，竭力自己为自己想开，何必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读来读去，似乎有些进步，此窍还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的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识者更坏事，以其更真也。我本以不满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学问，偏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但只要能拖着病而写书，其乐无穷。”

遗憾的是，山难改，性难移。局势不静，他终难忘却国家，身心憔悴而逝。

小处可以见大，更可看到一个人的品格。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写有《忆孟真》一文，悼念傅先生。情真意切，反映傅斯年的品格。文长这里不引了。

赘　语

傅斯年是我的老师，这老师还不是泛泛的老师而是恩师。1935年我北大毕业，他邀我去史语所，我没有去，而去日本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是他收留我到史语所，使我在社会上鬼混了几年之后，重新又走上做学问的道路。不然，真不知我今日能在何方。潦倒，悲伤，活得不像个人，也可能死掉了！

我前面写了傅斯年，是实事求是的，不虚伪，不夸张，有什么是什么。他是个不世出的天才，他对中国古代史所提出的见解，都是有创始性、突破性的第一流的精辟见解。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自知他最深的胡适之先生起，他的朋友，他的学生，大多持这一相同的意见。

但就我所能看到的，傅斯年的学问、见解也不能说已完美无缺，问题还是有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愿就我的学力所能达到的境地，对傅斯年先生的学问略提几点意见。

一、傅斯年学业可分三大段，六岁到十三岁，在家乡读私塾和小学，晚上在家由祖父课读经籍，这是一段（1901—1908年）。十四岁去天津入中学，二十四岁北京大学毕业，这是一段（1909—1919年）。在英、德留学为一段（1919—1926年）。

第一阶段，在家乡他读的是中国古籍，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第二阶段，他接受的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高层次的理解），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主要是胡适传播的美国的西方文化）。第三阶段，在欧洲英、德时期才真正接触了西方文化，但他在英、德学得很杂乱。他在英国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生物学、心理学、数学，在德国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相对论、比较语言学。虽然有些人（如他的朋友罗家伦）说：“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多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见《傅斯年全集》第7册274页）这样说，固然也有些道理，但能否反过来这样考虑：如果他在欧洲能以史学为主，旁及自然科学，对他后来再回过头来治史，效用是否会更大些？实际上，就他当时的主观愿望说，他是有改学自然科学就以自然科学为终生事业之心的。如他给胡适的信说：“我到伦敦后，于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听课一学期，现已放暑假。以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倒也有趣……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北大的六年，一误于预科乙部（偏重文史），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胡适往来书信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可以看出，他学心理学、自然科学，是想以此为终生事业的，并非想以此为治学方法，日后对治史有用。他既以在北大六年治中国之学为误，国学不能为治心理学之方法，则他学心理学、生物学、数学，不是为日后作史学、语言学之方法，就是很明白的了。

在欧洲数年，他是博览群书的，文学、史学的名著也一定读了不少。史学方面他受到德国史学名家一代大师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影响。

我对兰克的史学，知道得很少。知道的一点是：兰克认为重视史料，把史料分类摆出来就是历史，历史是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他不同意说“历史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历史著作只在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这是纯客观的历史主义。

傅斯年的史学受兰克很大影响。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里就很有兰克的影响。

这段话，可以说反映了傅斯年的主要史学思想。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史料学很重要，是历史学的基础；史料的整理，是历史学的重要部分。但历史学不仅是史料学。史料学考订史料的真伪，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史料写定的时代，等等。但这些只是历史学中的文献学、史料学的任务，而不是整个历史学。历史学的内涵面要更宽广，而且主要是研究人类过去的史迹，反映出它的真实的本来面目。

二、“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话听来好像很对，没有材料你出什么货？没有史料你写什么历史？但深入追寻一下，也是有问题的。譬如说，先秦的史料，是两千年来都存在的。为什么同样一分材料，不同的人就各有各的解释、各有各的不同的货出来？傅先生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这本未完成的大著里的几篇文章，都被评为有“创始性”、“突破性”第一流的好文章。材料都古已有之，为什么两千年来的史学家不能在这一分材料中出一分货、十分材料中出十分货，要待傅先生来出这么多新货？譬如“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上的这句话，古往今来也有好多人在这一分材料上出了各色不同的一分货，却待先生在《周东封与殷遗民》里才在这一分材料中出了一分真货。所以，不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而是同一分材料在不同人的脑袋里，在不同时代的人的脑袋里可以出好多

分货。

主张史学即史料学、一分材料一分货的，主要是反对预先在脑子里有个理论或方法。这种反对是没有用的。自古以来，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理论。人在和客观实体的接触中都有反映。他对客观的反映，就是他从客观中取得的“理论”（意识），这“理论”再回到他处理和客观实体的接触时，就成为他的“方法”。几千年来人类从和客观实体的接触及和人群自我的接触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也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人和人的接触中，人和社会的接触中，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反对研究历史先在脑子里有个方法和理论的人，其实自己也是先在脑子里已有他自己的方法和理论的，只是各人脑子里的方法和理论不同，有先进、落后，正确（或部分正确）、错误的区别而已。傅斯年何尝没有他自己的理论。他说过“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史料论略》）。这分辨力，就是他的理论。

三、“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这话也是有问题的。人世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的看不见、摸不着，但联系确实是存在的。两种事物之间可能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设想和推论，不但没有危险，反而能看到、看透事物的真情深意。就历史学家来说，陈寅恪先生就是最显著的一例。陈寅恪善于把一些看来好像全无联系的材料组织起来，发现出一些重要现象，解决些重要历史问题。陈寅恪先生的高明就在这里，他很多独到的见解都是从事物的联系上发现的。就是傅斯年先生，他的高明处也是在这里。他在文章中也是常常把中间隔着一大段的两种事实甚或多种事实，用设想或推论联系到一起而发现更多更高的认识的。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吾师在天有灵，当仍会喜爱此顽愚学生的真诚真情，莞尔而笑。不会说我灭师灭祖，把我赶出师门的。

夷夏东西说

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天写的，因时局的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现，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现在把其中的三章，即本文的三章，编成一文，敬为蔡孑民师寿。因为本是一部书，所以中间常提到他章，现在改作“别见某文，未刊”。这一篇中的中心思想，是我十余年前的见解，此数章写成亦在数年前。这几年中我没有在这一线上用功夫，所以除字句略加修正及末一节以外，几全是当年的原文。此文本应附图，现在亦来不及作了。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

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以下四章是为求能证明这个设定而写的。先从商代说起，上溯夏后世者，因为后王事迹多，容易看清楚，先讨论他，于了解此文之命意上似乎便当些。

一、亳—商—殷

1.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

下列数事，合起来可证成本节标题所假定。

甲、《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个故事的意义，可以《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说明之。

有娀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商颂》中所谓“玄鸟”及“有娀”之本事，当即此说之内容。此一神话之核心，在于宗祖以卵生而创业。后代神话与此说属于一源而分化者，全在东北民族及淮夷。现在将此神话之重要材料录于下方。

《论衡·吉验篇》：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魏志·三十·夫余传》注引《魏略》同。）

《魏书·高句丽传》：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高丽好大王碑》：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永乐□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黄龙负升天。

高丽王氏朝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句骊纪》：

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象解）。先是扶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余。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立。于是时得女子于太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伎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余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

朝鲜《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按，原书已佚，日人今西龙在《内藤虎次郎颂寿纪念史学论丛》中所作《朱蒙传说》据高丽王氏朝李奎报《李相国文集》中之“东明王篇注释”辑录成篇，并以朝鲜《世宗实录》、《地理志·平安道》“平壤”条所载者补订之。此处所引，即据今西龙氏辑文）：

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王曰：“此天赐我令胤乎？”乃收养之，名曰金蛙，立为太子。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迦叶原，土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劝王移都，号东夫余。于旧都解慕漱，为天帝子来都。汉神爵三年壬戌岁（前59年）（四月甲寅），天帝遣太子降游扶余王古都，号解慕漱。从天而下，乘五龙车，从者百余人，皆骑白鹄，彩云浮于上，音乐动云中，止熊心山，经十余日始下。首戴鸟羽之冠，腰带剑光之剑，朝则听事，暮即升天，世谓之天王郎。城北青河（今鸭绿江也）河伯有三女，长曰柳花，次曰萱花，季曰苇花。三女自青河出游熊心渊上，神姿艳丽，杂佩锵洋，与汉皋无异。王谓左右曰：“得而为妃可有后胤。”其女见王，即入水。左右曰：“大王何不作宫殿，俟女入室，当户遮之？”王以为然。以马鞭画地，铜室俄成，壮丽于空中。王三席置樽酒，其女各座其席，相欢，饮酒大醉，云云。王俟三女大醉，急出遮。女等惊走，长女柳花为王所止。河伯又怒，遣使告曰：“汝是何人，留我女乎？”王报云：“我是天帝之子，今欲与河伯结婚。”河伯又使告曰：“汝若天帝之子，于我有求婚者，当使媒，云云，今辄留我女，何其失礼？”王惭之，将往见河伯，不能入室。欲放其女，女既与王定情，不肯离去，乃劝王曰：“如有龙车，可到河伯之国。”王指天而告，俄而五龙车从空而下。王与女乘车，风云忽起，至其宫。河伯备礼迎之，坐定，谓曰：“婚姻之道，天下之通规，为何失礼辱我门宗？”河伯曰：“王是天帝之子，有何神异？”王曰：“唯在所试。”于是河伯于庭前水化为鲤，随浪而游，王化为獭而捕之。河伯又化为鹿而走，王化为豺逐之。河伯化为雉，王化为鹰击之。河伯以为诚是天帝之子，以礼成婚。恐王无将女之心，张乐置酒，劝王大醉（河伯之酒七日乃醒），与女入于小革舆中，载以龙车，欲令升天。其车未出水，王即酒醒。取女黄金钗，刺革舆，从孔独出升天。河伯大怒其女，曰：“汝不从我训，终辱我门。”令右左绞挽女口，其唇吻长三尺，唯与奴婢二人贬于优渤水中。优渤，泽名，今在太伯山南。渔师强力扶邹告金蛙曰：“近有盗梁中鱼而将去者，未知何兽也？”王乃使渔师以网引之，其网破裂。更造铁网引之，始得一女，坐石而出。其女唇长，不能言，令三截其唇，乃言。王知天帝子妃，以别宫置之。其女怀牖中日曜，因以有娠。神雀四年癸亥岁（前58年）夏四月，生朱蒙。啼声甚伟，骨表英奇。初生，左腋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怪之，曰：“人生鸟卵，可为不祥。”使人置之马牧，群马不践。弃于深山，百兽皆护。云阴之日，卵上恒有日光。王取卵送母养之，卵终乃开，得一男。生未经月，言语并实。谓母曰：“群蝇噆目，不能睡，母为我作弓矢。”其母以荜作弓矢与之，自射纺车上蝇，发矢即中。扶余谓善射曰朱蒙。年至长大，才能兼备。金蛙有子七人，常共朱蒙游猎。王子及从者四十余人，唯获一鹿，朱蒙射鹿至多。王子妒之，乃执朱蒙缚树，夺鹿而去，朱蒙树拔而去。太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神勇之士，瞻视非常，若不早图，必有后患。”王使朱蒙牧马，欲试其意。朱蒙内怀恨，谓母曰：“我是天帝之孙，为人牧马，生不如死，欲往南土造国家，母在，不敢自专，云云。”其母曰：“此吾之所以日夜腐心也。”“吾闻士之涉长途者，顺凭骏足，吾能择马矣。”遂往牧马，即以长鞭乱捶，群马皆惊走，一骍马跳过二丈之栏。朱蒙知马骏逸，潜以针捶马舌，痛不食水草，其马瘦悴。王巡行马牧，见群马悉肥，大喜，仍以瘦锡朱蒙。朱蒙得之，拔其针加喂云。暗结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南行至淹淲，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舟。恐追兵奄及，乃以策指天，慨然叹曰：“我天帝之孙，河伯之甥，今避难至此，皇天后土怜我孤子，速致舟桥。”言讫，以弓打水，鱼鳖浮出成桥，朱蒙乃得渡。良久，追兵至。追兵至河，鱼鳖桥即灭，已上桥者皆没死。朱蒙临别，不忍暌违。其母曰：“汝勿以一母为念。”乃裹五谷种以送之。朱蒙自切生别之心，忘其麦子。朱蒙息大树之下，有双鸠来集。朱蒙曰：“应是神母使送麦子。”乃引弓射之，一矢俱举，开喉得麦子。以水喷鸠，更苏而飞去，云云。王行至卒本川，庐于沸流水上，国号为高句丽。王自坐茀绝之上，略定君臣神。（中略）在位十九年，秋九月，王升天不下，时年四十。太子以所遗玉鞭葬于龙山，云云。（下略）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故宫博物院藏本。按，《清太祖实录》今已发见者有三本：一名《太祖武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是最初本；一名《太祖高皇帝实录》，是一稿本，涂改数遍，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亦名《太祖高皇帝实录》，藏北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印出，此为最后之本。又有《满洲实录》，藏沈阳故宫博物院，已由该院影印，文饰较少，当在故宫第一本及中央研究院稿本之间。今录故宫第一本，而注明沈阳本之异文）：

长白山高约二百里，周围约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他门（沈阳本作闼门），周约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俱从此山流出。鸭绿江自山南泻出向西流，直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直入北海。爱滹江向东流，直入东海。此三江中每出珠宝。长白山山高地寒，风劲不休，夏日，环山之兽俱投憩此山中（沈阳本此下有云，此山尽是浮石，乃东北一名山也）。

满洲源流。

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尔（沈阳本作勒）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一作古，沈阳本作库）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库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沈阳本作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忽不见。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彼时长白山东南鳌莫惠（地名）、鳌多理（城名，此两名沈阳本作鄂谟辉、鄂多理），内有三姓夷酋争长（沈阳本作争为雄长），终日互相杀伤。适一人来取水，见其子举止奇异，相貌非常，回至争斗之处，告众曰：“汝等无争，我于取水处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虚生此人，盍往观之？”三酋长（沈阳本作三姓人）闻言罢战，同众往观。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华语（沈阳本作汉言）金也］觉罗（姓也），名布库理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因将母所属之言，详告之。众皆惊异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插手为舆，拥捧（沈阳本作护）而回。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沈阳本作哩雍顺）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南朝误名建州）。

如上所引，可知此一传说在东北各部族中之普遍与绵长。此即东北人之“人降”神话，在东北人以外，古淮夷亦有此神话，《史记·秦本纪》：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

按，此虽记秦之祖，然实叙夷淮之祖，因秦本嬴姓，嬴姓在商代，凭殷人西向之势，自岱南出建部落于西北，事见《秦本纪》。淮夷本是东海上部类，《诗·鲁颂》“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是其证。然则淮夷与东北沿海诸族同其人降之神话，本不足怪。且此处之神话，明明归本于颛顼氏，颛顼正是东北方部落之宗神。《晋书》卷一百八（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可以为证。据此考量，淮夷有此神话，正自东北来，即当入之东北一类中也。

然而此一神话殊不以东北为限，殷商亦然。《诗》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谓“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者。据《郑笺》云：“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有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是谓玄鸟之卵，入有娀氏女之腹，遂生商祖。然则《商颂》中此一神话，与上文所举后来东北各部族中之神话，明明白白是一件事，至少是一个来源，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持此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①

乙、《诗·商颂》：“宅殷土芒芒。”我们要看商所宅之殷土在何处。自武乙以来所都之处，《史记》称之曰殷墟，殷墟正在洹水南岸，今河南安阳境。不过这是后来的话，不足证殷商之本在河北。当更由他法寻求称殷商部族之本土。《吕氏春秋·慎大览》：“亲郼如夏。”高诱曰：“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毕沅证之曰：“书武成，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二字声本相近。”然则殷即郼，郼、韦、卫三字当为一字之异体。今能寻卫、韦之所在，则殷土之原来地望可知。卫者，康侯封所受之旧名，康侯之国名卫，并非康侯自他处带去（若燕之本不在蓟，鲁之本不在曲阜）。而为其地之旧名者，可以下列考量证之。康叔本封于康，故建侯于卫时犹曰康叔，其子犹曰康伯，从此可知卫为昧邦（即《诗》之沫乡牧野）之本名，当今彰德、卫辉、大名一带之地。韦者，一曰豕韦，《左传》哀二十四年（前471年）杜注曰：“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晋白马县，当今滑县东境一带，其四围正在古所谓河济之间。《吕氏春秋·有始览》又云：“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此尤明示卫之地望，更由此可知称殷之原来所在。其实殷、兖（古作“沇”）二字，或者也不免是一词之变化，音韵上非不可能。此说如不错，则殷、衣、韦、郼、卫、沇、兖，尽由一源，只缘古今异时，成殊名耳。商之先世，于建业蒙亳之先（说详下）宅此殷土，则成汤以前先公发祥自北而南之踪迹，可以推知矣。

丙、《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试为“景员维河”之国家设想，最近之海为渤海，最近可能之海外为辽东半岛或朝鲜西北境。相土为商代甚早之先王，在契之后、汤之前，并在王恒、王亥之前。以如此早之一代，竟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纣殁后，殷人以亡国之余，犹得凭箕子以保朝鲜，朝鲜如不早在其统治之内，甚难以亡国余烬，远建海邦。然则箕子之东，只是退保辽水之外，“从先王居”而已，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②

据以上三事，则最早最可信之史料——《商颂》——已明明告我们，殷代之祖先起自东北方矣！然证据尚不只此。

丁、王恒亦是殷先王世系中甚早者，他与有易有一段相杀的故事（王国维考之甚确）。按，都邑之名每以迁徙而移，水名则不移。有易之地望可以易水所在推知其概。王恒、王亥、上甲微三世既皆与有易发生关系，而王恒且为有易虏去做牧夫，则此时殷先公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查王国维所证与此事有涉之《天问》十二韵云：

该（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易之误，据王考），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易）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疑旦之误）还来？昏微遵迹，有狄（易之借字，据王考）不宁，何繁鸟萃棘（疑林之误），负子肆情？眩（亥）③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

今更据文义推测此一故事之大略面目。一个故事，每因同源异流之故，化为几个不同的面目。现在看看《天问》中这个故事的面目，果与其他记同一故事者合否。照这十几韵中的含义，大约殷王季是这个故事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大约服牛之功是当归之于季的，所以谈到他的儿子们，一则曰：“该秉季德。”再则曰：“恒秉季德。”此点正与《国语》《祭统》合，二者皆以为冥（据王考，即季）有大功。然则王氏以为“《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在《天问》或不如此。《天问》既曰该恒秉季德，是此一重要制作，在王亥不过承袭父业，或者《天问》作者心中是以王季担此制作之任者。王季有几个儿子，其中亥、恒皆能秉父德，不幸亥之诸弟（恒当除外）实行“共妻主义”，偏这群人自己没遭祸事，祸事到老兄头上，所谓“危害厥兄”也。此与郭璞《大荒东经注》引《竹书》所云：“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当系一件故事之不同说法，《竹书》归罪于王亥，《天问》归罪于其弟耳。所谓“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者，盖上甲微在国败君亡之后，能振作旧业，压迫有狄，有狄为之不宁，此与《鲁语》《祭统》所谓“上甲微能帅契”者相合。不过，据《天问》之发问者，微不是王亥之子，而是亥之弟之子，故有天道难知之感，以并淫作诈害及子兄之人，其后嗣乃能长盛，为不平也。如上所析解此一故事，诸书用之者大同小异，盖此故事至晚周已有不同之面目。然其中有一点绝无异者，即汤之先世在此期中历与有易斗争，卒能胜有易，故后世乃大。夫易水所在，古今未改，有易所在，即可推知。以数世与有易斗争之国，必为有易之邻国可知，必在今河北省中部或南部亦可知矣。

戊、《山海经》中所说之地望，初看似错乱，如匈奴见于南方，流沙见于东方之类。但全部排比一下，颇有一个线索可寻，而《大荒经》中之东西南北，尤不紊乱。今将《大荒东经》中所载一切帝王之迹抄之如下：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

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䝞 （《北经》作禺號）。黄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䝞处东海，是惟海神。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郝懿行云，勾姓下而食上当有阙脱），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

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

据此我们可说帝俊竟是《大荒东经》中唯一之帝。此外少昊一见，谓其孺颛顼于此；黄帝二见，一谓其为处于东海之禺䝞之祖，一谓其得夔；舜一见，谓其为摇民之祖，皆不多见。至于中容王亥，一为俊之子，一则殷先王，正在一系中。又帝俊之见于他卷者，仅《大荒南经》：“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帝俊生季釐”，“羲和者，帝俊之妻”。《大荒西经》：“帝俊妻常羲。”《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有九嫔葬焉……丘方员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丘西有沉渊，颛顼所浴。”及《海内经》末段之综记帝族统系。除《海内经》末段另文详论外，所有《大荒经》南西北三方中之帝俊，多是娥皇一故事之分化。至《大荒北经》所记帝俊竹林，虽列入《北经》，按其所述之地望，实在东北。由此统计以看帝俊之迹及其宗族，独占东北方最重要之位置。帝俊既见于殷墟文字，称曰高祖，而帝俊之地望如此，则殷代龙兴之所在可知。

综上列五事以看，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相互参会，均指示我们商起于东北，此一说谓之为已经证成可也。

2.亳

然而竟有人把商代也算到西方去，其故大概由于亳之地望未看清楚，太史公又曾胡里胡涂说了一句。他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话里边，只汤起于亳一说为无着落，而徐广偏“希意承旨”，以说“京兆杜县有亳亭”，于是三亳、阪尹之外，复有此西亳，而商起东北之事实，竟有太史公之权威做他的反证！④查亳之所在，皇甫谧已辨之，宋人亦有论及。在近代，有孙星衍（见外集《汤都考》）、胡天游（见《石笥山房集》）、郝懿行（见《山海经笺疏》）、金鹗（见《求古录礼说》）、毕亨（见《九水山房文存》）、王国维（见《观堂集林》）皆主偃师之西亳为后起之亳，汤之始都应在东方。汤自东徂西之事，在今日已可为定论。诸家所说，今不具引，仅于所论之外，补申两事：

甲、亳实一迁徙之名。地名之以居者而迁徙，周代犹然。宗周、成周虽于周上冠字，其号周则一。鲁本不在今山东南境，燕本不在今河北北境，皆因徙封而迁（说见《大东小东说》）。韩本在渭水流域，而《诗·韩奕》“燕师所完”，“以为北伯”之韩，必在今河北省境。魏本在河东，而迁大梁后犹号魏。汉虽仍封梁王于此，而曹魏初建国，仍在此地。后世尚如此，早年“无定居”时迁徙较易，则洛邑号周，韦墟号商，亦甚自然。鲁有亳社之遗，可知亳者乃商人最初之国号，国王易其居，而亳易其地，原来不是亳有好些个，乃是亳王好搬动。或者有亳社之地皆可称亳。王国维君证汤之亳为汉之山阳郡薄县（今山东曹县境），以《左传》哀十四年（前481年）“宋景公曰，薄宗邑也”为证，其说至确，然不可谓汤之所居但以此为限。偃师之亳虽无确证，然汤实灭夏，夏之区宇布于今山西、河南省中，兼及陕西，而其本土在河东（详下章）。《史记》：“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集解》引孔安国曰：“地在安邑之西。”按之《吕览》等书记吴起对魏武侯云：“夏桀之国左河济，右太行，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则鸣条在河东或不误。然则汤对夏用兵以偃师一带地为根据，亦非不可能者。且齐侯镈钟云：“虩虩成唐（阳），又（严）十（在）帝所。尃受天命，伐夏司，（败）厥灵师。伊少（小）臣隹（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从孙仲容释）则成汤实灭夏桀而居其土。此器虽是春秋中世之器，然此传说必古而有据。又南亳虽若偏于南隅，然相传成汤放桀于南巢，南巢竟远在庐州境，则南亳未必非汤所曾至。大凡此等传说，无以证明其然，亦无以证明其不然。如以亳为城郭宫室俱备之都邑，则汤之亳自当只有一个。如以其为兵站而有社以祷之所，则正应不只一地。且汤时兵力已甚盛，千里之间，南征北战，当是史实。不过汤之中央都邑，固当以近于商宋者为差是耳。

此外济河流域中以薄或博名者，尚有数处，其来源虽有不可知者，然以声类考之，皆可为亳之音转。

蒲姑。《左传》昭九年（前533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齐世家》作蒲姑，《诗·毛传》同。杜云：“乐安博昌县北有薄姑城。”按，《汉志》千乘郡已有博昌县，当今山东博兴县。

肃慎、燕亳之亳。此亳所在杜无说，孔谓小国不知所在。然既与肃慎、燕并举，当邻于肃慎及燕。

据司马相如《子虚赋》，齐“斜与肃慎为界”，是古肃慎当即汉之朝鲜，与后世之挹娄无涉。或者此一在东北之亳即亳之初地，亦未可知。

齐博邑。在泰山下，见《齐策》。

汉东郡博平县。在济水之北，今山东博平县境。《田齐世家》之博陵，《苏秦张仪传》之博关，当即此博。

杨守敬曰：“余以为秦县之名率本于前，其有地见春秋战国而汉又有其县者，诸家虽不言秦县，安知其非秦置？……使读者知秦之立县皆有所因，而《汉志》之不详说者，可消息得之矣。”（见《嬴秦郡县图·序》）此说甚通。博、博平二名虽见于后，渊源当有自耳。

又按，“亳”“薄”二字，同在唐韵入声十九铎，傍各切。“博”亦在十九铎，补各切。补为帮母之切字，傍为并母之切字，是“亳”“薄”二字对“博”之异仅在清浊。蒲姑之“蒲”在平声，然其声类与“亳”“薄”同，而蒲姑又在《诗·毛传》《左·杜注》中作薄姑，则“蒲”当与“薄”通。又十八铎之字在古有收喉之入声（-k），其韵质当为ak，而唇声字又皆有变成合口呼之可能，是则“蒲姑”两字正当“亳”之一音。亳字见于殷墟文字，当是本字（《殷墟文字类编》五卷十五页），博、薄、薄姑等，为其音转，以声类韵部求之，乃极接近。此虽未能证明之假设，却颇值得留意。

乙、蒲姑、博、薄、亳等地之分配，实沿济水两岸而逆流上行。试将此数地求之于地图上，则见其皆在济水故道之两岸，薄姑至于蒙亳皆如此。到西亳南亳方离开济水之两岸，但去济水流域仍不远。大凡一切荒古时代的都邑，不论在哪一州，多是在河岸上的。一因取水的供给，二因交通的便利。济水必是商代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河流。殷墟发现的品物中，海产品甚多，贝类不待说，竟有不少的鲸骨。而卜辞所记，王常自渔，《左传》所谓渔“非君所及”者，乃全不适用于商王，使人发生其同于辽代君主在混同江上钓鱼之感。又“济”“齐”本是一字，如用以标水名，不着水旁亦可。洹水之“洹”有时作“亘”，可以为证。卜辞中有“齐”，而“齐”又近于夷方，此必指济水上地名而言（《殷墟书契前编》卷二第十五页，“癸巳，卜贞王旬兦，在二月，在齐，隹王来正〈征〉〈夷〉方。”董彦堂先生示我此条）。商之先世或者竟逆济水而向上拓地，至于孟诸，遂有商丘，亦未可定。薄姑旧址去海滨不远。此一带海滨，近年因黄河之排沙，增加土地甚速。古时济漯诸水虽不能如黄河，亦当有同样而较弱之作用。然则薄姑地望正合于当年济水之入海口，是当时之河海大港无疑。至于“肃慎燕亳”之亳，既与肃慎、燕并举，或即为其比邻。若然，则此之一亳正当今河北省之渤海岸，去薄姑亦在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内。今假定商之先世起源于此之一亳，然后入济水流域，逆济水西上，沿途所迁，凡建社之处皆以旧名名之，直到陕西省境，于是有如许多之亳。此设想虽不能直接证明，然如上文所排列之事实，唯似唯有此解能适合之。

3.商代拓土之三期

商代享国六百年之说，今无从确证。《史记》所载之世系，按之卜辞，大体不差。虽帝王之历世甚多，然其间不少兄弟，或者《史记集解》引《汲冢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之一说，较为可信。在此五百年中，大约有两个时期拓土最力，一是成汤时，一是武丁时，合之汤前之相土，共三个时期。此情形《商颂》中说得很明白。于相土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于汤曰：“武王载旆……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于武丁曰：“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照这样看，并参以他书所记载，这三个时期拓土的范围，当如下文所列。

甲、相土的东都，既在太山下，则其西部或及于济水之西岸。又曾戡定海外，当是以渤海为宇的。

乙、汤时建国在蒙亳，其广野即是所谓空桑，其大渚即是孟诸（即孟渚），盖已取东夷之国，少昊之故域，而为邦畿，而且北向对韦，西向对夏，南向对淮水流域，均拓土不少。

丙、盘庚涉河迁殷后，其西北向之势力更发达。重以“中宗祖乙”（参看初版《观堂集林》九卷二十页）“治民祗惧，不敢荒宁……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武丁）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不敢荒宁……嘉靖殷邦……享国五十有九年。”“祖甲……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享国三十有三年。”（均见《书·无逸》）故其势力能越太行，过伊洛，而至渭水。彼时南方之疆域今虽不可考，然既至南巢，已越淮水矣。又周称周侯，崇侯之国在丰，此虽藩国不同邦畿，然亦可见其声威所至。且“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一传说（见《易·下经》），证以《诗经》，尤可信。《大雅·荡》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此虽记殷之衰乱，然衰乱时尚能波及于鬼方，强武时鬼方必为其臣属可知。关于鬼方之记载，初不见于发现之卜辞，今春中央研究院始发现一骨，其辞曰：“己酉卜，贞鬼方，。”这样记载的希少，似是鬼方既为殷人平定或威服之证。及纣之将亡，周人尚称之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而周人之翦服东方，历文武周公成王三世而“康克安之”。然则商人所建之帝国，盛时武力甚大，败后死而难僵。此一东起海东，西至岐阳之大帝国，在当时的文化程度中能建设起来，不能不算是一件绝伟大的事。想必凭特殊的武器及坚固的社会组织，方能做到。

二、夏　迹

商代发迹自东徂西的踪迹已在上一章大致条别清楚，向上推一步便是夏代，我们且看夏代的踪迹分布在何一方。

禹的踪迹的传说是无所不在的，北匈奴南百越都说是禹后，而龙门会稽禹之迹尤著名，即在古代僻居汶山（岷山）一带不通中国的蜀人，也一般的有治水传说（见扬雄《蜀王本纪》，臧氏辑本）。虽东方系之商人，也说“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明明以禹为古之明神。不过春秋以前书中，禹但称禹，不称夏禹，犹之稷但称稷，不称夏稷或周稷，自启以后方称夏后。启之一字盖有始祖之意，汉避景帝讳改为开，足征启字之诂。其母系出于涂山氏，显见其以上所蒙之禹若虚悬者。盖禹是一神道，即中国之Osiris（古埃及的主神之一）。禹鲧之说，本中国之创世传说（Genesis）。虽夏后氏祀之为宗神，然其与夏后有如何之血统关系，颇不易断。若匈奴号为夏后之裔，于越号称少康之后，当皆是奉禹为神，于是演以为祖者。如耶稣教之耶和华上帝，本是犹太一族之宗神，故《创世纪》言其世系，而耶稣教推广到他民族时，奉其教之民族，亦群认耶和华为人祖，亚当为始宗矣。然则我们现在排比夏迹，对于关涉禹者应律除去，以后启以下为限，以免误以宗教之范围，作为国族之分布。

所谓夏后氏者，其名称甚怪，氏是族类，后为王号，何以于殷曰殷人，于周曰周人，独于夏曰夏后？意者诸夏之部落本甚多，而有一族为诸夏之盟长，此族遂号夏后氏。今将历代夏后之踪迹辑次如下：

1.见于《左传》者

帝丘

僖三十一（前629年），“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杜云：“帝丘，今东郡濮阳县。”

殽

僖三十二（前628年），“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杜云：“殽在弘农渑池县西。”

穷石

此为夏之敌国，事见襄四年（前569年），本文及讨论均见下章。空桑又曰穷桑，见昭二十九年（前513年）。穷石当即空桑之音转。至斟灌过戈鬲诸地所在，则杜云：“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东莱掖县北有过乡，戈在宋郑之间。”

有莘

僖二十八（前632年），记晋文城濮之战，有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据此，有莘必去城濮甚近。有莘相传为夏诸侯，伊尹其一代之小臣也。

斟灌、斟寻

襄四（前569年），杜云：“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按，《水经注·巨洋水篇》引薛瓒《汉书集注》云：“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观是也。”（段玉裁云：《经韵楼集》五今本《水经注》观讹为灌，而戴校未正）据此，斟灌仍在东郡，去帝丘不远。杜释此之误显然。此地既误释，其释斟寻之误亦可推知矣。

东夏

襄二十二（前551年），“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杜云：‘谓二十年澶渊盟，先澶渊二月往朝，以听事期。’”按，以二十年经传所载事，杜说不误。至澶渊所在，杜云：“在顿丘县南，今名繁污，此卫地，又近戚田。”按，卫为东夏，则夏之本土当在东夏卫地之西，但持此一条以证夏境不在东土，已充足矣。

又昭元年（前541年），“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杜于“宁东夏”下注云：“襄二十八年，齐侯白狄朝晋。”

又昭十五（前527年），“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按，晋文东征者为曹、卫，此又以曹、卫为东夏。

华夏

襄二十六（前547年），“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此指蔡、沈及邻于楚北境诸国为华夏。

观扈

昭元（前541年），“夏有观扈。”杜云：“观国在今顿丘县，扈在始平鄠县。”此皆夏之敌国，当即夏之边境。

大夏

昭元（前541年），“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弋，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杜曰：“大夏，晋阳也。”按，大夏与夏墟究竟在晋阳抑在翼，在地理书有异说（如《括地志》），近代学人有异论（如顾亭林、全谢山），二地相去亦数百里。然皆在汾水之旁，不关山东也。

钓台

昭四（前538年），“夏启有钧台之享。”杜云：“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

仍缗

昭四（前538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杜于此不能指其所在，但云“仍缗皆国名”，哀元（前494年）注亦然。《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奡之杀帝相也，妃仍氏女曰后缗，归有仍，生少康。”（此本哀元年传）《正义》于他地名几皆有说，于此亦无说。

夏墟

定四（前506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此更直示吾人，晋为夏之本土。

涂山

哀七（前488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云：“涂山在寿春东北。”按，昭四（前538年）有“三涂”之名，杜云：“在河南陆浑县南。”涂山或即三涂

之一。

2.见于《国语》者

伊洛

《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按，伊洛于夏，犹西周三川之于周，河之于殷，据此可知夏之地望以伊洛为本土矣。

崇山、聆隧

《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韦云：“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又云：“聆隧，地名也。”按，韦以崇为嵩高。

有崇

《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据上节所引韦解，崇即嵩高。然《诗·文王》篇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崇国境当殷末在渭南。渭南之山境亦东与崇

高接。

又《左传》宣元（前608年），“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杜云：崇，秦之与国），吾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秦弗与成。”然则春秋时晋秦界上犹有以崇为号之国，此亦可知崇在西土。

杞鄫

同节，“有夏虽衰，杞鄫犹在。”按，杞在春秋时由今杞县境东迁，鄫则杜云：“在琅琊鄫县。”（僖十四即前646年）然《国语》记西周亡时事云：“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果鄫本在琅琊，势难与申西戎会伐周。然则鄫在琅琊，亦是后来东迁

所至。

戎夏

《晋语·一》，“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对曰：‘……戎夏交捽……若晋以男戎胜戎，而戎亦必以女戎胜晋……诸夏从戎，非败而何？’”此以晋为夏，与《左传》定四（前506年）封唐叔于夏墟事合。

昆吾

《郑语》，“昆吾为夏伯矣。”准以《诗·商颂》“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之说，昆吾当非诸夏之一，而别为一族，然与夏族当有若何关系。至昆吾所在，则《左传》昭十二（前530年）：楚子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可知昆吾在许，即今许昌一带。

东夏

《楚语·上》，“析公奔晋，晋人用之，实谗败楚，使不规东夏。”韦云：“东夏，沈蔡也。”按，此即《左》襄二十六（前547年）：事，彼处称华夏，此处称东夏。

诸夏

《吴语》，“昔楚灵王不君……不修方城之内，逾诸夏而图东国。”韦云：“诸夏，陈蔡。东国，徐夷吴越。”此更明明证夏之不在东土。

3.见于《诗》者

雅

雅之解说不一，《诗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此真敷衍语。《小雅·鼓钟》篇云“以雅以南”，南是地域名（详见《诗经讲义》），则雅之一辞当亦有地名性。《读书杂志》，《荀子·荣辱篇》君子安雅条云：“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杨注云，正而有美德谓之雅，则与上下二句不对矣。”（阮元亦以雅言之雅为夏）此真确解，可破历来一切传说者之无知妄解。由此看来，《诗经》中一切部类皆是地名，诸国风不待说，雅为夏，颂分周、鲁、商。然则《国风》之名，四始之论，皆后起之说耳。雅既为夏，而夏辞之大小雅所载，若一一统计其地望，则可见宗周、成周文辞较多，而东土之文辞较少。周自以为承夏绪，而夏朝之地望如此，恰与《左传》《国语》所记之夏地相合（此说详见我所作《诗经讲义》，未刊，其略见《〈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

4.见于《周诰》者

区夏

《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按，“区”字不见《说文》，薛综注《东京赋》云：“区，区域也。”然则区夏犹曰有（域）夏，犹曰夏域，即夏国也。文王造邦于西土，而云始造我夏国，则夏之在西土可知。

5.此外见于《史记》《战国策》者一段（按，《史记》所引杂乱，故不遍举，此节甚关重要，不可遗之）。

河洛、太华、伊阙、羊肠

《吴起列传》，“起对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按，此语见今本《战国策》二十二。然彼处作“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虽亦谓左带水而右倚山，未如《史记》言之质实，故录《史记》。金鹗（《求古录礼说》八）据此以证夏桀之都在雒阳。今按，桀都正当雒阳否，另是一问题，然桀之国环洛阳，则依此语当无可疑。

据以上各书所记夏地，可知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丘，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说详下章。最西所至，我们现在不知究到何处，汉陇西郡有大夏县，命名不知何本，更不知与夏后之夏有否关系。最南所至，我们也不知，《汉书·地理志》谓汉水将入江时名夏水，今尚保存江夏诸名，或者诸夏不能如此南被。且《荀子·儒效篇》云“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楚夏对称，自不能以楚为夏。楚国之最大版图中，尽可包含一部分诸夏，而诸夏未必能过荆襄而括江汉，或者此之名夏竟是同音异辞。陈、范记关羽据荆州北伐曹操事云：“威震华夏。”是汉末犹以华夏为三辅三河汝颍等地之专名，未尝括九州而言。我们现在知诸夏西南北三方所至之大齐，而以东夏之称，夷夏之战（此事详上章），确知夏之东界，则以古代河、济、淮、泗的中国全部论，夏实西方之帝国或联盟，曾一度或数度压迫东方而已。与商殷之为东方帝国，曾两度西向拓土，灭夏克鬼方者，正是恰恰相反，遥遥相对。知此形势，于中国古代史之了解，不无小

补也。

三、夏夷交胜

严格意义的诸夏所据之地域已如上章所述，至于夏后一代的大事现在可得而考见的，是些什么呢？答曰：统是和所谓夷人的斗争。“夷”一个名词应如何解，留在下一章中说明。其字在殷周文书每与人字一样，音亦与人相近，这是很可注意的。现在假定，凡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括辽东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太暤、少暤、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作夷。《论语》有九夷之称，明其非一类。夏后一代的大事正是和这些夷人斗争。此事现在若失传，然一把经典的材料摆布起来，这事件十分明显。可惜太史公当真不是一位古史家，虽羿浞、少康的故事，竟一字不提，为其作正义者所讥。求雅训的结果，弄到消灭传说中的史迹，保留了哲学家的虚妄。

现在说羿浞与夏后少康的故事，先将材料排列出来。

1.见于《左传》者

魏绛曰：“……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杜曰：靡，夏遗臣事羿者。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襄四年）

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惏无餍，忿颣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昭二十八年）

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哀元年）

2.见于《论语》者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篇）

3.见于《楚辞》者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离骚》）

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藿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蓱号起雨，何以兴之？撰体胁鹿，何以膺之？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天问》）

4.见于《山海经》者

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日戈（按，一日戈三字，或是注文羼入者）。（《海外南经》）

有人曰凿齿，羿杀之。（《大荒东经》）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海内经》）

非仁羿莫能上（按，“仁”字当为“夷”字之读，两字皆从人，近故致误）。

5.见于《吕氏春秋》者

夷羿作弓。（《勿躬》）

6.见于《说文》者

羿，羽之羿风，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四，羽部。）

，帝喾躬官，夏少康灭之。从弓幵声。论语曰：“，

善射。”（十二，弓部。又同部“彃”下引《楚辞》“羿焉彃日”，羿亦作 。”）

又，《史记》于羿事不载，《正义》讥之。《世本》（见各辑本）谓夷羿作弓。《帝王世纪》所记羿事特详（见宋翔凤辑本）。然数书皆不出上文所举，故不录。

据以上材料，有数点须分解：

一、羿的地位。如罗泌所作传，及其比之于安史，则羿浞只是夏之叛臣。然此说完全无据，以上一切材料全不曾说羿是夏之属臣。然则夷羿必是夏之敌国之君，且此敌国之君并不等闲，以《天问》《山海经》所说，居然是天神，而奉天帝命降于下土者，为夷之君，自迁穷桑，而为后人号为帝羿或曰羿帝（《御览》八十二引《帝王世纪》）。

二、夷为东方主。此说可由其称夷羿及《说文》称羿为帝喾（据王国维考，即帝俊）射官，及其地望等事证之。

三、夷夏之争数十年，在夷一面经羿、奡二宗，在夏一面经相、少康二世，战斗得必然很厉害。《天问》所谓“阻穷西征”者，王逸解之曰：“言尧放鲧羽山，西行度越岑岩之地，因堕死也。”洪兴祖补曰：“羽山东裔，此云西征者，自西徂东也。上文言永遏在西山，夫何三年不施，则鲧非死于道路，此但言何以越岩险而至羽山耳。”按王说无稽，洪已辩之，然洪强释西征曰自西徂东，古书中全无此文法。此处明明谓阻（即）穷（石）之后帝羿西征，而越山岩，不然，西征一词全不可解，正不得以同韵之下句中说鲧化为黄熊事而谓此句亦是鲧事。

四、《左传》之神话故事已很伦理化，且《左传》之成分大体为晋、楚、鲁三国之语，而其立点是偏于西国夏、周之正统传说，所以说羿、奡甚不好。但《山海经》之为书，虽已系统化，尚未伦理化，且记东方的帝系较多。这部书中所举夷羿事，很足以表显战国时羿、奡的传说尚甚盛。《山海经》与《天问》互相发明处甚多，《天问》称羿之重要全与《山海经》合。所谓“羿焉彃日”，正在《天问》中论创世纪一节中，则羿本是天神。所谓“帝降夷羿”者，正《山海经》所谓“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天问》一篇，本颇有次序，王逸以为不次序者，乃由于不知《天问》所陈是流行神话故事之次序，不与汉代人之古史传说同，故不能解（余另有说见他处）。其羿浞之间插入鲧之一段若甚错乱者，当由于《天问》之次序乃神话之次序；一神话中有数人关涉者，则一次说出，不嫌前后错综。“阻穷西征，岩何越焉”一句，至下文“释舟陵行，何以迁之”，凡十二句中，有涉及鲧处，并有若干因失其神话而不可解之故事，皆可据上下文细绎之，以知其正是说夷夏交战事。此节盖谓羿、奡相继西征，曾越山地，自鲧永遏于羽山后，禹平水土，秬、黍、雚皆茂长，巫乃将鲧化为黄熊。（《天问》所记鲧事，与《左传》《尚书》等皆不同。《尚书》《左传》皆谓舜殛鲧于羽山，然《天问》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当夏代危急，遂与能荡舟之奡战，适其时羿妻窃药而行（本文，“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并有其他怪异（“白蜺婴茀”“天式从横”等语），于是大战得雨起山抃，荡舟者不得不释舟陵行，逃归其嫂，而卒为太康并得之。如此解来，则《论语》南宫适之问正甚明白。南宫适这话并不是泛举古帝王羿、奡、禹、稷而强比之，乃是论一段故事，东土强有力者失其国，西土务耕稼者有天下。《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明禹、稷可作一事论。孔子对神话也如对鬼神一样敬而远之，且以其“君子相”之故，不愿于此等圣帝明王有所议论，故当面不答，而背后称赞南宫适对此神话之题旨、西洋故事中所谓Moral（道德上的）者，甚能了解。若不如此，而是泛作一篇秦皇、汉武与汉文、宋仁之优劣论，殊不免于糊里糊涂。《论语》中论一事皆以一事为论，尚无策论八股气。南宫适这一段话，正可证明夷羿在当时的传说中并不太坏。若羿、奡不是当时神话中的大人物，何至与传说中功在生民之禹、稷相提并论，岂不不伦得很，不需要得很？

然则夷羿之故事，我们在现在尚可见到三种传说：

一、以夷羿为自天而降甚高明者，《山海经》《天问》

属之。

二、以夷羿与夏后为对，而以为一崇力一崇德，故一兴一替者，此等之成败论人，《论语》记南宫适所问之背景如此。

三、以夷羿为不合道理者，《左传》如此，然尚称之曰“后”，记其曾“因夏民而代夏政”（夏民者，夏所服属之民，不必改作夏族）。凡读一切神话故事，都须注意及同一题目常因流传之不同而其中是非倒置。此是一例，鲧亦是一例。同在《国语》中，《周语·下》谓“崇伯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祸”；《鲁语·上》谓“鄣洪水”，故夏后“郊”，

《吴语》亦谓“禹之功”，我们不可不注意传说之演变及其道德批评之改易。

夏后一代中夷夏之争，不仅见于有穷后羿一段故事，夏代开国亡国时皆有同样的争斗。现在分别说：

（1）夏后启与伯益之争统。关于这件事，战国的传说有两种：一谓启益相让；二谓启益相争。

《孟子》：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天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古本《竹书》：益干启位，启杀之。（引见《晋书·束皙传》，《史通·疑古篇》《杂说篇》两引之）

《孟子》的古史都是些伦理化的话，然这一段中还看出这个故事本来面目的背景，此背景即是说，代禹者几乎是益，而启卒得之。这话里虽不直说有何争执，但还可隐约看出对峙的形势来。至于《竹书》的话，虽不能即信，但益、启之有争执，虽《孟子》的话中也表示个破绽。因为让、争本是一事的两面，不是相争的形势，不需相让的态度。《天问》的话，因故事遗失不大好讲，然益称后，又曾一度革夏命，则甚明白。

我们再看伯益是如何人。经籍中有伯益、伯翳二人，太史公在《陈杞世家》中分为二人，然在他处则不分。《索隐》议之曰：“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别为一人。今言十一人，叙伯翳，而又别言垂益，则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纪》叙十人，无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坟典不载，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误。然据《秦本纪》叙翳之功云，佐舜驯调鸟兽，与《尧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鸟兽’文同，则为一人必矣，今未详其所以。”按，此议甚是。太史公在此处诚糊涂。罗泌重申二人不同之说，然全无证，金仁山辩之曰：

《尚书》之伯益，即《秦纪》之伯翳也。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秦纪》谓伯翳佐禹治水，驯服鸟兽，岂非《书》所谓随山刊本，暨益奉庶鲜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鸟兽者乎？其事同，其声同，而太史公独以《书》纪字异，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谓误矣。唐虞功臣，独四岳不名，其余未有无名者。夫岂别有伯翳，其功如此，而《书》反不及乎？太史公于二帝本纪言益，见《秦本纪》为翳，则又从翳，岂疑而未决，故于《陈杞世家》叙伯益与伯翳为二乎？抑出于谈迁二手，故其前后谬误也？（梁玉绳说同，见《史记志疑·人表考》，不具引）

金氏此说甚明白，此疑可以更无问题。益、翳既是一人，翳又为秦赵公认之祖，然则即是嬴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逸周书·作雒解》所谓“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东亦地域名，说别见）徐奄及熊盈以略”之盈族之祖，然则伯益正是原原本本的东夷之祖，更无疑义，益启之争，不即是夷夏之争吗？

（2）汤放桀，等于夷灭夏。商人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商人被周人呼为夷，有经典可证，说另详。

然则夏后一代的三段大事，开头的益启之争便是夏夷争，中间的羿少康之争又是夷夏之争，末后的汤桀之争还是夷夏之争。夏代东西的斗争如此厉害，而春秋战国的大一统主义哲学家都把这些显然的史迹抹杀了或曲解了！

四、诸夷姓

诸夏所在既如上章所述，与之对峙之诸夷，乃并不如诸夏之简单，所谓“夷”之一号，实包括若干族类，其中是否为一族之各宗，或是不同之族，今已不可详考，然各夷姓有一相同之处，即皆在东方，淮济下流一带。现将古来为人称为夷者各族，或其子孙列为东夷者，或其地望正所谓夷地者，分别疏解如下。

1.太皞之族

太皞与太昊为一辞，古经籍多谓即是伏羲氏，或作包牺氏。关于太皞之记载见于早年经籍者如下：

《左传》僖二十一：“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杜云：“四国，伏羲之后。任，今任城县，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四国封近于济，故世祀之。”按，杜释有济误。有济正如有夏有殷，乃是古国名，四国其后，或其同姓耳。又昭十七：“大皞氏以龙纪官，故为龙师而龙名。”

又同年：“陈，大皞之虚也。”

《论语》：“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按，此足证颛臾本为鲁之附国。

《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按，《御览》七百二十引《帝王世纪》与此大同，惟“作结绳”作“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与此异。

《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都陈。作瑟三十六弦。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生，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曰庖牺氏。后世音谬，故或谓之宓牺。”（《御览》七十八引作《皇王世纪》，自此以下皆据宋翔凤辑本）

又：“大皞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称太皞。”（《礼记·月令正义》引）

又：“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一号女希，是为女皇。其末，有诸侯共工氏，任知刑，以强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载。及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御览》七十八）

又：“庖牺氏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伸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日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

《古史考》：“伏牺作瑟。”（《毛诗谱序正义》引）

又：“庖牺作易，弘开大道。”（《书钞·帝王部》引）

综合上列诸说，归纳之可得下之二事。

一、太皞族姓之国部之分配，西至陈，东括鲁，北临济水，大致当今河南东隅，山东西南部之平原，兼包蒙峄山境，空桑在其中，雷泽在其域。古代共认太皞为东方之部族，乃分配于淮济间之族姓。

二、太皞继燧人而有此土，在古代之礼乐系统上，颇有相当之供献，在生活状态上，颇能作一大进步。当是已进于较高文化之民族，其后世并不为人所贱：在周代虽居采卫，而为“小寡”，世人犹以为“明祀”也。

2.少皞之族

关于少昊之记载，见于早年经籍者如下：

《左》昭十七：“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按此乃古代之图腾制，古代称图腾曰“物”，说别详。）

昭二十九：“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杜云，穷桑地在鲁北。按，即空桑。）

定四：“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据此，知曲阜为少皞氏之本邑。）

《楚语》：“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

《帝王世纪》：“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母曰女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是为玄嚣，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以金承土……故称少昊，号金天氏。”（引见《御览》七十九）

《古史考》：“穷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故号金天氏。或曰，宗师太皞之道，故曰少皞。”（《太平御览·帝王部》引）

《海内经》：“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

综合以上所记，除其矛盾处以外，其地望大致与太皞同，而位于空桑之野之曲阜，尤为少皞之本邑。太皞、少皞皆是部族名号，不是个人私名，在古代记载上本甚明白。所谓伏牺氏、金天氏者，亦非能名之于一人者。至战国末汉初年之易系，始有“尧舜氏”一类的名词。然“尧舜氏”亦是统指一派，而非单指一人。氏本为部类家族之义，《左传》及其他古籍皆如此用。至于太、少二字，金文中本即大小，大小可以地域大小及人数众寡论，如大月氏、小月氏。然亦可以先后论，如大康、少康。今观太皞、少皞，既同处一地，当是先后有别。且太皞之后今可得而考见者，只风姓三四小国，而少皞之后今可考见者，竟有赢、己、偃、允四著姓，当是少皞之族代太皞之族而居陈鲁一带。太皞族之孑遗，仅存太山之南，为零数小部落，而少皞一族，种姓蕃衍。春秋所谓淮夷，每从其姓，商末所谓奄人，亦是嬴姓。且秦赵之祖，皆称嬴姓，比起太皞来，真是有后福的了。今分述少皞四姓于下。

嬴。嬴姓国今可考者有商末之奄，淮夷之徐，西方之秦、赵、梁（《左传》僖十七年，“梁嬴孕，过期”），中原之葛（僖十七，“葛嬴”），东南之江、黄（《史记索隐》引《世本》）。据《史记》，伯翳（按即伯益，详下）为秦赵之祖，嬴姓之所宗（《世本》同）。秦赵以西方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西向拓土，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秦本纪》说此事本甚明白。少皞在月令系统中为西方之帝者，当由于秦赵先祖移其传说于西土，久而成土著，后世作系统论者，遂忘其非本土所生。《史记》载嬴氏之西封如下：

《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按颛顼在古帝系统中应属东系，说别详）。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此东夷之传说，辨详上文）。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工，其赐尔阜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按，此即皋陶谟之伯益故事）。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按，此即所谓少皞以鸟纪官）。二曰若木，实费氏（按，鲁有费邑，见《左传》《论语》，当即费氏之故居。曲阜为少皞之墟，费氏之居去之不远也）。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此盖汤创业时，先服东夷，后克夏后，故费昌在汤部队中）。太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大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此盖殷人拓土西陲，东夷之费氏为之守戍，遂建部队于西陲）。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赵策》，‘智伯之赵，请皋狼之地。’盖智伯自大，故请人之皋狼。在汉为县。曰‘宅皋狼’者，谓居于皋狼也）。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恶来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按，周人惯呼殷人曰戎，“戎商必克”“殪戎殷”，皆其证。则称胥轩为戎者，当亦因其为东方族类也。嬴姓〔费氏〕为商人置之西垂后，婚于西戎之姜姓〔申为姜姓，则郦山氏亦当为姜姓〕，所生之子，在殷周之末，以母系故，归顺周人。所谓“西垂和睦”者，此其义也）于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按秦史记未与六国同亡，太史公书所记秦之先世必有所本，且此说正与少皞之其他传说相合，纵使秦有冒充之嫌，其由来已旧矣）

《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按，伯翳即伯益（说前详）。伯益与夏有争统之事，其人亦号有平水土之功，已见上文论夷夏交胜一章中，此亦嬴为东夷姓之一证。又《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所谓熊者，或是楚之同族（按楚芈姓，而其王名皆曰熊某。金文中熊作酓），所谓盈者，当即嬴之借字。又，宣八年《左传》经文，“夫人嬴氏薨”，“葬我小君敬嬴”。《公》《榖》经文皆作“熊氏”“顷熊”，因此近人有疑熊嬴为一名者。然楚王号之熊字本借字，其本字在金文为酓，不可强比。《作雒解》熊嬴并举，不可以为一。且果熊嬴是一姓者，《郑语》详述祝融八姓，不应略此重事，反曰“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从此可知嬴熊二词同源之说之无根。果此说不误，则《书》所谓践奄，即《逸周书》所谓略盈族也。此固未可谓为确证，然求之地望，按之传说，差为近是矣。

又《秦本纪·赞》记嬴姓诸氏云一：“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此亦东方之徐郯、西方之秦赵，同出一祖之证。

己。按，己本祝融八姓之一。然《世本》云：“莒己姓。”（隐二正义引）杜预云：“少皞金天氏，己姓之祖也。”（昭十七注）又云：“莒嬴姓，少昊之后。周武王封兹舆于莒，初都计，后徙莒，今城阳莒县是也。《世本》自纪公以下为己姓，不知谁赐之姓者。”（隐二正义引杜预《世族谱》）据此，祝融八姓之己与莒国之己本非一源，不可混为一事。莒之中道改姓，殊费解。按之文七年《左传》“穆伯娶于莒，曰戴己”。是莒己姓有明征，改姓之说，虽或由于“易物”，究不能证明或反证之。今应知者，所谓己姓，不出同一之祖，或祖祝融，或祖少皞，或祖黄帝。下文之表，但以祖少皞者为限。

偃。皋陶之后为偃姓，偃姓与嬴姓之关系，可以皋陶与少皞之关系推求之。自《列女传》曹大家注，以为“皋陶之子伯益”（《诗·秦风》疏引），郑玄以为“伯翳实皋陶之子”（《诗谱·秦风》），王符以为“皋陶……其子伯翳”（《潜夫论·氏姓》），此说在后世著书者遂多所尊信。梁玉绳详辨此说之非（《史记志疑》十九，《人表考二·许繇下》），其所举证多近理，至其举《左传》臧文仲皋陶庭坚不祀之叹，以证徐秦之不祖皋陶，即皋陶非伯益之父，尤为确不可易。然古代传说中既有此盛行之一说，自当有所本，盖“皋益同族而异支”（梁玉绳语），以族姓论，二者差近，以时代论，皋陶氏略先于伯益，后世之追造《世本》者（周末此风甚炽，帝系即如此出来者），遂以为伯益父皋陶矣。今固不当泥于皋陶为伯益父之说，同时亦当凭此传说承认偃嬴二宗，种姓上有亲属关系。

然则皋陶之皞，当即大皞、少皞之皞，曰皋陶者，皋为氏，陶为名，犹丹朱、商均，上字是邑号，下字是人名。《易林》需之大畜称之曰陶叔，足征陶为私名。《路史·后纪七》云：“封之于皋，是曰皋陶。”（按《路史》卖弄文词而不知别择，好以己意补苴旧文，诚不可据。然宋时所见古书尚多，《世本》等尚未佚，《路史》亦是一部辑佚书，只是书辑得不合法度而已，终不当尽屏而不取）此说或有所本，亦可为此说之一旁证。皋陶之裔分配在英六群舒之地，似去徐州嬴姓较远，然若信皋陶之陶，即少皞之皞，又知周初曾压迫熊盈（即嬴）之族，所谓平淮夷，惩舒人，皆对此部类用兵者，则当知此部类古先所居，当较其后世所居偏北，少皞之虚，未尝不可为皋陶之邑。

所有少皞诸姓国之地望，今列表如下：

以上所列，但以见于《左传》、《史记》、《世本》佚文、左氏杜注者为限，《潜夫论》所举亦略采及，至于《姓纂》《唐宰相世系表略》等书所列，材料既太后又少有头绪，均不列入。

据上表，足知少皞后世之嬴姓一支（宗少皞之己姓国在内）分配在今山东南境、河南东端，南及徐州一带。殷代有奄，为大国。有费，鲁公灭之。盖鲁地本嬴姓本土，所谓“奄有龟蒙，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县指周人略嬴族之故事。因周人建国于奄土，嬴姓乃南退保淮水，今徐州一带。及周人势力稍衰，又起反抗，西伐济河。周人只能压迫之，却不能灭之，故曰“徐方不回，王曰旋归”，可见是灭不了的。入春秋，徐始式微，而殷人所置嬴姓在西土者，转而强大，其一卒并天下。其别系偃姓在今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隅以及湖北东境者，当亦西周时淮夷部队中人，入春秋，为楚所并。夏商虽有天下，其子孙犹不若此之延绵。若东方人作三代系统，必以之为正统无疑。

此外，“夷”名号下之部落，有有穷后羿，即所谓夷羿，说已见前。又有所谓伯夷者，为姜姓所宗，当与叔齐同为部族之号，别见姜姓篇。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东海者，亦号曰夷，别见祝融八姓篇，今俱不入此文。

又殷有所谓人方者，似不如释作夷方，其地不知在何处。董彦堂先生示我甲骨文一片，其词云“……在二月，在齐，隹王来正人方”，是夷方当在济水流域中矣。

上列各部族国邑皆曾为人呼之曰夷，或其后世为人列于夷之一格中。综合其区域所包括，西至今河南之中心，东尽东海，北达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者皆是。这个分布在东南的一大片部族，和分布在偏于西方的一大片部族名诸夏者，恰恰成对峙的形势。这里边的部族，如太皞，则有制八卦之传说，有制嫁娶用火食之传说。如少皞，则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名。而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著名。可见夷之贡献于文化者不少。殷人本非夷族，而抚有夷之人民土地，故《吕览》曰：“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虽到宋襄公，还是忘不了东夷，活活的牺牲了夏代的后人以取悦于东夷。殷曾部分的同化于夷，逸书曰“纣越厥夷居而不事上帝”，似乎殷末已忽略其原有之五方帝的宗教，改从夷俗，在亡国时飞廉、恶来诸夷人犹为之死。周武王灭商之后，周公之践奄憨熊盈国，鲁公成王之应付“淮夷徐戎并兴”，仍全是夷夏交争之局面，与启益间，少康羿浞间之斗争，同为东西之斗争。西周盛时，徐能西伐济于河，俨然夷羿陵夏之风势。然经籍中所谓虞夏商周之四代，并无夷之任何一宗，这当是由于虞夏商周四代之说，乃周朝之正统史观，不免偏重西方，忽略东方。若是殷人造的，或者以夷代夏。所谓“裔（疑即衣［殷］字）不谋夏，夷不乱华”者，当是西方人的话。夏朝在文化上的供献何若，今尚未有踪迹可寻，然诸夷姓之供献却实在不少。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虽不把东夷放在三代之系统内，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赓歌揖让，明其有分庭抗礼的资格（四岳为姜姓之祖，亦是另一部落，非一庭之君臣，乃异族之酋长，说详姜姓篇）。《左传》中所谓才子不才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时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庭中。“元首股肱”，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他们硬造成一个大系。只是夷夏列国列族的地望世系尚不尽失，所以我们在今日尚可从哲学家的综合系统中，分析出族部的多元状态来。

五、总结上文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后来又进为帝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局面。

随便看一个有等高线的中国地图，例如最近《申报》出版的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合著《中国分省图》，不免觉得黄河下流及淮济流域一带，和太行山及豫西群山以西的地域，有个根本的地形差别。这样东边的一大片，是个水道冲积的大平原，除山东半岛上有些山地以外，都是些一二百公尺以下的平地，水道改变是极平常的事；若非用人工筑堤防，黄河直无水道可言。西边的一大片是些夹在山中的高地，城市惯分配在河流的两岸。平汉铁路似乎是这个东西地形差别的好界线，不过在河南省境内郑州以下东平原超过平汉线西面几百里，在湖北情形更不整齐了。

我们简称东边一片平地曰东平原区，简称西边一片夹在大山中的高地曰西高地系。

东平原区是世界上极平的大块土地之一，平到河流无定的状态中，有人工河流始有定路，有堤防黄河始有水道，东边是大海，还有两个大半岛在望，可惜海港好的太少，海中岛屿又太少，是不能同希腊比的。北边有热、察两省境的大山做屏障，只是这些山脉颇有缺口，山外便是直把辽洮平原（外国书中所谓满洲平原）经天山北路直到南俄罗斯平原连作一气的无障大区域，专便于游牧人生活的。东平原本有它的姊妹行，就是辽洮平原，不过两者中间以热河山地之限制，只有沿海一线可通，所以本来是一个的，分而为不断的两个了。辽洮平原与东平原的气候颇有差别，这个差别在初期农业中很有意义的，但此外相同处远在东平原与任何平原之上。东平原如以地平论，南端可以一直算到浙西，不过南渡淮水不远，雨量也多了，溪沼也多了，地形与地利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我们的东平原中可有淮南，却不能有江北。东平原中，在古代有更多的泽渚为泄水之用，因垦地及人口之增加，这些泽渚一代比一代少了。这是绝好的大农场而缺少险要形胜，便于扩大的政治，而不便于防守。

西高地系是几条大山夹着几条河流造成的一套高地系。在这些高地里头关中高原最大，兼括渭泾洛三水下流冲积地，在经济及政治的意义上也最重要。其次是汾水区，汾水与黄河夹着成一个“河东”，其重要仅次于渭水区。又其次是伊雒区，这片高地本不大，不过是关中河东的东面大口，自西而东的势力，总要以雒阳为控制东平原区的第一步重镇。在这三片高地之西，还有陇西区，是泾渭的上游；有洮湟区，是昆仑山脚下的高地。在关中之北，过了洛水的上游，又是大块平的高原了。这大高原在地形上颇接近蒙古高原，甚便于游牧人，如无政治力量，阴山是限不住胡马的。在这三片之南，过了秦岭山脉，便是汉水流域。汉水流域在古代史上大致可分汉中、江汉、汉东三区。就古代史的意义说，汉水是长江的正原，不过这一带地方，因秦岭山脉之隔绝，与我们所谓西高地系者不能混为一谈。西高地系在经济的意义上，当然不如东平原区，然而也还不太坏，地形尤其好，攻人易而受攻难。山中虽不便农业，但天然的林木是在早年社会发展上很有帮助的，陵谷的水草是便于畜牧的。这样的地理形势，容易养成强悍部落。西高地系还有一个便利处，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处，就是接近西方，若有文化自中央亚细亚或西方亚细亚带来，它是近水

楼台。

人类的住家不能不依自然形势，所以在东平原区中好择高出平地的地方住，因而古代东方地名多叫作丘。在西高地系中好择近水流的平坦地住，因而古代西方地名多叫作原。

在前四章中，我们把夷夏殷的地望条理出来，周代之创业岐阳又是不用证的。现在若把他们分配在本章的东西区域，我们可说夷与殷显然属于东系，夏与周显然属于西系。

同在东区之中，殷与夷又不同。诸夷似乎以淮济间为本土，殷人却是自北而南的。殷人是不是东方土著，或是从东北来的，自是可以辩论的问题，却断乎不能是从西北来的，如太史公所说。他们南向一过陇海线，便向西发展，一直伸张到陕甘边界或更西。夷人中，虽少皞一族，也不曾在军事上、政治上有殷人的成功。但似乎人口非常众多，文化也有可观。殷人所以能建那样一个东起辽海西至氐羌的大帝国，也许是先凭着蓟辽的武力，再占有淮济间的经济与人力，所以西向

无敌。

同在西系之中，诸夏与周又不尽在一处。夏以河东为土，周以岐渭为本。周在初步发展时，所居比夏更西，但他们在东向制东平原区时，都以雒邑为出口，用同样的形势临制东方（夏都洛阳说，考见《求古录·礼说》）。

因地形的差别，形成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政治组织，古代中国之有东西二元，是很自然的现象。不过，黄河淮水上下流域到底是接近难分的地形。在由部落进为帝国的过程达到相当高阶段时，这样的东西二元局势，自非混合不可，于是起于东者，逆流压迫西方，起于西者，顺流压迫东方。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中国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争，商东而夏西。在周之建业，商奄东而周人西。在东方盛时，“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在西方盛时，“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秦并六国，虽说是个新局面，却也有夏周为他们开路。关东亡秦，虽说是个新局面，却也有夷人“释舟陵行”，殷人“覃及鬼方”，为他们做前驱。且东西二元之局，何止三代，战国以后数百年中，又何尝不然？秦并六国是西胜东，楚汉亡秦是东胜西，平林赤眉对新室是东胜西，曹操对袁绍是西胜东。不过，到两汉时，东西的混合已很深了，对峙的形势自然远不如三代时之明了。到了东汉，长江流域才普遍的发达。到孙氏，江南才成一个政治组织。从此少见东西的对峙了，所见多是南北对峙的局面。然而这是汉魏间的新局面，凭长江发展而生之局面，不能以之追论三

代事。

现在将自夏初以来“东西对峙”的局面列为一表，以醒 眉目。

据此表，三代中东胜西之事较少，西胜东之事甚多。胜负所系，不在一端，或由文化力，或由战斗力，或由组织力。大体说来，东方经济好，所以文化优。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优。在西方一大区兼有巴蜀与陇西之时，经济上有了天府，武力上有了天骄，是不易当的。然而东方的经济人文，虽武力上失败，政治上一时不能抬头，一经多年安定之后，却是会再起来的。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这些话虽在大体上是秦汉的局面，然也颇可以反映三代的事。据此表，三代中东胜西之事较少，西胜东之事甚多。胜负所系，不在一端，或由文化力，或由战斗力，或由组织力。大体说来，东方经济好，所以文化优。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优。在西方一大区兼有巴蜀与陇西之时，经济上有了天府，武力上有了天骄，是不易当的。然而东方的经济人文，虽武力上失败，政治上一时不能抬头，一经多年安定之后，却是会再起来的。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这些话虽在大体上是秦汉的局面，然也颇可以反映三代的事。

谈到这里，读者或不免要问，所谓东平原区，与所谓西高地系，究竟每个有没有它自己的地理重心，如后世之有关洛、邺都、建业、汴京、燕山等。答曰：在古代，社会组织不若战国以来之发达时，想有一个历代承继的都邑，是不可能的。然有一个地理的重心，其政治的、经济的、因而文化的区域，不随统治民族之改变而改变，却是可以找到的。这样的地理重心，属于东平原区者，是空桑，别以韦为辅。属于西高地系者，是雒邑，别以安邑为次。请举其说如下：

在东平原区中，其北端的一段，当今河北省中部偏东者，本所谓九河故道，即是黄河近海处的无定冲积地。这样地势，在早期社会中是很难发达的，所以不特这一段（故天津府、河间府、深冀两直隶州一带）在夏殷无闻，就是春秋时也还听不到有何大事在此地发生。齐燕之交，仿佛想象有一片瓯脱样的。到了春秋下半，凭借治水法子之进步（即是堤防的法子进步，所谓以邻国为壑），这一带“河济间之沃土”，至关重要。这样的一块地方，当然不能成为早期历史中心的。至于山东半岛，是些山地，便于小部落据地固守，在初时的社会阶段之下，亦难成为历史的重心。只有这个大平原区的南部，即是西起陈、东至鲁一带，是理想的好地方，自荥泽而东，接连不断地有好些蓄水湖泽，如菏泽、孟诸等，又去黄河下游稍远，所以天然的水患不大，地是最肥的，交通是最便当的。果然，历史的重心便在此地排演。太昊都陈，炎帝自陈徙曲阜（《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曲阜一带，即空桑之地。穷桑有穷，皆空桑一名之异称。所谓空桑者，在远古是一个极重要的地方。少昊氏的大本营在这里，后羿立国在这里，周公东征时的对象奄国在这里，这些事都明白指示空桑是个政治中心。五祀之三，勾芒、蓐收、玄冥，起于此地（《左传》昭二十九及他书），后羿立国在此地。此地土著之伊尹，用其文化所赋之智谋以事汤，遂灭夏；此地土著之孔子凭借时势，遂成儒宗。这些事都明白指示空桑是个文化中心。古代东方宗教中心之太山、有虞氏及商人所居之商丘及商人之宗邑蒙亳，皆在空桑外环。这样看，空桑显然是东平原区之第一重心，政治的及文化的。

在东平原区中，地位稍次于空桑之重心，是。读如衣，衣即是殷（见《吕氏·慎大览》高诱注）。殷地者，其都邑在今河南省北端安阳县境，汤灭韦而未都，其后世自河南迁居于此。在商人统治此地以前，此地之有韦，大约是一个极重要的部落，所以《诗·商颂》中拿它和夏桀并提。商人迁居此地之目的，大约是求便于对付西方，自太行山外而来的戎祸，即所谓鬼方者，恰如明成祖营北平而使子孙定居，是为对付北鞑者一般。商人居此地数百年，为人称曰殷商，即等于称在殷之商。末世虽号称都朝歌，朝歌实尚在地范围，所以成王封唐叔于卫，曰“封于殷虚”（定四）。此地入周朝，犹为兵政之重镇（看白懋父敦等）。又八百年后入于秦，为东郡，又成控制东方之重镇。到了汉末，邺为盛都，五胡时，割据中原者多都之，俨然为长安雒阳的敌手。

在西高地系内，正中有低地一条，即汾洛泾渭伊雒入河之距形长条，此长条在地形上之优点，地图已明白宣示，不待历史为它说明。它是一群高地所环绕的交通总汇，东端有一个控制东平原的大出口。利用这个形势成为都邑，便是雒阳。如嫌雒阳过分出于形胜的高地之外，则雒阳以西经过殽函之固，又过了河，便是安邑。雒阳为夏周两代所都，其政治的重要不待说（夏亦曾都雒阳，见《求古录·礼说》）。安邑一带，是夏代之最重要区域。在后世，唐叔受封，而卒成霸业。魏氏受邑，而卒成大名。直到战国初，安邑仍为三晋领袖之魏国所都，用以东临中原，西伺秦胡者。河东之重要，自古已然，不待刘渊作乱、李氏禅隋，方才表显它的地理优越性。

以上所举，东方与西土之地理重心，在东平原区中以南之空桑为主，以北之有为次；在西高地系中，以外之雒阳为主，内之安邑为次，似皆是凭借地形，自然长成，所以其地之重要，大半不因朝代改变而改变。此四地之在中国三代及三代以前史中，恰如长安、雒邑、建康、汴梁、燕山之在秦汉以来史。秦汉以来，因政治中心之迁移，有此各大都邑之时隆时降。秦汉以前，因部落及王国之势力消长，有本文所说。四个地理重心虽时隆时降，其为重心却是超于朝代的。认识此四地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意义，或者是一件可以帮助了解中国古代史“全形”的事。

（原载1933年1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姜　原

一、姜之世系

《左传》一部书是如何成就的，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地断定；但，一、必不是《春秋》的传；二、必与《国语》有一亲密的关系；则除去守古文家法者外，总不该再怀疑了。《国语》《左传》虽是混淆了的书，但确也是保存很多古代史料的书。例如古代世系，这书中的记载很给我们些可供寻思的材料。世系的观念他们有，他们又有神话，结果世系和神话混为一谈。民族的观念，他们没有，但我们颇可因他们神话世系的记载寻出些古代的民族同异的事实来。

譬如姜之一姓，《国语》中有下列的记载：

昔少典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

（《晋语·四》）

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后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周衰，其将至矣！（《郑语》）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工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此一王四伯，岂繄多宠？皆亡王之后也！唯能厘举嘉义，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闲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周语·下》）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

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鲁语·上》）

齐许申吕由太姜。（《周语·中》）

又《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实维姜嫄。”《诗·鲁颂·宫》：“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周以姬姓而用姜之神话，则姬周当是姜姓的一个支族，或者是一更大之族之两支。根据上列记载，可得下列之表：

二、姜之地望

在西周封建的事迹中，有一件很当注意者，就是诸侯的民族不必和他所治的民族是一件事。譬如勾吴，那地方的人民是断发文身的，而公室是姬姓；晋，那地方的人民是唐国之遗，而公室是姬姓；虞，那地方是有虞，而公室又是姬姓。齐之民族必是一个特异的民族，可以《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传记所载齐人宗教之迹为证。但公室乃是四岳之后，后来又是有虞之后了。认清这件事实，然后可以不根据齐民族之特异，论到姜姓之公室。

姜姓国见于载记者，有下列数国：

许

申

吕　或作甫

以上所谓四岳国，在今河南中部向西南境山中。

姜戎　《左传》襄十四年（前559年）：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犹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岂敢离逷？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

齐　《国语》，齐许申吕由太姜

纪

向

州

莱　莱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列为姜姓，然此说实可疑。其言曰：“襄二年传：‘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是莱亦齐同姓国也。”按，莱子非宗妇，何以召及莱子，而莱子必会？或因莱子夫人是姜姓，故莱子必会乎（唯“宗妇”寻常之解并不如是耳）？此说若确，则莱非姜姓。又，《史记》：“莱人，夷也，与齐争国。”然则果是姜姓，亦当是后来齐国所分植。

以上五国皆在山东境，纪州莱皆环齐，为之邻者。

姜　据古本《竹书纪年》，宣王时戎人灭姜姓之邑，引见《后汉书·西羌传》。准以芈曹等皆为先代国名后代姓号之例，姜之为姓必原是国名。唯此姜侯是否姜姓，或是他族封建于其地者，则不可考。

综合上举《国语》《左传》之记载，知姜之所在有两个区域：一在今河南西境，所谓四岳之后者；一在今山东东境。然河南西境必是四岳之本土，此可以“齐许申吕由大姜”及“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诸说证之。齐本是由四岳国里出来的，望伋两代仍用吕称（《书·顾命》齐侯吕伋）。若齐旁诸姜，当是齐之宗姓分封者，姜之先世为四岳，四岳之地望如可确定，则姜为何处的民族，可以无疑问了。

有把四岳当作人的，例如战国秦汉间之《尧典》；又有把四岳当作岱宗等四山的，例如杜预注《左传》。但四岳实是岳山脉中的四座大山，四岳之国便是这些山里的部落。《诗·大雅》：“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毛云：“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岳，四岳也。”那么，申甫一带的山，即是四岳了。同篇下文说：“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这是说申境向南移。其向南移的地方在谢，其差在北的地方可以推想。又《诗·王风·扬之水》说：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如此看来，申、甫、许在一块儿。许之称至今未改，申又可知其后来在谢，则申、许、吕之地望大致可知了。《郑语》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申吕。”可知《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宛县，故申伯国”，《水经注》“宛西吕城，四岳受封于吕”，诸说当不误。

然姜之本原实在许谢迤西大山所谓“九州”者之中。《郑语》“谢西之九州何如”，可知谢西之域名九州。《左传》昭四年（前538年）：“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杜注：三涂在陆浑县南（今嵩县）；阳城在阳城县（今登封县）东北；大室在河南阳城县西北；荆山在新城沶乡县（今湖北郧阳一带与河南之界）南；中南在始平武功县（今武功县）西。然则九州之区域正是现在豫西渭南群山中，四岳亦在此九州内，并非岱宗等四山。

又据上文所引，《左传》襄十四年（前559年）姜戎一段，知九州之一名瓜州，其地邻秦，其人为姜姓，其类则戎。虽则为戎，不失其为四岳之后。四岳之后，有文物之大国齐，又有戎者，可以女真为例。建州女真征服中夏之后，所谓满洲八旗者尽染华风，而在混同江上之女真部落，至今日仍保其渔猎生活，不与文化之数。但借此可知姜本西戎，与周密迩，又为姻戚，唯并不是中国。

姜之原不在诸夏，又可以《吕刑》为证。《吕刑》虽列《周书》，但在先秦文籍今存者中，仅有《墨子》引它。若儒家书中引《吕刑》者，只有汉博士所作之《孝经》与记而已。《吕刑》全篇祖述南方神话，全无一字及宗周之典。其篇首曰：“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史记》云：“甫侯言于王。”郑云：“吕侯受王命，入为三公。”这都是讲不通的话。“吕命王”到底不能解作“王命吕”。如以命为吕王之号，如周昭王之类，便“文从字顺”了，篇中王曰便是吕王曰了。吕称王并见于彝器，吕王做大姬壶，其辞云：“吕王作大姬尊壶，其永宝用享。”（见《愙斋集古录》第十四）可知吕称王本有实物为证。吕在周代竟称王，所谈又是些外国语，则姜之原始不是诸夏，可谓信而有征。

三、姜姓在西周的事迹

姜与姬是姻戚，关系极复杂，上文已经说了。若姜姓者在西周的事迹，则公望申伯为大，与西周兴亡颇有关系。公望佐周，《诗经》有证。《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又，齐侯吕伋在成昭间犹为大臣。《书·顾命》：“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申伯在西周末极有势力，《崧高》一篇可以为证。《郑语》史伯曰：“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这虽是作为预言写的，其实还是后人追记宗周亡的事实。周兴有公望为佐，周亡由于申祸：姜之与姬，终始有关系也。

四、姜羌为一字

周代的习俗，“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姓非男子所称，乃是女子所专称，所以姓之字多从女。金文中姬姜异文甚多，然无一不从女。《说文》标姓皆从女。后人有以为这是姓由母系的缘故，这实在是拿着小篆解字源之错误。假令中国古代有母统制度，必去殷周之际已极远，文字必不起于母统时代之茫昧。知女子称姓，则姓从女之义并不足发奇想的。女子称姓之习惯，在商代或者未必这样谨严。鬼方之鬼，在殷墟文字中或从人或从女。照此，则殷墟文字中出现羌字之从人，与未出现从女之姜字，在当时或未必有很大的分别。到后来男女的称谓不同，于是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沿而为二了。不过汉晋儒者还是知道羌即是姜的。

但，姜羌之同，是仅仅文字上一名之异流呢，或者种族上周姜汉羌是一事？照《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则范晔认姜、羌为一事。范晔虽是刘宋人，但范氏《后汉书》仅是文字上修正华氏、司马氏的，这话未必无所本。且《西羌传》中所记事，羌的好些部落本是自东向西移的，而秦之强盛尤与羌之西去有关系。这话正和《左传》襄十四年（前559年）姜戎子的一段话是一类的事。那么，汉代羌部落中有些是姜氏，看来像是如此。不过羌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必含若干不同的民族，只以地望衔接的关系，被汉人一齐呼作羌罢了。

姜之一部分在殷周之际为中国侯伯，而其又一部分到后汉一直是戎狄，这情形并不奇怪。南匈奴在魏晋时已大致如汉人，北匈奴却跑得不知去向。契丹窃据燕云，同于汉化，至今俄夷以契丹为华夏之名，其本土部落至元犹繁。女真灭辽毒宋，后来渡河南而自称中州，其东海的部落却一直保持到现在；虽后来建州又来荼毒中夏，也还没有全带进来。蒙古在伊兰汗者同化于波斯，在钦察汗者同化于俄罗斯，在忽必烈汗国者同化于中国，在漠南北者依旧保持游牧生活。一个民族分得很远之后，文野有大差别，在东方的成例已多，在欧洲、西亚尤其不可胜数了。

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北平

（原载1930年5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周东封与殷遗民

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至民国二十年夏，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至今三年，未能杀青，惭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嘱以送刊于北大《国学季刊》。余以此文所论多待充实，逡巡未果。今春适之先生已于同一道路上作成丰伟之论文，此文更若爝火之宜息矣。而适之先生勉以同时刊行，俾读者有所参考。今从其命，并志同声之欣悦焉。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

商朝以一个六百年的朝代，数千里的大国，在其亡国前不久帝乙时，犹是一个强有兵力的组织，而初亡之后，王子禄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地反抗周人，何以到周朝天下事大定后，封建者除区区二三百里之宋，四围以诸姬环之，以外，竟不闻商朝遗民尚保存何部落，何以亡得那么干净呢？那些殷商遗民，除以“顽”而迁雒邑者外，运命是怎么样呢？据《逸周书·世俘解》：“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果然照这样子“憝”下去，再加以周公、成王之“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真可以把殷造民“憝”完。不过那时候的农业还不曾到铁器深耕的时代，所以绝对没有这么许多人可“憝”，可以“馘磿”，所以这话竟无辩探的价值，只是战国人的一种幻想而已。且诘屈聱牙的《周诰》上明明记载周人对殷遗是用一种相当的怀柔政策，而近发见之白懋父敦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器）记“王命伯懋父以殷八征东夷”。然则周初东征的部队中当不少有范文虎、留梦炎、洪承畴、吴三桂一流的汉奸。周人以这样一个“臣妾之”之政策，固速成其王业，而殷民借此亦可延其不尊荣之生存。《左传》定四年（前506年）记周以殷遗民作东封，其说如下：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父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者，尤显然是一种殖民地政策，虽取其统治权，而仍其旧来礼俗，故曰“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话的绝对信实更有其他确证。现分述鲁、卫、齐三国之情形如下：

鲁　《春秋》及《左传》有所谓“亳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亳社”屡见于《春秋经》。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祀会盟之大事，而“亳社”独占一位置，则“亳社”在鲁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记“亳社（《公羊》作蒲社）灾”在哀四年（前491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已与现在去南宋之亡差不多（共和前无确切之纪年，姑据《通鉴外纪》，自武王元年至哀四年为631年，宋亡于祥兴二年（1279年），去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凡六百五十二年，相差甚微）。“亳社”在殷亡国后六百余年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实。且《左传》所记“亳社”中有两事尤关重要。哀七年（前488年），“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杜云：“以其亡国与殷同。”此真谬说。邾于殷为东夷，此等献俘，当与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一样，周人谄殷鬼而已。又定六年（前504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则西周时周人在鲁不过仅是少数的统治者，犹钦察汗金骑之于俄罗斯诸部，当更无疑问。

说到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附带着说。孔子所代表之儒家，其地理的及人众的位置在何处，可以借此推求。以儒家在中国文化进展上的重要，而早年儒教的史料仅仅《论语》《檀弓》《孟子》《荀子》几篇，使我们对于这个宗派的来源不明了，颇是一件可惜的事。孙星衍重修之《孔子集语》，材料虽多，几乎皆不可用。《论语》与《檀弓》在语言上有一件特征，即“吾”“我”“尔”“汝”之分别颇显，此为胡适之先生之重要发见（《庄子·齐物》等篇亦然）。《檀弓》与《论语》既为一系，且看《檀弓》中孔子自居殷人之说于《论语》有证否。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檀弓》）

这话在《论语》上虽不曾重见（《檀弓》中有几段与《论语》同的），然《论语》《檀弓》两书所记孔子对于殷周两代之一视同仁态度，是全然一样的。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

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

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檀弓》）

（此外，《檀弓》篇中记三代异制而折中之说甚多，不备录）

这些话都看出孔子对于殷周一视同仁，殷为胜国，周为王朝，却毫无宗周之意。所谓从周，正以其“后王灿然”之故，不曾有他意。再看孔子是否有矢忠于周室之心：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章。又同章：佛肸召，子欲往。）（《论语》）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

这话直然要继衰周而造四代。虽许多事要以周为师，却绝不以周为宗。公羊家义所谓“故宋”者，证以《论语》，当是儒家之本原主义。然则孔子之请讨弑君，只是欲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孔子之称管仲，只是称他曾经救了文明，免其沉沦，所有“丕显文武”一类精神的话语，不曾说过一句，而明说“其或继周者”（曾国藩一辈人传檄讨太平天国，只是护持儒教与传统之文明，无一句护持满洲，颇与此类）。又孔子但是自比于老彭，老彭是殷人，又称师挚，亦殷人，称高宗不冠以殷商字样，直曰“书曰”。称殷三仁，尤有余音绕梁之趣，颇可使人疑其有“故国旧墟”“王孙芳草”之感。此皆出于最可信的关于孔子之史料，而这些史料统计起来是这样，则孔子儒家与殷商有一种密切之关系，可以晓然。

尤有可以证成此说者，即三年之丧之制。如谓此制为周之通制，则《左传》《国语》所记周人之制毫无此痕迹。孟子鼓动滕文公行三年之丧，而滕国卿大夫说：“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这话清清楚楚证明三年之丧非周礼。然而《论语》上记孔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话怎讲？孔子之天下，大约即是齐鲁宋卫，不能甚大，可以“登泰山而小天下”为证。然若如“改制托古”者之论，此话非删之便须讳之，实在不是办法。唯一可以解释此困难者，即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盖殷之遗礼，而非周之制度。当时的“君子（即统治者），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阶级，则渊源有自，齐以殷政者也。试看关于大孝，三年之丧，及丧后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已，皆是殷人。而“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者三年”，全不见于周人之记载。说到这里，有《论语》一章，向来不得其解者，似可以解之：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此语做何解？汉宋诂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今释此语，须先辨其中名词含义若何。“野人”者，今俗用之以表不开化之人。此为甚后起之义。《诗》“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明野为农田。又与《论语》同时书之《左传》记僖二十三年（前637年）：“晋公子重耳……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然则野人即是农夫，孟子所谓“齐东野人”者，亦当是指农夫。彼时齐东开辟已甚，已无荒野。且孟子归之于齐东野人之尧与瞽叟北面朝舜，舜有惭色之一件文雅传说，亦只能是田亩间的故事，不能是深山大泽中的神话。孟子说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便须加深山于野人之上，方足以尽之（《孟子·尽心》章“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可见彼时所谓野人，非如后人用之以对“斯文”而言。《论语》中君子有二义：一谓卿大夫阶级，即统治阶级；二谓合于此阶级之礼度者。此处所谓君子者，自当是本义。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自是泛指文化，不专就玉帛钟鼓而言。名词既定，试翻作现在的话如下：

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

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

宋　卫　宋为商之转声，卫之名卫由于豕韦。宋为商之宗邑，韦自汤以来为商属。宋之立国始孑微子，固是商之孑遗。卫以帝乙、帝辛之王都，康叔以殷民七族而立国。此两处人民之为殷遗，本不待论。

齐　齐民之为殷遗有二证：一、《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左传》昭九年（前533年）：“王使詹伯辞于晋曰：‘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又，昭二十年（前522年），晏子对景公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汉书·地理志》云：“齐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二、请再以齐宗教为证。王静安曰：“曰‘贞方帝卯一牛之南□’，曰‘贞于东’，曰‘己巳卜王于东’，曰‘于西’，曰‘贞于西’，曰‘癸酉卜中贞三牛’。曰‘方帝’，曰‘东’，曰‘西’，曰‘中’，疑即五方帝之祀矣。”（《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下》六十页）然则荀子所谓“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者，其所由来久远，虽是战国人之推衍，并非战国人之创作，此一端也。周人逐纣将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飞廉在民间故事中曰黄飞虎。黄飞虎之祀，至今在山东与玄武之祀同样普遍。太公之祀不过偶然有之，并且是文士所提倡，不与民间信仰有关系。我们可说至今山东人仍祭商朝的文信国郑延平，此二端也。至于亳之在山东，泰山之有汤迹，前章中已详论，今不更述。

然则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试以西洋史为比：西罗马之亡，帝国旧土分为若干蛮族封建之国。然遗民之数远多于新来之人，故经千余年之紊乱，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别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半岛、意大利西南部二大岛，以及多瑙河北岸，今罗马尼亚国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尝为日耳曼人改其文化的、语言的、民族的系统。地中海南岸，若非因亚拉伯人努力其宗教之故，恐至今仍在拉丁范围中。遗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墨，燕齐之神仙，唯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则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战国学者将一切神话故事充分的伦理化、理智化，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之宗神，合为一个人文的“全神堂”，遂有“皋陶谟”一类君臣赓歌的文章。在此全神堂中，居“敬敷五教”之任者，偏偏不是他人，而是商之先祖契，则商人为礼教宗信之寄象，或者不是没有根据的吧。

（原载1934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

大东小东说

——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

一、大东小东的地望和鲁、燕、齐的初封地

《诗·小雅·大东》篇序曰：“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其二章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大东小东究在何处，此宜注意者也。笺云：“小也大也，谓赋敛之多少也。小亦于东，大亦于东；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此真求其说不得而敷衍其辞者。大东在何处，诗固有明文。《鲁颂·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已明指大东所在，即泰山山脉迤南各地，今山东境，济南泰安迤南，或兼及泰山东部，是也。谭之地望在今济南。谭大夫奔驰大东小东间，大东既知，小东当亦可得推知其地望。吾比较周初事迹，而知小东当今山东濮县，河北濮阳、大名一带，自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欲申此说，不可不于周初方域之迹有所考订，而求解此事，不得不先于东方大国鲁燕齐之原始有所论列焉。

武王伐纣，“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其结果诛纣而已，犹不能尽平其国。纣子禄父仍为商君焉。东土之未大定可知也。武王克殷后二年即卒，周公摄政，武庚以奄商淮夷畔，管蔡流言，周室事业之不坠若线。周公东征，三年然后灭奄。

多士多方诸辞，其于殷人之抚柔盖致全力焉。营成周以制东国，其于守防盖甚慎焉。犹不能不封微子以奉殷社，而缓和殷之遗民，其成功盖如此之难且迟也。乃成王初立，鲁、燕、齐诸国即可越殷商故域而建都于海表之营丘，近淮之曲阜，越在北狄之蓟丘，此理之不可能也。今以比较可信之事实订之，则知此三国者，初皆封于成周东南，鲁之至曲阜，燕之至蓟丘，齐之至营丘，皆后来事也。兹分述之：

燕　《史记·燕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召公既执陕西之政，而封国远在蓟丘，其不便何如？成王中季，东方之局始定，而周武王灭纣即可封召公于北燕，其不便又何如？按，燕字今经典皆作燕翼之燕，而金文则皆作郾。著录者有郾侯鼎、郾侯戈、郾王剑、郾王喜戈，均无作燕者。郾王喜戈见《周金文存》卷六第八十二页，郾王大事剑见同卷补遗。其书式已方整，颇有隶意，其为战国器无疑。是知燕之称郾，历春秋战国初无二字，经典作燕者，汉人传写之误也。燕既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无关系，此可注意者。在汉世，郾县与召陵县虽分属颍川、汝南二郡，然土壤密迩，今郾城县实括故郾、召陵二县境。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则所谓召陵万岁里之许冲，固居今郾城治境中。曰郾曰召，不为孤证，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也。⑤

鲁　《史记·鲁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世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大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按，今河南有鲁山县，其地当为鲁域之原。《鲁颂·宫》云：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

此叙周之原始，以至鲁封。其下乃云：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则初命伯禽侯于鲁，继命鲁侯侯于东，文义显然。如无迁移之事，何劳重复其词？且许者，历春秋之世，鲁所念念不忘者。《鲁颂·宫》：“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左传》隐公十一年（前712年）：“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壬午，遂入许……齐侯以许让公。”灭许尽鲁国先有之，鲁于许有如何关系，固已可疑。春秋只对许宿二国称男，男者，“侯田男”也，见近出土周公子明锡天各器。然则男实为附庸，宿介于宋鲁之间。《左传》僖二十一年（前639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此当为鲁之附庸。许在春秋称男，亦当以其本为鲁附庸，其后郑实密迩，以势临之，鲁不得有许国为附庸，亦不得有许田，而割之于郑。然旧称未改，旧情不忘，歌于《颂》，书于《春秋》。成周东南既有以鲁为称之邑，其东邻则为“周公之宇”，鲁之本在此地无疑也。

楚者，荆蛮北侵后始有此号。《左传》庄十年（前684年）、庄十四年（前680年）、庄二十三年（前671年）、庄二十八年（前666年），皆称荆。僖公元年（前659年），“楚人侵郑”以下乃称楚。金文有“王在楚”之语，知其地必为嵩山迤南山麓之称。《史记》载周公当危难时出奔楚，如非其封地，何得于艰难时走之乎？此亦鲁在鲁山之一证也。

且周公事业，定殷平奄为先。奄当后来鲁境，王静安君论之是矣。周公子受封者，除伯禽为鲁公，一子嗣周公于王田中而外，尚有凡、蒋、邢、茅、胙、祭。如杜预所说地望可据，则此六国者，除蒋远在汝南之南境不无可疑外，其余五国可自鲁山县东北上，画作一线以括之。卫在其北，宋在其南，“周公之宇”东渐之形势可知也。

齐　齐亦在成周之南。《史记·齐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常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盖常穷困，年老矣，以鱼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返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循此一段文章，真战国末流齐东野人之语也。相互矛盾，而自为传奇。《国语》“齐许申吕由太姜”，据此可知齐以外戚而得封，无所谓垂钓以干西伯。《诗·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据此，可知尚父为三军之勇将、牧野之功臣，阴谋术数，后人托辞耳。凡此野语，初不足深论者也。

《史记》又云：“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据此可见就国营丘之不易。至于其就国在武王时否，则甚可疑。齐者，济也，济水之域也，其先有有济，其裔在春秋为风姓。而营丘又在济水之东。武王之世，殷未大定，能越之而就国乎？尚父侯伋两世历为周辅，能远就国于如此之东国乎？综合《经》《传》所记，则知太公封邑本在吕也。

《诗·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毛传》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岳，四岳也。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按，崧高之解固确，而四岳所指，则秦汉间地理，与战国末或秦汉时人托之以成所谓“粤若稽古”之《尧典》者合，与周地理全不合。吾友徐中舒先生谓，《左传》昭四年（前538年）“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一句中各地名在一域，则此九州当为一域之名，非如《禹贡》所谓。按，此说是矣。《郑语》：“公曰：‘谢西之九州何如？’”此正昭四年（前538年）《传》所谓九州。谢西之域，即成周之南，当今河南西南境，西接陕西，南接汉阳诸山脉。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皆在此区域，四岳亦不能独异也。四岳之国，名号见于经籍者，有申、吕、许。申、吕皆在四岳区域中，可以《诗》证之。“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为周之翰”是也。申在宣王时曾邑于谢。今南阳县境，此为召伯虎所定宅。《崧高》又云：“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据此，知申在西周晚年曾稍向南拓土也。吕甫为一名之异文，彝器有吕王作大姬壶、吕仲彝等，而《礼记》引《书》作甫刑。《诗·王风》，申甫许并列。《左传》：“楚……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申既可知其在谢，吕当去之不远。《水经注》，宛西有吕城，四岳受封，此当不误也。许之地望则以地名至今未改故，更无疑问。四岳之义既得，吕之地望既知，再谈吕与周之关系。姬之与姜，纵非一家之支派，如祝融之八姓者，亦必累世之姻戚，如满洲之于蒙古。《晋语》：“昔少典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此真如后来之秦晋、齐鲁，累世相战，亦累世相姻也。《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鲁颂·宫》述其远祖，而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此则姬姜共其神话，种族上当不无多少关系。《诗》：“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周语》：“齐许申吕由太姜。”是知四岳诸国，实以外戚显于周，逮西周之末，申伯犹以外戚强大。《诗·崧高》“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是也。其后申竟以外戚之势，亡宗周，而平王惟母族是党，当荆蛮之始大，北窥周南，且劳周民戍于申吕许焉。⑥

传记称齐太公为吕望，《书·顾命》称公为吕伋。此所谓吕者，当非氏非姓。男子不称姓，而国君无氏。⑦此之父子称吕者何谓耶？准以周世称谓见于《左传》等书者之例，此父子之称吕，必称其封邑无疑也。然则齐太公实封于吕，其子犹嗣吕称，后虽封于齐，当侯伋之身旧号未改也。《史记》所载齐就国事，莱夷来争，其初建国之飘摇可知也。《檀弓》：“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营丘之不稳可知也。《左传》僖四年（前656年）：“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似东海之封，始于太公矣。然细察此段文义，实是两句。“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者，召康公命太公语也。“赐我先君履”者，此先君固不必即为太公，且其四至不括楚地。是则仅言封域之广，为诸侯之霸而已，与上文“五侯九伯，女实征之”者非一事也。

吕既东迁而为齐，吕之故地犹为列国，其后且有称王者。彝器有“吕王作大姬壶”，《书》有“吕命王，享国百年，旄荒”。《书·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史记》云：“甫侯言于王。”郑云：“吕侯受王命入为三公。”此皆求其文理不可解而强解之之辞。吕命王，固不可解作王命吕。如以命为吕王之号，如周昭王之类，则文从字顺矣。且吕之称王，彝器有征。《吕刑》一篇王曰辞中，无一语涉及周室之典，而神话故事，皆在南方，与《国语》所记颇合。是知《吕刑》之王，固吕王，王曰之语，固南方之遗训也。引《吕刑》者，墨子为先，儒家用之不见于《戴记》之先，《论语》《孟子》绝不及之，此非中国之文献儒家之旧典无疑也。然后来吕之世系是否出之太公望，则不可知，其为诸姜则信也。

雒邑之形势，至今日犹有足多者，在当年实为形胜之要地，周人据之以控南方东方之诸侯者也。齐、燕、鲁初封于此，以为周翰，亦固其所。循周初封建之疆，南不逾于陈、蔡，毛郑所谓文王化行江汉者，全非事实，开南国者召伯虎也。⑧东方者，殷商之旧，人文必高，而物质必丰。平定固难，若既平定之后，佐命大臣愿锡土于其地，以资殷富，亦理之常。夫封邑迁移，旧号不改，在周先例甚多，郑其著者。鲁燕移封，不失旧号。吕以新就大国，定宅济水，乃用新号，此本文之结论也。

二、周初东向发展之步骤

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废，部落削，公族除，军国成，故兼并大易。然秦自孝公以来，积数世之烈，至始皇乃兼并六国，其来犹渐，其功犹迟。若八百年而前，部落之局面仍固，周以蕞尔之国，“壹戎殷而天下定”，断乎无是理也。故周之翦服时夏，安定东土，开辟南国，必非一朝之烈，一世之功。言“壹戎殷而天下定”者，诰语之修辞；居然以为文武两代即能化行江汉，奠定东夷者，战国之臆说，汉儒之拘论耳。《诗》《书》所载，周之成功，非一世也，盖自大王至宣王数百年中之功业。若其步骤，则大略可见：其一为平定密、阮、共，此为巩固豳岐之域。二步为灭崇而“作邑于丰”，于是定渭南矣。三步为断虞芮之讼，于是疆域至河东矣。四步为牧野之战，殷商克矣。五步为灭唐，自河东北上矣。六步为伐奄，定淮夷。七步为营成周。以上一二三为文王时事，四五为武王时事，六七为周公时事。至于论南国之疆域，则周初封建，陈蔡为最南。昭王南征而不复，厉宣之世，徐蛮等兵力几迫成周，金文中有证。大定南服，召虎之力为大。此其大略，其详不可得而考，所谓“书缺有间”者也（七步之次，均以数码记于附图中）。

三、周公之事功

周公之在周，犹多尔衮之在后金。原武王虽能平殷，而不能奠定其国。武王初崩之岁，管、蔡流言，武庚以淮夷叛，此其形势之危急，有超过玄晔既亲政后，吴三桂等之倒戈而北。盖三藩之叛，只是外部问题，周公时之困难，不仅奄淮，兼有三叔。此时周公在何处用兵，宜为考求。《诗》《书》所记，只言居东，未指何地为东。然武王渡河，实由盟津，牧野之战，在商北郊。是周人用兵商都，先自南渡河而北，又自西北压之向东南也。后来康叔既封于卫⑨，卫在今黄河北，微子犹得保宋，宋在今黄河南。卫域实殷商之旧都，宋域乃临于淮夷，则周公用兵当经卫之一路。其成功后乃能东南行，而驱商人服象于东夷也⑩，且周公之胤所封国中，凡胙邢三国皆邻于卫。据此可知周公东向戡定所及。奄在今山东境，当春秋时介于齐鲁，此当为今泰山南境。周兵力自卫逼奄，当居今河北省濮阳、大名等县，山东省茌博聊濮等县境，此即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东郡之名原于何时，不可考。《史记》以为秦设，然秦开东土，此非最先，独以此名东，或其地本有东之专名，秦承之耳。此一区域必为周公屯兵向奄之所，按之卫邢胙封建之迹，及山川形势而信然。且此地后来又有东郡之号，则此为周初专名之东，实可成立之一说也。余又考之《逸周书·作雒解》，然后知周公所居之东为专名，更无疑义。《作雒解》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此则东为国名，必袭殷商之旧。所谓东者，正指殷商都邑而言，犹邶伯之北，指殷商都邑而言也。大小之别，每分后先。罗马人名希腊本土曰哥里西，而名其西向之殖民地一大区域曰大哥里西（Magna Grecia）。名今法兰西西境曰不列颠，而名其渡海之大岛曰大不列颠（Magna Britannia）。则后来居上，人情之常。小东在先，大东在后，亦固其宜。据《鲁颂》之词，荒大东者周公之孙，地乃龟蒙，则周公戡定之东，当是小东，地则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兹更表以明之：

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　北平

（原载1930年5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论所谓五等爵

一、五等称谓的淆乱

五等爵之说旧矣，《春秋》《孟子》《周官》皆为此说做扶持矣。然《孟子》所记史实无不颠倒。《周官》集于西汉末，而《春秋》之为如何书至今犹无定论。故此三书所陈五等爵之说，果足为西周之旧典否，诚未可遽断。吾尝反复思之，以为相传之五等爵说颇不能免于下列之矛盾焉。

一与《尚书》不合。《周书·康诰》：“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又《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召诰》：“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顾命》⑪：“庶邦侯甸男卫。”郑玄以五服之称释此数词，而诂经者宗之，此不通之说也⑫。按五服说之最早见者，为《周语·上》，其文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此言畿内者为甸，畿外者为侯，侯之附邑为宾，蛮夷犹可羁縻，戎狄则不必果来王也。盖曰王者，谓其应来王，而实即见其不必果来王矣。又战国人书之《禹贡》所载五服为甸侯绥要荒，固与《周语》同，绥服即宾服，而与《周书》中此数词绝非指一事者。若《康诰》《召诰》《顾命》所说，乃正与此不类。甸在侯下，男一词固不见于五服，而要服荒服反不与焉，明是二事。近洛阳出周公子明数器，其词有云：“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命舍三事命，众卿事寮，众诸尹，众里君，众百工，众诸侯，侯田男，舍四方命。”持以拟之《尚书》《顾命》之“庶邦侯甸男卫”者，应作庶邦侯，侯田男，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也。“侯甸男卫”者，“侯，侯田男，卫”，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诸卫也。“侯甸男邦采卫”者，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邦域之外而纳采之诸卫也。《韩诗外传》八：“所谓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税尔。”此采之确解也。“侯甸男邦伯”者，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诸邦之伯也。“侯甸男卫邦伯”者，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卫，及诸邦之伯也。持周公子明器刻辞此语以校《尚书》，则知侯下有重文，传经者遗之。此所云云，均称呼畿外受土者之综括列举辞。而甸乃侯甸，非《国语》所谓王甸之服，与五服故说不相涉也。古来诏令不必齐一其式，故邦伯或见或不见，而王臣及诸侯亦或先或后。然《尚书》此数语皆列举畿外受土者之辞，果五等爵制为周初旧典者，何不曰“诸公侯伯子男”乎？此则五等爵之说显与《尚书》矛盾矣。

二与《诗》不合。《诗》言侯者未必特尊，如“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齐侯之子，卫侯之妻”。而言伯者则每是负荷世业之大臣，如召伯、申伯、郇伯、凡伯。果伯一称在爵等之意义上不逮侯者，此又何说？

三与金文不合。自宋以来著录之金文刻辞无贯称“公侯伯子男”者。若周公子明诸器刻辞，固与《尚书》相印证，而与五等爵说绝不合。

四以常情推之亦不可通。上文一二三已证五等爵说既与可信之间接史料即《尚书》《诗》者不合，又与可信之直接史料即金文者不合矣，今更以其他记载考之，亦觉不可通。《顾命》：“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以卫侯、毕公、毛公之亲且尊，反列于芮伯、彤伯之下，果伯之爵小于公侯乎？一也。“曹叔振铎，文之昭也”，而反不得大封，列于侯之次乎？二也。郑伯、秦伯，周室东迁所依，勋在王室。当王室既微，乃反吝于名器，以次于侯之伯酬庸乎？三也。如此者正不可胜数。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五·列国爵姓表》所记爵姓，非专据经文，乃并据《左传》及杜预《集解》，且旁及他书者。经文与《左传》固非一事，姑无论《左传》来源之问题如何，其非释经之书，在今日之不守师说者中已为定论。而杜氏生于魏晋之世，其所凭依今不可得而校订。故顾栋高此表颇为混乱之结果。然若重为编订，分别经文、左氏、杜氏三者，则非将此三书做一完全之地名、人名索引不可，此非二三月中所能了事。故今仍录原文于下，兼附数十处校记。若其标爵之失，称始封之误，姑不校也。

据上列顾表，以公为称者五，宋、西虢、州、虞、刘，而刘标子爵。此则据杜氏之非。经文固明明言刘公，其后乃言刘子，此畿内之公，其称公乃当然也。今共得称公者五，而其三为畿内之君，虞虢刘皆王室卿士也。其一之州公最冗兀，《公羊传》桓五年（前707年）：“冬，州公如曹。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过我也。”“六年春正月，寔来。寔来者何？犹曰是人来也。孰谓？谓州公也。曷为谓之寔来？慢之也。曷为慢之？化我也。”此真断烂朝报中之尤断烂处。《春秋》全经中，外相如不书，意者此文盖“公如曹”“公至自曹”之误乎？无论此设想是否可据，而州之称公无先无后，固只能存疑，不能据以为例。然则春秋称公者，王室世卿之外，其唯宋公乎？此甚可注意者也。又姬姓在此表中除爵号不详者外，列于侯者十六，为最多数；列于伯者十二，曹、郑、祭、北、燕、、芮、凡、贾、滑、原、毛；列于子者，除刘子前文中已订正外，尚有吴、巴、郜、顿、沈；列于男者一，骊戎；列于附庸者一，极。子男之姬姓者，非越在蛮夷，如吴如巴，即陈蔡间之小国；若郜则仅以其大鼎见于经文，春秋前已灭；骊则本是戎狄之类。此数国受封之原，除吴、郜外皆不可详。如顿、沈之是否姬姓，经文《左传》亦无说也。姬姓何以非侯即伯，号子者如此甚少？此又可注意者也。表中以子为号而从杜氏标姓为姬者，已如上所举，若其他号子者，则：

子姓有　　谭；

姜姓有　　莱、姜戎；

曹姓有　　邾、小邾；

己姓有　　莒、温、郯；

嬴姓有　　徐；

姒姓有　　鄫、越；

芈姓有　　楚、夔；

隗姓有　　弦；

偃姓有　　舒、鸠舒；

妘姓有　　偪阳、鄅；

归姓有　　胡；

风姓有　　须句；

祁姓有　　鼓；

允姓有　　陆浑之戎。

姓无可考者有：、郧、赖、麇、宗、潞、戎蛮、无终、肥、钟离、钟吾、卢戎。

再以地域论之，则在南蛮东夷者廿七，吴、楚、巴、、郧、赖、舒、弦、顿、夔、宗、越、钟离、舒、鸠、卢戎（以上偏南），邾、莒、小邾、徐、鄫、须句、郯、莱、胡、、钟吾（以上偏东）；在戎狄者七，姜戎、陆浑之戎、潞、戎蛮、无终、肥、鼓。至于谭、温、顿、沈、麇、偪阳各邑中，则温在王畿之内，谭人春秋灭于齐，顿沈之封不详，偪阳则妘姓之遗，亦楚之同族也（见《郑语》）。约而言之，以子为号者，非蛮夷戎狄，即奉前代某姓之祀者，质言之，即彼一姓之孑遗。其中大多数与周之宗盟不相涉。彼等有自称王者，如徐、楚、吴、越，春秋加以子号，既非其所以自称，恐亦非周室所得而封耳。

男之见于前表者，仅有三，许、宿、骊戎。准以周公子明器中“侯田男”一语，男实侯之附庸。戎骊之称男不见于《春秋》经，宿亦然。准以《鲁颂》“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及隐十一年（前712年）《左传》“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壬午遂入许……齐侯以许让公”之文，则许在始乃鲁之附庸，故入其国先以让鲁，鲁思往事之强大，而欲居常与许也。意者许在初年，曾划入鲁邦域之内，其后自大，鲁不过但欲守其稷田耳。及郑大，并此亦失之矣。今彝器有许子簠、许子钟，而无称许男者（鲁邦域所及，余另有文论之）。可知彼正不以“侯田男”自居也。

如上所分析，则五等称谓之分配颇现淆乱，其解多不可得。今先就字义论之；果得其谊，再谈制度。

二、公侯伯子男释字

公，君也。《尔雅》：“公，君也。”释名同。《左传》所记，邦君相称曰君，自称曰寡君，而群下则称之曰公。是公君之称，敬礼有小别，名实无二致也。

君，兄也。《诗·鄘风·鹑之奔奔》云：

鹑之奔奔，鹊之强强。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国风之成章，每有颠倒其词，取其一声之变，而字义无殊者。此处以君兄相易，其义固已迫近，而考其音声，接近尤多。《广韵》：君，上平二十文，举云切；兄，下平十二庚，许荣切。再以况、贶诸字从兄声例之。况、贶均在去声四十一漾，许访切，似声韵均与兄界然。然今北方多处读音，况、贶诸字每读为溪纽或见纽，而哥字之音则见纽也（唐韵，哥，古俄切）。《诗》以强、兄为韵，则兄在古邶音中，必与强同其韵部。此在今日虽不过是一种假设，然可借之联络处正多，今试详之。

公、兄、君、尹、昆、翁、官、哥，皆似一名之分化者，今先列其反切韵部如下，再以图表之：

公　上平　东部　古红切　见纽

兄　下平　庚部　许荣切　晓纽

君　上平　文部　举云切　见纽

尹　上平　准部　余准切　喻纽

昆　上平　魂部　古浑切　见纽

翁　上平　东部　乌红切　影纽

官　上平　桓部　古丸切　见纽

哥　唐韵　　　　古俄切　见纽

兹将上列各纽部表以明之：

公、君、兄，已如上所述，至其余诸字之故训，分记如下：

尹　《广雅·释诂》：“尹，官也。”王氏《疏证》曰：“《尔雅》：‘尹，正也。’郭璞注云：‘谓官正也。’《周颂·臣工传》云：‘工，官也。’《洪范》云：‘师尹惟日。’《皋陶谟》云：‘庶尹允谐。’《尧典》云：‘允厘百工。’”又，尹犹君也。《左传》隐三年（前720年）经文，“君氏卒”，《公羊》《榖梁》作尹氏卒。《左传》昭二年（前540年），“棠君”，《释文》云，君本作尹。然金文中文之加口虽有时可有可略，而君尹之称实有别异。如周公子明诸器，“还诸尹，还里君”，盖尹司职，君司土，果原为一字，彼时在施用上已分化矣。

昆　《诗》《左传》《论语》中，用昆为兄之例甚多。《尔雅·释亲》，亦晜（昆）、兄错用。

翁　《广雅·释亲》：“翁，父也。”《疏证》：“《史记·项羽纪》云：‘吾翁即若翁。’”此以翁为父。《方言》：“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此以翁为泛称老者。又，汉世公主称翁主，则汉世言翁，实即公矣。翁字虽有此多义，然尹翁归字子兄，此翁与兄同谊之确证也。翁与兄同谊，并不害其可用于称父。人每谓父兄为老，而父兄在家亦有其同地位。父没，兄之权犹父也。自老孳乳之殊字，可以分称父兄，初无奇异。如姐，《广雅》以为母也，今则南北人以称其姊。

官　《周礼》牛人，掌养国之公牛，巾车，掌公车之政令，注并云：“公犹官也。”

哥　后起字。然今俗语含古音甚多，而古字之读音，或反不如。例如爸之声固近于父之古读，而父之今读反远于父之古读。

循上列诸义，试为其关系之图。此虽只可作为假设，然提醒处颇多，充而实之，俟异日焉。

公一名在有土者之称谓中，无泛于此者。王室之元老称公，召公、毛公等是。王室之卿士邑君称公，刘子、尹子是。若宋则于公之外并无他号。伯亦得称公。《吴语》：

董褐复命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诸侯是以敢辞。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许诺。”吴王许诺，乃退就幕而会。吴公先歃，晋侯亚之。

是伯之称公可布于盟书也。侯在其国皆称公，不特《左传》可以为证，《诗》《书》皆然。《书·费誓》：“公曰，嗟！”《秦誓》：“公曰，嗟！”子男亦称公。《春秋》于许男之葬固书公，不书男。至于由其孳生之词，如公子，小闻更有侯子、伯子。然则公者，一切有土者之泛称，并非班爵

之号。

宋之称公，缘其为先朝之旧，并非周所封建之侯，而亦不得称王耳。虞、虢之称公，缘其为王甸中大宗。侯伯子男皆可于其国称公，或为邻国人称之曰公，非僭也。果其为僭者，何缘自西周之初即如此耶？以公称为僭者，宋人说经之陋，曾不顾及《春秋》本文也。

宋之不在诸侯列，可以金文证之。吴大澂释周愙鼎文云：“口厥师眉见王，为周客。锡贝五朋，用为宝器；鼎二，二。其用享于乃帝考。”吴云：“周王之客，殷帝之子，其为微子所作无疑也。”彼为周客则不得为周侯，周不容有二王，则彼不得为宋王，只得以泛称之公为称，最近情理者也。《春秋》之序，王卿霸者之后，宋公独先，亦当以其实非任诸侯之列，不当以其称公也。

侯者，射侯之义，殷周之言侯，犹汉之言持节也。《仪礼·大射仪》：“司马命量人量侯道。”郑注：“所射正谓之侯者，天子中之则能服诸侯，诸侯以下中之则得为诸侯。”此当与侯之初义为近。《周书·职方》：“其外方五百里，为侯服。”注：“孔曰：侯，为王斥侯也。”此当引申之义。侯之称见于殷墟卜辞。民国十七年董彦堂先生所获有“命周侯”之语，而前人所见有侯虎等词，是知侯之一称旧矣，其非周之创作无疑。至于何缘以射侯之称加于守土建藩之士，则亦有说。射者，商周时代最重之事，亦即最重之礼。《左传》晋文公受九锡为侯伯时，辂服之次，彤弓、彤矢为先。《诗三百》中，王者之锡，亦只彤弓之赐独成一篇。又《齐风·猗嗟》，齐人美其甥鲁庄公也，除美其容止以外，大体皆称其射仪。其

词曰：

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仪既成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娈兮，清扬婉兮，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

是知赳赳武夫者，公侯之干城；射则贯者，王者之干城也。侯非王畿以内之称，因王畿以内自有王师，无所用其为王者斥侯也。而亦非一切畿外有土者之通称，因有土者不必皆得受命建侯。必建藩于王畿之外，而为王者有守土御乱之义，然后称侯。内之与王田内之有土称公者不同，外之与侯卫宾服者亦异。后世持节佩符者，其义实与侯无二。

伯者，长也。此《说文》说，而疏家用之，寻以经传及金文记此称谓诸处之义，此说不误也。伯即一宗诸子之首，在彼时制度之下，一家之长，即为一国之长，故一国之长曰伯，不论其在王甸在诸侯也。在王甸之称伯者，如召伯虎，王之元老也；如毛伯，王之叔父也；芮伯，王之卿士也。在诸侯之称伯者，如曹伯、伯，此王之同姓也；如秦伯、杞伯，此王之异姓也。至于伯之异于侯者，可由侯之称不及于畿内，伯之称遍及于中外观之。由此可知，伯为泛名，侯为专号，伯为建宗有国者之通称，侯为封藩守疆者之殊爵也。若子，则除蛮夷称子外，当为邦伯之庶国（论详下节）。果此设定不误，是真同于日耳曼制Graf，landgraf，Markgraf之别矣。Graf者，有土者一宗中之庶昆弟，当子；landgraf者，有土者一宗中之长，当伯；Markgraf者，有土者斥侯于边疆，得以建节专征者也。

传说（即《春秋》《左传》《杜解》等，以顾表为代表）之称伯者，与金文中所见之称侯伯者，颇有参差，看前表即知之。金文称伯者特多，传说则侯多。已出金文之全部统计尚未知，而金文既非尽出，其中时代又非尽知，且金文非可尽代表当世，故如持今日金文之知识以正顾表，诚哉其不足。然亦有数事可得而论次者：一则王室卿士公伯互称，此可知伯之非所谓爵也；二则齐鲁侯国绝不称伯，此可知侯之为号，固有殊异之荣；三则公固侯伯之泛称也。又一趋向可由顾表推知者，即称侯之国，其可考者几无不是周初宗胤，后来封建，若郑若秦，虽大，不得为侯。意者侯之为封本袭殷商，周初开辟土宇，犹有此戎武之号。逮于晚业，拓土无可言，遂不用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命晋大夫魏斯、赵藉、韩虔为诸侯，后又以侯命田氏。此均战国初事，当时小国尽灭，列国皆侯称，威烈王但抄古礼而已，非当时之制矣。

侯伯之伯，论作用则为伯之引申，论文义反是伯之本义。犹云诸侯之长，与上文所叙宗法意义下之伯，在字义上全同，即皆就长而言，在指谓上全不同，即一为家长（即国长），一为众侯之长耳。

子者，儿也。下列金文甲文异形，观其形，知其义。今作子者借字也。

以子称有土者，已见于殷，微子箕子是。子者，王之子，故子之本义虽卑，而箕子微子之称子者，因其为王子，则甚崇。至于周世，刚以子称有土者，约有数类。最显见者为诸邦之庶子。邦之长子曰伯，然一邦之内，可封数邦，一邦之外，可封某邦之庶子，仍其本国之称。然则此之谓子，正对伯而言。吴之本国在河东王甸之中，故越在东南者为子。鄫之本国何在，今不可考知，然能于宗周时与申同以兵力加于周室，其不越在东夷可知，而越在东夷者为子。然则子之此义，正仲叔季之通称，与公子之义本无区别，仅事实上有土无土之差耳。诸侯之卿士称子，亦缘在初诸为侯卿士者，正是诸侯之子。又王甸中之小君，无宗子称伯者可征，或亦称子，如刘子尹子。若然，则子之为称，亦王甸中众君之号，其称伯者，乃特得立长宗者耳。

至于蛮夷之有土者，则亦为人称子，自称王公侯伯。宗周钟：“王肈遹省文，菫疆土。南国服子敢臽虐我土。”是金文中之证。若《春秋》，则以子称一切蛮夷，尤为显然。此类子称，有若干即非被称者之自认，又非王室班爵之号。此可证明者，例如荆楚，彼自称王，诸侯与之订盟，无论其次序先后如何，准以散盘天氏称王之例，及楚之实力，其必不贬号无疑也。然《春秋》记盟，犹书曰楚子。《国语·吴语》：“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诸侯是以敢辞。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许诺。吴王许诺，乃退就幕而会。吴公先歃，晋侯亚之。”《春秋》书曰“吴子”，既与吴之自号不同，又与命圭有异也；是以蛮夷待吴也。至命圭有命，固曰吴伯者，意者吴之本宗在河东者已亡，句吴遂得承宗为伯乎？今又以金文较《春秋》，则莒自称为侯，而《春秋》子之，邾自泛称公，而《春秋》子之，楚自称为王、为公，而《春秋》子之。虽金文亦有自称子者，如许，然真在蛮夷者，并不自居于子也。然则蛮夷称子，实以贱之，谓其不得比于长宗耳。子伯之称既无间于王甸及畿外，其初义非爵，而为家族中之亲属关系，无疑矣！

就子一称之演变观之，颇有可供人发噱者。子本卑称，而王子冠以地名，则尊，微子箕子是也。不冠地名，则称王子，如王子比干。此之为子，非可尽人得而子之。称于王室一家之内者，转之于外，颇有不恭之嫌。满洲多尔衮当福临可汗初年摄政时，通于福临之母，臣下奏章称曰叔父摄政王，此犹满人未习汉俗之严分内外。果有汉臣奏请，叔父者，皇之叔父，非可尽人得而叔父之；遂冠皇于叔父之上。此正如王子公子之造辞也。子一名在周初如何用，颇不了然，《周书》历举有土之君，子号不见。春秋之初，诸侯之卿。王室之卿，均称子，已见于典籍矣。前一格如齐之高国、晋之诸卿、鲁之三桓，后一格如刘子。至孔子时，士亦称子，孔子即其例也。战国之世，一切术士皆称子，子之称滥极矣。汉世崇经术，子之称转贵，汉武诏书“子丈夫”，是也。其后历南北朝隋唐，子为严称。至宋则方巾之士，自号号人，皆曰子，而流俗固不以子为尊号。今如古其语言，呼人以子，强者必怒于言，弱者必怒于色矣。又“先生”一称，其运命颇可与子比拟。《论语》：“有酒食，先生馔，有事弟子服其劳。”此先生谓父兄也。至汉而传经传术者犹传家，皆先生其所自出，此非谓父兄也。今先生犹为通称，而俚俗亦每将此词用于颇不佳之职业。又“爷”之一词亦然。《木兰辞》“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又云“不闻爷娘唤女声”，爷者，父也。今北方俗呼祖曰爷，外祖曰姥爷，犹近此义。明称阁部为老爷，以尊其亲者尊之也。历清代遽降，至清末则虽以知县县丞之微，不愿人称之为老爷而求人称之为大老爷。此三词者，“子”“先生”“爷”，皆始于家族，流为官称，忽焉抬举甚高，中经降落，其末流乃沉沦为不尊之称焉。

男者，附庸之号，有周公子明诸器所谓“诸侯，侯田男”者为之确证。按以《周书》所称“庶邦侯田男卫”诸词，此解可为定论。男既甚卑，则称男者应多，然《春秋》只书许男，而许又自称子（许子钟、许子簠）。此由许本鲁之附庸，鲁之势力东移，渐失其西方之纲纪，许缘以坐大，而不甘于附庸之列。鲁虽只希望“居常与许”，终不能忘情，《春秋》遂一仍许男之称焉。鲁许之关系，别详拙著《大东小东说》，此不具论。

三、既非五等，更无五等爵制

以上之分析与疏通，义虽不尽新，而系统言之，今为初步。其中罅漏甚多，唯下列结语颇可得而论定焉。

1. 公伯子男，皆一家之内所称名号，初义并非官爵，亦非班列。侯则武士之义，此两类皆宗法封建制度下之当然结果。盖封建宗法下之政治组织，制则家族，政则戎事，官属犹且世及，何况邦君？如其成盟，非宗盟而何？周室与诸国之关系，非同族则姻戚，非姻戚则“夷狄”。盖家族伦理即政治伦理，家族称谓即政治称谓。自战国来，国家去宗法而就军国，其时方术之士，遂忘其古者之不如是，于是班爵禄之异说起焉。实则“五等爵”者，本非一事，既未可以言等，更未可以言班爵也。

2. 五名之称，缘自殷商，不可以言周制。今于卜辞中侯伯具见，其义已显，上文叙之已详。若公则载于《殷墟书契前编》卷二第三页者凡二，子、男二字亦均见，特文句残缺，无从得知其确义耳。

3. 《春秋》虽断烂，其源实出鲁国，故其称谓一遵鲁国之习惯，与当时盟会之实辞，周室命圭之所命，各有不同。与其谓《春秋》有褒贬之义，毋宁谓其遵鲁国之习耳。

4. 男之对侯，子之对伯，一则有隶属之义，一则有庶长之别。其有等差，固可晓然。若伯之于侯，侯之于公，实不可徒以为一系统中之差别。

殷周（指西周，下文同）之世，在统治者阶级中，家即是国，国即是家。家指人之众，国指土之疆。有人斯有土，实一事耳。然世入春秋，宗法大乱。春秋初年，可称为列国群公子相杀时代，其结果或则大宗之权，落于庶支，例如宋鲁；或则异姓大夫，得而秉政，例如齐晋。晋为军国社会最先成立之国家，其原因乃由于献公前后之尽诛公族。桓庄之族死于先，献惠之子杀于后，故自重耳秉政，执政者尽为异姓之卿。在此情景之下，家国之别，遂判然焉。孟子以为国之本在家者，仍以春秋时代宗法之义言之也。自家国判然为二事，然后一切官私之观念生。战国初年，乃中国社会自“家国”入“官国”之时期，顾亭林所谓一大变者也。前此家国非二事也。《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谓国君之公，非后世所谓公家之公。战国人狃于当时官国之见，以为古者之班爵整严，殊不知古时家、部落、国家，三者不分者，不能有此也；狃于当时家国之分，殊不知殷周本无是也；狃于当时君臣之义，殊不知古之所谓臣，即奴隶及其他不自由人。金文中时有锡臣若干人之说，《论语》：“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子曰，无臣而为有臣，将谁欺？欺天乎？且予死于臣之手也，毋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皆可为证。至春秋而王公之臣几与君子同列（君子初谊本如公子）。至战国而君臣之间义不合则去。此类家国之异、公私之分，皆殷周所不能有也。战国所谓君臣之义，有时即正如殷周时家长与其一家之众之义耳。吾辨五等爵之本由后人拼凑而成，古无此整齐之制，所识虽小，然可借为殷周“家国制”之证，于识当时文化程度，不无可以参考者焉。

中华民国十九年一月写于北平

按，此文主旨，大体想就于六七年前旅居柏林时，后曾以大意匆匆写投顾颉刚先生，为顾先生登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十四期。今思之较周，节目自异，然立论所归仍与前同。附记于此，以标同异。

校稿时补记——盂鼎，“隹殷边侯，田（甸）雩（越）殷正百辟，率于酒，古（故）丧（师）”。曰“边侯”，则其为斥侯之意至显，而“边侯”之称尤与Markgraf合。

（原载1930年5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间，董彦堂先生以他手写上石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寄来广州本所。所中同人看了大高兴，以为彦堂这次发掘虽然依旧是继续十七年（1928年）夏之调查，不居于发掘的本身，然而若干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已在这试验的发掘中列出。例如，河道与殷墟的问题，甲骨之地下情形由于冲势，商代历法之设想，卜辞工具之举例，一个字体之“发生式”的演化等，虽说都只是提出来的问题，不是答案，然在这样试验的发掘中正只重在取得问题，持此等之试验以做结论，转是荒唐。殷代刻文虽在国维君手中有那么大的成绩，而对待殷墟之整个，这还算是第一次。于是在广州的几位本所同人，要有所贡献于彦堂。我也感于他的新获卜辞第三五八“伐”及第二七七“令周侯”之两块，引起许多感想，写给彦堂一封信，要为这后记写一跋语；而本所北迁，终未得写。中间中央研究院聘李济之先生为本所考古组主任，于十八年（1929年）春将殷墟开始为系统的发掘，于是在中国境内近代的考古学，借这工作在本所中由李、董两先生创业。两季工作之结果，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到现在已全不用我来颂赞。唯旧时感于彦堂之后记而想到的两个问题，在心中续有所增展。李、董两位迫我如约写下，于是不得不有下列两段扯二连三的跋。

一、楚之先世

新获卜辞第三五八“戊戌卜又伐”。彦堂说：

芈作，当为殷时国名。《史记·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又称“昆吾氏，夏时尝为侯伯”，“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按：昆吾，彭祖之后，尝为夏殷之侯伯，则芈之为姓，当在夏世之前，殷代有芈姓之国，固无足异。惟史传失载，莫可考证耳。

按，此一残片，一经彦堂释定，它是芈字，则古史中若干材料凭借它点活者不少。大凡新获的直接记载，每不能很多的，而遗传的记载，虽杂乱无章，数量却不少。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则登时变成活的。即如《史记·殷本纪》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经》的王亥，《天问》的恒和季，不特是死的，并且如鬼，如无殷墟文字之出土和海宁王君之发明，则敢去用这些材料的，是没有清楚头脑的人。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则《史记》《山海经》《天问》及其联类的此一般材料，登时变活了。又如现在古玩铺的及外国博物院的中国真东西，不为不多，此时还是死的，一经科学的发掘，便可因几点确定了之后而变成活的。彦堂这个发见，正是这么一个点活的

一点。

记得民国十三年（1925年）间，我正在柏林住着，见到顾颉刚先生在《努力》上的疑夏禹诸文，发生许多胡思乱想。曾和陈寅恪先生每一礼拜谈论几回，后来也曾略写下些来，回国途上只抄了一半给颉刚。经过两年，颉刚不得我同意，把他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四期（1928年1月31日）印出，其中有一段说：

荆楚一带，本另是些民族。荆或者自商以来即是大国，亦或者始受殷封号，后遂自立。楚国话与齐国话必不止方言之不同，不然，何至三年庄岳，然后可知？孟子骂他们舌，必然很和北方的中国话不类。按楚国话存在到现在者，只有谓乳，“榖”，谓虎，“於菟”二词。乳是动词易变动，而虎是静名，尚可资用。查吐蕃（即今西藏）语，谓虎为吐stag，吐蕃语字前之s每在同族语中为元音，是此字容有印度、日耳曼语系的线索，但一字决不能为证耳。又汉西南夷君长称“精夫”，疑即吐蕃语所谓Rgyal-po者。《后汉书·西南夷传》有几首四字诗，汉夷对记，假如有人能精于吐蕃语、太语、缅甸语，当有所发现，这个材料最可宝贵。楚之西有百濮，今西藏人自称曰“濮”。又蛮闽等字音在藏文为人，或即汉语民字之对待。总之，文献不足，无以征之。

现在想来，楚之前因后果，还有好些可征的。大致可说：楚之先世实在是一个大民族，曾据河水与淮水流域好些地方，北至当今山西中部，至少也到河东；西至当今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之间，即汉水中流之西南方；东括济水上游、淮水上下游，直到海边，都有这个大民族的遗迹。历经夏商四代，都曾翦伐他们，结果是不在蛮夷，便在中国为附属小国。到了西周之末，其远在西南的一支以荆楚为号者曾经强大了一次。然而被厉王和召虎打得他又回去，到底不能吞并了中国的“南国”。直至宗周灭亡他然后大得其意，一步一步地翦伐“南国”而北上，若非齐桓晋文，他当继周而为 四代了。

解明这些话，且分别去说。《郑语》：

（桓）公曰：南方不可乎？（史伯）对曰：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叔熊逃难于，而蛮季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巨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鄫、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数也。而又姓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照这话，则祝融八姓的范围实在大得很。且还不只此，《晋语》八（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周卑晋继之为范氏。”然则陶唐氏者，也是祝融诸姓之一支。今就上列两端合以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秦嘉谟《世本辑补》所辑，参校原书，增删以成祝融诸姓表，如下：

如上列之表更依其地望画成一图，则可见祝融诸族在虞夏商周间的分布，实在济邑迤东、河南北岸甚宽广之区域，东经许郑（河之南）卫（河之北）各地，逾曹滕诸境，直括淮水之北，凫峄之阳，而抵瑯琊东海。又有西北上的一支，在河东汾水区域。更有西南部的一堆，在今湖北境汉水中流。这样分配应如何解释，且待下文说。

又《左传》昭十二（前530年）：“（楚）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据此可知楚昆吾之为宗属的关系，在《左传》《国语》中并非一见。

除上列一堆材料外，尚有《史记·楚世家》所记楚之先世，是极可宝贵的材料。这材料的大体当是从太史公所见之《国语》及《世本》出来的。现在录在下边，并附以校正疏说的话。

楚之先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按，颛顼当为虞夏之祖（虞夏同宗，余别有论）。《国语》四：“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若楚之宗乃是祝融，《郑语》明标祝融八姓，而以祝融与虞夏商周为对，明其并非一族。《离骚》曰，“帝高阳之苗裔兮”，此高阳之帝，当是祝融。帝而曰阳，阳而曰高，与火正之义正合。又按，虞夏之盛，南方民族必受其文物之影响，则初谓虞夏之祖与自己之祖有若何关系，《楚语》“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正其例。然此但指官守而已，后来更有大一统之论者，以为有如何血统之关系。尤后更错乱其名号，于是高阳乃成颛顼。高阳成颛顼之说，只见于《史记》，不见于《左传》《国语》；《左传》《国语》所记，则颛顼自颛顼，祝融自祝融。祝融为芈等八姓之祖，颛顼为虞夏之祖。《国语》虽已有黄帝十二姓之说，然“泛祖宗之黄帝”论，犹未畅然发达，且高阳之帝号犹未见。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按，此说与《国语》不合，应从《国语》，以《国语》远在大戴帝系及《史记》之前；重黎二人，而《史记》以为一人。如《史记》说，重黎乃颛顼之曾孙，即使传世甚速，亦焉能及身使其曾孙司天司地？又按，此所谓光融天下，已暗示其为拜火拜日之教。盖祝融正可译为司火。重黎两族，盖南方之拜火教也。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按，帝喾为商之宗帝，所谓帝喾诛重黎者，无异商之先世曾与祝融之族征战而杀其王，或其族已臣服于商，而商以不适意而杀之。又按，《离骚》“惟庚寅吾以降”，据此可知庚寅者，楚俗之重日。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圻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按，会人，应即《国语》之郐，参胡不知当《国语》中何名，音则与苏顾为近。

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

按，此与《国语》合。

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按，此处若无新获卜辞“卜伐芈”之语，则楚与中国诸祝融后之关系，终在惝怳迷离之间。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

按，此即下文所谓“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既曰早卒，焉得子事文王？必楚人夸大之语。

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爕、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按，此本之《左传》昭十二前楚灵王语，亦高攀之词，至多芈之一部落为荆楚之先者，曾受周封朝贡，或在周人势力不及之地，开拓疆土，周人羁縻之而已。

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熊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

按，楚之诸公诸王，兄终弟及时甚多，特每由争杀得之。《左传》文元年（前626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盖其宗法并非传长。此亦近于殷远于周者。

熊杨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

按，杜预以庸当上庸县，即今湖北竹山县（故郧阳属）地。

杨粤至于鄂。

按，《史记集解》引《九州记》曰：“鄂，今武昌。”

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

按，《集解》引张莹曰：“今江陵。”

中子红为鄂王。

按，彝器中有鄂侯驭方鼎，记王南征经鄂事，不知是即此之鄂否？《集解》引《九州记》曰：“今武昌。”

少子执疵为越章王。

按，越章疑即后来之豫章。

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按，熊渠时楚曾一次强大，旋以厉宣南征而不逞。《诗》所谓“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者，当即指其称王略地事；所谓“荆蛮来威”者，当即指其去王号事。《史记》此节实与《诗经》所记者绝相应。

后为熊母康，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

按，《索隐》引谯周曰：“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长子挚有疾，少子熊延立。”当是据其所见之《世本》。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延为后。熊延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延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

按，熊渠死后，至熊徇，楚有内乱，故周幽平间，宗周虽乱，未闻楚师北上。

熊徇十六年，郑桓公初封于郑。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按，楚当仅是熊渠之一支，承若敖蚡冒之一线者。东周之初，方始强大。

据以上两种材料，我们可以推求祝融后裔，直至荆楚之大纲节目。唯在推求之前，有一事须先决者，即《国语》《世本》《史记》之材料，如何可据。此题若未得回答，则以下的议论皆无着落。按，《左传》一书，原不是《春秋》之传，而大体是经《国语》中抓出来，附会上些书法以成的，在今日除古文专守经学家以外，已成定论。若其中记载古代族姓国家的分合，至多也不过很少的一部分是汉时羼入的。现在若把《左传》《国语》中这些材料抄出，则显然可以看出有两类：大多的一类是记载族姓国别的，例如上文所引《郑语》中的一节；甚少的几段记古帝之亲属关系，例如黄帝子廿五宗，受姓十四人之类。上一类是记载民族国姓之分别，乃是些绝好的古史材料；下一类当是已经受大一统观念之影响，强为一切古姓古帝（古帝即每一民族之宗神tribal gods，说另详）造一个亲属的关系。此种人类同源的观念，虽于发展到秦汉大一统的局势上有甚多助力，但是混乱古史的力量也非常厉害的。我们如果略去这些，则《国语》《左传》中记载古代民族的说话，实是些最好的材料了。这个标准既定，然后我们可以去用《左传》《国语》中的古史料。至于《史记》所记的世系，本是依据《世本》的。《世本》一部书已佚，现在只有几种辑本。我们据这几部辑本和《史记》，知道这部书实是绝重要的书，不幸亡佚了。《世本》大体可靠与否，虽不能全部证明，然可借其一部分证其全书非由妄作。《殷本纪》所载之世系，虽有小误，然皆由文字传写而生，不由虚造。既不妄于《殷本纪》，何至妄于《楚世家》？所以我们现在对于《楚世家》所记，正没有理由不凭借它。

这个先决的问题既经讨论，我们可以分析楚先世在大体上曾有几个段落了。

唐虞二代之观念，实甚后起来。在《左传》《国语》中只有虞夏商周的一个系统。即至甚后的文词如《史记》，所记伯夷饿死时之歌，也只是说“神农虞夏忽焉没兮”，直以虞夏接神农，无所谓唐。在《左传》《国语》中这个情形更明显。《晋语》八（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此明明白白以陶唐为在虞之先，至不以陶唐列入虞夏商周之统。然而陶唐是祝融之姓，这是我们很可注意的一点。又，虞夏商周四代的观念，只可说是周代人的观念，或可说西土（包括河南西部、山西之河东及陕西）人的观念。若东土人则如《左传》所记各东夷之传说，并不如此，当是大皞、少皞、殷，一个系统。东土人之未尝看重虞夏（若禹之宗教，另有别论），又可以《诗·商颂》为证。“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是直以韦、顾、昆吾、夏为列国。而西方之系统中，亦无风姓之太皞有济（齐），任姓之少皞。这个情形，大致如下表：

这个情形，在《左传》《国语》里颇明显的。若说到详细，非写一本书不可，现在只好从略了。

在这东西两个系统之先，东西两地中至少有很广的一部分是被祝融的宗姓占领的，或者竟是大多的一部。祝融之本土，即所谓“祝融之虚”者，郑玄诗谱以为在桧。照地望说，正在中央，似乎可信。陶唐氏既在有虞之先，而祝融八姓之内许多是古国。所谓昆吾为夏伯者，无异说，在夏时昆吾曾为一个强大国，与夏为敌。所谓大彭、豕韦为商伯者，无异说，在商时大彭、豕韦为强大国，与商为敌。果然，“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则商灭之矣”。又，庶人称黎民，秦俗如此称者尤多。黎之一词，盖即重黎之谓。中原之下层人为黎族，则黎族必在早年据中原。凡此种种皆证明西土之夏、东土之殷，皆继祝融诸姓而强大，在夏殷未作之前，据东土西土者，必以祝融诸姓为最强大。然则楚之先世“景员维河”，实中原之旧族，经三代而南迁，非历熊渠若敖蚡冒而始北上。

那么，我们要插进一个问题了。祝融诸姓本在中原时是何等的文化？他们所有的是何样的一个生活？根据现在的材料，我们不能解答这个话，但下列的提示颇可论定。曰“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可知他们是林中的生活。鬷夷、豢龙、豕韦诸国或在其有土之时，或在其亡国之后，都以饲龙为事业，翻译成现代的话，都是玩鳄鱼的，仿佛像印度玩蛇的，则他们必是在泽隰中过日子了。又，“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则神道为拜火之教，族类为来自南方之人，亦甚明白。且“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非日光神而何？把这些话括起来，正可以说，以祝融为宗神宗祖之诸姓，虽在夏商起来之前占据中原，但毕竟是和南方有牵连的民族，曾在中原过其林隰生活（Jungle Life）。或者黄河流域林木之斩伐，天气之渐趋干燥，正是使他们折而南退的大原因，不仅是夏商的压迫而已（按，夏之遗迹，虽在中原之西部，而其来源亦若自南方者，此处不及

详论）。

历夏商两代，祝融诸姓被新兴大国所驱除，已如上文所说。而凭彦堂之发见，更可见殷与芈姓必常在相斫中。甲文虽只发见此一片，然事实必不只此一次。到殷商之亡，更有力气的周民族进来，尤其把倒运的祝融后代驱除了一阵，有《逸周书》为证（按，《逸周书》各篇之可靠虽不同，《作雒解》乃其中最可靠者）。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逸周书·作雒解》）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吕氏春秋·古乐》）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史记·鲁世家》）

以上三节是相合的。《作雒解》之所谓熊盈，即在《吕览》所谓东夷之内，亦即在《史记》所谓淮夷之内。盈即嬴，徐之宗姓。秦赵的宗姓嬴，是因为后来被周人封建在西土的（按，秦赵嬴姓之来自徐方，《史记》所载甚明白。盖秦之人民固可为来源自西者，而秦之公姓则来源自东。今西洋人每谓秦族来自西，以黎民及黔首等词为证，不知黎民本黎族，正是祝融之族，初普布于中原，后乃居民众之下层。若黔首者，则传记犹云，“黔其首以为城旦”，指服饰言，非谓发色，甚矣其妄也）。熊自然是楚先世之姓了。可见殷周之际，熊姓在东南，曾被人列在淮夷东夷中，更可见熊氏曾为殷商亡国而奋斗。这必是已在殷室宗盟中列于异姓之班了。楚之似殷不一端，姑举数例：一、宗法之同。即所谓传弟，亦即所谓“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二、官名之词，阿衡称伊尹，楚之执政者亦曰令尹（按，伊尹应为汤之血属，不然，宗祀何以有伊尹，屡见殷墟卜辞。楚之令尹亦概由王之亲属为之）。三、舞之相同。按，万舞所布之地在商在楚，他无所闻。《诗·商颂·那》：“奏鼓简简，衎我烈祖……庸鼓有斁，万舞有奕。”又，《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万舞。”邶、鄘、卫《风》固皆商地之旧。《左传》庄二十八年（前666年）：“楚令尹子文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侧，而振万焉。”四、《离骚》已是甚后之作，而其中所用故典，殷事最多：彭咸、飞廉、有、伊挚、傅说、武丁。周为后王，事迹粲然，所用反甚少。这正可看出楚国文化所自来之系统来。彦堂的一块甲文，正可证明殷与楚祖之芈“代相干也”。

大约宗周盛时，是祝融诸姓最倒运的时候。不特在中国的“熟祝融”因周室封建而割宰的剩下不多，即在南方的“生祝融”，亦因周室之开辟南国而大受压迫，然而周朝虽在方盛的时候也未能在南方大逞。昭王南征不复，究竟是谁做的把戏，现在虽不能考定，然齐桓以此责楚，楚请他“问诸水滨”，看来当是楚之同宗在江上者做的了。到夷厉的时代，芈之一支熊渠曾大拓土一次，封了许多的王，《史记》所载与《诗经》所记虢季子白盘所记相应。彼时荆楚必是接续着南淮夷为南方的大患。这患之大，俨然与猃狁之患为对。周室对于这个南方的大患，曾经很用了几下子力气。对付淮患最费力气，因为淮人取个攻势，周王曾命录“以成周师氏师戍于”（《陶斋吉金录》卷二第三十九页）。《诗》大小雅所记，关于徐淮者也较多。所说到荆的，只“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征伐猃狁，荆蛮来威”。但所记召虎定江汉、申伯宅南国等，都应该与伐荆当作一件事看。熊渠当是夷厉时代的人，《史记》所载既这样，而《大雅》中有关各篇，若比较其年代来，也这样（说详拙著《大雅的时代》一文，尚未刊）。在熊渠先拓土后去王号的一番经过之后，周室曾以召伯虎的领导，大大地开辟江汉。这事以后，熊渠之嗣有几番内乱，如《史记》所说，不然，何以不乘宗周之乱北上呢？然而其中毕竟有一支经若敖蚡冒而开了些山林地方，到熊通便利害得不得了，俨然要窥周室了（这一节里所说，见拙著《周颂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第九十五页；又见友人丁山著《召伯虎传》，《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第九十一页）。

熊渠去王号以后，熊通复王号以前，颇有几件铜器存到现在。楚公钟三器，吴孙诸氏均释为“为”字，形固是，然《史记·楚世系》无以为名者，按其时代必在熊渠之后。盖熊渠以前，犹称荆，《诗》可证；春秋改荆用楚，在僖公元年（前659年）。秦晋则始终称之曰荆，直到战国末，《韩非子》诸书犹然。大约荆用楚号必北上得楚麓之地然后如此。楚麓之名见于《诗》，所谓“周公奔楚”、“王在楚”，当指此成周以南大山中之区域。然此代亦必不在熊通之后，盖熊通又已用王号了。自熊渠后至熊通前之数代，假定《史记》所载并无遗漏，则眴或即之形误；可误作目或口（眴，《索隐》引《玉篇》作），宀可误作勹。若然，则为即蚡冒。然此不过是一个随便的假说。至楚公夜雨钟则可较详地推测，它的铭文实是翻转了的（吾友丁山说）。我觉得中间的几个文字不与铭相干，或是记乐律者，为逆字，前人之释可信，但孙王诸氏均谓即《史记》之熊咢，则似少依据。《说文》虽云从吅屰，屰亦声，但金文咢字皆作噩，咢侯驭方鼎，咢侯，师咢父鼎，叔咢父，皆从双吅及，绝无从屰者。按：挚红弟曰熊延，弑而代立。延字在金文作（吕丁未角，师遽敦）诸形，逆字易于讹成之。唯无论逆字当何世，这几个钟必皆熊渠后熊通前差及百年间物，则无可疑。这个时候，楚之制作，如此粗犷，比起同时中国制作，如虢季子白盘来，真有天上人间之别，似乎不像曾染中国文化很长久的。但，我们须知，祝融之宗，本分了很多族类，以地望的不同自有生熟之别。中原的祝融孑遗，当是夷为仆隶附庸者多，能远遁者少。荆楚之兴，固当是生祝融，不当是由中原遁去的族姓之恢复。犹之女真两次进到中国皆是生人进来，不是自中国退出的重回来，进来后过些时便全是中国人了。而今黑龙江吉林东境犹存些非汉化的女真。又，中国简牍之用，自唐而绝，然女真部落保持到满清入关时，正其适例。

自楚武王以下的三世，是与中国争“南国”的。实在是中夏文化之最胜处，自楚有“南国”，然后又有了正统文化，说详见我所作《周颂说》（引见前），现在不再论。

以上所陈说，差可以表显祝融诸姓在历代之起落。彦堂找到殷商与荆楚之宗国芈有关系之一片，恰恰补到古代流传下来的材料之最缺乏处。这是何等畅快的事！

二、殷周之关系

殷周的关系，如依传统的说法是不给我们任何理解的。如我们相信古代的历史犹之后代的历史，不是异国相并，便是异姓相续，则古代一切朝代的代嬗，也富同样的不出下列几个公式：

1. 纯粹的外国代兴，如女真、蒙古等外国之于宋。

2. 已经有若干中国化的外国，如拓跋之代、河西之夏、努尔哈赤之后金。

3. 纯粹汉化了的虏姓，如刘渊之汉、苻坚之秦。

4. 中国的一个部落或区域，如秦之于六国、赵宋之于南唐等。隋之对陈也这样，虽然隋所自承的是个虏朝。

那么，殷周的关系是上列的哪一类呢？

以第一项的关系断为殷周的关系者，只有《诗经·鲁颂》“实维大王”“实始翦商”两句话。周是到太王时才立国的，而立国的朝代便翦商，岂不是与商无干吗？顾颉刚先生便颇相信殷周之不相干。但鲁人是周的子孙，周的子孙难免为他自己的祖宗夸大，所以这话还是不甚有力的证据。今有彦堂的“命周侯”一段甲片，这个可能完全消灭了。

第四项的可能也不大成问题，因为《诗》《书》上明明白白说出他们种姓、地理、建置，各项差别的。

那么，殷周的关系非二即三。其实这两件也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据《诗经》所载，周之种姓最与姜姓为近。古公亶父本来是个穷鬼，住在土穴里，而一旦为姓姜的拿去做赘婿，便筑起房屋来，筑起大门来，有工头（司空），有管账的（司徒）了（见《诗·大雅·绵》）。那么，我们因此不免有一问题，即周之姬姓是否为姜之一支。这话看来很像是的，因为周人自称他的始祖总是姜嫄。但也有很有力的反此说的记载。《国语》十：“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又《国语》十六：“姜姓，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有这样的反证据，所以我们不能但凭姜嫄一个名词，断定周的种姓，那么，我们还是看看据《世本》的《史记》怎样说。《史记》所据的《世本》，对殷之先世既已证明不说谎话，则对周之先世所谓后王更粲然者，当不去说谎话。若小的误谬，也当是不能免的。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说见后）。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以上大致是翻译《大雅》所记者）。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以上是春秋战国贯通各姓说者之论）封弃于邰（此语与“其母有邰氏女”一语或矛盾），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窟立。不窟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窟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窟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始称公，盖始立部落，其前更微）。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事亦自《诗·大雅》翻译来）。公刘卒，子庆节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此必父子皆名圉而后以高亚别之，犹太丁少丁也）。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以上并见《孟子》）。

照《史记》说，周之先世事迹较多者有三代：一、后稷是帝后姜嫄所生之子；二、公刘；三、古公亶父。中间都是些不大重要的，这话和《诗经》正合。中间的那些名字里面，自公刘以下至亶父，有九世，而三世称公。而皇仆、差弗、公非，三世之仆、弗、非，皆似一音之转。仆之一音，固吐蕃语中男子之号。我们固不能凭着这个，断定他的种族是当和现在所谓印度支那语系者一类，犹之乎不能依据羌姜同字，而羌中之部落有吐蕃族，以断定姜姓也是印度支那族类一个样。不过，《诗经》《史记》所载周先世的地名人名，多是单音词，大约总当是说一种印度支那语的人了。

为讨论的方便，且倒着去说，先谈古公亶父。古公亶父之古，是个形容词，大约由于国人爱之，而称他曰古公。这恰如普鲁士人称伏里迭里二世为Alter Fritz一样。假如我们认定《诗经》的话和《孟子》不矛盾，则此公必是先被薰鬻赶到渭水南岸，到那里做了姜家的赘婿，反而发达起来的。假如我们觉得《诗经·绵》篇开头几句话，“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是说古公生来并未有土地人民，只是一个穷光棍，则《孟子》的话，又是战国人的谣言。唯无论如何，太王时代总只是草创经营的地步，只做到“虞芮质厥成”，实谈不到翦商，因为远在西极的密阮共诸国还是文王开始翦伐的呢。翦商一说也不过是他的后人夸词吧。太王、王季、文王必是一个极端接受殷商文化的时代。凡是一个野蛮民族，一经感觉到某种文化高明，他们奔赶的力量，远比原有这文化的人猛得多。这是一个公例。王季、文王、武王的强烈殷商化，并用一个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讨殷商或殷商治下诸侯的女儿做老婆。这是野蛮人整个接受文明人的文化系统的大道。后代的历史证明这个事实很清楚。譬如唐宗女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弃宗弄赞一事，文成公主未必即是一个怎样有才的人，然而挟着她宗国文化的背景，“明驼千里”到吐蕃，便在吐蕃种下一个汉化的强种子，至今在西藏人的国民宗教中，文成公主占一个极重要的位置。又如回纥，历世受唐婚，结果是唐化得无对，虽佛教的经典还要用汉文译本为正，而又带着唐化向西方流布（参看A.Von Le Cog诸书）。又如看现在的留学生，一经讨到一个外国老婆，便“琵琶鲜卑语”不觉其可耻。比喻少说，言归正传，《诗经》上记这三代的姻

事说：

王季一代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大明》）

这样看来，文王正是殷商旁门的外甥，必是大殷化而特殷化的，这必然即是“文王之所以为文也”。

文王二代　“文王初载，天作之舍。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大明》）

关于这一段的解释，最可喜且可信的，为顾颉刚先生的话：他以为这是帝乙归妹的故事，天之妹即是帝乙之妹。说详他所著《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在《燕京学报》第六期，文长不转录。

然而文王又续了一个有莘氏女。《诗》同篇接着说：“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这也是顾颉刚先生说，见同文）莘也是东方的诸侯，就地望看，仍然是在殷“邦畿千里”之内（今莘县在山东省西境，去河南省安阳一带至近）。或者即是“天之妹”之媵罢？

武王三代　武王虽然用不着再讨殷商的女子做妻，然他的生母、嫡母、祖母一直是由殷商出的，则他在种类上先有四分之三是东方人。至于“母教”，便等于殷化，是不消说的了。武王的事业在灭舅的国家，楚文王也有这样德行。创业之君，总是先自近的吞并起呀。

这样子的从根基上受殷化，结果便是整个地承认了殷商的文化正统。所以周虽把殷灭了，还说“段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还追述文王娶殷女事说：“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此亦从颉刚说）还以殷人来朝为荣，说：“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大肤敏，裸将于京。”

在这样的受殷化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竟自把殷人的祖宗也认成自己的祖宗了。周人认娘舅的祖宗本有显例，如“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这是认了大王的老婆的祖宗。至于认商的始祖，尤其是中国人宗教信仰之进化上一个大关键。这话说来好像奇怪，但看其中的情形，当知此说容许不误的。

初民的帝天，总是带个部落性的。《旧约》的耶和华，本是一个犹太部落的宗神。从这宗神（tribal god）演进成《圣约翰福音》中的上帝，真正费了好多的事，绝不是一蹴而成的。商代的帝必是个宗族性的，这可以历来传说商禘喾为直证，并可以商之宗祀系统为旁证。周朝的上帝依然还和人一样，有爱眷，有暴怒（见《诗·皇矣》），然而已经不是活灵活现的嫡亲祖宗，不过是践迹而生。且将商周的不同观念一做比较：

商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是说，商为帝之子，即契为喾之子。

周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这是说，稷为姜嫄之子，而与帝之关系是较微弱的。

这样看来，虽然殷周的上帝都与宗姓有关系，然而周的上帝，确是从东方搬到西土的，也有诗为证：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

把这话翻译成较不古的话，大致便是：“大哉上帝，赫然看着四方。监察四方的国家，求知道人民的疾苦。把这两国看，看得政治是不对的。把那四方之国再都一看，看来看去，考量了又考量。上帝觉得他们那样子真讨厌。于是转来西看（看中了意），便住在这里了。”

这个上帝虽在周住下（“此维与宅”），然而是从东方来的（二国，《毛传》以为殷夏，当不误）。这话已经明说周人之帝是借自东土的了。进一步问，这个上帝有姓有名不呢？曰：有，便是帝喾。何以证之？曰：第一层，“履帝武敏歆”。《毛传》曰：“帝，高辛氏之帝也。”因为我们不能尽信《毛传》，这话还不算一个确证。第二层，《鲁语·上》：“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这句话着实奇怪，岂不是殷周同祖吗？然殷周同祖之说，全不可信，因其除禘帝喾以外，全无同处。且周人斥殷，动曰戎商戎殷（说详下），其不同族更可知。然《鲁语·上》这一段话，又一定是全可靠，因为所说既与一切记载合，而商之禘喾，上甲之受报祭，皆完全由殷墟卜辞证明之。一个全套而单元的东西，其中一部分既确切不移，则其他部分也应可信。那么，这个矛盾的现象如何解释呢？唯一的可能，是以不与此两个都可信的事实矛盾者，即是商人的上帝是帝喾，周人向商人借了帝喾为他们的上帝，所以虽种族不同，至所禘者则一。帝者，即所禘者之号而已。第三层，《世本》《史记》各书皆以为殷周同祖帝喾。这个佐证若无《左传》《国语》中的明确的记载，我们总是不相信的。但一有《国语》中那个已有若干部分直接证明了的记载，而我们又可以为这记载做一不矛盾的解释，则《世本》《史记》的旁证，也可引以张军了。

禘、帝是一个字，殷墟文字彝器刻辞皆这样。帝郊祖宗报五者，人名，礼名，皆同字，所在地或亦然。帝之礼曰帝（禘），帝（禘）时所享之神为帝。祀士之礼曰土（社），祀土之所在曰土（社），所祀人亦曰土，即相土（说详后）。殷之宗教，据今人研究卜辞所得者统计之，除去若干自然现象崇拜以外，完全是一个祖先教，而在这祖先教的全神堂Pantheon中，总该有一个加于一切之上的。这一个加于一切之上的，总不免有些超于宗族的意义。所以由宗神的帝喾，变为全民的上帝，在殷商时代当已有相当的发展，而这上帝失去宗神性最好的机会，是在民族变迁中。乙民族用了甲民族的上帝，必不承认这上帝只是甲民族的上帝。周诰、周诗是专好讲上帝三心二意的，先为（去声，下同）夏，后来为殷，现在又为周了。这样的上帝自然要抽象，然而毕竟周诗的作者不是《约翰福音》的作者，或圣奥古斯丁，还只是说上帝是“谆谆然命之”的（例见《绵》篇）。

周人抄袭殷人的全神堂时，不特借用了一个头子，并且用自己的材料仿造了第二把交椅，在殷是相土，即所谓“亳社”之神，在周是后稷。我们先看相土是什么。王静安《戬寿堂殷墟文字考释》第一页，“其于土”，王云：

土，殷先公相土也。卜辞纪祀土者，或曰：“贞于土，三小牢，卯一牛。”又曰：“贞于土。”又曰：“贞年于土，九牛。”又曰：“贞于土。”并此书一事而六。土字作者，下　象地，上象土壤也。盂鼎“受民受疆土”之土，作，此作者，卜辞用刀锲，不能作肥笔，故空其中作，犹之作，之作矣。知土为相土者，《诗·商颂》《春秋左氏传》《世本》《史记》诸书，皆连言相土，而《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马”。杨倞注曰：“《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杜与土同，以其作乘马之法，故谓之乘杜。”是乘本非名，相土可单称土，又假用杜也。然则卜辞之土，当即相土。曩以卜辞有字，即邦社，假土为社，疑诸土字，皆社之假借。后观卜辞中殷之先公有季，有王亥，有王恒，又自上甲至于主癸，无一不见于卜辞，则此土当为相土而非社矣。

按，王君认此文为相土之土，固为最胜之义，唯谓为非社，则实误。此文固为相土之土，亦为（邦社）之社，邦社土实即一事。土字之即社字，社字即土字，在经典中甚明显；如后土即社一类之例，正不烦遍举。相传社始于祀共工氏之子句龙曰后土者，稷始于祀烈山氏之子柱者，经三代之交替，祀礼存而所祀者因代而异，一若社稷是两事者。然社稷之称，在《左传》《国语》《论语》等早年可靠之书中（《左传》之云“可靠”者，指其不关书法之材料而言），或单称社，或称社稷，从来不单言稷祀。且社之以国分，其义甚显，因为社本是邦土之主祀。若稷之分国，则颇不可解。且水土百谷实全是相因者，即令有不同之神，其祀礼当为一事。《鲁语·上》：“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不可……夫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于社。君为是举而往观之，非故业也。何以训民？土发而社，助时也。收捃而蒸，纳要也。今齐社而往观旅，非先王之训也。’”据此可见社稷之关系，可见稷田之礼即行于社，是则社稷之祀本是一事。《孟子》：“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此犹是近古之说，明社稷为一事。殷墟卜辞中历历言祀土，而不言祀稷；周诗历历言祀稷，而不言祀土，明其相同，明其不妨并列。又按，时《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亦类于平水土之意。《周官·校人》：“秋祭马社。”郑注曰：“马社，始乘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马。’”马社虽不可谓即是社，然既曰社，而郑君复以相土之故事引入，或者可见相土与社有如何之关系。且有一事至可注意者，即殷人祭其先世，自上甲至于多后为一系，而以上诸世与之绝不同。用一切卜辞之统计而做结论，现在尚不可能，此须待至彦堂拟作之卜辞汇编成后，然姑以王静安君之《殷墟书契考释》及《古史新证》（不在《遗书》中而编于述学社《国学月报》之“王静安先生专号”内）所辑，关于卜祀之辞观之，已可见其绝不同处。此两书中所列祀殷先王者数百事，然祀“自上甲至于多后”之合祭，与祀自上甲以来各世祖妣之分祭，皆不用（只有一例外，即《殷墟书契考释》增订本卷下第十四页第五行，“大甲，羊，卯牛”。此为罗君增订本，不注出处，无从查考原版。然大甲或合上文读）。而祭夋与土则皆用，亦有于王亥及妣乙者。王亥即振，已为定论，此世固在上甲之前。妣乙为何代之配，因无合祭，不可知。准以高祖夋之例，则此当为其始祖妣，《说文》释乙为玄鸟，与《诗》正合，然则妣乙即简狄也（论此另有一文）。盖燔柴之祭，与沉埋等，皆不可于室中行之。自上甲以来者，既始用宗庙之祭，可以上甲、报乙、报丙、报丁诸名之书形知之。上甲之从□者，必设位于中，报乙、报丙、报丁之众者，必设位于旁，□与当即袥一类者。此必是室中之祭。既不可于室中行之，而祀高祖夋及土，皆但用，可知其必不在室。此与祀帝于郊，祀后土于社之场所正合。又、沈、诸祭，亦用于兕等，此数字虽不可知其究何指，然其指自然之怪，则可信。然则祀自然亦与夋、土等同，明夋、土等不仅是殷之先祖，且与自然为同类矣！凡此分别，皆显然表示夋土诸世与自然之祭焉一系，而不与上甲以来者为一系，亦即表示虽为相土，亦应并为邦社也。然最有力之证，仍为《诗·生民》中“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一语。毛曰：“相助也。”郑曰：“大矣后稷之掌稼穑，有见助之道，谓如神助之力。”此解全不可通，《毛传》《郑笺》中此类不同之例至多。今如以相为人名，不特文从字顺，且于经典正有其证。《国语》三，“昔共工弃此道也”，正与此同其文法，特一用名词，一用代名词而已。凡上文所举，虽均非直证，然旁证者既如是多端，则相土即邦社，当可为定论。盖夏商周同祀土（即今所谓“土地庙”）而各以其祖配之。夏以句龙，殷以相土，周以弃稷。至于所谓配者，是如何解，已颇不易明。所以配者究竟以为上帝之自然神以外，更有夋，或者夋即是上帝呢？究竟土之自然神以外，更有夋，或者夋即是土之自然神呢？然三位一体之论，在后来固是一个很雄辩的哲学，在初民时代，也当有一个抽象的与具体的混淆了的背景。那么，再问周人向殷人半借用半模仿而成的全神堂，在后来有证吗？曰：有。满洲的祭天，本是跳神。然自灭中国以后，承袭了儒家的祀正统之天，在天坛，并承袭了嘉靖帝的道士之天，在高大殿，而同时继续其跳神之天，于坤宁宫中杀猪！因为接受前一代的土地人民文化，不得不接受前一代的宗教——至少在表面上。

殷之种姓，上期寄颉刚的信上一段说：

鲁是一个古文化的中心点，其四围有若干的小而古的国。曲阜自身是少昊之墟。昊（皞）容或为民族名，有少皞之于太皞，犹大宛、小宛，大月氏、小月氏也。我疑及中国文化本来自东而西，九河济淮之中，山东辽东两个半岛之间，西及河南东部，是古文化之渊源。以商兴而西了一步，以周兴而更西了一步。不然，此地域中，何古国之多也。齐容或也是一个外来的强民族，遂先于其间成大国。

十六年八月，始于上海买王静安君之《观堂集林》读之，知国内以族类及地理分别之历史的研究，已有如《鬼方狁考》等之丰长发展者。然此一线上之题目正多，而每每甚细，如粗粗鲁鲁地泛以这民族那民族论，亦未曾有是处。旋见《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二号徐中舒先生《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至觉倾佩。今欲辩殷之种姓，转录其一节如下：

今由载籍及古文字，说明殷周非同种民族，约有四证。一曰由周人称殷为夷证之。《左传》昭二十四年（前518年）引《太誓》曰：“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夷人，殷人也，服氏杜氏均以夷为四夷之夷，非也。《逸周书·明堂解》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纣夷连文，亦谓殷人为夷也。纣夷又见《佚书·太誓篇》，《墨子·非命上》引其文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非命下》引作“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天志》中引作“纣越厥夷居而不肯事上帝”。此同引一书而其文不同如此。盖昔人罕见纣夷连文，因转写讹谬，遂失其读。《逸周书·祭公解》云：“用夷居之大商之众。”夷居大商与《太誓》之称纣夷居义同，此皆谓殷人为夷也。二曰由周人称殷为戎证之。《逸周书·商誓解》云：“命予小子，肆我殷戎，亦辨百度。”殷戎犹纣夷也。《书·康诰》：“殪戎殷。”《伪孔传》：“戎兵也。”殊为不词。郑注：“戎大也。”亦非。《逸周书·世俘解》：“谒戎殷于牧野。”戎殷犹殷戎也，亦称戎商。《周语》单襄公曰：“吾闻之《太誓》之故曰：‘朕梦协朕卜，龚于休祥，戎商必克。’”此皆谓殷人为戎也（以下两证不录）。

今将此处所举例，更进一步分析之，则可得下列之分别，即殷之公室为戎族，夷之土地人民为夷土夷属也。周人称戎殷者，既如此多例，而殷人亦自称其来自有娀。《诗·商颂》“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是也。且戎族之中，有以子为姓者，《左传》“小戎子生夷吾”自称，为人称之皆曰戎，而戎中至春秋尚有子姓，则殷之宗室，必为来自有娀者，盖可无疑。戎狄之称，后来均甚泛，然在最初必是国名，犹之胡之一称，在初不过指林胡等地，而后来用之遍称匈奴乌桓鲜卑西域以至天方各部落；蕃之一称，在初不过是吐蕃之省词，而后来用之遍称天山南各族，阿拉伯人（例如《诸蕃志》），大西洋人（例如广东人至今称西洋人及其一切物事曰蕃）。西戎姜戎之称，大约西周方有之。最初有娀必为一大国，非其族类者，用此强大之名于他族之上，后来乃为外国人之泛名也。《国语》《左传》所谓犬戎，即《诗》所谓混夷（见王静安《鬼方狁考》）。且姜戎犬戎小戎等，皆类后起之号。可知周初尚不以戎呼一切外国人，或者殷亡而戎为贱称，乃用于一切外国人吗？以戎为西方之族，盖甚后之事。冠以西字，而曰西戎，明其有别于不在西方，原负戎称者也。

至于殷公殷王所践之土为夷境者，亦可推想知之。《吕氏春秋·古乐》篇：“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左传》：“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据此可知殷非夷人，而曾服夷。《墨子·天志》引《太誓》“纣越厥夷居而不肯事上帝”，明纣从殷俗，忽略其上帝之祀。此祀或是自戎狄间来，与周共之者。殷墟卜辞中每言伐人方，此人字实当释为夷字。金文中人夷两字大体无别，而以夷为名之国，入春秋尚有（见《左传》隐元年即前722年）。盖殷末东方之国，曾泛称夷，此诸夷者，其中实有太皞、少皞、有济之后而为负荷古代文化之民族，故殷亡而箕子往归之，周衰而孔子思居之。周人初与东方民族接触，知东方以人（夷）为称，于是以夷泛称一切外国人，如所谓混夷者。然蛮、夷、戎、狄、闽、貉皆是国名，在初非有贱意。狄本作易，不从犬（即今易水一带之地，王君所考）；蛮本作，不从虫，秦公敦“虩事夏”，指荆楚，而夏指晋，蛮之本地何在，今不可知，然必南方之国；戎为有戎氏之国，已如前所说；貉疑即潞子婴儿之潞；闽盖民之后起字；夷即人之分化字；黎即重黎之遗民，国亡之后，降为臣仆。古者具体及分别语多，抽象及总类语乃绝无仅有。以一人字概括王公、士大夫、庶人、臣仆以及男女，盖甚不易者。民字之义，至今不上于士大夫。人字之义，在金文中为锡庸之品。黎为重黎之后，在经典中甚显，而黎民之称，在战国甚通用。社会的阶级即民族的阶级，在现在的世界中尚大半是这样，例如全欧洲贵族多日耳曼及斯拉夫种，而人民则希腊、罗马、高罗穆尔之遗也。

以上论殷为戎姓而其土地人民则为夷之一说，在今日虽不能以为定论，然看来已很像一个甚显然的设定。且此设定可解释下列一件事实。近两年中李济之、董彦堂两君之殷墟发掘所得物件，显然表示殷商文化之多源，并表示中国文化由来之正统。因为殷墟的物件中有许多野兽骨，证明其畋猎生活。又许多海中的产品，至少亦可证明其与海滨民族有甚多之关系。果“以戎姓为夷土之君”之一说可信，此谜立解。又其一切石器、玉器、兵器、陶器之异样，虽未必即能概括周初之物质文化，因为我们现在尚不曾发掘到周初都市的故墟或墓葬，正不能如此断定，然以宋代以来研究古器物者之文书谱录来看，大体既备于殷墟。那么，殷周之际，是难得有物质文化变迁的。因民族变动而引起之文化，当是偏于社会组织一面，特别是宗法。

然而周人是不甘于但去恭恭敬敬接受殷人的文化基业的，不免一面接受，一面立异。犹之乎辽金诸虏，一面向宋人要绢缯，这些东西正是汉人文化之结晶品，一面还只呼宋人为南人，不以之为中国之正统。又犹之乎建州虏，一面以受明封为荣，一面又说并不与明相干，而远比忽必烈之功烈（即如康熙，一面向孝陵跪九叩头，一面又谓“自古得国之正，无过于本朝者”）。周人所以标出来抗殷的是夏。夏之故域在河东（《左传》定四年（前506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而渭南之崇亦是诸夏之一（《诗》“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崇在丰，今西安之西。鲧在传说中为禹父，又号有崇伯鲧，明崇夏有关）。汉水又名夏水。或者夏之区域，错处在今河南境之大半，南至江汉之交，亦未可定。所谓诸夏者，在初必是夏族之诸部落，后乃推之一切负荷中原文化之人。所谓夏后者，当即诸夏之长，如此名之，以别于其他之夏部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的，是如何一段故事，现在已不可知。但商人实未曾将夏之支姓一扫而光，而河东河南一带始终负夏之名，至荀子时尚有此称。《荀子·儒效》篇：“君子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战国末尚存此名。殷周之际，诸夏必尚有甚多分居中原者。周人两代与殷通婚，然一为异姓，帝乙之妹之下落又不可知，而生武王者，反是夏遗之莘，则周人伐殷时，说是以商待夏之道还之于商，或至竟去说是为夏人报仇，且承诸夏正统，未尝不合情理。匈奴之刘渊造反，先去祀汉三祖，正是此理。果然，周人对于夏的称呼，不是戎商一样的。《周颂》中两称时夏：一、“我求懿德，肆于时夏。”二、“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时夏之时如何解，虽不可确知，然称周亦曰时周，知“定时周之，命于绎思”，“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则时夏之称，必甚美甚亲近者。又有时说的简直是报仇泄愤一般，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一类话，在《周诰》中犹多。不特如此，更说自己是夏。《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又周诗之本体为雅，而雅即是夏，此王伯申之大发明（余谓《诗三百》皆以地域标名，初无风雅颂之别。四始之说，乃汉儒之义，见《诗经讲义》，未刊）。这样看来，真正和刘渊建国曰汉一样了。

不过“命周侯”一版是证明《史记》所载殷命周昌为西伯，《竹书纪年》所载殷命季历为西伯一些话，是不错的。刘渊到底是晋臣呢！

补记：此文写完，承徐中舒先生为我细看一遍，做下列之提示，谨当补入，以志同好者之感情。

一、陆终娶鬼方氏曰女（似是媿、隗别体），楚灵王称“皇祖伯父昆吾”，鬼方、昆吾，当是夏或其近族，故楚仍可包括在夏民族中（说详《再论小屯与仰韶》）。

二、戎殷戎商的解释，现在又略有变更，时夏时周与戎殷戎商似为相对名词。时是同字，此也；戎，女也。即此名称，也有内诸夏而外殷商之意。时周与咨女殷商，正是显明的旁证，清人称明，也说尔明国。

三、铜器有“伐楚荆”“伐荆”的记载，大约是成康时物，昭王、穆王也曾经营过南方的，这是楚在周初确是周人的劲敌的证据，即楚为周初一个大民族之证。

四、蒲姑，薄姑，亳姑，亳，薄，在字音上讲与濮也有若干关系。地名有濮上、城濮，与薄（亳）均在中土，《左传》文十六年（前611年）“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是百濮在楚北之证。

五、易，丧牛于易，丧羊于易，《山海经》有易之君绵臣，此诸易字皆当是狄字。契母称简狄，亦当注意。

六、虢季子白盘记伐猃狁之事说“用政方”，古代未必即指南方异族，《春秋左传》有茅戎在成周附近，《公羊》作贸戎，即之声转。

（原载1930年12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

注释

①　此节含义已见拙著《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一四至二四页。彼处于本文所引资料外，更及“妣乙”一词。今承董作宾先生告我：“王国维所释‘妣乙’二文实是‘河’字，其‘’一字，则为‘岳’字。”按董说甚确，故删是段。

②　《左传》昭九：“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此当为亳之本土，说详下。又，朝鲜一词不见六经，按之司马相如《上林赋》“齐……斜与肃慎为界”，西汉齐国之斜界正为朝鲜，或者战国以来所谓朝鲜，即古之肃慎耶？说别详。

③　此处眩字疑亦亥之误字。盖上文正说王亥、王恒、上甲微，下文又说汤之创业，不应中间忽插入舜象故事，如王逸所解者。即使信《国语》“商人禘舜”之舜字不误，亦应列于“简狄在台喾何喜”之前。《天问》骤看似语无伦次者，然若以“故事系统”论其次序，以韵读定其错间或不错，当知实非漫无连贯者。故舜事无论如何解，不当入之此处也。又眩、胲二字在篆文虽不可乱，在隶书则甚易讹也。

④　按，京兆有亳亭一说，《史记》曾言及。《封禅书》记秦地诸祠祀有云：“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秦本纪》云：“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索隐》曰：“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集解》引皇甫谧曰：“亳王号汤，西夷之国……非殷也。”据此，知周桓王时之亳王，乃西戎君长，不关殷商。其居京兆杜县，当由犬戎之乱，入据畿甸。西周盛时，断不容卧榻之旁，由人酣睡。意者殷克鬼方后，子姓有统率戎人部落者，逮殷之灭，遂袭亳王之号，及周之乱，遂据杜县。无论此说当否，此乃后代事，不能据之以证商代之渊源。商人何来，固当以早年地理证之，亳人发迹之所在求之。若求之于八九百年后之地名，恐无当矣。

⑤　去年游开封时，南阳张嘉谋先生告我。

⑥　见《诗·王风·扬之水》。

⑦　见顾亭林《原姓》。

⑧　说详《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周颂说》，及第二本丁山先生著《召伯虎传》。

⑨　吾友顾颉刚先生谓康叔之封应在武王之世。《大诰》乃武王即位之诰，《康诰》亦武王之词。按，宁王一词。既由吴大澂君定为文王，此数篇中曾无一语及武王者，其为武王之诰无疑也。

⑩　见《吕氏春秋·古乐篇》。

⑪　马融后作康王之诰。

⑫　或不始于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