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全九卷)》
Author: 中央文献研究室
Date: 2013-12-01

总目录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赵福亭　吴正裕　黄允升　蔡钊珍

田逢禄　张素华　李　捷　蒋建农

出版说明

《毛泽东年谱（1893—1949）》是国内外首次详细记述毛泽东的思想和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经过八年时间精心编撰而成。

这部年谱记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1893至1949年的生平、经历和实践活动，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包括他的理论观点、战略思想、政策和策略以及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等，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反映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过程，并尽可能地表现他的胸怀、情操、气度和风貌。这部年谱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和光辉历程，直到取得全国胜利。

这部年谱的编撰方针是：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大量使用和发表档案材料；注意汲取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经过研究考证有所发现和创新，澄清了一些出版物中关于毛泽东生平业绩的失实记载；写作上采用客观陈述的方法，一般不作评论。

关于编撰体例作以下几点说明：

一、按年、月、日顺序纪事，少数条目根据叙事的需要采用纪事本末的写法。具体日子考订不清的写旬，旬考订不清的写月，月考订不清的写季。用旬、月、季表述的条目，一般放在该旬、月、季的末尾，有的则视情况酌定。只能判定时间为某年的条目，一律放在年末。

二、记述谱主的活动，一般省略主语。

三、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与谱主有关的大事，列专条按时间顺序写入谱内。

四、回忆毛泽东的材料（包括他本人的回忆），他人致毛泽东的函电，以及对史实的订正等，有一些通过注释发表或说明。对于正文中涉及的部分人物、地名和事件等，作了简略的注释。

五、凡引用编入《毛泽东选集》的著作，均据《毛泽东选集》第二版。

谨以此书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3年8月

目　录

1893年　诞生
1902年　九岁
1904年　十一岁
1905年　十二岁
1906年　十三岁
1907年—1908年　十四岁—十五岁
1909年　十六岁
1910年　十七岁
1911年　十八岁
1912年　十九岁
1913年　二十岁
1914年　二十一岁
1915年　二十二岁
1916年　二十三岁
1917年　二十四岁
1918年　二十五岁
1919年　二十六岁
1920年　二十七岁
1921年　二十八岁
1922年　二十九岁
1923年　三十岁
1924年　三十一岁
1925年　三十二岁
1926年　三十三岁
1927年　三十四岁
1928年　三十五岁
1929年　三十六岁
1930年　三十七岁
1931年　三十八岁
1932年　三十九岁
1933年　四十岁
1934年　四十一岁
1935年　四十二岁
1936年　四十三岁
1937年　四十四岁
返回总目录

1893年　诞生

12月26日　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字咏芝，后改为润之。

祖父毛恩普，字寅宾，一生贫苦，勤劳厚道。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原为贫农，曾因负债被迫当兵多年。他治家谨严，善于经营，由贫农变为中农，后又成为富农。他性情暴躁，对子女要求严厉。母亲文素勤（文七妹），勤俭持家，敦厚慈祥，和善好施，乐于助人。胞弟毛泽民、毛泽覃，继妹毛泽建。

毛泽东幼年大部分时间在湘乡唐家圫外祖父家度过。外祖父家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务农为业，生活比较富裕。他同表兄弟们一起生活，六岁开始作些田间零星劳动。因受母亲影响，幼年曾信佛。

毛泽东在外祖父家期间，中国发生了甲午年的中日战争和庚子年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中国被迫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1902年　九岁

春　从唐家圫外祖父家回韶山，入南岸下屋场私塾读书，启蒙教师邹春培。先读《三字经》，接着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毛泽东记忆力强，能够口诵心解，很快领悟。在学了一些字以后，父亲便要他习珠算，并给家里记账。

1904年　十一岁

秋　到韶山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毛咏薰。

1905年　十二岁

春　就读于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塾师周少希。

8月20日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1906年　十三岁

秋　到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塾师毛宇居。在这所私塾里，继续读四书五经，并开始练习书法。毛泽东不很喜欢读经书，喜欢读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喜欢读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曾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

1907年—1908年
十四岁—十五岁

停学在家务农。白天同成年人一起在田间劳动，晚间替父亲记账。虽然辍学，仍继续读书，读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书籍，常常读到深夜。有一天忽然想到，小说书里有一点很特别，主要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这一点困惑不解。后来逐渐发现小说中颂扬的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

这期间，从表兄文运昌处借了一些书，有一本是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书中主张设议院，办商务，讲农学，兴学校，使上下同心，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还说到中国之所以弱，是因为缺少西洋的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学习西方的原则。还有一本为改良主义者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该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腐败表示不满，并提出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毛泽东读了这些书，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起恢复学业的愿望。

由父母作主，娶罗氏为妻[1]。不久，罗氏因病去世。

[1]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

1909年　十六岁

秋　复学，在韶山乌龟颈私塾就读，塾师毛简臣。

当时，韶山冲李家屋场由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人讲述各地见闻和爱国维新故事，宣传废庙宇、办学校，反对信佛。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有各种议论，毛泽东赞成他的主张，并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

1910年　十七岁

春　到韶山东茅塘一位秀才毛麓钟家里读书。选读《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还读一些时论和新书。

4月　湖南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示威要求平粜救灾，被巡抚的无理答复所激怒，冲进衙门，砍断旗杆，吓走巡抚。后饥民暴动惨遭镇压，许多人被捕杀。毛泽东和同学们对这件事议论多日，对“谋反者”所受冤屈深感不平。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个时期，毛泽东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国家前途感到担忧，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

秋　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离家时，抄写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以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东山小学除教经书外，还教授被称为“新学”的自然科学和其他新学科。有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体育教员，经常向学生讲述日本明治维新和列强窥视中国的情形，并教授音乐和英语。毛泽东在这所学校里很有长进，写得一手好文章，受到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喜欢。[2]国文教员贺岚岗见毛泽东对历史很有兴趣，买了一部《了凡纲鉴》送给他。这时，毛泽东的心思不在读经书上，而经常到学校藏书楼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对中国古代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业绩表示仰慕，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也学到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华盛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后，对同学萧植蕃（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东山学堂期间，读了表兄文运昌借给的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其中有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对这些书报反复阅读，有的可以背诵出来。对《新民丛报》连载的梁启超《新民说》一文，看得非常用心，并写有批语。对该文“论国家思想”一节所写的一段批语，说到两种君主制国家：一为“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一为“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时，毛泽东并不反对君主制度，只是反对君主专制，而赞成君主立宪制，希望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进行改革。他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1]这首诗1916年曾载于《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原文是“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署名西乡隆盛。据考证，这首诗不是西乡隆盛的作品，而是日本和尚月性所作，原诗是：“男子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2]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说：“这个学校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要由教员出题目，由学生各自作一篇文章，作完后整天休息。毛泽东同志每次都认真为文，成绩很好，他写的‘言志’、‘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全校有名。”

1911年　十八岁

春　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在这里，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知道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知道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殉难的事迹，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激奋之下，写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1]

5月　国内掀起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的运动。湖南绅、商、学界组成“湘路协赞会”，反对清朝断送主权借外债筑路。革命派焦达峰、陈作新等同谘议局的一些议员，策划领导反清政府的长沙起义。毛泽东和同学一起卷进这一斗争潮流。湘乡驻省中学学生以反对留辫子表示对清王朝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和另一同学首先剪去自己的辫子，并强制十几个人也剪掉辫子。[2]

10月10日　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后，长沙城内形势紧张，湖南巡抚宣布戒严。一天，一位革命党人到湘乡驻省中学发表激烈讲演，报告起义情况，号召建立民国。四五天后，毛泽东决心投笔从戎。二十二日，长沙发生起义，湖南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月底，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在军队除认真接受军事训练，还非常重视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每月饷银大都用于购买报纸，贪读不厌。从当时鼓吹革命的《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接着读了江亢虎[3]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写信与同学进行讨论。

[1]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2]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3]江亢虎，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组建中国社会党。

1912年　十九岁

1月1日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2月12日　清帝宣布退位。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果实落到袁世凯手里。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退出军队，决定继续求学。

这时，毛泽东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变换再三，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在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学习一个月，感到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6月　写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该文联系社会现实提出，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以法治国。说“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之善与不善关系到是否“利国福民”。作文高度评价商鞅变法，说：“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并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伟大之政治家”。这篇作文受到国文教员的称赞：“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国文教员看到毛泽东爱好历史和文学，借给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阅读。

秋　由于第一中学课程有限，读了通鉴辑览以后，认为在校学习不如自学，便退学寄居在湘乡会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1]。在自修的半年中，广泛涉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读了严复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还读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在这个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引起很大的兴趣，反复细看，受到启发。

[1]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1913年　二十岁

春　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前程。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同时，因父亲不同意他自修，拒绝供给费用，生活十分困难，于是决定报考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的师范学校。他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

10月—12月　听课时记了万余言的《讲堂录》[1]，主要是国文课和修身课的笔记，内容涉及哲学、史地、古诗文、数理等。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记录较多。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有的条文突出理想情操，求实好学，不务虚名的内容。在这期间，以工整的楷书全文抄录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并将《离骚》的内容，分段提要，写成眉批。

国文教员袁仲谦嫌毛泽东的作文像新闻记者手笔，认为不应学梁启超的文风，而应研读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的文章。毛泽东买了一部《昌黎先生集》，精心钻研，学会了古文文体。

[1]根据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记载，毛泽东所记讲堂录、读书录的笔记本，有几大网篮。现在留存下来的讲堂录只有这一部分。这本笔记前面是《讲堂录》，后面是手抄的《离骚》、《九歌》全文。

1914年　二十一岁

2月　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三月，毛泽东编入一师预科第三班，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重读半年预科。秋，被编入本科第八班。

湖南一师是当时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办得较好的学校。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和徐特立。杨昌济教授教育学、伦理学等课程，努力教育学生要做一个公正的、有道德的、有益于社会的人；徐特立教授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和修身等课程，治学严谨，对学生影响较大。教员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也有相当的帮助和影响。

学校的课程很多，毛泽东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注重自学，精心安排自学计划，读书不倦，有时通宵不眠。对于所学，力求深入，融会贯通。

8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卷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紧侵略中国，同月二十七日出兵山东，十一月强占原被德国强占的青岛，并以武力控制胶济铁路，又于次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

1915年　二十二岁

2月24日　给表兄文运昌写一还书便条：“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这个便条是毛泽东由长沙回韶山过春节期间写的。

4月4日　到芋园[1]访黎锦熙。黎锦熙看了毛泽东的日记，告以读书方法。

4月5日　向杨昌济谈自己的家世和经历。杨昌济听后，对毛泽东给以鼓励，寄予期望。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2]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4月11日　和萧子升、熊光楚到芋园黎锦熙处，继续听黎锦熙讲读书方法。

4月18日　和李少青、周执钦在黎锦熙处，谈《公言》杂志问题。

4月25日　在芋园听黎锦熙讲述“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5月2日　在芋园同黎锦熙等谈论如何做学问。

5月7日　下午三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九日下午六时前答复以解决中日间“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九日，袁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

为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一师学生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并作批注，在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5月9日　在芋园同黎锦熙谈读书问题。

5月23日　为悼念湖南一师同班同学易昌陶书写挽联：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5月30日　同熊光楚、王季范在黎锦熙处讨论改造社会问题。此后，常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到芋园向杨昌济、黎锦熙求教。同时，与同学蔡和森、陈昌、萧子升、熊光楚、萧三等组织哲学研究小组，请杨昌济指导，对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进行定期讨论。

学期末　为反对由校长张干提议、省议会作出的要学生缴十元杂费的新规定，一师学生掀起驱逐张干的学潮。毛泽东在学校后山的君子亭改写一传单，广为散发，历数校长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十七名学生，经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教员劝说作罢。七月，张干被迫辞职[3]。

6月25日　致信湘生，谈治学问题，对自己过去强调自修、不重视课堂学习有新的认识。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谈到自修问题，信中举康有为、梁启超为例：康有为“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信中说：“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信中还谈到人才和交友问题，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随信抄录了为哀悼亡友一师同班同学易昌陶而写的一首挽诗：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馀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馀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7月　暑假期间，同陈昌住在浏阳门芋园内，探讨学问，互阅日记。十一日至二十一日，同陈昌多次聆听黎锦熙讲读史方法、研究方法、读书自习方法，并向黎请教文字学问题。黎介绍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群学肄言》的“缮性篇”。三十一日，黎锦熙看了毛泽东的日记，认为“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

同月　致信萧子升。以“用之而弥盛”的道理，说明切磋学问、交流思想的重要。说“锻工不藐其腕而硕其腕，簸夫不纤其胫而肥其胫”；并说自己近年来的进步，“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

8月8日　在芋园同黎锦熙谈治学和政事。十一日，又在芋园同黎锦熙长谈读书方法，黎锦熙告以“读书须与校课相联贯”。十三日，由芋园返回学校。

8月29日　和萧子升、张平子[4]到黎锦熙处，长时间谈论治学问题。

8月　致信萧子升，谈人生问题，说“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信中抄录了近来写的一篇日记，题为《自讼》，以匏瓜、牡丹相对照，说明做人不要华而不实。“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有的人像牡丹，“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

9月6日　写长信给萧子升，介绍近期同黎锦熙交谈治学问题的情况，并按黎锦熙嘱托告以研究学问的方法。信中说，黎锦熙不主张专攻古籍然后“涉新”，认为“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黎锦熙曾推荐读《群学肄言》“缮性篇”，随“取其书遍观之”，认为该书名为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可以看作是百科之肄言。信中说，国学“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还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即读一篇而及于全书，并加以详细研究，使“国学常识罗于胸中”。信中推崇曾国藩的读书方法：一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一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施于内而遍于外。

9月15日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创刊。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深受其影响。

9月　为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生罗章龙看到启事，当即回信约见。毛泽东很高兴，复信说“空谷足音，跫然色喜”，并约定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相见。两人谈了三小时，谈治学、处世、人生、宇宙观和社会改造问题。分手时对罗章龙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9月27日　复信萧子升，再谈求友的迫切心情，说“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11月9日　致信黎锦熙，劝他不要在袁世凯政府里做官[5]，“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6]，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有可急图进取”。说黎锦熙致力于教育，“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切望黎锦熙“急归无恋”。信中述说了自己对学校不满意、郁郁不得志的心情：“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很想离去，“就良图，立远志”。

11月　被选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7]文牍，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这一职务毛泽东连任四届，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毛泽东在学友会作了大量会务工作，是他走上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的开始。

12月12日　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

12月　致信萧子升，请帮助找《君宪救国论》[8]一阅。又说，近日校中将印发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书文，请萧题写书名《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9]。

本年，湖南和全国一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激烈，长沙小吴门附近的“船山学社”，成为公开进行反袁演讲的场所。毛泽东和一师同学，经常在星期天去听讲演。

[1]芋园是杨昌济、黎锦熙等创办的《公言》杂志社址，在长沙浏阳门。

[2]曾涤生，即曾国藩，字涤生。梁任公，即梁启超，号任公。

[3]1950年10月，毛泽东对徐特立、谢觉哉、王季范、熊瑾玎、周世钊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很会讲话，三十几岁就当第一师范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不高兴他，我估计他一定要向上爬的。他要爬上去是容易的，结果他没有向上爬。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1951年9月，毛泽东邀张干赴京，在中南海设宴款待，并请就首席。

[4]张平子，当时任长沙《大公报》总编之一。

[5]1915年9月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育部的教科书编纂处，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员。

[6]据黎锦熙1952年解释：“信中‘大厄’是指北京袁世凯正在准备做皇帝。这年筹安会成立，鼓吹帝制，附和者不少，所谓‘恶声’。”

[7]《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记载，1913年秋该校创设技能会，1914年改名自进会，1915年又改名为学友会。学友会的宗旨是：“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

[8]《君宪救国论》是杨度1915年4月写的一篇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文章，得到袁世凯的赞赏。

[9]这本小册子收集了汤、康、梁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言论，印出后，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的名义广为散发。

1916年　二十三岁

1月28日　致信萧子升，请帮助借《甲寅》杂志第十一、十二两期[1]。二月十九日，再次去信借这两期杂志。

2月29日　致信萧子升，列出七十七种书目。说“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故书之以质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当”。至于萧愿意赠书和赠钱问题，则予以婉言谢绝。

3月22日　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5月29日　湖南将军汤芗铭，在各方面的压力和影响下，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并任都督。

6月24日　致信萧子升，诉说因汤芗铭军队骚扰不能回家探母的心情，“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

6月26日　离长沙回韶山，路过银田寺，宿一友人家中。当晚，写信给萧子升，告以途中所见陆荣廷的桂军和讨袁的护国军扰乱群众的情形：“招摇道途，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信中还描述了沿途的秀丽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

7月4日　湖南都督汤芗铭被驱逐，从长沙逃走。

7月9日　由韶山动身返长沙。十二日在湘潭、十八日在长沙一师，连续致信在乡间的萧子升，谈对湖南时局的看法。在十八日的信中，对各派军阀乘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机会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为害湖南，甚为愤慨。但又说：湖南都督汤芗铭被驱逐“颇为冤之”，是“湘之大不幸”。“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自己对于“湘局实愤愤不能平于心”。

7月25日　再次致信萧子升，谈湖南问题及国际局势。关于湖南问题，仍持前信看法，说汤芗铭去后，暴徒横行捕人杀人，“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信中谈到日俄签订侵犯中国主权的密约，提出要认真对付日本的侵略，注意“东事”。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暑假　步行到长沙县东乡板仓杨昌济家访问，同杨昌济讨论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很大的兴趣浏览杨昌济的藏书，特别是新书和报刊。从杨昌济谈话中得知，离板仓四十多里的高桥塘冲，有一位留学日本的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倡导者柳午亭（柳直荀的父亲），随后便专程访问。称赞柳午亭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

开学后　国文课讲授文字源流。毛泽东对《文字源流》一书，读得十分精心，写批注，作注音，还改正一些错字。

秋　一师奉令实施“军国民教育”，组织学生课外志愿军，“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全校编为一个营。毛泽东任第一连直属连部上士，除接受军训外，还负责传递上级命令，担任本连一切文牍事务。

12月9日　致信黎锦熙。说接到来信后，知去年十一月九日信中劝黎锦熙不要在袁世凯政府做官的意见不当，黎的任职不过是编书，仍是“书生事业”，并不是做官。信中说，对黎锦熙主张把小学国文（文言文）改为国语（白话文）的意见，不尽以为然。信中强调体育的重要性。说古称智、仁、勇为三达德，现今的教育学者进而提出德、智、体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现在认识到体魄和精神不能两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心身可以并完”。说自己身体不强，近因运动之故，受益颇多，“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十分重视锻炼身体，依季节的变化，进行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和体操、拳术等各种体育活动。认为这些方法，既锻炼身体，也锻炼意志。他曾在日记本上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甲寅》月刊，1914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该刊由章士钊主编，陈独秀协助编辑，共出10期，1915年10月停刊，第11、第12期并未出版，毛泽东当时尚不知道这一情况。

1917年　二十四岁

3月　和萧植蕃（萧三）联名写信给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的白浪滔天[1]，说：“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4月1日　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文章详述体育运动的意义、作用和方法。关于体育同增强民族体质、保卫国家的关系，说：“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关于体育同德育、智育的关系，文章说体育对于我们，“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身体是“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小学应当专门注重身体的发育，中学和中学以上应当德、智、体三育并重。文章批评当时学校课程繁多而又不重视体育，说“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文章推崇清初颜元、李塨的“文而兼武”的思想，赞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文章论述身体强弱的转化，说“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生而强者，如果“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终会强而转为弱。而弱者，如果“深戒嗜欲”，“勤自锻炼”，久而久之也会变为强者。“总之，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文章认为体育之大效尤在“足以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文章还介绍自编的一套“六段运动”体操。

4月23日　到芋园看望十六日从北京回湘的黎锦熙，互相介绍北京、湖南政局及社会情况，并谈学，甚为投机。

6月　一师开展考察学生德、智、体优秀的“人物互选”活动。全校十一个班四百多人参加选举，选出三十四名。毛泽东得票最多，按考察内容独得六项[2]优秀，其中，言语、敦品两项得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

夏　为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一切入一》作序。序言说，治学要打好基础，日积月累，“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做学问如像筑台，“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台积而高，学积而博”。但是，学问不但要博，尤其要精，在博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加以条理，“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序言批评中国旧学的弊病“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认为萧子升的札记积累很多材料，“则宜有以条理之，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焉。又持之以久远，不中途而辍。诚若是，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

7月中旬—8月16日　和萧子升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九百余里。这次长途旅行，未带一文钱，用游学的方法或写些对联送人以解决食宿，所到之处，受到农民友善的欢迎和款待。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一些风土民情，获得许多新鲜知识。

8月中旬　将自己抄录的《西洋伦理学史》（杨昌济译）七本，借给同班同学罗学瓒阅读[3]。

8月23日　致黎锦熙长信，探讨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信中说，天下纷纷，时人虽有一些变革主张，但对救国之道，未找到一根本解决办法。即说维新派康有为，也是“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而所谓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信中强调，“以大本大源为号召”，通过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来变换全国的思想，这就是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他认为，一旦哲学得到改造和普及，人人“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这样，就达到“太平世”的大同境界。信中主张“思想道德必真必实”，东方思想虽然有许多不切于实际生活，但“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毛泽东在信中还说，“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很久以来就想办私塾，取古代讲学与现今学校二者的长处，“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继续深造。

秋　开学后，听杨昌济讲授修身课，教材为《伦理学原理》[4]，学至次年第一学期。毛泽东精心研读此书，写下一万二千余字批注，对书中一些伦理学和哲学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5]，强调“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批注突出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自己在伦理学上有两个主张：一为个人主义，一切生活动作，一切道德，都是为了成全个人。一为现实主义，“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他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个人的价值大于宇宙的价值，“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他认为，“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成人之美、舍身拯人、为他人谋幸福等，都是为了实现自我，满足个人精神的需要，达到自利之目的，即所谓“精神之个人主义”。批语反映了某些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其中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对于泡尔生关于“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极表赞同；而不同意泡尔生关于“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的观点。批注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这种思想，还反映在批注中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批注表明，毛泽东对过去推崇“大同”境界和人人皆为圣人的观点，有了改变。说：“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此外，批注中也有不少“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观点。

在阅读《伦理学原理》期间，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受到杨昌济的赞扬，得一百分。

9月16日　和同学张昆弟等到湘潭昭山游览，夜宿昭山寺。交谈中，毛泽东认为人生不能单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还应追求更高的理想，说“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说，“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张昆弟对毛泽东的“心力说”甚为赞成。

9月　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国文科二年级写《国文教授案》，并进行教学实习。二十二日，一师同学李端纶对毛泽东这次教学实习写有如下评语：“毛君态度、教法、言语均臻完善，惜其立地未能适当耳”。

9月22日　下午，和张昆弟到湘江游泳。当晚同宿蔡和森家，夜谈很久。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他主张实行“家族革命，师生革命”。并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二十三日，清晨同蔡和森、张昆弟游岳麓山，沿山脊而行，至岳麓书院下山。时值“凉风大发，空气清爽”，“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

9月25日　发起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得到湘潭同学的赞同。组织校友会目的有四：一、谋发展湘潭教育；二、联络感情，质疑问难，以文会友；三、有团体不致特立独行，为世所遗；四、当小学教师后，应兴应革互策进行，不致孤陋寡闻。十二月十四日，湘潭校友会在一师开成立大会，毛泽东报告该会的筹备经过及宗旨等。

9月30日　和同学罗学瓒、李端纶、张超、邹蕴真、彭道良等十六人，租两条小船，环游长沙水陆洲一周。至夜，清风明月，醉酒歌诗。

10月8日　当选为一师学友会总务（负总责）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任期至次年五月。十三日，召开学友会大会，到会六十二人，讨论各项会务。十四日，召开各部部长会议。会后，毛泽东积极组织各种课余的学术和体育活动。

10月30日　用白话文写的夜学招生广告，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印发。广告说：“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现今“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

11月初—14日　每天写学友会夜学日志，记载夜学创办的意义、招生办法、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等。关于创设夜学的意义，日志列举四条：一、我国现社会的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的国民，为要达到“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的目的，不能不对这些人进行教育。二、国人虽天赋、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三、可作师范三四年级学生实习的场所。四、可通过夜学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隔离，使“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

11月7日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产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十七日，长沙《大公报》也作了报道。

11月9日　夜学正式开学，学友会代理会长方维夏致词，毛泽东对上课说明书逐条作了解释。

11月14日　给夜学甲班上历史常识课，讲历朝大势和上古事迹。二十一日，继续讲秦、汉、魏、晋、隋、唐六朝事略。

11月15日　北洋军阀段祺瑞辞国务总理职。湘督傅良佐同省长周肇祥自长沙出逃。十七日，湘粤桂联军与北军王汝贤、范国章部在湘潭交战。在南北军阀混战，北军败走，南军未到长沙之际，北军溃军王汝贤部在第一师范附近徘徊。这时，毛泽东以学友会总务的名义，把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布防学校周围山头。当溃军向北移动时，联络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真枪射击，志愿军放鞭炮助威，高喊“缴枪没事！”溃军不知虚实，惊慌失措，纷纷缴械，由商会出钱遣散。全校师生议论说，“毛泽东浑身都是胆”。随后，毛泽东以一师学友会的名义，组织妇孺救济会，援救因战事遭受困难的市民。

冬　步行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陈赞周同学家探望，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宣传种果树，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并动手在铁炉冲栽了几棵板栗树。

[1]白浪滔天，即宫崎寅藏，日本人，曾经帮助和支持过辛亥革命。

[2]这6项是：敦品（如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自治（如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胆识（如冒险进取，警备非常）、文学（如长于国文词章）、才具（如应变有方，办事精细）、言语（如长于演讲、论辩应对）。

[3]罗学瓒读《西洋伦理学史》后，在1917年9月26日日记中写道：“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史》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西洋伦理学思想虽各人异趣，然有系统可寻，且进化之迹昭昭可数，不若我国之东鳞西爪陈陈相因也。”

[4]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今译保尔森）著，蔡元培译。

[5]毛泽东批阅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曾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杨韶华所收藏，后来还给了毛泽东。关于这件事，周世钊在他1962年出版的《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一书中曾有记载：“当我把这本书交到毛主席手中时，他高兴地翻看了自己写在书中的评语。微笑着对我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1918年　二十五岁

2月19日　出席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职员会议，提出本学期学友会继续办工人夜校等活动事项，会议讨论通过。

3月2日　起草第一师范学友会《夜学招学广告》。广告说，愿入夜学者，不论年纪大小、认字多少均可报名，听课不收学费且发给讲义。

3月23日　段祺瑞重组内阁，决定对川、湘、粤各省用兵计划。第二次南北战争开始。二十六日，北军占领长沙。二十七日，张敬尧被委任湖南督军。

春　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读“无字书”。路上还详细商谈组织新民学会问题。

4月14日　出席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召开的新民学会成立大会[1]。萧子升、萧三、何叔衡、陈赞周、毛泽东、邹鼎丞、张芝圃（张昆弟）、蔡林彬（蔡和森）、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等到会。大会通过由毛泽东、邹鼎丞起草的新民学会会章。会章规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守则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议推选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

4月28日　南军马济部攻占湖南醴陵。南北军在醴陵一带进行拉锯战。毛泽东组织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的警备队，并任队长，带领同学们护卫学校。

4月　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去日本留学[2]饯行。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笔名写诗一首相赠，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5月10日　出席第一师范学友会留校成员会议，讨论向下届学友会移交问题。毛泽东等提出，要筹备“独立会所”，以联络毕业同学，谋全省教育的研究和发展；还要成立交际部，“谋内外之连络，通新故之情素，图理论与经验之结合”。

6月　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3]。

6月下旬　同何叔衡、萧子升、萧三、陈赞周、周惇元（周世钊）、蔡和森、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李和笙（李维汉）等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参加新民学会会议，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会议认为留法勤工俭学有必要，应尽力进行，推举蔡和森、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二十五日，蔡和森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后，认为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即函告萧子升、毛泽东、陈赞周、邹鼎丞等从事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

6月30日　蔡和森致信毛泽东。信中说：“兄事已与杨[4]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希望毛泽东与萧子升讨论研究，决定行止。

7月25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表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苏俄政府将沙皇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行废除，并将沙皇政府与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掠夺、占有之中国领土及一切权益，全部归还中国人民。同时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友好关系。这个宣言于一九二〇年四月间在中国报刊上公开发表。

7月　蔡和森致信毛泽东促其尽快赴京，说：“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处，万不至无结果。”润兄七月二十六日信“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

8月11日　致信在湘潭的罗学瓒，认为罗学瓒从事教育工作比较适宜。信中说：深感同人中没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的，“后路空虚，非计之得”。往保定留法预备班，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

8月中旬　致信七舅父和八舅父，说从湘乡唐家圫舅父家到长沙已数日，决定十三日动身去北京。感谢他们照料患病的母亲。说乡中良医少，特请人开来一药方为母治病；如不能愈，到秋收之后，拟接到省城治疗。

8月15日　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陈赞周等二十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长沙去北京。途中因铁路被水冲断，在河南郾城停留一天。十八日，和罗章龙、陈赞周到许昌[5]。

8月19日　和罗学瓒等一行到达北京。后与蔡和森等八人住在距北京大学不远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三间狭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生活清苦。经杨昌济协助联系，蔡元培、李石曾同意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分设在北京大学与河北保定、蠡县。以后又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开办半工半读的留法预备班。八月间，毛泽东作出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同萧子升等驻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

9月8日　在北京湘乡会馆同黎锦熙等会面，谈治学问题。

10月6日　和蔡和森、萧子升到保定，迎接由陈赞周、邹鼎丞带领的第二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三十多位湖南青年。七日下午，在莲花池公园，同已在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的张昆弟、李维汉、李富春、贺果等聚会，并同湘籍全体同学合影留念。

10月10日　送蔡和森等三十多位留法预备班学员去蠡县布里村。随后同萧子升返回北京，统筹勤工俭学事宜。

10月　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6]，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八块银元。由于工作关系，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这期间，曾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主要谈论学术和人生问题。还同北大学生朱谦之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此时，毛泽东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成为挚友。

11月11日　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休战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举行庆祝活动。

11月15日　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热烈赞扬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2月29日　到黎锦熙家，谈办报[7]和世界问题。

冬　和萧三、罗章龙到天津大沽口观海，看要塞炮台。

同季　到北京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

[1]关于新民学会的发起经过，毛泽东在1920年冬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说：“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关于新民学会成立的时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说是1918年4月17日。这里根据萧三日记，定为4月14日。

[2]罗章龙后因东京发生日警迫害中国侨民风潮，中止赴日。

[3]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4]杨，指杨昌济。

[5]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说：“我们在漯河车站宿了一夜。第二天，毛润之、我、陈绍休（按：即陈赞周）坐临时车子到了许昌，在那里停留一二天。润之对许昌很感兴趣，许昌是三国的魏都，但旧城已荒凉。他建议去看看，我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了魏都的情况，知道旧址在郊外，乃步行前往凭吊魏都旧墟，并作诗纪行。”

[6]有学者考证，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职务是图书馆书记。这一职务一般由新聘者担任。

[7]根据黎锦熙1967年的回忆，这里所说的办报，指后来创办《湘江评论》。

1919年　二十六岁

1月18日　巴黎和会开幕。二十八日，中国代表在会上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等。

1月25日　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参加了哲学研究会。

2月1日　在黎锦熙家同度春节。黎锦熙将他的《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改订本交毛泽东提意见。

2月19日　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蔡元培发表演说并被选为新闻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在研究会听《京报》社长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邵在经济上的接济。

3月12日　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归途中绕道上海。十四日，到达上海。

3月15日　在上海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十七日，送别湖南青年赴法。二十九日，参加又一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三十一日送别。

4月6日　由上海回到长沙。对母亲亲侍汤药。二十八日，致信七、八两舅父舅母，说“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

4月　回湖南后，主持新民学会会务。为解决生活问题和便于工作，住到长沙修业小学，教历史课，并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进行各种联络活动。

4月30日　巴黎和会无视中国提出的废除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等要求，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5月4日　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湖南，全省震动。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各校学生骨干分子、新闻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进行联系，交换看法，提出在湖南开展爱国运动的具体意见。

5月7日　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5月中旬　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

5月23日　毛泽东约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到第一师范后山操坪，商谈响应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问题。议定：每一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连日来，毛泽东到一师、商业专门学校、明德中学等校进行活动，向学生骨干提出：一、反帝爱国方向要明确，力争山东主权完整，反对北京政府卖国政策；二、要有统一组织，使力量集中；三、要准备对付张敬尧所施加的压迫。

5月25日　和蒋竹如、陈书农等同各校学生代表易礼容、彭璜、柳敏等二十余人在楚怡小学开会。由毛泽东介绍邓中夏与各校代表见面。邓中夏报告北京学生运动发生经过，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以推动反帝爱国运动。

5月28日　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不日，学联改选，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毛泽东经常到学联同负责人研究问题，指导工作。

6月2日　湖南学生联合会召开全体大会，议决全省各校学生从三日起，一律罢课。

6月3日　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无产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这一运动。本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四日，长沙《大公报》发表学联的罢课宣言。宣言说：“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湖南学生“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宣言还向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等项要求。随之罢课风潮席卷全省。

6月　同学联干部利用暑期放假，组织青年学生到城乡、车站、码头，作爱国反日宣传。

7月初　和何叔衡、熊楚雄等人，在长沙送别徐特立等十八人经武汉、上海赴法。

7月9日　在毛泽东指导下，由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七月间，“救国十人团”已发展到四百多个。十月下旬，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正式成立。

7月14日　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二十余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他在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反对各种强权，主张平民主义，用群众联合的方法，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在《陈独秀之被捕[1]及营救》一文中，他指出：当前的中国危险在于“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人们“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和政治不民主的结果。文章对陈独秀十分推崇，称之为“思想界的明星”。

7月21日　《湘江评论》第二号出版，刊载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此文在该刊第三号、第四号继续连载。文章宣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认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文章热情称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而在中国则“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文章指出：当今中国种种方面都要解放，“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等，强调中华民族有伟大的能力进行改革，“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文章要求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仿效别国的方法进行革命。文内也反映了一些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看法，认为：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两派，一派是很激烈的，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这派人的思想“更广，更深远”，其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克鲁泡特金。《民众的大联合》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界有相当影响。北京《每周评论》说，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一些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同日　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发表《健学会[2]之成立及进行》。文章赞扬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思想活跃，同时指出那时思想界存在的自大、空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孔子为中心等弊端，批评那时的思想“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文章提倡“研究”、“批评”的精神和学术的自由讨论，认为没有批评的精神，就会做他人的奴隶。对于孔子，单就其统治中国思想界不能自由、使人们做了两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一点来说，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8月4日　《湘江评论》第四号出版。

8月中旬　由于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张敬尧的军警包围湖南学生联合会，胁迫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张贴布告，解散学联，查封《湘江评论》，并闯入湘鄂印刷公司，将刚印出的《湘江评论》第五号没收。由于事先得知张有此举，毛泽东布置学联职员离开，重要文稿和学联印信移走，未受损失。当晚，毛泽东同留守的学联骨干在何叔衡处开会，决定六条：各校学生暂不用学联名义；学联活动要秘密进行；将查封《湘江评论》情况通告报界；要回乡学生宣传张敬尧的暴行；函达全国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争取支援；积极准备驱张。此后，毛泽东和学联其他负责人到岳麓山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在毛泽东影响和帮助下办起来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和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刊物，仍继续出版。

9月5日　致信黎锦熙，说《新湖南》从第七号以后由他主持编辑[3]。信中称赞《民铎》第六号刊载的《国语学之研究》（黎著）和《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是“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读后收益不少。还说：自己颇想研究国语，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教育是没有办法的；至于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

9月中旬　在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学联骨干酝酿驱逐张敬尧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当即布置：一、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驱张；二、指派彭璜和商专代表李凤池等去上海，联络省外驱张力量；三、积极恢复学联。

9月21日、26日　先后在长沙《大公报》发表《表同情于师范学生》和《原来是他》两篇短文，对摧残教育、毒打车夫等社会现象表示愤慨。

10月5日　母亲文素勤去世。毛泽东闻讯立即从长沙赶回韶山。

10月8日　在母亲灵位前写成《祭母文》。祭文追述慈母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等优良品德。“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并作泣母灵联两副：“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10月16日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式大会，会长蔡元培颁发证书。毛泽东获得该研究会听讲半年的证书。

10月22日　同湖南教育界一千二百七十二人联署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并控制省教育会的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公启于次年二月二十日在《湖南》月刊发表。

10月23日　为问题研究会[4]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5]。章程说，“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先从研究入手”。章程列出要研究的大小问题一百四十四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章程强调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而且要“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但规定，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不涉及“以实行解决问题”。章程引起北京学界的重视。

11月8日—10日　长沙《大公报》连续三天刊登特别启事称：“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后的三年中，毛泽东同《大公报》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该报撰写了不少文章。

11月中旬　出席新民学会在长沙周南女校召开的修改会章和进行改选大会。根据新会章，会议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任正副执行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璧、陈书农、唐耀章、蒋竹如为评议员。会后，即进行驱逐张敬尧运动。会友多数外出，会务停顿一年。

11月16日　领导被张敬尧解散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分子，重建学联，于本日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民命，蹂躏民权”。

同日　就轰动长沙城的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文章分析赵五贞自杀，是由于“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希望热心的人要为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呼一声“冤枉”。此后，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纷纷著文，对赵五贞事件进行讨论，形成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一次进攻。

11月18日—28日　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发表《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九篇论文和杂感。这些文章集中抨击封建礼教和中国的万恶社会。其中说：“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因此，“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在分析造成悲剧的社会经济原因时指出：在剥削制度统治下，“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

12月1日　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毛泽东数年来追求新社会生活，去春曾想邀几个朋友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未实现。今春又计议在岳麓山建设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结合一体为根本理想的新村，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学生之工作》是其新村设想中关于学校问题计划书的一章。他主张：学校减少教授时间，“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从事种园、种田、畜牧等事项，实行“工读主义”。工作必须是为生产的、合于实际生活的。要使学生养成乐于农村生活的习惯，纠正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的时弊。并说，创造新学校、新教育，必须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系。要使家庭、社会进步，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须矢志“创造其新”，才能达到。

12月2日　长沙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第一次在七月）游行示威。十一月十六日福州发生日本暴徒持械殴打学生的“福州惨案”，湖南学联散发传单声援，并要求将长沙小吴门火车站查出的日货立即焚烧。本日，长沙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约万人，高举“民众联合”、“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旗帜，于教育会坪举行焚烧日货大会，遭到张敬尧镇压。

12月3日　和新民学会会员同湖南学联骨干、积极分子在长沙白沙井开会，研究形势，讨论对策。四日，在楚怡小学出席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开展驱张运动，继续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游行演说。之后，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

12月6日　长沙各校学生罢课。湖南学联代表长沙一万三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

同日　率驱张请愿团离长沙赴北京。代表团在汉口停留十天左右，分头动员旅鄂湖南学生一道驱张，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在赴京期间，毛泽东等发表“快邮代电”，向全国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罪行。

12月中旬　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蔡母（葛健豪）等送行，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

12月18日　湖南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邓中夏等十余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到京后，主持驱张运动。北京成为当时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12月22日　为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同张百龄、罗宗翰等组织平民通信社，毛泽东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

12月27日　平民通信社印发由毛泽东起草、以湖南旅京公民署名的呈文《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揭发湖南政务厅长串通水口山的德籍矿师，同美商以合资办理湖南白铅炼厂名义，行抵押借款之实的罪行。要求政府迅电张敬尧，取消草约，交款退出，并撤惩矿务局长，“以儆官邪而维矿政”。

12月28日　出席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讨论驱张办法，参加者千余人。大会要求与会的湘籍议员签字担保驱张。大会议决通电全国宣布张敬尧罪状并由国民公判等五项决议。

12月31日　和彭璜、张百龄等以湖南旅京公民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种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要求国务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12月　杨昌济病重，在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毛泽东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在病中给滞留上海的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6]。

[1]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警察厅逮捕。

[2]健学会是由湖南省教育会长陈润霖邀集湖南省城各学校职教员徐特立（孤儿院院长）、朱剑帆（周南女校校长）等发起，成立于1919年6月15日。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1920年驱张运动胜利后，成员逐渐分化。

[3]毛泽东主持编辑的《新湖南》第7号刷新宣言，在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的《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中，曾加以引录，内容如下：“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就是一切势力Authority也更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4]周世钊1966年4月20日回忆：问题研究会“是拟划中的东西，它没有会员、组织，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其会章“是毛泽东草拟的”，所列问题“全由毛泽东提出”。

[5]邓中夏在同期《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邓康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6]据1963年章士钊《杨怀中别传》载：杨怀中函称：“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　二十七岁

1月4日　在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平民通信社接待前来看望的黎锦熙[1]。

1月17日　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曾与杨开慧、杨开智一起守灵。二十二日，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朱剑帆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助。

1月18日　和罗宗翰、彭璜等为反对张敬尧侵吞湘省米盐公款，向熊希龄等社会名流及上海湖南善后协会等团体发出快邮代电。要求将米盐公款“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

同日　和邓中夏同罗章龙等“辅社”[2]成员在北京陶然亭聚会，讨论驱张问题。

1月19日　湖南各界公民代表陈赞周、彭璜、毛泽东等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的呈文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呈文历数张敬尧十大罪状，要求北京政府速将其撤任回京，依法惩办。呈文指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

同日　和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帆、罗宗翰等联名呈文总统，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罪行，指出“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要求撤惩张敬尧。

1月23日　父亲毛贻昌在家乡去世，与母亲文素勤合葬于韶山土地冲。毛泽东在北京忙于驱张活动，未能回湘奔丧。

1月28日　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三代表团，为要求撤惩张敬尧，向北京政府作最后一次请愿，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请愿团数十人，从中午十二时开始，分三路向国务院驻地进发，后又转赴国务总理靳云鹏私宅。毛泽东等六人被推举为交涉代表。靳托词不见，由其副官长接见。六代表痛陈张敬尧祸湘罪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靳承诺“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下星期四学生代表到靳宅候信。请愿团到晚七时离去。

1月　经李大钊、王光祈等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3]。

2月5日　毛泽东等湖南代表依约到棉花胡同靳云鹏住宅请愿候信。但这一带早有兵警设防，阻止各代表通过，这次请愿没有结果。

2月15日　旅京湖南学会成立，毛泽东被选为编纂干事。学会每星期日上午开学术研究会，下午请中外名人讲演。九月以后，学会停止活动。

2月19日　农历除夕，访黎锦熙，讨论文化运动方法等问题。

2月　致信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提出：“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对于改造社会，要有共同的讨论，讨论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方法，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这样，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避免那种个人冥想和“人自为战”的弊病。信中还提到，想和同志成立一个“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用一二年的时间，将古今中外学术大纲弄个清楚，作为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信中还说，今日到工读互助团[4]女子组看望，“觉得很有趣味”，但“也许终究失败”，因为男子组可说已经失败了。

3月5日　和陈独秀、王光祈等联名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发表。启事说：为求得“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这是发起工读的唯一宗旨。该团简章规定，团员每天工作六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衣食住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均由团体供给。

3月10日　在黎锦熙处进行长时间谈话，讨论社会解放与改造问题[5]。

3月上旬　接到彭璜等为在上海组织的湖南改造促成会所拟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即分发在京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商榷》的主要内容是：废除督军，裁减军队，增加教育经费，实行自治，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等。

3月12日　致信黎锦熙，并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信中说：“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信中认为，《商榷》所列各条，虽然是“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是“次货”，但就中国目前状况来说，实在是“上货”。如果连这一着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信中认为《商榷》中有许多地方“尚应大加斟酌”。《商榷》于六月十四日在上海《申报》发表。

3月14日　写长信给周世钊，谈国内研究和出国研究的先后等问题。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信中说：“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信中又提到，要在长沙办自修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3月17日　晚间，到黎锦熙处，讨论湘事善后问题和近代哲学派别问题[6]。

3月25日　湖南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共四十五人，由毛泽东领衔，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声讨被张敬尧收买的政客组织“保张团”——旅京湘事维持会，重申湖南人民“以驱张除奸为职志”。快邮代电四月一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

3月26日　印发同彭璜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修订稿[7]。宣言指出，驱张胜利后不能乐观，因为“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不能“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要“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宣言于六月十四日在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同时发表。

4月1日、4日　两次致信留法的萧子升，并寄送平民通信社稿件和《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信中说，“人才要讲经济，学问、游历要讲究多方面”，新民学会会务的“进行注意潜在，不出风头，不浮游大码头”。

4月上旬　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在京驱张活动问题。这时，直皖两系军阀利害冲突日趋剧烈，吴佩孚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搜刮政策。张敬尧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湘军湘人有联合驱张之势。会议决定，在北京的驱张代表，除留罗宗翰等少数人在京外，其他代表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及回湘继续进行驱张活动。

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热心地搜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这时，毛泽东较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比较正确的理解。[8]

4月11日　离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参观游览，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5月5日　到达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

5月8日　和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李思安等，为欢送即将赴法的陈赞周等六位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开送别会。送别会讨论了新民学会会务问题，确定“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态度。“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议决吸收新会员的条件为：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送别讨论会延至天晚，继之以灯。其间“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

5月11日　和在沪会友送陈赞周等六人赴法，同他们握手挥巾，道别于黄浦江岸。

5月　应彭璜之邀，与一师同学张文亮等一起试验工读生活，在上海民厚南里租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一个月后，彭璜写信给湖南的岳僧说，经过“考查北京已成各团的现状，调查社会生活的现实，才觉得这种工读的生活，却也不容易办到”，上海工读互助团“现在竟不能说不失败”！

6月7日　致信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信中强调自学和博学，写道：“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对于“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信中还说，旅京湖南学会，是一种混合的团体，很不容易共事，“不如另找具体的鲜明的热烈的东西，易于见效，兴味较大。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在谈到自己的性格时，信中说：“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

6月9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说张敬尧祸湘，“欺人太甚，有些难忍”。“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

6月11日　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失败。当晚，张敬尧出走。十二日，湘军前锋部队进入长沙。十四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到长沙。十七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到长沙。

同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文章指出，湖南驱张运动将要完结，“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湖南人有驱汤芗铭、驱傅良佐、驱张敬尧的勇气，何不拿点勇气把督军废去”。文章提出中国民治的总建设，要先由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解决，合起来便可得到全国的总解决。“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兼想一想八九年来自己经过的痛苦，发狠地去干这一着。”

6月18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指出：“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

6月23日　起草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信，提出改造湖南的主张。阐明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说中国二十年内没有实现“民治之总建设”的希望，在此期间，湖南应实行“自决自治”，“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信中向打着“湘事湘人自治”旗号的谭延闿、赵恒惕政府，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此信六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申报》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为题全文发表。

6月30日　致信罗章龙，告以在上海的见闻。信中谈到要将湖南的事情办好，搞自决自治。罗章龙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复信说：“你们这一年的劳苦，代价不小，有志竟成，足矜愚懦”。

6月　在上海期间，同陈独秀讨论过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9]。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组建共产党。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10]

7月初　离沪返湘。经过武汉，与利群书社创建人恽代英会见，商谈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问题。

7月4日　湖南省教职员联合会召开欢迎驱张代表大会。受欢迎的驱张代表名单中有朱剑帆、何叔衡、毛泽东（当时还未抵湘）、彭璜等二十七人。六日和七日，长沙《大公报》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对于“湖南改造”之主张》为题，连续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

7月7日　到达长沙，住在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7月9日　致信胡适，询问在上海写给他的信收到没有，告以“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7月20日　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全体学生终止罢学宣言》。宣言说，“现在湘局，虽侥幸解决，但来日方长，种种均待整理”。“虽然，我们此次的牺牲太大，所得的代价，殊不满足。并且此次驱张，纯系军事上的色彩，转足以重民众的苦痛。自今以往，我们更应有彻底的觉悟，对于这种无价值的牺牲，绝对不干。要救湖南，事事须靠着自己，没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去请愿。”

7月22日　谭延闿为防止直、皖、桂、粤各系军阀势力入据湖南，同时也为缓和湘军内部之争，利用湖南民意，发表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11]电。该电称：督军制固宜废止，但废其名而存其实，或更扩大其权力如巡阅使、军区长，则流弊必更滋多。湘人此次驱张，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

7月25日　和在长沙的湘潭教育界人士，在长沙大公报馆开会，商讨湘潭教育改进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毛泽东被公推为四筹备员之一，共同负责起草简章。二十七日，湘潭教育促进会成立，毛泽东当选促进会文牍干事。三十日，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一次干事会议决定起草促进会宣言书，由毛泽东主稿。

7月31日　毛泽东拟出促进会宣言书。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宣言书对湘潭教育的腐败情形，加以针砭。宣言书认为杜威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

同日　长沙《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文章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指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同年八月二十四日长沙《大公报》再次全文刊载此文时，将标题改为《文化书社缘起》。

8月1日　和王季范、方维夏、彭璜、易礼容等十余人，在楚怡小学为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等赴南洋开欢送会。

8月2日　和文化书社其他发起人在楚怡小学开成立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毛泽东与易礼容、彭璜被推定为筹备员。二十日，租用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为文化书社社址。九月九日开始营业，易礼容为临时经理。

8月8日　出席在长沙大公报馆召开的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一次全体会员会。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资送学生至长沙师范案”。次年一月，湘潭县决定送五十名学生入长沙师范。

8月22日　姜济寰[12]、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十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开会，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会议指定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13]为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筹备员，进行筹备工作。

8月下旬　在湘潭韶山休息。九月一日，回到长沙。

8月　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该组织拟定一个具有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并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9月3日　在长沙《大公报》新开辟的“湖南建设问题”专栏，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坚持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的观点，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的主张。文章说：“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

9月5日　应湖南通俗报馆馆长何叔衡邀请，参加《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在会上发言说：《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此后，毛泽东还常在通俗报馆约集新民学会会员谈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同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文章说，四千年的大中国，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为没有基础。大国家是以小地方为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又说，中国与俄国不同。俄国革命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14]），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认为中国目前条件尚不具备。“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

9月6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一文。文章认为湖南的农、工、商、学等最大多数人民是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的，但如果实行公民总投票，票箱掌握在少数反对者手里，“湖南们罗主义”还是不能实现。所以要把票箱拿在最大多数人的手里来。

9月6日、7日　在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文。文章认为，几千年来，湖南由于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9月10日　晚上，在第一师范同一师附小文书张文亮谈话。次日，张文亮给陈独秀发一信，请介绍俄国情况，并寄些书报来。

9月13日　谭延闿以地方自治为名，企图包办“制宪”，召集官绅名流和省议员开“自治会议”，提出“湖南自治法”，省议会即以“民意机关”自居，并组织“自治研究会”。二十三日，谭延闿决定由省议会制订一宪法会议组织法，根据这个组织法召集制宪会议。后因舆论反对和湘军内讧，制宪会议没有召开。

9月15日　参加在文化书社召开的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一班脑筋陈腐的人，盲目反对，是不中用的”。会议公推姜济寰为总务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驻会接洽一切。会议决定派张丕宗赴京转赴俄国，郭开第在船山学社办俄文班；还讨论发行俄罗斯丛刊问题。

9月25日　邀张文亮、陶毅、杨开慧等到文化书社会见。下午同游岳麓山。

9月26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文章说：湖南自治运动，固然要从理论上加以鼓吹，但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终究不能实现出来。文章针对谭延闿的官办“自治”，提出“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9月27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释疑》一文。这篇文章是为了消除一种以为不懂得政治法律，对湖南自治问题就不敢出来说话的疑虑而写的。认为这种疑虑，“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里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湖南自治，又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毫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毫不要根据哪一部法典，或哪一家学说，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并说，“‘法律学’是从‘法律’推究出来的，‘法律’又是从‘事实’发生的，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

9月28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再说“促进的运动”》一文，着重说明湖南自治，不是少数做官的或“做绅”的发了心要办便可以实现的；没有许多人做促进的运动，是办不成的。

9月30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时评，批评谭延闿提出的“湘人治湘”的论调。指出：“湘人治湘”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它“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我们主张的是“湘人自治”，乡、县、省完全自治，乡长、县长、省长实行民选。

9月　应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任一师附属小学主事（至一九二一年夏），被一师校友会推举为会长（连任两年半）。毛泽东在附小教学方面实行一些改革，设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要学生注意社会实际问题。他题写的一幅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礼堂，以勉励学生。为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把一九一八年四月停办的工人夜校恢复起来，还在初小部开办平民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并主持教学工作。

秋　和十几位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组织星期同乐会。每至星期日，到长沙近郊名胜古迹，如天心阁、水陆洲、碧浪湖等处聚会游览，作诗文，交谈个人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有时也邀请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参加，用自己掌握的思想影响他们。

10月5日　和长沙《大公报》主编龙兼公等，应邀参加各界合署发起的自治运动联席会议。龙兼公、毛泽东相继发言，说湖南处此稍纵即逝的局势下，应将自治宪法于最短期内实现，“由湖南革命政府[15]召集宪法会议，既于理论上说得通，又于事实上做得到”。

10月5日、6日　长沙《大公报》发表由毛泽东、彭璜、龙兼公三人提出、三百七十七人签名（几天后增至四百三十六人）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建议书认为，谭延闿出兵驱张，召集湖南自治会议，均属“革命行动”，他组织的政府“确是一个革命政府”。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由谭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以免乱生枝节，比较现实。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选举。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告建成”。

10月6日　湖南省学联发出致各团体信，请选派代表于七日开联席会议。同时，发出致各学校信，通知订于十月十日举行市民游街大会。两信中说：湖南自驱张成功以后，政府所筹划，人民所仰望，报纸所鼓吹，咸集中于地方自治一点。诚以不能达到完全地方自治，则政治腐败如故，人民痛苦无减，新湖南即无由建设。顾欲达到完全自治目的，此际实是唯一又最好之时机。后一信中还指出：“双十节举行市民游街大会一次，一以警告政府，一以唤醒同胞，庶几人民宪法会议早日实现。”

10月7日　出席湖南省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以湖南省城全体市民名义呈省长请愿书。

同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一文，说湖南自治运动能否成功，首先决定于长沙三十万市民，“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

10月8日　出席在省教育会举行的关于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各界建议人四百余人大会，被公推为大会主席。会议同意“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推举方维夏、陶毅等十五人为代表，将“要点”和请愿书送交谭政府。九日，谭延闿接见十五名代表，称“诸君所说，兄弟很表赞成，会同起草，兄弟意思就本诸君请愿书，即日函知各团体”。

10月10日　参加长沙各界约两万人的市民游街大会。游行队伍到湘军总司令部要求谭延闿接见，谭向代表满口允诺：“我已允许即行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诸君的要求，我一定可以照办”。游行队伍经省议会时，由于群众对包办“制宪”不满，有人将议会的旗子扯下。

同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双十节增刊，发表《反对统一》一文，坚持“大中国”没有基础必须促成各省自治的论点，反对南北军阀的和议与统一。

10月11日　和龙兼公起草的湖南省城全体市民致谭延闿的请愿书，在长沙《大公报》发表。请愿书对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的组织法和选举法提出六点要求，认为人民宪法会议“应采革命精神，打断从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决自主，不仰赖中央，不依傍各省，铲除旧习，创建新邦。至此后制治精神，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

10月21日　代表制宪请愿团参加由自治期成会等召开的各公团联席会议。自治期成会等六团体提出仍由省议会起草宪法，要求表决。毛泽东、龙兼公等代表制宪请愿团和报界联合会，声明不加入表决。至此，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而终止。

10月22日　出席文化书社第一次议事会，向会议提出《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16]。报告说，正式约定与本社进行出版物交易者，有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十一处。经由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经多方筹办，时经一月之久，即正式营业。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三类。据该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售的二百一十二种书报杂志中，《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销量最多。

10月26日　受长沙《大公报》聘请，为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来湘讲演作记录[17]。随后将整理的七篇记录稿在长沙《大公报》陆续发表。

11月7日—9日　在长沙《大公报》连日刊登《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说本社“目的专经售新出版物”。并通告文化书社经售的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及《新青年》等出版物二百一十二种。

11月中旬　致信张文亮，随信寄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十份。章程的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信中托张文亮为发展团员“代觅同志”。这时毛泽东正在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的对象。

11月19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女子教育经费与男子教育经费》短文，指出女子同男子应有同等的受教育权，为女子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而呼吁。

11月21日　在湖南通俗报馆与张文亮会见，告以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1月23日　因湘军内讧，谭延闿被迫辞职。二十五日，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二十九日，林支宇任湖南省长。

11月下旬　因工作过于劳累，作短时间休息，到醴陵、萍乡考察游览。在萍乡期间，分别复信向警予等新民学会会员。

11月25日　复信旅居法国的向警予。说一年来，对于湖南问题曾为力不少，但效果不大。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时，空气至为黯淡。自从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之建议提出以后，“声势稍振”，但“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同日　复信在法国的欧阳泽，谈新民学会问题。认为“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会员在上海半淞园讨论会务，一致主张新民学会的进行应采取“潜在的态度”。“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同日　复信罗章龙，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义。说：对于湖南问题，“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主张湖南自立为国，“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信中谈到自修问题说：“我回湘时，原想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践这个条件才好。”

同日　致信旅居新加坡的张国基，答复五月二十三日和九月十九日两封来信。信中说：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

同日　复信李思安。李思安来信要毛泽东趁湖南的“伟人们”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写几篇文章，发表改造湖南的意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

11月26日　给在法国的罗学瓒连复两信。信中写道：“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信中在谈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时说：“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自己工作学习起来，“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中国的读书人要改变自己体弱的弊病，“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信中还反对“以资本主义作基础的婚姻制度”，倡导自由恋爱，主张组织一个“拒婚同盟”，实践“废婚姻”。

11月　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为易礼容六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彭璜的信写按语。按语认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但对于陈赞周所谓“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的看法，按语也不同意。说“‘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当然，进行这种运动，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按语在谈到根本改造的计划时，提到并肯定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的问题。

同月　应陈独秀函约[18]，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

同月　致信萧三，说：“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彻。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

11月30日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和第二集同时编定付印。毛泽东在为出版通信集而写的启事和《发刊的意思及条例》中，说明发刊的目的是，“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集内凡关讨论问题的信，每集出后，总望各会友对之再有批评及讨论，使通信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论坛，一集比一集丰富，深刻，进步”。

12月1日　写长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回答蔡和森、萧子升等提出的关于新民学会的方针、方法的意见[19]，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回信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并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信中说：“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信中对于过去接受过的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观点有所改变，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2月2日　到张文亮处，商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问题。提出建团应分两步进行，第一研究，第二实行。要“多找同志”。青年团成立会，等陈独秀来湖南时再开。

12月3日　以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名义致函省警厅，对过去有人诬控他双十节游行在省议会扯旗，这次又有人诬控他图谋捣毁省议会两事，进行辩诬。说“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12月中旬　复信张文亮，说：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做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十六日，再到张文亮处，商讨召开青年团成立会问题[20]。

12月19日　在湖南省教育会参加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二次大会。在会上发言说，现在影响办师范的，不仅是办法问题，还有不明白办师范重要的问题。“湘潭要教育普及，照现在造就师资办法，再过千年，还无希望。宜以此种情形先事鼓吹，造成舆论。”

12月22日　出席省城教职员联合会为解决教育经费而召开的会议。毛泽东发言主张教育自决，说罢课还是消极，要准备积极的办法，政府已经靠不住了，教育界应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机关，实行自决自救，军费、政费都可以借款，教育是百年大计，也可以借款自救。

12月27日　给张文亮送去《共产党》月刊九本。

12月29日　同姜济寰、王季范、熊瑾玎、易礼容等在长沙县署出席文化书社议事会临时会，讨论文化书社“另觅社址”和“添筹股本”两问题。

冬　同杨开慧结婚[21]。

[1]黎锦熙1968年回忆说：“我此次去看他时，主席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很长的香案，左边是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讯稿件，可见有些稿子可能是主席自编自刻自印的。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

[2]“辅社”即“辅仁学社”，成立于1913年，是湖南长沙长郡中学的一个学术团体，罗章龙为学社负责人之一。1918年下半年，学社活动中心移到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后因大部分成员出国留学而停止活动。

[3]少年中国学会，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于1918年6月30日发起，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该会于1925年年底停止活动。

[4]工读互助团是少年中国学会个别负责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的。他们集合北京大学等学校几十个男女学生，成立3个组，实行半工半读。其中男子组办了三四个月，因开支太大等原因，终于瓦解。女子组共8人，其中6人为湘籍女学生。

[5]关于这次谈话，黎锦熙1968年回忆说：“那天应是下午四时散班后，主席来我家就谈起，一直谈到夜里。内容应是约定谈的三个全面而切身的问题：一、究竟选定哪一种社会主义？二、怎样创造自己的哲学？三、我们如何分工进行？”

[6]这里所说的湘事善后问题，指湖南驱张后关于实行湘省自治问题。黎锦熙1952年写的《毛主席一九一五到一九二〇年的来信抄存附按语》中说：“一九二〇年三月间讨论这建设问题条件（按：指《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时，湖南的局面还没有变，但大家已预觉张敬尧是不久可被赶走的”。“六月以后，果然，湖南局面大变了，但这个当作‘次货’的自治方案，重点还是不能‘办到’。”这里所说的近代哲学派别问题，据黎锦熙1952年写的按语和1967年的回忆，是指法国的柏格森、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3位哲学家。

[7]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给毛泽东、彭璜的信中提到，《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是毛泽东和彭璜1919年就开始起草的。该信说：早几天读你们所发表的改造促成会宣言，后面添了一段，是去年稿子上所没有的。

[8]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罗章龙在1990年3月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

[9]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0]关于此事，章含之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有一段回忆，她说：1963年毛主席突然提出“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从1963年起，每年春节初二这天，主席用自己的稿费必定派秘书送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主席还说：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从1973年开始还“利息”，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

[11]祃，即22日。

[12]姜济寰，当时任长沙县知事。

[13]包道平，新闻界人士。

[14]这是对英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汉语记音。

[15]指谭延闿政府。

[16]这个报告，是以文化书社筹备员易礼容、彭璜、毛泽东3人名义提出的，由毛泽东起草。

[17]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连日刊登《编辑部特别启事》，内称：“此次国内外名人来湘讲演，于学术改进，文化宣传，所关甚钜。本报为谋各界快睹起见，特请北京大学哲学士李君济民、北京大学文学士杨君文冕专纪杜威、罗素两先生演辞；唐君汉三、金君缄三、毛君泽东分纪蔡（元培）、章（太炎）、张（溥泉）、吴（稚晖）诸先生演辞。”

[18]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19]1920年7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举行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是对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意见分歧。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蔡和森等会员，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会员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

[20]这时，长沙青年团已有二十多人。原准备陈独秀来湘再开成立会，因陈独秀赴广州，不能来长沙，遂于次年1月13日召开成立会。

[21]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写的回忆中，谈到她同毛泽东恋爱的一些情节。她说，我们“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我也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1921年　二十八岁

1月1日　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陶毅、陈书农、易礼容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出席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主席何叔衡。会议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二）达到目的需采用什么方法？（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毛泽东首先向会议介绍巴黎会友对这三个问题讨论的结果：对第一个问题，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第二个问题，一部分人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人主张用缓进方法；对第三个问题，一部分人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人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毛泽东对会议上的不同意见，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1]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会议还讨论了学会本身及会友个人应采取什么态度，会友如何研究学术等问题。关于学术研究，发言者意见不一，有的不赞成专研究主义。毛泽东则主张“规定研究的对象，宜提出几种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定期逐一加以研究，较之随便泛泛看书，有益得多”。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起草的“紧要启事”，在大会上通过。启事说：“本会会员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初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的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同日　和周世钊、何叔衡介绍湖南《通俗报》编辑谢觉哉加入新民学会。

1月2日　出席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第二日会议。到会十余人，继续讨论昨日的三个问题。关于学会的共同目的，讨论结果，主张用“改造中国及世界”的有毛泽东等十人；主张用“改造世界”的五人；主张用“促社会进化”的二人；不作表决的二人。在讨论采用什么方法时，毛泽东首先列举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一、社会政策；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经长时间的讨论，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毛泽东等十二人，赞成德莫克拉西的二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的一人，未定者三人。

1月3日　出席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第三日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问题。十多人发言，提出各种着手进行的方法，诸如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筹措经费、办事业。毛泽东对上述方法均表赞成，提出在研究一项中须增加“修养”，联络应是“联络同志”而不是非同志。同时又提出须要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并认为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会议一致通过研究及修养的内容，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方法，联络同志，组织储蓄会，办理几项基本事业等。会议还讨论了会友的室家问题。毛泽东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现在青年有室家痛苦的极多，会友中亦大多数有此痛苦，此时不求解决，将来更无办法。”会议决定先组织“妇女成美会”，推举陶毅等为筹备员。会议讨论了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增进健康一项，包括早起、运动、沐浴、节劳、戒烟酒等。增进娱乐，包括游江会、游山会、踏青会、聚餐会、踏雪会、球会等。会议还议定四月十七日为学会成立纪念日。下午二时，新年大会结束。

1月6日　致信彭璜，批评他对待易礼容的态度有失忠厚之道。信中说：“兄一月来对礼容态度，我颇不满意，大违兄平日恢恢之度，礼容即万不当，亦不宜以此非人世所堪之意态对之，面誉人与面毁人同非人世所堪。”信中告知彭璜，青年团拟于一月十三日开成立会，望参加。

1月16日　出席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举行的常会。到会二十一人，继续讨论新年大会未决问题：（一）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二）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三）个性之介绍及批评。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计划时说：“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止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做事一层，觉得‘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不经济，愿于大家决定进行的事业中担负其一部分，使于若干年后与别人担负的部分合拢，即成功了一件事。”还谈到去年在上海时，曾计划在长沙顿住两年，然后赴俄。“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方法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向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他不赞成熊瑾玎的消费主张，“生活奢了，不特无益，而且有害。主张依科学的指导，以适合于体内应须的养料，身上应留的温度，和相当的房屋为主，这便是‘备’，多的即出于‘备’之外，害就因此侵来。”

1月21日　复信在法国的蔡和森。表示完全赞成去年九月十六日写来的长信。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复信告知蔡和森，关于组党一事陈独秀等正在进行，并称赞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版的刊物《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月28日　复信彭璜，说日前论及待人态度，意犹未尽。“弟为不愿与恶人共事之人，谅兄所深知，但疾恶如仇，弟亦不为。”“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复信称赞彭璜“高志有勇，体力坚强”，同时又指出他的十条缺点；并说这些缺点，自己大都也有。“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1月31日　主持编辑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出版。出版说明指出：“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

1月　撰写《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详细记述新民学会的发起、三年来发展及会员在各地的活动情形，总结学会的经验及优缺点。谈到学会的优点时说：“我们学会无形中有几种信条：像‘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皆是。”“多数会友彼此间从少面誉，‘言必及义’，自歉和勉励的话，总较多于高兴和得意的话。”会友无论求学做事，“只觉现在是‘打基础’，结果都在将来，要将来结果好和结果大，就应该将基础打得好，打得大”。学会是创造的不是因袭的，从来没有和旧势力发生过关系，也没有邀过旧势力的人入会。学会会友还有几种好处：第一，头脑清新，多数会友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的思想。第二，富奋斗精神。第三，有互助及牺牲精神。关于学会的缺点，报告列举四条：第一，学术根浅柢薄。第二，思想及行为幼稚。第三，一部分会友做事多于求学。第四，一部分会友间尚无亲切之联络与了解。

2月上旬　和毛泽覃从长沙回到韶山过春节。一天晚上，同毛泽民、毛泽覃、继妹毛泽建、弟媳王淑兰等，谈论家庭及国难当头民生多艰等情形。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说：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几天后，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被安排在一师附小任校务，同时在该校工人补习学校学习。毛泽覃、毛泽建于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先后到长沙读书。

3月14日　和何叔衡、贺民范等二十八人发起组织长沙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毛泽东任中韩互助社通信部中方主任，何叔衡任宣传部中方主任，贺民范任经济部中方主任。社址设在船山学社。中午，设宴欢迎朝鲜友人李熙春、李若松等三人。傍晚，李熙春等在学社发表演说。

3月19日　夜，接待一位被日本浪人抢劫钱财追逐到青年会的朝鲜友人，安排在第一师范住宿。

3月　在长沙船山学社同从巴黎回国的萧子升会面。此后，两人多次讨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发生根本分歧。

4月21日　湖南省长赵恒惕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

4月25日—27日　在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文章指出：省宪法草案的第一个最大缺点，是对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应增加三项极重要的条文：一、人民不分男女，均有承受其亲属遗产之权。二、人民有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三、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文章强调女子要有财产权和婚姻自决权。财产是一个根本，教育、职业、婚姻种种都是枝叶。文章说，尤其紧要的是要规定人民有求得正当职业的自由权，这就是将人民的“生存权”规定于宪法，求得宪法的保障。省宪法草案的第二个最大缺点是，规定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关于劳动的事项完全没有规定。文章指出：“议员而不有职业的限制，则事实上仍然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结果仍然是一种不利于平民的政治”。关于劳动问题，文章认为宪法应规定劳动者的工时、工值、红利、教育等项。

春　撰写《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详细记述新民学会长沙会员一月一日至三日新年大会和一月十六日常会的情形。

4月　写出《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详细记述自去年九月开业以来至今年三月底的社务情形。报告一反“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的做法，将社务情况彻底公开。报告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报告谈到该社书报畅销的原因，“是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报告列举销售量较大的重要书籍，有《杜威五大讲演》、《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晨报小说》第一集、《试验论理学》、《白话书信》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是《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等。

春夏间　和易礼容、陈书农到沿洞庭湖的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考察学校教育，进行社会调查。沿途曾写通讯投寄湖南《通俗报》[2]。

5月1日　湖南工人、学生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黄爱、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3]的工人和一部分学生，在湖南一师举行劳动节游艺会，戒严司令部派兵监视。大会进行讲演、游艺等活动，在纪念面包上印有“劳工神圣”、“不作工者不得食”等字样。

6月3日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随后会见李达等，在了解到上海等地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李达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后，致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代表二人于七月到上海开会。

6月7日　湖南省署传出《通俗报》馆长何叔衡撤职的消息。八日，毛泽东、萧子升提议另办一报，以继续《通俗报》的精神。十一日，何叔衡接到赵恒惕政府的免职命令。十五日，《通俗报》被迫停刊。

6月23日　和何叔衡、萧子升、熊瑾玎、谢觉哉在船山学社商议重新办报问题。后因毛泽东、何叔衡离开长沙，谢觉哉去一师附小任教，办报问题被搁置。

6月　一天，邀周世钊到文化书社，将陈独秀关于要大大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来信给他看，并要他做这方面的工作。周世钊说明已约定几位朋友去南京读书，毛泽东没有勉强他。

6月29日　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离长沙同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七月初，到达上海，住白尔路博文女校。

7月23日—8月初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十二人[4]，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会址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今兴业路七十六号）。七月三十日晚，突遭暗探侦查，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游船上开了最后一次的会议。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8月上旬　到杭州、南京一带游历。在南京，看望周世钊以及在东南大学暑假补习班学习的陶毅、吴钊等六人。

8月11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不久，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

8月中旬　回到长沙，住船山学社。在文化书社和清水塘同何叔衡、易礼容多次商量在湖南成立共产党支部的问题。

同旬　和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是在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和社长贺民范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的。贺民范为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指导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

8月16日—20日　为湖南自修大学起草的组织大纲在长沙《大公报》连载。大纲规定自修大学的宗旨是：“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自修大学在国内外各重要大学和学术昌明地方以及湖南省内中等以上学校、学术团体，设通信员以进行联络和交流学术。自修大学研究范围，为科学、哲学、文学三类。大纲把“劳动”列为一章。“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

8月　起草《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5]，宣言论列旧式书院和现代学校的利弊。说书院研究的内容为“八股”等等干禄之具，但在形式上，没有教授管理，可以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学校则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课程过繁，学生终日埋头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自动自发地进行研究。但现代学校的优点在于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自修大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宣言说，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校外学生凡有志向学均可入学，打破学术秘密。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学校里研究，也可以在自己家里研究，也可以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自修大学的学习内容和方法，主要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辅之以教师指导；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夏秋间　被聘任湖南第一师范第二十二班国文教员。推荐何叔衡接任一师附小主事职务。主张一师的教育方针是民主和切合实际，方法要注重启发。在一次校务会议上提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可参加校务会议，学校经济要公开，不开除学生等意见，获得校务会议通过。

9月28日　致信在北京的萧子升，谈从上海回湖南后的生活情况。“我回湘即寓船山，专以疗病为主，病即大有起色。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现在读书虽甚少，然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信中谈到为新民学会旅法会友陈赞周[6]筹款治病问题，说此款在国内同人中似只能以你我及叔衡三人担任为度。“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信中对许文煊、杨开慧、周毓明三女士进岳云中学一事，为之称赞：“男女共学，亦一新生面也。”

9月29日　致信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杨钟健，送上补填的入会志愿书。还送上应杨钟健要求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7]。在调查表备考栏内填写道：“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预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再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

10月10日　在长沙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任支部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在小吴门外清水塘租赁一所房子，作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机关，并与杨开慧搬到这里居住。湖南支部建立后，慎重地吸收学生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先在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岳云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发展一批党员。在长沙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长沙的粤汉铁路工人中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工人中也发展了党员。

10月中旬　由夏明翰陪同溯湘江而上，到衡阳，住湘南学联。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研究发展党员、成立党的组织问题。随后吸收心社[8]负责人蒋先云、黄静源和教员蒋啸青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下旬　中共湖南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9]的决定，选派共产党员夏曦、湖南劳工会代表王光辉等前往参加。

10月22日　和何叔衡、陈昌等出席湖南第一师范同学会常年大会并欢送夏曦赴俄。会议气氛热烈，庄谐并出，满座展然。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学校要有“主义”，“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

10月　在湖南第一师范出席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作关于剩余价值的讲演。

同月　粤汉铁路武汉至长沙段工人，在武汉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举行罢工。毛泽东亲自了解粤汉铁路工人的生活情况。不久，派党的干部到长沙新河总站办工人夜校。

11月7日　在长沙领导各人民团体举行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会场上升起一面红旗。会后举行游行，散发传单，要求实现省宪法中所许诺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游行队伍遭到警察攻击，经过激烈斗争后散去。

11月21日　在《劳工周刊》[10]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表达了对湖南劳工会寄予的深切同情，并向劳工会提出三点希望：第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于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其在于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第二，工会组织要由民主产生精干的全权办事机构。第三，工会应有自己的基金，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交纳最低限度的会费。文章最后以“不劳动的不得食”、“劳工神圣”、“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等口号，鼓励劳工会会员进行新的斗争。

11月下旬　湖南劳工会接受毛泽东的建议，进行改组。把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原有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宣传、组织三个部；并请毛泽东助理会务。

11月　中共中央局发出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决议的通告。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本年内至迟于明年七月前，都能发展党员至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在劳动运动方面，须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同志，都要尽力执行这一计划。毛泽东按通告要求，发展党的组织，准备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和开展工人运动。

12月中旬　和易礼容、黄爱、庞人铨等会见由上海前往桂林同孙中山会谈途经长沙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向工人和青年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

12月25日　中共湖南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宣传文件的精神，通过湖南劳工会和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发动长沙工人及各界群众近万人，举行游行大会，反对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召开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大会主席为黄爱，总指挥为庞人铨。大会通过致参加太平洋会议的北京政府代表和各省各报馆转各工人各工会同人电。当游行队伍行至日本及美国领事馆时，工人高呼“反对太平洋会议”、“打破国际的资本主义”、“揭破资本阶级的假面具”等口号。

12月　到安源煤矿考察。月中，安源路矿一部分有觉悟的工人致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当即派毛泽东、李隆郅（李立三）、宋友生、张理全四人到安源。毛泽东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工人谈心，深入矿井、工棚了解工人的痛苦和受压迫的情形，随后，派李立三在安源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

12月底　请易礼容转告黄爱、庞人铨，邀他们到清水塘谈话。过后，毛泽东对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1]即陈书农。

[2]当时任《通俗报》主编的谢觉哉1952年写的回忆文章说：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之后，“不见毛泽东同志再来报馆，却接到他自滨湖各县寄来的通信。好优美的文章！为我从来所未见过的。我总是把它刊在报上的显著地位”。1968年谢觉哉又说：毛泽东到岳阳写过一篇文章，写得特别调皮，说那个县的女学校教员都是有胡子的人，文章写了一句讽刺的话：“胡子之作用大矣哉！”

[3]黄爱、庞人铨组织的湖南劳工会成立于1920年11月21日。该会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它的第一个主要活动是领导湖南第一纱厂收归公有运动。黄爱、庞人铨后来在毛泽东帮助下，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

[4]这12名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水族）、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

[5]易礼容1988年回忆说：《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和《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都是毛泽东执笔的。《组织大纲》当时就发表了，《创立宣言》没有同时发表。因为后者有些文句写得要求比较高，当时我们正要打入社会，恐怕社会接受不了，所以没有发表。

[6]陈赞周1920年5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在巴黎去世。

[7]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是杨钟健为主任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三届执行部编制。调查表分6个栏目：一、姓名；二、终身欲研究之学术；三、终身欲从事之事业；四、事业着手之时日及地点；五、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六、备考。毛泽东在第二、三、四、五各栏内，分别填写：“教育学”；“教育事业”；“已从八年七月起湖南”；“‘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

[8]心社是1921年3月由贺恕、蒋先云组织的进步团体。后来心社成员陆续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9]美、英、法、日等9个国家将于1921年11月开始举行华盛顿会议的消息宣布后，共产国际为了抵制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远东霸权和宰割中国的会议，决定于1922年1月召开此次代表大会。

[10]《劳工周刊》，湖南劳工会的刊物，1921年10月20日创刊，免费寄送工人阅读。

1922年　二十九岁

1月1日　赵恒惕政府公布《湖南省宪法》。

1月17日　黄爱、庞人铨因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被赵恒惕杀害。湖南劳工会和《劳工周刊》随即被查封。毛泽东得知黄爱、庞人铨被害，立即从板仓杨开慧家中返回长沙城。在一师校长易培基家召开会议，决定开展一个悼念黄爱、庞人铨，控诉和反抗赵恒惕的运动。随后，在船山学社先后两次主持黄爱、庞人铨追悼会，并印发纪念特刊。同时，派正在安源的李立三到常德动员黄爱父亲同去上海，向社会各界控诉赵恒惕的暴行。

1月　派蒋先云去安源协助李立三工作，组织与发动工人运动。

2月　中共安源支部成立，李立三任书记。这是湘区最早建立的产业工人党支部。随后，中共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支部、湖南自修大学支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支部等相继成立，统归中共湖南支部领导。

同月　为黄爱、庞人铨被害事，赴上海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途经武昌时，住黄土坡二十六号中共武汉区委机关，停留一周多。同包惠僧、陈潭秋谈及黄庞事件，提出劳动运动要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京汉铁路工人与粤汉铁路工人必须密切联合。

3月　到达上海。出席追悼黄爱、庞人铨大会。这时，全国各地掀起追悼黄、庞，反抗赵恒惕的运动。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地召开追悼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别为黄、庞被害发表宣言，李大钊在北京为《黄庞流血记》一书写序。

4月中旬　回到长沙。

同旬　中共湖南支部派易礼容、陈子博、张理全去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并派易礼容、陈子博参加五月五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4月底　和夏曦、彭平之[2]由长沙到常宁水口山，了解铅锌矿工人情况。随后，毛泽东又到衡阳三师了解建党建团情况，并在三师作关于社会主义的学术讲演，指出要改造社会必须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并且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这个理想就是社会主义[3]。毛泽东还在三师召开的骨干和党团员会上作报告，要求湘南学联担负起对水口山的宣传工作，不要放松深入各界的宣传。

5月1日　在衡阳湘南学联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并作讲演。随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

同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粤汉铁路新河工人俱乐部也相继成立，并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

同日　长沙工人、学生约六十个团体举行游行大会。游行队伍到达黄爱、庞人铨灵柩前，高呼劳工万岁。

同日　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撰写的《更宜注意的问题》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揭露赵恒惕公布的省宪法所谓“全民政治”的欺骗性，“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文章强调要注意劳工的三件事，即生存权、劳动权和劳动全收权，指出：“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劳动全收权自然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为这实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一个大潮流。劳工的三权问题无论怎样不注意，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5月3日　从衡阳回到长沙。

5月5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零四周年的部署，中共湖南支部通过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在第一师范举办纪念会。到会二千余人。大会由熊瑾玎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中国”的讲演。其他人的讲演内容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与阶级争斗”、“剩余掠夺”、“无产阶级专政”、“改造社会应取何种方法”、“共产主义与俄国”等。

5月　和李立三、杨开慧到安源检查工作，发展组织。途经醴陵时，参观醴陵师范讲习所，并向讲习所全体师生发表关于阶级斗争史的演讲，约三小时。在安源看到贴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产者的标语，向工人们提出：你们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打是要打倒，不过要有步骤，要一步一步地来，把基础搞好。毛泽东还参加安源工人俱乐部干部会，同夜校工人谈话，访问工人家庭，强调工人要加强团结，壮大组织。告诫党员要注意防止暴露党的组织。在安源小住即返回长沙。

同月　在清水塘会见衡阳三师的教师屈子健。屈拟带领一部分教员和实习生去江浙一带考察教育情况，并聘请一位英语教师。毛泽东为屈子健写一介绍信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请陈给以帮助。

5月底　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为委员。区委机关设在长沙清水塘二十二号。这时湘区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

夏初　同长沙新河站铁路工人程地广去岳州[4]，了解岳州铁路工人情况。岳州工人受新河站工人影响，有组织工会的要求。八月，派共产党员郭亮到岳州，组织发动工人。八月十五日，粤汉铁路岳州工人俱乐部成立，郭亮任俱乐部秘书。俱乐部成立后，即创办工人补习学校。

6月7日　致信在团中央工作的张秋人。信中说：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事，两周内可办妥；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现有五十余人，都是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的纲领、章程及其他要案除已在《先驱》登载者外，宜速印成小册子，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十三日，又致信张秋人，催要团代会文件。十五日，再次致信张秋人，告知常德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成立。

6月17日　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改组大会。大会通过由毛泽东修改定稿的《长沙S.Y. 执行委员会细则》。细则规定执行委员会设三个部：书记部、经济部、宣传部。还组织学生、劳工、社会教育、妇女、农民、政治、非宗教等各种特别委员会，各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改组大会选出长沙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毛泽东为书记，李立三为经济部主任，罗君强为宣传部主任。大会还同意委派王梁为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李立三为劳工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兼），易礼容为社会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周毓明为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王萼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李六如为政治宣传委员会委员长，陈子博为非宗教运动委员会委员长。

6月20日　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名义，写信给方国昌[5]并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报告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改组结果，呈请团中央同意；并报告衡阳、常德青年团已建立，萍乡、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拟九月内召开各地方团代表会议。

7月5日　致信八舅父、七舅母、八舅母和各位表兄嫂。说：“甥今年住家读书，没有在外边做事，幸喜身体还好，每天也还快活，泽民、泽覃，淑兰，先桂[6]，泽建，开慧都好，不劳挂念。”

7月16日—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7]。大会通过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党章，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八个决议案。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8月7日　致信在长沙任教的原省立第三师范学生欧阳振垣：“有事奉商，望于本星期二七号[8]下午四时惠临清水塘一叙”[9]。

8月17日　湖南省学联发起的湖南工学商各公团联合会[10]召开成立大会。联合会宗旨是：“拥护人民权利，发扬平民政治，完全实施宪法”。会议选举易礼容、李立三、刘少奇等为联合会干事。为促进省长民选，各公团联合会于二十日组织游行大会，公推李立三、易礼容、刘少奇等为代表向省议会进行交涉，递交请愿书，声明省长选举，要尊重民意，反对武人、军阀为第一任省长。

8月23日　在中共湘区委组织领导下，长沙一千五百余织造工人，为要求照一九一九年工价折合洋银发放工资遭到资方拒绝，举行罢工。罢工得到长沙土木等各业工人支持，历时月余，最后取得胜利。

8月29日、3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9月初　到安源。当时路矿当局勾结地方政府，下令封闭工人俱乐部，激起工人义愤，工人又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提出罢工问题。毛泽东同安源中共支部的蒋先云、朱少连等研究当前情况，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要求做好各种具体准备，迅速将大多数工人发动组织起来，争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准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并写信给正在醴陵的李立三，要他立即赶回安源。

9月5日　长沙土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长沙土木工会章程》。章程规定土木工会“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工会的基本组织为十人团，当时已有会员一千零八十人。大会选举任树德、袁福清等四十人组成土木工会委员会，易礼容为秘书。

9月6日—8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邓中夏，武汉、上海、湖南、广东、山东各分部主任林湘浦（林育南）、阮大时（阮达时）、毛泽东、谭平山、王尽美联名递送北京参众两院的劳动立法[11]请愿书在长沙《大公报》连载的《劳动立法运动之进行》一文中发表。请愿书提出：“最近如苏维埃俄罗斯，更完全由劳动者建设劳农政府，掌握政权，国内宪法，悉由劳动者手定。”“工人在社会完全为生产者，在国内各阶级中，用力最多，境遇最苦，而对于国家社会功绩又最巨”。请愿书提出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要求两院采纳通过并在国家宪法中规定工人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团体缔结契约、国际联合、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参加工厂管理、受教育等各项权利。

9月6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岳州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联合致电参众两院，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提出之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同时提出务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与产业管理”、“得受补习教育”四项基本权利。十七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泥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励进社、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各工人团体代表二十余人集议，成立湖南劳动立法同盟，统一领导湖南工人劳动立法运动。

9月9日　李立三到安源。此时毛泽东已由安源回到长沙。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命令，经中共湘区委研究确定，再派刘少奇去安源参加领导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十一日，刘少奇到达安源。

同日　和岳州工人俱乐部秘书郭亮、徐家棚站工人俱乐部林育南领导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三千多工人罢工，要求当局撤换虐待工人的工头和提高工资。毛泽东直接领导长沙、新河两车站的罢工斗争。十日，岳州段全体工人在郭亮带领下，手执书有“驱逐工贼”、“要求正当权利”等口号的旗子横卧铁轨，阻止车辆通行。鄂督萧耀南派兵镇压，伤亡七十余人。十三日，毛泽东发动长沙工人支援，在新河俱乐部召集全体大会，议决：（一）速电交通部，历数粤汉路局长王世茂罪状，请速撤惩；（二）电徐家棚联合会，务必坚持到底；（三）派代表赴徐家棚助理一切；（四）无论如何非达目的不止。罢工坚持近二十天，在京汉路工人和其他各地工人团体支援下，二十五日胜利结束。吴佩孚、萧耀南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七项条件。

9月11日　中共湘区委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开学。办学宗旨是：“为年长失学之人、私塾改图之人，及乡校课程不够升学之人，及时补习英文、数学、国文、历史、地理五科而设，男女兼收”。这期招收学生一百二十多人。主事何叔衡，指导主任毛泽东，教导主任夏明翰，事务主任易礼容。

9月14日　凌晨，安源路矿工人一万七千人举行罢工，发表罢工宣言。罢工前夕，毛泽东从长沙写信给李立三等，指出：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要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中共安源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并对罢工斗争作了部署。会议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为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罢工宣言提出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工会等十七项条件，要求同路矿两局谈判。罢工期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致电萍乡安源路矿工友表示竭力援助。十八日，工人俱乐部代表、路矿两局代表会同地方商会和绅士调停人，对工人提出的条件进行磋商，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三方签订协议。当天，路矿工人游行，庆祝罢工胜利。之后，安源工人俱乐部会员由七百人迅速发展到一万七千多人。俱乐部实行改组，选举李立三为总主任，朱少连为路局主任，刘少奇为窿外主任。

9月21日　长沙铅印活版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兼任铅印活版工会秘书。

9月29日　中共湘区委领导长沙缝纫工人六百余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举行罢工。十月四日，在长沙泥木工会等工团支援下，罢工取得胜利。缝纫工会复工宣言说：这次罢工，“均有觉悟的思想，自动的能力，所以才得到今天的效果，却是来日方长，我们应该干的运动无穷，所负的责任真大。以后还是要大家团结起来，本诸奋斗的精神，向光明的途径努力进行。尤其望工友们以阶级争斗的奋勇，创造劳动者的世界”。

10月初　在清水塘住处同泥木工会主任任树德等研究泥木工人罢工问题。认为罢工时机已完全成熟，可以提出罢工口号。五日，泥木工会委员会连夜召集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10月6日　长沙泥木工人全体罢工。长沙《大公报》全文发表毛泽东起草的[12]泥木工人罢工宣言。宣言说，“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样摧残！”“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是应当享有的”。“现在我们采取的唯一方法，就是冒得三角四分（甲工）和二角六分（乙工）钱一天的工价，我们全体同盟，决定不做”。

同日　赵恒惕政府通令查禁共产党的印刷品。

10月8日　在湖南省教育会坪主持长沙人力车工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到会八九百人，手持“劳工神圣”、“打破资本主义”等标语小旗。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工会成立之前，毛泽东曾到人力车工人夜校讲课，并派罗学瓒去做工作。

同日　中共湘区委领导长沙五六百理发工人为争取营业自由、增加工资等举行罢工游行。罢工中店主与政府勾结封店、殴打工人。九日和十九日，理发工人两次向省议会发出请愿书，要求惩办压迫、殴打工人的店主和罢免逮捕工人滥施重刑的长沙县知事、省警察厅长。理发工人感于无团体不能保护自身利益，于二十八日成立理发工会，继续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两个多月，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工人所提的要求才为店主接受。

10月10日　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长沙市“双十节”游行请愿大会，有四十多个学校和团体共二万五千多人参加，向省议会和省政府要求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四大自由。

10月21日　泥木工人在教育会坪开会，到会二千余人，讨论继续罢工问题，坚持增加工资的要求，决定二十三日举行请愿大会。二十二日，长沙县署贴出布告，禁止请愿。这时，有人担心再次发生黄爱、庞人铨被害事件。毛泽东连夜找任树德等工人代表谈话，说明现在形势与黄庞事件时大不相同：工人有了组织，有长沙和全国工人阶级、社会各界的支持；长沙和全国各地都在发生罢工运动，而长沙县公署很孤立；这次罢工与赵恒惕的直接关系不太大，赵恒惕有可能不会那样顽固。毛泽东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到底。

10月23日　长沙二千多泥木工人在任树德、易礼容带领下，举行游行示威请愿大会。毛泽东参加并指挥请愿游行[13]。

10月24日　率领任树德等泥木工会代表同湖南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进行说理斗争。工人代表同吴景鸿谈判三小时，吴答应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毛泽东当场将工人代表与吴景鸿谈话记录下来，写成呈文交省长赵恒惕。

同日　长子毛岸英在长沙清水塘出生。

10月25日　以任树德、仇寿松、杜仲堃、黄少梅、李海珊、毛泽东等湖南六千四百余泥木工人名义起草的《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呈文指出，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价之争，官府不必过问。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现工等全体集合省教育会坪前，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

同日　率任树德等十二名代表至政务厅催批呈文，获准。在代表的要求下，吴景鸿向等候在教育会坪的泥木及各工团工人一万五千余人宣布：“营业自由，省宪已经规定，官厅当然不应限制（大鼓掌）。希望此后社会日有进步，你们的工价，能随时增加，那就很好（大鼓掌）”。泥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在长沙各工团工人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支援下，获得完全胜利。

11月1日　在长沙新河车站主持召开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有长沙泥木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湖南铅印活版工会、湖南学联等三十多个团体，八十多名代表，其中有郭亮、朱少连、任树德、张汉藩等，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当即召开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为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

11月5日　湖南全省各工团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参加会议的有粤汉铁路总工会、粤汉铁路岳州工会、粤汉铁路新河工会、株萍铁路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沙泥木工会、理发工会等九个工会的代表，代表会员三万余人。毛泽东作为粤汉铁路总工会的代表参加并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会章。选举毛泽东任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郭亮任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等任各部正副主任。工团联合会下辖十五个工会。

11月7日　中共湘区委组织工、学两界在省教育会坪召开俄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大会筹备处发出的通启说：十一月七日为唯一解放人类的苏维埃俄罗斯革命纪念日，敬爱的工人们，农人们，学生们，凡属被压迫阶级的同胞们，要纪念劳动者得到的权利，纪念人类得到解放的日子。大会会场悬挂大小旗子，书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万岁”、“不劳动者不得食”等口号。大会被军警强行禁止。群众被迫上街散发纪念传单。

11月11日　分别写信给舅父母和表兄文运昌，告以自己在长沙的境况，说“身体尚好，惟学问无进”，“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

11月14日　长沙笔业工人罢工。笔业工会提出增加工资、改发银洋、改善伙食、不准私自开除工人等六项条件，并发表宣言。毛泽东邀集粤汉铁路及各行业十二个工会代表在船山学社开会，发动大家支援笔业工人。粤汉铁路总工会、长沙工会和泥木、理发、人力车等工会纷纷致函，质问笔业店主。十二月二十三日，店主答应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胜利。

11月21日　出席湖南劳工会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长沙十余个工会的会员三百多人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界来宾二百多人参加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经济问题不解决，则社会上一切问题俱不能解决。”

11月25日　长沙印刷工人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宣布罢工。罢工的前几天，铅印活版工会曾向各印刷公司经理提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十三项要求，要求三日内答复。赵恒惕政府只答应每月增资一元，工人非常不满。毛泽东同工会骨干研究，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成熟，宣布罢工。印刷工人罢工之后，全城十余家印刷局同时休业，报刊十余家同时停刊（长沙《大公报》停刊十八天）。长沙看不到当地出版的报纸，社会上震动很大。

11月27日　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身份，请长沙《大公报》总编之一张平子对印刷工人罢工问题从中调停。各公司和报界仍不承认工人的要求，调停中止。

11月　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的影响下，水口山铅锌矿工人推代表刘东轩到安源工人俱乐部见李立三、刘少奇，要求派人到水口山领导成立工人俱乐部。经毛泽东同意，安源党组织决定派蒋先云、谢怀德等四人去帮助工作。二十二日，蒋先云等到水口山。二十七日，水口山三千多工人召开俱乐部成立大会。三十日，工人俱乐部向矿局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十二月五日，工人俱乐部发出罢工宣言，水口山三千多工人全体罢工。随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通电全国，请各工会团体予以支援。二十七日，矿局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地位等项要求。坚持了二十三天的罢工，胜利结束。罢工胜利以后，工人俱乐部创办学校，毛泽东从长沙派来校长和教员。

12月7日　中共湘区委为加强对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领导，通过学联评议部第二次会议，对学联会务活动提出新的方针和计划。新的工作方针是：“团结学生，领导民众，谋学生本身的利益，并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与本国军阀政治的压迫，造成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治，进而建设真正平等的社会，创造真正的光明世界。”评议部提出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三年三月会务进行计划十四条，规定了巩固和发展学生运动的具体任务。经过改选，夏曦为学联主任，毛泽民为庶务，夏明翰为《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主编。学联会址设在湖南自修大学内，经常得到毛泽东的指导。

12月9日　再次发起调停铅印工人罢工问题，邀请报界张慎庵、陶孝忠（陶菊隐）、张平子，铁路界娄士英[14]，机械界王麓生，石印界朱菊和等，印刷同业会代表十三人，铅印活版工会代表十三人，在省教育会坪进行公开会谈。经过调停，各公司和报界接受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基本满足工人的要求。坚持十七天的罢工胜利结束。十三日，长沙各报复刊。当天长沙《大公报》发表铅印活版印刷工人《上工宣言》。宣言回答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对罢工的责难；对调停人毛泽东、张慎庵、张平子、陶菊隐及各工团给予的援助，表示感谢[15]。

12月11日—13日　由于近来劳资纠纷加多，政府压迫、破坏罢工事件不断发生，工人愤慨和恐慌情绪日甚一日，毛泽东认为“实有与各级行政官厅直接交涉之必要”。为此，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身份，率领粤汉铁路、泥木、理发、铅印活版等十一个工会的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等二十余人，于十一日会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厅长石成金，十二日会见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十三日会见省长赵恒惕，同他们就十个问题进行交涉。第一，请政府说明对工界的态度。在谈到黄、庞被害一事，毛泽东说，“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须的活动，而政府方面受通国的责难”。第二，集会结社问题。毛泽东和代表提出，政府不许集会结社是不符合省宪的。第三，表明工人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第四，工人与政府接头问题。第五，设劳资裁判所问题。第六，人力车工会会牌被警方取下问题。第七，理发工会提出的营业自由问题。第八，笔业罢工拖延不决问题。第九，机械工会改选、更名问题。第十，缝纫工会旧总管不交财产文卷问题。以上十个问题，经过毛泽东等工会代表的斗争，基本上得到解决。

12月14日　以铅印活版工会名义写的《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大公报》总编之一李抱一，在该报复刊的第一天以“盾”的笔名发表《印刷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一文，说印刷工人罢工没有必要，蔑视工人没有学问，“欠缺常识”，“不守秩序”和“不知卫生真谛”，要工人“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等等。《致盾书》对于这些论调一一驳斥。文章一开头就说：“先生穿起长衣告诫我们工人，我们当然很感谢先生的盛意；但先生如果脱去长衣，站在我工人地位向我们尽忠告，我们不更加感谢先生么？”文章接着申明四点。（一）“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以为我们的朋友”。（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我们很愿先生能真个脱去长衣，辞去大编辑职务，帮助我们，干劳动运动”，“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四）“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替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当用何种方法而后能读书和运动的机会？”“我们非减少工作时间，不能取得读书的机会；我们非自己团结起来，自己创办补习学校，不能取得读书的场所”。

12月21日　应毛泽东之邀任自修大学学长的李达，到达长沙。二十二日，自修大学为李达开欢迎会。

冬　在中共湘区委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16]

[1]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10项决议案，其中一项是由湖南劳工会代表张理全和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代表苏兆征共同提出的关于“湖南劳工会黄、庞二君被杀及香港罢工沙田海员被杀案”，决定每年1月17日为黄庞纪念日。

[2]彭平之，当时负责湖南全省工运工作。

[3]当年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的张际春，在1964年写的《伟大的启蒙和教诲》一文中说：1922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请毛先生向我们作学术演讲。他曾先执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书写了“社会主义”字样的题目。说许多青年同志们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些事情，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有了这种理想然后才能够坚定地为实现这种理想奋斗，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毛泽东演讲历时约两小时。这一次的演讲对于三师同学来说，不是一般的演讲，而是一次中国大革命实践前夕的伟大启蒙和教诲。

[4]岳州，今湖南岳阳市。

[5]方国昌，即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当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6]淑兰，即王淑兰，毛泽民的妻子。先桂，即赵先桂，毛泽覃的未婚妻。

[7]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8]据查，1922年8月8日才是星期二。

[9]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陈独秀应中共湘区委书记毛泽东要求，派共产党员张秋人来湘工作。毛泽东决定派张秋人到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写此信，就是要同欧阳振垣商量由他护送张秋人赴衡阳的问题。

[10]湖南各公团联合会，成立第二天更名为“湖南民治促进大同盟”，实际上是湖南中共组织团结湖南各阶级人民，利用赵恒惕“省宪法”中言论、结社自由的条文，向赵恒惕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

[1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决议案》提出，必须开展劳动立法运动。8月北京政府声言要重开国会，制定宪法。利用这个时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劳动法案大纲，要求国会纳入宪法。

[12]一说是经毛泽东看过后发出的。

[13]当时是长沙泥木工会委员的袁福清1951年回忆说：毛泽东穿一件对襟衣，走在工人队伍中间，领着工人喊口号。手上带着一个口哨，他吹一声口哨，工人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工人的情绪越发高涨。

[14]长沙《大公报》所载《粤汉路罢工之解决详情》一文中为卢世英。

[15]1922年12月23日北京《晨报》报道说：毛泽东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工人都以毛之意见为从违，毛之所可，工人亦从而可之”。

[16]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1923年　三十岁

1月17日　为纪念黄爱、庞人铨被害一周年，长沙工人七百余人举行“中国劳动纪念节工人游街大会”，并到黄、庞二烈士灵柩前致敬，散发纪念特刊和传单。同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发表《黄庞纪念日告青年无产阶级》书。

1月24日　在衡阳三师工作的张秋人收到毛泽东的信。信中说：“甫先生在京大考在即，有好消息望告。”[1]

1月25日　张秋人获悉赵恒惕要派镇守使去衡阳三师“检查”，前往长沙同毛泽东商量如何利用赵恒惕政府的自治招牌开展运动。[2]

1月　中共中央决定派李维汉去湖南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接替即将调中央工作的毛泽东。

2月1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被军警强行解散。四日，京汉全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七日，吴佩孚调集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等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月8日　在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领导下，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承认京汉铁路工人提出的条件外，还提出本路工人的七项条件。同日，全省工团联合会在长沙召开死难工友追悼会，举行工人、学生二万余人的游行示威，并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委员会，发动全省工人、学生募捐援助，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萧耀南。

“二七”惨案后，毛泽东对安源工人运动的指导意见是，要以“弯弓待发”的姿势等待，看形势发展再决定是否罢工。当时，安源只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斗争条件方面也只提出不高的经济要求，很快被矿局所接受。安源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低潮时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有所发展。

2月上半月　在湖南自修大学接待回湘接替工作的李维汉。要他先回乡省亲，春节后再交接工作。

2月中旬　在长沙会见中共湖北区委宣传委员李伯刚，向他了解“二七”惨案详情。派郭亮陪同李伯刚到长沙几个工会作“二七”惨案的报告。

同旬　同杨开慧携毛岸英到板仓过春节。

3月7日　致信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信中说，关于在湖南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议决照办，唯开会日期改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为宜[3]。

3月　派毛泽覃、贺恕、朱舜华（张琼）等到水口山工作。毛泽覃等到水口山后，成立中共水口山临时支部，并在工人夜校中举办特别班。

3月29日　中共湘区委领导省工团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发起收回旅大运动[4]，六十多所中小学校、二十多个工团，及当地各界群众约五六万人举行反日游行大会。游行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等口号，并向日本领事递交致日本政府警告书。

4月5日　由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发起，有四十一个团体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湖南外交后援会，以领导反日斗争。五月十四日，湖南外交后援会发布对日经济绝交公约施行细则二十四条，号召全省人民即行对日经济绝交。

4月10日　同李达等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创刊号出版。发刊词说，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有一定的主张，有一定的宗旨。“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

同日　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文章指出国内存在三派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包括研究系、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文章认为，今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以下情况：“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其所以是这样，一是由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反动政治完全霸占中国对帝国主义最为有利；二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最有利于军阀的统治。文章说：“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文章最后说：“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4月　派水口山工人、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家乡衡山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他们按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发动农民，于九月中旬成立湖南第一个农会——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不久会员达万余人。农民在农工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口的斗争，并酝酿减租减息。农工会于十一月中旬被赵恒惕（衡山白果乡人）派兵镇压。

同月　和蒋先云到安源。在工人俱乐部开干部会议，朱少连、任弼时、陆沉、袁达时、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参加。在会上讲了苏联情况和国内军阀的情况。还到工人夜校第三校讲演。随后返回长沙。

同月　中共中央调李立三到武汉工作，中共湘区委决定由刘少奇接任李立三的工作。

同月　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行前向继任中共湘区委书记的李维汉移交工作，把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具体工作，分别交给郭亮、夏曦等。在清水塘湘区委召开的两次会议上，向李维汉介绍全区工作情况和组织情况。在介绍工作经验时强调两点：一、利用赵恒惕政府省宪法中的民主条文，进行斗争；二、用接近群众的方法，如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中办刊物或组织社团，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逐步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还同李维汉单独谈话两次，介绍湘区委和各方面负责干部的情况，并陪同李维汉到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李六如家里，一起交谈湖南上层人物的情况。

6月上旬　离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出席。马林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报告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人选和起草“三大”的各个决议案问题。

6月12日—20日　和朱少连作为湘区党组织的代表，出席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总结报告。会议主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5]。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党章，通过了劳动、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等项议案。大会选出由九名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6]，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会议期间，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培正路简园同谭延闿谈国共合作问题，做争取谭延闿合作的工作。

会后，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向警予等留在广州。曾与陈独秀、李大钊到廖仲恺家谈国共合作问题。国民党本部派覃振从广东去湖南，毛泽东托覃带信给李维汉，要中共湘区委员会协助覃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

6月25日　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信中说：“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旧军队有十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信中希望孙中山不要轻信南方诸省军阀，南方军阀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三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丧失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7月1日　在广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文章认为，只有湖南有省宪，这是因为湖南介于南北之中，若无省宪为护符，则容易遭兵，人民不愿，军阀更不愿。所以省宪成为盘踞湖南这一不利地区上的一个弱小军阀（赵恒惕）利用民意保全自己的工具。但省宪终究是束缚军阀的绳索，“省宪之寿命决无久理”。文章详细分析了湖南政界及教育界各派势力的斗争和消长变化情况，在介绍湖南劳工运动时说：“工人的活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有组织的新式工人团体二十三个，约三万人。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罢工时间均在去年八月到十二月。

7月2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三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说：“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此次会议后，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7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合刊上发表《北京政变[7]与商人》一文。文章指出，北京政变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使他们抬起头来注意政治，并出来干预政治，这是一个何等可喜的消息。全国国民在外力与军阀互相勾结的双重压迫下同受很深的痛苦，但“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而裁减厘金有损军阀的利益，增加关税有损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外力军阀和商人是势不两立的”。文章说：“须知外力军阀是全体商人以至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而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而奋斗，是最必要的。”“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

7月下旬　离开广州去上海。

8月5日　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8]，进行指导。参加会议的有徐梅坤、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密令金佛庄（当时在浙江省警务处处长夏超的警备团任营长）相机作反战宣传，毛泽东还代表中央提出三点建议：“（一）劳委会与劳书部负责人应一致；（二）国委会委员长应改人；（三）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态度须缓和，并编入小组。”

8月15日　在《向导》周报第三十六期发表《省宪经与赵恒惕》一文，历数湖南省长赵恒惕两年以来“戴省宪假面具与人民为敌”的种种罪行，戳穿其“护宪”骗局。

8月29日　在《向导》周报第三十八期发表《英国人与梁如浩》一文，揭露北京政府督办梁如浩丧权辱国同英国人签订“续租”、“永租”威海卫草约行径。指出：“迷信华盛顿会议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请问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在哪里？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哪里？国人应速起反对露骨侵略中国的海盗英国人！国人应速起反对汉奸梁如浩！”在《向导》周报同一期上，还就北京政府屈从英、美两国压力电令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一事，发表短文《纸烟税》。文章说：“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9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告知党中央决定，出席青年团中央执委会会议的代表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长或秘书，并告《向导》、《前锋》、《新青年》等刊物每期赠送一二份给团中央执委会。

9月上旬　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中央局机关设在闸北区三曾里。毛泽东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中央局机关。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中局组（织）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9月16日　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

9月28日　在长沙致信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部长彭素民，谈湖南政局和在湘筹建国民党组织的问题。信中说：“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并讲了同夏曦商议的具体进行步骤：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阳及其他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长沙支部决定即日成立秘密的筹备机关，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又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国民党中央委任。信中敦促将委任毛泽东为筹备员、夏曦为筹备主任的委任书，早日寄来。信后加一附语：“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十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毛泽东在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了国民党分支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11月13日　次子毛岸青在长沙东乡板仓出生。

11月20日　湘江中学成立，二十四日正式开课。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罗宗翰、易礼容、姜梦周、陈昌、夏曦、夏明翰、谢觉哉、王季范、李六如等为校董。湘江中学前身为湖南自修大学。赵恒惕以“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关治安”为由，下令封闭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初中部。中共湘区委遂筹备这所公开、正规的湘江中学。湘江中学继承自修大学的优良传统，办学宗旨为“启迪学生，使为健全的战士，为国民除障碍，为民族争自由”，“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独立思想与革命精神。”该校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停办。

11月24日、25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中央局向全会作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报告。报告谈到湖南正在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新起的农民运动在衡山有万余人参加。会议通过国民运动、劳动运动和教育宣传等项决议案，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强调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11月下旬　在水口山铅锌矿准备庆祝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前夕，从长沙致信夏曦和水口山党支部，指出：不要只管庆祝，要摸清敌人，敌人如今已开枪了，你们一定要慎重，要掌握情况，要防止敌人万一袭击。

12月底　奉中央通知[9]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贺新郎•别友》词赠杨开慧：“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甫先生”，即陈独秀。“大考”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称。此时陈独秀着手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2]1923年1月25日张秋人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信中说：“近日空气很恶，此间教职员说：镇守使要来检查此校，因为省长有公事给他，说三师范某——指我——系上海来之……”“水口山罢工事，确有大影响，此间又组后援会，益使社会上注目，恶之。元旦日把CY的名义公开了——发传单，有些人亦大惊小怪了！湖南已挂着自治招牌，关于运动方面，理应自由些，我此去当与子任兄一商。”

[3]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在长沙召开，后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局势恶化，于1923年8月改在南京召开。

[4]日本租借中国旅大，1923年3月27日期满。1923年初，中国人民为收回旅顺、大连和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掀起反日运动高潮。

[5]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会议讨论的问题，“在会前多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6]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7]这里指1923年6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为当总统扫清道路，指使其党羽用各种手段，对总统黎元洪进行的“逼宫夺印”。

[8]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7月8日成立。该执行委员会兼管江苏、浙江两省党的工作。这次会议，除报告外，讨论下列问题：（一）救援在狱同志问题。（二）江浙军事问题。（三）劳动运动委员会问题。（四）工人青年励志会请教员问题。

[9]1923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三号通告》通知：国民党“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赴此大会之代表，每省六人，由当地推选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曾有组织之处，业已准备推选赴会之代表”。“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1924年　三十一岁

1月中旬　和国民党部分代表乘轮船离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20日—30日　作为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员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参加。大会由孙中山主持。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以及新的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等，确定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为委员，沈玄庐、林祖涵（林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候补委员。会议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

1月28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当即予以反驳，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他的发言得到廖仲恺等多数代表的支持。毛泽东适时提议停止讨论，请付表决。方瑞麟的提案被大会否决。

1月29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毛泽东发言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又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与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比例选举制的议案，未被通过。

1月3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孙中山致闭会词，他说：这次会议“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1月31日　出席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孙中山主持。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决议设立中央机构，组成国民党中央党部[1]。会议还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指导和监督当地党务。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二月六日会议闭幕。

2月9日　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次会议，讨论十项提案。其中有毛泽东提出的四项议案：（一）重要市县党部及区党部宜有经费补助。理由：“经费断不宜只用于中央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空洞的党部）。市县党部区党部之二级（实在的党部）非补助经费必无办法必难发展”。“而市县党部及区党部为本党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了力量。”（二）本年内各省省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地之特别区党部。（三）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地执行部实际组织时，应注意事实上之需要。理由：“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中央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四）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定一计划。上述四案，除第二项未通过，其余三项分别交预算委员会审查或交中央执委会参考。

2月中旬　从广州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住在闸北区三曾里。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代表青年团中央）四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遇有特别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派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张秋人等共产党人参加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

2月25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记录。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会议通过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为执行部常务委员；邵元冲任文书科主任，邵未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胡汉民任组织部部长，毛泽东任秘书；汪精卫任宣传部部长，恽代英任秘书；于右任任工人农民部部长，邵力子任秘书；叶楚伧任青年妇女部部长，何世桢任秘书；茅祖权任调查部部长，孙镜任秘书。罗章龙、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向警予等共产党人都在执行部任职。

3月6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记录。会议决定，以平民教育运动为本党目前着手的一般工作，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并主持这项工作。

3月9日　在上海小西门少年宣讲团，出席上海各公团追悼列宁大会。到会的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产党上海区委、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三十余团体的代表三百余人。

3月11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会会议（因到会人数不多，改为谈话会），作上海执行部自三月一日开始办公以来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央党部组织部曾发出第一号通告，要求旧党员重新登记[2]。

3月13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招生事项；并决定印传单、出特刊悼念列宁。

3月14日　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接待由中共北京区委派遣来沪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考试的中共党员张隐韬、杨其纲等。

3月16日　为长沙文化书社邮购图书事，致信上海民智书局，请将配好的书经汉口转交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

3月20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四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记录。会议讨论在上海大学设立“现代政治班”问题，召集区党部、区分部执行委员解释国民党宣言及章程问题。会议就祥经丝厂女工被烧死事件，决定通告闸北区党部，以该区党部名义，联合各团体，援助工人，积极进行争取工人应得权利的斗争。

3月　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3]，接待了郭一予、陈作为等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各省的考生[4]。考生在三月底进行数、理、化各科复试，录取者发给旅费和证明书，赴广州参加全国总复试。

4月19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通告指出：“五一”纪念，在可能的范围内，召集工人演讲会，向工人讲演“五一”的历史及中国国民革命与集会结社之自由的关系。“五四”纪念，以学生为中心，必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五五”纪念，应集合党、团员同志，由在理论上素有研究者讲演。“五七”纪念，务努力联合工商学生做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口号是：否认“二十一条”，取消租界，废弃不平等条约等。

春　和罗章龙并邀在上海松江中学教书的侯绍裘[5]一道，由黄浦江边码头乘小艇到松江县，指导当地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5月5日　在上海莫利哀路二十九号孙中山寓所（今中山路故居），出席为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举行的庆祝集会。到会的国民党各区党部代表三百多人，上海执行部成员邓中夏、张继、胡汉民、汪精卫、向警予、毛泽东、沈泽民、邵力子、戴季陶等在草坪合影留念。

5月10日—15日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作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党内组织和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等。会议总结了国共合作五个月以来的经验，提出国民党有两派力量，左派和右派。指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同时，会议特别强调今后在国民党中的工作以宣传工作为主，使国民党不断地有规划地宣传“一大”宣言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会议提出党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的重要性，说明产业工人是我们党的基础，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是“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在工农部内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荷波任中央工农部部长，向警予任中央妇女部部长。

5月19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发出中共中央第十四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对军阀吴佩孚、萧耀南逮捕汉口国民党执行部许白昊、刘芬[6]等七人事件迅速表示抗议，一致戮力申讨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

6月初　杨开慧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路五八三弄）。杨开慧除担负家务外，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材料、誊写文稿等，并经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去讲课。

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具呈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声称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国民党内“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7月21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五号通告。通告分析了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严重形势，说：“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通告指出，“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是，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为此，通告提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五项具体措施。通告特别提出：“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7月　由于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经常发生分歧，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只领导文书科工作，另推荐中共党员张廷灏继任组织部秘书。

8月31日　签发中共中央给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的通知。通知说，为准备召开第四次全国大会，要求各地同志对于本党一年来的各种政策、各种实际工作，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局。个人有特别意见的，可以写成书面意见，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中央拟将各地讨论的意见，在党报上发表，以为第四次大会各项决议讨论的材料。

9月10日　为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开展宣传运动，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七号通告。通告指出：“此次江浙战争[7]，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只有增加人民的痛苦及被奴役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是国民革命。我们要借此次战争为现实的材料，更努力的来宣传国民革命，号召民众组织国民革命的实力！为此，中局已决定发布对时局宣言[8]，表示本党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通告号召：“本党各级组织在接到此通告之后，应立即下令所有党员开始活动，万勿因循放弃此次宣传绝好机会！”

9月15日　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要求各地同志对通知中所列议案和前次扩大委员会所作各议案，详加讨论，尽量发表意见，将讨论情况和意见于十一月一日以前汇交中央局，在党报上发表。

9月25日　为加强党内教育和党外宣传工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的通知。通知说：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的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的义务。

9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信，对团中央局提出的三点意见，作如下答复：“第一点，系因和森[9]同志患病，在病愈以前现推德隆[10]同志出席。第二点，C.P.[11]中央自有自由调遣其党员之权；至张伯简[12]同志应否改在C.P.中央长期作事，俟稍后决定了自当通知S.Y.[13]中局变更前议，但现时并未正式决定。第三点，赵世炎[14]同志到京接办《政治生活》，仁静[15]即可返沪，并未变更前议。”

11月1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发出中共中央第二十一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党内组织工作。指出：“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通告要求纠正以上缺点，并提出具体措施。六日，在第二十一号通告上，附加一段话：“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

11月13日　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共商国是之邀，偕夫人宋庆龄离开广州北上和谈。途经上海时，毛泽东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领衔同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十四人，联名致信孙中山，反映上海执行部的经费自八月起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要求派员解决。

12月　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经中共中央同意，回湘疗养。年底，偕杨开慧等回到湖南。

[1]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主要组成情况是：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杨匏安为秘书；廖仲恺任工人部部长，冯菊坡为秘书；林伯渠任农民部部长，彭湃为秘书；戴季陶任宣传部部长；邹鲁任青年部部长；曾醒任妇女部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部长。

[2]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说：“当时，组织部有一个决策，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就是谢持。”“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此人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

[3]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44号。

[4]据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郭一予写的回忆《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中说：“我们到了上海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我等将湖南党考取的军校一期学生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了毛委员，并请他照顾。毛委员当即告诉我们：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凭考试成绩取录，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我们于三月底参加长江流域和以北各省考生的复试，也是秘密进行的。”

[5]侯绍裘，当时任国民党上海第4区党部负责人。

[6]许白昊，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刘芬，即刘伯垂，当时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

[7]指1924年9月3日占据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与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对上海的控制权而爆发的军阀战争。后因直系军阀孙传芳出兵助齐，卢兵败下野。

[8]即1924年9月10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早已看透了中国的病根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剥削操纵及国内军阀之扰乱”。“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

[9]和森，即蔡和森，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

[10]德隆，即项德隆，又名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工会委员会负责人之一。

[11]C.P.是英文Communist 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

[12]张伯简，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向导》周报出版发行工作。1925年1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候补中央执委。

[13]S.Y.是英文Socialist Youth league的缩写，即社会主义青年团。

[14]赵世炎，刚从苏联回国。当时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接办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

[15]仁静，即刘仁静，当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5年　三十二岁

1月11日—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二十人。大会主要讨论并决定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党同国民党合作以及工人、农民运动等方面的方针。大会文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在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上，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扩大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派。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总书记。

1月中旬　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岳母家过春节。

2月6日　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韶山，并带回一百多斤重的书籍。

回韶山后，一边养病一边作些社会调查。到朋友、同学、亲戚和左邻右舍农家走访，或邀请亲友到韶山南岸家中，谈家常、讲时事。这期间，来往较多的有从安源煤矿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贫苦知识分子毛新枚，汤家湾的小学同学钟志申，李氏族校和庞氏族校的小学教员李耿侯、庞叔侃，湘乡唐家圫外祖父家的人。此外，还访问了韶山一带的知名人士，如老学者毛简臣、李漱清，开明士绅庞坦直等。经过同各种人的接触和调查，了解到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同时，也向他们讲述国家的政治形势，农民穷苦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办法等，启发他们的觉悟。

3月12日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3月　以毛福轩、毛新枚、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等为骨干组织秘密农协，并通过他们发展会员。不久，韶山一带出现一些秘密农民协会组织。毛泽东经常召集农协骨干开会，讲述土豪劣绅如何压迫、剥削农民，农民应当怎样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等。

4月　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公立学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夜校除教农民识字、学珠算，还讲三民主义、国内外大事等。毛泽东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讲课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才容易明白。夜校学员大都成为秘密农协的骨干分子，夜校场所一般即是秘密农协会址。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5月　到安化县。同安化县青年团特支书记姚炳南、安化县立第一高小教员共产党员陈昌，以及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卢天放、刘肇经、张文毅等会晤、座谈，了解安化县社会和革命斗争情况。在安化停留八至十天，参加了刘肇经、卢天放筹组的安化县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成立会，先后出席在孔庙、永兴庵召开的有共产党员、贫苦农民参加的会议，鼓励他们积极进行建团建党活动，发动农民，组织秘密农协，开展维护农民利益的斗争。

5月30日　五卅惨案发生。随后，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6月2日　长沙两万多工人、学生集会，反对帝国主义在青岛、上海屠杀中国民众，并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随后，湘潭、衡阳、衡山等四十余县和矿区纷纷成立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的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6月中旬　中共韶山支部成立。经过几个月的培养和了解，毛泽东同毛福轩介绍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天，在毛泽东家中阁楼上秘密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并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委派毛福轩为党支部书记。为适应秘密工作的要求，以“庞德甫”作为党支部的代号。还在银田镇开办一书店，为韶山党支部的秘密联络机关。至年底，韶山、银田一带发展党员近百人。毛泽东还在韶山秘密发展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建立团的组织。

7月初　在韶山成立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任常务委员。郭运泉、周啸泉、李耿侯、钟志申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工作。

7月5日　在李氏祠堂主持召开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福轩、李耿侯、庞叔侃、钟志申、蒋梯空、郭运泉等，还有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会议讨论三项问题：（一）党务；（二）反对帝国主义；（三）乡村教育。关于反帝国主义问题，决定在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由庞叔侃、钟志申、贺尔康、李耿侯等五人负责筹备工作。

7月10日　参加在郭氏祠堂召开的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六七十人，自动前来观看的三四百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讲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五卅惨案和长沙、湘潭等地的反帝爱国运动情况，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讲话后，同许多围拢来的农民、教师进行交谈。从此，韶山党支部和秘密农协即利用雪耻会反帝爱国的旗帜，组织进步教师、有觉悟的农民和学生，成立宣传队、讲演队，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还派出纠察队设卡检查，禁售洋货。

7月12日　和贺尔康、钟志申在汤氏祠召开国民党第四区分部成立会。会议从晚九时开到次日晨一时十五分[1]。十三日，在汤家湾又谈国民党事，上午十一时和贺尔康等再到萧氏祠学校继续商讨发展国民党组织的问题。

7月21日　下午，在南岸家中召开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秘密农协、雪耻会负责人会议。

7月30日　参加在郭氏祠堂召开的西二区公私学校教育会会员大会，改组教委会（掌管行政）、学委会（掌管经济），到会四十人。会前，毛泽东曾多次召集共产党员、部分国民党员、农协和雪耻会骨干秘密开会，研讨夺取区教育权问题。会员大会根据会前掌握的材料，揭露上七都团防局长成胥生的亲信唐默斋、郭伯生等阻挠教师进行爱国宣传、不准办夜校及贪污学款、克扣教师薪水的行为，利用赵恒惕的教育法，宣布唐、郭等把持的教育会、学务会未经选举，不合教育法令，必须改组。唐、郭等措手不及，退出会场。会议改组了两会。庞叔侃、李耿侯等被选为两会执行委员，十多个公立和私立学校校长也都由进步教师担任。

8月1日　在杨林吉新堂主持召开国民党区分部成立会[2]。

8月4日　原定在韶山南岸毛泽东家中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例会，因多数人缺席未开成。晚上，同贺尔康到黄田坳毛震公祠，召集国民党员开会至深夜。

8月　组织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斗争。本年韶山一带遭受大旱，田地龟裂，禾苗枯黄。正值青黄不接民食奇缺时节，地主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召集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派钟志申、庞叔侃同土豪、上七都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不肯，且把谷子偷运到银田镇，准备运往湘潭等地高价出售。毛泽东要毛福轩、毛新枚等率领农民数百人，携带锄头、扁担、箩筐，夜奔银田，阻其出境。成胥生见人多势众，被迫将谷子平价卖给农民。这期间，韶山永义亭、瓦子坪、鳌石桥、如意亭等地也都出现“平粜”斗争，均获胜利。

8月28日　湖南省长赵恒惕得到成胥生关于毛泽东组织农民进行“平粜阻禁”斗争的密报后，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快兵逮捕毛泽东。本日，毛泽东在湘潭、韶山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离开韶山，去长沙[3]。

8月底　在长沙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告韶山农民运动情况。就农民问题同湘区委员会的同志交换意见，建议湘区委多派同志前往广州学习，多派优秀同志到各县农村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发展国民党组织。在长沙期间，还先后到省工团联合会、文化书社会见共产党员郭亮等。

秋　作《沁园春•长沙》[4]：“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9月上旬　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由长沙动身赴广州。路经衡阳、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在宜章会见中共宜章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一师同学高静山，谈对湖南农村阶级状况的看法，并征询高的意见。然后到广东韶关，再转乘火车抵广州[5]。

9月中旬　到广州后，因身体极度虚弱，住东山医院，进行短期疗养。

9月29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议案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宣传问题议案由汪精卫、陈孚木[6]、毛泽东负责起草。这时，毛泽东开始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

10月5日　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宣传部部长职务，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部长。常务会议通过，并请毛泽东即日到部任事。

10月7日　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会议讨论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决定先组织专人对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外文报刊和工农商学各界“知识之发达次第程序”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查，然后作出宣传、编纂计划。会议还决定请中央执委会通告各地，以后凡散发各种传单和出版各种报刊有关党义者，均要先交宣传部审查。

10月13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三次会议。会议决定对戴季陶七月擅自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7]，通告各党员，指出该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调戴季陶来广州工作的提议。

10月14日　主持召开中央宣传部第二次部务会议。会议决定，党的各种宣传品，先发各高级党部，再转发下级党部及党员，以资普遍。同时决定，调查海外、国内、省内、市内党员人数及各该地学校、工团、军队、图书馆、阅报社及其他公私团体，以便分发宣传品。

10月16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一十四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指定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8]三人起草编纂党史章程，提请中执委审定。

10月20日　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直接筹备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毛泽东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黎樾廷、李谷珍[9]三人组成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负责宣言的起草工作。

同日　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日刊》撰写的《发刊词》发表。发刊词写道：“我们从去年一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革命策略。”“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发刊词特别提到，发展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群众组织，对于保障和扩大革命的胜利，使三民主义完全在广东实现的意义。

10月26日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等起草的大会宣言。宣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不能离开世界的革命。现在全世界的势力显然分成两种，即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已日益扩大，而西方被压迫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亦蓬蓬勃勃而起，此可为全世界革命势力已有集合的一种表现。而在欧美日本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于严重剥削压迫其本国工农阶级之外，又勾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军阀、政客、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严重剥削压迫其中层及下层民众，此亦全世界反革命势力已有集合的一种表现。”在中国，五卅运动之后，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对垒激斗的情形，实为历史所仅见。宣言号召广东的人民、全国的人民起来，站在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战线，团结革命战线上的一切势力，向反革命战线进攻。

10月27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部长身份发表演说。他指出，关于中间派问题非常重要，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快要召开的时候，更有指出讨论的必要。他说：一部分国民党员以“地主阶级也是中国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打自己”为借口，反对为农民解除痛苦，反对佃农减租，“似乎要在党内造一个中间派的样子”。这种“想造成中间派的同志以为右也不好，左也不好，只有不左不右所谓中庸之道才是好的”。但是，“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在世界上，欧战以后“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袖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派的基础就动摇了”。在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一向自命为中间派的人，都成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反革命派。在广东，在分为革命和反革命两大派的情形下，是没有敢站在中间的。根据以上事实，“证明中间派在中间是不能立足的”，“只有革命的理论策略，才是我们党的理论策略”。演说全文先后在十月二十八日广州《民国日报》和十一月十六日北京《京报》发表。

11月12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推定谭平山、邓泽如、林伯渠、林森、毛泽东五人为委员。

11月21日　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10]），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在调查表上还写明本人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事业，“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对本会抱何种态度一栏则填写：“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11月2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覃振、石瑛、居正、邹鲁、石青阳、叶楚伧，候补执委邵元冲、沈玄庐、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称西山会议），次年一月四日闭会。会议议决：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解除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解除俄人鲍罗廷顾问职务；取消政治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移上海；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等。

11月2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执委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通电全国各级党部，指出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通电说：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全会[11]，次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电嘱林森等人，尊重决议，迅速来广州开会，“勿持异端，致生纠纷”。

同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三次联席会议。会议推定毛泽东起草中央通告，将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在广州召集四中全会的决议以及此项决议延缓执行的经过详情，告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通过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部长名义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2]。大纲指出，反奉战争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而“奉直两派军阀，无论哪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恶凶的帝国主义”。大纲提出，在宣传中要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及其政治派别的阴谋，以人民为主体，团结各方人物进行反奉战争。大纲认为，人民对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真正人民的领袖，乃中国国民党。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真正人民的军队，乃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大纲要求各级党部宣传国民党对时局宣言的四项主张[13]，尽快准备真正是人民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十二月三日，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关于反奉战争宣传的通告，要求对大纲进行猛力的宣传。

11月　以宣传部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在上海设立交通局[14]，作为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机关。国民党中央同意，并决定将上海交通局的工作交宣传部负责管理。

12月1日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文章一开头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文章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文章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类。第一类，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第二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第三类，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人、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分左、中、右三部分。他们在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也只得附和着革命。第四类，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无产阶级各部分其经济地位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相同。第五类，无产阶级。包括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工人以及农村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特别能战斗”。文章结论说：“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篇文章，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先后转载，还在广东汕头出版了单行本；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12月4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五次联席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通告以历史和现状说明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只能在革命根据地广州开会，邹鲁等西山会议派反对联俄容共、分裂国民党、离间各阶级联合战线是叛党行为。指出：“若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于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本党辛亥革命所以未能成功，即因当时反革命派势力已有国际的联合，而吾党革命势力尚无国际联合，在国内亦未唤起大多数民众为之基础，完全陷于孤立地位，故不得不妥协迁就以至于失败。”通告在五日出版的《政治周报》和广州《民国日报》同时发表。

12月5日　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15]在广州创刊。为该刊撰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发刊词说，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帝国主义、军阀、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以及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咒咀诬蔑中伤我们无所不用其极，以迷惑全国广大民众。“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在本期周报，还以“润”为笔名发表七篇杂文，揭露和抨击广东军阀、政客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宣传。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七号通告，希望各地共产党员主持的国民党党部对西山会议派一致发电痛驳，并将驳斥右派的文电寄中共中央局和在上海的沈雁冰[16]各一份，由沈转交中国国民党周刊发表。

12月11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六次联席会议。会议就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冒用中央执委会名义开除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委中的共产党员党籍一事，作出决议：“此种会议，违法无效”。会议对上海《民国日报》擅自发表拥护西山会议的言论问题，决定交中央宣传部部长审查，并拟具处置办法。

12月13日　在《政治周报》第二期发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国民党组织发出的二十份反对西山会议的文电，并加写按语。按语说，“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地点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在本期周报以“润”为笔名发表的《向左还是向右》、《赤化原来如此》两篇杂文，重申在中国中间派不能存在的观点。此外，还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文，说明中苏两国的联合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苏联创设孙文大学，是尊重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为中国培养国民革命的领导人才。

12月15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就湖南政治研究会呈请开办短期政治讲习班[17]并指定理事问题，作出决定：指派谭延闿、程潜、陈嘉祐、鲁涤平、李富春、林伯渠、毛泽东为该讲习班理事。

12月20日　在《政治周报》第三期发表《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的反动面貌及其反动的原因。文章说：“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明白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国日报》何以要反动”。此外还发表了《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等三篇杂文，揭露国民党右派“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二十六日，起草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关于上海<民国日报>审查结果报告》。报告说：“上海《民国日报》自去年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决收归党办两年以来，自始既不能完全代表本党，编辑委员长叶楚伧始终不能认识本党政策，以致常有荒谬言论。”“处置之法，该报现以租界为护符，本党势力之所不及，无从加以纠正或惩罚，惟有在上海另办新报，以为本党言论机关之一法。”

12月31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三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国民党二大主席团名单、大会议程，以及各项政务报告人名单，推定毛泽东作宣传工作报告。

12月　写信给中共韶山支部，并送农民协会简章，建议在原有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区农民协会。中共韶山支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秘密成立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次年春公开，会员达一万一千七百余人。北伐军经过湘潭时，韶山农民做了很多支援军队的工作。

冬　杨开慧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由湖南来到广州，同毛泽东住在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杨开慧协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和编辑《政治周报》。

本年　在广州期间，曾到中共广东区委同陈延年[18]等商量工作，研究农运、工运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农民运动等。在国立广东大学附设中学兼任教员，每周授课两小时，讲授农工政策。还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教官。

[1]关于会后毛泽东的情况，贺尔康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的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2]根据贺尔康的日记，该会原定7月29日召开，是日“挨黑时，因天忽大风大雨，而同志只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该会未能开”。

[3]关于毛泽东韶山脱险情况，有一些当事人在20世纪60年代作过回忆，现选录其中的两件。一件是当年雪耻会会员郭运泉的回忆。他说：郭麓宾“在县长办公桌上看到了赵恒惕的密电，上写着‘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他看后退出县长办公室，写信交给侄郭士奎（在此县当炊事员），叫他连夜送给毛主席。主席拆开信看，我也在旁边看到，信上写着‘泽东兄，事急，省里密电拿你，务希在今晚离开韶山’。”另一件是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的回忆。她说：“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县里郭麓宾派人送信到家里，派来的人是竹山湾张满姑的崽，姓郭。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在回忆1925年他在湖南期间的情况时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4]毛泽东对这首词1958年曾在文物出版社刊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作批注：“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5]关于毛泽东从长沙到广州一路行程情况，当年与毛泽东同行的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周振岳在1974年有一段回忆，记述于下：1925年我在湖南第一纺纱厂工作，夏天时（8月间），湖南工团联合会派我和庞叔侃等同志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郭亮同志对我说，你和毛先生一路走。毛主席、庞叔侃和我从长沙坐火车到株洲，从株洲坐民船到衡阳，在衡阳蒸湘中学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雇了一个挑夫给毛主席挑行李，就是一个背包和一个小皮箱，没带竹箱，从衡阳开始我们就走路了。毛主席很喜欢写东西，路上一休息就打开小铜墨盒子，用毛笔写起来。走到宜章又住了一个晚上。高静山告诉毛主席，这几天路上不太好走，赵恒惕的兵在到处搜索，前几天就抓走了3个学生杀害了。毛主席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就把他在路上写的东西烧掉了。从宜章我们走到了坪石，然后又到了韶关。在韶关我们见到屈子健。我们到了车站遇到一个老乡要到广州，正好没有路费，毛主席就答应给他钱，让老乡到广州。在韶关，毛主席一个人到了湘军整理处。屈子健送我们上火车后，他就留在韶关。

[6]汪精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孚木，当时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负责人。

[7]戴季陶，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他在1925年六七月间先后出版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的基本精神是：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或者“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

[8]甘乃光，当时任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詹菊似，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代理部长。

[9]黎樾廷，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东莞县代表。李谷珍，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海丰县代表。

[10]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发出的调查表，有正副两张。在毛泽东填写的另一张中，括号内的文字为：“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

[11]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后来没有召开。

[12]反奉战争，指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吴佩孚发动的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一场战争。奉系军阀当时依靠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操纵北京政府，在五卅运动中镇压上海等地的反英日爱国运动而激起极大民愤。同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对反奉战争宣言》；1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加紧反奉宣传，号召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

[13]1925年10月24日国民党对时局宣言的4项主张是：“1.建设统一全国之国民政府；2.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期间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3.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期间召集国际会议对不平等条约为根本之解决；4.此国民政府必保障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

[14]关于上海交通局成立的缘由及其作用，1926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宣传报告》中作过说明：国民党一大以来，中央与北方中部各地党部甚形隔阂，宣传品差不多完全只发散在广东方面，自交通局设立，始有大批宣传品送达北方长江各省。

[15]关于主编《政治周报》，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6]沈雁冰，共产党员。当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

[17]湖南政治研究会是由当时在广州的国民党湘籍高级领导人员所组成，以研究有关湖南革命运动为宗旨的一个团体。政治讲习班，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主办，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1926年2月28日开学。

[18]陈延年，当时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6年　三十三岁

1月1日　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文章指出，分析社会各阶级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文章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其中又分三种：有余钱剩米的，在他们没有明了真相之前，对革命取怀疑态度，“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恰足自给的，在革命中“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每年要亏本的，“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乃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这三种自耕农，一到战时，“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大有分别”。“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半益农的“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雇农是农业无产阶级，“此种人乃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游民无产阶级，“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文章最后说：“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

1月1日—19日　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国民党左派占三分之一。大会通过了党务、政治、财政、军事、宣传、外交、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商人等决议案，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大会决定继续贯彻执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

1月8日　向国民党二大作宣传报告。报告总结两年来在办报、图画及口头宣传、重要事件宣传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为“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中央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每期发行达四万份之多。报告指出群众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宣言和政纲有了新的认识，“反对帝国主义”、“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已深入人心。两年来在革命宣传和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取攻势，反革命宣传取守势，“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1月9日　和邵力子、陈其瑗、朱季恂、范鸿劼被国民党二大主席团推选组成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对宣传报告进行审查并提出决议草案。

1月10日　在《政治周报》第四期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文章认为，国民党右派的分离，是由于革命性质的变化、时局的变化，基于他们的阶级性，而发生的一种必然现象。文章说：现阶段的国民革命，既不同于英、法、德、美、日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中国的辛亥革命。“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现在的局面与辛亥革命时完全两样：革命的对象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由于工农阶级分子加入，国民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第三国际，作了中国革命的有力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文章说，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的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组织的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中国的中产阶级要实现其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是不可能的。文章断言，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而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

在本期周报上，以《十二月二十日广州的反段[1]大示威》为题报道了广州十万民众集会并游行示威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情形。报道指出：从这次反奉战争可以看出，民众没有武装的积极行动，其结果使人民仍然不能夺取政权，恢复其国家主人地位。又说，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各大人民团体，联合吁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督促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

本期周报上，毛泽东继续摘发一组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中的国民党组织和个人反对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文电，共二十九件。所加的按语指出：“全国农工商学民众团体，则全在左派领导之下。以此一月之间，反右空气，弥漫域内。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

1月16日　和汪精卫、陈孚木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国民党二大通过。决议案说：“一个政党，只宣传有利于群众的理论和主义，断不能使群众与政党在行动上采取一致的态度。所以抽象的宣传，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唯有从事实上表示某党对民众的工作，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要使民众相信本党确能为他们在实际上谋利益。”宣传部应当明白指出，“凡是赞同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决议案提出，“宣传部应当是本党最活泼、最敏捷的机关”，“是汇集本党精神劳力，运用本党精神劳力，指导精神劳力，来实现本党政策的总机关”。

同日　下午，国民党二大进行选举，选举结果，在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七名；二十四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许甦魂、夏曦、韩麟符、董必武、邓颖超六名；十二名中央监察委员中，有共产党员高语罕一名。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

1月18日　在国民党二大上，同丁君羊、侯绍裘等五位代表，受大会主席团指定，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3]。经过修改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简短明了，更加强调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十九日被大会通过。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

同日　代表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向国民党二大作审查报告。大会通过《宣传报告决议案》。决议案同意毛泽东一月八日所作《宣传报告》。同时指出，“两年来尚未能将本党革命目标及方法，深入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之工农小商群众中”，是宣传工作中的缺点。“欲使本党之主义政策深入民众，惟有在关系民众本身利害之地方的或全国的大小事变之中，努力进行其宣传，始有实现之可能”。要向民众宣传：“欲求革命之成功，则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扩大而巩固之”。大会在讨论党章草案时，毛泽东提出两项动议[4]，被大会接受，并写进党章。

同日　在国民党二大讨论中国国民党党务报告关于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针对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提出的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意见[5]发言说：共产党员决不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共产党在未取得法律地位的条件下，是不能不秘密的。如果公开，就马上要被人解散消灭，这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关于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要得到该地党部之许可问题，毛泽东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经过共产党人张国焘、毛泽东、高语罕、范鸿劼等的坚决斗争，袁同畴收回自己的意见。大会通过“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的条文。

1月19日　在国民党二大讨论关于覃振、石瑛、茅祖权的处分问题时发言说，应将原案要求覃振等三人于一个月内声明脱离同志俱乐部的期限改为两个月。因为“（一）则交通不便，一个月消息来往实不够。（二）则又使他们知道决议案慎重的真意。（三）则我们还且希望他们再走回革命之路的”。大会通过毛泽东的这一修正案。

1月22日—25日　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核定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中央各部部长名单。会议决定，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得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但无表决权。会议还决定，派驻各地的执委和候补执委，有出席该地各级党部会议、指导和执行党务之权，必要时有召集该地最高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及直接决定临时紧急事宜之权。何香凝、戴季陶、毛泽东、邓演达、邓颖超等二十三人被派为驻广东的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

2月1日　列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常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浙江、上海、新疆、山西、广西、四川、湖南等地党务问题，任命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分别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的副党代表，并决定其他任免事项。

2月5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汪精卫提议，批准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会议决定继续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6]；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研究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施计划之指导”。

同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农民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林伯渠（主席）、陈公博、毛泽东、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阮啸仙、罗绮园。

2月6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向全国各省党部通告：为发展农民运动，特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各省选派学生来学习。选派学生的条件是：“1.决心做农民运动，并无他项异想；2.中学程度，文理通顺；3.年龄十八以上二十八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4.富勇敢奋斗精神。”

2月8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三次会议。以中央宣传部名义提出，宣传部以沈雁冰为秘书，顾谷宜为指导干事，吴求哲、陈署风为编辑干事，萧楚女、朱则、赖特才、朱雅零为检阅干事，为会议通过。

2月中旬　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宣传工作作三项指示：（一）起草一个以中央名义发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传国民党“二大”的精神。（二）将原来的检阅干事组成检阅会议。检阅会议对于党内外出版物中谬误的言论，应拟出纠正或驳斥之大纲。（三）设立宣传材料储藏机关，订阅海内外报刊、外文杂志及图书。

2月16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报：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7]，部务由沈雁冰代理。

2月21日—24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目前政局及党的任务。会议提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8]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这次会议陈独秀因病没有出席。

2月28日　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9]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开办政治讲习班的重大意义，在于表明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参加讲习班的学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来此作革命工作，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

本月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讲授农民问题。

3月7日　《政治周报》第五期出版。从这一期起，主编由沈雁冰接任。在此之前，由于毛泽东忙于参加国民党二大和会后的其他工作，《政治周报》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

3月9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宣传部提出的国民党二大宣传大纲草案[10]，经过中常会第九次、第十次会议讨论原则通过后，又增写了“军队与人民合作”、“二大”各项决议案之重要意义等内容。增写后的宣传大纲于本次会议最后通过。

3月16日　上午，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二次会议。宣传部提出的议案中有：（一）北京孙文主义学会完全为少数西山会议派的反动分子所组织，建议中央通告各级党部，声明该会为反动派的团体。（二）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章程应作修改，明确规定该会“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与监督”。该会若为行动的团体，“易于落入单独及私人行动与组织之危险，若为研究的团体则应受宣传部指导”。（三）上海《革命导报》为伪中央机关报，应请中央通告各级党部“禁止流行”。以上议案，均为会议通过。毛泽东还提出，对统一两广有功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11]应“由中央嘉勉”，亦被会议通过。

同日　下午，出席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由毛泽东担任。

3月18日　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讲演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都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讲演针对国内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指出：“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讲演要求吸取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强调“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讲演记录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发表。

3月19日　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三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批准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3月20日　蒋介石[12]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大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毛泽东、周恩来曾在李富春住处商讨对策[13]。他们认为，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矛盾，而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基于这种形势，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在中国访问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14]采取妥协态度。上海的中共中央得到三二〇事件消息后，三月二十九日也发出指令，主张向蒋介石退让。指令说：“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3月23日　中央宣传部向国民党中常会第十四次会议提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宣传大纲草案，被会议通过。中常会针对段祺瑞三月十八日在北京镇压爱国民众制造惨案，决定由宣传部起草反段宣言及宣传大纲。

3月30日　上午，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决定四月二日召集各团体举行示威，抗议段祺瑞惨杀北京爱国民众。

同日　下午，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议：请任高语罕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以上提议均由会议通过或作出相应决定。

4月2日　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七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宣传部提出“畸书社假冒先总理名义，发行《社会主义论》小册应否禁止案”，建议今后“一切刊物凡有涉及总理生平、言行者，必须先经中央宣传部之审核，然后许可发行，所以昭慎重严纪律也”。

4月5日—7月4日　应聘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15]讲师，讲授农民问题。

4月6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根据蒋介石提议，决定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4月10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指派毛泽东、林伯渠、高语罕、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组成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考试委员会，对二十个省区选送的学生进行复试。在口试时，毛泽东还向学生询问各地农村情况及农民生活状况等。

4月13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次会议。提出在上海开办党报的议案，拟请任张静江为经理，张廷灏为副经理，柳亚子为编辑部主笔，沈雁冰为副主笔，侯绍裘、杨贤江、顾谷宜为编辑委员，获得会议通过[16]。

4月14日　出席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举行的欢迎大会，欢迎来广州参加青年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应邀发表演说。

4月16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听取邓泽如关于南京举行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时反动分子捣乱情形的报告后，决定由邓泽如、陈其瑗、毛泽东等进行审查，议定办法，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4月23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同邓泽如、陈其瑗、杨匏安提出关于处理南京陵墓事件中反动分子的审查报告，建议中常会作出训令：“全体党员不得认反动分子为党员，并不准加入各地未经本会批准擅自设立之孙文主义学会”。会议批准赖特才为宣传部代理秘书。

4月27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宣传部提出四项议案，其中有：扩大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宣传于全国各地；编印关于革命理论、策略、史事的丛书小册子；在宣传部之下设宣传委员会，以讨论、计划全国宣传事项；并请指派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彭泽民、陈其瑗、林伯渠、毛泽东七人为宣传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除第一项交政治委员会办理，其他各项均照准。

4月30日　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宣传部提出三项提案：一、五一节用中央名义发表告工人、农民通电，在广州发传单。二、“五四”、“五七”纪念日中央发表通电。三、请中央发起纪念“五卅”全国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会议决定：一、二两项通电由宣传部起草，第三项照办。

5月3日　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伯渠主持，所长毛泽东报告农讲所筹备经过和招生情形。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青年部部长甘乃光，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文科学长郭沫若，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彭湃，共产党代表彭述之等。

这一届农讲所有学生三百余人，来自二十个省区，萧楚女为教务主任，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这届农讲所注重：（一）进行系统理论教育，增强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二）加强课外理论研究。（三）进行实际的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17]等三十六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四）组织学生到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地区如海丰等地实习。（五）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军训时间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一。毛泽东在农讲所建立了中共和共青团组织，积极发展党、团员。

5月4日　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宣传部提议，通过编辑国民运动丛书办法；任沈雁冰为驻沪编纂国民运动丛书干事；增补胡汉民、顾孟余、邵力子为宣传委员。

5月7日　上午，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缪斌、褚民谊、陈其瑗、毛泽东代表中央常委会参加本日“五七”纪念大会。中午十二时，在广东大学操场参加广东各界纪念“五七”国耻大会。到会两万余人。毛泽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进行中，发生右派分子捣乱事件，事件平息后大会照常进行。大会要求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惩戒捣乱分子。

5月11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由毛泽东等组成的纪念“五七”大会主席团，向会议报告右派分子捣乱纪念会事实经过。会议决定，由中央训令各党员：嗣后须一律服从党的决议，否则从严处置。

5月13日　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宣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陈公博、陈其瑗、邵力子、彭泽民等出席。会议通过宣传部所拟国民运动丛书书目（分五辑，共六十种），决定再增加中国农民问题、中国职工运动、国际联盟等四种。

5月15日—22日　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蒋介石向全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由新右派独揽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发给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等。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事先取得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同意。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中共党团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时，发生争论。广东的大部分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个议案。彭述之主张，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只保持党外合作。鲍罗廷以暂时退让准备新的进攻为由，同张国焘决定要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案》被通过。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

5月20日　以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报告三个多月来宣传部的工作。

5月25日　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谭平山提出辞组织部部长和中常会秘书两职，毛泽东辞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林伯渠辞农民部部长、中常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三职。会议决议，以上三案留待下次会议讨论。

5月28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通过关于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辞职问题案。任命蒋介石为组织部部长[18]，顾孟余为代理宣传部部长，甘乃光为农民部部长。六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改组，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人被免去委员职务。

5月30日　上午九时，在第六届农讲所召开纪念“五卅”大会。十一时半，率农讲所学生到东较场参加广州各界纪念“五卅”大会并游行示威，参加群众达十万以上。游行时大雨滂沱，群众精神振奋，高呼口号，唱革命歌曲。回所后，毛泽东又冒雨演说十分钟。

6月初　开始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共授课二十三小时。讲稿总结中国农民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在此之前，中国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讲稿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讲稿在谈到国家问题时说：列宁著有《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得很清楚，历来的国家机关都掌握在少数人的统治阶级手里。“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旧制度。”“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6月3日、8日、25日　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讲稿提出：农村教育是现社会很大的问题。现在农村中盛行的是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它“钳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无有”。现在的学校教育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即“新学”，反映新经济，讲新思想、民族思想等。这种教育，受地主阶级的反对，也受农民的反对，因为它不适合农民的切身利益。今后农村教育要适合于农民的需要，“适合于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毛泽东在农讲所还讲授地理课。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生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主要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都要了解。

6月23日　同第六届农讲所全体学生一起参加广州沙基惨案[19]一周年纪念大会。全市各界群众游行时，忽狂风大作，暴雨骤降，毛泽东率领全体学生走在最前列，高呼口号，冒雨行进。

7月4日—6日　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事宜，通过《关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定发布《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并举行出师典礼大会。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表就职宣言。

7月初　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攻占湖南泗汾、醴陵。第四军和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向湖南进攻，十一日占领长沙。北伐军受到湖南工农民众的热情支持。

7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会议明确把蒋介石划为新右派的代表，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强调“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地应付中派，而公开地反攻右派。”但是，会议对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过高，强调联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对农民运动则限制较多，说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等。

7月　带领第六届农讲所五十名学生到韶关地区实习一个星期，参观并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八月中旬，又组织农讲所全体学生到海丰实习两星期。

8月14日　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身份应邀参加在广州中山大学礼堂举行的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并致词。毛泽东说：诸位在广东开会，顶要紧的不要忘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诸位今天参观，最好就下乡去，到民间去，直接去指导农民，唤醒他们守旧的劣根性，根本救治农业。”“现在农村经济非常枯涩，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广东农民问题，当是诸位开会的一个问题”。

8月17日　应邀参加国民党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说。

8月20日—9月中旬　应聘为国民党广东省农委举办的调查员训练班[20]讲课，讲授共产国际、苏俄、土地问题。

8月27日—30日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相继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部队，直指武汉。

9月1日　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章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文章说：“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文章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城市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的工作，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指出：“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的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而农民运动则是推翻地主政权，“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文章希望，有大批同志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文章深感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之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革命同志注意。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中央宣传部的羊牧之依据毛泽东此文的意见增添宣传内容。

9月3日　到黄埔军校讲演。

9月11日　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作总结报告。

9月　《农民问题丛刊》开始陆续出版。毛泽东主持编印的这套丛刊，是在主办农讲所期间，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原计划出五十二种，为条件所限只出版了二十六种。丛刊主要介绍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各阶级的情况，各地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中国国民党的农民政策，以及苏俄和其他国家的农民运动。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所做。

10月10日　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

10月15日—28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区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北伐取得相当胜利的情况下，为应对当前局势而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的发展、迁都[21]、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的最近政策等问题，通过了《联席会议决议案效力问题决议案》，《中国国民党的最近政纲》等。会议向全国发出宣言，重申继续执行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22]。

10月23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的最近政纲草案。毛泽东提议：应“重订适合一般商人利益之商会法”。随后，陈其瑗、简琴石、毛泽东等七人联名提出《商民运动提案》。提案说：“我们应打倒者是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之走狗的资本家。中小商人同是被压迫阶级，应受本党保护。”“此后做工人运动者应向工人详细解释，以免妨碍商民运动。”

10月25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国民党的最近政纲草案。在讨论农民问题时，会议否决了湖南等代表提出的“解散摧残农会之民团或团防局”一案。毛泽东支持湖南代表，要求将其作一议案另行提出讨论。二十八日，联席会议讨论由甘乃光、毛泽东等三十余人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草案》。草案提出：“旧有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局等组织，在事实上多属土豪劣绅及不法地主之武力，此等武力常为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派所利用，破坏农民运动，摇动本党及国民政府之基础，于党及政府之前途危险实甚。”“凡摧残农民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该草案被会议通过。

10月26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决定由主席团指定徐谦、陈其瑗、毛泽东等七人会同主席团起草全国联合会政纲。二十七日，大会通过《全国联合会之政纲》。政纲提出一些符合人民利益的基本要求，如“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遇饥荒时得免付田租”，“农民有设立农民协会之自由”等。

10月27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国民党的最近政纲草案。关于“不得预征钱粮”一项，宋子文、孙科以国民党政治会议已决定在广东预征一年为由，提出继续实行。毛泽东发言说：“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人较为可行。”由于意见分歧，大会主席团指定陈其瑗、甘乃光、孙科、毛泽东等与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会下商议解决办法。会商中，宋子文仍坚持预征钱粮。二十八日，毛泽东在联席会议上再次发言：“昨据宋部长说，预征钱粮不过仅收得二三百万元，何苦以此区区之数使数千万农民或大多数人民怀疑我们的决议案是不能实行呢。本席仍旧主张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会议僵持不下，主席宣布交政治会议办理。

10月28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举行最后一天会议。会上，关于联席会议的地位和权能、联席会议决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发生争论。丁惟汾[23]提出联席会议“没有变更或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之权能，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必定是无效的”。许多代表对丁惟汾企图否定联席会议决议的发言纷纷质辩。毛泽东说：“联席会议的性质，于开会时谭主席已说得很清楚[24]。今天丁同志忽然提出疑问，真是怪事。”“说联席会议没有地位，何以中央召集这个会议。今天来修正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实际上的权能已经超过全国代表大会之上。所有联席会议的决议我看是完全有效，而且是不能再有人来加以修正的。”大会执行主席吴玉章提出：以“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实行，只有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方有修正之权”等文字用决议的方式来保障本会议的决议案。会议通过。会议还对西山会议派及各省区孙文主义学会主持人物的处分问题作出决议。

11月4日　国民革命军攻克九江。八日，进占南昌。孙传芳的主力部队被消灭。

11月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改变联席会议的决定，决议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25]。

11月上旬　离开广州到上海。这时，杨开慧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由广州回到湖南。

同旬　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和青年团一人共七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以委员一人常驻中央，另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农委拟定《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计划，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局通过。

11月25日　在《向导》周报发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文章指出，江浙两省是工商业发达地区，工人、商人的地位容易被人重视，而对农民“便少有人重视其地位”。文章批评了“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的说法，列举近几年来江浙农民自发地反对残酷的封建压榨的一系列事件。

11月下旬　离上海经南昌赴武汉。二十六日晚，在南昌会晤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商谈在武昌开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二十七日，由林伯渠陪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争取他的支持。由于林伯渠和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多方面做工作，二十九日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作出决议：江西选派一百五十名学员送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二千元。

11月底（或12月初）　到达武汉。在汉口建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举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12月3日　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电请毛泽东到湖南对大会进行指导。电文称：“敝会已于东日[26]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

12月13日　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27]，执行最高职权。这时，蒋介石从主张迁都武汉转而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公开反共。联席会议坚持迁都武汉。

12月中旬　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北伐战争形势的发展，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广东区委的同志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湖南区委的同志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赞成湖南区委的主张。他还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的问题：“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陈独秀反对广东区委、湖南区委的主张，说他们犯了“左稚病”。陈独秀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在目前还只是宣传，不能马上实行；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应当尽力加以联合；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集团是左派，应尽力帮助其发展。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通过关于政治报告议决案，以及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关于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等议决案。

12月17日　由汉口到长沙，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准备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大会期间，曾同湖南的同志商讨起草各种决议案[28]。

12月20日　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29]。在欢迎会上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演说，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又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12月27日　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湖南全省工、农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闭幕会。在会上作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演说[30]。

12月28日　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式并讲话。

同日　长沙《大公报》报道：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毛泽东，拟于日内分赴湖南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十余县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决定派戴述人偕往，并请毛泽东将湖南方面所要调查的六项内容[31]会同考察。

12月底　经与中共湖南区委商定，为参加湖南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开办一短期训练班，一九二七年一月初结束。毛泽东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

[1]段，指段祺瑞，北洋皖系军阀首领。当时任北京临时政府执政。

[2]关于国民党二大的选举问题，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的策略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让步。”“这就是在最近国民党中央举行改选时，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与右派领袖进行了谈判”，“今后在国民党的所有职位中，共产党人只占三分之一”。但是“我们在广东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后者，不同意按照同右派领袖们的谈判把国民党中央中的共产党员数目减少”。广东的同志认为“中央局的这个策略过于退让，并且没有完全加以执行”。结果“在新选出的三十六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有七名共产党员，右派中只有戴季陶、孙科和伍朝枢当选”。
1943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次插话中，在讲到国民党二大时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只要六（系“七”字之误——编者注）票。”

[3]此决议案为农民部部长陈公博、湖南等省代表易礼容、黄学曾、路友于、丁君羊起草。大会讨论时，有代表提出，此案文字太长，且偏重广东一省，要求增加审查委员，重新拟定，大会主席团接受了这个意见，由毛泽东等进行修改。

[4]一项动议是：对每星期举行总理纪念周一次的规定，加但书一笔：“如有特别情形时得由该省党部许可，每两星期举行一次”。另一项动议是：“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可以兼其他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

[5]袁同畴发言说，“本席考虑，以为几件事是要望共产党党员同志做到的：（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

[6]指第6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已开办了5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学生四百五十余人。前4届基本在广东省内招生。第5届主要在湖南、广东两省招生，另山东、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广西等省有少量学员来所学习。第六届将招生范围扩大，面向全国。

[7]据沈雁冰回忆：“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在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

[8]直隶，河北省旧称。

[9]这个讲习班是为培养政治工作人才，由国民党中央决定开办的。讲习班由理事会领导。理事为谭延闿（主席）、程潜、林伯渠、陈嘉祐、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担任本班教授的有汪精卫、萧楚女、沈雁冰、朱剑帆、邓中夏、陈公博、高语罕、熊君锐、毛泽东。毛泽东负责讲授农民问题。

[10]关于国民党二大宣传大纲的起草情况，沈雁冰回忆说：我和萧楚女把“宣传大纲起草完毕，请毛泽东同志审核。毛泽东仔细看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在草稿上加了‘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话，然后对我说，还是送给汪精卫看一下”。

[11]1926年3月李宗仁等表示同意两广统一，完全接受广州国民政府领导。3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两广统一案，规定：（一）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二）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挥监督。

[12]蒋介石，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总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

[13]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一个关键。这以前是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毛插话：蒋当时只有一个同盟军即朱培德，此外均反蒋。）”“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黄埔有五百余党员”，“只要我们强硬，国民党左派是拥护我们反蒋的”。

[14]布勃诺夫是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依文诺夫斯基在中国的化名。当时正率团员十余人在中国访问。三二〇事件时恰在广州，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处于重要决策地位。

[15]训育员养成所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主办。宗旨为“造就一般指导青年运动的干部人材”，毕业后派往全省各学校担任党务及训育工作从事青年运动。应聘到所讲课的有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张太雷、郭沫若等。

[16]自上海《民国日报》变为拥护西山会议派的报纸后，上海即无由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党报。毛泽东曾委托沈雁冰到上海筹办《国民日报》，后因蒋介石、张静江阻挠，未能办成。

[17]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调查研究时说：有几个典型调查材料丢失了，我比较伤心。在广东农民讲习所收集民歌几千首。民歌使人得到很多东西，丢了很可惜。

[18]这之后，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按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便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

[19]1925年6月23日由香港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工人、四郊农民、青年士兵、学生约十万人举行游行大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村时，遭到英、法等国的武装镇压，死五十余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史称沙基惨案。

[20]调查员训练班是广东农委为加强调查工作，训练做调查工作的人才，以改变缺乏调查工作、不了解农民详情的状况而举办的。提出调查项目165个，计划先从重点县调查，每县调查两个乡或4个乡，主要调查农村的土地数量及占有情况，农村中各阶级、社会各团体的经济政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收集重要会议记录、传单、契约、风俗等各种材料。

[21]会前蒋介石曾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等，要求中央和政府机关迁往武汉。会议经过讨论作出决定：仍设广州，暂不迁移。

[22]关于这次国民党联席会议情况，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曾作专门介绍，写道：联席会议的出席人数，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左派比此数稍多，再加半左派，“所以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张静江说：‘这会议纵多数通过，亦不能算本党的意思’。”“孙科说：有些问题‘即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

[23]丁惟汾，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常委兼青年部部长。

[24]谭延闿在开会词中说：因为北伐已得到相当的胜利，“我们应该有新的应付方法，所以由中央常务会议及政治会议讨论，以为应该召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来决定方针，但一时又不易召集，如果召集中央全体会议，人数又不很多，所以请各省派人加入，大家来开会讨论一下”。“这次开会凡到会的都有议决权”。

[25]1926年12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出迁都通电：“政府迁移在即，现已停止办公。”

[26]东日，即1日。

[27]1926年12月13日至1927年2月21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办公从广东搬迁武汉期间，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联席会议由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汉口特别市和湖北省党部代表各1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员吴玉章、于树德、董必武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蒋介石一直反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联席会议。

[28]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共通过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减租减息，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和农民政权等40个决议案。

[29]1926年12月22日出版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对出席会议的毛泽东作了如下报道：“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

[30]毛泽东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演说，《湖南民报》1926年12月29日作了报道。后来这份报纸遗失。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读过这份报纸的同志记载，演说的大意是：反革命方面已经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他斥责“惰农运动”、“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等宣传，说：那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不准农民向地主争斗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他还提醒大家注意，现时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赵恒惕的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

[31]6项内容是：“（一）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二）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三）解释开米禁问题。（四）指示民食问题具体方法。（五）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现尚是军政时期。（六）宣传中央联席会议的议决案。”

1927年　三十四岁

1月4日　从长沙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四日至九日，先后在湘潭县的县城，银田，韶山一带考察。

在县城召开座谈会，有县农协、工会、妇联、商协、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解到湘潭各地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在农民及各界群众强烈要求下镇压土豪劣绅晏容秋等情况。

在银田寺的白庙召开第一区农协干部和会员大会，并讲话。会后，又召开农协干部会议，听取汇报。

在韶山，了解到此时的韶山同一九二五年离开时大不一样，祠堂庙宇做了农民协会会址，农民协会还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赌、办农民夜校，韶山成了农民的天下。他看到有很多妇女到会，说：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作怪，妇女进不得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头席。讲话时还赞扬了农民的革命精神，要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他说：我搞革命是为了无产阶级事业，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三四十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来了。在韶山期间，毛泽东多次召集农协干部和群众座谈。他同毛福轩、王淑兰等农协干部谈话说：我从银田到韶山来，看到农民都起来了，已经掀起了一个农村大革命。过去雨神庙有很多“流民”，现在没有了，他们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在劳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月9日—14日　到湘乡县考察。先在唐家圫外祖家同两位舅父、几位表兄弟和一些老农二十余人座谈。询问了唐家圫一带农民运动情况后说：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别国群而不散，我国散而不群；别国强，我国弱；别国富，我国贫；别国工业发达，有飞机大炮，我国仍是大刀长矛多。要想国家强盛，人民不受压迫和剥削，就要起来干革命，团结起来，打倒列强，驱除军阀。

从唐家圫到湘乡县城。在湘乡饭店住地召集县农协主要负责人开调查会。在调查中边问边记：农会组织得怎样，有多少区、乡农民协会，多少会员，农民武装情况怎样，乡里人对农民协会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反对农民协会的等等。在湘乡饭店还先后邀集县工会、商协、学联、妇联、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座谈，了解农运情况。邀集一些区农协委员长等，听取他们关于农民运动的意见。还找来县农协执委、负责武装工作的邹祖培，了解湘乡农民诸禁和农民武装等情况。邹祖培说，湘乡历来牌赌盛行，鸦片流毒很广，农会一成立首先禁止赌钱打牌，禁止抽鸦片烟。毛泽东称赞好得很。谈到武装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把团防局接收过来，在全县组织农民自卫队。湘乡可以成立一个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在湘乡期间，曾出席中共湘乡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扩大会议，听取与会者汇报湘乡农运情况。毛泽东对湘乡县在监狱里关押许多乡农协干部提出批评。湘乡县很快将他们释放。

毛泽东离开湘乡县城到横铺萧家冲，听取第二十三区农协委员长方绪良汇报，又召集区农协负责人进行座谈，详细调查该区农运情况。

1月15日—23日　到衡山县考察。在白果召开区农协干部座谈会。赞扬岳北农民群众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鼓励他们要以南岳衡山革命烽火去引燃其他几个“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接着，到岳北农工会所在地调查农民自卫军组织情况，工会情况，煤矿工人和工人纠察队组织情况，并看望了岳北农工会几位死难者的家属。随后，到二区农民纠察大队部所在地询问纠察大队人数和枪支等。

在福田铺出席农民协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并讲话。在农协所在地圣帝庙开调查会，了解福田铺农运情况。还走访了几家商店，详细调查他们的营业额、捐税、工资、伙食开支、货路来源、供销行情变化等。

在宋家桥（世上冲）戴聘公祠召开党员及农协骨干座谈会，参加乡农民协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并走访农户，找开明绅士座谈，了解他们对农运的看法和意见。

在衡山县城邀集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向钧和县农协、工会等负责人座谈农运情况，对农民武装情况问得很详细。在出席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欢迎会和新党员宣誓会时，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大搞宣传，发动群众，用革命的联合反对反革命的联合。要加强对农民自卫军的领导。要多吸收煤矿工人和农村贫农入党。

在衡山县城期间，还两次视察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学员座谈；视察县总工会、女界联合会和城郊农村，了解衡山工、农、青、妇、商等各方面情况。他把考察到的情况和各种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当他从统计表中看出贫农在农会中占百分之九十时，很高兴。

在衡山考察将结束时，出席了国民党衡山县党部和县农协及各界团体举行的欢送会，作长篇讲话，称赞衡山农民运动和妇女的革命行动，并指出：农民要团结起来，要提防反动派破坏，要夺取地主豪绅的武器，发展农民武装。要搞联合，搞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大团结就是大力量。

1月24日　回到长沙。将湘潭、湘乡、衡山三县的调查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作详细报告。随后在党校、团校各作一次报告。还在长沙郊区做了一些考察。

1月27日—2月3日　到醴陵县考察。在县城邀集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罗学瓒、县农会委员长孙筱山和县工、青、妇等部门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关于醴陵县农运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交谈。随后，连续三个晚上召开中共醴陵县各地支部书记和区农协委员长座谈会，到会四十多人，每晚开到深夜。座谈会主要汇报全县各地入冬以来开展农运的情况，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扩大农协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和巩固农民政权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对认为农运过火的李味农提出批评[1]。还提出要召开一个全县各区有代表性的农民和绅士座谈会，每区来一个真正的农民和一个顶著名的绅士，年龄在五十到六十之间；农民要稍有文化、能讲得一下子的，绅士要能熟悉神祖情况的。在农民、绅士座谈会上，询问当地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有什么神祖祀会，有什么出产品等。在县城期间，还给醴陵民众训练班七百多师生作报告，并到城郊考察。

在离县城二十五华里的东富寺考察的三天中，参加三个会：一是有共产党员、农会骨干、自卫队长、妇女和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二是三区区委扩大会。在这两个会上主要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和了解各方面的反映。三是出席有各方面负责人及东富寺附近农民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并讲话。

2月4日　回到长沙。在长沙县郊区邀请农协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长沙农运情况。

2月5日　历时三十二天的湖南五县考察结束。原计划考察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因时间关系未能成行。回到长沙后，在中共湖南区委又作了几次报告[2]。

2月12日　由长沙回到武昌。下旬，杨开慧带毛岸英、毛岸青和保姆陈玉英到达武昌，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

2月16日　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报告说，农民运动“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报告认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贫农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依现在形势，他们简直很迫切的要进到别一个革命了。”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报告提出，在农村中要发展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织，还说“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打击的方法”，“妇女尤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

2月18日　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农民问题讨论会。会议主席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说：农民问题是本党本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本部邀请各位共同讨论此问题，使农民问题能得到良好结果”。会议决定下次开会请毛泽东报告中国农民运动状况。

2月下旬　江西省农协秘书长方志敏致电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称：江西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江西AB团[3]首领段锡朋要圈定省农协的委员，企图把农协夺到他们手里，如何对付？毛泽东复电说：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经过方志敏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斗争，AB团没有得逞。大会选举方志敏等十三人为省农协执行委员。

2月23日　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二次常会，作《中国各地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

3月初　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批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4]提出的农讲所章程。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负责管理全所工作[5]。

3月2日　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三次常会，被推定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十六日，出席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五次常会。连瑞奇报告说：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已开始工作，查得现有红枪会几十人，已集中开会，不久就要接受训练。

3月5日—4月3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连续刊载。报告明确指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提出贫农大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肯定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报告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报告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革命时期农民的一些所谓“过分”举动，正是革命的需要。“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报告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同时对农村革命后的建设也提出一些积极的主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三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先后发表其中的前两章；三月二十八日，《湖南民报》开始连载；四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瞿秋白作序[6]出版单行本；五月和六月《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了《向导》刊印的《报告》[7]。这篇报告全文编入《毛泽东选集》。

3月5日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预备会议，徐谦、孙科、顾孟余、毛泽东、林伯渠、邓演达、唐生智、李汉俊被聘为大会名誉主席。

3月7日　出席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蒋介石不按时从南昌来汉口并企图阻挠全会的召开。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董必武、徐谦等坚持如期开会，谭延闿等主张待蒋介石、朱培德由赣来鄂后再开。会议讨论确定，八、九两日开提案审查会，十日正式开全体会议，届时无论蒋介石等是否到会[8]，会议均按时举行。会议还通过毛泽东关于在大会期间，政治委员会会议停止开会，如有重大事故发生由主席团[9]全权办理的提议。

同日　鉴于江西、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及东北三省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到的学员已有四百余人，农讲所常务委员会决定先期开班上课，以应各省之急需。聘请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陈克文为训育主任，季刚为事务主任，郭增昌为总队长。本期讲习所根据当时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共设二十八门课，毛泽东负责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本届农讲所主要增加农民自卫、乡村自治等课程。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土地问题、武装问题、农村自治问题、农村教育问题。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四小时。

3月9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案审查会议，讨论改选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问题，以提交三中全会讨论决定。会议认为，军事委员会必须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之下，反对“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10]。

3月10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幕会。会议确认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广东迁武汉期间，联席会议各项决议继续有效。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对于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会议递补毛泽东、周启刚、夏曦、许甦魂、邓演达、董必武六名中央候补执委有表决权[11]。

3月11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二日会议。会议改选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改选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和中央党部各部长。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不设主席，实行委员制。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与选举，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的提议，改变过去国民政府委员由政治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推选的情况。

3月13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三日会议。会议宣布蒋介石辞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委员会主席。讨论并通过《统一革命势力的决议案》，提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席会议须立时召开，以讨论统一民众运动、共同负担政治责任、派代表出席第三国际会议等问题。

3月14日　关于湖南集美堂翻印《农民丛刊》给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信，在《湖南民报》发表。信中提出，《农民丛刊》为非卖品，如需翻印，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由贵会审查，将已失时效之本，如《湖南农运目前之策略》等，抽出不印。二、价钱不能过高，只能取得印刷费及纸费。三、须经贵会审查，不许错误。”

3月15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五日会议。会议讨论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提出的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毛泽东多次发言，提出在乡村应组织乡村自治机关，并采取委员制；祠产要收归公有，“祠产如不收归公有则对宗法社会不能与以大打击”。主张由大会批准实施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说：“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之法庭。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故亟应颁布此条例，以便推行各省。”这一主张，得到会议批准。毛泽东、邓演达、吴玉章被大会主席团指定组成查处阳新惨案[12]委员会。会议还作出裁撤军人部、任命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等项决议。

3月16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六日会议。会议通过《对农民宣言》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目标是解放农民，以完成民主革命。地主阶级是一切反革命派的真实基础。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移转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要推翻封建势力使这个斗争的胜利得到保障，“则农民得到武装实为重要条件之一。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均须解除，交与农民。宣言说：农民在政治斗争胜利之后，经济斗争便随着开始。“革命的进展，农民的要求已是很迅速的由初步进到了第二步，即在许多地方已发生严重的土地问题。”我们要“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宣言强调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这个广大的贫农阶级之存在，即为革命动力的要素。贫农问题不解决，革命将终久没有完成的一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会议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规定了十项具体措施[13]。

3月17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闭幕会。在讨论军事政治学校议案时，毛泽东提出：“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志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嬗，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会议就此作出决定：“凡党立各学校不得有同志、同学、同乡会之设立。”

3月18日　应邀出席在武昌举行的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第三日会议，并向会议作湖南农民运动状况报告。会后往汉阳兵工厂参观。

同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联合召开欢迎鄂豫两省农民代表的大会，出席会议一千余人。毛泽东向大会致词：“农民利益与地主利益冲突。在湖北一派国民党同志主张农民利益，近几日中央全体会议最重要的议案是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援助这派主张农民利益的。”

3月26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员工，对蒋介石及其仆从蹂躏党权、摧残农工，制造阳新、赣州惨案[14]异常愤激。本日上午，全体学生八百人齐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保护农工民众，依法惩办蒋介石，肃清一切反动分子。下午，农讲所召开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说：“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这是在今日追悼大会中，我们应该接受的责任。”

3月28日　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中央农民部召集的有各省农运负责人参加的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议。会议认为：全国农民运动发展极快，需要有中心领导机关，以收进行划一及势力团结之效。会议决定：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有执行全国农民协会之职权并负责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3月30日　根据全国农协筹备会议决定，湘、鄂、赣、粤四省农协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组成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共十三人，邓演达、谭延闿、陆沉、毛泽东、谭平山为常务委员。

3月　和邓演达、陈荫林、周以栗等受聘为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同月　将一九二六年向佃农张连初调查的情况，整理成文，以《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5]为题，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发表。该文从假定一户典型佃农的情况出发，计算其一年的各项支出和收入，田租按通例交十分之七，得出关于中国佃农生活情况的一般结论：“这种小部分靠正业大部分靠副业，计算起来每年亏折一长项之佃农生活，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4月2日　下午四时，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到会的代表团成员有法国的多理越、美国的白劳德。

同日　下午七时，继续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苏联顾问鲍罗廷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孙科、邓演达等关于蒋介石等人问题的报告。会议认为，蒋介石无视中央，自由行动，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把持上海的外交、财政、交通各机关，破坏中央各项计划，形成一个反动中心。为此，会议决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一训令，令蒋介石离开上海到南京。会议根据邓演达的提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问题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村间普遍的革命现象，然后可以推翻社会的封建制度”。

4月4日　出席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共湖北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讨论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准备召开国民会议等问题。会议宣布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汉口临时委员会解散，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组成联席会议常务委员会。

同日　下午一时半，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参加开学典礼的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团体代表百余人，还有国际工人代表团。会议由邓演达主持，周以栗报告农讲所成立经过，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演说，法国代表多理越、英国代表汤姆、美国代表白劳德也相继演说。大会发表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指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材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

同日　三子毛岸龙在武汉出生。一九三一年初夏，在上海病亡[16]。

4月7日　出席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共湖北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为在四月二十五日准时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联席会议决定，通知陈独秀和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以及各地代表速来汉口。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土地委员会，由瞿秋白和毛泽东负责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农民土地问题的资料。

4月8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罗易以及鲍罗廷等列席会议。罗易、鲍罗廷分别就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发表讲话，随后退席。会议听取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总工会武汉办事处秘书长刘少奇关于“四三惨案”[17]后工运情况的报告。听取孙科和上海市政委员丁晓先的报告，对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在上海镇压工人和市民运动的反革命行为，决予以处置。会议同意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移南京。

4月9日　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发出就职通电。通电说，粤、湘、鄂、赣等省农民协会代表联席会议推举邓演达、毛泽东、谭延闿、谭平山、徐谦等十三人为临时执行委员，并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通电指出：“吾国农民之痛苦，皆为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国内封建阶级之压迫。农民之解放，即国民革命之成功，故国民革命势力之进展农民亦随之组织起来，同人深信此为不易之道。”

4月10日　出席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共湖北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应付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反动的问题。会议决定派一个能干的委员会（陈延年为临时书记）到上海执行联席会议所决定的政策。

4月12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记录。会议主要讨论土地的没收和分配方法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

同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

4月18日　和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向各省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筹备处发出通告，决定七月一日在武汉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18]。

4月中旬　中共中央农委连续召开三天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会议提出“要没收全部出租的土地”，“进而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

4月19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土地委员会在召开了两次会议之后，自今日起改为扩大会议。本次扩大会议有湖南的夏曦、易礼容，广东的彭湃和北方的江浩、王法勤等参加。会议听取了各省关于农民运动状况和农民对土地要求的报告。毛泽东就巩固农民政权、没收和分配土地等问题多次发言。他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内容包括：（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二）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三）农民以什么政权机关来没收和分配土地；（四）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五）征收地税问题。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毛泽东提出六条：（一）解放农民，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此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增加生产，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和改良土地；（三）保护革命，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士兵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四）废除封建制；（五）发展中国工业；（六）提高文化。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谭平山、顾孟余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的文件。关于农民政权问题，毛泽东赞同邓演达提出的国民政府农政部应设乡村自治委员会专门管理乡村自治机关的意见，并提出农民政权有两个阶段：一是革命时期，农民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二是革命过后，农民政权在国民政府系统之下，颁布区乡自治条例。还说“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鉴于土地问题极迫切，会议决定自次日起，每天召开扩大会议。

同日　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二十六日，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提议，督促直、鲁、豫三省早日成立农民协会，协助北伐。

4月20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在听取苏联顾问岳尔克关于“俄国分配土地之经过及效果”报告后，继续讨论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没收土地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解放农民不仅包括现在耕种受痛苦的农民，也包括士兵在内。会议采纳毛泽东所提意见，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岳尔克和湖南、湖北两省农协代表各一人组成专门委员会，于次日上午十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讨论和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同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4月22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汪精卫、谭延闿等出席会议。邓演达代表毛泽东、易礼容、陆沉和岳尔克五人专门委员会作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报告。报告说：解决土地问题“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为适应农民迫切要求使联合战线不受危害，在步骤上分为两步，第一步实行“政治的没收”，第二步实行“经济的没收”。毛泽东对草案作补充说明。他说：土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土地问题是于全般革命有利益的。现在所决定的政治没收，是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进一步再没收一切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土地，此为经济没收。经济没收在湖南已不成问题，农民已经自己分配。专就湖南的状况说，用政治没收的形式是不够的，但就一般而论，只能用政治没收。所以，国民政府应明定一般的法规，同时又须颁行单行的法规，如湖南。他说：湖北不能与湖南比，河南又不能与湖北比，其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当然不同，全国都实行经济的没收，则是空想。毛泽东还说，自耕农、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是要没收的。会上，汪精卫等对草案提出不同意见。汪精卫说，这个草案是以政治没收为名，行经济没收之实，因为一切大、中、小地主都可加以反革命头衔而没收其土地。会议指定汪精卫、毛泽东、易礼容、陆沉、岳尔克、邓演达、谭延闿、孙科、唐生智、何键、李品仙等十五人组织专门委员会审查修正《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

同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通电讨蒋。斥责蒋介石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抵沪以后与帝国主义妥协，以反共产为名，不惜屠杀民众为其贽见之礼物。号召革命民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4月23日　出席《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审查委员会会议。会议就土地没收的范围和标准问题展开讨论，谭延闿、汪精卫对决议草案持否定态度，徐谦、夏曦等对决议草案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没有发言。会上意见分歧，讨论无结果，决定下次会议继续讨论。

4月24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谭平山等起草的《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会议继续讨论土地没收和分配问题。毛泽东多次发言，同意全部（包括湖南）用政治没收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同时指出，须再加以限制，说明界限，没收土豪劣绅军阀反革命派的土地是无人反对的。在谈到土地制度和佃农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只可用“土地公有”的口号，不能用“国有”的口号。要尽快定出保障佃农的办法，如免减租税，田主不得虐待等等。会议决定下次开会请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参加，指定谭平山、徐谦、顾孟余起草保护佃农的法规。

4月26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讨论《佃农保护法草案》，继续审查《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陈独秀、鲍罗廷应邀参加。陈独秀、鲍罗廷在原则上赞成“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但又说，原则还不能马上实行。他们强调，解决土地问题需先有农民政权；需先由国民政府农政部规定具体办法，由各省依据当地情况实施。会议决定草拟三个文件：由邓演达重新起草《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由毛泽东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由徐谦起草《处分反革命逆产条例》。

4月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农委作出三项决议案。在政权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农民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为确定农民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农民政权应当由贫农与中农掌握，但贫农是这个政权的领导者。农民不但要取得乡村政权，而且要参加县政治、省政治、全国政治。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关于武装问题决议案，要求各省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解散一切地主阶级武装团体，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中央及各省的军委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关于协作社的决议草案，指出：“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末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如此方法，才能帮助农民消灭在农业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可以使农民于乡村阶级分化时减少压迫。”

4月27日—5月9日　出席在武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大会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争取领导权，但没有具体措施，对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抱有幻想。当时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很不满意。他向大会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19]。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同国民党召开的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相一致，即在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规定的范围内解决土地问题。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春　作《菩萨蛮•黄鹤楼》[20]：“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5月6日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第六次（最后一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各项议案。邓演达主持会议，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参加。毛泽东未出席。谭平山对各项议决案作出说明，称“本案须经中央批准，始能决定可否发表，现在暂不发表”。汪精卫说：“解决土地问题，必定在全国统一之后，全国未统一，只能试办。”“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暂不发表，是很对的。”会议最后决定：将一切决议呈报国民党中央核准，或公布或实行。扩大会议后，土地委员会仍继续存在。

5月9日　土地委员会委员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报告，附上七个决议案，请求核夺。报告说：土地问题，从目前政治形势和农民本身的力量，均不许可全数收归国有，只能做到政治没收（部分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障，地主及佃农制度还不能完全消灭。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中央只能规定一种原则，详细办法由各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解决。

5月14日　湖北麻城的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会匪不断捣毁农会，屠杀农协会员并围攻县城。中共湖北区委向毛泽东请求救援。毛泽东即派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武装二百余人同湖北省政府警卫二团一营赴麻城剿匪，并将农讲所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农讲所学生同警卫团一营一起，很快将麻城土匪完全肃清。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改组中央农委，改组后的中央农委由谭平山、毛泽东、陆沉、周以栗、蔡以忱、瞿秋白、任旭、陈独秀、罗绮园、阮啸仙十人组成。

5月17日　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毛泽东组织农讲所部分学生，在武昌城内同武汉军分校学生一起实行戒严。十九日，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将叛军击退。

5月21日　汉口《民国日报》刊载武汉国民党中央连续发布的限制革命群众的两个“训令”。一为《各级党部及政府切实执行中央决议案》，称：“凡民众已获得之正当利益，必加以保障，而越轨之行动，亦必加以制裁。”一为《中央关于保护公正绅耆训令》，称：“本党党员应切实指导民众，不得滥施攻击，侵犯他人身体、财产、职业、信仰之自由，其有借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以快意者，即有损于革命之利益，即无异反革命。”

同日　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策划下，发动反革命政变（通称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国民党省党部及一切革命组织，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接着在长沙及其附近各县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5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讨论湖南问题，决定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和唐生智，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及恢复工农团体”，责问解散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事。还决定工农商各团体要表示接受国民政府政策，国民政府对湖南事要约束，军队要服从行政，交还纠察队枪械。

5月30日　和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向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发出训令。训令指出，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愈加激烈的形势下，必须采用新政策，首要的是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及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必须严厉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及其挑拨离间政策；力求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家属合作；解除土豪劣绅之武装，武装农民；改良贫农生计，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之土地，尽可能使谷米流通，以活动乡村金融，购必需的物品；实施佃农保护法。

5月31日　在汉口主持召开全国农协和湖北省农协欢迎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的大会。毛泽东致词：“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而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尤须与全世界工人阶级携手前进，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这证明是工人天然成为农民之领导者。今天中国农民能得国际无产阶级领袖之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

5月　鉴于中共湖南党组织遭严重破坏，向中央请求到湖南工作。

6月3日　在汉口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四次扩大会议。会议对湖南问题作出决议：湖南省政府暂时维持现状；湖南省党部及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均应改组；长沙、岳阳一切部队归副军长周斓[21]指挥；军队及农民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行动，各部队之进止须听周斓指挥，各农工武装团体应回原地，两方均绝对不得有寻机报复举动。

同日　全国农民协会发出通电，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

6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批准毛泽东、周以栗去湘潭，由毛泽东、李维汉、易礼容、夏曦、郭亮、周以栗、彭干臣、王则鸣、柳直荀组织临时省委，毛泽东任书记。这个决定没有实行。

同日　和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向各省农协发出训令，提出为新政策的顺利实施所必须执行的五项规定：（一）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各乡农协，要“审查过去工作，监督会员行动。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二）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与农村中的小商人应建立“亲切的革命联盟”。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农不致感受不便，使中小商人之贸易得以无障碍地发展。（三）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改良恶习须经长时间的宣传，倘操切从事，则不但得不到良好效果，反使反动分子利用落后思想，造谣煽惑，向进步的农民运动进攻。（四）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务于最短期间，使乡村自治机关完全建立起来。（五）加紧宣传工作。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宣传，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

6月10日　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赴郑州，同冯玉祥[22]举行会谈，企图联冯反蒋反共。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6月13日　上午，出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报告湖南马日事变的情形[23]。

同日　和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发出训令。揭露湘、鄂、赣三省土豪劣绅、反动军官残杀共产党员、农民、工人，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种种事实。要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国民政府：（一）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二）肃清湖北各县勾结逆军土匪屠杀农民工人之土豪劣绅以巩固武汉；（三）明令惩办许克祥，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从速镇压湖南的反革命派，接受湖南请愿代表团之请愿；（四）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并严惩屠杀民众之反动派。训令还号召各级农协，要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6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湖南问题。邓中夏报告去长沙、湘潭和衡山的情况，对湖南的工作提出批评。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24]。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周恩来提出湖南暴动计划，后因共产国际反对，未能实行。

6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根据中央的政治决定起草湖南问题的决议[25]。

6月中旬　和李立三、郭亮召集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近二百人开会。毛泽东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此期间，每日接待并听取从湖南逃亡来的同志及农民谈湖南有关情况。

6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十七人组成，毛泽东、何资深、夏明翰、李植、林蔚为常务委员，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随即赴湖南长沙，从事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与省委的联系，并计划成立湘南、湘西及宝庆指挥委员会，分别指挥所属各县的政治、军事、党务工作，恢复党的组织。在湖南期间，曾偕柳直荀等到衡山召集衡山主要党员干部和附近几县农会、工会、青年团、妇运会的负责人开会，谈马日事变后的形势，了解党的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情况，以及国民党县党部、县知事的动态等。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7月初　由长沙返回武汉[26]。

7月3日　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共十一条，重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继续向国民党妥协退让。决议案说：“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现在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部长，为减少冲突，可以暂时离开政府。

7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长沙事件为何键夺唐生智政权。唐生智本欲拉我们反何，但见我们没有力量，遂拉拢何键部下打何，故唐不能打许克祥。在讨论联合唐生智反对蒋介石问题时，毛泽东说：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几个师和军反蒋，应促成唐生智和何键分化，拉唐反蒋。关于省农协策略问题，毛泽东说，有两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二）此外尚有两条路，（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7月上旬　在武昌家中，和蔡和森谈及湖南形势和唐生智的问题，一致认为武汉形势已十分危急，不能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遂由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7月12日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十三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改变对汪精卫的退让政策，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公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限制工农运动，默认、掩护和帮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进攻；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申明中国共产党将同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5日　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宁汉合流。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

7月中旬　中共中央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党在武汉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派毛泽东前往四川，毛泽东请求仍回湖南工作。

同旬　中共中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

7月20日　中共中央、中央农民部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每省农民运动要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并以革命的武装保障其胜利。农民武装可以三种形式存在：（一）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二）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三）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7月23日　中共湖南省委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说：润兄所需详细军事报告，此时尚做不出，请缓数日送上；书记毛泽东走后，由易礼容代，省委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盼望毛泽东回湘。随后，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指出湖南省委负责人已经常委会议重新审查，决定以易礼容为书记，省委地点不宜在长沙，以湘阴为宜。这期间，毛泽东一直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筹划湖南秋收起义等。

7月24日（或25日）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暴动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

8月1日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领导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举行武装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按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去广东，占领海口，取得外援，夺取广东，再行北伐。

同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董必武等二十二人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号召国民党全国同志，特别是忠实将士，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8月初　为中共中央起草《湘南运动大纲》，强调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大纲提出：在湘南以汝城为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形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的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的反唐部队取得联络；军事方面请中央命令彭湃不要将现在汝城的广东农军他调，浏阳、平江农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兵力赴汝城，这三部分组成一师的武装，以革命军一个团作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党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湘南运动大纲》，并决定毛泽东为书记组织湘南特委。

8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现在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联合小资产阶级，这一个新的指示证明过去湖南农民实行农会专政反对乡村自治是对的，对小地主不可免的打击所谓‘幼稚’‘过火’的现象不足害怕而应当积极的去领导的”。秋收暴动的战略，是要“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大纲对湖南省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准备在不久的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现在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湘南特委以夏曦、郭亮、毛泽东、任卓宣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

同日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毛泽东不去湖南，仍留武汉担负原任工作。

8月5日　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要他们向城乡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鼓动农民开始秋收暴动；征调一切反唐生智的力量，牵制唐军[27]对南昌的压迫；定出一个秋收暴动的军事计划。

8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通称八七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也出席会议。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28]时，毛泽东发言说：“（1）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以为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2）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3）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不采纳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意见[29]。毛泽东在发言中还对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提出批评意见。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讨论湖南秋收暴动时发言指出，湖南省委要组织一个师的武装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会议上，罗米那兹提出，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提议毛泽东去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的精神。会议最后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全权负责改组湖南省委，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的书记。

8月12日　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到长沙，住在“板仓杨寓”[30]。见到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同他进行了简要的交谈。

8月13日　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农村调查农民土地问题，同时看望先期回板仓的杨开慧及孩子们。找来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教师，在杨开慧家开了两天调查会。通过这次调查，了解到农民要求全般解决土地问题。

8月16日　彭公达主持中共湖南省委改组，成立新省委，毛泽东为省委委员。

同日（或17日）　由杨开慧陪同，从板仓到长沙城里，仍住“板仓杨寓”。通过多方深入了解，认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已与民众对立，镇压工农运动，而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已另眼相看。

8月18日　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新策略。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参加了会议。在讨论土地革命时，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必须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关于没收土地的办法，要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妥善方法加以安置。在讨论秋收暴动时，毛泽东提出：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发动暴动和夺取政权，没有军事武装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在讨论暴动区域问题时，多数委员想发动全省农民暴动，夺取长沙，改变中央先夺取湘南然后发展为全省的计划；马也尔说中央亦有取长沙之计划；毛泽东则从领导力量和物质条件出发，主张缩小暴动范围，但也同意以多数人意见上报中央。与会者认为，国民党已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变成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民众对国民党普遍存在唾弃心理，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湖南此次暴动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会议选出湖南省委常委。

8月19日　中共湖南省委就湖南秋收暴动办法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改变中央原定的湘南暴动计划，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定调陈烈、李隆光两团[31]做暴动的“发火药”。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因湘南与长沙已经隔绝，省委另组织了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目的在夺取湘南。

同日　向从湘潭韶山来长沙的五位农民征询对土地革命问题的意见，经与他们商谈，拟出“土地纲领”草案数条，并于当天经省委讨论。草案主要内容是：“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

8月20日　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信中说：“某同志[32]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信中提出：“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33]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小资产阶级也必定在红旗领导之下。信里并将“土地纲领”草案录上，提供中央讨论。

8月22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就湖南省委十九日报告和二十日来信，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会议听取了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的汇报。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未被批准。有的常委指出，毛泽东提出“枪杆子中夺得政权”，与中央意见有点不同，中央意见是纯粹依靠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并说毛泽东抛弃湘南暴动计划是不对的，现在仍应开始各地的农民暴动。

8月23日　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信中说：你们决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计划中有两个错误：一、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二、专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收暴动工作（如放弃湘南计划，并没有积极地有组织地去准备长沙、湘潭、浏阳、醴陵、湘乡、宁乡等处暴动）。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34]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复信指责湖南省委关于应当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张，说“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关于土地问题，复信指出，现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在策略上不提出没收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但革命发展的结果“仍是没收一切土地”。

8月下旬　出席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主要讨论中共中央对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和土地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经过讨论，一致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关于暴动范围问题，毛泽东力主缩小暴动区域，不赞成中央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县的湘中暴动，改变中央关于三个中心同时发动的全省暴动计划。

同旬　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35]、平江浏阳农军的负责人在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将队伍合编为一个师，以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36]，下辖驻修水的第一团，驻铜鼓的第三团。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

8月30日　中共湖南省委接到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情况的报告，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后计划。会议确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关：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会议指定彭公达去汉口向中央报告湖南暴动计划，毛泽东去湘赣边界统率工农武装，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暴动。湖南省委的暴动计划没有得到中央批准。

同日　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动范围等问题致信中央，答复中央八月二十三日来信所提出的指责。信中说：“我们计划夺取长沙的主要战斗者是工农，要调某某两团进攻长沙意义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不是主力”。中央“谓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中央“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8月31日　晨，乘火车去安源部署武装起义。途经株洲时，会见中共株洲镇委宣传委员朱少连、湘潭县东一区区委书记陈永清等。听取他们的汇报后指出：现在要搞秋收起义，搞武装暴动。敌人打我们，我们要还击。株洲是个重要地方，要把这个地方的工作抓紧恢复起来。首先要解决团防局，同时破坏白石港的铁路桥。并答应他们派一个搞军事的人来。四五天后，毛泽东从安源派搞武装斗争的涂正楚到达株洲。

8月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军阀部队积极准备镇压工农暴动，从中旬开始对湘东“严密布防”，调兵遣将，“严防共党中秋节大暴动”。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宣布：从九月“八号（即农历八月十三日）起特别戒严五日”，“以防暴动”。

9月初　从株洲到安源，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委员宁迪卿和杨俊，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毛泽东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报告湖南省委改组及新省委制定的秋收暴动计划，通报了各地秋收暴动的准备情况。会议听取潘心源、王兴亚关于湘赣边界军队情况的详细报告，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三个团[37]。初步拟定起义部队分三路向长沙攻击前进的方案：第一路（第二团）进攻萍乡与醴陵，向长沙取包围形势，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以防敌人断绝自己的退路，同时要株洲区委发动株洲工农扰乱敌人后方，配合醴陵农民暴动；第二路（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并发动平江农民在全县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推进；第三路（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并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逼进长沙。会上，正式组成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5日　在安源写的信送达中共湖南省委。此信提出长沙暴动要与前方军事行动相配合，否则会失败；相约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湖南省委常委讨论后决定：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此议决定之后，随即通知各地执行。

同日　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拒绝湖南省委八月三十日信中对中央所提意见，指出湖南省委“应立即坚决的遵照中央计划实行，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毫不许犹疑”。认为湖南省委集中湘中暴动、放弃湘南计划“实是一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八月二十日以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央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加以否定和指责，说：“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

9月6日　得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关于秋收暴动日期的决定后，立即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名义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个团下达秋收起义计划与部署，要他们积极作好暴动准备。在安源将工作安排就绪后，同潘心源等赴铜鼓第三团领导秋收起义。

9月7日　驻在江西铜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关于秋收起义军事部署的通告，即开会讨论，决定立即执行，一面布置武装暴动的各项准备，一面将前委的军事部署派人送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及第一团。

9月8日　驻在江西修水的由余洒度带领的师部及第一团，接到第三团转去的前敌委员会的通告，决定立即夺取平江，直攻长沙。师部连夜赶制有镰刀、铁锤标志的红旗一百面。

同日　中共湖南省委发布夺取长沙的命令。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岳阳至长沙、长沙至株洲的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一起发动。

同日　和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在被押送去团防局处死的路上，毛泽东机智脱险，死里逃生[38]。

9月9日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在驻地江西修水县城宣布起义。第一团立即从修水出发，向湖南平江长寿街进军，先师部一天到达渣津。

9月10日　到达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在全团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中秋聚餐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正式宣布驻铜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要求全体指战员响应湖南省委号召，立即武装起义。

同日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进到渣津。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从武汉回到起义军师部，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

9月11日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越过修水、平江边界占领龙门厂。在攻打金坪时，起义前夕余洒度收编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团长邱国轩）突然叛变，使部队腹背受敌，损失较大。卢德铭同余洒度率部向第二、第三团靠拢，并派人速报前委书记毛泽东。

同日　零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令攻打萍乡，未克；改攻老关，取胜。起义部队乘火车进发醴陵，在当地起义农民配合下攻克醴陵县城。因敌军反扑，主动撤出醴陵，向浏阳方向前进。十六日，攻克浏阳县城后陷入优势敌人重围。十七日，仓促突围，溃不成军。突围出来的余部向文家市方向撤退。

同日　晨，和第三团团长苏先俊率领全团从江西铜鼓出发，向湖南浏阳进发，攻占浏阳县白沙。次日，攻占东门市，连战皆捷。毛泽东要求警惕西面达浒、官渡之敌，但苏先俊放松警戒，使敌占先机。十四日，第三团与反扑的优势敌人激战，受挫，遂与苏先俊率部向东北方向退却。

9月11日—15日　在湘赣边界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各团分别进攻平江、浏阳的同时，长沙县及醴陵、平江、株洲、浏阳等地均有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配合行动，但没有形成预期的声势。

9月14日　率第三团退至浏阳上坪，获悉第一团已在金坪失利。当晚，召开第三团干部会议，主张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暂时向江西萍乡方向转移，要第一团尽快与第三团会合。并致信中共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十五日，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定十六日晨在长沙举行暴动的计划，暴动延期举行。

9月17日　和苏先俊率领第三团辗转到达浏阳孙家塅与卢德铭、余洒度率领的第一团会合。在孙家塅主持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余洒度主张继续进攻长沙，毛泽东等多数人主张向南撤退。会议决定退往湘南。会后，第一、第三团分两路向文家市前进。

9月19日　秋收起义部队第一、第三团及第二团余部会师浏阳文家市，尚有一千五百余人。晚上，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再攻长沙的决定，指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乡）、浏（阳）、（平）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这个决定没有实行。

同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各派军阀已经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彻底的民权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八月决议案[39]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但只能先在中心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城市实行，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地拒绝组织苏维埃，而在农村中最近时期仍然是“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

9月20日　早晨，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9月21日　和卢德铭、余洒度率领工农革命军，由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

9月22日　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到萍乡县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内驻有敌军，遂与师部决定，部队转东向南，绕道芦溪进入莲花。

9月24日　工农革命军到达芦溪。师部命令在芦溪镇上宿营，毛泽东认为在街上宿营不妥，传令移住芦溪西南大山下宿营，途中不准点灯火。

9月25日　工农革命军拂晓从芦溪出发，向莲花前进。由于军事侦察不力，敌情不明，部队出发途中，后卫第三团遭到敌军袭击，损失人枪各二三百。部队向莲花方向突围，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主力撤退而英勇牺牲。第一、第三团直奔莲花县境，中午陆续到高滩村集中。毛泽东向部队讲话，要求指战员不要怕行军困难，不要怕暂时受挫，要看到光明。晚上，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毛泽东听取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汇报，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队九月十八日攻城失败，牺牲十二人，被捕九十余人等情况，决定攻打莲花县城，营救被捕同志。随即召开有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作出具体部署。

9月26日　工农革命军清晨从甘家村出发，向莲花县城前进。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配合下，攻克莲花城，俘虏县保安队队长；从监狱中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七十余名，打开县府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群众。下午，毛泽东在县城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听取朱亦岳等汇报莲花县党组织、农民武装以及永新、宁冈农民武装斗争等情况，证实井冈山确有两支地方武装。晚上，去参加余洒度召集的会议，当得知县保安队长已被放走，严厉批评余洒度。余洒度拒不接受批评，会议未开成。

9月27日　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县城出发，向永新县方向前进。毛泽东脚痛行动不便，坚持不坐担架，与大家一起行走。

9月28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长江局人选问题。经过反复讨论，通过瞿秋白提出的由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五人组成长江局的建议。瞿秋白说：“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同日　工农革命军向永新三湾方向前进。部队从文家市转兵以来，一路战斗频繁，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怕苦怕累的都有，有一些人掉队，少数士兵自行离队；疟疾流行，病员加多，有的伤病员因缺医缺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有的长官怕艰苦离队自寻出路。部队约有一千人，军纪松弛。有的团、营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

9月29日　和余洒度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永新县三湾村。当地群众由于不了解工农革命军，大都躲进山里。毛泽东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喊话，向群众做宣传，群众陆续回村。当晚，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主要是：一、整顿组织，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陈浩为团长，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和军官队、卫生队。改编时，提出去留自愿，愿留则留，不愿留发给路费，希望他们继续革命。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这次改编，称作“三湾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会后，毛泽东从建立落脚点出发，给袁文才及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写信联系，派三湾村一农民送到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

9月30日　在三湾枫树坪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并作动员讲话。他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带了一军人。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并强调指出：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秋　作《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10月初　在三湾接待前来接头的龙超清及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来意，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以先到离此地三十里的古城。

10月3日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前进。出发前，毛泽东在枫树坪向战士和干部讲话，并宣布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工农革命军当天进驻宁冈县的古城。当晚，毛泽东在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有宁冈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历时两天。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初步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会议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地区情况，确定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采取团结、改造方针；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部队随即在井冈山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0月6日　带少数随员到大仓村会见袁文才。鼓励袁文才扩大和巩固部队，坚持革命斗争，做好王佐的工作，并决定送他一百支枪。经与毛泽东面谈，袁文才消除了疑虑，当即拿出几百块银元赠送工农革命军，并表示要积极帮助筹备军粮和安置伤病员，并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10月7日　率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脚下茅坪一带。在袁文才部帮助下，设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部队的辎重和多余枪支有了安放的地方，伤病员得到妥善安排。

10月8日—10日　毛泽东和团部决定，留下伤病员和留守机关，部队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扩大政治影响，调查井冈山周围情况。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主力先到湖南省酃县进行革命活动，打击反动势力，发动群众，联络农军，解决经济给养问题。

10月上旬　工农革命军经过“三湾改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位连长给妻子的信中说到：“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10月12日　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酃县十都，派何长工去长沙、衡阳等地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情况，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10月13日　随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部到酃县水口（在井冈山西麓）。在水口的朱家祠、桥头分别听取当地党组织代表的情况报告，要他们回去发动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恢复农会，准备武装暴动，开展反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师长余洒度、原三团团长苏先俊以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为名，脱离工农革命军。

10月15日　在酃县水口叶家祠主持新党员欧阳健、赖毅、李恒、鄢辉等六人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参加。带领新党员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要求各连党代表回去后就组织连队党支部，抓紧发展新党员的工作。

10月16日　应袁文才要求，在水口工农革命军团部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干部，到茅坪袁文才部，在步云山帮助练兵，进行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袁文才分别委任他们为连长、副连长、排长等职。

10月中旬　在水口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同时，关心部队的军事训练，到练兵场询问战士训练情况，鼓励战士练好本事。从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工农革命军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宣传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宗旨。

同旬　获悉湘军分两路从茶陵开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当即决定：派第一营二、三两连，由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从水口出发，经安仁到茶陵游击，扰乱敌人后方，打破敌人进攻计划，筹得款子后到井冈山会合；自己率团部、第三营、第一营一连、特务连沿湘赣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解决经济给养问题，并与湘南、赣西农军和党组织取得联系。

10月22日　率团部、第三营、第一营一连、特务连从水口出发，经下村入遂川县境，经戴家埔到大汾镇宿营。途中休息时同副连长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10月23日　清晨，工农革命军在大汾镇突遭遂川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队伍被打散。第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系，向南进到上犹与桂东交界地区；毛泽东率团部与特务连撤退，一直跑到井冈山南麓黄坳，收集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40]。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一营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至井冈山西南荆竹山下，王佐派人接应上山。

10月24日　在荆竹山向部队作动员讲话，指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当晚，率部队上山到达大井，受到王佐及其部队的欢迎。

10月27日　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随后，宛希先率领的一营两个连从茶陵来到茨坪。毛泽东等送王佐部队七十支枪。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

11月初　率一部分部队回到宁冈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11月上旬　在茅坪象山庵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听取各县的情况汇报，然后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问题提出意见，要求与会者迅速行动起来，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款子，尤其要巩固和发展地方农民自卫军。

11月9日、10日　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十四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这个决定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才传到井冈山。

11月中旬　乘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发动战争、江西敌军大部卷入和茶陵敌军调离之机，决定攻打茶陵。自己需要继续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就委托团长陈浩、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一营攻打茶陵。部队出发前，作动员讲话，要求部队沿途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攻克茶陵后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十八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

11月下旬　从宛希先的报告中获悉，团长陈浩等不发动群众，不筹款，仍按旧县府一套办法进行工作，群众不满。毛泽东在宁冈立即给茶陵去信，批评陈浩等人的错误，主张打碎旧的县政权机构，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进驻茶陵的工农革命军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当选为政府主席。同时，还建立了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

11月　为适应湘赣边界斗争发展的需要，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军官教导队，培训军队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军事素质。第一期学员约一百名，派吕赤任教导队队长。毛泽东给学员讲政治课，组织学员作社会调查和参加群众斗争。这一期学员学习一个半月。

同月　对宁冈县作详细调查，写下宁冈调查。

同月　朱德、陈毅在赣南上犹地区派毛泽覃（化名覃泽）到井冈山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联系。毛泽覃在宁冈茅坪见到毛泽东，介绍了南昌起义军余部的情况以及朱、陈派他来联系的意向。毛泽东同意毛泽覃留井冈山工作，决定派专人到朱、陈部联系，欢迎两支起义军联合起来。与此同时，在桂东鹅形游击的工农革命军第三营同在茶陵的工农革命军第一营取得联系。不久两营在茶陵会合。

12月11日　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在广州领导工人和部分国民革命军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三日，广州起义失败。

12月18日　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提议改组前敌委员会，表示朱、毛两部建立联合领导的意向。信中说：部队行动，由朱德、陈毅、张子清、宛希先、余贲民、袁文才、毛泽东七人组成前委，请批准。如系驻军，则应组织湘赣特别委员会，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人员除上述七人外加江西的刘真，请呈报中央批准。又朱云卿应加入前委和特委。

12月21日　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提出：“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个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

12月下旬　在脚背溃伤略有好转，后方工作已有一定安排的情况下，决定下山到茶陵，同工农革命军主力一道发展革命形势。由陈伯钧带一个班护送，同去的还有毛泽覃等。经过两天行走，到达茶陵县城郊，因城里枪声紧、情况不明而未进城。

同旬　粤桂军阀战争告一段落，湘敌第八军军长吴尚派他的独立团会同湘东地主武装“挨户团”共十几个连兵力进攻茶陵。在茶陵的工农革命军第一营和从桂东前来会合的第三营，共七个连，敌我力量悬殊。宛希先、张子清主张撤出战斗，折回井冈山。团长陈浩等不顾宛希先、张子清反对，令部队向湘南撤退，企图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毛泽东等闻讯从茶陵城郊出发，于二十七日赶到茶陵湖口追上部队，命令停止向湘南转移。当晚，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揭发陈浩等人叛变投敌行为。毛泽东当即决定把部队带回宁冈砻市。谭震林率茶陵二百多名赤卫队员随工农革命军到砻市，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营。

同旬　在砻市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揭露和批判陈浩等投敌叛变行为，决定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任命张子清为团长，朱云卿为参谋长。会后，召集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大会，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规定和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毛泽东代表前敌委员会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新的任命名单。

同旬　深入连队安定部队情绪，同指战员一起总结经验教训。在讲到怎样打仗的问题时说：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的那套战法，更不能硬拼。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方的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只为保存自己，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缴获武器。最后毛泽东概括起来说：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12月31日　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又一次指责毛泽东，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后因湖南省委被破坏，由湘南特委执行中央的上述命令。

12月　受中共前敌委员会委派的何长工，向湖南省委报告工作后，经过辗转周折，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南昌起义军余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

[1]李味农，共产党员，当时任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宣传部部长。他在1963年回忆说：1927年春，农民积极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设特别法庭拘办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豪劣恶霸，我同情陈独秀的右倾思想，认为农运过火，与同志们颇不合。毛主席视察醴陵，曾提出委婉的批评：“味农同志，你是好好先生，却不懂革命理论，被压迫阶级受层层压迫已久，若不将压迫阶级无情压制，被压迫阶级不能得到彻底翻身。”

[2]当时担任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说，我们听取毛泽东调查归来的报告后，改变了对待农民运动的错误观念。1927年2月，中共湖南区委给中央写了《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作了自我批评：“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这是当时对“左”倾幼稚的简称），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故可说此时改变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

[3]AB团是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

[4]关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筹备处的情况，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纪念特刊》有如下记载：创办农所，“当时首倡此议的，乃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赴江西、湖北、湖南，向三省党部建议，在武昌合办农所，三省党部自然都表赞同”，“并由湖南省党部提议，组织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筹划进行”。筹备处于1927年1月16日在武昌成立，筹备委员为毛泽东、周以栗、陈克文。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76次会议决定，将筹备中的湘、鄂、赣3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5]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陈雷1967年回忆说：农讲所“当时三个常务委员，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实际是毛泽东领导”。佟兰昌也说：“农讲所的常委共三人，除毛泽东同志外，还有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同志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这一点很准确。”

[6]瞿秋白在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7]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向导》周报刊载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谈到这篇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8]后来蒋介石没有到会。

[9]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选举徐谦、谭延闿、孙科、宋庆龄、顾孟余为主席团委员。

[10]据1927年3月30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的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录称：自去年5月15日开会以后，“党权旁落，只见个人意志，不见党的意志，只有个人的自由，毫无党的自由”。“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

[11]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共开会7次，因到会中央执行委员不足法定人数，毛泽东四次被递补有表决权。

[12]阳新惨案，指1927年2月27日湖北阳新县的土豪劣绅带领匪徒几百人进城捉拿并以酷刑杀害农协干部、工会干部及同情农工运动的县警备队长共9人的惨案。

[13]这10项具体措施是：一、政府应立即着手建立区乡自治机关；二、区自治机关内应设立土地委员会；三、所有乡间不属于政府军队之武装团体，必须隶属于区或乡之自治机关；四、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五、区乡公地及庙产，政府应下令饬其交给区乡自治机关管理；六、政府应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并应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七、改革旧有田税法；八、政府应明令禁止高利盘剥；九、政府应准区乡自治机关有管理粮食出口及保存一部分粮食之权；十、政府应加紧实现民主司法制度和解决贫农土地问题之具体办法。

[14]赣州惨案，指1927年3月6日国民党新编第1师党代表倪弼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搜查总工会、通缉总工会委员中的其他共产党员事件。

[15]《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编入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16]关于毛岸龙的病亡，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曾派人作过调查，1982年李静峰在《党史研究》第4期上载文披露了调查到的情况。文中说：“一九三一年的五月底或六月初的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仙（又名秦怡君，李求实同志的爱人）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噤口痢，经救治无效当夜病亡。次日，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棺入殓处理了丧事。”

[17]1927年4月3日，日本水兵在武汉乘车不付钱，还行凶打死打伤车夫。继而，日军舰水兵大批上岸，3次用机枪扫射民众，死伤数十人，称为“四三惨案”。

[18]这次大会后来没有开成。

[19]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20]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作批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21]国民革命军第36军副军长周斓，由唐生智委派处理湖南马日事变问题，也是国民党中央的特派员。

[22]冯玉祥，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他率部由陕西出发，和北伐军会同进攻河南省。

[23]关于毛泽东报告的情况，据汪精卫在当日下午召开的第28次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说：“刚才在军事委员会同程潜、唐生智、谭延闿、毛泽东诸同志的讨论来综合报告一下。这次的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得很详细，农民协会确有扰害军人家属的举动，但五月二十一那天晚上，则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农民协会为自卫而抵抗，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械。”今天在军事委员会讨论甚久，“讨论的结果，是对于湖南的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免得引起纠纷。唐生智同志并愿意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以和平的方法，实行改组农民协会及农政部所提出之乡村自治条例等计划。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

[24]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甚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时又主张他在中央。”

[25]这个决议未保存下来。

[26]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这段情况时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27]唐军，指由唐生智任总司令的国民党第4集团军兼第1方面军总指挥。

[28]《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规定：“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对于小田主则减租”。

[29]罗米那兹说：“关于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

[30]板仓杨寓，指已故杨昌济在长沙的住所。

[31]陈烈、李隆光两团，属国民党军第6军，内有秘密共产党员。

[32]某同志，指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

[33]蒋、唐、冯、阎，指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

[34]宝庆，今湖南邵阳。

[35]南昌起义前夕，原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奉中共中央指示，由汉口赶赴南昌参加起义，途中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广东，遂转至修水休整。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因未赶上南昌起义，即去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作。

[36]余洒度，原任警卫团第1营营长，在团长卢德铭去武汉接受任务后，任代理团长。余贲民，原任平江县工农义勇队队长。

[37]第1团驻在修水，以卢德铭警卫团为骨干、由平江工农义勇军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钟文璋（兼）；第2团驻在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兴亚；第3团驻在铜鼓，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1个营组成，团长苏先俊。卢德铭从汉口回部队后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总指挥。

[38]关于这段脱险情节，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详细讲述过：“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39]指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

[40]据当时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1958年写的《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回忆：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几个战士带着钱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用手抓饭吃。饭后，毛泽东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直，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大无畏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指战员，他们一个个提着枪站起来，列队向排头看齐。

1928年　三十五岁

1月初　为策应万安农军暴动和开辟遂川县工作，在宁冈砻市向工农革命军发布攻打遂川的命令，要求指战员一体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并说：井冈山地处江西，西面是湖南，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一些。我们来一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到江西遂川去活动。

1月4日　和张子清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营和第三营第九连，在遂川县大坑镇击溃地主武装肖家璧靖卫团三四百人。

1月5日　率领工农革命军乘胜进占遂川县城，立即组织以班排为单位的分散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打土豪筹款子。随后，检查大革命失败后遂川的武装情况，表彰保存六支枪的王次楱等，鼓励他们重新组织赤卫队，开展武装斗争。

1月8日　在遂川县城天主堂主持召开遂川县中共党员会议，重建中共遂川县委，以陈正人为书记，要求中共遂川县委抓紧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

1月上旬　和张子清在遂川县城听取何长工汇报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联络的情况，一起研究对王佐地方武装的团结和改造问题。决定派何长工到王佐部队担任党代表，并要何长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把这支部队争取过来改造好，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出一些经验。何长工到王佐部后，通过各种途径取得王佐的信任[1]，从政治、军事、组织三方面对王佐部进行改造工作。

同旬　占领遂川县城后，写信给中共万安县委。为了使万安的革命斗争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同井冈山斗争相结合，请万安县委负责同志到遂川县城开前委和万安、遂川两县委联席会议。

1月10日　在遂川县城的工作局面打开后，将工农革命军的团部和特务连留在城里做群众工作，其余部队组成宣传队分三路下农村，一路到城东于田，一路到城西草林，一路到城西北大坑，向群众进行宣传，作社会调查[2]，并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筹款子。

1月14日　带领一支武装到遂川县城西面的草林圩，以班排为小队开展宣传，发动群众。亲自深入圩上中小商人之中，一面作调查研究，一面进行宣传教育。提出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明确规定要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买卖，不能随意侵犯他们的利益。对于压迫农民群众和中小商人的豪绅，发动群众没收他们的浮财。

1月16日　利用草林圩逢圩（集市，三天一次）的机会，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保护中小商人政策的具体内容，说连商人的一颗红枣都不能动，鼓励中小商人放心做生意。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中小商人，团结一致，打土豪，分田地。会后，指导工农革命军将打土豪得来的衣服、铜板、猪肉等物品分发给劳苦群众。

1月中旬　在遂川县城五华书院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和万安、遂川两县委联席会议。听取两县委工作情况的汇报后，分析了斗争形势，强调重新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重要性，要求大家立即带领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打土豪，建政权。建议万安县委将斗争方向转到赣江以西来，同井冈山联系，依托更有利的地形，再向前发展。总结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二字诀[3]，以对付敌人的进攻。

1月21日　率部队返回遂川县城，同中共县委商议筹建县工农兵政府的各项事宜。建议县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一个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并讲了“政纲”的主要内容。随后，对县委起草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初稿）进行修改，并把条文改得更通俗易懂。

1月23日　农历正月初一，邀请一批工农代表在遂川县城同工农革命军联欢，欢度新春佳节。

1月24日　出席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在讲话中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开展土地革命，要自己拿起枪来，和工农革命军一道跟敌人作斗争，巩固和扩大红色政权。亲手将裹着红绸的大印授给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王次淳。大会还宣告成立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和县赤卫大队。

同日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通过由毛泽东主持、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政纲共三十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其中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工农兵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全县工会、农民协会、工农革命军的组织到了全县以上的时候，应立即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这是茶陵、遂川建设工农兵政权经验的初步总结。

1月25日　布置部队再次从遂川县城分兵下乡，并向部队进行纪律教育。根据部队第一次下乡的经验与教训，宣布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

1月　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同湘南特委一道发动湘南暴动，扩大了革命武装。

2月4日　获悉赣军调集部队由万安向遂川进犯，决定敌进我退，把分散在农村的工农革命军迅速集中起来，转移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待机行动[4]。

2月上旬　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在宁冈大陇将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任命袁文才为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随后，又派二十余名干部到第二团分别担任团参谋长和营、连党代表等。

2月中旬　获悉赣军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从永新派出一个营占据宁冈县新城，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进剿”，决定集中兵力消灭该敌，一面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回到茅坪与新编第二团会合，待机歼敌；一面指示宁冈、永新的暴动队、赤卫队日夜扰敌。

2月17日　中共江西省委代表向中共中央报告：遂川是毛泽东军队驻扎，有千多人，军队质量也有改变，有五百多同志，每连有党支部，兵士情绪很好，战斗力很强；要求中央将朱德的军队调到江西去。瞿秋白向江西省委代表提出：“从赣西南发展到湖南是很重要的”，“赣西南是否以毛泽东为书记？”

同日　在茅坪攀龙书院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打新城的战斗。根据赣军在新城兵力不大、态势孤立以及地形等情况，制定三面攻击，一面埋伏，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会后，又召开军民大会，对参战部队和配合作战的群众作战斗动员。深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团一个营和群众到新城周围隐蔽埋伏，要求各营于十八日拂晓前进入指定阵地。

2月18日　指挥工农革命军，趁国民党军队清晨出来架枪做徒手体操，发起猛攻，激战半天，攻克新城，全歼守军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共五百多人，击毙守军营长、活捉宁冈县长，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同日　战斗结束后，数百名俘虏被押送到茅坪，有的战士和农民出于对敌军愤恨而打骂俘虏。毛泽东在茅坪攀龙书院门口召开的军民大会上，宣布工农革命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经过教育，大部分俘虏自愿留下加入工农革命军；资遣回去的，也做了工农革命军政策的义务宣传员。赣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工农革命军的这种做法有“毒矣哉”的惊叹。

2月21日　在宁冈砻市召开全县万人群众大会，宣告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经毛泽东介绍、提议，群众一致选举雇农出身的文根宗为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说，人民群众用枪杆子推翻了旧政府，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会还宣布成立以龙超清为书记的中共宁冈县委，以石敬庭为大队长的县赤卫大队。

2月下旬　派毛泽覃到宁冈大陇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后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宁冈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早进行土地革命的县。

同旬　率领工农革命军一部到永新县秋溪乡，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筹款子；亲自培养和发展一批工农分子入党，建立了秋溪乡党支部；对永新进行社会调查，随后写下《永新调查》。

2月　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迄今，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中共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也有了党组织。宁冈、遂川、茶陵建立了县工农兵政府。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等县都有了地方武装。土地革命已经开始（还没有深入）。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

同月　一次路过茨坪，同王佐谈话，做思想工作，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和群众观念。事后王佐对团党代表何长工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3月10日　中共中央在致湘、鄂、赣三省委的信中指出：“湘东特委与赣西南特委必须经常发生密切关系”，“至毛泽东的军队之分配，应看两特委之需要由两特委共同调遣，不必专于死板地决定其驻在某地”。

3月上旬　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鲁[5]到井冈山，传达贯彻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他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消现任省委委员”的处分，错误地传达为“开除党籍”；取消中共前敌委员会，成立单管军中党的机关、不能过问地方党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支援湘南暴动。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干扰，使湘赣边界被敌军占领一个多月，刚刚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3月中旬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指挥部队分三路离开井冈山，向湖南酃县中村集中待命，没有直去湘南。到酃县后，看到湘东群众运动很发展，想到茶陵活动，使湘东与湘南联系起来。这个主张征得了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的同意。毛泽东一面派毛泽覃率领特务连往湘南与朱德部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工农革命军帮助建立起酃县赤卫大队；帮助中村建立起区工农兵政府和一些乡的工农政权等。

同旬　和何挺颖在中村听取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书记刘寅生的工作汇报后，决定将特别区委改组为县委，以刘寅生为书记；把酃县暴动队改为赤卫团。

3月19日　在中村召开有三千余人参加的军民诉苦大会，并讲话，号召贫苦工农团结起来，开展打土豪、建政权、分田地运动。随后，分兵各乡，发动和帮助群众打土豪，平分土地。

3月20日　在中村给工农革命军上政治课，讲述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任务，阐明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不是无产游民，批评危害革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这里对部队连续进行了一周左右的思想政治教育。

3月下旬　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遭到广东、湖南国民党“协剿”军的南北夹击，在湘南难以立足，决定兵分两路赶往湘南，接应和掩护这支部队撤退。立即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离开中村，向桂东、汝城方向前进；同时命令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向彭公庙和资兴方向前进。沿途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

3月30日　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达桂东县沙田圩。在沙田万寿宫召开军队干部会，决定分兵深入附近乡村，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搞分田试点，建立工农兵政府。

4月初　领导桂东沙田地区二十多个村子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并帮助成立中共桂东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陈奇任县委书记兼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4月3日　针对部队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发生违犯纪律的情况，在沙田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4月5日　在沙田召开桂东县各地农民武装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县赤卫大队，并当场拨给十几支枪和一批弹药。

4月上旬　得知敌军胡凤璋部由汝城北进资兴，企图侧击撤退中的湘南农军，命令工农革命军第二团立即赴滁口，迎击胡凤璋部；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离开沙田，向汝城进发，以牵制胡凤璋部。六日，率第一团途经桂东、汝城两县交界的寒岭界，指挥部队打垮反动地主武装何其朗部。八日，指挥第一团袭占汝城县城，迫使胡凤璋部不得不放弃侧击湘南农军的企图，仓促回援汝城。

4月中旬　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由汝城一带退到资兴，在龙溪洞地区接到由萧克带领的宜章农军独立营五百多人。随后，率领两部向酃县前进。当部队到达酃县水口时，又与胡少海率领的湘南农军第三师会合。途中毛泽东率第一团赶到酃县县城，阻击湘军一部对朱德部队的追击。

4月17日　中共中央常委会议讨论湖南醴陵问题，决定组织湘东特委，毛泽东为湘东特委委员和常委。

4月20日　湘敌第八军一个团尾追湘南起义主力部队，从茶陵方向逼近酃县县城。毛泽东同团长张子清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城西利用有利地形击退追敌，完成阻击任务。此役张子清中弹负重伤。

同日　朱德率领湘南起义的主力部队进驻酃县沔渡。

4月20日前后　毛泽东在酃县同朱德初次晤面。

4月21日　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在酃县沔渡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主力部队会合。次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按毛泽东指示，先期回宁冈砻市，筹备两军会师事宜。

4月24日前后　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一部分直属部队从沔渡到达宁冈砻市，毛泽东率领担任后卫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掩护湘南起义部队转移后也回到砻市。这样，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的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6]，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会师的当日，毛泽东带着身边的干部到龙江书院会见朱德、陈毅等人，共同商议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等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向北发展，向南游击的方针。

4月25日　中共江西省委致信中央：“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汇合[7]，现已乘虚重复占领宁冈，并向永新方向发展。”“至于现时西南党的组织，因为没有人的关系，暂时将湘赣边特委建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万安、永新、宁冈、遂川等地的工作由他指挥。”

4月下旬　出席会师后两支部队的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支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8]，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两个师一个教导大队：朱德兼第十师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毛泽东兼代第十一师师长（本任张子清，因负伤未到任），何挺颖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会议讨论决定：趁“五四”纪念日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庆祝两军胜利会师，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接着，出席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

同旬　赣军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第八十一团，分别由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毛泽东获悉赣军要进犯井冈山根据地，立即召开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会议。同朱德、陈毅等根据敌情，采取避敌主力，攻击侧翼，声东击西，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部署第十师第三十一团到宁冈与永新交界的七溪岭阻击赣军第七十九团，部署第十一师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佯攻遂川，迂回侧击赣军第八十一团。

4月底　率领第三十一团强占七溪岭有利地形，阻击敌第七十九团的进攻。由朱德、陈毅指挥，第二十九团在黄坳歼敌一个营；第二十八团改变进攻方向，直下遂川五斗江，打垮赣军第八十一团，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击溃敌军第七十九团三营和守永新县城的第八十团，随即占领永新县城。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也进驻永新城。这次战斗的胜利，迫使败敌逃往吉安，打退了赣军的第二次“进剿”。

5月2日　在永新县城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朱德、毛泽东两部会合后建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组织状况，以及打破赣军第二次“进剿”取得胜利的情形。报告说明不直下吉安而采取以永新为中心深入开展工作的策略：对内建立军队的党组织和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报告提出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并指出“此理毛同志等业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委转中央”。

5月初　在从永新撤回宁冈砻市的路上，同陈毅边走边谈。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要联系中国实际，从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讲到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谈了他对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表明坚持在中国搞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决心；此外，还谈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构想，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这次谈话使陈毅感到新奇，非常钦佩。

5月4日　出席在宁冈砻市举行的庆祝两军会师并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在会上讲话，指出这次两军会师具有历史意义，分析了工农革命的光明前途，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大会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全军万余人，枪两千余支。后编为六个团（即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团、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第三十三团），取消师的编制，由军部直接指挥。

5月上旬　和朱德部署第二十八团在永新城就地休整，第二十九团、第三十一团在永新县境分兵城乡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亲自率领第三十一团一部，到永新西乡塘边一带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

5月中旬　赣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带领该师全部和第七、第九两师各一部共约五个团，从十三日开始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进剿”。毛泽东和朱德采取敌进我退、声东击西的战术，指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一个营，在其他部队配合下，先在永新城西北的草市坳歼灭敌军第七十九团，击毙敌团长；接着趁敌不备，再次攻占永新县城，歼灭第二十七师师部和第二十七团一个营，击伤敌师长杨如轩。其他各团“进剿”敌军闻讯后向吉安撤退。这次胜利，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银元二十余担。

5月20日—22日　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组织湘赣边界特委的指示，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等五个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及军队的代表六十余人。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工农革命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阐明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审查了各县工作，针对存在的错误通过了“组织纪律决议案”。大会选举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特委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随后，改选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陈毅为书记。

同时，在宁冈茅坪指导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等三个委员会，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要求各县、区政府均设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土地革命运动。在秋收起义时制订的《土地纲领》（草案）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的实施办法。

5月25日　中共中央颁布《军事工作大纲》，指示“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于六月上半月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5月下旬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因给养困难，军委常委会决定，同意由湘南农军组编的第三十团、第三十三团返回湘南。

5月29日　在宁冈茅坪接待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收到湖南省委来信。对信中所谈大多数问题的意见表示赞同，同时提出建议。次日杜修经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部传达。

5月30日　在宁冈砻市出席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听取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报告政治情形和宣读省委来信。来信中说：“根据中央决议，现在湘、赣、鄂三省暴动的发展形势是沿着湘粤大道与赣边发展，一直到鄂南成为一个区域，并与广东北江相合。……湖南是三省暴动的中心”。“兄处所属各部队现在既已占领宁冈、万安、遂川一带，应向安仁、攸县、茶陵一带发展，向衡州[9]趋围，与醴陵相联系”，“目前兄处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与赣西湘东茶陵一带均互联络”。信中特别指出：“焚烧整个城市的政策完全错误，在湘南即是实例。”会议经过讨论，表示完全接受来信指示。

5月　和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以弱胜强只能采用游击战术的原则，总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革命军多次作战的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6月初　和朱德、陈毅陪杜修经到红四军各团驻地向干部传达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并带他上井冈山看红军医院和各个哨口。

6月4日　中共中央收到毛泽东五月二日信后，于本日复信朱德、毛泽东并转前委诸同志。信中提出：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以毛泽东为书记。这封信在十一月初才转到井冈山。

6月上半月　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发展很快。杜修经当时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

6月16日　在宁冈茅坪起草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给中央的报告（由湘、赣两省委转）。报告中除汇报取得粉碎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三次“进剿”的军事胜利等情况外，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10]，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报告提出，在军事布置上，对比较强的湘敌取守势，对比较弱的赣敌取攻势。报告还说明贯彻执行湖南省委来信指示和成立湘赣边界特委的情况。

6月18日—7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毛泽东未出席大会，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这次大会的决议案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月初才传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6月19日　中共湖南省委听取从井冈山返回的巡视员杜修经的报告之后，作出对湘赣边界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完全同意湘赣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的计划，同时提出须积极向湘南发展，并向萍乡推进，以与湘东联系[11]。

6月中旬　赣军调集第九师、第二十七师共五个团，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以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进剿”。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严令下，湘军吴尚第八军一个师向攸县、茶陵逼进，威胁井冈山根据地的西侧。毛泽东和朱德、陈毅面对湘、赣两省敌军的“会剿”，认为湖南国民党军数量多而且战斗力较强，尚未进攻红军；江西国民党军兵力较小，经过红军数次打击，有畏惧心理。研究决定，对战斗力较强的湘敌取守势，对战斗力较弱的赣敌取攻势，在湘赣两省敌军“会剿”时，则以小部钳制湘敌，集中力量打击由永新地区来犯之赣敌；同时发动永新、宁冈一带民众积极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6月20日　和朱德、陈毅在宁冈古城召开红四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决定，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担任主力，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利用新、老七溪岭的有利地形，集中力量歼灭来犯之赣敌；袁文才、王佐带领第三十二团在宁冈、酃县边境活动，钳制湘敌第八军；广泛动员宁冈、永新群众支前参战，协助红军歼敌。次日，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往永新西乡的龙田、潞江一带，发动群众骚扰赣敌，并牵制湘敌。

6月22日　在永新西乡写信给驻宁冈新城的中共红四军军委，通报赣敌由永新出动向宁冈猛进，并提出破敌的策略。红四军军委接信后，陈毅紧急召集有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讨论并确定具体的作战方案。此时，进驻酃县、茶陵、攸县地区的湘敌第八军无行动迹象。这样湘、赣两省敌军的“会剿”又成了赣敌单方面的“进剿”。

6月23日　红四军主力在永新与宁冈边界的新、老七溪岭、龙源口一带，在赤卫队、暴动队配合下，经过激烈的战斗，歼灭赣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乘胜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粉碎了赣敌第四次“进剿”。

龙源口大捷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发展为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面积七千余平方公里，人口六十五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当时土地大部已分配，区乡政权普遍建立，组织了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

6月26日　在永新县城禾川中学主持召开红四军连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会议，总结龙源口战斗的经验，研究红军短期分兵发动群众的问题。会后，红四军分兵开往安福、莲花、吉安等地，进行筹款，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肃清封建残余，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和地方武装的发展，以扩大割据区域。毛泽东率领从红四军中抽调的大批同志和宁冈、遂川、茶陵、酃县等县的负责同志，集中到永新工作，“用大力经营永新”[12]。

同日　中共湖南省委写信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对敌我力量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决定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部队一个营守山；要求毛泽东“须随军出发”，派杨开明担任湘赣边特委书记；取消红四军军委，另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6月下旬　率红三十一团一营到永新县塘边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进行土地革命，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就土地革命中的一些政策问题征求农民的意见，同先期在塘边工作的贺子珍等会合。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结为革命伴侣。

6月30日　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提出建立以永新为中心的巩固根据地的计划。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出席会议，宣读了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指示信强调指出：“你们必须很有计划地善于利用四军的军力，努力向外发展”，“以及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先解决永新之敌军，然后再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发展”；要“毫不犹疑地立即执行”省委指示。与会者就湖南省委指示信进行讨论。毛泽东分析了湘赣两省形势，坚持对赣敌取攻势、对湘敌取守势的策略，说明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指出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远距离分兵去湘南是危险的。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会议决定，红四军当前不宜去湘南，继续在湘赣边界做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请求湖南省委根据目前井冈山斗争的实际作出新的决定。

6月底　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商定于七月七日同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

7月4日　综合永新联席会议的意见和决定，起草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经杜修经、朱德、陈毅等传阅），申述红四军当前不宜去湘南的具体理由。提出：（一）近一月来多方洗刷“冒险的遗毒”，“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立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五）从经济上说，“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能”。（六）“伤兵增至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报告最后说：“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冈）、永（新）、莲（花）往湘南”，“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湖南省委八月中旬向中央报告说：毛泽东等来信，反对向湘南移动，是保守观念，要守在永新、宁冈一带。

同日　湘军第八军乘红四军分兵在莲花、安福、吉安边界发动群众之机，以第一、第二两个师提前出动，从茶陵、酃县侵入宁冈，集结于砻市。九日，该敌移至新城。毛泽东、朱德、陈毅在永新接到宁冈告急书后，当即召开特委、军委联席会议，决定在赣军尚未发起进攻时，集中红军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第三十一团于龙源口东南绥远山一带，侧击由宁冈进犯永新之湘军。

7月11日　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到达侧击预定地区，但湘军已先期通过这个地区，侧击计未能实现。同朱德、陈毅立即改变部署，决定由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对付即将进入永新的赣军；由朱德、陈毅率军部和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杜修经一同前往）直取湖南的酃县，威逼茶陵，迫使湘军回援其后方，达到目的后立即回师永新，同第三十一团一起对付赣军，以彻底粉碎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7月13日　红四军第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克酃县县城。湘军第八军两个师被迫于十四日退出“会剿”，返回茶陵。朱德、陈毅见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决定主动撤出酃县，按预定计划返回永新和第三十一团共同对赣军作战。

7月中旬　朱德、陈毅率红军大队离开酃县城返回宁冈。但随军行动的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坚持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的决定。当部队拉回到沔渡时，第二十九团官兵闹着要回湘南家乡，该团党代表龚楚怂恿支持，军部未能有力地加以制止，又担心第二十九团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陈毅写信给毛泽东，报告第二十九团官兵要回湘南的情况，说闹得没有办法，“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无论胜败，都会回来的”。毛泽东在永新立即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送去。此信要求军部及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团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并重申不能开赴湘南的理由。朱德、陈毅等收到信后，决定次日停止行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就毛泽东来信进行讨论。主持会议的杜修经提出，以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到湘南去，三十一、三十二两团到边界，这样一面可以分散敌人围剿的目标，一面湘南工作也可进行。于是军委召集扩大会议，决定照省委指示将军委改为前委，因毛泽东在永新，由陈毅任代书记，毛泽东以军党代表名义指挥边界的第三十一、三十二团，前委指挥第二十八、二十九团往湘南。由于杜修经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等远在永新之际，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特委、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定，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第二十九团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导致红军大队脱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

7月15日—8月上旬　赣军十一个团从吉安、安福进攻永新。鉴于敌情，毛泽东在永新县境内一面动员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实行坚壁清野；一面把第三十一团分为东、北、中三路，每路成立行动委员会负责指挥。仅以一个团的兵力，充分依靠地方赤卫队、暴动队和广大群众，利用地势熟悉、敌情较明等条件，采取以逸待劳、四方游击等方式，将赣军十一个团兵力困在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达二十五天之久。后来赣军发觉红军主力已去湘南，发起猛攻，第三十一团和地方武装从永新城郊及周围地区撤出，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

7月24日　开往湘南的红军大队与国民党军范石生部战于郴州，先胜后败。红二十九团溃不成军，随即自由行动，一部跑到广东乐昌被土匪胡凤璋部消灭，一部散落在郴州、宜章等地，不知所终。归队的仅百人编入红二十八团，此役损失近一个团的兵力。同时，由于红四军主力远离井冈山根据地，敌人乘虚而入，占领井冈山地区的县城和平原地带，群众惨遭烧杀和摧残。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在湘南溃散，井冈山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史称“八月失败”。

8月中旬　在永新西乡接到中共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送来的湖南省委要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给湘赣边特委的补充指示》，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特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补充指示提出：“红军向湘东发展的战略在目前形势下是绝对的正确，红四军应很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取得萍（乡）、安（源），武装安源工人，建立赣边、湘东平江各区暴动的联系，与湘南暴动相呼应。”毛泽东在发言中列举事实和五条理由[13]反对红四军向湘东发展。开会时，从郴州回来的农民那里知道，红军主力在湘南已失败。于是，会议经过讨论，拒绝湖南省委要红四军去湘东的主张，决定由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往湘南迎回红军大队，留下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特务连会同第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

同旬　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南下，边打边走，边做思想工作。因担心红二十八团不回井冈山，对所有官兵作了交待：我们去迎回红二十八团，不要讲他们的缺点，要严格遵守这一点，对他们采取团结和欢迎的态度。

8月20日　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湖南桂东边境，发信同退至桂东县境的朱德、陈毅部联系，告以二十一二日可到桂东县城，望届时来县城会合。

8月23日　在湖南桂东县城，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同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八团会合。毛泽东一见杜修经急切地问：“朱军长怎么样？朱军长还好吧！”见到陈毅说：这次来是同三十一团做了工作的，不要讲二十八团的缺点，你可放心；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棋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随后同朱德、陈毅等商定，在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参加的中共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打郴州失败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回井冈山，取消前委，组织行委指挥军队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留杜修经、龚楚在湘南重新组织湘南特委，指定杜修经为书记。

8月25日　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分两路从桂东寨前出发，回师井冈山。当部队行至江西崇义县思顺圩时，发现担任前卫的红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策动一步兵连和一迫击炮连叛逃投敌。毛泽东、朱德、陈毅即派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二营追回这两个连，王尔琢不幸遇难。

8月下旬　在回师井冈山途中，当得知红军战士因为饥饿，把农民一块地里的苞米吃光了，就通知部队休息，对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并亲自在一块竹牌子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

同旬　湘赣两省敌军乘红军主力远在湘南欲归未归之际，以四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井冈山发动第二次“会剿”。当时敌军已占领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所有县城和平原地区。留守井冈山的第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立即召开留守机关、红军医院负责人及伤病员代表会议，传达毛泽东在永新西乡会议上提出的坚守井冈山的意见。会议讨论了应付敌人的对策。

8月29日　湘军第八军第一师三个团抢在赣军之先，从酃县赶至黄洋界下乔村一带。三十日，向黄洋界哨口发起猛攻。守卫黄洋界的军民利用悬崖峭壁的地形顽强抵抗，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住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九月，毛泽东为这一胜利作《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8月　在湘南失败和湘赣边界丢失大片根据地时，致信中共中央，讨论割据问题及湖南省委的政策。此信前委完全同意，由湖南省委转中央，后来原信丢失。

9月8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到井冈山南麓黄坳。这时赣军刘士毅[14]部五个营尾追到遂川。毛泽东和朱德在黄坳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部署攻打遂川，决定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和遂川赤卫队第一中队为前卫，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和遂川赤卫队第二中队为后卫，于十二日进入遂川城郊阵地。

9月13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四个营与遂川赤卫队，在遂川县城至城东北于田一线打垮刘士毅部五个营，俘虏敌营长以下二百余人，缴枪二百五十支，击毙杀害王尔琢的袁崇全，红军乘胜占领遂川城。

9月14日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军大队行动委员会与中共遂川县委商量决定：留少数兵力与遂川县赤卫大队驻守县城，其余部队立即兵分四路，向四乡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分配土地，重建红色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并筹措给养。

9月24日　赣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和第五师第十五旅一部，分别从泰和、赣州进攻遂川县城。红四军主力因分兵尚未集中，毛泽东指挥两个营阻击后，向黄坳方向转移。

9月26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

9月下旬　获悉侵入宁冈新城的赣军第五师第十四旅第二十七团和靖卫团百余人偷袭茅坪，同朱德立即作出迎战部署，由朱德率六个营到离茅坪两华里的坳头垅设伏。十月十日，当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圈时，红军居高临下发起猛攻，一举歼灭敌军一个营。红军乘胜追击，收复宁冈全县。

9月底　鉴于“八月失败”湘赣边界党的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决定整顿边界地方党的组织。在宁冈茅坪召开中共永新、宁冈两县县委负责人会议，部署整党事宜，要求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

10月4日—6日　在茅坪步云山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边界各县党的负责人和红军中党的负责人。毛泽东代表第一届边界特委作政治报告。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作出决议案。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十九人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委员，杨开明任书记。十一月因杨开明生病，谭震林任书记。

10月5日　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中国革命政权的实质，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和教训，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此文着重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指出：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的条件；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决议案还进一步指出：“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这个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0月上旬　获悉赣军第七师李文彬旅从遂川绕道泰和、永新进犯宁冈，在遂川只留兵力薄弱的赣军第十五旅，加之红军给养缺乏，遂同朱德决定，留红军第二十八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守卫宁冈与井冈山；第三十一团和第二十八团第二、三营组成红军大队攻打遂川。十三日，朱德率部占领遂川，赣军第十五旅不战而逃。

10月中下旬　针对湘赣边界党组织受严重破坏的情况，着重指导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整顿工作，除了在思想上对党员进行再教育外，还从组织上进行整顿：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把赌钱、打牌、贪污腐化、流氓成性的党员清洗出党组织；解散问题比较严重的党组织，用重新登记的方法进行整顿；发展和吸收思想进步、忠实、勇敢的工农优秀分子入党，并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从边界党的工作实际出发，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公开转为秘密，一方面反动派来时仍能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一方面便于党组织多方伸入白区和敌人营垒中去活动。至十一月下旬，永新党员登记已完，宁冈即将就绪，党员数量虽然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强。

10月26日　毕占云率湖南国民党军第八军中的一百二十六人在桂东起义。毛泽东、朱德派陈毅到遂川汤湖把他们迎接上井冈山，并将他们编为红四军特务营，任命毕占云为营长。毛泽东常到特务营了解情况，关心干部和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给他们以很大鼓舞。

10月底　张威带领江西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一连多官兵在袁州（宜春）起义，不久编入莲花红色独立团，随即开到井冈山整训。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将该部编为红四军独立营，任命张威为营长。

11月2日　收到中共中央六月四日的指示信。来信提出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批准毛泽东五月二日给中央报告中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来信特别指出：“除正式的红军之外，必须宣传群众组织赤卫队……利用一切的民间武器武装群众”。

11月6日　在茨坪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六月四日来信。会议认为，中央来信除要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除党代表制度等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地方党部书记）、宋乔生（工人）和毛科文（农民）五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中央来信还指出：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书记。

11月上旬　获悉赣军周浑元旅[15]一个团侵入宁冈县新城，企图攻占井冈山，和朱德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乘敌不备，主动出击。九日，和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在新城歼敌一个营，在龙源口地区打垮敌军一个营。十日，红四军主力乘胜追击，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因赣军三十五旅从吉安、永新交界处赶来增援，又撤回宁冈。此后，敌军被迫转入守势，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被打破。

11月14日、15日　出席在宁冈新城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较长时间的辩论，对政治、党务、军事、经济、纪律等项都作出决议案。毛泽东主持各决议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政治问题决议案》指出：“怎样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领导群众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红军所到区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发展以促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这是党在红四军中的任务。”《军事问题的决议案》指出：“红军战术，遇小敌则以主力迅速消灭之，大敌则用群众力量四面包抄，使其疲于奔命，然后用主力消灭之，红军竭力避免硬战。”大会选出二十三名委员组成红四军军委，朱德任军委书记。

11月中旬　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在宁冈新城、砻市、茅坪、柏路等地，开始冬季整训，为期一个月。在这前后，井冈山军民根据毛泽东巩固根据地的三项办法，在小井建起一所可容纳几百名伤病员的“红光医院”；在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等五大哨口，修筑坚固工事；发起从宁冈挑粮上山的运动。毛泽东经常脚穿草鞋，身背粮袋，同战士一起运粮，并做思想政治工作。当时群众在运粮时编唱了一首山歌：“毛委员搬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

11月25日　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全面地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汇报贯彻中央六月四日来信精神的情况。报告进一步阐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得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根据中国特殊情况提出新的战略，即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阐述如何把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联合为一体，指明党的领导正确是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保障，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报告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报告指出：“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报告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个基本问题，如土地革命中如何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政权建设中如何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建党问题上如何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解释和解决。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井冈山的斗争》。

11月底　获悉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建立的红五军主力即将来井冈山，同朱德决定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迎接。

12月10日　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第四、第五纵队和军部直属队七八百人到达宁冈砻市、新城与红四军会合。毛泽东在新城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讨论粉碎敌人即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三次“会剿”的问题。会议决定：红四军出发打游击，在外线作战，红五军防守井冈山，借以休息和训练。为了统一指挥，红五军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第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三十团党代表。

12月11日　在新城举行庆祝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滕代远出席，并先后讲话。会后，红五军即上井冈山进行休整和训练。

同日　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到上海向中央报告红四军发展和主力出击湖南失败的情况，其中讲到，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不知怎的，那种精神也是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的结果吧”。

12月　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来土地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作为主要办法。“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16]

12月中旬　在茨坪会见彭德怀，向他详细地谈了对中国革命道路和前途的看法，以及为什么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在中国得以存在的独特原因，中国目前进行民主革命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等。据后来彭德怀回忆，这一席话使他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1]何长工帮助王佐除掉他的多年宿敌反动民团总指挥尹道一，取得了王佐对共产党的信任。

[2]毛泽东当时亲自拟定了调查提纲，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活等状况，要指战员着重调查工农受压迫、被剥削的情况及其要求。

[3]1928年7月12日张世熙关于万安暴动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提到万安农民起义军所采取的游击战术：“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

[4]据陈正人1969年回忆，当工农革命军撤离遂川县城时，有人提出把团部驻地天主堂烧掉。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他说，烧了天主堂，并不能打破群众中的迷信，要破除群众中的迷信，是要经过革命斗争和对群众反复教育的。

[5]周鲁，当时任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部长、湘南特委代表。

[6]关于朱、毛会师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根据一些可靠的材料，可以定为1928年4月24日前后。国民党第13军第2师周参谋长梗（23日）酉电称：“职协同第八军一部于漾日（二十三日）收复酃城，朱毛残部数千窜赣西。”1928年5月2日敌方电文又称，第8军第1师熊震全部“养日（二十二日）克复酃县”。另据萧克1988年回忆说：国民党的资料说他们是4月二十二三日收复酃县，那末可以判定毛师长率领的第1团占领酃县在20日左右，退出是二十二三日，到砻市会师大概是二十三四日。

[7]据分析，这里指4月中旬，毛泽东部由何长工等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2团同朱德部在酃县沔渡的会合。

[8]第4军是沿用在北伐战争中因军内共产党员多、战绩辉煌、纪律严明、备受群众称颂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的番号。

[9]衡州，今湖南衡阳。

[10]分别指湘江、赣江的上游。湘江自南向北流入洞庭湖，赣江自南向北流入鄱阳湖。

[11]对杜修经的报告及中共湖南省委据此所作决定，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代表红军第4军军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指出：6月巡视员杜修经对省委的报告，如赤卫队加二百枪足以保卫边界割据，红军当时是保守主义等，观点完全错误。省委即依据此等报告决定行动，所以失败。

[12]关于毛泽东“用大力经营永新”的主张，杨开明1929年2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有所陈述，说：“我刚刚由湖南省委派去边界工作，泽东同志对我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会剿’。”

[13]5条理由是：“（A）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B）党有相当的基础。（C）有颇富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经过一年来的创造才有现在规模，这是十分难得的；加以红军第四军的补助，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D）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其他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各县都有。（E）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各处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与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

[14]刘士毅，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集团军第5师副师长兼第15旅旅长。

[15]周浑元旅，指周浑元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1集团军第5师第14旅。

[16]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中，为井冈山《土地法》所写按语指出：“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界）制定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

1929年　三十六岁

1月1日　湘、赣两省“会剿”军总指挥部在江西萍乡正式组成。由湖南国民党“清乡”督办鲁涤平任总指挥，第十九师师长何键任代总指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任副总指挥，纠集湘、赣两省六个旅约三万人的兵力，策划分五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

1月4日—7日　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共青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刚收到的中共六大的决议案（政治、军事、土地、政权、农民、大会总结等六件），并针对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困难情况，着重研究了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和部署。会议既否定了主张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据地的逃跑主义，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会议认为红军应当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将反“会剿”和反经济封锁结合起来。会议决定：由彭德怀任团长、滕代远任党代表的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怀、副党代表滕代远统一指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井冈山根据地时，袭击赣州或吉安，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迫使两省国民党军分兵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

1月10日前后　和朱德、彭德怀等先后在茨坪、下庄召开会议，研究红四军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等问题，部署留守部队加紧备战，全力修筑工事。为加强守山的领导力量，决定留下张子清、何长工、陈毅安、陈伯钧等，并调何长工任中共宁冈县委书记兼红三十二团党代表。十日，由红四军主力组成的出击部队开始在茨坪、小行洲集结，毛泽东、朱德对他们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军事训练，并准备了宣传中共六大决议精神的《共产党宣言》[1]等。同时，抽调湘赣边界一批地方党的干部随军行动，准备到赣南后用以发动当地群众。

1月14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共三千六百余人，从井冈山茨坪、小行洲出发，经遂川县的大汾、左安向赣南进军。途中，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联名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指出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种政策，主要有：“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还号召全国人民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而奋斗。

1月16日　湘、赣“会剿”军代总指挥何键发觉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南下，急电蒋介石，报告对红四军主力两路“追剿”和对井冈山三路“进剿”的部署。

1月中旬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强击弱，摆脱国民党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李文彬）、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等部的跟踪尾追，击溃沿途各地进行堵截的地主武装，进驻赣南地区，经上犹抵达崇义。二十二日，红四军进占大余县城，在县城附近开展群众工作。

1月24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依据大余城东北高地，迎击“追剿”军李文彬旅三个团的进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因当地没有群众组织，红军事先没有得到“追剿”军进攻的情报，兵力未能全数集中，仓促应战，遭到失利。红军乘着夜色主动撤出战斗，向梅岭关东北转移，经粤边南雄和赣边信丰向“三南”（龙南、全南、定南）前进。红四军为了摆脱敌军三路衔尾跟追，在“三南”地区艰苦奋战，战胜了天寒地冻、山路崎岖、衣单粮缺等困难。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在体力难支的情况下，一边行军作战，一边领导指战员沿途做群众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帮助各地建立中共党组织和秘密的工会、农会。

1月26日　湘、赣国民党军近十个团兵力分三路合围井冈山。红四军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二团奋起反击，激战四昼夜。三十日晨，彭德怀、滕代远按中共湘赣特委联席会议决定[2]，率红三十团五百余人冲出重围，向赣南寻找主力。红三十二团转入深山，以保存力量。

1月下旬　和朱德率红四军抵达安远县的鹤子圩，与中共安远县委取得了联系。获悉“追剿”军分左中右三路企图合击红军，情况危急，率部离开安远，向寻乌的吉潭、项山一带前进。月底，红四军主力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遭到尾追的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毛泽东、朱德等处在敌人的包围中，情况十分危急。红军英勇奋战，突出敌人的包围时，毛泽东同朱德失掉联系。

2月初　和朱德率红四军进驻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停留一天。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总结进军赣南以来的经验；决定红四军开往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根据地——东固地区。会议还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红四军分两部分行动，朱德随第二十八团、特务营活动，毛泽东随第三十一团活动。会议刚开完，中共寻乌党组织负责人古柏前来通报，“追剿”军第十五旅正在包围罗福嶂。毛泽东同朱德率部撤离险境，沿着闽、赣边境经福建武平折向江西会昌、瑞金境内行动。

2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关于朱毛红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而撤出井冈山遭到强敌尾追的报告，讨论了红四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对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有的提出，根据武装与群众的关系，红四军还是在湘、赣为好，能到湘南更好；多数同志主张军队分开，朱德、毛泽东等应当出来，以减少敌人的目标；有的同志主张革命高潮时期红军要集中，统治阶级稳定时期则应分散，而现在朱毛还是要集中。会议决定，起草一封信给红四军。

2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讨论朱毛红军问题，同意中央军事部派人去找红四军。十六日，中央致信广东省委，说目前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要派人找到朱毛红军，设法使朱、毛立即离开部队和“危险地”。

2月9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抵达瑞金北部距县城约六十里的大柏地山区。

2月10日　农历正月初一。清晨，朱德下令部队继续前进，担任前卫的红三十一团第三营指战员要求打一仗，打垮尾追敌军。三营党代表罗荣桓向朱德、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毛泽东、朱德采纳三营指战员的意见，立即召开中共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追剿”军仅有刘士毅旅两个团，战斗力不强，可以利用大柏地南北走向的十余里长的狭谷打伏击战。决定布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山林中，以一部分兵力诱敌进入伏击圈，消灭这股敌人。他们立即作出具体的战斗部署。下午战斗打响后，红军发起勇猛攻击，尽管兵力少、弹药缺，仍与敌军浴血奋战，毛泽东也提枪亲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冲锋。鏖战至十一日下午，才全歼被围之敌。这次战斗，俘敌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获步枪八百余支，重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

2月13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国民党守军一个团不战而逃。会见中共宁都县委和赤卫队的负责人，对发展地方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作了指示，并要他们做好协助红军筹集款项、军需品以及侦察敌情等工作。随后，从黄陂经永丰向东固前进。

同日　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致信宁都商界，指出“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要求他们代筹军饷和军需品。

2月17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抵达吉安县东固地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安排红四军在这里休整一周以上时间。在此期间，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在东固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认为东固游击区这种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秘密割据形式比公开割据形式好，敌军来了便于掩护，敌军走了马上可以开展工作，并且，由赤卫队发展起来的红军，游击战术比较灵活，游击区域不限于固定割据区域，可以发展得很宽；在坳上云汉堂主持召开部队和地方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案的主要精神，会议结合本地情况讨论了形势、任务和斗争策略，统一了认识；听取东固地方中共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的汇报，对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方针政策和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等问题，提出许多指导性的意见；鉴于赣军李文彬部正向东固渐渐逼近，金汉鼎部也对东固取进击之势，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研究决定，把原定的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政策，改为变动不居的打圈子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追击。

2月中旬　江西国民党军在大柏地遭到打击后，急令在井冈山地区参加“会剿”的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赶赴赣南，配合位于于都的第七师第二十一旅，“追剿”红四军主力。

2月22日　在红四军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联欢大会上讲话，说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期，称赞东固人民和红二、四团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会后，派毛泽覃等到红二、四团工作，向地方红军交流红四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还拨给一部分枪支，以加强红二、四团的武器装备。得知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红三十团主力已突围向赣南转移，加之“追剿”军第二十一旅向东固地区进逼，红四军前委决定立即离开东固，沿闽、赣边界向南转移，继续以盘旋式打圈子战术拖住“追剿”军。

2月25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撤离东固。经吉水、永丰、乐安、宁都向广昌前进。当时红二十八团主张分开走，毛泽东未同意，认为分散行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主张集中行动。

3月4日　和朱德率部攻克广昌城。五日，得知有两名干部不执行红四军司令部布告规定的工商业政策，没收了地主兼商人的一个店铺，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进行严肃批评，指出：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地主兼商人，只没收封建剥削部分，商业经营部分不能动；如果有些特别坏的土豪、恶霸的商店，必须没收的也要出布告，宣布店主的罪状，以提高群众觉悟。为了严肃军纪，当即给予他们停职反省处分，待他们改正了错误后才复职。

3月9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经石城、宁都到瑞金壬田。十日，又率部转到闽西，以摆脱“追剿”军的穷追。

3月上旬　国民党军阀蒋桂两派矛盾激化处于临战状态。“追剿”红四军主力的江西国民党军第二十一旅、第三十五旅奉命撤回，准备参加对桂系作战，放弃尾追。驻守在长汀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以一个团在长汀城南长岭寨山区设防，以另一个团准备进犯四都，企图将红四军主力逐出闽西。

3月12日　和朱德率部进入闽西长汀县四都镇。毛泽东乘逢墟在墟场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次日，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派一个团到四都进攻红军，被击溃后退到长岭寨凭险据守。毛泽东在听取中共长汀党组织负责人汇报时说，这里群众条件好，国民党地方部队只有两个团，是开辟根据地的大好条件。同朱德立刻召开团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认为郭凤鸣的部队大多是当地股匪，军纪败坏，战斗力极弱，决定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消灭郭凤鸣部。

3月14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分别主攻长岭寨主峰；特务营迂回敌后，占领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的退路。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天激烈的战斗，歼敌两千余人，击毙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缴枪五百余支，并夺取了一个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和两个兵工厂。这是红四军入闽的第一次大胜仗，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3月15日　在长汀城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会议期间，将没收郭凤鸣等反动官吏的粮食、布匹等财物分给到会群众。

3月中旬　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老教书先生、老佃农、流氓头等各阶层的人，到辛耕别墅召开各种座谈会和调查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根据调查情况，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打击豪绅地主活动，同时制定了各项城市政策。在《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着重讲了对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指出：“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大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同旬　和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改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全军编为三个纵队，第二十八团为第一纵队，林彪任纵队长[3]，陈毅任党代表（后由熊寿祺继任）；第二十八团一部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任纵队长，谭震林任党代表；第三十一团为第三纵队，伍中豪任纵队长，蔡协民任党代表。每个纵队一千二百余人，五百余支枪。每个纵队下设两个支队。根据中共六大“组织问题决议案”在红军中建立政治部的要求，将下井冈山前组织的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军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兼任政治部副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

3月20日　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会议研究了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的主客观形势，针对蒋桂战争[4]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提出了红四军、红五军以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的行动方针。当天，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将这次前委会议的精神，向福建省委和中央作了报告。报告提出了红军的战略计划和行动方针，勾画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幅蓝图：“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报告还就党在全国的一般计划和工作的重心提出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3月27日　和朱德向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发布《敬告士兵群众》书，其中指出：“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誓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到彻底的解放！”“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我们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打张贞[5]！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

3月下旬　和朱德依据江西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帮助长汀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比以前扩大了两倍；组成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成立了总工会。随即召集各界代表会议选举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同旬　蒋桂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集中在江西的部队于九江一带向桂军逼近，赣南国民党军空虚。

3月底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回师赣南，发展赣南革命形势。

4月1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与井冈山突围后转战赣南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十团（即红五军主力）会合。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听取彭德怀汇报守卫井冈山战斗和突围的情况。会议决定，红四军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湘赣边界赤卫队为红四军第六纵队，彭德怀以红四军副军长名义指挥这两个纵队。

4月3日　收到中共中央二月七日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中央来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提出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并说分编“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来信指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4月5日　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根据会议讨论精神，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复信。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强调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是失败了。”复信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这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广大的群众。”复信强调指出：“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这封信最后还报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4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毛泽东、朱德转中共红四军前委全体同志的指示信。此信认为蒋桂战争“是促进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一”，要求红军扩大战争范围，深入土地革命；指出红四军有赣南、闽西、东江等三条发展出路，由朱德、毛泽东抉择，但强调在闽、粤、赣交界处发展更好，并说“孤守井冈山不利”，“也不宜固守某一个地方”；提出原则上朱德、毛泽东要离开队伍，但若一时不能到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与参加讨论。

4月8日　和朱德、彭德怀率部到于都县城。驻于都期间，在县城召集工农代表开座谈会；参加在昌林中学召开的于都县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并讲话；指导县委积极筹备成立于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队；出席庆祝于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的成立大会，讲话号召劳苦工农团结起来，在县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扩大红色区域，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

4月上旬　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奉蒋介石之命处于战备状态。

4月11日　在于都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红四军和赣南特委负责人，中央军事部派来的代表罗寿男。会议对蒋桂战争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讨论了红军的行动计划，同意彭德怀提出的率红四军第五纵队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政权的意见；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进行短距离分兵，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会后，红四军根据前委确定的行动方针和工作部署，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在赣南实行短距离分兵。红四军以纵队为单位前往各地，每到一地各支队、大队再分散到各乡活动。这次分兵活动，范围包括于都、赣县、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区，任务主要是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各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

4月13日　在于都起草中共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4月14日　彭德怀离开于都，毛泽东、朱德为他送行。彭德怀率部经信丰、南康、遂川等地，返回井冈山。

4月中旬　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抵达兴国县城，住在潋江书院的文昌宫。部署第三纵队分兵发动群众，调查兴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翻阅县志并向群众了解兴国的历史及现状。出席由中共兴国县委召集的党团员干部和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精神，要求大家带领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根据于都、兴国调查的实际情况和六大决议案，制定兴国县《土地法》。这个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6]

4月下旬　为贯彻执行兴国县《土地法》、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在潋江书院的崇圣祠按照广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法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有陈奇涵、萧华等四十余人。毛泽东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

同旬　指导中共兴国县委建立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并起草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政纲明确提出：（一）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黑暗统治，成立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二）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山林，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烧毁田契借约。（三）建立革命武装。（四）取消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五）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肃清反动势力，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

4月30日　率红四军第三纵队与第一、第二纵队会合。同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攻克宁都县城，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

5月上旬　在宁都县城召开的宁都县党员大会上，具体阐释了中共六大决议中提出的“十大政纲”，指出宁都党组织的紧迫任务是收缴反动武装，扩大赤卫队，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到红四军举办的党员训练班讲话，提议红四军军部拨出一些枪支给宁都县赤卫大队，以扩大地方武装。指导宁都县党组织成立宁都县革命委员会，出席成立大会并作了讲演。

同旬　由中共中央派遣的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来到宁都，参加红四军工作。不久，他被中共红四军前委委任为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等职。他向前委和党员大会作报告，贯彻中央二月来信精神，并说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存在，散布对红军的取消主义。刘安恭从苏联带来“一种形式主义理论”，思想路线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照搬主义。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管其他事，以限制前委的领导权。他在红四军干部、战士中的非组织活动，制造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引起产生不正常的派别现象。

5月中旬　获知蒋桂战争结束后，赣南方面国民党驻军回防，兵力集中；闽西方面军阀陈国辉[7]部主力追随闽南军阀张贞部赴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国民党军力空虚。毛泽东同朱德决定红四军由各分兵地区开到瑞金集结待命。十五日，同朱德率部抵达瑞金。

5月18日　晚上，在瑞金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会上，一纵队司令林彪等人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在游击区域实行毛泽东的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毛泽东对这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会议根据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的闽西敌情，决定乘驻龙岩闽军陈国辉部主力入粤参战的有利时机，红四军再次开往闽西，配合闽西地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创造公开的工农武装割据。

5月19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从瑞金县武阳越过武夷山，再次入闽。当晚，在长汀县濯田写信两封，派前委委员宋裕和先行出发送信。一封送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告知红四军正向闽西纵深区域进发，特委须作好策应准备，并告邓子恢于二十二日赶到上杭蛟洋，商讨击退尾追入闽的赣军李文彬部之计。另一封送闽西地方武装负责人曾省吾等，要他们在五月二十一日到连城庙前，商量行动计划。二十一日晚上，在庙前孔清祠会见曾省吾等，听取有关敌情的汇报，查明了驻守龙岩城及近郊的为闽军第一混成旅的两个营与旅直属队机枪连和特务连。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乘该旅主力远在广东潮汕地区之机，出敌不意地攻占龙岩城。

5月22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按计划向龙岩疾进，晚上，在龙岩城西约三十里的小池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特委代表的汇报后，经过研究敌情和周密筹划，部署了攻打龙岩城的作战方案：红四军第一、第三纵队从正面进攻；第二纵队从左侧迂回，攻占北山，断敌退路。次日，红四军按部署发起猛烈攻击，守敌陈国辉部约一个营全部就歼，俘敌三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龙岩城遂告解放。红军进入龙岩城后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毛泽东在龙岩省立第九中学向学生演讲，阐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号召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担负起解放劳苦大众的重任。毛泽东和朱德为了诱敌归巢，消灭闽西国民党势力，扩大红色区域，当天傍晚率部撤离龙岩城，前往永定，同张鼎丞等领导的永定地方武装会合。

5月25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解放永定县城，守敌原郭凤鸣部一个团不战而退上杭。当天在赖家祠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永定县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永定解放，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拆毁永定城墙。二十七日，在永定城关南门坝召开的万人祝捷大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的政权；并向大会宣布闽西第二个红色政权永定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张鼎丞任主席。

5月底　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一种意见认为，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实行，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6月1日　在永定县湖雷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状况，以及红四军、红五军、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实力和党组织的概况，并提出：“报纸所载我们怎样杀人放火的消息，全与事实不符”，“军队单纯的烧杀，现在可以说没有了”；“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到时即动身”。

6月3日　为了诱使陈国辉部主力回援，聚而歼之，同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三纵队会合闽西地方武装，发动第二次攻打龙岩的战斗。部队分南北两路，先攻占周围山头，再向西门进攻。城内守敌兵力单薄，一触即溃，红四军再占龙岩。当即成立了闽西第三个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邓子恢任主席。六日，获知陈国辉部主力由粤返闽，逼近龙岩时，同朱德率红四军第三纵队主动撤出龙岩城，抵龙岩县大池与第二纵队会合，随后转战上杭地区，为诱歼陈国辉部主力创造条件。

6月7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和闽西红五十九团，分三路向上杭县白砂镇守敌卢新铭[8]部一个团发动进攻。他和朱德亲临前线，率领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居中向白砂正面突击；第一纵队为左翼，从大洋坝直扑白砂，包围敌主力部队；红五十九团为右翼，经苏家坡迂回南进。经一个多小时战斗，攻克白砂，消灭该团大部，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

6月8日　在白砂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指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6月9日　在上杭旧县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将闽西长汀、永定、龙岩、上杭四县的地方武装升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

6月10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通往赣南的要隘连城县新泉镇，目的在进一步迷惑敌人，造成红军向江西退却的假象。在新泉，一面安排红军休整一星期，为伺机三战龙岩作准备；一面领导红军发动和配合连城南部十三个乡农民暴动，帮助建立连南区革命委员会。

6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中共红四军前委四月五日对中央二月指示信的复信。会议认为：中央二月致毛泽东、朱德的信对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现在是长期混战的局面，红军应采取集中游击的策略，集中更容易发动群众，分散甚至会被地主武装消灭，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会议同意中央常委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并提出朱德、毛泽东处应有一得力人员参加。

6月14日　在新泉就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争论问题，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复信，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指出红四军不能绝对建立党的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逐一批驳了所谓“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认为这些说法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是一种不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形式主义；并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影响到政治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见解，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复信还分析和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小团体主义、分权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在信中最后表示，他请求离开前委：“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6月中旬　获知陈国辉部主力返回龙岩城后对红军毫无戒备，便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奔袭龙岩城，彻底消灭陈国辉部。十七日，同朱德率红四军离开新泉，秘密地挥师东进。十九日拂晓，红四军突然发动进攻，首先抢占了龙岩城周围的高地，第一纵队主攻南门，第二纵队沿龙门大道直取西门，第三纵队攻击北门并以一部分主力埋伏在东门外断敌退路。在红军和赤卫队的凌厉攻势下，不到半天，城内敌军大部被歼，部分残敌逃出东门被红军埋伏部队歼灭，陈国辉化装成士兵混在逃兵中逃脱。龙岩城第三次获得解放。

6月20日（或21日）　就中共红四军七大如何开法问题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前委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6月22日　出席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的由陈毅主持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发言。这次会议，前委的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争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决议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由于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大会改选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红四军直属队、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6月　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其中写道：“我们红军受共产党的指导，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布告向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包括“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须减价出粜，规定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与田东”；“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

同月　蒋介石命令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发动“会剿”。这次“会剿”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总指挥，部署是：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七师共四个团由长汀向新泉、古田进攻，福建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由漳州向龙岩进攻，广东国民党军第七旅一部由大埔、松口向永定推进。

7月8日　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受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委派，由龙岩动身前往上杭蛟洋，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九日，毛泽东抵达蛟洋后，发现大会准备工作不够充分，特别是代表们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不足，提议将原定七月十一日开幕的大会推迟一星期召开，组织代表们回原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7月中旬　指导出席中共闽西一大的代表们，分别对闽西的政治、党务、土地、物价、洋货侵入、工农业破产等各种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为代表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进行了实际调查。

7月20日—29日　出席并指导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赞扬闽西革命斗争的成就，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阐明了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闽西共产党各级组织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同时，还论述了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六个有利条件、三个基本方针。三个基本方针是：（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毛泽东参加了对各项决议案的讨论，并进行具体指导，但中途病倒了。大会通过的由邓子恢起草、毛泽东修改的《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规定了闽西党在目前的总路线是“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提出了为实现总路线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这次会议的突出贡献，是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制定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在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基础上规定的土地政策，同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相比较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分“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二）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三）对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

7月29日　出席在蛟洋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同从连城新泉赶来的朱德、陈毅等商讨应敌计划。会议分析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会剿”的形势。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敌人内部有矛盾，他们各自为政，所谓“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对于敌人的“会剿”，我们不能硬拼，应该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敌人一走，我们再打过去。根据赣军李文彬部进占长汀县河田、闽军张贞部开抵龙岩县适中的紧急情况，会议在讨论如何粉碎敌人“会剿”计划时，有人主张集中兵力在闽西奋斗，有人主张打出去，总部以为在闽西没有多大办法，决定打出去，出击闽中。会议确定：二、三两纵队同军部是夜到龙岩、白砂集中，一纵队在回龙一带因赶不上，并决定在闽西同四纵队共守闽西，相机打出去。会议根据中央四月来信提出的“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意见，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毛泽东表示赞同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会后，陈毅到厦门向福建省委汇报工作，接着转赴上海代表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朱德率第二、第三纵队向闽中出击；毛泽东因疟疾病重，先后到上杭县苏家坡、大洋坝和永定县牛牯扑、合溪等地农村养病，同时指导闽西军民的反“会剿”斗争和指导当地开展土地革命。

8月上旬　由上杭县的苏家坡抵达大洋坝，参加当地人民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两周年举行的军民示威大会，并会见红军领导干部和当地党政负责人，听取关于土地革命进展情况的汇报。对红四军第一纵队部分干部说：农民分了土地，你们部队要保护群众收到谷子，这样我们就站稳脚跟了。随后，前往永定县农村养病。

8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七大文件及毛泽东六月十四日给林彪的复信等。周恩来介绍红四军前委所送文件说：他们的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他们的大会对每个问题都有简单的回答，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有一信将他们分成两派，许多是不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认为，现在红四军情况不完全清楚，待陈毅到后再作全面答复。会议决定：先给红四军一信，要他们努力同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8月18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写信向闽西特委通报，第二、第三纵队计划渡乌龙江向赣、浙、皖边界游击。闽西特委见信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信红四军前委说：“过了乌龙江则敌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危险”，“建议前委再调四军回闽西”。这时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在闽中遇到很大困难，见到闽西特委信后，乃决定返回闽西。

8月21日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对中共红四军七大提出批评。指示信认为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指示信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同时扩大和暂不设红四军军委是正确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使命”；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提出“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政治生命”。还指出，刘安恭应“调来中央”[9]。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李立三在谈他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汇报的情况时，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

8月29日　陈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详细报告。会议决定，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决议[10]，由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8、9月间　达到闽西著名的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一个小竹寮里。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制作战方案等。这个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这期间，红四军第一、第四纵队，在毛泽东和闽西特委指导下，在上杭、永定、龙岩三县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以有限的兵力，与苏区群众密切配合，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会剿”之敌。粤军陈维远[11]部三个团占据永定湖雷一个多月里，在第一纵队和地方武装的袭扰下，不敢搜山，还死伤了很多人。第四纵队从上杭北区发展到连城南之新泉、汀州南之涂坊，对敌不断地骚扰，使赣军金汉鼎部始终收缩在汀州、连城，不敢向前推进。

9月上旬　朱德率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抵达上杭白砂，同第一、第四纵队会合。由于红四军分兵从内外线牵制和打击敌人，时局发生变化以及敌人内部矛盾重重，进犯闽西的粤、赣国民党军纷纷撤回本省，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遂告破产。

9月下旬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毛泽东收到开会通知，他回信说：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后来大会采纳很多代表的意见，致信希望他务必到会并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发作疟疾，坐担架赴会，但赶到时会已开完。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让他继续养病。

9月28日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和李立三、周恩来的多次谈话，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信中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指出：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明“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提出“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强调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指示信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指示信明确指出：“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0月上旬　到永定县合溪养病。指导中共合溪区委和永定县委的工作，对于区委同上级来往的文件、报告，以及发到各乡的指示决定，进行审阅，提出意见或加以修改。每天向合溪邮局借阅当日的各种报刊，从中了解敌人的动态，作为分析形势和制定方针的依据。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上旬，毛泽东在永定县农村养病期间，常带病作调查研究，同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了解革命斗争深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指导永定县委开展土地革命。

10月10日前后　从永定合溪由地方武装用担架护送到上杭县城，同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会合。由于永定农村缺医少药，疟疾一直未治愈，住在临江楼继续休养。当时找到上杭一名西医治疗，经过十多天，病就好转了。这期间，抱病会见了中共上杭县委书记谭震林和地方武装的负责同志，对上杭县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作了明确的指示。

秋　在红四军攻占上杭之后，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一片大好形势，填词《清平乐•蒋桂战争》一首：“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0月11日　农历重阳节，当时临江楼庭院中黄菊盛开，汀江两岸霜花一片，触景生情，填词《采桑子•重阳》一首：“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10月18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接受中央关于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进军粤东东江地区，开拓新局面的指示，给福建省委并中央写报告表示，红四军立即调三个纵队向东江出击，并说：“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次日，红四军主力分三路开始向东江地区进军。

10月21日　中共闽西特委获知赣军金汉鼎部一个团正在逼近上杭城，决定特委以及各机关和伤病员，于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全部离城转移。毛泽东随邓子恢率领的特委机关撤出，前往特委驻地上杭县苏家坡继续休养。在苏家坡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虽身体尚弱，但已渐渐能行走，常到溪边幽径散步。随着体质增强，贪婪地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书籍，有一本《模范英语读本》，天天朗读一段课文。在这里，继续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为了帮助特委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不辞辛劳，深入群众，作了大量调查工作。对特委举办的闽西干部训练班十分关心，经常询问训练班的学习情况，并专门给学员结合实际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提高地方党政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了解到苏家坡全村无人读过书的情况，建议特委创办了一所“平民小学”，在开学那天给孩子们讲了一课，启发大家为翻身求解放而努力学好文化。

10月22日　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回到正在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立即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随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往上杭苏家坡给毛泽东，并附信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

10月31日　红四军进攻梅县失利。随后，中共红四军前委根据两广军阀战争结束，敌人正向东江地区增兵包围红军的形势，决定撤出东江，返回闽西。

11月上旬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先后发出了第十三、十四、十五号通告，总结中共闽西一大召开三个多月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了扩大红色区域、统一群众武装斗争、建立代表会制度、解决苏区经济问题、培养训练干部等正确的决策，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其中《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三号》提出：“加强创造干部人才，从斗争中，从支部生活中，提拔积极分子加紧训练，经常开办训练班，由下而上地一批一批地造成党和群众工作的干部人才出来，这样才能应付日益发展的斗争局面”。

11月18日　红四军抵达上杭县官庄。前委召开会议决定，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红色政权。朱德、陈毅致信在上杭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11月23日　红四军攻占长汀城。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接他回红四军。

11月26日　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表示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随后，重新担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一病数月，这时身体正在恢复，约略可以随军行动。

11月28日　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谢汉秋和东江特委代表也先后到会。会议除同意前委官庄会议决议外，深入地分析了红四军的一般情况，认为红四军此时不加以整顿和训练，必定难以执行党的政策，遂决定红四军进行整训。会议还规定十二月份的工作主要是：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同日　致信中共中央，报告自己回红四军的情况和目前的工作计划：“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同日　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说：“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12]，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11月底　和朱德、陈毅在长汀城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并对来自各行业的工人代表发表讲话说，现在红军里面的工人太少了，希望大家回去动员工人参加红军。

12月3日　当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赣军金汉鼎部由赣入闽向长汀袭来时，同朱德、陈毅率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撤离长汀开往连城新泉，与第四纵队会合。在这里，同朱德、陈毅领导红四军进行了十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这期间，召开由支队、大队的干部和士兵代表参加的各种调查会，对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进行调查。调查会采取讨论的形式，启发大家就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参加大家的讨论，引导大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通过这些调查，为中共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初步准备。

12月中旬　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开赴上杭县古田村，继续为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作准备。在红四军前委召开的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上，毛泽东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揭发和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导各提案小组经过十多天讨论，研究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纠正的方法，写出各个提案的草案。同时，他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特别是对红四军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起草了长达三万字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八个决议案，为大会完成了准备工作。

12月28日、29日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以及中央关于开除取消派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二）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决议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三）明确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四）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决议指出，红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根源作了分析，指明了纠正的方法。（五）确立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决议指出，红军官兵平等，官长应爱护士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决议重申红军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的规定，坚持军民团结。决议规定，优待俘虏兵，不准没收他们个人的财物，有伤给予医治，不愿当红军的发给路费释放。（六）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七）论述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决议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这个决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红军（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同时，这个决议为整个党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也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编入《毛泽东选集》。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

[1]以中共红军第4军委员会署名的《共产党宣言》，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宣布了民主革命十大政纲，如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统一中国；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及少田的农民等。

[2]中共湘赣特委联席会议决定，万一井冈山被敌冲破，红军第5军突围与红军第4军取得联络。

[3]时隔不久，纵队长改称纵队司令。

[4]蒋桂战争，指蒋介石派与李宗仁派之间于1929年三四月间发生的军阀战争。

[5]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1师师长。

[6]1941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一书中，作者为《兴国土地法》写了一个按语，指出：“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各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才改变的。”

[7]陈国辉，当时任国民党军福建省防军暂编第1混成旅旅长。

[8]卢新铭，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2混成旅旅长。

[9]刘安恭于1929年10月红军第4军主力出击广东东江的途中，在大埔县虎市牺牲。

[10]指三人委员会提出的由陈毅执笔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稿。

[11]陈维远，当时任国民党军粤军第3师第7旅旅长。

[12]陈独秀1929年8月5日致信中共中央常委，称中共中央“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对“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等等，并将此信私下传播。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陷入取消主义的观点，完全背离了六大与中央关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同时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进行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是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

1930年　三十七岁

1月初　鉴于红四军给养已发生困难，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朱德率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到连城筹款，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暂留古田策应和处理善后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从古田到蛟洋红军医院探望伤病员，请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在红四军离开当地后妥善安置这批伤病员。

1月5日　朱德率红四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从古田抵达连城，筹款以解决粮饷问题。毛泽东指挥第二纵队开往龙岩县小池，打击前来“会剿”的闽敌刘和鼎之第五十六师先头部队，以掩护红四军主力转移。第二纵队完成阻击任务后，返回古田。

同日　在古田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回信，以党内通信形式印发给部队干部，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说明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指出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的错误，论述想在全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个事实出发，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指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并强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这封信总结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封信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月6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寄出报告，汇报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工作：（1）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接受中央指示，作出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2）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3）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如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报告还总结了红四军出击广东东江损失兵力三分之一的经验教训。

1月7日　率第二纵队从古田出发，经龙岩县的上车、梅林进入连城。然后，经永安、归化（今明溪）、清流等县境，于一月中旬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下。

同日　朱德获悉长汀和上杭的敌军进入连城县境，隔断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同第二纵队的联系，决定率部离开闽西进入江西，引诱“会剿”军金汉鼎[1]部离闽回赣，使敌人的“三省会剿”宣告破产。

1月上旬　接到中共闽西特委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在闽西游击，帮助地方消灭敌人，巩固刚建立的红色政权。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停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当即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毛泽东的意见增强了闽西特委负责人保卫闽西红色区域的信心。

1月10日前后　在行军途中接到黄公略报告赣西南红军发展情况的信，立即召开前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军，调陈毅、宋裕和前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

1月20日　率领第二纵队到江西广昌县赤水，击溃反动武装靖卫团，活捉伪县长。当时获悉第一、第三、第四纵队正在江西宁都县的东韶。

1月24日　率第二纵队经宁都的洛口到东韶，同先到数天的朱德所率红四军主力会合。

1月下旬　在东韶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根据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军阀战争即将爆发、广东广西军阀混战仍然相持和革命时局展开的情况，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部署问题，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会后，同朱德部署红四军十五天的短距离分兵：第一纵队直取乐安；第三纵队由藤田占领永丰；第四纵队同宁都赤卫队及二十五纵队在宁都布置南路工作，帮助宁都县委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解决宁都土地改革问题，同时对付赣敌金汉鼎部；第二纵队进驻藤田，沿途分兵打土豪。毛泽东随红四军司令部一同抵达藤田。

1月　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四军打破闽、粤、赣三省敌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并连克江西的宁都、乐安、永丰等县。三十日（农历正月初一），将由闽西进入赣南的一路情景吟成一首词《如梦令•元旦[2]》：“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2月1日　中共中央就红四军行动问题复信广东省委。信中说：红四军攻梅县的失败，在政治上的损失确比军事上的损失大，原因自当归咎于四军内部党和政治工作的破产。“润之来信很积极，发展方向他们亦接受中央指示，只是声明目前环境所限恐须先在闽西深入”。信中还说：“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2月初　在永丰县藤田，从赣西特委来人的报告得知，赣西特委受到右倾思想的干扰，致使“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依据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关于反对军阀战争和要求红军进攻主要城市的精神，红四军前委就当前革命形势与任务问题致信赣西、赣南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3]军委，提出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等三人组成红四军前委代表团到赣西特委驻地吉安陂头，同赣西特委商定联席会议于二月七日在陂头召开。毛泽东同曾山、刘士奇等开始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2月6日—9日　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代表团因会议提前举行，未能赶上参加）和红军第五军、第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称陂头会议，也称“二七”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分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形势，讨论了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会议认为，江西反动派内部矛盾加剧，赣西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江西有“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武装。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配土地和按劳动力、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不利于贫农而利于富农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通过的《土地法》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会议决定：集中红军第四、五、六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第一步先打吉安；打吉安的第一步是占领与吉安为犄角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由红四军担任攻取吉水。为了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将红四军前委扩大其任务，成为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南、闽西、粤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红四军另成立军委，调潘心源任军委书记（未到任，由熊寿祺代理）。共同前委由十七人组成，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任书记。会议将赣西特委（在这以前湘赣边特委已并入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还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分校，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2月14日　“二七”会议主席团毛泽东、曾山、刘士奇署名发布《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的通告。通告对红军第四、五、六军作出行动部署。

2月15日　为贯彻“二七”会议精神，在赣县召开赣南工作会议。在会上作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讨论了赣南工作，批评土地革命没有开展起来等右倾错误，明确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扩大武装。

2月中旬　国民党军调集七个旅十二个团，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开始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会剿”。当时，金汉鼎部占领宁都，朱耀华旅进到乐安，戴岳旅进到南丰、乐安之间，成光耀旅驻守吉安；从湖北调来的唐云山旅[4]侵占永丰、乐安后，即向吉安的东固地区搜索前进。

同旬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开到水南，进到中鹄区施家边，准备攻取吉水。因“会剿”敌军前锋已到永丰，从战略上考虑，红四军不宜在白区挺进，遂决定不打吉水，采取“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同他作战”的原则，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求歼孤军向苏区冒进的唐云山旅。随即指挥红四军折回富田休息和训练，准备歼灭来犯之敌。

2月24日—26日　同朱德指挥红四军和红六军一个纵队在吉水县水南、吉安县值夏一带，给贸然单独进犯苏区而兵力分散的唐云山旅以歼灭性打击，击伤旅长唐云山，抓住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取得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两千余支的胜利。

2月26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把准备武装起义、建立全国政权定为全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决定红军“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指责“朱毛与鄂西的红军中还保存有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强调“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亦必须以组织地方暴动建立城市领导来打破过去苏维埃政权躲避乡村或将苏维埃秘密起来之种种取消和保守倾向”；提出“扩大红军的总策略是要建立在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

2月27日　出席在吉安县值夏举行的有红军、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参加的祝捷大会。在会上讲话，号召赣西南人民发展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巩固苏维埃政权。

2月　因红军第四、第五、第六军均缺干部，共同前委决定创办随军的红军学校，招收学员六百人，由毛泽东任校长。

同月　行军途中，在“马背上哼成”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一首：“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3月上旬　和朱德部署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吉水县水南一带做群众工作。在水南主持召开中共共同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与会者经过讨论认为，红军向北、向西发展都受敌军阻拦，只能向东或向南发展，应当改变进攻吉安、夺取江西全省的计划。会议决定，红军向东发展，由江西广昌进驻福建建宁。

3月10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到达东固。获悉兴国无敌军驻扎，随后，又率部南下兴国。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要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向江西发展”，并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

3月11日—14日　在兴国召集中共县委负责人会议，对支援前线、扩大红军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作指示。指导召开兴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兴国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兴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获悉驻赣州敌军金汉鼎部开赴福建打卢兴邦[5]，同朱德决定，乘虚袭击赣州。

3月15日　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富田召开赣西南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后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十八日，中共闽西特委在龙岩召开闽西六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这标志着当时红军最大的战略区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3月16日　当红四军一部急行军三天到达赣州城郊时，方知金汉鼎部第七十团由万安返回赣州城，闭门扼守。红军当日从东、南、西三面发起猛攻，因地形不利和缺乏攻城武器而未能攻克。这时，毛泽东从兴国赶到赣州红军前沿阵地，观察研究敌我态势，认为难以攻下。中共共同前委研究决定，放弃进攻赣州计划，随即撤出战斗。

3月18日　在赣州城郊楼梯岭主持召开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今后的行动计划，认为：吉安、吉水、永丰一线有敌军三个旅以上兵力，红军暂时不宜北进；赣南、闽西地区敌军兵力空虚，红军正好发展苏区，打通闽、粤、赣三省边界的联系。会议决定：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与巩固苏区。红四军以三个月为期，分路游击于赣南八县、粤东北七县、闽西五县。与此同时，红六军也以三个月为期，分兵于赣西南地区，扩大与巩固苏区；红五军第一步配合红六军在赣江上游工作，第二步返回湘鄂赣边，扩大湘东、鄂南、赣北的红色区域，使赣北与赣西的道路打通起来。

同日　中共共同前委发布关于分兵争取群众及工作路线的通告，总结了赣南、闽西“武装割据”的新经验，提出了“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6]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通告指出，“分兵游击的意义，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并强调“我们要反对绝对集中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分兵主义”。所谓“伴着发展”，就是伴着原有红色区域发展，“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时间，在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在该区域做深入的工作。

3月19日　和朱德发布《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指出这次未能攻克赣州的教训是：一、对敌情判断不确；二、没有预先观察地形；三、事先无充分准备；四、上下决心不一致；五、战场报告不确实；六、不按时发动总攻；七、一部分指挥官指挥不当。训令要求各部自行召集军官会议讨论总结，批评缺点错误，并将情况报告军部。

3月20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到达南康县唐江镇，并派第三纵队护送伤兵到于都。二十一日，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军部关于整顿军风纪的训令，提出“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7]，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申明“凡违反军风军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

3月23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攻克南康县城。二十五日，攻克大余县城。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对红四军的行动提出指责：“报载你们渐向大余、信丰进展”，“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是相背驰的”。

3月27日　在大余县城，先后召开南康、信丰、南雄等县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以及南康、信丰、大余、崇义、上犹、南雄等县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就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作具体指示。三月底，指导召开河西第一次党的代表会，帮助成立河西行动委员会，同时从红四军中拨枪支组织第二十六纵队，建立起一个红色区域。

3月29日　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司令部命令，申令各部队官兵要爱惜公物，私购被服公家概不认账。

同日　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司令部训令，规定对官兵要有考绩调查，指出这是为了使官佐调用适宜，能将士兵中勇敢进步比较有能力的提升任用，使全体官兵的教育训练都能够在比较有计划的推动之下得到良好的效果。当天，还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司令部关于征募新兵教育问题的训令、关于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

4月1日　趁军阀混战、广东空虚之机，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广东南雄进发，打通粤、赣边境。跨越梅岭关，指挥红军打败广东军阀的两个营，俘虏数百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乘胜攻克南雄县城。接着，红四军各部队深入贯彻古田会议关于废止肉刑问题的决议，公布不枪毙逃兵制度以及可以准假回家的办法，深受广大战士的拥护。

4月2日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一文，提出“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战略”；指责“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

4月3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指出：全国革命形势走向高潮，“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省，而以武汉为中心”，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信中要求红四军同红三军[8]联系，坚决向赣江下游发展，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4月上旬　在广东南雄领导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在城内筹款实行保护中小商人的新政策，对有二千元以下资本的商人不筹款，对有二千元以上的按累进比例征收。对于土豪不是筹款，而是罚款。筹款之后，张贴布告，宣布红军筹款方法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这样做为一般的中小商人所接受。

4月10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攻占信丰县城，歼敌一千七百余人。

4月11日　出席庆祝信丰解放的群众大会并讲话。稍后，同朱德召开第一、二、四纵队司令和纵队党代表会议，决定向安远、寻乌推进。

4月1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指出：当前我们关于红军的策略是坚决地进攻，要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地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要求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地扩大，急进地向外发展”，并“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争取武汉及邻近数省的首先胜利。

4月17日—20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信丰县新田圩出发，经安远县境进驻会昌县城。会见于都县盘古山矿工和靖石农民三百余人，听取他们的汇报，指示他们成立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二十二纵队，并给他们派军事干部，拨发枪支弹药。

4月24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并转红三、四、五军总前委，提出：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只有总前委的集中指导是不够的，应当立即成立红三、四、五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第六军应按中央统一规定改为第三军。来信指定毛泽东必须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4月下旬　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到达会昌县筠门岭。同意红四军政治部发布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宣传员工作纲要》。这个纲要特别规定，“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每一宣传员要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置”。在会昌筠门岭召集染布、木工、缝衣、刨烟、理发等手工业工人代表开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生产和生活情况；并号召他们成立赤卫队，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同旬　和朱德部署红四军一部和寻乌地方革命武装红五十团，歼灭寻乌县澄江的地主反动武装，俘敌千余人。

5月2日　红四军攻克寻乌。四日，毛泽东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致信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委，提出对流氓的方针和策略：既要积极争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又要防止他们的消极因素，在红军赤卫队及苏维埃中不能占多数、居于领导地位。

5月6日　听取中共寻乌县委负责人汇报，指示召开寻乌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寻乌县苏维埃政府。

5月上旬　同朱德部署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在安远、寻乌及广东平远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扩大工农武装。并在东门坝会见红四军宣传队员，要他们每到一地，到群众中作调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组织起来。

5月中旬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战术、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等，并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合编为军团。毛泽东因不能离开红四军，前委派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出席会议。熊寿祺在会上作了《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这次会议对红军的建设、战略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有错误的提法，如“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

5月20日—23日　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毛泽东、朱德等缺席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议讨论了红军的组织和苏区建设问题，通过《政治决议案》、《土地暂行法》等文件。会议提出无条件地扩大红军，继续宣传土地国有等主张，认为目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和富农路线”。

5月　利用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进行寻乌社会调查，接连开了十多天调查会，作了他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后来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关于这次调查，毛泽东后来（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在宁都县的小布）说：寻乌调查，是陂头会议之后，汀州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又说：“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同月　写《调查工作》一文。这是毛泽东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倡导到社会群众中去召开调查会，指明“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阐述社会经济调查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作风，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印发给他在广州召集的一次会议，并写了以下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后来又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

同月　和朱德在寻乌马蹄冈召开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提出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1）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2）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3）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4）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5）说服教育重于惩罚；（6）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7）赏罚要分明。

同月　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共一百余万，战期近半年，给革命势力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

6月上旬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经闽西武平到上杭，在官庄击溃赣敌金汉鼎部一个旅。部署红四军在闽西分兵发动群众，随后到才溪作社会调查。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和耕田队长会议，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改为互助组；教育区、乡工作人员依据群众自愿入股原则，创办出售油、盐、布匹和收购土特产的合作社，以促进物资交流，解决农民生活的必需品。

6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强调在中心城市暴动，认为爆发革命高潮有最大可能的地方是上海或武汉，同时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李立三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游击战术是不适合于现代的需要”，“现在则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当扩大充实”。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就红四军行动致信红四军前委，信中指出：“中央坚决地要四军向长江流域的路线发展，将四军的政治影响扩大，而且更帮助了长江各区域党的工作。四军接到这一指示信后，必须详细讨论，很快地执行这一策略。”

6月11日　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决议认为，“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强调指出：“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随后，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中央总行委。计划规定各地红军的任务为：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6月15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避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批评毛泽东等“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红四军前委的“‘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是错误的。中央还指示前委：“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6月中旬、下旬　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址先在长汀县南阳（今属上杭县），后移汀州城，因此称南阳会议，又称汀州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富农问题》决议中关于土地分配，除了肯定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流氓问题》决议制定了党对流氓的策略：“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会议期间，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会传达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以及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涂振农在报告中，指出现时长江流域反动统治非常混乱，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成了迫切的任务；要求红四军等进攻南昌、九江，“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提出“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指令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在七月十日集中于兴国，改变了红四军原定向赣东游击、以进攻抚州为目标的计划。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6月22日　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关于红一路军由闽西出发向江西集中的命令，指出：“各地工农运动高涨，时局大为开展”；“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

6月28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部队等离开长汀，开始了向南昌的远征。途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到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红一军团总部一同到达兴国。

7月11日　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由兴国出发进攻樟树的命令，决定“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引诱敌军邓英部“弃置吉安，退回与我野战，使赣西群众武装得以乘间占领吉安”。毛泽东、朱德出席在兴国县城北召开的主力红军誓师大会，组织地方武装，扩大红军。随后，在赣西南地区成立第二十、第二十二军，划归红一军团建制。第二十军军长为曾炳春，第二十二军军长为陈毅，各有两千余人。

7月12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离开兴国，十四日到吉安的陂头。

7月14日　出席由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讨论红一军团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认为，吉安因敌军筑工事死守，硬攻会有很大伤亡，同时南昌、九江因敌军大部调去参加军阀混战，比较空虚，决定主力暂不攻吉安，向吉水、永丰、新干以至樟树进攻。

7月15日　和朱德率红一军团向吉水进发。涂振农离开红一军团暂留赣西南特委工作。二十日，和朱德率红一军团到达永丰县城。二十二日，红一军团各军到达麦㙦，和朱德发布攻击樟树的命令。

7月24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军团攻占樟树，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一部。获悉第十八师一个旅守南昌，一个旅在抚州地区，一个旅有由新干渡江来樟树之势，遂同朱德召开军团干部会议，分析了南昌的敌情和四面临水的地势，认为敌人主力没有消灭，南昌难以攻入，主张改变原来中央要求攻占南昌的计划，并决定全军团西渡赣江，乘虚向南昌对岸前进。这样，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7月25日　在樟树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渡河的训令，要求所属三个军在二十六日凌晨四点钟前全部由河东渡到河西。

7月29日　在高安和朱德发布进占南昌对岸牛行车站的命令，规定全军团于八一国际反帝示威节及中国之南昌暴动纪念日，进占南浔路以扩大政治影响，三十日，进至万寿宫、石子堎一带，相机进占牛行车站。

7月底　当红一军团决定不打南昌，而有部分干部主张执行中央指示打南昌时，同朱德决定派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带部队去侦察南昌敌情。

7月　在进军途中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9]：“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8月1日　和朱德认为打南昌没有把握，派罗炳辉率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打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罗炳辉侦察回来，说南昌形势对我十分不利，敌人力量很强，固守很严，不好去打。因此，一军团部分主张执行中央攻占南昌计划的干部，接受了不打南昌的正确主张。本日，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撤围南昌进至安义、奉新休整的命令。随后，和朱德率红一军团转向奉新、安义。十九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对不打南昌作了说明：“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

8月3日　在奉新获悉湘军何键部[10]在湖南追击红三军团[11]，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军团先取浏阳，进略长沙。

8月6日　在奉新城和朱德发布命令，令总部直属队与第三军随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十日进驻宜丰城。七日，得悉红三军团已于七月二十七日进占长沙，随后撤出，决定红一军团继续西进，向红三军团靠拢。

8月10日　在宜丰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命令，规定所属各军于十五日以前到达万载县城集中。

8月18日　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总部直属队到万载县黄茅市（离湖南浏阳文家市三十里）。得知追击红三军团的何键部第三纵队四个团已进至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塅一线，态势较为孤立。为援助红三军团和消灭敌人主力，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进攻文家市的命令。

8月19日　在黄茅市以中共红一军团前委书记名义致信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报告红一军团北上经过和军事行动计划，提出“在此革命局面日益紧张的形势下，扩大红军是非常紧迫的一件事”，望特委将原来决定充实第一军团的三万人，在九月中旬至少要有一万人送到平江、浏阳。

8月20日　红一军团主力突然向文家市何键部第三纵队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歼灭其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俘官兵一千多人，毙伤约一千人，缴获各种枪一千五百余支（挺）。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仗。

8月23日　和朱德率红一军团抵达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会议决定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共三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随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再攻长沙的指示和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对中央的这个指示提出疑问，预计长沙不易打下。由于总前委多数人主张立即再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同意先试一试。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8月24日　致信中共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并转中央，报告红一军团在浏阳文家市作战的胜利，以及在永和市同第三军团的会合。指出浏阳之敌“被我军消灭了四分之一，尚有四分之三在进攻中，这是何键部队的主力，把这些东西消灭了湖南政权就到了手了”。要求赣西南预备军须在信到半月内选一万人到长沙，信到一月内再送二万人。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

同日　晚，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

8月29日　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在武汉召集的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结束。会议策划合力对湘、鄂、赣三省红军和苏区进行“围剿”，确定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个苏区红军的总方针。

8月30日　获悉敌军企图袭击红军侧翼，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先诱歼该出击之敌，然后乘胜进攻长沙”。次日，又令红一方面军“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并部署部队在夜间向敌军阵地佯攻，诱敌出击。

9月3日　红一方面军在长沙城南，对沿着猴子石出击的何键部两个旅，发起猛烈进攻，将敌军驱至湘江边上，击毙的和落水致死的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

9月10日　在诱歼敌军不能实现的情况下，鉴于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攻城心切，有的领导干部也主张再攻长沙，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强攻长沙的命令，定于当晚八时向敌人阵地进行总攻击。红军向敌军连续多次发起攻击，前仆后继，激战至十一日拂晓，仍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次总攻，红一、三军团都遭受较大损失。

9月11日　在强攻长沙失利后，毛泽东主张撤围长沙。当时获悉驰援长沙的国民党军李宗仁、张发奎部已到湘潭，红一方面军总部立即开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

9月12日　和朱德发布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等处待机的命令，第二次围攻长沙遂告结束。

9月13日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株洲。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初步总结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并先在萍乡、醴陵、攸县三县解决方面军的给养问题。

9月17日　在醴陵以中共红一军团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央写报告。报告着重谈二打长沙问题，指出：“围困长沙十六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三十余里。九月三日将敌之出击部队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沟，不敢出来一步。到九月十日我军第二次总攻不得手，九月十二日始决议向萍醴[12]撤退。把敌军三十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同时给全国以颇大影响，则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并说：“这次战役是自有红军以来第一次大战，因此我军死伤也不小。”报告列举攻打长沙不克的原因为：敌军主力未能消灭在筑工事之前，敌退入城壕有余力守城；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红军的技术条件不具备，没有重炮、无线电等。报告强调指出，“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

9月23日　和朱德在萍乡发布红一军团由萍乡出发向吉安前进的命令。

9月24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抵安源。在安源期间，到红三军团驻地同领导干部谈话。召开军队干部和安源地方党干部联席会议，对安源工作作指示。出席安源群众的欢迎大会，号召安源工人农民参加红军。考察电厂、修理厂，下矿井和工人谈心。随即有一千多工人农民参加红军，其中有一百个矿工挑着一百担炸药参军，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工兵连。

9月24日—28日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恢复党、团、工会的组织和正常工作，从而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未出席会议，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会议的文件，直到十二月份才传到红一方面军党内。

9月27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缺十二军）由安源、萍乡两处向袁州（即宜春）前进。次日到达袁州。

9月28日　红一方面军全部到达袁州地区，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发生争论，毛泽东主张先打吉安，部分干部提出攻打南昌、九江。会议最后确定仍按原计划，红一军团打吉安，红三军团进攻樟树并担任警戒任务。

9月29日　在袁州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军团于三十日向吉安前进。当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到袁州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传达长江局再打长沙的指示，并带来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动员毛泽东执行中央指示。经毛泽东的说服，周以栗放弃再打长沙的意见，同意先攻吉安的军事部署。

9月30日　在袁州再次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就周以栗的报告和红军行动问题进行讨论。会议经周以栗同意，决定不再打长沙，先打敌军力量比较弱的吉安。

同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的《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中，向来自全国各地和将要派往各地的红军领导人，介绍“朱毛红军”的发展及现状，肯定了“朱毛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朱毛红军”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是战略性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

10月2日　和朱德率红一军团从分宜到吉水阜田，发布红一军团进攻吉安的命令。

10月4日　在赣西南十余万群众与地方武装配合下，和朱德指挥红一军团向吉安城发起总攻击。守城国民党军邓英[13]部及江西省警察大队等四团兵力潜逃，红一军团攻克赣西南重镇吉安城。随后，连续解放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14]等地，使赣西南根据地连成一片。

10月7日　出席在吉安城中山场召开的军民祝捷大会，并讲话。大会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五十三人为委员，曾山任主席。在大会上宣布《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布告》。布告指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江西劳苦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完成全省总暴动，争取江西首先胜利；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收回九江庐山租界；消灭军阀制度；消灭一切反动派的武装，武装工农群众；完成全省土地没收与分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军阀官僚及反革命分子的工厂商店，凡是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的私人资本，准许其自由经营商业；一切革命群众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当时还组成以李文林为负责人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10月13日　和朱德在吉安发布红一军团移师北向的命令，规定红一军团向袁水流域推进。

10月14日　在吉安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致信中共南方局转中央，报告攻克吉安的胜利和赣西南党组织状况等问题。信中指出：此次吉安暴动胜利，虽在军事上没有消灭敌人主力、缴获大批枪械，但政治上的收获却是不小。吉安暴动胜利，无疑是赣西南豪绅、军阀、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消灭，赣西南地方暴动的完成，是江西全省首先胜利的开始，猛烈扩大红军的好时机。信中对赣西南党组织状况的汇报，反映出受到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其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为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此信还报告：红一军团于十月十八日可抵清江与红五军、红八军汇合，“即行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在那一带将有大规模的决战”。

10月15日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离吉安北上。

10月17日　和朱德率红一军团进抵峡江，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会议讨论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并均有决议。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时，毛泽东提出：不要继续攻打大城市，而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打狗。在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实就虚，以弱胜强。赣江西岸夹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赣江东岸则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九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叶剑英、邓中夏、曾中生、邓小平、刘伯承、周恩来、恽代英、李富春等二十五人组成苏区军委。

10月19日　鉴于军团和军的部分领导人坚持要进攻南昌，同朱德在峡江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规定红一方面军先歼灭高安敌军戴岳旅，占领高安。部署红三军团于二十四日占领高安城，红一军团第四军协助歼敌。

同日　在峡江以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复信湘东特委，对总前委峡江会议关于时局估量等项决议，作简要说明。其中，关于土地问题，指出：“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关于资本问题，指出：“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

10月22日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太平圩。红一方面军各部分别到达太平圩、黄土冈和新余的罗坊地区。

10月23日　获悉中原蒋、冯、阎军阀混战即将结束，蒋介石已调兵准备进攻红军和中央根据地，在太平圩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问题。会议依据敌军部署情况，决定延缓进占高安，将部队布置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扩大红军，作好与敌决战的准备。实现“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争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胜利之任务”。随后，红一军团北移与红三军团靠拢。

10月下旬　蒋、冯、阎战争刚结束，蒋介石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十月二十八日，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已到江西境内的七个师二十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于五日前集中于袁水两岸的指定区域，企图消灭红一方面军于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

10月25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新余县罗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阀混战停止后，正调集军队向江西根据地推进，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状况还远未改变等情况，提出不应打南昌，主张红军主力应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依靠根据地群众支援和有利地形等条件，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军于运动之中，以粉碎敌军的“围剿”。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当前不是进攻大城市的问题，而是积极防御的问题。二十六日，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指出：“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地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浔路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之下，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指出：敌人正在加紧部署对红军的“围剿”，“围剿”的最主要目标是红一、红三军团。“照今天的形势来说，攻长沙或是攻南昌，并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如何组织革命战争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指示信还提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

10月30日　获悉敌军已开始对红一方面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在罗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紧急会议。会议确定：对敌军的大举进攻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把主力红军开到赣江以东根据地广大区域作战。由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向红三军团传达会议精神。

10月下旬　在罗坊期间，从兴国县出来当红军的农民中找了八个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深入调查八户农民家庭的详细情况，主要了解土地斗争后农村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这次调查使毛泽东对中农问题的认识更清楚了，对贫农与雇农之间的差别有了具体的了解。调查报告指出：中农、贫农、雇农都是土地革命的受益者，对中农来说政治权利的获得是其最大收获，那种认为平分土地要损及中农利益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贫农得到了土地，免除了债务，取得了政权，成了农村政权的主干和指导阶级。雇农在田地的取得和婚姻问题的解决方面获得重要利益，但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在政治参与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毛泽东在这次调查中所使用的方法是，首先提出若干个问题的调查纲目，向参加调查会的人逐一发问。同时和到会人一起讨论，把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提出某一问题的结论，或解决办法，再征得到会人的意见，大家同意了就把结论定下来。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一月，把调查得到的材料，经分析整理写成《兴国调查》。他在“整理后记”中着重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10月　听取王怀、陈正人关于永新及中共赣西南特委所属北路行委管辖地区的富农与贫农雇农在土地革命中斗争情况的报告，写出《分田后的富农问题——永新及北路的情形》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反映永新和北路地区的富农在春荒时期，主要采取囤积粮食和贩卖工业品的方式，使春荒加重以剥削城乡劳动人民；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春荒斗争，“对富农坚决奋斗不让步，一定要抑平谷价”，“阻止谷米流到白色区域去，只准在赤色区域互相流通”。

11月1日　和朱德在罗坊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并决定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干、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军事行动部署是：以红三军团为中路，准于本月五号在新干对河附近渡江，向樟树前进；以红四、红十二军为右路，于五号开到峡江城，六号渡江，经崇仁向抚州前进；以红三军为左路，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扰敌工作等。

11月6日　在峡江县境，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开始反“围剿”的准备，并分两路行动：朱德、彭德怀分别指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东渡赣江，向根据地转移集结，在永丰、南城一带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毛泽东等同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从峡江出发，沿赣江西岸后撤，到吉安布置苏区军民撤退。七日，各路敌军向红军原驻地清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进攻，结果扑了空。

11月7日、8日　去吉安途中，在吉水、吉安境内对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处，作了一点简略调查，了解了土地革命的进展状况，村乡两级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况，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东塘等处调查》前言中写道：“在这次调查中，使我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赣西南分配了土地的有几十县。高级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是以乡为单位去分配，一般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也以为是照着乡为单位去分配的，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

11月10日　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布宣传动员令，提出向白军进行宣传的十二个口号[15]，指出这是瓦解敌军的重要武器，要动员全体工人、农民和红军官兵，都来写口号，进行宣传。

11月12日　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出席赣西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对代表的发言作了简略的笔记。十五日，出席江西省行委扩大会又略记了代表的发言。随后，整理出《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一文，其中主要记载了分田的一般情况和问题，指出：打下吉安后，一般地区的土地分第二次或第三次，开始平均分，接着“抽多补少”分，后来“抽肥补瘦”分，由分得不彻底到彻底。以村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的较多，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的较少。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的地区较多，但也有一些地区是按生产力、劳力等标准分配土地的。

11月14日　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出席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会议。在听取二十二军军长陈毅、省行委宣传部部长陈正人等关于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的报告后指出，赣西南党内自八月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后，一贯地取消土地革命的路线。会议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对于这一错误路线要作坚决的斗争”。在会上对陈毅、陈正人等的报告要点作了记录，随即整理出《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一文，列举了土地革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地区的富农力量强大，阻碍了土地革命的开展；许多地区政府在工作中对土地革命问题没有专门报告和讨论，有些干部对土地革命中的政策和观点存在分歧意见，影响了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

同日　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16]。

11月15日　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加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扩大会。会议主要讨论“分青”和“租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拥护分青的群众基础；推翻了向来“苏维埃区域不应收租”的“左”倾的但实际是富农的理论；反对江汉波式的按劳力分配法，指出他的错误仍在于帮助富农妨碍贫农的利益。毛泽东对会议发言作了简略记录，随即整理为《分青和出租问题》，主要有以下内容：（1）指出：“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弊病”。（2）肯定“土地斗争不是一下子能深入的”。（3）正当的土地分配办法应该是：“以乡为单位，按全乡人口总数，除全乡人口原来所耕田地的总数（全乡人口原来在本乡耕的和原来在外乡耕的合计起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4）准许实行“新租田制”，“无劳力的人把田租与有劳力的人耕，佃户交租谷与田主”。

11月16日　和朱德签署红一方面军给红三军的训令，指出：等敌军到吉安并分散后才攻击，“实为错误之处置”，“虽全方面军出击之时机尚未成熟，而各路军一有机会则应尽各种方法各个击破敌之前进部队”。

11月中旬　和朱德部署和指挥红一方面军约四万人实行战略退却，向永丰县藤田和乐安县招携一带后撤。

11月18日　红军放弃吉安。十九日，毛泽东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秘书谢维俊由吉安前往永丰的藤田，与红军主力会合。在转移途中，毛泽东等发现吉安县备战情况不好，驻在该地的红二十军少数干部对“诱敌深入”方针有怀疑，决定这一带不宜作反“围剿”的战场。

11月18日—20日　各路敌军分别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结果又一次扑空。

11月20日　在吉水县水南写信给江西省行委转左路行委、赣西行委、湘东特委，介绍吉水县水南区应敌工作经验，以推动、督促各行委、特委的备战工作。信中指出：这个区“各乡开了群众大会，全区开了活动分子会，坚壁清野亦有准备，特别是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水南街上房内房外都写满了标语、宣言和歌谣，又组织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

11月21日　和古柏、谢维俊由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随即整理出《木口村调查》一文，其中指出：“在这个调查中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

11月下旬　和朱德决定把战略退却的终点选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部。二十五日，在永丰县沙溪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决定全军开赴东固、南垄、龙冈地区集中待命。二十八日凌晨，和朱德在吉安县南垄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宁都县黄陂、小布、洛口之线集结。

12月上旬　蒋介石到南昌，召集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剿匪”会议，决定“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方案，急电催调驻武汉的第十九路军迅速入赣“协剿”，另令驻福建的第五十六师、第四十九师、暂编第二旅向闽赣边界推进，堵截红军。会后在南昌设立总司令行营，鲁涤平兼行营主任，指挥在赣国民党各军，总兵力增加到十万余人。

同旬　在黄陂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李立三“左”倾错误，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的认识。会议再次讨论反“围剿”作战方案，认为：进剿敌军十万，均非蒋介石嫡系。这些敌军分成多路，每路又分成几个梯队，各路、各梯队之间的间隔距离较大，有利于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这些敌军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为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围剿”的主力军，消灭这两个师，敌之“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军四万余人，一次打敌一个师，占绝对优势。红军实行中间突破，将“围剿”军阵线打开一个缺口，东西诸敌便被分隔为距离较远的两个集团，有利于红军各个歼敌。会议决定红一军团正面迎击敌人，红三军团迂回敌后，地方则准备好担架、粮食等。会后，总前委依据毛泽东的发言印发《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反“围剿”宣传材料），这就是：（一）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二）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三）我们的战略好，敌人的战略差；（四）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五）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六）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七）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八）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

同旬　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赣西南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七日，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九日，他又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同一个团政委刘敌谈话时透露要该军肃AB团。刘敌鼓动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该军军长等，释放以AB团嫌疑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十二日，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四百余人，乘夜冲向富田，包围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怀疑为AB团而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这就是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有严重错误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等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提出了分裂革命队伍的口号，并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犯了进行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

12月16日　国民党军各路由北向南，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至二十八日，国民党军先后进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八百里。在红一方面军驻地周围部署了五个师：左路第十八师、第二十八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五十师进至宁都县源头；右路第二十四师进至宁都洛口，第八师先头部队进至头陂。敌军因找不到红军主力进行决战，又不断遭到红军和地方赤卫队、暴动队袭击，士气不振，加上给养困难，造成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反攻作战的有利时机。

12月22日　和朱德命令红三军团、红四军、红十二军（缺第三十五师，含第六十四师）北移到黄陂、麻田、另封、洋衣地区隐蔽待机；派出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独立活动于兴国东北约溪地区，严密监视西面敌军第十八师、第二十八师的行动，并将进攻之敌的注意力吸引到西面。在红军隐蔽待机期间，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总部名义下发了《三十条作战注意》的教材，以促进部队临战准备。

12月24日　获悉敌军谭道源师从源头向小布方向移动，同朱德在黄陂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决定先歼灭该敌。随即指挥部队在小布附近设伏，准备把谭师诱到预设阵地围歼。因敌人刚出动又停止，未脱离居高临下的源头阵地，红军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为慎重初战，撤回原集结地待机。二十八日，获悉张辉瓒师向永丰县上固、龙冈推进，同朱德决定改变攻击目标，命令红一方面军横扫在红军左翼当前之敌张师等，次第歼灭之，并部署集中红军主力于二十九日分两路秘密西开，求歼敌人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际。

12月下旬　在小布主持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在会上作动员讲话，列举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第一，我们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条件。第二，我们可以主动选择有利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我们可以察明敌军行动，摸清敌人行动规律，从而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第五，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第六，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毛泽东为大会题写了表达反“围剿”战略指导思想的大字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同旬　同朱德根据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集中兵力先打谭道源第五十师或张辉瓒第十八师，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个缺口后，使东西诸敌分隔为距离较远的两群，以便红军机动歼敌。

12月29日　获悉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到达龙冈，在永丰县君埠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部署左路军于三十日攻击龙冈之敌，右路军则应派部协助歼灭该敌。

12月30日　凌晨，同朱德进入黄竹岭小别山的指挥所，开始指挥围歼张辉瓒师的龙冈战斗。上午九时许，当该敌在龙冈以东、小别以西登山时，即受到红三军的迎头痛击。下午三时许，红十二军沿龙冈南侧从敌背后发起猛烈攻击，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龙冈北面高山上猛冲下来，被四面包围的敌军，突围未逞，全线溃散。到傍晚时战斗全部结束，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共九千余人，俘师长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九千余件，子弹一百万余发，电台一部，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首战大捷。

12月31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移驻宁都小布，准备进一步追击撤退的“围剿”敌军。

同日　敌“围剿”军总司令鲁涤平判断红军必乘势转扑谭道源师，令谭师速退洛口，与许克祥师靠拢。谭师接到命令后，所属各部向东韶夺路撤退。

[1]金汉鼎，当时任国民党军赣军第12师师长、闽粤赣3省“会剿”军副总指挥。

[2]农历正月初一，过去曾称元旦。

[3]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由江西红军第2团、第3团、第4团、第5团于1930年1月下旬合编而成。

[4]唐云山旅，指唐云山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独立第15旅。

[5]卢兴邦，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2师师长。

[6]“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的具体做法是：第一，分土豪的谷物给农民，以发动群众；第二，进行文字宣传、口头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讲演，以宣传群众；第三，建立工会、农会及革命委员会，以组织群众；第四，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办群众领袖训练班、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有一周或10天工作时间，便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

[7]据《红军第四军状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〇年四月）》记载，三大纪律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着重点在一点上，如一根草也是一点）；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指宿营时睡老板的门板走时要上好才走）；二、捆禾草（指宿营时借老板的禾草走时要捆好才走）；三、讲话和气（指对工农讲话不要出恶样子、要和和气气）；四、买卖公平（指买东西不许压买压卖）；五、借东西要还（指借老板的任何东西都要送还才走）；六、损坏东西要赔（指损坏了老板的任何不值钱的东西要赔偿他才走）。

[8]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即原红军第6军。

[9]这首词的题目是作者在1963年编辑出版《毛主席诗词》时加的。

[10]指何键任总指挥的国民党“讨逆军”第4路军。

[11]1930年6月10日前后，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为基础组建红军第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12]萍醴，指江西萍乡、湖南醴陵。

[13]邓英，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5师师长，11月任新编第13师师长。

[14]清江，今江西樟树。

[15]12个宣传口号的主要内容有：欢迎白军士兵、下级军官当红军；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的，不要替军阀杀工农；欢迎白军弟兄打土豪分田地；白军弟兄暴动起来，杀尽压迫你们的官长；优待白军俘虏；医治白军伤兵；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16]毛泽东后来得知杨开慧壮烈牺牲的噩耗后，给她的亲属写信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1931年　三十八岁

1月1日　和朱德在宁都南林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决定以全力消灭谭道源师，强调“此次战争关系全局，各官兵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并且指出：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人的无线电机不准破坏，还应收集无线电台机务员、话务员等。

1月2日　获悉谭道源师主力向东韶逃跑，和朱德在宁都小布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于三日早晨追击东韶之敌，然后次第消灭国民党军许克祥、毛炳文[1]两师。

1月3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东韶追上谭道源师，一举消灭其半个师，俘官兵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二千多支，机关枪四十余挺，迫击炮四门，子弹十三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随后，各路国民党军纷纷撤退。至此，红一方面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五天内两战皆捷，共歼敌一万五千人，缴枪一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同日　晚上，在东韶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针对一些指挥员提出“明天去打洛口”的请求，及时教育红军指战员克服因胜利而产生的骄傲轻敌情绪，指出敌军在洛口集中了两个半师，不宜轻易去追击，明天不能去打洛口。他还说：我们打了两个胜仗，有些同志以为自己像天兵天将一样，这不好，不能骄傲。

1月4日　和朱德率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总司令部人员返回小布，途中接见第一次反“围剿”中被解放的无线电台人员，欢迎他们参加红军，为建立红军电台而努力工作。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于一月中旬初步组建起来。

1月5日　和朱德在小布召集总司令部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讨论下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决定将红一方面军部署在乐安、宜黄、南丰、广昌、宁都、于都、石城、瑞金一带，分兵以发动群众，摧毁地主武装“土围子”，打土豪，分田地，加强赤卫队，扩大红军，筹集资财，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做好准备。

1月7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未出席这次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绍禹（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

1月10日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项英，同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会合。他向毛泽东、朱德等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苏区和红军领导的指示。

1月15日　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决定，项英在小布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随即发布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未到职），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委员，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时宣布，建立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取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1月16日　得知国民党“围剿”军有以南丰、乐安、永丰、吉水、吉安、泰和、兴国一带成弧形线围堵红军之势，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分散筹款的命令。十八日，获悉国民党军准备放弃南丰、乐安，待熊式辉师、郝梦龄师到后才前进等情况，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移师建宁、南丰、广昌一带继续筹款的命令，并要求部队对于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只搞打土豪、发放没收的衣服粮食、建立赤色游击队、扩大红军等，而对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只作为暂时的宣传口号。

1月28日　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抽调青年学无线电的命令，指出“要看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要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各部即选送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学习。

2月上旬　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抵达南昌，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开始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2月7日　在小布出席“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纪念大会，并讲话。

2月10日　参加红军第一期无线电台训练班的开学典礼，在讲话中要求学员学好本领，为战胜敌人服务。

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区中央局的组织调整，决定在周恩来到职前，由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以上四人组织常委）、朱德、顾作霖以及苏区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

2月16日　农历除夕，参加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举行的聚餐，向总部的工作人员和警卫连同志祝酒讲话。随后，和朱德等到附近各连队看望指战员，勉励大家发扬勇敢战斗精神，争取更大胜利。

2月17日　农历正月初一，在小布军民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春大会上讲话，说：我们红军四万，只用五天时间就打败十万敌军的大“围剿”，这是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这个胜利，是红军的胜利，是苏区人民积极支持红军、保卫苏区的胜利！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积极整训部队，扩大根据地，大搞生产运动，发展苏区经济，以对付敌军的下一次“围剿”。

同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的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内设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暂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的任务。

2月20日　在小布的赤坎村后山，冒雨指挥军民进行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使军民树立常备不懈观念，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2月21日　获悉何应钦到江西后国民党军仍未移动，和朱德在小布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提出“我们为要一面诱敌轻进、努力加紧筹足两个月的给养，一面乘此期中以便迅速歼灭进犯之敌转移形势”，规定将主力部队自二十二日起向东移动。

2月下旬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组织印发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关于争取第二次大战胜利的宣传大纲》，其中指出了争取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有利条件。

2月27日　在黄陂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二月八日发出的《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2]通告的精神，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并转省苏诸同志，其中关于民权革命中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指出：“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们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苏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良田地，或经营畜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租完多少，以两边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

3月2日　中共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指出：“国民党军阀最主要的是进攻江西苏区与打击红军一、三集团军”。“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的撤退（基本军，师，团），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

3月4日　根据国民党军仍在准备进攻的情况，同朱德在黄陂发布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决定各部在地方工作延长十天，以筹足款项。

3月7日　红一方面军发布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歼灭敌人的通令，对地方武装详细而具体地提出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捉敌、疲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和十种办法。

3月8日　在黄陂红一方面军总部召开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大会上讲话，号召广大劳动妇女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和劳动生产，支援革命战争，打破敌人“围剿”，争取广大群众和妇女自身的解放。

3月12日　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关于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叙述了举办《时事简报》的意义、《时事简报》的内容和它的编写方法。小册子中说：“《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也不是完全不发议论，要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但不可发得太多，一条新闻中插上三句议论就觉得太多了。插议论要插得有劲，疲沓疲沓的不插还好些。不要条条都插议论。许多新闻意义已明显，一看就明白，如插议论，就像画蛇添足。只有那些意义不明显的新闻，要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但严禁扯谎”。“《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时事简报》是极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十四日，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在红色区域普遍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指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

3月17日　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的训令。这个训令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前后的缺点，要求吸取过去的教训，更好地准备第二次反“围剿”，并对“鼓动”、“会议”、“训练”和“给养”等四个方面作出了部署。

3月18日—21日　在黄陂出席由项英主持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来信的决议，以及反对李立三路线和所谓的调和路线等问题。会议没有认真组织讨论如何对付敌军新的“围剿”问题。

3月20日　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准备工作》的通令。通令提出“争取二次胜利的中心意义在于转变敌我形势”，指出：“自从军阀战争暂时停顿、敌人向革命进攻以来，敌人是一种攻势，我们在大体上说始终是一种守势”，“因此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成为二次战争的中心任务”。“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二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通令还强调，只有把敌人的攻势变成守势，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才能彻底解决苏区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精练，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

3月23日　依据国民党“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为集中兵力及早完成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同朱德在黄陂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与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并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中央苏区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

3月下旬　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青塘。

3月　中共中央致信各苏区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3]，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各苏区给中央的报告同时也送他们。

春　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第二次反“围剿”之前，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4月1日　蒋介石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从江西的吉安到福建的建宁东西长八百里战线上，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

4月2日　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出《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通知指出：“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现在两种表格[4]，我们如能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起来，是能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现在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为使调查材料真实正确，“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任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通知还规定了阶级和阶层划分的原则标准：“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经租得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自由职业者与流氓的分别，是在自由职业者谋相当正业（如医生、教员等），流氓无一定职业，生活行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坏的事多。”

4月上旬　中共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宁都青塘（叶剑英、欧阳钦同时到达），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毛泽东向中央代表团详细汇报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过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情况。

4月中旬　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肃反问题的政策。会议着重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怎样打以及留在中央苏区打还是退出中央苏区打的问题。大多数人根据中央三月来信关于“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的指示，认为敌军包围严密、敌我力量对比相差太远，主张分兵退敌，还提出退出中央苏区。毛泽东提出留在中央苏区打，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团结破敌，不同意“分兵退敌”的战略。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这只是消极防御。毛泽东的意见只得到朱德等少数人的支持。为此，毛泽东提议扩大范围讨论这个紧迫的战略问题。

4月17日　出席在宁都县青塘举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为中央局三月举行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会上，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等。会议根据中央新的决定，经过讨论通过了五个决议。其中《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指出，对“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中央的这一切决议与工作，扩大会议表示完全的同意”。这个决议基本上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路线，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指出：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决议还认为：只是在攻打长沙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才“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

同日　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指出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地方武装要主动积极向敌人袭击扰乱，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应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战”的秘诀，采取“化众为零、化零为众”的方法，以完成其应有的任务。

同日　项英、朱德、毛泽东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叶剑英为总编辑。工作内容是，搜集中国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国际尤其是苏联军事作家的著述，发行不定期出版的杂志等。

4月18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还有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专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方针策略。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央指示，即在强敌进攻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会上，军队高级干部发言踊跃，坚决主张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发言，也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毛泽东关于留在中央苏区打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有些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5]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蒋、蔡有利于红军发展。毛泽东则指出，在进攻的敌军中，蒋、蔡比较强，过去未打过败仗，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提出先打王金钰[6]的第五路军，这路敌军较弱，从北方新到，表现恐惧。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7]。

4月19日　和朱德发布各军、师向苏区中部集中待机歼敌的命令，指出“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目前中国红军应以最高限度地坚决集中力量，配合群众武装打破敌军围攻”。令红一方面军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并部署各部限于二十三日到永丰县龙冈地区集中。

4月23日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龙冈，向部队深入进行反“围剿”动员，并组织部队做好战备训练、封锁消息、侦察敌情、成立野战医院等临战准备工作。

4月下旬　在龙冈同王稼祥深谈，详细叙述红军斗争历史及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王稼祥提供便于了解红一方面军历史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同旬　为了便于抓住战机，和朱德命令红一方面军再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迫敌而居，准备聚歼王金钰部。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距东固五华里的敖上。

4月30日　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山区召开的军事会议，就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作主报告。会议经过讨论，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并决定了作战的策略：“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

5月5日　鉴于敌军“稳扎稳打”，前进缓慢，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训令指出，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放哨、侦探、运输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全体红军在不妨害作战及警戒情况下，应立时在各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的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

5月8日　项英、朱德、毛泽东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提出为实行持久战略而节省经费、储备粮食，要求从现有经费内节省出半个月的经费。

5月上旬　得知红军有些指战员因长时间待机而产生求战心切情绪，仍然坚持原定计划，即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将其歼灭于运动中，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不受干扰。有人怀疑这种打法，说进攻富田出动之敌须穿过蔡廷锴、郭华宗[8]两敌军阵地之间五十里空隙，太冒险，是钻“牛角尖”。毛泽东则认为，情况并没有起决定性的变化，坚持预定的打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

5月13日　当红一方面军在东固山区迫敌而居达二十多天后，获悉各路敌军继续向苏区中部地区推进、王金钰部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同朱德命令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集中兵力，先消灭进犯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所属全部，并提出对付敌军十四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

5月14日　和彭德怀到白云山实地调查地形后，对他说：红一军团，就是红四军、红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晚上，得知王金钰、公秉藩两师次日晨开始东移，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先消灭王金钰师和公秉藩师，拟于十六日从左向富田方向出击。

5月15日　红一方面军各部奉命分别出发。为了争取初战胜利，毛泽东当晚赶到红三军，同军长黄公略一起，找向导调查路线，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的南侧，找到一条小路，改令红三军沿此路前进，包围敌军的右翼。这个改变，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5月16日　拂晓前，和朱德带总部在由敖上沿通向中洞的大路西进时，前卫特务连同沿中洞至东固大路东犯之敌第二十八师先头部队遭遇，阻止了敌人的前进。朱总司令指挥部队，且战且退，以掩护毛泽东带电台上白云山。毛泽东不见总司令极为担心，令身边的警卫排将敌人打下去，无论如何要把总司令找到。近午时分，由小道秘密前进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的南侧，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敌军第二十八师的后尾全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敌人遭此突如其来的侧面攻击，顿时陷入混乱。红三军主力乘势冲杀，分割包围，战至下午五时许，将敌第二十八师大部歼灭，残敌逃向水南。右路红四军抢占了观音崖、九寸岭两个隘口，并在追击中歼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担任迂回任务的红三军团进占固陂，歼灭第二十八师的兵站后，当夜进占富田。这一仗，红军歼灭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大部和王金钰的直属第四十七师一部，俘敌四千一百余人，缴枪五千余支，机枪五十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并俘获第二十八师无线电队全部人员，缴获一部完整的电台及全部器材，为后来中央苏区同中共中央建立电讯联系提供了条件。这是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胜仗。

5月18日　和朱德率部乘胜追击并击溃逃至吉水县水南的敌军第四十七师残部及原驻水南的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部。十九日，指挥红三、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向东横扫，在吉水县白沙截堵并歼灭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和第四十三师一部，俘敌一千七百余人，缴枪四千余支，机关枪三十余挺，山炮二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5月22日　和朱德指挥部队在永丰县中村歼灭援敌高树勋第二十七师一个旅，俘敌二千三百余人，缴枪三千余支。随后，敌军开始全线后撤。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5月23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中共苏区中央局留在永丰龙冈，不随军行动。为便于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地方工作，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林彪、彭德怀、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5月24日　得知国民党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钰三师有经广昌向南丰逃走之势，和朱德命令红一方面军取捷径先敌占领南丰城。二十五日，在宁都县洛口附近严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研究作战行动，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于二十六日开到广昌县古竹集中，全力进攻朱绍良部。

5月26日　和朱德率总部直属队进驻广昌县古竹，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研究作战计划。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临时总前委决定改变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以少数兵力夺取南丰，集中大部兵力进攻广昌城。二十七日，同朱德指挥红军攻克广昌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钰受重伤后毙命。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

5月28日　在广昌沙子岭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鉴于胡祖钰、毛炳文、许克祥三师向南丰退却，已追赶不上，并从战略和形势考虑，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打刘和鼎师，夺取福建的建宁城，以便胜利后进行筹款。随后，同朱德命红一方面军主力以迅速动作向建宁进发。

5月30日　在建宁县里心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与会者认为，在筹划战费和整个作战形势之下，很需要夺取建宁城，以便扩展到建宁、黎川、泰宁三县筹款。会议决定，向建宁城出击，红三军团为攻城部队，并准备挖地洞用火药炸城，红十二军（缺三十四师）为攻城预备队。

5月31日　和朱德指挥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等一万余人，出敌不意突袭建宁县城，歼灭守敌刘和鼎师三个团，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二千五百余支，电台两部及大批医药和军用物资。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胜仗。至此，红一方面军在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国民党军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在是年夏天满怀豪情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同日　晚上，在建宁城西门外红三军团总部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讨论并决定行动方向、工作任务等问题。会议根据红一方面军主力消灭刘和鼎师三个团，“加上广东问题的严重”[9]，决定红军以大部兵力进占黎川向南城游击，威逼敌人放弃南丰，以至宜黄、南城。关于军事行动，决定就地休整两天后，第三军团分兵进到泰宁、黎川，第十二军仍在建宁，进行筹款和开展工作。关于工作的任务，对地方的是：（1）分田；（2）组织赤卫队、游击队；（3）建立政权；（4）建立党。对红军本身的是：（1）筹款；（2）加紧政治、军事和党的训练；（3）扩大红军。关于俘虏兵的处置，为了扩大红军的迫切需要，这次的俘虏兵一个也不放走，以补充红军，及时编到各师去训练，在训练中再去挑出坏的送走。会议还决定，红一、三军团将第二次反“围剿”缴获的两门山炮连同原有的，各编成一个山炮连。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成立无线电队，下分四个分队。

6月2日　在建宁城外方面军总部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与会者认为：“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当前工作方向分三期推进：第一期向北，即向建宁、黎川、泰宁地区筹款，发动群众，扩大苏区，争取南丰、南城、宜黄等县城。第二期向南，即向江西南部，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西，打通赣江两岸与湘赣边根据地联系。整个三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准备第三次反“围剿”，并以赣南为工作中心地域。会议对苏区中央局来电要毛泽东回后方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毛泽东因“在此地工作开展的需要”，暂不去中央局驻地龙冈。会议还检查了群众工作中的错误，指出：红四军前次在水南烧土豪房子时烧了一条街，要由红十二军代赔，由红四军政治部出布告。第四师没收建宁“绥安中西医院”，要加以追究，给以警告处罚。以后对于西药房、医院等不得没收，需要西药时可出钱买。

6月上旬　鉴于国民党军退至宜黄、永丰、吉水，同朱德部署红一方面军以建宁为中心，分散在泰宁、黎川、南丰、宜黄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费用。

6月10日　在南丰县康都圩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福建工作等问题。会议认为：两广军阀成立军政府，部署军队到桂林，显然要打湖南，证明南北军阀混战不会因红军胜利而停止，必定很快在湖南长沙、衡阳一带爆发。红军在这些条件之下，必定普遍地很快地大发展。红军现在仍应向北，以促成两广出兵，两个月后，我们的主力才调到赣南。闽西红军的发展，主要方向不要向漳州、东江，要向汀州、连城、宁化、归化、清流等县，这样才能与赣东南联系起来，并增强红十二军。

6月20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毛泽东、朱德发布通令，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八月一日改为十月革命纪念日（十一月七日）举行，要求各地代表在十月十五日以前选举完毕。

6月20日—22日　出席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南丰县康都圩举行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临时总前委委员外，还有苏区中央局代表王稼祥及赣东特委代表等。会议由王稼祥、毛泽东、周以栗组成主席团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说：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解决，中心工作是解决争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具体问题，如发展的路线、发展的区域、工作的布置、扩大红军、办红军学校、筹款、军事训练等。会议着重讨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地区的选定问题。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对敌人可能分几路来犯作了大略的估计，并初步选定战场放在于都、兴国、宁都、瑞金一带。会议决定：派周以栗率总政治部到汀州成立闽赣边工作委员会，周为书记。凡西药、被服、印刷等皆由工委筹划分配，不得各自为政。红军学校仍要办，但必须抽调红军中高明的负责人去办，学生也要由红军中抽出，教材必须切合实际，少讲理论。

6月21日　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围剿”。一面令其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部队固守和恢复阵地，一面令其嫡系部队第六、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四师由河南、湖北等省迅速进入江西，担任“围剿”主力军。蒋亲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

6月22日　在康都圩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讨论新的时局和行动方针。会议认为：蒋介石对北方军阀妥协，对两广军阀取守势，正调集兵力准备对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为了利用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红军应改变原定计划，不再向对蒋介石威胁较大又不易建立苏区的南丰以北地区进逼，也不向两广军阀势力控制的粤赣边界地区出击，改向闽西和闽西北地区发展，以扩大红军和筹款。会议布置红三军团、红四军和红十二军迅速分散筹款。

6月28日　在建宁写信给周以栗转闽赣边工委、谭震林转红十二军军委，提出红十二军的中心任务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以这三县为工作区域，同时红三十五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红三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三个军均以两个月为期限，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地解决，使于都、石城、瑞金、会昌、宁化、长汀六县连成一片。“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

6月30日　在建宁致信红十二军军委并转周以栗及闽赣边工委、红三十五军军委：“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定很迅速地向我们进攻已毫无疑义。在此形势下决不能容我们此时期做准备工作，大概下月内准备作战。”信中指出，在目前形势下，红十二军在宁化、石城、长汀三县工作只能计划做一个月，筹款和群众工作，同样是主要任务。

6月下旬　和朱德在建宁召开军事干部会议，贯彻执行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及扩大会议关于抓紧筹款，准备回师赣南迎击敌军“围剿”的决策。会后，红军各部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贯彻执行临时总前委的决策，召集会议，张贴文告，深入动员群众，扩大地方武装，重整支前组织，为夺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作积极准备。

6月　在建宁期间，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关心群众生活。毛泽东对警卫员说：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重要，一天不串门，就像一天没有吃饭。

6月底　国民党军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部队和新调来的部队，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蒋介石将这些部队编成左翼和右翼两个集团军，并决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捣毁苏区。七月一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

7月上旬　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然预见到国民党军即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敌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只隔一个月，又发动新的“围剿”。得到敌军开始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同朱德立即命令各军，既要迅速结束群众工作，又要抓紧时间在几天内尽量多地筹款筹粮以保障反“围剿”的急需。因红一方面军粉碎敌军第二次“围剿”后就投入紧张的开辟新苏区的群众工作和游击区的筹款工作，尚未得到休整，部队减员也尚未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而且主力在闽西北新区，故情况十分紧急。临时总前委研究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军向赣南后部退却集中，以打破敌军“围剿”。同朱德部署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袭扰敌军，迟滞敌人前进，同时部署和指挥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避开敌人的前锋，绕道千里，回师赣南。与此同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七军、红二十军军部及第一七五团东渡赣江，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7月10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从福建建宁向赣南进发。在此前后，红军各部相继从各自工作地区出发，冒着盛夏酷暑，以急行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于都地区回师。

7月12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江西广昌县尖锋，联名写信给留守建宁的红十二师第三十五团，要求他们等到敌人进了建宁城、探明敌情后缓缓撤退，扰乱建宁之敌的行动，以掩护大部队集中。

7月中旬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瑞金北的壬田寨，约集就近几个军的负责人开会，研究战略行动的大体方向。鉴于敌军进入苏区后突然猛进，急于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毛泽东认为应当利用蒋系军阀与两广军阀的矛盾，决定再让敌军深入到赣南底部，威胁两广地盘，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然后红军插回敌军后方，打其空虚之处。随即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于都县北部的山沟里隐蔽，让出通向瑞金、于都和兴国的大道，诱敌继续南进。

7月下旬　红一方面军总部、红三军团、红四军（缺第十二师）、红十二军分别到达于都北部地区，同从于都、瑞金北上的红三军（缺第九师）、红三十五军和由赣江以西沙地来到的红七军及红二十军军部等会合。方面军总部决定，红七军暂归红三军团指挥。

7月24日　在于都县银坑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在敌人深入恐慌疲惫之下，消灭由宁都赖村进攻之敌，然后转向桥头方向消灭敌军的第二部。

7月28日　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兴国县西部高兴圩地区，行程千里，完成了回师赣南集中的战略任务。七月底，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已进到固村、宁都、古龙冈、白石一线，但未找到红一方面军主力。蒋介石、何应钦得知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在兴国地区后，判断红一方面军主力有西渡赣江之可能，便集中九个师兵力向兴国方向急进，企图压迫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毛泽东获悉各路敌军正向兴国方向急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敌我形势和红军作战方针、计划，指出：敌军虽然来势很猛，但在根据地已拖了近一个月，锐气已减，且敌军主要兵力和精锐师团集结在第一线，由富田向东的后方联络线上兵力比较薄弱。会议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首先从侧翼打起，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人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置深入赣南根据地的敌军主力于无用之地。待敌军主力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弱者。

7月31日　和朱德在高兴圩接到红十二军军部和中共纯化区委的报告，得知敌军主力向兴国方向急进，其右侧后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仅有三个团防守，决定避强击弱，以主力由高兴圩地区秘密北进。傍晚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先夺取富田、新安。当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向富田开进，当先头部队进到石陂以北地区时，发现敌第二路进击军陈诚、罗卓英两师先于红军赶到富田，夺取富田的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随即改变计划，率部折回高兴圩地区，另寻歼敌机会。

8月上旬　各路敌军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红一方面军主力被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内，西临赣江，南、北、东三面有敌军九个师进逼，形势危急。毛泽东同朱德决定将迂回敌侧后的战法改为中间突破，向东面兴国县莲塘、永丰县良村、宁都县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红军意图，造成敌军错觉，指挥红三十五军、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和部分地方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吸引敌第六、第九、第十一、第十四等师继续向万安至万安南部良口方向前进，并牵制兴国县崇贤、吉安县东固间之敌，红一方面军主力则乘夜通过敌第九师（在兴国县江背洞）和第五十二、第六十师（在兴国县崇贤）之间二十公里间隙地带，转到莲塘地区。

8月6日　和朱德获悉敌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第二旅进到莲塘附近，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尔后向北发展求歼第三路进击军主力，要求所属各部当夜展开，准备七日拂晓攻击。当晚，红三军团（并指挥第七军）和红三、红四、红十二军（缺第三十五师），秘密向敌军阵地接近。

8月7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地区将敌军第四十七师第二旅和由良村西出侦察的一个多营全部歼灭，取得初战胜利。随后，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乘胜北进，攻击良村之敌第五十四师，歼灭其一部。莲塘、良村两仗共歼敌两个多旅，俘敌三千五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三千一百余支（挺），迫击炮十四门，电台两部，马二百余匹，各种子弹三十余万发。

8月8日　和朱德在良村约溪发出红一方面军命令：决心以全力消灭龙冈之敌。在部队开赴龙冈途中，得知敌第五师在龙冈已有准备，驻地周围修筑了工事，遂改变主攻方向，命令红三军向龙冈佯攻，同时部署红军主力挥戈向东，进攻宁都黄陂的敌军第八师。

8月11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进到黄陂附近，指挥部队一举攻入黄陂，歼灭敌第八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歼敌一部。前后共歼敌第八师约四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挺）。这时，得知敌第六、第十师已接近黄陂，当机立断，命令红军主力停止追击，当夜撤出黄陂，转到永丰、兴国、宁都三县交界的君埠及其以东地区休整。

8月中旬　国民党军发现红军主力的行踪后，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逼近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此。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又处于被敌军八个师三面包围的不利境地，是三次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时刻。毛泽东主持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分析敌情，认为红军主力应采取“声东击西”战术。针对敌人最怕红军北出临川的情况，决定红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伪装红军主力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同时部署红军主力利用夜暗从敌第一军团和第二路进击军之间十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跳出敌军包围圈，向西返回兴国县境内隐蔽休整，观察敌军动向，待机歼敌。

8月17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并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合。为了准备经常的夜行军，加强红军的机动力量，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减少行李马匹的通令。二十二日，又发布节省经费的通令，指出：目前仍须准备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艰苦奋斗，以持久战略来消灭敌人，争取第三次反“围剿”的全部胜利。

8月30日　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指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例如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在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

9月初　和朱德为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军，率领部队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茶园冈为中心的山区，隐蔽休整，待机歼敌。这时，红军主力已休整半月有余，养精蓄锐，士气旺盛。国民党军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奔西突，数次扑空，疲惫不堪，士气沮丧，已无力继续进攻红军[10]。加之当时蒋粤桂军阀冲突加剧，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围剿”军实行总退却。

9月6日　和朱德获悉兴国地区国民党军正沿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当即决定首先抓住兴国北撤敌军一部歼灭之，尔后视机扩张战果。七日，同朱德指挥红三军和独立第五师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之敌第九师一个旅，俘敌两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两千余支。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等在兴国县高兴圩向敌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发起攻击，激战两天，毙伤敌军两千余人。但因敌军占据有利地形，红军兵力不够集中，并且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到较大伤亡，结果形成对峙。为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决定主力撤出战斗，转至茶园冈、均村、永丰圩地区休整待机。

9月11日　在茶园冈得到国民党军要撤出根据地的情报，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于次日转换阵地、截击敌军的命令。十二日，在石灰窑鉴于国民党军对红军情报不明，尚不敢行动，和朱德发布命令，令方面军经老营盘、田塅转向东移到敌之右侧。

9月13日　和朱德获悉敌军退却路线后，立即命令红一方面军集中全力向北撤之敌实施追击。

9月15日　拂晓，红一方面军主力追到退却敌军，迅速强占方石岭。和朱德指挥红军主力截住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及第四军团的一个多团，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予以全歼，俘敌五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四千五百余支（挺）。至此，从八月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六战五捷，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缴枪一万五千余支（挺），各种子弹二百五十万发，电台六部，打破了敌人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包括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进入了全盛时期。

秋　为培养红军干部，创办红军干部学校，找何长工、邓萍谈话，说：我们决心调你们两个军长和四个师长，还有十几个团长和政委来办个学校。北伐时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开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根据蒋介石其人的本性，估计战争会越打越大。培养红军干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还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陈诚为头子的保定系，一是汤恩伯为头子的日本士官系，一是胡宗南为头子的黄埔系，还有其他各省的讲武堂毕业的讲武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谈话后不久，何长工、邓萍等奉命到瑞金筹建红军干部学校。

9月中旬　鉴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同朱德决定，以一部分地方部队监视北面之敌，主力红军和另一部分地方部队由兴国以北地区向南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转移。十八日，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令部队开往龙冈整顿补充，以“执行向南发展之任务”。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指挥部队转移时，在东固遭敌机扫射，中弹受重伤，不久牺牲。

同旬　因陈绍禹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由秦邦宪（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二十五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国民党军阀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只能向帝国主义献媚投降、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既不能“保国”也不能“为民”。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

9月20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由陈绍禹起草的决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提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要求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要求红军必须“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扩大苏区到中心城市”，“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决议强调“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

9月23日　和朱德在兴国水头庄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决定二十五日出发，分七天行程到闽西长汀集中。

9月26日　到达于都县平安寨，指示中共县委和县苏干部要迅速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

9月28日　到达瑞金叶坪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着手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11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指出：中央局随方面军行动，项英因“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电报中提议扩大中央局人数，以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央局委员。并决定成立临时江西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三十日，中央批准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10月14日　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收集攻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为要争取广大群众，巩固根据地，捉得土豪筹款子，必须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规定红军用工兵挖地洞、打对壕、埋地雷去爆炸土围炮楼；要求总部参谋处汇集攻土围炮楼的经验和方法，编为筑垒攻城教范，训练红军。红一方面军各部执行了这个训令，在赣南、闽西拔除了几百个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

10月中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绝不能随方面军行动。中央局应在苏区建立经常工作，指导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的工作。中央局不能代替地方党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等组织。地方干部对中央局的成分无任意变更之权。中央局成分无扩大之必要。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大会和苏大会。中央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任弼时应仍任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由地方干部选拔。中央新代表即可出发来苏区，会同解决一切问题。

10月21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报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十一月七日开幕，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10月24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毛泽东等复临时中央来电[11]，报告红一方面军难以立即向外发展：“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十一月七日开全苏大会，中央局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12]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于、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但必是将来新战场，故四县工作还要加紧。”

10月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

同旬　从瑞金到石城县秋溪红四军军部，召集军事会议，听取军事指挥员汇报，部署红四军拔除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土围子的计划，确定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结合、政治攻势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提出对白色据点采取长围久困、先小后大、先易后难、逐个消灭的方针。

11月1日—5日　在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贯彻中央八月三十日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在根据地、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上展开了争论。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虽然在原则上肯定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等成绩，但重点是批评中央根据地的一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指责为“富农路线”；指责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会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

11月7日—20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报告。大会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宪法原则要点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由中共中央提交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左”的政策。大会为表彰红军及其指战员在革命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功绩，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八人授予奖章。二十日，毛泽东致闭幕词。

11月7日　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11月2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周恩来、贺龙、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时决定在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即取消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总政委。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

11月27日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开始工作。

11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13]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指出：临时中央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统一累进税征收的原则，“除去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阶级的原则来解决，对于被剥削的阶级与最苦的下层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

同日　和项英等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指出：“目前在苏区男女婚姻，已取得自由的基础，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

12月1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电》，宣告中华领土内已经有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它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以压迫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国家”；“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

12月上旬　收到朱德关于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的报告和中革军委关于二十六路军准备起义的情况以及将采取的方针、步骤的报告，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的问题。会议认为，应当争取组织“全部暴动”。十一日，毛泽东会见在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中的秘密中共特别支部委员、特支代表袁汉澄（即袁血卒），问暴动有无把握，有多大把握。听完袁汉澄回答后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过细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并宣布决定派刘伯坚等与他们联系。

12月11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劳动群众书》，揭露日本及国际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苏维埃的旗帜下，以工农苏维埃革命来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半殖民统治制度，获得中华民族及中国劳苦群众的自由和解放。

12月14日　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一万七千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随即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签发红五军团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随后，任命萧劲光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

12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指出，为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工作方法上首先要建立下级向上级经常作报告的制度，上级对下级实行工作检查的制度。

12月16日　和项英等公布《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训令，指出：“在过去的肃反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临时中央政府严重地告诉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的肃反工作，有许多地方是做得不对的。例如听到某个或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口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未经过侦查的工作，就进行捉人，审问的时候，偏用肉刑，苦打成招的事，时常发现。”训令规定，必须坚决地废除肉刑，而采用搜集确实证据的各种有效方法。

12月19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苏维埃政府布告》，指出：“军阀豪绅地主，到处压迫穷人。利用国民政府，要捐要税不停。地主白占土地，厂主垄断资本。”“大家要免痛苦，只有参加革命。”“穷人一致奋起，组织工农红军。豪绅地主土地，一律分给农民。免除苛捐杂税，都是有吃有剩。工人每日工作，只做八个时辰。”“商人服从法令，生意由你经营。”“各地工农群众，赶快参加革命。”“建立工农政府，快把地主田分。工人组织工会，快同厂主斗争。大家一致努力，完成中国革命”。

12月中旬　同即将上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提出团结、建设红五军团的基本方针，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12月22日　到石城出席欢迎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大会，讲话指出宁都起义的重大意义和今后改变军阀制度的任务，希望新编的红五军团努力变成无产阶级化的军队。

12月中旬、下旬　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身份，指导红五军团建设的工作。指示对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进行大混编，逐步打破原来的军阀制度，并转变其军阀作风。提出对起义军官的政策是愿留者欢迎，愿走者欢送，并提拔一些愿革命的下级军官。批准中革军委从红一、红三军团等部选派一批干部战士到红五军团工作。亲自找起义军进步军官谈话，帮助做发展共产党组织的工作。批准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底　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1]许克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4师师长。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8师师长。

[2]《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提出：“目前正是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斗争中，土地国有只是宣传口号，尚未到实行的阶段”；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

[3]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时取消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一项，未被中共中央批准。

[4]指人口表格和土地表格。

[5]蒋光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60师师长。

[6]王金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路军总指挥兼第47师师长。

[7]公秉藩，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路军第28师师长。

[8]郭华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路军第43师师长。

[9]指1931年5月28日，国民党部分军政人员孙科、汪精卫、胡汉民等在广东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主席，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峙。

[10]在当时缴获的国民党军官兵的家信中有这样说的：“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因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

[11]中共临时中央1931年10月22日致电苏区中央局：“接国际来电，要中央红军乘势向外发展，正与中央前三次给你们的指示相符合，请你们立刻把执行这一指示的具体布置及所得成绩告诉中央。”

[12]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

[13]因张国焘未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公布的文件，未由他起草或参与起草，故一般以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署名的文件，以下简称“和项英等署名”。

1932年　三十九岁

1月7日　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肃反工作的报告，并参加讨论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报告，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虽仍认为“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但着重指出：“过去因为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把AB团的斗争简单化了”，“种下了肃反工作的错误根基”。

1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把中间派别断定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强调“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努力求得“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决议还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

1月上旬　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参加讨论打赣州的问题。发言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增援部队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同旬　在瑞金叶坪找何长工谈话，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动一下。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又说：你到红五军团十三军当政委。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

1月13日　《红色中华》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等，欢迎前来参观各机关的红五军团的代表们。他们致词说：白军打仗是为少数人的利益，与白军士兵丝毫没有益处。红军打仗是为大多数的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只有在共产党和苏维埃领导之下，工农兵才能得到真正解放，革命才能得到成功。

1月15日　在瑞金出席全国苏区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致词。

1月中旬　在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中途，另选了会议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

1月21日　在瑞金出席全国苏区少年先锋队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大会致词。

1月2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常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王稼祥任主任。

1月28日　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广大官兵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出于民族义愤，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抗战，称一二八抗战。

1月下旬　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去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休养期间，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1]，还坚持给警卫班战士上文化课和时事课，还接待来访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和对政府的要求。

2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帝国主义大战致全国的通电》，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动地组织义勇军，自动地武装起来，夺取国民党的武装，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建立全中国的民众苏维埃政权。

2月19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指出：苏区党应利用目前极端有利的时机，发动和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夺取中心城市，扩大和贯通各苏区打成整个一片，配合和领导全中国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

2月下旬　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阴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登载伍豪等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2]

3月1日　中革军委因红军打赣州二十四天未克而移到前方，并发布《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的训令》，指出，所有参战各军由军委直接指挥。四日，中革军委指挥红军组织爆破总攻，未能成功，反被援敌分割，陷于被动。

3月上旬　在东华山古庙会见专程赶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项英谈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并转交了中革军委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下山，冒雨回到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出大胆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天晚上带警卫班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的支援下，红三军团已经解围脱险。随后，毛泽东经过调查，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开会，检查打赣州的问题。

3月12日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重编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以四军、十五军编为一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以五军、七军、十四军编为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以三军、十三军编为五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治委员。随后，毛泽东在南康县唐江镇参加红一军团任命新领导的团以上干部会，并讲话。

3月16日　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植树运动的决议。决议说，中央苏区内空山荒地到处都有，若任其荒废则不甚好，因此决定实行普遍的植树运动，这既有利于土地的建设，又可增加群众的利益。决议要求各级政府向群众作植树运动的广大宣传；规定对于沿河两岸及大路两旁均遍种各种树木，对于适宜种植之荒山，尽可能地来种树木以发展森林，必须使广场空地都要种起树来；提出以后要注意培养树木种子，在每年春天来进行此种运动。

3月中旬　出席在赣县江口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讨论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指出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局多数人受临时中央的影响，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会议决定：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进行作战。十八日，中革军委命令西路军应赤化赣江西岸，并相机夺取几个城市；命令中路军须迅速集中宁都，以宜黄、乐安、崇仁为目标，努力争取三县苏区，并相机夺取一个或几个中心或较大城市。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变化，主张中路军向闽西行动，立即向中革军委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

3月19日　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率红一军团行军北上，向宁都集中。途中，向总指挥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阐明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得到他们的赞同。二十一日，林彪、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建议采取毛泽东的意见，将中路军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

3月27日、28日　在瑞金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参加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提议红军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消灭闽西张贞[3]等军阀，开展局面。会议采纳这个主张，将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确定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龙岩，向东南方向发展。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向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主要指挥员传达会议精神。接着，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他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3月30日　在长汀就东路军行动问题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议：“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4]，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同时提出：一军团“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

3月31日　从长汀去上杭的旧县会晤红十二军政委谭震林、中共闽西特委负责人张鼎丞。途中得知红十二军占领上杭，星夜到汀江坐船赶往上杭。次日，在上杭了解情况，向谭、张布置配合东征龙岩、漳州的任务。

4月1日　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后，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批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随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和保障前线的需要。

4月2日　在上杭致电周恩来，指出“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强调红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日到龙岩；提议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局、中革军委于十日移到长汀。

同日　红一军团离开长汀地区，掉头往南，急向白砂、龙岩一线开进。

4月7日　由上杭抵达白砂，与红一军团领导人会合。八日，随一军团到达龙岩西部约五十里的大池圩，指示部队隐蔽宿营，不去有敌人守备的小池。九日，部署红一军团就地休整，侦察敌情与地形。获悉龙岩城守军是张贞第四十九师两个团和少量地方民团，战斗力不强，同红一军团领导人研究决定，直接向龙岩攻击前进。

4月10日　拂晓，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在地方赤卫队协助下，消灭守敌张贞部一个多团，俘虏六百八十余人，缴枪九百余支，攻占龙岩城。

4月11日　在龙岩主持召开红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攻打龙岩的经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步骤。会上，确定的部署是：由罗炳辉率领红十二军在闽、粤边的上杭、武平地区警戒粤军，保障红军攻漳部队的后路和右侧翼；红一军团先在龙岩休整，让敌集中，待红五军团赶到，东路军主力会合后再向集中之敌进攻。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龙岩胜利的原因是：“甲、白砂休息一天，团结兵力。乙、不顾坎市，直取龙岩。丙、大池宿营，不去小池，击敌不备。”关于军队行动问题，电报说在此地休整两天，“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

4月14日　红五军团从赣南迅速赶到闽西龙岩，如期实现东路军主力的会合。毛泽东对漳州战役作进一步部署，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进攻漳州。

同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此信要求苏区的党组织领导红军和群众，“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强调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

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4月16日　在漳州西北约二十多公里的马山，领导东路军总部，组织部队侦查敌情和观察地形。获悉防守漳州的张贞部主力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一部在漳州市内扼守着险要阵地。十七日、十八日，同东路军总部负责人冒雨到前沿阵地调查，经研究确定了进攻部署：以红四军主攻敌人的天宝阵地，红十五军助攻宝林到南靖一线之敌，红三军为预备队。

4月19日　拂晓，指挥东路军对漳州外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主攻部队猛攻敌军风霜岭之线的阵地，并以十二岭为主攻目标。在攻至主峰最后一道防线时，因守敌据险抵抗，红军一度受阻。此时，毛泽东来到前沿阵地直接指挥，令部队加强兵力，从五峰岭向十二岭俯冲。敌军被击溃，红军乘胜追击，全部消灭逃敌。据守漳州市内的敌军闻讯后出逃。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从前线败退城内，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逃走。

4月20日　率东路军主力进占闽南重镇漳州城。漳州战役共歼张贞部约四个团，俘一千六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及大量军用物资。红军部队举行入城典礼，毛泽东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随队入城。

4月21日　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战区总检查和第二次行动等问题。关于第二次行动，会议决定：准备随时打击入闽的粤军；向地主豪绅筹款；搜查反革命分子；扩大宣传；扩大政治影响；分发谷物给群众。

4月下旬　会见蔡协民、曾志等，指导成立新的漳州中心县委，蔡协民任书记，曾志任秘书长。曾志后来回忆说：我从厦门那边到了漳州，见到毛泽东。我跟他到龙溪中学的图书馆找书，找了很多书，后来用汽车运到苏区中心的瑞金。

4月22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指出：漳州战役，“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期，“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电报中还说：“闽南剥削奇重，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到绝，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

同日　召集红三军、红四军和东路军总部连以上干部开会，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报告目前形势，布置下一阶段的任务。他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4月23日　领导东路军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子等工作。后来发现有的部队在打土豪时，将戴礼帽、穿西服、拿手杖的侨眷，误认为是土豪而抓起来，立即召开会议，教育大家分清土豪与侨眷，并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同时指示部队赶紧清查，抓错的赶快放，赔礼道歉。

4月25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第三十七、第三十八期合刊发表临时中央主要成员撰写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反对“党内机会主义动摇”，批评苏区中央局在第三次反“围剿”后，“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

4月27日　指导闽南地方党组织通过召开工农和各界代表会议，在漳州城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

5月3日　在漳州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5]，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白区作战与赤区有很大不同，和粤军作战又与打张贞有很大不同”。

同日　将入漳后收集的上海、香港、汕头报刊的新闻摘要十六条，报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其中有：“日向北满增兵，苏联已增兵备战，形势正紧”；“日苏不致开战，日美将先打响”；“苏联红星报亦谓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但法国及美国保守党极力挑拨日俄战争”；“红军入漳，沿海大震，漳、泉逃厦者，十余万人，言传红军欲攻福州。港报则称：红军欲入潮汕，帝国主义兵舰集厦门者二十八艘”；“张贞尚余四千余人，枪半数”。

5月9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6]通电》，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坚决地起来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与解放。

5月11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接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致各苏区党部的信和毛泽东对中央指示信的意见后，于本日在汀州开会进行讨论。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议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作出《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决议承认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决议提出：“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这简直是苏维埃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

5月20日　中共临时中央电示苏区中央局：“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指示电指出：苏区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有进步的作用，但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指示电还指责赣南会议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5月29日　在漳州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要东路军开赴赣南同侵入的粤军作战。五月底，同东路军领导人部署所属各部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5月　在漳州期间，领导东路军主力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以及进行部队整训等。指示红军将没收土豪劣绅、官僚资本的一部分财物，作为救济金分发给失业工人和贫困农民。同东路军总部商定，留下四十多名具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漳州地区党的工作；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使它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为建立和发展以南靖、平和、漳州为中心的闽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经过红军的工作，在漳州、石码工人中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和有三千多人的秘密工会，群众参加红军队伍的有九百多人，其中有一批知识分子。

同月　国民党政府撤销原驻赣“绥靖”公署，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调集粤军侵占赣南西部的大片地区，使赣南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令第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剿共”。

6月5日　和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就各军整顿期限和召开军事会议问题，致电朱德、王稼祥：东路军各军“须于六至八号三天内整理完毕，准备九号出动”。“八号下午二时在官庄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军长、军政委、军团总指挥、军团总政委、军团参谋长均到会”。六日，同叶剑英赴上杭县官庄。

同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规定：红一、红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红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的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同时应以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

6月7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转出席东路军上杭军事会议全体同志：望坚持积极进攻路线，以全力求得此次战役完全胜利，给粤敌以重大打击。

6月8日　出席在官庄东路军总司令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红一、红五军团经广东梅县回师赣南，计划月底到达赣南与红三军团会合，打击进攻赣南的粤军。

6月9日　和朱德在上杭官庄命令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驻地出发，回师赣南。

同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的“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计划首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移兵“围剿”中央苏区。

6月17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贯彻临时中央五月二十日的指示，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苏区中央局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过去中央局领导的错误”。提出中央苏区党的任务，“应领导红军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配合和影响全国工农革命斗争与各苏区红军的行动，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决议强调“目前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须集中火力来反对”。

6月中旬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朱德兼总司令，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6月21日　和朱德等在江西安远天心圩决定，准备进攻广东南雄国民党守军，调动入赣粤军回援南雄，以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6月23日、24日　和朱德、王稼祥两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集中优势兵力，在信丰南部与粤敌决战，要求红十二军调定南、龙南、全南配合行动。中央局回电，完全同意红一方面军在信丰南部与敌军决战。同时提出，“我们目下可同意十二军到三南行动，但必须留一部兵力在武平、寻乌应付粤敌”。二十五日，红一、红五军团在大余地区袭击粤军，随后准备与红三军团会合。

6月　在从闽西回师赣南途中，指示闽粤赣边省委，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

7月2日　红三军团主力在大余县池江附近击溃粤军四个团，溃军退据大余县城。三日，红一军团一部进攻大余县梅岭关，击溃守军一个团。四日至七日，红三军团多次攻击大余未克，敌我形成对峙。粤军三个师向南雄集中，企图合击红军主力。

7月10日　和朱德等指挥红一、红五军团，红十二军和江西军区两个师，对南雄县水口圩的粤军发起总攻，击溃粤军十个团。这期间，毛泽东亲临前沿阵地，同红五军团指挥员一起冒着枪林弹雨追击敌人。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地区发起的南雄、水口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侵入赣南之粤军退回大余、南雄，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翼。但是由于兵力不集中，未能大量歼灭敌人。

7月11日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发出南雄、水口战役后休息整理的命令，指出今后目标是北上消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夺取赣州、吉安。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先到达乌迳，随后经江西全南抵信丰。

7月21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的指示信，批评苏区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指责“在漳州占领的一个月内，红军中的政治领导的同志没有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个时机与良好环境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而集中一切注意于筹款，这种教训必须深刻的注意到”。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在信丰会见从后方来主持前方军事工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后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向他汇报前方作战和军事行动情况。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项英，报告红一方面军与粤军作战后在信丰、乌迳一带整训和筹款的情况，提出红一方面军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蒋介石嫡系部队作战。

7月23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须迅速过河，并须以极迅速的行动以打击宁敌[7]。要估计到粤敌仍有增援可能，迟缓则将增加困难”。

7月25日　鉴于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

同日　晚上，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8]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9]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但此行动须极迅速秘密，我们决后方开始集中行动。望秘电中央。”

7月29日　周恩来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针对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作进一步陈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

7月下旬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由信丰到达于都县城。

8月上旬　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会议经过争论，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再打由赣江以西和由南城、南丰等地来援之敌，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今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同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兴国会议决定的红一方面军行动计划。

8月8日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出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同日　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精神，发出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训令指出，根据北路的“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以及我军运动较利的情况，决定红一方面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歼灭乐安、宜黄之敌，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南丰、樟树及南昌附近的较大城市。

8月10日前后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从兴国、于都出发，按计划秘密北上，于十五日到达乐安附近，总部设在招携。

8月15日　在招携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决定于十六日向守城之敌发起攻击，以红一军团为主攻，红五军团为总预备队，红三军团策应攻城。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红一方面军已到乐安县招携、宁都县东韶一带。“我军决以迅速坚决秘密的行动，先攻乐安、宜黄，消灭孙连仲[10]大部，乘胜攻南丰、南城消灭朱部[11]，开展赣东一面，求得巩固地向西迎击陈、吴[12]等师增援部队，以更有利地取得赣江下游中心城市，造成夺取南昌的形势。”

8月17日　和朱德在前沿指挥所指挥红一军团主力发起猛攻，中午攻克乐安城，歼灭守军高树勋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两个团又一个营。

8月18日　和朱德等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红军少部兵力佯攻崇仁，以红军主力直取宜黄。十九日，到宜黄前沿阵地视察，召开有各军团干部和地方党的负责人参加的战地碰头会，研究如何部署宜黄战斗。晚八时，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二十日先肃清城外敌军包围宜黄县城，同时须进行充分的攻城准备，以便城外得手后立即攻城，以达到攻下县城再打援敌之目的。攻城的部署是，以红三军团为主攻部队，红一军团担任城北的佯攻任务，红五军团为总预备队。

8月20日　和朱德指挥红军主力先攻占宜黄城外有利地形，晚九时发起攻城，一举攻克宜黄县城，击溃守城的高树勋第二十七师两旅共四团（缺一个营），其大部被歼，一部向北逃跑。二十二日，红军追到龙骨渡又歼灭逃敌之大部，宜黄战斗基本结束。

8月23日　和朱德指挥红十二军乘胜击溃南丰守军，占领县城。这样，乐安、宜黄战役一周内打了两个胜仗，连克三城，共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约三个旅，俘敌五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实现兴国制定的第一期作战计划，有力地支援了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

8月24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宜黄出发，数日后抵达南城附近大竹山，准备攻打南城。因发现国民党军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等师在南城已集结十七团兵力，且该城内外险要，工事坚固，硬攻不易得手，毅然决定放弃攻城计划，改令红军撤至南城至南丰、南城至宜黄两线，发动群众和筹款，待机歼敌。这使红军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保持了战略主动。二十七日，周恩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这一情况，并提出下步行动计划为：待西来增援之敌陈诚、吴奇伟各部进至相当地点，即给予迎头痛击，以消灭敌人主力。

8月28日　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主力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应绕至乐安、宜黄一带，从敌军的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只以小部或独立师留在南城方向，以迷惑敌军。

8月29日　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作出红军回调乐安、宜黄方面的部署。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准备歼灭东援之敌陈诚部的训令：“我军为要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赣东苏区巩固地向前发展，决心首先打击敌之一翼，即远道东来的敌军陈诚部，乘胜掩击崇仁会合之敌，再行相机进取，以求得革命战争的继续胜利。”

8月31日　获悉敌军吴奇伟部约四个团到达店前，有与敌军主力配合向永兴桥包抄模样，和朱德在永兴桥发布红一方面军攻击店前敌军的命令。因西面敌军同日占领宜黄，东面敌军又跟踪在红军之后，准备与西面敌军夹击红军，红一方面军处于进退两难位置。

9月2日　率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向南开进，致电率领后续部队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报告敌情并对部队行动提出建议：敌主力似在黄陂五、六都之线，分两路夹河南进，有到东陂、朱坊之线可能，我方面军明日应集结新丰市、带源、恰村一带，准备坚决打击此敌。

9月3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敌军现到东陂、东港、神冈三点，似有南进可能。提议红一方面军应集结东韶、吴村、洛口之线，坚决打击南进之敌，但我军现在颇疲劳，应有两天以上休息，并作大的行动。

9月5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在宁都的东韶、洛口一带集中完毕。周恩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说目前战役将在东韶、水口、洛口一带，我决集最大力量决战。

9月7日　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指出：这次红一方面军北上，虽然表示其行动迅速秘密的进步，但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部则是缺点。来电指责红军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是不正确的决定，因这必造成敌人更积极向苏区中心前进，使之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关于红军行动方针，来电提出：“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的形势”。

9月8日　前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不同意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关于袭取永丰的行动方针，周恩来致电中央局陈述意见：敌之目的在驱逐我军，恢复据点，攻入苏区。我军五日始在东韶、洛口集中完毕，西袭永丰不仅疲劳未恢复，且敌军将先防我西进，袭取永丰将成为不可能。强调说：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已令二十二军及十二军在宜乐[13]、宜南[14]之间广大发展游击运动与新苏区。

9月上旬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在反“围剿”中分兵作战的计划，复电湘鄂西中央分局，指出：分兵作战只有利于敌人，应集中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其一面，而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行动牵制其他方面，这样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分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因减少兵力损失更大。并强调说：分散与持久硬打，将给敌人各个击破红军和分进合击造成最好机会。

9月中旬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中作战失利[15]，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出：“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复电指出，这是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红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同旬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转临时中央及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出：红四方面军“一月余激战三次，仅击败敌人，未能消灭敌人一路”，“这在战略上仍未抓紧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红军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须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在一次激战后，须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敌急追亦宜以游击战术去疲劳与扰乱他，以争取便于消灭他的有利条件。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太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敌人再进向所固守的地区，仍要失去”。此电还强调说：“我们唤起你们注意这一战略的运用，要努力争取消灭一面敌人的胜利，以达到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围剿’的目的”。

9月20日　和项英等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的训令。训令指出：“猛烈地扩大红军，在目前是我们彻底消灭敌人的武装，完成一切任务，争取苏维埃在中国胜利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扩大红军应列在苏维埃政府工作日程的第一位。

9月23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并且表示，“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当敌情变化“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

9月25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下一步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呼应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和河西红十六军、红八军的行动，“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行动计划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需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提议即刻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等问题。

9月26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坚持“攻城打增援部队”，提出向西追击永丰与西来增援之敌，强调说：如在轻敌之下分散布置赤化工作，则不但将失去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稍缓即逝的时机，而且有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关于到前方开会的问题，复电说：“项英、邓发[16]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出：乐安敌军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如攻乐安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同时强调说：“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并且坚持认为中央局全体会议以项、邓同志回后，仍到前方召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必须讨论解决。

同日　同朱德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以战备姿态做一时期争取群众、扩大苏区以及加强自身教育训练的工作，消灭敌军的零星游击力量和该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军的出击部队，造成有利于与北面敌军作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达到在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实行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粉碎敌军四次“围剿”，消灭援敌，夺取敌军驻点，以展开江西局面。以军团为单位组织参谋旅行团，担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将社会调查、地理调查和军事调查制成书面及图表，报告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作战地域划分为，第一军团以东陂为中心，第三军团以新丰为中心，第五军团以甘竹为中心，第二十二军以南村为中心。以上部署，为第四次反“围剿”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9月29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九月二十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三十日，中央局再电周恩来：“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个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去深刻领会攻取宜黄受分散所造成之严重的错误教训”。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9月3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转告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蒋介石由武汉回庐山，召集在赣将领开会，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区及赣东北取进攻之势，我方须立即紧急动员警戒，并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反失时机，望即定军事动员计划。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临时中央：“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全苏区的紧急动员与布置，中区、湘鄂赣、湘鄂、赣东北的配合行动，我们已感到急要，已提议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中央分局并转临时中央：我们认为与敌决战，必须具备击破敌之一方的把握，以转变目前不利局势，并准备继续作战的力量。“若仅击败敌人，而不能消灭敌人，不能缴获枪弹、俘虏，不能继续作战，这将不易变更现有局势，他苏区援助亦难消灭敌人，不易调动进攻鄂豫皖敌军。”中央苏区现正处于敌坚守据点，积极布置大举进攻，攻则集三师以上兵力来援，颇难取得在运动战中消灭他的环境。“因此，鄂豫皖在现时必须选择敌人之弱点，首先消灭敌之一部，如无此把握而苏区尚能活动，应勿急求战，多疲劳敌军，俟造成更有把握的决战。”

10月6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估计到他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不一定指出名字。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

10月上旬　在江西宁都县境举行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通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已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讨论红军应敌的行动方针问题，“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议过程中，前方中央局成员发言主张结合前线实际来贯彻中央指示，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把他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他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国民党军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后方中央局成员还提出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后方有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供选择的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同旬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送别。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随后，毛泽东回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10月12日　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命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实际上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

10月中旬　到达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医院院长傅连暲请毛泽东住在老古井休养所——一座傍山的小楼上，同先头从瑞金来这里休养的、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周以栗、陈正人在一起。毛泽东一到医院，立即去探视早已来此住院分娩的妻子贺子珍。为了较好地休养，毛泽东接受傅连暲的建议，长期坚持到医院后面的卧龙北山散步。

10月中下旬　在福音医院同伤愈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当时也称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谈话，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得到与会者一致拥护。由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开展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入侵苏区之敌，闽西苏区形势迅速好转。

11月1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中共临时中央，其中说到：“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

11月26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中共临时中央询问执行进攻路线情况和中央局是否团结一致的电报中说，毛泽东仍不同意进攻路线而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还指出：“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

[1]这个宣言于1932年4月15日发表。

[2]伍豪，周恩来的化名。上海的《时事新报》、《时报》、《申报》自1932年2月中旬起，连日登载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2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刊载《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3]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49师师长。

[4]漳、泉，指福建漳州、泉州。

[5]毛泽东这个复电，是答复中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临时中央1932年4月14日《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

[6]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和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但日本则可在上述地区驻兵。

[7]这里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8]赣州，应为赣江。

[9]陈、罗，指陈诚、罗卓英，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司令官（1932年12月任部署调整后的中路军总指挥）、第2路军第11师师长（1932年12月任部署调整后的中路军第1纵队指挥官）。

[10]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9路军司令官。1932年12月任调整后的中路军第2纵队第27师师长。

[11]指朱绍良为司令官的国民党军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6路军。

[12]陈，指陈诚。吴，指吴奇伟，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第90师师长。1932年12月任调整后的中路军第2纵队指挥官兼第90师师长。

[13]宜乐，指江西宜黄、乐安。

[14]宜南，指江西宜黄、南丰。

[15]1932年9月中旬，张国焘等曾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报告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转战情况，并要求中央紧急动员各临近苏区军民策应。临时中央将该电转给当时在中央苏区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16]邓发，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3年　四十岁

1月13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为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者、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同志英勇牺牲[1]，决定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并在全苏区举行追悼大会。

1月1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宣言[2]，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1月21日　罗明经过在闽西几个县的深入工作，感到毛泽东的意见符合闽西革命斗争的实际，于是依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闽西的实际情况，在新泉就长汀、连城、新泉等地的工作方针问题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他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不要硬打国民党正规军，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来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对边缘区、新区工作的指导应不同于巩固的中心区域，不能把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边缘区、新区来。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

1月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途经福建上杭时，指责前来迎接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说：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同旬　秦邦宪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同先期到达的张闻天等会合，标志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来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2月上旬　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首先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3]。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宣布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4]全权代表职务。

2月10日　《红色中华》报发表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秦邦宪写的社论《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正式提出在老苏区进行查田运动。

2月中旬　向同情革命、追求进步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提议，将医院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并把它搬到瑞金。傅连暲欣然同意。毛泽东结束休养，回瑞金不久，即派人到长汀将医院及傅连暲全家迁移到瑞金。毛泽东看望傅连暲时说：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医院，由你当院长。医院的任务很重，你要当好这个院长，首先得有一个观点，为伤病员服务。这个医院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又说：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要教育大家讲卫生。

同旬　回到瑞金后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不久收到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主席反映土地分配存在问题的信，随即去信约他到自己住处详谈，并亲自到云集区听取积极分子的汇报。在掌握了一些情况后，派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的王观澜到云集区叶坪村进行调查，深入了解土地分配的情况。

2月24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的训令，指出：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是战时的紧急办法。富农有捐助战费之义务，不得拒绝政府命令。征募方法是要一方面劝导，同时要带强迫性的。

2月2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帮助春耕并自己种菜的训令，规定：凡属政府工作人员（从中央政府到乡政府），均须在不妨碍政府日常工作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动员起来，亲自下田，去帮助政府近旁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群众耕田。各级政府更须迅即采定旁近政府的空地或荒田，辟为菜园自己种菜。

2月2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和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加强中央各部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部务会议，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

同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的工农劳苦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用一切的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阀的大举进攻，同时应该加紧春耕，应该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应该大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寻找许多交通小道到白区去，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3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前线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庆贺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于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在黄陂地区取得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全部及第五十九师大部的胜利，指出这是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伟大开端。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又在草台冈、东陂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大部及第九师一部。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红军取得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余支的重大胜利。这是周恩来、朱德灵活运用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结果。

同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乡村工人分配土地及保留公田问题的决议》，规定：乡村中各业工人，要求分配土地时，不论失业与未失业，应按照分配土地给雇农、贫农、中农那样，分配同等数量质量的土地。各新区域和土地尚未彻底分配的区域，经过群众同意，酌留公田，用于公共事业，如修理桥梁、修理渡船等。

同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的训令》，规定：各地政府应协同群众团体进行借谷。借谷运动的完成一定要靠很好的宣传鼓动工作，对那些未曾自动请求借谷的群众，一定要禁止不做宣传而用强借摊派的命令主义方法。关于借谷数目的分配，必须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形及群众出谷的可能性来决定，决不可普遍一律。

3月3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宣言谴责国民党将军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轰炸热河和进攻承德之时，依然采取无耻的不抵抗主义，步步撤退。宣言还向全中国民众明白宣告：中华苏维埃政府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直接作战，并驱逐他们出中国，因此必须扫清一切阻碍我们与日本作战的反动军队与武装！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再一次宣言，愿意与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订立作战协定，但是对于一切侵犯苏区的军队与武装，将给以最严厉的打击，直至把他们完全消灭！

3月4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调节民食接济军粮的命令，指出：中央政府已设立粮食调剂局，各地政府应领导群众尽快组织粮食合作社，在粮食调剂局领导帮助之下，努力进行调剂粮食余缺工作。除办米之外，还要办盐，以抵制富农奸商的积藏操纵，以防备国民党的严厉封锁，以调节各地的民食，以接济前方的军粮。

3月5日　关于长汀、瑞金军事防卫问题，同项英致电前方朱德、周恩来，说：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及张炎旅之右纵队将到连城，有进攻汀州、威胁首都、配合赣敌行动之企图。汀州为我东南根本重地，不能轻易放弃。敌如前进，当号召汀州、瑞金广大群众及武装以困阻之，决不让该敌钳制我方面军之行动。将宁化、石城独立团等武装编为独十一师，从东北方面胁制该敌，迅即编成十九军，至少两千枪集中使用，以有力地打击向龙岩、永定、上杭前进之敌，不论长汀、连城何种情况，我十九军必须在茶地、太拔、白砂、旧县、新泉一带坚决作战，争取大的胜利。

3月上中旬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动群众帮助政府工作人员耕田的命令，指出：为了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积极而有工作能力的政府，凡属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服务期内，如果他们家里确是没有劳动力，或是劳动力不足的，由当地政府发动群众代替他家耕种，或帮助他家耕种，以使他家生活比较他本人在家劳动时不感缺陷为限度，务使这些人员解除家庭的顾虑，安心政府工作。

3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的训令，指出：敌人除开军事“围剿”之外，还有计划地在苏区内部组织反革命活动。但是各地苏维埃政府缺乏警觉性，对于反革命活动情形居然忽视。中央政府现在严重唤起各地政府及其肃反机关，要立即纠正这种错误。我们有着广大的群众和坚强的红军，我们有着巩固有力的政权机关，我们要拿了这个有力的政权机关，领导着千百万工农群众和红军，给予进攻我们的内外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3月23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各级国民经济部的命令，指出：在激烈开展着的国内战争环境内，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改善群众生活、增强战争实力的极重要条件。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迅速转变。

3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议决各部制定工作计划，要求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责成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责成土地部立即检查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等。

3月下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指责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5]、毛（泽覃）、谢（维俊）[6]、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3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强调要继续加强军政领导力量，并提出“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临时中央接电后，在关于军事战略及政工原则的“补充指示”中，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这个意见。

同月　指导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的王观澜，在瑞金县云集区叶坪村进行查田试点工作。在听取王观澜的多次汇报时先后指示说：广泛深入地发动当地群众，认真地宣传、贯彻党的土地政策，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组织起来解决问题。查田运动决不是一件寻常小事，是一个群众性的伟大革命斗争，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把群众真正地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分清敌我，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力量，把斗争推向前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注意掌握政策，注意不要把有轻微和短暂剥削行为的富裕中农也当做剥削阶级对待，以致侵犯他们的利益，扩大打击面。当王观澜在叶坪搞查田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毛泽东和临时中央政府及时组织工作团到瑞金县的云集、壬田两区帮助开展查田运动，扩大试点成果，继续摸索经验。

4月4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临时中央政府作报告，要求工会帮助政府做五件大事：猛烈扩大红军，向富农捐款，检查土地，加紧春耕夏耕，改造各级不健全的苏维埃政府。

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完全瓜分中国的危险之空前增长，与整个民族危机的深入，使我们不得不向一切为中国利益而斗争的人们及劳苦群众再作一次宣言”。宣言重述一月间的提议，在承认三个条件的原则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号召一切劳动者与士兵在广大的群众中、军队中以及义勇军中加紧工作，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民族的革命的政策。

4月16日—22日　在中共临时中央督促下，为进一步消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影响，江西省委召开会议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并给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以严重打击，指责“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4月21日　和项英等为开展夏耕运动致信各级苏维埃负责人。信中说：现在夏耕已到，大家不拿出战斗精神来对付夏耕，那末为了群众利益、为了革命战争去增加二成收获的计划，就要受到极严重的影响。因此中央土地部特为编了一个《夏耕运动大纲》发给你们，在这个大纲中指出了夏耕的严重意义，夏耕的目的，夏耕的中心工作，与夏耕中动员群众的方式。你们接到这个大纲之后，要立即召集各种必要的会议解释大纲的要点，讨论本地的进行办法，立即将革命的夏耕战斗开展到所有红色农村中去。

4月2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讨论并决定：闽北苏区及赣东北信、抚两河间地区划为闽赣省，成立以邵式平、毛泽东等二十五人组成的闽赣省革命委员会，邵式平为主席。会议审查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明确国民经济部与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各部的工作关系与职权划分。会议还责成土地部训令各地多种杂粮蔬菜，以解决粮食青黄不接的困难。

4月28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各级增设国民经济部的训令，指出：“提高苏区的各业生产，扩大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这在目前激烈发展的国内战争环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义。”“拿经济建设上的胜利，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的战争动员，这对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训令要求各级政府立即按照规定建立国民经济部的各种机关。

4月　住地叶坪遭敌机轰炸，随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迁居沙洲坝。了解到当地群众饮用池塘水不卫生，便带领干部和群众挖掘一口水井。

5月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提议，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项英、秦邦宪为委员，由项英暂行代理主席。在前方另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由秦邦宪、项英等在瑞金主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5月17日　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团前往瑞金县武阳区，准备出席在武阳区举行的赠旗大会，以这个典型推动夏耕运动。途经该区石水乡，听取乡苏干部的汇报，视察生产劳动。晚上召开乡苏干部座谈会，了解土地、劳动、优抚红军家属、耕田追肥等情况，还着重调查苏维埃代表制度和代表联系群众的情形。十八日，到达武阳区苏维埃所在地。晚上，同干部座谈，了解他们动员群众搞好春耕生产的经验，鼓励他们继续搞好夏季生产。十九日，出席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的武阳区赠旗万人大会，并发表演讲。称赞武阳区特别是石水乡的春耕成绩，号召瑞金全县人民向武阳区学习，搞好夏耕生产运动。会上，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将写有“春耕模范”的奖旗赠给武阳区和石水乡群众。

5月20日　召集参加赠旗大会的瑞金县各区、乡代表开会，作关于夏耕运动、查田运动和改造苏维埃群众团体的报告，指出这是全县当前的三项紧急工作。会上，向代表散发了临时中央政府《为夏耕运动给各级苏维埃负责人的信》和中央土地部编印的《夏耕运动大纲》。

夏　重过大柏地，回忆起一九二九年二月同朱德利用山高林密的条件，指挥红四军消灭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的胜利战斗，作《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5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全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指出为要使英勇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消灭占领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军队，必须消灭同日本订立密约出卖整个华北的国民党罪魁蒋介石的主力，来肃清北上抗日的道路。在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向广东、福建的一切武装队伍提议，在承认三个条件的原则下，同他们订立战斗协定，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

5月30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严厉谴责以蒋介石为罪魁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宣言指出，在他们的手下断送了满洲、热河、上海之后，现在同日本帝国主义即将签订《塘沽协定》，又将北平、天津与察哈尔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地团结起来，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收复我们已失的土地，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宣言再次重申，愿在三个条件下同一切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战斗协定。

5月　和胡海[7]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汇报一部分地区开展查田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六月二日，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肯定少部分地区查田运动的经验，同时仍然推行一些“左”的土地政策，如批评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政策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提出“应对富农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给以严厉的打击，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与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6月1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指出：现在各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尚有广大区域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这广大地区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成了各级苏维埃刻不容缓的任务，责成各级政府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同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召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通告。

6月10日　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否认国民党签订卖国协定通电》，指出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华北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将华北广大地域与几千万民众完全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国民众绝对不承认华北停战协定，全中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协定。

6月上旬　出席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但是，秦邦宪在作结论时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6月14日　写《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文章指出：“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但富农与地主有分别，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挨家挨户去查是绝对错误的。决定阶级成分，要十分谨慎。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应该推翻原案，如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如是富农，现在有赔则赔，如果实在没有赔，只好将来想别种方法。这种赔还，最能争取群众。这篇文章，后来在十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斗争》报上发表。

6月17日　中央苏区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八县的县、区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在瑞金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开幕。毛泽东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发表演说，指出：分配土地在广大区域已取得相当成绩，但有许多地方还没有彻底解决，证明农村阶级斗争还没有十分深入。这次会议的意义，就是要求各级苏维埃负责人今后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动员广大雇农、贫农、中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

6月18日、19日　向查田运动大会连续作报告，内容包括“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查田运动中坚持执行阶级路线”、“争取群众的大多数为消灭封建残余而斗争”、“在查田运动中改造苏维埃”、“查田运动中的肃反工作”等问题。报告指出，在任何苏区内大都有三种区域：斗争深入区域，斗争落后区域，新发展区域。新发展区域的中心问题是以武力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和富农的土地，分配土地给雇农、贫农、中农，分给富农以坏田。斗争深入区域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建设。斗争落后区域的中心问题是查田查阶级，这些区域占中央苏区的大部分。查田运动要依据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去开展。报告强调，查田运动是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一环，只有党、苏维埃、工会都以全力加入这个运动，才能发动、开展与完成这个运动。

6月21日　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闭幕。毛泽东作总结报告，指出：为了最后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开展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严格分别分田与查田，不但为了稳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而且为了查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联合中农，集中全力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

6月25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临时中央政府致开会词，说明苏区内还有地主残余和富农，他们假冒贫农、中农，窃取土地革命的利益，混到苏维埃和群众团体里面进行反革命活动；解释中央政府召集这样大会的意义，就是要开展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会议期间还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大会于七月一日闭幕。

7月4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倡办粮食合作社问题的布告，号召每一个乡至少建设一个粮食合作社，由工农群众自己集股。粮食合作社可以调剂市价，使苏区内粮食价格在常年内不致过高或过低，同时可以保障农民不受粮食缺乏的困难，免去奸商、富农的残酷剥削。

7月10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普遍建立县区两级国民经济部的训令，限定在八月十日以前建立起来，不得片刻延缓。国民经济部的人员尤其是部长，不论哪一级都必须是在政治上工作上最强的干部。“必须这样，才能担负立刻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责任”。

7月1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批准中革军委关于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八月份在中央苏区召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

7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指出：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而是广大的贫农群众的组织。它的作用是赞助政府，而不是代替政府的工作。贫农团要特别注意中农的利益和权利，建立贫农团与中农的巩固联盟。贫农团只有在共产党与苏维埃领导之下，才不致受一切落后的农民意识如绝对平均观念和地方观念等所支配。贫农团应当实行很宽泛的革命民主制度。《工作大纲》规定了贫农团的十项工作，包括讨论土地分配问题，讨论生产问题，讨论组织多种合作社问题，讨论救济灾荒、群众卫生、战争动员等问题。

7月20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告，决定八月十二日与八月二十日分别召集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与北部十一县部分工作人员在瑞金、博生两处开经济建设大会。通告列出到会人需要准备的有关经济方面的各项调查统计报告，强调“报告必须是很忠实的”。通告要求各级苏维埃负责人：（一）要使应到会的人都能按时到会；（二）到会人都带着忠实的报告来；（三）立即在乡进行普遍的经济建设宣传，特别是发展消费合作社与粮食合作社。

7月26日　临时中央政府为推动查田运动的健康发展，决定立即派人分途出发指导，要求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汀东等以县为单位，在八月份召集县苏执委扩大会及各乡苏维埃主席大会，总结查田运动的经验教训，检阅领导是否得力，工作是否适当。

7月29日　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指出：为着争取全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首先应该增加自己的力量，提高胜利的信心，把一切献给战争；其次必须保障红军给养与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充裕的供给，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最后“要反对一切对于战争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对那些在敌人五次‘围剿’面前，表现惊惶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者，但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左’倾的空谈与胜利的宿命论者”。

7月30日　应邀出席工农剧社举行的纪念“八一”晚会，作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讲演，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说到广州起义，从井冈山的斗争说到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指出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全靠党的正确路线，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空谈与动摇。

8月9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苏、市苏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这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参加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运动。要使这次选举密切地与当前中心政治任务联系起来，要从选举中来健全各级苏维埃的组织与工作。苏维埃政府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这是目前阶段上革命政权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表现在选举上，一方面剥夺一切剥削分子的选举权，另一方面吸引尽可能多数的工人农民积极地参加选举。进行选举时，要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使革命的民主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绝对禁止用强迫命令的方式通过代表名单。除政治表现为选举的最主要标准外，工作能力亦应相当注意。只看成分，不看能力，把能力过于弱的分子选入政府，是不妥当的。同日，和项英等署名颁布《苏维埃暂行选举法》。

8月12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报告从根据地的实际出发，着重说明经济建设对支持革命战争、发展红色区域的重大作用，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以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并且也是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激发其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以巩固工农联盟和工农民主专政。报告批评了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观点：“那种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那种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这个报告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8月13日　以笔名子任在《红星报》发表《吉安的占领》一文，总结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红一军团占领吉安的经验与教训。文章指出：这次攻占吉安，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给进攻的敌人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重大损失，这是由于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立三路线反对打吉安，主张打九江，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而达到的。但在军事上是有缺点的，一是兵力没有完全集中就进行攻击；二是未经过侦察阶段即布置兵力，致使夜间的攻击计划不适当；三是红三军团放在离吉安很远的清江，以致未能把国民党军邓英部全部消灭。

8月1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鉴于江西省苏辖境太大，行政指挥上不便利，决定以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七县成立粤赣省。为着造就大批新的苏维埃工作干部，决定开办苏维埃大学，成立以毛泽东为校长的大学委员会。决定第二次全苏大会议事日程，指定王稼祥、刘伯承、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十五位同志组织起草委员会，以梁柏台为主任。

8月20日—23日　中央苏区北部十一县在博生县召开经济建设大会。大会对于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四天的详细讨论，特别指出各县应该坚决反对并打击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摊派的官僚主义方式，应该广泛地发动群众，以经济建设的力量来帮助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8月21日　主持召开苏维埃大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招收一千五百余学生。暂分普通班与特别工作班（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八班），在临时中央政府附近建筑新校舍，并定于九月初举行开学典礼。

8月2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指出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应该是：（一）把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主要是在白区与苏区内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以及在不损害苏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二）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从发展国民经济，打破敌人封锁，节制商人剥削，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三）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去征收适当的土地税，充裕国家的财政。

8月28日　在《红色中华》上以“东”署名发表《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一文，说：国币是发展国民经济、便利群众交易的工具。政府对于国币流通数量及其信用，是有一定计划与充分保证的。近来有一部分地方，发生不信用国家纸票、银毫或者降低纸票价格的现象。中央政府已命令各地政府，立即实行下列方法：（一）向群众作广大的宣传解释，鼓励群众普遍使用国币，严办故意破坏纸票的分子。（二）召集商人小贩开会，说明苏维埃纸票是有全部国家收入做抵押的。（三）各机关各部队必须一律使用纸票、银毫。

8月29日　在《斗争》报上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文章认为，从六月八县查田大会后，查田运动已经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有些地方放弃查田运动的领导，有些地方竟对地主、富农投降。文章着重指出：必须迅速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

8月30日　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国际反帝非战代表大会电。电文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代表，它否认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国民党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密约，它正在号召、动员与武装全中国的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来保持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9月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表《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宣言指出：国民党军阀政客从美、英、日、法、德等帝国主义方面得到许多新式武器和战争经费。这些帝国主义利用你们制造的武器和从你们身上压榨出来的血汗钱，去消灭我们这些为自己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中国民众。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反对那些要使我们再过黑暗的非人生活并要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宣言再一次向全国军队宣告：不论什么军队，只要赞成我们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提出的三个条件，就可以和我们签订战斗协约，以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来保护我们的民族生存和争取我们的民族解放。

同日　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上，作《今年的选举》的报告。报告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报告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是打击反革命的武器；第二方面，是工农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具。报告还对选举运动中的宣传、组织、选举单位、工作报告、候选名单、选举大会、选举委员会等事项，作了具体的说明。九日，毛泽东作大会总结。

9月　在瑞金沙洲坝新创办的苏维埃大学开学后，经常到校给学员讲课。

同月　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五十万军队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二十八日占领黎川。此时，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李德[8]，已从上海到达瑞金。他在秦邦宪的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实施一系列错误的方针和战略战术。

10月10日　和项英等公布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明确规定在这“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本决定予以变更”。决定对土地斗争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包括关于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富裕中农与其他中农的区别，贫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游民无产者问题，地主、富农兼商人的问题，债务问题等，共二十个问题。决定指出：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它同其他中农不同的地方，在于有轻微剥削；它同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剥削收入不超过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知识分子不应看作一种阶级成分，其阶级成分依其所属阶级确定。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一切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应充分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财产不没收。这个决定，主要纠正“左”的偏向，同时也受历史局限存在某些“左”的错误，如仍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

同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阶级》一文。这篇著作，同样为了纠正土地斗争中发生的偏向和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怎样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作出明确规定，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文献。这篇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10月11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于都、会昌、门岭、长胜、西江、瑞金六县农业工会查田运动大会，作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着重指出查田运动是最后肃清苏区封建残余势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工作。同时讲到与查田运动不能分开的任务，是战争动员、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等。

10月15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从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同时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决议指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所颁布的劳动法，经过一年半实施的经验，认为该劳动法的条文有些地方不合于现在苏区的实际环境，对于雇用辅助劳动力的中农、贫农与手工业者，没有变通办法的规定，在执行上发生困难，而且有许多实际事项没有规定进去，而这些实际事项又迫切需要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增进工人的利益，巩固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一九三三年四月间，组织了劳动法的起草委员会从新起草劳动法，五个月来这一新的劳动法草案经过各地工农群众的讨论，集合了许多意见。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劳动法草案与各地的意见加以审查修改。

10月18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动员令说：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大规模的决战已经开始，动员一切力量为苏维埃的出路而战，争取这一决战的全部胜利，这是整个苏维埃政权目前最中心最尖锐的任务。动员令要求各级政府用尽全部力量进行战争动员，必须完成扩大红军的计划；必须保证红军的物质供给，每一件经济建设工作应与战争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发动广大群众担任运输工作；必须特别加紧肃反工作与赤色戒严；必须以最大的力量注意边区、新区工作；必须加紧检举对于战争动员工作的消极怠工和官僚主义的分子。

10月24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报告书指出，残酷的持久的国内战争，要求苏维埃极大地注意于经济建设事业。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必将使革命战争得到确实的物质基础，使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关于苏区的经济建设，报告书提出：第一个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第二个任务是发展工业生产，第三个任务是发展出入口贸易，而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发展合作社是刻不容缓的。报告书还提出，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事业，要求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一般的提高。使所有苏区的劳动民众都受到教育，开展文化战线的斗争，已成为苏维埃建设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10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阶级》两个文件以后，各级苏维埃政府认真贯彻执行。由于文件对阶级成分的划分有明确规定，各地在查田运动中错划的阶级成分基本上得到纠正。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加发扬，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成为苏维埃在农村中的柱石。

同月　和朱德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和陪同人员第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吴明），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赞同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的合作。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潘健行（即潘汉年）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疆界，恢复贸易，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双方开始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11月1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东北、华北和镇压一切反日的革命运动的罪恶行径；指出“中日直接交涉”，“必然是南京政府进一步的投降卖国”；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为中国民族与中国民众的最后解放而血战；并再一次向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反日反蒋的战斗协定。

11月20日　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福建事变后，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这是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9]。但是秦邦宪和李德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以至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十九路军，并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

11月中旬　为了总结苏区乡苏维埃工作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在列宁小学召集乡和村的干部有中共支书、乡苏主席、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贫农团主任等开调查会，还在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中了解乡苏工作和农民生活情况。通过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研究了长冈乡的工作，随后写出《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通过系统的调查，总结了长冈乡的经验：第一，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经验。第二，关于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的经验。第三，关于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经验。十二月十五日，为《长冈乡调查》写一前言，指出：要动员群众完成我们提出的任务和计划，“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11月下旬　长冈乡调查结束后，随即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先后召开由工人、农民和乡干部等参加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还走访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对乡苏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随后，写出《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个调查全面地总结了才溪乡苏维埃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回答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下根据地的建设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个重要问题，批驳了机会主义者脱离实际的错误观点。《调查》中指出：“我们重复的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

11月前后　寄列宁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给在闽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彭德怀，在书上用铅笔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寄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书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12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处置红军中逃跑分子的命令。命令指出，“反逃跑斗争是保障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工作”。其中宣布：拖枪逃跑者，一经捕获一律就地枪决；组织逃跑者，一律逮捕经公审枪决；屡次逃跑、造谣破坏红军及归队运动者，一律逮捕送法庭处以有期徒刑直到枪决；因政治觉悟不够而个人逃回者，各级政府应加强对他们的宣传鼓动，使他们自愿归队，决不能采取逮捕禁闭等办法；任何逃跑分子绝对不许收容在后方机关、部队、团体中工作和服务。

冬　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号召群众努力冬耕、准备春耕给各级苏维埃人员的信，指出“经济建设计划之完成成为争取战争胜利最主要条件之一，而今冬与明春农业生产之有计划的与具体之进行则又占着经济建设之极重要位置”；强调“为了战争与群众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具体的来准备明年春耕，这里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今年的冬耕运动”；提出“乡村劳动互助社的成立与发展是进行冬耕准备春耕的有效办法”。

[1]1933年1月8日，赵博生在江西南城指挥红军部队同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

[2]这个宣言，是在日军攻占山海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的形势下，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

[3]秦邦宪1945年5月3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言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上）一书中写道：“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

[4]杭永岩，指福建上杭、永定、龙岩。

[5]邓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6]谢维俊，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省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

[7]胡海，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委会委员、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8]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2年10月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秦邦宪在上海时得知他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聘他为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的时间，一说为1933年10月。

[9]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4年　四十一岁

1月6日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和李德等人以黎川失守和浒湾战斗失利之事，完全加罪于萧劲光[1]一个人，在瑞金对他进行公审，称之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判处他五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在公审之前，李德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征求意见时，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个主张，说黎川失守这件事不能全部归罪于萧劲光。王稼祥也不同意对萧劲光处以极刑。公审判决后，萧劲光被关押起来，毛泽东派贺子珍前往探视。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大意是：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的问题，你应该撤退，做得对。经过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坚决斗争，萧劲光关了一个月后被安置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2]。

1月13日　和朱德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提出六项建议，敦促它立刻实践其宣言中及协定上所许诺的人民民主权利；立刻武装福州及其附近与泉州、漳州各地的群众；赞助群众立即组织反日反蒋的斗争团体；实际地赞助闽、浙沿海各地的民众武装组织和反日反蒋活动；应有决心肃清自己队伍中准备向蒋介石投降的分子；向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宣布，为反日反蒋，只有与苏维埃和红军合作到底，并采取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电报强调指出，“上述提议是挽救目前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濒于危险的唯一出路”。

1月15日　为瑞金革命烈士纪念塔题词：“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的战斗中，许多同志光荣的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1月15日—18日　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讨论秦邦宪关于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张闻天关于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等。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错误地判断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批判所谓“富农路线”；继续贯彻错误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干部政策；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路线。

1月22日　拂晓，出席在瑞金沙洲坝中央运动场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阅兵典礼，并讲话。代表全苏区工农群众向红色战士致敬，指出：我们经过了许多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反革命“围剿”，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武装了自己，扩大了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现在敌人又集中百万兵力进攻苏区。我们要动员广大红军指战员、苏维埃人民，坚决消灭敢于进攻苏维埃的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

同日　出席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指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两年多，广大工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下，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得到了极伟大的胜利。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要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是要把苏维埃运动推到全中国去，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灭亡中国的阴谋毒计”。大会选举毛泽东等七十五人为主席团。

同日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毛泽东致电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义勇军：“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大会代表苏区与白区数千万革命民众和红军欢迎人民革命军派到大会的代表及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大会并向一切抗日义勇军提议，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宣言的三个条件下，订立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作战协定”。

1月24日、25日　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长篇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与世界革命发展的形势，总结了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运动的经验，阐述了苏维埃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当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在讲到苏维埃的民主制度时指出：“苏维埃政权需要使用强力去对付一切阶级敌人，但对于自己的阶级——工农劳动群众，则不能使用任何的强力，而他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在讲到苏区的土地革命时指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与消灭地主。”“土地革命不但使农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发展土地上面的生产力。”在讲到苏维埃的财政政策时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约的方针。“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讲到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时指出：“我们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指出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必须把组织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以解决苏区最主要的粮食问题和日用品的原料问题。报告特别指出，现在苏区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是加以提倡和奖励的。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报告全文四万字，其中《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一节，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

1月27日　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结论。毛泽东着重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和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又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针对国民党在第五次“围剿”中实行的堡垒政策，毛泽东指出：他们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结论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月29日　得知前方消息，蒋介石兵分三路正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二苏大主席团决定缩短会期，并推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团结一致争取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并提出七项紧急任务：努力扩大红军；加紧赤色戒严；镇压反革命活动；实行坚壁清野；动员运输队上前线去；集中粮食保障红军给养；使一切苏维埃工作配合革命战争。

1月31日　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奖典礼，向在扩大红军中作出特殊功绩的兴国县、瑞金县、红三军团各授予红旗一面。

1月　红一方面军总部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

2月1日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选举毛泽东等一百七十五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向大会致闭幕词，指出：我们已经决定了在全中国革命胜利的方针与计划，现在的问题，是要百分之百地去执行这些方针与计划，争取工农民主专政的全国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但工农民主专政还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我们还要走到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

2月3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等十七人组成主席团，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又通过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2月17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组织法规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期间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

3月20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前任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包庇贪污、私用公款做生意谋利，除批准人民委员会将其主席撤职外，并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交最高法院治罪。

4月10日　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地方苏维埃工作的情况，写出《乡苏怎样工作？》一文。这是一篇具体指导苏维埃基层组织如何做好工作的文章。文章指出：“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文章中包含许多关于工作方法的论述。例如：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要根据各村的情形和特点去推动各村的工作，解决各村群众的困难问题；代表会议报告的内容要有切实的材料与意见，只讲空话的报告要取消；代表会议讨论的问题要实际化，要分出大问题中的小项目，一项完了再来一项，使参加会议的人能带着一个明白的结论回去；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4月16日　就本月十日上海美亚绸厂工人罢工遭受国民党残酷屠杀、造成伤亡惨案一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援助上海美亚绸厂工人罢工斗争宣言》，表示苏区人民和工农红军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愤慨，对美亚绸厂工人英勇斗争的声援；指出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才能消灭法西斯白色恐怖，只有建立苏维埃政权，工人阶级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4月24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指出今年的“五一”节，正值我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进行残酷决战的一天，只有动员全苏区所有的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这一战争，我们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宣言号召全苏区每一个工人与农民武装起来，加入红军中去，为保卫我们的苏区，同进攻的敌人决战。

4月28日　广昌失守。广昌战役是由秦邦宪、李德直接指挥的。红军因同敌人进行阵地战，并采用“短促突击”战术，虽然给予敌人重创，但自身伤亡五千五百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被迫撤离广昌这个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

4月下旬　就日本外务省四月十七日发表关于对华政策致列强通牒一事，向《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指出“日本外务省最近的通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强调苏维埃中央政府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

同旬　离开瑞金，前往中央根据地南线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到达粤赣省委和省苏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在听完何长工汇报南线军民反“围剿”的情况后说：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济棠[3]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并且对当时的形势分析说：总的是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又说：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同时还要向陈济棠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毛泽东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

5月　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会议，与会者有各县县委书记、区苏主席、乡苏主席，以及省里派出的扩红筹粮突击队负责人等。听取汇报后说，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了，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米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打游击，保卫胜利果实；整顿党、团组织，纯洁队伍，准备转入地下活动；做好优待军烈属的工作，做好残废军人的转移安置工作，以巩固部队；做好地方治安工作，防止敌人破坏；加强妇女工作，组织妇女变耕队，号召妇女参加赤卫队；做好扩大红军工作，完成扩红任务。

同月　得知红二十二师于四月二十一日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召开干部会检查战斗失利的教训，立即赶到粤赣省委办公室给红二十二师负责人打电话，详细了解敌我情形，然后对政委方强说：我们是新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钳制敌人。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挡不住敌人、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的原因。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消灭敌人，仍要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并取得地方党的帮助，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对反革命分子则坚决打击。方强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师党委研究了这些指示，并作出具体布置，有计划地更坚决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龟缩在筠门岭，未能前进一步。南线由于实行了毛泽东的意见，出现了新的局面。

同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日渐逼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随即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夏季，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

6月上旬　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见到红军战士走出碉堡，在野外练刺杀、搞演习，感到特别高兴。在李官山住了十余天。得知二十二师用小部队近期打了五六个小仗，消灭敌人一支企图前进的部队；看了六份反映小战斗的《战斗详报》，并用三个晚上同师领导一起研究了《战斗详报》，深入总结小战斗的经验和教训。还同红二十二师营以上干部进行座谈，了解部队从碉堡里走出来，实行红军的“三大任务”，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干部提出：有这样大的变化，为什么方强政委反被撤职，调回瑞金？毛泽东说：我们是红军战士，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要忠心耿耿。要从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接着，又分析南线与北线的敌情，指出了红二十二师的行动方针。

6月中旬　在站塘等地调查后回到文武坝，向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及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这些指示，对缓和南线赤白对立，促成陈济棠同红军和谈起着良好作用。

6月19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反帝纲领。这一纲领是：（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二）全中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三）号召民众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财产；（五）中国必须立即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宣言强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反帝纲领之下团结起来，只有执行这个纲领，中国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6月22日　在会昌致电周恩来，报告“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判断是渐，不是突然”；提出“目前我军对西岸联防队及协白军的，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队”；建议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在瑞金待机为宜”[4]。

6月下旬　接到中央通知，立即回瑞金沙洲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5]。得知福建的清流、连城战事告急，于是取消了原想去视察的计划。

6月　致信中共会昌县委和县苏维埃。主要内容是：普遍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分清阶级阵线；发动群众搞好阶级斗争，纯洁干部队伍；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搞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搞好经济建设，打破敌人的封锁；壮大地方武装力量，保卫苏维埃政权，反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同月　和朱德发表《告白军官兵书》，向国民党军指出，“救国家，救家乡，救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到北方去打日本，真是我中华好男儿保国卫民、立功于国家的时候了”。号召国民党军“不要打红军”，“两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

同月　出席在石城县龙冈召开的群众大会，号召龙冈人民努力搞好生产，支援革命战争。随后，又出席在县苏政府召开的干部会议，在听取汇报后指出，要做好坚壁清野等工作。

7月1日　在中共粤赣省委机关报《前线》第八期上发表视察中央革命根据地南线时的一次谈话要点。这篇谈话指出：“我们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它，我们也一定能够克服它。怕困难，消极，懒散，请假回家，开小差，在工作中口称冒办法，用平常样子对付紧急工作，战争空气的缺乏，工作的不实际、不深入、不抓紧，这些凶恶的毒菌立刻给它消灭掉。一切积极奋斗的同志们团结起来，开展反机会主义动摇消极的斗争，为着革命胜利奋斗到底。”

7月上旬　国民党军重新调整部署后，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秦邦宪、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在前方指挥各路红军节节抵御，同优势敌人拼消耗，企图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阻挡敌人，结果任何一路都未能阻止敌人前进，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7月7日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七军团六千余人，由军团长寻淮洲等率领从瑞金出发开始北上。先遣队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因时机已晚，兵力单薄，没有达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调离一部的目的。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声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在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紧急关头，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同时提出五项抗日主张：（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领土主权，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伪满洲国；（二）立即宣布对日绝交，宣布一切中日秘密条约和协定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三）武装全国民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国债款本息；（五）普遍地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

夏　在会昌作《清平乐•会昌》[6]：“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7月下旬　从会昌回沙洲坝后不久，为避敌机轰炸，迁居瑞金西面的高围云石山。这时，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搬到瑞金西面的梅坑岩背。

7月31日　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就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谈话。在谈到目前时局的特点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吞并中国的新进攻，中国民族已经到了极端危急的关头。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同国民党大举进攻苏区是完全配合一致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正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前进，企图血洗苏区，消灭苏维埃红军。苏维埃政府与红军，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讨伐国民党卖国贼，正在领导广大群众与英勇红军在各条战线上与优势兵力的敌人开展最激烈的血战，以一切力量用各种办法去粉碎这个凶恶的“围剿”。在谈到派遣抗日先遣队问题时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红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正在也只有在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之后，才能大举北上，却在此时派出了自己的先遣部队。谈话号召：全国一致起来援助苏维埃与红军，使我们能够迅速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集中力量抗日反帝；援助我们的抗日先遣队，反对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使抗日红军迅速前进。

7月　当湘赣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围攻下日益缩小、红六军团处境危殆之时，中共中央讨论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问题。当时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往西边去，“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中央主要负责人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

8月1日　出席在瑞金大埔桥红场举行的“八一”阅兵典礼，并发表演说，阐明今年“八一”大检阅的伟大意义。晚上出席授奖典礼。

8月2日　向瑞金红军家属第一次代表大会作报告，说明当前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鼓励红军家属继续做好支前工作，争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

8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对叛变投敌的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原红军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并通令全国各红军、各地方部队、各苏维埃政府等，如遇孔荷宠就地扑杀，以为动摇叛变者戒。

8月31日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都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也形势更加危急，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仅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

9月上旬　因前线吃紧，日夜忧思，对战局放心不下，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得到同意，中央要他注意军事情况。中旬，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抵达于都。

9月中旬　调查于都、赣县等地区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同时，密切注视前线战况的变化，只要有从敌占区和敌人刚攻陷地区来到于都的人，都要找他们询问战事。

9月20日　在于都复电周恩来，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部于都、赣县、登贤（在今于都境内）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敌军小队、地主武装及小股散匪在何地侵扰或潜伏的情况；同时报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其任务是对敌军小队进行戒备，对地主武装和小股散匪迅速进行打击、驱逐和肃清；最后报告于都、登贤全境没有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

9月下旬　在于都县城召开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村、乡、区干部座谈会，提出：要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要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手工业要为革命战争和农业生产服务。要严厉管制阶级敌人。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有缺点错误要自觉地向群众检查，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同旬　接见于都县红军家属代表会的代表，号召他们积极搞好生产，支援前线，鼓励亲人在前方英勇杀敌。

9月底　在繁忙的工作中，突然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到于都。经过治疗，毛泽东病刚好，又开始翻阅文件，对劝阻他的傅医生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9月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10月上旬　在于都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派警卫员到瑞金云石山通知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同时，毛泽东立即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宣布和说明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强调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随后，毛泽东返回于都县城。

同旬　在转移出发前，得知张闻天对中央最高“三人团”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有意见，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安排在一起，“三人团”采纳了这个意见。当时张闻天对秦邦宪“左”倾错误的不满，在同毛泽东闲谈时说出来了。从此，张闻天同毛泽东接近起来。

同旬　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向兴国、于都、瑞金等地集结，准备转移；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国民党军随即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中央革命根据地日渐缩小。

同旬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坚持斗争。

10月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毛泽东写的《游击战争》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当时曾题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全书约三万字，共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对自己部队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

10月10日　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10月11日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门、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10月15日　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在会上讲话指出：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并对将留在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8日　傍晚，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0月21日　夜，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二十五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10月22日　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五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和红二十四师、红十军。

10月23日、24日　在信丰县古陂西南的杨坊宿营。随军委第二野战纵队转移的贺子珍，于二十四日也抵达古陂，看望了毛泽东。

10月24日　以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的红六军团到达黔东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会师。随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

11月2日　红一军团在湘南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城口之间进攻，至八日，中央红军通过了国民党军主要由粤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7]，进入湘南地区。

11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长征路上联名散发《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大家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11月上旬　发现警卫员吴吉清患疟疾发高烧，将自己坐的担架让给吴吉清，并安慰他说：“你就安心坐着我的担架养病好了，同志们抬着你走是要累一些，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

11月10日　红三军团在湘南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进攻，至十五日，中央红军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江地区。

11月12日　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8]两部共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专事“追剿”；同时电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9]进行堵截，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从十九日起，何键将“追剿军”分成五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11月25日　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广西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二十七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控制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但因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行动缓慢，大部队尚未过江，遭到优势敌军的拦击，与国民党军发生激战，部分部队被敌军截断，损失惨重。三十日，毛泽东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1月　长征途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或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秦邦宪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秦邦宪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尔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12月1日　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这是军事上错误领导造成的严重恶果。

12月上旬　在过湘江后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入苗族区，苗族的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汉民族不同，大家要更好地遵守群众纪律。进入苗族区以后，又给警卫人员讲党的民族政策。

同旬　蒋介石及其参谋团觉察中央红军主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命令“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以阻止中央红军主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军很快布好一个口袋阵，企图让红军主力进入包围圈。

同旬　红军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同时，在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上，鉴于去红二、红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湘西的先机，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秦邦宪、李德不予采纳，而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红六军团的会合上。

12月12日　在湖南通道参加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秦邦宪和李德仍主张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0]。会后下午七时，中革军委就会议精神致各军团、纵队首长“万万火急”电：“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则应相继进占黎平”。

12月14日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令中央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但同时又令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并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12月15日　红一军团打败地方军阀王家烈的守军，攻占黎平。十七日，毛泽东到达黎平县城。

12月18日　出席在黎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秦邦宪、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同日　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12月19日　中革军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具体规定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并要求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分别钳制湖南、贵州和四川之敌。

12月下旬　中央红军在黔东北击溃黔军侯之担部，连续攻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前进。

同旬　从黎平出发向黄平进军途中，在村旁见到一位老年妇女因冻饿而倒卧路旁，当得知为当地农妇时，立即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又从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还让警卫员拿了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并送给她。老妇连连道谢。

12月底　随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猴场（今草塘）。

1934年—1935年　在行军途中作《十六字令》词三首。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萧劲光，1933年4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同年10月28日被任命为红军第7军团政治委员。他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主席同‘左’倾机会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

[2]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黎川失守要问罪于萧劲光，“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我当时说，应该把萧交给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像以前一样又出来庇护他，萧被调到后勤纵队，事情也就此了结”。

[3]陈济棠，当时任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军总司令。

[4]何长工回忆说：南线筠门岭失守后，中革军委调来方志敏的部队，由第7军团司令员寻淮洲率领，“准备夺回筠门岭”，“毛泽东同志不同意这种作法”。

[5]当时任粤赣军区代理参谋长的程子华回忆说：“这次，毛泽东就在粤赣省委只住了十多天时间，因为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回中央（瑞金）开会，就回到瑞金去了。”

[6]毛泽东在1958年对这首词曾作批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他又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

[7]国民党军第2道封锁线主要由粤军陈济棠部所设置。1934年10月上旬，中革军委派出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全权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南进行停战谈判，双方达成5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往来；（三）互通情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20里。这个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通过粤军设置的封锁线，创造了条件。

[8]薛岳部，指薛岳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2路“追剿”军。周浑元部，指周浑元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3路“追剿”军。

[9]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1934年12月又任广西“剿匪”军总指挥。

[10]关于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的情况，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1935年　四十二岁

1月1日　出席在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决定还提出，必须尽量使部队得到休息并进行整顿和补充，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下，缩编部队，以适应新的作战环境。为改变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三日，中央书记处责成各军团首长将这个决定向团级以上干部传达。

1月2日　红一军团第二师在瓮安县江界河强渡乌江，架起浮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随同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至六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县回龙场、瓮安县江界河、开阳县茶山关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

1月7日　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城。

1月9日　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1月12日　和朱德等参加在遵义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举行的遵义全县民众大会。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讲述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指出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强调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1月15日—17日　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在会上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长篇发言。发言批评秦邦宪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秦邦宪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于二月八日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1月19日　同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到达泗渡。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桐梓、松坎、遵义地区向川南开进。

1月20日　由泗渡经板桥，翻越娄山关至桐梓。

同日　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出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应集中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1月21日　同军委纵队到达九坝。

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敌[1]，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1月中下旬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可能北渡长江，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赤水、叙永、古蔺地区堵击，又令薛岳部和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

1月26日　到达土城。这时，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城，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尾追的川军进至土城以东地区。在前往土城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

1月28日　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一军团一部从南北两面向青杠坡地区之敌发起猛攻，激战终日，战斗失利。此时，川军后续部队两个旅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侧背攻击中央红军。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轻装渡赤水河西进，开始了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1月29日　凌晨，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川军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江。

同日　从土城渡河前，同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谈话，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通报军委关于部队缩编的决定，要求部队运用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2月2日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西入云南，重新调整部署，将“追剿”军改为第一、第二路军。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率主力“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另以一部封锁湘、黔边境，防堵中央红军进入湖南。龙云任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集结川、滇、黔边地区，“追剿”中央红军。

2月3日　同军委纵队到达四川叙永县石厢子。中央红军连日在三岔河、永宁（即叙永）遭到川军截击。当晚，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结。

2月5日　离开石厢子，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2]。同周恩来谈张闻天提出的变换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3]。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根据当前敌情，中革军委考虑渡江的可能性问题，认为如渡江不可能，则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传达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决定：“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2月6日　到达云南威信县石坎子。中革军委电令红一、红三军团向威信县扎西靠近，迅速集中，以便于机动。

2月7日　由于国民党军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致电各军团指出：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电报要求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并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

2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为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决议。

2月9日　同军委纵队经大河滩到达威信县城扎西镇。在老街江西会馆出席中央负责人会议，研究下一步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等问题。在会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认为应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提出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2月10日　中革军委发布各军整编的命令。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开始进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其他各军团取消师一级机构，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

同日　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4]部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中革军委决定红军迅速脱离川军与滇军之侧击，争取东渡赤水河先机，并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军为主要作战目标。十一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由扎西掉头东进。军委纵队到达石坎子。

2月11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敝，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须采取疲敝、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电报要求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龙为主席。

2月13日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中央分局发出指示。指示说：“放在你们及中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地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要“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指示还说，要“确切地进行瓦解白军工作，把这一工作放在支部及游击队工作的头等地位”，要“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5]

2月16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本日，中革军委致电中央军区，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通告停止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的决定，并指出：“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西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

2月18日　到达走马坝。出席红一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报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精神，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反攻”以来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退却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跑”，这也是错误的。

2月18日—21日　中央红军由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国民党军驻川、黔各部慌忙调兵阻止，并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2月20日　在回龙场出席红三军团干部会议，作战斗动员报告，号召要提高消灭敌人的勇气：敌人就像手上的五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

2月21日　蒋介石急电王家烈，判断中央红军有取道川、黔边界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模样，指令黔军在松坎、赶水一线堵截。

2月23日　到达后滩坝。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及中央分局，指出：游击队必须轻装。每一部队不要拥挤很多干部，分局的人除项英、陈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人都到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团。苏区干部应有一部分到占领区去。要向所有干部讲清楚：“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在游击活动中，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地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广泛地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知道利用一切开始时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2月25日　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以南之黔军，乘胜夺取遵义。中央红军经激烈战斗，再次攻克川、黔交通要道娄山关。二十八日，重占遵义。这一战役，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五日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2月28日　同军委纵队过娄山关，到达大桥。随后，有感于娄山关战斗胜利，作《忆秦娥•娄山关》[6]：“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7]。”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

3月1日　同军委纵队到达遵义城。

3月2日　蒋介石飞往重庆“督剿”。三日，电令驻川、黔各军在乌江设防，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之间地区。

3月4日　在遵义老城天主堂红军总政治部驻地出席连以上干部会议，并作报告。报告分析了这次遵义附近战斗胜利的原因和意义，以及一般的形势和目前的紧急任务。

同日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3月5日　凌晨三时，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在由遵义至仁怀的西进路上，袭击国民党“追剿”军周浑元部，并说“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清晨六时三十分，毛泽东、朱德率前敌司令部离开遵义，前往鸭溪。

3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指出：遵义战役的胜利“给了我们在贵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开始赤化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这一胜利是在党反对了军事的单纯防御路线之后，证明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粉碎了一切动摇悲观、过分估计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等机会主义观点，发扬了红色指战员的高度积极性。遵义战役的胜利就是党的路线的胜利！”“用一切努力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来建立苏区根据地，是目前每个共产党员最中心最神圣的任务”。

3月10日　在狗坝（今苟坝）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计划。毛泽东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会上多数同志赞成进攻打鼓新场。晚上，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十一日晨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说服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中革军委即向红一、红三军团发出关于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随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

3月12日　晚上，离开狗坝，到达青坑。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十三日，中革军委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各军团，并指出：“军委依此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8]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3月15日　和朱德率前敌司令部移至坛厂附近指挥作战。中央红军主力围攻鲁班场，未克，撤出战斗，向茅台地区机动，袭取仁怀。

3月16日　到达仁怀县茅台镇。当晚至十七日十二时前，中央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国民党军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

3月20日　进入四川古蔺县境内。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川、黔军主力在叙永至赤水河沿岸赶筑碉堡，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由东向西“追剿”。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南集中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电令各军团，坚决迅速东渡赤水。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四渡赤水）。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战绩，是他运筹帷幄的得意之笔。

3月24日　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首长，指出：敌人企图连接遵义、仁怀封锁线，阻我在其以北地区。要求各军团以遭遇敌人姿势迅速通过遵、仁之线，争取南下先机。

3月27日　同军委纵队转移至萝筛坝地区。中革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9]，决改从鸭溪、白腊坎地域向西南转移。又令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佯攻敌军，引敌北向，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向南急进。

3月28日　同军委纵队离开花苗田，从白腊坎附近通过国民党“追剿”军的封锁线。

3月31日　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重兵集团甩在乌江北岸。

4月2日　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等地，前锋逼近贵阳。五日，又以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在江上架设浮桥，作主力即将东渡姿态。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这时，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欲东进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急调滇军驰援贵州，又令薛岳和湘军东至余庆等地布防。

4月7日　中革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八日起，中央红军主力以日行六十公里的速度，经青岩、定番（今惠水）、紫云等地，向敌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使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4月11日　同军委纵队前梯队经定番、十里冲，到达沙坑场、白水井地区。

4月18日　中央红军主力从白层、者相、者坪、罗炎地区南渡北盘江。随后，相继占领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县城。二十七日，中央红军在云南境内连克白水、曲靖、沾益、马龙，前锋逼近昆明。

4月28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到鲁口哨、大汤姑一带宿营。当晚，出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毛泽东最后发言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4月29日　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5月1日　到达小仓街。经勘察，决定在洪门渡、龙街、皎平渡附近渡金沙江。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

5月3日　刘伯承[10]率中央纵队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完全控制渡口的南北两岸。当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军委纵队赶到皎平渡过江，在北岸组成渡江指挥部。因得到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架设浮桥未成、红三军团在洪门渡口所得渡船很少的电报，又得悉万耀煌[11]要保存实力往回收缩的情况，中革军委决定：除留红十三团在洪门渡过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全部改由皎平渡过江。至九日，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在滇、黔边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在东川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至此，国民党数十万“追剿”部队被甩在金沙江以南，中央红军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月10日　蒋介石由贵阳飞抵昆明，急令川军扼守大渡河沿岸等地，又令薛岳、周浑元及滇军向金沙江边尾追，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

5月12日　同军委纵队到达四川会理城郊的铁厂。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们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指出在危急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15日　同军委纵队离开铁厂，到达白果湾。中央红军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聚居的地区。

5月19日　到达西昌县锅盖梁地区。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派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罗瑞卿为政治委员[12]。临行前，毛泽东要先遣队执行党规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结盟修好。他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本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礼州，同红九军团会合。

5月20日　到达冕宁县松林地区。中革军委发出为抢渡大渡河给各军团、纵队首长的训令。训令指出：蒋介石企图利用大渡河天险、彝民与红军的隔阂，以薛岳、刘湘等部夹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祺[13]部在北岸扼阻，破坏我渡江计划。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即汉原）、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各军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民群众到我们方面，并组织彝民游击队，反对刘、蒋等敌。

5月22日　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刘伯承在袁居海子（今彝海子）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

5月24日　经大桥镇进入彝族区。为不打扰彝族群众，同军委纵队的同志露宿在树林中。本日晚上，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占领石棉县安顺场，随即控制了安顺场渡口。二十五日，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

5月26日　和周恩来、朱德到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的汇报。鉴于安顺场水深流急，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河，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火速抢占距离安顺场一百六十公里的泸定桥，由林彪率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右岸前进；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第一师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互相策应，限期夺取泸定桥。二十九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二十二名勇士抢占泸定桥。四团随即攻克泸定县城。至六月二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

5月31日　通过铁索桥至泸定县。出席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派政治局委员、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

5月下旬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奉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率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6月2日　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决定放弃攻取清溪、荥经，要求迅速夺取天全、芦山战略要点。四日，毛泽东离开化林坪，至水子地宿营。在翻越一座山时，遇国民党军飞机轰炸，身边警卫班长胡昌保牺牲。毛泽东悲痛地双手抱胡昌保放平躺下，用自己的毛毯盖在胡的遗体上。

6月7日　在水子地指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天全、芦山、宝兴防线，占领天全。

6月8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本日，中央红军攻占芦山，突破国民党军的芦山、宝兴防线。接着，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前进。十二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懋功的达维镇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合。

6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14]，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6月16日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15]，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两方面军宜“向着岷、嘉两江[16]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电报还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月17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翻越夹金山，至达维镇。当晚，出席红一、红四方面军联欢会并讲话。

6月18日　到达懋功县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就战略进攻方向问题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17]，提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18]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19]，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20]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同日　和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会见李先念。毛泽东向李先念详细询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情况。

6月20日　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国焘[21]，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22]或田颂尧[23]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并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6日　在懋功县的两河口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说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军委。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都[24]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周恩来作结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的报告。

6月28日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6月29日　在两河口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听取秦邦宪关于华北事变、日军向北平进攻的情况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日军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现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在中国表现为军阀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写文章，准备向国民党军派工作人员。会议还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同日　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钳制东南两面之敌，掩护后方工作；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于箭步塘、壤口、芦花（今黑水）地区，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

6月30日前后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两河口北进，翻越第二座大雪山。七月一日，到达卓克基。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文告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现民族自决。

7月上旬　中央红军连日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区行军，严重缺粮，影响松潘战役计划的执行。毛泽东看到部队吃饭十分困难，亲自过问给养问题。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于二日和八日发文指出，为筹足过草地的食物，要求各部队每人带足十五斤粮食和足够吃一个月的食盐，并组织筹粮别动队，以解决粮食困难。

7月10日　到达上芦花。鉴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提出与中央决定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25]没有解决而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率部北上：“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要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速到上芦花集中指挥。

7月中旬　会见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指挥员，详细询问敌情，并分析形势，提出两军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说：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红一、红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毛泽东还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徐向前红星奖章，以表彰他在红四方面军的贡献。

7月16日　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各一部攻占毛儿盖，红三、红五军团进至芦花、党坝地区。

7月18日　在芦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会上，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至于一、四方面军分成几路，还在考虑中。会议为团结张国焘北上，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帮助。会议还决定，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秦邦宪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日　中革军委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原第一、三、五、九军团番号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7月21日、22日　在芦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毛泽东发言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通南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发言还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会议肯定红四方面军的成绩，指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批评退出通南巴和退出后发展方向不明的错误，以及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不妥的问题。会后，毛泽东等离开芦花，翻越仓德山和打鼓山，二十八日到达松潘县毛儿盖。

7月25日—8月20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出《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大会选举季米特洛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毛泽东、周恩来等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31日　由于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而一再贻误战机，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8月1日　红军总部发出改为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的指示。三日，拟定《夏洮战役计划》，提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随后，又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同日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8月4日—6日　出席在沙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并讨论组织问题。毛泽东多次发言。关于形势和任务问题，发言说：（一）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削弱了。（二）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三）领导全国革命的党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同兄弟一样地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利用。两个方面军要互相了解，以诚相待。中央军委应负起使两个部队融洽起来的责任。关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补充成员问题，发言说：四方面军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的。其他部队也有很多好的干部，可以吸收他们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张国焘在发言中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表示怀疑。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陈昌浩任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8月7日　晚间，看望患阿米巴痢疾高烧不退的周恩来。得知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已随红军总部前往卓克基，当即派人到红一军请来最好的医生为周恩来医治。经多日抢救治疗，周脱离危险。

8月15日　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即速开毛[26]”。“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本日，左路军先头纵队由卓克基向阿坝前进。

8月中旬　听取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关于草地情况的汇报。随即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研究右路军北上问题，批准经草地到班佑、拉卜楞寺的行军路线，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右路军先遣队。

8月17日　会见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指出：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还谈到搞好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并要杨成武到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那里接受具体指示。十八日，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向班佑开进。

8月19日　出席在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秦邦宪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并决定由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何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常委会，在遵义会议时已批评到未发生作用，鲁班场战后至现在仍未发生作用。每周开一次会，要预告准备议事日程。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常委会每周至少召开一次。

8月20日　出席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毛泽东作会议总结，进一步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27]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应坚持向东打，不应以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六月二十八日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决定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28]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8月24日　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精神，指出中央的具体部署是：目前右路军应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29]、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30]、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

8月下旬　同右路军离开毛儿盖，连日在茫茫草地中艰苦行军，到达班佑。在班佑期间，听取叶剑英关于先遣部队行军情况的汇报，并采纳他的建议，决定取消原定向拉卜楞寺前进的计划，转经巴西、阿西、包座向俄界前进。

8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宣传教育问题。毛泽东提出宣传教育的内容，应增加战略战术问题；还建议常委会以后要讨论青年团的工作。会议决定：一、最近期内，出一二期《干部必读》、一期《斗争》和两期《前进》。二、分配审查宣传材料：红军建设方面由王稼祥负责，党的建设方面由李维汉负责，战略战术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地方工作方面由秦邦宪负责，民族问题方面由何凯丰负责。三、由何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组成宣传委员会。

同日　徐向前指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发起包座战斗。三十一日，战斗结束，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打开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9月1日　为催促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和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9月2日　出席在若尔盖县巴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提出：现在一方面军需要相当时间的休息，很重要的任务是整理部队。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向汉人聚居区发展，给养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休息时间除作战任务外是可以争取的。一方面军整理的方针，要从头做起，重新开始，军长、师长要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课，可参考在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并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我们到甘肃后，客观条件是有利于红军的扩大的，主要的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对群众纪律的加强，与扩大红军是成正比例的。为进行整理，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立即进行工作。

9月3日　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反对北上方针。电报说：左路军“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五日，张国焘命令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

9月8日　张国焘[31]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阿坝、马尔康地区的部队“飞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晚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三军周恩来住处开会，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出席。会议决定，由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执行中共中央北进指示。当晚十时，毛泽东同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32]，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地形利于敌封锁不利于我攻击，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阿坝南至冕宁均为少数民族，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电报强调：“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9月9日　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的电令，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抄下电令，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晚，在红三军驻地阿西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立即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

9月10日　凌晨，率红三军向俄界进发，到达拉界。在离阿西时，见到带领军委纵队赶来集中的叶剑英，告诉他情况紧急，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红一军会合。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目前形势完全有利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南下退回原路。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同日　中共中央在阿西向陈昌浩、徐向前发出指令：“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八日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9月11日　率红三军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同红一军会合。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9月12日　出席在俄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中央常委决定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请政治局批准。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代表是张国焘。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是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报告还讲到加强党内团结问题，与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关于目前的战略方针，同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计划是有变更的，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会议发言的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会议决定：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33]。会议根据毛泽东报告和结论的精神，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地区退却。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决定提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为了教育和争取张国焘，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

9月14日　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电报指出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是正确的；要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十五日，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多次劝阻，通过中共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称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

9月15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黑拉。致电彭德怀，说一纵队明日向车眼前进，要求二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

9月16日　到达俄界黑尕寺（今黑多寺）。决定在天险腊子口打进入甘南的关键性一仗。同林彪、聂荣臻接连三次致电彭德怀，部署一、二纵队行动路线和夺取腊子口的战斗计划。电报说：“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踞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同日　红二十五军冲破敌人重重封锁来到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十八日，正式组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分别改编为第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

9月17日　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

9月18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翻越岷山（又名大剌山），到达鹿原里。二十时，就部队行动和严整纪律问题致电彭德怀及彭雪枫、李富春[34]，要“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二十二时，又电彭德怀说，哈达铺已为我一纵队一部占领。在此之前，召见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9月20日　在宕昌县哈达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组织部工作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要了解连以上干部。我们现在只了解高级干部，中下级干部还不了解。为了巩固部队，需要了解干部；为了扩大干部，需要支配干部；为了与反革命作斗争，需要了解干部的一些倾向问题。组织部需要了解下层情形，这是组织部的主要工作。要把教育工作包括在组织工作之内。此外，对地方工作，组织部也应该给予帮助。关于编制问题，毛泽东说：“编余”二字不大好。对于一些工作上需要的，就是编制上没有，也应该写上。我们应该承认，过去对干部的优待不够。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会议对纵队的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叶剑英为第三纵队（原军委纵队）司令员，邓发为政治委员，蔡树藩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亚楼调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罗瑞卿调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第一纵队保卫局局长。会议还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35]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

同日　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9月23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岷县闾井。向一纵队司令部侦察科布置任务，要求查清从祁山堡、马坞之间直通会宁、静宁的沿途情况，以及左、右两翼敌情；规定调查路线图要在当晚十二时以前上报。从此每日亲自布置调查行军路线及敌情的任务。

9月25日　和彭德怀致电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部署第一、二、三纵队的行动，并要林彪调查到通渭的道路、里程及敌情。

9月26日　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蒋介石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省军队。国民党军在西（安）兰（州）公路和平凉至宁夏的公路上布置封锁线。

9月27日　同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最近了解到的情况，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36]。二十八日，出席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作当前形势和任务报告，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报告号召全支队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同陕北的同志会合。

10月　过了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同月　作《念奴娇•昆仑》[37]：“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10月1日　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县劳山地区设伏，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一〇师主力大部，击毙师长何立中。

10月2日　同陕甘支队第三纵队离开通渭县城，到达距陇西川二十里之处。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通报部队宿营位置及三日行动部署，要求各纵队注意收容落伍人员。

10月3日　同陕甘支队部和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静宁县界石铺（今高界）。和彭德怀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布置近日各纵队工作：一纵主力、二纵、三纵及支队部四日均各在原地休息一天，进行纪律教育，打土豪，筹粮食，准备五日向单家集、硝河城之线前进。聂荣臻、陈光率一纵队两个大队调查隆德情况，相机袭取之，以利我军向平凉、绥远川、镇原、西峰镇之线前进。

10月5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主力到达单家集。途经静宁先圣庙，指挥部队击溃追敌一营。

同日　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38]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10月6日　到达张义铺。同林彪、聂荣臻致电彭德怀及彭雪枫、李富春，部署陕甘支队近期行动，指出：要从固原、镇原之间向环县方向转进，选择适当时机、地点与追敌作战。

10月7日　到达乃家河。途经甘肃固原县青石咀[39]，在一个山头上直接指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一、四、五大队，采取两侧迂回兜击、正面突击的战法，歼灭何柱国骑兵军两个连，缴获战马百余匹。率陕甘支队顺利地越过六盘山主峰，继续向环县与庆阳之间前进。随后，作《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40]？”

同日　致电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明日须以急行军通过镇原、固原间大道，并注意向镇原、向固原前进之敌三十五师部队。白杨城如有敌时，须从其西端绕道向环县进。”

10月9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主力到达牛房坪、李家村地区，日行七十里。

10月10日　到达甘肃镇原县三岔。

10月13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日行七十里，到达环县苗家庄、真家湾、小南沟之线宿营。致电彭德怀：“明日我军到达及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须准备与可能来之骑兵作战。敌小则消灭之，敌大则钳制之，而从其间隙乘夜通过该线。”

10月14日　到达环县洪德城。致电彭德怀：“二、三纵队必须乘夜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明日到耿家湾[41]（不含）以南地区宿营，后日与一纵队取平行路东进。”[42]

10月15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环县耿湾一带。

10月16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日行五十里到达木瓜城一带宿营。就近日陕甘支队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如追敌停顿，我军应在吴起镇、金汤镇集结休息一二天，查明保安、靖边情形，然后分路袭取之。即在吴起镇、保安[43]、靖边地域休息整理扩大，并征集资材，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取联络。”“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

10月中旬　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44]。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10月17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牛圈圪坨一带。致电彭德怀，通报敌情及后日作战部署，指出：“毛炳文[45]令陶峙岳[46]进至环县、洪德城之线整理待命，其骑兵团仍令其尾追侦察。本日十四时，我后卫大队在木瓜城东端高山与敌接触，似即其骑兵团。”“为准备后日作战，一纵队明十八日拟进至铁边城以东之张家湾、杨家庙台之线宿营”。二、三纵队明日务相当靠近一纵队宿营，以便后日协同消灭该敌。

10月18日　到达陕西保安县铁边城附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等问题，发言指出：入陕作战方针主要在西边打蒋。我们需要了解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以及陕北苏区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去保安尚有五天路程。到保安，如无特别敌情，把保安变为苏区。现决定在保安暂停，如敌情许可，可把部队放在吴起镇、靖边，派负责人到苏区去。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一“围剿”。由司令部、政治部发一训令下去：第一，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第二，与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第三，解决物质器材问题、衣服问题，自己解决，不要麻烦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

10月19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致电彭德怀：“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并要彭德怀次日到吴起镇商讨行动方针，第二、第三纵队交叶剑英、邓发指挥。

10月20日　和彭德怀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负责人研究敌情。毛泽东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二十一日，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在吴起镇附近击溃尾追的国民党军骑兵二千余人。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作《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0月22日　出席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要极大地注意同西北同志的关系，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当前世界革命进到新的阶段，帝国主义到处冲突。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粉碎敌人“围剿”还要有好的领导。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群众的意见，不要自高自大地压制他们。动员群众主要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没有办法。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随后，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李维汉同行。

在吴起镇期间，会见红十五军团前来联系的同志，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感谢在陕北坚持战斗的红十五军团的同志，并向全军团同志表示慰问。

10月25日　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并作报告，指出：（一）胜利地到达目的地，一年来的奋斗能得如此成绩，并获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各项条件，是由于党的领导正确。（二）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三）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

同日　红十五军团发起榆林桥战斗，全歼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等部，俘获团长高福源。

10月27日　在吴起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部队工作，毛泽东发言说：部队减员，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二万里完结，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应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关于陕甘支队南下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问题，发言说，目前主要作战方向是南边，要先将董英斌[47]两个师消灭。二十五、二十六军在甘泉、富县集中配合作战。如能再对杨虎城、孙蔚如[48]由南城开渭水的一路继续给予打击，能打两个胜仗，即可打破“围剿”。要在严冬之前粉碎敌人“围剿”。会议还确定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10月28日　同彭德怀、林伯渠商讨解决过冬被服、西药、无线电器材和兵工厂器材等问题。决定在凤凰镇设采办处，以陕甘支队后方部部长杨至诚为主任。

10月29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布《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

10月30日　和彭德怀率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向下寺湾前进。

11月2日　到达甘泉县下寺湾。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并转杨尚昆，指出：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须准备回答的口号，并注意与红十五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有礼节。

11月3日　在下寺湾陕甘边区特委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此之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方针，应在这个月解决第三次“围剿”问题，经过一个深冬让敌人慢慢做堡垒是不好的。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红十五军团编制应保存，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红一军团，并成立红一方面军。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和红十五军团会合，准备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秦邦宪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前往瓦窑堡（今子长县城）。

同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通令：“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九同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本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同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发出布告，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秦邦宪为主席，林伯渠、邓发、王观澜、崔田民、徐特立、蔡树藩、李振询分别任财政、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司法内务、劳动等部部长，罗梓铭为工农检查局局长。

11月4日　率红一军团南下到达桥家庄。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雪枫、李富春并转周恩来，通报董英斌第五十七军向直罗镇前进的动向，要求各纵队为消灭该敌继续南进。

11月5日　到达象鼻子湾，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作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要叶剑英[49]率直属队后日来象鼻子湾归队，并要林彪、聂荣臻来象鼻子湾，以确定发起直罗镇战役的总的决心。

11月6日　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要求尽快消灭张村驿团匪，派游击队两个连进驻直罗镇对黑水寺游击，并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和以南地区的道路、地形、人家及葫芦河能否徒涉等情况。

11月7日　和彭德怀前往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50]等，共同商定直罗镇战役计划，确定先行攻克张村驿。毛泽东还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语句，说明开辟革命根据地同发展红军的密切关系。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要一、二两纵队次日各在原地休息一天，加紧教育战术及政治鼓动；还要林彪对直罗镇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地形、道路、人家详加调查，当面报告，并摘要电告。当晚，收到林彪关于调查情况的电报。八日，和彭德怀复电林彪，要他再次调查，并派员看地形绘图，具详报告。

11月8日　晨七时，和彭德怀致电林彪、徐海东，要他们迅速肃清国民党坐探，并要红十五军团在消灭张村驿团匪后，继续消灭久原、套通、金村、东村一带团匪。晚七时，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询问张村驿地域打土围情况。九日，得悉张村驿战斗捷报后，和彭德怀复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注意发动群众斗争，分配土地，建立政权，以利将来作战。

同日　中午十二时，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要各纵队在驻地自行筹足七天粮食，以保障战役的胜利。晚十时，同彭德怀再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通报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师一部已到太白镇附近，董英斌第五十七军三个师一二日内有向黑水寺、直罗镇前进的可能；要求各部队向指定地点移动。根据部署，红一军团主力先后进至富县西北的老人仓、秋林子地区，红二十五军进至桃花砭、张村驿一线。

11月9日　关于部队给养等问题，和彭德怀、周恩来、杨立三[51]复电秦邦宪，同意后方的筹粮计划，说现在气候已很冷，做衣与运粮宜并重；还希望十五天内送一千新战士来。同时，电告林彪、聂荣臻，要他们派人去瓦窑堡中央政府办事处接收一千名新战士进行训练，以便赶快补充部队。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指出董英斌第五十七军主力一二日内尚难进出直罗镇；部署红一军团在原地不动，程子华率第七十五师进至桃花砭地区隐蔽集结，徐海东指挥部队肃清金村、东村、套通、久原一带团匪。

11月11日　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转彭德怀、周恩来：“张学良以我们两军会合，令其各部一律不动，筑碉办粮，候其大会[52]开后增援队到再行进攻。”“似此，短时间内尚无机动可能，各部应就原地加紧训练，测绘葫芦河两岸各数十里地区五万分之一地形图，肃清团匪，筹集一个月粮，派出部分人员深入地方工作，以利今后作战。”

11月12日　接连致电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林彪、聂荣臻，部署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各部的行动和部队筹款、贮粮、就食等工作。

11月13日　关于举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问题，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彭德怀、周恩来：拟于十八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来参加。军委会议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一、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二、军事、政治教育；三、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四、地方工作计划；五、筹粮计划；六、筹款计划。

同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

11月18日　在张村驿出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出中部[53]、洛川，切断西安至肤施[54]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攻占甘泉、肤施。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

11月19日　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张村驿西端的川口子。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说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〇九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在发起直罗镇战役前，和彭德怀、周恩来带领红一、红十五军团的干部前往直罗镇地区，察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11月20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提出红一方面军于二十一日应完成消灭直罗镇一带敌人一个师至两个师的任务；部署红一军团主力进至袁家山、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突击，红十五军团由药埠头以北地区由南向北突击。

11月21日　发起直罗镇战役。在北山吴家台北端高地设指挥所，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红一、红十五军团作战，提出这一仗“要的是歼灭战”。拂晓，红军对进至直罗镇的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二时，歼敌大部。二十三日，致电彭德怀、周恩来，要求红军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为打援。当日，红军在张家湾地区歼灭援敌一〇六师的一个团。二十四日，直罗镇之残敌在突围中被全歼，直罗镇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五千三百余人，缴枪三千五百余支。这次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1月中旬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瓦窑堡，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

11月24日　致电周恩来、彭德怀：洛、博[55]来电，估计三次“围剿”已经终结，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我完全同意此估计。

同日　会见徐海东，谈直罗镇战役胜利的意义及当前国民党军的动向，询问部队伤亡情况，要求认真组织部队休整，做好伤员安置工作。当听到红十五军团中还有鄂豫皖苏区肃反遗留的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并责成徐海东亲自抓这项工作的落实。

11月25日　《红色中华》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对该报记者的谈话，批驳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所谓对外方针的演说[56]，揭露其“出卖整个华北及全中国”的罪恶。谈话指出：“我们中国人有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暴侵略与并吞”。“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全国唯一反帝的主力工农红军，并号召全国民众总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反蒋”。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得到中国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聂荣臻并林彪，要他们速放俘虏军官数名，与东北军第一〇六师师长沈克办交涉。二十六日，和彭德怀又致电聂、林，指出：“对一〇六师的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无论沈克有无切实回答，一军团准备撤回。”

11月26日　致信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信中痛陈东北三省沦丧的历史教训，指出：“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各部集中后，拟整理一星期，开军委会，开干部会，开祝捷会，以后按新部署行动。”

11月27日　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东村。

11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的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工人、农民、灾民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的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同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秦邦宪：一方面军本日已全部集中于羊泉镇以北地区，进行十天整理训练，至十二月八日止，九日接近部署出动。后方新兵、衣服、食粮等项，均请令其于八日前赶到，否则不便补充。

11月30日　在东村出席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57]（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报告说：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步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实现。这次胜利，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围剿”的时间和地区的条件，巩固了苏区，可以去猛烈地扩大红军和扩大苏区。这次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报告提出新的任务是：“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报告指出，“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今后时期内红一方面军的“五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报告还提出，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实行一律不杀、优待释放的政策。

同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任命左权为红一军团参谋长，朱瑞为政治部主任；周士第为红十五军团参谋长，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萧劲光为陕甘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治委员。还任命各师、军分区、骑兵团、独立团负责干部共二十二人。

同日　致电张闻天，指出：红一方面军休息十天后拟包围宜川、洛川两城，调动可能来援之敌而消灭之。延安之敌逃跑则截击消灭之。同时可赤化宜、洛两县，筹款就粮。电报说：“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我们有详信复你。”“为准备东进，四个月内应扩大红军一万。”

11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九人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四年来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12月1日　复电张闻天，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58]，完全同意”。六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基本上采纳了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意见。

12月2日　和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通报直罗镇大捷，并指出：“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

12月5日　致电张闻天、李德：“我率三十一分队拟明六号动身来后方。德怀、林彪、子华三人须参加六号及七号的祝捷运动大会，定九号同朱理治[59]来后方。开会地点以安塞为便。”“完全同意李德同志对延川、延长的部署[60]。一方面军十天内仍在原地集结训练，俟阎锡山情况明了后，再定向南或向东的方向。”

同日　和彭德怀致信杨虎城。信中说：“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信中还以“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的语句，激发杨虎城的爱国热情。在此前后，会见曾在第十七路军工作过的汪锋，了解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的情况，要他前往西安，把信交给杨虎城。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信中说：“从汪锋同志知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时至今日，论全国，论西北，论陕西，均舍抗日反蒋无第二条出路。”“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此次敝军追击董英斌，消灭沈师一个团，非所愿也），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君宝珊[61]，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

同日　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同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伤病员柴菜费调养费抚恤费之通令》，规定在目前较低的物质条件下使伤病员能迅速治愈并恢复体力。

12月6日　离开东村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前往瓦窑堡。八日到王家坪，十一日到安塞，十三日到达瓦窑堡。

12月8日　和彭德怀、刘志丹发表《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陕甘苏区人民勇敢地当红军到前方来，用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12月9日　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二九运动爆发。

12月1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起来抗日反蒋，指出：“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地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最后提出尊重内蒙古人民的民族权利、内蒙古区域各民族平等等五点宣言。

12月13日　致电彭德怀，要红一方面军仍在套通、田儿地区进行第二个十天训练计划，不应向南移动，应在原地待机。

12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以扩大全国抗日讨蒋的革命战线。命令规定：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出租应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高利贷出借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罚及特殊税捐；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命令同时还规定：富农仍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并无选举权。

12月16日　致电彭德怀并转徐海东、程子华，提出为消灭井岳秀[62]侵入苏区部队，粉碎其夺取安塞、安定的整个计划，决定调红二十六军北上，会合七十八师，于十七日进行出动准备，限二十二日到达子长县附近集中待命。

12月17日—25日　出席在瓦窑堡开始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称瓦窑堡会议）[63]。会议着重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问题。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二十三日，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关于战略方针。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一九三六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满洲、察哈尔、江苏、陕南、山西、甘肃等。做好白军和白区的工作。二、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几年来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的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战略的内线作战和战役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三、关于行动方针。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会议于二十三日当天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64]。二十五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12月17日　和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同意夺取甘泉、宜川的部署，指出：一军团用坚决而机巧的手段取得甘泉并相机夺取宜川，十五军团进到牛武镇、龙泉镇地域工作。两军团的发展方向为正南，首先赤化洛川、宜川两县，加紧扩红。

同日　为优待红军技术人员，节省使用各级指挥机关办公费等，和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办公费、津贴费之规定的命令》，规定无线电技术人员、医务人员、电话技术人员、红校军事教育专家，均列为技术人员，发给特殊津贴。

12月21日　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答复林彪对战略问题的来电[65]，指出：“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12月24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指出：中央讨论了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及行动计划，通过了军委的报告。关于行动方向，如东村时所定。要求以四十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给北面进攻着的敌人以打击，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五千人扩红计划，并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66]。

同日　为夺取宜川城，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取得宜川城，对于以后有很大利益。现有四十天工夫，请令一军团详细侦察用地道法攻开该城的可能性”。“强袭甘泉如不奏效，即改用地道法”。

12月27日　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报告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新形势下，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仅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即使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变化的总的特点是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左翼有可能参加斗争，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至于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报告强调，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同时，报告唤起党内注意记取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党员须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报告还指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由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关于革命的转变，报告指出：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提出：“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东进及长征都是为着抗日。我们要将各种运动联系起来，各种力量，各种运动，都要总结到政权中去。游击队在晋东北及河北、河南、山西特别发展，要布置几个要紧的地方。会议决定，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

12月30日　关于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的组建问题，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抄送陕甘省委及萧劲光：依前电所告战略计划[67]，二十八军已在陕北组成，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预计一月份扩大到一千五百人。陕甘二十九军亦应着手组织，由萧劲光负责，限一月底扩大到八个连约一千人。

同日　分别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要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选调人员和马匹送来瓦窑堡，以完成组建骑兵团四个整连的编制。

12月31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要求对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对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而轻视的态度批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对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原有干部之尚怀不安与不满应进行诚恳的解释。电报指出：“徐、程、郭三同志对此项有深刻认识、正确的指导与教育工作，使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对一军团调去的干部，同样要教育他们不得发生任何骄傲与轻视的态度。”

[1]指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湘所属的川军。

[2]鸡鸣三省村，一般认为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附近。

[3]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说：“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4]潘文华，当时任国民党军川南“剿匪”总司令部总指挥。

[5]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心情振奋。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

[6]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12月曾作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

[7]“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据毛泽东1962年5月回忆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

[8]周、吴，指周浑元、吴奇伟，当时分别任国民党“追剿”军第2路军第2纵队司令、第1纵队司令。

[9]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彭德怀、杨尚昆，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董振堂、李卓然，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

[10]刘伯承，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1]万耀煌，当时任国民党“追剿”军第2路军第2纵队第13师师长。

[12]原定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为政治委员，后来他因病未能到职，由聂荣臻担任。

[13]刘文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4军军长兼川康边防军总指挥。杨森，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0军军长。郭勋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1军模范师师长。

[14]项英，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中区分会主席等职。张国焘，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6月29日、7月又先后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

[15]徐向前，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935年6月29日又任中革军委委员。陈昌浩，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35年6月29日、8月又先后任中革军委委员（7月任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6]岷、嘉两江，指岷江、嘉陵江。

[17]张国焘、陈昌浩1935年6月17日致电中共中央，称“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18]理番，今四川理县。

[19]甘、青，指甘肃、青海。

[20]雅、名、邛、大，指四川雅安、名山、邛崃、大邑。

[21]张国焘1935年6月20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

[22]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军第1师师长。1935年10月又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2纵队司令。

[23]田颂尧，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军长、四川“剿匪”军第2路军总指挥。

[24]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发言说：此战略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了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

[25]1935年7月初，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建议，说要充实总司令部，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大政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26]指四川松潘毛儿盖。

[27]岷州，今甘肃岷县。

[28]青、宁、新，指青海、宁夏、新疆。

[29]西固，今甘肃舟曲。

[30]墨洼，即麦洼，今属四川红原县。

[31]张国焘当时违背中共中央战略方针和指示的电报，大都以朱德名义同他联署。中共中央在1936年7月14日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指出：“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也指出：“到阿坝时，张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队伍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

[32]刘伯承，当时随左路军行动。

[33]俄界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以及中央直属部队逐步实行整编，将红军第1军、第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第1、第2、第3纵队。整编工作到哈达铺才完成。

[34]彭雪枫、李富春，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

[35]谢觉哉，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毛泽民，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供给部副部长。

[36]1935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口号，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

[37]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12月21日曾作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

[38]今马尔康县白莎寨。

[39]今属宁夏。

[40]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12月21日曾作批注：“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

[41]耿家湾，即耿湾。

[42]关于陕甘支队通过洪德城的情况，毛泽东在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洪德城是最危险的一关。我们过渭水后，敌人知道了底细，即急风暴雨般地追击。我们通过洪德城后，敌人二点半即到，如不早通过，要受阻碍。

[43]吴起镇，今陕西吴旗县城。保安，今陕西志丹。

[44]这10个省是：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

[45]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7军军长。1935年10月下旬又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3纵队司令。

[46]陶峙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7军第8师师长。

[47]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7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第7纵队司令。

[48]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驻陕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军第17路军总指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路军总司令。孙蔚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8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路军第9纵队司令。

[49]叶剑英，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935年11月8日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50]郭述申，当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51]杨立三，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兵站部部长。

[52]指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学良出席了这次大会。

[53]中部，今陕西黄陵县。

[54]肤施，旧县名，1937年2月改名延安。

[55]洛、博，指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56]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说，声言：“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57]毛泽东在报告中另一处是这样说的：“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

[58]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关于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等主张。

[59]朱理治，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

[60]1935年12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奉命率一部兵力到达延川，防止延川、延长黄河东岸国民党军西渡，并相机歼灭从肤施逃出之敌。同日，李德将这个部署电告彭德怀、毛泽东。

[61]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1军军长。

[62]井岳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86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防守区副司令。

[63]关于这次会议最初几天的情况，毛泽东在1935年12月1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明后天讨论军事问题。”

[64]这个决议的基本内容与毛泽东的报告记录稿是相同的。

[65]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以前，曾征求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在信中就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打游击。”

[66]1935年底和1936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8、第29军先后成立。刘志丹、宋任穷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军长、政治委员，萧劲光、朱理治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军长、政治委员。

[67]指毛泽东、周恩来1935年12月24日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致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电。

1936年　四十三岁

1月1日　复电朱德[1]，通报说：以张学良东北军为主力对北方苏区之第三次“围剿”正为我彻底粉碎。目前正猛烈扩大红军，苏区有极大发展，民众斗争十分热烈，游击战争正向陕、甘、晋、绥、宁五省发展。“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2]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原则上可同意甘泉敌人归还其主力，但须向其指出，要抗日须与红军合作，且须影响和组织其他东北军一同抗日。”“交涉宜努力进行，要处处表示我们诚意。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条件无不可以磋商。”

1月4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指出：三个月后红军大量扩充，必须现在就准备，抽出老兵入教导营。有了红校就不需要教导营的理由是不对的，红校是训练连长的，教导营是训练排长的。“陕甘支队和二十五军经过远征的战士，原则上每人都要使之成为干部，不应该使之当作一个兵去消耗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月5日　关于红一方面军主力行动部署，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朱瑞[3]，指出：“为使洛河以东苏区与洛河以西苏区平衡向南发展，为使苏区愈加向南发展，将来南面敌人向北进攻愈困难，为使晋敌减少威胁，一军团及二十五军[4]有进出于洛川、白水、澄城、韩城、宜川五个县城之间，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扩大抗日宣传，筹足战费之任务。”

1月7日　关于北征军[5]的行动部署，和周恩来复电刘志丹、宋任穷，指出：“为使伏击敌人有广大回旋余地，同意我北征军改向韩家岔、石牌子行动。该处敌堡如已完成大部，即应改袭击为包围，准备打敌援队；如敌已退走，即应直逼横山，调动援敌。”又指出：“围困敌堡城镇，必须断其交通，方易速敌增援。打援敌不论大小，必须以主力出动，实行两翼包围（自然要有主要突击方面），并切实断敌退路，以期一举消灭，勿使漏网。”随后，北征军给国民党军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以打击，并包围横山。十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志丹、宋任穷，要红七十八师开始南移，归还主力，到达瓦窑堡附近集中待命；要红二十八军仍在北线行动，以消灭井岳秀小部队，并迷惑该敌，使其不知红七十八师行动为目的。

1月9日　和秦邦宪、林伯渠、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6]：目前财政状况因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望在今后行动区域中特别加强督促，应在没收汉奸、国民党卖国贼财产充裕抗日基金的口号之下进行。

同日　致电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并杨尚昆，左权、聂荣臻，要红七十五师和红二师的十三团坚决消灭向三皇丈、永乡镇前进之敌，指出：“兵力要集中使用，如左、聂未到，则以小部钳制敌主力，而以我最大主力包围敌一个团而消灭之；如左、聂及十三团到，则采取包围消灭敌主力之计划。”

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东征山西的方针和准备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并作结论。发言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情况，指出：阎锡山[7]有四个优势：（一）优势兵力；（二）本身作战能力；（三）防御力较强；（四）社会力量强，有民团与保甲制度。他有五个弱点：（一）战略形势孤立，蒋介石、张学良暂时不能援助；（二）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三）人民一般不满；（四）作战指挥差；（五）攻击精神差。我们的长处是：（一）进攻的；（二）能打运动战；（三）有侦察条件；（四）有陕西游击队、地方干部的配合；（五）有人民援助；（六）红军能作战。在作结论时，强调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还对新兵的补充和训练，干部的训练和配备，枪支弹药的修造，被服、食盐的供应等各项准备工作，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

1月14日　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规定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别于二十日前和二十四日集中于临真镇和甘谷驿；要求两军团集中后，加紧训练，二十七日完成一切准备；提出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于二十七日开达延长城。

1月15日　致电彭德怀，提出同东北军谈判的条件为：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请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立即交换密码。

1月16日　致电彭德怀，提出去洛川同东北军进行谈判的代表从前方选派；要彭德怀即刻印刷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由高福源[8]、伍修权[9]去洛川带给王以哲[10]等人。本日，彭德怀来电：谈判人选改派李克农[11]，由他带发电密码本同高福源去洛川。十九日，李克农赴洛川。

1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毛泽东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报告说：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我们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二月至七月，我们的行动在山西，由山西到绥远的转机，要看日本对山西、绥远进攻的程度及我们力量如何而定。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我们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担当保卫陕北的任务。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政治局随军行动，陕北组织中央局。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何凯丰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可参加会议。

1月19日　致电彭德怀，告以“近与高桂滋[12]谈判合作问题，有成功希望”。在此前后，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致信高桂滋，提出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互相接济所需物资；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等谈判合作条件。信中还说：“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同日　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直至二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前才公布。

1月20日　关于同东北军谈判问题致电彭德怀即转李克农，提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本日晚，李克农同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会谈。二十一日，李克农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报告同东北军会谈中了解的情况：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1月21日　致电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并林彪、聂荣臻，要求红七十五师、红八十一师及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应在道佐铺、麻子街、甘泉一带整理待命；指出渡河时间，因进路尚未侦察好，新兵月底方能到齐，洛川谈判待数日才有结果，须推迟至下月初；规定一切关于行动方针的文件，非待命令不得下达。

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1月24日　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基于第一位”。“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13]。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以提交国际解决。”

1月25日　关于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和张闻天复电彭德怀：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向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靠黄河发展并以调孙楚[14]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跃进深入敌后野战急进，有大批分派撤退无隔断危险时才行之。同时保证第二批退回渡河的船只。”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此书信并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1月31日　从瓦窑堡经延川到达延长县城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在延长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讨论战略方针和东征战役问题。在发言中反复说明东征讨伐阎锡山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指出：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也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在补充发言中说：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

同日　就渡河侦察注意事项，和彭德怀致电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指出：侦察任务至迟二月五日完成。每天与我们联络一次。龙王池[15]以南闻是白区，暂不要去，着重龙王池至禹王坪之线。侦察进行要十分隐秘。

2月3日　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秦邦宪、邓发：“河冰全解，我军决从上游过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应在东边”。“请周速布置清涧封锁，免走漏消息。”

同日　和彭德怀电告林彪、聂荣臻、左权，徐海东、程子华并报周恩来：我们率电台出发侦察，左即率侦察人员取黄河以西，延长、延川城以东之中间道路，隐蔽向老娃关以北之马灰坪跟进侦察。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二局局长曾希圣：将所得山西部队的番号、兵力、官长姓名及驻地情形来电详告。

2月8日　在清涧县袁家沟，侦察渡口情况，督促渡河准备工作。晚九时，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转张闻天、周恩来、左权：“各部加紧训练，准备十二三号行动。”“请前委先来前方，注意荫蔽，走延水城[16]、双庙河、川口镇至袁家沟（地方干部、警卫连今后随剑英）。”晚十一时，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杨立三，提出：将皮筏、水手于十一号集中剑英手中，立三和兵站组织准备在十三、十四号行动。

2月上旬　遇大雪，作《沁园春•雪》[17]：“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月10日　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甲）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的具体政策，部队中了解程度如何即告。（乙）大批准备将来使用的干部，消灭降级使用现象，不要把骨干的干部通通使用于现职。立即扩大教导队（一军团）。”

2月12日　为发布东征命令，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并告周恩来：“东征命令即行发布，于十三、十四两日传达解释完毕。十五日一军团，十六日十五军团及方面军直属队向渡河点开进，各以四天行程到达准备渡河位置，待命渡河。在开进时，连队中讨论东征令，在指战员中建立巩固的信心，发扬高度的积极性。”“东征行动在渡河之日以前对居民群众仍须严守秘密，每个指战员注意严守秘密。”

同日　为红军主力东渡后巩固渡口问题，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提出：红一方面军东渡后，拟调红二十八军之第一团以刘志丹、宋任穷二人中一人指挥，由河东向军渡、柳林、中阳行动；阎红彦、蔡树藩所部则巩固东岸沿河，以便主力向正东并以后转到东南作战。

2月13日　关于在部队中提拔干部问题，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我们向你们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单从发展一军团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出发，要求你们在原则上与实际上更大与更具体地注意。部队一经东渡即难于进行这种组织工作。”电报要求他们利用最近几天时间，切实解决下列问题：一、清查降级使用人员，把他们提升起来。二、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三、此次红校毕业生原则上应保存，继续训练。

2月16日　下午六时，和彭德怀致电聂荣臻、程子华、叶剑英等，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近日行动及集结地区。十一时半，又致电聂荣臻、程子华，强调指出：“隐蔽运动避敌发现，为争取胜利之严重条件，各兵团应遵照迭次命令，于敌机活动时间停止运动，派出主官首长指挥，绕过暴露地段及集中地。如不严格隐蔽因而暴露企图，将唯各兵团首长是问。”

2月17日　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指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因此，二十八军主力须移于吴堡附近，第一步乘李生达[18]撤退，肃清吴堡、佳县、神木、府谷一带；第二步配合沿河武装相继渡河，向柳林、军渡以北山西地方发展苏区。”“恩来暂时指挥重心移至清涧县委驻地，指挥二十八军及阎、蔡[19]所部，沿河西岸七八县群众动员，沿河东岸七八县拆毁堡垒，争取群众，东西两岸前后方之运输与渡河点之保持。如此长线无统一指挥，必致零乱。”

2月18日　和彭德怀在袁家沟发布东征作战命令。命令规定：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步任务是，“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以沟口、河口两处为主渡点；两军团派出渡河司令员、政治委员及船只指导员，指挥每个渡河点，以保证最敏捷、最有秩序地渡河；二十一日晚八时为渡河时间。

同日　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东征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报告强调说，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渡过黄河。

2月19日　致电周恩来，告以东征军渡河准备工作提前完成，改为二十日黄昏开始渡河；要周于二十三日前来河口，在东征军前进后指挥维持河口、义牒镇、石楼一线交通的游击部队。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指出：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

2月20日　关于渡河时间、地点等问题，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萧劲光[20]并告毛泽民[21]、叶剑英，指出：“甲、渡河时间一律本日二十时（即下午八时）开始，不得先后参差。乙、本日二十时起至明晨八时止，各电台每二时联络一次，特别是渡河得手与否立即电告。丙、林、聂以小部从福禄坪佯攻，徐、程以小部从辛关佯攻。丁、阎红彦率八十一师第三营从马花坪渡河、徐、程派一个营从社里渡河。戊、彭从沟口渡河，毛依河口得手与否决定从河口或从沟口渡河。”

同日　晚八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东征战役，分别从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至二十三日，红一方面军全部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包括山西三交、留誉、义牒在内的横宽五十余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地区。阎锡山急调入陕的晋绥军主力回防柳林、离石、中阳地区。

2月21日　从河口东渡黄河。晨七时，致电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徐海东、程子华：从河口至三交镇沿河之敌约两团现在我大包围中。我一军团应速向小蒜镇、十五军团速向义牒镇截敌追敌，两军团并各以先头师乘胜向石楼急进，相机占领该地。义牒镇、河口两点是方面军主力后方联络线，十五军团须酌派小部保护，候抗日游击队明日或后日接替。上午八时二十分，致电叶剑英、杨尚昆并飞送徐海东、程子华：方面军直属队接十五军团渡河后，即在对岸适当地点宿营，严密配备警戒，构筑工事，并派小队分向上下游堡垒线各十里以上侦察游击，等候我到达。中午十二时，电告杨立三：杨森[22]、蔡树藩等领导的游击队五六百人由河口过河后，以义牒镇为指挥中心，执行维持交通、保持主要渡口、组织本地游击队等项任务。周副主席日内来河边主持你的工作，向他请示。我由义牒镇向石楼前进。晚八时，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要他们下决心速进，夺取中阳。同时电告徐海东、程子华：二十二日，十五军团主力须尽一切可能夺取石楼；所有未渡部队改从辛关渡河。

同日　和张闻天、彭德怀发出中共中央及军委给李克农的训令。训令指出：估计张学良愿意与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作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的政治制度的初步讨论；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二十五日李克农等到达洛川，同王以哲会谈。

2月23日　到达距石楼四十里的张家塔。上午九时，致电徐海东、程子华：“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晚八时，致电彭德怀并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阎敌因我突然东渡颇现惊惶失措之态，正在布置防御，判断敌短时间内尚难集中大力向我进攻。”“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向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战斗的基础上。”九时，又致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于二十四日来张家塔一叙，把所有报纸杂志及敌情材料带来。

2月24日　和彭德怀向各军团、各师、各团首长发出为粉碎晋绥军进攻及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训令通报：我方面军已胜利渡过黄河，粉碎了阎锡山的封锁线，占领黄河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了东征战略之第一步任务。阎锡山“在战略的防御形势下，正在准备着战役的进攻，企图集中兵力打击我军。救援石楼城，驱逐我军于黄河以东六十里之封锁线地带”。训令指出：阎锡山因仓卒应战，须从陕北及远地调兵，到战役攻击之日尚须十天左右时间。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基本方针是在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线内围石楼，求得打增援部队，用大的速度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目前极短时间之内（估计十天左右），我们是处在两个战斗任务之间，即渡河战斗已经完结，而进攻尚未到来，其任务是集中全力准备作战。具体要求是：（一）使红军与居民群众相结合；（二）使红军干部了解与熟悉山西的敌情、地形、政治经验、社会情形等；（三）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提高战斗力。

同日　为准备应付晋绥军四路进攻问题，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甲、敌有四路总攻计划，大战在即，我们准备一切。乙、现派十五军团两个团分向永和、隰县前进，发动各县群众，相机下两城，扫除辛关两个大渡口。丙、请速动员绥、清、延、延[23]四县沿河赤少队迅速过渡，拆毁堡垒，发动群众保护渡口。”又急电周恩来，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说二十八军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

2月26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通报红十五军团战果：消灭晋绥军两个营，击溃一个营，共俘三百余人，缴步枪二百支，迫击炮二门，机枪多挺。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提出对关上之敌，如地形有利，应于二十七日坚决消灭之。二十七日，红一军团攻克关上村，歼灭晋绥军独立第二旅旅部又两个团，俘虏官兵四百余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支，山炮三门。

2月28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指出：“关上、水头之线，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地区，是我军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该地东南西北四方面各五十里地区的群众工作。”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李克农，通报国民党各派政治主张及东征战况。指出：周继吾、张子华[24]昨日到瓦窑堡。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反日，曾扩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我方所组织抗日东征军，连日突破东岸二百里封锁线，消灭与击溃杨耀芳、杨澄源[25]、李生达等部共三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五县广大地区。

2月29日　和彭德怀复电李克农，对同王以哲初步达成的三条协定草案提出补充意见：一、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二、富县、甘泉、肤施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三月三日，复电李克农，同意他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定。

2月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及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周昆、政治委员袁国平发出红校招生布告。该校办校宗旨是：为适应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开展，供给各个抗日战线上的领导人才，决定招收各地革命青年爱国志士来校学习，以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彻底解放。

3月1日　从张家塔移至石楼北端的李家塌。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周恩来、秦邦宪及刘志丹、宋任穷，部署关上、水头胜利后的行动。电报说：“一军团与十五军团连日的胜利，特别是关上的胜利与水头的占领，使红军取得了在山西创立根据地的初步自由”，“使我们夺取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五县交界这个在军事上有极大意义的地区”，“对于我们的作战与创造根据地给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电报指出，关上、水头的胜利，使汾阳公路与汾水铁路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估计阎锡山会使用四五个师在短期内向我进攻。因此一切为着打第二个胜仗，是我们现时唯一正确的口号。“为巩固这一区域，争取打第二个胜仗，两军团主力应在以关上为中心与以水头为中心的地区，蓄养部队锐气，发动群众斗争，把英勇的红军与有利的地区结合起来。”电报还指出：吴堡、佳县、神木、府谷广大区域的恢复与占领，使红军战略后方增加了力量。南边讲和的策略使东北军成为革命的友军，亦已达到第一步的成功。这些都是大有助于主力红军的。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刘志丹、宋任穷并告秦邦宪、李维汉[26]等，通报敌军动态和红军争取打第二个胜仗的问题。电报请周恩来直接指挥红二十八军及吴堡、佳县、绥德、米脂地方部队，大举袭敌作堡垒，扩大胜利；无定河以西部队须多调向东岸，与神木、府谷红军连成一片，企图夺取一二个城。

同日　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提出：“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布告还指出：“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

3月2日　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秦邦宪，要他和林伯渠、高福源、周继吾、张子华来石楼，讨论外交问题、对日作战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主力红军取道问题等。并说，已约周恩来来此。

同日　关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问题，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并致张云逸[27]，刘志丹、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萧劲光，转告各地方武装首长，指出：“必须向全体红色战士指战员说明优待俘虏、特别优待官长的用意何在，以及对于清查敌军大小军官，一经解除武装，一律不得剥衣，不得搜身，不得打骂，不得捆绑，不得讥笑，而以热烈欢迎、诚恳招待的态度向着他们，用此策略以瓦解白军。”

3月4日　判断阎锡山进攻部署业已完毕（集结机动部队近十四个旅，分四路由隰县向北、介休向西、汾阳向西、中阳向南反击），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刘志丹、萧劲光，要求各部队除进行驻地附近地方工作外，加紧作战准备，侦察敌情，待敌前进，弄明情况，然后迅速集中主力消灭其进攻部队一路或数路。

同日　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秦邦宪：“同意周继吾先回南京。兄偕高、张[28]二人来此开会”。同时，致电秦邦宪转周继吾，提出与南京当局谈判的意见：“（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五日，将上述五项意见请李克农通报王以哲，并由王转达张学良。

同日　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秦邦宪、李维汉、林伯渠、张云逸，指出我军与王以哲军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口头协定业已订立，请通知陕甘省委、省苏、军区告富县、甘泉、延安、洛川等县，凡属王以哲军，务以友军相待，对其通过苏区者表示诚意的欢迎与招待；另要钱之光前往洛川找李克农，采办西药、布匹等物资。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曾希圣，指出：“二科工作是希[29]指导下，是表现了大成绩的。这一工作虽偏技术性质的，但其意义与结果都是军事政治上一助力。前方的胜利你们是与有劳绩的，望以此鼓励二科同志们。”

3月5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指出：阎敌东面三路已明，北面当亦有三路，南面将是两路，八路估计共有十六个团至多二十个团。“我军应以关上、水头为枢纽，背靠石楼，集中两军团最大主力，以连续战斗消灭其东面之两路或三路为基本作战方针。如南面之敌迫近水头，亦可从南面打起，依明日情况决定。”又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强调“我军须集中优势兵力而后作战。”

同日　和彭德怀复电李克农：“本日两电[30]均悉，甚慰。”“周、博[31]均来前方商事，十号可毕，十七号我方负责代表可到延安，赴友邦代表及西安常驻代表人选即可决定。”电报提出要李克农直接来石楼报告谈判情况，并将书报直接带来。

3月6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晋军主力仍是东面、北面之李生达、孙楚两部，其方法是分路推进，不是冒进；“我军以待机各个击破，集中主力，连续战斗，先打东面，再打北面，击其侧后，包围消灭之战法，本日两军团均须集结休息，不应作战。”又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为准备打一仗后，又打第二仗，又打第三仗，必须以主力一部抄敌后路，把敌包围消灭，免去追击。必须免去追击，才能当日集合队伍于一处，才便于打第二仗，才便于应付意外变化。敌人战斗力虽弱，但主力数不少，我们应该集结部队好好地打。”

同日　国民党中央军六个师在阎锡山的请求下陆续进入山西，分别向灵石、平遥、介休、侯马地区开进。

3月7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通知中央政治局八日在交口开会，讨论军事报告，要他们与宋任穷、王首道、郭述申等人参加。

3月8日　中共中央在大麦郊[32]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东渡黄河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东征战役的战略部署；还具体研究了兑九峪（今兑镇）战斗部署，决定在这一带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

3月10日　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由郭家掌、大麦郊地区出动，向兑九峪晋绥军发起攻击，将其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击溃。至此，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被粉碎。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理治[33]、萧劲光：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换防，我们已同意。“无论王以哲是否好意，你们应执行前电不得对王部攻击。王即增兵一团到甘泉，对于我们亦无大妨碍。”

3月11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指出：敌军昨日被我击溃，向兑九峪方面退走。“我军有以主力乘胜东进，致迫太原，彻底打破阎敌总进攻部署，扩大战略上的战果，扩大宣传，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夺取民众，争取创造苏区有利条件之任务。”电报对红一和红十五军团行动作了部署，并告总部在大麦郊指挥。

3月12日　主持召开红一和红十五军团领导干部会议。为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以总部特务团和黄河游击师组成中路军，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方面的敌军；以红一军团全部及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主力组成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主力两个师为左路军，北上直逼太原向晋西北行动，并掩护红一军团南下。

3月16日　和周恩来等听取本日到达石楼的李克农作洛川会谈情况的汇报，了解张学良、王以哲对于抗日救国的进一步计划，认为张学良的抗日要求是有诚意的。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央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会谈，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根本大计。本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中共中央上述决定通知他并告张学良，还对他惠赠图书表示感谢。

3月17日　阎锡山集中四个纵队兵力再次向石楼方向反击，太原和晋南、晋西北防守减弱。十八日凌晨，毛泽东和彭德怀分别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作如下部署：右路军继续南下，相机夺取赵城、洪洞、临汾，并向曲沃、闻喜、运城前进，以小部在霍县附近牵制关麟征[34]部。左路军乘虚北上，第一步相机占领文水、交城及其附近区域，破坏电线，扩大宣传，声言进攻太原；第二步相机占领静乐、岚县、岢岚等地，创造晋西北游击根据地。中路军牵制反击之敌，控制黄河渡口，维持后方交通。右路军从十九日起由霍县地区南进，占领赵城、洪洞、临汾、襄陵[35]、曲沃等县广大乡村，破坏同蒲铁路一百余公里。左路军于十八日由灵石以西地区北上，二十五日袭击晋祠镇，威胁太原，并于三十一日进至兴县以南曹家坡地区。

同日　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通报驻大麦郊一带部队没收富农中农财产、破坏学校用具、乱向商人捐款等严重现象，要他们立即纠正并严格检查纪律。

3月20日　出席在山西西部大麦郊上贤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张闻天作报告。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及抗日东北军全体官兵，指出：“敝军迭次宣言，全国红军、白军亟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阎锡山置若罔闻，不顾民族国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与同胞为敌，诚不识是何居心？诸公深明大义，抗日救国早具同心，应请仗义执言，责阎锡山以叛国之罪，劝其即刻悔悟，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开赴张家口，与红军一同执行抗日任务。敝军本民族大义，决不追究其既往。”“至于陕甘苏区（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为抗日战争之后方，坚决巩固此后方，使我抗日将士安心杀敌，应不独红军与全苏区抗日人民之责，诸公近在接壤，自亦具有爱护维持之心。倘有捣乱此抗日后方者（例如毛炳文辈），愿诸公与敝军联合制止之。”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指出：“晋敌新部署尚在迟疑未决中，我一军团在南面，十五军团在北面，应利用此时间扩大占领区域，扩大进攻声势，扩大政治宣传，破坏统治基础，加紧争取民众当红军，尽可能占领几个县城。”三月二十日，右路军围攻赵城、洪洞、临汾、曲沃四县城，左路军围攻文水、交城。二十一日，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如城高难下，不必强攻，以扩大宣传、扩大红军为第一。”

3月21日　致信内蒙古鄂托旗张司令，表示苏维埃红军深愿与内蒙人民领袖共商救蒙大计，希望即派代表来苏区协商，缔结双方亲密的友谊与协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负责保障来人之行动自由与安全。

3月22日　和彭德怀移至石口[36]，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根据目前敌情，“你们可在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曲沃广大区域放手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能达千人目的即是大胜利”。当晚，又复电林彪、聂荣臻，完全同意他们的部署及工作计划，指出：注意搜缴民团枪支武装游击队。霍县、赵城、洪洞、临汾四县东西均山地，可能造成部分苏区。注意建立党支部。如得有大批新报纸，我们即派队来取。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林彪、聂荣臻，下达关于红十五军团创造晋西北根据地的训令。训令指出：十五军团有在晋西北创造苏区根据地，并配合在神木、府谷行动的二十八军，控制黄河一段，打通与陕北联系的任务。行动区域是以岢岚、岚县为中心的各县。“在此区域内，消灭地主武装，消灭北上小于自己之敌军部队，尽最大可能，用一切努力夺取一二个县城于我手中。”“广泛地扩大宣传，分发财物，发动广大群众，直至普遍建立游击队，建立政权，分配土地。”“猛烈扩大红军，争取在一个月扩大一千五百人。”当晚，毛、彭再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在执行上述基本任务之前，以七天左右时间在文水、交城、清源[37]、太原、阳曲公路线及其西面地区扩大宣传红军。

3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石口继续举行。毛泽东发言指出：中央十二月决议[38]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现在世界已处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其特点是革命一天天向上，反革命一天天向下。中国共产党处在战争中，要把革命与民族解放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我们的任务，是要利用每一分钟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集中河北”，“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是冒险主义的。超过会冒险，不足会右。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恰如其分的。在谈到“联俄问题”时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

3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石楼城西南端四江村继续举行。毛泽东出席会议，两次发言，进一步阐明世界形势已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指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他说：日、美、英、国民党、苏维埃[39]、苏联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日本已把喷火口爆发。我们到华北对日作战，不是跑得太远，而是太慢。华北有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在那里还可以进行没有固定战线的大规模的运动战。没有胜利的把握而行动，不对。不相信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不相信向华北发展，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是完全不对的。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

同日　蒋介石委派陈诚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总指挥，由其率领入晋的国民党中央军援助晋绥军作战，企图首先夺取黄河渡口，再在黄河以东分割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敌军于二十六日进至三交、留誉、石楼等城镇，二十九日占领晋西黄河沿线各渡口。

3月25日　在四江村继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在战略上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二十六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发言同志一致同意这个报告。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规定右路军的行动方针及左路军的行动问题。指出：“（一）为普遍摧毁反动基础，为普遍发动民众，为破坏千里黄河堡垒线与主要铁路线，先锋军（右路军）今后行动方针如下：甲、在现地区尽可能长久打，第一网分兵翼城、绛县，小部包围沁水，示欲东向。乙、第二网打在汾城[40]、新绛、稷山、河津、乡宁五县，任务扩红；一部在临汾、襄陵吸引敌人南向。丙、第三网转至永和、大宁、吉县、隰县、蒲县，任务第一破坏黄河堡垒，第二扩红。丁、第四网突然打向介休、平遥、祁县、太谷，任务第一毁路，第二扩红。戊、第五步占领正太铁路[41]，任务第一毁路，第二扩红。己、尔后或出河北，或出长治、晋城，依情况决定。（二）十五军团（左路）在此时期在晋西北转动，包括破坏黄河北段敌堡垒线，与神府苏区打通。”本日，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李富春[42]，要求中路军猛烈扩大红军，创造河东战场，即或遇着某些困难，必须坚决克服之；提出首先以赤化石楼全县为中心，及永和、隰县以北，中阳、柳林以南。

3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在石楼县城附近举行。毛泽东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破裂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其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反动路线。他们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阵线。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义，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赞成联俄联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庆龄等和中下层军人、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的勇气，赞成土地革命，在我们的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抗日。这一派很有势力，是我们同反革命派争夺的中心。中共中央的外交（统一战线）方针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要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使民族改良主义中的右派同蒋介石进一步分离，使其中的左派同蒋决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三）向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43]，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对李克农的外交训令，今天仍然适用。对张学良的策略是：1.蒋、张分开；2.互不侵犯；3.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蒋召集的会议原则上反对；4.不破裂，求得实际利益；5.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相对；6.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7.不反对红军集中河北。（五）苏维埃成为问题时，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七）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妥协。（八）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九）外交谈判随时准备破裂，届时宣布谈判经过与内容，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十）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

3月28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朱瑞、郭述申，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电报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完满地讨论了政治、军事、外交问题。关于政治问题，分析了华北时局，决定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关于军事问题，批准了军委的提议：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确定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十月革命节前扩大红军三万六千人；在陕、甘及华北五省发展游击战争；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水平与军事水平，保证红军战争中优秀的与坚强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保证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3月29日　和彭德怀、周恩来发布《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共同一致，联合抗日。并指出：蒋介石不允许红军抗日要求，竟以六个师之众入晋阻拦抗日红军前进。红军为民族自由独立、领土完整，与全国爱国同胞共同奋斗，反对卖国贼阻拦抗日红军道路。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刘志丹、宋任穷，李维汉、张云逸，聂荣臻、林彪，命红十五军团乘东面敌人距离尚远，西、南两面敌情薄弱，在现地休息一天后，以小部在岚县西境拒止东敌主力向兴县；以兴县全境为范围适当部署兵力，扫除沿河封锁线，猛烈扩大红军。又致电林、聂，徐、程等，告以我炮兵营及后方笨重物件安全渡过河口，叶参谋长率第二二四团本日来永和北部，放弃义牒及沿河渡口，让敌达到所谓封锁黄河之“妙计”；提出“我一军团、十五军团须依前令，分别以迅速行动扫除南北段黄河封锁线，使敌得了数十里，而失掉数百里。”

3月31日　凌晨，关于红十五军团同红二十八军配合行动问题，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刘志丹、宋任穷：十五军团“即到兴县城附近，速与刘、宋配合破坏黑峪口、罗峪口一段封锁线，一部拒止东边敌人，然后找有利机会配合刘、宋消灭敌人之一部，才能停止敌人尾追，开展自己工作”。本日拂晓，红二十八军在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开始扫除罗峪口至黑峪口一段黄河封锁线。当晚，毛、彭再电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十五军团应集中全力找寻有利机会与东西来敌打遭遇战，再消灭敌一个团，此刻万不能分散。在不便作战时，则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休息，准备作战。刘、宋专任由南向北扫除堡垒，消灭守敌。

4月1日　为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44]精神，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改编的训令。训令指出：“为执行党中央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军团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十五军团改为第二路军”。“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训令重申“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出“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为目前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要求先锋军在七个月内完成五万人的编制并武装起来，以扩红为总方针的第一等任务。

4月2日　关于目前形势、任务和战略方针问题，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在山西作战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南、晋西与晋东北。不管晋东南以外之三区怎样，人民经济条件较差，亦不能看轻其重要性。”电报强调：“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在战役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这一仗在东打，那一仗在西打，没固定战线，全依情况决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实的指导原则。在战略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与地区。”

同日　和彭德怀再电林彪、聂荣臻，要求红一军团坚持在现地区作战，指出：蒋介石压迫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延长、延水，即将出动。一军团在现在地区取得胜利，可将现地区变成苏区。由中路军去晋西南配合你们，把黄河与陕北打通，张、杨出兵可能延缓，外交有所凭借而进行。“所以你们应把握此时机，坚决在现地区作战。”“基本上不改变你们出晋东南方针，取得上述胜利后，你们仍出晋东南。你们现有大批新兵，打仗又可增扩新兵，这样无论从哪方面说，在现地区作战都是最正确的方针。”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要红十五军团在现地休息训练三四日后逐步向南，到达离石公路、隰县区域回旋一时期，尔后依情况或出汾阳、文水，或出介休、灵石；注意找寻机会，以遭遇姿势向后回击，或向前迎击，消灭敌人的小集团兵力；整个工作中，扩红列入第一位。

4月3日　鉴于敌情发生变化，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并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宋时轮[45]，萧劲光，指出：“因敌情变动[46]，复令一军团暂不去晋东南，明日开始转入蒲县地区集中训练，准备作战。尔后一时期内，由一军团与我们共任这一区域之赤化与破坏封锁线。”“十五军团现在汾、临[47]交界，明日起令其逐步向南，在临县、离石、中阳地域猛烈扩红赤化。”“二十八军决令其随十五军团行动一时期，打些小仗，予以磨练，责其扩大至二千，尔后依河西需要令其西渡。”“为对付张、杨进攻，四月份陕北、陕甘扩红全部编入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前后方联络，准备开辟永和关、三交镇以北两处渡口，以一军团任南面，十五军团任北面。”

4月4日　和彭德怀移至隰县东端的义泉镇。

4月5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布《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

4月6日　关于周恩来赴肤施会谈问题，和彭德怀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敝方代表周同志偕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刘志丹、宋任穷并告徐海东、程子华：红二十八军要逐步向南，而不是要你们一气走四五天，走一二天即展开工作，休息整理，发动民众，扩大红军，待敌接近，然后收齐队伍再跃进一步，再散开工作。徐、程到三交镇时，应即展开于三交南北一线，休息扩红。当晚，又致电刘、宋等，规定“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

4月8日　和彭德怀复电林彪、聂荣臻：“你们不是迅速离开晋西南的问题[48]，而是尽可能长久地在晋西南工作，直至敌情不许可继续留此区域时，然后离开此区域，转至另一区域。”你们在晋西南尽可能完成如下任务：打仗，训练新兵；发动群众，造成游击区域；粉碎沿河封锁线的一段；继续扩红。为利于你们以后向东北与向东的长距离跃进，必须尽量吸引敌人向晋西南与沿河的方面，尤其在胡宗南入晋的条件下，必须如此估计到。以后东边的胜利，将使西边敌人没有长久留驻之可能。

4月9日　和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还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49]，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无疑的，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4月10日　关于红一军团近期任务，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你们须在一星期内，从永、大、吉[50]方面打一缺口，完成与后方交通之任务。此间正是蒋令张学良、杨虎城大举进攻陕北苏区，我们与张、杨进行的谈判也正在这几天内。”“你们破除永、大、吉封锁线之行动，敌兵疑渡河，可与当前外交以实力帮助。”

同日　和彭德怀、周恩来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朱理治、萧劲光等：奉苏维埃中央办事处命令，委任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4月11日　和彭德怀复电林彪、聂荣臻，通报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结果。电报说：“周副主席于九日下午八时入肤施城，十日晨四时出城，与张学良谈一夜，结果：（一）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认为唯一出路，十大政纲张研究后，提出意见。（二）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二、六军团则须得中央军同意，彼可任斡旋。（三）派赴苏联代表，他的由欧洲去，我们的张任保护，由新疆去。（四）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并谓如红军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更有力。（五）在他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六）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他代办，子弹可供给。（七）互派代表常驻。（八）张云，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彼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51]部不打我们。”

4月12日　和彭德怀复电林彪、聂荣臻：“同意你们首先集中全部兵力在乡宁、吉县、大宁、蒲县地域找寻作战机会，求得在此地域打一二仗，消灭敌一二个团，这是最好的方针[52]。你们准备以十天至十五天时间完成作战与破坏封锁线任务，而把作战置于第一阶段。只要能打一胜仗，打破封锁线就不是迫切问题了。”

4月13日　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并转红一军团全体同志，强调东征军近期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右路军发动了汾河群众，筹措了巨款，解决了被服，特别争取了扩大红军的胜利；左路军亦连战皆捷，特别十二日三角庄战斗，击溃敌第六十六师一个旅，消灭一个团，团长被俘；中路军在石楼、隰县、汾西广大地区发动了群众，组织了游击队，二十余区域开始分散土地，打了些小仗。电报还指出，东渡以来红一方面军扩大二分之一。

同日　和彭德怀移至隰县北部距石楼城一百四十里的康城镇西北。致电刘志丹、宋任穷：“二十八军有相机消灭三交镇、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之任务。”十四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指挥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

4月14日　和彭德怀复电周恩来：十三日十二时电[53]悉，我们完全同意。“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同时，和彭德怀电告王以哲：从本日起，敝方与贵方一切具体接洽与商谈关系，统由周恩来负责。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数日后，北敌必至关上、中阳、兑九峪之线，南敌必至乡宁、黑龙关之线。此时，如我河道已通，便可放心作战，不受压迫；如万一找不到良好作战机会，要向另一区域转移，亦较为从容。”“破坏河防与寻敌作战，二者不宜兼顾。”“寻敌作战以运动战为上策，以打停止中之敌为下策。”十五日，红一军团攻克吉县，俘虏吉县县长及民团三百余人。

4月16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命红一军团自明日起，以两个师打马斗关至永和关之河防，任务完成后，位于永和、大宁、隰县之间准备作战；以两个师相机夺取大宁，不论夺取与否，应位于大宁及蒲县、大宁、隰县三县之交，拒止蒲县、吉县敌之急进。十七日至十八日，红一军团扫除平渡关至清水关四十余公里沿河据点。红十五军团自十四日起进至大麦郊休整。国民党军分别围歼红一方面军左、右两路军的企图被粉碎。

4月17日　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宋任穷：责成你们在大宁、蒲县、永和区域，创造一个三百人左右的游击支队，配备干部和武装，以便尔后你们向另一区域移动时，增加晋西南化为苏区的力量。

4月20日　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闻天并邓发[54]，要邓发快些动身去苏联。其任务，关于军事方面的有如下各项：（一）对日作战彼我双方的共同步骤问题；（二）两军委间通信联络问题；（三）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四）技术帮助问题；（五）人员帮助问题。

4月22日　晨一时，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周恩来、张云逸，指出：山西敌军主力正构筑从三交镇起，经中阳、孝义、灵石、临汾、新绛至河津之东南北三面封锁线，一部在永和、大宁、隰县、石楼守城，估计本月底或下月初将有数路向我进攻。陕西方面张学良的王以哲军已开始进至富县、甘泉之间构筑堡垒，杨虎城的四个旅进至韩城、宜川之间，均准备继续向北进攻，并从西面封锁黄河。晚十二时，毛、彭再致电林、聂，徐、程并告周，提出红一方面军行动方针和部署：“行动方针基本的为了向东或向北突出封锁线，进到晋东南或晋西北，特殊的也为了必要时西渡打杨虎城（张学良、杨虎城正向陕北进攻）”。红一军团坚持桑壁镇及其以西地区，保证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及必要的回旋地区于我手中；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在义泉镇以西吸引敌军第五纵队而迟滞之；红一方面军总部率红十五军团以三天进至克城镇、午城镇之线。电报还指出：“对于作战无论在何种情况，均须选择十分有利之条件，极力避免无把握之战斗。”“万一情况改变到暂时不许可我们在山西继续活动时（没有出封锁线可能时），我们也准备暂时地回到陕、甘，经营神府[55]区域、三边[56]区域、环水区域、渭水区域、陕南区域等次要的战略方向”。“若干时间之后，即情况改变到东出有利于我作战之时，仍然准备回到东面主要方向。”

4月24日　鉴于国民党军将大举向红军进攻，和彭德怀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蔡树藩，宋时轮、阎红彦[57]并告周恩来，决定：红一军团三个师以桑壁镇为枢纽，位于永和、隰县、大宁三城之间，并派兵向永和、石楼、大宁三城及永石、石大之间游击侦察；红十五军团进至康城镇、勍香镇之线；红二十八军在义泉不动，派队向隰县、午城游击侦察；红三十军由勍香镇出发，在黑龙关、土门镇之线扩大影响，迷惑陈诚。总部于明日率第一分队由康城镇出发，以三天到桑壁镇与林、聂开会。

4月25日　和彭德怀率红二十八军离开康城镇，前往桑壁镇红一军团军团部。连日研究敌情，及时调整部署。

4月28日　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电报指出：山西方面，阎锡山和蒋介石有五十一个团，取堡垒主义向我推进；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军向陕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国民党军控制下的神府、三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则有派一支队去陕南扩大苏区、吸引敌人之必要。”“我军决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渡河时机、渡河秩序及集结地域之区，分别命令定之。”“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张闻天：“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连的问题，地点拟在延长。”“新的行动方向有二方案：一、方面军全部先到神府、东胜区域一时期，尔后向西边陕甘宁区域。二、方面军全部即向陕甘宁区域（包括黄河以南大道以北），而以二十八军、三十军去神府区域。此两方案请你及政治局各同志考虑，我们亦正在考虑。”关于西渡黄河的部署，毛、彭又致电张闻天、周恩来：“方面军及两军团直属队先渡，五月三号前渡完。”“我们即赴清水关指挥。”

5月2日　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蔡树藩，宋时轮、阎红彦，部署部队渡河时间、地点及顺序；规定部队白天休息，夜间渡河。红军从本日晚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至五月五日全部渡完，进至陕西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红军东征，历时七十五天，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取得江河作战经验，提高了战斗力，迫使晋绥军由陕西撤回山西。红军扩大新兵八千余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在山西二十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5月5日　和彭德怀致电各兵团首长，下达工作方针，规定：以十天为教育部队、总结经验及准备新行动的时间。各部队依照自己的情况，立即定出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整理组织及总结在山西作战经验的具体办法。“政治上解释与鼓动的基本口号：反对卖国贼蒋介石捣乱抗日后方，粉碎卖国贼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猛烈扩大抗日根据地陕甘苏区，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还规定，在十天内由军委召集一次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由军团及军召集一次庆祝胜利并追悼刘志丹同志大会。

同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5月7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刘鼎[58]即转张学良、王以哲，认为再度会谈极为必要，即请张学良决定时间，愈快愈好。电报提出会谈问题为：（一）张学良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二）同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邓宝珊、盛世才、王均[59]、毛炳文七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三）东北军和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随后，周恩来同张学良再度会商。

5月8日、9日　出席在延长县交口镇大相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关于当前形势，毛泽东说：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个方向作了比较，认为“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报告中还着重提出办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他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次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确定当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并作出红军西征的决定。

5月13日　在延长县大相寺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指出：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面的甘肃、宁夏地区是无堡垒地区，我军应到这一地区进行外线作战。十五日晚上，作大会结论，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打倒了本位主义，反对了自由主义，我们有了更加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

5月15日　在大相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国际关系和我党的外交政策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对国际各国统一战线与国内统一战线问题，我们只能说日本侵略中国，也侵犯了各国在中国的利益。我们同各国的关系，将来可根据双方的利益得到解决，尊重各国的利益。

5月18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发出西征战役命令，红军西征开始。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等和陕北地方部队牵制蒋介石、阎锡山的西渡部队以及陕北、渭北敌人；以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同陈先瑞第七十四师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

5月20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王稼祥、何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60]，告以目前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红军同东北军合作的情况。电报说：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拥护，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六月六日，经过中共中央、朱德和刘伯承以及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长期斗争和劝说，张国焘被迫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建立红军大学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一）学习时间为六个月，部分的九个月到一年。前方干部现可自给，目的是为顾及时局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二）教育方针：高级及上级科，前三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三个月政治、军事并重，军事上战役战术与战略各占一半，主要是战略高深原则的学习，联系到常识，部分的联系文化学习；普通科前三个月文化、政治、军事各三分之一，后三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半，着重于军事，军事着重于战术问题，战略战役授以基本概念，从具体的学习到原则的了解。（三）教育内容：高级及上级科，政治——世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事问题，材料——列宁主义概论及各种重要书籍；军事——中国革命战争中基本问题，时事问题；其他重要书籍。（四）教育方法：高级及上级科，指导自动研究为主，讲授为辅。普通科，政治，教授与讨论结合；军事，讲授与演习结合。（五）组织：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校务部主任周昆，教务部主任何涤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教育委员会，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员，由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林育英、何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担任。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

5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在讨论对东北军的工作问题时发言指出：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争取军队，要在抗日问题上接近东北军，工作重心摆在第五十七军上，要集中力量去做，在三个月内一定要有大的进步。

5月25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向回族人民宣告：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同日　关于目前形势与战略方针，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指出：“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61]，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同日　致信阎锡山，指出：“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迄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在此之前，毛泽东曾会见被红军俘获的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要他把信交杨效欧转阎锡山。

同日　分别致信晋绥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第六十六师师长杨效欧及赵次陇，申明红军西渡为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并说，值郭团长返晋之便，托致此函，愿与晋军、与阎锡山停战议和，筹商大计。

5月26日　就红一军团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已电张[62]让出曲子、环县、洪德城，但一军团应不待张复电即进至元城镇，派一部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熊[63]师主力，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惟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64]则坚决打击之。”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阎红彦、蔡树藩，指出：蒋、阎两敌以三十个团入陕，晋敌有于本月底渡河消息。红三十军应以主力位于宋家川之线以南，迟滞国民党晋绥军前进。

同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电告彭德怀、刘晓[65]，左权[66]、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67]：陕甘宁省委[68]、省苏于本月底可到保安。萧劲光为陕甘宁边区军事部部长，赖传珠为副部长兼政治工作部部长。萧已于昨日去保安。陕甘宁省一级拟驻吴起镇。

5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我们在六、七、八月要以洪德城为中心创造新的根据地。东边蒋介石、阎锡山以三十个团向我们进攻，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对陕、甘加紧部署，企图将我们同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隔开，同东北军隔开，同苏联隔开，在西北大干“剿共”。现在不能说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矛盾消失，西北军阀派别多，于我们有利。我们的阵势在西，而蒋介石集中兵力在东。我们的工作，第一，在安塞以西、洪德城附近四五百里地区做赤化工作；第二，对东北军完成主要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政治上的，内部的团结，干部的创造等；第三，坚持陕北游击战争，最好是在白龙山及神木地区，变“太平世界”为“不太平世界”，方式以小游击队活动为最好，短小精悍，在每区中应有一大的游击队。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刘晓、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你们取得宁条梁后，将进到蒙民集中地区，要特别注意执行中央对内蒙人民的宣传，扶助蒙民自决，而不是赤化，以建立北线上的缓冲地带。当占领教堂区域时，如俘得神父，应特别优待，不应侮辱。“宣布凡属以前教堂及军阀所占领的蒙地，完全退还内蒙民众。”二十九日，和周恩来又致电彭德怀：“争取教堂与我们建立和平关系是重要的事，不必提高条件[69]”。

5月29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刘晓，聂荣臻、朱瑞、邓小平[70]，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通告：红二、红六军团六月中可到甘肃；红四方面军已接受我们方针，六月底北上，七月底到夏洮；对张国焘的关系承认暂时采取协商方式，并告张国焘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策略上的分歧，过去分歧不必再谈，务与之协和团结为目标；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作东北军的工作，为六、七、八月之三大基本任务；红校[71]六月一日开学，年底毕业。

5月　致信盟克耳纪，提出：蒙族内部事务，应由蒙族自己解决，国民党绥远政府不得借此挑拨离间；愿与蒙族人民团结一致，以实力援助其解放；蒙人自己组织政府，有应用自己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内蒙及国民党官员的欺凌压迫；将长城沿边各地如宁条梁等地划为通商地区，增进汉蒙商业的发展；愿与蒙族联合一起，缓急相助，共同打倒公敌。

6月1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出布告，向全国人民、党派团体、军队提出救国救民主张二十条，其中包括：全国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抗日；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创立抗日人民联合战线；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全国红军与全国军队集中河北打日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一致对日作战；推翻汉奸卖国贼的统治；废除苛捐杂税，废除高利贷；保护知识界、科学界、文艺界一切进步分子；保护工农利益；保护工商业。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转杨至诚并告萧劲光、左权、徐海东等：为胜利进行野战军后方勤务工作，决定组成野战军后方勤务部，以杨至诚兼部长，统一指挥野战军兵站、供给、卫生诸机关。

同日　在瓦窑堡出席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并讲话。

同日　红一军团在曲子地区向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进攻，迫使第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以下一百五十余人投降，红军进占阜城。三日，又在阜城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六个步兵营，击溃两个骑兵营，俘敌一千一百余人。

6月2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电告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等：要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治好伤口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其回宁夏。俘获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萧劲光派队护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

6月5日　西方野战军决定继续分左、右两路西进。彭德怀致电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毛泽东，提出：野战军西征的第一步作战任务基本完成。左路军消灭了马鸿宾的主力，夺取了阜城、曲子、环县、洪德城之线碉堡。右路军夺取了宁条梁，争取了教民的拥护，影响蒙民，打击了三边、盐池的地主武装。为继续消灭二马部队，扩大地域，争取赤化，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左路红一军团主力继续西进，夺取豫旺堡、七营、黑城镇等要点；右路红十五军团主力，向西南夺取豫旺县城、小台子、萌城等地。两路军均于七日开进。六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认为部署甚妥，“但为蓄积部队精力，以利西面战斗计，两军团似宜各在原地多休息一二天，九号左右开始西进。”

6月6日　关于巩固陕甘宁根据地西部的问题，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指出：“横山、定边间五百里工作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宁[72]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以八十一师与二十八军、骑兵团全力担负，限一个半月内（七月半止）完成初步赤化。”“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以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担负，亦限七月半完成初步赤化。”“安边、定边是战略要点，保持于敌人之手将成后患，清涧等城可为殷鉴。但一时不易攻下，应计划于二月至三月内多方设法攻下之。”十日，西方野战军决定，由红二十八军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担负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地，巩固陕甘宁根据地西部的任务。

同日　致电彭德怀等，通报统一战线工作等情况：“统一战线工作[73]更进一步，各种准备正向着具体化。”“日军五千人北平，人心大震，冀察政委会有分裂趋势。”“反蒋运动呈开展局面，两广有宣布独立之传说，刘湘、何键似均不稳。”

6月7日　和周恩来致电宋时轮、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萧劲光，通报西征战役第一阶段情况：“我野战军执行军委西征战役计划，左路军在曲子、阜城战斗，缴获马鸿宾师[74]步枪一千二百余支，迫炮数门，俘敌冶旅长一，官兵千六百余人，占领洪德城、环县、曲子、阜城、三岔纵横约三百余里广大地区；右路军占领了宁条梁，打击三边、盐池一带地主武装，争取长城内外教民、蒙民数万拥护抗日红军，恢复并扩大了三边苏区版图。”“目前，野战军已完成了第一步作战任务，正胜利地向西猛烈进展中”。

同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电告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你们向西行动时，请设法同甘肃固原县[75]哥老会龙头唐宝山联络，并争取他参加抗日。

6月8日　关于对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指出：“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电报提出对回民工作的政策：在回汉民杂居地方，组织联合政府，在回民区域组织回民政府，凡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均可参加；只有在回民群众同意下，才能打回人土豪；群众团体是回民联合会、解放会、抗日会，回民新战士成立单独伙食单位，称回民抗日军。电报还规定三大禁条，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即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民族团结。

同日　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关于两广事变[76]的谈话，指出：“这时候国民党中一些愿意抗日救国的领袖与反对南京的派别，从南京分裂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与应该的。”“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吾人更希望西南的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的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武装民众，实施广泛的民主自由，严厉制裁汉奸，没收日本与汉奸财产，改善工农职员生活待遇等。西南的领袖须执行这些彻底的革命纲领，来却除一部分人民对你们的怀疑，并吸引全国人民的同情羡慕，则胜利可操左券。”

6月9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国内外政治局势，指出：“目前国际情况，一面日本对华猛进，一面英苏妥协对日之形势。蒋介石利用胡汉民死亡，做其冬天作总统的迷梦，并扩充兵力，大借美债。反蒋运动之开展是必然无疑的。”“自胡汉民死后，亲蒋派邹鲁出洋，证明反蒋已成定议。唯近日陈济棠尚派代表到南京回旋，似粤桂步骤不尽一致，桂进较急，粤进较缓，内幕尚待续证。”还说：“俟情况证实，此间拟派重要代表南下联络，并做到互相配合。”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同意他与鄂王及张司令代表谈判的内容及原则，并要他注意同鄂托克旗建立通商关系，以便能经过该旗进而与阿拉善旗建立友好关系。

6月10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宁夏外交根据联合抗日与回人自决两原则由你负责进行。”“安边、定边的外交争取要用大力，旦八等寨子亦然。庆阳方向则着重东北军。”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李富春、萧劲光并告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同意左、聂关于加强在悦乐、曲子、阜城地域的军区兵力的意见，同时指出：所加强的兵力，除向庆阳设防警戒并肃清团匪外，“应以主要力量进行争取东北军工作，而不是向东北军突击或攻击”。

6月12日　在瓦窑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研究西南事变（即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的问题。周恩来作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时局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日本派兵到华北，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世界也起了变化，英国原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在变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蒋介石在群众中还有欺骗作用。我们的办法是坚决驳斥胡适之[77]的亦即蒋介石的民族改良主义的言论，指出蒋介石的政策是卖国的政策。要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大会，以对抗蒋介石的国民大会。要使西南从不是武装民众抗日变为武装民众抗日。

同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要立刻召集全国抗日代表大会，并实现下列纲领：“（一）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二）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三）惩办丧权失地祸国殃民的汉奸卖国贼。（四）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直接对日作战。（五）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经费。（六）保证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七）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八）联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国家与民族，联合日本国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众。”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中央撤出瓦窑堡，并进一步讨论西南事变问题。

同日　关于东北军进攻瓦窑堡问题，和周恩来致电萧劲光、李富春转杨至诚[78]并告彭德怀，指出：“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前进，今日其右路到平步塔，中路已过青化砭，左路似由下寺湾向上桥前进，估计明十五日可进至永坪、蟠龙、安塞之线。绥、清[79]敌人亦有配合可能。”“我军决定出瓦窑堡准备作战。”

同日　西方野战军决定发起西征第二阶段作战，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左路军（红一军团）在曲子镇、阜城、七营、上新堡等地区集结，向四周赤化，打击马鸿宾出扰部队；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夺取豫旺县城，第二步以夺取韦州城为目的；中路军（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主力第一步夺取安边。

6月15日　关于中共西北中央局及军委机关迁移问题，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时轮、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李富春、萧劲光并转杨至诚，指出：“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其辎重先行，并以杨家园子及吴起镇附近为转运休息地点。”“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西南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在干部及群众中应解释，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

6月19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80]并转任弼时，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以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三马[81]，也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

6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书，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指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并表示中共愿以全力支持西南诸领袖的抗日事业，并呼吁国民党立即将军队开入华北对日作战。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

6月21日　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乘虚袭击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率中共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安全撤出。

6月22日　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县普玉隆，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会合。三十日，红二军团在甘孜县绒坝岔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先头部队会师。七月二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

6月23日　东北军进入瓦窑堡，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撤离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及中央党政机关和军委各部开始西移保安，本日到达桑树坪附近。二十四日，到达凉水湾。

6月25日　就红四方面军行动问题，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

6月28日　致电彭德怀并转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通报全国抗日反蒋形势，指出：全国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央估计革命已走向了新的阶段，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同南京政府谈判情况，指出：“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到，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6月29日　关于打通同苏联的通路问题，致电彭德怀，提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红军接近苏联的通道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但不易造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82]，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的根据地，但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时机；二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不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因此，请你考虑在七月下半月一及十五军团向金积、宁安[83]之间或宁安、中卫之间行动的问题，及在黄河抢夺船只的问题。”

7月1日　就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问题致电彭德怀：“我野战军行动方针应依你的计划，七月以赤化现地为目标，八月以迫近河边求战为目标，九月以后依情况决定。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如须等候冰期，则十二月以前我军活动区域除灵武、金积外，自当展及固原、海原、靖远地区，将三边、靖远之间完全赤化。那时东北军当无理北进，甘、宁之交当可巩固。”电报指出：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可能。为准备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后不久，东北军能作政治军事上的发动（为策应西南甚宜早动），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部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抗日”、“反蒋”、“联俄”、“联共”等问题。“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此电还通报，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当派红二十八军南下策应。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等六十八位在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及红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会师。电报指出：“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之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西北的政治环境是很好的，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我们就有更伟大的力量来进行西北各民族、各党派、各武装势力的大联合。”“我们是准备着庆祝你们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

7月5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陈伯钧为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

7月5日—7日　和周恩来、张闻天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刘鼎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会议要刘鼎放手大胆地工作，争取张学良；强调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或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

7月6日　电告彭德怀：“刘鼎来，布置了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中央机关及红校在保安，军委后方各部在吴起镇，洛甫、恩来、我暂在安塞，若干天后去保安。”

7月12日　致电彭德怀：我昨天到保安，周尚在安塞。红二十八军恐须七月底或八月初才好南下，目前仍在原地执行任务待命。

7月13日　傍晚，步行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本日到达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84]，对他们来苏区访问表示欢迎[85]。

7月14日　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指挥问题，致电彭德怀：“（甲）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乙）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条件具备之情况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须要更多的忍耐性。（丙）扩大与训练部队，使红军生息强大，造成将来战略上大举反攻之主要的条件。（丁）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86]，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戊）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都是同意的。以上各条，在你的过去部署中大概都包括了，现提出来，请特别考虑一番。”

同日　出席欢迎斯诺和马海德的欢迎会，并即席讲话。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哥老会宣言。宣言肯定哥老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光荣的事迹”，并指出：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都应该忘却抛弃，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共赴国难。“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同日　会见斯诺，回答他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提问。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注意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所有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我们要接受一切合法的外资来完成我们建设的计划，我们否认一切足以影响中国独立主权的外国投资，坚决反对一切政治借款。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全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

7月16日　自晚九时至次日晨二时，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战争能延长多久，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组织起来，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日本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关于这次战争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

7月18日、19日　同斯诺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毛泽东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从苏维埃运动开始以来，我们永远是欢迎知识分子参加的。一切自由职业者，均给予苏维埃市民的权利。小资产阶级、小商人等等，并给予政治权利。出身于资本家或地主家庭，但本人参加革命的，也给予苏维埃市民全部权利，而且能被选举担任官职。富农的土地是不被没收的，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参加抗日运动的地主，给予特殊的看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也不可能在一个单独的战线上进行。一些资本家，一些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在这个斗争中担负一种职务。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的。现在我们的目的，不能是社会主义，更不能是共产主义，我们要求的是全民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即使实现了民主共和国，我们也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大概不会像苏联那样快，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较长的和更困苦的路要走。

7月20日　致电彭德怀：何柱国集中五个师向我攻击，我军如何部署？如与之决战，须集中最大兵力方为有利。

7月21日　致电周恩来、萧劲光并告彭德怀，指出：红七十八师、红八十一师调豫旺，红二十八军调定边、盐池。现安边、靖边之线防御力量甚少，感吴起、保安之线颇受威胁。请周令红三十军飞速开新城堡。萧、赖[87]将吴起以北之部署情形电告。

7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土地政策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土地革命与反帝是中国革命主要元素，两个任务不能减弱。但在亡国灭种面前，同时提出两大任务不妥当。为了使民族战线扩大，因此应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两个任务不同时提出，但都须解决。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的原则，不能取消；被没收的地主，仍分给他一份土地，使他能够进行生产。会议决定发出《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为要使土地政策的实施能够实现清算封建残余与尽可能地建立广大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需要进一步审查实施土地政策，并给以必要的改变。”指示作了十条决定，其中有：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苏区内允许土地出租。

同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目前陕甘宁有一百五十余团兵力在蒋介石的命令压迫之下向我进攻。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7月23日　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毛泽东在回答红军何以能够胜利的问题时指出，原因有三：第一，红军是民众的军队，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支持它。第二，依靠共产党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来领导。第三，红军的指挥员是能干、正确、聪明、忠实和真诚的。在回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革命的主要任务时指出：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此首要工作是调整土地问题——实行土地改革。

同日　关于地方武装集中与分散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地方武装分散与集中并用的原则，分散以到班为止，集中以到独立师为止，中间有排、连、团的各种形式，依照敌情与苏区巩固的程度而适宜配置之。在敌情严重及苏区尚未巩固之时，应偏重于分散配置。”“过去中央苏区与今年春季陕北苏区采取过于集中的配置，致使县、区、乡失去了自卫武力，县、区、乡的党与政府失去了指挥游击战争的能力，在敌人进攻时便变为不利于我们。”“请考虑独立师的分散配置及其他地方武装不过分集中的问题。”

同日　致电彭德怀：部队[88]集中之后，宜作十天训练计划，军事政治的突击，即以此为对何柱国作战的准备。十天后如果还没有良好作战机会，则再训练十天。目前休息、训练是主要要求。

7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统战联络工作和上海党组织的工作。毛泽东发言指出：上海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对他们的指示，着重点在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但须分清敌友。对一切可能同情我们的应大大地开门，但对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是应该关起门来的。对文化界的矛盾，也应注意，并要好好说服他们。对他们的指示信，不要太简单。对华北方面，也应去一封信。华北工作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对他们的弱点，同样亦应给予指出。会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以王稼祥、李维汉、杨尚昆、林育英、吴亮平、秦邦宪、张闻天为委员，由王稼祥负责。

7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这个时期的工作委员会有很大的进步，可谓很好的模范，请恩来同志写出一篇文章来。过去我们确定的工作方针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这三条，但次序要变更，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最重要的是庆阳方面，这里敌军多，应广泛地去联合他们。建立联合战线的工作，应大家出马，不应关起门来。不仅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级的工作。红军的行动应配合这一工作。在目前，要注意蒋介石的进攻。会议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派林育英去庆阳方面，负责西线工作。

同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并转左权、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宋时轮、宋任穷[89]，萧劲光，李富春，刘晓，指出：“两个月来，西方野战军以其坚决机动的指挥与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90]。东方的游击战争是坚决地持久着，南方的统一战线是发展了。中央与军委三大战斗任务，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要求。”“目前情况是蒋介石压迫西北各派军队，为了阻止我野战军的发展，为了阻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为了摧毁苏区，指挥何柱国、马鸿逵、汤恩伯、杨虎臣[91]等对我野战军、陕甘宁及陕北进攻，并部署王均、毛炳文等对二、四方面军阻拦。”“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执行三大任务，争取三个任务在第二阶段上的胜利。在西方是打破马、何进攻，猛力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在沈克[92]、马鸿逵、何柱国三个集团中进行统一战线，并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较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虽然打破进攻是野战军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东方亦是把争取汤、陈、二高[93]加入统一战线作为第一任务，同时继续游击战争的坚持，以保老苏区。在南方，最主要的是发展统一战线于杨、王、刘[94]各部中。综合这些任务，在第二阶段上完成，就能使我们更有力量地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完全会合，更有力量去造成西北大联合与打通苏联，使得我们有一切优良条件去准备打破蒋介石在两广问题结束后可能增加兵力到西北的阴谋，与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同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7月28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红二、四方面军行动情况颇为悬念。电报说：“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两广[95]因无革命决心与内部不巩固发生内变，然而全国革命高涨的基本形势没有变化。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

7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白区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白区工作，在政治策略的影响方面有很大成绩。现在要加强组织建设，使之能担负起政治任务。目前白区工作在组织上很有发展的线索，据外来的同志说，在许多地方有很多大革命时期的落伍分子，现在又积极地肯干起来。他们过去没有犯什么罪，错误是声明过一下，尽可利用他们去做工作。西安周围、渭水南北，都有党的组织，应去发展扩大。各方面的工作，都须有党的组织才有力量。目前外面情报，只有军事情报，没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情报，这是因为没有归党去进行。外交工作，原则上要建立独立系统，分清责任，限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外交。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及整个统战联络的领导工作。

8月1日　致电彭德怀：“目前情况下，野战军似宜以休养生息为主，如无充分有利的作战条件，不妨以八月全月为整训时间。从政治的军事的党的各方面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务达到一定的进度。一面派出人员从陕甘宁全省进行扩红，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改善，以便在八月增加兵员。团以上高级干部宜有特别的教育计划，为将来计，高级干部教育占了特别重要地位。高级干部教育内容主要的是学习政治。”电报还指出：如果我们在八月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成绩，到九月份同红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的战斗，就将更有力量进行了。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通令：命令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指挥外，所有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任命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志丹城卫戍司令。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连致两电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朱绍良[96]、王均等布防和封锁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的情况，并提出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部署。电报说：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包座到哈达铺五百里有险隘五六处，宜选精锐二千余人以机敏坚毅之首长率领向前开路。最好除此路外再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

8月3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热烈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指出：“接八月一日电[97]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8月5日　为《长征记》征稿事，和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说：“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8月9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就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致信张学良：“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信中指出：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8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两广事变虽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蒋介石内部裂痕加深。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报告指出，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军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报告认为，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毛泽东在结论中进一步指出：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决定公开发表宣言，专门写一封信给蒋介石。

8月11日　致电刘鼎，请他同张学良商量：红二、四方面军即出岷州、陇西之线打毛炳文，速乘此机调固原两师入兰州，我一方面军可不打固原。望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

同日　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要求广泛宣传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指出：“我二、四方面军前锋已抵哈达铺及西固[98]附近，西岷大道被我切断，毛炳文、王均、鲁大昌[99]惊慌异常，我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望即根据上次军委总政的电令，分别在部队中、地方群众中广大宣传，并以扩大部队，训练部队，培养干部，争取胜利，巩固苏区，争取白军，联合苏蒙，共同抗日，保卫西北，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庆祝三个方面军大会合等为中心口号，来作庆祝胜利的动员。”

8月12日　和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何凯丰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100]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电报提出对南京的策略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地分别地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同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提出“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前线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才，至少可做联络交通”。

8月13日　致信杜斌丞[101]，希望他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对西北各部亦望他大力斡旋。

同日　致信杨虎城，对杨同意联合战线表示欢迎，告以派张文彬[102]奉诚拜谒，提出：“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同日　致电彭德怀，提出：红一方面军八月至九月中旬仍以训练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准备九月中旬以后向西出动一步，仍以休养、训练、扩红、扩地为目的，对东北军何柱国、董英斌二部放弃打的企图，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当红二、四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九、十月间北上时，红一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之会合于固原、海原地区。

同日　就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部署问题，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打毛、打王[103]，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毛炳文现正以一部从陇西增援，是消灭他的好机会。朱总司令宜派人去见王均、曾万钟[104]，彼等孤危，不难收效。城内鲁大昌亦宜派人，允许放他向临潭跑。”

8月14日　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105]，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

同日　致信宋哲元[106]，称赞他情殷抗日，希望他及二十九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的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的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

同日　致信宋子文[107]：“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

同日　致信傅作义[108]，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同日　致信易礼容[109]，指出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希望他努力促成之；询问李达夫妇情况，谈到读了李达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信中还说：“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

同日　致信王世英[110]并转刘少奇[111]：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112]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8月18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发出关于筹款的训令。训令指出：根据最近中央对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募捐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在筹款中，必须注意经济政策，没收地主的商店固然不对，没收一般的商店尤不容许。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的保护。在不损害商业的条件下，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8月19日　和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就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问题，提出：我们对哥老会是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其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使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

8月22日　就红一、二、四方面军的战斗部署问题，电询彭德怀：“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113]之把握否？”“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114]，看一、四两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肯定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于外交政策的新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但“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致国民党书》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同日　致电潘汉年[115]：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七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七天至十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同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为着靠近苏联，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这一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只好把三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而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训令规定：在九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我西方野战军九至十一月的任务是，消灭二马部队于运动战中，在不付过大代价条件下，克服若干必要的城寨，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从发动回民群众斗争之中，争取回民大量加入主力红军；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豫旺苏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三十一日，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九月十四日，又占领将台堡和打拉池。红二方面军于九月十一日从哈达铺附近出动，至十九日，先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红四方面军则在九月七日前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以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

8月26日　就红军大学教学问题致信校长林彪，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信中提出，应把文化课更增加一些，增加到全学时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定期检查时，把文化作为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

同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8月27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聂荣臻，程子华等，要求西征军目前抓紧对马鸿逵、马鸿宾的争取工作。

8月30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日本向绥远有急进之势。全国民众抗日运动有更大发展。南京抗日、联日两派斗争颇烈。估计蒋介石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出兵到西北，尚有两个月左右时间。蒋介石有于西南问题解决后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的企图。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一）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三）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四）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8月底　致信王以哲：蒋介石的政策开始有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信中认为，王以哲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9月3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指出：贵我双方彼此接壤咫尺，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

9月4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介绍陕西、甘肃、宁夏各苏区情况，指出：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地形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物产一般贫乏，不能供给大军久驻。神木特区，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约三百余里，游击战争颇发展。关中苏区，南界距西安九十里，中部、三原、庆阳等十县的乡村已连成一片，县城非我所有。陕南苏区发展至二十余县，部队约二千人。

同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9月7日　致电宋时轮并转贾拓夫[116]：我们委任回人马怀蔺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游击司令。马为哥老会首领，在宁夏有群众，应优待和帮助他。马由保安到定边，需沿途派兵接送。十日，再电贾拓夫：马怀蔺到定边后，要经常以开会方式同他讨论，争取马部军队，争取宁夏军队、群众及组织游击队，并详细调查宁夏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

同日　致电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

9月8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

同日　致电彭德怀，告知红二、四方面军行动计划和统战工作进展情况：红二方面军出两当、徽县，扩大占领区域，相机消灭王均。红四方面军在岷县、临潭、渭源、漳县、陇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静宁。林育英率一组人在曲子主持统战工作，由周恩来指挥。南京代表来而复去，约主要负责人见面，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有代表来华北，我们有人去南京。

同日　致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信中希望邵力子去旧更新，重整《觉悟》[117]旗帜。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王均：“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军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望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红军北上为抗日，此外悉无所求，先生断乎不可以恶意抗拒。”“已电告甘南甘北部队，在贵军不过为已甚条件下，不与先生以困难。如先生赞同一致抗日之议，可随时派人与前线红军首长协商。”

9月10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指出：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师准备向通渭进攻，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源、隆德之间。同日，又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要红一军团第二师速转移至静隆大道，相机袭占庄浪，迟滞胡宗南、王均部进攻通渭，以便红二方面军转移至通渭以北地域休息。

9月11日　和周恩来、秦邦宪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明日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德怀、刘晓停一星期。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9月13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并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宗南占领该线，这是最重要的一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滞阻胡宗南西进，以便于红四方面军出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

9月14日　就占领宁夏的部署问题，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互相策应；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的侧后。“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9月15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负责人及陕甘宁省委负责人，指出：九、十两月须用全部精力进行宁夏的军队运动与回民哥老会运动，务必取得决定的成绩。所有各兵团领导及政工人员，务必克服对统一战线及回民工作认识不足、教育不力、工作不切实的弊病，必须选拔与指定多数得力干部担任此种工作。

9月15日、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发言，着重阐明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问题。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参加过革命，一九二七年叛变了革命。现在，由于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的压迫，买办资产阶级在南京政权占据了绝对优势，民族资产阶级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统一战线，但这样的领导是要争取，现在正在争取。国民党也正在争取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中间阶级有成立新的政党的可能，他们有广大的群众，但他们是动摇的，我们应当争取他们。大革命时，我们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那次联合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重新与资产阶级联合，更应该由我们领导，这样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毛泽东还批评了过去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指出对“罗明路线”、对萧劲光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也是不对的。十七日，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9月17日　致电彭德怀：“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已连电朱、张速以主力进占界石铺。为配合打击胡宗南，似有以我一军团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动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内聂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以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同日，和周恩来、彭德怀再电朱德、张国焘：我第一师已到静宁、会宁北端的单家集一带，红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

9月18日　致信宋庆龄，对她自武汉分共近十年来的革命救国言论和行动，表示敬仰。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资格作具体实际的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信中说派潘汉年前来面申组织统一战线的意见，与她商酌公开活动的办法，并请她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118]等与潘汉年面谈。

同日　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119]，提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说：“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

9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发言说：今天讨论一个军事问题，就是夺取宁夏，大体计划已定下来了。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宁夏堡垒比较多，如果没有群众工作，专靠硬打是不行的。在这里，白军工作、哥老会工作、回民工作是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加紧十一、十二两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并以叶参谋长名义指挥军事。对于马鸿逵，要坚决、迅速地消灭之。我们总的策略是联合一切，但不联合马鸿逵，要估计到马鸿逵是绝对无联合可能的。对于土豪，目前一切不打。以后在不妨碍军事行动时，原则上不打，但在红军需要时、群众需要时，也可以打，并要估计到一切土豪没有不站在马鸿逵方面的。

同日　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问题，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致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9月21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四同志的意见[120]。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主席团地点暂在同心城附近为宜。

9月22日　致信蒋光鼐、蔡廷锴[121]，提出：“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122]，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123]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

同日　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124]，指出：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的阶段。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的重要一着。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即成定案。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

同日　致信于学忠[125]，介绍彭雪枫[126]去申述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救国之旨；指出“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

同日　致信蔡元培，希望他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

同日　朱德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指出：张国焘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127]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9月23日　在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主要谈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时说：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这种改变，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的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在回答实行联合战线，共产党是否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时说：这要由反日运动的发展来决定。如果不救济农民，反日纲领是不能实现的。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已照来电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重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林育英俟朱、张到达界石铺大道即动身来前方。

同日　致电刘鼎：我党与南京谈判条件已交潘汉年带来西安。张学良从中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国家民族之福。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

同日　致信李济深，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政治上负责人员来陕，能有专人常驻，沟通情意。信中说：“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

9月24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使胡宗南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至要。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再次表明同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说：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削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至于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电报还说：红一方面军一师已占领界石铺，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余部陆续北上。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任弼时：“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9月25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电报强调目前阻止胡宗南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同日，又电彭德怀：“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问题”。

9月26日　致电彭德怀：“国焘动摇，老总[128]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129]将先据乐都，且将先据永登、凉州，遮断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本日，又和林育英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130]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同日　致电刘鼎，提出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

9月27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131]并致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告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关于坚持四方面军执行北进方针的意见，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132]，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复电强调说，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北上方针。本日，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二十九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重新发布北进命令。

同日　关于同南京进行谈判问题，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南京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与以前不同，所以我们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这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恩来准备出去，仍应南京要求，实亦有此必要，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

9月28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朱德、张国焘来电说“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日到界石铺。”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第二师应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袭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

9月29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二十八日电[133]悉，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随营学校非常必要，你们所需干部主要靠此供给。我们从前线部队抽出大批高级干部，开办红大训练，储为将来之用。”“前四个月专学政治理论，后四个月政治军事并重。此外尚有造就连排长的普通科六百人，均长征中之优秀下级干部与战士。因此暂时不能供给你们，但准备于毕业后分配你们一部分。”

9月　为国共两党谈判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草案提出：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的有加无已，“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了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10月1日　致电刘少奇，提出力求迅速争取与刘湘[134]建立关系，并指出：刘湘代表如在天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建议他们发一通知给各部队，“对一切白军相遇接近时，先由我方试派人员携带要求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态度诚恳的信件，如彼方先派人来或因同意我方要求派人来接洽，不论其动机仅是怕打或真有合作抗日诚意，我方均一律以诚恳面貌招待他们，以期沟通双方，扩大西北统一战线范围”。

10月2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认为红二方面军准备在一星期后进入渭水以北地域，是可行的。根据红二方面军渡渭水后的敌我态势，提出：在十月、十一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的必要。但如果红四方面军的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询问可否先期占领通渭。同时指出：现全国人心愤激，要求南京抗战，南京亲日、抗日两派争论未决，新事变在酝酿变化中。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指出胡宗南十余个团数日内即将到达清水、秦安地域，与天水王部[135]靠近，要求红二方面军应准备迅即开始移动，取天水以西道路。次日，和周恩来再次致电贺、任、关、刘：“你们宜乘胡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转移道路似宜走武山附近，并先以支队附电台从天水附近渡河，向胡敌前进，迫近胡敌，节节钳制，掩护主力转移。”

10月3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四方面军目前的行动部署：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宜攻占庄浪，以后续部队接占通渭。庄浪、通渭两处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并掩护红二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向北转移。除以一部接替已控制在我手中的会宁、界石铺大道外，宜迅将主力集结马营、通渭地区，主要注意天水、秦安方面。岷县、临潭部队宜迅速北撤。武山、甘谷方面宜配置相当兵力，掩护红二方面军转移。

10月4日　致电彭德怀：朱、张来电主张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他们有造船工人，只要木料铁钉。同心城地区有铁匠能打铁钉否？我们准备派铁匠来同心城。同日，和周恩来、彭德怀电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准备即派铁匠至同心城造铁钉。

10月5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林育英并告彭德怀：红四方面军屡次来电要求你去一次，我们觉得有此必要。请你立即结束现任工作，十月二十日前到达同心城，与朱、张会面，转达国际“七大”精神。党中央新政治决议案日内即送同心城。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提出：“为彻底消灭迫近会宁城西南门之敌，请你们令向会、静前进之部队即速截断会、静、定西间道路，以便我第一师及守城陈支队[136]明（六）日将敌击溃后全部俘虏之。”“二方面军从六号起以四天行程经天水以西到达通渭。千万请你们派有力一部立即占领庄浪，在通渭、庄浪两地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游击，以确实掩护二方面军之到达。”

同日　和周恩来致信张学良，提出：为迅速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之意见，但甘谷、庄浪仍宜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敌，任掩护二方面军北进。”

同日　致电李维汉，宋时轮、宋任穷，要他们立即派人经宁夏直到阿拉善旗达王[137]根据地的定远营，确实侦察该地日本人修建机场、储存飞机情形，该地城堡高厚程度，达王步骑蒙兵数目，及宁夏到该地沿途里程、房屋、关隘等情形。

10月6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四方面军同意我们意见，以一个军到靖远布置渡河，以一部向甘谷、武山间及庄浪活动，掩护二方面军北移。主力位于通渭、马营、陇西、会宁地区，对付胡、毛[138]及定西敌。二方面军五日由徽县到天水以南，约九号到通渭。尔后拟令其转至瓦亭、隆德、静宁大道及其以南地区。”电报说：红一军团主力在红四方面军接防静、会段后，“我意以占领固原城、硝河城、青石咀三点之中间地区及其附近，南与二方面军接近为适宜，以便尽量将胡宗南军与东北军向西吸引，利于尔后之机动”。

同日　致电李维汉、宋时轮：“目前不应过分威胁宁夏，因此东方仍以支队活动为适宜。二十九军亦不宜过早到定边。”

10月8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彭德怀，通报同南京谈判的情况，并指出：“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10月10日　致电彭德怀：朱、张已到会宁，询问见面人员与地点，中央已复。我们意见，以兄西去就他们为宜。“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之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是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见面时对老问题请一概不谈。”

同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139]来电称，陈立夫[140]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10月11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征求他们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指出：《草案》全文电达，请你们提出意见。“此草案是我方起草，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彼方可能容纳之最后限制，尚不详知。”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左权、聂荣臻，刘晓，李富春，李维汉，宋时轮：同哥老会建立统一战线，是在争取其中优秀的分子，及扩大群众参加抗日，并利用它进行白区白军工作；而不是在苏区内另外给哥老会组织团体与军队，扩大与加强它在苏区内的影响与力量，造成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困难。

10月11日、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军政治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克服长征中的疲劳现象、提高政治情绪上有成绩。应特别注意干部教育，在这方面过去有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课少而精。政治工作的方式要有计划性、纲领性和灵活性，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有伸缩性，注意各地方、各时期、各部队的差别，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整个红军教育，包括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发言还着重谈了干部政策问题，指出：我们的干部政策，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应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的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我们的干部标准是：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10月13日　致电彭德怀：“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141]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一、二两师本月底须集中固原以北，以便全野战军集中训练，至少半个月，预先准备粮食。”“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

同日　和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九月二十三日小平同志来信，及一军团党务委员会的决议，我们完全同意。盼你们坚持这种方针，深入干部中去，从根本上转变工作作风，与发展思想上的斗争，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

10月14日　致电叶剑英：要迟延胡宗南进攻，使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我方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第一，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第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第三，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第四，在进攻未停止、周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的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

同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复电彭德怀，指出：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

10月15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指出：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公开致函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将领书，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此文件苏区发布后，拟向我周围白军白区进行广大的停战抗日运动，以响应和援助可能发动的绥东抗战。现请红二、四方面军将现任各军师长政委姓名电告，以便列入在内，以广宣传，以壮声势。

同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向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欢迎；（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谈话还说：“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0月16日　和周恩来致电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致朱德、张国焘：“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其前进方针，判断在敌情地形等条件下可能达此目的。即使船渡不成，我亦应坚持此方针，方于尔后行动有更大利益。”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就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问题，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中央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10月17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通报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指出：“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十四日回西安，携带来国民党条件如下：（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电报并指出，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

同日　和杨尚昆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将中共中央对回民问题的决定摘要通报，征求他们的意见。决定的主要内容为：坚持回民事情由回民自己办理，保护阿訇和清真寺；红军在回民中只没收反动军阀官僚及广大回民群众所痛恨的人的财物，应由回民自己动手没收，尽量发给贫苦回民；对于回民中地主高利贷者暂不没收，而采取减税、规定租额等以改善回民生活；红军不打回民土豪；应联合阿訇与回民中知识分子，经过他们去接近回民。

10月18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致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指出：“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及各阶层中广大同情。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响国民党军队之干部。我三个方面军集中，彼等又有所畏惧。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请照昨电意旨由朱总司令致书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贺龙同志致书何柱国各部及胡部，发展我们影响。书中一本诚恳相劝之意，不作任何自夸语，自能发生效力。一面严整壁垒，提高士气，立于不败之地。”

同日　起草徐向前致胡宗南的信，表示双方宜“弃嫌修好”。信中说：“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次日，毛泽东、周恩来将此信电达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请专函缮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军发送”。

10月19日　鲁迅在上海去世。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和《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与南京国民政府电》，并向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致唁电。唁电说：“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指出：“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同日　电告彭德怀：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十号开始渡河，朱德、张国焘二十号去打拉池。红四方面军有残废干部及老弱幼孩等六百四十人，由余洪远率领来同心城，请处理并发动慰劳。

10月中旬　约林育英、聂洪钧和刘道生到住地谈话，就派他们去红二、四方面军帮助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谈了意见，要他们多看别人的长处，少说别人的缺点，注意搞好同红二、四方面军的团结。

10月21日　红二方面军首长到达静宁以北的平丰镇，同红一军团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

同日　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指出：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为着政治上动员全军执行新的伟大任务，为着使全军完全团结于共产国际、党中央与军委的路线之下，为着使全军从政治上军事上提高一步，中央及军委决定，从十一月一日起至七日止，以十月革命节为中心，进行七天的教育计划。全军同时于十一月七日举行庆祝三个方面军会合、誓师抗日与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大会。

10月22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转朱德、张国焘：“会谈时请首先注意宁夏战役的准备与部署问题，关于如何夺取定远营，如何克服城堡困难及如何接取远方货物等，均须注意，并以商定结果见告。”

同日　致信彭雪枫，指出：急须将同绥晋关系弄好，得信后即赴津迅速转至绥远办理此事。我有付南汉宸一信，要求他介绍你见傅作义。“交涉要诚恳，要机警，要有耐性。专作上层交际，不与党的组织相关涉，不要引人见疑。”“如傅[142]同意，待绥远办好后，请傅介绍见阎[143]，不同意则罢，你的工作以傅为主。”“用费从带去之四百元中开支，十分节省用，不要爱奢华，不要失掉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人家的馈赠，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许可从人家借一点钱，日后如数归还，用数要报账。有闲功夫注意看书报，加紧学习。”

同日　致电叶剑英、刘鼎，告诫他们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信中并要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还请他们买一部《孙子兵法》和一些关于战役指挥与战略方面的军事书籍。

同日　致信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144]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信中还通报：“三个方面军已全部在西兰大道会合，内部已基本上统一团结。玉阶、特立[145]任前线指挥，在中央与军委决定之下行动。二、四方面军均保存了基本力量并比前进步，一方面军亦加强了。”

10月23日　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下列各点：“一、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二、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三、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五、某方[146]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

10月24日　复电彭德怀并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二十三日九时电[147]之计划。”“胡、毛、王、关[148]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149]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10月25日　致信傅作义，指出：日寇西侵，国难日亟。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红军主力的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此信最后说：“兹派彭雨峰[150]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致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二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电报还提出具体部署。

10月26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二）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三）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四）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五）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同日　和朱德等四十六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要求“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并提出：“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10月27日　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发生。

10月28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甲、胡敌以我避免决战，十分轻我，向打拉池锐进，王、毛向靖远进。乙、我三个方面军主力应依兄等二十七日部署，立即集结在有利阵地，在数日内坚决突击消灭胡敌先头一个师至两个师，以小部抗阻靖远王、毛。丙、九及三十军速复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丁、此是消灭敌人开展局势最适当之时机，请兄等速图之。”

同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各军首长及政治部主任，表示完全同意朱、张二十七日五时部署。电报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们打胜仗时候，必要时拟请德怀赶赴前线指挥此次战役。在政治上立即开始大动员，坚决消灭南敌。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完全同意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同志俭日七时之海打战役战略计划[151]，望各兵团首长动员全体红色指战员下最大决心，努力争取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开辟今后伟大的战略胜利之途径。”

10月29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与南敌决战，关系重要。现敌轻我锐进，胡敌先头又是郭华宗[152]旧部周、孔[153]两师，打得好可获大胜。”同时提议：“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以野战军[154]全部为主力，从二方面军抽二分之一辅助之，专打周、孔两师。四方面军为右翼钳制队，或任右翼之部分突击，专对付胡之西路及毛、王两路。”“实行打时要在有利之地形条件下，首战限于打两个师，并首先消灭其一个师。不合此条件时再退一步，总以胜仗为目的。”

10月30日　致电张浩（林育英），提出：“一、目前方针是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二、你与朱、张略谈后即转二方面军，提高其士气，再转朱、张处。三、对张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155]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朱德、张国焘，指出：蒋介石以我军大部西渡，东岸所余不多，令胡宗南猛追。胡令周祥初、孔令恂两师向打拉池急进。关麟征师向靖远追击，毛炳文、王均部尾其后，似不会全部北进。何柱国令一骑兵师随胡军右翼相机追击。据以上情况，给我们打周、孔两师的极好机会。对周、孔右翼的骑兵师须以红二方面军有力部队拦阻之。红三十一军必须照彭令，由西向东打。电报强调指出：“打拉池、西安州为我军尔后宁夏战役之屏障，万不可失，深望注意。”本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撤至贺家集、同心城。三十一日起，国民党军陆续向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进攻，隔断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海打战役计划以至夺取宁夏战略计划被迫中止，红军主力向东转移。

10月　连续几个晚上同斯诺谈个人历史和关于红军长征的经过。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多开始，持续到次日晨两点。[156]

11月1日、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青年团的工作。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指出：“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剧烈的变动，最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到救亡运动与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来，在中国共产党前面提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吸收广大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把建立为发扬文化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广大青年运动，当作自己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最中心任务。”

11月2日　致信北平各位教授[157]，对惠赠各物，衷心感谢，并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11月3日　和周恩来就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的“我方决定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的计划，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五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右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11月4日　致信陈公培[158]，说：“各方统一战线，深仗大力斡旋，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战，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联系及其彻底胜利之前途。疾风劲草，愿共努力！”

11月8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等七同志，答复徐向前、陈昌浩等七同志十一月七日关于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提议的来电，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来电批准。

同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林育英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电报提出新的作战计划，征求他们的意见。后来由于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爆发，这个计划没有实施。

11月9日　和周恩来复电张子华，要他转告陈立夫、曾养甫：“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停止实行向国民党军队攻击”。“我们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双方派代表举行谈判。至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国方未下令停止攻击，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先与陈、曾会谈，望征同意。”十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谈。陈立夫配合蒋介石在西北的军事行动，态度突变，提出必须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并要周恩来出来谈判。潘汉年严词拒绝。

11月11日　和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甲、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地隔离着。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依据西面情况，徐、陈所部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下决心西进。十二日复电中央：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

11月12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由于北路军的行动有妨碍绥东抗战及吸引汤军回堵的政治上军事上不利，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因此我们觉得除徐、陈之西路军外，其余全部向南为有利。依照前方敌情、粮食情况，同意彭德怀关于提早向南之意见。此电还同意红军总司令部移到甘肃洪德河连湾（今属环县）陕甘宁省委所在地，周恩来赴河连湾同朱德、张国焘接洽。

同日　致电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通报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表示对曾养甫、陈立夫所提的四条，即共产党公开活动，苏维埃继续存在，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等，我方均可同意，并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迅速进行谈判；请告知张学良，要他多方设法促其早成。

1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说：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向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但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军事上有很多限制，不甚有胜利的把握；好处是没有自然界很多阻碍，有游击队帮助，可以扩大陕甘宁苏区。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是抗日的，对扩大红军也有利，但也要估计会受到敌人的限制。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害，一般地说是向东，向东南比较困难。阎锡山说日可抗，红军不可抗，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报告在讲到统一战线问题时说：我们总的方针就是要团结群众，用群众的力量，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要求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他们要求我们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准备承认，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在作结论时，更明确地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同南京谈判改红军番号问题，我们没有争论，但群众方面要很好地解释。

11月14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指出：“据彭电胡敌继续向豫旺进攻，不消灭其一部不能南进。似此有打胡敌之机会，自以集中一、四、十五、三十一军在数日内打一仗，再南进。”“究应如何，统由彭依前线实况决定可也。”本日，毛泽东、周恩来又给彭德怀连发两电，提出：“朱、张来保安后，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当可放手做去”。“打敌办法，如两翼伏击不便，可以一翼伏击，正面敌前进与之遭遇而消灭之。请依情况酌定。”

11月15日　和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他们向凉州进发，并告知新疆接济[159]正准备中。

同日　关于一、二、四方面军集结准备对胡宗南部作战问题，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蒋介石仍坚决打红军，与南京妥协一时难成，我们应坚决粉碎其进攻。”“胡宗南占领豫旺后之行动，两三天后即可明白。”“目前两三天内，四方面军即在甜水堡、保牛堡集结，二方面军在毛居井及以北集结，一方面军在环县西集结，各兵团鼓动作战准备，胡敌东进时消灭之。”

同日　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甲、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人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的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乙、我有打破敌人之许多有利条件，敌情、地形、群众等方面，都有利于我作战，粮食困难是敌我共同的。丙、一切具体布置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十六日，红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11月18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告朱德、张国焘，强调：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距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使尔后和远方[160]同志见面时焕然一新。电报还指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

同日　致电朱德、张国焘：“四军萌城抗战[161]甚为得力，请鼓励其继续抓紧阻止该敌，以利一方面军与三十一军之突击。”现胡军已露疲惫，兵力又颇分散，一战而胜前途大佳。“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同日　和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联名向红一、二、四方面军各军团军事政治首长发出《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动员令说：“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次进攻，开展新的局面”。

11月20日　晨五时，致电彭德怀：胡军现陷在困难中，遵蒋令由保牛堡改向定边、盐池，解决给养，控制战略要屯，其主力进路必经红柳沟，但丁师[162]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我以集结四个军从其右侧后打去最好，四军则从正面吸引之”。“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个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晚十一时，又电彭德怀：蒋介石令胡军向定边、盐池急进，丁、周[163]两师受阻，不得不向山城堡。“我可集全力放手作战，消灭丁德隆，则全部有利矣。”二十一日，红军向进入山城堡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的一个旅另一个团发起进攻，消灭其一个多旅，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此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线后撤，国民党军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实际被停止。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捷电甚慰。“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11月21日　和朱德致电傅作义，祝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电报说：“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

11月22日　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同日　出席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我们要抗日我们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11月23日　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我们的任务是捉住这些矛盾，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地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

11月25日　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

11月28日　致电彭德怀，通报国际国内及红军情况，指出：“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164]与我谈判。潘汉年去南京两次，距离甚远，一时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

同日　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其二十五日关于作战部署的来电，提出：“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有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房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

11月30日　致电彭德怀，通报胡宗南败后其内部充满联俄容共、一致抗日空气，张学良建议我们“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电报指出：我们完全同意张的建议，希望立即采取如下具体办法：（一）首先释放一部分俘虏，勿骂其长官。（二）用诚恳和气与尊重彼方态度，分别写信致胡宗南、孔令恂、周祥初。（三）派人到豫旺见胡。（四）用毛、朱、张、周及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首长名义，发表告胡军官佐士兵书，简单明了说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志愿。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敌进则坚决消灭之，数日内胡军仍有进攻可能。如敌改取守势，我军全军在此地区休息训练一个月，包括三个方面军政治上团结、体力休养、部队改编、制度统一、军事训练、政治训练、地方工作训练、党的路线解释、政治形势与红军任务解释、各种干部会议等项。

11月—1937年4月　读西洛可夫[165]和爱森堡[166]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三四遍，写了约一万二千字的批注。较多的批注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尤其集中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部分。其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最多，约占批注文字的一半。这些批注，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准备。这些批注有几个显著特点：（一）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比如，在批注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时，指出：“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在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用革命去解决。”“社会与自然间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间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又如，关于对立面互相渗透的批注写道：“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保存游击性与克服游击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与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同资产阶级联盟与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共产党同国民党妥协正是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即是加强战斗力，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二）注意对党内错误路线的批判。比如，批评机会主义的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指出：“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批评军事冒险主义者的“外因论”说：“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党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三）用成语、典故、民谚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比如，用“路遥知马力”来解释质和量的关系：“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为了阐明量变引起质变，批注说：“人多成王”，“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韩信将兵”。在批驳布哈林的“均衡论”时写道：“履与足矛盾时，削足适履正是布哈林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的。”“所谓补苴罅漏的办法，结局将使大局溃败”。“堵住矛盾发展，取得内部的安定，以求得所谓平衡，结果是无济于事的，这是破落户救穷的办法。从构成外部平衡来求得内部平衡，这是布哈林的根本办法”。（四）对原著的观点有重要的概括和发挥。比如，对“教程”中关于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特征的论述，作了概括性的批注，将“教程”以举例方式所作的个别分析，推进到一般分析：“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又如，“教程”讲对立统一规律时，仅举例说明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决定作用，没有在理论上展开分析。毛泽东对这个思想作了发挥，写了长达一千二百字的批语，发展了“教程”的观点，其中说：“矛盾之中，不论主要与次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不但是对立的斗争，而且互相依赖其对方，以行其对立与斗争，两方面斗争的结果，发生相互渗透的变化，即转化为同一性，转化到相反的方面。”“究竟哪一方是主导的呢？主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变为主导方面了”，矛盾的主导方面，“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

12月1日　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战，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介石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似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167]以随时准备打胡姿势，加紧休息整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

同日　致电彭德怀，告以朱、张、周已到保安[168]，情形甚好。“你对团结与改进一、二、四方面军的方针及对许多问题的意见，我都同意，很对的。但在某些步骤上，我的意见还宜改得温和一点。两星期前批评国焘一电，昨日整顿纪律一电，原则上完全正确，但在措词上有一二句颇为刺目，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请留意及之。”

同日　和朱德等十九位红军将领率中国人民红军致信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共二百六十个团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12月2日　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

12月4日　蒋介石抵达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西北红军，否则将张、杨部队分别调至福建和安徽。

12月5日　致信冯玉祥，指出：“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

同日　致信孙科，说：“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之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之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169]先生。”

同日　致信杨虎城，就以下事情同他协商：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的五六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其二，敝方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其三，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其四，空间通信再不可缓。

12月6日　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甲）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乙）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红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丙）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军的任务下暂不西进。

同日　在保安出席红军大学为欢迎朱德、张国焘举行的联欢大会，并发表演讲。

12月7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二十三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以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12月8日　出席红军总参谋部二局、三局工作人员联欢会，并发表讲话。

12月9日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一万五千多青年学生，在西安举行爱国请愿运动。游行学生从西安步行赴蒋介石临时行辕所在地临潼，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为避免爱国学生遭受蒋介石宪兵镇压，张学良驱车赶至途中劝阻学生，向他们表示：在一星期内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12月10日　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告知中共与蒋介石谈判情况：“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同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同日　和朱德等以中革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黄超[170]及红五军团[171]全体指战员，为纪念宁都暴动五周年“特对五军团全体英勇的指战员，致以无限的敬意，更望在董军团长领导下继续宁暴伟大的精神，坚决配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当日，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同日　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孔祥熙、宋美龄连夜由上海赶回南京，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

12月13日　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就西安事变后西北的局势陈述意见：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丙、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此着是最紧要任务之一。丁、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请派飞机来延安接。

12月14日　和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西安事变后的行动方针：（一）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张学良为总司令，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分别编为三个集团军。成立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二）目前军事步骤为，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本日，还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出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指出：西安的抗日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赞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同日　西安方面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主任委员。南京方面孔祥熙接受宋美龄建议，召集高级会议，决定在“讨伐”之前先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端纳[172]由南京飞抵西安，在张学良陪同下会见蒋介石，劝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阎锡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对西安事变提出四个问题，态度暧昧。十六日、十八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以及刘湘，分别发表通电，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其他地方实力派采取观望态度。

12月15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希望他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同日　致电张学良：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端纳停止南京正在发动的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端纳返宁派人同去，与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接洽。十六日，经过端纳斡旋，宋美龄表示愿同宋子文、顾祝同到西安会商，张学良表示欢迎。

12月16日　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起义，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

同日　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张、杨二公所部尤志切同仇。红军则久矣，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

同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下设东、西两集团军，由刘峙、顾祝同分任指挥官，分别由潼关、天水等地向西安进逼。

12月17日　周恩来从延安飞抵西安，同张学良会谈，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线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同日　日本外相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二十一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接见张群，声明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在思想上和日本为东亚大局着眼的根本方针，恰正相反”。

12月18日　接到周恩来报告国内各派对西安事变反应的来电。来电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称“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精卫将回国；阎锡山向张提议，将蒋送山西；韩复榘认为南京现在办法不能解决西安问题；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张此举乃被逼得不得已；余汉谋[173]、何键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蒋态度开始时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

同日　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国民党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1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以及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毛泽东在作结论时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它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无疑地是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广大群众的帮助。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本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提出具体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参加。

同日　起草并发出十余份电报，其中发给周恩来的十一份，通报了国内外形势并提出军事部署等，其要点是：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张、杨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争取十七路军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

同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2月20日　致电周恩来，转述共产国际的来电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本日给周恩来的另两次电报，还分别提出：“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东北军应以洛川为后方，十七路军以韩城为后方，两军辎重宜逐渐向两地迁移，准备万一放弃西安时不至仓卒误事。”

同日　派人送一封信给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彭雪枫，要他立即商办苏区与阎锡山方面建立电台交通、徒步交通和通商关系等事宜，并嘱咐他“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用费务须节省”。

12月21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同日　致电周恩来，要他“派人去董钊、樊松甫、王耀武[174]、胡宗南等处，告以何应钦、何成濬[175]等亲日派实欲置蒋于死地之阴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黄埔系不要受亲日派、阴谋派所愚，并发传单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

同日　和朱德、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马鸿宾：“承王军长介绍贵师与敝方结为抗日友军，曷胜欢迎。从此化敌为友，谊同一家，为抗日而誓师，为救亡而奋斗，相亲相爱，互助互援。”

12月22日　致电周恩来，通报红军进军和陕北苏区恢复情况：红军正向南急进，二十天内准可集中咸阳[176]。罗炳辉、萧劲光、谢嵩[177]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部也加入。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四城均入我手。

同日　复信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陈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并望成立联合阵线。信中说：“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

同日　致信阎锡山，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提出：“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信中还说：“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

同日　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抵达西安。蒋介石授意二宋代表他同西安方面谈判，并说对商定好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

12月23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时间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但应告张、杨及其干部，把工作放在困难点上。即使困难，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如无此种决心，则遇有挫折，将不能支持。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

同日　致电南汉宸，指出：“因十七路军不巩固，极须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臣极望兄回帮助。”“兄至十七路军，应坚定其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之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十七路军变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及关于组织抗日联军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主张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对外暂不宣布，对内可以宣布。并说，我们加入抗日联军，同时向南京招手。

同日　请山西吉县县长璩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178]面陈下列各点：“（一）十分钦佩晋绥当局对日寇的英勇抗战、开放爱国运动及取消防共组织，敝方与晋绥的基本方针已属一致，希望晋绥当局坚持此方针不变更。（二）希望即刻实现双方的密切合作，首先停止对西北的全部内战（包括对红军的与对西安的），给南京亲日派以压力达到此目的。（三）红军要求晋绥当局同意开赴绥察抗日，愿受阎之指挥，不干涉晋绥行政与社会秩序，晋绥发给伙食、弹药。（四）建立晋西、陕北交通通信，恢复通商关系，从吉县、延长局部开始。（五）不使汤恩伯回陕，并调出李仙洲、高桂滋、高双成离开陕北，此事请阎、赵大力帮忙。”

同日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次日，周、张、杨又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并达成肃清亲日派、释放爱国领袖和政治犯、开放政权和召集救国会议、待抗战发动允许中共公开、联俄等协议。当晚，周恩来等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协议。张、杨同意其要求。

12月24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179]：“对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我们方面拟参加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徐向前五人。恩来、伯渠参加实际工作不参加名单，以便将来进行国民党工作。泽东不参加。对张、杨说明，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派，应采此种方针，对张、杨亦是有利的。”

12月25日　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没有告知周恩来等，就亲自陪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飞赴洛阳。二十六日，抵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所谓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称离开西安之前，张学良、杨虎城“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

同日　致电周恩来：“提议东北军、西北军均以富县、甘泉、延安、牛武镇、羊泉镇、张村驿为总后方，再以庆阳、曲子、环县为第二后方，立即开始输送，先搬最重要物品。为避飞机，主要不置于城市而置于乡村，靠近苏区万无一失。但此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之决心。”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在五个条件下[180]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12月26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利扩大补充野战军，仍应执行原计划，惟不驻咸阳，而照一、二、四方面军次序，驻兴平、武功、扶风、凤翔线，处在南京军天水集团与潼关集团[181]之间，对东北军、西北军则处在其外侧。”“西安已有五万元向庆阳运送。一切购买，不打土豪。驻乡村不驻县城。”

1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蒋介石释放后，他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的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与会者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结论指出：巩固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和苏区，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全国群众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工作的重心。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特别要做好左派、中派和军队的工作，重视宣传工作，党报应办起来。培养干部，要办党校和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才。应督促国民党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

同日　致信韩复榘，表示愿合作抗战。信中说：“西安事变，西北抗日局面成立，先生主张和平解决，今已达到目的。惟蒋氏难免又受群小包围，延缓抗日发动亦意中事。今后如何改组国防政府，如何组织全国之抗日联军，如何确定救亡大计，均愿与先生及鲁军方面切实合作。”

12月28日　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但是，蒋介石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声明》驳斥了蒋介石所说的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谰言，分析了促成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声明》最后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实行自己的诺言，希望他“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指出：现在蒋介石出于无奈，已经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行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逼迫蒋介石执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

12月29日　为争取教堂同苏维埃红军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和周恩来联名提出，可同各教堂订立如下协定：“（甲）教堂承认苏维埃红军之抗日救国及反军阀卖国贼之主张，苏维埃红军承认教堂之存在。（乙）拒绝一切国民党军阀之军队、民团、侦探进入教堂区域，一切教民均为苏维埃公民，服从苏维埃法律，苏维埃红军承认宣教与信教的自由。（丙）教堂之财产不没收，由教堂自动捐助抗日救国经费。（丁）经济通商不加阻碍。（戊）其他事项随时协商办理。”

12月3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要求他们与杨虎城商谈中共中央迁移延安后红军驻地问题，指出：“中央十日内迁移延安，南面甘泉、北面瓦窑堡两城不能不交给我们，否则殊为不便。请与杨商交出甘泉，并请杨电高桂滋交出瓦窑堡，陕西红军可不进攻清、绥[182]，野战军可不进占旬邑、淳化、耀州为交换条件。”[183]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已放弃永昌、山丹，向甘、肃两州进，但二马[184]追击甚紧。请商杨虎城电马步芳，停止向西攻击，红军亦不向凉州。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请将自十二月十二日起的整份西安《解放日报》、整份《申报》、整份天津《大公报》送来延安，写明交毛泽东收。

12月　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前五章的写作。原计划写作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而搁笔。本书是对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是当时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部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着重批判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本书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诸条件，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规律和特点，并由此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规定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书中讲述的关于人民战争的路线、战术的原则，主要是：要掌握“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战争方针；要在一定条件下为着进攻所必须采取的退却和诱敌深入；要实行集中兵力这个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把运动战作为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要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把歼灭战作为红军作战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法和认识论。书中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又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也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当时曾以这部著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过讲演。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一九四一年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在延安出版单行本。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月　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毛泽东用电报发给随红一方面军赴三原途中的丁玲。

[1]1935年12月30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并转林育英，通报四川、青海国民党军活动情况，提出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红军第四方面军应互通情报。

[2]阎红彦，1934年7月被中共中央指派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赴莫斯科，未及参加会议，即受共产国际之命送密电码回国，于1935年12月返抵陕北。

[3]朱瑞，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4]二十五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第75师，此处沿用旧称。

[5]北征军成立于1935年12月中旬，由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第78师及军委骑兵团组成。

[6]杨尚昆，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2月任主任）。

[7]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8]高福源，原国民党东北军第107师第619团团长，1935年10月在榆林桥战斗中被俘，1936年初被释放返回洛川。1月16日后，受东北军委派，到甘泉邀请红军派正式代表赴洛川会谈。

[9]伍修权，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第1科科长。

[10]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东北军第67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第6纵队司令。

[11]李克农，当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12]高桂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驻防陕北绥德、米脂、清涧地区。

[13]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4]孙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01师师长、晋绥军正太护路军总司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防守区司令兼陕北“剿匪”前敌总指挥。

[15]龙王池，即山西吉县黄河东岸边的龙王辿。

[16]延水城，即陕西延川县城。

[17]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12月21日曾作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18]李生达，当时任国民党军晋绥军第19军军长兼第72师师长。1936年2月下旬又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太原绥靖公署第2路军第3纵队司令。

[19]阎、蔡，指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司令员、政治委员。1936年4月1日分别任红军第30军军长、政治委员。

[20]萧劲光，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军长。

[21]毛泽民，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

[22]杨森，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参谋长。

[23]绥、清、延、延，指陕西绥德、清涧、延长、延川。

[24]周继吾，即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为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1935年底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张子华，当时受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委派，与董健吾同行，向中共中央汇报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会商的情况。

[25]杨耀芳、杨澄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太原绥靖公署第2路军河防部队第71师师长兼晋西警备司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太原绥靖公署第2路军第1纵队司令兼第69师师长。

[26]李维汉，当时任中共西北中央局组织部部长。

[27]张云逸，当时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

[28]高、张，指高福源、张子华。

[29]希，指曾希圣。

[30]李克农1936年3月5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3月4日、5日同张学良在洛川会谈的情况。张学良提议，中共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中推出一位与他在肤施再作一次商谈，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双方商定，红军和东北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同盛世才交涉；中共选派一位色彩不浓而能负相当责任者常驻西安。

[31]周、博，指周恩来、博古（秦邦宪）。

[32]大麦郊，今属山西交口县。

[33]朱理治，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政治委员。

[34]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7军第25师师长。

[35]襄陵，旧县名，1954年和汾城县合并为襄汾县。

[36]石口，今属山西交口县。

[37]清源，旧县名，1952年和徐沟县合并为清徐县。

[38]指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2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39]苏维埃，这里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

[40]汾城，旧县名，1954年和襄陵县合并为襄汾县。

[41]正太铁路，今石太线。

[42]叶剑英，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在石楼附近统一指挥中路军。李富春，当时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地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在石楼附近主持地方工作。

[43]指1936年3月4日中共中央要周继吾向南京当局提出的进行谈判的5条意见。

[44]指1936年3月20日、23日、24日、25日和27日连续在晋西大麦郊、石口、石楼等地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45]宋时轮，当时任中央工农红军第15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46]1936年3月29日，国民党军晋绥军全部占领原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控制的黄河渡口，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围歼在黄河以东。4月初，国民党军晋绥军和中央军分别向兴县以南地区和临汾、侯马、赵城地区集结，寻歼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蒋介石还强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延长、延川进击，袭扰陕甘苏区。

[47]汾、临，指山西汾阳、临县。

[48]林彪、聂荣臻1936年4月7日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称：“先锋军主力决于明八号开始西移，并拟集中于乡宁城和相机占领乡宁城。”

[49]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对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彻底取缔反日言论和行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满洲国”，确立中日“满”经济文化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

[50]永、大、吉，指山西永和、大宁、吉县。

[51]万福麟，当时任国民党东北军第53军军长。

[52]林彪、聂荣臻1936年4月11日两次致电彭德怀、毛泽东，提议先在乡宁以南之区域求得打一仗，然后再去打黄河封锁线。

[53]周恩来1936年4月13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说“后方与张电台呼号由刘鼎带去，前方仍保持与王以哲电台关系”。

[54]邓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1936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邓发为中央代表经新疆赴苏联。邓发于同年6月启程赴莫斯科，1937年秋回国。

[55]神府，指陕西神木、府谷。

[56]三边，指陕西靖边、安边、定边。

[57]宋任穷、蔡树藩，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军长、政治委员。宋时轮、阎红彦，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0军军长、政治委员。

[58]刘鼎1936年5月4日来电称，此间悉红军西渡，张学良要求早日与周恩来见面商谈。刘鼎，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

[59]盛世才，当时任国民党新疆省边防督办。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副总司令兼第1纵队司令。

[60]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委员。贺龙，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军团长。任弼时、贺龙同时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2、第6军团。萧克，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军团长。关向应，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副政治委员。夏曦，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政治部主任。

[61]奉军，即东北军。

[62]张，指张学良。

[63]熊，指国民党军东北军第115师师长熊正平。

[64]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1军第35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4纵队司令。

[65]刘晓，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地方工作部部长。1936年10月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66]左权，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参谋长。1936年6月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代理军团长。

[67]王首道，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政治部主任。

[68]193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将陕甘省委改为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书记。

[69]彭德怀在1936年5月28日致电毛泽东说：“徐、程来电，小桥畔教徒回信，允本日派代表接头。我们答应以信仰自由但传教不得干涉政治为原则，与之谈判。”

[70]邓小平，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71]红校，指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72]绥、宁，指绥远、宁夏。

[73]指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同国民党军东北军、第17路军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

[74]指马鸿宾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11军第35师。

[75]固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

[76]1936年6月上旬，广东粤军首领陈济棠和广西桂军首领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成立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并进军湖南。蒋介石急调部队入湘，阻拦联军北上。7月，在蒋介石的压迫与分化下，陈济棠失败。9月，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

[77]胡适之，即胡适，字适之。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

[78]杨至诚，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兵站部部长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后方勤务部部长。

[79]绥、清，指陕西绥德、清涧。

[80]张国焘1936年6月10日致电中共中央，同意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北上，但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辟局面。

[81]指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防守区司令马麟，国民党军新编第2军军长兼第100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5纵队司令马步芳，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5纵队骑兵第5师师长马步青。

[82]甘、凉、肃三州，今甘肃张掖市、武威市、酒泉市。

[83]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市。宁安，指宁安堡，即宁夏中宁县城。

[84]乔治•海德姆，美籍黎巴嫩人，后取中国名字为马海德。

[85]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况，在其《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一卷）一书中写道：直到吃晚饭时，毛泽东才来。他用劲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要我在同别人谈话过后，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

[86]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何柱国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步兵、骑兵5个师及第35师残部，自庆阳至固原一线向红军进攻，但暂时未敢发动全面进攻。

[87]萧，指萧劲光。赖，指赖传珠，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副部长。

[88]指由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为主组成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89]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军长、政治委员。

[90]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以来，占领甘肃洪德城、环县、曲子镇及陕北三边广大地区，完成了扩展西部根据地的任务。

[91]杨虎臣，即杨虎城。

[92]沈克，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直属纵队司令兼第106师师长。

[93]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3军军长。陈，指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9军第72师师长。二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第86师师长。

[94]杨、王、刘，指杨虎城、王以哲和当时任国民党东北军第105师师长的刘多荃。

[95]指发动两广事变的广东、广西军事当局。

[96]朱绍良，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总司令。

[97]朱德、任弼时、张国焘1936年8月1日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我二、四方面军此次向包座、巴西、阿西前进便利，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为目的，来配合你军。在蒋敌进攻的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在积极密切关系和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不致受敌各个击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好了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98]西固，今甘肃舟曲。

[99]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师长。

[100]甲军，指东北军。

[101]杜斌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7路军总参议。

[102]张文彬，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工作。

[103]马，指马步芳。毛，指毛炳文。王，指王均。

[104]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军第7师师长。

[105]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原均为西北军将领，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天津市市长和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06]宋哲元，当时任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29军军长。

[107]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

[108]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晋绥军第35军军长。

[109]易礼容，当时在上海由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中工作。

[110]王世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部负责人。

[111]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

[112]商震，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保安司令。

[113]指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前者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新编第7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防守区司令。后者任国民党军第35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4纵队司令。

[114]毛、王、何，指毛炳文、王均、何柱国。

[115]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116]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117]《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19年6月创刊，邵力子任主编。从1920年起，该刊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1924年国共合作后，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1925年五卅运动后，邵力子离任去广州，《觉悟》的政治倾向逐渐右转。

[118]吴稚晖，当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孔祥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李石曾，当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当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119]章乃器，曾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陶行知，教育家。曾任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校长。沈钧儒，律师。邹韬奋，新闻记者和出版家。曾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他们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领导人。

[120]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1936年9月19日致电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指出：“胡敌由陕入甘，时机紧张，如我军指挥不集中，兵力无具体适切部署，则良机可以都全失去。”并提出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岷县朱张，陕北周王，应迅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

[121]蒋光鼐，曾任国民党军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曾任国民党军第19路军军长。他们于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时均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要领导成员。

[122]指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123]陈真如，即陈铭枢，曾任国民党军第11军军长（第19路军前身）。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时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要领导成员。

[124]李济深，参加发动两广事变，当时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席。李宗仁、白崇禧，国民党军桂军首领，在两广事件中反对蒋介石。

[125]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东北军第51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总司令。

[126]彭雪枫，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127]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36年9月16日关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与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

[128]指朱德。

[129]毛、胡，指毛炳文、胡宗南。

[130]隆、静、会、定，指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静宁、会宁、定西。

[131]朱德、张国焘等1936年9月26日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已决定西渡黄河，并已按西渡计划行动。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则请中央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132]指朱德、张国焘、陈昌浩1936年9月18日发布的关于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133]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1936年9月28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通报红二方面军的编制、人数（全方面军共一万三千三百余人）和士气等情况，反映“因远途中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干部伤亡颇多，因此，请派师、团级军政干部若干”。

[134]刘湘，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21军军长、四川“剿匪”军总司令。

[135]指王均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3军。

[136]陈支队，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15军团第73师政治委员陈漫远指挥的独立支队。

[137]达王，指蒙古王爷达理扎雅。

[138]胡、毛，指胡宗南、毛炳文。

[139]张子华，当时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谈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193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40]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国民军事训练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

[141]十月作战纲领，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1936年10月11日发出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纲领要求中国工农红军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从11月中旬起，以红军第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军第四方面军的3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军第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必要时抽一部参加进攻宁夏。

[142]傅，指傅作义。

[143]阎，指阎锡山。

[144]民族革命同盟，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由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建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主张。

[145]玉阶，即朱德，字玉阶。特立，即张国焘，又名特立。

[146]指苏联。

[147]彭德怀1936年10月23日9时就宁夏战役部署致电毛泽东，主要内容是：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第30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兵力袭占定远营，相机攻占宁夏省会。

[148]胡、毛、王、关，指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

[149]南敌，指从会宁、静宁至隆德、固原一线由南向北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各部及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等部。北敌，指沿黄河一线布防的国民党军邓宝珊、马鸿逵、马步青等部。

[150]彭雨峰，即彭雪枫。

[151]指彭德怀1936年10月28（俭）日提出的在海原、打拉池地区打击国民党军胡宗南的战役计划。

[152]郭华宗，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43师师长，率该师参加过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被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歼灭一部。

[153]周、孔，指周祥初、孔令恂，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2纵队第43师师长、第97师师长。

[154]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155]彭德怀1936年10月29日发布关于各兵团集中协同消灭胡宗南部的命令，其要点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1军团在古西安州、关桥堡、麻春堡一带，第15军团在盐池一带，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在打拉池一带，以形成对胡宗南部作战的有利部署。

[156]斯诺采访后写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

[157]各位教授，指193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许德珩，以及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他们当时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新民学会会员）得悉毛泽东已到达陕北，随后他们买了三十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委托中共地下党员徐冰、张晓梅设法转送到陕北。

[158]陈公培，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1933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曾担任国民党军第19路军同红军联络的代表。这时寓居香港。

[159]指苏联方面拟从新疆供给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

[160]远方，指苏联和共产国际。

[161]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1936年11月17日在宁夏盐池县萌城地区设伏，击溃胡宗南部第1师第2旅，毙伤敌六百余人的一次作战。

[162]指丁德隆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1军第78师。

[163]周，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2纵队第43师师长周祥初。

[164]指陈果夫、陈立夫。

[165]西洛可夫，今译布罗科夫，苏联哲学家。

[166]爱森堡，今译爱森贝格，苏联哲学家。

[167]指定边、盐池、环县地区。

[168]朱德、张国焘、周恩来于1936年11月30日到达保安。

[169]哲生，即孙科，字哲生。

[170]黄超，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委员。

[171]这是沿用的旧称。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已于1935年7月改称红军第5军。

[172]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曾任张学良顾问，1934年至1940年为蒋介石不具名义的顾问。

[173]余汉谋，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国民党军第四路军总指挥。

[174]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8师师长、“讨逆军”东集团军先锋。樊松甫，即樊嵩甫，当时任国民党军第46军军长。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集团军第10纵队第51师师长。

[175]何成濬，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武汉行营主任。

[176]周恩来1936年12月21日致电毛泽东，提出希望红军主力10天内集中长武、彬县一线，再10天集中兴平、咸阳一线。

[177]谢嵩，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军长。

[178]赵戴文，当时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副会长。

[179]秦邦宪是1936年12月23日和叶剑英等一起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

[180]指毛泽东1936年12月21日致潘汉年电报中所列5条。

[181]天水集团，指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的西集团，由顾祝同指挥，集结于天水等地。潼关集团为其东集团，由刘峙指挥，集结于潼关等地。

[182]清、绥，指陕西清涧、绥德。

[183]1936年12月30日，周恩来同杨虎城商谈中国工农红军驻地问题，杨提出红军不要进入太逼迫西兰公路的旬邑、淳化、耀州（耀县）。

[184]指马步芳、马步青。

1937年　四十四岁

1月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1]、进攻西安的危险。昨日何应钦令刘峙将复员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今日何又令李默庵部以演习为名，秘密向洛南前进。政局已起变化，请立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洛南、商县、蓝田的阵地，为坚守计；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本日，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注意张、杨部下右派之活动，注意你们的安全，注意与张、杨左派密切联系，准备万一的事变。”

同日　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2]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成立陕甘省委问题。为了适应向南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恢复陕甘省委，李维汉任书记。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谈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指出：自张学良被扣留南京消息传出后，西安左派要积极起来，同时右派也要积极起来。南京方面，左派在奋斗中，亲日派也在大大活动。蒋介石的态度还不甚清楚。目前局势在混乱中，亲日派与各个右派结合起来，他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弄坍西安，正向西安进军。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是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以下两点是不变的：一、与西安合作；二、打击亲日派，争取中间派。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改变态度，还要看一看。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为策应抗日联军[3]第一、第二集团军，争取整个联军的团结一致，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并积极准备于不得已时与进攻之敌作战，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时局的发展，野战军应根据周副主席与杨虎城主任商定的计划，从明日起秘密向旬邑、淳化二县集中，注意不越过泾水以南，严守军事政治纪律。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

1月3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十五军团出陕南的理由为：（一）“该地为影响数省之战略区域，为敌进攻之一翼。该军向陕南，不但可以打击正向洋县集中之万耀煌[4]、王耀武两师，且可钳制正向商县进攻之李默庵、李铁军[5]，以保障西安右翼。”（二）“与陈先瑞[6]配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三）“有助于主力而不妨碍主力之作战”。

同日　致电王以哲：“时局变化，亲日派回师进攻我抗日联军。惟有万众一心，巩固团结，坚决作战，争取最后之胜利。”“罗炳辉军[7]明（四）日从大水坑向固原附近开进，配合兄部作战。”

1月5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你们速发拥蒋迎张通电，你们把朱老总谈话在上海散播。彭、任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

同日　关于同将到西安的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的原则问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应向张冲表示：（甲）“南京在蒋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乙）“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三）保证西安协定[8]之实行。”（丙）“两党关系，三大纲领已与蒋、宋磋商，并已明白为蒋、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本日，又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向张冲表示，只要南京军不开火，红军决不向南京军开火，仍处于调人地位。”“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一）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二）全军集结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三）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争取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同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省主席，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

1月6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9]。（乙）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丙）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10]可证。（丁）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已上了大当。”本日，毛泽东、张闻天又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西安报纸的宣传中心，应放在揭破亲日派汉奸制造内战阴谋上面，引起军民的敌忾心与坚决性。

1月7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要求野战军全部十日在耀县、三原、咸阳集中后，应于十二日以前完成扩红、筹款等各项工作，愈快愈好。并提出：“准备以主力（拟一、四方面军）出商、洛[11]控制陕、豫、鄂边境，留一部于渭北（拟二、四方面军），战略上突破敌人包围形势，使平汉、陇海两路暴露于我面前，迫蒋就范。”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现占领高台、临泽，令其暂时在该地停住。但二马骑兵扰击甚紧，子弹十分缺乏，希望派飞机送子弹去，如有可能请设法运送十万发。”

1月8日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通电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肃清亲日派，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强调蒋介石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的内战重新爆发；指出今日中国人心之背向已显而易见，一切甘冒不韪投降日本之亲日派分子，必将自趋于毁灭之途。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解放社昨日广播过于尖锐，在没有开火以前，要着重要求南京撤兵释张，和平解决，攻击的锋芒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

1月9日　关于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和周恩来致蒋介石信的内容，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甲）应痛陈和平，万不可战争，要蒋抑制一部分主战人物的不顾大局，客观上徒利日本大损中国。（乙）张回才能妥善解决西北问题，请蒋注意此点。（丙）撤兵组府请蒋另主持，不为旁人[12]。（丁）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见蒋。（戊）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力主和平，拉拢蒋、宋，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此方针应使杨、何、孙、王、缪、刘、杜、黄[13]及宣传委员会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传，但军事方面，仍极力备战，绝不放松。”“红军即在三原、咸阳集结待机，不可轻动。”

同日　蒋介石派王化一、吴瀚焘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东北军调河南、安徽，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到宝鸡沿铁路各县。

1月10日　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由保安动身迁往延安。十三日，到达延安。

1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延安工作问题。王观澜汇报来延安后二十天的工作，李见珍汇报进城的情况。毛泽东发言说：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一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与人共管。关于金融问题，毛泽东说：认为用白票就不能用苏票[14]、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这种估计是过分的。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在城内苏票、白票混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来调剂是可以的。

1月16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甲）杨、于即日通电就职[15]。（乙）向蒋交涉条件仍以你们前电各条为妥，因杨、于就职后南京更加无名，条件略高无妨碍，并为尔后留出再让一步之余地。（丙）条件中主要者为：（一）张回陕，顾驻洛。（二）华县以西属张、杨军。提出之语气尽量改得缓和些，可以不提红军。（丁）携赴奉化以速为妙。”

1月17日　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代表携谈判方案在奉化见蒋介石，提出：（一）设陕甘绥靖主任，张学良为正，杨虎城为副，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或设西安行营主任，张为正，杨、顾为副。（二）军事善后问题，潼关、华阴由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地区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分驻。还向蒋介石提出，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抗日、联俄、容共国策。蒋介石表示不接受。

1月18日　关于准备对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建议书和处理西安善后问题的条件，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甲）对三中全会，正由上海、华北两方策动一大的左派运动，西安方面望注意策动宁、绥、川、桂，我们亦准备提出建议书。（乙）南京已宣传陕变即可告一段落，汪入京后左右派斗争当更趋激烈，内战对蒋系已处不利，和平解决之趋势已渐明显。杨、于、孙[16]就职，应与要求张回、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同时进行，对后二事目前不应让步，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着之实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1月中旬“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二十一日，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1月21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解决西安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战，应使杨虎城、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潘汉年接电后即同宋子文商议，但没有任何结果。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二十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1月22日　和周恩来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川、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月23日　关于接应西路军东进问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已于二十一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十天行程到达黄河边。甲、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乙、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丙、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1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指出：和平问题主要看我们决定，问题是如何保证。首先要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我们，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划清防地，第三保证给养。蒋介石有电报问我们到底要什么地方，我们提出了八个地方，我们有了这些地方，可以监视他们并同四川取得联系。关于防地，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增加瓦窑堡以及豫旺等。蒋介石已答应凉州以西归我们，令马步芳不要进攻。自从释放蒋介石，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国对日本，中国有理；西安与南京，西安有理。现在已一般地趋向和平了，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为红军靠近张、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毛泽东报告后，会议进行讨论。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内容。应说明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对西安事变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一种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种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应归他管。西安事变将蒋扣留，我们是主张和平解决的。释放蒋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了和平。我们的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时提出了抗日没有放弃反蒋，然而在五月间还是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以后。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

1月25日　关于向蒋介石提出交涉的几个问题，和周恩来复电潘汉年。复电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旦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红军经费等问题，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全部红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每月伙食费至少需一百万元。如照国民革命军待遇，发给薪饷再加购买费，每月至少一百二十万元。“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指出：“（甲）目前谈判要点在要求陕、甘不驻多兵[17]与红军一部驻陕南，后者由汉年交涉，前者应由杨[18]向顾祝同严重提出，要求不超过十个师，至低不超过事变前数目，蒋如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无拒绝此点之理由。（乙）严重注意左派的过左情绪，宜由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说服左派，我们不宜说得过多。（丙）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

同日　两次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立即准备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或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西安退出后，应注意张、杨两军内部间以及与我们间进一步团结，而避免可能的分化与分歧。

1月26日　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提出同蒋介石交涉事项。电报说：“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本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请他将致阎锡山电交彭雪枫转送；致阎电表示恳望阎出面斡旋，俾得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1月27日　和朱德、张国焘致电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甲）无论从哪一面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乙）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19]。（丙）十五军团亦准备撤退。（丁）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亦不怕可能发生的新的战争。”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无论如何要说服东北军左派，全军整然撤退，不可冲突。”“请以红军代表资格正式向左派申言，为大局计应即撤兵”。

同日　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五十余人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坚持释张再撤兵。周恩来说服无效。深夜，周恩来获悉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东北军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同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1月28日　连发两电致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罗、宋所部[20]可出平凉。西路军东进至山丹的沙河堡，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在该地回旋一时期，相机消灭敌人。近日打一胜仗，缴枪二百余支。请与王以哲交涉，罗、宋所部开至平凉附近策应，防胡宗南军由天水东进。和平解决后，罗、宋可由平凉向兰州以西策应西路军。

1月29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告以蒋介石令胡宗南绕过难攻的据点，向西安进迫，已达静宁、会宁地区。并指出：“判断蒋意，仍以军事威胁求不战解决问题，因正面不好进，故从天水、汉中两方前进，威胁西安，以此尚有相当时间，以利交涉与说服左派。”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步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同日　东北军的团以上军官和主要幕僚在渭南开会。因应德田等坚持反对和平解决，会议决定在张学良未回来前，决不先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决一死战。

1月30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应提醒杨虎城“对整个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对其他高级干部亦然，经过他们去提醒中级干部，认识自己的前途，并说明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国人当同情，我们现在作战则失去国人同情”。

同日　和朱德、张国焘复电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21]，指出：“我们意见如下：（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

同日　致信徐特立[22]，祝贺他六十岁生日。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贺信称赞徐特立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不躲避责任；祝愿他健康长寿，“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1月3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我们与张、杨两部应取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之方针，我们立场已向南京表明，即打亦不至基本妨碍我们方针，无论打胜打败，结果仍是讲和，但对张、杨两部影响较好。”“当然在打之前，力争张回，而免去打。”

同日　致信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2月2日　主张和平解决西安善后问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被东北军中主张武力解决的青年军官枪杀。

同日　和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甲）十分注意你们的安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乙）十五军团亦望周、博令其注意。”

2月4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七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同日　和朱德、张国焘致电杨虎城、于学忠转王以哲家属，吊唁王以哲遇难。同时，还向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副军长吴克仁及全军官兵发出唁电。

2月8日　致电周恩来，请同顾祝同面商：防地必须增加金积、灵武、中宁、豫旺、安边、宁条梁、瓦窑堡、清涧、宜川等处。

同日　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九日，张冲、潘汉年到达西安。

2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这个电报发表，各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主要内容和条件，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23]：（一）关于和南京方面交涉的政治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二）军事方面，同意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三）饷项，如对方应允即改番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八十至一百万。（四）如有国防委员会的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五）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党员、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十日，毛泽东、张闻天再电周恩来，提出同国民党政府方面谈判的补充内容和条件：“我们参加者：（一）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府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

同日　傍晚，出席为欢迎本日到达延安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举行的宴会。晚十时，在凤凰山住处会见范长江，作竟夜长谈。谈到战略问题时，毛泽东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不应当搞广昌大决战，不应同陈诚指挥的主力硬拼。应当暂时放弃苏区，分红军为四路，猛出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施以佯攻，以诱动江西兵力，然后择弱点一战，胜而后回江西，再突破弱的方面，则苏区可以保全。谈到共产党现时的要求时，毛泽东说：希望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放弃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名义。有人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这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帝国主义的。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说：深望国民党三中全会，本着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国民党三中全会果能确定此国策，则中国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给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如下的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在会上发言指出：对西安事变我们过去估计前途有两方面是对的。对国民党的估计也是对的，我们这种估计是从去年九月开始的，西安事变后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因为我们的总方针正确。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全国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关于和平是否确实的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准备自卫战。不过主要应采取巩固和平的政策，应向着联合全国抗日的方向努力。我们的通电[24]，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这是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上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

2月12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25]，提出同张冲、顾祝同谈判应注意的事项：防地要包括金积、灵武在内，如东北军真调走时，我们还应要求海原、固原、镇原及西峰镇，因为现有的防地实在不够；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致三中全会电中所述要求，他们实行五条，则我们实行四条，你谈判时应同时提出，否则彼方将迫我方再让步，实际在我方者是最低条件，勿要再让。

2月14日　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要求增加防地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借十五军团北调允许增加防地之机会，要求金积、灵武、中宁、豫旺、清涧、宜川六县及安边地区（包括宁条梁及靖边以北）与瓦窑堡。此外无定河下流两岸直至黄河，包括河口、川口、马灰坪、枣林坪一带原有苏区，现驻李仙洲部须退出。”“宁夏及整个陕北亦应提及，但可将来再商。”“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

2月15日　致电周恩来：“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

2月15日—22日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和联共抗日的主张。会议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仍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但已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共合作的主张。

2月18日　致电周恩来：“请多方设计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

2月21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桂代表本日返三原，令其速赴川、桂、粤活动。京、沪两方小开[26]负责。山西彭雪枫回。直、鲁暂时无办法，过一时再说，但唐则民即可回津。各方活动均以巩固和平促成抗战为目标。”后方已实行裁员减膳，党政军共裁两千多人，伙食费每人每月不超过三元。

同日　致电周恩来：“目前重点在再弄到五十万元款。（一）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二）前方三月份无伙食费，因此伯承[27]谈话应着重于此，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2月22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复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刘伯承：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到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人事安排和特区组织机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苏区工作委员会可暂不成立，中央在此，特区政府当然要归中央管，不归工作委员会管。会议决定：政府名义暂时不变动，工作由林伯渠负责，暂时不成立苏区工作委员会。会议还决定：秦邦宪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何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张浩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李见珍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邓颖超参加工作。

2月25日　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讨论拟稍等一等，目前着重对南京关系各具体问题的解决及前方部队的训练。

2月26日　就增援西路军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伯承：“甲、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乙、立即准备完毕。丙、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丁、对外守秘。”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

同日　周恩来同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继续谈判。周恩来除表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某些内容保留将来申明的权利外，着重同张冲等谈红军改编的具体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双方各有让步，协议红军编制三个师。

2月27日　致电周昆、袁国平[28]：现因准备增援西路军，须立即整理工兵连，并用大力在三天内招雇并准办匠工、器具、物料等，以每天造一只大型船为度。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中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一）西安事变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偶然地仓促地发生的，是不能事前准备的，并且转了很多弯，以后也少有。工作要按照政治情况急速地变化，在这里表现出与地方工作的隔离，我们定下来的方针与地方工作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我们在急速转变的环境中，大的方面达到了我们的目标，这是好的。不过在总方针与地方方针隔离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革命政党的方针，应注意到全部与局部的联系，要把我们的方针在政治上与群众联系起来。这次有一种冲突，一是要打要杀，一是要和要放，这种冲突表现在领导者与群众中。我们坚持了和平的方针，但在政治上与群众隔离了。（二）西安事变是暂时性的，我们的工作应在暂时的原则下进行与布置。（三）十五年来的斗争证明群众信仰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更证明了群众从政治经验中相信共产党。我们政治路线上有大的转变，应对群众做大的教育，这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四）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改变，主要是争取上层分子，土豪、商人、资本家，是消灭两个政权的对立。所以，这次是胜利了，是有意义的。（五）关于取消苛捐杂税、加薪加饷问题，尽量地废除苛捐杂税，这是必要的，然而仅限于此。（六）红军的影响很大，工作方法上应注意。组织参观团到西安与群众相见，解释和平解决的意义。秦邦宪在作结论中说，西安事变正如毛主席所说是暴风雨的突变。

同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29]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30]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徐陈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增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但似以第一种较有利”。三月一日，又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增援军主力改以四军、三十一军即四方面军之两个军充之，十五军团不去，免平分兵力。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

3月1日　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方针和对付反蒋派的方针问题，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甲）关于谈判方针：（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乙）关于对付反蒋派之方针：（一）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二）一方面向蒋建议废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政策，改为实际的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之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三）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止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并废除军事、财政等方面与南京对立之方针，以达到抗日救国目的。”

同日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回答关于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这种民族战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在回答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族战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在回答没有国际援助，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但是我们正在寻找友军，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在回答中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时，毛泽东说：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在回答外面传说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这样说。要检查任何一个政策一个行动的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行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这个谈话，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至四月三日的《新中华报》。

3月2日　和朱德等出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并为第二队学员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3月3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目前谈判焦点只在红军人数问题上，为使谈判迅速成功，我们认为红军主力编为四个师十六个团及两个工兵师共六万人的提议，一般地可以接受。我们今天的中心是在谈判成功后，我们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

3月5日　致电刘伯承、林育英，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请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顾祝同、张冲说明增援事，特别说明四军、三十一军要求西援之迫切，如顾电令二马停战，或派人乘机赴青海说通二马，我军即中途停止。”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内容，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在我们发表宣言[31]同时，要求国民党亦发表宣言式的公开文件，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会制为宜，林伯渠为主席，经费（包括保安团队在内）每月三十万，又收回苏票二百万。

3月6日　和张闻天致电任弼时，指出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以及党与红军的任务：“甲、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地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乙、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均应转变，以适合这一总任务。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紧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3月7日　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编制仍以四个师为宜，因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编一个师，但如蒋介石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

3月9日　关于西路军问题，致电周恩来：“甲、援西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咀之间待命。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一）二马撤兵停战，（二）飞机送款、弹，（三）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

3月10日　致信美国记者斯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得列[32]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3月11日　关于同蒋介石直接谈判等问题，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你估计此刻即去南京或牯岭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33]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对外宣言，已有毛的谈话[34]（允生[35]带上），党的宣言以暂缓为宜。

同日　和张闻天再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张浩：“全体的政治局会议，须待与国民党关系确定后才好开会。你如能在近日去南京而在两星期左右确定国共关系，则拟在月底或月初开会。会后并须召集代表会议，拟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开会。”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摆在蒋介石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走向日本的路，一是走向我们，他现在还在徘徊中。谈判应该是政治的斗争，谈判的胜利是表示我们的诚意，但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则上，不是投降。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于谈判的方法，应先谈原则问题，再谈技术问题。我们应召集会议，发表宣言，从政治上动员。国民党的代表应确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谈。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张浩等，指出：贺衷寒[36]、顾祝同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彼方所提如划去民选、分裂苏区、派遣副佐人员、取消政治工作人员、缩小红军至两万余人、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改要求为请求、服从一切命令、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我们的最低限度：（一）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几千人。两星期来彼方着着进迫，我们现应改换姿势，将上述最低限度要求提出，申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介石解决问题。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在接到西路军本日给军委的告急电报后，复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现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所能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殊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力量的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两种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一）率现存的三团人员向蒙古边境冲去；（二）率现存的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不论采取哪一种，均须将伤病者安置民间，均须采取自主自动姿势，均须轻装，均须采取变化不测的战术。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数月，歼灭河西国民党军两万余人。广大指战员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中，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但终因敌众我寡，兵败祁连山。三月十四日，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余部三千多人，分三路游击。由李先念直接率领的一个支队，于四月底进至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后由陈云、滕代远将他们迎至新疆。

3月13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即日动身回延安开会，在延安留三五天出去见蒋谈判。剑英留西安与顾祝同保持联络。

同日　和朱德致电绥远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吊唁绥远抗战阵亡将士。电文中说：“诸将士英勇杀敌，成仁取义，伟大之精神足以昭示后世，风励全国。泽东等追念国殇，同深恸悼”。

3月14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谈判并不破裂，只是不承认贺案，而对十五条[37]须加以原则上与条文上的补充修改。”“和平大计已定，现谈判者是国家政策与两党关系（包括红军、苏区等组织方式问题）之具体方案问题，必须原则上妥当与事实上能行，故须会商后续谈。”

3月16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甲）既然张、顾愿不采用贺案[38]，你即在西安顿住几天待命。（乙）惟要顾立电两马停战，否则要顾担负西路军损失的全部政治责任。”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财政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财政观点当然是需要的，但有一个原则即须受政治上的限制。关于“平等观念”，在游击时代就有的。将这个原则用到具体事实，红大每人每天八分伙食费是不能动摇的。津贴问题应有分别，红大一队的应特别，一般的是不是平等，要看情形。伙食是第一，应增加到八分，津贴还是其次的。应组织中央一级购买委员会，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购买，以国民经济部部长为该委员会主任。

3月17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先念、李卓然：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你们现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

3月21日　同延安干部、群众一起参加“延安城市卫生运动周”的大扫除劳动，并对参加大扫除的人说：“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强国防力量！”“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

3月23日—31日　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延安会议）。会议讨论的议程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其中二十五日休会一天）进行第一项议程，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进行第二项议程。毛泽东在二十三日就第一项议程发言，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个问题早在以前我已提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这一认识是真理，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三民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然而我们要得到以下的保障：（一）积极地参加民主与民族运动，（二）党的独立性，（三）我们在全国的宣传任务，（四）我们在全国的组织任务。

三十日，毛泽东就第二项议程发言，他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实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3月25日　和张闻天致电庆阳步校负责人周昆、袁国平：“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的统一与团结。”

3月26日　复电叶剑英：民族扫墓我方决派林伯渠参加，并与张继[39]见面，请询问礼节仪式及日期见告。

3月27日　为解救西路军危局，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乙、对两马不但十万，就是二十万和更多些都可以[40]，而且必需。丙、此事须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将来有莫大利益。”

3月29日　致信范长江，对他本年二月到西安和延安采访后，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通讯，深致谢意，随信附上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记录稿和祭黄帝陵文，请他在可能时予以发布。

3月下旬　为了直接同蒋介石谈判，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周恩来飞抵上海，再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三十日，周恩来飞返西安，四月初回到延安。

4月1日　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

4月3日　和朱德、张国焘等致电叶剑英，要他与顾祝同交涉西路军的善后问题。指出：向顾祝同说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的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与追究之权。现集凉州的西路军被俘的六千人，要求顾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让其转赴新疆。

4月5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特派代表林伯渠，参加祭黄帝陵的民族扫墓典礼。毛泽东撰写的祭文说：“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4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的修改问题。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的通知》。

4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青年工作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青年工作，依靠多数是很重要的，不要孤立。

4月11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41]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4月12日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将中国共产党过去的策略与口号同目前新的策略与口号的关系及变化作了解释，着重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步骤——争取国内和平基本上完成。现在是进入第二个步骤——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开展争取民主权利来团结全国人民到抗日战线上来。希望大家把共产党的策略口号向全国青年宣传解释，使全国青年都懂得。

4月13日　和周恩来电告叶剑英：“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号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42]，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疆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望你向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

4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今年二月十日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即是为着执行这些任务而表现的明确的方针。”为着完成目前阶段的任务，“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以艰苦的工作与模范的行动，去取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4月16日　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望将中央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的修改意见与张冲当面商榷，要他转达蒋介石、陈立夫及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

4月18日　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送兰州的河西红军，望速向顾祝同接洽，派张文彬去接或开至平凉接收[43]。

4月20日　和朱德致电刘伯承、张浩并转西路军工委会：“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民族联盟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这一联盟应宽泛，不要严密，我们不要替它造成一个组织来制约我们。所以这个规约愈简单愈好，不用固定代表制、执行委员等组织，用有事议议的方式较好。

4月22日　复电周小舟[44]，指出：“（甲）谈话[45]着重指出，政治制度之民主改革及人民自由权利之重要性与迫切性，为巩固国内和平、增强国内团结、实现对日抗战，没有民主自由是不行的。（乙）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须按照民主原则彻底修改，过去颁布的选举法、组织法，我们是坚持反对的。（丙）我们根本反对苏州七爱国领袖[46]之被审讯，主张立即释放。（丁）向张季鸾[47]征求能否来延安一行，如同意，我表示欢迎。”二十三日，再致电周小舟，要他向阎锡山提出和平团结一致对外、容许共产党公开参加救国运动、赞助全国民主改革运动等要求。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秦邦宪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组织问题报告的大纲。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党内组织上的一致的问题，他说：现在看到一些情况，如有的地方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在陕北也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等等。应当很明白地指出主要是路线上的一致，只有在这一原则上的一致，才可团结一致。过去，我们有过痛苦的经验，陈独秀、李立三的宗派主义等，今后这样的缺点还是不免发生的，因为中国经济落后，容易出现这些缺点。我们的任务是开展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只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战胜敌人。党在全国发展中，知识分子的成分是要占一个数目的。这种状况的存在，更加重了我们教育的责任。每一个组织上的错误，总是由于思想上的差误，组织上的一致与思想上的一致是不能分离的。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就要在组织上扩大民主，慎重作组织上的结论。

4月26日　周恩来飞抵西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4月—8月　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为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全书分三章十六节，共六万一千字。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第三章原计划写三节，分述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后来只写了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其他两节“质量互变法则”和“否定之否定法则”没有写。写作讲授提纲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哲学书籍，所写几万字的读哲学书的批注，形成了讲授提纲中一些论点的雏形。讲授提纲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在此期间，毛泽东以这个讲授提纲在抗大讲课，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四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一百一十多小时，历时三个多月。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次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

5月1日　和张闻天、朱德致电徐向前：“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48]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5月2日　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开幕式，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于五月十四日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

5月3日、4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报告首先分析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报告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开始，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始了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报告接着阐述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问题，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成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所以，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报告着重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是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是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5月5日　关于国共两党发表宣言问题，同张闻天、秦邦宪复电周恩来：“坚持两党发共同宣言为有利，此宣言在共同纲领确定之后发表，宣言大意不外共同纲领草案上所说的。向张、顾[49]说，如他们要我党单独发，则第一，彼党须同时发宣言，第二，我党宣言中不得不驳复三中全会宣言及根绝赤祸文件中我党及人民不能忍受之许多东西。”

5月8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对一些同志在“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上的不正确认识作了回答，进一步论述了当时的中心任务。关于和平问题，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我们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是为了把革命车轮推进一步。关于民主问题，指出：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关于革命前途问题，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既反对尾巴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和力争的。结论强调要完成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个结论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9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复电周恩来，提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解决的步骤：“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共同宣言。三、发表特区政府及四个师师长以上首长。四、我们实行军队改编，南京实行释放政治犯。五、目前为免除顾、张等疑虑，可由周发表一谈话。”

同日　在住地同参加秋收起义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

5月10日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十周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通知说，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在过去这十年中，红军写下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辉煌史实。为着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决定大规模地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组织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号召红军指战员写出自己关于各种历史战斗的见闻，并提供各种纪念品。

5月13日　复电李宗仁：“和平、民主、抗战为今日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分割的方针。和平虽已实现，然非民主不足巩固和平。抗战迫在面前，然非民主不足保证抗战。促成全国政治之民主改革与开放人民之自由权利，为当前任务之重心。”

5月14日　就国民党派考察团来陕北一事，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同意他们派考察团，并力争由张冲率领。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之表现。坚决反对康泽[50]及其他任何叛徒进来，非叛徒而蓄意破坏的分子也坚决拒绝。

5月15日　致信西班牙人民，对西班牙政府和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及西班牙卖国贼的斗争，表示支持和声援。

同日　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回答她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51]毛泽东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依靠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管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我们提出的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训练和武装民众，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战准备工作。

5月23日　和朱德致电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军事部部长黎林：为着彻底肃清苏区内的土匪，保障一切建设事业的实施，创造抗日模范特区，陕甘宁地方武装应作出清匪计划。电报对有关县区清匪的兵力布置提出具体意见。

5月25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致电周恩来，提出同蒋介石进行的谈判须力争办到者：（一）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二）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其余待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设政训处）。（三）取缔北平、西安、上海等地破坏两党合作的行为。（四）取缔利用土匪、流氓、会党破坏红军、苏区的行为。（五）增加红军防地。

5月29日　出席陕甘宁特区政府为欢迎本日到延安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涂思宗一行举办的晚会，并致欢迎词。毛泽东说：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他还对怀疑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是否是临时的策略等看法，作了解释和说明，表示我们是希望两党长期地合作下去，并且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做。三十日下午，出席延安城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在南门外大操场举行的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在会上讲话指出：现在最中心最主要的是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

5月中下旬　派彭雪枫去北平、天津、济南、聊城等地，向这些地方的地下党组织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等指示，并调查华北地区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驻军的政治军事动态。

6月1日—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在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作的《关于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所引发的一些意见分歧。三日，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有意见分歧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联系这个问题，还有党内关系、宣传教育问题，也是极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于党的政治路线能否实现。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说：党与群众工作的发展与缩小、成功与失败，不完全决定于主观方面，也决定于客观方面。在客观有利时而弄得不好，在客观不利时而不使事情弄得不十分坏，这是主观的原因。然而大发展，必在客观有利之时。主观指导受客观可能性的限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但是，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避免，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和给以防止。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并且取得伟大的成绩。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内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左”的传统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并且占着大的数目；（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要克服“左”的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

6月4日　复信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郭化若，说：“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

同日　周恩来携带《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以及十三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八日至十五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谈判。由于蒋介石推翻以往谈判中达成的原则意见，谈判没有结果。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

6月5日　复电叶剑英并告张文彬：同意派文彬等去兰州任联络。要求顾祝同介绍文彬至青海，释回红四方面军干部，并设法收容流落民间的人员。向徐向前同志问明陈昌浩同志留藏地址，秘密设法接引回来。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毛泽东发言说：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应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应在不放弃寸土口号下来动员。关于组织问题，他说，北方局要成立，中央代表另派，北方局和省委不需设许多委员会，只设部。会议决定仍给华北派一中央代表，杨尚昆、彭真等负责北方局工作。

6月12日　致电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指出：“已与彭泽湘[52]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已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本日，致电潘汉年说：“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

同日　和朱德、林彪、萧劲光和李德等五人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设立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提高红军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

6月20日　出席苏区文艺协会举行的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讲话，指出：高尔基具有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不但是一位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位很好的政治家。

6月22日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回答了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关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毛泽东说：国民党政府在继续改变着它的政策，这一转变是在张群与川樾的谈判[53]期间开始的，又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清楚地表现出来。目前最为紧要的步骤是国民党政府在民主问题上的政策转变。国民党没有完全放弃其统治的根本基础，也就是他们的军事独裁。目前群众的口号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改革、实现对日抗战，所有这些统一于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总口号之下。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说：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共产党并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它所谋求的只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如果战争胜利了，日本被赶出去了，如果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会见后，毛泽东同他们一起到朱德住处共进晚餐，然后又出席文艺晚会。二十三日，再次在住处会见毕森、贾菲等，回答他们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怎样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将呈现出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的详细情况，我们是难以预料的。统一战线的构成，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它的一翼，民族资产阶级在它的另一翼。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分歧将导致曲折的斗争。统一战线的前途还会受到发生在国际舞台上的外部事件的影响。就中国国内来说，建立民主共和国是统一战线工作在目前阶段的主要目标。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提上下一步的议事日程。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前途，第一步是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呢？首先，中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同西方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历史是根本不同的，那时是资产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因此，中国的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也就不同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是以共和国形式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条件决定了中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此外，还有国际条件，其中苏联的存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关于各省工作问题，如果我们在各省的领导弱，讲统一，国民党不发钱，就要发生很大困难。所以还是较缓进行，我们派人弄通了再说。首先要各省变更政策，执行新政策，变更对地主的政策、土地政策。如果军事上敌人进攻，就坚决地打，俟大局定了，不会妨碍我们的军队，我们即可与之协商改编办法。原则上苏区归我们办，红军归我们办，各地都要弄好关系。但对国民党采用经济上限制、硬要缴枪等事，须与之抵抗。基本原则是不能减弱我们的力量。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致电张云逸，指出：应坦白地向李宗仁、白崇禧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前后，则只有失败”。为扩大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函请各方谈话的范围，应设法推动广东、广西、香港三方政治人物应邀前往。广西、香港方面应进行宪政促成运动。本日，还致电彭雪枫，要他推动山西方面政治人物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请的庐山谈话会，并向山西方面提议进行宪政促成运动。

同日　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指出：“从一些美国朋友和其他方面，我们听说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世界现在正处在一个大爆裂的前夜，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企求解放的人民一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斗争。”

6月25日　致信何香凝，信中说：“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54]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

6月26日　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6月28日　和朱德致电叶剑英：“请商何柱国以电话告顾，我们将派人去鄂豫皖及闽西南两处联络。鄂豫皖为郑位三，同行约十五人，闽西南为方方，同行为十人，均带有小电台，请行营发护照并介绍附近最高长官接洽。”

同日　就兰州西路军收容人员送西安问题，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指出：对兰州新到被俘人员，应除慰问外并向他们解释一切，最好能派人同来西安，免使途中散失。请何柱国电贺耀祖[55]，兰州收容人员概送西安处置，切勿中途遣散。

6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首先讨论闽西南和鄂豫皖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过去遭到失败的苏区，有些地方还保存有游击队，如闽西南、鄂豫皖等。据报纸和新闻记者的报告，很多过去遭到失败的苏区的人民，对共产党很拥护，说明我们过去的斗争没有白费，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消息要使红军里面的人都知道。现在应用相当长期的工作恢复我们的力量。对于这些游击队，应采取坚决方针，要保存；但要改变名称不叫红军，又不打仗，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有些准备不改编的，就改为抗日义勇军。保存这些游击队，这些根据地，是有重大意义的。组织上可成立闽粤赣省委，以张鼎丞、邓子恢、谭政、方方为常委，张鼎丞为书记。对于江西的工作，要想各种方法搞进去。鄂豫皖工作，要特别注意重新讨论党与群众工作。那里保存了很大的力量是好的，然而有一缺点就是没有深入的群众工作。党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能够抓紧群众工作，要依靠群众开展鄂豫皖工作。接着，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在周恩来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后，毛泽东说：关于谈判，我们确定的原则是保持独立性。但现在的情形，是要限制我们党，限制我们军队，一切行动要受同盟会的决定，并且蒋介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次去谈判就要签字。我们的态度，还是在他定的圈子里做事。当然他这个圈子在形式上是大大地损伤我们的独立性，在实质上也若干损伤我们的独立性。现在应从政治上来观察，是不是根本上损伤独立性，那还不是的。党的独立性主要是政策问题。大革命时期形式上是独立，实质上是做了尾巴。现在我们的政策是逐渐地冲破他的圈子。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限制就与他决裂。在前途上，我们是可以战胜他的圈子的。他这个圈子可以限制我们一些工作，但有两条他不能限制，一是党的秘密活动，一是红军给饭吃。红军、苏区实际上归我们管。毛泽东还说，对国民党元老派应找他们谈谈，对各教授也应注意做工作。

6月30日　关于暑期各地学生来苏区参观的接待问题，和朱德、周恩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叶剑英，指出：“应由前总政治部办一临时招待处，由西安介绍这些坚决要进来的学生至云阳、淳化一带参观，指令专人与之谈话并讨论各项问题，发给刊物文件阅看，如愿留作短期训练者可给以一二星期训练。事毕如交通已通，可择其最好者来延安一游，余则直接出去。”

7月以前　读米丁[56]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写了约二千六百多字的批注。这些批注集中在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方面。批注最多的是对立统一规律问题，约占本书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批注。毛泽东对本书的批注，重点在矛盾论和认识论方面，这同他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一样，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准备。他在批读本书“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一节时写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实践高于认识。”“正确的理论积极的指导着实践。”“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马克思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他在读本书“唯物辩证法之诸法则”一节时批注说：“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导的。不明内因，即无从了解发展。”“各种不同的过程有各种不同的矛盾。”“互相排斥又互相贯通，互相敌对又互为存在条件。”“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相互排斥相互转变”。“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不同于对抗或冲突。”“相互依赖是对立斗争的表现，相对中存在绝对。”“共同点与特殊点都是要紧的，而特点尤要。”他在批读本书“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一节时写道：“与过程同一的直接的定性是质，量是过程的定性，但非与过程直接同一的、而是在某一一定时期内对过程无关重要的、外在的定性。量虽增减，质仍不变。但在一定的瞬间以后，事情就生变化，量的改变促成质的改变。”“量的变化是以质的定性为基础而受其限制的，但同时量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于质。这即是说，受一定的质规定的事物，只在某一瞬间以前是这样，等到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质的限度和一定的界限时，量就要求质的变化。同时这一变化，也是由质到量的变化。旧质一消灭，新量就向前发展了。”“量的变化，在一定限度内，带着同质事物不断增长的性质。即是说在一定限度内，量虽变化，该事物仍为该事物。只有在一定阶段内，在一定条件下，量的发展才能求质的变化，事物此时就失去旧质而变到新质事物。这种质的变化过程同量的变化过程相反，量是渐渐的变，质是跳跃的变。”

[1]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被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37年1月4日，徒刑被赦免，交军委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被长期监禁。

[2]冯焕章，即冯玉祥，字焕章。

[3]抗日联军，这里是指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由国民党军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国工农红军组成的西北抗日联军。

[4]万耀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集团军第10纵队指挥官兼第13师师长。

[5]李铁军，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集团军第95师师长。

[6]陈先瑞，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4师师长，在陕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7]指罗炳辉任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

[8]西安协定，指1936年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议定的关于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定。

[9]顾，指顾祝同。张，指张学良。

[10]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用分化、收买的办法，首先搞垮了广东势力。接着又企图将李宗仁、白崇禧调离广西以削弱和瓦解桂系势力。李、白坚决抵制，并动员军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武力解决，最后蒋介石被迫作罢。

[11]商、洛，指陕西商县、洛南。

[12]原文如此。

[13]杨、何、孙、王、缪、刘、杜、黄，指杨虎城、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杜斌丞、黄显声。

[14]白票，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苏票，指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

[15]1937年1月15日，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17路军各一部，等等。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通电，接受国民党政府革职留任处分，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并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

[16]孙，指孙蔚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7路军第38军军长兼第17师师长、西安戒严司令、抗日援绥军第1军团军团长。

[17]指国民党中央军。

[18]杨，指杨虎城。

[19]1937年1月28日，国民党军东北军代表同顾祝同达成协议：东北军在7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

[20]指罗炳辉任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和宋时轮任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

[21]周恩来等1937年1月30日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说：“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在接受甲案后南京如继续进攻，则我方实现自卫战”。“但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杨虎城及稳健派同意，他们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主抗战”。

[22]徐特立，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1913年春至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

[23]1937年2月上旬至3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关于实现国共合作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问题、苏区改特别区问题等进行第一次谈判。

[24]指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25]周恩来1937年2月11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中说：“今日张冲见顾询究竟，顾云，蒋电彼先与我商大概，然后再去见蒋。张因此提出两案，甲案系临时的，论防地、接济及联络人员；乙案是基本的，张提出取消苏府改特区，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政训工作派联络人，其他边区地方部队改为团队等四条。”

[26]小开，即潘汉年。

[27]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正在西安参加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

[28]周昆、袁国平，当时分别任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分校（又称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政治委员。

[29]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

[30]罗宋两部，指罗炳辉任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和宋时轮任军长的红军第28军。

[31]周恩来1937年3月4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党应准备发一宣言，说明举国一致对外的重要性和党保证实行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4项承诺等。

[32]史沫得列，通常译为史沫特莱。

[33]指贺衷寒对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商定的准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的提案所作的重大改动，亦称“贺案”。主要内容有：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政府；裁减红军改编后的定员，3个师，2万7千人；将红军改编后“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西路军。

[34]指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同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

[35]允生，即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工作。1936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

[36]贺衷寒，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中将处长。

[37]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将一个月来双方谈判作一归纳，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准备送蒋介石作最后决定。周恩来起草的条文，包括政治问题5条、改编问题4条、善后问题6条，共15条。同日，周恩来将这15条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

[38]1937年3月15日，张冲向周恩来申明“贺案”作废，仍以3月8日提案作为谈判基础。

[39]张继，国民党元老。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兼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40]毛泽东1937年2月24日致电周恩来：“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

[41]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42]指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

[43]1937年5月，张文彬到兰州孔心墩机场附近的集中营，经交涉由国民党军队将关在那里的一千五百多名西路军指战员解往西安，途中至四十里铺，由附近的红军接应，摆脱押送的国民党军队，回到苏区。

[44]周小舟，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45]指周小舟应阎锡山之约几天后到五台县河边村同他谈话。

[46]指在上海领导各界抗日救亡运动于1936年1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7人，称“七君子”。

[47]张季鸾当时任《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这时他在太原。

[48]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到，他辗转回陕，“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

[49]张、顾，指张冲、顾祝同。

[50]康泽，当时任国民党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长。

[51]这个谈话，原载北平出版的《人民之友》，题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后转载于1937年8月20日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

[52]彭泽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干会成员。

[53]张群与川樾的谈判，指1936年9月15日至12月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张群同日本驻中国大使川樾，就日方强行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引起中国方面抵制而开始的所谓“全面改善邦交”的谈判。这次谈判由于日方的步步进逼和全国舆论的反对而没有达成协议。张群亦于1937年3月3日被免去外交部部长职务。

[54]承志，即廖承志，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

[55]贺耀祖，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副主任、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

[56]米丁，苏联哲学家。

目录

1937年　四十四岁
1938年　四十五岁
1939年　四十六岁
1940年　四十七岁
1941年　四十八岁
1942年　四十九岁
1943年　五十岁
1944年　五十一岁
1945年　五十二岁
返回总目录

1937年　四十四岁

7月7日　夜，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城。驻守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

同日　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本日，又致电北平宋哲元〔1〕，天津张自忠〔2〕，张家口刘汝明〔3〕，保定冯治安〔4〕，请他们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

同日　致电南汉宸〔5〕，要他立即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与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

7月9日　收到叶剑英〔6〕关于西安救国团体向中共提出四项建议的来电后，和张闻天〔7〕复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我们同意他们的各项要求，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与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

同日　和张闻天电示上海、太原、广西、西安中共负责人：请根据党的宣言及红军通电，与当地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对外之阵容，才能应付大事变。

7月13日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本日写一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

同日　出席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同日　致电叶剑英：积极同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七路军及冯钦哉〔8〕等接洽，协商对日坚决抗战之总方针及办法。我们拟先派四千人赴华北，主力改编后出发，正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红军大学增加抗日课程，准备陆续派出。

7月14日　和朱德发布关于红军在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

同日　和朱德等致电叶剑英，让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

同日　关于广西、四川等地方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方针问题，致电张云逸〔9〕，指出：“为坚蒋氏抗日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做去。此种方针甚关重要，请与李总司令〔10〕及川代表张斯可先生恳商决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同日　致电王稼祥〔11〕：“你在上海写的信收到了。闻你已到目的地，不胜欢慰。身体如何？”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红军准备开动，赴前线协同作战。八号我党发布宣言，主张坚决抗战，保卫平津，红军将领亦有通电，大得各方欢迎。华北、上海及各地救亡运动正大起来，我们正令各地组织统一战线机关。恩来、博古、伯渠〔12〕已到庐山数日，谈判抗战方针与亲密合作。”

7月15日　致电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治委员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副主任邓小平：红军政治工作决定依目前情况须加修改，为着直接对日抗战的政治工作，望迅即重新起草。根据这一电报精神，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作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国内和平的实现，更由于华北事件加速了对日抗战的爆发，使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第二，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造就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

同日　致信阎锡山〔13〕：“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14〕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是祷。”

7月16日　关于红军准备参战及编制问题，和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叶剑英、刘伯承、张浩（林育英）〔15〕。电报指出：在国民党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而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同地方武装，准备编为第四师，留置后方，保卫苏区根据地”。在国民党政府“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

7月17日　致信阎锡山：“关于红军协同作战，昨派周小舟趋谒，现令彭雨峰〔16〕速返太原，再求指示。日寇大举，全华北危险万状，动员全力抗战到底，发动民众与扶助义军工作，实属刻不容缓。兹有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驻止，祈先生予以方便。”

同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实行对日抗战。

7月18日　出席延安市抗日救国会召开的延安市援助平津抗战将士市民大会，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及最近情况。

7月23日　写《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文中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两种方针，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两套办法，一套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要实现八大纲领，另一套是与此相反、不实现八大纲领的办法。两个前途，一个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文章号召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7月24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甲）恩来已到沪，不日回陕。事情还没有弄妥，改编事待周回后再定。（乙）华北事已妥协，仗暂时打不起来。党已发宣言反对妥协，红军暂时不发电为宜，待周回后再说。”

7月25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红军各首长已集云阳（朱总亦去）讨论改编，现令他们等你们回来讨论决定。”“蒋对红军办法不能接受，只有拖之一招。”

7月28日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甲）请你们即去云阳商定改编。（乙）由云阳回西安后，以根据朱、彭、林、贺、萧、刘、张、徐〔17〕诸将领意见告蒋鼎文〔18〕以下之各点，请其转达蒋介石：（一）八月十五号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19〕），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20〕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7月29日　北平失陷。三十日天津失陷。

7月　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并以此为讲稿在抗大作过讲演。这一节后来单独成篇，以原题为篇名编入《毛泽东选集》。《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这篇文章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核心，全面地阐明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对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指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文章论述了基于实践的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即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文章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文章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现形式及特征作了分析，指明教条主义者不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经验主义者不承认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文章从哲学的高度，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本质，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同本年八月写出的《矛盾论》，都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同月　为抗大第二期毕业证书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8月1日　出席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并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华北当局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和压制民众的爱国抗日运动所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号召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六日，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词中提出，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认为依当前敌我情况，红军作战必须坚持以下两条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并说，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兵力和作战方针，不应请蒋介石决定颁发，只能待适当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

同日　在收到张冲〔21〕关于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后，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拟复以朱、周、叶〔22〕三人赴京，如何盼复。”

8月3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叶剑英：“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同日　收到朱德、周恩来草拟的中共方面准备向南京国防会议提出的提议案，共十九项。

8月4日　下午，在延安凤凰山住处同张闻天商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当天，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在同蒋介石谈判时中共方面对国防问题的意见：“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与必要的补充。”“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同日　致电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闽粤边区部队被国民党军阴谋缴械事件〔23〕，是极严重的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

同日　收到朱德、周恩来等的来电，来电提出关于对日抗战和红军主力出动抗战的意见，准备作为同蒋介石谈判的意见。

8月5日　关于红军参战等问题，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关于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关于使用兵力问题，应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但须估计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以及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蒋介石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等问题。

同日　复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出动抗日，主力仍以在韩城、宜川渡河为有利。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秦邦宪等：“我们以为朱德同志以即去南京一行为有利。”〔24〕

8月7日　写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并以此为讲稿在抗大作过讲演。这一节后来经作者作了部分补充、删节和修改，以《矛盾论》为篇名收入《毛泽东选集》。《矛盾论》是作者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文章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文章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特别着力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文章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及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文章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的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文章说，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文章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包含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矛盾的斗争性是指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8月8日　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

同日　为红军主力出动抗日事，致电彭德怀、任弼时：三个方面军宜靠拢前进，凡事以谨慎为宜。

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在讲话中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大规模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远。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在华北实际是节节退却。在谈到红军时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他还对此前的八条抗日救国纲领提出补充意见，成为十条。

同日　致电红军前方总指挥部，强调红军开动必须走韩城。

8月10日　致电彭雪枫，指出：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要向他们请教各方面的情况，不可自夸红军的长处，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应向各方着重说明红军“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它，致失去其长处”。与阎锡山交涉红军出动路线问题，请他同意红军由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县开赴抗日前线。立即开设太原公开办事处，以你为主任。

8月12日　电告朱德、周恩来：阎锡山已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蒲路输送。

8月13日　再次会见美国记者韦尔斯，给她一份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草案。毛泽东说：如果有国民党政府的合作，这个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同日　日军进攻上海。

8月14日　和张闻天复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十三日关于《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修改等问题的建议的来电，指出：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25〕，我们的修改案即告。

同日　致电彭雪枫：红军本可迅速出动，因南京对于宣言、纲领、指挥部、参谋长等问题诸多留难，以致尚须待朱德、周恩来此次在南京谈判结束才能确定出动日期。此点可向阎锡山说明。

8月17日　为红军抗日的出动路线问题，分别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和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强调指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在给朱、周、叶的电报中还指出，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节制，速通知阎”。

8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的训令，指出：“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即实现下列各项，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要求实现的各项是：（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二）发表边区组织；（三）发表指挥部；（四）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五）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六）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七）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八）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九）不分割使用；（十）第一批出动红军的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受阎百川节制。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黄白案〔26〕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在根本问题解决后，我军主力（不是全部）决由韩城渡河，决不走陇海线和平汉线。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甲、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它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乙、我们对策见中央给周、叶训令。丙、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8月20日　从延安出发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8月22日—25日　出席在洛川冯家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洛川会议。会议议程为：（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在统一战线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宣传提纲指出：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全国人民必须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特别是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为十一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会议对所讨论的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对于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充分讨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这个宣传提纲编入《毛泽东选集》。

8月22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

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7〕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政训处副主任；第一二〇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政训处副主任；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8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洛川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的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他指出：统一战线建立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

8月30日　由洛川回到延安。当夜，复叶剑英二十九日来电，指出拒绝康泽所提丁惟汾〔28〕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任，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

8月3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周恩来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好八路军入山西后各事，即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九月五日，周恩来到达太原。

同日　电告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国民党对红军实行种种限制，每月只给军饷五十万元并非百万元，并无枪炮等之补充，仅有衣物及少数弹药之补充，宣言拖延不发，陕甘宁边区要以丁惟汾为主任，要向红军派政治部副主任及参谋长。我们坚持原则，与之斗争。

9月1日　致电周恩来等，提出对付康泽等人的进攻应采取的对策：陕甘宁边区设长官，不设主任，任林伯渠、张国焘为正、副长官；委任任弼时、邓小平为八路军政治部正、副主任；拒绝国民党向八路军派遣高级参谋。电报还指出：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及八路军总部接连出发，第一二九师非待国共间各主要问题解决后决不出动，这种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八路军主力接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即由甘肃出发并无丝毫延迟，国民党一切无理的拖延与限制则层出不穷，表示其没有必要的诚意。

同日　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关于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性抗战已经开始，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争取胜利。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组织义勇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报告提出是“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问题，指出必须反对即将成为全党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

9月3日　致电周恩来等，告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约在九月二十五日前后可以展开于北平、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之间。请周恩来、彭德怀到太原与阎锡山交涉，明确规定红军活动区域。

9月4日　致电彭雪枫转周恩来，指出：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的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请周恩来考虑同他们会面，详细交谈。

9月7日　为八路军活动区域问题，再致电周恩来等，指出汤恩伯、卫立煌、刘汝明〔29〕三部六万余人已将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四县及其东北地区占据，上述地区已无八路军活动余地。阎锡山有将八路军开赴阳原、大同之意。现时对八路军有利地区是阜平、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繁峙、浑源、五台、盂县及涞源、灵丘两县之南部地区，望向阎锡山力争规定上述地区为八路军活动区域。

同日　写《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文中列举自由主义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它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对革命十分有害，强调提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就教材和教学法等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军事理论应讲授战略思想、战略原则。并指出：有的高级军事干部，对战略问题毫无兴趣，上不联系战略，下不联系红军实际，变成外国教条主义；教学法要研究，旧的考试方法要改变，现在的教学法多是注入式，要注意启发式。

同日　关于对待托派分子的原则问题，和张闻天致电林伯渠，全文如下：“请告罗汉我们对待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30〕

9月12日　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致电彭德怀：“甲、同意你偕恩来去南京一行。乙、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丙、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现在蒋鼎文还在说刘师应速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是这样，可见我们对此原则并未向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丁、你未回军以前属我直接指挥，通知朱、任、林、贺。”

9月13日　日军占领大同。

9月14日　就驳斥蒋鼎文的无理态度问题，致电林伯渠等，指出：“游击战争与按照情况使用兵力，是朱、周在京与蒋、何、白、黄〔31〕决定之战略方针与指挥原则。红军主力已上前线，多兵堆于狭地不合游击战使用，因此一二九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当的。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同日　鉴于湘鄂赣边区游击队负责人在谈判改编时接受国民党提出的由武汉行营派副职人员的要求等错误，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等，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9月16日　关于八路军三个师的部署问题，复电朱德、任弼时。电报指出：“日寇分两路进攻广灵、灵丘，晋军已放弃大同，绥远全境实际已失，以五台为中心之晋东北日寇将以重兵进据，并继进攻取太原。在此情况下，我三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9月17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指出：根据华北日军进攻的形势，恒山山脉成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敌军向这里出动主力，阎锡山指挥的各军已失锐气，节节败退。在此情况下，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根本上不适用了，如果仍按原计划全部进到晋东北恒山山脉，必将使自己处于敌人大迂回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应改变原来的部署，以达到在战略上展开于主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根据地，支援华北游击战争和扩大自己本身。还指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主要在山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9月19日　致电彭德怀：“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贺龙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以相当有效的钳制作用”。“因此，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

9月21日　致电彭德怀，进一步阐明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同日　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一五师在晋东北地区活动，第一二〇师挺进晋西北抗日前线，第一二九师准备开赴晋东南地区。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七月提交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指出：“宣言既已发表，目前谈判须解决者，应着重下列三事：（一）发布共同纲领。（二）解决边区问题。（三）解放报〔32〕在全国发行。”

9月23日　复电彭雪枫并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出在山西进行游击战争的意见：“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在就应加紧准备，不宜迟缓。同时应该充分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的部署与准备。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9月24日　关于山西地方党的工作问题，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地方支队和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

9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目前时局需要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我们要明确提出参加这样的政府，不是提出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域，我们可以建立许多小块政权，南方各地也有小块苏区政权，在这些地方，要以共产党为主体参加政权。在战区的地方政府，如果能够实行抗日纲领，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不反对，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共产党员可以去参加。

同日　关于华北工作问题致电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33〕等，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应“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同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林彪，提出关于华北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意见，指出：拟使用第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军一部，待日军在华北相当深入后，收复灵丘、涞源、广灵、蔚县四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在灵、涞、广、蔚四县建立根据地。如若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方向，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蒋介石、阎锡山关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完全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姿式下，如无上述部队袭入敌后，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现仅剩下此一着活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

同日　和张闻天电告周恩来，同阎锡山谈话请根据下列各点：“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人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

同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伏击日军精锐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也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首战告捷。十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叶剑英和潘汉年，通报平型关战役的战果，并指出：“是役已将敌攻平型关计划破坏，但敌还从雁门关一带进攻。我游击支队正活动于灵丘、涞源、蔚县之间，颇有缴获。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红军游击战法。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

9月26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同时指出：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的计划，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

9月28日　致电刘伯承、徐向前、张浩并告朱德、彭德怀，贺龙：“保定、沧州、献县均失，国军溃乱不堪，卫立煌退石家庄。”“我一二九师（缺一个团）接电立即出动，经临晋渡河到侯马上车，在太原补充衣、弹，速开正太路南北地区。”

9月29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进一步阐述八路军在山西作战的战略意见，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河北、山东不久将失陷，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这一形势将影响到上海战线发生某些变化，南京将被大轰炸，国民党如不妥协必将迁都。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关于使用第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二三个师，待日军相当深入后，向灵丘、涞源、广灵、蔚县四县及其以北突破找其空虚后方的计划，请你们着重研究一番。如实行这一计划，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开展一个新局面，有利于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同日　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文章指出：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的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加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的团结，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9月30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提出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原则：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保安队均须进行政治上的整理，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34〕或刘英〔35〕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任何游击队区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

10月2日　致电秦邦宪、叶剑英，令项英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指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36〕”。

10月3日　和张闻天致电张文彬（南杰）〔37〕：“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的方针。”

10月4日　关于对待交八路军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的方针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指出：“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10月5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同意周恩来与阎锡山、程潜〔38〕商定的作战计划，并对八路军作出具体部署。

同日　致电周小舟〔39〕，指出：“你在工作中的政治方向是没有错的，工作中表现了积极与努力，一般说来是有成绩的。”“但在工作中还表现了一些缺点，这就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轻躁、粗率与骄傲的作风”。“改变的方向是用谨慎、周密与谦逊的态度去观察问题，去处理工作，去待人接物，特别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须严格采这样的态度。”

10月6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并告林彪、聂荣臻，提出华北作战的战略补充意见，指出：“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山西军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此战役之关键在于下列三点：（一）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二）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三）敌后方之破坏。”为达上述目的，必须：（一）要求南京速加派主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二）要求卫立煌军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余任守备。（三）八路军第一一五、第一二〇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面破坏敌人侧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主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

同日　写《农村调查》序言一。序言说：“从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期间起，到一九三四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现在仅剩下下列各部分：（一）寻乌调查；（二）兴国调查；（三）东塘等处调查；（四）木口村调查；（五）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和出租问题；（七）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八）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九）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十）长冈乡调查；（十一）才溪乡调查。”“这里存下来的，都是中央苏区的材料，前九部分是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后两部分是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虽不完全，亦可见其一斑。”

10月9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敌人后方地区及迫近敌人地区，必须执行没收大地主政策，因为大地主多属汉奸，不没收大地主不能迅速发动群众，不没收大地主八路军给养难于解决。请通令各部实行。十一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复电说：“我们考虑结果，认为在上述地区，目前以没收当汉奸之地主为妥”。十五日，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十一日电悉。没收大地主，指没收汉奸政策的主要阶级内容，大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在一切汉奸分子中，首先应坚决没收大地主，而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工农中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路线，有向全体明确说明的必要。”

10月10日　和谭政电告任弼时、邓小平等，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已成立，即日开始办公，任弼时为主任（毛泽东代理），谭政为副主任。

同日　关于判处黄克功死刑问题〔40〕，写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说：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他“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0月12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10月13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指出：“须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请你们深刻考虑此点。”

同日　再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提出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意见，请他们考虑向国民党提出。电报指出：“太原即使失守，亦无关大局，因大同、太原线两侧均有我军向该线袭击，敌在我四面包围中，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该地区如失，则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电报并提出，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而应实行的具体部署。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刘晓〔41〕等，提出反对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是在对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对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它的要求，而不知同它的错误政策做斗争。”“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我们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改组国民党，然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发展。

10月16日　为阎锡山拟集中十四个团并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与日军决战事，致电林彪：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南京与蒋介石、何应钦决定，周恩来、彭德怀又在山西与阎锡山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10月17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告周恩来，同意彭德怀意见，由周电蒋介石调主力军入晋，以调川军为宜。电报还指出：“我军各部胜利之后，易生骄志，易启轻敌观念，而敌在失败之后，对我必增加愤恨之心理，发生谨慎之心理，因此，请你们告戒各部首长，仍一本谨慎沉着精神使之与勇猛奋发精神相配合，争取与日寇之持久战。”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42〕，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10月19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但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同日　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会上作《论鲁迅》演讲，指出：我们纪念鲁迅，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这种精神使鲁迅成为艺术上了不起的作家，革命队伍中优秀成熟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0月20日　关于准备在日军占领太原后八路军的作战部署问题，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敌人占领太原后，在太原以北的国民党抗战部队将溃乱无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和八路军总部的联系可能被隔断。为此拟定部署意见如下：留杨成武团〔43〕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一一五师主力准备转移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第一二九师在正太路以南之现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总部准备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第一二〇师坚持晋西北之游击战争。

10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陇东特委的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陇东这一时期工作中对国民党的迁就倾向。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指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恩来长电〔44〕，对大局分析及我党政策完全正确，我们完全同意。”“请恩来拟具建议书，即去南京代表我党严重与正式地向国民党建议，并推动各界促进时局之转变。党的宣言，俟恩来南京谈判后再行决定，目前以解放报论文为号召。”

10月23日　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10月25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并提出相应的兵力部署意见。

同日　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七一团被日军袭击事，致电八路军各级负责人：“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同日　会见英国记者贝特兰，同他进行长时间谈话。毛泽东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战中的教训是由于中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存在的弱点，即：只实行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许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战；军事上采取单纯防御，打的大半是被动的仗，造成许多土地的丧失和许多军队的失利。因此，政治和军事都需要改革。他还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毛泽东在谈话中，首次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官兵一致；第二，军民一致；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绥德、米脂、清涧、佳县、吴堡五县警备区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对当地统治阶级的策略是：联合左翼分子，争取中立分子，孤立豪绅与法西斯分子。

同日　正太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

10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陈昌浩〔45〕作检讨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张国焘路线的实质是逃跑主义、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同日　致电王兆相〔46〕等并告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十分注意部队的纪律，无论如何困难，不得乱拿工农一草一木，每天出发训话一次。”

10月　写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提纲分析了中日战争的现状和国际形势，指出中国抗战现时的失利是暂时的与局部的失利，不是最后的与全部的失败，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提纲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七项任务。

同月　写信给艾思奇〔47〕谈哲学问题。对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中关于差别与矛盾关系的论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

11月1日　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作关于目前时局的讲话，指出：现在的形势是很紧张的。民族投降主义是目前新的危险。坚决打到底，是目前时局下应采取的根本方针。在军事上要用八路军的打法，就是要“活打”，不要“死打”。要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要做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要造就大批的有革命理论，富于牺牲精神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

11月2日　和张闻天复电林伯渠并告周恩来、秦邦宪等：我们决坚持山西抗战，即使太原失守，日军也不能安枕，国民党各军也不得不和我军一道作战，不至轻易退回黄河以南。

11月4日　和张闻天、张国焘〔48〕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向国民党提出并力争解决特区的范围和目前急需的经费等问题。

11月6日　关于新四军的编制和领导人选问题，致电秦邦宪：叶挺已到延安，项英明日可到。新四军拟以项英为副军长，陈毅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参谋长。

11月8日　太原失陷。

同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主要负责人，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国民党在华北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吕梁山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展开，第一一五师的第三四四旅、第三四三旅应立即迅速转移至吕梁山地区；第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第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特区选举与财政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特区〔49〕政府应坚持实行独立自主原则，过去一个时期有些同志改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不好的。

11月9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等，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即将转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在华北的国民党各军大溃，阎锡山亦无主。八路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杂，减租减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谅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如此作去，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县之进攻。”

11月11日　在秦邦宪、叶剑英八日关于国共两党关系有趋恶化之势的来电上批注：“国民党自大主义依然十足，国危至此，还是统制政策不变，我们唯有坚持原则立场，逐步前进，最后冲破国民党的统制。”

11月12日　上海失陷。

同日　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分析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和强调提出反对投降主义。报告指出：在中国抗战中存在着国民党的片面抗战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目前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争取实现全面抗战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迫切任务。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全国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这种倾向发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它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潘汉年、刘晓，部署上海失陷后的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

11月13日　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并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指出：山西国民党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11月15日　关于目前山西工作原则，复电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50〕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仍然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应与国民党及阎、黄、卫商量，例如周电所述各条〔51〕及朱、彭要求补充等是完全对的。仅仅不要希望与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答应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11月16日　和张闻天、萧劲光致电高岗，为了联合内蒙边境各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命他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向内蒙出动，活动于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

11月17日　致电叶剑英并告林伯渠：“八路军仍在长城南北及同蒲以东至平汉线作战，前锋迫近北平、保定、张家口，并无一个人退回陕北，但中央军则确有一部分退过黄河以西。”

11月23日　关于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问题，和张闻天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并告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甲）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乙）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丙）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于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到全国。（丁）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戊）组织问题待恩来、胡服、德怀来开会决定。”

11月27日　写信给表兄文运昌，告他不宜来延安工作，因为无法解决他的家庭经济负担。信中说：“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指出为防备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和晋西北地区，在八路军占领区域立即进行以下三项准备工作：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党的工作，这是巩固部队工作的核心；加强必要的军事与游击动作的训练；动员地方民众。

11月29日　到延安机场迎接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康生和同机到达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

12月2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指出：“山西仍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尤其是与阎的关系，特别在日寇缓进阎留山西的条件下，我们更应避免与其作不必要的磨擦。”

12月5日　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指出对进攻晋察冀边区之日军的作战，应注意：“（一）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二）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三）同蒲、正太路必须积极活动，予以有力的配合。（四）注意在敌后方破坏伪组织、伪军。（五）加紧瓦解敌军工作。（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进攻困难是必要的，但须详细审慎。”

12月6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指出：“日寇正在进攻我军，企图引诱阎锡山及国民党之中右派分裂抗日阵线，我们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均应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基本方针，破坏敌人阴谋。”在内部，要加强统战教育，并切实检查。

12月9日—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绍禹在会上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赞成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毛泽东十一日、十二日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他说：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八路军与游击队是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陈绍禹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陈绍禹、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12月13日　南京失陷。

12月14日　和项英复电叶挺，指出：新四军原则上可以按照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其不要何应钦派人。如暂时说不通，可稍延缓，但不要破裂。项英即来武汉。

12月16日　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拟趁敌人空虚，派两个支队到平汉路以东地区游击。一个支队由第一二九师的一部组成，另一个支队由聂荣臻部的一部组成。其任务是：侦察情况；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破坏伪组织；收集遗散武器，扩大自己。“该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

12月19日　致电朱德、任弼时：“卡尔逊〔52〕既坚欲去五台，不便拦阻，但须：（一）除写信给美使馆外，需写一信交总统府说明：如遇危险，中国中央政府及八路军无责任。（二）派可靠队伍送他，严密保护。”

12月24日　和萧劲光、谭政〔53〕指示绥德等五县警备区，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和边区各部队的军政负责人，强调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

12月25日　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项英，同意新四军编四个支队。一九三八年初编成的四个支队是：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12月30日　和张闻天、康生、陈云连发两电给陈绍禹、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一电是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的意见，提出为使日军进攻武汉时处于中国军队之战略包围中，必须建立两个主要军区及几个辅助军区〔54〕。另电是关于日军进攻的形势与我之战略部署，电报在分析了日军作战步骤后，具体提出在华北、西北的设防意见。两电中均说，所提意见请考虑后向蒋介石提出。

12月下旬　在延安会见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程世才〔55〕等，谈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等问题。毛泽东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1937年冬　贺子珍为治伤离开延安到西安。后经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去苏联。

————————————————————

〔1〕 宋哲元，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军长。1937年8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9军军长。

〔2〕 张自忠，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第38师师长。1937年10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集团军第59军副军长。

〔3〕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副军长兼第143师师长。1937年8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集团军第68军军长兼第143师师长。

〔4〕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第37师师长。1937年8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集团军第77军军长兼第37师师长。

〔5〕 南汉宸，当时在天津开展中共统一战线工作。

〔6〕 叶剑英，当时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受中共中央派遣，在西安进行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8月任八路军参谋长。

〔7〕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党内负总责。

〔8〕 冯钦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7军军长。1937年8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2集团军第14军团军团长。

〔9〕 张云逸，当时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受中共中央派遣在华南进行统一路线工作。

〔10〕 指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1937年9月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11〕 王稼祥，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7年初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同年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2〕 恩来、博古、伯渠，即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秦邦宪、林伯渠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3〕 阎锡山，字百川，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太原绥靖公署主任。1937年8月又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4〕 周小舟，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受中共中央派遣在山西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15〕 刘伯承、张浩，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37年8月分别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政训处主任（10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后任政治委员）。

〔16〕 彭雨峰，即彭雪枫，当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在山西等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17〕 朱、彭、林、贺、萧、刘、张、徐，指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萧劲光、刘伯承、张浩、徐向前。

〔18〕 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前敌总司令。1937年8月、11月先后任国民党军第四战区第4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

〔19〕 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蒋介石拟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20〕 高岗，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8月又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21〕 张冲，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是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之一。

〔22〕 叶，指叶剑英。

〔23〕 中共闽粤边特委所属闽南抗日独立大队大队长何鸣，对国民党利用谈判改编之机消灭独立大队的阴谋丧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在1937年7月16日被国民党军第157师包围缴械。这一事件称何鸣事件。

〔24〕 朱德、周恩来、秦邦宪1937年8月5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说他们反复考虑朱德目前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意见不完全一致，朱德本人认为他目前去南京较以后去有利。6日，朱德、周恩来从云阳镇抵达西安，于9日与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参加国防问题讨论会，并同国民党谈判。

〔25〕 朱德、周恩来1937年8月12日同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康泽提出宣言中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3条的解释，不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

〔26〕 黄白案，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黄绍竑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的八路军出动方案。具体内容是：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27〕 1937年9月11日，八路军按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

〔28〕 丁惟汾，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

〔29〕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8军军长。

〔30〕 1937年8月下旬陈独秀出狱，罗汉在南京会见叶剑英，说陈独秀愿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经叶剑英介绍，罗汉到西安。9月5日，林伯渠自西安致电张闻天，说罗汉、李侠公要见张闻天，要求恢复组织关系。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同意罗汉、李侠公去延安一谈。后因大雨受阻，罗汉未去延安，于9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5点建议和要求。其中提到请中央劝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陈、彭、郑3人，均于1929年被开除党籍）回党工作。9月1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此电，说明中共中央对待托派分子的原则。后来陈独秀始终拒绝回答中共中央提出的3项条件。

〔31〕 蒋、何、白、黄，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黄绍竑。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1月又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32〕 指中共中央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1937年4月创刊。

〔33〕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1937年12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

〔34〕 陈毅，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南方办事处主任，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35〕 刘英，当时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闽浙边临时省军区政治委员。

〔36〕 1937年9月，项英在南昌同国民党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期间，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演说，表示一切服从国民党。项英的这个演说，被国民党利用，给党造成损失。

〔37〕 张文彬，当时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到广东组织和领导广东人民进行抗日战争。1937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

〔38〕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1937年10月25日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39〕 周小舟，当时正奉命以中革军委联络员身份前往新疆执行任务。

〔40〕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6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1937年10月11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

〔41〕 刘晓，当时在上海从事恢复、重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工作。1937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42〕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指华北军分会发出的《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

〔43〕 指杨成武任团长的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

〔44〕 周恩来1937年10月19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说鉴于日军集结全力猛攻山西并企图夺取上海，国民党政府对持久抗战发生动摇，国内妥协和平空气抬头，中国抗战出现新的危机，提出以下建议：（一）中共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和平妥协，坚持抗战到底；（二）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战紧急方案；（三）向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提出华北的进一步的计划；（四）要求国民党政府增派军队到华北支持抗战；（五）八路军在华北积极行动，直接配合友军作战并扩大发展游击战争，等等。

〔45〕 陈昌浩，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政治委员。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46〕 王兆相，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直属工兵营营长，驻防神府地区。

〔47〕 艾思奇，哲学家。1937年10月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

〔48〕 张国焘，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

〔49〕 毛泽东在1937年11月4日给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说：陕甘宁边区的名称须叫特别区，“边区”二字对外不好。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又说，陕甘宁边区应称为特别区，即“特区”。11月10日，边区政府发出通令，规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俟后统称为陕甘宁特区政府，不再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1月，特区政府又通令恢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

〔50〕 阎、黄、卫，指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

〔51〕 指周恩来1937年11月13日在给毛泽东等的电报中所说的他当天与卫立煌、黄绍竑谈判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一）部队改造，（二）政治工作建立，（三）政权开放， （四）民运开放， （五）战略战术改变， （六）后方补给。

〔52〕 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观察员。卡尔逊在去前线以前，给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很快要到前方去”。“这是我自己要求并且是在朱德总司令劝我不要去的情况下前往的，如果我阵亡或者受伤，我希望明确说明，八路军或中国政府方面没有任何责任。”

〔53〕 萧劲光，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政治委员（1937年12月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54〕 两个主要军区是：（一）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日军。（二）鄂豫皖军区，以舒城、桐城、黄梅、广济、商城、固始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津浦、平汉、淮南三条铁路及沿江之日军。辅助军区是：浙南军区，鄂赣军区，汉水军区，豫西军区等。

〔55〕 李先念，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30军政治委员。李卓然，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30军政治部主任。郭天民，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司令部一局局长。程世才，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30军代理军长。

1938年　四十五岁

1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党校工作时指出，中国革命问题课程，党校高级班和低级班都从辛亥革命讲起。在会上还提出建立军委总政治部工作的问题，要求首先建立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工作，宣传部的工作第一步是编印士兵教科书和干部读本。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邓发〔1〕，告以延安拟发展电影事业，请他设法募集全副摄影机和放映机，并配足底片五万尺和苏联新制影片的一些拷贝。

1月10日　为解决部队给养困难问题，和陈云等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前方部队目前不足的给养，主要应依靠民众的自愿援助来求得解决。这种捐助，仍应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拥护抗日军队战胜日军的口号下进行，应该从统一战线的开展中去解决。

1月11日　《解放》第二十八期发表以陈伯钧〔2〕署名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这篇文章，是陈伯钧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节录毛泽东一九三四年所著《游击战争》小册子中论游击战术的部分。节录稿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分为三个部分：一、袭击是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二、袭击战术的要领，三、袭击行动之敌。第一部分是毛泽东审阅时新加写的，第二、三两部分毛泽东审阅时根据抗日战争的情况作了较大的增删。在第三部分末尾，毛泽东加写：“以上十八条都是袭击行动敌人的方法，抗日游击部队应该加以研究。”全篇文末，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是：“但一切战术都以适合情况为原则，文字条文仅能作为实战的参考，不能死板应用。抗日战争中一定有许多新的可贵的经验，胜过过去文字条文的东西，希望大家共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月12日　致信艾思奇，信中说：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梁漱溟〔3〕到此，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1月13日　在陕北公学作关于时局中几个问题的讲话，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当前和今后的困难是什么？他说，现在的困难是中国打了几个败仗，失掉一些地方，形成军事上暂时失利，引起国内一部分人主和。将来还会有物质上的困难。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办法，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应该普遍地发展游击战，游击战使敌人灭亡不了中国。和是没有出路的。第二，中国能不能克服这些困难，中国能不能进步？他指出，只要了解困难，不怕困难，有牺牲精神，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困难虽然多得很，但进步是会到来的，因为战争能够改变一切，改变人，改变全国不良状况。世界上没有比战争更大的能够改变人的力量。

1月14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共产国际指示我党在此时不应参加国民党政府。参加华北政权机关，当然也不相宜。

1月17日　开始读李达《社会学大纲》〔4〕，全书共五篇。

1月24日　为陕北公学第三、第四、第五队毕业纪念题词：“勇敢向前、稳着脚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陕甘宁边区保安队情况，指出今后保安部队应受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并提议成立残废总院。

同日　和谭政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各师及政治部：八路军前后方和南方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统归军委政治部领导。为统一对外名义，军委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

同日　抗大举行一二八运动大会，进行军事、政治、体育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竞赛。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并在闭幕式上讲话。

1月29日　致电邓发转在苏联的王稼祥〔5〕：红军大学〔6〕缺战略教本，请搜集战略书，并找人翻印，先后寄回。

1月　一天，在延安会见梁漱溟〔7〕，就抗战前途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很肯定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他阐述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使梁漱溟十分信服。这次谈话从晚六时至第二天凌晨。

同月　又一次会见梁漱溟，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毛泽东指出，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不是革命的道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不明显、不强烈、不固定，不同意搞阶级斗争。毛泽东同他就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发生了相持不下的争论。这次谈话从晚六时一直继续到第二天天明。

2月1日　从本日起继续写中断了二十年的日记，毛泽东说这是“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

同日　应武汉《自由中国》创办人杨朔的请求，为该刊创刊题词：“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

2月4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陈绍禹、周恩来、叶剑英，请朱、彭、任即行电告秘密准备执行雾灵山计划〔8〕的各种条件，主要是干部配备。请陈、周、叶向蒋介石交涉派五千人去冀东所需要的半年经费和装备。

2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目前军事问题，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战略方针由速战速决改变为长期进攻，目前总的目标是进攻武汉。现在日本要求中国妥协的道路还存在，如果英国出来主和，国民党便会发生和平妥协的危险。要估计到武汉、广州等地失陷以后中国将发生的新的变化，要估计到国际不能帮助时也能自力更生地干，要鼓励国民党在极端困难环境之下也要继续坚持抗战。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灵山一带，派杨成武〔9〕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发展雾灵山游击战争的电报给前方。

2月9日　关于开展雾灵山区游击战争问题，致电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派去的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

2月11日　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作讲演，说：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条侵略阵线，世界的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这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援助下，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2月15日　关于新四军的行动原则问题，复电项英、陈毅，指出：“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同日　和滕代远〔10〕致电朱德、彭德怀，林彪、左权并告周恩来、叶剑英，提出在河北、山东、江苏北部日军力量空虚，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日军一时无力南进的情况下，第一一五师第一步进入河北、第二步进入山东、第三步进入安徽境内，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行动的设想。指出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的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从抗日军事战略来说也是必要的和有利的。电报征询朱德等对这一战略行动是否可行的意见。

同日　复信范长江〔11〕，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关于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共同纲领。有了这个纲领，来信中提出的关于用实际行动帮助国民党健全的问题，以及所担心的两党军队会成为两党互信障碍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复信借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今后症结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永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这是一件最中心的事。”

2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发言说：目前要派出军队进行各县作战。政治工作组织条例，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然后交中央批准。

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王观澜〔12〕关于绥、米等五县警备区工作的报告。毛泽东提出，在紧紧掌握抗日的总方针下可以考虑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减租。在扩兵、粮饷等问题上，要注意到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关系。

2月22日　为陕北公学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题词：“为战胜日本解放中国而奋斗到底”。

2月23日　关于敌情判断和中国军队的战略部署意见，和任弼时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北方局和长江局。电报指出：日军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而潼关的得失又是武胜关能否守住的关键条件。应向蒋介石、阎锡山提出以下战略计划：为保卫潼关，须将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固守郑州、洛阳、潼关一线，阻敌过黄河，一部坚持晋南晋西战局。在潼关确保不失的情况下，以正面阵地战配合二十万左右兵力的两翼运动战，保卫武胜关和武汉。八路军将依战局发展情况配合友军作战。“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2月25日　复信何长工〔13〕，提出废止残废院名称，拟改称教导院。要求力改过去的错误方针，把这件事当作训练干部积极地办好。

同日　复电朱德并告彭德怀：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日军。请预告阎锡山、卫立煌，“即使该敌冲入临汾，亦决不可动摇整个战局。该敌甚少，可用一部包围之，其余全军均应决心在敌后打不要后路之运动战，如此必能最后制敌”。

2月27日—3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军事问题。二十七日，陈绍禹作政治报告，坚持他在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右倾主张，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喊，强调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二十八日，毛泽东就抗日军事问题作了发言，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力量的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战。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军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军。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他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大发展中共党员，只有大党才能选拔大批的干部，建议中央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决议〔14〕。这次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等。

2月下旬　一天晚上，会见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来延安访问的舒湮〔15〕等五位青年记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以下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国防工业、国际援助、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游击战术。谈话进行了两小时。

2月　在延安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自己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是确定的方向。又说：我们从来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游击战对于战斗方式来说，始终是辅助的。但在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地域广大的国家，游击战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八路军现在四个区域〔16〕进行着广大的游击战争，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他还说，国共两党现在和将来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但必须是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这种合作才能是长久的。

同月　和周恩来领衔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决定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3月2日　鉴于日军在山西军渡、碛口猛攻河防，绥德、延安紧急，威胁河东整个军队的归路，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八路军三个师的负责人，要他们部署兵力，巩固河防，并阻滞日军向潼关的进攻。

3月3日　和张闻天、任弼时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八路军主力留在山西攻击日军后路，必须是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的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对八路军总部的转移以及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与第一二九师主力的部署，务望本此方针考虑切实妥善办法。

同日　下午，对陕北公学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学员作临别赠言。他说：中国长期抗战的前途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是在艰苦困难的轨道上前进。即使日军占领了我国大部分土地，我们还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和外线两个作战区域。内线是云、贵、川、湘，外线是日本占领的大片土地。日军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同时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城市速决战它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胜利。你们在陕北公学学到了政治方向和工作作风，要按统一战线的方针去做。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去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3月5日　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3月6日　致电朱瑞〔17〕并告八路军总部及中共中央北方局：晋豫边很重要，望有计划地部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

同日　复电彭雪枫〔18〕：“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

同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指出：日军分五路包围第一二〇师及傅作义〔19〕部，企图压迫我军渡过黄河。第一二〇师应同傅作义部协力各个击破敌人。目前重点在坚决击破正向静乐、方山、五寨三点前进之日军，必须击破此三路中之一路或二路，方能破坏日军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

3月8日　关于中共中央军委指导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八路军各师及晋察冀军区，电文如下：“（甲）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乙）关于敌我位置、作战情况等，除总部随时向军委报告外，各师给总部报告之电报应同时发给军委一份，使军委充分明了情况。”

同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的纪念三八妇女节晚会，并讲话。

3月9日　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战略方针，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政治局决定之战略方针，包括现时在华北及将来转移至陕西、河南两个阶段，不是单指目前而言。”目前阶段，八路军在不被日军根本隔断条件下，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军，只要没有被敌军隔断的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但同时应准备下一阶段情况迅速变化时的转移，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的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工作。如果八路军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军的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边区，则对整个抗战及全国政治关系都是不利的，这是政治局战略决定的基本精神。

3月12日　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是坚持自己的主义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对统一战线也是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他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然而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这三项是留给中国人民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应当继承并发扬光大。他又说：我们真诚地追悼抗日阵亡将士，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中华民族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反对侵略，维护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

3月13日　和张闻天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决定派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十八日，毛泽东又将上述任命电告项英。

3月15日　出席在中央礼堂举行的抗大第三期三大队毕业典礼，并讲话。他就抗大同学毕业后的工作方法问题，讲了三点意见。一、尊重对象。在对付环境、处理工作时，要尊重对象，不管是敌人还是友人，都应当认真地考察和研究，而不应当忽视。二、了解对象。工作无成就的最大原因便是不求甚解，马马虎虎，在形式上大体上望一望便要解决问题，这是错误的。了解应当是在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中去了解，了解应当是多方面的，表面、里面、侧面都看到，不是片面的。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三、继续下去，不要畏难，不要被环境被工作征服和统制，要反过来征服和统制环境。

同日　为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在《新中华报》发表。题词是：“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把妇女群众组织起来，必须有大批的妇女干部领导妇女工作。”

3月16日　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全书。在阅读此书过程中，写了一些批注。在该书讲到“唯物辩证法，是在哲学斗争的过程中锻炼起来的”处，毛泽东批注：“斗争就是辩证”。在该书讲到在两种实在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时，所选择的一种实在的可能性应是事物发展过程的链条中的特殊的一环，是促进或延缓过程的发展的枢纽处，毛泽东批注：“西安事变时抓住两党合作，七七事变后抓住游击战争。”在该书讲到认识过程“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处，毛泽东批注：“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

3月17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朱德、彭德怀，指出：同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将领谈军事问题时，请注意分现在与将来两个阶段，说明现在以大军留在华北作战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将来军事情况的变化将使我军活动范围缩小和补给困难，那时只能留若干较小的兵团即若干个游击兵团于华北，各军主力须在敌未将黄河各渡口封锁以前渡过河来。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和十分必要的，国共两党均须用极大努力去干。

3月18日　开始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三十一日和四月一日，继续阅读。

同日　在辜俊英纪念手册上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3月19日　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在抗大要学到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和灵活的战略战术。

3月20日　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进一步阐述政治方向、工作作风和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三民主义的第一个口号是民族独立，第二个口号是民权自由，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

3月21日　再次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讲团结问题、调查工作和战地工作。关于调查工作，他说：调查应当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联系的、本质的。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得多，实际得多。你们出去，不要先当“老师”，应该先当“学生”，了解情况，调查明白，再说话，再定方针。

3月22日　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和北方局等并转各省委、特委，指出：在华北对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异常不够，许多地区看不见一句向敌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为在政治上瓦解敌军，教育群众，影响友军，各部队、各地党部及群众团体应用中、蒙、日三种文字大量书写对日军及伪蒙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和材料。

3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华北工作问题。毛泽东指出：对日本应有正确的估计，日本是一个强大、精明的帝国主义，日本民族是强悍的，武器是先进的。日军的进攻在占领西安、武汉、广州后将要告一段落，将在华北修路筑堡，使游击队不能有大部队的活动，抗日根据地可能缩小，但能支持。坚持抗战必须有广泛的民主，抗日与民主不可分。将来在日军占领区的后方要建立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毛泽东建议刘少奇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

3月24日　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朱瑞并各省委、程子华、杨尚昆，提出组织游击兵团的任务，指出：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地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下列游击兵团。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20〕外，再组织四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上述各支队至少各有一千人左右，各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

同日　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瑞并朱德、彭德怀等，指出，“摆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因此，该区共产党与八路军的任务是：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及地方游击队；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争取使友军，特别是准备永久留华北打游击的友军，成为坚强进步的抗日军；逐渐改造政权机关，使之成为广泛人民阶层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渐求得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采取必要过渡办法，以准备将来召集冀晋豫边区政府代表大会，成立边区临时政府；在统一战线方针下，坚决执行动员武装群众及肃清汉奸的政策；设法召集全边区或若干县联合的群众团体的代表会议，以动员群众参战及建立真正有广大群众的团体，在抗日的大前提下，满足人民一些迫切要求；大大发展党，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电报还指出，朱瑞准备留在冀晋豫边区负总责。

同日　晚上，会见记者邓静溪〔21〕，回答了他提出的中国抗战前途、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八路军的情形等问题。关于八路军，毛泽东说，每月由国民党政府拨给几十万元的经费，枪支装备都是由日本的“义务输送队”给我们送来，现在差不多有一师人的装备都完全像日本军队了，只有臂章不同。

3月25日　和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指出冀鲁豫地区工作十分重要，目前急需建立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除建立武装外，并应建立与改造地方政权，组织民众，但武装以精干为原则。由朱瑞负责组织冀鲁豫边区省委，管辖平汉路以东、沧石路以南、黄河以北及鲁西鲁北地区工作。

同日　开始读潘梓年〔22〕寄来的新著《逻辑与逻辑学》。毛泽东在读书日记中写道：本日看到九十三页，“颇为新鲜”。二十六日继续阅读，二十七日读完全书。

3月29日　对陕北公学第十一至第二十队演讲时说：有了人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进步这三个条件，中国不会亡国。有人说地方太小了，好的地方已被敌人占去，即使抗战也不行。然而我是顽固党的最后胜利派，仍旧主张我们会胜利。王羲之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岂只大块地方可以做文章吗？小块也行。有人说中国亡了，我说不是全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大路亡了，小路未亡；白天亡了，夜里未亡。抗日不仅需要大大发展共产党，而且需要非党布尔什维克，例如鲁迅就是非党布尔什维克。

同日　关于刘伯承师、徐海东旅的位置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依此时敌情，河南、安徽、潼关、西安乃至武汉有很快发生严重变化的可能，同时日军确有进攻陕北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的计划，因此刘师、徐旅两部宜位于同蒲路东侧，依太岳山脉为根据，发动群众，袭击同蒲路，配合林彪、贺龙两师，打击晋西之敌，并便于向西转移为合宜。

同日　和滕代远电询贺龙、萧克、关向应：能否沿大青山脉创造一个游牧性质的骑兵支队？

3月30日　对抗大干部讲话，强调办学校是组织和增大抗日力量的有效方法，希望他们下决心在抗大做教学工作。他说：没有共产党是不能战胜日本的，没有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抗大四个月办一期。每期三千人，加上陕北公学和党校，每年训练三万人。以后抗大要上战略课，讲大局大兵团的战略。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处置小的问题。即使是当排长的也应该有个全局的图画，这样才有大的发展。

3月底　一天晚上，十一时开始会见来中国帮助八路军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亲切谈话，谈到西班牙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有关问题。在讨论建立八路军战地医疗队问题时，白求恩说如果有战地医疗队，前线的重伤员百分之七十可以救治，毛泽东对这一点十分关注，热烈支持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二时。

4月1日　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共产党之所以被人们信仰，是由于它的政治方向代表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它的工作作风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他送给陕公同学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4月2日　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陈光、罗荣桓〔23〕并杨尚昆，部署第一一五师建立吕梁山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宜。

同日　对即将从延安迁到瓦窑堡的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作临行讲话，说抗日军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开展，就是在政治方面知大局，顾大体，因此在军事方面要讲点战略问题、兵团以上的问题。二要积极，就是要有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有了这种积极性就可以战胜工作中的困难。三要有朝气，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

4月5日　在陕北公学作关于国共两党合作问题的讲演。对两党为什么能够第二次合作、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和国共两党应当互相尊重等问题作了说明。驳斥有的人借口“统一”而要取消共产党的谬论，阐明共产党的存在是有它的阶级基础的，中国现在有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等，因此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存在，目前谁也不能吞并谁，国民党要取消共产党是不可能的。指出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共同的委员会，或者是另外组织一个党，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作为统一战线的上层组织。

同日　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支队三个月内由七十人发展至一千二百人、八百支枪。除决定罗炳辉〔24〕去负军事总责外，正选派政治部主任一人及中级以下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二三十人前去。

4月9日　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要求学员们在抗大期间学到抗日救国这样一个宗旨。他说：为了实现这一宗旨，第一，要学到正确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便能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二，要学做干部，干部要把成千成万的广大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这样的队伍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第三，要有不怕任何艰苦，不怕牺牲，向前迈进的决心，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懦弱的人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

4月10日　出席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在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方式。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既然是艺术，就要又好看又好吃，不切实、不好吃是不好的，这不是功利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抗日战争使这两部分人汇合了，彼此都应当去掉自大主义。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4月上旬　从三月下旬开始的台儿庄战役至此结束，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

4月11日　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成立会上讲话，指出：战争规定一切和改变一切，目前的战争是打日本，教育的方针也是打日本，教育方针是根据政治方针而转变的。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教育和训练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求得民族解放。

4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贾拓夫〔25〕关于陕西省委工作的汇报和张闻天关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及五届四中全会的说明。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可以派一批陕西学生和进步分子到陕公、抗大、中央党校学习，培养大批干部，并指出国民党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继续抗战与民主两点上有进步。

同日　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一周年纪念题词在《新中华报》发表。题词是：“青年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目前青年团体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一切阶层的青年男女，大批地走上抗日战争的战场去，充实正规军的战斗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后方的青年人，也是一切为着战争胜利而工作。中国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

4月16日　和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长江局转张国焘，希望他翻然悔悟，早日归来〔26〕。

4月17日　上午，会见途经延安的国民党政府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交谈中，毛泽东分析了日军的动向，指出目前山西抗战很重要，拖住了日军的“尾巴”；还说明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及反对投降主义问题。谈话后毛泽东设午宴款待卫立煌。晚上，陪同卫立煌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晚会，并致欢迎词。十八日，卫立煌离开延安。

4月18日　和滕代远致电贺龙、关向应、萧克：平绥线以北广大地区，能否建立游击根据地，请你们调查见告，并请转告宋时轮调查见告。

4月20日　关于巩固与发展晋察冀根据地问题，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彭真、聂荣臻〔27〕并告朱德、彭德怀，秦邦宪，指出晋察冀根据地已大体建立，目前中心任务是巩固和继续发展。电报并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应当进行的工作和采取的政策，提出意见。

同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的晚会，作题为“结团体，打日本”的讲话。他说，中国有一个大团体，叫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也有一个大团体，就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只有团结，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月21日　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问题，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28〕等，指出：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和群众工作正在深入这两个条件下，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与坚持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因此，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域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

4月24日　复电项英：“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惟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4月28日　在鲁迅艺术学院作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他说：现在艺术上也要搞统一战线，不管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或其他什么派，都应当团结抗日。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青年艺术工作者应到大千世界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使艺术作品具有充实的内容。浪漫主义原来的主要精神是不满意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发生过伟大的积极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只是流水账式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是不好的。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4月30日　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讲话。他说：八路军都应当成为全国的模范。模范作用不在于口头上说，而在于事实上做；不在于两只手举起来赞成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在于实际中去实行马克思主义。他要求大家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山统统移掉。

5月3日　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作关于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的讲话。他说：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明了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本质上是三民主义的。中共愿同国民党一道，在统一战线、抗日第一的原则下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5月4日　关于新四军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复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就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创造根据地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现在条件与内战时候有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进行。

同日　下午，在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成立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和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的讲话。他说：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过去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合作的条件是反帝反封建。张国焘对共产党路线发生动摇，私自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并声明脱离共产党，因此开除他的党籍。

同日　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晚会，并发表讲话，号召青年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奋斗。

5月5日　晚上，会见卡尔逊，谈话继续到次日凌晨。谈话内容包括抗日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关于抗日战争，毛泽东说：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决心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中国像一个容量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方，我们转向另一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它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他说：有几种围困。日本在五台山包围我们，围困我们。但我们有另一种围困，比如日本在太原驻守，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部队在东南。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正像山西是华北的战略锁钥一样，五台地区也是山西的锁钥，我们占领五台，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另一种围困应是美国、苏联同中国一道围困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的围困。卡尔逊认为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认为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打仗。

5月7日　对陕北公学即将毕业的第二期学员讲话，讲关于张国焘叛党及被开除党籍问题。讲话中他列举了张国焘所犯过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分裂党的错误，指出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这次叛党是被资产阶级引诱。他最后说，张国焘叛党在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5月8日　对来延安参观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讲话。他说，现在全国团结抗日，工农是其中的大多数，担负着艰苦的工作，责任很大。现在的缺点是工农还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对自己的使命认识不够。希望工农迅速组织起来，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讲话前，他还会见这个大队的领队，询问了该队的情况。

5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直属队“五一”运动大会总结会，并讲话，祝贺他们在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各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5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他说：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是准决战〔29〕，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会议听取关于国民党“蚕食”陕甘宁边区的政策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要有警觉性，并提出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破坏陕甘宁边区的反动活动应当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包括由边区政府出一布告，以表示政府的力量。

同日　电贺第一二〇师在同蒲路北段袭敌取得的胜利。

5月11日　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对他提出的九个问题作了回答。关于抗战胜利的把握如何的问题，毛泽东说：抗战的必胜是确有把握的。关于中国是不是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才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关于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二日，为施方白题写赠言：“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十三日，赠送一张自己签名的照片给施方白。

5月12日　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对三青团的方针问题，和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复电陈绍禹、周恩来等〔30〕，指出：我们首先应承认，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国民党青年团，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一、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二、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复电中提出的目的后来没有实现，三青团成为欺骗和控制青年的反动组织。

同日　在修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稿的过程中，本日告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郭化若：“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

5月13日　就《大公报》宣传“准决战”问题，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31〕：“《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5月14日　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并总部，北方局等，指出：目前山西日军被击退，阎锡山的旧势力极力想恢复他们的统治，在晋西北、晋东南均极力向八路军及新兴抗日势力进攻。为巩固统一战线，改善我们与阎的关系，并继续发展抗日力量起见，请朱德、彭德怀及贺龙、萧克、关向应〔32〕在集合更多、更大、更忍无可忍的材料之后，用适当的措词公开致电有关方面抗议，将各种破坏八路军的谣言、电文印送各有关方面，并请阎对这类破坏行为加以制止。

同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萧克、关向应：“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

同日　就林彪五月二日在抗大所作《抗大的教育方针》讲话的记录稿，晚上写信给林彪，信中说：“已经看过，很好。但有些不适合的地方，已为改了，请你再看。‘无条件的进攻’一语不妥〔33〕，进攻也是有条件的，但进攻是主要的，基本的，中心的。”

5月15日　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本日发布。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坚定表示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对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将严惩不贷。这个布告纠正了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对这种破坏活动采取的软弱退让态度。这个布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19日　徐州失陷。

5月20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指出：徐州失守后，河南将很快落入敌手，武汉危急。那时蒋介石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人后方活动，第一二九、第一一五两师将相应地作整个新的部署。未到适当时机，不应向蒋介石等提出这一点，只是自己预作准备。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34〕率党、政、军干部去。

5月21日　出席抗大对第三期教学进行总结的干部会议，并讲话，讲安心当教员、编教材和军队的民主等问题。他说教员是教育干部的干部，下决心当教员，办好抗大，十分重要。他强调要编游击战、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等教材，并说游击战争教材由他负责，战略教材他负担一部分。他说：十年来的战争经验我们在军事上形成了路线，但见之于文字的却不多。过去对战略比较忽略，现在我们提倡写书，提高战略空气，中央组织部因此也发起抗日战争研究会。军队在军事指挥上应强调单一的指挥，强调服从，而官兵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同艰苦，这就是民主。

5月24日　出席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并讲话。他再次强调抗日战争是艰苦的长期的。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就要增加抗日力量。办学校，办抗大，是增加抗日力量的一个办法。

5月26日—6月3日　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他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的双方存在互相矛盾的许多特点，基本的特点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一个特点，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敌强我弱这一特点。他根据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预见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他着重分析了争取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和相持阶段中敌我斗争的形势，指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他还阐明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作战形式等。他指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他进一步明确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他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阐明人民战争思想，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再次强调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他的讲演最后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的又一篇最重要的军事著作，这篇著作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这篇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26日　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边区、新四军军部、山东省委，指出：“甲、徐州失守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乙、以为敌置武汉抗日的重心于不顾，而将主力立即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击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的估计，是不适当的，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丙、如果欧洲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丁、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戊、在上述情况下，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目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

5月28日　在主持编写《抗日战争丛书》过程中，答复郭化若说：“抗日战争当然没有什么战略进攻，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是整个战略防御中积极的部分，靠此部分战胜日本，通俗地说，谓之进攻当然也是可以的。”

同日　收到孙雪韦（即刘雪苇）转来胡风赠送的《七月》半月刊第三集第一期后，本日复信孙雪韦：“我已看了‘座谈会记录’〔35〕，很喜欢。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5月30日　所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本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期发表。文章指出：由于中国这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由于中国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近距离地直接地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这样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虽然仍处于辅助地位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文章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篇文章，曾收入解放社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由毛泽东题签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作为该书第七章。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6月2日　复电项英，指出：“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6月6日　和刘少奇致电郭洪涛，同意他关于山东四支队恢复用八路军番号的建议。电报指出：你们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部队番号，并组织支队司令部，但不可太多，全山东有四五个八路军支队即可。其余在我们领导下的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但抗日联军名义不好。

同日　在邱琮〔36〕的来信上批示：“这是邱琮先生的善意的建议书，其中颇多可采，应抄交各有关同志，希着重注意此建议。”

6月7日　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邓小平并朱瑞，刘伯承，聂荣臻、彭真，指出：目前我们在河北应加强武装部队、临时政权及民众组织，并巩固它们在群众中的信仰。这样，对于一切都好应付，可使国民党所委派的人不得不同我们合作。如果他们拒绝与我们合作并从各方面来公开反对我们，就应在团结抗日的口号下，公开批评他们破坏团结，在群众中孤立他们。

6月8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不致引起国民党误会与磨擦的原则下，河北、山东等处凡属我们独立领导、已得广大民众拥护和受邻近的友党友军欢迎的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合宜。

同日　《新华日报》刊载由毛泽东、朱德、陈绍禹、周恩来、张闻天等联名代表中共中央给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的复电〔37〕，感谢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对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情和帮助。

6月9日　和张闻天复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并告项英：同意关于组织新四军委员会的提议〔38〕，以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39〕、袁国平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

6月11日　关于开创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问题，复电朱德、彭德怀并贺龙、萧克、关向应，同意朱、彭十日来电中关于派骑兵或步兵开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考虑，强调派去的部队须选精干的，领导人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胜任，并且机警耐苦和有在该地创立根据地的决心。次日，收到朱德和彭德怀来电，说决定派李井泉〔40〕率部队开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6月12日　和谭政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边区，新四军军部，对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恢复毛泽东、周恩来等国民党党籍〔41〕一事作了说明。电报指出：“国民党监委会恢复毛、周等党籍的举动，表示国民党在徐州失守武汉紧急的时候，进一步联合我党坚持抗日，将来趋势有恢复十三年办法〔42〕之可能。但监委会此举尚须执委会通过，并须先征求我们的意见”。

6月14日　晚上，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初，谈话两小时，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参加。毛泽东从平民教育工作谈到政治问题，说：政治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平教工作的大规模发展，必须有为平民的政治，一切推行的方法，还在其次。政治的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要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关于农民，毛泽东说：农民的性格有两方面。一是黑暗的，如自私自利、愚蠢守旧等，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专写那黑暗面的作品。一是光明的，如急公好义、勇敢牺牲等。他们一身就具备了这两种矛盾的性格。政治的作用，便在发动他们这光明面的积极性，逐渐克服他们的黑暗面，实现民主的政治。现在边区所实行的，就是这种民主政治。在抗战期中我们发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那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钱抗战！

6月15日　写信给在《解放》周刊编辑部工作的吴亮平，信中说：“接了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说及八路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姊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林伯渠〔43〕：“甲、国民党进步中某些顽固分子的反动行为，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惶。乙、应该在各地利用机会动员群众，给顽固分子以相当打击，指出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丙、边区最近采取的一些办法，不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的必要。”

同日　鉴于日军又向晋西北进攻，和刘少奇致电第一二〇师负责人并告朱德、彭德怀，请他们考虑：目前是否可以向傅作义及其他军政首长提议，召集晋西北及绥东各部队首长（连游击队在内）、各政府与民众团体的领袖开一个会议，讨论如何打退日军进攻、保卫晋西北的作战计划，并相机提出建立根据地的某些重要问题。电报指出，只要情况允许，这个会议召集成功，是可能解决许多问题、推进统一战线的。

同日　对周恩来六月十五日来电中提出的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它的增援部队，并夺取附近城市的建议，致电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则均暂时无法多顾，反给我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我上月二十六日电已大体指出，目前为配合中央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创造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这也应该注意。”

6月16日　毛泽东、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被国民党政府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6月27日　在陕北公学作关于时事问题的讲演，讲持久战和保卫武汉问题。

同日　校完《论持久战》第一、第二部分清样。告出版科《论持久战》拟出单行本，是否可用一次排版印出。

6月30日　在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前夕，《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6月　为抗大毕业证书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

同月　为《边区儿童》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

7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干部会议。在致欢迎词中说：中共中央以万分诚意欢迎世界学联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感谢世界学联对中国的衷心援助。抗战虽然要自力更生，但外援也有重大意义，我们需要国际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将要开幕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全世界人民。

同日　本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三、第四十四期合刊的《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7月2日　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傅路德、雷克难，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回答关于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时说：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它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回答关于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时说：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作用和意义也在这里。在回答关于有什么条件可以缩短持久战的时间时说：必须加强三个条件，一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这是基本的；二是日本国内人民的援助；三是世界各国的帮助。在回答关于抗战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时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就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联。不过许多重要工作是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经济建设等。

7月3日　关于在河南发动敌后游击战争问题，和张闻天、刘少奇复电彭雪枫、朱理治〔44〕，指出：一般同意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对伏牛山脉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的工作基础。

7月5日　电贺将于七月六日开幕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电报说：“寇深祸极，神州有陆沉之忧，然民意发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懈，则胜利属我乃决然无疑。”

7月7日　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献挽词：“抗战到底，浩气长存”。在大雨中领导进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花圈。

7月8日　和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电报根据天津来电转告日军对冀东游击队的进攻计划后，提出对冀东地区的工作要求：冀东我军须用更敏捷行动向迁安、遵化、卢龙地区扩大活动，因该地区敌人力量较弱，党的力量较大，且能呼应南部暴动冲破敌人包围线。对敌军的交通，必须多派小部队破坏。要在长城口外建立根据地，必须要将长城各口放在我们内外控制之下，同时冀东根据地亦开始能确立，敌人的聚歼计划才不能实现。

同日　和林彪、罗瑞卿电告西安、武汉、河南、南昌、香港、新四军等处中共负责人：抗大第五期需及时招收大批学生，主要从河南、湖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六省招收，不限名额，多多益善，不分男女、年龄、学历、出身，来者不拒。其他各省来者亦不拒。

7月9日　在抗大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45〕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突击队员是有名英雄，还有许多无名英雄，有名英雄是从无名英雄中产生出来的，二者不能分离。军队与人民、官长与士兵、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也是如此。

同日　复电朱德、彭德怀〔46〕，认为集中兵力攻正太路是否适当还须考虑，目前不必急于集中，看一看情形再决定为宜。

7月10日　和张闻天等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等，请他们考虑在向参政会提出的保卫西北各项条件之中，把要求承认陕甘宁边区，保持边区已有的民主制度及民众已得到的土地、牲畜、房屋，确定疆界，要求经济帮助等，作为重要的一项。

7月16日　对八路军留守兵团负责干部讲话。在讲到抗战的战略方针时说：在全国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但在部分的时间、地点和军队，如在抗战第一阶段华北的八路军，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这个方针去年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便提出来，“基本上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一年来证明，去年八月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在讲到领导方法时说：部队高级干部是发命令的，同时又要团结干部。人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领导主要应当注意和发扬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方面，消极的批评和斗争少一点。发扬人家的长处，不要夸大坏处。这一点，陈云同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7月17日　为巩固吕梁山地区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周恩来、叶剑英，指出：“陈长捷〔47〕军万余人，此次作战大部逃跑，仅余数千毫无战斗力，王靖国〔48〕军大体相同，要这些军队巩固吕梁山脉各县，完全无望。卫〔49〕部在乡宁者，亦朝不保夕。我一一五师陈旅〔50〕顾此失彼东西奔波，亦未打一个好仗。”“请你们立即考虑徐旅〔51〕西移归还建制，并朱、彭以一个人西移指挥该师问题，我以为应向蒋、白、阎、卫建议，要巩固吕梁山脉于我手中，保障某些渡口，非徐旅西移及朱、彭以一人去指挥，好好打几个胜仗，不能解决问题，否则将贻误大局。”

7月18日　和朱德致电巴黎法国《人道报》转国际和平大会，请求大会号召和组织各国人民，给正在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以更大的同情和更有力的援助！

7月22日　和刘少奇复电郭洪涛并告朱德、彭德怀等，指出：“对石友三〔52〕应继续采取争取的方针，表示接受其指挥，并表示援助他统一鲁南各游击队的指挥，同时要求他划出一定防地给我们作根据地与后方。”“省委或八路军支队应派负责代表和石友三恳切谈一次，说明中共与八路军对他的希望并竭诚援助他，同时向他说明并吞各游击队的方针不对，必然要引起许多内部磨擦，除与日本勾结的土匪部队应肃清外，对各抗日游击队应采取容纳与争取的方针。”

7月26日　复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何应钦谈判扩大八路军的情况的来电〔53〕，指出：“加编三个师如不可能，以第二方案发表四五个司令部并规定适合现况之部队数目与经费数目为适宜。”

7月31日　和谭政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军区，新四军军部等，下达解决干部家庭困难的决定。决定指出：依据目前的财力，关于干部家庭困难的解决，只能作消极的应付，不作积极的调剂与抚恤。救济的意义在于表示党的共产主义同情和关怀，减除某些干部对家庭问题的顾虑，借以提高其积极性。

7月　在听取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关于抗大一些学员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较突出，少数干部对待这些倾向工作方法简单等的汇报后，特对抗大全校教职员和学员作关于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着重指出，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抗大有思想的自由、政治的民主，这并不妨碍抗大的军事性质。报告对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正确地运用民主等问题，作了阐述。报告还指出，应取消斗争会这种粗暴的方式，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投到意见箱里去，保证大家的意见能到学校最高当局。

8月1日　出席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六大队的毕业典礼，作关于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的讲话。他说：我们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用团结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然而这不是一件短时期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8月2日　对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六大队毕业学员讲话。首先讲“战争第一”问题，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不独立，对内不民主。根据这一特点中国革命便是战争第一，军事第一，这早被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所证明了的。枪杆子里出农会、出工会、出政权、出共产党，枪杆子里出一切，这是真理。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的政治。其次讲“老老实实”问题，说：中国历朝以来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一条是不正当的，明君用人在贤，昏君用人在亲，所以用干部要注意。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老老实实的，所以要讲究老实，有多少讲多少。既反对自大，认为自己盖世无双，又反对自卑，把自己看得太渺小。

8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林伯渠关于国民参政会会议经过的报告。会议决定九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事项。

同日　复电朱德、彭德怀，指出：“集中南面兵力攻正太路有如下缺点：一、不能必胜；二、敌有由道清〔54〕攻洛阳，由临汾攻潼关之势，我军向北不便策应南边，因此仍以现时部署不大变动为宜。”“稼祥同志已回，担任军委工作及总政治部主任，兼代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机关设延安，在前方者改为野战政治部。”

8月5日　对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作关于出去后怎样工作的讲话。他说：抗大的同学毕业出去后，作什么呢？第一，当学生。在学校学的仅仅才开了一道门，还要在学校外面去学。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生。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要学习一辈子。第二，当教员。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学生，要团结他们，组织他们，向他们学习，同时又教育他们。第三，当指挥官。现在在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你们大多数人要到前线当军事指挥官或政治指挥官。

8月6日　致电陈绍禹、何凯丰：“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的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

同日　关于保卫武汉和坚持抗战总方针等问题，和张闻天、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叶剑英，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

8月8日　关于目前冀南工作的意见，和刘少奇致电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55〕转晋冀豫省委等，指出：“我们一般方针应积极参加与掌握河北地方行政机关，不应放松。目前我们要加紧建立与强固各县政府，推选或委派最得力同志去任县长，并可派定临时专员，造成既成事实，再与鹿〔56〕商讨交涉。为此，有请杨秀林〔57〕去路东并带干部暂时主持冀南政府工作的必要，请迅速决定行动。”

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冯文彬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

8月10日　和张闻天、陈云、康生、刘少奇、王稼祥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我们提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召集中央青委扩大会议或中央青年工作会议，讨论全国青年工作问题，要各地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

8月12日　和王稼祥复电贺龙、关向应：“根据井泉真〔58〕电及你们来电，去大青山行动以暂缓执行为宜。”

8月13日　和王稼祥、刘少奇复电聂荣臻、彭真，指出：“宋邓纵队〔59〕主力在现地区平谷、蓟县、密云一带加紧工作，站稳脚跟，再逐渐向东南发展的方针是好的。但宋、邓有立即派遣一营左右之兵力并带干部东出玉田、丰润、滦县，配合当地暴动起来的游击队行动，并给那些游击队以各种帮助的必要。”

8月15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主办的暑期小学教员国防教育研究班毕业典礼，作关于教育与战争的演讲。

8月16日　和张闻天复林伯渠十二日来电〔60〕，指出：在谈判中请坚持所提三个条件，一、陕甘宁边区区域为二十三个县；二、人员由国民政府正式委任；三、每月津贴十万元。谈判中心是区域问题，各县都须是完全的。此电并发武汉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

8月17日　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会更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电报还对晋察冀边区发行纸币提出一些具体办法。

8月18日　关于同鹿钟麟谈判晋察冀、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问题时应坚持的原则，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等，指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

8月20日　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等，指出：“冀南新政府〔61〕成立，须即实行几件善政：（一）救济各地广大饥饿的群众（粮款向富人筹集及提出一部地方公款）。（二）组织秋收运动。（三）规定二五减租办法。（四）发布在敌人进攻时人民自卫与避难办法及空舍清野办法。（五）发布人民防匪自卫办法。（六）组织廉洁政府，规定各级政府人员生活费及公费。”强调冀南新政府要“以完全新的姿态在人民面前出现”。

同日　和王稼祥电告八路军总部及各师等，鉴于日军有庞大的特务机关，对抗日军队尤其八路军不断地进行破坏阴谋活动，而我八路军锄奸工作的机关反而零碎不全，中央和军委特决定在八路军总部、各师、各旅及军区成立锄奸局，团设特派员。锄奸局的工作在各级军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组织上保持独立系统。

同日　和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徐向前、邓小平等，要求迅速建立与巩固在中共领导下的河北的统一军事行政系统，使鹿钟麟来后不致容易被他拆散。如果在河北形成几个军事行政系统，那将来的困难与磨擦将会更多。

8月22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进一步阐述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三个问题。他强调说：学校以外是一个大学校，那里的东西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孙中山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套，不是从学校里来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学校里来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列宁也是在学校外面创造了列宁主义。学校学习是第一章，出去以后是大规模的学习，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在党校学得了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8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介绍准备在政治局会议〔62〕上作报告的大纲，题目是《抗日战争与民族战线的新阶段新形势与党的任务》。

夏秋　在毛泽东倡议下，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会务工作由艾思奇、何思敬〔63〕负责主持。

9月7日　关于和石友三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问题，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郭洪涛，指出：山东各党派军队与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好转，已使我们有可能开始在黄河以东建立大块抗日根据地。希望你们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敌后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山东实际情况，和石友三议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建立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可由石友三公开出面来做。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对张荫梧〔64〕企图侵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太路以北地区的平山、行唐、阜平等县的计划，提出对策意见。

9月10日　复信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65〕，信中说：“目前寇患虽深，诚能群策群力，抗战到底，则最后胜利，自属于我。惟战争进至新阶段，困难因之增多。克服困难，鄙意似宜实施新的战时政策，使人力物力能获得广大之发动，则持久作战，庶有巩固之基础”。

9月10日前后　到延安城南门欢迎从武汉归来准备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和徐特立。

9月14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十四日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在二十四日会议上作长篇发言，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共产国际的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他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磨擦和共产党的反磨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在二十七日最后一天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言，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9月26日　和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致电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和冀东特委，指出：根据各种条件，“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决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免的复杂的严重现象。”目前应以主要力量在白河以东、以部分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在整顿军队方面，目前应注意培养基干兵团与基干游击队，使之成为战斗的纪律的模范，成为领导斗争的核心。”

9月29日—11月6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

9月29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的议程。

同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毛泽东起草的信中说：“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并说因武汉紧张特让周恩来立即返回武汉，向蒋介石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商议一切。毛泽东的这封信，由周恩来在十月四日当面交给蒋介石。

10月2日　和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聂荣臻，宋时轮、邓华，中共冀热区委：“在冀热边区创造抗日根据地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宋邓纵队与冀热边区全体同志应为达成这个任务而坚决斗争。”

10月12日　下午，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十三日下午，十四日下午和晚上，继续作报告。报告共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之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报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66〕，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发表，题为《论新阶段》。其中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15日　和朱德等致电中共冀热区委并告宋时轮、邓华，再次指示他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部队，准备持久斗争。

10月16日　和张闻天、陈云、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致电周恩来：为着直接有力地配合支持武汉以及武汉失守后滞阻敌人继续前进，以八路军一部进至鄂豫皖地区活动为有利。在朱德到武汉见蒋介石之前，请向陈诚〔67〕、白崇禧透露此意，让蒋知道。

10月21日　广州失陷。

10月24日　关于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和政策，和王稼祥、贺龙等致电周士第、甘泗淇〔68〕转李井泉，指出：在大青山建立晋察冀式的根据地在今天不可能，但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完全可能，而且是中心任务。因此，那里一切政策应以长期游击战争性质为出发点。要处处照顾到同傅作义的统一战线。要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的传统的错误政策，以我们的模范作用来推动影响国民党首先是傅作义的转变。要尊重蒙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并发扬其文化，吸收蒙族知识分子，培养蒙族干部。

10月27日　武汉失陷。

同日　和王稼祥、刘少奇等致电朱瑞，徐向前、宋任穷：对鹿钟麟，要坚持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设置。要向他极力解说，广州、武汉失陷，目前形势严重，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

10月30日　复柳夷〔69〕八月关于他申请入党遇到困难的来信。复信说：“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可以入党的。”信中并告诉他，可持此信请抗大三大队负责同志或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考虑解决他的入党问题。

11月5日　下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报告。六日下午，继续作结论报告。结论讲了五个问题。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经验丰富，态度认真。我们党奋斗了十七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经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毛泽东说：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其战略进攻接近了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第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毛泽东针对陈绍禹的右倾投降主义，对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作了论述。他说：“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个问题的论述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第四，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论述了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等问题。这个问题的论述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五，其他问题。毛泽东讲到过去干部政策上的错误，新老党员的关系，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边区工作等。

11月6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所作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通过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政治决议案。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本日，全会闭幕。这次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11月8日　将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第一部分的修改稿交给《解放》编辑部负责人徐冰，附信告诉整个政治报告须三四天工夫才能修改完毕，第一部分先付排，请他们校第一、第二遍，他自己校第三、第四遍。

11月10日　和王稼祥、刘少奇致电项英并转周恩来、叶剑英：“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二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

11月13日　出席抗大女生大队（第八大队）成立典礼，并作讲演，指出：妇女同胞所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尤甚，我们反对一切对于妇女的压迫，尤其是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妇女的侮辱。我们抗日，不仅为求得民族平等，而且要求得妇女的地位平等。只有中华民族解放，才能有妇女的解放。

11月20日　日机轰炸延安。当晚毛泽东的住处由延安市内凤凰山麓迁至延安城外杨家岭。二十一日和十二月十二日，日机又轰炸延安。三次轰炸，造成一部分军民伤亡，一些房屋被毁。

11月24日　和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〇师，指出：估计到今后华北形势的发展，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武装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为此，决定派程子华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任吕正操纵队（八路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加强该部队的正规化是目前中心任务；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〇师一部去冀中，争取扩大第一二〇师。

同日　关于山东聊城地区抗日领导人范筑先牺牲事，和王稼祥、杨尚昆、滕代远致电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徐向前、朱瑞：应用一切办法团结与巩固范筑先领导的抗日部队，并实际帮助鲁西北地区抗战。

11月25日　和王稼祥、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并转宋时轮、邓华，指出：宋邓支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建立了冀东游击区，取得了成绩。但是由于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和发展这一胜利，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为了在冀热察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根据地，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前去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和政权工作。

同日　和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征求他对以下部署的意见：拟派陈光、罗荣桓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两个主力团去山东、淮北，由陈士榘〔70〕率第三四三旅的补充团等在晋西南地区坚持抗日战争。二十八日，彭德怀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拟让第三四三旅的第六八五团先由山西长治出动。

11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提议：（一）关于抗大、陕公、党校等各学校教育工作应进行一次专门讨论，规定教育行政、教材、教员、经费各方面的统一方针。（二）延安各机关各部门工作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和整理。会议对上述建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书记处会议讨论学校教育工作；由书记处发一检查工作的通知，召集干部会议进行检查工作的动员，军事系统的干部会议由毛泽东、王稼祥负责召集。

11月　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关于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的讲话。他说：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要进到一个新阶段，即敌我相持的阶段，但现在还没有进到相持阶段。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我们长期作战就依据乡村，乡村同城市作战有一定的困难，这也是中国采取持久战的道理。讲话估计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大多数不会同日本讲和，国民党是有进步的，磨擦是局部现象，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必须看到全局。

同月　与江青结婚。

12月1日　和王稼祥电告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加以教育成为我们的干部，意义实大。武汉失守，西北受日军威胁，钱粮两缺，因此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和晋察冀设立抗大两个分校，由抗大本校分出干部和学员开赴上述两地。延安抗大本校改为培养八路军比较高级干部的学校。

12月4日　电告秦邦宪〔71〕、叶剑英，朱德、杨尚昆，林伯渠等，要八路军总部和驻重庆办事处、驻西安办事处，迅即设法打消蒋介石调高桂滋部队到陕北的企图〔72〕。

12月5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信中说，“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特嘱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前去报告防务，并送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决议、宣言等。

12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学校教育方针等问题，决定组织抗日战争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王稼祥为副主任。

12月8日　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作关于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的指示进行检查工作的动员报告。他说：六中全会指出日军还在进攻，我们有许多困难，我们的力量还不够，但我们能停止日军的进攻。后方工作在六中全会总的指示之下，要克服困难，要增加力量。检查工作，要在五个方面进行检查，即工作、学习、生产、统一战线和党的生活。生产，即生产运动。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

12月10日　收到彭雪枫〔73〕关于他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河南渡过新黄河〔74〕进至鹿邑等地后部队扩大情况和当地缺少干部等的电报后，本日和王稼祥、刘少奇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提议即派八路军的一部并多带干部到陇海路以南新黄河以北津浦路以西地区活动。

12月12日　在抗大干部晚会上作报告。他说：现在抗大有一万人，陕公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还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我们办了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是对的。怎样才能使全盘的工作真正推动起来、开展起来，这就是要有干部。我们训练大批干部到前线去，领导游击队，领导军队，组织群众，发展统一战线，等等，这就是教育工作的意义。在工作方面，六中全会一共说了十五条，其中一条就是关于物质的保证。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给，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他还宣布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抗大成立两个分校的决定。

12月13日　和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等，说明中央决定抗大成立两个分校，是为了准备对付日军进攻西北，减少陕甘宁边区财政粮食的困难，扩大抗大学员人数和加强理论同实际的联系。开往晋东南分校人数五千左右，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在内，开往晋察冀分校人数二千左右。准备以陈伯钧、邵式平为晋察冀分校正副校长，以何长工、周纯全为晋东南分校正副校长。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延安党政军机关及各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代表中央书记处作报告。他号召各机关在抗战新阶段的形势下，克服当前一切困难，增加新的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以便准备实施我们的反攻。要求后方各工作部门，以战斗的精神深入检查工作，以担负起本部门的工作任务。

12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生产运动的准备问题。

12月15日　对抗大即将分配工作的八大队（女生大队）学员作关于政治上的持久战的讲话。他说：抗日的持久战需要的时间很长，要经过很多变化，我们打日本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持久战。所以，每个革命者在政治上要有持久性，要准备应付各种曲折，准备克服困难。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曲路，而不是走直线。这个问题也就是走“之”字路还是走“一”字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之”字路，而不是走“一”字路，走“之”字路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我们抗日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这也是走“之”字路。

12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妇女工作等问题，决定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李富春任主任。毛泽东提议，陕甘宁边区今后须注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准备收集材料作报告并讨论一次工作。

12月22日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实行中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项原则，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

1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搞磨擦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顽固派侵吞边区的办法有十余种：一、政府，二、税收，三、邮政，四、军队，五、教育，六、党部，七、缩紧、“蚕食”，八、医务，九、保甲，十、实业，十一、农贷，十二、土匪。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采取强硬政策予以抵制。对何绍南〔75〕要采用较强硬的政策，对其他方面要采用较温和的政策。检查站要重新建立起来。

12月29日　潜逃到越南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河内发表通电（艳电），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近卫声明提出的三原则，对日妥协。

12月30日　和王稼祥、滕代远、谭政电告八路军总部、各师、陈再道〔76〕支队、吕正操纵队、山东部队等：中央和军委为了更深刻了解各部队现状、作战经过和执行六中全会决议情形，决定各部队派人到延安来报告工作。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彭雪枫，肯定他在皖豫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并告：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77〕带六中全会文件及干部、电台等，已去竹沟布置中原局工作。决调第一一五师主力东向，拟分布于胶济路南北、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朱、彭已在布置中。

————————————————————

〔1〕 邓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39年底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2〕 陈伯钧，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旅长。1937年10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4月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

〔3〕 梁漱溟，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四川等地进行过有利于地主阶级的“乡村建设”实验。

〔4〕 李达，哲学家。所著《社会学大纲》于1935年以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讲义印行。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

〔5〕 王稼祥，当时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6〕 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7〕 梁漱溟写的《我的努力是什么》和《再忆初访延安》两文，记述了他1938年1月访问延安的情况。文中说：“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又说：“在临别时，毛主席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8〕 雾灵山，在河北省兴隆县。1938年5月，挺进冀东的八路军第4纵队，以主力的一部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9〕 杨成武，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 滕代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11〕 范长江，当时是《大公报》记者。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1938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

〔13〕 何长工，当时任八路军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在信中任命他为荣军教导院院长兼政治科科长。

〔14〕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15〕 舒湮，当时任《星粤日报》编辑，以邹韬奋编辑的《抗战》三日刊的特约通讯员身份访问延安。

〔16〕 这4个区域是：一、平汉、平绥、正太、同蒲4条铁路之间及其以东以北的地区；二、平绥铁路以南、同蒲铁路北段以西和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地区；三、平汉、正太、同蒲3条铁路之间的晋东南、冀西南地区；四、晋西南地区。

〔17〕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

〔18〕 彭雪枫1938年3月1日致电毛泽东等，认为在豫西、陕南、湖北这一纵横千里的广大区域内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是大有希望的，提出“以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通南巴这一地域作大后方的绝对必要”。

〔19〕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

〔20〕 宋时轮支队，指宋时轮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20师雁北支队。宋时轮于1938年5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

〔21〕 邓静溪在毛泽东会见他的第二天（1938年3月25日），写了《毛泽东先生会见记》。其中说：晚上“九点半钟的时候，记者被一位科长引进毛先生住的那间窑洞似的屋子”。“他的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但他的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他谈起话来，老是那样的不慌不忙，沉着持重，随时带着征询对方意见的语调。用语很通俗，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谈话结束，“他持着洋烛送我出门”。

〔22〕 潘梓年，当时任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

〔23〕 陈光，当时任八路军第115师代理师长。罗荣桓，当时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主持全师工作。1938年12月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委员。

〔24〕 罗炳辉，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以八路军副参谋长身份进行统战工作。1939年1月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

〔25〕 贾拓夫，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26〕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乘到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祭黄帝陵之机，私自逃离，随后在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曾多次与张国焘谈话，中央亦从延安发电报给张国焘，劝其改正错误回党工作。张拒绝对他的挽救，于4月17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中共中央于4月18日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27〕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及平津党的工作。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8〕 邓小平，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

〔29〕 1938年四、五月间进行的鲁南战役（即徐州战役）是徐州会战的第3阶段，同年4月25日《大公报》社评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4月26日《大公报》社评又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30〕 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6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同年5月6日，陈绍禹、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三青团问题日渐具体化，对这个问题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

〔31〕 何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部长。

〔32〕 关向应，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委员。

〔33〕 林彪1938年5月2日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话中关于进攻战法问题说：“我们要无条件的进攻，有条件的防守”。毛泽东在林彪讲话记录稿上改为：“我们作战要以进攻为主，防守为辅”。

〔34〕 张经武，原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1938年10月到山东参加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同年12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郭洪涛，原任中共绥德特委书记、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1938年5月到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部长。

〔35〕 指刊载在《七月》半月刊第3集第1期题为《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的座谈会记录。这次座谈会在1938年4月26日举行，参加的人有胡风、聂绀弩、吴组缃、欧阳凡海、鹿地亘、艾青、吴奚如、池田幸子。《七月》半月刊为胡风主编，当时在汉口出版。

〔36〕 邱琮，国民党抗日人士。1938年2月以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的身份到延安。毛泽东曾在延安会见他。同年5月邱琮离开延安到西安。在西安他根据自己在延安的观感，从根本策略、统一战线、教育、文化、军事、对敌军政治工作、检查行旅、招待外来人员、生产建设9个方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管窥谨献》，寄给毛泽东等。

〔37〕 《新华日报》1938年6月4日刊载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电报祝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取得的重大胜利，并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38〕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1938年6月7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说叶挺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39〕 张云逸、周子昆，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副参谋长。

〔40〕 李井泉，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政治委员。1938年7月任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1〕 1938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14次常委会通过恢复陈独秀等26人的国民党党籍的决议，其中包括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7人。

〔42〕 指1924年建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确定的组织形式。

〔43〕 林伯渠1938年6月13日发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等，报告西安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局面，他建议党似应在陕甘宁边区的某些小问题上作可能的让步，以阻止对日妥协局面的出现。

〔44〕 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统战工作委员会主任。朱理治，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45〕 1938年6月，抗大在全校掀起迎接“七七”抗战1周年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革命竞赛运动，提出“向学习突击，向工作突击，向生活突击”等口号。运动历时1个月，涌现出520名模范突击队员和一批先进单位。

〔46〕 朱德、彭德怀1938年7月3日致电毛泽东等，提出准备于8月中旬集中10团以上兵力，消灭正太路沿线敌人。

〔47〕 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第61军军长。

〔48〕 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2路军司令官兼第19军军长。

〔49〕 卫，指卫立煌。

〔50〕 陈旅，指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陈光原任旅长。1938年3月李天佑任代理旅长。

〔51〕 徐旅，指徐海东任旅长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

〔52〕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鲁中游击部队第军军长。

〔53〕 周恩来1938年7月26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日前同林伯渠见蒋介石、何应钦，他们借口200个师已满额，不愿给师的番号。我以为可提两个方案：一、仍请编3军6个师或3师9个旅27个团；二、请委五台聂荣臻，冀热宋时轮、邓华，津浦徐向前、陈再道，河防萧劲光以司令名义，并请发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经费。

〔54〕 道清，即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到博爱县清化镇的一段铁路。

〔55〕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冀南区委员会战时动员部部长、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政治委员。1938年8月14日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

〔56〕 鹿，指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

〔57〕 杨秀林，即杨秀峰，当时任冀西游击总队司令员。1938年8月14日又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

〔58〕 真，即11日。

〔59〕 宋邓纵队，指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4纵队。第4纵队由宋时轮率领的雁北支队和邓华支队于1938年5月合编而成。

〔60〕 林伯渠1938年8月12日在西安致电毛泽东、张闻天、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蒋鼎文今日早上说，行政院认为陕甘宁边区问题可由陕西省就近解决，边区至多只能划17个县。我拟根据原来所提的3项条件交涉。

〔61〕 指冀南行政主任公署。

〔62〕 指1938年9月1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

〔63〕 何思敬，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员。

〔64〕 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战区河北民团总指挥。

〔65〕 193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派曹仲植、郝瑞珍等到陕甘宁边区赈济灾民。郝瑞珍到延安时带来孔祥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的这封复信也是托郝瑞珍转交孔祥熙。

〔66〕 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1938年11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中，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修改，是毛泽东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改的。

〔67〕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

〔68〕 周士第、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

〔69〕 柳夷，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任干事。

〔70〕 陈士榘，当时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参谋长。1938年12月14日任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支队长。

〔71〕 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72〕 高桂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南路军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在此以前，高桂滋曾派他的秘书到延安见毛泽东，试探中共对他的部队调陕北一事的态度，毛泽东当即表示不许可任何部队借名进驻实行破坏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73〕 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1940年2月改称第6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74〕 蒋介石1938年6月9日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水患阻止日军西犯，致使黄河改道向东南流入贾鲁河，再流入安徽颍河，在正阳关一带注入淮河。黄河的这一段河道称新黄河。

〔75〕 何绍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绥德地区专员。

〔76〕 陈再道，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司令员。

〔77〕 郭述申，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委员。

1939年　四十六岁

1月2日　为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写发刊词。发刊词指出：八路军在一年半抗战中，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增强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还刊载毛泽东题词：“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

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汪精卫叛国投敌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目前主要目的，第一是消灭国民党的军队与政权，第二是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蒋介石最近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又要限制我们。蒋的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须发出一个指示电。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指示电。会议还决定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建议改名为西南局（一月十三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仍定名为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问题时，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1〕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关于磨擦问题，发言指出，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月13日　就八路军今后发展主要方向问题，和王稼祥复电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并告朱德、彭德怀，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开展，但在目前磨擦很多、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

1月17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会上讲话，指出：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一九三九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发展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

同日　复信何干之〔2〕。信中说：“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3〕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1月18日　下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指出：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日本的困难增长；国际上给中国更多的援助。目前军事、经济、国内矛盾、国际环境都使日本更加困难，这就逼使日本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停止其进攻。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而进步一定压倒困难。近几个月来的国际形势也对中国有利。报告最后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强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1月20日　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序言说：“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的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八年五月间作的，因为它是论整个中日战争过程的东西，所以它的时间性是长的。至于书中论点是否正确，有过去全部抗战经验为之证实，今后经验也将为之证实。”“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

1月21日—30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按蒋介石的解释，这个“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会议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

1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本日来电〔4〕，决定复蒋介石一电，说明取消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绝对不可能，打断蒋介石企图取消共产党的念头。

1月22日　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拒绝蒋介石提出的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的主张，并要周恩来将中央复蒋介石电转交蒋。中央复蒋电中说：“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

同日　为修改《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写信给周扬〔5〕。信中说：“此稿李六如、和培元〔6〕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后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题写书名并题词，题词是：“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月25日　出席在延安举办的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开幕式并讲话，指出：这个展览会的意义很大。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一定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在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军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

1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生产运动与东北抗日联军问题。关于生产运动，毛泽东发言指出：一、准备工作。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地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二、进行生产动员。在二月一、二、三日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并使各单位有余利以提高其兴味。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三、总的生产运动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四、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在长期抗战中实行自给自足等。在听取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

1月27日　关于驳斥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作战不力的谰言，和王稼祥致电周子昆、赖传珠〔7〕、袁国平，指出：“你们应将新四军一年余作战经过、胜利及艰苦奋斗的材料，整理电告重庆及此间，以便发表，并痛驳四军作战不力之说。”本日，又同王稼祥致电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董必武，指出：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这是对新四军之可能的新的压迫之准备，望将新四军作战经过及胜利材料广为公布，并痛斥新四军游击不得力之说”。

1月28日　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发表讲话，指出：检查工作会议是一种领导方法，是最具体地学习领导方法。通过检查工作会议，团结了干部，发扬了优点，克服了缺点。在讲到学习问题时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

2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林伯渠希望中央对出席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有具体的指示。毛泽东说：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问题，我们不能让步，我们必须坚持一定的立场，这一点请林老告知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等。军事区域，根据现在情况决不能答应向北发展，向华中发展问题不放弃，但暂不提。陕甘宁边区至少坚持二十二个县，边区政府主席不许派人来担任。

同日　关于陈伯达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致信陈伯达。信中说：“《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毛泽东的意见，主要有：事物的“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关于中庸问题，“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2月2日　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8〕。他说：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二百万居民，还有四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二百零四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作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同日　为抗大第五期学员杨海泉题词：“与民众在一道，一刻也不脱离民众，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

2月4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闭幕会上讲话，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应当溶化的，应当溶化的是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顽固分子和其他的坏东西。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应该取消。讲话还指出，对付国民党的“磨擦”，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2月5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指出：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中心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统一战线，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的基本的原则；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这是不能也不应当忘记的。现在国民党采取防共政策，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记取陈独秀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反对政治上的软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2月6日　鉴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反共的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对此次参政会我们应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十二日，毛泽东、陈绍禹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

2月上旬　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毛泽东说：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不单需要一个民选的议会，并且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日本现在有骑虎难下之势，准备继续进攻西安等地。抗战第一阶段将结束在西安的失守〔9〕，第二阶段是日军困驻于城镇的时期，第三阶段是驱逐日军出中国的时期。共产党今日的纲领与三民主义没有基本上的冲突，但有不同点。废除私有财产制，是国共两党纲领的基本异点。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末，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

2月7日　出席延安职工纪念二七罢工十六周年大会，并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斗争历史；二、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历史任务，在目前就是抗日救国；三、中国无产阶级有光明的前途——社会主义。

2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王稼祥关于华北华中磨擦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国民党对我们的磨擦是取消我们已有的力量。现在我们党内许多党员对国共两党的区别存在模糊认识，不懂得我党力量增强才能巩固统一战线。要国民党进步没有斗争是不行的。今天对党内教育，必须注重斗争是不可少的，要教育党员如何团结同盟者及如何与同盟者斗争。毛泽东还提议设立干部教育部，管理各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工作、招生工作等，以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10〕。会议决定党的七大延期召开。

2月11日　为冯福新题词：“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二者不可缺一。”

2月14日　出席为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举行的欢迎晚会。医疗队是受印度国民大会派遣来华的，于二月十二日到达延安。

2月16日　应苏联《真理报》之约，为苏联红军建立二十一周年纪念写《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一文。文中指出：“苏联红军经过二十一年的锻炼，它的陆军、空军，还加上海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中国军队有许多长处”，但“至今还保存着许多缺点，重要的是政治素质不完善，新式技术不足，近代化的军事素养不足，尤其是政治工作之不足与缺乏正确方针，这些都是要向苏联红军学习的”。

2月18日　和王稼祥、谭政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等，指出：今后在战斗中俘获的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加宣传优待，严禁枪杀及其他侮辱行为，借此降低日军之作战决心而动摇其军心，以利于粉碎敌之进攻。

同日　农历除夕。约原湘赣苏区负责人王首道、张启龙、谭余保到住处谈话，同他们谈过去湘赣苏区的问题。毛泽东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忘了把张启龙等人的问题讲一下，过去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凡是过去搞错了杀错了的，都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你们提出一个名单来。谈话后，留王首道等一起吃午饭。

2月20日　致信张闻天，对陈伯达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提出商榷意见，主要有：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二、关于中庸问题，“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孔子的中庸观念，包含着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思想。“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三、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2月中旬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陈绍禹关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日本的企图是在政治上拉拢国民党，建立傀儡政府，在军事上截断国际交通。蒋介石所谓抗战到底是只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这实际上是承认割让东北。现在国际上和平阵线尚未形成，民主国家与法西斯谋妥协，这是很大的国际形势变动。会议还听取李富春关于妇委工作的报告，毛泽东说：过去党内一贯忽视妇女工作，主要由于没有一些经常做妇女工作的干部，今后要负责同志经常注意妇女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妇委设立常委，建立机关进行工作。

2月25日　出席延安召开的第一次技术人员晚会，并讲话，指出：今天开会，就是说明技术人员在政治上的地位，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是以政治管理技术，但是没有技术的政治是空的。一些人轻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一些技术人员自己也轻视自己的工作，都是不正确的。没有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能建设新中国。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共讲四个部分。（一）和战问题。我们所了解的战争的长期性，包含了不战不和的情况。目前和战问题上战是主要的，因为日本进攻中国是坚决的。战争的发展是曲线的。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是一个大帝国主义的幻想。最近江浙资产阶级主和，国民党也有一些人赞成“东亚新秩序”。在和战问题上存在着两面性，但战是主要的。（二）军事问题。日本执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方针，对中国一方面是政治诱降，另一方面是军事进攻，用军事行动来达到政治目的。日本所占领的中国的地区都是军事要点，以压迫中国投降。最近日本扫荡华北，是为肃清共产党的力量，作进攻西北的准备。（三）政治问题——统一战线。在战争条件下中国是一定要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是错综曲折的、不平衡的，表现出进步与不进步的两面性。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曲折的，不是直线的。国民党中主张联共同时又防共的占多数，我们要增加左翼，争取中间派。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我们的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四）结论：还是六中全会后的方针，援助蒋介石团结全民族，同时发展自己的力量，防止他们的动摇。只有斗争才能达到抗战到底的目的，妥协反共危险是可能克服与阻止的。我们的口号是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执行巩固华北的方针，现在敌人要巩固华北，我们也要巩固华北，这是一个大的斗争。目前中心任务仍要宣传六中全会，对内加紧教育。

3月2日　为聂荣臻写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作序言。序言说：“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坚持抗战的民族主义，那里实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那里也开始实行了改良民生的民生主义，总之一句话，那里实行了互相联结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唤起民众就是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否则无从唤起，尤其是民权主义，真如大旱望云，一刻不可或缓。”“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十八日，毛泽东写信给聂荣臻，说：“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我与王主任〔11〕各作一序），照片正传观各同志。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

3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陕北公学和职工学校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发言指出：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像过去的上海大学。职工学校同样要有严肃的政治纪律，防止工人中的帮口观念。职工识字少的要进行文化教育。会议决定调陈伯达到毛泽东处工作。

3月6日　关于抗大分校的教育计划问题，和王稼祥、滕代远、罗瑞卿致电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12〕并告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指出：原则同意抗大分校应当加强军事教育，以培养初级军事干部为目的的教育计划。同时指出：“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为了教育深入，必须坚持学校教育方法上少而精的传统”。“最好能给学生到部队中去实习的机会”。

3月8日　出席在延安北门外广场举行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并讲话，指出：纪念三八妇女节开大会，就是要妇女结团体，争取妇女的自由与平等。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的，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3月12日　出席延安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并讲话。他说：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在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求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国共应该很好地团结，长期合作。

3月15日　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五位大夫。毛泽东首先代表中国人民感谢印度国民大会和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并回顾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印传统友谊，指出这种友谊在目前团结反帝的斗争中达到了新的高峰，医疗队来到中国，就传布了人民团结反帝的精神。在谈到甘地时，毛泽东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并以中国历史为例，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宾主共进午餐。进餐时，毛泽东说：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

3月18日　出席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的延安纪念三一八惨案、巴黎公社和慰劳保卫工作人员的晚会，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每个保卫工作人员应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光荣性。

同日　和王稼祥、谭政、萧劲光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最重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望各级政治部供给材料。”

3月19日　就目前战略部署、生产运动和在职干部学习等问题，复电彭德怀，指出：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巩固着重于华北”，“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苏北亦应责成鲁南去发展。至于发展皖、豫、鄂三省，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目前虽尚无大发展可能，但应极力准备之。”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给自足。“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前提下应成为运动，中央已设立干部教育部。

3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张稼夫〔13〕关于晋西南工作的报告和林伯渠关于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的报告。林伯渠说：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不少内容是对付共产党的，企图在理论上与我党斗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在上海印了十二万份，共产党的各种书籍在外面销售很快，国民党表示害怕。

3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李维汉关于鲁迅艺术学院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鲁艺过去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学校的基础，领导者虽努力，但工作做得不好，主要是中央领导没有抓紧，没有确定正确的方向。现在必须确定明确的方向与制度。鲁艺的创作去年上半年较有朝气，后来差了，有许多非现实的非艺术的作品。

4月1日　关于收集敌占区材料，致电八路军总部等，指出：“关于敌人在占领区的掠夺资财，攫取原料，经营工业，发行纸币，强征壮丁，以充其军实及队伍，其收效的具体程度究竟如何？请收集材料概略电告。并请此后党政军机关尽量注意此项材料，随时供给，以便参考。”

4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抗大工作检查的报告。毛泽东就几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道德教育问题。今后教育要注意人格的教育与人格的陶冶，人格的教育即思想意识的锻炼。（二）新老干部问题。过去在干部中主要反对骄傲自大，这是当时的情形。现在新干部人数多了，要注意教育新干部。新老干部要结合起来，老干部是骨干，有经验，有办法，同时要欢迎新干部，帮助新干部。（三）抗大的工作。过去对于抗大的招生工作没有很好地组织，今后归干部教育部执行。抗大要组建图书馆，进行捐钱捐书。

4月8日　和王稼祥复电朱德、彭德怀：同意规定部队干部的等级，后方已设委员会研究此问题，惟规定每个干部之等级必须慎重估计其斗争历史及职务，否则会引起不满与纠纷。

同日　下午，在抗大检查工作总结大会上作时事报告，指出：现在日本宣言要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要在亚洲东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独霸东亚，以代替旧的国际关系——门户开放。有些人说日本已经没有力量向中国进攻了，这是不正确的。在目前敌人停顿期间，速胜论又在发展起来。有些人以为这场战争很快会结束，不需要长期合作了，所以又跟共产党多搞磨擦，这对夺取抗战胜利是不利的。必须认清中国现在还处在劣势地位，日本还要继续进攻我们，抗战是长期的，长期抗战需要长期合作。我们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抗战到底的“底”是在鸭绿江。抗大要有坚定的政治方针，艰苦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

4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派大臣及大将到华北部署大的进攻，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4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关于陕西省委工作的报告和关于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自长征时组织部工作是重新建立的。过去组织部工作缺乏长期历史的传统，一年多来组织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组织部积累经验是重要的，仍要注意过去的经验，使党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要使延安的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过去组织部的工作主要是放在延安，现在各部门的工作都在积累全国性的经验，方法是找人来和派人去。

同日　和王稼祥、谭政、吴溉之〔14〕致电八路军总部、三个师及有关的纵队、军区等，指出：日本特务机关正在华北各地大肆活动，开始打入八路军部队，进行收买并组织叛变。只有大批培养锄奸干部，健全和加强各级锄奸部门的领导，才能对付敌人的阴谋破坏。因此，决定在延安继续开办训练班培养较高级的锄奸干部。电报还对各单位应选送学员的数目与标准作了规定。

同日　《新中华报》刊登毛泽东题词：“为消灭文盲而斗争”。

4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

4月下旬　写《五四运动》一文。文中说：“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文中首次提出以下论断：“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24日　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他说：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区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我们不但能组织工农，训练工农，并且自己也做工农，这样我们就更加革命化了。

4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毛泽东发言说：要用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一个大的运动，反对纷歧错杂的思想与贪生怕死等，说明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能服从。中央书记处作出一个提纲，从五月一日到三十日进行边区的大动员，动员反对反共，反对不民主，反对妥协，最重要一点是强调反对反共。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会议决定毛泽东在五月一日延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4月29日　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指出：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就是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办法，有它的积极意义，有它的好的方面；同时也有消极意义的方面，这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发扬它的积极方面，防止和阻止它的消极方面，使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

同日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所在地同本日到达延安的邓发、邓小平、萧三〔15〕相遇，邀他们到自己住处杨家岭共进晚餐。晚餐后同萧三谈话。

5月1日　出席在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的延安各界为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话，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打到鸭绿江边，争取最后胜利。为了争取最后胜利，就要改造全国国民的精神，把一切不好的东西统统去掉，例如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等，提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还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例如反国家反民族的汉奸思想、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等，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同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并讲话。他说：现在全国的工作是什么？是打日本，建设新中国，所以叫“抗战建国”。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的建设。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搞得很好。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有大工业、小工业，在边区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做出这些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5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晋西北工作和河北磨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在河北的根本方针要达到以八路军为主，使八路军力量扩大，主任公署和县政权无论如何不取消。又说：对最近国民党在瓦窑堡的磨擦，我们采取强硬态度已取得胜利。现在磨擦的中心区在庆阳，已发生武装冲突，庆阳附近五县我们坚持不让，如果打起来了，我们便提出与国民党谈判。

同日　出席在抗大第五大队坪场举行的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作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讲话。他说：现在规定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中国革命现在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的革命，几十年来没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在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起了先锋作用、带头作用，但主力军是工农大众，没有工农大众的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演讲重申，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泽东演讲完毕，接受延安青年献旗，旗上书写“新中国的火炬”几个字。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

5月5日　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讲话。他说：这次会议是讨论军事问题，军事要在政治方针指导之下，我就讲讲后方军事工作的政治方针。贯彻六中全会的政治方针，现在是尽一切力量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在游击战争中发展我们的力量，准备反攻。留守兵团的任务，一方面是准备对日作战，一方面是保卫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现在对陕甘宁边区确定了一个方针，叫作“四面包围，中间破坏”，就是在边区四周搞军事进攻，在边区内部派奸细搞破坏。保卫边区，主要靠武装力量——留守兵团与保安队。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我们巩固陕甘宁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讲话谴责最近国民党顽固派在瓦窑堡、陇东、旬邑等地制造磨擦，指出这次会议对磨擦问题要深刻地讨论清楚，这是一个大问题。

同日　傍晚，到鲁迅艺术学院访萧三，谈文学问题。毛泽东说：《聊斋志异》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他的这种主张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聊斋志异》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谈话后，同萧三一起去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礼堂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和马列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

5月10日　出席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礼堂举行的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毛泽东还为鲁艺成立一周年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5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王世英〔16〕关于山西阎锡山部情况的报告。王世英说阎锡山最近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基本上是右倾的，阎的报告中批评军队的政治工作，撤换进步分子等。毛泽东发言指出：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磨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我们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拥护，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会议还决定鲁迅艺术学院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扩大招生。

同日　出席冼星海指挥演出的《黄河大合唱》音乐会。《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个空前的音乐会，毛主席还叫三声好。”

5月12日　傍晚，萧三如约来访。毛泽东同他谈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工作，并告昨天中共中央开会决定他在鲁艺做编辑部的工作。萧三将自己写的一个诗本（手抄本）留下请毛泽东看。

5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张闻天关于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中央专门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是重要的，今后要两三个月讨论一次。党的大政方针要由宣传部组织具体的宣传工作，宣传部要注意宣传工作的组织与领导，要有领导的艺术。要注意全国各地的刊物，经常收集材料。要注意组织地方党组织的对外宣传，要指示各地方党组织首先建立对外宣传机关，这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还要注意国民教育的方针和方法，现在国民教育的方针是民主主义的。过去中央苏区国民教育方针是共产主义的，文艺政策是共产主义的，都不对。王稼祥在会上提出，现在国民党有许多怪论，我们应当答复。会议决定要注意回答国民党宣传中提出的问题，由毛泽东撰文答复坚持抗战三阶段问题、主流与逆流问题。

5月20日　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和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有普遍的和永久的意义。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中国本来把读书就叫攻书，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攻之。在延安已经组织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已经见了功效。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是一所无期大学。自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都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进学校只是进一个门，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研究。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学到底，懂一点就满足了，满足是学习的最大顽敌。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

5月24日　致信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感谢印度人民和印度国民大会给予的医疗和物质援助，并告知印度医疗队已经在此开始工作，受到八路军全体指战员非常热烈的欢迎。七月十一日，尼赫鲁复信毛泽东，说他可能在今年八月或九月来中国作短期勾留，届时希望能和毛泽东见面。

5月25日　本日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的《文艺突击》新一卷第一期发表毛泽东为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的题词手迹：“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

5月26日　写《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

5月30日　出席西北青年救国会举行的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作题为“永久奋斗”的讲话。他说：中国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就是“永久的奋斗”，模范青年应是永久奋斗的模范。讲话后他给模范青年授奖章。

5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指示指出，现在有新的慕尼黑协定和国民党反共投降的主要危险，国民党反共就是投降的准备。毛泽东发言指出，国民党的借口很多，我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力量不要怕国民党的借口，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自卫的原则。

6月1日　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作关于抗大的政治方针的讲话，指出：三年来，抗大造就了很多的抗日干部，在前线打日本有很大的功劳。抗大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政治方针。大会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献旗致敬。

同日　为英国援华委员会举行“中国周”写《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一文。文章向在国际反侵略阵线中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英国人民表示感谢并致热烈的敬礼。指出英国人民抑制远东强盗并且同时援助中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对他们的政府施以断然的压力，要它立即实施对日制裁。

同日　本日出版的《中国妇女》创刊号刊载毛泽东的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6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河防问题。萧劲光报告说，日军约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于六月六日进攻山西西部黄河渡口军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可能。毛泽东发言指出：蒋介石有借口对付日军而占领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河防必须坚守。对国民党的态度，须准备在对方态度急转直下时我们的应付，在某些方面可采用较温和的态度。庆阳方面必须守住，那是我们的生命线。延安应召开干部会议，延安机关学校实行必要的军事布置。

6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介绍准备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的内容。会议同意毛泽东报告的内容。

6月10日　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报告讲三个问题。（一）目前形势的特点。“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甲）日本的诱降政策；（乙）国际的压力；（丙）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因”。（二）抗战的前途。“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中国革命都是长期的曲折的。“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直线论（一字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正如六中全会指出的，相持阶段必是“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的阶段。（三）当前的任务。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要吸取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所进行的磨擦，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绝不能过此限度。“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高级干部会议对这个报告进行了讨论。

6月13日　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结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介石，使之能够从反汪精卫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要加强群众运动，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华北问题。

6月17日　写信给萧三：“（一）大作〔17〕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6月24日　和王稼祥、谭政、吴溉之对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发出关于锄奸工作的训令，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敌探奸细与反共分子对我军的破坏工作一定积极化，并且他们可能相互结合。因此锄奸工作的重要性大为增加，我们必须用新的注意力对付新的阴谋破坏，从认识上、组织上以至技术上，改变到适合新的情况，这是当前锄奸工作的总方向。”

6月30日　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写《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在文章的开头，毛泽东写道：“我手边收集了不少材料，撰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借以答复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曰《再论持久战》。这里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当前时局的危机问题。”文章指出：半年以来，“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反对投降活动》，并将开头一段话略去。

同日　国民党政府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和致国民党书等文件。毛泽东发言指出：这些文件指出反共、防共、限共问题。我认为防共、限共是国民党的防御口号，要强调反对内战危险，指出反共危险便是内战。这些文件中，都要强调反对内战。宣言中的文字要简洁些，纲领每条只要一两句话。周恩来发言说，我们要指出支持长期抗战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请毛泽东作《再论持久战》，答复如何继续支持抗战的办法。

7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决定由毛泽东、秦邦宪负责修改，七月七日发出。

7月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发表。宣言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重要的特点和可能的趋向，是存在着对日中途妥协与分裂国共合作这两种最大的危险。只有认清这个特点，克服这个趋向，才能使抗战获得胜利而避免悲惨的命运。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7月9日　向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他说：送给同学们三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又是策略的。从规定革命力量的相当布置计划，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打击方向这一点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它规定战略任务，调动同盟军。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你们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斯大林说，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现在的革命，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武装斗争，其他就没有办法。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这是指共产党要与共产党的同情者好好地团结起来。没有革命中心的团结，别的法宝就不能使用。

7月12日　在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讲话，指出：创造边区是你们第一个功劳，现在保卫边区也一样要你们来建立丰功。我们反磨擦的目的在于讲和，为了把统一战线搞得更好，巩固团结，反磨擦是达到讲和的最好办法。边区的县长、区长、乡长，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要提高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和办事能力。我们的口号是：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又要生产。

7月20日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并讲话。他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题字，我就写了下面几个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只有全国妇女都起来了，革命才能得到成功。

7月24日　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签订协定，称《有田—克莱琪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争时，日军有权“铲除任何妨碍日军或有利于敌人之行为和因素”，“英国政府无意赞助有碍于日军达成上述目的之任何行为”。这一协定是英国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妥协的产物，是“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7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指出：在英日谈判中英国对日本已作了重大的原则的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的严重局势。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上行动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7月　为受国联防疫团派遣在延安作防疫工作的蒋灿题词：“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抗日战争中，人人努力，个个奋进，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能胜利的道理。”

8月1日　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18〕死难烈士大会，发表题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说。演说谴责中国反动派杀害新四军平江通讯处负责人涂正坤、罗梓铭等，指出：“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还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第二个，统一于团结”；“第三个，统一于进步”。“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9〕，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演说强烈要求严惩制造平江惨案的反动派，取消反动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演说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必须制裁反动派》。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对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对此次参政会采取积极方针是对的，因为现在是处在和战问题的重要关头。对上次参政会采取消极态度也是必要的。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目的，在于暴露坏分子的阴谋，暴露汪精卫派等的阴谋。要注意反对暗藏的汪精卫派及准备投降的某些银行家及军人派，使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基础转到中产阶级方面来继续抗战，现在有分化大资本家的可能。对党派问题及团结问题，我认为在国民参政会上要提出来，不提出反易于处于防御地位。保障民权、保证团结、保证在敌后的发展、保障财政问题、反对投降分子等提案都是必要的。会议还讨论对英外交政策问题，决定反对英日共同声明〔20〕，反对张伯伦的妥协政策。

8月4日—15日　在这期间出席四日、六日、九日、十日、十一日、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连续听取周恩来作长篇报告。报告以近一年来的材料，特别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材料，阐述了抗战两年的总结、目前时局的关键、统一战线诸问题等。

8月13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讲话。讲话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指出没有民主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工作路线、陕甘宁边区等问题。会议决定七大代表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到达延安，由毛泽东在七大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统一战线工作）。关于党的工作路线，毛泽东说，以浙江、广东、四川等省为好，原来的老苏区等区域党的工作路线转变较差，必须彻底转变。

8月18日、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南方党的工作报告。

8月21日、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张鼎丞〔21〕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

8月21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指出：王震〔22〕旅以调两个充实团到陕北为宜，其余可后调。一二〇师师部暂在平西，准备将来必要时转移到晋西北。

8月22日　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彭德怀、贺龙、程子华〔23〕、杨尚昆等，指示对阎锡山企图取消或改变山西战委会所应采取之对策。

8月23日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3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和秦邦宪的报告。毛泽东在二十四日会议上发言，指出：一、南方工作，是广大的地方工作与统战工作，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这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南方工作的弱点是：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一战线中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政纲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是理论上承认它，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二是实践上实行它，八路军、新四军、边区和党的工作，都是执行三民主义这一共同纲领。要公开号召、宣传解释三民主义，否则不能扶持左派与争取群众。一切策略的出发点不要脱离国民党的大多数。三民主义本身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叶青〔24〕的三民主义和平转变论是错误的。是否要公开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我认为是必要的。在国民党退步、妨碍统一战线开展时的危险，是怕反磨擦破坏统一战线，不知道反磨擦的必要，忘记了区别性；在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

8月26日　写信给在苏联学习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信中说：“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

8月27日　致电已到重庆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尼赫鲁，邀请他到延安访问，并感谢印度国民大会派遣的援华医疗队对八路军的援助。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尼赫鲁于九月五日提前回国，未能到延安访问。他九月二日曾复电毛泽东，对不能访问延安表示遗憾，并向毛泽东和英勇的八路军致敬。

8月29日　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讲话，指出：目前全中华民族的任务是，第一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第二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第三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抗战教育在抗战中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抗战教育，一是办学校，办小学、中学、大学；二是社会教育，设立夜校，推行识字运动等。教员应当在工作中学习，应当向学生学习，向老百姓学习。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25〕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

8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最近召集两次干部大会，由毛泽东报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国际形势。

9月1日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奉行所谓“不干涉”政策，目的在于企图从中取利。“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中国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同日　德军向波兰发动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7日　《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题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指出：早已开始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范围，现在是更加扩大了。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9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德波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一次报告。

同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发出《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指出：一年来，国民参政会已集会三次，对抗战建国的各种问题曾有提案三百余件。“值得惋惜的是，政府对参政会之决议，绝大多数尚不能确切与有效地见诸实施，以致减少了参政会工作应有之成效，同时也就不能满足全国同胞对参政会之急切希望。”在目前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下，全中国人民的严重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中途妥协危险，力求全国团结加强，反对各种分裂阴谋，力求全国向前进步，反对一切反动倒退现象”。

9月10日　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处拜访昨日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达延安的南北总团长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等，并设宴招待。随后，又陪同到中央大礼堂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会，并致欢迎词。

9月12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致函为反对汪精卫派汉奸而举行罢工的香港工人，向他们表示慰问，并捐款三百五十元。

9月14日　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指出：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战争的现在开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已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都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所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持久的战争，其规模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得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在这个战争中起维护人类利益、干涉帝国主义的伟大作用。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将会出现。

9月16日　会见随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谈话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已经到来。毛泽东说：“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二）关于磨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已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我们的口号一定要与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绝不能混同。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三）国共两党是否有分裂的可能。毛泽东说：“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末，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9月18日　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纪念“九一八”八周年大会，并讲话。他说：“九一八”到今天已有八年了，卢沟桥抗战也打了两年了，可是，现在中国还是在两条道路上徘徊着：一条是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的道路，这就是亡国的道路；一条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道路，这就是复兴的道路。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就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

9月22日　出席延安文化界、青年团体、各报纸杂志社同北路慰劳团等举行的座谈会，并讲话。

9月24日　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这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以及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夏天，蒋介石几次当着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面亲口承认了的。一九三七年的冬天又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会议正式通过，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关于抗日与民主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党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关于国民党政府的阶级基础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上篇；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下篇。关于欧洲战争对日本等国的影响问题，毛泽东指出：日本要利用欧战来达到他的两个目的，即灭亡中国与进攻南洋。日本想在世界大战中发一笔大横财。罗斯福也想在世界大战中发一笔大财，他想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争取领导权。

9月25日　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今年四万人生产了三万担粮食，自己解决了一年所需的一半，这不是小事。这次生产运动证明了什么呢？第一，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一种思想，只要是有根据的，是符合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第二，看不起劳动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第三，团结可以战胜一切。消灭坏事物，靠人民的团结；发展好事物，也靠人民的团结。

9月28日　应中苏文化协会之约，为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二周年，写《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文章批驳了认为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所促成的，以及苏联红军似乎即将参加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等说法。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下旬　设宴欢迎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美国记者斯诺和苏联朋友等。宴会后，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在欢迎晚会上发表讲话，说：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朋友和来宾。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

9月　为陕北国民党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一万元，赈济灾民。

同月　为筹建中的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一百元。

10月1日　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解放社即将出版的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题为《研究沦陷区》的序言。序言指出：中国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敌我相持阶段，在敌人，是确保占领地并准备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阶段；在中国，是确保未失地并准备收复沦陷区的阶段”。对于“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着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序言最后指出：这一类时事问题丛书，仅仅是材料，是重要的材料。“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

10月4日　为十月二十日创刊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写《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篇发刊词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5日　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要亲身参加革命斗争，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10月7日　复信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吕超。信中说：“王右瑜〔26〕先生到延安，接谈甚快。奉读大示，向往尤深。先生翊赞中枢，功高望重，下风引领，敢不拜嘉。国难当前，团结为第一义，此物此志，当与先生同之也。”

10月10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10月15日　出席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开幕式，并讲话，对今后工作作了指示。

10月17日　和王稼祥复电朱德、彭德怀并告贺龙、关向应：“一二〇师如何部署，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两个月前我们谓该师师部将来准备移晋西北，系指国民党反共之时，现未到此时候，故不应来晋西北”。

1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召开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时，发言指出：陕甘宁边区在日军进攻的威胁之下，在国民党的四面包围之中，要反对太平观念，要努力做好对内对外的工作，争取全国与国际的援助。要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要注意吸收外来的技术干部，发展国营工业。要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的干部，边区党委有义务输送一批干部到外面去。凡属对外关系方面的大问题，须经过中央批准。在讨论《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草案时，发言指出：党有很大的发展，党与群众有好的联系，但党内也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许多共产党员不知道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这个决定必须阐明：一、党要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当前克服投降危险更需要发动群众。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要与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要有步骤并要有长期深远的计划。要以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三、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的群众工作，要实行减租减息减税，废除高利贷；群众团体要坚持照顾最大多数及发扬民主的原则；军队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要帮助地方群众工作。四、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同时是巩固党的重要条件，经过群众斗争锻炼的党才是巩固的。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陈毅，同意来电提出的对盐务局、电报局及学校等的方针，指出：“凡不积极反共之国党、国府、省府人员及地方绅士，均应采取协作政策，望通知部队及地方党实行。”

1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为欢送印度援华医疗队赴八路军抗日前线工作而举行的宴会。在宴会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国古代的许多奇闻轶事。

11月3日　和王稼祥、滕代远复电李井泉、姚喆〔27〕，指出：“在欧战爆发，波兰亡国，德、英、法等继续战下去和假如中国抗战到底不中途投降的条件下，中国便已进入抗战第二阶段”。“绥东专员已逃，你们应乘机用大力建立当地抗日政权的工作”。

11月5日　给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林若虚复信。信中说：“顷接八月一日大示，如见故人！前信未到，非敢慢也。寄奉百元，聊佐薪水，为数甚微，将意而已。尚祈努力奋斗，为乡里启新知，为抗战培实力，不胜祷企。”

11月14日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应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中国多了两样东西，一是帝国主义势力，一是封建势力。现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着四种矛盾。外部的有两种，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内部的也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生长，二是封建残余的存在。这四种矛盾内外相通，以外部为主。

11月中旬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陈绍禹关于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目前时局可能好，可能坏，现在看好的可能更大，抗战两年后要投降是困难的。国民党还没有下最后决心坚决反共，即所谓“反共好，反不了”。中产阶级活跃起来，现在敢于讲话。在目前时局下，我们的统战工作要有新姿态，提议对统战工作发一指示。要告诉全党克服投降是可能的，不要等待投降的到来。文化界与外界要加强联系，中央文委扩大，由张闻天兼任书记，并出版《中国文化》。最近召开文化界代表大会。提议组织一个招生委员会，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关于宪政问题，我们要研究。

1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举行追悼白求恩〔28〕大会，并由中共中央、八路军和追悼大会向其家属发慰问电。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照张闻天提出的草案修改通过。吴玉章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为副院长。

11月24日　和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等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本日召开发起人会议，不久将举行成立大会。

同日　和王稼祥、滕代远就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河北省涞源县黄土岭被八路军击毙一事，致电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晋察冀军区，中共驻重庆、西安、桂林办事处，指出：“此消息总部应向各方公布，广为宣传。”“重庆及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鼓吹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威力，粉碎游而不击之诬言。”

11月下旬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华北党的工作，在朱德、彭德怀领导下是有成绩的，是我们党的政权的军队的工作基础。华北有六十万党员、二十余万军队，是全党中最大的部分。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组织中产阶级，因大资产阶级已处于动摇麻痹状态中，联共又反共，联苏又反苏。中产阶级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如穆藕初等。要组织中产阶级，组织工农民众，组织武装力量和政权，这是我们克服投降危险的内部条件。现在我们要大用知识分子，过去十年内战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扩编军队问题，如蒋介石承认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我们应争取二十二万人的经费。

12月1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着的不重视知识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同日　延安各界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毛泽东题写的挽词是：“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12月3日　阎锡山的晋绥军进攻驻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制造“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

12月初　约鲁迅艺术文学院戏剧系主任张庚谈话，提出在延安也可以上演一点国民党统治区作家写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上演，应当集中延安一些好的演员来排演。

12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财政、经济和生产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华北的财政经济尚未统一，要做到统一须有统一的组织。中央财经部要成为全国性的组织，要统一收支、计划等。现在要收集材料，准备在七大作一报告。陕甘宁边区必须增加农业税，否则边区不能存在。建议由李富春作报告，向民众说明这主要是为了保卫边区，为了供给军队与干部的给养，否则不能争取全国的胜利。商业税应规定一定的标准。陕甘宁边区党代会应当开展党内反腐化的斗争。会议通过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

12月6日　关于晋西事变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左权、彭德怀，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等，指出：“晋西南阎〔29〕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12月9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等，指出：晋西南新旧军已起武装冲突，晋西北武装冲突亦可能发生。我们意见，李井泉立即离开大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在晋西北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由李任主席。

同日　和王稼祥再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晋西独立支队等，补充说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我们的方针。关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电报指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很危险的。”关于我们的方针，电报指出：“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应利用阎尚未至下最后投降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内部的矛盾。“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同日　为延安世界语协会题词：“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同日　晚上，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毛泽东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2月12日　关于巩固山西决死队第四纵队的方针，和王稼祥复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等，指出：“你们对巩固四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四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四纵队”。“你们是否经常与雷任民、续范亭〔30〕二人接头。他们办法较多，你们要多同他们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四纵队，号召四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2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艾思奇在介绍中说：新文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特殊地说是三民主义的文化，还有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发言指出：我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因此，学校也不能只教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忽视当前实际任务。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12月20日　为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在《新中华报》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指出：“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12月21日　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将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纪念白求恩》。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等联合举行的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并讲话。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

12月22日　设宴欢迎途经延安的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宴会后，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在晚会上讲话说：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1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反磨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冲突自今年三月起，七、八、九三个月停顿了，现在又发生武装冲突，并且有中央军参加。陇东、关中对边区关系很大，我们不能让步。现在国民党抓住我们不愿破裂统一战线这一点，准备搞大磨擦，但也不能认为便会是公开的“剿共”战争，国民党怕公开。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已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反对磨擦。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新军主要力量在晋东南，旧军主力在晋西南、晋西北。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这次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五届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反共为主不同。现在国内中产阶级更积极，马占山说投降很困难，中国没有武装民众不能决定问题。现在，我们要提倡坚持性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同日　关于晋西事变，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指出：晋西南拥阎讨逆战争，取得了第一个胜利，但旧军主力在晋西南还有颇大力量，这是阎锡山决死之争，他必以全力对付，请你们注意其严重性。如此战新军失败，蒋介石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

同日　关于晋西事变，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第一二〇师，八路军总部，彭绍辉、罗贵波等，指出：晋西北新派力量加上我们力量，可能造成优势，在反投降派的斗争中，如果方针不错，是有胜利把握的。你们对巩固新军及进步政权还须大胆地坚决地继续进行，并注意很有理由地应付阎锡山。阎已令赵承绶〔31〕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第一二〇师师部现在还不宜立刻到晋西北，但应立即准备于必要时转移。

12月26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杨尚昆并彭德怀，指出：据王世英电告，阎锡山拟过黄河召集重要军事会议，晋西南新旧斗争将进入更严重阶段。晋西我军及新军力量均较薄弱，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很大，请注意。

12月27日　《新中华报》刊载毛泽东向该报记者谈话，驳斥国民党军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七百三十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毛泽东驳斥说：“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七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耀、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

12月28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

同日　关于做好巩固决死队的工作，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彭绍辉、罗贵波等，指出：“据德怀同志电告，决死三纵队八团、九团、十二团已叛变，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希望立即进行下列工作：加紧肃清与撤换新军中的反动分子及坏分子，北方局及三个区党委应尽量设法抽调自己的委员和派干部去新军帮助做政治巩固工作。“应坚决撤换新军中反动军官，军事指挥能力固属重要，然政治上可靠为第一要义，否则背叛事件必再发生。”“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

12月30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指出：你们需准备一切，将整个晋西北化为第二个五台山。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

12月31日　和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指出：“晋西南新旧军对战结果，我陈支〔32〕及决二纵〔33〕共五个团已于二十七日离开晋西南到达汾离封锁线以北之招贤镇，留保安旅及我之游击三团及游击四个大队于晋西南。”“目前整个形势，阎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之后，转攻晋西北，隔断华北与边区以及华北各个区域的联系。为此目的，中央军正在晋东南发动并准备随时增加晋西南战争，胡宗南〔34〕一个师已到宜川东南，将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还对军事部署提出了具体意见。

12月　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章定稿。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几位在延安的同志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毛泽东在第二章中，分析和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他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指出“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一九四〇年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总结了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四节“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一部分作了修改，加写了三段话，主要内容是：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这一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

————————————————————

〔1〕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会上说，重庆国民党方面来电，提出边区参议会是否改为准备会，并不向外宣传。

〔2〕 何干之，当时任陕北公学的教授、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4〕 周恩来1938年1月21日致电中共中央：“蒋昨晚约我问延安有无意见，并又提统一两党事，我告以不可能，彼仍要我电中央请示，希望在全会中得回电”。

〔5〕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

〔6〕 李六如、和培元，当时分别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秘书。

〔7〕 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8〕 毛泽东1942年12月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1939年，“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9〕 毛泽东当时认为：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还没有到来，还处于防御阶段与相持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日军占领武汉后还会向西安进攻。

〔10〕 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11〕 指王稼祥。

〔12〕 傅钟，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

〔13〕 张稼夫，当时任中共晋西南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

〔14〕 吴溉之，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部长。

〔15〕 萧三，原新民学会会员，作家。1939年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

〔16〕 王世英，当时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

〔17〕 指萧三1935年5月12日交给毛泽东看的那个手抄诗本。

〔18〕 1939年6月12日，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国民党军第九战区第27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称为“平江惨案”。

〔19〕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即《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20〕 指《有田—克莱琪协定》。

〔21〕 张鼎丞，当时任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1939年6月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

〔22〕 王震，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23〕 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第3纵队政治委员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24〕 叶青，原名任卓宣，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旅欧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叛变革命。1938年参加国民党，长期从事反共理论宣传活动。

〔25〕 陶行知，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

〔26〕 王右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1939年9月，担任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副团长，与慰劳团一同到达延安，并带来参军处参军长吕超致毛泽东、朱德的信。

〔27〕 李井泉、姚喆，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谋长。

〔28〕 白求恩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去世。

〔29〕 阎，指阎锡山。

〔30〕 雷任民，当时任山西新军决死队第4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续范亭，当时任山西新军暂编第1师师长。

〔31〕 赵承绶，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第1军军长。

〔32〕 陈支，指陈士榘任支队长、林枫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

〔33〕 决二纵，即山西新军决死队第2纵队。

〔3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1940年　四十七岁

1月1日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发表毛泽东为纪念该报创刊一周年的题词：“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

1月5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等，令贺、关直接负责指挥晋西北对阎锡山旧军的作战。本日，同王稼祥致电聂荣臻、彭真：贺、关即赴晋西北指挥，晋西北关系全局，“吕梁山已失，靠夺取晋西北作战略枢纽”。二月二日至八日，贺、关率师部及主力五个团分批返回晋西北。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指示他们即日着手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写一本晋东南七县惨杀〔1〕记，内容记载晋城、阳城等七县惨杀经过，广发本地及西安、重庆，并送一本来延安。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2〕电：“（甲）如遇急变不能向北，当然只有向南，你的决心是对的。（乙）陈毅〔3〕仍应力争江北。（丙）蒋介石投降还不是马上的事，你们还来得及准备，但是内部秘密准备，不要露形迹。（丁）努力争取一切军队的同情者。（戊）一切自力更生，不要靠任何外援。”

1月8日　和王稼祥、萧劲光写信给谢觉哉〔4〕，指出关于陇东六县（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问题谈判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一、陇东六县属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地方行政应即全部移交边区管辖；二、边区及八路军保证不向六县境外越出一步。如果国民党方面不愿照上述条件解决陇东六县问题，则我方只能承认双方停止冲突，暂维现状，交换俘虏，其他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欢迎一月五日自新疆归来的三百多名八路军指战员（原西路军的一部）举行的晚会，并讲话。

1月9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5〕，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经过修改、补充而成文，于一月十五日完稿，二月十五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题目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二月二十日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也刊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文章指出：“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际环境，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文章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6〕文章驳斥了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和为了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反对革命而恶意宣传的所谓“一次革命论”，同时指出某些似乎并无恶意的人“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是错误的。文章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实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说：对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我们采取强硬的方针是对的。我们反磨擦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我军占优势的区域要取攻势；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要采取攻势，批评资产阶级专政，要在理论上说明它的不好，使顽固派孤立。他提议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发表一个宣言，驳斥叶青等的错误言论。还指出：南方工作要加紧争取中产阶级，争取时局好转。争取中产阶级的工作大有文章可做。

同日　致电王世英，指出：“（甲）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这是汉奸放的空气。（乙）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

1月11日　复电彭德怀：目前国内的政治形势“还不是全国下雨〔7〕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对策，以贺关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

同日　复电彭德怀，指出目前不可能实行征兵制，因为财力难以负担，“只能加重自卫军训练，以老百姓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为原则”。

1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为吴玉章六十诞辰举行的祝贺大会，并致祝词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饱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

1月16日　出席在延安举行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并讲话。他说：“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这里有八路军，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在讲到磨擦问题时说：“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磨擦饭，吃了磨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磨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磨擦，将它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内窝子磨擦。”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王世英，要他立即向阎锡山等表示：山西新旧军斗争应和平解决，以便团结抗日，拟派南汉宸去秋林协商。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指出：晋西北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已大体上胜利了。〔8〕阎锡山可能同国民党中央军进一步结合起来，夺取晋东南。因此，对庞炳勋、朱怀冰〔9〕的进犯不能不采取武装的抵抗，否则将丧失晋东南。

1月17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等，指出：晋西北须立即建立新的政权，采用原来赵承绶的山西省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形式较好，迅速用民选办法推举续范亭为主任，各县的反动县长、专员应迅速全部撤换，委任新人。二月一日，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续范亭为主任。

1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谈山西磨擦问题，说：在山西的反磨擦斗争中我们取得了胜利。现在阎锡山有三万余旧军在吕梁山脉，将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就是和平解决，减少磨擦。我们现在正准备派人去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但我们也准备不惜与中央军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与发展。

1月1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东南局书记项英并转东南局各同志，进一步明确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10〕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地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1月20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滕代远等，指出：“旧派在晋西北失败后，有可能再调兵反攻晋西北或由日寇进攻晋西北，而旧军则袭击后方。同时阎必与中央更加勾结，以谋夺取晋东南。”“因此晋西北必以突击方式，抓紧目前有利时机，进行一切工作。一切应当快做，迟缓就会失掉时机。”“晋西北新政权总机关，应当立即成立，愈快愈好。”“晋西北新政权的各种政策仿效晋察冀边区。”

1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一九四〇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发言指出：我党过去的财政经济工作是有成绩的，特别是中央苏区，没有财政经济工作所造成的物质基础，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发言阐述了财经工作中必要与可能、统一与独立、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生产运动的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等问题。还说：在一定意义上没有经济工作人员便没有饭吃，所以总务处长是第一个英雄。对边区的公粮征收，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要一次征光了。羊毛不能一次搞光了，动员人力也是如此。在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时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让步，而是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还是坚持三军九师、二十三县，不能再让步。次日，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指出与国民党谈判中，边区、扩军等问题不能再让步。

1月25日　本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刊载毛泽东题词：“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厉。”

1月27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等，要薄一波〔11〕、续范亭等人及各地牺盟会等组织继续不断打电报给阎锡山方面，痛陈旧军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惨杀抗日人员的罪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团结抗日，免为敌人利用。

1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党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应认识其严重性，并坚决反抗，不要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强调全党还应看到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许多有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团结、进步的客观条件。指出：“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北方局，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并告中原局，彭雪枫，项英，陈毅电。电报指出：“时局的发展充分证明，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而现时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因此请你们严重注意此事，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今年一年内，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军队（包括游击队）到十五万人枪（一一五师应分配干部与兵力到山东全境去），中原局至少发展到十万人枪”。“没有自卫军的广大发展，即无法广大发展军队，无法建立巩固根据地。因此有组织有训练的抗日自卫军，至少须十倍于正规军与游击队。例如山东有十五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有组织有训练的自卫军。华中有十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自卫军。现在你们的自卫军还太少。”“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

1月29日　和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指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

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并告朱瑞、徐向前〔12〕、陈光、罗荣桓电，指出：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13〕部，如果进攻八路军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并应加紧进行反对进攻八路军和决死队的宣传工作，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这一方针同样适用于山东地区。

同日　和王稼祥就扩军问题复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今年扩军三十万原则很对，但具体分配主要部分应放在有枪区域，我们意见在老黄河以北，以供消耗及收集残枪为原则。在此原则下，如晋西北及十五区域扩军不宜过多。否则，经费决难维持，不能持久。在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包括苏北在内，有枪可收，物力亦富，应大加扩充。”

1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草案。毛泽东对草案作说明，强调指出目前时局中的倒退、投降危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克服，但仍是局部的现象，我们的任务是要抓住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们坚持团结，即是合理的统一，否则是不利于抗战的统一，防止顽固派用统一来打击我们。他说，草案中提出的为争取时局好转应执行的十大任务，是一方面团结和发展进步力量，一方面削弱反动倒退力量。他还指出，目前华北的抗日政权还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而是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阶级联合的政权。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于二月一日发出，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

2月1日　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讲话。讲话揭露和谴责汪精卫同国民党顽固派里应外合地反共和破坏抗日；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假统一，提出共产党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基础的统一论；强调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决不悲观失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声讨汪精卫的通电，通电提出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等十项要求。这个讲话和通电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分别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和《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2月3日　和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揭露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团〔14〕的主要任务是从陕、甘、晋、冀、豫等省特务机关收集诬蔑共产党、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材料，妄图将磨擦事件的责任归罪于共产党。

同日　对陈云写的《游击小组是游击区的一切工作的中心》〔15〕一文作修改后，本日复信陈云，信中说：“文章有用，并可在军政杂志上发表。文字上与某些观点上我认为不妥的，改了，是否妥当，请你自己酌定。题目不恰当，游击区的重心还是游击队，不是游击小组，没有游击队，游击小组是不能存在的。不宜太夸大游击小组的作用。”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对石友三部应采取坚决彻底消灭政策，争取方针已不适用了〔16〕。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于二月九日发起自卫反击作战，中旬石部主力退向河南清丰东南地区。

2月5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讲话，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2月7日　延安出版的《中国工人》创刊号发表毛泽东为该刊写的《发刊词》。发刊词指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发刊词希望《中国工人》“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这篇发刊词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新中华报》〔17〕发表毛泽东为该报改版一周年纪念写的《强调团结与进步》一文。文章指出：抗战、团结、进步，是三位一体的方针。“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本日，该报还发表毛泽东的题词：“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南方局电：中央同意南方局所说现在同国民党谈判〔18〕的中心，已不是陕甘宁边区应为二十三个县、八路军扩编为九个师的问题，而是全国磨擦问题。望据此观点与国民党谈判停止磨擦的有关问题。

2月10日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战略方针向各战略区发出指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2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电，指出：“我们的政策分两方面，对反共派顽固派取坚决反攻彻底消灭的政策，对一切尚有希望之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沈鸿烈〔19〕属于顽固派，对我百端磨擦，故须在自卫原则下坚决消灭之。在打击沈鸿烈（秦启荣〔20〕是其最坏之一部）的斗争中要注意分化其部下，争取其尚有希望分子。于学忠〔21〕与沈鸿烈不同，他是尚有希望的，除对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河北磨擦事件望刘、邓〔22〕亦照此办理。”

同日　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复萧克及挺进军〔23〕军政委员会电，指出：“二月一日电今日看到。你们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望照此坚决执行。”“你们的成功是脚踏实地，稳打稳扎，一步一步前进，这在敌情严重地区是应该如此的。”“中央规定你们的战略任务是确保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直至热河、山海关，并准备将来再向辽宁前进。这同你们所提的‘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这些目前的任务是一致的。”电报并强调应“十分注意财政工作与经济建设工作”，“这于支持长期战争是基本决定条件之一”。

同日　为新军起草薄一波致阎锡山的电报，希望阎锡山调和山西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

同日　关于处理晋西事变的意见，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滕代远，指出：在蒋介石的分化政策下，阎锡山可能与新军达成妥协，新军也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国民党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国民党中央指挥。并指出，同阎锡山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

2月12日　针对国民党以增援陕西河防为名进行反共军事部署一事，和王稼祥等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要他们迅速准备从第一二〇师抽调一个有战斗力的旅（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一线，第一二〇师师部及冀中所属部队移至现在王旅位置。

2月14日　《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由司令员文年生、副司令员陈先瑞、政治委员阎红彦署名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富甘警备区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布告》〔24〕，布告声明富县、甘泉两县属于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范围，本军奉命驻防〔25〕，保卫边区，对于友军维持统一战线，实行互不侵犯。

同日　《新中华报》报道，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组织机构和教育方针已基本确定，大约一个月后即可在延安正式开学，陈云任校长。

2月15日　设晚宴招待西北摄影队〔26〕。该队是去内蒙古拍摄《塞上风云》影片外景途经延安的。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在领队应云卫介绍《塞上风云》的内容和拍摄计划后，毛泽东说，《塞上风云》这部电影较好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上海青年画家沈逸千应邀出席晚宴，毛泽东在沈逸千即席为他画的速写像上签名留念。

2月16日　致电驻榆林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转告续范亭来电称：已决定继续保证每月过河粮食六百大石〔27〕，敬希查照。

2月19日　出席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并讲话，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宪政。打日本需要青年，参政也需要青年，青年应是宪政运动的先锋队，延安青年要推动全国青年起来为促进宪政运动而奋斗。

同日　起草萧劲光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电，要求通知陕西省政府速将陕甘宁边区境内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县长撤走。电文指出：“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磨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28〕

2月20日　出席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指出：抗日和民主是目前中国的两件头等大事。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而蒋介石所说的宪政，是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应当动员人民大众起来，促进和争取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现。大会通过由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长吴玉章、理事毛泽东等联合署名的宣言，向全国提出关于宪政的四项意见。这个演说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和王稼祥、林伯渠、萧劲光致电伍云甫〔29〕、王震等，要他们采取一些步骤，拒绝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命包介山为绥德专员，发动绥德绅士民众请求委任王震兼任专员。

同日　关于反磨擦斗争的形势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边区二十三县已逐渐统一，华北（新黄河以北整个华北）我们已占领了优势，中原我们也发展了。蒋现已整个处在防御地位”。

2月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30〕。会议讨论是否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31〕的问题，大多数人主张不出席，毛泽东发言指出：过去参政会只是请客，决议不能实行，反共的决议便实行了。如果不出席，我主张一个也不去，董老也只去一次，首先将我们各种提案送去。我们不怕决裂就不会决裂，要决裂我们怕也会决裂，这是一个两大力量斗争的问题，社会物质的问题。我们对参政会要提以下几个提案：（一）反汪，（二）宪政，（三）团结，（四）参政会决议要实行等。关于山西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山西的形势是八路军、阎锡山、中央军三大力量的斗争。我们的方针以保持原有力量为好，维持三角鼎立的形势为好。新旧军已经不能再打了，今后是僵局或是和平，我看僵局是过渡的阶段，和是确定了的。我们去谈判的方针，是新旧军互不处罚为好，去谈判的人以萧劲光、王若飞〔32〕二人为好。

2月21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等：“注意吸收一批不左不右之中间派人士参加政府与文化经济工作，以便争取他们，任何党外机关只要保证我们及左派的领导就行了”。

2月23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指出：贺龙致阎锡山电，用语太硬，我们已加修改。“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但晋西游击战争仍应积极发展”。

同日　起草致阎锡山的信，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发生的磨擦事件，并告知派萧劲光、王若飞前往谈判。二十五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这封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同阎锡山谈判。

2月24日　关于新军工作的几点意见，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林枫、赵林并告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指出：新军部队绝对不应该编入八路军，应注意巩固新军干部的团结；晋西北施政大纲六项没有提到坚决实行阎锡山的十大纲领，是一个大缺点；十分注意争取中间派人士，不可使他们感到冷淡和不满。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议：上海党的方针，第一是乡村工作，并建立政权及军队，要组织十万军队；第二是上海城市工作，城市工作应非常谨慎，乡村工作要放手大干。应组织上海市委及外县工作委员会。要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到政治局报告一次工作。

3月3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萧克挺进军方面，盼望你们经常加以注意，给以子弹与干部（学生）的帮助。该部任务是巩固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这在战略上是有颇大意义的。”

3月4日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讲话，共讲四个问题。一、新民主主义问题。民主主义有三种，英、美、法是老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苏联是新新民主主义，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二、边区问题。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边区有十大好处，即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发国难财的、没有吃磨擦饭的等，是全国的模范，是取消不了的。三、宪政问题。要揭破国民党顽固分子搞假宪政的阴谋，我们要搞真宪政、真民主。四、磨擦问题。共产党对任何国民党军队不放第一枪，但你放第一枪，我就放第二枪。现在国共之间是大和小打、大团结小磨擦，还不是放着日本不打到处反共的那个时候。

3月5日　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并告新军各领导人电，通报萧劲光、王若飞同阎锡山谈判的经过和今后对阎的基本政策。电报指出：萧劲光、王若飞在秋林镇住四天，受到极大欢迎，谈判是成功的。今后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山西旧军力量在阎的指挥下，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恢复新军和阎的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和西北的抗战。还指出：为保证此种政策的实现，双方商定划区作战的条件，在晋西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在公路以南，准备停止游击战争；在晋东南以临（汾）屯（留）公路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

同日　关于对阎锡山发函电及宣传联络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致电八路军、北方局、第一二〇师的负责人等并告新军各领导人，指出：“目前尊重阎锡山的一定地盘，保存这个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对于抗战与国共合作是有大利益的。”我们及新军应乘此次同阎锡山谈判取得成功的机会，极力争取阎系一切人员，使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中间单位，彻底打击蒋介石企图消灭阎系取而代之以便直接反共的恶毒政策。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王震：靠近榆林的米脂及佳县暂时不要边区化，应维持现状。榆林一带是邓宝珊、高双成等许多中间势力的集中地，我们的政策是极谨慎地争取这些中间势力。绥德、吴堡、清涧、安塞四县边区化，也应是逐步大体上的边区化，不是说和老边区一模一样。在何绍南走后，你的态度要放和缓些，十分注意不要失去中间派绅士的同情。对友军、对绅士和对顽固派完全不同，你们须注意研究这些态度问题。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反磨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因蒋之军事攻势已基本上被我击溃，而蒋现时实无法大举‘剿共’。”“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实现对内和平的步骤，重心是争取使蒋介石、阎锡山、卫立煌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一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的国民党军向南调，在此线以南的我军向北调；而重心的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县、武安、涉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军地区。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刘少奇，张云逸，陈毅电，指出：对于蒋介石令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南开之类的无理命令，应一概置之不理。同时还应不断向顽固派提出新问题要求答复，一步一步向之逼紧，才能争取我之独立地位。“在目前阶段内，两党斗争问题即反磨擦问题上的战术，就是攻势防御，而决不可采取单纯防御。”

3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刘长胜报告上海工作。毛泽东发言指出：上海工作，城市工作较好，乡村工作对国民党过于让步，没有积极建立政权与军队。城市工作的中心要放在重要产业部门及大学，职员和学生是产生干部的来源。中央批准上海党的路线，应起草一个给上海党的文件。还指出：东南局工作同志没有大大发展政权、军队的决心，现在应采取华北路线，大大地发展。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指示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在政权建设上，应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但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3月7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指出：我们觉得此时应对卫立煌〔33〕有所让步，将八路军第三四四旅略向北撤。“在此次反磨擦斗争中，我们能够巩固临汾、屯留、平顺、漳河、大名之线，已算很大胜利。在此线以南，应与国民党休战，维持卫之地位。在汾离公路以南则与阎锡山休战，维持阎之地位。在何绍南驱逐后，我们亦决定在边区境内与国民党暂时休战。这种休战现时是完全必要的。”

同日　对蔡元培去世向其家属发出唁电，唁电中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3月10日　出席八路军后方技术干部及技术部门政治干部座谈会并讲话，指出技术工作对革命的重要意义，发扬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提高他们地位的必要性，并谈到党对技术干部的关心等。

3月11日　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根据反磨擦斗争特别是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从对抗日的态度上，首次对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明确的区分，指出：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早已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其妥协倾向依然严重存在，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赞成团结抗日。“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都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势力。报告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报告强调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报告阐述了同顽固派斗争的自卫原则、胜利原则和休战原则，即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对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作了进一步发挥和具体化。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3月1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电：“（甲）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对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乙）目前山西、河北的反磨擦斗争即须告一段落，不应再行发展。”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等，指出：在新旧军斗争停止后，“新军、新政权、牺盟对阎应有一定程度的服从命令和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我党在新军、新政权、牺盟中的工作不宜操之过急，不应当什么都同八路军一样，对其中的党员亦不能一开始要求过高，而是逐渐引导向坚定的党员方向走。”

3月15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指出：自朱怀冰部被消灭后，蒋介石已下令庞炳勋、范汉杰〔34〕、刘戡、陈铁〔35〕各部主力集中于太南周围，并有加调六个师渡河的消息，目的在迫我军退出陵川、林县一线。“我们此时必须避免同中央军在该地域作大规模战斗，因此须准备让步，以便维持两党合作局面。”

同日　将本日拟就的致卫立煌电发给伍云甫，嘱其转袁晓轩〔36〕面交卫立煌。电报说：“目前抗日局面必须维持，国共合作必须巩固，此为国人所期望，亦先生与弟之素志，延安面叙之意，固始终如一也。惟地方磨擦事件日益加多，如不加以调整，实于抗战不利，除电八路军诸同志注意外，请先生亦作合理之处置，俾一切争论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同日　起草中央秘书处发全国各台的电报，指出：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于十五日发表，各地接到后，立即多印多发，在友军中尤应多寄，一切公开刊物均须登载。

同日　出席延安生产总结发奖大会，并讲话。

3月16日　出席因故改期在本日举行的延安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并讲话。他说：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能成功。全国妇女要加紧团结起来，齐心合力，为争取全国妇女的自由平等而奋斗。

同日　复电彭德怀：“元电〔37〕今日阅悉。从大的方面看，须避免在陵川、林县地域再与中央军冲突。如彼进迫，我应北退，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否则政治上对我甚为不利。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38〕现正派队向雪枫、胡服〔39〕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边，使蒋、卫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实巩固。”

3月19日　和王稼祥复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一、今后八路军坚守平顺、漳河线，不再退让。二、卫立煌表示希望与朱、彭会谈，请考虑择地与卫会谈。如决定会谈，请将陕甘宁边区、扩军、补充、增饷、新军、河北及皖东进攻新四军各问题全般提出，托他转告蒋介石。

同日　起草王稼祥、谭政复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电：望以后多打电报，汇报新四军在政治工作的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实行的情况，例如在建立政权、发展经济、执行扩军计划、发展统一战线等方面。

3月20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指出：“山西、河北两省反磨擦行动，全部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内，偃旗息鼓，一枪不打，向一切国民党军队表示友谊，求得恢复感情，推动时局好转。”

3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提议采取和平攻势策略问题，说：山西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失去十一个县，但得到晋西北及新军全部，并使阎锡山中立。要巩固晋西北还是一项大的工作。现在各处磨擦已处在一种新的形势，我们要采用和缓些的政策，军事上实行休战，政治上实行和平攻势。只要我们要发展就还会有磨擦，休战也不过是暂时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刘少奇及江北新四军各负责人电：“迭电均悉。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在这种坚决方针之下，发动新四军全部官兵的积极性，发动凤阳、定远、合肥、无为、含山、全椒、和县、滁县、嘉山、来安、盱眙、天长、江都、六合、江浦等十五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40〕。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期，反共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援助的，你们的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八路军现正设法援助你们，但你们不要靠外面的任何援助，要用完全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一切进攻者。”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电，指出：国民党政府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奉令实行全部反动政策，坚决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企图将张云逸、彭雪枫等部完全消灭，切断八路军、新四军的联系。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的任务，请朱、彭速定具体部署。

3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秘书处召集的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在职财政经济及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会议。并在当天的晚会上作演讲，说召开这次会议，是向埋头苦干与艰苦奋斗的财经工作干部、技术工作干部表示慰问和敬意。

3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秦邦宪在报告中说，半年来两党关系总的情况是日益恶化、尖锐化。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主要问题是反汪精卫和反共产党，南方局主张至少要派董必武出席，以影响中间力量。毛泽东建议由秦邦宪、林伯渠、邓颖超、董必武四人出席此次国民参政会，得到会议通过。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们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的作法较好，我们应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态度。会议决定滕代远调前方工作，由王若飞继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3月24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人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并讲话，号召边区工人为争取宪政而奋斗。

3月2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起草指示，指出：“应使干部明白，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

3月26日　出席延安各界为周恩来、任弼时等从苏联返抵延安和秦邦宪日前从重庆回到延安，在北门外广场举行的欢迎会。

3月29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我们完全同意朱、彭的决心，将第三四四旅调陇海路南增援华中，陈支队〔41〕调胶东。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在华中武装磨擦中，我方的军事策略应当是：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地区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在华中军事磨擦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42〕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3月30日　汪精卫伪中央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

3月　对蒋介石在三月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多次讲话，作如下批语：“全部讲话表现三点：（一）军队是暮气沉沉；（二）国民党是靠法令吃饭〔43〕；（三）讲的还是抗战。”

4月1日　关于在华北华中的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彭雪枫，刘少奇，项英，陈毅等电，指出：在华北地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我军应谨守防线，极力忍耐，不还一枪，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以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鄂中、皖东、淮北地区，新四军应坚决地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皖东、淮北两地务须坚持，待援军到后反攻。华北八路军应抽调足够力量（四五万人）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建设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的新的抗日根据地。“总的目的，在于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同日　为严防国民党军越过黄河进占绥德地区，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并转王震，指出：李文第九十军三个师有偷渡黄河进占绥德警备区的可能，企图隔断陕甘宁边区与华北的联系和进攻边区。因此请贺、关统筹我军的河防布置，无论如何不能让九十军越过黄河，这是关系八路军整个生命的问题。本日，起草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致第九十军书，希望他们坚持抗日，不要枪口对内。毛泽东嘱萧劲光将这封信铅印广为散发，并登《新中华报》和广播。

4月2日　致电彭德怀：目前局势相当严重，对我威胁最大的是绥德、皖东两点。如河防不守，则前后方联络隔断，延安在危险中。如皖东不守，则皖南部队被隔断，八路军出鄂豫皖边及豫鄂西的道路也被隔断。所以，对李文第九十军的行动和李品仙部的进攻，值得严重注意。

4月3日　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部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等。

4月4日　致电彭德怀：“蒋召周、朱谈判，主要将是华中问题，彼现梦想将新四军调入黄河以北，划黄河以北给我，把我送入敌人手上，堵塞归路困死饿死。我决不能上他的当，故黄克诚〔44〕及彭吴支队〔45〕仍应迅速南下，在周、朱谈判以前到达盐城、宝应、蚌埠之线”。

同日　为“四四”儿童节题词：“天天向上”。

4月5日　关于发展和巩固华中根据地问题，和王稼祥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指出：蒋介石有停止军事冲突同我进行谈判的意向，企图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但是我军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因此，应乘这次反击韩德勤〔46〕、李品仙等部进攻之机，派必要部队南下。“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4月6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王震，指出：李文第九十军原定渡河进攻陕甘宁边区，后经我方质问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同时动员加强河防，知我方有准备，故已改变行动。现判断李文部进攻的危险暂时已经过去。

4月10日　在鲁艺二周年纪念日，题“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名，并题“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八字校训。

4月12日　和王稼祥复电朱德、彭德怀，指出：同意武安、涉县由卫立煌派县长，向卫再让一步，但对庞炳勋军队进驻这两县应坚决拒绝。目前应力争八路军和中央军的和好团结，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晤〔47〕。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德电：请你于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来延安。“见卫立煌谈话中心，在于强调团结抗战，缓和中央军中一部分顽固派的反共空气，向他们声明，只要中央军不打八路军，八路军决不打中央军，决不越过汾离、临屯〔48〕漳河之线以南，要求他们也不越过该线以北。”

同日　关于对蒋介石推动中间派〔49〕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应采取的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起草致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等电，指出：当地方实力派迫于命令向我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求得妥协；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然后仍求得妥协。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才采取完全决裂彻底消灭的政策。国民党中央军来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也应同样采取上述方针。“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4月13日　致电彭德怀：“时局正在发展，可能日益坏下去，最后变为降日‘剿共’的极坏局面，然亦可能拖一个时期。如能拖到一年，那时国际国内条件均将变化，某方〔50〕要降要‘剿’都困难，时局便有确定好转希望。我们方针是力争把目前局面拖下去，同时准备对付最坏局面。”

4月15日　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一、为对付韩德勤的进攻，第一一五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一万二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苏北前进，估计约三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韩德勤是顾祝同〔51〕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英准备应付办法。惟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二、左权、黄克诚率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共一万二千人已从太行山出动，不日到冀鲁边界，随时可调至陇海路南与彭雪枫配合作战。

4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项英电：“关于江南、皖南部队应如何适当部署，由你们依情况决定。”“叶、张两团〔52〕以留在江北发展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

4月20日　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刘少奇，指出：蒋介石、顾祝同的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陷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败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困在敌后，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因此，在与顾祝同的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南调〔53〕。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均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依照中央的电令。至于江南部队如何部署，由项英视情况自行决定。

4月2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54〕并告项英电，指出：你们不要提反对李品仙的口号，也不要提反对桂军的口号，对桂军进攻应取劝告及争取的态度，不到必要时机与必胜地点，不要轻易同桂军作战。“目前中心是在淮南铁路以东，肃清地方反共武装，广泛发动民众，建立以各县抗日联防办事处为名义的抗日民主政权，团结广泛小资产分子及开明绅士加入政权，切不可由我一党包办。对淮南铁路以西地方不可发动游击战争”。

4月25日　关于时局等问题，致电彭德怀：一、“时局一方面加重了投降危险，另一方面仍未丧失克服此种危险的可能性。”二、“国民党的限共与磨擦政策不会改变，但目前还没有与我党立即分裂的意图。”三、李品仙部仍在进攻新四军，请令彭吴支队速向苏北前进，第三四四旅速向淮北前进。“苏北、淮北、皖东是八路、新四两军最重要的生命线，彼既向我进攻，我自不能坐视”。四、“蒋邀周去颇迫切。邵力子使苏，似尚有赖苏救急之意。彼方财政经济问题甚严重，军队战斗力大减，人民离心力日增，蒋的文章并不好做。周去将给以团结抗战之助力。”

4月2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指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武装斗争中的自卫原则，并不是要限制自己发展，而是要放手发展，在放手发展中，如遇顽固派阻碍及进攻，则我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打击之。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

4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广东省委过去的工作成绩是，发展了进步势力，即发展了党；争取了中间势力，主要在军队方面；同顽固势力的斗争也有成绩。但没有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一个缺点。今后工作方针，应把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为发展进步势力的中心，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工作和战区工作。现在应上山还是下水呢？现在一切偏僻的地方都成为国民党的地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对于时局估计，要准备最坏局面，要在最坏一点上来布置工作。

4月　和王稼祥等决定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的名义，公开出版发行《磨擦从何而来》小册子。其中收集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国民党的六个文件，用事实和材料向社会披露磨擦问题的真相。

5月3日　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因身体不适而未讲话。

5月4日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抗日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及新四军军分会的指示。指示针对东南局书记项英存在严重的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扩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等，强调应坚决执行中央多次指出的发展方针。指示指出：在一切日本占领区和战争区域，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执行防共反共限共政策，“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当然，这种斗争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二万人枪。严令叶飞定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清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5月5日　关于新四军兵力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陈毅电〔55〕，指出：一、“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但请注意皖南阵地仍须坚持并发展。二、“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在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三、应在吴淞口至南京之间及芜湖以西长江两岸控制多数渡口，务不使被切断渡江交通。四、“速令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56〕之反对”。

5月11日　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武汉敌人分三路向鄂豫进攻，已占确山、竹沟、泌阳。豫南宜发展，请令李先念路西部队派部队及干部向北发展。

5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冯文彬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青年工作是整个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部分，各种民众工作的共同目标是抗日，要与整个工作联系起来。

5月27日　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57〕的晚会。

5月28日　会见和朱德同时抵达延安的作家沈雁冰（茅盾）。沈雁冰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在新疆一年的经历等。

5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国共磨擦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时局有拖与好转的可能，当然也要警惕有逆转与发生突然事变的可能性。朱总报告说得很对〔58〕，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即使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能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目前顽固势力削弱，中间派的势力增大，国民党军队的多数军官也是中间派。我们要大大组织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这就必须有统一战线的办法，如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等，同时在理论上也要多作说明。

5月30日　致电贺龙、关向应：战地写生队沈逸千等拟由榆林转赴晋西北工作，请加以保护。

5月31日　新华社奉命辟谣，驳斥日本同盟社捏造的“毛泽东在甘泉逝世”谣言。

6月1日　和王稼祥、朱德致电刘少奇，彭雪枫、黄克诚并彭明治、朱涤新〔59〕：“对华中我兵力布置，军委已有原则电报，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克诚、雪枫、彭朱等均应服从胡服之指挥。”

同日　下午，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到延安参观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国民参政员陈嘉庚〔60〕和筹赈总会常委侯西反，就中共进行的反磨擦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作了解释和说明，并设晚宴款待他们。会见和宴会时，朱德、陈绍禹作陪。宴会后毛泽东等陪同陈嘉庚等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文艺晚会。

6月4日　下午，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陈嘉庚，交谈至夜十时左右。

6月初　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沈雁冰，同他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一书发表了许多见解。建议他到鲁艺工作，并送他一本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

6月5日　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十日，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

6月9日　和朱德等出席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首先说明艺术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以及鲁艺在两年中的进步，并阐述在抗战中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为了建立中国的新文化，我们必须向各方面学习，向老百姓学习。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问题，提出中央准备发表纪念宣言，并发一个指示〔61〕，政治局的同志都要写纪念文章等。毛泽东发言指出：目前形势，欧战将扩大，形成英、法、美对德、意、日的对抗。欧战已影响到中国，最近国民党搞磨擦也减少了。写“七七”抗战三周年的文章，要解答一些实际问题，例如政权问题，应当公开说明“三三制”问题，说明只有统一战线政权才能争取中间力量。目前党内错误倾向主要是“左”倾，表现在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群众工作等方面，要发一个中央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我们在党内要紧，但党的政策要宽。

6月11日　和王稼祥致电王震，指出：涧峪岔高双成部队决不能打，此间即派南汉宸〔62〕去榆林交涉。顽固派正挑拨高双成向我磨擦，我们决不可中计。绥德、清涧、安塞、吴堡等四县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县政府及专员公署人员分配实行“三三制”。

6月21日　出席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并讲话，说：“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现在，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绩。今年开过了这个年会之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的条件比过去好了，有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

6月22日　法国贝当政府的代表在希特勒德国政府提出的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正式投降。

6月26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二十六日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的报告，指出：“法国投降与英国失败，造成了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极大的不平衡状态。这一形势，一方面将促进德、意帝国主义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促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国与侵略南洋的野心；另一方面，又将促进美国帝国主义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目前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形势是：一方面——德、意、日扩大战争，一方面——美国、英国及法国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一开始即是一个战争与革命交错的时期，而没有一个单纯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如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头两年半那样。”“因此，不能设想在这次战争之后，再有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平稳定的时期。”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主要是：“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63〕”。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抗日积极性。总之，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虽然即使能好转，目前大体上也必然还是一个拖的局面”。毛泽东这个报告提纲，曾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二十七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上述报告。讨论结束后，毛泽东作结论，讲了战争问题、革命问题、中国问题、党与非党问题等。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召开二百人的干部会议；政治局各同志写纪念“七七”的文章。

6月27日　和王稼祥、朱德致电彭雪枫，刘少奇并告八路军总部，陈光、罗荣桓，同意彭雪枫、黄克诚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彭雪枫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请陈、罗令彭朱支队到徐州以东南下，活动于津浦路东地区。彭、黄应设法抽调一部兵力过津浦路东，帮助苏北发展，俟彭朱支队到达后，苏北部队再行合编，成一八路军纵队。”“华中确应成立统一的指挥部”，“现在华中部队统归胡服指挥，苏北、淮北之纵队，可归彭、黄指挥”。

6月下旬　根据截止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六日的大量资料，撰写《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一文。文章指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分为片面性与全面性的两个大阶段，这第二个大阶段是从去年九月欧战爆发开始的。但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又已有了三个小的发展阶段。”所以，“连同片面性阶段，也可以说共有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帝国主义的片面战争阶段，从一九三一年起至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签订协定止。在此期间，日、意、德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次第开始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但英、美、法却不抵抗，反而纵容这种战争，并企图挑动日苏战争和德苏战争，极力避免帝国主义自己的全面战争。第二个阶段是英、法已向德国宣战但并没有展开真面目战争的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签订协定起至一九四〇年三月苏、芬签订和约止。在此期间，英、法、美仍然避免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企图引导反苏战争。他们采取种种办法迫德反苏，利用苏芬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苏高潮。在英、美、法的策动和影响下，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发动了反苏宣传，一方面发动了反共高潮。“‘磨擦从何而来’呢？许多人不明白从张伯伦到何绍南这样一条垂直的线索。”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双方开始进行真面目战争但还没有扩大到世界范围的阶段，从苏、芬签订和约至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苏联战胜芬兰，订立苏芬和约，迫使帝国主义战争的双方不得不真打起来，世界就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阵线：德、意、日帝国主义战争阵线，英、美、法帝国主义战争阵线，苏联的和平中立阵线。但在这个阶段内帝国主义战争范围只限于欧洲。法国投降以后为第四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持久与准备最后决战的阶段。《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一文，当时作为内部参考材料印发。

7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在《新中华报》发表。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

同日　为纪念抗战三周年而作的《团结到底》一文在《新中华报》发表。文章指出：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为此，中共在政权、军队、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等方面，均必须从调节各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7月6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述《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发出）。报告分析了处在新的巨大变化中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根据当时形势全党应当执行的各项政策，主要有：在反共高潮下降时期，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一致；必须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境内；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同时对右倾错误也不放松；继续巩固党的工作，党内要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必须执行组织上的隐蔽政策和精干政策。报告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指出：“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64〕，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在讲到投降危险与好转的可能性之增加将表现于抗日阵线内部的分化时，指出：“我之任务在争取一切可能好转的部分，争取国民党主体（即蒋介石）延长合作时间而孤立与驱逐一切投降派。”报告在谈到全党应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时指出：“必须了解，阶级斗争与阶级联合（统一战线）的教育都是阶级教育，二者不可缺一。以前一时期强调斗争教育是必要的，否则不能达到反磨擦的胜利。现在只知团结不知斗争的现象尚有，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放松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教育。决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是重要的。国民党一打一拉的政策我们应该学习。”

7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毅等，指出：“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还指出：“苏南自陈毅、粟裕〔65〕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7月13日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会议对他七月六日报告的讨论情况作结论，进一步解释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战争与革命问题，二、中国问题。结论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的矛盾，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都必须利用这些矛盾，资本主义战线可能在三处被冲破——欧洲、印度和中国。在论述统一战线中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时说：“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关于学习问题，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例如，这次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就有许多新的东西。有人说“从什么年月学好了，或者什么天才”，这“都是骗人的，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毛泽东作的这个结论，曾以党内文件印发，题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讨论时局问题的结论》。

7月16日　国民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提出：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辖十八个县，八路军在陕甘宁留守部队一律撤至该区内。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地境，规定为冀察两省、鲁北及晋北之一部，八路军、新四军应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非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越出规定地区。八路军的编制，在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新四军的编制为两个师；八路军、新四军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委其他一切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

7月20日　关于对苏北顽固分子的方针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原局，陈毅，指出：一、与李品仙力求和缓冲突；韩德勤部南下进攻的可能性很大，我华中部队仍应增援陈毅，压下韩的攻势，发展苏北。二、汉奸首领及参加暴动的反动分子头目的土地财产可以没收，但应极谨慎，而不应对一切汉奸、一切反动分子和顽固分子均没收其土地财产，变成相当普遍的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运动。三、极力扩大统一战线工作，拉拢一切动摇分子，只打击当前直接向我进攻的一部分，以暂时中立其余部分。

7月24日　经毛泽东、朱德等发起，延安各界举行纪念成吉思汗公祭大会及成吉思汗纪念堂、蒙古文化陈列馆落成典礼。

7月30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指出：关于苏北战略，我们同意胡服意见。韩德勤部南下攻我时，我应大举反攻，一举而驱逐或消灭韩部，发展苏北。还指出：同意陈毅意见，对两李〔66〕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其对我同情或中立，因此目前不应进攻两李部队。

同日　本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五天，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67〕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南方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周恩来的报告用了四天多的时间。在八月八日会议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讲政治形势和党的各项工作。关于政治形势，指出：亲苏、和共、改良是国民党今后的可能发展方向，但需要一个斗争过程。亲苏可能首先实现；和共问题，今后可能出现“大和小战”的局面，同时又可能是“外和内反”；要国民党改变政策，必须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现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是接近变化的时期。关于党的各项工作，指出：今后要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南方党的工作是带全国性的工作。南方党以巩固为主，但在没有党组织或党组织很少的地方发展还是必要的。其工作路线是普遍化，打入社会，肃清内奸，在国民党统治区党内要提出“打入社会”的口号。其经常工作有四项，即政治估计、组织问题、统一战线、文化工作。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统归周恩来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讲到统一战线工作时，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苏维埃、抗日三个时期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蒋介石大体上处于孤立地位，但还没有完全孤立。最近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是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最好的文章，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这个宣言。发言强调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中央文委建立实际工作机关，组织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发言提出要处理好几种关系，即：外来党员与本地党员的关系，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正规军与游击队的关系，党与群众的关系，进步势力与中间势力的关系。发言最后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

7月　为《美洲日报》创刊题词：“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同月　接沈雁冰到杨家岭住处长谈一次，内容是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艺运动的发展。

8月1日　和朱德、王稼祥、彭德怀联名发布关于举办军队干部的高级干部班和上级干部班的命令，指出：为了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发展的需要，必须培养高级和上级干部，而且现在各部队也可能抽出少数人员受训，故决定在延安军政学院设高级干部班，以培养团级以上干部为目的；在八路军总部设上级干部班，以培养营级以上干部为目的。

同日　为延安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的《大众习作》题写刊名。

8月3日　次女李讷在延安出生。

8月11日　关于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及国民党目前态度等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全国十八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还指出：“因内外迫逼国民党投降与抗战两派正在激烈斗争与分化过程中，国民党（蒋介石）亲苏、和共及初步政治改良这三个方向，似已不可避免，统一投降与统一‘剿共’已不可能，我们正在力促这三件事的实现。”今后统一战线应有更广泛开展，而中心点是争取国民党政府的二百万军队。

8月13日　和朱德、王稼祥、谭政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68〕，聂荣臻、彭真、朱良才〔69〕，提出对野战军政工会议和晋察冀军区干部会议的意见，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因此模糊我们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原则，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作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时期一切作法，相反地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还指出：军队各种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的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必须明确规定处理军队党与地方党、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等几种关系的原则；应当注意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

8月15日　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张自忠〔70〕将军大会。毛泽东送“尽忠报国”挽词。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参考莫洛托夫报告、日本松冈〔71〕报告、蒋介石告沦陷区民众书等材料，讨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毛泽东发言指出：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要准备这一年多是国际国内的大的转变关头，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我们在思想上要有各种准备，政策要非常谨慎。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关于中央和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绥米地区，要发动民众的春耕秋收运动，使民众得到利益。今后收税，不能增加太多，陕甘宁边区公粮不能收十万担。

8月19日　关于一二〇师的工作，和朱德、王稼祥、谭政致电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并告八路军总部，指出：晋西北在新旧军斗争之后，由于未能妥当地实施政策，一部分地主出现对立现象，一般民众也动摇、彷徨，应引起严重警惕与注意。“你们应与区党委共同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七七决定，着重指出世界大事变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中国抗战是有利的，并在会议中根据中央决定严格检讨自己的政策，号召干部从全局着眼认真研究党的政策。目前部队应以全力进行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达到安定秩序，巩固民心。”关于晋西北财政困难问题，指出：“要解决粮食、经费的困难，部队应积极向敌占区扩张。同时，必须停止扩大，把中心力量集中在巩固部队，提高现有质量，不可只求数量的扩充。”

8月20日　华北八路军在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攻击，百团大战〔72〕开始。此战役八路军先后出动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余万人，至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这次战役，八路军作战一千八百余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余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余人。

8月28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朱瑞〔73〕、陈光、罗荣桓、黎玉等，指出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及山东地方工作今后的努力方向，主要是：（一）“巩固与扩大一一五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再调一部向苏北发展。故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华中则是你们的准备发展方向”。（二）“对山东抗战作长期打算，因此必须实行正确政策，尤其是财政经济政策”。山东虽已提出统筹统支，但据说各部队仍多自筹自支，民众负担颇重，且无严格规定。“因此，分局、一一五师及山纵应组织统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确实整理财政收入与开支。各地区党政军亦应组织同样的委员会。政策应当是集中的统一的，办理应当是分散的。”（三）“开展山东统一战线，采取纯粹自卫原则，减少军事磨擦。但这不是要我们停止反对投降分子的斗争，而是要我们更努力地从政治上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

9月初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中央提示案”，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

9月5日　读范文澜〔74〕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致信范文澜：“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

9月6日　关于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开明绅士以及国民党军官进行分省调查事，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饶漱石〔75〕，指出：一、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每人立一小传。对国民党军官进行调查，总司令、军长、师长每人也立一小传。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中原局、新四军：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请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9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出：“目前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于这种变化，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国际方面，帝国主义战争带有扩大、持久与准备决战的性质，抗日的中国则将成为帝国主义者双方争夺的对象。国内方面，是三种势力及三种可能性之间的激烈斗争时期，顽固派要求维持现状，投降派准备组织贝当政府，进步派与中间派则要求亲苏、和共与政治改良。第三种可能性的实现，即是中国时局的初步好转。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将是日益不利于顽固派，而日益有利于进步派与中间派。党内对于时局的悲观估计与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加速准备一切条件，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9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首先对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作了说明，指出：应补充现在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目前时局趋势有三个方向，一是维持现状，使抗战有利于大资产阶级；二是进步，在不损害大资产阶级利益前提下，对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部分的让步；三是投降，在重庆失守后中国将变为南北朝，会产生中国的贝当式的投降政府与汪精卫合流。我们的方针，是团结与争取进步派、中间派，分化顽固派，争取可能变化的顽固派，反对投降派，以争取时局的初步好转，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的实现，再争取时局的彻底好转，即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同时，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组织上准备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使我们在任何可能变化条件下都能应付。其次，对几个具体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关于百团大战，指出不要说百团大战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关于民族形式问题，指出我们的立场应该是发展新的东西，反对旧的东西，反对复古思想，但须运用民族的形式。还在会上提议组织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一边区党政军工作的领导，会议通过了这一提议。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对叶、项九日来电中提出的目前在苏北的新四军各部及八路军一部在军事行动上暂时统一于新四军军部指挥的问题，指出：“在苏北防战条件及地理远隔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只能作战略配合，不可能希望他们作战役配合，两军各部均应准备独立作战，各部均不向韩进攻，而于韩向我进攻时各个击破之。”“八路军苏北各部，既分散又复杂，不宜变动指挥关系，皖东亦归中原局指挥为宜，陈毅可改归你们直接指挥。”

9月23日　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关于时局问题，指出：帝国主义战争的趋势是扩大和持久，现在还是处在最后决战的前夜。中国时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不变，一是变好即进步，一是变坏即投降。变坏是投降派的路，如果重庆失守，可能出现中国的贝当，这就是现在的突然事变。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团结与斗争都要，但现在是以团结为主。我们的方针，要一方面放在争取时局好转上，一方面放在对付坏转上，在某一种意义上，在布置工作时应以对付坏转为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战问题上可分为三派：右派即投降派，中派即顽固派，顽固派中的左派即可变派。对投降派要完全孤立，要打倒；对顽固派也要孤立，但还要团结他们；对顽固派中的左派，要分化和拉拢，必要的斗争和批评也是需要的。过去，我们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较好的同盟者。文化运动要大大发展，有文化的有知识分子的军队是不易消灭的。过去对知识分子没有大量吸收吃了亏，对敌后民主政权建设太慢也吃了亏，武汉失守以后，这两条都不好办了。对百团大战的估计，百团大战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这是“一次”，因为以后还要有；“更大规模”，表示以前有过大规模的反扫荡，但这次更大；“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表示不是战略反攻。百团大战各地方都要干，要继续下去，同时要有防备顽固分子背后进攻的部署。关于边区问题，指出：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又是全国有名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心。边区还不巩固，首先是外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其次是本身的建设也不够。边区的经济，原有的农业、手工业发展了，又增加了新的工业。新的国营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俾斯麦的和列宁的都不同。要消灭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发展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边区党代表大会把资本主义痛打了一顿，但有些地方是打得超过范围。党外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边区有四种经济，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私人资本主义要节制，但非打击，更非消灭，消灭限于党内。要处理好几种关系，新老干部关系，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关系，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关系，正规军与游击队的关系。

9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决定边区中央局组成人员的名单和由任弼时领导边区工作，中央局以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常委还有林伯渠、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原边区党委名义仍然存在。在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自给的原则，边区要实行六万五千人的自给，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今年公粮以决定征收九万担为好。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在革命战争时期，不能机械地执行工人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无条件地增加工资。官富民富是对的，但在党员中不要提发展私人经济的口号。在党内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发财思想是对的。

9月27日　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9月30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并告叶挺、项英，陈毅，指出：陈毅、黄克诚部在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不仅扩大主力，并应建立无数的小游击队，建立新政权，这样才能击破韩德勤。同时对韩德勤部中下层及苏北各顽军与地方人士，应广泛开展联络工作，争取同盟者，孤立韩德勤。

10月3日　为黄克诚〔76〕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阜宁、盐城地区增援新四军陈毅部反击韩德勤进攻一事，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让周恩来先告何应钦停止韩德勤的进攻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四日，反击韩德勤进攻的黄桥战役打响，六日战斗结束，这一战役歼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余人。

10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对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一事作分析，指出：三国同盟条约订立后战争会扩大。中国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大战来解决中国民族战争的胜利问题。我们党的政策是进行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付共同的敌人，但不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现在我们应加紧反对德意日同盟的宣传。关于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发言指出，现在的国民参政会，是在大资产阶级统治条件下多请一些客罢了，只有建议权、调查权、询问权，没有决议权，人员也增加很少。我们的态度仍是主张召集有全权的国民大会。

10月7日　延安清真寺举行落成典礼。毛泽东题写寺名“清真寺”。

10月8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等，指出：蒋介石令顾祝同、韩德勤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最困难的是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到第三支队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

10月9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叶挺、项英，指出：国民党军“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你们的部署与决心是完全正确的，国民党任何无理责难都不要理它。”陈毅部大胜，振我士气，黄克诚南下增援是完全正当的。

10月11日　关于在山东缓和磨擦的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朱瑞，陈光、罗荣桓：“目前方针是缓和磨擦，强调团结。除电胡服、叶、项缓和对韩、李〔77〕关系外，山东方面亦应对沈、秦〔78〕缓和一下。只要沈、秦各部没有向我进攻，我即不向彼等行动，双方维持现状，各守现有防地，仅在彼方进击时，我才反击之。”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争取苏北著名绅士致电陈毅，黄克诚，项英，刘少奇，彭雪枫，指出：江浙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韩国钧、黄炎培、张一麐等为江苏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著名代表，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政策耐心地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则对于争取整个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作用，对于孤立买办大资产阶级集团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望你们把与韩国钧等苏北绅耆的统战工作看成是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任务，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到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

10月12日　为留用黄桥战役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和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叶挺、项英、刘少奇、黄克诚：“俘虏兵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下级俘虏军官亦应留一部分稍带革命精神者，其余官长一概优待释放，不杀一人（不论如何反动）。”对知识分子，只要是稍有革命积极性，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为建设广大抗日根据地之用。

同日　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因为蒋介石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79〕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新四军皖东部队，应迅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

10月13日　关于韩德勤进攻失败后华中的工作方针，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指出：“为对付日寇进攻，为巩固国内团结，华中磨擦在韩进攻失败后，应设法暂时缓和一下，采取完全自卫的方针。苏北韩失败后，我应加紧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与整训自己的部队，对韩不应进攻，而应在韩再向我进攻时，各个反攻击破之，否则会妨碍我在重庆之统一战线工作。但胡服建议控制旧黄河以南阜宁一带战略要地，是必要的，可执行。”“对李品仙应力求和解，这是有关桂系与我们的整个关系。”

10月1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刘少奇，叶挺、项英，黄克诚，提出同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请韩德勤及李明扬、陈泰运〔80〕转陈国民党中央及顾祝同下令：“（一）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二）撤退皖南对新四军之包围。（三）撤退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

同日　关于建设苏北根据地等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刘少奇等：“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注意苏北与皖东打成一片，不要使中间有间断。尊重李明扬、韩国钧等中立态度及其利益，注意收集蒋、顾、韩的反共证据（人证物证），注意收集知识分子，注意调节各阶层利益，实行政权中的‘三三制’，预防‘左’的危险，注意组织财政经济工作，从长期战争出发，勿使人力物力浪费。”

同日　关于注意吸收职业教育社代表参加苏北政权工作，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并告叶挺、项英，彭雪枫，指出：“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去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这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也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著名代表，因此，你们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其各方的有关人员，参加我们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应设法同江浙民族资本家代表张一麐、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联络，欢迎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请你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这是主要方面），同时亦对黄炎培、江问渔、张一麐、褚辅成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征求他们对苏北问题的意见，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以便经过他们，扩大我们争取江浙民族资本家的范围，并帮助我们巩固苏北根据地。”

10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关于对待反共俘虏的问题。会议决定：对反共俘虏今后原则上一律不杀害，也不要他们自首，而应加以优待；对这一问题，中央应有明文规定。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地方党与军队关系的决定。

10月1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优待反共俘虏的指示。指示说：“任何国内反共派向我进攻被我捕获之俘虏官兵、侦探人员、特务人员及叛徒分子，不论如何反动与罪大恶极，原则上一概不准杀害。这一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方法，应使全党全军从上至下有普遍深入的了解。”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北方局、冀南区党委、晋冀察分局、第一二九师并告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中原局电，指出：“根据九月十五日彭真电所述冀南的土地政策，我们认为是过左的，是违反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的，业已造成了严重结果。”“晋东南及山东两地土地政策是否有过左错误，望北方局、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加以检查报告我们。”

同日　关于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的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并告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电：“由于没有使中下级干部彻底了解，由于上级没有事先预防与及时检查，致使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我之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现在华中工作正在发展（山东亦然），你们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冒犯过左错误，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的伟大胜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此事望你们尖锐地提起全党全军注意，切勿等闲视之。”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八路军各办事处负责人电，指出：“国民党有抄袭我办事处之可能，为慎防起见，望将一切秘密文件烧毁并随时准备对付抄袭，而以沉着态度出之，任何时候不要惊慌散乱。”

10月19日　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电（即“皓电”），断然拒绝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央提示案”提出的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即“中央提示案”第三项所规定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地区）。

10月20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必须保留兴化〔81〕及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否则我重庆办事处有被攻击危险。我军应在大邹庄以东、射阳以北、蚌延河以南停止，进行谈判。速告黄、陈〔82〕，至要至要。近日国民党对我十分险恶。”

10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目前形势问题举行的临时会议。会议认为，目前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如果美国进占新加坡，日军退出武汉造成国共分裂，而苏联对中国又没有援助，这将是中国的最黑暗的局面。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时局的指示。

同日　起草朱德、彭德怀复蒋介石电，答复蒋十二日来电对苏北事件的查询，揭露国民党军韩德勤部进攻苏北新四军的真相。

10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粟裕：“关于军部北移与胡服会合、统一领导华中问题，我们已屡电叶、项，你们可去电催。”

10月25日　将周恩来十月二十四日来电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周恩来来电说：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同日　关于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复电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国民党英美派“现在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目前，“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强调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各根据地上实行完全的自足自给（边区已有准备），再支持一年，世界形势就大变了，目前是准备待机时期”。

同日　为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再致电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反共活动特别起劲，日本也正在拉蒋、何”。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

10月29日　收到周恩来关于对付国民党新高压政策的意见的电报，立即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陈毅。周恩来来电说：“国民党目前是从局部讨伐入手。一月满期后，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各地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亦即东讨北锁的高压政策。”

同日　关于目前时局，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一个月来英、美与德、日、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英国的开放滇缅路〔83〕，美国的借款〔84〕，尤其是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德、意、日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运城、鄂北两飞机场的停开，阿部〔85〕的回国，南宁的撤兵〔86〕，海通社〔87〕在重庆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和德国劝和的开端。”“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目前是蒋介石最得志时候”。“在七八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但无论哪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有了决心的。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对这份电报作了一些修改，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有关负责人。修改的文字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一方面要打破蒋介石的进攻，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严重局面。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11月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叶剑英电，指出：“对何白‘皓电’则尚须迟几天拟复，因‘皓电’是哀的美敦书，我们态度须恰当，并无置之不理之说”。“根本问题是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目前有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电告八路军、新四军各部：据重庆确息，蒋介石已在积极准备十一月中旬开始“剿共”。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甲）三十日电悉。要求顾祝同划郎溪、广德、溧阳、溧水、金坛、宜兴六县为我防地，并保证移动时沿途的安全，你们可答应移苏南。如顾不同意，可求希夷〔88〕先生去苏北一行。（乙）皖南各友军中联络工作应大大发展。这对于你们今天有特别严重的意义和作用，你们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不大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电，指出：“（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电复。”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甲）蒋介石已通知我们限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将在华中与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一律开至华北。近据确息，蒋已令汤恩伯率九个师、李品仙率三个师立开豫、皖，准备期满后向你们进攻，皖南、鄂中两方面亦必有进攻布置。（乙）你们应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征集资财，加紧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加强友军中统战工作，加强部队中政治工作，并预计如何打破蒋介石的这一严重进攻，预先向内部与民众宣传反共如何是罪恶，是为至要。”

11月2日　致电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今日会议，讨论你东日〔89〕来电，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让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对时局宣言，虽已有基本估计，并已拟好决定，但尚须看一看日苏谈判与美国大选后形势，看一看日蒋关系的发展，才能决定发表。”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致电印度国民大会主席尼赫鲁，对他被印度当局逮捕入狱表示慰问。

11月3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甲）冬酉电〔90〕悉，所见甚是，望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博古、凯丰即回。（乙）我们的炸弹宣言，已决定缓发，待时机成熟时发，并先得你的同意。复何、白电，亦推至十号左右，惟此电内容决取缓和态度，在彼方没有动兵以前，一切对外表示，均取缓和态度，不必着忙。（丙）军事方面正在部署。”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指出：“目前时局，处在转变关头，我们处理恰当与否，关系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而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坚持抗战国策，撤退反共军，给人民以自由，释放抗日政治犯，恢复国内和平，召开国民大会等条件”。“惟你们一切部署，应放在反共军必出动之判断上，放在最黑暗局面上，丝毫不能动摇，以免上蒋的当。”

同日　复电周恩来：“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91〕，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踏陈独秀的覆辙了。”

同日　致电李克农、项英并告周恩来：“蒋介石准备投降，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是掩护投降的烟幕弹，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要立即强调反对投降。目前的投降危险是直接的投降危险，目前的反共高潮是直接投降的准备”。“以上估计速告南方各省党部及党外人员。反对直接投降，是目前全国的中心任务。”目前统战活动要十分加紧。李克农速向白崇禧的秘书等建议不要上蒋介石投降反共的当，必须看清楚蒋介石此次推动桂军打先锋的阴谋，速速停止覃连芳〔92〕军的东进。速告各方准备对付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全党应该完全地、有秩序地退却下来。

11月4日　关于争取友军的工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指出：“根据华北（朱怀冰三个师打八路军时，由于我们火线上的统战工作，其中一个师守中立）、陕甘宁边区（保安队和我们交战时，由于我们的联络工作，预三师在旁边观望不动）和苏北黄桥（由于陈毅统战工作的结果，两李及陈泰运严守中立）等反磨擦战斗的经验，在反磨擦的武装斗争中，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不但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有很大的可能。”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我军占优势，另方面在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和杂牌军。“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任务之一。”“陈毅对两李及陈泰运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

11月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撤退问题致周恩来电，要周恩来令李克农向国民党方面表示，为避免内战、顾全大局计，新四军准备遵令北开，但在未渡江以前尚有许多事要办，桂林办事处尚须保留。待北开后，办事处亦遵令撤退。并要周恩来也向何应钦、白崇禧及各方作上述表示。还指出，桂林办事处内部应实际准备撤退，以免受损失。

11月6日　将起草的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何应钦、白崇禧电报稿的要点，电告周恩来，征求他的意见。

同日　关于应同英、美作外交联络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请你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是否于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你考虑。”

同日　为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蒋介石“剿共”降日，致电李克农，项英，董必武〔93〕并告周恩来，指出：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但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告诉党员和一切抗日人员，只要大家团结与积极活动，制止“剿共”投降还有可能性，还有这种时间。

11月8日　致电周恩来，告以复何应钦、白崇禧电，拟用“佳电”发出。

11月9日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何白“皓电”，拒绝要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表示为顾全大局，江南新四军部队可以移至长江以北。这个电报即“佳电”，由毛泽东起草。

同日　关于“佳电”发出后的宣传工作及对各方进行活动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佳电”中“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你处对外宣传，请强调免调各理由”。“又‘佳电’所称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李宗仁〔94〕有将由桂赴立煌开会之说，如过重庆，请与开诚一谈。汤恩伯是否向东移动乃蒋介石是否有决心进攻的表现，判断在我尚未复电表示态度前汤或只作移动准备，尚未实行移动，故我应设法活动使其不动。请考虑可否对张冲〔95〕表示，如汤东进则战争难免，皖南部队北移亦难免发生波折，我方均不负责任。刘少奇已到盐城，正与黄克诚、陈毅开会，准备对付汤恩伯、覃连芳的进攻。他们计划，如汤、覃进攻，即动手解决韩德勤，此亦蒋介石、顾祝同的利害问题，请考虑作适当表示，或亦可延缓其进攻。

11月10日　致电叶挺、项英，就叶挺同顾祝同谈判事指出：叶挺见顾祝同时，请要求顾电蒋介石，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否则引起战事，由彼方负责。覃军两师已到商城、固始，覃及各师长均集立煌，计划攻皖东。汤军九个师在南阳准备东开，形势紧急。“希夷谈判时，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黄克诚、陈毅，陈光、罗荣桓，指出：“东北军五十七军霍守义〔96〕师已由鲁南向苏北转移，这对苏北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你们必须立即考虑应付策略，指示徐海线附近部队，我对东北军基本政策是争取，不是打击，你们应考虑于其南下时，我取欢迎态度（不管他如何顽固），告以苏韩〔97〕各种反动证据，劝其不要参加磨擦，于其向我进攻时，我应先取让步态度，只有至万不得已时才作自卫反击，但随即退还人枪，争取友好。”

11月12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根据七日国民党中央所发第二十四号政治情报，足证彼方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的决心，我方反投降反内战的活动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内战尚有可能性。

同日　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陈毅，董必武，指出：“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新四军，一面却仍怕乱子闹大不好收拾。你们应向各方面放出空气，略谓华中方面有三十万大军（二十九个师）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我们希望能停止出动，以免演成内战，两败俱伤，敌人获利。但如一定要打新四军，则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不救，那时乱子闹大，彼方应负其责。这种空气如放得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同日　再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陈毅、刘少奇、黄克诚，彭雪枫，董必武，彭德怀，指出：你们应将蒋介石调动二十九个师进攻新四军的事实公开宣布，不应秘密。“你们应向各方宣传上述军队准备大规模进攻的严重形势，如果打响，就是大规模内战，鹬蚌相争，只使日本人渔人得利。目前苏北业已和平，如又发生战争，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衅由彼启，我们不能负责。你们应向各方奔走呼号，为制止内战挽救危亡而奋斗”。

同日　前往距延安城十五里的柳树店，看望正在中国医科大学治疗肺病的续范亭，被正在开会纪念白求恩大夫去世一周年的该校师生请进礼堂讲话。毛泽东勉励大家，要向白求恩大夫学习，为革命多做工作，多做贡献。

11月13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请向何应钦、白崇禧交涉，撤退准备进攻新四军的霍守义、莫德宏〔98〕两个师，并停止其他部队的行动，否则我军将实行自卫，届时责由彼负。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目前正从重庆设法，缓和汤、李〔99〕进攻，朱、彭、叶、项联名致何、白‘佳电’已发出，周、叶正在谈判，做到仁至义尽。如彼最后决心进攻，毫无转圜余地，我们方可动手打韩〔100〕，故目前只能作打韩准备，不能马上动手，至必须动手时，我们当有命令。”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雪枫并告刘少奇：“（一）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只能作防御的自卫战。（二）只能依靠现有兵力，不能希望华北增援。（三）目前在重庆办交涉，须做到仁至义尽，不能马上动手打。”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对于国民党在华中举行的军事进攻，决采取自卫的防御战，兵力上除陈、罗〔101〕调动一部外，华北各部暂不调动。另在重庆及各方进行统战活动，以求在政治上取得有理有利地位，并使抗战能再拖一时间，这种可能性还未丧失。”

11月14日　复电周恩来：“根据七日中央指示〔102〕及朱彭叶项‘佳电’所取政治立场，军事上亦取完全自卫的防御战，并力求不爆发大冲突。”“已令苏北取拉韩政策，非至万不得已时不得解决韩，与重庆活动配合一致。”

同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案”。接着，密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和鲁苏战区韩德勤等部共二十万人，准备向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

11月15日　致电周恩来，项英，董必武，刘少奇，彭德怀，陈毅、黄克诚，张云逸，彭雪枫，李先念，八路军三个师，晋察冀军区，指出击退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的方针和措施是：“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蒋对华中压迫已具决心，因此我要积极准备自卫。”新四军“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之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还“应广泛宣传‘佳电’内容，剥夺蒋、何、白之政治资本”。如果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好，这次反共高潮是可能打退的，虽然我们决不应该估计蒋介石会放弃对我的压迫政策，并且还要准备对付投降、夹击的最黑暗的局面。

11月16日　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发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华北、山东各部队今冬任务的指示，内容有：一、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二、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补足现有编制的兵数。三、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务使我主力兵团，既能保持战斗，又能养精蓄锐，以便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四、强化政治工作，深入传达中央关于形势的估计及各方面的政策。五、加强干部的团结、党的团结，在困难环境中，对待干部要有正确关系。对因客观困难或能力关系而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不应当加以打击，要记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那时因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很多受了打击，使他们感觉无出路。现在困难增加，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11月17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你的统战方针与统战工作是正确的，以后盼将这类材料随时电告我们，同时告新四军各部，使他们都照这样办。”

11月18日　和朱德、王稼祥批转陈毅十月二十八日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报告，指出：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一战线的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的报告转发全军学习。

11月19日　关于苏北的作战部署，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指出：（一）“大局有变动可能，我们正争取停止汤、李进攻。”（二）“你们目前一个短时间内的总方针是积极整军，沉机观变。只要军队能打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三）“五纵队主力须位置于韩、霍〔103〕两军之间，隔断其联络，万万不可听其打成一片，能办到这点，霍师态度就会好转，韩德勤也会就范。”（四）“为达此目的，你们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即是用五纵队主力，从东沟、益林出发，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阳念、黄浦、安丰地区，打通皖东、苏北联系。限电到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五）“根本方针仍是拉韩拒汤、李，上述战斗胜利后，韩有就范可能。”（六）“津浦路西应发动坚决的游击战争拒止莫德宏的扩展”。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董必武，指出：（一）说贺龙师三千人南下，完全是造谣。（二）据关中报告，胡宗南各部以贺师南下为借口，纷纷向关中边区开进，即将大举进攻。请你速见熊斌〔104〕、胡宗南、蒋鼎文，要求他们停止进攻，否则引起大冲突双方都不利。

1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目前形势和南方工作的报告。

11月21日　关于如何打破蒋介石的反共诡计，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指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对一切吓我之人，应以我之法宝（政治攻势）转吓之。我们除在“佳电”中表示和缓，在皖南作出让步外，其他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胡宗南部正准备进攻关中边区，只待胡发动进攻，我们即在苏北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隔断韩德勤、霍守义两部，打通皖东、苏北。“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指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11月23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冯白驹〔105〕：“顽军有向你们进攻可能，你们应从军事上政治上加紧准备粉碎其进攻，其方法是待其进攻时集中主力，打其一部，各个击破之。”

11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再致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萧克，指出：“目前时局在转变关头，我党一面须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一面须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剿共’战争。平西、平北及冀东区域的坚持与发展，增加了对整个局势的意义，望从艰难中支持下去，与聂、彭打成一片”。“军委历来对你处没有多少帮助，今后将更少帮助，一切望你及同志们独立支持之。”

11月25日　和王稼祥致电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应极力争取东北军于学忠部，对于部进行的小磨擦，在行动上应稍加忍让。“东北军是中间势力，与我有西安事变前后之友好历史，我对之应取争取团结态度，决不能轻启衅端，即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亦应加以忍让为要。”

11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指出：现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分裂的，国民党统治总的特点是不巩固。在资产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分裂的；在地主阶级中，开明绅士与大地主是分裂的；在大资产阶级中，英美派与亲日派是分裂的。国民党外部阵地与内部阵地都不巩固，即中日间、国共间的阵地是不巩固的，内部各派之间的阵地也不巩固。因此，蒋介石要实行反共的统一战线，进行两面战争，既要抗日，又要反共。只要蒋介石不投降，就仍处在日军的进攻中，这是一条严重的战线。所以，目前蒋介石的反共只能实行攻势防御，即军事攻势、政治攻势、思想攻势。目前主要的还不是军事攻势。军事上可能采用战役的攻势。要打破国民党的反共统一战线，须要三个条件，即日本的进攻，德国的积极行动，共产党积极地打破反共统一战线，而主要的在于共产党的力量与正确政策的实行。共产党打破反共统一战线的政策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局部战斗，针锋相对。”

同日　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吕正操等电，指出：为应付突然事变起见，须准备七万精锐部队，待命行动。从一二〇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一二九师和留守兵团抽选精锐组成，一切准备工作限二月一日前完毕。

11月28日　致电董必武：胡宗南调动大军准备不日向关中边区进攻。在胡进攻期间，西安空气必十分紧张，望令西安办事处人员加紧检点，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同日　和朱德致电王世英：六十一师钟师长已向胡宗南请示如何处置你们办事处及电台，可能对你处加以危险。应征得阎锡山同意后搬去克难坡附近。向阎锡山、杨爱源〔106〕、赵承绶说明国民党反共是自杀政策，我们希望晋绥军取中立态度，双方维持友好。

11月29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感酉电〔107〕悉。（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同日　致电董必武并告周恩来，刘少奇，项英，彭德怀，李克农，指出：“‘佳电’在各方面起了很好影响，使得国民党不好回答”。“我们应乘此时机更将‘佳电’广泛散播，我们人员应天天出马，采取‘佳电’立场，到处游说，即顽固分子亦应去见，表示团结、抗战、尊重蒋，只批评亲日派何应钦，使国民党中下人员更加泄气，特别是军人，着重军师两级。”“朱总二十日致胡宗南电，胡二十七日有回电，态度颇好”。我们决派南汉宸日内去见胡宗南，作一番大解释工作。胡军及西安紧张空气，可能大泄下去，进攻边区可能避免。“但我各地军事准备仍不可松懈，我们愈有准备，蒋愈不敢进攻，各办事处亦然。否则仍是危险的。”

11月30日　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同时公布了汪精卫和日驻汪伪政权的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

同日　获悉同盟社关于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的消息后，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等，指出：“汪精卫任正式主席，不要林森〔108〕了，日汪条约快签订（有本日签订说），同时日军从二十四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汤恩伯北进反共，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在日本承认汪精卫后（二十七日汪有致蒋最后忠告电），打重庆危机可能到来，望预作宣传，把国民党反共气焰压下去。”

同日　关于目前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实质及我们的方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还是我们历来说过的话，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蒋现在的特点是内外不稳固（内外危机交迫）。在他统治下，军、政、财经、文化、人心一概不稳固，其危机在蒋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其内部不稳固。对敌对我没有防线，这是其外部不稳固。为挽救危机稳固内外防线起见，结成蒋桂何联盟”。“其中心战略是攻势防御，以攻势之手段，达防御之目的，决非全般战略攻势，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本质上蒋与过去一样，依然未变，仍是又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而其对日则是绝对防御（毫无攻势），对我则是攻势防御，所以（一）不稳固；（二）两面政策；（三）攻势防御。这三点就是蒋目前的全般实质。在此情况下，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而真正的军事调动，只有第一一五师两个团，其他一律不动，但各地仍须积极准备。

同日　致信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群众报〔109〕及《大众习作》〔110〕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11月　为修改八路军政治部编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一事，致信萧向荣〔111〕。信中说：“战士课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课〔112〕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课〔113〕须加修改，望送来看，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114〕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请你向罗迈〔115〕同志索取一阅。在第三课中，主要应说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现实意义，亦请加以注意。”“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12月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提出击破国民党反共进攻的十二项谈判条件，指出：“我们应从各方面采取攻势，击破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一）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二）苏、鲁、皖三省部队事实困难绝对不能移动，立即停止霍守义、莫德宏之进攻，否则引起冲突，我们不能负责。（三）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四）停止进攻边区之军事部署，停止构筑封锁线，我们则保证不向彼方攻击，所谓我向宜川、宜君攻击，全是谣言。（五）彼方释放罗世文〔116〕，我方释放孙启人〔117〕。（六）停止陇海、咸榆两路捕人、扣车、扣货，已捕之人、已扣之物一律释放归还。（七）如张国焘、叶青加入参政会，我方决不加入。（八）桂林办事处决不自动取消，如彼方要封，则让其封闭。（九）取消何应钦停发八路军饷之命令，要求立即发给十一月经费及十月余欠。（十）停止石友三隔老黄河之行为，并停止其配合敌伪进攻八路军。（十一）保证各办事处之安全，如有逮捕、暗杀、失踪等事，彼方应负其责。（十二）拒绝与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直接解决问题，或与指定之他人谈判，否则宁可不谈。以上十二项，除参政员一项外，均用朱、彭、叶、项意见提出，由你们代表转达之。也不必同时一次提出，遇谈判某一项或某几项问题时相机提出之，但对各项态度均坚决不变。”

12月3日　关于打破汤恩伯、李品仙进攻的作战部署，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黄克诚、陈毅，指出此次汤恩伯、李品仙进攻，必须坚决打破，现拟定部署如下：“（甲）黄克诚部主力不少于一万二千人，待命开皖东，立即调查由现地至皖东、淮南路之路程及沿途情形电告；（乙）罗炳辉〔118〕部待命开回皖东，受黄克诚指挥，准备协同黄部达成一定战略任务；（丙）陈毅部协同黄纵队留苏部分，巩固苏北根据地，以为整个华中之战略后方。”

同日　出席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并讲话，说：现在根据地的工作粗枝大叶已经不行了，必须以细密的组织工作来代替，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要细心地待人接物，仔细地认识自己周围的人物，具体地分别地对待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我们今天进行的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形势。毛泽东首先作长篇发言，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回顾了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党的各项政策应当组织委员会进行总结并订出条例，指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错误。他说：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派人找周恩来谈，说江南部队开拔时间可以延迟，并要我军停止向他们进攻。胡宗南对我军的态度也有好转。现在，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日本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但日、蒋仍有合作的可能。日本可能先关大门（即南进占海口），后扫房子（即进攻重庆等），也可能先进攻中国内地。现在回想起来，自近卫上台后英、美诱降危险已经过去这个观点是对的。在国民党主张加入英美集团时，我们不主张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是对的，但作为政策是不对的，重庆、延安方面都有缺点。去年反磨擦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所以蒋介石这一次不敢大举“剿共”。此外还有外部原因，就是日汪协定，英、美援华、苏联的政策等使蒋不易投降。在蒋统治集团内部也有欧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初期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也有现在与将来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斩而不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发展。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得太迟了。在建立政权和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统一战线政策（总的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锄奸政策、文化政策、干部政策、政权中的组织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负责。七七决议批评了“左”的错误，但对各个具体问题没有明确的指示。

在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总结各项政策都要搞出条例来。关于时局估计是投降减少（这一次投降被制止），反共高潮开始下降（以后反共还会来的），宋子文〔119〕可能上台，这就是所谓时局有好转可能。

12月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反对国民党要张国焘任参政员，指出：“对张国焘态度是原则问题，须对彼方严正提出，如彼方令张国焘出席，是表示彼方愿以同张国焘合作代替同我党合作，我们即不能参加参政会，此点绝对不能让步。如彼方不顾抗议，我们决定真正不出席；如彼方尚愿顾全国共合作，自可令张国焘自动撤销参政员。”

12月6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叶挺、项英，彭德怀、左权，指出：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以便黄克诚增援皖东，粉碎桂军莫德宏之进攻起见，新四军苏北部队必须从淮安、宝应间打开一缺口。苏北新四军各部正与韩部在曹甸、安丰激战，韩部已被截断，只待曹甸、安丰、阳念、黄浦、平桥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他处不打，保存韩德勤。此缺口打通后，黄克诚主力即可向皖东增援。

12月7日　蒋介石批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十一月十四日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十二月十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致蒋介石签呈中提出“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如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8日　何应钦、白崇禧复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这个电报即“齐电”。

12月9日　蒋介石下达手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　关于抗大问题，和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并告滕代远，指出：“为迎接新的局势，大量准备并培养干部是极其重要的。抗大总校不能取消。但由于分校之分散，对各分校之具体领导应责成各地分局及最高军事首长负责。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总校应多注意总结经验、指导方针、统一材料之编辑、统一各种教法、培养教员、调剂干部，以帮助及加强各分校的领导及教育能力。”“各地任意抽调分校干部是不对的，已有另电纠正。”“总校机构宜小，而苏北局面扩大，望再分出一个分校的干部，派去苏北。此分校要比山东分校还要强些，因为苏北局面是很大的局面。”

同日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江南新四军至期限仍不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同时，国民党还故意泄露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暗示日军加强沿江封锁兵力，并令李品仙部在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准备与日军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聂荣臻、彭真，朱瑞、彭雪枫等，指出：“为重视学校，保证学校的教育能力，使教育干部及学校工作干部，不致任意调散，以后关于抗大各分校干部的调遣与改换工作谨慎从事，以增强而不削弱学校教育能力为原则。总校对分校有调剂之权。”

12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说：准备写一篇文章，主要解释以下几点：1．说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过去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没有说清楚。2．《新民主主义论》虽说明了各党各派各阶级的联合专政，但没有把各党派联合专政的方针与具体政策联系起来。如地主、资本家要人权、财权等便是具体的政策。现在各根据地土地政策、劳动政策都是过左的，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过高增加工资等，必须解释清楚，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3．实行自我批评，对过去我党的包办作风要有慎重的必要的自我批评。此外要把亲日派资产阶级与英美派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同日　关于华中地区的各项政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并告北方局、山东分局、东南局、南方局、南委的电报，全文如下：“（一）苏北组织政权机关及民意机关时，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在开始时还可少于三分之一，网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切不积极反共之领袖人物参加，其中应有国民党中派及左派，韩国钧等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地主均应该参加，也可容许少数右派代表，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这对于全国是有大影响的。（二）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三）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四）同意胡服对税收办法的意见，在无更好办法之时暂时照旧法征税，惟苛杂应酌量减轻。（五）锄奸政策，以镇压众人皆恶之少数最反动分子为原则，极力避免多杀人。除政府外各机关团体不得自由捕人罚人。（六）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力避破坏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七）文化教育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八）总之目前你们的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及作初步的民生改良，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120〕、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应容许国民党之存在，应组织进步的国民党。（九）整个华中都应执行上述方针（当然华北亦如此）。（十）你们如何具体执行各项政策，望随时电告。”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电，要他们尽量招收上海及苏北的广大青年职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准备办两万人的大学校，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大量招收上海、苏北原有的教职员参加办学。一切不反共的旧军官，凡愿来的，一概收留。指出：“开办大规模学校是你们开展工作的中心一环。”

12月1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指出：“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小姚〔121〕负责指挥。”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122〕，董必武，李克农，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指出：“石友三通敌叛国，被其部下高树勋〔123〕逮捕枪毙，大快人心，证明八路军反对石友三是完全正确的。卫立煌通电亦系宣布其通敌卖国状，惟国民党不宣布其汉奸罪状，谓其自由扩军不服调遣，杀鸡给猴看，又一对我之恐吓伎俩，望向各方面揭穿之。”

12月15日　关于向国民党提出制止对新四军的进攻，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南方局、东南局电，指出：“应分别向顾祝同、何应钦及参政会特种委员会提出，江北苏、皖、鄂三省已在大举进攻新四军，皖南、苏南之新四军军部及其三个支队亦已被中央军重重包围有准备攻击讯，请其制止江北之进攻，撤退皖南、苏南之包围。”

12月16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叶挺、项英：“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进攻是必然的。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苏北部队亟须整训扩大一短时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东。”“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苏北、皖东两处建设根据地。”

12月18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甲）重庆形势严重，项、曾〔124〕二人暂勿离开军队。（乙）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丙）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再致电叶挺、项英，再次强调：“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

12月19日　关于蒋桂军在华中的军事动态及我之对策的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并告刘少奇、陈毅，指出：（一）据西安消息，现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125〕三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有渡淮河向砀山前进讯。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二）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得志〔126〕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五旅〔127〕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128〕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同日　关于日汪条约签订后的形势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等：“在日汪条约签订后，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故不应如十月、十一月那样地强调反投降了，否则不但国民党起反感，人民亦不了解。至日本诱降不会放弃，国内亲日派仍有乘机活动可能，那是必然的。国民党反共必然继续，进攻华中不会停止，但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

12月20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据叶、项电，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需在江边作周密布置。”“与韩〔129〕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须尊重李、陈〔130〕各部利益。兴化、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以外地区，苏北应全面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12月23日　为巩固和发展苏北根据地，扩大和整训军队，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指出：“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一一五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积极准备一切，包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根据地。”“你们的军队愈扩大，愈精强，你们的根据地愈发展，愈巩固，任何进攻都是不怕的，故认真扩大与整训军队，认真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就是粉碎任何进攻的可靠资本。”

12月24日　复电周恩来：“同意你见蒋时的交换条件〔131〕，惟江北部队请缓调改为请免调，照‘佳电’立场告蒋。”

12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克服在策略问题上不善于区别对待的片面观点和过左过右的摇摆，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指示从策略原则分析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它“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体现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政策，国内阶级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等。指示综述和重申党的各项具体政策：政权组织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保护人民权利的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军事政策。指示最后指出：“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这个指示关于政策的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论政策》。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报告，指出：最近国民党动员反共，汤恩伯领特费准备反共，各方面都实行反共的高压政策，现在还不能说是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因目前国民党在全国反共是困难的。国民党认为英、美借款等国际形势对他很有利，想利用目前形势给我以打击，我们的方针是新四军是不能走的，他要打也由他。在此次反磨擦中我们的收获主要是取得苏北。

同日　为皖南新四军渡江受阻事，和朱德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据项英电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132〕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电告结果：（一）须分苏南，繁、铜两路北移；（二）须有两个月时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三）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四）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133〕四县撤退，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五）保证不受李品仙袭击；（六）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指出：“华中局面紧急，非组织机动突击兵团，不足应付大规模战斗。因此同意胡、陈二十一日电，将苏北各部统一编为两个纵队”。“部队编制后即行加紧整训一个月至两个月，充分准备一切对付蒋、桂两军之进攻。”

同日　关于蒋介石及其军队各派系对反共的态度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胡宗南全无战意，其他中央军可知，如白崇禧也软下来，彼方非自己转弯不可。何应钦系统与CC系统是想打的，都是亲日派，但中央军与桂军如不愿打，则亲日派也无能为力。汤恩伯部据所得情况也很少打的兴趣。桂军至今只一三八师四个团在淮南路东，其他几个师毫无东进消息。李仙洲虽准备向砀山进，但何日开动尚无确息。现苏北战事已停，望向刘斐〔134〕说明，要求停止李仙洲、莫德宏东进，否则难免引起大冲突。我第一一五师教五旅已到苏北，现正连同黄克诚、陈毅各部集中整训，统一编制，一两个月后战斗力必大提高，然后以主力西进，对桂军施以教训。望示意白崇禧，如想保持友谊，则请他将莫德宏师撤退。杨得志旅一个月后可到淮北，皖南三个团又北上，足以对付蒋、桂军进攻。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1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指示他们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全文如下：“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同日　和朱德致电项英：“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同日　收到周恩来关于他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见蒋介石情况的电报，电报说：蒋在会见中声称“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话靠不住，蒋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

12月27日　和朱德致电叶挺、项英，周恩来、叶剑英，指出：新四军渡江仍须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请周、叶向蒋交涉，下令李品仙不得在巢县、无为、和县、含山地区妨碍新四军北移。

同日　起草朱德、叶挺致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的急电，电称：“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祈饬庐、巢、无、和、含、滁〔135〕地区贵属勿予妨碍，并予以协助，以利抗战，特此电恳，敬盼示复。”

12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好在过去没有发出文件。现在国民党各报纸动员舆论反共，华中有十二个师进攻我们。华中我军部队应统一指挥，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党的工作统一于中原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致中原局的电报。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复刘为章电〔136〕，前稿既不发，大家意见，以拖一下为好。他们反共，让他们去反，‘剿共’也让他们来‘剿’，反得全国天怒人怨，那时我再表示态度，索性不着急。”“齐电是要驳的，也待明年一月或二月再驳。”

同日　和朱德致电叶挺、项英，转达周恩来二十九日来电的意见：“据恩来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2月31日　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战略部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指出：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量，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

12月下旬　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调集了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准备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

12月底　接见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同他们进行谈话。毛泽东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土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要好好学习，认真总结抗战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经验。革命的路程将是很长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功的。党如果能领导得好，和人民紧密团结，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革命胜利的路程可能缩短；相反的，如果犯了错误又不能立即去纠正，革命胜利的时间就要拖长。毛泽东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说：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

〔1〕 1939年12月8日至26日，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奉阎锡山之命率独立第8旅进攻山西新军决死队第1、第3纵队，并破坏晋东南地区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陵川、壶关、长治等7县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五百余人。

〔2〕 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4〕 为解决陇东6县问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派曾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中央代表的谢觉哉，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进行谈判。谈判从1940年1月中旬开始，持续到2月间，最后没有取得积极成果，只达成了一个“暂维现状，听候对方中央解决”的协议。

〔5〕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0年1月4日至12日在延安举行。毛泽东等97人被大会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

〔6〕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7〕 阎锡山曾暗示部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意思是国民党政府快要对日妥协了，山西要赶快做投降的准备。

〔8〕 1940年1月11日至13日，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在临县地区击溃国民党晋绥军赵承绶部，迫使晋绥军于13日夜放弃临县县城退向晋西南地区，至此晋西北八路军和新军反顽作战取得胜利。

〔9〕 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40军军长。1940年2月又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国民党军第97军军长。

〔10〕 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11〕 薄一波，当时任山西新军决死队第1纵队政治委员兼保安司令。

〔12〕 朱瑞、徐向前，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

〔13〕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69军军长兼察哈尔游击总司令。

〔14〕 该团由蒋介石指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李元鼎为团长，邓飞黄为副团长，梁实秋、于明洲、余家菊、卢前为团员，于1940年1月30日由重庆出发。

〔15〕 即《陈云文选》第1卷中的《论游击区的一个重要斗争形式——游击小组》一文。

〔16〕 1940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石友三部在河北南部的南宫、威县、枣强、清河等地，先后将八路军东进纵队两个连和青年纵队一个排包围缴械，接着又围攻东进纵队第2团和清河县大队等部，并准备夺占冀南抗日根据地。

〔17〕 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18〕 从1940年1月初起，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重庆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就扩军和边区问题进行了几次谈判，但都未获结果。

〔19〕 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司令部司令。

〔20〕 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第3纵队司令。

〔21〕 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

〔2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23〕 193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八路军第4纵队为基础，在平西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并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和冀东的抗日战争。

〔24〕 1940年1月8日，发生国民党富县县长蒋隆延策划的暗杀八路军人员事件。为确保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毛泽东写了这个布告。

〔25〕 为了防备国民党军新编骑兵第2师（师长马禄）北上进犯陕甘宁边区，确保边区南大门的安全，1939年12月文年生奉命率领警备第8团开到富县一带，加强警备。

〔26〕 西北摄影队隶属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

〔27〕 此前，高双成曾致电续范亭请开粮禁。

〔28〕 后来程潜回电，同意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应由边区政府委派。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县长，陆续离开了边区。

〔29〕 伍云甫，当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

〔30〕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在1940年2月间举行的，会议记录未载明开会的具体日期。

〔31〕 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于1940年4月1日至10日在重庆举行，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出席。

〔32〕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兼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春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5月又任八路军副参谋长。

〔33〕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4月又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

〔34〕 范汉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27军军长。

〔35〕 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93军军长。陈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14军军长。

〔36〕 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

〔37〕 彭德怀1940年3月13（元）日致电毛泽东，提出蒋介石、卫立煌节节向林县压迫，我军准备以防御姿态还击再消灭其一两个军，“如此前途可能争取好转，同时亦可能扩大武装斗争的危险，但扩大并不会到全国性的反共战争”。

〔38〕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1集团军总司令。

〔39〕 雪枫，即彭雪枫。胡服，即刘少奇。

〔40〕 指1940年上半年建立的皖东抗日根据地。

〔41〕 陈支队，指陈士榘任支队长、林枫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

〔42〕 苏南陈支队，指陈毅任司令员的新四军第1支队。

〔43〕 蒋介石在1940年3月9日的讲话中指责说，18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说晋省友军私通敌寇，像这种说法是不应该的；并要叶剑英转告朱、彭：“革命军人一切要照中央法令”。毛泽东对这段话写了“靠法令吃饭”的批语。

〔44〕 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1940年4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第344旅（欠1团）、独立游击支队、河北民军第1旅由晋东南南下进入冀鲁豫边区，同冀鲁豫支队合编为新的第2纵队。6月下旬，第2纵队进入豫皖苏边区同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随即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8月上旬，黄克诚率一部兵力到达皖东北。

〔45〕 彭吴支队，指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法宪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苏鲁豫支队。

〔46〕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

〔47〕 1940年5月上中旬，朱德从华北前线回延安绕道在洛阳停留期间同卫立煌会晤。

〔48〕 汾离，指山西汾阳、离石。临屯，指山西临汾、屯留。

〔49〕 这里的中间派，指地方实力派。

〔50〕 指国民党方面。

〔51〕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52〕 指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1支队原第6团和张道庸（陶勇）领导的新四军第2支队原第4团。

〔53〕 1940年4月，顾祝同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并要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上饶谈判。4月中旬，袁、顾开始谈判。4月16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袁到上饶正求缓和，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

〔54〕 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邓子恢，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55〕 陈毅1940年4月28日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建议皖南、苏南新四军合并，认为：“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军，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军部东移领导力量增强，干部加多，且可控制主力在手中以应付事变，并提高质量，故为比较稳当政策”。

〔56〕 李明扬，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指挥部总指挥。

〔57〕 朱德于1940年5月26日回到延安。

〔58〕 朱德在报告中说，从打退国民党这一次反共磨擦（即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报告中还提出，对顽固势力我们也要争取。

〔59〕 朱涤新，当时任八路军第115师苏鲁豫支队（即彭吴支队）政治委员。

〔60〕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记述了他访问延安的情况，说：“毛泽东主席来余寓所数次，或同午饭，或同晚餐”，“毛主席与余谈论两党磨擦事”。

〔61〕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必须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一年以来在反磨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主要是：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没有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财经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款滥征捐；在政权问题上不执行“三三制”政策；对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甚至把顽固分子看作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对党外干部不接近不信任。

〔62〕 南汉宸，当时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63〕 1940年上半年，日本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对重庆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双方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两次谈判，后因形势发生变化，才中断和谈。

〔64〕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说，中间势力是：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

〔65〕 粟裕，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1940年7月下旬改称苏北指挥部）副指挥。

〔66〕 两李，指李明扬、李长江。李长江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第1路游击指挥官。

〔67〕 周恩来于1940年7月27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带回国民党“中央提示案”。

〔68〕 罗瑞卿、陆定一，当时分别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69〕 朱良才，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70〕 张自忠是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右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3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16日在豫鄂会战中牺牲。

〔71〕 松冈，即松冈洋右，当时任日本外相。

〔72〕 百团大战，最初称交通破袭战。

〔73〕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

〔74〕 范文澜，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75〕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八路军参谋长。李克农，当时任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76〕 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77〕 韩、李，指韩德勤、李品仙。

〔78〕 沈、秦，指沈鸿烈、秦启荣。

〔79〕 1940年3月，使用国民党第四战区东江指挥所新编游击大队、第2游击大队番号的，由中共领导的两支武装，大队长分别为曾生、王作尧，共七百余人，离开敌后抗日地区，在向海丰、陆丰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的堵截，部队损失严重。4月，部队转移到海陆丰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地区，由于不能公开活动，给养困难，医药缺乏，到七八月部队只剩下百余人。

〔80〕 陈泰运，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北游击纵队司令。

〔81〕 指新四军不要占领韩德勤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所在地兴化县。

〔82〕 黄、陈，指黄克诚、陈毅。

〔83〕 滇缅路，从云南省昆明至畹町，出国境同缅甸公路相接，是当时我国西南部通向国外的交通要道。1940年7月17日被英国封锁，同年10月日重新开放。

〔84〕 指1940年9月25日签订的“中美钨砂借款”，美国政府贷款1500万美元给国民党政府。

〔85〕 阿部，即阿部信行，当时任日本驻南京汪伪政府大使。

〔86〕 1940年10月28日日军自龙州南宁撤退。

〔87〕 海通社德国希特勒纳粹政府的通讯社。

〔88〕 希夷，即叶挺，字希夷。

〔89〕 东日，即1日。

〔90〕 1940年11月2日酉时，周恩来、秦邦宪等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东电刚到，根据中央判断，决策既定，我们即遵照电示，向一切紧张布置。惟既准备决裂，即需顾及外间疏散隐蔽需时，中央宣言及回何、白复电，均请缓发，以免打草惊蛇，使各方受到不可能避免的袭击，同时我们并争取最后可能。先派博古、凯丰乘飞机到兰州转延安，一切如何，请立复。”

〔91〕 1940年11月1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蒋现在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

〔92〕 覃连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第11集团军第84军军长。

〔93〕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兼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

〔94〕 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95〕 张冲，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

〔96〕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7军第112师师长。

〔97〕 苏韩，指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

〔98〕 莫德宏，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鄂豫皖边游击总司令部第48军第138师师长。

〔99〕 汤、李，指汤恩伯、李品仙。

〔100〕 韩，指韩德勤。

〔101〕 指陈光任代理师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

〔102〕 指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103〕 韩、霍，指韩德勤、霍守义。

〔104〕 熊斌，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局局长。

〔105〕 冯白驹，当时任广东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第1总队总队长兼政治委员。

〔106〕 杨爱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6集团军总司令。

〔107〕 叶挺、项英1940年11月27（感）日酉时致电毛泽东、朱德，说经他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新四军第3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装过封锁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以及叶挺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先走等。

〔108〕 林森，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

〔109〕 群众报，即《边区群众报》，是延安大众读物出版社1940年3月创办的面向工农群众的报纸。

〔110〕 《大众习作》，是延安大众读物出版社1940年8月创办的辅导通讯员和初学写作者提高写作能力的刊物。

〔111〕 萧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

〔112〕 毛泽东对《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下册第4课作了修改，加写了“在今天就是不没收一切非汉奸的资本家的企业，凡属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企业都不没收，而只实行劳动条件的相当改良。”“在今天抗日时期中，则不是没收任何非汉奸的地主的土地，而是将一切非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土地实行改良政策，就是一方面地主应实行减租减息，一方面农民应实行交租交息，地主仍有土地所有权。”“在文化上，要废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倡的文化教育，将它改变成为一切参加抗战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教育。”等文字。

〔113〕 第3课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114〕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党建论文集》。

〔115〕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16〕 罗世文，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临时工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1940年3月在成都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46年8月牺牲。

〔117〕 孙启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3师师长。1940年10月在黄桥战役中被新四军俘虏。

〔118〕 罗炳辉，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5支队司令员。

〔119〕 宋子文，国民党英美派代表。当时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常务理事（1942年6月任副主席）。1941年12月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120〕 这里和下文中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121〕 小姚，即饶漱石。

〔122〕 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123〕 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第39集团军第69军新编第6师师长。1941年2月又任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

〔124〕 曾，指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25〕 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92军军长，辖第13、第21、第15师。

〔126〕 杨得志，当时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

〔127〕 指梁兴初任旅长、罗华生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

〔128〕 张爱萍，当时任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司令员。

〔129〕 韩，指韩德勤。

〔130〕 李、陈，指李明杨、陈泰运。

〔131〕 周恩来1940年12月24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他拟于25日会见蒋介石，向蒋提出新四军皖南部队决定过江，江北部队缓调黄河以北，交换条件是：速给新四军补充弹饷，停止国民党华中部队的前进，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取消张国焘的国民参政员资格。

〔132〕 繁、铜，指安徽繁昌、铜陵。

〔133〕 巢、无、和、含，指安徽巢县、无为、和县、含山。

〔134〕 刘斐，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

〔135〕 庐、巢、无、和、含、滁，指安徽庐江、巢县、无为、和县、含山、滁县。

〔136〕 指原拟发的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1940年12月18日为新四军北移及苏北事件等致刘斐（字为章）的电报。

1941年　四十八岁

1月1日　出席八路军军政学院开学典礼的晚会，观看平剧《法门寺》、《潞安州》。

1月3日　和朱德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1〕

1月4日　夜，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分三路向南出发。按照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四军军分会的决定，具体的转移路线是：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北渡。六日，新四军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后，突遭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殊死奋战。至十四日，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六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

1月7日　和朱德发急电复叶挺、项英五日来电〔2〕，指出：“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在游击战的总方针下，彭雪枫地区（即涡河两岸）、谭希林〔3〕地区（即路东）均不应放弃”。“谭希林、罗炳辉两部仍应以游击战坚持于津浦、淮南之间，力戒浪战，战则必胜”。“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虽然华中的斗争是长时间斗争，不到蒋介石遇了更多更大困难他是决不放手的，但我们奠定基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同日　和朱德致电彭德怀、左权等：“中央十一月准备七万机动兵力的指示，仍然有效，惟把准备时间延长至六月底，望从兵力及经费两方面加紧准备为要。”

1月9日　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

同日　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同日　和朱德复电刘少奇：九日电悉。你说项、袁等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得叶、项微〔4〕辰电，他们支〔5〕夜开动，微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1月10日　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首先转告叶挺、饶漱石九日来电内容，说：接希夷、小姚九日来电，说项、袁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别，行动方向不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决定九日晚分批向北突围。刘少奇的电报并说：他们在何处及情况如何我亦不知，二支队在江南集结，待命行动接应他们，亦不知他们行动。他们应从泾县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东进才安全，而先向南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致受敌包围。

同日　关于加强对反共军的宣传工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雪枫，张云逸、邓子恢，李先念等，指出：“你们应根据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指示之十大理由〔6〕，公开宣传，并发反共军。”“你们应公开写信给反共军首长如汤恩伯、李仙洲、李品仙等，将此类信件公开印刷分寄反共各军，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劝告他们停止反共。”“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你们的宣传对任何部队都取争取政策，不要伤其官长，对他们过去抗日成绩应加赞语。”“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词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

同日　叶挺、饶漱石在被围中急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同日　项英等离队突围不成，回到军部。项英并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等离队经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

1月上旬或中旬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毛泽东用木炭在地上画出日军、国民党军和新四军的位置，说明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严重局势。指出：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如果国民党企图破坏这一全国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将遭到反击，它的计划必将失败，但中国共产党绝不鼓励内战。

1月11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你们转来叶、姚电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即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电：“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指示电。电文说：“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新四军全军东进，行至太平、泾县间之茂林，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据云尚可固守七天。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否则有全军覆灭危险。”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即转叶挺、饶漱石，指出：“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1月13日　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抗议国民党军包围皖南新四军的通电。通电说：“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泾县以南之茂林地区，突被国军七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7〕至文〔8〕，血战七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在战斗中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次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布置周密，全力乘我不备，诱我入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通电要求国民党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北上之道路。

同日　关于注意利用日蒋矛盾粉碎顽军的进攻，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有情报证明淮南路日军撤退全是谣传，蒋、桂对日军仍是敌对的。据去春晋东经验，我打朱怀冰后，蒋调集大军正准备通过晋城、长治线向太行山我军进攻之际，被日军集中“扫荡”，将各反共军打得七零八落。同时日军在皖南、鄂西采取攻势，反共高潮因而下降。此种经验，你们很可利用，但不要因此松懈自己准备。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饶漱石，周恩来、叶剑英，指出：同意刘少奇、陈毅十二日电〔9〕，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新四军一万人的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电报还指出：周、叶正在重庆抗议，我们正用朱、彭、叶、项名义发出抗议通电，望电达茂林被围部队，如无法突围应再坚持十天，可能有办法。为应付严重事变，华北准备机动部队应加紧，重庆、桂林、西安、洛阳各办事处应即刻准备好对付蒋介石袭击。皖南事变应公开宣传。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你处交涉应带严正抗议性质，勿用哀乞语气为盼。”本日，同朱德、王稼祥再电周恩来、叶剑英，告以叶挺军部率六个团仍在茂林地区被围困中，处境极危，傅秋涛〔10〕两个团也未突出大包围线外。“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我们今日发出之通电，望立即散发。”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急电刘少奇、陈毅：“（甲）我们已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之抗议，申明如不撤围，破裂之责在彼。（乙）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丙）立告叶、项、姚诸同志，如能突围则设法突围，如不能突围则坚守下去便有办法。”

1月14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急电给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

同日　叶挺为挽救危局，保全部队，亲赴国民党军第一〇八师师部谈判，被无理扣押。〔11〕

1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皖南事变的发言，指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中间派喊叫，我们也不可全信。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对项、袁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发到各中央局高级干部。

同日　亥时，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出：“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指出：“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1月17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1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为驳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一月十七日谈话的文件，决定照原稿修改发表。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皓电”、“齐电”是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我们去“佳电”也还不转变态度，这就证明下了决心反共。现在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华中部队，在各处大捕共产党员，因此我各办事处须实行自卫式的撤退。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急电：“立即转告克农〔12〕，桂办应立即撤退，否则克农会被拘押，克农可回延安，密码密件立刻烧尽。”本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发出关于大量撤退重庆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的干部的指示。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朱瑞、陈光、罗荣桓，指出：蒋介石称，朱德、叶挺各部迄未遵命移动，我应以党政军力量迫其就范，相机消灭。“蒋已令各战区进剿，李宗仁已任命汤恩伯为淮北区总司令，李品仙为淮南区总司令，王仲廉为鄂中区总司令，冯治安为襄西区总司令，开始进攻，限二月完成。”

同日　为改变包围韩德勤、沈鸿烈的作战计划，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朱瑞、陈光、罗荣桓等：“前因援救皖南，同意胡、陈建议包围韩、沈。现皖南已失败，华中汤恩伯（淮北区）、李品仙（淮南区）、王仲廉（鄂中区）、冯治安（襄西区）已开始向我进攻，因此我华中、山东各部须为适应反共军进攻而分别作具体之部署，统由刘、陈规定指挥之。”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慰问患病的徐海东〔13〕：“闻病沉重，非常惦念，当此紧张时局，我们无限关怀你早愈、健康，特电慰问，希安心休养。”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表示“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中央决定：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1月19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并告刘少奇，指出：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将叶挺付审判，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见《新中华报》社论〔14〕及中共发言人谈话〔15〕，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

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作报告中指出：目前时局的发展，我们要从根本上考虑了。自蒋介石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后，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得罪苏联，已是准备全部破裂的开始。蒋首先破裂，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取消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确定了任命名单，并决定用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表谈话。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停止同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关系，实行撤退。

同日　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延安发布，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二十五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建立。这个命令和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谈话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同日　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谈话揭露了日本和亲日派的整个阴谋计划，指出：此次皖南事变，酝酿已久。自日德意三国同盟订立以后，日本和亲日派就蓄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实现中日妥协。至去年年底，全部计划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这一计划表面化的开端。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谈话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最后忠告：“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如果继续胡闹，必然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那就悔之莫及了。

同日　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指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中央决定将各办事处逐步撤销，人员陆续撤回，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介石呈报任何文电。延安军委已于二十日发表命令、谈话，收到望广泛散播。“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人员暂时亦不发表反蒋言论。”

1月2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指出：“为了对抗蒋介石一月十七日的步骤，我们必须采取尖锐对立的步骤回答他，否则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不能团结我党我军，而且会正中蒋之诡计。”“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我们应该抓住一月十七日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你们须立即向国民党表示，如果他们不能实行我们所提的十二条（主要是取消一月十七日命令），你们应要求他们发护照立即回延。”

同日　关于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和对蒋斗争策略问题，致电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我们一月二十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我们三个月来的让步态度（‘佳电’及皖南撤兵）取得了中间派的好感，但给了蒋以向我进攻的机会，这种态度应立即结束，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蒋的阴谋是各个击破，把新四军看成地方事件，我们却不能这样，必须把它看成全国性事件。”“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中间派的话不可不信，不可尽信。只有我们取坚决斗争绝不妥协的立场，才能真正争取中间派，否则中间的动摇立场客观上是于蒋有利的。”

同日　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面交国民党代表张冲转国民党中央。

同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使馆武官崔可夫也向何应钦和白崇禧表示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继续内战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

1月27日　致电周恩来：同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逐步撤退的办法，在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以前，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蒋介石不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十二条，则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日、蒋间矛盾尚可利用，日军如大举进攻，必是配合亲日派之行动，目的在威胁蒋介石妥协。

同日　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声称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

1月28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彭雪枫，李先念，黄克诚等，指出：（一）“延安军委已公开发表新四军领导人员，发表抨击重庆谈话，并代你们发表就职通电及声讨亲日派宣言。你们都收到否？望广为散发。”（二）“在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后，我们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有政策上的变动，即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为完全孤立他的政策，在党内外尽量揭破他的反动阴谋，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但对实行‘三三制’及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指示中所述各项政策均不变，对统一战线原则均不变。”（三）对皖南失散力量，张云逸、邓子恢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四）对皖西、鄂东及河南方面，即应布置游击战争。

同日　致电廖承志，询问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命令及谈话，一月二十三日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一月二十四日新四军声讨亲日派通电，均收到否？望广为散播。并指出：你处宣传活动，即根据这些文件，并望将这些文件寄给刘晓〔16〕和英、美共产党。

1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毛泽东发言，对《决定》的十条逐一作说明，指出：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是全面破裂的开始，这种估计是正确的。破裂的责任在蒋介石，一切理由都在我们这边。前年七七宣言斗争性多，去年七七宣言团结性多。蒋介石认为我们去年的七七宣言及“佳电”能得到中间派的同情，便抓住我们。我党只有采取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抵制蒋介石的政策。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到投降反共的一方面。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还有一些时间。这种破裂不应说是国共之间的破裂，而是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破裂。我们要维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中共必须保持独立性。应公开批评蒋介石。对目前时局的解决办法是十二条。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发言时还指出：日本企图使中国彻底投降，亲日派想推动蒋介石由抗战到投降，蒋介石目前还是第三集团。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快慢长短，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我们方针，不是促它快，但要准备它快，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办事处尚须留下少数人撑持门面，因此相当的时间是可能有的。”“在国民党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如北移、扩军、边区等）。”“蒋二十七日讲演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各方不满”。

同日　和朱德复电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同志：“感电〔17〕悉，甚慰，望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们的。”

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及各师各军区政治部、新四军各级政治部电，指出：“我们须利用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之间的一段过渡时间，因此中央决定在目前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表示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态度，不发表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而动员民众团体发表文件，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声援新四军，驳斥重庆军委会一月十七日命令及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演说”。发表文件和社论时，中心应痛骂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发动内战消灭抗日军队的阴谋。

1月31日　复信毛岸英、毛岸青，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

1月下旬　日军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向西败退。

2月1日　关于日蒋矛盾等问题，复电彭德怀，指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须尽量利用之，使时局再拖几个月的可能性仍是有的，国共由一月十七日的开始破裂到将来某时的全部破裂有一个过程，此过程可能短，亦可能长，由日蒋矛盾的变化及我们政策来决定，我们方针是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但我军事准备应放在可能短一点上。”目前政治上我已有主动性，军事上亦必须掌握主动性，估计此主动性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才能完全到我手中。“我们决不能丧失主动性。这是胜利与失败的重要条件。”“国际条件今年夏秋必有一个变化，明春又会有一个条件。”

同日　关于日军进攻河南与中共对时局的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董必武，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等电，指出：“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五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十五万人于平汉以东。”“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蒋介石自三国同盟〔18〕成立、日美矛盾激化、英美苏三国助华之后，即兴高采烈，轻视日本，集中其精力拼命反共。”蒋介石造成国共裂痕之后，“敌即于一月下旬发动大举进攻，蒋介石反共结果已如此明显。各地应强调宣传蒋介石此种全力对内的反革命作法，完全为敌人造机会，如不变计，必至闹到亡国；强调地提出我党中央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只有蒋介石立即悔祸，实行我党中央所提办法，才能使已被蒋介石开始破裂了的国内团结重新恢复，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挽救国家于危亡”。电报还指出：“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恩来同志坚决拒绝”。“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

同日　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第一个基本战略地区是鄂豫陕边，其办法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地逐步向西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第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

2月2日　关于日军进攻态势及中共在政治、军事上的方针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董必武等，指出：敌有占洛阳可能，汤恩伯、胡宗南、卫立煌主力有被击溃可能，“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我们的方针：政治方面，继续攻势，坚持十二条，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黄克诚部即改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已成全国人民心目中极荣誉的军队，这是皖南代价换来的。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彭德怀、左权，周恩来、叶剑英电：“中央决定在蒋介石对新四军问题没有满意解决以前，我八路军停止给他任何呈报（战报亦停止），亦不向他请领经费。他的来件，办事处可以照例收下，但不要复他。”

同日　在杨家岭住地同二月一日离开重庆今日回到延安的叶剑英，进行长时间谈话。叶剑英带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以及邓颖超送毛泽东的相片，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南事变前后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当晚，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一）剑英本日上午十时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19〕亦看到，为之神王。（二）小超同志照片收到，敬谢。”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雪枫、黄克诚：彭雪枫部和黄克诚部均须用新四军番号。刘、陈应“速将苏南、苏北、皖东、鄂中、淮北及克诚六部编为六个师，将各师师长、政委名单立即电告，以便军委立即发表委任令，广播全国”。

2月5日　和朱德致电廖承志：同意用毛、朱、周名义致电陈嘉庚、柳亚子、张一麐〔20〕等，对他们为全国团结抗战仗义执言表示敬佩与鼓励。

2月7日　在准备发给共产国际的《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上加写两段话。一段是：“中共方面的整个立场，见于一月二十日发表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与谈话，其中包括十二条要求，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党外人士例如冯玉祥〔21〕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参政员张一麐等看了，异常高兴，中间人士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引起破裂者，现在则赞成我党采取强硬态度。蒋、何、白原估计我们可以吓下来，以为苏联不要破裂，中共一定也不敢强硬，今见如此，出于他们意外，表示着慌，蒋几次派他的代表张冲、张治中〔22〕与周恩来商妥协办法，并派叶剑英返延。”另一段是：“综合各方情况，截至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间派的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象征。”

同日　关于日军进攻河南的形势和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分析，致电周恩来：“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召来的。”“蒋介石原知敌人一、二、三月内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同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会见蒋介石。八日，蒋介石收到罗斯福希望国共合作的来函。

2月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指示各地在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事变殉国烈士大会中，应要求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接受中共提出的解决时局十二项条件，平反皖南冤案。十日，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关于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死难烈士，前定二月十三日或以后数日内开会，兹决定缓开，待时局明朗后再通知开会。”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大会停开。

2月9日　进犯阜阳的日军开始撤退，同时放弃涡阳、蒙城等地。十日，败退到新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分三路向豫皖苏边区新四军进攻。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指出：这次日军进攻河南，扰乱了反共军对新四军的进攻计划，但在豫南战役中中央军损失不大，他们仍能布置进攻我们。二月六日国民党中央发出指示，要发动舆论逼使八路军、新四军退到老黄河以北，现在积极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反共军有三师两旅，看来反共高潮仍未降低。

2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等，指出：“此次敌寇发动华中攻势，其行动如山洪暴发，忽涨忽退，蒋此次反共计划一般地已被捣乱。目前整个形势在变化中。华中军事除李仙洲及王仲廉指挥之新二军仍继续执行原来反共任务外，汤军〔23〕主力正在进行休整”。“你们目前任务是求得巩固现地区，与李仙洲斗争”。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克诚部向西推进，求得与雪枫区域联成一片，以巩固华中阵地。”

2月13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李仙洲部两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主力先应向北退却，然后相机反击消灭之，一切靠自己解决问题。

2月1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一）同意以我党七参政员名义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二）同意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24〕

同日　关于目前国共关系和中共的策略，复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敌必向蒋进攻，某君〔25〕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我们的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十六日，又将这一电报发彭德怀、刘少奇。

2月15日　毛泽东等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共中央一月二十日所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未予采纳以前，拒绝出席参政会。十九日，周恩来将此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

2月17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指出：卫立煌“是可与合作人物，对他的政策应十分谨慎，应向着争取他与我们长期合作的方向去做”。“日蒋矛盾甚大，日寇仍有深入进攻可能。”“蒋介石强我华中部队集中华北的政策，日本认为是对它不利的（破坏它华北的根本利益），这亦是日蒋矛盾之一。”这个矛盾很可利用。“日蒋没有妥协以前，蒋大举对我进攻是不可能的，第一他没有便利战场，第二政治上不好动员，第三英、美都不赞成，第四蒋、桂已有矛盾。这一估计已经证实，故华中我军应加紧对付他的小进攻（如李仙洲、莫德宏、陈大庆〔26〕之类），但不怕他的大进攻。”“目前蒋、桂、何都陷于僵局，我再忍耐一下，时局于我有利。”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陈毅、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中共中央决定的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指出：“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新四军虽已无合法地位，“亦不应该去大后方，暂时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河南敌退后，彭雪枫过新黄河的活动应暂时放弃，主力向河南发展任务目前应改为准备而不是实行”。“对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行”。“在加紧准备机动部队中，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

2月18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四军所属各师军政负责人的委任令：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为第三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为政治部主任；彭雪枫为第四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萧望东为政治部主任；李先念为第五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为第六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彭雪枫，指出：“顽军虽有重新进攻华中我军之可能，然经日军‘扫荡’后整训须时，故雪枫部应在涡河南岸尽可能努力迅速建立根据地，不到不得已时不要全部退至涡河北岸与放弃涡南。”“可由黄克诚酌派一部分部队进至原雪枫地区。”

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杨尚昆关于华北情况和政策上几个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秘书处工作主要有政治、军事、党务、情报、同延安各机关的联系五个部分。会议决定调陶铸、胡乔木〔27〕等四人到秘书处工作。

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致彭德怀、罗瑞卿电，指出：前总在二月九日所发政治训令是不适当的。训令“混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理论上动摇了‘三三制’，使全军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整个资产阶级都已经或快要叛变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时期又要到来了。这样就将中央及全党一年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都有可能从理论上给以推翻”。“在现时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将使我们党孤立起来。中央曾经并正在努力向党内外说明党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统一战线政策”。“认为在统一战线教育以外另有所谓与统一战线教育相对立的阶级教育，在现时应该强调起来，而不知道统一战线教育即是阶级教育，即是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对现时还在抗日的各个资产阶层（大资、民族、小资）与地主阶层（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的立场和态度。除此以外，并无所谓另外单独的阶级教育。只有认为统一战线仅有联合并无斗争，才另有提出专门强调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之必要”。“在反共高潮时期，主要地应该防止的是‘左’倾危险，而不是右倾危险”，而二月九日训令势必助长“左”倾危险的发展。“二月九日训令包含着脱离中央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各项基本原则的倾向，我们明白这是由于皖南事变的刺激而发生的。须知皖南事变也罢，乃至蒋介石叛变投降与全面破裂也罢，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的基本原则是不会变化的。现在有些同志似乎觉得在皖南事变后，中央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中所持的原则立场已经不适用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2月21日　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28〕，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

2月22日　将所起草的叶剑英二月二十三日致张冲电，发给周恩来转交张冲。电报说，中共中央嘱叶剑英向张冲提出以下意见，请转达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并望答复。“一月十三日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命令是国民党方面表示开始破裂国共合作的行动。”“本党中央认为除由国民党方面采纳十二条办法之外，绝无任何其他办法足以挽救由国民党方面所引起的破裂危机，而此种破裂危机如不挽救，则民族危亡之大祸将随之而至”。“截至本日为止，国民党方面对于本党之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有加无已〔29〕。”“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满意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能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方法将毫无补于实际。”

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复周恩来的电报作了说明，指出：目前时局仍无大变，周恩来已将十二条要求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国民党非常着急。在皖南事变时国民党非常强硬。到蒋发表谈话〔30〕后，缩小范围，逐渐软下来，因为他们怕中间派同情我们，又怕军人动摇，胡宗南、陈诚〔31〕、卫立煌等都表示不愿马上内战，更怕国际压力。所以在周将公函交王世杰时，王要求收回缓发两天。宋美龄说蒋吃软不吃硬，实际上蒋对我们是吃硬欺软。我党目前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敷衍，另一种是采用政治攻势，像我起草的复周恩来电和叶剑英复张冲电的态度。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二月二十三日复周恩来电。复电指出：“同意你的根本立场〔32〕，但不拒绝谈判。”“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并须广泛发布。”应告张冲如下各点：“自一月二十五日将十二条交与张冲转达蒋先生后，国民党方面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函达参政会要求解决。”“如国民党方面认为可以谈判十二条，参政会方面自可暂时不付讨论，而由两党在会外谈判，但在谈判无满意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国民党方面如无破裂决心，必须迅即停止各方面的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

同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铅印单行本写如下一段话：“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目的在总结内战的经验。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战略转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许多问题，没有工夫再写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借供党内同志们参考。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

2月24日　电告周恩来：（一）李长江叛变，陈毅率新四军讨伐〔33〕，二十日占领泰州，俘获人枪数千，李率数百人西逃，逆部有两个支队反正，望广为宣传。（二）李仙洲向新四军进攻，陷涡阳、蒙城，彭雪枫部化整为零仍在涡河、新黄河间坚持游击战争。（三）七参政员公函明日可发表，并电香港。

2月25日　在一份关于华侨方面对国共分裂危险的反应材料上加写一段话：“国民党方面，在各方反对其反动措施的压力下，虽然不会变更其反共的根本计划，但更大的破裂，却有被制止的可能。只有国民党内部外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中间势力与进步势力加强其对买办资产阶级分子的压力，时局才有好转的可能性。”

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有电〔34〕悉。（一）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二）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三）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丙）派机送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除对我秘密党及办事处逞凶外，他处绝无办法。”国内外形势日益对我有利。“蒋介石反共是一定的，但大举是不可能的，蒋介石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了。”

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目前时局与中共对策问题，指出：现在国民党与英美方面都怕国共分裂，蒋介石企图拉拢我党及各小党派参加参政会。我们的对策是蒋如果不答应我们提出的十二条，我们就不出席参政会。

同日　周恩来、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告以蒋介石于今天上午约见各小党派代表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褚辅成、左舜生六人，原则上同意他们提出的成立由有关各方面组织的委员会等建议。随后，各代表即约周恩来谈话，说蒋已答应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周、董电报还说：蒋介石现用一切力量骗我们出席参政会，我们决不上当。他想以各党派委员会作为我们出席参政会的交换，我们也决不交换。关于各党派委员会的组织和讨论内容及中共代表人选等，请中央电示。

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一）可以加入各党派代表委员会，每党派代表一人。（二）我党派恩来为代表参加委员会。（三）委员会以讨论各党派关系（当然首先是国共目前的紧张关系）及国家大事为其任务。（四）委员会不属于参政会。（五）我党参加委员会，但在十二条没有满意解决前，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

同日　修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以周恩来或董必武的名义向张冲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致周恩来的电报。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发还皖南所有被捕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出席代表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3月1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由于国民党不肯接受中共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拒绝出席会议。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谈判无结果坚决不出席参政会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急电〔35〕，指出：“（一）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令保证，绝对不能出席（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二）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延安回电已到，为顾全大局起见，同意临时办法十二条，在有结果有明令保证时可以出席，以示我党仁至义尽。（三）判断此次谈判决不会有结果，故你们的决心须在不出席上，亦不宜外出活动，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如我们此时出席，我们即失掉一切立场，结果将非常之坏。（四）即选周为主席团，亦决不能出席。”

3月2日　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再致电周恩来：“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来电，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

同日　急电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对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本日致国民参政会公函，表示“完全同意”，并嘱“立即转发港、沪并广播各地”。董必武、邓颖超的公函说，他们经中共中央同意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如得国民党政府采纳并有明白保证，他们将出席国民参政会。

3月4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蒋将继续增加对我压迫，请作准备。”“参政会通过拥蒋案以报复我之不出席，但我如出席亦会通过此案，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便上大当，故不出席是千对万对的。”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彭真，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关于机动部队准备事，须能适应走与不走两种情况，决不可一心一意只准备走，致放松坚持根据地的决心与注意力，及耗费太多之经费，因此应该以准备兵力与现款二事为宜，其他如船只、粮食、草料等项不特别增加经费，凡须特增经费者，须从缓办。”

同日　致电廖承志并告周恩来：对国民党“参加英美集团或订立中缅协定一事不必强调反对，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先就目前时局问题发言，说：过去我们的“佳电”及撤兵，一方面取得了中间派的同情，另一方面使国民党抓住我们怕破裂，更加向我们进攻。在我们向参政会提出十二条时，蒋表示着慌。我们继续坚持强硬的立场，蒋动员所有小党派向我们要求出席参政会，因此我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提出新的十二条办法。这一次我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个战士坚持了党的立场，这是有重大的意义。我认为我党此次坚定的立场是对的，给了国民党以坚决的打击，会给各方面以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孤军奋斗是有极大的意义。我党外交政策并不反对英、美援华，但反对参加英美集团。我们不反对参加中缅联防，在反日的目的下赞成中缅联防，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现在以大势观之，国民党反共政策是不会停止的，但在日本南进的政策下反共高潮将会降低。在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说：财政方针主要是发展的方针，手段是票子。应当转变过去的紧缩政策，根据新的方针，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纸票新增发六百万元，因为现在特别需要，不得不发。以二百万投资盐的生产，二百万买粮食，一百万支付中央与边区的经费，一百万由银行周转。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过去提党内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后来改用反对贪污腐化的口号。

3月6日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会议之演说，重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滥调，攻击中共提出的解决时局善后办法十二条和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但又不得不声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会议通过对毛泽东、董必武参政员等未能出席大会事件之决议，并以大会秘书处名义再次致电中共七参政员，促其出席会议。

3月8日　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复电国民参政会，再次说明不出席参政会的理由，指出：中共为挽救时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迟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二人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但亦未蒙政府置答。复电重申这两个十二条是中共七参政员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的条件。如能在此会期间，“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议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日”。

同日　出席在文化沟举行的延安“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时局问题发言说：此次参政会，中共不出席，邹韬奋等退出，已变为反共的反动的舆论机关。蒋介石在参政会上报告，说对我党提出的十二条一条也不能答应。现在不理他，待国民党八中全会时给以政治上的进攻。会议决定，中共对此次参政会采取不理态度。会议还讨论了召开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当天，毛泽东起草中央书记处通知：各根据地对重庆国民参政会的一切东西不要发表，也不要批评，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同日　致电周恩来，分析蒋介石六日在参政会的演说并提出对策。电报说：“我们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报纸发表我们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我们七参政员齐〔36〕电，亦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延下去，就是所谓拖，可能再拖一年。”蒋介石六日演说，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委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我们却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报及路上少捉人）。”

3月14日　复电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表示对美洲侨胞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指出：自国民党发出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后，国共合作已遇到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决时局的善后办法和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希望“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

3月1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删未电〔37〕悉。（一）可以先解决新华、捕人、发护照、发饷等小问题，惟对大问题绝不放松。（二）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情势不容许他不让步。”

同日　电告周恩来，驻安徽、河南的蒋桂两系在地盘问题上发生严重矛盾，白崇禧电告李品仙保存实力不打硬仗，对东进“剿匪”已完全不提。

3月17日　关于日苏订立条约对国共关系的影响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急于转圜，似乎是由于近日国际关系。”“松冈西行目的在订立日德、日苏两种条约，两约如订，大战即发，英、美要阻止日、苏订约，命蒋向中共转圜，蒋亦甚惧日苏亲善，似有求助于我之意，日本则利用国共恶化，有求苏助日制蒋意。”“如日、苏只订经济条约不订政治条约，蒋有答应我临时办法各条可能，如日、苏订立政治条约，则国共、中苏关系均可能一时恶化。”

同日　为《农村调查》一书写第二篇序言。序言指出，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这篇序言和四月十九日写的跋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3月1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目前时局的通知，指出：“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同时，“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

3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通知，并决定缓发。在讨论出版发行工作时，毛泽东指出：要使发行与消耗量相适合，要出版教科书及通俗书籍。合并刊物问题〔38〕，现在继续停刊，把文章放在《解放》上。会议决定合并刊物后，暂时只出版《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四种刊物。

同日　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询问：蒋介石组织党派委员会有何用意？蒋是否同意党派委员会只能是商谈接洽机关，不是决定机关，一切有关某一党派的问题非经该党派同意不生效力？蒋是否想借此站在各党派之上，以便统驭全国？以上各点请立复。二十日，周恩来、董必武复电毛泽东，为了对付蒋介石拉拢各党派而组织党派委员会的计划，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向蒋提出党派委员会必须置于参政会之外，各党派必须平等。

3月21日　致电周恩来：“号〔39〕午电悉。（一）党派委员会问题中央还未讨论，请暂时不要答复他们。（二）请你考虑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是否更妥当些，因蒋目的在使我加入党派委员会束缚我们手足。”

3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对国共关系忽视了斗争性，因此边区也失掉些地方，直到张国焘逃跑后才解决，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定。

3月　关于从重庆订购书报问题，三次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要订购的书报有：《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重庆各党派集团及昆明、桂林等地的报纸、杂志；向中国文化服务社订购各种政府公报、杂志、报纸；向中国经济研究所订购《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三九、四〇年版）、《中外经济拔萃》（创刊起全要）。并要求将商务、中华及其他书局出版的有关中国经济书籍尽先寄来，“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

4月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李先念部队有绝大战略意义。办事处、新华日报及重庆、桂林、贵阳各地一切应疏散的党与非党的干部，应千方百计尽其可能送到李先念那里去。”

4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准备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的提纲，内容是关于最近六个月来同国民党反共高潮作斗争的经验总结。这个提纲的八点内容，都包含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的教训的党内指示中。

4月5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彭德怀、左权，陈毅、刘少奇，对山东、华中的战略部署提出意见，指出：“在日蒋矛盾依然尖锐存在条件下，反共军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给我党在山东、华中巩固扩大根据地以有利条件。”“但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因此你们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中央已同意中原局建议，陇海路以北的党与军队之领导，仍归还北方局与八路总部，陇海以南则归中原局与新四军部，华中局仍称中原局。”

4月8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蒋有派两个师绕道绥西进驻榆林向我压迫讯，其中一师系新编第三十四师马志超部已到宁夏。蒋派陈长捷为晋陕绥边区‘剿匪’总司令，日内率直属队经陕、甘、宁夏似赴榆林。蒋之目的在夺取盐池，压迫绥德。请严重向蒋交涉。”

4月9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根据各处消息，蒋介石有从北面布置兵力向我压迫的可能。请一面向蒋抗议，一面告诉刘斐，盐池为我给养命脉，如被占领非与蒋拼命不可。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续范亭并告彭德怀、左权：“蒋有加强北面兵力攻取盐池并南攻绥德可能，你们应准备抽调有力部队准备于必要时西渡增援，暂在原地待命。”

同日　致电廖承志，请他在香港为延安儿童保育院购买听诊器、窥耳器等医疗器械。

4月10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本日三次致电贺龙、关向应等，指出：何应钦到西安布置“剿共”军事，李文部分驻宜川、洛川、宜君、耀县的四个师似有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如其进攻则可能是突然袭击延安、富县两点。你们应做好准备，并准备抽调五个团待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为保卫延安之用。

同日　致电周恩来：蒋介石似有袭击延安的企图，望立即揭穿，并告知友人。

4月11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廖承志及各战略单位，通报说：据息，何应钦此次来西安是主持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已于十日在临潼开会，讨论中心问题为进攻陕甘宁边区之部署，进攻边区总指挥已决定为胡宗南，在一个月后开始进攻。

4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指出：“准备机动部队集结集训，布置甚妥”。“惟集结位置须选在行止两用之处，庶依情况须行则行，须止则止，可以活用”。

4月13日　《苏日中立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指出：“如果蒋介石冒险打延安，我们现时还只能决定内线作战，不是打出去，一二〇师兵力须在保卫边区同时又相当兼顾晋西北之两点上。”“蒋介石是否决心打延安主要决定于蒋对苏联态度，日苏条约订立后蒋之态度如何尚须数日才能看清，但我现应放在蒋决心打延安一点上来布置。”

4月14日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和蒋介石准备进攻延安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对蒋进攻延安阴谋准备公开揭破，但还拟看一看，如蒋知难而退，则饶他一次以免引起紧张局面。”

4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日中立条约，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毛泽东发言指出：苏日条约订立之后，苏、日双方都得到自由，但对中国问题没有解决。蒋介石目前有三大困难，即财政、外交与中间派问题，中间派对投降与反共都不积极，财政困难更大。目前不会有新的反共高潮，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似还不会立刻到来，但我们必须准备。会议还讨论后方工作、在延安出版日报等问题，决定成立后方工作委员会，统一管理延安党、政、军、民整个后方工作，由叶剑英负总责；决定由原指导陕、甘、宁、青等省工作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统一领导西北工作；决定秦邦宪为即将在延安出版的日报〔40〕的社长兼主笔。

4月17日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历来认为苏联依赖他的抗日，他乃敢于放手反共，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摆在蒋面前的是外交、财政、中间派三大困难问题。关于外交者是第一日本威胁加重，第二美、英重心在对德，第三苏联获得自由；关于财政者是收入不足十五分之一（五万万对七十五万万）；关于中间派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地方实力派并不热心反共也不赞成投降。”“在日苏条约订立、苏联获得自由之后，蒋投降与反共将更加困难”。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为了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反共，军事上迟阻李仙洲援助韩德勤，同意陈锐霆〔41〕团在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口号下光荣起义，起义后照外围军待遇。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指出：“你们部队主力择适当地点集中整训，不要妨碍生产建设，以便坚持根据地。延安亦是这个方针（准备应付蒋之万一进攻，但不妨碍生产）。”

4月19日　为《农村调查》一书写跋，指出：现在党的政策既不是十年内战后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陈独秀主义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同时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4月20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指出：陈锐霆团起义后不要改为八路军或新四军番号，可称九十二军独立旅，陈任旅长，保存外围军形式，归彭雪枫指挥。二十一日，再致电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等，指出：如昨电所说陈团起义后仍打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九十二军的旗帜。“对陈团内部须坚决执行一个路线的转变，使全团掌握在党的领导下，主要军职以党员与可靠分子充之，但须团结一切不反共的中间分子。”“惟有实行这种革命的两重性政策，才有利于争取国民党军队，也才有利于团结陈团中的中间分子。我对陈团的政策和对山西新军的政策是一样的，但和山东对一一一师的政策不同，山东没有采取内部坚决转变的方针”。

同日　复周恩来十九日来电，同意他关于国民党统治区顽固派、英美派、亲日派、中间派等对苏日条约所持态度的分析，指出：在德国打击下，英国对苏邦交即将好转，美国亦将大体上取英国的步骤，决不能得罪苏联，中国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对苏献媚。“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决不敢对日本取强硬态度”。“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指出：无论蒋介石是否马上进攻延安或增兵榆林，从聂荣臻处调两个旅至晋西北机动位置是必要的。两旅到后主要集结整训，并从事生产。

同日　致电周恩来，请他为续范亭购买药品。“续范亭胃病甚重，似胃溃疡，来延医治，略有好转，请购乐努食丁二十盒航快寄来为盼。”

4月26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见蒋介石时可提出：（一）要求他派飞机送你回延安参加大会〔42〕。（二）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军发饷，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

4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审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拟在第二届参议会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决定照毛泽东的修改稿通过，于五一劳动节发布。会议还通过以高岗为书记的中央西北局成员名单，并决定组织一委员会，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问题。

4月28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修改和发表问题，写信给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信中说：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付上二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干部人手一张。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并张贴于通衢。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区中央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过多次修改。纲领共二十一条，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九、第二十条是毛泽东起草的，对其他一些条他也作了重要修改。第七条是：“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第八条是：“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之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第十条是：“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及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第十四条是：“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第二十条是：“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4月30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指出：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的游击战争。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发展前途，可划为第八师区域。

5月1日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同日，《新中华报》刊登的《边区中央局发布施政纲领》报道中说：“此纲领内容极为重要，不但表示团结抗战之总方针，并包举各方面的正确政策，例如军事政策，优抗政策，‘三三制’政策，人权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洁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文化政策，妇女政策，民族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及外国人政策等。”“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人员称，边区中央局此项施政纲领之发布，适当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激烈变化之时，实具备着伟大的政治意义，不仅陕甘宁边区可以施行，而且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均可以施行，即在全国范围内说来，亦必有甚大之影响云。”

5月2日　致电周恩来，要他就陈长捷至西安事质问国民党，指出：“如陈至榆及向榆林增兵势必引起重大纠纷，如保持榆林现状，我可保证不向榆林、宁夏、内蒙作任何行动，否则引起纠纷责在彼方”。

5月5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陈毅、刘少奇并告彭德怀、左权，详细告知国民党军在华中的动态及蒋介石同桂系的矛盾。指出：蒋、桂在华中的防区方面有重大矛盾，“各欲置对方于危险地带，置自己于有利地带”。据汤恩伯称，已奉蒋令，该集团负责区域划定为淮河以北，平汉路以东，黄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地区，“亦可见蒋攻我之心未死，没有敌人大举‘扫荡’，他是不会放手的”。自苏日条约签订后，国民党苦闷彷徨，桂系亦感无出路，据重庆消息，白崇禧很苦闷，说蒋介石“反共无决心，和共亦无决心”，近日白、蒋间颇有隔阂。

同日　和陈伯达致电周恩来，急切需要购买以下各种书报：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列强军事实力》、《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以及该所出版的各期《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西南实业协会编辑的《四川工厂名录》；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辑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西南实业通讯》、桂林出版的《实用国民年鉴》；并询问前托购的商务出版的方显庭的《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一书，是否已购得。还指出：“关于各种统计公报及经济书籍，这里很需要，此后请指定专人多为购买，重庆运来书籍以此类较多为好，请嘱办事处同志注意。”

5月7日　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战役）开始。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约十五六万人，虽有八路军积极配合作战，国民党军仍然溃败，退出中条山地区，在三个星期内，损失兵力约七万余人。

5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重庆国民党方面要刘斐同周恩来谈话，说明日军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要求我们在军事上配合。会议决定复电周恩来。会议还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的党内指示，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用电报发各战略单位。这个指示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我们的方针是“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时期的两次反共高潮都证明：“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

5月9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提出我军在日军进攻中的方针。电报说：“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两交通线。”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我们方针，“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5月10日　致电周恩来：“已电总部拟具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

5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陈毅、刘少奇，指出：“敌占领郑州后意图不明，蒋令何柱国〔43〕袭击陇海线，扰敌后路，兼有防我意。为减轻蒋对我恐惧起见，彭、邓〔44〕所部，不应越过津浦线以西，仍在原地不动为要，张、罗〔45〕亦不可扰击李品仙。”

5月14日　关于党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配合作战，致电彭德怀，“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

同日　致电廖承志：“（一）日寇准备大举进攻，我军决配合国民党作战。（二）对鲁斯〔46〕一类美国人可与之多联络，表示我党坚决抗日到底，武汉失守后主要抗战的是我党，国民党打得很少。我党对内要求，只有一个民主。对外交是主张与英、美联系的。”

同日　致电周恩来，要他告诉崔可夫及党外人士：“武汉失守后，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共、放松对国，以利诱降。故两年半来，国民党对日打得很少，它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了。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对目前进攻，又决定配合作战。东条陆相在今年一月议会中声明，重庆政府自前年冬季攻势以来没有打什么仗，只有共产军作了有力反攻，就是证据。”

同日　和朱德致电彭德怀：据报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扬言渡河。又传日军于日前由平民〔47〕抢渡，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正在疏散，人心惶惶。“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如何望告。”

5月15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电告彭德怀、左权：八路军总部应不断向蒋介石等通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包括全华北的），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关系好转。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全文如下：“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至为至要。”

同日　致电廖承志、周恩来，请他们在香港、重庆为续范亭购买治疗肠溃疡的乐努食丁注射剂五十盒，速寄延安。

5月1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写发刊词。发刊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本报的使命。“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

5月18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社论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中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德国大胜利，二是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三是苏联的和平政策。我们一般地估计国际问题，特殊地估计日本问题，都不能离开这样三个特点。”否则就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正确或不大正确的结论。德国有夺取世界霸权的趋势，英、美对付德国的“锦囊妙计”是：“不让希特勒向西，不让苏联置身事外，又来一个欧洲慕尼黑，这就是他们的总方针。”“再一次施行远东慕尼黑，利用中日矛盾与苏日矛盾，迫日向西向北，以配合其迫德向东的西方政策。”对于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很多人是估计过低的，殊不知“基本上决定日本的动向的正是中国”。“中国现在是一堆民族革命的大火，在这里高举着火炬的是几万万人，而共产党则站在这个火炬行列的最前线。”“世界究竟是谁人的世界？帝国主义强盗们说一定是他们的世界，而人民则说一定是人民的世界。中国究竟是谁人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者说一定是它的中国，而我们则说一定是中国人的中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答复这个问题。”“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无法估计革命力量之发展，这一点是反动派们注定了的致命伤。”

5月19日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但在这一结合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党内许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报告提出三点建议：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这个报告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起了推动作用，给全党的整风学习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何凯丰〔48〕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在讨论中毛泽东最后发言，指出：大革命时期恽代英领导青年团是搞广大的群众运动。苏维埃时期形成狭小的组织是错误的第二党方针。抗战时期青年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组织问题上有缺点。现在群众运动发展了，我们的观点还落在后面。群众生活是广大的，我们了解的很少，主要错误是反映群众生活不够。我们对青年工作是重视的。中央青委的主要任务是政治领导，过去对掌握政策注意不够，而且要注意了解群众要什么政策。青年工作要提高一步，不是要搞基干组织，这次讨论否决了基干组织，而是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把落后群众提高起来。

5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揭破远东慕尼黑新阴谋》的通知。通知号召全党揭穿和反对正在酝酿的“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指出：日本在发动晋南战役的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事实上，“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作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就目前形势和统一宣传问题，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指出：日军发动此次小规模战争，现华中、华南已退返原防，晋南亦无大战，证明其目的仅在吓蒋，此次进攻似已至结束期。“目前西方新慕尼黑危险虽因苏联的坚强政策暂时被打破，但东方新慕尼黑危险却日见增涨，日、美、华妥协反共反苏反德的阴谋正在东京与华盛顿交换意见，国民党两星期来对国际局势一言不发，而只宣传共产党如何不配合作战，可见其正在沉机观变中”。“在此时局动荡之秋，我党宣传必须统一于中央的宣传政策之下，因此我军各首长必须严格遵照中央二月一日指示〔49〕不得随便发表意见”。

同日　复信旅美华侨王履孚、甄玉莹等，信中说：“比接正月十二日大札，具见关怀祖国，力主团结抗战，钦佩良深。”“所可虑者，美、日妥协诱迫投降之说，近忽甚嚣尘上，远东慕尼黑之阴谋，死灰复燃，亲日派之活动，未可忽视。”“所可告者，不论国际风云如何诡谲，敌伪与亲日派如何呼应，中共同人必与国内一切真诚抗日之党派团结抗战到底，不达民族解放之目的誓不休止。”

5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提出：目前西方慕尼黑阴谋，已经暂时被打破。由于德国对英战争的不断胜利，使英、美对日将有更大的让步，以便集中力量应付欧洲，因而东方慕尼黑的危险仍然存在。蒋介石在今年四月以前是以皖南事变来缓和日本的进攻，当时何应钦到西安布置“剿共”，企图以向我进攻来取得日本的停止进攻。最近日军对华的进攻是“游击战”，目的在于逼蒋投降，没有准备进攻洛阳与西安。目前，日本对于中国问题的办法尚未完全确定，国民党的态度也还未决定，最近三个星期没有发表谈话。我党应积极揭破和反对这种阴谋。关于党的对外宣传问题，指出：过去习惯对外宣传不统一，表现在各根据地宣传政策不统一，今后要统一起来。会议决定中央对外宣传工作统由秦邦宪负责。

同日　和朱德致电卫立煌，指出：“目前惟有国共团结并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实行亲苏外交，坚持抗日到底，方能挽救危亡，美国是靠不住的，日、美、华妥协阴谋必须拒绝。”“我们所希望于国民党的只是（甲）坚持抗日；（乙）民主政治；（丙）改善国共关系这样三点而已。关于改善国共关系又分三点，即（甲）对新四军问题予以解决；（乙）对八路军饷弹予以发给；（丙）对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予以停止。除此以外，并无其他要求。”电报还说：“赞同卫长官与胡宗南先生会见，时间约定后，我们即派南汉宸来洛，共商团结对敌大计”。

同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对国民党的第二个将军（第一个问我们是否配合作战，第二个问我们是否拥护国家中心，都是向我们将军），暂时应置之不理，你意与我们一致”。“卫立煌对我积极配合作战甚为兴奋，他提议约胡宗南在洛阳会见，并派车接南汉宸去，共商团结抗战大计，我们已复电同意。”

5月30日　电告彭德怀：“九个月来中央社第一次广播我军战绩，谓据洛阳讯，我军已截断正太路车不通等语，是卫处已起作用，望对正太、平汉两路战绩多报卫、蒋。”“为答复国民党造谣诬蔑，新华社已予以反击（反将一军），待国民党语调好转我亦放缓和些。”

同日　致电周恩来：“二十七日罗斯福炉边谈话〔50〕仍具两面性，即迫德妥协与准备参战。对东方仍含日、美妥协阴谋。”

5月31日　致电周恩来：“英、美方针在西方是迫德反苏，在东方是英、美、日、华妥协反共反苏，时局之紧张空前未有。赫斯走后〔51〕略见好转，且看下文。”

5月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名发出《军委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有：一、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使生产工作能够遵循着党的财政经济政策来进行，克服违反政策的行为与本位主义，做到先公后私。二、提倡现品自给。三、加强后勤所属各工厂的生产。四、彻底实行贸易政策。

6月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被雷电击中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这个农民，毛泽东加以阻止，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检查发现是公粮征多了，一九四一年征二十万担，人民负担太重而不满。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减征公粮，一九四二年的公粮由原定的十九万担降为十六万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的负担，受到了群众的拥护。

6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在六月十八日，七月十六日、二十三日、三十日，八月六日、二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听取彭真的这个报告。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询问关向应病情有无起色，并告药物即寄去。

6月6日　电告周恩来：“中条山战事已告段落，敌人似在收兵休整，下一次进攻方向可能是河南。”

同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草案（曾经六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给何凯丰、胡乔木写如下批语：“关于过去青年团，将白区、苏区加以区别，似更好些，如同意，请给洛、弼一阅。此决议抄正后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发广播，个别地方（包括重庆、香港）还发战报台。”

6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指出：目前大局，可能德国继续反英反美，美国参战，造成长期战争；中国则继续国共合作，造成长期战争，长期磨擦。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要准备继续四年的长期战争。现在华北、华中要支持长期战争，就要加强政治工作，实行七分政治，加紧敌伪军工作，不要像百团大战那样硬打。现在国民党的方针，也不是大打，桂系将采取守势，日军将继续进攻中国。会议还讨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问题，决定由毛泽东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的党内指示。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电陈毅、刘少奇，指出：估计日军在最近转移大军“扫荡”敌后尚不可能，皖北情况尚不十分严重，同意新四军第四师主力东开休整的部署，但应注意皖北原有阵地的坚持。彭雪枫等四师在皖北所得的经验教训应深入检讨，并将结论电告。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关于太岳军区问题，事关重大，中央正在慎重考虑中，日内即有答复，部队暂勿行动。”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即电彭德怀、左权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指出：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必要。当此中央军在中条山溃败，日军仍将继续进攻，而在东方慕尼黑危险尚未过去的时候，我们对蒋方针着重在拉，而卫立煌在拉蒋抗日问题上有更大作用，目前卫立煌处境甚为困难，我们须极力同他拉好关系，予以种种援助，万万不可把关系弄坏。因此，你们所提建立太岳军区及派兵南下的计划，在目前时机是不适当的。因为这将给国民党亲日派以投降反共的借口，给蒋以刺激，给卫以反感，结果将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这一计划暂不应执行。

6月9日　关于在冀南平原地区同日军斗争的方针和政策，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指出：日军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区。击破日军的“蚕食”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打破日军分离我军民团结的毒计。“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隐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隐蔽的方式，不能与根据地一样”。

同日　起草朱德、彭德怀致卫立煌的电报〔52〕，指出：“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53〕、西安可能，八路军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惟配合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敝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袭，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此间接配合也。八路军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之破袭及黄河北岸之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以利贵军主力在黄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德等愚见，认为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则牵制敌人难期速效，盖敌之重兵已集济源、运城地域，仅作远道配合，究属远水难救近火，此次中条战役其证明也。”“今之建议，亦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如批准上述建议，“敝军到达中条及三角地区时，须请求允准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盖德等认为唯有此策为最有效。此次中条失利之原因固多，而无民众组织以障蔽敌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实为主因，并非兵不精将不勇或指挥不善之咎也。”

同日　关于中条山战役后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复电周恩来，告以彭德怀、刘伯承等部署进占中条山，中央已去电制止。指出：“此事只能取合法步骤，朱、彭给卫建议一电即转给你，望你在渝有所活动，蒋如真欲保卫河防，只有让我进入中条山，如他不许，则我可解脱责任。”此次中条山战役的损失，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损失。“目前我对国民党方针是着重于拉，中条失败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

6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等，指出：“目前我党方针在拉蒋抗战。我军应坚持党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的原则。”如有向国民党军进攻的行动，应立即停止。

6月13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征求他们对取消抗大总校的意见。电报说：抗大总校在目前各分校极端分散而又遥远的情况下很难进行领导，事实上各分校在各地区兵团的直接领导下仍可进行教育工作，教育方针与教材等归军委第四局负责，因此我们意见取消总校，将总校改为一个分校。

同日　林伯渠、谢觉哉来访，谈话至傍晚。夜，毛泽东写信给林伯渠，信中说：“今日所谈，系大政方针与人事政策，承你同意，以后必可办通。”关于预决算，有两点还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封信写好后当时没有发出。十五日，毛泽东又在信上加写了以下内容：（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计算中应把自力更生部分打进去，“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

6月17日　致电周恩来，说：“你的一文一信〔54〕《大公报》的复文〔55〕（《大公报》此文很有意思，很可注意）都看了，你的信与文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依你观察，此刻是否到了蒋转弯的时机，可否找张季鸾、王芸生开一次谈判”。“向他们申明只要不妥协不反共，我们是拥蒋（所谓国家中心）到底的，否则是蒋拒绝人家拥他，解散新四军，对八路不发饷弹，公开的普遍的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叫人如何拥法？问他们有无改善国共关系的办法。”

6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继续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外，还作出以下决定：（一）为着更能统一与集权地解决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与批准党、政、军三方面的各种预算、决算，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成，林伯渠为主席。（二）改变过去经济自给的办法，准备实行统一的实物供给制度，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主持。（三）抽调一部分学生参加陕甘宁边区的实际工作。

6月22日　德军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6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谭政复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同意陈赓、薄一波〔56〕统一太岳军队的指挥，同意组织太岳纵队。

6月26日　在起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英、美、华都站在苏联方面，现在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对抗，其前途对苏对华有利。中国时局可能好转，我们方针是争取好转打击日寇。”

6月28日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复电刘少奇，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在抗日一点上确是如此，在民主一点上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反对力量，但在我根据地内则大地主大资本家为保存其经济利益为向我作合法斗争亦可赞成我之民主政权。故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电报还指出：“在中国孤立大资本阶级与俄国孤立资产阶级不同，在中国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国则是绝对孤立政策。”

同日　复电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指出：“你五月三日电的观点是不适当的，是错误的，六月十五日电亦还未改变。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裂统一战线，他还是两面政策”。“罢工罢课的策略只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八路南下的策略也只能加深国共裂痕，与中央缩小裂痕的方针是不合的。我们对付蒋介石反共政策的方针只应该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政策，你的意见却超越这个方针。”电报还指出：“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态度尤须慎重，不可大意。”

6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会上张闻天作《纪念我党二十周年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6月30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当日寇有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险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

6月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指出：“在党外要深入地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它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今天无论在国际国内任何困难情况下，它都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到底，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它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它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7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要求“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还指出存在于党内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的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

7月2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指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将在华北加强镇压。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同日　致信续范亭：“重庆买的药已到两盒，送上应用，不知是你讲的那种无误否？闻尊体有进步，大家都欢喜。我有些不适，近日已略好，勿以为念。”

7月5日　致电周恩来：“一、七七宣言今晚最后脱稿，明（六日）上午开始广播。二、宗旨主要拉英、美、蒋反德、日、意，但包括对蒋批评。三、你可将我党力主团结之方针告张冲，以影响他们的宣言。”

7月6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大家应该警觉起来，特别团结，特别努力，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脚踏实地，向前奋斗，配合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我们的完全胜利”。宣言提出中国当前内政外交十项基本方针的建议，并重申：“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7月8日　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我患肌肉性发炎，需用亚陀方耐尔，延安已无此针剂，别人亦需用，拟请设法购买若干，如有可能则买五十盒。

7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七月九日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的指示，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指示。

7月15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关于准备配合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关于见蒋，张冲既两次来催，似可一见，看他说些什么，如能释放叶挺及发八路几个月饷，国共关系即可开始转圜，但仍不可求之过急”。“英苏协定〔57〕将成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在政治上只能跟着这条路线走，不能操纵一切了。英苏协定将影响日本，增加其顾虑，亦将影响中国，促成中苏、国共的好转。”

同日　写信给刘雪苇〔58〕：“来信及提纲〔59〕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书。”

7月18日　关于准备配合苏联对日作战的方针等问题，复电刘少奇〔60〕，指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他是很机会主义的，很精巧的。”

7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如何对付国民党最近制造的第十八集团军“近复擅自行动”的反共谣言。会议决定采取以下应付办法：用事实揭穿这一谣言，并指出国民党准备在苏联西线战争吃紧的时候压迫我军撤到黄河以北，美国企图拉拢日本退出轴心国，酝酿东方慕尼黑阴谋；解放社发新闻或社论进行驳斥。会议还讨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照毛泽东起草的草案通过。

7月22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董必武电，请向各小党派说明：“（一）我们决赞助他们的民主运动；（二）国民党正在发动反共宣传，目的在杀鸡给猴看，打击各小党派，目前还谈不到对十二条的让步问题，仅在国民党真有好转诚意时，我们才准备谈判具体条文（对某几条可以商量）。”

7月24日　下午，谢觉哉来访，谈话至夜晚，派汽车送谢回住处。二十六日上午，谢写信并附《池盐运销研究》一文送毛泽东。当夜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访谢，谈话至次日晨一点方归。

同日　致电彭德怀：“此次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全由何应钦一手主持，得蒋默认，但为英美派郭泰祺〔61〕、王世杰等所反对！自我们联络英、美在华人员与英美派，集中揭露亲日派阴谋后，据恩来二十三日电告，彼方〔62〕业已失败。”

7月30日　关于尽量吸收医务人才的问题，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向各兵团首长发出指示：“医务人材培养过程很长，且技术不易高深，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上进步不大，今后应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材，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政治上作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作专门家待遇之。”

同日　关于当前形势和斗争方针，致电黄克诚并告刘少奇，指出：“只要苏能胜德（两星期来德军已无进展），日必不敢反苏，只要英、美、苏合作（英、苏已订同盟，美、苏日益接近），蒋必不敢大举反共，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假如日冒险攻苏，蒋迫我北上，我之方针亦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未改变前仍是与敌人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期游击战争。华中、山东部队决不北上，对蒋之进迫则取自卫政策，对国民党每一反共宣传与反共行动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对蒋、何是何反我我亦反何，何停我亦停。此种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不为一时一事所冲动，望注意为盼。”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继续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外，还讨论改革中央机关组织机构问题，延安学校合并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分工问题，各办事处工作管理问题等，并作出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

7月31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信中说：“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信中还建议他们：“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

7月下旬　作家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到毛泽东住处辞行。他向毛泽东谈了他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并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挽留萧军留在延安，并托他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

7月　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精神，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九月八日又改名中央研究院），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8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8月2日　复信萧军：“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63〕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8月3日　为加强河防事，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周士第，指出：据报军渡、碛口线集日军四千余，准备渡河。查王震旅主力北调应付何文鼎〔64〕，河防空虚。望迅速布置加强河防兵力，准备打击渡犯之日军，另以一部从侧面威胁，务使日军不能得逞。

8月5日　复信谢觉哉。信中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65〕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在短时间内，总结一下边区工作很好，请准备材料及意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很好。”

8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继续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外，主要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争论问题。关于增发边币问题，原决定发三百五十万元，因经费困难至今年六月已发一千五百万元，有一种意见认为，边币贬值都是由于发行多了。关于盐的产、运、销问题，一种意见，主张由边区政府管理，盐的运销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认为官督民运会引起民变；另一种意见，主张由留守兵团管理，由政府组织民众运输。会议决定委托毛泽东召集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陈绍禹、任弼时、朱德商谈，统一思想，解决问题。会议还决定调南汉宸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

同日　致信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提出意见。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则：（一）“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信中最后说：“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

同日　致信林伯渠，询问边区财政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并索阅预算表及林的边区财经意见书、三年计划等。

8月9日　复信谢觉哉：“八日信及安塞报告均收，已看一遍，尚待详看。准备开的总结会议是积极的，非单为辩论个别问题，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大家希望能统一意志与统一行动，我意须确定一行动纲领，否则无法统一。”

同日　致信高岗、陈正人，信中说：谢老八日信及所附从安塞来的报告，均附上，请察阅。“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

8月10日　致信萧军：“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当天晚上即与萧军晤谈，当萧军谈到《解放日报》拒绝发表他们与周扬争论的文章时，毛泽东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

8月11日　傍晚，从杨家岭住处漫步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住地，看望萧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不巧罗烽、舒群不在。

8月12日　致信谢觉哉，谈劳役和边区政府党团问题。信中说：“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边府党团不应与政府委员会混同，党团只须三五人，任务是掌握政策”。

同日　清晨，致信萧军：“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当天早餐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共进午餐。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也在座。

8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等问题发言。关于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一百四十万要供给八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八百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多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于民营的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运盐要不违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

同日　致电张冲〔66〕家属，吊唁张冲去世。

8月14日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代表十余人，向他们了解绥德、米脂的民情及民众呼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想把中国搞好，希望把这个意思转告绥、米父老兄弟姐妹们，并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帮助和改进当地工作。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王世英，指出王靖国〔67〕即将东进中条山，显然是制造晋绥军与八路军磨擦的阴谋。指示王世英去见阎锡山，请阎保证王靖国东进后不反对八路军，保持八路军与晋绥军的良好关系。

8月17日　致电彭德怀：“中条山十县既只有敌伪全无友军，派一个团带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是很对的。如有必要还可酌量多派一点，以不使卫〔68〕感到威胁为度。阎锡山与蒋矛盾甚大，向我们拉拢，王靖国部队东进，目的在占地盘吃饭，我们应让他占一部分地盘不与摩擦。”

同日　关于对伪军的政策问题，和王稼祥、谭政、傅钟致电陈毅、刘少奇：“对待伪军应采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对伪军中的两面派分子，应控制使他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们。“对伪军俘虏，不分官兵与社会出身，原则上一概不杀。对我成见深放了又来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杀，即再捉再放的办法比杀的办法要好，效果要大。”“我们应耐烦地采取七擒孟获政策。”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陈毅、刘少奇电，指出：“十日电〔69〕悉，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能大举向西发展。目前中苏英美、国共两党均亟需联合对付法西斯，桂系李、白亦与何应钦有区别，故不宜大举西向。”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言对八月十四日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70〕进行分析，指出：罗丘宣言证明美国决心参加反侵略战争，对英、美、苏、中等都是有利的。这一宣言对德国没有和平的余地，但对日本留有妥协的余地。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分析，并指出我们应警惕日本可能进攻苏联与国民党趁机反共的危险。十九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

8月19日　致信陈正人，信中说：我要朱理治〔71〕写了一报告书，很有些价值，可作你们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起草前，请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72〕、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诸人加以研讨。“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

8月21日　关于利用阎锡山、蒋介石之间矛盾的问题，致电彭德怀：王世英回延，称阎已允与陕甘宁边区通商（已开始运盐），又允我再设电台，声称华北仅余我们两家，宜好好合作等语。“阎之目的在求生存，希望在河东占一地盘而我不打他。”“判断阎现时不会投敌。我应利用阎蒋矛盾，给阎以生存余地，请善处之。”

8月22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其目的似准备舆论，以便在日本攻苏时迫我北上；再则民族资本家对我同情，我党政治影响扩大；拉铁摩尔〔73〕新来，有加以压抑之必要。我们将驳复国民党反共宣传。

同日　复谢觉哉二十一日来信，指出：在陕甘宁边区，“今年的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还指出：“政治党团向中央局负责，是执行中央局决定的，其任务是掌握政策，总结经验，大事须经中央局批准。”

同日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74〕第二期工作报告上批示：“很好的一个报告。各同志阅后保存于秘书处。”“延安的学校应照此种精神去办。这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学校，不是单纯的概论学校。”

8月26日　为《鲁忠才长征记》〔75〕写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8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关于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问题，会议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会议还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会议在讨论党内教育方针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党干部的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现在干部中多读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首先应当承认我们党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才能真正实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有关的决定。

8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由毛泽东等十一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由中央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

8月30日　致电周恩来：“太平洋局面似还是拖，日本和战皆难，你的观察如何？”九月三日，周恩来复电毛泽东，关于太平洋局势，认为罗斯福对日本采取哄与拖的政策，反映到中国仍是拖的局面。

8月　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四百元，慰劳小学教师。

9月1日　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周励武谈话四小时。陈等表示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吴铁城〔76〕在国共关系上均愿转圜，要求朱德到重庆去一次。毛泽东告诉他们以下几点：（一）国民党方面释放叶挺，共产党方面即派董必武一人出席参政会，否则仍不能出席。（二）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党政府，决不越过现有疆界，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至于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三）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四）何应钦停止反共，共产党即停止反何，并可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共产党必再反何。此外，还谈到周恩来回延安开会事。最后约定，视国民党方面同周恩来在重庆进一步商谈的情况，再定目前可能解决的具体事项。当天深夜，将上述谈话情况电告周恩来，并说：“如彼方找你时，请先谈释放叶挺与必武出席这一初步的交换条件及你回延开会事。”

9月4日　徐特立〔77〕来谈大学管理委员会事。谢觉哉亦来访。

9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苏联国防部要求八路军在日苏发生战争时派兵到南满一事，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拟的复电。会议还讨论关于出席参政会，民主同盟等问题。

9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除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着重研究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一段，由王稼祥任副组长，负责组织这一研究。会议还决定：组织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何凯丰、冯文彬分别任正副书记；组织大学管理委员会，由何凯丰、邓发、李维汉等九人组成；马列研究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积极支持民主同盟的方针是很对的。”“香港甚重要，但目前派不出大员，还是由廖、潘维持，待七大后再讲罢。”“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专等你回开会，我们意见，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内有可能回延否？”

9月9日　关于配合国民党作战，争取时局好转问题，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陈毅、刘少奇，陈光、罗荣桓，指出：“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敌，我八路、新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同时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仅在彼方举行攻击时，取防卫手段。同时并向国民党各部发出通知，要求配合对敌。所有上述方针，其目的都为争取时局好转。”

9月10日—10月22日　出席在这一期间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讨了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报告强调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实行学制的改革，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报告提出：“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会议还决定：自九月十六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这次会议，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所说的“十年内战后期”，是指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的时期。

9月13日　向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他回顾了自己调查农村、认识农村的过程，是经过六七年时间才基本完成的。二、方法。1.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2.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9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宣部工作要点、军队老干部工作、组织工农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中央秘书处工作等问题。

9月16日　致信高岗、陈正人，请他们考虑答复反映民族学院存在困难的一封来信，指出“民族学院的困难须要设法解决，经费似宜增加一点改善其伙食”。

9月18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电唁《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员张季鸾去世。

9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干部保健费的决定。

9月22日　致信续范亭：“大示敬悉。已交组织部陈云同志考虑，俟得复后再行奉告，你的要求是正当的。我的风湿近日采用洗澡，晒太阳，按摩，吃水果诸法，颇有起色，知注敬告。关向应同志已动身来延，不日可到。”

9月24日　致电周恩来：“我又找陈宏谟等谈了一次，欢迎他们去华北视察，看我们到底作了些什么，看一看没有八路军全国是否能继续抗战（他们要求去晋西北与晋东南，还未下决心），同时向他们证明我并未去苏联。”

9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刘少奇回延安休养，刘少奇担任的华中局书记与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饶漱石代理；董必武兼任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又称高级研究组）的决定等。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高级学习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决定还指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9月29日　起草中央研究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通知：“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见另单〔78〕）。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二）艾〔79〕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三）李〔80〕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81〕《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9月底　接见陇东分区士绅参观团。在谈到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较重时，毛泽东说：“我们老百姓应该将眼光放远大些，今天中国抗战正处在困难阶段，边区建设也处在困难阶段，只要大家协力渡过这一时期，大家生活便可改善，负担也可减轻了。”他希望人民多讲话，多协助政府工作。他讲的“亲爱团结”四个字，给代表团留下深刻的印象。

10月3日　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0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会议决定应以积极准备出席的态度，主动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条件与国民党谈判，如国民党不答应任何条件，则我们仍不出席。会议还决定根据文化水平、党龄、工作关系三个条件，将延安高级研究组扩大到二百五十人。

10月7日　晚上，和王稼祥、任弼时同陈绍禹谈话。陈绍禹认为现在中央是只要把同中产阶级的关系搞好，而当现在苏联与中国都异常困难的时期，必须同大资产阶级搞好关系。他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把关系搞好。他认为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同陈绍禹进行过两次谈话。

10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陈绍禹首先在会上作长篇发言，谈武汉时期的工作和对目前时局及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看法。他说：《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没有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谈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政权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今后阶级斗争需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毛泽东插话：皖南事变后这半年多，国内是最和平的时期，这是一因为日本的政策，二因为我们的政策。）我认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的路线是一致的，我的了解不能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便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会上，一些同志对陈绍禹提出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发言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昨晚，我与稼祥、弼时同他谈话，他提出许多原则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政治问题，他提议检查中央的政治路线。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

10月11日　复电刘少奇：“来电悉。（一）即来延安，既于目前工作不利，自宜缓期。（二）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姚〔82〕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三）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及国民党不会投降，亦不可能大举‘剿共’，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10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任弼时向会议报告，陈绍禹因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陈提出以下意见：（一）关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泽东十月八日作的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毛泽东在会上说：王明生病，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就以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以上意见委托弼时同志向他说明。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问题，我准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只作一个结论草案，提交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也只作结论草案，再提交七次大会作成党内的结论。结论的要点是：（一）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二）这一错误的时期问题，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到一九三四年五中全会时便发展到最高峰。（三）我党二十年来的历史问题。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其思想是机械唯物论的。立三路线与苏维埃后期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又恢复了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从抗战四年来，我党的自觉性比五四时期更提高了，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地运用辩证法。（四）这次讨论，要从检讨过去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使全党了解失败为成功之母。要采用治病救人的办法。现在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于中国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今后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五）要进行加强对学习组的领导、对过去被冤屈打击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为首。

10月15日　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请为中央机关等订购书报杂志，除告知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学校订购有关的报纸杂志外，还指出：调查研究局需要中外各地各种关于政治的经济的书报，此项工作希望重庆方面有专人负责搜集。是否可以推动中国文化服务社在延安办一分社，请考虑。

10月16日　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十八日，东条英机任首相的内阁正式成立。

10月18日　致电周恩来，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电报说：“本定今天讨论，因材料不足（苏、德战况，日阁动向，英、美动向，重庆动向），须再看几天才有眉目，改于后天（号日）交换意见，请将你的观察见告。依大局看，似乎还不能说对苏对我已经是怎样不利的。但我们应准备不利情况的到来。”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通知，指出：“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该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同日　关于从苏北、安徽各根据地招收知识青年到延安学习问题，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因西安交通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知识分子来源已断，不但抗大三分校教育行将停顿，即军委机关及留守兵团亦得不到知识分子的补充。提议由苏北以至安徽各根据地内招收政治纯洁、体格强健、有中学程度之知识青年六百至一千人来延，不分男女，经你们初步审查之后，即可组织成队，经华北分批送达此间，如有熟练工人及技术人材更好。”

10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最近时局有到转变关头的味道。国民党说不要悲观，实际上有悲观情绪，蒋介石又提三北政策（即日军北进，国民党军北进，八路军新四军北进）。现在我们党员中也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过去我们党的困难莫过于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时期的游击战争和长征时期，但我们都渡过了，现在我们党有长期斗争历史和新的力量，是能够应付困难的局面的。我们的路线仍须继续过去的方针，坚持团结，要团结就要进行斗争，我们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要保证党的独立性，只在文章中说要独立性是不够的。过去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使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共产主义混同于三民主义，使我们失去独立性，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到最高点，决定的关键在今后一二个星期内，一个星期后看形势发展更会明显。日本新内阁（东条英机内阁）应估计为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日本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可能性较大，但日本要准备战争，也不会立即南下，目前不会对我国有大的军事行动，但今后仍有大的进攻形势。

同日　关于反对对目前时局的悲观情绪，致电周恩来并告廖承志，指出：“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它是直接准备战争的，但还不见得马上动兵。其战争趋向有北进危险，但南进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关于德苏战争，莫斯科一线虽尚未脱离被侵略危险，但苏联还是能坚持的，德国的情况并不怎样好，美、英、苏、中的合作必能胜法西斯。当此党内外都生长着悲观情绪之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立场反对这种悲观情绪。”

同日　电告周恩来，根据某些情报，国民党似有转圜之意，望加注意。

同日　为阻击何文鼎师南下，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周士第并告彭德怀、左权。电报说：原驻桃力民的何文鼎师南下接收现驻安边地区的邓宝珊部新十一旅防务。这一着对边区威胁极大，决抽调王震旅及留守兵团部队（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归王震、贺晋年〔83〕指挥，阻止何师南下，一二〇师驻佳县之五团亦归王震指挥。

10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等，决定：延安党与政治工作的高级干部，由中央学习组领导，先学习理论部分；各种专门干部，应将理论学习与自己的实际工作相联系。

10月29日　电告周恩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决定调何文鼎师进驻安边，则安边、盐池将不保，经济来源将断绝，我们决定用武力自卫，请向军委会交涉停止调动，否则引起冲突责在彼方。十一月一日，再致电周恩来：何文鼎如不停止南下，我们决心消灭之，请告蒋介石、刘斐立即制止。如何师不停止南下，我们必须向边区增兵。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宣部的业务与半年工作计划，中组部的业务及半年工作计划等。

10月30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指出：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做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标准”。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条件是做不到的，一切都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法。”“理论还是要学的，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

同日　冒雨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讲话。他说：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今后同法西斯斗争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还有更大的仗要打，现在只有五六分困难，十分困难还在后面。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ABCD阵线〔84〕，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打倒的。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

11月1日　和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通知，规定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共十件，计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结论及闭幕词、《联共党史》结束语、《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艾思奇译的《新哲学大纲》第八章、李达等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等。

11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延安高级学习组问题，会议确定一百三十四人为政治学习组组员；委托任弼时、李富春、胡乔木审定提出参加思想方法学习组的名单；通知各学习组组员，今年十二月底以前读完《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报告及六大以来文件选集，明年一月进至深入学习阶段。

11月4日　和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关于学习内容的通知。通知说：“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学习研究范围。”“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的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暂不进行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

1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问题。会议还讨论周恩来电询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决定复电周恩来：国民党在放叶挺或发饷二者中做一件，我们即派一参政员出席；如一件不做，则以请假方式不出席，而不公开提出条件表示不出席。

11月6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发表演说，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这篇演说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在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会时，同应邀出席开幕会的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谈何文鼎部进攻边区及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二事。毛泽东表示：（一）何来必打；（二）放人、发饷二事做一，我方即出席参政会，否则我方请假不作别的表示，以示不与国民党为难。陈宏谟等要求陕甘宁边区部队不要打响，他们担保何文鼎不来进攻，并认为共产党对参政会的上述态度是公允的。毛泽东还向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困难，可以欺负，须知国民党还有极大困难在后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

11月7日　在延安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广播讲演，指出：“目前全世界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美国应该毫不踌躇地向德国宣战，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的步骤，实现得愈迟就只有让德国炸沉更多的美国船。同时，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日本法西斯虽然同时在准备着南进和北进，但是无论他们采取哪一条冒险的道路，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但只要全中国真正的团结一致，就能战胜日本的进攻，希望国民党当局为此目的迅速采取各种必要的措置。

11月9日　和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联名电贺冯玉祥六十寿辰。

11月10日　复电周恩来，除告以六日与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谈话的情况外，指出：“连日侦察，何文鼎尚在桃力民未动，王震、贺晋年已集中了约六千兵力于三边，有可能吓住何文鼎不来。你处可不再进行交涉，如彼方说减少兵力〔85〕，决不要答应他。至于蒋以破裂吓人，只是瞎吹牛皮，他决不敢的。”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这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在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位非党的进步人士。

11月11日　关于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建议周恩来直接与蒋介石谈判出席参政会的条件问题，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董必武电：“放叶、发饷，必作一件，方能出席。否则请假。空言不算数。坚持不变。”

1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提议组织计划起草委员会，由李富春负责，彭真为顾问，限三天写出边区一九四二年度财政经济计划，交政治局通过。实行半统筹统支，统筹的主要项目是粮食、草料、被服、食盐、药材、纸张六项，从一九四二年一月起实行。一九四二年动员运输公盐十二万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1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和西北中央局招待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的宴会，《解放日报》的报道说，毛泽东席间同边区诸老“纵话乡土风情，笑谈国际局势，状如家人，一种亲爱精诚之气象，感奋四座”。

1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以七参政员名义致函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说明因事不能出席本次参政会，特此请假；并电告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准备应付各方面可能的压力。会议基本上同意李富春代表计划起草委员会提出的边区明年财政经济计划，并补充要缩减边区政府机关人员至三分之一等意见。

同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寒午电〔86〕悉。我们是被聘的参政员，蒋介石决无强迫我们出席之理，我们绝对不能在蒋介石压迫下出席参政会。请以下函即刻送达参政会。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王秘书长勋鉴：同人等因事不克出席本次参政会，特此请假，敬希谅察。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董必武、邓颖超十一月十五日。因事二字请勿漏，并请你们即刻准备对付蒋介石从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压力。”

11月16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接共产国际来电，主张我们出席参政会。请要王世杰担保放叶、发饷，则在渝两个参政员的请假书可以撤回，并准备出席〔87〕。十七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董必武、邓颖超出席。

同日　致电周恩来，告以周励武、郭亚生本日从西安来电，说蒋鼎文、朱绍良已呈准蒋介石，何文鼎师缓调。电报指出：“三个联络参谋确做了许多有利团结的工作，周、郭到渝时望接待之。”八路军“已切断何师到安边通路，这是彼方决定何师缓调的主因”。

11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草案。毛泽东发言说：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下列两大原则：一、精兵简政，调整人员。裁判的人员须使之各得其所。二、扩大收支，发展事业。扩大必要事业如文化事业等的经费。这次会议确定了精兵简政的方针。

11月21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会并讲话，说：本届参议会的胜利成功，除通过了很好的决议外，第一是暴露了我们很多东西，暴露了我们的好东西，同时也暴露了我们许多缺点。第二，这次参议会是个很大的学习，在乡、县、边区三级参议会中，党内外人士亲密合作，可以克服我们许多同志的关门主义弱点。最后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坚决反对主观主义与关门主义的作风，实事求是，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在本届参议会中，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开明绅士李鼎铭等十一人，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的经济紊乱之现象》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经过充分讨论，参议会于十一月十八日通过精兵简政决议。

1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根据地内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决定，关于军队与民兵的武装问题的指示等。

11月25日　审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次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通知，指出：“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三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业务外，其余可只报人数。”

11月30日　致电周恩来：据陈长捷二十六日致朱绍良电称，已令何文鼎师向安边开动。“请质问刘为章所谓何师缓调是否缓兵之计，我军直至今天未放一枪，如何师一定南下则将坚决自卫，一切责任由彼方负之”。

12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对何文鼎师进攻安边的对策，决定用一切办法争取何文鼎师不到安边，如何师定要进占安边，我则坚决抗击之。在讨论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草案时，毛泽东说：这个草案很好，但有缺点，只强调研究实际，未说明研究理论的重要，只说要有的放矢，没有强调矢的重要。过去的教育，主要缺点是只教学没有注意教人家去用。最容易的是只教学，最难的是教用。要教会人分析问题，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如学木匠，要学三年才能用，如果只教规矩、绳墨只要三个钟点就教好了。草案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对于各种问题要先做分析工作，准备若干年做过分析工作之后再作综合的理论工作。要将这个草案写成两个决议，一个是延安适用的，一个是给全国用的。

12月8日　〔88〕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日，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毛泽东提议中央发表一个声明，并须有工作布置。他说：过去情况尚未弄清楚，因莫斯科危险未过去，日苏战争、国共关系也未明朗化。现在已明朗化了。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苏德战争的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的危险。过去蒋介石估计是三北政策，现在是三南政策了，对蒋不利。日军可能截断滇缅路，使蒋向南。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两国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二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今后将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过去有人认为对国民党硬会坏事，这是不对的。当硬时应该硬，使它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例如打败了阎锡山的旧军，因此阎对我们代表客气。关于工作布置，提议由中央发一指示。要加强南洋华侨工作，廖承志应大胆地在香港与英国建立关系。要加紧训练干部，经华北调一批高级干部来训练，两年内培养出四五万个高级干部。在谈“三三制”时，他说：过去并没有做好，没有使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三三制”一是分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扩大其矛盾；二是打破共产党的关门主义，集中民众的意见，要与非党干部接近才能感觉新的问题。对地主的政策，不要说削弱大地主的话，现在不应削弱。说削弱富农更是错误的，要让富农发展，不能削弱。

12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毛泽东主持修改通过《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言说：“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宣言分析了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当前的形势及今后的发展，指出“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12月10日　根据毛泽东对国社党的估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国社党的策略的指示。指示说：最近国社党张东荪、汤芗铭等在北平向中共提出所谓两党合作抗战纲领，主张经济上以社会主义为原则，采取计划经济，实现农业集体化。这完全是托派的主张，是挑拨中共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孤立我党的阴谋。国社党是一个极端投机取巧的集团，它有时以右的面貌出现，从国民党方面挑拨国共关系；有时以“左”的面貌出现，企图从共产党方面离间国共关系。因此，我们对于国社党应严加警惕，不应与他们签订任何政治文件，但不在报纸上公开反对国社党。

12月12日　致电周恩来，通报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的分析和估计。电报说：“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军之敝，然后举行反攻。”“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已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就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英是海陆空主力，美是空军与资源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傅钟致电彭德怀、罗瑞卿，指出：估计到敌后各根据地间交通已经很困难，今后更加难于通过，来往费时间，所以要求我们对各根据地的领导方法注意改进。“领导方法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利用一切可能进行调查收集材料，对敌后抗战的各个具体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得出具体结论”。

12月13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英大使等既要我们派人去新加坡，正宜利用此机会派人去，请你考虑派必武或其他适当人去的问题。去人目的不但在新加坡并在指导整个南洋工作”。

12月16日　为病中的王观澜题词，谈对待疾病的态度，全文是：“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12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由毛泽东再加修改后，公开发表。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时，加写两段话：“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必须用全力使学者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它具体应用于中国环境。”“本决定适用于延安，但一切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延安，同样亦适用于其他地方。”

1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西国民党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及陕西省党的工作决定草案。毛泽东发言说：国民党反共后，我们提出荫蔽精干的政策，精干是小而精，荫蔽是要求公开合法，但都做得不好。过去我们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口号是提出了，但没有具体的组织方法。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主要是秘密问题、公开合法问题与领导方法问题。决定草案认为过去组织不巩固，这种估计不好。过去发展党的组织是对的，不能说庞大无力。我们不可能设想绝对巩固的党，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巩固的东西，而只是我党工作做得好些，能适应社会环境，就会巩固些。党的组织要达到精干的目的，不完全在于党员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党的组织只是上层不见得是精的。我们在国民党区域战略上是退却，总方针是保护自己，但在战术上要有进有退。关于领导方式，对下层组织我们应少管，应指示他们要保存力量，少死人，多交友，发挥其独立性和创造性。

12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图书室，征集时事材料，供政治局委员讨论政治问题的参考。今年过新年举行团拜、晚会及简单的聚餐，废止请客拜年的旧习。

12月23日　致信续范亭：“两示敬悉。电已照发，所见很对。承馈酒蜜，即与若飞分尝。我臂部十愈五六，是洗澡晒太阳之功，再过一时，或可全愈。尊恙有起色，大家欢喜。惟不宜急于求愈，不宜即准备行动，我看你的身体至少再休养一年，以为如何？住地以适为主，中央医院如有房子自好，否则即住现处，有林、谢、高、南〔89〕诸人谈谈可慰寂寞。元旦此间有一小晚会，如有兴致可来看看，我派车子接你。”

12月25日　关于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指示第一号》草案，致信任弼时：“土地指示我改造了，改成能够公开发表的，请你审阅付缮交各同志去看。原文提得不清楚不明确，又有许多重复及遗漏之处，改造后似乎好些。参考意见三件亦有些问题，待修改后再交你。”

1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略方针的指示。指示说：“一九四一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十二月十三日指示〔90〕，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总之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如敌人不攻苏联，我们即取此政策以待敌军之敝。如敌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略方针的指示；讨论西北中央局对陕西工作的决定，照毛泽东修改过的草案基本通过，并委托毛泽东根据本日讨论的意见再加修改；讨论一九四二年中央预算及中央直属的供给问题，照李富春提出的草案基本通过；同意毛泽东提议，除完成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外，重新编辑中国革命，党的建设，西方革命运动史三本教科书。会议还决定张如心调任毛泽东的读书秘书。

12月30日　和王稼祥致电周恩来：“中共党史的学习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

12月　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内重要秘密文件汇集《六大以来》正式印制。编入的文件，起自一九二八年七月，迄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共五百余件。这是整风运动中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主要材料。

冬　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

本年　研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一书，写了约一千二百字的批注，大部分写在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内。这些批注主要有：“中国主观主义者与张国焘主义者的方法论都是机械论。”“本质的矛盾，或基本矛盾，才是根据。”“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在认识过程，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战略决定战术。”“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中国主观主义者有许多折中论，他们不能指出矛盾的指导方面（决定方面）。”“中国主观主义者也带着形式主义性质。”“唯心辩证（黑格尔），唯心形式（德波林及中国德波林派），唯物形式（法国启蒙者、陈独秀），唯物辩证，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三三制’、新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文化政策、知识分子政策、锄奸政策与干部政策，都是新的实践中所发现的诸现象间的新的关联形式。”“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本年　写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文章分九个部分，对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中共中央的七个决议和指示、当时一位中央负责人的一篇指导性文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一个决议，逐篇进行分析和批评。毛泽东批评的这九个文献是：中共中央关于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

这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文章通过对王明路线的批判，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文章说：“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又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文章在批评王明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时说：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对于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他们不知道，两条路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就是他们的乱斗法，没有可能把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在党内造成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本年　为九月至十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书面结论草案，题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结论草案对王明“左”倾路线作了这样的概括：“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结论草案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所犯的严重原则错误。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政治方面，在形势估计上，在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上，在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的解决上，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草案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这个结论草案没有形成正式决议，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后来被吸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

〔1〕 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1日致电毛泽东等，告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没有说明。

〔2〕 叶挺、项英1941年1月5日来电说，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

〔3〕 谭希林，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

〔4〕 微，即5日。

〔5〕 支，即4日。

〔6〕 指中共中央1940年12月25日《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所指出的反对国民党强令八路军新四军限期移至黄河以北的10条理由。

〔7〕 鱼，即6日。

〔8〕 文，即12日。

〔9〕 刘少奇、陈毅1941年1月12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要求速向重庆严重交涉停止包围攻击新四军，并建议由朱瑞、陈光、罗荣桓部包围沈鸿烈部，刘少奇、陈毅部包围韩德勤部，以与国民党交换。

〔10〕 傅秋涛，当时任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皖南新四军转移时，临时编队，傅任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1〕 皖南新四军其他领导人项英、周子昆等后在赤坑山蜜蜂洞被叛徒杀害，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

〔12〕 克农，即李克农。

〔13〕 徐海东，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

〔14〕 指1941年1月19日《新中华报》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

〔15〕 指1941年1月23日《新中华报》刊载的《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

〔16〕 刘晓，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17〕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1941年1月27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等：“向你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18〕 指日本、德国、意大利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而结成的军事同盟。

〔19〕 指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20〕 柳亚子，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1年谴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张一麐，当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21〕 冯玉祥，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1937年8月、9月又先后任国民党军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同年9月、10月，先后被蒋介石解除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务。

〔22〕 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23〕 指汤恩伯部。

〔24〕 周恩来1941年2月10日在重庆玉皇观同参政员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商谈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事后，周恩来将商谈情况电告毛泽东，主张接受他们的建议：中共七参政员将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提交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否则不出席；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在此会上也提出“十二条”进行讨论。

〔25〕 指崔可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兼国民党政府军事顾问。

〔26〕 陈大庆，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辖第31集团军第29军军长。

〔27〕 据胡乔木回忆，他从此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28〕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没有如期在1941年5月1日举行。

〔29〕 关于政治压迫，例如：对《新华日报》之种种压迫，对八路军办事处之种种压迫，各地继续不断地逮捕与暗杀共产党员，各地报纸公开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及新四军，各地强迫共产党员自首脱党。关于军事进攻，例如：庞炳勋向冀南进攻，李仙洲向淮北进攻，李品仙向皖东进攻，陈大庆向鄂中进攻，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30〕 指蒋介石1941年1月27日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的讲话。

〔31〕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32〕 周恩来1941年2月20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说：昨日将7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原文照抄）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此公函抄送各小党派及有正义感之参政员二十余人。王世杰得公函后，立即找张冲谈话，认为此系中共表示破裂。黄炎培、左舜生等访王世杰，亦说时局严重，必须设法解决。张冲从昨晚至今午，接连以电话及公函请我暂行收回此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约我谈话，我均严词拒绝。张冲认为十二条虽已提出一月，尚非正式公文，今向参政会提出，势必付诸讨论。张仍请求以他名义代电延安，缓期两日提出。

〔33〕 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游击区第1路游击指挥官李长江于1941年2月13日公开投敌，就任汪精卫伪政府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新四军第1师于2月18日即发起讨伐李长江部的战役。

〔34〕 周恩来1941年2月25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当日与张冲谈判情况。电报说：“今晨张冲又来，约谈三小时，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周恩来在电报中还说，张冲提出具体办法三条请他电告中共中央：（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友军作战；（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三）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需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发生新事件。张冲的唯一要求是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并望明早答他。

〔35〕 周恩来1941年3月1日两次急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他当日与张冲谈判无结果的情况，并请示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电报说：现在不出席与谈判仍是对立着，僵局必须打开，中间的办法已没有用，一切待中央立即指示。

〔36〕 齐，即8日。

〔37〕 周恩来1941年3月15（删）日未时致电毛泽东，报告他14日同蒋介石谈话情况，说蒋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并请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决捕人、发饷等小问题，还是等大问题一起解决。

〔38〕 中共中央1941年3月26日发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指出：“由于目前技术条件的限制，与某些书籍小册子的急于出刊，决定《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自四月起暂时停刊，以四个月为期。”在停刊期间，关于这些方面的指导性的文章，分别登载其他有关刊物上。

〔39〕 号，即20日。

〔40〕 指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

〔41〕 陈锐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92军第142师第425团团长，1941年4月19日率部起义。

〔42〕 指准备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43〕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第15集团军总司令。

〔44〕 彭、邓，指彭雪枫、邓子恢。

〔45〕 张、罗，指张云逸、罗炳辉。

〔46〕 鲁斯，美国援华委员会委员、作家和记者，1941年5月8日到达重庆。

〔47〕 平民，旧县名，在陕西省，后并入大荔县。

〔48〕 何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49〕 指中共中央1941年2月2日《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指示的规定》。内容如下：一、凡无中央及军委及总政治部之指示，各将领各政治部一概不发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的普遍指示；二、各地各军上级机关在未得中央及军委同意前，不要命令各部发表带全国性的通电、宣言与对内的普遍指示；三、以后各将领、各中央局发有全国意义之通电、宣言及对内指示，须先得中央及军委同意。

〔50〕 炉边谈话，也称炉边闲话，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当时发表施政演说的一种方式。1941年5月27日，罗斯福发表炉边闲话说：“美国之国策首先就是当希特勒企图征服和威胁西半球时，美国必须在任何地区积极反攻之”。又说：“吾人不能容忍希特勒支配世界，同时亦不能容忍上次世界大战后即一千九百二十年代的世界”。对日美关系，则说“尚未予以研究”。

〔51〕 赫斯，德国国家社会党副领袖。他于1941年5月只身一人驾驶战斗机自德国出奔英国。赫斯素与德国的倾向西方的路线有关，反对与苏联谅解。

〔52〕 毛泽东起草这封电报后，和朱德联名拍发彭德怀征求意见，并嘱此电由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转交卫立煌。

〔53〕 郑、洛，指河南郑州、洛阳。

〔54〕 一文，指周恩来为1941年5月25日《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论目前战局》，同年6月14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代论。一信，指周恩来1941年5月21日写给张季鸾（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重庆《大公报》主笔）的致《大公报》的信，这封信在同年5月23日《大公报》发表，6月13日《解放日报》作为代论转载。

〔55〕 指《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

〔56〕 陈赓，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1941年8月又任八路军太岳纵队司令员。薄一波，当时任八路军决死第1纵队政治委员、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1年8月任八路军太岳纵队政治委员。

〔57〕 1941年7月12日，苏联和英国签订《关于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的协定》。

〔58〕 刘雪苇，当时任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

〔59〕 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刘雪苇当时打算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

〔60〕 陈毅、刘少奇1941年7月12日致电毛泽东，说：“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当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

〔61〕 郭泰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62〕 指国民党。

〔63〕 指萧军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

〔64〕 何文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新编第26师师长。

〔65〕 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

〔66〕 张冲，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长期以来担任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代表，1941年8月11日去世。

〔67〕 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13集团军总司令。

〔68〕 卫，指卫立煌。

〔69〕 陈毅、刘少奇1941年8月10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敌伪如再‘扫荡’，我主力在苏北即甚难活动。因此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与李先念联系，以便将来能向大别山同皖南、赣北、鄂南山地发展”。

〔70〕 指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的美舰上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宣言，通称《大西洋宪章》。

〔71〕 朱理治，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72〕 高自立，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建设厅厅长。叶季壮，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73〕 拉铁摩尔，美国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41年7月到达重庆。1942年被召回美国。

〔74〕 这是八路军政治部1940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一所日本士兵学校。学生大部分是战场上被俘的日本士兵，一部分是自动投诚的日本士兵。

〔75〕 《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1941年8月13日晚向富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这个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按语发表在同年9月14日《解放日报》。

〔76〕 吴铁城，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77〕 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78〕 毛泽东、王稼祥1941年10月1日确定的选读篇目为70篇。

〔79〕 艾，指艾思奇。

〔80〕 李，指李达。

〔81〕 河上肇，日本经济学家、社会主义活动家。

〔82〕 陈、姚，指陈毅、饶漱石。

〔83〕 贺晋年，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团长。

〔84〕 ABCD阵线，即由美国、英国、中国、荷兰4国组成的太平洋抗日联合阵线。1941年春美、英、中、荷在远东建立对日警戒、防卫、协同作战的抗日同盟。ABCD分别代表美、英、中、荷4国。

〔85〕 周恩来1941年11月9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告以刘斐向他转达的蒋介石的两点意见：一、何文鼎部接防命令已下，不能改变；二、何文鼎部决不进攻陕甘宁边区，如我向他进攻，必变成全面破裂。收回成命不可能，只能将来减少兵力。

〔86〕 周恩来1941年11月14（寒）日午时致电毛泽东，转达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崔可夫希望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意见。

〔87〕 周恩来、董必武1941年11月16日致电毛泽东，说张治中、王世杰已担保在国民参政会后释放叶挺，故决定董必武、邓颖超向参政会报到，董一人出席，以便督促其发饷。

〔88〕 夏威夷当地时间为1941年12月7日。

〔89〕 林、谢、高、南、指林伯渠、谢觉哉、高岗、南汉宸。

〔90〕 疑有误，似应为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1942年　四十九岁

1月7日　和陈云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关于大后方党的工作，中央拟作一决定，特征求二兄意见，请将政治、组织两方面意见见示为盼。”

1月8日　复电周恩来，认为他对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1〕的分析甚好，并将分发各方面。复电指出：“我们方针是巩固自己，沉机观变”。“今年内德、意会向下，日本还会向上，英、美会削弱，国民党会分化”。

1月9日　接见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的绥德分区代表团，同二十名代表一一握手，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的近况。在两小时的座谈中，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二十多个问题，其中包括太平洋战争没有苏联参加能不能胜利，毛泽东幼时爱看什么书、什么时候知道革命，中共对三青团的态度等。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手擎灯烛送代表们出会客室。

1月10日　审改摘要转发的周恩来关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情况的材料，在结尾部分加写一段话：“九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的极大动摇性，这种动摇，似要待到法西斯失败时才会起变化，那时变好变坏，当依国际国内条件来决定。”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张闻天赴绥德及晋西北考察研究的计划〔2〕，决定：张闻天出发后，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由何凯丰代理，日常行政工作由李维汉主持，以徐特立为第二副部长。会议还决定：致电周恩来，请他考虑在适当时机要求回延安；致电中原局决定刘少奇回延安。

1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处理邮务问题的指示、中央党校教育计划等。

同日　为何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的《文化课本》作序，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1月20日　审阅一份情况通报，加写三段话，指出：“叶军长已被解至重庆，国民党迫令其写悔过书，判断叶不会写，因此释放恐还会拖一时期。”“由于我集中兵力于三边〔3〕并占领蒙边军事据点，迫得重庆取消何文鼎师进驻安边之命令，边区北部暂告平静，我增防队已返原防。”“陕甘宁边区自从不但在参议会而且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以来，获得各地中间派的广大好评，即国民党对此亦无法挑剔，同时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获得合理调整，一切政令顺利推行，足证认真地彻底地实行‘三三制’，实是团结全国人民解决内部困难的最正确最有效的政策。”

1月21日　和朱德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贺龙、关向应，指示他们切实侦察日军动向并速报，还指出：日本在满洲放出北进空气，如新加坡不守，日军与希特勒配合进攻苏联的危险是存在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电：中央派刘少奇去山东解决存在的问题，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

1月22日　和叶剑英致电周恩来，告知傅作义于去年派骑兵第四师、第五师到八路军大青山根据地武川地区，对我党我军进行破坏工作。指示周恩来先向傅作义在渝办事处提出交涉，要傅将骑四师、骑五师调回绥西，否则在该地须与我大青山支队协同抗敌，勿与我磨擦。

同日　审改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在通报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立即占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租界及其所实行的统治政策处，毛泽东加写以下一段话：“总之，极端毒狠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

同日　出席欢迎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的晚会。在讲话中指出：你们这次在三边，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你们到了那里，顽固分子就不敢来了，你们没有打仗，就赢了一个大胜仗。边区是个好地方，顽固分子可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把你们从前方调回来，有事就打仗，没事就生产和学习。

1月23日　为印发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致信谭政、莫文骅〔4〕：“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八路军留守兵团接到毛泽东这一指示后，即大批印发红四军九大决议给各部队，并于四月六日向各部队发出训令，指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

同日　关于订购书籍报刊，和任弼时、李富春致电周恩来、董必武：一、全国各地日报暂订二份；二、各种书籍刊物，不论普通的专门的，各买三份；三、其他需要的特别书籍，均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电告，以兹统一。

1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解放日报》工作，发言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要写新闻稿、评论稿。广播比三千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各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关于中央宣传部的工作，发言指出：中宣部要利用一切宣传工具，熟悉宣传干部，这是宣传指导的中心问题。干部教育，主要是指导与编印课本。延安高级学习组约三百人，认真地教育这三百个高级干部，是政治局与中宣部的责任。国民教育，应研究和指导根据地的国民教育，包括四千万人，还要研究全国的国民教育。中宣部的业务之一是指导文学革命，六中全会指出党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言论必须纠正，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其中关于中宣部工作的决议，指出中宣部三大工作任务中，宣传指导为第一位，应付以极大的注意力；干部教育为第二位；国民教育为第三位。

1月25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三周年题词：“准备反攻”。

1月26日　起草《中宣部宣传要点》，内容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要点指出：“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宣传要点列举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存在的种种表现，并指出：“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

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这一决定的三个附件（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决定指出：“抗战以来，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当此抗战进入更加艰苦的时期，要求各根据地更加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更加团结一切抗日阶层来坚持敌后的长期斗争。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一总结的决定。”决定阐述了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出发点的三项基本原则，即：（一）“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5〕、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对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也实行减租减息。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这一决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现在解决土地问题必须保存一部分封建性，不使地主跑到敌人方面去。实行这个政策，是破坏敌人统一战线的最好办法。土地政策，研究了好几个月了，是我党以前未曾有过的决定。凡事不要轻易决定，决定只是已经成熟了的事情。

2月1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关于主观主义，报告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关于宗派主义，报告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关于党八股，报告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报告最后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整顿党的作风》。

同日　复信周文〔6〕：“来信收到，并已转中宣部、解放报〔7〕各同志阅。你的意见〔8〕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望你向解放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

2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中央在二、三两个月内研究讨论的十一个重要问题的议程，并通知各地，准备有计划地进行传达与讨论。当天，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地党部及军队负责人的通知。通知说：中央现对若干重要问题正在研究，准备在二、三两个月内作成决定或指示发到各地，以便各地同志对于讨论与传达有所准备。通知所列的重要问题有：土地政策的决定、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演说、党与非党干部关系的指示、党政军民关系的指示、巩固党的检查、“三三制”的检查，等等。

2月3日　和朱德复电彭德怀，指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今年可以解决，并在去年打下了基础。今年更有计划地组织了人民的、部队的及机关学校的劳动，生产运动可能向上发展，在不受灾的条件下不需外援。八路军前方拟支援边区的布匹、火柴等，可不必送来。银行较去年为好，边币已稳定，二元二角合一元法币，此间不能禁止法币。

2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

同日　关于写名人列传事，致电周恩来：“（一）黄炎培〔9〕传写得很好，很有用处。（二）望推动研究局收集材料写名人列传，如能对党、政、军、学、财、经、报、教各界深入调查，写一千个名人列传，必有大益。”

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中央青委提出的《关于根据地各级青委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和中央妇委提出的《关于根据地各级妇委组织与工作条例》。会议还决定，高级学习组阅读材料时间延长一个月，如已阅读完毕的，增阅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2月8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打倒党八股，就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没有藏身的地方。“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所以，党八股“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演说详细论列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个演说编入《毛泽东选集》。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问题时，发言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过去《红色中华》是以苏区建设为中心，《新华日报》受了限制。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会议的意见，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在讨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时，毛泽东说：过去的在职干部教育存在以下四个缺点，应加以改正。一、没有着重本身业务的学习，今后应以业务教育为中心；二、对政治教育的忽视，今后应注重时事与政策的教育，对下级干部特别要着重当地政治情况及具体政策的教育；三、对文化水平低的工农老干部没有以文化教育为主，今后应强调文化教育；四、无组织无目的地进行理论学习，今后应学习实用的革命理论，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联系。并指出，应根据这四点意见，重新起草决定。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重新起草决定，提交下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会议同意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并决定编印两种研究参考材料：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白区工作重要历史文献。

同日　在《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上批示：“很好。发党播。登党的资料。抄给西北局宣传部、总政宣传部。”

2月13日　复电陈毅、刘少奇：“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

2月17日　参观延安美协举办的讽刺画展览，对作者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给以赞扬，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10〕

2月18日　写庆祝苏联红军二十四周年纪念的文章。文章指出：“当此全世界划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并进行着最后决战的时候，红军便是人类绝大多数的主要希望所寄。”“红军的历史说明了一个无可置辩的真理：只有与人民紧密相联系的武力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宣扬和学习这个真理，依照这个真理来加强反法西斯的战斗，使反法西斯的胜利快一些到来，这便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庆祝红军二十四周年中的任务。”

2月20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已公布改造干部学校决定，不知你处收到否？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日内亦可公布。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财政经济今年亦有办法，边区现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本日，毛泽东还将此电发给刘少奇、彭德怀。

同日　在一份情况通报上加写一段话：“日本确有准备攻苏讯，且有谓二月底即将发动者。我各地负责人应有精神上之准备，设想到日苏战争发生后的各种情势及我党任务，估计在国民党盼望已久之日苏战争爆发时，彼方很可能对我加强压力，迫我北上，我应准备对付此种局面。但滇缅路不久将断，英、美援华物资必经苏联，国民党亦更困难，对我决裂是不会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刘少奇及华中局电，指出：“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调抽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成就较大。”“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

2月21日　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路线问题，和王稼祥复电周恩来，指出：“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11〕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滕代远，同意将抗大总校大部分员生拨给第一二九师成立分校，并指出：“从员生中选择可任高级军政教育之教员及可资深造之学生共约二百名左右，由代远率领回延安”。

2月23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陈毅、刘少奇、饶漱石，朱瑞、陈光、罗荣桓等电，指出：“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请你们考虑在不严重减弱斗争力量条件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中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的问题，如何抽调及抽调多少望电告。并望少奇加以组织。”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在职干部教育问题时，发言指出：政治局五大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现在有些干部“习非胜是”，把不正确的东西也习以为是。纠正干部的毛病，要精细，不能粗暴。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过去中宣部只想用一两桶水是无法彻底改革的。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会议照毛泽东起草的第三次草案修改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会议还通过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确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其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三同志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毛泽东还在会上指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主要是解决个人与党的关系、局部与全体的关系，现在反对宗派主义是党性决定的发展。

3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谈了党的创立至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简单经过，指出：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做启蒙工作。

同日　致信谢觉哉。信中说：“县参议会的确宜改选，不必做成全边区普遍改选运动，而在今年秋收后先择若干县改选，其余则待明春，以便一县一县地指导改选工作，造成真正‘三三制’的。”“林老宜即休养两三个月，劝他不要急工作，要有放得开不怕塌台的精神，请告他下决心，不可大意。你亦宜带半休养性质，只抓大者要者，小而次者出入可也，保存精力长期斗争为上策”。

3月4日　和朱德、王稼祥写信慰问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信中说：“四年以来，你们留守边区，是有很大成绩的。”“现在已经冰解河开，春天来临，这是我们走上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要准备反攻，在今后两三年内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加倍努力开展生产运动等。“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3月8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3月9日　参加三月六日凌晨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的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副书记张浩的葬礼，为张浩守灵、执绋、抬棺和给墓穴奠土。

3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宣传部关于讨论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的通知稿。会议决定，先讨论这三个文件，了解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然后再进一步检查各部门的工作。

3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发言说：我党现有八十万党员，五十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七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毛泽东还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报社的同志要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

3月12日　和朱德复电彭德怀，就阎锡山部梁培璜六十一军配合日军“扫荡”八路军太岳区，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严重事件，指示彭德怀：“六十一军横行，势必还击，但目前不宜组织大规模的战事，致招决裂，而应组织若干突击队坚决打击其个别出犯部队，以警戒其行动，以后再观其态度，决定对策。”次日，和朱德致电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请向阎锡山交涉，要求阎令六十一军撤回原防区，制止杀人掠地行动，以固团结。

3月14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张申府纪念《新华日报》的文章〔12〕表示对我党满腔热情，已在《解放日报》转载。“他对于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解放都应实行。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改善中央直属干部的生活等问题。

3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与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按大革命、苏维埃、抗战三大时期进行，一面请现在延安的每个时期党的负责人报告当时情况，一面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并首先编印一本适合中级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

3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经毛泽东大量改写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草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我党在过去三个时期中，大革命时期更生动活泼，十年内战时期犯了教条主义，党内党外都是一切打倒，造成自己孤立，直到现在坏的传统仍然存在。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今后凡重要问题，都要召集大的会议，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中央要听同志们的意见，党要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党员只是百分之一，我们要听百分之九十九人士的意见。共产党的作用，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作出决议，并坚持下去。将原料加以制造成为精制品，即是决定政策，造成作风。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没有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利，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必须规定许多办法来实现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实行“三三制”也是具体的办法。

3月21日　致电刘少奇：“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3月22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举行的干部晚会，欢迎伤愈从苏联回国的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从晋西北因公返延的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从绥米警备区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并观看平剧《四郎探母》。

3月23日　在延安举行的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上讲话，强调技术建设的重要性，对不统一不合理的现象必须立即纠正。指出季会所提出的建议〔13〕，是与目前中共中央号召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精神是一致的，并赞扬了专家们敢做敢讲的精神。

3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等：“敌攻乡宁、吉县甚急，阎正坚决抵抗，要求我们援助。望令我军及时予以必要援助，以争取晋绥军之抗战，是为至要。”

同日　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董必武：中央正在编印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请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陈〔14〕联合宣言。（二）彭述之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三）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

3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组新的学习计划，决定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会议还决定：本年内首先注重党的路线的学习，然后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各种学习研究方法，都须采用“古今中外法”，即研究问题须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著，加以分析与综合。

3月30日　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他说：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3月31日　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批评在整顿三风的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作法，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4月1日　《解放日报》改版，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4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15〕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毛泽东发言指出：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会议决定：在《解放日报》上设批评与建议栏，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草案）》，由于涉及方面甚广，暂不发表。

4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分工负责领导：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军事学校除外）由何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由任弼时、高岗负责。

4月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儿童的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同日　致信萧军：“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当时，萧军受毛泽东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情况材料送给毛泽东。

4月初　一天晚上，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矢与的》墙报。从三月二十三日起，《矢与的》的最初三期连续发表了王实味的三篇文章〔16〕。毛泽东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4月7日　写信约萧军在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萧军应约而来。他们接连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17〕

4月9日　复信欧阳山〔18〕：“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19〕同志偕来。”当天欧阳山与草明应约而来，毛泽东同他们谈了关于党的文艺方针等问题。十三日，再致信欧阳山、草明：“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4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4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发言。他说：中国局面恩来估计正确。蒋介石的政策是外宽内紧，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后的行动，现蒋经国〔20〕已到西北。蒋介石对我们现已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我们准备对付蒋的进攻。今后两年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下星期一他在中央学习组讲时局问题。

4月13日　根据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报告指出：去年冬季国际形势有两件大事，一件是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主动权；再一件就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参战。日本反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布置很久了。今明两年是我党最困难的两年，我们准备在这两年中间地方缩小，人口减少，军队缩小，党员减少，财政经济缩小。我们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反共高潮的困难，另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困难。今天的困难，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是胜利前夜的困难。在没有反共高潮时，要工作照常，加强干部教育。反共高潮来了，要应付反共高潮，但也不放弃教育。我们的干部在现在的状态下，是相当狭窄的，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的局面，所以为了将来要加强教育，为了现在也必须加强教育。再就是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为了克服困难。中央指定了一个裁总委员会，要考虑如何达到精兵简政之目的，如何各得其所，还要同检查工作结合起来。

同日　分别致信萧军，欧阳山和草明，舒群〔21〕，要他们代为搜集文艺界的反面意见。

4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准备应付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通知。毛泽东就延安的学习与检查工作问题发言，指出：（一）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对各机关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不要平均看待，要使积极分子起模范作用。（二）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次高级组学习计划的改变，由研究历史到注意十八个文件的学习，到现在审查干部，是很有益处，很有必要的。现在先研究现实的文件二十二件，研究党的历史的学习计划暂停一个时期。在整风运动中，表现有老三风不正与新三风不正，现在须要纠正平均主义、极端民主主义等。

同日　复信欧阳山、草明：“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

4月19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陈毅电：关于韩德勤的军力与地区，“以能维持韩生存又对我无危害为原则。因此，地区可划给一个适当的立足地”。

4月20日　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内部教育。为了迎接新的光明的世界，也要加强教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七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改变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要搞彻底，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特别是去年七月党性决定颁布以后，到今年四月已经有十个月了，已经作了很多准备工作。这次整顿三风，一定要搞彻底，一点偏风也不让有。每个同志必须明白，这次整顿三风，中心在自己身上。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把它反省一下。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中央领导同志分工对各系统进行领导。这次整风学习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

4月21日　复电周恩来：“一百零九条〔22〕已收到，中央已根据你的材料及估计发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同时将你的材料通知远方及各地干部，并在延安干部中作报告。日苏战争时机当在五月至八月内，在爆发前我们一面准备应付反共高潮，同时继续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在学习与检查工作时期内，编辑“学习”专刊〔23〕，在《解放日报》第四版上发表，每三日出刊一次，组织陆定一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会议还讨论周恩来电询中央对出席下届国民参政会的态度问题，决定复电周恩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似不宜拒绝出席参政会。

4月27日　致信萧军：“准备本星期六开会〔24〕，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25〕1—14期收到，谢谢你！”

同日　和何凯丰发出邀请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和有关负责人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4月下旬　一天，邀请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又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在回答是喜欢李白还是喜欢杜甫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作《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有人问：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感人的比较少，是不是由于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写成很好的作品？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四月六日《解放日报》上一篇黄钢的作品《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

5月2日　出席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发表讲话。他说：“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关于立场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关于态度问题，指出：歌颂和暴露两种态度都是需要的，问题是在对什么人。对于敌人，应当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对于人民群众、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则应当赞扬，使他们团结、进步、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关于工作对象问题和工作问题，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要了解和熟悉各种人，了解和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关于学习问题，指出：“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还要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这个讲话和五月二十三日作的结论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加强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的防务，统一军事指挥，决定组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并决定晋西北成立中央分局，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分局直属中央指导。会议还决定成立后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为主任，叶季壮等为委员。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指示，规定联防军司令部直辖下列各部队：第一二〇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第三五九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炮兵团。

5月7日　复电周恩来：我们正从军事、财政各方面准备对敢于进攻者施以痛击，已组成联防军司令部，统筹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两处军事。

5月12日　在《解放日报》“护士节专刊”上发表题词：“尊重护士，爱护护士”。

同日　和任弼时、王稼祥会见十一日到达延安的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苏联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孙平）。

5月14日　致电张闻天〔26〕：“（一）贺、林〔27〕带来的信及五月一日的信均收到，后一信对我们很有益处，请继续写。（二）现在延安展开了广大的学习运动，三个月后各机关学校检查工作”。

同日　致信续范亭：“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28〕做了座右铭。”

5月16日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

5月19日　起草朱德致胡宗南电：“据报贵部正在积极动员进攻边区，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此种军事行动归陶峙岳〔29〕指挥，总兵力为五个军等语。事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敢电奉询，即祈示复。”

5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时局、整风学习、文艺座谈会等问题。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国民党企图发动进攻边区的反共战争计划，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以及国民党内部问题的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向，但我们仍应根据精兵简政、迁移多余资材、不误整风学习、不误农民生产等原则，进行必要的战争准备工作。关于整风学习问题，会议认为，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热潮已经发动起来，中央必须加强领导。会议决定：（一）延长学习时间，机关由四月二十日起延长到九月二十日共五个月，学校由四月二十日起延长到八月二十日共四个月。（二）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三）健全各单位的学习组织与领导。（四）改进学习方法。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结论问题，毛泽东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同情。鲁迅的《阿Q正传》是同情工农的，与延安文艺界不同。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要注意普及与提高，并以普及为基本的。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的偏向，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会议决定，今后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要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所作的结论，经常有计划地召集文艺界的党员开会，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

5月23日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在朱德讲话后，毛泽东作结论，讲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首先，讲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目前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其次，讲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他说：一个是源和流的问题。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这要区分清楚。但借鉴是必要的，“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一个是普及和提高的问题。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第三，讲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第四，讲文艺批评问题，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结论还批评了抽象的“人性”、“人类之爱”等错误观念，澄清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动机和效果、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关系问题上的许多糊涂思想。第五，指出延安文艺界中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5月27日　和朱德复电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彭德怀：“感日〔30〕五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31〕，殊深哀悼。瑞卿、立三〔32〕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一二九师行动。”

5月28日　在高级学习组作报告，讲了三个问题。（一）时局问题。最近日本人打云南，打浙江，使得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暂时停顿了。国共之间暂时可以缓和一下，但是仗还是要准备打的，所以我们组织了联防军司令部，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统一军事行动，统一指挥。英、美对于开辟第二条战线不很热心。第二条战线总有建立的一天，因为希特勒快要垮了，有死老虎可打，他们一定去打。今年明年，我们要遇到很大困难，财政的困难，战争的困难，准备缩小，人口缩小，根据地缩小，党也缩小。（二）整顿三风问题。一个多月来整顿三风有很多成绩，党内党外有很高的积极性，有很多人改变了态度，改变了面貌，但是也有一些偏向，例如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不着重学习和领会文件，轻视整风，害怕整风，学习、领导、工作都缺乏计划性等等。现在是深入学习的问题。（三）延安文艺界问题。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延安，有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这是我们党正面地肯定地说应该欢迎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最近准备作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决定，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目的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和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和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我们的政策要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与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要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5月30日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对学员讲话，指出：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大树也是从像豆芽菜一样小的树苗长起来的。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向六届七中全会提议，七大应增加城市工作的议程，该项议程的报告和决议应从抗战的需要和我党的任务出发，提出目前在敌占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并联系到对过去城市工作的批评。

5月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家艾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回信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

6月1日　复电刘少奇：“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如同意，中央即下正式通知。盼复。”

6月2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一）同意李富春所提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的分工。（二）加强《学习》报编辑委员会。（三）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由何凯丰负总责。（四）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五）增加中央学习组的人数。

6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林枫关于晋西北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一九四〇年晋西事变到现在两年来的工作概况）。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给予联防军司令部三项职权：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33〕。

6月7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某些重要文件，先行讨论《联共党史》结束语及《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并准备测验与调阅笔记。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同志，混合编为十个小组，毛泽东为第一组组长，高岗、谢觉哉为副组长。（二）对总学委抽阅各系统的笔记作了分工，毛泽东和彭真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笔记。（三）由中央宣传部通知全国各地党部，按照延安经验，暂时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及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及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展开到全党。由中央学习组通知全国各地学习组，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二十二个文件。

6月8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运动。并具体指出：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成立学习总委员会，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期间，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学习时期规定为四个月到五个月，起止时间由各地自行决定。

6月12日　致信罗烽〔34〕：“你的文章〔35〕读过了，今付还。”“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

6月13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华北、华中斗争极紧张残酷，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五十七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八十万）的一半，便是胜利。”“大后方党宜将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区委，必要时连县、区委也取消，只留支部，便可大量保存，否则是无法保存的。省、特、县、区四级干部均转入支部工作，可以开辟很多新支部，其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三项，以待时机，除有据点者外（如方方〔36〕）请下决心办理。”

6月16日　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指出军队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高党性，以团结全军，增强战斗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6月17日　复周恩来本日来电，就蒋介石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问题指出：“除布置侦察及作军事准备外，请你即找刘为章作和缓运动。”

6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三项议程：（一）听取林枫关于晋西北工作报告的第二部分（政权工作）。（二）讨论抗战五周年纪念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纪念“七七”五周年宣言的内容，应拥护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提出应有信心明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提出战后建国的主张。（三）讨论整风学习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37〕。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在此次整风运动中，各机关学校主要负责同志要善于把真正犯错误的同志与破坏革命的坏人加以区别的意见。

6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今后总学委会议与书记处会议合并举行，关于学习问题的决定需要公布时，用中央总学委名义发通知。会议讨论通过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

同日　和王稼祥复电陈潭秋〔38〕：“（一）目前学习以三风文件为主，党史之研究暂停止。（二）各种材料有便时当寄你们。”

6月23日　致电周恩来：明日拍发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五周年决定，收到后请在《新华日报》公布。延安决定举行盛大纪念“七七”的大会，另有宣言和通电，强调团结抗战及战后建设三民主义国家。

6月24日　复电陈毅：“马〔39〕电悉，所见甚是。皖南、浙西只可发展游击，我主力不应南进。”

6月25日　致信林哲〔40〕，祝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41〕。信中说：“今天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给我的信，我十分感谢！现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又快开会了，我谨以至诚祝大会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

6月26日　关于国共关系及延安整风学习情况，致电周恩来，指出：“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但到希特勒倒后，国际局面变化，势必影响中国，国共好转与民主共和国前途还是有的，我们好好做下去，争取此局面。目前四个月国际国内都是关键。”“延安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收到绝大效果，有一万个干部参加此种学习。”

6月29日　和朱德会见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并在青年食堂设宴招待。参观团结束访问时，分别向毛泽东和朱德献旗、致颂词。

6月30日　致电周恩来，请他考虑利用纪念“七七”机会，找王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表示愿见蒋介石一谈，请王向蒋转达。

7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草案）和《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草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中国民族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国民党五十年来都抓住民族这个口号，所以在人民中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今年七、八、九三个月是时局转变的关键，主要是日苏战争是否爆发，第二条战线是否建立，德国进攻高加索是否得手，过三个月后今年的局面就定了。国共关系也决定于这三个月。我对联络参谋说，谁打西安谁是汉奸，谁打延安也是汉奸。对何应钦，我们只是反对他的反共，何反共我反何，何不反共我也不反何。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没有过去的斗争是不能存在的，在斗争之后又要团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文件，由毛泽东修改文字后发表，并由中宣部发一全党讨论这两个文件的通知。会议还讨论在目前敌人残酷“扫荡”的严重情况下暂将八路军总部移到晋西北指挥作战的问题，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待电商彭德怀、刘伯承等后再作决定。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草案，毛泽东发言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42〕等以外都是好的，经过六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延安党政军民机关、学校人员，均须严格遵守政府法令，执行政府命令，并责成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加以保证。

同日　复电董必武：“恩来须静养〔43〕，不全愈不应出院，全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恩来现在病中不应走动，拟请你找王世杰一谈，要求陈宏谟、郭亚生返延安，询问可否释放叶挺，申述我党中央“七七”宣言大意，请王介绍见蒋介石。

7月4日　关于整风问题，致电聂荣臻：“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44〕。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者，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7月6日　复电董必武：“为争取国共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恩来病状如何？甚念。”

同日　复电曾山〔45〕、赖传珠：“浙江战局〔46〕不久将告一段落，日寇新的步骤现尚难断定，但你们须准备应付敌之‘扫荡’。我们军队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根据地，前已于复陈毅同志电中说明了。”

7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和《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宣言指出：“摆在我国抗战面前有两大问题，即：（一）如何争取时间，克服困难，以达抗日的最后胜利；（二）如何对目前的抗战及对战后中国的建设取得各党派的一致意见，以便更好地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就是时间与团结的两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

7月9日　关于山东工作的重要性等问题，致电刘少奇：“我们很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顿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但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考虑到战后的一些复杂情况，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47〕）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更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日寇攻我方针之一是寻找我主要指挥机关给以打击，八路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是一严重教训，今春一一五师师部亦曾遇到危险，请予严重注意，一切主要指导机关及主要指导人总以安全为第一义。”“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延安有一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同日　下午，到延安交际处看望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对诸士绅所提问题，一一详作解答，畅谈五个小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抗日，在战后也是要坚持团结建国的。他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说明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是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更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毛泽东还说明减租减息及交租交息政策在中国实施之必要，指出这对于农民和地主都有好处。

7月13日　复电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中国抗日胜利在望之际，深望彼此团结一致，共济时艰”。

7月15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中央三日给你的电收到否，此电主张总部迁晋西北，北局机构改为太行分局，以小平为书记，华北各分局归中央直接指导，你的意见如何，盼复”。十六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主张八路军总部仍驻晋东南。

7月17日　电慰周恩来：“十七日电悉。尊翁逝世〔48〕，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7月20日　复电陈毅：“军委给五师指示方针电已告，你谅收到，与来电所述意见〔49〕是相同的。但目前不宜公开宣传顽军罪恶，因我方正和国民党重开谈判，不宜刺激它。”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就中央学习组学习此次规定文件的问题，作出决定：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在学习中应联系党的历史来研究，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少联系到个人；除十八条〔50〕外，另指定一些学习参考材料；应作笔记，真正写出心得和自己的反省。会议还讨论了周恩来关于拟同蒋介石面谈调整国共关系的来电，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复电。

7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起草的复周恩来电。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各小组讨论会，统一于每隔一周之星期一上午十时同时在杨家岭召开，从八月三日开始。

7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电王世英：“已令前方援助晋绥军之英勇抗战，请告阎长官。”

7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听取林枫关于晋西北工作的报告，决定由林枫起草今后晋西北工作方针的草案。会议讨论精兵简政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提出：精兵简政适合于目前需要，但做得还不彻底。明年陕甘宁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要减至六万人，晋西北减至五万人。边区主要是两项工作：教育工作和经济工作。晋西北加上打仗一项。要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少而精，能学习的学习，能生产的生产。军队不继续补充，按现有实际人数充实连队，可以实行小团制。至于敌后，要准备很大的缩小。搞一个统筹统支与自给自足相配合的很好的经济制度，以七分统筹、三分自给为主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相应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出版工作。针对稿件缺少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小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7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晋西北工作决定草案时，毛泽东说：在关于参议会、“三三制”问题之后应加一句话：“九月份进行的参议会，要使之成为团结各阶级建设根据地支持抗战的机关。”他还在会上发言指出，敌后有两件工作未深入，一是整顿三风，二是精兵简政。在敌后根据地困难日益增长的环境下，必须使各根据地负责同志深刻认识精兵简政与整顿三风的重要性，中央应发出指示性的电报。整顿三风必须从上至下地在党内有计划地认真进行。精兵简政问题，如果想不到敌后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现在不想到几个月后适应环境的主动步骤，就会手忙脚乱，敌后变化会是突然的，所以要主动地定出办法。摆在全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渡过敌后的困难。精简的比例是：在全部脱离生产的人员中，军队占百分之七十，党、政、民、学占百分之三十；全部脱产人员占老百姓人数的百分之三。要按这个比例，主动地、彻底地、有计划地执行。毛泽东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西斯国家将被打败。只有美国恐怕是个大家伙，战后法西斯国家都要依赖它，它可能支配世界。今年打败希特勒的问题还要看一看，恐怕对冬季反攻、对德国的弱点估计过大了。战后中国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我们在宣传上应以争取好转的前途为前提。争取同大多数人一道，是我们策略的出发点，而不是孤立自己。

7月31日　复电刘少奇：指出：（一）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这是一个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我正极力争取。（二）我们现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三）国共关系，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最近恩来见蒋介石谈得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斐与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

8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彭德怀、罗瑞卿、刘伯承关于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暂留在原地区的建议，但须注意安全。会议决定彭德怀任北方局书记，邓小平任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及太行分局名单，以能到会及必要者为限，由彭、罗、刘提出交中央批准。会后，毛泽东按照会议决定的内容，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彭、罗、刘电。

8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中央学习组原定学习十八条的计划，暂行停止，待二十二个文件学完后再行恢复。同时为准备将来的学习，重新指定四十三人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继续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会议还决定，为着使整风学习更能深入与活跃，应当联系本部门工作的检查，这样可在整风学习中收到改进思想、转变作风的实效。检查工作应抓住一些重要的突出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

8月4日　就精兵简政问题复电陈毅：“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八万主力军、四万地方军扩大至十万主力军、十万地方军，共计二十万，党、政还不在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像，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8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同意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关于改变中央学习组学习计划的决定，并按工作关系重新决定由四十八人编成九个小组，继续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胡乔木、陈伯达三人编为第一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草案，王稼祥作说明：抗战以来，根据地的党、军队与党政军委员会形成“三权鼎立”，现在要解决此问题，一方面从思想上解决，另一方面从组织上解决。解决的主要方针和中心思想是：缩减军权；提高政权；调整党政军民的关系。会议基本通过这一草案。

8月9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华中局电：“新四军恢复番号或编入八路为一军，目前尚未至与国民党具体谈判的时机，你们目前尚不必提出要求。”

8月15日　致信谢觉哉：“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之不妥，我记得对你说过了。早几天解放报社论〔51〕末段有‘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的话，也有不妥处，不知此文是否你写的？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论的意思并不坏，是说要让新选代表多说话，只是不宜将‘官方’、‘纯老百姓’这样对称起来。请加考虑。”

8月17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52〕：“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同日　复信谢觉哉：“我对一得书〔53〕感到兴趣，是有益的；虽间有一二点觉说得不甚恰当，但不要紧。”“边区参议会似宜改至明春开，那时时局更开展，便于对外表示意见，不要把这里的参议会看成只是本区的参议会，而要把它看成所有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参议会的领袖。又经过今年一年，本区的工作经验也更好总结，故此事值得再考虑。”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条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

8月19日　四时半，复电周恩来：“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即日又来电说：与蒋晤面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同日　致信谢觉哉、陈正人，指出：“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像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

8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同蒋介石会谈问题，决定先派林彪去，看情况再定。毛泽东在会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是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54〕。中央和军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行大整。工作按现状条件布置，过去要四五个人的，现在只要半个人。教育是专门学习，储备力量，扩大学校。陕甘宁边区政府要加强，抓住中心，掌握政策。可考虑李维汉到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完全服从西北局的领导。边区参议会停开，主要实行精兵简政，然后再开。

8月25日　修改一份关于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的情况通报。通报指出：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国民党最近已放弃了五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一些内容，其中有：“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通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反共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党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8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九月一日发出，作为整风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财政比例，要保证军事第一，党、政、军按比例支钱，根据人数、工作、生产能力三个条件确定财政比例。精兵简政，除包括精简、效能、统一外，加上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两项。精兵简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各方面。中央和军委共有二万四千余人，应减为五六千人。中央工作的原则是指导工作和教育干部。西北局高干会十月开会，讨论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解放日报》今年四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向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由秦邦宪、陆定一〔55〕起草一个党报工作条例。

同日　致电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8月31日　代表中共中央电贺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复刊。贺电说：“我们热烈庆贺《工人日报》的启封，并坚信复刊后的《工人日报》将继续是团结动员英国一切力量，战胜纳粹主义的号角。《工人日报》的复刊，不仅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击败法西斯主义的有力因素。”

9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针对在某些地区党政军民关系中还存在着统一精神不足、各自为政等不协调的现象，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在这里，应当再一次地提醒各根据地党、政、军、民领导同志的注意，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9月3日　复电周恩来，重申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五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再次陈述对毛泽东会见蒋介石一事的意见。认为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国际国内局势也“非对我有利”。周恩来指出毛与蒋会晤可能出现的一种前途不能不防，即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因此，提议林彪出面，“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建议。

9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阐述精兵简政政策的重要性，指出：“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15日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复电周恩来：“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还告知：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到西安后要求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同日　致电陈毅：“目前已至促成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恢复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关于打磨擦仗方面，已电李先念今后极力避免，并设法与周围国军改善关系，其他部队，请你加以注意。”“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同日　致电朱瑞：“目前已至恢复国共谈判时期，山东方面凡可避免的国共磨擦，均须避免。”“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

同日　同秦邦宪谈话半日，谈《解放日报》工作及各部门利用报纸推进工作的问题。

同日　致信何凯丰，说：“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56〕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同日　复信谢觉哉：“死者〔57〕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罗迈〔58〕到政府工作，许多事可交给他做。”

同日　关于调查研究问题，复电张闻天，指出：“考察敌我斗争情况时，如有可能请择敌军一个具体部分，例如一个大队，加以详细调查（编成、装备、作战及政治工作等）。如有时间还望择我军一个营加以具体调查。这样使调查不至偏于农村。”“关于商业不知有调查否？”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布关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及干部任命的命令：“为贯彻精兵简政，为统一军事指挥，着令将联防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除指挥晋西北部队外，直接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但留守处及留守兵团司令部名义保留，联防司令部名义对外一律免用。”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高岗为副政治委员（在关向应患病期中代理政治委员），张经武为参谋长。

9月18日　致电林彪，嘱他在西安与各方多谈，然后赴重庆见蒋介石；并询问与胡宗南会谈结果。

9月20日　起草《〈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征稿办法中约请邓发、彭真、吴玉章、蔡畅、范文澜、艾思奇〔59〕等十六人为第四版征集稿件，并强调指出：“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

9月21日　致电刘少奇：“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

10月6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电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60〕：“在顽军继续进攻时应坚决打击之，以求生存，在获得胜利后应表示愿与他们恢复和平，以求好转，望本此原则实施。”

10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为统一财政委员会实际工作的领导，向西北局提议组织财经办事处工作会议，以贺龙为主任，执行财经委员会所决定的方针与任务。

同日　为《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写编者按语：“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

10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社论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一战〔61〕，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决定性的”。“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的题词：“推陈出新”。

10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历史教训》。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社论评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八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九日期间苏联红军的正确战术和十分激烈勇猛的抵抗。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0月16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评柏林声明》。社论指出：“柏林发言人已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发表声明。该声明说：‘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该声明又说：‘此不应视为吾人未来的作战计划……而以镇静态度及必胜信心以观变化。’”“这后一段是说谎的。”“所谓‘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似乎还有第三个攻势的希望似的，但这只是完全的谎言。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它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为过去的战争没有动用它的主力的原故。”“但是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

10月17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进军事学校或党校”。并询问刘少奇现到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

10月18日　起草中共在延安的四位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秦邦宪致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电：“闻参政会定本月二十二日开会〔62〕，弟等因事不克到会，特此请假”。本日，复电周恩来，告知在延安的四位参政员已于今日致电参政会秘书处请假，并指示：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应采取今年“七七”宣言所表示的态度。

10月19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幕会上讲话，共讲三个问题。（一）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这是件大事情。这正是有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转变的时候。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去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向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磨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平的方针，那时也有国内战争的可能性。（二）关于整顿三风。指出：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了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的一些人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决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三）关于边区的建设。指出：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作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作到统一领导。

西北局高干会议从本日开始，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结束。会议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教训问题、统一领导问题和当前任务问题。

10月2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如彼方提周为主席团〔63〕，可予同意，不必以毛代，因毛不能经常出席。”

10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并告陈毅、饶漱石、赖传珠：“李宗仁铣〔64〕令该战区于明二十五日起，限期两个月彻底肃清我军（其部署另告）。在此情况下，你们可本自卫图存原则，进行武装反磨擦，但总方针仍应按六日电示（以斗争求团结）执行。”

10月2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陈少敏电，对她请示在顽军不断进犯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问题指出：“除对国民党中央目前不要批评外，对顽军破坏团结、进攻边区仍应号召民众予以抵抗，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

同日　修改贺龙的整军报告提纲〔65〕并写批语。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了一段话：“凡此所讲，我们相信是一定能够在全军执行的。因为我们八路军有很好的品质，我们是全国最好的军队，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与人民结合一起的军队，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军队。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发扬我们的光荣传统，克服自己的弱点，完成整军的任务。”毛泽东写的批语是：“此件很好。讲前即印发到会者，讲后还要印发全军干部，到营级止，当作干部教育材料。但不对外发表，要注意保存。讲时，可考虑要李鼎铭等人来听。”

同日　致电周恩来转林彪：“第一次见蒋〔66〕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李宗仁对李先念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10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指出：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同日　复电周恩来：“（一）二十七日两电收到，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二）边区正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可减缩万余人，经济问题有办法，困难可克服。敌后亦大施精简，统一领导，亦可克服困难。”

10月31日　复电林枫，指出：“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67〕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小前途甚坏。”十一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召开高干会议，传达和研究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指示。

11月2日　复贾拓夫〔68〕一日来信，贾拓夫在信中询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讲解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复信说：“大约可在十号左右讲，那时再商量确定日子。请你将布化十二条及结束语第四第五条按听众之数铅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发与他们研究。十二条译文要用最近一次师哲〔69〕译出的，请注意。”

11月6日　写《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七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灭亡。”“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11月11日　和朱德、林伯渠发出由周子健〔70〕转郑延卓电，欢迎郑延卓来延安。

11月14日　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大会讨论，听取关于边区历史问题的发言。

11月16日　致电林枫〔71〕、周士第、甘泗淇：“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11月21日、23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首先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接着，逐条进行讲解。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72〕，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斯大林的第九条讲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指出：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斯大林的第十条讲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指出：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斯大林的第十一条讲党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是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斯大林的第十二条讲党应有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指出：整顿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的检查。这次高干会议也算一次检查，会后要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政、整经济、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去检查。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11月23日　《解放日报》前总编辑杨松因病去世。毛泽东题写的挽词是：“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

同日　复信欧阳山尊、朱丹、成荫〔73〕，指出：“你们的剧〔74〕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11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75〕问题的指示》，并决定在报上发表国民党十中全会的文件，同时发表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指示指出：“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表示了这种解决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们不超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因此，“磨擦还会有的，但方式会缓和一点。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的好转”。

11月30日　致电彭德怀：“关于从华北抽出五千至一万干部到后方保存教育，我们正作接收准备，请你订出一个分批派送计划，作八九批陆续送来，免人注意。国共关系好转，边区可能取得合法地位。林彪已去重庆，国民党派郑延卓〔76〕来延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李先念并告陈毅、饶漱石电：“你们干部缺乏，因交通阻绝，无法派来。抗战趋势，全军将大减小，你处亦应准备在明年秋冬及后年春夏缩小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那时量小质精，干部就够用了。”

11月　从本月开始至一九四三年一月，为了解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情况，大量抄录中央社和塔斯社、合众社、路透社、同盟社等一些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是：美国、法国、西班牙、苏联、德国、英国、南斯拉夫、葡萄牙、罗马尼亚、土耳其、芬兰、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匈牙利、日本。

1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定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各根据地很多都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军区、分区两级缺乏领导中心。这些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是完全矛盾的。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必须根据中央关于统一领导的决定和精兵简政的政策，在今冬明春做到以下各项，以应付明年的严重环境，迎接最后胜利的到来。（一）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人为书记，是领导核心。军区、分区两级许多性质类似的机关合并办公，腾出大批干部加强下级。（二）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重研究，实行精简；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由五十七万准备缩至二十余万，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地方党、政、民、学大大缩减，大批干部及知识分子派到区、乡去，派到需要的部门去，尤其是知识分子须令经过下层锻炼。（三）干部必须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实行自我反省，消除宗派主义余毒，乐于交出机关交出部队，被分配到新的岗位去。

同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告知与郑延卓谈话的情况：“郑延卓在延两星期，明日返渝。我同他谈了两次，表现尚好。参观了许多地方，接谈了几十个人。据称：观感与外边所见两样。谈到边区，我说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谈到军队，我说应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也说到了。”“谈到三民主义，我说现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谈到社会主义，我说将来要实行的，现在无条件。”“他要求我给蒋一信，我答应了”。

同日　致信蒋介石：“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借致悃忱。敬颂勋褀不具。”

12月8日　为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收集整理材料一事，致信南汉宸：“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12月11日　和朱德致电周恩来、林彪：“徐海东同志卧病皖东三年未愈，现敌‘扫荡’形势恶劣，不便休养，拟经大别山送大后方调治。请与蒋交涉，可否速告。”

12月13日　为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收集整理材料一事，再致信南汉宸：“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内送我即可。”“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

12月1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林彪电，请他们根据以下意见同国民党交涉：“（一）在允许合法化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要求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三）边区可改为行政区，人员与地境均不动（地境不动一点请注意）。（四）黄河以南部队，确定战后移至黄河以北，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二十四日，周恩来、林彪约张治中谈判，转达中共中央的上述四条意见，并声明如认为这四条可谈，请留林继续谈，如相去太远，则请蒋介石提出具体方针交林带回延安商量。张逐条记下，答应报蒋。

同日　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通知指出：“文风的改造是整顿三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正确思想、正确党风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必须认真学习，不可忽视。”“对于文风的学习，各学委会必须抓紧领导，作具体的布置，号召全体参加学习的同志以学习学风和党风的精神来学习文风”。要求每个同志，认真检查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工作和自己所写的文件、作品，借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党八股的余毒。十二月及明年一月上半月内专门学习文风，个人学习总结可移到一月去。

12月20日　为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收集整理材料一事，再一次致信南汉宸：“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是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方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内下一番苦功赶一下，于星期五日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

12月25日　复信续范亭〔77〕：“大示敬悉。我近日忙着，你又有病，迟一下我们再谈更好。你身体差些，望维持。我右臂比上半年好一点，中医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吧！其余不尽。”

12月29日　为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78〕写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12月底　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在同他们谈话时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当毛泽东听他们说陕甘宁边区一家老百姓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就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12月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和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写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共十章。原计划写的税收和节约两章，因高干会议闭幕，来不及写而付阙如。报告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批评了不从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也批评了离开具体条件搞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发展计划的冒险思想。在公私关系上，提出正确的口号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批评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也批评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地加重人民负担的观点。报告指出：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同时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有许多同志的头脑还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做了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而没有做给人民以东西的工作。“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在目前条件下，就是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否则就会军民交困，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报告指出：许多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活动，负行政指挥责任的人不大去管，有少数人甚至完全不闻不问，只委托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不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的原故，有的人是中了董仲舒等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就大多数同志来说，中心工作“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报告还指出：这次高干会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由贺龙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九日向西北局高干会议作了传达。这个报告的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本年　为拍摄《南泥湾》影片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

〔1〕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于1941年12月15日至23日在重庆召开。

〔2〕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月26日，他率领农村工作调查团从延安出发，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陕北和晋西北作调查，亲自或指导调查组写出了十几份调查报告。

〔3〕 指陕甘宁边区的定边、安边、靖边。

〔4〕 莫文骅，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

〔5〕 此处和下文中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6〕 周文，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7〕 指延安《解放日报》。

〔8〕 可能是指周文关于改革文风的建议。

〔9〕 黄炎培，1941年3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被推选为主席，同年8月辞去主席职务。

〔10〕 毛泽东参观讽刺画展览后，有一天邀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谈话。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华君武作）。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11〕 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12〕 指国民参政员张申府写的《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祝辞》，《新华日报》1942年1月11日发表。同年3月9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13〕 这次季会在1942年3月22日一致通过向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7项建议，主要内容是：（一）设立全边区的生产建设委员会；（二）设立全边区的卫生管理委员会；（三）组织各种科学研究团体；（四）实行精兵简政；（五）在可能的条件下建设工业学校；（六）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改良技术干部与工人的待遇；（七）每年分春夏秋冬召开四次季会。

〔14〕 汪陈，指汪精卫、陈独秀。

〔15〕 指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

〔16〕 王实味，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他在《矢与的》墙报上发表的3篇文章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此外，王实味还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与艺术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这些文章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以错误的方法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及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问题。

〔17〕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曾同作家艾青谈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并请他代为收集反面的意见。

〔18〕 欧阳山，作家。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

〔19〕 草明，作家。当时是欧阳山的妻子。

〔20〕 蒋经国，蒋介石的儿子。当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4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21〕 舒群，当时任《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主编。

〔22〕 周恩来1942年4月18日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分析了当前时局的危机，列举了3个月来的反共事件109项，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可能。

〔23〕 《解放日报》1942年5月13日开辟“学习”专刊，至1943年1月16日一共刊载期。

〔24〕 指年月日开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25〕 指《文艺月报》。

〔26〕 这时张闻天率调查团在晋西北进行社会调查。

〔27〕 贺、林，指贺龙、林枫。

〔28〕 续范亭1942年作《赠毛主席》诗：“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29〕 陶峙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第34集团军副司令、陕西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长。

〔30〕 感日，即日。

〔31〕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1942年5月25日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总部突围转移，在战斗中牺牲。

〔32〕 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立三，即杨立三，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副部长、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33〕 1942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原给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党政军民关系的这一项职权，改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执行。

〔34〕 罗烽，作家。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

〔35〕 指罗烽1941年3月到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指罗烽写的《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一文。

〔36〕 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91年2月7日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

〔38〕 陈潭秋，当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39〕 马，即日。

〔40〕 林哲，即野坂参三，当时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40年到延安。

〔41〕 1942年6月23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行成立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了致敬信。

〔42〕 何畏，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军长、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

〔43〕 周恩来1942年6月下旬在重庆患病住院。

〔44〕 聂荣臻的文章题为《全面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发表在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

〔45〕 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组织部部长。

〔46〕 1942年5月至8月，日军为破坏中国浙江省空军机场，向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在第九战区一部兵力的配合下进行了抵抗。

〔47〕 杨苏纵队，指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2纵队。

〔48〕 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于1942年7月10日在重庆去世。

〔49〕 陈毅1942年7月18日致电毛泽东，报告新四军第5师因国民党军进攻情况紧急曾要求派部向西援助，他认为这一做法不妥，主张第5师以分散独立活动作战为主。并说衅端由国民党军方面开始，新四军军部拟公开宣传此事，以揭破顽军诡计，但等中央决定态度后再办。

〔50〕 指《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51〕 指1942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迎接第二届第二次边区参议员大会》。

〔52〕 周恩来1942年8月14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当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周提出两个办法：（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偕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同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53〕 指《解放日报》为谢觉哉开辟的杂文专栏“一得书”。

〔54〕 指整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

〔55〕 陆定一，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56〕 亮平，即吴亮平，当时任延安《解放》周刊编辑部主任。

〔57〕 指王凌波。1942年9月3日，王凌波因脑溢血去世。王凌波与谢觉哉是同学，都是湖南早期共产党员。

〔58〕 罗迈，即李维汉。

〔59〕 邓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党校校长、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吴玉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延安大学校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蔡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范文澜，历史学家。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艾思奇，哲学家。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

〔60〕 任质斌，当时任新四军第5师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少敏，当时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副书记。

〔61〕 指1942年10月9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的苏联红军突破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工业区德军包围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至1943年2月2日结束。

〔62〕 指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会议。

〔63〕 指国民党方面可能提周恩来为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64〕 铣，即16日。

〔65〕 这是贺龙准备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高干会议和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整军问题报告的提纲。报告讲3个问题：一、为什么要整军；二、整军的内容；三、怎样进行整军。

〔66〕 林彪于1942年10月7日到达重庆，10月13日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10月16日，周恩来和林彪会晤张治中，林向张提出停止全国军事进攻等项要求。

〔67〕 周、甘，指周士第、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120师暨晋绥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68〕 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1943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

〔69〕 师哲，当时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70〕 周子健，当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

〔71〕 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第120师暨晋绥军区副政治委员。

〔72〕 指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73〕 欧阳山尊，戏剧家。曾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社长。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晋西北分院院长。朱丹，后改名朱丹西，戏剧活动家。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副社长。成荫，剧作家、电影导演。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政治指导员。

〔74〕 指1942年冬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虎列拉》、《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

〔75〕 国民党十中全会，指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1942年11月12日开幕，27日闭幕。全会通过了“特种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

〔76〕 郑延卓，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参事，受行政院赈委会派遣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边区赈灾。

〔77〕 续范亭，当时任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在延安休养治病。

〔78〕 柯棣华因积劳成疾，于1942年12月9日在河北唐县去世。

1943年　五十岁

1月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晚会，进行团拜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讲话，指出一九四三年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和学习。号召大家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

1月5日　复电陈毅、饶漱石〔1〕，同意他们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来电提出的在日军大举“扫荡”的严重形势下新四军可能被迫在某些地区作分散布置的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电报还指出：“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

1月6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并转张际春〔2〕，指出：“同意北局决定及际春亥马〔3〕电意见，抗大总校应即结束，除连排级以下学员及陆中〔4〕编为抗大六分校，徐深吉任校长，袁子钦任政委，归刘、邓领导外，其余营级以上学员，总校在职干部及图书（带重要的）材料，一部基金，应统由际春负责带来延安。”后张际春调任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总校一千多名教职员改由副校长何长工率领，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出发，在三月上旬到达陕北绥德县。

1月10日　关于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的生产总结与生产计划，复信王中〔5〕：“你送来的材料很有用。这是小集体生产与个人生产，我还要整个敌工委的‘一九四二年的生产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生产计划’，以便看出全般情形，请通知有关同志在十天内外做好交我。做这个总结与计划时，应包括（一）全机关生产，（二）小集体生产，（三）个人生产，当然主要的是全机关生产。其中要指出成绩，又要指出缺点，要有自我批评。”

1月11日　修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即将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准备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给晋察冀分局的复电。复电指出：“二十九年〔6〕发布之施政纲领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并且直至现在还是适用的。目前不但不应发布和旧纲领并无多大区别的新纲领，而且不应对旧纲领条文有所修改，致影响旧纲领在群众中的威信。此次参议会可发一宣言，此宣言由参议会中共党员发起，邀党外人士联署向参议会提出通过，然后发表。宣言中拥护二十九年之施政纲领，同时对二十九年纲领中未包括之事项加以叙述。”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时，发言指出：据周恩来、林彪一月十日来电，现在中心问题是：（一）是否答应以何白“皓电”及国民党中央提示案作为谈判的基础，（二）是否答应以李先念部调江北作为于学忠部移出山东的交换条件。会议认为调防事实上难以办到，决定由毛泽东起草给周恩来、林彪的复电，将情况进一步询问清楚后，中央再讨论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还说：去年中央工作改变为以全国工作为主，少管延安的日常工作，并开始经过报纸来指导工作，今年中央各部委更要重视利用报纸来指导工作。会议决定调陈伯达兼任毛泽东的学习秘书，专门研究经济问题。

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会，作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毛泽东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同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等二十二人给予奖励，毛泽东分别为他们在奖状上题词，其中有：“有创造精神”，“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忠实努力，不夸不骄”，“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生产教育，两者兼顾”，“为群众谋福利”，“艰苦奋斗，不屈不挠”。

1月16日　根据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复电周恩来、林彪，请答复有关与国民党谈判的几个问题，其中有：“彼方提出以前年提示案为谈判基础及以何、白为主持人，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之目的？”“我向陈宏谟向郑延卓几次表示部队目前绝对（绝对）无法移动，不是不愿移，而是无地方，无路走”；“似宜一口咬定铁一般事实，暂时不动将来必动为有理有利”。“具体解决问题的时机目前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再等一下（苏联更胜利，国党抗敌更需要我们）较为有利？”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李先念、任质斌：“敌对大别山发动‘扫荡’是暂时的，现已向后撤退，我们不可乘机取得，只应收回被侵占地方，协助友军击敌，以利两党谈判。”

1月18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滕代远，朱瑞、陈光、罗荣桓，转去于学忠的一份反映同八路军冲突的电报，要他们一定制止八路军同原东北军的冲突。

1月25日　复彭德怀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来电，指出：（一）“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去年九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也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就是精兵简政，除当前使用外，也有这个作用，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二）“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各根据地上对这几件事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三）“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其次是中级干部，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这是今明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高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

1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为了庆祝中美、中英分别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委托王稼祥为中央起草一决定，公开发布，另对党内发一指示；同意陈绍禹提出的赴苏联治病的要求，并电告共产国际征询意见。

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并决定举行庆祝活动；会议决定调艾思奇任《解放日报》第四版编辑主任，并增印一千份《解放日报》。会议还讨论整风和审干问题。

2月1日　在谢觉哉、贾拓夫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一月二十九日召集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党人士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上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

2月5日　农历正月初一，延安群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到毛泽东住处拜年。毛泽东看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出时，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毛泽东在同前来拜年的干部和群众代表谈话时，问大家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并指出在大生产运动中主要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搞变工互助。

2月7日　为进一步改善国共关系，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向各战略区发出对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其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们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各区应本此方针，按具体情况执行，并报告我们。如有磨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

2月9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指出：“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边区高干会〔7〕（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时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2月10日　致电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林枫，朱瑞、罗荣桓，饶漱石：“为了总结去年整风学习，确定今年学习计划起见，请你将你处去年学习经验扼要电告我们，特别是下面几项：（一）大多数同志对于整风学习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有无偏向和误解？（二）在哪些干部中收效最大？有无把整风对象轻重倒置，只整下级不整高级？（三）是否根据具体环境及各种不同干部订立学习计划，有无不顾战争环境，不管干部程度的毛病？（四）学习方法，是否能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是否学用一致，有无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五）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以上问题望予速复为盼。”

2月12日　复电林彪并告周恩来：“谈判方针昨已电告。可以答应以‘皓电’为谈判基础。”“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不到反攻，彼方认为是不需要和我妥协的。彼方目前正在注视日、苏变化，以为日、苏开战彼可渔人得利。”

2月19日　农历正月十五，邀请枣园村二十四位年过六十的老人来作客，为他们集体祝寿。毛泽东祝他们健康长寿，希望他们发挥种庄稼的丰富经验，大大地发展生产，过上更好的日子。

2月21日　为庆祝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与红军反攻的伟大胜利，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们。贺电说：“五大洲一切民族爱好自由的人民，都已由亲身的经验，一致公认红军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锋。”红军近三个月来的攻势，“无疑是历史上空前的，并且其规模和速度还在不断加大”。“红军将希特勒匪徒完全驱出国境，只是时间问题了。”“我们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于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

2月24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稿，在改写的一段话中，强调妇女工作者要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指导者，就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许多女干部必须到合作社或公营经济机关去工作。“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2月28日　关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合并后的人事安排问题，致电彭德怀征求意见：拟以黎玉为第一一五师及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罗荣桓以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及代理师长；黎、罗及朱瑞三人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常委，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

3月10日　为贯彻毛泽东去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使即将到基层参加实际工作的党员作家进一步了解党的文艺政策，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陈云、何凯丰等在会上讲话。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响亮的口号：“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

同日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该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3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决定修改后提交下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王稼祥、陈云因病休息三个月，陈云病假期间，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由王鹤寿〔8〕负责，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恢复给政治局同志发一份外版书报杂志。

3月15日　复电彭德怀，指出：“同意你对今年华北整风学习的计划。”“对于三月间召开的地委级以上干部会议，应采取从检查实际工作到领会文件精神的方式，在讨论中要注重反对自由主义，深入地开展自我批评，彻底揭发一切缺点错误，把问题提到思想原则上去，才能达到上下贯通，干部团结，改造工作。”

3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时局与方针问题的报告。关于时局问题，指出：德国是今年被打坍还是明年？首先要估计到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即今年不能打坍，第二条战线未能建立等，也要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是哪一种，现在还不能确定。日本是扶汪打蒋的方针。国民党由于日本的进攻，外援不到，要求内援，所以国共谈判未停，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还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9〕关于方针问题，指出：今年中央工作总方针是要从研究与指导两方面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的目的。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和教育，去年以完成整风学习为第一位，今年要以工作为主，从五月一日起开始。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中央直属干部要进行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著作四十本。干部中各种教育主要是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教育。研究与指导，要研究国际、国内、历史、经济、文化等问题；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指导工作，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方针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中央各部门的工作要实行彻底的转变，肃清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要多接触才能有知识。会议讨论了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方案，整风学习总结计划。会议决定：四月底结束整风学习，从五月起实行新的学习计划。陕甘宁边区要以工作为第一，整风不要停了工作，今后要在工作中进行整风。

3月19日　和刘少奇复电陈毅、饶漱石，同意新四军释放在反磨擦战斗中俘虏的韩德勤〔10〕。

3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决定指出：中央机构调整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着分工而又统一各地区工作的领导，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

同日　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规定中央各部委和军委直属各机关的学习文件与工作检查四月底结束，审查工作可转入学习结束后之下一阶段，作为今年一年的中心工作之一。学校系统的学习文件、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六月底初步结束。

3月21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二十九日用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名义，召集延安青年纪念黄花岗烈士就义三十二周年大会，由何凯丰作报告。

3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释放韩德勤问题，决定：如韩同意向西去，则发还一部分人枪就地解决问题；如韩不同意西去，则暂留一时期，待国民党表示态度后解决。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每星期一、星期五下午开会，临时问题随时由毛泽东主席召集会议。

3月27日　关于蒋鼎文〔11〕命令庞炳勋〔12〕部向八路军进攻一事，和朱德复电彭德怀：“蒋、庞挑衅以事先设法消弭，不致引起冲突为上策，因坏人故意寻衅，此时引起较大冲突，对我极为不利。仅在万不得已时，才可在严格自卫原则下，给向我进攻之部队以部分打击。”

3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并转陈毅，同意按陈毅二十七日来电所提办法处理韩德勤问题。但无论如何必须与韩德勤订立一合作抗日密约，方不上当。〔13〕

3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林彪电。关于国共谈判问题，指出：“周回林留，或周、林均回，仍须向彼方正式提出，如彼不允，则林独回”。关于制止磨擦问题，指出：“无论华北、华中、边区，中央都曾几次下令禁止磨擦，我军亦无任何侵犯友区行动。但彼方进攻之事则屡起”，请交涉制止。

4月3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自一九四二年四三决定后，整风运动有了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有些地方则在部分的机关、学校、部队中获得成绩，而在其他的机关、学校、部队中则尚未深入。因此中央决定，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各地能于今明两年对敌斗争的严重环境中，恰当地分配时间与人力，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几件互相联系着的重大工作做好，就是我党的极大胜利。”

同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有种种迹象使我们怀疑国民党欲改变十中全会政策，寻找借口停止谈判，并向我们作进攻行动。

4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为着指导的便利，今后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归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归任弼时管理；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

4月6日　复电周恩来：“此间日内即拟具给何应钦复电〔14〕，你收到后即转交何，但暂不公开发表，俟彼方有进一步反共表示时（例如由中央社发表反共广播），即将此电公开发表。此次我方应取守势，待彼方进攻再行反驳，而不应事先公开发表文件。”

4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一号、第二号（关于领导方法）、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与党外的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进步的。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应有区别，党内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义。立场上的坚定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要有区别。党内斗争也应有策略，过去反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是模范的。会议决定以上三个指示照毛泽东提出的草案修改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第三号指出：自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以来，党内生长了一种自由主义倾向。“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的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上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

4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继续清查特务、进行防奸教育问题的决定。会议决定中央研究院并入党校，中央研究院名义取消。会议同意北方局提议萧华参加山东分局为委员，并决定由朱瑞、罗荣桓、黎玉、萧华组成山东分局常委会。

4月22日　复何凯丰四月二十一日来信，指出：“增加肃奸教育办法极好，请即令人编辑材料，在一周左右弄好，以便尽速付印”。“《中国之命运》我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数千字，征引原文），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

同日　再复信何凯丰：“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一）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15〕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二）生日决定不做〔16〕。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三）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四）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4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高级、中级干部教育计划暂缓三个月发布，在五、六、七三个月内，专门进行防奸教育。重新恢复总学委，负责领导这一项工作。其日常事务仍由康生主持。中央书记处的这一决定，得到二十八日政治局会议的批准。

4月25日　对王若飞四月二十二日关于送阅陕甘宁边区政府整风总结广播稿的来信，批复如下：“这些党播〔17〕，都写得很好，又简短，又具体，又生动，请送少奇、弼时、凯丰三人阅后发出。惟延安学习最好的是中直、军直，请你选择三五个典型，每个写成三五件党播（例如中央党校，不是一件党播能写得好的）。”

4月27日　和朱德复电周恩来、林彪，答复刘斐所提的几个问题，指出：“陇南、伊盟两处事件，事前我们毫不知情，事后未有任何一人参与，刘为章所称一切，全是诬词。”“现闻陇南事变扩大，叛民武装达二万人，伊盟七旗拥护沙王反对陈长捷、何文鼎杀人夺地、夺牛夺马等虐政”。“太行山战事，我一二九师亦是被‘扫荡’者，蒋、庞〔18〕事前一意对我，现被敌攻，我军决不记前仇乘机图利。至所谓横山事件，乃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所谓反共同盟军二百余人装作土匪分股侵入边区，我军只在境内剿匪，绝无一兵一卒跨越边境，刘为章所说完全违反事实。”

4月2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讨论中央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决定草案；还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党旗样式，决定长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

4月30日　复周恩来四月二十八日来电〔19〕，指出：“在国际酝酿反苏暗流下，国民党有发动反共宣传可能，你处准备答复是必要的，材料已要剑英即办。”“望向各方先作口头解释，并要求见何见张〔20〕见蒋，加以解释。”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解释“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问题给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电报，于五月一日发出。其中说：“当苏联提出一九四二年打败德国时，是以英、美约定于一九四二年建立第二条战线为根据的，在当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此种口号以为动员努力之目标。但当英、美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又无新的约定时，就没有继续宣传此种口号”。“当苏联根据英、美约定提出上述口号时，我党亦提出一九四三年打败日本的口号，这也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的。但当英、美没有履行诺言因而去年打败德国没有实现时，我党即不应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而应向群众解释今年所以还不能打败日本的原因，鼓励群众坚持努力争取胜利。”“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并须准备或有的意外变化。”

5月2日　刘志丹〔21〕灵榇在志丹县举行公葬。毛泽东为新建的刘志丹陵园内的纪念碑题字，正面题写“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题写碑文：“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5月4日　关于研究彭德怀写的《论公营商店》一文〔22〕，致信贾拓夫。信中说：“彭德怀同志写的这篇文章，在边区是否可行？应否与如何改变现在公营商店的方针、性质？请你研究一下，并和高、贺〔23〕、陈云诸同志谈论一番，以其意见写出交我为盼！”“贸易公司就是公营商店，在此次高干会上是实现了彭文所指的方针的；其他机关、部队的商店，实是私营商店，不过以公营为名而已，要使这类商店实行彭文方针，似是不可能的，因它们是以为本机关、部队营利为目的，而真正的公营商店，是不以为自己营利为目的。”

5月5日　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华大夫离开延安，动身回印度。行前，毛泽东、朱德等分别向他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并托他带回中共中央致印共中央的信和毛泽东、朱德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信中对印共积极致力于全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谋求民族独立的工作表示关切和支持，对印度国民大会派遣医疗队来华表示感谢。

5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委托高岗、贺龙拟定在保安、太白镇之间地区的开垦建设计划。会议决定：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内，留守兵团应着重注意进行军事教育，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拟交具体教育计划；审查内奸工作从四月一日起分三期进行，每期三个月，在此项工作进行过程中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与粗暴方式。

5月8日　关于目前不要刺激国民党等问题，复电周恩来并告林彪，指出：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已到延安〔24〕。“斯大林‘五一’声明后国际形势将好转，第二条战线今年可能开辟，今冬明春可能击败德国，国民党可能对我好一点，目前彼方可能不发动宣传攻势，故我们不应先作公开声明，只作文电声明及口头解释。《解放日报》及各根据地报纸还是一点也不刺激国民党。”

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情况的差异和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情况独立地解决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5月18日　关于在陵川、林县一带避免同国民党军发生冲突，致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正在寻衅发动反我斗争，因此我军配合作战部队必须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任何冲突，避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该地敌、我、友三方情况如何望即报。

5月中旬　会见近日到达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

5月19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太南〔25〕作战，日军先攻孙殿英〔26〕、庞炳勋，后攻我第一二九师，孙、庞大败，第一二九师奋战半月，已获胜利。我已电告彭德怀，“该地配合作战之我军部队即速北撤（该地似已无国军），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改派袁任远〔27〕去榆林见邓宝珊、高双成，调整双方关系，去前先来延安一次，并要国民党联络参谋也派一人同去米脂视察一下当地情形。关于“七七”宣传运动周，会议决定：由解放日报社编委会准备起草“七七”宣言；指定前后方主要负责同志准备在六月上半月前各写一篇文章；由中宣部及总政编写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小册子。

5月2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季米特洛夫五月二十日给毛泽东的电报。来电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会议决定：（一）先由毛泽东复电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二）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组织的提议后，中央再作决定。（三）将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转告周恩来并告中央的处理意见，同时将此电发给北方局、华中局和晋察冀、山东、晋绥、太行四个中央分局。会议还决定今后防奸工作应遵照的六项原则：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教育干部。

同日　将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电告周恩来，并告知：“政治局会议于二十一日决定，完全同意此种提议。俟收到国际主席团正式提议后，当即发表中央的正式决定。你处收到国际主席团文件后应与各报同时在《新华日报》发表，但不作评论，俟收到中央决定后即公布中央决定，并发表拥护之社论。”

5月2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能交涉飞机回延更好。”

5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央本日收到莫斯科《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的。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决定即日召开延安干部会议，由毛泽东主席传达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的决定指出：（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二）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但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大会由任弼时主持，李富春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一件大事。他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他接着指出，但是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负担了极大的责任，从而发挥高度的创造力。他强调指出，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党的干部应当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同日　致电周恩来：“中央对国际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已作出决定，即日由战报发来，你收到后，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外，并请即交塔斯社驻渝代表，请他们全文发莫斯科，此间不再发去。《解放日报》另有社论一篇，亦将发给你”。

5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延安过去一般翻译工作的质量，极端不能令人满意。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中央指定何凯丰、秦邦宪、张闻天、杨尚昆、师哲、许之桢、赵毅敏等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由何凯丰负责组织这一工作的进行。今年要首先校阅党校所用全部翻译教材及译完西方史两册，以应急需。

6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口号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在运用这些领导方法时还应注意抓住中心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同日　复电彭德怀，同意他五月二十五日来电中提出的对太南庞炳勋残部、孙殿英残部的处置办法，并指出：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CC系与复兴社）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国民党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同日　复中共冀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一月二十九日来信，复信说：“一个人只要无限忠心，什么缺点也易于纠正，你对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6月4日　复周恩来五月三十日来电并告林彪、董必武，要周恩来争取能顺利回延安。复电并指出：陕甘宁边区今年农、工、商、盐各业蓬勃发展，公私生活已大改善。“参加‘三三制’之党外人士情绪很好，认为只有我党有办法，边区为全国唯一乐土。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整顿三风、审查干部诸政策深入实行，党内外关系大为改善，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大为克服，六月一日中央又发表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当使全党领导方面有一进步”。

6月6日　关于紧紧抓住整风这个关键，致电彭德怀，指出：“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直待党风学完后（文风应和学风一起学）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应在明年上半年了。如能在今年一年真正做好整风，明年一年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本日，毛泽东还将此电转发新四军军部、山东分局、第一二九师、晋西北、重庆等，希望参照办理。

同日　再致电彭德怀，对他四月七日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提出不同意见，指出：“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6月9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一）回延宜速勿耽搁；（二）望带孔原〔28〕回延，留少文〔29〕为董〔30〕助手。”

同日　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十八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七月二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十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6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6月15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何时动身，盼于七月一号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

6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形势问题的发言。他说：现在苏联的力量增加，有可能在今年冬季把德军打出去。关于国共关系，两年来我党采取“和国”方针，不刺激国民党，也没有在报纸上反对国民党。去年我们估计国民党在五月会有一次反共高潮，但没有来，只搞了两次反共宣传。最近周恩来、林彪见蒋介石时，蒋说要照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说的办，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王明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联盟、民主主义与民粹派的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现在国民党不是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党。他们所说的“民权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没有民主；民生主义是闹得民不聊生，到处发生民变。在会议讨论“七七”宣言的起草问题时，毛泽东又说：我看日本的崩溃是必然的，国民党自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后好转的可能很少。对国民党不采用决裂态度。国民党内部弱了，没有力量向我们大举进攻。边区现在进行生产建设、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做得很好。我们还需要时间，进行整风一年，读马列主义一年，读中国问题一年。我们的对敌政策是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对国民党要避免公开武装冲突，把同盟者国民党的力量用去对付日本；对民政策是拥政爱民，发展生产，使我党与农民关系弄好；对党内是保存干部，教育干部，进行整风。会议还继续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

6月17日　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欢迎本日到达延安的邓宝珊。邓宝珊是奉命到重庆开会，特意途经延安，停留一星期。毛泽东同他几次单独会晤。二十日，在交际处再次设宴款待他。席间，毛泽东说：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头，就全部砸烂了。

6月28日　周恩来、林彪、邓颖超、孔原等一百余人，离重庆回延安。七月九日到达西安。七月十六日到达延安。

同日　收到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来电。来电报告国民党军李仙洲〔31〕部的一万余人袭占八路军巨野根据地，经多次交涉李仙洲部均置之不理，故拟消灭李部围攻八路军之一个团，然后退还部分人枪，求得和平妥协。二十九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

6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决定照毛泽东起草的草案略加修改通过，并同意刘少奇的提议，在宣言末段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语。会议决定七月一日由中央办公厅召集干部会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请毛泽东作报告。

7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干部晚会，并作报告。报告指出：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任务都只有一个，就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侵略者德、意、日。过去一年里，世界的战争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法西斯侵略者已经丧失了主动权，主动权到了同盟国手里了。今后的问题是要解决法西斯，分为两步，先解决德国，然后解决日本。今后的一年，是欧洲战场决战的一年。这一次的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要造出一个更加进步的世界，一个更加进步的中国，这就是大方向。有了方向还要有政策。我们党的政策可以分为对全国的和在陕甘宁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两部分。关于对全国的政策，党中央在纪念抗战六周年的宣言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条建议，即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至于抗战胜利以后，那还是我党去年“七七”宣言中提出的希望与各党各派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关于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几年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土地政策、“三三制”、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整顿三风等。这些政策还要继续执行，一切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克服现在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

同日　致信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以下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7月2日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在《解放日报》发表。宣言首先分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侵略同盟两大阵线所发生的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及其意义。接着指出：在中国抗战的第七年，为了克服现有的困难和准备好将来反攻时的力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项建议：（一）应该加强作战。只有加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互相援助，特别是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二）应该加强团结。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团结，以利抗日，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三）应该改良政治。唯一的方针是实际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四）应该发展生产。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宣言重申去年中国共产党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提出的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宣言最后说：抗战的第六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十二周年。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

7月3日　致电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指出：“胡部五十三师到洛川接替马禄防务后，已有一部侵入边区地境，修筑工事，似有逐步侵占企图。兹将富甘〔32〕、陇东、关中三方面情形电达，请就近向胡提出交涉，退出侵占地区。”“数月以来，迭据西安情报，蒋严令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巳巧〔33〕胡曾到洛川召集军官会议，部署军事，此事请在西安加以探询，并向胡商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

7月4日　致电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近日边区周围国方部队纷纷调动增加，准备进攻，有数日内爆发战争可能，内战危机，空前严重。请向胡交涉，一切问题均可于你们回延时讨论解决”。

同日　急电董必武，指出：蒋介石调集二十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7月6日　国民党政府官方通讯社——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条公开反共、破坏团结的新闻，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34〕

同日　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当夜派军队包围报馆。

同日　对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社论，并派人来报馆监视一事，电示董必武：“你们应将‘七一’纪念论文立即设法单印传播出去，又朱德同志给蒋、胡电〔35〕亦应速即向外传布”。“办事处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烧毁，以防突然查抄”。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文中指出：斯大林所说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历来也是存在的，前一种假马克思主义者，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后一种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年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八日，《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文中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7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此次蒋介石、胡宗南调集河防兵力积极准备进攻边区，国民党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制造反共舆论的举动，是他们企图利用德苏及日苏的紧张关系，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政策，保持了两年多的比较平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变化，就不适用了，而要采用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四项决定：（一）在坚持统一战线，实行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原则下，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反共分子的反动政策与挑起内战、破坏抗日团结的“第五纵队”的行为。立即公布朱德总司令致蒋、胡的电报及反对西安特务张涤非制造反共宣传的新闻。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应配合学习“七七”宣言举行热烈的讨论。（二）七月九日召开延安各界群众大会，纪念抗战六周年，在群众大会上表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并用大会名义发表通电。（三）进行军事上的作战准备，但后方机关不到必要时不要移动。（四）由中央书记处对各地发出一个内部通知，陕甘宁边区各地由西北局发出。

同日　致电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胡宗南进攻部署已完成，请你们努力在西安设法转圜，力求避免战事。并告必武。”

同日　致电彭德怀：“蒋、胡乘第三国际解散有进攻边区部署，我方正力请求避免，不得已时恐须一战。”

同日　下午，胡宗南部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驻军前沿警戒阵地。

7月8日　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指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

7月9日　延安各界群众三万余人举行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通电揭露国民党军队一个月以来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央社发出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以为发动内战的舆论准备。通电要求蒋介石等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避免内战，严惩挑拨内战的反共特务分子和通敌叛国的汉奸。

同日　起草朱德再致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等电，抗议国民党军队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戒阵地，要求制止进攻。

同日　关于印发中共方面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各种文电材料，致电董必武，指出：“速将‘七七’宣言、朱总致蒋胡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今日发出）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是为至要。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并很机密地进行之。”

同日　起草任弼时致周子健电：“速将朱总、萧主任〔36〕致蒋、胡等电报、新华社揭发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本日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设法密印数十至数百份，密发社会各界，此种工作甚为重要。”

同日　复电周恩来、林彪：“请与胡谈后速来延，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回延会商，一切可以和平解决。判断彼方计划是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则进击。我已进行全边区党政军民总动员，准备自卫。”

同日　关于准备对付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军事部署，致电彭德怀，指出：“蒋、胡尽撤河防兵力开到洛川、中部、州〔37〕线，密令积极准备待命进攻。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请你在日内加以考虑，提出意见电告。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

7月10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指出：“江〔38〕电所提都是小事。从江日晚上我们发觉胡奉蒋令限灰日〔39〕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听候蒋之手令即行进攻，并继续调动第一军至州、淳化，调动第八师至中部之后，我们即于支日〔40〕起提出反对内战危机与保卫边区的任务，并向蒋、胡呼吁团结，请其撤兵与制止内战。因此，江电所说诸小节，你们不要再提，应从制止内战着眼。”

7月11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张道藩〔41〕发出挑拨声明、外国记者纷纷询问内战危机的新闻稿，揭露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社论和刊登中共中央“七七”宣言的无理行径，以及国民党宣传机关对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一事无法掩盖的窘境。

7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社论说：“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复电彭德怀：决从五台区先调六个团至晋西北待命，由吕正操〔42〕率领，可将晋西北工作交他管理。如榆林方面有事，又可要吕担任北线。

同日　致电聂荣臻、萧克〔43〕并转吕正操、程子华〔44〕等，指出：蒋介石、胡宗南有以董钊〔45〕驻榆林从北面压我之势。“决从五台区调六个团由吕正操率领西进，至晋西北待命。不论蒋、胡此次是否实行进攻，此六个团西调计划不变更。”

7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共的对策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由于近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苏联打退德国攻势，重庆各国大使的干涉，而主要是我党动员广大群众对蒋介石、胡宗南调兵进攻边区与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表示坚决的反抗，使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和缓进攻边区的形势。但在新调来进攻边区的军队尚未完全撤走时，不能认为已经停止了这次进攻。中央在发表今年“七七”宣言时，对国民党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态度。而发现国民党积极布置进攻边区与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后，我们采用“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并动员群众准备力量，表示坚决反抗，是非常必要的。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的态度，也是完全正确的。过去两年来采取不刺激国民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取得了比较平静的环境来进行各种建设。中央今后除继续贯彻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大政策外，并须利用这次事件迅速进行下列各项工作：（一）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二）在军事上实行必要的准备，调若干兵力来边区及晋西北，加强军事技术训练，组织机关自卫军及加强民兵工作。（三）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四）加强党内与人民中的阶级教育。（五）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新闻稿。新闻稿说：英、美人士对中国政治黑暗，和蒋介石将美、英援助不用在前线打日本而用在补充后方部队，大不满意。最近熊式辉〔46〕在纽约、华盛顿、伦敦的招待会上，都在这些方面受到英、美人士的质询。英、美向熊式辉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以大量的武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

同日　致电董必武，指出：你的工作很得力。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已于九日用万万火急电发蒋、胡及各方要人，故你处仍应密印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我方之强硬姿态，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同日　致电周子健，指出：“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现经我们揭穿，已引起各国大使干涉，我们又积极准备应战，故迫得蒋不得不于十日改变计划”。“为击破国民党的无耻反共宣传计，你们仍应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密发社会各方，不得停止不发。”

同日　关于在敌后抓紧实行六大政策，致电彭德怀，指出：蒋介石估计欧洲第二战场不易开辟，德再攻莫斯科，日必攻苏，因此调兵遣将准备向我进攻，迫我作城下之盟，又见我两年缄默，以为可以压服。殊不知自我党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无隙可乘。敌后亦请你们抓紧此六大政策，求于今明两年完成任务。在群众中所提经常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这个电报还发给一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

同日　再致电彭德怀，指出：我宣传闪击已收效，更因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十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行动，十一日蒋、胡均复电朱德声明无进攻意，十二日胡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第一军及第九十军），内战危机似可克服。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望用一切方法克服困难，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

7月1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电：“（一）同意你们对付于学忠、李仙洲的方针。（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但一切磨擦仗均须将顽方攻我压我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知国民党中央，杜绝其借口及诬蔑。”

同日　致电朱瑞：“看你最近一时期所写整风通令及其他电报，比较从前切实了，进步了，希望从此更切实更进步。为求了解实情，从具体实情的分析出发，言语文字电报力求简短明确，内容充实，不讲浮泛话。”

同日　康生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抢救运动”开始。

7月16日　周恩来、林彪一行一百余人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张闻天等的欢迎。

7月17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电告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47〕、吕正操、朱瑞等来延安参加七大；由中央宣传部选定一批历史文件，指定几本马列书籍，准备于九月起在七大代表及延安高级干部中进行研究；由中央办公厅准备召集一次干部晚会欢迎周恩来、林彪回到延安。

7月18日　《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险》的社论，社论中不点名地批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社论说：“今年三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

7月19日　关于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致信秦邦宪、陆定一：“陈伯达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15，000份”。“以此作一次大宣传。印时请定一亲校一次，使无错字。”

7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指出：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同日　致电董必武，指出：“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认（如胡、徐〔48〕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并稍示缓和（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目前检查渝办）。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并搜集各方面对此文的反应。

7月24日　致信林伯渠：劳动英雄杨步浩等人来谈，“获知乡村情形，很有兴趣。兹转介至尊处，倘有时间，乞为接谈，他们极愿晋谒领教。并望招待他们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们离此七十里之远”。

7月25日　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倒台。

7月30日　关于审干方针及在敌后的八项政策等，致电彭德怀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负责人，指出：“敌后整风请督促务于今年切实办完，以便从明春起开始全面审查干部，明年一年办完”。电报重申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强调“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还指出：“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其次序是：一、对敌斗争；二、整顿三风；三、精兵简政；四、统一领导；五、拥政爱民；六、发展生产；七、审查干部；八、阶级教育。”“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立的阶级教育，对外不提阶级教育名称。”

7月　在枣园同袁任远谈话，询问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反复讲：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

8月1日　关于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出席大会问题，中央政治局致电北方局、太行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区党委、冀中区党委，指出：“党的七次大会决定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49〕、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50〕诸同志来延出席大会。在彭、罗、蔡、聂来延期间由邓小平代理北局〔51〕书记，以宋任穷为一二九师副政委并代理政治部主任，以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以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以刘澜涛为军区副政委，薄一波职务由北局指定人代理。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代理，苏振华职务由黄敬代理。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

8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言分析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时局，指出：墨索里尼倒台后，意大利新首相虽然宣称要继续打下去，但现在的局面是不利于打而利于讲和，英、美也要求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墨索里尼倒台，日本十分重视，加强对国民党的诱降政策，国民党最近到处发动舆论，鼓吹取消边区、取消中共。国民党为进攻陕甘宁边区新调来的六个师，现已撤回四个师，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国民党对我们的政治攻势的回答，是到处宣传取消中共。会议决定：今晚举行欢迎周恩来等的干部大会，周恩来发表公开讲演；委托中央总学委对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全体人员进行对国民党（包括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的正确认识及对国民党的正确政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的教育工作。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提议，准备于明年二三月间召开七大。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周恩来等从重庆归来的干部晚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8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森治丧机构的唁电：“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兹闻溘逝，痛悼同深。谨此致唁。”

8月5日　中央总学委发出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的通知，指出：“自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上亦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多次纠正，但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在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产国际解散的讨论中，在这次反对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斗争中，证明不仅许多青年党员的思想中还保存许多错误观点，即老党员中亦有些人有这种观点。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无论对于目前保卫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中央总学委决定自八月十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的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通知还指出，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晋察冀分局电，对精兵简政问题作重要指示：“毫无疑义，你们应实行精简，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你们现在只有九十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九十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八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决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三万，只留五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一武四。减去三万人中，除吕部六千西移外，另调聂部四千西移，共计一万人西移，其余两万在本地安插。如果明年更困难，再准备从五万中减一万。”本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再次强调“你们要下决心减去三万人，否则民困军疲，将来很危险。只要能保存三万精兵（包括游击队），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8月8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这次党校一共开六门课，就是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和文化课。通过学习，要达到季米特洛夫所说的干部的四条标准，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和遵守纪律。学好了以后，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两个革命。还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爱民”，是为了从老百姓身上取东西，是为了剥削，所以，反动统治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8月11日　为抽调干部送延安学习问题，致电彭德怀：“请你和刘、邓、杨、黄〔52〕等说通，从直属机关、学校，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好的真正可造的高级、上级干部五百左右送延学习，其他大批中级干部及犯错误有嫌疑而前方不好处的人亦可送延，但不在此数目内。边区物质条件增加二三万兵、一二万干部不成问题。边区今年雨量充足，可望丰收。”

同日　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指出：“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其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电报同意重庆、桂林的文化界进行反压迫的抗议，并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应“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8月12日　致电聂荣臻及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各同志，指出：“拥政爱民是红军以来优良传统，任何区域均须执行”。“你们正须彻底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特别是军队干部对于党政民的一种骄气、傲气必须深刻检讨，开展自我批评，才能使军队与党政民打成一片更好地对付敌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晋察冀分局电，告知政治局重新决定晋察冀分局及军区的主要工作人员。分局以聂荣臻为书记，程子华、刘澜涛为副书记。聂来延期间，程子华代理书记。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为副司令员，程子华、刘澜涛为副政治委员。聂来延期间，萧克代理司令员，程子华代理政治委员。北岳、冀中两区党委取消，两区工作集中于晋察冀分局。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晋察冀分局电，指出：“支持斗争与保存干部均属重要，如对保存干部认识不足，将犯严重错误。你处前送干部好的重要的甚少，兹决定由你们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及北岳、冀中、平北各区抽调好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安学习”，“最好的中级干部亦可选一部分”。

同日　关于广为散发《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小册子，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及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文件即用战报发你处，收到后速即抄送史迪威尔〔53〕及英、美、苏各使馆，然后将第一件的第五条（关于敌军编制、装备）删去，连同第二件合印一小册，题为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向各界及外埠广为散发。请注意利用此有力文件作宣传，延安将于数日内发表。”

8月13日　致电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报指出：“蒋介石及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阴谋，虽因我们的揭穿，有准备，及外国人的干涉而暂时停止，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同时在全国广泛发动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蒋之代表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两同志离渝前，非正式地告诉他们，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一是国共两党合一。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二十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三十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54〕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8月1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工作方针。决定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和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决定对九条方针逐条作了详细阐释。

同日　关于《两条路线》的编辑问题，批示胡乔木：“加上‘调查研究’、‘增强党性’两个决定，即可付印。交弼、康、刘、周〔55〕一阅。”

8月16日　关于抽调干部到延安学习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电，希望他们按照中央关于保存干部给晋察冀分局电报的精神正确地处理这一问题，“即是将全部干部分为支持斗争与保存学习两部分，而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等）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抽调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学习”。

8月20日　致信胡乔木，指出：一九四二年四三决定“宜选入党史文件”，《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由康生交你。“党书〔56〕请于九月五日前印出，以便交去华北干部带去敌后”。

8月22日　致电贺龙，告知：（一）吕正操部于二十五日前后分南北两纵队过同蒲路，吕正操与聂荣臻同来，请准备一切；（二）南线平静，目前不至有战事；（三）为准备应付明年的战事及可能的旱灾（太行区今年旱灾甚重），陕甘宁、晋绥两边区粮食及财政须作妥善筹备。

同日　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关于《质问国民党》一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批注：“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8月23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新华社关于发表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电讯说：“共产党方面于本日发表两个重要文件，其一题名为《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其二题名为《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蒋介石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曾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今观此二项材料，究竟真如蒋先生所说呢？还是相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凡属国人，必须明辨之矣。”

8月27日　致电董必武：“如无突变，你可准备出席此届参政会〔57〕，并争取民主同盟对抗战、民主问题取一致态度。”

8月30日　在关于胡宗南等对《解放日报》发表的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争相阅读、读后表现沉默的情况反映上，写批语：“请博古加印《评〈中国之命运〉》及愚民哲学〔58〕各一万本，专发西安及沿途驻军，并召集有关同志讨论散发方法。”

8月30日、9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三年来大后方工作的报告。在三十日会议上，毛泽东讲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他说：国民党这次对我们的军事进攻确实打下去了。现在他们准备下次进攻的部署。国民党对我们的政治进攻，由于苏联罗果夫〔59〕发表文章反对国民党要求取消中共，英、美也表示不满，我们的坚决抗议和公开批评蒋介石及国民党，现在蒋介石下令停止取消中共的宣传。这次我们提出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这是被侵略国半殖民地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同国民党合作，是同被侵略国的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合作。同时这种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它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与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王明同志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之分，只分抗日阵线和非抗日阵线。他认为中国是被侵略国就没有法西斯主义。现在证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了，如出版《中国之命运》，调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更软弱了。毛泽东又说：王明同志一九四一年进中央医院前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改；两年来他还向人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9月1日　复电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大会：“当此中国抗日阵线内部一部分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投降主义者企图对敌妥协，制造内战，危机严重之际，尚望贵会及敌后全体爱国军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而奋斗”。

9月2日　在关于中共的完全攻势（发表《评〈中国之命运〉》、《质问国民党》等文和揭露国民党将领投敌之材料等）在国民党一部分党政军高级人员中引起的反响的情报上批示：“责成出版局与中宣部开会研究出版发行事宜，检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开展广大有力的出版发行工作，废除官僚主义与被动态度。”

9月3日　关于从华中抽调兵力协助山东开辟工作，和朱德、刘少奇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指出：“于学忠退出山东后，我山东工作大开展，鲁中南主要山地均为我控制。这对华中及山东今后斗争极关重要。但山东目前兵力不够分配，新发展地区不能迅速巩固。望速从华中一、二、三、四师每师抽调一个小团到山东，归山东分局及山东军区指挥，协助山东开辟工作。”

9月6日—13日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十三日闭幕会上声称：“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9月7日—10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举行的会议。会议主要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多次发言并作小结。他在发言中说：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一九三七年洛川会议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有人是不同意的，在形势估计、国共关系、战略方针这三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是闹独立性，我们要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60〕，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另一个关键就是今年中央的九月会议与高级干部现在的学习。中央检讨党的路线的会议开了很久，现在提议把会议暂停，等前方负责同志回到延安再开。先进行高级干部的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这次的九月会议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例如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现在有几位同志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毛泽东在小结中指出：我们是要团结的，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在中国有四个范畴：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求团结；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求团结；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团结。整风就是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结果是更加团结了。党内斗争的方法，要避免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斗争的方法，那样的方法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直到前年九月会议和整风，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9月11日　致信秦邦宪，请他在《解放日报》转载罗果夫在《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上发表的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文章，并配发一小注，其中指出：“罗果夫此文曾被美国及英国报纸广泛登载，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在重庆亦曾博得中国真正爱国人士的广大欢迎，实为我六年抗战中苏联人士第一次对于中国政府有系统的批评。此种批评，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一切真正爱国人士的见解完全一致，但望国民党当局对于国际国内的公正舆论，勿加漠视，认真纠正自己的错误，抗战前途，庶有裨益。”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指出：距国民参政会“十八日开会尚有六天，等待国民党情况弄清后再作决定，你在十七日以前不要报到”。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董必武：“决定你出席此次参政会。会中如有反共报告、提案及决议，视情况或当场抗议或退席会后再提书面抗议，由你依具体情况行之。”

9月18日—27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何应钦在会议第四日所作的军事报告中，不顾会前王世杰向董必武作出的保证会上不作反共言论的承诺，污蔑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依照会议规则向何提出质询，并据实驳斥。CC分子捣乱会场，起哄攻击董必武的质询。董必武当即声明退席，不再出席会议，以示抗议。二十六日，会议通过《关于军事报告中涉及第十八集团军部分之决议案》，诬蔑八路军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

9月26日　复电董必武，指出：“你在参政会的行动是正确的”。蒋介石调动兵力到陕甘宁边区周围，都是针对我们的。“蒋所谓政治解决是欺骗，至少目前无此意”。

9月27日　陈潭秋、毛泽民等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

9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董必武电，指出：“双十社论〔61〕可说团结抗敌是第一义，希望蒋制止内战危机，实现民主。”如你当选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议可不出席，将来如情况略好仍可出席。

9月29日　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指出：《解放日报》日内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社论，当作我党的表示。“告小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不要上当。”“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请假不去，以示对参政会通过反共决议之抗议。”

9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关于检讨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会议决定：在彭德怀回到延安以前，暂停开中央会议，待彭到后再行续开，并可用续开续断的方式，准备在七大时再作总论；从十月份起五个月内组织在延安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中央会议负责领导这一讨论。

9月底　对董必武关于国民参政会内部斗争情况以及将董的名字放在驻会委员末位的来电，写如下批语：“蒋利用邵〔62〕达其欺骗目的，仍要董但置末位，以示一拉一打，反映国民党不敢破裂，但反共是继续的。”

9月　和朱德、周恩来将山东方面查复秦启荣事件的情况电告董必武，请他依此实情答复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电文说：国民党鲁苏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秦启荣乃国民党派在山东的主要反共健将，一九三九年以来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之事层出不穷，完全执行由重庆委托勾结日军进攻八路军之任务。“最近事件，发生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秦启荣亲率特务大队及其所属各支队，配合伪军张步云部向八路军鲁中部队大举进攻。激战十余日，始将该部击退，战后传闻秦启荣于此役阵亡。中央社所谓八路军袭击山东友军云云，乃颠倒是非，恶意污蔑，应予驳斥。”

10月1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关于减租，指示指出：“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关于生产，指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关于拥政爱民，指出：“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指示指出：“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只要全党认真地实行十大政策，就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这个指示的第一、第二、第三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同日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指出：“中央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是一个重要文件，应在军队及党政民各方面广作宣传，并当作上课材料。”

10月5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社论指出：国际形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现在无论何方均已感到了这一变化。在这一形势面前，国民党可能要另打主意了。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的主意，不外三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社论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在华北、华中的反共军事磨擦没有断过，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而共产党则相忍为国，完全实践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共赴国难宣言中的四条诺言。社论提出：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共产党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社论指出：“总之，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先生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党史学习的名单和分组，并决定：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在日内召集中央会议，由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由毛泽东报告学习和时局问题；学习时间暂定为三个月，开始从抗战后入门，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及抗战时期的问题，并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公开宣布允许讨论党的路线问题。会议还决定在《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社论后，《解放日报》暂停发表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文件，地方性报纸仍可批评。

同日　根据本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起草中央宣传部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全文如下：“（一）十月五日《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你们收到后，除登报外，应大量印成小册，广为散发，除教育干部外，应发到国民党区域各大城市及沦陷区人民中去。这个文件就是党的方针，就是对于时局的总结。（二）《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十月六日起，新华总社及各地分社相互停发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但各地报纸仍应继续揭露国民党，特别是反特务斗争消息应不断在报上登载。陕甘宁边区则用地方小报登载此种消息。党内阶级教育，继续进行，绝不停止。”

同日　复电董必武，指出：“六日起解放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五日文〔63〕内并指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以后谈判由你担任”，见蒋介石时除表示欢迎政治解决外，应指明“整个西北国民党军队备战甚急，延安不相信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如继续合作，则延安保证继续实践四条诺言，要求撤退若干军队”。

10月9日　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写如下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晋绥分局电，指出：晋绥分局范围内增加七大代表二十人，明年二月到达延安；中央十一月一日起开会，望贺龙于本月半动身，月底到延安。

10月10日　复电董必武：你应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议。十五日，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

10月14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首先指出：这次高干会与上次高干会不同的，就是准备打仗的问题。我们反对破裂，反对内战，但投降派煽起破裂，就要有办法对付。报告指出，我们党现在是有二十二年经验的党，有军队有根据地的党，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堪称政治上坚强的军队。我们党已有二十二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王明路线曾企图占党的统治地位，一九三八年时曾危害过党，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报告对十大政策作了阐述，指出当前各根据地最中心的任务是四项：第一是对敌斗争；第二是发展生产；第三是整顿三风；第四是审查干部。四项做好，党即可巩固，现在还只相当巩固，还不十分巩固。关于发展生产，报告特别讲组织劳动力的问题，指出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的农民劳动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如果全体人民的劳动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则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要增加一倍以上。这个方法将来可行之全国，将来中国的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的。合作社性质基本是一个群众观点，要想到群众。群众观点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报告还指出：马列主义的方法论，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在去年高干会以前自发论的思想是很流行的。要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列主义。要批评错误，要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四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以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以斗争求团结，统一劳动阶级，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内也要发展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10月17日　致电董必武：“对蒙特巴顿〔64〕所询各项，除你处已有材料可告他外，军队五十万数目及活动地区与我党外交政策及对教会态度均可告他。”

10月19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这个讲话的通知：“《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10月21日　和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等，指出：（一）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军事布置仍在积极准备中。（二）决由冀鲁豫边区调三个大团，保证每团二千五百人，到达陕北，今年年底补充准备完毕，明年二月底到达陕北绥德待命。无论情况如何变化，此计划决不改变。

同日　致信侯健存大夫：“在边区政府工作的吴吉清同志（他过去是我的特务员）的小孩患病甚重，群医束手，拟请费神为他检查一下，看是否还有希望，未知可否？”

10月26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致电吊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一去世。

10月下旬　和任弼时、彭德怀到南泥湾视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屯垦和生产情况。在五六天时间里，毛泽东等深入部队驻地，了解战士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毛泽东鼓励战士们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他还说，敌人封锁我们，我们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

10月　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声称胡宗南部绝无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意致朱德的电报上，写了如下批示：“危机并未过去，不要听信甘言。”

同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延安杨家岭迁往枣园，毛泽东的住处也迁到枣园。

同月　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上、下）成书。这部书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学习的主要的党的文件集。所收文件起自一九二二年党的二大宣言，迄至一九四三年十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共一百三十七篇。

11月4日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宣传要点》。全文如下：“（一）斯大林‘五一’命令中及中央‘七七’宣言中所称今年打败希特勒一节应作如下的解释。打败希特勒不但需要苏联的努力，而且需要英、美的努力，但在过去时期内，因为只有苏联单独抵抗希特勒及其欧洲伙伴，英、美两国没有执行他们在一九四二年开辟第二条战线的诺言，故使得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使得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希特勒对苏联的第二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这是苏联单独作战的结果。今后世界反法西斯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地打败法西斯。今年十月革命节乃是整个反法西斯阵线由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是特别值得庆祝的。（二）日寇为了破坏我们的秋收正在整个华北进行它的秋季大‘扫荡’，我八路军及华北人民正在作英勇的反‘扫荡’战斗，一定要粉碎日寇的计划。各根据地目前时期的宣传应集中于鼓励人民配合军队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秋收，打击敌伪的‘蚕食’政策，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11月5日　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致电斯大林、苏共中央和苏联全体军民，热烈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庆祝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庆祝莫斯科三国会议及中国参加的四国宣言〔65〕的伟大成功。并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和苏联人民携手并进，团结一致，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1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举行的干部晚会并讲话，指出：在这一年之中，苏联红军的胜利转变了战争的全局，关系于整个人类的命运。讲话肯定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所取得的成功，指出：“不久的时间内，我们将看得见第二战场的实行开辟，从东西两面夹击希特勒而打败他，决定地解决欧洲的问题。欧洲问题解决，就是折断了整个法西斯的脊骨与右手，剩下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左手，也就不难打断了”。讲话表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将同全国爱国的军民一齐努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

11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就此谈通历史和现在的一些问题，新四军军长职务由张云逸代理。八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指出：“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如陈来延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1月10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整风动员讲话，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11月11日　和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等，指出：“敌正在加紧对华诱降，蒋仍未放松对边区军事准备，我为推迟内战，坚持敌后抗战，尽可能屯兵陕北，是十分必要的”。望以六团单位补足七千五百人，由杨得志〔66〕率主力五千人，年底或明年正月初出动来延安。

11月12日　和朱德参观延安市为促进陕甘宁边区经济繁荣、便利商品交易举行的为期一月的骡马大会。毛泽东、朱德细心观看，关心和询问商家的营业情况，许多货摊主人纷纷起立表示欢迎。

11月13日—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举行的会议，会议继续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作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取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联共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11月13日　中直、军直第二届生产展览会开幕。毛泽东为展览会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庆祝今年生产的胜利。”

同日　在董必武十一月十二日关于蒋介石等一再询问周恩来是否以及何时从延安出来到重庆的来电上批示：“拟答：周三年在渝无事可做，在国民党未真想合理解决问题以前，不拟出来，各事可经董谈判，如至真能合理解决问题时，周可以出来。”十五日，复电董必武：“可告国民党，周在渝三年无事可做，暂时不拟出来，董被委以全权与彼方谈判一切问题。”

11月22日—26日　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对日作战的计划，作出在滇缅路发动对日作战的决定，并签订开罗宣言。宣言表示三国的宗旨是：剥夺日本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的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等等。宣言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

11月28日—12月1日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对德作战中的一致行动和战后和平等问题，签订了德黑兰总协定和德黑兰宣言。总协定规定美、英等国应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11月29日　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一年来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运动，取得很大的成绩。把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11月下旬　派人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接邓宝珊〔67〕、续范亭到自己住处谈话，朱德、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国民党可能采取三个方向，第一个是直接投降和内战方向，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第二个是一面假装抗日，一面积极反共，这条路最终也是行不通的；第三个是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一条生路，我们大家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三民主义必须通过三大政策来实现。现在日本的困难越来越大，抗战胜利在望，只须国共两党继续努力了。

12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现在的纲领很简单，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如此。这里面有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人民大众很多，首先是几万万农民，其次是几千万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也参加，抗日时期地主也参加，但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许多同志如王明同志就不了解这一点。

12月4日　复信续范亭。信中说：“贵体虽有起色，但看东西仍不宜太多，请加注意。邓先生西北人望，调护国共关系，出力甚多，此次南行，讲了许多好话，我们心中感谢他。惟此次见面，似不满足，因我们未谈具体办法。其实我们毫无具体办法，例如撤消封锁，承认边区，恢复新四等等，除听候国民党解决外，我们方面是毫无办法的。边区周围情况仍紧，惟国际环境日好，日寇又有进攻之势，时局或可不走向决裂。明年春夏尚有一关，过了此关，或有好转之望。”

12月9日　参观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邀请十七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包括移民、打盐、义仓、部队生产、变工扎工及合作社等问题，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生产经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使这些经验能指导全边区人民的合作生产。

12月10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军政治部电，指出：“明年军队的拥政爱民运动及民众的拥军运动应规定于旧历正月举行，不应在阳历一月举行，以便利用群众过旧历新年的习惯。应规定明年旧历正月全月为拥政爱民月及拥军月，以便各地各部在这一个月内选择一周或两周举行这个运动。”

12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决定：学习时间为半年，从今年十一月起至明年四月底；学习的课本为六种，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条路线》上下册；学习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等等。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组织由任弼时、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参加的政治工作委员会，以任弼时为主任，陶铸为秘书。

12月16日　和彭德怀复电邓小平，指出：“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复电着重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敌后的任务，指出：“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胡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请随时注意各区实际情形予以纠正。”

12月17日　在读了刘少奇六月二十八日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致续范亭的信后，写信给刘少奇。信中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毛泽东的批语主要有：人和其他动物“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关于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人的自然本质、人的自然本性，“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人是什么一种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2月20日　致信胡乔木：“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68〕，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69〕，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70〕，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12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决定将以下意见分别传达到各系统高级干部，加以研究后再交书记处最后决定。传达的意见主要有：（一）指出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是由熟视无睹（指反特务斗争前）到特务如麻（指“抢救”运动以后），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二）指出“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务斗争，要从两方面去进行工作检查。好的方面：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阴暗的方面：夸大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降低。（三）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须采用分析方法，将坦白分子分为六类：特务分子、变节分子、党派分子、被特务利用的分子、党内犯错误分子、完全弄错的分子。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

同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生产与财政情况及对太行区发展生产与贸易的意见，和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指出：“边区生产运动已普遍展开，农业（牲畜、粮、棉）手工业特别毛棉织物均有显著增加，变工扎工、劳动英雄起组织增产的重大作用。在贸易上出入口可平衡，经济上已开始建立了自给基础。惟财政开支过大，尚未做到收支平衡，因此本币仍低于法币，中央已在注意调节开支中。”“太行最主要入口是盐，出口是核桃、花椒。在敌人加紧经济封锁情形下，必须用一切办法开发冀南及南乐、清丰一带之小盐，经过群众及伪组织关系运太行。政府并须确实掌握调济市场，稳定粟价，推销花椒出口（怕封锁）换取必需物资入口（主要是盐）。至于核桃自己可以榨油，不怕封锁。胡麻是敌必需品，封锁与敌不利，目前封锁是表面现象。并请注意克服政府中某些同志手工业生产上的垄断思想。”

12月24日　致信刘少奇，向他介绍《从猿到人》一书中编入的恩格斯的两篇短文《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和《人类进化的过程》（《〈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段），“十分精彩，可以看”；编入的郭烈夫〔71〕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篇，“亦可一阅”。信中并说：“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12月25日　关心从华中来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陈毅，本日电嘱邓小平：“陈毅同志到时，请告他可在沿途略作休息，以免过劳，大会要在四月后开。”

12月27日　和康生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转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山东分局，第五师，指出：“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

12月28日　关于组织研究陈绍禹、秦邦宪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饶漱石、罗荣桓，黄敬〔72〕，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电，指出：“政治局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日内即可发给你们。你们应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参加研究的高级干部范围目前不宜太多，每一分局所属地域内约在一百人至二百人左右为适宜，名单应由中央局或分局决定。”“在干部研究前，中央局及分局委员须作讨论，在思想上酝酿成熟，然后领导干部研究。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和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

〔2〕 张际春，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1月6日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

〔3〕 亥马，即12月21日。

〔4〕 指抗大总校附设陆军中学，1942年5月在河北邢台县成立。

〔5〕 王中，当时在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负责行政管理工作。

〔6〕 指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即公元1940年。

〔7〕 指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8〕 王鹤寿，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

〔9〕 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在1943年3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又作了补充说明：罗斯福企图先打败日本，丘吉尔则主张先打败德国，后打日本。苏联计划打日本由美国、中国担负，打德国由英国、苏联对付。日苏不战是世界局势的一个枢纽，国共关系要看日苏关系的变化。

〔10〕 1943年3月中旬，在新四军对日军的反“扫荡”作战中，韩德勤率总部特务营和保安第3纵队王光夏部等，西渡运河，侵入新四军淮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经多次劝说、警告其退出，均无效。韩部捕杀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人员，收缴地方武装枪支，抢掠财物等，遂引发新四军与韩部的冲突，在冲突中韩德勤被俘。

〔11〕 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

〔12〕 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

〔13〕 1943年3月25日，陈毅由新四军军部到达第4师师部，主持同韩德勤的谈判。27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蒋介石对韩德勤问题下决心之前，主动送韩出境。中央同意陈毅的建议后，新四军于4月1日礼送韩德勤出境，发还人枪，并划定活动区域，《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也在当天签订。

〔14〕 中共中央书记处1943年4月5日会议决定由叶剑英起草给何应钦的复电，答复何应钦关于国共磨擦向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一些问题。

〔15〕 指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

〔16〕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0岁生日，党内一些同志酝酿为他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17〕 指党务广播稿。

〔18〕 蒋、庞，指蒋鼎文、庞炳勋。

〔19〕 周恩来1943年4月28日致电毛泽东、朱德，指出根据各方情况和刘斐的信，估计国民党有在报上公开反共的可能。请即将最近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和配合友军的情况以及他们进攻我军情况电告，以便将前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并向外国记者宣传我们的战绩。

〔20〕 何，指何应钦。张，指张治中。

〔21〕 刘志丹在红军东征期间于1936年4月14日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后葬于陕西子长县瓦窑堡，1943年5月由瓦窑堡迁葬于志丹县新建的陵园内。

〔22〕 1943年5月1日，彭德怀关于他写的《论公营商店》一文致信毛泽东：“最近与华北来延某些干部谈及公营商店未得到解决，特别冀鲁豫、山东、太岳问题更多些，即延安最近会议虽然解决了许多问题，但金融政策及公营商店似还欠明确方向，我写了一个《论公营商店》，请审阅，如无多毛病，请加以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

〔23〕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八路军第120师师长暨晋绥军区司令员。

〔24〕 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1943年2月从延安撤回重庆，由徐佛观、郭仲容接替他们的工作。

〔25〕 太南，指太行山南部地区。

〔26〕 孙殿英，原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第24集团军新编第5军军长。1943年4月战败投降日军，后任伪南京政府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

〔27〕 袁任远，当时任陕甘宁边区绥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绥德警备区政治委员。

〔28〕 孔原，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部长。

〔29〕 少文，即刘少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情报部部长。

〔30〕 董，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在周恩来回延安期间负责南方局工作）兼宣传部部长和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

〔31〕 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28集团军总司令。

〔32〕 富、甘，指陕西富县、甘泉。

〔33〕 巳巧，即6月18日。

〔34〕 1943年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复兴社特务分子张涤非，召集只有9个人参加的所谓西安文化团体座谈会，在张涤非操纵下通过他事先写好的攻击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的反动电文。

〔35〕 朱德于1943年7月4日致电胡宗南，7月6日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抗议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行为，要求制止内战，呼吁团结。

〔36〕 指萧劲光。曾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主任。

〔37〕 中部、州，今陕西黄陵县、彬县。

〔38〕 江，即3日。

〔39〕 灰日，即10日。

〔40〕 支日，即4日。

〔41〕 张道藩，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42〕 吕正操，当时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1943年9月到达晋西北，同年11月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43〕 萧克，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1943年8月任代理司令员）。

〔44〕 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45〕 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第34集团军第16军军长。

〔46〕 熊式辉，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47〕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太岳区委员会书记、八路军太岳纵队政治委员、太岳军区政治委员。

〔48〕 徐，指徐永昌，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

〔49〕 蔡树藩，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主任兼太行军区政治部主任。

〔50〕 苏振华，当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

〔51〕 指中共中央北方局。

〔52〕 刘，指刘伯承。邓，指邓小平。杨，指杨秀峰，当时任晋冀鲁豫行政委员会主席。黄，指黄镇，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

〔53〕 史迪威尔，即史迪威，当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

〔54〕 王克敏，当时任汪精卫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55〕 弼、康、刘、周，指任弼时、康生、刘少奇、周恩来。

〔56〕 指在毛泽东主持下编辑的《两条路线》。

〔57〕 指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943年9月18日至27日在重庆召开。

〔58〕 指艾思奇写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1943年8月11日《解放日报》。

〔59〕 罗果夫，当时任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

〔60〕 指《六大以来》。

〔61〕 指《新华日报》将在1943年10月10日发表的社论。

〔62〕 邵，指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63〕 指《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

〔64〕 蒙特巴顿，即蒙巴顿，英国勋爵。当时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

〔65〕 1943年10月19日在莫斯科开始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拟定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并邀请中国参加这一宣言。10月30日，三国外长与中国驻苏联大使在这一宣言上签字。

〔66〕 杨得志，当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67〕 邓宝珊从西安返榆林途中于1943年11月下旬到达延安，停留半个月。当时邓宝珊偶感风寒而患病，毛泽东着人送去狐皮10件给他做大衣衣料。

〔68〕 苏联科普文学作家伊林、谢加尔夫妇合著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

〔69〕 赖也夫斯基著、陆一远译的《唯物的社会学》一书。

〔70〕 伯简，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社会进化简史》是他编纂的。

〔71〕 郭烈夫，苏联哲学家、历史学家。

〔72〕 黄敬，当时任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书记、冀鲁豫区委员会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

1944年　五十一岁

1月5日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关于学习与发行《毛主席三大名著》的决定。《毛主席三大名著》包括《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是晋绥分局一九四三年十月印制的。决定指出：毛泽东的三大名著，是指导中国革命解放人民的理论武器与具体方略，所有共产党员都应熟读深思，领会贯通，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各机关部队应认真组织学习讨论，作为经常课本。

1月9日　致电董必武，请他转交给郭沫若〔1〕的电报。给郭的电报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同日　晚上，观看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逼上梁山》后，写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齐燕铭〔2〕：“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月10日、11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聂荣臻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报告。毛泽东在听取报告时，对一些问题作了插话。关于农业生产，他说：用组织起来的办法，可以克服缺乏劳动力、缺乏肥料等困难。关于百团大战，他说：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关于政权问题，他说：虽然非党人士比党员少，但能吸收中间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使我党有所顾虑，不致变成清一色。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只有几个非党人士，有很大的影响，能进行合法斗争，这种法治的斗争能够教育我们。关于整风审干，他说：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现在应估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关于国民党问题，他说：除非国民党下决心跟我们破裂，否则我们不应与它破裂。会议通过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

1月10日　看了彭德怀一九四三年六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地委干部整风学习会上作的《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发言的记录稿后，写信给彭德怀：“看了十二条的分析，你是用了心的，这种研究态度是很好的。内容也是一般地正确的，只是在个别地方有些缺点。”毛泽东对发言记录稿批注了意见。在记录稿“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这句话旁批注：“党是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工会、合作社、军队、政府（与其他阶级联合的）、国会党团等阶级联合的一切形式，均须受党的领导，中国党是照这一条建立的，但在党员中认识不很深刻。”在记录稿“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新青年》……在后一时期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的作用，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刊物”这句话旁批注：“《新青年》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但还不是党报。”在记录稿“大革命的后一时期，陈独秀犯机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大革命也就失败了”这句话旁批注：“加上客观原因。”在记录稿“二七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创造了红军的基础”这句话旁批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创造了红军。”在记录稿“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这句话旁批注：“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半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并删去“基本上”三字。在记录稿“必须认真进行整风工作”这句话旁批注：“地方要去掉官僚主义作风，军队要去掉军阀主义作风，全党要去掉教条主义作风。”

1月12日　和刘少奇复电张云逸、饶漱石，指出：“如果敌军放弃无为，顽军向无为大举进攻时，同意你们的意见，七师主力转到含、和〔3〕地区，而以一部留巢、无〔4〕坚持游击。又沿长江两岸，特别由安庆至九江一段尚有发展可能，应加派得力部队前去建立游击根据地。”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电：“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1月19日　复信林伯渠：“来示诵悉，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个人的计划〔5〕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定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

1月24日　审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致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电报。在电报的“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这种估计大致合乎事实”之后，毛泽东加写：“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在电报的“要教育同志认清：从党内清出特务固然是成绩，从坦白分子中”之后，毛泽东加写：“将弄错了的人平反同样是成绩，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平反，不是在反特务斗争正在高潮之时，而是在高潮过去，特务已经清出之后，由领导同志先向高级干部解释明白，对于所有坦白分子进行复查，根据复查结果而加以平反。”在电报第三个问题的末尾，毛泽东加写：“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1月　会见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郭征询关于两党合作的意见，毛泽东答：中国共产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郭要求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毛泽东答：林、周或可先后赴渝。郭又提及何白“皓电”和西北军事二点，毛泽东答：谈判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赴前方。

2月4日　复电董必武，指出：“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

2月7日　延安市人民秧歌队、市政府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向毛泽东献旗。毛泽东会见他们并讲话，说：我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你们。我们共产党人要更加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比过去更好，来回答你们。现在全世界全中国都在团结一致打法西斯，我们边区党政军民已经团结一致，今年更要团结一致，为增加生产，巩固后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努力。边区已有进步，今年还要进步，共产党人愿意和边区人民打成一片，听取人民的意见，使工作做得更好些。

2月8日　为中央总学委起草复山东省文协要求解释鲁迅诗中“千夫指”的含义的电报，指出：“鲁迅虽借用‘千夫指’古典的字面，但含义完全变了，你们的解释〔6〕是不适当的。”

同日　在金城〔7〕六日关于“抢救运动”冲击到钱拯〔8〕及其子女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钱拯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是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

同日　致电罗荣桓：“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同日　起草朱德致阎锡山电，对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节节迫近薄一波部一事〔9〕，提出“目前抗战阵营亟需团结，六十一军行动，请予制止，免起冲突”。

同日　和朱德、彭德怀复电滕代远〔10〕、邓小平，指出：“目前须争取时局平静，不生波澜。六十一军东进，可能是蒋、阎设置的挑衅计划，迫我冲突，造成口实。”“应付方针，除此间电阎请加制止外，你处应令太岳部队先行忍让，不和它冲突，去信六十一军交涉撤回，顾全大局；同时集中兵力于适当地点修筑防御工事，彼若坚决来攻，然后以后攻姿态打击之，但非至最后不得已时，不要发生冲突。”

2月9日　和朱德、彭德怀再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11〕等：“日寇有进攻西北企图，阎部东进目的在挑起国内冲突缓和日寇进攻，我们万万不可中计。阎部东进无论多少，我军应让出一块地方，坚持不打政策，至少六个月内不得发生冲突。特达，望遵照勿误。”

2月14日　关于浙东新四军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张云逸、饶漱石电：“你们取自卫立场是必要的。为着打击进攻的顽军采取迂回动作也是必要的。”

2月17日　会见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以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郭仲容可以随行。次日，毛泽东将会见郭仲容的情况写信告诉林伯渠。

2月22日　和朱德复电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杨得志部既到太行，休息数日后，即率部及新兵经晋西北来边区，赶上春耕生产。”

2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等。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定：（一）陈绍禹、秦邦宪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关于宪政问题，会议决定在延安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中央对各根据地发一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

2月26日　关于在审干坦白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康生复电邓小平、滕代远，指出：“你们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进入坦白运动，并收到一些成绩，这是很好的。为使今后工作更能顺利正确进行，必须认识反奸斗争是一种隐蔽的尖锐的斗争。因为敌人是隐蔽的，所以在未发现特务之前，党内一般的倾向，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又因为斗争是尖锐的，所以在已发现特务之后，特别是进入坦白运动之时，党内倾向就容易转入‘特务如麻’、‘草木皆兵’。这种先右后‘左’，常常是反奸偏向的一般规律，而且从右到‘左’，时间可能是很快的。”“在没有开展反奸斗争的地方，应纠正右的倾向，在已开始发动群众反奸斗争的地方，应防止‘左’的偏向”。电报还指出：特别是在进入坦白运动的地方，应注意下列问题：（一）“要灵活地运用坦白运动，不要机械地搬运延安各机关的经验。”（二）“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从敌区及国民党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文化人、技术工作人员等等，一切犯过错误的半条心的人，一切坦白分子及逮捕了的犯人，都看成是特务分子；不可将一切敌后或大后方党的组织或左倾革命团体，都看成是红旗政策的特务组织。”（三）“在坦白运动中，要不断教育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搜集真凭实据，不要轻信口供，使所有干部懂得没有调查研究，没有真凭实据，要判别一个人的是非轻重是很困难的”。（四）“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不超过可疑分子的百分之五）的原则，不要在坦白大会上把不坦白的人就实行逮捕。在已经发动坦白运动的地方，要在干部和群众中深刻地广泛地进行反对逼供信的教育，详细地讨论中央的各种指示，使他们懂得逼供信的绝大危险，绝大害处，不仅可以冤枉同志，而且必然会中特务的诬害阴谋。”“因此你们要不倦地进行教育，订出一定的条例，宣布一定的纪律，而且要随时进行检查工作，时时地反对逼供信的错误。”“以上几点，我们不是说你们已经犯了这些偏向，而是根据各地经验告诉你们，提起你们注意。”这一电报还发给华中局、山东分局和晋察冀分局。

3月1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关于宪政问题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指出：“（一）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国民党不得不于十一中全会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二）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三）除我党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并向党内干部说明党对宪政运动的政策，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向，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形，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

3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长篇讲话。

关于路线学习问题，讲话指出：（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反省笔记中说到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在当时上海严重情况下有上海国际代表机关批准，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确定了上述决定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否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经过共产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中有人怀疑好像不是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与反李立三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过去未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四）不要反对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当时我与博古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就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五）对六大的估计。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有人说六大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革命性质，提出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六）党内的宗派是否还有？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的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去掉这个包袱才合乎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严重。（毛泽东关于路线学习讲的这六条方针性的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成为政治局的结论。）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讲话指出：经过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和路线学习，最近有些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有进步。但从全党来说这个作风问题还很严重，在某些环节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存在这个问题，主要问题是脱离群众和不用脑子想问题。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

关于时局和方针问题，讲话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打内战的。去年下半年给国民党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声明对共产党问题要政治解决。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困难的地位，例如经济困难、党内整风和反特斗争没有弄好，我们要有一年的和平环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我们的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陈云参加西北局领导，任财经办事处政治部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由彭真代理。

同日　和康生、彭真复电黎玉、萧华〔12〕并告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鉴于过去湖西锄奸错误的影响，至今在党内党外尚未完全消灭，因此山东分局对审干及反特工作，必须十分细心，正确掌握中央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坚决反对逼、供、信路线，有准备有步骤地慎重进行，今年不要普遍举行”。“再则审干反特，你们二人均须亲自参加，取得经验”。

3月9日　周恩来受毛泽东、朱德及中共中央的委托，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热烈欢迎他们来延安参观。

3月15日　致电饶漱石并转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分委各同志，肯定陈毅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电文如下：“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3月16日　关于山东工作及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方针，和朱德、彭德怀复电罗荣桓、黎玉、萧华并滕代远、邓小平，指出：“争取国内和平、团结抗战、坚持敌后斗争是我党一贯方针，去秋国民党向边区威胁，经我政治上猛击，引起英、美及国内人士之注意与对国民党之不满，逼迫蒋不能不暂时改变对我斗争方式（军事反共转到政治反共为主），因此对顽斗争应坚持自卫原则，决不衅自我开，保持我党经常的政治主动地位。”“鲁南、鲁中、滨海三区，从去年夏秋后，地区扩大一倍以上，极应利用时机努力发动群众，深入减租减息，加强游击队与组织民兵，并须在今年内做出一定成绩。在老区域注重生产，继续深入群众工作，准备坚持今后更艰苦局势，盼深刻注意。”

3月17日　延安各界为八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二月七日病逝）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

3月22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讲话论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关系和应将文化教育工作提上陕甘宁党政领导机关的议事日程。他说：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和政治。军事和政治应当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至于文化，它是反映政治、军事、经济的，同时又是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就要受到阻碍。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总的说来，政治、军事我们比较会，经济、文化就不大会。经济、文化不大会，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陕甘宁边区的直接任务就是两项：生产和教育。去年我们搞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生产取得很大成绩，这是一个基础。今年应把文化教育提上议事日程，学会文化工作。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们要开一个会进行讨论。讲话还对文化工作方面的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西北局宣传部组织了六个调查组，分别到陕甘宁边区的六个分区，深入农村调查文化教育情况，总结经验，为这一年十月至十一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作准备。

同日　在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称赞《解放日报》昨日发表的关于延安市完全小学在春季招生中学生骤增一倍的消息〔13〕，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新闻。这个小学现在办得很好，过去办得不好，群众不欢迎。这条消息说明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的成绩，应当广播到全国去。

3月27日　关于反顽斗争必须坚持自卫原则，和朱德、彭德怀再致电黎玉、萧华并告滕代远、邓小平，指出：日军有打通平汉路模样，英美记者团将于近日来延安。“因此，反顽斗争更须严格坚持自卫原则，不应见小忘大，衅自我开”。对山东顽军应“灵活执行一打一拉。在自卫原则下，有理有利地打，能造成更多拉的条件，能和缓磨擦，达到争取与中立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

3月28日　复董必武三月二十三日关于询问毛泽东的近著尚有哪些应译为英文的来电，指出除董来电所述最近已译出英文的《新民主主义论》、边区财经政策演说、《论合作社》、《组织起来》数篇外，“无其他文章可译”。

4月2日　关于周扬〔14〕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致信周扬：“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15〕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16〕，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4月3日　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山东分局：“中原大战，国共有重新协调之望，已派林伯渠同志艳日〔17〕由延赴渝谈判。我华中、山东各部务遵前令集中注意于对付敌伪，整训部队，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及谨慎地清查特务，切勿刺激国民党，望通令所属知之。”六日，又将上述内容电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并转冀鲁豫分局。

同日　阅改任弼时准备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即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讲演稿，写了如下批语：“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另在党校第一部讲一次。”“在十天内印出。印五千本，发到五千个干部阅读。”毛泽东对讲演稿作了修改。在讲演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后，加写一段话：“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在讲演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后，加写一段话：“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

4月5日　和朱德、彭德怀致电罗荣桓、黎玉、萧华、李作鹏〔18〕并告滕代远、邓小平：“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19〕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

4月6日　和周恩来两次致电董必武，通报蒋介石已令西安一带的特工人员布置各种伪装，以中共叛徒、受害者、知情者种种面目出现，向外国记者“控诉”，捏造各种诬蔑中共之词。请董必武速将上述情形透露给各记者，使有精神准备，并注意揭破。

4月9日　关于陈毅同饶漱石的争论问题，复信陈毅：“来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十日，毛泽东看望陈毅，并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

4月10日　出席延安各界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追悼朱德母亲的大会〔20〕，并献挽词：“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4月11日　谭政〔21〕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与主持下由谭政起草的。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在彻底检查部队的政治工作，从整个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风进行全面检讨。谭政起草前，毛泽东曾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初稿写出后，毛泽东作了修改，加写了三千字左右，并要谭政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审阅，以及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征求意见。毛泽东加写的文字中，有：“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群众，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学习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的通知，指出：这个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这个报告“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

4月12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和同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的报告，合并整理成《学习和时局》一文，于同年七月发给八路军总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等。这个报告讲了两个问题。（一）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传达并进一步发挥了他三月五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讲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曾经得到政治局会议的同意作为政治局的结论。（二）关于时局问题。他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指出：目前国际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力量的高涨和走向胜利，法西斯阵线力量的衰落和走向失败；二是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力量的增长和反人民力量的衰落。关于国内形势，去年八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实际地位改变了。他还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升的，第二个阶段是下降的，第三个阶段又上升了。第一个阶段好比是伸开的手掌，第二个阶段是缩回的拳头，第三个阶段是再伸出强有力的拳头。为了争取胜利，要去掉一个东西，要学习一个东西。要去掉我们背上各种各色的包袱，解除精神上的负担。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要引为鉴戒。要学会开动脑子，善于思索，养成分析的习惯。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脑子，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14日　关于印发林伯渠三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三三制”经验的报告，写给李维汉一个批语，说此件很有用，由西北局印五千份，分发到县级党政军干部、党校学生及中央直属干部。毛泽东在林伯渠报告谈到中间分子的右翼处，改写了以下一段话：“县以上参议会中，可以吸收这种政治态度较右但不是坚决反共分子的少数人（用聘请方法），这对于影响外面的地主资本家与安定本地富有阶层，都有作用。对待他们的态度，要团结和斗争并重，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可使其服从大局。应该给以适当的礼貌与尊重，团结他们，并利用其一技之长，但不可任以要职，更不可假以大权。”

4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周恩来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毛泽东说：这次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想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示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与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感觉我们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盟。对英、美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和任弼时提出，对在新疆被扣押的八路军人员，向邵力子提出要求释放，不能释放即要改善待遇。

4月18日　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国民党军队溃败。至五月九日，日军打通了平汉铁路。五月下旬，国民党军队退到洛宁、嵩县以西的伏牛山区。

4月22日　致电滕代远、邓小平并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指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战役，一部已由中牟渡河，其主力似集结博爱、孟县、济源地区，准备向黄河以南侵犯。我军应乘日军南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工作基地。

4月29日　关于李健侯〔22〕所著《永昌演义》一书，写信给李鼎铭。信中说：“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同日　林伯渠受中共中央委派离延安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举行多次会谈，初步交换了意见。十七日，林同张治中、王世杰乘飞机到重庆。

4月30日　致电董必武转十一位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

同日　宴请续范亭等。饭后交谈中，续范亭得知去年旧历十一月十九日正是毛泽东五十岁生日，而延安各界并未举行任何祝寿活动，对此深有感触，赋诗一首：“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在谈到粮食对战争的重要性时，毛泽东说：韩信在登坛拜将以前，还在汉中当过“粮食部长”。朱总司令自述他初做军官就充当司务长，旧日司务长正是管连队生活，并负训练与作战的责任。现在我们的大将们都研究粮食问题，全体指战员都亲自动手，建立各单位的大小家务。各部首长、干部不但都能管理军队生活，而且都能直接参加生产，这是全世界军队没有的奇迹，同时也是中国军队的大改革，这对革命是一件很大的事。

5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会议决定组织下列报告准备委员会：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周恩来准备在大会作一次关于统战工作的报告，统战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七中全会，五月二十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通过关于大会的准备问题。会议还讨论对林伯渠五月四日请示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来电的答复问题。

5月11日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复电林伯渠，指出，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林彪前提四点〔23〕，当时何应钦回说时期不同，要另行考虑，故今年恩来提出五点〔24〕（即在孙中山纪念会演说之最后五点），现张、王〔25〕既要我们先提主张，可即以此五点及你带去六点为谈判内容，并要求至渝后，先恢复渝办、西办〔26〕两电台及人员自由来往，以便利谈判。”

5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所提对林伯渠十日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来电的复电问题。林伯渠来电说：六、七、八三日在西安同张治中、王世杰的会谈中，“张、王的态度是倾向照林彪提案解决，但不愿作正面肯定的表示。他们办法是探求我们能接受的意见向蒋报告，再由国民党中央作一提示案，交我转延安接受”。会议决定先复电林伯渠，说明中央正在讨论，要他飞渝继续谈判。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复电林伯渠。

5月15日　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再复电林伯渠，指出：王世杰、张治中“既屡求我方提具体意见，故决提全国者三条，两党者十七条，明日由军政部台发来，请备公函交给王、张”。“为顾全彼方面子，谈判全文暂勿向外发表，但在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向外发表”。“林案已被何应钦否决，年来情况亦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要求彼方将提示案草稿先交我们审阅，协议妥当，再将正式提示案交我，如不事先协商妥当（内容及文字），则属彼方片面意见，我方不负实行之责”。

5月16日　发出五月十五日致林伯渠电，告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主要内容有：中共领导的军队目前至少应编为五个军十六个师；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八路军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请政府释放各地被捕人员；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请政府停止对重庆《新华日报》的无理检查与破坏发行。

5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五月二十一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确定参加会议的名单和议程，并决定向七中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还决定为贯彻党政军一元化原则，原决定成立的华北军分会、华中军分会及各地军政委员会组织均取消，今后有关军事问题统由中央局、分局或党委讨论决定。在会议讨论刘少奇报告党章草案问题时，毛泽东说：经过生产与锄奸运动，证明有许多原来准备洗刷的党员是好的。陕甘宁边区工人有很大发展，过去只有七百人，现在发展到一万二千人。

5月20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分析，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反法西斯力量上升，人民革命力量上升，所以就全世界来说是胜利快要到来，就中国来说也是胜利快要到来。目前我们就是如何迎接胜利，因此要特别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骄傲。骄傲是最害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上了骄傲不少的当。骄傲像一个包袱，什么人都可以背上这个包袱。现在是要放下这个包袱，放下这个包袱才能接近群众。我们每个同志都不要骄傲，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要随时看到自己的不足，随时学习。二是要打开思想，善于思索问题。如果大家放下了骄傲这个包袱，能接近群众，可是不能替群众解决问题，还是没有用。现在就是要大家多想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　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举行。

5月21日　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的两项任务，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直到现在都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关于发展自己，即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军的中心力量，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说服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事实说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关于团结友军，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目标上去。我们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团结友军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在获得美国配合时，准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周恩来。除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外，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提议的其他四个报告的准备委员会的名单。

5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的招待会，接受职工代表的献旗和献词，并发表讲话。讲话指出：五年前边区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七百个工人，现在有一万二千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敌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同日　林伯渠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送交张治中、王世杰，张、王以二十条如此写法无异暴露政府之罪状为借口，拒绝接收和转呈国民党政府。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林伯渠连续致电毛泽东，汇报张、王拒不接收和转交二十条等情况。

5月24日　出席延安大学〔27〕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的开学典礼，并在会上讲话，指出延安大学应为抗战及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他说：现在边区教育已经开始走上轨道，这是与边区及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进步有联系的。所有我们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延大是设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学科的大学，学生要学习政治、经济、文化，要准备去做政治、经济、文化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要犯教条主义。他指出：“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

5月27日　关于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致信胡乔木：“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5月30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向七中全会提议，七大应增加关于城市工作的议程，该项议程的报告和决议，应从抗战的需要和党的任务出发，提出目前敌占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联系到对过去城市工作的批判。

5月31日　关于修改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致电林伯渠，指出：“（一）为尊重张、王意见，以利谈判，以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之诚意，特修改文件内容词句，请再次提交张、王。（二）请向张、王声明，拥蒋及执行四项诺言等屡经申明，故未重述于上次文件中。为尊重他们意见，故将其加入于此次文件。又二十条均属事实，请求政府解决极为必要，为尊重他们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二）如彼方再不接收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5月　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于本月开始。这项工作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由任弼时主持。毛泽东确定关于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并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一九四一年由他起草的《结论草案》，是这个决议的最初蓝本。《决议》的起草，曾几易其稿，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并经过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次讨论和其他人的修改，历时一年。《决议》是一个集体创作。

同月　对中共中央党校即将到前线去的学员讲话。毛泽东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讲到这里，毛泽东向大家敬礼赔不是，并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

同月　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领导下，晋察冀日报社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出版，编选的大部分是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

6月3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28〕五月二十三日来电，指出：“完全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对谈判的方针，你们的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修正文件虽然去掉八条，但主要内容未变，又可借此重开谈判，如再不接收，则曲在彼方，那时准备由延安用电报拍给蒋。”“会见华莱士〔29〕及拉铁摩尔〔30〕时可以新十二条及口头提议八条均告知他们。”

6月5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必须认识，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军的任务，“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因此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毛泽东在会上对指示作了说明，他说：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这个任务的提出，是以以下情况作为出发点，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四分之三的敌军，根据地人口有八千多万，整风和生产取得了成效，国民党在精神上物质上都下降，汤恩伯一败如水，英、美舆论和民主政团同盟都同情我们，国民党内部有分化。现在如不提出这个任务，则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但根据地在这一年内的主要任务，还是巩固而不是发展。将来为了团结群众，也可以在共产党以外组织一种阵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为主任，并建议七大的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

同日　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会谈。林伯渠将中共中央修正后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书十二条（附口头要求八条）递交张、王。张、王表示不接收，经林据理力争后才收下，但仍声言不能转报国民党政府。同时，张、王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林伯渠。六日，林伯渠致信张、王，指出国民党政府提示案与中共中央的十二条意见相距甚远，但仍愿将这一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并再次要求张、王将中共中央的十二条转报国民党政府。十五日，张治中、王世杰致信林伯渠，说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报国民党政府，但坚持解决办法只能按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至此，谈判陷入僵局。

6月6日　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地区对德军实施战略性登陆作战，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6月9日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到达延安，其中有美联社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合众社的福尔曼等外国记者六人。

6月12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首先致词说：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的政策始终不变。“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毛泽东致词后将记者提问综合为三个问题回答：（一）关于国共谈判，（二）关于第二战场，（三）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他着重谈了第三个问题，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这次会见长达三小时。会见后，毛泽东设宴招待记者参观团。宴会后，又陪同他们观看平剧。

6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纪念联合国日〔31〕，保卫西安与西北！》。社论指出：“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国民党政府与国民党统治人士“因长期执行不适宜的政策，而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中国正面战场现在已处于极端严重的状态，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从今天起，与民更始，则事尚可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兵役制度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指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通过义务兵役制，“实行退伍是不好的”。改变这一决定时，应说明“参议会通过义务兵役制，原是出于体念人民的好意，但现在日寇尚在践踏我们的家乡及沦陷区人民。我们必须再接再厉，驱敌出国，为人民及自己报仇”。并指出：“嗣后动员补兵，均以不打倒日寇不回家为口号，不再宣传义务兵役制。”

6月18日　致电各中共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并转各区党委，指出：国民党拼命在外国人及中国人面前，抹杀或隐蔽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成绩、力量和作用。此次中外记者团来延安，我们除正面答复外，并用敌伪文件给予反证。望各局各委及军事机关立即动员搜集大批敌伪出版的关于称赞我党我军勇敢、巧妙，畏惧我军实力及其种种对策之言论及统计数字，用新闻密码火速发来。

6月20日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致电中央，请示大资产阶级特别是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问题。毛泽东将此电批给胡乔木拟复。七月十三日，中央宣传部复电晋察冀分局，指出：“还在抗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在其抗日一点上是有革命性的，应该联合的，这是主要的；但其抗日不积极，又反对民主，故其革命性不大。”“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敌友我三方均有武装与政权，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但以人民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则决不会错。望你们告诉同志们，叫他们多研究实际而少争论名词。”

6月22日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现有四十七万多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国民党的军队有几百万人，只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如果把全部日军和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的军队抗击日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的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国民党的军队只抗击了百分之十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叶剑英的这篇谈话，毛泽东作过修改，在谈话讲到伪军处，加写了一段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其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

6月27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询问国共谈判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在几种情况下，国内外各界朋友将取何种态度，如林、王马上回延安，是否会有不良影响。并告中外“记者团在延一般情况尚好，特务捣乱未成功，惟斗争仍继续中”。

6月28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美军事使团来延安和国共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对美军事使团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使团到后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和谈判。

6月30日　关于国共谈判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现梁寒操〔32〕已发表谈话，应以林伯渠、周恩来名义分别在延安、重庆两地发表公开谈话以答复之，文稿另电告。关于谈判事，可利用美机来延安机会，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一人偕林伯渠来延安商谈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如张、王均拒绝，则林单独回延安讨论，好作具体回答。

同日　关于用林伯渠名义在重庆发表谈话的稿子，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谈话稿如次，请在《新华日报》发表（不论通过检查与否）：“《新华日报》记者顷以六月二十八日梁寒操先生关于国共问题的谈话就询于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承其答复如次：‘国共谈判尚在继续商讨中。中共中央曾有意见书提交当局，嗣得国民政府提案，虽其距离尚远，但已转我党中央。必要时或将亲回延安报告，以便商得具体答复。至具体解决，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无不乐于商讨。’云。”

7月1日　晨，读了丁玲〔33〕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34〕后，写信给他们。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当天下午，丁玲、欧阳山应约到枣园毛泽东住处谈话。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出：为了最后驱逐日军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目前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提高，是深入，是巩固，是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这不论对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民运工作，干部教育工作，都是如此。”“军事训练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政治工作，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及谭政报告，须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一年大整训期间，不但要整训全部主力军与游击队，而且要整训全部民兵与自卫军。”这个指示，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指示起草过程中，毛泽东曾写信给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征求他们的意见，信中说：“此件根据你们意见补充了，虽长三千字，但较充实些。惟其中民兵、干部训练方法等项具体办法是否恰当，请再一阅提出意见，凡不大妥者均请指明，以便修改。”

同日　周恩来在延安就国共两党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他说：“自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党中央赴渝谈判，已经两月，一切问题尚在继续商谈。林同志经西安时，国民政府曾派张治中、王世杰两先生前往接洽。至重庆后，我党中央经林同志手提出书面意见交张、王转交国民政府。嗣得张、王转来政府提案，内容相距尚远。我党中央现正研讨复案，期谋合理解决。所谓合理解决，即是于团结抗战及促进民主有利，在此原则下，我党无不乐于商讨也。”

同日　《解放日报》本日和二日连载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

7月2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三十日电悉。提示案、张王来信及你们巧〔35〕电（三十日才收）均收到。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接收提示案〔36〕而准备提出一个复案。”周恩来已于一日发表声明。“故现在已不是退回问题，而是研究复案问题。我党曾多次派大员赴渝谈判，有充分理由邀请张、王来延一商。如不能来两人，则来一人。如两人均不愿来，则林偕美军事人员回延，以便中央能听取详细报告，研究复案。如外人飞机容不下则乘车回延。此外，请董将双方提案原文在便谈时交各小党派朋友阅看，但不发表。”

同日　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举行谈话会。十二日，记者团除五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37〕

7月3日　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到会并讲话，阐述了合作社的方针和任务等。他说：自一九四二年边区高干会后，一年半中间，合作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整个工作走上了轨道，出现了大批的模范合作社。“每一个模范合作社，都是一本活的教科书！”他指出：第一，合作社是为广大群众办的。这个方针在前年冬天高干会上就已确定，这次合作社会议要重申这一方针。第二，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十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第三，合作社是统一战线的性质，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它是政府领导、各阶层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第四，所有干部都应认清合作社事业的重要性，不应该有丝毫轻视的心理。会后，毛泽东接见了十六位合作社代表，询问了各人的姓名、年龄及合作社的情形。

7月4日　为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六十八周年，和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宴会后，又出席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

同日　为准备和安排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降落的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告知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雨季飞机不能超过的重量，跑道的长度、宽度和降落方向，机场标记等。

7月5日　审阅谢觉哉本日送审的关于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作了大量修改。关于这次参议会主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将“选举问题”单独列为一项。关于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的“军事问题”，毛泽东全部改写为：“过去拥军优抗工作与组织民众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缺点。今后两项均应加强，务以军民一体与全民皆兵之阵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参议会应该检讨此种工作。”关于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的“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毛泽东几乎全部改写，强调指出：“总之，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向前大踏步发展。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今年参议会应具体检讨这些工作。”

同日　阅改刘子久〔38〕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加写几段话。其中一段话是：“我们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一变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内，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马，而且有很多伯乐的，埋没英雄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一时有这种现象是应该很快消灭的。”〔39〕《解放日报》二十七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

7月7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关于国共谈判，现在应“是要求和张、王见面，在见面时声明提示案已转交中央，中央来电认为双方意见相距尚远，为求进一步商谈计，邀请张、王偕林来延一行。如张、王拒绝来延则林回延报告谈判经过，以便讨论对提示案之复案。如彼方既不派张、王来延，又不让林回延作详细报告，则继续商谈无法进行，对于提示案之复案亦无从作出，谈判拖延之责全在彼方，我方不任其责。”

7月11日　设宴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和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联席会议的常驻参议员和政府委员，并讲了“三三制”的推广和上下一致两个问题。

7月14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斯坦因，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会见从下午三时持续到十五日凌晨三时。关于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各国的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严格地把共产主义观察、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相区别。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将不能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把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适用于中国社会。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不是社会主义。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的问题，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中心经济特点是土地革命，就是在当前，对日作战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时，也是如此。农民是我们战争努力的基础。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不能建立在分散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地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成为完全民主的社会。但是为了发展工业，土地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问题，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我们的减租政策（不是土地没收）具有两重利益，一方面改善农民生活，一方面吸引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战争。关于中国共产党战后对中国工商业资本采取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的私人资本及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都必须给以宽大的机会，以便扩大发展，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战后中国与世界的商业关系上，我们要以与一切国家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做为殖民地的政策。铁路、矿山等等能够操纵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最好由国家经营，其他工业必须由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利用我们在手工业及农村小规模工场手工业方面巨大的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民主的合作社。关于共产党如何注意听取群众意见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是重要的一点。假若一个党的领袖人物真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忠实地为此而努力着，他们就有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许多机会。经过乡、镇、区、县的人民会议，经过党员和各阶层人民的交谈，经过其他的会议、报纸和人民的来信，我们能够而且常常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关于“中国第一”还是“共产党第一”的问题，毛泽东说：没有中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提的问题等于是问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亲，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并不是说我们就忽略了中国文化遗产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价值。接受中国古代思想或外国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过来，它们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形结合，根据实际情形而实行。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中国历史遗产和外国思想，盲目地接受和盲目地拒绝，我们都反对。我们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头脑来思想，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

7月18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武道，同他进行了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我们批判地接收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抛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华盛顿和林肯树立的民主政治、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抛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一九四三年七月以前，我们在一段长时间内克制对国民党的批评，因为我们期待着国共两党关系会得到改善。然而发生了国民党进行军事威胁的七月事件，我们在七、八、九三个月进行了十分广泛的批评。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在十一中全会上提出和共产党的分歧应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从那时到今年五月，我们没有进行批评。最近提出的批评是由于以下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国民党军队没打好，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第二，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批评比我们尖锐激烈得多，并指出中国有不抵抗的危险。鉴于全国局势的严重性，我们才提出批评。为了改变局势，国民党必须改变它的根本政策，它必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采取同人民团结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得到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他志愿援助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为了团结和民主。

7月19日　致电李先念，中共中央华中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晋察冀分局等，通报时局近况。电报指出：（一）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湖南作战中大溃败。（二）国民党政府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蒋介石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四）罗斯福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日可到延安。（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关于军队只承认我们十个师即十万人的名义，关于政权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我党提出的其他要求都不答应。林伯渠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个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军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7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战略区电，要求调查并电告天主教、耶稣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分布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对中共的态度等，并指出：“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四百万，华北有一百五十万，绥远有二十二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同日　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飞机到达延安。第二批人员于八月七日到达延安。驻延安美军观察组共十八人。

7月24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时评《德国的内战〔40〕》。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话指出：现在不单是外国人反对希特勒，而且德国人——希特勒的同僚们反对希特勒了。“希特勒政策走到了它的反面，希特勒很快就要被埋葬了”。另一段话指出：“目前阶段上的德国内战，还只表现于德国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还不是从人民方面发动的。但是国防军的叛变，是站立在德国人民反希特勒情绪日益高涨的基础上面的。”“德国从法西斯强盗的毁灭政策中得救，将依靠着德国人民”。

7月26日　出席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举行的晚宴。席间同坐在身旁的观察组成员谢伟思〔41〕进行交谈。在交谈中，毛泽东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的问题，并说他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考虑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机。

7月28日　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42〕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43〕，如需要，可寄送。”

同日　为使中共中央在今秋能对几项工作作出恰当的指示，致电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请他们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主要有：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和“三三制”的推行是否产生了“左”的现象？减租工作的偏向是否还存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有进步，缺点是什么？今年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的可能性如何？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指示实现的可能性如何？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是否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二十而不影响财政支出？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按家计划、互助组织和合作社的态度如何？

8月3日　和刘少奇、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指出：“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8月6日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级党委电，要求各地收到《解放日报》发表并经新华社广播的叶剑英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谈话《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44〕后，多印小册子向党内党外散发，并作为党校及中等以上学校课本之一。同时，收到新华社广播的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的报告《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后，作为党内干部读物，除多印小册子发给党内干部阅读并作党校课本外，还应根据此件检讨当地“三三制”政权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同日　致电林伯渠，指出：“（一）梁寒操对外记者所谈，我们决定暂时不理，俟九月底外记者从晋西北返延时将向他们发表谈判经过。（二）国民党将阎锡山与外记者所谈诬蔑我党的全部谬论在西安报上发表，我们决定日内将叶剑英六月二十二日与记者团谈话登报并广播，同时发表文章、消息揭穿阎锡山。”

8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毛泽东在审改时重拟了标题（原题为《论衡阳的失陷》），并加写了三段话，指出：衡阳失守〔45〕，是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的结果。“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国民党人竟在报纸上批评延安在联合国日纪念大会上数万到会民众所表示的保卫西安与西北的坚强意志，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

同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一）你们所拟谈话稿甚好，略加修改用恩来谈话方式于本日发表，你处收到后速在重庆及各处散布，并立即设法送往外国。（二）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三）外国人在延安很高兴，他们对我军的发展甚感兴趣。”本日，《解放日报》发表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的谈话，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七月二十六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所谓国共谈判已解决了一些问题、双方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中共方面等谎言。周恩来指出：经过三个月的谈判，“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双方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有着很大的距离”。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就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以保证战后和平”。目前国内的军事冲突并未停止，内战危机并未过去。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必须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

8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题为《韩钧同志谈晋西事变真相》的新闻报道。报道首先说：“西安《西京日报》所载阎锡山对中外记者团谈话中，有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准备冬季攻势时，新军二纵队负责人韩钧率部叛变等语。本报记者为使国人了解此亲痛仇快事件的真相，特访问当时亲历艰危的韩钧同志。”韩钧谈话分为三部分：（一）阎锡山仇视人民；（二）阎日两军夹击决死队；（三）究竟谁是叛军？毛泽东审阅时，在第三部分的末尾加写了一段话：“对这件事〔46〕，不独薄一波、韩钧及其他在决死队、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能够以我们的亲身经验去证明，还有国民党老前辈续范亭先生（他是阎氏任命的暂一师师长，后为新军总指挥）也能以亲身经验作证明。更重要的是山西全省的老百姓，他们能够将阎氏罪恶如数家珍地告诉人们的。”

8月15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8月17日　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对待增补国民参政员问题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47〕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参政会可同意增人，取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以上请周考虑拟复。”十八日，周恩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中说：请考虑目前由我党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这一提议是否可能引起大后方响应，尤其是小党派、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毛泽东在电报上写了如下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我们如此提议，蒋必不从，将来他召集假国大，我有理由说话。此意我党七大应作决定。”

8月18日　关于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问题，致电董必武、林伯渠，指出：“参政会开会，你们可仍持去年出席的态度。小党派如有民主提案，我们可副署，但不单独提案，表示在政治解决未达到目的前，一切提案都无从说起。”如林伯渠未离渝可出席。何应钦、俞鸿钧〔48〕等如向我进攻，“我取针锋相对态度还击之，并对外发表抗议”。

同日　复李维汉十六日来信，对他报送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今年五月在边区工厂代表会议上作的《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的总结报告，认为很好，应该发表并广播，另印小册子发主要干部。

8月20日　致电八路军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希望他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收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常舶舰数目及类型，每日进出口船舶数目，以及连云港是否已设为潜艇基地等材料，以便供给盟军。并望他们专门建设这种情报工作，供给中央军委。

同日　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罗荣桓、黎玉，张云逸、饶漱石，告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观感极佳。他们拟乘飞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望在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各开辟一个飞机着陆场。

8月21日　复电李先念、郑位三〔49〕、任质斌、陈少敏并告张云逸、饶漱石，指出：“可告欧高士〔50〕少校，彼所提三项问题，已得延安批准，均可合作办理：第一，可先在五师范围设无线电网，将来再在长江下游及广州附近设置，惟均须得到延安批准；第二，可供给敌军情报；第三，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与驻延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电报还说：“你们可在合作过程中将国民党进攻破坏情形告知，请其反映到上面去”。九月七日，又同朱德复电郑位三、李先念等，认为他们同意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五师范围内建立无线电网及对美军取合作的态度是正确的，即照来电所说施行。

同日　复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指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不久他们即将派人来军部并在上海及沿江沿海设无线电网，其目的不但目前便利空军轰炸，而且准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一师及苏中、苏南的党在此工作上应担负很大责任。”

同日　修改陈毅所写《皖南事变的真相》和《苏北事件的真相》〔51〕后，复信陈毅：“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毛泽东在修改《皖南事变的真相》时加写了以下内容：“我们曾于某部分友军处获悉，蒋介石于一九三九年〔52〕十二月初即已下令各军，叫他们不要截击新四军首批通过的辎重行李，让其安全通过，以便待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通过时，各军合击，一网打尽。当时许多人不相信，直至袭击事变发生，方才证实。”

8月22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对他们十六日来电提出的在两党谈判中关于军队数目应如何措词问题，答复如下：“应作如下措词：为了准备配合盟国反攻，敌后四十七万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它，装备它，增强它，政府首先应全部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承认其一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违反抗战需要的，而且是办不到的。我们在建议书〔53〕中是请求政府给予四十七个师的番号，所谓五军十六师是暂时至少数目，其余三十一个师仍请政府继续给予番号，决不是可以取消这些军队，也决不是不再请求给予番号。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这样说，和建议书原意是适合的。”

同日　和刘少奇、陈毅复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对华中整训部队的意见：（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这四项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的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三）关于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

8月23日　同谢伟思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毛泽东指出：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说来，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国民政府应该立即召开一次临时（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在人数分配方面切实可行的妥协可以是，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蒋介石将被确认为临时总统。这次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之时为止。它将监督选举，然后召开国民大会。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国民党已在忙于为发动内战制造借口。我们可以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十分确定的。

8月　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毛泽东说，今年雨水多，入伏以来，我就担心下雨，怕庄稼受损失。还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

8月29日　和周恩来电告董必武：八月二十日美国空军第二十航空队的一架重轰炸机在苏北盐城、阜宁上空爆炸起火，坠落在新四军建阳金家桥根据地内，新四军第三师和该地游击队立即出动营救。该机飞行员十二名，其中一名毙命，我救出五名已抵第三师师部，其余六名正寻找中。以上情况望即转告有关方面。

8月30日　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致信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说奉中共中央之命，对张、王八月十日来信答复如下：国民党政府提示案与中共提出的书面意见十二条及口头八条，在原则问题上相距太远，中共无法接受。双方谈判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始终不愿意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足以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民主政治。我们希望国民党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党一派一己的私利放在第一，应从有利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而不应从维持一党统治的方针出发，才能使双方的谈判易于接近，才能使一切问题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8月31日　致信秦邦宪，就《解放日报》原拟发表的一篇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社论稿，谈了三方面的问题。（一）“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54〕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三）“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9月1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关于王震等是否率部南下、关于开展满洲工作、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等问题。关于国民党变不变、倒不倒的问题，毛泽东说：变而不倒与先变后倒均有可能。以蒋介石的愿望，国民党一定要打共产党的，可能不打是五个方面的条件，即美国、日本、共产党、人民及国民党内部。我们的政策放在争取不打，争取国民党变，这样才有文章可做。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于十月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

9月4日　中共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望你们在起草回答张、王的信中加上此项主张，以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取得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是项主张作成提案”。五日，董必武、林伯渠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提出这次大会应着重讨论国共谈判、召开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指出：“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配备，要真能负责指导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以准备武装起义之艰巨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问题，分别对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指出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指示晋察冀分局及冀中区党委、冀热区党委，山东分局及胶东区党委各成立一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9月5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社论指出，选举与奖励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这是推动和改进工作，产生和培养干部及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法，是当前各种工作中可以普遍采用的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毛泽东为社论加写的一段话中说：“但敌后必须以战斗英雄、民兵英雄与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并重，并且战斗英雄与民兵英雄还应放在前列”。

9月6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到达重庆。

9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在国民参政会开幕会上蒋介石氏说话不当的新闻稿，批评蒋介石用武断的词令，掩饰目前的军事危机，大唱其无条件的统一论，不讲民族的解放。毛泽东在加写的文字中指出：“这种将一切都统一于国民党、统一于寡头政治的统一论，是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在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的民主统一论，针锋相对的，其中包含了阴风惨惨的杀机。”

同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罗荣桓、黎玉，邓小平、滕代远等：第三党张云川等已离渝赴北平，准备到各根据地访问，望妥为招待，给以参观访问之便利。

同日　电告晋西北、晋察冀：美军观察组上尉考林、中尉琼思二人将于最近分赴晋绥边区及晋察冀边区，考察地形、建立情报网和了解爆破工作实施之范围等。

9月8日　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张思德是中央警备团战士，九月五日在安塞石峡峪烧木炭时牺牲。毛泽东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在会上讲话，阐述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意义，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为人民服务》。

9月9日　和刘少奇复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指出：“机场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9月11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政会报告两党谈判〔55〕时，林准备根据周谈话〔56〕及复张、王信，对国民党反动意见加以驳斥，并宣传我抗战成绩、力量与合理要求，是对的，国民党提示案根本不提抗战需要，我党合理要求则全是根据抗战需要，这是双方根本不同点。”“根据来电，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拟和我党联合提出改组政府，请你们考虑现在我党中央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是否合宜”。

9月12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如与纳尔逊〔57〕、赫尔利见面提及援助事，望提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以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亦即国共平分，不再提三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共都优于国也。”

9月14日　关于山东审干问题，复电罗荣桓、黎玉、萧华，指出：“延安审查干部经验中，在初期有许多是过左的，后来已纠正，你们不要重复。山东应该稳重谨慎地去作，凡无充分可靠证据，不要轻信某人为特务，要把特务、叛变、自首、党派及犯错误等项分别看待，严重嫌疑分子（有证据者）可以暂时逮捕候讯，但为数应极少，尤要坚持一个不杀方针。”

9月15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十四日来电，指出：（一）关于美国物资分配，不管将来事实上之结果如何，我们应在原则上主张按照抗战成绩（我军打击敌伪六分之五）为标准，不应按照现有两党军队数量为标准，因此我们应主张至少两党平分援助物资，前电所说至少三分之一不恰当，请改正。（二）小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即请作罢。至于林报告谈判经过时是否应当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酌情决定，但在再复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

同日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报告四个多月来国共谈判经过，强调提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是必须对国民党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9月18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九月十六日关于国民参政会开会情况的来电，指出：严肃批评，并指蒋名，甚为必要。如五参政员决定来延安〔58〕，最尖锐的批评可以暂停，但决不可作为条件，只可说如五参政员去延安及国民党态度改善，延安批评自然会和缓。本日，致电林伯渠、董必武转胡政之、王云五、冷遹、傅斯年、陶孟和五参政员：“闻五先生决定来延，甚表欢迎，敬祈早日命驾为祷。”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并讲话。讲话指出：“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部队抗击了在华的敌伪军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正确的自我批评，对于领导和纪律，不但不会削弱它，而且只会增强它。”“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

9月22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干等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重心有逐渐转移的趋势，我们自己常常估计不足。这次参政会公开，对我们是有利的，逼得蒋介石发表双方的文件。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十二条原则上提得对的，但未想到改组政府。现在时机成熟，时局变化得很快。这次参政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已不敢提了。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审查干部问题，结论不忙作，待整个甄别工作告一段落后，再由中央讨论一次。因为搞错了许多人，所以对于“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这里，以后“抢救”二字不能用。

9月24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评此次国民参政会》。社论指出：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它表现了国民党寡头专制统治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深刻危机，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误国政策之愤怒，暴露了国民党内部各集团之互相倾轧和斗争，也揭破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玩弄‘民主’伪装‘民主’的卑鄙伎俩”。社论正告国民党统治集团及蒋介石：“‘不变应万变’，固然不行，‘万变保不变’，亦一样不行。现在需要彻底的一变，即将寡头专制变为真正的民主政治”。

9月26日　和贺龙、高岗、陈毅、林彪、聂荣臻以及美军观察组包瑞德等，在延安东关大操场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模范学习代表举行的投弹、射击、刺杀等七项军事技术表演。

9月27日　关于复张治中、王世杰九月十日给林伯渠的来信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由于美国需要与国民党情况危急，国民党急于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解决问题，张、王十日信又最无理取闹，复张、王信原稿语气欠健，不足以杀彼辈之气焰，故修改如另电。你们收到并交张、王后，请在报上发表，如不能发表，则印单张广为散发，并多送外国人。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林伯渠复张治中、王世杰信，再次强调指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并指出：“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这封信在十月十三日交给张治中、王世杰。

9月30日　致电吕正操、林枫：“请你们考虑，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但在每一处打胜仗后应叫那里提高防备敌人报复的警惕性。”

10月1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社论指出：今年一至六月，新四军作战一千余次，俘敌伪军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一千余支，攻克敌伪据点四百二十座。七月以来的三个月中，进行大战役十三次。总计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万以上。毛泽东在加写的文字中说：“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做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一事算是做得好。’”“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

10月3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河南工作大发展与调部队和干部去河南、湘赣问题。

10月4日　在秦邦宪的陪同下，到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礼堂看望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并讲话。在讲到办党报和通讯社工作的两个方面——指导和反映时，毛泽东说，党中央对于各地工作的领导和指示，除一些日常性的指示活动外，大政方针很多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下去的。党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你们是一个重要渠道。他勉励大家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办好。

10月5日　和朱德等出席在延安举行的美国陆军中印缅战区统帅部对包瑞德的授勋仪式。统帅部为嘉奖包瑞德在华工作成绩卓著而授予他勋章。

10月7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注意南方，同时注意东北。关于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发言指出：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的时代，对革命是有功绩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责，不是群众与广大干部的问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延安及各地同四方面军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主要由一方面军干部负责。对红七军也应承认是有功劳的。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能消灭山头主义。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任命杨尚昆为中央军委外事组组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王世英、金城为副处长。

10月9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评张平群错误发言的新闻稿。新闻稿指出：十月四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某记者询问国民党政府当局对于组织联合政府的意见，政府发言人张平群答称：“此说不值讨论，吾人亦不拟讨论。”毛泽东加写的话中指出：“果真‘不值讨论’吗？整个大后方人民或者已受或者要受敌骑蹂躏了，人民要求立刻追问国民党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值得讨论的。果真‘不拟讨论’吗？你们尽管‘不拟’，人民的死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讨论的。”新闻稿最后指出：“不管国民党当局‘讨论’与否，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这个要求是无法抗拒的”。

同日　出席八路军总部举办的舞会，同谢伟思进行了约二十分钟的谈话，谈到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国民党还不准备妥协，因此眼前没有希望召开拟议中的紧急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但是他说：“我们愿意等待。我们在耐心方面有过长期锻炼。”

10月10日　上午，同朱德、周恩来等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庆祝双十节举行的招待会，应邀出席的有美军观察组成员、外国记者及延安各界代表。

10月11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对蒋介石双十节演说的评论。评论指出：“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蒋介石的演说，还“使人们感觉内战危险不但存在，而且在发展着。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我们诚恳地希望他改变作法，因为他现在的作法是绝对地行不通的。”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同日　同意周恩来主持会议提出的延安追悼邹韬奋〔59〕活动的建议。纪念活动包括：将延安的华北书店改名韬奋书店，编辑出版邹韬奋著作选集，举行追悼大会等。

10月14日　和朱德复电邓小平、滕代远等，指出：华北可能成为主要的决战战场。在决战开始前，敌军可能在华北还有一时期最严重的“扫荡”与摧毁，我们应有此准备。在可能条件下，我军应乘虚尽量消灭伸入根据地内的伪军、日军的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地暂时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充实现有小团，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利用冬寒认真练兵。继续深入减租减息斗争，注重各种生产，改善军民生活，巩固军民团结与社会团结。这些工作做好，就是预见困难、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条件。

同日　关于开辟河南根据地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等电，指出：（一）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在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率领下，已于一个月以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进入登封、临汝、禹县地区一带，正从事建立根据地。（二）中央已决定派戴季英、王树声〔60〕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戴、王等在一个月内可从延安动身，中央派到五师的部队及大批干部亦可同时动身。（三）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

10月17日　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本日第一次同赫尔利谈话的情况。赫尔利说：他约林、董谈话是蒋介石允许的，蒋也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蒋介石为抗日的领袖，是全国公认的事实；中国现政府不民主，等等。董、林来电还指出，“蒋见我态度强硬，怕我们不承认他是抗战领袖”。十九日，毛泽东在董、林来电上写了如下批语：“九月下半月至十月上旬，蒋对罗、丘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对我方亦表示硬性。但在双十演说出了一通气之后，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邵力子召集的国、共及中间三方会议，决定派五参政员来延及要求延安停止骂蒋等，即其表现。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

10月18日　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报告本日第二次同赫尔利谈话的情况。赫尔利说，他拟约张治中、王世杰和我们谈，得出两党合作初步结果后，他拟向蒋介石谈。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来和毛泽东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蒋、毛见面，发出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

10月24日　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报告十月二十三日第三次同赫尔利谈话的情况。赫尔利说，蒋介石二十一日交他一方案，被他当场退回。至于方案的内容，他保守秘密。他只打了一个比喻说，蒋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他问蒋为什么不可以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他已告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

10月25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首先讲时局问题，指出：中国的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从今年四五月间到现在变化就更大。国民党反共，抗战不积极，贪污腐化，没有一点希望了，政治、军事、经济都没有希望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不是打倒它，因为日本人还在我们面前。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抗战以来，中央就是这个政策。从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其次讲团结问题，指出：共产党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党内也要加强团结。山头主义在今天才指出来，没有早些指出来，这是我的责任。再其次讲审干、反特务问题，指出：审干、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抢救运动”有错误，错误是夸大了问题方面，但不能说是路线错了。最后，毛泽东指出：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困难。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以上我讲的，就是一个原则，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解放！

10月30日　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话，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方针。讲话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教育工作、艺术工作、医药工作方面，都要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10月31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等以及其他问题。会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部队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名义〔61〕，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增派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随同出发。会议还决定取消过去夏曦〔62〕关于解散洪湖地区党组织的决定。会议同意毛泽东关于大后方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有问题的只是少数的这一估计。

10月　接见曾在中共湘赣省委工作过的一些同志，了解湘赣省委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在毛泽东关怀下，召开了曾在湘赣省委工作过的几十位同志的座谈会，总结湘赣省委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11月1日　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出席八路军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的誓师大会。首先检阅南下支队的指战员。检阅后，毛泽东讲话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祝全体指战员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

11月2日　和刘少奇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指出：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带两个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江，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苏浙军区于一九四五年一月成立）。

11月6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赫尔利来延安谈判问题。毛泽东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他给以小的东西，加以限制，而得救命的大益。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

11月7日　和周恩来等到延安机场迎接从重庆飞抵延安的赫尔利。林伯渠同机到达。

同日　和朱德设宴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出席宴会的有苏联、美国、英国的来宾，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及延安各界人士百余人。席间，毛泽东举杯庆祝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红军的胜利。

11月8日　上午，和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进行第一次会谈。赫尔利首先说明自己是受罗斯福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次来延安，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然后他提交一份他和蒋介石共同草拟的题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内容有五点，主要是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要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党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会上宣读了这一文件，赫尔利并作了一些说明。上午会谈至此结束，历时五十分钟。

同日　下午三时，同赫尔利进行第二次会谈。毛泽东首先对赫尔利到延安表示欢迎。接着毛泽东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改变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关于改组军队，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然后，毛泽东对《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主要是：增加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改组统帅部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的条文；将原条文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遵守和执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组，修改为一切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统帅部所承认；增加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规定；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11月9日　下午三时，同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讨论经过修改后的协定草案。毛泽东说：我们所同意的方案，如蒋介石先生也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赫尔利还说：如果蒋先生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见蒋，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利、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并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见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我还不了解蒋先生是否会同意我们的五要点。他如同意，我即可与他见面。我总觉得在我和蒋先生见面时，要没有多大争论才好。毛泽东还强调说：我很希望在赫尔利将军离开中国以前见蒋先生。毛泽东提出，这五要点双方同意之后，应当由双方共同签字，公开发表。赫尔利表示他也要在上面签字。会谈商定：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

同日　晚上，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指出：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点协定，没有破坏我们的解放区，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了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让步。明天签字后，我们的文章做完了，问题即在重庆了。关于见蒋介石的问题，不能拒绝，尤其此时要考虑，为了民族的利益。签字后不去见蒋，我们就输理了。现在我不去，将来再说。今天中央委员会批准这个新五条，明天即可签字。周恩来在发言中说：蒋介石认为我们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是有区别的。赫尔利则将二者混而为一，所以他以为蒋介石不至于为难。全会一致同意五点协定。

11月10日　上午十时，同赫尔利进行第四次会谈。毛泽东首先说明：（一）关于我们所同意的文件，请赫尔利将军转达罗斯福总统。（二）关于我们与赫尔利将军商谈的这个协定，昨天晚上我们中央委员会开了会，一致通过这一文件，并授权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三）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总之，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这个协定，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随后，毛泽东与赫尔利分别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这个协定还有待于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签字。下午二时，赫尔利携带签字后的协定乘机离开延安，周恩来和包瑞德同行。

同日　应赫尔利的建议，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信中说：“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

同日　致电罗斯福，祝贺他连任美国总统。

11月15日　在一份情况通报上，关于反奸斗争的政策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及九条方针的原则，不警惕不严肃的右倾思想是不对的，不谨慎不精细的‘左’倾思想也是不对的。”

同日　为《解放日报》准备发表的“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11月19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河南工作问题，听取戴季英、王树声的汇报。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总的方针是抗日统一战线，军事战略以抗日为主。统一战线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是自卫原则，有利是局部原则，有节是暂时原则。关于干部问题，城市工作干部原则上要派，但主要的还是从本地找。整个大后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可靠的，要破除认为很多党员是不可靠的“左”的观点。有少数不可靠的，还要加以分析，要在斗争中进行考验。总之，需要有两种态度：一是严肃态度，二是谨慎态度，防止“左”的或右的观点。

同日　赫尔利同蒋介石谈话，将他十一月十日在延安同毛泽东签署的五条协定草案交蒋介石，被蒋拒绝。二十一日，蒋介石提出另一协定草案，共三条，主要是：中共派代表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共将一切军队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进行整编；承认中共合法。

11月20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据我们所得消息，蒋介石准备组织政学系政府，通不过，则请党外数人参加。郭仲容等来探我们的态度，我均告以非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不能解决问题。周恩来来电还询问民主纲领是否已起草。二十一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民主纲领（即联合政府纲领）请你起草，并和小党派非正式商量后电告我。

11月21日　复信郭沫若：“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63〕，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同日　致信柳亚子：“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

同日　致信沈雁冰：“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同日　周恩来两次会见赫尔利。赫尔利将蒋介石提出的协定草案转交周恩来。周恩来表示要立即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商量。本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毛泽东在此电上批写：“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11月22日　周恩来、董必武见蒋介石。蒋介石要中共交出军队，派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然后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周恩来、董必武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对蒋所说“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予以驳斥。

11月23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国共两党谈判、国内形势等问题。毛泽东说：来一个协定，去一个协定，现在又来一个协定，我们坚持同赫尔利在延安签订的协定是有道理的，现在蒋介石不同意，要发动一个尖锐的批评。我们开七大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是一种步骤；另外一个步骤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时不搞，还是提成立联合政府。可调一些人到广西、广东去，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华中来电决定向南发展，基本上可同意。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11月24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转浙东纵队诸同志：“代表大会来电阅悉。望努力杀敌，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改善解放区军队与人民的生活，准备配合盟军驱逐日寇。”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江军政委员会诸同志电，指出：“宣言草稿及八月决议均阅悉，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宣言在加上几句桂、柳〔64〕失陷情况及号召广西人民起来斗争之后，即可发表。八月决议应在干部中进行讨论，求得大家了解，坚决执行。”

11月25日　致电周恩来：“请与有关朋友商解放区联合会事，并考虑有无办法来延，你回延后准备即开七大，并接着不很久即开解联。”

11月29日、30日　周恩来连电毛泽东，将蒋介石提出的协定草案和我方所拟的复案及备忘录报告中共中央，并说如中央原则同意复案及备忘录，则由董必武回延安报告有关情况，由周恩来将复案及备忘录交赫尔利转蒋介石。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复案已到，目前不宜交去，应坚持五条协定，俟七大开后再议复案，如交复案过早是不利的。因此，请周、董同时回延，并告赫尔利周不能原机返渝。”

12月1日　复信陈毅，信中说：“来示〔65〕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同日　修改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准备在二届二次参议会作的《常驻会工作及明年改选问题》报告后，致信谢觉哉，指出：关于此次参议会的问题，中央想讨论一次。“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教育权、老病保养权，还在走头一步。苏联宪法是几个五年计划的产物，在中国许多部分还是理想，不是事实。”

12月4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察冀分局等关于审干反奸问题的指示稿上加写一段话：“九条方针中，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两条，两条中又以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凡无调查研究或虽有而是表面的非真凭实据的，一概不能误认为特务，此点特须使一切干部充分认识清楚。”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答复王震、王首道二日关于“可否取道敌、阎交界线通过”的请求电，指出：“阎锡山在孝义兑九峪线筑工增兵，防我甚严，你们不可引起冲突，只可在其防线以外通过”。

12月7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本日，周恩来、董必武自重庆飞返延安。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此次同国民党谈判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三条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为了答复各方询问，准备早日公布五条协定，以引起舆论注意和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态度。会议决定：一、周恩来、董必武不再去重庆谈判，并致函赫尔利说明原因。二、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成立准备委员会，由党内周恩来、林伯渠等十四人和党外李鼎铭、续范亭等二十一人共同组成。

12月8日　和周恩来同包瑞德进行会谈，坚决拒绝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批评赫尔利背弃与中共签署的五点建议并为蒋介石的反建议作说客。毛泽东说：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美国的态度令人不解，五点建议是赫尔利同意的，现在他又要我们接受牺牲我们自己的蒋介石的建议。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12月9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一、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有四个目的：组织沦陷区，加强解放区，帮助大后方，促进联合政府。这四个目的要鲜明地提出。二、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三、现在只成立准备委员会，中央主要负责人不要公开发表讲话，也不写社论，看看情况再讨论决定。

12月12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明确提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王若飞〔66〕，指出：我们毫无同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中央在三个月内集中精力开七大，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只能在七大以后再说。”毛泽东、周恩来并要王若飞将以上意思转告包瑞德或戴维斯。

12月13日　将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四日关于新四军五师财政困难急待解决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批给陈毅、刘少奇：“请研究办法。我的意见：（一）师部只管直属队，各分区财政宣布一概自筹，或自筹大部。不把担子交给下面，是无法解决的。但不知道那里是否已交下面还不能解决，或是未交不能解决，请去电询问。（二）与贺、高、陈〔67〕商，设法接济。”十八日，中共中央复电郑位三、李先念等，指出：你处是处在分散游击环境，依照敌后各地经验，经济供给的完全统筹是办不通的，统一政策领导下由分区分散自筹的办法却证明是较好的办法。

12月15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上作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指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但是，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国民党仍然固执其一党专政及失败主义的政策。因此，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是：“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一九四五年解放区的任务有十五项，主要是：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整训和扩大正规军、游击队、自卫军和民兵，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进一步改善军民关系；加强民族统一战线，认真执行“三三制”政策；深入开展减租运动；普遍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注意文教工作；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用多方面的努力和各种办法促成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党内党外都要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指出：“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12月15日—17日　和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美国战略情报局伯德上校，就美军可能在山东沿海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共方面能够提供何种合作和支持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磋商。在场的还有包瑞德。

12月16日　复信赫尔利。信中说：“十一月间，罗斯福总统选举胜利时，我曾去电祝贺他。在他回给我的电报上说：‘为着击败日本侵略者，愿意和中国一切抗日力量作强有力的合作’。请你转达给罗斯福总统，我对于他的这个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并向他致谢！”“请包瑞德上校带此信给你。我希望包上校能够早日回延工作。”“其他要说的，均见于周恩来将军给你的信上”。

同日　周恩来致信赫尔利，指出：国共谈判无结果，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五条协定草案。对五条协定草案同意暂不发表，但为了便于人民监督政府改变态度，当在适当时候发表。“在国民党一党政治下的任何人事变动，都不可能变更目前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

12月18日　复电程子华〔68〕，指出：“敌对蒋仍是一打一拉，目前又到了拉的时候，但将来还可能打。”“蒋对我党不愿作任何原则上让步，我党应坚持联合政府，在此种立场上不关闭谈判之门，其他不应再谈，结果仍是拖。”“希望你们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同时努力从事城市工作。”

12月19日　在吕正操十七日转来王树声、戴季英的电报上批示：“高岗、陈云同志：王震来电，太岳大雪，多人受冻，脚部冻伤成残废者三十多人，要王、戴部备足鞋袜。今阅此电，又缺少放哨大衣。请急为处置为盼。”

12月20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听取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毛泽东最后讲话说：董老的报告很好。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做了很好的工作。大后方有十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去年审干时估计有些错误。审干应采取严肃与谨慎的态度，两者缺一不可。现在沦陷区扩大了，沦陷区的工作很重要，应提到与解放区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要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援助大后方。要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五门搞好。

同日　关于怎样办地方报纸问题，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作以下指示：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消息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办报，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12月22日　复赫尔利十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希望周恩来再去重庆商谈的电报，指出：“在目前，吾人认为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的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而周恩来将军又因有某种会议需要准备，一时难以抽身，故我们提议请你先派包瑞德上校来延一谈。”

同日　致信邓宝珊：“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69〕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

12月24日　对晋察冀边区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而落选一事，致电程子华，指出：“李勇这类现象，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各地还会发生，其责任主要的不是在他们本人，而是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关于形势方面，指示指出：国共谈判无结果，但未关闭谈判之门。蒋介石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如果日本再向西南及西北进攻，国民党崩溃甚至投降的危险是可能发生的。“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关于任务方面，指示指出：“一九四五年方针见之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演说，各地应按照自己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一切决定于任务的提出与政策的恰当，精密地掌握政策的执行，十分必要。”

同日　复电邓小平：“关于十个问题〔70〕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

同日　复电罗荣桓、黎玉：“（一）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二）每一地区从开始减租到全部彻底完成减租任务，大体要经过三年时间，还要抓得很紧，稍为放松，即难完成。生产工作、民兵工作、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文教工作，大体也是如此。要有这些时间，全体干部才能学会，全体群众才能发动。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一九四五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三）人民生产工作，希望加强注意。（四）城市工作希望一年内有普遍发展。（五）减租后，贫农、中农粮税负担必须增加，地主、富农负担则须酌减，方见公平，方能维持军费，但赤贫者须免税。（六）减租后，地主收地必须抑制，其收回自种者可被允许，但仍须同时照顾农民利益，必须保证农民有地可种。”

同日　复电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美军极注意国共磨擦，闻蒋令李宗仁发动对我进攻，他们即令欧高士等来你处进行考察，究竟谁进攻谁。望将国民党一切无理进攻情形随时告知欧高士，同时望通令各部重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不给国民党以借口。”

12月28日　周恩来致信赫尔利，说明中共不愿在国民党政府有无可能接受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建议问题上继续进行抽象的探讨。特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点要求，以观其是否有决心实行民主和团结，即：（一）释放全国政治犯；（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军队；（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以上四点，请赫尔利转达国民党当局。

12月30日　复电王震、王首道，庆贺南下支队经过五十天行军，安全渡过黄河〔71〕。指出：遇安全处宜略作休息，然后前进。一入湘鄂交界，局面将较紧张，一切望依据环境决定。并请告皮定均、徐子荣，中央对他们的努力，甚为满意，并问候他们。

————————————————————

〔1〕 郭沫若，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2〕 杨绍萱，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齐燕铭，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

〔3〕 含、和，指安徽含山、和县。

〔4〕 巢、无，指安徽巢县、无为。

〔5〕 指林伯渠订的1944年个人生产节约计划。

〔6〕 山东省文协1944年1月24日致中央总学委的电报中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鲁迅两句诗，第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解‘千夫’为敌人。惟细读原诗所用‘千夫指’典故，似即‘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若然，则千夫是大众，而千夫所指的家伙则是敌人。这样的解释，虽不违背毛主席话的精神，但千夫的解释恰恰相反，请问明毛主席电示为盼。”

〔7〕 金城，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副处长。

〔8〕 钱拯，中国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1943年到延安，1945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毛泽东批示后不久，钱拯及其子婿得到平反。

〔9〕 指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属第61军军长梁培璜指挥所部3个师，于1944年1月底东渡汾河，向八路军太岳根据地浮山地区薄一波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太岳纵队进攻。

〔10〕 滕代远，当时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

〔11〕 杨立三，当时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副参谋长。

〔12〕 黎玉，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八路军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萧华，当时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13〕 《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报道说：延安市完全小学在去年上半年以前，教学方针脱离群众，教的是天下国家大事，很少陕甘宁边区的事情，在学校所学的不能为群众服务，因此群众不愿送子弟入学。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听取了群众意见，改变了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增加了记账、写信、写路条、写契约、珠算等，自编一些介绍边区的乡土教材，并实行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受到群众的欢迎。

〔14〕 周扬，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5〕 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6〕 这是周扬写的编者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中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17〕 艳日，即29日。

〔18〕 李作鹏，当时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参谋处处长。

〔19〕 东条，即东条英机，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20〕 朱德母亲于1944年2月15日在四川原籍去世。

〔21〕 谭政，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2〕 李健侯，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

〔23〕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林彪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谈判中，林彪根据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四点：（一）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二）八路军新四军编为4个军12个师；（三）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

〔24〕 指周恩来1944年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讲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五点要求，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国民党政府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

〔25〕 张、王，指张治中、王世杰。

〔26〕 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驻西安办事处。

〔27〕 1943年4月，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延安大学。1944年4月，行政学院也并入延安大学。

〔28〕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主任，是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

〔29〕 华莱士，当时任美国副总统。1944年6月20日到达重庆访问。

〔30〕 拉铁摩尔，美国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当时任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随同华莱士访华。

〔31〕 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以每年6月14日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都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

〔32〕 梁寒操，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33〕 丁玲，作家。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

〔34〕 这两篇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发表在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

〔35〕 巧，即18日。

〔36〕 毛泽东在获悉张治中、王世杰1944年6月15日致林伯渠的信之前，鉴于张、王6月5日向林伯渠声称不能将中共中央意见书转报国民党政府，故曾于6月17日电示林伯渠将国民党政府提示案退还张、王。

〔37〕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中说：“我们于五月三十一日进边区，六月九日到延安，不断地参观，连续地谈话，不知不觉，一个月了。正式的程序终止于七月二日毛先生的谈话会。起初我们预备在正式参观之后，再作若干日的自由活动，可是这时忽然有人提议‘回重庆去’。……终于向主人方面提出辞行。主人为了尊重我们的意见，也立刻为我们准备行程”。“十一日朱德将军为我们在交际处设宴饯行，十二日清晨，告别延安”。

〔38〕 刘子久，抗日时期曾任中共淮北区委员会书记。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39〕 在这段话前面，刘子久信中的话是：古人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40〕 这里所说的德国的内战，指1944年7月20日由德国国防军领袖组织的发生在元首大本营的企图暗杀希特勒的爆炸事件和国防军在柏林等地发动的兵变。

〔41〕 谢伟思，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

〔42〕 指清初计六奇编撰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

〔43〕 谢觉哉1944年7月1日日记记载：“日前至毛主席处，见其衣袋有线装书，问之为《阅微草堂笔记》，他说其文字可玩味。”

〔44〕 叶剑英的谈话发表在1944年8月10日《解放日报》。

〔45〕 衡阳于1944年8月8日失陷。

〔46〕 指阎锡山通敌、反共、反人民。

〔47〕 张、左，指张澜、左舜生。

〔48〕 俞鸿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政务次长（1944年11月任财政部部长）。

〔49〕 郑位三，当时任新四军第5师政治委员。

〔50〕 欧高士，美军炮兵少校。受美国第14航空队陈纳德将军派遣，于1944年8月14日到达新四军第5师。

〔51〕 《皖南事变的真相》和《苏北事件的真相》两件，是陈毅应包瑞德的约请而写的。

〔52〕 应为1940年。

〔53〕 指中共中央1944年6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书。

〔54〕 指《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社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

〔55〕 指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

〔56〕 指周恩来1944年8月12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关于国共谈判的谈话。

〔57〕 纳尔逊，当时任美国国务院战时生产局局长。1944年9月随赫尔利来中国。

〔58〕 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决议，由参政员冷遹、胡政之、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5人组成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后来，1945年7月到延安同中共会谈的参政员是6位，即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

〔59〕 邹韬奋于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去世。

〔60〕 戴季英，当时任中共河南（豫西）区委员会书记、八路军河南（豫西）军区政治委员。王树声，当时任八路军河南（豫西）军区司令员。

〔61〕 第359旅主力组成的南征部队出征前，命名为八路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进入湖南攻占平江后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62〕 夏曦，1931年至1934年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63〕 《反正前后》，是郭沫若1929年写的反映自己1910年和1911年生活经历的作品。

〔64〕 桂、柳，指广西桂林、柳州。

〔65〕 陈毅1944年12月1日致信毛泽东。信中说：“你对湘赣部队的讲演，启发作用很大。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主张印发全党。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66〕 王若飞1944年12月11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说赫尔利对我们将公布5条协定草案感到很恼火，认为使他难堪；并说包瑞德认为当我们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时，蒋介石会宣布我们搞分裂而打击我们。

〔67〕 贺、高、陈，指贺龙、高岗、陈云。

〔68〕 程子华，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理司令员和代理政治委员。

〔69〕 绍庭，即刘绍庭，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70〕 指毛泽东1944年7月28日致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的电报中，要求各地答复的10个问题。

〔71〕 八路军南下支队于1944年12月27日踏冰南渡黄河。

1945年　五十二岁

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举行的新年干部晚会，并作简短讲话。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员，中国各阶层人民，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都要更好地团结起来。我们团结得越好，对敌人的打击也就越有力量。

同日　同前来祝贺新年的郭述申〔1〕等谈话。毛泽东说：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根据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已扩大了一万多地方部队。去年各根据地生产搞得好，部队每人每日五钱盐、五钱油、一斤菜，比前几年好多了。不管敌人是早倒还是晚倒，我们都要作好准备，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月5日　复电太岳区党委：“二日电悉。不是两年胜利，而是两年准备胜利。我们至少还需两年时间进行各方面准备工作，对于争取胜利方有较大把握。”

1月7日　和刘少奇同高岗、林伯渠、李维汉、贾拓夫、刘景范〔2〕谈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总结问题。在谈到区乡干部作风问题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一致指出：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1月10日　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作题为《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首先指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有三个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勉励大家切记不可以骄傲。然后着重讲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指出：“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他强调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在所处的农村环境出发，他说：“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不应“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只有“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1月11日　复信赫尔利，对他一月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赫尔利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3〕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到重庆磋商。

同日　复信刘昆林〔4〕：“你长期不被信任，难怪你不满意。但真金不怕火烧，还是应该有耐心，等候同志们了解你，除此都不是出路。看你此次的信，你的问题似乎可以获得解决了，更希望你耐心等候。”

1月15日　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报告十四日约民盟的沈钧儒、黄炎培等座谈中共关于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三方面参加的国是会议预备会议的提议，他们认为中共方面态度完全正确，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并提出加速准备中共、民盟及国民党内民主派间的共同纲领草案等项建议。毛泽东批阅了电文，请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二十一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若飞电，指出：与民盟座谈得很好，共同纲领此间正在起草。预备会议应讨论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之组织及其实际步骤，应通过共同纲领，应保证放人、撤兵、给人民自由、废除特务四条的实现。

1月17日、18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座谈会。在十七日会上说：今天的会是座谈会性质，目的是为起草七大的军事文件，又为着同志相互间打通思想。总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了解情况，弄清问题，达到团结的目的。抗战期间的路线问题，无论中央的、地方的，八年中总路线都是正确的，只在短时期内王明来了一个插曲。有些闲话说路线不正确，应扫清。抗战的上升、下降、又上升三个时期，路线都是正确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有很大成绩，并不排除用自我批评来检讨工作。

1月22日　复赫尔利一月二十日来电〔5〕，告知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共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指示：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

1月28日　复周恩来一月二十七日来电，指出：“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6〕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

1月30日　和朱德、任弼时听取林伯渠、李维汉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检查工作中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有些党外人士认为他们有职无权，非党员受歧视。听汇报后，毛泽东赞成用谈心的方法征求意见，并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解决。凡是正确的意见，都要研究解决。

同日　英国《新闻时事报》发表斯坦因写的《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7〕，该文介绍了毛泽东同斯坦因几次会见和长谈中的一些情况。在几次长谈中，毛泽东告诉斯坦因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毛泽东说他的领导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级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关于国共关系，毛泽东说：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们自动地退让，但我们却绝未放弃过在陕甘宁边区和在我们所解放的区域内自由组织地方政府的权利——那是在国家权力下的地方政府。我们也绝未放弃过在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下，领导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军队的权利。最后，我们也绝未放弃过在真正的民主中，共产党要同国民党有平等政治地位的权利。我们正在争取真正的民主。

1月31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题为《游击区也能够生产，也必须生产》的社论。社论指出：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完全认识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还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而在今年——一九四五年，必须收到较前更大的成绩。”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2月3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一月三十一日和二月二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及党派会议问题的来电。毛泽东发言指出：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为着大局，可能还要忍耐一点。如何避免缴枪，要采取慎重步骤。但要注意前途是流血斗争，绝不能剥笋，无法剥笋，要反对右的危险。党派会议是预备会议性质，是圆桌会议，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对我们提出的条件，国民党要先实行几条才能召开国是会议。蒋介石如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我们要抵制。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在开会，数日后即可见结果。苏联“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请明白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

同日　再致电周恩来：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取缔特务、给人民真正的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四条。请直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如这四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我们万难加入政府。因加入政府要负责任，没有先行四条，我们无从负责任，即使形式上废除党治，成立联合政府，亦将毫无用处，不过骗人空招牌而已”。

2月4日—11日　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签署的《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苏联参战的条件包括：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千岛群岛须交与苏联。

2月5日　复电周恩来：“狄巴斯〔8〕带来信件已悉，同意你的做法，但请注意（一）对王世杰提案〔9〕不完全拒绝，只说可回延商讨；（二）不要强调国是会议；（三）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请于三四天内探明各方真意后回延。”

2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追悼彭雪枫〔10〕大会。毛泽东题写的挽词是：“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的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同日　复信孙毅〔11〕：“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问边章五〔12〕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迟至今天才复你，甚以为歉！多年劳苦，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养与学习快要完毕时，我希望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2月11日　致电王震、王首道，将修改后的《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发给他们，并指示布告待到达株洲、醴陵地区张贴为宜。布告说明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入湘是为了开展民族战争，号召三湘人民起来保乡卫国。十二日，再致电王震、王首道：昨电发后，继思布告暂不宜发表。待你们到达目的地，根据地已选好，部队已摆开，情况已明了之后，再行发表为宜。要“稳重前进，不要太急”。你们似宜全部进到衡阳附近，选定一处作中心点，然后向各县扩展。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震、王首道、郑位三、李先念二月五日来电的电报，指出：豫中局面尚未广大打开，王树声、戴季英进到豫南尚需时日，五师在豫南部队应维持现状。为加强河南，已令太行再出一部（二千人）渡河南下。

2月12日　复电周恩来：“断然拒绝赫尔利〔13〕，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民主同盟纲领〔14〕卖到二百元一份，可见民意所在。今日美新闻处广播美洲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可见我党主张已得海外拥护。外国多数舆论亦是拥护此项主张的。美政府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

同日　致信秦邦宪：“今天报载张平凯〔15〕《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请全文分数日广播。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及路家口村新闻〔16〕，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民主同盟宣言》请予发表，广播。”

2月13日　周恩来在重庆同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周恩来逐条予以批驳。国共谈判又陷入僵局。十六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2月14日　农历正月初二，延安市西区群众、警备团、枣园机关的代表和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二百余人，齐集在俱乐部，给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拜年。毛泽东向大家表示感谢。他说：去年一年当中，靠大家努力，做出不少成绩。今年大家要更加团结，要多生产粮食，要多纺纱织布，要讲卫生。

2月15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讲演，主要讲时局问题、山头主义问题、审查干部问题。关于时局，他说：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几个大国是不是能够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我可以说，他们之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团结，这次国共谈判我们提出八条，国民党一条都不办。我们要准备力量，要扩大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关于山头主义，他说：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中国革命特别情形（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产物。我们应当承认山头，承认的目的是要消灭山头，使山头溶化，全党变成一体。各个山头要检讨历史，这种检讨在指导上要正确，就是从团结出发，团结全党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这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是我们的方法，这是辩证法。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什么叫公道？坚持真理这就是公道，修正错误这也是公道。关于审查干部，他说：前年、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我赔一个不是。审干应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

2月17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国共谈判无结果周恩来返回延安的新闻稿。新闻稿说：“一月二十四日由延安飞赴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留了三个星期，和国民党政府方面举行了多次商谈。由于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反对人民与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以致仍如过去谈判一样，未能成立任何协议，恩来同志乃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飞返延安。”

2月18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自去年九月以来，每次谈判都对我们有益，特别是这一次，因为每谈一次就孤立了一次顽固派。国民党军队现在情况与以前不同了，不但杂牌军而且中央军也开始变化了。谈判的方针我看是对的，赫尔利来时我们开了中央会议，现在还是那五条方针。国民党和赫尔利都是要我们廉价或无代价下水，我们抵制了这些东西，现在又要套我们的军队，我们也抵制了。我们提出八条和党派会议，这是有原则的妥协，“左”一点、右一点（不妥协或无原则的妥协）都是危险的。毛泽东还说，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

同日　周恩来致电赫尔利，指出：四月二十五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其代表去出席。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国民党代表只应占代表团全人数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代表，应由共产党及民主同盟派遣。电报并要求赫尔利将上述意见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二十日，赫尔利复电表示不同意。

2月22日　致信萧三〔17〕，指出：“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李维汉、李富春、彭真〔18〕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

2月24日　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致电华中局，指出：“积极布置南进，同时又根据情况审慎考虑具体步骤，这种精神完全正确，中央和你们是一致的。”苏南粟裕部、浙东何克希〔19〕部、皖南部队，应就现地扩大及深入农村工作，整训及扩大部队，准备大举跃进。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

3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河南区党委电，指出：华北各根据地因长期战争，连年旱灾，财政均感困难，你们必须确定与坚持自力更生的财政原则，不要希望外援。但中央仍决定由华北各根据地共帮助你们伪联币一千万元作资本，嗣后即须全部自给。本日，中共中央向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平原分局、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对河南进行财政援助的电报，强调指出：“迅速发展河南建立根据地，打通华北与鄂、湘联系，这是准备反攻、夺取华北、巩固苏北的重要步骤之一，没有河南之发展与巩固，想要完成上述任务将发生严重困难。”

同日　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成立联合政府。还说国民党政府准备组织一个三人委员会管理整编共产党军队的一切事宜，并在他的节制下指派一名美国将官直接统率共产党军队。

3月2日　复信王梓木〔20〕：“来信看到了。欢迎你回来。你过去做了许多有益于党与人民的工作，今后望你继续做下去。一时的错误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记在心里。也许你经过这个挫折会要大进一步的，那末，错误也就转变为有益了。”

3月5日　在王若飞三月三日来电上批注一些意见。关于目前逼蒋让步条件，毛泽东批注：“根本谈不到成熟。”关于王世杰的提议，毛泽东批注：“王提议应拒绝。”关于来电所述周恩来再去重庆可以推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意见，毛泽东批注：“看见了一方面利益，但马上出去，政治上不利。”关于下届国民参政会，毛泽东批注：“不争议席，听其委派，但均可参加。”八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注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若飞电。

3月6日　致电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吉洪诺夫，吊唁著名作家阿·尼·托尔斯泰去世。

3月7日　在王若飞三月六日关于有消息传出蒋介石可能指派中共方面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的来电上批示：“似须电若飞，向王世杰提出我方出席人选，免蒋随意委派。”本日，周恩来起草致王世杰信，声明两事：（一）蒋介石三月一日讲话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表明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国内团结问题的谈判再无转圜余地，因此对王所提的政治咨询会议草案，已无再答复的必要。（二）对于出席四月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代表团。要求王世杰将以上两事迅速转达国民党政府。这封信经毛泽东修改后，于三月九日发出。

3月8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新华社记者对王世杰谈话的评论，揭露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七日答外国记者称“现在政府决将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提付国民参政会审议”这一说法的荒谬性和欺骗性。评论指出：“自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根据它的组织法，根据历来的事实，任何决定问题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叫它‘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应否召集来，按照王博士〔21〕的法律，它说‘应’也没有用，它说‘否’也没有用。假如忽然有用起来，岂非犯法乱纪”。评论最后指出：中国人民必须振作精神，整顿国家，好打日本侵略者。“整顿之法，就是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师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3月9日　修改周恩来致赫尔利信。周恩来在信中将他本日致王世杰信内声明的两事通知赫尔利，并要他尽快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

3月10日　复信王枚〔22〕：“来信及代耕粮款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及援助。我不缺少物资，我决定把你送给我的三千五百元转送给你，作为我对你致谢的礼物，希望你接受。”

3月13日　会见九日返抵延安的谢伟思。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的。还指出：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像中国这样大而又落后的国家，在未来的长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农民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除非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最后指出：蒋介石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他宣布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民大会，他现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中国内战和国民党毁灭的道路。必须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的朋友美国，讲清楚蒋介石决心立即在国民党独占的基础上建立立宪政府这一最新策略所具有的危险。和平过渡到宪政的唯一希望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3月16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七大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向七中全会提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康生、高岗、陈毅、陈云、林伯渠、任弼时、董必武、彭真、张闻天、徐向前、贺龙十六人为七大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主席团常委，处理中央日常事务。七大正式议程为：（1）毛泽东作政治报告。（2）朱德作军事问题报告。政治报告与军事报告合并讨论，重要发言有周恩来讲统战问题、彭德怀讲华北情况、陈毅讲华中情况、高岗讲陕甘宁情况等。（3）党章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刘少奇。（4）历史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任弼时。（5）通过各种问题决议及通电。（6）选举中央委员会。

3月25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关于历史问题决议改在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先召集四五十人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为求得七大能集中注意力去讨论当前问题（即政治、军事、组织报告），原先拟定许多同志发言的办法取消，到会代表可根据这几项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正面地联系当地实际情况发表意见，希望在七大上不涉及历史问题，以免妨碍集中注意当前的全国问题。

3月27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成员名单，中共方面代表只有董必武一人。本日，中共中央致电王若飞，指出：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名单既已公布，为委曲求全我们同意董老参加，但须告王世杰、邵力子，对只给中共一名代表表示不满。

3月28日　和朱德等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礼堂为林伯渠六十寿辰举行的祝寿会。本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为林伯渠六十寿辰的祝词，祝词说：“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你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给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立定了规模”。

3月29日　函告李富春：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今日印五十本，留一本给我，四十九本由秦邦宪交你。今日给参加七中全会的每人发一本，叫他们收到即看，附白纸一张，请他们再写意见，于三十一日开会时带交。给陈绍禹、冈野进、王稼祥各发一本。

3月30日　复电王震、王首道，指出：你们跳跃前进及留一营兵于鄂南设小后方之计划是很好的。你们究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或以郴州、宜章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待你们南进后看情形再定。“十分注意纪律教育，做到秋毫无犯，团结一切好人”。入湘后可相机公开号召。

3月31日　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毛泽东对政治报告草案作说明。他说：现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个纲领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发动群众。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的区别，过去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内战、抗战各个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变，以后还可用若干年。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具体纲领在各个大小阶段是不同的。长期以来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也非常拥护。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们交出军队，国民党给我们官做。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去不去做官呢？我们要准备这种可能性，不应完全拒绝去做官，这是委曲求全为了团结抗战，好处是可以进行宣传。第二种可能性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人口一亿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在蒋介石发展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应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但是现在还没有，所以我只写了不管多少迂回曲折，前途是光明的。如果同志们同意这些基本观点，政治报告修改后可以印发，我已修改了八次。毛泽东还讲到历史问题决议草案，他说：不算旧账这句话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账，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草案中没有说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非法问题，没有说品质，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用这个方针，因为那时许多干部不了解、不成熟，那时采取调和态度是正确的。党内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七中全会的同志要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会议一致通过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会议还决定：“为着使七大集中力量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组织问题，决定在取得各代表团的同意之后，准备将若干历史问题的议案提交七中全会的下次会议讨论和通过。”

3月、4月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多次修改〔23〕。在第一次修改中，将《决议》草案的标题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文内加写了“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三月二十四日，对《决议》草案从头至尾修改一遍后，给任弼时写了一个短信：“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议，再交七中通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批评六届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错误，对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受打击的同志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遵义会议纠正军事上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新的中央领导这一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对于后来胜利地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正确地解决西安事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四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对《决议》草案，又作了三次修改，主要加写了开头的一大段话，即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四月八日以后，毛泽东对《决议》草案又作一次修改，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日方针和所进行的抗日工作都是正确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一九五〇年，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决定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1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董必武带随员二人参加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

同日　下午，在住处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同谢伟思〔24〕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对国民党的政策仍旧是：一方面批评并试图激励其进步；另一方面提出能够作为实现真正统一、民主和使全国一切力量致力于赢得战争的基础的妥协。这个妥协必须意味着国民党和蒋介石专政的结束，这个妥协必须包括承认共产党军队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解放区政权是合法的地方政府。对于国民党，我们不打第一拳，不放第一枪。但是蒋介石现在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4月4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召集一次七大代表团联席会议，解释历史问题决议草案中若干问题，由毛泽东出席讲话。

4月5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解放区青年和妇女联合会，并通过关于召集解放区青年、妇女代表会的通知。

同日　苏联宣布废除一九四一年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

4月9日　对重庆《新华日报》五日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写一批语：“重庆此件很好。延安暂取不理态度。”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四月二日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的军事援助只给国民党政府，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新华日报》的时评指出，赫尔利的谈话“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

同日　复电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指出：你们将重点移到平汉路以西，向老河口方向发展是对的。“你们除食粮外，其他用费应由主要依靠税收转到主要依靠生产自给，放手由各区自己生产解决，只有这一办法才是最可靠办法。”“今年应该是你们展开大生产运动的一年，万勿错过春耕时机，望在财政会上切实讨论，口号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关于群众工作不好，应通令一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将一齐动手打敌人，一齐动手生产自给，和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三者结合起来。总之，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你们上面领导同志只总其大纲，给予号召、指导、检查和调剂，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切不可将一切重担都由上面负起来，致使下面都望着你们要吃要穿要办法，你们虽忙甚急甚，也不能尽如意。”

4月12日　董必武偕秘书章汉夫、陈家康〔25〕乘机离渝赴美，出席旧金山会议。

4月13日　和朱德致电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对罗斯福总统于四月十二日逝世，向美国人民及总统遗族表示深切吊唁。同时向延安美军观察组致函吊唁，并派叶剑英、杨尚昆到观察组表示哀悼。

4月20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朱德准备向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庭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会议通过七中全会主席团提出的七大的议程（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及常务主席、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大会议事规则等。

4月21日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在二十四年的历程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党内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决议案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团结得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毛泽东在报告中还说，陈独秀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预备会议通过六届七中全会提出的七大的议程：一、政治报告（毛泽东）；二、军事报告（朱德）；三、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四、选举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七中全会提出的七大的主席团及常务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正副秘书长（任弼时、李富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彭真为主任）、议事规则等。

4月23日—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4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开幕词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名单。中共参政员共八名，除上届参政员毛泽东、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董必武、吴玉章外，增加了周恩来。

4月24日　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斗争和人民战争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报告指出：作为一般纲领，我们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作为具体纲领，当前我们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是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不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而空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部分组成。“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报告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报告还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报告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报告，讲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在讲路线问题时说：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动员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党历来的路线用一句话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的主要部分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但是，从领导思想来说，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是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我们曾经设想过国民党可能改造，直到今天，我们对国民党还是“洗脸政策”，要求它修改其错误政策。在讲政策问题时说：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的划分，从前也是有的，不过没有在一个地方把它们分开来写。我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比较充分地肯定了资本主义，这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是不包括在内的。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间搞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关于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但是没有强调。如果强调就要列出共产主义的纲领，可是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不列出的好。对于国民党，我们要尖锐地批评，但也很客观，并没有超过他们的实际，还要留有余地。我们给国民党留余地，就不会犯错误。我们要扩大解放区，一切可能进攻的地方，就要发动攻势，要以进攻为主防御为辅。关于转变，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到城市，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准备夺取大城市，掌握铁路、工厂、银行。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实际地去做。我们现在的根据地，是一个战略出发地。在讲党内的几个问题时说：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抹煞各种不同是不行的，抹煞差别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差别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党就不能前进了。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现在党内有几部分干部，如理论工作者，知识分子，在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干部，本地干部，平时感觉对他们不很公平，这要特别注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我提议读五本马列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二十四年有了很多经验的党。我们是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4月27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作的军事报告的情况的汇报。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社论指出：“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5月1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各代表团讨论的内容不加限制，历史检讨可以联系，但以讨论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为中心。

同日　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烈士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5月3日　和朱德致电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于五月二日攻克柏林。

5月4日　致电王震、王首道：顽方既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用机动作战。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创立，以为南北枢纽。

5月5日—21日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举行。大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决定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坚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5月6日　和周恩来复电王若飞，告以国民党军薛岳、李品仙、顾祝同、胡宗南〔26〕、阎锡山等部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的情况。

5月8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情况的汇报。在听汇报后说：结论缓一点作，多酝酿些好，小组中有许多好的意见。对中国的斯科比〔27〕估计得严重些好，蒋介石一定要反共。总之，这次苏联强大了，人民觉悟了，我们党也强大了。同志们强调困难是好的，但结论要多指出光明才好。

同日　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5月11日　朱德、林伯渠、李鼎铭欢宴在延安的苏、美、英等国朋友，庆祝盟军在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毛泽东出席祝贺。

5月14日、15日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5月16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和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从延安南下，经湘鄂赣待机去湘粤桂边（小北江一带五岭山脉中）开辟新的根据地，并准备为东江纵队的退路。警一旅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三游击支队的名义，支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雷经天；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的名义，司令员刘转连，支队代理政治委员张启龙。两部五月底集中，六月初出发。会议还批准由王首道、王震提出的中共湖南省委名单，并决定湖南省委由华中局代表郑位三领导，同时与中央发生关系，湘鄂边区党委由湖南省委领导。

5月17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讨论选举问题，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组成一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定一个中等人数的候选名单，并拟定选举条例。

5月19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通过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准备在二十三日提交大会通过。会议决定大会发言方针，着重正面，多讲形势与任务，不可能在大会讨论及结论中解决一切问题，须向代表们说清楚。关于大会决议，会议决定政治报告准备用一句话的决议；军事报告作一简单的决议；关于党章报告，即通过党章，不另作决议。会议还决定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5月23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各代表团讨论中，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陈绍禹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等意见。毛泽东在听汇报后指出：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人主张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三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二十五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到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5月24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三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第四个议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认为选举的标准应当是，要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按这个标准，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犯过路线错误但是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入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这一条原则。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开，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地存在着。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党并没有从此就毫无乱子，天下太平了。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要不要照顾山头？我们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方便，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的。是否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该是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问题，报告指出：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提议七十人左右。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七大要选举一个比较大的中央，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二十五个人要扩大，才能够适应目前党的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5月27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四十五名、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五名组成。毛泽东在会上说：关于战略指导问题，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是由日本、我们、国民党三方力量决定的，而我们是处在中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采取何种形式？我们在抗战开始时搞的麻雀战是进攻的形式，是对的。一九四〇年后我们应退却。一九四〇年冬以后，敌后才转入相持，现在基本上还未脱离相持阶段。后来我们采取更分散的形式——武工队。后来，十大政策那一整套我们学会了，加上太平洋形势的变化，我们又前进了，比一九四〇年发展更大了。今后的问题，要得到技术条件，要准备二十到三十个旅，十五万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关于干部问题，新老干部关系、外地本地干部关系发生问题，一般情况不要老干部、外来干部负责。两万老干部团结带领广大的新干部、本地干部、非党干部的问题，是关系中国革命胜败的问题。凡是历史上跌了交的事，不要害怕正视，当作经验是很好的。历史地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不搞工业，不学工业，我们就会灭亡的。这个问题在转变中要讲一下。

5月31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讲三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指出：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英、美联合日本和德国俘虏组织反苏反共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不存在。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现在总的说来，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农业国中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是不平衡的。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与欧洲、南美的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之发展的。关于国内形势，结论强调既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并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七种困难，例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内战爆发，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散掉三分之一，天灾，赤地千里，等等。提醒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充分准备对付非常不利的情况，方针就是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关于思想政策问题，指出：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预见前途和可能发生的偏向。比如这次大会要求注意城市工作，注意东北地区。如果对工人运动、大城市、经济、工业、正规化等问题不能解决，共产党一定会灭亡。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能不能领导大资产阶级？或能，或不能，有时能，有时不能，看情况决定。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即普遍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内大大发展了个性，因为有了自由。《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清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那会有什么党性！只要服从党，在此范围内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纸糊泥做的人。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见，才算有个性。我们是现实主义者，理想的现实主义者，革命的现实主义者。阵地要一个一个夺取，力量要一点一点积累。二十四年的经验证明，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土地是一块一块地扩大，切切实实地一个一个夺取阵地，合起来就有天下。大会通过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6月2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首先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毛泽东说：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是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会议接着听取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并进行讨论，毛泽东说：选举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才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所有同志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总有一天还会出来。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会议决定，六月五日开大会进行预选。

6月7日　在准备南下的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和警备第一旅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他说，这次有两个旅，还有很多干部，要到前方去，这是关乎中华解放的问题。他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后说：我今天代表全党向你们赠送的礼物就是“由小到大，一定胜利”。你们这次出去，能不能胜利，决定于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的好坏和政策的正确与否。你们要同人民团结得像一家人，有了正确的政策就到处无敌。

6月9日　复电罗荣桓：“来电〔28〕悉。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同志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6月10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公布昨（九）日正式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毛泽东当选正式中央委员。接着，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他说：（一）今天选举候补中央委员，这个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那么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二）在昨天的选举中，王稼祥同志没有当选。我在这里要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三）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毛泽东报告后，大会进行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

同日　致电邓小平：“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

同日　和全体中共中央委员和七大代表一起观看鲁艺演出的大型歌剧《白毛女》。

6月1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公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选出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三人，王稼祥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大会基本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以“愚公移山”的寓言，鼓励全党坚持奋斗，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毛泽东致闭幕词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这个闭幕词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愚公移山》。

6月12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张启龙、文年生率部南下的任务、战略方针等。十八日，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警备第一旅在张启龙、文年生率领下，由延安出发南下。

6月13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召开七届一中全会问题，决定六月十八日召开七届一中全会，议程为：推举中共中央主席、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正副秘书长；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关于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中共七大及六届七中全会委托七届一中全会处理的党章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文件；华北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拟由七大主席团常委经七大主席团向七届一中全会提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主席及政治局、书记处主席，正副秘书长名单。

6月15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各代表团主任列席。会议首先讨论是否参加定于七月七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我们拟发表谈话，举出三项理由，而以第三项为主，意思是说如果不开国民大会我们还可参加参政会。会议决定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并发表谈话。会议接着讨论准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的议程，决定推举毛泽东等十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等五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同日　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此届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新闻稿指出：定于今年七月七日召集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将没有什么人去出席”。这是因为：（一）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改革。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二）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意孤行地决定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王震、王首道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电，指出：“你们数月来在湘鄂边行动是有成绩的。惟王陵基〔29〕集中对我，我主力回旋地小，已处被动。今后方针，不外（一）仍在现地坚持；（二）向南发展。”目前整个形势仍于我有利，“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过此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可能，到那时你们的根据地须具相当规模以便应付内战，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6月17日　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并献挽词“死难烈士万岁”。公祭后，毛泽东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大追悼会，追悼几十年来中国革命队伍在各条战线上所牺牲的人，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一八四〇年平英团那些英雄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着我们，破坏我们的生产力。我们要冲破这种压力，获得独立和民主，解放中国的生产力。反动派用屠杀的办法，以为能削弱和消灭革命运动。相反地，他们杀得越厉害，革命队伍就越大，这是一条规律。我们党开了七大，决定了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这是几十年奋斗的结果，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古语说“其始也简，将毕也巨”，我们今天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党员。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很好，我们有信心完成先烈们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能胜利。

6月18日　和周恩来复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参政员六月二日来电〔30〕，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是。本日，毛泽东致电王若飞：复七参政员电请你抄送。“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

6月19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我们决定不参加，把一个问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这次国民大会开不开得成，蒋介石下决心的时候是在十一月。不开的好处是大家不合法；开的好处是蒋介石骑虎难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则是稳当的、有利无弊的。它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联合政府发展，选举一个解放区联合会；另一个也是向联合政府发展，但要经过一个曲折。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他还说：王明同志写信给我，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一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全会议程、中央分工、解放区代表会议决议。

6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各同志电，指出：“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因此，你们现有主力及张启龙、文年生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并准备将兵力与干部分为几部分，分散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军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发展。

6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级党部的通知：一切七大文件，包括各种报告及党章，均须在报纸上发表，文件长的分段登载，或出特刊，使党员与党外人士均能阅读。

6月30日　和周恩来复电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三先生拟来延赐教，无任欢迎，何日命驾，乞示行期。”

7月1日　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机场欢迎由王若飞陪同从重庆到达延安的六位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五因病未能同行）。

7月2日　下午，在杨家岭会见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听取他们述明来意和对国内问题的意见。陪同会见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褚辅成等六人说明他们对于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双方都有愿意恢复谈判的表示。毛泽东接着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晚上，出席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欢迎褚辅成等举行的宴会，并陪同他们出席文艺晚会。

7月3日　下午，和周恩来同章伯钧、左舜生谈话。晚上，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到褚辅成等六参政员下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同他们继续会谈。本日会谈情况，黄炎培《延安归来》中有如下记载：“今天谈话时间特别长，谈到的事项特别多。各抒所见，但不涉辩论，尽大家自由发表。结果约定由中共方面把意见写出来，明日公开阅看。”

7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同日　在杨家岭会见褚辅成等六参政员，进行第三次会谈。毛泽东将中共方面整理的《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交褚辅成等。会谈记录包含两部分内容：一、褚辅成等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二、中共方面之建议，其中说“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毛泽东对中共方面之建议作了说明。晚上，出席在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举行的为褚辅成等六参政员饯行的宴会。

在近几天与黄炎培等的交谈中，有一次毛泽东问黄炎培的感想怎样？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7月5日　晨，致信傅斯年：“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31〕，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敬颂旅安！”随信附去手书的唐代诗人章碣《焚书坑》一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32〕，刘项原来不读书。”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延安机场欢送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回重庆。

同日　复电王震、王首道，指出：“你们决定南进是正确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装应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不宜浪战过分损耗精干力量。”并告张启龙、文年生两部已到晋西北，不久渡汾河南下。

7月7日　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见蒋介石，报告延安商谈结果，并将从延安带回的会谈记录交王世杰。

7月7日—20日　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在重庆举行。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此次会议，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第一天会议到会人数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

7月1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参政会演说》。评论指出：蒋介石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幕时说什么政府对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而要听取参政会的意见。这表明所谓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场了。这件公案和帝国主义者赫尔利有关系，他是极力怂恿蒋介石干这一手的。蒋介石今年三月一日的演说，赫尔利四月二日的声明，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到处皆是，不计其数。评论警告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7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拟定准备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名单：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总参谋长叶剑英（后改为总参谋长彭德怀、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在内）部长康生；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主任周恩来；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副主任何凯丰；中央职工委员会主任邓发；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畅；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性》。评论指出：赫尔利四月二日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这是代表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7月14日　对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转来的一份关于开辟河西地区工作的请示电，写如下批语：“请刘、邓〔33〕商彭、滕〔34〕拟复。由冀鲁豫调得力人率大部西渡，负责开辟郑州、许昌、郾城与新黄河间广大地区，甚为必要。”

7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林枫等十六人为晋绥分局委员，林枫为书记；组织吕梁区党委，以张宗逊等九人为吕梁区党委委员，张宗逊为书记；成立吕梁军区，以张宗逊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兼政治部主任，解学恭为参谋长。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河南区党委电，指出：“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即对顽中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逐步地争取数百万群众，扩大民兵、游击队与主力军（在财力许可下），建立可靠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如不能完成上述任务，我党在河南就将处于失败地位。完成上述任务依靠你们现有力量，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这是必要的与有益的。

7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鄂豫区拟成立中央局，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及王树声、戴季英领导区域的工作，徐向前病愈后去任中央局书记，傅钟任该战略区政治部主任。

同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评论《新华社记者再评赫尔利政策》。毛泽东加写一段话：“为了共同战胜日寇与建设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一切愿以平等待我的公正的美国舆论界、政府人员及军队人员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只会拖延对日战争的胜利与破坏世界和平。”

7月21日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八路军防地发动进攻。国民党军的进攻不断扩大，八路军于二十七日撤出爷台山地区。

7月22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评论指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已于二十日闭幕，整个会议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民大会问题，十九日通过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包含了某些妥协性，但是并未变更国民党要召开国民大会的反动计划。国民大会这个法宝仍然拿在独裁者手里，他想什么时候使用都由他，而且即使没有国民大会仍然可以打内战，中国人民绝对不可稍有疏忽与大意。“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同日　致电中共中央重庆工委委员徐冰、刘少文，指出：“蒋一切布置都是准备反共的，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望将延安反内战新闻在大后方设法传播。这些新闻的措词将使中间派认为太尖锐，但日后将证明我们意见之正确性。”“望用最大注意力布置云、贵、川三省农村据点，准备将来打游击，不使我党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处于完全挨打与束手无策的地位。”本日，再致电徐冰、刘少文，告知胡宗南由河南前线及西安等处调动四个军的兵力，开到陕甘宁边区边境三原、淳化一带，其一部已袭入我关中地区，内战危机突趋严重，让他们向邵力子提出质问，要求制止内战。

同日　致电王震、王首道，指出：“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今邵阳）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军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一切困难有了充分精神准备，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同日　致电张启龙、文年生：渡汾河战役虽有损失，但已胜利通过，此次经验对于以后行军作战将有帮助。已令王震、王首道率部南开，直达粤北。“你们目的地亦是湘南、粤北，在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条件下应注意酌量缩短行军过程，争取在阳历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

7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如何打退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的进攻。毛泽东说：胡宗南他们已经战役展开，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小打就是打爷台山。要准备他们大打大闹。大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他要求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全力组织好这次战斗。会议决定：集结八个团的兵力，由张宗逊、王世泰指挥，打击进入关中的国民党顽军；将胡宗南部进攻边区事通知美军观察组和国民党联络参谋；由朱德致电胡宗南、蒋介石提出抗议。

7月25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爷台山战事扩大的新闻稿。新闻稿说，爷台山战事扩大，蒋军正面攻击部队，除暂五十九师外，又增加了一个师，并配备有许多新式武器。“爷台山为一重要据点，蒋军志在必得，然后深入关中分区，据为向北进攻之有利阵地。但我军士气高涨，决不让任何反动派轻易窜入，屠杀边区人民。关中全区民众已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守军作战，送茶水，抬伤兵，热烈异常，对于战胜这些反动派，具有充分的信心。”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7月27日　致电徐冰、刘少文：二十一日至今七天侵入边区之胡宗南部，计有第三十六军之暂十五师、暂五十九师和第十六军之预备第三师，战线长达百余里。我们决将入侵之胡军打出去。

7月29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福斯特和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欣悉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35〕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已恢复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

7月30日　就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劝告中共不要批评赫尔利一事，致电徐冰、刘少文，指出：美国报纸经常批评外国元首，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批评赫尔利？赫尔利曾经批评中共，把中共和军阀并列，并且是当作整个党来批评的，为什么中共不能批评他？“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以上意见，请向有关方面给予解释。”

同日　再致电徐冰、刘少文，告以胡宗南军此次进攻分为四路，共侵占八路军防地四十四个村。东面第一路侵入陕甘宁边区三十四里，中间第二路侵入边区二十四里，中间第三路侵入边区十二里，西面第四路侵入边区十里，东西两端顽军相距四十五里。指示他们将上述情况在报上公布，并向各方交涉。“如彼方全部撤退，我方保证不超出边区原有防地一步。如爷台山不撤，难免一战，我方已调集相当兵力待命。”

8月4日　复电王震、王首道：已达湘潭南部，行军顺利，甚为欣慰。今后南进究走何路，由你们根据情况决定，总以出敌不意，走“之”字路，如你们最近二十余天所取办法为有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区党委电，告知王震、王首道部一个月内可到湘粤边，文年生、张启龙部四个月内可到湘粤边，广东区党委应立即加强北江及小北江各部的兵力及领导，并从东江纵队派出一有力支队，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达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王震、王首道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指出：你们必须在日本失败前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来的内战局面。“日寇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虑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扩展根据地问题。此项任务甚为困难，但必须精心设计，预为筹划。”“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8月6日　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九日，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解放日报》九日刊登美国在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36〕，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后，约胡乔木、余光生、陈克寒〔37〕谈话，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

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

同日　八路军向侵占爷台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击。九日，收复爷台山地区。

8月9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分别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的讨论意见修改后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会议着重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他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考虑一个计划。防御的问题在解放区一般地是不存在了，只有局部还有敌人的“扫荡”，因此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我们要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制止的，中间是蒋，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我们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方针是取之于日伪，扩大了地方，扩大了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在第二时期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在干部分配、财政、城市工作、装备分配等方面，都要考虑集中统一问题，大城市归中央管。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

同日　和朱德致电斯大林：“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同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说：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苏联对日宣战。“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

〔1〕 郭述申，1939年夏至1941年2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第5支队政治委员，1941年3月到达延安。1942年1月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参加整风，1943年5月任该校第三部主任。

〔2〕 刘景范，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

〔3〕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改名“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4〕 刘昆林，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因1928年脱党等事而受到审查，曾多次写信给毛泽东。

〔5〕 赫尔利1945年1月20日致电毛泽东，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

〔6〕 周恩来1945年1月27日致电毛泽东，报告25、26两日同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会谈情况。电报说，赫尔利和宋子文、王世杰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拒绝了这两个补充办法，指出这是不公允和无理的。

〔7〕 斯坦因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中，记述了他几次访问中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在我同毛泽东谈话的30小时当中，通过所有我所访问过的几百个共产党人，也包括地主、商人等等，我开始了解毛泽东先生所享有的信任与爱戴了。“他几乎羞怯的谦逊与自然的热诚，反映着对于别人的人性尊严的深深敬重，以及对人的学习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断地让负责的工作者们所牢记的基本意识之一。”“一开头，他显得有点温和。但他却有一种人的坚定性，那种人相信着智慧的说服而不信强力，并且知道怎样鼓舞别人热衷于战争的胜利作为当前的目标，热衷于社会与文化的进步作为久远的目标”。

〔8〕 狄巴斯，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

〔9〕 指王世杰提出的政治咨询会议草案。

〔10〕 彭雪枫，1941年2月至1944年9月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1942年11月至1944年9月兼任淮北军区司令员，1944年9月在对日军作战中牺牲。

〔11〕 孙毅，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后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第14军第41师参谋长、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当时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2〕 边章五，又名边章伍，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军委一局局长。

〔13〕 周恩来1945年2月11日致电毛泽东，报告2月10日同赫尔利、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会谈情况。会谈中，周恩来强调在召开党派会议之前，国民党政府必须实现中共提出的释放政治犯等4项主张。赫尔利敷衍其事，提出发表由他和宋子文起草、有利于国民党的共同声明，当场遭到周恩来断然拒绝。后赫尔利又提出要周恩来起草共同声明，周恩来提出如要发表声明，必须说明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国共双方主张的不同之点，以明真相。

〔14〕 指1945年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宣言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权利，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废除特务、劳动营一类法西斯组织等10项政治主张。

〔15〕 张平凯，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生产民运部部长。

〔16〕 指《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发表的《太行平顺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一文。

〔17〕 萧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

〔18〕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19〕 何克希，当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

〔20〕 王梓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被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武汉、重庆等地做统战工作。1945年2月回延安，任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

〔21〕 指王世杰。王世杰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22〕 王枚，当时在中共中央军委二局菜园生产队任文化教员。

〔23〕 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档案中保存下来他的这6次修改稿。

〔24〕 谢伟思于1945年4月4日离开延安，奉召回美国。

〔25〕 章汉夫，当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陈家康，当时任周恩来的秘书。

〔26〕 薛岳、李品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九、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27〕 斯科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0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头目，进入希腊。同年12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军进攻长期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共产党员和爱国人民。

〔28〕 罗荣桓1945年5月27日致电毛泽东、朱德，说自己的病未全愈，准备来延安治疗，山东分局的工作请中央决定，或暂时指定一代理书记。

〔29〕 王陵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

〔30〕 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1945年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电报中说：“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

〔31〕 1945年7月初褚辅成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在同傅斯年的一次谈话中，称赞他在五四运动中作出的贡献，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32〕 在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一诗中，第3句是“坑灰未冷山东乱”。

〔3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34〕 彭、滕，指彭德怀、滕代远。

〔35〕 白劳德，曾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1944年5月，他主持解散了美国共产党，而另行组织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1945年6月，在福斯特领导下，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通过了批判白劳德路线的决议。同年7月，又举行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代表大会，决定重建美国共产党。白劳德在1946年2月被开除出党。

〔36〕 《解放日报》1945年8月9日刊登的这条消息的提要中说：“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原子炸弹首袭敌国广岛。东京承认广岛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

〔37〕 余光生，当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陈克寒，当时任新华社编辑科科长。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姚　旭　陈　廉　李兴仁　徐　焰

周炳钦　李　捷

目录

1945年　五十二岁
1946年　五十三岁
1947年　五十四岁
1948年　五十五岁
1949年　五十六岁
后记
修订后记
返回总目录

1945年　五十二岁

8月10日　晚上，得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1]并告华中局电：“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

同日　晚十二时，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部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附近敌伪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保护其生命安全，如敌伪拒绝投降，予以坚决消灭。

8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但各地均应保留必要数量之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用以保卫地方，民兵枪支必须保留，决不可一切皆集中。”“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2]。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王首道[3]电：“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8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绥、晋察冀两分局电：“我绥远部队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4]，我晋冀、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晋绥军区全力抗击自归绥[5]沿平绥线向张家口进攻的傅作义部队。晋察冀部队八月二十三日从日伪军手中攻占察哈尔省会张家口，打通与晋绥军区的联系，配合长城以外的苏蒙军解放察哈尔全省。冀东三个军分区部队分别向承德、赤峰、沈阳进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电：万毅东北军[6]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指出：“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北力量的任务是“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准备与李品仙、何柱国[7]作战，并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同日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鄂豫皖中央局（十月三十日改称为中原局），郑位三为代理书记。本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及河南区党委电：鄂豫皖中央局成立后，河南区党委受鄂豫皖中央局之领导。

8月13日　起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蒋介石公开电，指出：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这个电报和八月十六日朱德致蒋介石电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同日　为新华社写的评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谈话和蒋介石命令的评论，本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同日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这个讲演编入《毛泽东选集》。

8月14日　苏联和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8]

8月15日　日本电台广播天皇裕仁投降诏书。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占领军司令官，指定蒋介石享有在中国（除满洲外）受降的权利。[9]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指出：“关于各城市的警察，我方入城前，即应以军事机关命令他们负责维持秩序。入城后不可将警察拘捕起来，以免秩序无人维持，更易引起混乱，所有警察局长，在能服从我们军事管制命令的条件下，亦可暂时不加调换。”

8月16日　起草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电，再次指出蒋介石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就原地驻防待命”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提出：“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

同日　为新华社写的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10]的评论，本日播发。评论指出：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制止内战唯一的办法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11]并告河南区党委、新四军第五师：“作战决定于打法，不浪打，非确能聚歼不打，养精蓄锐，以多胜少，例如以五六个团打一个团，可能聚歼”；“以打胜仗为目的，不以占地为目的，津浦能全占则全占之，不能则占一部，又不能则让顽伪全部代替了日寇位置，亦胜于过去局面，只要日寇投降，大局于我有利”。

同日　复蒋介石八月十四日第一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来电，复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8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河南文年生、张启龙[12]并告王树声、戴季英[13]电，指出：“你们及整个河南我军必须学会机动作战及分散游击，无把握的硬仗应避免”。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罗荣桓、黎玉、萧华[14]电：“万毅支队即调东北，经河北至热河边境待命。该支队现有二千五百人，汰去老弱及开小差者外，能有一千五百到达目的地即好。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部。”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萧克、赵振声[15]为常委，成仿吾、李运昌、胡锡奎、刘仁、杜理卿[16]、朱良才、詹才芳、赵尔陆为委员，聂荣臻为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萧克为军区副司令员。

8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贺龙、林枫[17]电：李井泉已动身来你处任副政委，张宗逊率两团到延安来你处，张任副司令。林枫准备去东北。去东北干部一千二百人一星期后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北进。“包围大同由冀察晋担任，你处北方任务仍是阻止傅作义。”

8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八月十九日报告[18]的电报：“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本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分局并告各分局电：“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同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等为委员。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任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总参谋长。

8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指出：“浙东主力到上海有被消灭危险，不如仍在浙东，困难时可退浙南。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宜改为群众组织各种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分开出版，而不建立政府。”

8月22日　复蒋介石八月二十日第二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电，复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占领大城市方针的指示[19]稿，加写一句话：“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8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分析国内外形势，说明党在新的环境下所采取的方针和对策。毛泽东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肯定的。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的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我们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蒋介石不能磨灭，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有上述诸条件，以便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关于承认解放区、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仗不打。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在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谈判不成，国民党进攻我们，是否打？应该打。条件是打胜仗。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8月24日　复蒋介石八月二十三日第三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来电，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同日　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并转粟裕、叶飞[20]：“（一）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二）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四）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五）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六）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七）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八）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震、王首道电，指出：“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三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电，同意他们关于王震、王首道鄂南支队留在鄂南的建议。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21]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去重庆。在这以前，接到斯大林来电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同日　复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八月二十五日来电，复电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同日　刘伯承、邓小平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太行[22]。他们离延安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同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8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同志与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同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党内通知）。通知指出：“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通知还指出，在谈判中，我方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可能在谈判后，“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枫并转吕正操[23]及贺龙电，指出：“（一）赴东北四省工作之干部团一千二百人及赵副旅长[24]所率一个团不日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开至热河边境，相机进入东四省[25]工作；（二）军队是否能去辽吉黑三省，现在尚不知道。目前晋绥争夺战极其重要，故正操及其所部暂时仍在现地执行原任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告以陈毅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决定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及华中局副书记，其余不变。

8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通知：“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

同日　复电贺龙，指出目前正在同国民党谈判中，应积极向敌占区发展，暂时不宜向石楼、隰县深入。

8月28日　上午十一时许，和周恩来、王若飞在二十七日来延安迎接的蒋介石代表张治中[26]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三时许，到达重庆，在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毛泽东与欢迎者握手并合影，然后乘车至张治中官邸桂园稍事休息。随即会见郭沫若[27]与夫人于立群及王世杰[28]，接见记者，赴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南方局欢迎晚会，会见南方局负责人和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社的章汉夫、许涤新、胡绳、戈宝权等人。晚八时半，在张治中、邵力子[29]陪同下，和周恩来、王若飞应邀赴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的欢迎宴会。作陪者有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30]、赫尔利、魏德迈。应蒋介石之请，当晚下榻林园。

8月29日　上午，和周恩来、王若飞在林园同张治中商谈谈判的内容和程序问题。下午，同蒋介石第一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并重提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列举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指出，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晚上，同张治中、王世杰、张群等继续商谈，双方同意先作一般性交换意见。当晚应蒋介石之请，仍下榻林园。

同日　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一九三三年“围剿”红军时编订的《剿匪手本》。

8月30日　由林园返回桂园。上午分别访晤宋庆龄[31]、赫尔利。到桂园访谈的有：柳亚子、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傅斯年、王云五[32]等。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以“弥天大勇”、“霖雨苍生”称赞毛泽东，并向毛泽东索诗留念。下午，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又称“民主之家”）访问民盟主席张澜，民盟中央委员、特园的主人鲜特生在座。毛泽东首先向张澜转达朱德对老师的问候，转达吴玉章对老友的问候。张澜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是假戏。毛泽东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晚上出席张治中的宴会，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伧[33]作陪。宴会后，于右任辞去，吴铁城[34]来，毛泽东同他们交谈。

同日　致电刘少奇并转告中共中央，下月初准备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一条意见是：（一）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二）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三）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方针。（四）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八）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九）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十省[35]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36]、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十）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委会及其他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十一）党派平等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等。

8月31日　上午，和周恩来、王若飞到国民参政会，出席邵力子的宴请。下午，在桂园会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王昆仑、许宝驹、屈武、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等，畅谈近三个小时。晚上，和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会见阳翰笙、冯乃超、于伶。后到红岩村看电影，并进行交谈。

9月1日　晚七时，和周恩来、王若飞参加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副会长邵力子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而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散会后，当毛泽东出门时，聚集在大门口的几千群众鼓掌高呼：“欢迎！欢迎！”八时，和周恩来、王若飞应张群、王世杰、吴铁城的邀请，在冯玉祥[37]的陪同下，到吴铁城住宅出席宴会。

9月2日　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同日　上午十时，在桂园约见王世杰。中午，和周恩来、王若飞到特园，出席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参加宴会的有民盟负责人沈钧儒、黄炎培、冷、鲜特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等。在宴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并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谈五四运动往事。宴毕，特园主人拿出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题写“民主在望”四个字，并说，道路尽管曲折，前途甚是光明。下午，会见邹鲁及各方友好。晚八时半，和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的晚宴，在座的还有孙科、吴铁城、张群、王云五、张伯苓[38]、傅斯年等。宴会后，同蒋介石就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直接商谈。

9月3日　上午，会见王世杰。下午往访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39]。下午五时，会见韩国临时政府[40]官员。六时，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41]等，征询他们对时局的意见。晚七时半，赴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宴会，会见英、美、法等国大使和荷、比等国使馆官员。

同日　将八月三十日拟定的中共十一条意见略加修改后，由周恩来、王若飞面交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转蒋介石。

9月4日　上午，会见来桂园回访的白崇禧。

同日　蒋介石将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正式指定他们四人为谈判代表，要他们拟具对中共九月三日所提方案的复案。蒋自拟要点如下：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同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在毛泽东领导下，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自本日起至十月五日止，共进行十二次谈判。

同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应赫尔利大使邀请共进午餐，美国访华团团长史奈德亦在座。下午五时，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商谈。晚上，出席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将军的招待会。

9月5日　和周恩来赴邹鲁的午宴。毛泽东在桂园会见《大公报》记者，他说：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结果以慰国人。我国政令军令的统一必须建于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边区和各解放区情形与其他地区不同，有民选政府，有自卫军，无保甲长。保甲长为统治人民者，最要不得。协商的另一结果为国民大会将延缓举行。对代表问题则双方意见犹未能一致，中共方面不主张维持旧代表，原则上主张普选。下午，毛泽东还会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和各方友好。晚上，出席曾访延安的六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的宴会。

9月6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赴于右任的午宴，在座的还有陈立夫[42]、叶楚伧等。下午，访晤居正[43]。往中正学校、中央大学访问故旧。到沙坪坝南开中学访柳亚子、张伯苓。晚上，和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宋庆龄的宴会。宴会后访晤苏联大使彼得洛夫。

9月7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赴覃振[44]的午宴。下午，和周恩来、王若飞往访英国大使薛穆、法国大使贝志高，各谈一小时余。应邀赴加拿大大使欧德伦茶会，谈二小时。和周恩来、王若飞赴冯玉祥的晚宴。

9月8日　下午四时，和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出席。毛泽东致词感谢各方人士八年来对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的援助，并希望能继续这种援助。晚七时半，和周恩来、王若飞赴孙科的宴会。

9月9日　下午，在红岩村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等，并同他们共进晚餐。在谈到郭沫若在文化界应采取的态度时，毛泽东认为态度应该强硬些，要有斗争，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9月10日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及地方部队三万余人，对侵入上党解放区的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部开始进行自卫反击。至十月十二日，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歼国民党军三万五千余人，生俘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

9月11日　晚上，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向他们介绍了两党谈判情况，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席间，周恩来报告了国民党军队向上党地区进攻的消息，在座者皆为之愤愤不平。

同日　收到中共中央来电。来电说：胶东派一个排乘汽船到大连已返回，苏军在东北仅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交代，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这个排在大连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不成问题。根据上述情况，已电告山东抽调四个师共二万五千人至三万人，由萧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启程。

9月12日　上午，在红岩会见许德珩、劳君展夫妇。许德珩谈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勉励他们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说，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但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泽东说，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宣传作用吗？随后，和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去林园共进午餐，餐后同蒋介石直接商谈。

9月13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首次招待在渝外国记者。毛泽东发表谈话说：目前双方保证不向外公布会谈情形，但希望会谈成功。“全国人民都期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本日，应邀先后赴赫尔利的午宴和戴季陶的晚宴。

同日　关于重庆谈判情况，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一）我们与国民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二）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国大要速开，旧代表有效，但可增加名额容纳各方，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对党派合法问题将制定政治结社法。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对释放政治犯及大赦均不同意，只允许我提名单释放若干。对于人民自由，说已切实实行人身自由保障法。特务不能取消。（三）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对参加受降、停止进攻、反对利用伪军等，则避而不答。”

9月14日　和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告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林平[45]：“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46]等，要多去，快去。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

同日　和周恩来会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以及各方来访友好。晚上赴白崇禧的宴会。

9月15日　复中共中央九月十四日来电[47]和十五日来电[48]，指出：“浙东、苏南、皖南三地部队须立即开始注意控制北上通路，保障北上安全，并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请通知华中拟具体意见。”

同日　下午，到特园看望张澜，向张澜介绍和谈情况。告诉他关于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项大致获得协议，国大代表问题尚待继续磋商，目前症结仍在军队数字和驻地、解放区政府和区划两大问题。蒋介石正在美国支持下运送兵员，名为接收，实为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建议，将两党已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毛泽东赞同这个意见。[49]下午五时，在桂园宴请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周恩来、王若飞、徐冰、潘梓年作陪。

9月16日　下午四时半，在红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霍华德􀅷曼、爱德华􀄝尔、杰克􀏃德尔曼三位士兵。他们希望了解中国解放区的情况。毛泽东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并阐明了中共有关国际、国内问题的主张。还请他们吃晚饭，向他们询问美国的情况。

9月17日　应邀到林园同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在座。餐后，同蒋介石直接商谈，双方的争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下午，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到会者有刘鸿生、范旭东、胡西园、吴羹梅、吴蕴初、章乃器、潘昌猷。毛泽东赞扬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同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本的政策。

同日　蒋介石写信给阎锡山并附《剿匪手本》两册。当时阎部正在进犯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解放区。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开始后，至本日止，还命令四个战区的司令长官傅作义、胡宗南、孙连仲、李品仙等，分别率领所部沿铁路线向解放区进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心开展交通破击战，打击沿铁路线进犯的国民党军，以求达到争取和平的目的。

同日　和周恩来复中共中央十七日来电[50]，表示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并告国共谈判无进展。

9月18日　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欢迎茶会并致词，指出：“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

9月19日　复中共中央本日来电[51]，说：“（一）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同意你们及张、饶计划[52]，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二）同意陈、饶[53]去山东，罗及萧[54]去东北，林彪去热河[55]，亦以快为好。华中由谭、邓[56]组织分局。”

同日　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研究军队缩编及驻地问题的新方案，由周恩来、王若飞在本日举行的国共谈判中向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新方案要点是：一、关于我方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比例，我方愿让步到一与六之比，如国民党方面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我方应为二十个师；国民党方面缩编为六十个师，则我方应为十个师。二、关于军队、军队驻地和解放区，第一步，我方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将我方所有军队集中驻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由我方推荐。对中共的新方案要点，国民党方面仍认为违背“军令统一”，指责中共分裂。中共方面据理反驳。双方未获协议。

同日　设午宴招待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9月20日　访陈立夫、叶楚伧、程潜[57]、贺耀祖[58]。

同日　收到中共中央本日来电。来电说，据西安确息，蒋介石密示所属：“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

同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出席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李子坝报社举行的宴会。席间，大公报社一位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毛泽东为大公报社职工题词：“为人民服务”。

9月21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继续商谈。国民党方面全面否定中共的方案，指责中共“割据地盘”。中共方面指出：割据是军阀所为，革命党人焉有割据之理！国民党方面自高自大，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不愿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是无助于谈判进行的。谈判陷于僵局。会后，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休会五天。本日，赫尔利约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要么破裂。毛泽东的回答是：还要讨论。

9月22日　上午，邀请青年党领导人蒋匀田来桂园，双方就政治主张、斗争方式、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随后，会见在重庆的作家和戏剧界人士。

9月23日—26日　访问友好。

9月26日　收到中共中央本日来电，来电说：九月初我军扩大到一百二十七万，解放区人口一亿二千五百五十万，县城二百八十五座（人口与县城均不包括东北在内，反攻前县城八十九座在内）。

同日　关于重庆谈判情况，中共中央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在最近的继续谈判中，除军队允许增加几个预备师，特务机关可不再捉人杀人，政治犯可释放一部分外，基本上无若何进展，即起草联合公报事，亦为蒋所阻，谈判乃遭受挫折。”“谈判将坚持原定方针转入第二阶段。”

9月27日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在《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说：“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恢复谈判。关于缩编军队问题，双方商定成立另一小组，先行商谈再议。关于解放区问题，双方同意交政治会议解决。

9月2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判达成两项协议。关于参加军队整编小组人员名单，中共方面为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林蔚、刘斐[59]。关于政治会议，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之，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大会问题。按照周恩来提议，双方初步商谈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名额。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争夺东北方针部署的指示》，指出：不应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我发展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十月九日中央指示指出：进入东北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

9月29日　周恩来往访张治中，告知他毛泽东拟早日返回延安的意向。张治中表示：我既然迎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9月30日　下午，在红岩会见青年学生，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准备担负更重要的任务。

同日　谈判休会。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在国民参政会联名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王云五、曾琦、陈铭枢等，共商政治会议的组织等问题。

同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万八千余人从日本冲绳岛开至塘沽登陆。十月一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千四百余人，在冀东解放区的秦皇岛登陆，配合国民党军侵占了冀东解放区的北戴河、留守营、海阳镇、深河堡等港口和城镇，进驻天津、北平、唐山等地，为国民党进占华北、抢占东北建立战略基地。

10月2日　约柳亚子到红岩见面。四日，致信柳亚子，信中说：“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

10月5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举行最后一次谈判。谈毕，周恩来提出，毛泽东来此一月有余，拟于下周返回延安。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60]提交对方以供讨论。

10月7日　复信柳亚子，指出：关于和谈结果，“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毛泽东随信附上《沁园春􀋪》手迹。

10月8日　国共双方代表就《会谈纪要》交换意见并修改定稿，预定十月十日签字。

同日　晚上，出席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礼堂举行的欢送宴会，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前往。到会各党派、各界人士四五百人。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这次商谈，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友人与各同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是仅仅关于两党，而且是与全国人民的利害有关的问题。商谈的情况如张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

10月9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到林园共进午餐，宋子文[61]、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座。餐后，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

10月10日　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签字后，邵力子说，这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赖于毛先生不辞辛苦奔波，我们请他见面。毛泽东正在桂园二楼，下楼和在场者一一握手。下午四时，蒋介石到桂园回访毛泽东，谈十余分钟，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蒋介石乘车去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节国庆招待会。会后毛泽东回桂园。晚上，和周恩来、王若飞到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商谈。当晚毛泽东下榻林园。

同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又在青岛登陆，美国海军航空队三个大队进驻北平、青岛。

10月11日　晨，同蒋介石作最后一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不再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将在重庆继续商谈。上午九时半，由张治中、周恩来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五百余人。毛泽东同各界代表握手话别；同陈诚、张治中、陶行知[62]夫妇在飞机旁合影留念。他还同在桂园服务的国民党宪兵握手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登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他说：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然后和张治中、王若飞登机，九时四十五分起飞，下午一时三十分回到延安。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的经过。毛泽东说：重庆会谈纪要是恩来同志起草的，采纳国民党方面意见略有修改。其中，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不给解放区几个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给。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末承认蒋介石的要求，要末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本来说解决军队数目之后发公报的，后来又说要解决解放区以后才发公报，从此就停了几天。民主同盟说我们调子低。这样，我们就开始攻势，恩来十天之内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小党派、国民党民主派各界活动。但我们守约，谈判情况可以口头说，不登报。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而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会谈公报不可。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如地方自治，在纪要发表后，我们提出省府民选，可以找出根据来的，因为孙中山说过。还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等等。我原准备九号走，蒋介石留我过双十节。张治中讲，不发表这个会谈纪要不行，你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解放区问题，还要经过斗争。我对王芸生[63]说：“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王芸生听了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陈立夫表明是他首先主张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许多人说CC派破坏谈判，我看很多CC派人物包括陈立夫在内是动摇的。毛泽东报告结束后，会议一致同意《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10月12日　同张治中共进早餐，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吴玉章[64]、王若飞、杨尚昆[65]作陪。当张治中询问对今后谈判的意见时，毛泽东说，希望此次谈判中尚未获得协议的国民大会问题与解放区问题，早日商得共同意见，以便政治协商会议能及早顺利开幕。上午九时，张治中和王若飞乘原机飞往重庆，毛泽东到机场送行。在去机场路上，毛泽东对同车的张治中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改了报纸的名字，有些人是一定不赞成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指示指出：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山东罗荣桓、陈毅：华东的中心任务，除调兵东北外，是切断津浦铁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并消灭其一部或大部。

10月13日　蒋介石发布进攻解放区的“酉元密令”[66]，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中正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10月16日　就东北应坚决阻止蒋军登陆问题，致电彭真：大连为自由港，苏方已拒绝国民党军登陆，旅顺亦不许登陆，故蒋方从营口、锦州试探登陆，还可能从安东[67]等处试探。“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并告东北、晋冀鲁豫两中央局电：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蒋介石令傅作义集结五万余人于归绥、集宁、大同之线，一俟陆运、空运、海运兵力集中北平、天津、秦皇岛等地，即将配合傅部进攻张垣[68]，并进攻沈阳、承德。顽伪军企图切断我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道路而战，具有充分的理由，望鼓励士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共反人民之顽伪军，完成你们的神圣任务。

同日　电告聂荣臻：“蒋系十六军主力已达石家庄[69]，可能迅到北平，九十二军从武汉、九十四军从上海均于酉东[70]开始空运平、津，现已半月，月底运完，故本月底蒋系至少有三个军到平、津，望注意平、津蒋军动向之侦察。”

10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电：“南支在王、王[71]领导下，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中央对全体指战员深表慰问之忱。目前五师及王、戴[72]处境较为困难，南支既加入五师野战兵团序列，望在郑、李[73]领导下，协助五师及王、戴争取一个至几个战役的胜利。南支尔后行动当与五师及王、戴的整个行动加以考虑。目前鄂豫我军的胜利行动，对于争取华北及东北的胜利有重大帮助。”

同日　关于举行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以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领自新乡沿平汉路北犯邯郸的三个军，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冀鲁豫中央局电。电报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邓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随后，刘邓部诱敌深入至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袋形战场，于二十四日突然出击，二十五日将敌包围，利用夜间进行近迫作战、逐点割歼和渗入袭扰，以削弱和疲惫敌人，待后续部队赶到参加总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军区电，指出：“在反对顽军向解放区进攻争取和平局面的战斗中，望各地注意收集顽军反共反解放区的证件，不论是文字的或俘虏官佐的口供，都甚重要。文字证件及俘虏官佐均加拍照，送来延安。”

同日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并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鄂南及九江附近之力量须立即北移。”

同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二十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萧劲光[74]电，要他们两人均赴沈阳，愈快愈好。二十三日，又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要求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荣桓、陈毅、黎玉电，指出：“山东除竭尽全力组织渡海外，陈、黎组织津浦战役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望陈、黎精心计划，组织一支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适当地区占领铁路一段并向南北扩大占领区，然后选择时机，歼灭蒋军一两个师，打一个开始的好胜仗。”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及骑兵第二军在十月份乘我山东主力部队开赴东北、新四军入山东部队尚未到达之隙，在日伪军掩护下，从徐州沿津浦线北上进占济南。山东部队于十月十八日发起津浦战役，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二万八千余人，控制津浦线二百余公里，截断徐州国民党军继续经济南向天津及东北开进的陆上道路。

10月20日　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区党委，各兵团首长电。电报指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例如重庆、上海、北平）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治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党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的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这一不可避免与已经到来的当前形势，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

10月21日　关于各方参加政协的代表名额问题，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国民党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民主同盟六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

10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郑位三、李先念电：“你们须准备至少六个月内在豫鄂活动。三部会师后，集中强大野战军打几个大胜仗，方能有助于整个局势，也方能转变你们自己的局势。”“目前你们野战军会合王、戴[75]、二王[76]，以夺取桐柏山区域最为适宜，不可过早向其他区域去，反而增加你们的困难，且于大局不利。”“只要打胜仗，财政就有办法，几个胜仗以后，占领大块地区（至少七八个县），不怕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二十四日，王树声、戴季英率河南军区部队到达桐柏山区，与新四军第五师及南下支队会合。三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先念任中原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戴季英任副政治委员，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0月23日　关于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并告彭真、程子华[77]，林彪、萧劲光电，指出：至下月上旬，顽方即将有三个军八个师集中北平，判断除以一部保护北平及平津线外，主力将向承德进攻，并威胁张家口。决定迅速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由晋冀、冀中、平北现有精干地方兵团抽调至少三万人，编成十二个至十五个大团，限于两星期至多三星期内集中平北军区，完成作战准备。其任务为协同热河、冀东部队，坚决歼灭向承德进攻之顽军，巩固热河及平北。第二野战军以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林彪、萧劲光野战军以歼灭由天津、秦皇岛线向东北进攻之顽军为目的，位于沈阳、山海关线。

10月24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分局，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五人为常委（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增补曾山为常委），邓子恢任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任副书记兼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粟裕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任副司令员。二十九日，中央采纳粟裕的建议，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以后又任命谭震林兼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庆祝你们占领桐柏[78]。望努力扩大战果，大批歼灭顽军，占领多数县城，创造新局面。”

10月25日　关于组织冀东纵队，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真、程子华转告李运昌[79]电，指出：蒋介石正由陆海空运兵至平津、唐山、秦皇岛线，其数达二十万。其中十万将位于平津、唐山、秦皇岛线，是进攻东北的；十万位于北平、天津线，除一部守备该线外，主力将向热河进攻。我已决定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李运昌所部冀东部队，迅速从现有全部队伍中抽调较有战斗力者一万五千至二万左右，编为七个至十个大团，总称为冀东纵队，由李运昌亲率位于机动地区，依将来情况决定，或者配合辽宁野战军打击由关内向关外进攻之顽军，或者配合萧克、罗瑞卿及程子华野战军打击由北平向承德进攻之顽军。

同日　在抗大七分校作报告，欢送即将上前方去的学员。毛泽东说，我们解放区，华北、华中、东北、陕甘宁边区，共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地方，一百三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万以上的民兵。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共有八十万，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还不算在内。已经打了好几仗，头几仗他们都没有争到面子。仗还要打下去，恐怕半年还不一定。如果我们打赢了，我们派代表和他说：蒋委员长，我们从前谈判过，我们还是和平吧！那时候就可以和平了。如果是他打赢了，解放区就要变成黑暗的地方。我们总的任务，是为全国和平而奋斗，把敢于进攻我们的反动派打垮下去，取得和平。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希望你们扩大自己的队伍，巩固自己的队伍，一定要把官兵关系搞好。我们党内要有民主，对同志要有同志的、朋友的、兄弟的、姐妹的态度，全党团结一致，什么敌人也不怕。第三条，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的军队要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

10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电，认为平汉战役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气必挫。”二十八日，后续部队到齐，当晚发起总攻。三十日，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约一万人起义。当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胡宗南部在石家庄的第十六军三个师久未作战，估计每师不超过五千人，似不十分积极南下，如北面地方兵团及民兵能作有力之阻击、困扰，可能迷惑该顽不敢冒进，给我以充分时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当面之敌。三十一日，黎明前，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另一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率主力向南突围。当晚，刘邓所部突入马法五长官部，马部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刘邓所属各部围追堵截溃逃之敌。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你们处置很对”，并建议高部改称“民主建国军”或“人民建国军”。十一月二日，毛泽东、朱德电贺高树勋率部起义：“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这一天，平汉战役结束。此役俘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共歼国民党军三万人。由石家庄南援之胡宗南部第十六军闻风回撤。

10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蒋已展开八十万军队向我华北、华中进攻及准备进攻东北，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过渡到和平局面，否则和平是不可能的。”

10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连续起草两电致重庆中共代表团，指出：“目前最急者是停止内战问题，不停止内战，一切无从谈起。”“东北、华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实行孙中山民选地方自治，不得委派人员。”

10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热河分委[80]并告彭真电：“本年两个月内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望动员热河全党全军紧张工作，一切为着粉碎蒋介石向热河进攻之总目标而努力。”

10月3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决定以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十一月二日，为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周保中为第四副司令，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决定“组织北满分局，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任务为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民众，镇压反动，巩固东北之后方”。中央并决定高岗、张闻天为北满分局委员，高岗兼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

11月1日　关于十一月作战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战略区电：“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而十一月开始之主要作战方向已转至东北方面，第二个作战方向则是华北华中。”“东北方面，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聂、贺军[81]待绥远作战完毕，则以主力转至平津方面，策应东北作战。”“刘邓、陈黎[82]及华中三处，除开东北者外，仍服原任务，准备歼灭必然继续向北进攻之蒋军主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蒋军各部均不得进。谈判时我已提出各铁路双方不驻兵，运兵要协商，但实际上我方不能同意彼方运兵，因运兵即是内战。对美政策仍取友好态度，只在美军向我进攻条件下我方不能不自卫。

同日　美国军舰将国民党军第十三军从上海运抵秦皇岛，随后，又从越南海防市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运抵秦皇岛。

11月2日　电告彭真：“沈阳得失决于美军是否协助蒋军进攻，如不协助，依靠你们现有兵力及不久到达之兵力，很能打胜孤立前进之蒋军；如协助，亦需坚决作战，争取时间，控制东西北满。”“葫芦岛打枪[83]，重庆已有反映，王世杰请苏方令中共撤退，苏方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不与闻。似此如我在葫岛、营口、安东等地坚决抵抗，可能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

11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国民党诬蔑我党发动内战，亟应作有力回答，请从高树勋处及缴获文件中，清出最有用者用新华社明码发表。蒋介石发有剿匪手册，每师数十本，注意清查公布，至要。”新华社于六日、七日、十一日发表缴获的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密令七件。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关于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问题，请不要再提，相反，应和华北、华东同样实现人民自治，因为我们看到浙东、苏南、皖中、皖南解放区自我军退出后遭受屠杀。”本日又电中共代表团：“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问题现在就应提出，华北各地敌伪受降全部归我。……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11月5日　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交通问题应该迅速解决，这三大问题尤其应该迅速解决。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国民党进攻的真相》。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一）刚才博古[84]说，前在焦作被迫降落之国民党飞机，内有军委会（蒋署名）给阎锡山的信及剿匪手册两本，此信由太行拍来总社，博古已发广播，此事一下揭穿了蒋的秘密，且看反映如何。（二）你可借此转入主动地位，采取有理有利态度。”本日，又致电中共代表团，指出邯郸战役缴获大批文件证明政府有全盘反共内战计划，请考虑采取强硬态度，说政府一面谈判，一面大举进攻，现并大举调兵，所谈尽是欺骗，我们不能信任；如欲取信，必须立即解决受降（包括撤兵驻防）、处置伪军、解放区自治三大问题。

1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减租和生产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美国政府深堪注意，友人[85]意见值得考虑，但在美蒋坚决进攻方针下，我们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目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我方宣传弱点甚多，你提出的意见是很对的，应当采取‘哀者’态度，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但是总的情况，我处内线，彼处外线，我是防御，彼是进攻，再过一时期各方均会看得清楚。目前谈判方针在不束缚手足”。“今日新华社发表国民党军队百余万向我进攻的详细番号[86]，当有利于揭破彼方之欺骗。”

11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热河分委、冀热辽区党委、晋察冀中央局、东北局电，指出：热河军队、财政及干部均依靠晋察冀解决，而东北局集中注意组织内线作战，无暇兼顾，因此，改变过去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仍归晋察冀中央局指挥。冀热辽中央分局以程子华为书记，以萧克、罗瑞卿、李运昌、胡锡奎、赵毅敏、吴德、詹才芳为委员。以萧克为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为副司令，程子华为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为第二政治委员。萧克、罗瑞卿指挥的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改称冀察晋辽热第二野战军，仍以萧、罗为该野战军首长，任务主要是保卫热河及坚持冀东、平北斗争。

1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向民众宣传蒋介石收复东北无功、抛弃东北有罪，造成民众反蒋热潮；派大批民运党务干部去沈阳山海关线、沈阳营口安东线，把发动民众创造战场当作当前紧急战略任务，千万注意。”

11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说：要组成强大的野战军，聂荣臻七万，贺龙三万，刘伯承七万，陈毅七万，李先念三万，粟裕五万，关内六大军区共三十二万野战军。东北二十万。总共五十二万。再过几个星期可以完成。蒋介石的基本弱点有两个，兵心不固，民心不归。高树勋起义影响很大，起义通电传得很广，现在已令各处庆祝[87]。我们破路是制止内战手段之一，我们组织破路司令部，群众得铁轨、枕木，积极得很。我们承认蒋介石来势很凶，但除了抵抗以外，别无办法。现在要搞生产与减租，新地区还要搞大的减租运动，否则，群众情绪不能提高，生产也无兴趣。

11月15日　致电林彪、彭真，提出：“应令李运昌、杨国夫[88]两部坚持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89]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运昌、沙克[90]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二万（新部队可以参战作为辅助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91]，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冀东已编成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隐蔽集结，于正面主力举行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人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十六日，山海关被国民党军占领。

11月16日　蒋介石对参加复员整军会议的各战区司令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各集团军总司令讲述《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宣称：“我们回想这二十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

11月中旬—12月中旬　因疲劳过度，患病住院。

11月19日　彭真、林彪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苏军通知他们，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军，有苏联红军之处，不准我军与蒋军作战，要我军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二十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指出：“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只要我们能争取广大乡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二十四日，刘少奇电告东北局：“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黄克诚及梁、罗[92]等部亦须迅速分散到西满各地，才能过活，否则严冬一到，分散与剿匪均难进行，冬季工作将不能获得很好结果”。二十六日，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动撤出锦州，改变了在锦州决战的计划。十一月底，东北局撤离沈阳，迁往本溪。

12月3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为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舒同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本月初，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到达临沂与陈毅会合。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东局，陈毅、张云逸、黎玉、饶漱石、舒同为常委，饶漱石为书记，陈毅、黎玉为副书记。

12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并要求各解放区抓紧做好练兵、减租、生产等十项工作，以巩固解放区，提高我军战斗力。指示强调“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会议决定：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七人为中共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南方局（原称重庆局），董必武为书记，王若飞为副书记。

12月17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就杜鲁门十五日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发表谈话：“要求中国内战之立时的、全面的与无保留的终止；并要求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

12月20日　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为加强西满分局，中央决定：李富春为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黄克诚为副书记兼副政委，林彪为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由李、黄、林、吕、李再加张平化组成西满分局常委。”

12月22日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达重庆。二十三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会见马歇尔，提出停止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12月25日、26日　读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12月27日　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恢复谈判[93]。中共代表团书面提出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冲突。”当日，周恩来应邀赴马歇尔的宴会，并就政协和东北问题进行会谈。

1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指示还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指示要求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陈毅，张鼎丞、邓子恢，郑位三、李先念，指出：“中央同意五师主力即作战略上之转移，只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部队坚持原来根据地。”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郑位三、李先念和中原局，指出：“估计国内和平的趋势已经确定，只是具体实现和平还有许多曲折。因此，我们在鄂豫多年奋斗所创造的成绩必须保持，也可能保持，以便在和平实现时能争取我在鄂豫皖区一定的地位。目前因为困难，你们主力之一部应该转移，但必须留有力之一部（能作分散游击战者），在各根据地坚持，李先念同志最好还是留下，万不可全部开走。只要我能坚持下去（时间可能也不会很长），就不独能增强我在谈判中的地位，而且可能争取到我在将来湖北、河南、安徽政府中某种地位。望你们根据这种考虑来布置你们的工作，并将布置电告。”

12月31日　重庆中共代表团收到国民党政府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复文，国民党政府表示原则上同意停战。下午，国共双方代表继续商谈。

————————————————————

[1] 郑位三，曾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李先念，当时任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中原军区司令员。陈少敏，当时任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员会副书记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2] 蒋介石于1945年8月11日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就原地待命，不许向敌伪收缴枪械，因而暂时和缓对国民党的批评这一决定未能实现。

[3] 王震、王首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南下支队）司令员、政治委员。

[4]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率领自五原东进部队中的4个军，在占领归绥后继续向张家口东进。

[5] 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6] 万毅，当时任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曾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111师第333旅旅长，中共秘密党员。1942年8月第111师脱离国民党军，接受八路军第115师领导，9月万毅任第111师师长。1943年夏第111师改称滨海支队。

[7]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第21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

[8] 这个条约规定，在东北“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条约还规定，经过外蒙古公民投票后，国民党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旅顺、大连的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共同所有权应平均属于两方”；大连为一“自由港”，苏联经该港进出货物“均免除关税”，苏联在旅顺“有权驻扎陆海空军”。

[9] 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以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10] 蒋介石的发言人1945年8月15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指责共产党违反蒋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公敌”。

[11] 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

[12] 文年生、张启龙，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独立第3游击支队司令员、独立第2游击支队政治委员。他们率部进至河南新安时，正值日本投降。

[13] 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河南（豫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14] 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萧华，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15] 赵振声，李葆华的曾用名。

[16] 杜理卿，许建国的原名。

[17]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林枫，当时任八路军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18] 中共中央华中局1945年8月19日报告说：“上海我可掌握控制的力量总共有二十万人，我能掌握大部分水电工人、邮政工人、电车工人、电话工人、铁路工人。日本厂十万失业工人可动员，沪东、沪西各可动员数万。沪西大部分巡捕我可控制。伪方只有税警团、保安队维持秩序，甚恐慌。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武装起义，但暂不向驻守不动的日军攻击。”“即使将来万一不能长期坚持，亦可退到农村发展游击战争取得胜利。”

[19]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20] 粟裕，当时任中共苏浙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叶飞，当时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

[21]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

[22] 同机飞抵太行的还有：陈毅、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林彪等。1945年9月9日，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搭乘自延安去晋察冀接回被救的美军飞行员的飞机返回。由于苏联出兵东北未曾事先通知中共中央，参加中共七大的几个大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在大反攻开始时尚未离开延安。

[23] 吕正操，当时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员。

[24] 指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副旅长赵承金。

[25] 东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4省。热河于1955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26] 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27] 郭沫若，文学家、历史学家、无党派民主人士。

[28] 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29] 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

[30] 张群，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陈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吴国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8月31日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至柔，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蒋经国，蒋介石的长子。当时任国民党军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

[31] 宋庆龄，当时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

[32] 柳亚子、陈铭枢、王昆仑，当时任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务干事。王昆仑还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之一。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冷、傅斯年、王云五，当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33] 于右任，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邹鲁、叶楚伧，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

[34] 吴铁城，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35] 指东北9省和热河省。

[36] 在1945年9月3日将这11条意见交给国民党代表之前，毛泽东将开封市改为青岛市。

[37] 冯玉祥，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1937年8月、9月曾先后任国民党军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同年9月、10月，先后被蒋介石解除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务。这时在重庆闲居。

[38] 张伯苓，当时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

[39] 戴季陶，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吴稚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40] 韩国临时政府，全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是1919年3月1日朝鲜反日起义失败后，流亡中国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于同年4月1日在中国建立的流亡政府。

[41] 翦伯赞，当时任《中苏文化》杂志副主编。邓初民，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冯乃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

[42] 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

[43] 居正，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

[44] 覃振，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抗战期间，曾自愿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院长。

[45] 林平，即尹林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书记。

[46] 范长江，新闻记者。当时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华中新华日报社社长。钱俊瑞，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部长。阿英，即钱杏，作家。当时任华中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梅雨，即梅益，当时任中共上海文委书记。

[47] 中共中央1945年9月14日电告：苏军在东北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与我冀热辽第16分区司令曾克林（当时任沈阳卫戍司令员）乘飞机于本日同来延安，该中校向朱德总司令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口头通知，请命令八路军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的各部退出。朱德表示，热河、辽宁各一部在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

[48] 中共中央1945年9月15日电告：已决定迅速地坚决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已去东北；决定组织东北局，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同日，毛泽东还接到中央转来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9月14日的电报，黄建议山东应调3万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万至6万人去山东，江南的第1师应调江北。

[49] 毛泽东和张澜商谈后，张澜于1945年9月18日在重庆《新民报》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信中说：“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所作成的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吾人虽不获事前参与，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

[50] 刘少奇1945年9月1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方针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建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7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

[51] 刘少奇1945年9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说：“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此电并决定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

[52] 中共中央1945年9月19日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提出长江以南部队北撤计划，并告知张云逸、饶漱石的建议，其内容是将江南主力迅速北调，越快越好，浙东和皖南部队及党政干部全部转移，以此作为对国民党的一个让步。

[53] 陈、饶，指陈毅、饶漱石。

[54] 罗、萧，指罗荣桓、萧华。

[55] 林彪之前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1945年8月25日飞抵太行后，即前往山东，途中得知中央调令后，转道出山海关。1945年10月，林彪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56] 谭，指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淮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2师政治委员兼淮南军区政治委员。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淮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政治委员。

[57]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行营主任。

[58] 贺耀祖，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重庆市市长。

[59] 林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次长。刘斐，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

[60] 这个《会谈纪要》，不仅把双方已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而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看法。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说明了中共先后提出的四种解决方案和双方争执所在。

[61] 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945年11月又任国民党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

[62] 陶行知，教育家。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63] 王芸生，当时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

[64] 吴玉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

[65]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外事组副组长。

[66] “酉元密令”，即蒋介石1945年10月13日密令。这个密令，在邯郸战役中被晋冀鲁豫部队缴获，新华社于1945年11月6日公布。

[67] 安东，今辽宁丹东。

[68] 张垣，今河北张家口。

[69] 第十六军属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34集团军建制。是由山西运城沿同蒲路、正太路运至石家庄的。邯郸战役（即平汉战役）中，该军由石家庄南下，以配合孙连仲部北上，企图南北夹击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因刘邓部队在邯郸战役中迅速取胜，该军缩回石家庄。

[70] 酉东，即10月1日。

[71] 南支，指八路军南下支队。王、王，指王震、王首道。1945年10月上旬该部由广东北部北返到达大悟山地区，同新四军第5师会合。

[72] 指王树声、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部队。

[73] 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

[74] 萧劲光之前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8月25日飞抵太行后，即前往山东，途中得知中央调令后，转道出山海关。1945年10月31日，萧劲光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三副总司令（同年11月2日改任第四副总司令兼第一参谋长）。

[75] 指王树声、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部队。

[76] 指王震、王首道领导的八路军南下支队。

[77]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至10月31日撤销）第一政治委员。1945年10月31日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治委员。程子华，当时任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东北军区（至10月31日撤销）司令员、冀热辽军区政治委员（1945年11月改称第一政治委员）。1945年10月31日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政治委员。

[78] 桐柏战役，于1945年10月20日发起。中原军区主力经过1个半月连续作战，相继攻克豫鄂边境平汉路以西的桐柏、枣阳、新野、唐河4座县城，歼国民党军二千余人。

[79] 李运昌，当时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80] 中共热河分委是晋察冀中央局1945年9月20日决定成立的，胡锡奎为分委书记。

[81] 指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和贺龙指挥的晋绥野战军。

[82] 陈黎，指陈毅、黎玉。

[83] 指运送国民党军的美国军舰，企图在葫芦岛港口靠岸，被东北人民自治军击退。

[84] 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

[85] 指苏联方面。

[86] 新华社1945年11月7日发表的《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之番号及进攻事略》中，列举了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49个军127个师的番号（共一百余万人）及其进攻地点。尚不包括海运东北的第52军和第13军5个师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在内。

[87] 中共中央1945年11月12日发出《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

[88] 杨国夫，当时任山东军区第7师师长。

[89] 黄，指黄克诚。梁，指梁兴初，当时任山东军区第1师师长。

[90] 沙克，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冀中纵队参谋长。1945年9月下旬率部进军东北。

[91] 指已到秦皇岛正向山海关进攻的国民党军第13军、第52军和准备从石家庄开至山海关的第16军。

[92] 梁，指梁兴初。罗，指罗华生，当时任派往东北的山东军区第2师师长。

[93]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后，自10月20日至11月17日，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又进行10次谈判。11月25日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国共谈判暂停。12月16日周恩来等抵达重庆，27日恢复谈判。

1946年　五十三岁

1月5日　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就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问题达成协议。随后，双方开始讨论并拟定停战命令以及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等问题。

1月7日　苏联派来为毛泽东治病的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大夫飞抵延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随同回到延安。

1月8日　复信在苏联学习的蔡博[1]等青年：“永福[2]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

1月9日　关于中原军区部队停止转移问题，中共中央复电中原局：“停战谈判已有结果，命令可能在日内下达。”“你们停止东进北上的计划，在原地坚持是对的。[3]望你们在最近一星期内计划控制较大的地区及若干城镇，以便在停战时刻到后你们能有较大地区立足及生存。”

1月10日　国民党政府代表同中共代表商定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公布，确定一月十三日午夜生效。十一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由美国驻华代表罗伯逊、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组成，十三日赴北平工作。

同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下达停战令。毛泽东在停战令中指出：“本党代表和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同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会上，蒋介石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政治协商会议于三十一日闭幕。

1月11日　关于停战后在东北（满洲）的政策问题，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指出：“国共停战协议及命令已公布，望遵行。停战是包括满洲在内的，但我们同意国军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并在谈判记录上取得默契四点，即在满洲不得驻兵过多；经过秦皇岛登陆的国军只能开入满洲；如派遣国军经过华北我区其他路线而入满洲，须事先经过协商；进入满洲各地的国军调动，须按日报告北平执行总部。”在停战令下达后，蒋介石推翻上述默契，坚持认为东北是接受主权问题，不包括在停战协定之内，并继续向东北增兵进攻中共部队。十三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民主联军[4]总司令林彪、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彭真，指出：国民党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能避免的。望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进攻时，坚决击破其进攻。

1月27日　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等返回延安。

1月28日　复信柳亚子：“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闻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5]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

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国际国内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如同他们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着极大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同时指出：“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都依然可能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我们应严加警惕。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为了保障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要抓紧生产运动的领导，以迅速克服财经的困难。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2月2日　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2月4日　农历正月初三，和朱德等请延安西区居民代表一起吃饭，共度春节。

2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和何思敬[6]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的我方人选，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7]（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的我方人选，以便将来指导中心移至外边。并指出：“同意以周、林、董、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如果蒋介石坚决要修改宪法原则，我们便须考虑是否参加政府及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民盟亦然，请与民盟商酌。”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代表团未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名单。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告知军队整编时，我们当力争有高树勋部的地位。

2月9日　同美联社记者谈话，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加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实际上中国恢复和平，建立民主政府，世界各国也交相有利。”“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

2月10日　董必武、王若飞返延，毛泽东同他们共进晚餐。十一日晚，董、王来毛泽东住所谈话。十三日，送董、王赴渝。

2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整军方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掺杂合编。我们现在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

2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阐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说明苏军开入东北后，原东北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部队、被俘后获得自由的八路军战士和华北游击队员及民兵，以及前往东北消灭敌伪的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已在东北发展了力量。发言人说：“东北人民在这些抗日武装领导下，现已组成为一支数近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分布于苏军所未驻防或已撤退的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各地，此外还有各地的保安队与警察，协力肃清敌伪残余，维护社会秩序。敌伪消灭以后，各地人民又根据地方自治的原则，推选各方公正人士，成立了各县民主政权，负责地方行政。”“为了实现东北的和平民主与团结建设，我们认为以下的原则是应该确定的：（一）现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机构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不合于东北与全国的民意，因此从行营及其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到各省政府，都应该改组，尽量吸收东北民主人士与国内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二）对于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应予承认并整编，使与国民政府派去的军队共维地方治安，消灭伪军土匪，避免军事冲突；（三）对于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权应予承认。如认为他们的基础尚有不够广泛之处，亦应采取协商改组办法，或另行选举。不应不予承认，或坚持委派的不民主办法，而反对人民选举的民主办法；（四）现在中苏友好，国共停战，全国要求裁兵复员，东北治安又有地方部队协力维持，故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军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以轻民负，以利和平。至于收编东北伪军及利用华北伪军（如姜鹏飞部新二十七军）去接收东北之权，则应予以禁止。”

2月19日　周恩来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到机场迎接。二十一日，周恩来飞抵重庆，向马歇尔提出，军事三人小组应去东北，停战令适用于东北，军队整编方案应包括东北。

2月25日　审阅胡乔木为《解放日报》起草的社论稿《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加写一段话：“国民党军事当局对于东北伪军尽量收编，甚至把伪军姜鹏飞部开入长春‘接收主权’，为什么对于东北人民的爱国武装必加以消灭然后甘心呢？”

3月4日　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抵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和各界群众六千人到机场欢迎。同日，中共中央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同张治中交谈。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

3月5日　上午，和朱德、林伯渠等及延安各界代表到机场欢送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离延安赴武汉。马歇尔在上机前对毛泽东表示感谢，并说“我们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毛泽东答称：“我也愿意重申我们对您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的衷心感谢。”

同日　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抵武汉，听取武汉执行小组的汇报。周恩来提出，新四军第五师驻地粮食不足，要求将全师四万人调驻安徽东北部五河地区。国民党政府对此故意拖延不予解决。

3月6日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华中分局并告聂荣臻、贺龙电，指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地妥善地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因国民党挑动内战，至五月间停止了精简复员工作。经过这次精简，全军总数由一百三十八万人减至一百二十七万人。

3月7日　就叶挺五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入党申请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董必武、王若飞电：“同意叶入党。叶来电与中央复电，均于今晚广播，收到时请在《新华日报》发表，并先告叶，但不要登广告。”八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复叶挺电：“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斗争，经历了种种严重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3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询问：“你们区域工业及工运中好的与坏的倾向表现如何？（一）是否有因劳动条件提得太高，致有生产低落资本家畏避之事发生，如有此种现象，你们采取了何种对策？（二）经过斗争，工人有了组织，又适当地满足了工人改善生活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并不过火，没有伤害资本家的企业兴趣，只是提高了工人们的劳动热忱，因而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对劳资双方均为有利，此种事例，在你区多不多？是否成了一般倾向？（三）工会及党支部的工作方针是和厂方合作（不论公营私营），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共同任务，就是说，实行了解放区工业与工运的正确方针。或者不是这样，而是工会及支部与厂方对立，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不管生产是否发展，经济是否繁荣，即是说，承袭内战时期的白区工运方针。这两种方针，在你们区域内，党与工会干部了解情况如何？以上三个问题，请就所知于最短时间用简电答复我们。”

同日　复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研究室洪禹一月间的申诉信。复信说：“到今天才复你，这是由于我几个月来都在病中的原故，请你原谅。在详细看了你的信以后，我感觉应当同意你的意见。”“在你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请你告知我是如何解决的，我愿意知道这事的结果。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实在太多了。”在毛泽东的过问下，洪禹在延安审干期间受到错误审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同日　苏联红军撤离沈阳。十三日，国民党军进入沈阳。

3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并指出重庆苏联友人态度过于软弱，他们的话不要全听。十六日，周恩来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会谈时，说明中共军队在东北所占地方不能让，国民党军只能进驻现时苏军撤出的地区。张治中坚持删去“现时”二字，双方在东北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此时由美国军舰运去东北的国民党军已达五个军，包括其精锐的“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新六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关于时局，有四条分析，大家看是否恰当。第一，法西斯主力军打倒了，替人民民主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法西斯残余势力与同盟国内的亲法西斯势力，已经在并一定要继续组织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革命运动，并企图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些反动势力是当今的主要敌人。第三，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内有两部分民主势力，即广大人民及资产阶级内部的和苏和共派。不但广大的人民在此次大战中极大地提高了觉悟，能反对反动派，而且资产阶级内部继续分裂，这曾是打倒法西斯主力军的条件。只有张伯伦，没有丘吉尔，只有汪精卫，没有蒋介石，就打不倒法西斯主力军。英美法中的资产阶级与德意日的资产阶级分为两大集团，今后还是继续分裂，成为反苏反共与和苏和共两大派。我们应促进它。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对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即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和苏和共派中的中、左两派，今天都是能与我们合作的，因为中派还主张“暂时保留”。不要以为天下都是黑的，无缝的，因此有可能击破反苏反共的阴谋，有可能走到以内战代替世界大战的前途，至少是迟滞大战的爆发。第四，党的路线是联合广大人民及资产阶级的中、左两派，打倒法西斯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这是党历来的路线。凡是最顽固的、不能妥协的就反对，凡是能妥协的就联合。不管风浪多么大，我们要有个把握。蒋介石的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8]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

3月16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修改政协决议和宪草原则问题致周恩来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停战协定并未规定让国民党接收全路及全撤退区[9]，可见具体问题须再协商决定”。“过去让彼占领锦州，现又让其占沈阳，即是履行协定。一切均应到前方与前方将领去谈。”

3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提出对东北停战协定的修改意见：我们决不能承认小组只随政府军，这是侮辱中共的规定。必须增加一项政府保证按政治协商会议各项决议之原则迅速与中共商讨解决东北政治问题，否则不要签字。本日，为中央起草致彭真、林彪电，指出：“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全满各地均须注意：除罪大汉奸外，不杀一人，以收人心而利谈判。”

3月18日　苏军撤出四平，东北民主联军进入该城，从而阻断了国民党军沿长春铁路北进的通路。与此同时，进占沈阳的国民党军开始向辽阳、抚顺、鞍山、海城、营口、铁岭、法库等地进攻，并先后占领上述各城市。

3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李富春[10]电：“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为使工业与工运问题在党内展开讨论，纠正目前严重存在着的过左偏向，请将中央关于工业与工运三个问题询问电转发至区党委（或省委）及分区党委两级讨论，特别注意抄给从事工业与工运的干部加以讨论，并将他们意见反映到中央来。但在纠正偏向时，须着重于干部思想上打通，不要着重于犯错误的责任。对于他们领导群众艰苦奋斗，还须给以勉励与安慰，以便好好地将‘左’倾偏向纠正过来，而不是泼冷水。”

3月27日　吉伦[11]、张治中、周恩来签订《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协议规定：（一）执行小组到东北的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二）小组应在国共双方驻地工作；（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双方军队密接地点，作公平之调处；（四）关于政治问题则另行商谈迅求解决。但是三人会议未就东北停战日期达成协议，国民党军在东北继续进攻，迫近四平和本溪。

同日　关于东北主力军和地方兵团的当前任务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指出：目前时机，对蒋对匪两项任务中，第一是对蒋。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但是为了防止蒋军与股匪联络，在我区设置据点，贻害将来，必须在乡区留下次要力量，配合地方党政，迅速剿匪。

3月28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稿，加写一段话：“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无论公营、私营，都是如此。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必须与厂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并协同执行之，力求以较低之成本，得较多较好之产品，从此获得较多之盈利，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

3月31日　致信胡乔木：“起草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请你到少奇同志处拿了看一看。请你清出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12]加以审查，看其中是否已有现时已不适用之处，列举告我为盼！”

3月　坚持读英语，每周两次（星期一和星期五）。

4月1日　国民党飞机八架到延安上空示威。

4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及军队首长电，指出：“目前正是国际国内反动逆流高涨之时，望提高警觉，加强侦察，加强防御配置，严防敌人突袭，切勿大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一）美蒋决以十五个军（已到七个，尚有八个待运）向我大举进攻，尽占东北点线，然后与我谈判。（二）我方对策，一方面利用停战小组力争停战；另一方面不要被停战小组所迷惑，必须同时有对付十五个军进攻的全盘与持久计划。”

4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并告彭真电，指出：“林支日从四平所发电[13]悉。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并指出：“各军区后方剿匪与发动群众斗争，一刻不能松懈，望同时严督实行。”十四日，东北局发出《剿匪指示》，强调进一步肃清各地股匪、残匪仍是当前的战略任务之一，并强调清匪最根本的办法是深入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发展生产，实行基本群众之武装自卫。

4月7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驳蒋介石》的社论，驳斥蒋介石四月一日的讲演。社论指出：蒋介石在这里一连撕毁两项诺言。第一，蒋介石在东北联合敌伪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屠杀中国人民，还不叫军事冲突，而叫“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这样他就撕毁了东北停战协议中关于执行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之调处”的诺言。第二，蒋介石用武力推翻东北人民自治政府，执行法西斯恐怖统治，这叫做“没有内政问题可言”，这样，他就撕毁了东北停战协议中“关于政治问题则另行商谈迅求解决”的诺言。蒋介石才在三月二十七日完全虚伪地接受了东北停战的协议，而在仅仅五天以后的四月一日讲演中，就连忙公开撕毁了它。社论还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蒋介石及其党羽丧失东北有罪，恢复东北无功”。社论表示，中国人民已经决心制止东北和其他地方的内战，为坚持东北与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奋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驳蒋介石》一文，收到后请立即在《新华日报》照样全文发表，并印单行本广为散布。”同时电告各中央局：“《驳蒋介石》一文，除在我区发表外，沪、宁、港、粤、武汉、平、津、青、济、云、贵、川及东北各大城市，速印单行本广为散发，不能公开者，则秘密散发之，愈多愈好。”

4月8日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14]等乘美国飞机回延安，因遇恶劣天气，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因飞机失踪，毛泽东心绪不宁，不胜悬念。十三日，得知飞机失事。随即成立毛泽东等二十六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二十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四八”烈士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同时发表他的《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一文，文中说：“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4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饶漱石[15]、周恩来并告彭真、林彪电：“此次国、美急于要三人会议去沈，目的全在压迫我方承认国方占领长哈齐[16]三市及沈哈铁路线。恩来在渝已据理力争，根本拒绝，望叶、饶注意，切勿答应国、美任何要求。”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程子华电，要求迅速加强察哈尔北部和热河北部两处工作，指出：“国、美两方通同一气，久欲寻找借口在热察两省建立反苏反共据点，因此察北、热北两处匪患必须迅速肃清，两处之无秩序状态必须迅速消除，两处之群众斗争必须迅速发动。为此目的，须选派大批得力干部前往工作，并派有威信之领导人前往领导一切”。

4月11日　关于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陈毅电。电报指出：“（一）群众工作中的错误有两类。第一类是空白村子及命令主义。空白村子是右的领导，完全不去发动群众的结果。命令主义，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其结果亦仍然是空白村子，并使群众受到坏影响。故凡属存在这一类错误现象的地方必须注意研究与纠正。（二）第二类是党在领导群众斗争过程中所发生的过火行动，即‘左’的错误。其中，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侵犯中农利益，一经发现，必须迅速纠正。其次，是除减租减息外，过分地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主，亦必须注意于适当时机加以纠正。（三）至于给汉奸、豪绅、恶霸、反动分子以严重打击，只要是真正群众的行动，则不是错误，而是必需。大城市中豪绅地主的大声叫喊，是必然现象，我们绝不应为其所动。但是，到了群众斗争已经胜利，清算减租已经实现之时，党便应当劝告群众，对地主阶级由打的政策，改变为拉的政策。例如让逃亡地主还乡，给地主以生活上的出路，并联络开明绅士参加某些工作等。拉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减少反对力量，使紧张空气和缓下来，因此是必须的。但应注意不要拉得过早，损害群众利益与影响群众情绪。（四）只要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当我们纠正‘左’的错误，即纠正干部及群众对于中农、富农及中小地主的过火行动时，应当用极大的善意与热忱去说服他们，使他们在自觉与高兴的基础之上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出补救的办法，绝对不可泼冷水，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

4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同意林真子电[17]，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望你们重视破路，看作战胜敌人的重要方法。”“注意组织民兵，全满普遍实施民兵制度。”“注意组织受县区指挥之游击队，全满各县均应有游击队。”“全满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巩固后方，一切从长期打算出发。”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社论。毛泽东在修改社论稿时加写一段话。在要国民党当局“首先实行停止进攻，停止增兵”一句话后面加写：“解决东北问题应当从这里着手，舍此再无他道。东北应无条件停战，难道这不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吗？”

4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并告彭真电：“马歇尔有于文日[18]动身来华说。马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

4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长春守军全部是伪军[19]，东北人民现在与将来都有权利消灭这些伪军，谈判时不要承认伪军为政府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马歇尔到华后，可能迅速停战，马、周、陈诚[20]之三人会议可能在二十号至二十五号之间到沈阳。长、哈问题必须争取于停战前解决。”本日，又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要求：“夺取长、哈、齐后，注意纪律，给市民以好影响。”“保护国民党一切文职人员，不要杀害一人，以利谈判，军事俘虏亦不杀害。”

4月18日　国民党军向四平发动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本日，东北民主联军占领长春，驻守的伪军全部被歼。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并告叶剑英等电，转告周恩来十六日由重庆来电的内容（蒋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马歇尔来后态度如何，尚难断定），并指出：“望准备一切条件，应付任何事变。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不得中央许可，不要离开队伍。”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铣夜电[21]悉。估计及应付甚当。民盟及国民党民主派两方动态关系甚大，望多做工作。”“如长、哈、齐三地占领，后方巩固，军队锻炼更多，蒋要大打也不怕。”

同日　得知东北民主联军占领长春的消息后，致电东北局：“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如我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顽军，此种可能性是有的。但目前尚难作最后决定，须看斗争结果如何而定。在未作最后决定前，你们应作长期保持计划。”

4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并转周保中[22]，陈云、高岗电，指出：“（一）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杨师[23]立即或休息数日南下参战，必须增加四平方面兵力，歼灭新一军主力，并准备继续打几个大胜仗，方能保卫长春。（三）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四）用全力发动长、哈、齐三市及长哈齐线东西两侧各二百里左右地区的数百万群众，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作为控制全满之中心区域。迅速准备一切，为保卫长春而战。”并指出：必须注意坚持广泛民族统一战线。为群众所反对之汉奸、豪绅、恶霸，必须惩办，但不要牵连太广。“工人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切不可提得过高，必须采取劳动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政策，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结果害了自己。”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长春已得，已令彭、林、周、陈、高夺取哈、齐，并发动群众，整顿军队，为保卫长春而战。同时增强四平兵力，歼灭进攻之敌，坚决保卫整个北满。至西满、南满我军已打出经验，寸土必争，决不退让。”“如国、美要求我让出长春，请断然拒绝。”

同日　关于在四平地区举行战役决战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林彪电，指出：“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必须准备对付飞机坦克（参加过抗日的将士有办法对付之），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4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提出“长春防御工事一概保留，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24]”，并要求“南满部队速调一部北上，交林直接指挥作战”。根据这一指示，在本溪方向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于四月下旬北调参加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约十万人在四平一线同国民党军展开激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为争取时局好转之可能，东北美机轰炸事除由报纸发表外，请叶向罗伯逊提出抗议，周暂时不用抗议形式。因马歇尔初来[25]，周应和他维持过去那样的良好关系，以期争取东北停战，并解决一切国内大问题。看马歇尔在这些问题上所取态度如何，再考虑我们是否应取强硬态度。”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强调对美、蒋要区别对待，指出：“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则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因此，我党一切反内战反独裁的主张（东北、宪草、国大、自由、组府、运兵、借款等），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示意见，但应避免用激烈态度与抗议形式。周、马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二十二日，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周说：中共愿执行三月二十七日指令，而国民党违背指令，武力占领我方七个城市，我方遂也进占长春。他们既不遵守这些条款，我们只能被迫采取自卫行动。苏军即将撤完，东北已无接收问题，因此不应再有军队调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黄克诚电：“巧午电[26]悉。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十天之后可能好转。”

4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电，指出：“过去蒋军作战重心放在南面，是因估计长、哈苏军不会速撤。现在蒋军作战重心已经放在北面，以争夺长、哈为目标，故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并须兼程开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至少三四个师），保卫长、哈。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本日，又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新一军是缅甸远征军蒋军主力，我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养精蓄锐，待其疲劳不堪，粮弹两缺，选择良好地形条件，以数日之连续战斗，将其各个击破，全部或大部歼灭之，就可顿挫蒋方攻势。望照林电令杨国夫、曹里怀[27]及第八旅等星夜南下，南满两个旅兼程北上，必要时还应加调部队，总期集中优势兵力，争取这一有决定性的战役胜利。”

4月22日　自本日起重读列宁《国家与革命》。

4月23日　致电彭真并告林彪：“东北局近来几次指示我都看了，都好，特别是卯皓五条指示[28]很好，望切实执行。速将南北主力依林彪电向四平集中，速招新兵补充前线，速组织民兵及地方部队剿匪保乡，速发动四平以北哈市以南广大群众为保卫长、哈而战，速在全满解决土地问题，放手地大量地用本地人做事。取得长、哈后，一定有许多人把眼光集中于大城市，忘记乡村，忘记艰苦工作，须再三指出纠正。”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提出要求延期召开国大：“关于国大问题：我们希望在和平民主条件下，各党派合作开国大，但现在一切重要问题都未解决，东北在打仗，宪草未定，政府未改组，自由无保障，五五[29]时间太促，决不能开，必须延期，请与民盟协同力争延期为要。”

4月24日　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军从齐齐哈尔撤退后，占领该市。

4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世才、萧华、罗舜初[30]并告林彪、彭真电，指出：“如敌向你们进攻，未能在野战中粉碎其进攻时，你们应以有力一部（例如两个团）死守本溪，以主力在外面行动，挫敌锐气，争取时间，以待停战到来。停战时机已不在远。”本日，又为中央起草致林彪并告彭真电：“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

4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4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电，指出：“马歇尔说为蒋设想，总要接收一些地方才行。你应告马，蒋除占沈阳及北宁线外，近一个半月又占我抚顺、鞍山、辽阳、海城、营口、铁岭、昌图、开原直至四平附近。这一带是满洲主要工业区，我占地面积虽较宽，但工业甚微，故我决难再让。东北军民对蒋军屠杀政策甚愤慨，要求设立民主机构。”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目前情况，马歇尔虽急于停战，但蒋尚想击破我主力，打到长春。因此，我从长春及南满调来的生力军集中后，我们意见只在有充分把握能击溃新一军，并歼灭一大部，根本改变战争局面这样的条件下，才应当使用生力军。否则不宜轻易使用，留待将来使用为有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林彪电：“请考虑打下去为有利，还是迅速停战为有利。如打下去，须准备五月间顽方能增加一个军的兵力（九十三军卯号[31]第一批上船，估计全部到东北当在五月中旬及下旬）。如我能于五月上半月歼灭及击溃现攻四平之新一军，则以打一仗再停战为有利”。

同日　苏军自哈尔滨撤退，东北民主联军占领该市。

4月29日　因中原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包围封锁下供应极端困难，处境十分危险，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电报指出：“（一）为反对国民党阴谋围击五师[32]，本日已发表公开声明；（二）迅向马歇尔交涉保证五师不被围攻，并迅即转移；（三）请考虑是否可以向马歇尔借美金百万元，为五师粮食及转移之用，六个月后由苏鲁两省筹还；（四）五师问题办妥你再赴东北。”五月一日，周恩来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徐永昌谈判交涉，指出国民党军三十万人包围中原解放区郑位三、李先念部六万人，并准备发起进攻以发动全国性内战，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此阴谋立即加以制止；同时致电已去南京的马歇尔，指出国民党军敢于进攻中原解放区，破坏停战协定，以致全国糜烂，其全部责任当由国民党负之。就在五月一日这天，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根据可靠情报，国民党军事当局即将对被围已久的我中原军区李先念将军所部六万余人实行凶恶的‘围歼’计划。”“如果国民党当局竟纵容国民党内挑战分子掀起中原的血战，则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内战，已由国民党方面再一次发动，其一切后果，均须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

4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指出“只要顽军不破裂，应依原计争取合法转移为上策”，并要求“五月上半月必须将二万人复员完毕”。

4月　针对当时对于国际形势一种悲观估计，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内部文件。文件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同时指出：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这个文件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1日　中共中央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你们须立即准备突围，以最大决心，坚决奋斗，团结一致，才能克服困难，战胜危险，但主力突围方向应详细考虑。”并指出：“主力向西当然亦有许多困难与危险，但比向东地区广大（豫西、鄂西、陕南、川东），便于机动，且早麦将熟，如和平破裂，即准备在这一广大地区作长期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华北、东北，将起重大战略作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接此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

同日　致电林彪：“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33]，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材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5月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原局电，同意中原局一日提出的向西突围的计划，指出：“顽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不轻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甚好，即照此执行，但一切准备工作宜快。”四日，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说明国民党军将向中原解放区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我方将自卫还击。为制止进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的转移问题。经马歇尔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徐永昌同意，八日周恩来同美方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一起抵达中原解放区中心宣化店。九日回武汉。十日，周恩来同徐永昌及美方代表白鲁德签订停止中原战事的协议，当天，他们飞回南京。

5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电：“自蒋介石拒绝停战后，东北我军须作长期打算。前方不要攻坚，除必须数量之守城部队外，应控制强大机动部队，以为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之用。除坚持四平阵地外，速准备公主岭及他处之第二线阵地。”[34]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程子华、萧克并告叶剑英、罗瑞卿[35]，林彪、彭真电：“同意冀热辽分局辰东[36]电，在一星期内发动对朝阳、平泉铁路线上顽军之攻击及彻底破坏该段铁路线，理由是顽方违约调动两个师去东北打内战，为阻止再调动，我不能不破路。”“攻敌及破路时，各部应集中力量攻击某几点，每一部只应选择一点举行攻击，得手后再打第二点、第三点，切忌处处都打，分散兵力。并应保留预备队，以利继续战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萧克并转詹才芳[37]电，对詹才芳部破路成绩表示甚为欣慰，指示继续不断破毁锦榆线[38]。

同日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南京（中共代表团对内称南京局）。另在重庆设中共代表团联络处，吴玉章任联络代表，党内任四川省委书记。五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

5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毛泽东发言说：（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七大讲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七大代表多数在延安时间太久，各地新的经验没有能够充分反映。现在中央的这个指示，就是群众所创造的适当方法，为中央所批准的[39]。（二）国民党统治地区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国帮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我们只有依靠人民同他们作斗争。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三）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四）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紧，但不能常常平分下去。旧式富农实际上要侵犯一些的，新式富农则不应侵犯。（五）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六）土地改革时期，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动摇，只要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更强大，则更能巩固地团结他们。（七）暂不宣传耕者有其田，仍叫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将来一定要宣传。（八）对工商业政策和工人运动与此不同。我们在抗战中就提出了劳资合作、劳资两利口号。但在党内思想上没有弄通，工会与厂长总是对立的，口号下面缺少具体办法。要工人方面与厂方共同订出生产计划，做到原料足，成本低，产品多，销路广，实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在公营工厂毫无疑问应该这样做，在私营工厂也要尽力提倡这种办法，但要得到资方同意。第二国际提出的劳资合作的口号是反动的，因为是帮助垄断资本的；我们同样的口号是革命的，因为是反对垄断资本的。解放区的工厂，不论公营的、私营的，利润必须比国民党区域高才行，否则，解放区外面的资本家不来。只管工人眼前的、片面的利益，不顾资本家乃至公营工厂的死活，那是自杀。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官僚资本压迫下的民族工业，工人也是与资本家同命运的。这个道理，希望各地同志切实说明。这次会议原则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

5月5日　周恩来飞抵武汉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美方代表会谈，要求尽早让新四军第五师部队撤出。

5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华并告林彪电，指出：“本溪虽失[40]，你们牵制敌人甚多，这就是胜利。望鼓励各旅继续在本溪周围阻击敌人，并派部袭击敌之来路，务使新六军、五十二军不能北上为要。”

5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贺龙、李井泉[41]并告聂荣臻电：“你们须加紧准备对付傅作义之进攻。”“速在卓资山、集宁、凉城、丰镇等处构筑强固工事，并预先指定守城部队（数目不要太多），屯集粮弹，准备死守，以待主力从机动位置歼灭敌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林彪并转吕正操、萧华电，要求开展对滇军的工作，指出：六十军及九十三军系云南部队，归孙渡指挥，孙驻锦州，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驻新民。“你们应设专门机关派专门负责人进行该军工作，东北干部中一切滇籍干部尽可调作此项工作。收集该军每一个逃兵，加以训练，进行兵运。”五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围攻海城时，国民党军滇军系统的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直属队及一个团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起义。

5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请考虑强调停战。不停战，宪草、整军等事无从谈起，以打破国民党一面在东北大打，一面又和各党派谈宪草、要我党交整军材料之阴谋。我们应强调东北停战是先决问题，不停战一切不谈，整军材料也不交。”

同日　致信薄一波，认为刘伯承、邓小平九日来电提出的准备在敌进攻中原五师时，出击焦作、新乡、开封以策应五师的计划甚妥。信中根据周恩来赴湖北宣化店，在十日迫使国、美代表和我方达成停止中原内战协议的情况，指出：“目前五师虽获致临时协定，根本危机依然存在，故仍须准备对策。”本日，为五师筹款事致信刘少奇、任弼时，指定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四处再负担五师一个月经费。与此同时，驻安徽的国民党军向华中军区四分区（淮南津浦路以西的解放区）发起进攻，至十三日占领了四分区中心城市定远县城和其他主要城镇，扩大了中原军区与苏皖解放区的间隔。

5月14日　东北国民党军将新六军由本溪方向调至四平方向，共集中十个师的兵力，向四平发起总攻。

5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电，通报美蒋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并提出我方的对策。电报指出：“现在是马歇尔第二次出面调停，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望复。”“作战方面，务望用全力击溃新六军，并坚守四平。同时令萧华率南满各旅积极动作，热河方面及詹才芳纵队正在积极动作，可能将九十三军大部吸引于锦州地区（该军一个师守备绥中，其余两师大约月底可到锦州）。在此形势下和美蒋成立妥协较为有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可向马歇尔提出，（一）东北停战一星期，（二）长春国共双方不驻兵。

同日　关于时局和我之对策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42]电。电报指出：“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积极准备全国内战，但因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及助蒋在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成，蒋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其准备是异常积极的。”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因此我应采取如下对策：（甲）“不向国民党挑战，如国方向我蚕食或进攻，我必须坚决将其击退，收复失地，否则彼方得寸进尺，大内战将来得更快；但我必须坚守自卫立场，不向彼方主动进攻；纠纷发生，经过斗争之后，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乙）“对执行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工作加以调整，改善对美国人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即对国方代表及国方官长，亦须注意争取。总之，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丙）“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热河方面，因彼方源源调兵扩大东北内战，故我不能不对锦热路[43]加以破击”。（丁）“除东北加紧作战，同时抓紧减租生产外，各解放区均应抓紧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必须于今后六个月内做出显著成绩，即以此制止全国内战，如国民党必欲发动内战，我亦能将其彻底粉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戊）“在一切大城市中除发展群众工作外，应用极大力量争取各部分中间派及国民党中间派。”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第一政治委员程子华并转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电，指出：“（一）东北战局异常紧急，务望萧、程指挥热河各部积极动作，尽量歼灭顽军有生力量及彻底破毁铁路；（二）至作战第二阶段时，望考虑抽出黄朱文纵队[44]东出阜新、义县地区举行袭击，吸引九十三军（云南军，其主力目前正在葫芦岛登陆）；（三）詹纵队主力速向锦西、锦州地区推进，广泛破击北宁路吸引九十三军，是为至要。”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从即日起冀热辽部队开始破击北宁铁路的作战。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指出：“我热河破击战已进行四天，除吸引十三军全部不能动外，又吸引九十三军新到之一个师开至热河。在此形势下，九十三军只能对付热河及北宁路。”

5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并告彭真电，指出：“巧电[45]悉。（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46]，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弹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四）长春以南铁路应迅速彻底破坏。”二十七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战略区的电报中又指出：“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和林彪电，指出：“四平退出，我兵力获得自由使用，顽占领面积愈大，补给线愈长，将愈困难”。“鉴于在敌北进以前未能破坏沈阳四平段铁路，使我吃了大亏，现应动员一切力量昼夜不停彻底破坏长春至四平段铁路”。“立即开始在稳固后方建立兵工厂，自己制造枪弹，作长期战争打算”。“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及远后方行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萧克、程子华并告聂荣臻、唐延杰[47]，叶剑英、罗瑞卿电：“热河作战之主要目的在于吸引十三军、九十三军并消耗他们，此战役应着重破路与部分歼灭及消耗其有生力量，破路应十分彻底，务使长期不能修复。此战役应延长至月底，再看情形考虑调处问题，不要收束太早，以利援助东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一）四平已难再守，决定放弃该城，打运动战；（二）最近一星期，顽方连夺我安次、萧县、夏邑、定远四城，并向我水东区[48]进攻，每处使用兵力约二万之众，明为挑衅行动。我在大局上仍忍耐，惟须取局部报复手段。”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北满分局电：“我们虽已得了长、哈两个大城市，但乡村及中小城市工作仍是第一位，切不可将大批干部堆积在长、哈两市。应令各县加紧练兵、剿匪及解决土地问题，今年务必将土地问题全部或大部解决完毕。土地问题解决，兵也有了，匪也容易剿了，大城市也巩固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周恩来电：“顽占我萧县、夏邑、定远，应速向执行组提出抗议”。

5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舒同和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电：“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各地除对顽方进攻之地区例如定远、夏邑、萧县等处予以还击收复失地外，仍应保持平静，不要有所动作。”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指出：“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电：“必须将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与剿匪任务联系起来，方能达根除匪患目的。”“望通令晋察冀热辽全军协助地方党政，动员民众，解决土地问题，至要至要。”

5月22日　鉴于东北局提出坚守长春困难，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在目前条件下我应决心让出长春，请你根据此项决心负责进行谈判”。“让出长春有三种方案。第一种如中央上次所提，双方不驻兵，中间派任市长；第二种如马歇尔所提，执行小组先去，一切谈好后蒋军再去；第三种蒋军无条件即进长春，这种情况最坏，结果恐谈不好，仍是要打”。本日，又致电周恩来，提出对于时局的估计及我党的方针，指出：“马歇尔二十日声明似是美政府授意，对于马歇尔愿和态度及民盟五人三点主张[49]，我们应表欢迎。”“延安宣传即日转向缓和。”

同日　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长春，国民党军进占该市。

5月23日　致电民盟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对于他们关于东北停战的提议，“原则上极表赞同，一切由恩来面商”。

5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退出长春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我方已获自由，并非不利。”

同日　蒋介石飞赴沈阳，行前交马歇尔三项条件与中共谈判。主要内容为：坚持“接收东北主权”，“恢复交通”，在国共双方发生争执时由美方行使“最后决定权”。对这三项条件，中共方面坚决拒绝。

5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并告叶剑英、罗瑞卿电：“东北方面，我们让到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再不能有任何让步。美蒋要打，让他们打去，要占地，让他们占去。我们绝不能在法律上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

5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指出：“目前军事方针，除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给以扰乱及破路外，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脱离并远离敌人，争取时间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再行作战。”“总之，东北是未了之局，我党须准备长期斗争，最后总是要胜利的。”

同日　南京中共代表团召开会议，听取滕代远[50]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会议认为，内战不可避免，但尚有缓和与推迟的可能。我党方针仍是避免挑衅，推延战争，积极准备反击。次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蒋自进长春后，在全国更积极备战”，“现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

5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军区首长及政治部主任电：“望根据中央五四土地问题指示，通令全军协同地方党政帮助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此项通令应在连队中宣布，并解释其重要性。”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军区首长电，要求充分准备对付国民党大举进攻，指出：“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在关内积极准备对我大举进攻，因此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本日，再次致电各军区首长，指出：“黄色炸药为攻城之重要武器，各军区应设法大量购办，储存备用，每旅应有数百斤至数千斤。各大战略单位应自己制造黄色炸药。在练兵中，除练三大技术[51]，练守城，练夜战等项之外，应着重练习攻城战，其中包括练习黄色炸药之使用。此事甚为重要，望唤起全军注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鞍山战斗及俘虏官兵的处理问题的指示，指出“对六十军[52]之俘虏官兵，予以特别优待，详细调查其内部情形，抓紧顽军反蒋情绪，转变为反内战，号召他们学习高树勋，建立民主建国军。对这些俘虏应举行热烈的群众欢迎大会，负责人分别进行谈话，造成六十军反内战的热烈情绪，然后分途遣送一部比较进步分子回队，每一个据点送回十数名，并给以较多旅费。”

5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罗瑞卿电：“时局紧迫，凡不在执行部及执行小组工作之人员而又已经暴露难于立足者，应速向解放区疏散。北平新华社及《解放》三日刊被迫停刊后，全部人员应去解放区。”

5月3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占我长春、吉林等十余城，现正向哈尔滨进攻中。在关内五个月来，占我城镇乡村数百处。本日悉，北平十一战区出动兵力数万，大举攻我冀东三河、宝坻、香河、宁河等县，而不用任何事先通牒。因此，我将在各地采用报复手段，如国、美质问时，你们可以上述理由答之。”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电，指出：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占我四平、长春、吉林等十余城，在关内五个月来占我城镇乡村数百处，近日又占我安次、萧县、夏邑、定远，攻我水东。本日悉北平十一战区司令部不用事先任何通牒，即出动数万兵力进攻我冀东数县。“因此你们已用不着事先提出照会即可动手攻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枣庄等地。”六月七日至十六日，山东军区部队在胶济线、津浦线上发动以伪军为目标的讨逆作战，攻克泰安、德州、枣庄、周村、张店、胶县等城镇，歼伪军三万多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贺龙、李井泉电：“为便于集中兵力对付傅作义之进攻，请贺、李考虑是否有把握在短期内夺取大同、怀仁、山阴、朔县、神池、宁武、代县、繁峙等据点。”六月四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贺龙、李井泉并告聂荣臻、刘澜涛，刘伯承、邓小平电：“大同口泉地区敌多守固，又有日军，又可能牵动傅作义，因此暂时只作准备工作，加强侦察及内应，准备黄色炸药，不要动手。”“朔县、宁武敌较少，又不致牵动傅作义，你们可首先攻取一处。”从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晋绥部队和晋察冀部队之一部向长期以来不断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发起反击，于六月十七日攻克朔县。

6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指出：“（一）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如一方面节省用费留出准备突围时费用；另方面麦子已熟，向民众征收粮税。（二）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三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三）目前时机紧迫，你们应充分注意，并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

6月5日　收到周恩来关于蒋介石已同意马歇尔在东北停战十五天进行谈判的报告，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转告这一情况，并指出：望立即部署坚守哈尔滨十天，至要至要。次日，又致电东北局，林彪，并告萧华、曾克林[53]，李富春、黄克诚，陈云、高岗：“十五天停战协定七日起实行，至二十一日为止。在此十五天内，我党代表团在宁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我东北民主联军各部应利用此十五天时间，休息补充，提高士气，准备再战”。七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罗荣桓电，指出：“（一）你们如不在哈尔滨，望即去哈尔滨，主持和战大计。（二）我党基本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长期战争于我不利。（三）恩来本日来延开会，佳日[54]返宁，约寒日[55]赴哈尔滨和你们见面。（四）哈尔滨机场如有破坏，速即修好，勿误。（五）全军加紧休整，准备再战。”蒋介石因在东北的兵力不足，下令从六月七日起在东北休战十五天。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社论。毛泽东在修改社论稿时，加写几段话，其中写道：“很明白，华北和东北的内战，是由美国代替国民党运送军队和军火之后，才能发生与加剧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运输，中国反动派要在东北华北进行大规模的内战，就根本没有可能。”

6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谭震林并告陈毅电，指出：“鱼电[56]悉。国民党攻我淮南路东，现又攻我路西及南通区，我向国民党某区取主动攻势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我必须用一切方法歼灭敌人于南线，保卫九百万人口的南线各区。”华中野战军接到中央军委的复电后，即准备在苏中地区向国民党军进行反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舒同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要求对驻守济南、徐州、开封等地的国民党军开展高树勋运动。

6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华中分局电，指出：“我山东及华中部队麦收后，均应补充新兵。每连补足一百二十人，以利将来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我为报复起见，攻克枣庄、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胶州等处，如美国人讲话，应驳斥之。数月来国民党攻占我村镇数百处，县城四十处（尚有二十六处未恢复），人口三百万，美国人不说话。现在他们说话了，可见不公平。如果国民党不停止进攻，我方的报复也不会停止。”本日，又为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并告周恩来电，指出六月七日至九日周恩来回延安讨论时局，党中央“决定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要求“山东我军肃清大汶口伪军后，暂时告一结束，全军休整练兵，准备于国民党不愿和平时，能够进行有力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电：“我占枣庄、泰安、德县后，声威大振，美怕我攻青，国怕我攻济，此时我如在彼方不攻五师及不增加军队等条件下保证不攻青、济，美蒋即可安心。”本日，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指出国民党方面军事行动未停，针对蒋介石散布的谣言，声明共产党军队绝不攻济南、青岛，除非国军要消灭我第五师。

6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饶漱石，林彪、彭真，周恩来，叶剑英电：“我党方针是竭力争取和平，争取于十五天内保持平静，争取延长停战时间，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同时我东北全军应积极准备再战，并应准备长期战争”。

6月16日　经毛泽东修改的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东北局主要领导干部重新分工的决定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

6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周恩来电，通报东北国民党军七十军二十一个师的分布情况和国民党方面的一些动向。本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饶漱石、李立三及林彪、彭真、罗荣桓电，指出：“在停战问题上国、美有矛盾，望注意利用。”

同日　蒋介石经由马歇尔向中共提出停战条件，即要中共退出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和威海，东北的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以及六月七日以后在山东解放的大小城镇。二十五日，蒋介石又要求中共退出胶济铁路沿线、苏北和六月七日后在山西、河北解放的大小城镇。

6月18日　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对国民党方面十七日对整军方案提出所谓补充办法，即要中共军队退出热河、察哈尔、烟台、威海、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等地，表示愤慨，说无考虑的可能。本日，毛泽东接周恩来电称：我们观察，马、蒋区别日益缩小，“东北案系马提，关内案系蒋提，马并非完全反对”，“因此，美马作用亦值得重新估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舒同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指出：“对夺取兖州及聊博[57]两战役，望在本月内准备完毕，但在未得中央最后电令前不要实行攻击。”“如蒋方于十五日期满后重新发动向东北进攻，或大举攻我苏北，你们便可夺取兖州、聊、博。”

6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指出：南京周恩来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突围后有两个可能前途，第一个能达向北目的；第二个被敌阻隔不能达向北目的。”“因此你们须作两个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中原郑、李电，他们准备于垣曲、济源间渡河，请你们准备船只及接护。请你们计算郑李部从该地渡河可能条件如何。”二十一日，刘、邓、薄电报中央：北岸部队很难进入南岸活动，故派队过河接护实感困难，须五师自行负责，黄河北岸我们可负完全责任。同时，五师突围后，有大军尾追，在陇海线必遇有力堵击，而我们又无法直接配合，如走直线，恐难实现过河目的，此点似应顾及。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舒同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指出：南京周恩来电称，蒋介石决定大打，除围攻五师外，胶东、苏中两区必定进攻，望根据此种情况进行准备。“统一胶东、滨海两区指挥，集中兵力于即墨、胶州、高密之线，待敌进攻时歼灭之，此处须准备对付三个美械军，如能歼灭其二三个师，即可顿挫敌锋，阻其西进”；准备夺取济南；准备粉碎徐州北进之敌；华中须准备于蒋军大举进攻苏中时坚决粉碎之。为推迟蒋军大举进攻时间，目前我不应有进攻行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刘澜涛并告陈毅、舒同电，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大打后，我晋察冀热辽主力应对付热河及平津方面蒋军主力，以一部协助贺、李对付傅作义及夺取同蒲北线，以又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正太线。”“我贺、李统一指挥晋绥主力及聂刘一部，准备粉碎傅作义之进攻及夺取同蒲北线，以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晋西南及同蒲南线。”“我晋冀鲁豫主力应对付河南方面蒋军主力，其余用于夺取正太线、同蒲南线及晋西南，最后协同晋西北、晋东北，夺取太原。”电报强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

6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站在有理立场取强硬态度是很对的，只有如此，才有出路。”“已令各地准备一切，粉碎蒋之大举进攻，估计打六个月后又将讲和。”“东北方面须尽可能争取延长休战时间。”本日亥时，为中央起草复周恩来辰时来电，说：“同意对马歇尔暂不作针锋相对的批评。”

6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指出：“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民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甚重；杂牌军动摇者多；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如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程子华、萧克电，指出：“如果敌于平泉集中三个师西进，我不能于野战中歼灭其主力，承德即有被占之可能。假如将来出现这一形势，则应考虑固守承德或者主动放弃承德的问题。如有把握歼灭敌军主力，从根本上粉碎其进攻，则应当固守承德；如无此种把握，则应准备放弃承德。一则保存杨苏纵队[58]及其他部队有生力量不至过于消耗，坚持冀热辽广大区域，俟土地问题解决，兵力即可增强，那时可能收复锦热路及承德；二则抽出赵纵队[59]回晋冀，协同太行、冀中夺取保府[60]、石门[61]及正太路。”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舒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指出“蒋在济南增加一个军，暂难攻击”，同时要求十日内外完成夺取聊博区、兖州、元氏之准备。

同日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七人联名致函蒋介石，提议由三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并重申全国停战命令，规定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之具体办法，命令双方部队严格遵守。本日，蒋介石宣布，东北停战再延长八天，至三十日止。

同日　致电周恩来：“美国在华舆论界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反对中国内战，深堪注意。望本既定方针，争取美国人，打击反动派。”次日，又致电周恩来：“今日用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军事援华法案。你收到后，请即正式具函送交马歇尔，请其转达美国政府。”

6月22日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出席三人会议情况：国、美方案，不仅在东北即在关内也想侵入我区。国方一切为了大打，八天[62]后整军方案也难得协议。故应在此八天积极备战。

同日　关于全局破裂后太行、山东两区的作战计划，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电，要求南线部队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电报指出：全局破裂后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十几个县城，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攻取徐州、蚌埠间若干县城，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只要占领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县城之半数左右，即为有利。中原部队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华中部队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可保障五师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蒋现延长休战至本月三十日，七月初即将大打，我须速定战略方针，以利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转各分局、各省委、各纵队电，指出：“蒋介石为着完成进攻准备，延长休战八天至三十日止。如我党不能承认其苛刻条件（例如东北只给旧黑龙江，其余一切不给），七月初将向东北及全国进攻。你们现在即应准备于谈判破裂时，动员全党全军克服任何动摇犹疑恐惧心理，利用我方各项有利条件，紧紧依靠群众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我党取得大的胜利之后，必能实现国内和平。”

同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反对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声明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

6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一）二十一日电[63]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李富春、黄克诚电：“南京谈判，蒋介石只许兴安、齐齐哈尔、北安、延吉四处由我党驻兵，白城子、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均由蒋驻兵，我们认为不能接受”。

6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舒同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提出作战重点的兵力部署：“（一）开徐间陇海线之占领及豫东淮北各城之占领全归刘、邓、薄负担；（二）陈、舒全力担负占领徐蚌间铁路线及调动徐敌出击而歼灭之；（三）以苏中地方兵团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占领蚌浦间铁路线，歼灭三、四分区[64]之敌，策应北面作战；（四）动员民众，公私兼顾，彻底破坏陇海路、津浦路；（五）必须策动杂牌军及伪军举行起义；（六）以上为第一阶段，渡淮向南为第二阶段；（七）郑李主力在豫鄂西吸引敌人，一部在原地吸引敌人；（八）准备时间为半个月，必要时酌量延长；（九）不要阻止敌方向青、济等地增兵，彼方向北增兵愈多愈好。”

6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告陈毅、舒同电：“苏中地区在蒋优势兵力进攻下，有暂时失陷可能。你们宜作事先准备，以免临事仓卒，受过大损失。”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我党方针是争取长期全面和平；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又不可能则请考虑恩来托故回延，准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并带必要人员回来，而留董老及其他同志坚持代表团工作，以待时局之变化。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电，指出：“（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五）友邦[65]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同意整军方案”。

同日　和朱德致电周恩来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等，对于他们二十三日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国民党特务殴打表示慰问。

6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并告陈毅、舒同电：“（一）八天期满后国民党即将向我大举进攻。（二）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舒主力出徐蚌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三）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66]（四）用全力策动孙良诚起义。（五）午灰[67]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攻击。（六）你们一切听陈、舒指挥。（七）为应付长期连续作战，你们应准备动员并适当使用自己的各项后备力量，一切作长期打算。”

同日　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同日　收到李先念、郑位三本日下午二时火急电：“七十二军、新十五师今日拂晓由河口出动，向我佛塔山一线阵地突然猛攻。当将我咀子山、大成炮占领，刻仍在激战中。国方这一行动，显为大规模围歼之开始。请速强硬提出，并广为宣传。（请转南京周）。”随即，皮定均率第一纵队第一旅佯装主力向东突围往华中军区转移，鄂东军区就地坚持斗争，以吸引和迷惑来犯之敌。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中原局、军区机关及主力组成北路突围军，王树声率南路突围军，于晚间开始突围，先后于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一日西越平汉铁路，而后分别向陕南、鄂西北方向前进。

6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邓子恢、张鼎丞电，指出：“蒋介石所谓四十八小时后有惊人举动，是指阴谋歼灭我中原部队而言。蒋于月中下令聚歼，有不许漏网之语。昨宥[68]起实行攻击，我中原部队不得不起而自卫。这一自卫斗争是否能不受严重损失，现尚不能预计。请对外广泛揭发国民党之阴谋。”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中央正考虑由各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其已经分配者，补发公债，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惟汉奸、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特务分子不在此例。你们可向中间派非正式地透露此项消息。”根据毛泽东等关于以有偿赎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考虑，中共中央于七月十九日发出《关于研究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以赎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并要求各地迅速研究其实施的可能性电告中央。由于全面内战爆发，各地对此反映不一，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发布新政策，因而以赎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设想没有实行。

6月28日　关于北线夺取三路四城[69]的兵力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并告程子华电：“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当敌进攻承德时，你们的主力不是保卫承德（因为这将劳而无功），而是乘敌北进，集中杨、杨、郭、赵四个纵队[70]及冀中、冀晋全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电报列举了组织平汉战役的七点利益后指出：“希望你们用全力组织平汉战役，于半月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所有对平汉、正太、同蒲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夺取三路四城“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

同日　关于南线作战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舒同并告邓子恢、张鼎丞电：“陈、舒电请由刘、邓统一指挥，中央认为甚为必要”。“必须待谈判破裂国民党动手打我，然后方能打他，争取有理地位。”根据陈、舒建议，为准备充分，避免仓卒作战起见，将准备时间延长至七月二十日，必要时延长至七月三十日。

同日　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时局近况的通报，介绍内战的形势及国内外舆论的反映，同时说明：“我解放区自日本投降后十个月以来，比较日本投降以前发生了如下各项变化：第一，地区扩大了两倍至三倍，特别是创造了东北战略区域，这是过去没有的；第二，人口增加一倍半，现在有人口一万万三千万，而在去年八月以前，一面负担人口实际上只有五千万左右；第三，军队主力由分散变为集中，技术条件提高了，我军开始能攻城，能守城；第四，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农村面目改观，根据地更加巩固，干部信心提高；第五，没有了日本人，代替日本人位置的中国反动军队，不管美国怎样帮助，总比日军战斗力要差。”

6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中原部队被攻，再不突围即被歼灭，为求生存该部决定日内突围，此举完全为求生存，并不牵涉和战问题。如政府愿和，应停止攻击与追击，允许该军由豫西渡河入山西或由陕西入陕北”。同日，又为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指出：“国民党二十一个师攻击我中原军区，我军突围求生存，理由全在我方，国民党毫无理由，切不可以为我军突围是不对的。”

6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一）蒋介石在各方逼迫下明日起继续停战[71]；（二）望利用此时机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各方面之准备；（三）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四）克服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恐惧心理，准备持久战争；（五）提倡自力更生，不要依赖外援。”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以后局面是边打边谈，我们须准备应付此种局面。”

同日　致信新华社代理社长余光生：“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舒同，邓子恢、张鼎丞电，决定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时间，指出：“蒋为各方所迫将发继续停攻命令，似此我各部暂时宜位于待机位置，以免集中过早暴露企图。”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即将赴苏联治病的罗荣桓电：“你到目的地后，除治病外，请找菲里波夫[72]对满洲情况有所陈述，但勿作过高与过多要求，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此外，请就你所知对关内解放区情况有所陈述，勿作任何要求，因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七月，罗荣桓赴苏联治病，翌年五月回国。

7月1日　针对蒋介石本日发布给各战区长官的命令[73]，和朱德公开发布致全体战地司令员命令：“在任何地点，如国民党军队不攻击我军，我军即不应主动地攻击国民党军。但如被攻击，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以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并维持民主政府的法令。”

7月2日　关于蒋介石的边打边谈政策和我方对策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一）据恩来巳三十[74]电称：蒋介石政策如中央所指是边打边谈。东北方面因兵力不足一时不致有大动作，关内则必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及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之下向我中原、苏北、山东、热河等地进攻，同时保持谈判。这样一则便于美国军事援助，二则不过于刺激群众。（二）望各地照原定计划加紧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同时对执行部及小组工作仍取积极态度，适应边打边谈之情况。”

同日　周恩来同蒋介石会谈。蒋要中共让出安东、胶济线、苏北、承德、察哈尔省张家口以南地区，由国民党军进驻。周恩来予以拒绝。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并告孙毅、林铁[75]电，指出：“在二十天至一个月内请令冀晋、冀中两区对平汉线保持绝对平静，不要有任何破击扰乱之事，以便麻痹敌人放松对我之戒备。”

7月4日　根据各地情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华中分局电，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果如此，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7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并告叶剑英、李克农[76]电：“（一）时局有好转可能，主要原因是我党力量存在及坚决斗争。（二）我军主力现作准备，如坏转则大打，如好转则不打，如拖延则小打。（三）请根据中央七七宣言（今夜广播）精神，坚持政治、军事同时解决，即全面长期无条件停战，全部实现政协决议及整军原则；蒋介石一切无理要求，坚决拒绝。（四）我五师已脱危险期，到了随、枣[77]南北地区，堵兵甚少，追兵不力。我军休息数日后即自由行动。如时局好转，则在国民党不追不堵条件下可以退到华北；如时局坏转，又堵又追，该部将在广大区域自由活动，以求生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你们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钳制大量敌人，对全局贡献极大。”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电：“同意你们攻大同计划[78]。望令张、罗、杨[79]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同时准备歼灭傅作义向我进攻之部队。”

7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周恩来、叶剑英、伍修权电：“中央七七宣言尖锐批评美国及中国反动派，唤起国人起来救国，足以振奋人民意志，置反动派于困难地位，以便在人民面前孤立他们。但同时指出，加强对美国民主人士之联系，主张国内开各党派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不论何人，只要赞成政协者均表欢迎。因此，各地对北平执行部及各小组仍应照前指示尊重国、美两方代表，并注意拉拢美国一切人员。对马歇尔不要公开说他好，也不要公开说他不好，在谈判中仍须经过他来缓和局面。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对国民党军队，则看彼方态度，彼打我亦打，彼停我亦停。对谈判，我党已有所让步，但国民党贪得无厌，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应予拒绝。”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电：“我打平汉应在国民党向我大打，例如打苏北、打承德之时，现在只作准备。请争取于本月内大体准备完毕。”“打时四个纵队（陈正湘[80]不在内）中以一个位于平绥路，以三个打平汉，配合冀晋、冀中，兵力很够。”

7月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发表。毛泽东修改宣言稿时加写两段话，指出：“目前中国反动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们的强大和有生命力，而是表示他们的软弱和回光返照。任何国家的法西斯统治，都具有这种性质，中国不能是例外。法西斯主义是最丑恶的，因而又是最软弱的最无生命力的。”“我们一定要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动企图，我们一定要实现独立、和平与民主，我们一定要实现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整军方案。凡愿意实现这些的，不论什么人，我们就表示欢迎。凡属反对这些的，不论什么人，我们就表示反对。”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并告叶剑英电：“对五师，要求彼方停追停剿”；“各地大员不要出外谈判”。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希望你们不但生存，而且发展，并为全局牵制大批敌人，这有极大战略意义。”

7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曾生[81]电，庆祝东江纵队自广东海运安全到达烟台。该纵队到达山东后改称两广纵队。

7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一）一月十三日后，顽在关外占我二十余县及重镇，在关内除收复者外，亦占十余县，最重要者为占我二千余村镇，五百万人口之中原解放区被占是其中之最显著者。（二）顽如能全面长期停战，我自可停止报复，否则绝无片面停止理由。（三）大同、太原两点决暂时不打，待顽攻苏北或承德或他处时再打，但山西其余各县凡能打者，我必打之。除非全局及五师能真正和平解决，不应考虑派小组到山西来束缚自己手足。（四）朔县、繁峙是攻占，山阴、宁武、代县是顽自己放弃，尚拟攻占怀仁、应县、崞县[82]、五台、定襄、忻县、介休、灵石、霍县、孝义、中阳、石楼、汾西、蒲县、隰县、大宁等县，使几个解放区打成一片，以为丧失中原解放区之代价。”

7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通报马歇尔转来蒋介石发给全国各长官的一个以自卫为名进行内战的命令。电报指出：“必须认识蒋介石此种作法的两面性：一方面，国际国内大局迫使他不能全国大打，有些地方兵力不够也无法大打，故声言要停战，要和平，我党力量强大及坚决斗争是迫使他如此做的最主要因素；另方面，对五师，对胶济，已在大打，对苏皖即将大打，对豫北对热河亦在准备打，均以自卫为名。此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至少还将继续一时期，各地应充分注意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7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电，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提出修改意见。对决议中和战问题的一段内容，修改成为：“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目前英美矛盾增长，美国内部矛盾又极严重。蒋介石在全国范围说来仍感兵力不敷分配，且人心不顺，经济困难。尤其重要的是我党我军的力量强大与坚决斗争，因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十五天及八天停战期满后，又宣布无期停战。在某些蒋军力量不足地区，停战对于蒋军亦属有利；但在蒋军力量充足地区，例如对中原区，对胶济路，蒋介石已经发动大打，对苏皖有很快大打可能。对东北，目前蒋军兵力不足，利于停战，但如增兵到来，便有极大可能向我再进攻。蒋介石在此次南京谈判中，除允许给我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及嫩江省[83]一部与延吉地区外，其余均要接收，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此为我方所绝不能接受者。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因此，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周恩来七月十日自南京来电，说国民党拟于本月十二日开始大举进攻苏皖区。望充分注意。接此电后，粟裕率部于七月十三日发起苏中战役。

7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转各部队首长的指示电：“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

7月1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提出山东、苏北的作战部署，指出：“对桂顽进攻淮北，应有反击准备，但鲁南大军[84]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于被动地位”；“刘、邓所部亦在现地整训待机，不要轻动”。电报告知周恩来十二日南京来电内容：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电报指示：“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85]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蒋介石决心大打，其计划是先攻苏皖，后攻华北，并企图消灭我中原军。”“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是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然后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是为第二阶段。”

同日　到中央党校，看望由新疆出狱回到延安的马明芳、杨之华等一百二十九位同志。十六日，同朱德等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宴会，招待出狱归来的同志。

同日　和朱德致电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86]的夫人张曼筠：“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任悲愤！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全国人民必将以先生之死为警钟，奋起救国，即以自救。肃电致唁。”

7月1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宋时轮[87]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午寒电[88]悉。“在蒋军尚未进攻苏皖时，我军仍在现地待机，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89]结果如何”。本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转粟裕并告陈毅、宋时轮电，指出：“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胜仗，方能解决问题。”

同日　宣家堡、泰兴战斗结束，华中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美械部队两个团三千余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就中原部队的战略任务作出指示：“胡宗南[90]有强兵节节堵击，北上很难通过，且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因此，我中原军全部应遵中央午文[91]电，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之作战”。七月下半月，李先念、郑位三等所率的中原局、中原军区直属队和第二纵队主力进入鄂豫陕边界地区，王震所率的第三五九旅进入陕南，王树声所率的第一纵队主力进入鄂西北武当山一带，张体学所率的鄂东独立旅分散在鄂豫皖边的大别山区进行游击活动，皮定均所率的第一旅穿越淮南地区于七月二十日进入苏皖解放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戴季英并告王震电，指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92]、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7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军区电，要求学习陈赓[93]部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电报指出：“此次阎军万余，胡宗南第一、第二十七两军五万余向我晋南解放区进攻。我陈赓纵队现已开始作战[94]，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之方针，取得两次胜利。我各地作战亦应采取此种办法，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宋时轮并告华中分局、中原局电：“请你们考虑，鲁南、太行两军现在是否已至开始行动之时机，两军准备情况如何，华中原定破击蚌浦路之九个团已准备完毕否。以上各点盼告”。本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复电中央军委：“依晋冀鲁豫情况，若敌人先我出动，我可乘其弱点，最为有利。”“我们原来因为黄河问题，故主早日发动，现黄河堵口大汛前不能完成，自以迟动为有利。现我们正扩兵，如能于八月中旬开始则很从容”。二十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先将野战军领导机关移至菏泽。当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刘、邓并告陈、宋电：“同意刘、邓率野战司令部进至菏泽地区，三纵进至朝城、濮县地区待机。”二十六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刘、邓电，指出：“对陇海线总以准备充分、攻击奏效为原则，时间上可酌量推迟数天，一切由你们依前线情况决定。”原定南线七月底外线出击的计划就此后推。

7月17日　就三人小组向突围的中原部队空投通知要求谈判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电：“目前国方重心在歼灭我军，无意和平。你们应集中注意对付敌人，不要上当。只有到敌人无法歼灭我军，我军反而严重威胁敌人大后方之时，才有可能迫使敌人改变计划，停止追击，恢复和平。因此你们暂时不要派代表出去，但可写信给两小组（由地方交顽军转达），要求国方停止追击，以便派遣代表出去谈判。”

同日　和朱德致电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闻一多[95]的家属：“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电致唁。”

7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等电，请他们考虑将部队以团营为单位化整为零，在陕南分散游击，然后分枝以团营为单位向豫西、川东、陇南发展。本日，又为中央起草致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96]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电，指出：“你们必须下决心在鄂西山地各县建立根据地”，“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在鄂西各县游击活动”。“成败关键是取得人民拥护，目前抢食办法非常危险，必须改变政策，分散游击，依靠民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徐州附近之作战关系全局，如打得好，歼灭蒋军东进主力，则我军可以南打九十九及五十八等军[97]，可以切断徐蚌路，配合刘邓大军发展新局面，杂牌军亦可能起来反内战；如打得不好，则苏中、淮北将处于困难地位。因此，你们必须等候八八师、二八师出来，并进至有利我们之地点，然后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师，得手后再歼第二个师。此两师解决，则全局胜利。”次日，山东野战军自鲁南隐蔽进入淮北地区。

7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指示，指出：“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还必须作持久打算。“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聂荣臻电，指示平汉战役的准备分为侦察、训练、移动三部，目前着重侦察事宜，主力部队及地方部队之攻城训练各就原地进行。

7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指出：“为使军队补充好，训练好，并使群众工作做出成绩，东北方面，在八、九两月内仍应保持平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同时须准备于一个月后能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请你们考虑目前是否可能经过马歇尔要求国方对中原军停战，以利谈判”。二十六日，周恩来分别访马歇尔和司徒雷登[98]，提出马上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停战，改组政府，按照政协原则处理地方行政。下午马歇尔飞庐山转告蒋介石。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郑位三、李先念、王震，陈赓、谢富治[99]电，通报粟裕集团（十二个团）七月十五日在苏中歼敌一个旅之后，又于七月二十日歼敌两个旅，俘师长王铁汉。同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一）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二）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整，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利再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宋时轮电，指出：“估计陈、宋第一个战役[100]可能于数日内结束，第二个战役可能于月底开始，我刘邓军来不及配合第一个战役，但是可能与必须配合第二个战役。因此，提议刘邓军日内即开始运动，俭[101]前或艳[102]前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于三十或世[103]动手，夺取汴徐线，尔后依情况向南发展，夺取豫东、淮北诸县。”八月二日，刘伯承、邓小平复电中央军委，报告本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八月十日夜开始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随即由鲁西南向陇海路开封、徐州段运动。

同日　关向应[104]去世。随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延安各界举行悼念活动。毛泽东致送挽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

7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并告晋绥分局电，指出：“大同由你们负责攻取，请即加筹划，能于八月内取得为最好。”“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及吕梁各县均须争取于八月内取得，一到九月，时局可能发生变化。”二十四日，聂荣臻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先攻取大同，第二步向平汉路挺进，第三步再向正太路进攻。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聂荣臻电：“同意先取大同，再取平汉，再取正太。”当天，大同前线指挥部组成，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三十一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集中九个旅和地方武装共三十个团的兵力开始大同外围作战。

7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电：“你们与郑、李之间有第七十六、第十、第十五、第六十六等师重兵隔断，你们万万不可再北进。你们必须就现地歼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作长久打算。”次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并告郑位三、李先念、戴季英、王震电，指出：“你们任务是在长江以北、襄河以西以南广大区域内实行机动灵活之作战，各个歼灭敌人，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这一任务必须说服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必须逐步转变向华北归队及向郑、李会合的思想，因为敌人重重阻碍不许可你们这样做。只要你们善于作战，再打几个二十一日那样的胜仗（集中优势兵力，每次歼敌一营一团，各个击破），只要你们能解决军民关系，你们就能够建立根据地。”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王树声等率领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主力会同鄂中军区部队，分散于鄂西北武当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于八月下旬建立以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鄂西北军区，开始创建鄂西北根据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舒同并告陈毅、张云逸、黎玉电：“叶赖纵队[105]决定使用于南线”。

7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106]电：“只要你们能生存，恢复谈判及实行停战是有希望的，因国民党对我中原军四出游击深为恐惧。”“你们应下决心以团为单位，分散于陕南各县，划分区域，每团管一县至二县，分散的程度以能打民团及国民党一连一营为标准”。中原局所率的直属部队于七月下旬在陕南龙驹寨（今属丹凤县）与中共领导的陕南游击队会合后，又与河南军区部队在豫西卢氏会合，八月三日成立了以文建武为司令员、汪锋为政治委员的豫鄂陕军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李维汉[107]并告周恩来电，指出：（一）据李先念电，军事调处执行第三十二小组由飞机抛下公函，称该小组及第九小组已到龙驹寨，要李派代表去龙驹寨谈判，然后经三人委员会决定停战驻地及给养问题。如联络不上，则该两小组于二十五去西安停三天，然后去北平请示等语。（二）计时该小组今日已到西安，已令周子健[108]代表李先念去接洽，声明愿意谈判，惟须政府军停止围追以利谈判[109]。（三）望你注意此事，并适当处理。如政府及马歇尔要谈苏北问题，我们则要谈中原军问题。

同日　和朱德致电陶行知家属，对陶行知于当日去世表示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八月十一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题写的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7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电：“蒋军经过整编，其战斗力一般加强，我军对其作战时，必须取集中优势分割歼灭方针，其比例为三对一或四对一，否则不易解决战斗，欲速不达。无好打之机会时，宁可迟几天，等候机会。”

7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黄林、张水泉[110]电：“你们暂时即在洛南、商南、卢氏一带打游击，再不要西进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王震并告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电：“（一）你们通过商山大道到达安武、黑山，布置分散游击战争，甚慰。（二）李、任、文等不再西进，分为七股就地打游击。”

7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电，指出：“在我军主力未获充分补充休息恢复疲劳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此次粟部歼敌二万，打得很好，今后作战亦不要过于性急，总以打胜仗为原则。”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电：“庆祝你们歼灭九十二旅之胜利。”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等部于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徐州东南之朝阳集歼灭国民党军第九十二旅五千余人。

7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吴诚忠、张体学、熊作芳[111]并告郑位三、李先念和华中分局电，指出：“你们决定分散游击甚慰”；“大别山各游击队统一归你们指挥”；“到处扶植地方游击队，到处创立游击根据地”。

8月1日　关于攻打大同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并告贺龙、李井泉电：询问“应县久攻不下，你们对攻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根据中央军委这一指示，二日，聂荣臻主持召开阳高会议。三日，聂电告中央军委，说会议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电：“你在布置大同战役后，望集中注意于准备平汉战役。”

8月2日　收到粟裕建议速将淮南第五旅东移苏中作战以及陈毅建议粟裕率部西调开展淮上新区两电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张鼎丞、邓子恢，陈毅、宋时轮电：“一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八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将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六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电：“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

8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贺龙、李井泉电，指出：“在全国和平未实现以前，你们不要接受阎锡山缓兵之计，签订任何停战协定，束缚自己手足。”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电：“叶赖纵队决定南调不再改变”。“你们手里有五万机动兵力，只要有耐心，不性急，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如能打三四次每次歼敌二三个团之仗，即可转换局势”。

8月6日　在延安杨家岭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同她就国际国内形势作重要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谈到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8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陈毅电：“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蚌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这是一个方案。照你微午[112]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这是又一个方案。你对以上两方案意见如何盼告”。本日，国民党军一部自海安向东昌进至华中野战军主力隐蔽集结地区，粟裕电告中央军委，“歼敌良机已到”，并希望调淮南第五旅去苏中参战。次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并告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否则可先歼其一个旅，休息数日再找机会歼其另一个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十日晚，华中野战军主力向冒进至李堡之敌发起突然攻击，次日晨结束战斗，歼敌一个半旅共九千余人。

8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转各满分局、各省委电：“（甲）鱼日[113]司徒[114]向周转达蒋介石五条：（一）让出苏皖边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及其以南；（四）东北在十月十五日以前退至黑龙江、兴安、嫩江及延吉，其余均交出；（五）鲁晋两省须让出六月七日后占领地区。周答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乙）你们须积极准备作战，务于八、九两月准备完毕，待命行动。在两个月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蒋之五条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你的答复很对。我各解放区正在动员全力粉碎蒋介石进攻。”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致华中分局并陈毅、张云逸、黎玉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我们必须自觉地向富农让步，坚持中央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的原则。但在已经解决并取得多数人民同意的地方，不要再变动。此外，对待一般中小地主亦应与对待汉奸豪绅恶霸有所区别。”

8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电，指出：中原军负担极重，急需援助。八月十日至九月十日一个月内，“如我粟裕军能在苏中歼敌二至三个旅，陈宋军能在徐蚌线及其以东歼敌二至三个旅，刘邓军能占领汴徐线及豫东淮北十余城，并歼敌二至三个旅，共歼敌六至九个旅，则于大局有极大利益。一则蒋军向苏中、苏北之进攻必受顿挫，二则新黄河受我军威胁，这两点均将迫使蒋介石从我中原军方面抽调至少数个旅向东向北增援。如嗣后我军有更大胜利，中原军面前之蒋军被调向东向北者必愈多，因而使我中原军能在陕南、豫西、川东、鄂西、鄂中、鄂东、皖西等七八处地方站住脚跟，即是战略上一大胜利”。

8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划定数个军分区，以营为单位，依靠民众，分散游击，是唯一出路，甚好甚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告知关内粉碎蒋军进攻之战争正在发展的情况，并指出：“东北我军还可能有两个月时间或更多时间从事休整、剿匪及做群众工作，在此时间内可放手分散以利工作。”

同日　关于调查安平事件[115]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此次安平调查，国、美合作造假证据，说成一切为中共有计划袭击美军是必然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应准备宣布国、美进攻我方被迫自卫之一切证据，并准备向国际申诉。此案对美方不利之处是暴露国、美站在一边，美方之假中立已难保持，而内战结果我方日益胜利，三个月后将使美蒋陷入困境。”

同日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说战争日益扩大，且有席卷全国之势，国共双方所谈判的问题似无获得解决可能。

8月11日　得知王震所率的三五九旅自八月上旬进入陕南镇安、柞水地区遭敌二十个团的兵力围攻，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王震电，指出：“你部应坚决就地分散和敌人打小圈子，只要是小部队就可从敌人间隙中穿过来穿过去，望按情决定。”随后，王震率三五九旅继续突围向西前进。

8月12日　关于华中野战军继续在苏中作战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电，指出：“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116]，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今后将有一个相当时期是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是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

8月1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并告陈毅、宋时轮电，祝贺晋冀鲁豫野战军占领陇海路的大胜利，并要求第二步应夺取豫东各县，“威胁新黄河，迫使刘峙从陕豫调动之军队向新黄河布防，不敢集中开封一处向我攻击，如此可以争取半月以上时间，占领豫东全境（主要的）及涡河流域，推迟主力决战时间”。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宋时轮电，指出：“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117]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如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十五日，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谭震林电，认为他们留在苏中内线作战的意见很对，指出：“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二十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张云逸、邓子恢并粟裕、谭震林电：“粟谭主力留在苏中作战，暂时不要西移。待苏中作战任务彻底完成，而淮南方面又有十分必要时，再行考虑西移。”二十一日，华中野战军发起丁（堰）林（梓）战斗，当天结束，歼敌五千余人，切断了南通至如皋的公路，打开了主力西进黄桥的通道。

8月上中旬　致信胡乔木：“请写一篇号召解放区军民起来粉碎反动派进攻的社论。目前亟需这样一篇社论，以利公开动员。”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的社论《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八月十六日在《解放日报》发表。

8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分局电：“淮北路西分区工作十分重要，你们应派吴芝圃[118]及其他党政军民工作干部一大批迅去该区工作，至要。”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电，指出：“我们希望你率所部进至陇南后，即在两当、徽县一带分散游击，建立陇南游击根据地，对于目前牵制敌人，帮助五师及粉碎蒋介石向整个解放区进攻，帮助必大。对于将来我军向南发展则是一准备步骤。”但在国民党军重兵紧紧包围和不断攻击的情况下，王震所率的三五九旅难以在陕南和陇南立足，乃于八月十九日突破敌设在川陕公路上的封锁线，随后北渡渭河，向陕甘宁边区急进。二十二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王震电，对其率部渡渭河向陕甘宁边区前进表示甚慰，并告知已令关中、陇东部队策应。二十九日，三五九旅突破胡宗南部的围堵，在陇东同陕甘宁边区接应部队胜利会合。

8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应集中兵力歼灭向我军进攻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我集中兵力之程度最好四比一，至少三比一”。本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电：“你们须准备用各个歼敌方法，每次歼其一个旅，连续打几个胜仗，方能解决问题。在打一个旅时，须集中主力先歼其一个团，然后再歼其另一团。”

8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通告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第一师、第二十七师等部共五个旅向北进攻的情况，指出：“你们宜利用目前时间迅速夺取霍、灵[119]，创造战场，以利将来作战。”随后，陈、谢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以小部阻击阎锡山部南下，隐蔽集中主力三个旅在临汾、浮山间待机捕歼胡宗南部的第一师。

8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各首长电，庆祝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陇海路战役取得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的大胜利[120]，并指出：“望集中主力至少十八个团于路北休整，补充新兵，以利再战。”“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四千人打一千人，四万人打一万人），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望以此教育干部，克服战役上及战斗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之轻敌观念”。随后，当东西援敌靠近时，晋冀鲁豫野战军顺利地转移到陇海路以北休整。此次出击陇海路战役，共歼敌一万六千余人。

8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电，通报如下：“蒋介石直接向我进攻之兵力，伪军及保安队不算，单算正规军计有汤恩伯[121]十一个旅（扬州、如皋线），薛岳[122]三十五个旅，刘峙三十个旅，程潜七个旅，胡宗南十六个旅（晋南、陕南及边区），王耀武[123]十四个旅，孙连仲[124]十四个旅，杜聿明[125]二十四个旅，共计百五十一个旅。这是最高限度的兵力，全部摆上来了，难再增加，即增为数不大。我们任务就是要从这一五一个旅中歼灭约四十几个旅，就能解决问题。过去在东北歼灭的不算，热河及胶济线歼灭小部亦不算，午元至未马[126]共已歼十个旅。”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先念、戴季英，文建武、任质斌电，通报刘邓军出击陇海路后在民权以南又歼敌一个旅另一个团，迫使刘峙仓卒从陕南、豫西南和鄂西、鄂中调兵应战，指出：“我陕南、豫西、鄂西各部乘此时机，部队越分散越好，控制的地方越广大越好。给养被服可用此法解决，疲劳体力可用此法恢复，民众武装可用此法培植（只有培植了民众武装才算生根）。”

8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热河分局以及李立三、伍修权、边章伍[127]、周恩来、叶剑英电：“最近三个月，国、美密谋诱致林彪、陈毅、李先念、贺龙诸重要负责人去大城市谈判，企图羁留他们，以利进攻，但为我识破拒绝。最近国、美密谋在进攻热河之前诱致李运昌，现已拒绝。蒋军攻热得手后，将攻哈尔滨，彼时可能又发生诱骗企图，望东北局及李、伍、边先有精神准备，切勿上当。八个月来我们受国、美密谋欺骗之事极多极大，应当提高警惕性。”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和王树声、刘子久、罗厚福、文敏生[128]电，指示：“你们解决衣服时不必一律做军装，最好穿便衣，以便与民众打成一片，目标又小。”本日，又起草中央军委致方正平[129]并告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电：“我军恢复疲劳后，必须着重歼灭反动保安团队（不反动者则联络之），才能建立根据地。但目前时期不要打任何县城，以免引起大的震动。”

8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黎玉电：“现在秋高水落，正是歼敌时机。薛岳手中有三十几个旅，我军不论在津浦线上，在陇海线上，或在两线之间，或在他处，总之，必须寻找机会，歼灭薛部正规军八个至十个旅（刘邓则须歼灭刘峙八个至十个旅），方能初步解决问题。”

8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野战军、各军区首长电，通报粟裕、谭震林部的作战经验，指出：“我粟谭军从午元至未感[130]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131]，歼敌六个半旅及交警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132]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同日　关于热东、冀东作战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李运昌并告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电，指出：“（一）蒋军进攻计划是先攻热东、冀东及长城线，以一部向承德佯攻，俟热东、冀东及长城线得手后，再以全力攻承德；（二）你们应动员全力在热东、冀东及长城线上打击与消耗敌人，迟滞敌人前进时间，对佯攻承德之敌必须给以有力回击以阻止之；（三）上述斗争时间愈延长，愈对我先取大同再取平汉之作战计划有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宗逊、罗瑞卿并告聂荣臻、贺龙电：“（一）蒋军北线作战计划规定，大同属十二战区[133]，傅部有相机占领卓资山、凉城之任务；（二）你们必须立即开始部署歼灭傅军向卓资山、凉城进攻之部队，同时不影响我对大同之攻击；（三）你们所得情况如何，歼灭傅部把握如何，及是否可以不影响对大同之攻击，均盼告。”本日，张宗逊、罗瑞卿致电中央军委并聂荣臻、贺龙，报告：“大同战役计划本已包括打击傅顽出援在内，在野战中消灭傅顽一个到两个师是比较有把握的。进行对傅作战时，大同亦能围困和保持既得阵地，俟消灭傅顽后，再回师继续攻击夺取之。”

同日　国民党军集中三个军向冀热辽解放区中心城市承德进攻，冀热辽部队主动放弃承德。

8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电，指出：“现在敌人逐步向东企图打通陇海线，并威胁淮阴、临沂，我军必须寻找机会歼敌。我军休整一个月之计划事实上不可能，将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你率主力应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机，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休整若干天又打，打后又休整若干天，如此常保高度士气，纪律亦可改善。九月正是作战时机，刘邓军、中原军均希望你军配合。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灭敌人威风，壮自己志气，每次歼敌一团一旅，打五六次，即可造成有利局势。”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电：“庆祝你们到达边区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蒋军可能于十月向你们大举进攻，望利用九月加紧准备一切作战条件。”

同日　根据国民党军调集其主力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三师等部共三十二个旅三十余万人，乘晋冀鲁豫野战军结束陇海路战役尚未休整之机，由郑州、徐州分路向鲁西南解放区内的定陶、曹县一带进行合击这一敌情，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电报指出：“俟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机再歼其一个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集中四个纵队五万余人，九月三日将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诱至定陶以西，发起定陶战役，至六日将其全歼，俘敌中将师长赵锡田。七日，乘胜追击敌整编第四十七师，歼其两个旅。定陶战役历时四天，共歼敌四个旅一万七千余人。七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电：“庆祝你们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敌人尚有进攻力量，我军此次参战主力立即集结休整补充，准备再战。”《解放日报》于九月十二日发表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指出这一胜利，“是继续中原我军突围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8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刘伯承、邓小平电，认为粟、谭二十九日来电提出的争取七至十天休息，一面休整，一面包围海安的建议“所见甚是”。“不管敌情变化如何，一、六师至少休整十天加以补充。五旅攻占黄桥后，亦须休整，养精蓄锐，以备再战。”本日，华中野战军第五旅攻占黄桥。至此苏中七战七捷结束，共歼敌六个旅五个交警大队共五万三千余人，俘国民党将军十三名。

9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并告叶剑英电：“同意你的估计及彻底揭露美蒋阴谋的方针，望坚决执行；目前只有这一方针才能与解放区胜利的自卫战争相配合，彻底击破反动派的进攻。”“各国人民觉悟程度日益增长，进步舆论日益发展，配合苏联坚决反对各国反动政策的活动，使整个局势日益有利于民主派，不利于反动派。”

9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强调应集中兵力着重消灭保安团，指出：“一日电悉。完全同意你们计划，望按具体情况粉碎敌之进攻。作战时，着重打保安团。只要你们用各个击破方法歼灭大部分保安团，顽正规军即被孤立，那时再打正规军不迟。”“作战时应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集中一千五百至二千人包围歼灭保安团五百人），期于速决尽歼，得手后休整数日，再打第二仗。只要每次都是歼灭战，打三四个胜仗，即可开展局面。”

9月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蒋军北进可能极大，你们决定集中主力给北进顽军以坚决打击很对。望迅速将主力移至机动位置，隐蔽集结，准备作战，以歼灭顽军一个旅为目标。”随后，陈赓等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以主力在晋西南的洪洞一带隐蔽集中，待胡宗南部整编第一旅于九月二十二日北进至临汾、浮山间官雀村时，将其包围，至二十四日将该旅四千余人歼灭。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电：“希望能于九月上半月完成东面作战任务，下半月休整，十月上旬攻取扬泰[134]线，中旬休整，下旬进入淮南作战。”这样，又一次延长了内线作战时间。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大同前线张宗逊、罗瑞卿电：傅作义九月一日部署进攻集宁，“望令丰镇守军沉着应战，于顽来攻时相机反击而歼灭之”。大同前线指挥部随即以主力北上寻求首先歼灭傅作义援兵，留下第三纵队等部继续围攻大同。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刘澜涛并告张宗逊、罗瑞卿电，指出：“绥傅大举进攻，必须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歼灭该敌。此战役归你们总负责，如何部署，速告。”七日，聂荣臻、萧克复电中央军委：“傅顽东犯，尚不能取得东西两面之直接配合，我先集中力量打傅顽与继续围攻大同，尚属有利”。当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张宗逊、罗瑞卿并告聂荣臻、贺龙电：“集中十三个团于机动地区，于敌东进时于运动中或于其立足未稳时歼灭其一部，得手后再歼第二部、第三部，你们的部署很好，望按实情处理。”“命令集宁守军死守，任何情况下不许放弃，否则执行纪律。”

9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提出：“无条件停战之要求，现在已感不适宜，蒋军已占我二十余县，其中有承德、淄博、台儿庄等要地，无条件停战可使蒋军获得休整以利再战，而我则不能恢复失地，因此必须开始考虑改变此要求。必须（一）蒋军退出被侵占之解放区，（二）蒋军从东北、华北、华中、西北撤退二分之一开往华南各省，方能保证停战之后不再打，否则无保证。我军现正开始动员起来，决心将蒋军驱出解放区，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第一线全部进犯军三分之一，即一六二个旅中五十四个旅（阎傅马[135]及伪军保安队交警等不在内）。你们意见如何，望讨论见告。”八日，周恩来复电，认为中央决定歼敌三分之一力量的胜利以转变局势，是绝对正确与需要的。

9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并告张云逸、黎玉电：“我刘、邓已大胜，对你们必有帮助。同意八师暂不北调，俟秋高水落，集中兵力在淮海歼敌，并与粟、谭南北配合[136]，巩固两淮[137]，开展局面。”

9月9日　关于粟裕、谭震林八日提出的撤围海安北上泗阳、稳定两淮局势的建议，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谭电，指出：“同意放弃海安，休整十天，准备向北机动。”此电改变了中央军委本月四日关于华中野战军攻取扬泰线和西进淮南的决定。

9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鄂西北区党委[138]各同志并告中原局电：“我们完全同意中原局八日电，以十五旅全部即调陕南，另派一部分力量到大洪山，联系当地力量发展大洪山根据地。这样，鄂西、鄂中、陕南成犄角之势，牵制蒋军一大部分力量，协助华北、华中、西北粉碎国民党进攻，这是你们的伟大战略任务。你们应把这一战略任务传达每一指战员，坚决克服归队思想。”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并告粟裕、谭震林电：“陈电决定待宿迁蒋军渡运东进，我军准备于宿迁、新安、沭阳之间歼敌，或进至睢泗[139]地区歼敌，以打中央系为目标，不打桂系，此项计划甚好。待打一二胜仗后，台儿庄地区之敌必分兵南顾，不敢向鲁南深入，那时可将叶纵[140]南调和主力一起继续开展局面。”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张宗逊、罗瑞卿并告聂荣臻、贺龙电：“（一）张、罗九日十九时电悉。敌攻集宁，正是歼灭傅部良机。（二）速令杨得志部四个团开到集宁西南地区作为最后决胜之用。（三）严令集宁防军死守一星期，我军主力务于三天至七天内彻底歼灭窜至集宁附近之敌。（四）歼敌方法最好将我主力突入敌后由西向东打，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四对一），先解决一个师，得手后再解决一个师，最后全部解决该敌。望按实情处理。（五）集宁附近之敌彻底歼灭后，乘胜收复卓资山，相机占领三道营、旗下营及陶林。”晋察冀、晋绥部队二十五个团于九月十一日包围了傅作义三个师并将其打乱，歼敌五千余人，但未能对已被打乱之敌组织连续攻击，而转兵西进打援，结果打援未能奏效，原已被打乱之敌又乘隙重新整顿，于十三日攻入集宁，继续向大同前进。晋察冀、晋绥部队于十六日撤除对大同的包围。

9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鄂西北区党委、鄂皖边地委诸同志电，通报各地战况，并指出：在陕南、鄂西、鄂中、鄂东对付我中原军者共十四个旅，分属胡宗南、程潜、刘峙三人指挥。“我中原军的任务就是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在当地立稳脚跟，创立根据地，钳制这十四个旅，协助老解放区粉碎国民党进攻。你们过去两个多月英勇斗争已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中央希望并责成你们今后还要起同样的作用，全党全军均关心你们，你们不是孤立的。”

同日　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送审的社论稿及来信[141]写如下批语：“不但澄清对美幻想，主要应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敌六个旅南下，两淮危急[142]，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准备配合陈宋主力彻底歼灭该敌。但陈、宋现应独立作战，务于粟、谭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一个至两个旅，顿挫敌之前进，争取时间，以待苏中主力到达，协力歼敌全部。”华中野战军主力随即由海安兼程北上淮阴。但两地相距五百华里，一路经水网地带，又缺少船只，天雨不断。本日，谭震林于淮安电告中共中央和陈毅、宋时轮：“华中主力最快要二十号才能赶到两淮。”十二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电：“你们务必在泗阳、淮阴之间歼敌一个至两个旅，顿挫敌锋，以待粟谭主力到达，歼灭余敌。此战关系大局，望集中全力以赴。”十九日，两淮被国民党军占领。

9月13日　原杨虎城部组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143]，毛泽东发去贺电：祝你们胜利地参加了人民军队大家庭，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

9月14日　周恩来向马歇尔提交备忘录，指出美国政府售与国民党政府八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剩余物资和设备，使中国人民感到极大的不安与愤怒；要求美国政府在中国和平团结及联合政府未实现时，将决定售与国民党的物资船舶等全部冻结。

9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四分区反顽战斗迭获胜利，甚好甚慰，望传令嘉奖。”“望将陕南、豫西建立根据地的经验经常通知王、刘、罗、文及张体学[144]，鼓励他们学习照办。”

9月17日　接见当天到达延安的王震。

9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电：“我们同意你们十六日十八时电之精神[145]，除各方布置外，集中主力于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中央军委此电，实际上改变了原定夺取大同、保定、石家庄、太原四城和平汉、同蒲、正太三路的外线出击计划，而采取内线歼敌的方针。

9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王树声、刘昌义[146]、罗厚福、刘子久、文敏生电，指出：“（一）占领草店[147]歼敌一个营，甚慰，望传令嘉奖。（二）望鼓励各部多打此类胜仗，每次歼灭保安团一营一团，正规军一连一排，就能振奋军心民心，解决衣粮，建立根据地。”

9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电：“我放弃淮阴后，各部主力撤至距敌较远地区休整，以一部扰击敌人，待一、六师到达之后，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依据苏中经验，敌分散占领我区，利于我各个歼敌，人民亦可从战争中获得锻炼，惟军事工业须迁往安全地点。”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并告在北平的叶剑英、李克农电，询问法学家陈瑾昆教授由北平到张家口后的情况，要求中央局向陈解释，因战争紧张，在他访延安时毛主席曾答应同他合办法律大学暂时不能开办，同时托中央局向他转致问候并在生活上给予优待。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陈瑾昆：“今日阅悉尊著《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义正词严，足以壮斗士之志，夺奸邪之魄，拟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全国。蒋军正大举进攻张垣，拟请先生来延安共策工作之进行。”随后陈瑾昆到达延安。

9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同意他们的建议，集中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望即按此方针坚决执行”。次日，为中央起草致陈毅等电，指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二十五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并告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指出以陈士榘任合并后指挥部参谋长为适宜。二十六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谭电：“山野、华野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二十八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电，对两军会合后第一仗的打法提出意见：“（一）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9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并萧克、罗瑞卿电，提出歼灭进攻张家口之敌的部署：“作战时注意第一仗只包围一至两个团，集中最大兵力及全部炮兵攻击一点（切勿同时攻击两点以上），得手后扩张战果，逐一歼灭之。第一仗胜利后，依情况再决定新行动。”“先以一部阻敌，使其疲劳消耗，引其进入有利于我之地点，然后歼击之。”

9月25日　获悉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及地方武装在浮山城附近歼灭胡宗南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等电，传令嘉奖作战部队。本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及林彪、李富春电，通报这一胜利，并指出：“不管淮阴、菏泽、集宁甚至其他某些要地已被或将被敌占，我野战歼灭敌四五十个旅是完全可能的（七月至今已歼二十旅）。只要此目的达到，局面即将改观。蒋之后备已用尽，歼一旅即少一旅。”

9月27日　致信陆定一，指出：“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冀东区党委电，提出平绥等地下一步作战的战略意图：“你区除阎、傅外，蒋军正规部队共为二十四个旅（师），你们首先应为歼敌三分之一即八个旅而斗争。”“此次平绥作战，必须力争打几个胜仗，每次歼敌一团一旅。如能在几次作战中共歼敌二三个旅，此次进攻即可粉碎。热河、冀东两区应积极行动多打胜仗援助平绥。”

9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叶剑英电，指出：“一切按照今年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解决问题。如国、美进行和平攻势，我们即提出双方退至一月十三日前的位置。这包括：（一）退出侵占地；（二）一月十三以后调动至长江以北的一切军队均须复员。这样咬住停战令与政协，便可击败一切无理进攻。”

9月29日　同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谈话。在斯蒂尔问到美国调解中国内战是否已告失败时，毛泽东回答说：“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毛泽东还说：“蒋介石如能按照今年一月间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决议处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而不是按照所谓‘五项’或十项违反上述协定和决议的片面要求，那末，我们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

同日　国民党军开始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发起进攻。本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告中共驻北平军调部代表电，指出：“请向国、美提备忘录，如彼方攻张家口，即是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彼方负之，并公布备忘录。”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公开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国民党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即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国民党方面负责。

9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冯白驹、黄康、李振亚[148]电：“祝贺你们粉碎国民党进攻的胜利。希望全党全军团结一致，为消灭敌人扩大解放区而斗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你们须力争于三个月内外歼灭薛岳七个至十个旅，刘、邓则担任歼灭五军及十一师，总之，今后一时期内主要打击薛岳，转换战局。”

10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总结全国规模内战爆发以来三个月战争的一系列经验，提出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指示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过去三个月内，已歼敌二十五个旅。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三个月总结》。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电：“庆祝杨成武、王平所率各部在平汉线上之大胜利[149]，望传令嘉奖。”

10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提出：“你们是否已发动对邱、胡[150]的歼灭战？歼灭该敌目前正是时机。”本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发起巨野战役，经四天激战，毙伤邱清泉、胡琏两部五千余人，双方形成僵持局面，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动停止进攻。

10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周恩来自上海返南京后，“须将过去无条件停战口气改变为恢复一月十三日地区与军队原状，以保证停战后不再破坏。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皆不能谈”。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冀察热辽分局并晋察冀中央局电，同意分局来电提议，将分局、省委、区党委三机关合并，另设野战司令部（段苏权、黄火青分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受军区指挥。恢复热河省政府，与冀东各自行使职权。党政军机关，照以上办法合并后，抽出大批人员充实下层及去东北。同时指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土地问题与多打胜仗两项。这两项互相配合，缺一不可。”

10月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克、罗瑞卿并告聂荣臻、刘澜涛电：“你们已歼敌一个团，取得初步胜利，望令各部坚持各个击破原则，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每次歼敌一个团，至多不要超过两个团，分为多次，歼灭十六军全部或大部。”六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等电：“如敌十六军转入固守不利于我军继续攻击，即应撤回休整补充新兵，准备再战。”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礼堂举行的盛大晚会，欢迎中原突围归来的将士及由京沪返延的廖承志等，对他们作了亲切的慰勉。

10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电：“（一）闻傅作义一部窜至张北，必须立即击灭，巩固后方；（二）傅作义还可能以一部东进，你们必须准备击退该敌；（三）请考虑将平汉方面杨成武一个旅调回平绥。”

10月9日　周恩来向马歇尔提交备忘录。备忘录强调指出，只有立即无限期地停止进攻张家口，并将进攻部队撤至原防，才足以表示政府愿意重开谈判，避免破裂，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政府方面负全责。备忘录同时提出，关于停战问题，双方在关内应恢复一月十三日的位置，在东北应恢复六月七日的位置。

10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电，指出：“进攻张家口任务，蒋已交给傅作义。你们必须严防傅部于数日内进攻张垣，你们必须数日内布置好巩固张垣之防务。”本日，在致聂荣臻、刘澜涛的另一电报中要求：“你们应先在张家口设立坚固碉堡及防线，派兵固守。”十一日，晋察冀部队撤离张家口。国民党政府当天宣布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十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张宗逊并转各纵队、各首长电，指出：“张垣失守后，傅作义部已极端分散，利于我各个歼灭。但目前我仍应以一部在张垣附近钳制傅军，我主力仍在东面原地依原计划歼敌，以期彻底击破东面之敌。”“目前你区敌人进攻，无论傅作义、李宗仁[151]均已达到顶点，其后备已经用尽，我们方面一城一地之得失无关大局，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10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你们仍照过去决定，集中山野、华野全军（包括八师）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开展局面，对淮海本身，对鲁南，对苏中，对配合刘、邓均好，对将来出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几个月之后）亦有利。在此方针下，八师亦暂时不回鲁南。”

10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并告粟裕、谭震林电：“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152]，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鲁南方面由叶纵及各警备旅监视该敌，必要时可考虑将滨海警备旅派去。只要淮北胜利，鲁南之敌决不敢深入临沂。总之，转变局势主要依靠你军与刘邓军，而其关键是歼灭薛岳十至十五个旅（你们担任歼灭七至十个旅，刘邓担任歼灭三至五个旅），只要不再犯错误，此项目的是能实现的。”

10月17日　就国民党军占领淮阴后向苏北解放区沭阳、涟水东进情况，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电，指出：“此战关系极大，不宜打得过早，望诱敌深入沭阳附近，然后集山、华[153]，全力聚歼之。”

10月18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阐述中共在抗战结束后，为了求得国内的和平、民主所作的八次让步，以及蒋美得寸进尺，非迫使中共与中国民主运动完全消灭不止。声明指出：蒋介石十月十六日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和平的八项条件[154]，只是为了再一次蒙蔽人民，以达到自己的野心。“本党诚不忍再使我痛苦的人民接受此项可耻的欺骗，所以本党没有旁的要求，只要求首先恢复信义。今日信义的神圣标准为何？这就是一月十日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三人亲自签署的停战令与一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和全体政协代表一致通过的政协决议。本党为表示最后最大让步计，兹特郑重声明：今日一切会谈如欲有其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本党认为：蒋介石与马歇尔应该重视自己的信义和人格，没有任何理由推翻自己所签字的神圣协定。只要他们有这种最低限度的诚意，本党一定继续与他们通力合作，以求和平的真正实现，民主的真正开始。”

10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华中分局电：“同意将华中八分区与冀鲁豫六分区合组一个军区[155]，吴芝圃任区党委书记，张国华为司令员，属太行局领导，以利斗争。”

10月20日　关于中共机构疏散问题致信任弼时[156]，指出：“敌大军占焦作，将来有攻上党可能（虽然目前不会），太行并不怎样安全。目前中央机构，凡疏散至各区分配工作者均可进行”。

10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国民党和平攻势完全是欺骗，关内战争不会停止，必能使蒋军不易开东北。”二十五日，又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你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美反动派消灭解放区的政策不会改变，我党同志绝不要幻想恩赐和平，只在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粉碎敌人多次进攻，并使解放区获得发展之后，暂时休战才有可能。在全国与东北均是敌强我弱，为改变此种形势起见，必须准备长期艰苦斗争。”

10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张体学电，对于他所率部队在大别山区的极端困难处境表示甚为关切，并告知现李人林[157]率部在大洪山活动；五师主力在陕南、豫西保存万余人，建立鄂豫陕边区；下分五个军分区；王树声、罗厚福两部在鄂西建立军区，下分五个军分区，部队亦保存万余。

10月2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并告萧克、罗瑞卿电，通告胡宗南部入晋后的动向，并指出：“我陈赓纵队原拟歼击北上之敌，因敌七个旅密集行军不好打，故转入临汾以南打敌后路，收复大部失地，亦是威胁敌之好方法。”

10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如能在今后三个月内外再歼敌七八个旅，则蒋之进攻即可根本打破，苏北即可巩固，然后我主力再转至外线，似较有利。因内线作战歼敌较易，补充亦较易。大约在明春三四月间转入外线为适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询问：敌人尚有多少进攻力量？“内线作战歼灭敌人一半左右，失地大部收复之后应照前计划以主力向中原出动，此计划约在何时可以实现？”十一月一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复电中央：如果我们能消灭川军两个旅，王仲廉[158]两个旅，王敬久[159]两个旅，就可以打开局面，收复大部失地。三四个月实现此计划，是有可能的，届时尚可向南发展。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询问：薛岳及王耀武尚有多少进攻力量？要求你们在鲁南及胶济两线于今后三个月内外歼敌约六七个旅，有此把握否？如敌切断陇海路，我粟谭主力是否尚可在苏北坚持斗争，以便在内线作战中继续大批歼敌？三十日，陈毅、张云逸、黎玉等复电中央军委：“整个华东局势，计胶济线、淮北、鲁南、苏中四个战场，目前不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彻底解决一面，战局难以改变。仍主张全力解决鲁南、鲁中之敌为主。”当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有十几个团在手，只要打得好，可使深入鲁南之敌彻底被打败。”“你们手里有十五个团，如能歼灭其两个旅，即可停止其进攻。”三十一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电，指出：“敌既不打通津浦，又不切断陇海，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力（十二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

10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琼崖独立纵队冯白驹、黄康、李振亚二十六日电：“你们意见很对。你们应当坚决斗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学会集中主力打运动战，争取每次歼灭敌军一营一团，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

同日　和朱德设宴招待来延安访问的英国统一援华基金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

同日　和朱德等出席在中央礼堂举行的干部晚会，庆贺高树勋部邯郸起义一周年，并欢迎抵达延安的以范龙章为首的民主建国军[160]参观团和法学家陈瑾昆教授。

11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彭真、高岗、陈云电：“酉世电[161]悉。你们作战计划甚好，望坚决执行。”本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等电：“除北满五个师绕道南进外，请考虑再加西满一二个师（旅）集中行动，更利连续作战”；“俟敌人分散疲劳后，南满两纵队主力宜集中行动，各个歼敌”。

11月2日　辽东军区十月三十日发起的新开岭战役本日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八千余人。三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萧华[162]电：“（一）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这一胜仗后南满局势开始好转，望集结主力争取新的歼灭胜利。”九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华、江华、程世才、罗舜初[163]并告林彪等电，指出：你们此次作战经验很好。第一次集中五个团打二十五师未能奏效，第二次集中八个团打该师，就胜利了。“以后作战，凡打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十团八团兵力，最好能集中十二个团打，以期必胜。这是战役上必须集中兵力。”“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你们世日[164]包围二十五师，东日[165]九次攻击皆未奏效。冬日[166]拂晓，集中炮火攻破南北山一点，从此扩张战果，即于半天内将该师全部歼灭。尔后作战，每次均须采用此种方法。”

同日　致电林平[167]并告周恩来：“请代向何香凝先生致问候之意，现战事日益好转，有把握粉碎反动派之进攻。我党方针是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及实现政协决议。”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电：“如十六军将南下，以先打十六军再转平汉为好；如十六军不南下，则可转至平汉作战。”“你区须再歼敌六至七个师（旅），方能停止敌人进攻，而这是完全可能的。”十一月上旬，国民党军第十六、第九十四军向晋察冀解放区的涞源进犯，晋察冀野战军以伏击手段歼灭第九十四军第一二一师先头部队三六九团，其余敌人退回涞水。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电：“庆祝你们歼灭九四军之三六九团及另一营，望传令嘉奖。”“从本月起，你们应为歼敌七个正规旅而奋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电：“望集中一纵、八师全力包围敌一个旅，以几天几夜之作战歼灭之”。山东野战军于十日至十一日进行台儿庄至枣庄公路线反击战，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一部。

11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下一步你们究打敌何部，可依那时情况再决定，总以拖住邱、胡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薛岳所属李默庵[168]（苏中）、李延年[169]（苏北）、冯治安[170]（鲁南）、王敬久（鲁西）、王耀武（胶济）及直属各部共达八十个旅，为全国第一个强敌，而我苏中、苏北现处困难中。如邱、胡加入鲁南，切断陇海，则苏中、苏北难于支持，极为不利，此种情况望加注意。”

11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决定陈云去辽东，任南满分局书记兼南满军区政治委员。十二日，中央决定萧劲光任南满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南满分局副书记兼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11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和冀热辽分局电，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平绥线及平津线以北三个区党委归冀热辽分局领导为适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南方各省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在全面内战形势下，南方各省乡村工作应采取两种不同方针：（甲）“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原有各根据地如海南岛，如南路、中路、西江、北江、东江、闽南、闽西，应鼓励原有公开或半公开武装紧紧依靠群众继续奋斗，不应采取消极复员政策，长敌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现在南方各省国民党正规军大批调走，征兵征粮普遍施行，正是我党发动游击战争的好机会。”（乙）“凡条件尚未成熟之地区，则采取隐蔽待机方针，以等候条件之成熟。此种地区在目前当然是占多数，但其目标仍是积极准备发动公开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之各种条件，而不是不管条件是否成熟一概采取长期隐蔽方针。”

11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告叶剑英电：“据悉蒋介石拟于十一号下虚伪的停战令，你们有所闻否？我们准备事先揭穿他。”本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布其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将于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开，并发布所谓“停战令”。事实上，国民党军仍继续向解放区进攻。十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廖承志发表声明指出：“此次停战令和历次的一样，不是什么‘停战令’，而是继续大打的作战令。”“如果蒋氏欲证明他对和平具有诚意，那么，他就应当：（一）下令停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大，（二）恢复一月间第一次停战位置。”

11月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延安的党政军民中公开动员保卫延安（但暂不登报），一切笨重器材在一两个月内疏散完毕。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电：“只要能大量歼敌，先打九十四军或五十三军再打十六军也好，你们应争取每月歼敌两个旅左右，三至四个月歼敌六个旅左右不是不可能的。手里要经常掌握十二至十八个团一起行动，要能一次包围敌一个师（三个团）而歼灭之，就能打开局面。”

11月10日　获悉胡宗南于本月上旬下令抽调在晋南的四个旅入陕，准备进攻延安，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你们到吕梁后看情况，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二十四日，获悉胡宗南又令整编第一师从陕西禹门口东渡返回晋西南后，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务于数日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隰县、蒲县、乡宁、吉县、大宁等五县，并准备在蒲县、乡宁地区歼灭整一师可能向我进攻之部队。”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二日，陈赓等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进入吕梁地区，在三五九旅、独四旅的配合下，连克中阳、石楼、永和、大宁、隰县、蒲县等城，迫使胡宗南急令已入陕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东返晋西南。

11月14日　复信东北局宣传部部长何凯丰，并为《东北日报》题写报名。信中说：“书四本及来信已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好得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11月15日　国民党单独召集的“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除依附国民党的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所谓社会贤达外，第三方面人士大部分未参加。本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国大’已开会，除董及少数人留京外，周及其余各人宜即回延。”十六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十九日，周恩来由南京飞返延安，从即日起中共代表团改为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董必武任主任。

1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准备进攻延安给各中央局的指示，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这个指示，第一次将“自卫战争”改称“人民解放战争”，并指出蒋介石的前途是灭亡。这个指示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通知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

11月20日　得知豫北滑县战役捷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对孙震[171]作战大捷甚慰，如能扩张战果，再歼孙震一部，并准备歼灭王仲廉之可能的增援队则最好。”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滑县歼灭国民党军近两个旅一万二千余人。

11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情况和国民党统治区情况。毛泽东最后讲话。他说：战后的世界变为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因此中国的斗争与世界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现在揭破蒋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已退为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我们说中美反动派外强中干，要藐视他们，这不是为了单单安慰鼓励自己，而有其事实根据。世界在进步，苏联在高涨，美国在面临危机。美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将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我们的问题是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要好转。美蒋威信降低之速是出于意外的，世界进步（在欧洲、在亚洲各国）之速是出于意外的。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广大的统一战线，这是基本问题。在土地问题上也并不妨碍我们团结地主，抗战时期减租减息也得罪了地主，但仍可以团结。土改完成后，在明年也可以对地主大拉一把，照顾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一样可以生产，富足起来。在军事上，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过去至今已歼灭了三十八个旅，占七十五个旅的过半数。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约三年到五年，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南京谈判是有了成绩，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现在是否提打倒蒋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口号仍是一月十三日停战位置与政协决议。而且消灭他七十五个旅以后，美国还会加强援助，新的困难又会来，因此不但要准备三年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年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而另一方面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

1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并告王震、罗元发[172]电，强调指出：要使全体指战员“人人明白，发展吕梁区是保卫延安、巩固太岳的重要条件”。

11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望令胶东密切注意八军行动，如该军有调东北征候，我军务须以积极行动抑留之。至要，至要。”

11月30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朱德六十寿辰题词：“人民的光荣”。

12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冀东区党委并告晋察冀中央局、冀察热辽分局电：“你区及热河就一般情况来说，暂时自然是以游击战为主的局面，但你们应经常集中三个旅（九个团）寻敌弱点打运动战，打不甚坚固之据点。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每次歼敌一个营、两个营至一个团，在半年内力争歼敌五六个团，收复可能收复之各据点。各分区则都是游击战争。”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电：“同意照刘邓区[173]组织方式，指导重点放在前线，现有之野战司令部取消，其人员合并于军区。”

12月9日　在王家坪会见西方记者，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回答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时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我们有很大可能把进犯的军队给打垮。在回答中国国内局势是否就要打下去时说：是要打下去，因为人家要打。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方针仍然是尊重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并为恢复一月停战协定的位置而奋斗，现在召开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应该解散。在回答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否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时说：停战协定早已让人破坏了，我们当然不再受它约束，将来的谈判就是看战争的结果而定。在回答所谓美国人完全支持蒋介石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排外的缘故时说：共产党并不排外。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斯特朗这样的美国人，我们都欢迎。不光是这样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愿意让他们到解放区来看一看，只要做一些比较公道的报告就对我们有好处。希望记者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不要成为反动派的代言人。在回答人民代表会议是否准备召开时说：现在还没有召开，将来是一定要召开的，因为它是人民的代表会议，至少也要总结一些工作经验。在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反对中美条约[174]、将来共产党得势后是否废除这一条约时说：中美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将来一定废弃。十一月四日是中国新的国耻纪念日。这个商约应该废止，另订平等条约。在回答现在世界局势是否还是有利于民主运动发展时说：民主运动现在更高涨了。从今年二月至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干的一套都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快要失败了。美国反动分子与美国人民是有区别的，反动分子想独霸世界，势必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美国反苏是放烟幕弹，想独霸世界，首先就是损害中国和英国的利益，其次就是美苏间的中间地带。在回答是否欢迎英国对中国进行调解时说：英国现在没有勇气反对美国政策，它跟着美国走，中国问题还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但欢迎外国的技术帮助。在回答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时说：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将来可按协商方法解决。

12月上旬　国民党集结重兵进攻南满，南满解放区仅剩四个县比较完整，南满分局书记陈云主持纵队以上干部参加的七道江会议，决定坚持南满根据地以钳制国民党军对北满的进攻，并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批准。十三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并告东北局电：“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部署甚妥。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据此，东北民主联军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方针，破坏国民党军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计划，迫使东北的国民党军处于南北两面作战的不利状态。

12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电：“（一）庆祝盐城大胜[175]，望对指战员传令嘉奖；（二）望粟即日北返，部署沭阳作战；（三）一师及皮旅[176]于结束追击战斗后休息二三天，即行北返。”粟裕接此电后立即自盐城北返，于十二日同由山东南下的陈毅会合，筹划在淮海地区歼敌。

12月13日　得知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由晋冀鲁豫战场调到苏北，会同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共二十五个旅进攻苏北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电：“整十一师到达宿迁后，必配合六十九师及预三旅[177]等向沭阳进攻。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对此点必须严重估计到。你们对此意见及部署如何，盼告。”本日，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六十九师在苏北由宿迁分别向新安镇、沭阳进犯。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电，同意他们的决心和部署，即先集中二十三个团在宿迁、沭阳间歼敌；除阻击整编第十一师外，集中三倍兵力围歼整编第六十九师。当天，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发起宿北战役，至十九日，在宿迁以北歼灭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及三个旅，共二万一千余人。

12月16日　中共中央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蒋管区工作。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会议还决定设立香港分局。

12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如果你们四面之敌不好打，似以南下寻歼八十八师，恢复嘉、巨、金、鱼、城、单[178]各地，调动邱清泉东进而歼灭之，较为有利。”晋冀鲁豫野战军于三十日向巨野、金乡、鱼台之敌发起突然进攻，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巨（野）金（乡）鱼（台）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万六千余人。

12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王震、彭绍辉、罗贵波[179]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等电，通报向吕梁地区进攻的国民党军动向，并指出：“此次作战，不但保卫吕梁，而且有保卫延安意义。你们应迅速集中兵力于蒲县附近地区，准备连续战斗，以歼敌两个旅为目标。”随即，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晋绥野战军、太岳军区各一部在晋西南歼灭胡宗南一部。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王震电：“你们最近两仗打得很好，每次歼敌一个营，若能再打几个这样的仗，就可等于一个大胜仗。”二十八日，进入吕梁地区的胡宗南部被迫撤退，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又将其后卫第六十七旅歼灭。吕梁战役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结束，共歼敌一万零七百余人。

12月22日　复电暹罗[180]华侨建国救乡联合总会等七十一个华侨团体，称赞这些团体关于反对国民党片面召开“国民大会”的来电“义正词严”，表示“至深钦佩”。复电申明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召开的非法的分裂的一党“国大”及其通过的所谓宪法决不承认。“今后本党决为恢复政协路线与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而奋斗到底。尚望海外同胞一致努力，以实现祖国之独立、和平、民主。”

12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电：“敬电[181]悉。主力似不宜分散，如放弃七十四师不打，似宜集中二十五个团（包括四师、九师、十纵、警旅在内）左右兵力于鲁南地区，歼灭二十六师，迫退冯治安部，然后相机出淮北较为有利”。次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粟电，指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你们必须集中第一、第六、第八、第四、第九、第十各师及一纵、警旅等部，并有必要之部署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似以打二十六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部，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究应如何，望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二十七日，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开始隐蔽北进鲁南。

12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粟裕，张鼎丞、邓子恢电：“苏中、苏北、皖东敌占县城及要镇各县，我党必须坚持游击战争。第三、第四、第七各分区[182]，必须派部队派干部恢复工作。只要各分区各县能坚持游击战争，收复县城便有希望。”本日，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华中、山东两区合并给华中分局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敌愈向北攻，敌后必愈空虚，愈有利于坚持游击战争。派部队派干部恢复淮南、淮北工作必须立即进行。”

————————————————————

[1] 蔡博，蔡和森的儿子。

[2] 永福，即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

[3] 中共中央中原局1946年1月8日致电中央：由于停战最近有很大可能，又由于到豫北、华东没把握走通，我们已决定全部留原地坚持。

[4] 从1946年1月起，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该军的其他领导人员是：第二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总司令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萧劲光（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程子华。

[5] 于再，昆明南菁中学教师。1945年在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一二•一运动中牺牲。

[6] 何思敬，法学家。当时任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重庆中共代表团法律顾问。

[7] 范明枢，当时任解放区山东省参议会议长。

[8]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二十余团体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及新闻记者等六十余人。

[9] 指东北的长春铁路全线及苏军完全撤退区域。

[10] 黄克诚、李富春，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11] 吉伦，为马歇尔1946年3月11日返美述职后代理马歇尔在中国的工作的美方代表。

[12] 即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13] 林彪1946年4月4日在四平前线致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我此刻已到四平街……集中近六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

[14] 邓发，当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1945年9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1946年1月回到重庆。

[15]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27小组中共方面组长。

[16] 长哈齐，指吉林长春和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

[17] 真子电，指林彪1946年4月11（真）日子时电。电报说：根据目前东北形势及蒋介石继续增兵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消灭敌人。

[18] 文日，即12日。

[19] 当时驻守长春的是原伪满洲国的“铁狮”部队。

[20] 陈诚1946年4月3日接替张治中为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张治中奉国民党政府之命前往新疆。

[21] 指周恩来1946年4月16日夜致中共中央并转东北局的电报。

[22] 周保中，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司令员。

[23] 指杨国夫任师长的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第7师。

[24]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该城以30年代西班牙共和军和国际纵队在此顽强坚守而闻名一时。

[25] 马歇尔于1946年4月18日到达中国。

[26] 指李富春、黄克诚1946年4月18（巧）日午时致中共中央电，其中说：“新一军已到距四平七八里之地点，连日飞机助战，四平已难保持。目前最大问题，敌有新力量源源增加，而我无新力量增加。”

[27] 曹里怀，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吉林军区司令员。

[28] 指彭真1946年4（卯）月19（皓）日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五条指示，即：一、除一部分干部及部队负责进行长、哈、齐等城市之攻取与巩固工作外，其他应在原地区加紧发动群众，特别是肃清土匪；二、大量抽出地方武装编成独立团、营，以便及时补充主力；三、在四平以北松花江以南准备新的战场；四、在防匪自卫口号下大量发展民兵；五、精简机关，绝大部分人员应分散下乡或到工厂去发动群众。

[29] 指国民党拟于1946年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

[30] 程世才、萧华、罗舜初，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1] 卯号，即4月20日。

[32] 因中原军区部队大部分是原新四军第5师部队，当时习惯上仍将中原军区部队称为5师。

[33] 这个方案是：东北民主联军退出长春，国民党政府只派行政人员和平接收长春，不得派军队进入；同时，依据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34] 这时，东北民主联军为保障四平侧翼安全，将主力向四平两侧延长防线至百余里，因而已无机动兵力。

[35] 罗瑞卿，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参谋长。

[36] 辰东，即5月1日。

[37] 詹才芳，当时任冀东军区司令员。

[38] 锦榆线，指锦州至山海关的铁路，今京哈线的一段。

[39] 1946年4月，薄一波、邓子恢、黎玉到达延安，参加刘少奇主持的汇报会。在会上，他们反映在深入减租减息的运动中，若干地区展开了清算斗争，农民利用清算租息，清算负担，清算抢掠和霸占，清算黑地和挂地，清算劳役及其他剥削等方式方法，使地主以土地偿还农民，地主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中，实际上开始了土地改革。刘少奇听取汇报后，认为各地各搞各的，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应发一个指示，以便各地有所遵循。于是，由刘少奇主持，薄一波、邓子恢、黎玉参加，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这一文件经毛泽东修改过。

[40] 本溪于1946年5月3日被国民党军占领。

[41] 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42] 李立三、伍修权，当时分别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27小组中共方面政治顾问、参谋长。

[43] 锦热路，指锦州至承德的铁路，即今锦承线。

[44] 黄朱文纵队，指黄永胜任司令员、朱涤新任政治委员、文年生任副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

[45] 林彪1946年5月18（巧）日致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

[46] 在此电发出的前一天（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已撤出四平。

[47] 唐延杰，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

[48] 水东区，指河南省东部陇海铁路以南、新黄河以东地区，又称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当时为冀鲁豫军区第12军分区。

[49] 中国民主同盟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5人提出的3项主张是：（一）共产党军队撤出长春；（二）国民党政府军不再进军长春，但进行和平接收长春；（三）现有东北政务委员会今后移驻长春，但委员会人选应由各方面包括东北地方有代表性的团体在内，进行协商推定。

[50] 滕代远，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军事顾问。

[51] 指射击、刺杀、投弹。

[52] 六十军系滇军，同国民党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矛盾。

[53] 曾克林，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副司令员。

[54] 佳日，即9日。

[55] 寒日，即14日。

[56] 指华中军区1946年6月6（鱼）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电报中建议：拟集中第1、第6两师及第7纵队，攻占扬州至泰州公路线上的宜陵、白塔两个据点，相机夺取泰州，以巩固南线苏中900万人口之富裕区。

[57] 聊博，指山东聊城、博平（1956年并入茬平县）。

[58] 杨苏纵队，指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第1纵队。

[59] 赵纵队，指赵尔陆任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

[60] 保府，即河北保定。

[61] 石门，即河北石家庄。

[62] 指1946年6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东北停战延长8天，至6月30日为止。

[63] 中共中央中原局1946年6月21日关于突围问题致电中央，建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

[64] 指华中军区所属淮南军区津浦路以东的第3分区和以西的第4分区。

[65] 指苏联。

[66] 粟裕1946年6月27日电告：在淮南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目前主力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是否在苏中打一仗再西移。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6月29日又电告：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苏中大部为水网，如被顽占据，不易夺回），如不在苏中打仗便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3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部队暂缓调动”。于是，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苏中。

[67] 午灰，即7月10日。

[68] 宥，即26日。

[69] 三路，指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四城，指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

[70] 杨、杨、郭，指杨得志、杨成武、郭天民，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第1纵队、第3纵队、第2纵队司令员。赵，指赵尔陆。1946年6月冀晋赵尔陆纵队和冀晋陈正湘纵队合编为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陈正湘当时任司令员。赵尔陆，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5小组中共代表。

[71] 1946年6月30日，东北停战延长8天的期限已满，蒋介石出于各方面的压力和兵力不足，宣布在东北继续停战。

[72] 菲里波夫，斯大林的代称。

[73] 蒋介石1946年7月1日通过广播演说公开发布给各战区长官的命令，声称：“如共军不进攻我军，则我军亦不进攻共军。”

[74] 巳三十，即6月30日。

[75] 孙毅，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司令员。林铁，当时任中共冀中区委员会书记、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76] 李克农，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秘书长。

[77] 随、枣，指湖北随县、枣阳。

[78] 聂荣臻、刘澜涛1946年6月24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如政治上许可，在步骤上以攻占大同为有利，然后沿同蒲路南归。”

[79] 张、罗、杨，指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

[80] 指陈正湘任司令员的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

[81] 曾生，当时任山东野战军东江纵队司令员。

[82] 崞县，今山西原平。

[83] 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嫩江省，是国民党政府于日本投降后在东北新划任定的省份。当时国民党将东北划为9省，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和嫩江省所辖范围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和黑龙江省西部。

[84] 指当时集结在鲁南的山东野战军。

[85] 指当时分别集结在鲁南、豫北的山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

[86] 李公朴，爱国民主人士，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87]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宋时轮，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

[88] 陈毅、宋时轮1946年7（午）月14（寒）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立即执行前定作战计划，截断津浦南段、陇海徐西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北之会合，准备渡淮作战”。

[89] 泰兴战斗，即苏中战役的第一仗，后称宣（家堡）泰（兴）战斗。

[90]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91] 午文，即7月12日。

[92]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93]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

[94] 指1946年7月13日至22日进行的闻（喜）夏（县）战役。

[95] 闻一多，诗人、教授。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昆明民主周刊社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96] 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当时分别任进入鄂西北的中原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长。

[97] 此处用的是旧番号。国民党军第99军和第58军，这时已分别改称整编第69师和整编第59师。

[98] 司徒雷登，1946年7月11日继赫尔利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99] 谢富治，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

[100] 指朝阳集战役。

[101] 俭，即28日。

[102] 艳，即29日。

[103] 世，即31日。

[104] 关向应，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

[105] 叶赖纵队，指叶飞、赖传珠分别任司令员、政治委员的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当时该部在山东北线（胶济线）的南侧。

[106] 文建武，当时任中原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任质斌，当时任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第2纵队政治委员。

[107] 李维汉，当时是南京中共代表团成员。

[108] 周子健，当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

[109] 与此同时，在陕南的中原部队根据飞机抛下的执行小组的公函，派出张文津等为代表，直接找陕南国民党军交涉停战。国民党军却继续以重兵围攻，并于8月秘密杀害了中原部队派出的谈判代表张文津（干部旅旅长）、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和毛楚雄（干部旅工作人员、毛泽覃的儿子）。

[110] 黄林、张水泉，当时分别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11] 吴诚忠、张体学、熊作芳，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2旅旅长、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112] 微午，即5日午时。

[113] 鱼日，即6日。

[114] 司徒，即司徒雷登。

[115] 安平事件，指1946年7月29日，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军同冀东解放区部队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的武装冲突事件。

[116] 苏中战役中的宣泰战斗，如（皋）南战斗和海安战斗，因连续进行，当时合称为苏中第一次胜利，将李堡战斗称为第二次胜利。

[117] 交通总队，即国民党政府的交通警察总队，系由戴笠指挥的忠义救国军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淞沪别动军（投降日伪后驻上海，改称税警总团）于1945年9月经蒋介石批准合编而成。该部配有美制武器，用于华中战场。

[118]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第8地委书记、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政治委员。

[119] 霍、灵，指山西霍县、灵石。

[120] 1946年8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第6、第7纵队乘敌之虚，向陇海路出击，至12日，连克兰封、砀山等城镇、车站十余处，迫使敌军从围攻中原军的部队中抽出3个整编师救援开封，从徐州和蚌埠抽调“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主力第5军和整编11师救援砀山。13日至21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又在豫东连克杞县、通许、虞城等地。

[121]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第1绥靖区司令官。

[122]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123] 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司令官。

[124]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

[125] 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

[126] 午元至未马，即7月13日至8月21日。

[127] 边章伍，又名边章五，当时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长春执行分部中共方面小组成员。

[128] 王树声、刘子久、罗厚福、文敏生，当时分别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二副司令员、第二副政治委员。

[129] 方正平，当时任豫鄂陕军区副政治委员。

[130] 午元至未感，即7月13日至8月27日。

[131] 此时中共中央军委尚未接到华中野战军邵伯保卫战的报告，故称“作战六次”。邵伯保卫战上报中央军委后，《解放日报》乃称“苏中七战七捷”。

[132] 未宥，即8月26日。

[133] 1946年8月10日，蒋介石为促使国民党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增援大同，将原属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辖的大同划归第十二战区管辖。

[134] 扬泰，指江苏扬州、泰州。

[135] 阎傅，指阎锡山、傅作义。马，指国民党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马占山。

[136] 这里的南，指华中野战军主力所在的苏中地区；这里的北，指山东野战军所在的淮海地区。

[137] 指江苏淮阴、淮安。

[138] 鄂西北区党委，由中共中央1946年9月1日批准组成，王树声任书记，刘子久任第一副书记，文敏生任第二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昌义、罗厚福、张才千、吕振球、刘子厚任委员。

[139] 睢泗，指江苏睢宁、泗阳。

[140] 指叶飞任司令员的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

[141] 指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蒋军必败》社论的送审稿。陆定一在送审社论稿时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战争过程中，宣传上主要目标，为揭露美国，澄清同志对美的各种幻想。”

[142] 1946年8月上旬，山东野战军进攻泗县失利后，撤至泗阳休整。9月10日起国民党军沿运河两岸南下，进犯两淮（淮阴、淮安）。

[143]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的第17路军被蒋介石撤销总部，缩编为第38军。该部第17师和55师分别于1945年7月17日和1946年5月15日在洛宁、巩县相继起义，起义后接受晋冀鲁豫军区领导。

[144] 王、刘、罗、文，指王树声、刘子久、罗厚福、文敏生。张体学，当时任鄂东独立第二旅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突围后，率部在鄂东坚持斗争。

[145] 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1946年9月16日18时电报说，平绥线处于敌人严重进攻之中，我已集结主力准备打击进攻之敌，保卫察哈尔。

[146] 刘昌义，当时任鄂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47] 草店，湖北省均县县城以西的一个镇。

[148] 冯白驹、黄康、李振亚，当时分别任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

[149] 1946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杨成武、王平（冀晋军区政治委员）率晋察冀野战军1个旅和晋察冀军区各独立旅在平汉铁路北段发起大规模破击战，歼敌八千余人，控制铁路一百二十余公里，策应了平绥铁路东段的作战。

[150]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军军长。胡，指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11师师长。这两支部队属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

[151] 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

[152] 指运河以西的淮北地区。

[153] 指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

[154] 蒋介石1946年10月16日提出的八项条件，主要内容是要中共承认其侵占广大解放区的既成事实，同意“恢复交通”和让其占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并参加其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155] 华中8分区，原是淮北津浦路以西地区。冀鲁豫6分区即原冀鲁豫军区12分区，在陇海路以南，贾鲁河以东的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又称水东区。这两区合组为豫皖苏区党委和豫皖苏军区。

[156] 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

[157] 李人林，当时任鄂西北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

[158] 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1集团军总司令。

[159] 王敬久，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27军军长。

[160] 民主建国军，是高树勋1945年10月率领起义的部队。

[161] 指1946年10（酉）月31（世）日林彪、彭真、高岗、陈云致中共中央电。其中说：敌利用松花江阻我北满部队，而集中主力进攻南满和西满，最近正布置攻洮南。但长春以北敌兵力较空虚。我拟以5个师兵力，以火车运输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绕至松花江以南，再步行向敌发起攻势，以破坏敌攻洮南及策应南满。

[162] 萧华，当时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

[163] 江华当时任中共辽东省委第二书记辽东军区政治委员程世才当时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第3纵队司令员。罗舜初，当时任辽东军区第3纵队政治委员。

[164] 世日，即31日。

[165] 东日，即1日。

[166] 冬日，即2日。

[167] 林平，即尹林平，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书记兼港粤工作委员会书记。

[168] 李默庵，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第1绥靖区司令官。

[169]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170]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3绥靖区司令官。

[171] 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第5绥靖区司令官。

[172] 王震，当时任中共吕梁区委员会书记、吕梁军区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元发，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173] 刘邓区，指晋冀鲁豫军区。该军区在作战时组织指挥所到前方，平时指挥所合于军区。

[174] 中美条约，指《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通称《中美商约》，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

[175] 华中野战军在1946年11月27日至12月7日的盐（城）南反击战中，歼灭由东台、兴化两路来犯之敌六千余人。

[176] 皮旅，指从中原突围至华中的皮定均任旅长的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

[177] 即原属国民党军整编第57师的预备第3旅，这时已编入整编第69师战斗序列。

[178] 嘉、巨、金、鱼、城、单，指山东西南的嘉祥、巨野、金乡、鱼台、城武（今成武）、单县。

[179] 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第2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180] 暹罗，泰国的旧称。

[181] 指1946年12月24（敬）日陈毅、粟裕等致中共中央电，该电建议放弃歼击整编第74师，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

[182] 第七分区，指淮北津浦路以东地区。

1947年　五十四岁

1月1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新年祝词》，指出：“现在国民党当局还没有表示任何起码的和平意图，他们在美国政府指使下，正在忙于以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来装饰自己，以便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同日　修改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并加写一段话：“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切都变了，并正在继续变。在人民方面，是变得如此坚强，如此有觉悟，有组织，有决心，有信心。在反动派方面，则已变得如此横蛮猖獗，但又如此外强中干，众叛亲离，对于前途完全失去信心。可以预断，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比现时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

1月4日　关于一月二日发起的鲁南战役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指出：“（一）希望于歼灭二十六师之后，接着彻底歼灭七十七师。（二）第二步行动待此役结束后再定，但我们觉得沭阳得失无关大局，似以攻取台枣线[1]歼灭五十一师、五十九师，根本解决鲁南问题为最好。”

1月6日　关于加强对蒋管区学生运动的组织与领导，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并转上海工委、叶剑英、吴玉章、张曙时、方方[2]、林平：“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影响甚大。”“我党在蒋管区的工作，应尽量利用这次学运的成果，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动。”“经过学生活动与报章揭露，要将这些宣传深入到工人、店员、妇女、城市贫民、工商业家、自由职业者乃至华侨中去，引起他们的响应，以扩大这一运动。”

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一）歼灭一四〇旅、六十二旅各一部甚慰，如能歼灭该两旅全部开辟东南战场，于大局有利；（二）此战结束后，望相机攻占金、鱼、城、单、丰、沛[3]诸城全部或大部或一部；（三）迅速集中最大兵力（四十个团左右），准备打大歼灭战。”

同日　到杨家岭祝贺徐特立七十寿辰。为徐特立七十寿辰题词：“坚强的老战士”。

1月11日　关于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中的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高岗、彭真电。电报指出：“（一）最近北满、东满开始打胜仗甚慰，包围其塔木一点，引起九台、吉林、德惠三处之敌无计划的增援，均被我歼灭或击溃[4]。这一经验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利用结冰时期有计划地发动进攻，普遍寻找敌人薄弱据点，采用围城打援方法，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甚为必要。（二）南满四纵二十天敌后作战[5]经验亦指明，只有采取勇敢进攻方针，才是胜敌之道。他们还要勇敢一点，要敢于进攻一营两营驻守之敌而歼灭之，并且每次均一定要准备打援兵。（三）关内几个主要战场，我军开始取得主动，并且益发展成为大歼灭战。蒋介石的主要力量（薛岳八十个旅、顾祝同[6]三十个旅、胡宗南二十四个旅，共计一百三十四个旅）大批被歼灭。全国计算六个月零十天，共已歼敌正规军五十一个旅，至今年七月可能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根本转变敌我形势。在此种情况下，迫使蒋介石以全力对付陇海线各战场，不可能向东北增兵，只要你们能用一切方法，将杜聿明现有力量（五军十五个师及技术兵种、保安部队等）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歼敌一个师（相当于关内之旅）以上，一年内歼敌十二个师以上，就可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如此打两三年（因敌被歼后又可补充），就可从根本上转变敌我形势，并建立巩固根据地。”

1月16日　致信法学家陈瑾昆：“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的法律相区别，另方面，又与欧美日本一切资本主义的法律相区别，请本此旨加以研究。目前美蒋所提和谈，如过去一切和谈一样，全属欺骗性质，因其军事失败，企图取得休息时间，整军再战，我们切不可上当。”

同日　关于对美蒋恢复和谈阴谋所采取的方针，中共中央致电驻南京办事处，指出：蒋方已通知你们恢复和谈，并派张治中[7]来延安。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重整军队再度进攻。所谓恢复和谈全是欺骗，应使其恢复不成，彻底揭露其原形。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上加写一段话：“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然尚不公开正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王震、彭绍辉并告贺龙、李井泉电：“（一）攻克孝义[8]甚慰。（二）如平、介之敌向你们攻击，你们可于野战中歼灭之，而后夺取平、介；如平、介之敌不动，你们即应攻击介休，调动平遥及灵、霍[9]之敌增援而歼灭之，然后逐一夺取平遥、灵、霍，如此则孝义可巩固”。

同日　关于鲁南战役第二阶段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电，指出：“目前除以一部打枣庄外，主力立即准备打欧震[10]，以歼灭欧部八个旅为目标，务于一星期内准备完毕。”十九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粟、谭电：“前电要你们迅速准备打欧震，但欧震集团北进甚速，数日内即将占领陇海线，如果各部准备不及，不能歼敌于立足未稳之时，则索性推迟至两星期以后发起歼击”。二十日，山东、华中两野战军攻克枣庄，鲁南战役结束。此役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三千余人，俘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和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长。

同日　关于发起豫皖边战役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你们已击破方先觉[11]、刘汝珍[12]两部，形势极为有利，望乘胜展开攻势，向你们附近广大地区敌占据点中一切较薄弱可攻取者广为攻取，不论敌正规军、伪军、民团广为歼灭，收复大批失地。并不被铁路所限制，路北扫荡一时期，即可越过路南攻占大批县城市镇，北面有隙可乘又过路北行动”。“如此大约有两个月时间，即可将路北路南广大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13]及其他薛、顾[14]主力来此而歼灭之。大约在今年五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据此，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分成陇海路北南两集团，分别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于一月二十四日开始发动豫皖边战役。

1月22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晋绥野战军一部攻克孝义包围汾阳后，阎锡山立即调三个军由文水、平遥、介休分三路增援孝义、汾阳。陈赓、谢富治部署阻击援敌。本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指出：“照来电是采取防御方针，而不是采取进攻方针，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诸路中之一路而迅速解决之。不要位于敌诸路之合击点上，而要位于敌之一翼。”据此，陈、谢以一部阻击北、中两路援敌，集中主力歼击南路援敌，至二十九日，在孝义东南地区歼灭该敌，并击溃北、中两路援军，共歼敌一万一千余人。

1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文建武、汪锋电，指出打大歼灭战必须注意两个条件：“（一）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一部，每一仗只打一部分敌人，切不可同时打几部分敌人；（二）以主力打迂回，以一部打正面，切不可以一部打迂回，以主力打正面。你们如能实行上述两个条件，多打歼灭战，形势就会好转。”

1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董必武、王炳南[15]并告叶剑英电（其中第三条是周恩来加写的）：“（一）目前情况下董暂在上海工作，不要回宁；（二）王亦不要去看美蒋两方的人，对他们表示冷淡；（三）如美蒋两方再来人催询四条[16]回答，可告他们根本拒绝此四条，非完全接受我方两条[17]（最低限度），不能开谈。”

同日　农历正月初三，和朱德宴请延安地区劳动英雄、居民及驻军干部代表。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军民积极生产，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婚嫁丧葬不要铺张，并强调军民之间、乡邻之间要和睦团结，争取和平光景的早日实现。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饶漱石及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

1月2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电，指出：“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一）以小部兵力钳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面；（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希望你们按以上两条检查过去经验，部署新的作战，好好打几个大歼灭战。”二十日至二十八日，晋察冀部队进行保（定）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八千余人，隔断了保定与石家庄敌军的联系。

1月28日　关于继续发展豫皖边战役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晋冀鲁豫野战军陇海路北集团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攻克曹、单甚慰。望乘邱军尚未到达之际，攻占铁路一段，调动商丘七十五师增援而歼灭之。”据此，北集团控制民权、商丘间铁路三十余公里，南集团歼灭由商丘救援亳县的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大部。二月四日，豫皖边战役结束，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余人。北集团攻克定陶、单县、曹县，南集团攻克柘城、太康、鹿邑、杞县、亳县。

1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黄敬[18]电：“（一）连续攻克望都、新乐、定县，歼灭侯如墉[19]等部甚慰，望对指战员予以嘉奖；（二）你们已在平汉线取得主动，望在今上半年用围城打援、各个歼灭之方法，将平汉线上蒋系各军基本解决，以便下半年主力转入平绥线，解决傅作义。”

同日　美国驻华使馆发言人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代表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并撤出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人员。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

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谢富治、王新亭[20]并告贺龙、李井泉电：“同意四纵及二十四旅转移至平、介以东，补充新兵，整训一个月。王、彭、罗[21]率吕梁各部坚持吕梁。”

1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指出：“蒋介石企图于三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22]以前击败我军。据南京息，蒋军日内即将进攻，似此甚有利于我在野战中大量歼敌。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23]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似宜待其进至郯马以北发起全力歼击，可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如打得太早即有打成胶着陷于被动可能）。”“此外，后方机关须迁至安全地点，临沂须准备万一失去。许世友、王建安野战军须立即组成[24]，开至胶济路南待机歼敌，以对付蒋方南北夹击之计。总之，此次蒋军孤注一掷，我军必须有全盘计划，准备以连续作战歼灭其十个旅左右，便可彻底打破其进攻，而这是完全有把握的。”

1月下旬　为统一和加强华东全军的领导，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司令员，黎玉任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至第十二纵队（缺第五纵队）和特种兵纵队。

2月1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国内形势，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指示强调指出：“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此，在军事方面，必须继续坚持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必须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建设。在巩固解放区方面，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厉行节约，特别是要在三分之一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在会议讨论中，毛泽东说：中国的两个基本矛盾，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都未解决，因此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现在总的形势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种高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这三次都是全国规模的。第一次革命高潮无产阶级没有参加，第二次、第三次是我党领导的，但形式上是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这次是我党单独领导的。凡是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以可乘之机，否则困难。这次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如文件上所说，这一形势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日本帝国主义与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以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及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的情况下所造成的。蒋管区人民生活比抗战时期还要困难。全中国人民除了为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解放区的胜利越大，则高潮来得越快。《大公报》指出中国的三个前途：第一，政治协商的前途；第二，南北朝的前途；第三，十月革命的前途。中间派的报纸没有一个说蒋介石能统一全中国的。关于对待蒋介石问题，毛泽东说，今天对待蒋介石同抗战时期不同。就是在抗战时期蒋介石也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凡能对我进攻之处无不进攻。我们同他斗争的时间长，妥协的时间短。如果我们不在抗战时期坚决抵抗反动派的进攻，就没有今天的局面。日本投降后的和平谈判中，我们是受了损失的，在苏浙边、皖南和皖中、湖北，或是军队受了损失，或是人民受了摧残，但是，这是局部的，而且那时我们不仅在军事上需要而且在政治上也很需要。现在这个指示也没有堵死将来谈判和平的可能，我们还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口号，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同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一切卖国协定的声明，指出：“本党为了挽救祖国的危机，维护国家权益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尊严，兹特郑重声明：对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

2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你们目前任务是拉住王敬久主力”。从本月中旬开始，晋冀鲁豫野战军同国民党军第五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周旋于民权、兰封和鲁西南地区，有效地牵制这些敌人，以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莱芜战役。

2月6日　关于举行莱芜战役，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饶漱石、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刘伯承、邓小平电。电报指出：“（一）完全同意微未电第三方案[25]，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二）一星期至十天内，全军在原地整训，对外装做打南面模样。待敌十二军占领莱芜，七十三军及四十六师占领新泰、博山之线，然后秘密移动全军（缺一个纵队），首先歼灭七十三军、十二军及四十六师，然后攻占胶济全线，时间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此时南面敌人必已被动地深入临沂以北山地，我可全军回击，大批歼敌。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三）为使王耀武放手南进，我渤海区应停止攻击。”按中央军委批准的作战方案，华东野战军于二月十九日对莱芜地区之敌完成战役包围，二十日发起全线进攻，仅用三天时间歼灭国民党军七个整旅五万六千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及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收复县城十三座，控制胶济铁路二百五十多公里，连同南线及胶济线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七万余人。二十四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野战军电，祝贺莱芜战役的胜利。

2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庆祝他们歼灭郝鹏举[26]部及俘郝鹏举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萧劲光、陈云、萧华电，庆祝在高丽城子及三源浦两地歼灭敌人之胜利[27]。

同日　为统一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行动签发命令：将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世泰、副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徐立清。

同日　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并同她谈话。[28]毛泽东说：中共愿意同国民党恢复谈判，条件是：双方恢复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停战协定签订时的实际控制区域；取消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国大”通过的“宪法”，恢复一年前各党派一致通过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他又说：你在离开延安以后，一定会听到敌人传布的许多关于我们的所谓“暴行”的谣言。不过你一定记得你在许多地方看到过我们的部队，它是世界上若干最有纪律的部队之一。在谈到美国拥有原子弹时，毛泽东说：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能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

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电：“今后行动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方针。你们部队休整若干天后，请考虑是否可以打第三军。其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歼灭顽伪有生力量，并吸引保定以北之敌南下，利于第二步歼击之。”“总之，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你们应开至大名、冠县一带巩固地区休整，引诱吴绍周[29]部深入黄河以北，待我休补完毕然后歼灭该敌。”二十四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粟、谭，刘、邓电：“除以一部监视王敬久外，主力应集中于黄河以北巩固区域休整补充，待华东部队完成胶济任务后，准备相机会合两军歼灭欧、王[30]”。据上述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于本月底北越老黄河，进入朝城、范县老解放区，休整待机。

2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劲光、陈云、萧华并告林彪电，对他们在三保临江作战中歼敌一个团两个营，表示极为欣慰。

2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指出：“关于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七大时已有原则决定，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避免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根据晋冀鲁豫实行这种改组的经验，证明这种改组是正确的，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较少数首长人员之间商谈解决，更为全面与适当，因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种工作能更好的进行。”指示要求各部队在中央草拟的军队中党的组织条例尚未公布前，可根据晋冀鲁豫经验及其文件实行改组，并将经验电告中央。据此，人民解放军团以上部队党委会先后成立。

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此次大举进攻[31]时机甚好，歼灭城子街敌五个营，占领九台、农安，极为欣慰。”

2月底　人民解放军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八个月歼灭国民党军队七十一万余人，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遭到破产，被迫于三月初改为重点进攻，即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国民党根据这个方针，纠集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的兵力，准备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占领延安。

3月2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就国民党政府迫使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撤离一事[32]发表评论说：“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妄图内战到底，实现其武力消灭中共及全国民主势力的阴谋”。“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和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应由他负责。”

同日　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进入陇东庆阳地区，企图吸引我军西调，然后集中全力袭取延安。毛泽东及时指出，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据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一部向进入西华池（属合水）之敌第四十八旅发起攻击，至五日歼敌一部，并击毙其旅长。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对付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问题。

3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你们主力五个纵队争取休整半月以上，甚为必要。至下一步行动，目前可从几个方案考虑，待敌情发展再行决定。但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因五师主力一部已渡河到达太岳，一部正待机北渡，鄂西王树声部一部已渡江去湘西，一部留原地。因此，中央原令你们提早转入外线援助五师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

3月7日　董必武率中共驻上海、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乘飞机回到延安。

3月8日　吴玉章率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乘飞机回到延安。

同日　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分局书记刘晓转告曾镜冰[33]：“目前蒋管区后方甚为空虚，许多省份只有保安团并无正规军，特别东南各省为然。蒋如在前线大败，有些地方保安团也会抽赴前线，而财政经济愈破产，人民生活愈不得了，不论城市乡村的群众斗争情绪和要求亦将会增长增高。”你们“应多从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口号着想，以利群众斗争的发动、深入和继续。在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上，你们也可先从合法斗争形式上建立群众基础，先从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方发动武装斗争，求得生存和发展，尤其在组织上，开始不要铺张门面，过分刺激敌人反易招致敌人过早过大的打击”。

3月9日　关于发展豫北攻势作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等电：平汉作战可推迟至二十四日开始行动。你们作战目标，“专打平汉线及道清[34]西段之敌，第一仗即将后方移至太行，由西向东打三十二师等部。究应如何打法，请按情酌定。陈谢王所部尔后即归你们指挥”。据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本月二十三日发起豫北攻势作战，至五月二十五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四万余人，俘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官孙殿英、第二快速纵队司令官李守正，解放县城九座，控制平汉线一百五十公里，迫使豫北的国民党军缩踞于安阳、汲县、新乡等几个孤立据点。

3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提出：“三月份可全部作为休整时间，你们全军彻底休整一个月，以利尔后作战。”在华东野战军休整期间，蒋介石为了实施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撤销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组成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绥署的部队；将王敬久集团自冀鲁豫战场调至山东，将“五大主力”中的三个主力部队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第五军分别编入三个兵团，在山东战场上的总兵力达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约四十五万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电：“（一）西安确息，胡宗南准备伞兵千人，寅齐[35]在西安集中，待命起飞袭击延安；（二）望着新四旅立即开延安，以两天行程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延安为要。”

3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晋冀鲁豫中央局电，同意他们提出的苏、杨两纵队合并成一个纵队（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

同日　上午，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延安。下午，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延安。

3月1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电：“你们作战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歼灭敌人，就是对于他区的配合”。

同日　由枣园搬到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率中央机关一部分人员离开枣园北上，转移至子长县（瓦窑堡）的王家坪。

3月13日　拂晓，胡宗南军十五个旅十四万余人，分兵两路，右集团董钊[36]，左集团刘戡[37]，同时自宜川、洛川一线向延安发动进攻。保卫延安部队依托既设阵地，节节抗击进攻之敌。国民党军空军出动飞机四十五架对延安进行轰炸。彭德怀急调新四旅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敌空降兵，并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毛泽东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下午，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不远处爆炸，毛泽东镇定自若。

3月16日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的命令：“敌以五师十二旅约八万人进攻延安，经三天猛烈攻击，突破我第一线阵地，由于我军坚决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将更甚。”“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本日，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3月18日　下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部分领导人在王家坪毛泽东住的窑洞内举行会议，讨论撤出延安和西北野战兵团对国民党军进攻的作战问题。其间，由于敌机轰炸，会议移到防空洞内继续进行。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讲了全国战争的形势，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情况，还要求对撤出延安问题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晚八时，和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次日凌晨，转移到延川县永坪镇西南面的刘家渠。在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对他们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19日　傍晚，和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由刘家渠出发，深夜转移到清涧县徐家沟。次日，周恩来前往子长县的王家坪，同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会合。

同日　参加保卫延安作战的部队，经过六天的战斗，歼敌五千人后，主动放弃延安。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我军撤出延安的解释工作的指示，指出：“蒋胡急于进攻延安，正表示国民党当前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之下（军事、经济、政治上极大困难），是为着振奋人心并借以团结内部所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们失去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别在退出临沂、鲁中胜利之后，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

3月21日　率中共中央机关由徐家沟出发，转移到清涧县高家崄，在这里观察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动向。

3月23日　批准彭德怀、习仲勋二十二日提出的关于围歼胡宗南部第三十一旅的部署。根据这一部署，西北野战兵团于二十五日将该旅（缺一个团）二千九百余人全部歼灭在青化砭地区，俘旅长李纪云，取得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二十六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二）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

3月24日　率中共中央机关由高家崄出发，转移至子长县任家山。

3月25日　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至子长县王家坪，同先期到达这里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会合。

同日　听取任弼时汇报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深为感动，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字。刘胡兰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中共候补党员，牺牲时十五岁。

3月27日　复电彭德怀：“宥[38]电悉。积极歼敌方针极为正确，部署亦妥，已令陈、谢积极动作。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傅作义的一〇一师等部向晋西北进攻，左云失守。阎锡山攻占孝义、兑九峪，有向中阳、石楼出扰之可能。数月内贺、李[39]处局面将较紧。但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阎、傅。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贺龙、李井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电：“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

3月28日　关于发起晋南攻势作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王新亭并告彭德怀、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贺龙、李井泉电：“陈、谢率主力四个旅日内西进，并令十二旅（二十三旅）在后跟进，用突然动作袭占曲沃、新绛、河津、稷山四县；同时王率二十二旅及地方兵团攻占翼城、绛县。然后全军相机逐一攻占乡宁、吉县、蒲县、汾城、襄陵、万泉、荣河、猗氏、临晋、闻喜及三角地带一切可能攻取之地方。攻占上述各地之主要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故上述各地于占领后，应交地方部队及工作人员管理，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一些无法巩固之地方，只守可能巩固之地方，而主力则准备使用于他处。攻占上述各地之任务，希望于四月内完成之，五月内准备执行新任务。你们全军统由陈、谢指挥。”据此，陈谢集团于四月四日在晋南发起攻势作战，威胁胡宗南侧后，配合西北野战兵团作战。

同日　中共中央在王家坪决定留在陕北。周恩来由王家坪去晋西北布置工作。次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清涧北面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

3月29日晚—30日　在枣林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枣林沟会议后，中央机关人员为了便于行动，编成四个大队，成立了直属队司令部，任弼时为司令（代号史林），陆定一为政治委员（代号郑位）。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

3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东北局电：“兹决定冀热辽分局改为受东北局领导，接电后东北局、东总及东北政委会即与冀热辽分局、军区、政府发生指导关系（冀东包括在内）。”

同日　和任弼时致电贺龙即转周恩来：“（一）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40]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从中央工委指示。（二）接电后请你于数日内回来，嗣后即由毛、周、弼三人主持中央。我们现在在石咀驿附近。（三）敌已占两延[41]，下一步行动待侦。（四）如敌攻清涧，我们准备移至安定、保安之间。为免被敌隔断，故请你早回河西，河东事由刘、朱、董、叶处理。”

同日　复电彭德怀、习仲勋，同意二十九日来电提出的拟寻求歼击胡宗南部一三五旅的决心及其部署。

3月31日　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枣林沟，经田庄，转移到子洲县邱家坪。刘少奇、朱德等前往晋绥解放区。

4月2日　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子洲县高家塔。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电：“正太战役应尽可能提早举行及缩短作战时间，以便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抽调一个纵队（杨得志）去晋西北打傅作义（晋西北有四个旅在陕北作战）。”据此，晋察冀部队于四月九日发起正太战役。

同日　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指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此次我在蟠龙、永坪设伏，因敌未走此路，且只有正面（较弱）及右翼，缺少左翼埋伏，故未打成。但只要敌前进，总有机会歼敌。”本日，彭德怀、习仲勋复电中央军委，说明自青化砭战役后，敌异常谨慎，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数路平列，纵横三四十里以十个旅布成方阵，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对敌人此种小米碾子式战法，须耐心长期疲困、消耗它，迫其分散，寻找弱点歼灭之。三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习电：“敌十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你们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彭德怀以少量兵力同敌人周旋，胡宗南兜了几个大圈，处处扑空。

4月3日　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至子长县涧峪岔。

同日　东北民主联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第四次对临江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四万人，收复城镇十一座，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和发展了北满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迫使其由攻势转为守势，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4月4日　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子长县石家湾。

4月5日　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青阳岔。十日，在这里同周恩来会合。

4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指出：国民党采取召开伪国大、宣布国共破裂、进攻延安这些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中央决定：“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同日　就继续发展晋南攻势，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王新亭电，指出：“（一）攻占新绛、稷山甚慰，十旅纪律甚好予以嘉奖；（二）望相机攻占河津、万泉、荣河等地；（三）工事太坚者不必强攻，应超越前进，攻其较弱者。”十四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等电：“占领曲沃后以主力南下，相机攻占运城外围各据点，如有可能，则攻取运城及整个三角地带各城，直至风陵渡，威胁关中，是很好的。”遵照上述指示，第四纵队等部迅即在晋西南三角地区展开，至二十五日连克霍县、芮城、浮山、翼城等二十余城，并控制了禹门口、风陵渡两个重要的黄河渡口，整个晋西南地区除运城、安邑、临汾等孤立据点外，全获解放。五月十一日晋南攻势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四千余人，使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部的侧后受到威胁，有力地策应了彭德怀、习仲勋在陕北的作战。

4月10日　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为四一二惨案二十周年纪念作）》，加写一段话：“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然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这是日本投降以后，第一次公开号召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

4月11日　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时驻在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进到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同日　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清涧之二十四旅一个团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瓦后，一三五旅很可能调动，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此时，胡宗南士兵在陕北无数山梁之间爬上爬下，睡野地，啃干粮，历时十二天，陈谢展开晋南攻势后，胡宗南不敢再北进转圈，主力南下集结休整补充。十四日，留守瓦窑堡之一三五旅南下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时，西北野战兵团迅速将其包围，经八小时激战，全歼该旅四千七百余人，取得撤出延安后的第二个胜利。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全歼胡宗南部一三五旅的通报：“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

4月13日　上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从青阳岔出发，下午转移到靖边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在这里停留五十多天。

4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并告高岗电，同意他们八日电提出的以主力出南满的战略计划。

4月1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并告朱德、刘少奇电，奖励晋察冀部队在正太线取得的胜利。电报指出：“（一）第一期作战胜利歼敌万余，攻克数城甚慰，全军将士应予传令奖励；（二）傅作义对晋西北已无大威胁，杨纵[42]可不调动；（三）你们彻底完成正太作战任务后，休整若干天再歼三军一部甚为必要，尽可能全部歼灭第三军，只要能歼敌有生力量，时间可以延长。”从十四日开始，晋察冀部队主力按原计划由正定地区西进。

同日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敌现在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并告陈赓、谢富治、王新亭、韩钧[43]电，指出：“五师文汪部[44]七千人是该师精华，你们应当作自己建制部队一样给以积极帮助。中原局郑、李[45]诸同志（现在离石待机过路来你处）希望你们补充该部一部新兵、一部俘虏及相当武器弹药，望召文、汪征询情况，给以关于整训的指示并商定补充计划。补充与整训完成后，可给以适当的作战任务，使该部在战斗中壮大起来，以便将来和大军一道出河南作战。”

4月17日　审阅新华社社论稿《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加写两段话：“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历史事迹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4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转程子华、李运昌、黄永胜[46]并告东北局电：“你们过去时期以休养生息为主要方针是对的，现在必须转变，以打运动战为主，为着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也是可以的。你们现归东北局及东总[47]领导，尔后应向东北局及东总作报告及请示方针。”

4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并告朱德、刘少奇电：“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据此，晋察冀部队在国民党军守备力量较弱的正太路继续发动攻势作战。四月九日至五月四日进行的正太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五千余人，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的联系，孤立了石家庄的国民党军。

4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习仲勋电，认为他们二十日电提出的牵制敌人主力，疲劳与动摇其军心，各兵团准备继续困扰敌人的部署甚妥。

4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一）陈赓威胁西安，董军[48]可能南撤；（二）瓦市敌可能逃跑，其道路或经瓦市东北（玉家湾、李家川等地）向清涧，或经瓦市西南向蟠龙，望部署歼击之。”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习仲勋：“感酉电计划[49]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五月二日，再电告彭、习：“攻击蟠龙，决心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西北野战兵团于五月二日深夜对国民党军后方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突然发起攻击，至四日歼灭守军一六七旅等部六千七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给养，取得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第三个胜利。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贺电。这次胜利连同青化砭、羊马河战役的胜利，被称为西北战场的“三战三捷”。

同日　致电林彪、高岗：“请你们考虑，在东北今后是否尚须破坏铁路。我们感觉似不宜再破路，例如南满、吉奉[50]安奉[51]、四梅[52]，打通诸路，敌我来去，争夺必尚有一个时期，即尚有一个时期被敌利用而我不能利用，即使如此也不要紧，不久将来即可全为我用，若再破坏则将来修复极为困难。”

4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李先念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文、汪所部多者已休整二月余，少者亦有月余，已电太行给以补充，现请考虑如该部已获补充，可否令该部于五月中旬结束整训，准备于五月下旬或六月依刘、邓计划开往豫皖苏边区。作为该区主力之一部，相机向河南发展（如刘邓主力出豫西，则随刘、邓一起行动）。”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庆祝他们攻克泰安，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师的胜利[53]。

5月1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全力准备大反攻——纪念五一节》。社论指出：战争的形势“由蒋军的局部进攻与人民解放军的局部反攻，改变到蒋军的全面防御与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这个反攻将是长期的，因此，速胜的观念是不对的，无论在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都要作长期的打算，在长期的全面的艰苦奋斗中取得胜利。”

5月3日　审阅新华社社论稿《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加写一段话：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的文化事业，“它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没有它，革命战争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面前还有强大的敌人与艰苦的战斗，因此，我们十分需要广大有力的革命文化事业，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之共同目标而奋斗，为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

5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电：“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54]以前完毕，巳东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工作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电[55]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你们后方移至胶东、渤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入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因此，请考虑一、六两纵队是否暂缓南下为宜，因南下过早，敌可能惊退，尔后难于歼击。但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六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粟电：“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据此，陈、粟决定：第一和第七纵队停止南下；野战军主力后退一步，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机；已南下的第六纵队隐蔽于鲁南敌后，待机配合主力截断敌人一部的退路。

5月6日　关于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局，中共中央致电刘晓、刘长胜、钱瑛、方方、林平：“为加强与调整蒋管区我党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仍以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四同志组成，刘晓为书记、长胜为副书记。”

5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电：“为着于六、七两月内击破顾祝同系统第一线兵力（位于泰安、新泰、蒙阴、临沂之线约三十个旅）之目的：（一）刘邓军仍按中央辰支[56]电，争取于巳东[57]前休整完毕，巳灰[58]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为着在该区长期立脚，全军应有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每个人明白政治任务，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对中央二一时局与任务指示，应作普遍传达。（二）陈粟军在巳灰以前应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巳灰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谭[59]率七纵亦似于巳灰以后向苏中出动为宜。”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并告朱德、刘少奇电：“东北我军由北满出动主力八个师（每师约万人）入南满，向敌举行反攻[60]，五、六、七月是重要关键，你们必须钳制关内敌军，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你们主力立即开始休整，辰有[61]前休整完毕。你们下一步作战打何地、何部最能拖住敌人，配合东北作战，望拟具计划电告。”聂荣臻、萧克、罗瑞卿于十八日提出打津沧线，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晋察冀部队于六月十二日在津浦铁路北段之陈官屯至沧县间发动攻势，至十五日攻克青县、沧县、永清等城镇，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五百余人，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

5月9日　中共中央同意东北局五月七日的建议，取消西满分局，黑龙江、嫩江、辽北三省直归东北局领导。

5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饶漱石、黎玉、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朱德、刘少奇电，指出：“你处中心关键是用全力解决粮食问题，只要你们能维持二十七个旅的粮食至秋收，以后全力能在现地区坚持几个月，必能击破蒋军，根本转变局面。因此，你们应动员地方党政为彻底解决粮食而奋斗。”

5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习仲勋并告朱德、刘少奇电，对蒋介石的两步方针进行分析。电报指出：“（一）从实施黄河堵口复故计划之时起，蒋介石一贯方针，第一步驱我至黄河以北，第二步于黄河以北歼灭我军。（二）二月间刘、邓渡河休整，蒋认为已经驱逐，再难飞渡，故敢将王敬久军用于山东。（三）很长时间开放泰安缺口，让陈、粟由此北渡，陈、粟不听且歼李仙洲[62]，蒋乃开放胶济，封锁泰安，压陈、粟北撤西转。今后方针必以第一线各部（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八十三师、二十五师、六十五师、七师、四十八师等）向胶济线前进。如陈、粟放手让路，敌必误认为不敢恋战，可达驱逐目的。（四）胡宗南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至河东，寅世[63]占清涧故意不去绥德，让一条路给我走。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卯宥[64]起才令董钊率八个半旅北上，辰冬[65]到绥德，认为可以驱我渡河。辰微[66]我克蟠龙，彼始惊悉我在延安附近，令董钊迅速南撤，绥德不留一兵仍然开放着。由此证明，胡军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榆公路，而是驱我过河。（五）待陈粟击破顾祝同第一线，刘邓渡河向南，彭习向陇东、关中进军，蒋将发现他的迷梦归于破产。”

5月1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指出：“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陈毅、粟裕十三日决定，集中主力歼灭孟良崮地区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当晚，以两个纵队正面攻击，以两个纵队隐蔽楔入该师两翼，割裂该师与左右邻的联系，隐蔽在鲁南敌后的一个纵队北上堵塞该师退路，十四日全线发起进攻，其他各纵阻击援敌。十四日亥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十三日酉时电，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歼击七十四师极为正确。”十六日，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三万二千余人，击毙师长张灵甫。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野战军指战员的贺电。

5月13日　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开始。这次攻势以大量歼灭敌人，夺取可以夺取的中小城市，打通南满与北满的联系为目的。

5月14日　西北野战兵团为庆祝“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在真武洞（今安塞县城）召开有一万军民参加的庆功祝捷大会。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慰问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并致祝贺，还在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留在陕北。

同日　致电周恩来、陆定一、彭德怀、习仲勋：“完全同意六月作战方针，除留警七团于现地外，全军出陇东，先打新一旅，再打一百旅或其他顽部。”西北野战兵团于十九日制定出战陇东的作战计划，主力于二十九日西进，六月中旬收复环县。

5月16日　中共中央关于中原局机构及干部配备问题复电徐向前[67]、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并告朱德、刘少奇，同意中原局机构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为常委，邓小平兼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李先念为刘伯承的副司令员，随刘、邓一起工作。

5月19日　和朱德复电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68]

5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高岗电，庆祝他们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主力及其他各战线的胜利。[69]

同日　关于东北民主联军夏秋季和冬春季的作战任务，致电林彪、高岗并告朱德、刘少奇：“出师顺利，甚慰。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目前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两区共有人口一千五百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正在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关内方面，我苏鲁军[70]负担最大。在他们面前，集中了三十二个整编师八十五个旅（包括被歼者在内），直至此次歼灭七十四师，才使敌人进攻发生了困难，今后再歼二三个师（军），即可转入全面反攻。我刘邓军现攻安阳，六月间可以十万人渡黄河向中原前进。我彭习军（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陈赓部四个旅拟使用于西北。聂萧罗军上月正太作战歼敌三万余，缴枪一万五千以上，现须休息半月，约下月中旬拟打津沧线，配合你们作战。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

5月22日　关于山东战场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云逸、饶漱石、邓子恢、黎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5月23日　新华社为“五·二〇”南京学生反蒋示威波及各大城市事件发表《蒋介石的末路》的时评，指出：“蒋介石在进攻解放区的军事战线上，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在压迫剥削人民的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同样遭遇了严重的危机。由于粮价狂涨引起的五月初旬以来的各地粮食危机和‘米骚动’刚在开始，京、沪、平、汉、津、青、浙、赣等地以反内战、反饥饿、挽救教育危机为中心口号的学生运动，又达到一新的高潮。”

5月24日　关于夺取大西北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你们纵队六月内完成休整及一切西进准备工作（包括肃清吕梁，打开通路），准备于七月上旬由大宁、军渡之间渡河，先至陕北作战，再至宁夏、甘肃广大区域作战，以歼灭胡军及其他顽部，夺取大西北为目标，即借此以保卫山西。”

5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并转中原军全体同志电，表扬中原部队在钳制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电报指出：“我中原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七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所有参加这一斗争的部队，在和优势敌人的艰苦战斗中，虽然遭受了不小损失，但是基本骨干依然保存。中央希望你们在位三、先念二同志领导之下，加紧学习，根据中央路线检讨经验，团结一致，准备为着执行新的战斗任务而奋斗。”

5月3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目前时局的评论。评论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同日　复电在东北工作的蔡畅[71]，告诉她已要苏联方面允许贺子珍回国去哈尔滨，并请她对贺加以照顾。

6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无论刘、邓是否按原定时间行动，你们和刘、邓之间在目前阶段上均只须作战略配合，不须作战役配合。你们的战役作战应完全单独进行。”

6月3日　关于战略进攻开始的时间，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及朱德、刘少奇电：“（一）同意本月刘邓野战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二）在此期间，望令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各区[72]之地方部队亦以主力从事休整，以期下月配合作战更为有利；（三）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

6月4日　修改新华社社论稿《破车不能再开——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加写两段话：“另有一部分君主立宪派，他们不赞成蒋介石的君主专制，但仍希望蒋介石接受他们的君主立宪论，这次也参加了参政会。但是，这个参政会连同蒋介石政府在一起，按照于斌主教在开幕词中所说，是辆破车。”“就在这次参政会开会的第一天，即五月二十日，南京六千爱国学生结队向参政会请愿，表示要饭吃，要和平，却被全城军警展开巷战，不许请愿。这个参政会的参政员们亦溜之大吉，不愿接受请愿”。

6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电，同意五日来电提出的准备于十五日以后开始北移西渡的意见，并强调：“要准备吃很多的苦，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要有消灭胡宗南[73]夺取大西北的雄心，并要准备打阵地战（以后运动战将大大减少），学会近迫作业，善于攻坚。”

6月上旬　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晋察冀野战军再次组成，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下辖第二、第三、第四纵队。

6月8日　胡宗南部刘戡率四个半旅，沿着延河北进，先头部队进到离毛泽东等住地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形势危急。毛泽东决定向西北方向转移，当晚率中共中央机关冒雨离开王家湾，九日，转移到靖边县小河村。又经过一夜风雨中行军，于十日晨转移到靖边县天赐湾。

6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保密问题的指示，指出：“以后凡中央密电所发出之任何文件，凡未得中央许可者禁止印发。”“私人不得记录党政军机密事件及不得携带此种笔记本，中央迭有通知，特重申禁令。”

6月14日　致电朱德、刘少奇：“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又说，陈谢纵队本月休整，决于七月一日西调，协同边区兵团开辟西北局面；东北方面进展极快；山东方面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刘邓军本月休整，准备月底出击，并新组四个纵队，今后该区将有八个纵队作战。“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

6月15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三个月的作战情况，致电高岗并告各地首长：“敌以三十一个正规旅加上保安团队为数二十万人以上，压迫我仅有一百五十万人口及四万余军队的边区，约为七个半人对付一个敌人。以敌人力量论，山东第一，边区第二，以人口与敌人相比较，则边区为第一。但三个月战争已使敌人士气沮丧，对前途无信心。我军则士气甚壮，信心甚高。”“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率四个旅至我驻地游行一次，除民众略有损失外无他损失，中央仍在卧牛城附近不远地方工作。我主力现在陇东作战[74]，并准备于下月初调陈赓纵队过河，与边区部队协力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伯渠、王维舟[75]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76]，叶剑英、杨尚昆电，指出：“敌之‘清剿’，主要在骚扰我区，捉走壮丁。据我们经验，只要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坚持反‘清剿’斗争，即使是十数人的游击队，经常保持与敌接触，也可使敌踌躇不敢冒进，或者据山筑工，不敢下沟捉人。这样，既可迟敌前进，便我掩护群众及机关转移，又可阻敌骚扰，减少群众及机关损失。”

6月16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天赐湾返回小河村，在这里停留四十五天。

6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刘少奇、聂荣臻并转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青沧战役[77]胜利完成甚慰”。“下一步行动，似以全力（主力三个纵队不要分散，再加地方部队）向平津段出击，截断杨村、黄村段，争取在大清河北歼灭援敌为有利；如援敌不好打时，则转向平保段出击。如此，可在平津、平保两线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晋察冀野战军鉴于平保线之敌较弱，遂于二十五日对保定北部地区之敌发起攻击，至二十八日先后攻克徐水、固城等据点，歼灭国民党军七千余人。

6月21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时评《哀号无济于事》。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两段话：“黄埔军人中现在正发展厌战情绪，其中有些人正在酝酿反蒋反战，投奔人民解放军。这种情况，随着今后蒋军的失败，必定会有可观的发展，中国人民衷心欢迎这一发展。真正的黄埔革命精神，仅仅属于站在人民立场上的革命军方面，这就是事物的根本变化。”“总而言之，蒋介石的灭亡局势是确定了。蒋介石正在为此哀号，并且今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哀号文告发表，但是大势已去，不能挽回了。”

6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习仲勋电，同意他们二十一日提出的收复三边[78]的作战计划，指出：“三边敌力强大，请注意各个击破，每次集中全力歼其一两个团，以一个月以上时间完成任务”。三十日，毛泽东电告彭、习：“你们打三边时除注意攻坚外，应部署强大力量准备于其逃跑时歼灭之。此外，请注意每次作战集中全力只打一点，得手后再打第二点，哪怕是打一个团也是如此。这样可保证全歼，且常保有余力在自己手中，足以应付意外情况”。西北野战兵团自五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七日，先后收复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等地，歼灭青海军阀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逵所部两千四百余人，结束陇东、三边战役。

同日　为转发晋冀鲁豫中央局六月十六日通报，起草中共中央指示。指示指出：“各局、各首长必须检查自己地区工作是否有上述类似情形[79]，如有必须严格纠正，务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不能只顾目前忘记将来，只顾军队忘记人民，是为至要。”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据悉蒋以东北危急，令杜聿明坚守两月，俟山东解决即空援东北等情。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

6月24日　复林彪、罗荣桓二十一日来电，指出：“八天作战占领四平一半，你们决心再以一星期时间歼灭四平之敌，占领此战略枢纽，极为正确。四平占领，不仅对我军建立攻坚信心关系甚大，而且对全国正在斗争的广大群众是一大鼓励。”后来由于国民党军新一军、新六军第五个军十个师自沈阳、长春南北两个方向逼近四平，东北民主联军歼灭援敌一个团后撤围。

6月2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电：“（一）你纵仍在曲翼[80]地区荫蔽休整待命，待陈赓来中央商定开动日期，然后部队再动。因胡军主力尚在延甘富[81]地区，彭、习正打三边，你们出动过早，有引起胡军过早向榆林增援可能。（二）陈赓即日来中央。”

6月29日　关于华东野战军分兵出击敌远后方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电报指出：“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滕、临、枣[82]，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83]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此电改变了中央军委五月二十二日要求华东野战军不分兵，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自五月起以六七个月时间各个歼灭该线之敌的方针。华东野战军于七月一日分兵三路：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纵队于当夜越过临（沂）蒙（阴）公路，向鲁南敌后挺进；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泰安、大汶口敌后挺进；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处于正面战场，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地区。

6月30日　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约十二万余人，从张秋镇至临濮集一百五十公里地段上，一举强渡黄河，在冀鲁豫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7月1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六周年》。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三段话，其中两段是：“我们有个伟大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开明绅士、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这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宁可作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同胞们，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同日　东北民主联军自五月十三日开始的夏季攻势结束，历时五十天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八万二千余人，攻克城市四十二座，迫使东北国民党军收缩在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段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狭长走廊地带，转为防御。二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84]：“四平战役虽未全部解决敌人，但已取得经验，给了敌人很大打击。援敌如太集中不好打，可弃之不打，而以一个月时间休整部队，八月间再行出击，出击方向提议向北宁路方面。”

7月2日　关于华东野战军陈士榘所部应以神速动作打开同刘、邓会合的道路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电报指出：“莱芜距敌主力甚近，陈士榘所部似以越过莱芜，直打泰安及其南北之线为宜。得手后收复肥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尔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展开新局面。判断蒋方七天或十天内必改变部署，以主力一部回到兖、泗[85]，阻止我军与刘、邓会合。因此，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如攻泰安时间过长，亦可置之不打，并应在打泰安时，先以一部抢占泰安以西及西南各县。”

同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陕北观察家痛斥蒋介石的评论。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一段话：“观察家说：一年来蒋介石采取了许多步骤，召集‘国大’、制定‘宪法’、‘改组’政府、驱逐中共代表、占领延安。现在又有所谓‘通缉’中共领袖，其目的都是为着打击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的威信，并将他们孤立起来。但其结果却是完全相反，致命地打击了蒋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残存的一点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蒋介石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7月3日　关于杨得志、罗瑞卿部下半年的行动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刘少奇、聂荣臻即转杨得志、罗瑞卿并告林彪、罗荣桓电。电报指出：“现在距雨季尚有一个月，主力应即照杨、罗电移至高阳、雄县以东，休息若干天，争取在午号[86]或午有[87]以前，在永定河以北（平津间）进行一个战役。此役完成后即回至石门[88]以东，休整一个月（八月），然后进行石门战役（九月）。打石门以后休整一时期，即应移至平绥、平汉两路之间，对该两路之敌作战，计时约在十月半以后，准备以三四个月时间将该两路之敌充分削弱，然后与我东北部队配合夺取平绥路。我东北部队目前须有一个多月休整，尔后即可以一半兵力向北宁路及热河、冀东进击，明春即可向平绥路进击，以占领整个平绥路，打通华北与东北联系为目标。你们应按照这个方向进行部署。”

7月4日　关于陈谢部队开往陕北还是开往鄂豫陕问题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提出：“关于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有两个方案仍然值得考虑：（一）陈谢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十二万人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但陈纵基本任务是协同边区集团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不变更。以上两案，究以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电报并告知陈赓约于十二三日可到小河，彭、习是否也可来小河会商一次。

7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攻克泰安甚慰。正面蒋军近日陷入麻痹状态，进退维谷，此种麻痹状态可能再延长几天。你们除正面待机及令叶、陶[89]进击临、枣外，望令陈、唐[90]以主力向南，于数日内相机攻占大汶口、泗水、曲阜，歼灭七十二师残部及二十师一部，然后以全力向西，攻占路西、湖东[91]各县，以聊城为后路。目前数日内，不要顾虑八十五师之增援。”

7月10日　关于全军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两年计划，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电报指出：“第一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歼敌一百十二万人。”“敌军主力仍在南线[92]，连被歼者（其中大半已补充，惟人数不足，战力弱，一部在准备补充中）计算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个旅，其中，山东（包括苏北）八十八个旅，太行二十六个旅，西北（包括晋南、榆林、宁夏，不包括兰州以西）四十个旅。北线[93]敌力较弱，共有六十四个旅（被歼者在内），其中，东北（不包括冀东、察北）二十四个旅，五台及晋绥四十个旅（孙连仲十五个旅，傅作义十个旅，阎锡山十五个旅）。敌后方守备兵力三十个旅，其中，新疆及甘西八个旅，湘、鄂、川、滇、黔五省十六个旅，东南各省及台湾六个旅。全国敌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去年七月共有兵员一百八十余万人，一年作战被我歼灭七十八万人，补充六十万，逃亡二十万，现有兵员一百五十万人。”“我军山东有二十七个头等旅，太行（不包括陈赓）有十三个头等旅、十四个二等旅，西北有边区六个旅（其中四个是晋绥来的），陈赓四个旅，晋绥三个旅，五台有九个头等旅、四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三十二个旅。我全军共计一百一十二个旅（东北、山东两炮纵，东北、晋绥四个骑旅不在内），九十万人。此外，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军事机关四十万人。”“第二年我军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使华北、西北我军获得军火接济。”“上述北线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五台、晋绥为辅助完成之。”“东北我军目前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约于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四个月至六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如能顺利达成上述任务，约在明春即须以东北有力兵团，配合五台、晋绥进攻平绥路。待战争发展平绥路附近时，五台、晋绥我军统一归林、罗指挥作战。”“在第二年计划顺利完成条件下，第三年山东、太行两主力即可向长江以南发展，东北、五台我军，除留必要兵力攻击平、津、沈及其他第二年尚未占领之城市，并守备本地外，即可以相当数量之兵力加入西北及长江以南作战，而主要是加入西北，以期夺取西北各省及四川全省，巩固后方。”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电，祝贺攻克费县歼灭冯治安部一个旅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全军将士电，祝贺攻克郓城歼灭曹福林[94]主力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一）叶、陶歼灭峄、枣[95]之敌后，似宜向西攻占邹、滕、临、韩[96]，切断津浦，吸引桂系及欧震向西，直接威胁徐州，策应刘、邓。（二）陈、唐望照前电主力迅速南下，歼灭大汶口、泗水、曲阜等地之敌，以小部向西攻占肥城、平阴、东阿。（三）正面我军望精心选择机会歼灭黄百韬[97]部，然后再决第二步行动。（四）刘、邓已克郓城等地，如能歼灭七十师并争取在路北多歼几部敌人，然后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举行陇海作战，似属有利；我军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整个七月份，华东野战军三路分兵，叶飞、陶勇在鲁南，陈士榘、唐亮在鲁西，陈毅、粟裕、谭震林在鲁中正面作战，在战略上调动和分散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军队，打乱其进攻部署，配合了刘、邓的战略进攻。

7月13日　致信陈瑾昆，信中说：“立法工作是一新部门，得兄主持，日起有功，是大好事。时局如兄所料，人民战争是发展的；惟艰苦奋斗，尚须付以数年时间。”

7月14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指出：“七月四日蒋介石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丝毫没有令人惊异。”“事实上蒋介石的真正总动员老早实行过了，在以前他是只做不讲；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总动员，只等着一个总崩溃了”。“总动员救不了总崩溃，这个公式连蒋介石集团也无法否认。”

7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郑位三、李先念电，指出：刘、邓十四日电提出迅速补充太行纵队及五师，两个月内向豫西出动，极为必要，望照此执行。

7月19日　关于改变陈谢纵队使用方向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郑位三、李先念，谢富治、韩钧电：“（一）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98]，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习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二）提议赵基梅纵队[99]（五师主力）、秦基伟纵队[100]及孔汪[101]三十八军与陈谢纵队一同南进，统受陈、谢指挥。（三）上述陈、赵、秦、孔四部统于电到二十天内完成一切政治、军事、经费、干部等项准备工作，未皓[102]以前渡河。”二十二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电：已决定陈谢纵队、秦基伟纵队、五师、三十八军四部统由陈、谢指挥出豫西。出动时间必须在八月二十五日以前。“待五师出发后，先念即可偕中原局工作人员及王树声并带一批干部去刘、邓处工作。”

7月21日—23日　在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会议总结第一年战绩，着重讨论军事计划和地方工作等问题。毛泽东讲话。在分析战争形势时，他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但不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日本投降后的和平谈判是必要的，全部问题政治解决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教育了群众。统一战线的成分有了变化，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我们现在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南方的地主却因为征兵征粮首先与蒋介石闹翻，与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他们在抗战时期还相信蒋介石，现在则与我共同抵制蒋介石的国民大会，这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关于军事计划，他说：原先计划陈赓率部西渡黄河集中在陕北打胡宗南，现在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协助西北我军打胡宗南，在战略上、粮食供应上都有利。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胡宗南的条件。陕北在军事上、财政上以依靠晋绥为主，战争使陕北我党领导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今后更是如此。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边区要实行简政，降低生活水平，从干部降低起。关于土地改革和“三三制”问题，他说：“三三制”不变，但解释是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主。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的要求更进了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但对共产党员则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也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地主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会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还决定，由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张宗逊、徐立清、刘景范、张德生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前委，彭德怀为书记，以讨论政策与执行战略任务。

7月23日　关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出大别山，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局电。电报指出：“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此电改变了中央军委五月四日关于刘邓兵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和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的计划，同时提出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南渡长江的计划：“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广东纵队[103]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

7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十日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议的电报，指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

同日　为转发刘少奇四月二十四日给晋绥同志的信写批语，对信中提出的晋绥一些地区土地改革存在不彻底问题、不彻底原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给予充分的肯定。批语说：“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各级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

7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谢富治、韩钧，郑位三、李先念电，要求他们到国民党区域作战，除完成新兵补充、军事整训、干部配备及经济、粮食、船只等项准备工作外，还必须做两件事：“第一，必须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使一切指战员明了任务的光荣与重要性，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与在解放区作战的不同，指出战胜国民党的各项条件，使一切人具有克服困难的决心与勇气，具有远征意志，完成充分的精神准备。第二，各纵各旅领导机关，必须由你们派人帮助他们研究并确定到国民党区域工作的各项政策，包括如何征集粮食，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利用与对付国民党的保甲、税收机关及区乡政府人员，如何对付地主武装及建立群众武装等项。”

同日　致电朱德、刘少奇、康生[104]，通报近期工作和战争情况：（一）“中央已召集彭、贺、习、马、贾[105]诸同志开会三天，检讨工作，决定河东、河西统一后方工作由贺负责，西北局回后方主持；又决定精简人员，规定新的生活标准，以利持久；又决定向脱离群众的干部作斗争，展开土地改革。”（二）“野战军自打合水、曲子、环县歼灭八十一师及骑二旅大部后，三边敌人逃回宁夏，收复三边；现决定向榆林行动，给该方之敌一个打击，相机夺取榆林，吸引胡军北援，以利陈赓纵队行动；[106]决定陈纵不来边区，八月底向豫西出动”。（三）“刘、邓歼敌八个半旅，山东歼敌一个半旅，邱清泉、吴绍周等十个旅从鲁中被迫调至兖州，山东局面稍见松动。”

7月27日　关于刘邓部休整及南进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一）利用五军回驻莱芜，吴绍周亦在对付叶、陶之机会，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107]电任务。（二）我们已面告陈赓，准备提早至未哿[108]以前渡河。陈赓约未鱼[109]可到太岳。（三）从现在起，陈赓集团即归刘、邓指挥，望令陈、秦、赵各纵及三十八军提早于未删[110]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未删至未哿间渡河。（四）未齐[111]左右边区部队开始攻击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军主力北援，以利你们南进。如陈赓能于未哿前渡河，你们能于未删左右南进，则可能取得几个星期时间在豫西及大别山立住脚跟。”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陈赓，谢富治、韩钧，郑位三、李先念电：“从现在起，陈谢集团归刘、邓直接指挥。”“陈谢集团组织前委，以各部首长为委员，陈、谢、韩三人为常委，陈赓为书记，谢富治为副书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郑位三、李先念电：速令到达豫皖苏边区的张才千、李人林两部[112]加紧整训，务于八月二十五日以前整训完毕，届时随刘、邓南下，恢复鄂豫皖工作。

7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区各级首长并转全军指战员电，通令嘉奖刘邓军鲁西南战役大捷，指出：“第二年第一个月作战，除山东及他处歼敌一部外，我刘邓军自午东[113]至午俭[114]在郓城、巨野、定陶地区，以连续不停之作战，歼敌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伤俘敌五万余人，战绩甚大，特此通令嘉奖。”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并告陈赓、谢富治及彭德怀电。电报指出：（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八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三）“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7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赓、谢富治、韩钧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电：“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请注意下列各点：（一）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二）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三）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上的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请考虑要李先念率赵基梅纵队即日动身，于八月十五日前到巨野和你们一道去大别山。如先念直接掌握该纵为大别山军区骨干，对于建立根据地当有帮助。

7月31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的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又两个旅，共五万人。

8月1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转移，第二次到达青阳岔。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指示李先念遵照刘、邓七月三十一日电令，即日率赵基梅纵队东进，最好能于八月十日前到达郓城，一切能工作的干部均随同行动。

8月2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青阳岔出发，到达火石山。

8月3日　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五个纵队于八月一日西渡运河，进入鲁西南地区。本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待陈、唐、叶、陶五个纵队集结郓城地区时，该五纵统归你们指挥，就现有力量从内线钳制敌人”。

同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火石山出发，当晚到达横山县肖崖则村。

8月4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肖崖则村出发，到达子洲县巡检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提出山东主力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带炮兵主力迅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陈、唐、叶、陶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

8月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待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渡过运河后，请令该五纵以有力部队沿运河西岸择要筑工固守，制止敌邱、欧[115]西渡”。

8月6日　关于刘、邓直下大别山可能遇到的情况及采取的对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陈赓、谢富治电，指出：“你们对于出动后敌之可能对策估计如何？我们觉得敌可能采取两种或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但此种办法难于调动很多军队，估计可用于进攻者约十二个旅（或较多）左右，即七师、四十八师、十师、七十九师、三师、五十八师各两个旅。其中除桂系外，战力均不甚强。其出发地点不一，在短期内势必参差不齐。如我能于运动中歼灭其四五个旅，其攻势必受顿挫。我可取得休息机会，以利再战。敌此种办法的基本缺点是进攻兵力太少，我之回旋余地甚大，并有迫我渡江南进之危险（敌很怕此着）。第二种办法，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除上述十二个旅（或较多）外，并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共二十几个旅，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先从长江、平汉两线完成部署，然后向西向北进攻。此种办法之基本缺点是给我以立足时间，且使山东攻势完全破坏，鲁西、豫东亦大部难保。即使集中二十几个旅，分两线多路进攻，我亦可能于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第三种办法，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十二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你们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同意陈毅、粟裕五日提出的由陈、粟率野战军直属机关和第六纵队去鲁西南指挥六个纵队作战，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组成东兵团[116]，华东局去渤海[117]的建议。七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并告陈、粟电：“陈粟六纵全部必须从内线，即从你们的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才是最有力的钳制。你们不要希望他们出陇海线直接掩护”。“只要陈、粟六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一切有办法；如果分散南进，则全局不利。”此电实际上改变了七月二十三日要叶飞、陶勇率第一、第四纵队分兵渡江南下的计划。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式通知刘、邓、陈、粟：“原定叶、陶去闽浙赣之任务，停止执行”。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并告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电：“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敌机动兵力分置于鲁中、运东[118]、陇海（桂系等）三处，加以鲁西之敌新受巨创，士气不振。我则以一部钳制鲁中之敌，主力位于鲁西南。敌虽想从运河、陇海两线向鲁西南进攻，但估计短时间内尚不可能。敌目前既怕你们全力向东攻邱、欧，又怕你们全力向南攻陇海。在此情况下，你们全军可以安全休整十天内外，鼓励士气，整顿队势，以利争取新胜利。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待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到郓、巨，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由于蒋介石以八个整编师十八个旅约十四万人的兵力，分由菏泽、袁口、嘉祥等地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分进合击，企图逼其处于郓城、鄄城之间狭小地区内，然后利用连日大雨，黄河水位陡涨，破坏黄河大堤，水淹刘邓军。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心提前结束休整，乘敌合击部署尚未完成之际，立即隐蔽突然南进，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七日，刘、邓率主力四个纵队自郓城地区南下，经巨野、定陶之间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南进。

8月8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巡检寺，到达绥德县李家崖。

8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刘邓及山东两军于八月七日开始由郓城向豫皖苏及大别山前进。“为有力地协助刘、邓行动，我陈谢集团应提前于未灰[119]至未删[120]间渡河，首先控制潼洛段山区，再看形势决定下一步行动。”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十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陈、粟电：“在敌主力东迫郓城西迫鄄城情况下，我在郓、巨作战已不适宜，即北撤亦来不及，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

8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贺龙、习仲勋并告彭德怀电：“我刘邓大军已开始向大别山前进，陈谢集团未哿[121]前渡河进攻潼洛段。请令王世泰率警一、警三两军[122]迅速行动，直出长武、州[123]，攻占泾河以南、渭河以北诸县，吸引暂二旅、新一旅等部，使不能东调。”

同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李家崖，到达绥德县黄家沟。

8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粟裕、饶漱石电：“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刘、邓南下，全局必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势必大部南去。陈、粟率六纵及野直进至聊城待机与宋、王[124]会合，可能开展鲁西南局面，并利于直接策应陈、唐、叶、陶。”“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本日，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北渡黄河，第六纵队和特种兵纵队跟进。

同日　刘邓野战军主力从民权至商丘间和虞城地区分三路越过陇海路，分别向大别山疾进。

8月12日　关于刘邓大军南进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指出：“有三点请你们斟酌：（一）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二）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三）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现敌大军向刘、邓追击，若你们于刘、邓出陇海线后半个月之久方能渡河完毕，则对刘、邓援助过于迟缓。又胡宗南主力正向榆林增援，三十六师两个旅本日到横山、榆林间，刘戡五个旅本日到石湾。彭、习亦甚盼你们早日渡河，变动局势。”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陈谢集团两个纵队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共约八万余人，分两路先后在晋南、豫北交界处的垣曲、济源间及茅津渡以东地段南渡黄河，跨过陇海路挺进豫西。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电：“（一）我攻榆林未克，敌钟松[125]部明元日[126]可进榆林，刘戡五个旅可到麒麟镇以东。（二）我军即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钟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谢行动。陈、谢定于未哿[127]渡河。（三）为防刘、董[128]进占绥德，我无定河、黄河间各后方机关，必须迅速移至黄河以东，望贺、习立即部署移动。”

8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刘少奇电：“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将支电[129]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去讨论，我们认为你们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

同日　傍晚，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从黄家沟出发，渡过无定河，转移到绥德县延家岔。

8月14日　下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延家岔，转移到米脂县城郊井家坪。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李先念并告陈毅、粟裕电，指示李先念率赵基梅纵队到聊城以南、黄河北岸地区，接受陈、粟指挥，相机南进。

8月15日　下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井家坪出发，傍晚转移到米脂、佳县交界的陈家岔。

8月16日　上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陈家岔出发，夜晚转移到佳县以西十五公里的曹家庄。

8月17日　黎明，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曹家庄，中午到达佳县白龙庙村。经过暂短时间休息后，继续行军。十八日，冒雨抢渡五女河，傍晚到达佳县杨家园则，为山洪所阻，即在此宿营。

8月19日　上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杨家园则，中午到达佳县梁家岔。二十一时半电告彭德怀：“我们明二十日在梁家岔（梁家岔在柏树坞北三十里、槐树湾南十里）休息不动。”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随即架通电话。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认为陈、粟十五日提出关于陈唐兵团不宜急返内线的报告极为正确。并指出：“陈、唐、叶、陶必须克服部队中转回内线之情绪，学习刘、邓向外线英勇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区域行动，绝对不可有渡黄河北返或运河东返老根据地长期休整之思想。”

8月20日　寅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电，完全同意他十九日提出的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根据这一作战计划，西北野战军于本日拂晓对沙家店之敌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歼灭三十六师主力六千余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开始转入内线反攻。

8月21日　关于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和各战略区首长电，指出：“我全党全军应在目前数月内一致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申、酉、戌、亥四个月[130]，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

8月23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骑马由梁家岔到西北野战军指挥部住地佳县前东原村，向参加沙家店战役总结会的旅以上干部祝贺胜利，研究部署新的战役。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又说：侧水侧敌[131]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同日　下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梁家岔，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在这里停留一个月。结束了转战陕北时期最艰难的阶段。

8月24日　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及华东局：“粟裕同志巧酉电[132]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望转示榘、唐、叶、陶及六、十两纵及炮纵坚决执行。”“现已有约二十个旅之敌军向刘、邓方面前进，鲁西南及豫皖苏边区较为空虚。你们必须在九、十两月内歼灭几部敌人，攻占多数薄弱城镇，逐步将此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若西兵团在九、十两月内不能达到上述目的，而使刘、邓在大别山站不住脚，甚或遭受不利，因而被迫北返，则于大局不利。”“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七月减员较多，无损大局。希望你们尽速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当地地方兵团完成中央付给我华东军的伟大任务。我相信你们必能完成此种任务。”电报提出：“第二年作战基本任务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部分任务是在内线歼灭敌人，借以破坏国民党之计划（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破坏解放区，使不能持久），达到我们分散敌人，各个击破敌人，并使解放区不被破坏，使战争能够持久之目的。”

8月25日　致电饶漱石、黎玉并告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蒋介石似乎判断我主力必守胶东，企图以四五个师向胶东进攻，吸引我主力进入内线后，即在青岛、平度、掖县线建筑坚固工事加以封锁，以两个师左右守备该线，然后以三四个师向东攻击。彼似希望此计迅速成功，以便抽出两三个师用于他处。目前彼在临沂以北使用了二十个旅，与向大别山对付刘、邓之兵力约略相等，而在鲁西南对付陈、粟之兵力则甚薄弱，在陕北对付彭、习之兵力，自三十六师被歼后已甚感不足（仅有七个机动旅），在豫西对付我陈赓之兵力则完全没有。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必在胶东方面力求速决，以便抽兵。因此，我们完全同意你们以一部位于内线，以主力（二、七、九纵）位于外线，以利持久之方针。只要许、谭率三个纵队位于外线（诸城一带），寻机打一二个小胜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敌即不敢向胶东深入，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即可保全。”

8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并告彭德怀、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电，指出：“陈、谢渡河后，主力攻占新安、渑池、陕县、灵宝、阌乡[133]，相机夺取潼关；以一部攻占宜阳、洛宁、卢氏、嵩县；另以一部攻占洛南、商县、商南，切断西荆[134]公路，迫使胡军一部向陕南布防。”并指出：“一个月内，胡军主力不可能到豫西，陈、谢应乘此时机放手发展。”三十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电，指出：“（一）西面空虚，攻取较易；洛阳附近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二）速以四纵全力、三十八军及二十二旅抢占陕县、灵宝、阌乡、洛宁、卢氏，相机抢占洛南、商县、商南。秦纵[135]位于新孟洛地区，牵制洛阳之敌，以一部攻占宜阳、嵩县。（三）避开强固设防据点，专打守备薄弱据点，并力求运动战，求达机动迅速、广占敌区、多歼敌人之目的。”根据上述指示，陈、谢以主力向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豫陕边挺进，以一部活动于新安、孟津、洛阳地区，牵制洛阳之敌，以利于主力以后南出汉水或东出平汉路。

8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敌大军向刘、邓追击，情况异常紧迫。目前几个星期内是重要关头，望你们率六纵、十纵、炮纵星夜兼程急进，不惜疲劳，不要休息，不要补充，立即南渡，统一指挥陈、唐、叶、陶”。二十八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粟电：“目前中心一环，是你们率六纵、十纵、炮纵迅速南渡，与陈、唐、叶、陶会合，在九、十月内打开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运河以西之广大局面，大量歼敌（打有把握之仗），并在渤海、冀南建立补给中心，则侵入胶东之敌必难持久。否则两头失塌，刘、邓亦难在南边立脚，则于大局不利。”二十九日晚，陈毅乘车前往撤至黄河以北的第十纵队进行动员。三十日，毛泽东致电陈、粟：“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136]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三十一日，第六纵队和特种兵纵队日夜兼程赶到黄河北岸阳谷、寿张地区，陈毅、粟裕率六纵、十纵、特纵于九月三日南渡黄河，四日渡河完毕，五日在郓城地区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会合。

同日　刘邓野战军全部渡过淮河，胜利地进入大别山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任务，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计划破产。

8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许世友、谭震林，陈赓、谢富治并告彭德怀、习仲勋，朱德、刘少奇（转聂荣臻、萧克），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林彪、罗荣桓电：“在目前情况下，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注重。给敌以歼灭是说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执行这一方针，必须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之兵力，以一部打敌正面，以另一部包围敌之两翼，而以主力或重要一部迂回敌之后方，即是说四面包围敌军，方能奏效。这是我军的基本方针，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但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军前进方向施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远之条件下，我军应当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这即是说，不要四面包围，只要两面或三面包围，而以我之全力用于敌之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这样做，可以减少我军伤亡，其被歼灭之部分可以补充我军，其被击溃之部分可以使其大量逃散，敌能收容者不过一部分，短期内亦难恢复战斗力。现在顾祝同系统尚有三十二至三十五个战略性野战机动旅，分散使用于胶东、鲁西南、皖西及河南，若我能依情分别采取上述两种方法，在短期内给其十个至十五个机动旅以歼灭及歼灭性打击，则局势可以迅速改变。”

同日　鉴于胡宗南军六个半旅于二十七日由米脂北七十里地区南撤，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指示他“率全军立即转至敌之先头（米脂、绥德之间或直出清涧），阻敌南进”。二十九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电：“请率全军以三天至四天急行军赶到石咀驿、九里山之线，夺取先机，制敌死命”。三十日，再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电：“敌已确定全军南撤，九十师可能以一部向东佯动吸引我军，以利其主力迅速向南。我军务宜摆脱当面之敌，以三天急行军先敌抢占绥、清[137]间一段，阻敌南进。然后以一部节节阻敌，主力大举沿公路南下（不要脱离公路），直指咸阳，制敌死命，有力地配合刘邓、陈谢。”据此，西北野战军以二纵队沿咸榆公路西侧追击，九月二日进至清涧以北之九里山、石咀驿一线阻击敌人；主力沿咸榆公路以东追击。

8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黎玉（转谭震林），陈毅、粟裕电：“华东局及九纵被迫留在胶东，震林率二、七两纵在诸城。这样，实际上比饶、黎、许率九纵到诸城或震林率二、七纵到胶东都要好些。这样，胶东有九纵、十三纵及广大地方部队，可以逐步形成有力的内线作战兵团，直接保卫胶东，可以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之作战方针（即对敌一个或二个旅，以歼灭其一部击溃一部为目标而部署战役作战，注意多打小胜仗）。震林在诸城应完全遵照饶、黎指示休整待机，在胶东外线直接配合内线，目前不要南下临沂或陇海。作战时应注意打小规模歼灭战，每次以歼敌一团一旅为目标，不打无把握之仗。”

同日　致电林彪、罗荣桓：“希望你们能于九月下旬开始作战，配合南线”。“新的作战，似宜以有力兵团进攻山海关、沈阳线上之敌，以另一有力兵团进攻中长线上之敌，以求分散敌人，各个击破，重点放在中长路或山沈路，由你们酌定。”据此，东北民主联军于九月下旬发起了大规模秋季攻势作战。

8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首长电：“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同志现在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同志为副政委），不能兼顾军委工作，特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工作，副参谋长仍是叶剑英同志。”

9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指示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电：“攻占新安、渑池、宜阳、洛宁等地，歼敌四千余，甚慰”。“你们作战范围，包括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广大地区。应使干部熟习这一地区地理、敌情、民情，准备以至少半年时间，在这一地区东西南北往来机动，大量歼灭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作战原则，对敌守备薄弱之据点及城市则坚决攻取之，对敌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攻取之，对敌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避开之，着重点放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及占领广大乡村，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必须准备经过一个困难时期，逐步建立根据地。”

9月3日　关于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致陈毅、粟裕电，指出：“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

9月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电：“（一）据密息：二十七旅以一个团分散守备灵宝、阌乡及该地车站，主力驻华阴为预备队，陕南、豫西南各县似甚空虚。（二）你们应以四纵有力兵团位于阌乡以西，准备歼灭二十七旅主力之增援，以四纵主力分别同时包围陕[138]、灵、阌三城，相机攻占之。得手后，交三十八军守备，令其着重肃清三县地主武装（这是非常重要的）。四纵全部则分两路，一路取捷径出陕东南，相机攻取洛南、商县、商南、荆紫关诸城镇；一路出伏牛山，相机攻取卢氏、淅川、内乡三城。四纵于占领上述各地后，即应散开于各县乡村，攻破地主围寨，消灭地主武装。上述任务，争取于本月内完成。（三）秦纵以有力兵团位于洛阳以西，阻止洛敌西犯，其余南进，相机攻取嵩县、鲁山、南召诸城，并消灭各县地主武装。（四）应将占领县城与占领乡村、消灭敌正规军与消灭敌地主武装看得同等重要。全军都要有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六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韩电：“四纵主力西进，相机攻取陕、灵、阌三县以后再入陕东南及豫西南。”

9月6日　关于彻底平分土地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央工委五日来电。复电指出：“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重要反动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平均分配。不但土地、山林、水利平均分配，而且要将地主富农两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适当地分配给农民中缺乏这些东西的人们，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财产不超过也不低于农民所得。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此外，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

9月11日　关于陈粟野战军沙土集战役[139]胜利后的任务，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黎玉，陈赓、谢富治及彭德怀电。电报指出：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在“郓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特向西兵团全军将士致庆贺慰问之忱”。“在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人员补充主要靠俘虏，应采即俘即补方针，弹药补充主要靠取之于敌。应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同时严整军纪，争取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

同日　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加写两段话：“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灰心丧志，慌乱动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贪污腐化，愈陷愈深，互相埋怨，见死不救，这就是整个匪军营垒的现状。再打一年两年，蒋介石匪帮就离全军覆灭不远了。”“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已经是中国人民的常识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开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注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因七师较强，不易俘缴，四十八师情况不明，似和七师相差不远，而中央系各部及滇军五十八师则在运动中易于歼俘。”据此，刘邓军于本月在商城、光山地区，同滇军整编第五十八师连续打了三仗，把敌人机动兵力吸引到大别山北麓，保障第三、第六纵队向皖西、鄂东地区展开。

9月1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对五军、七十五师暂时不打很对。对俘虏应采取即俘即补方针。俘获后有数天训练，开一个翻身会（吐苦水），即可补入部队。彭习野战军全靠俘虏补充，即用此种方法，而战斗力很好。用此种方法，只要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均有俘获，即能保持兵员的经常状态。”

9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指出：陈、谢已克灵宝、阌乡、卢氏，现正以三个旅攻陕县，三个旅向西急进，直迫潼关。鲁崇义的整编三十师主力现被我王新亭部阻困于临汾，难于西撤。西安、潼关线空虚。拟令陈、谢攻克陕县后率五个旅向渭南、华阴攻进，以秦基伟三个旅及三十八军一部留豫西活动。“在此种情况下，我军似宜扭住刘、董于大小劳山以北、永坪以南地区，协助陈、谢得手，削弱刘、董，使其恐慌动摇，进退维谷，至时机成熟时，各个歼灭之，或与陈、谢直接会合于渭水以北根本解决之。”

同日　西北野战军开始在岔口、关庄一带追歼胡宗南军，经过三天战斗，给了南撤的胡宗南军以重大杀伤。十九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三天战斗给了敌人以相当削弱，迟滞了敌人南进，特别是认识了敌人士气衰落，我军士气大增，不怕这个敌人，对于我军向渭北出击争取胜利，大有利益。”

同日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开始。

9月1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并告华东局电：“现在的中心问题是打胜仗，只要再打两三个沙土集这样的胜仗，不但能调动胶东敌军，而且能保障你们及刘、邓的后方通路。只要前面打胜仗，敌即无法断我后路。但我军在一个时间内，必须要有一往无前不要后路的决心。”陈、粟决定，留第十纵队和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于鲁西南牵制邱清泉部，陈粟野战军主力及李先念率领的刚由豫北南渡准备转用于大别山的第十二纵队，于九月二十六日分五路横越陇海线，南下豫皖苏地区。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增调两广纵队从渤海区至鲁西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饶漱石、黎玉、谭震林并告各首长电，通报各战区的作战情况。电文如下：“目前情况：（一）我军在大别山、豫西、鲁西南、豫皖边区及陕北，业已完成战略展开任务。（二）我刘邓军已在豫东南、鄂东、皖西占领十多县及广大乡村，威震大江南北。该区群众很好，粮食已可吃新谷，地方工作已在布置，现在准备歼灭敌主力之作战。在该区周围之敌共二十三个旅，其中机动兵力约十二个旅左右，近又有抽整十师二个旅去郑州消息。（三）我陈粟西兵团已集中鲁西南，并已歼灭五十七师，奠定了该军扩大根据地至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并在该区内继续歼敌之有利地位。该区敌只有十五个旅左右，其机动兵力不过五个旅左右。（四）我陈谢兵团已占豫西九县（宜阳近被敌占），除歼灭大量保安部队外，并歼灭胡宗南七十六师之新一旅、三十六师一个独立团，又歼灭洛阳李铁军[140]部整十五师六十四旅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现该区除陕县尚未攻克外，淅川、南召以北，洛阳、临汝、鲁山以西，均为我占。现渭水、黄河以南，汉水以北，平汉以西甚为空虚，利于我军放手发展。（五）陕北我已收复佳县、米脂、吴堡、子洲、镇川、横山、靖边、保安、吴旗、安定、固临诸城镇。彭率野战军已进至青化砭、延川之线以南地区，胡军主力七个旅又二个团则在该线以北被我阻击，无法迅速南撤。我军待完成歼敌一部之任务后，准备不久即打到外线去。（六）目前只有胶东方面敌尚维持十五个旅左右的攻势，该区尚有一个时期是困难的。但估计只要陈粟、刘邓、陈谢三方面再打几个胜仗，中原及长江发生更大震动之后，胶东敌军将被迫大批南撤。只要我军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战均能歼敌一部（不论多少），就能改变该区形势。”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彭德怀及刘伯承、邓小平电：“你们在陕州[141]作战完毕后，不论得手或不得手，休整数日，留三十八军一个师于陕、灵、阌地区。你们亲率四纵全部及三十八军一个师，携带数天粮食，于商州、潼关之间自择道路（避开坚固据点），进入渭华[142]以南、商洛[143]以北地区，然后相机攻占临潼、渭南、华阴、华县、潼关、蓝田、洛南诸城。如你们能于本月下旬进入上述地区，并开始作战，则甚为有利。那时，我彭副司令所部及王世泰两个旅，当可钳制胡军主力，并可能向洛川一带前进，配合你们作战。”

9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你们全军冬衣准备，不要将重点放在由后方按时供给上面，而要放在自己筹办上面，你们如能努力收集棉花布匹，每人做一件薄棉衣，或做一件棉背心，就能穿到十二月、一月，那时后方冬服可能接济上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电：（一）“目前一个月内是重要关节，望鼓励全军将士英勇奋斗，配合陈、谢完成重要任务。”（二）“请令王震[144]率两个旅立即向延安以南开进，占领大小劳山、甘泉之线，节节阻敌南退。”（三）“主力六个旅即于现地休息三天、四天，至多五天，解释行动方针，约于二十二日左右向南急进。全军（六个旅）直迫宜川，相机攻取该城；然后向南相机攻取韩城、合阳、澄城、蒲城、白水、平民、朝邑[145]、大荔诸城。争取于十五天至二十天内完成上述任务。”九月十七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执行上述任务的时间可按情况推迟，“总以歼灭或迟滞敌军，协助陈、谢渭华作战为原则”。据此，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于二十三日攻克大小劳山，阻敌南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饶漱石、黎玉、许世友、谭震林电，指出：“我们认为震林所率二、七两纵，目前不宜离开滨海”，“一可钳制八十三师、二十八师、四十五师等部；二可策应胶东内线。大约坚持一个月至多两个月，局势就会变化。如二、七纵出鲁南或苏北，则八十三师、二十八师等部必跟去，亦不见得容易歼灭，对于胶东则减少直接配合作用”。

9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西北局并告彭德怀和陈赓、谢富治、韩钧电，指出陈谢韩兵团已将豫西之敌大部扫清，“请西北局选派大批地方工作干部，给以一星期训练，送往彭副司令处，随军至渭北，转往陕南交汪锋指挥，发展陕南根据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在十五天至二十天内，胡军主力尚不能向你们攻击。你们必须很好利用这十五至二十天时间，打开陕东及陕南局面，这是有决定重要性的。如不能在陕东、陕南建立根据地，则将妨碍你们在豫西及鄂西北建立根据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电：“提议王世泰部编为第四纵队，辖两个旅，参加野战军作战，使该部正规化。”随后，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组成，王世泰任司令员。

9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请令秦基伟主力（两个旅）由伊阳向东，相机攻占临汝，然后由临汝向东南，以一个旅相机攻占郏县、襄城、宝丰、叶县，威胁许昌，吸引整三师及一二四旅向该方向救援。该旅即留在上述各县，与救援之敌周旋。以另一个旅相机攻取鲁山、南召县城后，迅即转至卢氏、嵩县、伊阳、鲁山、南召、内乡六县交界，即伏牛山地区纵横二百里内外，展开乡村工作，剿灭民团、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创造该纵后方。必须使该纵干部明了，该纵后方不是新安、渑池，而是伏牛山，用全力在伏牛山建立根据地，是为至要。”本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韩电，庆祝攻克陕县的胜利。

9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并告中央工委及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根据中央工委建议，为着加强晋察冀工作之目的，决定派彭真同志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帮助与指导晋察冀工作。”

同日　致电杨尚昆，请将中共中央九月一日指示[146]叫师哲[147]译交阿洛夫转斯大林。

9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电，同意以教导旅、新四旅编为第六纵队。

9月21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朱官寨，到达佳县张家崖窑。二十三日，迁移到佳县神泉堡。

9月23日　关于打李铁军部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转王新亭[148]），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彭德怀电。电文如下：“因西潼线[149]已到及数日内可到之敌共有十个半旅，难于得手；汉水流域无敌正规军，可留待一个月后去占；郑洛[150]区李铁军部六个旅较弱，故改变部署如下：（一）于二十六日前以三十八军一部开文底，逼近潼关佯动，迷惑敌人。（二）刘[151]旅附三十八军一部，除留小部控制卢氏剿匪外，立即西进，相机攻占洛南、商县、商南、山阳诸县，肃清反动，发动群众，援助陕南游击队。（三）三十八军主力位于陕、灵、阌三县剿匪。（四）你们率主力四个旅，协同秦纵向[152]旅，于二十六日开始荫蔽东进，突然包围六十四旅及武庭麟师部（可能在磁涧），相机歼灭之，收复新安。（五）在打六四旅期间，秦纵主力可继续休整。（六）歼灭六十四旅后，协同秦纵歼击李铁军主力，并相机攻占郑洛以南、平汉以西十余县。（七）准备一个月时间，完成上述任务，然后留秦纵位于上述地区，四纵向汉水流域。”二十五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韩电：“你们南渡后第一个月作战成绩很好，歼敌二万余，控制渑、陕、灵、阌、宁、卢六县。原定第二步打西潼线上之敌，第三步出汉水、豫西南，因西潼敌已先我集中兵力，把握较少，故改变计划，东打李铁军，并相机占领郑洛以南、平汉以西若干县。包括作战与休息在内，估计大约须一个月左右时间。如此举成功，不但对你们有利，对陈粟、刘邓亦有利。”“在你们打李铁军期间，彭副司令所部留在陕北内线，完成歼敌、整训、补充等项任务，时间约一个月左右，然后打出去，第一步向渭北，第二步向陇南，与你们相呼应。但你们及任何其他战略单位之作战，均是独立性的，各按自己情况独立部署行动，不要依赖任何方面之直接配合。”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电：“（一）决定你军主力（六个旅）在内线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完成歼敌、休整、补充三项任务，然后打出去。望按此部署一切，主要是筹粮一万五千大担。（二）王震两个旅相机攻占劳山、甘泉等地，阻敌数天后即可先出渭北。”二十四日，西北野战军决定先在陕北执行内线作战任务，十月一日全歼延川、延长守敌。

9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朱德、刘少奇并告聂荣臻、萧克、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此次大清河战役[153]，歼敌一部，虽未获大胜，战斗精神极好，伤亡较多并不要紧。休整若干天，按照该区具体条件部署新作战，只要有胜利，无论大小，都是好的。一切按自己条件独立部署作战或休整，不要顾虑东北或别区配合问题。”

9月25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前往中央警卫团驻地阎家峁看望新入伍的几百名战士，勉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军事、政治、文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9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一）打六十四旅行动时间，由你们自己决定，总以确保胜利为原则。（二）宜阳之敌，可能向新安增援，你们要准备打援敌，应令秦纵参加此次作战。（三）应以一部向潼关方向之敌佯动，迷惑该敌（直至现时止，西安方面均认你们必打西潼线，甚为恐慌），以利主力荫蔽东进，突然包围六十四旅而歼击之。”据此，陈谢集团以一部在豫陕边地区活动迷惑关中敌人，主力于本日隐蔽东进，十月二日在铁门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师部及第六十四旅大部，李铁军第五兵团主力逃回洛阳。陈谢集团在豫陕边地区转战月余，共歼敌三万三千余人，解放县城十二座，建立了三个军分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转王宏坤、张际春并告陈赓、谢富治、韩钧电，指出徐、滕、薄二十四日提出的“以彭、罗[154]监视临汾之敌，集中八纵两个旅夺取运城，再北上相机夺取临汾，并打阎敌”的计划甚好，望坚决执行。据此，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等部于十月七日开始围攻运城，历经一个月，歼援敌三千七百余人。由于胡宗南部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北渡黄河增援，对运城的进攻暂停。

9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一）你们分两路前进方针很好。至少一个月内专打分散薄弱之敌，发动群众，了解情况，然后看情形再集中相当兵力，打有把握有准备的较大规模的仗，半个月时间太短。（二）士榘所部第一步相机攻占尉氏、洧川、鄢陵、扶沟；第二步应向南相机攻占商水、项城、沈丘、临泉、上蔡、汝南、新蔡，在该地区建立根据地，与刘、邓衔接。（三）你们则在夏邑、永城、宿县、亳县、涡阳、蒙城、怀远、凤台、阜阳、太和地区建立根据地。（四）你们与士榘所部暂时分开建立根据地，将来看情形，各留一个纵队在当地发展根据地，集中三个纵队打较大规模的仗。如此方可迫使敌人分得很散，造成好打之条件。（五）各纵辗转活动，破击三条铁路，歼灭分散之敌，极为重要。”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指出王世泰部已占白水，王震部日内可到白水附近，“该两部应会合一起，即以白水为枢纽向四周发展，建立渭北根据地”。

10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两延[155]得手后，我军似宜迅即以主力打清涧，以一部打瓦市，以期同时歼灭两地之敌，使绥德之敌无法逃跑。然后两路北进，歼灭绥德之敌”。本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清、瓦两处可先打一处，再打一处，不必同时打”。根据上述精神，西北野战军于六日集中兵力首先进攻清涧之敌，十一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及一个旅，师长廖昂被俘。延（延长、延川）清（清涧）战役共歼胡宗南军八千余人。

10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电，对陈谢集团歼灭第六十四旅大部，收复新安甚慰，认为他们上月二十九日电提出的如宜阳敌好打则全力歼灭宜阳之敌，否则将主力进至洛阳西南伊、洛两河之间，佯攻洛阳，分别歼灭各路回窜之敌的意图是好的，望依情况临机决定。并指出：“总以于一个月内各个歼灭李铁军诸旅，并攻占洛阳、郑州之线以南，鲁山、叶县之线以北，平汉以西诸县为目标。”

同日　关于陈粟野战军进入豫皖苏地区开展工作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电报指出：“你们兵力业已展开于广大地区，现应确定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应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从事歼灭境内小股敌军、民团、土匪、保甲，建立政权，实行土改。每县拨出一个营的架子（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建立各县武装基干。各纵主力则在自己辖境内往来机动作战，包括破击铁路在内。你们五个纵队范围，不但包括陇海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而且可以一部渡淮南进，直达寿县、合肥、巢县之线以东，长江以北地区，与刘邓区域、苏中、苏北完全衔接。如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不够，还可酌量延长。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而我则于短期内歼灭了敌之爪牙，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此种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据此，陈粟野战军以纵队为单位分别消灭保安团队，派遣大批干部发动与组织群众，至本月底，攻克县城二十四座，歼敌一万余人，在沙河以南、淮河以北建立了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三个专署和军分区。李先念率领的第十二纵队于十一月初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归刘邓野战军建制。

10月4日　关于大别山地区的作战方针，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电报指出：“为着（一）分散大敌，使敌主力疲于奔命；（二）歼灭小敌，使我获得歼灭敌正规军一旅两旅、一团两团之多数机会，广泛歼灭民团、保甲；（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四）解决物资，目前主要是冬衣等项目的，请考虑你们手中集中的九个旅，分出三个旅越路西进，相机攻占孝感、云梦、应城、安陆、京山、天门、钟祥、随、枣[156]诸县。你们手中集中六个旅，仍有每战歼灭弱敌两个旅、强敌一个旅之能力。目前向西南，相机攻占麻城、黄安、黄陂、礼山、广水、花园诸地，并相机控制铁路一段。尔后则可向东方或向东北方机动。而桐柏山地区，则留待赵、王[157]两纵去经营。陈谢十个旅分散五个旅于豫西、陕南十余县，打民团、土匪、保甲及一团一营之正规军，集中五个旅打中等规模之仗，甚有效力。陈、粟目前情况，则宜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歼敌，过一时期后，再集中六至七个旅往来机动，打中等规模之仗。此种办法可制敌死命。”据此，刘邓野战军主力分两路向鄂东、皖西展开后，于本月八日至十日，先后在皖西张家店和鄂东黄陂之柳子港、李家集等地歼敌一部，打破了敌人跟踪与合围的企图，接着连克广济、望江等县城，直逼长江，扩大了活动地区。

10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转许世友、谭震林及各纵队电，庆祝他们收复掖县及歼灭敌人数部的重大胜利[158]，并指出：“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我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共四十八个旅约四十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西北我军不久即将向敌区进攻；东北我军攻势有很大发展。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希望你们在华东局正确领导之下，继续争取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你们手里只有七个旅，不要再分散。现在不要出平汉及平汉以西。陈、谢环境很好，不须你们配合。你们按照自己情况，逐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无把握的仗不要打。”

同日　写信给毛岸英，指出：“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10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晋察冀中央局电：“（一）土地法大纲业已修改完毕，决于明（十）日发表。（二）从报上登载至传达到乡村，当在半个月以后，似不至影响种麦。如中央局认为可能发生影响，可以推迟若干天发表。至于按照土地法实行分配土地，应在你们土地会议决定实行步骤全部布置完毕以后，方才开始。”

10月10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本日公布，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第一次以宣言形式郑重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个宣言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中共中央公布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个土地法大纲，并予以公布。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对于这个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同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本日发布。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这个训令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发至各级军政首长。训令指出：“现在，我们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六十七条。你们接到后，应即发给全军指挥员、战斗员，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同时，在你们所到之处，你们应当将这些口号，向全国人民，向蒋党蒋军被欺骗被胁从的人们，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10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首长电，通报西北战场的情况与经验：“西北我军在彭副司令指挥之下，包括三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十个旅，每旅大者五千余人，小者三千余人，全军共计四万余人。边区人口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于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现仍有十一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加上敌人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括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目前，我军主力准备再在内线一个短时期，即打到敌后去。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歼灭胡军大部，并夺取西北许多地方。这一经验，望各首长转知所属，加以研究，对于若干干部似乎认为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夫、大车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大胜仗，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的思想，转变为一切取给于敌，不靠后方接济，大大减少民夫、大车，节省粮弹，提倡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时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这后一种思想，必须在各军巩固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关内各军必须如此。即使有后方接济，亦决不可存依赖之心，必须将重点放在依靠前线，依靠野战军从前线自己解决问题，不但西北有此经验，各区自己亦必有这种经验，务望总结起来，加深部队教训，争取大反攻胜利。”

10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各纵队各旅电，庆祝他们在张家店、歧亭、李家集等处歼敌两个旅的胜利。并指出：“自你们进到鄂豫皖边区并立住脚跟，配合陈、粟在淮河以北，陈、谢在豫西、陕南，彭、张在西北，许、谭在山东，我军已完成了南线第二年作战的战略展开，并打了许多胜仗，迫使南线诸敌分散应付，处于被动，创造了我军在今后大量歼敌的条件。尚望各同志在刘、邓正确领导下，继续努力，团结全党全军，克服困难，完成伟大战略任务。”

10月13日　复电林彪，同意他十二日来电提出的在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中，准备攻击吉林同时打援的计划，并指出：“关内除李宗仁系统可能抽调少数出关外，各战场蒋军均感兵力不敷应用，很难抽援东北。”“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依据关内各战场经验，在敌尚有能力举行大规模进攻时期，因敌高度集中前进，我集中的大军很难求得运动战机会。在现时敌已被迫分散于黄河、长江间六七个战场上，采取战略守势时期，我集中大军更难求得运动战。但如我兵力不太大，则尚有许多运动战机会，且可大量歼灭分散守备之敌。故目前南线各军的野战机动兵团，大体都是以五个旅至十个旅的兵力组成之，其余则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作战。你们今后野战兵团之组成，除若干特别情况外（例如目前打吉林，将来打锦州或他处），亦应注意此种经验。”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电，同意彭德怀于本日提出的集中六个旅北上打榆林、神木的作战计划，并指出：“行动时间，须待刘戡南下到达延安附近时，我军开始北进为有利。如刘戡在现地徘徊，则似宜先打宜川引其南退，然后打榆神。”据此，西北野战军于本月下旬发动了第二次攻打榆林战役。

10月15日　关于再次筹划南渡长江问题，致电陈毅、粟裕：“战局可能发展得快，六个月内（十月至三月），你们各纵在河淮之间作战，另准备以原淮南独立旅恢复淮南。六个月后（约在明年四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

10月17日　从神泉堡出发，过佳芦河，到达佳县县城，进行调查研究。当晚，在住处召集县领导干部谈话，了解当地土改情况，嘱咐大家要依靠群众，把工作做好。次日晨，接见出席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的同志。为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10月18日　中午，到达谭家坪，参观峪口纸厂。该厂生产马兰纸，毛泽东详细了解纸的生产情况。

10月20日　关于豫西、陕南作战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指示他们休整完毕后：（一）“拟以一个旅破平汉路。因许昌以北敌力较大，应直向许昌、武胜关段及武胜关以南机动破袭，吸引十师向南，然后转破许昌以北。”（二）“一个旅位于新、宜、伊、嵩[159]剿匪、分财、分田，与卢氏打通并监视洛敌。”（三）“主力五个旅，第一步分数路同时出动，相机攻占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方城、南召、舞阳一线以北诸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发动群众分地主粮食、财物。第二步看形势集结兵力，歼击由洛、郑、漯、许[160]可能向我前进之敌，但遇五师[161]主力则避开之，遇三师、十师等部则各个歼灭之。如洛、郑、漯、许之敌取守势，则延长第一步作战方案之时间。”

同日　关于组织野战机动兵团打中等规模之仗的部署，致电陈毅、粟裕，指出：“你们全军除休整者外，酉戌两月[162]均依现态势分散作战及工作。亥月[163]初起，集中六个至九个旅组成一个头等野战机动兵团，打中等规模之仗，其余仍分散作战及工作。明年一月以后，看形势再组成一个至二个各包含四个至六个旅的二等三等野战机动兵团，其余仍分散作战及工作。”

10月21日　来到白云山脚下的南河底村。第二天（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上午到白云山看庙会，参观白云观时询问寺院人员的生活情况。在参观寺院的建筑、雕塑、塑像等古迹后，毛泽东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存，不要把它毁坏了。”随后，又看佳县群众剧团演出的山西梆子，并为剧团题词“与时并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电：“（一）刘、邓巧[164]电提议，十一月二十日左右三军举行大破平汉路战役，使三区打通，使敌分割支解，以利分别歼击，我们认为极为必要，且有胜利把握。但不知陈、粟方面时间上来得及否，是否能集中九个旅打较大之歼灭战？（二）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甲）照刘、邓巧电，三军同时破平汉；（乙）刘邓、陈谢两军为主，陈粟一部（在沙河以南者）为辅，担任破平汉，时间推迟至十二月上旬举行，陈粟主力则于十一月下旬举行大破陇海战役，断徐、郑交通并吸引五军东援，以利平汉得手。以上两案何者为宜？（三）陈、谢本月底休整完毕，十一月初开始攻击嵩山区及以南各县，准备十二月上旬协同刘、邓破平汉。”

10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杨得志、杨成武、耿飚[165]并告各首长电：“你们领导野战军在保定以南歼灭敌第三军主力，俘虏军长罗历戎，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166]，极为欣慰，特向你们及全军指战员致庆贺之忱。”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聂荣臻、萧克、刘澜涛、黄敬、罗瑞卿并告朱德、刘少奇，杨得志、杨成武电，批准他们二十二日提出的关于乘胜夺取石家庄的建议，并指出：“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队势，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据此，晋察冀野战军经过充分准备后，十一月六日对石家庄发起攻击，十二日解放河北省重镇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十三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电：“庆祝晋察冀我军攻克石家庄歼灭二万余人之大胜利。”“尚望团结全军继续寻机歼敌，争取冬季作战之大胜利。”

10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电：“（一）陈、粟决定提早集中主力大破陇海路，孤立徐州，甚好。惟集中兵力时，各新占区域应留下适当兵力，继续分散工作；破路时间以十一月上旬开始为好。（二）陈、谢日内开始东进，攻占平汉以西各县，十二月初协同刘、邓大破平汉路。那时，陈、粟陇海战役应已完毕，并获得短时休息，亦可协同破平汉路。（三）精密研究破路技术（东北铁路大翻身办法又快又彻底，你们应采用），很好地组织破路战役，求达彻底破路与大量歼敌两项目的，但不打无把握之仗。”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主力于十一月八日向陇海路兰封（今属兰考）至郝寨段及津浦路徐州以南段展开破击战，至十一月十七日共破坏铁路一百五十余公里，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余人，攻克萧县、砀山、民权等县城九座，车站十七个，威逼徐州，沟通豫皖苏和鲁西南的联系，迫敌调动十五个旅应援以推迟白崇禧围攻大别山的时间。

10月27日　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刘航琛[167]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稿，加写一条：“我们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和在经济上保护他们，二者似乎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则将在长时间内容许他们存在，并使他们的经济在政府法令许可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利经济之恢复与发展。对于在平分土地后生长出来的新富农，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的过左性急是错误的。”同时，就修改和发出这一指示致信周恩来：“指示电很好，很有必要。惟须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将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完全弄清楚，预防过左倾向发生。这一倾向，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此电当作普遍指示，发往各地。”

10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庆祝在高山铺地区歼灭敌四十师及八十二旅之大胜利。高山铺战役是刘邓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后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本月，刘邓主力沿长江北岸展开，乘虚接连解放舒城、庐江、桐城、潜山、广济、英山、望江等城和江岸重镇武穴。蒋介石以为刘邓军即将渡江，急令整编第四十师和八十二旅经浠水向广济兼程前进，十月二十六日进入刘、邓预设在蕲春的高山铺的袋形阵地被围。二十七日刘邓主力发起总攻，全歼国民党军一万二千余人。十一月正式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

同日　上午，离开南河底村。下午，到达佳县城关吕家坪。

10月31日　上午，回到神泉堡。

同日　致电刘少奇：“朱总到杨、杨[168]处帮助整训一时期很好，但杨、杨举行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

11月2日　致电彭德怀、张宗逊，指示他们置有力部队于榆林城北，准备打邓宝珊[169]所率绥远援兵。本日晚八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张电：“邓宝珊东[170]晚八时抵扎萨克，据称援兵陆续赶到。你们除以主力攻城外，必须以有力兵团准备打邓援兵，务不使入城。”四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张电：“你们应将重心放在打援方面，只要援敌歼灭榆城可从容解决。”五日，再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张电：“如十个团打邓、八个团攻城确有把握，并于灰日[171]以前取得打邓、攻城两项胜利，则可照你们原定计划执行不变；否则应改变计划，停止攻城，集中全力先打邓再打马[172]，然后攻城。”西北野战军在两次攻城未克、敌援军逼近榆林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指示，于十二日改变原来计划，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榆林外，主力西移打援，至十五日，在元大滩等地歼灭援敌四千余人，敌主力绕道进入榆林。

11月3日　修改新华社时评稿《蒋介石解散民盟[173]》，加写一段话：“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

11月4日　关于胡宗南企图打通陇海路及我之对策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指出：“胡宗南利用我陕北主力攻榆林时间，将第一师两个旅、三十六师一个半旅调至潼关，协同三十师、六十五师进攻豫西，目的在恢复陇海交通。在此情况下，我十二旅及十七师应停止西进，位于卢氏地区监视六十五师，掩护四、九两纵现在向东尔后向南之作战；五十五师及查[174]旅一个团位于现地，监视西面诸敌。你们应准备陕、灵、阌、渑、洛诸城全部失去，而只坚持乡村，黄河南北交通暂时断绝。待你们在东面及南面打开局面，并寻机歼灭李铁军兵团一部或数部之后，在胡军已分散在陇海线之后，即可找到歼灭胡军重占陇海之机会。”本月八日起，陈谢集团以“牵牛战术”调动、分散并疲惫敌人，以两个旅展开于南阳以西地区，以两个旅展开于方城、舞阳、泌阳地区，以三个旅展开于洛阳东南地区，以陕南部队加强在豫陕边活动。豫西的国民党军被迫退守南阳、洛阳和平汉路。陈谢集团乘机放手歼灭保安团队，大力开展地方工作，至本月底解放十几个县城，建立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和军区，八个专署和军分区，完成了战略展开。

11月5日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结束，作战历时五十天，歼灭国民党军六万九千余人，攻克通化、赤峰、宽甸、本溪、叶柏寿、朝阳、黑山、安东等十五座城市，切断了长春至四平的铁路线，控制了东北大部铁路，迫使敌军收缩于仅占东北面积百分之十五的中长路和北宁路的几个孤立城市内，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同时，调动了关内国民党军五个师到东北，有力地配合了华北作战。

11月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致电斯大林：“我们代表正在为独立民主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热烈庆祝伟大十月革命的三十周年，庆祝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驱——苏联日益强盛，庆祝中苏两大民族的伟大战斗友谊日益增进。”

同日　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加写一段话：“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当此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年的日子，中国人民应当相信，我们苦难的日子是完全能够度过的，什么困难也能克服，获有美国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我们完全有把握将其彻底打倒。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中国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今后数年的时间，必能证明这一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

11月13日　致电林彪并告朱德、刘少奇，东北局：“望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

11月14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从神泉堡出发，当天到达阎家峁。

11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电，指出：“在十八师向榆林靠拢情况下，我军宜乘虚进攻三边。该地只有几个保安团，较易解决，并吸引十八师回援，歼其一部。该地为十八师准备的粮食必不少，吃的问题可能解决。”据此，西北野战军令由黄龙山区北上的第四纵队，经安定向三边挺进，至二十九日连克宁条梁、安边堡等地。

11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并中央工委，晋察冀军区并告林彪及东北局电：“（一）同意移至晋县，休整三个礼拜，然后配合东北作战。（二）东北本月下旬开始新战役，若你们能于下月中旬开始新战役，则可起有力配合作用。（三）你们应准备于结冰期间四个月内（十二月至三月），进行几个战役，争取切断平津、平保及可能时平张等铁路，夺取铁路及其附近可能夺取之城市、据点，歼灭在这些铁路、城市、据点及其附近之可能歼灭的敌人，准备和东北我军直接配合作战。”电报还指出：“迭获胜利后，干部骄傲轻敌之心理必然会发生，你们应严格防止之，首先是领导者自己应防止此种心理之发生。”

同日　致电晋察冀中央局转杨之华[175]：“你们妇委五人联名于申宥[176]发给中央的电报，中央已于酉鱼[177]复电，同意你们提出的今后妇女工作方针。现再将该两电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参考，以引起他们对妇女工作更多的注意。”

11月18日　复信吴玉章[178]：“宪草尚未至发表时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详情由王、谢[179]二同志面达。”

同日　复信张曙时[180]：“法律工作是中央新设领导工作的一个部门，兄及诸同志努力从事于此，不算‘闲居’。将来时局开展，出到外面工作，自属必要。目前则在激烈战争中，年老的人出去，似乎尚非其时。法律本于人情，收集各解放区实际材料，确是必要的。”

同日　复信陈瑾昆：“国内外大势观察正确，不会有第二个方向，进度亦快，不会稽延不决，诚如尊论。惟我们宁可作从长打算，估计到一切可能的困难，以自力更生精神，准备付以较长时间，似属有益。兄及诸同志对于宪草惨淡经营，不胜佩慰。惟发表时机尚未成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即拙著《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之基本原则），详由王、谢二同志面达。”

11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粟裕并告各首长电：“庆祝你们破击陇海路之大胜利[181]。”

11月20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阎家峁，到达佳县乌龙铺。

11月21日　上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乌龙铺出发，当日到达米脂县申家。

11月22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申家出发，下午到达米脂县杨家沟。在杨家沟住四个月。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王震，王新亭并彭德怀、张宗逊，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贺龙、习仲勋告陈赓、谢富治电：“各电均悉。（一）攻运[182]未克，打援又未全歼，在指战员中引起一时情绪不好，是很自然的，但我军精神很好，一二次仗未打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研究经验，许多胜仗就在后头，望将此意向指战员解释。（二）同意二、八两纵择地休整一时期，然后找阎锡山打几仗；然后两纵同出渭北，协同西北主力歼灭胡宗南，有力地配合陈、谢。（三）在你们休整及打阎期间，注意编组新的地方军，并带领一同训练与作战，几个月后代替八纵在晋南的任务。”

11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电：“十二月你们应以配合刘、邓破击平汉路及歼灭土顽为中心，明年一月起准备打胡宗南。最近你们歼灭很多土顽，有大的战略意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电：“依大局看，以放弃北线计划，集结训练一个月，配合陈、谢打胡为有利。但如十二月能确有把握攻克榆城，亦可考虑第三次攻榆。”西北野战军鉴于敌人主力进入榆林，决定放弃攻打榆林，转入整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粟裕（陈毅已去中央工委）并告晋冀鲁豫中央局，华东局，中原局及张云逸、邓子恢电，指出：“在划定给你们之区域内（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及淮南铁路以东，长江及淮河以北，以淮南铁路及淮河为你们与刘、邓之分界），以今年九月初至明年八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将此两大任务明确告之各级一切干部，并领导他们与刘邓、陈谢两军比赛，有步骤地完成任务，不要落在友军之后。”鉴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白崇禧在九江设立指挥所，以十五个整编师又三个旅的兵力开始对大别山区的围攻，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说：“在明年八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

11月下旬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个文件的指示稿，在第四条“此两项文件原是一九三三年为纠正在阶级分析问题上的过左观点而制定者”一句后面，加写一段话：“那时，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正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须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的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12月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电：“（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三）彭张主力本月休整，下月上旬向渭北出动，王震纵队须于该时西渡勿误。”据此，晋冀鲁豫野战军王新亭第八纵队和进入晋南地区的西北野战军王震第二纵队，于本月十七日再度发起对运城的围攻，至二十八日攻克运城，歼灭守敌七千余人。

同日　关于刘邓全军明年的任务，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一）你们全军（除陈、谢）明年八月以前在长江以北作战，完成创造大别山、桐柏山及江汉区根据地，并与陈谢、陈粟两区联成一片之任务。明年八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力，便于歼灭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二）为着准备执行上述计划，请考虑目前开始派少数地方工作人员或少数游击支队南渡，求得生根。请清查张体学[183]旧部中是否尚有熟悉鄂南情形的人，足以派去负此责任（张体学本人暂时不去）。到明年夏季，则准备派一个较大的游击支队南渡。以上均为先遣部队。此种人员及部队须加以训练然后派去。”

12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并告彭真、聂荣臻、萧克、黄敬，中央工委电，同意杨、罗、杨、耿六日提出的下一步准备集中力量向平保段出击，以削弱敌人，孤立保定，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报告，并指出：“下一步作战方针，以歼灭敌人为原则，至于何时在何地打及如何打法统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东北方面冬季作战本月中旬可打响，你们二十日以后开始打甚为适宜。”

12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并告粟裕电：“因为敌人向大别山进攻，刘、邓已停止破平汉计划，这是对的。请陈、谢考虑是否仍有单独破击许信段[184]铁路之必要，如陈、谢以五个旅破该段，第一可使该路暂时切断，第二可将李铁军调至东边，以利下一步向西行动，但是否可行望按实情决定。”九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刘、邓，陈、谢电：“如无重大不便，粟部以攻击平汉郑许段[185]以配合陈、谢攻击许信段为宜，郑许战役结束后再打开封，并彻底平毁陇海郑州兰封段似亦方便”；“如粟定于十三日攻郑许段，则陈、谢攻许信段时间可与粟同时举行，亦可提早几天举行。”据上述指示，在粟裕统一指挥下，陈粟、陈谢两军于本月十三日发起平汉、陇海路破击战。

12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如敌集中强有力兵团向你们攻击，仍宜避开，别求机动。”

12月15日　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开始。

1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一）粟皓[186]电悉。刘、邓行军忙碌，电台难于联络。（二）刘、邓将敌主力吸引至西面后，我主力乘隙向东，此举甚为适当，破坏了白崇禧[187]驱我向西、向北计划。（三）完全同意粟皓丑[188]意见，粟及陈、谢两部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到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四）配合方法，除八、十及十一纵照粟电转至民权，相机歼灭吴化文[189]及新二十一旅，攻占商丘，再东向破击津浦外，主力三、四、六、一等四个纵队，提议由粟亲率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沿途节节破路，攻克一切可能攻克之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分散之敌军。尔后看情况，或与刘、邓配合夹击大别山之敌，或回师向北打各分散之敌。现白崇禧主力纷纷东进尾随刘、邓，留武汉附近者仅川军五十六师两个旅，留信阳、武汉之间者仅八十五师及二十师及九师之第九旅共五个旅，在泌阳、桐柏、南阳间者仅三师两个旅。你们南进时，遇敌分散则歼灭之，遇敌集中固守则绕过之。如此行动，可保证粉碎敌人进攻大别山之计划，又可全部破坏平汉路。是否可行，有何困难，你们另有何种更有效之方法，盼告。”邓小平接此电后，致电中央军委，要求陈粟、陈谢对大别山支援不宜急躁，要立足于长远考虑，“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为有利。”中央军委同意这一建议。至本月底，陈粟、陈谢向南打到确山地区，与刘邓大军一部会合，结束平汉、陇海破击战。这次作战，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兵团部、整编第三师和四个旅共四万余人，攻克许昌、漯河、驻马店、民权等城镇五十余座，破路四百余公里，迫使国民党军从大别山区抽调十三个旅北援平汉路，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主力在大别山地区的反围攻斗争。

1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粟裕、陈赓、谢富治电：“庆祝你们两军配合行动破击平汉、陇海两路之大胜利。”

同日　在米脂县杨家沟向平剧院讲话，提出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讲话指出：接受旧的艺术，要创造新的艺术。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它的来源，我叫它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并不是那些英雄宰相创造的，而是那些劳动者农民创造的。比如孔明一出来，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农民不过是跑龙套。然而世界上百分之九十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的手盖的，但是旧剧却把他们形容成小丑。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当然也有些剧本是好的，如《打渔杀家》之类。有些你们可以改造它，用自己的创造力掌握了这门技术，从政治上来个进步，就可能写些新的。希望你们大大创造，将来夺取大城市后更多地改造旧戏，把那些旧的接受过来，去领导他们。

12月23日　关于东北民主联军举行冬季攻势，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中央工委：“十二日电[190]早已收到，兹复如下：（一）结冰期内，你们集中全力在山海关、辽河地区作战是完全正确的，你们明年建军计划也是正确的。（二）现时到解冰尚有三个多月，在此期内，如果我军只在许多战斗之间进行若干短时间的休息补充，而不进行大休整，待解冰以后再进行大休整，则估计可能利用冰期歼灭大量敌人，可能将沈阳、铁岭、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等几个大据点之间的中小据点、广大乡村及锦州以西、以北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归于我手。只要办到这一点，尔后就只剩下打大据点的问题了。（三）不论冬季作战胜利大小，解冰以后，你们可将冀热辽的两个纵队派至冀东作战，而以主力在满洲打大据点。（四）你们两个纵队派至冀东，配合晋察冀全力在明年春夏两季，不但占领北宁路津榆段的大部，而且可能在张家口、天津间打开一个至两个缺口，使东北、华北开始打通联系，经东北输送炮弹、炸药至华中、中原与西北，此种任务极为重要。”

12月25日—28日　在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12月25日　向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交《目前形势与任务》[191]的书面报告。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报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总结了土地改革的经验，阐明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提出了“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规定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三大经济纲领。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在会议上，就敌我形势、统一战线、英美苏关系等问题发表讲话。关于敌我形势，他说：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这个问题在长时期没有解决。十年内战时期我们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仍未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讲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并且我们主力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走上了轨道。土地法公布是一件大事，以前中间派劝我们发公债券向地主购买土地，现在我们搞平分土地，他们也赞成了。晋冀鲁豫与东北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东北在短期内建立了很大的军队，就是主要得力于土地改革。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战争需要是不间断的，不让蒋介石得到休息、整训、补充。关于统一战线，他说：其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时期，本来不孤立，但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因为右倾而孤立了。内战时期，主要的特点是“左”，在城市中不但被孤立，而且后来立也立不住了。农村中赤白对立，对中小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片面的工人利益，把工商业很快搞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伤了一部分中农。当然，我们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在农村中完全孤立。总之，内战时期的结果没有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我们自己。在抗战时期，我们孤立了蒋介石（要在抗战以后再孤立他就来不及），又团结又斗争，坚决与他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是，如果只有斗争而不与蒋介石合作，不停止没收土地改取减租减息、“三三制”等政策，则群众不能了解我们。抗日时期实行这些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吸引一些绅士到政府中来是完全必要的，将来在西安、太原、上海等地这样做还是需要的。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所规定的对蒋方人员的不同政策也是完全必要的。劳资两利，公私两利，这就不“左”不右。对学生、知识分子不要犯冒险政策，延安审干是一个宝贵的教训。关于英、美、苏关系，他说：有两种提法，一种是英、美、苏或者妥协或者破裂，另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总的趋势是要与苏联大做生意。但不是大国妥协就要影响中国在国内妥协，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12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电：“庆祝你们攻克彰武，歼敌一个师的胜利。”

本年　作《五律·张冠道中》：“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又作《五律·喜闻捷报》：“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

[1] 台枣，指山东台儿庄、枣庄。

[2] 吴玉章，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曙时，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

[3] 金、鱼、城、单、丰、沛，指山东金乡、鱼台、城武（今成武）、单县、丰县、沛县。

[4] 1947年1月，北满军区部队冒零下40度严寒，越过冰封的松花江南下，一部包围其塔木（在吉林县北），主力歼灭九台、德惠来援之敌两个团及保安团队一部。

[5] 指辽东军区部队1946年12月18日起在本溪、抚顺、桓仁地区转战十多天，攻克据点二十余处，歼灭国民党军三千余人。

[6]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1947年3月又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总司令。

[7] 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

[8] 晋绥军区第3纵队独立第2旅、独立第4旅于1947年1月17日攻克山西孝义。

[9] 灵、霍，指山西灵石、霍县。

[10] 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19军军长。这时指挥8个整编师为主要突击集团，准备向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进犯。

[11] 方先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88师师长。

[12] 刘汝珍，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68师师长。

[13] 指邱清泉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5军。

[14] 薛、顾，指薛岳、顾祝同。

[15]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并负责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王炳南，当时在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外事工作。

[16] 指蒋介石1947年1月16日提出的重新恢复谈判的4项条件：（一）国民政府愿意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去或是邀请共产党派一个代表团到南京来，或同意在任何双方可以接受的地点举行圆桌会议；（二）政府与共产党方面应立即颁布停战命令，并商讨该命令的实施问题；（三）政府愿意根据三人小组会议的原则，重新讨论有关整编军队与恢复交通的实际的计划；（四）政府表示愿意对于发生争执的地区的政治管辖问题与共产党方面立即达成一项协议。

[17] 指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恢复谈判的两项条件：（一）废除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二）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的军事位置。

[18] 黄敬，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常委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3月又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第三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第四副政治委员。

[19] 侯如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保安第五总队总队长。

[20] 王新亭，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太岳军区司令员。

[21] 王、彭、罗，指王震、彭绍辉、罗贵波。

[22] 指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

[23] 郯马，指山东郯城、马头镇。

[24] 许世友，当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当时任鲁中军区司令员。194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华东军区报告，同意以胶东、鲁中两军区部队组织胶济野战军（许世友任司令员，王建安任政治委员）。后胶济野战军又以原王建安、许世友两军区部队分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8、第9纵队。

[25] 陈毅、粟裕、谭震林1947年2月5（微）日未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的第三个方案是：以第2纵队进攻连云港的白塔埠，以1个纵队伪装华野主力在临沂地区与敌纠缠，主力则兼程北上，彻底解决山东北线敌人，进击胶济线。

[26] 郝鹏举，原任汪精卫伪军淮海省保安司令。抗战胜利后该部被收编为国民党军第6路军，任总司令。1946年1月在台儿庄率部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任总司令。1947年1月率所部投敌，被收编为国民党军第42集团军，任总司令。2月6日，该部在连云港白塔埠地区被华东野战军歼灭大部，郝被俘。

[27] 东北民主联军二保临江作战，于1947年2月上旬在通化以北高丽城子歼灭国民党军四千余人，并攻克三源浦要点，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临江的再次进攻。

[28] 据斯特朗在《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中回忆：“在我离开延安之前的那天晚上，我被邀请去向毛泽东主席告别。”“那天我接到周恩来的邀请，要我到杨家岭的礼堂去看戏。”“戏演完了以后，周恩来带着我进入山边一个窑洞，那里已经摆好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还有茶和花生。我在那里最后一次和毛主席谈话。他肯定我不能随同共产党一起到山里去，并说，我已经知道了外界需要知道的关于他们所有地区的情况，我应该带着这些情况走向世界。‘当我们再同外界取得联系时’，——他认为这需要‘大约两年’——我可以再回来。他说，我特别应该把这些情况带到美国去。”

[29] 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85师师长。

[30] 欧、王，指欧震任军长的国民党军整编第19军和王敬久任军长的国民党军整编第27军。

[31] 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2月下旬第二次越过松花江，向敌出击，歼灭九台以北城子街守敌一个多团，歼敌援军一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南满保卫临江的战斗。

[32] 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2月27日、28日分别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办事处，限3月5日前撤离全部人员。

[33] 曾镜冰，当时任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书记。这时曾镜冰自延安抵达上海，准备返回闽浙赣地区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

[34] 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华镇的铁路。

[35] 寅齐，即3月8日。

[36] 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1军军长。

[37] 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军长。

[38] 宥，即26日。

[39] 贺、李，指贺龙、李井泉。

[40] 董、叶，指董必武、叶剑英。

[41] 指陕西延长、延川。

[42] 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

[43] 韩钧，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副司令员。

[44] 五师文汪部，即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文建武、政治委员汪锋率领的部队。该部系中原突围出来的中原军区第2纵队一部和河南军区部队合编组成。因中原军区是由原新四军第5师等部组成，这里仍沿用旧称。

[45] 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

[46] 程子华，当时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黄永胜，当时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47] 东总，指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48] 指董钊任军长的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第一战区整编第1军。

[49] 指彭德怀、习仲勋1947年4月27（感）日酉时向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董钊、刘戡两军27日15时进抵瓦窑堡，有犯绥德模样，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窑堡东南及西南，围歼蟠龙之敌。

[50] 吉奉，指吉林市到沈阳（旧称奉天）段铁路。

[51] 安奉，指安东（今丹东）到沈阳（旧称奉天）段铁路。

[52] 四梅，指四平到梅河口段铁路。

[53] 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于1947年4月中旬向新泰、蒙阴一线发起全线进攻。华东野战军于4月24日集中3个纵队向敌左翼侧出击，26日攻克泰安，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2师主力二万四千余人，活捉师长杨文泉。

[54] 巳东，即6月1日。

[55] 陈毅、粟裕1947年5月3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鲁中敌人集中，不好打，准备分兵第1、第6两纵队进入鲁南敌后，第7纵队进入苏北敌后，以扯散敌人重点进攻的兵力。

[56] 辰支，即5月4日。

[57] 巳东，即6月1日。

[58] 巳灰，即6月10日。

[59] 谭，指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

[60] 指东北民主联军举行的夏季攻势作战，这次攻势作战于1947年5月13日开始至7月1日结束，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二千余人。

[61] 辰有，即5月25日。

[62] 李仙洲，原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中被俘。

[63] 寅世，即3月31日。

[64] 卯宥，即4月26日。

[65] 辰冬，即5月2日。

[66] 辰微，即5月5日。

[67] 徐向前，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68] 内蒙古自治政府于1947年5月1日正式成立，乌兰夫（云泽）当选自治政府主席。

[69] 在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5月13日发动的夏季攻势作战中，18日在怀德以南歼灭四平方向来援的国民党军第71军的第88师全部和第91师主力。

[70] 苏鲁军，指当时在山东、苏北、苏中地区作战的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71] 蔡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东北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72] 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各区，主要指鲁西南和豫皖苏两地区。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淹没豫东、皖北、苏北44个县，使黄河改道入淮河，从花园口至淮河这一段黄河，称“新黄河”。“老黄河”，指的是花园口以下至入海处，从此成为平陆。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在花园口抛石堵口复故，使黄河水又流入老黄河，企图以此阻止刘邓大军渡河南下并将山东解放区分割成南北两块，割断刘邓、陈粟两军的联系。

[7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74] 陇东作战，后称陇东、三边战役，指西北野战部队主力1947年5月29日自安塞西进，为收复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的作战。

[75] 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王维舟，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

[76] 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77] 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6月12日至15日举行青沧战役，解放了青县、沧县，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五百余人，配合了东北战场的作战。

[78] 指陕西靖边、安边（1949年并入定边）、定边。

[79] 指晋冀鲁豫中央局1947年6月16日通报中列举的一些地方在扩兵、支前等项工作中，造成群众负担过重的情形。

[80] 曲翼，指山西曲沃、翼城。

[81] 延甘富，指陕西延安、甘泉、富县。

[82] 邹、滕、临、枣，指山东邹县、滕县、临城（今薛城）、枣庄。

[83] 临蒙段，指山东临沂至蒙阴段公路。

[84] 刘亚楼，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85] 兖、泗，指山东兖州、泗水。

[86] 午号，即7月20日。

[87] 午有，即7月25日。

[88] 石门，即河北石家庄。

[89] 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4纵队司令员。

[90]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

[91] 路西、湖东，这里指津浦铁路以西，东平湖、南阳湖、昭阳湖以东地区。

[92] 南线，这里指华东、晋冀鲁豫、西北（包括晋南、榆林、宁夏，不包括兰州以西）诸战场。

[93] 北线，这里指东北、晋察冀、晋绥诸战场。

[94] 曹福林，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第4绥靖区副司令官兼整编第55师师长。

[95] 峄、枣，指山东峄县、枣庄。

[96] 邹、滕、临、韩，指山东邹县、滕县、临城（今薛城）、韩庄。

[97] 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整编第25师师长。

[98] 潼洛郑段，指陇海铁路潼关、洛阳、郑州段。

[99] 指赵基梅任司令员、由原中原军区部队编成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

[100] 指秦基伟任司令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

[101] 孔汪，指孔从周、汪锋，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所辖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军长、政治委员。

[102] 未皓，即8月19日。

[103] 指归华东野战军建制和指挥的两广纵队。

[104]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在河北平山县参加全国土地会议。

[105] 彭、贺、习、马、贾，指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

[106] 西北野战军1947年7月30日向榆林开进，8月6日开始攻击。8月11日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增援榆林进抵横山以北地区。8月12日彭德怀决定撤围，榆林虽未打下，但诱敌北过无定河，给陈谢集团渡过黄河、南进豫西，造成了有利形势。

[107] 梗，即23日。

[108] 未哿，即8月20日。

[109] 未鱼，即8月6日。

[110] 未删，即8月15日。

[111] 未齐，即8月8日。

[112] 指张才千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人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的中原游击纵队所辖第1、第4支队。该两部于1947年6月到达豫皖苏解放区，整训后编为中原独立旅。

[113] 午东，即7月1日。

[114] 午俭，即7月28日。

[115] 邱、欧，指邱清泉、欧震。

[116] 东兵团（东线兵团），亦称内线兵团，以后称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由华东野战军第2、第7、第9纵队及新组建的第13纵队组成，许世友为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与此同时，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直属机关和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纵队、特种兵纵队，及配属华野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称西兵团（西线兵团），也称外线兵团。

[117] 指山东渤海地区。该区在胶济线西段以北，津浦线北段以东，渤海湾和潍河以西，天津和塘沽以南。中共中央华东局后来移至渤海地区的惠民县。

[118] 指运河以东。

[119] 未灰，即8月10日。

[120] 未删，即8月15日。

[121] 未哿，即8月20日。

[122] 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

[123] 州，今陕西彬县。

[124] 宋，指宋时轮，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王，指王秉璋，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司令员。

[125] 钟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整编第29军第36师师长。

[126] 元日，即13日。

[127] 未哿，即8月20日。

[128] 刘、董，指刘峙、董钊。

[129] 支电，即1947年8月4日电。刘少奇于7月17日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首先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8月4日，各地汇报即将结束，转入讨论，刘少奇将要讨论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向中央作了汇报。

[130] 即九、十、十一、十二4个月。

[131] 侧水侧敌，指沙家店战役的战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面、南面是无定河和国民党军，回旋余地狭小。

[132] 粟裕1947年8月18（巧）日酉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为更有力地支援刘邓，建议将西兵团作战地域扩展到陇海路以南。不仅可拖住一部敌人不能南去，且可迫使鲁中、胶济线之敌抽一部西来，以减轻鲁中及胶济线我军负担。

[133] 阌乡，1954年9月并入河南灵宝县（今灵宝市）。

[134] 西荆，指陕西西安至荆紫关。

[135] 秦纵，指秦基伟任司令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当时受陈谢集团指挥。

[136] 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3兵团第3纵队司令。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整编第10师师长。张轸，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武汉行辕前进指挥所主任。王敬久，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2兵团司令官。夏威，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8绥靖区司令官。

[137] 绥、清，指陕西绥德、清涧。

[138] 陕，指河南陕县。

[139] 1947年9月7日至9日，陈粟野战军西兵团将国民党军整编第57师全部九千五百余人歼灭于山东菏泽以东、郓城西南的沙土集地区，俘虏该师师长段霖茂，策应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行动和东兵团的胶东保卫战。

[140] 李铁军，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第5兵团司令官。

[141] 陕州，河南陕县的旧称。

[142] 渭华，指陕西渭南、华阴。

[143] 商洛，指陕西商县、洛南。

[144] 王震，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45] 陕西平民县1950年并朝邑县，朝邑县1958年并入大荔县。

[146] 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

[147] 师哲，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148] 王新亭，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49] 西潼线，指陇海铁路西安至潼关段。

[150] 郑洛，指河南郑州、洛阳。

[151] 刘，指刘金轩。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4纵队第12旅旅长。

[152] 向，指向守志。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9纵队第26旅旅长。

[153] 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9月2日至12日举行大清河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五千余人。

[154] 彭、罗，指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吕梁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155] 两延，指陕西延川、延长，1947年10月1日为西北野战军收复。

[156] 随、枣，指湖北随县（今随州）、枣阳。

[157] 赵，指赵基梅，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司令员。王，指王宏坤，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

[158] 华东野战军东兵团自1947年10月2日进行胶河战役，至10月10日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二千余人，收复掖县。从此，东兵团转入反攻。

[159] 新、宜、伊、嵩，指河南新安、宜阳、伊川、嵩县。

[160] 洛、郑、漯、许，指河南洛阳、郑州、漯河、许昌。

[161] 指国民党军整编第5师（原第5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

[162] 酉戌两月，即10月、11月。

[163] 亥月，即12月。

[164] 巧，即18日。

[165] 耿飚，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166] 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10月11日至22日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第3军主力一万七千余人。

[167] 刘航琛，当时被聘为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提出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以为美蒋的缓兵之计。

[168] 杨、杨，指杨得志、杨成武。

[169]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

[170] 东，即1日。

[171] 灰日，即10日。

[172]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173]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主同盟总部被迫发表解散公告。

[174] 查，指查玉升，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4纵队第22旅旅长。

[175] 杨之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

[176] 申宥，即9月26日。

[177] 酉鱼，即10月6日。

[178] 吴玉章，当时任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179] 王，指王明，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谢，指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

[180] 张曙时，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

[181] 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自1947年11月8日至17日进行陇海路破击战，攻克县城9座、车站17个，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一千余人，破坏铁路一百五十余公里，威逼徐州，沟通豫皖苏与鲁西南的联系，迫敌调动15个旅应援，其中包括准备用于大别山的8个旅，推迟了国民党军围攻大别山的时间。

[182] 运，指山西运城。

[183] 张体学，当时任鄂豫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中原突围时任鄂东军区代理司令员。

[184] 许信段，指平汉铁路许昌至信阳段。

[185] 郑许段，指平汉铁路郑州至许昌段。

[186] 皓，即19日。

[187]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

[188] 皓丑，即19日丑时。

[189] 吴化文，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2兵团第84师师长。

[190] 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7年12月12日关于举行东北冬季攻势作战和1948年建军计划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12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作战开始。

[191] 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8年　五十五岁

1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一）庆祝你们突围东进之胜利；（二）庆祝十纵、十二纵在桐柏、江汉两区之胜利。”[1]

1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人民解放军[2]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陈云及全体指战员电：“庆祝你们一九四七年消灭敌军二十八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奋斗。”

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报告制度。（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1月8日　致电林彪、罗荣桓并告中央工委：“东北与华北敌人愈打愈少，几个月后形势将起变化，请考虑某些铁路不破坏或只作战术性破坏，而不彻底破坏。例如彰武、新立屯、义州[3]、承德间铁路不加破坏；打虎山[4]、锦州、山海关、天津间铁路只作战术性破坏；铁岭、长春间及吉林、长春间铁路则不再破坏；沟帮子、营口、大石桥间及鞍山以南铁路似亦可不再破坏。”

1月9日　为转发习仲勋关于在高家堡发生的破坏纪律行为的报告[5]写批语：“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同日　致电贺龙、习仲勋及中共中央西北局诸同志，同意习仲勋关于老区土改工作的意见[6]，指出：“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中旬　审阅任弼时一月十二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加写以下内容：“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和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我们反对乱杀人，“多杀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了人，杀错了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推延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引导到革命遭受暂时的失败”。关于审干问题，“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诉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

1月14日　关于对中间派及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局电：“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并陈赓、谢富治，刘伯承、邓小平电，庆祝粟陈唐全军十二月各役共歼敌三万余人的大胜利，并指出：“既然决定不去抢占汉水中段，敌情又不紧张，如果粮食条件能解决，刘邓、粟陈唐、陈谢三军应争取休整一个整月”，“补充人员弹药，处置伤病员，训练技术，研究战术，普遍施行诉苦运动，三查运动，整顿纪律，研究城市政策及城乡群众工作各项策略及方法”。

同日　致电邓小平，就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征询他的意见：“（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分平，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同日　致电刘少奇，对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执行土地法的指示草案提出意见。电报说：“我觉得这个指示似乎有些过了时机，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运动中发生了许多急待回答的问题（主要是过左），而这些问题，指示草案中或者缺乏具体的回答，或者回答的分量不够，这是因为土地会议及写指示草案的时期着重点没有也不应当放在这方面。”又说：“中央十二月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

1月15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出席在杨家沟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说：大革命的经验和以后各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就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实行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这次打内战，胜利的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地主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要保护。地主阶级、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一个财宝。我们废除他的私有权，但我们要他这个人，分土地给他，让他生产，这是社会的劳动力。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出乱子，不可能胜利。至于土改中的打人杀人，我们共产党人主张不打人，打人是野蛮的方法。杀人越少越好，尽可能不杀，那些罪大恶极的群众痛恨的大特务大汉奸可以杀。全国胜利了，土地分配了，还要不要统一战线？还要。那时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可能巩固。他最后说：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收集不同意见的机会。多收集各种意见，认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工作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1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冀鲁豫中央局并告中央工委、新华总社电，批评新华社晋冀鲁豫十三日的一则电讯。电报指出：电讯中有边区政务会议应尊重农代会筹委会意见，应依据贫雇农、工人要求改进工作等语，但其中不但没有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连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电报又指出：“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又称“中央一月决定”），本日在中央扩大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会后，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本日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须待征求你们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往各地[7]。这个决定草案主要是指导全党纠正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决定草案提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决定草案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规定。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区别开来，地主和富农中的恶霸与非恶霸区别开来。“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决定草案强调：“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这个决定草案编入《毛泽东选集》。

1月20日　为转发习仲勋一月十九日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写批语：“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8]。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

1月24日　致电刘少奇，对中央一月决定提出补充意见：“为了稳定中农之目的，老区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即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给教堂、祠堂、庙宇留少数园地”；“保护和平通商传教的外国人”；“新区执行土地法应与老区不同，在新区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土地，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

1月26日　关于中原三支大军三个月的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李达[9]并告粟裕，陈赓、谢富治，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华东局，邓子恢[10]，中央工委电：“你们在三个月内，以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三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则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三个月后南北[11]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三个月内，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原则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其机动范围是郑、洛、潼方向，南阳、襄樊方向，信阳、广水方向，淮阳、开封方向，总以能歼灭较多敌人，首先配合你们，其次配合彭、张及徐、滕、薄，又其次配合苏中、苏北为原则。”

1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指出：“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12]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甲）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三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陈、唐[13]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进入江汉地区，打八十五师等部，掩护你们渡江。此举缺点是新兵与干部来不及送上。（乙）丑、寅、卯三个月[14]照原计划进入伏牛[15]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你率叶、王、陶三纵在该地区争取休整一个整月，然后渡江，陈、唐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在江北任掩护。此举好处是新兵及干部可以送上，缺点则敌人可作准备。（丙）丑、寅、卯三月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辰月[16]全军北返，你率叶、王、陶择地休整两三个月，秋季渡江。此举好处是准备充分，缺点是要到秋冬之间才能实现调动敌人之任务。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至于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

1月28日　为转发邓子恢关于渤海整军经验报告写批语：“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

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指出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指示说：“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刘伯承、邓小平等电，决定：（一）韦国清率二纵于二月下旬赴苏北与十一、十二纵会合，成立苏北兵团，以韦国清为苏北兵团司令员，陈丕显为政委，吉洛为副政委[17]。苏北兵团受陈毅、粟裕指挥。（二）许世友、谭震林率七纵、九纵、十三纵为山东兵团，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受华东局节制。

1月3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电，庆祝攻克邓县歼敌六千余人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8]电，庆祝攻克新立屯歼敌一个师的胜利。

同日　为转发朱德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致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信写批语：“朱德司令亥灰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第二个问题，是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如果我党不善于领导工人阶级执行这一任务，提出了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公私不能兼顾，劳资不能两利，就是极大的失败。这件事，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此事，中央早已发了指示。但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注意，许多中央局、分局未能据此发出指示，未能向工会工作同志及工人群众进行正确的解释，迁就党内与工人群众中的孤立的片面的狭隘的思想，仍然执行历史上使我党遭受过严重挫折的错误方针。各地中央局以下各级党委，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此项问题，立即改正党内在此项问题上存在着的错误思想与错误政策。”

1月　在杨家沟同陈毅多次谈话。毛泽东说：自日本投降后，特别是一九四七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敌我双方的形势都有了根本的改变。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心向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孤立蒋介石是长期的斗争，也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内战时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时我们孤立，我们只有苏区工农群众，其他阶层都脱离了，而蒋介石的基础较大。抗日时期我们竭力解决这个问题，情况有所改变，我们的朋友多了。因为我们采取了适当政策，如坚决打日本，拿住了抗日旗帜，减租减息，改善了与地主的关系，发扬了民主，争取了资产阶级及其各党派。蒋介石的主要错误，是消极抗战，坐山观虎斗，他失去了民族领袖的地位。其次是垄断经济，政治上搞特务，实行一党专政，这三条使他送掉了国民党的江山。现在，人心向我，解决了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策适当。这是一九四七年发生根本变化的政治原因。军事上，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转入进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二十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被“围剿”的地位，没有进攻敌人。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不要说“反攻”，反攻是带着防御的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战争初期是自卫性质，我们那时的方针是迟滞内战；现在是要消灭蒋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质。自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人心愈失。同时全国举行革命进攻（不是自卫防御），把蒋介石的进攻打垮，造成大革命，叫“进攻”更适合。蒋介石要返回过去的形势，已是不可能，“黄鹤一去不复返”。今天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美国主张放弃纬线四十度以北，即东起安东，经过北宁线、平绥线、大同，西至西安，就是放弃东北，争取华北，巩固长江，经营华南。蒋介石说，有放不得之苦，放弃一地，共产党就都堆下来了。经济方面，蒋介石的经济一九四七年比一九四六年更严重，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经济也有问题，但自转入进攻，主力移出，负担减轻，恢复了大块土地，办法更多了，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蒋没有土改，我有土改。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将更加困难。一九四八年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据地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战争不应使其间断，要一直进行到底，不使敌人有休息机会。如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说要下野，金蝉脱壳，移花接木，想借此得到休息的机会，以图卷土重来，预见到这种情况，宣传上要予以揭露，要向群众说清楚，不是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集团及其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干涉方式多种多样，出兵参战亦可打退。我们不去挑战，只应战。美国人还有几年凶的，你若被他吓倒，就上了他的当。吓不倒也就算了。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在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东西得的少，蒋介石强大，严重的内战临在头上，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现在好了，我们的优势已经确定了，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

2月1日　关于粟裕部渡江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电：“叶、王、陶三纵[19]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三、八、十、十一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为准备渡江作战，二月上旬，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机关及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由漯河出发，进入鲁西南休整并进行渡江准备。

2月3日　致电刘少奇，指出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一）在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土地大体已经分配，只须作些调整，中心工作是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二）日本投降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反攻前解放的地区，土地问题已初步解决。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必须组织贫农团，确定贫农团在农会和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三）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实行土地法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先分大地主的浮财，分大中地主的土地，照顾小地主，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土地。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予以分配。新区土改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须有三年时间（从今年一月算起），太急了，也办不好。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2月5日　审阅新华社纪念“二七”二十五周年社论稿，将原题改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并加写两段话：“必须指出，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不少的党员，不少的干部，不少的工会工作人员，甚至有不少的担负高级领导职位的领导人员，并不了解党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的路线。他们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的、狭隘的、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远一点。他们忘记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时期内实行过的那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路线曾经给予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与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损害。他们完全不研究一九三七年以来十一年内中共中央历次发布的正确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方针。他们固执地抵抗党的路线。”“党的一切地方领导机关必须严肃地讨论中央的路线及全部工业政策与工运方针，坚决地纠正一切危害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革命政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政策与办法，迅速地使工业建设与工人运动走入正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聚积一切力量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2月6日　致电李井泉[20]、习仲勋并告刘少奇、薄一波，就按三种地区（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的不同情况实行土地改革问题，征询意见。本日，又致电邓小平并刘邓野战军后方指挥所，陈赓、谢富治，粟裕、陈士榘、唐亮，征询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的意见，并指出：“土改时间问题，我在几个月前觉得可以快些，后来得到陈、谢在陕、灵、阌[21]区的经验及晋绥、陕甘宁等老区经验，觉得不能过于性急，应以条件成熟为原则”。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完全同意刘、邓二月四日建议，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二、三两月作充分准备，三月底或四月初行动，并以陈再道[22]率两个旅加强江汉军区，包括经营鄂西及汉水中流在内。

2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示该野战军指挥所从大别山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指挥刘邓三个纵队，陈士榘、唐亮四个纵队，陈赓、谢富治一个半纵队，共八个半纵队，“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并指出，这样部署，可将敌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裕部机动，利于大别山、江汉等地放手发展，还因为北面有巩固的后方可为依托利于打歼灭战。邓小平根据这一指示，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从大别山区的新县北上，二月二十四日和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所在皖西北临泉县会合。

同日　就正在进行冬季攻势的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行动问题，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指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23]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24]、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中央工委电：“东北土改打击面过大，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刻着手改变政策。中央在去年双十节公布土地法的决议中即指出，中国地主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东北地主富农即使较别地为多，也决不会多到占人口或户口四分之一这样多。因此你们应将打击面大大缩小，弄错了的必须纠正。”

2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指出：“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指示列举了在阶级路线、整党、土改、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等问题的宣传上出现的错误。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务使对于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人运动这些伟大的斗争，对于这一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保障其获得胜利。”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2月12日　在林彪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电报上写一批语。林彪在电报中，要求出版毛泽东选集发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给他的信[25]时，不要公布他的名字。批语写道：“（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乔[26]负责将文集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叫东北局暂缓印行及翻译外文。”

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指出：新区进行土地改革“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为两个阶段，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分别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逐步进行土地改革。在游击区只作宣传工作和荫蔽的组织工作，分发若干浮财，不要公开成立群众团体，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以防敌人摧残群众。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27]完稿，共二十五章，两万多字。其中第一章《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第二章《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是毛泽东写的，主要内容有：“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树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树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已经是不被剥削的人们，他们所生产的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属于剩余价值的部分，不能认为被剥削。”所有劳动人民即无产阶级、农民、独立劳动者以及一切受人剥削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其中，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28]，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任务，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由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中，他们也可以参加这种建设。只要中国尚未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是可以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道前进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所应当和必须消灭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毛泽东对其他各章作了修改。其中，在第八章加写：“在一九四七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前即已成为新式富农者，在平分土地期间，应按富裕中农待遇；在一般情况下，其多余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应抽出分配”。在第二十五章加写：“人民法庭的审讯和判决，必须遵守下列条件：（甲）禁止肉刑；（乙）重证据不重口供；（丙）不得指名问供。”

2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指示，请中央工委和各中央局、分局及各野战军前委，对这个文件提出修改意见。指示指出：“此项文件的目的，是在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我们认为，单有土地法大纲及其他党的若干指示文件而无这样一个完备的文件，很难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不犯或少犯错误。我们既要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又要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不要因为划错与斗错阶级成分及采取错误政策而打乱自己阵线，增加敌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我们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

2月17日　为转发邓小平关于新区土改政策之补充意见，起草给中央工委、各中央局和野战军前委的批语：“（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在第一阶段将打击面缩小至只打击大中地主及国民党反动分子时，并不是说富农、小地主中的保甲长、恶霸、反动分子为农民所要求打击者也不要打击，我们只要注意对富农、小地主的多数暂时不去惊动就无危险了。（三）确定先组织贫农团，树立贫雇农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全体农民，并严防地富及坏人混入。”

2月18日　对徐向前二月十七日关于拟攻临汾，在作战前准备普遍进行攻坚训练的报告，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并告李井泉、周士第，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29]，滕代远、薄一波电：“（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隐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临汾战役预定三月十日开始，因胡宗南自三月六日开始将守临汾之第三十旅主力空运西安的新情况，提前于三月七日发起。此役历时七十三天，于五月十七日攻克临汾，歼敌二万五千余人，俘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拔除了晋南地区国民党的最后一个据点，使太岳和吕梁两解放区联成一片。

同日　为转发彭德怀关于征收营业税的调查报告[30]写批语，指出：“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据所知的远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于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2月19日　致电薄一波[31]：“分别不同情况的地区采如像来电所说的不同的政策，这样做是正确的。但下面是否这样做却是另一问题，你们必须经常和下面保持通讯联系，随时纠正偏向，不要待几个月后开总结会议的时候才来作一次总纠正。这样作，损失太大。随时纠正偏向，则损失较小。”

同日　致电李井泉：“凡属已经平分土地，地主富农的封建经济基础已经消灭，只是尚不十分彻底，尚须酌量调剂土地的地区，例如绥德黄家川那样的地区，即不应再去平分土地，只应采取合理的抽补办法，满足一部分农民土地尚感不足的要求。在这样的地区再去平分土地是错误的。你们现在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这类地区，只在农会内部组织贫农小组保障贫雇农利益”。“在这种贫农占少数、新老中农占多数的地区，也去组织贫农团，硬要指挥一切，这就是冒险的命令主义，是违反全国土地会议的路线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如鲁西南被敌扰乱不能安心休整，一、四、六等三个纵队可考虑移至黄河以北，安心休整两个月。”据此，粟裕率华东野战军领导机关及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于三月初进到黄河以北的濮阳地区休整。

2月20日　致电刘少奇，提议由中央工委于三月初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开会，讨论刘少奇关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的提议，以及支援整个南线北线的财政、经济、军工干部，成立华北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等问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邓小平、李先念电：“丑皓电[32]悉。同意你们四个纵队暂时离开大别山，以便集结力量作战之意见。”二月底，四个纵队全部转移至淮河以北、沙河以南的淮西地区休整补充，由地方武装坚持大别山地区的游击战争。

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庆祝东北野战军攻克鞍山、法库歼敌两个师的大胜利。

2月22日　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稿，加写几段话：“在平分或调剂土地中，对于在抽动新富农及中农的土地时必须充分说明理由取得本人同意一点，甚为重要。如果本人不同意，则应向他们让步，不得采取强制办法。”“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均是很细致的群众工作，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的进度。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在一切地方，在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大致完成以后，即应实行普选，成立乡村人民代表大会，并改选乡村政府。”“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支部，均应公开。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电：“目前两星期内你们的任务是钳制十一师及其他平汉郑信[33]段之敌，使其不能威胁刘邓主力在沙淮[34]间集结及补上新兵。在刘邓主力业已集结并补上新兵之后，照我们意见只要环境许可，刘邓尚须有一短时期休息整训。如果刘、邓亦同意这样做，又不反对你们执行郑潼[35]战役，则可照你们意见，以你们现有兵力先打郑潼线。但要寅月[36]上旬才能作具体决定，目前两星期内你们应在郑信段寻找作战机会，以协助刘、邓。”

2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聂荣臻、萧克、赵尔陆[37]，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同意你们的作战计划，即于三月上旬以三个纵队向蔚县、西河营、桃花堡方向歼敌，尔后向北向东进击，以两个纵队向阳高、天镇线歼敌，尔后向柴沟堡、大同线进击，一个纵队出大清河北等项部署”。并指出：“此次行动是一年多以来你们主力部队第一次远出行动。你们必须克服干部中怕远出，怕山地战，怕到人稀粮少地区作战，以及怕傅作义等项错误思想。干部中如果现在尚存有这类思想，你们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要求部队要以刘邓、陈粟、陈谢诸军敢于在江淮河汉之间远离后方，而能与强大敌人作战的艰苦奋斗精神，以林罗军敢于在零下三十度气候条件下在完全敌占区与强敌作战的精神作比较，保证远出机动作战的胜利。

2月25日　关于总结城市工作经验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野战军前委并告中央工委电，指出：“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陈士榘、唐亮电，询问能否在三月份以他们两军十一个机动旅，各个歼灭分布在郑潼线及其以南地区的裴昌会[38]七个旅，而不要他部直接协助。本日，又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询问刘、邓对郑潼线作战部署的意见，问他们环境是否容许陈唐、陈谢两部十一个机动旅于三月上旬举行郑潼线战役，而将向汉水流域之行动推迟到四月举行。二十八日，陈、唐报告中央军委：以我们现有机动力量于郑潼线作战，歼灭裴昌会兵团已够使用。具体行动意见，仍先向郑洛段行动，切断郑洛段铁路，威胁洛阳，调动整编第四十一师及孙元良兵团西援，歼灭该敌后向洛阳、郑州，乘胜扩大战果，歼敌裴兵团东援部队，果如此，则洛阳有极大收复之可能。三月四日，刘、邓向中央军委报告：如陈谢、陈唐先在郑洛段作战，三月五日前后即可作战，不宜再迟。三月初，鉴于西北野战军已在宜川、洛川地区取胜，胡宗南急调位于潼关、洛阳间的裴昌会兵团西援，陈唐、陈谢指挥的四个纵队趁虚于五日自襄城、禹县地区向洛阳开进，准备举行郑潼线战役，夺取洛阳。

2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批评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指示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的实行某种政策。”并强调：“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2月29日　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检查报社发现“左”偏》的报告上写一批注：“开明绅士问题不是什么革命性质的原则问题，中央并未这样指出过。中央指出，不要抛弃那些赞成反蒋和土改而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从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开明绅士，如陕北的李鼎铭、晋绥的刘少白[39]等人，借以分化地主阶级，是于反蒋和土改有利益的”。

3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粟裕、刘先胜[40]，徐向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对刘邓、陈唐、陈谢各部作战作出部署，并对其他各区作战计划进行通报。关于中原、山东两军作战计划，部署如下：“刘、邓应即将一、二、十、十一等四纵组成为一集团，寅卯两月[41]在津浦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机动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辰巳两月[42]或仍在该区配合粟、刘机动，或向平汉以西机动，依情况决定。粟、刘即令十、十一纵完全接受刘、邓指挥。”“陈、唐并指挥陈谢主力，寅卯两月举行陇海郑潼线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日内开始第一阶段打郑洛段，相机攻取洛阳；第二阶段打洛潼段，争取歼灭裴昌会兵团大部（原七个旅已有两个旅西开合阳、潼关，一个旅在商洛未动，现留阌乡至洛阳一线者约四个旅）、孙元良兵团一部，配合彭、张渭北作战。彭、张现正围攻宜川，吸引九十师、二十七师增援，各个歼灭之，现正战斗中。”“许、谭[43]所部除留十三纵于胶东外，主力七、九两纵配合渤海地方兵团，寅月[44]上旬开始向胶济西段作战。韦国清率二纵丑[45]下旬由诸城南下苏北，与该地十一、十二两纵合组苏北兵团，加强苏北之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他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采取中立的态度，因此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对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3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三月二日电：“庆祝你们歼灭九十师、二十七师之巨大胜利”。“同意以一、四两纵取中部[46]、宜君，相机取同官[47]，以三、六两纵在攻克宜君后取洛川、富县、甘泉，控制甘泉至同官公路机动地带，二纵取澄城、白水，并准备协同一、四纵作战。”并指出：“此次休整两个半月，部队战斗力如此提高，以致一举歼灭胡宗南两个主力师（四个旅），证明用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发扬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故宜注意两个战役之间的必要整训。”

3月4日　为转发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关于宜川战役战果的报告，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批语，指出：“宜川战役我以十一个旅七万人包围歼灭胡军精锐部队五个旅（缺一个团，洛川），两个师部，一个军部，共二万八千人，无一漏网[48]，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其基本原因在于两个多月的冬季整训。”经此役后，“我向渭北、陇南进军之门户，业已洞开”。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学范[49]：“接二十九日电示，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3月6日　致电刘少奇，阐述政策与经验的关系。电报指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做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电，指出：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成立北方局，有利无害。时机亦已成熟，拖下去无必要。我们意见即以中工委为中心合并两个中央局成为北方局，刘少奇兼任北方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两区的军政两项机构，暂时不合并。但将财经逐步集中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华北财办实际上管两区财经，同时在政策方面领导华东、西北两区的财经。经过几个月，待党务及财经两方面工作在统一之后有了头绪，再将军事机构合并。待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华北人民民主政府，再将两区政府合并”。

3月7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评论，评述西北战场形势及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的意义，指出：宜川大捷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同日　关于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等电：“（一）我彭张赵军[50]正向澄城、白水、洛川、中部、宜君、同官攻进，向前军正攻临汾。（二）敌一师、三十师、三十六师将全部缩回陕境，估计一部守潼关，大部回至西安一带。（三）你们率三、四、八纵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两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洛阳战役于三月八日开始，十四日攻克洛阳，全歼守敌二万余人。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庆贺全歼洛阳守敌的电报。因郑州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八军、整编第四十七军增援，人民解放军十七日撤出洛阳。

3月8日　为发出关于吴满有[51]一类人入党问题的电报加写按语：“说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农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提倡新式富农的目的和俄国革命后保存富农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中国富农经济不占重要成分，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中农、贫农，并不是依靠富农，我们鼓励吴满有一类人之目的，在于这样能够稳定新旧中农，刺激其生产。如果过去这是需要的，现在这种情形仍未改变，不能说这种需要已不存在。如果中国的某些地区有依靠富农粮食供给的情形，那就鼓励富农经济更加是需要的了。一种模糊的违反经济要求的‘左’倾情绪在人们的思想中作怪，在土地法公布后甚为普遍，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为其动摇而投降这种情绪。”

3月10日　致电刘少奇：我们拟于三月二十日动身东移，约于四月十五日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52]。

3月12日　为发表《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53]这个典型经验，加写按语，指出：“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3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并告中央工委，晋绥分局等电：“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灭的困难问题。你们机动的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目前所采出平绥线的方针，应当执行到敌人已经大量集中该线，我军已无好仗可打之时为止。下一步主力的行动，可以出平保线打一二仗，调回敌人主力，然后再出平绥线。你们拟派两个纵队出绥远的计划是很好的，可令该两纵于攻克柴沟堡一线之后，不要停留太久，迅速出绥远，以绥远全境为活动范围。”

同日　复电邓小平：“寅齐电[54]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希望你对陈唐、陈谢各部及豫皖苏区，凡你处电台能联络的同志，或骑马能送信的同志，或当面接洽的同志，将你所说的那些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同日　为转发邓小平寅齐电，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的批语，指出：“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3月15日　东北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历时三个月，歼灭国民党军八个师并争取一个师起义，共十五万六千余人，收复城市十八座，压缩东北国民党军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3月17日　致电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55]，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

3月20日　致电刘少奇：“此次工委和华北、华东、华中各负责同志一起，彻底检讨各项领导工作上的错误缺点，并由此获得纠正，走上正轨，极为欣慰。”“我们明日动身东移，由此到兴县走路及谈话十天，坐车去代县五天，走路到你处十天，约卯删[56]可到你处。”

同日　为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各纵应继续提高政策教育的电报写批语，指出：“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不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使这种教育贯彻到底，使全体指战员充分明了，不加检查，让单纯军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不尖锐全面彻底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向这种错误观点让步妥协或隐瞒这些现象不向前委或军区反映，而前委或军区则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只将战绩向上级及中央反映，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不对的，是离开了或多少离开了党的路线的，必须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现象，应当立即加以检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通报。通报指出：“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通报在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军力发生的变化以后，指出目前南北两线敌军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这两个地区尚有主动权，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通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情况的通报》。

3月21日　电告彭德怀：中央机关本日动身东移，约四月十五日可到中央工委所在地。“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力担任。”

同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前往晋绥区，今日到达绥德县吉镇。

3月22日　到达佳县螅蜊峪。

3月23日　从陕西省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在寨则山村过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并中原局电：同意由“中原局管辖津浦路东陇海路南包括豫、陕、鄂整个地区，统一该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陈、邓[57]加入中原局。苏北仍归华东局”。

3月24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到达中共中央后委驻地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同杨尚昆等后委留守人员见面。当晚，研究中央机关今后行动路线问题，商定分为两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此稍作逗留后，乘车经晋绥军区前往晋察冀；中央机关和后委机关留守人员由杨尚昆率领直接前往西柏坡。

3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对报告制度作了补充规定：“（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电，指出东北局二月十四日回答中央关于哈尔滨市劳动法草案的批评与指示一电，内容很好，请中央工委在抄送此电给各地时，在文尾附抄下列文句：“东北局此电表示的方针是正确的，其中所述哈尔滨去年秋季所犯对于私人资本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华北、华东、华中、晋绥各区曾有相同情形，或者还更严重。在公营工业方面，例如邯郸局[58]管辖下的军工企业，则有与东北相反的情形，工人待遇甚高，产品成本很贵，难于持久。望各中央局对于自己的工商业及工运方针，作一全面检讨，务使这方面的工作彻底走上正轨。”

3月26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从双塔村乘车出发，到达晋绥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在这里停留八天。

3月27日—29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听取贺龙、李井泉汇报晋绥解放区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情况，并先后召开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等座谈会，详细调查农村各阶级的比例、土地占有、土改工作团怎样发动群众等情况。

4月1日　在贺龙主持的晋绥干部会上讲话，肯定了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晋绥党组织对工作中曾经发生过的几个“左”的偏向的纠正。讲话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讲话解释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2日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讲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4日　到达岢岚县城。当晚听取县委书记丛一平关于土地改革、整党情况的汇报。

同日　致电彭德怀：“西北战场重要性已增长，战争规模已扩大，四百多万人口支援这一战争已感吃力，民负应减轻不应加重。”

4月5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等接见参加岢岚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随后乘车到达神池县城。

4月6日　到达代县，听取县委书记兼县长苏黎和土地改革工作团副团长、晋绥日报社社长郝德青的汇报。指示土地改革工作团应该和农村党支部一起，共同领导当地土地改革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克服“左”的偏向。途经雁门关时，下车凭吊古战场，观看牌楼、石碑，边看边朗读碑文。

4月7日　由晋察冀军区派来迎接的人员带路，经过深沟高山，到达繁峙县伯强村。原计划当天到达五台山区台怀镇，因下雪路塞，被阻于伯强村。邀请村党支部书记、村长、贫农团长等干部，座谈该村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

4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电，对城市政策作指示：“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本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分别致东北局、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电，指出上述指示完全适用于新解放的各城市，要求他们责成各市委将占领后所采取的政策及施行结果作出总结，电告中央。

4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电：“你们主力先歼天镇附近之暂四军主力，如有可能再歼怀安之敌，是正确的。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或者向平绥东段进击，或者向绥远协同在绥两纵歼灭三十五军，打开绥远局面，然后主力回师打平绥东段，依情况决定为适宜。”此时，晋察冀野战军正进行察南绥东战役。四月上旬攻占天镇、怀安等地，转入休整。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转许世友、谭震林、谢有法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指出：“许、谭、谢卯东电[59]悉。你们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宽大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是不正确的，即对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及大恶霸分子，也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将功折罪。”“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但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不少地方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方面，在关于工商业及工运的政策方面，在关于打人杀人的政策方面，在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面，在宣传教育的政策方面，以及在其他某些方面，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不得中央同意甚至不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前委及其他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同意，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中央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电报还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

4月11日　在谭震林四月一日关于淄、博、张、周[60]的情况及所取之政策的报告上加写按语，指出：在工厂企业管理委员会中，“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须知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和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二十六日，为转发谭震林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与按语内容相同的批语。

同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从伯强村出发，冒雪过五台山，经鸿门岩险地，到达杨林街，夜宿台怀镇塔院寺。

4月12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到达河北阜平县西下关村。任弼时召集本村和临近村的党员干部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参加座谈的村干部见面，一一握手问候。晚上开会议定，到阜平晋察冀军区驻地城南庄后，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去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因准备去苏联，暂留城南庄。

4月13日　由聂荣臻陪同，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住军区大院。在城南庄期间，和周恩来多次听取聂荣臻等汇报工作，并同任弼时主持召开的区县干部座谈会的同志们见面。

4月21日　关于粟裕建议缓出闽浙赣以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问题[61]，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卯有[62]至卯世[63]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

同日　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面上写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同日　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4月22日　复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64]：“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我们可令杨、罗、杨[65]（正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电：“你们有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主力三个纵队必须于辰初[66]出动，辰删[67]以前到达热河境内。因此，你们派赴门头沟之一个纵队应立即收回，集结三个纵队于桑干河以南，休息至辰冬[68]左右为止。”

4月23日　周恩来、任弼时等前往西柏坡。

4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电，庆祝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指出：“去年三月十九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以来的一切事变，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断言。”尚望全体军民“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匪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4月25日　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一）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二）关于在今年冬季召开二中全会的议题。（三）关于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问题。（四）关于消灭某些无政府状态和酌量缩小地方权力的问题。（五）关于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六）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及其他问题。以上各问题请他们先作大概的讨论，然后再到城南庄商定。

4月27日　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东荪、符定一[69]，感谢他们的来信，对他们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表示热烈同情，并邀请他们二位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

同日　写信给蓝公武[70]：“三十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甚思一晤，借聆教益。兹派车迎候，倘蒙拨冗枉驾，无任欢迎。”

4月29日　转发薄一波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并在报告中的两处加写批注。对“在公私企业中，成立以厂长为首的三人委员会，以利生产”一句，批注：“企业中的管理委员会究竟以三人为有利还是以五人左右为有利，值得研究。如果只以厂长、支书及工会主任这样三个人组织委员会，如果这三个人又都是党员，而无工程师、技师或职员的代表参加及有能力的党外人士参加，似乎是不妥的。”对“有些人认为工商业均带封建性。不斗工商业，不能肃清封建，满足群众要求”一句，批注：“这类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4月30日—5月7日　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称城南庄会议。

4月3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口号于当日由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五月二日刊载。

5月1日　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71]，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72]

5月初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三项议题：（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二）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二）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一）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无疑会有很大困难，打出去的主力会减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不能战胜国民党。打出去以后，敌我都到蒋管区去吃，不能依赖后方，后方要尽量供给前方。（二）我一方面为胜利欣喜，一方面担心人民负担不起。要使后方农业、工业长一寸。土地改革、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人民的负担要适当减轻。（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缩小地方权力。会议认为这三条都是战略性的。这三条以后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项任务。

5月5日　在城南庄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同陈毅、粟裕等商讨渡江问题后，毛泽东于本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电，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73]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上计划是我们和陈、粟及一波、先念所商定者。”为组织协同作战，电报还指出：粟裕兵团，“约于本月底渡河作战。陈、唐所率三、八两纵应回至豫皖苏区，调换一纵西去，以便该兵团有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集结打大仗”。“本月内请刘、邓命一纵、十一纵在汴徐以南适当地点休整，待粟裕命令，月底协同作战。当粟裕打五军等部时，许谭兵团应向津浦线行动，相机歼灭并钳制十二师、七十五师、八十四师、七十三师等部。其动作时间，应在本月下旬，请华东局令知许、谭准备。同时，令知韦陈兵团[74]，在苏北发起歼敌战役，配合动作。”

5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华东局电，指示山东兵团“应集结休整至本月十八日或二十日为止，准备于十九或二十一日以后开始向津浦线行动。那时如新泰敌一个旅未退，则以围新泰打援军为第一目标，如该敌已退，则直向济南、徐州间选择某地攻击并打援，以协助粟裕兵团之作战。粟裕兵团渡江目前尚有困难，决定在运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歼灭几批敌人再行南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电：“中央已于五一节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而其第一步则拟召集各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不属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社会知名人士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自然这些在目前均尚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你们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基本上同意你们五日十九时半来电的第三个方案[75]，即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同时指出：“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5月9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及确定人选的决定：（一）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区。（二）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三）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依次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四）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暂时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峰为副主席。（五）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和华北大学。（六）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邓子恢分任第二、第三书记。（七）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八）中央已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销。

5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程子华电，通报杨得志、罗瑞卿[76]率部配合东北作战的部署：“杨得志、罗瑞卿率三、四两纵及二纵一个旅共七个旅决于十四日或十五日出发，十七日或十八日过平绥路，尔后即以歼击十三军为目标，向密云、古北口之线及承德方向进击。”随即杨、罗率部于五月十二日发起冀热察战役，六月二十五日结束，歼敌二万四千余人，攻占丰宁、隆化、平泉等城，对承德形成包围态势，以配合东北野战军的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请即令陈、唐率三、八两纵迅速东进，直达汴徐线附近，接受粟裕指挥，协力歼击五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绥分局电：“你们万余人进驻运城地区，必须向所有人员讲明对待当地人民及党政军的正确态度。”“分局应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有了工业生产的条件，党如果不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党的领导人员如果缺乏工业方面的知识，如果不用力去学会这一方面的知识，那就会要犯错误。在收复延安后，西北局亦须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

5月18日　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击中毛泽东的住房。当晚，毛泽东转移到离城南庄二十多里的花山村。

5月21日　写信给周恩来、胡乔木，对即将重新公布的一九三三年关于划阶级成分的文件提出意见，认为其中关于知识分子部分说得不完全，是不妥的。“原件说地主出身者是地主，富农出身者是富农，中农出身者是中农，这是说社会出身，这是对的。但必须补充说，根据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例如参加军队者是军人，参加政府工作者是政府职员，参加生产企业者是工人、职员、技师或工程师，参加文化工作者是教员、记者、文艺家等，并将着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方可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电，指出：“我一、四、六纵可于二十五日左右由临濮集、郓城地区南渡，先在鲁西南及陇海线上歼灭几部敌人，造成集中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全力歼灭五军之条件，而以歼灭五军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刘、邓担负钳制十八军使不能东援。”“许、谭除以九纵休整并作预备队外，主力应立即出动夺取泰安及其南北地区，保证钳制济南及济南徐州线上各敌使不能西援。”并指出：“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尽可能迅速地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面，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粟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纵之作战，并指挥许、谭在津浦线上之配合作战。”

5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只要五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

5月24日　致电邓小平，指示新解放区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只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把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以利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电报强调指出：“这一个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地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

5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以及发出这个指示的通知，对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作了部署。指示指出，不要因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和农业生产工作，而忽视和放松对于城市工作和工业生产工作的领导。指示再次提出，必须坚决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指示要求“在干部会议中和在工作中，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电：中央决定将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略加修改，经新华社广播。各地收到后，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并印成小册子（加入任弼时同志报告为附件）发给各级党委及工作团，当作正式文件，遵照实施。《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尚须继续收集意见加以考虑修改，暂时不准备发表，可作为高级领导机关的参考文件，不要普遍印发。

5月27日　离开花山村，乘车到达西柏坡，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5月28日　关于同外国订立商业性协定问题，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中共中央东北局，指出：“嗣后凡有借有还之协定，只要有可能，你们尽可订立。但须将要求详情事前报告中央审查批准，事后将经营结果及偿还情形报告中央审核。”“事前不经批准，事后又不报告经营结果及偿还情形，则是不许可的。”“凡在有借有还之商业性协定以外之要求，则必须遵守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之原则，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提出要求。”

5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77]并告许世友、谭震林，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及华东局电：“许、谭以执行你们俭[78]电第一方案为好，即第一步占领泰安、泗水、大汶口、曲阜，第二步相机攻占汶上、济宁、兖州三点中之一点，并求得调动他点之敌增援而歼灭之，逐次攻占汶、济、兖三点。第三步，相机攻占邹、滕、临、韩[79]。”“如果汶、济、兖三点之敌难攻，而邹、滕、临、韩较为易攻时，亦可先攻邹、滕、临、韩后攻汶、济、兖，或于汶、济、兖、邹、滕、临、韩七点中选择其较易者先攻，较难者后攻。总之，许、谭任务是逐一攻占七点，准备以四五个月完成此项任务。”

5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对他们二十九日提出的或者集中主力打承德或者出冀东对平古[80]、平津、津榆线进行广泛攻击的两个作战方案作了复示：“我们觉得攻承德如无把握似以出冀东较为适宜。”

5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电：“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81]线及平、张、绥、包[82]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热河、冀东尤其是察北、绥东出产之粮食，不足供给大军长期需要，必须准备由东北加以充分之接济。四月间，我杨罗杨军[83]两个纵队出至绥东，因当地无粮，不能久留，丧失良好之歼敌机会，你们必须引为教训。”

同日　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请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等尽快从平、津接出来，以便征得他们同意后，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指出：“中央去年二月一日指示‘三三制’仍应执行，废除‘三三制’的意见是错误的。但自去年二一至今年的一年多时间内很多解放区不得中央同意，擅自修改这一指示，从政治上及组织上打击‘三三制’党外人士，其中除少数是罪有应得者外，大多数的打击是过左的错误行动。”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于电到后半月至一月内，将当地地委一级，区党委一级，中央局或分局一级共三级的党外知名人士列一总名单，注明简历、现状及我党对他的待遇意见，电告中央”。并应对统一战线、“三三制”及党外人士问题，对中央作一总结报告。

6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84]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等电：“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间内，陈、唐需要协助刘、邓作战。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因此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三天，而是休息半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力也不要去打。等候刘、邓对张轸[85]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打五军、七十五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而要准备一次只打一两个旅，各个歼灭该敌，因为该敌是比较强的，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本日午时，又致电粟裕、张震：“陈、唐钳制十八军是临时性任务，不日即可归还建制，你们举行大战役时应待陈、唐归建以后。”“你们暂在城武[86]地区待机是正确的。”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一年来办报情况给中宣部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批语：“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6月8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执行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指示计划的通报稿，加写一段话：“必须依照中央指示将已经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区和尚未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划分清楚，并公开宣布。在尚未解决土地问题而其主观客观条件均已完全成熟可以和应当实行平分土地的地区，必须争取一次进行到底，达到彻底解决，方能有利于生产。”

6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同意该部向冀东区域机动作战的计划。

6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电，请他们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如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应当讨论的问题，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项的意见。

6月17日　关于将寻歼第五军改变为攻占开封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并告中原局、华东局电，指出：“完全同意铣午电部署[87]，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请刘邓确实钳制十八军及四七军。”本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又称豫东战役第一阶段）。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张震，华东局，中原局电：你们仍应执行原计划，“攻击兖州，调动八十三师、二十五师来援，减轻敌对粟、张方面之压力，这是你们援助粟、张使粟、张作战得手的最好办法”。六月二十日，山东兵团包围兖州。

6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88]电：“你们以七万人左右担负西北作战重任是很艰苦的，但别方面很难给你们以兵力上的直接援助。杨、罗[89]几次要求向前兵团[90]协助打傅作义，你们现又要求该兵团协助打胡宗南，我们认为均不适宜。因为我集中敌亦集中，不一定能打好仗。我集中兵力太大粮食决难持久，别方面则失去歼敌机会，不如固定各兵团之兵力与任务，不惜时间，各自寻机歼敌较为有利。向前兵团业已北上，日内发起晋中战役，嗣后该兵团拟固定在晋中打阎[91]，直至攻克太原为止，你们不要希望其西调。”

6月19日　就攻克开封后的各项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陈士榘、唐亮并告中原局，华东局等电。指示攻克开封后，“对蒋伪公营企业、银行、商店，市政机关，医院，学校及私营企业、商店，教堂等，应由攻城部队一律加以保护，不要没收”。对“敌方党政机关的人员、经济机关与文化机关的人员、警察及豪绅地主等均不要俘虏和逮捕，而应令他们负责维持城市秩序”。“城内公用物资除武器、弹药、公粮及其他军用品可由军队取用以外，一律保护不要破坏。”“除持枪抵抗者外，不杀一人”。开封于六月二十二日晨攻克，歼国民党军约四万人，击毙整编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豫东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祝贺开封战役胜利的电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韦国清、吉洛并告粟裕、张震，华东局电：你们应遵照粟张十八日电集中可能集中之兵力打敌弱点，我们十五日亥电要你们出击津浦线之意见不要执行。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苏北兵团趁国民党军第八十三师、第七十二师外调之机，向陇海路东段发动攻势，歼敌万人。

6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并粟裕、陈士榘、唐亮电：“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你们两大集团今后或者分开行动，每次歼敌以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或者集中行动，一次歼敌以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为限度。目前必须打有确实把握的仗，哪怕歼敌一个旅也是好的，例如宛西那样的仗。”

6月2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指出：“敬十九时电[92]悉，部署甚好。”

6月26日　关于发起睢杞战役，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指出：

蒋令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从民权、兰封、开封之线向西南急进，以期合击我军。“在此情形下，粟、陈、张部署在睢杞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93]。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本日，华东野战军按计划撤出开封，二十七日，对进至睢杞地区的区寿年兵团进行合围，开始了豫东战役第二阶段，又称睢杞战役。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执行中央土改与整党指示的初步意见》，写批语，指出：“在今后一年的工作中，不但要避免过去数年所犯过的严重政治错误不使重犯，而且要紧紧地抓住季节，于秋季农民较闲时及冬季农民最闲时在农村开会（亦不可过多），做完可做和应做的工作。过去各地在秋冬两季开高级及中级干部会布置全年工作的习惯未能顾到农民的季节，对于农村工作有极大妨碍，这种情况从今年起必须改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电，指出：“你们攻兖行动已将二十五师二个团调至滕县，八十三师亦于有日[94]起由民权车运滕县，估计数日内可到，然后增援兖州。这对于粟、陈、张是极大援助。”二十七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许、谭电：“七纵及鲁中部队暂时仍应吸引二十五师、八十三师援兖，该两师不到兖州附近不要解围，以利粟、陈、张行动。”二十八日，自苏北经徐州北上增援兖州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五师已进抵滕县以北，山东兵团立即撤围兖州准备打援。因睢杞战场紧急，整编第二十五师转而南下增援睢杞。七月一日，山东兵团再度包围兖州。

6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原局电。电报说：“完全同意你们六月六日的指示[95]，望即发给中原全党全军切实执行。”电报提出在指示中应加上两段话。其中一段是毛泽东加的，文字如下：“不但如此，由于我们的进军吸引了大量敌人到中原方面，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敌人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而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不但保存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使我各路友军在山东，在苏北，在豫北，在晋南，在西北，在东北等地顺利地歼灭了大量敌人，恢复了广大失地，使全局都转入了攻势，我们的辛苦并不是白费的。”七月九日，中央将中原局的指示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6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现在是打歼灭战的极好时机，粟、陈、唐正围歼区兵团五个旅于睢县地区，吴绍周[96]必兼程北进，如果你们集中全力于运动中围歼该敌，可能打一大胜仗。”为保障睢杞作战，中原野战军于本日至七月一日在西平以西阻击吴绍周兵团，予以重大杀伤，迫使整编第十八军向吴绍周兵团靠拢。

7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等电，指出：“二十五师[97]艳日[98]开始车运，估计本日可达商丘、柳河之线，许、谭拖住该敌已来不及。你们于完全解决六旅及新二十一旅之后，应速以一部防御二十五师，主力则继续歼灭区兵团。”

7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许世友、谭震林并告华东局电，指出：务望刘、陈、邓“决心不失时机寻歼吴绍周，借以拖回十八军，保障粟、陈、唐、张取得完全胜利”。许、谭即“集中三个纵队及鲁中兵团全力攻克兖、济，歼灭十二师并准备歼灭八十四师南援部队，你们于兖州将克未克之时，注意以一部兵力监视济宁之敌，不使该敌跑掉，以利续歼”。本日，国民党军多路逼近睢杞战场，华东野战军在歼灭黄百韬三个多团后主动收兵撤出战斗。八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电：“在来电[99]所述各种情况下，你们的撤退是正确的。”历时九天的睢杞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五万余人，活捉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包括开封、睢杞战役在内的豫东战役，在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苏北兵团配合下，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兵团部、两个整编师部、六个旅，共九万余人。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祝贺睢杞战役胜利的电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100]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华东局，中原局电：“关于集中三个纵队及鲁中兵团全力在雨季以前攻克兖州、济宁、汶上诸点，全歼十二师及其他杂部，并争取歼灭从北面来的援敌，打通山东和粟部的交通，孤立济南，以利雨季后你们兵团放手南进或西进，更有力地配合粟部打大歼灭战，粟、陈、唐、张和我们意见已完全一致，希望你们本此方针精心组织此次战役。关于完成任务的时间，应按敌情和你们自己的条件来决定，十天或二十天均可。”据此，山东兵团集中主力于七月十二日黄昏对兖州守敌发起总攻，激战至十三日下午，全歼守敌，俘第十二军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霍守义。十六日，济宁、汶上守敌逃走，济南援敌北返，山东兵团歼其后尾部队八十四师一部。至七月十八日，兖州战役结束，并歼灭国民党军六万三千余人，济南陷于孤立。

7月12日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给中央宣传部关于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准备印毛主席选集可否允其印刷的请示电报上批示：“无论国内，国外，暂时均不要出选集。半年后，经审查后，再说。”

7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01]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北局，华东局，许世友、谭震林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兹决定黄河以南运河以东地区，即兖州、济宁、汶上、宁阳、东阿、平阴、东平、肥城等县，划归华东局及华东军区管辖。”

7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许世友、谭震林，华东局电：“兖州已克，守敌全歼，许、谭正准备歼灭援敌八十四师。此战如胜利，拟令许、谭攻济南，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

7月16日　关于攻打济南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望鼓励士气，于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对济南之包围（首先夺取飞机场），并乘胜夺取济南。如果可能，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本日，粟裕、陈士榘、张震致电中央军委：以许、谭现有力量攻济与打援均难得手。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休整时间一月，而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许、谭所部暂在现地休息待命。”二十三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电：“（一）按粟部情况目前难于进行作战，雨季又到，你们各纵应即进入休整，地点在大汶口、兖州地区，暂定一个月，分为两期，半个月为一期，期满情况许可再延长之。粟、陈、唐、张所部亦照此休整，韦吉部何时开始休整由粟、陈、唐、张规定令行；（二）休整完毕，或配合粟、陈、唐、张各纵在陇海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由粟、陈、唐、张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

7月17日　关于襄阳、太原、济南各地战况及今后兵源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等电：“襄阳攻克[102]，康、郭[103]就俘，胜利极大，甚好甚慰。删日[104]徐、周[105]最后解决三十三、三十四两军，俘赵承绶、沈瑞[106]。榆次之敌，逃入太原市。忻州之敌南逃，被我地方部队歼击中。晋源县（即太原县）之敌，或逃或被解决，日内可明了。至此，阎锡山仅剩太原市一个孤城，我军不日即可合围”。“许、谭亦于删日最后歼灭十二师、八十四师，至此，王耀武仅剩济南孤城”。“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故今年后方原则上不应扩兵”。“今后前线兵源全都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南方各游击区应执行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及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及中立一切可能的社会力量，争取游击战争胜利，不应当过早实行分配土地的政策，致使自己陷于孤立。”

7月18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揭破国民党的和平阴谋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敌人和平运动公开出现以后，估计将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能暂时迷惑一部分人民；另一方面，则将对国民党军队及其后方发生动摇和瓦解的作用。由于这后一种原因，国民党虽然正在准备发动和平阴谋，但仍有极大顾虑。针对这两方面的可能性，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揭露工作，应依敌方和平运动发动后的情况，一方面坚决揭露敌人和运的欺骗性，使群众不被欺骗。另一方面，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其具体要求，应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美军及美国军事代表团退出中国，取消中国对美国的一切卖国条约，国民党及其政府公开向人民承认发动内战的错误，惩办一切战争罪犯，取消伪宪伪国大及依据伪宪伪国大所成立的反动政府，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不包括反动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机关，实行言论集会自由，反饥饿，反迫害，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这样将美帝和国民党的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要求真和平的运动，以与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作战相配合，促进反动派瓦解崩溃的速度。在蒋管区提出上述口号时应依群众情绪及环境所许可的情况有所增减，酌量提出，并须和群众生活上的迫切要求相配合，务使美帝和国民党更加孤立，而不使自己陷于孤立。”

7月19日　中共中央致电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萧克、贺龙、李井泉、周士第及华北和晋绥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祝贺晋中战役[107]的胜利，指出：“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7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指出：关于胡宗南军的行动，我们获得胡应蒋要求以二至三个师出兵中原和分路北犯黄龙两种情况，“不论他出哪一着，均于你们有利，均可歼击获胜。你们首先准备歼击可能北犯之敌是正确的。”

7月22日　关于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电。电报说：“午哿、午养两电[108]均悉。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向，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现在距八月中旬已不足一个月，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否则八月间还不能在北宁、平承、平张等线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希望你们详加考虑，拟出全般方案电告。你们指挥机关似以先期南下和程子华、罗瑞卿诸人会面为适宜。”

7月23日　就牵制傅作义部不使增援东北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转杨成武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一）杨成武部在现地区之作战应于二十五日以前结束，全军主力撤至平保线以西山地荫蔽休整，一部接近平保线休整。（二）杨成武立即开始组织西进兵团担负向绥远作战之任务，此兵团组成为一纵全部、二纵两个旅、六纵两个旅，共三个纵队七个旅，杨成武为西兵团[109]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二十六日起至八月九日止共十五天，为休整时间，八月十日开始西进，取道大同以南，务于八月二十五日左右到达归绥附近，并相机夺取归绥，尔后相机向包头、五原、临河地区攻击，占领整个绥西产粮区，或向归绥以东机动，吸引傅作义至少以一个军西援，以利东面之作战。（三）杨罗耿部本月底结束在现地之作战，即行休整至八月十五为止，准备于八月二十日左右直接接受林、罗、刘的作战任务。（四）杨成武兵团从午宥[110]起，直接受军委指挥，其后方补给由华北军区担任，晋绥军区协助之”。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周士第并告华北局电：“马辰电[111]悉，计划甚好。全军应即进入休整及补充兵员。”从此，徐周兵团长期围困太原。

7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指示，重申严格执行报告制度：“希望你们严格督促所属厉行报告制度，你们则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对中央的报告制度”，“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7月29日　审阅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加写两段话：“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早已证明是失败了，他们的防御也已证明是失败了。他们所最后赖以抵抗解放军保存自己的设防城市与设防地带，在解放军攻坚能力大大提高的条件下，又已证明并在以后还要不断证明其失败。那末，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又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抵抗解放军的进攻和阻止解放军的胜利呢？他们的彻底失败，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中国的革命是不能在一次武装及简单的斗争中就能完全胜利的，中国的反动势力是不会在一次或几次打击之下就能完全消灭的。中国人民虽然已经在广大的地区内，彻底消灭了反动势力，但是反动势力仍然在另外的广大地区内存在，而且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援助之下，仍然还有他们一定的力量，并继续压迫那里的人民。因此，中国人民的革命只能是逐步地胜利，敌人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被夺取，反动势力只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消灭。因此，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战争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中国。”

7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并告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指出：西进兵团（七个旅）休整补充时间，从八月一日起至二十一日为止，待命出动。华北局应为杨兵团筹划并解决他们长期在绥远作战所必须和可能的各项干部及物资供应问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112]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此点你们必须充分计算到。先打范汉杰是否有可能，望以你们意见电告。”

7月　函告周恩来：“请电晋绥将杨澄源[113]迅即送交徐向前，放入太原和阎锡山办交涉。”

8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复电香港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并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

同日　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114]电，电报对倒蒋活动应取的策略作如下指示：“按美国务院政策，现仍以支持蒋介石反共为主，同时对蒋无能及老吃败仗感不满。为迫蒋让出更多权力，为准备在蒋军更加崩溃时能够团结反动统治各派并企图团结一部分中产阶级分子共同反共起见，又正在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其中包括对我党试探和谈的可能性。到蒋介石真正无法统治下去时，则准备以李宗仁、何应钦等代替蒋介石，此时则希望与我党停战议和，以便取得喘息时间，重整兵力，然后卷土重来，消灭革命力量。在准备以李、何代蒋一点上，蒋及其死党是要反抗的，近日平、津、沪、宁一带所传出的和谣及翁文灏[115]的反共演说，都是这种阴谋与反抗的表现。我们对于美帝这类阴谋是应当揭穿的，但对反动统治内部的分裂与倒蒋运动则应当利用，以促成他们间的更大分裂。我们对于李济深、冯玉祥一类中间派人士的倒蒋活动，不要无分析地一概反对，而应告诉他们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反动集团是靠不住的，我们赞成倒蒋是因为蒋倒之后对于解放战争的开展有利，而不是对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有任何幻想。相反，应在人民中随时揭破美帝和反动派的阴谋，以免上当。望你们体会上述策略，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作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是为至要。”

8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本日杨成武来中央面商向绥远行动问题。杨部（八个旅）本月二十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拟待你们在锦榆[116]线作战业已开始，杨罗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者包围唐山），并开始行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即由涞源附近，以二十天行程主力到达归绥附近，攻击归绥，一部袭取集宁、兴和，以配合你们作战。杨、罗任务究竟如何规定，何日行动，你们主力何时开始锦榆线作战，盼即告。”

8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针对他们六日来电中提出的“不宜由我们先行调动傅作义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西”的意见，指出：“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不怕不能调动傅部向西，调动傅部是必然的。问题是傅作义自己有三个军及几个独立师，如果他以两个军及一二个独立师援绥，则杨成武在绥难于立足，因绥远及晋西北均缺粮，必须取得集宁、归绥两点才能解决粮食问题。过去两次入绥失败的教训不应忘记。不管你们何时开始攻锦榆线，杨罗兵团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八月二十一日由涞源以东出动，九月十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九月十日以前，以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另以一部向平张线动作，配合杨成武兵团之作战，在这一阶段内杨、罗、耿受军委直接指挥。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并预先报告军委”。

8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并告杨成武，程子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杨成武率八个旅决于二十一日出动，九月十日到达归绥、集宁附近，你们对于杨成武九月绥远作战有配合之任务。“在对傅作义作战这一时期中，你们所率三个纵队及杨成武部均归军委直接指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指出：“傅作义自己所有的三个军（三十五军、暂三军、暂四军）及各个独立师均位平绥线及北平附近，并未东去，随时可增援归绥。”“故杨、罗、耿必须向平古、平张配合行动，并须先几天打响，才能保障杨成武攻占归绥、集宁”。“你们所说的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十六军等部是交给傅作义指挥的蒋介石部队，不是傅作义自己的。这些部队的中心任务是保卫平榆、平古、平张、平保诸线，只要杨、罗、耿向平古、平张行动，除九十二军外，均将迅速缩回。九十四军、十六军等部均在对付杨、罗、耿，且距锦榆线极远，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钱”。“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8月11日　致电彭德怀，对西北野战军进行的澄合战役[117]给敌整编第三十六师以歼灭性打击，表示欣慰，并指出：“目前如我军尚有余力，敌三十八师等部又有歼击机会，则可于休息数日后再打一仗，否则应即收兵休整若干天，然后再在渭北寻机歼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你们可作一个月休整计划。“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

8月12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十一日十一时电[118]悉。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罗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王建安[119]、谭震林，华东局，中原局电，提出攻济打援的设想。电报指出：“你们所提三个方案[120]我们正在考虑中，待你们和许、王、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以后，再正式答复你们。现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一）九月作战预计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五军等部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二）你们第三方案之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其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十一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邱、区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十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三）在一个条件即是在使用许、谭全力而不要其余各纵参加，或者即使参加也只是个别的师，至多不超过一个纵队的条件下，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你们集中六至七个纵队不但能阻住援敌于适当地区，而且能歼灭其一部分，至少能保障攻克济南。这就是我们所想的攻城打援分工协作计划。”

8月14日　为转发徐向前、周士第五日关于晋中战役后部队情况及整训计划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起草中央、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各军区及各中央局、分局电。电报指出：“我们希望一切野战兵团及一切后方军区均有这样内容充实有分析有结论的报告。”“但是在军队中对于重要的训练计划和作战计划、训练经过和作战经过、政策教育和执行政策经过等重大事项，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对于中央发动党内反对这种无纪律状态的危险倾向，仍然没有认真的检讨和反省这样一种现象，是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的。”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

8月15日　复电吴玉章[121]，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电报中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8月19日　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处理占领城市工厂职工人员问题给东北局的电报稿上，加写一段话，指出：“在占领城市时，除持枪抵抗及实行破坏的人们必须逮捕外，一切其他的人包括国民党的重要官吏在内，均不要由军队逮捕。应待秩序安定方可由民主政府分别情况考虑逮捕那些重要官吏和最反动的分子，务必避免多捕滥捕。”

8月20日　复电林彪：八月十五日你的综合报告收到，甚慰。“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8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电：关于攻济作战，提议在九月十五日以前完成有关攻城及打援的一切准备工作，九月十五日左右开始攻城，御援及打援部队九月十五日以前进入指定阵地。九月十五日以前及九月十五日以后两个月全军粮食、草料必须筹备齐全。“由临城至大汶口及由金乡至汶河两条敌援道路上，我军防御阵地的构筑，要有多道防御阵地，要能在临城至兖州间、金乡至济宁间阻止敌援二十天以上，打援歼灭战似应预定在兖州附近地区”。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无论反动派如何疯狂镇压，只要我党能有清醒的头脑，灵活的策略，并坚决依靠广大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错误，我们是一定能够对付反动派的进攻，保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的。”

8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指示，要求各地改进向中央做综合报告的工作，认真检讨经验主义、无纪律等错误。指示说：“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克服自己及自己属下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依照东北局办法，在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一次至几次会议上加以认真检讨，实行自我批评，规定克服办法，仍有完全必要。不能因为做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指示最后说：“你们对于中央的领导工作，不论是内容和方法，如有批评，亦请提出。”

8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电[122]：“同意调苏北兵团主力参加攻济及打援战役，酌留三十三旅、三十四旅在苏北，该兵团北移时间不可过早，免使敌警觉先我集中。”

8月25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天焕[123]电：“我东北主力可于本月底或九月初出动，九月六号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你们接电后应即开始出动，按原计划向绥远进击。”杨成武兵团从九月五日起发起绥远战役，迫使傅作义从北平、张家口抽调十个师向西增援，达到了吸敌向西、配合东北野战军行动的目的。

8月26日　晨三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电，指出：“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估计到这一点，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

8月27日　审阅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上海局、香港分局等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你们必须注意，对于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处在中间地位，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直接妨碍人民革命的发展时，我们还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

8月28日　关于攻济打援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电。电报指出：“此役关系甚大”。“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我们二十六日三时电所说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攻克济南之时间，不能预先只规定一种，而应预先规定三种，即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这三种时间中，我们固然要争取第一种，其次是第二种，但这在战役发起之前只是一种理想，是否能实现要依攻击过程中敌之防御能力如何才能确定。”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一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七十二天）才能克城。“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故我们于十二日十二时电要你们只用东兵团攻城，至多再加个别的师或一个纵队，而用其余全力阻援及打援。二十六日三时电则要你们不但在阻援打援方面留出强大后备兵力，就在攻城方面亦须如此，以便在必要时机集中全力先歼援敌。因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在此种形势下，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两至三个纵队）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电，指出：“我们认为，依据刘邓各纵本身情况及对付张轸、孙元良各部之任务，似以按兵不动，待你们大打，济、徐吃紧，张轸、孙元良被迫行动，然后于运动中发起攻击，歼敌一部，再歼二部三部，较能保持主动。若和你们同时动作，一击不胜，反为不利。”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相平列。相反地，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

9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谭震林、陈士榘电：“完全同意未世电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124]。”

同日　为新华社起草声明，揭露蒋介石集团捏造和谣真相。声明指出：“七八月间国民党统治区域某些报纸刊物上所登载的所谓周恩来给张治中[125]的信，完全是蒋介石匪帮的捏造。根据可靠情报，当蒋介石匪帮的军事失败愈益明显，特别是在开封及豫东作战中遭受惨败以后，某些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对于蒋介石匪帮的作战能力表示愈益丧失信心，企图利用李宗仁、何应钦、宋子文等反动军阀政客，于蒋介石匪帮更加失败无法维持时，以和平的假面具欺骗中国人民，代替蒋介石继续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这一阴谋，使蒋介石嫡系尤其是CC系感到恐慌，乃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伪造所谓周恩来给张治中的信，发给各省市党部，并指使各大城市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散布和谣，借此给李、何、宋等以打击，以便团结内部，保持蒋介石的地位。”

9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谭政电，指出：“国民党似有将长、沈[126]军队从营口撤退之准备。如此事在你们攻击锦榆线以后实现，你们须准备于攻占锦、榆后回师歼击由沈阳撤退之敌军，务使长、沈敌军不能向华中撤走。”

9月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同意江十九时电部署[127]。”“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128]、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设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照你们江十九时电部署，打了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之敌以后，锦西之两个师，山海关、前屯卫之两个师，锦州之五个师，津榆线上之五个师（这五个师名义上属傅作义指挥，实际上似是属范汉杰指挥），均互相孤立，均好歼击。在歼击这些敌人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增援，可在运动中歼击增援队。如此，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涉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罗耿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五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你们主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七个纵队又六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

9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十五个旅左右。”“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七月杨成武已歼一个旅在内），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而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这个电报和十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罗、刘电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同日　和朱德致电李济深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吊唁冯玉祥[129]去世。唁电说：“冯先生连年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事业，定多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同时致电冯夫人李德全，对冯玉祥不幸遇难，至深痛悼。

9月8日—13日　在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称九月会议）。八日，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讲了八个问题。第一，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估计。英美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努力。时间如能争取十年、十五年就必能制止战争。第二，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第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不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第四，关于财经统一。要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经委员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生产，以及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金融工作、货币发行须先统一。第五，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实行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第六，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全党要提出这个任务来，还要做宣传写文章。第七，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与无政府状况。第八，关于“新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经济，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不妥，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十三日，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所作的结论中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民族矛盾。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

9月11日　关于济南战役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许世友并告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华东局，中原局电。电报指出：“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残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又指出：“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济南战役于九月十六日发起至二十四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十万四千余人，其中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二万余人起义，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等将领二十三人被俘。由于华东野战军打援力量的强大和迅速达到攻济目的，徐州之敌未敢北援。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庆祝济南解放的贺电。三十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指出：“济南这个敌人在山东最强大据点的攻克，使华东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自由。”“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同意灰十八时关于军事情况的估计及部署[130]。”据此，东北野战军一部及冀察热辽军区三个独立师于九月十二日分路进入锦州南北及以西地区，出击北宁线。北宁线作战（后来被称为辽沈战役第一阶段）从此开始。

9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到地委，从前委到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又指出，“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按照近日北宁线敌情，甚有利于我军发展，望你们集中注意于该线之作战，首先达成歼灭该线（锦州至塘沽）敌军十九个师之目的。若此目的达成，则将来一切好办，否则将发生困难。”

9月22日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并告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粟裕、陈士榘、唐亮，指出：“战争第三年（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要求全军共歼敌正规军一百十六旅左右，其大体上的分配是：东北及华北第二、第三兵团（罗瑞卿、杨成武）担负三十六个旅（七月份保北歼敌一个旅在内），华东野战军四十个旅（七月份歼敌七个旅在内），刘、邓（包括陈、谢）十四个旅（七月份歼敌两个旅在内），彭、张、赵担负十二个旅（八月歼敌一个半旅在内），华北第一兵团（徐、周）担负十四个旅（七月份歼敌八个旅在内）。如能完成这一任务，即可开辟第四年大举南进的道路。”

9月24日　审阅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东北局高干会议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关于战争第三年（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的作战计划，要求东北全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协力歼灭卫、傅[131]两军至少三十六师，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四线及其线上除平、津、沈三城以外之一切城市。准备以现有主力军之半数于战争第四年向长江流域出动，留下半数攻击平、津、沈。”

9月25日　就粟裕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敬七时电[132]悉。望你们召集许、谭、王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讨论行动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本日晚七时，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李达电，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十月十号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133]亦应移至鲁西南，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134]兵团将退回商、砀[135]地区，黄[136]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137]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战役是一个大战役。”

9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计划极好。惟歼灭义县、高桥、兴城、绥中、锦西五处之敌以后，如能同时打锦州、山海关两处，则应同时打两处；如不能同时打两处，则先打山海关还是先打锦州，值得考虑。因先打山海关，然后以打山海关之兵力回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的时间；如先打锦州，则沈阳之敌很可能来不及增援，继续陷于麻痹状态（目前已是麻痹状态），我则可以主力移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塘沽，并且只要有可能便应攻占葫芦岛、秦皇岛，完全肃清锦州、塘沽之线，直迫天津城下，迫使国民党用空运方法从沈阳调兵增防平、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华北局，东北局电，规定战争第三年全军各部的歼敌任务。在战争的第三年（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人民解放军全军应担负歼敌正规军一百二十八个旅左右。在此数内，你们华北第二、第三两兵团应担负歼敌正规军十二个旅（平均每月一个旅），七月份保北歼敌一个旅在内。

9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饶漱石电，指出：你们召集全军师以上干部在曲阜开一次大会，很有必要。为使你们的会议开得好一些，时间可以有七天至十天，而将执行淮海战役的时间推迟到十月十五日以后。

同日　关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及改造吴化文部的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华东局电，指出：“黄兵团调回新安镇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138]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战役时间包括打黄兵团，打东海，打两淮在内，须有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为顾到攻济兵团的休补，淮海战役出动时间，似须推迟至酉哿[139]左右。”对吴化文起义部队采取对待老解放军一样的态度，政治待遇及物资待遇亦和老解放军一样，不高也不低。该部休整一时期后，和解放军一道参加作战，不会故意要他去打硬仗，也不能完全不打仗。总之，要劝吴化文及其将领们采取虚心态度，逐渐去掉旧军队骄傲自大习气。

9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先打锦州后打锦西计划甚好。”“你们是否尚有足够兵力确有把握地于二十天左右时间内歼灭义县、锦州、锦西三点之敌。我们认为，你们必须将作战重心放在攻占这三点上面，因为这是你们整个战局的关键。如果以现到锦州地区各纵难于在二十天左右时间内攻占三点，则宜从现位沈阳以西各纵中抽调一部加强之，确保迅速攻占三点至少三点中之两点。”“你们必须估计到打沈阳倾巢援锦之敌时，有好打不好打，打得胜打不胜两种可能性。因此你们是否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此外，我军从九日出动至今日已二十一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本日至十月一日东北野战军攻击义县，全歼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军之暂编二十师约一万人。

9月　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请告东北局，不用‘毛泽东青年团’名称，一律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0月1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复电陈嘉庚并请转各地侨胞民主团体及一切主张民主的侨胞，对新加坡侨团大会及南洋各地侨团函电赞助我党五月一日对时局主张，表示“无任感佩”，并说“诸先生与各界侨胞对于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具体意见，尚望随时电示，以利进行，实深企盼”。

10月3日　和朱德、周恩来致电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同日　下午五时，关于攻打锦州还是回师攻打长春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电报指出：“二日二十二时电[140]悉。（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急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五军及九十五师，并准备以四个师打通两锦交通，你们可以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二）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同日　晚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再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电。电报指出：“本日十七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十天至二十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10月4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电。电报指出：“三日九时电[141]悉。（一）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二）你们决定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我们过去一个月中曾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要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虽然在时间上应当一开始就如此做，从你们部队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你们才把攻击重点问题弄清楚，重新增加两个纵队到两锦方面去，可能对于作战要受一些影响（是否有影响及影响之大小，要看作战结果如何才能定），但是平分兵力的错误算是纠正了。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这一点我们在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三）攻击锦州的时间愈快愈好，但因你们兵力尚未到齐，你们指挥所方才接近锦州附近，部队的攻城动员准备工作尚未进行，当然应当稍待时日，等候兵力到齐和完成准备工作，然后开始攻击。但是你们应当力求缩短这一准备过程，不要延迟太久。当然决不要有任何的慌忙。（四）关于不应当回头攻长春的理由，不是如你们所说的‘太费时间’以及‘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而是如我们昨日十七时及十九时两电所说的那些理由，即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就拿突围一点来说，目前该敌突围愈迟愈有利，不突围更有利。（五）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10月5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完全同意你们四日十五时电[142]关于对付援敌的处置，这种处置，可以保障攻击锦州时不受东西两面现有任何援敌的威胁，即使再加一部援敌亦可阻止之。”

10月6日　子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143]电，指出：“申俭作战计划电、酉江作战部署电及酉微战况电[144]均悉。你们原定酉巧[145]开始太原战役，现已提前十三天。因敌被迫向外扩张，给我以良好歼敌机会，如果敌人战力不强，你们又指挥得当，乘机进击，可能于短时间内全部肃清城外之敌。并可能缩短攻城时间，不要停留多久，即可乘势攻城，提早解放太原。”晚八时，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周、陈电，指出：“你们拟乘胜向太原城周尽量扩大战果方针很对”。“你们现有良好机会可以全歼南面及东面之敌，得手后敌必震动，望你们乘胜扩张，逐一全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此时，太原守敌共约十万人，徐向前兵团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七纵队、晋中军区三个独立旅，共十七个旅，于十月五日发起太原战役，至十二月初扫清太原外围。

同日　晨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146]，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华北局电，指出：“（一）因我杨罗耿兵团在平张线积极活动（已歼敌一部）威胁张垣，傅作义被迫将三十五军主力及骑四师从绥东调回柴沟堡、张垣之线，此种情况对我绥东作战甚为有利。（二）我杨李李兵团应即集中全力向东，在丰镇、集宁、兴和地区乘机各个歼敌。该地一带尚有三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你们应采取先打一部，吸引余部增援而各个歼灭之。准备分几次将敌三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全部歼灭，重占丰、集、兴三城，然后再打绥、包[147]。（三）我杨罗耿兵团应忍受暂时一切困难，吸引三十五、暂三两军主力来攻，集中该兵团全力歼其一路，打开平张局面。如敌不来攻，亦应寻敌薄弱部作战，务必不要放松每一个歼敌机会。（四）两兵团互相呼应，但必须各自独立作战，不要互相依赖。”为钳制傅作义集团，策应东北野战军作战，杨得志兵团于十月上旬在平古铁路和平张铁路沿线发动攻势，杨成武兵团于十月中旬开始向绥西、绥北攻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粟裕并告饶漱石电，指出：“你们七月间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算得是一个综合报告。九月的报告可在这次会议[148]后做，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即可。”此次会议在检讨关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应做成一个决议，在会上通过，并应有一段充分时间专门讨论有关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动员工作及后勤工作诸问题。

10月10日　上午九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从你们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电，庆祝西北野战军于十月上旬在大荔以北地区歼灭胡宗南两个师主力，指出“这一胜利将帮助你们逐一歼灭胡军主力于渭水以北地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通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这个通知，总结了七大以来党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党的工作任务。通知指出：会议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时间内（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提出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通知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环节。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11日　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及淮海战役后的作战计划，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电。电报指出：（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大体如同九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这一阶段“力争在战役开始后两星期至三星期内结束”。（二）“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此阶段亦须争取于两个至三个星期内完结”。（三）“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三个阶段大概共须有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四）“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此时，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五）“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团转移，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电，指出：“蒋令孙元良[149]三个师东进，你们应即速部署以攻击郑徐线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兵团，否则孙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华北局电，指出：“你们两方十日九时各一电[150]已悉。同意你们共同意见，杨李李主力向西行动。”并指出：“这一行动可能吸引暂四军、三十五军等部西援，以利杨、罗、耿作战。杨、李、李主力到西边后，应确定一个时期内专打中等的及小的敌人，即用全力攻占毕克齐、察素齐、托克托、陶思浩、萨拉齐、包头及该线以西以北地区，广占地面，征集粮食。待敌主力西援，并有机可乘时，再相机集中兵力，歼敌主力。归绥城则作为将来之攻取目标，目前不要理他。这一行动，将使傅作义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现在已经处于被动地位），以免又想打大仗又想打小仗，两头失塌。”还指出：“杨、罗、耿号召部队打大仗的精神甚好，只要有一次歼敌一个师两个师的机会，就不应放松。但如果没有此种机会时，则每次歼敌一团两团也是好的。”杨罗耿兵团从十月九日至十五日再次向北平至张家口段发起攻势，吸引敌第三十五军、第十六军东援。杨李李兵团于十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五日横扫绥西、绥北。两个兵团共歼敌二万余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指出：由高岗、李富春出面，抽一二天时间，根据中央九月会议通知精神，邀集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高崇民[151]、朱学范等，恳谈一二次，征得他们对新政协各项问题的同意，并请他们提出参加政协会议的名单。

10月1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52]，指出：“沈敌进占彰武置于无用之地，表示卫立煌想用取巧方法，引我回援，借此以解锦州之围，不敢直援锦州，避免远出被歼之危险。锦州守敌都是杂牌，即使被歼彼亦不甚痛心。如你们能于数日内攻下锦州，沈敌势必由彰武退回新民固守。但如攻锦需时较多，卢浚泉等呼援迫切，蒋介石严令卫立煌增援，则该敌有由彰武经新立屯、黑山到打虎山或由彰武转回新民经绕阳河到打虎山之可能，但只要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则该敌无论如何是不能迫近锦州的”。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在完成攻城准备后，于十月九日至十三日，扫清锦州外围，占领锦州城外防御阵地及据点，并在塔山一线阻击了锦西之敌的反复冲击。十四日，对锦州城垣发起总攻击，经三十一小时激战，于十五日下午全歼守军，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及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以下近九万人。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告东北局、热河分局电，庆祝攻克锦州的伟大胜利。

10月1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李达并告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指出：十二日电[153]悉。“白[154]令黄维、张淦由确山、遂平线向唐河赊旗线前进，这样就给你们南北两区作战以必要的时间，望令陈锡联、陈赓[155]率一、三、四、九纵全力按你们所规定之时间攻击郑州，并部署阻援及打援，只要郑州攻克，你们在北面就取得了主动，就可迫使孙元良兵团回顾开封，或留在开封、徐州线而不能再东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指出：“（一）你们攻克西拨子、岔道、青龙桥、八达岭等处歼敌一部，并准备在一周内彻底破坏怀来北平段铁路线，甚好。（二）为吸引九十二军一个师（已由北平附近开塘沽）回顾，不去增援葫芦岛，为吸引三十五军继续向东以利杨、李、李在绥远行动之目的，望你们于破路之同时，集结相当兵力，歼灭十六军一二个团。”

10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指出：元酉电[156]悉。据息，敌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将向鲁西南举行防御性的进攻，真如此，则对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有利。因此决定：“刘陈邓主力攻郑作战应推迟时间，一、三、四、九纵原地休息待命”；“粟谭主力本月不动，加紧完成淮海战役一切准备工作”。

10月1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指出：“寒巳电[157]电悉。华野南进时间推迟，黄维、张淦亦未急进，邱、孙可能由汴、徐向北，你们攻郑宜略推迟，各纵现地待命为宜”。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指出：“关于对付冯部[158]及侧击徐州援敌之兵力，我们认为除以一个强力纵队袭占运河车站，控制该段运河由正面阻援外，必须使用五个纵队攻占临、枣、峄、台[159]及其以南地区”，“不要使用五个纵队全部围冯打冯，而应至少使用两个纵队担负超越冯部南下阻敌之任务，否则就不能有效阻止援敌取得时间。”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指出：据所获情报，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向鲁西南进攻计划业已证实，其出动时间估计在十月二十日左右，月底可能占领金乡、鱼台、城武、单县、曹县、定陶、菏泽，甚至郓城、巨野一带，其目的是阻塞你们出汴徐线道路。“在此种情况下，你们淮海战役计划不但不应变更，而且给你们以极大便利”，“望将九、广两纵[160]开至兖、济地区，以主力控制运河担任防守，以一部协同鲁西南地方兵团在金、鱼、城地区应付该敌”，“其余全部速作准备，按照我们所提意见首先集结临沂、邹县之线，待邱、孙进至相当位置之际，即齐头南进举行淮海战役。”“刘、陈、邓攻击郑州时机，应待邱、孙向北深入再行决定，不可过早。”

10月16日　关于争取长春曾泽生第六十军起义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要六十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之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和六十军代表加紧商谈”。“如果六十军能照上述办法拖出长春，则一兵团（加十二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七军，即使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十七日，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

10月17日　应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约请，撰写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论文，题目是《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文章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篇文章发表在十一月一日出版的该刊第二十一期，后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等电，指出：“你们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宜打锦、葫，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十五天左右以后即行作战，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十一月完成夺取锦、葫任务。在你们打锦、葫时，沈敌可能被迫增援。因锦、葫守军是国民党嫡系，和锦州守军多为杂牌不同。我克锦州，卫立煌实际上坐视不救，必为许多人不满。故我攻锦、葫时，沈敌可能增援。而只要沈敌远离沈阳走打虎山、大凌河增援锦、葫，便于大局有利。”

10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转萧劲光、萧华、陈伯钧[161]电：关于逼迫和争取郑洞国[162]起义，“望令萧、萧、陈及各部对长春取威迫政策，堵塞其一切可能的逃路，暂时不攻击他，以促其变化”。“你们除将恩来致郑洞国电派人送交外，林彪及萧劲光亦可写信给他，萧、萧、陈并应选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本日，长春守敌新编第七军向解放军接洽要求放下武器，双方达成新七军放下武器的协议。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长春合乎我们理想的解决，使蒋卫[163]很难下决心走陆路向锦、葫增援。假如蒋卫利用你们打锦、葫的时机，迅速全军退至营口据守，利用海道运粮接济，然后逐步运向津、榆或华中，则有使你们无法阻止之虞。”“攻锦、葫总需相当时间，而营口方面全无守备。因此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七军（假定该部反正的话）外，攻长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十一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

10月19日　寅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既然长春敌人愿意投降，我五纵、六纵、十二纵即可停止去长春，该三个纵队似宜以两个位于沈阳、营口之间，以一个在营口筑工守备，并宜在你们打锦、葫以前到达该区，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如沈敌向锦、葫增援，则该三纵从侧后钳制沈敌，长春附近之九个独立师亦宜以大部开沈、营间”。本日，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及新七军军长李鸿率部放下武器，长春解放。当天，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萧、陈[164]应给以礼遇。”二十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及全体指战员电，庆贺长春解放。

同日　申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65]，指出：“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卫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但同时仍须估计在长春敌人完全解决，我北面各纵及独立师主力南下之时，蒋卫改变计划的可能，你们仍应考虑部署有力兵团于营口及其西北与东北地区，以免在蒋卫采取从营口撤退时，你们措手不及。”

同日　晚十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本日十四时电[166]悉。沈敌似已决心撤退，退营口的可能性很大，你们目前第一要紧的部署是立即令萧、萧[167]率长春各独立师大部（留两个至多三个独立师在长春一带即够）及十二纵兼程从抚顺以东进至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退路。”“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因沈敌决心撤退，你们须用全力抓住沈敌，暂时不能打锦、葫。在歼灭沈敌以前，锦、葫应由攻击目标改变为钳制目标。”东北野战军于二十日作了围歼廖耀湘兵团、阻击锦西之敌，以及围歼沈阳周围敌军、营口布防断敌退路的全面部署。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一）你们攻郑主力应从郑州以南出郑州、中牟之间，然后从东面向郑州攻击，否则敌人将从东面向开封逃跑。（二）如果郑州敌人不多，你们攻击时间可以提早。”按照中央军委上述部署，中原野战军由陈毅、邓小平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第一、三、四、九纵队提前于二十一日夜逼近郑州，国民党守军两个师共一万一千余人于二十二日弃城北逃，大部被歼，郑州解放。二十三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诸同志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电，祝贺郑州解放，指出：“济南、锦州、长春解放之后，郑州又告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为我掌握，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

10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望林、罗、刘令萧、萧迅即结束长春工作，一切交陈正人[168]接管，率十二纵及十一个独立师的大部取捷径开至沈阳、营口、沟帮子三点之间，除一部守备营口外，主力由东向西配合锦州我军作战，准备全歼廖耀湘[169]兵团，攻取沈阳。”

同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你们行动方针已有电示，即不打锦、葫而打廖耀湘，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建议。如廖兵团继进，则等敌再进一步再进攻之；一经发觉敌不再进或有退沈阳退营口的象征时，则立即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为方法，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望即本此方针即刻动手部署，鼓励全军达成任务。”“因敌有随时退至营口可能，望令十纵准备，一经发觉敌有退营口的象征，即兼程开营口守备。”“高、伍[170]建议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由钟伟[171]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二十四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七时，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电：“以原对锦、葫防御之两个纵队及三个独立师，仍任该方防御，不再增加兵力。”“以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共九个纵队二十七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兵团五个军十二个师。”“高、伍提议六个师（十二纵加三个独立师）位于营口以北。我们觉得似宜增加一个师，共七个师位于营口以北，阻敌逃跑。”本日黄昏起，各纵按围歼廖耀湘兵团部署行动。次日，廖耀湘兵团开始由新立屯等地猛攻黑山、打虎山，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等部进行坚决阻击。

10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电[172]，指出：“目前敌主力集中澄城、合阳、蒲城，西面较空虚，你们似宜于休整二十天后全军西移，相机攻取同官、耀县、三原、泾阳、淳化一带，并准备在该区打一二仗以后派一部出乾、醴[173]、永寿，大约费时一个月左右。如果你们采取此种行动，澄、合、蒲之敌势必全部或大部西调，并于其调至西面时相机歼灭几部，那时你们才有可能收复澄、合、平、朝[174]地区取粮过冬。若只以一纵、四纵去淳化，恐不能调动很多敌人西去，我两头力弱，恐难收复澄、合、平、朝”。

10月22日　晚九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沈敌总退却情况已明，你们决心及处置[175]都是正确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并告饶漱石、粟裕、谭震林，中原局电，指出：“刘峙[176]认为我华野有出苏北企图，停止邱、孙[177]向鲁西南行动，以李兵团[178]之第九军加入东面防堵，以邱兵团由商丘向砀山收缩。白崇禧则为对付我二、六、十纵，以黄、张两兵团[179]向桐柏方面进攻，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180]，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粟、谭则令九、广两纵现在立即开动，直出金、鱼、城、单与陈、邓协力作战。”下午一时，又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邓小平，中原局电，指出：“完全同意你们马午电部署[181]，请即照此执行。”“陈毅、邓小平二同志现用陈、谢电台在郑州附近指挥，你们及进入鲁西南之三纵应经陈、谢台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三纵、广纵及鲁西南两个旅应于三十日以前进至商砀线以北地区，距敌大约一百华里左右，摆成一字形阵线，断绝行人来往，不要向商砀线攻击，使敌早日觉察我在该方不过是佯攻部署，要在东面微日[182]发起战斗之同时（或者早一天即支日[183]）才向商砀线及丰县之敌举行牵制性攻击，否则可能不起大的作用。”

同日　致电吴化文等，嘉勉该军起义。电文说：“贵军长等率部起义，发表通电，决心参加人民解放事业，极为欣慰。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民立场上，对于任何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们，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只要他们能够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紧要关头幡然觉悟，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领导，加入人民解放军阵营，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即表示热烈欢迎。”

10月23日　晨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指出：“占领郑州甚慰。你们休息两天即东进攻占开封甚好。”“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陈、邓月底可能进至商丘附近，可以适时密切配合淮海作战。”“请粟、谭即令三纵、广纵及鲁西南地方兵团准于月底进至商砀以北，并受陈、邓指挥。”“陈、邓东进与三纵、广纵诸部会合后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个目标是攻占宿、蚌[184]。”二十四日，驻守开封的国民党军东撤，开封解放。

10月24日　晚十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并告高岗、伍修权电，指出：“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及二〇七师主力既然尚在铁岭、沈阳、抚顺、本溪、鞍山一带，五十二军一部且已进占海城、牛庄，则敌人准备以营口为其两条退路之一，已甚明显。敌主力在黑山、北镇地区被我歼击时，其溃退部队亦可能退向营口。因此，你们仍应从各独立师中抽出一部向南，歼灭鞍山、海城、牛庄之敌，并控制营口，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此外，南满方面一切可用的地方部队，均应使用于对付鞍山、海城、牛庄地区之敌。”

10月25日　晨三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并告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及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电，指出：“开封之敌已逃。你们不要去开封，也不要去商丘附近。应从现地取捷径到蒙城集中，休息数日。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以你们全军四个纵队十一个旅（只留九纵一个旅守郑州，秦基伟率九纵主力跟进）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广大地区，吸引敌人来攻。你们则忽集忽分，机动对敌，准备在该区坚持两三个月。”“蒙城是机动地带，可东，可西，可南，可北。”陈毅、邓小平接此电后，当日报告中共中央，建议中原野战军第一步集结地点改为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由郑州开进，十一月四日可达，以歼灭孙元良兵团为第一要着。如不好打，则向宿、蚌、来[185]进攻。挺进淮南，非到万分必要以不采取为好，因为该地区狭小、滨湖，山地则缺粮缺水，大兵团很难机动。

同日　下午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之后，又根据五十二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军部队于二十四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你们必须充分估计到敌人随时有向营口退却可能，如果没有足够兵力则难于阻敌退路。”长春各独立师“应迅速经铁岭附近兼程南进，收复营口、牛庄、海城，并以主力位于打虎山、营口之间，配合你们主力夹击敌人”。

同日　晚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华北局电：同意杨、李、李定于十一月十日开始打归绥的意见。杨、罗、耿即令三纵转至兴和、集宁地区，以主力位于集宁固守阻敌，以一部位于兴和阻滞援敌前进，该纵务于十一月五日以前到达兴、集地区。杨、罗、耿率四纵及其他各部越路南下，准备随三纵后跟进至兴、集地区担任阻援。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电，庆贺郑州、开封、洛阳三大名城解放，指出中原三大名城均入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

10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邓小平并告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及粟裕、谭震林电：同意你们以十天行程于十一月四日集结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带的部署。二十七日，中原野战军第一、三、四、九纵队自郑州东进。二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邓电：“我们同意你们不出淮南，但是否打孙元良，要看孙元良是否被你们调动到徐蚌线。如果仍在汴徐线，则似以不打为宜。你们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在汴徐线上打一胜仗。请你们考虑到达亳、涡、永中间地区休息数日之后，第一步是否可以分路攻占亳、涡、蒙三城，再看形势。估计三城占领，淮南即将震动，孙、邱两部均将被调动，而你们行动的目的是调动孙、邱，主要是调动邱清泉。”

同日　致信刘少奇，对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草案）修改稿提出意见，指出：“此件修改得很好。”“‘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同日　为了对付从保定偷袭石家庄的傅作义军，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公开播发，指出：“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学校、发电厂、建筑物。据悉，该敌准备于二十七日集中保定，二十八日开始由保定南进”。“此间首长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二十九日晨，写信给胡乔木，说：“我第一次口播已见效，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二十七日二十一时告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匪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所警惕。广播谓本军附新二军两师拟袭石门，彼方既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等语。”二十八日，郑挺锋率其两个师仅向方顺桥及其以南作试探性推进。

10月27日　为新华社起草关于辽西前线情况的新闻稿，指出：“由沈阳进至辽西的蒋军五个军，已全部被我包围和击溃，我军俘敌数万，现正猛烈扩张战果中。此五个军，即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全部美械装备，由廖耀湘统率，在锦州作战时即由沈阳进至新民、彰武、新立屯地区。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匪首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有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全军现正举行全线进攻，为歼灭全部蒋军而战。”

同日　晚十一时半，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一）围歼五个军，俘敌数万，极为欣慰。（二）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三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三）廖兵团被歼后，蒋介石将从葫芦岛运一部兵力加强营口，并令沈阳一带敌军向营口迅速退却，此点你们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四）如果在目前数日内，沈阳一带敌军已经或正在向营口逃跑，则你们全军须迅速向营口、海城方向追击。”晚十二时半，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刚发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半电给你们，接到你们二十七日十八时电及十一时半电，你们业已部署大军迅速向鞍山、海城前进歼灭沈阳南下之敌，甚好甚慰。希望你们立即抽出几个纵队于明二十八日兼程东进。如能于二十九日渡过辽河，则沈阳逃敌跑不掉，否则，沈阳之敌有于三十日退到营口的可能。”按照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以第十二纵队及五个独立师和一个骑兵师，星夜平行急进，于二十九日进至沈阳以东，控制了机场，相继攻占抚顺、本溪。第一、第二纵队及一个独立师向沈阳追击，于三十日从两面突入城内，十一月一日发起总攻，二日将沈阳守敌十三万四千余人全部歼灭，沈阳解放。二日当天，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一个独立师，占领鞍山、海城、营口，截歼第五十二军一万四千余人。自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东北野战军连续进行的锦州战役、解放长春、辽西战役、沈阳战役（一九四九年三月合称为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敌人四十七万二千余人。九日，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从海上撤向关内，东北全境解放。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邓小平电，指出：对于淮海战役“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电文列举了以下六种情况：（一）黄百韬兵团八个师，在我军接近时，可能由比较分散配置利于分割围歼的状态改变为比较收缩、靠拢、难于分割围歼的状态。（二）黄兵团在几个师被歼后，有几个师因其集结在一起使我难于最后歼灭。（三）李弥两个军靠在一起，可能使我无法控制运河，如我从台儿庄向宿羊山方向之部队动作不得力，该八、九两军可能全部加入运河车站及其以东和黄百韬靠近，妨碍我全歼黄百韬。（四）如果从临城向韩庄、贾汪、柳泉攻击之部队不得力，不能吸引邱清泉一个军左右去对付该方面，又如果你们派向丰县、砀山方向攻击之部队动作不积极，不能吸引邱清泉一部留在该处，则邱部可能以一个军或超过一个军的兵力进至大许家、碾庄之线联接李弥，使李弥能积极增援黄兵团。（五）陈、邓率十一个旅十一月四日进至涡阳、永城、亳州三县中间地区，争取打孙元良并威胁徐、蚌，可能吸引邱清泉一个军及孙元良全部去对付他们。但华野的计划应放在自己直接有效地钳制邱清泉上面，如此才是最可靠的。（六）济南大捷后干部中可能发生轻敌心理，如不克服此种心理，则可能影响此次作战。以上可能出现的变化，在研究部署时须加注意。

10月28日　致电各野战军负责人，转发二十三日林彪、罗荣桓致所属各纵队首长并报东北局、中央军委的电报[186]，指出：“关于作战在以迅速动作将敌分割包围之后，不要慌忙攻击，要待准备好了之后，然后举行攻击一项问题，请你们加以注意。电中所举沙后所、王道屯的不良战例，是在九月间，他们两个独立师攻击兴城、绥中时候的事。这种情形，恐怕不但东北部队有，你们所属部队也会有的，不过你们在战术问题方面给我们反映太少，我们无从知道。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请你们在全军干部中进行教育，引证不良战例以为鉴戒。”

10月29日　致信周恩来：请告聂荣臻，“如敌[187]本日（二十九）进至望都及其以南，明日进至定县以北，则我三纵应于三十日进袭方顺桥、望都一线，萧克[188]指挥之一个旅应加上去，使七纵集中向北反攻。三、七两纵应于本夜取得联络，统受郑维山[189]指挥，可能打一胜仗”。

同日　晨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聂荣臻、薄一波电，指出：傅部以三个军及两部骑兵位于平保线向石门进攻，“我应集中三、四、七纵及二纵一个旅，各个歼灭该敌”。“杨、罗率主力，昨夜如尚未过路[190]，应于今夜过路，于明（三十）日起，以四天至五天行程，不惜疲劳，赶至满城地区，会合三纵、七纵作战歼敌，破坏敌之进扰石门计划。如杨、罗昨晚已过路，应于今日起亦以四天行程赶到满城。”“杨李李主力应即东移归绥附近，准备于敌十六军、三十五军南下作战后，即发起攻打归绥”。“望杨、罗令詹大南[191]部应向张北、张家口、宣化之线积极活动，钳制暂三、暂四两军，使不能增援归绥。杨、李、李在绥东并应自行配备阻援兵力。”晚七时，在得知杨、罗、耿率部通过平绥铁路后，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杨、罗、耿并告聂、薄电：希望你们能于十一月一日赶到满城，击敌侧后。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蒋介石、傅作义为挽救危局刺激人心起见，令十六军、三十五军、九十四军、骑四师、骑十二旅，附坦克及爆炸部队向石家庄进攻”。“除令杨、罗、耿率部回援外，请你们考虑将现在锦西附近之十一纵派至冀东，向通县、北平方向活动，威胁北平”。本日，收到林、罗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得知塔山守备部队已撤下休整后，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罗、刘并告热河军区电：“你们既已将塔山守备部队撤下休整，十一纵似可调出使用于北平方面。如你们同意，即请令该纵取捷径，经遵化、蓟县，到三河集结，相机攻击通县一带，并暂受杨、罗、耿指挥。”“如十一纵能出现于通县方面，调动南下敌军一部回头，则我杨、罗、耿可给其余部队以歼灭打击。”

同日　晚十一时半，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你们将四纵、十一纵全部及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南调很好。惟在部署上，提议位于玉田、蓟州、三河、宝坻地区，可以同时威胁平古、平津、津榆三线，主要威胁北平，主力在该区休整，派出多数支队分向三线袭击即能起很大作用。”傅作义企图南下袭击石家庄的部队受胁被迫北撤。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指出：“杨、罗、耿所率四个旅及后续各部应于明（二日）进至满城以西地区休息待命，看清傅部各军行动方向，再决自己的行动，并迅即与三、七两纵及各地方兵团取好联络，并统一指挥他们。”“目前一时期杨罗耿兵团即在平汉线作战。”

同日　晚十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电：“你们打归绥的时间可以稍为推迟，待打公庙的部队回来，集结三个纵队，然后对归绥举行攻击。”

10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计划与部署[192]甚好，请即照此施行。只有一点，分为虞、齐[193]两晚发起作战，是否有使黄兵团闻声警觉于齐日白天你们尚未接近该敌时迅速收缩集结之虞，似不如同时于虞晚或齐晚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还指出：此役胜利建筑在两个条件上面，即：“（一）使黄、李、邱三个兵团及三个兵团中之各军互相不能增援，要达到这一点，除华野全军照俭戌电部署外，陈、邓方面亦请于虞日或齐日同时动作。（二）使黄兵团各军没有收缩集结之时间，要达到这一点，就应当在同一个晚上动作，不要在两个晚上先后动作。”最后指出：“此战打得好，可能歼灭黄兵团八个师，李兵团两个师，冯治安两至三个师，接着不久并可能歼灭东海及两淮之敌，则长江以北之战局便可展开，那时即使蒋介石将锦西、葫芦岛、营口等处之敌全部南调，亦只能布防于长江沿岸，于大局无补。故望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

同日　复信刘少白[194]，信中说：“我们的工作是有错误的。好在现已一般地纠正，并正在继续纠正中”。“情形既已明白，则事情好办，你也就可以安心了。大函已转付彭真[195]同志，党籍一事，请与彭真同志商酌。”

10月31日　关于东北野战军入关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志勇[196]，东北局，华北局电，指出：“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中央九月会议规定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此点你们应有精神准备，从而加速组织准备，并以此种精神教育干部。”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新闻稿，指出：“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11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电，同意粟裕十月三十一日的建议，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同日　审阅并签发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规定》，决定部队番号纵队改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全军分为四个野战军，共二十个兵团番号。全国分五大军区，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与中央分局同级者为二级军区，与区党委同级者为三级军区，与地委同级者为军分区。团和分区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从一九四九年一月起，全军组织统一。

同日　为阻滞黄维兵团东援，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并告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粟裕、谭震林、陈士榘电，指出：“白崇禧以徐州陇海会战一触即发，令黄维兵团戌灰[197]在太和、阜阳集中完毕等情，我华野戌齐[198]发起战斗后，估计戌齐至戌巧[199]十天内，战况最为紧张，务须保障在此十天内邱兵团不能东援。但你们除邱、孙两兵团外，还要对付黄维兵团（四个军），你们对黄维进程之估计及对策盼告。我们认为除六纵必须立即尾黄维东进外，十纵如在南阳附近亦宜协同二纵尾黄维东进”。

11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并告陈毅、邓小平电，指出：（一）二纵及江汉、桐柏主力对平汉路破击如能彻底，并坚持多日，则不但能延滞八十五军北上的时间，且可能迫令黄维以一部从北面南下夹击，打通平汉，如此则能推迟黄维东进之时间。（二）二纵下一步行动似宜经商城方向出豫皖苏。（三）六纵似不如由内乡取直径开太和、阜阳，先黄维到达该地，从正面或侧面阻滞黄维为适宜，二纵到商城后渡淮向太和、阜阳前进，与六纵协力拖阻黄维。六日，黄维兵团先头部队开始自确山东援徐州，中原野战军以第二、第六纵队及陕南第十二旅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尾击、侧击，或从正面迟滞黄维东进。

11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电：“因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

11月4日　晨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程子华、黄志勇电，指出：“傅军南进各部已北撤，但四纵、十一纵及各独立师进至遵化、蓟州地区之计划仍不变更，程、黄率各部到达后，分派几个支队向平古、平津、津唐各线袭扰，主力择地整训，待东北主力入关后，统一发起对傅军作战。惟傅军如在我杨成武攻归绥时派兵西援，则应暂停整训，向北平等地有所动作，牵制傅军西援兵力，帮助杨成武得手，因杨、罗、耿所部已开回平汉线，并须休整，平张线上傅军已不受威胁。”东北野战军第四、第十一纵队等部组成先遣兵团，奉命于十一月初入关。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同意他们的休整计划，并指出：“休整时间可至十二月十五日为止，以便有几天时间开纵委会及师委会，分两项议程，专门讨论反无政府状态及整理纪律问题，并各自通过两项专门决议。”“中央前给你们第三年担负歼敌三十六个正规师的任务，你们在极短期间即已完成，你们现在应向全军正式公开提出打平、津及在平津战役中歼灭傅军主力的任务。”

11月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提出对宿蚌地区作战的两个方案。第一方案，陈邓部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好打则攻歼之，如敌援甚快不好打，则打援敌。此方案可望确定地调动邱兵团一部。第二方案，以一部破徐蚌路，以主力打蒙城，得手后大破宿蚌路。

同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程子华、黄志勇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杨罗耿兵团现位于平保线以西相机攻歼该线之敌，从南面威胁北平，程、黄率两个纵队、四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本月十二日前后集中遵化、蓟县地区，从北面威胁北平。估计傅军难于抽出两个军援绥。但仍须准备对付其一个军增援。除由程、黄命詹大南于你们攻归绥时，用全力向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之线积极活动，钳制暂三、暂四两军外，你们自己仍应以八纵相当力量位于兴集[200]地区，协同北岳部队从正面阻击可能西援之敌。你们主力亦应留出一部作预备队，位于卓资山附近以为策应。归绥至包头线暂时只留少数部队，以便抽出八纵主力位于东面。”“攻击时间以在程黄兵团到达冀东，北平方面业已感受威胁之时为宜，具体时间可定在十五号左右”。应争取十天左右攻克归绥。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对东北行政委员会约法八章提出几点意见。其中关于处理国民党政府的纸币问题，指出：“原文规定一律停止使用，这在东北目前情况下原则上是对的，但仍须于文尾增加‘但对于某种货币，例如金圆券可由民主政府协助持券人向敌占区抛出’一句。因货币问题关系人民利益甚大，金圆券尚有相当价值，如一律作废一般市民受损太大，仍应由政府以压低比价的方法限期收兑若干，向蒋区抛出。”

同日　为新华社起草人民解放军占领南阳的新闻稿，指出：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在过去一年中，蒋介石曾于此设立所谓绥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上月，白崇禧使用黄维兵团三个军的力量，企图打通信阳、南阳间的运输道路，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最近蒋因全局败坏，被迫将整个南部战线近百个师的兵力，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和以汉口为中心的两个地区，两星期前已放弃开封，现又放弃南阳。从此，河南全境，除豫北之新乡、安阳，豫西之灵宝、阌乡，豫南之确山、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固始等地尚有残敌外，已全部为我解放。去年七月，南线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敌后进军以来，除歼灭大量国民党正规部队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大别山区（鄂豫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即皖东一带），恢复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创立了七个军区。豫皖苏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现已连成一片。这四个军区并已和华北连成一片。所有江淮河汉区域，“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间内，我们在这一区域曾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左’的错误。但是随即纠正了，普遍地利用了抗日时期的经验，执行了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这样，就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及乡村中最为广大群众所痛恨的少数恶霸分子。这一策略，是明显地成功了，敌人已经完全孤立起来”。

11月6日　粟裕、陈士榘、张震、钟期光[201]、刘瑞龙[202]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新海[203]敌四十四军有撤退至新安镇并归黄百韬兵团指挥的消息。为打开战场便于主力开进，今晚即以鲁纵围歼郯城之敌后，六纵围歼码头镇之敌，七纵围歼峄县、枣庄之敌，十纵包围临城，三纵、广纵及冀鲁豫独立旅向丰县、砀山前进，以求扫清外围。淮海战役提前从本日开始。连云港本日解放。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电：“同意你们三五天内首先解决刘汝明之方针”。“刘汝明两个军主力均移永城地区。你们决定打刘汝明应直开永城附近，并派部阻击砀山、黄口之敌的可能增援。”此电发出后，收到陈毅、邓小平五日下午一时电，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你们七日发起打刘汝明甚好，刘汝明各部的具体位置当以你们所知为准确。本日，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向商丘地区的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攻击。因该部主力已先期撤向蚌埠，故仅在张公店地区歼其一八一师五千余人，俘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官兼师长米文和。

11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张震、钟期光、刘瑞龙并告陈毅、邓小平，华东局及王建安、谭震林电，完全同意粟裕等六日电所述发起战役的部署，并指出：“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还指出：“第一仗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十个师（包括四十四师），李弥一个至两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刘汝明六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以上共计二十一个至二十二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本日，鲁中南纵队歼灭郯城王洪九部队后，黄百韬立即放弃新安镇，开始向运河以西撤退，华东野战军展开猛烈追击。

11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张震电：“虞午电[204]悉。（一）估计及部署均很好。（二）昨今两日战况望告。”本日，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国民党军第三绥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张克侠率领冯治安部的三个半师在贾汪、台儿庄起义成功。

同日　函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即须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务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内准备完毕。”

11月9日　下午四时，关于对徐州之敌总退却的估计和作战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并谭震林、王建安电，指出：“齐电[205]悉。（一）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二）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四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而应迅速攻宿县，一纵在解决一八一师后，应立即去宿县。华野三、广两纵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我军联结，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三）粟、陈、张应令谭、王集中七、十、十三纵及由南向北之十一纵，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用迅速手段歼灭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四）只要以上几点办到，就能破坏敌人总退却的计划，遭我全部歼灭，并占领徐州。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五）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成功后，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顺利通过其防区，十一月十日占领陇海线上的曹八集，切断黄百韬兵团向徐州的退路。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并告华东局，陈毅、邓小平，中原局电，下达将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歼灭于徐州附近的战役决心，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复电指出：“齐辰电[206]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电：“望在归绥附近休息待命，数日内不要开始攻城。”

1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电，指出：“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华野三、广两纵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至要至盼。”本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邓电，指出：“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对刘汝明部不要理他。”

11月11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207]、陈毅、邓小平电，指出：“你们真[208]夜到宿县附近时，将要遇到的敌人是孙元良的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及三个师，望你们努力争取歼灭此敌，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然后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

同日　申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209]电，指出：冯治安集团何基沣、张克侠部已起义，黄百韬兵团已被包围，李弥兵团已撤回徐州，蒙城孙元良兵团十一日调回宿县，“在此种形势下，只要你们歼灭黄百韬、孙元良两兵团，占领宿县及徐蚌段铁路，徐州就处于被我包围中，就可以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李，夺取徐州。”按中央军委部署，中原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九纵队于十一日夜向宿县前进，十二日包围宿县。孙元良兵团已先期自蒙城经宿县撤至徐州。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电，指出：“粟、谭、陈、张灰日[210]十时第一步完成对黄兵团之包围，第二步歼灭黄兵团之部署，甚好。我们前电有与此部署不相符合者，应照此部署办理。”本日，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四个军包围于以碾庄为中心的不到十八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十一日拂晓，被截断于运河以东的黄百韬兵团第六十三军被全歼于窑湾，军长陈章被击毙。

同日　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告东北局及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负责人，指出：“国民党全军除后方部队外，分为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六个集团，以徐州、沈阳两个最大的集团为主干，沈阳集团业已被我解决，徐州集团如能被我大部解决，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七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军近百万人。国民党全军（连近月补充者在内）现已不足三百万人。我军则已增至三百余万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达成这一目的。但要全部解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以上请向干部会上宣布。”

11月13日　晨六时，关于迟滞黄维兵团东进的行动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张震电，指出：待黄百韬、孙元良两敌歼灭后，我军即可准备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夺取徐州。原在葫芦岛之第五十四、第八两军已海运南下，有可能开至蚌埠策应徐州突围，因徐蚌路已被我切断，该敌将不能起大作用。“使我们担心的是黄维的十个师，十四日到太、阜[211]，估计十五日休息一天，十六日即可能由太、阜向亳县、涡阳、永城前进，策应邱、李之突围。”“因此，中原局邓、李[212]必须将上述情形立刻告诉二、六两纵，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务必于十四日，至迟于十五日，赶到太、阜黄维的前头，由正面阻止黄维向亳、涡、永前进，不得误事。”“分局宋任穷[213]同志立即动员一切可用的武装力量，在太、阜、亳、涡、永中间地区迅速破坏黄维通路上的桥梁道路，迟滞黄兵团行动。”按中央军委指示，尾追、侧击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第二、第六纵队及陕南第十二旅等部队，星夜急进，于十五日赶过黄维兵团，在涡阳、蒙城地区阻敌。豫皖苏军区部队和第一纵队第二十旅，破坏敌行进道路和桥梁、渡口，并依托洪河、泉河、颍河等天然障碍和沿途各要点，进行了连续阻击。

同日　晚十一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提出围歼邱清泉兵团的任务，指出：“（一）现邱清泉正在向东增援，请粟、陈、张酌量对黄百韬各军被歼情形，当黄部将近全歼之际，让邱清泉向东深入大许家、曹八集，以便将邱兵团包围使其跑不掉，然后徐图歼灭之。（二）刘、陈、邓以一部攻击宿县，以主力向北追歼孙元良之部署甚好，如邱兵团能于数日后被我包围歼击，黄维势必向徐州增援，我中原各纵及华野三、广两纵，须准备独力担任打黄维。”

11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电：“你们攻克宿州后应乘胜南进，攻占固镇，并以一部迫近设防。”“十七日或十八日起，你们应集力对付黄维，望对徐蚌路[214]预筹守备控制之策。”

同日　晚十一时，关于歼灭黄百韬、邱清泉、李弥等兵团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韦国清、吉洛，谭震林、王建安及华东局，中原局电：“希望粟裕同志照元酉[215]计划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黄匪二十五军，四十四军，一百军，留下黄之兵团部及六十四军吸引邱、李东进，然后以韦吉、谭王两集团向邱、李东西合围，乘势猛击，歼其一部，构成徐州与邱、李间之阻绝阵地。”“我们应即决定以中原一、二、三、四、六、九纵及豫皖苏地方兵团之全力，以徐蚌路为枢纽，对付黄维及南面可能增加之敌人，华野全部则对付陇海线上之敌人。”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评论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是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的结果。”“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11月15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谭震林电，指出：“我们和你们在基本方针上是一致的，需待黄兵团歼灭以后，依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的情况才能决定作战方针。”“我诱邱、李东进断其后路之计划恐不一定能实现。黄兵团被歼后，邱、李缩回徐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黄维在阜阳观望形势，或到蒙城观望形势，或到蚌埠巩固其后方的可能性也很大。”“你们是否需要集中四个纵队于攻克宿县后再攻固镇一带，亦尚待你们查明确定。总之，一切须待粟、谭歼灭黄百韬，你们歼灭宿县之敌以后，依情况变化才能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如果那时邱、李缩回徐州，黄维开到蚌埠，两处均不好打，则可给我以短时休息机会也是好的。惟目前华野仍应争取于歼灭黄兵团以后再打邱、李，你们于攻克宿县以后，如果刘汝明部在固镇，则应争取再歼刘部。”当晚，中原野战军发起对宿县县城的总攻。次日凌晨攻克宿县，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二千余人，切断了徐蚌线，孤立了徐州。

同日　复电方方：“我军主力现时宜集中在长江流域歼灭国民党主力，则将来南方各省之占领及发展甚为容易。且此种时机已不甚远，你们应依靠现有基础逐步发展，准备迎接主力的到来。关于酌派干部南来是需要的，当令有关部门研究并准备派遣。”

11月16日　关于东北野战军入关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我们曾考虑过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并以结果电告为盼。”十七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致电中央军委，认为部队需休整补充及入关教育和加强纪律性教育，提早入关很困难。拟争取现在海城、营口的第九纵队和在黑山的第十纵队尽可能先出动。建议在发现平、津之敌撤退时，关内部队（包括四纵、十一纵）能包围一股较大敌人，以拖住敌人为好。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周士第电：“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罗耿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徐向前、周士第兵团，从十一月中旬起，先后占领太原外围一些重要阵地，并以火力控制机场，十二月初起对太原停止攻击，转入长围久困。

同日　关于组织淮海战役总前委，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陈士榘、张震告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电，指出：“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电，指出：你们似以二、六纵钳制黄维，以一、三、四、九纵歼灭可能向宿县进攻之三十九军、九十九军[216]似较适宜，因这些敌人均是较弱的。但据韦国清、吉洛报告，他们十五日晚已向邱清泉、李弥后尾攻击，未免过早。粟裕到韦、吉处指挥极好。请粟考虑，韦、吉各纵及三纵于明日向南撤退一步，正面七纵、十纵、苏十一纵亦同时于明晚向东撤退一大步，待十八日晚谭震林、王建安向碾庄总攻时，同时大举向邱、李攻击，似较妥善，请粟酌办。

11月17日　修改并签发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华北局电，再次提出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问题。电报指出：淮海战役，我已歼黄百韬兵团五个军十个师大部，余部亦将就歼。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军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军嫡系二十四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后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介石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望你们郑重考虑下述两个方案：（一）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二十五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二）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十二月半然后南进。两个方案何者为宜，望考虑电复。

1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指出：“（一）傅作义经过彭泽湘[217]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二）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同日　关于防止国民党军从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撤走，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并告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程子华、黄志勇电：“（一）平、津、张、唐，蒋、傅两系军队在我徐州作战胜利进展下，有分向西、南两方撤退或集中向南方（经海路，亦有某种可能走陆路）撤退的可能。（二）为着不让蒋、傅两系军队从平、津、张、唐逃走，除已令杨、李、李停止攻击归绥并将其三个纵队位于绥东地区坚决阻止傅军向绥远逃跑外，又已令徐、周停止攻击太原，以免刺激傅作义早日逃跑。（三）杨、罗、耿所部即在阜平待命，并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动，协同杨、李、李阻止敌人逃跑。”

同日　晚十二时，关于歼灭黄百韬兵团后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谭震林电，指出：“敌在防御时虽尚有相当战斗能力，但攻击精神差到极点。我军捉住敌人这个弱点可以分离敌军各部，给以各个歼灭。”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的各纵于消灭黄百韬兵团余部后，迅速移至徐州、宿县间作为预备队，准备协同淮海战场南线各纵歼灭黄维兵团。“只要南线各敌约有一半左右被歼无法北进，北线各敌就成瓮中之鳖，可以逐步歼灭。”“应尽一切努力控制徐蚌路一段于我手中，务必隔断南北两敌，使之不能会合。”本日，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在蒙城地区阻击黄维兵团，第九纵队与豫皖苏独立旅将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阻击于任桥、花庄一线。

11月19日　上午十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现刘峙依靠黄维（十个师）、李延年（在五十四军[218]未到前是四个师）北上救命。我们觉得南线集中中野三、四纵及叶飞一纵歼灭李延年兵团于宿县以东地区，是极关重要的一着。李延年歼灭后即可续歼刘汝明或将其驱至蚌埠，则黄维便陷孤立。”你们集中八个纵队精心组织一次对邱、李之作战，以歼灭其四五个师为目标，兵力不要再增多，“以便将谭、王五个纵于结束黄百韬后迅速移至曹村、夹沟地区休整，准备打黄维”。“事实上黄维大约要二十三四日才能到宿县。如果我中野一、二、六纵作战得力，还可能使黄维多推迟几天到宿县。如果我陈谢、叶飞准确地歼灭了李延年，又歼灭了或者驱逐了刘汝明，则黄维在宿县即处于我谭、王（在夹沟），陈、谢、叶（在固镇）的包围之中，尔后即可全力歼灭黄维，如像在碾庄歼灭黄百韬那样，获得一个伟大胜利。这时对于北面之邱李等部则取钳制手段。待歼灭黄维后，再打邱、李。我们认为你们应按这个方针去部署兵力。”

同日　晚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陈士榘、张震告谭震林、王建安电：“现接刘、陈、邓十九日九时电，知刘、陈、邓以主力歼击黄维，以一个纵队对付刘汝明，而无力顾及李延年。在此种情况下，粟、陈、张方面必须将对邱、李、孙之作战，在目前短期内，只限制于歼敌四五个师的范围，以便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我谭、王五个纵除为解决黄百韬残部所必须之兵力外，余部应即速西移，担负歼灭李延年的任务。只有歼灭了至少阻止了李延年，粟、陈、张的侧翼才不受威胁，才能保证继续歼灭邱、李、孙。”二十日晨，华东野战军歼灭第四十四、第一百军全部和第六十四、第二十五军各一部，攻占黄百韬兵团部驻地碾庄（黄百韬本人逃至垸上指挥残部继续抵抗），并派中野第十一、华野第十三纵队立即南下打李延年，准备在二十一日晚再派一至两个纵队南下参加对李延年的作战。

同日　起草聂荣臻致彭泽湘的复电：“符[219]老先生带来虞寒[220]两日大示收到，当即转呈上峰，弟个人认为某先生[221]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希转达某先生。”

11月20日　晚十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东北局电。电报指出：“包围唐山敌人的时机值得考虑[222]。”“我们认为，应以锦州、新民线上及营口地区之我军先行秘密开动，以四个纵队的兵力与程、黄现有兵力同时隔断天津、北平间和唐山、塘沽间之联系，使北平、唐山两处之敌均不能到达津、沽。欲达此目的，就要推迟程、黄包围唐山的行动，并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杨罗耿部两个纵队现在曲阳，可以出张家口附近，与杨成武、詹大南配合执行包围张家口，阻止傅军西退的任务，亦可以执行切断平、津的任务。”“为不使早日惊动傅军，我们已令聂、薄、滕转令攻击保定之七纵停止攻击，改取包围监视方针。”“傅、蒋在山海关的一个军尚未撤退，其目的是估计你们主力入关必走该地，让该部先挡一挡，争取主力逃跑或固守之余裕时间。因此你们主力入关应取四纵、十一纵所走道路，不要走山海关。”“部队行动须十分荫蔽”。请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据刘、陈、邓皓十七时电[223]，中野主力决定打黄维。对李延年兵团须由你们负完全责任，中野无法派兵。除你们已派出王、张十一纵[224]及十三纵外，应即速转移四、六、八、九诸纵之主力（留一部打六十四军）对付李延年。打李延年的指挥责任即由谭、王负担，望谭、王迅即转移指挥地点至大店集、褚兰、双沟之中间适当地区。”至此，中央军委采纳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十九日的建议，改变了此前着华野歼灭黄百韬后立即继续歼灭邱清泉、李弥的决定。

11月21日　晨三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最后确定东北野战军入关时间，指出：“你们可以位于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之五个纵队于二十三日出发，取捷径夜行晓宿隐蔽迅速行进，以三个或四个纵队担负隔断北平与天津两地之敌；以一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两地之敌，以一个纵队加程黄兵团担负隔绝唐山、塘沽两地之敌；其余在新民、打虎山、营口地区之各部，则可于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出发。以上各部均走热河境内出冀东，不走山海关。”按照中央军委指示，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起，东北野战军十个纵队分别由锦州、营口、沈阳地区出发，一部经义县、建昌、喜峰口入关，一部沿北宁路两侧从冷口入关。

同日　晨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电：“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请粟、陈、张、谭、王从目前起即将主要注意力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歼灭李延年三个军的上面。”“只要李延年歼灭，战局便可改观。”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潘自力并告华北局电：为着不使傅作义部逃跑，决定东北主力提早入关，你们有配合作战之任务。你们应于二十五日前准备完毕待命，于二十五日出动。

同日　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关于军委全衔，提议加革命二字，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青年团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一点，请会商决定。”

11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电：“（一）傅军有收缩各外围据点，集中平、津向南逃跑之可能。（二）为阻其逃跑，歼灭傅军于平、津、张、唐之目的，东北我军决早入关，为守秘密不要下达。（三）拟以你们三个主力纵队迅速秘密东进协同詹大南部切断平、张联系，包围张家口，使张家口之敌无法向平、张收缩，吸引北平之敌派部西进救援张家口，以迟滞平、津傅军向南逃跑之时间。为此，你们三个纵队除在归绥附近之部队暂时不动，迷惑归绥之敌外，主力应准备待命于二十五日东进。”

11月23日　就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并转各纵委并告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电：“（一）庆祝你们歼灭黄百韬兵团十个师的伟大胜利。（二）从戌虞至戌养[225]十六天中，你们消灭了刘峙系统正规军十八个整师（包括争取何、张[226]三个师起义在内），并给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四个兵团以相当打击，占领徐州以南、以东、以北、以西广大地区，隔断徐、蚌联系，使徐敌处于孤立地位，这是一个伟大胜利。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三）敌八个兵团，一个起义（何、张），一个被歼（黄百韬），四个受了相当打击，北面邱、李、孙[227]南面黄、刘、李[228]已被我分割为二，敌人士气将有进一步衰落。你们及各级干部，必须认识这一伟大胜利的重大意义，并向战士进行教育，这是一方面。但是，同时必须认识敌人主力邱清泉、李弥、黄维三兵团及李延年兵团中的一个军（从葫芦岛调来的五十四军），在防守方面尚有相当顽强的战斗力，敌直接与你们作战的六十六个师（冯治安四个、黄百韬十个、邱清泉十个、李弥七个、孙元良四个、黄维十一个、刘汝明六个、李延年九个、刘峙直辖五个）中，除被歼者外，尚有五十个师左右。这个敌人是可以消灭的。但是，必须准备给予全战役以三个月至五个月时间；必须准备以几个作战阶段（你们已完成了第一个作战阶段），去取得全战役胜利；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夫一百三十万人左右，三个月至五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十万至二十万伤员的医治；必须争取全军各部队在全战役所需时间中，有二分之一以上时间的休息整补，务使士气旺盛，精力饱满；对于兵员，必须实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针；对于人民，必须实行耕战互助的方针；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必须对于我军及居民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对于敌军进行猛烈的、有实效的政治攻势，对于刘汝明等部则进行内部策反工作。只要你们注意了和完成了这些条件，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电，同意粟、陈、张所提关于歼灭李延年部的部署。并指出：“目前应捉住徐敌孤立粮食困难这个弱点，隔断徐、蚌两敌”。“为实现长期隔断徐、蚌围困徐敌，华野应在徐、蚌之间以宿县为枢纽，构筑坚固的阻隔阵地。”

11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批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部署，指出：“梗二十二时电[229]悉。（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起，中原野战军发起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二十五日，黄维兵团被包围于宿县西南之双堆集地区。华东野战军奉命将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归还中野建制，并以第七纵队、特种兵纵队的炮兵部队参加围歼黄维兵团之作战。同时，以五个纵队担负正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北援的任务。

同日　读完历史学家吴晗送阅的《朱元璋传》修改稿后，委托秘书胡乔木送还书稿，并致信吴晗：“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处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华北局，黄志勇、程子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成武率主力三个纵队于明二十五日由现地出发，以六天时间（愈快愈好）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两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怀安两地之敌（二一〇师及骑十一旅），以一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两处敌人的联系”。“总之，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向东跑掉为原则。抓住并包围之后，不要攻击，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守秘）围歼敌人之后，再相机攻击。”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十一月二十五日杨成武兵团三路向张家口外围疾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并告华中工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电：“同意你们对孙良诚[230]所采取的方针和态度。因为孙良诚是在被包围后未经战斗自愿放下武器的，和别的俘虏官有区别，故对孙及其干部的待遇应比较好一些。可将他们集合送入军校学习（除反动分子外）。对孙本人给以礼遇，不要放走，要他努力帮助我们进行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231]及刘部各师长的策反工作。一〇七军军官中凡有适合做此项工作者均应加以训练，派去刘部工作。对刘部工作甚为重要。”

1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并告杨成武、李天焕等电：“着杨、罗、耿率二兵团于今二十六日由曲阳出动，以五日至六日行程进至涿县、涞水以西地区待命。”

同日　上午八时，关于对傅作义的作战和谈判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指出：“截至现在止，平、津、张、唐之敌，尚是固守计划，没有撤退计划。”据符定一面谈，傅无出路，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在尚未解决蒋系以前，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但不给傅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有某种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此项实际决定。”关于作战计划，电报提出：（一）已令杨成武包围怀来及张家口之敌，并令杨、罗、耿由曲阳进至涿县、涞水以西，必要时加至平张线，拖住几部敌人；（二）东北野战军主力的第一个作战，应不是唐山而是在平津线上之廊坊等地，达成切断平、津联系的任务。（三）在切断平津、包围唐山两个任务达成后，第二个作战任务还不是打唐山，而是歼灭平津、唐山间之敌。（四）歼灭唐山之敌。（五）夺取天津。（六）歼灭北平周围之敌。（七）夺取北平。电报最后指出：“在你们没有切断平、津以前去包围唐山，有调动北平敌人到津、唐作战或从海路、陆路跑掉的危险。如你们同意这点，望电告程、黄目前不要去包围唐山，但如唐山之敌有撤退的确实消息，则应迅速包围之。”

同日　晚八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电：“二十五日十一时、二十六日五时两电均悉。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你们除使用华野的二纵、王张纵外，十纵亦应迅速进入战场，准备参加最后战斗，保证歼黄维的足够兵力。”

11月27日　起草刘伯承、陈毅向黄维及所属官兵的广播讲话稿，要他们放下武器，赶快投降。本日，黄维以主力四个师为第一梯队实施突围，突围中中共秘密党员、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其余三个师被击退。

同日　关于歼灭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华北局电，指出：为着在十二月全月份内吸引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张线上，并歼灭该线各军之一部或大部，借此使林罗主力于十二月进至冀东以后顺利地切断平津、津唐诸线，歼灭数部敌人，打开主要地区的战局之目的，部署如下：（一）以程黄部四纵、十一纵及一个骑兵师、杨罗耿所率华北第二兵团之三、四、八纵、杨李所率华北第三兵团之一、二（两个旅）、六纵及詹大南地方兵团组成平张战役之兵力，受程、黄统一指挥。（二）杨、李率所部已于二十五日由绥东地区东进，三十日左右集中于柴沟堡、怀安附近地区，然后迅速抓住并包围柴沟堡、怀安，或张家口、宣化诸点之敌一个军左右的兵力，并相机举行攻击，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三）杨、罗、耿率所部由石家庄以北曲阳地区出发，集中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地区待命，然后进至涿鹿地区相机作战。（四）程、黄所部在平谷地区集中，待杨、李在柴沟堡、怀安、宣化、张家口地区抓住几部敌人之后，迅即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相机作战。（五）现在兴和、柴沟堡、怀安、张家口、宣化、下花园、怀来、南口等地共有敌军八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估计还有五个师可能增援。如此，须准备和敌军十三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作战。敌以火车、汽车运兵是很快的，你们的动作亦须注意迅速。（六）只要在十二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十六个师旅于平张线上，并歼灭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胜利。（七）必须充分估计到在形势不利时，傅部直属各军可能西逃，那时，就必须以前堵后追两项手段将其歼灭。（八）又必须估计在形势不利时，该线诸敌将夺路东窜，那时，就必须以同样手段将其歼灭之。

11月28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电：“（一）刘、陈、邓二十七日十七时电[232]，粟、陈、张二十七日十四时电[233]均悉。（二）假如今二十八日刘、陈、邓能完全解决黄维兵团，粟、陈、张能包围蚌埠以北之李延年、刘汝明诸部，并能于今后数日加以歼灭，则整个淮海战役已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告结束。（三）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四）在完全解决黄维及李、刘在蚌埠以北诸部之后，全军须休整一个短时期，其时间依情况决定，大约须两星期左右。然后以主力取徐州，以相当大的一部取蚌埠、浦口、合肥及淮南、江北、运西、巢东地区诸城，直迫长江。”

同日　中午十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为不使傅作义早日警觉起见，你们暂在原地待命，在三天内不要动。

同日　晚十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电：“（一）粟、陈、张在歼灭固镇、曹老集一带之敌以后，请考虑以二、六、七、十一、十三等五个纵乘胜渡淮南进，切断蚌浦线[234]，包围并相机夺取蚌埠。十纵则留在宿县休整，尔后即用谭、王、李所率各纵及十纵，协同中野解决徐州之敌。是否可以如此及渡淮作战有何困难望告，以便我们作最后决定。（二）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因此中野及华野谭、王、李各部，虽然一方面应当争取休整两星期左右，但另一方面又应当迅速处理战后工作，以利应付意外。”

11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电：“（一）二十八日十七时电[235]悉。从敌人固守着眼，集中火力各个分割歼击，准备以十天或更多时间解决此敌，此种计划是稳当的和可靠的。（二）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六十六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因此，粟、陈、张在解决固镇、曹老集之敌以后，华野二、六、十、十一、十三等五个纵应立即集结休息，作为歼灭黄维的总预备队。渡淮南进一事，待黄维全歼以后再说。（三）望谭、王、李坚强阻击邱、李、孙诸敌，务使该敌不能侵入宿县。”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天焕，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程子华、黄志勇电：“（一）杨、李在包围张、宣之敌后，即应迅速完成阻击工事，务使敌人不能逃跑（注意不使敌人黑夜逃跑），以吸引东面敌人增援。如张、宣敌在你们到达前即已向怀来逃跑，你们即应猛追到怀来，务必抓住一部敌人。（二）杨、罗、耿一闻杨、李包围了张、宣之敌，即应迅速前进包围怀来之敌。（三）程、黄仍在现地待命，使敌放心西进增援。”本日夜晚，杨成武兵团向张家口外围傅作义守军进攻，发起平津战役。至十二月一日，先后占领左卫、怀安、万全、沙岭子等地，切断张家口守军西逃道路及与宣化的联系。

1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电：“（一）粟、陈、张，谭、王、李二十九日各电[236]均悉。各项估计及意见均甚好。（二）固镇、曹老集之敌人解决后，以江淮两个旅进淮南，以十三纵控制固镇、曹老集部署甚妥，望即执行。（三）二、六、十、苏十一等四个纵应以两个纵位于固镇以北休息，准备随时供刘、陈、邓使用，为解决黄维的总预备队，以策万全。其余两个纵是否即可照谭、王、李提议开至双沟、大王庄之线，以便配合一纵阻止邱、李主力向两淮逃跑之可能。请刘、陈、邓，粟、陈、张按情决定。（四）七纵炮兵已供刘、陈、邓使用，这里不再说了。惟炮纵应全部开去打黄维，以厚火力。（五）渤纵[237]现到何处，该纵似亦应使用于双沟地区，对付邱、李主力。（六）刘、陈、邓电台应速与谭、王、李电台沟通。（七）黄维解决后，我们现在倾向于集华野、中野全力解决邱、李、孙，然后休整一时期，再合力举行江淮战役。”本日夜晚至次日（十二月一日）凌晨，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离徐州，向西南逃跑。从本日夜晚起，华东野战军立即以四个纵队展开平行追击，以三个纵队尾追，以集结在宿县地区的三个纵队向西北迎头拦击，渤海纵队进入徐州守备。蒋介石深恐杜聿明一意西逃，于十二月二日、三日批评杜聿明“坐视黄兵团消灭”，令杜聿明取捷径与黄维会合，杜聿明向南突进途中，十二月四日拂晓，被华东野战军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并告林彪、罗荣桓电：“只要杨、李确实包围了张、宣之敌，杨、罗、耿即去包围下花园、怀来之敌，你们即行向西出动策应。你们只要出至密怀顺[238]线以西，估计即可遇到敌人，你们的作战地点在密云、南口之间。”

同日　函告胡乔木：我已要东北在今后两三星期内多发东北部队练兵消息，以表示我东北主力尚未入关，林彪尚在沈阳。你收到这些消息后，请酌发口播及文播。

12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西北局电：庆贺你们歼敌二万余人的大胜利[239]。你们进行整训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提出整个冬季的整训计划。“我们的目的是你们既能整训，又能不失有利的作战时机，借以拖住胡宗南使不能调至他处。”“我们现在所要竭力争取的：一是尽可能不使傅作义部（四十个师）向江南撤退，因此东北我军仅休息二十天即已令其出动，以便早日抓住平、津敌人；二是希望你们抓住胡宗南，使他的兵力不能调至沪、宁一带。”

12月2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电：“三十五军既已西进，程、黄应立即出动，取直径向南口、怀来前进，协同杨罗耿、杨李歼灭傅匪。”“杨、罗、耿应照程、黄电直出涿鹿。”“杨、李应照程、黄电包围张家口之敌，并阻止敌退张北。”五日，程子华、黄志勇兵团在行进途中攻克密云，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主力向怀来、延庆急进。

同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天焕并告程子华、黄志勇电：“如果已把张家口包围，并把张、宣[240]联系切断，你们应注意加强兵力，巩固这种切断，务使三十五军不能和张垣敌人会合，这是最关重要的。”次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程、黄，杨、李电：“重点应放在隔断张、宣两地之敌。”

12月4日　下午四时，关于平津战役中各兵团的作战任务，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及萧劲光、陈伯钧电，指出：“各兵团任务如下：（甲）杨、李现在部署极好，即两个纵队在张家口以西，一个纵队在张、宣之间，切断张、宣联系，阻止宣化之敌向张家口集中（此点极重要）。但须注意迅速增强阻击阵地，准备打退敌人许多次的进攻，在阵地前消耗敌人，以利尔后集中兵力歼灭此敌。（乙）杨、罗、耿务以迅速行动，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两处之敌，并相机歼灭之（先歼下花园之敌）。以有力一部，隔断怀来、下花园之联系，确实阻止怀来及其以东之敌向西增援。（丙）程黄部向怀来、南口之线急进，到达后，相机各个歼灭该线之敌。（丁）待上述三方面任务完成后，集中全力解决张垣之敌。”

同日　下午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天焕电：“准备和进攻之敌作多日顽强战斗，巩固地切断张、宣联系，不使宣化之敌向张垣集中是你们头等重要任务。”

同日　晚九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程子华、黄志勇电：“目前数日最大顾虑就是张垣之敌乘我程黄部将到未到之际，突围向东，而怀来、南口之敌，则向西接应。”电报提出：“（一）杨、罗、耿务于明五日用全力控制宣化（不含）、怀来（不含）一段，立即动手构筑向东西两方的坚固阻击工事，务使张垣之敌不能东退，这是最重要的任务。不要忙于攻击宣化之敌。如下花园只有一个团，则歼灭之，如有一个师，亦不要打，只包围之，等候程、黄到怀南线后再打。（二）杨、李一纵务必固守张、宣间阻绝阵地，如兵力不足，应增加兵力。（三）如张、宣之敌绕道向北平撤退、杨罗耿、杨李两兵团则应在敌运动中追堵包围之。”本日，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两个师从北平乘汽车到达张家口，攻占重镇沙岭子，打通张家口与宣化之间的联系。六日三时半，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程子华、黄志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你们必须明白，只要宣化敌四个师（一〇一军之二七一师、一〇四军之二五〇师、二五八师，一〇五军之三一〇师）不能到张垣会合，则张垣之敌即不会西逃，如果你们放任宣化敌到张垣会合（据我们所知，张垣是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则不但张垣集敌九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尔后难于歼击，而且随时有集中一起向西冲逃的危险。只要看敌人连日打通张、宣联系之努力，就可知敌人孤立两处之不利，而这种孤立对于我们则极为有利。因为我们可以先歼灭宣化四个师，再歼灭张垣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因此你们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历次电令，一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二纵一部或全部加上去，待杨、罗、耿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必须先得我们批准），不可违误。执行情形速告。”

同日　晚十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李延年现使用七个师（其中有五十四军部队）于淮河以北，一部已到曹老集，望令六纵加强阻击，务必不使该敌北进过远，妨碍我解决黄维”。据此，华东野战军决定，渤海纵队的一个师南下；中原野战军决定以第二纵队南下，连同豫皖苏军区一部武装统归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指挥，加强阻击李延年的兵力。六日晚，孙元良兵团突围被歼。十日晨，粟裕、陈士榘、张震向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建议，再从包围杜聿明集团的华东野战军抽调一部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经刘、陈、邓和中央军委同意，当晚，再抽调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及炮兵一部由陈士榘率领参加对黄维的作战。

同日　将一个美国记者在香港的谈话材料[241]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胡乔木阅，并告：“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

同日　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指出：“（一）此电[242]可以不发。因济南在老解放区的包围中，人口亦未超过百万，军管会取消，以市府行使政权，是可以的。（二）但沈阳、平、津、沪、宁乃至徐、汴、郑等处则是另一种情形，必须要看群众发动情形，反革命被镇压情形及周围环境巩固情形而决定军管制时间的长短。军管制的利益正是因为它帮助人民群众实行民主的独裁。如果人民群众讨厌这种独裁，必是军管会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去帮助人民镇压反革命，而去妨碍人民镇压反革命。如果我们的军管制确是帮助人民镇压反革命，人民决不会把我们的和蒋介石的两种独裁看成一样。”“主张在大城市过早地取消军管制，是危险的。”

12月6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华北局电：“杨罗耿全部到达下花园地区后，即以一个有力纵队开至宣化、张垣之间，与一纵在一起确实控制张、宣间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并尽可能向张、宣两方扩展，击破敌人一切打通张、宣的企图，使张、宣两敌各个孤立，以利尔后歼击。”“杨罗耿其余两纵位于宣化以东，隔断宣化、怀来两敌之联系。”“张、宣两敌无论是互相打通联系之企图，或向东突围，或向西突围，或绕道突围之企图，均必须坚决打破之，遇有此种情形发生，即全军堵追歼灭之。”本日，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两个师自张家口乘汽车东撤。该军离开张家口后，杨成武兵团重占沙岭子，再次隔断张家口与宣化之间的联系。

同日　下午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通报人民解放军于二日占领徐州及歼敌情况，指出：“只要东北、华北我军能够抓住平、津、张、唐之敌，西北我军抓住胡宗南，则我华东、中原两军于一个月内外解决淮河以北之敌，是完全可能的。此敌是蒋匪部队中比较最有战斗力的部分（已在徐州以东解决之黄百韬兵团亦有相当战斗力），解决此敌则蒋匪已无主力，进一步解决淮河以南之敌（连苏中在内共有二十五师）以及将来到江南作战，就比较容易了。”

12月7日　晨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电：“（一）据杨、李称，昨六日下午张、宣敌大举向东突围[243]。（二）望杨、罗、耿全力在宣化、下花园线坚决堵击。（三）望程、黄星夜向怀来前进[244]。（四）望杨、李以一个纵队监视张垣之敌，以两个纵队向逃敌猛追猛击。（五）杨、罗、耿速统一指挥杨、李行动。”本日，傅作义部守宣化的两个师北撤张家口，杨成武兵团包围了张家口。

同日　晚八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薄一波电，指出：（一）同意杨、李部署，除以一个旅参加下花园作战外，其余七个旅全部包围张垣之敌（四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杨、李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三十五军东逃（三十五军两个师竟敢乘车三百余辆毫无阻碍地东去，我一纵撤至铁路两侧，坐视不阻不打），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李任务是包围张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向东或绕道跑掉（主要注意不使敌西逃），如敌逃跑则坚决全歼之。（二）现三十五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三）程、黄应令所部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隔断东西敌人联系，并相机歼灭该段敌人。杨得志、罗瑞卿接到中央军委电令后，率部加速向平绥路前进，主力于八日拂晓赶到新保安以东，将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军部及两个师包围于新保安地区。

12月8日　晨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确定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台、塘沽之敌的方针，指出：“现傅作义有十四个师一个骑兵师集中北平、涿县、通县、顺义、南口区域（下花园、怀来之五个师未计在内），你们的首要任务是不使这些敌人逃至天津，其方法是以四个纵队占领廊坊、香河之线，隔断平、津联系。只要此着成功，北平区敌人十四个师即无法逃脱。你们第二个任务是以一个纵队加上冀东地方兵团包围唐山敌人三个师，使这部分敌跑不掉。只要北平、唐山两区敌人跑不掉，天津、塘沽、芦台之敌（十个师）即少有单独逃跑的可能。你们第三个任务是以一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间联系，以三个纵队攻歼塘沽、芦台线上之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两个师（另一个在天津）及从秦皇岛撤回的八十六军三个师，共六个师之敌。只要你们除程、黄外手里有了九个纵队，即可同时实行上述三项任务。”“在平、津未隔断的条件下，如果你们除程、黄外，再使用两个纵队去打南口的十六军，并把十六军消灭了，那就有迫使北平之敌早日逃至天津、塘沽的危险。”平津之敌，没有向西安、郑州、徐州逃跑的危险，没有向绥远逃跑的危险。“敌人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但一则津塘港口快要封冻，二则船只不足，三则傅作义此时尚无此种准备。他的方针现在还是固守平、津、唐。张垣有敌二万余被围（围而不打），亦使傅作义难下弃之不顾单独逃跑的决心。”“因此你们仍应静候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塘之计划。”

同日　晚八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薄一波电，提出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采取长困久围待命攻击之方针，指出：（一）“据杨、罗、耿本日八时两次电称，三十五军已被我抓住于宣化、怀来间之新保安地区，决以三个纵队全部包围该敌。”（二）“三十五军既被抓住，怀来之敌亦有可能不跑，十六军还有以一部增至怀来之可能，果如此，则对全局极为有利。”（三）“程、黄率步骑九个师进至怀来附近时，如怀来之敌（一〇四军两个师）未跑，则迅速包围该敌。”（四）“如怀来之敌已逃跑，则你们应于怀来地区休息数日后向南口、昌平转进，相机包围十六军一部或全部”。（五）“杨、罗、耿对新保安之敌，杨、李对张垣之敌，均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杨、罗、耿部署重点在东面，杨、李部署重点在西北两面，务使各敌不能逃跑，以利我东北主力陆续入关，完成对平、津、塘、唐诸敌之部署。”八日夜，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全力东突，怀来的第一〇四军西进策应，杨罗耿兵团经昼夜奋战，至九日将援敌与被围之敌阻隔在相距五公里的地方未能会合。同时程黄兵团第四纵队于九日向怀来、八达岭间进攻，在康庄包围了正在集结西援的第十六军。

12月10日　晨三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并告杨成武、李天焕，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据杨、罗、耿电称，新保安之敌三十五军九日数次向东猛突，均被我击退，怀来之敌一〇四军向西猛犯，亦仅占沙城以南一个村子。请程、黄照杨、罗、耿提议速派一个军协同杨、罗、耿歼灭一〇四军，另一个军则隔断怀来、康庄间，康庄、南口间诸敌的联系，并相机歼敌一部。歼灭一〇四军的作战应力求迅速，只要该军歼灭，程、黄即可用全力阻击东面之敌。

同日　亥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电：“傅军本身主力三十五军、一〇四军、一〇五军各全部及两个骑兵旅，已被我军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怀来三处，又将九十四军、九十二军从天津吸引至南口及北平，使天津、塘沽、唐山仅各有一个军（塘沽尚有一个独立师），对于大局极为有利。”“被围各敌必多方企图突围，望你们严令各部迅速完成一切必要的阻击阵地，务使各敌不能逃脱。”

同日　和朱德复电何基沣、张克侠、孟昭濂、过家芳、崔振纶、杨干三[245]并转全体官兵：“十一月二十八日通电阅悉，极为欣慰。你们在徐州前线率部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改进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以便早日出动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为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而奋斗。”

12月11日　上午九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东北野战军主力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以两个纵队位于廊坊、杨村诸点，以五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构筑两面阵地，防敌逃跑。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先包围津、塘、芦、唐诸点。休整后，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按中央军委这一部署，从次日（十二月十二日）起，东北野战军三个纵队由蓟县地区南下，至二十日先后进抵宝坻、廊坊等地，隔断了平、津间的联系。三个纵队由丰润、抚宁沿北宁线南进，至二十日解放杨柳青、唐山等地，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两个纵队由山海关向津、塘地区前进。另以四个纵队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自十二月十七日起先后占领海淀、门头沟、丰台、南口、通县、南苑机场和黄村等地，完成对北平的包围。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平津地区国民党军被分别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张家口诸要点。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华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东北我军正陆续入关，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冀中七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

12月1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电，提出在黄维兵团歼灭后，请刘伯承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希望刘伯承能于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间到达中央会谈。在全歼黄、邱、李诸敌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

12月13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黄敬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及黄克诚电：“荣臻、彭真、剑英、黄敬应时刻准备率领接收人员及工作干部乘车出发驰赴平、津。”“此次接收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及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济南之后”。

同日　下午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并告聂荣臻、薄一波电，作出包围北平的部署，并告：“聂荣臻为平津区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长。聂、彭、叶、黄等均于今明两日率干部由平山乘车分向平津附近前进。”

12月14日　上午十一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举行攻击。”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兹将陈云同志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246]，转发如下。此报告甚好，可供你处接收城市时参考”。

12月15日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全歼黄维兵团十万余人，生俘黄维，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致中原、华东两野战军领导人及全体同志电，庆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加紧完成对三十五军的攻击准备甚好，实行攻击时间需待东北主力入关，确实完成对平、津两地的包围之后，大约在二十日左右。”“惟三十五军歼灭后，张家口敌有突逃可能，杨、李以八个旅包围敌五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有无确实阻敌把握，是否需要从南口的东北四纵调一部分（例如一个师）增强杨、李包围及万一敌突逃时的追歼兵力”。十六日晨八时，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电：对于张家口五万以上敌人，无论如何不应让其逃跑。如果增加一个师或两个师足以保障张家口敌人不跑，则可从四纵调出。但依杨、李电看来，似乎仅增加一个或两个师还不能保障敌人不跑，要增加一个纵队才有充分保障。以东北野战军四纵全部开张家口，或者以十一纵开张家口，请程、黄，杨、罗、耿各以所知南口、八达岭情况见告，请林、罗、刘就全盘局势加以考虑。十六日晚十二时，再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并告杨、罗、耿，杨、李电，同意以东北野战军四纵全部开张家口归杨、李指挥。二十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四万余人开到张家口附近，与杨成武、李天焕兵团五万余人会合，形成对张家口傅作义集团守军（五万六千余人）的优势兵力。

同日　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

12月16日　晨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电：自明十七日起，华北第二兵团（杨罗耿兵团）、第三兵团（杨李兵团）之作战，归林、罗、刘直接指挥。

同日　下午四时，关于同傅作义谈判的原则与策略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二）具体策略现在不做决定，等候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后，将谈话内容电告我们，再行考虑。（三）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三十五军一个师，一〇一军两个师，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对大部分敌军及天津、塘沽全部敌军都是中央系（只有陈长捷是亲蒋又亲傅的），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述基本原则，亦即你们来电所说的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傅作义是战犯，傅集团内某些人是华北人民十分痛恨的），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四）但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向傅的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五）至于其他敌方可能提出的条件，待他们提出后再说。”

同日　晚十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一）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二）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左右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三）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

12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本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前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肖县西南蔡凹，同粟裕、谭震林一起，举行总前委会议。会后，刘伯承、陈毅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邓小平返回中原野战军司令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电：“你们后面各纵陆续到达，大约月底可以完成对津、塘部署。除应争取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攻歼塘沽地区之敌及新保安之敌外，对津、平、张三敌的正式攻击须待部队休整一时期方能开始。时间大约在明年一月中旬或下旬。如有特殊变化，例如敌军投降则在例外。平、津攻克后，全军须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向长江流域前进，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志勇电：“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系重工业区，我五纵、十一纵正在此区作战，望令他们充分注意保护工业，其办法是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同日　起草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这个广播稿编入《毛泽东选集》。

12月18日　晨一时，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并告林彪、罗荣桓电：为了讨论明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集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我们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诸同志来中央开会，会期一月一日至五日。请高岗考虑是否可以暂时离开工作来中央参加此次会议。同时，还致电饶漱石，请他按时到会。

同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敌恐天津被围，似正准备将津、塘敌十二个师集中新河一带控制海口。请他们考虑：“如果你们数日内能集中两个至三个纵队，则可从速集中兵力向天津、军粮城之间举行攻击，控制该线，并占领军粮城，迅速切断天津与新河、塘沽等处之联系，使天津之敌（五个师）不能向东集中。”“如果你们目前数日还不能集中二三个纵队执行上述任务，则似宜将塘沽、新河以北地区之少数兵力撤回宁河以北，待兵力集中后再执行上述任务。”十九日、二十一日，东北野战军第八、第九纵队及第十纵队一个师，先后攻占军粮城和新河车站，切断津、塘联系，包围了塘沽。

12月19日　上午九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电：在四纵到达张家口，并部署完毕后，杨、罗、耿即发起攻击三十五军，准备五天左右解决战斗。三十五军歼灭后，杨罗耿部就地休整十天左右，将俘虏即刻补入部队，并加以初步溶化，补充炮弹。在此十天左右，杨、李及四纵不要攻击张家口。但须防止敌人突围逃跑。如敌逃跑，则歼灭之。如不逃跑，则继续围困之。

12月20日　就攻击新保安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四纵要明（二十一）日才能接杨、李东南两面防务，因此杨罗耿以明（二十一）日开始攻击为宜”。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杨罗耿兵团二十一日开始围歼新保安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战至二十二日，全歼守敌。张家口守敌二十三日拂晓向归绥突围，杨李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全线出击，至二十四日下午，歼灭敌军五万四千余人，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跑。

同日　和朱德复电原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副师长杨柳营，并转该师全体官兵，对他们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双堆集前线起义，脱离黄维兵团，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感到极为欣慰。

1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军区、各野战军、各兵团并转各军、各师电，通令嘉奖东北野战军第四十八军第一四三师，在攻占北平西郊石景山工矿区时，纪律良好，保护工厂不受破坏，各种物资设备原封不动，该师无汽车但对炼铁厂内的汽车亦未动用。

12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邓小平、张际春电：“五十四军撤回南京，刘汝明开合肥一带，李延年第三次向北增援之可能性已大减”。“你们可集中华野全军并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然后一举歼灭杜聿明。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你们应休息至下月初，约于子微[247]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

同日　审阅《新区图书出版发卖暂行办法》，并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对此问题，现在不宜规定得太细密，事实上办不到，勉强去做，是危险的。此件应重新考虑，目前只规定几条容易做而又最得社会同情者即够。”还对暂行办法写了批语：“目前任何法律，都只宜规定大端，不可失之太密，否则是不利的。”“书籍与报纸不同，暂时除没收国民党书店以外，可一概放任，遇有反动书籍可个别进行干涉，暂时不必普遍立条例。”

12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同意允许九十二军起义，可答应他们编为一个军，答应保护侯镜如，并仍为该军军长。”“该军最大作用是便利我军攻城，最好该军能于适当时机在取得傅作义信用的条件下，控制一两座城门，或于我军攻城时夺取一两座城门，或给我军伪装部队以进城的便利。”“关于保护侯镜如，请告塘沽前线注意。”

12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高岗电：二十四日十一时电[248]悉。“胡宗南尚有二十八个师十五万八千人，又有青海回军（战斗力较强）在陇东配合，胡军退川退鄂亦尚未定。西北我军实力弱于胡军，更弱于胡马联军。因此目前不能切断其退路，即增加徐向前部亦无此可能。只有杨得志、杨成武、徐向前三部齐去才有可能。蒋介石整个部署亦尚未定，如以胡军调京、沪，则四川门户洞开；如以胡军守川，则他将以西安为第一线，不会轻易放弃西安。故目前不要忙于去包围胡军。”“傅作义、阎锡山、杜聿明三部解决后，我全军应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以刘邓、陈粟两军出江南，以你们出湘、鄂、赣，以西北、华北（徐、杨、杨三部[249]）两军出陕、甘、川。具体部署尚待一月一日至五日的中央会议上讨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电：“庆祝你们于数日内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两处敌人，并收复张家口的伟大胜利。”

12月2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为防天津敌人在塘沽敌人被歼时或被歼后向南面突围，请以一个纵队位于天津、静海之间”。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的新闻稿，公布蒋介石等四十三人为头等战争罪犯。

12月27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彭真、叶剑英、赵尔陆并告林彪、罗荣桓，程子华、黄志勇，华北局电，加写一段话：“燕京是司徒[250]办的学校，陆志韦[251]当然和司徒有联系，但燕京教职员中左倾者不少，陆志韦态度亦较民主，我们应采保护政策。”

同日　关于南方游击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指出：同意南方三区三个纵队的建立及所提三个纵队负责人员的名单[252]。“各纵队的分散作战或集中作战，依敌情的集中或分散而灵活地决定，即敌人分散敌力薄弱时我应集中作战，敌人集中进攻情况严重时我应分散作战。”“从你们已有材料看来，各区游击部队在当地群众中生根的问题仍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必须克服错误倾向，批判‘左’的和右的政策，深入地发展群众工作，并在部队内部队外建立群众性的党的组织，严防部队中脱离群众的单纯军事观点。”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稿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稿，并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冯文彬：“关于青年团的决议和团章已看过。写得简明扼要，完全可用”。“有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下。”

1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此时罗荣桓前往西柏坡参加准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电：“平、津、塘敌既然均有突围逃跑之可能，同意林之提议[253]，杨李全部、杨罗耿主力均调平、津参加会战，请林即以命令规定他们的行动。”

12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刘亚楼电：二十九日十一时电[254]悉。“放弃攻击两沽[255]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12月3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中指出，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文章揭露中国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的阴谋，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12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转来两次北平地下党来的电报已悉。请你复电北平地下党，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邓小平、张际春电，指出：“俭午电[256]悉。淮南敌系有计划撤退，我们追赶无益，中原各纵仍在现地整训，待华野歼灭杜部后，中野、华野统一调整位置，位于陇海沿线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渡江南进。”

————————————————————

[1] 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采取密集靠拢、向心合击战术。刘、邓决定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打击和牵住敌人，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和3个纵队坚持大别山区，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由刘伯承率中原局及野战军后方机关及第1纵队在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地区展开，以第10、第12纵队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并于1947年12月6日、13日，分别成立江汉军区和桐柏军区，实现了刘邓大军将淮河和汉水变成中原解放区的两条内河的计划。12月24日，刘邓东进部队一部攻克广济，待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来援时又跳出合击圈。东进部队在外线收复鄂东、皖西县城十余座，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一千余人。

[2] 自1948年1月起，东北民主联军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

[3] 义州，今辽宁义县。

[4] 打虎山，即大虎山。

[5] 习仲勋1948年1月2日给贺龙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去秋攻克高家堡时，没收敌军大部官佐以至连排班长及其家属的财物，沿途乞食逃赴榆林者不少，对商人及摊贩大部没收，给榆林商人极坏之影响。

[6] 习仲勋1948年1月4日在关于陕甘宁老解放区的土改问题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的报告中说：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8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农民定为地富。

[7] 这个决定草案后来没有发出。

[8] 习仲勋1948年1月19日在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出现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

[9] 李达，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

[10]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书记。正在山东渤海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军工作。

[11] 指淮河以南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和淮河以北的华东野战军与陈谢集团。

[12] 叶、王、陶，指叶飞、王必成、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1、第6、第4纵队司令员。

[13]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

[14] 丑、寅、卯三个月，即2月、3月、4月。

[15] 伏牛，即河南伏牛山脉。

[16] 辰月，即5月。

[17] 吉洛，即姬鹏飞，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政治委员。1948年3月任华东野战军第4兵团副政治委员。

[18] 刘亚楼，当时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19] 指叶飞、王必成、陶勇分别任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第1、第6、第4纵队。

[20]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21] 陕、灵、阌，指河南陕县、灵宝、阌乡。

[22] 陈再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

[23] 辽、鞍、本、营，指辽宁辽阳、鞍山、本溪、营口。

[24] 榆，指榆关，即山海关。

[25] 这封信后来编入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6] 陆、乔，指陆定一、胡乔木。

[27] 关于这个文件的性质，毛泽东在1948年2月20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这个文件，实际上带有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我们如果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

[28] 关于半无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提法，后来中共中央作了修正。1951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29] 赵寿山，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

[30] 彭德怀1948年2月14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中说：据我们在延川城大概调查，全城征营业税者13家，内无一家雇人劳动，均属小本摊贩。1947年向这13家征营业税，折合细粮30石，如按此征收，13家全部货物不够抵偿，实际上只收到9石，约占1947年全年营业利润百分之六十。1947年，征税百分之八十用于税局办公，百分之二十上缴，税务人员粮食、衣服仍由公家发给。按此情形，从财政观点看，固不合算，从经济观点看更不利，如市场停滞，剩余产品不能交换。提议停征营业税一年至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

[3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代理书记、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32] 邓小平、李先念1948年2（丑）月19（皓）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在大别山的4个纵队转移至淮河以北，集结补充，形成一个作战单位，便于三大部分时分时集，每个部分都能独立歼敌。

[33] 郑信，指河南郑州、信阳。

[34] 沙淮，指沙河、淮河。

[35] 郑潼，指河南郑州、陕西潼关。

[36] 寅月，即3月。

[37] 赵尔陆，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兼军区后勤部司令员。

[38] 裴昌会，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5兵团司令官。

[39] 李鼎铭，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少白，曾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40] 刘先胜，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

[41] 寅卯两月，即3月、4月。

[42] 辰巳两月，即5月、6月。

[43]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

[44] 寅月，即3月。

[45] 丑，指2月。

[46] 中部，今陕西黄陵县。

[47] 同官，今陕西铜川。

[48] 宜川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自毙，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被击毙。

[49] 朱学范，当时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50] 彭张赵军，指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军。

[51] 吴满有，原是雇农，后成为新式富农。

[52] 指考虑让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渡江作战的计划。

[53] 这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部长谭政文1948年2月8日关于山西崞县召开土地改革代表会议情况给李井泉的报告。毛泽东为发表这个报告加写按语时，将报告的标题改为《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

[54] 指邓小平1948年3月8日关于新解放区全般的策略与政策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55] 指任弼时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

[56] 卯删，即4月15日。

[57] 陈、邓，指陈毅、邓子恢。

[58] 邯郸局，指领导机关设在河北邯郸的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

[59] 指1948年4月1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关于宣布对敌宽大政策的电报。

[60] 淄、博、张、周，指山东淄川、博山、张店、周村。

[61] 粟裕1948年4月18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电报中说：我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得不到群众较好配合，行动不易保密，伤病员难安插，补给困难，重装备不能发挥作战能力，变成拖累。五军及整编十一师系美械重装备可能留中原以发挥其作用，蒋对桂顽两个主力师不至放虎归山，可能仍留大别山，如我军南进未能调动这四个最强的整编师南下，会使中原地区遭到摧残而难于恢复。建议中原三军依托后方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等补给，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求得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津浦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

[62] 卯有，即4月25日。

[63] 卯世，即4月31日。

[64] 李富春、谭政，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65] 杨、罗、杨，指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

[66] 辰初，即5月初。

[67] 辰删，即5月15日。

[68] 辰冬，即5月2日。

[69] 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46年参加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同年11月因反对民社党参加伪国大，宣布退出该党。符定一，文字学家。1946年夏，应毛泽东的邀请到过延安。张、符二人当时均在北平。

[70] 蓝公武，当时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长期从事新闻工作。1945年秋到达晋察冀解放区。

[71] 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沈钧儒，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

[72] 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前例”，“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73] 汴，河南开封的别称。徐，指江苏徐州。

[74] 指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

[7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5月5日19时半来电所提3个方案是：（一）正式进攻长春；（二）少数兵力围攻长春，主力到北宁线和热河冀东作战；（三）对长春以2至4个月较长时间围困，然后打援，最后攻城。来电认为“目前以采取第三方案为好”。

[76] 杨得志，当时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罗瑞卿，当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团第一政治委员。

[77] 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已离开华东野战军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78] 俭，即28日。

[79] 邹、滕、临、韩，指山东邹县、滕县、临城（今薛城）、韩庄。

[80] 古，指北平（今北京）古北口。

[81] 锦、榆、津、平，指锦州、榆关（即山海关）、天津、北平。

[82] 平、张、绥、包，指北平（今北京）、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

[83] 指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分别为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2兵团。

[84] 张震，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

[85] 张轸，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5绥靖区司令官。

[86] 城武，今山东成武。

[87] 粟裕、张震1948年6月16（铣）日午时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华东局：为迫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敌一路，乃以陈士榘、唐亮率第3、第8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

[88] 甘泗淇，当时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89] 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

[90] 向前兵团，指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1兵团。

[91]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92] 粟裕、陈士榘、张震1948年6月24（敬）日19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26日撤出开封，如敌重占开封，兵力必将分散，拟以5个纵队进至睢县、杞县、太康之间与民权地区，待机聚歼进入杞县之敌。

[93] 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1948年6月25日报告中共中央军委：我们拟待邱清泉兵团入开封后，以第3、第8纵队分割邱清泉、区寿年兵团之联系，以主力歼灭区寿年兵团于杞县以南。

[94] 有日，即25日。

[95] 指中共中央中原局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指示的指示。

[96] 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85师师长，指挥由整编第85、第28、第10师组成的兵团。

[97] 国民党军整编第25师此时和第3快速纵队、交警第2总队组成以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兵团，后称第7兵团。

[98] 艳日，即29日。

[99] 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1948年7月7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胡琏及张轸部继续北上，至昨日午时止，18军先头部队已到淮阳西南之李集，刘汝明部12个团到陈留，邱清泉部经兰封东进袭我侧背，商丘又有由津浦线运到大批敌人，拟东西夹击我军。据此情况，加上我部作战近月，已很疲劳，为应付敌可能乘我疲劳之际的进攻，故决定放弃对25师等部之作战，北撤至民权、考城、菏泽、曹县地区休整。

[100] 刘少卿，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2兵团参谋长。

[101] 中共中央原于1948年5月5日作出粟裕兵团在内线作战4个月至8个月即渡江的决定，豫东战役的实践说明，在黄淮地区确有大量歼敌的可能，乃改变这个决定，再一次推迟渡江时间。

[102] 中原野战军趁国民党军胡琏、吴绍周两兵团北援睢、杞，于1948年7月2日发起襄樊战役，至16日结束，歼敌二万余人，攻克襄樊、老河口等城。

[103] 康、郭，指康泽、郭勋祺，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第15绥靖区司令官、副司令官。

[104] 删日，即15日。

[105] 徐、周，指徐向前、周士第。

[106] 赵承绶，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沈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3军军长。

[107] 晋中战役自1948年6月11日开始，至7月21日结束，歼灭阎锡山正规军、非正规军共七万四千余人，另俘民卫军二万六千人。

[108] 午哿电，指1948年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中共中央军委电。电报说：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8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午养电，指7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中共中央军委电。电报说：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配合作战，则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有解放东北的可能。如中央同意7月20日电的建议，在我们南下尚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围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以便我军能各个击灭敌人。

[109] 西兵团，这里指华北军区第3兵团。

[110] 午宥，即7月26日。

[111] 马辰电，指徐向前、周士第1948年7月21（马）日辰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其中说：今后将进入攻取太原外围据点的阵地攻坚战。阎军外围据点工事，长宽各二十公里左右，据点棋布，堡垒林立，且多洋灰作成，一般颇为坚固。现我各纵最大问题为兵员不充实，必须完成补充兵员、整顿组织、调整装备、后方准备、弹药准备及攻坚战术技术训练等工作。攻取太原之作战原则是切实完成对太原的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

[112] 范汉杰，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113] 杨澄源，原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晋西地区总指挥，1946年11月28日在吕梁战役中被晋绥军区部队俘虏。

[114] 吴克坚、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在上海、香港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负责人。

[115] 翁文灏，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

[116] 锦榆，指锦州、榆关（即山海关）。

[117] 西北野战军1948年8月8日至13日在陕西澄城、合阳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师部及4个团共九千余人，称澄合战役。

[118]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8月11日11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电报说：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时皆可出动。但在现在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运用铁路、公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30年来所未有，铁路、公路冲毁甚多，近日来雨势更猛。原估计8月15日左右可修好铁路、公路、桥梁，以现在雨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复，雨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119] 王建安，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2兵团副司令员。

[120] 粟裕等1948年8月10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中所提雨季后华东野战军作战行动的3个方案是：第一，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5军，继而扩大战果，歼击其他兵团。第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兵力阻击之。第三，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第一步以11个纵队重点打援、两个纵队攻济，第二步主力转到攻济、以一部阻击。

[121] 吴玉章，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122] 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1948年8月23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调苏北兵团（除34旅，或加上33旅）参加济南战役，俟两个月以后，全力南下攻取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改观。

[123] 李天焕，当时任华北军区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24] 粟裕、谭震林、陈士榘1948年8月（未）31（世）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攻济打援的部署是：先以足够兵力迅速攻占济南机场，阻止敌人空运，并分割歼灭外围之敌。攻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兵团，东兵团沿胶济线由东及东南向济南攻击，西兵团沿徐州济南铁路线向飞机场及陆军营房攻击。打援集团位于徐济线，拟在邹县以南歼援。攻济战役于9月16日发起。

[125] 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126] 长、沈，指吉林长春、辽宁沈阳。

[127]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9月3（江）日19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

[128]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29] 冯玉祥，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46年9月以考察水利专使名义出访美国。1948年7月31日离开美国回国，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9月1日因轮船在途中失火，在黑海海面遇难。

[130]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9月10（灰）日18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说：目前北宁线作战，最主要的关键在于能以奔袭动作将锦州以南和以北的敌人堵住切断，如此，则我军第一步即能歼灭兴城、绥中等5城之敌，第二步即能将主力集中起来攻锦州和打援。决以6个纵队攻击北宁线，以5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及长、沈间阻援。

[131] 卫、傅，指卫立煌、傅作义。

[132] 指粟裕1948年9月24（敬）日7时关于建议举行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说：攻济战斗日内即可结束，如敌停止北援，我们下步行动，为了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即第一步以苏北兵团攻占淮安、淮阴、宝应、高邮，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打援；第二步攻占海州、连云港。如即进行休整，易失去适宜作战之秋凉气候和济南战役后加之于敌人之精神压力。

[133] 吴化文，原任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军长兼整编第84师师长。1948年9月19日，在济南战役中率领3个旅两万余人起义。

[134] 邱，指邱清泉。

[135] 商、砀，指河南商丘、安徽砀山。

[136] 黄，指黄百韬。

[137] 两淮、高、宝，指江苏淮阴、淮安、高邮、宝应。

[138] 李，指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13兵团司令官。

[139] 酉哿，即10月20日。

[140] 林彪1948年10月2日22时用林、罗、刘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一）得到新5军及95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二）估计攻锦州时，守敌8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54军、95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三）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四）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6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五）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141] 这个电报提出“仍攻锦州”，说“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中央军委的电台在3日20时15分才收到这个电报，而毛泽东于同日17时和19时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批评回师打长春想法的电报已经发出。根据东北野战军《阵中日记》记载，攻锦州部队和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列车并未回师北返，而是直开锦州前线，回师打长春的想法对于攻打锦州的作战，并未发生影响。

[142]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4日15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锦西与锦州两地敌阵地之间只有三十余里，决以4纵和11纵在此地区采取攻势防御，另以两个独立师在锦西、葫芦岛向敌侧后进攻；以10纵及1纵1师正面抗击，以5纵、12纵全部及6纵两个师采取运动战方式从敌侧后歼灭敌人策应10纵作战。

[143] 陈漫远，当时任华北军区第1兵团参谋长。

[144] 申俭，即9月28日。酉江，即10月3日。酉微，即10月5日。

[145] 酉巧，即10月18日。

[146] 耿飚，当时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参谋长。

[147] 绥、包，指绥远归绥、包头。1954年3月绥远省撤销，归绥（改称呼和浩特）、包头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148] 指曲阜会议。济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转入休整。为贯彻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华野前委于1948年10月5日至24日在曲阜召开有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

[149]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16兵团司令官。

[150] 1948年10月10日9时，华北军区第2兵团杨得志、罗瑞卿，第3兵团杨成武、李天焕分别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杨、罗电称：敌暂4军昨晚已抵柴沟堡附近，傅之办法是西面抑留我3兵团，仍以主力对我东面，我们意见：3兵团主力仍应西去，以一部控制兴和、集宁、丰镇等地，尽力迟阻援敌，援敌不来，即打下归绥、包头。援敌来（估计必来），即预定在归绥附近歼击援敌。不管东面或西面，只要能歼敌三五个师或打绥、包，则平绥线局面即可打开，而我2、3兵团亦更可集中作战，大量歼敌。杨、李电称：暂4军9日已向东退走，据此情况对今后行动建议：以北岳集团和8纵1个旅及1个骑兵团控制兴和、台基庙、集宁地区，并向东活动，阻击西进之敌；8纵另1个旅及骑兵一部进击陶林、武川，扫荡歼灭绥北之敌；而以1、2、6纵主力即速西转，威迫绥远，首先肃清绥包段，攻占毕克齐、察素齐、萨县、托县，相机攻取包头，这样可以调敌西进，歼敌主力一部，又可配合2兵团作战。

[151] 高崇民，当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民政委员会主任、安东省政府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东北总支部主任。

[152]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11日20时半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截至今日攻锦部队已按计划攻占敌城外大部防御阵地，逼近城关，锦西援敌已向塔山阵地攻击两天，沈阳援敌3个军三路并进向彰武逼进，表示“阻住锦西援敌和打下锦州均有把握”。

[153]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8年10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敌孙元良兵团之69师已于昨11日由郑州东运，“我们遵令决定以陈锡联率1、3、9纵攻歼郑州之敌，预定18日开始战斗。以陈、谢率4纵18日到襄城，并继续移靠攻郑部队，加强攻郑后备力量，并准备打援”。

[154] 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55] 陈锡联、陈赓，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3、第4纵队司令员。

[156]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8年10月13（元）日酉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我们原定18日夜开始进攻郑州，但现在孙元良兵团仅调民权附近，杜聿明兵团集结商丘周围，在我攻郑后三四日孙兵团即可赶到，杜兵团亦可尾来，如此，则我攻城未下，打援无力。因此，“我们考虑拟将攻郑时间推迟在淮海作战开始前五日开始动作”。

[157]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1948年10月14（寒）日巳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在我华野推迟攻势至二十八日发动不再变更的条件下，我决心以陈锡联集团于二十日开始围攻郑州，陈、谢率部跟进加入作战”。

[158] 指冯治安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3绥靖区所部。

[159] 临、枣、峄、台，指山东临城（今薛城）、枣庄、峄县、台儿庄。

[160] 指聂凤智任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曾生任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

[161] 萧劲光，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萧华、陈伯钧，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政治委员、副司令员。

[162] 郑洞国，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

[163] 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64] 萧、陈，指萧劲光、陈伯钧。

[16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18日20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十七日进占新立屯敌新一军，本日继续前进，我军决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我十纵主力向沟帮子、黑山撤退，我五纵主力向阜新方向撤退。”

[166]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19日14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昨日进至新立屯以南之敌，如果仍按蒋计划继续前进，则我们来不及先歼锦、葫之敌，而只有先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前进之敌。”“长春解决后，我北线各部即向营口前进。”

[167] 萧、萧，指萧劲光、萧华。

[168] 陈正人，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吉林军区政治委员。

[169] 廖耀湘，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第9兵团司令官。

[170] 高、伍，指高岗、伍修权，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和副参谋长。

[171] 钟伟，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司令员。

[172] 彭德怀、张宗逊1948年10月18日来电说，拟于11月中旬再组织一个战役，争取收复澄城、合阳、朝邑地区，解决吃饭、过冬问题，并进行整训。

[173] 乾、醴，指陕西乾县、醴泉（今礼泉）。

[174] 澄、合、平、朝，指陕西澄城、合阳、平民、朝邑。

[17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22日13时半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敌现已开始向锦州总退却。决心照原定计划在新立屯、黑山地区与敌决战，攻锦各部已接近集结地区，两三天内可以在北镇、黑山地区集结完毕。长春方面之12纵已达四平附近，各独立师今日黄昏开始南下。辽南独2师已无去营口之必要，已令其回头至新民以西钳制敌人。

[176]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77] 邱、孙，指邱清泉、孙元良。

[178] 指李弥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13兵团。

[179] 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第12兵团、张淦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第3兵团。

[180]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4绥靖区司令官。

[181] 指饶漱石、粟裕、谭震林1948年10月21（马）日午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淮海战役的修改部署。电报说：战斗预定于11月5日发起，提议修改部署如下：以苏北兵团全部及1纵、6纵、9纵、鲁中南纵等7个步兵纵队共20个旅，附特纵主力，担任分割围歼阿湖、阴平、高流、新安、瓦窑地区的黄百韬兵团8个旅；以4纵、8纵担负袭歼炮车、运河车站之敌9军，控制铁路两侧及运河两岸，准备阻援；以10纵、7纵袭歼韩庄之敌，围歼贾汪之敌，13纵围歼台儿庄之敌，直攻宿羊山、汴塘地区之敌，后策应4纵、8纵正面阻敌；以3纵、广纵进入鲁西南地区，协同冀鲁豫两个独立旅对鱼台、丰县、砀山、商丘地区之敌牵制攻击，并于21日、22日先行向砀山、商丘段佯攻，主力于25日后再行开进。

[182] 微日，即5日。

[183] 支日，即4日。

[184] 宿、蚌，指安徽宿县（今宿州）、蚌埠。

[185] 宿、蚌、来，指安徽宿县、蚌埠、来安。

[186] 林彪、罗荣桓1948年10月23日致电各纵队首长并报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央军委，说：各级干部每次攻击前须走在部队前面，亲自侦察地形和布置攻击准备。须严戒沙后所、王道屯的打法。那种打法未侦察地形状况，未等部队大部到齐，未将兵力火力很好配备，未将敌人退路截断，即仓促地乱打乱冲。

[187] 指傅作义部。该部于1948年10月28日夜令其第16军及第35军主力即开平保线，增援向石家庄袭击的第94军，29日占领望都。

[188] 萧克，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

[189] 郑维山，当时任华北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

[190] 指平绥铁路。

[191] 詹大南，当时任冀热察军区代理司令员。

[192] 指粟裕、谭震林1948年10月28日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的关于淮海战役的计划与部署。

[193] 虞、齐，即7日、8日。

[194] 刘少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开明绅士身份进行革命活动。曾任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1947年土地改革中被错斗，不久被中共中央发现和纠正。

[195]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

[196] 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参谋长。

[197] 戌灰，即11月10日。

[198] 戌齐，即11月8日。

[199] 戌巧，即11月18日。

[200] 兴集，指内蒙古自治区兴和、集宁。

[201] 钟期光，当时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202] 刘瑞龙，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

[203] 新海，指新浦、海州，今均属江苏连云港。

[204] 粟裕、陈士榘、张震1948年11月7（虞）日午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王建安，说：徐州之敌正布置南撤，并企图以淮河为第一线守备。据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电称，该部大部或全部起义均有可能。冯治安部如顺利起义，则徐州之敌东北及以北完全暴露。华野运河以西部队，应乘冯治安起义，按预定计划，迅即直出陇海线。如中原军歼灭刘汝明部作战已完成，则建议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孤立徐州甚为必要。

[205] 粟裕、陈士榘、张震1948年11月8（齐）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及谭震林、王建安，说：据俘称敌有南撤企图。黄百韬兵团及44军已全撤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并续向运河以西撤退。已令各部以猛烈动作迅速截歼。着谭震林、王建安即令第7、第10、第13纵迅速南下陇海线，使敌无法西撤，并建议豫皖苏部队迅速破击徐蚌路。

[206] 粟裕、张震1948年11月8（齐）日辰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建议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

[207] 刘伯承于1948年11月10日由豫西到达淮海前线。

[208] 真，即11日。

[209] 李迎希，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2兵团参谋长。

[210] 灰日，即10日。

[211] 太、阜，指安徽太和、阜阳。

[212] 邓、李，指邓子恢、李先念。

[213]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

[214] 徐蚌路，指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段。

[215] 元酉，即13日酉时。

[216] 国民党军第39、第99军，均归在蚌埠地区的李延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6兵团指挥。

[217] 彭泽湘，民主人士。当时受李济深委托赴北平做傅作义的工作，后通过符定一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218] 指从葫芦岛撤退，正海运上海转至蚌浦线受李延年指挥的国民党军第54军，此时尚在途中。

[219] 符，指符定一。

[220] 虞寒，即7日、14日。

[221] 指傅作义。

[222]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1月19日11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以程子华、黄志勇所属之4纵、11纵及3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于24日全力包围唐山。

[223]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8年11月19（皓）日17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提出：“徐海作战必须从三五个月着眼，必须分作三四个战役阶段，每阶段都需要休息，整补俘兵，才能保证必胜。因此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李延年、黄维北进条件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3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5个纵队或3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

[224] 指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当时该纵队归华东野战军指挥。

[225] 戌虞至戌养，即11月7日至11月22日。

[226] 何、张，指何基沣、张克侠。

[227] 邱、李、孙，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

[228] 黄、刘、李，指黄维、刘汝明、李延年。

[229]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8年11月23（梗）日22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现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而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11纵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延年、刘汝明防御。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执行。

[230] 孙良诚，原为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1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107军军长。1948年11月13日，在江苏睢宁率该军军部和一个师共五千八百余人向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投诚。

[231] 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8兵团司令官、第8兵团副司令官兼第68军军长、第8兵团副司令官兼第55军军长。

[232]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8年11月27日17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等：我军已将黄维兵团压缩在双堆集附近十余村庄，全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已告粟、陈、张立即开始歼击李延年、刘汝明的部署。

[233] 指粟裕、陈士榘、张震1948年11月27日14时关于歼击李延年的部署致中共中央军委电。

[234] 蚌浦线，指津浦铁路蚌埠至浦口段。

[235]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8年11月28日17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现我们从敌人固守着眼，采取集中火力，先打一点，各个歼灭的战法。我们6个纵队从19日起至28日共伤亡仅6000人，士气很高，加上华野7纵及炮兵配合，全歼该敌确有把握，但需十天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原来根据敌人总突围及廖运周起义的情况，估计可以迅速解决战斗，此种情况业已改变。

[236] 粟裕、陈士榘、张震1948年11月29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黄维在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由蚌埠北援无望情况下，可能会缩集死守，待徐州之敌南援。李延年、刘汝明两部已闻风南撤。估计邱、李、孙兵团有倾巢南犯增援黄维并就便南撤的可能。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在1948年11月29日致中央军委和粟、陈、张的电报中，提出徐州之敌有经两淮撤退的可能。

[237] 渤纵，指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原担负警备济南任务，1948年11月下旬南下，此时刚到徐州以东。

[238] 密怀顺，指北平东北的密云、怀柔、顺义。

[239] 西北野战军自1948年11月15日至28日在陕西合阳、澄城、蒲城地区，展开冬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第76军军部和两个师共两万五千余人。

[240] 张、宣，指张家口、宣化。张家口、宣化当时属察哈尔，今属河北。

[241] 这个美国记者说，美国国务院现政策之中心，在于如何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国则在某种方式下承认新的联合政府，恢复与中国贸易，对新中国投资，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分子。美国承认联合政府的条件是政府的构成须为美国可接受者，联合政府得承认美海军、陆军在上海、青岛等地的基地权。

[242] 指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批评擅自撤销济南军管会问题的电报稿。

[243] 傅作义在密云失守后，又发现东北野战军一部出现在喜峰口长城内外，判断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将合力切断平张线并直取北平，乃令第35军撤回北平。

[244] 当时傅作义命令第104军和第16军由怀来、康庄向西接应第35军撤回北平。

[245] 孟昭濂，原任国民党军第59军副军长。过家芳，原任国民党军第77军第132师师长。崔振纶，原任国民党军第59军第180师师长。杨干三，原任国民党军第59军第38师师长。以上4人均属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3绥靖区。

[246] 陈云的简报中说：（一）军管会在出发前即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各按系统”：军管会下辖9单位，分别接管各系统。“自上而下”：入城后即通知各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原封不动”：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对工人、职员一律发生活维持费，这是临时过渡办法。接收步骤，第一步是资产、档案，第二步才能整理人员。“先接后分”：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无占有权，一律不准搬动。各部门不对原来上级负责，只对军管会负责。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入城前连续广播，预印布告、信笺、图章、通行证、警察袖章等，并预做招牌，以便在进城后几小时即能摆开办事。（二）迅速恢复秩序：要首先恢复电力供应，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警察必须收缴枪支，但又必须用其徒手服务；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主要靠报纸；工资问题需妥善解决。（三）迅速处理俘虏与疏散弹药。（四）军管会内部各负责人，坚持原则秉公办理，制止争房子、汽车、工厂等纠纷。（五）对于重大事件容易出乱子的问题，必须预有充分精神准备。（六）最重要的还必须是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七）接收一个大城市，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后，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积累经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

[247] 子微，即1月5日。

[248] 林彪、罗荣桓1948年12月24日11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关于防止西安敌人逃跑的建议。电报说：平津和太原敌人全部歼灭，已经肯定，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防止西安敌人逃走。建议西北野战军立即迅速全力插到西安以南，断敌退路。徐向前部全力向西安前进与彭德怀会合。杨得志部立即出发向太原前进，接替徐的围城任务。杨成武部待追击战结束后，亦转向太原前进。东北部队待解决平津敌人后，以一部兵力、火力协助两杨攻太原。为了使西安敌人不过早逃跑，建议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等待我北面大军转到西安以南后再开始打。

[249] 指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1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的华北军区第2兵团、杨成武任司令员的华北军区第3兵团。

[250] 司徒，指司徒雷登。原任燕京大学校长。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251] 陆志韦，当时任燕京大学校长。

[252]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决定时，将南方各游击区3区3个纵队增加为4区4个纵队，即闽粤赣区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刘永生、政治委员魏金水），桂滇黔区桂滇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政治委员周楠），闽浙赣区闽浙赣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镜冰），粤赣湘区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尹林平）。

[253] 林彪1948年12月28日11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我们应有与平、津、塘敌30个师同时作战的准备，要把它看作一仗，因敌很可能在我打一处时其他两处同时动作。为慎重起见，杨得志、杨成武两兵团索性皆开北平为好，这样能使力量有余裕。

[254] 林彪、刘亚楼1948年12月29日11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根据7纵报告，塘沽地形不利作战，除西面外其他皆为开阔之盐田，且水沟甚多，冬季亦无结冰把握，且敌主阵地在新港，我军无法断其退路，该处有兵舰，敌随时可逃入军舰退走，故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们意见，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

[255] 两沽，指天津塘沽、汉沽。

[256] 粟裕、陈士榘、张震1948年12月28（俭）日午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张际春，说：现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已率部离合肥转安庆，蒋似已放弃江淮与我作战计划，有撤守江防最大可能。建议乘敌部署未定错乱之时，中原野战军全部即发起江淮战役，分割歼敌，必要时华东野战军可抽两个纵队参战。邓小平12月30日致中央军委并告粟裕、谭震林电：中野各部必须休整，并争取补充时间，依我看，江淮之间或江汉之间恐无大仗可打，故仍以准备充分再行动似较妥善。如何，请军委核示。

1949年　五十六岁

1月1日　晨二时，关于同傅作义谈判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电，指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丁）“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1]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1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邓小平、张际春电，同意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来电所提关于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的建议。一月六日，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十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俘虏徐州“剿总”指挥所主任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中原两野战军首长和全体同志贺电：“淮海战役既然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的主力，这就奠定了你们渡江南进夺取国民党匪巢南京，并解放江南各省的巩固的基础。”

1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请令刘亚楼研究在攻击天津时，是否有办法使工业区避免破坏或减少破坏的程度。”

1月4日　就蒋介石的新年文告[2]，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揭露战犯蒋介石求和阴谋的评论，指出蒋介石求和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评战犯求和》。

1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谭政电，指出：“如果敌人占据工厂顽抗，我军必须歼灭该敌，即使工厂有所破坏也不要顾惜。但是，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的敌军而又有可能采用劝降方法解决，则应试图采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破坏。”本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攻天津时除应注意工厂区外，还应注意学校。如果敌人占据学校顽抗非用战斗手段不能解决时，自应使用战斗手段，即使有所破坏亦在所不惜；但如果使用劝降方法亦能解决时，则使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对于学校的破坏程度。”

1月6日—8日　主持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形势和任务。八日，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就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已经被歼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去年九月会议已经决定。一方面，决不可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必须谨慎，不能急于求社会主义化。合作化必须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工夫，要长期地稳健地进行。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会翻斤斗。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就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

1月7日　晨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电：“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指示：“准备对北平城内机场发炮攻击，促使城内敌军分化。”

1月8日　国民党政府将备忘录分别递交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四国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相继被四国政府拒绝。

1月9日　晨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聂荣臻电：八日十五时电[3]悉。“你们应回答如下几点：（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4]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平津前线各兵团，平津两市委、两军管会，华北局，东北局电，通知：“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三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织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

同日　对晋绥分局关于党代会以后的综合报告，为中共中央写两个批注：（一）“各地均应发挥此种民主精神，均应建立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二）“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

1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聂荣臻电，指出：傅作义及其左右在接到我们意见后，企图叫我们迁就他们所设的范围（迫我就范），而拒绝我们迫傅就范的方针，明明不能指挥中央军，要说能指挥。此外，并提出什么报纸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们是代表人民说话，向我们要求民主权利。你们应将你们向周、张[5]宣布的三条电告北平党，叫北平党督促傅方实行。并严正地向傅左右（刘厚同[6]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同时，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叫北平党将离城改编一点，在社会上及民主人士中适当地散播出去，使人们感觉我方做得仁至义尽。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聂荣臻电：“同意命令傅方代表限天津敌先头部队至迟须于十三号十二时以前开出，否则我军将于十四号开始进攻，并向傅方代表指出，我方怀疑傅方借谈判拖延时间，故天津方面必须依照指定时间开出城外，并不得对于公私财产、军用物品及公文案卷有任何破坏损毁，否则必须全体缴械，并惩办其负责人。军队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

1月12日　收到林彪、聂荣臻关于傅作义决定派邓宝珊[7]出城谈判的来电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聂电，指出：你们应根据我们一月十一日电当面向邓宝珊驳斥傅作义九日电[8]所持立场。“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至于北平守军，可以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谓由我军协助傅军解决抗不受命者，而是傅军协助我军入城解决一切敢于抵抗的部队。你们说这些话时应坚决明确。”还指出：“估计天津守军十三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十四日攻击天津。”

同日　关于对付天津守敌的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聂荣臻电：“天津既有单独谈判[9]，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珊的谈判之内。”“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邓小平、张际春电：“（一）同意华野以一个兵团进驻蚌埠地区，其余各兵团分驻陇海南北适当地点以就粮为原则。（二）华野、中野休整时间现定两个半月，由子删[10]起至寅世[11]止，每半月为一期，共为五期。望按此部署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从本日至二十五日，华东野战军一部先后解放怀远、五河、蚌埠、合肥、扬州等十四城。

1月14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声明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丝毫也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告知：“为着揭穿南京的和平欺骗，中央于本日发表在八个条件下愿意与南京进行和谈的声明。你们收到这一声明后，应即邀请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希望他们予以响应。欢迎大会可在这一座谈会商得一致意见后再开。”本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工委、总前委、前委并转所属电，指出：“为了揭穿和击破南京政府的和谈欺骗，中央于本日发表在八个条件下愿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这与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没有丝毫的矛盾。望向党内加以解释。”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复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对他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同日　东北野战军对拒绝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的天津守敌发起攻击。十五日下午解放天津。二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转所属的贺电。

1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电，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12]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及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权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

同日　起草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致傅作义公函，敦促傅作义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公函指出：“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日下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

同日　下午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指出：“邓宝珊可留他多住一天，将一个正式文件[13]交他带回给傅作义，此文件随本电发给你们，是准备于必要时公开发表的。”此电尚未发出，晚八时又续写以下内容：“上电及致傅通牒写好后，接到转来傅致邓、周[14]各电及攻克天津电，证明傅作义业已动摇，但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例如傅作义十四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施用炸药抵抗，而在十五日十五时致邓宝珊电内又谓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你们并应对邓、周表示，在傅方没有事实表现以前，我方对傅氏答应的话仍取怀疑态度。”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根据战争的发展，去年十一月一日规定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随后，各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于二三月间相继更改了番号。华北军区三个兵团改称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仍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1月16日　寅时，关于同傅作义代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彭真、叶剑英电，指出：“对于傅作义所提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及由傅我双方组织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市政，然后过渡到完全由我接管，你们不要正面拒绝。我军事实上不能在数日内入城。敌军开出城外时，我军入城分布接管各处的若干天内，不但需要傅方协助维持秩序，而且必须责成傅方维持秩序。北平旧市政府及其下面各局、所，特别是警察、自来水、电话等机构，若干天内均可让其暂维现状，听候逐一接管。”下午六时，就同傅作义代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再致电林、罗、聂，指出：“傅方要求军队出城，不要开得太远及各部驻地不要过于分散，这是惧怕缴械的表示。我们意见，第一步你们可以答应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放心出城。地点似可指定通县、香河、三河区域。第二步再照你们所拟办法将彼军分散插驻我军各纵之间，实行整编。第二步办法现在不要过早提出。”同时提出：“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电报还要求将天津工业及文化机关受损失的情况查明电告。

1月17日　复电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对他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同日　复斯大林一月十四日电[15]：“我决定暂时不来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地点似在石家庄为适宜。这里比较隐蔽，可以去到我们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个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假如你们同意这样做，来的时间以本月底或下月初为适宜。”

1月19日　和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稿，并在其中的“具体政策”部分加写了两项：（一）“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使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1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电，指出：“根据莫文骅报告[16]看来，北平出城谈判之十个代表是傅作义布置准备和我们和平解决的一个步骤。此种代表出城谈判，对于我们争取北平人心向我，瓦解敌军内部及促使傅作义出城改编是有益的。如该代表等再来要求见你们或见叶[17]时，应妥为护送招待，并接见他们，但要警惕其可能的破坏行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电：“同意你们规定北平守军各部开至沿平汉、津浦两线之间及三河、香河地区驻扎。但我军应重新部署，对敌军驻地取包围控制态势。并须对我军各部首长下达通令，使他们明了策略意图。”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中共北平市委电，指出：“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

同日　起草周恩来、李克农[18]复在香港的潘汉年电，让他以下列各点答复黄绍竑[19]：“（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20]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21]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同日　致电爱国华侨领袖、美国纽约安良工商总会总经理司徒美堂，邀请他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

同日　致电爱国华侨领袖、南洋新加坡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邀请他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上，参加会议。”

1月21日　晨四时，关于傅作义部出城整编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电：“你们应即告苏静[22]转告傅、邓[23]：（一）傅、邓既决心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方面，则我们便必须告诉他们对蒋介石死党提起警觉性，他将他自己的主力一〇一军及骑四师首先开出城外，他是否有把握命令十三军、九十四军[24]等部亦能出城，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怀疑的。如果蒋党不但不服从傅令反而将傅总部包围攻击，傅是否尚有足够兵力抵抗，以待我们之援助。蒋党暗害及蒋机轰炸亦须预为计及。（二）一〇一军可以先出城，由我军接替广安门、右安门一带防务，然后令中央军各部依次出城，由我军依次接防。骑四师及其他傅部最后出城，似较稳当。（三）如傅确已一切部署妥当，则第一个军出城日期可照原议在二十二日；如傅尚未部署妥当（主要是中央军问题），则我方可以推迟几天时间。”

同日　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对南京行政院的决议的评论，对一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议提出的所谓政府“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的建议给予驳斥，指出这是完全置中共十四日声明于不顾，把和平之门从此关死了，如果要谈判，则只有取消这个毫无理由的决议。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同日　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但蒋介石在奉化故里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秘密指挥部队。

1月22日　傅作义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自本日起，按照双方的协议，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开始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同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一）为使东北全军于解决北平问题后，能立即进入休整，应付迅速变动的全国局势起见，太原作战以华北部队担任为适宜，但你们必须配属必要数量之炮兵。（二）北平二十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点。”

同日　下午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一）你们应同意与傅作义会面。（二）会面时间，以十三军、九十四军有一个军开出城外以后之时为适宜，如该两军抗不出城须面商协同作战事宜，则可以早日会面。（三）会面地点，以在前次你们与邓宝珊会面之处或其他适当地点为宜。（四）会面时你们对傅应有礼貌地接待他，并表示诚恳态度，如同你们最后一次对邓宝珊谈话所取态度那样。”

同日　修改新华社《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新闻稿，其中写道：“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25]，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

同日　相继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声明，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十四日声明中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假和平阴谋。

同日　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和平谈判代表。

1月23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同意你们的意见，允许傅方成立结束办事处。其职务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系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至于结束办事处存在之时间，以上述职务逐步交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其所属补给机构接管完毕之时为止，不要呆板规定在出城部队整编完毕后结束。”

同日　晨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李井泉电：“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

1月24日　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转来傅作义方面的电报中获悉，白崇禧派出的代表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聂并告彭真、叶剑英电：“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李济深：“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远，诸容面叙。”

同日　关于解决太原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华北局及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电：“（一）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一、第二兵团的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二）杨、罗、耿，杨、李待林、罗派出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即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三）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受徐、周、陈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匪谈判，和平接收太原。如阎匪顽抗则待华北二、三兵团到达后，实行攻城。”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电：据息，北平郭宗汾[26]告阎锡山称，北平已于二十二日晨休战。并称，今后发电及郭个人自由能否获得，恐成问题。另据息，郭宗汾、王怀明、梁化之、杨贞吉、贾龙芝、程继忠、曹国忠、宫子清、赵恭（以上六名为阎军师长）等之家属，现均在北平。请你们注意对郭宗汾、王怀明及阎军师长在北平之家属拉一把。请叶剑英入城后经傅作义、邓宝珊介绍，找郭宗汾谈判和平解决太原、大同问题，郭宗汾在北平的电台亦让其存在，不要没收。

1月25日　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谈话中还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决不止四十三个。”

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谭政并告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指出：“我军入北平，只宣传约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不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不论军队或党、政，都应如此。你们所拟十六条口号中，有些已包括在约法八章内，例如‘没收官僚资本’，而约法八章内很多重要内容十六条口号中又未提到，故很不完全，使人怀疑这些重要内容似乎不重要了。‘实行土地改革’一条，实行于大城市附近的种菜地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消灭封建势力’一条宣传出去，必致惊动许多老官僚、老军阀及大批藏在北平的土豪劣绅，以为就要动他们了，他们将大起恐慌，埋藏财物，对于我们将来逐步地用征税方法或其他适当方法去吸收他们适当分量的财富归公的政策，会要发生困难。目前时期，在大城市中，对于这类封建财富，以保存不动为有利。‘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作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作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这样去写、去登、去叫这两个口号，就显得很不策略。因为我党正在根据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开谈判，借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争取仿照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假如有此可能的话）。”“此外，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我们觉得，以张贴一月十四日声明及约法八章的印刷品为适宜。总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示，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务望注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华中工委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并转所属电，指出：“据华中工委报称，华中某分区地委一级同志不向上级请示，擅自回答从广州来的一个外国记者及从上海来的一个中国杂志社记者很多带侦察性和挑拨性的问题。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事先要请示这样一件事，或者虽然知道，但不愿意请示，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以后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域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中外记者，必须拒绝接谈任何问题。对于确系革命的或同情的记者是否接谈，亦须请示上级决定。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

1月2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稿，加写三段话：（一）“我军占领的城市在其秩序安定以前，不要忙于宣布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这种急忙宣布处理是盲目的，没有效力的，易使敌人隐藏和使自己被动。在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我们对城市情况已经大体明了，那就必须着手有准备地有系统地处理这些反动组织。”（二）“如果我们一定要一切国民党、三青团的普通党员、团员一律登记，则纷扰太大，易于引起恐慌，故以不登记为有利。”（三）“我们有了党员、团员的名单，对其组织情况已全部明了，对其中的坏分子可以随时处分，故免于登记并无危险。”

1月28日　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这是针对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一月二十六日宣判冈村宁次无罪而发表的。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在周恩来起草的致吴克坚[27]的电报上，加写一段话：“望要刘仲容[28]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给在商丘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白崇禧派来的代表，你们可以接见，探明来意电告。”

1月31日　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自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本日，历时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

同日　为新华社写《和平结束北平战事经过》新闻稿。其中全文公布了毛泽东为林彪、罗荣桓起草的致傅作义公函。并指出：“此公函系于一月十六日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当面交给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将军者。当日邓宝珊将军偕同林彪将军的代表入城联络。傅作义将军即决心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愿令其所部出城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后数日，又经数度接洽，解决关于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若干问题。傅作义将军于二十一日将协议诸点（但不完全）经国民党中央社公告，傅部即于二十二日开始履行协议。至本日（三十一日）傅部主力移动完毕，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收北平防务。”

同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飞抵石家庄，随即转乘汽车至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当天，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会见米高扬。其后，同米高扬多次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建立新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介绍了即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他说，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是打扫好房子再请客，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里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二月八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回国。

2月1日　为新华社写关于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的新闻稿。指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北平和平解决的再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

2月2日　和朱德复电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六位民主人士，对他们二月一日来电祝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极感盛意，并指出：“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2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电：“（一）对傅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时不愿发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以上态度应向傅本人及傅左右公开明确反复说明，特别是对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诸人你们要多做工作。目前留傅住在北平（城内或城外）对改编傅部和争取太原、武汉、南京、上海的局部和平解决都有必要，目前不要让他飞到绥远去。将来他去绥远或他处都是可以的。入城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二）南京公布有南京地方人民代表团八人一日飞平，不久并有上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御秋五人代表团来北平，据说他们是得李宗仁同意，从事沪宁局部和平试探工作的。你们不要拒绝他们来平。他们到平后，你们应有礼貌地招待他们，探明来意，报告中央。”

同日　上午十时，人民解放军在北平隆重举行入城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北平电信局无线电台目前若干天内，可听其照旧与京、沪等地保持联络，但应派出军事代表前往监督，并防止其逃匿器材”。“飞机场应立即控制于我手中，对民航机暂时可在我方同意的条件下，有限制地降落”。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华东、华中、华北、中原、东北各中央局调集干部，集训待命，准备随军渡江南进。

2月5日　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指出：“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虽然仍有再打几仗的可能，但是各地逐一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很大的，太原亦有此种可能性。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太原如能照北平样和平解决，阎锡山又能作上述傅作义那样的表示，我们亦可照待遇傅作义那样待遇他。”“只要李、白能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一方面，依照北平办法解决京、沪、汉等处问题，我们即会以对待傅的态度对待他们。”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叶剑英、徐冰[29]电，同意让刘仲华回南京一次。并指出：“上海五代表及李之私人代表如果不是为着进行和平攻势，而是真想用和平方法解决京、沪、汉问题（全国问题谈不到），则我们可以许其来平和我方地方人员（北平市长）试谈一次；如果是为着美蒋利益欲来进行所谓和平攻势，则无来平之必要，即使来了，我们亦必尖锐地揭露之。此点请叶明确地告诉刘仲华，叫他回去通知李、白及上海、南京、武汉想来谈和者。”

2月7日　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关于甘介侯[30]声明的谈话，指出：据国民党政府中央社五日上海电称，“甘介侯声明颜惠庆、章士钊等六人组织之和平代表团，将于二三日内飞往北平”。“中共发言人声明：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事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准备予以接待。如果照甘介侯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则中共早已声明，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我们对于任何方面的人暂时均不准备接待。”

2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邓小平、陈毅并粟裕、谭震林，华东局，华中工委，中原局并告林彪、罗荣桓电，指出：“你们加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在实际上，三月仍需整训，并需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并告林彪、罗荣桓电，指出：“林罗军决在平津地区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在此期内，须改编与溶化二十万傅作义军，修复津浦路津济段及平汉路郾城驻马店段，并夺取太原。四月上旬你们开始渡江行动时，林、罗即由铁路先运两个军至三个军共约十二万至十八万人直达信阳，夺取信阳、孝感之线，威胁汉口，使武汉方面之敌不敢轻动。林罗主力，亦于该时步行南下。”

2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叶剑英并告林彪、聂荣臻电，指出：“你们对南京代表团[31]所取态度是适当的。”“你们可向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你们应对代表们表示，对于天津、上海恢复通船、通邮及商业联系感到兴趣，如果他们在此点上能起某些作用，我们是欢迎的。”“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潘汉年电：“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32]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急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同日　阅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潘自力[33]关于部队学习情况的报告，其中反映部队营连干部中地理知识很差，须加强地理常识的教育。毛泽东就此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徐向前、周士第电，指出：“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望酌量办理为要。”

2月11日　收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二月九日电[34]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陈、邓，饶漱石、康生、曾希圣[35]，粟裕、谭震林并告林彪、聂荣臻电，指出：“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饶、康、曾到后即开一次华东局会议，依据上述计划及中央二月八日电方针部署一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36]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三月，中央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2月1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电：“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二月十八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二月十九日由平津线出发。”鉴于津浦、陇海路运输能力很弱，十五日中央军委电告林、罗、聂，两军应即决定全部步行南下。十六日，根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建议，中央军委同意将两军出发时间推迟至二十五日。

2月1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天津市委，总前委并告北平市委电，指出：据天津市委一月二十八日报告，此次我军进入天津后，连续发生汽车撞死市民事件，死六人伤一人，给市民影响很坏。我们意见除严格训练汽车司机外，对于受害市民，天津市委应以林、罗名义予以抚恤，并对肇事人员给以应得之处分，所有抚恤及处分经过，应使天津市民知道。

同日　关于部队因胜利而出现轻敌等思想偏向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邓小平、陈毅并告饶漱石、康生、曾山，粟裕、谭震林电：“二月六日报告收到，极好，即转发各处研究，指导所属纠正同类偏向。我们欢迎此种分析党内思想动向的报告。”“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我们说国民党基本上已被打倒，以后可能没有像辽西[37]、淮海那样规模的大作战了，绝不应当被引导到轻敌思想。敌人还是要挣扎的，我们还要打仗，不过往后的作战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每次歼敌五六十万那样大的规模和局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业已增加罢了。”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杜月笙、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答复他们二月七日关于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人前来接洽事的来电，指出：“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商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系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另据中央社十一日电称，魏文瀚等此次随大上海轮北上，洽商华北通航事宜。电报还指出：“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2月14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给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董必武、薄一波的电报稿。电文指出：邵力子等到平后，“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示”。“谈话时应强调八条[38]，特别是第一条。”在电报稿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本日下午，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黄启汉等自上海经青岛飞抵北平。

2月15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评论。评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叶剑英并告总前委，天津市委，华北局并发各中央局、各前委电，指出：“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各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同日　关于改编傅作义部队的方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指出：“八日及十四日十五时两电[39]均悉。（一）同意你们对傅部彻底处理的方案；（二）为接收九十二军、十六军及十三军八十九师之目的，华北两兵团可以推迟至本月底或下月初执行太原作战任务”。

2月16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评论针对国民党死硬派所谓“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之类的叫嚷，指出：“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对国民党军官的处理方针给叶剑英、彭真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粟裕、谭震林，徐向前、周士第，各中央局的电报。电报指出：（一）首先注意吸收在军事上有较高的学识，可在我军事教育岗位上服务，且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政治上真正愿向我靠拢者，应加以适当教育，分配适当工作。经过我们考查后确合上述条件者，即应先送军校训练而不应给以参议头衔。只有某些极少数的高级军人而又确实向我靠拢者，才可给以市政府参议名义，方不致借势欺人，给人民以极坏影响。（二）确有专门的军事技术为我军建设上所必须者，即使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名望，只要政治上不是反动分子，即应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但亦先集中各地军校经过一定时期的政治教育，然后再分配工作。（三）既无真正学识，又无专门技术，但在政治上可能向我靠拢而又可能加以改造者，应吸收到军校或其他学习机关加以政治训练，视其结果分别给以适宜的工作出路。（四）反动的和腐化的军官们，应由人民政府发动社会群众加以监视，和监视国民党文职反动腐化分子一样，用社会力量在长时期内加以强迫改造和强迫就业。

2月18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对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驳斥国民党所谓“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的谬论。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董必武，彭真、叶剑英电，指出：“（一）如果四人[40]问及李济深时，可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等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邵[41]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有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电：请告颜、邵、章、江，毛主席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本日，又为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电：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请问傅、邓是否同意，如愿来时，亦如颜、邵等一样，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根据这一安排，傅作义、邓宝珊、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于二十二日飞抵石家庄，并随即乘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

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指出：关于傅作义、邓宝珊的工作问题，待他们来中央谈过后再考虑。关于过去同傅作义所订协定，请你们抄录一份完全的，字斟句酌，发表出去对内对外均无不良影响者，并交傅、邓看过，得其同意，然后发来中央审阅发表。至于傅自己的通电，我们希望他好好写一个，要有自我批评，要表示反对美帝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中共政策，愿受中共领导，如傅能发此通电，对于教育傅部及对全国均将有好影响。

2月22日　和周恩来在西柏坡会见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对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同日　和周恩来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同傅作义见面时，握着他的手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谈到对傅作义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时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傅作义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谈到绥远问题，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最后，毛泽东问：傅将军，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傅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说，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傅作义对这次谈话感到鼓励。

2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42]电，同意第一野战军发起春季攻势的作战计划，以抑留胡宗南集团不使东调宁沪。第一野战军的春季攻势于二月二十日发起，三月十九日结束，先后攻占了大荔、蒲城、耀县、富平、淳化等县城及其广大地区，歼灭胡宗南集团七千人。

2月24日　同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举行非正式的谈判，达成八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只交给李宗仁。协定全文是：“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上述秘密协定达成后，本日，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和傅作义、邓宝珊返回北平。

2月26日　函告周恩来：“少奇修改《政策汇编》（似可用此四字为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43]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

2月27日　关于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东军区电：你们对重庆号的处置是适当的。“只要有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陆荣一[44]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以利争取国民党海军全部归顺过来。”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荣桓电：“请你对动员学生参军一事加以适当注意，告诉进行此事的机关不要操之过急，绝不要直接去各学校动员，引起误会。华大[45]现允先拨三千人，已很好，如不足七千人，暂时少一点也不要紧。湘、鄂、赣三省有广大的学生可以参军。”

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杨成武，钟赤兵电，指出：“（一）在我主力南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之下，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有向我后方袭击扰乱之可能。（二）你们有保卫秦皇岛、塘沽两处海口，准备击退敌军可能进攻的任务。（三）第二十兵团除留一个军位于大同区域以外，杨李兵团[46]部率主力两个军即开秦皇岛、塘沽两处布防，钟苏特纵[47]亦开该两处布防。在杨、钟两部未到以前，聂、薄迅即令秦、塘附近守备部队，首先部署对海上的防御，如有敌军偷袭应坚决击退之。（四）请荣臻、成武、赤兵、苏进四同志，即来军委面谈部署问题。”

3月3日　晨二时，函告周恩来，请即将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铅印若干份发给参加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

3月4日　将华东军区关于敌机空袭重庆号巡洋舰的电报转发东北局，并作批示：请东北局立即通知驻葫芦岛部队准备迎接重庆号及应付空袭。重庆号三月三日驶离烟台港，三月四日到达葫芦岛。三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美蒋反动派连续派飞机到葫芦岛上空对该舰进行轰炸，二十日该舰被炸沉。

3月5日—13日　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3月5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报告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在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解决剩下的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报告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报告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报告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报告告诫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3月8日　根据兼任东北航校校长的刘亚楼建议，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约见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治委员王弼，听取他们关于培养航空技术人才情况的汇报，酝酿创建人民空军。毛泽东等在听取汇报过程中，不断插话询问学员来源、训练水平、装备数量、飞机性能、教学能力、保障条件等情况。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已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五百多名时，毛泽东连连称赞。十七日，中央军委根据常乾坤、王弼的建议和当时形势任务的需要，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负责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三十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

3月10日　复电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贵盟中委在平设立临时总部，并举两先生为贵盟总部主持人，愿与敝党保持密切合作，无任欢迎。兹托李维汉、齐燕铭[48]两同志先行至平接洽，有事请与磋商为盼。”

3月13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作总结讲话。讲话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阐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同中国革命的关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等。他说：凡是自己没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都要先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下面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的正确，就是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应该这样提，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要先把中国的事情做好。现在，应该在全国和全世界善于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政治经济学等等。不要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学习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49]，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关于十月革命同中国革命的关系，他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关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同志这样说，那就错了。这个讲话的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3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太原前线司令部副司令员周士第、副政治委员罗瑞卿电：“同意仍按原计划十九兵团在榆次以西、以南地区集结，二十兵团在太原东北东西黄水[50]地区集结”。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于丑有[51]出发，你们主力应于四月一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五月三十一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

3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张震[52]电：“是否攻占两浦[53]，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占之；如无此种必须，则可置之不理。”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期，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

3月20日　对陈毅、谭震林建议推迟渡江作战时间问题[54]，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谭电：“我们不知道攻占两浦是否为渡江战斗所必要，请即查告。据我们想，似乎无此必要。如果无此必要，则除以一个兵团仍对两浦监视待命行动外，其他兵团可以提早于四月二日（南京代表到达北平之第二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至四月五日或六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并布置船只。如此，则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可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本日，陈毅、谭震林复电中央军委：据我们返部两日内的了解，四月十三日开始渡江作战是可以的。对于两浦，只以一部兵力钳制即可。浦口攻占与否对整个渡江作战无重大关系。

同日　收到刘伯承、邓小平三月十九日建议改变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行动部署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后，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劲光、陈伯钧、解方、潘朔端[55]，刘伯承、邓小平、李达[56]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东野先头两个军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钳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我中野、华野之渡江。因此决定：（一）萧、陈、解、潘所部应即依照刘、邓皓辰[57]电改变部署，不要绕道太远，而要直迫信阳，沿铁路分两路并行南下，直接威胁并打击白部，并力求迅速行进。（二）萧、陈、解、潘受刘、邓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

3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十六日到汉口，与白崇禧大约需有几天商量，约定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到驻马店，请你们迅即命令卢声涛科长速往驻马店迎候。刘仲容到时，立即派妥人陪同乘车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市政府叶剑英市长处，愈快愈好，不要去石家庄。

3月23日　和周恩来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当晚，住河北唐县淑闾村。二十四日，中午到达冀中区党委所在地保定。在省委机关午餐后，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听取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汇报。下午到达涿县，听取专程从北平赶来的叶剑英、滕代远关于进入北平的安排的汇报。二十四日深夜在涿县换乘火车，二十五日凌晨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改乘汽车至颐和园。下午五时，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在北平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一千多人见面，并乘车检阅部队，随后进驻香山双清别墅。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也于二十五日迁入北平。

3月24日　和朱德复电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及全体官兵，对他们的英勇的起义表示嘉勉。复电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同日　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

同日　听说当地（保定）将举行中共中央进入北平的庆祝大会，认为不妥，嘱周恩来电告华北局，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的庆祝活动。

3月26日　中共中央将关于举行和平谈判事宜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一）谈判开始时间：四月一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四月一日，加派聂荣臻为代表。

3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电：“宥申电[58]悉。同意你们十五日发起渡江战斗及对北岸敌人的处置。”

3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电：为统一称号起见，你们的军委分会改称为前委（其全称为第四野战军前线委员会）。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同意你们主力于四月十一日开始出动，但须争取于五月三十一日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于六月三十日以前到达沿江北岸并相机攻占汉口、汉阳及江北各敌人据点，完成渡江准备任务，待命于七月上旬渡江。”

3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同意你们推迟至四月十五日渡江。已定四月一日为我们和国民党开始谈判时间，四月十日左右结束，谈判成败要到那时才能清楚。

3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及萧劲光、陈伯钧电，指出：“（一）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今日到北平，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二）决定要白让出花园以北地区，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逻、黄冈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三）麻城、浠水、黄梅、广济、太湖、安庆等处敌军分布情形如何，请刘、陈、邓即查告。这些地方的敌军一般应坚决歼灭之，扫清渡江障碍。惟麻城、浠水两处之敌，如不妨碍陈赓的进路，亦可以暂置不打，待后交涉要白让出。”

3月31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对他们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4月1日　由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同本日到达北平的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组成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举行和平谈判。

4月2日　复电傅作义：“四月一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南京代表团本日到北平，提到李、白意见，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不要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如何？速告。”本日，刘伯承、张际春复电表示：“我们确定不攻安庆，最好让该城守军提早撤退，更利于渡江作战”。

4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总前委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59]。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电：同意来电所述太原作战方案[60]；“同时请你们注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有接洽机会应利用之。”

4月4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社论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劲光、陈伯钧、唐天际、解沛然（解方）、潘朔端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中原局，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61]、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李宗仁代表黄启汉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并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张、李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总之，我方对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对张轸亦是如此。”

4月5日　函告周恩来：陈赓兵团四月五日由麻城出发，经浠水、广济、黄梅，向宿松、望江前进，限四月十五日以前到达。“请再告刘仲容不要忘记到南京后，叫李宗仁速即告白崇禧，将上述各地及安庆守军火速撤退，愈快愈好，至迟不得超过四月十日，否则守军将被歼灭。”

同日　起草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复白崇禧电：“（一）支[62]电敬悉。（二）刘仲容先生本日由平飞南京，并转汉口，向李、白二先生转达敝方各项意见。（三）我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谋部部长），因为贵方代表现不在此，而许多事项又需及时通知贵方，以利合作，奉毛主席命直接和先生通讯，倘荷同意，深以为幸。（四）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五）但是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丁）请通知安庆及花园等处贵部负责人员，如遇敝方前线将领派员出来联络，请予接洽，勿生误会。并希各该贵部派员至敝军前线司令部取联络。（戊）以上各点敝方业已通知各该地军事首长遵办，希望白先生亦通知贵部照办，并盼见复。”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63]、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电：“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你们应即派人进城，试行接洽，求得于十五日前谈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中原局，萧劲光、陈伯钧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通报我方同李宗仁、白崇禧关于驻守在长江北岸自安庆至宜昌各段的桂系军队撤退问题的交涉情况。要求我方代表同桂系守军联络时切勿使蒋系守军知道。并且指示：“中原局应设法派人秘密至武汉方面与地方绅士及资本家联络，散布和平空气，稳定他们不要逃跑。华东局对江南各地如有门路亦应如此办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转去卫立煌二月二十日给朱德的信。信中说：弟自沈阳南旋，行动不克自由，谅早洞悉。惟念老母现年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意维护，免受惊恐。电报指示：“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贺龙、习仲勋、李井泉[64]电，同意释放廖昂[65]。

4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指出：“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不但上海如此，整个京、沪、杭区域都应注意此点。”

4月8日　上午，同周恩来在香山会见张治中，就谈判中有关事宜进行长谈。毛泽东说，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并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66]等都来参加则更好。谈话后，毛泽东邀请张治中共进午餐，张因得知毛、周昨夜通宵未眠，辞谢而归。从本日起，毛泽东还分别约见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卢郁文[67]谈话。

同日　复电李宗仁：“卯阳电[68]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69]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4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电：顷接白崇禧方面来电称，“关于安庆撤退事，暂有困难。因自该地发生战事以来，国防部曾令坚守待援，该地辖京沪区指挥，敝方不便擅令守军撤退。拟请贵方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电报指出：“安庆既属国防部管辖，白崇禧自不便令撤，请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和谈解决。如安庆畏我派人接洽动摇其军心，你们亦不必派人去联络，彼此暂维现状为要。”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电：“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70]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71]，以便决策。”

4月11日　晨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同日　关于攻击太原时间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并告彭德怀电：“（一）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进行了十一天，颇有进展。如南京方面同意，可能于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但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二）请将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

4月13日　晨，关于国共代表团和平谈判进入正式阶段问题，致信周恩来。信中指出：“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十三）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十三日至十七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的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四月十七日必须决定问题。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十四日上午去，十五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于、居、童，不要张群[72]）如愿来平，十五日至迟十六日必须到达，十七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73]三代表及四个顾问[74]留在北平。”“今天晚上应举行各党派代表人物（十人）的会议一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本日晨周恩来即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提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并通知当晚九时开始正式会谈。

同日　为新华社写国共和谈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的新闻稿，宣布：“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就八项基础的和平条件举行的谈判，已达十二天。在此十二天中，双方就各项问题非正式地交换意见。从本日起，进入正式谈判阶段。”晚上，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作《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说明，并表明了对这个草案所持的原则；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表示愿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并将提出修正案。

4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告第二、第三野战军电：“昨（十三）日起谈判已至正式阶段，我方协定草案已交张治中代表团，并由双方代表团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75]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我们现要李、何、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五人来北平共商。如彼等不来，则由张治中派人回南京征求意见。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如南京因受美蒋胁迫不敢批准，并逃往桂林，则将协定公布，号召一切国民党主和派分子（单南京立法院即有一百多个立法委员认为无论如何要和，并谓非共军渡江不能解决问题）拥护协定的执行。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协定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为着准备渡江的直接行动，为着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起见，请你们准备于卯哿（四月二十日）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两浦（浦口、浦镇）两点以外的一切你们所需要攻占的北岸（不是南岸）敌人据点及江心洲（包括扬中县）。接电后请速即部署，以便于卯哿一举攻占。而在卯哿以前则保持平静，一声不响。”

4月15日　晨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一）和平谈判决以四月二十日（卯哿）为限期，本（十五）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二）和平协定草案最后修正稿本（十五）日交付南京代表团，彼方明（十六）日派黄绍竑飞宁请示，南京是否愿意签字尚难预料，有可能拒绝签字。（三）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二十日（卯哿）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本日，粟裕、张震电告中央军委：敌人正沿江加强工事，如二十日同时攻占桥头堡，包括扬中县，则二十军必需提前四天攻占永安州，才便于船只入江。下午六时，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为着充分准备二十二日大举渡江，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州，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二十号。请总委通知谭震林。”

同日　晚上，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会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在会上指出，经过第一次正式会议后，我和文白先生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地吸收了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凡是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意见，我们尽量采纳。周恩来宣布以四月二十日为签字期限。国民党代表团表示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决定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于十六日携带文件返南京请示。

4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十五）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十六）日上午黄绍竑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76]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哿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二十五）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77]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二十五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总前委于十七日复电中央军委：我们一致认为二十日开始渡江作战，到二十二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有把握胜利完成。请军委考虑，如是全局上二十日可以开始，二十二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后再考虑停顿；如认为二十日开始太早，则请于十八日先期通知延期，因二十日开始到二十二日总攻不能再停，如加停顿，必陷于非常不利。

4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电，指出：“卯寒电[78]悉。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此时，徐向前因病未愈，彭德怀应徐向前的要求，并经中央军委批准，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根据总前委的原定部署，人民解放军于四月二十日向太原守敌发起攻击。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谈判至十五日（卯删）已告一段落。十六日至二十日（卯哿）是给南京考虑决策时间。在此时间内，我军应将一切必须攻占的北岸及江心敌据点全部攻占。二十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南京是否同意于二十日签字，决定于美国及蒋介石的态度，因此把握不大。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二十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二十日以后真能渡江。假如我军真能于二十二日（卯养）渡江成功，则协定仍可能于二十三、四、五等日签订。故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二十二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同日　为新华社写新闻稿，介绍四月一日以来国共谈判情况和提出《国内和平协定》的经过。新闻稿指出：“协定全文为八条二十四款，不但采纳了南京代表团方面的意见，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亦从旁积极提供了意见。中共代表团于十五日的双方会议上宣布，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期限，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于协定上签字，须于四月二十日以前表示态度，四月二十日为签字日期。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南京代表团派遣黄绍竑代表及屈武顾问飞南京，向南京政府请示，现正等候南京的答复。”

4月18日　关于渡江作战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总前委转）电，指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总前委主张待渡江任务完成后，以陈谢[79]三兵团出徽州沿浙赣公路东进；以宋郭[80]九兵团监视芜湖、南京，主力位于南京以南；以陈赓四兵团接替九兵团在芜湖的任务，并准备加入攻南京；王谭[81]七兵团、杨苏[82]五兵团的任务照原规定不变等项，我们认为目前可以照此预拟施行。待粟、张方面渡江后所遇敌情变化明了以后，如须有所变更，再按情况临时改变。”

4月20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本日晚上，由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首先在安徽枞阳至裕溪口段突破敌人长江防线。二十一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西起江西九江市东北的湖口县，东至江苏江阴县，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4月21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这个命令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阅粟裕、张震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其中报告二十日午两艘外国军舰侵入扬州东南的三江营口岸第三野战军防区，一被击沉，一被击伤。就此，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张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你们所说的外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亦可能是真的，不管真假，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二十二日，从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给朱德总司令的信中获悉侵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地的均为英国军舰后，于晨三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一）兹将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来函一件转给你们；（二）英国人要求我军对于英舰两艘营救被击损之英舰（紫石英号）船员一事予以便利，我们意见在英舰不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条件下，可予以营救之便利；（三）对于英国人要求该二舰于营救事务完毕后，仍须开往南京护侨一事不能同意，应令该二英舰向下游开去。但如该二英舰不听劝告，仍开南京，只要不向我军开炮及不妨碍我军渡江，你们也不要攻击他们。”

4月22日　子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祝贺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两兵团渡江胜利的电报。接着又为新华社写《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和《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新闻稿。

4月23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四月下旬，毛泽东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同日　关于对英国军舰事件的处置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英舰事件，现已震动世界各地。英美报纸，均以头条新闻揭载。请粟、张加强江阴方面的炮火封锁，一则使国民党军舰不能东逃。二则使可能再来之英舰不能西犯，如敢来犯，则打击之。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成武、唐延杰、李天焕[83]并告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华北局电，指出：“大同敌应由你们负责去解决，如果解决太原不需要你们全部兵力，可以派一个军先出发包围大同。”

4月24日　晨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通报南京城内国民党政府人员和守军已经撤逃。电报中说：二十三日八时，南京留平代表团要李宗仁电话，南京电话局遍找李宗仁及其官员后，知李等已全部离开南京，不明去向。十时，张治中、卢郁文与其在京家属通话后，始知政府人员全部撤退，国防部、宪兵、警察亦已逃空，城内秩序甚乱，抢案四出，人心慌恐。二十三日晚南京留平代表团已与南京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及市参议会议长陈裕光讲好，要他们联络各界，负责维持城内治安，防止破坏，静候解放军入城接收。另接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二十三日致毛泽东主席电称，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马青苑为主任委员，吴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金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电报还说：“请你们迅即令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第三十五军于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进入南京。总前委、华东局于四月二十五日开始从合肥向南京移动，四月二十八日到达南京。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的新闻稿，指出：“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

同日　太原前线解放军发起对太原城的总攻。本日，太原解放，歼灭阎锡山军队十三万五千余人，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太原防守司令王靖国。

4月25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宣布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七）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布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并告彭德怀电：四月二十四日两电[84]悉。（一）同意宣布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四人为战犯，缉拿治罪。（二）二十兵团应尽可能迅速开平绥线夺取大同[85]，尔后即控制于该线整训。（三）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四）中央决定徐向前同志必须继续休养，养病时期工作由周士第同志代理。病愈后工作及任职到时再定。

同日　复电彭德怀，并告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指出：“杨成武兵团需留华北暂不入陕，该兵团如损伤不大可迅开平绥线夺取大同，尔后即控制于该线，准备将来配合西北我军解决绥、宁问题。”“同意你于五月初回陕，在回陕前请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尔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

4月26日　函告胡乔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应连播两三日。“尔后，凡解放一个大城市例如上海、汉口，应重新对该市重播一次。”

同日　审阅修改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样式的命令（草案），并在李涛送审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一）请朱、周、任阅，如同意，即照此确定。（二）请周交罗迈征求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的意见。因军队是国家的主要部分，似有征求他们意见之必要。”六月十五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颁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的命令。命令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

4月27日　晨四时，就第三十五军进占南京后擅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住宅一事，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三十五军到南京第二天（二十五日）擅自派兵侵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其经过情形速即查明电告，以凭核办。“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同日　晨六时，关于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促进去，陷于被动。”“如果美舰撤退，杭州又受威胁，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卒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4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个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美英军舰已于二十六日由上海撤至吴淞口外。英、美采取此种态度于我有利。“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

同日　关于准备接收汉口、汉阳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萧劲光、陈伯钧并告中原局电：“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但是，我四野主力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汉口附近，接收汉口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因此，白崇禧和中央联络的电台暂时仍不割断，萧、陈前线亦应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从电到日起，萧、陈归林、罗直接指挥，解除刘、邓、张、李对萧、陈的全般指挥关系，但在工作配合上刘、邓、张、李仍得指挥萧、陈。”“萧、陈及中原局应当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以免敌人退走，仓卒接收，毫无准备。”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山东军区并告华东局，粟裕、张震电：同意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其目的是迫使敌人早日撤退，我们早日占领青岛，但又避免与美军作战。

同日　致电在太原的彭德怀：“假如西野[86]方面暂时不打大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同日　复信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四月二十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

4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并告在南京的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我军既已占领苏州，似宜在苏州停止，让昆山、太仓、嘉兴暂时留在敌手；我军应在常熟集中重兵，密切监视上海情况，防敌经海路逃跑。一经发现敌有从海上逃跑象征，立即攻占吴淞，控制浦江出口。但须事先严戒部队，到吴淞后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至要至要。”

同日　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4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电：艳晨电[87]悉。歼灭诸敌甚慰。“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击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海上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据外国通讯社反映，二十七日上海敌军从海上运走约一万人，二十八日已停运。如果你们能以一个军从常熟进占浏河，威胁吴淞，则敌人不敢再从海上逃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各局、各委电，指出：“南京电报局不得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是何人处理的，望即查明电复。”“我们认为南京、上海两处暂时均不要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南京方面应重新开放，让外国记者发电，并且不要检查。待他们发一个时期看其情况如何，再由中央决定或全部停止外国记者发电，或准许好记者发电，停止坏记者发电。”“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在你们高级领导机关方面来说，主要地是依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是依靠开干部会，不是依靠口讲。一个负责人半小时可以写一个电报，一小时可以写一个通令，一天、两天、三天或四天工夫可以经过电台传达到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有文字为凭，有范围可守，又迅速，又使下级有所遵循。此种方法，毛主席已多次向饶漱石同志提议过。而在你们方面，则对于若干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方法问题，仍然不是靠文字，而是靠口头去向下面作指示。口头指示也是要的，也是有用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有挂一漏万的缺点（只是说的只有口头报告，没有文字决议的干部会）。此次外交政策几天时间内出了很多乱子，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对于这个问题对下面没有任何文电指示。对有些问题有了指示，但如果没有让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的领导同志同时普遍看到，或者指示中对一项问题不强调，不突出，不鲜明，不确定范围，则各地仍然不明白，或者不甚明白。”

同日　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斥责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并向人民解放军发炮攻击的暴行辩护，扬言要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报复。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电，指出：“（一）凡在新区，嗣后对外宣传对内教育均以四月二十五日毛、朱所发人民解放军布告为标准，各局、各军均不要单独另发一般性的布告。以前各军所发约法七章或八章均取消不再发。（二）毛、朱四月二十五日布告除电台广播、报纸发表、单张印发张贴于一切新区城市及乡村俾众周知外，军内、党内均应印发作为教材迅速传达学会，一律照此执行。”

同日　复信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4月　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即“四面八方”政策。四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即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指出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本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委会议上引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方针。

5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粟裕、张震电：“（一）杭州、上海之敌所剩无几，华野[88]不日即可歼灭。（二）中野[89]的任务在于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之敌，因三区之敌亦不甚多，故中野三个兵团似不需要集中使用，而以分置于三区为适宜，以便在敌军歼灭之后即可分别开辟三区的工作。”

同日　下午，从香山双清别墅乘车到颐和园，前往柳亚子住处益寿堂访柳亚子，谈诗甚畅，随后一同乘船游览昆明湖。在交谈中，柳亚子说：今天胜利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我们都很清楚，蒋介石早晚是要垮台的，因为他们腐败无能，太不得人心了。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一百万军队渡江，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还对柳亚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游船绕过湖心岛龙王庙，通过十七孔桥，至湖东靠岸。毛泽东同柳亚子话别，约定五月五日再见。

5月3日　就总前委根据进占南京的经验建议推迟进占杭州、上海的时间问题[90]，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电，指出：“谭、王、吉[91]已迫近杭州，不知来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内除周[92]率少数人为后卫尚未退走外，军队、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城内治安由临时组织的民警维持，在此种情形下，谭、王、吉似可以不即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以救济委员会名义出现）、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请粟、张决定。”“上海在辰灰[93]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第三野战军向杭州进军的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在接到此电以前，已于本日进入杭州。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并告杨成武、李天焕电：二十兵团划归华北军区指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并告周士第、罗瑞卿，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华北局，西北局电：“（一）同意你过一时期去海边适当地点作较长时期之休养。（二）同意解除你在十八兵团的工作并在病愈后改作别项工作。（三）同意以周士第为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为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华东局，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总前委转来第八兵团政治委员袁仲贤、司令员陈士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四月三十日电，报告三十五军未经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外交事件等，“请你们转发华野、中野，各军、各师以资警惕”。“从三十五军在南京数天内所犯无政府无纪律错误行为看来，你们过去在准备渡江时期，对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许多事项（例如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似乎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如果过去已有规定，三十五军故意违犯，则除检查该军工作做出结论通令各军外，应向各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犯。”“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由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

同日　致电斯大林，说：“现在我们有两大任务：军事任务与经济任务。解决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我们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有经验和有必需的力量。但解决第二个任务——并不比第一个任务次要，为前途着眼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请您满足我们的请求派遣苏联专家给我们。”

5月5日　上午，派秘书田家英去颐和园接柳亚子到香山寓所叙谈。其间，谈论了南北朝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隋朝诗人薛道衡《昔昔盐》、宋朝诗人苏轼《题惠崇春江晓景》等诗篇，并论及其中“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等名句。中午，毛泽东宴请柳亚子，作陪的有朱德、江青及女儿李讷、秘书田家英。后毛泽东将上述诸诗句题写在柳亚子《羿楼纪念册》上，并作一题记：“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5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转谭启龙、王建安、吉洛并告陈毅、饶漱石，刘伯承、邓小平电：“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94]以后，辰删[95]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时不要去占。”“谭、王、吉集团在杭州地区休息数日后，应派一个军至两个军，迅速向东，占领杭州、宁波一线及该线以南之奉化、嵊县、新昌、诸暨、义乌等县，然后展开工作。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请粟、张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请刘、张、李[96]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城市驻军不住民房的决定，规定部队应驻扎在中外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及会馆等公共场所中，业已停课之学校亦可驻扎，必要时宁可以适当代价借住整栋的旅馆，也不要租住民房。至少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要接家眷来城居住。

5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西北局电，同意关于榆林谈判及处置办法。陕北榆林的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第二十二军军部及所属一个师，经过同中共有长期联系的邓宝珊的积极工作，在军长左协中率领下，于六月一日宣布起义，榆林和平解放。

5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同意粟、张关于冻结上海物资、截敌逃路的部署，并指出：“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很必要的。”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粟裕、张震于五月十日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上海外围战于十二日开始。

同日　关于陕中战役的部署等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并告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西北局电：“我第一野战军（三十五万人）六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地区之战役，希望我陕南刘金轩[97]部沿汉水向汉中方面行动，最好能直取汉中区域，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

5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萧克[98]电，指出：“你们主力已越过陇海线，快要到湖北境内了。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状况，大军久驻困难必多。又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99]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

5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林彪、罗荣桓、萧克，中原局电：“同意你们对南昌的处置，即如果南昌敌逃走，可由陈赓率兵直入城维持秩序，俟林罗部队过江后即行移交。”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一）黄华[100]可以与司徒[101]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二）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四）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六）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七）对于傅泾波[102]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转在杭州的谭启龙、王建安、吉洛电：“请告现在杭州养病的何柱国[103]将军，他给毛、朱、周、彭的电报收到了，叫他安心养病。你们对何应予以保护。”

5月12日　和朱德、刘少奇在北平接见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5月14日　第四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地段上，横渡长江。十六、十七两日，解放武昌、汉阳和汉口。

同日　晚上，接见自香港来北平并即将参加接管上海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听取潘汉年等关于香港工作情况的汇报，询问港英当局对中共的态度，要求尽可能完好地保存上海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谭政，中原局电，通报毛泽东、朱德同周保中[104]谈话精神：“毛主席向他指出，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但抗联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亦和党内其他各地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一样，是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应该着重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上述估计，适用于周保中同志及其他一切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我们认为应根据上述估计对周保中同志予以积极的帮助，启发他去掉某些包袱和片面性，这个同志会有更大的进步。”

5月16日　晚十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萧克并告华东局，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铣十三时电[105]悉。四十三军渡江后不必急于向九江、南昌前进，等候接收及工作的各项干部大体到齐，然后前进较为适宜。九江、南昌既有桂系两个军驻守，我军又不马上前进，该两处秩序似不至大乱。因此，请刘、张、李令陈赓注意。只要南昌有敌军驻守，陈兵团亦不要进占南昌，只在南昌敌人确已撤退，该兵团才去占领，维持秩序。在南昌敌军未撤的情况下，陈兵团亦不要过于迫近和威胁南昌。”

同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规定：（一）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二）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凡有违法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与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搜查。（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及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价付钱。（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拒绝。（七）军队在城市驻扎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八）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得入城，必须入城者，可在装卸后即应出城。（九）不准乱放枪。（十）不准上街乱跑，严格请假制度。（十一）整顿军容，提倡礼节。（十二）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蛮横无礼貌。

5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华东局，中原局电：据刘伯承、邓小平等十六日电，南浔线上之桂敌已开始沿浠水及赣江西岸向南撤退。刘、邓已令陈赓兵团两个军的主力出丰城、高安之线，准备在赣江两岸兜截南撤之敌，配合十二兵团之作战。“南浔线上之敌既已向南向西撤退，陈赓部已出赣西截敌，我们昨电叫你们令四十三军等齐干部然后前进，已不适用。你们应令四十三军不等干部到齐，即向南浔路前进，协同陈赓兵团歼灭逃敌。”

5月18日　复电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归来到达沈阳的中国代表团郭沫若、许德珩、李德全等二十九人：“先生等致力国际和平民主事业载誉归来，极为欣慰。请在沈阳稍候，俟马寅老[106]等到后同车返平，俾北平人民得作盛大欢迎，以壮世界和平阵容，并慰贤劳。”

同日　和朱德致电原国民党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官林遵和舰长邵仑、李宝英等及第二舰队全体官兵：“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你们率领二十五艘舰艇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来，这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在巡洋舰重庆号于二月间起义并被国民党反动派于三月间炸毁以后，四月间又有你们的大规模起义，可见中国爱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同日　和朱德致电原国民党军伞兵第三团团长刘农畯、副团长姜健和全体起义官兵，欢迎他们于四月十八日在上海吴淞口宣布起义。电报说：“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同日　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李达[107]。当晚，李达住毛泽东处。

5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电，指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以于辰有[108]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似应照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

5月20日　关于总攻上海的时间和步骤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等电：“（一）据邓、饶、陈[109]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二）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合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以择在辰有至辰世[110]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巳东[111]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三）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112]。（四）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五）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同日　阅粟裕、张震请示如何处置黄浦江内的外国军舰的电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张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一）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二）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三）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四）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五）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

同日　收到第二野战军前委五月十五日关于第三兵团过江部队与皖南游击队会师时发生误会的情况报告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萧克、谭政、陶铸[113]电，转去这一报告，并指示：“请转发你们各军、师引起注意，正确地处理四野与南方游击部队会师问题，是为至要。”

5月21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五月十四日对无锡市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华中局，林彪、罗荣桓、谭政的批语：“请你们充分注意抓紧对于新占各城市的政策指导，不要过了很久才去检查和指导。”

同日　复信柳亚子，说：“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黄女士[114]的信已代收，我的秘书并已和黄女士通电话，料可获得居处。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附带奉告一个消息，近获某公诗云‘射虎将军右北平，只今乘醉夜难行，卢沟未落登埤月，易水还流击筑声’，英雄所见，略有不同，亦所遭者异耳。孙先生衣冠冢[115]看守诸人已有安顿，生事当不致太困难，此事感谢先生的指教。”

5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电，同意二十一日来电所述之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第三野战军鉴于上海守敌大部已被吸引在上海外围，一部已被歼，同时获悉汤恩伯逃到吴淞口外军舰上，苏州河以南的市区仅有五个交通警察总队，乃提前于二十三日晚上发起总攻，二十五日拂晓占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和浦东市区。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以第四野战军指挥机关兼中原军区指挥机关，并决定将中原军区改称华中军区。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为林彪，政治委员为罗荣桓，第一参谋长为萧克，第二参谋长为赵尔陆，政治部主任为谭政。二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并告华中局[116]、华东局、一野、二野电：同意邓子恢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以利工作。

5月23日　关于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并告林彪、罗荣桓，彭德怀、贺龙电：（一）“粟、张养午电[117]悉。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二）“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三）“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四）“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五）“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人民解放军秋季或冬季可能攻占两广，请你们通知所属各区，在夏秋两季有步骤地加强工作，特别是加强广州及其他城市的工作，着重工厂及学校的工作，各游击区必须加强自己的活动，准备迎接解放军主力的到来。”

同日　为转发中共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组织与本地党组织会师问题的经验，起草中央给华中局、西北局的批语：“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望抓紧领导，不可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并告华中局、西北局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据平、津经验，接管时对于企业物资（工厂出品及企业已交政府的仓库存货）不要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要当作企业的货品（本来是企业的货品），卖出钱来，归企业使用，否则企业失掉这批资本之后继续开工十分困难，势必又要政府投资给企业才能开工。此事望通令各城市注意。”

5月25日　关于对张轸[118]部的改编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中局并告萧劲光、陈伯钧电：张轸部应照曾泽生、吴化文那样以起义部队待遇。张轸和我们接洽已久，此种部队集中归我改编是对我有利的，故应对张轸及其部属采取欢迎态度。由十纵、十二纵抽出一二个师与张轸部合编为一个军，张轸为军长，以我们一人为副军长，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等部的方法加以改造。请萧、陈告知张轸，他给中央电报已收到，他的行动我们认为满意，希望他告诫部属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将所部改造为人民解放军。并问张轸他与程潜是否有电台联系，或有其他通讯方法叫程潜率部起义，配合我军行动。

同日　关于歼灭桂系主力的作战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119]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总前委电：“请刘、张、李迅即电知陈赓兵团暂时不渡赣江，在丰城、临江、新淦、峡江之线收集船只，完成渡江准备，待桂军七师深入宜春一带后突然向敌后方挺进，断敌退路，与四野部队配合歼敌或抓住敌人。”“二野应准备以四个军或三个军由陈赓统率，归林、罗指挥，第一步在宜春一带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主力，第二步待命入湘，抄击白崇禧后路，尔后待命入川。”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劲光、陈伯钧、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120]并林彪、萧克电：“（一）四十七军一五三师入武昌纪律甚好，应予奖励。（二）请林、罗考虑待你们主力及炮兵渡江的时候，在武汉三镇举行一次军容整齐的盛大游行，例如北平入城式那样，借以振奋人心。”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野战军电，通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五月十四日要求国民党军停止退却准备抵抗的命令。指出，敌近日业已按此命令在某些地区执行。“此种情况对于我军聚歼敌军有生力量之要求，甚为有利。望各野战军注意集中兵力，妥为部署，力求聚歼当面匪军，而后追击前进，是为至要。”

5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指出：“你们攻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121]。目前胡、马[122]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须三四星期以后，才能到达西府[123]区域，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仅在一种情况下，即胡军向汉中退却，胡、马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马部确实不威胁我侧翼），你们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即向汉中方向追击胡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电，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指出：“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此点亦是平、津的经验，前已告华东局，现再重说一遍，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

5月27日　上海解放。自五月十二日发起的上海战役，经过十六昼夜战斗胜利结束，此役共歼国民党军十五万三千余人。三十日，中共中央电贺上海解放。

5月28日　关于预防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粟裕，林彪、罗荣桓电，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在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种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

同日　将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曾山[124]五月二十三日向中央及中财部请求拨三百亿元人民票[125]应急的电报，批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请他们商酌两大问题：“（一）不但华东方面急需大量人民票，这是应当迅速支付的；华中方面要求增加人民票的电报估计不久也会来，这是应当预作准备的；而且必须准备今年九月以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需要的人民票，也需立即开始筹办。（二）九月份以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需要的干部以三万名计算，也须马上作出计划，通知各区遵办。”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荣桓、黄克诚电：华中局已同意中央意见，你们应当休养数月。

5月29日　审阅修改新华社社论稿《祝上海解放》，加写一段话：“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末，他们就应当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5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香港分局，二野前委，上海、南京两市委电，提出解决今年将要占领的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宁夏、青海等七省所需干部的具体办法。

同日　关于进军西南需解决的几个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总前委电：（一）“行动方针须依辰俭[126]电待两个月后，在确无外国武装干涉条件下才能最后确定。目前你们主要注意力仍须放在现领任务之执行上面，以免分散注意，使现领任务执行不好。”（二）“兵员、牲口不足之数，除华东局能解决者外，原则上不补，到四川以后自行解决。估计黔、川没有严重的作战，减员不会很大，占领长江上游后可以就地筹补，从长解决。”（三）“出动兵力须视情况决定，如无外国干涉，自可全军出动。”

5月31日　审阅修改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并为转发这个电报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的批语：“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127]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6月1日　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复电在上海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128]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同日　审定中共中央对第四野战军前委关于进入江南新区指示的批复稿，加写一段话，指出：文中“‘努力发展生产’一句应改为‘尽可能维持现有生产水平不使降低’，因目前的农村生产还谈不到发展”。

6月2日　关于第四野战军休整和作战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电，指出：“同意你们各军到齐休整一短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惟十三兵团应先数日攻歼江北之敌）。此种计划，可以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再作一个月休整，而在路上只作某些必要的小休息。为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像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你们各军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之后，只要粮食状况许可，至少应休整半个月，恢复疲劳，统一意志，然后按计划攻击前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东局，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同意二野入川，积极准备在情况许可下争取八月初出动。邓小平须准备去四川。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攻青岛之一个军及一部炮兵可于六月十日左右出动。

同日　美军被迫从青岛撤离，青岛解放。

6月3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司徒雷登返美问题给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复电稿，加写的内容中指出：“美国有利用国民党逃亡政府尚存在时期提出对日和约之可能，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6月4日　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华东局、南京市委、华中局并告华北局：上海、汉口、南京、九江的对外贸易，应力求有准备地迅速地恢复，应即设立对外贸易机构管理其事。

6月7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陈嘉庚，就中外局势等问题进行交谈。

6月8日　会见傅作义，商谈和平解放绥远问题。

6月9日　关于击退胡宗南部和马步芳、马鸿逵部联合反扑的作战部署问题复电彭德怀，指出：“齐电[129]悉。（一）就现有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似觉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较为适宜。（二）如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三）请将诱敌深入、待本月底或下月初兵力集中时再打，有何困难及不利之点分析电告。”十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认为如放弃在泾渭间作战、待六月底或七月兵力集中时再打胡、马，对我有诸多不利。如在泾渭间作战，虽我现有兵力不占优势，但胡军士气很低，胡、马互信差，麟游山天然分割胡、马联系，有利我钳胡打马。我十八、十九兵团正向西安前进，数日后我即稍占优势。十一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你的作战方针。作战时请注意先歼灭宁马[130]一个军，然后再歼其一个军，各个击破，一次不要打多了。”此时，马步芳、马鸿逵联合胡宗南部，向第一野战军进攻。十三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告中央军委：为诱敌深入，争取时间集结四个野战兵团组织反攻，已于十一日晚放弃泾渭间三角地区。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张、赵电，指出：“你们放弃三角地带，引敌深入，准备反攻的部署是适当的。但请充分注意马匪有利用我军分置泾渭两路，中间薄弱，采取中间突破，进取西安，使我两路不能联系之可能。”当天，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告中央军委：我兵分两路，处泾北渭南，中间薄弱，马匪乘弱中间突破，在十四日前此顾虑甚大。现十八兵团已有五个师到西安，余在续运中，故不准备再放弃西安。此时，敌军由于进攻受挫，又发觉人民解放军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安、咸阳等地，遂分头撤返原防，胡、马反扑被击退。第一野战军随即转入休整。

同日　派人探望正在养病的任弼时，并致函慰问：“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6月10日　将东北局关于纪念七一的报告批交胡乔木，并指示：“七一至七七全国各地举行纪念周。七一着重党的宣传，规模不要太大。七七举行军民示威游行，开大会，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南昌、九江等城举行盛大的军队检阅及大示威，纪念抗日，反对美国扶日，要求早日成立日本和约，消灭国民党残余。请拟一内部指示，一单口号（可考虑分为两单，一是七一，一是七七）。”

6月13日　将傅连[131]五月二十七日来信批交周恩来处理，并告：“保安、延安时期，曾接济他家属一笔钱，后来因路断停止。请周考虑，俟福建解放后，由北平或请张鼎丞[132]接济他家一些钱。”

6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粟裕、张震、周骏鸣[133]电，通报说：驻福州附近的国民党军第十七集团军侯镜如部参谋处长来港接洽。据称，十七集团军辖有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百零六军，已疏通到可无问题之地步。但因势单力薄，难于主动起义，希望和我们前线取得联系配合。电报指出：此事请你们通知叶飞、谭震林及福建省委引起极大注意，不要放弃一切可能性争取侯镜如各军反正。除由香港方面努力策动外，请你们即速研究与侯镜如取得联系的办法。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周骏鸣并告华东局电：同意十兵团入闽行动日期延至六月二十五日，如果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延至七月上旬亦可。

6月15日　因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也陆续迁入北平市内。

6月15日—19日　出席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十五日，在会议开幕典礼上讲话（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他说：“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134]。”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了二十一人组成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

6月16日　和朱德复电国民党原河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原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及全体官兵：“五月二十三日通电读悉。我们对于贵部在华中前线的举义，表示欢迎。希望贵部官兵团结一致，努力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改进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行列。国民党军的残余力量现已为数甚少，欲图抗抵，势将迅速被消灭。我们号召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凡属有爱国心的将领如贵将军一流人物，愿意率部脱离反革命营垒，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均表欢迎。他们过去的罪责，将因他们的有益于人民事业的行为而获得宽恕。”

同日　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毛泽东为该报题写祝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

6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指出：“十二日电[135]悉。粮食困难恐不但鄂南、赣北如此，湘南、赣南可能有同样情形。大军前进必须依靠铁路、公路运输，行动时间如需推迟至七月上旬，可由你们按情酌定。”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东局并告粟裕、张震、周骏鸣及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电：同意六月十五日电意见，将华东军区及三野指挥机构设在南京，粟裕兼南京军管会主任及南京市委书记，唐亮为副主任、副书记，使二野能逐步抽出人来做准备西行的工作。“二野西进时机，似以九月为较适宜。一则准备时间较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七个军）九月可到郴州、赣州线，十一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

6月19日　致信在上海的宋庆龄：“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同日　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的来信上批示：“北大医学院与军委有房屋争执，请聂[136]令朱早观[137]查明处理，以结果告我。如无大碍，宜让与北大。”

6月20日　关于对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作战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我们判断，胡匪不外两途：一是以全力担任钳制我渭南各军，保证马匪右侧之安全；二是马、胡同时向我泾北、渭南举行攻势。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希望你们对先打胡匪的方针，迅速集中王、周两兵团[138]主力，于马匪向泾阳攻击之际，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以歼灭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为目标。”

6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粟裕、张震、周骏鸣电：“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新占城乡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三）帮助二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

同日　和朱德致电国民党原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等：“接读诸先生五月十四日宣言，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极为欣慰。希望你们遵守人民解放军制度，改造部队，与人民解放军整个力量协同一致，为解放广东全省而奋斗。同时，告诉广东的一切国民党军，凡愿脱离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将一律不究既往，表示欢迎。”本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关于吴奇伟等发表起义宣言的新闻稿。

6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假如胡、马各敌照你们来电所述，分向渭南、泾北进攻，则你们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但请注意：（一）以许兵团[139]由泾北转至渭南，难于保持秘密，似不如令杨兵团[140]改开西安集中，留许兵团就地钳制马匪，或退至三原诱马深入较为适宜；又一个军不足钳制马匪，至少要有两个军。（二）须估计到胡、马各匪可能不战而退的情况，假如这样，则部署须准备及”时改变。

6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上海市委并告南京市委及华中局电，指出：“（一）同意你们巳巧电[141]为惩办布雷谣言制造者的各项处置。（二）帝国主义者正在采用利诱和威迫的两种手法，正在采取争取合法地位（以便从内部进行破坏）和继续援助国民党的两面政策，只有坚决而又适宜的斗争，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巩固自己和战胜敌人。（三）上海和武汉等地息息相关，你们在上海等地采取的各项措施，应随时通知林、邓[142]，林、邓方面在武汉等地所取措施亦应随时通知上海。（四）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得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这一点（不着重谁先开枪，因为这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重要的是擅自侵入内河，只要是擅自侵入，我军就必须打它和扣留它；也不要着重正当渡江的时机，重要的是擅自侵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内河，不管什么时机，都是不能许可的），才能释放，否则决不能释放。”

6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十一日电[143]并告华东局，二野及西北局的电报：“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们即可以按照你们所设计的三个步骤去部署城乡工作，这样做并不违背二中全会而正是二中全会总方针的正确的执行。”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六月十二日关于广东东江、韩江两边区战绩情况的报告，为中央起草复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香港工委电：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请你们争取时间迅速地巩固这些胜利，扩大军队及地区，以迎接第四野战军的到来，并准备于十一月、十二月或明年一月间占领广州。“你们应在东江、韩江及闽西三区放手招收大量青年学生，开办数千人的学校训练干部。同时按照可能性，抽调一千至二三千老的和较老的工作干部加以训练，为准备接管广州及其他大城市之用。”“同时应令香港训练干部，亦可招收一批广州学生来东江训练。总之，接管全省的工作干部主要地应由你们负责准备。”“加强广州地下市委工作的领导，积极发展党员，准备里应外合的条件。”“对桂林、昆明两城的地下党组织，亦应令当地加强注意力。”

6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电，并请转发各市委，各省委，各区党委，军队的军、师、团委，地方的地委、县委，各级政府部门、财经部门、文教部门内的党组，职工会、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内的党组以及宣传系统中（通讯社及报纸）的同志们。电报说：“我们向你们提议召开会议讨论下列两篇文章：（一）《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144]这两篇文章是新华社于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社论，各地报纸谅必均已登载。希望你们不要一看了事，要召开会议针对社论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自己的工作，并做出简明决议，指示全党实行。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必须提起高度的警惕性，并拿出具体解决的办法，千万不可采取轻忽态度，是为至盼。”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提出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指出：“根据近日情报，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彬、长[145]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凤[146]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种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全力及许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6月27日　关于歼击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王治岐[147]的作战计划问题，复电彭德怀，指出：“如果青、宁、胡、王四敌的主力，特别是青、宁主力不能在泾、凉[148]、宝、凤及其以东地区被我歼灭，则你们暂时不能作大的分兵。那时，为了免除西进路上的侧翼威胁，可以考虑以主力先给胡匪以打击，然后西打两马，待两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第一野战军根据此电及当面敌情，决心采取钳马打胡的方针，以一部兵力钳制青宁两马，集中主力歼灭扶风、眉县地区的胡宗南、王治岐部。

6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谭政、陶铸[149]电，请他们找两广纵队领导人雷经天、曾生[150]等一谈，指出广“东现有大量的人民游击部队和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如果曾生的两个有战斗力的小师整训得有成效，将来开入广东配合游击队工作可起大作用，加上你们的一个至两个军就可以解决广东问题”。

同日　复信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

6月30日　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文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文章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迷梦。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文章最后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7月1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出席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在先农坛运动场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

同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给将于七月二日在北平开幕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贺电说：“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

7月3日　致电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总理、原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七月二日病逝表示哀悼。

7月4日　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并讲话，说：你们学了唯物史观后，就要懂得一步一步前进，有了条件，准备好力量，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151]、萧劲光电：（一）王、萧六月三十日电及程潜《备忘录》[152]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编整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以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

同日　致电在长沙的程潜：“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编整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153]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7月6日　晚上，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向代表们说：“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

7月7日　代表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二十二个党派团体代表共同签署发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毛泽东对宣言稿作了两次修改。宣言指出：“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新国家的时候，当然要和一切愿意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们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相符合的。同时，我们当然要反对一切形式的侵略和威胁，这些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粟裕、张震、周骏鸣电：“在我夺取舟山群岛及台湾以前，可能继续封锁下去，故你们的立脚点须放在长期被封锁的情形下考虑并解决问题。准备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封锁我们一个长时期，而我们则仍有办法，克服困难。假如情况真是这样，则不仅有对我不利一方面，还有对我有利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被封锁情况，动员广大群众，克服困难，巩固阵地。”

同日　晚上，冒雨出席北平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的大会。到达会场时，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带领大家高呼：“中国人民万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在各界代表讲话后，又带领全场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7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南分局，方方、魏金水、朱曼平[154]并告第四、第三野战军电：“我第四野战军业已部署完毕，日内开始向白崇禧进攻，待目前开始的战役告一段落后，即可以有力一部进占赣州及赣南十七县。”“我第三野战军的有力兵团现正开始由上海南进，大约八、九两月可占福州、泉州、漳州等地，如有必要，可由该兵团于歼灭闽西、闽南等处敌人之后，以一部协助你们歼灭韩江流域之敌，并占领潮、汕。”“在我三野部队进占闽西、闽南，四野部队进占赣南之前，我闽西、韩江、东江各部须独立作战，依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适当机动处理，不要依靠外援。”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湖南省工委电，指出：“以歼灭白崇禧、宋希濂两敌之目的，我第四野战军日内即发动进攻。对长沙暂不进攻，请告程颂云[155]不要怀疑，要程令陈明仁准备和平解决事宜，不要援助白部，待白、宋两部解决，我军进驻长沙时，陈明仁再移至适当地点编整，务使长沙一带不受破坏为要。”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出席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机务会议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在中南海怀仁堂的集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中国从前是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建筑铁路多是向帝国主义借款，帝国主义借款筑哪一条铁路，都是同其侵略目的相配合的。现在我们不受帝国主义统治了，我们有可能并且应该很好地恢复铁路并发展铁路。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两万六七千公里铁路，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他强调指出：不管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都要懂得依靠群众、重视群众。不仅要依靠工人和干部，还要依靠工程师等，这样你们所要组织的铁路工会，就能搞得很好了。

7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你们应以尚未使用之一个军于适当时机经岳州向长沙、湘潭推进，并接管这一线。该军现在即宜进至岳州以北地区，并准备迅速进占长沙，缩短该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时间。”

同日　致信周恩来：根据朱德建议，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请周恩来召集有关同志商酌。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率机关，并决定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刘亚楼等关于筹建空军情况的汇报。

7月11日　和朱德致电原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及全体官兵，对他们于五月二十九日在陕西榆林接受和平改编表示欢迎。

7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文午电[156]悉。打胡战役已开始，甚慰。我军以尽量向西迂回，包围多数敌人然后歼击为有利。”本日，据彭德怀等十三日电相继报告，战役发起后已歼胡宗南部四个军，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有向胡宗南增援的消息，以及第一野战军准备歼击援敌的部署，毛泽东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张、赵电，指出：（一）“歼胡四个军甚慰。”（二）“马匪既有反扑援胡消息，你们主力停止追击准备打马是对的。但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各军宜有几天恢复疲劳，然后发起攻击，并准备一直打到平凉，全歼一切被抓住的马匪。”（三）“一兵团如已追至宝鸡，即用该兵团歼灭宝鸡、凤翔之敌，然后由凤翔抄至马匪后面，如属可能亦是有利的，请相机酌定。”至十四日，第一野战军相继占领凤翔、宝鸡等城镇，马步芳、马鸿逵部退至永寿、彬县等地，见胡宗南在关中的主力迅速被歼，在第十九兵团的监视下，未敢增援，旋即后撤平凉地区。扶眉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国民党军四个军四万余人，解放了陕中地区，进一步隔离了胡宗南集团与青、宁二马，为尔后人民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胡、马创造了有利条件。

7月16日　关于歼灭白崇禧部的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一）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157]，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二）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158]、程潜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往湘南。（三）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们作战。”

同日　和薄一波、聂荣臻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决定进一步解决绥远问题，允傅作义编两个军，绥远两个省政府合并。

7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陈毅、饶漱石、粟裕电，对歼灭白崇禧部的作战方针提出补充意见：“（一）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二）陈赓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往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四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159]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十二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邓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提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东去广州。（三）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四）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华东工作及渡江与接收宁、沪、杭情况。

7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电，询问程潜各部集中长沙是否属实，指出：“如果属实，则你们应令十二兵团占领浏阳、醴陵，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不要去占株洲，各部均不要太接近长沙，以便和程潜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请将同程潜谈判情况电告。本日，收到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十七日关于派人同程潜谈判情况的电报，下午四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邓、萧、赵电，指出：“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我们已经过我们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乡、衡山、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三星期内程潜必须和平交出，以利我军进驻攻击桂系。程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冈及其以西地区听候整编。如程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先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些都需你们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根据上述指示，二十二日林彪等派出谈判代表团赴平江同程潜的代表举行谈判。

7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以三个兵团追歼两马[160]是否足够。我们觉得似应从十八兵团抽四至五个师西进，作为预备队。如这样做，便须该兵团集中主力攻占凤县、留坝，威胁褒城[161]（但可不占褒城），迫使南山[162]敌军后撤，然后该兵团可以抽出四至五个师西进助战。是否应当如此，请酌办。”

7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及华南分局电：“（一）同意你们七月十七日电[163]（二十一日才收阅）整个部署方针。（二）陈赓与邓华[164]分两路入粤是对的，但请注意桂东、桂阳道路、粮食情况。如有困难，则陈赓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邓华道路南进，而邓华则除南始[165]大道外，可在东侧找一条辅助路。（三）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可能须先占惠州）两路攻广州，而在攻广州之前，两兵团各须在北江、东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个月至一个月），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以上请转知陈、邓注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邓小平已到，中央已开会讨论了他的报告并委托陈云[166]向你们面达。“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用大力进行苏、浙、皖三省农村工作，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是首先重要的，否则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难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其次是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即可以开始做。又其次是疏散，这需要有可行的计划，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根据中央指示，华东局随后作出疏散工作和机关部队精简工作的具体部署和规定。

同日　致信周恩来：“据张表方[167]本日称，龙云[168]代表李一平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见一面，好回港复命。我意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169]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如何，请酌办。”

同日　将中共湖南省委[170]致中央组织部的一份电报批送周恩来，并告：“据李六如[171]本日称，李达愿任教育厅长，但尚无人正式通知他。请周考虑即决定李达任湖南教育厅长，并通知他早日去湘接管学校。”二十六日，收到李达来信后，又批送周恩来，告知：“已和李达谈过，他愿意去湖南工作。”

7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南京市委电，告知：英“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有矛盾，我们应当利用这个矛盾。请你们在确定的一般原则下在运用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

7月23日　复电彭德怀：“午哿电[172]悉。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173]，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174]，不必等到明春。”“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175]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二十四日，第一野战军向平凉方向出动。马步芳、马鸿逵部为保存实力，各自后撤。第一野战军趁势向陇东追击。至八月十一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先后攻占和解放了通渭、天水、泾川、平凉等十余座县城，胜利结束陇东追击战，造成进军兰州和银川、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态势。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新区农村工作给浙江省委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第一、第二、第四野战军的批语：“我们认为华东局指出的各点[176]是一切地方都应当注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请转发下级唤起注意。”

7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及方方电：“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以后。”“陈赓所提应将南进新任务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一点是很对的，陈、邓两兵团及各兵团均应这样做。历次证明，越是将任务及执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顺利条件及困难条件预先说得明明白白，越有利于任务之完成及克服各种困难。”“该两兵团三伏过后即出动，以旅次行军方法，第一步进至桂东、汝城、上犹、崇义、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地区待命。那时，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到达赣州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是很必要的。应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赣南国民党军沈发藻[177]等愿意脱离江西省主席方天，站在我们方面，江西省委及十五兵团留赣南工作之一个军须注意接洽联络，争取和平接”“收赣南及改编赣南敌军。从目前起的一个半月内，即在九月中旬以前，四野主力各部争取进到醴陵、攸县、湘潭、湘乡、宁乡地区，并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以便在陈、邓两兵团由赣南向广州前进时（大约在九月中旬），四野主力能向衡州、郴州地区前进。目前天气极热，可令四野主力缓缓前进，每天走四五十里，走两天三天休息一天两天。”

7月25日　晨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粟裕、唐亮、周骏鸣，华南分局电，指出：“二十三日二十四时电[178]悉。此电部署甚好，即可照此执行。”“我们今晨发给你们一电，与你们此电精神是一致的。我们在该电中说，四野主力应争取于九月中旬以前到达攸县、湘乡及其以北各地，现距九月中旬尚有一个半月，你们照二十三日二十四时电部署，休整过三伏后再进，九月中旬以前是可以达到攸县、湘乡之线的。并且你们已令各兵团派遣先遣师进得更远，便于尔后主力的推进。”“方方来电要求入粤我军有二路经三南[179]、和平、河源出惠州，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在九月中旬以前，除先遣部队外，陈、邓两兵团主力不要超过五岭界限。自九月中旬起，准备陈兵团经从化[180]、南雄两路出北江，先占韶州；邓兵团可经翁源、连平、和平分两路至三路平行南下出东江，先占惠州，在韶州、惠州集中干部，调整兵力，然后两兵团配合广东我军，会攻广州（估计此时广州余汉谋等有和平解决之可能）。但九月五日，方方必须到赣州与叶、张、陈、邓[181]会合商筹全局。”第四野战军和第四兵团从八月一日起休整四十天，分别集结于长沙、常德、南昌、固安地区，根据南方地形、气候特点，进行适应性训练。同时，第十五兵团以留置江西的第四十八军于七月二十六日发起赣西南战役，由南昌一带分两路沿赣江两侧向赣南追击。八月十四日解放赣州。

同日　复电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182]，指出：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大学。我们正需要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设立这样一个大学是很必要的，但经费应讲明由中国负担为适宜。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

7月26日　收到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二十三日关于部队疾病情形严重的报告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表示慰问：“盛暑行军病员大增，极为悬念。你们已改为旅次行军及三伏休整，当可使情况改善。”

7月27日　为转发方方、魏金水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起草中央军委给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陈赓、邓华的批语：“请你们考虑邓华出三南之先遣师即由三南出梅县，配合当地我军歼灭胡琏部[183]。该敌只有一万二千人，战斗力弱，我有一个师配合当地我军，可以解决该敌，然后直下潮、汕”。

7月31日　审阅修改新华社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二周年的社论稿，加写四段话，并将标题《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改为《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其中，关于南昌起义加写：“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关于人民解放军的特点，加写：“这个军队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而革命知识分子则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地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如何克服困难，加写：“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区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实行封锁政策的条件下，还须加上一条疏散人口的工作。”

7月下旬　审阅新华社广播稿《八一介绍》，加写一段话：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8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电：（一）广西成立省委，拟以张云逸同志为书记。（二）广东不成立省委，可设潮梅、东江、北江、中区等几个区党委或地委，受华南分局直接领导。（三）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四）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及香港工委。（五）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华中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因病留北平），第三书记邓子恢，管辖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及第四野战军（正规军九十万人）。华中局现在武汉，将来可能移至长沙。（六）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六十万人。今年冬季可占领四省各要地。第二野战军之陈赓兵团三个军，第一步协助邓华兵团解决广东；第二步入广西，协助四野五个军解决白崇禧；第三步出云南。在我大军（共八个军）入广西打白崇禧的作战中，华南分局有以广东的财力、物力及干部协助解决广西问题的任务。（七）在福建省委接收闽西、闽南，江西省委接收赣南，湖南省委接收湘南，云南省委（陈赓等）接收云南之后，原受华南分局领导之各该省党的组织及武装力量，即归入各该省委及军区领导。

8月2日　就陈明仁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并告华东局电：同意三十日电意见，“张爱萍[184]海军系统暂时不迁青岛，并仍归华东系统即归粟裕指挥。”“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必须从各方面准备攻台，打破干部中的畏难心理”。

8月4日　关于进取新疆的时间问题，复电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我曾以甘新路上的情况及何时可以向新疆进军电询彭德怀。接彭八月三日复电说，“自胡宗南主力被歼后，两马节节后退，我一路已占平凉、固原，另路日内可占天水，接着即向兰州进军，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

同日　复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我们完全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但由于我们全国经济机关方开始成立，地区不断扩大，专家缺乏，材料缺乏，故目前实无法提出全部货单。可否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兄[185]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请柯兄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根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口头协议及当时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中苏双方议定：苏联给予中国三亿美元贷款；由苏方选派二百余名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来中国工作；苏联帮助在东北办一所空军学校和一所海军学校，并由刘亚楼、张学思[186]在苏联具体商谈；帮助创办一所大学。七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同意“中国大学[187]不设在阿尔马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十四日，刘少奇乘火车回国，王稼祥继续留在莫斯科。二十九日刘少奇到达北平。

8月5日　和朱德复电程潜。复电说：“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护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萧劲光、王首道电：“我们认为，程潜所提临时机构是必要的，应予同意。毛、朱复程潜电请林、邓即转去，林、邓亦应根据毛、朱复电意旨去电鼓励程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电，指出：（一）“我军接管长沙后，除成立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李明灏应参加为委员）外，湖南省政府及湖南军区两机构不要马上成立，即用长沙军管会名义统一指挥已占各县”。（二）“我军入长沙，望注意维持良好秩序，极力注意做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人物中的工作，尊重他们，给他们以起义者的待遇，帮助他们进步，团结多数，打击反动分子，以便经过这种统一战线的方式，顺利地接管全省政权及改编陈明仁军队为人民解放军。”

同日　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现在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负责人刘澜涛、胡锡奎二同志写的该校对于一万二千新学生短期班的教育经验的总结[188]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注意这种经验。假如你们同意的话，请将这个文件转发给你们所属学校的负责同志，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以资传播和仿效。我认为这个总结里所说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

8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电，指出：林彪、邓子恢五日十二时电悉，处置甚好。“我军入长沙后，除反动报纸应当准备封闭外，程潜系统的报纸不应封闭。”“同时请湖南工委和程潜商量，如果他在新化有报纸，希望他指示该报采用新华社稿件，以为团结和教育程部党政军多数人员，打击反动分子的工具。”“请你们考虑，物色若干程潜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程潜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作一件重要工作去做。程潜的临时机构，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接交可以推延一个月左右，使程潜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此办法是否可行，请你们先作考虑。”

同日　关于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西北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向三路解决退敌。”“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关于绥远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189]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以傅部五万人，我军姚喆、王平[190]两部二万人合编为两个军，以傅部董其武[191]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而为一，以傅部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霖[192]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此项方法对双方都有利益，可以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达到彻底改造之目的。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此外，班禅[193]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陶峙岳[194]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195]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整个西北亦可考虑在将来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彭为正，以张治中为副。”

8月7日　收到华东局关于上海市人民政府三日至五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指出：“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

8月8日　关于方方赴赣州参加华南分局会议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方方并告华中局及陈赓电：叶剑英八月九日由北平动身，经汉口转江西，九月五日前到达赣州。方方务须于九月五日到达赣州。

8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电：“八月六日电及转来河南省委八月一日电均悉。我们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作为解决河南土地问题的基点，对中农土地完全不动，而不要照土地法大纲上关于中农土地的规定。在中央政府成立后，土地法大纲须要有所修改。除上述一点外，在南方及其他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土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且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完全掌握全部农村运动的领导，绝不许再有过去那样无政府无纪律的状况出现。除河南等若干地方外，最广大的新区，今年及明年的全年都不是实行分配土地的时期，而是准备分配土地的时期。但就在此准备期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省委、区党委，必须完全掌握农村工作的领导职务，千万不能放松此种职务。一切重大决定，均须事先报告中央，获得批准然后实行。”

同日　复信杨开智[196]：“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197]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

8月11日　复电周世钊[198]：“虞[199]电诵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是所切盼。”本日，还复电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友会，希望他们努“力进修，为人民的文教工作服务”。

同日　出席全国工会组织工作会议举行的宴会，并即席讲话。他说：第六次劳动大会以来，已有一年了。劳动大会规定的政治纲领和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实现的。据李立三同志说，我们工作中有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和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我们有将近二千万的大军，但我们组织得太少。老解放区发展太少，新解放区刚才开始。除了破坏分子外，一切职工，即使是政治上落后的人，即使是国民党的工会工作人员，但有改造可能的均包括在内（资本家不能加入）。对于落后的和犯错误的人，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我们便会成为少数，便会孤立。工会工作同志应主动地和资本家搞好关系，和行政方面搞好关系。党、政、工三方面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搞好生产，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呢？你们要做宣传工作，要向市委书记、市长做宣传工作，也要向我做宣传工作。要主动地团结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主动地团结各个方面，团结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消灭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

8月12日　新华社发表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次日，毛泽东函告新华社社长胡乔木：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

8月13日　和朱德复电陈明仁：“未文电[200]敬悉。湖南举义，遐迩欢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领导有方，为功极大。贵主席主持之过渡时期省政机构极为必要，仍应行使职权，借维秩序，并利号召。尚望贵主席团结所属，再接再厉，弟等则嘱中共人员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推诚合作，以利革命事业之推进。至人民省政府之建立，当俟军事有进一步发展，并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商酌，然后办理较为适宜。贵主席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教。”

同日　下午，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作简短讲演，庆祝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他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依北平的情况来说，大约几个月后就可以这样做了。这样做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们加紧准备。”讲演号召北平市人民，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的特务分子以外，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会上，毛泽东取出一封随身带来的未署名的市民来信（向他反映物价高涨、捐税多和失业多等问题），当即交代表会议处理。

8月14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评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社论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国内一部分具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社论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社论号召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要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请对发行公债问题[201]加以说明：“（一）二千四百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二千四百亿元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四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十一月起还本付息，三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十五日，陈云复电中央，对发行公债的数额、用途、利率和还本付息的时间等问题作了说明。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陈云并告饶漱石、陈毅电：“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同时，请饶、陈试探民建[202]方面资本家的意见，电告我们。”经中共中央讨论研究，十二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务院通过决定，从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起发行人民建设折实公债，第一期发行一万万分（每分之值按当时物价计算约等于一万二千元旧人民币），计一万二千亿旧人民币。

8月16日　和朱德复电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暨全体起义将士：“接读八月五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全世界公认的定局。”“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中国人民而奋斗。”

8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萧劲光、王首道、金明、高文华、袁任远、周礼[203]电，提出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等四机构主要领导成员名单和人员配备原则，征询他们的意见。经过多次磋商，湖南省四机构先后成立和改组。十九日，长沙市军管会成立，萧劲光为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为副主任。二十九日，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扩大改组为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程潜为主任，黄克诚为副主任。三十日，湖南军区成立，萧劲光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陈明仁、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金明、唐天际为副政治委员。九月一日，湖南临时政府成立，陈明仁为主席，袁任远为副主席。

8月18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致电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代表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说：“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二十七日，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主席阿合买提江，新疆省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伯克，民族军副总指挥达力立汗，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不都克里木，新疆中苏文化协会罗志等五名代表，前往北平出席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对遇难烈士表示哀悼。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再评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社论揭露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侵略政策。社论指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8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指出：“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极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兹规定：（一）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二）会期，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三）每次解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四）代表应固定为半年改选一次，连选者得连任。在六个月内，不称职者临时改换，未吸收者逐步增加。（五）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报告和决定的任务。（六）此指示转达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一切城市勿误。（七）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

同日　复信江庸[204]：“大示敬悉。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俊人[205]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许先生事[206]，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

8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电：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该命令中说：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207]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放全川问题。

8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告知上海产业界提出国内可生产的工业品，请东北尽量在国内采购，勿再由苏联输入，并反映有大量苏联花布在平、津倾销。电报指出：请你们加以注意，使上海民族资本家有出路，并将东北过去及现在与友方交换物品的品名、数量电告。

8月22日　复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十九兵团何时向宁夏进军，待占领兰州后看情况决定。如果王震四个军确有把握占领青海，则十九兵团可在兰州休息十天或半月后即向宁夏，否则可略为推迟。入新疆部队至少休整一个月，必要时酌量增加休整时间，好作充分准备。入川部队待与贺面商后作最后决定，大体上以十八兵团入川是适宜的。

同日　关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并中共中央西北局：“傅作义、邓宝珊定于二十三日由北平动身去绥远。约定他们到绥远后，以两星期时间召集干部会议，宣布我党中央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成立双方合作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及绥远省政府。两星期后，傅、邓回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会后傅去绥远实行改编军队及政权系统，邓去甘肃。”“邓去甘肃的问题，已约定待贺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时，与邓见面谈好后，随贺一道去西北，张治中也须那时才能去西北。”

8月23日　为祝贺美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致电美国共产党中央主席福斯特和政治局委员丹尼斯，指出：“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分子，在美国反动势力高压之下，为着国际和平，为着美国工人和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着中美人民的真诚友谊，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是一个重要的鼓励和援助。美国的未来，不属于外强中干的美国反动势力，而属于你们和美国人民。”

同日　关于歼灭马步芳和攻占兰州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电，指出：“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励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8月24日　阅本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发表痛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208]后，批示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当天，写信给民建负责人黄炎培，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信中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二十六日，收到黄炎培的复信后，再致信黄炎培：“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对东北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的调整及分工，并指出：“据华北经验，政府机构中设人民监察委员会置于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对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有很大好处。”二十七日，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林枫兼监察委员会主任。

同日　收到王首道关于三个师已地方化的报告[209]后，复电王首道并告林彪、邓子恢：“八月二十一日电收到。我们欢迎此类简单明了的报告，而不欢迎冗长的沉闷的报告。”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并告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山东分局、华南分局电，指出：“（一）八月二十日电悉。望将各城各界人民代表会经验扼要电告。（二）务须催促各城开会每月至少一次。（三）各县应开县各界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可以选择若干开明绅士参加，讨论全县工作。大县代表二百余人，中县代表一百余人，小县代表数十人，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两天至三天开完。此事华东，华中，西北，南方各新区均可做。各老解放区更不待说。”

同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文中指出，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无论什么人，只要真正做到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谅解的希望。

8月26日　晨一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电：“二十四日电[210]悉。（一）如你们二十五日攻兰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二）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察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三）如二十五日不得手，则请照你们二十四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打城。如此，则须令对城防御之四个军或三个军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并须预计打援及攻城两战所必需的充分的时间，估计至少要半个月，多则可能要一个月或更多时间。（四）为了要筹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粮食及由西安接济食油、弹药及棉衣，请令十八兵团用全力向胡宗南军所在的空隙地区举行袭击，确保天水及西兰公路，以利运输。同时，在兰州附近周围二三百里区域有计划地筹措粮食。请西北局全力支持兰州前线的需要。”

同日　复电彭德怀：“（一）完全同意二十五日二十四时电的部署[211]。（二）六十二军暂留临夏，必要时亦宜令其移兰州参战。（三）务请注意筹足至少一个月的粮食、弹药，准备持久坚决歼灭两马。”同时，应彭德怀来电要求，毛泽东起草聂荣臻、薄一波致傅作义电：“我军正攻兰州，马鸿逵有向兰州增援模样。毛主席意见，如有可能，请兄电劝马鸿逵勿去增援，准备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如去增援，则马部和平解决机会将更少了。”本日，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余人被歼，其余守敌分别向永登、西宁逃跑。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电：“（一）你们过去对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现在你们已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已于八月二十四日给所属发了指示，你们因此就在此项问题上恢复了主动权。中央看了，极为高兴。除将你们电报转知各局各野外，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后一切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每月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二天就够，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有一个或二个就够。（二）各县要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办法照中央最近致华中局并告各局的电报办理。要各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领导办理，一改过去长期不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不良作风。此项全县各界人民会议，不论新区老区一律举行，新区在占领两三星期后即可举行，无须待乡村农会建立然后举行。举行此项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经过此种会议去发动农民群众。（三）上述两项请东北局、华北局、山东分局、西北局、华中局、华南分局一律遵照办理。各野前委注意研究和协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华中局，西北局电：“兹将彭真同志关于今年五月至七月的北平工作情况的报告[212]转发给你们作为研究材料，其中有些经验是各地可以采用的。”本日，写信给彭真：“八月十四日的报告收到阅悉，很高兴。已转各中央局参考。请你将此报告抄一份送给黄敬[213]同志看一下，并请你转告他，我希望他写一关于天津情况的报告给我，同时抄给华北局。”

8月27日　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毛泽东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而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则集中。

8月28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四评白皮书》。社论指出，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这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社论针对艾奇逊骂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指出：“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同日　下午四时，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到北平车站欢迎宋庆龄自沪抵平。晚上，设宴招待宋庆龄。

同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214]

8月29日　复信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来信[215]已悉。当付郭、茅、马[216]三先生审议，提出意见。现已接复信，特付上，请予考虑，并请回答你对于他们的意见之赞成，或反对，或修改的意见。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付范文澜、成仿吾、黎邵西[217]三位一阅，或者座谈一次，以集体意见见告为盼！”

同日　函告胡乔木，请找清末中国和美国订立的几个不平等条约，为写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社论时参考。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询问第四野战军的病员情况及解决问题的办法：“野司转来四十三军病员情况的电报已阅悉，甚为怀念。未知其他各军是否也有相似的情形。你们是否已采取统一的办法克服这个困难，即是说是否需要推迟进军的时间，以便使部队多得休息，及是否需要普遍增加伙食费，使战士恢复体力，请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8月30日　致电程潜：“八月十九日电示今日收到，敬悉。尊见极好，完全同意。当接陈子良[218]兄未皓[219]电时，我即复电（经中共湖南省委转）请他仍照前议兼领省主席，与尊意吻合。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请我公及仇亦山[220]、陈子良出席，共商国是，倘能命驾，无任欢迎。”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并告各野战军电，指出：“（一）兹将华北局未俭电[221]转给你们。请你们仿照此电，将你们区域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列举出来，指明哪些已开过各界代表会议，哪些还未开，会议开得好还是不好，你们处置如何等项报告我们。（二）老解放区村、区、县、省等级人民代表会议开会情况如何，新解放区县的各界代表会是否可以举行，均望电复。”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五评白皮书》。社论列举一八四〇年以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友谊”，还是侵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电：马步芳和马鸿逵分两路退却，且有退新疆可能。为此请你们考虑青海、宁夏两方面暂缓进兵，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如何？盼复。

9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指出：“（一）你们歼灭宋希濂的计划是很好的。（二）程子华兵团主力在澧州[222]、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223]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较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三）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九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劲光、程子华各部亦能于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则可与我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十一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

9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电：“同意你们未世亥[224]电作战方针，占领青海、宁夏及永登休整一时期再分兵西进。”并询问是否可于九月十五日以前占领青海、宁夏。三日，彭、张复电说：十五日占西宁有可能，九月底能占宁夏省会。四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向青、宁进军以适合情况解决问题，不使军队太疲劳为原则，早一点迟一点都可以。”“宁夏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请考虑利用马鸿宾，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宁夏人少地狭，马部军政党可能有二十万人，加上十九兵团十万人，粮食问题必甚严重，请预为筹备。”据此，第一野战军在解放兰州后，以第一、第二兵团进军青海，进行河西地区追击作战，求歼马步芳残部。以第十九兵团发起宁夏战役，攻歼退守宁夏的马鸿逵部。

9月3日　关于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问题，致电饶漱石：“陈云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须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225]，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9月3日—11日　修改、审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并写了若干条批语。三日，毛泽东看过纲领草案后，给胡乔木写的批语中说：“题应是《共同纲领》。”后来，又在审稿时改写了三段话：（一）“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的地方政府及军事集团，如有愿意停止战争，承认错误，要求和平解决者，可以按照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大意，用和平方法解决之。”（二）“鼓励并欢迎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爱国分子及国民党残余力量统治区域的人民群众组织响应人民解放军，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维护社会秩序及保护国家财产的工作。”（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权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二十九日正式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二章“政权机关”第十二条中，采用了毛泽东改写的第三段话。

9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电，转发察哈尔省委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的报告，要求各地研究他们的经验，指出：“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会议之前由党委（市委、县委等）召集代表中的党员开会一次，决定方针。”

同日　函告周恩来、聂荣臻：“程潜九月二日抵汉，四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到平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周恩来当即提出具体安排计划送毛泽东阅后，即交聂荣臻办理。七日晚十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一百余人到车站迎接。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和宴请程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参加会见和宴会。

9月5日　致电在长沙的陈明仁：“吾兄参加新政协已获筹委会通过。倘能命驾极表欢迎。”十日，陈明仁到达北平。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等到车站迎接。

9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电：“同意你们所提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并将此电转发各局、各野研究照办。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问题，自西北局提议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认为有益无害。而不召开各界代表会，要等到农协在乡村中建立了基础，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中央复电（载在《政策汇编》）那样，则是很不利的。事实上，县的许多大政方针，例如剿匪，反霸，借粮，征粮，救济灾荒，修理堤坝，推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协，减租减息问题，恢复和发展县范围内的工商业及文化教育问题，推行人民币及县的财政金融问题等，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会，长期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至于区乡，则照你们意见召开区的及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

9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前线各野战军负责人、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电，祝贺各军事前线连续告捷。全文如下：“我各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奉命出师，向南方及西北各省大举进军以来，业已四个多月。除完成第一步计划，解放江苏、安徽、浙江各全省，江西的东北部及北部，湖北及陕西的大部，山西及豫北的残余敌占区，山东的青岛地区，共消灭数十万敌军，解放数千万人民以外，又复继续前进，解放甘肃及青海的大部，湖北的一部，湖南的中部、北部，江西全省，福建的大部，渤海的长山列岛，包括长沙、福州、兰州、西宁四个省城及赣州、常德、宜昌、天水诸重镇在内，消灭了大批敌军，解放了广大人民。在此期间，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站在人民方面，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我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诸省的人民解放军在各该省的胜利发展，极大地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后方。我各路人民解放军军行所至，全体人民同胞及各界民主人士表示热烈欢迎，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帮助。其中，有甘肃的青海的回民同胞，和汉民同胞一样，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帮助人民解放军。我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长途远征，冒着酷热的气候，以无比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为解放全国人民、统一全国领土的伟大的神圣的志愿所鼓舞，以短促的时间，完成了巨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慰问。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新的军事政治任务，为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并告林彪、邓子恢电，指出：“（一）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二）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三）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226]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227]、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邓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叶剑英、聂荣臻任职问题的新闻稿，全文如下：“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9月9日　关于攻歼白崇禧部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电：“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十三日起，在林彪、邓子恢指挥下，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采取大迂回方针，分三路南进，并于十月六日至十六日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禧第七军、第六十八军等部四万七千余人，解放衡阳、宝庆、芷江、大庸等城，为尔后进军广西和第二野战军入川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10日　关于同新疆当局接洽和平谈判事，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在新疆伊犁的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电，指出：“如（伊犁当局将迪化当局所提问题向我方征求意见时，你可以表示：（一）新疆问题的解决方案各方均可以提出，但最后须取决于北平中共中央；（二）谈判地点在兰州，中共中央的负责代表为彭德怀将军；（三）如迪化当局愿派去代表去兰州谈判，我们表示欢迎。”并要求彭德怀、张宗逊电台于十二日开始同伊犁邓力群电台联系通报。本日晨八时，又为中央起草复邓力群电：为了快点同迪化当局接上头，你可以于日内进驻迪化，并迅即架设电台通报。邓力群随即从伊犁秘密前往迪化，同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包尔汉、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商谈新疆和平解放问题。

同日　约见张治中。谈话时毛泽东说：解放军将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你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叫他们起义为好。还说，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张治中答道：我早有此意，不过我在五月间曾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我的情况以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同他们取得联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犁负责的邓力群。十一日，张治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电陶峙岳、包尔汉，希望他们为革命大义，为新疆和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同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阵营。

同日　复电彭德怀，指出：“集中注意力争取于十一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由你们自己做准备的事项，请你抓紧进行，除帐篷、水壶、粮食外，你未提皮衣、皮帽、毡鞋，这些是很重要且须立即准备的，是否需要我们帮助你们办皮衣，要多少，请即告。”“陶峙岳、赵锡光[228]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本日我们邀请张治中正式谈了，请他帮助解决新疆的问题，并在新疆方面担负工作任务（尚未提到具体职位），他表示愿意听候驱策，做什么事也可以。”我们认为，应设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辖西北五省，以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赵寿山、张治中、邓宝珊四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兰州或西安；以张治中为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王震及少数民族的二人至三人为副主任（或须加上陶峙岳），以为新疆的过渡机关。

9月11日　托去湖南长沙探亲的朱仲丽[229]看望杨开慧的母亲及杨开智夫妇，并带去书信。信中说：“托朱小姐来看你们。皮衣料一套，送给老太太。另衣料二套，送给开智夫妇。”

9月1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叶剑英、陈赓电：“八日电[230]悉。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电：“（一）同意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二）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231]、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以遵义为中心）。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电，发去张治中十一日关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给陶峙岳的电报，让他设法转交，并告如陶有复电速转来为要。

9月13日　致电王首道：“湖南大学教授谭戒甫先生来函称，拟于交通全复时北上观光等语。此人是我过去认识的，教了几十年书，请派人调查其政治背景告我。并向他说明我的意见：交通全复时可以来北平游历一次，仍然回湘在湖大任教，不作在北平久居的打算。如果他是这个意思，我是欢迎他来平看一看的。”同时，复电谭戒甫：“惠函诵悉，极慰平生，交通全复时，倘愿北来游览一次仍返湖大任教，甚表欢迎。”

同日　修改聂荣臻、薄一波给傅作义的复电，修改后的电文中说：“同意来电所提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和三个步骤[232]，经过这些步骤，使绥远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区，使绥远军队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军。主席说，不论什么步骤和办法，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

9月14日　关于原绥远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出席政协会议的人员问题，起草薄一波致周北峰信：“毛主席说，绥远军政委员会贵方名单，除傅、邓、董、孙[233]四人外，还有些什么人，请电傅将军速即电告，以便在董其武通电发表后迅即发表”。本日，起草薄一波、聂荣臻致周北峰信：“关于傅、邓二先生出席政协会议事，本日毛主席说：如因工作关系，可以在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到达北平出席。如能在二十日到平则更好。在绥远军政人员表明态度后，董其武、孙兰峰可能被邀参加政协。北峰兄参加政协事，毛主席认为是可以的，当与董、孙一道向筹备会提出。等情特达，请转告宜生、宝珊。”十九日，董其武等在绥远通电起义。经新政协筹备会协商通过，董其武、孙兰峰和周北峰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9月15日　致电祝贺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道报》总编辑马赛·加香八十寿辰。

9月16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六评白皮书》。社论指出：“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的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社论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9月17日　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批准周恩来代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所作的筹备工作报告；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9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西北局电：“新疆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并获得和平解放以后，中央准备考虑成立新疆军政委员会，统辖军政财经各方面工作。除中共方面的人以外，拟请张治中、陶峙岳、包尔汉及伊犁方面的人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机关，彭德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兼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新疆省政府改组，包尔汉仍为主席，委员由中共方面及新疆各民族方面为主体，酌加张治中、陶峙岳方面的人。以上请你向包尔汉及迪化友人透露，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电，告知：顷接傅作义九月十七日电称，宁夏马鸿宾到包头，说八十一军军长系其子马惇靖，与马鸿逵部系属两事。无论如何方式，只要解放军不打，能使八十一军成为人民的军队，他均乐于接受，请先停止作战，以便商谈。中央军委请彭、张即考虑处置办法电告。同时，毛泽东起草薄一波复傅作义电：“毛主席说：我们可以将马鸿宾部与马鸿逵部分别看待，但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前线而不能在北平。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宁夏不能独异。无论马鸿宾或马敦静[234]如欲解决问题，应速派代表至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找彭德怀司令员接洽，或到固原十九兵团司令部找杨得志司令员接洽。如马鸿宾能亲去兰州或固原一趟，则更好。彭德怀将军已知马鸿宾为人是和马鸿逵有区别的，他正想找马鸿宾接洽。如马能亲自去，或派代表去，必被欢迎，不会有任何危险。请傅宜生速为转知，以免误事。又西北前线对宁夏进军的时间已很迫近，宁夏代表应速去固原或兰州，不要再迁延了。”本日，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及其子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在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的进逼下，接受和平条件，率部在宁夏中卫县起义。

9月20日　和朱德致电原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及其领导下的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欢迎董其武等在绥远通电起义，指出：“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同日　函告薄一波，请他和聂荣臻在派往绥远促成起义的傅作义、邓宝珊到达北平时前往车站迎接。二十二日，傅作义、邓宝珊及孙兰峰到达北平。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电，指出：“蒋介石对新疆必然还要勾引，陶峙岳及其部下还可能观望一下，目前不要强陶立即派代表去兰州，因我军未入新疆，陶派代表去也不能立即解决问题。我们已通知陶派代表，至于是否派及何时派则由陶自己决定，不要催他，事实上新疆局面以暂维现状等待我军入新时解决为宜。”

9月21日—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9月21日　晚七时，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开幕会，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会议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毛泽东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同日　致信张治中：“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235]之弟）已由伊宁于十五日至迪化与陶、包[236]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237]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9月22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政协筹备工作经过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经过的报告。董必武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中说：“国家的名称问题：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238]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239]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为欢迎来访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意大利参议员斯巴诺举行的宴会。

9月23日　复电彭德怀：“宁夏与绥远无关，你们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酌量保存马鸿宾部，照我军制度改编。”

同日　阅包尔汉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的来电，复电包尔汉：“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同日　下午，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发言。

同日　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举行宴会，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李书城、李明灏、刘斐、陈明仁、孙兰峰、李任仁、吴奇伟、高树勋、张轸、曾泽生、何基沣、刘善本、林遵、邓兆祥、左协中、廖运周、李明扬、张醁村、黄琪翔、周北峰、程星龄等二十六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应邀作陪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聂荣臻、罗瑞卿、邢肇棠、周保中、赵寿山、张学思、杨拯民。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同日　应沈雁冰的要求，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并复信说：“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9月24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会议继续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发言。会上，毛泽东接受新疆代表团团长赛福鼎献给的新疆维吾尔族服装，并走到主席台前穿上，同新疆代表们一一握手。随后又接受西北回族代表的献旗，旗上用回汉两种文字写着“中国人民的舵师”。

9月25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会议继续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发言。会上，毛泽东接受北平市妇女和儿童代表献花。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协商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周恩来、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在讨论中，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这次座谈会上，除国徽一项决定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均获一致意见。

9月26日　晨三时，函告周恩来：“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否则明天即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同日　关于解决新疆问题，复电彭德怀并告西北局：“你们应确切地于十一月一日或十月以前准备完毕（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现洋、钞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以便在十一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

9月27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大会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讨论和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一九四九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的大团结。

9月28日　和朱德复电陶峙岳、包尔汉，欢迎他们率领新疆军政人员于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先后通电起义，指出：“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9月29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大会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的名额；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及报告中提出的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协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否认国民党政府所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等议案。

同日　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

9月30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会议选举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大会还通过《给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下午六时，出席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泽东和出席会议的各单位首席代表执锨铲土，为纪念碑奠基，表示对先烈的崇敬。

————————————————————

[1] 指崔载之，当时任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

[2]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声称，要在保存中华民国的宪法、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愿与共产党商谈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3] 林彪、聂荣臻1949年1月8日15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张东荪、周北峰昨晚抵此。据张谈，傅对张表示以下几点：（一）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如同意此方针，双方派代表协同拟定具体办法。

[4] 指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5] 周，指周北峰，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土地处处长，是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张，指张东荪。

[6] 刘厚同，当时是傅作义部少将参谋、高级军事顾问，曾是傅作义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读书时的老师。

[7]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是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全权代表。

[8] 傅作义1949年1月9日通过北平《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转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有关部队问题，“亟需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须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订”。

[9] 指1949年1月1日天津市参议会派出的4名代表同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员刘亚楼的谈判。刘亚楼在谈判时提出4点：（一）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解放军甚盼和平解决，借免遭受战争破坏。（二）一切天津国民党军队，应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保证这些军队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去留自便。（三）人民解放军停战24小时，等候天津守军的答复。（四）如果天津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人民解放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领们应当担负使天津遭受战争破坏的责任，而受到严厉惩罚。

[10] 子删，即1月15日。

[11] 寅世，即3月31日。

[12] 指蒋介石在1949年1月1日《新年文告》中提出的关于和平谈判的5个条件：“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13] 指毛泽东为林彪、罗荣桓起草的致傅作义公函（又称致傅通牒），敦促傅作义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

[14] 邓、周，指邓宝珊、周北峰。

[15] 斯大林1949年1月14日致电毛泽东：“目前你留在中国是很必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立即派遣一位政治局的负责的委员到你们那儿来”。

[16] 林彪、罗荣桓1949年1月19日给中共中央军委转去的第4纵队政治委员莫文骅的报告说：我与北平出来谈判之代表见面，他们之中以何思源为首，谈话中表示要给傅作义一条路走，不要逼得太紧，双方代表谈判应和平解决，以免北平打坏了，并要求见叶参谋长。我已将总部指示向北平出来之10个代表提出，当时大家认为满意，干脆、很宽大，特别是傅部撤出城外听候改编及保障其本人、军官家属财产安全。谈话后已将代表全部送回北平。

[17] 叶，指叶剑英。

[18] 李克农，当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

[19] 黄绍竑，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委员、立法委员。

[20] 李，指李宗仁。1949年1月21日任国民党政府代理总统。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4月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22] 苏静，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是人民解放军方面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人员。

[23] 傅、邓，指傅作义、邓宝珊。

[24] 第13军、第94军，为驻北平的国民党军中央系部队。

[25] 指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26] 郭宗汾，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当时是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曾任以阎锡山为主任的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在北平有电台同阎锡山联系。

[27] 吴克坚，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在上海负责党的隐蔽战线的情报联络工作。

[28] 刘仲容，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参议。在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团后，李宗仁、白崇禧派遣刘仲容秘密到解放区同中共方面联系。这时刘到达上海，同中共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29] 徐冰，当时任北平市副市长。

[30] 甘介侯，当时为李宗仁私人顾问。

[31] 指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由当时南京人民和平促进会组成，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1949年2月6日至11日代表团以私人资格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方面商谈国是。在北平期间，叶剑英等曾两次同他们接谈。

[32] 左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处长。钟天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水利部部长。

[33] 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潘自力，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34]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9年2月9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总前委2月8日会议讨论的渡江作战计划。

[35]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山东军区所属鲁中南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3月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曾希圣，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国统区工作部部长、中原军区副参谋长。

[36] 张际春，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7] 这里指辽沈战役。

[38] 指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39] 林彪、聂荣臻1949年2月8日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关于北平出城部队的改编问题，我们意见拟尽量争取将傅全部军队一概大合编。如傅要求保留他的军队之一部，则亦可保留他1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或1个军，中央军则一概编散。我们觉得保留敌方建制部队愈少愈好，对全国影响来看，似亦不宜树立保存敌兵力的范例。平津战役总前委1949年2月14日15时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今天与邓宝珊谈，复向其说明必须使这些军队真正变为人民军队，企图保持私人势力的任何打算都是对人民不利的，我决坚持不变。关于编组区分，决定将92军及16军全部和13军之89师拨华北两兵团及7纵改编，余统由东北野战军负责改编。

[40] 指上海和平代表团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

[41] 李、白、张、邵，指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

[42] 甘泗淇、阎揆要，当时分别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

[43] 指即将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44] 邓兆祥、陆荣一，当时分别任重庆号巡洋舰舰长、副舰长。1949年2月25日，邓兆祥率领该舰全体官兵在上海吴淞口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

[45] 华大，指华北大学。

[46] 指以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

[47] 指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所属部队，司令部政治委员钟赤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

[48] 齐燕铭，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兼第1室主任。

[49]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必读的12本马列主义著作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50] 东西黄水，地名，指东黄水、西黄水。

[51] 丑有，即2月25日。

[52] 张震，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

[53] 指浦口、浦镇。

[54] 陈毅、谭震林1949年3月19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延至4月16日为宜。

[55] 萧劲光、陈伯钧、解方、潘朔端，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司令员、参谋长、副参谋长。

[56] 李达，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

[57] 皓辰，即19日辰时。

[58] 陈毅、邓小平、谭震林1949年3月26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军委预定发起渡江战斗的4月13日，正值农历3月16日，月光通宵，突击队无法荫蔽，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战斗，甚为有利。

[59]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的，1949年4月1日上报中共中央军委。纲要指出：这一战役的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和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的东线第8、第10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谭震林指挥三野的西线第7、第9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以上两路归粟、张统一指挥。刘伯承指挥二野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总前委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主持全局。

[60]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1949年3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关于攻占太原的作战方案：准备第一步打敌外围据点，占领攻城有利阵地。第二步攻城，具体部署是：以第20兵团附第7军一部歼灭北郊之敌，尔后由大、小北门攻城；以第19兵团附晋中军区3个旅歼灭汾河西岸之敌，尔后由大南门攻城；以第18兵团附第7军主力先佯动配合，再歼东郊之敌，尔后由大东门攻城。攻击时间定于4月15日开始。

[61] 仓子埠，今湖北新洲县仓埠镇。

[62] 支，即4日。

[63] 彭德怀在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于1949年3月28日到达太原前线。

[64] 贺龙，当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习仲勋，当时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65] 廖昂，原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整编第29军整编第76师师长。1947年10月11日在清涧战斗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66] 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当时分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监察院院长、总统府国史馆馆长、立法院院长。

[67] 卢郁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长。

[68] 李宗仁1949年4月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自他主政以来“政府谋和之诚意”，重申“谋和之决心”。

[69] 张文白，即张治中，字文白。

[70] 卯删，即4月15日。

[71] 1949年4月10日，总前委复电中共中央军委：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同日，粟裕复电中央军委：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将发生以下困难：（一）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驶困难，因此以现有船只渡江，每次渡江人数势必减少三分之二；（二）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阔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10兵团方面只能作为钳制佯动方向；（三）粮草困难，尤以烧草。同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复电中央军委：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72] 张群，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73] 张、邵、章，指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

[74] 指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屈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

[75] 顾，指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

[76] 卯哿，即4月20日。

[77]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78]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1949年4（卯）月14（寒）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自赵承绶等同赵恭所派之杜某会面后，太原敌方并无回音，而封锁更严；我军太原战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如16日与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

[79] 陈谢，指陈锡联、谢富治，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80] 宋郭，指宋时轮、郭化若，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81] 王谭，指王建安、谭启龙，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82] 杨苏，指杨勇、苏振华，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83] 杨成武、唐延杰、李天焕，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

[84]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1949年4月24日在致中共中央军委的两次电报中提出：太原解放，太原作战结束，请军委对参战的3个兵团之整训时间、行动任务及指挥关系确定见示；拟公开宣布阎锡山部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4人为战犯，并于缉拿后公审正法。

[85] 1949年4月29日，被围困在大同的国民党军一万余人，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大同和平解放。

[86] 西野，即第一野战军。

[87] 粟裕、张震1949年4月29（艳）日晨致电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各军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逃向杭州被我逼入郎溪、广德山区之敌5个军已大部被歼灭，以及肃清郎溪、广德残敌和占领杭州的部署，并提出要作好接收上海的准备。

[88] 华野，即第三野战军。

[89] 中野，即第二野战军。

[90] 总前委1949年4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根据进占南京的经验，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就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建议推迟进占杭州、上海的时间。

[91] 谭、王、吉，指谭启龙、王建安、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政治委员、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92] 周，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浙江警备司令部司令。

[93] 辰灰，即5月10日。

[94] 辰灰，即5月10日。

[95] 辰删，即5月15日。

[96]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97] 刘金轩，当时任西北军区所辖陕南军区司令员。

[98] 萧克，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

[99] 衡州，今湖南衡阳。

[100] 黄华，当时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

[101] 司徒，即司徒雷登。

[102] 傅泾波，当时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

[103] 何柱国，曾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这时正在杭州治疗眼疾。

[104] 周保中，当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105] 林彪、萧克1949年5月16（铣）日13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请示43军渡江以后，是直接向九江、南昌前进，还是暂时停止蕲春以南等候接收南昌的干部到后再进南昌、九江。

[106] 马寅老，即马寅初，经济学家、无党派民主人士。当时是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107] 李达，哲学家，当时任湖南大学教授。

[108] 辰有，即5月25日。

[109] 邓、饶、陈，指邓小平、饶漱石、陈毅。

[110] 辰世，即5月31日。

[111] 巳东，即6月1日。

[112] 采取这种战法的结果，让汤恩伯率五万余人从海上逃走，对于尽量避免上海在战火中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13] 谭政、陶铸，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114] 指黄波拉，黄绍竑的侄女。1949年初，她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仓促离开上海，到达北平后食宿等发生困难。为此柳亚子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她以帮助，毛泽东即派秘书对她一家作了安排。

[115] 孙先生衣冠冢，指北平西山碧云寺内的孙中山衣冠冢。

[116] 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

[117] 粟裕、张震1949年5月22（养）日午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请示关于第三野战军入闽部队可否提早出动。

[118] 张轸，原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1949年5月15日率部二万余人在武汉以南之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19] 聂鹤亭，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副参谋长。

[120] 萧劲光、陈伯钧、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副参谋长。

[121] 第一野战军1949年5月15日发起陕中战役后，于20日解放西安，又以一部攻占了凤翔、宝鸡等地。为使主力集结，准备西进攻打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张宗逊、赵寿山曾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部队拟暂时进行休整。

[122] 胡，指胡宗南。马，指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副长官。

[123] 西府，指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古称凤翔府。

[124] 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

[125] 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126] 辰俭，即5月28日。

[127] 指刘少奇1949年5（辰）月31（世）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刘少奇在电报中列举了他在天津视察期间发现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的表现及其危害：“有些干部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东北城市工作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查并纠正。”

[128] 指罗隆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129] 彭德怀在1949年6月8（齐）日电中报告，陕中战役后，马步芳、马鸿逵部联合胡宗南部约二十余万人正向泾渭间集中，准备向第一野战军实施反攻，阻止我军前进，并提出拟适当诱敌深入、包围歼灭的作战部署。

[130] 宁马，指宁夏的马鸿逵部。

[131] 傅连，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后勤部总卫生部副部长。

[132] 张鼎丞，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这时准备率华东南下服务团去福建。

[133] 周骏鸣，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参谋长。

[134] 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将“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

[135] 林彪等1949年6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鄂南、赣北粮食问题严重困难，6月初四野主力停止于长江与襄河以北就粮和休整，以待粮食的筹集，准备在本月底或7月初再出动作战。

[136]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1949年7月任第二书记）、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137] 朱早观，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138] 指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和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

[139] 指许光达任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

[140] 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

[141] 中共上海市委1949年6（巳）月18（巧）日致电中央，说：上海英美报纸和新闻单位散布国民党退出上海时在长江口布设了水雷的谣言，恐吓群众，上海市军管会将责令英商《字林西报》等英美报纸公开承认错误，并给以严重警告。

[142] 林、邓，指林彪、邓子恢。

[143] 中共中央华中局1949年6月11日关于新区城乡工作进行步骤问题致电中央，电报中说：我们考虑按照华中各省具体情况及最近时期经验，似应将工作重点先计划放在乡村，然后再直接发展城市生产，但各时期皆采取城乡兼顾。拟这样来规定华中工作方针：贯彻七届二中全会以城市为中心的正确的总方针，根据华中有别于东北、华北（皆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了乡村的反封建斗争，而大城市人口及工业又均较大）的实际情况，应经过3个步骤。这3个步骤的总精神是，先创造发展城市的前提条件，然后直接发展城市。第一步，接管城市，特别要接收好城市，这一步所需时间是比较短促的。第二步，在党的全部工作中是以最大力量进行乡村改革，从反匪、反霸直至完成土改，这一步的任务须用两三年的时间。第三步，是直接以最大力量发展城市，同时也兼顾乡村。

[144] 这两篇文章中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捣乱和破坏活动，不少地方的国家工矿企业接连发生火灾和被毁事件，要求提高警惕，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

[145] 彬、长，指陕西彬县、长武。

[146] 宝、凤，指陕西宝鸡、凤翔。

[147] 王治岐，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119军军长。

[148] 泾、凉，指甘肃泾川、平凉。

[149] 陶铸，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50] 雷经天、曾生，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两广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

[151] 王首道，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政府主席。

[152] 指1949年6月程潜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递送的备忘录，表示愿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国共和谈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

[153] 李明灏，当时任华北军政大学第3总队总队长。大革命时期，程潜在广州任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兼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时，李任该校教育长。北伐时，程潜任第6军军长，李任该军第17师师长等职。李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员。早同中国共产党有秘密联系。1948年11月初，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经香港秘密进入华北解放区。

[154] 魏金水、朱曼平当时分别任闽粤赣边纵队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155] 程颂云，即程潜，字颂云。

[156] 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1949年7月12（文）日午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第一野战军为消灭渭河两侧之胡宗南、王治岐部，已于11日发起扶（风）眉（县）战役。

[157] 指曾生任司令员的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两广纵队，当时共辖两个师。

[158]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湘鄂边绥靖司令部司令官。

[159] 指暂归陈赓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的第43军。

[160] 彭德怀、张宗逊1949年7月14日致电贺龙、习仲勋并报中共中央军委，为追歼青海的马步芳部和宁夏的马鸿逵部，准备以第1、第2兵团出陇县，截击陇东；估计两马将总撤退，准备以第19兵团沿西兰公路猛追。

[161] 褒城，今分属陕西勉县、南郑县。

[162] 指秦岭山脉以南的陕西汉中、勉县、南郑地区。

[163] 林彪、邓子恢、赵尔陆1949年7月17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华中地区的部署是：以5个军入广西，以3个军留湖南，对付宋希濂，维持湘桂和粤汉交通与肃清土匪并担任群众工作，江西留6个师维持交通与肃清土匪，1个军留河南，从该军抽1个师在襄樊地区肃清土匪，陈赓、邓华两兵团目前即向广东出动。

[164] 邓华，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司令员。

[165] 南始，指广东南雄、始兴。

[166] 陈云1949年5月受中共中央委托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7月12日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当时正准备前往上海筹备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的财经领导干部会议。

[167] 张表方，即张澜，字表方。

[168] 龙云，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昆明行营主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蒋介石武力相逼失去在云南的权力，调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48年12月出走香港。

[169] 卢汉，当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率部在昆明起义。

[170]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湖南省委，随第四野战军南下。长沙和平解放后，湖南省委于8月20日同长期坚持秘密斗争的湖南省工委合并，组成新的湖南省委。

[171] 李六如，当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东北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172] 彭德怀1949年7（午）月20（哿）日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在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损失共约五万人以上。现青宁马步芳、马鸿逵部各3个军退守平凉、泾川、陇县地区，配备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10个军，准备7月26日开始攻击。为顺利完成主席6月27日指示，解放甘、宁、青3省全部，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夏入新疆。

[173] 甘、凉、肃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酒泉。

[174] 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

[175] 平凉战役，即陇东追击战。

[176] 中共中央华东局1949年7月19日给浙江省委指示电中提出的几点意见是：（一）省委计划在7、8、9三个月内完成5项任务，应特别注意到不违农时及照顾农村生产的中心任务，其他工作均应与生产任务相结合。（二）在进行农村工作时必须逐步展开，防止强迫命令及大呼隆作风。（三）老区经验不一定都适用于新区，介绍时必须很好地审查和选择。（四）新区地主、富农不准私藏枪支、弹药。

[177] 沈发藻，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编练司令部司令。

[178]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1949年7月23日24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目前正值三伏季节，主力部队决在三伏天内不作大的行动，各部将进至指定地点休整。但为了扩大占领区及便利尔后之进军，在三伏天内应以抢占地盘，调整部署为主要指导方针，各兵团均须派出先遣师压迫敌人向东退。

[179] 指江西龙南、定南、全南。

[180] 应为广东仁化。

[181] 叶、张、陈、邓，指叶剑英、张云逸、陈赓、邓华。

[182] 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团员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949年6月21日自北平启程赴苏联访问，26日到达莫斯科。

[183] 胡琏部，指胡琏任军长的国民党军重建的第18军。

[184] 张爱萍，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85] 柯兄，指柯瓦廖夫，原任苏联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中长路苏方负责人。1949年4月从东北到达北平，后接替阿洛夫任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186] 张学思，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副校长。

[187] 中国大学，即后来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

[188]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副校长胡锡奎1949年7月26日在关于该校第一期教育经验总结中，介绍的经验是：平津解放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采取大量招收与严肃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思想教育，并让学生参加一定体力劳动的锻炼，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把改造思想作为理论学习的直接目的，逐步使学生确立革命的人生观。

[189] 高克林，当时任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绥远军区政治委员。

[190] 姚喆、王平，当时分别任绥远军区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

[191] 董其武，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6月同华北人民政府签订绥远和平协议。

[192] 杨植霖，当时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193] 班禅，指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194] 陶峙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部总司令。

[195] 指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政府。

[196] 杨开智，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的哥哥。

[197] 展儿，指杨展，杨开智的女儿。

[198] 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代理校长。

[199] 虞，即七日。

[200] 陈明仁1949年8（未）月12（文）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建议取消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的临时性质的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人民政府。

[201] 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于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陈云和华东局就这次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控制市场物价，拟在城市和新区的农村市镇发行公债2400亿元（旧人民币）。

[202] 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

[203] 金明、高文华，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袁任远，当时任湖南省临时政府副主席。周礼，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1949年8月20日任新组建的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204] 江庸，法学家。当时是上海江庸律师事务所律师。

[205] 颜俊人，即颜惠庆，字骏人。

[206] 指江庸向毛泽东推荐法学界的许藻镕一事。

[207]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川鄂边绥靖公署主任。

[208] 这个声明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声明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209] 王首道1949年8月21日给毛泽东，林彪、邓子恢的报告如下：“一五八师（原属四十六军）已归长沙分区。一六〇师（原属四十七军）已归常德分区。一六二师（原属四十九军）已归益阳分区，现尚在河南。”

[210] 彭德怀、张宗逊1949年8月24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决定集中3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25日晨开始攻击兰州。

[211] 彭德怀1949年8月25日24时致毛泽东的电报说：攻城部队25日拂晓对兰州守敌发起攻击，与敌恶战一天，敌我伤亡相等。马鸿逵部4个军八万人左右，正倾巢援兰州，似有放弃宁夏模样，如能经过傅作义迟延宁马10日或半月出动，对我有利。根据上述情形，我军拟留62军停临夏，一、二两军东移，参加攻击兰州之敌及便于适时打击增援兰州的宁夏马鸿逵部。

[212] 指彭真1949年8月24日给毛泽东并告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报告中介绍北平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是：通过举办工业展览会，邀请各地代表参观，借以了解彼此供求关系；贸易公司、合作社及银行采取先给农民以工业品，秋后再收回农产品的形式，开展城乡贸易；贸易公司、合作社以原料换成品、委托加工、收购成品、代销成品等方式，取得了大量的农民和市民所需要的工业品；开展城乡和内外的贸易，必须以公营企业和合作社为领导骨干，团结和指导有经验的正派商人，共同和分头担负此项任务；在劳资关系方面，由劳资双方签订集体合同的方式，解决劳资纷争，特别是通过宣传党的“四面八方”政策，并实际解决原材料、市场问题以及给以其他可能与必要的扶助，安定资本家的情绪。

[213] 黄敬，当时任天津市市长。

[214]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题词的时间，据海军政治部的说明，是在1949年8月28日或者9月。

[215] 指吴玉章1949年8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信。

[216] 郭、茅、马，指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马叙伦。

[217] 范文澜、成仿吾，当时均任华北大学副校长。黎邵西，即黎锦熙，当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中文系主任。

[218] 陈子良，即陈明仁，字子良。

[219] 未皓，即8月19日。

[220] 仇亦山，即仇鳌，字亦山，湖南知名人士。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

[22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49年8（未）月28（俭）日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

[222] 澧州，今湖南澧县。

[223] 黄杰，当时任重新组建的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第1兵团司令官。

[224] 未世亥，即8月31日亥时。

[225] 指南京、上海、杭州解放后所裁减的旧人员。

[226] 指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陈赓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邓华兵团）。

[227] 宝庆，今湖南邵阳。

[228] 赵锡光，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疆省警备总部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

[229] 朱仲丽，湖南教育界人士朱剑凡的女儿。朱剑凡同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曾一起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周南女校，毛泽东曾寄宿于该校。

[230] 叶剑英、陈赓1949年9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华南分局赣州会议制定的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提出依照中央军委意图先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现属韶关市）、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因第4兵团与第15兵团相隔过远，为求得同时展开，齐头并进，实行钳形合围，必须先行集结预定地区，9月底集结完毕。

[231] 叙府，今四川宜宾。

[232] 指傅作义1949年9月11日致薄一波、聂荣臻电中提出的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三个步骤。四项原则是：（一）坚决团结，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数干部均可成全；（二）肃清特务，使不能散布反动宣传，发生破坏作用；（三）纪律不好的小单位，需妥慎安排，以免操之过急，流为地方土匪盗贼，影响治安及生产建设；（四）军队逐渐整编教育，最后转入工农业生产。三个步骤是：（一）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即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完全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二）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立刻先恢复交通；（三）他们要求我保证他们，并要求由我负责教育整编，故于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成立军政委员会，拟再以几个月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并调整人事，逐渐将干部中进步的与落后的分开。

[233] 傅、邓、董、孙，指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

[234] 马敦静，马鸿逵的次子，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宁夏兵团司令官。

[235] 邓飞黄，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年8月参加湖南起义。

[236] 包，指包尔汉。

[237] 周、黄，指周嘉彬、黄祖勋，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120军、第91军军长。周为张治中女婿。该两军之残部在人民解放军政治争取下，于1949年9月24日在甘肃酒泉起义。

[238] 张志让，法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教授。

[239] 张奚若，无党派民主人士、法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

后记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从1985年开始撰写，经过反复修改和向专家征求意见，于1993年定稿付排。

本书在胡乔木的关心和指导下撰写，他审改了部分年谱稿。本书的撰写还得到李琦的指导。

主　编　逄先知：负责全书的修改和定稿。

副主编　冯　蕙：负责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年谱稿的修改；

姚　旭：负责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年谱稿的修改；

赵福亭：负责1893年至1927年7月和1935年1月至1937年6月年谱稿的修改；

吴正裕：负责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年谱稿的修改。

分段起草者：

蔡钊珍：1893年至1924年12月

张素华：1925年1月至1927年7月

黄允升：1927年8月至1934年12月

田逢禄、李捷、蒋建农：1935年1月至1937年6月

姜国珍：1937年7月至1939年12月

刘益涛：1940年1月至1943年12月

高　风、刘益涛：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

姚　旭：1945年8月至1945年12月

徐　焰：1946年1月至1946年12月

李兴仁：1947年1月至1947年12月

陈　廉：1948年1月至1948年12月

周炳钦：1949年1月至1949年9月

参加本书1985年以前的前期工作的有：廖盖隆、陈思明、钱家楣、薛培松、叶志如。参加本书工作的还有：汪裕尧、王玉璞。

应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聘请，国防大学派出姚旭等五位同志参加本书的撰写工作。

中央档案馆提供本书使用的档案材料。

许多老同志为本书提供了回忆材料。

参加本书审读的有：

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淇、刘经宇、李樾、王沛、张培森；军事科学院姚杰、傅吉庆、洪明、陈伙成；中央党校王渔、盖军、王仲清、李玲玉；国防大学张麟；中央档案馆齐得平、曹雁行、殷子贤；彭德怀传记组王亚志；陈毅传记组吴克斌；罗荣桓传记组黄瑶；兰州军区离休老同志成普；北京大学萧超然；厦门大学汪澍白；湖南韶山管理局高菊村；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唐振南；湖南社科院王兴国。

本室金冲及、力平、陈思明和周恩来研究组、刘少奇研究组、朱德研究组、邓小平研究组、综合研究组、科研局的有关同志。

1993年12月

修订后记

在逄先知主持下，冯蕙、熊华源对《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下三卷的正文和注释作了修订。

2013年11月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吴正裕　熊华源　黄允升　许　蕾

出版说明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记述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而充分地记录了他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和工作方法等。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这一探索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年谱如实地反映这一探索过程，既记述了毛泽东正确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理论、决策及所取得的成就，也记述了他的失误和严重错误及其所带来的损害和教训。从这部年谱中，还可以了解毛泽东在这27年间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具体到几乎是每一天的情况。

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因此这部年谱在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的27年间党和国家的历史。

这部年谱的编写，体现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采用客观记述方法，编写者不作评论。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内容十分丰富而翔实。

关于这部年谱的编写体例，作以下几点说明：

一、按年、月、日顺序记事，少数条目根据叙事的需要采用纪事本末的写法。具体日子考订不清的写旬，旬考订不清的写月，月考订不清的写季。用旬、月、季表述的条目，一般放在该旬、月、季的末尾，有的则视情况酌定。只能判定时间为某年的条目，一律放在年末。

二、记述谱主的活动，一般省略主语。

三、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与谱主有关的大事，均列条目按时间顺序写入年谱。

四、对人名、地名、事件、组织等，一般都作注释。相同的，原则上每一卷只注一次，放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其中，人名注释，主要介绍这一人物在所在卷的时间段内的职务。

谨以这部年谱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诞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3年12月

目录

出版说明
1949年　五十六岁
1950年　五十七岁
1951年　五十八岁
1952年　五十九岁
返回总目录

1949年　五十六岁

10月1日　下午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三十万军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按电钮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然后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群众游行队伍欢欣雀跃地高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毛泽东连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同日　为侨胞题词：“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

10月2日　晨，修改外交部部长周恩来(2)致各国政府的公函和新华社发表公函的新闻稿，批示：“立即发表，于本日见报。俄、英文广播，亦须立即发出。”晚上，收阅苏联政府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周恩来外长的照会。照会通知，苏联政府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10月3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苏建交的报告；研究苏联政府同原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原则立场，决定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任命王稼祥为中国驻苏联大使(3)。会议同意外交部发出声明，通知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馆，一律停止活动，听候交接。

同日　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报道苏联政府以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署名的照会电达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中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同日　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开幕。毛泽东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

10月5日　致电林彪(4)和中共中央华中局(5)并告湖南省委，指出：“程潜、陈明仁(6)按其现在的表现看来，似乎均有决心站在我们方面。”“你们根据陈部现有人数给以两个军六个师的正式番号是适当的，军委已决定给以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一四师至二一九师的番号。我已将此点向程潜、陈明仁、李明灏(7)三人谈了，他们同意这样做。”“十月十日左右，陈明仁、李明灏二人由此动身经汉返湘，请待他们到达谈清楚后，再定宣布及实行的步骤。”“为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其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我们认为如有可能，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白崇禧(8)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全省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而我们的地方部队，例如独立师、团等又可以集中时，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三个军。这对于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我向他们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也不好。省府改组亦宜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惟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程潜、李明灏都说湖南有失业军官十五万人之多，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我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致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电，指出：“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山东分局并告华东局电，指出：“国民党散布谣言，说王耀武、杜聿明、黄维(9)等均被我们杀了。为揭破此点，程潜、陈明仁、李明灏三人由京返湘路过济南时，将留济南一二天看一看王、杜、黄等人，并可能到泰山、曲阜浏览一下，请作准备，并妥予招待。”

同日　复信马叙伦(10)：“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早日恢复健康。”并在马叙伦请病假信上批示：“请林老(11)去看马先生一次，要他静养。会议暂不要邀他。”

10月6日　复电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福斯特、总书记但尼斯，感谢他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热烈祝贺。指出“美国共产党人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一个特殊光荣的地位”。

10月7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12)电，指出：“同意五日十二时电(13)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叶剑英、方方(14)并告华中局电，指出：广州军管会及广州警备机关名单除照你们所拟外，应加李章达、张醁村、吴奇伟(15)三个党外人士为军管会委员。你们拟定省政府名单时应注意吸收若干党外人士。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五月至八月的工作报告，起草给华中局、华南分局、二野前委、西北局、一野前委的批语，指出：“浙江省委这一报告很值得注意，务请你们加以研究，避免重犯错误。这一报告的写法也是很新鲜的。”浙江省委报告说：关于军事工作，对俘虏处理得很粗糙，没有经过审训就大批地遣散，造成了成群结队沿途抢劫，危害人民很大。关于会师工作，目前游击区党内不纯比较严重，而南下干部中，主要是过分夸大了这一面，存在对当地干部不信任及某些狭隘观点。

10月8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湖北省政府干部配备问题给华中局的电报稿。将其中“副主席及委员和厅长副厅长中最好能有若干民主人士担任”一句中的“最好能”改为“必须”；在电报稿末尾加写一句：“原名单中民主人士太少。”

同日　薄一波(16)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平解放绥远(17)问题时，传达毛泽东指示：“以我之人，加傅(18)之人，兴我之政。”

10月9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19)当选为副主席。会议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以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日。

同日　致电王首道(20)：“杨开智(21)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时，又电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10月10日　晚十一时，就如何占领广州和歼灭白崇禧主力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并告叶剑英、陈赓(22)电，指出：“十日七时电悉。（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23)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三）邓华兵团(24)及曾生、林平(25)等部独力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26)筹商电告。（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十一日晚十二时，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等并告叶剑英、陈赓电，指出：十一日十时电悉。“关于不要迫使广东之敌退入广西一点，我们认为也是对的，因此十五兵团暂时不应进攻广州。除以一部位于韶关、英德一带外，主力似应由英德以北向西南攻占德庆、高要一带，割断两广联系，使广州处于孤立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广州一带之敌在我十五兵团与曾生、林平等部东西威迫之下，有可能发生内变，向我接洽投降或改编。如果是这样，则我仍可能早日解放广州，这对于以干部及某些物资接济广西是有利的。”

同日　和朱德(27)致电“长治”舰(28)全体起义人员：“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行动。由于国民党军海军内的爱国官兵陆续起义，人民海军已在迅速发展。希望你们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建设中国人民海军和完成解放中国全境的伟大事业。”

同日　复电赵锡光(29)：“新疆和平解放，全国欣慰。望南疆驻军全体官兵，团结一致，为改造自己成为人民军队而努力。”

10月上旬　同刘少奇(30)、周恩来等研究并草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等机构以及政务院所属各部门的负责人人选名单。十月十三日晚，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负责人的人选名单。十五日，中共中央召集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协商政府各机构负责人的人选名单，并请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在十六、十七两日对这个人选名单进行研究，提出修正意见。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一届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并最后确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负责人的名单。

10月11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张宗逊(31)并告彭德怀(32)及中共中央西北局电，指出：“（一）昨日中央会议已决定十八兵团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33)同志统率入川。（二）向胡宗南(34)作战的兵力，除十八兵团外，尚须令刘金轩(35)部及七军予以配合。在占汉中一带后，刘金轩部除守卫汉中为中心一带地方外，是否以适当部分进入川边策应十八兵团，依那时情况再定。七军须准备进占陇南文、武、成、康(36)一带。（三）向汉中一带进攻的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请令有关各部于十一月下旬准备完毕”。

同日　复电彭德怀：“十日九时电悉。同意你约包尔汉(37)至酒泉商谈。”

10月12日　晨三时，复电林彪，指出：“因为据你们十日七时电，白崇禧全力增援祁阳以北之敌，该敌已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有在湘桂边界聚歼白匪主力之可能，故我们同意你们以陈赓兵团由现地直出桂林抄敌后路之意见。但据你们十一日十时电，敌原拟增援之兵力，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38)之线，并未北进。似此，无论祁阳以北地区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均有可能令其主力退至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背靠云贵，面向广西东北部及东部，采取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与我相持，我军虽欲速决而不可得。此时，因陈赓已入广西，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如我军向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迫进，则白匪退入云贵。如四野跟入云贵，则不能分兵解决广东问题。如四野不入云贵，则解决白匪的责任全部落在二野身上。因此请你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39)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确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为了使问题考虑成熟起见，目前数日内陈赓兵团以就地停止待命为宜。”

同日　晨六时，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方方、邓华、赖传珠，及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40)，指出：“（一）你们十一日二十一时电的意见很好。即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41)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二）祁阳以北被歼之七军、四十八军四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四十六军三个师，四十八军一个师及五十六军两个师（此军位于桂林、全州间），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此次被歼是出于白崇禧意料的）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三）二野五兵团请令其迅向贵州前进，并令十八军先出贵阳。”

同日　晨七时，致电陈毅(42)：“请邀集刘晓、粟裕(43)诸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三十人左右，于明（十三）日交我为盼。”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德怀、甘泗淇(44)并告西北局电，指出：“（一）伊宁民族军(45)必须有一人为新省(46)军区副司令，已见前电。（二）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他们已有此意，并要求我们派政治工作人员去。此事及应编师的数目及具体番号，待你至迪化(47)与民族军负责人商量后再定。（三）民族军应有一部开迪化，另一部开乌苏。此事待与赛福鼎(48)商量后，再告。（四）新疆党的领导机关应成立分局，同意以王震(49)为书记，徐立清(50)为副书记”。“自治区只有民主同盟(51)，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织），是否可以同盟负责同志数人临时参加分局会议，待考虑后再告。”

10月13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叶剑英、陈赓电，指出：“据香港十月十日电称，‘（一）据空军高级人员方面获息，蒋电李、白(52)，弃守广州，坚持广西；并表示，今后对李、白做法，当不予干涉。（二）据熟悉桂系的人说，桂残军如退入桂境，当会大部逃散，丧失战斗力。现白匪正大量廉价售卖枪支给地主，拟大量组织地方反动势力，并在桂东演习坚壁清野，连谷种都要毁灭’等语。请加注意，务不使粤敌逃入广西。”

同日　在林彪、邓子恢、谭政等十月十二日表扬第四十军、第四十一军和第四十九军歼灭白崇禧主力的电报上批注：“被歼灭者是七军两个师及四十八军两个师，地点在祁阳以北。消灭这些部队时白崇禧坐视不救，自己退到桂林，各军退到东安、零陵、冷水滩一带，听任七军、四八军苦战四天被歼干净。”同时，将此件批转程潜阅。

同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十八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歼胡(53)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泸(54)、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二野主力两个兵团，现到常德、湘潭之线，大约十二月可到川南。二野陈赓兵团本月可协同邓华兵团占广州，下月入桂协同四野主力歼白，大约明年一二月可入云南。”“担负西北任务的三个兵团，以两个兵团（即第一第二兵团）担任地方工作，另一个兵团（即十九兵团）待宁夏工作结束后，不担任地方工作，开至天水、宝鸡、潼关之线专门整训，作为国防机动兵力，以备不虞（此点在数月前已电告）。”“经营云、贵、川、康(55)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力群(56)电：“据彭德怀同志十月十二日电称：‘为了解自治区情况，及对自治军(57)给以适当照顾，请其派军事政治代表，乘中苏班机飞哈密，由我驻哈第二军派汽车送来酒泉，商讨自治军编制为国军及其他政策。这些事事先取得他们同意再办，似较稳妥。如认为必要，请通知邓力群同志转达’等语，请即转商是否可行并复。”

同日　为转发饶漱石(58)十月十一日关于在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来电，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电，指出：“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59)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同日　复电饶漱石：“松江会议成功，极为欣慰。”“请你抓住松江经验，要华东各地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出席若干县，取得经验，以利推广。”

同日　复信冯友兰(60)：“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同日　为上海市纸业革新促进会题词：“你们提倡由纸的商业转变为造纸工业，改良土纸及推广土纸使用范围，都是好的。你们用土纸抄写我的几篇文章，我是感谢你们的。现在我给你们写了几句话，但请你们不要用为广告。”

10月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于十一日到台湾；代总统李宗仁于十三日到桂林，不久又从南宁去香港。

同日　致电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大学教授罗仲言即罗章龙来信，申述他自被开除党籍后十七年中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的成绩，说他并无危害党和革命的行为。请派人至湖南大学调查是否属实电告。”

10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电，指出：“我军即入广州。你们可以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照前定名单（增加李章达、张醁村、吴奇伟三人）立即发表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就职布告，及广州市人民政府（叶剑英为市长，李章达及我方一人为副市长，朱光(61)为秘书长）的就职布告。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时再行追认。”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邓力群并告彭德怀电，指出：“自治区(62)军政代表至彭处谈话，第一步是询问情况，在彭对情况未明了前难于提出初步方案。此次出席政协的赛福鼎、阿里木江(63)二人，不久可由京乘飞机赴酒泉与彭见面，一切问题均可和赛、阿二人商谈。故自治区暂时可以不另派代表去酒泉，待赛、阿与彭谈话并回至伊犁后，如有必要再派代表为宜。”

同日　复信张仲实(64)：“杂志(65)名称，请郭沫若先生写为好。另写了一句话作为杂志创刊号的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我希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极大地发展和巩固起来”。

同日　发出由张枫(66)转卫立煌(67)的电报：“酉江电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卫立煌十月三日从香港致电毛泽东：“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10月16日　接受苏联首任驻中国大使罗申递交国书。致答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我相信，经过贵大使的努力，贵我两国的合作，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于共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同日　致电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表示德国历史的根本转变。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德国，曾经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心的德国，现在已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加入了人民民主国家的行列。

10月17日　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指出：“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四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

10月19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68)、郭沫若、黄炎培(69)为政务院副总理，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70)、薄一波、曾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71)、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72)为政务院政务委员，李维汉(73)为政务院秘书长；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74)为总参谋长，聂荣臻(75)为副总参谋长。会议还任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和委员，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员，并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同日　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指出：“你们准备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这一计划是很好的。”“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十二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率十八兵团则于一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根据你所说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很多。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76)等部，共有敌军十五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粮缺，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二十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十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刘、邓于明日或后日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三、五两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同日　复电彭德怀、习仲勋(77)，指出：“高凌云(78)仍当第二师师长。该师开回陕北与陕北伊盟部合编，加强战力，作为陕北伊盟警备部队，如此对外影响较好。左协中(79)在政协会后有进步，应在陕西给以适当位置（例如省府委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电：“你们十七日吸收李任仁(80)为广西副主任或副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云逸(81)正和李任仁谈此事。我军占领广西全省后还要物色其他民主分子参加工作。”

10月20日　主持召开中央军委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未解放地区进军和今后的建军问题，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研究小组，主持今后国防的研究设计事宜。毛泽东在会上就整个作战情况及部署等问题发表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对付帝国主义有两个中心：一是上海，一是天津。进军西南，由刘、邓三个兵团及贺龙一个兵团共六十万人承担，任务是解放云、贵、川、康。贺龙直下川北、川康边，刘、邓则从大别山到峨眉山，估计今冬除昆明外，西南可全部解放。解放昆明因陈赓需大迂回，时间较长。进军西北的新疆问题，一野先头部队已于十月十五日到达哈密，正与陶峙岳(82)交涉先去一个师，陶很欢迎。拟于十一月至十二月到达北疆、南疆，否则再迟，一下雪明年生产就不能布置，军队吃饭成了很大问题。西南也同样。我们这样的军队进去，吃饭是很大的问题。要看到我们这样大的军队是很大的生产力，明年必须很好地布置生产。海军自两只大军舰过来后，我们已占优势。两只大军舰起义都不是共产党员搞的，这证明中国人的心都已变了。空军现在力量很弱，上海、南京受敌人飞机威胁很大。土匪问题，有个时候闹得很厉害。我军大举向前进军，这些土匪就像头上的小虱子一样，梳子梳过后残留下来了。不肃清这些土匪，谁都不高兴。现在已打得差不多了。讲到战后军队组织问题，毛泽东说：那个时候，兵团根本就不要了，甚至军也可考虑不要，因为师减少了。部队就可以转出大批干部，一定要想法很好地转。另外还有四十万的旧军官，我们原则上对这些人都要有个安置，不安置是不对的。对旧职员也要很好处理，使这些人都能有事做有饭吃。他说：这次军委会增加了新人员，新的血液，这反映了我们的国防情况。过去，前方打仗忙，军委就我们几个人来搞，我们主要靠野战军、军区指挥。军队里面主要靠三大民主，发扬兵教兵、兵教官、官教兵，使军队很快就能打仗。淮海战役时，甚至是即俘、即教、即补、即战。现陈粟部队百分之八十是俘虏成分。他们都坚决作战，全靠我们的革命精神，同他们互亲互爱。我们军委会反映了我们的国防，这说明我们老革命首先从旧军队分化出来，后来逐渐增加新的成分。现在增加的几位，我们希望真正团结起来，来研究些问题。我赞成张文白(83)先生的提议，组织个国防研究小组，由张先生当组长，刘斐(84)先生当副组长，蔡先生(85)、傅先生(86)当组员，聂荣臻，我们的作战部部长李涛，还有罗瑞卿，也可以当组员。

同日　致信斯大林：“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同日　晚上，宴请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87)、林伯渠、聂荣臻、李济深、张澜(88)、程潜、王稼祥、李克农(89)参加。毛泽东在宴会上说：形势的发展速度必将加快。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哈尔滨打到广州，按原来的估计这是需要两年的时间。

10月21日　致信胡乔木(90)：“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同日　复电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91)并转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全体同志和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全体同胞，感谢他们对新疆和全国解放的祝贺，指出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同日　复电包尔汉并转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全体委员，感谢他们对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祝贺，指出：“望与人民解放军及全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推行《共同纲领》，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

同日　和朱德复电新疆回族总教长马良骏并转全疆回族同胞，感谢他们对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祝贺，指出：“希望你们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团结各族人民，遵照《共同纲领》，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

10月22日　为新疆阿合买提江等五人不幸遇难(92)题写碑文：“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木奴诺夫(93)同志、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94)同志、达力立汗·苏古尔巴也夫(95)同志、罗志(96)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十一月二十二日，致电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对新疆人民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第一批代表，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表示深沉的哀悼，指出：“阿哈(97)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

10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并告西北局电，指出：“自治区领袖阿哈买提江等五人为出席政协的第一批代表，因飞机在西伯利亚失事不幸牺牲。赛福鼎等三人为第二批代表。赛福鼎为代替阿哈买提江的领袖人物，曾留学莫斯科，做过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民族军是较有训练的维吾尔族的人民军队，在过去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钳制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万人，对于中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过去反动派压迫新疆人民主要地就是压迫维吾尔族。现在人民解放军入疆，维吾尔族及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因此，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

同日　在赛福鼎十月十五日向中共中央写的入党申请书上批示：“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

10月24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绥远军区负责人高克林、姚喆、裴周玉(98)和傅作义，谈对绥远起义部队的团结改造以及同非党人士长期合作问题。周恩来、薄一波、聂荣臻参加。毛泽东说：绥远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现在要走第二步，就是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其意义何在？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对绥远起义人员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工作要有步骤地开展。双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合作后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不能很快，快了就会出毛病。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同日　出席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会议。在陈云讲到党的有些干部对民主人士不放心和怕麻烦时，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同志不懂得如何与党外人士合作。这个问题不简单，眼光要看到全国与全面。

同日　为祝贺“海辽”号轮(99)起义致电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同日　审阅新华社关于进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逮捕原国民党军队中反动分子的新闻稿，批示：“乔木：此类新闻，不应在全国发表，也不应在西安、兰州的广播台上广播，只可在哈密等地地方报纸上发表。”

同日　为捷克文版《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书所写的序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序言说：“捷克共产党的同志们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文献和我所写的关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以捷克文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引以为荣的。”“欧洲的关心亚洲命运的一切读者们，由于阅读这些短篇的文件，特别是由于阅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六十条《共同纲领》，将获得关于新中国的基本常识。我相信，捷克的同志们为帮助欧洲读者认识新中国所作的努力，对于国际革命运动乃是一个可感谢的贡献”。

10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局并彭德怀电，指出：“贺(100)在京事毕，明日或后日动身回西北。他到西安后，请彭决定在十一月上旬在兰州或酒泉或西安开一次西北局会议，讨论各项问题，包括贺及十八兵团离开西北进入四川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及各省政府名单的最后确定问题等。”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电，指出：“陈明仁挂名为主席的临时湖南省政府，目前一二个月内如尚无必要实行改组，则不必马上改组，仍照现时状态做下去，待一二个月后再行改组为我党占比较多数同时网罗各方民主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的省政府，那时可重新审定名单。”

同日　为推动各级地方政权的建设，将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的指示转发给华东局、二野前委、西北局、一野前委，请他们“加以研究，并下发所属参考”。

同日　复信许志行(101)，指出：“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

10月26日　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同志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同日　复电感谢阿尔及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函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复电说：中国人民是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压迫下求得解放的，因此对于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热烈的同情和坚定的信心。我相信，阿尔及尔人民在阿尔及尔共产党领导下和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援助下，终将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同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102)、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列席。会议决议事项主要有：（一）政府工作人员实行薪水制问题，指定陈云、薄一波、聂荣臻、李立三、杨立三(103)开会，并吸收其他有关人员参加讨论，拟定初步办法，交政治局审定。军队中实行薪水制问题，一并加以讨论。（二）关于政府各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关系问题，由周恩来起草一个指示，提交政治局讨论。（三）关于目前统一战线及共产党干部与非党干部合作问题，由刘少奇起草一个指示，提交政治局讨论。（四）关于政权系统中的党组及党委的组织和工作要点，由安子文(104)起草一个指示，提交政治局讨论。（五）关于王明(105)尚未按照二中全会决定对所犯错误写声明书，刘少奇已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代表政治局和王明谈话，指出王明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政治局认为刘少奇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王明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六）罗章龙来信要求恢复党籍事，应令湖南省委通知他，由于他在一九三〇年采取了分裂党的立场，擅自组织他自己的所谓中央和地方的非常委员会。因此，当时党中央为维护党纪起见，采取了开除他的党籍的办法，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他现在来信要求恢复党籍，决定不允许。

10月27日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命令，指出：“中央人民政府业已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着即结束。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改归中央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辖有关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

同日　复电包尔汉，指出：“迪化伪监委行署应予撤销。公物档案希派员接管，造册具报政务院中央监察委员会。原有人员之生活无着者，酌予维持。”

10月28日　为请苏联帮助防治鼠疫问题致电斯大林：“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再则，前次苏联政府派来以马意斯基同志为领队的三十多人的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东北人民及中国卫生工作者极为感谢，现他们正在返苏途中。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倘蒙允诺，不胜感谢！”三十日，又致电斯大林：“承你派送专门医生、防疫队和大量药品到北京来，甚为感谢。”

10月29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以急电发给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通报指出：“据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106)三同志十月二十八日致第十兵团叶、陈(107)及福建省委电称，十月‘二十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特为转达，请急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同日　就董其武(108)部改编问题复信薄一波，指出：“绥远两个军及一个骑兵师，可以编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并颁发番号；所列两军及骑师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照准，惟须与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同时委任，方能使政治工作在军中建立威信，此点请与傅宜生(109)商酌。”“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须由傅宜生亲自领导方能行得通，否则难免出乱子。”

10月30日　为转发薄一波十月二十九日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等的批语：“这个报告总结了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写得清楚明确，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因此，请你们认真研究一下，并且印发给全党干部研究（中央已印二千余份发给中央直属各部委社院校的同志们）；同时请你们用电报发给你们所属各市委省委区党委并转发到地委县委及一切中小城市的党委，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希望你们注意总结你们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报告中央，是为至盼。”薄一波报告总结的主要经验是：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一般都以当前生产上的重要问题为议题。推选代表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决定；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加以解释，以示信于人民。使每个代表都有发言的机会，是开好代表会议的关键。各界代表会议一定要和当前实际工作密切结合。

10月31日　致电林彪并告邓子恢、叶剑英、陈赓及刘伯承、邓小平。电文如下：“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一）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110)、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111)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112)（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必须等候广西问题解决以后，从广西调出四野一个至两个军到广州、韶州线，邓华兵团方能南进。（二）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113)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以杨得志兵团(114)（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在目前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请你们十分注意粤汉、湘桂两路的修复和守备。（三）陈赓、程子华须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匪任务。现敌鲁道源兵团(115)似正准备由桂林以南转入柳州地区，估计是准备去云南的。而我陈赓部刚才解决粤敌，须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动。程陈两部何时可以开始入桂作战，望告。（四）据有经验者称：由百色入云南的道路上瘴气（恶性疟疾）为害，不利行军。因此，陈赓部在解决广西问题后应准备循柳州、贵阳道路入滇，不一定走百色。（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同日　就华中成立军政委员会等问题，致电林彪、邓子恢和中共湖南省委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指出：“程潜、程星龄(116)和我们谈得很好。我对程星龄谈的许多话，已托他向你们转告。请你们十分注意拉好对程潜、程星龄、李明灏、唐星(117)及其他进步分子的关系，争取他们和我党进一步靠拢，站在《共同纲领》基础上，打击反动分子，改造陈明仁部，以利民众运动的发展。”“华中须准备成立以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以为管辖六省(118)军事、政治、财经、文化等项工作的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拟以林彪为主任，邓子恢、程潜为副主任，委员须网罗六省党内党外重要人物。”“关于组织华中军政委员会(119)及请程潜当副主任事，我们已和程潜、程星龄谈过。程潜表示愿就副主任，在林彪领导之下从事工作。”

11月2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列席。会议决定事项主要有：（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二）决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政协委员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负责的共产党员，直接受中央政治局领导，不另设党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设联合党组，罗荣桓(120)为书记。决定周恩来为政务院党组书记，董必武、陈云为第一、第二副书记。（三）为整饬党纪，决定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同意陈云关于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各部门在最近数月内分别召集水利、农业、粮食、茶叶、丝绸、猪鬃皮毛油脂、煤炭、钢铁、机器制造、电器、税务、财政等一系列会议。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十月二十七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华中局、西南局、西北局等的批语，指出：浙江省委提出的几个带政策性的问题，“各省都有，值得注意，请转发所属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连同自己在反霸减租斗争中所得材料加以研究，以其意见汇报中央为盼”。浙江省委提出的农村中几个带政策性问题是：减牛租问题，雇工增加工资问题，对恶霸地主的工商业的处理问题，在强大农民运动威力下对有的主要的恶霸地主向政府自首的处理问题，积谷、公谷、庙谷、祠堂谷的处理问题，反霸中没收的森林及公共森林的管理问题，一切公田、公地是否减租的问题。

同日　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湖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电。电报在援引新华总社发来的一件投书的内容之后，指出：“（一）关于投书内所称之湖南盐务办事处遣散多数旧人员一事，请湖南省委派人查明情况并拟具处理意见电告。（二）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最近西北局关于处理旧人员问题有一具体办法(121)，中央业已转发你们参考办理，请加注意，并转告所属注意为要。”

11月4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唐亮、张震(122)、周骏鸣并告华东局电：“同意你们戌东(123)电所述定海作战方案，我们认为你们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事先作充分准备，力戒骄傲轻敌的方针是正确的。”

同日　复电林彪并告邓子恢：“十一月二日电悉。你对陈明仁部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六十二师俘虏兵如尚未分散，可以拨补陈部。”林彪二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的对陈明仁部的方针是：加紧政治上与组织上的改造，学习革命道理，提拔进步分子，改正错误思想，分批集训落后干部，而当前以政治改造为主。电报中还说到陈明仁要求将俘虏的国民党军六十二师的官兵补充给他的部队。

同日　阅中共上海市委十一月一日给中央的电报转述的英国侨民致英政府备忘录要点。转述的要点中说：英侨情况，现亦略好转。对身受政府一视同仁之待遇，无不感激。惟对某些税收制度及劳资问题，尚有意见。天津之合并征收所得税及营业税，并照“付税能力”强定工商税，对工商业有严重不良影响。惟上海之营业税法及印花税法，系参酌本市实际情况而定，人民无不称善。毛泽东批示：“薄一波同志：请将此项情报抄送黄敬(124)，并收集上海税收办法，加以研究。”

11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指出：“关于暂时不建立华东人民政府而建立华东军政委员会以为过渡时期的政权机关及该委员会名单问题，陈、刘(125)返沪后谅已转达我们的意见。现请你们迅即加以考虑并将具体名单于本月十五日前电告，以便连同华中及西北两项名单由中央作最后审定提交中央政府通过。我们认为建立此项华东临时政权机关的时机业已成熟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德怀并告西北局电，指出：新疆省军政委员会问题，“现应考虑者，新疆既有联合省政府又有联合军区，并以彭为司令员兼政委，似乎不必再设军政委员会了”。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卫生部问题的报告，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聂荣臻、杨尚昆(126)，指出：“（一）卫生部错误检讨(127)，由尚昆印发中央及军委各部、委、会、社、院、校负责人参考；（二）卫生部所作关于卫生行政会议报告书及所附参考材料，牵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应由尚昆印发各政治局委员及薄、聂、陆、乔、陈(128)，以待中央讨论，分别采取政府立法或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此次卫生行政会议上只能当作建议通过，不能作决定。”

同日　复电原身边警卫员翟作军：“你恢复党籍并受命做民运工作，为你庆贺，希望你服从上级指示，努力奋斗，为人民立功。”

1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贺龙并告西北局彭德怀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同意贺龙同志六日意见(129)。为了统一指挥十八兵团及其他临时配合作战部队，为了领导川西北地方工作，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此项机关似可称为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何人为副主任及委员名单，请贺提出先在此次兰州西北局会议上斟酌通过，电告中央作决定。”

11月9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列席。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陈赓并告叶剑英、方方电，指出：“各方情报指明，白崇禧部在无法逃往云、贵时，将往越南，此种企图已日益明显。白匪如真逃往越南，将给胡志明(130)及我们自己以很大困难。因此，除程子华兵团着重切断白匪经柳州、退贵州，经百色、退云南的道路外，我四兵团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应尽一切可能不使白匪退往越南。”

同日　致电林彪、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告陈赓，指出：“据广东南路区党委六日电称，湛江只有敌四千余人，我有一个主力师配合南路纵队，即可歼灭湛江之敌，全面解放雷州半岛，可以加强南路支援解放广西及琼崖的基地等语。我曾告诉你们，在广西问题解决以前，邓兵团(131)主力的任务在于保卫广州区域及广韶线(132)而不要去南路，这是正确的，你们亦已同意这样做。但如果去一个师，即可解决南路问题，则是可以的和必须的。由邓兵团（不是由四兵团）分出一个师（可以是一个最强的师）去南路，协同梁广纵队(133)肃清南路之敌，有很多好处。如果你们亦同意，即可作此部署。”

同日　就赴苏联访问的时间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稼祥电：“我们已请柯瓦廖夫(134)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1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九日电悉。你们既已召集三十几个党外政协代表征询对华东政权机关的意见，可以再征询一次，以其意见于十一月二十日以前电告，不得再迟。”

11月11日　致电林彪、黄克诚(135)并告陈赓、刘伯承、邓小平：“苏名作家西蒙诺夫同志等一行是否已到衡阳及如何往广西前线参观作战事宜，望电告。请你们十分注意此事，妥为招待及护送，确保其安全而又能顺利获得参观军队生活、军队作战及地方群众活动等方面的实际材料，以利其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写一部著作，如他们愿意继续随四兵团入滇应表欢迎，并一样妥为保护。”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复聂荣臻、薄一波、张南生、张致祥(136)的电报稿。在电报稿中的“同意所提调任改编董其武部两个军七个师之师以上政治干部配备全部名单”一句之后，加写：“所有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必须调集一起，有计划地给以去绥远军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的训练，并完全研究明白，然后派去，否则不要派去，务望注意为要。”

11月12日　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廖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他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会影响工作。”

同日　致电刘敬宜、陈卓林以及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137)全体员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两公司总经理领导下，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

11月13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物价问题。在陈云作关于制止物价猛涨的发言后，毛泽东说：邓子恢、饶漱石十一月二十五日来京，拟开会议，准备讨论财经问题。首先是党内问题，要有决心。决定由财经委员会研究后提交政务院，讨论准备发行公债的问题。本月底召开的政府会议上，由陈云同志作报告，讲一讲如何做到逐步平衡预算，求得明年稳定的问题。对财经问题应在党中央通过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由陈云负责起草。明年冬季开始土改，大体要在三至五年内完成，准备发一通知。华中提出的以农村为中心，也是有毛病的。中心是在城市，不管工业的大小，因为它总有手工业，手工业比农业是进步的。军区部队准备明年进行开垦，由聂荣臻起草一个通知。

11月14日　致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

同日　就大量吸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致电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指出：“据青海省委迭次反映，马(138)匪余党，在许多地方煽动群众，组织反抗。此次兰州会议(139)上请予以严重注视。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同日　会见邓宝珊(140)，同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

11月15日　复信周世钊(141)。信中说：“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同日　复信毛煦生(142)：“前后三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困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先生过去在辎重营担任何职，记不清楚了，便时尚祈见示。毛紫奇(143)尚在人间否？”

11月17日　复电程潜：“仇亦山(144)先生来京赐教，极表欢迎。惟仇先生体弱，冬季北上是否适当。为避寒计似以开春北来为宜，如无此种顾虑则可随时动身。请与仇先生商定见示为盼。”本日，又复电仇鳌：“先后两电均敬诵悉。来京赐教，极表欢迎。何日命驾，尚祈电示。”

同日　复信李介侯(145)：“耿侯(146)兄自一九二八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尊翁(147)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

11月19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什么是恶霸地主问题的电报，起草中央给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等的批语，望他们将这个电报转发所属注意。华东局的电报说：一般地说来，恶霸即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但有若干当权派的地主不一定是恶霸。必须从具体情况与具体人物及具体事实，特别是群众的要求与斗争的目的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

同日　为转发第二野战军前委对贵州新区工作策略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共中央给华中局、华南分局、华东局、西北局各负责人的批语：“请转发所属注意。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二野前委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是对的，但不可笼统地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方针。（二）市和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早开为好。（三）处理杂色武装问题时，要依据不同对象，权衡利弊，审慎处理。（四）中央明确规定，所有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和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你们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五）新区问题极其复杂，应从各方面发现与研究，望多请示报告，以便取得我们的帮助。

同日　复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当局的前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十四日电(148)悉，甚为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同日　复电兰那地夫(149)：“你在十月十二日的贺电收到了，十分感谢你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热情的祝贺。全中国人民读到你的电报里所表现的印度革命人民的兄弟友爱，都将感觉欢欣和骄傲。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

11月21日　就任弼时(150)赴苏联治病问题致电斯大林：“中共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同志患病甚重，苏联大夫认为他需要去莫斯科治疗，我们同意这种意见。未知是否可行，请予示复。”次日，接到斯大林表示同意的复电后，又致电斯大林：“拟令任弼时同志随两位苏联医生一同赴苏联，如蒙同意请即电告，并请通知两位医生与任弼时同志同行。”

11月23日　就解决西藏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指出：“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151)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

同日　和朱德复电班禅额尔德尼：“接读十月一日来电(152)，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同日　审阅修改彭德怀给班禅额尔德尼的复电稿，加写一段话：“西藏解放已可预期。尚望先生号召藏族人民，加紧准备，为解放自己而奋斗。”

11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上海第二届各界代表会应选出四十人左右的协商委员会。其职权为在各界代表会闭会期间向市政府提出建议案，并为下届各界代表会准备议程及议案。请参考北京《人民日报》所载北京第二届各界代表会所选举的协商委员会。”

同日　下午四时，就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致电林彪并告陈赓：“根据四野二十二日谍息，白崇禧决于二十三日起令其所部共十六个师，由博白、郁林(153)、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154)、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一）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155)之配合进攻。（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156)、贵县、郁林之线，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三）白匪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四）以上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西北局并告华北局电：“关于伊盟(157)划归华北问题，原由薄一波同志与马明方(158)同志商定，由马回西北局转达征求你们同意后实施。因马去东北参观，故你们尚不知道此项决定。现据你们来电表示同意，即请径与华北局商定交接事宜，并注意要使交接双方都感满意，并恰当地处理奇子祥(159)问题及伊盟与傅、董(160)关系为要。”

11月25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饶漱石、李富春(161)、薄一波、聂荣臻列席。会议决定：毛泽东定于十二月初访问苏联，在毛泽东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由刘少奇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代理；全国政协主席由周恩来代理。会议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问题预案。

同日　致电贺龙：“据周士第(162)等来电，主张早日发动向胡宗南进攻，我意待你在西北局会议完毕，回到十八兵团再行发动进攻为适宜。”

同日　复电林彪、谭政、萧克并告刘伯承、邓小平：“二十三日电悉。如刘、邓需要，同意你们意见以七个师交刘、邓指挥入川作战。”

同日　为答谢越南民主共和国来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复电胡志明，指出：“中越两国同处反帝国主义斗争前线，随着两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发展，两民族的友谊必将日臻亲密。”

11月26日　就各地修机场的经费问题，批示聂荣臻、刘亚楼(163)：“各地修机场是一件大事，必须认真办理，只能用必不可少的钱，不能随意开大预算，请你们发一统一指示。”

11月27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井泉(164)电：“（一）为协同一致全歼川、康各敌之目的，军委决定贺、李所部（十八兵团及其他）应受刘、邓、张、李(165)指挥，我们不直接指挥贺、李，以免分歧。（二）贺、李发给刘、邓之电报，同时发一份给我们。（三）以上望遵照为要。”

同日　就吸引胡宗南部到重庆聚歼的问题，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告贺龙、李井泉：“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166)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同日　就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西北局等的电报。电报指出：“你们必须充分注意广东全省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各市各县均应召开。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对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四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电报要求华中局及四省省委必须充分注意给予指导，按时召开，总结经验，交流经验。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倡导评奖运动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兹将华北局十一月二十二日关于倡导评奖运动作为一项新的领导方式的指示转发给你们，请加注意，并转所属参考，依据当地情形斟酌采用。”

11月28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李富春、饶漱石列席。会议研究一九五〇年全国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以便在新的一年里减少现钞发行量，平抑全国物价，减少财政赤字，安定民生，逐步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同日　就占领重庆的部署问题复电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贺龙、李井泉，林彪、谭政、萧克：“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西路三个军尚要十二月十号才能占领泸州，我十一、十二等军向重庆进得太早，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167)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十一、十二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十一月三十日，第二野战军主力部队解放重庆，蒋介石于当日晨逃到成都。

同日　复信毛禹居(168)：“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169)当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同日，复信毛泽荣(170)：“接到你的信，极为高兴。我这里的情形，可问李祝华(171)、毛泽连二位便知。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

11月29日、30日　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列席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等。毛泽东在二十九日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关于财政概算，他说：去年预算增加五倍，今年增加一百多倍，各部门为了工作，预算都很大，但这个家当就这么大，只有这些钱，因此必须把支出和收入碰一下头。总收入和总支出都是五百九十四亿斤（市斤）小米，每斤合洋钱五分，总共等于二十九亿五千万银洋。在收入项目内，公粮收入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四，税收占三十八点九，合计尚差一百一十二亿斤小米，就要靠发行公债来弥补这个赤字。在支出项内，明年准备养九百万人，其中军队五百七十万人，其他人员（包括留用人员）三百三十万人。所有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在业务以外都要进行生产。后年可以准备三百万人转入生产。现在，我们的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关于发行折实公债问题，他说：今年票子发得多，又加上防疫，设立三道封锁线，因此使全国物价高涨。这个预算的目的，就是明年不能像今年这样印票子，否则物价还会涨，明年可以做到比今年发得少。公债发两亿分就等于两亿银钱。有的主张发多，有的主张发少。发多了不妥当，发少了不解决问题，目的还在收回通货，请同志们研究一下。公债等于折实储蓄，要解释清楚，有借有还。参加会议的把预算草案带回去，要给各党派主要负责人（常委）、各地区负责人知道一下。如果不懂得全局，他就不好工作。从这个预算中可以看到，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如果后年能将军队从五百七十万减到三百万甚至二百五十万就好多了。“飞鸟尽，良弓变”，变为生产的，不是“良弓藏”。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过三关以后就好办了。第一关战争，第二关土改，到社会主义这是第三关就好过了。

1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复西北局、一野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电：“十一月二十四日电悉，同意西北局扩大会议议决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以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军区政委，张宗逊兼军区副司令员，甘泗淇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兵团兼甘肃军区，与原甘肃军区合并，以许光达(172)兼军区司令员，原甘肃军区司令员徐国珍为副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以兵团首长兼军区首长。”

同日　致电祝贺由英国进步人士发起的英中会议在伦敦开幕。贺电指出：“对于英中会议的召开，谨致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欢迎一切加强中英人民友谊的努力，并希望这种努力获得成功。”

12月1日　同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十二位民主人士座谈，磋商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签订中苏条约事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参加。

同日　审阅杨立三本日关于一九五〇年全国军费预算会议召开前拟要各大军区编造预算的报告，批示：“刘、朱、周、聂并告杨立三，同意此件意见。开会时请你们注意指导，因此事与全国财政预算有密切关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电，指出：“斯大林同志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七十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同意华中局关于纠正乡村干部不良作风的决定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除在华中各省实行外，华东、西北、西南及其他有类似情形的地方均须注重纠正同类错误，尤其是乱打乱杀乱捉必须防止及禁止，决不能放任。”

同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饶漱石、李富春、邓子恢、安子文列席。会议通过准备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绥远省军政委员会等的负责人员名单，以及绥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贵州、广西、北京、上海、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员名单。

12月2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等。毛泽东讲话，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举例说，概算草案中关于养活所有旧军队和旧公教人员的问题，这就是政策问题。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设立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这样一级的有力量的地方机构，才能把事情办好。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决不许可各自为政，但是统一和因地制宜必须互相结合。在人民的政权下，产生像过去那样的封建割据的历史条件已经消灭了，中央和地方的适当的分工将有利而无害。

同日　复信柳亚子(173)：“十一月四日信早已收到，因忙迟复为歉。车中信未见，厚意敬领。题字册(174)便时当代询，周公(175)确有吐握之劳，或且忘记了。文史机关事(176)大略亦因此，便当询之。”

12月4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列席。毛泽东就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发表讲话。他说：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因为这次土地改革工作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更加谨慎，领导机关要掌握得很紧，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向，以求少犯错误。土地改革将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为两个阶段有好处，便于保护中农。关于财经工作，毛泽东说：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时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情况和政策。在城乡关系中，从有城市的时候起，城市就是中心。在工商关系中，应当工业是中心，因为工业是生产价值的。在公私关系中，应当公营经济是中心，因为公营经济虽然在某些地方数量较小，却是集中的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在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

同日　审阅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的决定，批示聂荣臻并告李涛(177)：“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

同日　阅邓拓(178)关于人民日报社工作问题的报告，批示胡乔木：“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邓拓在报告中建议：人民日报社增调懂业务的领导骨干；以德、才两项标准为主，调整编委、组长与编辑人员，实行逐级个人负责制；挑选部分得力记者到各大行政区建立联系，组织各区的通讯报道；各省市普遍设立特约通讯员。

12月5日　复电粟裕：“你十二月初赴江浙召开高干会完毕后请来北京与聂、李、刘(179)商量作战办法。待商好后再定攻击舟山群岛的时间。大体上可以推迟至明年一月或二月间举行攻击。”

同日　阅刘亚楼等关于各地机场修复问题的报告，批示：“我们同意此种办法(180)。请华东军区及各军区即照此办理，请中财委(181)即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而拒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经费。”

同日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重点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一九五〇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实施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指示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军区的通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日发表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你们看到后应即加以研究，就自己管辖范围内使一切可能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部队和机关积极地适当地实施起来，注意避免过去军队参加生产建设时所犯过的错误，区分前线和后方，区分具备了参加生产的条件的部队和机关与目前尚未具备此项条件的部队和机关，考虑地方条件和资金条件，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将使部队和机关的生活获得改善，使国家节省一部分开支，并将在全国人民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12月6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到西直门火车站送行。同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182)。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苏联专家的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赴苏。

12月11日　和朱德就云南省国民党军起义复电卢汉：“佳电(183)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计，似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

12月16日　中午十二时（莫斯科时间——编者注），抵达莫斯科北站，受到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孟希科夫、葛罗米柯(184)等的欢迎。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欢迎仪式结束后，乘车前往莫斯科郊外的原斯大林别墅（姐妹河别墅）下榻。

同日　下午六时，到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进行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185)、布尔加宁、维辛斯基(186)。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大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斯大林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当毛泽东谈到中苏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187)，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又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的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政府订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毛泽东提出，最好能解决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问题。斯大林表示：贷款这件事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

12月17日　召集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等开会，批评陈伯达当天外出一天未请假，并宣布以下纪律：（一）外出要请假。（二）保密。代表团内的事情一概不得对外讲。（三）不准向苏联接待部门索要任何东西。（四）注意节约用电。

12月18日　致电刘少奇，向中共中央通报会见斯大林和中苏第一次会谈情况。电报提出：“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毛泽东十八日来电所提问题，并加以准备。二十一日，刘少奇和朱德、周恩来复电毛泽东：“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借款、航空两协定已有成稿，通商协定亦可将我们输出苏联货物及苏联输入中国货物的种类和大体数量提出，贸易部长亦可同恩来同志去莫一次。因恐天气不好，并准备一个月时间来回坐火车。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同日　复电林彪，指出：“庆贺你们歼灭白崇禧的伟大胜利(188)。”“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略作休整即入云南，四野入桂各军休息二十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12月19日　致电刘少奇、周恩来，指出：“缅甸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应复电询问该政府是否愿意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请该政府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中缅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开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你们对此意见如何？”

同日　致电聂荣臻、刘亚楼：“请你们讨论一下，假如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举行一次或数次对长江口外敌舰的空袭，需要多少飞机，其中战斗机若干，轰炸机若干，我们自有若干，需援助若干，告我们为盼。”

12月21日　出席在莫斯科大剧院为斯大林七十寿辰举行的庆典。毛泽东在致祝词中说：“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当晚，致电中共中央：“本（二十一）日庆祝会除苏联各共和国代表讲话外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在这十三个国家中由我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词，受到盛大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12月22日　晨，就准备对苏贸易条约等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据稼祥说，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同日　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交斯大林。其中提到：希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二日举行预定的会见，打算下一步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签字手续。

同日　晚上，出席苏联在克里姆林宫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席间，代表中国向斯大林敬酒。什维尔尼克(189)建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干杯。宴会从晚上八时持续到次日晨一时。

12月24日　晚十一时半，在斯大林的别墅同斯大林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陈伯达、王稼祥，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190)。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问题。斯大林只字未提中苏条约。

同日　复电刘少奇：“截击李弥、余程万(191)不令入越极为重要。如三十八军能立即入滇则甚好。”“可要越共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来中国，此代表团亦可公开用中越亲善会名义来，到时可予以公开欢迎。”“关于援助武器、弹药、医药、物资问题同意先给一部，然后逐步增加，使越共善于掌握这些物品。”

12月25日　致电中共中央，通报第二次中苏会谈情况。电报说：“昨（二十四）日晚上十一时半，第二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五小时半，到今晨五时才毕”。“谈了很多问题，谈到恩来是否应出国的问题、安南(192)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印尼问题、东方情报局问题、西欧问题、华莱士问题、东方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等等。”大意是：“政府主席既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则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恩来以不来为宜。”“和胡志明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是对的，用武器、弹药、医药、物资及干部帮助胡志明是必要的。在中国承认胡志明(193)之后，苏联亦可承认。”“欧洲情况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不要外国援助（指直接援助）而用自己力量取得胜利并巩固了胜利，欧洲则不是这样，需要自己力量和外部力量相配合才能胜利，例如东欧各国就是如此。”电报中还说：“斯大林同志每天都打电话给招待我们的人，询问我的生活是否安适，表示特别的关心。”

12月29日　复电刘少奇，指出：“请告林、邓、谭(194)，四野前委应改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南军区委员会（简称军区党委会），林、邓、谭所提委员二十人及正副书记均同意，惟须增加若干人，例如叶剑英、张云逸、李先念(195)、方方、陈正人(196)、黄克诚等，因为他们是各省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应当参加。此外，如林平、曾生等是否应增加，请林、邓、谭酌定，报告中央批准。”

同日　致电刘少奇：“请告刘、邓(197)转知卢汉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卢汉及我军均应向该敌进行政治工作，策动该敌起义。”

同日　致电饶漱石：“请将下列各方面情况电告：（一）你们对上海外商征税比较对华商征税税率高低程度如何？（二）全国概算中分配华东之收入数额有完成把握否？（三）全华东区内县的人民代表会议共有多少县开过了，尚有多少县未开过？市的代表会议（三万人口以上的）是否均已开过？一九五〇年一二三月内，全华东区所有县市均应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可以做到否？（四）此次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及结果如何？”

12月30日　致电陈云：“上海市委亥江(198)致中央电称，上海有许多大型中型工厂负债甚多，难于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等语。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样大的困难，政府是否已允许贷款及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你的看法如何，盼告。”

12月31日　复电林彪：“转来邓、赖、洪(199)二十七日电已悉。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

同日　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中国留学生，并给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学生任湘题词：“开发矿业”。

————————————————————

(1) 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本书编者行文中简称“中央军委”。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再设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54年9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本书编者行文中简称“中共中央军委”。

(2) 周恩来，当时还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

(3) 王稼祥，当时还任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4)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1949年12月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1年11月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5)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改为中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改为中南军区。

(6) 程潜、陈明仁，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8月率部在长沙起义。程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后称主席）。1949年10月19日、11月、12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2年3月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明仁，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1949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员。

(7) 李明灏，原国民党军将领，1948年到华北解放区，对促成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起义做出了贡献。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秘书长。

(8) 白崇禧，1949年4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9) 王耀武，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二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杜聿明，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黄维，原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10) 马叙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19日又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教育部部长。

(11) 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

(12)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1951年11月任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49年12月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3月任第三政治委员）。1951年7月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萧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1950年6月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赵尔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参谋长。1952年8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13) 1949年10月5日12时，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说：今后向广西进军仍以5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作战；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如我兵力太分散，则遇作战机会而不能战，而遇敌退时，由于各路兵力不足亦无法堵住敌人。

(14)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1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广东省军区扩编为华南军区时任司令员）。1949年10月、12月又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1949年10月19日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10月又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15) 李章达，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49年10月19日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广州市副市长。张醁村，无党派民主人士。吴奇伟，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5月率部在广东东部、福建西部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16)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1951年12月又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17) 绥远，省名。1954年6月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18) 傅，指傅作义，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1月率部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并对董其武率部在绥远起义作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0月19日、12月又先后任水利部部长，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司令员。

(19) 李济深，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沈钧儒，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郭沫若，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0月19日又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陈叔通，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7月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20) 王首道，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1950年4月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4月任中共交通部党组书记、交通部副部长。

(21) 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

(22)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2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同年3月又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1年3月、6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1952年4月任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1952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23) 白，指白崇禧。

(24) 邓华兵团，指邓华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

(25) 曾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司令员。194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林平，即尹林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26) 叶，指叶剑英。方，指方方。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1950年7月、10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51年6月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52年6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赖，指赖传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政治委员。1950年10月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27) 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9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28) “长治”舰是原国民党军海防第一舰队的旗舰，1949年9月19日在上海吴淞口外起义。

(29) 赵锡光，原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整编第42师师长。1949年9月率部起义，同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9军军长。

(30) 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31) 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1952年10月任中央军委第四副总参谋长。

(3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11月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后，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12月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7月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33)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10月13日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这时均未到职）。1950年6月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1月又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3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35) 刘金轩，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陕南军区司令员兼第19军军长。

(36) 文、武、成、康，指甘肃省文县、武都、成县、康县。

(37) 包尔汉，当时任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12月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人民法院院长。1951年11月又任全国政协委员。

(38) 零陵，后并入湖南永州。

(39) 宝庆，今湖南邵阳。

(40) 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至1950年2月）。1949年12月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1951年2月兼政治委员）。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1949年12月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2月兼新成立的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8月又任政务院副总理。张际春，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2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李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参谋长。1950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41) 陈、邓两兵团，指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和邓华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

(42)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50年1月任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

(43) 刘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1949年12月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1月任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

(44) 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1年8月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45) 伊宁民族军，指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军。

(46) 即新疆省。1955年9月撤销省建制，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7) 迪化，今乌鲁木齐。

(48)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1949年10月、12月又先后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6月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四书记。

(49) 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1950年11月改称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1949年12月兼新疆军区）司令员。

(50) 徐立清，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1950年11月改称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1949年12月兼新疆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10月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第二副部长。

(51) 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

(52) 李，指李宗仁，1949年1月21日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白，指白崇禧。

(53) 指胡宗南部。

(54) 叙、泸，指四川叙府（今宜宾）、泸州。

(55) 康，指西康省，1955年撤销，所辖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1956年原所辖昌都地区划归西藏。

(56) 邓力群，当时是中共中央派驻新疆的联络员。

(57) 自治军，指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军。1949年9月民族军发展到一万四千余人。

(58)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12月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59) 应为代表会议。

(60) 冯友兰，哲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

(61) 朱光，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1949年11月又任广州市副市长。

(62) 指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于1944年11月举行武装起义后形成的三区人民自治区域。

(63) 阿里木江，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塔城区分会主席。

(64) 张仲实，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1949年11月又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干事会研究出版部主任。

(65) 指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出版的机关刊物《中苏友好》杂志。

(66) 张枫，即饶彰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

(67) 卫立煌，1948年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1949年1月去香港。

(68) 董必武，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0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陈云，当时还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10月下旬任书记处书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69) 黄炎培，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人。

(70) 谭平山，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中国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委。谢觉哉，当时还任内务部部长。1950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罗瑞卿，当时还任公安部部长。1950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1951年9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11月又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71) 曾山，当时还任纺织工业部部长（1952年8月改任商业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2年8月又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滕代远，当时还任铁道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司令员。章伯钧，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交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中央政治局秘书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李立三，当时还任中共中央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72) 陈劭先，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王昆仑，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11月任中央常委）。罗隆基，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宣传委员会主任。章乃器，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集人。1952年8月又任粮食部部长。邵力子，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11月任中央常委）。黄绍竑，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8月和贺耀祖、刘斐等在香港通电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委员。

(73) 李维汉，当时还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秘书长。

(74) 徐向前，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75) 聂荣臻，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北京市市长。1950年初又任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

(76) 卢汉，当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9日率部在昆明起义。

(77)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1950年2月任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12月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8月、9月又先后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78) 高凌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

(79) 左协中，原国民党军将领，1948年5月率部在陕西榆林地区起义。1949年12月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

(80) 李任仁，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1947年冬在香港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

(81) 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广西省委书记（1952年8月改称第一书记）。1949年12月又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82) 陶峙岳，原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年9月率部起义。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任司令员。

(83) 张文白，即张治中，字文白。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对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军委委员。1949年12月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84) 刘斐，原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8月和黄绍竑、贺耀祖等在香港通电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当时任中央军委委员。1950年3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85) 指蔡廷锴。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86) 指傅作义。

(87)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1952年8月改称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11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88) 张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89) 李克农，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1950年12月又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1951年7月又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

(90) 胡乔木，当时任新闻总署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1950年春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91) 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临时代理主席。

(92) 阿合买提江，原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合买提江等5人在1949年8月27日来北京参加新政协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93) 伊斯哈克伯克·木奴诺夫，原任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民族军总指挥。

(94)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原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95) 达力立汗·苏古尔巴也夫，原任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民族军副总指挥。

(96) 罗志，原为新疆中苏文化协会成员。

(97) 唁电中将“合”字写为“哈”字，是由于译音的不同。

(98) 高克林，当时任中共绥远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政治委员。姚喆、裴周玉，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司令员、政治部主任。

(99) “海辽”号轮是原国民党政府招商局的运输轮船，1949年9月19日在由香港驶向汕头途中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

(100) 贺，指贺龙。

(101) 许志行，1919年冬在武汉同毛泽东相识，1926年曾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在上海格致中学任教。

(10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北京市委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2月又任北京市市长。

(103) 杨立三，当时任食品工业部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

(104)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9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50年9月又任人事部部长。

(105) 王明，即陈绍禹，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106) 袁仲贤，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代理参谋长。1950年4月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周骏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参谋长。

(107) 叶，指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2月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陈，指陈庆先，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参谋长。

(108) 董其武，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9月率部在绥远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2月又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底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司令员。

(109) 傅宜生，即傅作义，字宜生。

(110) 程子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司令员。1950年11月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1952年10月任党组书记、代理主任）。

(111) 安南，越南的旧称。

(112) 韶州，今广东韶关。

(113) 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司令员兼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员。1950年6月又任京津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1951年2月又任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1952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参谋长。

(114) 杨得志兵团，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

(115) 鲁道源兵团，指鲁道源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11兵团。

(116) 程星龄，程潜的堂弟，曾任国民党政府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在长沙参与程潜、陈明仁起义活动。当时任政务院参事、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1950年4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17) 唐星，原国民党政府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参与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的起义，任首席谈判代表。当时任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

(118) 指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6省。

(119) 1949年12月正式成立时名称为中南军政委员会。

(120) 罗荣桓，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4月、11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

(12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9年10月14日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指示。

(122) 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参谋长。1952年4月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123) 戌东，即11月1日。

(124) 黄敬，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1952年8月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125) 陈、刘，指陈毅、刘晓。

(126)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

(127) 指卫生部1949年11月3日对于工作中的方针原则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等错误所作检讨的申明书。

(128) 薄，指薄一波。聂，指聂荣臻。陆，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52年9月改任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乔，指胡乔木。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副院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1952年11月又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129) 1949年11月6日，贺龙致电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建议：对陕南、川西北进军，在与西南局会合前，须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

(130) 胡志明，当时任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年2月改名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

(131) 指邓华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

(132) 广韶线，指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今京广线的一段。

(133) 梁广纵队，指梁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

(134) 柯瓦廖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专家总负责人。

(135) 黄克诚，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3月又任司令员）。1952年10月任中央军委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136) 张南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2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致祥，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37)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是原国民党政府的两个民用航空公司。1948年底，这两个公司将营业机航基地从上海分别迁移到香港和广州。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由香港飞抵北京，发布全体员工起义通电，同时有11架飞机飞回大陆。

(138) 马，指马步芳，曾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

(139) 指1949年11月17日至22日在兰州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

(140) 邓宝珊，曾任国民党军第21军团军团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9年初率部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2月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

(141) 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142) 毛煦生，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那时他在辎重营当文书。

(143) 毛紫奇，即毛子奇，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湖南起义的新军辎重营任营长。

(144) 仇亦山，即仇鳌，字亦山，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次长、国民参政员。1949年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当时任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

(145) 李介侯，毛泽东少年时相识的乡村教师李漱清的儿子。当时在长沙经商。

(146) 耿侯，即李耿侯，李介侯的哥哥。1925年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湘南牺牲。

(147) 指李漱清，乡村教师。毛泽东少年时常去他家看书、请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48) 指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贸易处国外贸易事务所驻香港员工吴志翔等35人于1949年11月14日给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等的电报。电报中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政权脱离关系，保护在港资产，听候人民政府接收。

(149) 兰那地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150) 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

(151)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在青海。

(152) 1949年10月1日，班禅额尔德尼从青海发电报给毛泽东和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期望西藏早日解放。

(153) 郁林，今广西玉林。

(154) 化县，今广东化州。

(155) 余汉谋，1949年8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华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156) 宾州，今广西宾阳。

(157) 伊盟，即伊克昭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

(158) 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1950年2月任第三书记）。1949年1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0年1月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9月、10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59) 奇子祥，即奇天祥，原国民党政府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保安司令，1949年11月5日率部起义。

(160) 傅、董，指傅作义、董其武。

(161)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0年4月又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

(162) 周士第，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63) 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164) 李井泉，当时任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165) 张、李，指张际春、李达。

(166) 汤恩伯，1949年1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167) 指罗广文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15兵团。

(168) 毛禹居，即毛宇居，毛泽东的房兄和私塾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国共产党。

(169) 泽连，即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

(170) 毛泽荣，毛泽东的堂弟。

(171) 李祝华，毛泽东的堂表弟。

(172) 许光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1950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

(173) 柳亚子，诗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1年7月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74) 指柳亚子1949年送请毛泽东等题字的《羿楼纪念册之一》。

(175) 指周恩来。

(176) 指筹备建立中央文史研究馆一事。

(177) 李涛，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178)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52年6月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179) 聂、李、刘，指聂荣臻、李涛、刘亚楼。

(180) 刘亚楼等1949年11月28日关于修复机场的经费问题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各地机场大的修复工作，除华东外，可以暂缓一步。华东范围内，则要首先修复与行将执行的战斗任务有关联的机场，修建程度限于为执行战斗任务所需要的范围，以免经费开支过大。

(181) 中财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简称。

(182) 师哲，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

(183) 指1949年12月9日卢汉关于宣布云南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给毛泽东、朱德等的电报。

(184) 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孟希科夫，当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葛罗米柯，当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185) 马林科夫，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86) 维辛斯基，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

(187) 指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88) 1949年11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发起广西战役。此战役解放了广西全境，歼灭逃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十七万三千余人，两万人逃入越南。

(189) 什维尔尼克，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90) 贝利亚，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91) 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兼第8军军长、“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余程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6军军长兼滇东南“剿匪”指挥官。

(192) 安南，越南的旧称。

(193) 这里指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194) 林、邓、谭，指林彪、邓子恢、谭政。

(195)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6) 陈正人，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9月又任江西省政协主席。1952年11月任建筑工程部部长。

(197)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198) 亥江，即12月3日。

(199) 邓，指邓华。赖，指赖传珠。洪，指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1950年7月改称第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51年6月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

1950年　五十七岁

1月1日　复电彭德怀，指出：向苏联提出的四项要求中没有粮食，迪化、吐鲁番、奇台区域十余万人的粮食如何解决？是否可从甘肃运去？如不可能，是否须向苏联交涉，请其由阿拉木图方面接济一年或两年，而由满洲(1)方面以粮食归还苏联。是否你认为只要有运输工具（汽车），则可以由甘肃运送粮食入疆，而不要苏联接济粮食？望电复。你提出新疆二十四万人的百分之七十的费用要由中央帮助，我认为是必要的，至少头几年须要这样做。请中央加以确定。你给我的电报，当于日内抄送斯大林同志。

同日　致电胡乔木：“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弥、余程万二部及西昌胡宗南(2)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同日　《人民海军报》发表毛泽东为该报创刊的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同日　罗申拜会毛泽东。毛泽东说：最近几天，从北京获悉，缅甸和印度政府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立场是，告缅甸和印度政府，如果它们真诚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它们就应该首先同蒋介石断绝一切相互关系，断然放弃对这个政权的一切支持和援助并对此发表声明。在这些国家政府接受中国政府上述建议的条件下，缅甸和印度政府可以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北京谈判。还有消息说，英国和英联邦的其他国家最近也将采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步骤。在谈到中国军事形势时，毛泽东说：迄今为止，国民党军在大陆的全部主力已经被粉碎。在四川和西康省内有四十万左右国民党部队被俘并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四万胡宗南集团残部撤往西藏和南方的一切退路都已被切断，他们在近期内就会被消灭。云南省境内还有不足三万国民党军残部分批逃往昆明西南方向，但他们的下场已经注定。在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时，毛泽东说：经过两周的休息之后已有好转。最近四天睡眠正常，一天八小时，并且不用服安眠药。感到自己精神饱满多了，但外出散步时，在户外还不能超过一刻钟，感到头晕。因此打算再静养一周，并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表示：休息一周后，想拜会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华西列夫斯基(3)和维辛斯基等。这些拜会将采取平常谈话的方式，不会谈任何专门的题目或讨论实质性问题。在此期间，希望会见斯大林，进行实质性会谈。实质性会谈结束后，打算向列宁墓献花圈，参观地铁，去几个农庄看看，去剧院看戏。罗申表示，对毛泽东的所有愿望明日即报告政府。谈话结束后，共进午餐。

同日　柯瓦廖夫遵照斯大林的指示，会见毛泽东并进行交谈。关于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谈话(4)事，毛泽东说：这种形式和谈话内容非常好，我无任何意见和补充。关于我在这个谈话中表示打算参观苏联的几个地区和城市问题，我想参观列宁格勒是一定的，至于按我过去说的去苏联其他城市或地区的事，未必有可能了，因为我准备在莫斯科逗留到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这期间，我想同斯大林同志再会见几次，以便讨论对记者谈话中提到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会见结束后，师哲私下转告柯瓦廖夫：如果联共（布）中央某位政治局委员能到别墅来看望毛泽东的话，他会非常高兴。

1月2日　苏联《真理报》发表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问：您所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同日　晨三时，致电刘少奇：“本（二）日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请嘱乔木、陈克寒(5)注意，照塔斯社稿译发为要。”

同日　晨四时，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请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一）德怀同志十二月三十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二）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6)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7)，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一月上旬）至四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8)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四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四）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同日　晚十一时，致电中共中央：“（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以上是否可行，五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1月3日　晨四时，致电中共中央：“昨日下午十一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支付，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同日　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于一月九日动身去苏联准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月4日　晨四时，复电江青（由刘少奇阅转）：“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9)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同日　晨四时，复电胡乔木：“一月二日电悉。中央新年贺电已阅，甚好。专就西南解放写一评论是必要的，写好送少奇同志看过后即可发表。”

同日　上午十时半，致电中共中央：“为便利于商谈大连、旅顺问题，请周带欧阳钦(10)来莫，并要他带材料，特别有关大连、旅顺两地中苏关系中权益的材料。”

同日　致电陈云：“感谢你一月一日的复电。此外，陈、薄十二月十六日、十二月二十六日给我及中央两电，中财委十二月二十七日给各地财委指示电，均已收到阅悉，我对这些电报感到很大的兴趣。”陈云、薄一波十二月十六日的电报说：政务院已通过第一期公债一万万分的发行条例，明年一月五日开始发行。针对工商界的顾虑，打算在发行公债时适度增发新钞，使银根不过紧，以达到既推销公债，回笼货币，又避免物价下跌、工商业受困的目的。十二月二十六日的电报说：中财委正集中公粮使用及收购华中民粮，力求掌握若干机动粮食，以应付粮荒与粮价上涨；苏湘赣三省公粮征收面窄，地富负担过重，有层层附加现象，有的产量估得过高，已嘱各地注意改正；税务、盐务会议估计可增加税收三十五亿斤小米，来源是减少偷漏税和提高部分税率。

1月5日　晨六时，复电中共中央，指出：“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你们所指出的各点都是必须注意和必需准备的。既然是谈判，就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恩来动身后，请中央继续研究，随时以意见电告。关于贸易方面的材料，如果有五天内来不及准备好的，亦可于恩来走后继续准备，随时电告”。

同日　晚九时，致电中共中央：“请注意两件事：（一）改订中苏条约等项问题在政务院会议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请嘱到会人保守机密。（二）周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

1月7日　晨六时，致电周恩来并中共中央：“今（七）日上午一时维辛斯基来谈三件事：（一）可以满足我们购买飞机汽油的要求。（二）可以满足我们勘修小丰满水电堤坝的要求。(11)以上二事的复信明（八）日可交给我。（三）建议我外交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去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说，如果中国发了这个声明，苏联准备采取一项行动，即如果蒋廷黻还留在安理会为中国代表（据称还要当安理会今年的主席），则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维辛斯基以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中国外交部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我并说，我的电报一月七日到北京，中国外交部周恩来外长署名的声明可能在一月八日或一月九日发出去。我问他，此项声明电除发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外，是否还需要同时发给苏、英、美、法等安理会会员国？他说，可以发，苏联根据中国的电报就可以行动。此事他声明是以外长资格征求我的意见，我已正式表示同意。请你们于接电后迅为办理，争取于九日恩来动身前发出此项声明的电文，除发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外，并以电报通知苏、英、美、法等国外交部，附以致联合国电文。此事办理情形望告，并告以一月九日是否来得及发出。”晚十二时，又致电刘少奇、周恩来：“兹拟就周致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十会员国政府（不给南斯拉夫）的声明电，请照此发去为盼。”一月八日发出的周恩来外长致联合国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同日　晨六时，复电周恩来并中共中央：“对英、印等国外交处置两电及一月五日八时出入口贸易电均悉。关于出入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12)、澳、加、日、美各国在一九五〇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及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恩来离京后，请少奇、陈云、一波注意此事为盼。”

同日　晨七时，将斯大林一月六日来信用电报转发刘少奇。斯大林的信中说：“收到你转来的关于建议苏方出售各种商品的国内来电，也收到了有关新疆的来电，以及你关于小丰满水电站的来信。所有这些问题正在以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委员会进行研究，我不怀疑这些问题将会获得完满解决。”

1月9日　复电林彪并中共中央东北局：“一月四日两电均悉。（一）完全同意由四野调十余万人至东北及热河(13)从事生产，解决华中南地区土地不足的困难。上月路过沈阳时，我曾向高岗同志提出从四野调两个军至东北从事生产，高岗同志表示同意。此事如东北局别无不同意之处，即可开始着手调动，以便赶上春耕。具体办法由四野与东北局直接商定，并告诉我们。”

1月10日　复电陈云、薄一波：“（一）一月七日电(14)悉。此项报告甚好，盼能继续。（二）各项计划均好，用军队修筑天兰、天成、成渝、叙(15)昆、滇黔、黔桂、湘桂诸线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三）去年十月一日以后在中财委领导下开了多次专业会议，除铁路、钢铁、农业三项已见一月七日来电外，其他各项会议结果的要点我手边没有材料，请于数日内分项写一报告给我，未知你们能腾得时间否。如你们无时间，可否要你们的秘书写，经你们看过发来。不要太繁，每项几百字即够。”

同日　就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致电中共中央并请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及西北局：“（一）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16)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二）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五月中旬算起，则由一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尚有四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写成三个半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17)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三）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四）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五）关于中央负责之一部分侦察工作，请聂(18)令二局(19)注意办理为要。”

同日　就解放海南岛作战问题，复电林彪：“（一）一月六日电及转来邓、赖、洪(20)一月五日电均悉。（二）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朝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21)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同日　复信谭世瑛(22)：“惠书及大作诵悉，甚为感谢！尊况如何，甚念。如有意见，尚望随时示知。”

1月11日　致电粟裕：“请回答下列问题：（一）你们对舟山群岛之敌有无办法进行策反工作，你们是否进行了此项工作，结果如何？（二）你们对舟山群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船只的准备是否增加了？（三）叶飞对金门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如何，何时可以攻金门岛？（四）你何时可到北京与聂荣臻、刘亚楼同志会商？”

同日　在王稼祥、陈伯达陪同下晋谒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国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

同日　拜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王稼祥、陈伯达陪同。

1月13日　复电饶漱石：“（一）一月九日报告收到，阅悉甚慰。（二）土改准备工作中改造区乡政权极为重要，并须如期完成，否则不可能进行土改。（三）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必须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颇紧，必须十分抓紧督促才能有成。（四）华东军政委员会似宜早日成立执行职务。”

同日　致电林彪，指出：“中南全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则今年春夏秋三季必须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颇紧，必须妥为计划督促，才能有成。饶漱石一月九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在今年一二三月农闲时间华东各省普遍开一二次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完成区乡政权的改造，作为土改先决条件之一，这是极重要的，否则即不能进行土改。你们是否已令各省进行此项工作。”

同日　分别致电叶剑英、高岗、习仲勋，请他们将在广东、东北、陕甘青宁所进行的各项重要工作，其中所包含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择要电告。

同日　致电刘少奇：“（一）我今（十三）晚去列宁格勒，两天可返莫斯科。（二）刘亚楼及苏联顾问柯托夫等四人已交涉好可以来此，请通知聂荣臻。（三）可即任命萧劲光(23)为海军司令，此点亦请告聂荣臻。”

同日　晚十时，复电刘少奇：“（一）同意一月十三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二）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经合署留沪物资(24)。（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问题，请你于外交部及中财委提出办法后酌定，我对此事无意见。（四）维辛斯基今晚来谈，建议我国向联合国去电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紧张，苏联支持我国声明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惟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我同意他的建议，代表团首席人选请中央考虑电告，待恩来到此商决。（五）我今天不走，改于明（十四）晚十时动身去列宁格勒，十五日在列城留一天，十六日回来。同行者稼祥、伯达、师哲、汪东兴，留叶子龙及技术人员在寓工作。中央电报可照常发来。”

1月14日　复电粟裕：一月十二日电悉。华东军区部队生产及整训情形盼告。

同日　晚九时，和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乘火车去列宁格勒访问。

1月15日　抵达列宁格勒。直接由火车站到波罗的海参观。毛泽东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来回踱步，举目眺望。苏联的陪同人员说，这里冰层有一至一点五米厚。毛泽东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随后毛泽东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冬宫艺术馆即沙皇的办公室、寝室、藏书室，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晚上，毛泽东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芭蕾舞《巴亚捷尔卡》。当晚，下榻于斯莫尔尼宫。

1月16日　乘火车离开列宁格勒，十七日返抵莫斯科。

1月17日　晨五时，致电刘少奇：我们一行已于今日上午三时半由列宁城返抵莫斯科。

同日　晚十时，致电刘少奇：“（一）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十八）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胡志明。（二）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毛泽东为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起草的给越南政府的复文如下：“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外交部部长黄明鉴先生：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借以巩固两国邦交，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电复并希察照为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十八日下午三时半，又致电刘少奇：“今早发给你的给越南的复文，须增加几句，如尚未发表，请即增加进去，然后发表。如已经发表，即作罢。”(25)“增加的文字如下：复文第一句‘我很荣幸地接到’下增‘贵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先生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四日的声明及’等二十五字，下接‘贵部长’。复文最后一句‘即希察照为幸’，‘为幸’二字删去，加入‘并祝贵国国运昌隆，人民安乐，胡志明主席及贵部长身体健康’等二十五字，下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日　致电中共中央转彭德怀、习仲勋：“（一）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拟讨论的各项均妥。其中陕、甘、宁三省今冬只在部分地区进行土改，取得经验，推迟至明冬普遍进行土改，是比较妥当的。（二）包尔汉主席于会后来莫斯科是可以的，惟时间上是否来得及，须待二十五六日才能决定，那时当有电报通知。”

1月18日　复电刘少奇：“一月十七日电悉。（一）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二）英国代办胡阶森(26)到京时我们提出些什么问题和他谈，请中央约外交部人员讨论一下，规定方针、态度及具体内容，写成书面文件，并事先告我为盼。”

同日　下午五时半，致电刘少奇：“（一）今日下午四时半与恩来通电话（他已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二十日下午五时可达莫斯科），觉得章汉夫(27)资望方面有不够之处，可作副手。出席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以洛甫(28)担任为适宜，现起草了一个致联合国电报，如中央同意即请于明十九日发出并公开发表。（二）据恩来说，高岗、富春都认为洛甫可充外交代表，惟未事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请你于发表之同时去一电给洛甫，说明因时间关系不及征求他同意，请他谅解，至动身去联合国的时间另电通知。（三）政府委员会完成任命手续可待将来第六次会议为之。如你认为有必要，可于明十九日邀集政府各副主席及各党派主要负责人一谈。（四）因恩来即到莫斯科，故照会用李克农名义。（五）此照会和上次照会一样，于发出电报后，并分送在京苏、捷、波、英、法、荷等国外交人员。（六）新华社发布新闻时，须介绍张闻天是中共中央委员，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七）办理情形望告。”

同日　起草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致联合国照会(29)，全文如下：“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曾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项照会，已承赖伊(30)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我并请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留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

1月19日　晨五时，致电刘少奇并告胡乔木，其中说：“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所制造的“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等谣言。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1月20日　晨一时，复电刘少奇：“（一）十九日各电均悉。同意你的意见，先给尼赫鲁(31)去电，大意谓同意雁谒森(32)先生为临时代表，到北京谈判建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事宜。对英国答复则应当拖一下。外交部的同志们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认为‘陷于僵局’，这是不对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僵局，主动权完全握在我们手中。拖一下的时间请你和李克农商定之。（二）同意为西藏问题所拟发之声明。（三）空运团事待与周商后答复。”

同日　晨七时，致电刘少奇：“今早一时电谅达。复尼赫鲁电全文的措词须加斟酌，因为此项复文即是对英国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复文的样本。请令外交部写一草稿电告我们看一下，此项复文迟数天发出并不要紧。为了研究这个复文，请令外交部将印度第一次来文、我第一次复文及印度第二次来文的三个全文清出发来。又我和英国来往电全文亦请发来。”

同日　周恩来、李富春等一行到达莫斯科。周恩来在车站发表讲话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下午五时，毛泽东在住地与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商议同苏方会谈问题。

同日　晚十二时，致电刘少奇：“如果英国援印度例，也提出同样要求，我们亦可让胡阶森来谈设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仍可与之谈判英国在联合国对待国民党代表的态度问题，在伦敦、香港、台湾等地对待国民党各种机关的态度问题等，这些仍属于设立双方外交使团的先决问题，即属于和国民党断绝关系范围内的问题。如其答复与行动是矛盾的，我们仍可拖它一个时期。接收英国兵营问题则属于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向其大使提出的问题。现在不要提出。”

1月21日　和周恩来等十二人参加苏联举行的列宁逝世二十六周年纪念会，会后由斯大林陪同在莫斯科大戏院观看关于列宁生平的电影，并出席斯大林举行的酒会。晚上，对周恩来说，要向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宣布纪律：（一）所拟文件不能遗失，不能泄露出去；（二）个人不能私自出去会客，有事要请假；（三）日常生活中有困难找李富春同志解决，不能向苏方接待部门索要东西。周恩来随即召集代表团所有成员开会，宣布以上纪律。

同日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后苏方对中国不以外交部部长名义发表声明感到不快，认为中国采取的方式减弱了力量。毛泽东认为，对苏方的不快没有必要去作什么解释，中国发表这份对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辟谣文件，根本不需要用外交部部长的名义，以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就可以了，这是恰当的。

1月22日　晚上，同斯大林进行第三次会谈，商谈中苏签订新约和两项协定问题。参加会谈的，中方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翻译）；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翻译）。斯大林提出：现有协定，包括条约在内，都应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这些条约和协定之所以必须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个条约也就过时了。毛泽东说：我们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来巩固我们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友好同盟条约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这两点是我们的新条约同现有条约的根本区别。新的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毛泽东还提出，在新的条约中应当规定就国际问题两国进行磋商的内容。斯大林说：签订友好合作条约时加进这一条是不言而喻的。接着讨论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问，你们对中长铁路问题有哪些建议？毛泽东说：也许需要像旅顺口协定那样，把在法律上保持中长铁路协定效力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允许修改。斯大林说：就是说，你们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要作出相应的实际修改。毛泽东说：我们应从中苏双方的利益出发。在新的协定中要指出，共同的经营和管理要继续下去，但中方应在其中起主要作用，还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限，确定双方的投资比例。斯大林说：如果讲共同管理，那就要轮流担任领导职务，这样才更合逻辑。至于协定有效期限，我们不反对缩短。周恩来提出，改变双方的投资比例，代替现有的对等条件，改为中方投资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苏方坚持各占百分之五十不变。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进一步研究。在讨论旅顺口和大连问题时，毛泽东表示，我们应从中苏双方的利益出发。斯大林说：我们认为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既然我们主张修改协定，那就要改得彻底。的确，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便，我们不得不同美国人作斗争。毛泽东说：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点令我们不安，这就是这有可能给苏联造成不良后果。斯大林提出：在这种情况下，您是否认为下面这个方案是可以接受的：宣布在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仍有效，签订和约后，苏联军队将撤出旅顺口。或者可以提出另一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要从旅顺口撤军。毛泽东说：我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并认为在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仍应有效，签订和约后将失去效力，苏军将撤走。(33)对大连问题，斯大林指出：我们不打算保障苏联在大连的任何权益。是否把大连变成一个自由港，由中国自己决定。毛泽东表示：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进行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关于贷款协议问题，毛泽东表示：贷款协定的条件总的来说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斯大林说：我们向人民民主国家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给中国以低的贷款利率，是因为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次会谈持续两个小时，中苏双方在主要问题和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

1月23日　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开始同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就新条约和各项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在协商新条约条款时，周恩来谈了中方的意见。苏方按照中方的基本思想写了一个草案。周恩来看后，认为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同王稼祥等商量后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

1月24日　同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研究中苏同盟条约的具体条款。由周恩来起草的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在条约名称上增加“互助”二字。经毛泽东同意后，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苏方对条约草案没有提出原则修改，只在文字上作了些改动。

1月25日　晨五时，致电刘少奇，指出：“二十四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请勿外传。”

同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1月26日　致电刘少奇：对英国前驻北京领事高来含本月十六日转达英政府的两项意见如尚未回答，望以下列拟就的书面意见交外交部，由宦乡(34)司长约高来含至外交部当面宣读，容许其记录带回报告英政府。书面意见为：“中英两国外长的换文，表示了双方政府对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意。因此，胡阶森先生可以英国政府代办的身份来北京谈判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的与程序的事宜。”

1月29日　在刘少奇关于同胡阶森谈判中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电报上批示：“请周复。胡阶森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见荷(35)领事时，如彼提交换对印尼的承认，应允予报告上级考虑。”

1月31日　晨七时，致电刘少奇：“（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贷款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五件明一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二）中苏贸易协定一件，附表（定货单）二件，日内可将草案交去，尚须数日方能大体谈好。（三）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三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一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

2月1日　和周恩来致电刘少奇。电报说：“请替我们问候胡志明同志，他在为越南民族独立与建立越南人民民主政权的英勇斗争中起了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作用。中越两国已互相承认，并即将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已承认越南，其他各新民主国家估计亦可能承认。”“我们为越南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反帝民主大家庭致深切的庆贺，并祝越南全境统一早日实现，胡志明同志及其战友们身体健康。”

同日　致电刘少奇，发去为我国外交部起草的关于准备同巴基斯坦建交给该国的复文。复文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正式接到巴基斯坦驻苏大使喀莱西先生于一月二十九日函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转来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希望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的基础上尽早建立中巴外交关系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尽早与巴基斯坦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欢迎达朱丁先生作为巴基斯坦政府的特派员前来北京就有关建立中巴两国外交关系的初步的程序的事宜进行谈判。”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刘少奇急转陈云、薄一波：中苏贷款协定的附件规定，在借款和还款期内由中国以剩余的战略物资供给苏联。现在苏联要求供应钨、锑、锡、铅四种。我们除告以铅为我国入口货，无力外销，其余三种物资剩余愿首先满足苏联需要。你们有无新的意见，望立电复。

同日　阅王震、徐立清一月二十三日的报告。报告说：新疆现在业已获得和平事业的顺利推进。王震想在四月初率十五个干部到阿拉木图和塔什干参观一个月，学习联共在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民族工作中的经验，和这些区域的农牧业生产建设。毛泽东决定将这个报告转送斯大林，并在报告上批注：“王震同志是新疆党政军的总负责人，是一个忠实的和有才能的同志”。

2月3日　致电刘少奇：“我们意见，刘斐宜任水利部长，而不宜在章伯钧领导下任交通部长，贺耀祖(36)可任交通部长，陈铭枢(37)可任农林部长。唐生智、黄琪翔(38)可以分任湘粤两省副主席。”

2月4日　在住地同前来莫斯科商谈中苏民航协定的刘亚楼谈话，说：我们不仅应该有强大的陆军，还应建立强大的空军，强大的海军。现在有起义的伞兵第三团，将来要归空军建制。有一支跳伞部队好，以此为基础，加强党的领导，结合跳伞技术训练，可以不断提高这支跳伞部队素质。

同日　致电粟裕：“（一）前起义过来的伞兵第三团，现在还有多少人，跳伞技术程度如何，他们中间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怎样，有无党员的发展，一般的政治情绪如何，望电告。（二）这批伞兵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2月5日　致电刘少奇：现将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及其议定书，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及其议定书和中苏两国外长换文共六个文件全文发给你们。你收完这六个文件后，可先提交政治局讨论，并应准备于签字前一日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及全国政协常委座谈会，给大家传阅，并作解释性的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

2月6日　致电刘少奇：二月一日苏联驻华盛顿、伦敦、北京大使馆受苏联政府之托，曾以召开国际军事法庭逮捕审讯日本五大细菌战犯的照会送给美、英、中三国政府。我外交部想已收到这一照会，应立即以全文在全国各报首页发表，并以李克农副外长名义立即起草复文，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的提议，在最近根据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远东委员会的决议召开国际军事法庭，逮捕并审讯罪大恶极损害人类的日本五大细菌战犯。

同日　和周恩来、王稼祥等参观莫斯科的汽车制造厂、飞机制造厂。

2月7日　和周恩来参观莫斯科的集体农庄。

2月8日　晨，同周恩来研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和各项协定中的有关具体问题。

同日　致电刘少奇，主要内容有两点：（一）就瑞士准备与中国建交，发出为外交部起草的给瑞士的复文。复文提出：“在贵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瑞士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望贵国政府派遣代表来北京就此项问题进行谈判。”（二）就中国与英国建交的有关问题提出重要原则：“估计英代办胡阶森即时到京，望告外交部于胡到后，当其来访时，提及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与程序的事宜，即应告以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因英国现已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即不应同时再与国民党政府作任何外交来往，而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竟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

2月9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苏关于贷款的协定草案。会后，刘少奇电告毛泽东。

2月10日　晨五时，复电刘少奇：“（一）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二）借款议定书(39)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三）条约及协定各件双方应于同日发表，日期另告。（四）伯达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经我们看过，明日可发给你们，请与乔木斟酌，于条约发表之日同时发表。”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刘少奇：中苏民用航空协定草案如另电所告。此草案为苏方提出，在此以前已经多次磋商，现在大体上可以同意，望令聂荣臻、李克农、钟赤兵(40)并由陈云或薄一波同志主持讨论一次，提出你们的意见。

2月11日　听取汪东兴、叶子龙关于给苏方保卫、服务人员送纪念品的报告后说：我们在莫斯科住了这么久，他们工作周到，服务热情，应该送点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品给他们，向他们表示感谢。

2月12日　晨四时，复电林彪：“二月十日二十时电悉，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

同日　晨六时，致电刘少奇：“兹起草致党内电报一件，请于收到时加以斟酌迅即发出为盼。”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于二月十三日发出的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报说：“新的中苏条约和协定即将于日内签订并公布，各地于集会讨论及发表意见时，应根据新华社社论的立场，不要发表不适当的意见。”

2月14日　晨五时，将对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的修改意见电告刘少奇、胡乔木，并嘱：“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务请注意，至要至要！”

同日　同斯大林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代表中国签字的是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苏联政府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应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政府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一九五〇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的贷款以美元计算，总数为三亿美元，年利为百分之一。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席间，毛泽东对斯大林说：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就是告别宴会，希望您光临。斯大林说：我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宴会，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过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

同日　晚上，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和夫人，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和两个协定的签订，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招待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苏联使节、苏联知名人士等。斯大林率领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酒会。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大元帅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几次举杯祝毛泽东和周恩来健康。

2月15日　致电刘少奇，指出：苏方“已决定派空军保卫上海(41)，并且不久可到，其数为一个空军旅。此事须作许多准备工作，例如修理机场，保卫机场，在机场附近肃清特务等，但又要保守秘密，以便飞机用火车秘密运沪，待敌机空袭时一举歼灭之。请你考虑叫粟裕来京面告此事，由他回去秘密准备一切”。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刊登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

同日　晚上，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在北京举行盛大宴会，并发表演讲，指出：“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是久已存在的，然而，只有到了今天，由于中国人民历史性的胜利，这种深厚的真诚的友谊，才用条约的形式把它确定下来，因而就使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

2月16日　出席斯大林为欢送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宴会。

2月17日　晨七时，和周恩来复电刘少奇：“关于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电收到。一般甚好，而且亟须适时发出。惟第四部分因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本身，可否暂缓发表。因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故我们主张目前政务院只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的前三部分，而将第四部分留待我们归后讨论。如须修改，则可推迟至四月再行发表另一关于土改本身的文件。如同意，可向党外民主人士解释第四部分为今年秋后方始实行的政策，不妨从长计议，待毛主席归后再行决定及发表。”

同日　晨七时，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我们一行十四人于今十七日夜车离莫归国。离莫时将发表车站告别词，故应公开报道。我们准备在西伯利亚途中参观一两处工厂，抵沈亦将停留一两天，故行程较通常日期为长，亦可稍为错乱一般人的计算。”“我们走后，尚有贸易问题、新疆经济合作问题、民用航空问题、军事问题、专家合同问题留待解决”，“由富春、稼祥、亚楼、季壮(42)、赛福鼎组成代表团，富春负总责，继续商谈上述各项问题”。

同日　上午九时，致电刘少奇即转饶漱石：“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我们今夜动身回国。”

同日　下午六时，和周恩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与他们共进晚餐。毛泽东鼓励留苏学生：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专业知识，回国后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还接见了革命烈士郭亮的儿子郭志成，在他的笔记本上题词“为人民服务”。同时为在莫斯科农学院学习的留学生江明题词“农业机械化”。

同日　晚上，和周恩来等一行十四人乘专列离开莫斯科回国。苏方在车站举行隆重欢送仪式，到车站送行的有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苏联党政领导人和留下继续谈判的李富春等中国代表团成员。毛泽东发表告别演说。他说：“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的列宁城，受到了热烈的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大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2月21日　和周恩来等一行下车，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参观生产自动推进联合收割机的制造厂。

2月23日　致电刘少奇、高岗：“我们一行因沿途参观今二十三日可到伊尔库茨克。计二十六日可到满洲里，尔后拟于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铁岭各停留一二小时至三四小时，到沈阳拟停留一二天。请高岗同志通知上述各地负责同志保守秘密，每处只要少数负责干部迎接招待，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尤其不要公开发表消息。尔后至打虎山、锦州、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均拟略作参观，均要保守秘密。到北京下车时，亦只要有少数党内党外人士（一百人左右）至车站迎接，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待到北京后方才发表消息。请照此布置为盼。”

2月24日　和周恩来等一行下车游览伊尔库茨克市区，了解少先宫的工作情况，并参观茶叶包装工厂。这里加工的茶叶主要是从中国进口的，在苏联销售。

2月26日　在专列到达中苏边界时，致电斯大林：“我们一行现已到达中苏两国的边境。当此即将离开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时候，谨对于您和苏联政府诸位负责同志的盛意招待，深致谢忱，并祝福苏联在您领导之下的强盛不已。”在中国边界的满洲里车站，由叶子龙和汪东兴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向苏联专列上的保卫人员、服务人员送去二十箱水果，并致谢意。

2月27日　乘专列到达哈尔滨(43)，住颐园街一号。稍作休息后，和周恩来到哈尔滨车辆厂视察。在途中，问陪同的市长饶斌：广告牌上为什么都是外国字，过去的宣传画为什么还未涂掉？又说：我们应当学会管理城市和改造城市啊！到了车辆厂，了解到这个工厂有五千工人，工厂建得早，设备陈旧等情况后说：设备虽然陈旧，但很重要。你们要保护好、管理好这个工厂。越是大工厂，越要管理好，发挥好作用。哈尔滨市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城市，这个厂又是全市最大的厂子，所以应给全国做出好样子。在国际旅行社，向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44)提出要编写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写出来对党对人民有益处。回到住地，又和周恩来接见松江省和哈尔滨市有关负责人。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建国，首要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同时要集中精力恢复经济。还有很多工作，但这两项是重点。

同日　晚上，应中共松江省委负责人的请求，为松江省委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并为《松江日报》题写报头。应哈尔滨市委负责人的请求，为哈尔滨市委题词“发展生产”；为哈尔滨市第二届团代会题词“学习马列主义”。

2月28日　中午，到达长春。和周恩来等视察市区，因大街小巷不见行人，问当地一位负责人这是为什么？当弄清是搞了戒严后批评说：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随后，吉林省和长春市的负责人随即解除了戒严。

同日　晚上，到达沈阳，和周恩来等住和平宾馆。立即接见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简短汇报后，在高岗等陪同下共进晚餐。

3月1日　同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话，重点讲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毛泽东说：我们的基层组织是贯彻中央精神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还存在问题，包括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这次我和恩来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

3月2日　上午，和周恩来看望在沈阳工作的苏联专家，听取他们对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下午，视察沈阳橡胶厂，到了每个车间，询问工人生活和工作情况等。在听取厂长汇报后，肯定了这个工厂的工作。

同日　复电李富春、王稼祥、刘亚楼并告中共中央：海军定货，可分两年购齐，均由借款中拨付。一九五〇年可先购入海军武器及一部分海军舰艇，其余舰艇及海防炮可留待一九五一年购入。空军定货，也要分为今明两年交货，如新增加之轰炸机两队、驱逐机一队，则可改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再交货，算入明年借款支付项目。今年度借款六千万美元，已用去四千万美元，其余二千万美元，应作为海、空军今年度定货支付之用。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李富春、王稼祥并告董必武、陈云、薄一波及外交部：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商务代表团于三月初、东德商务代表于四月初到北京进行谈判。望由王大使代表我政府表示欢迎。

3月3日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讲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访苏观感和我国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说：最近我们和苏联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的前途是很大的，在全世界会发生很大影响。这两个大的民族、两个大国，用同盟条约的方式团结起来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应当切实地执行这个条约。全国人民在这个条约签订以后，会比过去更好地团结起来。这个条约是起这样的作用：团结了全国绝大多数，孤立了极少数分子。我们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要积极地做一些工作，要与苏联建立经济建设的互助，文化建设的互助。从现在起经过多年之后，这种互助会发生很大影响。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我们要做许多工作。这个条约的签订对于巩固远东与世界的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还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现在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经济建设。我们还有很大的困难，在我们身上负担有几百万军队、几百万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把国民党的烂摊子收起来了，这么多人要吃饭。今年要提出把这个负担逐渐减轻，以便我们能够投资于经济建设。东北条件比全国好，早把敌人赶走了，土地改革也完结了，已经转入到经济建设。东北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希望你们搞好这个工业基地，给全国出机器，出专家。我们现在从关内送一批知识分子来，以便将来给全国训练专家。

3月4日　晚十时，和周恩来等一行回到北京，在火车站受到党政军领导人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林伯渠、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等，以及苏联等驻中国大使馆主要成员的欢迎，并检阅了仪仗队。

3月6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报告访苏经过。刘少奇、朱德、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出席，薄一波列席。

3月10日　接见参加外交部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的袁仲贤、耿飚、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姚仲明、王任叔、黄镇、吉雅泰、倪志亮、曹祥仁、冯铉、姬鹏飞、韩念龙(45)。毛泽东说：听说你们不久就要出国赴任了，总理要我和你们谈一谈。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当然首批中应包括已去苏联的王稼祥同志），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需要干部。我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干部。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历来是我们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吗？但他们出使西域，不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第二，你们中间有好几位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当然政治部主任也善于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刚才谈到，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你们还是要像总理所说的，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查研究。不过，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凡事都不会孤立地存在，要看到事物间的联系。比如，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冷却塔，再观察一下周围，看到配套的建筑设施，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电厂。再如，一个国家要出兵事先总有很多迹象，如动员、军事运输增加以及舆论变化等等。通过对这些迹象的研究，就可以得出是否要打仗的结论。从报刊和书本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东西。有时，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经过研究，也许能从中发现一个大问题。谈到调查研究，我们不妨学学宋代的沈括，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把那里的城镇关隘、山脉河流，详细记载下来，并绘成地图，还把当地的土地物产、风俗人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当朝廷派他和辽国进行划分边界的谈判时，他对有关数据、资料十分熟悉，脱口而出，对答如流，使辽国占不了便宜。总之，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学习。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资本主义的政治不能学，但是他们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中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学是为了用，要把学到的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毛泽东对即将担任驻瑞典大使的耿飚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

同日　复电林彪：“三月七日电悉。同意你和子恢来京一叙，时间如你们能早来，可于接电后即动身。因粟裕本日可到京，有些事可一起商谈。子恢同志务盼同来，因土改中对待富农的策略问题需要和他商量。”

3月11日　复电张治中：“寅微(46)电敬悉，极感盛意。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47)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同日　复电程潜：“电示敬悉，极感盛意。”

同日　晚上，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民主党派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回国举行的宴会。毛泽东在宴会上勉励大家：“团结一致为国内建设和国际和平共同努力。”

3月12日　关于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复电邓子恢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电文如下：“（一）子恢寅真(48)电悉，同意你不随林(49)来北京开会而派李雪峰(50)来。（二）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是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51)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同日　下午，约梁漱溟(52)谈话，并共进晚餐。毛泽东在梁漱溟谈到“得天下易治天下难”时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晚餐后，毛泽东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故地重返，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53)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的。后来，梁漱溟于四月至九月中旬先后参观了河南、山东、平原(54)三省的农村和东北三省的城市与农村。九月二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再次约梁漱溟谈话，了解他外出参观情况。毛泽东说：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在梁漱溟谈到对朝鲜战事迫近东北深感不安时，毛泽东说：中美之间现在还没有打起来，但硬是打到你的头上，又怎么办？只有还击，以牙还牙。

3月14日　复信龙伯坚(55)：“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大示收到读悉。吾兄参加革命，从事卫生工作，极为欣慰。新湖南报名是湖南同志们起的，与从前报名偶合(56)，引起你的高兴，我亦与有荣幸。旧词无足取，不必重写。尚望努力工作，为民服务。”

同日　复信刘揆一(57)：“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征粮流弊，政府已发令纠正，不知近日有所缓和否？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湖南匪患闻已大体解决，是否如此，先生所知如何，尚祈便中见告。”

同日　复信蒋竹如(58)：“得示极慰，迟复为歉。惠我瑶章，弥见勤勤恳恳，深情厚义，如对故人。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而非律的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制，尚是很有用的。弟于律诗不会作而好读，前复东园兄信请他抄其旧作寄我，未见寄来，却似乎因此引出了吾兄寄来的许多大作，使我非常高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倘蒙多寄大作（寄重庆诗未收到），极表欢迎。”

同日　复信张辉周(59)：“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来信收读。北游之议甚伟，唯宜暂缓，目前仍就原地工作，不必远游。令孙亦宜就现地按政府规程入学。”同时给张辉周题词：“努力进修，老当益壮。”

同日　复信郭士逵(60)：“去年十月五日来信收到，迟复为歉。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出省外，徒劳往返。”

同日　复信胡崇诚(61)：“去年旧历九月十八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承惠瑶章，弥见推爱。尚祈时赐教意，以匡不逮。”

3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方方、高岗电：为讨论军事和土改等项问题，拟请各区负责同志来京开会一次，请你们五位于接电后数日内即动身来京。林彪、粟裕二同志已到京，剑英刚从武汉回粤，请方方来京一次。

同日　就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和与其配合的西北军区部队向西藏进军的后勤保障问题，作出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3月19日　致信程星龄：“周介祹(62)先生信一件寄上，请商颂公(63)或首道(64)酌予处理。我因不明周先生情况，未作答复。周信内说，希望得米，程颂公不给，又称须得毛委任方有效，似乎社会舆论对他不太好。究竟情形如何，是否应给予帮助，请先生按情酌定。”

3月20日　就苏北区党委要求中央加拨粮食和食盐救济苏北灾民一事，批示：“董老：此事请你予以处置，并请以结果告我，二千万斤粮食、一千万斤盐是否可以照拨，并及时运付？”

同日　复电张治中：“寅佳(65)电悉。（一）同意先生来京面叙，何日启程盼告。（二）沿途护卫请剑英布置。”

3月27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出席，林彪、李雪峰、方方、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粟裕列席。林彪、饶漱石先后汇报中南、华东情况。林彪汇报后，毛泽东发言，主要内容是：渡江及大进军以来，做了几个工作：（一）打仗，是一恶战。（二）剿匪。（三）征粮、公债、收税。前两仗都受欢迎，第三仗一打，则“共产党不好了”，只剩解放军了！（四）华东、中南及西北部分的减租减息。（五）城市工作（接收、管理、肃奸、文教），几个月中接收了全国的城市。饶漱石在讲到每个大战役后，军队必须有整顿，地方党政也需要整顿时，毛泽东插话说：“一年一大整，半年一小整，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不改造就要犯错误。”

3月28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粟裕汇报华东军事情况和攻台准备，邓小平汇报西南军事、财经情况及西藏问题。邓小平在讲到各界代表会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关门主义时，毛泽东插话说：“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同日　阅张鼎丞(66)三月二十五日关于再战金门“我处相对劣势”的报告，批示粟裕：“先打定海、再打金门的方针应加确定，待定海攻克后拨船拨兵去福建打金门。是否如此，请考虑告我”。

3月29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彭德怀汇报西北情况，高岗汇报东北工农业情况。毛泽东在插话中说：“新区土改以前，均不应组织民兵。”

同日　阅第十八军党委草拟的进军西藏口号二十四条，批示：“小平同志：口号有些不适当，又太多，请你动手修改，或重拟一单。”

3月30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方方汇报广东工作，薄一波汇报华北工作。

同日　致电斯大林：“为北京人民大学与南京大学我们曾向苏联政府聘请六十名教授和教员（关于此问题，我在莫斯科时已有专函给你）。现在北京人民大学已招收了三千以上的学生并已开始上课，该校教育计划是以苏联教授、教员教课为主而制订的，没有苏联教员，课程无法进行。因此希望按照我们已提出的计划物色教授和教员，并迅速派他们到中国来。”

3月31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云报告财政情况，聂荣臻报告军事工作。陈云说：财经统一后，财政情况有所好转。争取物价平稳的三个条件大体具备了，（一）战争完结了，（二）每月货币收支接近平衡了，（三）我保有的物资数量充裕了。

同日　阅空军政治部三月三十日为请示出版一个刊物的报告，批示“照办”，并题写《人民空军》刊名。

3月　应北京大学负责人的请求，为北京大学题写校徽。

4月1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彭真汇报北京市工作，黄敬汇报天津市工作。

4月2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饶漱石发言说：全国统一步骤，意见是一致的。在前进路上，可能产生副作用。所谓副作用，在上海具体说，就是因为银根紧有可能使上海的大资本家倒台。果如此，对国家是害多利少的。我们有性急的，如企图利用轰炸使工业内迁，经主席指出，我们开朗了，实际是做不到的。二月六日轰炸之后，我们又急了，无办法，又想提内迁。后经主席来文说不要内迁，有办法，我们就很高兴。林彪发言说：我觉得应坚决完成任务，必须使金融物价稳定，要坚决，没有想到松紧问题。邓小平发言说：问题的提出很重要。因为从另一方面考虑问题，常常是必需的。统一办法实行以后，物价稳定，解决了历史性问题，是一个大成绩。物价稳定对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必须从稳定物价的基础上来想办法，不能动摇这个原则。牺牲这个原则去拉拢资产阶级是不对的。银根紧，将来是有利的，但在当前是一个难关，是难过的！照顾私人资本，今后主要方式是国家订货。陈云发言说：问题甚大，各有困难。物价不稳，内外有责难。稳了之后，又发生新的困难。上海是特殊问题，利于通货膨胀，但全国各地稳定之后是好的。最后，毛泽东说：基本工作是平衡收支，稳定物价。好转已经开始，但不稳固。要稳固，必须：土改以恢复农业，调整以恢复工业，整干以执行政策。两全其美是可能达到的，必须去掉一些毛病。决定要调整工业，可以调李富春同志来中财委任副主任，专管工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各地关系。整干（整掉命令主义）在各地进行，中央可发一电报。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关于纠正军队生产中的偏向的指示电，起草中央军委给各中共中央局、各军区的批语：“兹将华北军区三月三十一日关于纠正军队生产偏向指示电一件发给你们，望转发所属参考并纠正自己部队中的偏向，是为至要。”指示电指出军队生产中出现的偏向是：集中力量搞生产，放松了剿匪任务；工具未准备好，劳动量过度；管理松懈，引起战士逃亡；生产动员时片面强调分红，对增加国家财富和减轻人民负担的精神强调不够。

同日　应马叙伦要求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五月一日出版）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同时复信马叙伦：“示悉。遵嘱写了几个字，是否可用请酌。”

4月3日　审阅钟赤兵、唐凯(67)三月三十一日关于中国民航的经营方针问题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批示：“所拟方针可用，具体实施办法，请与周总理、聂参谋长商酌办理，并与空司(68)协商配合。”报告建议民航的经营方针为小飞机的原则和采用企业制。

4月5日　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发言说：军队减人应是确定的方针，主席提出的保留四百万是合理的。整编应与将来的国防建设联系起来。粟裕发言说：从战争在近五年内不可能爆发出发，军队可以减少。毛泽东说：人员与财政之间的矛盾，战争与和平的矛盾，这是问题的本质。两三年内是否会有仗打？可能几年内没有仗打，又有一种可能就是打。如果明后年打，留下四百万也够，足以应付必要情况。现在裁一点，以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即裁去一百五十万。因为美国要注意两洲(69)，如果不注意则亚洲连续胜利，平均对付两处增加了它的困难，打不起来的。如果要打，我们有四百万。希望商定下来，将来再看。四百万的军队是学校也是生产队。经济计划现在还谈不到，但陈云同志说得很好，要想法使穿衣吃饭点灯自己解决。不解决就不能工业化。需要修铁路，从国际意义上说，是修川汉铁路与西北铁路，要与苏联接通。十年计划完成这两条铁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我们恐怕用不上。第一是自力更生，第二是靠苏联与新民主国家。

同日　阅陈毅关于公债、税收等问题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复电陈毅：“卯支(70)电悉，所取方针和中央的方针是一致的，望妥慎去做。中央会议六日可完，漱石八日可动身参加上海十日开始的会议(71)，我们是支持你们的。”陈毅的报告提出的方针是：动员党政和人民团体积极做好解释工作，并严办乘机捣乱的坏分子，对工作方式和税目方面的毛病进行检讨并加以改善；召开党内会议，说明公债和税收任务新老解放区和城乡均应分担，共同克服困难；召集财经各部人员开会，在不妨碍中央财政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辅助的步骤。

同日　复信毛宇居：“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复颂兴居佳胜！乡友便祈致候。”

4月6日　主持三月二十七日开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李雪峰、薄一波、彭德怀先后发言，都谈到富农问题。最后，毛泽东发言。他说：不动富农的策略，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搞的，因为蒋介石倒了，土匪肃清了。抗日战争中，有八年未分地，地主土地也未分。当我们看到战争要来，争取群众，就搞了一个《五四指示》，那时怕搞过了，把自己孤立起来。当时有人说右了，有九条照顾。一九四七年战争残酷，农民与农村干部结合，推翻了《五四指示》，说它右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扫地出门。犯的错误最多的也是在一九四七年，打红了眼，地主富农不分了。一九四七年我军开始反攻，三大战役之后，形势就不同了。《五四指示》分成两个小段解决，先搞地主，以后再搞富农。现在，只有皖南区党委的回答才是肯定地说不动富农，其余大部均主张要动富农出租部分的。我还是提议今天不动富农。至于恶霸，则不是以富农身份去没收他，但也不能规定“恶霸富农”。土地改革这个战争，比渡江、剿匪要大，要复杂，要激烈。这是一场恶战，要搞三至五年全部解决。慢比快些好，出乱子少些，也不会太大地影响生产。土地平分，也可以考虑，好处是快。但现在战争已经完了，可以考虑不那么平。不平，可以用其他办法如税收来补偿的。

4月9日　审阅周恩来关于中苏条约和两个协定有关情况的报告，批示：“此报告请周印若干份，于今日印好，明日分发准备参加此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的一百七八十人，每人一份。”“此次政府委员会议，除周、陈、林、邓(72)四同志讲话外，张治中、程潜、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等六人似亦宜给以讲话机会，请周酌定通知他们做准备。此外，为解释婚姻法，王明似亦宜略作说明。”

同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部二局、五局全体会议的代表，并讲话。毛泽东说：你们的会开得很好。以为把蒋介石打败了，国内就没有敌人了，是错误的。帝国主义还存在，还强大，国内还有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们已经打了一个胜仗，还要再打一个胜仗，两个都胜利了，才算是全胜利。毛泽东为他们题词：“第一仗已经打胜了，应即整顿队伍打第二仗，争取全胜。”

4月10日　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中苏条约和两个协定有关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周恩来作报告时插话说：中苏两国协商的问题，第一是有关两国的问题，第二还要是重大问题，如对日和约问题就是有关两国的重大问题。有些即使是重大问题，也不一定都与两国有关，那也就不一定商量。还有如大连为什么不讲交还，这表示大连就是我们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剩下的是自由港问题。中苏条约只限于与苏联有关的问题，大连自由港这一点不同，与美、英等国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只讲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再处理，到时看情况。中苏条约订下来比不订好，订下来，就有了依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

同日　审阅修改陈云准备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作的报告稿，拟题为《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并批示：“陈云同志：此件很好，都可发表。请你看一下即送周付印，明日发给到会诸人。”十三日，致信周恩来：“陈云报告请阅后付印。今晚七时的政府委员会，请考虑要参加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的各省同志到会旁听一下。”

同日　审阅林彪准备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南工作情况的报告稿，批示：“已阅，请周即付印。”

同日　复信张有晋(73)：“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赐函诵悉，远承教益，极为感谢！谨此奉复，敬颂道安！”

同日　复信毛照秋(74)：“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来信收到。家中困难，应在土地改革后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你父亲旭梅(75)健在，甚慰，请你代我致问候之意。祝你工作顺利！”

同日　复信田厚卿(76)：“去年七月一日来信收到（所称五月二十七日的信则未收到），积压甚久，迟复为歉！先生是否即第四师范之田厚卿，过去经历情形，有暇尚祈见示。工作问题是否已获解决亦望见告。”

4月11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周恩来作关于中苏条约和两个协定有关情况的报告，林彪作关于中南工作情况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在多位委员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他说：我们曾经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签订中苏条约，对于我们国家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大陆境内，也把他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会议批准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4月12日　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会议。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毛泽东就财政经济问题发表讲话，他说：陈云同志方才报告的着重在财政，以后要注意经济。这六个月来在财经方面打了一个胜仗，是有成绩的。这是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还有不少缺点和毛病，可以来个总结，将缺点修正一下。过去注意财政也是对的、必要的，从去年十二月搞概算，平衡收支，达到稳定物价，有了一个开始的好转，但还不是基本的好转。要基本好转还要三年即到土改完成，还要依靠调整经济和调整工商业，还要在支出方面想些办法。土改中动不动富农问题，我们现在的意见，原则上是不动为好，因为现在没有战争。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即不动富农，到了一九四七年在战争中为了争取群众无形中冲破了那个界限。土地平分是个大事情，很怕乱。又要改，又怕乱，干部又不足。规定有今年搞的，有明年搞的，还要做准备工作，仍会有些乱，然后去争取少出乱子。整理经济方面，很重要。以前集中力量搞财政是对的，以后要转到工商业方面。《共同纲领》中说五种经济要各得其所，现在私营经济感到无合法地位，公营经济中也有不得其所的。要在经营范围、原料、市场价格、周转资金等方面，将私营经济真正作为国家五种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四月到九月的六个月中，中财委要召开一些工商业会议，调整工业要有所准备，要工商业者、公营企业参加，由政府领导，把口号变为实际，否则人家说我们讲空话，未能实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在支出方面，要想些办法。现在军队有五百六十万，可以减少一百六十万，即剩四百万。要加强空军、海军、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减少陆军。但并不是要大裁军，是把愿意回家、有家可归的送走，给路费，也要训练一下，并使他们家乡组织欢迎他们。将来国际环境稳定，我们全国实行征兵制以后，军队留二百万到二百五十万就差不多。国家经济的根本出路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有三种东西即粮食、棉花、煤油，这是几十年来入口货的大宗，中国的外汇主要买这些东西。只有这三样东西靠自己，经济建设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同日　阅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写多处批语。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批写：“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批写：“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批写：“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讲得很幼稚。”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批写：“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在发言记录稿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但他们所谓的‘民’，是资产阶级。我们则要争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但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处，批写：“完全错误的说法”。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与民争利’，表现在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的控制”处，批写：“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处，批写：“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处，批写：“这是不对的。”

同日　审阅修改林彪本日关于中南区部队复员问题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陶铸(77)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应积极地提出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回乡后应服从区乡政府领导，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而不可乱来。”

4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陈云《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毛泽东就陈云的报告发表讲话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过去六个月在整理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财经委员会的方针是正确的。工作中还有一些缺点，应当注意改正。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共同纲领》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同日　和江青致信向振熙(78)：“向老太太尊鉴：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同日　致信杨开智、李崇德(79)：“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

4月14日　复信刘揆一：“四月二日大示诵悉。退押一事，原是地方根据农民要求办理的，现已令其停止。”

同日　复信熊子容(80)：“两信及文稿均收到，研究有心得，思想有进步，可喜可贺。五月来京时，可以面谈。”

4月15日　阅中南财委四月十三日给中财委的报告。报告中说：武昌私营纱厂四家，因催收税债，紧缩发行，银根吃紧，成品卖不出去，据多方调查，确系岌岌可危。毛泽东批示：“陈云同志：此件所述厂家似应予以维持。如何，盼告。”

同日　本日出版的《人民空军》创刊号刊载毛泽东的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4月16日　复电陈毅：“删午(81)电悉。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会议(82)情形，望随时电告。”

4月18日　复电契尔文科夫(83)：“去年十二月七日来电我由苏联回来后方才看到。兹依你的要求写了一篇短文，但你的限期早已过了，是否还有用，请你酌定处置。”毛泽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84)》一书写了《季米特洛夫与中国人民》一文。文中指出：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而写的专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在建立这个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必须同“左”倾宗派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季米特洛夫同志所作的这些结论，对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正确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很大的帮助。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中央委员会要求全体党员学习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的结束语，他在这里谈到干部政策以及宣传工作必须通俗易懂的问题。

同日　复信毛森品(85)：“前后两信均收甚慰，因事迟复为歉。钦明(86)兄为革命牺牲，不胜叹惜，亦是光荣之事。所述干部工作中之缺点，所在多有，现正加力整顿，期能有所改进。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风便尚祈随时惠示周行。”

同日　复信李淑一(87)：“来信收到。直荀(88)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肖聃午亭(89)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

4月19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和失业问题，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林伯渠、彭德怀出席，聂荣臻、薄一波、李立三、陆定一、陈伯达、乌兰夫(90)列席。在讨论决定时，有人说各地反映都有压制批评的事，受到批评就不高兴，甚至拒绝接见记者，还有叫去反省的。毛泽东说：谁叫记者反省就要他自己反省，谁拒绝接见就撤换谁！有许多人写信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人，是很有好处的。党中央与中央政府应该有专门机关，来处理这类的事情。又说：我们的报纸需要提高一步，有许多消息确实是不忠实的，不合实际情况的，根本把事情的面目搞错了！有些新闻因为没有分析，所以缺乏说服性。批评这个武器不要拿在反动分子手中去。我们需要了解资本家的动态，报纸上应该有他们的文章。《进步日报》上资本家的文章，我总是读的。应该允许一部分抱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同时存在。就是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许多时候。基本的理论书籍还是要出版，否则思想就混淆了。在讨论失业问题时，李立三说，上海失业最为严重，失业工人三月份十万，四月份十五万，还可能增加。毛泽东问陈云：拿出四亿斤粮食来救济失业工人，可以吗？陈云答：可以的。救济经费是可以拿出来的，但方式应研究，不要把总工会置于火炉之上，处于被动地位，变为斗争对象。

同日　复信左作霖(91)：“三月二十三日来信并照片一张收到，深为感谢。你的志向很好。加强进修，多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必会为人民所欢迎，尚祈努力以赴。”

同日　复信熊科易(92)：“三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国事多艰，尚祈相与努力。参加工作是很好的，唯弟不识兄之情况，未便有所主张，似可与惇元(93)兄等商酌为之。”

同日　复信向明卿(94)：“去年十月十二日来信早已收到，因事迟复为歉。令侄向钧(95)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

同日　复信谭天佑(96)：“来信并附天民同志照片收到，极为感谢。天民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生命，深为悼念。尚望我兄努力进修，多做与人民有益的工作。”

同日　复信罗驭雄(97)：“二月十四日大示敬悉，深感盛意。所指干部中的缺点错误所在多有，必须整饬。倘有所见，尚祈随时示知。来京一节，似可从缓，工作或学习均以就近从事为宜，未审尊意以为然否？”

同日　复信谭秀德(98)：“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感念。周辅仁烈士殉难牺牲一节，可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备案。”

同日　复信文运昌(99)：“接到了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100)均已殉难，知注并闻。”

同日　复信贺晓秋(101)：“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4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军队复员工作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陶铸，陈毅、饶漱石、粟裕，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的电报：“（一）四月十二日林彪同志给邓、谭、赵、陶关于中南区今年复员五十三万至六十万人的电报谅已收到。我们希望这个复员工作能于五月至八月四个月内做到，以便节省出九月至十二月共四个月的经费，减轻人民一部分粮税负担。请中南局专为此事开一次会议，详尽地讨论一下，并订出在四个月内分批复员而又不出乱子的具体计划和具体办法。此种计划和办法希望能在五月一日以前电告我们审阅，并请电告四个月内分批复员五十三万至六十万人这项巨大工作有何困难，是否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二）请饶、陈、粟亦照上述意图做出华东区复员计划，亦于五月一日以前电告我们。华东区只留下军队及地方武装共一百万人。（三）请刘、邓、贺考虑一下是否可以亦照上述意图办理复员工作，只留下军队及地方武装八十万人而又不出乱子。（四）请彭、习、张考虑电告西北方面可以复员多少人，并是否可于四个月内办理完毕。”

同日　审阅刘少奇四月十八日报送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草案）》，共三十五条。此件由胡乔木起草，经刘少奇修改。刘少奇将第三十三条“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将第三十五条“毛主席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毛泽东审阅时，将第二十四条“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努力协助全国解放事业的完成！”改为“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准备一切可能条件，配合人民解放军的适时进军，解放自己，完成统一！”。并批示杨尚昆：“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及乔木、陆定一、陈伯达、李立三、聂、薄，星期三讨论。”《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后增至三十八条，于四月二十六日发布。

同日　下午，同李维汉、徐冰等谈统战工作问题。毛泽东说：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士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我们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做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解决党派经费、民主人士的旅费等。大家对《共同纲领》没有意见，但一到了具体问题就又不行了。像学校不收民主党派分子，某地委看见民主党派材料就把它撕掉，对党外人士像踢皮球等等，都是不对的，也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平等，也不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许多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漏秘密、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要出的气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对有理的应接受，对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蒋介石不肯给人家自由，我们要给人家平等、博爱、自由。

4月22日　阅陆定一四月二十一日关于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计划的报告，批示：“定一同志：文教委员会工作已有计划，甚好。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亦应当有一个计划。”

4月23日　复电陈毅，指出：“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同日　对中央军委关于号召捐救济粮事给各部队军政首长的电报稿作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近几个月来，上海因为遭受敌人封锁与轰炸及物价稳定、银根抽紧等原因，失业工人大增，共有二十万人，并有增至二十五万人之势。此外，各地失业工人，南京五万，武昌十万，重庆六万，广州五万，京津共六万。全国共失业工人约六十万。他们生活极为困难，为了争取工人群众坚决站在我们方面，中央同意全国总工会筹措一笔失业救济金的提议，号召工人做义务工一天，以所得工资援助失业工人。（二）我人民解放军对工人阶级兄弟的困难，应有同情并给予援助。为此我们提议，全军每人捐出一斤米，作为失业工人救济金。望在部队中进行动员，通过开军人大会的方式响应每人捐一斤的提议，并将结果电告我们。在报道时只提粮食总数，不要提每人一斤米，以免暴露总人数。

同日　会见傅作义、董其武等，朱德、周恩来、薄一波、聂荣臻参加。

4月25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减租的总结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兹将中南局四月二十日关于减租总结电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研究。特别是关于‘有许多民主人士说我们说话不算话，上边的规定，下边可以任意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纠正’，‘由于战争已经结束，乡村改革一点，已引起人们突出的注意，关起门来办事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由我们自己提出而由各民主党团举手赞成的一切政策，我们自己必须首先坚持执行’，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务望各地同志注意。”

4月27日　复信王新元(102)：“四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已告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如李介侯到时设法令其入学。”

同日　应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一些学生四月二十三日来信的要求，为他们的壁报《青锋》题写报名。

4月28日　致电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彭德怀，请他们就下列各项予以电复：（一）目前春耕状况如何，所属各省区党委是否已集中主要注意力从事春耕生产的组织和领导，农民缺乏种子、肥料及食粮的问题是否可以得到解决，今年是否有争取一个丰收年成的希望，此事关系极为重大，务望注意。（二）华东局、中南局各担任起草一个土地法草案，是否已在着手，我们希望你们能于五月十日起草完成，五月十五日以前送到中央，是否能做到。除一个一般的土地法外，是否还需要发一个关于土改工作的指示，规定土改工作中的许多具体办法，你们是否正在准备起草此项指示。华东局已经准备了为着土改目的而使用的七万二千个干部，并准备于土地法令公布后的几个月内加以集中整训及学习土改，中南局及西北局关于此项干部的准备情况如何？（三）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你们对于此项整训工作是否正在筹划，有无关于整干的计划（步骤）及指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将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四月二十七日来电转发各中央局、各军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刘、朱、周、聂阅后发。请聂于日内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将东北、华东、西北三区军队缩减为一百万人的具体计划做好，交我为盼。”来电提出：我们已遵照中央意图，确定了将所有部队缩减到八十万的初步实施方案，并决心贯彻执行，估计是不会出大乱子的。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四月二十六日关于浙江、苏南夏征不收为好的请示电，批送陈云、薄一波：“浙江、苏南以不征夏收为好，如何请酌复。其他灾情严重区域是否征夏收，亦请考虑”。

同日　复信夏永新(103)：“四月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尚望就现在工作岗位努力从事，加强进修，是所企盼！”

同日　阅中共湖南省委四月二十六日关于唐生智去北京晋见毛主席的电报，批送林伯渠、聂荣臻：“请于唐生智到京时去车站接一下，并指定住处。”

同日　批示胡乔木：“海南岛即将全部解放，请起草一个贺电，待榆林港解放时即发表。”

同日　审阅聂荣臻四月二十八日给罗贵波的复电稿(104)。复电稿说：“所问‘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的解释，答复如下：主席的这一军事原则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创建革命的根据地，巩固根据地，再依托根据地，扩大发展根据地，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进政策，使巩固根据地与发展根据地相结合的原则。所谓波浪式的推进，就是根据地扩展到某一境地，就要暂时停止推进，而进行新区的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等项巩固工作，到新区已经可以作为依托再行推进。请参看‘毛选’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

4月29日　晨，修改刘少奇准备本日在北京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后，致信刘少奇：“报告略有些修改，已送恩来阅后还你。陈云在请假中不看文件，没有送他看。修改的主要点如下：不要说‘今年是困难的最后一年’，因今后几年内都会有困难，而且仍将是相当严重的困难，不过将一年一年地减少罢了。其他说到困难‘很快就可以过去’的话都删掉了。举东北为例一段合并到前面一段中去。国际形势一段说得策略一些。解释富农策略一段觉累赘，留待将来去说。纠正命令主义一段说得全面一些，并且不要太突出地去说财经干部。口号加了一句(105)。如时间来得及，请于你讲后即刻付排，送清样给我再看一次，然后发表。”

4月30日　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起实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同日　将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关于起草土改条例意见的电报转发饶漱石，作为起草土改法令的参考，并征询他的意见。邓子恢的电报着重申述了主张动富农出租土地的理由。

同日　复信田厚卿：“四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吾兄既与总工会有联系，即宜继续此种联系，听候他们分配工作。对于过去历史经验加以分析反省，是必要和有益的。希望你与时进步。”

5月1日　下午三时，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106)、李济深、张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各界群众和人民解放军的游行队伍。

同日　复电邓子恢并告饶漱石：“四月二十五日电悉。（一）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二）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由子恢同志于五月十五日以后中央开会时带来（子恢同志动身日期另外通知），在中央会议上作最后的讨论和决定。（三）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5月2日　复信谭世瑛：“四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情意殷厚，极为感谢。生活困难，极表同情。弟于兄之情况不甚明了，不知如何可以为助。倘于土改时能于兄有所裨益，或于乡里故交获得援手，则似以就近解决为上策，未知以为然否？”

5月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报告的指示稿。在指示稿说到群众性的非武装的抢粮骚动，我在场武装部队应首先竭力劝阻，如劝阻无效，则可对空中鸣枪驱散群众处，加写一句话：“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

5月7日　为中央军委情报部召开的全国军事情报会议和全国战略情报会议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同日　复电李富春：“五月二日的信收到。（一）同意你留在东北工作半个月，休息半个月即来京。（二）高岗同志至少要休息半个月。”

同日　复信文涧泉(107)：“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圫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108)还在否，便时请你告我。文凯(109)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接到否？南松(110)兄第二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

同日　复信文凯：“来信收读。先生工作问题，似宜就近设法解决。”

同日　复信王汝霖(111)：“一月三十一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征粮中出了许多弊病，政府已有令纠正，不知结果究竟如何，便时尚祈详举见告为盼！”

同日　复信张鼎(112)：“去年十月二十五日来信，又毛泽覃等照片，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规章办理。”

同日　复信邓冰(113)：“去年十二月惠书敬悉，极为感谢。先生工作岗位，似以在原地为适宜，不必远游，未知以为然否？”

同日　复信余长茂(114)：“去年十二月惠书敬悉，甚为感谢。吾兄从事教育事业是很好的，尚望继续努力。”

同日　复信凌汉秋(115)：“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工作问题，请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因京中人浮于事，不易解决。”

同日　复信庄严(116)：“去年十二月十日惠书敬悉，极为感谢。吾兄从事教育事业是很好的，希望继续努力。风便尚祈时示周行”。

同日　复信文士员(117)：“四月二十五日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吾兄从事教育工作极好，尚望努力进修，改进人民教育事业”。

同日　复信赵浦珠(118)：“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风便尚祈时示周行。唐家圫诸亲友并致问候之意。”

同日　复信粟济世(119)：“一月一日惠书敬悉，极为感谢。征粮弊病甚多，政府已有令纠正，未知实际效果如何？剿匪取宽大政策期收速效，根治则有待于土地制度之改革。先生如有所见，尚祈随时赐示为盼。”

同日　复信林谷生(120)：“三月十日来信收到。林蔚同志死事极可痛惜，将来自应与全国各地死难同志一同有所纪念。”

同日　复信周振岳(121)：“去年十月九日来信收到，甚慰。参加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

同日　复信李鑫(122)：“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工作问题，应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

同日　复信陈国生(123)：“来信收到，甚慰。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

同日　复信毛贻华(124)：“三月九日来信收到。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尚祈鉴谅。”

5月8日　复信毛逸民(125)：“一月三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请你替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努力和进步。”

同日　复信陈峰仙(126)：“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希望你努力进修，为人民事业继续工作。齐泰(127)情形不清楚，你可以写信去汉口第四野战军政治部询问或可得其梗概。”

同日　复信周芝麟(128)：“去年十二月惠书敬悉，甚为感谢。周玉麟同志死事望兄就近陈明湖南当局备案，便与全国英烈一体议恤。”

同日　复信李静蓉(129)：“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在莫斯科时曾看见志成，情形是好的，大约不要很久可以毕业回国。你在湖南工作很好，如工作需要，不必来北京。”

同日　复信黄谱臣(130)：“一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兄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131)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

同日　复信龙亦飞(132)：“去年十月来信收到。王基永同志殉难，极为痛惜。兹幸遗孤成立，业已就学，为之喜慰。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

同日　复信王云晓(133)：“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有志上进极好。工作问题希望就近设法解决。”

同日　复信毛春轩(134)：“去年十二月来信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浪秋、迪秋(135)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

同日　复信郭建人(136)：“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现在人民政府工作甚好，望于工作中加强学习，对于过去有所批判，以期日进有功。”

同日　复信刘庆勋(137)：“去年十月六日信及附件早已收到。吾兄从事工业技术是有益的，希望继续努力，为人民利益而服务”。

同日　复信刘致强(138)：“去年十一月来信及自传收到。关于过去历史，希望先生有所批判。工作以在现地为宜，不要来京。”

同日　复信黄滨(139)：“你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你在宁乡工作甚好，希望你努力将工作做好。”又及：“江青向你致问候之意”。

同日　复信张四维(140)：“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吾兄已在盐业公司获得职业，甚好，应就此项工作努力，取得成绩与信任，不要来北京。北京人浮于事，不好安置。前已复一信，未知收到否？”

同日　复信张一权(141)：“惠书敬悉，感谢你的好意。北京人浮于事，兄来不一定有好处，学习和工作，可就当地谋之，未审以为然否？”

同日　复信王一凡(142)：“元旦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工作事以就近设法解决为好。”

同日　复信刘忠获(143)：“贵友娄先生(144)有志研究极好。惟来京一事由弟推荐颇有未便，希望他另想办法。”

5月10日　致电粟裕：“你的计划何时举行舟山群岛作战，准备工作如何？盼告。”

同日　复信易克(145)：“两次惠书均收到，甚感盛意。工作岗位已觅定否？总以就近解决为宜。教育法令尚多阙如，只能边做边像，故无从寄奉。”

同日　复信刘涤清：“来信收到，承以各地情况见告，极为感谢。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为盼！”

同日　复信王砺初(146)：“惠书敬悉，甚感好意。所指工作中的缺点，正在注意纠正，吾兄倘有所见，尚祈随时示知。生活困难，极表同情，希望能就近获得解决。”

同日　复信方觉民(147)：“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极为感谢。所指工作中的偏向，现正注意纠正，吾兄倘有所见，尚望随时示知。吾兄从事教育工作极为有益，尚祈按照新方向加以改造，福利人民。”

同日　复信薛世纶(148)：“四月十九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吾兄从事教育工作极为有益，尚望加强进修，继续努力。风便尚祈时惠好音。”

同日　复信罗元燮(149)：“两函均收到。生活困难，极表同情，望在长沙等处设法获得适当解决。情况如何，尚盼示知。”

同日　复信曹直明(150)：“去年十二月来信并附件(151)收到，感谢你的好意。附件已付卫生部研究。”

5月11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摘报的一封来信，起草中央给华东局并转浙江省委等的批语：“接北京市委送来浙江工作同志张景鑫一信(152)，特转给你们。这种违反政策及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忍耐的，必须实事求是，彻底检查，切实纠正，并以结果报告中央。各省各县有同样情形的，必须检查纠正，并厉行整党整干，彻底纠偏。”

5月12日　致电邓子恢：“（一）土改法令起草情况如何，五月十五日是否可以送达中央。（二）请令湘、鄂、赣三省省委各派一个熟悉情况懂得政策的同志来中央参加土改会议，如省委书记不能来则派副书记或秘书长来，中南局亦需派一个适当的同志来。以上共四人，务于五月二十三日到达中央。（三）子恢同志自己准备于六月五日左右来中央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并参加中央最后决定土改法令草案之会议，何日动身，届时另电通知。”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减租问题给中南局的电报稿，加写一句话：“目前春耕时期一切应以春耕为重心，减租斗争以不延误春耕为原则。”

同日　复电饶漱石并告邓子恢：“五月九日电悉。（一）刘瑞龙、谭启龙(153)可于五月二十日到中央。（二）陈丕显(154)可以不来，但请叫陈丕显同志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黄炎培报告苏南情况并陈补救办法之意见书，已送你处谅收到，请抄发陈丕显研究）。如材料不足，须经过调查研究，可于六月十日以前做好发来。特别注意调查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情况。据黄炎培说，此三县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等语，是否属实，应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

同日　致电谭政：“关于在四个月内复员五十三万到六十万人的问题，你们是否已经或正在召集会议讨论办法，结果如何，盼即详告。”

同日　复信文南松：“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他有信来，我已回了一信，不知他收到否？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

同日　复信傅君实(155)：“来信收到。你是土改过程受打击的人，当此情况下，宜有以善处。生活困难，希望能就近获得适当解决。”

同日　复信谭辛震：“惠书敬悉，甚感盛意。京中人浮于事，先生工作以在当地就近设法解决为宜。”

同日　复信毛煦生：“来信收到。北京人浮于事，先生不宜远游，仍以在乡工作为适宜。毛紫奇先生之家属，祈代致问候之意”。

同日　复信毛爱桂(156)：“来信收到。令兄爱棠(157)于一九二七年参加北伐军，在广东曾见过一面，以后即未见过。有人说已牺牲了，极为可惜。这是为国牺牲，是光荣的。”

同日　复信毛泽益(158)：“来信收到。贻全(159)亡故，深致悼意。借款事我记不起了，大概是有的。兹寄上人民币(160)二百五十万元，以应急需。收到时请告知为盼。”

同日　复信叶健农(161)：“各次来函及电报均已收到。你热心研究新知识，很好。工作问题，如能在重庆获得解决，以在重庆为好。如要来京，则请直向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通信询问有无适宜工作，或先入短期学习机关加以学习然后参加工作。”

同日　复信毛远悌(162)：“两次来信都收到了，很高兴。你做印厂工作极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时再说。远翔(163)是否尚在革大，有一信请转交。远翔略历我忘记了，便时请告我。”毛泽东给毛远翔的复信如下：“两次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顺，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进益。”“你父母相片收到，请你替我问候他们。”

同日　复信周文楠(164)：“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附件(165)还你。江青她们都好。”六月十四日，致信王首道：“毛泽覃同志的岳母周老太太年已六十，住在湘潭韶山我的家里已有十余年，同当地人民的关系甚好，是一个好老人。她的女儿周文楠同志在沈阳法院工作，现回家去看老太太。老太太前有去东北依其女儿之意，但尚未作决定。如老太太去东北，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给以旅费的帮助。如可能，在通例上说得过去的话，则帮助之，如不可能，则要她仍住现地不动，请与文楠同志商酌办理。”之后，王首道给予了旅费的帮助。

同日　复信邹赓鹏(166)：“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乡里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大家努力生产，会慢慢好起来的。泽民已去世，知注并闻。”

同日　复信游为善(167)：“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有志学习新知识，为民立功，甚为钦佩。工作问题以在当地就近设法解决为好，不宜远游。”

5月13日　为转发邓小平五月十一日关于整风、春耕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上海市委等的批语，指出：“其中所说整风步骤，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你们亦照此项步骤部署进行，即先整县委书记以上，再整广大干部。”邓小平的报告说：西南局确定整风对象着重于军队各级干部和地方三万左右的骨干，其中又以县以上干部为主。在步骤上，地方拟先由省、区党委集中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整风，然后经过他们去领导三万人的整风。

同日　为转发陈毅五月十日关于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报告(168)，起草给邓子恢、叶剑英、邓小平、彭德怀、薄一波、高岗、彭真、黄敬的批语。批语指出：“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169)，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次日，复电陈毅并告饶漱石：“（一）五月十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二）六月征税减少一千亿的问题，待研究后由陈、薄(170)答复你。（三）我们决定六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如何，盼复。”

5月14日　为转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严禁村政权浪费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村经费支用浪费是一极严重现象，云南省委发了严禁指示，西南局已通知所属遵行。望各地检查此事，按照情况采行为盼。”

同日　致电邓子恢：“为讨论土改及其他问题，请你于六月一日来中央开会，如何盼复。”

同日　复电彭德怀：“五月二日来电早已收到，兹复如下：（一）同意西宁至黄河沿的修路建仓计划及所需经费。（二）同意修筑张掖至西宁的短程公路。（三）同意修理西宁飞机场及玉树着陆场。”

5月15日　致信黄炎培：“粮税事，我告陈、薄后，已有复信(171)，兹付上请阅。如有意见，请再告。原件尊处可抄存，然后还我。”

同日　复信毛宇居：“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亨二）(172)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祷。”毛泽东给邹普勋的复信如下：“五月七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渐愈，甚慰。尚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

同日　复信张伯任(173)：“去年八月二十五日惠书敬悉，极为感谢，迟复为歉。工作事以在就近设法为宜。现况如何，便时尚希见示。”

5月16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五月十三日关于甘肃工作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华北局的批语：“兹将西北局关于甘肃工作的指示转给你们，这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情况，西北局对此采取了正确的对策。请你们注视自己区域情况的发展，并及时采取适当对策为盼。”西北局的指示说：最近甘肃平凉、海原、固原(174)、皋兰等地连续发生群众性骚乱、匪特阴谋暴动事件。为扭转混乱局势，请甘肃省委迅速坚决执行下列六条要求：（一）省委即与野司商量，分派负责干部，配备必要兵力，到已经发生事故和可能发生事故的各地区协助工作，召集有各族、各界中上层代表人物参加的协商会议，商讨对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解决办法；（二）组织起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参加的协商委员会，任用少数民族人士做工作；（三）拟订在全区内同敌特阴谋武装叛乱作斗争的通盘计划；（四）调集优势兵力，彻底消灭继续顽抗的匪特武装力量；（五）目前甘肃工作仍以全力清匪，肃特，团结各族人民，深入群众工作，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生产为基本方针，今年是否实行土改须慎重考虑；（六）抓紧整训干部，严格检查干部作风，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

同日　复信周容(175)：“去年八月惠书敬悉，甚感盛意，迟复为歉。组织问题(176)，未便率尔绍介，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

同日　复信周起鹗(177)：“去年十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菊年现名周文楠，在沈阳人民法院工作。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适意，犹胜于失业者，尚希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

同日　复信朱琨(178)：“去年八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有志学习甚好，宜就当地设法入学，不必远游，未知以为然否？”

5月18日　为转发粟裕关于占领舟山群岛后的处置意见，起草中央军委给广东军区、第十五兵团并告中南军区的批语：“据粟裕同志五月十六日致七兵团关于占领舟山群岛后的处置称：‘所有各岛敌之机场、码头、仓库、军营及各种交通、各种建筑设备，应妥为全部看管。特别敌海岸前沿阵地工事，副防御设备，及纵深要点工事，应指派专门部队警备看管，不准破坏。发现群众乘隙拆毁破坏各种建筑设备，应予以防范制止，并动员说服服从我军各项规定。至匪军侵犯群众利益，搬用木料砖石，修筑工事等，亦需说服他们(179)，暂时忍耐，待秩序恢复，经我军许可后，再作处理’等语，我们认为这一处置是正确的。海南岛、广东海中的各岛及沿海岸线亦应照此处置。过去你们是如何处理的，望告”。

5月19日　关于军队整编复员由中央复员委员会统一处理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张宗逊、甘泗淇并告华东、中南、西南、东北各军区负责人的指示，指出：“军队整编复员问题，中央已组成一委员会，周恩来同志为主任，聂荣臻同志为副主任，统一处理复员人数、时间、回家生产补助费、地方欢迎安置等项问题。西北方面应统一办理。集训一周到半月，时间太短，发半个月至三个月经费问题，亦尚须考虑，容后电告。”

同日　致信黄炎培：“兹收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报告(180)一件送上请察阅，阅后请予掷还为荷。”本日，致电陈丕显：“（一）删辰(181)报告收到，谢谢你，并已转给黄炎培看，使他明了情形。（二）仍请你对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情况派专人去（或你自己去）作一次调查，对于黄炎培所说因征粮引起农民无力耕种等项作一切合情况的答复。”

同日　复信丁张秀清(182)：“去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事(183)奉上，尚祈哂纳为幸。”

同日　阅齐长庚(184)来信，在信上批示：“齐先生：请持此件去最高人民法院沈院长处一询，如无办法则去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处一询，或可获得解决。”同时批送沈钧儒、李维汉：“请对齐长庚先生所提就学问题给予帮助，如有法律学校则进法校，否则进人民革命大学亦可，是否可行，请面告齐先生。”

同日　阅邓华五月十七日关于帆船对敌舰作战情况给中央军委并四野司令部的报告。报告中说的是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某部的三只小帆船（四五十人）同三四艘敌舰作战的英勇事迹。毛泽东批示：“转三野并抄送海司(185)：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

5月20日　就财经工作致电饶漱石并告邓子恢、邓小平、彭德怀、高岗：“你托廖鲁言带回的口头意见已收到，都是对的。其中说中央及中财委的政策方案都是正确的，但中央的业务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具体任务与工作布置有很多太重行不通，是指一些什么事，请列举具体内容电告以便纠正。”“嗣后凡有中央业务机关规定任务方案在地方上窒碍难行者，请各区负责同志一经发现立即电告以便改正。”“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同日　阅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的公函，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并在来函中“修建开国纪念塔”处批注“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处批注“只有讽刺意义”。

同日　接受印度首任驻中国大使潘尼迦递交国书。致答词说：中印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近世纪来，又都为挣脱自己民族的厄运，进行过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存在于贵我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同情与关怀是深切的。现在中印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发展与巩固，而且与此而俱来的亚洲两大国家人民的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

同日　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常委会已经好久没有开会了，以后不管有无问题，要定期开。我提议至少每月开一次，作为一条法规定下来。全委会开会，政府委员会委员不是全委会委员的，一个办法是站在门外看，另一个办法是出席会议，而且有表决权，旁听列席是不大好的。另外，是否邀请些人列席全委会？起义人员、少数民族、文教、工商等各方面提些代表列席，可以发言，没有表决权。这样各方面的人都有，就可以听各方面的意见。军事、财政、经济、文教、土改、政治等整个情况让大家了解一下，讨论出一致办法，就会统一意志，就能加强团结。另外，应该欢迎各方面多提出一些议案，把政府工作者的毛病，人民不欢喜的事情都提出来，正确的就采纳，不正确的就解释。全委会要做成一些决议，交中央人民政府考虑采纳。

5月21日　阅海军司令部关于建议成立华南海军司令部的请示报告，批示聂荣臻：“嗣后凡军委所属各部门如海、空、炮、工、坦克等，有所呈请均须先经你审议提出意见交我核定。目前这种状况，应予改变。”

同日　复信毛桂昌(186)：“数次来信，均已收到，感谢你的好意。你家生活，应在土地改革中听候当地人民政府酌量分配土地，从努力生产中求得解决。”

同日　复信熊筱蠢(187)：“三月来信收到，极感好意。尊著经验谈，已付此间医务机关研究。”

5月22日　复信黎锦熙(188)：“五月十七日惠书敬悉。所提大辞典处各点(189)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

5月24日　就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致信胡乔木：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中央已指定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你为主任，负责审查各地整风文电并起草复电；尔后则负责注意这个运动的发展，替中央起草指导文电，并注意报纸刊物的报道和指导。各地整风指示文件均须经中央审查，已到者请你即于两三日内总阅一遍，邀集安子文、萧华(190)谈一下，逐一起草复电，或者还须总复一电。

同日　就给陈明仁、张轸(191)部补充兵员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邓子恢、谭政、陶铸并告林彪电：“五月二十二日电悉。你们补充陈明仁的计划是好的，张轸亦须予以补充，表示一视同仁”。

同日　阅关于西藏代表将于六月四日抵达香港的来电，批送周恩来：“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

同日　阅章士钊(192)关于荐用李傥(193)的来信和李傥的自传，批示：“请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又在李傥自传上批示：“李自谓已六十六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5月25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私营工商业统统要拿到政府的翅膀之下来，是有理由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当然，资本家要拿走一部分利润，那是必需的。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有广大的国营工商业，需要把这些企业搞好。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有所不同者，是国营占领导地位，是进步的，把位置反转过来是不行的，因为私营工商业比较落后，这一点必须公开说明，我曾同几个资本家说过。其他则一般的应当一视同仁，如收购、采办、出口以及市场。在私人工厂中，也可以有模范工作者和劳动英雄，也应当有生产竞赛。总的说来，这种政策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这个利是超过对资本家的利益。裁员问题、失业救济问题，都应该是一样的，一视同仁，或者如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分厚薄”。这个精神在《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194)中已经有了，即统筹兼顾。

同日　阅湖南衡山县县长高怀亨五月十七日给中央人民政府的报告。报告对符定一(195)（原籍衡山县）在给高怀亨的四次信中对农村减租退押问题所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意见。毛泽东批示：“送周总理、李维汉部长、林老(196)阅，请统战部考虑是否应将衡山县来件送符定一先生一阅，并告诉他他去信中有些话写得不妥。”六月一日，致信李维汉：“因衡山县长要回信，请用统战部名义回衡山一信，说明与符谈话情形，并指出衡山县长的立场是正确的。但退押事可以不提了，因湖南现已停止退押，符也没有钱可退，他现在确实很穷。”

5月26日　致电颜惠庆(197)家属：“颜惠庆先生因病逝世，无任悼念，特电致唁。”

5月27日　就整党整干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分别给华东局、西南局、华南分局并中南局、西北局等的复电，同意他们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在给西北局的复电中还指出：“惟你们所列学习文件有几种太长，只应摘出其中有关当前急需的一部分而不应读全文，因读全文将反而减少效力，并且在时间上也不可能。”

同日　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胡乔木：“各地整党指示都有严格的时间性，复电各件请即阅即发。如来不及看来件，看复电即可。各地来件都是可行的。”

同日　致信刘亚南(198)：“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平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付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

5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北局电：“同意你们五月二十八日关于执行中央整党整干指示的决定。惟文件内凡将整风整干四字连在一起时，整风之风字改为党字。”

同日　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一九五〇年新解放区夏征公粮的决定，批送周恩来：“此两件你是否看过？其中未规定不许各级层层摊派负担，并且说‘各大区提意见报中财部备案即可’，是否又有层层加重的危险？是否有去一电叫各地不要层层加重之必要，请酌办。”

同日　阅聂荣臻本日报送的准备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的军事报告的大纲。大纲说：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适应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秋间应实行整编，由现在的五百三十万人，整编成为四百万人。四百万人的编制原则是：为了建设空、海军，开办新的学校，和海空系统的编制均由各大军区数目内拨出等，其人数须较原来确定的略为增加，而将原来规定各大军区的数目略为减少。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两种。今后的国防军，以军为指挥单位，各军直属各大军区，兵团和野战军机构，除参加攻台部队外其余均撤销。毛泽东批示：“同意各项原则，即可照此拟定编制表。”

5月29日　阅中共中央西南局五月二十七日报送中央审查的同西藏谈判的十项条件，批示李维汉：“除第八条(199)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请你起草复电。”

同日　批示杨尚昆：“土地改革法草案请于今日先印样张，送我校阅，然后付印。”

同日　就召开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同教育部负责人谈高等教育工作。毛泽东说：现在文化教育领域中的进步力量还小，马列主义的力量比起资本主义的力量来要小得多。旧式学校是资本主义的，我们的新式学校要办成社会主义的。教育要改革，要变，但是不要急，要有步骤地变，一个时期可以少变一点。许多人怕改得快，改得多，这主要是怕丢饭碗。教育改革要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配合好。几十万知识分子失业必须救济，一百万失业工人也必须救济。教会学校的政治课和宗教课都搞选修课。政治课暂时维持原状，实际上放松一点。我们在这方面发动攻势要谨慎，不要使自己陷于被动。社会在进步，失业问题得到解决，教育的改革就可以更大些。

5月30日　致信安子文：三中全会因时间关系，党的组织问题及整党问题不可能有专题报告，希望你准备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发言，将已发的《关于发展与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的要点讲一下，会后择其可发表者写成一篇文章公开发表。

5月　为《北大周刊》纪念“五四”题词：“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国际儿童节的题词：“庆祝儿童节”。

6月2日　复电中共中央华北局：“五月三十一日报告收到。我认为你们现在所取调整工商业和改善公私关系的政策是正确的，望照此执行。”华北局的报告针对华北工商业不景气的情况和原因，提出六条对策：第一，使干部透彻了解四个朋友必须合作、五种经济必须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筹办理的道理，纠正“左”倾情绪。第二，消除私人工商业者的思想顾虑，重申政府稳定物价政策，不使物价暴涨暴跌。第三，要划分经营范围。国营贸易除了有关国计民生的粮、煤、油和生产工具等主要物质必须掌握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外，其他商品应让给私人经营。第四，对私人工商业须有专门组织机构来领导。第五，教育工人无论在公私企业中都要把维护、发展生产当成自己的责任；对经济工作干部要加强政策教育，以保证正确地执行党的经济政策。第六，提议除重工业和规模宏大的轻工业应归中央直接经营外，其余国营工业委托省营。

同日　复电中共中央中南局：“五月二十五日子恢同志关于三、四两月的报告收到。我认为你们所取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及其他工作方针是正确的。”邓子恢的报告中提到的城市工作的方针和办法是：（一）减轻负担。（二）调整公私关系。（三）确实保证交易自由，取消议价办法。（四）改善劳资关系。（五）办理失业救济，主要是以工代赈。（六）用一切办法制止物价下跌。（七）逐渐做到有计划的生产。

6月4日　复信刘少奇：“此件(200)看过，很好，很有用。有些修改，请再酌。说富农的部分长了，反而不清楚，有些则说得不大适当，故删去一大部。加上一九四六年以后一段经验，借以纠正一部分同志已经有了的一种错觉，说过去的‘左’倾错误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土地法大纲》上规定了没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原故。如果没有这段说明，则不能纠正此种错觉。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亦称生产手段）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中，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具、牲畜、房屋(201)等。粮食是农民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我们将从地主手里没收的粮食亦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列在一起称为生产资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粮食具有资金的性质。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佃农对地主的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是生产关系。过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曾于一九四七年冬季叫乔木(202)写了一个文件，题为《中国各社会阶级及其待遇的规定》(203)，其前面两章是我写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参看。”对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稿的修改主要有：在报告谈到过去地主阶级造成的历史罪恶之处，加写：“除对极少数犯了重大罪行的地主，即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及坚决反抗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应由法庭判处死刑或徒刑而外，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废除他们这一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在报告谈到保存富农经济部分，加写一九四六年以后一段经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月这一时期内，华北、山东及东北许多地区的农民群众和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实施土地改革中，没有能够按照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颁发的基本上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的指示，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行动，将富农的土地财产和地主一样地没收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双方斗争最紧张最残酷的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偏差，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一部分农村中的工商业，并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乱打乱杀的现象。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划错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分，将某些富农当成了地主，将某些中农当成了富农。鉴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乃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颁发了《土地法大纲》，将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但允许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同年冬季，中共中央颁发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204)的文告，任弼时同志也发表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演说。从这时起，农村中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就停止了，土地改革走上了正轨。为了使我们的同志今后在各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中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指出过去的经验是有必要的。我们现在是处在完全新的情况下，我们建议的土地改革法，采取了消灭封建制度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也是完全必要的”。

6月6日—9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财政经济形势，确定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

6月6日　向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书面报告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为了实现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报告提出要做好八项工作：（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三）人民解放军在一九五〇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五）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以及灾民的救济工作。（六）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七）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关于全党整风等各项指示。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解释了书面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同日　致信黄炎培：“兹有《整党文件》一本，送上一阅，可以了解情况。先生如有意见，希予示知。原件阅后请还我。”

6月7日　致信黄炎培：“介绍陈丕显同志和先生一谈。他是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是苏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上次我给先生看的那份报告就是他写的。先生给我的意见书一个月前就寄给陈同志看了，他表示对先生致谢意，但认为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谈时请详询之。”十三日，黄炎培致信毛泽东说：承介见陈丕显同志，专谈了三个半天。

6月9日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总结报告。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当然，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些缺点、有些错误的。这次会议只是集中了几个问题，检讨了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今年的整风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要谨慎地对待统一战线工作。要向干部说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必要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少数民族工作中间的确很重要。全国有几千万兄弟民族，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条件不成熟是不能进行的，进行会出毛病。关于土改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后指出：那时候情况很紧张，应该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个道理也对。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战争停了，我们又决定不动富农。那时候，就是要动富农，不动富农，那是不可设想的事情。苏联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搞军事共产主义，对富农不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很厉害，资本家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直接没收。苏联搞新经济政策，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我们现在也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他。

6月上旬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对粟裕建议由中央派刘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一事，决定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

6月11日　审阅修改陈云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经济形势和调整措施的报告稿，加写两段话：“有些人提议由政府制订投资条例或公司法，我们认为有此必要，现正在起草中。”“最近三个月来，中央劳动部召集了一次各省、市的劳动局长会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了一次各大城市的工商局长会议，中央财政部召集了一次各大城市的税务局长会议，详尽地讨论了有关劳资关系、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这三次会议均有私人工商业代表参加。我现在报告的，大都是这些会议的共同意见和结论。”

6月12日　审定《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情势的声明》稿，将最后一段话改写为：“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以来的历史，都是和历来的反动派，和各国帝国主义，和现在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一切妄想背道而驰。反动派的历史都是失败的历史，革命人民的历史都是胜利的历史。反动派有时也显得很猖獗，取得一些镇压人民的‘胜利’，但最后无不失败。革命人民有时也会遭受一些挫折，但最后无不胜利。全世界的历史都是这样写的，无一例外。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最近的证据”。

同日　复信陈铭枢：“尊著(205)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

6月14日　下午，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致开会词。毛泽东说：土地改革问题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自然，其他各项报告都是重要的，凡有意见都可发表，凡有提案都可付审议，只要能行者都应采纳。我们有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以为检查工作讨论问题的准则。《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我国的一切人民事业均正在循着新的轨道向前发展，每天都可看见进步，看见成绩，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人民事业的前进。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6月15日　审阅修改聂荣臻准备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作的军事报告稿，加写四段话：“在这个时期(206)内，原在对方的许多爱国军人率部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这对于迅速地瓦解敌军及较好地维持地方秩序，是起了作用的。”“若从去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之日算起至今年五月为止，则歼敌数为正规军一百八十三万人，非正规军及土匪九十八万人，共计二百八十一万人。”“华东、中南、西南三区还没有详细的报告来。这三区荒地较少，军队垦荒不多，但种菜养猪等工作则已在普遍地进行。西南区的人民解放军因剿匪还是严重任务，其生产任务今年尚不能过多。”“为此目的(207)，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包括起义部队在内，必须巩固地团结起来。全军必须维持良好的纪律，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全军应在今年复员工作做好之后，从今年冬季开始，来一次从上至下的整风运动，克服一切不良现象。必须教导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不要骄傲自满，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看不起起义部队和地方部队，而要谦虚谨慎，耐劳耐苦，对敌人很勇敢，对同志对人民则很和气，借以团结全军全民完成自己光荣伟大的任务。”修改报告稿后于晨一时批送周恩来：“此件请于十五日上午付印，下午即发给全委到会人。”

6月16日　阅中南军区陶铸等六月十日给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和中南军区党委关于部队整党工作指示。报告说：七月开始中南军区全军整风，特将指示报中央审查，请早日批准。毛泽东为总政治部起草转发这个指示的批语和复陶铸等的信。批语如下：“发给各军区党委参考。中南军区既能够一面办理复员工作，一面进行整党，则其他军区亦可照此进行，不必等到秋后。”复信说：同意六月十日关于部队整党工作指示。

6月18日　复信谭祖尧(208)：“来信收到。请持此信与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接洽，看是否有适当的工作，或短期性的学习机会。来信已付统战部。”同时在谭祖尧恳求给以工作和学习机会的来信上批示：“请统战部酌办。”

6月19日　复信宋庆龄：“宋副主席：两次来信及附件均收到了，又承惠赠珍物，谨致谢意。”

同日　复信马叙伦：“另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两级宜各开一次。以上请考虑酌办。”

6月23日　主持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闭幕会，并致闭幕词。毛泽东说：“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三十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

6月27日　复信张峻明(209)：“六月二十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反映各种情况，极为高兴。湖南现正开始干部整风，几个月后，某些缺点或可改正，但究竟如何，还要看整风教育是否得力。乡间情形如有所见，尚祈随时示知为盼。”

6月28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周恩来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他就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210)所发表的声明的报告。毛泽东讲话，强调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在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法的报告后，毛泽东说：在土改法颁布之后，如关于农民协会、人民法庭以及划阶级等问题，都须要有些文件来作说明。除了刘少奇副主席的报告可以当作说明书之外，各大行政区也还须要做出关于土改的实施步骤的说明，这是应当做的一个工作。

6月29日　就《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致信刘少奇：“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211)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国是经过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大体也是如此，但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则封建的土地制一直严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现在仍有严重的封建主义。美国则从来没有封建主义，由欧洲移民进去一开始就生长资本主义的农业，故农村市场特别广大。只有林肯(212)时代解放美国南部几州的农奴(213)，是一种反奴隶制的斗争。各国历史既如此复杂，大都和我国现在这样先进行土改，后发展工业的情况不相同，故以不写国际历史一段为宜。国际历史和中国相同者，只有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

6月　应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转达的全校师生的请求，为清华大学题写校徽，一连写了六个，并说明“右下草书似较好些”。

7月1日　阅周邦式(214)六月十六日来信，批示李维汉：“周长宪，北大毕业，教了三十年书，政治背景不详，看其来信，似不太坏的人，要求来京就业或学习。是否可以许其入革大学习，请查告”。

7月6日　致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裕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

7月7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十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同日　复信聂荣臻：“本日会议决议事项(215)同意，请即按此执行。原件存我处。”

同日　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7月10日　复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来电悉。有病应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八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

7月11日　阅程潜七月十日关于解决湖南夏荒问题的来信，批示：“中南局、湖南省委：兹将程潜所提关于湖南民食的意见发给你们。所称再拨二千万斤赈济米一点请即加研究，如有必要宜即照拨并宜速办。”同日，复信程潜：“来信敬悉。增拨二千万斤米贷给灾民我认为有此必要，已去电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酌办，并将先生来信也发给他们了。”

7月12日　审阅由刘少奇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稿。电报说：中共中央现已组织派到苏联的宣传工作参观团，共有团员三十八人，翻译员七人，共四十五人。预定在苏联学习和参观三个月。你们是否允许他们于最近起身赴苏？毛泽东批示：“以后派这类参观或考察团，以人数少而精（五人左右真能思考问题者）、研究问题少而专更为有益，并带好的翻译员。”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七月十日关于绥远军区军政干部会议情况简报，起草中央军委给中南、西南、西北各中央局及军区的批语：“在起义部队中的领导机关应为军政委员会及军政组制度，不应如主力一样为党委制，以便吸收起义将领参加一起工作，利于团结和改造部队。”

同日　给卫士李银桥题词：“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7月13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关于部队调动部署，决定提出将调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四个高射炮团等部队共约二十五万五千人，最后调动的部队限八月五日前到达东北指定地区。关于指挥机构(216)，决定提出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毛泽东批示：“同意，照此执行。聂另抄存案并照办，原件还我。”

7月14日　阅新华社布拉格分社七月十三日致总社转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德国统一社会党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出席该党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的全国代表大会，现该党经捷共中央来电话催询我党代表团的姓名、人数及何日能到柏林。毛泽东批送刘少奇：“请你即决派去的人选及办法，日期已很近了。人选似以王大使(217)为适宜，请与周商酌。”同日，审阅修改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稼祥的电报稿，在末尾加写一段话：“德共是欧洲大党，此行甚关重要，故希望你去一下。你能否由南俄动身直接去柏林，以便按时赶到，盼复。”

7月15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唐亮、张震、周骏鸣并告陈毅、饶漱石的复电：“午寒(218)电悉。既然董、罗(219)亦有思想准备，我们同意你们的混编办法，但请你们注意混编时的政治说服工作，使董、罗及其干部感到满意，以便争取他们进步和安心工作。”

7月16日　阅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乐天宇六月二日写给刘少奇的《由米丘林摩尔根学说到团结问题的报告》(220)，批示：“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乐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的毛病。”又阅《人民日报》编辑部七月五日给李维汉的信和附上的北京农业大学一位助教反映乐天宇工作中的问题的一封信，批示：“必须彻查农大领导并作适当的处理。此件应与乐天宇六月二日的报告一并讨论”。

7月17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共中央华东局，唐亮、张震、周骏鸣转粟裕电：“毛主席前电粟，要他于八月上旬来京，依情况或留京休养，或担任工作。现粟已去青岛休养，甚好。请粟于八月上旬来电报告身体情况，如病重则继续在青岛休养，不要来京，如病已愈则盼来京。”

同日　阅聂荣臻七月十五日关于释放阎锡山系统战俘的报告。报告说：华北军区请示释放阎锡山系统之战俘（中将、少将级）四十二名。经总政交公安部审查，认为此批战俘在教育过程中均表示认罪，且过去多系副职，少数主官亦罪恶不大，家庭多住老解放区。可否同意分批释放，请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释放。”

7月18日　为转发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党委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及军师党委的批语：“请你们加以充分注意，指导所属加强保卫工作，彻底粉碎国民党匪特的暗害阴谋，有效地保卫一切党的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及党外民主人士，是为至要。”

同日　审阅修改由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祝贺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我在这里遥祝伟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完满成功，整个德国被帝国主义者强迫分裂的现象早日结束，完整的统一的民主的德国早日建立，德国整个民族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早日获得解放。”并批示：“请周于今日下午交外交部译好，并电发柏林，务使柏林于明十九日能收到，并抄一份给德驻京大使。原稿用后交胡乔木发表。”

同日　阅吴启瑞(221)五月二十二日来信，批示：“请陈丕显同志酌办。写信者是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在锡师附小当教员，请求将她的三个孩子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七月十九日，复信吴启瑞：“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

7月19日　将吴耀宗等的中国基督教会三自革新宣言(222)批送周恩来：“吴耀宗文件是很有用的，请考虑用内部文件方式电告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委，并要他们注意赞助。”

同日　中共中央华北局致电绥远省委，指出：“由于绥远形势发展，毛主席最近召集薄、聂(223)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决定进一步解决绥远问题，允傅方编两个军，两省政府合并”。

7月20日　阅华东防汛总指挥部七月十八日关于安徽、河南两省水灾情况的报告，就根治淮河问题写批语给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同日　致信斯大林(224)。信中说：在研究了我们出动到中朝边界上的部队之空中掩护问题，以及我国空军转入使用喷气式飞机并接收两个苏联空军师的一切器材的问题之后，我们欢迎您的提议，并对您及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帮助致特别感谢之意。我们拟将您派来掩护我们部队的喷气式空军师，驻扎在沈阳附近，两个团驻鞍山，一个团驻辽阳。这样驻扎，在与驻在安东(225)附近的我国空军混成旅所属驱逐团协同动作之下，可以解决掩护部队以及保护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的问题。

7月21日　为转发彭真七月十八日关于北京市整风工作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其中许多经验我们认为是各省委、区党委特别是各大中城市的党委值得采取，或部分采取的。”彭真报告中提出准备采取的做法，主要有：（一）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二）各单位的工作总结和思想作风检讨，通过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进行。（三）用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检查工作、检查工作人员的作风。（四）整风重点是自上而下地总结工作，检讨对中央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形、经验教训及工作作风。（五）政权和群众组织系统的整风中，党与非党干部一视同仁，但在检讨个人思想、作风时，不以党员的标准去要求非党干部，民主人士的整风学习完全听其自愿。

7月26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赓(226)的复电：“七月二十二日十三时电悉。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越军应先打小仗，逐步锻炼能打稍为大一点的仗，然后才可能打较大的仗。目前不要直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并批示：“刘、朱、周、聂阅。”

同日　复电南非达兰士瓦州印度人大会主席达杜：“六月十八日来电收到。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你们对于南非联邦政府歧视中、印及其他亚洲人民的所谓‘种族隔离法案’的合理的抗议。”

7月27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李聚奎、苏静(227)的复电：“四十三军的集结位置，目前可以照你们的布置，即以主力位于雷州半岛，以一个师位于海南岛。”

7月　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十周年题词：“为保卫祖国、拥护世界和平而奋斗。”

8月1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示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除西藏、台湾等处尚待解放，各地残余土匪尚待剿灭之外，已经基本上结束。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今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必须解放西藏、台湾及剿灭残余土匪外，主要的就是要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维持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和其他工作。”“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8月3日　复电彭德怀：“六月二十九日电悉。我们对班禅的地位，终须有适当安置，先就班禅集团内选择适当人员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是需要的，请物色候选人报告中央，以便在适当时候发表（你们先勿公布）。计晋美(228)可以来京。”

同日　将钱昌照(229)关于经济计划的意见，批送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请他们在现正准备的一九五一年计划及某些工作的三年计划中，将钱昌照建议各项加以考虑。

8月4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问题。毛泽东讲话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同日　为转发杨得志、李志民(230)关于第十九兵团复员工作的总结报告，起草中央军委给各中央局及军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我们认为十九兵团的经验是很有用的，请加注意”。报告总结的主要经验是：一、采取自上而下，先干部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稳步前进的方法，进行动员。二、复员人员离队前，进行集训，各级军政首长亲临慰勉，讲明复员的重要意义，宣布我们的方针是妥善安置，并教育复员人员回乡后处处为人模范。

8月5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高岗电：“八月四日电悉。（一）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八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务使士气旺盛，准备充分，部队中的思想问题必须予以解答。我们当令萧劲光、邓华、萧华参加这次会议。（二）在上述方针下，部队的集结部署由你按情况酌定。三十八军如以调驻四平铁路沿线为有利，可即照这样调动”。

同日　接见邓华。毛泽东说：杜鲁门在朝鲜看样子不会罢手。你在给军委关于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这个分析很有见地。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我们刚刚给高岗打了电报，要他们于八月中旬召集边防军各军、师干部开会，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战略方向。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

同日　阅曾希圣(231)等八月一日就皖北灾情报告及生产救灾工作意见致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并转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淮北二十个县、淮南沿岸七个县均受淹。毛泽东阅后批送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同日　复信黄炎培：“大示诵悉。麦去看蒋(232)，似乎是替台湾起些壮胆作用，别的似乎还谈不到。但我们的准备是必要的。”

8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将中南局八月一日关于在南方不应强调组织生产互助组问题的指示转发给各中央局参考。中南局的指示根据中南许多地方在夏季生产中不适当地强调组织生产互助组，致使下层组织强迫命令，破坏了正常生产的情况，指出南方地区一般是人多地少，劳力并不缺乏，应先集中解决合理负担及减租退租，搞好水利建设，保护与增殖耕畜等问题，而不应强调组织生产互助组。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北局八月二日关于宣化市的错误问题致分局、各省市委并报中央的电报，批示薄一波、刘澜涛(233)：“宣化市此种行为(234)似应在报纸公开揭露，予以批评，借以教育全党。是否适宜这样做，请考虑告我。”

同日　致信王首道：“湖南教育界民主人士王季范(235)、周元二先生是我早年师友，有意来京一游，拟予同意。如果你们也赞成的话，请考虑为他们二位办理由长沙到北京的车票及章淼洪(236)同志的车票，并酌给路上用费，由章淼洪同志伴同来京。以上请予酌办为盼！”

8月7日　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本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全国进出口会议情况摘报，批示：“周、刘、朱、陈、薄、李富春阅后发。文尾两个问题(237)，特别是第二个问题，请周找有关人员一谈，予以解决。又：政务院所属各部每次召集会议决定政策方针，都应如中财委所属某些部门一样，做出总结性报告，呈报我及中央书记处看过，经同意后，除用政务院、各委或各部自己名义公告执行外，有些须用内部电报通知各地。其方式就如这个电报一样。过去有些部门这样做了，有些部门尚未这样做，请周通知所属一律照办。军委所属各部亦然。”

8月8日　复信粟裕：“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238)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

同日　阅一封反映大学毕业生分配中学用不一致问题的来信，批送周恩来：“此事(239)是谁人负责，请加处理，将此信发交处理机关的负责同志重加审查，并将结果告我为盼。”

8月9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八月七日关于北京市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初步总结，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大城市市委及省委、区党委的批语：“我们认为大城市的各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请各大城市市委考虑实行”。

8月10日　复信蒋竹如：“七月三十一日来信收到。顷询革大，据称该校研究班九月间可收留若干人。似此，兄如有决心，并能吃苦（该校伙食不大好），可以来此入学研究。大作同时收到，甚谢！”

8月11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并告饶漱石电：“同意八月八日来电所述各项检讨及各项方针和办法。我们认为这些检讨及所提方针、办法是正确的，是适合华东我军的情况的，望即鼓励全体同志照此执行。台湾决定一九五一年不打，待一九五二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岛可决定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前不打，四月以后待命再打。”“撤销三野前委，组织军区党委及其人选均同意。关于部队在三年内（一九五一年春季开始）加强文化教育一项任务问题，最近军委有训令发出，你们收到后请根据华东我军情况考虑实施办法。”“我们感觉在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的报告请示方面，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的关系，比较华东局和中央的关系，其密切的程度要差一些，此点请予以研究和改正，以便不但在若干具体事件的解决方面，而且在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的解决方面（这方面是更加重要的）你们与我们之间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8月12日　审阅修改《中央关于调整若干工作关系问题的指示（草案）》，批送周恩来：“此件似宜先印若干份，在政府党组征求意见，并加以讨论，取得同意，然后发出。”指示草案指出：中国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成立了统一的中央人民政府，过去在长期农村环境中所形成的农村观点和一揽子的工作方法必须彻底改变，而以集中统一的整体思想和分工合作的科学方法来代替。指示草案提出了需要调整的几个方面的关系。

8月14日　阅周恩来关于西藏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拟于本星期三会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只谈西藏为中国领土，我们很愿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退出西藏。印度与中国在西藏的商业贸易关系完全可以保持。不但中印之间可以和平相处，即连中印之间的尼泊尔及巴基斯坦等国与中国，一样可以和平相处。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或民族性的代表，他们应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来商谈和平解决的办法，西藏代表团总有办法到北京的。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办。公约十章(240)待代表团到时作为谈判条款似较妥，目前不要发表，也不交印大使。”

同日　致电金奉(241)：“欣逢朝鲜解放五周年纪念，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人民向阁下及朝鲜人民谨致祝贺之忱。中国人民热烈拥护朝鲜人民为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及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正义战争，并深信朝鲜人民一定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8月16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出席，薄一波、聂荣臻、李富春列席。会议内容为：薄一波作关于农业税问题的报告，讨论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铁道部政治部隶属问题。

8月18日　复电高岗：“（一）八月十五日送来你在边防军干部会议的报告收到了，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萧劲光同志来告有关边防军的各项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三）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九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同日　复电中共中央西南局：“你们关于向昌都进军各电均悉。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

同日　阅王明八月十七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来信(242)，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杨尚昆：“王明的声明书应在十一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清查是否尚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

8月19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八月十七日关于组织人民法庭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华东局关于组织人民法庭的指示是正确的，望你们亦就需要情形发这样一个指示。”华东局的指示规定：在匪特活动较为频繁及定于今冬进行土地改革之县份，首先建立人民法庭。应在干部较强、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先由县长或县委书记甚至专员，亲自审讯及办理一二个案件，作为示范，并吸取经验，教育干部。

8月20日　将中共上海市委八月十四日关于上海党政群机关团体编制情况的报告，批送周恩来：“此电两项建议值得注意，请考虑指示各地，省及大市照此办理，成为制度。又，各地整编总结，报来者少，请考虑去电催送总结。”上海市委的两项建议是：（一）编余员工处理问题。老弱残疾人员，一般可早日给资遣散，工务局六七十岁有多年工龄的老工人，无家可归者以包下养老为宜。（二）编制委员会撤销后，凡有关编制问题，应指定专门机关继续负责指导。

同日　阅聂荣臻八月十九日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如美帝的侵略战争继续打下去，虽然我们有了第一步的部署，仍恐不足以应付事变，应于关内机动地区再行配备第二线兵力。建议于九月秋收后将西北军区第十九兵团三个军集结起来，移至济南或郑州洛阳地区休整，作为机动。毛泽东批示：“德怀同志：兹将聂荣臻建议一件发给你。十九兵团是否可以照聂建议部署，请加考虑，电复为盼”。

同日　复信徐海东：“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全愈。”

同日　复信黄炎培：“来示并剪报收到，极好，遇见凌先生(243)时，请代我向他致谢意。他的文章写得很生动，观点也是正确的”。

同日　致信李达(244)：“校名照写如另纸，未知是否合用？我不会写更大的字，你们自己去放大。”

8月21日　将关于印度对我态度演变之综合报告批送胡乔木：“对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尼三国的宣传，请特别加以注意，勿使反动派获得借口。”

8月23日　阅中共中央西南局八月二十日关于攻占昌都之准备工作的报告，复电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电文如下：“八月二十日电悉。（一）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三千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十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二）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西藏代表到京时，我们拟以既定的十条(245)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十条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果能如此，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你们于占领昌都后只留三千人在那里过冬，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在西藏方面看来，可能觉得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三）三十架飞机事在筹备中，但需时间，短期内你们不要靠望。（四）你们一万六千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其中三千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主力一万三千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三个月粮食，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仍望查告。（五）昌都等处可能购买一部粮食及肉类，你们是否已准备一批金银及藏民需要的货物如绸、茶等带去。”

同日　就中共中央西南局八月二十日报告提出的攻占昌都需要高空运输机问题，批示：“第七项(246)请周督促空司尽速筹备，并以情况告我。三十架飞机要是高空使用的，驾驶员亦须适合此项条件，请加注意为盼。”同时，致信李涛：“西南军区为进军西藏，需要三十架高空运输机，请询空司是否已着手筹备，飞机和驾驶员何日可以筹妥，最近三四个月内有希望否，问明告我，并加督促为盼。”二十四日，阅李涛当天送上的报告，获悉三十架飞机问题最快于明年一月才开始实现后，批示：“周筹备，务于明年一月或二月或三月能有三十架（连现有九架）高空机。”

同日　复信罗石泉(247)：“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在地方上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较为适宜，不必来京。”

同日　复信夏百源(248)：“惠书诵悉。张昆弟(249)兄死事弟亦不甚清楚，只知其工作地点是湖北洪湖区域，时间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左右。吾兄乡居灌园不是坏事，倘能就近赞助土改，即是有益于人民的。”

同日　复信易克：“来信收到，生活困难，极表同情。工作问题，以向现在各机关学校任职而熟悉吾兄情况之友人谋之为适宜，最好能在长沙方面获得解决。”

同日　复信陈叔同、陈泽同(250)：“来信收到，甚慰。工作问题，以在当地设法为适宜，不必远道来京。”

同日　复信李漱清：“惠书收到，极表同情，已将尊件转寄湘潭县人民政府酌量办理矣。”

同日　复信盛隆机(251)：“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工作问题，以就近向熟悉吾兄情况之友人谋之，较为适宜。”

同日　复信蒋浩然(252)：“来信收到，甚谢。尊府参加革命工作者甚多，令弟(253)为国牺牲，极为光荣。”

同日　晚上，周恩来带雷英夫(254)到毛泽东住处，由雷英夫汇报中央军委作战局关于朝鲜战局的研究结果：敌军可能在仁川、元山、南浦等地登陆，以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最大。毛泽东认为：作战局的分析和判断有道理、很重要。为此，和周恩来决定：（一）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情况，严令其务必在九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二）将敌军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情况告诉朝鲜和苏联政府，并告朝鲜对此应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密切注视朝鲜战局的变化。

8月24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电：“八月二十二日电悉。同意你们的作战计划。为了保证此役胜利，似应在干部中灌输连续作战的思想，以便对付谅山敌人来援而又可歼灭时的情况，以及在东溪、七溪敌人歼灭后高平之敌可能逃跑或向南增援的情况。判断敌方统帅部可能不预料我方(255)现已能够集中二万余人在一处作战，可能以为仍不过几千人或一万人，因而从谅山派出三四个营或四五个营向东溪、七溪增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敌只派出三、四、五个营增援，而又地形有利，我军战力充足，则我军于解决东溪、七溪后就有可能歼灭此援敌。如果此援敌被歼灭，则敌方统帅部可能迅速改正其对我方力量过低之估计，而命令高平之敌逃跑，或于我打谅山援敌时命令高平之敌放弃据点向南增援，夹击我军，则我军于歼灭谅山援敌后又有可能要向高平援敌作战，如不作战则只好让高平之敌逃跑。假如出现此种情况，则我军有于二十天左右时间内要打大小三四个仗之可能。因此，（一）照你们估计的情况及计划在四十天内从容歼灭边界之敌，这样是很稳妥，是很有利的；（二）照上面估计的情况，则须准备在二十天左右打大小三四个仗，如能打胜则是更有利的，但不知越军有此能力否？”并批示：“刘、周阅发，再送朱、林、聂、李涛。”

8月25日　就准备对付台湾敌军可能向潮汕及海陆丰登陆袭击，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叶剑英、方方电：“华南分局转来潮汕地委未寒(256)电已悉。台湾敌人向潮汕及海陆丰举行登陆袭击是极有可能的。你们必须：（一）加强侦察工作，务使我军在敌举行登陆袭击之前，获得可靠情报；（二）加强兵力，请考虑从西面抽调一部兵力（例如一个强的师）及一部炮火加强东面，确保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遇敌袭击时能坚决歼灭之；（三）加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作战准备，清除干部中的和平思想，军队及地方武装解除其生产任务，集全力于准备作战。该区情况及你们意见盼告”。

8月26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八月十五日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委等的批语：“下面是西北局的整风经验，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你们加以注意，其中有可以在你们区域采用者，请加采用为盼。”西北局整风的主要经验是：（一）各省市均采取总结工作的方法，整训县、区、乡干部。（二）自上而下整顿领导，结合自下而上检查工作的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三）对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四）领导应集中力量注意解决各单位的主要问题，使干部从具体工作的改进中得到思想上的提高。（五）从总结实际工作经验中创造一套新的工作制度和办法。（六）整风主要是整顿领导。

8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电：“为了事先商量几个重要问题，以利应付时局及制定三年计划，准备提交十一月或十二月开会的党的四中全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请你们五位同志于九月二十五日来京开会，会期五天左右。”

同日　致电彭德怀：“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四个军），但此事可于九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

同日　阅邓华、洪学智、解方(257)给高岗并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兹选定兵团侦察科长崔醒农，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参谋长汤原仲，第三十九军参谋处长何凌登，炮八师副师长黄登保，以驻朝鲜大使馆武官名义，去朝鲜了解情况，收集材料。毛泽东批示：“周：请令这些人和柴君武(258)一同来京，由你面授机宜，然后去朝工作。”

8月29日　阅西南军区八月二十四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预计十月中旬占领昌都。毛泽东批送周恩来：“请注意进攻昌都的时间。请考虑由外交部适当人员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九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并希印度政府予该代表团的旅行以可能的协助。”同日，就催促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京，又批示：“周：去电申健(259)叫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北京，很有必要。电中请说明希望该代表团接电后迅即动身乘飞机至香港，转乘广九、粤汉、京汉火车，九月中旬到达北京。”

同日　复信郭梓材(260)：“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北京人浮于事，吾兄工作问题，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愚见如此，尚祈斟酌。”“刘天民(261)先生同此致候（刘先生来信没有收到）。”

同日　复信罗元燮：“六月来信收到，生活困难，极为同情。因弟不明了吾兄情况，未便向各机关介绍。兄可持此信及前信向适当机关接洽，主要靠自己说明经历，经当局者研究，或可获得解决。如须经过学习过程，亦以照办为宜，尚希自行酌定。”

同日　复信余千山(262)：“七月九日惠书敬悉，甚慰。尚望努力进修，从事新的教育工作。”

同日　复信陈寄生(263)：“惠书读悉，甚以为慰。先生所从事的学术，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赞一词；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

同日　复信张(264)：“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先生既在湖北有工作，似乎不必来京，就在那里将工作做好，较为有益，尚祈斟酌”。

8月31日　阅华东军政委员会八月二十八日转报的苏北区党委对治淮意见的电报，批示：“周：此电第三项(265)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同日　复信谭世瑛：“五月来信收读，又承赠以长歌，深感厚意。生活困难，极为同情。现在到人民政府所属机构做事，或到学校教书，薪入甚微，对于家口众多者不易赡给；又须入相当学校学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方能齐一步调，有共同作风。以吾兄状况观之，能就近获得工作职位，为最好；否则须远出参加短期研究班的学习，须准备吃很大的苦楚，又难于赡家，未知有此决心否？”

8月　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266)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9月1日　就机密电报应用有线电发出问题，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在此所谈各问题，你写电报时，为保密计，请用有线电发来，不要用无线电。嗣后凡机密电报，均请注意用有线电，不用无线电。只有非机密者用无线电。党政军均是如此。党政军对下面亦应如此，凡有有线电设备之处，均用有线电，以达保密之目的。在此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之时，保密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注意”。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处支部整党整干经验的材料，批示安子文：“中央系统整风工作现在不知已开始进行否？是什么机关领导的？我认为应由中央组织部领导，由安子文同志负主责，由中央、军委、政务院、工青妇各系统各指定几个人组成委员会，领导整风工作。华北局此件可印发各机关作参考材料。如何进行，盼告。”

同日　复信黄炎培：“大示敬悉，承赠大作《红桑集》，极为感谢。南方各省有丰收之望，北方亦有此种情形，检陈华北局报告(267)一份，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为荷。”

9月3日　复信高岗：“八月三十日来信收到。兹复如下：（一）友军(268)作战方面，可能发生如来信所说的困难。但估计一时尚不便改变，还须打一个时期（也有此种必要），到无可打了，损伤也大了，就会逐渐改取守势。友方人员的后备力甚大（已动员报名百万以上），装备是有的，故估计可以坚持颇久的时间。（二）二千辆汽车，可以筹办。（三）铁道纵队待需要时可调动，目前尚不需要。（四）弹药北移有必要，请即办。（五）整个空军攻防计划，是照顾了你所说的情况的，正在筹办。（六）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切记不可轻敌，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柴君武可于九月上旬或中旬率少数人以大使馆员面目去实地调查作战情况，当令其于中旬或下旬送回第一批调查结果，即可以之教育部队。专人研究，请即就东司(269)及十三兵团设立，并进行研究。林、粟(270)均病，两萧(271)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七）对省级主要同志只讲边防，不讲其他。（八）工业迁移，问题甚大，以从积极防空着手，主要的不迁，只迁某些部分为宜。以上各项中，有几项须具体去做的，当由周副主席负责予以解决。”

9月5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周恩来作外交报告，他说：由于美国的干涉，朝鲜战争将走向持久的局面。美国在侵略台湾、朝鲜后，又入侵我国领空，射杀我国人民。我们要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随后毛泽东讲话，指出：对于朝鲜人民，我们是需要给以帮助和鼓励的。朝鲜人民对于中国革命有过很大的帮助，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中都有他们的帮助。因此我们在今天应当尽力地去帮助他们。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过去，我们对于朝鲜战局的估计有速决和持久两种可能性。所谓速决，就是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把美军和李承晚(272)的残余伪军赶到海里去。现在美国在朝鲜已经增加了它的军队，因而战争持久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了。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朝鲜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但是，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9月8日　对华东军区九月五日关于第九兵团北调执行办法的报告作批示：“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十月底开到徐济线，十一月中旬开始整训。该兵团在徐济线整训期间仍归华东建制，惟装备及整训方针计划受军委直接指挥为适宜。”

同日　阅聂荣臻本日报送的柴军武写的《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聂荣臻附信说：柴军武昨日返京，今下午约他一谈，因我方使馆人员不能下去，故了解情况不多，亦不深刻。现将书面报告草稿先呈上，如要面讯时请告时间。毛泽东批示：“请周约柴君武(273)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十三兵团同柴去的几个人是否要其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宜，请周酌定。柴等出发之前，似应约李周渊(274)大使一谈，告以柴等任务，征求金(275)的同意，俟得同意后方能出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九月六日关于吴耀宗、刘良模(276)等发起的中国基督教会三自革新宣言签名运动的各方反映的报告，批送周恩来：“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致失去团结较多的人的机会，造成对立，对吴、刘运动开展不利，请设法影响吴、刘。”

9月9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罗瑞卿关于建立中央警卫局的报告。罗瑞卿九月五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筹建警卫局确有必要，不应再拖延。警卫局的建制归公安部，但同时受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领导。政务院的领导不直接领导警卫局，以免头绪太多，解决问题不集中。报告建议将中南海内党与政两方面的行政工作统一由杨尚昆负责。现在行政不统一，警卫工作存在一些困难。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予同意，送请主席批示，刘、朱、任传阅。”“杨尚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以代齐燕铭，利于事权统一，虽有党政两办公厅合一之嫌，但因管辖不多，亦无大不妥。请主席核定。”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惟杨尚昆兼任政府办公厅主任，党政不分，尚宜斟酌。”

同日　为转发川南区党委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的批语：“下面这个整风经验很值得注意，各地省、地、县三级整风务须吸取川南的经验，着重检查工作，端正政策。”报告中提出整风必须掌握的几项原则：一、领导下决心，大力发扬民主，启发下级干部与群众检查领导，科以上党员干部整风为重点。二、首长亲自动手。三、及时了解研究情况，不断作思想动员。四、紧紧掌握密切结合总结工作的原则，不使整风分散精力去整个人生活细节或发生其他的偏差。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东北局九月三日关于沈阳农学院整风情况的电报，起草中央宣传部给各中央局并各省市委宣传部的批语：“关于学校整风问题，东北局九月三日指示是正确的，请转所属学校党委参考。你们那里学校整风是否发生过如像沈阳农学院那样的不良现象，望加注意并向中央作报告。”东北局的电报中，讲到沈阳农学院这次整风，未在党内及领导干部中首先进行，就发动非党教职员检查工作，结果形成群众整干部，干部之间闹对立。而所提意见多限于生活作风问题，没有引导教职员对贯彻教育方针和执行党的教育政策方面提意见。为此，东北局指示：应以教学方针及党对学校教育政策的执行情形为整风重点；整风应限于担任行政工作的党员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对非党教职员不要进行如干部那样的整风；严格防止和纠正在整风中离开原则，闹私人成见和宗派斗争的行为。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九月一日转报的河南淮阳地区夏季征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兹将河南夏季征粮经验一件发给你们，值得引起极大注意。今年全国秋征工作，必须党政全力布置，加强领导，务必避免河南淮阳区那样的极端恶劣现象，切勿大意，是为至要。”报告中讲到淮阳地区夏季征粮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贫雇农负担加重，不少地方发生卖牲口、当青苗、卖树、借债等情况，多数地主耍赖不交夏征粮。

同日　阅中共上海市委八月三十日关于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情况给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批示李立三：“（一）此件可转发各地参考。（二）请考虑发一通知，叫各地调查解放前失业工人究有多少，以便考虑包括这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我意只要有可能，他们是应当救济的。如果不太多，譬如说只有几十万人，是可以考虑救济的。”

同日　为转发第四十八军开展连队民主运动的计划，起草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给各大军区党委及政治部的批语，指出：“希望你们亦发动所属在有领导有秩序的条件下，开展一次连队的民主运动，提高连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连队官兵关系，达到连队爱兵尊干加强战斗力之目的。四十八军的计划，可发给各军参考。”

同日　收到一封匿名信，写批语，其中说：“这封信表示对于党的组织状况和干部政策的一种看法，认为党内注重用庸才，不重用能干的人，对此很表悲观，希望改进。这封信的用意是好的，他所指出的有些情况值得注意；但根本看法是错的。党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群众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是和党的组织状况有联系的，此种状况当跟着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发展而改变，也只能由此而改变，而且也不能由一次二次整风就会将大批农民出身的干部的文化及政治水平有极大提高。××一类人看不起民主人士的观点，代表了农民的某些狭隘思想，经过教育和历史演进是会改变的。问题是在教育和更多的革命经验，而不是什么提倡‘尚贤’、‘尚同’可以解决的。”“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对于农民的狭隘思想很看不惯。其实，工农干部经过教育是可以进步的。”在信中讲到做干部工作的同志，不能只是老实可靠，还应有英明的见地和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处，毛泽东批注：“这个条件，责之于一般干部，未免有些苛刻。忠实是首先的条件，我们的干部一般是忠于人民的，作者却看不起他们。”

9月10日　阅北京一位小学教师反映群众生活疾苦的来信。信中说：现在政府各机关在北京买了上万处大房子做办公室和宿舍，卖大房子的房主又买中小房子自住，造成不少租赁房住的贫寒市民无房住并房租大涨；政府公布供应“八一面”、“九二米”有好几个月了，可是粮米铺更多的是价贵的“头号粉”、“白细米”。毛泽东批示：“彭真阅后送周办。此两问题确实须作适当的解决”。

9月11日　阅中央军委民航局党委关于整党工作的补充指示。指示指出，民航机关处在统一战线的环境，这一次整党应以检查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为最重要的内容。毛泽东批示李维汉：“如你认为有必要，请将此件内关于整党中应注意统一战线工作的检查问题，摘录要点，起草一电报，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政府党组作一介绍，请各地党委注意，凡在统一战线环境中工作的党要检查党的统战工作。”

同日　致信陈郁(277)：“转来石家庄电业局全体职工给我的信及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给我的签名信，均已收到。请你转告两处电业职工同志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9月12日　为转发河北省政府直属机关整风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整风中党员与非党员配合进行问题，河北省人民政府的经验很可注意，望加研究参酌办理。”河北的报告说：这样做可以加强党与非党干部的联系；有利于党员与非党干部互相鼓励与启发；解除党员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各种怀疑和思想顾虑；整风中领导上要紧紧掌握党内严党外宽的原则。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九月十日关于绥远工作近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西北局、西南局、中南局、华东局及西北军区等四个军区党委的批语：“关于改造绥远傅部(278)及绥远地方的工作总结，华北局的意见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做参考。你们所属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全般情况如何，望加以总结，向我们做一次专题报告。”华北局的报告说：由于坚持执行对起义部队团结改造的方针，八个月来绥远在改造起义部队和地方工作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存在的问题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除继续做好团结改造上层的工作外，要加强群众工作，给群众做出几件善政来；（二）采取有效办法加强政治工作，逐步树立党对部队的领导，达到改造和巩固部队的目的；（三）继续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安定社会秩序；（四）在整党整干中克服一些同志在改造起义部队问题上存在的“左”倾情绪和畏惧困难、失却信心的思想偏向。

9月13日　就检查督促中央政府各部门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问题，致信周恩来：“政法系统各部门，除李维汉管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央有接触外，其余各部门，一年之久，干了些什么事，推行的是些什么方针政策，谁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请查询。中财委所属各部门，经过中财委向中央反映，有些是慢一些，但大体是好的；也有若干部门，例如重工业，燃料，农、林、水利等还没有反映。文委系统状况，略同于财委。以上情况，请作一总检查，并加督促。”

同日　审阅薄一波本日送审的一九五一年预算草案，批示薄一波：“要有详细说明及两年比较，否则无法审查。因此（一）概算表须列出今明两年比较数字及明年比今年增减数字，表尾说明栏内亦要将今明两年的比较变化加以说明，方明历史演进；（二）各部分支出预算，须另造几张详表，指明每部分中的各项细目，例如军费的各项细目及两年历史比较，投资的各项细目及历史比较（例如工业投资的各项细目及两年的历史比较，其中如铁路投资要有每一条铁路的预算数字，水利投资要有每一条河流的数字，文教费要有每一项文教事业的数字及比较），其他类推。此项工作务请于九月二十五日以前办好送我。关于要有详细内容，还在八月政治局讨论此事我就向你提出了。”

同日　复电南非联邦杜邦城南非印度人大会会议联合书记A·I·梅尔、J·N·兴赫：“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你们反对南非联邦政府歧视及压迫南非洲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及其他亚洲人民）的主张，并祝你们会议成功。”A·I·梅尔与J·N·兴赫于八月十七日致信毛泽东，信中说：南非联邦印度人大会将于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十六、十七三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讨论马兰政府对于南非联邦非白色人民的日益凶狠的进攻。为了重申我们对民族隔离及南非五分之四以上的人民的基本人权受到否认的问题的态度，这次会议是极其必要的。如蒙来函支持我们的会议，则我们反对肤色压迫的决心将大大地增强。

9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同意以大战略区为单位在上海设办事处的电报：“各中央局及各大军区党委：接上海市委九月十二日电称，‘六月初至八月底，市委接到各区委反映，有关各地区来沪购物受骗、贪污、将公款私存私营行庄等事件，达十一件之多。……建议中央电告各地，以大战略地区为单位（包括大城市）在沪设立办事处，统筹各单位贸易和采购事宜，并与沪工商办事处取得联系，避免此间多头及商人谋取非利的弊端，是否有当？请裁夺’等情。中央认为上海市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请你们即以大战略区为单位（包括大城市）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统筹各单位贸易采购事宜，并与上海工商办事处取得联系，避免各项弊端。对于各区过去派赴上海人员所犯错误，应予检查，给以必要处罚。”

9月15日　侵朝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

9月16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苏静并告各军区党委的复电。复电同意他们对广东广西五个军的部署。在讲到歼灭由越南窜入之国民党军残部时，复电指出：惟请注意我军“两师兵力不要太迫近越南边界，要距边界远一点，如匪军由越回窜，则诱其深入百余里或二百余里，然后我军以必要力量切断其来路，由西向东歼灭之，切忌打得太早，迫其逃入越境，麻烦甚大”。在讲到主力各军明年的剿匪工作、军事训练、文化训练和生产任务须作必要的调整，不使互相冲突时，指出：“凡有匪的地方，必须争取于明年彻底剿灭；文化教育须用大力推行，军事训练亦须占有一定时间完成一定整训任务，务使武器不生锈，装具不遗缺，战斗意志不降低。为达上述目的，则生产任务不能太多，应以改善部队生活为主，不以增加国家财富为主。如不减少生产时间，则文训与军训两项任务即不能完成。此问题为全军共同问题，除请你们考虑外，亦请西北、西南、华东、华北、东北各军区负责同志加以考虑，以其意见电告为盼。”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告张云逸、莫文骅、李天佑(279)的复电：“你们十五日二十三时四十分电及张、莫、李十五日电均悉。张、莫、李所提意见是正确的，但须令我军注意不要超出国界。”

同日　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给各大军区党委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电报：“地方党的整风工作，业已普遍进行，并向中央发来了许多报告，提出了许多好的经验；但军队党的整风工作是否已在进行及如何进行的，除少数有反映外，大多数尚无反映。我们希望各军区党委务于九月底或十月初向我们发来一次报告，概述全区部队第一期整风情况，如何，盼复。”

同日　阅西康区党委九月六日关于建立东藏自治区域(280)人民政府问题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并第十八军张国华、谭冠三(281)等的报告，批示：“刘、周、朱、任、李维汉同志：区域自治问题，牵涉很广，有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甘肃、西康、云南、广西、贵州、海南、湘西等处，有的须成立内蒙那样的大区域政府，有的须成立包括几个县的小区域政府，有的是一个县或一个区的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此电所称东藏自治区域，是与西康省政府并立的，还是属于西康之内的？其疆域如何？是否事前得到中央批准？请维汉查告，或去电询问。”

同日　就抗议美机美舰侵袭我领空领海问题，批示：“周：东北及上海、山东沿海（渔民发现的）均继续发现美机或美舰侵袭，置之不理是不妥的，若每次抗议则不胜其烦，似宜每隔十天或半月汇集多案抗议一次，请酌办。沿海事件，军委有材料。”

同日　阅新华社九月十四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二二期刊载的《各地公家采购人在津乱抓物资破坏统一采购》一文，批示：“周：此件第二篇所述天津情况，与上海市委所反映的上海情况相同，请与一波商，适用上海建议由各区派人在天津设联合办事处，如何，请酌定。”

9月18日　就云南省军区在复员军人复审工作中将副班长以上干部和精壮战士全部继续留在部队一事，批示：“周：云南经验很好，请摘转各地。留下精壮是很必要的。”

同日　复信张维(282)：“来信收读，甚以为慰。令堂大人八十寿辰，无以为赠，写了几个字借致庆贺之忱。”毛泽东写了“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八个字。

9月20日　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国徽图案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同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朝鲜人民军作战方针致倪志亮转金日成的电报稿。电报全文如下（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九月十八日电悉。请转告金日成同志：我们认为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在目前主力暴露于敌人阵前，相持不下，消耗必多，而敌人如果占领汉城(283)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在作战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钳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三至五倍）及火力（二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一个团）。作战最忌平分兵力，最忌只能击溃或阻止敌人而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只要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哪怕每次只歼灭敌人一个团一个营也好，积少成多，就可逐步将敌人削弱下去，而利于长期作战。如果美军火力配备强，一时难于突入分割，则宜考虑先以李承晚伪军为对象，集中主力，每次歼灭其一二个团，每月歼灭其一二个师，半年后即可尽歼伪军，翦去美帝爪牙，使美帝陷于孤立，然后各个歼灭之。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作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我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惟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是否有当，尚祈考虑见复。”二十八日，美军占领汉城，朝鲜人民军实行战略退却。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北局薄一波、刘澜涛九月十九日关于华北工农业情况和意见的综合报告。报告就解决华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增大问题提出意见：（一）采取适当的步骤停止农产品价格继续下跌。国营商店应依据高于市价的牌价大力收购粮棉，动员各级合作社、私商有计划地收购粮棉；同时，应组织工业品下乡，相应地完成回笼货币的任务。（二）适当降低某些工业品价格。在工商业中贯彻薄利广销的方针，加速商品与资金的流通。毛泽东批送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我认为华北局的意见是正确的，请陈、薄即根据华北局所提各项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拟出具体方案，于数日内向中央报告一次，并迅即推行。此事极为重要，不能久延不决。”

同日　阅高岗九月十八日给倪志亮并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估计我军进入朝鲜境内以后，鸭绿江桥可能被炸，部队庞大的供应将依靠公路汽车为主。我们对朝鲜公路、铁路情况了解甚差，请向朝方要一详细的公路路线图并注明各地桥梁宽度、水深，以便准备和筹划器材。毛泽东批示：“周：这种电报打得很不好，去一电制止，请阅发。”毛泽东为周恩来起草的复高岗并倪志亮的电报是：“（一）不要向任何方面表示我军有出国的意图，向朝鲜调查作战情况或要路线图只在不涉及此种意图时才可以，否则不要做；（二）高十八日致倪电表示了上述意图，很不妥，嗣后东北与倪一切向朝鲜交涉的事项均须经过外交部，不要直接处理。”

同日　致信罗荣桓：“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同日　致信黄克诚、王首道并告邓子恢：“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9月21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并告中共中央中南局、广西省委及韦国清的电报。电报说：“九月二十日电悉。（一）歼敌八百，缴获甚多，甚慰。（二）敌图重占东溪，给我以运动战的机会，你们的部署是对的。如果等了多日而敌不来，则可考虑包围七溪歼击援兵的方法，可能打一个较大的运动战，敌人是一定会增援的，敌人还不知道我方的虚实。（三）敌人意图是极力争夺边境区域，这种争夺战，可能延长几个月。如能在争夺战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那是很有利的。因此你们要注意训练几千新兵以便随时补充缺额，要储备我军几个月所需的粮食。粮食不足时广西省委应负责接济并运至友境，汽油及其必需物资亦由广西负责，随缺随补，由陈赓与云逸直接商办。（四）为准备扩充炮兵，应在现有炮兵部队中多安副职，随战随学，以使我方每次作战缴获炮类（只要有炮弹）就能迅即使用为原则。（五）俘虏久留费用甚大，遣送赴欧亦甚麻烦，请与胡、武(284)商量是否可以在训练一个短时期后（例如两个月），即向敌方遣送，借以扩大影响，瓦解敌军。此种俘虏遣送回去，即使再当兵，战斗力亦必大减，利于缴枪，如此反复多次，可以造成敌军瓦解潮流。俘虏必须留在越南境内，由广西送粮食去，万不可送俘虏来广西，前已电告你们了。”毛泽东并批示：“刘、朱、周、聂阅后发。”

同日　为督促治淮工程早日开工，批示：“周：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9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薄一波、刘澜涛并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电报：“你们九月二十三日报告中所提关于农业方面的各项改进办法，除举办农民银行一项应请中财委考虑提出意见外，其余各项都是可行的。其中有关农业部办理者，请你们直向该部洽商办理；有关水利部办理者，请你们向水利部接洽并帮助该部拟订华北全区水利计划，送政务院审查，纳入全国水利计划内一同办理。”

同日　复电彭德怀：“九月二十三日电悉。同意你偕徐立清同志于十月二日或三日来京商谈新疆工作问题，张宗逊同志的工作亦待你来京面商后再作决定。”

同日　复信黄炎培：“示悉。报头早几天已写寄吴晗(285)先生，顷吴先生电话告我，已经收到，并已转付报社了。”

9月25日　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祝词说：“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

9月下旬　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题词：“战斗英雄们，你们是人民解放军的模范人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更加进步，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9月27日　阅罗瑞卿五月十九日关于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总结，批送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阅后交罗瑞卿，指出：“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9月29日　批示胡乔木：“以后请注意，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各党派贺词中一九五一年任务我已全部删去，因其中有打台湾、西藏一项。”

同日　将南京市人民政府九月二十六日关于南京市失业半失业人员的救济情况报告，批示李立三：“此件有些意见应当采纳。解放前失业者须确定救济。加强对失业工人的政治教育确是重要的。各地报告收齐后，宜作总结发一指示。”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并告中共广西省委电：“（一）同意采取谨慎态度，先打小据点，然后相机打可打之敌，务使确有把握，每战获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所需粮食，望与广西省委直接洽办。”

9月30日　周恩来在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发表《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讲话。讲话针对朝鲜战争郑重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个讲话经毛泽东审阅修改。

同日　致电斯大林：“尤金(286)同志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对我们帮助很大。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结，还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并且希望他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处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们作一些讲演，这样又需至少三个月时间。以上两项工作，共需四个多月的时间。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一九五一年的一月底或二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电复为盼。”十月九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尤金留中国到年底。

同日　复信罗隆基：“来信并承转齐老先生(287)惠赠各件(288)，均已收到，甚为感谢。请将我的谢意转致齐先生为荷。”

同日　复信胡志洋(289)：“来书敬悉，甚为感谢。如有革命大学一类学校可进，先生似以在长沙等地进这类学校研究一时期再做工作较为适宜，尚祈斟酌为荷。”

9月底或10月初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重申保密纪律的训令稿。在训令稿讲到“责成各部首长切实认真的领导此项工作”处，加写：“对全军保密工作加以检查，并规定整理办法，望于一个月内（即十月二十八日以前）将检查和整理情形向我们作一次专题报告，不得延误，是为至盼。”并批示：“刘、朱、周、任、聂阅后交李涛办。”“李涛：如十月二十八日各军区没有报告来，请注意拟电询问。”

10月1日　上午十一时，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同日　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当天，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深夜，金日成紧急约见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

10月2日　晨，审阅修改周恩来致倪志亮即转金日成电。电报全文如下（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九月三十日经志亮同志电告情况已悉。一方面军八个师既被敌隔断，请考虑有无可能将该八个师分为两部分，以四个师将笨重武器破坏，分为许多小的支队从敌人间隙中分路撤至三八线以北，而以四个师在南朝鲜分散为许多小支队，倚靠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大股敌人使其不能北进。二方面军所率五六个师现已撤至什么位置，是否可以于数日内全部撤至三八线以北？总之，你们的军队必须迅速北撤，愈快愈好，如遇敌人拦阻，亦应破坏笨重武器，分路从敌人间隙中插过来，不能撤者则留在敌后坚持分散游击。以上建议，妥否，请立复，并盼以具体情况见告。”晚上，审阅修改周恩来致倪志亮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请告金日成同志，除照今晨电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同日　晨二时，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高岗、邓华的电报：“（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同日　关于派志愿军入朝参战问题，致电斯大林(290)。电报说：“（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291)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292)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293)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但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接彭德怀到北京参加会议。

同日　复信张有晋：“几次来示均敬悉，甚为感谢。遵嘱写了船山学社四字，未知可用否？”

10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等联合演出歌舞。柳亚子经毛泽东提议，即席赋词《浣溪沙》(294)。随后，毛泽东步其韵奉和一首，题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10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的人，陈述的理由主要是：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医治战争创伤；建国才一年，经济十分困难；新解放区农村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还没有进行；国民党留下的众多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差和无制空、制海权，等等。他们的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他最后宣布，明天继续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同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复倪志亮的电报稿。在复电稿说到根据目前情况，我武官参观组不要去三八线以南，应分两个小组处，毛泽东加写：“一个调查平壤附近及平壤安东线、平壤辑安线的各种情况，一个调查平壤元山线及元山清津线及其以北山区的各种情况，平壤元山线至三八线之间的情况如有可能亦应略作调查，但勿深入。”

同日　复信高希舜(295)：“九月二十九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吾兄既任美术学院院长，是否尚有可能去革大学习？如决意去学，可持此信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询问，是否该校第四期可以收纳，然后再作决定。”

10月5日　上午，让邓小平去北京饭店接彭德怀到中南海，谈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彭德怀说：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彭德怀反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有这个准备吧？彭德怀表示：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讨论中仍有两种意见。周恩来支持出兵援朝的主张。彭德怀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毛泽东针对林彪提出的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等观点，说：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经过会上的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会议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会议还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决定派周恩来、林彪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纪念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专刊的题词：“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极为重要，这两国人民团结了，世界人民的团结就不困难了。”

同日　阅罗瑞卿十月三日关于公安部队建设情形的报告。报告说：公安部队的质量，根据本年三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指示的“公安部队数量不宜太大，但质量必须精干”的原则，各地在调拨公安部队时，似宜有适当的注意。毛泽东批示，请聂荣臻和罗瑞卿“协同与各中央局负责同志面商解决，以结果告我”。

10月6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电：“十月四日两电均悉。（一）先集主力歼灭东溪西南被我(296)包围之敌，然后再看情形围歼高平南逃之敌，此种计划是正确的。如果东溪西南之敌能在几天内就歼，高平逃敌又被抓住，谅山等处之敌又不出援，或虽出援而我军能分出一部予以阻隔，使之不能妨碍我军对东溪、高平两敌之作战，则你们可以取得两个胜仗。因此，你们除对东溪西南之敌必须坚决彻底加以歼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要估计到干部中可能发生此种情况）以外，并要对高平逃敌确实抓住，不使逃脱，并要对谅山等处可能出援之敌有所部署。只要对上述三点处理恰当，胜利就是你们的。（二）发表战报要说老实话，歼敌一个人缴敌一支枪，即说一个人一支枪，不要说两个人两支枪，养成朴实作风。”

同日　就各国元首致电毛泽东祝贺中国国庆一事，批示：“周：各国贺电均应回电致谢，请令外交部起草。”八日，审阅外交部起草的对各国贺电的复电，批示“照发”。

10月7日　同彭德怀、聂荣臻研究出兵援助朝鲜的各项准备工作。

同日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10月8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全文如下：“彭、高、贺(297)，邓、洪、解(298)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同日　就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致电金日成：“（一）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二）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四）请你即派朴一禹(299)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

同日　派周恩来、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去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中国如果出兵(300)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援助，特别是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的问题。

10月9日　起草周恩来致倪志亮并告高岗电：“中央已委托高岗同志负责处理一切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问题，嗣后关于此类事务均向高岗同志直接接洽，由高岗同志答复。坦克学校和军官学校的问题请高处理。”

同日　致电彭德怀：“据倪志亮十月八日电，金日成告倪称据友方(301)息敌将在平壤以北之新安州登陆等语，请加注意。”

10月10日　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一）庆祝人民军克复蔚珍、竹边地区的大胜利。（二）现敌军大部北进，后方空虚，建议凡人民军无法北撤者均留于南朝鲜，开辟敌后战场，这在战略上是必须的而且是很有利的。如有人民军四五万人留在南朝鲜担负此项任务，则对北部作战将大有帮助。（三）敌似正在准备从镇南浦至新义州一线可以登陆之海岸举行新的登陆作战，切断平壤至新义州的交通线，而这一交通线是必须保护的，请彭与朝鲜同志研究保护方法，如敌登陆则应坚决歼灭之。”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电，指出：“（一）越军大胜，极慰。（二）越军经此次胜利，必能提高一步。越军还年轻，只有从今后多次作战中才能逐步学会近敌作战的各项技术和战术。中国同志帮助他们要注意自己的方法和态度，使他们乐于接受，而不可将关系弄坏。中国同志必须随时检讨自己的方法和态度，只许做好，不许做坏。（三）战役结束后须休整二十天至一个月，总结经验，补充兵员，进行近战教育及政治教育，选定下一次作战的目标，做好下一次作战的计划。（四）这次胜利是在敌人统帅部没有预料越军一次能集中二万余人及战斗力提高的情况下取得的。敌人得了此次经验，必要谨慎些。”“在今后半年内外，越军须建设一个总数五万人左右的正规军，而有和法军地面部队一万人的两倍以上的火力（即法军一万人如有大小炮一百门，则越军五万人须有大小炮二百门以上），准备一次能歼灭法军一万人。”“此项计划，请你在此次休整期内和越南同志商量做出并电告为盼。”

同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个指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

10月11日　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邓华：“十月九日、十日各电均悉。（一）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二）已电华东调一个高射炮团于十月十四日从上海开动赴沈阳转赴前线，请高注意接转；（三）其他各项已另复。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电：“九日电悉。为了争取边界战役的完满胜利，必须鼓励士气，全歼拉本(302)兵团及七溪守敌。当攻七溪时，谅山等处法军还是可能增援的，此点应预先估计到，并作阻援或打援部署。”

同日　对袁仲贤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态度的报告，批示外交部：“应告袁大使：（一）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二）朝鲜问题应照周总理九月三十日演说内容答复之，即中国不能坐视其邻人受侵略而置之不理，扩大战争的责任应由侵略国担负。外交部拟电送阅。”

同日　致信王首道：“张次、罗元鲲(303)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304)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戴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

同日　复信罗元鲲：“赐示敬悉，甚为感激！先生及张次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保持政治清洁，年老贫苦，甚为系念。已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予以协助。袁吉六夫人亦在其列。张先生及袁夫人请代致敬意。”

10月12日　致电陈毅：“请令宋时轮兵团(305)提前北上，直开东北，何日能开动请告。”

同日　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十月十日关于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总结报告。报告指出：在部队思想建设上有两个重要问题亟待解决：一、部队中相当普遍地发生着和平麻痹情绪。首先要在干部中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树立战斗队思想、新爱国主义思想及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动员。二、部队中英模立功运动贯彻不够普遍。这次会议要求各部队应大力推行这个运动，经常宣传英模事迹，中高级干部立功者亦应予以适当奖励。毛泽东将这个报告转发至军队师党委一级和地方的省市区党委，要求他们对上述两点研究并执行。

同日　阅斯大林、周恩来会谈后于十月十一日联名致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支援志愿军的作战。毛泽东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

同日　致电彭德怀、高岗、邓华、洪学智、韩先楚(306)、解方：“（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饶漱石、陈毅电：“（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东北各部队仍就原地进行整训，暂不出动。（二）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三）干部中及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10月13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晚十时，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三）真日(307)菲里波夫(308)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只对上述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并以电报速复为盼。”

10月14日　晨一时，致电陈毅：“（一）宋兵团后尾部队酉俭(309)全部离开上海、常熟地区是可以的，宋兵团仍照前定计划在泰安、曲阜区域集结整训一时期待命开东北；（二）高射炮团仍须即开东北；（三）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何日开幕盼告。”

同日　晨三时，致电周恩来，通报朝鲜情况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意见。其中说：“美是否进攻平壤及何时进攻平壤，似乎尚未作最后决定。”“金日成指挥的朝鲜各个尚能战斗的部队在三八线坚决对敌，南部人民军撤至三八线以北有五万余人，大部留在南朝鲜”。“彭德怀同志在安东研究情况后，认为如果我军能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方面约二百公里之德川县山岳地区，而以其余三个军及三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之熙川、前川、江界地区，则第一，可能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保持平壤、元山线以北地区至少是山岳地区不被敌占。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第二，如元山、平壤两敌向北进攻德川等处山岳地带，则我军可以必要兵力钳制平壤之敌而集中主力歼灭由元山方向来攻之伪军，只要歼灭一二个或二三个完整的伪军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

同日　同彭德怀、聂荣臻研究中国人民志愿军渡鸭绿江计划和出国后的作战方案。

同日　晚九时，致电周恩来，通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一）京政治局会议决定参加朝鲜战争并按此布置×(310)方面工作。（二）彭德怀同志明（十五）日返安东，在安东布置两三天即去德川与金日成会面。（三）我已告彭，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四）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五）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先头军步行二百公里至德川需七天，休息一二天，可于十月二十八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全军二十六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十天时间，即要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可以渡江完毕。（六）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工事已经修好，敌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七）在我军开进半数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两军前进为有利。（八）马上通知菲里波夫同志。”

同日　阅法舫法师九月九日给巨赞法师的信。信中建议，在征得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李济深副主席同意后，请他们担任中国佛教的保护者。毛泽东批示：“《共同纲领》已予各种宗教以信仰自由的保护，不须要再说个人保护。”

10月15日　晨一时，起草周恩来致倪志亮转金日成电：“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

同日　晨一时，致电高岗并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一）我人民志愿军决于十月十八日至迟十九日开始渡江前进，粮食等项则应立即前运勿延为要。（二）彭德怀同志本日或明日返安东。”

同日　晨五时，致电高岗、彭德怀并告邓华：“（一）三八线上之美英伪军十三日已占金川，准备继续向平壤进攻，美陆战师准备从镇南浦登陆协攻平壤，由中路前进原拟向元山集结之伪第六、第八两师有转向平壤攻击的消息。（二）我军先头军最好能于十七日出动，二十三日到德川地区。休息一天，二十五日开始筑工事制敌先机。第二个军可于十八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十天内外渡江完毕，请酌办。（三）粮弹是否已开始渡江输送，请高电告。”

同日　晚九时，致电周恩来：“请再与苏方一商，可否从商订掩护城市的喷气式空军中先抽调一个师来北京，以保护首都的空防。”

同日　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十月十四日关于近日市场情况的报告，批示薄一波：“投机风潮应估计会要来的，请速筹对付办法，并以告我为盼！”

同日　阅外交部办公厅十月十四日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打算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报告，批示外交部：“请告捷克同志，这些文件(311)暂勿印行，待几个月后中国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发行以后，再行选印。”

10月17日　下午五时，就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出动时间致电彭德怀、高岗并告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一）先头两个军请准备于十九日出动，明（十八）日当再有正式命令；（二）请彭、高二同志于明（十八）日乘飞机来京一谈。”

10月18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会上周恩来汇报去苏联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商谈中国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彭德怀汇报志愿军准备入朝的情况。毛泽东听取大家的意见后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十九日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同日　晚九时，致电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并告贺晋年：“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十九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北局十月十五日关于绥远非党干部提出的批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批示薄一波：“行政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否党员事先都要讨论？除某些特别重要问题外，一般问题可以事先不要讨论，提到行政会议上与非党人员一起讨论，似要活泼些，请叫绥远试试这样做。”

同日　“联合国军”占领平壤。

10月19日　致电邓子恢、谭政并告饶漱石、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习仲勋、马明方：“（一）为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志愿军决于本日出动，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此点请各中央局加以注意。（二）四十八军可以在明年三月再行集中，如有特别情况需要提早集中时再通知你们。”

同日　复信刘天民：“来信收到，甚谢。李耿侯已牺牲。李介侯现在北京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情况尚好，知注并闻。”

同日　复信李云杭(312)：“两次惠书，并赠大著，极为感谢。在工作中学习是很好的。尚希孟晋不懈，完成教学目的。”

10月20日　为转发中共察哈尔(313)省委关于调整城乡关系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察哈尔省委的这一文件是正确的，全国各省市区均应推行”。察哈尔省委的报告，提出了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使工商业继续好转的几项措施：一、大力掌握物价，使工农业产品在价格上保持适当的比例；二、吸引私商下乡经营农副产品；三、活跃市场金融，允许私人依法经营银钱业，进一步贯彻借贷自由政策；四、工业上坚持以销定产的方针；五、商业上继续贯彻薄利多销的方针。

10月21日　鉴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后，美军和南朝鲜军迅速大举北进，直向中朝边境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原定先组织防御的计划，改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晨二时半，就志愿军打好出国第一仗致电倪志亮、柴军武即转彭德怀，并告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及高岗、贺晋年：“（一）伪首都师由咸兴向长津前进。伪三师似将进至咸兴。伪六师改由破邑向北，目的地第一步在德川，第二步可能向熙川。伪七、八两师第一步向顺川、军隅里、安州，第二步可能向泰川、龟城。以上五个师的最后目的地是江界、新义州一线。截至此刻为止，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二）估计伪首、伪三两师要七天左右才能进到长津，然后折向江界。我军第一仗如不准备打该两师，则以四十二军的一个师位于长津地区阻敌即够。四十二军的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即伪六师的来路），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钳制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军各个歼灭伪六、七、八等三个师。（三）如伪六师（较强）由破邑（在铁路线上）至德川的路上能有朝鲜人民军一部作有力的阻击，则该敌可能要到十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才能占领德川，如果我四十军（全部）能于二十三日赶至德川、宁远地区，则可以绕至伪六师的后方（由东面绕至南面铁路线附近），让出正面给他军使用（三十八军或三十九军），如果太迟，则敌将先占德川。（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五）这一仗可能要打七天至十天时间（包括追击）才能结束，我军是否带有干粮？望鼓励全军，不惜牺牲，不怕艰苦，争取全胜。（六）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同日　晨三时半，致电邓华并告彭德怀及高岗：“（一）你们是否已前进，我意十三兵团部应即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二）如部队渡河须有机构在安东指挥，则可留适当同志率一部机构留在安东，你和其余同志率必要机构即往彭处为宜，望酌定。”

同日　晨四时，致电彭德怀、邓华：“（一）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去为要。（二）敌人测向颇准，请加注意。（三）熙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应速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同日　晚八时，致电彭德怀、邓华：“（一）现得悉伪六、八两师二十日经德川向熙川推进。（二）我四十军欲先敌赶至德川时间上是否来得及，如不可能则似以在熙川附近地区部署伏击为宜，请酌定。（三）四十二军亦照你们原来部署为好。”

同日　致信胡乔木：“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

同日　致信胡乔木：“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314)，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载。”

10月22日　晨七时，就速定围歼南朝鲜军第六、八两师的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邓华：“（一）彭二十一日十六时电悉。（二）据伪二军团长二十日十六时三十分称，第六师，正集结顺川、新仓里间，拟命其进抵新义州。第八师，正集结江东、成川间，拟命其进抵满浦镇。该军团参谋长同日命第七师主力集结成川、顺川间休整，但严禁进抵顺川。伪二军团指挥所在三登。据此判断，如数日内，敌机尚未发现我军开进，则伪六师将经新安州进至博川及其以西地区，伪八师将进至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伪七师则在顺川地区作预备队。如二十一日六、八两师继续前进，则本（二十二）日六师可能进到新安州，八师可能进到军隅里。因此我军行进路线必须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约二十公里地区不走，而走以北路线，否则，就会过早被敌人发觉，敌将停止前进，或竟缩回去。而此次作战，则以在博川、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围歼该敌为最有利。请按此意图，速定部署，迟则恐来不及。（三）另据伪一军团长二十日十时称，美十军团长命令该军团之首都师，即由咸兴向北青、城津推进，第三师集结咸兴。并谓美十军团部正向咸兴移动，其任务为指挥伪一军团作战（按美十军团由原在汉城之美陆战第一师及原在大邱之美第七师组成，海运元山登陆）。据此，似敌暂不去长津，于我有利。但彭电派一个师占领长津及派必要兵力控制妙香山、杏川洞，仍甚必要，请速实行。还有小白山，也应派兵控制，确实隔断东西两敌。因我军在西面发起战斗后，东面伪军可能回援。（四）如果我军能同时包围伪六、八两师，则于战局最为有利，我四十军应担任包围一个师，三十九军应担任包围一个师。当战斗紧急时，除伪七师必然增援，我可继歼该敌外，现在平壤之伪一师，亦应估计可能增援，你们也要准备对付该师。东面伪军虽亦可能回援，因路远，难于赶到。平壤美军则增援可能性更少。”

同日　上午九时，就立即占领妙香山、杏川洞复电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并告彭德怀、高岗：“（一）二十一日二十一时电悉。（二）敌进甚速，请照彭电立即用汽车运一部兵力去占领妙香山、杏川洞，先运几个营去也好。（三）无论用汽车运兵运物及步行的人马武器都不要再走宣川、定州、博川、军隅里线及龟城、泰川、球场线，上述地区，几天之后都可能被敌占，而应取该线北面的道路前进。（四）新义州、铁山、宣川地区应由你们派一部兵力固守。（五）调一个军至安东问题，待商定后再告。”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张宗逊电：“战事紧急，十九兵团部及主力两个军，须于接电后一个月内即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完成一切出发准备工作，待命开东北，另一个军则可于十二月内出发。”

同日　阅章汉夫同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记录，批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之。”

10月23日　就朝鲜战局问题，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二十二日戌时电(315)悉。你的方针是稳当的，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伪三师将随伪六师后跟进，伪一师亦可能增援）。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新义州、宣川、定州等处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会来占，伪首、伪三两师将从咸兴一带退回元山地区，而长津可保，新安州、顺川两点是否保守也可能成问题，成川至阳德一段铁路无兵保守向我敞开一个大缺口，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伪六、七、八师主力未被迅速歼灭，或被逃脱，或竟固守待援，伪一、伪首及美军一部增援到达，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熙川、长津两处的保守也将发生困难。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灭之。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或者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我认为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同日　晨七时，就全歼南朝鲜军第六、八两师的部署问题，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彭、邓、高二十二日各电均收到。（二）据所收最后情报，伪二军团指挥所二十二日由江东折返成川，伪六师、八师二十二日进至顺川、成川铁路线以北之北仓里、新仓里地区，有两师并列经德川向熙川集中攻击的意图，如无阻碍，估计该两师明二十四日可能到德川或德川附近。因此，我车运控制杏川洞、妙香山一带之部队，务须争取于二十四日拂晓，至迟于二十五日拂晓以前，到达上述地点，否则将失去先机。（三）作战部署，以四十军位于熙川正面及温井、云山地区，三十九军位于云山、泰川地区，三十八军位于熙川东南地区，待敌向熙川攻击之时，然后分数路出发包围攻击之，这即是彭二十二日十时电及邓、洪、韩、解二十二日十二时电的意见，我认为是适宜的，总以利于以主力插到敌人的后面和侧面，全歼六、八两师为原则。（四）敌首都师已确实向北青、城津东进，暂时不去长津，而平壤之伪一师及英二十七旅均将向新安州前进。一个美军降落伞团（大约有二三千人）已在顺川降落。故我对伪六、八两师的战斗发起后，第一步，伪七师会增援，第二步伪一师及英二十七旅亦可能增援（美军已令英二十七旅向新安州）。如果把这一切敌人的主力各个歼灭，而举行追击时，在顺川地区可能遇到美伞兵团。此次作战，如能将上述一切敌人逐一歼灭，并控制新安州、顺川、成川、新邑、阳德线铁路及其以南一带地区，并以一部伸出至谷山、遂安、伊川、新溪地区，使平壤、元山两敌互相孤立，不能联系，则我将处于主动，敌将处于被动。因此，此次战役必须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准备连续打几个仗。四十二军去长津者似以一个师附一个炮兵团即够，而以该军主力位于小白山作战役预备队似较适宜。是否可行，请彭酌定。（五）已令杨成武抽调六十六军开安东，先头师今日从天津出发，主力明日出发。到后，一个师担任维持新义州、定州线交通，主力在安东为彭、邓的预备队，该军到后受彭、邓指挥，请邓留人指示该军，将一切有关志愿军的誓词口号及其他办法交给他们，并与该军沟通电台联系。（六）三十九军在新义州、铁山一带可以不留兵。（七）我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

同日　下午二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敌进甚速，伪六师二十二日已到价川，小部到宁边，伪一师有一个团到军隅里，估计此两部今二十三日均可到宁边，明二十四日可更前进若干里。请速令四十军主力即在温井地区荫蔽集结，以一部控制熙川，不要去云山、宁边与敌过早接触。三十九军即在龟城地区集结，亦不要去泰川。该两军侦察部队不要到定州、博川、宁边、球场去了，要注意避免和敌打响，要将熙川、温井、龟城一线以南地区让给敌人，诱敌深入，利于歼击。三十八军应迅速前进。（二）伪八师二十二日尚在德川以南之大坪里、北仓里，走得较慢，但今二十三日可能到德川，或其附近。”

同日　下午五时，致电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并告彭德怀：“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因此，你们应迅速乘车至彭处，与彭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指挥作战。何日动身，何日可到，望即告。”

同日　致电陈毅、张震：“（一）请令宋时轮同志即来北京。（二）宋兵团须从速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并准备先开一个军去东北。”

10月24日　晨六时，致电彭德怀：“（一）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组成拟即发布命令，除中国同志外请与金日成商量，以一个朝鲜同志为副司令兼副政委或者以一人为副司令、一人为副政委，如何请复。（二）如何发布作战公报，请与金商其内容，每次均须得你并报我同意，方式由朝鲜广播台先发表，新华社再转播。此事须妥为商好，以免两歧。”

同日　上午八时，致电高岗并告彭德怀、邓华：“六十六军先头师到安东后，请即令其前进控制新义州、铁山线（暂不去宣川），如敌来攻则阻击之，巩固该线于我手中。该军主力位于安东，在该军未与彭、邓沟通电台通讯以前请你予以指挥。该军应即编入志愿军序列，请你将志愿军的各种办法指示他们。”

同日　下午五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今日情报，伪六师向楚山、北镇方向进攻，伪八师经宁远到熙川后向江界进攻，伪一师（战力颇强）已到宁边似将向泰川、龟城进攻。请你们注意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敌人至今还不知道我情况。（请注意白头山制高点。）”

10月25日　晨一时，就十月二十四日美机三架侵入我国辽东辑安县(316)上空一事，批示：“周、外交部：请将此事及十五、十六日所出同类事件，加入外交部已起草的抗议电中，于二十六日夜拍去。”

同日　晨六时，就向鸭绿江进攻的敌军动向和我军任务问题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电报说：据昨二十四日情报，此次被美军驱使向鸭绿江冒险进攻的敌军有伪六师、伪八师、伪一师、伪七师、英二十七旅。我军第一仗必须准备和上列五部作战，并至少歼灭其中三个师，才能初步解决问题。四个美国师在平壤为中心地区；两个美国师正在元山登陆中；两个伪军师，在北青、咸兴、元山线。三八线以南极为空虚，只有一个土耳其旅（新到）及三个残破的伪军师。因此，人民军大活跃。只要北面打一二个胜仗，南面的活动将更高涨。请令六十六军准备阻击或部署歼灭英二十七旅。请高在鸭绿江中准备多数船只以备桥梁破坏时用。桥梁破坏如不大应随破随修，并调查临江一带船渡是否容易。

同日　晨六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高岗：“新得情况如下：（一）伪六师之第二第七两团经桧木洞昨日到达接近江边之古场，今日当可到楚山城，这就威胁我辑安、长甸河口(317)两处交通线，请速作处置；（二）八师两个团估计今日可到熙川；（三）美二十四师和英二十七旅一道已过新安州、清川江，据说美军战斗力比伪军为弱，但第一仗似以打伪军为主为适宜；（四）美二十五师维持平壤至大田交通线，美骑一师守平壤、镇南浦一带，以上两师均不能动，美第二师似在平壤南北，情况不明，伪七师主力尚在江东，其一个团附属于伪一师已到宁边。”

同日　晨六时半，致电彭德怀、邓华：“现在为止收到的一切消息中，只有伪六师谍报参谋称，据难民报告，十九、二十两日夜间有六十辆汽车载有八路军由新义州到昌城郡之新仓等语，此外任何方面尚无我军到达的反映。平壤和东京美军方面均认为几天内就可以到达鸭绿江，此外有些人认为金日成还想在江界组织最后抵抗。”

同日　下午五时，致电彭德怀、邓华：“（一）敌已开始发现我军。昨二十四日夜伪某部称，敌主要为八路军，企图经云山、温井山路集结北镇。又空军夜间侦察报告称，敌军车辆正自江界络绎南下等语。估计今明两日被敌发现必更多。（二）请考虑于明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先抓住一两部敌军围攻不使逃脱，吸引敌主力增援，是否妥当请酌定。（三）伪一师确到宁边、龙山洞，请告三十九军注意抓住。伪七师主力尚在江东。”

同日　关于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第十三兵团党委并转各级党委并告东北局电：“（一）为了适应目前伟大战斗任务的需要，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应即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二）彭德怀同志为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前已通知），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四同志均为副司令员，邓华、朴一禹二同志均兼副政治委员，解方同志为参谋长，政治部、后勤部及其他机构的负责同志均照旧负责；（三）党委组织亦照原名单加入彭、朴二同志，以彭德怀同志为书记，邓华、朴一禹二同志为副书记。”

同日　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由温井（距离彭德怀的指挥所所在地大榆洞仅十几公里），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将其大部歼灭，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第一仗。第一次战役开始。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提议的将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作为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10月26日　晨二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高岗电，通报南朝鲜军第一、六、八师行动情况：“（一）在富榆洞与我军接触的是伪六师第二团。该师之第七团，有一个营进至桧木洞，其余在熙川附近清剿。该师之第十九团，在熙川修机场。估计此两团今二十六日将向第二团增援。昨报该师去楚山，是参谋人员弄错。（二）伪八师之第二十一团，二十四日即从苏民洞向北，大约昨二十五日到了熙川一带。该师之第十团、第十六团昨二十五日还在松亭里及德川一带，大约今二十六日可能向熙川前进，可能留一部在德川保护机场。（三）伪一师自己有三个团即第十一团、第十二团、第十五团，又附属伪七师之第八团，故该师共有四个团。在利洞与我一二〇师接触的一个团如确系伪一师所部，则该师主力可能向利洞增援，请注意。”

同日　晨四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贺晋年、张秀山(318)电：“请直接指挥六十六军，给以任务和领导，迅速沟通电台联系，以利保卫新义州、铁山一带地区，阻止或歼灭英二十七旅等部的可能进攻。”

同日　晨五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美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已在新安州一带渡过清川江，请令三十九军勿去龙山洞、宁边，暂时避开（如果可能的话）美英军，以免被其胶着，而应由泰川向云山及其以北方向前进寻伪一师作战，与四十军、三十八军配合，首先歼灭伪一、伪六、伪八等师，然后再打美英军。如伪一师与英美军在一起则暂时也不要打伪一师，待伪六、伪八歼灭后寻机再打该敌。如何，请按情况酌定。”

同日　下午二时，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十月二十五日戌时电悉。（一）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二）伪六师之第七团确仍向楚山冒进。请高令五十军注意，从辑安及长甸河口两处对岸阵地向楚山迫近警戒。惟该敌可能在楚山先我建立据点，五十军如要攻击，应先作好准备，应估计这部分敌人是较强的。（三）伪一师指挥所已到云山，其第十二团进抵温井里附近。其第十五团在第十二团后跟进。其第十一团在云山以南。附属该师之伪七师第八团位置不明，估计亦抵云山一带。请告三十九军注意分割歼灭该师。三十九军应以有力部队隔断伪一师与博川一带之美英军。（四）我四十军歼灭伪六师第二团后，其第十九团（分得很散）可能集中向温井方向前进，请令四十军注意。（五）伪八师两个团今二十六日可能到熙川，其另一个团（第十团）今日可能留在德川，请告三十八军注意。（六）我军第一个战役须确定以歼灭上述三个伪军师为目标，分为几个大小战斗完成之，然后再打美英军。”

同日　下午四时，复电彭德怀、邓华、韩先楚、洪学智并告高岗：“十月二十六日七时电悉。美二十四师向碧潼，英二十七旅向新义州，这是过去几天的计划。今后几天则有三种可能：第一是伪一师被我围歼时向北增援伪一师；第二是照原计划进攻碧潼、新义州不变；第三是在博川一带观望形势。我应以第一种可能为基点，令三十九军迅速进至云山、温井线，以有力一部隔断伪一师与美英军的联系，以主力配合四十军一部保证迅速歼灭伪一师（战力较强，且有四个团），然后改向南面防御，待伪六师、伪八师均被我歼灭后，看情况再定对美英军作战的部署。以上请酌办。”

同日　晚十一时，就歼灭南朝鲜军第一、六、八师的部署，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截至此时所得情报，伪六师正以其第七团主力、第十九团全部向温井增援，利于我四十军各个歼击。（二）伪八师指挥所已到熙川，三个团已到一部，估计明二十七日可全部到熙川，我三十八军如在明二十七日夜发起攻击，须以伪八师全部为目标而分割围歼之。（三）美二十四师称一师（指伪军）在云山被包围，美二十四师被阻不能前进，但决心歼灭共军等语。请令三十九军以有力一部钳制美二十四师使其暂时不能向北面增援，以利全歼伪一师；三十九军主力并配合四十军一部以全歼伪一师为目标是很必要的，尽可能勿使该敌逃脱。（四）在伪一、六、八师歼灭后，请令四十二军以一个师占领宁远、德川、孟山，派出几个支队分路袭扰价川（伪二军团指挥所在此）、顺川、成川等处，威胁美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之后路，并使平壤美军难于北援。”

10月下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事宣传指示稿，加写一段话：“美国如果竟敢在此时爆发世界战争，则其失败将更彻底，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而和平阵营势力则大于美英势力。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但不能听任美国侵入中朝边界而置之不理。”

10月27日　上午十时，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十月二十六日十八时电悉。（一）宋时轮已来京面谈，九兵团定十一月一日起车运梅河口地区整训，前线如有战略上急需可以调用，如无此种急需则不轻易调用。（二）元山登陆之美军系由汉城移去之美陆战第一师，由大邱移去之美步兵第七师及美第十兵团部，估计有三万人左右，号称五万不可信。该敌早已船运，因受元山港水雷威胁迟疑不敢登陆，现在始登陆。过去因该两师美军未登陆，伪三师须守备元山、咸兴一带，致伪首师孤军东进，该师长表示恐惧。原拟俟美军登陆后接防元山、咸兴线，让伪三偕伪首一起东进。现在我军出现，其计划可能变更。是否将以伪三、伪首向长津进攻，以美军一部出长津以南策应，目前尚不能定，因平壤、元山间二百公里地区向我敞开着，元山本身亦受威胁。（三）伪八师今晨已从熙川逃至球场洞，目前似只有伪六师尚有希望。在打伪六师时，伪八、伪一仍可能增援，请注意。（四）你们指挥所应移至安全地点，现在的位置不好。”

同日　上午，邀正在北京的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中南海。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到政治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他说：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佛教、五斗米教、明教、白莲教、天主教、八卦教，都常与政治有联系。周世钊问：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与哲学的问题，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毛泽东说：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他说：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我们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

同日　晚十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据此间所收情报均说伪六师之第二团被围并说已被歼，与来电所说不符，望查告。伪六师第十九团向温井增援，其第七团在古场被我切断后路；似此，如打得好，可能全歼伪六师。（二）伪八师只有一个营在熙川，主力已撤至球场有向温井进攻说，似此，以熙川为攻击目标之部署已不适宜，请按新情况酌定。”

同日　致电彭德怀：“暂时不宜发表作战新闻，待战役告一段落再发表为宜。”

同日　阅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

10月28日　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并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执绋，将灵柩移至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随后，为纪念任弼时逝世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任弼时于十月二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四十六岁。

同日　上午十一时，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你们两个新的部署电都是很好的，以一一八师及五十军一部围击伪七团于楚山、桧木洞之间（请注意于两三天内包围而不歼灭，让其大唤大叫），吸引一、六、七、八等四个师北援，以便主力聚歼。你们的聚歼部署极为正确。（二）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

同日　下午四时半，复电彭德怀、邓华并高岗：“十月二十八日八时电悉。（一）庆祝你们的初战胜利。（二）目前全战役的关键有两点，一是确实抓住古场、楚山之伪七团不使逃脱，如此则伪一、六、八师非增援不可，有仗可打；二是我三个军全部到齐并完成战役展开，如此则我攻击时猛速有力，保证歼敌。”

同日　晚十一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据志司(319)报称，博川敌进占长山面，在泰川以南与我一一五师接触等语。果如此，则极好。请令一一五师北撤，在定州、宣川、泰川、龟城一带之友我部队，兵站人员，一律西撤，让该敌深入泰、龟、定、宣区域以利尔后歼击。此种意图原是你们提出的，极为正确，望令上述各部执行（一一五师尚未执行）。”

同日　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致华东、中南、西北、华北各军区政治部电，批准云南省军区关于在起义部队的军、师、团三级组织军政委员会的建议。指示各军区所属部队凡有较多起义军官参加的军队，在团以上各级均可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利团结和改造。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召开的高干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党委并转至军级党委的批语：“我们认为华北军区党委会十月二十六日向军委的报告是正确的，这是按中央方针所作的具体计划和切实处置。请你们参照此文件，做出自己的具体计划和切实处置，并尽速报来，是为至要。”报告说，到会干部一致拥护中央和军委对朝鲜问题的决定。会议要求军队为适应新的形势，从各方面迅速地顺利地完成由和平到战争的转变。会议讨论决定了几个问题：（一）彻底克服和平麻痹思想；（二）建立与改变组织机构，培养干部；（三）加强战备；（四）部队训练。

同日　阅袁仲贤十月二十六日关于梅农(320)同申健谈西藏问题的报告，批送周恩来并外交部：“申健答得很正确(321)，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10月29日　晨六时，致电彭德怀、高岗：“东面伪首、伪三及美七师共三个师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大，必须使用宋时轮主力于该方面方有把握，否则于全局不利。请你们考虑第二十七军十一月一日由泰安直开辑安或满浦，直上前线外，余两个军是否接着开通化、辑安地区休整待命，以备必要时使用，盼复。”

10月30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军区电：“据志愿军司令部十月二十九日报告称，‘我四十军与温井南朝鲜军数日战斗中了解敌战斗特点如下：一、敌战斗力弱。冲锋或反击，必须依赖火力支援，怕近战（怕刺刀、手榴弹）。二、攻击精神差。以小部队（一个班或多至一个排）向我袭击，攻不动则退守，只要我组织好火力发起冲锋即逃跑。三、炮火猛烈，步枪射击技术差。每当进攻与撤退前，必须以炽烈炮火掩护，昼则进攻，夜则退回，并宿汽车上。四、对已失阵地，立即以空军侦察及依地面炮火指示目标，以三四架飞机扫射轰炸。五、工事构筑简单，并缺乏工具。炮兵阵地多在开阔地或公路上，装备笨重，不能上山。六、每日天明后，均以一至四架飞机，在敌住地周围几十里内低空盘旋，侦察扫射。七、特务活动积极，多化装难民，携带军图、短枪、手榴弹等，在我住地打黑枪，焚烧弹药、汽车、村庄，以及向空军联络（以白手巾等）。八、对付敌坦克并不困难，敌一师十五联队，原配属五辆坦克，被我击毁四辆’等语。按最近数日几次小规模战斗已将南朝鲜反动军约一个师歼灭，正在继续逐步歼灭敌军中，歼灭各部分敌军，是有把握的。”

同日　晚八时，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庆祝你们歼灭伪八师四个营的胜利。（二）你们三十日九时的部署是很好的。我方对敌人数量、位置、战斗力和士气等项均已明了，我军已全部到齐展开，士气高涨，而敌人对我方情况则至今不明了（只模糊地知道我军有四万至六万人），因此，你们以全部歼灭当面敌人伪一师、伪七师、英二十七旅、美二十四师及美骑一师一部及伪六师、伪八师残部为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我三十八军全军及四十二军一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师能勇敢穿插至各部分敌人的侧后实行分割敌人而各个歼灭之，则胜利必能取得。（三）在大作战时请注意使用六十六军，以厚兵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赓电：“如果胡志明同志同意的话，我们同意你回北京，将来有必要时再去。”

10月31日　上午十时，致电宋时轮、陶勇(322)，并告陈毅、饶漱石、张震，彭德怀、邓华，高岗、贺晋年：“（一）九兵团全部着于十一月一日开始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开动，不要间断。（二）该兵团到后受志司指挥，以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首都师、第三师、美军第七师及陆战第一师等四个师为目标。该敌现位于城津、咸兴、元山及以北一带地区，有分路向临江、辑安方向进攻模样。（三）兵站事务须自设机构办理。”

同日　批示聂荣臻：“请将志司、志政(323)（包括前十三兵团司、政）前后所发各项口号，动员令，入朝注意事项，作战注意事项等集成一起，即日派人送往宋时轮应用，为要。”

11月1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致宋时轮、陶勇并彭德怀、邓华，高岗、贺晋年等电。电报说：“伪六师及伪八师一部已被歼；我正向伪一师、伪七师及伪八师残部围歼中；并拟派有力兵团沿清川江进至军隅里、安州一线，切断美二十四师、美骑一师及英二十七旅的退路，隔断其与平壤敌之联系，造成我在清川江与鸭绿江下游的中间地区全歼该敌之态势。”“以宋兵团为第二线兵团，决定改变集结地区于沈阳及其周围，以便今后机动使用。”

同日　晚七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请考虑以四十二军现至杏川洞一带的一个师，迅速占领宁远、德川、孟山诸点，并以一个团前出至孟山以南，占领阳德、成川间铁路线，防止平壤、元山两方敌人的可能出援。”

同日　晚九时，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刚才收到你的十一月一日九时全军作战部署，甚好，甚慰。”彭德怀的作战部署是：我军钳制美二十四师，一部彻底破路、破桥，阻止敌之运输。军主力控制于适当地区，以便从敌侧后出击，围歼该敌。

11月2日　晨三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电：“（一）首都师主力仍在北青、城津线及其以北，其十八团之第一营到咸兴西北之新兴里，请告四十二军注意。（二）美二师本（二）日从平壤及其以南地区向北移动，请告三十八军注意控制安州、军隅里，阻止该敌北进，一二五师迅速以一部由德川向顺川、成川等处活动，威胁平壤。”

同日　晚七时，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宋、陶(324)先头二十七军主力（两个师及军部）照你们意见开辑安，其一个师则依高岗同志建议迅开朔州从正面对付大安洞之敌，保障后方交通线，俟任务完成后再开辑安归队。（二）请注意使用三十八军全军控制安州、军隅里、球场区域，构筑强固工事，置重点于军隅里，确实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歼灭美二师北援兵力及伪六、七、八师余部，并尽可能向南伸出直到平壤附近。只要此着成功，即是战略上的胜利。一二五师，则控制德川据点及顺川、元山间铁路线。我三十九军、四十军、六十六军及五十军主力，则担任逐步地各个地歼灭清川江以北以西之敌伪一师、美骑一师、美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等部。能于半个月内达成任务，即是很好的。以上请按情酌定。”

同日　晚十时，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各电均悉甚慰。全局关键在于我三十八军全军以猛速动作攻占军隅里、价川、安州、新安州一带，隔断南北敌人联系，并坚决歼灭北进的美军第二师，此是第一紧要事，其余都是第二位。（二）伪八师全部及伪六师之十九团都在清川江北岸之胡沙洞、凤舞洞等处。只有伪七师在清川江以南之军隅里、松亭、价川等处。”

11月3日　下午三时，复电彭德怀、高岗并告宋时轮、陶勇：“（一）同意彭建议二十七军使用于新义州东北方向；（二）九兵团其余两个军应位于沈阳附近休整待机。”

同日　阅北京大学曾昭抡(325)等三百多人于十月联名致毛泽东的信。信中抗议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威胁中国的安全，表示决心贡献出最大力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毛泽东批示胡乔木：“此件天津《进步日报》已发表，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似亦可以发表，请酌办。”次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这封信。

11月4日　上午九时，阅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十一月四日关于全力拥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批示胡乔木并徐冰：“此件请乔木即印清样七份，印好后以四份分送毛、周、刘、朱，以三份交徐冰，请徐冰于今日下午再找李济深、黄炎培、罗隆基三人一阅，取得同意，于今日下午七时以前退回我。”

同日　晚十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据伪总长四日十四时五十分令二军团称，‘为适时地夺回德川、熙川，望第二军团担负此次攻击作战，并限五日十二时前提交新作战计划及攻击时间’等语。敌于收集各部略加整理后有向我军举行反攻之可能，请令我军各部注意，于其反攻时各个歼灭之，尤其注意德川方面。（二）目前敌各部甚混乱。美二师出动两个团，一在顺川以北，一在顺川布防，平壤空虚。美二十五师有一个野炮营在新安州，起掩护作用。请令我三十八军彻底击溃当面之敌，使其组织不成新防线。”

11月5日　晨一时，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一）十一月四日十五时电悉。同意你的部署，请你按当面情况酌量决定。（二）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线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目前是否能办到这一点请依情况酌定。”

同日　晨二时，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为了迷惑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但在战报中应当有几句话提到此次作战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简称志愿部队，对外不称志愿军，对内则称志愿军）参加，并且打得很勇敢。战报起草后请发来看过，然后发表。”

同日　晨三时，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一）我三十八军对当面之敌伪七师部队似尚有机会歼灭其一二个团，请令该军尽可能争取之。（二）敌有可能乘我疲劳组织反攻一点亦请注意，令各部不要松懈。”

同日　晚十时，就第九兵团的作战任务和指挥问题，复电彭德怀、邓华并告宋时轮、陶勇及高岗：“（一）各电均悉，部署甚好。（二）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九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

同日　阅聂荣臻十月四日关于第九兵团行动问题的报告，批示李涛：“即以二十军开辑安、江界待命。宋时轮应去江界指挥。二十七军暂在现地待命（南市洞、安东一带）。二十六军及兵团部在抚顺一带休整。”

同日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从十月二十五日开始到本日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将敌人赶到了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感恩节（十一月二十三日）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11月上旬　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颜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11月7日　阅柴军武十一月六日关于金日成准备公开说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已来朝鲜协助作战的电报，批送周恩来：“请拟复，金演说中应提到有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之下配合人民军反抗侵略者，有几句即可。演说的主要内容，应说人民军各军。”

同日　第九兵团三个军十二个师秘密入朝，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11月9日　关于争取在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两个仗，把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区域，复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并告高岗：“（一）八日十五时电(326)悉，目前部署及下一步作战意图，均很好，请即照此稳步施行。（二）苏联汽车不久可到第一批，损车虽多，是可以补充的。以平均每天损车三十辆计一个月损车九百辆，打一年仗也不过损车一万辆左右。并且损坏之车，有些可以修好，有些可以取回若干零件，又可缴获一部，故汽车是完全有办法的。（三）要修几条（不止一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这是极重的战略任务，后面各路均须修好修宽，请抓紧办理。（四）争取在本月内至十二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请高、贺(327)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给。”

11月11日　阅聂荣臻本日关于攻打金门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在目前情况下，攻打金门的任务，似宜暂时放弃，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新情况。如同意，则应明示华东解除明年攻打金门任务，同时修建好五个机场妥为保护外暂不增建，船只的修建亦暂时停止。毛泽东批示：“同意，但在福建的三个军不能减少。”

11月12日　复电彭德怀：“各电均悉。关于与朝鲜同志合作的各项意见都是适当的。商谈时请注意方式，采取委婉曲折的与温和的态度。并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即有些意见通不过，争论和分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要待打了很多的胜仗，中国同志的意见在事实上多次证明是正确的，那时才会被朝鲜同志所赞同和信服。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也是很自然的。此间拟向菲利波夫同志有所建议，待有结果再告你。”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大军区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北京市委十一月十二日的报告是正确的，你们亦应照着这个方向去做；并随时纠正抗美援朝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报告分析了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的形势，以及已经萌发的偏向，提出把抗美援朝运动继续推向前进的四点意见：（一）首先应肃清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影响，不应勉强群众参军。（二）群众抗美援朝的具体行动，应该以多数群众可能办到的事情来号召。（三）普遍号召工人努力生产节约，学生努力学习，机关工作人员做好工作，工商界反对投机操纵、囤积居奇。（四）在郊区扩大抗美援朝运动。

同日　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美军陆战第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九兵团的二十六军应靠近前线。作战准备必须充分，战役指挥必须是精心组织的，请不断指导宋、陶完成任务。”

同日　阅李漱清十月二十八日的来信，在信上批写：“漱清先生：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328)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请持此往湘潭县府洽办为荷。”

11月13日　审阅由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

11月14日　致电叶剑英、方方，并告邓子恢、谭政及张云逸、莫文骅、陈漫远(329)、李天佑：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我们希望广西全省主要匪患六个月内能够肃清，明年五月一日以前调出一个军去广东。

11月15日　为转发邓小平十一月七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西南局综合报告，起草中央给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的批语，指出：“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报告里所提出的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你们注意研究，在你区有可采纳者则酌量采纳之。”邓小平报告的主要意见是：（一）应从战争作准备，积极支援朝鲜。除正规兵团充实编制外，立即开始扩大二十万人的地方武装，以利巩固后方秩序和将来补充前线之需要。（二）加速土改步骤。（三）解决好民族杂居地区的减租、退押及土地问题。在这些地区进行土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认真地实行了区域自治或成立了联合政府；第二，必须是少数民族人民大多数赞成并举手通过。原则上确定土改前对少数民族地主只减租，不退押，在少数民族中不提反霸。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西南反革命活动情况及处理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我们认为西南局十一月十日关于西南反革命活动情况的分析及处理计划是很好的，特发给你们参照办理，并可转发给所属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同时复电西南局：“十一月十日关于西南反革命活动情况的分析及处理计划是很好的，可即照此执行。此项文件应发给所属省市区党委及地委阅读，使他们明了全般情况及整体计划。”西南局的报告说：西南封建势力特别强大，而且又是蒋介石长期经营和最后失败的地方，匪特与封建势力紧密勾结，反革命活动一直很厉害。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从朝鲜仁川登陆以后，各地反革命的活动更为猖獗。由派遣和潜伏的匪特为领导，以反动的封建势力为基础，利用帮会流氓等，采取分散、隐蔽、小股活动、暴动等方式，从城市和农村、内地和边境，向我发动全面进攻。西南局的报告提出了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具体计划。

同日　审阅胡乔木起草的《综合十一月七日至十三日各方对朝鲜战争的反映》(330)，加写三句话：（一）“总之，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志愿军入朝继续表示慌乱，毫无办法。”（二）“在英国大多数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的报纸，都不赞成与中国决裂，都主张慎重。”（三）“各新民主国家领袖和人民对中国志愿军抗美作战表示极为兴奋，我国的国际地位已因此举而大为提高，国内人心亦极为振奋，恐美空气大为低落，各方表示团结一致，支持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

11月16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剿匪简报第四号，起草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及广东省军区，广西省委及广西省军区并告邓子恢、谭政、赵尔陆的批语，指出：“西南军区对于剿匪工作极为认真，剿匪中执行的各项政策亦是正确的，故取得了很大成绩。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我提议广西军区从十二月份起仿照西南办法每月发一次剿匪通报，总结战绩，纠正缺点，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如何，盼复。”

11月17日　致电叶剑英并告方方及邓子恢、谭政：“（一）你十一月二十一日动身去广西甚好。（二）广东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你们布置如何盼告。（三）只要广东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四）你们必须统筹两广，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的单位，不要只顾一省。”

同日　复电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华南分局，指出：“你们派陶铸去广西帮助工作很有必要，陶铸是否已动身去了，如未应速去。我已电叶剑英同志去广西帮助一时期，叶定十一月二十一日动身去，叶不宜离开广州过久，大概在广西住一个月左右即须东返，因此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然后回来。”“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必须准备使用五个至七个军。除广东现有三个军外，拟在五个月后从广西抽出一个军（位于梧州待机），使用陈明仁部当作一个军，以上五个军确定用于广东。此外，准备于明年三月集中的第四十六、第四十八两个军拟位于衡州(331)机动位置，依情况需要，可以使用于北方，也可以使用于广东。”“为此必须用全力剿灭土匪，陈明仁部应加紧训练一个月，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向广西出动参加剿匪，任务完成即开广东。陈明仁部到广西剿匪考验一次是很必要的。”“广东修通几条主要公路很有必要，应立即办理，所需费用由政府开支。”

同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指出：“目前军事工作极为重要，除军队的整训，海、空、炮、工各兵种的建设，公安部队、地方部队与民兵的建设等项重要工作外，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展开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六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332)全力以赴，做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消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

同日　致信胡乔木：“一切有关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都应将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联在一起说，不应只提人民军而不提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如‘新华社十五日讯’那样，这样的电讯发到前线和全国都没有好处。关于朝鲜消息，塔斯社的一些不关重要的电讯都不应转发，新华社应自己派人去采访发电，或在北京根据内部情报自己写电讯。报纸应写社论鼓励志愿军。《参考消息》上，无根据地乱安题目，帮助美国人恐吓中国人，也应加以整顿。”

11月18日　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并告高岗：“（一）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二）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六万至七万人(333)，‘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三）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11月21日　阅彭德怀、邓华等十一月五日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十天的情况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司令部的电报。电报提出，为使各军能连续作战，建议军委将预定补充之兵员分批拨来，每一战役后立即补充，这样比轮番换班休整有利。毛泽东批送周恩来：“这是老报，今天再看，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不是换班休整，而是有缺即补，连续作战。请加注意。十二月份，宋兵团须补一批，估计五六千人，十三兵团也许还要补一点，估计四五千人，共约万人。明年一月起，大约每月须补一万一二千人。请按此筹划为要。”“请电话询高岗，对宋兵团所要求的棉帽、棉鞋、棉手套、棉大衣，是否已在前送，送到什么程度？”

11月22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情形及今后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希望一切还没有做报告的中央局、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均于今年年底以前做一次专题报告，不要延误。”同时为中央起草复北京市委并告华北局电：“十一月十九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收到，内容甚好，望即照此执行，并望华北局转发华北各省委市委参照办理。”北京市委的报告概述了解放以来北京市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和成绩，总结了镇反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以及打得又准、又稳、又狠的方针；采取分别主次先后的处理步骤。报告确定当前北京市镇反活动的重点是清理国民党特务案犯，处理外国间谍特务及反动会道门。

同日　就加紧准备防空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军区的电报：“据华南情报局十一月十九日息：‘美帝近将派二千余空军人员赴台湾，图假蒋匪名义轰炸大陆。闻台匪现正为此批人员赶修房屋及进行其他准备工作’等情。这是完全可能的，你们应即加紧准备防空，特别是沪、宁、杭、榕、厦、穗、汕、青、济、京、津等处要迅速准备妥当，战胜敌人的空袭，切勿麻痹疏忽，是为至要。”

同日　就加强入朝作战部队思想教育和物资准备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十九兵团党委并告各大军区的电报，指出：“你们应在十九兵团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要有同美国人作战的高度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克服各项可能的困难，只要能如此，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至于装备等项待你们到达山东后当为你们解决。”“各军区，特别是华东、华北、华南，同样须对部队进行打美国人的教育，提高斗志，准备随时打击侵略者。”

同日　为转发中共福建省委十一月十九日关于剿匪和土改的报告，起草给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的批语，指出：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决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书记及军分区司令会议，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三十六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请邓、谭，叶、方，张、莫(334)诸同志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告我为盼。

同日　为转发川西区党委关于执行西南局几个问题决定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我们很需要各省委、大市委及区党委对剿匪、土改、肃反、保密及建设地方武装等几项重要工作的报告，请督促所属省市区党委向你们做此项报告，并即转发中央。现将川西区党委的一份报告发给你们作参考。”川西区党委的报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就建设地方武装、镇压反革命、加速土改步骤、保密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执行意见。西南局同意这个报告，并于十一月十八日转发所属各省区党委和上报中央。

同日　审阅修改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事宣传最近应注意之点，在文稿末尾改写一段话：“时事宣传必须密切地联系到加强国防军，加强地方武装，加强民兵，加速和加宽土地改革，加强剿匪，加强防奸和镇压反革命活动，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等项重大任务，以便与各种动员工作相结合。”

同日　致信胡乔木：“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例如刘、邓，陈、饶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桥(335)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

11月23日　致电中南军区、华东军区、西南军区，指出：“你们三大军区各有土匪若干万均待限期剿绝，建议华东军区仿照西南、中南两军区办法，每月发布一次内部的剿匪通报。你们三大军区的剿匪通报，除发给所属各省各军及我们外，同时发给其他两大军区以资观摩比较。”

11月24日　复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一）你们本日七时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照此执行。（二）请你们充分注意敌人降落伞部队在我后方降落，应控制必要武装力量及汽车在你们及后勤部手里，准备随时扑灭这些空降敌人。敌人已有一组谍报人员在云山以东地区降落，并称正向鸭绿江边移动，请注意扑灭。（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五）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同日　“联合国军”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

11月25日　志愿军为粉碎敌人的总攻势，发起第二次战役。

同日　上午十一时左右，三架美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个凝固汽油弹，正在作战室的毛岸英、高瑞欣(336)牺牲。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将这个不幸事件报告中央军委。

11月28日　晨五时半，复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一）庆祝你们歼灭伪二军团主力的大胜利。（二）目前任务是集中我四十二军、三十八军、四十军、三十九军歼灭美骑一师、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三个师的主力。只要这三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局势就很有利了。（三）美骑一师（两个团）正向德川、顺川、成川之间调动，目的在巩固成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四十二军应独力担任歼灭该敌。（四）美九军团指挥之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在球场、院里、军隅里、价川一带，我三十八军、四十军、三十九军应担任攻歼该敌。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令各军努力执行之。”

同日　晚十二时，复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宋时轮、陶勇，高岗、贺晋年：“你们十一月二十八日午时给西线各军电及同日十五时给九兵团电均是很正确的。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西线争取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及一个南朝鲜师，是完全可能的，整个战役准备打二十天左右，分为许多个大小作战，中间包括几次小休整，每次少者一天二天，多者三天四天，整顿队势，接着再打，这样就全体说来，牺牲反会比较少一些，比较更节省些。望你们鼓励士气，争取大胜。”

11月30日　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一）请不要提出过冬休息的口号，只在两个战役之间作必要的休息整训。此种整训只要情况许可，在一个大战役之后，可以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情况许可则延长，不许可则缩短。部队整训宜在前线适当地点实施。打残破了的部队，可以在较安全的地点，但以在鸭绿江以南朝鲜境内由各军军部直接掌握和监督为有利。以上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二）此次作战规模很大，东西两线各军伤亡可能超过四万人，请高岗同志加速对新兵的征集训练工作，争取于十二月中旬有几万人补入部队。新兵征训情形望告。”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加强对群众来信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各中央局、省委、地委设立处理信件的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并建立起各种必要的制度，是把这项工作做得更认真周到的关键所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兹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毛主席关于处理群众来信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我们同意报告中所提意见，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望加检讨，并盼电复。”

同日　致电方方并告邓子恢、叶剑英：“今冬争取完成十一个县的土改是适当的，望照此努力实施。海南岛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实行土改。”

同日　复信邹蕴真(337)：“来信收到，学习结业，甚好。弟近日稍忙，暂不必会面。工作问题，请与学校当局筹商解决。”

11月　为全军保卫工作会议题词：“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

12月1日　中午十二时，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宋时轮、覃健(338)：“（一）伪二军团向三登集中，美二十四师由平壤开三登一带，伪一师现到肃川，有开顺川、慈山讯，美骑一师在顺川、慈山并未过大同江，因此我四十二军亦不应过大同江而应在大同江以东向成川、三登一带寻伪二军团残部及美二十五师作战，从侧面威胁平壤。请酌定。（二）美七师主力及伪三师一个团由惠山西犯，企图切断我厚昌、长津间补给线，请宋、覃令在厚昌之一个师向东迎阻该敌，务使该敌不能西进。”

12月2日　晨五时，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解方并告高岗、贺晋年电：“一日电(339)悉。如果安州、新安州一带之敌确已退至肃川以南，则我西线各主力军应在肃川、顺川之线以北地区调整位置，休息四天至五天，整顿队势，补充粮弹，准备继续作战，配合东线，扩大战果。如果安州、新安州一带尚有敌人，则应待歼灭该敌后，再作调整。我四十二军则应待歼灭新仓里之敌后，再行停止。大约再看一两天，再下调整令为宜。”

同日　晚十二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并宋时轮、覃健电：“（一）庆祝我九兵团的两次歼敌大胜利。（二）据新华社驻通化记者报告，三十日下午，侵占惠山镇之敌军搬运物资，有撤退模样，惠山镇以西之新架坡镇敌军，已于三十日午后撤退，敌军侵入惠山镇兵力约二千五百人等语。美七师似已从惠山镇撤退。我二十六军驻厚昌之一个师，除留一部仍驻该地向东警戒外，主力可以南下作战。（三）我九兵团除应加紧歼灭被围之敌外，并应准备与必然增援之两个李承晚师和美三师一部作战。”

同日　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在调整部署，休息数天，并弄清敌人部署后，请考虑以四个至五个军攻击顺川、肃川线，以必要兵力突破并伸入该线以南钳制大部敌人，集中主力歼灭顺川、慈山地区之一个美国师（现在是骑一师），夺取顺川、肃川一线及其以南一块地区，然后在该线以南构筑防御阵地，以一部兵力（一个军左右）防守之，主力便可移至平壤、元山间作战。为此目的，六十六军似应在此战结束后才能东移。四十二军则可于休息数天后即向平壤以东三登一带寻求小股敌军作战。以上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

同日　复电李烛尘、毕鸣岐、朱继圣(340)等：“你们在十一月三十日给我的电报(341)看到了。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十一月三十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美国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台湾，轰炸中国的东北，并使用各种流氓手段恐吓中国人民，一切爱国者都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的英勇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同日　复信黄念田(342)：“惠书并承赠黄季刚先生所为词及先生著作，均已收到，极为感谢，先生努力进修，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甚为佩慰。尚希不断努力，日进有功，是所企望。”

12月3日　晨一时，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宋时轮、陶勇、覃健并告高岗、贺晋年：“我九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不但在下碣隅里地区将陆战第一团及其他数部增援队基本歼灭，而且在新兴里地区将美七师一个多团完全消灭。敌方在数日内可能增援的部队，只有两个李承晚师和美七师一个多团。如我军能将这些增援队各个歼灭，在朝鲜战局上将起很大变化。因此，（一）请宋、覃考虑，将二十六军迅速南调，执行打援任务；（二）对柳潭里地区之敌，除歼灭其一部外，暂时保留一大部，围而不歼，让其日夜呼援，这样便可吸引援敌一定到来，使我有援可打。如果柳潭里地区之敌被我过早歼灭则援敌一定不来了，他们将集中咸兴一带，阻我南进，对我下一次作战不利。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宋、覃就当面情况统筹决定为盼。”

同日　下午五时，致电彭德怀、高岗：“（一）我军粮食草料就地取给（事后如数偿还）是否确有把握；（二）大同江现在是否结冰，何时结冰，能否在冰上通过人马车辆。以上二项，请彭查明电告。（三）由新安州、满浦两点通到平壤的两条铁路，是否已在抢修，何时可以修好，用两条铁路运送全部军用物资至平壤区域，是否充分可能。此点，请高查明电告。”

同日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改变一九五一年部队教育时间比例的指示。指示如下：“军委曾于本年八月一日颁布指示，自一九五一年开始，全军教育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现为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需要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特将部队训练教育的时间重新规定如下：甲、各军区一般部队训练时间比重为：军事百分之六十，政治百分之三十，文化百分之十。乙、离职的速成中学：文化百分之八十，军事百分之十，政治百分之十。丙、某些起义部队：须要继续改造者，可规定政治百分之六十，军事百分之三十，文化百分之十。丁、各军事学校：按各学校计划执行。”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同金日成会谈。毛泽东谈的主要内容是：（一）战争问题。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并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二）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将影响一切关系。第一，对敌关系。在战场上是要坚决消灭敌人的，但敌人一经放下武器，便应宽待俘虏，有时还须释放几个军官，以利瓦解敌人。第二，对人民关系。应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以孤立少数敌人。动员人力物力，不要使其枯竭，不要使人民不满，要救济被难人民。对各民主党派要团结和教育他们。凡带群众性的团体及其行动，即使是受敌欺骗，对敌动摇，也要争取和改造他们，只对那罪大恶极的投敌分子才应严惩。在这里，防“左”也防右，而且要反复多次。第三，对友关系。军队相互间、中朝两军间，均应注意团结。我们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要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金首相，拥护朝鲜人民政府，爱护朝鲜人民军，要搞好双方关系。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般纪律是好的，但最近仍查出有十多件破坏纪律的事，前方已决心严办，并向当地人民认错。（金日成说：中国志愿军的纪律是最好的。）第四，上下关系。党内军中，均应有民主，在民主讨论民主批评基础上的集中，是最有力的。（三）领导问题。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邱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四）统一指挥问题。中朝双方决定：成立不对外公开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两国军队作战和前线的一切活动；联合司令部下属两个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343)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这次谈话，后由周恩来整理经毛泽东审定，于十二月四日夜以中共中央名义通报给彭德怀。

12月4日　下午一时，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和宋时轮、陶勇、覃健：“（一）伪首、伪三两师因火车甚少其主力由步行撤退，何时到咸兴尚难定。敌已下令由下碣隅里以飞机撤走被围之美军五、七两团，望宋、陶、覃迅速控制下碣隅里飞机场不使敌军撤走，并对五、七两团之南退部队予以歼灭，只留下其在柳潭里地区之固守部队围而不歼，以利钓鱼。（二）请宋、陶、覃将黄草岭、古土水、下碣隅里、水里至柳潭里一带详细敌我情况，防敌飞走部署及打援部署电告为盼。”

同日　下午一时，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一）平壤敌似正准备撤退。（二）请派出几个有力侦察队附电台迫近镇南浦、平壤、三登之线进行威力侦察，观察情况，并增加敌人恐慌。该敌现在一夕数惊，极为恐慌。（三）请指定人民军一个三千至五千人的师及党政人员位于接近平壤地点，准备于查明敌人确已撤退时进平壤维持秩序。（四）我志愿军休息五天后，如平壤敌未退，则准备先打平壤附近之敌，然后包围平壤，研究攻城办法。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攻进。”

同日　晚十一时半，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大体上可以确定平壤敌人正在撤退，其主力似已撤到平壤至三八线之间，其后卫似尚在平壤以北及东北地区。你们应于明五日派一个师或一个师的主力，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

同日　审阅刘亚楼十二月三日关于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的方针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我们现正在训练第一批空军部队。我认为，不应过早地零碎地使用训练出来的空军部队，而应在它达到一定数量时，选择一个适当时机集中地分批地使用，直接掩护和配合前方地面部队，完成一个战役或战斗，解决一定的战斗任务，如此才能有效地发挥空军的威力。如果训练好一个大队马上使用一个大队，零零碎碎地去同敌人进行空战，结果必然形成和敌人拼消耗，这对于我方是不利的。毛泽东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同日　晚上，为新华社写关于我军正向平壤进攻的新闻稿：“本社记者从朝鲜战场发来的消息：在朝鲜人民军与我国人民志愿军大举反攻的情况下，美国侵略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土耳其旅，李承晚匪军的第六师、第七师、第八师等部，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各该部残敌，均向南面狂奔逃命。在此次作战中受打击较少的美侵略军骑兵第一师、步兵第二十四师，英澳第二十七旅及李承晚匪军的第一师等部，则交番掩护，节节南逃。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全线追击，业已占领安州、新安州、价川、肃川、顺川、成川、江东等城。东线方面，被朝鲜人民军及我国人民志愿军在咸兴北面长津湖一带地区所切断和包围的美侵略军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两个师的主力，已被歼灭一大部分，残敌继续被歼击中。又咸兴向北面增援的敌军，已被数次击溃，并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侵占城津、清津及鸭绿江边惠山镇等处的美侵略军步兵第七师一个团及李承晚匪军的首都师、第三师等部，正在慌忙地向咸兴、元山方向逃窜。东西两线敌军，恐慌万状，急于逃命。平壤城内之敌，正在罪恶地屠杀人民，焚毁物资及该城发电设备，大火弥漫平壤城。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正向平壤方向攻进中。”五日晨一时，批示胡乔木：“此件请即刻广播，并于五日见报。”

同日　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辑的《抗美援朝专刊》题写的刊名，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安子文十二月一日关于天津市党的一般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天津市委提出积极发展党的方针，在发展党的工作上是有成绩的，但也犯有错误，主要是急于求成，降低入党条件，并用突击方式发展党，造成新党员的思想不纯和党的组织不纯。毛泽东批送刘少奇退安子文：“（一）此件有些问题请少奇同志考虑告安子文同志；（二）此件可印送各大城市党委作参考；（三）应专门召开一次各大城市党委组织部长会议，解决建党和整党问题。”

12月5日　晨七时，复电彭德怀、宋时轮并告高岗：“（一）彭十二月四日二十四时电所述战役部署甚好，望即照此执行。十二月四日十八时电所述经验总结(344)，亦是很好的。此次西线歼敌二万余，是一个大胜利。金日成已回朝鲜，关于方虎山部队(345)的使用问题，请直接向金提出。（二）宋、陶、覃十二月四日二十二时五分电部署意见很好，望即执行。除歼灭被围之敌及准备打援外，如能以一个军的主力再歼灭社仓里地区美三师的两个团，则意义极大。”

同日　阅安子文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关于各地区贯彻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决定的情况的报告，批示安子文：“（一）此件决定不发，前已向你谈过，现检出还你。（二）目前时期（一九五〇年）只宜强调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宜同时强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以免分散注意力。此种方针，大约要到一九五一年或更迟一些，才能改变。”

12月6日　为新华社写关于解放平壤的新闻稿：“本社记者从朝鲜前线报道：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以及李承晚匪军残部，向平壤以南溃退。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十二月六日下午二时进入平壤城。”

同日　晚十时，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宋时轮，并请彭将此电转金日成。电文如下：“十二月六日十一时电悉。（一）在敌人已退出平壤的情况下，我西线主力可以在现地多休息几天，即可以休息到十二月十二号左右，从现地出动，以便准备得更好些。（二）建议金日成同志及联合指挥部及志愿军司令部，移至德川以南适当地点为宜，必须注意隐蔽防空的条件，不可大意。（三）请高令铁路司令部赶速抢修至平壤的两条铁路及顺川至元山的铁路，以及大同江上被敌人破坏的几座桥梁。（四）方虎山军团应速向南朝鲜出动，不要派到元山方面去。（五）在九兵团附近的朝鲜第三军团应受宋时轮同志指挥，向北青、咸兴线袭击正在退却中的敌人，不应到丰山方面去，因为丰山区域及其以北以东的敌人均已经退走了。此点请金日成同志对第三军团下达命令。（六）在江界地区及定州地区集中的人民军两个军团，请金日成同志速令其接受彭德怀、金雄、朴一禹三同志的指挥，随志愿军一起向平壤以南出动，配合志愿军作战。（七）请金日成同志速派党政人员入平壤，恢复政权，维持秩序。（八）以上各项望分别电复。”

同日　阅周扬(346)本日的来信，批示：“周扬同志：你的讲演词(347)已看过，很好，可即发表。你去参加土改的地区如果是湖北，而你又有兴趣的话，可去江青那里看一看。江青在武昌第二区新屋乡姚家湾。她那里有些经验可作参考。她最近一信付你一阅，阅后请交乔木同志一阅。”

12月7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邓子恢、谭政、赵尔陆电：“十二月四日转报广东对海南岛海防部署及准备于敌入侵时的作战方案是正确的，望即转令广东军区照此执行。”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宋时轮、陶勇、覃健电：“你们是否已注意你们指挥所的防空隐蔽问题，请将你们的防空情况电告。”

同日　致电陈毅、唐亮、张震、周骏鸣并告中共中央华东局：“十二月四日剿匪经验通报(348)，甚好甚慰。业已转发中南、西南、西北各中央局、军区及粤、桂两省参考。”

12月9日　为转发中共南京市委十二月七日关于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南京市反美帝控诉运动的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进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报告谈到的经验，主要是发动学生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控诉美帝国主义，揭穿它的欺骗宣传，克服崇美、恐美思想，并召开全市学生代表的控诉大会和举行全市学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激发反美爱国热情，推动抗美援朝运动。

12月11日　上午十时，就美军准备从朝鲜撤退的情报，致电彭德怀、高岗、宋时轮：“（一）密息，美国陆军总参谋长柯林斯奉命到日本和朝鲜前线，和麦克阿瑟、沃克(349)及其他美军高级将领会商之后，认为联合国及美国的军队在朝鲜的态势已无希望。柯林斯认为，在目前朝鲜人民军及中国志愿军进攻的速度和范围的条件之下，由于美军在人力及装备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以及士气的极端恶化，美军不能组织长期的防御。柯林斯已将上述情况及其意见向美国联合参谋部作了报告。从柯林斯上述报告中证明，他已给予麦克阿瑟以适当的指示，命他准备船只，并集结军队于一定的港口，以便进行撤退等情。从外国通讯社的报道看来，汉城正在准备撤退。上述情报是否正确，大概不要很久就可证明，至迟在我十三兵团到达开城等处迫近汉城时，可以证明。为了不使部队松气，上述情报不要下达。（二）麦克阿瑟已集中大批船只及舰队于咸兴以南的兴南港，并公开宣布第十兵团（阿尔孟德少将所部）就要从该港撤退。元山之敌昨十日业已从海上撤退。据合众社十日电称，陆战师等部被围军队，昨十日有二百余辆卡车由陆一师师长史密兹少将率领，冲出包围，逃抵兴南港。似此，黄草岭地区被围敌之各部现已没有战场上统一指挥的官长了。许多通讯社报道，中国军队打得极为英勇，美军处境很惨，损失很大。”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十二月七日关于广州市机关物资疏散情况给中南局并中央的报告，批示：“周：广州这样做，似不妥，请去电指示。”十二日，中央电示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及各中央局，指出：现时广州所进行的防空疏散工作已超越预备范围，必须立即纠正，并迅速将目前工作中心转到抗美援朝、剿匪、肃特、土改、练兵及海防方面。

12月13日　关于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明年一月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请高加紧准备。”

12月14日　复信张次：“十月三十日惠书，并为中苏条约致贺一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

同日　复信蒋竹如：“迭接来信及惠大作，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入校后情形如何，懋斋(350)诸兄均好否？懋斋来信已收到。”

12月15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高岗、彭德怀电：“陈赓同志从越南回来。为研究朝鲜战争经验，现令其到志司一行，请保证他往来的安全。”

12月17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及宋时轮、陶勇：“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为了恢复元气，养精蓄锐，以利再战，提议该兵团在当前作战完全结束后整个开回东北，补充新兵，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再开朝鲜作战。在此期间内，即由西线六个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南朝鲜作战。每一战役，以歼灭美李军一万人左右至多两万人为目标，兵力似已够用。因为在南朝鲜作战，补给线甚长，好打的战役机会，须经过精心选择和充分准备才能获得，太多的兵力也用不着。只有在进行最后决战的时机，才需要增加大的兵力。如果在两三个月内有使用更多兵力的机会，亦可照高岗同志提议，考虑将杨得志兵团使用上去。”

12月18日　为转发志愿军司令部关于第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作战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军委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各省市区党委、省军区等的批语：“兹将我志愿军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经验总结，转发给你们，这是极重要的经验，望注意研究。在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中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报告总结的主要经验是：携带足够干粮是战役顺利进行的主要保证；到达攻击位置，军、师、团、营均应组织坚强的观察所，沟通电话，及时了解战场情况；迂回部队之先头应加强炮火，遇敌抗阻时，即以炮火轰击，配以小部队围歼或驱逐之，使主力继续前进；为彻底消灭敌人，部队应不怕疲劳，采取大的迂回包围，猛插敌后，断敌退路；部队发起攻击时，首先以精干部队突破敌阵地，抢夺敌炮兵，使敌失却支援，便我顺利歼敌；对突围之敌应采取头击、腰击、尾击三种打法，力求先将敌人打乱，再分股分段歼灭之。

同日　复信陈叔通：“来示诵悉，已告陈云、薄一波两同志酌办。全国有五百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三百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

12月19日　就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策略问题，复电黄克诚并告邓子恢：“十二月七日的综合报告收到，很好，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12月20日　致电斯大林：“航空工业专家赤干诺夫等同志设计组于中国搜集初步材料后于十九日返苏。我们拟派重工业部副部长何长工(351)同志偕助手二人去莫斯科与苏联航空工业部同志具体研究恢复与组织中国航空工业生产的问题，以及商谈为各工厂所需某些设备和材料之订货并聘请苏联专家等问题。苏联政府是否同意彼等前往，盼告。”二十三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您可以派何长工同志及其两位助手前来莫斯科，与航空工业部商谈恢复与组织中国各航空工厂问题。我们亦准备供应你们所必需的器材和设备以及派遣制造摩托和飞机的专家。”

12月21日　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及宋时轮、陶勇：“十九日二十四时电悉。答复如下：（一）在你所述的情况之下，九兵团即在咸兴地区休整，只将重伤病员运回东北，抽出干部回东北带训新兵，较为妥善。（二）杨得志部现已集中徐州、济南间地区，开了干部会，朱总去讲了话。如有必需，三月中参战无问题。目前仍以在徐、济间整训一时期为宜。待要使用之前一个月可开至沈阳、安东间，补一部新兵（该兵团九个师，平均每师只有六千余人，极不充实），如友方(352)装备那时已到，可将装备改换即开朝鲜参战。（三）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四）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五）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找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就此次战役说，如果发展顺利，并能找到粮食，则春川、加平、洪川地区可能寻歼较多的伪军。（六）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在打伪一师、伪六师之前是这样，在打春川之前也是这样。总之，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七）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这个意见也是对的。（八）增加汽车，速运棉鞋、大衣、棉衣、被毯，极为必要。请高岗同志设法解决。”

12月22日　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就时局问题发表讲话，指出：总的形势，对帝国主义是不利的，对我们是有利的。多少时候是如此，朝鲜战争后更是如此。我们这一年做得不错，当然缺点不少。统战工作要加强，今后各方面工作都要深入。明年在今年基础上，按照今年步骤进行。并不是由平时转为战时，而是我们革命并未完，因此明年是继续今年的步骤进行下去。

同日　审阅修改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联大非法通过“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353)的声明》稿。在声明稿中的“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之后，毛泽东加写：“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几点不但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合理要求，也是全世界一切进步舆论的迫切愿望。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先停火后谈判，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

12月24日　致电彭德怀：“目前伪军及美军一部在三十八度至三十七度之间站住脚跟，组成防线，对于我军各个歼灭该敌，最为有利。目前伪军集中于我有利，分散则于我不利。因此不但我军于此次战役后收兵休整可以向后撤退一步，使伪军又能集中起来，构成防线，以利下一次歼击，而且对于原定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深入敌后分散敌人兵力的计划，值得重新考虑。该两兵团在此次战役后暂时和志愿军一同休整，不要南进，待下一战役后再行南进，似较适宜，究应如何，请你酌定。”

同日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到本日胜利结束。此役于十二月六日收复平壤，十七日占领咸兴，二十四日收复兴南，共歼敌军三万六千余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东部沿海的襄阳以外的全部地区，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

同日　复信黄炎培：“十二月二十三日来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当即转寄饶漱石、陈丕显二同志，并请他们予以调查，酌量处理。”

12月26日　复电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及高岗：“（一）彭、朴十二月二十六日给吴、周(354)转告金雄等同志电，已阅悉，你们的处置是正确的。（二）在此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均应撤退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备粮弹，修通道路，补齐衣被鞋袜，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那些以恶劣态度对待朝鲜同志的人们应受到严格批评，重者应予以撤职处分），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受难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质困难），并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三）现在的形势和十一月间的形势相比已经改变了，十一月间决定派人民军两个军团深入朝鲜南部的计划，现在应加改变。现在敌人在三十七度至三十八度之间构筑防线，是有利于我军各个歼击的。美军主力守汉城区域，其一部守浦项、釜山区域，在这两者中间，直至春川、江陵之线则是伪军九个师，这样，就使我军能够不要走很远的路便能找到伪军及一部美军作战，而各个歼灭之。因此，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如果现在插入朝鲜南部，威胁敌人后方，就有分散敌人，使敌人变更部署，不敢在三十七度以北地区建立防线的可能，而汉城美军则有放弃汉城集结大田、大邱一带的可能，这样，将使我军作战发生很大困难，不易各个歼灭。因此，不但人民军二、五军团现在不要深入南部，而且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在此次战役后，应当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使美李两军感觉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此点要使朝中两国各主要干部充分明了。（四）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同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中央人民政府做了一年工作，算是有成绩的。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尤其在上半年的税收、公债工作中，下半年的镇压反革命活动工作中。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人民责备我们是“有天无法”和“宽大无边”，现在情况已开始好转了。干部在工作中的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是与政府的政策不对头的。对反革命应镇压，在人民内部应实行民主。今年六月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前后，政府公布了许多法令，使以后工作逐渐走上了轨道。现在法令比过去完备多了。到后年，我们就可以使国家情况基本好转。现在要继续努力，准备一切条件，有计划地进行建设。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是倒霉的，失败的，向下的，悲观的，没有前途的；我们是胜利的，向前的，发展的，是有前途的。总之，我们要稳步前进，不打无把握之仗。会上，郭沫若作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报告后，毛泽东说：和平运动在全国、在全世界有很大效力，再过两年效力会更大，使帝国主义者要打的战争打不成。现在有些人对战争与和平搞不清楚，不清楚为什么又要打仗，又要搞和平运动签名，又要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打仗，是打侵略者，不赶走侵略者，就得不到和平。和平运动签名和参加军事干部学校，都是为了反对侵略，反对战争。对于这个问题，要加强宣传。

同日　阅杨得志等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第十九兵团许多干部要求去朝鲜参观向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批示聂荣臻：“（一）参观团应速去；（二）军委应即去一电告十九兵团整训要点。”

12月27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对征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决定稿，加写几句话：“须补充相当数量的老兵，方能争取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每百人中至少有五十人参加过一次以上战斗者。”“对于这些被征调老兵的缺额，即由各区用新兵补充之。”

12月28日　就发表《实践论》等致信胡乔木：“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355)。分两天登报。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

同日　阅胡乔木本日就重新发表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356)等文件的请示信，批示：“不但‘领导方法决定’，而且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此事请与陈伯达商量一下，开出一个文件单，加以审查，然后发表。”

同日　致信胡乔木：“学习理论的指示是否有可能在数日内改好送我一看，或者在一月十日前交我也可以。过了一月十日则我暂时不能看了。”

12月29日　就打好第三次战役和准备春季攻势，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时电(357)悉，同意你的计划。此次战役如发展顺利，以六十六军或四十二军占领春川、洪川，以人民军一部占领襄阳、江陵，分储粮弹，准备春季攻势。其他各军，于战役完全结束敌人新部署亦已明了之后，即分置于粮运较为便利地区（不论三八线南北），部署休整两个月。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菲里波夫同志对志愿军的领导认为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的议论，他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他自动提议增加汽车二千辆，解决你们的困难问题。军委已通令全国军队（除新疆及西康外），每连抽老兵二十人，如进行顺利，可于二月间集中第一批四万余人补充志愿军。敌军新指挥官李奇微(358)中将已到汉城，代替已死的沃克中将，他一到就下令美伪军各部死守，不许后退，这对我军寻找伪军及一部美军歼击，甚为有利。假如他在此次战役后固守汉城不退，则对我更为有利。我们现在不怕敌人固守汉城及三七度线以北区域，只怕他退出该线而扼守大邱、釜山狭小地区。但后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你们要准备对付这一种情况。”

同日　将邓子恢、谭政等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中南军区剿匪经验的报告，批转给陈毅、张震，贺龙、邓小平，张宗逊、甘泗淇，说这些经验是很有用的，请他们加以研究。同时，又致电邓子恢、谭政等，指出：“对桂、粤、湘三省剿匪仍望加紧督促，务于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彻底完成剿匪任务，使广西的一个军（是否四十五军适宜）及二十一兵团能于六月上旬集中梧州地区待命调动入粤，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359)。湖南应准备以一个军至迟于五月间最好能在三四月间集中郴州、衡州线上待命。总之广东有事须由四野负责独力应付，保证战胜可能入侵之台湾匪军，巩固广东防务，望按此方针筹划剿匪工作及兵力部署。”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广州市预防空袭疏散物资情况的报告，批示请周恩来电话告饶漱石、陈毅、邓子恢，停止疏散物资，保持安定状态。

同日　致信黄炎培：“近日土改情报数份送上一阅，请掷还。其中有关于松江区的过左行为的报道。另华东局指示电一件。”

同日　复信周世钊：“嘱写的字给你写了，不知可用否？临行一信，长沙一信，都收到，很感谢！所说各事都同意，可以做（有些是要逐步地做）。师范教育会议，待与马先生(360)一谈，大略是可以的吧。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论，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嘱写的字，指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并应该校九六班毕业生的请求，为他们制作毕业纪念章题字“湖南第一师范毕业”。

同日　致信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技术部全体工作同志：“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配合了正义战争的胜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争取完全的胜利而奋斗。”

12月3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第二次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这是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全套策略问题，如果不在干部中弄清楚，并加以严密掌握，就有为反革命所利用，为民主人士所不满，为人民所不同意，使我党陷入被动的可能。目前几个月，肃反正在高潮，务望注意策略，达到团结各界人民彻底镇压反革命的目的。”中南局的指示指出：镇压反革命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必须密切配合，要使这几个方面的打拉策略步骤配合得宜，而不可无策略地多面出击，引起全局紧张，孤立自己。因此肃反工作必须强调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要做到有准备、有重点、有区别、有分寸。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上海、北京、天津三市委，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各地工会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而各级党委一般地说来注意得很不够，或者完全没有注意，这是不对的，必须改变这种情况。现将西北局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你们加以研究，定出自己的方针，并报告中央为盼。”

同日　复信才旦朋杰和扎西才让(361)：“你们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知道你们同到达你们那里的人民解放军结成了朋友。人民解放军开入西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解脱外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压迫，所以一切开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到处都同西藏人民结成了朋友。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对待西藏各界人民的办法，已经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的联合布告(362)内说得很详细，现在已命令前线部队将这个布告抄给你们，希望你们用各种方法把它散布开去，并多多地寄到拉萨方面去。你们对这个布告如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你们所提出的五条请求，其中第二条已在布告里说明白了。其中第一条、第三条，你们两个邦保(363)要同当地解放军军官进行和谈，我完全同意。至于西藏高级官员如要进行和谈，也可以把和谈的意思经过当地解放军军官转达给我。其第四条，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如果西藏官员都像你们一样同解放军合作，那么开进的部队就可以少一些。其第五条，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行动，只要不妨碍军事秘密，可以预先通知你们，这件事由当地军官同你们商量办理。我感谢你们的来信，并问候你们和两个邦保的人民。”

同日　致电王震：“复才旦朋杰和扎西才让的信，望经前线部队转交。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布的入藏布告（新华社于十一月十日重庆电），望告知前线部队广为散布与宣传。”

12月31日　应杨之华(364)的请求，为《瞿秋白文集》出版题写一段话：“瞿秋白(365)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同时，复信杨之华：“来信收到。瞿秋白同志文集出版，甚好。写了几句话，不知可用否？”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第九兵团电：“我志愿军全部从十月十九日入朝鲜境作战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包括西北两战役、东北战役(366)战场上的伤亡失踪人数，冻死冻伤、病死及因病离队、在运动中炸死炸伤人数在内，每军数及全军总数，请查明电告为盼。”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宋时轮并告彭德怀电：“九兵团近日情况如何，是否都吃得上饭了，衣被鞋子是否解决了，伤病员处理情况如何，共有多少伤病员，此次东线作战减员总数多少，以上请查明电告。”

同日　晚上，设宴招待即将回国的尤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出席宴会。席间，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好教育。不数月间，美帝的一切原形均已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对美帝的认识提高了一步，抗美援朝的运动得到很大的开展。由于美帝冻结了我国的资金，我们一夜之间，决定接收受美国津贴的大学十六所、中学二百五十所、小学一千六百余所，保护了我们祖国的教育事业。目前我们在朝鲜的作战，有极大的胜利，我们不怕美军守，只怕他走，走了就很不好。当我军收复平壤时，如果直追下去，可能把美军赶走，但这不好，不能让他跑掉，逃走了对我们是不利的。

————————————————————

(1) 满洲，中国东北地区的旧称。

(2) 胡宗南，1949年11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

(3) 华西列夫斯基，苏联元帅。当时任苏联武装部队部部长。

(4) 这个谈话，是为了打破西方通讯社散布的所谓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的谣言，由苏方代毛泽东起草的。

(5) 陈克寒，当时任新华社社长。

(6) 这里的“四月”及下文中的两处“四月”，据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关于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均应为“五月”。

(7) 打箭炉，今四川康定。

(8) 这里的“三个半月”，据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关于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应为“四个半月”（1月上旬至5月中旬）。

(9)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政务院参事室副主任（1950年9月任主任）。1952年8月、11月又先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10) 欧阳钦，当时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

(11) 1950年1月4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报中，曾提到关于小丰满水电站危急情形，说昨（1月3日）已综合东北及你处材料用我的名义写了一信给斯大林同志，请其派人帮助勘修。

(12) 指暹罗，泰国的旧称。

(13) 热河，省名，1956年1月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和内蒙古自治区。

(14) 指陈云、薄一波1950年1月7日关于财政经济的几项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

(15) 叙，指叙府，今宜宾。

(16) 应为1月8日。

(17) 张国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18军军长。1950年1月下旬又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1952年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18) 聂，指聂荣臻。

(19) 指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部二局。

(20) 邓、赖、洪，指邓华、赖传珠、洪学智。

(21) 冯白驹，当时任中共琼崖区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

(22) 谭世瑛，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

(23) 萧劲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24) 指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存放在上海准备用于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物资。

(25) 1950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起草的给越南政府的复文，是按他1月17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发回的复文稿刊印的。

(26) 胡阶森，当时是英国政府指定的负责同中国谈判中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临时代办。

(27) 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28) 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辽东省委书记。1951年4月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29) 致联合国照会正式发出时，署名改为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文字、标点等也有一些改动。全文载1950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30) 赖伊，当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3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2) 雁谒森，曾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任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秘书。

(33) 在以后的具体会谈中，根据中方的要求，规定苏联不迟于1952年末从旅顺撤军。

(34) 宦乡，当时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

(35) 荷，指荷兰。

(36) 贺耀祖，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8月和黄绍竑、刘斐等在香港通电，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0年3月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

(37) 陈铭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0年3月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部长。

(38) 唐生智，原国民党军将领，曾参与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4月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琪翔，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秘书长。1950年3月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

(39) 指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协定的前言中写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给予中国以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

(40) 钟赤兵，当时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局长。1950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政治委员。

(41)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到蒋介石集团飞机的轰炸，中国曾要求苏联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作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在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国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42) 季壮，即叶季壮，当时任贸易部部长。1952年8月又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43) 哈尔滨，当时是松江省的省会。松江省于1954年6月撤销，所辖地区划归黑龙江省。

(44) 李延禄，当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45) 从1950年4月至9月袁仲贤、耿飚、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姚仲明、王任叔、黄镇、吉雅泰、倪志亮、曹祥仁、冯铉、姬鹏飞，被中央人民政府分别任命为中国驻印度、瑞典、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缅甸、印度尼西亚、匈牙利、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瑞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任大使。1951年5月韩念龙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驻巴基斯坦首任大使。

(46) 寅微，即3月5日。

(47) 指张治中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在广州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进行的工作。

(48) 寅真，即3月11日。

(49) 林，指林彪。

(50) 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

(51) 指1949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52) 梁漱溟，无党派民主人士，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1年11月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53)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50年12月又任人事部副部长。

(54) 平原，省名。1952年11月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

(55) 龙伯坚，原名龙毓莹，五四运动时曾主编期刊《新湖南》。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卫生处处长。

(56)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与五四时期龙毓莹、毛泽东先后主编过的期刊《新湖南》名称相同。

(57) 刘揆一，字霖生，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创始人之一。当时任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

(58)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59) 张辉周，即张挥周，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60) 郭士逵，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时，遭到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郭士逵曾帮助毛泽东脱险。

(61) 胡崇诚，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

(62) 周介祹，抗战前曾任国民党政府湖南省警察厅厅长，晚年卖字为生。

(63) 即程潜，字颂云。

(64) 首道，即王首道。

(65) 寅佳，即3月9日。

(66) 张鼎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8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67) 唐凯，当时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副局长。

(68) 空司，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的简称。

(69) 指欧洲、亚洲。

(70) 卯支，即4月4日。

(71) 指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72) 周、陈、林、邓，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

(73) 张有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数学教师。

(74) 毛照秋，毛泽东的族侄，当时在乡务农。

(75) 旭梅，即毛旭梅，毛泽东的族兄。

(76) 田厚卿，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77) 陶铸，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2月又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1951年11月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

(78) 向振熙，杨开慧的母亲。

(79) 李崇德，杨开智的妻子。

(80) 熊子容，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81) 删午，即15日午时。

(82) 指1950年4月15日至23日召开的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83) 契尔文科夫，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

(84) 季米特洛夫，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7月2日在苏联逝世，终年67岁。

(85) 毛森品，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时的同学。

(86) 钦明，即毛钦明，毛森品的哥哥。曾与毛泽东同学。1928年牺牲。

(87) 李淑一，柳直荀的妻子。当时是湖南长沙福湘女子中学教师。

(88) 直荀，即柳直荀，毛泽东的早年战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1932年牺牲。

(89) 肖聃，即李肖聃，李淑一的父亲。午亭，即柳午亭，柳直荀的父亲。

(90) 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1952年8月、9月先后改称绥蒙军区、蒙绥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91) 左作霖，当时在长沙启新钱庄工作。

(92) 熊科易，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93) 惇元，即周世钊，字惇元。

(94) 向明卿，杨开慧的舅父。

(95) 向钧，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农民部部长。1928年1月24日在长沙牺牲。

(96) 谭天佑，革命烈士谭天民的弟弟。谭天民，曾任湘乡县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茶陵特委书记。1927年牺牲。

(97) 罗驭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98) 谭秀德，周辅仁烈士的妻子。周辅仁，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1928年牺牲。

(99) 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

(100) 泽民，即毛泽民，毛泽东的大弟。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9月牺牲。泽覃，即毛泽覃，毛泽东的二弟。192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4月牺牲。

(101) 贺晓秋，毛泽东姑父的侄儿。晓明，即贺晓明，贺晓秋的弟弟。

(102) 王新元，当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

(103) 夏永新，毛泽东领导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学生。当时在江西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工作。

(104) 中共中央派驻越南党的联络代表罗贵波，1950年4月15日致电中央军委，请求解释毛泽东关于“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的思想。

(105) 毛泽东加的一句口号是：“全中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合作万岁！”

(106) 宋庆龄，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50年5月5日又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

(107) 文涧泉，毛泽东的表兄。

(108) 十哥即文泮香，十七哥即文梅清，他们是毛泽东的表兄。

(109) 文凯，毛泽东的表兄。

(110) 南松，即文南松，毛泽东的表兄。

(111) 王汝霖，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12) 张鼎，早年曾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

(113) 邓冰，当时在广东龙川景韩中学任教。

(114) 余长茂，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当时在湖南平江任教。

(115) 凌汉秋，当时在湖南株洲。

(116) 庄严，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当时在湖南南县协安乡中心国民学校任教。

(117) 文士员，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当时在长沙育群中学任教。

(118) 赵浦珠，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同毛泽东在湖南的新军中共过事。

(119) 粟济世，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20) 林谷生，革命烈士林蔚的哥哥。林蔚，原名林乔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1928年牺牲。

(121) 周振岳，1925年曾受郭亮所派护送毛泽东由长沙去广州。

(122) 李鑫，早年曾和毛泽东共过事。当时在江苏吴县务农。

(123) 陈国生，毛泽东堂妹毛泽建的过继女儿。

(124) 毛贻华，毛泽东的房叔。

(125) 毛逸民，毛泽东的族叔。当时任中共湘潭第三区区委宣传委员。

(126) 陈峰仙，李求实的妻子。当时在重庆大学做女生宿舍管理员。

(127) 齐泰，即李齐泰，李求实和陈峰仙的儿子。当时在长春航空学校学习。

(128) 周芝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周玉麟，周芝麟的弟弟，早年参加革命，1928年牺牲。

(129) 李静蓉，原名李灿英，郭亮的妻子。郭亮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牺牲。志成，即郭志成，郭亮和李静蓉的儿子。

(130) 黄谱臣，毛泽东的姻亲。

(131) 罗合楼，毛泽东元配罗氏的父亲。

(132) 龙亦飞，革命烈士王基永的妻子。

(133) 王云晓，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134) 毛春轩，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

(135) 浪秋即毛浪秋，迪秋即毛迪秋，分别是毛春轩的儿子、侄子。

(136) 郭建人，1925年参加韶山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党）。当时在湖南零陵县人民政府工作。

(137) 刘庆勋，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138) 刘致强，当时居住在贵阳。

(139) 黄滨，原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

(140) 张四维，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当时在中国盐业公司湖南省公司工作。

(141) 张一权，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142) 王一凡，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143) 刘忠获，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北伐军。后到过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乡村小学教师、校长。

(144) 指娄伯平。当时在湖南一所中学工作。

(145) 易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46) 王砺初，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147) 方觉民，早年曾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当时任湖南新化大复初级中学副校长。

(148) 薛世纶，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49) 罗元燮，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50) 曹直明，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51) 指曹直明编著的《伤寒六经辨证类钞》。

(152) 这封信是由参加南下工作团在中共浙江省宁波地委工作的原清华大学学生鲍洁如写的，信中反映了该地区农村工作中的一些违法乱纪情况。该信由清华大学张景鑫转交北京市委。

(153) 刘瑞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谭启龙，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办公厅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154) 陈丕显，当时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

(155) 傅君实，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56) 毛爱桂，毛泽东的族叔。

(157) 爱棠，即毛爱棠，毛泽东的堂叔，1927年在湖北武昌牺牲。

(158) 毛泽益，毛泽东的房弟。

(159) 贻全，即毛贻全，毛泽东的房叔，毛泽益的父亲，乡村教师。

(160) 这里指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在全国发行新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161) 叶健农，原名叶建隆，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62) 毛远悌，毛泽东的房侄。当时任湖南省总工会工农印刷厂经理。

(163) 远翔，即毛远翔，毛泽东的房侄。当时在华中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分校学习。

(164) 周文楠，原是毛泽覃的妻子。当时任沈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

(165) 指周陈轩写给女儿周文楠的信。信中叙述了她自己在湖南韶山一人生活、无人照顾等情况。

(166) 邹赓鹏，早年在韶山开染坊，并经营药材、杂货，与毛泽东家有商务往来。

(167) 游为善，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168) 指陈毅1950年5月10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上海三月、四月综合报告。

(169) 1950年3月和4月，上海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政策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这些情况以4月上旬为最紧张。上海市在解决上述问题稳定局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的经验和采取的政策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

(170) 陈、薄，指陈云、薄一波。

(171) 陈云在1950年5月9日致信毛泽东，就黄炎培向毛泽东反映的华东公粮和上海税收任务过重及实行合理负担不够好等问题作出说明：华东公粮任务比之老区不能说重，在执行合理负担政策方面还比较稳当。但上海现在的税收计划，比中央分配数稍大一些。我们已告上海，将加派数字减去；中央分配数字仅为估算，不应认为是固定任务。

(172) 邹普勋，小名亨二，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

(173) 张伯任，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174) 海原、固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

(175) 周容，又名周赞襄，1920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相识。

(176) 指周容请求毛泽东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

(177) 周起鹗，周文楠的侄子。

(178) 朱琨，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教书时的学生。

(179) 这里指说服舟山群岛上的群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该岛后，暂不拆毁原国民党军修筑的工事，收回自己的木料砖石。

(180) 指苏南区党委1950年5月15日给毛泽东的三月、四月综合报告。报告谈到苏南各城市近期出现的物资滞销、生产缩减、不少私营工商业歇业、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和采取的对策，还谈到为帮助苏南农村40多万灾民解决口粮、种子、肥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181) 删辰，即15日辰时。

(182) 丁张秀清，北京市居民。1949年10月1日她参加开国大典游行后，怀着感恩心情，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敬献毛泽东主席。

(183) 指两只火腿、两只板鸭和一大包海米。

(184) 齐长庚，齐白石的侄孙，1949年秋毕业于法律专业。当时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帮助解决就学问题。

(185) 海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简称。

(186) 毛桂昌，毛泽东的房叔，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

(187) 熊筱蠢，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曾去日本学医。

(188) 黎锦熙，语言学家。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189) 指黎锦熙在来信中提出的关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意见。

(190) 萧华，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12月又任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四书记兼中央军委总党委第一书记。1952年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191) 张轸，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军军长。

(192) 章士钊，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3) 李傥，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1955年2月任湖北省政协常委。

(19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195) 符定一，文字学家。辛亥革命后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校长时，毛泽东在该校读过书。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196) 指林伯渠。

(197) 颜惠庆，外交家。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198) 刘亚南，当时任湖南湘乡县县长。

(199) 第8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上“及西藏领导人员”7个字。

(200) 指刘少奇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草稿。

(201) 这里的“房屋”指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作为人们生活用房的房屋，毛泽东把它列入生活资料。

(202) 乔木，即胡乔木。

(203) 这个文件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

(204) 即《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205) 指陈铭枢论佛法书。

(206) 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作报告时这一段时间。

(207) 指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提高一步，发展空军、海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建设，足以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行为，有效地保卫国家的安全，巩固国际的和平事业。

(208) 谭祖尧，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209) 张峻明，毛泽东的同学张超的侄子，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担任主事期间同他有过接触。

(210)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随即奉命向台湾沿海出动。

(211) 拿破仑第一，即拿破仑·波拿巴，是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的皇帝。

(212) 林肯，美国第16任总统。他主张维护联邦统一，逐步废除奴隶制度，在1862年颁布了解放黑奴的《解放宣言》。

(213) 这里的“农奴”应为“奴隶”。

(214) 周邦式，字长宪，五四运动前后曾与毛泽东等组织读书会。当时在重庆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215) 指1950年7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的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第一次会议决议的事项。共5项：一、部队调动部署。4个军3个炮兵师限7月底全部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吉林集安）、本溪等地集结。二、指挥机构组织。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三、后勤工作准备。四、兵员补充准备。统由总后勤部订出实施计划，限期完成。五、政治动员工作。总的是在保卫国防安全的口号下，进行政治动员，具体计划由总政治部起草一个指示。

(216) 这个指挥机构后来没有成立。

(217)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

(218) 午寒，即7月14日。

(219) 董、罗，指董宋珩、罗广文，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12月先后率部在成都地区起义，起义后部队开到华东地区进行改编。

(220) 乐天宇在报告中对别人反映他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对待摩尔根学派问题上犯有简单粗暴的错误，有所说明和辩解。

(221) 吴启瑞，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数学教师王立庵的儿媳。当时在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

(222) 吴耀宗，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中国基督教会三自革新宣言，指《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其中提出中国基督教会及团体的基本方针应是：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反动阴谋；培养一般信徒的爱国民主精神，实行自治、自养、自传。这个宣言后来在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

(223) 薄、聂，指薄一波、聂荣臻。

(224)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225) 安东，今辽宁丹东。

(226) 陈赓当时奉派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协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指挥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

(227) 李聚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参谋长。苏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参谋长。1952年3月任中央军委军务部部长。

(228) 计晋美，即詹东·计晋美，当时任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主任委员。

(229) 钱昌照，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副局长。

(230) 杨得志、李志民，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1951年2月改属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政治委员。杨得志1952年7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

(231) 曾希圣，当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兼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32) 指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1950年7月31日由日本飞抵台湾，同蒋介石会商如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233)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1950年9月又任政务院华北事务部（1952年4月撤销）部长。1951年1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2年4月又任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主任。

(234) 指在宣化市第三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会议主持人和有的党员干部不让出席会议的代表充分发言的错误行为。

(235) 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1950年11月任政务院参事。

(236) 章淼洪，毛泽东的亲戚。

(237) 全国进出口会议情况摘报中向中央请示的两个问题是：（一）易货问题。在一般不许易货的原则下，准备允许冷货易货和与不通汇国家进行易货。这在争取进口物资上是有利的。（二）中南区公私双方一致要求允许汉口开放问题。根据目前我们航运设备能力有限，而汉口外销物资很多的情况，允许有油柜和冷藏设备的外轮，经过特许，到汉口装货，直放国外是有利的。

(238) 指组建东北边防军。粟裕当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因病未到任。

(239) 指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

(240)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0年5月起草、后经中央同意的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10项条件。这10项条件是：（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实行买卖公平。

(241) 金奉，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242) 王明在信中要求中央明确指出他应在多长时间内写成声明书，对他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所写各种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进行检讨；提出为了进行检讨，希望将1937年12月会议散会时收去的笔记本还给他，希望借用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和延安的《新中华报》。

(243) 指凌其翰，曾任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公使。1949年10月9日，同使馆其他爱国人员致电周恩来，宣布起义，表示同国民党政府脱离一切关系。1950年6月9日，回到北京。随后写了回国途中的见闻记《从法国归来》，在8月3日、4日的《光明日报》连载。黄炎培读后从报纸上剪下此文函请毛泽东一阅。9月，凌其翰被任命为外交部专门委员。

(244) 李达，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湖南大学校长。1952年11月任武汉大学校长。

(245)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0年5月起草、后经中央同意的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10项条件。

(246) 指进军昌都需要30架高空运输机。

(247) 罗石泉，毛泽东的元配罗氏的堂兄。1925年参加韶山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乡村教师。

(248) 夏百源，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49) 张昆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1930年在湖北洪湖地区牺牲。

(250) 陈叔同，1927年夏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冬，和妹妹陈泽同在家乡茶陵参加工农革命军，并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妇女部部长。同年12月上井冈山，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做文书。1928年6月被派遣回茶陵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同党组织失去联系。

(251) 盛隆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52) 蒋浩然，他的父亲同毛泽东的父亲有较多的商务往来。

(253) 指蒋梯空，1925年参加韶山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牺牲。

(254) 雷英夫，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作战局副局长。

(255) 这里的“我方”和下文中的“我军”、“我”、“我方”，指越南人民军。

(256) 未寒，即8月14日。

(257) 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参谋长。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

(258) 柴君武，应为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当时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参赞。

(259) 申健，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负责办理西藏代表团经印度到北京谈判事宜。

(260) 郭梓材，毛泽东的私塾同学，辛亥革命时一起在长沙参加新军，大革命时期参加韶山农民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湘潭猪鬃厂会计。

(261) 刘天民，郭梓材的妻子，杨开慧的好友。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湘潭市政协委员。

(262) 余千山，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63) 陈寄生，长期担任中学教师，研究过少数民族历史。

(264) 张，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在湖北武昌实验中学工作。

(265) 这一项的内容是：“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淮均受很大影响。”

(266) 这次会议于1950年8月7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

(267)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0年8月29日关于秋收、秋耕、秋种工作的指示。

(268) 指朝鲜人民军。

(269) 东司，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的简称。

(270) 林、粟，指林彪、粟裕。

(271) 指萧劲光、萧华。

(272) 李承晚，当时任韩国总统。

(273) 柴君武，应为柴军武。

(274) 李周渊，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

(275) 金，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276) 刘良模，当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

(277) 陈郁，当时任燃料工业部部长。

(278) 指原隶属傅作义的董其武部。

(279) 莫文骅，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1950年11月又任广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天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280) 即后来在1950年11月建立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属于西康省之内），1955年10月划归四川省后改称甘孜藏族自治州。

(281) 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18军政治委员。

(282) 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283) 汉城，今名首尔。

(284) 胡，指胡志明。武，指武元甲，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部长、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285) 吴晗，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民盟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

(286) 尤金，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主编。

(287) 指齐白石，画家。当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1951年7月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88) 指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他作的国画《鹰图》、一副篆书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以及自己使用多年的石砚。

(289) 胡志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90) 这份电报未发出，可能起草于当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之前。原准备在会议作出派兵入朝参战决定后发给斯大林，后因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故将电报搁置下来。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档案，1950年10月3日，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曾就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电告斯大林。内称：“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291) 南满洲（旧称），指沈阳至大连铁路线以东的庄河、安东（今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292) 后来改为10月19日出动。

(293) 北宁线，指北京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的一段。

(294) 柳亚子所作的《浣溪沙》词为：“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

(295) 高希舜，画家，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院长。

(296) 这里的“我”和下文中的“我军”，指越南人民军。

(297) 彭、高，指彭德怀、高岗。贺，指贺晋年，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298) 邓、洪、解，指邓华、洪学智、解方。

(299) 朴一禹，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1950年10月25日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300) 当时周恩来是带着两种意见，即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

(301) 指苏联。

(302) 拉本，当时是法国军队驻越南七溪地区的指挥官。

(303) 张次，即张干，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任该校校长。罗元鲲，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历史教师。

(304) 袁仲谦，即袁吉六，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国文教师，1932年去世。袁仲谦的妻子姓戴。

(305) 宋时轮兵团，指宋时轮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1950年11月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宋时轮1951年6月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

(306) 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副司令员。

(307) 真日，即11日。

(308) 菲里波夫，斯大林的代称。

(309) 酉俭，即10月28日。

(310) 原文如此。

(311) 指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军事出版处拟在1950年底以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自由”出版处拟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集中收入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

(312) 李云杭，毛泽东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曾参加新民学会。

(313) 察哈尔省，1952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山西两省。

(314) 指吴耀宗《怎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一文。

(315) 指彭德怀1950年10月22日戌时关于目前战役计划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电报提出：半年内我军的基本方针，是保持长津、熙川、龟城以北山区和长甸河口、辑安、临江线渡河交通，争取时间准备反攻条件。目前我无制空权，东西沿海诸城市甚至新义州在敌海陆空和坦克配合轰击下是守不住的，应果断地加以放弃，以分散敌人兵力，减少自己无谓消耗。目前战役计划一面以一个军钳制敌人，一面集中三个军寻机消灭伪军两三个师，争取扩大巩固元山、平壤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争。

(316) 辽东省和辽西省于1954年合并成立辽宁省，合并时辽东省的一部分县市划归吉林省。辑安县，今吉林集安市。

(317) 长甸河口，位于辽宁宽甸县南部。

(318) 张秀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职工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319) 志司，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

(320) 梅农，当时任印度外交部外交秘书。

(321) 1950年10月26日梅农约请申健谈西藏问题。梅农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他并向申健提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照会的副本。申健指出，在印度报纸上时常看到中国“侵略”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入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梅农说，印度仍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说，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

(322) 陶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1950年11月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副司令员。

(323) 志政，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的简称。

(324) 指宋时轮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勇任副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

(325) 曾昭抡，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50年12月又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326) 指彭德怀、邓华、朴一禹1950年11月8日15时关于各线战情及部署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电报讲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以逸待劳，便于后方运输，拟仍采取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方针。

(327) 贺，指贺晋年。

(328) 李耿侯、李贡侯，李漱清的儿子。李德深，李耿侯的儿子。

(329) 陈漫远，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330) 这是提供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及第9兵团的参考材料。

(331) 衡州，今湖南衡阳。

(332) 鼎丞，即张鼎丞。

(333)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兵力共9个军30个师，三十八万余人。

(334) 邓、谭，指邓子恢、谭政。叶、方，指叶剑英、方方。张、莫，指张云逸、莫文骅。

(335) 齐燕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秘书厅主任。薛暮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336)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机要工作。高瑞欣，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参谋。

(337) 邹蕴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结业，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338) 覃健，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参谋长。

(339) 指彭德怀、邓华等1950年12月1日关于各军停止战役追击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司令部的电报。

(340) 李烛尘，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兼天津市分会主任委员、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1952年7月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毕鸣岐、朱继圣，当时任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341) 指1950年11月30日天津市工商业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给毛泽东的电报。

(342) 黄念田，黄侃（字季刚）的儿子，当时任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黄侃，音韵训诂学家和文学家。

(343) 金雄，当时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

(344) 指彭德怀1950年12月4日18时给毛泽东、高岗、宋时轮的电报中所述的经验。主要是：一、在敌我技术装备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力避在固定阵地作战，要使用长期手段调动敌人，乘其立足未稳，火力未展开时，予以猛攻。二、充分利用夜间战斗。战斗发起，力争黄昏开始，拂晓解决。三、要渗入敌后方，首先打掉其火力阵地与指挥所，威胁敌战役供应线。

(345) 指方虎山任军团长的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

(346) 周扬，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195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347) 指周扬在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演词。

(348) 陈毅、唐亮、张震、周骏鸣1950年12月4日报送的关于华东军区剿匪经验的通报中说：华东地区剿匪的主要经验是，当股匪被合围、合击给予歼灭打击后，残匪必然混乱、动摇、分散、隐蔽，潜入地下活动，故必须继之展开全面的群众性的驻剿、搜捕。清剿股匪时，必须严密组织，不予匪特以流窜空隙，并应不断地教育部队，尤其是政策、纪律教育，保证以坚决的精神对付散匪、潜匪。正确地掌握贯彻政策十分重要。

(349) 沃克，当时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1950年12月23日在作战败退途中因车祸身亡。

(350) 懋斋，即田士清，字懋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他和蒋竹如都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351) 何长工，当时任重工业部代理部长。

(352) 指苏联。

(353) 这个决议于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

(354) 吴、周，指吴瑞林、周彪，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军长、政治委员。

(355) 指苏联《真理报》1950年12月18日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356) 这个决定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357) 指彭德怀1950年12月28日20时关于占领三八线的意见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

(358) 李奇微，当时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1951年4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359) 指台湾国民党军队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

(360) 指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

(361) 才旦朋杰、扎西才让，当时是西藏阿里地方政府的代表。

(362)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为正确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各项政策联合向西藏人民及进军西藏部队颁发的布告。这个布告刊登在1950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363) 邦保，藏语“官员”的译音。

(364) 杨之华，瞿秋白的妻子。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365)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2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366) 西北两战役，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进行的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中西线战场的作战。东北战役，指第二次战役中东线战场的作战。

1951年　五十八岁

1月1日　下午，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年团拜会。在致词中祝大家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加团结起来。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元旦社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社论回顾了一九五〇年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抗美援朝取得的胜利，并提出一九五一年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对社论稿作多处修改。将社论稿中的“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一句，改为“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些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有些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有些正在完成着改善生活的条件。”在社论稿讲到恢复和发展经济处，加写：“而认真地改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则是顺利进行这一切经济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

1月2日　复电张云逸、李天佑、莫文骅、卢绍武(1)并告邓子恢、谭政：“俭电(2)所述剿匪计划甚好，你们过去几个月剿匪工作有很大成绩，甚慰。”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和他送阅的彭德怀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后，得知毛岸英已在朝鲜牺牲。周恩来信中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当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牺牲的成千成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

1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电：“同意你们对海南岛的工作计划，请你们认真督促海南区党委加紧实行。海南有老区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较为加快，似可在一九五一年秋季完成一半，一九五二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巩固了。”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党委分别关于征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指示电，起草中央军委给各大军区并告志愿军司令部、第九兵团的批语，指出：“此次在全国范围内征调老兵（除新疆及入藏军），不但对志愿军的补充有极大意义，对整个人民解放军亦有极大意义，因为这样就使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均有志愿人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件事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请各大军区均认真进行这一征调工作，按时完成任务。”

同日　阅黄克诚关于对湖南军大旧军官中反动分子的处理意见给邓子恢并毛泽东的电报，致电邓子恢并告黄克诚：黄克诚同志的处理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不知你已回答否，如未回答，即照黄电意见处理为宜”。黄克诚的电报说：对军大的这批学员，不宜采取急躁处理办法，除其中个别特别反动的分子应逮捕惩治外，不宜逮捕惩罚过多，因为他们的罪恶都是过去的，解放后并无罪恶。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高岗电：“你十二月二十九日致各省委及万毅(3)等同志关于与苏联军事人员建立良好关系的指示电，我们完全同意，望即照此实行。在关内各地亦应如此。”同时，为中央起草转发高岗的电报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等的批语：“中央完全同意这一指示。你们各地凡有苏联军事人员之处均应采取此种态度。”

同日　复电西南军区党委：“你们去年十一月十日关于军事计划的报告早已收到，甚好，望即照此实施为盼。惟扩大地方武装二十至二十五万一事，仍应照军委原规定扩大地方武装及新兵各十万，不要再增加五万，使中央及地方预算都无法负担。”

同日　对斯大林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祝贺毛泽东五十七岁生日的电报，批示外交部：“此类来电均应复电致谢，但来往电均不要发表。”

同日　写信给李讷(4)：“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吗？”六日，再次写信给李讷：“你是不是好一些？爸爸很想你。不要烦躁，耐心将病养好。”

1月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致中南局并湖南省委的电报稿，加写一句话：“陈渠珍(5)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致彭德怀、宋时轮的电报稿。电报指出：朝鲜战报现为全国、全世界所注视。凡军事上有重要发展，例如攻克要地、获得重要战果，及采取释放敌俘等重要步骤，均宜由新华社在不泄露军事机密的条件下随时发表。现新华社经常不发战报或报道太晚的状况需要改变。望你们督促新华社随军记者认真加强报道工作，除战绩及战地通讯仍照旧发来外，望对每一重要发展，均令其写出新闻，发给新华总社审定公布。

1月6日　阅黄炎培转来的一些工商业者兼地主说新解放区土改“斗争过火”、“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的信，致信黄炎培：“华东局一月四日给所属党委关于土改的指示电(6)一件送请察阅，并请掷还。”十日，致信饶漱石、陈丕显：“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1月7日　写批语将陶铸关于广西剿匪工作的报告转发给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贺龙，习仲勋、张宗逊参考，并请他们转发所属剿匪尚处严重情况的地方和军队阅看。批语肯定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是很好的，值得研究。陶铸的报告总结了两条基本经验：首先是做到了更大地集中兵力与更好地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其次是镇压、收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几项剿匪的主要政策更加明确，执行得更好。九日，毛泽东复电陶铸并告广西省委、中南局，指出：“既然两大重点区(7)土匪可以在三月以前剿清，请考虑进剿西北部土匪是否可以只要二十一兵团去而不要四十五军去，以便将四十五军从剿匪中解放出来于三月间即开至梧州地区整训待命，准备应付广东方面的万一情况。”

1月8日　中央军委会议就中央军委文电的审批权限作出规定：凡属政策性的送毛泽东审定。

1月9日　就第四十五军、第四十六军集中整训和广西、广东剿匪等问题，致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告叶剑英、方方：“（一）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说三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即可完成。似此四十五军应即于三月内集中梧州整训，湖南的四十六军应于二月内集中郴、衡(8)线上整训，只要这两个军能于二、三月内集中上述地区，就可应付万一。（二）江西南部的四十八军情况如何，如有紧急需要，该军是否亦可向广东调动，盼告。（三）二十一兵团在广西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工作完成后，如广东方面无紧急需要，应开到广西西北部剿匪以求锻炼，否则亦应集中梧州整训，究应如何届时再做决定。（四）广东剿匪工作现在是否已特别抓紧进行，何以很久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请叶、方检查电告。”

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工商界抗美援朝运动报告的批语：“中央希望各中央局，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对于工商业家的爱国运动，加以充分的注意。”

同日　阅宋时轮一月九日给彭德怀、邓华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周、聂：九兵团要求改善装备，补足骡马，早补新兵，请考虑解决。”

1月12日　复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即照你们的部署，从四月起集中六个军应付广东方面的情况，从六月起，再增加四十七军两个师。请督促各军按期完成此计划。”

1月13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转告一月八日获得的蒋介石计划准备用二十至二十五万兵力攻占厦门、汕头等情报。电报指出：“蒋匪进攻厦门、汕头可能性很大，望迅速研究对策。”“请陈毅同志考虑对厦门增加防御兵力，加强防御工事，加强炮兵及高射炮，储备粮食弹药，派去得力指挥人员，并须预筹由大陆向厦门的增援计划，务达击退进犯匪军，确保厦门之目的。请通知叶飞速筹对策电告。”“汕头及海陆丰必须迅速部署两个军，其办法为从广东三个军中以一个军的全部（三个师及军部）集中于该区域，湖南的四十六军立即出动直开该区域，并设立指挥两个军的指挥机关。请邓、谭筹划电告。”“福建、广东两省剿匪工作务须加紧督促，早日完成，不得迟误。”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对朝鲜战争宣传应注意之点给西北局的电报稿，删去“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狂妄打算已遭受严重的打击”一句，并批注：“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

同日　会见黄炎培。黄再次提出到苏南去看看。毛泽东说：你们去看看很好，可以选择好的、差的一二处考察，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地主富农三方面的意见。十九日，黄炎培一行离京南行。

1月14日　致电邓小平：“张宗逊一月九日的电报你是否已看到，他提议以七百五十人及一千匹马的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粮食，配合十八军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以后供给问题全由你们负责解决。你们是否同意此项提议，望考虑电告。”十七日，又致电张宗逊并告习仲勋及贺龙、邓小平：“同意你的提议，用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的粮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后由西南负责解决给养问题。请即照此作准备，并请注意：（一）从青海藏人中招收少数志愿兵，例如二三百人马，给以训练武装，加入骑兵支队；（二）班禅集团随军入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三）该支队受十八军指挥，并编入十八军序列。”

同日　阅斯大林一月十三日致周恩来电及周恩来批注的意见“金能协彭来此一谈最好”，致信周恩来：“我已告彭，叫他和金暂时不要来，他们定二十四日开干部会，不可能来北京。因此，请你改写一个给金日成的备忘录，我看后用电报发去征求金同意。”斯大林在电报中，表示支持中国政府致苏联政府备忘录中提出的“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等四项提议，并建议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也知道中国政府的这些提议。随后，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国政府致朝鲜政府备忘录经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同日　复信徐悲鸿(9)：“十月十三日给我的信并附石永懋先生所为书(10)二本均已收到。同意先生的意见应对石先生予以照顾。最好在先生所办的学校予以位置，如不可能则请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员会接洽酌定解决办法。”

同日　复信李思安(11)：“两次来信，均已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来北京，如果你愿意和蒋竹如同学他们一道进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则可以进该校，否则另想工作办法。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入学或工作问题。”

同日　复信戴毓本(12)：“十二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甚慰。假如你下了决心，又能吃苦，我同意你来北京进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然后再做你所熟习的工作。或者不进学校，来京径做医务工作也好。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如果你在湖南已有工作，并能安下去，则以不来为好。”

同日　批示同意罗荣桓、傅钟(13)、萧华关于出版《八一杂志》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八一杂志》于四月二十日创刊。

1月15日　致信马叙伦：“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同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1月16日　就确保厦门和加强江浙沿海防务等问题，复电陈毅并告饶漱石：“（一）同意你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计划，福建有四个军已很够了。厦门必须确保，有三十一军全部位于厦门及其附近当能担负这个任务。该军战斗力如何盼告。（二）厦门必须多储粮弹，布置积极防空（不是消极防空），对守军指战员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加强纵深工事，务必长期确保厦门。（三）空军准备赴朝鲜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四）除福建首先是厦门为敌人进攻重点已有部署外，江浙两省沿海亦需准备对付敌人进袭，因此二十四军应在常州地区照常整训，不要去福建。华东全军除剿匪者外，均须提高警惕，加强整训，准备对敌。（五）请督促福建担任剿匪的四个师两个团积极动作，每星期要有成绩，成绩多者应受奖励，少者应受批评，犯错误应受处罚，务必早日肃清匪祸。（六）华东全军应完全自力担负歼灭蒋匪进攻部队，不要希望外援。（七）江浙散匪必须限期肃清。”

1月17日　关于镇压反革命要稳、准、狠问题，致电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指出：“顷接中南局转来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当然，我们不应重复华北老区在一九四六年及一九四七年许多地方所犯过的乱捉乱杀错误，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新区必须注意这一点。”“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1月18日　阅杨尚昆关于朱德患肺炎已痊愈但需休养的报告，批示：“同意朱总司令休养计划，时间应长一点。”

同日　复电新疆和田专区各民族人民：“和田区军民联欢大会一月一日来电已悉。感谢你们积极拥军优属，并为抗美援朝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努力，祝你们永远的团结和进步！”

1月19日　接见参加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各中共中央局和大城市党委统战部负责人，并同他们谈话。在谈到抗美援朝运动时指出：这个运动应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也要让佛教界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来，使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参加。在宣传上应当采取攻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是当前的三大运动。在谈到民主人士到农村视察问题时指出：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应当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看看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应该欢迎他们去。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你们对民主人士不要估计不足。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采取积极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决不能置之不理。在谈到佛教问题时指出：对佛教问题的处理，要研究一下。要使他们参加到运动中来。佛教如何改革，要同他们里面的开明分子商量。他们中有人说，他们没有信教自由，庙都被占了。北京市恐怕要给他们腾出几个庙来，五台山关系蒙、藏两个民族，恐怕要重修一下。在谈到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时指出：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他们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应该在运动中使民主党派进步，放手让他们去做。这是积极的有益的方针。应当使全党了解，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可以进步的。要用积极态度去组织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们，使他们参加斗争，带领他们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在谈到统战工作问题时指出：直到地委一级均应有统战部门的组织，县如何办，也研究一下。各中央局至区党委，每年都应当开两次统战工作会议，一次大的，一次小的，你们当中要出一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门道。

同日　审阅修改彭德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军以上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稿，致电彭德怀：“这个报告稿的内容很好，但为了避免由中国人对朝鲜的政策和工作作出决定的语气，为了避免泄漏军密的可能（许多事实和数字可以口说不要写出），并为了使行文更为简洁，现将你的报告稿在文字上和某些意思上略加修改发上，请再依据情况予以斟酌，并请事先送金首相阅正，商得其同意。”毛泽东在报告稿的最后加写一段话：“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在朝鲜五年来的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建立了英勇的人民军，和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又正在和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因此，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一月二十五日，彭德怀在联席会议上作报告。

1月21日　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我们希望各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总结性的报告。”同时，为中央起草致中南局并转河南省委电：“我们收到了河南省委一月十三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是很好的，业已转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中南局亦将这个报告用电报转发湘、鄂、赣、粤、桂五省参考，请这五省每省写这样一个总结性的肃反报告。”

同日　复电中共上海市委并告饶漱石、陈毅，指出：“你们准备在一月份中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有力打击，望你们对此进行周密的侦察布置。布置好了，同时动作，做一次准确的逮捕。然后好好清理审讯，处决一大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1月22日　阅邓小平一月八日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一九五〇年十一、十二两月工作情况的报告，复电邓小平并告各中央局负责人：“报告收到阅悉。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假如可能的话，在今年五月一日以前，请你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主要是对工会工作，对工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对城市政权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决定，为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准备材料。四中全会准备在五月开(14)，请按此部署工作。”报告说：关于减租退押，目前主要还是防止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以免“煮夹生饭”和“吃回头草”。等到退押浪潮过去，大部退了的时候，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城市工作会议的主要收获，在于自此以后，我们将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研究和指导。会议中着重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了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

同日　复电叶剑英、黄永胜、萧向荣(15)、尹林平并告中共中央中南局：“一月十七日电悉。广东情况已明了，你们的部署是正确的，希望努力完成任务。此外，望注意镇反工作。凡与剿匪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可由军区、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凡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如此分三方面进行，可期迅速，又较妥当。”

同日　致电陶铸并告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指出：“四十五军争取早日结束剿匪待命开韶关、广州线整训备战；二十一兵团确定在广西境内剿匪及驻防；四十九军争取在五月或六月以后能集中使用，望按此意图进行部署。”

同日　关于编印土改材料，致信彭真：前次收集土改材料中，可择其不需要修改的若干篇，连同江西省委一月七日指示(16)一件，印一本发党内及民主人士。篇数少点不要紧，有六七篇即可。又有一件关于纠正错划阶级成分的，是浙江省委向所属的指示，请你找来加印进去。

同日　阅杨秀峰(17)一月十四日关于阜平、曲阳两县灾情及解决办法给河北省人民政府转政务院的报告。报告说：鉴于河北省阜平、曲阳两县今年雹、冰、风、虫灾均重，建议再增拨棉被、寒衣各十数万套。同时应对这两县山地实行封山育林，故逐年贷款扶助生产实有必要。如果这两县今年贷一百五十万斤米，全省山地生产贷款两千万斤米，即可做很多事情。这样，三五年后可以收很大效果，较之年年救济并不多费。毛泽东批示：“周：应当批准此项要求。”

同日　致信年近八十岁、渴望了解家乡情况并曾要求参加土改的张澜：“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18)一件，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二十四日，收到张澜复信，将其转给邓小平。复信说：报告中关于退押进行情况言之甚详，处理亦甚当。押租实在是一种剥削。今天土地主佃关系已不存在，当然应该退押。目前退押发生困难的是一部分小地主或者也是知识分子。待到退押浪潮过去转入清理时，对于确有困难的中小地主多在“缓”、“少”、“不”三字做文章，对顽固的则交法庭处理。将来能够切实审慎照此去做，是很好的。二十八日，毛泽东再致信张澜：“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八十余万，缴枪四十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四万，两三个月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您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八月三十日，又将人民日报社编印的《情况与资料》第九十一号刊登的《西南经济建设情况与问题》一文，送张澜阅。

1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推销土产工作情况等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华北局关于推销土产的经验，“应在全国推行起来，请你们务必加以研究，仿照推行为要”。报告介绍华北局推销土产的经验主要是：国营商店、合作社和私商，积极恢复和开辟新旧商业网；根据产、运、销三者有利的原则，广泛推行代购、代销、运输等各种形式的合同；选择经济要地，建立有强大吞吐能力的货栈；动员和组织私商经营土产，党政给以帮助；组织群众性的运输；动员群众进行短距离的推销。

同日　复信陈伯达：“我还是和过去差不多，拟于一周后去附近地点正式休息一时期，行前当找你一谈。关于介绍《实践论》，《学习》上有了一篇(19)，我没有全看，你写文章时请翻阅一下。你文章写成时，如有时间，可以给你看一遍。(20)”陈伯达写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一文，作为《人民日报》一月二十九日社论发表。

1月24日　为转发邓小平一月八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中，“提到西南已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等语。现在华东、中南、西北各区正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等项工作的高潮，许多同志当然很忙，但请你们考虑，腾出一段时间，在五月一日以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为四中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准备意见。四中全会拟在五月召开，请你们按照这个时间部署工作”。

同日　就防备台湾国民党军队侵犯东南沿海而构筑工事问题，致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苏静并告陈毅、唐亮、张震、周骏鸣和叶剑英、饶漱石、陶铸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电报说：“过去未经你们察看(21)设计，盲目地构筑工事，浪费甚大，是一教训。以后凡需支用经费，构筑工事要塞，修建道路、房屋、仓库等项，均需经过你们派人察看设计，做出预算，经过中央审核批准，然后动手兴建，否则不予报销。”“汕头至大亚湾一线及其他海岸线与内地，根本不要修筑什么工事或要塞，敌来让其登陆，并须诱其深入，然后聚而歼之。军队须离开海岸线驻在便于按照上述意图歼灭敌人的适当地点，从事整训，不要去守海岸线。为稽查特务潜入及打灭少数匪众登陆，应由保安队及地方武装担任。”“只有虎门、厦门、舟山、吴淞四处及珠江口外某些海岛必须确保，不令侵入。其余一切海岸线，都不要守而要让他进来，以利聚歼。”“许多共产党员打了二十几年的仗，忽然把经验都忘了，到处修工事，畏敌如虎，你们应加教育，叫他们不要如此。”“在厦门、舟山、吴淞三处修建阵地及福建、浦东等地修理道路桥梁，请陈、唐、张、周指示下面注意只择十分必要者好好设计修建之，务须避免浪费。”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二十二日关于镇反工作应注意的问题给福建省委的指示电，起草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华东局给福建省委电所说肃反应注意之点，我以为是对的。即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为盼。”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省委一月九日关于取缔一贯道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关于取缔一贯道，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正确，也最彻底，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22)）的总结也写得很好，特转给你们研究，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会道门，并消灭其中反革命重要分子。和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准备和实行取缔一贯道的大规模斗争中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故成绩甚大，值得全党研究。”山西省委的报告说：为了彻底取缔一贯道，准备工作搞了整整一年，其中包括确切掌握一贯道的全面情况，选择重点试验取得具体经验，组织宣传攻势，批判麻木不仁的态度等。全省范围同时动手搜捕，十天内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同日　致信彭真：“请考虑，将学校反美斗争文件，清出若干件，例如西南局一月二十日的报告及早一向南京市委的一个报告(23)，印一本，发各民主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

1月25日　阅苏南区党委统战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华东局统战部的报告，批示李维汉：“此件可印发到统战会议的各同志，并可要他们带回去给更多的同志看看。请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统战部一律定期召集，或有大事召集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开会，如苏南这次会议一样，并向中央统战部作报告，不开会不报告者认为失职。”报告说：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召开的这次民主党派座谈会，就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和民主党派的工作交流了情况，增进了了解，统一了思想，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到会的各党派代表都非常满意。

1月26日　就董其武率领的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后的进步情况，致信傅作义：“二十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察阅，阅后请予掷还。二十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同日　下午，和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出席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为印度国庆举行的招待会，并致祝词。祝词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数人要战争。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1月27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稿，二月八日改定。指示说：现在党政军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写得好的，确实不少。这些电报和文件写得清楚明确，生动活泼，发生极大效力。但同时尚有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指示就上述五类问题，提出具体的纠正方法。关于纠正眉目不清的问题，指示说：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释。长的文电分写几段时，每段亦应采用此法。关于纠正篇幅冗长的问题，指示说：凡文电必须认真压缩，必须注意文字的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阅读。但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指示最后说：中央认为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对已存缺点认真地加以改革。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就印发这个指示批示胡乔木：“可以印成小本发给党内外较多的人看，不要在报上发表，因此件并无给群众看的必要。而一般文法教育则应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

同日　就齐白石来信反映日本友人送给他的放置于湖南老家的铜像在土改中被打碎一事，写复信：“白石先生：来信收到，已转寄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请他酌情处理。”

1月28日　复电彭德怀：“（一）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四时给我的电报及给各军准备作战的命令均已收到。（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24)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三）在战役准备期间，必须保持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发起时，中朝两军主力应取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的计划。（四）中朝两军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发表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五）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六）我军没有补兵，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进行说明。此次会议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会议。（七）我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以后，再进行两个月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八）宋时轮兵团，应即移到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区域休整，并担任巩固该区域，防止敌人在仁川及镇南浦登陆。在将来的第五次战役中，该兵团即担任西部战役之作战。（九）执行第四次战役时，请你考虑将中朝两军主力分为两个梯队，各带五天干粮，第一梯队担任突破及一段追击，第二梯队担任又一段追击，以便能使战役持续十天至十二天，歼灭更多敌人。（十）你的意见如何盼告。”同时，致电斯大林：“目前美国军队企图向仁川及汉城附近的汉江沿岸进攻，有使中朝两国军队不能不中断正在进行的休整，立即着手准备打第四个战役的形势。现将本日我给彭德怀的电报一件发给您，请考虑：我这样做，在国际形势上是否适宜，并以您的意见告我为盼。”二十九日下午，彭德怀在中朝两国军队军以上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电报的内容，并作战前动员。

同日　审阅《惩治反革命条例（修正稿）》并阅刘少奇关于发布这个条例的来信，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此件关涉军事及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事前召集政协常委及政府委员，法院，司法部，检察署，公安部人员开一次座谈会取得同意；在此次会上，应有人报告最近时期镇压反革命的情况。”对刘少奇信中讲到的“审判反革命罪犯仍依照现在办法归各地军事法庭为好”的意见，批注：“在军管时期应当如此。”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实施。

同日　就嘉奖西南军区剿匪部队一事，致电贺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华东、中南、西北各军区及福建、广东、广西省军区：“你们一月六日送来的一九五〇年一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四万人而奋斗。”总结报告说：自成都战役结束后，即以全力剿匪作为全军的中心任务。剿匪的主要措施是：组织一元化的剿匪斗争；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三者密切协同；开展捕捉匪首运动与镇压匪首工作；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

1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会工作。毛泽东说：各级党委应当专门地经常地讨论工会工作。五月间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即以工会工作为中心，同时应涉及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厂管理、工厂支部工作问题。今后大计，应该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所谓三年准备，应当是从一九五〇年算起。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心中有数，有一个计划，有步骤地去进行工作。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工、青、妇等，均应包括在内，否则时间很快过去，到那时毫无预先布置，将推迟我们的建设。如有十年建设，一切均会改观，各种气象均会为之一新。领导方法上应注意多介绍经验，好的坏的经常通报，使之交流，工作就会推进的。各地在四中全会之前，应当专门讨论一次城市工作，为党的四中全会准备材料。

同日　复电张云逸、莫文骅、李天佑、卢绍武并告中南军区、广东省军区、华东军区，指出：“一月二十五日电悉，所提修建边防工事计划，根本不适合我军的作战要求。如敌来攻，海上者应当让其登陆，而不要阻止其登陆。越南者(25)应当让其侵入，而不要阻止其侵入。”“你们计划到处设防，到处修工事，摆成被动挨打的姿势，使我军丧失主动，丧失歼敌的机会，是完全错误的。目前你们工作的重心，应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有步骤地有把握地实行土地改革，严厉镇压反革命，大杀几批匪首、惯匪、恶霸及罪大的会门头子与特务分子，这些，就是最重要的巩固国防的工作。广东方面，除虎门必须筑要塞及珠江口外某几个岛上应修必要的工事和堡垒之外，其他地方亦一概不修工事，不守海岸线，敌来诱其深入，聚而歼之。华东方面亦只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的某些必要地点修筑要塞和工事（这些是确定要修的），其余亦一概不修。”

同日　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及中南军区、广东省军区、广西省军区、华东军区：“鉴于广东方面过去时期未经中南军区勘察指导设计，到处做工事，结果无用，浪费极大，此次华东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修筑要塞或工事，在福建修南平、同安公路，务请你们注意事先给以指导。第一，不要在指定地区不经研究设计随便修建，以致无用浪费；第二，在指定地区内亦只择最需要者做，不要到处做；第三，大陆海岸线及内地根本不要做；第四，大陆兵力，位于纵深地区，敌来应让其登陆然后相机歼击之，不要到处防守，不要阻其登陆；第五，建筑材料，必要者不可吝惜，照需要支给，但仍须防止浪费，注意废物利用，注意节省。”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西南军区电：“一月二十四日西北军区给你们的电报，你们谅已收到。该电第二项所述入藏部队必须携带之皮衣、皮帽、帐篷、饭锅、水桶、黑矾、大蒜、料袋、牛绳等二十余种物品，十八军是否业已准备好，望查告。”

同日　阅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一月二十五日关于达赖喇嘛(26)近期情况和他的代表索康扎萨到新德里后的情况给李克农的报告。袁仲贤在报告中请示两个问题：（一）索康扎萨到新德里时，如来见我，是否接见？（二）如再要派人员去北京，我是否可同意。毛泽东批示：“周：（一）应接见；（二）应同意来北京。”

同日　复电云南镇康县各民族人民：“你们欢迎中央访问团大会的来电已收到。我深深感谢你们，并祝你们日益团结与进步。”

1月30日　复电陶铸并告中共广西省委、中南局及叶剑英、方方，指出：“必须把一切股匪潜匪肃清，一切匪首捉起，一切非法枪支起掉。”“张云逸同志现去广州休养，提议陶铸代理省委书记，不要回武汉，或者回来报告一次立即去广西。总之广西极为重要，工作必须做好，上述提议是否适宜，请中南局考虑电告。”

同日　将中共青海省委向西北局报送的玉树地委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医疗和贸易工作的报告转发邓小平，批示：“此件，不知西北局发给你们没有，如未，可看一看，并请转告十八军同志注意玉树的经验。”

1月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发动群众做好土改工作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等，应由省委、地委两级随时指导纠正。”“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到了，是则是，非则非，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明白，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

2月2日　审阅修改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诬蔑中国的决议的声明稿，批示：“照发。”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声明。声明指出：联合国大会及其第一委员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而且在侵越安全理事会的权限情况之下，竟通过美国诬蔑我国的提案，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

2月5日　将彭德怀本日致毛泽东并高岗电转发斯大林。彭德怀的电报说：金日成同志来此(27)商谈。他对目前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艰苦打算的方针是完全同意的。

2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抓紧春耕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的指示，指出：“春耕即到，土改工作应在短时间内告一段落，领导农民全力从事春耕，争取今年的丰收年成，这是极端重要的。在春耕期内，各中央局，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除指导春耕，总结土改经验，训练土改干部，清理镇反积案，总结镇反经验等项工作之外，请划出一段时间，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总结一九五〇年一年城市工作经验，将城市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例如：（一）依靠工人的思想问题；（二）工厂管理问题；（三）工会工作问题；（四）城市建政问题；（五）城市建党问题；（六）城市肃反问题；（七）城市统一战线问题等，加以研究和总结，指导所属增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并为五月开会的四中全会准备意见。”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分阶段进行土改的指示，指出：“我们同意杜润生(28)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我们所说广东土改工作应当加快进行，并不是要求广东同志违反这样的秩序，群众还没有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就要生硬地不成熟地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而是要加快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接着进行分田。”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饶漱石的复电：“你一月三十日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很好，已转发各地仿行。华东方面你可将这个报告发给各省委、市委及区党委，叫他们照做，改善工会工作。”饶漱石的报告说：要顺利开展生产竞赛，必须解决和生产密切相关而为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发扬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运动持久巩固下去。工会工作的好坏主要要以生产的好坏作标准。工会要在发展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展开工人福利事业、文化教育工作及建立工会工作制度等，工会工作才有丰富的生动的内容。

同日　阅周恩来关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兵力部署问题的来信，复信周恩来并告聂荣臻。复信说：在你计划轮番作战兵力时，请将杨得志三个军、西南三个军、杨成武两个军、四十七军及董其武兵团两个军编成为第二番作战兵力。而以现任第一番作战兵力中的第十三兵团六个军撤至后方补充休整三个月至四个月，改为第三番作战兵力。九兵团全部则回华东任守备。二月九日，审阅中央军委二月八日《关于轮番作战问题的指示》稿，批示“照发”。指示指出：从目前朝鲜战场上正在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在站住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一方面不容我在前线作较长期的休整。同时对朝鲜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轰炸，也正为配合这一意图。为粉碎敌人之意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同日　复电云南昭通地区各民族人民：“我完全赞成你们同其他民族团结一致，为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建设我们各兄弟民族友好合作大家庭而奋斗的决心。”

同日　致信柳亚子：“遵嘱写了六个字，未知可用否？”题写的六个字为“上天下地之庐”(29)。

同日　复信刘策成(30)：“大示及所为《齐物论集解补正》收到，甚谢。工作一事，已函告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请与该部接洽为荷”。

2月8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二月五日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薄一波、刘澜涛、高岗、张秀山并告饶漱石及山东分局的批语，指出：“漱石及山东分局所采方针、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首、会门、特务活动猖獗情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情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2月1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二月九日关于重新部署镇反工作及对留用人员试行三查(31)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指出：“华北局的报告中又提出了用整风方式审查留用人员及新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在华北是应该开始做了，在取得经验后再向你们通报。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区则尚未到时机，还须等待一个时期，但亦应当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二月七日关于镇反的补充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所述的方针、策略和办法是完全正确的。”补充指示说：根据各地经验，只要首先把镇压的锋芒，对准为群众所痛恨的匪首、恶霸及确有证据的特务、会门头子和解放后继续活动的国民党重要党团分子，就不致抓错杀错。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必须强调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的原则。

同日　就引导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等项工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从西南局、中南局两个报告(32)证明，对民主人士应采积极态度，引导他们参加土改等项工作，有极大益处。”

2月11日　为转发陈丕显二月四日关于苏南镇反工作计划给饶漱石并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我认为陈丕显同志的进一步镇反计划是完全正确的，那些镇压反革命尚不甚坚决和明确的地方，应当以此为法。”

2月12日　为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致电斯大林，电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同日　复信马叙伦：“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学文化三字照写(33)，不知可用否？注音问题采取慎重考虑的态度是对的，我亦尚无成熟意见。”

2月14日　下午，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几项重要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陈毅、薄一波、李富春、邓子恢、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李立三、习仲勋、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安子文。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一般工作都做得好。抗美援朝、土改、镇反均有大成绩。财经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均有成绩，有的大，有的小。去年十月会议之后，朝鲜取得了胜利，各方面都较开朗，人心振奋，缺点是钱用得较多（四至五亿美金）。希望在三年内（包括一九五〇年）把工作做好些，创立条件，以备由一九五三年之后即走入计划经济（五年计划），争取这三年内完成这些准备工作，是可能的。已过了十四个月，还有二十二个月，要在这二十二个月中为此奋斗，应使全党主要干部都了解。朝鲜战争何时结束，是另一个问题，应争取结束。最好把胡志明处也搞好，我不出兵，使我有平静的环境。抗美援朝还需要大大地开展，大做宣传工作。财经工作还有不少事情，要能控制各行各业，要调查研究，要搞核算制。土改、镇反均需停一下，以便整理队伍，检查工作，如打仗一样，需休整一下。用积极的态度做好统战工作，有所反对，有所团结。民主党派应发展，必须给以帮助，吸收中间及中间偏左的分子参加。应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对宗教界也如此。肃反工作去年是准备“宽大无边”，今年则是“宽大有边”，当然不是“镇压无边”。肃反有外层、中层、内层(34)，也应有两年计划。目前着重搞外层。工会工作今年做了四件事：建立组织；反封建、废除把头制度；调整劳资关系；救济失业工人。

2月15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听取各中央局负责人汇报后说：各地工作很多，各项工作都有成绩，提高了信心，但有严重问题，如镇反，有外、中、内层问题，应引起注意。镇反成绩很大，各地如此。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原想缓些，现在要提前，基层组织不在我手里是大问题，要搞快些，是可以快的。

2月16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月17日　致信黄炎培：“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2月18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要点》的主要内容是：（一）“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三）土改。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争取今年丰收。（四）镇压反革命。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城市工作。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今年必须召开两次城市工作会议，向中央作两次专题报告。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六）整党及建党。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七）统一战线工作。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一九五一年召集两次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并向中央作两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八）整风。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二月二十五日，这个《决议要点》发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和大市委。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二月十三日关于解决房荒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北京市委所提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修建房屋解决房荒的计划，各大城市凡严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

2月21日　在玉泉山听取彭德怀汇报朝鲜战争情况。在彭德怀提出前线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时，毛泽东说：“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在彭德怀介绍毛岸英牺牲情况并作检讨后，毛泽东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同日　为转发中共察哈尔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消灭一贯道，第一要有充分准备，同时动作，方能一网打尽；第二要布置展览会，向群众作宣传工作。这两点是和消灭国民党特务组织时所应采的办法大体相同。除山西消灭一贯道的经验(35)已通报你们外，现又有察哈尔一个成功的经验，值得参考。”

同日　复信符定一：“退押事及房契一件已交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与先生商酌处理，请与统战部接洽”。

2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印发和组织学习三个镇反文件的通知：“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二月二十一日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报纸上已发表了这个条例及彭真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并写了《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长篇社论，以上三个文件，请你们迅即印成一本，广泛发行，并组织干部及民主人士普遍地进行学习，务使镇压反革命问题在全党及全国人民中获得正确的了解，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想，以达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的目的。”

2月23日　就《新民报》北京社社会服务部来信反映纺织工业部漠视北京市民田建发明的浆纱剂得不到推广一事，批示李富春：“此事请你处理一下，查明纺织工业部为什么采取那样的态度，并请该部负责人给我写一报告。”

2月25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的镇反计划，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下面是北京的镇反计划，请你们研究仿办。其中说到拟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二月二十三日转报的川西军区清匪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西南的经验是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保(36)有清匪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相结合进去，必须杀掉匪首、惯匪与恶霸，并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

同日　就王震二月二十二日反映从新疆入藏的先遣部队遇到的严重困难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王震并告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电：入藏的“先遣部队既如此困难，请考虑于开山后将该部队撤回新疆，尔后新疆即解除入藏任务，你是否同意这样做，盼告”。

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请他们将北京市委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代表会议在市政建设方面拟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转发各大中城市市委作参考。报告提出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城区、郊区和村两级人民政府，一律经过区人民代表会议或村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二）进一步改组全市工业，使之尽可能适合农民需要，同时照顾城市人民的需要。进一步组织公私力量开展城乡贸易。（三）组织公私力量，增建新房一万五千至两万间，以减少本市房屋恐慌。（四）指导、帮助并强制所有三十人以上的工厂、作坊，特别是大工厂，单独或联合设立卫生所或小型医院，以解决工人治病问题。（五）增加业余学校的技术学习，并扩大业余学校。（六）关于下水道、道路等项市政建设，因限于经费，本年只能进行一些极必要的建设，并对已有的加以修整。

同日　阅冯文彬(37)二月十八日关于开展体育运动计划与建立政府体育机构的请示报告，批示：“刘、周、陈阅。其中有关政府机构问题，请周酌定。此件似可照办。”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计划问题。李富春介绍制订工业计划的情况。毛泽东说：执行计划要在两年之后，那时形势如何当能明白，但不管如何，总能计划。将来地方部队和正规军均可减少，在土改完成和土匪肃清之后是完全可能的。农业发展是会刺激工业发展的，工业利润也是会增加的。财力是要创造的，应有所增加，即创造工业利润，应看到广大市场的开辟。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市场，但工业品缺乏，这是一个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就有了工业基础。中央、地方对轻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应有所分工，以发挥其积极性，中央各部门应了解此方针。不要因为战争还在继续、时局未定，就不搞准备工作。对一切工作均需有所指导，有指导即能推进工作。

同日　就继续剿匪问题，致电叶飞、成钧、刘培善、陈铁君(38)并告陈毅、饶漱石，指出：“剿匪成绩甚大，极慰。望继续不懈，坚持到底，于三月底以前肃清福建一切股匪。如那时尚有残匪未清，仍须以地方武装及民兵继续坚持清捕，直至完全消灭匪众为止。在清匪斗争中，对于一切为民众痛恨的匪首、惯匪及恶霸，必须在人民同意下坚决迅速地处以死刑，是为至要。”

2月27日　为转发川东区党委二月十四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我们认为这个报告完全正确。其中所说给胆怯同志撑腰，派干员出去检查，强调策略，严格批准手续几点，都是很必要的。”

2月28日　就向各界人士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城市市委、区党委及各省军区的指示。指示说：“请注意利用中央政府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机会，结合当地反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中央司法部长史良所写的《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一文(39)，写得很好，她是司法部长，又是民主人士，各地应注意利用此文说服那些存有错误思想的社会人士及胆怯的人们。将史良此文和中央的条例，彭真的报告(40)及《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二日社论(41)印成一本，广为传播，并组织党内外学习。”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二月十五日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告西南军区的负责人及党委的批语，指出：“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军队中混入反革命分子问题，必须引起充分注意，并着手审查清理，以其结果上报。”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二月十三日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城市市委、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3月1日　就朝鲜战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致电斯大林(42)。电报指出：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43)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三、“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电报还提出：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线；我们仍希望在今年下半年从苏联增加六千辆运输汽车的贸易订货。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轮番作战方针，并同意增派两个苏联驱逐机师入朝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作战，增建机场，供给六千辆汽车。十八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您关于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并增派一个大驱逐机师至安东，以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的决定。”

3月2日　致信胡乔木：“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44)《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45)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3月初　乘专列离开北京到达石家庄，住一所保育院。在这里，对拟将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进行编辑和修改，并继续指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此前，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石家庄胜利公园(46)东侧的保育院。

3月5日　阅刘少奇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致信刘少奇：“此篇演说很好，可即发表。”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的这篇讲话。

3月8日　致信陈伯达、田家英(47)：“《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48)，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9日　为转发罗瑞卿三月四日关于浙江省镇反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目前几个月，各地领导同志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向下面指导的重心，仍然是对那些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给以检查和督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当然，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不杀错，这些也是当然的。”

同日　批示杨尚昆：“镇反工作的重要材料，请随时送给我。”二十日，又批示杨尚昆：“凡各地镇反电报及综合报告，均请清出送我。此外，其他电报，你认为值得看的，也请清出送我。”

3月11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三月六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起草给中央军委直属军事领导机关及军事学院，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等的批语，指出：请你们也照西南军区党委会一样，均一律重新作一次检讨。“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同日　复信戴毓本：“临行一信，到兴城一信，均已收到。达到你所愿望的工作岗位，为你庆贺。已与习梅(49)兄见面，谈了许多乡情。他不久可进学校。”

3月14日　致信胡乔木：“三月十三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本日和十五日，《人民日报》先后转载这两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前一篇文章时，将题目改为《天津市天主教徒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

3月15日　致信田家英：“《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3月18日　就山东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三月十三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刺杀事件，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示指出：“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二十日，为转发山东分局三月十四日就黄祖炎被刺杀对所属市委、地委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发至省军级，并告志愿军党委及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三月十八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做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三月八日关于财经、交通部门清理反动分子工作的总结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在留任人员中清理反动分子，湖北省一级已有一个经验，现在西南方面又有了一个更完全的经验。可见这不但是应当做的，而且是现在就可以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认真去解决。”

同日　就民主人士参观土改一事，致电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50)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3月19日　复信周世钊：“三月十四日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您。一月二十九日的信及学生们的签名信也收到了。你的三项计划很好。进研究院很有意义，可以安心读几个月书。读完去东北、华东考察一次也极好。第三项计划可能有些困难，如在两三年后实施也有可能办到。”

3月2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三月十六日关于城市镇反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城市镇反工作极为重要。最近华北、东北两区各大中城市均已动作起来了，反映极好。”“应在一切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包括县城及大市镇）布置镇反展览会，此种展览会作用极大。”

同日　为转发邓小平三月十三日关于清查处理西南军政机关成分复杂问题和云南党组织不纯问题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并转省市区党委、省军区，并告志愿军党委、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等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加以研究。这个报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军政机关成分极为复杂的问题，中央直属各军政机关、各大区军政机关、各省市军政机关，均是如此，不过略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必须立即开始研究清查和处理的办法，并有计划地布置清查处理工作。”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三月十八日关于人民群众拥护镇反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直至现在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不了解坚决地正确地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你们应将镇反经验及群众欢迎镇反的反映随时通报各地，使此项经验及反映迅速传播，以利仿行，并使胆怯的同志振奋起来。下面是北京人民欢迎镇反的反映，可以看看。”报告说：（一）各阶层人民普遍拥护镇压反革命。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工商业者普遍反映做得对，“为人民除暴，大快人心”，“枪毙的都是罪大恶极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如果早点公布，就可以使人民少受些损失”。郊区农民普遍反映“人民政府睡醒了”，“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二）反革命的气焰压下去不少。不少过去没有坦白登记的特务与反革命党团分子到公安部门办理了登记手续；有些缴出了藏匿的枪支、子弹、电台或军用电话机等；有些补充了材料，供出了其他特务的线索。不少一贯道道首自动登记。

同日　复信胡乔木：“（一）宣传会议(51)可自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开十天，如十五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五天，否则不要延长。（二）理论教育决定(52)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三）选集(53)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四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3月22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领导工作的意见的电报，起草中央给华南分局、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的批语。批语指出：“（一）华南分局三月十五日电报中所述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中南军区对在粤各军发出指示，在指示中应指出军队干部必须和本地干部发生正确的关系，好好地帮助他们而不要看不起他们，这点极为重要。分局应召集有军队和地方两方干部在一起的会议，明确地指示任务和双方发生正确关系的重要性。（二）广东这种办法，请其他中央局考虑，是否在某些干部弱工作难于开展的地方，有采用广东办法的必要。”

3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三月九日关于镇反中如何对待民主党派成员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镇反问题中各民主党派有组织关系的登记、审查、逮捕、审讯等事，华东局于三月九日有一个文件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各省市均可照办。”华东局的指示说：上海在对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的登记中，公安局曾动员各友党成员登记，甚至并无充分证据，即行逮捕友党分子。此事现已制止。华东其他各地亦有类似事件发生，应从速纠正。各友党成员的历史问题，应由各友党作为审干问题解决，自行处理。各友党中现行犯可以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对其他有证据的特务分子及反革命分子，应由公安部门与统战部商定后，方可逮捕。对现行犯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审讯，应尽量争取其所属党派人士参加。

同日　为转发罗瑞卿三月二十日关于几个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及所属公安部门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罗瑞卿的报告是正确的。“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的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

3月24日　复电饶漱石转中共上海市委，指出：“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

3月27日　复信李达，信中说：“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54)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55)，此处暂仍照原。”毛泽东对《解说》第二部分主要作了如下几处修改：（一）在《解说》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加写：“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谈到孙中山当年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把《解说》中的一句话“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3月29日　致信胡乔木：“三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载吴景超的文章《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又：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左下角一条新闻《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讨论镇压反革命的录音》，亦请用文字广播。惟其中有几句是讲三月二十八日要求听众做什么的，广播稿应改写一下，写成一条北京的新闻。”

3月30日　为转发黄克诚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湖南镇反问题的意见的电报，起草给黄克诚并告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我认为黄克诚同志三月二十三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凡各地有如黄克诚所说‘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畏缩不前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请你们严密注意这两种情况，好好掌握，不要出乱子。如你们认为有必要，请将此电转发各省市。”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三月五日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师一级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三月二十二日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发至地委和地方军区一级的批语，指出：“对镇反工作宣传不足是普遍的现象。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报纸揭露太少。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

同日　为转发川西区党委三月十五日关于组织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须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不必再说外，土改、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城市中的镇反工作，更要让他们参加”。

同日　就组织民主人士参观土改、镇反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维汉：“今年还有九个月，应从北京、天津两市组织四五批至七八批参观团或参观组，到南方各省（主要是华东、中南，如有飞机也应去西南）去参观土改和镇反工作。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一级人员凡愿去的都让他们去。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五月和九月，全国政协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组织七个土地改革工作团和六个土地改革参观团，共一千七百余人，分别到中南、西南、华东、西北等地参加或参观土改工作。十月，又组织三十一个土地改革工作团，共三千六百余人，分赴中南、西南、华东、西北和绥远等地参加土改工作。

同日　审阅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批示：“看过，同意。”又批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中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

同日　就召集各界代表人物开会通报镇反情况一事，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你们开座谈会讨论镇反工作的经验很好。在各城市及新区进行有计划的大批逮捕反革命之前及逮捕以后，要召集更多的各界代表人物开会。北京曾召集一次五千五百人的会，天津曾召集一次一万多人的会，均是各界代表人物，不是普通群众。在下面则应召集代表人物的和普通群众的两种会，使家喻户晓。”

3月31日　致信彭友胜(56)：“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以去试一试。去时可以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同时，致信程星龄：“此人叫彭友胜，据我过去的印象是个老实人，四十年的历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军队充副目（即副班长），我在他那一班充列兵，后来在广州见过一面。现来信叫苦，我已复信叫他待在乡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难，又出于自愿，不怕无结果，则可持我的复信到长沙找你，向你请示：是否可以对他有帮助。”“他来见时，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项办法。请酌定。”

3月下旬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4月1日　就福建剿匪等问题，复电叶飞等并告陈毅、饶漱石、邓子恢、谭政、张鼎丞、叶剑英，指出：“只要消灭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在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土改，厦门、平潭的防御工事又做好了，福建的形势就改变了，台匪如敢进攻，你们就有完全的胜利把握了。广东现已集中了六个军，全省也在做这些工作。你们两省互相配合，力量是很雄厚的。”

同日　就《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致信田家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4月2日　为转发饶漱石三月二十九日关于目前华东几项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起草给饶漱石并告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和彭德怀的批语。批语指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目前重点仍在‘外层’，但对‘中层’‘内层’的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必须及时加以清理，对某些已有材料或可疑的分子必须及时进行处理，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华东局并规定了几项清理和处理的步骤和办法，都很正确和必要，请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加以注意。志愿军虽然处在作战的环境，亦须加以注意，保证各级首脑机关及各要害部门的安全和纯洁。”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三月二十二日关于传达讨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报告，起草给邓子恢并告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同意这个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方针和计划。将土改过程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57)是很必要的，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跃。土改后，农村的任务规定为生产、教育、民主三项，也是对的，即除生产、教育两项任务之外，还有一项建立民主生活的任务。在中南这样的地区，各省召集一次苏区代表会议是必要的，但请注意在报纸上公布消息时采用老红色区域的名称，不要用‘苏区’这个名称。在工厂企业内，凡未进行过控诉旧制度和克服官僚主义这两项工作的，均普遍进行一次，很有必要。在镇反问题上，报告内指出要强调加紧宣传、防止不准两点是很对的。防止不准的办法是，拘捕前由地委、市委一级精细地审查名单，然后按名单进行拘捕。这即是说，将过去规定的县有捕人权，收回到地委一级来。”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经过群众进行镇反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批语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同日　复信李介侯：“请持此信去统战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办法为你妹妹找一个免费的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产科、护士或其他学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应当替她解决学习和工作问题的。”十七日，又就李介侯四月十日来信要求在工商企业中给他安排工作一事，批示：“请王副部长(58)考虑是否可以给予李介侯一项适当的工作。”后李介侯被安排到对外贸易部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工作，任工程师。

4月3日　为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派遣工作组检查和帮助镇反工作的指示，起草给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贺龙，习仲勋、张宗逊的批语：“请你们检查所属各省各分区有无广东那样的情况(59)，如有这种情况，请你们仿照广东办法，由各省军区派遣工作组分赴各分区各县加以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坚决而正确地执行镇反任务。地方镇反工作亦须由省级机关派遣工作组，分赴各专区和各县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此事甚为重要，请加注意为盼。”

同日　复信张云逸：“三月十四日的信收到了。病况甚为系念，宜注意充分休养，可作半年休养计划，以便安心调治，不为工作所牵挂，待病全好后再恢复工作。”

4月6日　复信尤金。信中说：“我向你重提你在北京临走以前我们谈过的那件事，就是请你于今年再来中国一次，一则到满洲和华北各地向我们的干部作讲演，二则帮助我们的同志研究东方各国兄弟党的工作，三则我的选集还有一些文章要请你看一看。今天我已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这个请求，如果他同意，你又同意的话，就请你偕同你的夫人再来中国一次。当然这是一件很烦劳你的事情，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来的时间请你酌定。我的意见，七月到满洲讲演，八月到北京，在北京及华北各地留三四个月，未知可能否？”

4月7日　为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四月一日关于福建镇反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福建有些地方情况特殊，反动派多，处决的比例较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别地不应援例也杀这样多，但有些情况相似者，亦可仿照办理。福建方面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是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关于工作组，我认为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请你们研究推行为盼。”

同日　致电斯大林：“中共中央热烈地希望得到你的允许在北京将《斯大林全集》翻译为中文。我们认为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人民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斯大林全集》中文版共十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先后出版。

同日　就《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致信田家英：“（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60)一篇，请补印送校。（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4月9日　致电彭德怀：“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战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我方企图撮要见告。关于十三兵团的任务，在新的战役中除以一部位于元山、咸兴防敌登陆外，主力（应补充新兵）似宜位于战场附近，担负歼灭敌可能降落的伞兵，协助各兵团作战，待战役完结该兵团始进入正式休整。”

同日　阅罗正纬(61)四月六日的来信，就其要求照顾生活困难一事，批示李维汉：“此人当过北洋政府时代的国会议员，在国民党时代似乎没有做过坏事，他有许多子女在人民政府工作。本人现六十九岁，来京住湘潭会馆，生活困难，要求照顾。请你派人找他谈一下，给以生活上的照顾。”

4月13日　为转发中共南京市委四月二日关于镇反工作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关于在镇反工作中有计划地统一逮捕和有计划地广泛宣传这两点，现在华北、华东、东北三大区均已实行，或者正在准备实行。请中南、西南、西北三大区亦研究这样做。如不能做到各大中城市同时动手统一逮捕，至少应做到一个城市统一逮捕（重庆、兰州已是这样做了）。至于事前事后使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宗教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真正与闻其事，并向全体人民展开宣传讨论，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更是非常重要的。”

同日　关于第五次战役的部署，复电彭德怀：“四月十日二十四时电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二）为防敌从元山登陆，似须以四十二军主力位于元山城内及其附近，确保元山，请酌定。”彭德怀的电报说：拟从金化至加平线，利用这一带大山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然后用九兵团和十九兵团对西线敌人进行战役两翼迂回，三兵团正面攻击，以各个分割歼灭敌人。力求在三八线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敌纵深发展。

同日　就《毛泽东选集》部分文稿的校对和译成俄文事，致信田家英：“这些请你送给陈伯达同志看一下，即付改印，照此校对勿讹。除已批明再送我看者外，即可送交俄译组校译。”十六日，又致信田家英：“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62)，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十九日，再致信田家英：“这些请再印校正后，即可付翻译。”

4月1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四月十四日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西北局这个指示强有力地指出在镇反工作中展开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规定了五条办法，一切地方都应当这样做。凡属现在仍然小手小脚，不敢大张旗鼓作宣传，不敢吸引广大党外人士共同参加镇反工作，以致引起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的地方，尤其要即刻改变作风，并且愈快愈好。”

同日　为转发天津市公安局四月六日关于天津召开两个会议讨论和开展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天津镇反工作做得很好，团结和教育了各界人民，一切地方均应照此办理，坚决地打破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作风。”报告说：天津市于三月二十七日召开各界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又于二十九日召开一万五千人的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组织五十万市民收听大会实况广播。

同日　为转发许世友、向明(63)四月十三日关于镇反和审查不良分子问题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并告中央军委直属各部门及各特种兵司令部的批语：“山东军区布置镇反工作很认真，规定方针和办法也很恰当，可为各军区参考。”报告中规定的方针和办法是：必须严厉地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对不良分子的审查，必须分清政治问题、阶级成分问题、社会成分问题、纪律问题和思想问题，作不同对待和处理，绝不能混同。我们的要求是绝不能让一个不能改造的不良分子留在或打入我们的部队，但也绝不随便抛弃一个还可以改造的不良分子。

同日　就彭德怀四月十四日关于朝鲜东海岸的对敌部署问题的来电，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你对于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的部署及开辟中间运输道路的计划，均甚好。但尚有一事请注意，即敌人若从中间各地降落伞兵，例如敌冒险以一个伞兵团在熙川、球场、德川区域降落，以一个伞兵团从破邑、谷山、遂安、伊川区域降落，到处乱窜，扰我后方，此种可能性很大，请速筹对策。五十军现在何处休整，是否可以用于这一地区的防卫。”

4月19日　为转发罗荣桓、罗瑞卿等关于黄祖炎被害事件的调查报告，起草发至地师一级的批语，指出：兹将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调查报告说：凶手王聚民现年三十四岁，恶霸地主出身，一九四〇年混入我军，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土改时因家中被斗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土改，但未作处理。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调惠民军分区后，企图借组织力量向群众倒算，遭到群众联名告发，除揭发其父亲的历史恶迹外，还揭发他在一九三八年曾向敌密告我两个地下党员，要求给予他处分。军分区政治部领导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王聚民发觉群众控告后，情绪突变，军分区亦未引起警惕，三日后仍令其到军区开会，致使阶级异己分子王聚民乘机直接行凶报复。

同日　复电陈毅：“你在四月十二日关于巡视福建工作的报告收到阅悉，甚好。”同时，将这一报告批转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叶剑英：“兹将陈毅同志关于福建军队整训、厦门防御部署及核减海防经费七百多亿等项情况的电报发给你们参考。广东现在集中了六个军，虎门修了防御工事，希望你们加以检查，做出像福建那样的成绩。”

4月2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四月十二日关于河北省农业厅三查经过及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发至大中城市市委、省军区、志愿军司令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等的批语，指出：“华北局这个关于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典型经验极好。有了这个经验，就使我们对于全国现有参加工作的百余万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审查有了充分的把握，请你们充分地利用这个经验。”报告介绍的主要经验是：高级领导机关首先需要三查（查历史、查思想、查工作）。在非党干部中进行三查要和党内有区别。必须抓住重点，即抓住问题严重的分子，抓住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钻到生活细节中，更不要扭在次要人的身上。妥善解决三查和工作的矛盾，时间不宜拖长，要紧凑和适可而止。

4月21日　为转发师哲四月十七日关于陪同费德林(64)到济南等地参观的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和华南分局的负责人等的批语，指出：师哲同志的报告中说到“各地招待外宾的缺点，请加注意，尔后不要过分和不适当”。报告说：一些地方同志组织不必要的夹道欢迎和宴会；还有个别领导干部随便送礼物，不适当地题字，乱送不适当的材料和文件，在某些场合讲些有失立场和无分寸的话，造成不好影响。

4月22日　就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问题，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中央军委各直属部门，各特种兵司令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电报。电报说：“关于在政府系统中和军事系统中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工作，各地各部门现已开始着手进行。在答复‘包下来’的问题时，我们看见有说得不适当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约法八章的布告，内称：‘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现在审查旧人员（还有新知识分子），就是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同时对于那些并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这些人占大多数），则因为清出了那些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而使他们显得历史清白或虽有问题但不严重，利于团结和改造。这后一类人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清白没有问题的；第二部分是有些问题，但不严重，只要坦白承认错误，可以继续工作的（其中有些人须调动工作岗位）。”“所谓有严重的反动行为，包括恶霸、匪首、惯匪、特务、欺压过许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属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反动的军官以及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

4月26日　阅李六如(65)四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关于中央军委订制二百万件军用雨衣被奸商诈骗、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简报，批示：“必须严格处理，教育干部。”

4月2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四月二十六日关于十六个大中城市将进行统一镇反行动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在大中城市中，在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各里弄（街巷或胡同）建立群众的肃反委员会，有检举控诉和监视反革命分子的权力，但除现行犯外无捕人的权力，各城市均可仿行。”

同日　复信司徒美堂(66)：“四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司徒美堂在信中介绍了他在广东侨乡参观土地改革情况。

同日　上午，接见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和市公安局长。毛泽东说：石家庄是兵家必争之地，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解放战争中首先解放了石家庄，这对国民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孤立北平、解放北平都起过重要作用。毛泽东还对石家庄的工农业生产、城市建设和工商业改造谈了意见。下午，乘专列离开石家庄回北京。

4月28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本日关于同意第五次战役作战方针给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请注意在此次战役中，对伪一师，美三师、二十五师、二十四师，土耳其旅及英二十八旅给以尽可能大的打击。目前这几天似乎还有此种可能，如能在此战中歼灭敌军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

4月29日　复信陈文新(67)：“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问候你的母亲。”

4月3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批语指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这个问题，即将提到五月十日在北京开会的公安人员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志愿军干部调配的规定稿，加写：朝鲜战争“我们至少应准备再打一年至一年半”。

4月　会见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蒋竹如。在了解研究院情况和他们的学习打算后说：你们能够请假学习一年好极了，有机会学习是最好不过的事，学习完成后再往东北、华东参观也很重要。我呢，也很想请假两三年学习自然科学，只可惜可能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同月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八十万群众游行队伍。

5月2日　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离京前往皖北、河南、苏北三省区视察治淮工程，带去有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此前，张治中曾致信毛泽东，说因病不能出行，请邵力子代理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

5月4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报送的第二十三兵团党委关于开展民主运动的总结报告，起草给邓子恢、谭政，贺龙、邓小平，张宗逊、甘泗淇、王震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可作你们改造二十一兵团、二十二兵团及其他起义部队的参考。二十三兵团即傅作义部，董其武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治委员，全部由绥远开至河北整训，现已基本上得到改造。二十一兵团及二十二兵团的改造情形，请邓、谭及王震责成该两兵团党委向军委作一次报告”。

同日　为转发刘澜涛(68)关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情况和经验的报告，起草批语：“此件发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局，作为在机关、学校、部队中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参考，这个经验是很有用的。”报告说：这次运动的主要经验是：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弄清革命和反革命，不是搞思想意识、生活作风或学习态度等问题；号召有问题的人看清前途，相信政策，扫除顾虑，老实坦白；分化和孤立反动分子，形成群众性的拥护镇反的优势；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对罪恶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分子予以逮捕，对真诚悔过、不完全悔过和完全不悔过者，区别对待。

同日　阅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江南五省春荒情况的报告，批示：“请陈云同志注意。”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重庆市处理教授中的反动党团关系登记办法指示的批语稿。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此问题甚为重要，各地均应酌量采用重庆的办法妥慎处理此项问题。”重庆的办法主要是，在教授中一般不进行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在学校中一律停止要先生向学生坦白的做法。教授中的反动党团关系问题，可由本人向文教部或统战部个别声明解决，不必由公安机关登记，更不应追逼。

同日　就川东区放宽杀人尺度的错误，批示饶漱石、邓子恢、叶剑英、习仲勋、薄一波、高岗：“川东的教训请加注意，不要重复。”

5月6日　复电斯大林：“你给我的五月六日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对美国政府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斯大林来电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准备对日和约问题拟定的给美国政府的复文，其主要内容是：准备对日和约草案不应由美国政府单独进行，而应由中、苏、美、英等国共同进行准备，并吸收所有对日参战国一起参与。对日和约应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雅尔塔协定的基础上制定，并以日本应当成为和平、民主、独立的国家，作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保证，限制日本武装力量使之不得超过自卫的要求，对日本和平经济事业发展不加任何限制等，作为指导原则。

5月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华北局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各地均应照此施行。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清理积案是目前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各地必须调集大批干部，在几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整理监狱，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清理期内，各地除现行犯及由各中央局决定的少数地方外，一律停止捕人，待积案清理完毕后再捕应捕之人。兹定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计四个月为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在此四个月内，‘中层’及‘内层’重点审查必须认真进行，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华北局的指示提出，为了坚决而稳当地贯彻中央关于严格控制杀人比例的指示，决定将捕人权一律收到地委和专署，除现行犯外，县级不得批准捕人；将死刑批准权收到省委和省政府。

同日　为转发谭震林(69)五月一日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地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同时，在报告内作一些批注，主要有：（一）“有血债及其他引起群众痛恨的汉奸分子，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解决。”（二）“应当这样慎重地做，有些地方草率从事是错误的。”(70)（三）“不做好宣传不要杀人。”（四）“我公安机关对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在许多城市都很差，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认真建立这个工作。”（五）“各城市均应当这样做，不要怕麻烦。”(71)

5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同日　审阅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草案）》，批示彭真、罗瑞卿：“此件请提付会议讨论，征求意见，加以修改，再送我看。”九日和十五日，再次修改决议草案，将标题改为《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十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转发决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批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中央认为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和正确的，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毛泽东对决议草案加写的内容，主要有：“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的委员会，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为了使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完全遵守上述工作路线，避免犯错误和纠正已经发生的偏向，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省（区）市一级和专区一级，共四级，均必须派遣多数的视察组，每组三人，向下一级至几级检查各地的镇反工作。”

5月10日　阅中南军区关于华南地区海防战备概况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起草复电：“五月六日报告收到甚慰。望继续督促广东军区及各军加紧备战整训及其他必要措施，特别注意指导各军审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纯洁内部。”同时，将这个报告转发给华东军区，要求他们督促所属加强备战整训和必要的备战措施，并将情况上告，指出“派人下去检查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

同日　审阅聂荣臻关于在朝鲜战局结束前夺取金门之战以推迟为宜的报告，批示：“同意你的意见。”

5月12日　审阅李维汉报送的和平解放西藏协定及两个附件(72)的草稿，批示：“退李维汉照此翻译付议，协定前言拟好送我看。”十三日，审阅修改和平解放西藏协定的前言（草稿），批送刘少奇、朱德、陈云即阅，退李维汉办。

同日　审阅聂荣臻关于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对今后兵工建设方针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批示：“同意此项计划。退聂办。”报告说：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要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和维护大陆的国防安全，需要保持六十个军一百八十个师的国防军。同时指出，我们国防军的装备必须向着生产自给的方向努力。报告还提出以徐向前为团长的兵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的方案。五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约见徐向前，向他交代去苏联谈判的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还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

5月15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纠正镇反中关门主义倾向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公安部正在组织十五个视察组，每组三人，分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各省区检查镇反工作，定于六月十五日由北京出发。请你们即派若干视察组先去各县市实行检查，迅速纠正已经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南方面杀人最多，宣传最少，极不相称，存在着很大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立即纠正。从中南局五月十二日的电报看来，中央和中南局历次指示在汉口这样的地方并未实行，等于说空话，必须立即派人下去检查，问明责任，纠正错误，不可一刻延缓。此电请你们一直转发至地委，并请迅速转去。”

同日　为转发苏南区党委关于清理“中层”的计划和华东局批转这个计划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大中城市市委一级的批语，指出：“清理‘中层’问题现在即应开始解决。除中央对此问题即将发出指示(73)外，苏南区党委五月七日的计划及华东局五月十二日给苏南区党委的指示电，均很好。请各中央局及省市区党委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参考苏南此项计划及以前通报的华北革命大学的经验(74)，作出自己的计划报告中央为盼。”苏南区党委的计划提出，清理“中层”应取更加慎重和妥善的办法，通过群众性学习运动来进行。华东局的指示指出，对被审查人员，除个别该捕该杀的现行犯、有血债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外，一律以不捕不杀为好。

同日　为转发中共察哈尔省委办公厅关于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的通报，起草给各中央局并即转发至县委和小城市市委一级的批语：“兹将万全县的经验通报给你们，请你们仿照办理。全国各县市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是否举行了群众的控诉会，群众的反映如何，请每个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除已写的市）都向我写一个报告，交地委和省委转送给我。我希望全国二千余县委和市委的书记同志都和我直接通信一次。这些通信收齐后将发一通报，其中最好的经验将如万全县一样转发各地作参考。”

同日　阅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关于同尼泊尔总理谈话情况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李克农：“叫袁大使密切注意尼泊尔的动态，加以研究电告，并应努力与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

5月16日　为转发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我的意见附注在报告各段里面，并供你们参考。”毛泽东批注了九条意见。（一）在报告谈到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和土改取得了巨大胜利处，批注：“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二）在报告谈到进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须坚持复查、减退、惩治不法地主、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的领导成分的方针处，批注：“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三）在报告谈到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的地方发生控制不严，领导决定收缩，下面继续杀人处，批注：“中南区也发生此种现象，也是控制不严的结果，必须记得这个教训，千万不可重复。”（四）在报告谈到上述现象经过西南局几次指示，四月底已经停止下来处，批注：“请中南、华东各省坚决一律都停止下来，方能控制。”（五）在报告谈到杀人批准权，除个别地委外，均已收到区党委处，批注：“必须无例外地一律收回到省委或区党委。”（六）在报告谈到镇反和土改后期，事前不报告、事后不请示，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处，批注：“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七）在报告谈到西南全区干部从五月起进入整风，总结经验，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处，批注：“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在六、七两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八）在报告谈到许多同志以为抗美援朝影响工作，而群众一搞起来，大大帮助了实际运动，扩兵这样容易，也出乎意料之外处，批注：“还有两件事是出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于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九）在报告谈到担心各地忽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招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正注意对这一方面的指示处，批注：“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

同日　复电广西省军区并告中南军区：“你们五月七日电收到，四月份全省歼匪近三万人，残余匪众只剩一万五千人，甚慰。尚望鼓励剿匪部队继续进剿，歼灭一切残匪。”

同日　关于将捕人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提高一级问题，复电邓子恢并告饶漱石、邓小平、习仲勋：“五月十一日电收到。为了不使步骤混乱难于掌握（目前中南、西南两区已有难于掌握的形势，必须严重注意），捕人杀人的批准权必须一律提高一级，不许有例外。在土改区可由省派代表至专区，由专区派代表至县，掌握材料，用电话向专区请示批准捕人，向省请示批准杀人，这样对于捕杀少数人仍是便利的。”

同日　为转发中共察哈尔省委关于进一步普及镇反宣传的计划，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地均照此计划去做。”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各级党委宣传部将镇反的宣传作为当前工作重心之一。各区普遍召开一次各界代表会议，各村普遍举行若干次各阶层的座谈会，讲解《惩治反革命条例》，使群众明了政策。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一至三月处理群众来信工作情况的报告，起草发至县委、县人民政府党组一级，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的批语。批语如下：“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毛泽东审阅时，在报告谈到还有九千多封信，是地方组织动员群众写的成批致敬信，准备给该地以总的回信处，批注：“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

5月17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转发西北军区航空处镇反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一段话：“中央已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发给你们，望全军一体执行不得违反。其中规定从六月一日起捕人杀人均要报请大军区批准，以昭慎重，望加注意。”

5月19日　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大量修改，改写和加写的几段文字构成这篇文章的主体。这几段文字主要是：“《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五月二十日，《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皖北区党委和阜阳地委关于涡阳事件的三个电报(75)，起草中央给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请你们检查所属各县中是否有像皖北涡阳县那样的严重现象，如有，必须给以坚决的处理，否则是很危险的。”“我们认为华东局的意见是正确的。”华东局的电报，批评涡阳县对于混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镇压的决心还不够，表现在对那些血债累累的土匪、恶霸、特务未坚决处以死刑。

同日　为转发中共无锡市委关于组织民主人士参加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指出：“使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工作，要求一些具体形式。关于审查案卷方面，华东各地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组织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无锡实行的结果很好，各地都应仿照办理。实行这种办法，民主人士真正得到了学习机会，去掉了怀疑，和我党更加靠拢，我党也就更加主动了。”

5月21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并为中央起草下发这个指示的通知。指示要求在一九五一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以便弄清情况，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提高组织的纯洁性。

5月22日　审阅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并起草中共中央的通知，将决议发至县一级党政机关和各级公安部门等遵照执行。决议指出：对反革命犯和普通犯人必须根据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并适应全国各项建设的需要，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凡有劳动条件的犯人，应一律强迫其参加。

同日　阅彭德怀五月二十一日电，来电反映为时已一月的第五次战役所遇到的运输受阻、粮食供应不上、部队伤亡较大等困难情况，建议部队后撤、主力休整。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从二十三日晚开始，志愿军主力停止进攻，向北转移。

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之后，毛泽东听取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张国华等的汇报。他说：协议的签订是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还要靠我们的努力。他向张国华询问了进藏部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要求部队很快进军拉萨，为实现协议而努力。强调：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同日　阅谭政关于驻华南各军军事训练和海防等情况的报告，复电谭政：“（一）华南各军军事训练的方针是正确的。（二）希望你于秋季再去广州一次，检查各军的工作和海防工作。你去时最好再找一二个在朝鲜作战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同去广州，向干部们作报告，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扩大打击面的通报，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上海市委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扩大打击面的意见是正确的，请你们加以注意。”上海市委的意见是：（一）控诉会的控诉对象一律确定为被捕罪犯，并以罪大恶极的为主。（二）控诉会不能变成斗争会，不能把打击面扩大到落后分子以及有关生活作风、思想观点方面。（三）控诉会不能在一个基层单位连续不断地召开，一般的召开一次即可，如无具体控诉对象可不召开。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武威地委关于召开反革命家属座谈会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武威的经验很好，全国各县市均应这样做，争取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孤立尚未消灭的反革命分子。”

5月24日　下午四时，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主要负责官员的致敬和献赠哈达与礼品。四时半，和朱德接受以阿沛·阿旺晋美(76)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代表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致敬和献赠哈达与礼品。在谈话中，毛泽东说：这次解放军进西藏，一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再是帮助西藏人民解除痛苦。他们到西藏后，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干部，如果做了违反你们心愿的事，或者欺侮你们，你一定要带头跟我说，我们马上就改。

同日　晚上，为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签订举行宴会，朱德、刘少奇、李济深、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等出席。毛泽东在宴会上讲话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同日　致信达赖喇嘛：“感谢你经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以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经武(77)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附来礼物，至希收纳！”

5月25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进军西藏训令。训令指出：“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进军行动待军委进军命令颁布时实施之。”

5月26日　就目前志愿军同美英军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致电彭德怀。电报指出：“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毛泽东批示，这个电报发出后，请译发斯大林。二十七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军事方针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当按照执行。惟目前敌利用机械化追击截击，我三、九两兵团很多部队被隔断，送不上粮，运不回伤员，相当混乱。原拟保持淮阳、平康、安边地区（铁原至元山线），现均有放弃之可能，元山亦难保存。根据以上情况，第三番部队请提前入朝，以防止局势恶化和打开目前局面。邓华已去金日成处，然后到京面报各项。为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

同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加写两段文字：（一）“中央的这个政策(78)，不但对西藏是如此，对国内一切占少数的兄弟民族都是如此。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各民族人民以及和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们自觉自愿地去进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强迫地去进行，而由汉族或他族人民中出身的工作人员生硬地强制地去进行，那就只会引起民族反感，达不到改革的目的。”（二）“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的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这不但是为和解藏族内部过去不和睦的双方，也为使国内各民族对藏族领袖引起必要的尊重。”还对社论稿的一段文字作了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如果这些部队和工作人员中有违反民族政策和协议的行为，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则有批评的权利和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反映和报告的权利。这个原则，不但对藏族是如此，对一切兄弟民族都是如此。”

5月27日　约见陈赓和从前线回国的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听取解方汇报朝鲜战场情况。对志愿军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志愿军总的政治任务是轮番作战。消灭美英军九个师（几个杂牌旅、营全计在内），则可解决朝鲜问题。打法上同意彭总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一次战役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他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如此轮番作战，在夏秋冬三季内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如能提前于夏秋两季达到削弱敌人目的，即可于冬季打大仗，求得一次大量歼灭敌人。（二）应加强政治工作，使全体干部和战士对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但同时应指出胜利条件，强调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三）组织上，完全同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高效率”的原则。兵团最好取消，加强志愿军司令部和军，变为精干指挥所也可以。（四）入朝部队六个月左右换班，调到朝鲜北部或我国东北、华北休整三个月左右，再参加作战。西南第三番三个军已到华北，干部太缺，短期内不能出动。杨兵团(79)两个军已准备好，可随时出动。（五）除注意建设与加速空军出动外，目前重点是加强反战车武器与防空武器，部队则应大力提倡打战车、打飞机。会见后，解方当天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电告彭德怀、朴一禹、韩先楚、王政柱、杜平(80)。

5月31日　晨二时，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各电均悉。（一）你令各军坚决阻止敌人于金化、铁原、朔宁一线及其以南地带的计划，将四十二军主力调至伊川以东地区、将四十七军调至南川、新幕地区的计划，都是很对的，望坚决执行。（二）杨成武两个军可即调动入朝，以一个军代替四十七军修飞机场兼顾海防，以一个军代替四十二军防卫元山方向的可能登陆。（三）为防止伪首都师由襄阳向北窜扰元山，必须使用一个有战斗力的师于高城、通川之线，人民军有此力量否？（四）六十军一八〇师的情况如何(81)，甚以为念？”

同日　晚十时，致电彭德怀：“请答复下列问题：（一）杨口、华川、涟川之线以北文登里、金化、铁原、朔宁之线以南地带过去所筑阵地坚固程度如何，我军扼守此线不让敌进，而于该线寻机多打小歼灭战，以求逐步削弱敌人，可能性如何？（二）你是否正在部署在文登里、金化、铁原、朔宁之线以北，金城、平康、伊川、南川店之线以南地带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扼守该线的可能性如何？（三）四十二军在阳德地区，四十军在沙里院地区做了工事否？”

同日　就金日成电告拟来北京一事，复电金日成：“五月三十日来电收到。同意你来北京面商各事，请注意路上安全，坐火车为宜。”同时，致电高岗并告彭德怀：“顷接金日成同志电，拟六月一日晚自平壤出发，经安东来北京。我已复电同意，并要他坐火车来。他到沈阳时，请你和他一道坐火车同来一谈为盼（勿坐飞机）。”

同日　为转发邓子恢关于城市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并转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工厂中，矿山中，码头上，街道上，必须发动群众对于素来欺压和剥削群众的反动分子举行坚决的斗争，分清敌我界线，给予这些反动分子以必要的打击，最严重者予以处决，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就薄一波报送的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说明情况的电报稿等，复信薄一波：“（一）给各中央局的电报已批发；（二）中央的公开通知(82)退还你，请添上政务院发布指示(83)的时间，连同指示送新华社发表；（三）农业税是否增加及是否号召捐献问题，还须等几天中央才能召集会议讨论。”

5月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同周世钊、蒋竹如谈话。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事发展情况时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不如敌人，大炮都少，飞机更没有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这是因为志愿军战士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到这个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这次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战。谈话后，共进晚餐。

6月1日　致电彭德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军反坦克武器和反坦克部队的问题。听说近来敌人的坦克增多了，我军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足以征服敌人的大量坦克，才能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和大量歼灭敌人的步兵。你对此事有何意见，我军现在配备的反坦克武器是否够用，哪些武器最有用，每团是否应配备一个专门的反坦连，望告。”二日，收到彭德怀一日的复电。复电说：关于军队编制、装备和军工生产问题，已派邓华率第四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军长和第三十八军政委等日内到京面报。不仅团需要反坦克火器，连、营亦需要有反坦克火器。复电还提出关于采取积极防御作战的战术问题的意见。

同日　为转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初步整顿党组织的决定，起草中央给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并告西南局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凡新区有与云南情况相同或有某些相同之处者，可以参考这个决定，整顿那里的党的组织。”云南省委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调整主要骨干和培养干部。所有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一律由经过土改、三查、整党锻炼的外来干部担任。把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农积极分子培养和提拔为党的各种干部。凡地富出身及和地富关系密切的干部，坚决调离本地。（二）在党内，对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党的整体观念、党纲党章、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三）审查干部，把坏分子立即清洗出去。（四）整顿支部。

6月2日　为转发中共武汉市委关于汉口特务纵火事件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汉口特务纵火，毁房二千余间，受灾一万余人，这一严重事故，一切城市均应引起注意，应组织群众防特放火，在开群众大会时尤须严防。零陵(84)和汉口两次特务放火事件，应引起一切城市的注意。”

同日　就彭德怀来电所谈由于指挥失当等原因，志愿军第三兵团遭受较大损失一事，复电彭德怀：“六月一日电收到。三兵团在阻击任务完成后撤至谷山地区整补，恢复元气，很有必要。但三兵团在华川至涟川一线阵地的防御任务极为重要，须有别部担负，是否由九兵团接防。”

同日　致电彭德怀：（一）金日成同志六月三日晚可到北京，他可能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因此你准备给金雄同志的电报请暂时不要发出。（二）目前提高斗志，停止敌进，稳定局面，极为重要。（三）三兵团政治部的电报里说，“担任阻击的部队必须彻底的把休整的思想转变过来，认识阻击的意义”。这样指出很有必要。因此三兵团似应分为两种部队，一种是战斗力没有破坏或没有很大破坏的部队，留在前线担任阻击，继续作战，打些小胜仗，振奋士气，锻炼自己。一种是战斗力有很大破坏的部队，这必须调至谷山地区整补，以备再战。十九兵团则主力应留在前线作战，一部分残破部队则开至近后方整补。

6月3日　关于对朝鲜战场目前战争形势的估计及应对方针和措施问题，致电斯大林。电报说：“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在削弱敌人的阶段中，打的地点和打的方法，必须适合情况。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山地甚多，利于防御，距后方近，补给较易。而在汉城附近及汉城以南这两个条件就差远了。”“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这样就可能逐步削弱敌军，振奋我军士气，并可减少我军伤亡。”“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我们现正组织人力运输队，使用最原始的手推车，试图解决这个火线上运送粮弹的问题。”“敌人已增加了坦克，我们正在想办法增强反坦克的火力。苏联的高射武器起了很大的作用，四月份和五月份打下了二百多架敌机。征服敌人的坦克，则还要想办法。此外，大炮也还要增强。”

同日　同金日成会谈，商讨今后的作战问题和应对可能到来的朝鲜停战谈判(85)的方针与方案。

6月初　接见杨成武、张南生，听取杨成武汇报第二十兵团入朝作战的准备情况。毛泽东说：我们要有准备，思想的准备、物质的准备，再打他几个胜仗。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要继续在全国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目前，中朝军队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到了三八线附近，收复了朝鲜北半部领土。尤其是今年四月二十二日起，中朝军队发起了第五次战役，粉碎了“联合国军”将战线推至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战争双方已转入战略对峙阶段。如今，美国开始有了一点谈判的意向，这是件不容易的事，说明我们的仗打得不错。美国当局已经意识到光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我们并不想打仗。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既然敌人肯坐下来同我们谈判，我们当然同意，不过敌人也很有可能利用谈判搞点什么名堂。我们军队的同志，头脑要清醒，不能有速胜的想法。五次战役都证明了即使一次包围了敌人一个整师或者一个整团，也是很难歼灭的。要看到，我们有过用兵过猛、张口过大的教训。现在就是要作长期准备，争取早日结束战争。我们的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在进行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斗争的同时，争取和谈，以打促谈。敌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所以我们还得准备打他几仗。现在中央已经决定，今后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以二十一个军分三番在朝鲜轮番作战。你们这次去，对部队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中午，毛泽东请杨成武、张南生吃饭。其间，毛泽东说：经过几次战役，我们的战略反攻已经完成了保家卫国、援救兄弟邻邦的主要任务，现在实行战略防御就是要巩固前一阶段的战果。入朝后一定要眼观全局，在全局上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准备持久作战，准备打阵地战，同时争取和谈，以达到这场战争的结束。当前，美国一面表示要进行停战谈判，一面又宣称要继续抗击和惩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自五月二十一日开始，“联合国军”又向北压迫、推进、合围，妄图陷中朝军队于困境。中朝部队已于二十三日向北转移。二十四日在我主力北移之际，美国第一、九、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以坦克为前导向北猛插，形势陡然间严峻起来。针对这一情况，彭德怀同志准备组织二道防线节节抗击，坚持到七月底。他估计，敌人很可能在北朝鲜中部东海岸港口元山登陆，南北对进，届时平壤、元山一线亦将难守。为此，你们第二十兵团必须在此之前赶赴朝鲜前线(86)，以稳定战线。你们在军事上必须准备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不能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不能轻易后撤。你们第二十兵团入朝后，在朝鲜东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敌人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把防线稳定在三八线与三十八点五度线之间。

6月4日　致电彭德怀：有关情报称，“联合国军”将从东线向西北推进，自元山起至开城止一斜线，压迫共军撤至平壤之北。可能另组元山登陆部队，以促成共军提早放弃临津江以东地区。“此种阴谋肯定是真实的。我全军应振奋精神，加速准备，粉碎正面之敌及从侧面登陆之敌。”

6月5日　致电斯大林：“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你作报告，并向你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你商量这些问题。是否可行，盼复。”斯大林复电，同意高岗和金日成去莫斯科，并派专机来接。

6月6日　晨，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加写一段话：“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社论于当天发表。

6月8日　阅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87)六月七日关于修筑进藏公路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聂荣臻：“是否有钱修这些路，请与陈云商酌，可缓者应一律从缓。”电报提出：（一）建议今年继续修通张掖至西宁公路，以便油料的补给；（二）立即准备一九五二年春开工修筑的黄河沿至玉树公路；（三）立即着手分段勘测玉树至囊谦及敦煌经柴达木、唐古拉山口、黑河至拉萨线。

6月9日　复电斯大林：您派的专机六月九日已到达北京。高岗和金日成两同志定于六月十日从北京起飞去莫斯科。增订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订货单，由高岗同志带去，请您酌量决定。和战问题及志愿军聘请苏联顾问问题，均由高岗面达。

6月11日　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六、七两月军事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已和金日成同志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八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88)”“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你意如何盼告。”十二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由熙川至孟山至破邑公路，前令第四十二军工兵修了两个月，又加了一个工兵团，勉强可通车，还须两三个月才能加宽加固。如再加修一条公路目前不可能。加强反坦克和高射武器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6月13日　致电彭德怀：“（一）敌占金化、铁原后，动态如何，我军能否在该线至金城、平康、兔山线之间阻住敌人，我军部署如何，极念。（二）已令邓华同志及其他四同志于十五日动身回前方，中央各项重要决定由邓面告。”此前，曾接见邓华和第十三兵团各军长，听取邓华汇报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几个议题。毛泽东说：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打得远了一些，打得大了一些。又说：总的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战略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毛泽东要邓华一行立即返回前线，坚持现在一带的阵地。

同日　复电高岗、金日成：“（一）六月十三日二时电悉。（二）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1）等待敌人提出；（2）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两种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由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三）和谈条件，三八线为界，三八线南北可以各划一小段地区为缓冲地带，但不能只划北面的缓冲地带而不划南面的缓冲地带。南北朝鲜互不干涉。”“（四）已令邓华及十三兵团各军长立即返回前线，坚持现在一带的阵线。六、七两月加紧准备，八月举行一个有力的作战。在敌人不向我后方海岸线大举登陆的情况下，上述目的是可能达到的。只要敌人不增兵，不登陆，到了八月，我们就比较现在强得多了。（五）空军参战的问题正在开始计划。”

6月15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六月十二日关于通县(89)传达贯彻死缓政策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批语：“河北省通县反映的情况值得注意。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6月16日前　审阅修改杨耳(90)《关于武训和〈武训传〉的几个问题》一文，加写几段文字，并把标题改为《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这篇文章在六月十六日出版的《学习》杂志第四卷第五期发表。

6月16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关于叶剑英突然患病给杨尚昆转中央的电报，批示杨尚昆：“请查询广州是否有高明的医生及剑英病情告我。”

6月19日　致电陈毅：“看了几个你们属下的镇反工作报告及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指示，证明华东军区系统内的镇反和清理工作，业已活跃起来了，甚好甚慰。望你抓紧这个问题，贯彻到底，务达纯洁内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惟各单位的报告和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批示，发给我们备案即可，不必要求我们每件再作指示，以免延迟时间。”

6月21日　阅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几处提法问题的请示信，作批注。（一）对“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一句话，批注：“可以。”（二）对“‘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一段话，批注：“‘方针’为好。”（三）对“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一段话，批注：“这样好。”（四）对“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一段话，批注：“是十二人。”

同日　致电斯大林。电报说：“我军在朝鲜作战八个月来，深感敌我装备的悬殊和急于改善我军装备的必要。曾由高岗同志向你请求六十个师的装备，已蒙允诺。这是我军在朝鲜战场今年内至低的要求。据高岗同志回称，你认为我们的要求对于每个师的装备还不够强，提议每师须配备坦克，增加炮火，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帝国主义作战所必需的，我已电徐向前同志完全照你们的意见具体商谈。”“据徐向前来电称，他已与苏总参谋部初步商谈，认为六十个师照苏总参谋部所提的编制意见，今年只能运来十六个师（内含朝鲜三个师），其余四十四个师须待明年至后年才能陆续运到，这样就使得朝鲜战场的需要与时间发生矛盾。”“为适应朝鲜战场的急需，我请你考虑照高岗交给徐向前办理的订货单，将六十个师的步兵武器及各种火炮、坦克、飞机、汽车及汽车零件和各种汽油、药品等武器和器材，能于今年七月间开始，到今年年底运完，每月运六分之一，使朝鲜战场各师团暂照现行编制得到补充，以利战局。”“由于我们的订单的提出迟缓了三个月，误事甚大，而今天我又突然向你提出这样大的数目和在六个月内运到中国的要求，这会使你感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运输的问题不知能否做到？”这个电报还发给徐向前。

同日　复电徐向前：“六月十六日及十九日的来电均收到了。所提各问题分答如下：（一）高岗同志交给你办理的军事订单是朝鲜战场今年内所必需的和至低的要求，因为朝鲜战场敌人各种火力的强大，使我军各种武器的损坏和损失甚大，不断需要补充，加上自参战以来到今年底，我们动员了一百一十万新兵，这些新兵都需要武器训练和带上武器上前线，这是与过去国内战争大不相同的。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必须请求苏联政府将订单中各种武器能于七月开始分批运来，每月运六分之一，年底运完，使朝鲜战场我军能暂照现行编制不断得到补充。（二）苏总参谋部所提的编制意见，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惟在进行改编时，必须适合朝鲜战场的要求，照你的来电称今年只能来十三个师的装备，其余须待明后年才能陆续运到，这就使朝鲜战场上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故我已电菲里波夫同志，请求他考虑将订单中的各种武器和器材按时运来，如（一）项所述。至于按照苏方所提编制的标准尚不足的武器则可于明年陆续运来。视武器运输的状况陆续抽调若干师团进行改编，逐步完成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此点望与苏总参谋部切实商讨。（三）我们订货的目的既如上述（朝鲜战场的急需）则与我兵工生产毫无矛盾。你们代表团关于兵工生产问题继续商谈时可按苏总参谋部提出的编制意见作为根据。唯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可能成为我军首先现代化的骨干，而我整个国防军原拟定为一百八十个师，因之我们的兵工生产是为装备这样一个数目的，并应当于三年到五年内完成之。”

6月22日　同刘亚楼谈话，说：朝鲜战争可能出现停战谈判，空军要抓紧时间参战，以求得到战斗锻炼。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二十四日，复信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91)：“六月二十三日你们给我的报告收到了。我同意你们这个计划。望你们按此计划进行切实的准备工作，以便九月实行作战，是为至要。”

6月23日　复信李烛尘：“六月十三日给我的信收到了。您的提议(92)很好。惟时机值得考虑，似以等待一个时期再去进行为宜。”

同日　复信曾以鲁(93)：“六月十二日惠书敬悉。以前两信均未收到，为殷洪乔所说(94)无疑。吾兄从事绘事甚好，尚望努力进修，日起有功，不胜祷祝。”

同日　复信李介侯：“李君(95)有空军技术，可持此信去空军领导机关试行接洽，看可以收录否？因我不明李君的政治经历，要他自己向空军部门去说明一切。”

6月25日　为转发罗瑞卿关于犯人参加生产建设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中央批准罗瑞卿同志六月二十四日的报告，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按此报告所提处理犯人参加生产的办法办理，并迅速执行为要。”罗瑞卿的报告，汇报了劳改会议决定的犯人参加水利、铁路、公路等生产建设的办法。

6月26日　阅符定一关于询问文史研究馆何时成立，请求救济旅京老人的来信，批示：“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七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成立，馆长为符定一。馆名为毛泽东确定。

6月27日　审阅聂荣臻本日关于空军参战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说：现在空军参战部队由五个师增至十一个师后，必须提出紧急订货。拟由空军派一负责同志到莫斯科专办此事，不然空军出动即无保证。在我空军增加六个师参战的情况下，平壤及其以南的喷气式机场已不够用，必须增修二至三个机场才行。建议用周总理名义电金首相解决。毛泽东批示：“同意，请即抓紧办理。退聂办。”

6月29日　复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六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收到了。我认为一方面，人民军和志愿军应当积极注意作战，不使敌人乘机获逞。另方面，你们两人应当马上会商一次，就和平谈判问题加以考虑，准备派出适当的谈判代表，并以你们考虑的意见和谈判代表的人选告我。至于假如李奇微提出要求谈判的时候如何回答的问题，可待李奇微提出要求时再行考虑回答的内容和措词。兹将葛罗米柯同志与美国驻苏大使寇克的谈话要点，发给你们，请加研究。”

同日　复电斯大林。复电说：“您在六月二十五日和六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两次电报均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第一，关于六十个师的装备的交货时间，只应当按照苏联的生产和运输的可能条件去规定，即是说在三年内完成六十个师的订货，而在一九五一年内完成十个师的订货。第二，您提出的那个中国现代步兵师的编制表，很好，就照这个编制表办事。中国军队有了按照这个编制表装备起来的六十个步兵师，就较现在的军队要强得多了。”“马立克的演说(96)，使我们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取得了主动。六月二十八日，我接到了罗申同志交来的关于葛罗米柯同志与美国驻苏大使寇克的谈话要点，并在文尾说：每一方只有二人参加，并且这些代表应该是各有关部队指挥部的代表而不应该是政府的代表。这样，在中国方面是以志愿部队的代表身份参加这个谈判，而不使中国以交战国身份去参加。我认为这样做是很适当的。”“假如谈判真能举行的话，很需要您密切地指导这次谈判，以免上敌人的当。”

6月30日　下午二时，致电斯大林：“敌军司令官李奇微已于本日发表通知，建议在元山港内一个丹麦船上由交战双方的代表举行关于停战的会议。并称，必须有适当的保证，方能实行停战。关于此事，有几点请您考虑示复，并请您直接通知金日成同志：（一）金日成同志似应于七月二日或七月三日发表答复李奇微的通知，在此通知内说明：同意举行双方代表谈判停战的会议，并建议会谈的时间、地点和代表人数。（二）关于谈判地点，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内。查此港是北朝鲜的设防海港，敌军正阴谋于此登陆，似不宜同意在此港开会，可否建议以三八线上的开城为会议地点。（三）为使我方代表对于会谈内容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似宜建议以七月十五日为开会日期。（四）因为时间迫促与会议的重要性，我建议，请您直接与金日成同志通讯，密切地指导此次会议，同时将您的意见告知我就行了。”

同日　下午五时，致电金日成并彭德怀：“（一）本日我给菲里波夫同志电报稿一份，兹同时发给你们参阅，大约明天（七月一号）可能得到菲里波夫同志的复电。（二）请你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的资格，准备于七月二日或三日发表一个回答李奇微的声明。（三）因为时间紧迫和会议的重要性，我已要求菲里波夫同志直接和你通讯，密切指导此次会议，请你也经常和菲里波夫同志联络，有问题时直接向他请示。（四）此次谈判，是以你的代表为主，中国志愿军的代表为辅，因此请你对于为了使此次谈判获得较良结果的各项内容和方法加以考虑和准备。（五）你和彭德怀同志会谈的时间，可在对李奇微的通知发表回答以后，择定一天举行。我这里准备派我们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及其助手于七月二日由北京动身，七月五日可到彭德怀同志那里，和你及彭商量并帮助此次谈判事宜，他是在内部帮助你们的，不公开出面。（六）你的意见盼告。”

同日　下午六时，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出席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

7月1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等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庆祝“七一”的盛大酒会。

同日　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同意为举行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李奇微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建议在三八线的开城地区。

7月2日　晨四时，就准备和平谈判会议(97)的有关问题，致电彭德怀并金日成及高岗：“（一）同意彭留在联司(98)主持作战及七月十日的干部会议，不去平壤开会。（二）同意邓华同志代表彭出席和谈会议，请邓即日动身去平壤，务于四日晚上或五日晚上，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彭对和谈的意见即告邓华带去。（三）李克农率乔冠华(99)及其他助手，于七月二日二十二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于七月四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五日早上，或五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谈的代表们（人民军的和志愿军的）会商有关和谈会议的一切问题，请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适当地点接引他们。（四）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位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速布置在开城开和谈会议的房屋（如果没有房屋就须使用帐篷）、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可能有几十人，包括新闻记者），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此外，还须为李克农、乔冠华等布置一所宿舍（距会场一二公里）。为此，请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开城情况如何，望速查告。”

同日　晚十二时，致电彭德怀、高岗并金日成：“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十天到十四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一）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武器、弹药等，尽这十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必须准备着一经签订停战协定，这些人员和物资就不能运输和调动了。（二）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三）杨成武两个军及五十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二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四）请你们设想在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预筹对策。”

7月3日　致电斯大林。电报说：“关于敌我双方军事代表会谈时我方应提出的条款，我们认为主要有五条，即：（一）‘双方协议同时发布停火命令。双方海陆空军自停火令发布时起，在朝鲜全境实行停火及停止其他敌对活动。’此条敌方可能无异议。（二）‘双方陆海空军各自三八线撤离十英里，在三八线以南及以北各十英里的地区，成立非武装区。该非武装区之民事行政，恢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之状况，在三八线以北由朝鲜人民政府管辖，在三八线以南由南朝鲜政府管辖。’此条敌方可能提出某些异议，但我们这样提，是很公道的，敌方难于批评。（三）‘双方停止运输（包括陆运、空运、海运）军火、军队或补充部队，由朝鲜境外到朝鲜境内去以及由朝鲜境内运输到第一线部队中去。’估计敌方可能提出此项条文，故我方似应主动提出或者此条的后一句不要。（四）‘设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由双方各推荐未参加朝鲜战争之国家之同等人数之代表组成之，负责监督第一、二、三条各项之执行。’估计敌方可能提出类似条文，故我方主动提出此条。但实行此条将会招致许多麻烦，敌方推荐的‘监督委员’将在中朝国境线及北朝鲜的各交通要站检查我军的运输车辆。或者我方不主动提出此条，待敌方提出时再由我方接受之。究以何者为宜，请你酌定。根本拒绝设立监督机关，似不适宜。（五）‘双方释放战俘。在停战后四个月内，由双方各将对方战俘全部分批交换释放之。’敌方可能提出一个换一个，我方则应要求释放全部战俘。惟敌方俘虏北朝鲜人较多，并已补入南朝鲜部队内，此事可能引起争议。以上是我们想到的在双方军事代表会谈中应当解决的根本的五条。此外，尚有（一）‘一切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志愿军在内，限期（例如在三个月至四个月内）分批自南北朝鲜撤退完毕。’这亦是很重要的一条。惟敌方代表可能认为此事属于政治范围，不应在此次会议中解决。请你考虑我方应否将此条提出。（二）‘南北朝鲜双方的难民限期（例如在几个月内）遣回原地。’金日成同志希望提出此条。但此事实行颇为烦难，南北朝鲜的代表可能在此问题上发生许多争论，以致影响到其他主要问题的决定。或者可以提出去，在争论不决时则将它推到将来的政治性的国际会议上去讨论。以上各点，请将您的意见告我。”

同日　晚十二时，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电报说：李奇微已复电同意七月十日在开城举行和谈会议，他还提议在这以前举行一次双方联络官的预备会议。我认为可以同意举行预备会议，时间定在七月八日。预备会议是很重要的，李克农及我方和谈代表们及联络官们均需于七月七日晚上或以前到达开城地区，以便指导我们的联络官开好预备会议。请彭德怀同志命令解方及部队首长加速布置开城地区的开会地址等事宜，务须保障双方联络官及双方代表的安全，无论如何不许出乱子，此点至为重要。电报附有毛泽东为金日成、彭德怀起草的七月四日给李奇微的复电，其中说：“你在七月三日给我们的复文收到了。”“我们同意你的建议，由双方派遣联络官各三人，在开城地区举行预备会议。如果你同意，我们建议双方联络官们的会晤时间，定在七月八日。”

7月4日　晨四时，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请你派出一位负责同志，随带若干工作人员及必要物品速去开城地区，会同联司参谋长解方同志筹备会场及开会事宜。如该地无房屋，就须带帐篷去。双方会议人员所需物品及会场设备，均须带去。一切均须于七月八日以前准备完毕。”

同日　晨四时，致电彭德怀：“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同日　晚七时，致电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发去将由我方提出的《朝鲜停战的协定》的提案。协定的内容为：“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一方），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将军、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一方），双方被授权派遣代表举行关于在朝鲜停止作战与建立和平的会议，双方代表同意订立下列各条款：第一条　于一九五一年某月某日双方同时发布停火令。双方陆海空军自停火令发布之时起，在朝鲜全境实行停火及停止其他敌对活动。第二条　双方陆海空军各自三八线撤离十英里。在三八线以南及以北各十英里的地区，成立非武装区。该非武装区的民政事宜，恢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的状态，在三八线以北由朝鲜人民政府管辖，在三八线以南由南朝鲜政府管辖。第三条　双方停止运输（包括陆运、海运、空运）军火、军队或补充部队，由朝鲜境外到朝鲜境内去。第四条　双方释放俘虏。在停战后三个月内双方各将对方战俘全部分批交换释放之。第五条　一切在朝鲜作战的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志愿军在内，限于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分批自南北朝鲜撤退完毕。第六条　南北朝鲜双方的难民，限于四个月内遣回原地。”电报说：“金日成同志对上述协定意见如何，盼告。如认为可行，即请你召集李克农、南日(100)、邓华等同志将上述协定提案交给他们，并向他们加以解释，然后令他们迅速前往开城地区。请告他们注意，联络官是谈开会细节的，不是谈判协定条款的。”“为使我方各代表的步骤和态度取得一致，提议由我方各代表及李克农、乔冠华等组成一个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是否可行亦盼告。”

同日　晚九时，复电金日成并李克农、乔冠华：“金于七月四日十三时的电报，李、乔于七月四日十二时由安东发来的报告均收到了。”“李、乔及邓华均可于七月五日拂晓到金处，请金召集李、乔、邓及南日、金昌满、金一波(101)、柴军武等立即会商一次，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于七月五日傍晚即由平壤出发于六日早上或晚上到开城地区准备各项事宜，早一点去较好。”“最好于五日夜车即去开城，愈早愈好。”

7月6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七月五日关于统战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好。发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参考，并请仿照办理，加强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报告说，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主要收获有：（一）使干部认识了在新环境下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作用和进步的可能性，批判了对他们估计不足的错误思想。（二）纠正了对各界民主人士不敢领导和怕麻烦的思想。（三）进一步了解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历史、作用和前途。（四）检讨了过去对统战工作不重视等思想，明确了今后工作的任务，增强了对统战工作的信心。

7月7日　对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关于如何处理纪念武训的学校、碑文和建筑等向中央宣传部的请示报告，批示：“可予同意。但应着重教育解释，其余可以从容处理。”请示报告说：首先对群众广泛进行教育，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然后再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凡私立武训学校，在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讨论渐趋成熟时，由他们自己提出更名和改组，我们同意批准，仍为私立学校。凡公立的武训学校，在教职员学生思想澄清后，更改校名。关于纪念武训的碑文、建筑等物，教育群众认清武训以后，由群众自觉地拆除。石刻、塑像、柱、碑要拔除，画像要涂抹，武训纪念林要改名，但武训墓和墓碑，我们认为应当保留。

同日　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的报告。报告说：估计到朝鲜战场可能出现停战局面，我们考虑是否需要在宣布停火以前，以一部空军部队进驻北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

7月9日　晨一时，致电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一）不要提赔偿问题，因为这样提出，一则可使英、法、美团结起来而不能孤立美国，二则美国可以发救济费的办法来作答复，而北朝鲜是不能接受美国的救济费的。（二）如果金日成同志认为交换难民对北朝鲜不利，则可将南北朝鲜交换难民一项条文取消不要提出，但应准备南朝鲜提出此项问题时的对策。（三）第二条中关于非武装区的民政事宜，同意写至‘恢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的状态’为止，以下两句可删去。（四）不必提出‘禁止转交武器’的条件。（五）同意增加解方为代表。朝中两方的代表均应用真姓名，不要用假名。并须于本日（七月九日）发表公报，叙述人民军和志愿军的代表的官阶和姓名，请克农即刻起草发金及我。”

同日　中午十二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七月八日二十三时电收到。（一）公报稿可用，已予发表。（二）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102)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纪念建军二十四周年的指示稿。将原稿中的“目前朝鲜战争有停战可能，但是停火和停战目前还不是事实，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丝毫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这句话，修改为：“目前朝鲜战争或者有停战可能，但是停火和停战目前还不是事实，并且有继续作战的很大可能。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丝毫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而必须有继续战争的充分准备。因此，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7月10日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同“联合国军”代表团在开城举行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

7月11日　晨七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来电收到。（一）撤兵一条必须坚持。（二）在各项谈判未得完全协议以前，不要让新闻记者参加。只有在获得完全协议、在举行签字的那一天，才可以让双方同等数目的新闻记者参加。”

同日　审阅修改伍修权(103)将在七月十二日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双周座谈会上作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发言稿，批示：“第一、第二两部分应大大缩短，不要讲长了，接着就讲第三部分。”发言稿的三个部分是：一、朝鲜战争是美国帝国主义战争计划的组成部分；二、抗美援朝的意义和成就；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的一贯方针。

同日　阅薄一波本日来信。信中说：傅作义曾提出，在整风中是否要把他的历史问题向大家谈一下，我答以不需要。毛泽东批示：“同意你的意见。请妥慎处理，团结傅及其一切可以团结的干部。并加强对这些干部的教育。”

7月13日　审阅胡乔木七月十日关于党的翻译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关于《毛泽东选集》俄译稿，拟由王稼祥、李立三、张闻天三同志校阅。提议组成党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由稼祥同志负责。但稼祥同志一再推辞，此事请中央决定。毛泽东批示：“同意你的各项意见。但委员会的主持人稼祥既不愿担任，就由你暂时担任为好，每月召开一次会，将来再考虑用他人。”

同日　将李克农从朝鲜发回的报告改写成新华社平壤十二日电讯稿。电讯稿说：“本社记者从朝鲜人民军总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有关方面获悉：谈判朝鲜停战的联合国军代表团七月十二日未来开城，朝鲜停战谈判会议因此未能举行。”

同日　致电斯大林(104)，介绍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两天来的情况和我方对谈判议程的意见。同时说明：“现我方对敌作战仍在加紧进行，并准备如谈判破裂，再打几个月，给以更大杀伤而促其变化。”十四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我们详细地讨论了与对敌谈判问题有关的一切事实，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您七月十三日来电中所述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7月14日　晨一时四十五分，复电李克农：“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半来件(105)收到，待修正后发给你，你在收到修正稿以后即可发给对方。北京广播当在七月十四日二十时即下午八时左右。”

同日　晨七时，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电报还提出代表团立即准备在敌方代表团重来开城时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

同日　晨七时半，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发去给李奇微的复文修改稿。复文说：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

同日　上午十时，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强调在划中立区面积的问题上，以能保证双方代表安全为原则。

同日　起草新华社平壤十四日电讯稿。电讯稿指出：“昨日美方代表团借口新闻记者未得我方同意仍然不来开城开会，以致会议又停顿一天。昨日下午，此间收到了李奇微的一个通知，提出了划中立区的新问题。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将军本日已予以答复。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辩，使和平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方在原则上同意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期间的暂时的中立区。”“同时对于新闻记者问题也给了美方以便利。这样，就解除了美方在最近提出的一切借口，使开城会议有可能重开。”

同日　就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关问题，致信陈伯达：“这些已看过，请照批改者改正。其中《古田会议决议》只选第一章，第二章以下均不收。《查田运动总结》，不收。《兴国调查》，不收。这样，就轻松多了。请送新的来校阅，我等着。”

同日　阅萧劲光七月九日关于因有多种疾病希望去青岛休养一个月的来信，批示：“同意这个休养计划。”

7月15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06)，指出：关于议程问题，由于南日同志在第一日的发言中即提出了三项停战建议，我方已掌握了主动。今后，再经过几次试探和争论，便可提出我方所拟的五项议程：“一、通过议程；二、为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首先应确定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地区；三、为保证朝鲜不再发生敌对的军事行动，应商定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四、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五、关于停战后双方俘虏的安排问题。”必须在美方同意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列入议程的条件下，我方才同意在议程上不提三八线的具体分界线，而留等进行该项议程的谈判时再决定三八线为分界线，并同时将监察问题加入议程第四项，以便在具体讨论时，再加斟酌。

同日　复信黄炎培：“七月十四日大示收读。尊恙极念。完全同意休养一个月，如有必要，还宜延长一个月，以期全愈。时局诚如尊论。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黄炎培来信说，因神经和心脏方面的疾病，根据医生建议拟告假一月易地休养。信中还谈到对朝鲜和谈的看法。

7月17日　薄一波致电高克林、苏谦益(107)并告张苏、马国瑞(108)。电报说：关于团结傅作义、董其武及其干部，经请示毛主席后有一些重要指示，择要告你们，请妥善执行为盼。（一）对傅、董及其一切干部，必须妥善处理，团结傅、董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干部并加强对于这些干部的教育。这是总方针。（二）第二十三兵团民主改革运动是正确的，对傅本人亦起了积极推动其进步的作用，但有缺点。（三）傅的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绥远军区司令员兼职，均应保持，绥远应向他报告工作，并经常保持接触，今后并应设法开会，使其能行使职权。（四）对傅的人，应以起义时间（九月十九日）为界限，以前犯罪的应一律宽大不追，此点必须坚持。在此次整风审干中，如只是牵涉到过去历史或是思想糊涂，一时分不清敌友，说错了话，或是受了他人牵连，均应予以照顾。（五）从工作、思想上来看，傅本人半年来确实有进步，对过去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对今后态度是力求进步。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09)：“新的议程既已提出，并已声明系正式的之后，你们即应采坚持的方针和态度，尤其对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应再三说明这是保证在朝鲜不再发生敌对行为的必要条件，使敌人意识到我们是坚持这项条件的。我们提此条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如果敌人不表示这种让步，我们仍应坚持。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7月20日　晨三时，致电高岗：“菲里波夫同志同意我们的要求，再派尤金同志来中国帮助我们做理论教育等工作，为时三个月。”“他到东北后，请你和他恳谈一次。如他愿先来北京，则请派人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先在东北各城市向我们的干部作理论讲演，及参观工厂、学校、农村，则请你给以布置，派出有能力的翻译人员、引导人员及保护人员，在各处布置适当数目的干部听讲会及座谈会。”

同日　晨三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10)，指出：估计到今日会议对方有可能拒绝讨论撤兵问题。如今日会议情形确向此种估计方向发展，你们便应抢先提出休会三天，以便双方考虑停战谈判的议程究应如何安排为好，以便取得主动。二十一日上午，我方代表团就对方拒绝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列入议程事，提议休会三天。经双方同意，决定第九次会议在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举行。

同日　就谈判情况和我方对策，致电斯大林(111)。电报说：朝鲜停战谈判复会后，经过五天的争论，在议程问题上已达成三项协议：一，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二，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三，关于俘虏的安排问题。而关于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敌人始终拒绝将其列入议程，虽经我方多次驳斥，敌人仍毫无让步征候。我们对撤兵问题，似应作重新考虑。我们认为，与其为撤兵问题而进行难以得到结果的长期战，不如不以撤兵问题作为停战谈判必须立即解决的条件，而以从三八线撤兵停战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把从朝鲜撤兵问题保留到停战后去讨论。这样还可以保留对此问题的回旋余地，使其成为我们手中的斗争武器。如您认为我们这种看法和意见是对的，在得到您的回电后，我即准备取得金日成同志同意再给我方谈判代表团以指示。二十一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赞同中方意见。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征询他的意见。金日成复电表示同意。

同日　审阅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会上所作的《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而斗争》的报告稿，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指针”一句话，改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指针。”

7月23日　晨三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12)，指出：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你们应准备在七月二十五日复会时，由南日同志发表一篇声明，说明我方为求得早日达成停战协议，愿同意不将讨论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但我们提议在已协议的四项议程外，加入第五项“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这项议题的提出，为的是前四项议题都进行完毕并达成具体的协议后，我们将在进行第五项议题时提议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7月25日　晚十二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13)，指出：根据今日谈判情形看来，对方有可能接受我们关于第五项议程的新建议。明日会议如在议程上达成完全协议，而进入实际问题的讨论时，你们对于双方军事分界线问题应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南北各划出若干公里，建立非军事地区的主张不变。

7月26日　复电彭德怀：“七月二十四日电收到。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7月28日　晨三时，就乔埃(114)七月二十七日在发言中，借口“海空军优势的补偿”，要求在离战线很远的我方实际控制区域内建立军事分界线，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多平方公里土地一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15)，指出：乔埃发言，狂妄荒谬，完全是战场的叫嚣，并非在谈判停战。你们准备的发言，必须首先质问其有无谋和诚意，还是在准备扩大战争的根据，然后再痛驳其所谓海空军给予地面作战的影响，及地面停战而海空不停战的奇谈。从乔埃的发言看来，我方在目前必须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并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驳回其无理要求，才能打破敌人以为我可以一让再让的错觉。对于这一点，可以让它争论下去，也许要僵持几天，敌人才会重新考虑。如果敌人决心在这个问题上破裂，发表出去，他将完全陷于被动。

7月30日　复信张元济(116)：“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今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六日三次惠书并附大作及书一函，均收到了，谨谢厚意。积雪西陲一诗甚好。由于签订了协定，我们的队伍不久可以到拉萨了。尊恙有起色，甚以为慰。”

7月　对《武训历史调查记》(117)进行多次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二千七百多字。其中加写的段落主要是：（一）“根据上述各种材料，使我们了解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二）“武训的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某些思想错误的人们也喜爱这样一个人物，而为之尽力宣扬。这样，就迷惑了许多天真的头脑简单的人们。因此，揭露武训和武训宣传者的真相，就成了必要的工作。”（三）“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有政权、有军队，保护这种生产关系。因而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在中国的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了。武训生在满清时代，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寒’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三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续刊载《武训历史调查记》。

同月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会见周世钊、蒋竹如，了解他们就读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的教学情况，谈到自学的重要性。在介绍自己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经历时说：一九一二年暑假中，我从湖南省立高等中学自动退学之后，寄居在湘乡驻省中学学生宿舍，实行自学。每天到三里之外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早去晚归，中午为了节省时间，买两个烧饼，就解决了午餐问题。雨雪的日子也照样前往，从未间断过。这样从早到晚，没有什么休息，在这个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当时，我十九岁了，十九岁的青年应该读了很多书，但我读得不多。我才到图书馆的时候，看到架上、桌上和藏书楼上都堆满了书，我借读了一些，觉得都有新的内容，都对我有所启发。我在图书馆借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穆勒名学》、《原富》、《法意》、《社会通诠》以及西洋历史和小说等。觉得每读一本书都有新的收获，越读越觉得不肯抛弃，因此忘了疲倦和饥饿，一天只有中午吃烧饼的时候是我唯一的休息时间。半年多的时间不算长，而我在知识上的收获却不小。我最大的收获还不在这里。我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以前，世界究竟有多大，是不太明确的。当时，我认为湘潭县已不算小，湖南省当然更大，全中国古称天下便大得了不得。在世界地图上看到中国只占世界一部分，小了，湖南更小了，湘潭和韶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真正大呀，世界既大，人就很多，每一个活人都要生活，既要过物质生活，还要过文化生活。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总觉得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所以这回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半年自学是我读书历史中值得纪念的半年。

8月1日　就朝鲜战场九月战役的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出：“（一）以二十兵团替换九兵团一个军或两个军的部署甚好，但九兵团的主力仍以作九月战役的第二线兵力（第二梯队）为宜，不要调远了。（二）十三兵团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应在八月上旬调至第一线积极准备九月战役，而从三兵团及十九兵团中抽出三至四个军接替海防兵力。（三）在最前线修建多数粮弹储备库，为九月战役储备充分的粮弹，使作战时能随缺随补，此点极关重要。闻你已在筹备，未知情形怎样。（四）以上各点盼复。”八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并高岗，报告九月战役的作战部署，并说：如无意外，拟于九月十日下午发起战役攻击，如敌在八月底或九月初向我进攻，则在现阵地以逸待劳，适时举行反击为最有利。

同日　阅胡乔木关于中共中央东北局建议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请示报告，批示：“请乔木另拟一电(118)，采用统一的‘九三’纪念。”八月十三日，政务院发出通告，规定九月三日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同日　致电斯大林：为培养中国工业干部，满足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拟送三百七十五名留学生赴苏学习和八十八名年轻干部直接去苏联工厂实习二年。若您同意此事，请予电复。八月五日，斯大林复电同意。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19)，指出：关于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的争论已达六日之久，我方理直气壮，南日同志的发言甚好，已取得有利形势。对此，应不管敌人企图如何，仍坚持依照程序首先解决以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问题，即使继续坚持下去，也仍然对我有利。因为我方主张以三八线为分界线是公开的合理的，而且是这次谈判的基础，敌人却不敢公开自己的提议，而只能消极地反对三八线。

8月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20)，指出：东京盟军总部新闻处七月三十一日发表正式公报说，“关于我们必须获得协议的军事分界线，应在鸭绿江上的空军及海军战线与开城、平康、北汉江区域的陆军战线的中间某处”。这等于敌人已在公开他的提议。望你们针对这一公报，指示开城我方记者写一宣传报道速电北京、平壤，以便中朝两国报纸据此发表评论，好向全世界人民宣布美国政府这种无理要求及其空军对于朝鲜和平居民的继续狂轰滥炸。

8月4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21)，指出：八月二日电想已收到，你们是否已经指示开城我方记者将美方关于在我方阵地以北建立分界线的无理要求，给以具体报道并予以严正驳斥？敌人很怕他的要求被公开出来会受到多数舆论非难，故仍在极力反对以三八线为分界线，以掩盖他的要求；同时却又暗示联合国所提出的沿目前的战线建立分界线，企图诱使我们在三八线问题上先松口，然后他再提出沿目前战线建立分界线，与我们讨价还价。我们的对策，应该在会议中坚持三八线的主张不变，并不断驳斥敌人的荒谬要求，在新闻宣传上具体地揭露敌人的荒谬要求，使会内外的斗争配合起来，逼敌人在这个问题上先松口，然后方可考虑提出我们的方案。因此，我们以新闻揭露与报纸评论来进行斗争，更为刻不容缓之举了。

8月5日　就“联合国军”代表团借口我方警卫部队误入谈判会址地区的偶发事件而不到开城谈判一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22)，指出：为揭露敌人这一小题大做的伎俩，你们应告新华社开城记者写一报道，将上次复会后在七月十六日美军曾向我板门店中立地区射击一事，我方仅提口头抗议，而此次仅为武装警卫部队误入会址地区，美方就这样小题大做，对照之下，就证明哪方具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哪方是在玩弄拖延谈判的手腕，以掩盖其关于军事分界线的荒谬要求。

8月8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23)，指出：敌人因为懂得我们不会在这类枝节问题上与之破裂，故乃一再使用流氓挑衅手段，向我进逼。七日向我板门店射击一事，便是敌人进一步的挑衅和恫吓。我们在这类事件上与之破裂是不必要的，但如表示软弱，不给以严正回驳，不立即抗议，那正中敌人的恫吓诡计。你们对昨日板门店事件，未立即提出抗议，颇失时机，且亦示弱。望你们根据已经取得的证据，先经过联络官向对方抗议，看对方如何反应。同时，望指示记者速即报道此事。

8月9日　复信李介侯：“承你转来刘伯强、刘德三(124)二位的信，收到了。请你转告他们，在当地认真工作，在工作中学习。”

8月11日　晨七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25)，指出：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你们可考虑向对方作这样的表示，指出对方既已放弃其原先荒谬而不合理的提议，而主张大体上就目前战线划分军事分界线并加以调整，则我方提议的三八线是对于目前战线的最好调整，也是大体上合于目前战线的双方局势的。因此，我方现在愿提议：将三八线定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基线，依此基线建立非军事地区，双方可不必一律向后各撤十公里。我们采取这一步骤，可表示我方亦作了让步，看对方如何发展，再决定我方是否需要提出原定的方案。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8月13日　晨二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26)，指出：敌人原来的提案只是为的换取我在三八线的主张上让步。至于敌人的真正盘子，就地停战加上不大的调整固然是他所求，但如果依地形及军事形势划一条线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即临津江以东划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划在三八线以南，南北地区大致相等，而名字就叫军事分界线，大概敌人也就有可能准备接受。关于目前谈判的策略，你们应该将谈判的重点放在针锋相对地反对敌人的原有方案上头，而少提自己的主张，逼使敌人不能不答复你们的问题。不论敌人是承认放弃或修改其原来的方案，或是更提出就现有战线划分界线的主张，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提出我们八月十一日七时电告的方案。很可能，敌人仍不会接受，但我们在争论中就应该将三八线与现有战线联系起来，并将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也联系起来，以便为下一个原先商定的折中方案做伏笔文章。

8月15日　审阅罗瑞卿八月十四日报送的《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批示：“已阅，很好。”报告说：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成立不久，就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措施，我们以为这是十分适时的，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其所以正确和必要，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敌人虽然已被推翻，但他们遗留下来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国民党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国民党军政官员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以及地主阶级中的恶霸分子，数量还是很大。中国人民在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牺牲于他们的毒手者难以计算；解放以后，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想方设法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在将近大半年时间里，在广大新区就有四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反革命杀害。刚刚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如果不严重正视这种情况，不坚决地肃清大量普遍存在的反革命势力，就无法巩固自己的胜利，巩固人民的政权。这次镇压反革命，既肃清了大量敌人，又发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使得人民的胜利和人民的统治进一步地巩固起来了。报告指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过程，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地没有发生偏差和错误。这是由于：第一，集中力量打击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为人民群众所十分痛恨的反革命首恶分子；第二，走了群众路线，放手发动了群众，吸收了各界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第三，有领导地进行这项工作，不仅有明确的政策，而且有惩治反革命条例作具体量刑的标准；第四，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对于镇压反革命工作，一般是有经验的，也是有准备的。在若干地区曾经有过草率和粗糙的现象，对于统一战线中应该照顾的方面也发生了若干照顾不够的偏向，但这都属于个别的性质，而且大体上都适时纠正了，并不影响镇压反革命的总的成绩。当前的斗争任务是：迅即加以收缩；对应当判处死刑者，一般以处决其中少数的罪大恶极分子为原则，其余多数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在今年六月到九月，除现行犯外，应一律停止捕人，以便集中精力清理积案；现确定全国一切地方捕人批准权属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属省一级；立即着手组织犯人劳动改造。

8月18日　“联合国军”为向朝中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发动夏季攻势，并开始实施所谓“绞杀战”。

8月19日　审定中央军委复彭德怀电。复电说：由于安东、平壤间需增修三个机场并推迟空军出动时间，我军目前作战方针不能不从各方面重加考虑。在作战上，也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从现在具体情况看来，不易使我们这次战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设若战而不胜，反易暴露弱点。据此种种，望你对九月战役计划再行考虑，可否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如此，既可预防敌人挑衅和破裂，又可加强前线训练和后勤准备。二十一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并高岗：九月战役改为积极备战，防敌进攻，准备适当时机反击。如敌暂不进攻，待十月再决。

8月20日　阅袁仲贤关于印度总理尼赫鲁催要毛泽东诗词的报告，批示：“外交部：不要送这种诗词。”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127)：我方代表团住地应立即移到会场区外之中立区，并靠近中立区以外之我方部队，实行根据协议的武装警戒，以防敌袭扰和意外。

8月21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出：邓华说“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当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九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如何进行法，须用多少兵力，胜利把握如何，敌人的反应将会如何，请就这几点考虑电告。二十三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九月不举行大的战役进攻时，可选择伪军突出部队举行局部进攻。美军布防尚未发现其弱点。

同日　审阅聂荣臻、李富春报送的关于航空工业建设计划，批示：“照办。”计划提出了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生产规模、厂址的选定等。

8月23日　晚九时，就美国飞机又于二十二日夜以我方代表团住所为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事，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28)，指出：致李奇微抗议书，你们可于明（二十四日）晨正式送出。这样做，让会议停开一个时期，以压下敌人的气焰。在军事上应加紧准备，迎接敌人的可能进攻，在谈判上如果得不到我们认为满意的答复，就拖他一个时期，但不由我方宣布破裂。二十四日晨一时，再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29)，指出：休会的范围，应不包括双方联络官的来往，我们仍应保持这个联络。

8月下旬　阅改袁水拍(130)起草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后记稿，将其改为《关于本书出版的几句话》。原稿说：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使原来在武训问题上所存在着的混乱思想得以澄清，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胜利”。毛泽东将“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

8月25日　晚十二时，再就敌机轰炸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31)，指出：目前需要与敌人进行几次有力的文字的宣传斗争，以观其变化。代表团的任务是谈判兼打文仗。敌人如决心破裂，我们也要从各方面做足文章，使破裂的责任落在敌人身上。敌人如仍然是拖，我们应从拖中做主动的文章。你们应既不消极也不急躁地沉着应变，主动作战。

8月26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我军已决定九月不作大规模反攻战斗，敌人又有企图在镇南浦登陆的消息，因此，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及四十军均应位于原驻地，加强训练，并准备对付镇南浦方面的可能登陆。”

8月27日　审阅由周恩来起草的金日成、彭德怀给李奇微的复文，批示：“复文很好，请于今日发表。”复文指出：你方出现违反和破坏开城中立区协议的行为后，经我方提请你方注意或向你方提出抗议，你方不是予以否认，就是不予处理，甚至抵赖一切。我们再一次向你提出：你方必须认真负责地处理这一严重的挑衅事件，然后停战谈判才能得到保证，才能继续进行。为使全世界人民能够明了事件的全貌和真相，我们要求你，能和我方一样，将你我双方来往的文电全文发表，并容许你方各新闻通讯社全文发出和各地报纸全文登载。

同日　致电斯大林(132)。电报说：敌人在谈判中因军事分界线问题相持不下，便采取了连续的挑衅行为。我们给了坚决的回击。我们宣告停会，等待敌人负责处理此事。如得不到满意答复，就让会议停开一个时期，以压低敌人的气焰，但我方不主动宣告破裂。等拖一个时期后，如果敌人有愿意重开谈判的进一步表示，我们拟主动地提出一个转弯的办法，促其接受。二十九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来电对情况的估计和采取的方针。

8月31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33)，指出：敌人仍在空中和地上继续挑衅，其企图显然是示威和试探，我们除随时予以抗议和揭露外，更应在中立区内有计划地隐蔽地布置不带重武器的武装力量，准备消灭和捕捉仍将侵入中立区进行挑衅的对方武装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打击敌人的挑衅和捉到活的人证，以证实其全部罪行。

9月2日　致电斯大林：“当此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致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以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共同防止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巩固同盟，使中国人民在反对远东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无限鼓舞。”

9月3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对西藏各寺院及乞丐发放布施给张经武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发放的时机以在我入藏先遣支队及阿沛等人到达拉萨，西藏政府讨论了中藏协定(134)，并发出了拥护这个协定的通电之后为适宜，不要过早。”

同日　下午，同章乃器谈话，听取他关于率全国政协组织的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参加土改工作情况的汇报。

同日　同梁漱溟谈话并共进晚餐，了解他参加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期间，对西南土改和对四川的印象。在梁漱溟谈到土改有过火现象时，毛泽东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梁漱溟说：四川解放不到两年，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伯承、邓小平治下有方，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9月4日　致信毛禹居、文枚清、张有成(135)：“接到枚清、有成二兄的信，想来京一游，我认为可行。如禹居兄有兴趣，亦可同来一游。来者以三兄为限，他人不要来。到京大约可住一个月至两个月，太久则不方便。如三兄同意这几点，即可偕我这里派的同志一道来京。”

同日　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和《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

9月5日　复信张元济：“八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解放歌(136)具见热忱慷慨。建议各事都好，编藏文小册子尤为急需，已告有关机构加力办理。我入藏先遣支队日内可到拉萨，沿途得藏人热烈欢迎，知注并以奉闻。”

9月6日、11日、15日　审阅修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稿。毛泽东加写的内容主要有：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在镇压反革命确实已经达到了彻底程度的县、区、乡及某些市区，即应结束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转入经常的对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作。责成专署以上和师以上各级公安机关和保卫机关负责，收集各地反革命分子的暗害案件，加以清理，做出结论，报告中央公安部。

9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召开互助合作会议的通知稿。通知说：中央决定于九月二十日在京开会，请东北、华北、西北、中南、华东各中央局及山东分局，并转告河南、河北、山西省委，各派一位熟悉和管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工作，并足以代表你们意见的同志（例如研究室主任或副主任），充当代表参加会议，并随带有关材料来京。

同日　上午，就教育工作问题打电话给钱俊瑞(137)：全国人民要我们办广大的教育事业，这是件大事，一定要办好。同意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138)的精神和所议的办法。这样的专业会议，目的就是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赞成大批派留学生到苏联去学习。在另一次电话中还说，要在三年内派遣一万名留学生去苏联，要注意政治质量。拟一个派遣计划，报中央批准执行。

9月8日　批示胡乔木将中共南京市委关于宗教改革工作的报告印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其管理宗教事务的机关，并于文前加几句介绍的话。同日，又批示胡乔木将山东分局宣传部关于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宣传工作的综合报告印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宣传部参考，并在文件加上几句介绍的话。

同日　就荆嗣佑(139)的工作安排问题，致信刘道衡：“荆嗣佑一信付上，请察阅。其中所述溆浦乡间对荆不尊重的事，请予查明酌办。荆在辛亥革命后曾当我们学校的英文教员，四十年来他做过些什么事，是否和国民党反动派有过关系，我完全不明了，请你向程颂云、程星龄诸人及沅陵地委问明，并决定是否帮助他在长沙解决工作问题。至于他要求去日本的事，现在没有此种可能。”同时，复信荆嗣佑：“八月二十二日惠书敬悉。所述乡间情况，值得注意，已将来信转给中共湖南省委查明办理。先生出外工作一事，也要湖南省委酌情帮助。如先生有兴趣，可与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部长刘道衡先生通讯商酌。”

9月9日　为转发贺诚(140)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9月11日　阅马寅初(141)给周恩来的信。信中谈到北京大学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关于进行思想改造号召，发起教师政治学习运动(142)，并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前去演讲。毛泽东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九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彭真分别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举办的报告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有关三大运动的一些思想问题》的报告。

同日　晚十二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43)，发去金、彭复李奇微信(144)。复信中说：你九月六日来信，仍然一味抵赖并拒绝处理自八月二十二日以来破坏开城区中立化协议的一连串的挑衅事件。我们现在再一次要求你迅速结束你方这种无休止的破坏协议的行动，负责处理我方所抗议的各次挑衅事件，然后才能使谈判在正常平等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否则，你方应对拖延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及其后果，担负全部责任。

同日　致信宁纯宦(145)：“九月六日及以前各信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清况甚念，已函王首道主席酌予设法，是否能副尊望，则未敢必，因文物会(146)情况，弟不甚明了，兄可就近试为接洽。”

9月12日　阅石景山发电厂党总支书记王自勉、石景山钢铁厂党委先后的来信，信中反映工厂工资制度不合理影响到职工生产积极性，建议进行调整。毛泽东将这两封信批转李富春处理，并分别复信。复王自勉的信写道：“八月二十七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复石景山钢铁厂党委的信写道：“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们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们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毛泽东还对中央办公厅信访部门延迟了几天送阅这两封来信提出批评，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后来，有关部门经过调查研究，解决了这两个厂反映的问题，并对华北全区各类企业的工资制度也作了合理的调整。

9月13日　就入藏部队当前任务和兵力分布问题，致电邓小平：“我先遣支队已到拉萨，张国华所率部队不久亦可到太昭、拉萨一线。关于这些部队一九五一年的任务是以修筑公路为主，还是以生产粮食解决给养为主的问题，张国华在京时曾对我说应该是筑路而不是生产。张并认为明年一年即可修通甘孜至拉萨公路。但据后来所得情报，明年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两年至三年才能修通。似此，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此点在现在就应确定，以便在冬季有所准备。此外，关于兵力分布问题，似应在几个月内，在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拉萨的中间地点各派一部分军队进驻，并在这些地方布置生产，使班禅能回后藏，并便于展开工作。原先决定明年不进驻上述各点的计划似应改变，惟进驻时间可在张国华到拉萨和西藏政府的关系完全弄好之后，即在三四个月之后为适宜。以上望复。”

同日　晨六时，在乔埃十一日正式承认美军飞机扫射中立区事件后，就我方关于中立区与分界线的谈判对策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47)。电报说：（一）乔埃的表示，是敌人已在转弯。我方应掌握主动，提议或同意在开城复会。至于是否需要考虑将会场地址改在板门店，还应看情形发展再定，你们可将板门店本身及周围情况电告。（二）关于保证开城区中立化的各项具体条款，望你们立即加以研究，务使空中地面、区内区外规定严密，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隙。（三）复会后，我们应准备在小组会上主动地提出，双方可将原提议之分界线保留不谈，而各提可以接近并准备对方考虑的新分界线。如对方同意，我们可要他们先提一个方案，我们也准备一个方案。（四）我们现在就应考虑李克农八月二十二日电所提的第三类方案的最后防线，即是说，在什么线上，我们再不能让了。这一点，请金首相考虑见告。

9月15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尤金赴青岛招待问题给山东分局、青岛市委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并使他参观几处工厂、农村和学校（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是一个热忱地帮助我党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同志，你们对他的态度，应诚恳朴素。”

9月17日　致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兹因工作需要，现由边章五同志（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前往开城接替邓华同志任志愿军第一代表，出席停战谈判会议。”

9月19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及附上代拟的金、彭复李奇微信(148)。信中再次建议，双方代表应即恢复在开城的停战谈判，而无需要再去讨论恢复停战谈判的条件。

9月22日　复信黄炎培：“九月十五日大示收到。贵体康复甚慰。最近上海报告一份，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其中某些部分带有机密性质，请加注意。”黄炎培来信谈到近期他在大连、沈阳等城市休养、参观的情况。

9月23日　晚七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49)，指出：同意给李奇微的复文应给以正面驳斥，仍应坚持在开城恢复谈判。晚十时半，再电李克农并告金、彭，发去金、彭复李奇微的信。

同日　致电邓子恢：“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偕同小平、贺龙同志一道早日来京。”二十五日，邓子恢复电：“我昨夜始回汉，因要了解一些工作情况，又因家母前日病故，要主持丧事，故拟于过国庆节后去京。可否，请示。”二十五日晚十二时，毛泽东复电：“九月二十五日电悉。（一）向你的病故的老母致哀悼之意；（二）同意你于过国庆节后来京，如能于十月三日到京则甚好。”

9月25日　晨二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50)，指出：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三时电悉。同意你们所提在二十五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采取严词拒绝讨论任何有关复会条件的方针，并建议二十六日复会。晚九时半，再复电李克农并告金、彭(151)，指出：九月二十五日十五时电悉。对方想把停顿谈判的责任推到我方。你们现在应集中力量证明敌人在破坏停战会议之后，又在使用新的阻挠战术拖延谈判，同时应指示各新闻记者作配合此种揭发的报道。二十六日晨二时，第三次复电李克农并告金、彭(152)，指出：九月二十五日二十一时电悉。望仍按我在九月二十五日二十一时三十分电告的措辞于今早答复对方。

同日　关于印发纠正公文中存在的文字表述缺点问题的有关文件，致信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杨尚昆：“此四件(153)，加上中央一信(154)，共五件，请尚昆印在一起，分送各中央局，并要它们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分发中央和军委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中央政府各党组。请乔木同志看一遍。刘、周如有时间，可看一下；如无时间，不看也可以。尚昆写的信，自己就没有遵照中央那个指示(155)，有许多缺点，我已作了修改，请注意。”

同日　致电饶漱石：“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于过国庆节后即动身，于十月三日到京。”

9月29日　“联合国军”在夏季攻势失败后，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秋季攻势。

同日　阅章士钊反映张之洞、段祺瑞(156)遗属情况的来信，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情形，酌量处理。”并对来信作了几处批注：在来信谈到“曩者传谈偶及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皆不是人民敌人，政府可能予以照顾”处，批注：“因时间已久，人民已淡忘了，非谓过去也不是人民的敌人。”在来信谈到段祺瑞“在派系私斗上虽有失德，却无反革命之举”处，批注：“有三一八惨案。”在来信说到段祺瑞“按其征讨复辟、对德宣战以及晚年抗日南下诸节，皆不失为革命荦荦大端”一句中“晚年抗日南下”处，批注：“只此节可取。”在来信谈到段祺瑞所遗吉兆胡同住宅“所谓经敌人购买一节”，“乞公批交有司彻查，加以了解，能不没收最妙，万一不能亦希别筹照顾方式”处，批：“此或可商。”

同日　复信章乃器：“九月二十四日的信收到了，承转来各件亦均收到，谢谢您。”

9月30日　晚上，举行盛大国庆宴会。应邀出席宴会的有老革命根据地的代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一千四百余人，还有各国外交使节等。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林伯渠、周恩来等参加。

9月　一天晚上，请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李思安、蒋竹如等吃饭。其间，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由于我们的志愿军机智勇敢，不断想出对付敌人的新办法，坑道战就是新办法之一。现在挖掘了许多层的坑道，敌人想要破坏这些坑道是绝不容易的。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三十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二百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10月2日　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九月二十五日关于空军第四师在朝鲜同敌机进行多次空战的情况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刘亚楼同志：此件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0月3日　阅彭德怀关于对朝鲜战争前途的估计和对国内备战工作的建议，批交周恩来研究酌办。同时，复电彭德怀：“国庆节日来电收到，已交有关同志研究酌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全力支持战争，克服财政困难。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会议，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列席会议。

10月4日　晚十时半，就对方企图再次转弯，急切地要我方提出一个在“双方可以平等控制的地方”复会一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57)，指出：我方不宜再次拒绝更换地点，而应主动地提出在板门店恢复双方代表团的会议，在板门店复会的各种物质设备和警戒工作，请你们预先筹划。六日晚十二时，给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发去金、彭七日复李奇微信(158)。复信中说：我们建议：双方代表团应立即在板门店复会，并在复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上规定关于扩大中立区范围及保障会场地址安全的原则。八日，李奇微回信同意会址设在板门店，并建议双方联络官于十月十日会晤。九日，金、彭致信李奇微：我们已命令我方联络官于十月十日上午与你方联络官会晤。

同日　致信徐冰：“全汝真的信付上。她是覃理鸣(159)的夫人，其子患病，要求照顾。请你派人调查一下，全汝真在政治上是否有问题。如政治上纯洁，对其本人及儿子，似应予以照顾。请酌办。”

10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报告财政问题。周恩来报告关于节约兵力、整编队伍，减少机关、精减人员，收缩开支、清查家底，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等问题。毛泽东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刘少奇、朱德、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饶漱石、陈毅、薄一波、邓小平、邓子恢、刘伯承、贺龙、李立三、叶剑英、聂荣臻、王稼祥、习仲勋、粟裕、王震、邓颖超(160)、陈伯达、罗瑞卿、杨尚昆、胡乔木、安子文、李维汉、杨立三、冯文彬、赵尔陆出席会议。

10月6日　对李维汉关于给班禅额尔德尼送礼等事的报告，批示：“送礼及像片题字均照办。吃饭时间，由你处酌定得我同意后办理。”报告提出，将以毛泽东的名义赠给班禅黄缎子袈裟料、砖茶等礼物及毛泽东亲笔题字的照片。

10月7日　复信朱少滨(161)：“九月二十五日惠书并附大作各件，均已收到，感谢先生的好意。”

同日　复信仇鳌：“十月五日惠书收到，甚为感谢。贵体宜于静养，谨祝新寓吉胜！”

同日　复信谭熙春(162)：“九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生活困难，甚为系念。毛禹居兄现在此间，待其还乡时，当与一商援助办法。”

10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0月10日　复信蒋竹如：“各示均收，甚谢。余盖兄已在湖南学习过，似不必再来京学习。他决来，我也同意。可持此信向校方接洽入学事宜，并请转告余兄，我就不再答复他了。”

同日　复信戴毓本：“九月九日来信收到。大有进步，甚以为慰。我同意彭习梅兄入革大学习，但须他自己下决心。如他决来，可持此信和校方接洽入校事宜。”

同日　复信李思安：“八月十五日来信早收到了，迟复为歉。周敦祥(163)先生已在湖南学习过，并已担任教育职务，似不必再来北京学习。如她坚决有志要来，我也同意她来，可持此信与校方接洽入学事宜。请你转告敦祥，我就不另复她了。”

同日　复信贺晓明：“九月十四日来信收到，承你告以许多事情，甚为感谢。你家分了土地，生活有了保障，向你祝贺。你在乡耕作甚好，不要来京。”

同日　复信文炳璋(164)：“七月五日来信收到，谢谢你。乡里来人说，你家生活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军队工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10月11日　阅聂荣臻十月九日关于从朝鲜战场抽调三十万部队回东北地区以减少前线供应困难问题的报告，批示同意，请周恩来办。

同日　复信雷瀚(165)：“看到你十月八日给我的热情的信，甚为高兴。我对你的努力和进步表示庆贺！”

10月12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本日起在全国发行。

同日　在韩伯林(166)反映北京市住房紧张、房租高的来信上批示：“彭真同志：此事请市委讨论一下，找出解决办法，并给韩伯林工程师一个答复。”

10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志愿军党委电：“你们九月二十日的电报(167)早已收到，我们认为你们的总方针是正确的。邓华同志现来北京，中央已将最近关于志愿军战略方针、节约兵力、节约资材、节约经费及两岸迫近敌人可能登陆处筑工事等项决定告诉了他，由他向你们转达。希望你们联系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执行办法，争取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

同日　复信陈叔通：“十月九日惠示敬悉，谢谢您。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有，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项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力上顾得及的话。有一份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

同日　复信熊寿祺(168)：“十月七日给我的信及剪报，收到了，很高兴！你现在担任的工作很重要，望加意研究，做出成绩。”

10月16日　看望即将离京回国的尤金。

10月17日　将高岗十月十四日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169)的各共产党员。”同时，起草中共中央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170)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每个省区都要建立生产新式农具的国营工厂，以便农民购用此种农具。省、专区和县都要建立至少一个公营农场，以为示范之用。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发给你们。”

同日　将中共中央西南局十月十日关于组织土改工作团参加土改工作经验的电报，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仿照办理。西南局的经验主要是：一、组织土改工作团，应动员一批高级干部参加。二、对民主人士参加土改，要热烈欢迎、积极帮助，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要进行诚恳坦白的适当的批评。三、土改工作团应完全受当地各级机关的领导，并与当地土改工作干部混合配备。四、土改告一段落或土改结束后，召集民主人士座谈经验，并听取他们负责人的意见。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阻击敌人秋季攻势的战果和拟补充志愿军兵力的计划的报告及周恩来的批示。周恩来的批示是“与节约兵力无碍。妥否，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请周、聂办。”报告说：这次敌人在朝鲜战场发动的秋季攻势，与今年上半年的几次进攻不同。它已由齐头并进的全线进攻，转变为逐段推进的局部进攻。最近，我军在阻击作战中战果辉煌，敌人伤亡已达四万五千余人。我军也付出了相当代价。报告提出了补充志愿军兵力的具体计划。

10月18日　晨五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71)，指出：目前我方在联络官会议中的方针，应是迅速促成复会，态度是既不急，也不拖，而要适时地主动地提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办法，以解决一些枝节上的问题。凡是我们已经准备修改的办法，或非主要的问题，不要在头一天或前一次会上或在新闻报道上说得那样死，那样不可更改，应该为下一步文章留有余地。在敌人方面，自然仍有利用联络官会议以进行拖延和侦察的一面，我们必须坚定沉着，使敌人看不出我们整个意图。从敌人所提出的四次方案看来，也还不完全是不愿意复会的，望你们掌握这一情况为要。

10月19日　将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会词交付打印。二十日，分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征求意见。

10月20日　审阅中央军委给志愿军司令部并告第三兵团、第二十兵团的电报稿。电报说：第二十兵团正面宽，部队伤亡大，敌人仍在猛攻。为加强该兵团之作战、迅速粉碎敌人对金城的进攻，同意彭德怀、陈赓、甘泗淇意见，将第十二军调给第二十兵团，望第十二军迅速出发，参加作战，争取胜利。

10月22日　晨一时，修改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会词后，批示：“此件再印六份。以五份于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分送刘、周、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五同志，请于下午六时以前批注修改意见，退还给我。另一份直接送我。”修改时加写一段话：“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发生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这种事实还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没有成立的时候，但是结果如何呢？难道还没有证明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企图不是狂妄的和徒然的吗？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想要称霸的帝国主义却得到了被打倒的结果吗？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苏联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在这种时候，再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走过去德意日三国侵略者的老路，则其结果不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吗？”

同日　下午，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决定：（一）以增产节约，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为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二）筹备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推举陈叔通、李维汉、章乃器邀集有关方面进行研究，陈叔通为召集人。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72)，指出：为不使对方作片面的歪曲宣传，你们应于明（二十三）日发表南日同志复乔埃短信，说明为了不使过去破坏协议事件再行发生以致阻挠谈判的进行，我方代表团受权批准双方联络官业已签订的《关于双方代表团复会事宜的协议》，并同意双方联络官业已取得的五项共同谅解在双方代表团复会日立即生效。复会日期，同意改在二十四日。二十三日晚十一时，再电李克农并告金、彭(173)，同意将复乔埃信中建议复会的日期改为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74)，指出：请于十月二十三日由平壤与北京同日发表下列消息：“新华社平壤二十二日电：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决定由边章五将军代替邓华将军为第一谈判代表。朝鲜人民军总部决定由郑斗困将军代替张平山将军为朝鲜人民军谈判代表。”

10月23日　下午三时，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致开会词。他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住居的地区以外，即将于一九五二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同日　致信傅种孙(175)：“汤先生(176)追悼会需表示悼唁。遵嘱为数学杂志写了题名，不知可用否？”

10月24日　致信周恩来：“既然有各民主党派作了演说，抗美援朝决议似乎还是今日通过明天发表为好。”下午，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77)，指出：关于停战线问题，我方在复会后可主动提出，双方可将原提议的分界线保留不谈，而各提一个可以接近并准备对方考虑的新的分界线。如对方同意，便可照你们二十三日来电提出依照现有战线加以调整的方案。照此方案与对方争论的结果，有可能达到在就地停战加以调整的现实基础上划定军事分界线的目的。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朝鲜二十三日电讯：一年来，朝中人民军队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胜利战役，随后又粉碎了美国等侵略军的所谓夏季攻势，目前在继续粉碎所谓秋季攻势，取得了重大胜利，收复了朝鲜北部的广大土地，并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巩固基础。一年来，消灭敌军三十八万多，其中包括击毙、击伤、俘虏美国侵略军十七万多，李承晚伪军十九万多；击落、击伤和缴获敌军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等二千三百一十架，缴获各种枪支六万余支，击毁和缴获敌军装甲汽车、战车和各种汽车六千多辆，各种火炮三千五百多门等。

同日　复电米丁(178)：“来电收到。请原谅我因为工作繁忙，不能写纪念十月革命的论文。请考虑可否发表我在十月二十三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会词。这篇开会词的英译已令布拉格的新华社分社送至你处。”

10月25日　“联合国军”在其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均遭失败的情况下，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双方在板门店恢复自八月二十三日中断的谈判，继续进行第二项议程的讨论。

10月26日　晨五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79)，指出：在驳斥对方方案不合理时，应着重说明对方将开城地区划入南缘以南之不合理，同时整个战线尤其是东线（即临津江以东）并未作重大调整，故我方提出的新方案，双方各退出相等的地区使东西两线都得到调整，这是最为合理的办法。

同日　致信刘少奇：“三个文件都看了，均同意。我这两天不大舒服，今天不进城了。请你邀集朱、陈、邓、习、富春、饶、安(180)、乔木、尚昆诸同志将三个文件传阅并讨论一次。如今晚来得及，则在今晚，如今晚来不及，则在明天，请酌办。”

同日　复电达赖喇嘛：“你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10月28日　下午二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维汉列席。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10月29日　晨五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81)，指出：双方接触线确定后，我方应即主动地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

同日　审阅修改罗瑞卿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的报告稿，拟标题为《关于目前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并加写两段话：（一）“委员们和诸位同志们，我认为有使同志们明了目前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情况，并对这种反革命活动提高警惕的必要，否则我们就要上反革命的当。”（二）“当然，我举出这些材料，不是说反革命活动比较一年前还更严重了，当然不是这样，反革命势力已经受到了我们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还有残余力量没有肃清，外面还在不断派遣进来，里面的残余分子还可能发酵扩大，并且他们还在作疯狂的活动，危害人民的事业。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如果我们就此住手，不再向反革命作斗争了，那我们就会要上反革命的老当。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必须继续打击反革命，只要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要彻底消灭他。”

10月30日　下午三时，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10月31日　晨一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82)，指出：同意你们在三十日二时电中所提的我方应于三十一日主动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原则的意见。如对方坚持其在十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方案，我们应在当时或下午会议中予以严正的驳斥，揭露对方反对就地停战、划分军事界线，而仍企图深入我方战线后方的阴谋，逼使对方在我们的方案上达成协议。如果对方坚持以高城、金城以南的突出部分来交换开城区域，我方宁可采用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划分南北界线的单纯就地停战方案，逼使敌人接受，不要纠缠在交换区域的争论中。

11月1日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说：“我们的团结是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更亲密，一年比一年更加生气勃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形成的，它是一个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几万万人的统一战线，它是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它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它又是采用自我批评方法的，因此，它就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它就能够越来越有生气，越来越有力量，它就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同日　聂荣臻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为加强华北军区的工作，提议杨成武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免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职务。”当天，毛泽东作了两条批示：（一）“征求向前同志同意，如果向前同意的话，可以这样办。”（二）“向前同志：前次见面时，我说可抄一些报给你看。后来我觉得你还是静养，不看电报为好，故未叫机要处抄给你。”六日，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致信毛泽东，关于杨成武、徐向前的任免问题，“提议仍不变为好”。七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不变动。”

11月3日　中午，同张鼎丞谈话。晚上，同陶铸、王首道谈话。

11月4日　晚上，先后同林彪、邵式平(183)谈话。

11月5日　审阅修改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整顿工人阶级队伍和民主改革的指示（草案）。将文件名称改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同时为中央起草关于印发这个指示的通知，要求各地遵照执行。指示阐述了对厂矿、交通企业内的残余反革命势力加以系统的清理，对国营企业内所遗留的旧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并对清理工作的领导、政策界限、防止反革命破坏、保持生产正常秩序，以及后期的制度建设和组织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民主妇联党组关于第一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希望你们注意妇女儿童福利工作。”

同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林彪列席。

11月6日　上午八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84)，指出：敌人因已知我方趋向于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的原则，故乃抢先提出四点建议，企图吓我一下。为此，我们不应片面强调敌人所说“开城的所有权将由武力而非谈判来决定”这句话，好像怕他进攻开城似的。如果敌人敢于抛开开城中立区向开城以北进行迂回进攻，那就给我们以极好的歼敌机会。此点，请德怀同志予以注意，并进行必要的准备。在谈判上，你们应于明日小组会上主动提出我方对案，内容可以包括下列四点：“（一）关于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地区，应根据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的原则，予以确定；（二）小组委员会应根据上项原则，校正目前双方前沿接触线，以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上各退二公里，划为非军事地区；（三）非军事地区的行政管理仍维持现状不变；（四）停战协议全部商定后，双方前沿接触线如有某些出入，届时小组委员会必须根据这些实际变化，作相应的变更。”如对方同意这个建议，我方准备在双方代表团通过这次议程的四点规定后，即提议进入议程第三项的讨论。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主动而敌人难于直接拒绝。

11月7日　晨七时半，复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185)，指出：关于议程第二项的四点规定，同意来电所提将第三点抽出留待讨论议程第三项时再提。你们应注意，敌人在目前如此无理取闹地阻挠谈判的顺利进行，很大可能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至少在圣诞节前保持朝鲜谈判的紧张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在合理的问题上迅速而主动地提出办法，使敌人难于直接拒绝，而对敌人的流氓恫吓和无理要求，则又必须严词驳斥，并配合我前线上的胜利，以打击敌人的拖延政策。

11月9日　批示同意周恩来关于提议粟裕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仍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请示报告。

11月10日　晨七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86)，指出：敌人在最近我军出击中损失甚大，加以军队轮换制不能完全实现，已受其国内外舆论的重大压力。所以他才以调整战线和临时协议两个方案与我纠缠。对此，你们应理直气壮，坚持我方提案，不要无休止地作防御性的解释，愈解释将愈被动，而要采取进攻性的驳斥，指出对方两个方案的无理、荒谬和矛盾，并主动提出如来电所说的新的三项建议及一项附加。

同日　复电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入藏事宜，已嘱西北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帮助，一俟准备停当，即可起程。”

11月11日　就志愿军党委对精简节约的部署，复电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指出：“我们认为志愿军党委决定各项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如此，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11月12日　审阅修改《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草稿）》，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胡乔木、杨尚昆：“此件经彭真同志起草，并征求各中央局书记意见加以修改，又经陈伯达同志作了一次修改，我看过，可用。现送请你们审阅，如有意见，请即提出，如无意见，请尚昆再打清样二份，一份连原稿送陈伯达，一份送我，看一遍，即可发出。”这个指示在强调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的重要性后说：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11月13日　阅周扬来信(187)，批示：“（一）题字照办了，但不要印给别处，因别处的任务不都是在农村。（二）在你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目前没有时间。”

11月14日　致电斯大林(188)，通报从十月二十五日朝鲜停战谈判恢复以来的谈判进展情况和中国政府一九五一年财政预算情况及对策。电报说：谈判的中心问题，是确定军事分界线，敌人已从将军事分界线深入到我方战线以内的要求上，退到在签订停战协议时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上建立军事分界线。我们则主张就地停战，在现时双方接触线上建立军事分界线，到各项议程达成协议时，双方接触如有变化，可作相应的修正。关于遣俘问题，我们反对一对一的原则，而主张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则。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一九五〇年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总预算中百分之三十二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军事贷款还未计算在内。因此，如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节约方针，则明年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打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故现在我们这样的打法和做法，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亦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致张经武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因达赖送礼事(189)与你回中央一事有关，但中央认为你暂时应留拉萨帮助国华(190)等工作一个时期，何时回来将来再定，因此达赖送礼事亦应缓办。”十六日，就张经武工作安排问题，在李达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张经武数月内应留拉萨，是否长留再考虑，请罗迈(191)电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列席。

11月16日　为转发薄一波、刘澜涛关于中共中央华北局扩大会议情况及华北局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规定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央希望各中央局自己，并且指导所属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和当地的情况仿照华北局那样，都订出一个一九五二年的简单明了的工作计划，电告中央及中央局批准施行，并且希望这种工作大纲的订出不要迟于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华北局一九五二年的工作计划，主要包括抗美援朝，城市工作，农业生产，精简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镇压反革命，整党、建党、整风，培养干部、办好党校，加强人民代表会议，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等十项工作。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给中央的报告，批示胡乔木：“此件(192)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你的气喘加重应及时注意，现派医生及护士各一人去你处，并同时派伍修权、柯柏年(193)两同志前往帮助你们工作一时期。”

11月17日　为转发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交通部党组对团结民主人士问题检讨报告的通报，批示：“周：此件转发给中财委系统以外的各部门党组研究。对那些问题严重的部，如内务部，要他们照交通部党组办法写出检讨申明书。”财经委员会党组通报说：根据交通部经验，与民主人士和其他党外人士要合作好，必须做到：（一）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得到不折不扣的实现；（二）一切重要决定，应有党外的部长、副部长参加决定；（三）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和上级的指示、下级的报告，均应使职权范围内的党外人士看到；（四）人事问题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举荐的人，能用者应尽量录用。

11月18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罗云路的来信，他们对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央关于工人阶级和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194)提出质疑，希望毛泽东给予答复和指示。毛泽东批示：“送刘少奇、胡乔木、安子文同志阅，请安子文同志提出意见和处理办法。”在安子文提出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的意见后，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致信在杭州休养的刘少奇：“据安子文、胡乔木等同志说，像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那样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195)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此事现已陷于被动，只有改正才能恢复主动。现将电文(196)一件，安子文报告一件，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一件，送你审阅，征求你的意见，请予示复，并交来人带回为盼。”十九日，刘少奇复信表示同意改正整党决议草案的提法。二十三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朱德、陈云、安子文、胡乔木、杨尚昆：“此问题曾去信征求刘少奇同志意见，现得回信，请阅。我又在电文上作了一些修改(197)，并觉得宜将阴、罗二同志的信及安子文的信连同中央电报印发各地，才能将此问题弄清楚，并使中央在此问题上取得主动。如同意，请尚昆办。”随后，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98)，指出：对方在我军事压力及其国内外要和的压力下，已提出与我接近的方案，我们应准备在这项议程上与对方达成协议，但今日小组会上还不忙提出我方修正案。晚十二时，再致电李克农并告金、彭(199)：为了取得时间考虑修正案及三、四两项议程的内容，望你们于十九日晨以电话通知对方，提议小组会停开两天，到二十一日再行复会。

同日　复信李介侯：“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汤真兄家属善后事，已与师范大学当局商妥，予以照顾。”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1月19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00)，原则上同意对方提出的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四项建议，并发去我方对四项建议的修正案和谈判第三项议程（关于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时我方的五项原则建议。同时提出在谈判第四项议程时，应反对敌人所提一对一换俘的原则，而坚持我们有多少送多少即全部换俘的原则。

11月20日　为转发高岗十一月一日《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发至省级党政军组织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的批语：“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同日　审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十一月十九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参战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亚楼同志：意见很对。必须迅速组织新部队参战，越快越好。”

同日　晚上，会见章士钊。

11月21日　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十一月十三日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的批语：“河北省委这个报告很好，请你们加以研究，吸取其中有益的经验在各省推广施行。此件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希望看到各省省委都有一个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专题报告。”报告说：今年的农业生产，贯彻了“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方针，紧紧掌握了以下几个环节：（一）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深入贯彻发展生产的政策。（二）战胜自然灾害。（三）加强对合作互助的领导。按照不同的生产情况，发展各种合作互助组织。（四）改进农业技术。

同日　就李醒安(201)来信要求在生活上给予照顾一事，致信王首道：“请酌予此人以生活上的照顾。据周世钊校长说，此人一生办教育（曾在第一师范当过教员），似无劣迹。”一九五二年三月，李醒安任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11月22日　致信李维汉：“周世钊兄等数人（又陈奎生(202)兄亦想参加），于革大毕业后，想去沈阳、大连、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参观学校教育，并经浙赣路返湘。我认为可行，如你也同意的话，请为他们办理旅行手续。”

11月23日　朝鲜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对于第二项议程“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正式达成协议。二十七日，协议经过双方代表团会议通过。至此，双方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第一个协议。

同日　晚上，同罗荣桓、萧华谈话。

11月25日　为转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二年全国农业生产计划，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央批准这个计划，你们可根据这个计划的方向规定自己的实施计划。此外政务院还将发表有关农业方面的适当文件。”

同日　就朝鲜停战谈判会议的第三、第四项议程问题，两次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203)。关于第三项议程，电报指出，不管我方提得如何周密，对方都会提出许多不同的或修正的意见，因此，除我方应抢先提出者外，有些问题可待对方提出意见后，我方再提对策较为有利。关于第四项议程遣俘问题，电报指出，我方应反对一对一的交换办法，而坚持有多少就遣送多少的原则，并同时要求南朝鲜应将掳去的北朝鲜人民放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彭真出席，林彪、薄一波、王稼祥、胡乔木、李维汉、罗贵波(204)列席。

11月26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整风学习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先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

11月27日　致信薄一波：“总预算及收入、支出两方面的说明文件，请于修正完成后，印成一本，于二十八日开会(205)前印好（印十余份），二十八日下午交我为盼。”

11月30日　为转发邓小平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206)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指出：报告中“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华北局的报告说：刘青山、张子善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折款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折款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合计四十五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刘、张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张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一亿五千万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一百七十八张。根据其所犯错误和罪状，经华北局讨论，总理批准，决定将张子善逮捕法办，刘青山归国后亦予逮捕。(207)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彭真出席，林彪、李富春、薄一波、刘澜涛列席。

11月　为贵州大学题写校名。为湖南农学院题写院名。

12月1日　就要求补报重大贪污犯的处理情况一事，起草中共中央致薄一波、刘澜涛电，指出：“你们十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华北方面发现的贪污事件的报告收到了。在这个报告中没有说到对于那些重大贪污犯，党和政府是如何处理的，请你们将处理的情况补告我们。”八日，华北局向中央提交补充报告。

同日　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起草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的通知，要求他们遵照执行，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阅读和传达。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三次修改，加写和大部改写的内容主要有：“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因此，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这一方针；并于同月至十一月一日经过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方针。”“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来。”“为使本决定的基本方针和各项办法能充分见之实行，必须不厌求详地向干部进行解释，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全局的情况和任务的重要性。”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南局扩大会议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的计划，并起草中央批语将中南局的计划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参考。中南局扩大会议提出的计划是：（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的指示；（二）土改还是全区工作的中心；（三）进行民主改革；（四）目前省以下领导精力，还是首先集中于乡村工作。

12月2日　就朝鲜停战谈判讨论第三项议程的有关问题，两次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08)。前一电报指出：在二日会议上，同意你们继续反对对方控制我方海岛及限制军事设备的无理，并着重说明这是一个停战协定，双方只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在任何借口之下进入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并从对方后方的沿海岛屿和海面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使朝鲜停战局面得以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迅速进行。至于限制双方军事设备，并进行自由视察，那是干涉对方内政，且涉及政治性的问题，这是超过军事停战的范围，我方绝对不能同意。后一电报指出：在三日会议上，可在我方原建议五条外提出如下两条补充建议：“第六，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第七，为监督第六条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关于视察结果的报告。”“如对方拒绝我方补充建议，仍要求由双方作自由视察，应予坚决反对”。

12月3日　上午，会见陈叔通。同日，致信郑振铎(209)：“有姚虞琴(210)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211)，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工作的政治指示》稿，批示：“照办。除发军队外，同时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指示说：“为了继续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了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和东方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第一，必须建设国防工业和其他工业，而为了发展工业就要发展农业，并训练大批从事工业和农业的干部；(212)第二，建设强大的空军、海军、装甲兵、炮兵及各种技术兵种；第三，整训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第四，统一编制，适应高度集中性、组织性的需要；第五，抽出大批干部，实行轮流入学，提高文化与军事科学知识，培养大批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在指示的末尾，毛泽东加写：“本指示同时发给地方党委阅看，以利配合。”

12月4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华北局关于把领导的重点放在工业生产上来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参考。

同日　复信董必武：“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213)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发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可以连同你此信(214)和我答复你的几句话，一起抄发。”

同日　晚上，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指示。指示指出：“中央批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晨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及今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意见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委的报告样式，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均按级向中央及其上级作报告。……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

12月5日　为转发中共贸易部党组关于大张旗鼓地反贪污的报告，起草中央指示，指出：“中央批准中央贸易部党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关于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反对贪污现象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认为这一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遵照中央十二月四日二十时的指示，参照北京市委和中央贸易部党组的分析和办法，迅速订出自己的反贪污计划，并开始着手发动这一斗争。各地党委应统一布置这一斗争，使政府系统（重点在财经部门及总务人员）、军事系统（重点在后勤部门）、党派团体系统都同时动作起来。”

同日　为转发装甲兵司令部十二月二日关于精简节约工作的报告，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的批语。批语指出：“（一）这是我们所收到的军事方面的第一个精简节约的报告，特转发你们参考。（二）反贪污应和精简节约及反对浪费分开来做，须作全面的调查分析，号召坦白和检举，才能彻底暴露一切贪污人员而加以分别的处理。装司这个报告着重在精简节约和反对浪费方面，并且还只是部分的开始，但已很有意义，使人高兴。（三）望全军立即展开这一斗争，发动全体指战员，进行（甲）精简节约，反对浪费，（乙）反对贪污，并将这二者既分开而又联系起来。（四）一切军事部门均应向军委作报告。”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介绍中央军委的《军事整编计划（草案）》。会议讨论通过：（一）中央复员委员会(215)，主任周恩来，副主任林彪、李富春等；（二）中共中央节约委员会，书记薄一波；（三）中央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主任朱德，副主任安子文、杨尚昆；（四）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彭真、沈钧儒等。朱德、彭真出席会议，薄一波、李富春、林彪、聂荣臻、李维汉列席会议。

12月7日　将外交部情报司摘报的美国《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交换战俘问题的三条新闻，批送周恩来阅，指出：“美国人宣布被俘的仅一七四人，其余一万多人列为‘失踪’的，他们没有理由向我们索取每一个‘失踪’的人。”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条新闻中说的“有人建议做这样一笔交易来解决停战监督和俘虏交换问题，即美国放弃视察的要求，共方则交出所俘的联军。为了换取落在共方手中的美国兵，联军准备冒一下共方阴谋集结兵力的危险”，批注：“这一点亦可注意。”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16)，指出：敌人在其国务院和国防部相互间矛盾的影响下，停战谈判拖的可能性又增长了，但仔细研究敌人这次提出的八项建议，比其以前七项建议和四项原则，不能说是倒退了，是带有暗示让步和讨价还价性质的，同时也还夹着对中立国视察的戒心。为要达到敌人从沿海岛屿和海面撤走的目的，我们更应坚决反对敌人有关轮换和补充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敌人的道理很弱。在谈判和宣传上，你们应抓住这一点。

12月8日　阅中共福建省委询问北京市委十二月四日关于反贪污斗争的报告和中央的指示可否印发至县委的来电，为中央起草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指示说：“应当发至县委，军队则发至团党委，并且应当在党内刊物上登载，使更多的同志看到，使科长级以上的党员都能看到。”“所有地方县委以上均应向中央作报告，军队团级以上均应向军委作报告，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217)才能解决问题。”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九五二年工作纲要，起草中央批语，指出：“将这个工作纲要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请加研究和参考，中央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作纲要。”华东局的工作纲要包括十个部分：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禁止浪费，严惩贪污，反对官僚主义；城市工作；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建政工作；整党建党工作；展开思想改造运动；镇压反革命工作；统战工作；青年和妇女工作。

同日　上午九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18)，指示我方代表在这两天中，应将限制军事设备、自由视察、从岛屿撤走、轮换和补充、中立国监督五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来与敌人谈判。晚八时，再致电李克农并告金、彭(219)，指出：如在轮换和补充问题上对敌人作有限度让步，以交换敌人从我方的岛屿撤走并承认我方关于中立国监督机构视察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的六、七两条建议，则我方在视察双方空军口岸上可不再让步。

12月9日　为转发罗瑞卿关于在公安部及整个公安系统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批语指出：“请各级党委严格指导各级公安机关，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公开地开展这一斗争。”“中央已决定：党中央各部门、军委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织，一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审查党的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扶持正气，打倒邪气，并选举党委会。在目前时期，关于纠正错误、打击邪气方面，应着重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自我们占领城市以来，快三年了，大多数部门还没有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现应一律在短期内召开完毕。然后由党政军三大单位分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此种代表大会亦规定在中央直属总党委领导之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中央直属党代表大会已于今年五月开过），任务同前。各大行政区一级、省市区一级和专区一级的直属党组织，亦应照此办理，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督促进行。”

12月10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20)，指出：你们在今明两日会议中，应指明限制双方设备和自由视察的要求是干涉内政，对方必须收回，我方沿海岛屿，对方必须撤走，双方后方口岸的视察，只能邀请中立国担任。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薄一波、林彪列席。

12月11日　为转发中共邮电部党组十二月七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因邮电事业普及全国，贪污问题又很严重，故应将此件转发县委，提起大家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铁道部党组十二月七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写得比较好，值得研究。”“请你们向所属各单位，亦用限期要报告的方法，推动这个斗争向前发展。”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十二月八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批语，指出：“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同日　为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等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并告志愿军、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在推行整党并实行政治教育的同时，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几个月，应按各部门和各军区情况，规定一段时间，在全军，仿照镇压反革命的方式，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分别轻重，惩治或批判一切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罪行或错误的人员，并一定要获得结果。”

同日　致信毛泽连、毛远悌：“慰生六婶(221)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12月12日　复电西南军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及各中共中央局，指出西南军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要他们从发现浪费现象，去发现贪污现象。复电提出：“注意资产阶级和旧统治阶级腐化我党我军的严重危险性，迅速布置一个大张旗鼓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一定要有民主人士参加）反贪污斗争，并以所得经验见告。”

同日　复电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感谢你们给我的电报。过去一年多以来，西北区各族人民在抗美援朝的爱国斗争中，作了很大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祝你们的会议成功！”

12月1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要求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仿照华北局的办法，统一布置“三反”斗争。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十二月十日关于土改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这种时机，在全国各新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已完成了一半、但尚有一半必须集中大力去做才能完成（已分配完毕者尚有复查问题），如果只顾赶急图快，就有流于形式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危险的这种时机，中南局同志们提出这一分析，是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请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为中央提出依土改完成情况适时地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如果这样做，那就会犯错误。中央指出：关于农村和城市、土改和工业的领导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领导重点的转移问题具体解决，请各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精密地掌握着，不要分配不适当和转移不适时。”

同日　为转发习仲勋十二月十一日关于分析西北贪污现象和准备立即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起草给习仲勋并告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和彭德怀的批语。批语说：“我认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见，都是正确的。你于十二月八日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开得极好。只开一天会，已使你了解情况，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以后动员群众，开展斗争，即将迎刃而解。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责，现已全体动起来了。请各负责同志注意此种经验。我们大家都很忙，但对此事只须抽出几天时间，专心致志加以调查研究（要有人和钱的数目字，即使是估计的数字也好），弄出头绪，写一个指令，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斗争就可以展开，以后继续推动斗争向前发展，就很容易办了。”

同日　阅外交部为转发张闻天关于中国驻东欧国家各使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的报告给中国驻苏联和东欧各国使馆的电报，批示外交部：“这个文件看过，很好，照发。这个文件在我这里压了近一个月，这是我的不对，但你们不催也有责任，近几日还是因为你们催，我才从积压的文件堆中清出来看了。因为伍修权同志起草此件的时间是十一月三日，文中‘最近将有统一使馆组织机构的规定发出’，如果这种‘规定’已经发出，就须加以字面的修改。”

同日　复电准备由青海玉树返回西藏日喀则地区的班禅额尔德尼：“感谢你的来电。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十二月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及其行辕全体人员自青海玉树启程，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抵达拉萨。

同日　批示同意萧劲光报送的海军今后五年建设计划（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海军一九五二年订货问题致电斯大林，电报说：“由于这个时期，国家财政主要使用于支援朝鲜战事，因之对建设海军经费极为有限。在此情形下，我们原订之海军三年建设计划，拟改为自一九五二年起至一九五六年止的五年建设计划。”“请您考虑可否将若干种舰艇蓝图转交我们，并在中国尚不能解决主要造船材料时，供给我们以主要机器和武器，并派出造船专家帮助我们制造。”

12月14日　为转发高岗关于在工矿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政府工业部门党组和工会党组的批语，指出：“根据这个报告，东北单是国营公营工业部门，在一九五一年，截至十月底止，除完成原有生产计划之外，就为国家创造了价值一千多万吨粮食的财富，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深入了车间得来的，因而也就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这种经验应在全国一切工矿企业中传播，并按自己的条件适当地仿照实行。”

同日　复信杨立三：“十二月十三日来信收到。我很赞同你的这种态度，对自己在所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全面的检讨；同时要对整个后勤工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当然要正确地肯定成绩。这样，你就有了主动。这样做，可以引起别的同志也都进行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别的同志也就有了主动，就可推动整个后勤工作的改革。据我所知，我军整个后勤系统长期缺乏这种民主的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以致政治空气极不浓厚；党的生活极不健全；许多领导同志胸襟狭隘，思想不开展，作风不民主，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后勤系统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极端严重，这种严重性至少不下于政府的财经系统和公安系统。所有这一切，均应以这次后勤会议为开端，彻底地进行批判和改革。因此，我很赞成你在来信中所取的态度，我看了你的信甚为高兴。如果你同意的话，请将你给我的信和我这封复信，一起印发给此次后勤会议到会的同志们阅看。印出来之后，同时发给我一份。”

同日　批示同意许光达、聂鹤亭(222)关于准备建一所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专门技术干部学校的请示报告。

12月1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起草中央通知。同时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伯达、彭真、胡乔木阅，请杨尚昆印发各中央局并请他们转发下去。通知说：“（一）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二）这个草案比十月间发给一些同志带回去的草案有了一些修改，请将十月草案收回作废。”毛泽东修改决议草案时加写了一些话：一、决议草案说，要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使广大农民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毛泽东在“丰衣足食的道路”之后，加写：“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是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二、决议草案说“必须在农村中提出爱国的口号，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结合起来”。在这句话之后，毛泽东加写：“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三、在决议草案说国营农场应该推广，每县至少有一个至两个国营农场这一段话的末尾，毛泽东加写：“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

同日　为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指示，起草中共中央发至省市区党委、各级军区并告志愿军党委的批语。批语说：“今天接到志愿军党委十二月十四日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给所属党委的指示，中央极为高兴，特转发你们参考。志愿军在前线作战，尚且应该和能够精简节约，我全国党政军处在和平环境，当然更加应该和更加能够大量地彻底地实行精简节约。志愿军准备节约的许多项目，你们应当参照施行。”

同日　为转发陈毅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华东军区开展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报告，起草给陈毅并告各大军区等的批语：“我认为你在这个报告中所提的方针及办法都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并将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参考。”报告说：华东军区决定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以前，以整编部队、办好转业建设和复员生产工作为主要中心，同时把开始进行反贪污、反浪费也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将两者既结合起来又分开来做。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运动，则拟在三月以后结合整党来进行。

同日　阅陕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明等十二月三日的来信。来信提出，值此全国军队将要大整编之际，应命令全军清查家当，全部交军委统一管理（据估计，这笔钱是非常巨大的），以便投入重工业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增强国防力量，以利部队工作之进行。毛泽东批示：“此种意见值得注意，似应来一个大清查，并统一和适当地清理全军各单位的资财。”

同日　为转发中共平原省委十二月十日关于反贪污案件的检查、处理及今后发动反贪污斗争的通报，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平原省委这一文件集中地暴露了地方干部中存在着严重腐化情况，足以发人深省。望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希望各省市区党委都要发出这样一个文件。”

同日　审阅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关于军队高级干部任免和军委下发文件审批办法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一）凡军以上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主席审查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阅。（二）凡师级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副主席批准，总参谋长阅。（三）凡以军委名义拟发之电报、指示、决定等文件，涉及有原则性的问题，均呈主席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传阅，如一般问题则呈副主席批准。毛泽东批示：“这样规定是适当的。周、朱、林、聂阅，退荣桓办。聂应召集一次会议，将军委各部门文件及军委自己文件的核阅，规定一个办法。其中应包括紧急情况时，有些文件先发后看一项。”

12月1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批语，指出：“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

同日　为转发萧华关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实行精简节约、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军委各总部、各特种兵司令部等的批语，指出：“萧华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关于总政治部在自己部门中实行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分析和布置的报告，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各部门凡未作这种分析和布置的，都应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布置，并向中央作报告。”

同日　就试办集体农庄等问题，复电王震并告习仲勋、张宗逊和各中共中央局、各大军区。复电指出：“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新疆因为是将军队垦出的一部分土地、军队修好的一部分水利和房屋让给农民，如果又能给以机器援助，农民可能很乐意干。望将这方面的经验随时报告。”“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薄一波列席。

12月18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中南局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和部署“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说：“顷接中南局十二月十四日报告及十二月十六日附告消息，我们甚为高兴。我们认为中南局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有分析，有决心，又有周详的办法，其中许多足以补充中央过去指示的不足。因此，请各地同志加以研究，采纳那些自己所未想到的意见和办法。请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印发给地委和县委，并在党内刊物上登载，要使科长以上的党员都能阅读，犯贪污罪、浪费罪尚未逮捕和开除党籍者也要使他们有阅读的机会。”中南局的报告说：运动大体按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坦白检举，第二步清查处理，第三步教育建设。整个运动中，一方面是有声势、有规模的群众运动，广泛的坦白、检举和批评自我批评；一方面是专门机关所领导的调查研究、处理和审讯工作。惩治严重贪污浪费分子，而又保护、表扬、奖励模范干部人员和单位。在处理各种犯错误分子时，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区别对待。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逮捕和判处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的六项规定，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兹将西南局十二月十三日关于逮捕和判处八方面及工矿交通企业中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的六项规定转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各地均应照此办理。”西南局的六项规定中所说的八方面，指党、政、军、民和各民主党派五个方面的干部，宗教界中的骨干分子及社会知名人士，文教界的工作者，工商界中的主要资本家及在工商界中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六项规定对上述人员中和厂矿交通企业的职员、干部中的反革命分子的逮捕权，作出了具体规定。强调：在逮捕前，必须充分掌握材料，各级党委要逐级详细审查。坚持可捕可不捕坚决不捕的原则，和只杀罪该处决中的十分之一、二，以防止打击面过宽，波动过大，便于争取群众，孤立和打击其中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

同日　阅北京被服厂缝纫工人的来信，来信反映虽然增产很多，但这次调整工资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生活反而不如过去。毛泽东批示：“彭真同志：北京被服厂的工资情况，请你派妥人去切实调查和研究一下，如真如信中所说那样不合理，应给予解决。”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指示草案，批示王稼祥：“此件看过，可用。我只在第三页第一面上作了一点小的修改，其余都是少奇同志修改的。此件在我这里压了很久，近日还是因为你处催促才清出来看了，这是我不对；以后如压了文件，请注意催我。此件周、罗(223)已看过，请胡乔木同志看一下。”

同日　阅反映苏南康复医院志愿军休养员到戏院看戏时无端寻事殴打职工情况的来信，和反映南昌第五预备医院休养员殴打护士、医生及无理关押院领导等情况的来信。在两封信上分别批示：“罗荣桓、萧华同志：接到这样的信好几次了，应作必要的处理，请总政研究和决定办法。”“请总政查明酌处。这恐怕不只是南昌一处如此。”

同日　阅反映中央各机关用汽车接送育英小学学生浪费汽油，建议改进接送办法的来信，批示：“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12月19日　为转发西北军区党委十二月十五日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浪费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军委批语，指出：“这个文件中说：整编工作必须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去进行。孤立地进行整编工作，整编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整编内容就会残缺不全。只有通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真正做好整编工作。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请你们予以注意。这个文件又规定了许多具体办法，都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问题给邓子恢并中南局并告各中央局的意见稿。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这种私商联营，在价格政策上与国营贸易和合作社对抗，对农民和城市人民都很不利，居然由我们的工商局或税务局出面提倡，并且如你所说强迫不愿参加的商人也要参加，这显然是错误的。”“上述五种私商联营形式(224)，我们认为前三种均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对我们是有利的。第四种则是错误的。最后一种按照共同纲领人民有结社自由的规定及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不能认为它不合法，所以应该允许其存在，但如果他们要进行投机倒把、走私漏税，破坏国家所规定的价格政策等情事时，则应组织国营贸易和合作社与之进行严重的斗争，使他们不能为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第四种私商联营不但不能予以支持，而且应设法将其拆散。对于第五种，则应组织我们的经济力量与之作合法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12月20日　为转发中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批语指出：“中央文委党组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很好，现转发你们参考，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并请督促各地方文化教育机关的党组织仿照办理。”

12月21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军区高干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有事实，有分析，有办法，有结论，有决心，全军都可参照实行。”报告说，为了防止在整编中可能发生的贪污浪费现象，关于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应先于整编工作去做。

同日　关于部队在整编前应进行一次“三反”斗争，复电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华东军区、西南军区。电报说：“根据华北军区、西北军区、广东军区和广西军区的报告，在应整编的部队和机关中，在实行整编之前应当和可以进行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对于你们要求‘各省军区在明年一月中旬以内，各军分区在明年二月以内，应集中力量办理部队的转业与机关本身的整编’，并不妨碍。如有妨碍，即应予以调整。请你们密切掌握这一时间和精力的调整，务使反贪污、反浪费斗争不妨碍整编工作。至于一切不在明年三月完成编整任务的部队及机关，自应立即发动这一斗争，使贪污浪费的狂澜早日停止。”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25)，指出：对方是在企图转弯并寻求妥协办法的。不过对限制机场和自由视察两项要求确未死心，还会在第三项议程上做点讨价还价的工夫。这一切，就是目前敌人在谈判中的主要情况。故你们在今日会议上的方针，应主动提出我方的全部修正条文，并根据敌人的六条修正文字，将我方所绝对不能接受的限制机场（第四条）、自由视察（第六条）两项文句完全删掉，将需要修改的“其他地点”（第五条）及中立国监察机构的任务（第六条）两点加以适当修改，而留下岛屿和轮换两点作带伸缩性的修改，以便当场议价。

12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准和转发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一书记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的批语，指出：“（一）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总党委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请总党委即按这个报告所定计划施行。（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并请考虑在各大行政区一级直属党组织和各省市区一级直属党组织亦组织总党委，以期统一这些党组织的领导，定期召开各部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大会，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工作效率，团结党外人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克服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作用。”周恩来的报告说：在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领导中央直属、军委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和中央一级民众团体的一切党组织以后，我们即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的工作。（一）总党委目前的中心工作，是集中力量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机关（包括党、政、军、民）的精简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二）因为目前必须集中力量进行“三反”，我们决定，除若干单位在有准备的条件下，可以在短期内结合“三反”运动召开党代表大会外，大多数单位的党代表大会，均需放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以后去开。（三）为便利领导，对各系统党的组织决定作必要的调整。（四）提议以下列九人组成总党委，即周恩来（第一书记）、安子文（第二书记）、杨尚昆（第三书记）、萧华、罗瑞卿、张经武、徐立清、龚子荣、曾三，并请批准萧华为第四书记。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照甘肃省委的意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发动到结束只需要一个月。甘肃省委这个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有些同志认为发动这个斗争很不容易，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结束。这种意见，不甚正确。当然，要将一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全部彻底解决清楚，包括许多大贪污案犯的调查、公审、判决、处理，许多基本建设工程重新审查其旧的浪费的设计、建立新的节约的设计，当然不是一个月所能完成，而需要更多的时间，有些可能拖得很长。但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专做三反斗争，而是和各项工作结合，特别是和整党整风工作结合去做，三反斗争就是目前整风的主要内容。”

同日　为转发中共武汉市委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继北京市委之后，在大城市中，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的、雷厉风行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他们做得很勇敢，公开揭露和惩处了一批敢于压制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干部。他们所定的方针、步骤和办法都很适当。中央希望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长沙、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太原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希望这些大城市的市委都有武汉市委这样勇敢和有步骤有办法，都向中央写一个有分析有内容的报告。请将武汉市委的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同日　复信章士钊：“十二月二十日赐示敬悉。所教一节，近日稍忙，容后图之。有江子愚(226)者从成都来信，附所作清平乐一首，颇觉不恶，寄上一观，请予掷还。先生如知此人生平，祈示一二。”次年一月九日，复信江子愚：“来信并清平乐和作收到，甚为感谢！”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九五二年财政预算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薄一波列席。

12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三反”报告，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报告很好，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华东局的报告说：华东地区贪污浪费现象极为严重，为此特作如下六项决定：（一）普遍进行“三反”的思想教育。（二）在所有国营工矿企业、财经部门、政权机关中，无例外地展开群众性的民主检查运动。（三）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工具，揭发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及官僚主义的典型人物和事件，表扬、奖励廉洁奉公、保卫国家人民利益及积极为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的模范人物和事迹。（四）把从上而下的检查和从下而上的检举相结合，坚决反对只整下不整上的做法。（五）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不法商人，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六）从检查“三反”过程中，整顿各级党政机关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的组织生活。

同日　阅华南军区政治部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批示：“罗荣桓同志：此件很好。建议：（一）印送各大军区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仿照办理；（二）在总政的刊物上予以发表。”华南军区政治部的指示，要求在党和军队特别是全体干部中，广泛地切实地进行一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一）重视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地爱护他们，把他们当作党的宝贵财富之一；关心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困难，并帮助他们有效地加以解决。（二）积极地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严肃地对待他们轻视工农、轻视具体实践的错误倾向，耐心地加以教育。（三）大胆地使用知识分子，必须使之有职有权，在实际工作中经受考验。

同日　复信陈玉英(227)：“十二月十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已有人告诉我，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为了节省，你不要来京。你在长沙做工很好。你如果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祝你身体健康！”

同日　晚上，同章士钊、叶恭绰(228)谈话。

12月24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教师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西南局这个报告很好，特发给你们参考，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适当时机，有准备地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在会议中，仿照西南的办法，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大中小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华北和东北是否还要开这样的会议，亦请华北局和东北局加以考虑。”西南局的报告说这次会议的主要经验有：（一）发动积极分子带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与人为善的批评。（二）采用民主方法，提倡自由辩论，展开分析批判。（三）领导上亲自作指示，各小组均有党员负责干部做骨干。

同日　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转报的全国合作总社收购棉花经验的报告，批示：“中财委：我认为全国合作总社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报告是原则上正确的。合作总社提议国家对棉花和粮食两种农产品都委托合作社收购。除棉花一项，一九五二年，应全部委托合作社收购，由三个头改为合作社一个头，已为毫无疑问，不须多说外，粮食一项，一九五二年由国家收购的近二百亿斤商品粮，似应按照合作社的组织能力，全部或大部委托他们收购。至于尚有约三百亿斤商品粮目前是由商人收购或农民自己运至城镇卖的，一九五二年尚不宜由合作社去收购。一则对商人挤得太快了，二则合作社目前恐怕也无此种能力，应当分作几年逐步实现这个计划。如能在三年至四年内做到全部商品粮的百分之八十由合作社收购，就是很好的了。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订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交中央审查决定。”全国合作总社的报告，总结了一九五一年包收棉花的初步经验，提出改变过去由花纱布公司、合作社、私商三个头收购棉花的旧办法，实行由合作社一个头收购棉花的新办法。

同日　为转发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党委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转所属单位和志愿军的批语。批语指出：“联运党委这个报告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有些人以为开展三反斗争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不对的。除复杂案件外，每一机关、部队有半个月至多一个月就够了。联运党委所规定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这是很对的。如果铁道兵团在朝鲜那样每天受轰炸和极为紧张的工作情况下能够这样做，那么国内的机关、部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同日　复电谭政并告陈毅、贺龙：“十二月二十二日来电悉，其他文件亦收到。我的意见，已见复中南军区党委会电，即是运动是要发动的，但不要使它妨碍整编工作，应由你们用电话和各军区密取联络，调节时间和精力。”“一切受整编的部队都要有一短时间进行这一斗争。一切暂时不受整编的部队则可有较多时间去进行这一斗争，但也不要拖得很长，至多有一个月也就够了，并须结合其他工作去做。”

12月25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十月下旬向毛泽东的工作报告给各中央局并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邮电部党组的指示电稿。对指示电稿中的一句话作了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12月26日　为转发新华社关于西南区已停止了原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的内部报道，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

同日　为转发中共湖北省委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三反”运动初步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湖北省委这个报告很好，中南局在这个报告前面所说的话也好，很值得看一下。请在党刊上发表。”中南局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说：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明，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放手、不坚决、不站到运动前头去领导运动，均会陷自己于被动地位；怕群众民主，一定会遭到群众反对。只有用发扬民主，而又适时引导的方法才能使运动向着健康的道路前进，才能既教育了群众又改善自己的领导地位。

12月28日　就“三反”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问题，复电陈毅并告各大军区、各中共中央局等：“十二月二十五日长电及十二月二十六日短电，均已阅悉，很好，请即照此执行。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并力争于三月底完成第一期整编。抓得紧，配合得好，是可以完成的。但如因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为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华北、西北两大军区，华南军区和广西军区，均有报告照这样做。李达、王新亭(229)二同志昨来北京面报，西南也是这样做的。请中南军区务必注意此点，务必将整编和三反结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如果下级军区有不清楚者，务必明确地坚决地指示之，至要至要。”

同日　晨三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十二月二十八日一时来电(230)、两组简报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述各点。并且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伎了。”

同日　审阅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关于加强中央军委各部门干部配备和提议准备任命的干部名单的报告，批示：“同意。惟陈赓任总高级步校校长一事，应去电志司征求意见，或须待停战实现才能调动。”陈赓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2月29日　复信黄炎培：“十二月二十八日惠书敬悉。轻工业部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并已开始收效，甚为欣慰。讲演稿(231)很好，只须将第一面有四处括号内数字去掉，就可发表。”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陈云、彭真、林彪、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胡乔木、杨尚昆出席。

12月30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西南军区党委会十二月二十七日所发一周通报，很好，很正确，很有力量，在三反斗争中表现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读之使人十分高兴。请你们于收到后即刻仿照办理，并即刻转发给各级军区直至团级，一概仿照办理。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编余部队和机构的调拨计划的补充报告，批示：“朱、林、聂：我希望调拨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数目能有三十万至四十万，此事待周病愈和中财委同志商量一下，再行酌定。如能办到，其利极大。其余均同意。”

同日　复信易南屏(232)：“十二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划为中农成分，为你庆贺。旧日抄本承保存甚感，倘蒙赐还，尤所企望。”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又复信易南屏：“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六日惠书及抄本两册，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体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来京。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大张旗鼓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起草批语，指出：“将这个指示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转发所属各级军区一律仿照办理。必须这样做才能取得主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华东军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但现在已完全主动了。”

同日　关于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问题，起草中共中央指示。指示要求“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这些报告，各级党委应负督促之责”。

同日　阅董必武、彭真、罗瑞卿关于中央政法部门五个机关实行合署办公和动员开展“三反”斗争初步情况的报告，写批语。批语说：董必武、罗瑞卿阅后，交彭真阅办。“报告第四条第一项所说‘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233)的人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他们如何利用民主人士去打仗的，请补报。这样的人已丧失作为一个严肃的共产党人的立场，必须按其情节轻重给以必要的纪律方面的党内处罚，请你们议定处罚办法（邀同本人参加）报告中央核办。”“报告第四条第二项所说对三反运动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党员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请补报。对于这样的人，应给以一个限期（例如十天），遵照中央决议，认真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否则即须撤职。如果本人有贪污实据，还须开除党籍；严重者须送法院惩办。”“报告第四条第三项所说只要‘一反’，不要其余‘二反’(234)的民主人士，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请补报。”

同日　为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补充指示，起草给各大军区、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志愿军亦定于一月展开全军的三反斗争，二十六军在最前线作战亦能展开这一斗争。有些人认为既要整编就不能同时进行三反斗争，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12月31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起草给谭政和各大军区的批语。批语指出：“十二月二十九日华东军区党委批评华东装甲兵党委的电报，很好。没有这种批评，彻底的三反斗争是不能完成的。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深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其实，如同华东军区党委所规定，一月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二、三两月以整编为主（指军区及被整编的部队），结合三反，两者不但不妨碍，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整编做好。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下面各单位，有不执行此命令者，立即予以批评，严重者须以撤职相威胁。每天交流经验，表扬好的，批评坏的，使运动迅速发展。中南军区各部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情况和各地一样严重，何以至今毫无动作，速即电告。”

同日　阅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四四期上刊登的《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现已进入号召贪污、行贿分子的自动坦白阶段》的内部通讯。这篇通讯说：现已有北京市人民政府税务系统的一些工作人员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受贿问题，同时揭露了工商界中许多商人的行贿漏税不法行为。税务人员的坦白有力地推动了工商界坦白运动，工商界坦白运动的开展，又推动了各机关的坦白运动。许多有贪污受贿行为的人，怕商人把他检举出来，坐卧不安，不得不自动坦白。毛泽东将这篇通讯转发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指出：“请注意上述经验，并将其推广。”

本年　应陈望道(235)代表复旦大学师生的请求，题写“复旦大学”校名。

————————————————————

(1) 卢绍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参谋长。

(2) 指张云逸、李天佑、莫文骅、卢绍武1950年12月28日关于广西剿匪计划给中南军区党委的报告。

(3) 万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1952年8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4)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5) 陈渠珍，曾任国民党军湘鄂川黔绥靖分署副主任、湘西行署主任，1949年8月参加湖南和平解放工作。

(6) 指示电中讲了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试验会议后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个别地区也开始产生“左”倾偏向。指示电要求：各级党委在土改全面展开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加强领导，及时检查工作，及时纠正运动中的偏向，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

(7) 指广西郁江、左江以南地区（即由梧州、南宁至龙州整个沿江以南直至钦州、廉州沿海）和大小瑶山及周围县境这两个匪患较严重的地区。

(8) 郴、衡，指湖南郴州、衡阳。

(9) 徐悲鸿，画家、美术教育家。当时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10) 指在天津当过中学教员的石永懋所写的《论语正》一书。

(11) 李思安，新民学会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去印度尼西亚教书，1950年回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2) 戴毓本，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福湘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

(13) 傅钟，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14)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来在1954年2月举行。

(15) 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萧向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2年1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16) 指中共江西省委1951年1月7日关于纠正土改中缺点给各地委的指示。

(17) 杨秀峰，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部长、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

(18) 指邓小平1951年1月8日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十一、十二两月工作情况的报告。

(19) 指1951年1月15日出版的《学习》杂志第3卷第8期的社论《〈实践论〉——学习和工作的指南》。

(20) 陈伯达1951年1月21日致信毛泽东说：近日在写一篇《学习〈实践论〉》，写完后，不知您能否给看一遍？

(21) 这里的“察看”和下文中的“察看”，应为“查勘”。

(22) 赖若愚，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51年2月又任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同年11月任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全国总工会秘书长。

(23) 指中共南京市委1950年12月7日关于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向华东局并中央的报告。

(24) 这里的安东，位于朝鲜半岛南部。

(25) 指逃入越南的国民党军残部。

(26)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27)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中朝联合作战司令部所在地——朝鲜成川郡君子里。

(28) 杜润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29) 这是毛泽东为柳亚子乔迁新居题写的匾额。

(30) 刘策成，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历史教师，庄子研究专家。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31) 指对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查历史、查立场、查工作。

(32)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2月6日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和中南局1951年2月1日关于民主人士参观土改问题的报告。

(33) 这是为《学文化》半月刊题写刊名。该刊于1951年3月1日创刊。

(34) 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外层”，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指清查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35) 指中共山西省委1951年1月9日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给华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中所介绍的经验。

(36) 保，是旧时的户籍编制单位。这时全国农村已普遍废除旧保甲制度。

(37) 冯文彬，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38) 成钧、刘培善、陈铁君，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兼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副参谋长。

(39) 此文刊登在1951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40) 指彭真1951年2月20日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作《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刊登在1951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41) 社论的题目是《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

(4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43) 指第四次战役。

(44) 萧乾，当时任《人民中国》杂志（英文版）副总编辑。

(45) 指政务院参事李俊龙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发表在195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46) 胜利公园，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47)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

(48) 《矛盾论》编入了《毛泽东选集》，最初编入1952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后移入1952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重排本。

(49) 习梅，即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

(50) 吴景超，社会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光潜，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当时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51) 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于1951年5月7日至23日召开。

(52) 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根据毛泽东1951年3月20日批示的意见，中共中央当天将决定草案下发各地。决定草案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决定草案要求全党按照党员理解能力的发展程度，将学习分为三级，同时对学习时间、考试制度、理论教员等作了明确规定。

(53) 指《毛泽东选集》第1卷。

(54) 指《新建设》杂志。《〈实践论〉解说》第一部分，刊登在1951年出版的该刊第3卷第6期。

(55) 《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时，《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的那句话，尚未按毛泽东在这里表示的意见修改。

(56) 彭友胜，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

(57) 土改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普遍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打掉地主政治优势；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消灭地主阶级；第三阶段，实行复查教育，发土地证。

(58) 指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

(59)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党委派赴珠江、北江一带地区的工作组发现某些县在镇压反革命中存在的严重右倾现象。

(60) 这个命令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时，题目改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61) 罗正纬，辛亥革命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创办人之一。

(62) 这4篇文章中的前两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题目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第3篇《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4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题目为《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63) 许世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司令员。1952年12月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向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副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64) 费德林，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65) 李六如，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66) 司徒美堂，爱国华侨领袖，曾任美洲致公党主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67) 陈文新，陈昌的儿子。当时是武汉大学农学院学生。陈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0年2月牺牲。

(68) 刘澜涛，当时兼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

(69)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70) 这条批注，是对报告中说的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审批手续严格，各方面力量组织得好，逮捕秩序很好，均未抓错这段话写的。

(71) 这条批注，是对报告中说的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的审查案卷、核实材料、讨论量刑问题和宣传解释等项工作这段话写的。

(72) 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几项希望的记录，和对于清朝时代驻藏士兵与藏族女子结婚所生后代的谅解。

(73) 指中共中央1951年5月21日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

(74) 指毛泽东1951年5月4日批转的刘澜涛4月29日关于华北革命大学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经验报告。

(75) 这3个电报是：中共阜阳地委1951年4月28日关于涡阳县混入反革命分子处理情况给皖北区党委的报告；皖北区党委1951年5月7日关于阜阳地委处理涡阳事件的意见给阜阳地委并报华东局的电报；华东局1951年5月15日关于处理涡阳事件给皖北区党委、山东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华东军区党委并报中央的电报。

(76) 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地方政府派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首席代表。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77) 张经武，当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均至1952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1952年3月又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

(78) 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规定的“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79) 杨兵团，指杨成武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

(80) 王政柱、杜平，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81) 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因处置失当，被敌机械化部队包围于芝岩里地区，遭受严重损失。

(82) 指中共中央1951年6月1日为保证政务院指示中提出的购棉储棉任务胜利完成，发给各级党委的通知。这个通知于当天在《人民日报》发表。

(83) 指政务院《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的发出时间是1951年6月1日。

(84) 零陵，县名，后并入湖南永州。

(85) 在朝鲜战争转入相持局面的形势下，受美国政府指派的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86)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于1951年6月19日入朝作战。

(87) 阎揆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参谋长。

(88) 后因朝鲜战场情况发生变化没有实行。

(89) 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

(90) 杨耳，即许立群，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91) 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

(92) 李烛尘在信中提议，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过去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人士，开展对台湾的宣传活动。

(93) 曾以鲁，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94) 殷洪乔，东晋人。“殷洪乔所说”，出自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后人常把因不可信托的寄信人而致书信丢失，称为“误付洪乔”。

(95) 指李启炽。李介侯1951年6月18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李启炽有空军技术，请给予学习机会。

(96)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1951年6月23日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97) 会议开始后的正式名称为朝鲜停战谈判会议。

(98) 联司，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简称。

(99) 乔冠华，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

(100) 南日，当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即将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代表。

(101) 金昌满，当时任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即将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联络官。金一波，即将任朝鲜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联络官。

(102) 指南日、邓华分别准备在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1951年7月11日，两个发言稿在《人民日报》发表。

(103) 伍修权，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04)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05) 指金日成、彭德怀1951年7月14日给李奇微的复文稿。

(10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07) 苏谦益，当时任中共绥远省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绥远省政协主席。

(108) 张苏，当时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常委、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10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其中用着重号标出的文字，是毛泽东加写的。这个电报还发给了斯大林。

(11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11)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1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13)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14) 乔埃，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

(11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16) 张元济，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117) 1951年夏，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一个13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平原省（1952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堂邑县（1956年并入山东冠县）、馆陶县（1952年11月划归山东，今属河北）和山东省临清县等地，共进行二十多天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而成的。调查记分作5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118) 胡乔木1951年8月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并各中央局的电报说：同意规定9月3日为全国统一的战胜日本纪念日。除东北应改在此日庆祝解放外，全国军民及报纸均应于此日纪念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11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1)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3)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4) 刘伯强、刘德三，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刘修秩的儿子。

(12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0) 袁水拍，诗人。当时任《人民日报》文艺组副组长。

(131)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3)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4) 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35) 毛禹居，即毛宇居。文枚清，毛泽东的表兄。张有成，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大革命时期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曾掩护毛泽东脱险。

(136) 指张元济写的诗《西藏解放歌》。

(137) 钱俊瑞，当时任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兼高等教育司司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1952年11月又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138) 教育部于1951年8月27日至9月1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会议讨论了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现状，并决定今后的发展方针，认为：新中国的教育，必须有完全适合于当前国家情况与需要的制度，坚决为人民的政治、经济事业服务；旧教育的内容（首先是课程）和方法必须坚决改革；学校要真正做到为工农兵开门；经费开支要力求节省，反对铺张浪费；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坚决面向群众、依靠群众。

(139) 荆嗣佑，曾留学日本，任过李宗仁顾问、湖南省制宪会议主席。当时赋闲在家。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40) 贺诚，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

(141) 马寅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校长。

(142) 这个学习运动在北京大学开展起来后，教育部认为这种学习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师是必要的，决定先由北京、天津高等学校开始，取得经验，推广全国。同时在教育部下成立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在天津成立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会，各大学成立学习委员会分会，以统一领导这个学习运动。

(143)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44) 这封信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45) 宁纯宦，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长沙市新安巷小学校长。

(146) 指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

(14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48) 这个电报和复李奇微信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4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1)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审阅后发出。

(15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3)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5月10日关于文件、电报的文字缺点及纠正办法的报告，华东局办公厅1951年5月15日关于纠正文件、电报等的文字缺点的综合报告，西南局办公厅1951年6月27日关于检查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的文字缺点的报告，东北局办公厅1951年8月10日关于文件、电报等的文字缺点的初步检查报告。

(154) 指中共中央1951年9月25日为转发华北局等四单位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纠正文字缺点指示的情况报告给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等的信。

(155) 指中共中央1951年2月1日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的文字缺点的指示。

(156) 张之洞，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曾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段祺瑞，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被任命为陆军总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曾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15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8) 金日成、彭德怀复李奇微信，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59) 覃理鸣，即覃振，字理鸣，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副院长。

(160) 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161) 朱少滨，训古学家。当时任中山大学教授。

(162) 谭熙春，1922年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当时在家务农。

(163) 周敦祥，新民学会会员。曾任湖南周南女校学生会刊物《女界钟》主编。

(164) 文炳璋，毛泽东的表侄。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防空司令部通信连服役。

(165) 雷瀚，早年留学法国。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66) 韩伯林，当时任铁道部工程师。

(167)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1951年9月20日关于召开扩大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谈到在扩大会议上讨论了第五次战役后部队阻敌的经验教训、整训情况、思想动态和后勤工作，并对持久作战作了具体布置。

(168) 熊寿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69) 指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170) 高岗报告中提出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指导方针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

(171)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7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刘少奇审定发出，发后毛泽东阅。

(173)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74)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75) 傅种孙，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中国数学》杂志总编辑。

(176) 指汤孟林，字真，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1951年10月9日去世后，毛泽东曾派秘书田家英到北京师范大学表示悼念。

(17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78) 米丁，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任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社长。

(17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80) 朱、陈、邓、习、富春、饶、安，指朱德、陈云、邓小平、习仲勋、李富春、饶漱石、安子文。

(181)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3) 邵式平，当时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184)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7) 周扬在这封信中说，皖北滁县专区文工团的两个小团员写信给他，要他转请毛泽东为他们的文工团题“面向农村”四个字。信中说，目前地方系统的文工团有三百多个，团员在三万以上，他们主要在农村工作。如能为他们题几个字，则对在农村坚持工作的广大的新文艺工作者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8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于1951年11月13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于11月14日发出。

(189) 指达赖喇嘛准备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赠送礼物。

(190) 国华，即张国华。

(191) 罗迈，即李维汉。

(19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1951年11月15日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给中央的报告。其中提到拟调陶鲁笳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文化教育委员会干部教育管理局局长；拟任江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193) 柯柏年，当时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司长。

(194) 1951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根据刘少奇报告起草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草案）》中，提到“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195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将这句话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

(195) 关于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历来是明确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只在建国前后的个别文件中出现过。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时曾经使用过这一提法，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

(196) 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

(197)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草稿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将指示稿中叙述党的文件中几次提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时，说半工人阶级也是“包括在内的”之后的一句话改写为“过去的这种提法，中央认为是不适当的，而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的意见则是正确的”。（二）在指示稿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一句话：“随电并将安子文同志为此问题向毛主席所作报告一件，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向中央来信一件发给你们，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19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9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刘少奇审定发出，发后毛泽东阅。

(20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01) 李醒安，原名李廉翘，1915年至1920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体育教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202) 陈奎生，1921年起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楚怡中学、明德中学等校任教，1932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03) 这两个电报均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04) 罗贵波，当时任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总顾问。

(205)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后改在1951年11月30日召开。

(206) 指1951年11月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和西南军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

(207) 张子善，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天津专区专员。刘青山，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1951年11月、12月，张子善、刘青山先后被捕。1952年2月，刘青山、张子善被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死刑。

(208) 这两个电报均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09) 郑振铎，当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委。

(210) 姚虞琴，画家。1953年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211) 指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的《双鹤瑞舞赋》。

(212) 第一条是毛泽东加写的。

(213) 指董必武1951年10月18日关于乡村政权建设问题给饶漱石的信。信中说：加强下级政权机关的工作，可以而且应该由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实现，其中如有党员3人以上，应组成党组以保证党的领导，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

(214) 指董必武1951年12月3日关于政权建设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他给饶漱石写信的背景情况作了说明，并对县、乡政权建设问题提出3点意见：（一）下级政权机关的建立，党应经过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比较好些；（二）县、乡两级建政工作，目前县级建政是关键；（三）县、乡建政是一件大事，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要有充分的准备。

(215) 195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各级复员委员会改名为转业建设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全军转业建设工作。

(21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发后毛泽东等阅。

(217)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说：在“三反”运动中，“经中央和大行政区批准判处死刑的四十二人（内有杀人犯五人），死刑缓刑九人，共计五十一人”。

(21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1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2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21) 指毛泽连的母亲。

(222) 聂鹤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

(223) 周，指周恩来。罗，指罗迈，即李维汉。

(224) 这里所说的私商联营的5种形式是：（一）公私联营。1949年上海联购棉花、天津联购麦子，是公私联营的。（二）私资联营。1950年7月进出口商实行统一报价、统一议价、统一收购和统一出口，这是在贸易部领导下的私资联营。（三）私资联合下乡采购。出现于1951年一二月间，也是由贸易部或工商局领导的。（四）在工商局、税务局领导下进行的工商业全部联营，并发动农民参加联营，不参加合作社。（五）城乡资本家自动组织起来的联营，其目的主要是同国家贸易、合作社争夺市场，并对抗国家的价格政策。第四、五种私商联营形式，出现于1951年三四月以后。

(22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26) 江子愚，即江椿，曾任《巴蜀时报》总主笔。1953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227) 陈玉英，1926年冬至1931年春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做保姆。1930年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

(228) 叶恭绰，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229) 王新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230) 指李克农1951年12月28日晨1时关于第三项议程（机场建设问题）小组和第四项议程（交换战俘问题）小组谈判情况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我们计划：（一）对于第三小组，如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政策，根本不讨论什么问题，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我即同意休会，表示我们不怕拖。（二）对于第四小组，继续以四万四千战俘的问题和对方的所谓五万多战俘的问题对抗下去。

(231) 指黄炎培1951年12月8日在轻工业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报告，题为《我们要彻底地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这个报告1951年12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32) 易南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33) 董必武、彭真、罗瑞卿报告中的第四条第一项说：“党内有些本位主义的思想，常常不自觉地给党外人士的权位思想作了支柱，妨害内部工作上应有的统一领导。过去各部门间经常有些不从实际工作出发，单纯地搬《政府组织法》闹工作关系问题的现象，甚至有所谓‘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之说。”

(234) 指只要反贪污，不要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

(235) 陈望道，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部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2年　五十九岁

1月1日　晨二时，阅中南军区党委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和谭政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三时关于将军队整编和“三反”运动结合进行的电报后，对中南军区党委的指示写批注并复信谭政。对指示第五项中的“在贪污可能较少，铺张浪费可能较大的部门，则以反铺张浪费为主”这句话，批注：“这一条不妥。一般机关人员从司令部、政治部到连部，也有贪污人员，他们可以这一条为借口，只反浪费，不反贪污。必须使一切机关、部队、学校既反浪费，又反贪污，凡有贪污现象者皆须彻底肃清。”对指示第九项中的“这一运动的发动时间，可依整编转业任务而定，就是整编转业工作繁忙的单位，为了不致妨碍整编转业，应在整编转业工作布置大致就绪后发动，并与整编结合进行”这句话，批注：“这样规定不妥。各级军区和被整编部队均可以这一条为借口，注重整编不注重三反。”毛泽东给谭政的复信说：“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但有两点不妥，我已批在文内，请考虑改正。此外，请注意：（一）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二）亲手抓紧直属部门，三天一会，五天一报，照西南的办法，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报各处。盼望你们的捷报。”晨三时，致信林彪：“已将批评中南的电报(1)停发，因为谭政的思想已扭转过来了。谭写的另一文件是基本正确的，有两点不妥处，我已批在文内，于今夜派专人送给谭政，并告诉他一些做法。”毛泽东随即派机要秘书持此信乘飞机到汉口面交谭政，要谭政亲收，并写收条。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敌人是急于取得妥协，但他们仍然坚持限制机场，干涉内政，这是我们绝对不应该妥协的。我们不要性急，还应拖他几天。这两天仍要着重痛斥其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狂妄要求，表示我方绝对不能接受。

同日　下午，和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3)、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等二十九人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在怀仁堂举办的元旦团拜会。毛泽东致祝词，祝贺各条工作战线在过去一年中所取得的胜利，并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接着，出席团拜宴会和音乐舞蹈晚会。宴会后，由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向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献礼、献旗。

1月2日　为转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党委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志愿军已有两个军（二十六军和四十二军）及一个兵团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三反斗争和做了节约计划，国内则除六十六军外，还没有收到报告。原因何在，速即查报。”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和关于所属各部推迟报告时间的请示报告，起草批语，指出：“将这个指示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转发所属各级军区一律仿照办理。必须这样做才能取得主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华东军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但现在已完全主动了。”“批准华东军区党委会关于所属各部推迟报告时间的请求，只要团以上各级负责同志下定决心结合整编工作有力地、深刻地发动三反斗争，第一次报告推迟至一月底是可以的。”华东军区党委的指示说：华东部队中贪污浪费的倾向是严重的，其原因主要是各级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布置整编工作时忽视了“三反”。因此，必须加强“三反”工作，在干部和部队中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性的坦白、检举运动并进行检查，揭露和处理最严重的贪污浪费腐化案件；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到领导“三反”斗争上。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修改后的我方对案(4)。对案提出：双方保证于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双方各指定同样数目的委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及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议的事件；双方同意邀请可为双方所接受而未曾参加朝鲜战争的中立国家，在得其同意后，派出同等数目的代表，组成监察机构。

1月3日　晨一时至三时四十分，听取薄一波汇报中央直属党、政、军、团、群机关处以上干部参加的中央直属总党委扩大会议部署限期发动“三反”斗争的情况。

1月4日　晨五时，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批示：“很好，可即发表。”在社论稿中的“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段中的“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之后，加写：“在一切党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公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事业，都应”。将“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变质的分子，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一段中的“变质的分子”，改为“叛徒和毒虫”。社论于本日发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指示如下：“中央财政部党组这个报告(5)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十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一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经验，供你们参考。此外，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中央此电，连同薄一波同志给毛主席的信(6)及中央财政部党组第四号报告，均可在党刊上发表。”

同日　为转发中共江西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江西省委这个报告很好，认真地和有力地解决了问题，和有些地方党委所作空泛无力的报告大不相同，请在党刊上予以发表。”江西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的主要措施：（一）省级机关拟召开代表会议，进一步动员群众，组织公审，处决几个突出的贪污犯，以打开局面；（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三）监委、纪委、检查署和法院联合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专门处理重大案件和接受群众控告、检举。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二日关于大贪污犯的逮捕权及判决权问题回复山东分局并向中央请示的电报，批示：“请薄一波同志拟复，同时告知各区。”六日，审阅修改薄一波起草的中央给华东局的复电稿。在复电稿的“一月份内只应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贪污案件并进行审讯，而不必忙于处决”一句后，加写：“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复电稿同意华东局在电报中的意见，即：将一般的大贪污犯的逮捕批准权交地委及各直属市委；对有全省及全国影响的人士因贪污需加逮捕者，应报请省委或区党委批准，重要者应报华东局或中央批准；对贪污犯的判处徒刑和死刑，应该经过司法机关并按惩治贪污条例办理。

同日　审阅聂荣臻一月二日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调拨与建设计划给毛泽东并朱德、周恩来、林彪的请示报告，批示：“这个计划很好。按照铁道兵团的经验，以四十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有大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四十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并请苏联帮助，中财委订购工程和农业的机器，开办工程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报告提出将全国工程部队增至二十一个师二十一万人，另以十九个师十九万人组成屯垦部队等计划。

同日　审阅聂荣臻一月三日关于山东回民支队整编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整编中，应从政治上考虑，保留这个部队和它的原番号，并留在地方部队中。毛泽东批示：“刘格平(7)阅后，送聂荣臻同志办。（一）同意保留原番号，作为地方部队；（二）过去华北编散回民部队的经过望聂查明报告；（三）请刘格平同志经常注意，有对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处置不妥当的，向我直接提出意见。”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8)，指出：今日会议可仍本既定方针，着重驳斥敌人现在叫嚣着的几个荒谬论点，必须揭穿敌人正在增加兵力，企图造成威胁，如此何能达成公正平等的协议，而我方所主张禁止增加兵力、反对干涉内政，是利于稳定停战局势而达到和平解决目的。

1月5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北京市委的报告指出，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一月三日关于组织检查团检查“三反”工作的决定，起草批语：“华东军区组织检查团互相检查的办法很好，望各党政军民系统仿照办理，迅速推动三反斗争的发展和完成。”

同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一月一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彭真同志阅。请你们对贪污浪费轻重大小如何处理问题加以研究，于十天内将惩治浪费条例起草出来，并将惩治贪污条例加以修改，于一月十六日交我为盼。”浙江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对浪费处理和对贪污处分的意见。

1月7日　晚上，听取薄一波汇报。

1月8日　晨，听取彭真汇报天津市“三反”运动的情况。

1月9日　就军事系统的“三反”运动报告的处理问题，批示萧华：“军事系统的三反报告有需处理的，一概请你们处理，包括军委各部、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一般问题在内。只有若干特殊问题，必须经过我才能解决者，则由我来处理。我主要是管党政军民都有关系的一些问题的指导。”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一月三日关于“三反”斗争给西北局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指出：“甘肃省委对三反斗争抓得很紧，很认真，反映了真实情况。有些贪污情况比甘肃还要严重的地方，在其报告中却说成不甚严重，贪污人数甚少，款数不多，这是不真实的，请你们加以注意，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报告欺骗了。”甘肃省委的报告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全省贪污浪费现象极为严重，大小干部都有，只是程度不同，中央提出开展“三反”斗争是非常适时、万分必要的。

同日　晚上，同粟裕谈他的工作分工问题。粟裕曾于一月四日致信毛泽东，说他已出院开始工作，请求以半个月时间了解各方面情况，再行具体分工。十日，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粟副总参谋长分工负责管理作战、训练及海军、空军和各特种兵的工作。

1月10日　晨，听取薄一波、安子文、杨尚昆汇报工作。

同日　为转发罗瑞卿一月八日关于公安部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及公安部门等的批语，指出：“请你们密切指导公安部门都照中央公安部的方针和办法在全国三十万公安人员中开展一个彻底的猛烈的三反斗争，将一切污毒洗干净。哪一处公安机关（包括警察）的斗争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中央公安部的作法也是一切机关部队所应仿效的。”公安部的报告说：一周来，公安部的“三反”斗争已经进入贪污分子坦白和群众性检举的高潮。运动的步骤是由上而下、先内后外，即先把领导人检查好，群众满意了，领导人进入阵地并取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斗争火力就立即烧到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分子身上。

同日　为转发空军党委一月四日至八日逐日的“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空军党委的方针和办法是正确的。只要这样做，无论什么贪污分子也能揭露出来，浪费和官僚主义均将一扫而光。像空军直属部门这样的大单位，除复杂案件外，大约有两星期左右即可解决问题。这是具体生动的报告，可供各单位参考，请在党刊上发表。空军党委在三反紧张期间每天反映情况的方法，也是很好的。”空军党委的报告详细汇报了每天运动开展的情况，说他们开展运动层层实行首长负责，带头检讨，从而发动了群众，敢于揭发批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已转到广泛号召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人自动坦白，同时组织调查小组到商人中去调查，设立征求意见箱让群众进行检举。

同日　为转发彭真一月九日关于天津市“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指出：“中央同意彭真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述天津市委在干部超支问题上所作的三类分析，认为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请各级党委即照这种分析在党内外传达，以利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把干部超支分为三类：不可避免的超支、生活铺张性质的超支和腐化性的挥霍。经过这样分析，特别是进行了检讨后，有些仅有第一、二类超支，尤其是仅有第一类超支的干部，在“三反”斗争中就心平气和、理直气壮了。

同日　阅山东省军区党委一月六日关于军区第二届生产会议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同志阅后送粟裕同志：山东军区关于部队生产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我觉得是好的。军事系统的生产问题，暂时还只能这样办。这就是以大军区或二级军区为单位执行‘管而不动，听候命令（即经批准才能开支）’的方针。”山东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他们将三级军区的企业全部由二级军区原封不动地接管，严格控制生产盈利的开支，必须在先造预算经审查批准后才能开支。

同日　为转发西康省军区党委一月六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紧急指示，起草批语：“此件很好。真是雷厉风行，没有拖泥带水，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参考。”西康省军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改变平时工作方法，大张旗鼓，雷厉风行，集中力量进行“三反”斗争，整编工作一律暂缓。要在一月份内做出显著成绩，彻底解决问题。

1月11日　晚上，接见回国汇报工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员洪学智，了解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志愿军的作战和后勤保障情况。在谈到朝鲜战局时，毛泽东说：对朝鲜战争要作持久的打算。在得知有的部队不少战士由于营养缺乏得了夜盲症时说：应该给战士增加营养，给他们每天吃一个鸡蛋，我们还是做得到的。要想想办法解决运输中鸡蛋容易打碎的问题。又说：你回去以后对彭总讲，你们要经常向金日成同志请示汇报。如果彭总工作太忙走不开，就由邓华和你去汇报。

1月12日　晚九时，听取薄一波汇报各大军区“三反”运动的情况。

同日　晚九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刘景范(9)出席。

1月13日　为转发饶漱石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指出：“机关生产在三反斗争中已名誉扫地，很多机关要求立即交出，但由政府马上接收还有困难，在目前几个月内仍应责成原机关负责管理，并不得抽动任何人员和财产，听候政府处置。这就是‘管而不动，听候命令’的方针。”“华东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办法很好，北京、天津也是这样做的，请各大中小城市都照这样做。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分别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没收其资产。这是人民政府在全国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惩治资产阶级的犯法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精密地组织这一场斗争。在斗争中注意组织三反的统一战线，酌情照顾民主人士。”

同日　阅中共中央中南局一月四日关于处理机关小家当的请示报告，批示：“请陈、薄、李(10)三同志商复，请薄主稿。这不是中南一处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要研究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包括党、政、军、民在内。如一时不能拟妥，迟几个星期也可，可先用电话通知邓子恢同志。”中南局的报告指出：中南地区机关小家当异常普遍，财产很大，估计有两万多亿元，可能达到三四万亿元。其中很大部分用于铺张浪费，特别是用在少数干部身上，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看，小家当利少害多，需要有步骤地予以取缔。

同日　指示同意薄一波一月十二日的来信及转报的李富春关于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说：科学院下一步“三反”运动的布置，首先是确定对科学人才必须保护不伤的原则，已检讨者如不能过关，则帮助其过关，未检讨者（如所长）不必点名要其检讨。对著名科学家的住房、汽车、暖气等问题，首先在党团员中说明这是政府批准的，不是浪费，更不是贪污，然后在适当时机向群众说明。其次，决定科学院进行“三反”运动的方针需要与科学院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主要使科学家了解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错误的危害性及其来源，即在科学院中也有此种问题。科学院的“三反”运动，在科学家中主要的是启发思想与思想改造相结合。

同日　阅习仲勋一月十日关于入藏干部应做好民族工作的来电。来电提出：我入藏干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民族工作，防止过急过高要求。内地藏族聚居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喇嘛寺的土地目前均以不动为好，特别是佛教寺院的土地过早征收于我不利；在游牧区也不应提“反恶霸”口号，半农半牧区也不进行土改。有了以上措施，才可大大地安定牧区人民和发展牧区经济。毛泽东批示：“请李维汉、刘格平二同志商复。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值得注意。”

1月14日　为转发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关于“三反”运动以来市场物价情况的报告，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的批语，指出：“陈、薄、李一月十一日关于市场物价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过去一个多月的三反斗争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已开始见效，国家的支出已开始表现正常，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已开始受到打击。望我党、政、军、民各级领导同志坚持奋斗，彻底完成三反任务。”报告说：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份物价较上月下落百分之一，较九月底的指数下落百分之二点三，一反过去每月上涨百分之一的情况；同时货币流通量增加，存款增加，外汇、金银黑市下落，出现了金融和物价进一步稳定的局面。这是开展“三反”运动以来所收到的初步成效。

同日　为转发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军分区一月九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批语，指出：“我们愿意看见各级军区和各军有像集宁分区这样的检讨，不愿意看那些好像太平无事的报告。集宁分区只说了浪费和生活腐化，还没有提到贪污事件。像一个军分区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望各地严格注意。一切没有切实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关和部队，必须从头做过，做好了三反再做整编，三反一天没有做好即一天不进行整编。”

同日　为转发贵州遵义军分区一月五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遵义分区这个报告比刚才转发的集宁分区的报告接近事实得多。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在一阵风停止浪费之后，必须立即穷追贪污。不能自己解决贪污问题者，上级应即派遣检查组下去督追，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同日　就我方在朝鲜停战谈判第三、第四小组会上的对策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指出：“同意来电所提意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新华社十三日讯，敌机一批十六架，于十三日十二时二十七分侵入沈阳、本溪、抚顺及辽东清原、新宾上空侦察。同日十二时七分，敌机四批，分别侵入辽东省桓仁、辑安、通化(11)、宽甸一带上空侦察，其中一批飞机四架，余三批各为十六架。敌机这种行动，目的在迫我就范，故你们愈要坚定，不稍示弱”。

1月15日　晨二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你们方针很好，望主动积极反击敌人。”李克农十四日晚十一时来电说，第三小组会上，我方将仍坚持既定方针，集中打击对方的挑衅行为，但不回避修建机场问题；第四小组会上，则继续历数其提案在战俘问题上的荒谬之点，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说理的态度，不给对方以抵赖的借口。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南京部队“三反”情况的通报，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看了华东军区党委一月十三日的报告，甚为高兴，方针正确，劲头很大，望全军仿办。以此为标准去检查所属各单位的报告，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以批判。”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第三周情况的简报，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西南军区党委一月十二日报告很好，其经验和华东军区党委一月十三日报告所述经验，大体相同。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把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拿华东军区和西南军区这两个报告为标准去检查各级军区和各军的报告，就可以看出哪些是认真作检讨和认真发动群众斗争的，哪些是空话连篇，敷衍塞责的。对于这两类报告，必须表扬前一类，批判后一类，使三反斗争迅速开展。”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十三日关于划分贪污和浪费界限的四类标准的电报，起草中央批语，指出：“中央同意华东局一月十三日电所述划分浪费与贪污界限的四类标准（第一条略有修改），这和天津市委的三类标准是基本上一致的，望各地注意这种划分，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华东局将浪费基本上分为四种类型，即经验不足造成的浪费、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浪费、经过组织批准的个人超支或为提高机关集体生活而造成的浪费、腐化性的挥霍，前三种不能和贪污相提并论。

同日　为转发贵州省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三日简报第一号，起草批语，指出：“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制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者脱离群众，闹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请你们以贵州的报告作标准去检查所属的报告，一切不痛不痒的报告，千万不要相信。”

同日　审阅聂荣臻一月十五日关于原冀中回民支队仍编为地方民族部队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在全军第二步整编时，将原冀中回民支队由六十八军调出来，照山东回民武装办法，组成地方性的民族部队。毛泽东批示：“同意所拟办法。送刘格平、李维汉同志阅，退聂办。”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萧华、杨立三出席。

1月17日　阅张经武一月十六日关于拟请毛泽东等为西藏军区成立题词给聂荣臻的报告，批示：“聂：中央诸同志不要题词，张经武亦不要题词。”

1月18日　阅陈毅一月十六日关于华东部队“三反”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和建议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的报告，起草给陈毅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指出：“请注意在第二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即是嫌少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来。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我完全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一天至两天，做两个工作：通过领导者的检讨报告和通过财经报告。这个建议极好，可以在三反后保持群众民主斗争的锐气。”

同日　晚八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天津市“三反”斗争等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刘澜涛、黄敬出席。

1月2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在各地的企业、学校、办事处的“三反”斗争由各地党委领导的指示稿，加写第二条：“（二）凡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政府及军区和军队在各大城市所设办事处、采买处，均由所在城市的党委领导进行三反斗争及整党，有阻碍三反及不服从领导者照上条(12)办理。”

同日　审阅吴法宪一月十六日关于空军参战各师是否算志愿军的请示报告，批示：“应算作志愿军。”

1月21日　审阅修改薄一波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及对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并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薄一波的报告提出，为了把“三反”运动推向高潮，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几个政策性问题，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犯有贪污的国家工作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刑事处分、行政处分或免予处分；对民主人士、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政策，基本上是坚定地团结他们，又使他们在这个运动中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等。毛泽东对报告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一）加写：“贪污一百万元左右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对这些人，一般均须从轻处理。”（二）在报告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所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一句后，加写：“如果认为对这个基本政策已有改变，那是错误的。”（三）在报告的“在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于罪恶不大的工商业家，应争取他们自动坦白、悔过自新”一句后，加写：“争取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态度。对于作正当经营的工商业家，必须予以保护，并团结他们向不法商人作斗争。”（四）在报告的“在对于贪污不满一千万元的国家工作人员”一语后，改写一段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其情节较重者应判处一年以下的徒刑；其情节较轻，又能真诚坦白，酌情退赃，在群众面前公开悔过，并保证以后不再贪污者，一般可免予刑事处分，而分别给以行政处分，如撤职、调职、降级、记过等。其中有些对革命有功、偶然失足、情节甚轻者，可免予处分。还有些迹近贪污，但按实际情形不能叫作贪污者。所有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应责成他们积极参加反贪污工作，争取为人民立功。这样规定，就可使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免予刑事处分，以期更快地教育改造他们。”中央批语指出：“（一）批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一月十九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央作了一些修改），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级党委和党组（地方至县委为止，军队至师委为止），一律遵照办理。”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3)，指出：二十日第三小组会上，你们的态度近于消极应付。“应正面说明‘为了保证停战协议的稳定，我方已经就第三项议程的条文，作了一切合理的建议，再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现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承认了这一点，而你方还要蛮横坚持干涉我方内政的限制机场的无理要求，这完全是为了拖延和破坏谈判，没有其他任何理由’。”

1月22日　致电中南军区谭政和华东军区陈毅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指出：“你们两个大军区规定一月份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我们亦已同意。现在看来不妥，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编，全军不许有一人例外。时间照前通知延至二月十日。请你们至少每三天和各军区各军用电话通话一次，不要单靠电报。你们两大军区所属各军区和各军的三反报告，有许多单位劲头不足，空话太多，不能令人满意，请你们给以批评，严令他们限期检讨，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华北军区一月二十日的报告很好，这即是中央的意见，请你们一体遵行。”“三反必须做彻底，做完再整编。”“请你们注意打大老虎。”华北军区党委的报告提出下一阶段集中力量捉“大老虎”的部署。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华北局机关“三反”运动补课情况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指出：“华北局所提出的问题（官僚主义）应在此三反斗争中予以解决，并将解决的结果报告中央。”

同日　阅钟赤兵一月二十一日的检讨报告，批示：“检讨很好，只要尽情揭露和适当处理民航机构一切贪污浪费事件，并加以整顿，建立新制度，就算完成了此次三反斗争任务。对个人生活则加以约束，遵守制度，也就好了。”

1月23日　阅纺织工业部一月二十一日关于部属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厂盲目施工造成严重质量问题的检讨报告，批示：“周、朱、陈、富春阅。此事值得注意。如此盲目施工，危险极大。”

同日　为转发空军党委一月二十二日关于空军直属机关“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提出“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批语指出：“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省委一月二十日关于“三反”斗争的综合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山西省委这个报告极好，务请同志们精读几遍，注意仿行，并在党刊上登载，使广大干部看到。”报告说：从已突破的大贪污案看，多数是由几个贪污分子甚或与奸商共谋的。要发动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漏、反盗窃、反暴利的斗争，作为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正面战场与“三反”运动密切配合。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安子文、杨尚昆、萧华出席。

1月24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4)，指出：关于增加空军能力一点，可在驳斥对方荒谬要求时说明：我方所提双方不得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力量，包括作战飞机的条文，即是双方不得在停战期间增加空军力量的保证。至于朝鲜境内任何设备的修建，则完全属于内政范围，你方绝对无权过问。

同日　晚上，同本月初赴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视察刚回北京的刘少奇谈话，周恩来、朱德参加。

1月25日　同粟裕谈话，指出：华东军区最近的“三反”措施是好的。这次“三反”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已经钻到我们内部来了。但对资产阶级中奉公守法的还是要团结。打“老虎”要彻底，“老虎”不打光，就不整编。打“老虎”先要把领导人从楼上接下来，并解放中小贪污分子，孤立大贪污分子。北京已宣布贪污五百万元以下又能自动彻底坦白者免除刑事处分，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者按情况从轻处分，因而争取了多数，组成了“打虎”的部队。但各地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要宣布得太早，要在本单位中小贪污分子大体上搞完时宣布；第二，对贪污五百万元以下的，如果是贪污党费、慰劳捐款及使公家遭受巨大损失的，仍要视情况给以行政处分。

同日　阅第一航空学校党委一月二十二日关于“三反”斗争一周情况的报告，批示：“少奇同志阅后，送杨尚昆同志：中央办公厅须要开一次这样的会，范围可在科级以上，认真检讨全厅工作，制止浪费，并定出追查大中小贪污的计划，一定要把一切贪污分子查出来。”

同日　阅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党委的“三反”斗争报告，起草给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的批语，指出：“从你们的指导文件看来，也是着重在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没有着重反贪污。当然，运动开始可以从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入手，以此作为运动的第一阶段，但第二阶段必须使各级领导者和群众将斗争的火力集中到反贪污的目标上去”。“运动的第三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搜捉大贪污分子，捉大小老虎（一千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一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这是极为要紧的一个阶段。”

同日　致信钟壮湘(15)：“一月七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甚念。暌违日久，不悉吾兄经历，未知所宜何事。惟据来信说，曾以教育为业，如愿从事教职，似可与当地主持教育的同志试为谋之。”

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一月二十六日关于结束“三反”要经过批准等问题的紧急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华北局这一文件应成为各地的共同方针。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

1月27日　为转发中南军区党委关于从民主检查转入清查贪污的指示，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要求“全军一切落后单位至迟均须于二月十日或十五日进入打虎阶段”。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一月二十六日关于“打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二月份全军发动打大老虎。二月份不整编，全力做“三反”。争取在二月二十八日全军老虎打完，结束“三反”。

同日　阅朱德一月二十六日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报告，批示：“刘、周、朱、陈、彭真阅。同意这样作，请安子文同志根据此项意见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简单的指示（不要太长）。”朱德的报告说：为了克服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等缺点，提出以下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二、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李维汉、安子文、杨尚昆、刘澜涛、萧华出席。

1月28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一月二十七日关于“打虎”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介绍了北京市“打虎”的情况和办法，说“据称此种办法甚为有效，许多原以为没有或很少老虎的，查出了许多老虎。现在北京市机关企业暂定大老虎一百只，工商界三百只，共四百只，看来只会多，不会少。请你们参考中央和北京市两处经验，规定自己的打虎目标”。

1月31日　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和检查、处理违法资本家，致电高岗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电报指出：处理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给刑事处分的小贪污分子，按照中央已通知的方针，除个别情节甚轻只要坦白悔过，酌情退款，保证不重犯，可以不给行政处分者外，一般都应分别给以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对付资本家须有准备，准备不好，不要动手。各城市准备条件不一致时，不要同时动手。又须有步骤。我们可以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中小资本家站到我们方面，或者保守中立，使百分之几（北京是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社会舆论也就完全变得于我们有利了。这时我们对于大约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即行贿盗窃罪大恶极的资本家），在经过检查取得确实罪证之后，就可以给予惩处。我们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可能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拥护我们，而不会怨恨我们。这样也就可以用内外夹击的方法，把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内部的堡垒即大贪污分子全部地清查出来。

同日　致电斯大林(16)：“最后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已在增长。当然我们从来就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只从这一种可能出发，我们随时都警惕着美国统治者由于其国内外矛盾的发展仍有利用谈判的拖延甚至破裂以紧张国际局势的某种可能。在这方面，不论军事上、政治上，我们都准备以坚决的打击，不使敌人得逞。”

2月1日　审阅修改薄一波准备在北京市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稿，晨三时批示：“有所修改，请周酌定，于上午十时以前退薄一波同志收。”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两段文字：（一）“王丕业和夏茂如一样，是个建筑工程师。他在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帮助人民政府检查出许多营造业奸商的偷工减料行为，追回金额共达八十余亿，算是做了赎罪的工作，但因他的贪污罪不是自动坦白的，而是被迫说出的，故应处以五年徒刑。又因其坦白尚彻底，并已立功赎罪，故予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孙建国原是共产党员（早已开除党籍），又是革命军人，竟敢勾结私商，贪污受贿，本应严办，姑念他在此次反贪污斗争中完全自动坦白其罪行，并帮助人民政府检举奸商，故处以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夏茂如、杭效祖，则均应给以降一级使用和记大过一次的行政处分，以示惩戒。”（二）“政府现在规定：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

同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命令指出：“同志们要知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同志们要知道，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以及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内外的敌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抵抗，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我们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创建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英勇奋斗，艰苦奋斗。今天，我们人民解放军，将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为此目的，除各特种兵和大部分陆军，应继续加强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警惕地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保卫祖国国防外，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同日　致电张宗逊并告习仲勋，指出：西北军区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二月全月应深入进行“三反”，着重反贪污，尤其着重打老虎，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不许整编。

同日　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关于志愿军空军第三师八十六天战况的综合报告，写批语：“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综合报告说，第三师飞行员在与敌二十三次作战中，取得击落敌机五十四架、击伤九架的战果。

2月2日　就乔埃致信南日提出双方指定小组代表团以讨论第五项议程的建议一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7)，指出：即由你们起草南日同志的复函，说明我方同意在讨论第三、第四两项议程的同时，讨论第五项议程。现拟定原则草案如下：“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兹建议由敌对双方，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为一方，联合国有关各国政府为一方，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三个月内各指派代表五人举行政治会议，协商：（1）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2）和平解决朝鲜问题；（3）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并陈毅、粟裕电：“接二月一日十四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的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同日　为转发李富春在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一月三十日汇报会议上的“打虎”总结报告，起草发至省军级的批语，指出：“打虎必须从算账入手，许多同志忽视算账，专去逼供，这是不对的。”“大老虎不限一亿元以上，富春报告中所说的六条都应算作大老虎(18)。”“跟着清查经济内奸的发展，必能清出许多政治内奸，有些经济内奸本人即是政治内奸，务请同志们注意这点。”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天津工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刘澜涛、罗瑞卿、安子文、萧华、黄敬出席。

2月3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南局组织部将整党报告改为“三反”报告的通知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的“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这段话后，加写：“（其中有些也应当开除出党），对于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不应当有可惜的观点，这是毫不可惜的，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们的决心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

同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2月4日　为征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对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意见，分别致电贝鲁特、哥特瓦尔德(19)：“中立国监察机构，美方提议双方各请三个没有部队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每个国家指派一个将级军官为代表，共六人，组成这个机构。我们已同意这个办法，并拟请苏联、波兰、捷克三国派出代表，以便与美国拟请的瑞士、瑞典、挪威三国的代表平权议事，并好行使否决权。”

同日　为转发三个关于“打虎”的文件，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现在中央一级和大行政区一级都已有了丰富的经验，但省市一级和地委一级则还不能说都有丰富经验，特别是地委一级经验尚少，所以还有许多报告说不出内行话，而是属于‘空话连篇’一型的。对于这类报告，必须立即予以批判。”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中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稿，加写一条：“在三反期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如因三反忙不过来，致有部分的减产，也不要减产过大，并要在三反以后的增产中弥补三反期间减产的损失。”

同日　致电胡志明，感谢他对中越建交两周年的祝贺，指出：“我确信：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祖国独立与自由的坚决不懈的持久斗争，在您的领导下，在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下，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2月5日　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并告华东局、华东军区等的负责人，指出：你们打虎成绩还很小，你们还没有订出全省包括县以上党、政、军、民各系统的打虎预算，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没有批判干部中对大贪污分子认识不足的右倾思想，这些就是你们打虎无成绩的原因。军区系统打虎也不起劲，应由分局负责统一指挥他们。无论何方面，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严重者撤销职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电：“中央决定派彭真同志去华东帮助三反和五反工作，重点放在帮助上海市委开展五反斗争。派罗瑞卿同志去中南帮助上述同样的工作，重点放在广州。”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对三名贪污犯的处理决定的复电稿，加写一句话：“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同日　下午，同罗瑞卿谈话。

2月6日　阅中共劳动部党组二月六日关于资产阶级向劳动行政部门进攻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陈、薄、富春阅，退李立三办。应通令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照所拟办法揭露和处理各种错误和犯法行为。应公开在报纸上予以揭露和批判。”报告提出的办法主要是：对接受资本家贿赂，处理劳资争议中袒护资本家、出卖工人利益的人，要比普通贪污分子加重处罚；各地劳动行政部门应选择上述典型，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做一次组织上的清理工作等。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饶漱石、杨尚昆出席。

2月7日　阅薄一波二月六日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打虎”总结和部署的报告，起草给薄一波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请各中央局考虑在二月份仿照中央一级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办法，审判各大行政区一级的数名大贪污犯（一亿元以下的中小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其中有判死刑的，有判死刑缓期的，有判长期徒刑的，有判短期徒刑的，有判徒刑缓期的，有判免予处刑的（此项须给行政处分），借以推进打虎斗争。”

同日　批示彭真：“北京市公审资本家，提议推至下星期举行，以便在下星期一以前我们再研究一下。”

2月8日　阅杨耕田(20)二月五日关于判处大贪污犯死刑的请示报告，批示：“周：我已要彭真将北京公审资本家事延期举行。张家口目前不要公审为宜。”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连队中开展“三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有些连干军阀主义严重者，团营领导上须作充分准备，使连干在战士面前作好检讨，否则群众不平之气突然爆发，连干将无所措手足。连干中之错误严重不撤不足以平公愤者应予以撤换。”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指示如下：“（一）春耕即到，各省级、专区级和县级除对春耕作出全盘布置外，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经常领导春耕工作，争取今年丰收，不得疏忽。（二）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应以全力从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作）。区乡两级的三反应放在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并应在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和统一号令之下进行。区乡两级已经发动三反斗争者，除县级以上党委为了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指示如下：“鉴于贪污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带着很大的群众性，中央已规定除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而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其有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如此规定，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免刑事处分（即不送法院，不判徒刑），而只给以行政处分，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关于行政处分的项目，除中央已规定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四项外，兹再增加警告一项，共为五项。估计有很多小贪污分子，例如五十万元以下而情节不严重者（此类人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关于贪污一千万元以下而免予刑事处分者，如是党员团员，他们的党籍团籍问题，如何处理，中央尚无成熟的意见，请你们根据三反斗争中处理贪污分子的情况提出意见，电告中央考虑。关于一切应给刑事处分的人均须立即开除党籍团籍，中央已有通知，请你们一律遵行。关于一千万元以上的贪污犯（即所谓大中小老虎），也应按其情节分为死刑、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各种有期徒刑以及免予刑事处分而给以行政处分等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已于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事件中，给了方向的表示。”同时，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此件主要目的，是行政处分中增加警告一项，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是否适当，请审示。”

同日　阅高岗二月六日关于东北“打虎”计划的报告，复电高岗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指出：“东北计划打大虎四千只，中小虎二万五千只，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个别单位（例如华北第十军的几个师）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2月10日　阅刘澜涛二月九日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捉虎”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同日　阅张宗逊、潘自力(21)关于西北军区整编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军委的指示，复电张、潘并告习仲勋及各中共中央局等的负责人，指出：“你们二月六日指示各部研究整编中的干部配备问题，是不合时宜的，是错误的。这只会分散各级领导者的注意力，是对于三反斗争的一个打击。请你们立即重发指示全力进行三反。禁止下面谈整编，首先要禁止你们自己谈整编。”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济南市委关于“五反”斗争中举行劳资见面会议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济南市委的领导艺术是成熟的，各城市正在开展五反斗争，必须研究济南同志的经验”。济南市委的报告说：在“五反”的坦白限期内和限期过后进行检查时，都要以厂店为单位举行劳资见面会议。会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要争取多数直至全部职员投入“五反”斗争。

同日　为转发王鹤寿、吕东、安志文(22)二月四日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打虎”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王鹤寿同志等的打虎经验极有用，请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报告说：从已经查出的大贪污犯来分析，几乎所有大贪污犯都与资本家有密切关系，互相勾结；大贪污犯本人有不少就是钻进国营企业的资本家；已经暴露有过贪污腐化行为，而又经手过大批资财者，深究下去，往往就是大贪污犯。

同日　阅王首道转报的湖南常德专署专员对荆江分洪工程勘察后的报告，批示：“此事请周总理商水利机关查明情况，速予处理。”报告提议，在进洪闸未建成前暂不分洪，以免使长江改道，湘西北受灾。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水利部召开会议，研究荆江分洪工程问题。二十日，周恩来召集水利部负责人和湖南、湖北两省有关人员开会，研究紧迫的荆江分洪工程问题。会议提出《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草案）》。二十五日，毛泽东阅周恩来的来信及决定草案，批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并请周将他的信抄寄邓子恢。三月三十一日，政务院作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其中指出：“一九五二年不拟分洪。如万一长江发生异常洪水威胁荆江大堤的最后安全，在荆江分洪工程业已完成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分洪，但必须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报请政务院批准。”

2月11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地、县、区“三反”运动和土改工作配合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给中南局并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关于在县、区、乡三级进行三反斗争必须有准备、有步骤和不违农时，中央已有指示。在中南、西南、西北这些土改和复查今年还是严重任务的地区，中央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如将乡一级算入，三反运动势将成为贯穿全年的严重斗争’，这是因为既须不违农时，又须先完成土改和复查，方能进行认真的三反斗争。在东北、华北、华东三区只须注意（一）不违农时，（二）待省、地、县三级三反基本完成腾出手来，（三）准备好下乡的三反工作队，就可以进行区乡三反，并争取在秋收前完成，这是完全可能的。”

同日　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致电斯大林，感谢两年来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援助。电报说：“这些援助大大帮助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的巩固。”“中苏两国强大的同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远东和平及安全的坚强保证，也是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胜利的保证。”

同日　下午，先后同王稼祥、彭真谈话。

2月12日　为转发第六十六军党委二月七日关于“打虎”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许多部门的领导者不愿意担负多打老虎的责任，打虎预算甚低。上级分派任务，勉强承认，信心不高。有些人知道虎多，办法很少，打不出来。都因为没有认真研究情况，照六十六军同志们的话来说，都是官僚主义作怪。六十六军一个军的打虎预算是二百多只，是他们自己主动规定的，不是上级分派的（上级分派的任务太小）。他们完成任务很快，是因为他们真正钻研了问题，想出了办法。他们也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但随即纠正了。我希望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同志都有六十六军同志那样的主动性，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二月九日关于华东局直属机关“打虎”经验的通报，起草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华东局的九条打虎经验极好，文字亦生动易读。请各同志将此件连同本日通报的六十六军的经验一起印成小册，发给所属打虎小组阅看。华东局直属机关的九条经验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不打倒‘思想老虎’，老虎是打不出和打不净的。目前全国县团以上干部大多数尚未完全从思想上解决打虎问题，请各同志严重注意这一点。”

同日　致信邓拓：“请将王芸生(23)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文尾我修改了一点。”王芸生文章原载二月九日上海《大公报》，题为《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删去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如此，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人民日报》于二月十三日转载了这篇文章。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刘澜涛、安子文、萧华出席。

2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公审大贪污犯问题的指示。指示如下：“二月下半月至三月上半月，除大行政区在得中央批准后可以用公审方法审判一批内部的大贪污犯以外，工商界的大盗窃犯目前不忙于审处。各省市则内部的大贪污犯亦不忙于审处。至批准手续，华北局二月十日电所述应经中央和政务院总理批准，中央认为为慎重计，在头几批审判，是必要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东北局二月十一日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必须注意完成各项经济计划和防止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东北局此电所说在三反中注意维持经济工作和对付反革命活动两点，在全国都适用，请各中央局同样加以注意为要。”

同日　复电彭德怀、邓华、陈赓、甘泗淇并告高岗、贺晋年：“二月九日、十二日两电收到，你们的处置是正确的。敌人很有可能乘我三反举行进攻，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击退敌之进攻，第一线部队应完全停止三反，全力对敌。”

2月14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稿，加写一段话：“我们不要侵犯任何国家，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斗争是为打退向我国边疆前进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而去的。从去年七月开始在开城和板门店举行的敌对双方的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尽了极大的努力，促使谈判走向成功。如果不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拖延，谈判应当早就成功了。今后谈判能否成功，仍系于美国政府有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如果美国政府在朝鲜方面也和我们一样具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则停战谈判是可能获得成功的。”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4)，指出：可告对方，我方的三个中立国为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并声明双方应对彼此所提的三个中立国家同时表示同意。

同日　视察空军领导机关，对刘亚楼说：我们国家还很穷，经济还有待恢复，我们还要买苏联的飞机，要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人人都应注意节约。建设空军是很费钱的，我们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朝鲜战争时间估计不会长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打几个空战也是好的。“三反”运动可以推迟以后进行。二月十五日晚十时，审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本日下午六时报送的关于空军部队作战计划的报告。作战计划提出：正在参战的空六师、空十九师要加紧寻找战机，求得锻炼；准备参战的空十二师、空十七师、空十八师陆续进入安东地区作战，从而使空军已组成的驱逐机部队到三月底前大部分能得到实战锻炼机会。毛泽东批示：“刘亚楼同志：我同意这个计划，可即照此施行。”

同日　视察海军领导机关，同萧劲光、刘道生、罗舜初(25)等海军负责人商量：因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希望海军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先给空军，买抗美援朝战争急需的飞机，解决空军的问题。你们利用国内资金买材料，自己造，先造小舰。这样花钱不多，来得快，还可以积累经验，把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逐步搞起来。

同日　同彭真、薄一波谈话。

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指示指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为着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除对没有问题的守法的工商户，应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外，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于“五反”斗争开展后分作几批做出结论，安定他们。这一类工商户占全体工商户的绝大多数。上述两部分资本家，即守法资本家和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占着全体资本家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只有把他们争取过来，才能使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大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的资本家，又可分为两部分：（甲）严重违法但不是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四左右，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检查、补税、退财、罚款，但不捉人。（乙）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又分三类。第一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徒刑。第二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判徒刑，直至没收其财产。这类人不宜太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太多。第三类，判死刑，没收财产。这类人要极少。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

同日　复电习仲勋：“二月十三日电(26)收到。（一）中央一级不准备对中小贪污犯举行审判；（二）西北大行政区准备在二月审判一批贪污犯是好的，应选择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一亿元以下的。并请先以量刑要点电告。”

同日　复信毛岳乔(27)：“二月八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则未收到。你的生计困难，甚为系念，但我不便有所介绍，仍望在原地自己设法解决。”

2月16日　阅周恩来二月十五日来信。信中说：今日政务会议散后，我与陈云、薄一波两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照中央一级“三反”斗争的情况看来，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留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继续“打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信中还说，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主席给黄敬指示的办法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机关业务的恢复，也是必须解决的另一面。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这样做，在全国，至迟三月一号也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阅后批示：“周总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

2月1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打虎”新计划，起草给中南局、各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批语。批语肯定中南局二月十三日“打虎”新计划，认为这个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请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批语指出：“就大城市大工矿区，铁道运输系统，国营贸易系统，税收系统来说，则必须在运动正式发动后两个月至多两个半月内基本做完，否则于经济不利。并且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志愿军党委电：“转来三十九军二月十六日电收到。该军主力停止打虎，转入战斗，处置很对。其他第一线各部凡发生同样情况者亦应如此处置。”第三十九军党委的电报说：今日五时半起敌人向我全线阵地猛烈炮轰，出动战车四十余辆，有大举进攻模样。为此，已令一一五师、一一七师暂停“打虎”，全力动员作战，粉碎敌人的进攻。

同日　为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全区“打虎”的报告，起草给习仲勋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各级军区的“打虎”工作，一定要受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的统一领导，否则不利，你们已经注意这点，很好。“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提得很好，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你们规定判徒刑须经超两级批准，判无期徒刑和死刑概归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批准，这是适当的。但撤职逮捕只宜一般规定须超两级批准，在“打老虎”的紧张期间有些须迅速处理者，在证据确实的条件下，应给可靠的主持人及其组织以当场处理之权，然后再上报追认。

同日　致信高岗：“为了解东北五反斗争情况，派陈伯达同志到沈阳看一看，有时间的话去长春、哈尔滨两处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来再去上海一带。陈到后请你给他以指示。”

同日　晨六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8)：根据停战协定草案第二条第三十八款对方自己所提关于中立国的定义的规定，对方绝无理由拒绝接受苏联为中立国。晚八时，又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9)：关于敌人拒绝我方提名苏联为中立国一举，必须予以严厉驳斥。应指责敌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我方提名苏联为中立国，苏联是在联合国中不仅一向反对干涉朝鲜战争而且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最力的国家。

2月18日　为转发罗瑞卿二月十六日关于中南军区后勤系统“三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陈毅、贺龙、张宗逊、刘澜涛、高岗、彭德怀、杨立三的批语，指出：“请对你们那里后勤系统的三反打虎工作，严密掌握，务期彻底。至要至盼！”罗瑞卿报告中说，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极为严重，不仅中南后勤如此，全国后勤大体如此，应引起严重注意。

同日　阅公安部二月五日关于“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劳动部二月十三日给大行政区及省市的劳动部门的指示，批示：“陈、薄、李及彭真同志：中财委及政法委各部门，都应仿照中央公安部和中央劳动部的作法，根据自己已得经验向各大行政区及省市的所属部门下达指令，指示他们进行反贪污和反资产阶级的进攻，指令内容要生动有力，不要一般化。”

同日　为转发中共贸易部党组和机关党委二月十八日关于“打虎”情况的报告，起草发至省市区党委，各财政、金融、贸易、工业及后勤部门等党组的批语，指出“大家注意肃清资产阶级的坐探及国民党派来的经济特务和政治特务”。报告说，贸易部已打的“大虎”中，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派进来或拉过去的经济坐探，占了半数以上。估计各大行政区贸易部和区公司、大城市商业局和市公司，也一定会有坐探。

同日　晨六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0)，指出：对方既不肯解释拒绝苏联为中立国的理由，你们即应按照十七日六时去电精神猛力追逼，放松则易陷被动，对宣传不利。

同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李克农(31)，指出：双方现已同意的中立国定义是：“其战斗部队未曾参加在朝鲜的敌对行为的国家”。因此，我们不必反对无战斗部队参战的挪威和瑞典。如敌方坚持反对苏联，我亦有权反对敌方所提的三国，因双方必须一次同时同意对方全部提名。

同日　下午六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2)，指出：政治会议如果开成，必然是以派遣军队参战的国家为限。说中国无参加的权利，否认我国为有关一方的政府，那是吓唬人的，不要理他。如果敌人再说，应理直气壮地告他：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政治会议是无法开成的，更说不到解决问题了。

2月19日　为转发南汉宸、胡景沄(33)二月十四日关于“三反”以来金融市场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一）银行负责同志这一报告，如同中财委所说，除对国营和私营工业最近减产情况没有正确反映外，其余各项估计及所提意见都是正确的。（二）请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注意这个报告建议各项中有关当地能做的几项，领导金融机关在三反和五反中予以解决。”报告汇报了“三反”运动以来金融市场的情况：物价继续下落，财政情况日趋好转，国家银行存款继续增加，贸易略有缩小，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入超和外汇不足情况已有转变，工业生产正常进行，私营商业加速改组。报告提出在此情况下，银行拟采取的措施有：结合私营工商业的“五反”，请各地党政部门积极掌握合营及私营银行钱庄的“五反”运动，彻底整顿改造行庄；适应物价稳定的新情况，对私利率及时下降百分之二十，货币储蓄月利率降至百分之一点二左右；货币发行不应紧缩，银行可适当增加贸易放款；加强外汇的运用，以避免风险；银行的“三反”运动继续开展；本年公债可考虑不发，印制债券工作似可停止。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敌人在朝鲜战场大面积空投苍蝇、跳蚤、蜘蛛的报告，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报告说，估计美军在搞细菌战，如此，防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当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已计划加紧化验前方业已送回的昆虫细菌和往前方派送防疫队与疫苗、粉剂及其他器材等。

2月20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反”、“五反”的两个报告，起草给北京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请各大中城市市委根据中央已发关于五反的指示去指导五反斗争，并吸取北京市的经验。”北京市委的一个报告说：“三反”、“五反”运动深入并进入最高潮后，对贪污犯和违法资本家要严格控制逮捕名单。只捕那些非捕不可的；可捕可不捕的或者可以缓捕的，即不逮捕或暂不逮捕。逮捕人数，工作人员不超过总人数千分之三，工商界不超过总户数千分之十。北京市委的另一报告，提出了对一些拒不交代的大的严重违法工商户进行检查的具体办法，并说准备二月底以前把百分之九十的工商户基本处理完毕。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新的“捉虎”计划的报告，起草给华北局、各中央局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华北局二月十七日新计划收到，很好，发给各同志参考。其中说到追赃款及须有五天至七天的休整等项，是必要的，请同志们注意。”报告说：对于捉住的“老虎”，要查清赃物、赃款的下落，并令其吐出全部、大部或一部。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抽出一定人员管理其他日常工作，特别是春耕和工矿企业生产部门的工作。地委以上领导机关应随时纠正“捉虎”中逼供和硬凑“老虎”的现象。各地在组织两三个战役之后，应有五天至七天的停顿，以清理案件，总结经验，整顿队伍，然后再战。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复南京市委“五反”报告的电报，为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指出：“在五反斗争真正开展、同志们头脑很热、很想多捉人多封店的城市，如济南、南京等，按照中央指示予以适当节制是必要的。在还没有开展的城市，如青岛、无锡、上海等，则不要强调节制，而应继续批判右倾思想，强调开展斗争。”

2月21日　晨二时，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李克农(34)，指出：“敌人自一月二十八日起，连续在朝鲜前线以飞机撒放毒虫病菌，经化验业已证明其中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现除令前方进行动员随时扑灭、焚毁外，已于今日起以飞机赶送三百四十万人份的防疫苗，五千磅的杀虫粉剂及其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并加派若干防疫队前往。除此，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反对。”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我方应采取的对策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第二项(35)是否马上办，请周酌定告我。”随后，周恩来批示聂荣臻、粟裕：“第二项现暂缓办，视情况发展再定，已报告主席。”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薄一波、李富春列席。

2月22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北京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已告北京市委将守法工商户由一万户扩大为一万四千户左右，即是对有些有小问题的工商户向他们当面指出，他们有小错误，这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犯，但因其问题不大，应归入守法资本家一类。这样处理，使守法面大一点，对我们有利。”“哪些是守法户，哪些是半违法半守法户，在实行处理时，除要资本家自报公议，并须由经理和会计分别签字于调查表格外，还一定要本厂本店工人店员讨论通过。”“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其他城市，请各地同志酌情决定。”“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陷于孤立了，我们也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地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

同日　为转发谭政二月二十日关于中南军区“打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的批示：“请各大军区亦按中南所提部署去做，力争三月底完成全军三反任务，包括营连和县大队独立团的三反在内。四月一号起实行整编。”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战绩与今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华东军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的批语，指出：“目前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再有一两个战役，即可基本解决问题，转入营连及县大队独立团的三反斗争。因此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兹派薄一波同志来你处，其任务是在华东局的决定下考察及帮助上海方面的三反和五反工作。彭真同志因事暂不能来。”

2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中南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请各省委就省城的五反加以精密研究，作出结论，以便正确地指导省城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务使五反在全国范围内不出大的偏差。”“因为三反、五反同时进行并要同时保证不犯错误，必须将县、区、乡三级的三反及县城和县范围内的市镇的五反，除少数典型试验外，一律坚决推迟到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各中央局和省委还应派员帮助一二个地委研究一二个中等城市的五反部署，并以经验电告中央为盼。”中南局的报告分析了在“三反”、“五反”斗争中中南区经济生活呈现的不正常状态及其原因，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同日　阅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打虎”不力问题的检讨报告，复电陈毅、谭震林和上海市委，指出：“希望你们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日，分为三期，每期五天，共十五天，抓紧检查督促，改进方法，基本上完成上海市各系统内部的三反打虎任务。从三月十一日起阵容整齐地正式开展上海市工商界的五反斗争。”

同日　下午，会见从朝鲜战场短期回国治病的陈赓，聂荣臻、萧华、杨立三参加。

2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县、区、乡三级暂不进行“三反”和“五反”的指示。指示说：“县、区、乡三级的三反，除省委地委为了典型试验之目的，可以个别地进行以外，一律待春耕完成以后再做，以免引起混乱，此点前已通知。”“县、区、乡某些违法资本家中的五反，目前一律不要进行。已进行者，一律停止。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将根据情况另行通知。”中等城市的“违法资本家中何时进行五反及如何进行五反，须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根据中央二月十五日指示严格审查控制，逐一批准，以免混乱”。

同日　致电习仲勋：“中央宣传部同志们根据他们检查《群众日报》二月五日和七日的言论，有一个电报给西北局宣传部(36)，提出了批评。我不明了西安市‘五反’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知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是否适当。请你对西安市的工作加以检查，并以你的意见电告为盼。”二十八日，习仲勋向毛泽东报送了检查西安市“五反”斗争的报告，其中说：中央宣传部对西安市《群众日报》的批评完全正确。《群众日报》二月五日和七日关于西安市两个会议的报道和言论以及西安市某些负责同志的发言，确有严重错误。在西北局的帮助和指导下，西安市纠正了“五反”初期发生的右的倾向。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7)，指出：巨济岛事件亦已通知新华社发消息，《人民日报》准备社论进行配合。(38)关于目前谈判，在限制机场、自愿遣返及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的三个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让步。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话。

2月26日　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打虎”工作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发各同志(39)参考。强调要材料，要证据，普遍推行算大账、算细账、追赃款、追赃物的方法，严禁逼供信的方法，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同日　阅新华社福建分社二月二十五日给总社的电报。电报说，美蒋特务最近计划谋害陈嘉庚(40)，以嫁祸于我，破坏“五反”运动。毛泽东批示：“周总理：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

2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直到现在大多数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三反方面，未对五反作精密的研究，或虽有研究尚未向中央作报告，也未对下面作明确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第一，必须确定暂时不在县、区、乡搞五反。第二，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区党委，必须在自己所在地的城市（包括大城市和一部分中等城市）对五反斗争作精密研究，每五天或七天找市委书记和市长开会一次，分析情况，决定策略，取得经验，推动斗争，并将情况和意见随时电告中央。从三月一号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的内容五反应多于三反。因为三反时间较久，情况较清楚，策略已熟，经验已多；而五反则时间短些，情况尚不甚清楚，策略尚不甚熟，经验尚不甚多。第三，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对所辖境内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大体应分为三个步骤开展五反斗争。”“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凡未向中央作五反报告的，均于电到五日或七日内向中央作第一次报告，以后并要随时作报告。”

同日　复电高岗：“二月二十六日的电报(41)收到。你的意见很好。凯丰(42)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恩来同志已将提纲(43)作了修改（加上拍军队和拍民主人士），我已看过发出。凯丰电报中的其他部分则是不正确的，已托陈云、陈伯达(44)二同志向你及凯丰说明。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同日　阅萧华二月二十七日关于对最近毕业的一批女飞行员进行宣传的安排的报告，批示：“请周调查一下是否可行，如可，请告萧华办理。”报告说：据空军报称，航空学校最近毕业了一批女飞行员，她们已掌握驾驶运输机技术。为在“三八”节配合宣传中国妇女积极参加国防建设，拟在三月八日以三至六架运输机在北京上空散发传单，派代表在北京市妇联召集的纪念会上讲话，并作适当的文字报道和拍摄新闻电影。二十九日，周恩来批示：“同意照此办理。”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45)，指出：巨济岛事件仍应继续提抗议，予以追击，以便配合我方在自愿遣返问题上所施的压力，逼其让步。如对方问奉谁之命提抗议，可答以奉我方司令官之命。关于细菌问题的证据，敌机所投纸弹有已爆炸及未爆炸者，你们可向志司索取照片。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列席。

2月29日　复电薄一波：“二月二十七日的电报收到。你和华东局、上海市委诸同志共同决定将上海五反停止下来到三月二十号再行发动的方针及各项处置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三月二十号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同日　阅李富春二月二十七日报送的他起草的追赃规定初稿和附信，批示：“周总理：此件须加修改，请你处理，并请与彭真商酌，吸收北京市的经验。此外，关于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宜发一电示，亦请你酌定。”附信介绍了追赃规定初稿有两个重点：一是严肃地贯彻中央政策，凡是确定为贪污犯者（五十万元以下者已决定不算贪污，我还主张一百万元以下者不算贪污），分别情况处理。二是关于赃款归谁接收，公款一律归国库，群众性的款物分别交还原主。

同日　阅陈毅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华东军区“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复电陈毅，指出：“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利于教育；但少数情节恶劣者仍应算贪污。此点中央当另有通知。”“军队不要举行公审。”“连队三反尚无经验，可先在若干单位试行，连队的严重问题是军阀主义，也有贪污，应来一次改革，但做法应与机关有别，以教育为主，同时搬掉若干坏的。”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46)，指出：从敌人的发言稿可以看出敌人的所谓让步只是将中立国小组从访问战俘营改为在交接地点访问全部战俘，将自愿遣返改为不强迫遣返，这在实质上并无不同，你们在驳斥对方的所谓让步时必须强调此点。从原则上讲，我们既不能同意有条件地遣返战俘，亦即不强迫遣返战俘，也不能同意将我方战俘强分为战俘与所谓南朝鲜平民两类，因此，我们不能在条款上承认此项规定。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敌人仍在朝鲜战场撒放昆虫及可能进行战术性原子武器试验的预防措施的报告，批示：“照办。”

3月1日　关于“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号写信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的负责人：“西南局二月二十九日的电报(47)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参考。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中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对《福建日报》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反”报道的意见和福建省委宣传部关于《福建日报》“三反”报道发生错误的检讨报告，批示各中央局：“我希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宣传部都照华东局宣传部（前已通报）和福建省委宣传部一样检查一次自己的工作，是否在三反、五反斗争中管好了自己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工作？”

同日　审阅李富春本日报送的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规定稿的报告，批示：“请周酌处。还要宽一点，富春说的还太严了。”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二月二十八日关于华东“三反”、“五反”情况及部署的报告，起草批语：“华东部署很好，各区均可仿行。”报告介绍了华东全区“打虎”汇报会议作出的五项决定：（一）大行政区、省、地三级内部“三反”规定到三月底完成，县一级规定在四、五、六三个月内分批完成，区、乡级争取在秋收以前完成。一面贯彻“三反”、“五反”，一面维持经济，并只许做好，不许做坏，拖长时间是必要的。（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请各区照此办理。”）（二）“三反”必须搞彻底，不许有夹生饭。（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抽出三分之一的人来维持生产、维持经济的方针。（四）以后不单独提打“大虎”战役，而是要把大中小贪污犯都清理出来。（五）全区“打虎”任务不再追加，力求有多少打多少，实事求是，防止逼供信。城市“五反”着重在既能痛惩资产阶级，又能很快地形成“五反”统一战线。

同日　晚上，同彭真、刘澜涛谈话。

3月2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三月一日关于“打虎”第三战役情况及今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及罗瑞卿的批语，指出：“上海自确定暂停五反，专力三反以来，成绩很大。所定各项打虎策略和注意维持经济秩序，都是正确的。各地如有三反、五反不能同时兼顾者，应暂停五反先搞三反，待打虎基本胜利，腾出手来，再搞五反。”毛泽东对报告中的“对全市十六万三千工商户进行排队工作，把其中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具体数字和比例指出来”这句话，批注：“应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军事系统大贪污犯公审办法的指示：“军事系统的大贪污犯不要单独举行公审，要由中央局和大行政区政府主持统一举行公审。此种公审有一次即够。公审名单先报周总理批准。中南局三月一日电所说办法(48)，各大区可以仿行。”

同日　下午，同彭真谈关于加重处罚向干部行贿者的问题。

3月3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目前“三反”情况和今后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央军委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并转发至师一级党委的批语，指出：请你们亦照华北军区对贪污分子那样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给以处理。“在三反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号召各级干部关于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家庭、亲戚、朋友），用开会和写检讨报告的方式，交代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望照办。”

3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三反”中检查和解决公安、司法机关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指示指出：“请你们务必注意在此次三反中全面检查和彻底解决所属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不惜将违法乱纪和贪污蜕化分子撤销职务，严重者判处徒刑。其最严重而有民愤者，应予枪决。”“长沙市委、市政府和湖南公安厅对于长沙市公安局如此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负有责任，应由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情况加以周密审查，分清责任轻重，给以适当处分，并将结果报告中南局和中央，同时通知全省党政机关，引为鉴戒。”“与此同样，各地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如发现有与长沙公安局同样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司法机关亦应受到适当的处分，以为放纵不法行为及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工作者的鉴戒。”

同日　为转发谢觉哉三月四日关于“打虎”工作给各大行政区民政部长和各省市、行署民政部门厅局长的指示，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指出：“三反以来，除若干部门注意了给下级以三反和打虎的指导以外，大多数部门只顾自己打虎，忘了指导下级，同时也忘了本身业务。这种状况，应迅速改变过来：要一面打虎，一面维持业务，一面用电报电话与所属下一级至下两级联系，指导其打虎工作与业务工作。”

同日　复电高岗：“二月二十八日电(49)悉。拟俟陈云同志回后，就苏联冶金设计院长对鞍钢的恢复与改建的设计工作的成就，以我名义电斯大林同志致谢。对设计院长赫列波尼可夫同志本人，拟由政务院送给感谢状一纸，如其很快回国，则此感谢状将另行补去。”

同日　阅王震三月一日关于新疆党政军“三反”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阅后，转王震阅：此报告中（二）条(50)（2）（3）两项似太严，还要宽一点。究竟如何才恰当，请周研究后找王震一谈。其他各条办法都好。”报告说：鉴于新疆有复杂的民族问题和起义军队等问题的特殊情况，对军委直属队及第二、第六两军，第二十二兵团，第五军和本地民族干部在“三反”斗争中的问题，拟分别不同情况在政策上区别对待。

同日　阅粟裕本日转报陈毅当天上午电话内容的报告，批示：“刘、朱、周阅，交粟裕办。同意陈毅同志提议：上海市委工作，由陈丕显同志负实际责任。华东局工作，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由谭震林同志代理书记；但大事仍应和陈毅同志商酌，取得陈毅同志同意然后处理。如刘、周、朱同意以上各点，即请粟裕以电话告陈、谭。”三月九日，起草中共中央复陈毅并华东局、上海市委电：“三月六日电报收到。同意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以谭震林同志代理饶漱石同志职务，但大事仍须取得陈毅同志同意而后执行。上海市委因陈毅同志事繁，刘晓同志病假，同意以陈丕显同志代理第一书记职务。”

同日　阅林业部二月二十二日关于一九五一年全国森林火灾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四千二百七十次，森林被害面积达三千四百五十万亩，损失木材六百七十七万立方米。这些火灾以东北为最严重，主要是松江和黑龙江两省。东北所损失的木材占全国森林火灾损失木材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毛泽东批示：“应给松江(51)、黑龙江两省党政负责人以处分，不知是否已有处分？”

同日　为转发萧华关于中央军委直属部队开展“打虎”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军委直属部队打虎经验很好，各部可以仿行。”报告说：整个军委直属部队的“打虎”运动一般是健康的，但个别已发现“左”的逼供信偏向。军委直属总党委决定：要求各单位一般争取在三月十五日以前圆满完成任务，并防止与纠正“左”的偏向。着重靠调查，算细账。领导上不要急躁，不要冲动。禁止人格侮辱和变相肉刑，不得采用“疲劳战术”和“车轮战术”。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三月二日对营连及县区武装“三反”工作的指示，起草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的批语：“此件很好，你们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布同样的指示。”指示说：连队“三反”运动的目的，除了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外，还应明确提出克服军阀主义、加强官兵团结、增强斗志、提高战斗力。连队“三反”必须掌握稳健慎重、教育为主的方针。

同日　阅沈阳三日讯资料《抚顺市郊发现大批昆虫》，批示：“周总理：请准备在辽东、辽西两省全体军民中注射防疫苗。冀东、冀中及京津也要作准备。是否有这样多的疫苗，望告。”资料说：三月二日东北军区卫生部接到公安一师的报告，在抚顺市以南七十华里的北大沟该师驻地发现大批昆虫等，当即派出检验人员到现场采集标本。东北军区卫生部已派出三十人的防疫队，配合当地政府组成防疫委员会进行室内消毒，并将上述抚顺市以南地带加以封锁。

3月5日　晨，听取彭真汇报天津情况。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如下：“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建议《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52)，认为这是正确的。”“这个文件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这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将完全守法户和有些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一百万元以下的和偷漏税二百万元以下的分别对待……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行贿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但行贿的人很多……若只处罚少数人而对多数人不予处罚，则很不妥当，若均给处罚，则受罚者超过全工商户四分之一，打击面又太宽了。故于北京建议第六条中加上‘情节轻微者除外’一句。”“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这几点前已通知，现再重复说一遍。”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三月三日关于上海“五反”准备工作和部署的报告，起草批语：“此件发各中央局转各城市市委参考。在任何城市进行五反，必须分析情况，确定策略，组织工人、组织干部（工作队）、组织指挥机关，并做出全盘计划，方能真正开展五反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修改自己的计划，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市委须每天指导各区，几天总结一次经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须几天讨论当地五反工作一次，决不能满足于只发一二个原则指示。”毛泽东对报告作了一些批注。报告说将全市资本家分为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四类，毛泽东批注：“应按中央新的划分标准，划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违法半守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报告提出“五反”运动应“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毛泽东批注：“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

同日　阅西北军区党委三月二日关于对第二十二兵团贪污犯的处理意见的电报，批示：“周：还是王震规定的时间（派去政治委员和建立共产党时开始算起），你与王震谈时请以此告他。”西北军区党委认为，清查处理二十二兵团的贪污犯，应从该部起义时查起，不宜一般地缩减这一时限。毛泽东不同意西北军区党委的这个意见，同意王震在三月一日关于新疆党政军“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中所重申的“把清算贪污的界限划定从改编建立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以后算起”。

同日　阅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四十四期上的一篇内部通讯，批示：“下面是新华社南京记者发来的内部通讯，说的是争取高级店员的经验，很好，特为转发，请各地仿行。”

同日　阅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党委三月三日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批示：“务请各级党委和政府党组加强注意力，肃清政法部门，特别是司法系统和公安系统的贪污分子，严惩大老虎。”

同日　审阅聂荣臻、粟裕三月五日关于美机到东北地区撒细菌和我们拟采取的防疫措施的报告。报告汇报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53)，分别向苏联总顾问和卫生部顾问介绍我们拟采取的防疫措施以及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批示：“照办。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九日，审阅聂荣臻七日关于国内防疫工作的报告，批示：“退聂办。很好，照办。京津一带速办防疫。”九日当天，周恩来和聂荣臻、贺诚等商议在美国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境内后，国内应采取的紧急防疫措施。十四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的工作，主任周恩来，副主任郭沫若、聂荣臻，办公室主任贺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陈伯达、刘澜涛、黄敬出席。

3月6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稿(54)，批示：“刘、朱、陈、周、彭真阅。此件很好，并须迅即发出。如各同志有意见，请批明交恩来修改。”同时，起草中央通知将这个规定发至地方县委一级、军队师党委一级，要求一体遵照办理。这个文件对贪污及浪费问题的处理方针、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对浪费问题的处理办法和处理步骤及批准权限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3月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邓小平二月二十二日给毛泽东、中央并陈云、薄一波、李富春来电的复电稿，在复电稿中加写：“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邓小平的电报说：“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从外部来说，主要是工商业表现出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西南第一季度贸易额大大缩小，税收大幅度下降，许多私营工业已无事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并影响到大量城市贫民的生活，他们对“三反”、“五反”已开始表示不满。从内部来说，主要是一些财经机构垮了，目前骨干显得非常缺乏，这个问题如不设法解决，国家财经机关很难应付局面。

同日　阅叶剑英关于中共广州市委、华南军区直属部队、华南财委等五大系统“打虎”情况的报告，批示叶剑英并告邓子恢：“三月三日报告收到，财委、军区两系统好转甚慰，望加紧督促，争取本月基本完成军队及广州的三反。同时请严格掌握广州五反，不使引起混乱。某些陷于停顿的经济活动，应大力注意恢复。其他城市，非有充分准备，不要轻易发动五反。”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三反”斗争中处理科学家、学者的问题的指示稿。指示稿说：“三反斗争中对于这类有用的专门科学家和学者的处理，应该以思想改造为主，对于解放以前有贪污行为者，均作为思想问题来解决。对于解放以后有贪污行为者的处理的办法，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以免造成偏向。”毛泽东在“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后，加写：“（有些人须经省委或中央局批准）”。

3月8日　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刘澜涛、黄敬开会。

3月10日　晨，召集刘少奇、刘澜涛、黄敬、杨尚昆开会，听取刘澜涛关于华北“五反”总结问题的汇报。

3月11日　阅钟赤兵三月十日关于民航局机构问题的报告，批示：“周总理：钟赤兵对民航局的建议值得注意。现在民航事业行政和业务混杂，领导多头，飞机和工厂浪费，他提议予以改变。请召集一会议予以研究，决定适当解决办法。”报告建议：（一）将民航现行机构分立为民航局和民航公司。前者为行政管理机关，尽量紧缩精简，后者为经营业务机构，按经济核算制来执行业务，在业务上财务上是独立的企业单位。（二）将民航局拨归空军建制，以利统一领导。（三）现有人员和干部由空军统一调整，以达到通盘筹划和充分利用之效。

同日　阅中共中央西北局三月六日关于西安等西北各城市的“五反”步骤和策略问题的报告，为中央起草给西北局的复电：“你们对五反的部署和策略是正确的。惟西安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合计只占百分之四十，似不合实际。在北京，这两部分共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为什么西安的比例这样少，请再加调查研究。”

同日　致电斯大林(55)：美帝国主义飞机除在北朝鲜散布细菌外，最近又好几次利用复杂气候条件或夜晚入侵我国东北地区散布细菌，因此，请示您允许再派能在复杂天气及夜晚条件下作战斗飞行的一个苏联喷气式驱逐师（两个团）进驻中国东北，以便布置在辽阳及东丰（沈阳东北）两机场，担任拦击敌机之任务。十二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我们同意派去一个这样的师，并已指示陆军部执行。

同日　复信程潜：“三月六日惠书收到。在联席会议(56)上的发言，使我明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此复。”

同日　复信周世钊：“三月六日来信及冬季由天津来信均已收到，甚谢。蒋竹如兄前后多次来信均到，晤面时请为道及。你的学校计划很好，逐步做去，便可能成功。我休息仍不多，但身体尚好。”

同日　复信杨开智：“二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也收到了。岸英、岸青都到别地工作去了，他们给我来信亦少。我和江青及小孩们都好。老夫人面前请你替我问好。祝你们夫妇健进！”并附语：“江青问候你们。”

3月12日　下午，同陈叔通、李维汉谈话。

3月13日　阅薄一波三月十日关于上海工商户、上层资本家分类和行业排队及“五反”部署等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上海十六万三千户工商户，按五类划分，第一类守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点三；第二类基本守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第三类半守法半违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二；第四类严重违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八；第五类完全违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九。关于“五反”的部署，为照顾上海特点，避免生产下降或停滞，避免增加失业和减少税收，拟在掌握好排队材料和具体对象后，有步骤地有控制地分批地进行，预计一个半月基本解决问题。报告还提出了为使生产不致因“五反”而停顿，做到一面生产一面斗争准备抓的几件事情。毛泽东批示：“请周研究。此件一般很好。惟五类中第二类宜增加，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是否可能，请你和一波通话时征询他的意见。”十五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并刘少奇等的报告说：“已与一波通了电话。他认为照主席指示，将五反中上海工商户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的可能是有的，具体计算，当在五反执行中解决，大约第一、二类可达到全数百分之六十。”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五台县委三月三日关于发动退赃运动的情况与经验的报告，起草批语：“请各单位认真组织贪污分子退赃，做到有始有终，不要虎头蛇尾。”报告说，在反贪污运动中，发现了不少贪污分子特别是较大贪污分子不愿意退赃的思想，有的公开抵抗退赃。

3月15日　致信刘少奇：“（一）你批发的上海市委综合报告，已阅，很好。嗣后，关于三反、五反各地来报请你多看，需要批转各地参考的，请你负责批转。（二）李立三在劳动部将施复亮(57)当作共产党人一样去斗争，迫着施复亮写了几个完全错误的声明文件，你那里如未有，请找来一看。我已于昨日下午向罗迈指出了这个错误，叫他找立三、富春二人一起谈清某些问题，并想出转弯办法。罗迈对民建会及对章乃器、施复亮的政策也是有严重错误的。”四月七日，阅李立三关于对在施复亮问题上的错误进行纠正的各项办法的报告，批示：“已阅，很好。”

同日　同黄炎培谈话，就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工作讲了一些意见。毛泽东在询问民主建国会“三反”运动情况后说：有人不承认自己是代表资产阶级，其实代表资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好。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民建里面有了坏的资产阶级分子，但也有好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说：我们要从经济观点，向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私人资本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上，它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向发展。谈到民建过去政治上走的是“中间路线”时，毛泽东说：民建从前走“中间路线”倒不必讳言。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两党对立，很自然地会产生“中间路线”。如果那时民建、民盟、民革都不走“中间路线”，那另外会有人出来走的，历史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不过时势演变起来，“中间路线”会分化：一部分走向反动那边去，一部分走向革命这边来。毛泽东说：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是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图的利，三方面都能够顾到，正是希望他们、需要他们来“图”，只不能让他们光图私人的利。毛泽东说：“五毒”(58)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中间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毛泽东说：我希望民建注意两件事：一是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二是要好好地学习《共同纲领》。不要光是谈马列主义，而是应该劝一般人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毛泽东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说：是好的。毛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

3月16日　阅中共上海市委三月十四日关于一周“打虎”情况及今后“三反”、“五反”部署的报告，为中央起草复上海市委并告薄一波电：“三月十四日报告及早几天薄一波同志的报告均已收到。你们的计划很好。惟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

同日　阅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三月十五日报送的防疫工作资料。资料说：志愿军各部防疫组织已普遍成立。各部均开展卫生教育，搞好住区环境消毒及个人卫生，控制水源，清除垃圾，组织捕虫等。毛泽东批示：“周总理阅后，送聂、粟：应通令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及华南军区仿志愿军办法组织防疫机构，进行清洁卫生工作。”

同日　致信杨尚昆：“请你告知新华总社负责同志，请他们将《内部电讯》中有关五反的最好的经验，随时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例如山东分社二月十三日关于济南五反经验的报道，即可通报各地。有关三反的消息不要通报了。”

3月17日　阅刘澜涛三月十五日关于华北疫病防治情况的报告，批示：“周总理：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报告说：入春以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发展，主要是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经过努力，大部分地区疫病已经扑灭。但目前仍处于传染病流行季节，必须防止麻痹思想，完全消灭现有疫病。

3月18日　在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权五稷递交国书致答词时说：“英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在其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爱国战争中，表现了战胜一切困难的高贵的牺牲精神，并取得了显然的胜利。中朝两国人民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我们两国的安全与远东的和平，正进行着共同的斗争。诚如贵大使所说，中朝两国人民长期互助的友好关系，是用共同斗争的高贵的鲜血凝结起来的。这种斗争已经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巩固团结成为一种保卫和平事业的巨大力量，只要中朝两国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对我们两国的侵略计划，并且对保卫远东及全世界的和平有极其重大的贡献。”

3月20日　就遣返战俘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59)，指出：“我们认为，在提出时，条文方面，仍可定为‘双方规定应被遣返的全部战俘数目，我方一万一千多人，对方十三万二千多人，其名单应由双方参谋加以最后校正。’其交换细节则规定为：在我方凡志愿军被俘人员和人民军中属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须全部遣返，凡人民军中属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得自愿遣返；在对方凡联合国军被俘人员及南朝鲜军中属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须全部遣返，凡南朝鲜军中原属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得自愿遣返。此项细节可作口头协定，不写入正式条款之中。”

3月21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60)，指出：“对方是要尽速解决问题。因此，我方应采取主动，在二十一日会议上即提出二十日二十三时半去电所提原则条文：‘双方规定应予遣返的全部战俘的数目，我方一万一千多人，对方十三万二千多人。其名单应由双方参谋官予以最后校正。’但成立此项协议的前提是对方必须放弃其毫无根据的五万三千人的要求。如对方同意成立此项协议，则讨论细节时可以举行机密会议，成立口头协定。”

3月22日　为转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党委关于认真做好“三反”甄别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甄别工作值得全党全军注意。兹将志愿军经验一件发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参考，望指导所属认真切实地做好甄别工作。”报告说：三十八军目前发现了假“老虎”。军、师各派出两个工作组到连队检查，各团也组织两三个甄别工作组进行甄别“老虎”的工作。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给毛泽东的第一次“五反”综合报告，起草中央给华东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综合了五反的全面策略观点和部署计划，望各大中城市参酌仿行。”报告概括了“五反”准备阶段与坦白阶段的一些经验：运动开始前，须明确“五反”内容是反什么，不反什么；“五反”发动的时机是在“打虎”运动基本结束以后；“五反”准备工作包括进行舆论动员、搜集材料、建立坚强的指挥部；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召开“五反”坦白检举大会，体现政策；根据坦白检举的材料适时地、分批地对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做出结论，以团结争取多数，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

同日　审阅聂荣臻本日关于彭德怀需回国治病(61)，志愿军前方指挥拟由陈赓代理的报告，批示：“同意，请即派陈赓去朝，彭来京治疗。刘、朱、周、陈阅，退聂办。”四月二日，毛泽东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致彭德怀急电。急电说：“德怀同志并告陈、宋、甘(62)：四月一日电悉。德怀同志病状既经医生诊断，认为愈早施手术愈好，即应按照大家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应推迟至五月。”四月十二日，彭德怀回到北京治疗。

3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指示指出：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甲）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乙）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丙）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丁）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63)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戊）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己）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庚）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辛）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其中关于工人监督生产一项，须待几个大城市选择几个大的和中等的厂店，在取得资本家同意后试办取得经验，方能由中央最后作出决定。

3月24日　为转发徐子荣三月二十三日关于公安部门惩治和洗刷违法乱纪分子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公安部门及政府党组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望指导所属公安部门照此实施。司法部门的情况亦很严重，必须同样惩治，请你们同样注意。”报告说：“三反”运动深入以后，若干城市公安局在派出所和人民警察中开展“打虎”运动，揭发出旧警察和留用人员中大量的十分严重恶劣的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问题。不仅贪污受贿现象很普遍，而且利用公安工作职权，进行敲诈勒索、卖放反革命分子、包庇不法资本家的罪恶活动，使少数派出所变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对于这些严重问题，必须通过“三反”运动来一次全面的认真的检查和彻底的整饬，使人民公安机关真正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武器。

同日　下午四时，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同日　下午四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

3月26日　阅聂荣臻、粟裕三月十八日关于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批示：“同意。退粟裕办。”

3月27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对条例草案作两处修改：（一）第二条说“一切国家的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及收受贿赂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毛泽东删去其中的“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九个字，批注：“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强索、受贿均是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似可不要再立‘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一目。”(64)（二）第十四条说“对犯本条例之罪者，任何人均有向该主管行政部门、人民监察机关、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及检举人认为适当的其他机关或首长实行检举之权。收受检举的机关或首长，应即作适当的处置，不得拖延、推诿或置之不理”，毛泽东删去其中的“收受检举的机关或首长，应即作适当的处置，不得拖延、推诿或置之不理”一句，批注：“事实上不是所有检举都要处理的，故此句不要。”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三月二十七日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在指示稿中加写一段话：“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3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严查走私巨案的指示。指示如下：“北京破获地下电车公司三年来私售车票至一千一百余万张。北京、锦州、沈阳、天津、上海均破获私商勾结干部大量偷运物资或走私贩毒。太原、西安破获大批贩毒制毒犯。所有这些均不及衡阳铁路局破获走私案之巨大。衡阳破获的走私案牵涉到一千八百多人，走私物资值七千亿元之巨，其中有很多违禁物品。中南方面已通令各省市严查此类走私巨案。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研究衡阳经验，特别是各大铁路局和上海、天津、沈阳、广州等大城市必须注意严查此类巨案。衡阳路局郭维城、刘慎之两同志的报告(65)是有价值的，望加研究。”

3月29日　为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策略和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薄一波和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薄一波同志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五反的策略和部署很好，各城市均应仿行。上海五反的重点首先放在占六十二万人中的四十三万人方面，是正确的。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三月二十五日关于在“三反”、“五反”工作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起草中央给上海市委和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指出：中央同意上海市委的这个决定，“望各中央局、分局指令所属机关派在上海工作的人员注意执行。同时全国各城市在三反、五反中均应照上海的办法规定严格纪律，切实制止混乱现象”。上海市委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本市各机关团体，如欲逮捕“三反”中有关人犯，必须经市委批准，交市公安局与区委联系后依法执行。中央及华东各地在沪各单位，则须经华东局批准后，与市委接洽办理；华东以外各大行政区所属各单位，除经当地最高机关之批准外，并须来市委接洽办理。（二）无论本市外埠任何机关团体，如因“三反”而须传讯本市有关人员，须经市委批准，再与区委联系后，由公安分局以传票传至公安分局讯问，对被传之人，未经补办扣留手续，不得扣留过夜。（三）“三反”中退赃、追赃，不宜由各单位径自进行。（四）凡因“三反”追赃而须将私人资财加以冻结、扣押，或对私人产业加以查封、没收时，一律必须经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批准后，由军管会军法处或市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3月30日　致信杨尚昆：“请询新华社是否已将五反材料中的精彩部分发给各大中城市参考。例如这一期的前三条(66)消息就都是可以发的。”

3月31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列席。

3月下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三月二十五日转发西安市“五反”策略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一段话：“（二）五反中，市委和各区委及其所领导的一切力量，其工作方向，应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应以百分之八十的力量放在弄清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工商户即前三类工商户(67)的问题，并作出结论，组成五反统一战线这一方面，而只以百分之二十的力量放在后二类工商户(68)方面；在后期，则反过来，以百分之八十的力量放在后二类工商户方面，而以百分之二十的力量处理前三类工商户的未了问题。决不可颠倒这个秩序，以致拖延时间，既不能迅速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又使经济生活不能早日恢复正常状态。望各地充分注意此点。”

4月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本日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给张经武、西藏工委和西南局的复电稿，加写一段话：“拉萨等地物价高涨，康藏公路短期难通，军队生产今年尚难自给，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总之我们在西藏的基础在目前和今后一年至两年内还是不稳固的。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三月二十二日关于如何巩固“五反”胜利报告的批语稿。在“关于在私人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问题，中央已有指示，现在只提监督生产和经营，不提参加管理”一句后，加写：“（在资本家同意下，可以实际上参加管理，而不要有管理的名义，在名义上仍是监督而不是管理。）”

同日　晚上，同彭真、黄敬谈话。

4月3日　阅上海市劳动局一名干部关于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的建议，写批语：“这是上海劳动局一个同志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意见。请尚昆同志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总党组、中财委及其所属各部门党组，并从陆地寄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参考材料。”建议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仅靠国家政权机构和国营经济机构自上而下的监督非常不够，必须同时依靠发动私营企业中工人群众对资本家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严格建立私营企业中工会及工人对生产的监督制度刻不容缓。只要把工人监督权明确规定在《共同纲领》范围之内，不会发生对资本家限制得太死太大的弊端。

4月4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五反”第一期总结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上海市委四月二日关于五反的十条经验很好。这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望一切正在推行五反或准备推行五反的城市党组织，注意研究，一体遵行。并可在党刊上发表。”这十条经验是：（一）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的仗。（二）“五反”必须结合生产。（三）明确交代政策，破除各种顾虑。（四）从诉苦运动着手，充分发动群众，引向“五反”斗争。（五）争取高级职员是取得“五反”胜利的重要关键。（六）对资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实行分化。（七）充分运用党在资本家中间的影响和力量。（八）在政治上打掉资本家的威风，要他们全面交代违法事实。（九）充分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这是保证运动正确发展与彻底胜利达到反而不乱的关键。（十）巩固胜利，妥善收兵，做到有始有终。

同日　为转发陆定一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的批语，指出：“（一）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二）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登载。”陆定一的检讨报告说：《学习》杂志在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发表了一系列的带有严重的错误性质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达到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性的结论，这样就公开地违反了党的路线和党的政策。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毛泽东在陆定一的报告中加写一句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69)，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

4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罗瑞卿、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的复电：“瑞卿同志四月三日关于广州五反的报告收到，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上海五反的十条经验已发你们谅已收到，请加研究仿行，特别注意五反中继续维持生产和经营。广州五反必须注意给香港、澳门的中国工商户以好的影响，你们注意了这一点是完全对的。广州五反中我们掌握的真实材料甚少，是很大的缺点，必须在斗争过程中从争取高级职员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点上上海的经验也是很有用的。上海还有一条经验是先搞大户以利经济，此条在你处是否适用请加研究。又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这就需要严格控制和训练工作队，以十天为一期，先作充分准备，限期完成任务。”罗瑞卿的报告说：根据广州工商业的情况，把主要的打击对象即第四、第五两类工商户控制在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左右，是适当的，也是有利的。理由是广州的商人特别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大商户，许多都是一只脚在港澳，一只脚在广州，有些是人和主要资金都在港澳，而他们所经营的事业，目前多数还不能完全代替，如打得太重，他们索性就不回来了。因此对这种人应该有意识地放宽尺度打得轻一点，使他们感到继续下去还有利可图，这样就可能争取一部分回来继续营业。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工商业户的具体分析和“五反”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薄一波，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批语指出：“大资产阶级所有的企业，因其技术进步，工人众多，产品量大，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较中小私人企业为重要。过去有些同志重视中小，轻视大的。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组织问题上亦认为重点宜放在中小。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中小应予组织起来，在五反中应将其问题迅速弄清，早日组成五反统一战线，以壮声势，孤立“五毒”深重的大投机商人，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大资产阶级除掉少数有害无益的投机分子以外，我们必须用大力向他们的企业中进行工作，加强工会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在五反中照天津和上海的办法按其情况有分别地适当地对待各类大资本家。此点务请各大中城市加以注意。”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四月五日关于干部交代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稿。对指示稿加写两句话：“干部中有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亦须在此次交代清楚。”“对于在政府中工作的某些民主人士及军队中某些起义人员应令其交代者，必须先由各单位党委或党组开出名单，经过讨论决定，并经上级批准，方能令其交代。”

4月6日　关于西藏工作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四月二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认为这个电报所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一点外）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看来不但是两司伦(70)，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最近拉萨的示威(71)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李维汉、刘伯承、粟裕出席。

4月7日　复信黄炎培：“数次惠书并承写赠大作一册，均已收到，甚为感谢。这几天稍忙，待数日后当约先生面谈。上海报告一件，可以一阅。”

4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南局、西藏工委的指示电：“四月七日十一时西南局来电收到。同意西南局意见拉萨骚乱事件由中央直接处理。中央并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关于西藏党和军区的内部事宜，包括编制、部署、整训、生产、修筑、支援等项仍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主管。西藏工委凡关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最近在拉萨创办小学一事没有报告和请示，是不对的。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事也未事先报告和请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

同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华北局关于华北区十二个省属市的工商联和同业公会改造问题的情况通报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参考。在通报中写一个批注：“工商联委员的成分，在大城市应以大资本家为主，这和中小城市是不同的。因为中小城市大资本家很少，中小资本家很多，故大资本家所占委员数目不能太多，但亦应尽可能吸收一批大的参加。——中央注”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薄一波同志四月六日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的报告是正确的，发给各地仿行，请各城市在五反中都注意这些新策略。”报告说：上海“五反”第二战役从四月一日开始，六天以来，进展极为顺利。第二战役的策略是“检查少数，俘虏多数，严阵以待，不战而胜”。其办法是：首先将资本家情况搞清楚，充分发动群众并争取高级职员，准备好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的一切条件。另外召开老板会议，交代政策，实行分组评议。然后，表扬坦白较好的工商户，免予检查；对态度极不老实不肯交代的才派检查队进入厂店检查。这样先礼后兵，效果很大。

同日　阅徐子荣四月八日关于公安人员贩运盗卖毒品及包庇毒犯的情况报告，批示：“富春同志阅后，送徐子荣同志：前次富春同志提议组织处理毒品问题专案机关及其他问题专案机关，请即提出名单，并找徐子荣同志一商。徐子荣同志所提意见是好的。”报告说：“三反”运动以来，揭发出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很多严重的贩毒犯罪行为。为此，必须于“三反”运动末期，配合铁路、交通、海关等部门，再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清毒运动，惩处吸食、盗卖、贩运、制售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的公安人员，不予宽恕。

同日　致信邓拓：“本日《光明日报》登载的《三千多种商品牌价为什么能够降低？》一稿可在《人民日报》转载(72)，并请告新华社予以广播。”

同日　阅湖南宁乡县二区竹山乡全体农民三月十三日来信。就来信检举周震鳞(73)解放前剥削压迫人民、贪污民财，解放后私藏枪支、抵抗减租退押，要求将其女儿从北京拿回斗争等事，批示：“周总理阅后转李维汉同志阅存。此事不应当依照农民的意见处理。这些坏事是可能的，但周是老同盟会员，一向不附蒋，现是政协委员，应予以保护。”

同日　阅周震鳞请救济老同盟会会员何子奇的来信，致信彭真：“周震鳞先生的信及附件付上，请派人一查何子奇情况，如实属困难，又未做坏事，似可酌予救济。”信中说：何子奇年逾七十而又无儿女，生活无着，听说北京市政府对于贫老而有革命历史者有月给生活救济小米三数百斤的规定，希望给予照顾。

同日　对曹彦昆(74)献赠《清明上河图》画卷作批示：“复曹彦昆一信致谢。将曹信(75)交齐燕铭同志一阅。画件请齐燕铭同志考虑是否可以交可靠匠人重新裱褙，并作其他适当处理，以免虫蚀和霉坏。”

4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电：“西北局定于四月下旬开西北局委员全体会议。各中央局、分局如果在最近期间未开会议者，最好在四月下旬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因为在五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可能召开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及某些分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同日　阅贺诚、傅连暲(76)四月七日关于北京市防疫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出几个请示解决的问题：一、建议北京市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防疫工作再作一次动员。二、为改善环境卫生，拟将全市污水沟的十二处明沟改为暗沟，修整陶然亭污水苇池为游览湖池，施工预算为五百亿元，望中央批准拨专款解决。三、为防止急性传染病蔓延，建议北京市建一所拥有二百个床位的隔离病院。毛泽东批示：“贺、傅二同志阅后，送彭真同志、周总理酌办。我认为拨五百亿元办理本件所讲的卫生工程，并建一隔离病院是必要的，是否可行，请周召集一次会议予以决定。”

4月10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本日起在全国发行。

4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本日复你们四月八日请示一电刚发(77)，接到你们四月十日二十一时的电报(78)，甚为高兴。你们的方针和步骤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步骤，望即坚决而镇定地付诸实行。”同日，为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又一指示电，指出：“你们四月十日二十一时电所取方针，撤掉两司曹(79)，解散‘人民会议’，追究主谋分子（即你们所谓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亦即鲁康娃、洛桑扎西、索康(80)等人）是完全必要和完全适当的。经武在噶厦(81)会议上指出‘人民会议’为非法的三条理由（举行叛乱，破坏团结，反对达赖），并指出除主持此次叛乱事件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分子以外，一律不予追究，以安定多数人，都很正确。”“为了完成军事准备及利于持久，你们要加紧储粮集弹，筑工事，此外油盐及柴火也要储集，至要至要。”

4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四月十一日电悉。中央四月六日电所说妥协政策目前不要提，须待目前的政治斗争得到确定胜利后看情形再决定。目前你们只作政治斗争，对改编藏军、成立军分区、成立军政委员会等事根本不要谈。否则可能被反动派认为我示弱。”

同日　听取从朝鲜于本日回到北京即来中南海的彭德怀汇报当前朝鲜前线敌我军事态势、我方备战情况和今后对敌作战的方针。

同日　就彭德怀四月三日反映的朝鲜境内普遍发生饥荒一事，致电陈赓、宋时轮、甘泗淇：“关于粮食救济问题，金首相已经过朝鲜驻中国大使权五稷向我政府提出请求接济二万吨粮食，我已准备供应。你们在驻军附近，可酌情对断粮居民予以适当救济，但如有大量集中数目的粮食，仍宜送给朝鲜政府转发。”

4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指示电指出：“四月十二日二十三时电所告中央代表给达赖的通知收到。这个通知是基本正确的。如已送出，即照那样。如未送出则请你们略加修改，即在叙述两司曹罪恶事实的三条中，第二条说两司曹反对成立军分区、反对改编藏军及说解放军把藏军打得头破血流等语应删去，而改为‘不执行协议规定。他们对协议中几项重要规定例如改编军队等都持反对态度，他们完全不了解全部协议条文都是对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前途和幸福有利的。他们也不是对协议中某些条文的实行步骤和方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根本反对实行协议’。这样写法较能争取多数，也埋伏一笔我们可能在某些条文的实行步骤和方法上接受合理的意见。”“如果他们问什么是‘实行步骤和方法的建设性意见’，你们可告以请大家想一想，凡是有利于汉藏团结和妥善执行协议的意见都是建设性的意见，如果有这类意见，我们愿意听取，也愿意磋商；但不要轻易表示自己的具体意见，以免陷入被动。”“看样子，拉萨的藏军恐非逐步加以改革不可。其他地区的藏军可以慢点改革。并且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做，不要同时一起做。改革的步骤，是在阿沛等爱国派当政后，逐步撤换一些最反动的军官，而将其余的军官分批调出受训，逐步使藏军中有靠拢我们的军官，用这种办法逐步达到改编藏军的目的。”

同日　下午，同李维汉谈话。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汇报四月八日中央军委会议商议成立国防生产研究组的有关情况，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李富春、刘伯承出席。

4月15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指示电说：“（一）你们还没有将中央代表的书面通知送交达赖，先由经武向达赖和噶厦作口头通知，详细说明对两司曹撤职查办的理由和我们的意图，是很适当的。（二）达赖既然尚在犹豫，还没有下令撤掉两司曹的决心，同时噶厦又将为此事召开会议，则我们应当等候噶厦会议的结果，然后再定是否将通知书交给达赖。如果他们决定采取辞职的方式使两司曹下台，则要求撤职的通知书就不要送出，为着撤两司曹的会衔布告也用不着了。（三）充分使噶伦(82)及其他文武官员及三大寺(83)喇嘛明了两司曹的罪大恶极，军事叛乱行为及非法‘人民会议’的不能容许，并经过噶伦去影响达赖，使他造成撤掉两司曹的决心（如果两司曹不辞职，就应撤掉他们），是很必要的，这就需要有几天甚至更多的时间。横直我们已集中了军队，不管反动派用文的和武的方法和我们作斗争，我们都能战胜他们。因此通知和布告这两个文件暂时都不拿出去。”

同日　审阅薄一波四月十三日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基本总结及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在薄一波报告中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一段文字后，批注：“（必须在此次五反后实行工人店员监督大中厂店的生产和经营，此事一定要实行，并不能延缓。望各大中城市党委迅速研究具体办法，电告中央为要。——中央注）”并批示：“请恩来同志拟电答复，并转发各地参考。”十六日，审阅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复电稿时，加写：“此外，工人监督生产一事极为重要，而各地反映甚少，似未认真研究。望立即研究具体办法电告为要。”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争取违法资本家立功赎罪的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上海市委四月十二日的报告很好，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仿行。”报告指出：上海“五反”第一个战役中，七十四个重点户终于低头认罪，但由于怕受到严厉处分，无心生产。为此，我们于四月三日召集这些资本家开会，宣布他们的“五毒”罪行是严重的，虽是经过检查斗争才交代，亦作为自动坦白，从宽处理，只退补不加罚，免于刑事处分。如能积极检举，协助检查其他不法工商户，立功赎罪，退补还可酌减。听到政府宣布这些政策后，这些资本家一致感谢政府宽大处理，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同日　和周恩来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适应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决定从人民解放军中调拨四十一个整师、十一个整团共四十六万五千人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

同日　晚十一时，听取萧劲光关于准备同苏联谈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设有关问题的汇报。十六日晨一时，在周恩来关于海军去苏联谈判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已找萧劲光谈过，同意这个提纲(84)。”

4月16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一）四月十五日十七时的电报(85)收到。你们处理所谓‘人民会议’的方针、步骤和办法，我们认为是适当的。（二）在处理‘人民会议’的过程中，必会发生许多新情况，请你们在采取每一个具体步骤时随时向我们作报告，其中重要者须得中央批准，然后执行。你们已经有了确定的总方针，在采取具体步骤时就须要又坚决、又慎重，才能准确地打中敌人的要害，争取广大的群众。因此，宁可花费一些时间和中央交换意见以后再去动手为有利。”

同日　上午八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四月十五日二十四时的电报，收到。（一）十五日布达拉会议决定取缔‘人民会议’，并由达赖出布告。如果能实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在达赖出布告以前，应向‘人民代表’的多数及文武僧俗官员经过噶厦及你们先行揭露两司曹及帝特分子的反动罪恶，使布告一出，能得多数人拥护，而不感到突然。布告由达赖一人出名，经武不要联名。（二）在噶厦官员们到你处为两司曹说情请求不取撤职办法而由两人自动辞职的时候，同意你们的意见‘耐心揭露两司曹的罪恶，说服他们一致同意，要达赖下命令撤职’。这是因为中央代表的书面通知刚才送去，不好马上改口的原故；也是因为撤职较辞职打击为重，对于惩治反动、影响群众更为有力的原故。但是请你们注意达赖及噶厦多数的态度，如果他们再三再四地请求以辞职方法使两司曹下台，而觉得撤职办法他们接受不了的话，你们应当准备同意采取辞职的处置。因为他们已在‘人民会议’问题上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向我们作了一个很大的让步，我们如果一定要取撤职办法，则可能引起达赖及中间派不满，显得我们整得太过分了。此事请你们和阿沛、计晋美、平措旺杰(86)三人详商，究以何种方法为妥，并告我们为盼。”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本日关于赴朝参观团的补充规定。在第一条规定“入朝参观人员仅限于野战军和特种兵的军长、师长（不含地方军区），目前部队工作则由各副职干部及政治干部主持之”一句后，加写：“军长、师长凡无重病者都要去参观，不许不去。”在第五条规定“各大军区参观团名单，务请于四月二十日前电告”一句后，加写：“四月二十五日左右启行，五月初到达朝鲜参观实战，不许推迟。”同时加写第六条规定：“入藏十八军不在参观之列。”

同日　审阅修改彭真准备四月十八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稿，批示：“恩来同志阅后，送彭真同志：此件少奇同志修改了一些，我又作了较多的修改，觉得可以用。如你们同意这些修改，请于付印时将清样校正清楚。”十七日，再次对草案说明稿进行修改，批示：“周总理、彭真同志：再作了一些修改，觉得较好些，请再阅。如可用，即可付印分发。”以下是毛泽东对说明稿修改较多的几段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领导下，为着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除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中一部分完全违法乱纪的大贪污犯和工商界中一部分完全违法的大盗窃犯以外，这种斗争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采取群众运动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用《共同纲领》的原则改造社会上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坏作风的斗争；是拥护《共同纲领》的广大群众对于违反《共同纲领》的不法行为的斗争；是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对于一部分堕落腐化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劣作风的斗争；是按照《共同纲领》和国家法令进行合法的私人工商业经营道路对于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违法经营道路的斗争。”（二）“在过去这一时期，就各大城市的情况来看，小资产阶级（这里指的是一般不雇工人店员的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和资产阶级的总数中，守法的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但有轻微违法行为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约占百分之五左右，他们是带有很大投机性的或完全投机的资本家；而其投机性最猖狂最恶劣的，约占工商户总数百分之一左右，数目还不算很大。这最后一部分人就是所谓大盗窃分子，已经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罪犯，因此，除坦白悔改并有立功表现者外，必须予以法律制裁。上述比例数中，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占工商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但也有不少资产阶级分子，并且有一些大工商业者。”（三）“最严重最恶劣的大贪污分子也是少数。这些大贪污分子也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而是盗窃国家和人民财富的罪犯，因此，除坦白悔改并有立功表现者外，必须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并予以法律制裁。”（四）“经过‘三反’和‘五反’运动，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极大地巩固了，财政和经济两方面的情况是极大地改善了，知识分子的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旧思想也获得改造了，或者正在改造中。”

同日　批示同意萧华关于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部队的“打虎”运动现已基本结束的请示报告。

4月17日　中午十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四月十六日二十四时的电报(87)收到。说情的人们没有说两司曹辞职的话，说的还是挽留两司曹的话，只说解散‘人民会议’，意在以解散‘人民会议’交换两司曹不辞。因此，你们在几天内还不要松口，仍然坚持一要解散‘人民会议’，二要将两司曹撤职。等到达赖的布告已经发表，‘人民会议’已经解散，然后再看说情的人们是否提出以辞职换撤职。如果他们不提辞职，则你们仍坚持撤职。如果他们提出辞职，则你们就可以看势转弯，同意辞职。西藏贵族们是善于干政治斗争的，你们也要学会这一套。也许他们要将交换条件（即两司曹留任或辞职）讲妥才出布告，你们应主张解散和撤职同时做，也可以先解散后撤职。如果他们一定要以留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应采坚决不同意态度。如果他们以辞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可以和他们妥协，同意辞职办法。望相机处理。”

同日　下午四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林伯渠、李富春列席。

4月18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并批准彭真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及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的决议。二十一日，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4月19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陈云所作的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

4月21日　阅中共北京市委二十日报送的关于北京高等学校的“三反”简报，批示：“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88)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89)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简报说：为了帮助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三反”的态度，北大党组织派人同他谈话。在张奚若、马寅初同周谈话和给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后，周的态度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讨。

4月22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地方各级财委和军队后勤部门应作违反财政纪律的检讨报告的指示稿。在指示稿指出地方财政发生若干困难的客观原因之后，毛泽东加写：“这是使地方财政机关发生违反财政制度和财政纪律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各级财政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方面，也有自己的原因，不能完全推之于上面没有完备正确的制度。”在指示稿列举各种违反财政纪律的现象之后，毛泽东加写：“这些情况应当在此次三反运动结束的时期做一次综合性的检讨，这对于总结经验、整顿财政纪律和建立完备的财政制度将有很大的帮助。”在指示稿责成各大区、省（区）、市和专署的各级财委，军队的师和军分区以上的各级后勤部门进行一次彻底检讨之后，毛泽东加写：“此种检讨应是全面的，真实的，没有隐瞒的。在检讨之后，就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理直气壮地好向下级说话。否则就会留下包袱，总有一天要重新进行检讨，那就将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并要受到指责和处分。”“上述检讨报告，限于五月底以前按级交到中央财委和军委总后勤部，不得违误。”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复电：“四月二十二日二时电报收到。我们认为你们对三个问题的处理和答复是妥当的。”西藏工委的电报说：藏政官员会议决定将于二十三日向西藏工委提出三个问题。我们拟作如下口头答复：一、中央与地方是上下级的领导关系，为保证彻底执行协议，藏政官员应是爱国主义分子，有能力，有威信，忠实于达赖和西藏人民；人选应与中央方面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由达赖任命。二、中央进藏工作人员和解放军如果违反协议，保证藏族官民完全有权向中央控告，并有向中央提出有关建设性意见的权利。三、对于藏政官员违反政策纪律或地方政府制度的事情，当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辨明是非，合理地处理。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0)，指出：“同意在二十二日两组会议上的方针，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和迫使敌方让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应准备在谈判中和敌人拖几个月。关于停止行政会议，将谈判公开，可就对方完全脱离了我方三月二十一日的折中调整方案，并利用行政会议的机密性质来进行欺骗和蒙蔽两点理由，准备于二十三日提出停止行政会议，恢复公开谈判。”

4月23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1)，指出：提议停止行政会议恢复公开谈判时应准备两个发言稿：一个指出对方利用行政会议的机密性质，一面欺骗和蒙蔽世界舆论；一面推翻关于第四项议程谈判的基础，坚持其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自愿遣返。因此，行政会议已失去推进谈判的任何作用，而只能是变成对方拖延谈判并蒙蔽世界人民的工具。为此，我方提议取消行政会议，恢复公开谈判。另一个发言稿则须更进一步驳斥对方四个方面的荒谬论点。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给上海市委关于“五反”运动第三战役部署等问题的复电稿。将复电稿中使用的“第二战役”、“第三战役”的军事术语，均改为“第二期”、“第三期”。在复电稿末尾加写：“以后五反中不用军事术语，如第一战役、第二战役等，中宣部已发通知(92)”。

4月24日　下午，同彭真就他请示的几个问题进行谈话。

4月26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3)，指出：“一切发表的文稿，望将问题集中在主要方面并要打中敌人要害和弱点，并将文字写得简练些、明确些。”

同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维汉、王稼祥开会，讨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

4月27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4)，指出：将三个问题一起提出讨论的建议(95)，仍可稍缓再提，先看一下对方在今天究竟做出什么文章。我们在会议中对战俘问题可集中于攻击对方违反日内瓦公约关于无条件遣返战俘和不得侮辱虐待和伤害战俘两条原则，并强调我方三月二十七日所提折中原则的公平合理，以利宣传。

4月29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6)，指出：同意你们所拟对案，以中立国问题换对方在机场问题和战俘问题上的让步。提出此方案时，应准备一强硬发言稿，强调我方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上的合理，驳斥对方坚持机场问题是干涉我方内政，并指出我方在战俘问题上实已作了很大让步，因此对方应有让步的表现。在对方撤销其干涉内政的机场问题并在战俘问题上让步时，我方可同意将每方各提三个中立国改为每方各提两个中立国。此两个中立国，并不忙提出具体国名。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与机场问题对消之后，如果对方对战俘问题并未表示让步，我们尚不忙作折中考虑，而仍要强调对方应在我们三月二十七日调整原则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准备拖他一些时间，到对方有让步表示时再说。

4月　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注意业务，又注意政治。”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五十万群众游行队伍。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7)，指出：关于中立国提名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须在对方询问每方各提两国是否即指对方所提的瑞典、瑞士，我方所提的波兰、捷克，我们才可表示就是这四个国家，并要加重说明我方这一让步是必须以对方放弃机场问题的无理要求和在战俘问题上同意我方的折中方案为前提的，因我方的折中方案已经是很大让步，而对方并未作任何让步。

5月3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8)，指出：三日会上应采取强硬态度，对对方发言予以痛斥，指出其所谓提案是最后的不能更动的说法，完全是有意拖延并企图破裂谈判，完全不是谈判的态度，而是施行威胁。并斥对方所谓让步了的地方，其实只有一点，即机场问题，而这根本不是问题。在俘虏问题上对方根本并未让步，并还向后倒退。我方所让的中立国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实质问题，并且我方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折中方案中，已经对俘虏问题作了很大的让步，因此下一步必须由对方走。如果对方有意拖延或破坏谈判，应该明白表示，不容含混。看其反应如何。行政会议可继续两天，如果对方还是采取这个顽固态度，应准备提议公开行政会议，对他拖一些时候。

5月5日　阅施复亮四月二十二日写的《五反后北京工商界的情况和问题的简报》，批示：“刘、周阅后，送彭真同志处理。这是施复亮给劳动部的报告，由李立三送来的。其中所述的问题应予迅速妥善解决，请彭真同志注意，并请彭告黄敬注意，在五月份内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批示：“退李立三同志。施复亮文件已阅，已告彭真同志注意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是普遍的问题，中央已指示各地注意妥善解决。施复亮另有关于他对民建会性质任务的新的提纲一件也收到了，尚未研究，便时请告施。”简报反映了经营管理权、工人监督、工资、房产所有权、补税、劳动纪律、小企业劳资关系、资金、分红与利润、职工福利等十个方面的问题。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出席。

5月8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中南局五月四日关于防止追赃时发生错误的指示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中南局的指示说：今后在定案追赃工作中必须按以下规定执行：（一）要先定案后追赃。（二）不准直接派人到贪污分子家庭特别是劳动人民家属那里去逼赃。（三）贪污分子供称赃款存投于商店而又无证件、“五反”中商人又坚不承认者，同样应采取慎重怀疑态度，不应草率肯定，硬追硬逼。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9)，指出：敌人目前企图以所谓七万人对一万二千人的战俘交换来欺骗世人，压我让步，并准备在压不下时，拖一些时。我们必须将其诡计予以戳穿，并须做既不受压、又不怕拖的准备。八日发言重点，首先应放在痛击敌人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即所谓“自愿遣返”，指出其利用蒋李特务用血腥犯罪方法来实行强迫扣留。同时，并应利用日内瓦公约揭发对方违反该公约的各种行为。应坚决反对所谓甄别，指出按照日内瓦公约，根本不许可有任何甄别。

5月9日　为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在“三反”定案中许多干部的右倾思想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和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各处如有同类偏向，必须立即纠正。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对赃款凡能追出者必须一律坚决追出，惟不得累及无辜家属，不得派人到农村追赃款（除个别确有大赃存在农村，社会舆论认为应追者外），不得硬追那些本来追不出的部分。所有这些，均请各级军区党委和各级地方党委注意掌握，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和已经进行“五反”的城市市委的指示。指示指出：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补退时间，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以及极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各城市应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总之，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同日　晚八时，和周恩来会见以宣传与文化部部长柯别茨基为团长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会见后，毛泽东接受柯别茨基代表哥特瓦尔德总统赠送的一辆汽车。随后，和周恩来又先后会见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国会议员潘迪特夫人和全体团员，缅甸文化代表团团长、政府宣传部部长宇吞帕和全体团员。

同日　晚九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音乐舞蹈联欢晚会。晚会由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印度舞蹈家、缅甸音乐家和中国的合唱团舞蹈团联合演出。演出休息时，会见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团长。

5月10日　为转发中共重工业部党组关于“三反”追赃定案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00)，指出：敌人十分强调中立国、机场、战俘等三个问题的全盘解决，估计因怕将俘虏问题孤立起来不好办。因此，我们不要再强调全盘解决，而应说剩下的问题既可一次解决，也可分别解决，以孤立遣俘问题。而遣俘问题敌人从未作过让步，这是敌人的致命弱点。在谈判会议上，对方既采静坐怠工方法，我们即可采正面攻势，每日就对方各种无耻论点依序选一问题予以精练有力的驳斥，次日即以公报发表，并由记者发来消息进行配合，以彻底揭露敌人的各种欺骗和武断宣传。

5月1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01)，指出：乔埃发言态度极恶劣，应根据事实予以痛斥，并质问其决不作任何退让之词是否准备破裂，但这种恫吓手段，除在全世界证明对方毫无谈判诚意外，不论在会场上战场上都已遭受到并且还要遭受到惨重的失败。

5月13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出席。

5月14日　阅彭德怀本日报送的陈锡联(102)、万毅、苏进、邱创成(103)五月十三日关于志愿军火炮损失情况及筹补方案的报告，批示：“恩来同志：此事解决办法，除你所说的几个炮团调去以外，请考虑（一）从国内守备各军调一部分，（二）从在朝二线各军调一部分。是否可能，请与彭、聂、粟商讨决定为盼！”“此外，向友方购炮，是否可能，请再研酌。”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04)，指出：敌人今日发表了关于杜德事件(105)中美俘虏营长官柯尔生致我方被俘人员的答复，其中承认俘虏营“有过流血事件发生，结果有许多战俘被联合国军队打死或击伤。我可以向你们提出保证，将来这个俘虏营里的战俘可以希望得到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人道待遇，我愿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暴力行动和流血事件不再发生”。柯尔生并允许：“我们不再对这个战俘营里的战俘进行强迫甄别，或任何重新武装的行动”。你们在十四日会上应即抓住这两点，引用原句，加以痛击，指出柯尔生是代替杜德的敌方俘虏营负责人，其负责的答复已经承认了对战俘的不符合国际法即日内瓦公约的待遇，承认了有暴力行动，承认了有强迫甄别。由此可见对方的自愿遣返完全是暴力行动和强迫甄别的结果。

同日　阅周恩来、贺诚五月十二日关于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应通报各地。”报告说：四月间，敌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华东及华南地区继续撒布毒虫毒物。据此，继续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主要任务是捕鼠、灭虫、改善环境卫生和预防注射；在防疫研究上主要是东北的脑炎问题；在宣传工作上主要是筹备了美帝细菌战罪行展览。

5月15日　为荆江分洪工程全体员工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十九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视察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全体员工，并颁发印有毛泽东题词的四面锦旗。

5月16日　致信陈嘉庚：“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同日　阅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五月十四日的来信，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如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二十五日，致信叶恭绰：“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106)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市长接洽为荷。”

同日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出关于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的命令。命令说：为了国防建设需要，及时培养后勤干部，加强后勤领导，特决定军委创立后方勤务学院，负责训练团以上后勤领导干部，定于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开学。

5月19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本日关于西藏三大寺统战工作和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一周年给西藏工委的复电稿，在末尾加写：“再一次指出，你们和西藏人相关的各项工作，每项均须事前报告中央，经过批准，然后执行。此点工委应向所属各机构发一严格的通知，责令遵行，不得忽视。”

5月20日　审定中共中央本日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并为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各大城市市委的通知。通知说：“兹将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研究，严格执行。”指示规定：定案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务要做到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目，必须按照中央五月九日指示所规定的控制比例重新计算定案。对违法工商户一般只退财补税，少数才予罚款。除对国计民生有极严重危害或破坏作用者、违法行为属于罪大恶极者、确系敌伪产业为人非法窃取者三类外，一般不予接管或没收。凡在“五反”运动中发现的带有反革命性质或其他政治性的案件，除现行破坏分子外，均先处理经济问题，然后再交公安或其他适当部门处理。凡“五反”运动中发现的贩运走私毒品之类的案件，应按中央禁止贩毒指示专案办理。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出席。

5月2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07)，指出：二十二日会上可继续就釜山事件(108)追击对方，并提出对方正使用国民党特务、暴徒来共同迫害我方被俘人员，这完全是破坏日内瓦公约，违反人道的举动。每日发言应只就一二点集中攻击，使之精简有力，利于宣传。

同日　晚七时，同林伯渠、徐冰谈话。八时，同陈伯达谈话。

5月23日　为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一周年致电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109)：“感谢你们五月二十三日的来电。值此西藏和平解放周年节日，你们来电表示愿为逐步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我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并庆祝你们的成功和健康！”

同日　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与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毛泽东向全体代表致意，并勉励中国与朝鲜两国人民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大家庭中紧紧地团结起来。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10)，指出：二十二日会上，乔埃态度十分无礼，你们必须予以还击，否则哈利逊(111)必将继续使用乔埃这种流氓态度，因为乔埃在前几次不等翻译完他的话就无礼退席，我们当场既未还击，事后又未痛斥，故他乃敢再三再四耍此流氓手段。当场还击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事后痛斥，应该严厉指斥这种流氓无礼态度完全失掉军人身份，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足以证明对于谈判毫无诚意。关于每日就一两个题目打击敌人的痛处甚好，但必须注意每次内容不要将一切有关问题都平铺直叙地重述一遍，致使主题不明，失掉攻击重心，同时要注意发言简练扼要，生动有力，不要前后重复，牵扯太多，致失掉攻击和宣传的效能。

5月24日　阅关于美蒋妄图骚扰华南沿海的情报，批示：“请周考虑中南军区迅速迁至广州，并加强对海南岛的部署。”

5月27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薄一波、李富春列席。

5月31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五月二十七日关于一至四月份群众来信反映失业情况和要求解决职业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周总理：失业问题仍颇严重，此件请一阅。似宜由中央劳动部或直接由政务院召开一次失业问题处理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员参加，订出可行的处理办法。请酌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薄一波、李富春列席。

6月1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有关北京、上海、天津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李维汉、刘澜涛、曾山、黄敬、潘汉年(112)出席。

6月2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报送的对马光斗(113)五月六日所作搞好劳资关系报告的反应的材料。这份材料说：这个报告在资方及工人中产生了不同反应。资本家听了后都很满意，认为政府明确规定他们有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用人权，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有些竟因此气焰嚣张，对工人、店员进行讽刺、打击或威胁；有些资方想乘机找理由报歇业，辞退工人；有的打击“五反”中的积极分子。大多数工人、店员不了解报告内容，见资方得意嚣张，对政策表示怀疑和不满。毛泽东阅后批示：“彭真同志：除资本家有三权外，应同时告诉资本家不得向工人报复，否则法办，以免引起资本家嚣张，工人丧气。”

6月6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将决定稿中的“中间阶级、中间阶层”提法改为：“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并批示：“罗迈同志：此件已阅，略有修改，请再酌。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同日　下午六时，同叶剑英谈话。晚九时五十分，同邓子恢谈话。

6月8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六月七日印发的《统战部长会议中所反映的问题简报》第一号，批示：“周总理：此件（二）项关于南京的情况可看一下。在南京这类城市，补退的数字、时间、比例均值得考虑一下。”《简报》说：南京市共有二万五千工商户，但实力很贫乏。全市私营工商业总资金共三千二百亿元，“五反”中经几次审核降低，现拟退补八百至九百亿元。

6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陈毅并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复电：“六月八日来电(114)收到。同意你的各项意见。谭震林同志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饶(115)治病期间代行主席职权，待提交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后即可就职。同意上海市府党组书记仍由潘汉年同志担任，方毅(116)同志改任副书记。同意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仍由刘长胜(117)同志担任，钟民(118)同志改任副书记。军队整编转业应加紧督促，达到‘转业给饭吃、走向生产’之目的，防止用大批裁员的办法，这些意见是正确的。”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19)，发去由周恩来起草的金、彭致克拉克(120)的信。信中说：“现在阻碍着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的，只有一个战俘遣返问题。我们认为，你我双方代表应该不遗余力地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以实现世界人民所迫切希望的朝鲜停战。”“我方代表为实现这一保证，曾多次提出一个最切合实际的公平方案，即：双方所俘获的外国武装人员（联合国军或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全部遣返回家；双方所俘获的朝鲜武装人员（南朝鲜军或朝鲜人民军），其家在对方地区者应全部遣返回家，其家在收容方面地区者得许其就地回家，不必遣返。这个方案完全符合于举世公认的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精神。”“你方所坚持的所谓‘自愿遣返’和‘甄别’的原则，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合国际公约的。”“基于上述原因，你方代表在谈判会议中就拒绝说理，拒绝协商，而一味重复你方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方案是‘坚定的、最后的、不能改变的’这种武断声明，同时，又经常提出无限期休会和定期休会等要求，来拖延谈判。”信中还说：六月八、九两日，你方代表仍继续拒绝至板门店开会，这就使停战谈判的正常程序为之破坏。如果你方意欲借此破裂谈判，那你方就应公开宣布，承担责任。你方如尚有对于停战谈判的诚意，你就应该命令你方代表，按正常程序前来板门店开会。

6月10日　复信黄炎培：“六月八日惠书收到。一八四〇年是林则徐领导广州民众反抗英国进攻的那一年，即所谓鸦片战争的那一年，不是说陈胜吴广，先生记错了。中国现代的革命，首先和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故可以上溯到反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及广州的‘平英团’，上溯到二千余年前去纪念陈胜吴广，则太远了，那是古代的农民起义，不是现代的革命。”

同日　复信易礼容(121)：“六月九日来信收到。参加土改有收获，甚好。承告以各事，甚谢。人们说你近年政治上进步不大，这种批评是值得注意的，我从去年的一次谈话中亦有此感觉，主要的是劳动人民的立场还没有站稳。此次参加土改，可能对你有帮助。政协全委会每周或每两周有一次学习座谈会，许多老先生都在学习，建议你去参加，请你自己酌定。”

同日　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同日　上午十时，同叶剑英、方方、陶铸谈话，十一时半又约邓子恢来一起谈。

6月11日　审阅聂荣臻六月六日关于中南军区领导机构南迁广州问题的报告，批示：“周、林阅，退聂办。（一）以四十三军移驻海南岛，四十六军移驻雷州半岛，即足以对付海南局势。四十四军仍位惠州一带不要动。这样可以东西机动，如海南岛有事再将四十四军调去不迟。（二）赵尔陆调出为军工部长，不要去广东。以上两点已与谭、赵(122)谈过。其余均同意。”

同日　阅空军司令部六月九日关于五月份战果情况给总参谋部的报告，批示粟裕：“空军作战成绩不佳，请你与空司同志研究改进方法，务于短期内改变敌我形势。刘亚楼回京后，应去前线指挥。”二十九日，批示聂荣臻并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同意刘、吴、王六月二十八日报告所提组织三个梯队空军部队的指挥机构的意见，望迅即按此执行。”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6月12日、13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叶剑英关于华南分局工作问题的报告，并批评华南工作中存在“地方主义”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叶剑英同志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子恢、薄一波、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陶铸、谭政、方方、赵尔陆出席会议。

6月14日　阅中共北京市委六月十一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的报告。报告说：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中学生的伙食一般仍很差，医疗卫生设备少。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计划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公私立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报告还说：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待遇较一般中小学学生为优，但也极不一致，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毛泽东批示：“周总理：（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6月15日　晚上，同高岗、李富春谈话。

6月17日　上午，约见傅作义。本日，薄一波就傅作义要将个人资产献给国家一事，致电马文瑞(123)：“六月十三日电敬悉。关于傅作义财产问题处理经过如下：三反开始以后不久，傅作义提出愿将其所经营的商店（约七八处）及现金全部献给国家，并表明自己态度说有这多资产就很难接受工人阶级思想，因此愿丢掉包袱云云。后经主席指示‘傅作义这种举动是好的，应予欢迎。但把私人财产献给国家不必要，可将经营的商业结束，现金全部存入银行，仍归傅自己所有’。（大意如此）主席这个指示主要是说目前不少起义人员及民主人士都有些钱，若接受傅的请求，陷其他人于被动是不妥的。因此，你们可以同意傅作义把款存到银行之意见。”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出席。

6月18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24)，指出：“（一）由于亚历山大和劳埃德正在由日赴美途中，世界舆论又正对美不利，因此对方可能一面在谈判中耍流氓，一面在军事上对我施用压力，以表示其强硬。我们应一面在谈判中坚定回击，猛攻敌人弱点，一面在军事上严阵以待，不使敌人得逞，以揭穿敌人外强中干的软弱性。（二）关于此次对方的无礼的挑衅举动，同意你们的对策和意见。(125)”

6月19日　就王震十八日来电说医生提出赛福鼎因高血压病严重不宜高空长航一事，致电赛福鼎：“你的身体是否宜于坐飞机，请你和医生商量决定，如不宜高空长航则不必来京，如身体许可则来京开会。”

同日　阅周恩来、贺诚六月十八日关于五月份敌机撒布毒虫毒物及防疫工作等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应通报各大区及各省、市。”

同日　上午，同张宗逊谈话。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高岗、彭德怀、邓子恢、薄一波、李富春、李维汉、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6月20日　致电斯大林(126)：“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127)，为此，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请你允许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苏联同志作这样的谈话，不胜感谢！”

同日　晚上，同萧劲光谈话。

6月21日　晚上，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六月二十日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的陈赓谈话。在听取汇报朝鲜战场情况时，毛泽东说：有人说美帝国主义是不好惹的，其实中国人民也是不好惹的。它用“联合国军”名义，也没有把我们吓倒。要是我们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掌握先进技术的干部，把敌人赶出朝鲜是不成问题的。为了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抓紧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下决心解决技术装备的落后问题。在谈到党中央决定办一所军事工程学院时说：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在援助我们部分技术装备时，就提出建设现代化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必要组建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国防现代化需要大批技术军官，苏联也要派专家来协助我们办学院，我看就由你来当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兼政委吧。七月十一日，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赓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八月二十二日，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

6月23日　为转发朱德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起草中共中央发至省军级的批语：“兹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可在党刊上登载。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报告说：“三反”运动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有领导的、发动群众的、全体规模的、有系统的纪律大检查运动，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和考验，证明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受到了应得的处分。同时，暴露出我们在纪检工作和干部工作中存在的相当严重的缺点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第一，过去有些党的组织发现了党员干部有违犯党纪的错误，不是正面地及时地提到原则高度予以批评纠正，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不宜继续担任原来工作的高级干部，没有坚决地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使党纪松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更加发展。第二，某些党的组织平时对干部的了解很差，不听群众的反映，不深入检查他们的工作，一些坏干部利用这些缺点骗取信任，以达到个人的目的。第三，有些部门用人单纯强调技术，忽视政治，放松党的领导和党内的思想斗争，造成了干部中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形。因此，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就成为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第四，必须加强纪检工作，健全党内的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充分发挥支部的堡垒作用，发动对党员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的揭发和检举，经常向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第五，在处理党员违纪案件中，要克服姑息养奸和简单化两种倾向。第六，在“三反”斗争的建设阶段，各级组织可适当地进行一次遵纪守法的教育，使党员干部逐渐地养成奉公守法的习惯。

同日　中午，同习仲勋谈话。

同日　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开始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调查。该委员会于八月完成调查，九月十七日发表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美国军队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

6月24日　致电斯大林：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的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到北京后，苏联代表费勒什尼克夫同志看了展览会及材料之后，建议请苏联科学院的专家共四人，立即乘专机来北京帮助我们准备向“国际科学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细菌战事实的报告。我们希望这四位专家能在最短时间到北京来。二十六日，斯大林复电：四名专家将于最近期内飞赴北京。

同日　下午一时，同滕代远谈话。四时，同粟裕谈话。

6月25日　阅原国民党军官费帖六月十六日关于要求就业的来信，批示：“周总理：此信代表失业旧军官，值得注意。请交失业救济会议处理。”信中说，像他这样的一些国民党下级军官正陷于失业，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文教局办理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和请求劳动局介绍工作等，都遭到拒绝，走投无路，要求国家予以收容和改造，不使流浪社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出席。

6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新疆问题。会议决定：王恩茂、徐立清、张邦英、赛福鼎分别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书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薄一波、李维汉、李富春、习仲勋、王震、张宗逊、杨尚昆、安子文、徐立清、刘格平、汪锋(128)、包尔汉、王恩茂、张邦英、赛福鼎、高锦纯、饶正锡(129)出席会议。

6月29日　下午，会见英国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和夫人、英国牛津大学国际问题讲师戴伊，周恩来在座。

6月30日　下午，在政务院礼堂接见参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的代表，接受献旗，并接受出席这次会议的西藏地区代表的献礼。

同日　晚上，同粟裕谈话。

6月　为成渝铁路通车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7月2日　审阅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关于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报告》和《关于在牧区工作的决定（草稿）》。分别将标题改为《关于在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草案）》（一九五二年七月　日新疆党代表会议通过）和《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草稿）》。批示：“此两件请周总理今晚即阅，明三日或四日至迟五日由尚昆派人乘飞机直送迪化交习仲勋、王恩茂二同志收，务于七月六日或七日送到勿误。原件应抄存一份。”这两个文件均曾经刘少奇审阅修改。

同日　晨三时，同周恩来谈朝鲜停战谈判问题。

同日　上午八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30)，指出：对方在七月一日会议上改变了态度，并重提第五十一款条文而不再提七万名单数字，这是两个月来新的变化。估计敌人由于其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可能想从协商中与我们求得一个在遣俘问题上适合双方要求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停战。在七月三日的发言中，应指出：两个月来由于对方拒绝说理，拒绝协商，致使谈判毫无进展。七月一日对方的发言，改变了对方两个月来的态度，表示对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唯一剩下的遣俘问题，愿意寻求“一个在合理的程度上适合双方要求的解决方案”。我方对于这种协商态度，表示欢迎。现在对方既然承认交换战俘使之“回家过和平生活”是“一个反映双方的信誉的理智的与人道的行为”，那我们就更有理由提议根据第五十一款和第五十二款所规定的原则，重新进行分类，校正名单。如果对方同意我方这一建议，使交换战俘的问题达成“通情合理”的协议，就有可能迅速实现朝鲜停战。为利于切实商讨这一建议，我方并提议，将代表团大会改开行政会议。

7月3日　晨二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31)，指出：你们应即照七月二日八时去电准备发言稿，并依照去电方针进行谈判。敌人七月一日的发言，显明地是在转弯，而且有一种可能由于其国内两党竞选及国外关系的原因而采取较快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我们回答对方，亦应明快而主动地表明我方态度。这并非示弱，而是有利于引导对方进入解决问题的具体谈判。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出席。会上，周恩来提议回国治病并已痊愈的彭德怀留北京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前承中央同意并决定以彭副主席主管军委常务，我请求，自即日起解除我兼做的军委工作。我建议，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7月7日　复信张有成：“前后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你于阴历五月初一给我的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形。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乡里禁酒是因缺粮，秋收后可能开禁，你们也可以喝一点了。”

同日　审阅同意聂荣臻报送的在全国各省市转业建设委员会秘书长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报告提纲说：全国第一期回乡转业建设工作，现已基本结束，共计办理回乡转业人员一百零三万余人，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

7月8日　阅彭德怀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安部队隶属关系的报告，批示：“刘、朱、周阅。请彭办。同意第二个意见(132)，请叫萧向荣起草一个指示。”

7月9日　复信黄炎培：“七月八日惠书收到。会(133)开得很好，甚慰。六月二十六日的信也收到了，并以致谢。”

7月10日　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职员工和该院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训词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签署训词后批示：“特指定军事学院刘院长(134)代表军委向该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之学员宣读军委主席之训词。”

7月11日　在达赖喇嘛的来信上批示：“转民委办。似应复一信，由代表们带回去。”对于达赖喇嘛赠送的礼物，毛泽东批示：“黄金五两，红花一桶，哈达一条，请田家英同志清出送存民委。”

同日　阅山东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七月七日报送的山东物资交流大会情况的通报，批示邓子恢：“你们正在开城乡交流会，此件可作参考。”

同日　复信毛宇居：“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135)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的信，六婶(136)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形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粮缺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风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复邹普勋的信如下：“七月一日的信收到。你的生活提高一些，甚慰，为你庆贺。秋收以后，如你愿意来北京一游，可以偕李漱清先生一道来京住个把月。李漱清先生去年来信想来北京一次，但不知他今年尚有此种兴趣否，他的身体能出远门否？”

7月12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出席。

7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叶剑英并告邓子恢的复电：“七月九日的电报收到。分局扩大会议开得好，甚慰。经过这次会议以后，我们相信华南的工作会有根本的转变，分局的威信也会提高。”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邓小平七月九日对西南局、四川省委、云南省委干部调配意见的复电稿，将第四条“望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最近即来中央，何时能来，望先电告”，改写为：“望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七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何日可以动身，盼告。”

7月14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道路》，将标题改为《庆祝日本共产党的三十年》，并在社论稿末尾加写一段话：“光荣的英勇的日本共产党在其三十年历史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个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的，这个党是联系人民群众的，这个党是学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的。因此我们有根据相信，这个党是能够领导日本人民革命获得胜利的。当此日本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之际，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谨以兄弟般的友谊致其深切的庆贺之忱。”同时批示：“少奇同志：此件应以庆祝为主题，故改换一个题目，并于最后加了一段鼓励和庆祝的话。很大的篇幅不很切题，但也勉强可用，不好作大改了。”这篇社论七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杨秀峰要求为河北清苑革命残废军人学校题词的来信，批示：“拟题字，即转交。”毛泽东的题词是：“加强团结学习，发扬光荣传统。”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彭德怀列席。

7月15日　复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137)。电报说：此事(138)经两日考虑，此间同志一致认为，在目前接受敌人这一挑衅性引诱性的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并在敌人狂轰滥炸之后接受，显然对我极为不利。首先是在敌人轰炸压力之下而接受其挑拨性引诱性的方案，在政治上军事上我已处于不利地位，敌人必将利用我方这一弱点，继续采取攻势，并启其扩大挑衅之念。故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继续拖延，我坚持不退，敌人仍有让步可能。如不让或破裂，我应决心与敌人战下去，从敌人不得解决的战争中再转变目前的形势。

7月17日　嘱咐机要秘书：凡发给李克农的电报，除总理特别批要我先看再发出的以外，都可先发。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彭德怀列席。

7月18日　阅聂荣臻、粟裕起草的军事建设五年计划及有关报告，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聂、粟所拟军事五年计划及附件已阅过，基本同意，可即照此部署，请彭主持。”

7月20日　阅习仲勋关于新疆情况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针的报告，复电习仲勋并告西北局：“你于七月十六日晚写的报告今天收到阅悉。我们认为你对新疆情况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即照此去做。”报告指出：新疆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左”的冒险急进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严重的。牧区社会改革是个错误的典型。

同日　晚上，同萧华谈话。

7月21日　批示薄一波、杨立三并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自几个月前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专署以上各级财务行政机关及军队军以上各级后勤部门向中财委及总后勤部作出违反财政纪律的自我检讨，限期上送，请你们饬专人检查一次，将已作检讨者与未作检讨者列成一张表，送给我及中央同志阅看，并提出处理意见。”

同日　阅粟裕七月二十日关于建设航空工业与增强空军后备力量问题的报告，批示：“此件请彭德怀同志审处。我意可以照办。请彭以电话与周总理一商。”报告说：我国幅员辽阔，海岸线漫长，一旦战争爆发，敌机随时可能轰炸我主要城市、工业区及交通线，届时我空军如无足够后备力量，势难完成保卫任务。根据目前远东地区美国的空军实力和我国目前的情况，我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困难虽多，在我国主观努力及友方援助下仍可克服解决，但飞行员不能像飞机一样可以日夜三班用机器制造，故飞行员的培养更属重要，似应多办几个航校，至少须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各增加三个航校，并以大力推进航空工业的建设。

7月22日　阅吴晗七月二十一日再次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来信，批示：“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139)此后，吴晗又多次提出入党要求。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出席，薄一波列席。

7月23日　同彭德怀谈中央军委工作等问题。

同日　晚上，召集聂荣臻、粟裕、萧向荣、杨尚昆开会，商议二十四日中央军委会议的有关事宜。

7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粟裕、张震、苏静等出席。毛泽东在会上说：今天这个会，算是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交班会。我与彭总谈过，总理太忙了，今后军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但对外暂不公布。朝鲜战场，看来大打打不起来，最后是要和谈停战的，待停战后再正式公布。

7月26日　致电斯大林(140)。电报说：我们现决定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五同志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向您报告抗美援朝工作及中国国内三年来的重要情况和今后五年建设计划的总方案，并向苏联政府商谈下列各项问题：一、向苏联政府提议缔结中苏继续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延长苏军驻在旅顺口地区期间的新协定；二、缔结中苏两国（或中苏蒙三国）对修中蒙苏之间从集宁经乌特(141)到乌兰巴托直通乌兰乌德的铁路协定；三、缔结中苏两国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四、请求苏联政府对于中国的地质勘测、工业设计和装备、器材订货及技术援助等项给以帮助；五、请求苏联政府对于中国的国防建设、军事装备、兵工生产、通信设备及朝鲜作战的军火补充等项给以帮助；六、请求苏联政府对中国五年建设计划中对苏贸易订货的差额给以贷款援助。五人代表团拟于八月十八日后乘飞机赴莫(142)，随员将有五十人左右。

7月2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薄一波关于检查违反财政纪律的初步总结报告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加写：“（二）同意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七月二十六日关于检查违反财政纪律的初步总结报告，并将此项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责成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于九月间再行检查一次，看各级应做检讨的财政和后勤部门是否都将检讨做好送来。（三）此件和附件应在党内刊物上登载。”报告列举了地方财政机关、军队后勤系统、中央各企业部门违反财政纪律的主要表现后指出：无论哪一系统，也无论哪一级机关，违反财政纪律的现象几乎是普遍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失是严重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各部门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作怪；其次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贪污腐化方面开展竞赛，讲排场，讲享受，铺张浪费，左右相比，上行下效，相习成风；再次是工作上的官僚主义，没有严格周密的制度和切合实际的开支标准。

同日　审阅第二十一军司令部关于对浙江上下大陈岛国民党部队进行攻击的初步方案和预定作战方案，批示：“彭副主席：同意你的意见(143)，在朝战结束前不要进行对浙江上下大陈岛的作战。朝战结束后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此项作战，亦须慎重考虑。”

7月29日　晚七时半，同徐冰谈话。

同日　晚八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粟裕出席。

7月30日　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七月二十八日关于赴朝鲜调查野战救护、卫生防疫和反细菌战等项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德怀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其末条七项建议(144)是否可行，请你和有关方面同志商处。”

同日　审阅《“八一”建军节贺电》修正稿，将标题改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民主党派为“八一”建军节给人民解放军的贺电》，批示：“此件可用。即送徐冰同志：（一）共产党不另发贺电，即在这个贺电上签名；和过去一样，先列政协全国委员会，次列中共，次列各民主党派。（二）你交我的修正稿，我又修改了几处。因中共列名，原文说到中共的地方都去掉了。（三）请再征求各党派代表们同意，即可发表。（四）对志愿军不要发贺电。”

7月31日　晚十时，同邓小平、贺龙谈话。

同日　晚十一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贺龙、薄一波、李富春出席。

8月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45)，指出：“八月三日复会时，我们应准备一个发言稿，痛斥对方片面休会七天之久，并在休会中又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的无理暴行，指出对方必须老老实实坐下来进行谈判。”

同日　阅刘伯承七月二十二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整编工作的报告，批示：“此报告很好。刘院长很守纪律，不断有报告，不像军委直属许多部门那样不守纪律，很少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七月二十九日召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各部、各特种兵和总后勤部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向军委主席作报告的情况的报告，批示：“照此办理，应速实行。请尚昆将此件抄送刘、朱、周、彭、聂、粟及军委各部门首长。”报告说：过去的缺点是，没有把向军委主席作报告当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来贯彻。虽然有个别问题的请示，但缺少系统的情况反映。定期的综合报告写得烦琐而冗长，而且不经常。今后各部门、各特种兵要做好下列工作：（一）研究有关本部门的情况，加以综合，定期写成简要的综合报告；（二）定期将有关本部门所做的工作、处理的问题、拟定的计划，择要写成专题报告或综合报告；（三）遇有紧急的重大的事情，随时请示。

8月3日　审阅修改薄一波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作的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修正草案），加写一段话：“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后一方面，那是不对的。”同时，批示薄一波：“此报告很好。有些小的修改。”薄一波的报告说：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执行和核算的结果，出现了远比原来预计良好的情况：收支不仅平衡，而且还有结余。在支付上除完全保证了国防需要外，曾以极大的力量稳定了物价，一九五一年全国市场虽在朝鲜作战情况下，基本上做到平稳。在恢复与改造经济及文化事业方面拨付了比一九五〇年更多的资金，从而也就加速了经济及文化事业的恢复与改造的速度。由于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人民生活已有所改善，人民购买力也有很大的提高。编制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的基本方针是：继续巩固国防、稳定物价、并进行全面恢复和重点建设。

8月4日　审阅刘少奇转送的杨尚昆、安子文七月十七日草拟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批示：“周、朱、彭、邓小平、贺龙、陈毅、刘伯承、谭震林、李富春、彭真、薄一波、马明方诸同志阅，退刘少奇同志办。（一）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二）至于整个方案，当然要待九十月间中央全会方能作出决议，付之实施。”意见指出：目前我们的国家正进入建设时期，各方面都要求中央的领导更加集中。但是，一方面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过少，而工作却十分繁重；另一方面党中央的办事机构已远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因此，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公厅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司法改革工作指示的批语稿，在批语稿的“各省、市、区以上党委，凡尚未向中央作司法改革工作报告者，务于九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你们的司法改革计划和执行情况的报告”一句后，加写：“否则以违纪论。自三反以来，中央为全盘改革司法工作曾发出多次电报，但各地除华东外，反映不多，许多地方既不报告执行情况，也不提出不同意见，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这是很不妥当的。今特重申前令，望即依限报告。”华东局的指示说：由于司法部门某些新老干部不同程度上受到旧法思想与旧作风的侵蚀，因而对现有法院要求予以改革，整顿组织，清除堕落蜕化和恶习不堪改造的坏分子，而且主要的还必须将旧法思想、旧作风加以清除。

同日　审阅中央防疫委员会关于八、九两月份卫生运动具体要求的指示稿，在文末加写一段话：“以上部署，准备在今年初冬召开全国防疫会议，予以检查，并规定一九五三年的防疫计划。同时在北京开一次全国卫生防疫展览会，比较各区卫生防疫成绩的优劣，并对优胜者给奖。此事当另有详细通知。”

同日　下午五时，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而士气低，是铁多气少。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关于吃的问题，现在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有礼堂，生活很好。究竟打到哪一年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一、要死人；二、要用钱；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我们要好好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解散？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党外一个部长他当得很好，有什么理由撤销？能不能当部长，不是以党籍来作保证，而是以工作和为人民服务的成绩大小而定，一个国家只能以此为标准。各民主党派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我们国家建设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想，国民经济是否三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

8月5日　复信张云逸：“陈毅同志带来的信收到。再休养一年很有必要，望安心静养，不要顾虑工作。”

8月6日　上午，会见周震鳞、王季范、王首道。

同日　下午二时十五分，同罗瑞卿谈话。

同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并讲话。在谈到军费减少问题时说：这样，我们的军队是不是减弱了？没有减弱，而且是增强了。所谓军费减少，是因为整个预算扩大了，还有一部分经费过去列在军费中，现在不列在军费中了。此外，全军进行了“三反”，大大节省了不应该用的钱。还因为土地改革以后地方武装减少了近一百万，而且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师、四十几万人，变成了人民解放军水利工程师、人民解放军铁路工程师等等。人民解放军的人数减少了，但是装备增强了，我们买了新式武器。在这一个意义上讲，和平更有保障了。在谈到国家预算问题时说：整个预算，去年有很大进步，财政收支更加集中统一了。现在已经建立了三级（中央、大行政区、省）财政制度，将来要建立四级财政制度，县也设一级。会议听取和批准了薄一波所作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并通过了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46)，指出：“停战协定草案既已取得协议，望即组织宣传稿件发来，以便就唯一剩下的对方扣留战俘问题围攻敌人。”

8月7日　下午一时，会见梁漱溟。

同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林枫(147)、张治中、陈毅分别作东北工作情况报告、西北工作情况报告、华东工作情况报告。会议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与外国订立条约、协定、议定书、合同等的统一办法之决定》等文件，通过《关于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和《关于调整地方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

8月8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张难先(148)、程潜、邓小平、刘澜涛分别作中南工作情况报告、湖南工作情况报告、西南工作情况报告、华北工作情况报告。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九日，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8月10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刘伯承、陈毅、贺龙、林枫、谭震林、刘澜涛、杨尚昆、粟裕、马明方出席。

8月11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本日关于四川黑水(149)地区剿匪的政策问题给西南军区的指示电稿。指示电稿说：“黑水群众在土司、头人剥削下生活甚苦，加以一九三四年我军经过所给予损失甚大，为减轻其负担，对以前损失除考虑酌量救济以扩大我影响外，此时应基本上谢绝慰劳。”毛泽东在这句话之后加写：“只可对其慰劳品中约十分之一左右，当作人民的好意收受下来，并于数日后即向群众还礼，以此种办法增进军民间的友谊。”

同日　阅粟裕八月六日关于朝鲜战场步兵部队轮换方案的报告和关于在长山列岛等处设防问题的报告，批示：“德怀同志：（一）此两件请你处理。（二）关于轮换问题，整个时间似不宜延长到明年下半年才毕，似应从今年八月起，在十二月之内轮换完毕。轮换办法似以军为单位为宜。关于长山列岛等处构筑国防工事的两种不同意见，我倾向于同意粟裕等人的意见。但此两问题，似应在一次会上讨论一下，方能作出决定。此次会可在恩来等走后(150)开，邀请陈刘谭、贺邓(151)等同志到会。（三）此两件送刘、朱、贺、邓、刘、陈、谭七人轮阅。”八月中旬，彭德怀召集会议对上述两事进行研究。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对长山列岛等处设防问题作出决定。从一九五二年九月至次年二月，先后有七个军入朝轮换。

同日　阅彭德怀转报的杨立三、张令彬(152)八月九日关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全军缺汽油需要订购的报告，批示：“陈云同志：此件请阅。此事请你即在今明日内处理一下，或者由你交代一波请他处理，并以结果告我为盼！其中所提国内油价过高问题是否可能减低？如不能，理由何在，并是否向苏购买为适宜，可能性如何？”报告说，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全军尚缺相当数量的汽油需要订购，但国内油价比较高，因此希望能从苏联进口一些油。十三日，薄一波函告彭德怀并报毛泽东：国内石油售价确实过高，主要是由于照顾玉门油田的成本。昨天我与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研究的结果，他们同意将现在油价减低百分之二十。我们意见，为节省外汇起见，今年不再进口石油。

8月13日　批示同意周恩来八月十日关于改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报告提出：鉴于政务院及所属委、部最近进行了人事调整，同时，为了便于照顾整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拟扩大原有政务院党组的范围，并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领导。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成员，除原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周恩来，副书记董必武、陈云，干事罗瑞卿、刘景范、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李克农、李维汉及齐燕铭等外，拟再增加邓小平、林伯渠、彭真、李富春、曾山、贾拓夫(153)、习仲勋、钱俊瑞、王稼祥、安子文、吴溉之(154)、李六如、廖鲁言等，共计二十四人。拟以周恩来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小平分任第一和第二副书记，李维汉任党组秘书长，齐燕铭、廖鲁言分任第一、第二副秘书长。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粟裕出席。

8月14日　审阅聂荣臻、粟裕及滕代远分别报送的关于烟潍铁路(155)修建方案的报告，以及周恩来、彭德怀分别批注的意见。周恩来办公室摘要的烟潍铁路修建方案说：军委所提修建烟潍路的方案，经铁道部研究后拟出了四个方案，其中以第一、四方案(156)较完善些。从国防意义上看，以第四方案较理想，但从技术观点看，以第一方案较易修。彭德怀批注意见，基本上同意第四方案。理由是：（一）不受敌舰威胁；（二）沿途隧道多，受敌空袭威胁感少；（三）从蓝村经莱阳至烟台后再东至威海卫，西至蓬莱，如此烟台、威海、蓬莱与青岛军事调度便利。毛泽东批示：“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即先修蓝村、莱阳、烟台线及龙口、烟台、威海卫线，待此两线成后，再修潍县、莱阳线或他线。修时应绕道多作隧道。”

8月15日　复信陈毅：“来信收到。休养两个月很有必要。你参加中央再一次会议之后，即可去适当地点从事休养。俟身体康复，再返华东工作。你的工作岗位现时仍以留在华东为适宜，因为留华东作用更大，那边还很需要你工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贺龙、薄一波、谭震林、林枫、安子文、马明方出席。

8月16日　阅薄一波八月十五日转报的叶季壮八日关于东南亚各国向我国洽购大米的情况及我们的初步意见的报告，批示：“同意售米给锡兰(157)、印度、印尼的计划。锡兰来京代表团首席如是其国贸易部长，我方到车站迎接者应以同等资格之人出面。”

8月17日　阅萧向荣八月十六日报送的《总后勤部情况简报》第一号摘要，批示：“这种情报有用，军委各部门均应做，由办公厅统一管理。”摘要报告了志愿军财务和军需会议的准备情况、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度各项军费预算的座谈会的情况、志愿军补给工作的中心关键汽车保证问题、如何处理文件积压和提高干部素质的问题等。

8月18日　复信达赖喇嘛：“五月十四（藏历水龙年三月二十日）来函及礼品均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都希望建设西藏工商业，发展西藏经济，是很好的。中央人民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使西藏的经济逐渐繁荣，人民的生活逐渐改善。随函附送十六毫米电影放映机一部（附《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民族大团结》影片各一部），黄缎二匹，请查收。”

同日　审阅邓小平八月十七日报送的政务院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草案，批示：“刘阅，退邓办。同意这个决定。加了一句。”决定草案中说：“全国各省及中央或各大行政区的直属市均设置文史研究馆（大区、专、县及省属市不必设立）。如某些省、市原已成立类似机构的，必要时可更换名称，不必重复设立。”在这段话后，毛泽东加写：“某些省市无设立此项机构之需要者，亦不必设立。”

8月19日　下午，会见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蒋光鼐(158)、邵力子，并共进晚餐和看电影。

8月21日　复信毛宇居：“来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二位说清楚：（一）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二）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九月间动身北来。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致李、邹二位。其余要来京者，今年不便招待。顺候近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彭真、薄一波、王稼祥、李初梨(159)出席。

8月23日　阅洪学智八月二十二日关于朝鲜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帮助解决朝鲜今冬三十万人的冬衣等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批示：“彭：三十万套冬服，可作赠送。”二十八日，审阅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给甘野陶(160)关于赠送棉衣的电报稿，加写：“请告朝鲜政府，此三十万套棉衣作为赠送，不要付款，也不要记账。”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将于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四日在北京举行的青年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有关问题。毛泽东讲话说：你们（指青年团中央负责人——编者注）管的是一代人的问题。青年的特点是：英勇积极，知识不足，前途远大。面对着一个新的时期，学习是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青年共同的普遍的经常的任务是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文化、科学、技术。还要注意体育，一定要把青年一代的身体搞好。新的时期到来，不懂几门技术是不行的，党也如此。干部领导群众靠两条，一靠政策，一靠技术。领导上要想办法帮助干部取得必要的专门知识。除懂得政策外，团的县、区干部必须懂得些农业知识，团市委干部必须懂得些工业知识。党委领导不但要交任务、交政策，而且要交经验。你们一样，不但要交数字，而且要交经验。要做好工作必须总结经验。不但要总结领导的经验，而且要着重总结群众生产的工作的各种经验。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王稼祥、杨尚昆、安子文、萧华、廖承志(161)、陈伯达、周扬、钱俊瑞、赖若愚、邓颖超、章蕴(162)、冯文彬、胡耀邦、蒋南翔、李昌、荣高棠、高扬文、区棠亮、杨述(163)出席会议。

8月24日　阅罗荣桓、傅钟、萧华八月十四日关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文化教育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批示：“同意这个报告，可用指令发给全军照办。”报告说：七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总政治部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主要是由各地汇报最近文教实施情况与经验，解决文教工作中的一些具体组织领导问题，并制定了全军统一的部队小学语文和算术速成教学方案。

同日　阅聂荣臻八月二十三日关于中南军区部队第二期整编的报告。报告说：第二十一兵团原系陈明仁的起义部队，在这次整编中除已调出两个师转业为工程部队外，尚余一个师。现中南军区部队拟在这次整编中再将尚余的这个师编为该兵团所属三个炮兵团。目前火炮装备条件不够，故不可能将这三个炮兵团装备起来，势必再将其编掉。这在政治上是值得考虑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编中仍应作为一个师编留较为适宜。毛泽东批示：“陈明仁部应当留一个师，不应编掉，也不要编为炮兵团。”

同日　阅聂荣臻八月二十三日关于经常向中央军委主席作报告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您的指示，自七月二十九日我们召集总参谋部各部、各特种兵及总后勤部首长专门讨论之后，情况已有初步转变。今后应做到：应请示者随时请示；紧急情况随时报告，一般情况定期简要综合报告；报告按内容可分为各部门工作情况简报、专题报告和综合报告。力求改善报告的写法，写好报告不仅是文字技术的问题，主要还是思想方法的提高问题。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刘、朱、彭(164)、尚昆阅。退聂办。”

8月25日　阅罗荣桓、傅钟、萧华八月二十三日关于八一建军节二十五周年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情况的报告，批示萧华：“此件很好。请用中央和军委联署名义起草一个电报，致各大军区、志愿军、各特种兵、军事学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批准这个报告，对所提四项建议(165)责成各地实行。”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王稼祥、邓颖超、杨尚昆、安子文、陈伯达、赖若愚、胡耀邦、龚子荣、李楚离、王甫(166)和各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出席。

8月30日　复电周恩来：“八月二十八日电收到。我们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旅顺口的换文(167)。也原则上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移交中长路的公告(168)。”

同日　致信赛福鼎：“根据你的意见，对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的农民同志们的来信，写了一封回信，烦为转交为荷！”回信说：“感谢你们今年三月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时写给我的信。你们已经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希望你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同日　复信朱其陛(169)：“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聊佐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顺祝兴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胡耀邦、陈伯达、蒋南翔、李昌出席。

9月1日　阅刘伯承、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170)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遗失文件泄露国家机密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五月进行文件大清查，发现严重失密现象。对此，院领导已经采取各项措施，进行整顿。报告提出：年余来学院领导对保密制度检查不严，纠正错误不力，造成了失密的错误，除今后督率所属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外，请给院长以应得的处分。毛泽东批示：“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报告阅悉。大力整顿，已有成绩，免予处分。”

9月2日　阅赵尔陆九月一日关于二机部初建情况的报告，批示：“退赵尔陆同志。此件已阅，很好。注意保密与肃特，极为必要。”报告说：原隶属重工业部的航空、兵工、坦克三个工业局的领导机构与所辖工厂，已正式拨交二机部领导。在机关和工厂中，尚存在组织不纯、控制机密不严的严重情况。已责成各局领导即行全面了解情况，研究对策，以确实达到保障国家机密与军事工业安全建设的目的。

同日　审阅聂荣臻八月三十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整编情况和部队轮换作战计划的报告，批示：“同意这个报告及轮换计划。明年三月至六月四个月内换七个军是否觉得太紧一点而须延长时间，可到那时再定。”报告详细汇报了部队轮换作战计划，并说：我们研究了主席对部队采取轮换作战的指示意图，主要是使国内部队不失时机地获得作战的锻炼，以求提高现代作战经验，同时也可照顾到出国作战较久的部队能得到必要的休整。

同日　致电斯大林。电报说：“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的时候，请接受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的热烈的祝贺与衷心的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苏联军队歼灭日本军队的主力——关东军，帮助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苏联在中国的恢复与建设过程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使中国人民的力量获得迅速的巩固与壮大。”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开会。

9月3日　晚上，同程潜、陈伯达、胡耀邦谈话。

9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开会。

9月5日　复信黄炎培。信中说：“北戴河的信，九月四日的信及讲稿(171)，均已收到，甚为感谢。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对于黄炎培的讲稿，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把讲稿中两处提到的资本家应“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讲稿中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讲稿中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在讲稿的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同日　阅张干八月三十日的来信，批示：“即送徐冰同志：请于日内致电长沙统战部通知此人，于九月中旬偕罗元鲲先生同来北京一游。此人是过去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张干的来信说：老友罗元鲲已接到湖南统战部通知，定于九月半间到北京参加国庆三周年庆典，希望能和罗元鲲结伴同行。

9月6日　复电周恩来：“九月四日电(172)收到。同意你们关于中苏蒙铁路的意见，并同意待铁路修成后再行公布协定。”

9月9日　审阅修改习仲勋七月十五日在新疆省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删去报告中“封建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非由他们创造了宗教。因之，宗教不会随着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一段话，加写：“宗教在阶级社会更加发展，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因之，宗教的消灭，只有在人类消灭了阶级并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并批示：“习仲勋同志的报告很好。惟在说到宗教的时候，他说，‘封建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非由他们创造了宗教’，这和历史情况不全适合，故将这一段作了一些修改。其他地方，有一些小的修改。”

同日　晚上，同饶漱石、张鼎丞谈话。

9月10日　在新华社九月九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〇七号上批示：“尚昆同志：这种提要(173)办法很好，办公厅也可照做。”

同日　同黄炎培谈话，询问“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各地工商业情况，特别是中小工商业情况。在了解到中小工商业确有特殊困难，必须找出解决办法后，毛泽东谈了几点意见。他说：（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向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二）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化以后，尤其是经过这次“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政府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如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例如加工定货，大工厂在监督指导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况，一方接受能力与合理的酬报，分配给予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公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予它们经售。这样，小工商业得以恢复活动。当然，实行时还须商定出种种适当办法来。这种“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三）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这也是一条道路。这几条道路，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其他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

9月11日　阅新华社九月十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〇八期刊登的《华北各地职工的疾病情况严重》的报道，批示薄一波：“请与华北局同志商量，是否可以为解决工人疾病问题，召开一次专门会，决定实施办法？”

9月12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聂荣臻、王稼祥、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开会。

9月13日　关于清偿解放前人民存款问题，为中共中央重新起草给中财委党组的批语：“中财委党组：（一）基本上同意你们关于清偿解放前人民存款问题的方案，但尺度还须放宽些，望根据放宽的尺度制订一个具体清偿办法，再送中央核阅。（二）此事应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可待周总理回国后举行。”中财委的方案提出：现在全国财政情况已经根本好转，为了维护社会信用，给银行贷款和存款创造有利条件，决定凡解放前的存款一律归还。处理原则是：首先照顾大多数小额存款户，适当照顾大额存款户；偿还倍数按目前银元牌价计算；所有存款一律还本金不还利息；分期偿还，先还小户，后还大户，小户凭单据一次还清，大户登记分期归还。

同日　阅邓拓九月十二日送审的《人民日报》准备发表的黄炎培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将讲稿中第一句“毛主席给我们的指示”改为“今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和我谈话时，曾对我们的工作有所指示”。并批示：“请黄副总理审阅，退还邓拓同志：（一）在文首加了一句，即可不要补发消息了。（二）应于明日（十四）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并由新华社予以广播。”

同日　致电周恩来：“（一）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准备讨论朝鲜问题，墨西哥提出解决俘虏问题的三点建议。（即第一，双方俘虏已表示愿意返国者应予交换；第二，其他俘虏由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给予暂时避难的权利，这些俘虏应按照以后确定的办法予以遣返；第三，在朝鲜局势完全恢复正常以后，这些俘虏的母国应该向他们提供一切保证和便利，以便他们能够马上返国，如果在朝鲜局势完全恢复正常以前，有些俘虏要求遣送返国，有关政府也应该同样办理，并应给予他们回国的种种便利。）看来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是英国策动的，墨西哥的这个提议可能也是英国策动的，美国对前者表示愿意讨论，对后者尚未表示态度，我们对此二者应取何种态度，请与苏联同志商定。（二）印度和缅甸从侧面表示愿和我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表示希望你访问印、缅一次，其本意是尼赫鲁想来访问中国，然后希望中国总理还礼访问印度。此事是姚仲明(174)大使反映的，我看很有可能提出来谈，如印、缅正式提议我们不大好拒绝，究竟是否可以和印、缅签订上述协定，亦请和苏联同志一商。”十六日，再致电周恩来：“九月十四日电(175)悉。墨西哥三点建议是美国策动的，英国表示不满意，说要有所补充，或另提英国的方案。墨西哥建议是将俘虏分散到各国分配工作，‘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云云。这个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9月14日　致信章汉夫：“周总理电告有关中长路的公告及有关苏军延期撤出旅顺的换文(176)，即将于十五日或十六日在莫斯科签字，当日发表，第二日登报。请约邓拓、熊复(177)同志一商，立即起草一篇社论，并于十五日下午送我一阅。”本日晚，约章汉夫商议社论起草问题，指示他帮助修改。十五日晚，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发展中苏同盟的强大力量》，并批示：“此件请少奇同志即阅，于今夜送还邓拓同志，明天见报。”社论说：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与苏联外交部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说明了中苏两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根据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根据我国的实际利益所采取的合作方式，完全是真诚无私的。前者更加充分地表明了苏联政府对于我国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荣誉的尊重，和对于中苏兄弟般的同盟事业的无限忠诚。后者则和目前的国际形势有密切关系。在全面的对日和约没有缔结以前，延长苏军从旅顺口撤退的期限，这对于保卫东方与世界的和平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

9月16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甘肃定西地委关于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给西北局并告西南局、中南局的批语稿，在批语稿末尾加写一段话：“中央希望西北、西南、中南每个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的县委及地委都和甘肃靖远县委及定西地委一样，于切实检查所属区乡的工作情况后向中央写一个报告。此电及附件可在党刊上登载。”

同日　为天兰铁路通车题词：“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修筑兰新路。”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彭真关于如何开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以及会议内部组织分工问题的汇报，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王稼祥、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9月17日　阅水利部九月十六日关于汉水黄家场决口和抢救情况的报告，批示邓小平、薄一波：“请商水利部提出根治汉水计划，考虑是否可以列入明年预算。洞庭湖、荆江北岸、汉水三处同治，财政上是否可能？”水利部的报告说：汉水黄家场在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半发生决口，已组织三百只船进行抢救，绝大部分人已被救出，仍有少数人被淹死。二十五日，审阅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意水利部党组将根治汉水工程列入明年计划的报告给中财委党组的批语稿，加写一句话：“此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阅看，并可在党刊上登载。”

同日　致信李达。信中说：“《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随信附寄应李达之请，为岳麓山爱晚亭(178)题写亭名。

同日　阅外交部九月十三日关于拟接受朝鲜技术人员、技能者六百余人来我国实习给中国驻朝使馆的复电(179)，批示：“小平同志：此电所说，与我们商定者不符。外交部发此电未先送审，请你查询告我为盼。”十八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我已告章汉夫打电话去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改正电报的说法，说明：他们提出两千名技师、技工来华实习，均可接收，但以分批来为好。同时，我已告章汉夫：今后对朝方所提要求，除十分困难者外，都应答应。有关电文必须送审。同日，毛泽东批示：“周、邓阅，送章汉夫同志：外交部最近有些较重要的外交复件未送中央审阅，对朝鲜的复电与中央的决策及我们面告朝鲜同志者不相符合，是不妥的。以后请加注意，除例行事务外，凡较重要的外交复文，均须送总理及我审阅之后，再行发出，以免出乱子。此事去年（或者是今年上半年？）有一次即告诉过你，要事不送审是不对的，你曾作了自我检讨，如何又忘记了？”

同日　阅志愿军第十五军政治部九月四日关于“八一五”前后前线对敌政治攻势情况给兵团政治部和志愿军政治部的报告。报告谈到在阵地宣传方面，喊话已发展到对话和播音，我前沿干部战士对此非常欢迎。毛泽东批示萧华：“阵地播音极为重要，是否已普遍筹备了播音设备及播音人员？”

9月18日　阅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九月十七日转报的轻工业部七、八月份工作综合报告，批示薄一波：“这种报告很好。请指令中财所属各部党组务必每两个月做综合报告一次，中财并应指定一人负责检查督促。”报告汇报了管理体制调整后轻工业部管辖的重点行业的情况，一九五三年的基建、生产控制数字草案和今年七、八月份的生产情况，并对卷烟专卖、改进轻工产品质量、统一规格标准、安全生产等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针和办法。

同日　将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普遍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等情况的报告批给陈伯达阅，并指出“此报告第四段有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和意见”。报告说：由于普遍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和加强了对农业生产具体的领导，今年夏季农作物已普告丰收。在丰产成绩上以国营农场居首，农业生产合作社次之，常年互助组与临时互助组又次之，单干户最差。今后除继续领导群众战胜各种可能的自然灾害外，必须大力加强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并普遍举办互助合作训练班。

9月19日　阅周恩来九月十八日关于尤金提议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俄文译本分为两卷的来电，复电周恩来：“《毛选》第二卷俄文译本可以照尤金的意见分为两卷，第三卷如太厚也可以分为两卷，请告尤金同志。”

同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王稼祥、罗瑞卿开会。

9月21日　复电阜新发电厂工程队全体职工：“九月十七日电悉。庆祝你们在透平发电机安装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望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扬积极性，在今后的建设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该厂工程队全体职工于十七日致电高岗并转毛泽东，报告胜利完成二万五千千瓦透平发电机及一号锅炉安装工作，并定于九月二十日开始发电运转。

同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发来的将于九月二十二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时在机场的谈话稿，批示章汉夫和伍修权：“此谈话应和回国新闻一同发表，请告新华社注意收听此项新闻，务必收清，一同发表。”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的谈话和回国新闻。周恩来的谈话说：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在斯大林同志亲自参加之下，业已圆满地完成了有关两国重要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商谈，完成了毛泽东主席所委托的光荣任务，使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9月22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罗瑞卿开会。

9月23日　复电高岗、林枫：“九月二十二日电悉。关于由东北帮助朝鲜收容两万六千孤儿和办一个两千人的工业大学，不须由外交部商谈，即由你们负责和朝鲜派来的人进行具体商谈妥善解决之，所须费用报中财委支付。”

同日　致电高岗：“请你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你担负的工作，何时可来，盼告。习仲勋同志明日可到北京担负中宣及文委工作。周总理、陈云同志明日可回京，并告。”

同日　下午六时半，同凯丰谈话。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薄一波汇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在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情况，刘少奇、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曾山、叶季壮出席。

9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并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周恩来汇报后，毛泽东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互助合作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他们参加。又说，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刘少奇、陈云、彭真出席会议，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陈毅、薄一波、习仲勋、聂荣臻、粟裕、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列席会议。

同日　阅章汉夫的检讨，批示：“刘、周、邓、章汉夫同志阅，存周处：（一）锡兰代表所提两点(180)，不应拒绝，具体安排请周总理处理。（二）章汉夫同志检讨尚好，这是第二次，仍不拟给予处分；如将来再犯，再议处分。”

9月25日　审阅修改邓拓九月二十四日夜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将提纲的“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晨七时批示邓拓：“此件已阅，可照这样写。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同日　晨，会见邹普勋、李介侯。

同日　阅王观澜(181)九月二十四日关于开凿胶莱运河的建议的报告，批示薄一波：“此件请中财委参考。这条河如果能修通并能走大船，那是好的，但不知头五年有此财力否？”报告建议中央考虑在胶东半岛颈部的胶州湾与莱州湾之间开凿胶莱运河，这样可缩短水上航程六百华里左右，大可加强渤海海面的控制，而工程在目前也可解决很多人就业问题。

9月26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习仲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给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稿，修改后的电文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央决定习仲勋同志为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为副部长，并增加凯丰同志为副部长，其他原有各副部长照旧不变。”

同日　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罗元鲲、李漱清、张干、王季范、邹普勋、李介侯，并共进午餐。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薄一波、习仲勋、曾山、贾拓夫和各大区财经部门负责人出席。

9月28日　为转发安子文九月二十七日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央同意安子文同志这个报告，并发给你们阅看。可在党刊上登载。”报告说：自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后，各省、市委都先后制订了具体计划，并开始进行了工作。农村支部的整党，根据典型试验，一般应该解决三个问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明确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即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严肃处理违法乱纪品质恶劣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等。

同日　上午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章士钊、罗瑞卿、陶希晋(182)谈话。

同日　上午十时，召集彭真、齐燕铭、余心清(183)开会。

9月29日　复信黄炎培：“九月二十二日大示(184)收到，甚谢。因与财经机关商酌，迟复为歉。先生所提税收、劳资两问题，确是应当注意调整的。据财委同志报告，有些已经调整，有些正在调整，有些则尚待研究调整办法。上次我和先生谈的关于中小工商业的几点意见(185)，过于简单，不便发表。此类问题，宜由财经机关征询各方意见，加以处理，较为适宜。大函及几个附件我已交付陈云、薄一波诸同志负责研究去了。我处亦收到工商业者不少信件，可以看出他们对我们工作缺点的反映。近日颇忙，稍待当约先生面叙。”复信于十月四日发出，毛泽东又在信上批注：“黄任老：此信及所附各件因送给几个同志看，故今天才发出。”

同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我们伟大的祖国向着和平建设的大道前进》，批示：“已阅。加了几句。三十日广播，十月一日在北京及全国见报。”在社论稿的“苏联政府和人民在过去三年间给了我们以高贵的友谊的援助，对于我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之后，加写：“最近中苏两国关于在重要政治经济问题上已经取得一致的成功的谈判及其已经发表的文件，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86)，指出：“你们对对方建议的处理方针(187)是对的。我们拟在十天内外向对方提出一个对案，给以打击。”

同日　下午，会见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一行，林伯渠、周恩来在座。十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泽登巴尔一行，朱德、李济深、林伯渠、周恩来、陈云、黄炎培、邓小平等参加。

9月30日　晚上，举行国庆宴会。致词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到来了！过去的一年，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际的和平，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我希望在今后的一年我们能做更多的工作。”

同日　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北京赴苏联，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莫斯科致信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曾要我们就以下问题听取您的意见：一、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二、何时召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刘少奇在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这两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斯大林在十月二十四日同刘少奇等人的谈话中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10月2日　阅谢觉哉九月三十日摘要转报的中央湖北灾情视察组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湖北和皖北今年灾情颇重，必须统筹救济，请你加以注意。”报告说，湖北省入夏以来，大部地区九十余天未下透雨，全省受灾人口六百七十五万、田地八百七十万亩，轻灾遍及三十九县，据说为三十年来所未有。

同日　全国政协主席毛泽东致电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88)，指出：“会议的召开，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以及全世界的人民保卫和平的伟大共同事业，将有巨大的贡献。谨祝会议圆满成功。”

同日　复信毛宇居：“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贶，甚为感谢。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189)（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同日　复信谭熙春：“九月二十三日的信收到，甚以为慰。北游事，今年不要来，明年如有可能，再作决定。”

同日　晚上，和彭德怀同韦国清(190)谈话，对他前往越南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抗法战争的西北战役作指示。十月十六日，韦国清到达越南。

10月3日　晚上，同彭真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问题。

10月4日　复电刘少奇：“十月三日来电收到。（一）联共同意胡志明同志秘密去莫斯科，现已定六日乘专机起飞，八日可到莫；（二）同意对贺电的修改文字，惟‘个别国家’宜改为‘各个国家’。”(191)并批示：“请陆定一同志照此修改，于塔斯社发表大会开幕消息的同时，发表这个贺电。此外，人民日报宜写社论一篇。”十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庆贺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10月5日　复信齐白石：“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10月6日　审阅罗瑞卿本日关于王剑朋杀人案(192)的判处意见，批示：“周、邓阅，退罗瑞卿同志，并请罗转告蓝副检察长(193)，同意他维持原判，对王剑朋处以极刑立即执行。”

同日　下午三时半，同习仲勋谈话。六时半，同黄克诚谈话。

10月7日　阅聂荣臻本日关于志愿军第二步反击(194)开始第一天战况的报告，批示：“聂：待作战告一段落后，请用军委名义起草一个贺电给志愿军各部，以资鼓励。”报告说，志愿军十月六日开始的第二步反击的预定目标（十八个点）已打下十六个点，全歼守敌共二十个排的兵力。

同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95)，就李克农十月五日来电中所说将在八日或九日会上提出我们的对案一事，指出：“根据多次经验，我们如在此时稍一松口，敌人又会发生错觉，气焰高涨，转使谈判再陷停顿。因此，我们首须揭露敌人提案的欺骗性，予以坚决拒绝，然后再提出可以诱致敌人走下一步的我方对案，但方案本身不要希图敌人接受。”随电发去周恩来为我方代表起草的十月八日发言稿大纲。

同日　同陈正人谈话。

10月8日　下午，和朱德、周恩来接受以柳霞·土登塔巴为团长的西藏致敬团和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代表的献旗、献礼，并同他们进行谈话。毛泽东说：一、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二、分地的问题，与宗教问题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三、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四、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最近你们可以到南京、上海、天津、广州、东北等地去参观。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毛泽东最后叮嘱：将上述讲话传达给西藏民族的各方面的人，让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不久由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他对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和全体藏族僧俗同胞的广播词中加以引述。

同日　下午，和朱德、周恩来接受朝鲜、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的华侨回国观光团以及遭受帝国主义迫害的马来亚归国华侨代表的献旗。

同日　下午，同刘仁、张友渔(196)、吴晗谈话。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97)，指出：对于在八日会上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我们应坚持固守我方所提方案的范围这个方针，不作任何带有增减这个范围的解释。

10月9日　审定彭德怀十月八日报送的中央军委《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军纪废弛现象的指示》，这个指示于十月十三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发出。指示指出：自今年五六月以后，在部队训练上，表现出两种相反的现象：第一，文化教育普遍抓得很紧，因此掀起了全军文化学习的高潮，并取得很大成绩，这一方面是好的。第二，军事教育和军事纪律普遍放松，因此产生了部队生活散漫，技术降低，体力减弱和严重的损坏武器、装具、马匹等现象，这一方面是严重地不应该的，是必须立即纠正的。

同日　晚上，听取彭真汇报。

10月10日　致信宋庆龄：“承赠大著《为新中国奋斗》，极为高兴，谨致谢意。另承赠他物，亦已收到，并此致谢！”

同日　复信周世钊：“十月五日的信及所附报纸，收到，以前的信也收到了。文章已看了，很高兴。蒋竹如兄的工作问题，尚未解决，我已将他的信转致湖南文教厅请其酌处，不知近日已解决否？便时祈向文教厅询及。”

同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98)，指出：同意你们对敌人这一行动的分析及对我们应取的态度和步骤的意见(199)。南日同志的抗议，望针对敌人这一行动，指出敌人蛮不讲理地坚持其所谓自愿遣返实即强迫扣留的原则，拒绝协定，中止谈判，企图以此压迫即将开会的联合国大会赞同其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同时说明我方坚守日内瓦公约的正义立场及业已达成协议的停战协定条文，对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绝不放弃，但对释放和遣返全部战俘的方法和步骤，从来就主张可以协商。两相对照，对方应负拒绝协定、破坏谈判的全部责任。为此，我们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其对一切后果负责。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朱德、周恩来、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0月13日　阅中央军委技术部提供的关于国民党军队给其在大陆残余力量空投装备的情报，批示彭德怀：“似宜指示西北军区及西北局，让敌空投装备充足，并集中兵力向夏、洮区域进攻，并让其深入占领一块地方，然后我军集中兵力包围歼击为有利。”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朱德、周恩来、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0月14日　“联合国军”为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扭转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改善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以志愿军上甘岭防御阵地为主要目标发动了猛烈的“金化攻势”。志愿军开始在金化以北地区，依托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顽强地进行上甘岭防御战役。

10月15日　阅陈云十月十四日报送的关于青浦县小蒸乡农民状况的材料(200)，致信谭震林：“陈云同志所得青浦县小蒸乡的情况，很值得注意，兹寄上请阅，并请抄寄苏南区党委。据薄一波同志说，他在上海时，已知浙江、苏南两区去年征粮太重，华东局决定退还农民一部。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你们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乡，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总之，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201)，大大减轻民负。望将你的意见告我。”

同日　下午，同包尔汉、习仲勋谈话。

10月16日　阅萧劲光关于海军党委八、九两月的综合报告，批示：“十月十五日的综合报告收到阅悉。希望在下一次综合报告中看到各项缺点的改进情形。”报告说：海军于八月份抽调六十余人，分赴华东、中南、青岛各地进行了四十多天的工作检查，既反映了优点，也反映了缺点。缺点概括来说，主要是业务技术学习还很不够，组织和机构仍不健全，骄傲自满情绪普遍存在，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很严重。

10月17日　阅张有晋希望留京工作的来信，批示：“请罗迈同志酌处。如留此人在京，则张干（原一师校长）、罗元鲲（原一师历史教员，此人诚笃，较二张为优）亦有请求留京之可能。”十一月八日，李维汉致信毛泽东：我曾和张干、张有晋、罗元鲲三位谈过话，罗仍要回湘，二张决留北京文史馆。十一日，毛泽东在李维汉来信上批示：“我已和张干、罗元鲲二位谈了，劝他们回湖南，北京生活费用较高，不如湖南好，他们在湖南都有顾问、参议一类的待遇。他们已同意回去。”

同日　阅聂荣臻本日转报的傅连暲关于粟裕病情的报告。报告说，粟裕昨日下午在办公时突然血压升高，医生建议卧床休息，并需住院检查及作睡眠疗法，然后再休息一个月。毛泽东批示：“同意休养一个月，病好再工作。”

10月18日　审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十月十五日给军委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九五二年国防建设费预算需追加五千五百多亿元，请中央批准从国家财政预算中拨款。毛泽东批示：“尽可能在本年度军费中调整开支，不追加总预算。”

10月19日　复电刘少奇：“（一）十月十八日电报(202)收到；（二）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苏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王光美、朱仲丽(203)二同志即去莫斯科；（三）中央全会可待你们回国后再召开。”

同日　阅李维汉本日关于中国民主同盟工作近况和意见的报告。报告说：民盟目前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民盟今后的活动，要找出怎样参加和配合国家的文教建设工作的办法，以发挥其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二是在民盟内外条件已有新的变化的情况下，要使其领导机关中各派的关系得到必要的调整。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意见。据吴晗向我表示，民盟中央和北京支委各种会议，只谈人事，不谈工作，使他们感到极为苦闷。一个政治团体不谈工作，是无法维系成员的，也势必永远陷在人事纠纷中。此件中所说‘找出参加和配合文教工作的办法’，是必要的。其他民主党派恐亦须解决此问题。”

10月20日　阅黄克诚十月十八日关于乡一级规模划分问题的来信，批示：“陈、薄、邓小平同志阅，周总理处理。此件经明日中央讨论后请周重新拟处。”信中说：全国把乡统一划大，平均每乡人口划二千五百人到三千人，脱产干部三个，觉得乡太大而脱产干部又太少，不便群众参加政权管理和解决问题，不便政权联系群众，还会增加农民负担，耽搁生产等。乡划小一点，就可避免上述缺点。乡划小后，为减少中央乡村的预算经费，可以把脱产干部改为半脱产，采轮流值班制。

同日　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十月十七日关于检查三年来对苏联专家使用情况给所属各部的指示，批示：“聂、萧华阅，请彭处理。军事方面的苏联专家，亦宜仿财委办法，下一指令，总结经验，纠正我们方面的缺点。如何，请酌处。”指示说：检查三年来对苏联专家的使用情况，我们对专家工作的安排是恰当的，但一般说来各部门还有很大的缺点。为了充分发挥苏联专家的力量，决定凡聘有专家的部门，一律将本单位三年来专家工作情况与经验认真加以检查、总结，并提出今后使用专家的方针和办法。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贸易问题和农业税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黄克诚、叶季壮、陈正人出席。二十三日晚上，会议继续进行。会议决定一九五二年度农业税为三百三十亿斤小米及其他事项。

10月22日　复信罗元鲲：“十月十九日赐示敬悉。李先生交来两件(204)，均已拜读，极为感谢！自传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另件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两件奉还。袁先生墓文(205)遵嘱书就，烦为转致。新化古寺有所毁损，极为不当，此类各地多有，正由政务院统筹保护之法，故不单独写字，尚祈谅之。僧尼老者守寺，少壮从事劳动，此论公允，已转政府有关机关酌处。”

同日　晚上，和朱德、宋庆龄、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的演出。毛泽东对宋庆龄说：儿童剧团应多排演一些适于儿童看的戏剧，因为由儿童上演儿童剧比之由成人演给孩子们看，更生动，更能引起儿童们的兴趣和喜爱。

10月23日　审阅萧向荣十月二十一日关于在中央军委设立审计机关的报告，批示：“此件请周一阅。关于军委设审计机关问题，似有必要。如同意，即请彭主办；如有意见，请与彭商处。”二十四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军委设审计机关。具体方案，请彭主办并与中财委一商。”

10月24日　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军委各部门及军事学院各首长的电报。电报说：“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九月十八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歼灭和击伤敌军三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一）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八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二）将此报告发给各级党委及其纪律检查委员会遵照办理；（三）此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中纪委的报告说：为了贯彻中央认真地、严肃地、慎重地处理党纪问题的方针，对已经处理的案件进行一次复查是必要的。复查要有重点，要抓住弄清事实这一中心环节。报告提出了在处理党纪案件和复查中应掌握的几项原则。

10月25日　晨，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视察。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黄敬等同行。

10月26日　上午，在天津同黄火青、吴德(206)、李烛尘谈话。随后前往济南，黄火青等也同行。下午六时，到达济南。在住地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负责人许世友、高克亭、王卓如(207)等谈话，听取山东工农业生产和发展地方工业等情况的汇报。

10月27日　上午，前往济南市南郊四里山黄祖炎烈士墓凭吊。在谈到黄祖炎遇害时说：祖炎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办事认真，能文能武。他跑完了艰苦的长征路，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没有倒下，却遭反革命分子枪杀。我们必须严防反革命分子的报复，切不可疏忽大意，认为天下太平无事。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绝不可姑息养奸，要坚决镇压。当许世友说到山上还埋着济南战役的部分烈士，并准备把其他地方烈士墓也迁移过来建立一个烈士陵园时，毛泽东说：好啊，真是青山处处埋忠骨，有这么多的英烈长眠在这里，四里山就成英雄山了(208)。

同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发出《关于辽东半岛设防的决定》、《关于山东半岛设防的决定》。两个决定指出：在美帝国主义积极备战和武装日本的情况下，对我沿海的战略要点和重要作战方向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筑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已成为我国防建设的重要任务。

同日　上午，游览趵突泉、漱玉泉、跑马泉、珍珠泉、黑虎泉。

同日　下午，游览大明湖。在游艇上谈起王尽美、邓恩铭时说：他们都是你们山东党的创始人，参加了党的一大。王尽美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叫王瑞俊，参加革命后改名叫王尽美，意思是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理想嘛！在北极阁向许世友了解济南战役中活捉王耀武的情况后说：你们布下了天罗地网，整个战役歼敌十万，不简单！这次战役证明了我们人民军队的强大攻击力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加强了解放区的经济实力，为更好地支援战争打下了基础。下午，参观历城县黄河泺口大坝，称赞大坝修得好。

同日　晚上，听取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分管水利的负责人汇报黄河山东段情况。

10月28日　上午，乘专列前往曲阜参观孔庙、孔府、孔林。

同日　下午，到达徐州。晚上，接见中共徐州市委副书记华诚一、市长张光中。

10月29日　上午，登徐州南郊云龙山，游览兴化寺、俯瞰古战场、察看黄河故道。在看到徐州周围山上树很少，有人说这可能与古战场有关，清朝乾隆皇帝还讲这个地方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时，毛泽东说：那是对劳动人民的污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穷山可以变成富山，恶水可以变成好水。要发动群众，上山栽树，一定要改变徐州荒山的面貌！在山上循着黄河故道自北向南眺望徐州城，说：黄河故道穿城而过，威胁人民的安全，市委、市政府应及时采取措施，变灾为利。

同日　下午三时，离开徐州。晚七时，到达河南兰封(209)，住宿在专列上。

10月30日　晨，到专列停靠地附近的许贡庄向农民了解情况，并走访一户农民家庭。

同日　上午，乘专列前往黄河大堤。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随即谈治理黄河问题。在王化云(210)谈到制订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规划时，毛泽东说：这个大水库修起来，能防洪，能发电，还能灌溉大量农田，你们的规划是可以研究的。到黄河大堤后，在东坝头、杨庄险工地段察看大堤和石坝。午饭后，继续了解黄河的有关情况。王化云说：他为了解从长江上源引水入黄是否有可能性，查勘了金沙江上游通天河。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在得知东坝头还不能看出黄河是“悬河”后，决定到开封去看“悬河”。

同日　下午，乘专列到达开封。参观开封铁塔、龙亭两处古迹。后换乘汽车到开封北郊黄河柳园口看“悬河”。

同日　晚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就河南工作和治理黄河问题交换意见，强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午夜，查阅《河南通志》、《汴京志》和《龙门二十品碑帖》，了解黄河泛滥史。

10月31日　晨，乘专列前往郑州。行前，对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军区、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再次强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同日　上午，到达郑州。来到黄河岸边的邙山山顶，观察黄河在这一带的走向、水势、流量和黄河铁路大桥情况。对陪同的河南省委、郑州市委负责人说：黄河既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旧中国连年征战、滥砍滥伐上游树木造成的一条危害人民的害河。历史上黄河不知决口有多少次，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知造成多大的危害，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治服它，决不能再让它出乱子，要确保黄河的安全，确保黄河铁桥的安全。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好觉的。

同日　上午，乘专列到黄河北岸新乡境内的大型引黄灌溉水利工程——人民胜利渠。在渠首，听取有关人员汇报人民胜利渠建设和引黄灌溉的情况，了解干渠、支渠情况以及灌溉后的防碱、治碱等问题。针对有了渠灌忽视井灌的情况说：有了渠也不能忽视井，要合理安排渠灌与井灌。井灌是游击战，渠灌是阵地战。随后，乘汽车沿着渠道察看人民胜利渠的整个干渠。中午，来到新乡市郊人民胜利渠进入卫河处。在看到黄河水引入枯竭的卫河的情景时说：今天看了小黄河(211)，在人民手里，害河可以变益河。

11月1日　上午，由罗瑞卿、滕代远、潘复生(212)等陪同，视察平原省(213)安阳市郊小屯村。向安阳地、市领导人了解安阳镇反情况、城市恢复情况，还询问盘庚为何迁都到安阳、殷纣王为何在这里建都及殷纣王墓在何处、殷墟的范围与发掘等情况。

同日　乘专列到达邯郸。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凭吊，为烈士陵园题词：“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　无上光荣”。

11月3日　晨，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讲话中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林伯渠出席会议，邓小平、邓子恢、薄一波、谭震林、习仲勋、罗瑞卿、刘澜涛、杨尚昆、安子文列席会议。

11月5日　阅张干请求进中央文史研究馆的来信，批示李维汉：“此人是前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国民党时期没有作过坏事。请考虑是否可以加入文史馆。”

11月6日　下午，会见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及苏联艺术工作团领导人、苏军红旗歌舞团团长、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等。陪同会见的有朱德、宋庆龄、高岗、周恩来、陈云、郭沫若、邓小平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首都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大会，和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主办的苏联艺术家表演晚会。

11月7日　阅杨成武十一月四日关于同华北军区的苏联顾问团交谈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十月二十五日和华北军区苏联顾问团全体顾问进行了一次交谈。苏联顾问对我们总的意见是，主动地系统地向他们介绍情况不够，对他们的意见重视不够，因此他们的工作尚未高度发挥力量，要求顾问团的负责同志能参加军区党委会议，在各部队工作的顾问能参加各该部队党委会议。毛泽东批示：“周：似应允许顾问参加党委会议。此件可转各处参考，并要各处均照此作出检查报告。以上请酌定，如必要请找聂及萧华、萧向荣一谈。”十一日，审阅中央军委关于同意苏联顾问参加部队各该级党委会议给杨成武并告各大军区等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

11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谭震林、习仲勋、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1月1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谭震林、习仲勋、刘澜涛、黄克诚、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1月13日　致信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谭震林、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安子文：“此事(214)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而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

同日　下午，同高岗谈话。

11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妇联和青年团的工作，邓小平、邓子恢、陈伯达、安子文、邓颖超、帅孟奇、章蕴、康克清、罗琼、曾宪植、刘亚雄(215)、胡耀邦、廖承志、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出席。

11月15日　下午，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机构与任务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插话，谈朝鲜战争和保守国家机密问题。他说：美帝国主义要打就让他打下去，打下去就只有失败。上个月仅在一个四平方公里的地方，他们就死掉两万人。其中在两个很小的阵地，战争来回进行了二十多天，结果是杀伤了敌人达一万八千人。志愿军不仅可以打运动战，现在还能打阵地战。我们在山腰上挖了许多的壕洞，就像“北京饭店”一样，敌人攻到山顶，还不能占领我们的阵地，这个“北京饭店”后面还有一个饭店。敌人攻上来，我们退到后面，等他们进入阵地，我们就给他杀伤。如此反复几次，敌人伤亡极大。过去我们战士住的是平房，设备很简单，现在住的都是“北京饭店”，又能防守，又能打击敌人。美帝国主义打起仗来有四个不利：一是死人，我与敌人的死伤比例过去是一比一点八，现在则是一比二点五。二是用钱，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用钱是我们的八倍至九倍。三是战略，东西两线不能兼顾。四是吵架，人民向他们吵，国内两个党派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吵。美方代表团在十月八日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提出的方案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改变的”。你是三个“的”，我是一个“打”，总要迫使美方把它提出的方案改变为“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毛泽东说：我们只有先把机械、钢铁、煤炭、石油、化学这几样东西搞好了，我们国家才能建设。苏联对我们是尽力的帮助，机密的东西也教给我们。今后我们国家的机密会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不论财经、军事、文教各方面都有。各个部门、每个同志都有责任来保守国家的机密。自己身边的机要秘书和工作人员也要切实审查，发现不可靠的就把他换掉。文教系统也不要轻视这一问题。我们一定要划清敌我界限，是站在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立场上。

11月16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稿。在指示稿的“商业中公私比重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私营商业金额的过急下降或过早下降，则一定会增加失业人员，并影响城乡交流和人民的生计。因此我们必须予以调整”一段话后，加写：“目前已在广大区域内形成了公私关系的紧张形势，失业人员已在大量增加，许多中小工商业者、家庭商店及摊贩，已在埋怨我们。”在指示稿的“目前保持私商的营业额，不但无害于国营商业的领导，而且可以补助国营商业的不足”一句后，加写：“也使中小工业家、手工业者和农村家庭副业的产品找到较多的销路，不使他们发生困难。”在指示稿关于调整商业措施第五条末尾加写：“在零售方面，公私商业的比重，就全国平均数来说，目前仍应按今年六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如有增减，应报中央批准。”审改后，批送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再阅，要求今日看完，明日发出。

同日　阅中共中央中南局十一月十一日关于湖南省秋征工作情况和问题的通报，批示：“陈云、一波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我看乡或区内的小仓库应与县及大市镇上的仓库结合起来，二者不可缺一。以上请加考虑酌处。”

同日　为全国各级军校毕业证书题词：“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11月17日　晚上，同萧华谈话。

11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11月20日　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提前通车。之前，毛泽东为此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1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印发贯彻婚姻法的指示的批语：“兹将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发给你们，望即遵照执行，并在党刊上发表。”中央指示强调：贯彻婚姻法的首要工作，是宣传婚姻法，在思想上划清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与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界限。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一种反封建的民主改革，但它不同于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婚姻制度的改革完全是人民内部的事情，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态度与阶级斗争的方法。以一九五三年三月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务期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从而改变空气，移风易俗。建议各级人民法院建立专门的婚姻法庭，负责处理婚姻案件。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十一月十七日的报告的批语稿。将批语稿中的“我们认为对于第一个问题，即‘技术一边倒’的提法，确有不当之处，但在目前尚无害处，暂时不必公开批判”一句，改写为：“我们认为对于第一个问题，即‘技术一边倒’的提法，虽有不恰当之处，但这只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一口号的简称，因此不要当作一个问题来批评，正式的口号应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216)

同日　阅贺诚十一月六日关于将在十二月上旬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报告说，这次会议拟总结爱国卫生运动及三年来卫生建设情况，并评奖爱国卫生运动模范，举办带有评比性的卫生展览。报告请毛泽东为这次会议题词。毛泽东批示：“贺诚同志：（一）题词可写，请你们拟出几个简单语句送我择书；（二）此次会议准备工作甚为重要，应和习仲勋、胡乔木同志商酌，并在文委党组加以讨论。”毛泽东的题词是：“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看川剧《柳荫记》。

11月27日　晚上，同邓小平谈话。

11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薄一波、李维汉、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出席。

11月29日　就李济深、黄绍竑、齐白石、程砚秋(217)等八十一人要求成立中国古典艺术研究会一事，批示：“周总理、胡乔木同志：此件请阅。这件事不应拒绝，而应表示赞助。发起人中有些人政治情况不明，但其提议内容似不能非议。过去我们对于古典艺术，除戏曲外，我们不去领导，所以这些人只得与民主人士联系”。“我意此事应由中央文化部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先作些调查，然后找这些发起人和某些赞助人开一个会，表示可以同意他们公私合营的方针，拟出具体办法，让他们办起来。如周同意，即请乔木同志找钱俊瑞、周扬二同志商办。”

同日　阅上海惠司丁内衣厂行政负责人的来信，信中反映上海的失业问题及造成的原因，并提出迅速解决的办法。毛泽东在信上批注：“此人曾经来信，说拟来京求见。秘书室经政府告他，可将意见函告，不必来京，故此人复发此信。此信抄送周总理、小平、陈云、薄一波、李维汉、谭震林、陈丕显各同志，请陈丕显酌拟处理意见告我为盼。”

11月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对邮电部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在指示的“邮电部提出立即采取措施向广大干部职工讲清楚邮电事业应从对国家和人民所负的责任和作用上来检查自己是否完成任务，而不应单纯从盈利和积累国家财富上着眼，以纠正目前普遍发生的单纯任务和单纯营利的观点和作法是必要的”一段话后，加写：“这是目前应当注意的主要方面。”

同月　审阅萧劲光等十一月十七日报送的《一九五三年海军计划》，批写一段话：“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向我国的侵略，我国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12月1日　和周恩来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二年回乡转业建设人员处理办法的决定》。决定指出：“为着加强国防力量和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在保留一定基干和减少现役人员的原则下，必须抽出大批人员转入建设，以加强农业、工业等各方面的生产建设，并参加组训民兵的工作，以便积蓄力量奠定今后实行义务兵役制度的基础。这是我军当前的中心工作。”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吴玉章、徐特立(218)、滕代远、刘澜涛、李维汉、萧劲光、王从吾(219)、陈郁、程子华、陈赓、罗瑞卿、黄克诚、吕正操(220)、张宗逊、邓颖超、王首道、李立三、杨尚昆、安子文、陈伯达、胡耀邦、胡乔木、赖若愚、萧华、万毅出席。

12月2日　阅罗瑞卿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进剿东北长白山地区美国空降特务情况报告等材料，就歼灭美国空降特务问题致信罗瑞卿。信中说：“从东北的材料看来，已发现和剿灭的是长白山区的五处（五个县所属）；此外敌尚企图在小兴安岭山区和闾山区空降，目的是建立游击根据地和派人侵入城市爆炸和暗杀。另据悉，马良(221)在草地已准备机场，美机可能在那里着陆。另据朝鲜所获敌机特务所供，敌机在新疆西部、新蒙边境、甘孜附近、西康西南部都曾着陆接送特务。”“由此判断，敌在我全国各省的森林、沙漠、草原等无居民区，例如大巴山，大别山，武夷山，罗霄山，五岭，秦岭，绥蒙、豫西、湘西、云贵川康甘青等地，都可用直升机和大运输机在夜间空降或着陆，除已知者外，说不定有许多我们并不知道的。在非山区也可空降特务。据说北京、天津附近即已空降过。请你考虑由公安司令部对此事专门作一次布置，例如在长白山区，小兴安岭区，闾山区（似即地图上之翳吾闾山），内蒙草地，大巴山区及其他山区设立武装便衣侦察据点许多处，责成每个大军区和每个省各设若干这样的据点，专为对付敌人空降而设。无事则在山里生产和学习，有事即报信和捕捉特务。如有必要，应召集各区的一些人来京开一次专门的会议。美国制定了所谓‘共同安全法’，每年拨款一亿美元专为此类用途，空降特务即系由此而来。”

同日　阅《一九五三年兵工生产会议备忘录》，批示杨尚昆：“在你们正在拟制的分工条例(222)中，应增加一项：各委、部、会讨论重要问题时，应做出简明记录送阅。军委已由萧向荣这样做，很有用处。此件是封永顺(223)做的，也很好，比做长报告送阅，经济得多。”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十一月二十四日通报的上海国棉二厂团结技术人员解决生产关键问题的经验材料，批示：“陈、薄：此件有用，似可由你们通报各厂仿行。”

12月3日　阅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两周外交工作汇报》第二期(224)，批示：“周总理：印度调停朝鲜及我答复经过，应于日内公开发表，不宜太迟。可用新闻方式历叙各次答复内容，而着重最近一次。至于印方最近又来长文，因印荒谬提案已在联合国通过(225)，似无答复必要，以上是否适当请加考虑酌定。”

12月4日　复电班禅额尔德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藏历水龙年九月十六日）关于九、十两月份的工作报告阅悉。感谢你对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的帮助，并庆贺你在爱国团结工作上的成就。后藏为西藏的一部分，后藏地区在建设方面需要中央帮助之处，请就近与张经武代表商洽，经他通盘拟议后报中央审核。”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在各大区动员新兵给各中共中央局、各大军区、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电，加写：“并注意不要动员独子入伍。”

同日　下午，会见宋庆龄。

12月6日　阅邓华十二月四日报送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和工作任务》的报告。报告说：朝鲜战争目前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是停下来，一种是拖延下去，继续打。而打又有小打、大打两种可能，小打基本上是僵持局面，战争仅限于正面，大打则是敌人在我侧后登陆，战争更激烈地进行。在报告讲到美军有可能在我侧后登陆并分析几种可能登陆地点处，毛泽东批注：“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在报告指出如敌人在西海岸登陆则运输会很困难处，毛泽东批注：“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同日　阅西北军区十二月一日关于部队点验工作(226)的报告，批示聂荣臻、张宗逊：“西北此种点验办法很好。各军区是否都在进行点验？嗣后每年应进行点验一次至二次，定为制度。”

同日　阅聂荣臻十二月五日关于组织部队机关干部到朝鲜进行实战锻炼的具体计划的报告，批示：“同意这个计划。政治、后勤两系统，请聂告两处负责人拟出一个计划来。”十九日，阅萧华十八日关于组织政治工作干部分批轮换到朝鲜战场取得政治工作经验的具体计划的报告，批示：“同意这个计划。只是数目还觉小一点。”

12月7日　晚上，约见回国汇报朝鲜战争情况的邓华，谈朝鲜战场反登陆战备工作的部署问题。朱德、周恩来参加。毛泽东说：闻鼙鼓而思将帅。艾森豪威尔上台，看来会有新的动作。找你来，是要研究对付艾森豪威尔的对策。你四日写的报告，我看过了，批了几句话，总的意思是，志愿军应以肯定敌人登陆，肯定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在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这一判断出发，来确定行动方针。登陆的时间可能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汉川至清川江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决不允许敌人在西海岸，尤其是在汉川至鸭绿江一线登陆。西海指(227)应当加强和扩大。最好你亲自去，你去了，我放心！邓华说：有一次，志司凌晨一点发出的电报，到两点就收到了回电，主席真是太操劳了。毛泽东说：兵贵神速嘛！我同秘书说了，凡前线来的电报，随到随报，一分钟也不得迟延。你们是在大炮底下，没有你们在朝鲜，我在这儿也不安稳喽！

12月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薄一波、聂荣臻、邓华、黄克诚、张宗逊、赵尔陆、王尚荣(228)出席。

12月9日　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同日　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十二月五日关于增加志愿军细粮分配比例的报告，批示：“请彭处理。我想是可以的。”从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志愿军细粮比数从原来的百分之七十增加至百分之八十。

12月10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二月九日关于在京高级干部学习斯大林新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等情况的报告，批示：“周总理阅后，送乔木同志：此件已阅，很好。前次谈到由中央补发公开发表的学习指示一事，我想不必补发这样的指示了，在报上发布学习总结性的新闻报道即可。”

同日　阅陈伯达、杨献珍、陈昌浩(229)关于他们同马列学院分院苏联教授谢甫磋夫等谈话要点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胡乔木：“将此件抄送各中央局宣传部长一阅，使他们初步了解中央准备成立红色教授学校(230)的意图及其伟大的意义。”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二月九日关于成立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和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231)的负责人人选问题和两个机构的定名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请示：一、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负责人，提议以黄松龄(232)任该校校长。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提议由师哲任所长，陈昌浩、姜椿芳任副所长。惟陈昌浩的工作变动是否须俟刘少奇回国后再定。二、以上两机关名称是否即定为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和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均由凯丰负责领导。毛泽东批示：“均同意。陈昌浩的工作，可以即行改变。”

同日　阅萧华十二月八日关于朝鲜要求提供为加强瓦解敌伪军工作所需的印刷机器、宣传器材问题的报告，批示：“同意尽量满足朝鲜同志的要求。”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高岗、彭德怀、聂荣臻、邓华、黄克诚开会，讨论朝鲜战局问题。

12月11日　阅聂荣臻十二月十日关于防敌在志愿军侧后登陆等问题的具体计划报告，批示：“周、朱阅，退彭、聂办。同意这个部署，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当天晚上同聂荣臻谈话。

12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少奇电：“中央决定明年二月五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233)（不是代表大会），请你于十二月下旬或一月初回国，以便准备议程。饶漱石、陈毅、刘长胜、李富春、张闻天五同志则请于一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以便出席会议。”

同日　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起草致邓华、杨得志电：“兹接友方(234)《特别通讯》如下，望提起严重注意，加紧准备打敌在我后方登陆，务必完成任务。明年二、三两月是紧急时间，我军应在本月及一月加紧准备作战，特别注意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特别通讯》说，美军可能将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准备占领全部北朝鲜直抵鸭绿江。

12月14日　阅萧克十二月九日关于军训部两年来与苏联顾问合作问题的总结报告，批示：“彭阅，送萧向荣同志：请将此件发军委各部门及各大军区、志愿军、各军事学校、各兵团参考，凡有顾问者一律作出和顾问关系的检讨，改善我们和顾问的关系，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

同日　复信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全体职工：“我很高兴地读了你们十二月二日的来信(235)。祝贺你们在平炉炼钢生产上的最新成就。你们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创造了超过资本主义各国水平的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的新纪录。这不仅是你们的光荣，而且是我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一九五三年度炼好优质钢的新任务而奋斗。”

12月16日　就朝鲜战局和我们应采取的方针，致电斯大林(236)。电报说：“朝鲜战局由于停战谈判已告停顿，而美军在朝鲜的损失还没有达到它非罢手不可的程度，估计今后一定时期内（假定为一年），会趋向于激烈化。艾森豪威尔(237)正在为其上台后的朝鲜军事行动作准备。单就朝鲜战场的军事行动做估计，敌人从正面向我较坚固的纵深工事施行攻击的可能性不如向我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大。”“对我威胁最大的是西海岸的战略性登陆，因为我主要运输线是经过这个地区的。”“我如能坚守北朝鲜东西海岸，使敌人的登陆计划失败，并以正面战线的战术出击作配合，给敌人以更多更大的杀伤。那么，朝鲜战局就能更加稳定，而向着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为预防敌人登陆和提早发动进攻，我军必须继续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我们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于一九五三年内一般我们还不能生产朝鲜战场上所急迫需要的各种苏式火炮特别是各式炮弹……为着这一紧急原因，我迫切地请求您和苏联政府能够满足我们一九五三年关于在朝鲜作战的军事订货和关于兵工生产的贸易订货的要求。”

同日　阅萧劲光十二月十五日关于海军党委对反官僚主义布置的报告。报告说：海军党委拟于明年一月十日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民主检讨，反官僚主义，重点检查全军工作的思想领导、重大任务的执行情况及有关克服官僚主义的组织形式、工作制度，并研究如何完成一九五三年任务。毛泽东批示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萧华、萧向荣：“海军党委这种反官僚主义的布置是很必要的。请你们考虑先在军委各部门择期举行党委扩大会，其内容可大体相同于萧劲光所规定的那样。如彭认为有必要，请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做出决定。俟军委做有成效时，再推广至各大军区。”

12月19日　审阅安子文十二月五日和十八日先后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为中央起草分别转发两个报告的批语。安子文五日的报告提出：目前农村整党建党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一、农村整党，不提“三反”，而把它作为整党内容的一部分；二、教育党员明确农村发展方向，反对当富农、反对雇工剥削；三、控制受组织处分的党员的数字；四、当前整党工作的主要危险是简单急躁、整得过火。中央为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据此指导当前正在进行的整党和建党工作，务使少犯错误。”安子文十八日的报告说：东北全区三年来大胆提拔和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的干部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同时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在执行干部政策上，单纯强调业务能力，忽视政治品质；凭个人喜恶和亲戚朋友关系提拔使用干部；喜欢知识分子，讨厌工农干部；强调资历，不敢大胆提拔年轻干部；歧视妇女干部。二、党的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三、在高级干部和主要领导干部中，有些人历史上存在问题，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中央为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东北局管理和审查干部的经验值得全党注意；其所发现的问题是各区各省市都存在的，必须认真处理。中央已决定于一九五三年春季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检查和总结干部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并仿东北办法布置对干部的审查工作。请你们根据东北的经验联系自己在管理和审查干部工作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先作准备，使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毛泽东审阅两个报告后，致信安子文：“十二月五日关于整党建党报告，十二月十八日关于东北审干经验报告，均已收到看过，均很好，并已于今日批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整党报告我拖延了阅看时间，是一损失。此事各地这两三个月正在紧张地进行，你的报告待发到县、区、乡，恐须一个月时间，似宜由你或你的助手用电话经常与几个中央局组织部长联系，叫他们也用电话与下级联系，迅速纠正偏差，方为适宜，请加考虑。”

同日　阅薄一波十二月十八日关于乡镇摊派名目繁多问题给毛泽东的信，批示：“周阅，退薄一波同志。似乎仍宜发一个指示，总结一下过去的情况，并指出方向，即将此信中所指各项原因及解决乡财政三原则以及统计表第一页说明中所述几项特点写上，不要太长，也就可以了。”薄一波在信中说：乡（村）镇摊牌名目共计六大类，三百三十六种。分析原因主要有：乡政权未改造；中央及大行政区各系统各自布置工作，但不指明经费由何处开支；中央有些部门为了开展“业务”，而加重人民的负担；有些摊派大多是上行下效，如会餐费、典礼费、开会费等；有些摊派是由于地方干部过多过早地举办一些力不胜任的事。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十二月十一日关于查询苏南破坏寺庙情况给华东局统战部的电报稿，批示李维汉：“此件望加衔发给各中央局及各省市统战部加以注意。估计此类事各地皆有。”电报说，江苏有一些佛教徒反映，浦东和浦南有毁坏寺庙的情况，要求华东局统战部查明真相，作适当处理，并应注意其他地方有无类似情况发生。

1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志愿军党委各同志并告东北局、东北军区和军委各部门首长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指示指出：“根据种种情况（艾森豪威尔登台，谈判的中断，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七个师左右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任务。”指示对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作出具体部署，指定志愿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西海指副司令员。指示说：“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12月21日　审阅东北农村工作会议有关文件和中共中央十二月二十日给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电报稿，毛泽东批示：“周、朱、陈、薄阅，尚昆办。此件(238)经廖鲁言、陈伯达二同志研究过，其修改之点伯达和我谈过，并得高岗同志同意。你们如无时间，只看东北局报告及中央复电即可。”“另请尚昆将东北局给中央报告一件，中央复电一件，张明远报告一件，东北农业合作社试行章程草案一件，共四件，印送东北以外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中央的电报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东北局关于在农业生产中“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扶助贫困的农民，团结个体的农民，限制富农的剥削”的提法是正确的。

同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致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的电报稿，批示：“退周即办。应于发电报时同时即予广播。”电报抗议美国军队在蜂岩岛打死朝中方面被俘人员八十七人、打伤一百二十人的彻底摧毁人道原则、根本破坏日内瓦公约的罪恶行为，指出这已达到了美方长期以来历次被迫承认的屠杀战俘数字的最高峰，并要求责成美国政府立即恢复板门店停战谈判。

12月22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十二月十日关于三年来侨汇、华侨投资情况及现存问题报告的批语稿，将批语稿的“我们原则上同意这一报告，请你们参考办理”一句，改为：“中央批准这一报告，请你们指导所属严格执行。对于过去在此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予以切实纠正。”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侨委党组的报告说：三年来侨汇收汇情况已达战前水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与劳动阶层小笔的赡家费，投资只占极少数。在侨汇工作中，由于在个别地区我们对私营侨汇业的组织工作较差，对侨眷所收侨汇处理上有严重的偏差，华侨汇款的潜在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对华侨投资的辅导工作也做得很不够。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稿，批示：“此件以电报发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指示指出编制计划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我国大规模建设是在抗美援朝环境下进行的，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进行国家建设；（二）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三）编制计划时，必须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主义；（四）我们的计划必须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五）编制计划时必须吸收群众特别是部门的先进人物参加讨论；（六）编制计划的工作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掌握国家的建设方针，采取科学的工作态度。

同日　阅周恩来十二月二十二日报送的第一六三次政务会议情况简报(239)，批示：“此件宜速办。傅的报告(240)似可摘要发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福建修建铁路问题。朱德、周恩来、彭真、林伯渠出席，薄一波、李富春、李维汉、习仲勋、刘澜涛、杨尚昆、谢觉哉、安子文、陈伯达、胡乔木列席。

12月23日　审阅薄一波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福建修建铁路问题的报告，批示：“周、薄：（一）照昨晚所议，以先修南厦路(241)为宜；但时间应提早，请考虑能否于三年内修好，以利军事运输。（二）陈嘉庚下月来京，可与之商酌韶厦路(242)与南厦路之利害，将南厦路之军事、经济理由告诉他，取得他同意。因此他的来信可以不复。”

同日　晚上，同陈赓等谈话。

12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讨论关于筹备并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12月25日　阅高岗报送的他在学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报告的讨论会上的发言，批示：“周、邓、陈、薄、曾山同志阅。退高岗同志。此件很好，使人一看知道我们商业工作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不知此次商业部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否与高岗同志在此件中所说明相同，请曾山同志告我为盼。”高岗的发言结合马林科夫报告中讲到的苏联商业工作中存在的很少研究居民需要、服务态度较差和经营管理不善三个问题，对我国商业工作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提出为改善贸易企业的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的三条意见：要很好地研究军民需要，加强计划性；理清贸易企业的财产和账目；加强政治工作，建立超额奖励制度等。(243)

12月26日　上午，同彭德怀谈话。

12月27日　复电邓华：“（一）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电报(244)收到，同意你和金日成同志商定的各事。（二）你和杨得志同志在志司商定的各项军事部署(245)的电报均已收到，我们均同意。其中有个别事项，例如一三八师的使用，二十一军开进的时间等，由彭副主席在电话中和你们商定。铁路仍按龟城、球场、德川线修筑为宜。”

1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给华东局、华东军区、福建省委、福建军区，并告中南军区的指示。指示指出：“一、为了配合美军在朝鲜的作战，台湾、金门敌人有以一部兵力（据报一个军）攻我福建岛屿并向福建大陆攻占我二三个县的阴谋冒险计划。二、我福建军区有以现有兵力（不要依赖任何外援）粉碎上述敌军进攻的任务。三、为此必须：（甲）迅速地坚决地加强必守岛屿的防御工事，预储充分的粮弹饮水，鼓励守军作长期坚守的准备，不许再犯南日岛那样的错误(246)，否则须予负责者以应得的处罚。（乙）预计敌攻岛屿的几种可能，决定明确的增援计划。（丙）预计敌在大陆上某些可能登陆的海岸要点，做好若干非永久的战术性的防御工事，例如最近我以一个排坚守海岸工事，赢得时间，以一个连增援，歼灭了登陆敌人百余那样。这种以排以连以营为单位的战术性的若干防御工事，是必须做的，不是要你们做大规模的和永久性的大陆海岸防御工事。而在选定必守的岛屿上则必须是永久性的和十分巩固的工事。四、张鼎丞同志即回福建担任省委书记和省府主席，叶飞同志专任军事。在张鼎丞同志未到福州前，由他人暂行主持省委、省府工作，叶飞同志立即抽出身来全神贯注于对敌作战方面。从目前起两个月内是最关重要的时机，务必唤起福建全军及沿海要地党政及人民群众充分注意对敌斗争，不得疏忽大意，致遭不应有的损失。你们的部署望即告。”

同日　阅周恩来十二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会议简报，批示：“陈云、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四同志：近来政务院、军委、文委均采取会议简报的办法，很有用，极简单明了，使人一看即知道会议要点，比做长篇报告还有用些。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仿行，先用此种简报，长篇报告则放在后头，在中央会议上也可省去许多口头报告的部分。”并批示杨尚昆邀集各处办公厅主任商定一会议简报的办法。

同日　阅华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干部李振宇十二月十九日关于解决志愿军坑道部队供给问题的办法给毛泽东、朱德的信，批示：“彭、聂、黄克诚、杨立三、萧华同志阅，存萧向荣同志处。解决坑道内部队一万至两万人经常的蔬菜、黄烟、遮水和娱乐设备等项问题，使他们安心作战，甚为重要。请彭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并作适当的决定。”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日，又在黄克诚等一月二十四日关于一九五二年冬季对志愿军供应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刘、朱、周、高、小平同志：此件可阅，志愿军的日用品已得到较好解决。”

同日　阅赖传珠、徐立清十二月二十七日关于中央军委总干部部检查和苏联顾问关系给彭德怀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彭阅，萧向荣办。这个报告可发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和军事学校（有顾问的）首长们参考。希望各部门都照这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顾问同志。”报告说，一年多来，我们同顾问的关系是比较好的，重要工作都是主动找顾问商量，重视学习苏联的经验。

同日　阅傅秋涛(247)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苏联顾问建议迅速建立各级兵役机构的报告，批示：“请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下此件中所提的建立兵役机构问题。如果后年实行征兵制，则明年应建立兵役机构。”

12月29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成立农牧部未报中央一事的检讨，批示：“邓小平同志阅，送交李维汉同志：根据中央过去规定(248)，我党委和军队一切与西藏人民和西藏政府有关的重要问题，都须报请中央处理，不归西南处理；西藏工委和军区有些事并未遵守这一条规定。请引据规定原文给以再次指示。”西藏工委的检讨说：西藏农牧部是在西藏工委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向西南局报告、经西南局于十一月六日批准后成立的，由于疏忽，只报告了西南局而未报中央，这是欠妥的。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一九五三年全军政治工作任务的指示稿。主要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现在美帝国主义仍旧企图非法扣留中、朝战俘，继续拖延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并且还有发动新的登陆进攻，扩大朝鲜战争的充分可能。故朝鲜战争还要延续相当时间，战斗可能更加激烈。不过即使朝鲜战争继续延长和扩大，只要我们能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坚决粉碎其登陆的企图，并使三八线上面作战比过去打得更好些，则美帝国主义者从这个战争中，除了彻底暴露其战略弱点，加深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增大其兵员的伤亡和物资的损耗外，再也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并批示：“此件已阅，退周、朱、彭、高(249)阅，退萧华办。”

同日　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权五稷十二月二十六日祝贺毛泽东生日的电报，批示：“此件亦应复函致谢。来往函电，一律不得发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高岗、彭德怀、邓小平、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陈伯达、胡乔木出席。

12月30日　为转发中共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党组十二月二十五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县委一级和各级妇委及妇联党组等的批语，指出：“全国妇联党组在其关于当前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各项意见(250)，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应予批准，并在全国农村中予以施行。除在党刊上发表外，还应印成小册子发到农村中去。”

12月31日　就苏联向中国移交中国长春铁路一事，致电斯大林。电文如下：“在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期间，苏联方面对于中国人民铁路建设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此兄弟般的友谊援助将永志不忘。兹值苏联政府根据一九五〇年的协定和一九五二年的公告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及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苏联和中国伟大友谊的日益发展和巩固。”本日下午一时，负责办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事宜的中苏联合委员会在哈尔滨举行该委员会会议终结纪录的签署仪式。中国长春铁路的中苏共管于本日北京时间十八时结束。此前，毛泽东为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纪念塔题写塔名。

12月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管理干部的方法和建立财经工作部的决定草案，加写一段话：“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对政府、对财经工作、对工业建设的领导责任是：（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制定党的决议、指示，或对各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及党组的建议予以审查批准；各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并于不抵触中央决议、指示和法令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决议或指示，保证中央和上级所给任务的完成。（二）检查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

————————————————————

(1) 指毛泽东1951年12月31日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的电报的批语。

(2)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 张奚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1952年11月又任教育部部长。彭泽民，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4) 这个电报及我方对案，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5) 指中共财政部党组1952年1月2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即财政部党组1952年第4号报告。

(6) 指薄一波1952年1月3日为报送中共财政部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给毛泽东的信。

(7) 刘格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9) 刘景范，当时任中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秘书长。

(10) 陈、薄、李，指陈云、薄一波、李富春。

(11) 通化，今属吉林省。

(12) 指指示的第一条，其中规定：凡有阻碍“三反”斗争或不服从当地党委领导者，由当地党委负责处理，并向中央作报告。

(13)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4)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 钟壮湘，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7)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 李富春报告中提出的6条是：（一）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二）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三）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四）贪污在5000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五）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位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六）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

(19) 贝鲁特，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主席、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哥特瓦尔德，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

(20) 杨耕田，当时任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察哈尔省军区政治委员。

(21) 潘自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22) 王鹤寿，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吕东、安志文，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

(23) 王芸生，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公报》总编辑。

(24)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 刘道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舜初，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二副司令员。

(26) 习仲勋在1952年2月13日电报里，建议中央推迟召开原拟于2月16日召开的公审贪污犯（包括若干情节严重的中小贪污犯）大会。

(27)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得到毛岳乔父亲在经济上的帮助。毛岳乔去世时，毛泽东曾寄去300万元（旧人民币）。

(28)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0)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1)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3) 南汉宸、胡景沄，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副行长。

(34)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5) 请示报告的第二项提出，建议我国政府成立非常防疫委员会领导处理有关防疫事宜。

(36)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2月23日关于西安《群众日报》发生右倾错误给西北局宣传部的指示。指示对《群众日报》2月5日刊载的西安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报道等材料，提出了批评，认为报道和言论违背了中央历次指示的方针，表现了严重的右倾思想：主张“五反”运动不是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一次阶级斗争，而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事情；主张这场斗争所依靠的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资产阶级自己；主张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不属于工人阶级，而属于资产阶级；主张进行这一斗争的方针不是发动群众，而是由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

(37)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8) 1952年2月18日6时，在巨济岛上美国第62号俘虏营中，美方人员把中方被俘人员五千余人包围起来，进行所谓“个别讯问”，强迫实行“甄别”，遭到中方被俘人员的拒绝，双方发生冲突，美军开枪射击，中方被俘人员死亡75人，受伤139人。美军死1名，伤二十余名。对巨济岛事件，新华社23日播发消息，《人民日报》24日进行了报道。

(39) 指各中共中央局、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

(40) 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41) 高岗在这个电报里，转述了凯丰对反映“三反”的纪录片拟出现某些领导人的镜头有意见，要求向毛泽东反映，并说他有意见向主席提出，这是应该的。

(42) 凯丰，即何克全，当时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43)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2月19日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的摄制提纲（草案）。

(44) 陈云1952年2月底至3月初在东北视察工作。陈伯达1952年2月受中央委派在东北了解“五反”斗争情况。

(45)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4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47)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2年2月29日对川西区党委关于“五反”中资本家不法行为临时计算办法的批示。批示认为：暴利的提法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它不好计算，掌握不紧就容易形成以算剥削账的办法去算暴利，造成混乱，从政治上说也不够策略。暴利应列入盗窃国家财产或因此而使国家受到的损失为好。

(48) 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3月1日给中央并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拟于3月10日以前召开一次包括中南局、湖北省、武汉市和中南军区4个系统公审大贪污分子大会，打算对7至9名大贪污分子分别给以死刑、死刑缓刑、徒刑、徒刑缓刑、释放等处理，借以推动目前正在紧张进行的“打虎”运动。

(49) 高岗在这个电报里请示：是否以毛泽东名义对参加鞍钢设计与改建的苏联冶金设计院院长给予奖励，或者致电感谢斯大林。

(50) 这个报告的第2条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三反”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

(51) 松江省于1954年撤销，所辖地区划归黑龙江省。

(52) 中共北京市委的这个文件共有9条。毛泽东审阅时在第9条“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两项违法所得，一般只补退1951年的，1951年以前的免予补退。但拒不坦白及情节特别严重者，得酌情令其补退一年半或二年，二年半或三年”之后，加写一段话：“其他各项违法行为所得一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算起。惟隐匿侵吞敌伪财产应自日本投降之日算起。其中隐匿侵吞敌伪财产的数量不大，并对国家无严重危害作用者，可以不予追究。”

(53) 1952年3月4日晚上，周恩来召集聂荣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议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并指示聂荣臻分别向苏联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部顾问阿萨杜良介绍会议情况，并同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和请苏联再派一个全天候的喷气式驱逐机师来东北加强防空力量等问题。

(54) 正式发文件时，标题改为《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增加了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内容。

(55)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56) 指中南军政委员会于1952年3月召集的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联席会议。

(57) 施复亮，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劳动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

(58) 五毒，指“五反”运动所反对的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5种违法行为。

(59)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60)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61) 当时根据前方所报病情诊断为肿瘤，后确诊为良性脂肪瘤。

(62) 陈、宋、甘，指陈赓、宋时轮、甘泗淇。

(63) “星四聚餐会”，是重庆一些资本家的秘密结社，它进行了一系列严重违法的活动，在“五反”运动中被揭发和取缔。

(64) 条例正式通过时，将毛泽东删去的“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恢复并修改为“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

(65) 衡阳铁路管理局局长郭维城、管理局政治部主任刘慎之1952年3月20日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铁道部的报告中，汇报了衡阳铁路管理局在“三反”中清查走私武器、黄金、白银、毒品等情况。报告说：衡阳铁路南邻香港、澳门、海防3个大港口，中连云贵烟土产区，北接长江及各主要铁路干线，通渝、汉、沪、京、津各大埠，解放前走私极为猖獗，解放后并未显著敛迹。走私为害之大，不仅在经济方面，同时亦是政治破坏、军事破坏，更严重的是毒害人民的生命。报告建议中央早下决心，乘“三反”、“五反”之威，内部外部一网打尽，订出有关走私案犯具体处理办法，以便遵行。

(66) 指新华社1952年3月29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70号刊载的3条消息：《上海五反第一战役即将结束》、《天津几个大工业资本家已被保护过关》、《天津召开市协商委员会安定资本家的心》。

(67) 指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

(68) 指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

(69) 冯定，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他写的这篇文章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原载1952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学习》杂志1952年第4期转载时，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

(70) 司伦是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达赖下面的最高行政官职。这里的两司伦，指代理司伦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代理司伦称司曹。

(71) 即拉萨骚乱事件，指1952年三、四月发生在拉萨的“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人民会议”是一个由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支持和操纵，于1951年11月下旬组织起来的非法组织。他们在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等的支持下，起草“请愿书”，反对改编藏军，提出人民解放军“迅速撤出”西藏，破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并组织反动武装“解放大队”。1952年3月11日，他们组织武装包围中共西藏工委驻地，向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提出“请愿”。4月1日，开枪袭击曾任西藏地方政府派到北京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4月17日，两司曹私自将驻防日喀则的藏军炮兵代本调入拉萨，以策应骚动。原驻拉萨的藏军占据拉萨周围的制高点，“解放大队”暗藏武器进行活动，流氓喇嘛滋事寻衅。他们还密令各宗截断人民解放军粮食运输，以待机攻击驻藏人民解放军。中共西藏工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对达赖喇嘛采取支持和爱护的态度，对所谓“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的幕后策划者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予以彻底揭露，对于受蒙蔽参加所谓“人民会议”的一般成员不予追究，争取、团结、教育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多数官员。4月27日，达赖喇嘛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代理司伦职务。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分别发布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72) 《三千多种商品牌价为什么能够降低？》一文说：最近全国各地国营贸易部门和合作社陆续降低了大批商品零售的牌价。这些商品牌价降低的幅度，由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平均约在百分之八左右。这是全国人民反贪污、反盗窃运动的重要的直接的收获之一，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薪劳动者和农民，直接享受了相当程度的现实的物质福利。《人民日报》于1952年4月15日将这篇文章作为社论转载，题目改为《降低商品牌价的重大意义》。

(73) 周震鳞，1903年同黄兴组织华兴会，曾任中国同盟会湘支部长，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斗争，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随程潜在湖南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

(74) 曹彦昆，当时在四川荣县任职。

(75) 曹彦昆在信中说，《清明上河图》是我的先辈遗留下来的，已有五世了，一贯是顽固的珍藏起来。现在英明的毛主席领导着我们，并且我已受过了一段时间的革命教育，明确了这些东西不应该再顽固的保守下去，因为这是国粹，应该交给国家保管。信中还简要介绍了该画流落民间的历史。

(76) 傅连暲，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长。

(77) 中共中央对西藏工委1952年4月8日电的复电，因情况变化没有发出。

(78) 中共西藏工委给中央并西南局的这个电报，提出了处理拉萨骚乱事件的具体部署。

(79) 指鲁康娃和洛桑扎西。

(80) 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

(81) 噶厦，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最高行政机构。

(82) 噶伦，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中司伦之下的行政官职。

(83) 指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这三大寺是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主要寺庙。

(84)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第二副司令员罗舜初报送的去苏联谈判的几个问题。

(85) 中共西藏工委的这个电报中说：根据西藏的情况，决定对所谓“人民会议”的处理采取扶持爱国主义者进步势力，争取团结中间势力（包括稳定动摇分子），完全孤立反动分子的方针，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只坚决打击两反动司曹，把他们打下政治舞台。对其他分裂主义的头子，如索康等，暂采取麻痹态度。对所谓“人民代表”，则采取宽大的方法，彻底清算其亲帝分裂主义、举行武装叛乱、反对和平协议、反对汉藏团结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并要向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履行登记手续，写悔过书，悔过自新，免予惩办。公开出面代表及个别重要头子，如卸职机巧堪布等，则交政府看管，或是分别处理，随传随到，以便追寻帝特线索和反动组织的内幕，作为一件重要反动案件来处理。对被迫受骗参加的人员，一律宣布不予追究。

(86) 平措旺杰，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昌都分工委副书记、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

(87) 中共西藏工委这个电报中说：今日下午，藏政官员共20人到我处，替两司曹讲情，几次要求免予撤销两司曹职务。我们则加以耐心说服，进一步揭露两司曹的罪恶，说明这是政治路线的斗争，不是个人恩怨的斗争。特别强调从拥护达赖执政、西藏人民利益、汉藏团结和保证执行协议等立场出发，请他们同意中央方面提出的意见，要达赖下令撤职。

(88) 张东荪，原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燕京大学教授。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决定开除其盟籍。

(89) 周炳琳，当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90)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文内标有着重号的文字是毛泽东加写的。

(91)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92) 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2年4月17日发出通知说：新华社上海15日电关于“上海五反运动第二战役”的报道，用了许多军事术语。在关于“五反”运动的公开消息中，用许多军事术语是不妥当的。今后在公开消息、文章、广播中，关于“五反”运动，不要用军事术语。

(93)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94)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95) 指李克农在1952年4月27日晨1时的电报中提出的可否考虑趁机将战俘问题、机场问题、中立国问题一起提出来，一并讨论和解决。

(96)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97)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98)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99)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00)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01)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02) 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103) 苏进、邱创成，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104)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05) 1952年5月7日下午，为了反抗美军对战俘的迫害，巨济岛上美军76号战俘营的中方被俘人员扣留了美方战俘营负责人杜德准将，并向美方提出四项要求。经美方新任战俘营负责人柯尔生准将复信表示接受后，5月10日杜德离开战俘营。

(106) 萨镇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代理国务总理、海军总长。1952年4月10日去世。去世前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

(107)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08) 1952年5月20日美方在釜山战俘营中，屠杀中方被俘人员，伤亡达86名。5月21日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大会上，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奉命就这又一次的血腥事件，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

(109) 班禅额尔德尼这时正在从青海回西藏途中。

(110)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11) 哈利逊，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

(112) 潘汉年，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1950年3月至1952年2月曾任上海市政府党组书记，1952年10月再任这一职务。

(113) 马光斗，当时任北京市劳动局副局长。

(114) 陈毅1952年6月8日关于谭震林等任职和军队整编转业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表示拥护毛泽东和中央确定的边打边建边稳的方针及各项工作部署，但认为军队整编问题还抓得不够紧，建议中央在“三反”、“五反”以后进行号召和督促，并提出在整编中要防止大批裁员，而以转业给饭吃走向生产为宜。

(115) 饶，指饶漱石。

(116) 方毅，当时任中共上海市政府党组书记、上海市第二副市长。

(117) 刘长胜，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总工会主席。

(118) 钟民，当时任中共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市总工会第一副主席。

(119)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0) 克拉克，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121) 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曾与毛泽东等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央委员，1928年后脱党。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劳保部部长。

(122) 谭、赵，指谭政、赵尔陆。

(123) 马文瑞，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24)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5) 李克农1952年6月18日来电中说，17日对方再次走出会场，建议采取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方针，一方面坚决反对他们的拖，但另一方面又充分表示我们完全不怕拖。

(126) 这个电报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7) 中共中央1952年6月20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的电报说：“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机构。为此，我们研究了前年中国党的组织工作参观团在苏联参观后有关联共组织工作经验的报告，但我们对于联共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中央有关这三个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其他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

(128) 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29) 高锦纯，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省政协副主席。饶正锡，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组织部部长。

(13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1)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2) 彭德怀报告中的第二个意见是：维持1951年12月10日中央和军委批准的关于公安部队隶属关系的决定中所确定的双重领导关系，但须明确以军区的领导为主。

(133) 指1952年7月2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

(134) 指刘伯承。

(135) 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其父邹春培是毛泽东的私塾老师。

(136) 指毛泽连的母亲。

(13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8) 指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代表团1952年7月13日提出的遣俘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

(139) 吴晗1949年1月3日曾向毛泽东提出入党请求，同年1月14日毛泽东给他回信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请恩来同志面告。”

(14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于1952年7月27日发出。

(141) 指扎门乌德。

(142)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苏联，17日抵达莫斯科。

(143) 彭德怀的意见是：“进攻上下大陈岛屿，美海空军亦可能参加，为慎重计，须待朝鲜停战实现后举行为宜，请主席考虑批示。”

(144) 7项建议是：1．连卫生员应增加到5名；2．军、师、团均建立防疫组织；3．医院、医疗队装备救护车；4．扩大志愿军卫生部的编制；5．师以下各级卫生机关直接归同级军政首长领导；6．师休养所编制应与军的医疗所（队）相等；7．派毒气专家及化学部队到前方担任防治工作。

(145)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46)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47) 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148) 张难先，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49) 黑水，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内，红军长征时曾经过这里。

(150) 周恩来1952年8月15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

(151) 陈刘谭，指陈毅、刘伯承、谭震林。贺邓，指贺龙、邓小平。

(152) 张令彬，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

(153) 贾拓夫，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54) 吴溉之，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155) 烟潍铁路，即山东烟台至潍县的铁路。

(156) 铁道部提出的第一方案是，从潍县经昌邑、掖县、黄县、蓬莱、烟台至威海卫。第四方案是，从潍县或蓝村经莱阳至烟台，从龙口经烟台至威海卫。

(157) 锡兰，今斯里兰卡。

(158) 蒋光鼐，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纺织工业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159) 李初梨，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160) 甘野陶，当时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161) 廖承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

(162) 章蕴，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上海市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华东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兼上海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1952年7月又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秘书长。

(163) 胡耀邦，1952年7月被免去川北区党委第一书记、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同年9月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扬文、区棠亮、杨述，当时分别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国际联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52年9月又均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64) 彭，指彭德怀。

(165) 报告共提出5项建议：（一）竞赛要建筑在各级领导重视及平时训练工作的基础上。（二）部队体育运动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有制度的。（三）为达到普及与提高的目的，总政治部暨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及其他重要单位，必须成立专业体育工作队或体育训练班。（四）文化艺术工作仍应继续贯彻“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针。（五）今后像这样的运动会，建议全军或以大军区为单位，坚持每年开一次，使之成为一种制度。

(166) 龚子荣，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王甫，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处长。

(167) 指中国外交部部长和苏联外交部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正式换文的时间为1952年9月15日。

(168) 指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于1952年9月15日宣布，中国长春铁路应于1952年12月31日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完毕。

(169) 朱其陛，毛泽东的旧友。

(170) 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育长、副教育长兼学术研究部部长、政治部主任。

(171) 指黄炎培1952年9月7日准备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

(172) 周恩来的电报说，同意苏蒙两国提出的中苏蒙三国对修中蒙间铁路协定草案。协定草案的中心问题有四：（一）双方（中国为一方，苏、蒙为一方）对修铁路至中蒙边境；（二）双方均按1524公厘宽轨修筑；（三）今年开始勘察设计，1953年动工，1955年内完成；（四）该路由内燃机车牵引，具备每昼夜对开12次列车的能力，将来经协议提高到每昼夜对开24次列车。关于协定公布时间，我们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待铁路修成后再行公布。

(173) 指新华社《内部参考》写的新闻提要。这种提要文字简短，一目了然，便于事务繁忙的领导干部用较少的时间了解较多的情况。

(174) 姚仲明，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

(175) 指周恩来关于1952年9月12日同斯大林谈话情况的报告。

(176) 中长路的公告，即《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归其所有。有关苏军延期撤出旅顺的换文，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换文说，双方外交部部长同意将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条中规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的期限予以延长，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和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和约获致缔结时为止。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发表《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公报确定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

(177) 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

(178) 爱晚亭，建于清乾隆六十七年，1952年重新修复。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常同蔡和森、罗学瓒等同学来这里学习和锻炼身体。

(179) 复电表示，因我国各业各工厂生产繁忙，来人多安排有困难，以少派为宜。

(180) 锡兰（今斯里兰卡）贸易代表团1952年9月22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两点希望：（一）中国政府将来派代表团去锡兰；（二）代表团这次能会见毛泽东。

(181) 王观澜，当时任农业部副部长。

(182) 陶希晋，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政治法律委员会秘书长。

(183) 余心清，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兼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184) 黄炎培在信中谈到，上海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由于1952年1月至5月没有生意，1952年的所得税照1951年税额在1月底应先缴三分之一感到有困难。信中还谈到上海工商界的一些消极心理，认为要扭转这种心理，需从税收和劳资两点上入手。随信附送了毛泽东9月10日同他谈中小工商业问题的谈话记录，请毛泽东审阅。

(185) 指毛泽东1952年9月10日同黄炎培的谈话。

(186)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7) 对方建议指哈利逊1952年9月28日提出的3种附加遣俘方案：一、一俟停战协定生效，各方收容下的一切战俘应有权获得释放与遣返。二、一俟停战协定生效，所有愿望遣返的战俘将予迅速交换，所有反对遣返的战俘将分成小批送至非军事区。三、一俟停战协定生效，所有愿望遣返的战俘将予迅速交换，将分为适当大小的各批，送至非军事区内相互同意的地点，并在此地被解除双方的军事控制。南日在发言中指出对方新提出的方案换汤不换药，并重申我方立场。同意对方建议休会10日。

(188)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由宋庆龄、郭沫若等11位人士发起，1952年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亚洲、澳洲及美洲太平洋沿岸的37个国家的代表，共378人。会议就日本问题、朝鲜问题、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民族独立问题、保卫妇女及儿童福利的问题、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问题、关于中东及近东和平运动的情况的报告等，进行了讨论，通过并发表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和各项决议。

(189) 泽荣，即毛泽荣。

(190) 韦国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副司令员。

(191) 刘少奇在1952年10月3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建议对毛泽东致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贺电稿作几处文字修改，其中，在“正确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前面，加上“根据个别国家的具体情况”几个字。

(192) 王剑朋曾任广州市企业管理局局长。“三反”运动中，因被揭发有贪污问题而受到监管。监管期间，王剑朋杀死了监管他的警卫人员和检举他的人。广州市人民法院决定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广州市公安局和人民检察署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经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复议，仍维持原判，立即执行。

(193) 指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蓝公武。

(194)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952年秋季发起的全线战术反击第二阶段作战。这一阶段自10月6日起至31日结束，共毙、伤、俘敌一万八千九百余人。

(19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96) 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友渔，当时任中共北京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

(197)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9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99) 李克农在1952年10月9日的请示电中说，8日对方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未等我方发言即走出会场，这是对方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因此，我们觉得应由南日同志向哈利逊提出书面抗议，驳斥其片面休会之荒谬，指明其破坏谈判之严重责任。同时，可以由南日同志在联大开会前发表一篇长篇谈话，总结一下美国侵略朝鲜、谈判经过及战俘问题，并在这篇谈话里表示一下我们有理有力的立场。

(200) 这个材料是一个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的学生暑假回家时写的，他遵陈云之嘱作了一些调查。材料反映由于接连三年农作物歉收、征粮比例过高和人多地少，造成农民生活普遍困难等情况。

(201) 政务院1950年2月规定在新解放区征收公粮的比率，为“不到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地方人民政府附加公粮不得超过正粮的百分之十五”。1952年6月，政务院《关于1952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晚解放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1952年应施行统一全额累进税制，累进税率从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三十止（一律不准再征附加税）”。

(202) 指刘少奇关于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收获和体会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

(203) 王光美，刘少奇的妻子。朱仲丽，王稼祥的妻子。

(204) 指罗元鲲托李漱清交给毛泽东的两篇文稿。一篇是罗元鲲的自传，一篇是罗写的《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

(205) 指毛泽东题写的“袁吉六先生之墓”。

(206) 黄火青，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天津市政协副主席（1952年12月任主席）。吴德，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代理市长。

(207) 高克亭，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业部部长、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卓如，当时任山东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11月任主任）。1952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财政经济委员会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208) 四里山后改名英雄山。

(209) 兰封于1954年和考城合并为兰考县。

(210) 王化云，当时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

(211) 指人民胜利渠。

(212) 潘复生，当时任中共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平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后，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政协主席。

(213) 平原省，1952年11月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

(214) 指毛泽东1952年9月2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所说的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问题。

(215) 帅孟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管理处副处长、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常委。康克清，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妇女儿童福利部部长。罗琼，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曾宪植，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亚雄，当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城市工作部部长。

(216) 中共中央于1953年4月26日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一边倒”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指示说：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像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

(217) 程砚秋，京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常委。

(218) 吴玉章，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徐特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19)  王从吾，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华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220) 吕正操，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

(221) 马良，曾任国民党军马步芳部团长。1951年在甘肃、青海、四川边界的藏族地区组织武装叛乱。1953年被捕。

(222) 这个分工条例后来形成为中共中央1953年3月10日发出的《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中规定，政府各部门将会议所讨论的或所决定的重要事项，用最简明的文字记录出来上报，可以作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一种方式。

(223) 封永顺，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军械部副部长。

(224) 这一期汇报中说：“对印度和印尼提出的解决朝鲜俘虏问题的建议，于11月24日及29日由章副部长和周总理分别答复，指出其意见和美国的‘自愿遣返’实质上一样。答复前，他们都急欲知道我方态度，答复后又力辩其建议和美国的不同，尼赫鲁并要赖嘉文大使向我表示印度政府将进一步澄清此问题。”

(225) 联合国大会1952年12月3日第399次全体会议，根据印度提案通过了关于遣返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决议。1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的复电中指出，联合国大会根据印度提案所通过的这个以战俘遣返问题为中心内容的非法决议案，是完全以美国方面一直无理坚持的、被公认为违背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公法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或“不强迫遣返原则”，亦即实质上强迫扣留战俘的“原则”为其基础的。

(226) 指对部队的人员、装备、物资等进行清点和检验，目的在于了解部队的实力和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促进行政管理和战备工作的进一步落实。

(227) 西海指，西海岸指挥部的简称，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联合指挥机构。

(228) 王尚荣，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229) 杨献珍，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教育长。陈昌浩，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

(230) 195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将陈伯达等的报告转送中央各同志、各中央局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并写了一段话：“中央最近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为各大学、各党校和各地党委训练马列主义各科师资和理论工作人才，其性质任务略如苏联1921年至1938年间的红色教授学院，而与中央党校性质的马列学院相区别。”这所学校后来没有单独设立。1953年2月10日，中央决定马列学院分设两部，以第一部专负培养马列主义师资之责，主要是培养高等学校和党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原马列学院为第二部。

(231) 1953年1月成立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232) 黄松龄，当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233)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推迟到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

(234) 指苏联。

(235) 来信向毛泽东汇报了1952年11月22日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创造了6小时9分钟炼一炉钢的平炉炼钢全国新纪录的喜讯。

(23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37) 艾森豪威尔，当时已当选美国第34届总统，1953年1月20日就任。

(238) 指张明远1952年10月28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贯彻执行农业合作化决议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报告。张明远，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

(239) 情况简报中谈到会议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的决定事项。

(240) 指傅作义作的1952年防汛工作总结报告和1952年防旱抗旱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工作报告。1952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这两个报告。

(241) 南厦路，指江西南昌至福建厦门的铁路。

(242) 韶厦路，指广东韶关至福建厦门的铁路。

(243) 后来发现，高岗报送的这个发言稿，实际上是当时国家计委贸易合作局局长刘明夫关于商业工作的一个发言提纲。

(244) 邓华在这个电报中说，他在金日成12月24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介绍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场今后作战问题的意见以及志愿军党委执行中央指示的具体措施，并提出关于反登陆作战几个问题的意见等。金日成首相与政治局同志商量后，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对朝鲜形势的看法，同意志愿军党委的具体措施，并对有关问题作出了答复。

(245) 指邓华、杨得志1952年12月17日发出的《朝鲜反登陆作战部署》和12月23日发出的《关于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西海岸作战命令》等。

(246) 南日岛，位于福建沿海。1952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9000人侵犯该岛，人民解放军守岛部队，因寡不敌众，大部牺牲，解放军增援部队因指挥不当，也遭受严重伤亡，全岛一度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247) 傅秋涛，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人民武装部部长。

(248) 指中共中央1952年4月8日给西南局、西藏工委的指示电。参考此处。

(249) 彭、高，指彭德怀、高岗。

(250) 报告中提出各项意见主要是：要解决互助合作组织中男女同工同酬问题，批评轻视妇女的封建观点；解决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的矛盾；通过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发展副业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妇女劳动模范应发挥专长，减少兼职，少参加一般性会议等，以求巩固。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吴正裕　熊华源　黄允升　刘建平

目录

1953年　六十岁
1954年　六十一岁
1955年　六十二岁
1956年　六十三岁
返回总目录

1953年　六十岁

1月1日　为转发萧向荣(1)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关于各军事部门检讨同苏联顾问关系的综合报告，写批语：“这个总结很好，发给军事系统一切有顾问的单位。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凡未送检讨报告者，应迅速送来。嗣后每年检讨二次。一九五三年应于七月间检讨一次。此件并发给政府系统各有顾问的单位以为参考。”

同日　审阅彭德怀(2)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康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定线问题的报告和西南军区同月二十九日关于康藏公路定线问题给彭德怀、邓小平(3)的报告。彭德怀的报告说：现对昌都至拉萨段定线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中央交通部、中财委、西南军区均主张采取南线，西藏军区主张采取中北线。毛泽东批示：“周(4)、邓阅，退彭办。采取南线为适宜。”二日，彭德怀致信王首道(5)：“康藏公路请照毛主席批示决取南线。”

1月2日　阅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罗瑞卿(6)关于敌人在我企业生产过程中进行破坏情况的报告，批示安子文(7)：“这十八件重大事故，应作为审查的根据之一。”

1月4日　阅曾山、姚依林(8)一月二日关于国营商业经营不善、积压商品过多、占用大批资金问题的报告，批送周恩来、朱德(9)、彭德怀、彭真、高岗(10)、邓小平、陈云、薄一波(11)、曾山：“我认为曾山、姚依林二同志在这封信上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牵涉很广，牵涉到一切商品的生产和消费，须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然后动员全党协力执行决定，才能使我们的商业工作克服目前极大的盲目性和被动状态，而走上正轨。提议在商业厅长会议后由中财委为党中央起草一个商业工作的指示或决定，并在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12)。这个指示是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草的。指示指出：“中央收到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现转发你们（原文一万八千字，现压缩为六千字）。中央认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像是不少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请你们仿照山东办法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山东文件中全部精神贯注在揭发坏人坏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唤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陈毅(13)、薄一波、习仲勋(14)、安子文、罗瑞卿、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赖若愚(15)等出席。

1月6日　下午，先后同陈正人、黄炎培(16)谈话。晚上，同陈毅谈话。

1月7日　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的训词。训词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你们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

1月8日　致信黄炎培：“昨谈违法乱纪事项的有关文件，兹附上，阅后请予掷还为荷！”随信送去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和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

1月9日　阅安子文一月七日关于检查原察哈尔省(17)农村整党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在第一批农村整党结束后，必须认真地进行总结，教育整党干部，整编整党队伍，并拟定下一批整党计划。凡没有总结或总结得不好的地方，则不准仓促草率地开始第二批整党。毛泽东批示：“同意此件所提意见，即由组织部指导各地组织部照此处理。第一批整党完毕，应有一个停顿时间（例如一个月），进行总结和布置，然后再开始第二批整党。”并批送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阅，退安子文办。

1月1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有十八位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

1月13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议题为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问题。周恩来作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说明。在李济深、章伯钧(18)、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陈叔通、马叙伦、彭泽民、乌兰夫、陈嘉庚、李章达、何香凝(19)等发言后，毛泽东作总结讲话，阐明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几点意见。关于现在办全国选举工作的根据问题，他说：根据的一个方面是《共同纲领》的规定。同时考虑的，还有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还要不要再搞一届，然后召开全国人大。三年来，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办全国选举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如果过两年再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后召开全国人大也不好办，不如索性就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这样做有什么作用的问题，他说：陈叔通委员讲，做了这个工作，可以使人民民主更加发扬。确实如此。为了发扬民主，对政权组织，特别是县、乡两级，来一次全国普选，很有必要。这对促进经济建设，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有积极作用。为了发扬民主，为了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要办选举，搞宪法。关于这样做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困难的问题，他说：困难总是会有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训练好干部，安排好工作，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是可以把选举工作搞好的。关于这样做对有些党派、阶级、团体是不是有利的问题，他说：除了那些反革命分子、不爱国的分子以外，凡是一切爱国者、能够团结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而且永远是这样。在代表名额分配的比例上，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在对一些疑问做了解释后，毛泽东强调指出：总之，中心问题还是这样一个：凡是爱国者都会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理由不同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

同日　为送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致信刘少奇(20)、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董必武、林伯渠(21)、习仲勋、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关于领导责任和领导方法问题——领导的集中或分散的问题，在山东表现得颇严重，在向明(22)这个报告(23)中算是解决了。此问题，不但在山东有，在各地也是有的，在中央也是有的。在过去的中央会议上，我曾几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向明的报告请你们一看。中央一月五日的指示附后，请少奇、子恢二同志一阅。”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福建应进行巩固海防工作、但不宜进行战争的紧急动员给华东局并福建省委的复电稿。复电稿提出：“在福建工作中，必须具有充分的敌情观念，必须估计到敌人今后对于沿海的骚扰可能更加频繁，也应该估计到敌人登陆作战的可能，因而必须克服麻痹思想，并在实际工作中做好对付敌人的各项准备，使我们立于有备无患的主动地位。”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加写：“建筑坚守海岛的坑道工事，建筑某些海岸要地的战术性野战工事及少数几处的一些坑道工事”。

1月14日　为转发中南军区党委一月十二日关于海防检查及今后建设意见的综合报告，起草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的批语：“此件对于你们有参考价值，望加研究仿行，特别是组织考察团和慰劳团甚为重要。”中南军区党委的报告说：去年十月间接到毛主席《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后，组织了三个海防检查团对海防和岛屿守备作了一次大检查，发现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守岛部队的斗志和战斗力，加强岛屿守备与海防建设，报告提出了包括组织海防战备工作检查团和海岛守备部队慰问团在内的九条措施。

同日　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一月十日关于一年来朝鲜战场上敌军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我军曾连续向敌伪军发动了四次政治攻势，以前那种火线上只见敌人传单到处飞，广播、喊话频繁，而我们活动较少的情况已经扭转过来。播音机宣传效果很好，但现有的多属小播音机。二百五十瓦的效力好，可以压倒敌人广播，最为部队欢迎。毛泽东批示：“退总政。此件很好。敌军工作必须加强。大中型播音机应多制。”同时批送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阅。

1月15日　关于新税制问题，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24)，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同日　致信高岗、邓子恢：“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四日收到的你们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去年十二月的工作情况与今年第一季度的初步工作要点的报告，我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照此进行工作。此件并已送各政治局同志阅看。”报告拟定的第一季度工作主要是：在中财委提出的五年计划轮廓基础上起草五年计划纲要的说明；协同中财委汇总一九五三年的计划；初步建立各局的工作机构，研究工作方法，并进行计划经济的学习。

1月16日　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征求意见表上填写意见：“我认为此种内部参考材料甚为有益。凡重要者，应发到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注意。各大区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种《内部参考》，收集和刊印本区本省本市的内部参考材料。”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薄一波、曾山、聂荣臻、黄克诚、张宗逊(25)、罗瑞卿、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安子文、赖若愚、邓颖超、胡耀邦(26)出席。

1月17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1月18日　晨零时三十分至六时，同刘少奇谈话。

1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薄一波、罗瑞卿、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刘澜涛(27)、胡耀邦、赖若愚、安子文、曾山出席。晚上，继续开会，讨论兵工问题。出席人增加聂荣臻、黄克诚、张宗逊、赵尔陆、黄敬、王鹤寿、杨立三(28)。

1月20日　晚上，听取刘亚楼汇报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情况。毛泽东说：加紧战斗锻炼，加紧抗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多多培养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注意保存有战斗经验部队的战斗实力和保存战斗英雄。

1月21日　阅萧向荣关于中央军委下发秘密文件的保密工作细则的请示报告，批示：“周、刘、邓阅，退萧向荣办。同意这个文件。党、政保密，同样应颁布法令，建立制度。请萧向荣同志将军委保密法令全文抄送邓小平同志研究办理。”

同日　阅周恩来一月十七日转来的李克农、甘泗淇、黄远(29)关于俘管处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管理俘虏工作甚为重要，必须加派干部和兵力，并准备对敌空降作战，一个也不能让敌人劫走。如果被劫走了这批俘虏，我们就没有本钱和敌做交换俘虏的谈判了。”并批示萧华(30)办理。

1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富春提出的关于兵工生产与建设的五年计划。毛泽东作结论时说：大体上通过这个计划。赞成彭德怀的意见，无论朝鲜战争如何，总要搞兵工生产，没有大炮，靠人海战术不行。兵工不能离开一般工业和财政。发挥积极性、挖潜力要按需要与可能，没有销路的产品如麻袋、纸烟等，虽有潜力也不要去挖。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薄一波、聂荣臻、黄克诚、张宗逊、曾山、赵尔陆、黄敬、王鹤寿、杨立三、萧向荣、陈锡联(31)出席会议。

1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财政收支概算问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出席。

1月25日　复信谭戒甫(32)：“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惠书收到，备悉教学勤恳，嘉惠后学，极为感谢！”

1月26日　晨，批复周恩来：“（一）选举法名称及内容均好，即可由小平于二十八日去作报告；（二）各项安排均妥；（三）谈话会待今日下午再定。”

同日　阅萧向荣本日关于青藏公路歇武至昌都段选线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经军委例会讨论，青藏公路已确定走南线（在昌都接线），现在的问题是，由歇武至昌都，究应走东线（歇武—玉隆—昌都），还是应走西线（歇武—玉树—昌都）。东线有原路基，工程易，用款少，通车快，但多绕三百余公里；西线为新辟线，工程难，用款多，通车延长时间，但可节省三百余公里的绕道。中央交通部根据西南交通部、西北公路局提议，同意走东线。总参作战部及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也同意，嘱送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走东线。退萧向荣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出席，高岗、邓小平、薄一波、胡乔木列席。

1月28日　阅外交部情报司抄送的一则消息，批示：“周总理：似不宜再和印度谈此事，除非印度从联合国撤回原提案(33)，方有资格再谈此事。究宜如何，请令外交部研究见告。”这则消息说，印度驻中国大使已受令探听中国政府是否愿意考虑印度提案的一项修正草案。

1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作关于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联共（布）十九大情况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高岗、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34)、薄一波、习仲勋、罗瑞卿、胡乔木、陈伯达、刘澜涛、曾山、安子文、杨尚昆、胡耀邦、赖若愚、黄克诚、张宗逊、李维汉、刘晓(35)、萧华、凯丰、贾拓夫(36)出席会议。

1月30日　阅中共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一月十四日关于湖南省桃江县在镇反复查中搞刑讯逼供问题和一月十五日关于甘肃省通渭县公安局以非法手段制造冤案问题先后给政法分党组并报中共中央的两个报告。批示：“刘、周、邓阅，送交罗瑞卿同志。像湖南桃江县公安局长高富江、甘肃通渭县公安局长苏朋这一类根本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可能还有一些，以前也有湖南邵阳某区乱杀多人、平原内黄公安局长违法乱纪等重大事件发生。请你考虑收集这些生动例证，加上一篇导言，印成一本小册子，发给各省、县公安厅长局长阅读，并于各省召开公安局长会议时当作教材，对全国所有公安局长进行一次教育，使他们具有作为一个公安局长的起码常识，以免再有这样毫无常识的人当公安局长。”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黄克诚、张宗逊、萧向荣、萧华谈话，指示由黄克诚代理彭德怀、聂荣臻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1月31日　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给后勤学院的训词。训词指出：“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出席，高岗、邓小平、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列席。毛泽东在会上说：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税收，二、劳资关系，三、商业调整，四、资金短缺。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1月　审阅修改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同前来协商日侨归国问题的日本代表团第一次正式会谈时的谈话草稿。草稿说：“我们同情日本人民今天的处境及其为争取独立、民主、和平而奋斗的努力，我们把日本人民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毛泽东将其中的“我们把日本人民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改写为：“日本人民的这种努力，已有许多事实表现。因此，我们把一切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把他们和吉田(37)政府区别起来。”

2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高岗、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胡乔木列席。毛泽东说：不能说“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只是国营的工业、运输业和批发商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方面还远未完成,国营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从个人所有制变为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2月2日　为转发新华社一月三十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十四期刊载的《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的报道，批示新华总社：“很有用处。请将此稿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阅看，作为参考。并请令知各省市新华分社仿照河北分社的办法，从各省市方面采访此类消息，刊入《内部参考》。河北省委负责同志林铁、薛迅(38)等集中地揭露了该省基层组织中发生的许多违法乱纪事件，证明中央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但大多数省市还无这样的反映，故请你们注意在各省市采访这同一主题的消息，并将其中最典型的消息通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以促起他们的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一月二十四日关于扩军工作情况给华北局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请华东、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加以注意，以利在本区扩军运动中，纠正偏向，完成任务。”报告说：全省完成扩军任务已有充分把握，但在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一些落后地区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脱节，普遍发动与个别动员脱节。在宣传中只说大道理，不联系实际，也有的乱讲，甚至错误地宣传三不归（不死不归，不残不归，不打完帝国主义不归），形成对部分军属和新兵的思想压力。

2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周恩来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稿。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会议，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列席会议。

2月3日或4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稿。在报告稿中谈到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大成就的原因这一段话中的“它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发挥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之后，加写：“是由于我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分子和海外华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形成了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2月4日　阅新华社二月二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十六期刊载的《安东县(39)干部中一件严重违法乱纪案长期未处理》一文，该文反映安东县区村干部违法乱纪、刑讯逼供造成错案。毛泽东批示胡乔木：“此件应在《人民日报》发表，请酌办。”六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起严重违法乱纪案件。

同日　阅罗瑞卿、萧华二月二日关于一九五二年十一、十二两月的综合报告，批示聂荣臻、黄克诚：“为了防御台匪空军向上海一带的可能的攻击，上海空军及防空两方面均须提高警惕，加紧整顿，准备随时可以对敌作战，确保上海一带的安全。为此请与志司、防司(40)筹商应敌计划告我为盼。”九日，审阅萧向荣六日关于加强上海防空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同意这个部署。高射炮弹药问题(41)，请周总理注意。彭、周、朱、刘、黄克诚阅，退萧向荣。”

同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陈叔通作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会务报告，郭沫若(42)作关于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经过和成就的报告(43)。

同日　晚上，同安子文、胡乔木谈话。

2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预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曾山、陈伯达、黄克诚、罗瑞卿、张宗逊、刘澜涛、杨尚昆、贾拓夫、安子文、胡乔木、赖若愚、胡耀邦出席会议。

2月6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常务委员会会务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支持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各项要求的决议（草案）》、《致中国人民志愿军电稿》。

同日　晚上，审阅修改安子文准备二月七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给发言稿加标题《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和各级机关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坚决斗争》，并在稿中加写：“我所说的上级领导机关，是指党和政府的中央一级机关、大区一级机关、省（市）一级机关、专区一级机关和县级机关，这五级机关内都有不少的官僚主义，它们只注重布置工作，不注重检查工作。有些领导机关则有强迫命令的作风，甚至包藏有违法乱纪分子。”晚十时，批示李维汉：“此件请即付印，在七日大会上散发，使出席者和列席者每人得到一份，并准备安子文同志出席讲话。修改处请饬一专人加以校对，不要错误。”七日上午九时，批示李维汉、徐冰(44)：“今天下午三时有安子文批评官僚主义的报告，请通知中央一级（党政军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部长、副部长等干部一律参加，非病不许缺席。”

2月7日　关于修改和公开发表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批示薄一波：“请在你的报告内学苏联办法将各类具体数字加进去(45)，并准备公开发表。”同日，嘱机要秘书打电话给高岗、陈伯达、胡乔木：明日中午薄一波有一个一九五三年预算报告送给你们，请认真阅改两遍，并于晚上带到会场。

同日　下午，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议。在祝贺会议的成功之后，发表三点意见。第一，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第二，要学习苏联。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第三，要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现在在不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和滋长，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常地深入下层，检查工作。如果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克服了官僚主义，下面那些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现象，也一定会得到克服的。这些毛病都去掉了，我们的国家计划建设就一定会成功，人民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发展，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一定会失败，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会议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常务委员会会务报告的决议》、《关于支持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各项要求的决议》等文件。

2月8日　晨，阅周恩来二月七日关于座谈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表等问题的来信后批示：“周总理：概算表可在今晚你们宴会(46)后约九至十时找少数人一谈，如可能也谈一下报告书(47)。下午三至五时，我已应黄炎培、陈叔通、李烛尘、盛丕华(48)四人之约谈一下公债问题，他们要求谈一下，好像很迫切。”

同日　下午，同黄炎培、陈叔通、李烛尘、盛丕华谈发行公债问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二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编成的报告（草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高岗、邓小平、薄一波、陈伯达、习仲勋、胡乔木列席。

2月9日　为转发安子文关于目前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中央批准安子文同志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关于目前整党建党情况向中央所作的报告，并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遵照执行。中央认为报告中所提各项意见和办法是正确的。”安子文的报告提出今后仍必须加强党的工作薄弱地方的建党工作。报告在讲到农村整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说，主要是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政策，在反对党员剥削行为中有“左”的偏向，组织互助合作中有急躁情绪和形式主义的偏向，在对党员的审查与处理中有畸轻畸重的现象，拟在第二批整党中注意纠正。

同日　审阅修改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二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编成的报告（草稿）》，作多处修改，主要加写两段话：（一）“这个新阶段是以过去三年恢复阶段中所获成绩为基础的。过去三年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艰苦奋斗和一致团结，使得我们解决了恢复经济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已比国家初建时的那种残破不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的经济一般已经恢复到过去最高年产量的水平，其中大多数项目则已超过了这一个水平，有些并已超过得很大。这样就给了我们以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可能，就给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一九五三年是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第一年。”（二）“个人所得税是一切财政制度上了轨道的国家都实行的，这不但是为了国家的收入，而且是为了养成国民对于国家事业的关心的一种物质的表现。”(49)并批示：“表和报告印发给明天到会各人，请他们带回去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写在便条上，于十一日带来。”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在会上就国家预算问题讲话，指出：要重点开支，以顾全大局，可缓办者缓办。这就要说服我们的同志们，一定要重点建设，平均摊派是不行的。只要把大的搞起来，天下样子就变了。预算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增加收入，但必须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之上。第二道防线是减少支出，估计有很大一部分是支不出的。这个预算还是不准确的，还是要变的，收入要变多，支出要变少，基础是巩固的，不怕。第三道防线是发票子，在万不得已时就发票子。全国完全统一，即统收统支，这是很大的进步，过去是办不到的。

2月10日　同意以毛泽东名义向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赠送锦旗。锦旗的题词是：“伟大的苏中两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的亲密团结是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可靠保障。”二十二日下午，周恩来在庆祝苏联建军三十五周年、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将锦旗赠送苏军指挥官。

2月11日　就揭露美方破坏协议、击伤朝中代表团工作人员等问题，致电丁国钰(50)并告金日成、彭德怀(51)，指出：二月九日二十一时来电和二月八日二十三时半简报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作的估计。关于处理方面，你们所提的办法是可以采取的，但在精神上，应首先揭发对方，予以打击，并争取主动。因此，在联络官会议上，你们应指出对方有意破坏协议、轰炸扫射我方代表团车辆，并击伤代表团工作人员三人，对方对这一事件至今未作任何交代，反来要求我方提供对方清楚地知道的材料，明明是有意刁难，企图寻找借口，推卸责任。对方必须立即承认事实，并作出明确的交代，其任何借口、拖延均不能卸脱或掩盖这一责任。上述精神，你们可在会议中引申事实，予以发挥。此次联络官会议可由朱然、柴成文(52)两同志出面，以便进行斗争，同时注意在新闻上予以配合。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开会。

2月12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薄一波作的《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的报告》，通过《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收支预算》。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他说：这个预算报告准备发表，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大家来讨论。过去我们有些东西不发表不好，不仅人民不知道，干部也不知道。现在我们走上轨道了，要发表。这个预算就是建筑在这样的信心上：我们现在是一边打仗、一边建设，而且是越打越有劲，越打使得建设越有劲，越建设使得打仗越有劲，不怕什么帝国主义。在谈到反官僚主义问题时说：首先就是整我们的中央机关，这一级整好了，底下就好整了。今年要切实整一下，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不管是财经、文教、政法，都要检查一次。着重整官僚主义犯得严重的部门。在谈到华侨问题时说：华侨对祖国是有帮助的。华侨的帮助，不在出多少钱、投多少资，而是整个华侨（有一千一百万华侨散布在世界各国）的绝大多数是拥护人民政府的，只有少数人是站在台湾方面。这是一个最大的帮助。再就是侨汇很大，现在超过过去很多，每年一亿五千万美金，这也是一个帮助。

2月13日　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批给胡乔木：“请与齐燕铭(53)联系，看是否有修改意见，收集起来，于明日（十四日）加以修改，送我一阅，准备于十五或十六日发表。请通知人民日报写一社论。”十四日，在胡乔木修改稿上又作修改，其中加写：“公债一方面是人民的储蓄，一方面又是人民对国家关心的一种表现，它是爱国主义的。”十八日，这个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为转发陈毅关于华东军区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意见(54)给唐亮(55)并报毛泽东、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电报，起草中央军委给陈毅并华东军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志司和军委各部门的批语：“（一）二月十一日陈毅同志给唐亮同志的电报收悉。我们同意这些意见。（二）请各大军区及军委各部门立即注意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其办法就是经常不断地派有威信的负责人员下去检查工作，对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违法乱纪的干部展开批判和斗争，最典型者予以惩处。望对此事加以讨论，并作布置。”

同日　阅安子文二月十二日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写批语：“刘、周、朱、高、小平、邓子恢、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彭真、习仲勋、罗瑞卿、胡乔木各同志阅，退安子文。政府大多数部门的主要缺点是缺乏思想和政治领导，有些部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中央将在今年对各部逐一加以检讨。请安子文同志领导政府党委抓住几个部门先作检讨。”

2月14日　为转发罗瑞卿二月十日关于在公安系统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各公安机关，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中央认为在公安系统内按照中央一月五日指示，有计划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中央批准罗瑞卿同志二月十日的报告，并将此报告转给你们，望督促公安机关按照报告所述方针和步骤妥善实施之。”报告说：镇反运动的伟大胜利，也掩盖着我们工作上和组织上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也的确出现过和存在着不少坏人坏事，存在着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在农村区乡公安人员中则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这些严重情况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并长期得不到纠正，主要原因是各级公安领导机关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放松了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工作，不深入基层，不了解情况。因此，在公安系统内开展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十分必要。

同日　审阅赖传珠、徐立清二月十日关于军队实施军衔制度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退赖、徐。刘、周、朱、高、黄克诚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彭真、邓小平、薄一波、陈伯达、安子文、胡乔木开会。

2月15日　晨，乘专列离开北京外出视察。罗瑞卿、杨尚昆、杨奇清、武竞天(56)等随行。

同日　到达河北保定。在专列上听取马国瑞(57)汇报河北省工作。随后，到达石家庄、邢台。在专列上听取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齐一丁、市长康修民汇报石家庄市工作，并为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题词“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又在专列上听取邢台县长张玉美汇报全县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和两个村的具体情况。得知东川口村在一九五二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就增产百分之十二的情况时，说：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晚饭后继续谈话，毛泽东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谈话时，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参加。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和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的通知：“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所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一年多的实施证明是正确的，应即作为正式决议，将‘草案’二字删去。只将该草案第十一条内‘并有机器条件’六字改为‘和有适当经济条件’八字(58)。此决议可即照此印行单行本。”

同日　阅薄一波二月十四日关于私营轮船公司合营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周总理：此件请予处理。可以同意一波意见；但合营是不可免的，应于再贷款一次后，加紧准备合营的条件，主要是干部。”报告说：上海及长江私营轮船公司现有船只九万吨，但大多因机构臃肿、货源缺乏、经营不善而不能维持，要求贷款合营。经中财委研究，认为这些轮船公司应该整理，但不应操之过急，假使我们号召在自愿原则下公私合营，可以肯定大多数私营轮船公司都会来的，而我们在干部和资金方面一时都准备不及，会陷于被动。因此，决定仍采取先贷款，但要派人监督其用款是否适当，过一时期后，再考虑合营。

2月16日　上午，乘专列到达郑州。开车后，同在郑州上车的潘复生(59)、王化云谈话，并向王化云了解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的使用年限等问题。强调修水库的同时应注意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的问题，“要修水库，不要修泥库”。

同日　中午，到达许昌。开车后，同在许昌上车的纪登奎(60)谈话。在得知纪登奎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时说：文化高低不在上过大学还是小学，你们知道谭震林、李先念、谭政(61)几个同志吗？他们有的是上过小学，有的没有念过书，现在都很好，主要是靠自己努力学习。像王化云同志，他就钻进去了，就是一个榜样嘛！毛泽东还谈起一九一八年八月第一次从长沙到北京途中的情况，说：我送勤工俭学学生乘火车去北京，路坏了，在许昌候车三天。到了郑州，黄河正在涨水。那时候还是北洋军阀统治。现在革命成功了，都归我们管了，事情好办了。比如黄河，过去不归我们管，治黄问题不能解决，现在黄河回到了人民手里，人民就有权利医治它。

同日　下午，到达驻马店。晚上，到达汉口。

2月17日　上午，听取中共孝感地委书记王良等关于土改后农村状况的汇报，了解农民的情绪和集市上蔬菜、猪肉的行情，下一步人民政府应做的工作和对中央、省委有什么意见。谈话中毛泽东讲到过渡时期问题，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他扳着指头解释说：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六步六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了。请你们把这话传达给县委书记和县长。

同日　上午，乘船沿长江支流汉水上行，察看汉水两岸。船到汉阳高公街附近靠岸，登岸上龟山游览。

同日　晚上，同李雪峰(62)、李先念、刘子厚、王任重(63)谈社会主义问题，并了解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情况。毛泽东说：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私人工商业如何转变？资本家转变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就要给饭吃。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在谈到农村情况时指出：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2月18日　上午，乘船游览武昌东湖。午饭后，游览蛇山，察看即将建设的武汉长江大桥桥址线，参观张公祠、黄鹤楼。在蛇山上眺望武汉三镇，说：蛇山很美，与龟山隔江相望，更有诗意。

同日　晚上，听取中共武汉市委分管工业的负责人和武昌区委书记汇报手工业问题，并了解码头工人情况。

2月19日　上午八时，听取汉口一个街道工作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要把经济核算的原则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国营商业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要关心工人就业问题。在不赔钱的前提下，应当加工、订货、收购。

同日　上午十时，约李雪峰、李先念、刘子厚、赵毅敏(64)、王任重谈话。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文盲这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不能用对待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在谈到民族形式问题时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座房子，像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民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子比小平房好。在谈到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时指出：对人要和气，说话要和气。你们有的人，为什么不和气呢？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边，你们要敢顶、敢抗。对于上边来的错误的东西，要筑坝，要消毒，对于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执行。

同日　上午十一时半，乘海军“长江”舰，由“洛阳”舰护航，离开武汉前往南京。在同官兵交谈时说：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要争气，要认真对付。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过去我们只有陆军和炮兵，现在我们有坦克了，还有空军，有海军，我们的国防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现在我们的海军还不够强大，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干。

同日　下午，在舰上同林一山(65)谈长江的治理与开发问题。在谈话中，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并了解从白龙江、西汉水、汉水、丹江引水的可能性以及相关的问题，指示林一山对汉水引水方案作进一步的研究，并组织人查勘。在晚餐席上说：我在北京很忙乱，出来后空气新鲜，心情愉快，能自由谈问题，自由地了解情况。

同日　下午六时，到达黄石港。上岸前往华中钢铁公司视察轧钢厂、化验室、锻造车间和炼铁厂。临别时，对陪同的黄石市负责人说，希望你们把这个厂办大办好。

2月20日　晨，乘“长江”舰到达江西九江。听取杨尚奎、史辛铭(66)关于江西省和九江地区情况的汇报。

同日　中午，换乘“洛阳”舰，由“长江”舰护航。在向“洛阳”舰副政治委员了解干部战士政治思想和学习情况时说，要首先注意政治教育，提高同志们的政治热情。我们一定要把我国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在了解官兵中工农成分与知识分子的比例时说：应该好好团结。今后就更好了，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的界限，慢慢地就消失了。过去在陆地上，我们爱山、爱土；现在你们是海军，就应该爱舰、爱岛、爱海洋。

同日　下午，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有关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并对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力量系统地整理了长江历年的水文资料给予赞扬。他一面听汇报，一面看《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上计划修建的干支流的一系列梯级水库，问道：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在得知“抵不上”后，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同日　下午，视察九江市区。在视察中说：九江交通便利，既是赣北门户，又是七省通衢，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今后发展来看，九江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它临近长江，又和几省毗邻，加上地处庐山脚下，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听取史辛铭介绍九江工农业生产情况后说：共产党从接管国民党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把眼睛盯住生产建设，不遗余力地抓好这一个中心工作。要让历史证明，我们不仅能够领导好革命战争，而且也一定能够领导好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从全国范围来看，三年多来，由于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各项工作有很大的起色，国民经济也得到了很快的恢复。今后，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克服困难，把注意力转移到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上来，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而努力工作。

同日　下午四时，离开九江。在舰上同史辛铭谈话，毛泽东问：大规模的建设正在开展，工业战线急需干部，如果从地方上抽调一批骨干加强工业建设，对地方工作是否会有影响？史答：有些影响，但不会很大。毛泽东说：今年，是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各级领导，一定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熟悉经济工作。同时，还要下决心抽调大批干部到经济战线，加强经济战线的领导力量。这次我到几个省走一走，就是想听听下面的意见，有助于中央做出正确的决策。为了取得国家建设的新胜利，要在指导思想、工作方式、组织领导等方面来一个转变。战争年代，我们一切为了前方的胜利，各项工作都围绕武装斗争进行，包括抽调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现在，我们搞工业建设，也必须坚决地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安排到工业战线上去，把他们培养成工业建设的骨干。在了解农村春耕情况后说：全国二十多个省市，除个别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免去了向地主交纳苛重的地租，必然会激发生产热情。我们要因势利导，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民多打粮食。你们要统筹考虑，帮助困难户搞好备耕，这种做法要坚持下去。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土改，是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考虑的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后，我们共产党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也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的。

同日　晚上，到达安庆。

2月21日　上午，在“洛阳”舰上同官兵合影。随后，返回“长江”舰，同该舰官兵合影。毛泽东为“长江”舰、“洛阳”舰分别题词，一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一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同日　上午十一时，在“长江”舰上同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市委书记赵瑾山谈话。在了解陈独秀老家的情况后说：陈独秀早期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九三七年陈独秀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但陈独秀拒绝了。当谈到土地改革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情况时，毛泽东说：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他还了解淮河水位究竟比长江水位高多少的情况，说：黄河下游一带有个水源不足的问题，应该引丹江入黄河，就是说把汉江一个支流的水调到黄河去。

同日　晚上，到达芜湖。在舰上同中共芜湖地委书记张世荣、市委书记姚克谈话。

2月22日　晨，到达南京。到达南京前，向林一山交代说，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摸个底，你也不需要向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讲，但南水北调的工作要抓紧。抵达南京后，在同林一山分别时说，我算是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学习了水利，谢谢你！

同日　下午，游览玄武湖。在玄武湖梁州草坪接见江苏省的厅局级干部和在南京出席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

2月23日　下午，谒中山陵，向孙中山座像献花篮。随后，参观紫金山天文台。在得知该台台长张钰哲发现过一颗小行星(67)时，说：中国古代就有许多数学家、天文学家，现在更有条件多出天文学家了。离开天文台，参观了当年太平天国革命军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天堡城遗址，说：当年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过“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用以论金陵形势。“龙蟠虎踞”就是指紫金山像条龙蜿蜒而来，南京城像老虎似的蹲着。天堡城地势险要，是保卫南京的前哨阵地，当年太平天国军队与曾国藩部队展开血战，坚持了两年多，真不简单。如果当年洪秀全能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情况就会好得多了。在西柏坡时，我就提出来，要大家看《闯王进京》，看来今后还要看。太平天国的革命历史也要建个博物馆(68)，这是极有意义的。

同日　晚上，再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名(69)。批示柯庆施(70)：“提议《新华日报》换一个报头，原报头写得太坏。”

同日　晚上，召集谭震林、柯庆施、江渭清、管文蔚、沙克(71)座谈，就党内与党外、国家与地方、政治与经济等问题交换意见。

2月24日　下午，由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王宏坤、陶勇(72)等陪同，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并观看鱼雷快艇的表演。在听取汇报时说：我们国家穷，钢铁少，海防线很长，帝国主义就是欺负我们没有海军。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在得知舰上官兵基本上都掌握了所在岗位的技术时说：要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嘛。没有文化的学文化，没有技术的学技术，技术也是可以学会的。我们建设人民海军，就是要靠政治思想好又有技术的人。在了解到军舰所需的技术装备还不能自给，有人认为技术装备复杂需要不走样地向外国学习时，说：我们可以自己制造嘛，光靠人家是不行的，海军的建设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是不要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海军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但是不能强调海军特殊。我军的好传统不能丢！在谈到海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时说：海上也有群众，渔民就是群众。要依靠渔民，不要脱离群众。要到渔民中去，和渔民打成一片，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在谈到作战原则时说：事物不是静止的，战争也是在发展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机械搬用，需要因时因地灵活处置。最后，分别为“南昌”舰、“黄河”舰和“广州”舰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南京北返。在专列上，听取中共苏州市委书记刘中、市长李芸华关于苏州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苏州的文化水平很高。苏州历史上出过许多状元哪！在谈到街道工作时，对李芸华说：现在街道当中各种人都有，那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啊！要做些调查研究，把有才能的人都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才能，为经济建设服务。你这个市长不好当啊！特别是苏州这个地方，搞好街道工作非常重要。武汉的街道工作做得不错。街道是宣传与执行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不是有一部分人的生活很困难吗？对他们要救济，组织他们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还有社会治安、爱国卫生运动、调解群众之间的关系等等工作，街道都要去做。在谈到筹集建设资金时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要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不是需要资金吗？要筹集资金，把闲散的资金都吸收起来。

在南京期间，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多次谈话。主要内容如下：一、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问题。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对县长以上干部讲清楚这个问题，最好的说法是用扳手指头的办法，一、二、三、四、五，五年计划，要三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因素一年年增加上去，社会主义就来了。过渡的时间，多说几年没有坏处，如十五年到二十年可说二十几年。这是性急不得的。私营工业要搞公私合营，一年搞一点，几年后资本家的问题就可解决了。要与五年计划的过程相结合。听说上海有的资本家在公私合营后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无公可办，这样不好，应该以我们为主，使他们有事可做。这样的方式，就可取得人家的信任，觉得合营以后也有好处。在建设过程中，国营工业即社会主义工业，经过三年来的工作，已有办法；农业经过多少年的工作也有基础；大的私营企业经过“五反”后摸到底了。另外有三个方面的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就是税收，手工业和小工厂，商业和市场情况。二、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地方干部，领导老百姓搞生产，生产中有困难给贷款，又兴修水利，家庭不和还有婚姻法，可是有些地方老百姓还反对他们，就是因为地方党委没有发挥政治领导作用。部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地方干部是否也可以订几条纪律和几大注意。关于党政关系，所谓党政不分的意思，就是党要统一领导，方针政策要统一；所谓党政分开，就是说具体业务由各业务部门去搞。领导要抓三条：第一条调查，把情况搞清楚。第二条指导，包括方针政策、任务、部署在内。第三条检查，检查要直接和下级干部见面，了解情况一起商量，他们觉得有困难，要提出解决办法帮助他们。指导和检查，要实事求是。不调查要犯主观主义，不指导不检查要犯官僚主义。做一件事情首先要试办，不要忙于决定，要搞典型，研究典型，要研究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只靠好的，不能发现问题。领导人不要弄得人家感到不可测。我们要让人家了解，想得正确的让人家知道，想得不正确的也让人家知道。正确的大家去贯彻，不正确的大家可以提意见，上下一致就通气了。总之，领导人不要使大家感到莫测高深。上面的东西要经过你们过滤，筑坝。好的东西滤出来，臭水滤出去，在中央计划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调查、指导、检查，从实际出发。过滤和从实际出发，我从井冈山起就是这样说的。有了任务，要在省委会上讨论。筑坝，首先是省委把住不对的那一股臭水，不要让它放下去，地委、县委对上级的指示和任务也要研究讨论。税收、贸易都要强调这个问题。党委讨论时如何分辨对与不对？要调查，问问自己站稳脚跟没有。干部学习，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星期学习两个半天的制度。现在下边年轻的干部都进步了，你们不学习，就领导不了。先把国文学好，再把算术学好。教育很重要，不教育，就不能应付新的局面。三、财政经济和税收问题。党委对合作社、银行、贸易、税收要管，过去没有管，现在要管了。税收任务，公营的占百分之六十，私营的占百分之三十，农民占百分之十。现在征税中有不实事求是的，引起资本家叫唤，例如收所得税收得多了，这样收税要不得。查田定产，五年计划完成。查田定产不吸收农民参加是不行的，等级要分得多。税收要民主评议，不要变成强迫摊派。资本家应交的税要交，不应当要的我们不要，不要把人家搞光了。中央规定任务的数字是控制数字，经过几个月后再看一看，有的可能超过，有的完不成要研究。税收一定要按率计征。要加强对大批税务人员的教育。资产阶级现在还是要，要使他们能够存在。属于资本家所应得的，不管资本家如何花掉，都不能干涉。要整顿国营贸易工作，主要整三方面，第一是积压多，第二是管理费用大，第三是资金周转慢。最后，毛泽东说：现在办好三件事，天下就不会大乱。第一，征收农业税时确切减税；第二，有灾一定要救；第三，干部年年加薪。

2月25日　乘专列到达徐州。听取中共徐州市委书记华诚一、副书记柳林关于徐州工作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工商业税要按照资本家的情况，实行多等多级。

同日　复信李烛尘：“惠书说改善建筑方法一事，收到读悉，深为感谢，并已转有关各部门注意。”

2月26日　到达天津。听取中共天津市委负责人汇报。视察天津机械厂，鼓励工人和干部当好主人，学会管理城市。晚七时，回到北京。

2月下旬　整理从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外出视察期间收集到的意见，拟题为《我在此次旅行中所收集到的意见（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二十六日）》。全文如下：“关于劳保条例，谭震林反映：有几条行不通，此种重大法令希望先征求地方意见。关于流通税，谭震林同志认为行不通，天津市委认为行得通。关于营业税，天津同志反映，认为中财部最近的一个补充指示是行不通的，他们压着未行，正请示中。关于今年预算收入，管文蔚同志认为从一九五三年国民收入六百多万亿元中要收二三三万亿元的税和利润，恐怕是不可能的。在我说明今年经济情况会比去年好些，因此预算可能完成之后，谭震林同志说：国营可能超过些，私营可能减少些，二者相抵可能完成。我说：今年预算不外三种可能：（一）可能超过；（二）可能完成；（三）可能完不成。我们应当争取完成甚至超过；但对工商各税，应依据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征多少税的原则去做，而不应做杀鸡取卵的事。‘不偏肥偏瘦，要多级多等’不只是一句话，而是要照着做（有许多同志怀疑这不过是一句话而已）。”

2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介绍了视察湖北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过渡时期所说的话。又说：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积极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现在要泼半瓢冷水，不要一瓢。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彭真、彭德怀出席会议，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习仲勋、陈伯达、罗瑞卿、胡乔木、李维汉、安子文列席会议。

2月28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劳动部二月二十二日关于检查官僚主义的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二）中央同时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和军委各部门必须尽速召开会议，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揭发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并规定改正的具体办法。中央认为在很多部门中极端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状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是官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研究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办法。（三）各部门检讨的结果须报告中央。”

同日　就新华社二月二十六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四十四期刊载的关于台湾当局造谣我成立了一个海岸战区的报道，批示新华社：“台湾大道通讯社的两条消息，可移载《参考消息》，这是蒋匪向美国人说的，表明他无力进扰大陆和海南岛，和半个月前蒋匪向美国通讯社发表的谈话，为同一性质。”

同日　阅傅连暲(73)二月二十七日关于陈云因病入院治疗后须较长期休养的报告，批示：“请尚昆照昨晚所谈，与陈云同志商处，并代我致慰问之意。”

同日　晚上，约见即将启程赴越南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上寮战役的韦国清(74)。

3月1日　晚七时半，同程潜谈话。八时，约见黄炎培、陈叔通，谈税收问题，提出工商界应加强调查研究工作。

3月2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为转发胡绩伟(75)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山东省级机关中分散主义现象的报告的批语稿，批示：“发后，请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邓拓、胡绩伟、胡乔木、陈伯达、安子文、李维汉、凯丰，题为‘反对分散主义’，包括中央电及各附件，印成一本。并分送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南分局、东北局、华北局各一份。”十五日，致信饶漱石、安子文：“此件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意可以在《人民日报》发表(76)。如同意，请考虑是否需要征得山东分局的同意，请酌量处理。嗣后各地有此类好报告，请你们择要发表。”胡绩伟的报告说：在去年十二月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之前，省人民政府总的领导十分薄弱，形成各厅局各自为政的严重分散现象，很多重大的指示、决定，各厅可以不经批准擅自发出。分局委员会本身的党委制也很不健全，同样存在严重分散现象。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3月3日　审阅邓小平三月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意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工作要点的复电稿，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拟电下一段(77)不要，因原件并非拒绝处理小事，而是说不要将重心放在处理小事上。”

同日　为转发习仲勋三月二日关于中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布置反官僚主义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习仲勋同志这个报告很好。现发给你们，供你们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作参考。”习仲勋的报告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具体做法是：第一，把反对官僚主义与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第二，对官僚主义要加以分析，抓住关键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第三，重点放在党内；第四，一面反对官僚主义，一面倡导和推行钻研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第五，目前在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中应集中力量反对官僚主义，不能同时提出很多口号。

同日　阅中央日侨事务委员会二月十九日编印的《日侨回国工作简报》，批示：“周总理：日侨坚决不愿回国者，不要强迫，已有因强迫引起自杀的事。此报告‘送干净’的口号，可能引起强迫遣送行为，请加注意。”

同日　晚上，同周扬(78)谈话。

3月4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三月二日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的批语：“在农村目前春耕是压倒一切的工作，其他工作应是配合进行。华北局三月二日的文件是正确的，请你们仿此作出自己的部署。”指示说：在农村中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加紧春耕的准备工作和开始进行春耕生产。凡是影响与障碍春耕生产的计划，均应改变、推迟或缩小。

同日　阅罗瑞卿等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各地布置反伞特斗争的情况的报告，批示：“彭副主席阅后，送罗瑞卿同志：在北朝鲜境内亦应实行安置反伞特据点的办法，可将此件中所述办法电告联司(79)，并请联司和人民军总部商量，由志愿军和人民军分担，在北朝鲜境内各山头上安置多数据点，专任反伞特斗争，定期总结经验，加强斗争技术战术，灭尽一切伞特。”

同日　阅梅益(80)二月十二日关于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习仲勋：“似可先将梅益报告由中宣部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其宣传部，然后再发你所说的中央指示(81)，请加酌定。”梅益的报告说：三年来，全国广播工作有很大成绩，但还存在许多弱点：力量太分散；干部奇缺；广播节目一般是量多而质不高；广播收音网不够健全和巩固；广播工业没有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生产计划。报告提出了一九五三年广播工作的主要任务。

同日　阅署名“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二月二十五日写的不同意批评胡风(82)文艺思想的来信，批示熊复(83)：“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84)来信反映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一月二十九日召集文艺界负责人座谈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及他个人的感受，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苦恼。

同日　致电斯大林(85)：“获悉您患重病的不幸消息，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本人怀着最关切的心情，向您谨致诚挚的慰问，并衷心地希望您的病情好转，恢复健康，以慰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祝望。”本日，和周恩来、朱德、高岗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对斯大林病重深表关切和慰问。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

同日　阅傅连暲二月二十一日关于李克农病况给周恩来的报告，批示杨尚昆：“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决不可那样服药法。”傅连暲的报告说：李克农自一九四三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症状，每年发作一二次，去年则加重至每月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曾晕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86)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零点二毫克，他竟服过零点八毫克，我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用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同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陈伯达、杨尚昆开会。

3月5日　阅萧华本日关于为贯彻中共中央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派干部深入部队检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彭德怀的报告，批示萧华：“分组下去检查很好。惟每组每次检查时间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时间似太长，以半月至二十天回来报告为适宜，过几个月再去检查一次。如以一个半月时间而论，可分三次去，每次半个月尽够了。坐飞机、火车、汽车，半个月可看看许多地方。”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延期，确定日子待后通知，但本月内确定不能开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问题，朱德、周恩来、高岗、彭真、林伯渠、彭德怀出席，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曾山、罗瑞卿、习仲勋、杨尚昆、李维汉、安子文列席。

3月6日　为悼念斯大林逝世，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最敬爱的朋友和导师的无限沉痛的哀悼，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盟邦领袖的崇敬，兹规定：一、自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起至三月九日止全国下半旗志哀；二、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同日　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对斯大林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电报说：斯大林逝世，“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本日晚十时，和朱德、周恩来、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87)、邓小平、饶漱石等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十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张闻天谈话。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继续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县委的批语：“华北局三月一日的文件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登党刊。华北局对于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已做出第一个总结，并作了有分别的部署，望你们都仿照这样做。”华北局的报告提出：结合当前工作，继续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斗争，并采取有领导、有重点地逐步深入的办法，切忌急躁情绪和急风暴雨方式。首先组织各系统的领导机关干部学习有关文件，联系思想，结合实例，进行检查；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应有不同的检查重点；三月初再召开一次省市处理人民来信会议，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情况。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三月五日通报的河北省委领导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经验，起草中央发至地委的批语，指出：“河北省的经验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登党刊。希望各省市委仿照河北省委的榜样，在一九五三年内结合各项工作，有领导地开展新三反斗争，并请在春季三个月内选择几个典型案件，由省委书记亲手主持，开展斗争，在报上揭露，以为全省倡导。”通报说：在“新三反”中，河北省委、省政府和有些地、市委连续处理了一批严重违法乱纪、破坏人民利益的典型案件，并且都通过《河北日报》公开发表，对干部和群众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关于在沈阳市建立中心血库的摘报，批示：“此事请彭(88)注意，督促有关机关予以审查，起草复电。是否需要建立如此巨大的血库，请加斟酌。”摘报说：中央军委决定在沈阳市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中心血库。根据抗美援朝前方的需要，拟先由机关、部队、学校开始，动员献血，计划每天三百人，采取六万毫升。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有在京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参加的会议。

3月7日　晨，同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本日关于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贸易政策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并中国人民银行的复文稿。复文稿指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贸易政策应采取稳步前进而对少数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层分子）有利的方针。切忌躁进，尤其不可将内地办法搬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问题，中央同意南、胡(89)所提的第二方案(90)，请即照办。”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加写：“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混合使用银元和人民币者，亦照南、胡所提比价(91)作出合理调整。”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朱德、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李维汉开会。

3月8日　听取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情况的汇报。

同日　复信达赖喇嘛(92)：“饶西·彭措扎喜(93)带来的你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写给我的信及你的相片均已收到。你对祖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亲爱，你为西藏僧俗人民谋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决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94)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自然，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这一方面遇到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会帮助你获得妥善的解决。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张经武(95)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为西藏僧俗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商议，他会尽力地帮助你。希望你多找机会和他面谈，如有需要直接告诉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转达。”

同日　致信黄炎培、陈叔通：“此件(96)请阅，并予掷还。如有意见，请告。任老(97)来信要将我上次谈话(98)向工商界传达，我认为可将要协商，要公平，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等带原则性的话，说给一些人听，其余不必传达；即使这些原则性的话，也只可非正式的说一说，不必正式传达，因为这些话实在太普通，是普通常识范围内的事，因为我们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许多事办得不好，才显得这些话好像颇为新鲜。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要由财政部税务机关及其他机关逐一认真研究，才能妥善解决。”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朱德、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开会。

3月9日　为悼念斯大林逝世，在《人民日报》发表《最伟大的友谊》一文。文章指出：“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指导苏联人民，把他和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共同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不只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第一，这个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第二，这个胜利保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不能设想，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能够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同日　下午，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各界人民追悼斯大林大会，并向斯大林遗像敬献花圈。

3月10日　审阅中共中央三月三日转发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的批语稿，重新起草，题为《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后来又作了修改，于三月十九日发出。

同日　阅薄一波三月八日关于一九五二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薄一波：“此件很好。应当（一）用中央名义将此件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地委、县委，各大中小城市市委；（二）由中财部以命令下达税务系统的各单位。一个中等县就有八百多财经干部，县委和这些干部对税收政策都不甚摸底，有很大偏差，故须下达至县委。至于小城市，例如临清、泊头等处只要有市委组织，也应下达。以上都请你办。此件已送黄炎培、陈叔通阅，他们表示同意。”薄一波的报告说：中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各大区及主要城市税务局长均参加。会前税务总局曾作了若干城市税收工作的调查研究，准备充分。这次会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一般合乎主席所指示的“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的精神。因此，有转发各地参考的必要。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并下发试行。决定草案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应即撤销。决定草案对现在政府工作中各领导同志的分工，作出明确规定：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四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主要内容是：（一）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领导隶属关系，作出调整：高岗领导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邓子恢领导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全国合作总社，全国合作总社在业务方面仍应与财委保持联系；饶漱石领导劳动部；陈云仍领导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物资储备局，在陈云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二）充实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和组织，调李富春、贾拓夫任国家计委副主席，在国家计委下增设国家建设事业局和国家物资分配局。（三）由于上述改变，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中，所列的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对中央负责的分工范围，属于国家计划工作和财政经济工作方面者，亦应作如下的改变：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国家计划工作和工业工作；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邓小平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邓子恢负责农、林、水利、合作工作；饶漱石负责劳动工作和工资问题。

同日　复信达赖喇嘛：“感谢你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及九月三日（藏历水龙年七月十四日）的信和礼物。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领导之下，协助人民解放军的入藏部队，加强团结，并争取协议的逐步实现，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中谈到(99)，想你已经知道了。建设新西藏所需要的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时无法办到，只好等待以后再办。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本着以上这种精神处理的。详细情形，相信他们回到拉萨后必会向你报告，兹不赘述。以后你和班禅额尔德尼需要中央帮助之处，均可告诉张代表或请张代表用电报转告我。”“祝你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设，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毛泽东随函附送一批礼物。

同日　复信班禅额尔德尼：“感谢你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壬辰六月十二日）的来信和礼物。你回藏后，努力为汉藏两族之间的团结及西藏内部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并为当地僧俗人民的利益做了工作，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爱国和团结的基础上，相信我们的友谊会与日俱增地巩固和发展起来。”毛泽东随函附送一批礼物。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同意西北剿匪部署给西北军区并西南军区的电报：“西北军区三月八日电悉。同意甘青剿指(100)之剿匪部署及西北军区之意见。望令剿指注意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主要是物质补给困难和少数民族对我不了解的困难，遇到这些困难时，必须鼓励部属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之，务达全歼各匪，不可半途而废。”

3月1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曾山、陈伯达、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黄敬、陈正人、王鹤寿、贾拓夫出席。

3月13日　下午，同彭德怀谈话。随后，同十一日出院的陈云谈话。晚上，听取高岗关于林彪(101)病情的汇报。

3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的指示：“（一）上海市委三月二日及华东局三月九日两电均悉。中央同意华东局对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着重新三反的综合报告的批示。以后此种会议每半年应开一次，会期可缩短些。（二）今年三、四、五月应着重在大区一级、省市一级和专区一级共三级，检查领导机关和各业务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将检查县、区、乡三级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作为典型试办，取得经验，以利推广。今年六、七、八、九月应配合大选工作在县、区、乡三级着重检查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同时继续检查大区、省市和专区的官僚主义。望你们按此方针进行部署，并注意和各项具体工作相结合，不要孤立地进行新三反。”

同日　阅张震二月十八日关于修筑江西通往福建的铁路选线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铁道部原拟的线路是，从南昌以南的向塘起，经南城、南丰、广昌、石城、瑞金、长汀、朋口、龙岩、漳平、华安至嵩屿，全长九百二十二公里。华东军区又提出如下线路：从浙赣线的贵溪站始，经光泽、邵武、顺昌、南平、沙县、永安、连城、朋口、尤岩、漳平、华安至嵩屿，此线长约一千公里。两个方案相比较，铁道部所拟的方案，距海岸线深远，纵深较大，不易受战争影响。华东军区所提的方案，线路经过福建大部地区，照顾了福建交通不便的情况，在军事上从华东支援作战较近，将来续修至福州的铁路亦较近。究竟修筑哪一条线路为好，请审查指示。毛泽东批示：“高岗同志：此件请你与铁道部同志商谈审查，以其结果告我。我意只要工程方面无特别严重困难，较原拟南昌、抚州、瑞金、厦门线为好，闽北、闽南均可满足。惟贵溪至朋口线国民党时期似未留下勘测材料，须重新做，完成时间可能要延长一点。”后来，江西通往福建的这条铁路，基本上是按毛泽东赞同的华东军区的方案修筑的。

3月15日　晨，和朱德、高岗、彭真、邓小平等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馆吊唁哥特瓦尔德(102)逝世。

同日　阅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月二十日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情况的报告，批示：“黄克诚、德怀、子恢、小平、仲勋同志阅，退薄一波同志办。此件请你们一看，教训很大。请黄克诚同志指导总后勤部及各大军区后勤部、志愿军后勤部、各特种兵后勤部，仿照第二机械部办法，彻底检查仓库物资，反对官僚主义。请仲勋指导中央卫生部及各有物资的部门（如电影局），检查官僚主义情形。请子恢指导农、林、水三部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请一波指导财委所属其他各部仿机械二部办法彻底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二机部报告说，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检查中初步发现了以下问题：（一）库存物资严重积压，至一九五二年底为止，积压各种物资及原材料总数达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余亿元。（二）一九五三年的国内供应和国外进口计划均有盲目性。（三）编制计划中也有错误。发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二月二十三日关于“新三反”的指示，批示：“饶漱石、安子文同志：最近有许多关于‘新三反’的文件，文尾多有希望中央指示的话，均请你们予以批复。有些重要的文件，可在中组部的党内刊物上发表，有些则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如已付给你看的山东分局及胶州地委的文件）。此件写得很好。”华南分局的指示分析了广东地区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情况，并对华南地区的“新三反”作了具体布置。

同日　阅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三月十三日编印的《贯彻婚姻法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一号，批示刘景范(103)：“简报上的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如本号凤城县的好事例及各地的不好事例，凡典型性的，都应当公开报道。请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同志商酌处理。”

3月16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朱德、陈云、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曾山、习仲勋、杨尚昆、贾拓夫和各大区负责人出席。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稿，加写一些内容，成为这个指示的主体部分。毛泽东加写的是：“（二）河南民族关系如此不正常（除郑州等处），各省恐怕也有类似情形，故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负责同志，统战部及民族委员会（有民委的地方）的同志，抽出时间一读张执一、马杰两同志的报告(104)。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仿照中南的办法，派出像张执一和马杰这样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三）此件及两个附件请登党刊。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和人民。”改写后，将指示稿批送朱德、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安子文、彭真、彭德怀、林伯渠、董必武、高岗、陈伯达、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刘春、杨静仁(105)、胡乔木阅，杨尚昆办，指出：“此问题很大，故加了两段。如有意见，请批出，送我再阅。如无意见，请尚昆以代电形式，印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西藏则发电报。在北京，印发如前示。”三月二十七日，又批示杨尚昆：“请将胡乔木同志在张执一、马杰两报告中所指要删掉的地方，加以删除，然后以代电发出。在北京另印发如前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下发《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第二个决议（草案）》的批语：“此件发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市委、地委研究和试行。”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本日关于同意中南军区一九五三年工作计划给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军委各部门的电报稿，加写以下内容：“（三）将此电及中南军区司令部二月二十三日来电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会，关于允许下级批评上级所犯错误，用向上级提意见的方式表现出来，请照此办理。（四）将此电及中南军区司令部二月二十三日电发给军委各部门研究，并加以检查，所犯错误应加改正。（五）关于军委各部门所发文件有些互相矛盾一事，不但与各部门有关系，也与军委过去在这方面缺乏统一调节的工作有关。今后军委当建立这种统一调节的工作。”

3月1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山东聊城地委关于高唐县的县、区干部脱离群众行为检查情况给山东分局报告的批语稿，为批语拟题《中央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并加写一段话：“即使在互助合作组织普遍发达的农村，也要照顾这种分散的特点，因为目前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还是小型的组织，并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使用落后工具的。”

3月18日　上午，同从朝鲜前线回国接受任务的杜平(106)谈话，彭德怀参加。在了解朝鲜西海岸抗敌登陆的备战工作情况后，毛泽东说：我们有了准备，敌人就不敢来了，即使来了，我们也不怕。艾森豪威尔现在是骑虎难下，要打力不从心，要和于心不甘。所以，我们现在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最后，毛泽东提出要杜平到开城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工作。

3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本日发出。指示说：“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指示分别责成由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并报告中央。指示强调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即就广泛发展中的农业互助组和现在还不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也只是几家在一起或几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组织，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尚不固定，又是使用旧式农具的。因此，对于这些互助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的提倡和适当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西北局对甘肃临夏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报告的复示的批语稿，批示：“送李维汉同志再阅，在附件中添了一个附注。”毛泽东在西北局的复示中写的附注是：“有些地方民族平等基本实现了，民族隔阂基本消除了，在这些地方可以说大民族主义只是残余了。但在民族平等还未基本实现，民族隔阂还未基本消除的地方则大民族主义还是严重地存在，不能说只是残余。再则目前时期主要的危险思想是大汉族主义，不要笼统提大民族主义。——中央”

同日　致电正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关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不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107)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108)上台后的一种试探作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再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这件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又朝鲜问题的解决途径，据我看，美方似乎以先找苏联商谈的可能性较大，在板门店直接寻求妥协的可能性较小。是否如此，亦请探询苏方意见。”

同日　阅贺诚(109)、傅连暲三月十八日关于林彪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致信因病正在休养的陈云：“此件请阅。每天用毛巾蘸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一小时，擦完全身发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林彪同志长期不听医生的话，现在听了，情况有好转。”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20日　上午，同胡乔木谈话。本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他认为，任务多的问题，除各部委的责任外，还与中央书记处批发电报的状况有关，因为也有一些下面认为过重的任务是由中央批准过的（至少电报是用中央名义发的）。毛泽东阅后批示：“此点请各同志注意，用中央名义批发的电报不要太多了，非十分必要者不要批发。”二十二日，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报来中央及中央直属各部委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所发全国性电报的分类统计报告。报告说：这期间中央署名发各地的指示、通报有一百二十八份，中央直属各部、委署名发各地的指示、通报有九十八份，以上两项共计二百二十六份，以七十九天计，每日平均不及三件。毛泽东阅后批示：“中央在七十九天中发文统计。饶、安、习、周、朱、彭、高、邓、邓(110)阅，退毛。”“还是太多，要减少。”

同日　下午，同邓小平、薄一波谈话。

3月21日　阅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三月十八日编印的《党报通讯》第四期刊载的《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违反政策现象严重》一文，批示：“薄一波同志：上海税务局应加整顿，对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应作适当处置，争取主动，免被资本家告发，陷于被动。”

同日　审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徐子荣(111)三月十三日关于侵入我国渔区的三艘日本渔轮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山东水产青岛分公司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月捕获侵入我国渔区的日本渔轮三艘。现提出如下处理意见：第一，对属独占资本家的一艘渔轮及鱼类全部没收。对属小资本家的两艘除没收鱼类外，渔轮发还。第二，三十八名船员的私人物品发还，船员教育后释放回国。邓小平批示：“同意。主席阅后退徐子荣同志办。”毛泽东阅后批示：“三艘渔轮，可一起放还，只没收其鱼类。俟将来东京日本水产公司渔轮再来侵渔时，再决定没收其渔轮不迟。”二十二日，邓小平批示徐子荣：“请照主席批示办理。”

同日　阅萧向荣三月十三日关于中央军委第十六次例会情况的报告，批示萧向荣：“各项(112)均同意。惟运动员三千人是否可以减少的问题，请由萧克(113)、萧华二同志会同政府有关此事主管人员，商量一次，加以研究，作出统筹计划，送周总理、彭副主席和我核阅。”

同日　下午，同陈正人谈话。

3月22日　复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三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两电均收到。我们同意所提方针。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114)同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即将已达成协议的俘虏按比例交换，而将未达成协议的俘虏交给如印度一类的中立国管理，待后解决。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成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同日　晚上，同乔冠华谈话。

3月23日　就准备同意讨论交换重伤病战俘问题等，复电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15)，指出：（一）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116)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117)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二）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到会二十一人。

3月24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草案）》稿和《人民日报》社论稿《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对《决议》写一个说明，修改一段文字，加写两段话。写的说明是：“这个决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并作了部分的修改。”毛泽东本日修改的一段文字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央估计了它们的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性质和合作的性质。初级互助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但也带了共同劳动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常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进一步生长起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加写的两段话是：“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在修改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草案时，加写一句话：“贷款还期不应当是春借秋还，必须待农民有了两个收成之后然后令其归还。”在审阅和修改三个文件后，致信邓子恢：“指示和社论都看了，只改了几个字。互助合作决议，改了三处，请你看过后，派人走送高岗、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同志一阅（一天轮完），如果你及他们都同意，请叫廖鲁言(118)同志将修改处抄正，再送报社发表。互助合作决议修改处，陈伯达同志已看过。社论，陈伯达同志有些意见，请与他再加斟酌。”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四月一日，毛泽东批示将三个文件汇编成册，题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发到全党。

同日　阅中共湖北省委三月二日关于贯彻全省手工业代表会议精神给所属的指示，批示：“子恢同志：湖北此件很好。第七页上所说十项协议(119)你处如有，请给我一阅。请你替中央起草一个电报，将湖北文件转发各地，要各省也召开手工业代表会议，如何？”湖北省委的指示说：湖北自解放以来手工业有很大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把小生产者当作资本家，把劳动者内部雇佣、师徒关系当作劳资关系，因而造成关系紧张，影响生产。加之盲目强迫组织联营和合作社，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某些措施不当，致使部分手工业者不敢大胆雇人，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都使手工业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更加严重。指示作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六项决定。

同日　下午，同陈伯达谈话。

3月25日　为转发中共山东胶州地委三月十四日关于通过县、区、乡干部大会布置和检查工作进行“新三反”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指示。指示说：“此件极好，可以发到县委阅看（并登党刊），并可普遍仿照施行，有利无弊。胶州专区所辖各县中已有五个县正确地解决了新三反的问题。其办法是由县委召集县、区、乡三级干部开会，到会人数多者一千四百人，少者七百多人。他们不是专为新三反而开会的，而是为了检查过去工作，布置今后工作而开会，就在这个会中展开了新三反斗争，由县委先作深刻的自我检讨，引导区、乡干部向县、区提出批评，并广泛地展开了自我批评。会议不但批评了坏人坏事，又表扬了好人好事，使人们知道去掉命令主义之后如何去做工作。开会时间十二天至十五天，是用整风方式进行的。这样做，受损伤的人很少，而团结教育觉悟起来的人则很多，各地都可以这样做。由省委指导地委，由地委指导县委好好地去做，做得愈有准备有秩序些就愈好。至于极少数最典型的坏人坏事，则须经过详细调查研究，作专案处理，并予以揭露，教育党和人民。”

同日　下午，同邓子恢谈话。

3月26日　听取周恩来汇报同苏共领导人商谈朝鲜停战方案的情况，并确定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

3月27日　阅财政部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严重违反政策情况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同志：此件有教育意义，应由中财部（加一报头，说几句话）发给各大区及省市财委及其财政管理局。”

同日　致电金日成(120)。电报说：现友方(121)提议，拟以金、彭名义复克拉克一信，表示我方完全同意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以重开谈判之门，然后再由北京、平壤、莫斯科相继发表声明，准备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作一让步，以争取朝鲜停战，但也准备在争取不成的情况下继续打下去。请考虑在平壤发表声明后，即由人民军总部宣布南日同志已任外相，改派李相朝同志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拟告李相朝同志偕乔冠华同志于本月底由北京动身经平壤往开城。中国志愿军谈判代表拟即由丁国钰、柴成文两同志担任。李克农待谈判重开后即来开城。

同日　致电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22)，指出：如金首相同意此项信稿(123)，请即以电话告开城并电复我们。开城可于二十八日下午将此信交给对方，平壤、北京于二十八日晚广播，二十九日登报。如美方同意派联络官会晤，商定恢复谈判日期，望即电告。

同日　复信黄炎培：“三月二十六日的信(124)及附件收到，甚谢。此种材料有用，已转付有关同志阅看。五反以来延未解决的问题，今年大致可以获得解决，但尚须大家努力。”

同日　复信林志钧(125)：“惠书及悼斯大林大元帅长诗收到，充满对人民的感情，极为钦佩。”

同日　晚七时四十分，同邓子恢谈话。

同日　晚八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3月29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三月二十六日关于“新三反”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批语：“山东分局此件指出各点均很好，可供各地参考。”山东分局的报告提出在“新三反”斗争中，要掌握三个环节：（一）结合中心工作处理违法乱纪的典型事例。到一定阶段，对好人好事予以表扬，好的、坏的典型都公之于众。（二）通过召开党代会、人代会及干部会议，检查总结和布置工作，领导上进行自我检查，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三）今年参军运动及春耕生产工作均紧密地贯彻了“新三反”斗争的精神。报告还提出，要严格防止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的偏向和以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以命令主义反命令主义、以违法乱纪反违法乱纪的错误。

同日　晚九时，审阅周恩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草稿）》，在末尾加写一句话：“如果联合国军方面对于谋取和平具有诚意的话，我方这个建议是应该能够被接受的。”半小时后，约周恩来商谈。声明指出：中朝两国政府在共同研究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之后，一致认为根据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关于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对于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显然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之，我们认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来了。但是鉴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并且为满足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本着一贯坚持的和平政策，本着一贯努力于迅速实现朝鲜停战，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维持和巩固世界和平的立场，准备采取步骤来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以促成朝鲜停战。为此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同日　晚十时二十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3月30日　致电金日成(126)：“现将北京声明稿发上，并请转给友人一阅。此稿准备于今（三十）日晚间广播，三十一日登报。你对此稿有无意见，望立电复。平壤声明何日发表，请告。”三十一日，复电金日成：“三十一日电悉。你的声明(127)，我们完全同意。”

同日　阅全国合作总社西南区办事处三月二十日关于西南区合作社调整商业后的严重情况的报告，批示：“邓小平同志：此件值得注意。你前次所谈万县事件和江津事件，均是当地犯了错误。万县材料见早几天的《内部参考》，是三反、五反中地书(128)曾戎犯了严重的乱打乱捕及迫死许多人的错误所引起的，应当彻查平反。合作社问题则不止江津，而是全四川各地，犯了大规模撤退的错误。以上请你以电话与西南局一商妥为处理。”西南区办事处的报告说：四川省截至三月初的不完全统计，各地合作社撤销了三千五百多个经营和生产单位，营业额普遍下降。由于这样收缩，造成了合作社业务上的混乱和社员的不满。不少干部无原则迁就私商，私商乘机扰乱市场，杀价收购、高价出售。

3月31日　审阅修改邓子恢根据毛泽东三月二十四日指示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手工业问题的电报稿。主要修改情况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由于农民目前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肥料等）与生活资料（如布、手巾、鞋袜、烟等）百分之六十、七十，有的竟至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依靠城乡手工业品供应（即是说目前农村依靠近代工业供应的物资，只占农村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三十或二十左右），而农产品亦有很大部分作为手工业原料销售。”并将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同时批示杨尚昆：“此件发到会各同志，准备讨论用。”四月二日，再次审阅这个指示稿。在指示稿中第三项“对于手工业中存在着劳资、雇佣和师徒三种不同的关系划分不清，处理不当，对于组织联营和合作社，采取强迫命令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手工业者的生产情绪，不敢大胆雇请工人、学徒，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均应加以注意，有步骤地分别加以解决”之后，加写：“但在另一方面，目前仍有一些手工业资本家和手工业者对于工人和学徒存在着待遇恶劣的情形，亦应当予以妥善的处理。”四月四日，批示邓子恢：“湖北手工业协议，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请予酌定。”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湖北省的《关于师徒、雇佣、劳资之间几项问题的协议》。

4月1日　下午六时十分，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六时半，同张闻天谈话。

4月2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群众性戒烟运动的指示稿，重拟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推迟群众戒烟时间和给地方党政以权力推迟或停止上级所发那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命令指示问题的指示》。对指示稿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湖南省委三月十四日电及中南局三月二十一日来电均悉。中央同意湖南省委及中南局的请求，将群众性的戒烟运动推迟执行。并认为凡对生产有妨碍的工作，不论是中央哪一个部门部署的，只要当地党委认为有必要推迟进行，均可提出请求，推迟进行。此外，根据主观主义设想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何上级的命令指示，必须加以废止或修改者，地方党政有权提出意见。遇到这种情况，地方党政从实际出发提出意见，是正确的；不提意见，将不正确的命令指示，违反群众意见，硬着头皮往下推，则是不正确的。当然，除了遇着紧急情况，地方党政有权得先行处理，然后报请上级追认外，一般事件，最后如何处理，均应报告中央或其他原决定的上级机关批准，然后执行。”

同日　阅中南行政委员会三月三十一日关于整顿小学若干问题的指示，批示：“周总理、习仲勋同志：此件你们觉得如何，我看很好，请习交教育部加以研究，有不妥当处酌加修改，由政务院转发各大区、省市仿照施行。”二十二日，政务院转发修改后的中南行政委员会的指示。指示说：整顿巩固、保证质量，是中央对目前整个文教工作的总的方针。中南区的小学教育，过去三年来有很大发展，但由于领导上缺乏计划性，工作带有很大盲目性，目前情况相当混乱，质量多数低劣。因此，必须加以认真的整顿。指示提出了六项具体整顿措施。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高岗接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的情况说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

4月3日　阅白学光(129)三月二十七日关于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领导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致信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诚。信中说：“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地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一）请彭、黄主持，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二）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不一定要学过医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见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作出这样有条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同时，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发至各总部下面的一切部，卫生部还要发部长、各副部长及处长各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白学光的报告说：过去军队卫生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第一，摊子摆得太多，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没有指导。第二，领导不集中。贺诚部长经常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几个副部长虽然有分工，但很少一块研究工作，形成分家的现象，有些问题推来推去就误了事。第三，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一是医疗事故多；二是严重浪费；三是成分复杂，各单位领导水平不高；四是许多干部（不论政治、行政、业务）不安心在卫生部门工作，卫生部缺乏政治思想领导，不能很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白学光建议：贺诚部长回到军委卫生部坐镇；认真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希望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党委加强对卫生部门政治工作的领导，充实一批必要的骨干。

同日　审阅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杨得志(130)并王建安(131)电，作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根据目前情况，在我确有充分准备情况下，举行小规模的歼击战，每次歼灭一两个排至一两个连，例如丁字山、老秃山、织女星山一类的作战，使我九兵团及其他兵团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如确有把握，发动时间亦可提早，请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之。至于一次同时在前线打数十个据点之敌的战役性的作战，则以待至五月中旬或下旬为宜。”

4月5日　阅彭德怀三月三十日关于铁道兵部队建制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关于铁道兵部队直属军委归参谋长管，不属铁道部建制的建议，待朝鲜战争结束可予同意。平时人数少，保存骨干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按需要扩大。毛泽东批示：“朝战停后，十一个师，须以大部修路，一部（骨干）可属参谋部管，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与主力合并，以应作战需要。恩来意见(132)请注意。”

同日　将许涤新(133)四月二日关于一、二两月工商情况的报告送黄炎培、陈叔通阅，附信说：“许涤新的报告颇有些材料，可以一阅，请予掷还。”

4月6日　晨零时，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34)，指出：在六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一〇九、一一〇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以免因此发生争论陷于被动。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国民经济计划。

4月7日　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35)，指出：我方今日发言应表示我方了解对方的立场是将“联合国军收容下的全部病伤被俘人员完全送交”我方。如果对方默然，即证明自愿原则已不存在；如果对方声明并非全部，则我方即可保留将来遣返者收容于中立国的要求，但在联络官会议中可先解决直接遣返的安排细节问题。

同日　审阅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批示：“刘、周、陈、乔木、罗迈(136)阅。请考虑提交政协常委会（可扩大些，多邀几个人）通过，用政协全国委员会名义发表。”十七日，再次审阅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加写三条：“十九、向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致敬！”“三十三、男女盐民及盐业工人们，为提高盐的质量而努力！”“三十四、男女船民们，为水运畅通发展城乡物资交流而努力！”同时，批示邓小平：“（一）略有文句上的增减。（二）政协会谈此件时，应邀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及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先谈一下，或在一起谈也好。”二十日，口号经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过。

4月8日　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37)，指出：在交换病伤战俘协议达成时，须准备发表一书面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人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十一日，双方在联络组会议上签订《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二十日，双方在板门店开始遣返病伤被俘人员。

4月9日　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38)：“现将朝中两国政府建议的说明信稿(139)发给你们。这一说明是以南日同志名义发给哈利逊的。可于明（十）日在联络官会上面交对方，并于明晚在平壤、北京两地广播，十一日登报。有了这一说明，我方可更主动地要求对方在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协定达成协议后，接着商定恢复双方代表团会议的日期。”

同日　阅程子华、张启龙(140)三月二十四日关于调整商业与实行新税制后各地供销合作社出现严重危机等问题的报告，和邓子恢三月三十一日关于供销合作社几个基本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批示：“此两件印发中央到会各同志及曾山、贾拓夫、姚依林、程子华、张启龙各同志阅看，准备下星期讨论此问题。”程子华、张启龙的报告说：由于不少地区对中央调整商业指示精神领会不全面不正确，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主义手段，不根据具体情况就撤销供销合作社的零售点，不合理地限制经营额和减少经营品种，加上新税制的实施，致使全国供销合作社经营额普遍下降，造成供销合作社的严重危机。各地供销合作社被迫紧缩机构，大批“精简”或准备大批“精简”干部。邓子恢的报告说：我认为程子华、张启龙的报告应由中央转发各地办理，先停止供销合作社目前大批裁员、大量撤销零售网点的状态，以避免供销合作社日趋瓦解的趋势。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4月10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本日起在全国发行。

同日　阅中共地质部党组四月三日关于反官僚主义检查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发给各同志阅看。就是要这样和被领导的单位密切联系，抓紧检查，全盘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改正错误，表扬成绩，使工作任务能按计划完成，才算有了合乎情况发展的领导。目前，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无领导的现象太多了，必须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学得做领导工作的能力和方法。领导者无领导，这是官僚主义者，不是领导者。”地质部党组的报告说：当前最突出的官僚主义表现是：部、各地区局与勘探队上下脱节，情况不明，大事不摸底；工作指导上控制不紧，检查不严，严重缺乏思想性，以致好事得不到发扬，坏事得不到改正，存在放弃领导，甚至发生分散主义的现象。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准备采取派出调查组，分工负责与局、队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并推动局、队揭发官僚主义等措施。

同日　阅董必武四月三日关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问题给彭真并政法党组干事会的信，及随信附送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草稿）》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宣言（草稿）》，将两个附件中几处“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并批示彭真：“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同日　晚上，同高岗谈话。

4月11日　为转发钱瑛(141)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批语。批语说：“兹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钱瑛同志关于在广东方面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根据此件加以检查，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将自己过去所发命令、指示中犯有错误的部分，迅速加以纠正。因为报告中所指各项不能容忍的坏事，或类似的坏事，除了个别事件，例如盐民、渔民问题及种蔗问题，只是在广东及其他若干省区存在以外，其余各项是带普遍性的，几乎每省（市）都有，只是件数多少不同而已。这些事件，很多是发源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其次就是省人民政府和专署的有关部门。而发生了这些事我们还不知道，有些甚至部长也不知道。由此可见，问题的性质是很严重的。中央责成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钱瑛的报告要给各司局长同志看），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务必迅速加以检查，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纠正各项不能容忍的错误。”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奉命回国的宋劭文(142)汇报关于苏联援助中国“一五”计划项目的中苏会谈最新进展情况。十三日下午，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宋劭文的汇报。会议同意苏联政府对中国“一五”计划所提的建议，赞成在援助项目清单中去掉三类项目：（1）没有地质资料的；（2）中国自己已办得了的；（3）过几年才能办的。并授权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援助协定上签字。

4月13日　审阅安子文四月十一日关于清理登记全国革命烈士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刘、周、朱、彭、邓、邓、饶(143)阅：此事因涉很广，今年工作太多，以推迟至一九五四年举行为宜。退安子文同志办。”报告中说，我们草拟了一个革命烈士清理登记办法（草案），提出了中央革命烈士清理登记委员会的名单，请中央审批。

4月15日　复信黄炎培：“惠书及附件收到，已转有关同志参阅。此事请与许涤新同志联系，有材料请交他。”经过黄炎培等同许涤新协商后，五月二十五日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主建国会联合召开工商业问题座谈会，就产销问题、中小工业与手工业问题、劳资关系问题、税务问题、经营管理问题和工商界思想情况交换意见，并提出建议。

4月16日　审阅戎子和(144)四月九日报送的中共财政部党组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税法会议的请示报告，批示：“即送周总理、邓子恢同志：此件应请中央农村工作部加以审查，如有不同意见，应召集戎子和同志至中农部开会商定，然后替中央起草一个给财政部的指示，于数日内交中央几个同志看过发出，因财政部的会议四月二十日就要开了。农业税中存在的问题很严重，据湖北报告，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春荒断粮。大概全国农业人口中有四千万人左右到春季都要闹荒，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年年如此。必须从今年征粮中开始认真解决此问题。今年是否应比去年加征十六亿斤和发四十亿斤公债，也值得再考虑。”二十一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财政部的指示稿，将其中的两段话改写为：“一九五二年公粮实收数为三百四十八亿斤，有些地方如河南、苏北等地由于查田定产偏高，农民负担显得过重。去冬今春，长江黄河之间受寒流侵袭，有些地方番薯和春季作物受损颇大。今年全国雨量如何，目前尚难断定。有些地方，发生旱灾是可能的。因此，今年国家概算中所列征粮计划能否完成，公债发行应否实施，均须从长考虑。但目前就宣布不增加农业税和不发公债，改变国家概算计划，则为过早，应当看几个月再行决定。你们可按各地实际情况，适当地部署夏征，保证农民不要负担过重。确实困难户，实行减免。”“征粮中的社会减免问题，关系极大，全国大约有百分之十的农户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粮，甚至断炊，必须认真减免农业税，望经此次农业税会议拟出具体可行办法，并望多注意对穷困的偏僻山区加以特殊照顾。对约百分之十的农户实行减税免税问题是整个农业税政策中的极端严重问题，过去几年都做得不好，今年一定要做好。”并批示：“刘、周、朱、高、邓、邓(145)即阅，尚昆办，于二日内发出。”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4月17日　阅彭德怀四月十五日关于中央军委直属各部门检查反官僚主义情况的报告，批示：“彭：（一）此件已阅，还你；（二）军衔件已转各同志阅，拟在中央会上讨论。”报告说：自遵照你的指示，于军队系统进行反官僚主义后，军委直属各部门已引起了重视，除本部门检查外，总参作战部、情报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军等单位，还派出二百多人，分别由各单位的首长率领，着重进行了到下面检查和实地帮助。

4月18日　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46)，指出：如对方在会上同意商定复会日期，我方可提议将会期定在二十五日，以便我们对具体实施办法有所准备。

4月19日、20日　两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邓子恢关于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

4月20日　致电志愿军司令部、杜平、乔冠华并告金日成(147)。电报说：停战谈判四月二十五日复会(148)，原志愿军首席代表边章五因病住院，不再出席，解方(149)同志因另有任务，亦不能出席，因此决定以丁国钰同志为志愿军首席代表，柴成文同志升任代表。

4月21日　复信李烛尘：“四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来信收到，阅悉，甚谢。你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你的建议(150)对于解决现存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我已将你的信发给许多有关同志去看去了。”二十六日，再次复信李烛尘：“四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

4月23日　阅邓华(151)四月二十日关于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给杨得志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这次恢复谈判，停的可能虽比过去要大，但拖的可能还是存在的。我们必须遵照主席指示的方针，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毛泽东批示：“彭：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请酌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干部理论学习问题、供销合作社工作问题。

4月24日　晨，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52)，指出：板门店双方代表团会议，将于二十五日恢复，我们已拟定了一个关于我方建议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已征得了金首相的同意。现将方案(153)随电附上，望邀集朝中双方负责同志加以研究。我们将于今夜以执行这一方案的各项步骤电告。

4月25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高岗四月十九日关于一九五三年度计划提要报告的批语稿。在报告稿中加了一句话：“这个计划提要，是首先由中央财经委员会从去年下半年起就着手编制，至今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接手而后编成的。”并批示：“刘、周阅后，尚昆以代电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另印发如前示。”

4月26日　阅中共中央西南局四月十一日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及政府系统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的报告，批示：“周总理：此件似可转至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叫他们对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及省市政府，仿照办理，以期统一地作一次改革。请考虑酌办。”西南局的报告说：为在大区一级加强政府系统的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规定：一、决定撤销行政委员会党组干事会，同时健全与加强各委、局、院、行的党组与党组小组的工作。财经、文教、政法、民族、监察各党组均直接归西南局领导。二、政府各党组及党组小组严格执行每月向西南局作定期综合报告一次等项请示报告制度。三、西南局实行统一领导和各同志分工负责的制度。

同日　上午，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个文件交胡乔木修改。下午，阅胡乔木关于工会四个文件修改问题的来信，批示饶漱石：“我同意胡乔木同志所作的修改，请你和工会负责同志再加斟酌。乔木在这封信上所指的缺点(154)，我也有此感觉。现在距开会尚有一段时间，是否可加以补充，亦请你们考虑酌定。我今天有些感冒，明天不一定到会。”

同日　审阅彭德怀本日转报的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关于大军区以上军官军衔应于五月五日前审批下来的报告。彭德怀在报告上写批语：“今年各项工作均挤在一起，颇为紧张，军衔评定工作推迟至年底不知如何？”毛泽东批示：“彭：推迟至年底好。”

4月27日　感冒发烧。刘少奇前来探视。

同日　审阅陈伯达起草的《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批送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阅：“此是陈伯达同志为党代表会议起草的文件，我看了，不甚妥，准备另行起草。此件你们可以望一下。”

4月28日　复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55)，指出：来电所提各项意见(156)和发言稿，一般同意。为着引导对方进入具体协商的意见，以利谈判的开展，在发言稿中应加上两点：第一点，说明我方所提六条方案已经考虑了对方的三点建议。第二点，只说明在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送到一个中立国去的前提下，我方不打算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国中提名这样一个中立国，而不要去驳斥对方昨日会议中所说的“中立国监委会的成员不管由何方提名有责任作为中立者行事”那句话，也不要再具体地提到瑞士，因为我们将来提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时还要利用对方这一句话。最后应该说，双方在谈判中对于对方的建议应该仔细考虑，寻求妥协，而不应该抹杀一切，完全否定，这是对于以妥协精神促成朝鲜停战的希望不利的。

4月下旬　审阅四月二十八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一级各部门派人下去检查工作的几项规定》。在第三项中加写一句话：“在一般情况下（特殊者除外）下去检查的干部应该通过而不是超过被检查地区或单位的领导机关去进行检查。”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157)、高岗、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五十万人的群众游行队伍。

5月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58)，指出：每次发言要有中心，不要重复过去已经说过多次的话，并且为引导对方考虑和回答我们所要弄清的问题，也不宜牵涉到这一次并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上去，免得对方借此乱扯，难获战果。以后发言，亦望注意这一策略。不管对方今日反应如何，三日均应休会一天，以利观察各方形势。

同日　复信章士钊(159)：“四月二十日给我的信今天看到，已遵嘱抄寄甘肃邓主席(160)，请他调查去了。”

同日　复信毛泽荣(161)：“四月九日给我的信及惠赠食品，均已收到，谢谢你。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吧，似乎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此复。祝你身体健康！”

5月3日　嘱机要秘书电话告知杨尚昆：今后中央会议的议事日程由杨负责，讨论的问题要早三天通知到会人看文件。

5月初　阅华北区税务管理局四月二十日关于一九五二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说：我们按照中央指示，认真贯彻多赚多征、少赚少征、不赚不征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注意干部作风，防止强迫命令现象。这次工作比过去都稳当细致，工商业者一般反映良好。根据目前各省市初步统计，大体可以完成计划任务或稍有超过。毛泽东批示：“根据此件，只要认真去做，任务与政策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就是说，只有彻底执行政策，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5月4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62)，指出：“你们五月三日十六时四十分简报称，据归俘谈，济州岛敌第八战俘营中仍有大批我病伤人员。按第八战俘营是坚持遣返的战俘营。望立即就归俘此项报告进行详细调查，搜集证据和材料，以便在必要时反击敌人。”

5月4日、7日　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姚依林关于国营商业目前情况的报告，并讨论商业工作的几个文件。会议决定周恩来、高岗、薄一波（负责）、曾山、姚依林对商业部关于一九五三年商业工作的指示草案进行修改，再提交中央批准。

5月5日　晨，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63)，指出：同意来电所提方针，但在与对方谈判中应采用主动的诱导的方式，以套取敌人表明态度，不要穷追硬逼，造成无话可说或各说各的局面。我们可告以在对方同意将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送到中立国去的前提和条件下，我方即可考虑回答中立国的具体提名。

同日　审阅中共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党组转报的王一夫(164)四月二十五日关于西南灾情和公粮征收中的一些问题给谢觉哉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同志：像报告内所说的那些地方，应当放手大批减，大批免，不应再有犹豫。”王一夫的报告说：造成西南灾荒的主要原因，除了贫瘠山区生产落后、收入微薄外，还有征收农业税超过群众负担能力的问题。一般干部存有超额完成任务的思想，本应减免的不减免，也有评产时有意提高产量，造成超征。

同日　致信黄炎培、陈叔通：“这里有两个华北的材料，可以一阅，请予掷还。”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同即将去朝鲜前线接替解方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的李达(165)谈话。

5月6日　致信陈云、薄一波、李富春：“五月二十日开始的财政会议(166)，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是否可行，请酌定。”

同日　审阅修改贾拓夫准备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关于工业情况的报告稿，批示：“高岗同志：此件看过，可用。我只作了一些文字性质的修改，请即送贾拓夫同志照此去讲。”又批示：“刚才又接到恩来同志的修改稿，他比我看得更仔细，我同意他的修改意见，请高统一加以修改，再交拓夫去讲。”贾拓夫的报告对国民经济的恢复情况、新的建设任务、目前国营厂矿企业管理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分述如下：（一）到一九五二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多已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胜利地完成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我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有增长。在现代工业中，国营工业的比重已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以上情况表明，我国现在不但有必要而且已有可能使国民经济走上国家计划的轨道。（二）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国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在于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为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基础，并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在这一总的目标下，相应地发展轻工业，积极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有步骤地促进其合作化，正确地发挥私营工业的作用，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三）为了把管理工业的水平提高一步，目前应特别注意建立与加强计划管理，建立与健全责任制度，大力提倡学习苏联和推广先进经验，逐步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

同日　致信周恩来：“请于今日晚间（距板门店开会要提前一较长时间为宜），找印度大使到你处，真实告诉他，我方将于七日十一时提印度为中立国委员会五国之一，并将新方案交给他。并告他，我方四月二十六日方案仍然保留，如美方对我方态度恶劣，我们仍将回到老案，那时并将提名印度一国为接管战俘的唯一中立国。希望印度暂时不要在这两个方案中宣布单独欣赏第二方案，而对第一方案则认为不妥，因为美国甚狡猾，如它不接受我第二方案，则我仍将回到第一方案去。实际上将战俘送到印度去，不会使印度发生很大麻烦，相反，可能大多数战俘会迅速被遣返，剩下的不过少数。印度最近一星期对我第一方案采取暂不表示态度的方针是好的，希望今后也不要将第一方案堵死。亚洲国家应当团结互助，帝国主义总是对我们没有好心的，中国对印度则是信任的。”六日晚，周恩来会见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高伯登，把中国方面将在七日提出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第二方案交他转达印度政府。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67)，指出：“现将第二方案的发言稿全文发给你们，望准备在五月七日大会上抢先提出，并在发言后以书面文件交给对方。”“我方提出新方案，并保留四月二十六日方案，使我们更处于主动，以利与对方进行谈判斗争。如果对方因我让步而故意对新方案在中立国问题上或武装问题上与我纠缠，我们视情况仍可提出第一方案使其选择。即是说，或者将其余战俘送到印度这样一个中立国去，或者让五个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以武装接管留在原拘留地的其余战俘，二者之中必须选择其一。”

5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局、西北军区政治部并转甘肃、青海省委并告西南局电：“基本上同意西北局五月二日修改补充后的甘青剿指布告。只是（一）第三条(168)‘幡然归来’，改为‘诚意回来’，较为通俗易懂；（二）第五条(169)最后一句：‘对坚决为匪到底者则坚决消灭之’，应删去，不绝匪首自新之路。”

5月1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关于限期完成购粮计划的指示的批语稿，并批示：“周总理：为了得粮，使富农、小贩得些好处是可以的，文尾数句(170)可删去。”

同日　晚上，和萧克、吴法宪(171)同从朝鲜战场回国就任新职的王近山(172)谈话，彭德怀参加。萧克汇报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个草案修订情况和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军训情况；吴法宪汇报了关于志愿军空军作战的情况(173)。

5月上旬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天津市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发动群众讨论一九五三年生产计划报告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的“发给各地参考”后，加写：“普遍推行。此件可登党刊。”并批注：“天津市委关于发动工厂全体职工讨论国家计划的经验，值得普遍推行。”

5月11日　和周恩来联名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财经警卫武装领导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重要的国防工业、重要的机械工业、重工业等，应由人民公安部队派出部队担任警卫外，其余的工厂、矿山、企业部门，均应自行组织警卫武装并将其列为各经济企业部门本身的组成部分。此种警卫武装在目前是国家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担负保卫经济建设、生产安全的任务，实质上就是人民经济警察，它成为人民警察的组成部分。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农业税等问题。

5月12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公安部工作、华侨工作、气象预报问题等。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会同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景范起草一个关于宣布“三反”、“五反”总结束的内部通知；由周恩来主管，就全国各地应重视气象预报问题，分别以政务院、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和一个指示。

5月13日　阅周恩来五月九日关于中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讨论文教系统统战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财经、政法两系统的统战工作，亦宜进行检查和调查。”

同日　复信张澜、黄炎培：“五月五日惠书(174)及周孝怀先生意见书，收到，阅悉；并已转付有关各部门负责同志阅看。其中有些问题，已请周总理酌处。便时尚希转告孝怀先生。周书奉还。”

5月14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75)，指出：同意来电分析和对敌方荒谬建议(176)提出强硬批评方针以及要点。今天的发言以精练简短为好。只突出要点，凡不必要或未成熟的句子都去掉。在作这个发言时应声明这是初步意见，保留对对方发言及方案作全面发言的权利。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外交工作、工业干部教育和农村贷款工作问题，并决定国家统计局提出的《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情况公报》，由周恩来、高岗负责审阅，是否公布交下次中央会议决定(177)。

5月15日　致信黄炎培、陈叔通：“此两件有些材料，可以一阅，请予掷还为盼。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同日　晚九时，同彭德怀谈话。十时半，应高岗的要求同他谈话。

5月16日　晨五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78)，指出：“一般同意来电办法，将四个主要问题分开，每天谈一个问题，以便使论点集中、明确而深入，易收效果。但要避免使分开问题形成分裂问题，以免被对方或者各个击破，或者认为我们是每天提新问题，故生枝节。为此，必须将几个主要问题用敌我整个立场基本分歧的对照贯穿起来：我方主张将全部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便对他们的遣返问题求得公正解决，这是合乎我方既反对强迫扣留，也从不主张强迫遣返的一贯立场的。而对方虽然再三承认不应对战俘施用武力加以阻止或迫使他们回返家乡，但实际上却主张对我方朝籍被俘人员实行在停战后在对方军事控制地区就地释放，这就是直接的强迫扣留。对志愿军被俘人员，则将其交由一个瘫痪了的中立国委员会看管，并使对他们的解释工作受到重重限制，经过两个月拖延之后，仍在对方军事控制地区就地释放，这就是变相的强迫扣留。这一基本立场分歧的对照，应在每天分设一个问题时先指出来。”

5月17日　晨六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79)，指出：“一般同意来电各点意见。我们亦认为对方因其方案不得人心，正在想转，至于是否真转，目前尚不易肯定。敌人提出休会三天，我们应抓紧会外宣传斗争，以配合国际形势来打击敌人的无理立场，使其更陷孤立。”“目前正准备一个发言稿，其中心内容是指出双方基本分歧：对方是破坏谈判基础，强迫扣留战俘并瘫痪中立国；我方则是既不许强迫扣留，亦不主张强迫遣返，并尊重和信任中立国。”“开城方面亦应多组织阿兰、贝却敌(180)等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以资配合。估计敌人因国内死硬派吵闹的压力和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不易解决，挑衅和拖延的可能性还是存在，我们在这方面亦应加强警惕。”

同日　复信黄炎培：“五月十六日惠书(181)及附件(182)收到，甚谢。解决问题，应当由各有关方面先行协商，然后由政府加以择决；并且希望在不久时间内，对工商界未解问题作成一个草案，此事大概是可能的。”

5月18日　致信彭德怀：“关于去朝鲜工作一个时期的问题，西藏来的同志除张国华(183)外，还有范明(184)，请一并考虑，是否可以让他们两人都去锻炼一次。”“此事请询问一下李维汉同志。”

同日　复信陈叔通：“五月九日惠书(185)及附件数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承示各点，我以为是正确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讲话。在谈到办学问题时说：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的领导骨干问题，而且先要解决大学的领导骨干问题。同意总理意见，从宣教部门与青年团抽调一批干部去充实大学的领导。训练与提高中学领导骨干很重要。有了坚强的校长，就会产生好的教员。在谈到教材编写问题时说：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确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编辑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备。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在谈到历史与语文教学问题时说：历史与语文应分开教学，责成组织委员会讨论解决。在谈到文字改革问题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搞出简体字来，简体字可以创造。同时要研究注音字母，它有长期历史。将来拼音，要从汉字注音字母中搞出字母来。文字改革，第一步用简体字，注音字母，第二步拼音化。在谈到小学的整顿问题时说：“整顿巩固，保证质量，重点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很好，但不要整过头了。同意少奇同志意见(186)，应允许那些私塾式、改良式、不正规的小学存在。用多种多样办法办学，不强求一律。民办小学的存在不限定年限，能办几年就办几年，横直公家不出钱。学田(187)也可以容许留，但要在有机动土地的地方，并在有可能拿出来的条件下，才能给学田。

5月19日　致信刘少奇、杨尚昆：“（一）华南分局报告及方方的检讨，应加印分发彭真、习仲勋、高岗、薄一波、陈伯达、罗瑞卿、洛甫、贺龙(188)及其他参加中央会议的同志，准备讨论。嗣后，有关较重大的问题的文电，都应如此办。（二）贺龙同志未离京前，应邀他参加中央的各次会议。（三）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同日　审阅杨尚昆本日关于处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等文件的情况和意见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是由我整理好，送少奇、恩来两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的。遵照来示的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毛泽东批示：“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三）十四号通知照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东北局五月十六日关于传达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时应注意事项给所属的电报。电报说：各地在传达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时，对其中“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些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一语，在中央未指示如何传达以前，只可传达到县委书记一级干部，并应嘱咐他们暂不下达，亦不向群众宣传，以免引起部分群众不必要的思想混乱。毛泽东批示：“邓子恢同志：此事有通知各地之必要，请考虑加按语转发此电，或另拟一电，送我一阅为盼。”六月初，审阅修改中央关于各地传达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时应注意事项给各中央局、分局转各省市委的电报，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饶漱石阅后发。

同日　阅陈叔通本日来信，和陈叔通本日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信(189)及所附一封反映常熟农村情况的信(190)，批示：“周总理、小平同志阅，交李维汉同志：此数件阅后，请维汉登入《零讯》。原件用后还我。”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基本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暂停云南植胶问题和紧缩华南植胶计划两个指示草稿，责成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批发。（二）修改通过周恩来提出的《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备忘录和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的回文（草案）》等文件。回文草案指出：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九十一个新的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五十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三）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黄克诚等十六人组成的中央保密委员会，并责成由周恩来主持制定各种保密制度和严格的惩罚条例。

5月20日　晚上，同前来汇报工作的黄克诚和从朝鲜战场回国述职的洪学智、即去朝鲜战场就任新职的黄永胜(191)谈话。

5月21日　审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五月二十日关于调查美军虐待俘虏暴行工作的初步布置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的报告，加写第四条：“（四）调查应本实事求是原则，有则有，无则无，多则多，少则少，力避主观夸大，但也不要故意缩小。”并批示：“周、彭再阅，加了一条。”同日，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调查美军虐待俘虏暴行工作的意见给金日成的电报稿，加写：“各组调查采取实事求是方针，不夸大，不缩小。”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

5月22日　审阅修改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的新闻稿。新闻稿中有一段转述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意见的文字是：“林汉达(192)秘书主任根据胡乔木委员的叙述，传达了毛主席对文字改革工作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毛主席认为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画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书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毛主席认为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毛主席指出：过去拟出的七百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毛泽东将这段文字的开头一句话改写为：“接着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这样的意见是可以作为本会研究的基本方向的。即是说，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同时，删去文内“毛主席认为”、“毛主席指出”、“毛主席的主要意思是”等字样；将一处“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修改为：“一致同意上述意见”；将“主席所指示”、“主席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等改写为别的文字。毛泽东在给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叙伦的信中说：“此件由胡乔木同志从尊处转来，因给一些同志传阅，耽搁了很多时间，兹特奉还。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为荷！”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说：私营企业中各项问题集中于民主改革和增产节约。在私营企业中可以搞竞赛。“一视同仁，有所不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不同。中国的上层建筑已为人民所有（政治关系），很大地影响私人所有权，且受限制，极不巩固。私营企业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与分散主义。生产经营搞不好，公私关系永远不得解决。增产（生产改革）包含数量与质量（价廉物美）。资本家究竟三分天下有其几，值得研究。四马分肥，资方很赞成。公私、劳资关系，应以增产节约为方针。利用私营工厂训练技工、熟练工人，口号为统筹兼顾。工人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生产，同样光荣，要对私营企业的工人进行教育。在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增产节约的基础上，提高物质待遇。资方分去的红利，由其自己处理。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六月十一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议程及出席人员的通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一级各部门派人下去检查工作的几项规定》。会议决定，今后凡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文件，由分工负责的同志审阅核定后，必须再送主席看过后方能发出，否则无效。主席因病、因事请假或出行时，由代理人负责阅看。今后各部门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的原则，克服分散主义的倾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德怀、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贺龙、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出席会议。

5月24日　致信杨尚昆：“嗣后中央讨论经济工作（工业及其他）的时候，请邀刘澜涛同志到会，并将文件预发他看。星期一讨论高岗同志的两个议程，请即照此办理。”

同日　审阅萧克五月十五日报送的中央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个草案的报告，批示：“（一）可以付印。（二）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5月2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彻底做好农业税征收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稿。主要作两处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在今天革命已经胜利、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之后，如果我们不认真地关心农民的疾苦，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从发展生产的环节上，去逐步地改善农民的生活，农民就会不能忍耐，不能原谅我们，就会要损害工农联盟。”（二）“一九五二年的农业产量虽已超过我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但是我们的农业水平还是非常低劣，农民的生活还很贫困，农产品还远远不够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农民不但基本上没储粮，而且每年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贫苦农民缺少食粮，要闹春荒夏荒，此外，国家的粮食储备也还很少，我们国家还经不起一个较为严重的灾荒。”并批示：“速送刘、周、朱、高、彭、饶、习(193)阅，尚昆办。用电报发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级党委，另在北京印发如前示。”

同日　审阅刘少奇五月十三日转报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五月制订的《顾问团工作守则》，批示：“在第一条内加了一句，并将爱国主义放在文尾。”二十七日，致信王稼祥：“在给越南工作同志的《顾问守则》中，第一条，‘热爱越南人民及其一草一木’句之下，应加‘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党与人民的领袖胡志明(194)同志’。如该件尚未发出，请将上列文句加进去，为盼！”二十九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后的《顾问团工作守则》，由对外联络部发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总顾问罗贵波。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目前机械工业的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的指示（草稿），决定由高岗加以修改，并代中央起草一指示；批准高岗提出的努力争取在三年内完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的意见。会议决定：一、今后三个月内将所有各财经部门的工作，提交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适当的指示。二、关于中央办公制度及文电处理的改善办法，指定周恩来（负责）、刘少奇、邓小平、饶漱石、杨尚昆提出意见，交中央决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习仲勋、陈伯达、罗瑞卿、杨尚昆、贾拓夫、张玺(195)、安子文、张有萱、段君毅、汪道涵(196)出席会议。

5月26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公安部第二次全国基本建设保卫工作会议决议稿、罗瑞卿关于第二次全国基本建设保卫工作会议的报告以及彭真为中央起草的批语稿。会议决定：一、为了促进我国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我国对外贸易部门应经常了解其需要，提出确实的计划。在我国生产方面，应为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生产一部分必需的产品。此事应由国家计委加以注意。二、鉴于一九五三年变化甚大，为保证国家预算的平衡，应注意增加收入和紧缩支出。六月十一日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应将此问题列入议程进行讨论，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高岗、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李维汉出席会议。

5月27日　致信彭德怀、黄克诚：“在中央会议中，每月或每两月，应有一次军委的议程。例如早几天克诚同志要和我谈的后勤会议的情况，即可向中央会议作一次报告，其办法是用文字简明地写出来，交杨尚昆同志印发各同志，列入议程，开会时由黄再作简单说明。其他各部门重要事项，准此类推。如同意，请照办。”

同日　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谈工作问题。

5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安子文关于五月四日召开的第二次编制工作准备会议讨论编制方案所提意见的报告，决定将编制问题列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议程。会议批准对外贸易部向日本出口食盐三十万吨，并减低税收及利润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陈伯达、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刘景范出席会议。

5月29日　听取李维汉关于外出调查资本主义工商业情况的汇报(197)。

5月30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5月下旬　阅薄一波五月二十日关于北京市零售物价不断上涨问题的调查报告，批示杨尚昆：“此件列入议程(198)，准备讨论。”

6月1日　晨三时半，复电金日成(199)。复电说：“我们同意关于敌方新方案(200)可以接受的意见。我们准备指示开城在六月四日复会时，表示基本同意对方的新方案，只在各项条文作若干必要的和技术上的修改。其中主要一点拟在对方新方案第四条第十一款最后一段中作这样的修改，即：‘任何战俘凡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责看管他们后一百二十天内，尚未行使其被遣返权利，又未经政治会议为他们协议出任何其他处理办法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然后根据各人的申请，其中凡有选择前往中立国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红十字会予以协助。这一工作，应在三十天内完成，完成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即停止职务并宣告解散。’我们估计这一修改与对方就地释放的原提案无基本差别，可以被接受的，但也准备如对方坚持原提案，亦可同意。”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朝鲜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草案。毛泽东说：应将病伤战俘归来所反映的情况，通报党内、军内。（二）会议听取并讨论吴波(201)关于修正税制执行情况及今后税制修订的方向的报告。毛泽东在谈到今后税制修订问题时说：重点应放在政策和税率方面，不要只顾任务。因此，征收方法甚重要，结果可能多征。专营批发商有五千多户，批准的专营批发商多为大户，约两千多户。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社论说到公私完全平等(202)，是绝对错误的，落后于孙中山。现暂不批准报告，先听各地意见。报告可作为财政部的意见，提交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报告内容有些是好的，总账算得对不对应研究，营业税解决办法待研究。中央与地方共同成立一个小组来讨论。又说：在去年增产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三反”、“五反”，即使实行旧税制，不见得收不到。全年不过多收四万多亿元。会议认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所公布的对税制的若干修正（政务会议核准的），在政治上有原则性的错误。同时，这一问题事前未向中央请示，也未提交中央讨论，在组织上也是严重错误的。关于税制修订问题，由薄一波、曾山、姚依林、许涤新、程子华、戎子和、吴波等再加研究，提交全国财经会议征求意见，再交中央讨论。会议提出，原决定由薄一波准备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现决定由周恩来主持。

6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为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生产一部分他们必需的产品。二、应注意增加财政收入和紧缩开支，将这个问题列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议程。

6月3日　下午，同彭德怀谈话。

6月4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军校管理部五月一日制定的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二期教育计划。毛泽东作的主要修改和批注是：（一）将训练要求的第一条“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删去。（二）将这一条中“了解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道路”一句，改为“了解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道路”。（三）在“每天学习时间定为九小时半：正课六小时；复习射击教练、队列教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半”一句中的“九小时半”处批注：“似以八小时为好，即正课五小时，操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批示彭德怀：“此件还你。未细看，望了一下，有几处修改。另关于每天九小时半学习时间，似太多，改为八小时如何？尤其夏天，学生吃不消。”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粮食工作，研究了粮食工作的征粮、收购、调运、节约和农村自行调节问题。

6月5日　审阅关于新税制问题的五个文件(203)，批示杨尚昆：“此五件请印发各同志。总题目为：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批准水利部党组五月六日关于农田水利问题的报告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和水利部党组的批语稿。对批语稿的主要修改情况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央同意这次农田水利会议所提出的各项改进工作意见，即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现时应将重点放在开展群众性的各中小型水利，并切实整顿现有水利设施，发展其应用效益方面。除单干户互助组或合作社能自行解决而又不牵涉他方面者外，今后兴办任何一个工程，应按照规模的大小，牵涉的方面，分别经过乡人民代表大会，或区政府或县政府加以审核和批准。并应按照下列一些原则进行”。并批示：“刘、周阅，尚昆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谈到民族问题（绥远(204)与内蒙古）、过渡时期与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问题。

6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开会，商谈宪法问题。

6月8日　下午二时，朝鲜停战谈判双方正式签订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一年多来唯一阻碍朝鲜停战的遣返战俘问题获得解决，至此，停战谈判的所有议程全部达成协议。双方进入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和拟定停战协定的细节工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朝鲜停战问题，听取并讨论戎子和关于一九五三年一至四月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检查及对今后平衡预算的意见的报告。会议认为：过去几年，财政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在政策上、政治上和方法上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今后必须加以纠正。关于严格监督国家资金的运用，加强财政纪律，必须定出具体办法。财政部的报告可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批语：“中央批准华南分局六月一日关于加强分局集体领导与各个部门分工负责的决定，并将此件发给各省市委参照办理。”决定说：华南地区正处在由改革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为了做好当前的转变和今后的各种建设工作，关键在于加强分局领导——建立强有力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度。在分局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强对政府工作的具体领导，克服过去曾经存在着的某些分散和无组织的状态。

6月9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滕代远关于对铁道部过去工作的检查及一九五三年中心工作及营业线路、新线工程等问题的报告，批准周恩来关于六月十一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决定由李维汉作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指示，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饶漱石阅。指示指出：争取缩短长春汽车厂的建设时间，不仅对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第一机械工业部也可以在长春汽车厂的建设过程中积累经验，培养和壮大自己的建设力量，并为接踵而来的其他重要建设工程创造许多有利条件。由于我们技术落后和没有经验，要在三年内建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工程，不论在施工力量的组织、施工的技术、国内设备的供应以及生产的准备等方面，都将会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通报全国，责成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三年建成。

6月1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山东莱阳地委关于物资供应工作经验的指示稿，加写两段文字：“中央曾经发出指示，在农村工作中，一方面，必须照顾小农经济特点，党和政府不可对农民干涉太多，即必须废止各项主观主义的和命令主义的办法；另一方面，为了适当地和有力地指导农业生产，党和政府必须按照农民和国家的需要和可能，进行必要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现有山东材料一件，证明中央此种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段文字是六月二十四日改定的——编者注）“今后各地合作社干部必须学习莱阳的经验，学会使用新式农具、肥料的技术，下乡去当农民的技术教员，将教技术和销货物结合在一起去进行。今后县、区、乡干部也要认真学习农业技术，充当农民的教员，方能有效地领导农民群众。”同时，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列入议程。此件印发中央及到财经会议的各人。”二十四日，这个指示下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和农业部党组、全国合作总社党组，并转各地、县级党政部门。

同日　晚上，同谭震林、柯庆施、曾希圣、陈丕显(205)、李雪峰、李先念、陶铸、金明(206)谈话。

6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新疆民族自治区成立时的称谓问题，名称定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听取姚依林关于一九五三年春季国营商业工作的检查及下半年工作部署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新税制违背了二中全会的路线和《共同纲领》的路线，写了社论一篇，说它完全平等，资产阶级马上热烈拥护，共产党至少也得热烈拥护。税制报告没有批准，应作大的修改。又说：商业文件基本上是好的，估计不足是主要缺点。贸易计划总额一百五十五万亿元已变为一百六十万亿元，也被推翻了。此外，对贷款、利息应加研究，运输费、税收、搬运、劳动条件都影响流转率。会议认为：国家商业工作是有成绩的。过去的基本缺点是，对于市场情况估计不足，国营工业利润过高，一九五三年一月全国商业局长会议后，在压缩库存与实行经济核算制方面，要求太快，收购和推销都太少。今后应注意扩大商品流通，加速资金流转，对于大批发商人必须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限制。姚依林的报告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可提交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出席会议，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刘澜涛、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曾山、陈希云(207)、程子华、戎子和、李哲人(208)列席会议。

6月12日　下午，同陈正人谈话。

6月13日　阅彭德怀本日关于报送金日成、彭德怀准备向部队发布的停战命令稿的报告，批示：“请周审改，再退我。”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的秦基伟(209)。毛泽东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好，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国的钢铁还要硬。这奇迹是你们创造的。朝鲜战争是要停下来的，所以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边防线长，还有残匪在境外活动，斗争情况复杂。你年轻力壮，到任后要多下去熟悉地形、了解部属，把边防建设好，把大门守好。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王稼祥开会。

6月13日—8月13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党纠正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在会内会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一段时间里，讨论和批评新税制成为会议的中心问题。中共中央纠正了在高、饶影响下出现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会议取得预期的效果。

6月14日　阅陈叔通、黄炎培六月十二日的来信(210)，黄炎培十三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以及中国民主建国会十二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的座谈会情况的通讯(211)和十三日关于私营工商界现存问题和解决办法的建议，批示：“周总理、李维汉同志：此两信及两附件可一阅，并可登入《零讯》。这是资方集中表示意见的一次，大都是应当注意解决的。”本日，复信陈叔通、黄炎培：“六月十二日惠书及附件收到，甚谢。此事，现正研究中，大约可以获得若干解决方案。”又复信黄炎培：“六月十三日惠书及附件收到，甚谢。民建会通知所述各点，是适当的。私营企业问题已交财委研究。”

6月15日　晨四时，就朝鲜停战协定草案有关条款的修改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12)，指出：“关于军分线问题，应以十五日二十四时的时间为划线的最后根据，因此在十五日会上可将十四日没有变动的各点定下来，而在十六日会上将十五日的情况定下来。”

同日　审阅李维汉的报告《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213)，将标题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并在封面上写了一个讲话提纲：“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对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基本内容及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方法时，他说：过渡时期的时间多长？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总路线和总任务包括两部分性质：（一）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超过农业。（二）社会主义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批评“左”、右两种倾向时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毛泽东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这三个提法。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不是说到第十六个年头上突然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根据过去四年的经验，资本主义企业中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不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十五年原封不动，不要总把资本主义经济看成一块铁板，看成是不变化的。在谈到对私营企业的政策时，他说：“有所不同，一视同仁”，这是把公私企业拿来相比较。有所不同，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因此，在对它们的政策方面也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核算、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公私企业大体上相同，总目标是增产节约，减少成本。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因为所有权的关系，不能讲完全相同，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数量不可忽视，其作用是不小的。它有工人和店员三百八十万，而国营企业也只有工人和店员四百二十万，超过它不多。资本主义企业数量很多，目前少不了它，而我们又有办法逐年把它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企业是不行的，我们也没有资格。现在，我们飞机、坦克、汽车、拖拉机等都不能造，就想把资本主义企业一脚踢开，是不对的，不应急躁冒进。统筹兼顾完全必要，以便我们集中主要精力做国营企业的工作，集中力量搞国防，搞重工业。在谈到对资产阶级分子和私营工商业实行改造政策的可能性时，他说：每个城市要好好做几个大资本家的工作，我自己也在做。几年来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或者说多数，是可以教育的。他们是民主人士，可以教育。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和商业的改组是不相同的。对私营工业的改造，是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强党支部和工会的工作，加强对资产阶级基本部分的教育。对私营商业的改组，向商业资本家做教育工作是可以的，但目的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我们把店员接收过来。毛泽东最后说：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一点已经清清楚楚地给人民看到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比较好些？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技术提高得快，生产发展得快，又快又好。这说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胜。会议基本同意李维汉的报告，委托他根据会上的发言，对报告加以补充和修改，提交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

6月16日　晨四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14)，指出：“关于军事分界线，已定以十五日二十四点的情况为最后根据，不再改变。在这个时间以后的任何发展均不再提出修改。望根据这个原则与志司通电话，就来电所提交换各点求一决定办法，不再更改。”

6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议程有十八项。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习仲勋关于开展上海天主教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目前对天主教的工作，可不提“三自革新”(215)口号，只提爱国运动。会议责成由萧华召集军委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内务部及东北、华北和华东各一人开会，研究改进康复医院工作问题，并起草一指示交中央批准(216)。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高岗、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薄一波、邓子恢、黄克诚、习仲勋、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萧华、刘景范出席会议。

同日　致电金日成(217)。鉴于停战协定即将签字，就有关停战事务问题需早作准备，提出具体建议。

6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商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问题和鉴于李承晚政府破坏战俘协议决定在朝鲜停战前再给予南朝鲜军队以军事打击问题。十九日上午，彭德怀离开北京赴朝鲜，准备参加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

6月19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18)，指出：美军总部明知故犯地纵容李承晚破坏战俘协议(219)，引起全世界严重注意和纷纷责难。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的压力，使类此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安子文关于全国编制问题的报告和薄一波提出的关于粮食收购办法草案、关于粮食计划供应办法草案、关于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办法草案、关于粮食节约办法草案。

6月21日　复电彭德怀：“六月二十日二十二时电(220)悉。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6月22日　阅卫士张仙朋回乡探亲后于五月七日写的山东省福山县宫家岛乡调查报告(221)，批示：“写得还好。文字应通俗些。要研究社会情况，学得经验。”

6月23日　复信毛泽连(222)：“五月八日的信收到。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治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

6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议程有十五项。会议讨论并批准周恩来六月十三日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程序、统一管理专家工作及文教政法系统增聘专家等问题的报告；讨论并基本上批准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运动的指示（草稿）和林业部党组关于私有林区木材经营管理方针、政策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刘澜涛、杨尚昆、安子文、萧向荣等出席会议。

6月26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邓子恢关于治理黄河的意见和王化云关于根治黄河与防洪措施的意见，听取并批准李富春《关于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山东省关于山东政权机构编制情况的报告，批准成立马列学院管理委员会，由饶漱石、胡乔木、安子文、陈伯达、凯丰、侯维煜、胡绳(223)等组成，胡乔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出席会议，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陈伯达、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马明方(224)、潘复生、李葆华(225)、向明列席会议。

6月28日　晨，阅胡乔木六月二十七日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二改稿）》的意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毛泽东在信上写了准备在六月二十九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一）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二）对于党和工人阶级仍以国民党时代的态度对付资本主义企业的批判。（三）对于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解释。在此原则下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的解释。（四）排挤应改为逐步消灭。（五）对于商业劳资的安排。（六）改为中国共产党第某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草案，加以修改。（七）集中于党中央及各级党委，日常工作委托统战部。（八）修改过去法令，创制一些法令。工人提高政治水平问题。第六种经济形态。还有相当力量，应警惕。”同时，审阅修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二改稿）》，将“二改稿”改为“修改稿”，并加写题下说明：“一九五三年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先在党刊上登载，交各级党委讨论，俟收集意见，准备提交将来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或其他适当的会议上去讨论和决定。其中有许多当前要争取时机迅速解决的问题应予即行解决，要做的工作应即动手去做。”晨四时，批示杨尚昆：“此件及附件印发上次参加讨论此问题的各同志，并列入星期一的议程。印件应于今日下午送到各人手里，并通知他们阅读。”

6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修改稿）》。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他说：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七月要搞出几个具体文件，包括法令。文件的作用很大，很有必要。主要问题是方针、路线，方针、路线不搞清楚，具体办法也会不行。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不同，是从历史不同来的，他们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没有理由没收他们的企业。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资产，也分两种处理办法，对英国、美国、法国的是征用，所有权没有转变。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多种形式。“五反”前，没有来得及搞。“五反”后，阶级关系起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有可能经过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并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文件，要有一个地方，批评错误的看法，例如认为党和工人阶级仍应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企业。其实，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我们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即有改变。现在已经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我们的同志还把它们看成是同国民党统治下一样的，把它们搞垮完事，不采取积极态度。要写一段来批评党和工人阶级中的这种思想。“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原则要加以解释，哪几点相同，哪几点大体相同，不能完全一视同仁。在这个原则下，再解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国营为主，兼顾其他。对资本家不取消公民权，消费财产不交出，现在给利，将来给工作。虽然要警惕，但我们不要怕它。最麻烦的是农民，汪洋大海。商业的排挤，改为排除或消灭。商业资本家转业，资本很少的当工人，有资本的联合起来搞工业，劳动者给以安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领导，集中于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因为政策性太强。日常工作交给统战部。会议决定：（一）由李维汉、许涤新、胡乔木、陈伯达、李立三(226)等根据会议意见，对修改稿再加以修改，写成《中共中央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决议（草案）》，经此次财经会议讨论后，再加修改，然后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讨论，俟收集意见再加修改后，准备提交将来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其他适当的会议去讨论和决定。（二）李维汉报告中提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现存的问题中，有许多当前要争取时机迅速解决的问题，应予即行解决，要做的工作应即动手去做。会议决定决议草案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个决议草案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邓子恢、曾山、李立三、习仲勋、刘澜涛、陈伯达、程子华、宋任穷(227)、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赖若愚、许涤新、陈希云、陈丕显、陶铸、王任重、李雪峰、何伟、王恩茂、李井泉、曹荻秋(228)、乌兰夫、黄火青、刘秀峰、张明远(229)、胡景沄等出席会议。

6月30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高岗、林伯渠、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讲话。他说：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现在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

7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本日为转发福建省委关于落后乡的工作报告给各地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各地在今冬明春的农闲季节内，除完成乡选任务外，应集中力量解决区乡新三反问题，并着重地注意解决落后乡问题。但在新区至少须要两三年时间才能全部解决这个问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司法部关于执行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的指示等十三个文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高岗、林伯渠、张闻天、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王稼祥、习仲勋、刘澜涛、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等出席会议。

7月2日　同蔡畅(230)谈话。

同日　晚八时，同陈伯达谈话。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黄克诚开会。

7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外贸易部的工作报告。

7月4日　就迁移马克思墓捐款一事，复信波立特(231)：“您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的来信收到了。我们极为同意你们对卡尔·马克思墓的处理办法。为表示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的生平和工作的关怀，中共中央认为帮助这一工作顺利进行是自己的光荣任务，特为移墓所需费用募款七千美元（折合二千五百英镑）。此款请苏共中央代为转去。”

7月5日　中午，同陈丕显、王任重谈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

7月6日　晨一时，同周恩来谈话。六时，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232)，电报说：现将《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233)的对策》(234)和金、彭复克拉克信稿两个文件发上。这个计划方案和复信已取得友方同意，请首相同志考虑后将你的意见电告，以便指示开城办理。随后，金日成复电同意这两个文件。七日，毛泽东将两个文件发给李克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准劳动部党组七月四日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处理办法的报告，指定由饶漱石代中央起草一个通知，送毛泽东阅后发出；政务院也应发出通知，由周恩来办。会议指出：鉴于今年未经中央正式决定，即已将拟于七月一日增加工资的计划普遍传达下去的情况，今后关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项，凡尚属拟议，未经正式决定并允许下达者，一律不得下达。会议还批准外交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三年度外事会议的报告、外交部关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内进一步基本肃清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残余经济势力的方案和公安部关于外侨基本情况及今后一年内外侨管理工作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出席会议，饶漱石、李富春、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陈伯达、杨尚昆列席会议。

7月7日　复信符定一(235)：“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7月8日　晨三时半，复电彭德怀并告金日成、李克农(236)，指出：“同意将修正军分线问题暂不向对方提出，而推迟到十八日左右看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如果到十八日左右原定的军分线无甚变动，即可不提此问题。如果届时攻夺金城以南的任务(237)基本上完成，即应提出修正军分线使之符合于当时实际情况。”

同日　复信张澜：“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惠书及附周、刘两先生的意见书，业已收到，甚为感谢。”

同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出席，高岗、张闻天、邓子恢、饶漱石、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列席。

同日　晚十时，同陶铸谈话。

7月9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指示(238)，劳动部党组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处理办法的报告，批示：“（一）通过两个文件，由中央和政务院速发通知。（二）鉴于今年情况，嗣后应依正式命令办事。（三）应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又批注：“计时和计件”、“适当照顾农民”、“灾荒和朝战”。

同日　下午，同刘少奇、周恩来、高岗谈话。

同日　晚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39)，指出：此次复会后的谈判应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应讨论有关停战协定实施的各种保证，然后再谈签字前的准备工作。

7月1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对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贷款问题复西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电报稿。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九五三年五月九日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关于农业贷款问题的报告和西南局的意见阅悉，中央同意西南局的关于在贷款问题上对待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的各项意见(240)。惟对土地改革后确已从事农业，并服从政府法令的地主分子，如其生产确有困难或遇疾病等意外灾害时，在当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在农业贷款中，亦可予以适当照顾。如当地群众反对贷款给地主分子，则不要贷给他们。”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大批集训区、乡干部问题复西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转省市委的电报稿。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西南局对四川省不少县份召开扩大会议的意见很好。兹发给各地参考。这是仿照中央转发山东胶州地委的经验召开的，问题是时机不适宜。在农忙季节，集中大批不脱离生产的乡村干部到县、区开会或受训，是不适宜的。这样大的会议，只能在秋收后春耕前农闲季节召开。如果在农忙季节召开，这不仅将削弱乡村干部对农民生产的领导，更坏的是耽误了这些乡村干部本身的生产，而这些乡村干部都是不脱离生产的，是靠自己的生产劳动来养活家口的……各地必须从改变县、区领导工作的方法着手，由各中央局及省委各选择一至二个县，由各地委各选一个县，帮助县委、县政府改善分工合作的方法，取得经验，然后推广，其中的一项，是要切实纠正使不脱离生产的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误工过多的现象”。

同日　下午，和朱德听取陈赓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建设简要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陈赓对形势分析得很对。战争还在打，战备不能放松，苏联援助我们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正在不断送到部队，光靠几个专家顾问指导不行，我们急需要有自己的军事工程技术干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十六个文件。

7月10日或10日后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第七号（七月九日召开的第十二次会议）上写一段话：“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7月上旬　阅胡乔木七月六日来信。信中说：本期《学习译丛》末篇提到对于“对立的统一”的批评(241)，请参考。毛泽东写批语：“陈伯达同志阅，退乔木。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错误的。”

7月11日　审阅黄克诚本日关于缩减在辽东(242)、华北、山东半岛、上海、舟山、海南岛等地修建国防工事的计划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赞成你的缩减计划，这是很必要的，望照此部署。”报告说：鉴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如财力、物力、技术、技术领导均缺乏，领导干部和施工部队又无近代筑城经验，五年完成原计划确有很大困难。因此，拟对整个计划重新研究一下，采取稳步修建的方针，即前三年少修，求得锻炼干部，取得经验后再逐年增加。

同日　晚上，听取周恩来汇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开会情况。毛泽东说：领导小组会议应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薄一波同志的发言(243)，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

7月13日　审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政治局会议决定事项的通知稿，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鉴于今年未经中央正式决定，即已将拟于七月一日增加工资的计划普遍传达下去的情况，今后关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项，凡尚属拟议，未经正式决定并允许下达者，一律不得下达。”

7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林伯渠、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出席。

7月15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全体职工举行建厂奠基典礼。此前，毛泽东为该厂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同日　晨三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44)，指出：哈利逊十三日提出的方案显然怀着两个目的：一个是将朝鲜人民军加至七万六千六百人，占敌人交出名单中朝被俘人员家在北朝鲜的九万六千人的百分之八十，而故意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仅加至六千四百人，仅占名单中中国被俘人员两万人的百分之三十二。这一显然的数字上的参差是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我朝中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团结的。另一个目的是，提出对遣返名单以外的被俘人员的‘征询’，使我们在客观上承认其‘甄别’的效果，然后再落入其所设的‘征询’的陷阱中。因此，敌人这一方案不论在数字上、内容上，都是决不可以接受的，应坚决的拒绝和回击。我们过去预想的九万上下数字，一方面可较接近于十一万数字，另一方面可使朝中双方被俘人员在名单上遣俘比例大体接近（比如人民军七万五六千人，志愿军一万五千上下）。现在这个概数和比例都未达到，而且敌人怀着上述阴谋，又处在敌空军大轰炸(245)之后，我们不仅不应在此原则上让步，并应利用这一形势，扩大宣传，指出敌人企图使用空军狂轰滥炸，得到他在会议桌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并准备扩大朝鲜战争，以逼使敌人接受我方的合理要求。如果敌人拒绝协商，继续拖延谈判，我们就应决心让他拖延，使敌人的主要力量继续受到损伤，最后迫使敌人向我让步。如果在现在敌人的狂炸和挑拨朝中友谊的阴谋计划之下向敌人屈服，这在政治上极为不利。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林伯渠、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陈伯达、杨尚昆、王稼祥、胡乔木、安子文出席。

7月17日　晨五时，审阅黄克诚七月十六日晚七时关于歼灭登陆之敌的部署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报告，批示：“退黄克诚同志，处置很好。要防敌以另一部在他处登陆。”报告说：今晨四时五十分，蒋军两个团附坦克一部在其海军掩护下，在福建南部的东山岛登陆，与此同时，敌伞兵三百名(246)在飞机三十架掩护下，在东山岛的后林地区降落。我守岛部队与敌展开激战。福建军区和中南军区已派部增援，准备歼灭登陆之敌。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除已告情报部门严密掌握敌情变化，通讯部门确实保证中南、华东军用电话畅通，中南、华东通令各海防部队提高警惕防敌可能袭扰。晚十二时，审阅雷英夫(247)关于在福建东山岛迎击进犯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绩(248)及今后兵力部署的报告。报告说：据叶飞晚九时三十分报告，东山岛上所有滩头阵地于晚八时全部被我占领，但岛上敌人尚未全部肃清。战斗结束后，拟留一个团在东山岛担任守备，主力即撤回大陆，以免敌再来扫射轰炸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据此，建议：（一）可同意叶的处置；（二）准备今晚增援东山岛的一个师和炮兵团可解除增援任务；（三）待战斗完全结束、战果弄清后，似应以军委名义通报表扬，并可发布战报。毛泽东批示：“照办。”二十三日，毛泽东审定并批发中央军委关于嘉奖参加东山岛作战部队的电报。电报说：“此次战斗，我各部队均能按照既定部署顽强抗击及迅速增援，奋勇作战，获得近年来歼灭海上蒋匪的最大战果，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及蒋残匪帮袭扰计划，特电嘉奖。”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干部问题。会议确定，选干部的标准应是：德才兼优，有为有守。

7月18日　晨二时，致电金日成(249)，电报说：“关于出席停战协定签字问题，我们考虑双方司令官，您及彭德怀同志与克拉克三人均不出席签字仪式，而改由双方司令官预先将字签好，再拿到板门店去由双方谈判代表签署。其理由为南朝鲜的破坏行为不利于双方司令官在这个时机出面。如您对此议无不同意见，我们即拟电告开城在联络官会上提出。”在金日成复电表示同意后，十九日晚十一时，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50)，指出：“我们应主动向敌方提出，由于李承晚政府曾破坏了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至今尚反对停战，并声言他们有行动自由，因此，双方高级司令官不宜出席签字仪式，而应各在其司令部先行签字，然后将他们已经签字的文本送板门店，由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及哈利逊中将主持签字仪式，并进行分别签署。”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高岗列席。

同日　晚九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51)，指出：签字前的准备工作，除调整军分线外，应包括确定对方手中剩余的不直接遣返战俘送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地点问题，此事不应留在停战后交军事停战委员会解决。

7月20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252)，指出：“停战后，谈判代表团改为停战代表团，内部仍应朝中各保有同等人数的代表团，依照谈判开始时与金首相的协议，由李克农同志负总的责任，一切问题由朝中双方代表集体协商解决。中方代表即由李克农、杜平、乔冠华三同志担任。此议如你们同意，当再征求金首相意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邮电部工作。

7月21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253)，指出：签字日期，估计各种准备工作的完成时间不会早于七月二十六日。如你们估计有此可能，可与对方定签字日期为二十六日。应坚持金、彭不参加签字仪式，而应将文本送签。

7月22日　为转发杨士杰五月二十三日关于检查农村统计报表情况给华北局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士杰同志的报告极好，中央一级，大区一级，省市一级，专区一级和县一级，共五级科长以上负责干部均应当好好地读一遍。县以上党政民各级机关所发统计报表，在农村中已泛滥成灾，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为此中央责成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主要责成国家统计局）、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在接到本指示以后，迅即仿照华北局的办法对于统计报表问题指定专人加以调查分析，分别宣布停用、保留和改进，并规定简化报表及控制报表的可行办法，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处理滥发统计报表一项问题，应联系‘五多’问题中其他四项问题去处理。城市中的滥发统计报表问题，亦应同时注意处理。本指示及附件应登党刊。”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水利部党组报告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加写：“中央认为，中央水利部七月十日关于发生在各地水利工程中的三个严重问题的报告是正确的。”水利部党组报告中说的三个严重问题是：一、治淮民工工资较低和因治淮农户负担加重；二、在水利工程中不断发生伤亡、病亡事件；三、由于工程计划没有主动向群众解释，没有注意解决群众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的矛盾，甚至发生违犯群众利益、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致使发生群众骚动事件。报告提出适当调整治淮工资标准、加强对工地的管理领导、实行安全责任制、解决医务人员缺乏问题和将占用耕地、迁移居民、迁移坟墓的赔偿费列入工程计划等解决办法。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十四个文件。

7月23日　晨四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54)，指出：关于出席签字仪式问题，鉴于李承晚还在公开叫嚣，其采取破坏行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还是不宜轻易同意双方高级司令官出席而要继续争取送签。在会上，战俘的总数差二千人，还要追问。不直接遣返的数目，也要再追。

7月24日　晨，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

7月25日　晨一时半，同高岗谈话，四时五十五分周恩来参加。

同日　晨六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55)，指出：关于签字仪式问题，可告对方金首相将由崔庸健次帅(256)代表出席签字，彭司令员将亲自出席。签字日期应肯定通知对方为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进入签字厅的记者可容许为每方各十人至二十人之数，南朝鲜及蒋帮记者不得参加。

同日　上午，同陈云谈话。陈云提前结束在北戴河休假，二十三日返回北京。八月三日，邓小平提前结束在北戴河的休假返回北京。他们是根据毛泽东的“搬兵”指示，回京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七月二十五日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胜利的电报稿，在电报稿末尾加写：“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中央和军委的电报指出：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自入夏以来向敌展开有重点的战役性的反击作战，迄今已获得重大胜利，自五月十三日至七月十八日两个多月中共歼、伤、俘敌九万余人。尤其自七月十三日开始的战役反击，在金城东西三十余公里的正面，向敌四个多师所据守的阵地，同时进行突破，截至十八日止，五日内共歼敌、俘敌二万八千余人，击溃敌四个多师，共攻占敌纵深十公里、约一百七十平方公里的阵地，给了李承晚军队以严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大大地提高了我军对敌斗争经验，使我军在突破敌坚固设防地带的作战中，获得极宝贵的经验，特电祝贺。

7月26日　晨六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57)，指出：在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程序上，除不再反对李、蒋新闻代表出席外，其他可不再变动。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三个委员会名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指定主任。”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名单后，批示“以陈伯达同志为主任”；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研究委员会名单后，批示“以胡乔木同志为主任”；在语文教学问题研究委员会名单后，批示“以胡乔木同志为主任”。

7月27日　上午十时，在朝鲜板门店，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下午一时，克拉克于汶山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晚十时，金日成于平壤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彭德怀于开城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二十七日晚十时起，朝鲜全线的一切战斗行动完全停止。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工作。

7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周恩来参加。

7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陈伯达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在讲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说：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258)。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在讲到改造问题时说：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讲到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时指出：第一，有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完成。在讲到对私营企业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政策时说：在所有权方面是一视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资本家分到的红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待遇一般原则也是“一视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一视同仁”里面还包括资本家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讲到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必须兼顾其他时指出：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对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对于他们，只能经过劝说，启发自愿，准备劝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实现合作化。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我们党内有人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即国家专搞重工业，轻工业让私人去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路线，不能是国家搞原料，资本家搞制造。人民新增的购买力，要靠国营企业主要是地方国营企业来满足，私营企业只能占去一小部分。对“三高”即物价高、利息高、利润高政策的批评，不能过分，要分析。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要看到物价有高有低。工资也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在讲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会议决定：（一）中央各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署、行的高级干部，应在最近期内，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进行一次研究与讨论；（二）各大区来京参加全国财经会议的干部，亦应利用时间讨论一次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三）中央政治局准备讨论一次价值问题，由陈伯达负责汇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论价值问题的若干文献，印成一册，先送中央各同志阅读。

7月30日　审阅黄克诚七月二十九日关于中国人民志愿空军在朝鲜停战联合观察小组未到达新义州口岸前，是否继续担任原活动区(259)巡逻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不要过鸭绿江。”

同日　复信黄炎培：“临行一信，近日一信，均已收读。时局好转，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先生读马克思著作有心得，可为祝贺。天热，可在海滨多待一些时候。”

7月31日　和周恩来致电马林科夫、莫洛托夫(260)：“衷心感谢苏联各族人民和你们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际所表示的祝贺。朝鲜停战的实现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伟大胜利。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对于朝鲜战争的结束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将与伟大的苏联人民、英雄的朝鲜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为巩固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的事业而继续努力。”

同日　复信李济深：“七月二十八日惠书(261)，并转来李玉麟、陈文运、丁锦、李炳之、张联棻五位先生的长信(262)一封，业已收读，甚为感谢，便时尚祈转达五位先生为荷！”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地质部党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和讨论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情况。地质部党组负责人汇报时，毛泽东说：地质队伍更像军队，地质职工不畏艰险，向解放军那样转战南北。地质部要建立政治机关，加强党的工作。要重视群众找矿，要逐步加强科学研究，区域地质调查是地质工作的战略新任务。

7月下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七月十四日报送的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稿和中央转发这个指示的批语稿。在全国总工会的指示稿中“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必须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一句后，加写一段话：“这里所说的改造还不是指取消资本家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那种最后的改造步骤。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解放以前的那种资本主义，它主要地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是这一部分利润，在整个企业盈利中不过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占了四分之三左右的盈利的主要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这里包含了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一个小的成分）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带了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社会主义性质的。必须指出，目前并不是一切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做到了这一步，还没有，还需要几年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的。”在中央批语稿的“指示稿中所指出的‘四马分肥’的比例，是适合于多数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但是如果某些工厂资本家所得超过指示中所指出的比例，只要他们的所得部分是依靠正当经营而不是依靠五毒或其他不法行为，也是可以允许的”这句话之后，毛泽东加写：“资方所得不及此比例的工厂企业要达到此比例，须在向工人说清楚取得工人同意后，方能实行。”

8月2日　阅齐燕铭七月二十日关于龙云(263)在土地改革中的退押赔偿问题的处理意见。齐燕铭的意见是：对龙云在其公馆“震庄”内所存古玩珍藏汽车等浮财，云南省委统战部意见拟在其自愿原则之下，劝其献给政府。我们以为不动为好，他如愿自己出卖时听之。毛泽东批示：“不但不要劝他献出，他自己愿献，也不要接收，免处被动。”

同日　下午，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顾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柯托夫中将，黄克诚、萧向荣在座。

8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建筑工程部工作和农业税问题，决定今后三年不再增加农业税，农业税大致稳定在三百二十三亿斤小米的基础上。

8月5日　再次审阅并批示同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转发中南军区党委关于召开高干会议检查工作的报告给各大军区等的党委和政治部的批语。此前，毛泽东对批语稿的修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兹将中南军区党委会七月九日关于在该军区高干会议上检查工作的报告摘要转发你们，其中所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是全军所共有的问题。请各军区、各兵种、各部门同样研究这些问题，并予以解决。中南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各处均可参照执行。”中南军区党委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提出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意见是：（一）造成连队工作忙乱，有领导机关作风的问题，即加重连队负担的所谓“五多”。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改善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着手。（二）老战士是连队的骨干，但现在对待老战士的态度很不好。对老战士须有一个适宜而积极的政策，使其成为新兵中传统作风的传播者。（三）在干部中与领导机关里，不信任和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情况没有完全解决。对此已指示各部检查纠正。（四）许多领导机关，对待自杀事件只从自杀者方面而不从领导方面找原因，所以得不出真正的经验教训。通过这次会议的检讨，得出以下几点：对落后分子，要采取循循诱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不可操之过急；要爱护病人，给以关心体贴与勤勤恳恳的照料；对待机关人员中一些不合婚姻法规定的男女间的恋爱关系，不可强行拆散或开会斗争；要使连队干部学会运用思想斗争这个武器去进行思想教育，注意方式和效果。（五）必须在部队经常进行依靠人民爱护人民的教育，经常征询和听取他们对军队的意见，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农忙季节要帮助农民劳作。

同日　审阅修改张子意(264)六月二十五日关于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和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通报稿。在通报稿的末尾加写一段话：“报告中‘一切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改为‘一切从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出发’，‘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均改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改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改为‘资产阶级思想’。”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二十五份文件。

8月6日　晚上，就王任重来信谈到的资本家在企业利润分配中所得占百分之十至十五太低应通盘研究一事，约陈云、陈丕显、黄火青、王任重、陈伯达、赖若愚、许涤新商谈。毛泽东说：资本家在企业利润中所得定为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试试看。商业有一百八十万店员，加上夫妻店、摊贩有五百万户、一千万人口，不能统统挤掉，要想办法把其中一部分变为国家的零售店（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买私人工厂不妥，如果要买，则不应使其资金逃走或浪费。不要机械地规定百分之五的购买力增长速度，应按市场供求需要。今后增长的购买力主要由国营、地方国营去发展的问题，应从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去着眼。国家资本主义有相当的社会主义成分，怕资本主义不如说是怕小生产。

8月8日　上午，会见程潜、邵力子。

8月10日　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开幕。毛泽东为会议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同日　审阅周恩来关于中德贸易问题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格罗提渥的复信稿，在复信稿的“我们认为帮助德国人民是我们的责任，并引以为荣”一句后，加写：“只是我们感觉帮助的数目太小，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情况还有许多困难，不能以更大的数目帮助你们的缘故。”并批示：“照办。加了一句，请考虑是否可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报告稿。

8月11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的发言提要（草稿）。毛泽东将标题《发言提要（草稿）》改为《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做的总结》（定稿时“总结”改为“结论”——编者注），并在封面上批写：“财金贸系统的工作同志绝大多数是忠于党与人民的”。稿中引述了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在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毛泽东对稿子的主要修改还有（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这次税制上、商业上、财政上所犯的许多错误，向党闹独立性，是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是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而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路线的措施，不向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而修改税制一事却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事先取得了协议，这种离开了党的立场的错误，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所必然有的结果。”（二）“应该指出，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在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的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另外，稿中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均将“带路线性”四字删去。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结论的批语稿，批示杨尚昆：“（一）此件用代电发出；（二）文内凡用‘毛主席’的地方，改为‘毛泽东同志’，我已改了一些，请查一下，有未改者，照此改正。”

同日　晚上，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结论报告。

8月12日　下午六时十分，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方面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三反”、“五反”以后，我们以为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给了很大的打击，但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刚刚过去只有半年，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政工作中有，而且在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的同志中都有。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过渡时期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时期（十年到十五年）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我同意少奇、小平两同志的意见及恩来同志的结论所说的，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在批判薄一波同志的错误中间，恩来、陈云同志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一）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二）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三）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字(265)，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人民币，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我也有急躁冒进。（四）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这个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五）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六）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有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反映这个问题的，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一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这些错误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地纠正中。最后，毛泽东说：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的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讲话前，毛泽东写了一个讲话提纲：其中关于对这次会议的估计写道：“检查中央的工作，获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了问题，七大以来的首次，是代表会议性质的会议。”

8月　写一手稿(266)：“缩短主观主义时间的办法。（一）批判分散主义，实行集体领导。（二）将各财经、文教、政法部门一个一个列入议程，加以讨论，作出决定，每次都要有简(267)的文件，每年每一部讨论两次。（三）主要干部亲到现场检查工作。”

8月13日　下午二时，同谭震林谈话。三时半，同张闻天谈话。

8月14日　审阅中共中央本日给罗贵波、邓一凡(268)的电报稿，将电报稿第三条“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一句中的“恩格斯”、“斯大林”、“及毛泽东思想”等字删去，批示：“退王稼祥同志照发。第三条中的一句，应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

同日　下午，同中南区的李雪峰、李先念、陶铸谈话。

同日　晚上，同华东区的饶漱石、谭震林、向明、陈丕显谈话。

8月15日　下午，同西南区的宋任穷、李井泉、曹荻秋、廖志高、苏振华、于一川(269)谈话。

同日　晚上，同西北区的习仲勋、马明方、王恩茂谈话。

8月16日　晨五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70)，指出：“从敌人在战俘问题上近来一系列的行动，如经常大规模施放毒气、限制并阻挠红会我方人员活动、打伤我红会人员，在扣俘问题上讹诈等等看来，显然对方借此挑衅试探我方态度。因此我们应尽力搜集整理上述各个问题上的材料，待对于我方红会人员被打伤事的共同调查报告提出后，考虑下一步应采取的一个强硬步骤。”“凡敌任何限制阻挠或迫害行动均要斗争，切不可沮丧气馁，对敌示弱。”

同日　在刘景范七月二十日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的来信上批示：“高岗同志阅，退刘景范同志。对此人(271)要慎重。这类一贯不满我们的人各地都有，如此人没有秘密活动，只是公开表示他的反动意见，还宜先从教育入手，批判他，孤立他。此外，周总理的意见(272)是值得注意的。”

同日　复信叶恭绰(273)：“承赠清代学者画像一册，业已收到，甚为感谢！不知尚有第一集否？如有，愿借一观。”

同日　晚上，同高岗、张明远谈话。

8月17日　阅萧劲光(274)八月七日关于海军执行运粮任务问题的来电。来电说：华东海军五舰队全力担负运粮任务十万吨。其中：重庆至宜昌段运粮任务为五万吨，因船只损坏严重，尚有一万余吨运粮任务未完成，华东海军要求减免。如情况许可，能减免甚好。毛泽东复电：“八月七日电悉。健康情况好转并已开始工作，甚慰。关于五舰队运粮任务减免问题，经海司、粮食部、交通部等单位共同研究后，已本兼顾救灾和海军建设的原则予以解决，即海军在长江中下游运粮的舰艇，再运输一次即解除运粮任务；现在上游尚能担任运粮任务的舰艇，须继续运粮至八月底始可解除运粮任务。”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轻工业部工作。会议决定：（一）邓小平兼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二）免去薄一波财政部部长职务，仍留任中财委副主任。（三）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由邓小平、薄一波领导。

8月18日　晚九时四十分，同即将返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和刘英(275)谈话。

同日　晚十一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8月19日　晚上，同华北区的彭真、刘澜涛、王从吾(276)、刘秀峰、乌兰夫谈话。

8月21日　审阅修改青年团中央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说明草稿。在说明稿的“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语后加“和他的战友们”六个字。将“沿着毛主席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改为“沿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及其战友们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将“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改为“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引用毛主席或中央其他负责同志言论应注意事项的规定》草稿。规定草稿说：“‘生产长一寸’这句话，毛主席是说过的，而‘福利长一分’这句话，则是别人加上去的，把这两句话连接起来，编成口号，把它当作全是毛主席讲的，加以引证，乃是一种在政治上不严肃的表现。”毛泽东在这段话之后加写：“但在指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种说法不甚确切时，不要使工人们觉得今后好像只要生产，不要福利了，而要说明这句话不如‘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这样说较为确切些。”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8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和一九五四年财政预算问题。

同日　复信陈叔通：“八月十七日大示敬悉。尊见甚好，谨致谢意。”

8月25日　晚上，同刘少奇谈话。

8月26日　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277)的训词。训词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的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同日　上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纺织工业部工作。

8月27日　阅中共陕西省委八月二十二日关于传达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精神给马文瑞并西北局的请示报告，批送刘少奇考虑此件可否转发各地参考。三十日，审阅刘少奇起草的中央为转发陕西省委的请示报告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加写一段话：“中央八月二十八日紧急指示中曾规定关于全国财经会议的传达，时间要短，三天至五天就够，至于详细讨论及检讨本地财经工作，应在春节前后去做。所谓春节前后，时间是很宽裕的，各地可以自行规定适当时间，以不妨碍今年工作为原则。”

同日　复信邹普勋(278)：“前后数信，均已收到。托件办妥，甚慰。你的病宜静养，不宜劳作，望加注意。致李漱清、毛禹居(279)两位的信，烦便时转交为盼！”毛泽东复李漱清的信如下：“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乡间情形，便时尚希告我一二。并望保重身体。”毛泽东致毛宇居的信如下：“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摄。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同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话。薄一波谈他犯错误后要求到地方工作的想法。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是努力工作的，但近半年来工作上出了问题，你是有责任的。这次大家对你批评这么多，你一定不满意，心想为什么把问题都推到我身上？不要不满意。好好想想，就可以想通的。中央还需要你工作。薄一波谈到现在有点抬不起头，在中央不好干工作。毛泽东说：不要再这样讲了，你还要在中央做工作。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谈话于次日晨三时结束。

8月28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稿，在指示稿末尾加写一段话：“中央各部委党组与各级党委，收到本指示后，望在十天内传达到各有关系统一切适当单位的负责同志，使他们一体知晓坚决执行，并望从九月十五日起每半月将执行情况扼要上报中央一次，今年共须有七次报告。”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一九五四年财政收支预算数字和收购棉花的地区差价问题。

8月31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1日　致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彭德怀(280)并俘管处，指出：目前拘留中的细菌战俘经审问属实者共二十五名。为在俘虏问题上取得主动起见，经再三研究，已决定将他们全部在九月五日遣返。但因美帝进行细菌战事属众所周知，我们并曾发表美俘供词加以证明，目前对此事应有一个交代。因此，我们准备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崔宗学名义公布一项赦免命令，由俘管处请一当地朝鲜负责同志，如内务署长对上述二十五人个别宣布，并于九月五日在俘虏已交对方之后即予广播。如您同意命令内容，请即电碧潼俘管处及开城立即加以宣布，并随即将各俘送去开城。三日，崔庸健复电毛泽东，同意关于释放细菌战俘的电文内容并在进行布置。

9月2日　和周恩来致电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报说：“当此抗日战争胜利的第八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武装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艰苦战争中以及在最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自始至终获得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因为苏联武装部队的参战，和中国人民一起，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与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并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伟大的友谊现在已成为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坚强保证。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就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乃是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和走上有计划建设道路的重要因素。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同时，也将有助于日本人民要求与远东各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努力，以便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再起。”

同日　上午，同习仲勋、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高岗、邓小平开会。

9月3日　下午，同陈正人谈话。

9月4日　审阅修改陈云准备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的报告要点稿。在报告要点稿关于财政预算方面的错误、缺点的一段文字上方，批写：“预算的收支基本仍是正确的。”在关于修正税制办法中的错误一项的上方，批写：“政策与任务必须一致，此点继续执行不变。”在“目前的重点是只能放在国家工业建设，只有走这条路，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会更快些”一句后，加写：“但是所谓工业为重点，并不是说对目前的民生不加照顾，相反，是应当照顾的。”在“这并不是否认目前存在着的中国资产阶级有他们自己一套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句后，加写：“有什么阶级存在，就有什么阶级的思想。”在报告要点稿的末尾加写：“我们的一切工作，围绕一个总目的，这就是要达到：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正确地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过程中，稳步地完成过渡时期建设和改造我们国家的伟大任务，即是说，我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须要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只要我们大家了解，做法适当，我们是有信心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二十多个文件。

9月5日　上午，会见易礼容(281)。

9月6日　审阅周恩来转报的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关于日本日中友好协会拟派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观礼和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拟派议员贸易代表团来华访问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对平冢(282)复函宜说：（一）欢迎他们来访；（二）我们政协亦拟派代表团在适当时机访日；（三）如他们同意上项建议，则他们的代表团即可于九月下旬来华。而不说‘不予同意’的话(283)。”又批示：“周再阅，即退稼祥速办。”九月三十日，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持日本外务省首次签发的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通商考察”的护照到达北京。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李富春、李维汉谈话。

9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部分人士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章伯钧、程潜、章乃器(284)、盛丕华谈话，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参加。毛泽东系统说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方法、时间和利润分配等。所写谈话要点全文如下：“（一）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二）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三）《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285)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四）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五）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六）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七）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八）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有一个表：所得税百分之三十四点五，福利税百分之十五，公积金百分之三十，资方红利百分之二十点五，总计百分之百。（九）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十一）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十二）没有所谓‘小五反’，也没有所谓‘突然’，这点应当说清楚。（十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十四）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十五）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

9月8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华南分局召开华南区第二次党代表会议的计划和议程的批语稿，在批语稿的“关于各地召开会议以传达中央财经会议的时间安排，中央曾有指示”一句后，加写：“惟目前开会在不妨碍今年生产任务的条件下，可以不限于三五天，一星期至两星期是可以的。”

同日　复信文涧泉(286)：“惠书收到。承告乡情，甚谢。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法。”

同日　复信张四维(287)：“八月十七日的信收到。有成兄病逝，深为悼念。你来京事，今年仍不要来，将来再说吧。”

9月9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内务部工作。

9月12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第一，在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钱也不十分多，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同日　晚上，同罗瑞卿、习仲勋、胡乔木、汪东兴(288)谈话。

9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约见梁漱溟。(289)

9月14日　中午，约见李烛尘并共进午餐。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陈云作的《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

9月15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李富春作的《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问题的报告》，通过毛泽东给马林科夫的致谢电。致谢电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认为，由于伟大的苏联政府同意在建设和改建中国的九十一个新的企业以及正在建设和改建的五十个企业中给以系统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援助，中国人民将能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使中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在商谈过程中，苏联政府根据它三十多年来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对于我国五年计划任务提出了各项原则的和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这种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日　晚上，约盛丕华、荣毅仁、胡厥文、郭棣活、包达三(290)五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谈话并共进晚餐。毛泽东说：三年来，政府对私营工商企业做了许多工作，但财委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在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这次会议上所谈的，工商界会不会有什么波动？（五人都说不会有波动）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即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实上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关于大、中、小企业，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大的重要。每个企业要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就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选举。明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的各种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我过去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命运。”他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他们。

9月16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并批准彭真作的《关于政治法律工作的报告》、郭沫若作的《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列席会议。梁漱溟在会上发言，复述他九月十一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言的内容。

9月17日　下午三时，出席继续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章伯钧、周恩来批评梁漱溟的发言中，毛泽东不断插话，主要内容有：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人民政府能否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是不采纳的。

9月18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问题的说明。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列席会议。梁漱溟在会上作答辩发言。在梁漱溟发言和其他与会人员发言时，毛泽东不断插话。在梁漱溟发言时，插话说：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在许广平(291)等人发言时，插话说：他（指梁漱溟——编者注）已经说了，如果不给他充分说话的时间，是不公平的；如果让他充分地讲，他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这个问题是要移交到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去辩论的，去处理的。在陈铭枢(292)发言时，插话说：梁漱溟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改造的问题。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可以把问题搞清楚。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至于对他这个人如何处置，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的意见，不要同张东荪一样处理，政协委员还可以做下去。

9月19日　晚上，同彭德怀谈话。

9月20日　为炮兵部队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

9月21日　下午，同张鼎丞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议程和胡乔木、周扬、茅盾、江丰、吕骥(293)等准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领导机构及负责人名单。批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委托胡乔木加以修改，提交政协常委会讨论后，送中央审阅。会议认为，安子文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各部负责人的名单，并在两个中央委员中征求意见(294)，这是错误的，这样做可能影响中央同志之间的团结，决定给安子文当面警告处分，委托刘少奇、饶漱石面告安子文。

9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张鼎丞、黄克诚、张爱萍、叶飞开会。

9月23日　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口号共六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文是：“全国人民一致努力，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而奋斗，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9月24日　晚上，先后同朱德、陈伯达、彭德怀谈话。

9月2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收购粮食问题的宣传指示稿。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今年部分地区灾情比较严重，这些地区的粮食收成受到很大影响。今年秋冬和明年一个整年，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困难的，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的大多数年份，这个任务也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努力发展粮食生产，节约粮食消费的基础上，由国家掌握大部分的商品粮食，才能稳定市场，保证完成国家的各项任务计划。”另在指示稿的“在价格方面，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将继续以合理的价格收购粮食和供给工业品，以保障农民的利益”一句话后，加写：“以后也还将根据这个原则办理。”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26日　审阅修改朱德将在十月一日国庆庆祝大会上宣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的命令稿，加写一段话：“我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亦已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我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亦正在一天一天地发展着。这一切都证明，在国际上我们不是孤立的。”

同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9月27日　审阅刘少文(295)九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个电报稿，批示彭德怀并告萧向荣，指出：“军委及所属各部门各系统文电，至今仍只写月日，不写年份，仅见刘少文写的这个电报写了‘一九五三’，也缺一个‘年’字。请你们通知所属，嗣后一切文电均必须将发文年月日写齐，不可只写月日，不写年份。”

同日　就沈钧儒(296)九月十六日来信建议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一事，写复信：“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同日　致信易礼容：“杨家生活问题，待接到杨开智(297)兄的信以后，可以由我处解决。淑一(298)能间常去去看视两位老人(299)则更好。”

同日　晚七时，同张鼎丞谈话。九时，同贺敏学(300)谈话。十二时，同刘少奇谈话。

9月28日　审阅高岗、李富春、贾拓夫(301)九月六日关于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的厂址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阅，退李富春办：“同意改在郑州地区(302)。军事方面在洛阳建设营房，亦应注意维护古物。”报告说：委托苏联设计的拖拉机厂及矿山机械厂，过去中央曾决定其厂址在洛阳，但据第一机械部派人至当地调查后报称，洛阳为古墓葬群之地，内战时军阀、土匪又在当地挖过许多地道、地洞和地下仓库。因此，对厂房基础极为不利，不宜建厂。钱俊瑞(303)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后，也认为该地是极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应予保护。因此建议在郑州附近另选厂址。

9月29日　晨，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彭真、高岗、邓小平、罗瑞卿开会。

同日　晚上，同贺龙(304)谈话，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参加。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305)、李济深、张澜、高岗、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同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听取陈云关于粮食征购与配售办法的汇报，表示赞同。嘱陈云为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次日晨，修改陈云起草的通知稿。

10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陈云介绍国家粮食收购少销售多，不少地方粮食市场已出现混乱等严重情况，提出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逐步采取粮食配售、严格管制私商、逐步消灭粮食贩子等应对办法。他还汇报了召集全国粮食紧急会议需要做的几项准备工作。陈云报告后，毛泽东作结论。他说：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粮食问题采取统购统销这样的措施是否迟了一步，将来再看，也许不迟。从现在起到十一月中旬或十一月底作准备，从十二月到明年一月征粮、购粮同时进行，因此征粮的布置要推迟一个月。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有人要摸农村的底，农村的底有六条：（一）小农经济。（二）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共约有四千八百万左右的农民缺粮。（三）每年两千万到四千万灾民。（四）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乡。以上四条都是不好的方面，以下两条是好的方面。（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缺粮户和灾民也拥护政府。我们在农村的基础就是这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六）互助合作已经发展起来，老区是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新区是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其中也有部分是假的。我国农村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基本上是靠第六条。水利、农具、肥料、耕作法，这些也靠互助合作，将来进一步搞社会主义，就要靠机器（拖拉机）。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制，主要依靠党员，他们是乡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贫农、中农、缺粮户都有这样的积极分子，光靠缺粮户是不行的。关于配售问题。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势在必行，配售问题看来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城市、乡村不同时紧张更好，但恐怕办不到。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是农民不满；第二是市民不满；第三是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关于宣传问题，要大张旗鼓，但报纸一字不登。方针已定，今天会后可暂时不讲，但有关机关可以讨论，并注意布置。

10月4日　复信毛月秋(306)：“你给我的信收到。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307)（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308)（唐家圫）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的同志帮忙，发给你们三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另请你持此信，到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你们三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10月5日　在印度尼西亚总统祝贺我国国庆的电报上批示：“外交部：各方贺电，应复电致谢。”

同日　在李大梁(309)的来信上批示：“此件请李维汉同志酌处。据王季范(310)先生称：此人希望政府予以招待。请派人了解情况，酌量处理。此人系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心理学教员。”

10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维汉列席。

10月10日　阅李维汉转来的梁漱溟十月四日给陈叔通、李维汉的信。信中说：“日来漱于自己错误渐有觉悟，特写出如另纸，奉求明教！因我的问题既已交到全国委员会，所以将此稿送会；然实盼主席一阅，俾知我近情盖如此。”毛泽东将此信批送刘少奇、朱德、陈云、习仲勋、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彭真、林伯渠、董必武、饶漱石、彭德怀阅。

同日　晚上，同李先念谈话。

10月12日　阅邓子恢十月十日关于在中南传达中央粮食方针的情况简报，在简报上写了许多关于粮食征购、配售和管理等方面的文字。其中关于粮食统一管理问题，写道：“（1）由中央公布控制数目，各大区保证完成，负责管理，组织供应；（2）各区需粮交大区，区省间分配掌握，东北各掌一部；（3）除上外，粮均归中央，包括出口、供给、储备、备大荒、机动等项；（4）地方发生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中央予以援助；（5）中央认为需要和可能调出粮食，经慎重考虑决定后，地方应照调，地方小困难应服从全国性的大困难；（6）粮价由中央统一规定，中心点及以下的定价原则；（7）供应标准，全国应大体一致，各地可提意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正在召开的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有关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出席。

10月13日　陈云在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毛主席昨天晚上说：“征购、配售”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章乃器先生提出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我们就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叫做“统购、统销。”考虑到今年情况特殊，农村一部分人已经卖了粮食，所以毛主席提出就是在农村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中进行计划收购。这百分之五十里又有重点，百分之二十五是粮食更多一点的，就应该多收购一点。偏僻的地方，死角粮的地方，粮食运不出来，就不必再计划收购了。此外，毛主席特别提出来要我们注意的是落后乡。关于工作安排，毛主席要求在农历年前全国基本上办完征粮、购粮工作。今年冬天以什么工作为中心呢？毛主席说，仍然以生产为中心，因为生产总是重要的。陈云作报告后，邓小平说：有一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毛主席昨天晚上交代的要搞统购统销必须结合总路线来讲。

同日　晚七时，同陈伯达、杨尚昆谈话。

同日　晚八时，同出席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刘澜涛、张秀山(311)、李井泉、马明方谈话。

10月14日　晚八时半，同饶漱石谈话。

同日　晚十时，听取刘少奇汇报中共中央正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312)情况。

10月15日　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313)毛泽东说：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大合作社可以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级的，土地入股；有高级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10月16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稿。在决议稿第二部分的“这不仅因为农民得到了合理的粮价，得到了物价稳定的好处，更主要的是因为农民只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最后地解除自己的贫穷”一句之后，加写：“过着一年一年富裕起来的生活，才能使商品粮大量增加，供应城乡人民的需要。”在第六部分的“必须使他们懂得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一句之后，加写：“即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为中央起草通知：“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予认真执行。除迅速发至县委和城市区委外，可登党刊。”当天晚七时，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征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十月七日给中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就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具体执行粮食征购、配售等方针的意见，批示：“陈云同志：恐须允许广东及广西只在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地方用征购办法，大体上即同意用‘重点区试办’（来电末段）的办法(314)去做；而在配售方面，则在广州等大中城市办理。如何，请酌。”

同日　晚上，致信陈云、邓小平：“关于重要土产和副食品，逐步抓过来归国家和合作社经营，实有必要。这是一项大财富，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帮助兄弟国家。请你们邀集叶季壮、曾山、姚依林、程子华等同志，专为此事谈一次，定出今年两个月及明年的购销计划。例如油脂（植物油和动物油），油料（大豆、花生、芝麻、菜子、茶子、棉子等），商品毛猪，商品屠宰牛、羊，蛋类，以及大中城市的蔬菜（关于菜农生产的合作化，我已告陈伯达、廖鲁言于本月底互助合作会议上加以讨论）等类，逐步走上国营和合作社营，目前就要有计划，动手做起来。像五千万头商品毛猪，国、合仅仅做了百分之六，即三百万头（其中一百九十万头出口），这是太少了，明年至少加一番，达到百分之十二，即六百万头。如外贸及内贸有销路，还可加大。大中城市蔬菜必须管起来，生产合作化和供销合作化（后者加国营控制），应是同时进行，过去这一方面我们全没有管。油脂、油料比普通粮食还有价值些，目前绝大部分还在私营手里，今冬及明年必须由国、合管起来。当然目前几年不可能是全部或大部，但三分之一或一半能由我们管就好。我们对德国(315)应当全力帮助，我想可以答应三亿二千万卢布的生意，只是向他们声明：（一）明年上半年办不到，下半年准备用一切努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二）德国货多给我们需要的日用品（他们有的，或能产的），少给我们暂时不能用的机器（也要准备来一部分政治积压，甚至欠账）。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此事请你们与外贸同志再加考虑。”“朝鲜是赠送，德国是易货贸易，是不相同的，因为德国未打仗。但德国却和朝鲜一样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在民主阵营内只有这两个国家是被分割为二的，波、捷、匈等国都是统一的。”

同日　复信李漱清：“惠书敬悉。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尚祈谅之。”

10月17日　嘱机要秘书告彭德怀，同意周恩来和他的意见，让疲劳久病、肺病日趋加重的李克农回国休养。

同日　晚九时半，同即将赴越南的韦国清(316)谈话。毛泽东说：今年的一件大事，朝鲜停战了。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靠的是领导的正确，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前不久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报告讲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时，讲了好几条，头两条最重要。第一是打到了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各军兵种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实际作战的经验，这是了不起的经验。《三国志》里有很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去年这个时候，胡志明、长征来北京，我们向他们提出的先攻西北、上寮，再逐步南进的战略方针，他们是接受了的。

同日　晚十一时半，听取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汇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本日开会情况。

10月18日　上午八时半，和朱德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西藏国庆观礼团、昌都地区国庆观礼团、四川省藏族自治区(317)国庆观礼代表团、出席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的西藏代表团、来京参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团、西藏青年参观团、昌都地区青年参观团的献旗、献礼。随后，接见各代表团的团长和副团长。林伯渠、邓小平、习仲勋、李维汉、刘格平、张国华参加。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过去两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进步的，西藏地方对中央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天靠拢的，相信将来会更加靠拢。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们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这四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同日　上午十一时半，同陈伯达谈话。

同日　晚九时半，同即将返回朝鲜前线的杨得志谈话。

同日　晚十一时十分，听取刘少奇、胡乔木关于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情况的汇报。

10月19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本日开会情况和中央组织部内部的争论问题，并进行讨论。会议决定：（一）中组部内部争论问题，应本团结方针，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二）领导小组会停会两天，以便饶漱石、安子文、刘少奇准备结论性的发言。（三）大会上不再提组织部内部争论问题，而应强调团结。（四）在领导小组会和大会上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三同志的发言，均交书记处先阅。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会议。

10月20日　上午，同陈伯达、李维汉谈话。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问题。刘少奇、邓小平、习仲勋出席会议，至十时又有朱德、杨尚昆、安子文、李楚离、龚子荣(318)参加会议。会上，安子文、李楚离、龚子荣均表示同意中央的团结方针，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并保证今后在饶漱石领导下把工作做好。

10月21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饶漱石、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出席。会议传阅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准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草稿，并决定领导小组会于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开会，请朱德、邓小平、李富春、习仲勋到会并作简要发言。

10月22日　致信杨尚昆：“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319)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此事（印发结束语）在今日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时，请告诉刘、饶及胡乔木同志一声。同时可多印一点（可印一二千份），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

10月23日　审阅修改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十月二十二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后，于晨三时批示杨尚昆：“请将刘、饶、安三同志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用打字打十多份（校对勿讹），准备交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各带去一份，你处存二份，今日下午我进城时交我一份备用。星期六可以不开会。”在刘少奇的讲话稿末尾加写一段话：“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在饶漱石讲话稿末尾加写一段话：“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

同日　就张恕(320)来信要求安排工作事，批示：“请王首道同志酌量处理。”张恕后来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10月24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北京市面粉计划供应意见，同意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会议决定城市计划供应工作由陈云负责管理。会议听取李维汉汇报正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情况。会议提出，要大力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要讲清道理，把握好分寸，目的是：（一）逐步改变生产关系；（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技术管理人员；（三）加强企业，发展生产力；（四）积累资金，培养干部；（五）购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罗瑞卿、习仲勋、陈伯达、杨尚昆、李维汉、胡乔木出席会议。

10月25日　复信文九明(321)：“十月二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委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能于十一月上旬到京为好。”

同日　会见从湖南来北京的亲戚毛月秋、文东仙，了解家乡情况。

10月26日　审阅修改饶漱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稿。将总结报告稿中的“对农村中的富农剥削，暂时也还不能全部予以消灭”一句，改写为：“对农村中的富农剥削，暂时也还应按照人民政府的法令有限制地允许其存在。”

10月29日　阅朱启钤(322)、章士钊、叶恭绰十月二十七日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建议的来信，批示彭真：“此件请付委员会(323)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来信就纪念碑的浮雕题材、碑身造型、纹样设计等提出意见。

10月30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水利部党组关于过去工作检查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财政部关于一九五四年发行公债的报告。

10月3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十月十九日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324)。主要修改了四段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要过更好的日子，一定还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农业来说，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二）“农村里一切明白道理的人都应当积极加入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加入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将来就可以再进一步实行集体农民公有制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就是集体农场）和供销合作社，实现集体生产和富裕生活。工人在城市里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要不是这样，所谓工农联盟，就不能发展和巩固，而且有使已经建立的工农联盟归于破裂的危险。”（三）“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使中国由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工业发达的国家，由非社会主义的工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业。这就一方面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新的工厂，新的矿山），另一方面要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加以社会主义的改造。这里最要紧的是多炼钢铁，多产煤炭、煤油和电力，多造机器。只有工业发达了，国家才能多造新农具和农业机器来帮助农民发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才能多修铁路公路把城市和农村联接起来，才能多修水利来发展农业，才能用大量的便宜的化学肥料、杀虫药剂、药品、糖、布匹、自行车、收音机、电影等各种日用东西来供给农民。”（四）“农业怎样改造？就是按照农民自愿（不能单靠行政命令，尤其不能采用强迫办法），一步一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由办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办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办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场）。因为大家劳动，力量大，单干办不到的事，互助组能够办得到，互助组办不到的事，合作社能够办得到，所以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走一步就能使生产发展一步，生活提高一步。同时能用更多的粮食棉花和别的农产品供给国家和全国人民，又可以一步一步培养大家集体劳动的习惯（但不是吃大锅饭），一步一步积累资金，学习经管这个大家务的本事，一步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同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农村宣传要点中，‘合作社社员所有制’，‘社员’下应加‘集体’二字。”

同日　致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和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325)：“克农同志因过劳久病，需回来稍事休息。我们已决定令他于下月初旬动身回北京，并同意来电所作各点安排。他在开城的工作由杜平同志总的代理，对外谈判业务由乔冠华同志负责，一切工作经朝中双方代表团协商进行。以后关于对外谈判的请示报告各电，均应由李相朝、杜平、乔冠华三同志签署分发平壤及北京，复电仍由北京发出。”

11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文化部党组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

11月4日　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再次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毛泽东说：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必须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农业生产合作社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抓紧了关于党的总路线在干部中的教育，及时地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糊涂观念，这在目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完全必要的。湖北和中南党内的这种思想情况，在各地都是存在的，请你们务必对党员首先是干部抓紧进行教育和批判，并将情况和结果向中央作报告。”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关于捐款救助印度水灾灾民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七、八两月印度北部一些地方发生大水灾，灾民四百六十万。印度红十字会曾通过日内瓦红十字协会向中国红十字会呼吁救济，我国驻印度大使亦来电建议给予捐助，经指委会讨论，拟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捐助人民币十亿五千万元。毛泽东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二十亿人民币。”

11月5日　审阅修改李维汉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退李维汉同志：（一）同意于十日发表；（二）我只在第七页、第十页、第十三页、第十四页上增改了几个字；（三）请送一份给高岗同志阅；如周总理在十日前回京，应送他看一遍。”“再：会议应通过决议，拥护你的报告及陈叔通的开幕词。”

同日　阅萧华十一月二日关于批发公安部为中央警卫团抽调文工团队员的电报的错误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批示：“刘、朱、彭、罗瑞卿、周阅，尚昆处理。根本不应设此文工团，三反后又发生此事是不应当的。萧华只负批发电报的错误，根本的错误在公安机关。”

11月8日　为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中央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十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是正确的，现发给你们，请迅速研究照办。今年只有一个多月了，明年第一季度即将到来，务望你们抓紧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增产节约工作，并迅即动手布置明年第一个季度的各项工作，争取今年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已定的任务，并在这个基础上争取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工作和可做的基建工作不低于今年第四季度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报告说：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逐步深入，干部和群众的情绪甚高，九月份的生产情况已有好转。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我们在财政上的困难情况正在得到克服。为了把运动推进一步，各级领导的重点是：应用大力帮助目前运动开展得不好或尚未开展的单位，使他们迅速把全体职工发动起来，使增产节约计划与各项具体措施结合起来，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同时，注意把目前生产同明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及明年第一季度生产的准备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避免两个年度之间生产工作上的中断或脱节现象。

同日　审阅胡乔木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批示胡乔木：“已阅，可用。”这篇社论于十一月九日发表。

同日　就准备公布美军十九名细菌战战俘的供词，致电金日成(326)：“美国最近在联合国大会就细菌战问题重起风波，诬我以酷刑逼细菌战俘造假供状。我们拟将美细菌战俘十九人供词公布，并在公布之前，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名义发表关于这十九份供词的公报。公报、供词、录音及各俘照片均将于十一月九日以飞机送平壤。我们拟于十一月十日上午北京时间十一时将公报广播，十一日见报。自十一日起连续广播各俘口供并连续在广播后之次日见报。拟请平壤亦照此日程公布上项公报和供词。以上各点均请电告您的意见。”当日晚，金日成复电毛泽东：“关于公布十九名美细菌战俘供词问题，完全同意来电所示意见，特复。”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再致电金日成(327)：“关于细菌战俘的新闻和供词的广播和见报可以一律顺延一天，自十一日上午开始广播，十二日开始见报。关于发公报问题，经再研究后认为无此必要，故公报稿已改为一个新闻由新华社密电发平壤。”

11月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批准政务院关于编制一九五四年预算草案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省市自筹经费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发行新人民币问题的请示报告。会议决定：本年度粮食计划收购数字必须完成，同时又必须抓紧明年度的农业生产，保证农业增产计划的实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高岗、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饶漱石、习仲勋、罗瑞卿、杨尚昆出席会议。

11月10日　就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准备问题，致信彭德怀，指出：“军事会议快要开了，你是否准备写一个书面报告。要写，现在就要着手了。我觉得有一个简明扼要的书面报告为好，讲时可加发挥，使人好去传达，免致传错，会上讨论时也眉目清醒些。如你无暇写，可要萧向荣照着你的意思去写。请酌定。”“对于我们配备干部不满意，不但是那个写信的同志一个人的意见，我估计有相当一些人有意见。我认为我们配备的干部一般是正确的，对此不满的人是不多的，但我们对于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应当提拔的可能有些未提拔，他们可能认为一方面军的人提拔得太多，而二、四太少和照顾不周，值得注意。请你找赖传珠、徐立清、萧华、甘泗淇四同志一商此问题，可将那封无记名信给他们看，要他们对此加以注意，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把在这个问题上的缺点加以改变。”信中还讲到，应有一段时间使到会同志对军委工作广泛提出意见，以弄清问题，统一意志。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11月13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出席，高岗、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同日　下午五时，会见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并商定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主要问题。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高岗、邓小平等参加。

11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同朝鲜签订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李克农、叶季壮出席。

11月20日　阅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十一月十四日关于天津市资本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反映的综合报告，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一）此件值得注意，发给你们参考；（二）请你们注意各地资产阶级的动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和教育。”综合报告说：国庆口号中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资本家波动很大，其中尤以中小资本家为甚。资产阶级对总路线是不满的，但又无可奈何。他们要求保持现在的秩序。

11月21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朝两国政府谈判公报、中朝关于铁路的议定书、中朝关于技术人员的协定、中朝关于留学生的协定、中朝关于民航的换文和中朝关于难童的换文等七个文件和招待金日成一行的安排的报告，批示：“周总理：（一）各件均看过，同意；（二）同意签字、宴会、晚会等各项安排；（三）签字时似应有我国公职民主人士到场，如是，则各件应先给他们一阅，请酌定。”

11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将于明日签字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出席会议。九时半，与会者同由彭真、李维汉陪同来的民主党派、工商界代表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陈叔通、章乃器、郭沫若、傅作义、李烛尘、彭泽民一起，继续讨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11月23日　下午五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高岗、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等，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周恩来、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同日　下午六时，设宴招待金日成和他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同日　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电报说：“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328)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11月24日　晚上，同章士钊谈话，李维汉参加。

11月25日　下午，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

11月26日　致电贺龙：“同意你到上甘岭一带了解工事情况，十二日前(329)回北京参加军委会议。”

11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铁道部《关于从速修通宝成线问题的研究结果的报告》、政务院《关于发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还讨论了海军建设问题。

11月28日　审阅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七日关于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330)的议程安排和主席团组成人员的报告，批示“照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彭德怀准备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报告的草稿和朝中方面将于十一月三十日向美国方面提出的全面建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出席会议，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列席会议。此前，审阅修改彭德怀的报告稿，批示：“可用。略有修改。乔木已作修改。”

12月2日　晚上，同罗荣桓、胡乔木、凯丰谈话。

12月3日　复信袁希洛(331)：“十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甚谢！大著已付此间文史馆研究。”同时，复信黄炎培：“十二月一日惠书敬悉，甚谢！袁希洛先生的著作已付中央文史馆研究，并已复告袁先生了。”

12月4日　晨，致信杨尚昆：“今天会议文件(332)，除科学院一件外，我均已看过，请电话督促各同志均于会前看一遍，以便讨论。科学院一件，推至下次。今晚应加上彭德怀同志准备在军事会议上作的报告一件，加以讨论、通过，并拟临时约刘伯承、叶剑英、聂、黄、张(333)五同志列席。请告各同志看文件。开会时间，待我起床再定，也许要推迟一二小时。”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劳动部党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出版总署党组、高等教育部党组的文件，讨论通过彭德怀十二月七日将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讲到海军建设问题时说：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还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国家机构经费（军、政两项经费）占全部国家的支出，最后要不超过百分之三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刘伯承、陈毅、叶剑英、李立三、陈伯达、黄克诚、罗瑞卿、习仲勋、刘澜涛、谭政、张宗逊、萧劲光、陈赓、杨尚昆、胡乔木、刘亚楼、凯丰、毛齐华、刘亚雄、宋平、荣高棠、陈克寒(334)出席会议。

12月5日　就批准《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致信周恩来：“公债及批准中朝协定两事，仍以于数日内召集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为适宜，时间可在下星期任择一天。命令及条例(335)待会后再公布。”

同日　晚上，会见毛月秋、毛泽荣、文东仙、文九明。在毛月秋等在京期间，应毛月秋的要求，题写“韶山学校”四字。

12月7日　晚上，就起草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问题，致信胡乔木：“宣传大纲请你们于数日内写好，先经你及凯丰、伯达几位同志看过，最好座谈一下，于十二月十一日以前交我为盼！”十日晚上，阅胡乔木九日来信，信中说：“总路线宣传与学习提纲的第六次稿本日上午已约请陈伯达、凯丰、胡绳、熊复、许立群、于光远、马洪(336)等同志讨论后，认为尚须作相当的修改，现正由凯丰修改，十一日可以送上。”毛泽东批示：“如来不及，十二日交我即可。”十三日晨，修改胡乔木报送的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名义提出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草稿之后，致信胡乔木、杨尚昆：“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十四）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毛泽东对宣传提纲加写了两段话，主要修改了两段话，并最后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加写的两段话是：（一）“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二）“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337)，苏联的贝利亚(338)），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主要修改的两段话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毛泽东在宣传提纲中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最后确定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同日　晚上，在玉泉山住处听取陈毅汇报华东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情况。

12月8日　晚八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到设在中南海勤政殿的投票站，投票选举北京市西单区人大代表。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12月9日　下午五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讨论《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时，毛泽东说：准备的时间是不是短了些，十二月只有半个月了，十二月、明年一月还有粮食统购统销的大事，是否从一月准备，组织推销委员会，分发控制数字，二三月动手。公务人员、工人有的买不起，灾区、贫瘠地区要除外。总之，工作要有重点。这个时候正是搞购粮，我们把购粮当做极大的事，全国动员，可能做好。发行公债也要当做一件大事，如果摊派下去，搞得不细致，还有可能重犯一九五〇年发行公债时的强迫命令。这次公债发行从二月一日开始，要公平合理，要避免过去的缺点，工作要越做越细致，不是越做越粗糙。财委要切实掌握这项工作，如像掌握粮食统购统销一样地掌握。会议批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通过《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各项任免案。

同日　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实施《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同日　复信戴毓本(339)：“九月来信收到，迟复为歉。你在工人医院工作甚好，希望你在那里坚持工作下去。到一个新地方可能有困难，那你就应当坚持地逐步地去克服那里的困难，过一个时期就可能顺利起来。这样，对你和国家都是有益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李维汉的汇报提纲《关于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的意见》和关于民主人士安排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刘伯承、陈毅、叶剑英、陈伯达、习仲勋、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这样做，一切矛盾不能解决，公私、劳资、资资、劳劳、国劳（公公）的矛盾，不可终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三类办法：第一类，苏联办法(340)，不见得完全好，生产低落，资产阶级进行破坏。第二类，发行公债购买，十年买完，但谁出钱买公债、谁付息？资产阶级也不会那么满意。第三类，我们现在的办法，十三年，工人付给资本家利润，把资产阶级养活起来，在一段时间，企业还归他们管着。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列宁提出的，但苏联没有怎么搞起来。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是否在商业方面多搞了一点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的办法，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增长。还有，我们现在对私营工商业“一下子吞不了”。三年半的经验，我们找出这条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公私合营，实际上百分之九十是社会主义。第二个五年计划让不让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这要由我们的政策来决定。但政策决定于需要，如果社会对私人资本主义有需要，那还是要发展。私营工厂，十人以上的可能有残留，十人以下的可能有发展，还可能有新生的。社会有需要时，让它发展，想办法管起来，以后再合营。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包括人、经济、文化、社会舆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341)，淹不死人。基本上赞成这个计划，准备修改。大致控制数字，还要看发展。总之，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每年到这里讨论三四次，至少两次。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一定要给资方分红利，十三年准备支出五十万亿元给资本家。这可能成为另外一种方式的购买，比较行得通。工人付给红利，养活资本家。工人和我们党内都应当意识到这一点。这还不是仁至义尽？“新民主主义那么好”，资本家称赞的，就是这一条。私营企业要多少年才实行国营？可能有先有后，要看发展，看看他们的生活、社会、人心等。实行国营，资本家的前途是光明的，今后可当工人，就是拿工钱吃饭。统战人士的安排问题，是一个策略方针问题。他们可以当全国、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担任政府职务。要正确认识统战组织成分不纯的问题。瑞金时代组织最纯洁，但有一个缺点，形式纯洁，却孤立了自己，政权不稳当，要搬家。搬到延安，组织不纯洁了，表现了灵活性。说共产党没有灵活性，我不相信。从延安起组织不纯，不纯，日子就好过了。到了北京组织又不纯了，许多人反对，特别是青年娃娃。要他们看《水浒传》，水浒寨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劳动人民，水浒寨是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清朝政府最厉害，能用汉人。统一战线中，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的联盟，对这第一个联盟没有争论。第二个联盟，也就是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是一个敌对阶级，但不同于别的敌对阶级，它同我们合作。不善于区别能合作和不能合作的敌对者，就会犯路线错误。一九四九年农村不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那时农村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革命。就中华民族来说，首先是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现在新的矛盾产生了，农村里产生新的资本主义，所以要大大宣传总路线，宣传农业集体化。那时，城市也不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国营经济才接收，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摊子没有摆开，没有做出榜样，优势没有形成。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大大宣传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

12月10日　审阅陈云十二月八日关于增发五至七万亿人民币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刘、周、朱、高即阅，退陈云同志照办。”陈云在报告中提出：如果今晚开会，我可报告一下，如今晚不开会，而需要我当面报告一下，则请通知我去向你报告。毛泽东批示：“不需要再报告了。”

同日　阅胡乔木十二月七日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信。信中提出：一、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的条件下，凯丰同志似有能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的需要，因宣传部负着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而仲勋同志现在对宣传部工作过问的可能很少，所以希望中央对此能予以格外的考虑。二、少数民族文字问题和汉字改革问题的两个文件均已印发，关于少数民族文字问题，拟由政务院以指示形式发布，希望能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通过。汉字改革问题较为复杂，盼中央能对所提改革办法作一原则指示。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陈、高、小平、仲勋、尚昆阅，退少奇处理。（一）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二）文字问题待会谈。”

12月上旬　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谈对卫生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说：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几年来，卫生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正因为政治少了，所以技术也管不好。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你不懂，就不能管我，有这种想法的人是相当多的，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斗争才能解决。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你们当部长的职位，就是做领导工作、政治工作。凡是做领导工作的人，都要做政治工作、行政工作。盲干和单干都不好。盲干就是忽视了党的领导，没有方向；单干就是忽视集体领导，也就忽视了党的最高原则。集体领导必须发扬民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做领导的要同大家商量问题，要同上级、下级、平级三方面商量。党组开会必须要有准备，听取大家的意见，争取大家多提意见，学习中央开会的办法，真正做好集体领导。领导人是要讲道理的，说服力强，才是真正的强。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如果城市医疗问题不搞好，卫生部门就没有做好工作。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充实医院，培养医生，这是根本的办法；改善医院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加强领导，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目前这两个办法可以同时并用。

12月12日　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十一月十七日关于拟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召开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民主人士安排问题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批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明年九月才召集，安排会议太早了不好，以在明年春末夏初时为宜。”

同日　上午，同萧向荣谈话。

12月13日　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342)后，批示：“即退陈伯达同志，尚昆同志。第（七）节(343)加得好，但还应发挥一点，可引用过去决议中的一些话。改好，即送尚昆同志印发扩大人数那些同志看，最好今天能印发，请他们明天（十二月十四日）准备提出修改的意见。”此前几天，毛泽东对决议草案作了修改，主要有（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的简便形式。也就是说，这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二）“中央认为各级党委有必要更多和更好地注意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目前许多地区的党委在这方面注意太少，缺乏领导或没有领导的状态，必须加以改变。”（三）“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每一个省和每一个县，只要是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方，均必须有领导地认真办好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二日，在邓子恢十八日为送审决议最后修改稿的来信上批示：“刘、周、陈、朱、小平阅，交邓子恢同志处理。在报上发表，并写一社论(344)，同时广播。”

同日　复信廖静文(345)：“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346)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本日，批示田家英：“请你持此信去访问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看其有无困难，是否需要帮助（政府是否已有帮助），告我为盼！”

同日　下午，同易礼容谈话。

同日　晚上，同陈毅谈高岗、饶漱石问题。后同薄一波、刘澜涛谈话。

12月14日　致电李相朝、杜平、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47)，指出：“美国方面片面中断双方会谈，我们认为应由奇石福和黄华(348)二同志出面发表声明予以斥责。(349)现发来声明稿，望即备函连同声明送交美方。函中应告对方于例行会议时间前来板门店开会，并通知我方。如果到时不来，再以公报形式发表美方拒不开会事实。这个声明，北京将于十四日晚广播，十五日见报。请平壤亦于十四日晚广播。”

同日　下午，同邓子恢、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谈话。又先后同彭德怀、刘少奇谈话。

12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事项有：（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定在报上公开发表；通过《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二）决定增加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350)、聂荣臻、叶剑英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三）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问题。（四）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351)（五）王震(352)任铁道兵团司令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会议。

12月16日　上午，先后同朱德、饶漱石谈话。下午，同邓小平谈话。

同日　晚上，同从朝鲜回国参加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邓华谈话。

12月17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下午五时半，同陈云、邓小平谈话，晚上约周恩来一起谈。

12月18日　上午，同谭政谈话。下午，先后同邓子恢、李富春谈话。晚上，同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谈话。

12月19日　阅张震十二月十六日关于先攻打上下大陈岛等浙东沿海岛屿再取金门的补充意见给彭德怀、聂荣臻的信，批示：“退彭。此意见可注意。”

同日　下午，同黄克诚谈话。

同日　晚上，同陈云、邓小平谈话。毛泽东委派陈云去高岗南下所到之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毛泽东还特地要他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353)

12月20日　上午，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谈话。在谈话中强调党内团结，认为高饶阴谋活动的真相已大白。下午，同刘少奇谈话。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2月21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晚上，先后同罗瑞卿、陈毅谈话。

12月22日　审阅王尚荣十二月十九日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给黄克诚并报彭德怀的报告，批示：“刘、周、朱、彭、陈毅同志阅，请彭处理。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同日　上午，先后同杨尚昆、彭德怀谈话。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12月23日　下午三时半，同周恩来谈话。四时四十分，同高岗谈话。晚八时四十分，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十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12月24日　复信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你们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来信收到了。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七号炼铁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三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

同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薄一波、刘伯承、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王稼祥、黄克诚、陈伯达、罗瑞卿、习仲勋、刘澜涛、杨尚昆、李维汉、安子文、胡乔木、凯丰出席会议。

同日　下午四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2月25日　上午，专列经过济南，在专列上听取向明汇报山东工作。本日，随行的杨尚昆致电刘少奇：“我们十时半过济南。奉指示转告，请你根据昨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一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字数以五百字左右为限，写好经中央会议讨论修改后，派飞机专送到目的地(354)（飞机可请总理处办理），以备审阅。”

12月26日　下午，到达南京浦口。在专列上听取柯庆施汇报江苏工作。

12月27日　晨，到达上海。下午，参观上海市容。晚上，离开上海。谭启龙(355)同行。

12月28日　晨零时，到达杭州，住刘庄。

本年　在一次会议上讲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他说：几年对资产阶级改造做得不够，可能性估计不足。中国资产阶级处在特殊状况中，特别“三反”、“五反”后是孤立的。那以后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经济、政治、教育。孤立中有分化。如果说现在资产阶级还像“五反”前那样猖狂进攻，是不合事实的。节节抵抗，节节变化。对资产阶级与对地主阶级不同，以教育为主，斗争为辅，教育中以鼓励为主，批评为辅，百分之九十几是可以改造的。批评通过他们自己进行。资产阶级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反革命，在报纸上说资产阶级，应实事求是，要具体分析。争取中间的和落后的，孤立反动的，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思想不明确。不敢讲资产阶级一句好话，不是实事求是的。联合不是空话，有政治、经济（饭票）。世界事物，两个东西碰在一起不能不起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发生关系，它不起变化是不可思议的。当前对资产阶级改造的关键问题是带着相当大的盲目性，对资产阶级可能接受改造，或者不相信，或者相信而不坚定。还要强调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反帝的作用还有，还表现在接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虽然是被迫接受，也是两重性。接受要有条件：（一）阶级同个人有差别，阶级消灭，个人不消灭。（二）资本家同共产党发生关系，就会起变化。（三）加上我们的工作和资产阶级孤立。从历史上看，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即同我们有关系，现在更要靠我们。接受改造是生路，抗拒改造是死路，不应当让他们走抗拒改造这条死路。“五反”前，资产阶级猖狂进攻而我们不自觉；“五反”后，资产阶级不能不跟我们走而我们也不自觉。资本家的家庭也在起变化。不能希望他们变成马列主义者。国际条件很有利。我们工作的缺点，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当强调什么东西，老是一个老调子。今天不强调教育，不懂社会主义成绩，不懂瓜熟蒂落情况，用斧头砍他。没有看到新情况，“左”的表现，右的实质。“左”是表现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悲观论调，这是没有分析的结果。通过教育来达到改造的目的，这是积极的主动的更有效果的措施，千万不要看成是消极的措施。农村合作社，推迟两年不会死人，但可快而不快不是好的领导。赎买是否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对斗争的尖锐化复杂化要有全面分析，不能笼统地讲。“五反”后资产阶级基本上屈服了，对资产阶级要求同克异，在政治上经济上孤立他们。他们内部在分化。逐步改造，有利可图（利润中的一小部分）。怕同资产阶级接触是糊涂思想。现在改造条件成熟了，明年能否来个高潮。

本年　为海南岛海榆中线公路(356)纪念碑题词：“加强防卫，巩固海南。”

————————————————————

(1) 萧向荣，当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954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1953年1月27日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3)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政务院（1954年9月改为国务院，下同）副总理。1953年9月又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同年9月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4) 周，指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中央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4年12月任主席）。

(5) 王首道，当时任中共交通部党组书记、交通部副部长。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

(6) 罗瑞卿，当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1955年7月改称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

(7)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人事部部长。

(8) 曾山，当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11月先后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当时任商业部副部长。

(9) 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至1955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至1954年9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至1954年9月）。1954年9月又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0)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1956年9月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至1954年9月）。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54年8月高岗在北京自杀身亡。

(1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56年11月又任商业部部长。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1954年11月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5月、9月、11月又先后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2)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当时称为“新三反”。

(13)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至1954年11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至1954年10月）、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1954年9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4)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至1954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1953年1月27日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1953年9月又任政务院秘书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秘书长）。

(15)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1955年1月又任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主任。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1955年1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1954年9月、11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赖若愚，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53年5月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16) 陈正人，当时任建筑工程部部长。1955年1月、11月先后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黄炎培，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至195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轻工业部部长（至1954年9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7) 察哈尔省于1952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山西两省。

(18) 李济深，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章伯钧，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1953年6月又任副主席）。

(19) 张治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1953年1月27日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6年3月任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常委）、水利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蒙绥军区（1954年3月改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1954年9月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马叙伦，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务委员兼教育部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3年6月任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彭泽民，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兼蒙绥分局（1954年3月改称内蒙古分局）书记、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蒙绥军区（1954年3月改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5年7月中共内蒙古分局撤销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1956年7月设立区委员会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10月又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李章达，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广州市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何香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20) 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华中局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至1954年9月）。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2) 向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23) 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24) 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自1953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

(25)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以上职务分别至1954年8月、1955年4月、1954年10月）。1954年6月、9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至同年9月）、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4月、11月又先后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黄克诚，当时任中央军委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54年10月兼政治委员）。1954年9月、10月又先后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1956年4月、9月又先后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宗逊，当时任中央军委第四副总参谋长。1955年4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26) 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胡耀邦，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27)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前两职至1954年8月，后一职至1955年4月）。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至1956年9月）。1955年1月、4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主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8) 赵尔陆，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1956年4月又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黄敬，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6年5月又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王鹤寿，当时任重工业部部长。1956年5月、8月又先后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杨立三，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1953年10月任中央军委财务部部长。

(29) 李克农，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第五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1953年2月改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3年4月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黄远，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30) 萧华，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

(31) 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54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

(32) 谭戒甫，当时任湖南大学教授。

(33) 参见本书第1卷第632页注〔3〕。

(34)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1953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饶漱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35) 刘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1955年1月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36) 凯丰，即何凯丰，又名何克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3月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贾拓夫，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9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1月改称副主任）。1954年9月、11月又先后任轻工业部部长、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

(37) 吉田，指吉田茂，当时任日本首相。

(38) 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2月改为省长）、河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薛迅，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39) 安东县，今辽宁东沟县。

(40) 防司，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的简称。

(41) 萧向荣在1953年2月6日的报告中提出防空部队的目前困难是高射炮的弹药太少。

(42) 郭沫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至1954年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至1954年9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43) 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1952年12月12日至19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44)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54年12月任秘书长）。

(45) 1953年2月6日胡乔木写报告给毛泽东，说苏联和东欧各国每年预算的绝对数字（包括收支总数字和分类数字）也都是公开的，与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不同。

(46) 指周恩来定于1953年2月8日下午举行的欢迎苏联新任驻中国大使潘友新的酒会。

(47) 指薄一波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的关于195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稿。

(48) 李烛尘，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盛丕华，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49) 这段话在《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发表时删去。

(50) 丁国钰，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1953年4月任首席代表）、志愿军代表团工作委员会书记。

(51)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52) 朱然，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联络官。柴成文，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联络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长。

(53) 齐燕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1954年9月、11月先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

(54) 陈毅在电报中提出：脱离中心工作任务去孤立地空反官僚主义，达不到深入实际的目的。目前反官僚主义、反违法乱纪等正是要大做才对。军区党委每一个月只要能比较彻底地检查三四个部门，彻底痛打一番官僚主义，对全盘工作即可推动，并不需要把一切工作停下来专搞“新三反”。

(55) 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56) 杨奇清，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检察长。1954年9月任公安部副部长。武竞天，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

(57) 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58) 中共中央1951年12月15日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第11条中这一段话的原文是：“国营农场应当推广，以发挥它的示范作用，并给互助组和合作社以技术上的援助和指导。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

(59) 潘复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60) 纪登奎，当时任中共许昌地委书记。

(6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5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1956年12月撤销）主任。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副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6月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同年9月、11月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1954年10月、11月先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4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6年9月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62) 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以上两职至1954年11月）。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至1956年9月）。1955年1月又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至1956年12月）。1956年1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63) 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代理市长。1954年5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2月又任湖北省政协主席。

(64) 赵毅敏，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65) 林一山，当时任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

(66) 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56年7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1955年1月又任江西省政协主席。史辛铭，当时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

(67) 1928年11月22日，张钰哲发现的小行星，是中国天文学家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并由发现者命名为“中华”。

(68) 1956年10月1日，太平天国纪念馆在南京落成。

(69) 毛泽东第一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名，是在1949年9月。

(70)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4年10月、11月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55年5月又任上海市政协主席。

(71) 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二书记（1954年8月改任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管文蔚，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统战部部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沙克，当时任中共泰兴县委书记。

(72) 张爱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参谋长。1954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宏坤，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陶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

(73) 傅连暲，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长。

(74) 韦国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副司令员、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1954年11月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2月、8月又先后任广西省省长、中共广西省委第一副书记（1956年7月任书记处书记）。

(75) 胡绩伟，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76) 胡绩伟的这个报告，后来没有在《人民日报》发表。

(77) 指复电稿中的以下一段文字：“惟其中‘零打碎敲，就案办案的手工业工作方法’一句可删去，因为监察工作常常总是发生什么事情就要处理什么事情，不能置之不理，所以这样提法是不够恰当的。”

(78)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1953年10月又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79) 联司，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简称。

(80) 梅益，当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

(8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梅益报告时提出准备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对广播工作领导的指示。

(82) 胡风，文艺理论家、诗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杂志编委。

(83) 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

(84) 1953年4月8日，熊复就此事向毛泽东写了调查报告。报告说：胡风于去年7月来京，找周扬和丁玲，并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当时，周总理指示中宣部负责处理。中宣部先后召集了4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作了全面的批评，希望他能够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自我检讨。胡风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实际上仍然多方为他的错误思想辩护。因此，中宣部指定何其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林默涵（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决定在批评文章发表前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一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就是文协召集的于1月29日晚在文化部举行的“座谈会”。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用座谈会的名义比较随便些，故文协在会议的通知上说是座谈会。由于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就使那位写信者得到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缺点。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在公开批评胡风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收到许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或检查自己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读者投书。林、何文章中所提论点，大半都是读者已经提出的，只是比读者说得较为系统些；但有少数读者对于批评胡风表示不满，或对于批评的论点表示不同意。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缺点。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

(8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86) 黄树则，当时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并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

(87)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至1955年1月）。1954年12月又任外交部副部长。

(88) 彭，指彭德怀。

(89) 南，指南汉宸，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指胡景沄，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90) 指南汉宸、胡景沄1953年2月25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问题的第二种办法，即：在目前基础上，通过稳定人民币与银元、杂洋比价来稳定货币市场，以开展物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逐渐转变喜爱硬币心理，建立人民币威信，在将来条件完全成熟，少数民族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水到渠成地统一货币流通。

(91) 指南汉宸、胡景沄报告中提出的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按人民币一万元（旧币）兑换银元一元计算。

(92) 达赖喇嘛，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1953年6月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1956年4月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93) 饶西·彭措扎喜，达赖喇嘛的姐夫，当时在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任职。

(94) 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1953年6月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1956年4月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95) 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1955年7月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

(96) 指财政部1953年3月4日关于各地汇报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

(97) 指黄炎培。黄炎培字任之。

(98) 指1953年3月1日毛泽东关于税收问题同黄炎培、陈叔通的谈话。

(99) 有关内容见本书第1卷第610至612页1952年10月8日条。

(100) 甘青剿指，甘肃、青海剿匪指挥部的简称。

(10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先后至1954年11月、9月、11月）。1954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02) 哥特瓦尔德，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

(103) 刘景范，当时任中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11月任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5月任地质部副部长。

(104) 张执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马杰，当时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张执一1953年1月30日关于访问河南少数民族的情况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中央统战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河南省委的报告中反映：河南回、汉民族关系不正常，突出表现在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及生活习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清真寺的土地被分掉，清真寺本身也有不少被占用；不尊重回民的生活习惯，甚至多方嘲笑、侮辱；大多数回民的收入比解放前降低；拨给少数民族的文教卫生专款多未专用，回民中学的待遇也不及一般中学等。马杰1953年2月21日关于河南少数民族工作的情况给李维汉等的报告，对河南少数民族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105) 刘格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9月、11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刘春，当时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静仁，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处处长。

(106) 杜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3年4月又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副书记。

(107) 乔冠华，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08)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109) 贺诚，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

(110) 饶、安、习、周、朱、彭、高、邓、邓，指饶漱石、安子文、习仲勋、周恩来、朱德、彭真、高岗、邓小平、邓子恢。

(111) 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112) 指报告中谈到的军以下各部队以参谋长为第一代理人的问题、军训部的干部配备问题、军事体育问题，以及军队中的抚恤工作改由后勤部门主管的问题。

(113) 萧克，当时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部部长。

(114) 谢明诺夫，斯大林的代称。

(115)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116)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117) 杜鲁门，曾任美国第33届总统，1953年1月离任。

(118)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政务院副秘书长。1954年9月又任农业部部长。1955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

(119) 指1953年2月召开的湖北省手工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师徒、雇佣、劳资之间几项问题的协议》。主要内容是：（一）学徒主要任务是学好技术，因而必须端正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听从师傅在生产上的分配与指导。师傅不得打骂和虐待学徒及强迫学徒做与生产毫无关系的事情，传授学徒技术，提倡教得好，教得快，教得全。提倡尊师爱徒，提倡师傅以教好技术为光荣，学徒以学好技术为光荣。（二）新收学徒，老板可以自由收请不受限制，但在确定收学徒时须通知工会，并在当地劳动部门备案。（三）现有学徒今后主要是学好技术，师傅教好技术，师徒双方负责订立合同，要求在学习期满时，能够掌握一定的技术。（四）学徒因公致病之医药费用，经医生检查证明，小病、轻病及短期病症由师傅负担，大病、重病及长期病症，如师傅全部负担有困难时，可由工人申请，从工会会员困难补助金中酌情补助一部分。（五）学徒3年出师之旧例可以保持，但应尽可能提前教好技术。出师后如因生产发展店内用人，双方自愿可以留下工作，工资另行协商。（六）劳动者内部的雇佣关系，应本有利生产，团结互助，协商解决之精神，处理一切问题。（七）劳资关系中如有纠纷，应本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原则协商解决，必要时可经过劳动部门调解、仲裁或经法院判决。（八）雇请临时工人期满后可以辞雇，不作解雇处理。（九）工作时间，在半机器工厂及手工工场中，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10小时；零散的厂店、作坊，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12小时。（十）休息日连同新旧假期在内，一年暂定45天至70天，各地各业可结合具体情况协商规定。基层工会干部之会议活动，每月不得超过两个生产日，一般工人活动不能占用生产时间。

(12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1) 指苏联。

(12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123) 指由中方起草的金日成、彭德怀对克拉克1953年2月22日来信的复信稿。

(124) 这封信中主要介绍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收集的工商界“五反”以来存在问题的情况。

(125) 林志钧，当时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

(12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7) 指金日成发表的《完全同意和支持周恩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的声明》。金日成的声明于1953年3月31日发表。

(128) 地委书记的简称。

(129) 白学光，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政治部主任。

(130) 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

(131) 王建安，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32) 周恩来1953年4月3日在彭德怀报告上批的意见是：“现在铁道兵团共有十一个师，建制属铁道部，但供给托后勤代管。即使朝战停止，铁道部队在国内修路仍有极大作用，特别是内蒙、西北、东北修路更需要他们，因此，此事似应从长计议。”

(133) 许涤新，经济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55年7月任副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34)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6) 罗迈，即李维汉。

(13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9) 南日1953年4月9日致哈利逊的朝中两国政府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问题建议的说明信，对3月30日和31日周恩来总理和金日成元帅先后发表的声明中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新建议进行了解释：一、我方认为，在停战后双方战俘应予全部遣返、使之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二、鉴于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分歧已经成为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为了消除分歧、促成朝鲜停战，朝中方面在这次新建议中对于战俘遣返的步骤、时间和方法，作了明显的让步。三、我方的这一建议正是根据日内瓦公约、国际惯例和朝鲜停战协定草案规定的战俘应予全部遣返的原则，坚持拘留方面应保证不得对其所收容的所有战俘采用任何强制手段来阻挠他们回家以实行强迫扣留，同时并应保证将停战后未得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释放出来转交中立国。四、朝中方面不承认有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因此所谓“强迫遣返”或“武力遣返”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我方主张将一部分因遭受恐吓和压迫而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转交中立国，经过我方的解释，使他们逐步解除疑惧，从而在遣返问题上得到公正解决。

(140) 程子华，当时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代理主任。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启龙，当时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

(141) 钱瑛，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任监察部部长。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42) 宋劭文，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143) 彭、邓、邓、饶，指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

(144) 戎子和，当时任财政部代理部长、党组书记。

(145) 高、邓、邓，指高岗、邓小平、邓子恢。

(14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4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48) 后推迟至4月26日复会。

(149) 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志愿军代表。1953年9月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

(150) 指李烛尘用一个多月时间调查天津市四十多家大小工厂后，向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解决工商业方面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税负、资金等问题的建议。

(151)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1954年2月、10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1955年4月改称沈阳军区）代理司令员（1955年3月任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5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3) 指南日准备1953年4月26日在板门店重新复会的朝鲜停战谈判会上提出的我方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遣返问题的具体实施方案（后又称4月26日方案）。具体实施方案共有6项。

(154) 胡乔木在信中指出，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对目前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说得不多，只是一般的纲领性的说明，对工作中有哪些要推广的好的经验，有哪些需要批评的错误的倾向，有哪些须加以澄清的争论，或者说得过于简单抽象，或者简直没有说，因此减少了应有的力量。

(15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6) 指乔冠华1953年4月28日零时30分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发来的发言稿所提出的意见：我方在4月28日会议上准备继续坚持立场，回击对方的所谓无限期拘留和强迫遣返之说，对对方暗示无期限休会以适当的还击。发言的重心准备放在说明将战俘送到中立国去的合理性上。

(157) 张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至195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5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9) 章士钊，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60) 指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

(161) 毛泽荣，毛泽东的堂弟。

(162)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63)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64) 王一夫，当时任内务部副部长。

(165) 李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司令员。

(166) 这个会议推迟至1953年6月13日召开、8月13日结束，即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16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68) 甘肃、青海剿匪指挥部布告第3条的内容是：“一切因受骗或被迫为匪的部落头人，僧俗群众，只要幡然归来，各安生产，一律既往不咎，并保障其生命财产及以往之地位。”

(169) 甘肃、青海剿匪指挥部布告第5条的内容是：“无论匪首匪众，凡向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投诚自新者，一律从宽处理；凡脱离匪众，并积极协助剿匪者，允许将功折罪；对坚决为匪到底者，则坚决消灭之。”

(170) 指批语稿中的这一段话：“中央同时同意你们采取卖粮买货者给以九七折优待办法，但对个体农民结合合同方式集中卖粮二吨以上者给以百分之五的优待，是否会有利富农、小贩，而使零散卖粮的农民得不到好处？请考虑。”

(171) 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

(172) 王近山，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代理司令员。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东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

(173) 据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1953年1月至4月共击落美机70架、击伤21架。

(174) 指张澜、黄炎培1953年5月5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说：“周孝怀君从上海来信，大意是：希望政府考虑明令三反、五反总结束，安慰受冤，释放无问题被拘者，扭转人心。附笺还谈到农业税等问题。我们会商一下，认为这些都在政府慎重处理之中，孝怀此函，自是一片忠爱热诚的流露，将原笺送陈，以供参考。”周孝怀，当时任上海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

(175)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76) 指1953年5月13日哈利逊在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会议上提出的26条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在停战后，将“联合国军”所拘留的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分裂为二：（一）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将在“联合国军”的控制地区就地释放而不转交中立国。（二）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交给一个受着种种限制而被瘫痪了的中立国委员会，经过60天拖延之后，仍然在“联合国军”的控制地区就地释放。

(177) 这个公报后来没有公布。

(178)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79)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0) 阿兰，当时是英国《工人日报》记者。贝却敌，当时是法国《今晚报》记者。

(181) 黄炎培信中说：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53年4月13日至30日召开了12个地方组织的工商情况汇报会。从汇报中看出各地工商业情况已有显著的好转，但好转的情况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建议注意两点：（一）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帮助各地工商业解决一切问题，这里所谓有组织、有领导，就是包括党委、政府、工会、税务、银行、工商联、民主团体等，把这些单位集合在一处，在党政根据总的方针指导下，任何问题都不难解决。（二）处理任何问题，只有环绕着一个中心——搞好生产来活动，才是最有效的方法。信中还提出要采取办法吸收社会上的游资、睡资投入生产。

(182) 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的地方工商情况汇报会根据各地材料汇集的《资料简报》和《资料提要》。

(183)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1956年4月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

(184) 范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三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

(185) 陈叔通信中说：送呈上月召集6省工商联秘书长汇报资料一份，又参考资料第10期至第12期共3份，请备查阅。现在是到了要求得解决的阶段。税收方面，政府已作很大的努力。劳资关系，经过这次总工会第七次大会，必有很大的改善。同时，资方应该改造思想，求其在己。至于资金问题，只要公私、劳资关系搞好，可能有办法，即游资、睡资亦可能投入。打通销路，积压亦得到解决。依赖贷款不是办法。总的说来，国营要加强领导，私营要先了解政策。

(186) 刘少奇的意见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也发展不平衡，不可能把全国小学都办成一样，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应过分强调正规化。可分为3类：（一）中心小学；（二）不正规的小学；（三）速成小学，编速成教材。农村小学应便于农民子女上学。

(187) 学田，指划归学校所有的田地，以田地的收入作为学校费用的一种来源。

(188) 洛甫，即张闻天。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1954年9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89) 陈叔通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他已看到黄炎培转去的毛泽东15日给黄和他的信，主席的指示是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努力的方向，并亦与黄谈起民主建国会会员亦要共同努力。在给毛、周、邓的信中说，他向来关心农村，是因为尚未到工业化，农村是大本营，就是到了工业化，农村还是十分重要的。政府说增产不增税。有的地方根据估计产量征税，这不能不说是依率计征，但还是等于增税。这样农民受不了。

(190) 这封信中介绍了当年小麦收成、农民断炊户的比例和银行在农村存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等情况。

(191) 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1953年4月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

(192) 林汉达，当时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193) 高、彭、饶、习，指高岗、彭真、饶漱石、习仲勋。

(194)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

(195) 张玺，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54年11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4月又任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196) 张有萱，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局局长。段君毅，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汪道涵，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7) 1953年5月27日，李维汉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关系问题》报告。这是李维汉于这年春季带领中央统战部调查组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后写出的。

(198) 指列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议程。

(19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00) 指“联合国军”方面在1953年5月25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上提出的《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协议》。在这个协议中撤回了无理要求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的方案，基本上接受朝中方面5月7日的方案。

(201) 吴波，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202) 指《人民日报》发表的《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社论中，曾说“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

(203) 这5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的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薄一波的回信；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

(204) 绥远，省名。1954年6月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205)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56年7月省委设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2月又任安徽省政协主席。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代理第一书记，1954年10月任第二书记）。

(206)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第一书记（1955年7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1955年2月任广东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3月任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1月又任广东省政协主席。金明，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

(207) 陈希云，当时任中共粮食部党组书记、粮食部副部长。

(208) 李哲人，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209) 秦基伟，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第15军军长。

(210) 陈叔通、黄炎培的信中说：最近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召开了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的工商问题座谈会，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加工订货、收购包销问题，劳资问题，小工业及手工业问题，税务问题，均已送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家一致认为，由于中央及各级工商联合会、各地民主建国会和中央及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不够，问题是不可能一次就彻底解决的，新问题还会发生，最好中央及大中小城市经常举行不定期座谈，以协商方式交换意见。各地有这样做的，效果都很好。因此建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指示各地工商行政部门及有关各方面参照执行。

(211) 指中国民主建国会1953年6月12日座谈会通讯中记述的由黄炎培根据会上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归纳的几点看法。（一）由于朝中方面的重大努力，以我方建议为基础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终于签订了，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二）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及现已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是“严明界限，分清敌我”这一正确的政策在国内外贯彻执行的结果。今后，我们要从现在的胜利走上更大的胜利，就必须人人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坚持这一政策。（三）我们应该把抗美援朝的革命精神贯彻到我们国家建设的所有工作环节中去，在工商业界，就应该更加提高经营积极性，克服困难，改进业务，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以期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加速完成。（四）在国际情况新的变化之下，不论商业、工业和一切私营企业，必须严肃地遵守国家法令，警惕“五毒”，根据国家经济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作用。（五）必须加强学习，学习时事，学习政策法令，民建会员尤须以正确的行动来加强在工商业者中的骨干作用。

(212)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13) 这个报告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1953年5月向中央报送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

(214)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15) “三自革新”，1950年7月和11月，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的爱国人士分别发表宣言，谴责美国侵略朝鲜的罪恶行径，号召全国基督教、天主教教徒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摆脱外国教会控制，建立中国人民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这个主张得到了广大教徒的广泛响应。

(216) 195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进康复医院工作的指示》。

(21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18)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19) 李承晚，当时任韩国总统。1953年6月16日，李承晚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6月18日，韩国政府和军队破坏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协议，胁迫占全部不拟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总数一半以上的两万五千人离开战俘营，加以扣留。至6月底，共强迫扣留朝鲜人民军战俘两万七千余人。

(220) 彭德怀电报中说：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15000人。

(221) 毛泽东曾指示他的卫士们回乡探亲时每人都要写一份探家报告，并亲自进行批改。

(222) 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

(223) 侯维煜，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马列学院一部主任。1955年1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224) 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5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

(225) 李葆华，当时任中共水利部党组书记、水利部副部长。

(226) 李立三，当时任劳动部部长。1955年1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1月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227)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4月、10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9月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228) 何伟，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王恩茂，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1955年10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1955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四川省委书记（1954年12月改称第一书记）、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5月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1月又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曹荻秋，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市市长。

(229) 黄火青，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5年1月又任天津市市长。刘秀峰，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张明远，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兼财经工作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230) 蔡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

(231) 波立特，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56年5月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23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33) 指克拉克1953年6月29日的来信。来信对朝中方面在6月19日就李承晚制造释放战俘事件提出的质问作出答复，不得不公开表示美国愿意在现在情况下达成停战。

(234) 《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提出，鉴于李承晚制造释放战俘事件和美国因国内外对南朝鲜目前问题的种种矛盾而产生的政策上的动摇性，对目前谈判局势应采取如下步骤：一、准备于1953年7月7日以金、彭名义复信克拉克，同意恢复谈判，加以批评；二、准备在停战协定签字前，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向南推进战线；三、准备7月8日以后恢复代表团大会，并在会上提出有关停战协定实施的问题进行讨论；四、代表团大会开会时，各种参谋会及翻译会同时进行停战协定签字的准备工作；五、估计停战协定签字日期可能为7月15日左右；六、由于情况变化，金日成元帅不宜去板门店参加停战签字，应另委一负责人代表签字。

(235) 符定一，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36)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37) 指金城战役。李承晚政府破坏战俘遣返协议的事件发生后，为了配合谈判、促进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3年7月13日向西起金化东至北汉江的金城以南的李承晚军队4个师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战役至7月27日结束。这次战役共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收复阵地178平方公里。

(238) 中央指示说：今年国内农村灾情相当严重，须予以必要的救济；抗美援朝战争虽有暂时停火希望，但停战并不等于获得和平，志愿军还无法迅速撤回，国防费用还不可能有多大减少；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必须积累必要资金投入工业建设。因此，中央决定在国营企业中，不进行全面调整工资，标准工资一般不动，并取消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制度和暂缓普遍实行年休假制度。

(239)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240) 中共中央西南局1953年5月9日关于贷款给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的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一）农贷不贷给地主和富农，这一原则应坚持。至于可否贷给小土地出租者，我们以为应从具体情况出发，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确有困难者，可以贷给农贷，否则应以其他方式解决他们的困难，免使农贷变成社会救济。（二）地主在生产和生活中确实存在困难者，我们不应采取不理态度，不理对整个社会不利，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处理。（三）对富农基本上是稳定其生产情绪的问题，如有个别划错成分或遭到意外灾害者，当可按特殊情况具体处理。

(241) 《学习译丛》主要是译载苏联报刊的理论文章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章的刊物。《学习译丛》1953年第6期刊载一篇《评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文。文内说：罗森塔尔所用的“对立的统一”及“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法则”等名词是不妥当的。对立的“同一”或对立的“统一”等名词，是黑格尔的表述方式的残余。在哲学著作中应当用“对立的斗争”这个名词，因为它最确切地表达了这一法则的实质。在斯大林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就是把这一法则说成对立的斗争法则。

(242) 辽东省于1954年与辽西省合并成立辽宁省，合并时辽东省的一部分县市划归吉林省。

(243) 指薄一波准备于1953年7月13日在全国财经会议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第一次检讨。

(244)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245) 1953年7月10日，美国军用飞机在按照双方协议设有明显的战俘营标志的我方遂安战俘收容所上空投弹扫射，打死对方被俘人员5名、打伤对方被俘人员15名、炸毁战俘收容所房屋多处，并打死打伤在战俘收容所中抢救战俘的我方工作人员4名。

(246) 1953年7月23日中央军委关于嘉奖参加东山岛作战部队的电报中提到的国民党空降伞兵人数为二百余人。

(247) 雷英夫，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

(248) 据1953年7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东山岛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队3379人。

(249)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0)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1)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2)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3)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4)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5)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6) 崔庸健，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1953年2月被授予共和国次帅。

(257)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8) 这里指全国公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在零售方面商品流转总额的大体比例。

(259)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原巡逻活动区主要在鸭绿江以南、清川江以北地区。

(260) 马林科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部长。

(261) 李济深的信中说：兹有李玉麟同志等5人，都是我的旧同学、同事。去冬，主席着办失业军人就业，蒙主席照顾，他们都得派在各部服务，生活也得到安定，非常佩服和感激主席。迩届八一建军节，他们在无限感佩中，对于时事作野人献芹的贡献，托代转呈。

(262) 李玉麟，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将军府将军。陈文运，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库伦办事大员。丁锦，曾任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参事。李炳之，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将军府将军。张联棻，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参谋本部第三局局长。1953年八一建军节之际，他们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谈了他们对《共同纲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和感想。

(263) 龙云，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264) 张子意，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265) 指将上一年结余打入下一年的预算。

(266) 初步分析，毛泽东这篇手稿写于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

(267) 原文如此。

(268) 邓一凡，当时任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顾问团副团长。

(269) 廖志高，当时任中共西康省委书记、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1月任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康省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9月、12月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四川省委第三书记（1956年7月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振华，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于一川，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1954年12月任第二书记）。1954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区（1955年4月改称昆明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1955年2月又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270)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71) 指刘景范信中谈到的给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写信的吉林省工业厅某职员。刘景范的信中说，该职员在信内肆意诽谤和污蔑我党的政策，并提出许多无理要求，显系反革命分子的恶意攻击和破坏活动。据了解，该职员过去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解放后一贯对共产党不满，拟与公安部协商查处。

(272) 周恩来在刘景范来信上批示：“景范同志：同意你的意见。但此人敢于公开来信，除你所谈的政治背景外，还须注意到他所说某些具体事情，特别显著的是吉林省工业厅管理下的三个从上海迁过去的公私合营工厂问题。”

(273) 叶恭绰，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274) 萧劲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954年11月又任国防部副部长。

(275) 刘英，张闻天的妻子。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

(276) 王从吾，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华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4年7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地区工作部副部长。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277) 这个学院于1953年9月1日在哈尔滨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

(278) 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

(279) 毛禹居，即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教师。

(280)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81) 易礼容，当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劳保部部长。

(282) 平冢，指平冢常次郎，当时任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理事长。

(283) 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在请示报告中说：今年3月26日，南汉宸曾函复平冢常次郎，日本议员代表团与中国政协代表团双方同时互派为原则。平冢这次（8月8日）来信要求先派其议员代表团于9月20日左右来我国，与此原则不符。经会议讨论，拟对此要求不予同意，并决定复函重申“同时互派原则”。

(284) 程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章乃器，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285)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286) 文涧泉，毛泽东的表兄。

(287) 张四维，张有成的弟弟，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湖南省盐务运销局工作。

(288)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1955年10月任公安部九局局长（同年12月任副部长）。

(289) 梁漱溟，无党派民主人士，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关于这次约见的前后经过，梁漱溟在《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回忆。他说：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又列席中央人民政府会议。毛主席即席讲话，他没有点我的名字，却又是明明针对我的发言而发的。我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一方面出乎意外，一方面甚感不快。当晚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第二天面交毛主席。我在信中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13日上午，我将信面交毛主席。毛主席约我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半到7时45分，实际为75分钟——编者注）谈话时间十分匆促。我要求主席解除对我的误会，而主席则坚谓我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我甚感失望，言语间频频冲突，结果是不欢而散。

(290) 荣毅仁，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胡厥文，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郭棣活，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侨联主任。包达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291) 许广平，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292) 陈铭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293) 茅盾，即沈雁冰，作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江丰，画家。当时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吕骥，音乐家。当时任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

(294) 两个中央委员，指高岗、饶漱石。高岗看到名单后，到处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无林彪）。高岗利用名单问题，在党内进行挑拨。

(295) 刘少文，当时任中央军委联络部代理部长。

(296) 沈钧儒，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97) 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

(298) 淑一，即李淑一，杨开慧的同学。当时在湖南长沙福湘女中任教。

(299) 指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和向振熙的姐姐。

(300) 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当时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局长。

(301)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302) 后因郑州水位高、风沙大等原因，拖拉机厂和矿山机械厂仍建在洛阳。

(303) 钱俊瑞，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兼文化部副部长。1955年1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文化部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304) 贺龙作为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于1953年10月4日率领慰问团离开北京去朝鲜。

(305) 宋庆龄，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至1954年9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长。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306) 毛月秋，毛泽东的族叔。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接待工作。

(307) 毛翼臣，应为毛锡臣，毛泽东的房叔祖父。

(308) 文东仙，毛泽东的表弟。

(309) 李大梁，当时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310) 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1954年9月任全国人大代表。

(311) 张秀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312) 这次会议于1953年9月16日至10月27日在北京召开。

(313) 1953年10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这个谈话就是为了开好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于10月26日至11月5日在北京召开。

(314)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报告中提出，考虑到华南地区的特殊情况，在具体执行上可否在两广地区暂缓执行，即推迟到明年夏收后再执行，或在今冬明春先选择重点区试办。

(315) 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316) 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0日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告知韦国清担任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

(317) 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11月改为阿坝藏族自治州，1987年7月改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318) 龚子荣，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319) 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结束语中对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作出的6条基本总结。主要内容为：（一）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二）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三）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四）工人阶级的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担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担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五）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六）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

(320) 张恕，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321) 文九明，毛泽东的表侄。

(322) 朱启钤，古建筑学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当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323) 指1952年5月10日成立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

(324) 中共中央的宣传要点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今年起实行统购粮食。它的目的是保障全国城市农村人人有饭吃，保障国家按总路线实行经济建设，保障我国能够一步一步走社会主义的路。宣传要点主要讲了3个问题：（一）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二）什么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总路线？（三）实行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统购粮食？

(325)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26)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27)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28) 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329) 贺龙当时率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正在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后因情况变化，于12月18日回到北京。

(330) 这个会议于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召开。

(331) 袁希洛，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会员和临时议会代表，曾任江苏省启东县县长。当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332) 指1953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文件，计有：劳动部党组关于过去工作检查和改进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的报告，出版总署党组关于1953年出版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中共中央批准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的报告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党委关于1953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333) 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6月、9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1954年6月、9月、10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聂、黄、张，指聂荣臻、黄克诚、张宗逊。

(334) 毛齐华、刘亚雄、宋平，当时任劳动部副部长。荣高棠，当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陈克寒，当时任中共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出版总署副署长。

(335) 指《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毛泽东为公布这个条例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336) 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许立群、于光远，当时分别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副处长。马洪，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

(337) 张国焘，1931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338) 贝利亚，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1953年6月被清除出党，12月被处决。

(339) 戴毓本，杨开慧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在唐山工人医院工作。

(340) 指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无偿收归国有即直接剥夺的办法。

(341) 打泡泅，即游泳。

(342)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曾提交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和征求意见。

(343) 指决议草案修改过程中加写的第7点，主要内容是：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运动中，要继续切实注意和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中指出的“要满腔热情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的指示，必须执行适当照顾单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政策，发挥单干农民可能的生产潜在力量，给以必要的贷款和可能的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克服所遇到的困难，而避免受富农、高利贷主和投机商人的剥削。

(344)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于1954年1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同时发表题为《正确地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社论。

(345) 廖静文，徐悲鸿的妻子。徐悲鸿，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3年9月26日因病去世。

(346)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1955年5月、7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

(347)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48) 奇石福，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外务省参事、参加政治会议问题会谈的朝鲜政府代表。黄华，当时任外交部参事，参加政治会议问题会谈的中国政府代表。

(349) 1953年10月26日至12月12日，朝中两国政府代表和美国政府代表在板门店举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边会谈。由于美方在参加政治会议成员问题上制造障碍，会议未能达成协议。最后，美方代表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12月14日，朝中两国政府代表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方中断会谈的行径，暴露了美方“希图破坏政治会议，使朝鲜问题不得和平解决，以便借此保持国际紧张局势”。

(350) 徐向前，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4年6月、9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351)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会议大多数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主持，而高岗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会后，高岗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主持。

(352) 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1954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353) 陈云到杭州后，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把高岗如何利用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旗帜、如何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等问题告诉了林彪。林彪答复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我同意。”1954年1月9日，陈云由武汉回到北京。

(354) 指杭州。

(355)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4年8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1955年1月、3月又先后任山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

(356) 1952年8月决定修建海南岛海（口）至榆（林）中线公路，1954年12月竣工，全长296公里。

1954年　六十一岁

1月3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前来中国参加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七号炼铁炉开工典礼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一行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杨尚昆在座。

1月4日　下午，同尤金谈话。

同日　审阅修改邓子恢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报送的关于老根据地干部情况的报告和他为中共中央转发该报告起草的批语稿，批示：“刘、周、朱、陈、高、饶、安子文、小平、子恢、仲勋阅，尚昆办。”邓子恢在报告中谈了他回龙岩故乡途经长汀、瑞金、于都、赣州、吉安等老革命根据地，感到较普遍地存在着对地方干部培养与提拔不够的问题。毛泽东对报告和批语稿作多处修改。将报告和批语稿中的“苏维埃时代”改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代”或“内战时代”；将“苏区”、“老苏区”分别改为“根据地”、“老根据地”。在报告讲到干部地方化处，加写一段话：“所谓干部地方化，当然不是说地方高级和中级领导机关都要用本地人，不能用外地人，相反是必须要用必要的外地人的，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在农业机械化实施的时候，农村技术人员也是要用一些外地人的。我在这里说的主要是指目前县区干部的情况。”在批语稿的末尾加写一句话：“此外，不但老根据地应这样做，一切晚解放区也应大体上这样做，也应用极大的注意力去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

1月5日　下午，召集杨尚昆等谈话。谈话前，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曾讨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1月6日　审阅修改《关于增加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工人阶级是由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之后，加写“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干部”。将原稿中“这是一个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改为“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将“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后面的一段话改为：“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晚上，召集杨尚昆等开会。决定杨尚昆次日返回北京。

1月7日　复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工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馀请尚昆同志面报。”又在信末补充写道：“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一月三十日起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延迟至二月六日起举行——编者注），全会内容为上述三项议程。

同日　致信刘少奇：“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1月8日　晨，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以示慎重，目前大多数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同日　收到刘少奇通报近日中央工作情况的来电。电报说：“自您走后，此间情况如常，同志们是团结一致地工作。军委会议(1)要说话的人还多，最近几天还不能结束。政治局和书记处照常开会，讨论了科学院和检察署的工作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朝鲜问题和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也讨论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根据华东局及其他若干同志提议，将‘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限制富农剥削以至消灭富农剥削’的口号，改为‘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限制富农剥削’，暂时不提消灭富农剥削。因为这样对于公开宣传较为有利。这个修改已经中央会议通过，决议和社论即日公开发表，另发一内部指示说明修改这个口号及其与总路线学习和宣传要点中关于这个口号的提法不完全一致的理由。其余若干情况俟陈毅同志回华东时面报。”

1月9日　本日正式开始主持宪法起草小组的起草工作。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月15日　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各同志，通报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计划。电报还说：“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下列各主要参考文件：（一）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四）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有何意见望告。”十六日，刘少奇复电毛泽东：“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的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

1月16日　收到刘少奇本日来电。电报说：“四中全会决定在一月三十日开会，通知今日已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在起草中，大约在一月二十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陈、彭、邓(2)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1月18日　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中央全会既定本月三十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又张闻天同志宜通知他到会。以上请酌定。”

1月19日　刘少奇召集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开会，讨论高岗给毛泽东的信。高岗在信中提出想去杭州找毛泽东商量他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的事。会议提议：由毛泽东指定刘少奇、周恩来同高岗谈话，邓小平可参加。并请毛泽东回复高岗，不必去杭州，可委托别人找他谈话。

1月中旬　先后审阅宪法草案初稿、二稿、第一次修正稿，做多处修改，并批注一些意见。将序言首句“中国人民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的“人民革命”改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为“伟大的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八万万以上的自由人民”之前，加写“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共有”十四个字。对初稿第十一条第二款“任何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得用以反对和损害公共利益”，毛泽东批注：“宜单列一条。”第一次修正稿第三十二条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罢免权的规定中，没有罢免国家主席的内容，毛泽东批注：“国家主席的罢免。”对第一次修正稿的国务院一节（含第三十七至第四十条），毛泽东批注：“主席有交议权，最高会议决议的性质。”

1月21日　深夜，听取刚从北京到达杭州的杨尚昆的汇报。

1月22日　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1月23日　收到刘少奇本日晨四时来电。电报说：“向党的四中全会的报告初稿，经周、陈、彭、邓诸同志审阅修改过，现用电报发上，请审阅修改。这个初稿准备提交一月二十四日的书记处会议审改后，再派人送至主席处。二十四日的书记处会议除原来七人参加外，已通知子恢、彭真、富春、漱石、仲勋、澜涛、凯丰参加。”

同日　审阅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四中全会的报告初稿，在开头加写一句：“我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作下述报告。”

同日　复电彭德怀：“原则上同意你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稿，即可照此先讲，会后经书记处讨论修改后再印发。”彭德怀的结论稿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关于会议的收获；关于正规化、现代化；关于学习苏联经验与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关于组织编制；关于加强团结，改进领导。

1月25日　收到刘少奇本日晨七时来电。电报说：“向党的四中全会的报告初稿，经书记处会议讨论后又有一些修改，现将修改稿送上，请予审阅修改！您一月二十二日来电，已送给高岗同志及书记处其他同志看了。高岗同志已找恩来同志、富春同志和我个别谈过话，有一些自我批评，同时也有一些解释。定于今晚由我和恩来、小平同志一道再和高岗同志谈，我们当本主席的指示给他以尽可能的帮助。”“我们现在是和谐一致地进行工作，望勿挂念！”毛泽东阅后批给在杭州的林彪、罗瑞卿阅。

同日　审阅朱德准备一月二十六日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闭幕词，复电朱德：“一月二十四日电及闭幕词收到。罗瑞卿、陈伯达二同志建议，在说党军关系及学习苏联的地方增加几句话，我看了认为可以，请你和德怀同志等酌定之。”在闭幕词讲到党和军队关系处，陈伯达加写一段话：“必须使全军了解：我们的武装部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的革命武装部队。我们军委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我们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应当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就是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和武装部队的一切干部，要忠诚地服从党的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起来。”在讲到向苏联学习处，罗瑞卿加写一段话：“拒绝学习苏联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反对。但脱离我军的实际去高谈学习苏联，也是一种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因而就一定会是学不好的。”

1月26日　下午，同胡乔木、杨尚昆等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文件修改问题。

1月27日　下午，召集胡乔木、杨尚昆等开会，讨论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文件。

同日　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关于文件修改情形及我的一些意见，请杨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我和其他同志在这里都好。”

1月28日　同杨尚昆谈话。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的修改和公布，毛泽东说：文件政治局基本通过，来电和信印发全会各同志。由凯丰、杨尚昆、邓小平组织一个委员会审查，作若干修改，交政治局。不要冲淡了中心。不一定所有意见都加上，要加了有益。修改经过，由杨尚昆给以说明。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应交尤金，包括报告和决议，可以登党刊。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说：会议三天为好，必要时四天，看情况。方针是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争取逐步改变环境，决议通过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2月5日　复电朱德，同意他准备在七届四中全会的发言稿。

2月6日—10日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等四十四人发言。全会一致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致通过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一九五四年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2月17日　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现将宪法初稿（五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于二月二十日以后的一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将修改意见交小平、维汉二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七天左右即够）。然后，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小平、维汉原定二十日动身来此的计划，可推迟到月底动身。送初稿的人明（十八）日动身，二十日可到北京。”

2月18日　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发表柏林会议公报，建议由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对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并同意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三月初，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2月24日　致信刘少奇：“兹将宪草初稿第二章以下二读稿及宪草小组报告送上，请印发各同志阅看。”

同日　批示胡乔木：“今天所谈可作修改的地方，请于明日加以修改，并由小组各同志商酌一次，于明夜二十四点以前打好清样送我，准备后天（二十六）送给中央。”

2月25日　宪法起草小组改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三读稿。三读稿说明中写道：“这个修正草稿较二读稿已作了很多修改（主要是根据主席指示）。”“除内容上的若干修改外，这次修正，根据主席指示，特别把许多可以避免应当避免的文言字句改掉，力求通顺。”

2月26日　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为便于中央在这几天讨论宪法草案，这里的小组赶于两天内又作了一次修改，称为三读稿，现送上，请照此印发中央各同志阅看。”二月二十八日、三月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三读稿。会议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3)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对三读稿加以研究和修改。

同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关于增加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的建议：“为加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特建议增加下列七人为军委副主席，计：军委委员、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军委委员、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军委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军委委员、总参谋长徐向前，军委委员、华北军区司令员、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军委委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叶剑英。并建议增加徐海东为军委委员。可否，请审查任命。”

2月28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后，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在提纲讲到高岗的黑暗面（个人主义和私生活的腐化）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而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之后，毛泽东加写：“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在提纲的“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之后，毛泽东加写：“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三月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

3月1日　复电杜平、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4)，指出：“一、为了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意李克农同志意见，乔冠华、黄华等同志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乔、黄过平壤时应向金首相报告工作并请示意见。二、同意代表团党委改组，由丁国钰同志任党委副书记；以后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改由李相朝、杜平、丁国钰三同志署名。三、因杜平同志尚不能完全离开部队工作，故在杜不在开城时，党委工作即由丁国钰同志负责（柴成文同志协助），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即由李相朝、丁国钰二同志署名。在工作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丁国钰、柴成文二同志可以轮流回国休假。”

3月2日　批示田家英：“（一）杨秀生(5)信请抄转长沙杨开智先生，询问信内所述情形是否属实，我完全不记得了。（二）今年寄杨家补助费1200万元，上半年的600万元宜即寄去，请予办理。（三）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6)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3月上旬　审阅《宪法草案（初稿）说明》(7)，加上落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组”。《说明》共分五个问题：（一）宪法草案从法律上保证实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二）宪法草案从法律上发展国家的民主化；（三）宪法草案从法律上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四）宪法草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五）宪法草案在结构和文字上的特点。

3月9日　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组工作结束。(8)

3月12日　阅黄炎培来信及所附三月一日在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稿，复信黄炎培：“三月八日惠书阅悉。附件已付周总理、李维汉部长斟酌奉告。‘人们’是指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不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不是‘包括一切的’。‘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尚请斟酌。”

同日　致信周恩来、李维汉：“此件请审阅斟酌，并告黄副总理。‘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以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亦可告以非正式发表的谈话不要他在印刷品中引用，请酌。如他的讲演不登报，又碍难修改，听其引用亦无不可。他所谓‘无痛分娩法’亦不甚妥当，只作印刷品不登报，亦可不改。末了引我的话之后他说‘人们’‘是包括一切的’，我已复告他不是包括一切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包括在内。我复黄信只说这一点和批评无痛分娩法一点，此外说他的信(9)已付你们二位斟酌告他。”随信附上给黄炎培的复信，请他们阅后转交黄炎培。十七日，周恩来阅信后批示李维汉：“请照主席修改的意见办理。”

同日　晚八时半，批示陈伯达、胡乔木：“此件(10)中央限我于今明两天提出意见，现送上，请你们看一下，提出你们意见，于明（十三）日下午告我，以便晚上电话告诉中央。”十三日，陈伯达、胡乔木报告毛泽东，认为对世界工联的意见和建议，内容很好，唯有些文字语气有些生硬，作了若干修改。

同日　审阅三月一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结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此件送小平同志。在第四页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十六日在党内下发。

3月12日、13日、15日　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四读稿。会议决定：由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宪法草案初稿的最后修改；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李维汉为秘书长。

3月17日　晚上，从杭州回到北京。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在起草宪法的繁重工作中，抽出时间坚持爬山，登过玉皇山、南高峰、北高峰、五云山、凤凰山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3月18日　上午十一时，去香山爬山，下午二时返回中南海。

3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会议中间邓小平、彭德怀来参加。

3月20日或21日　审阅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三月十八、十九日讨论修改稿，批示田家英：“一些意见，请提交党组会上讨论。”在修改稿封面上批注：“副主席受委托得代行主席部分职权此点必须加入。除‘同时’外，所有的‘时’均改为‘的时候’。”在“序言”部分，将“土地改革”改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反革命”改为“镇压反革命分子”，并批注：“‘土地改革’不成文，应加‘制度的’。‘镇压反革命’下加‘分子’。”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部分，在“通过和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和条例”条款旁批：“此处不写‘发布’为宜，免与主席职权分歧”；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条款旁批：“此条应采纳周鲠生(11)意见。”关于国家主席职权部分，在“主席因故临时离开职务时”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之间加写：“或者受主席委托时”。关于国家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条款，讨论中提出两个方案，其一是“在必要时召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举行最高国务会议”，其二是“在必要时召集有关人员举行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前一方案旁批：“较妥”。关于检察机关的职权，将其中一款“对政府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的犯罪行为，行使检察权”中的“犯罪行为”一词改为“犯法行为”。

3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田家英出席。

3月22日　晚上，先后同邓子恢、陈伯达谈话。

3月23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陈伯达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和主要内容的说明，毛泽东多次插话。讲到宪法草案的起草经过时，毛泽东说：宪法起草小组自一月九日开始工作，三月九日工作结束。起草小组进行了一度工作后，由董老、彭真、张际春等同志组成了研究小组，还请了周鲠生先生和钱端升(12)先生为法律顾问，叶圣陶(13)先生和吕叔湘(14)先生为语文顾问，又搞了个把月。同时，中共中央也讨论了三次，每次都有很多修改。讲到宪法要充分表达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要求时，毛泽东指出：这个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加上总路线，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左右。我们的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我国的各种办法大部分是过渡性质的。人民的权利，如劳动权、受教育权等，是逐步保证，不能一下子保证。我们的选举，也是过渡性质的选举，普遍算是普遍了，但也有限制，地主没有选举权，也不完全普遍。我们只有基层选举是直接的，其余都是间接的。总之，我们的办法不那么彻底，因为是过渡时期。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有过渡时期的特点。支票开得好看，但不能兑现，人民要求兑现，怎么办？还是老实点吧！讲到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苏联叫最高苏维埃，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苏联叫部长会议，我们叫国务院。我们就是多一个主席，有个议长(15)，还有个国家主席，叠床架屋，这个办法可以不可以，大家是不是赞成？可以讨论。讲到中央统一领导与各地方、各民族的积极性可以结合时，毛泽东说：中央议事，地方办事。和专制时代不同。讲到国家主席时，毛泽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议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罢免主席。主席也不是政府，国务院不向他报告工作。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设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讲到民族自治权时，毛泽东说：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特别是西藏的情况，在第六十一条中写了第三款，即“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按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现在西藏是达赖管事情。如果按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办，就要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这样办，恐怕达赖不干，怎么办？可以按照第三款办事。不搞人民政府不行，但可以搞具体形式。究竟搞个什么形式，由那里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我对西藏代表团说过，我们不强迫你们，你们搞不搞土地改革，搞不搞选举，由你们决定。十七条协议不实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实行。但其中哪一条你们现在不愿实行，可以暂时不实行，可以拖，因为协议上并没有说哪年哪月哪天一定要实行。已经拖了三年，如要拖，可以再拖三年，三年过去后，还可拖三年，拖他九年也可以。不能干人家反对干的事情，要等待人民的觉悟，我们相信人民一定会觉悟。我们曾发表过社论说，汉族干部不能干西藏人民所不愿干的事，要按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办事。讲到宪法草案的文字尽量通俗、便于群众掌握时，毛泽东说：把什么什么“时”都改为“的时候”。讲话一般不说“我们在讨论宪法时”，而说“我们在讨论宪法的时候”。“为”字老百姓不懂，都改成了“是”字。什么什么“规定之”，“之”字在一句话的末尾，只是重复了上面的，毫无用处，也都去掉了。也许还有改得不彻底的地方，还可以改。

会议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和修正。讨论除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外，并会同政协全国委员会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分发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讨论。至五月二十九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大区、省、市宪法草案初稿座谈基本结束，七千五百多人参加了讨论。

3月24日　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

3月26日　下午，同李富春谈话。晚上，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3月27日　下午，同彭德怀谈话。

3月28日　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3月31日　复信彭石麟(16)：“一九五四年三月九日函示敬悉。尊事已托毛蕊珠(17)兄，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18)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

同日　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

4月1日　审阅彭德怀报送的刘伯承三月二十七日关于军事学院学员毕业证件的请示报告，批注：“‘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并对附件作了相应的修改。

4月2日　晚上，同刘少奇、邓小平谈话，研究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问题。

4月3日　关于帮助越南建立炮兵团、工兵团问题，致信彭德怀，指出：“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请计算是否可能。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以待将来补充。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的教员和顾问，应全部从去朝鲜打过仗的炮兵部队中抽调，应有师级和军级干部。训练地点最好在越南，否则广西亦可。六个月时间甚紧，如你同意，请饬参谋部会同炮司迅速作出计划，一方面电商越方取得同意，务须全力以赴。两个炮兵师，不是招新兵，要以正规步兵师团或独立团营改充。此两个炮兵师建成，连前一个炮兵师，再集中五个步兵师，共步炮八个师，就可攻击河内、西贡了。此外，为三个炮兵师所需的充足的炮弹和工兵器材的供应，亦须立即筹备。高射炮应相应增加。奠边府必须坚决攻克，如机动顺利，确有把握，应提早总攻。为补充奠边府的兵员消耗，应立即至少动员五千至八千新兵，训练三个月，迅即补充缺额。休整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即打琅勃拉邦和越曾（如无真正不可克服的困难，夏秋两季务必完成），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即打河内。日内瓦和谈即使成功，上述炮兵建设不变。”

4月4日　晚上，邀请程潜、王季范等到中南海看电影，并共进晚餐。

4月5日　上午，和程潜、王季范等一同游十三陵。

4月7日　阅胡乔木报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景范四月五日座谈的记录，批示：“周、朱、刘、陈、邓、习、彭阅，退乔木。此件很值得注意，请你们看一下。”这次座谈是为了解在处理人民群众的批评和控诉信件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而召开的。座谈中反映，中纪委去年收到的控诉信是前年的五倍，经调查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真实的。但很多领导干部对报纸上的批评有反感，甚至抵制中纪委的调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人有时甚至受到打击。胡乔木在报送材料的附信中说：座谈记录“反映党内民主生活的不健全和批评、监督、检查所遇到的重重困难”。

同日　晚上，听取李维汉、田家英关于各小组讨论宪法草案情况的汇报。

4月10日　复信达赖喇嘛：“感谢你去年八月一日的来信和礼物。解放后你们在西藏作了不少对国家和西藏民族有益的事，是很好的。正如你的来信所说，为了使西藏僧俗人民对新的祖国更加了解，为了日渐巩固和加强汉藏民族的团结，西藏每年有些人到内地来参观，确实很好。除此以外，西藏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到内地来短期或长期地学习，以便更好地培养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两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收音机一台。”

4月11日　乘火车去官厅水库视察。

同日　阅邓小平关于报送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民主人士安排的材料的来信。信中说：“因为各地统战部同志还在这里等中央的决定，最好能于明（十二）日约几个同志在你处谈一次。”“这个文件我已发给下列同志：刘、周、陈、彭德怀、董老、林老、彭真、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谈话时哪些人到，请酌定后直接通知。”邓小平随信附上十日李维汉给他的信。李的信中说：“七日晚在主席处谈宪草讨论情况时，曾谈及选举中民主人士安排问题。主席同意日内谈一次，嘱快送名单。”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4月13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在莫斯科出席苏、中、朝、越四国领导人为参加日内瓦会议作准备的会议情况，刘少奇、陈云出席，彭德怀、邓小平、李克农列席。

4月14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4月15日　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报告说：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主席指示，我于二月二十日邀集彭德怀、李富春（代高岗）、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谭政、黄克诚、萧劲光、罗舜初、方强、周希汉(19)、黄敬、赵尔陆、王鹤寿、万毅(20)、萧向荣等同志研究了海军建设问题。邓小平同志发言说，主席指示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国家机构经费最后要做到不超过国家支出的百分之三十，根据这一原则，军费今后只能每年递增四万亿元。彭德怀发言说，这个原则不能动摇，应以此作标准，拟定各兵种的均衡发展计划。

同日　复电李相朝、杜平、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1)：四月十四日一时来电悉。发言稿一般可用。稿子第五段改为“你方不顾我方早已提出的抗议，继续违反停战协定，运进增援性的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和弹药。你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扩大你方军力来保持朝鲜停战的不稳定状态，借以阻挠朝鲜问题的解决。对于你方这种非法行为，我再一次向你提出强硬的抗议”。

同日　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22)，批示：“略有修改，可即印发。修改处请刘少奇、彭德怀、罗荣桓同志一阅。”主要修改是，将条例总则的第四条中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量的保证”一句，改回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4月17日　关于越南军事部署问题批示黄克诚、粟裕(23)：“（一）可照韦国清、粟裕所提意见办理，彭电(24)可不发；（二）估计到越南有停战可能，新建炮兵训练不宜在我国境内，并宜将炮等早日运入越境，请商韦国清另作计划。”又批示：“刘阅后，退黄克诚、粟裕办。”

同日　审阅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主要修改是：（一）将“依靠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改为“依靠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二）删去“我们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的“和毛泽东同志”六个字，又删去“这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特别关心分得开吗？”中的“和毛主席”四个字。

同日　上午，同罗瑞卿、陈伯达、田家英谈话。下午，参观雍和宫。

4月中旬　审阅陈云四月十六日报送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纲要（初稿）》，批示：“刘、周、彭、邓阅，退毛。”陈云附信说：“因为等待这本初稿出来，所以从前你指定的八人小组（中有高岗）尚未开会，待下星期才能开第一次会来讨论这个初稿。”“搞这一本的办法是按你的指示，组织了一个小组（陈云、张玺、梅行(25)、周太和、邱纯甫五人，梅行是动笔写的，周、邱是我的秘书），共开了十四次会，每日一次，共十五天才议出来的。原始稿本和材料全是计委准备的。”

4月18日　深夜，同杨尚昆、罗瑞卿谈话。(26)

4月19日　阅周恩来的信和他报送的关于中国代表团为出席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文件(27)。信中说：“这五个文件在昨日均已先后送给伯达、乔木两同志，请他们在修改后送给主席审阅。现在听说乔木病了，伯达睡得早，可能还没看完，故再专送一份给主席。今晚七八时拟来主席处请示，并请约刘、陈、彭、邓四同志一并会谈。二十日早五时即将离京西飞，并报。”当晚七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商谈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

同日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赴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

同日　复信马叙伦：“马部长：四月十七日函读悉。休养甚好，时间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此复。顺颂康吉。”

同日　晚十时，乘专列离开北京。二十日晨一时到达天津，晚七时半到达山海关。

4月2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批示杨尚昆：“此件印若干份，在星期四会上分发。”在指示草案的“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的疾病医疗问题”一句中的“四万万七千万农民”之后，加上“及一部分城市居民”。在“我们应该有批判地接受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它的合理部分增加到医学中去，更好地为治疗疾病，增进人民健康服务”一句中的“医学”之后，加上“科学”二字，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在“依靠中西医合作，根据中医实际应用的经验，进行一种谨慎的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之后，加上“和说服教育工作”。在“将中医团结起来，安定下来，把他们现有经验保存下来……”这段话中的“现有经验”改为“现有的合理经验”。

同日　复信文平山(28)：“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和你祖母合照的相片，没有多的，故未寄你。毛雪华(29)同志在苏联学习，现时你不必和他通信。此复。祝你进步！”

同日　中午，参观位于渤海之滨的长城起点和山海关。下午，在秦皇岛市视察海港和耀华玻璃厂等。后到达北戴河。

4月22日　晨，在北戴河看日出。下午，在唐山市视察启新水泥厂。晚上，到达天津新港。

4月23日　在天津市参观永利化学厂和造纸厂。晚十时，回到北京。

4月25日　致信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江青此信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30)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并在信封上注明：“此件存杨尚昆同志处。”江青在四月二十日写信给毛泽东，就她擅自提议给毛泽东在玉泉山建造游泳池一事作出检讨。信中说：“昨天接到你的电话之后，我的心上很感觉沉重。我犯了错误，用五个亿我是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却是我建议的，我不能辞其咎。”

同日　晚上，听取杨尚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后交接方案的汇报。

4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的有关具体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李雪峰、宋任穷、马明方、刘澜涛、习仲勋、邓子恢、杨尚昆、罗瑞卿出席。

同日　关于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本日开幕。

4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陈云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随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和增设一些中央工作机构。会议决定：一、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谭震林、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林枫(31)、李雪峰、杨尚昆、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二、任命邓小平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增加马明方、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三、撤销饶漱石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准备转发的西北局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高岗、饶漱石问题情况的报告，删去其中的“西北地区全党同志只是，也只能是相信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思想基础上的党中央”一句中的“和毛主席思想”六个字。

4月28日　下午，先后同陈毅、李维汉谈话。晚上，先后同朱德、谭震林谈话。

同日　关于确保越南奠边府战役的后方交通线安全问题致电彭德怀、黄克诚，指出：“目前越南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似乎不在奠边府以南，而在我军(32)的后方交通线。如敌以两个伞兵营降落在我后方交通线上最扼要的地点，筑堡据守起来，整个交通将为之切断，如我军不能迅速歼灭此敌，旷日持久，奠边府我军即有被迫撤退之可能。军委去电已估计到敌有袭占交通线可能，但强调不够，并以之与琅勃拉邦方向并列。请你们再加考虑，叫越方迅调必要兵力位于适当地区，专门对付此种意外事变，以免奠边府作战功亏一篑。”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

同日　将张闻天三月二十七日报送的《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33)，批送刘少奇，指出：“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34)，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在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在京某些应当阅读的同志（如李维汉，安子文），请考虑酌定。”

同日　复信叶恭绰：“惠书并明人著作一函收到，甚为感谢！”

同日　复信陈嘉庚：“一月二十二日惠书(35)收到。所提建议，已交铁道部研究。”此前，曾在来信上批示：“抄送铁道部研究，原信退我待复。”

4月29日　致信湖南省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毛月秋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我的亲戚唐家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现有文炳璋(36)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同日　审阅田家英四月十九日报送的经宪法起草委员会党组讨论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序言和第一章总纲，批示田家英：“此件已阅，无意见。”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及党外民主人士共三十人参加。

同日　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印度政府代表团发表谈判公报，宣布自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双方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了谈判。双方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下进行了充分的协商，签订了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印度政府愉快地同意撤退其在中国西藏地方的武装卫队；并愉快地同意将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驿站和邮政、电报及电话等企业以及其全部设备交给中国政府，其具体办法将由双方继续在北京商谈。

4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金应基为团长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会见时，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林伯渠、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彭真、章伯钧、陈叔通、廖承志(37)等在座。

4月　复信班禅额尔德尼：“感谢你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的来信和礼物。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努力，我很高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五十万人的群众游行队伍。晚八时，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5月3日　复信黄炎培：“五月一日惠书并大作一册收到，甚为感谢！爱国热忱，溢于言表，足征孟晋。大作尚待暇时从容研究。”

同日　晚八时，听取林枫汇报中共中央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情况及问题。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谈宪法问题。

5月4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

同日　晚上，同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谈宪法问题。

5月9日　晚上，同陈云谈话，后请刘少奇、邓小平参加。

5月11日　晚上，同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谈宪法问题。

5月12日　复电李相朝、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志愿军司令部并周恩来(38)。电报说：五月九日十一时来电悉。对方指使两瑞(39)建议修改停战协定，改换我方三个指定口岸，估计其用意除一般诬蔑我方并为美方辩护外，还在于为进一步破坏中监会制造根据，并将责任归于我方。这是美方近一时期的活动中心。因此，我们应抓紧维护停战协定、维护中监会的旗帜，对美方企图破坏停战协定和中监会的活动在会内会外予以揭发，并由波、捷配合行动。如果美方就两瑞的建议提出要求修改停战协定，我们应作总结性发言予以痛斥，并指出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美提出这一要求，是有意制造紧张气氛，影响日内瓦会议。我对中监会关于两瑞来信的复信可暂缓发出。

同日　审阅刘少奇送阅的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越南奠边府战役后的军事部署问题给韦国清的电报稿，在文末加写一句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功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

5月13日　官厅水库举行竣工庆祝大会。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大会上将绣有毛泽东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的锦旗授予水库建设者。

5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5月16日　晚上，同陈正人谈话。

5月18日　下午，邀程潜、符定一、章士钊、李烛尘、王季范共进晚餐，饭后一同看电影。

5月19日　审阅粟裕五月十八日的请示报告。粟裕提出：为实施将华东海军主力推进到定海、石浦海区的计划，并为加强今后海军的发展基础和海上对台斗争以转变闽浙沿海敌我斗争形势，应给海军配属有关之特种兵部队以加强海军之战斗力。拟采取增调装甲兵作为海军陆战队的发展基础、增调高射炮部队和空军部队加强宁波、定海、岱山等基地的防卫力量等措施。毛泽东批示：“退黄克诚、粟裕照办。”

5月20日　下午，同陈叔通谈话。

5月21日　下午，到北京西郊观赏花卉。

5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邓小平、李维汉列席。

5月27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序言和第一章总纲。

5月28日　致电李相朝、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志愿军司令部(40)，指出：美国力图破坏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在宣传上利用它来打击我们由中立国机构监察朝鲜选举和印支停战的主张。对此，我们的方针应是维护中监会，争取它尽可能做些工作，而不应存散摊子的思想，受美国的挑衅，上它的当。我们和波、捷对待两瑞和美国的态度应有所区别。最近期间两瑞完全为美所用，予以揭露和打击是必要的，但在今后工作中仍应注意美国和两瑞之不同并充分利用其不同。

同日　致电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合名誉书记卡查利亚和米斯特里：“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非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主张。祝大会在团结印度人和所有的南非人民——白色和非白色人民——争取和平、自由、民主与进步的事业中获得成功。”

同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国家机关”。

5月29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5月30日　晚七时，召集刘少奇、李维汉、田家英商谈宪法问题，十一时陈云、邓小平参加。

5月31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和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并再次讨论了整部初稿。

6月1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开会。

6月2日　审阅粟裕六月一日关于在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发现美舰的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据华东军区报告，在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发现美巡洋舰和驱逐舰共八艘，并有飞机在该海区上空盘旋，显系美帝向我军进行挑衅。当即指示华东军区转告我陆海空军，严密注意监视，随时报告，如敌不向我炮击或轰炸，我军不得向其射击，以免引起冲突。如大陈岛的蒋军乘机向我守岛部队进攻，则应坚决予以还击。毛泽东批示：“处理正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

同日　晚上，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谈话。

6月3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关于五月三十日达赖为庆祝中印谈判成功(41)宴请张经武、谭冠三、李觉(42)等情况的报告。报告说：达赖已决定于六月二日正式通知噶厦他去北京的问题，并已初步拟定藏历六月初（即八月初）动身，为了早作布置，请将开会时间及参加会议人选的正式通知速示。毛泽东批示：“刘、邓、李维汉同志：达赖、班禅等藏族代表应尽早起程，九月五日前（最好九月一日前）务必到达北京，请即作部署。”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陈云出席，邓小平、杨尚昆列席。

6月5日　上午，同薄一波、傅作义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彭真、董必武、邓小平、陈伯达、李维汉、杨尚昆、田家英出席。

同日　同周泽昭(43)等谈发展中医的问题。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6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伍修权、杨尚昆出席。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稿，批示：“刘少奇、邓子恢同志：在第三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在第三页上改写两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但要发挥这种增产潜在力，靠小农经济是有限的，靠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在最近几年之内必须依靠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

6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陈毅、邓子恢、习仲勋、陈伯达出席。

同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

6月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座谈会。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邓子恢、习仲勋、刘澜涛、林枫、李维汉和党外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张治中、邵力子、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高崇民(44)、陈叔通、黄炎培、李烛尘、章乃器、马叙伦、许德珩、张奚若(45)、陈嘉庚、庄明理（陈嘉庚的翻译）、张难先(46)出席会议。

同日　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批示：“少奇同志阅后，交李维汉同志：此件可即印发有关各人（宪法起草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于六月十一日带到会场。”

6月11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列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的报告》。在齐燕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全文后，毛泽东同与会委员共同讨论修改了部分具体条文，并对委员们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他说：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七个月。最初第一个稿子是在去年十一、十二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二次稿，是在西湖两个月，那是一个小组。第三次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次稿本身都有多次修改。在西湖那一次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八千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的国家的情况的。（黄炎培：关于国歌问题，有人觉得现在的国歌是一个抗日时期的歌曲，已经过时了。我个人意见觉得倒是现在的国歌好。）国歌不必规定在宪法上。不喜欢现在的国歌的人，主要是不喜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但是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太平无事的时候”，那也不好了。现在帝国主义包围得还很厉害，唱一句“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坏处吧。（何香凝：中央要集权，才能迅速及时处理国家大事。）你这个意思是好的。中央的权力宪法规定得很够了。我们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是把权力的主要首脑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是它的执行机关。政府的权力也是很大的，并不是权力小。我们是中央集权，不是地方分权。一切法律都要中央来制定，地方不能制定法律。中央可以改变地方的决定，下级要服从上级，地方要服从中央。（何香凝：如果遇到紧急关头，比如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央要能采取办法才行。）你的意见很对，我赞成你的意见。就是要集中权力，要能灵活使用。遇到紧急关头，别人打进来了，常务委员会可以决定问题（第三十一条第十五项(47)），无须等着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还是讲宣布战争状态。如果敌人打来了，我们的军队当然立即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是等到宣布了战争状态再开枪，而是先“打”后“布”。常务委员会也可以立即开会，国务院总理也可以立即下命令行动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以立即指挥军队。根据宪法草案第二十条，我们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哪个打来我们就打，讨论也不要讨论。至于宣布战争状态，那是常务委员会的事了。（何香凝：“中央人民政府”的名字还是要好。）“中央人民政府”的名字不要了，太长了。这是上次会议议的，也是反复了几次。初稿是“国务院”，后来改做“中央人民政府”，最后又改回来叫“国务院”。按照外国的习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我们现在的政府多得很，省、县、乡都叫政府，现在宪法草案上规定都改叫“人民委员会”。我们大家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可以。全国只有一个政府，即国务院。会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公布，并在全国人民中组织讨论。

6月12日　上午，约李济深、程潜、邵力子谈话，并看电影，共进午餐。

6月13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同日　审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积极争取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签订双边或多边的互不侵犯条约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稿，批示：“刘、朱、陈阅，尚昆办。”十七日，周恩来复电中央，赞成中央的意见。

6月14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邓小平、邓子恢、陈伯达、李维汉、习仲勋、田家英出席。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黄炎培、张难先、马叙伦、乌兰夫、何香凝、陈叔通、赛福鼎(48)、程潜、傅作义、章伯钧、朱学范(49)、陈嘉庚、章蕴、张治中、胡耀邦、李四光、陈其尤(50)、许德珩等二十一人发言，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他说：我们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的拥护，主要是两条。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宪法草案第七十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毛泽东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但是，就是到五十年后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6月15日　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十六国共同宣言》，否认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必要。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被迫结束。

6月16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开会。

同日　下午五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财政部部长邓小平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讨论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

6月17日　下午四时，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开会。

同日　下午五时，继续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

同日　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全力保证实现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批示：“送人民日报邓拓(51)同志，此件已阅，可用。”这篇社论在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

6月19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毅、刘伯承、邓子恢、林枫开会。

同日　下午五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说明，讨论并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和《关于批准将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的决定》。会议还听取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关于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

6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在日内瓦会议有进展并可能在七月达成停战协议的情况下，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以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即保持现在的规模似较适宜。前些日子韦国清同志电告越军作了一个新部署，准备在七月内把战争规模略为扩大。我们认为可以照韦电增加一部分军队于红河三角洲区域，以威胁法国人，但七月不要大打。何时可以大打，应完全依日内瓦会议情况作决定。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与胡、武(52)、韦三同志酌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章汉夫(53)开会。

6月2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致周恩来并告袁仲贤(54)的电报稿。电报提出：你访印后是否访缅的问题需加考虑。此次接受尼赫鲁(55)的邀请，在日内瓦返国途中访印。尼赫鲁或吴努(56)本人，可能提出访缅的邀请，届时如何答复似需考虑。又如由印返国，航线尚待安排，如必须一停，是否可能在仰光停落，并在停留时间内，顺便拜访吴努一下。有无此种必要，请将你的意见告知。毛泽东在电报末尾加写一段话：“此外尼赫鲁向袁大使询问你访印时间，我们认为如有必要，可在印度多停留一二日，由你临时酌定。又尼赫鲁似希望你到新德里某名胜地点一游，亦可由你临时酌定。”

6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章汉夫开会。

6月24日　审阅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的电报稿。毛泽东对电报稿作了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点标明）：“你访问印度的消息和具体安排均已公开，此间有同志建议由印度飞广州的安全问题，即台湾敌人是否有袭击的可能，值得考虑。如果由印度直飞广州不能很好保证安全，则只好改为由印再飞日内瓦，访问东德后经莫斯科回国（与越南同志的会见则改在北京举行）。此种顾虑是否合理，或者将到达广东附近的时间放在黄昏或晚上使敌机难于袭击，你意如何请考虑电告。”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周恩来访问印度，于二十八日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强调也应成为指导中印两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原则。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周恩来访问缅甸，于二十九日代表中国政府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二十九日晚，周恩来离仰光经香港回国。三十日上午，乘飞机安全到达广州。毛泽东起床后，机要秘书当即向他报告。

同日　复信毛泽荣：“你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江青病况略有进步，她对你的关怀，甚为感谢。孩子们都好。你们都好吗？”

6月25日　下午，同林枫、凯丰谈话。

6月26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开会。

6月29日—7月2日　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有关问题。二十九日、三十日，陈云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

7月1日　阅《政法研究》编辑部编译的《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一文，批送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维汉、彭真：“此件值得看一下。”又批示：“送田家英同志阅，退毛。”

7月5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杨尚昆开会。

7月6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六月三十日关于党外人士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批示：“李维汉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委统战部（除华东）仿照办理。”华东局统战部的报告，汇报了座谈会讨论关于公布宪法草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大行政区等问题的情况。

同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七月五日关于西藏地方政府提出减裁藏军问题给中央并军委的报告，批示杨尚昆：“这类问题应由统战部拟处，是属于政治性质的，军委不好处理。”

同日　周恩来七月三日至五日在广西柳州同胡志明就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等举行会谈后，于本日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

7月7日　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当局）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比如丘吉尔在华盛顿同美国谈判，他们发表联合宣言，写了六条，就不能不写那个第一、第二条(57)，这两条就是说要跟我们拉手。这是艾森豪威尔答应了要拉手。对什么国家、在什么条件下拉手，他们说什么要有确实的保障，有很好的行动。我们有五项原则，那不是很好的保障吗？我们参加日内瓦会议不是很好的行动吗？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58)的可能。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同时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会议批准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工作和今后的方针。

7月8日　下午，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七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比过去几年中间，在外交方面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助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八）国内统一战线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与分裂我们国内联盟和同苏新国家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护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7月9日　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传达的内容主要是：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

7月10日　关于在苏联援助下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问题，致信彭德怀：“此件经中央讨论，认为应采积极方针，分为四年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四个师（120架），外汇方面，已交周总理便道与苏方商量可否借款问题，俟得结果再行决定。”

7月13日、14日、16日　三天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7月18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7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在日内瓦的周恩来的复电：“（一）各件均悉，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二）望在与梅农(59)接触时探讨我们与泰国的关系是否有改善的可能。泰国是否愿意和我国外交人员（袁仲贤或姚仲明(60)）作一些个人接触。泰国是接受美援国家，最近銮披汶(61)有愿让美国在泰建立军事基地的表示，但似尚未实行建立。泰国与我国是紧邻，惧怕我军南下，又有数百万华侨，因此似乎不会完全拒绝与我外交人员进行某些接触。但要进行此事，宜由印度居间。”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会后同谭震林谈话。

7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7月21日　日内瓦会议通过《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二十三日，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闭幕。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日内瓦。

7月22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

7月23日　致电胡志明，祝贺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和政治问题达成协议。贺电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代表着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英勇斗争并已取得辉煌胜利的越南人民的和平愿望，努力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终于达成协议，这是越南人民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有助于促进亚洲的集体和平与安全，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全中国的人民将与越南人民一道为保证与争取协议的彻底实现，为维护和巩固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的指示稿，批示：“刘、陈、邓阅，退彭(62)。”指示稿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领海与公海之规定，共两条。第二部分为维护我领海领空主权及进入公海应注意事项，共五条。毛泽东对第二部分中的三段文字作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当我海空军巡逻公海或直接护航的时候，对一切外国的飞机军舰均不得攻击。只有在经查明确认是国民党匪帮的飞机军舰向我护航目标（商船或油轮）有敌对行为（攻击或行劫掠）的时候，则坚决攻击之，以达到我护航之目的。除护航外，经确实查明是国民党匪帮的飞机军舰者，均坚决攻击之。”（二）“目前我护航任务仅限于防止国民党匪帮抢劫行为，对其他任何外国海空军，因在和平时期不会发生抢劫行为，故不发生自卫问题，一律不得采取攻击行动。”（三）“望你们严格布置执行，并加反复多次教育检查，将其情况上告。如有违犯此规定者，当受到应得的处分。”

同日　复信黎锦熙(63)：“先生元旦给我的信，我的秘书处转给文字研究会去了，书也转去了，我未见，不久前才又转回来，我已看了。我同意您的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具体解决，请向文字研究会商洽。尊恙已好些否？宜多静养。如有困难，请告知为荷。”

同日　写信给李敏、李讷(64)：“你们的信都收到了，很欢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7月24日　审阅华东海军司令部七月二十一日关于攻击大陈港敌舰方案给海军司令部的电报，批示彭德怀、黄克诚：“请考虑是否须调华东军区，福建、浙江、上海三军区的负责人各一人来京讨论此问题。此电内所提三十天准备时间是必要的，必要时还可延长至四十天。”

同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7月25日　审阅修改章汉夫关于七月二十三日英国运输机被击落事件的新闻稿和复英国代办杜维廉的照会稿，批示：“少奇同志：请你召集陈、彭、邓及章汉夫在你处一谈这两文件，考虑其措词是否适当。两件我均作一些修改，请你们再加斟酌。复英照会原稿第二段，措词极不适当，故作了修改。复英照会，以二十六日交出并广播二十七日登报为适宜。”毛泽东将照会稿中的一段话改写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据我军事机关收到来自海南岛方面的报告：七月二十三日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巡逻飞机在海南岛榆林港上空执行巡逻任务之际，曾经与一架蒋匪帮的飞机在该地上空遭遇，发生战斗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此消息后，即行多方面调查，始知该项飞机，实系英国所有的运输机，被我巡逻飞机误认为国民党匪帮飞机侵袭我榆林港军事基地者。发生此项不幸事件，实完全出于意外。”二十六日，章汉夫将照会交英国代办杜威廉。

同日　复信许志行(65)：“三月的信，早已收到，迟复为歉。知你仍在做教育工作，甚为高兴。”

7月26日　乘专列从北京到北戴河，住一号楼。

7月27日　中共中央致电在波兰访问的周恩来(66)。关于当前国际局势，电报指出：“中央最近研究了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认为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美国不会甘心于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必将继续执行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地从英法手中夺得更多的势力范围、扩大军事基地、准备战争和敌视我国的政策。”“最近一个时期美国与蒋介石正在商谈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美国不断增加对于台湾蒋匪的军事援助，这是值得我们十分注意的。根据公开的消息，美国对于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一事，似乎还有顾虑，似乎还未下最后决心，而如果美蒋签订了一个这样的条约，则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会长期紧张下去，更难寻求缓和与转弯的余地。所以，击破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和东南亚防御条约(67)，乃是我们当前对美斗争的最中心的任务。”关于当前对台斗争任务，电报指出：“我们认为，在我国大陆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和朝鲜战争胜利停战之后，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匪帮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即解放台湾的任务。在朝鲜停战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一系列的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提出这个任务的作用，不仅在于击破美蒋军事条约，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心，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并且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学会海上斗争的本领。”关于中央拟采取的一些措施，电报指出：“（一）在政治上，国内已开始了必须收复台湾和揭露美蒋的宣传，并且准备在你回京之后，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就台湾问题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接着由各党派发表一个联合声明，然后根据两个声明，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广泛深入的长期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此外，我们正在组织专门对台湾的广播工作。”“（二）在军事上，业已由军委发出专门指示，加强沿海对蒋匪的海空斗争，同时严格规定我海空军的作战目标只能限于蒋介石的军用飞机和军舰，对于美国飞机和军舰除了它们向我军攻击的情况之外，不许向它们作任何主动的攻击。”“（三）鉴于我们与美蒋在沿海的斗争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而我们的军队在海上斗争的能力和经验又极为缺乏的情况，加强海空军建设，成为我国军队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我们的海军拟采取‘先艇后舰’的建设方针，我们的空军必须学会在海上作战的本领。为了适应目前时期紧急斗争的需要，拟在今后三年内向苏联增加一批海空军装备的订货，军委已提出约五亿卢布的货单，在财政预算上没有困难，但在外汇上还须多想办法。此事拟在你回来后，再行斟酌决定。”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研究目前局势问题，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出席。

7月29日　晨七时，在北戴河一号楼会见陈叔通、邵力子。上午八时，同邓小平谈话。晚上，召集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7月31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四年第十七期刊登的《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的某些偏向》一文，批示：“陈云、彭真、李富春、陈伯达、田家英诸同志阅，并留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彭、董诸同志阅后，退江青。此件值得一看，请少奇同志考虑是否转发地委以上各级党委。”该文介绍了苏联报刊批评思想文化战线上对于历史遗产和现代外国科学技术成就持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这种错误首先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哲学持一概否定的态度，同时还表现在拒绝接受外国科学技术成就，否认各民族间精神上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这个材料。

同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四年六月，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作战中，肃清了沿海各省残敌，并解放了舟山群岛、嵊泗列岛、厦门岛、海南岛、万山群岛等重要战略岛屿和其他岛屿共四十六处，歼灭国民党军三十五万二千五百二十六人，击落击伤飞机八十六架，击沉击伤舰艇三十六艘。

7月下旬或8月上旬　对文运昌来信开列的要求安排文家十五人在北京工作或上学的名单，作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文运昌这封信是七月二十日写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请他设法安排这十五人的事。田家英将文运昌的信转报毛泽东。

8月1日　致信国营三〇二厂全体职工：“七月二十六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架雅克十八型飞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8月3日　审阅彭德怀七月二十八日关于最近几年部队存在的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少奇同志：此件似应在中央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一）关于在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若干个人享乐、腐化堕落的恶劣现象和严重的失密事件，必须开展适当的斗争和严格执行纪律，由军委在一九五四年冬或一九五五年春召开一次解放军全军党代表会议，提出讨论并作出决定；（二）关于兵员的问题和下级干部的婚姻问题，待中央讨论兵役法时再行讨论。

8月4日　上午，同彭真谈话。

8月5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开会。

8月6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八月四日关于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提请全国人大给予毛泽东最高荣誉勋章的提案的请示报告，批示：“邓小平同志：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同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南分局的复电：“广东省代表提出给予毛主席以最高勋章事，因我国尚无勋章制度，对毛主席的尊敬亦非给勋章所能完全表达，故以说服提案人，撤回此项提议为好。”

同日　阅一份关于美国加紧拼凑东南亚防务集团的材料，批示：“周总理阅。你的报告和各党派联合声明，均应就此问题加以批评。”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作外交报告，谴责美国组织所谓东南亚防务集团，破坏日内瓦会议协议，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行径。二十二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表《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再次谴责美国拼凑东南亚防务集团。

8月7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开会。

8月8日　审阅彭德怀八月五日报送的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的报告，批示彭德怀、黄克诚：“此件经中央各同志看过，认为可行，望照办。”报告中提出：其中开始行动(68)的时间，原拟于八月十日前后开始，经讨论后，为了各地更加充分准备，便于战斗开始后进行连续打击，故将开始时间改为九月一日至九月五日。最近洪水阻碍交通，造成兵力调动的某些困难，也是推迟开始日期的原因。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罗瑞卿、李维汉、杨尚昆开会。

8月9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李维汉和十五位民主人士开会。

8月10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下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等五个组织条例草案(69)请各省市自治区组织本地区代表阅读和讨论的通知稿，批示杨尚昆即办。

8月上旬　阅海军党委七月三十日关于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加强对敌斗争和解放台湾问题指示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刘、周、朱、陈、邓同志阅，退黄克诚。”海军党委的报告说：萧副主任(70)在七月二十八日总政部务会议上传达毛主席关于加强对敌斗争和准备解放台湾的指示，我们在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召开党委会，由苏振华同志作了传达，并进行了讨论。一致认识到今后进一步加强海上斗争和解放台湾战争的长期性，进一步明确了边打边建的方针，特别是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建设海军，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同时也是艰巨的任务。拟作专门研究，提出一个计划报中央、军委，以加强海上战斗力量，进一步展开海上对敌斗争。

8月11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北戴河中直礼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批准周恩来的外交报告，通过关于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讲话，指出：解放台湾，这个方针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它是早已就提出过了。现在把它提出来，是为了强调它。从前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讲过边打边建，现在还是边打边建，在现在更应该是建。解放台湾的时间也不会很短。要知道，蒋介石有两种。一种是过去在大陆上的蒋介石，一种是在水里的蒋介石。过去在没有水的地方打仗，我们有经验，但是在水里打仗的经验就缺乏了。我们不应该轻视现在的蒋介石。我们要搞海军、空军。台湾能不能收复？我想是能够收复的。海、空两军搞强大起来了，就能够收复台湾。这里面有军事工作、外交工作、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主要是讲团结，特别是沿海各省的团结。宣传也是件很大的工作，各民主党派都要做。同时，收复台湾也是个经济工作，如修建铁路，现在福建的经济和对国外的通商，因为有蒋介石，是个很大的障碍。这次政府委员会开会以后还要召集一个政协常委扩大会议，有各大城市的人参加，在那个会上通过一个联合宣言。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很复杂的，是个艰巨的工作。我们是可以收复台湾的，因为台湾是我们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最孤立的。

8月13日　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五月十一日关于答复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来信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陆定一(71)同志：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应当注意。”波立特在三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提出：要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英译本中，删去第一节中的第一、第二两个自然段(72)。并说：“因为假使我们发表了这一节，就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而且因为这一节也不符合一九五一年二月出版的我们的纲领——‘英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对于若干公式经过极端认真的考虑之后，纲领认为，鉴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苏联夺取政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毛泽东对此批注：“这样提问题似不妥当。”同时，在中宣部为中央起草的准备同意这一删节的复信稿上批注：“这样答复，似不妥。”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重新为中央起草的给波立特的复信，批示：“刘、朱、陈、小平、陆定一同志阅，退王稼祥同志照办。”复信不同意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一节的头两个自然段删去的提议，并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至于《毛泽东选集》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困难问题，可以采取下列的办法解决：出版能在美国发行的选集，某些文章或演说如被美国反动法律禁止出版时，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但是《毛泽东选集》的美国版的目录事先应当征得作者的同意。”复信于八月二十三日发出。

8月16日　游览山海关。

8月17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罗瑞卿、杨尚昆开会。

8月20日　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夏　在北戴河作《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8月21日　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同日　阅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八月十九日关于美国海军在华东沿海活动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陈、邓、彭(73)阅。此情况值得注意。”

同日　阅中央军委防空司令部八月二十日关于美国空军在大陈岛地区活动情况及我国飞机起飞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陈、邓阅后，送彭德怀、黄克诚同志：请注意，需确实查清没有美舰美机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陆定一、杨尚昆、李维汉、习仲勋出席。

8月22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前广场接见出席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和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刘英源、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刘世梅、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殷维臣、作家舒舍予（老舍）、数学家华罗庚、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乐松生等握手。

8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在座。会见中，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过去日本统治过中国，对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又代替了日本，帮助蒋介石欺负我们。在这两个阶段，英国都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我们同美国之间也有一个洋，叫太平洋，可是太平洋不太平。有些问题我们不了解。例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声明说是为了反对共产党，说我们要侵略澳大利亚，因此有必要同美国和新西兰一起签订这个条约(74)，一齐反共。反共的声浪在世界相当高哩，特别在前一个时期。据说，中国人犯了大罪，主要是把一个很好的人叫蒋介石给赶走了。我读过比万(75)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新逻辑，说中国人自己侵略了自己。在美国看来，蒋介石比我们好。你们的看法不同些，因为你们早已不承认蒋介石了，所以我说和你们没有根本分歧。我们彼此在日本问题上也没有根本分歧，因为对日本问题，英国今天管不了了。因此我们看见你们觉得很高兴。客人问：中国能不能和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我们之间首先就不会打仗。我们不仅不会和工党开仗，也不会和保守党开仗。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客人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毛泽东说：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至于建设近代化的国家，那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毛泽东说：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大国都靠拢些，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国人彼此对骂得很厉害。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所以你们最好劝劝美国人把第七舰队拿走。他们是违反国际形势、违反历史的。他们只是美国的少数人，如杜勒斯之流。我们希望工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8月25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8月26日　复信熊子容(76)：“七月三十日的信收到。进步甚慰。当选为人民代表，可为祝贺。工作问题，似以仍在原地为宜，易地则了解你的人可能不如原地多。”

8月下旬　审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修改稿）》，批示：“‘条例’似宜均改称‘法’。”九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正式颁布。

8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8月31日　上午，同董必武、徐以新(77)谈话。晚上，同刘少奇谈话。

9月1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高岗自杀问题发通报给苏共中央。通报说：“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对于高岗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的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

同日　晚上，同陈云谈话。

9月2日　和周恩来致电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庆祝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九周年。电报指出：“美国侵略集团不甘心于它的失败，正在积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策动组织西太平洋和亚洲的战争集团，并加紧指使和帮助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以扩大对远东及世界的战争威胁。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战争政策，一定要解放台湾，以保障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维护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恢复远东各国与日本之间的正常关系，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已成为亚洲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迫切任务。中国人民愿为这一任务的实现而努力。”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9月3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9月4日　下午，会见王季范等。

9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同日　阅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处九月四日转报的日本社会党外交局局长佐多忠隆关于日本记者随日本社会党代表访华问题给张奚若的信，批示：“送周总理酌处。要求派十名记者似可照办。”对来信中“日本社会党代表已经到达了可以访问贵国的阶段”一句，批注：“是否还要增加自由党代表？”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二十四日，由日本社会党、日本自由党等七政党国会议员组成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应邀来中国访问。

9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开会。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讨论宪法草案。

9月7日　中午，约见傅作义、张治中、程潜、邓宝珊(78)。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田家英开会。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并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外交部对驻外使节调整情况的汇报。

9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讨论宪法草案。

同日　审阅修改准备提交九月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序言部分，将“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第一章总纲部分，将第五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下列各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将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中的“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改为“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9月9日　晨，批示机要秘书高智：“高智用电话通知：请周、朱、陈、小平四位同志，今日下午五时以前及下午七时以后，看少奇同志宪法报告的头两章，以便晚上十一时左右，和少奇、伯达一起，到我处谈一下这两章中的有些问题。”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并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开会，讨论刘少奇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稿。

9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开会。

9月上旬　审阅修改九月七日排印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修正稿）》（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将报告稿的第一部分中关于是否能维持现状不变的一段话，修改为：“我国是否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呢？或许有人想到一条维持现状的道路，即既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将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维持下去。这是否可能呢？大家知道，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有一些人就希望永远保存这种状态，最好不要改变。他们说：有了共同纲领就够了，何必还要宪法呢？最近几年，我们还常常听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反映了这种维持现状的思想。”在报告稿的第二部分讲到团结城市和乡村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地方，加写“他们是属于工农联盟的范畴之内的”。在讲到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地方，加写：这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又“较工农联盟更为广泛的联盟，即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之间的一种联盟”。将关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的论述，修改为：“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的有：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国家的任务是尽力巩固和发展前两种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所以国家要‘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特别要注意逐步建立社会主义主要经济基础的重工业，同时要‘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9月11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前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及随行的高级僧俗官员林仓活佛、赤江活佛、尕金洛桑尼玛、噶玛巴活佛、孔管家、阿沛·阿旺晋美、计晋美、德吉才仁(79)等，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李维汉、汪锋(80)、张经武、范明参加。

同日　再次修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修正稿）》。将“修正稿”改为“草稿”，并署上刘少奇的名字。将报告稿的第一部分中有关辛亥革命和《临时约法》的局限性的一段话，修改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但是当时的革命派是有缺点的。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袁世凯领导的反动派篡夺了国家权力。”在报告稿的第二部分中讲到用和平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方，加写两句话：“那种认为我国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了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指资本家——编者注）的政治权利也不会被剥夺。这和我们对待封建地主阶级的政策是大有区别的。”在讲到有人以“左”的面孔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步骤的地方，加写一段话：“他们要我们破裂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立即剥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又嫌我们的农业政策‘太慢了’，他们要我们破裂同农民的联盟。这些难道不是完全的胡说吗？我们如果照这样作，当然只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贼最为高兴。”在报告稿的第三部分讲到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地方，加写：“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我国人民这样广泛的个人自由。”

9月12日　复电在青岛养病的林彪(81)：“来电已悉，同意你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已代你报到并列入大会主席团名单。现在中央正在考虑政府组织和国防委员会与国防部的组织问题，有些问题需要同你商量一下，如果你身体情况许可，希望你能于九月二十日以前回京一行，但仍可不出席大会。是否可能，请电复。”

同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会。

9月13日　晨，审阅修改九月十一日排印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批示：“此件送陈伯达同志阅后，送交刘少奇同志：又作了一些修改，请阅酌。拟于晚上谈一下。”在报告稿的第一部分讲到康有为等改良派的变法运动的地方，加写：“他们虽然是改良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在说明新中国成立五年来的巨大变化的地方，将一句话修改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五年来的生活充分证明，由目前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社(82)，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讲到美帝国主义还侵占着台湾，蒋介石集团还盘踞在台湾继续作恶，反动派的复辟仍然是一个实际的危险的地方，加写：“如果有人看轻这种危险，那就犯了错误。”“必须努力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

同日　下午，接受瑞士新任驻中国公使贝努义递交国书。交谈中，毛泽东提出：我们希望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瑞士委员不要退出。瑞士、瑞典是两个没有经受战争的欧洲国家，应该致力保障和平。我们很希望你们不要退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麻烦是麻烦的，关系有点不好，可以改善。有这样一个组织在那里，对维护和平有好处。贝努义说：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努力，日内瓦会议以缔结和平而告结束。毛泽东说：这个会议是一个和平的会议。有人说，中国人口多，因此就要向外面打主意。这是完全不对的。人多地少，需要向外侵略，这是希特勒曾经用过的理论，日本军阀也用过这种理论。事实上，发展生产就能在国家内部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改善人民生活，不需要向外面打主意。战争没有好处，我们也是愿意和平而不愿意战争的。瑞士是个工业国，在社会经济方面你们比我们先进。目前中国能跟外国交换的东西主要是农产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几个五年计划的执行，中国出口的东西就会增加。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开会，讨论刘少奇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稿。

9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宪法草案有两个地方要修改，这是代表们提出的意见。一个地方是序言第三段，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面加“第一次会议”五个字，将“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过去到现在，中国的宪法有九个（草案不在内）：清朝的《宪法大纲》，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的宪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的宪法，瑞金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颁布的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这个宪法是“中国第一个宪法”，不妥。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名符其实。这是属于文字性质的但是重要的修改，不改就不那么妥。另一个地方是总纲的第三条第三款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问题出在“和宗教信仰”这五个字上。改革“宗教”可以，改革“信仰”则不妥。而且第三章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已经有了规定。这一条意见是有理由的，把“和宗教信仰”五个字删掉。今天开会就是为着改这两个地方。毛泽东说：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就修改。能过得去的，那就不要改了。他最后说：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五百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八千多人讨论，然后是三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千多人又讨论。宪法的起草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是认真搞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但是又有灵活性。

会议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之后，毛泽东又讲话。他说：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于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决，有人说西周就是封建社会了。我想，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去作结论。我个人是比较相信郭沫若副总理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封建制的主张的。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说谁不能批评，而要说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正确，对于批评要分析。

同日　审阅中央军委关于同意再次炮击金门计划给华东军区的复电，批示：“照发。”华东军区九月十三日的请示电说：国民党军正在向金门增兵加强防务，但仍有可能对我采取登陆突袭报复。为报复国民党军海空轰炸，准备在九月二十日前后对大小金门组织第二次集中炮击。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胡乔木开会。

9月15日—28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9月15日　下午三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毛泽东主持并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接着，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9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胡乔木开会。

9月17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同日　晚八时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九时，同林彪谈话。九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9月18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同日　晚九时四十分，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十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杨尚昆开会。

9月19日　审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准备提交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防委员会成员名单，批示：“照办。即退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在报告中说：我们又开了一次会通过了这个名单。会前恩来同志提出党外加黄琪翔、郑洞国(83)两人。黄与陈诚(84)有较深的关系，郑是蒋的嫡系。会议中，大家认为必要，故党内勾去了李天佑、赵寿山(85)两人。二十八日，大会通过了这个名单。

同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批示胡乔木：“此件看了一遍。有些觉得不妥处作了记号，有些处改了几个字，请你斟酌。”

同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恩来、陈伯达、胡乔木谈话。九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9月20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二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同日　晚八时，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八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9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陈伯达、胡乔木开会。

9月22日　晚七时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随后，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9月23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并进行讨论。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讨论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人选名单。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李维汉、乌兰夫和党外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李四光、程潜、章伯钧、马叙伦、张治中、傅作义、龙云出席会议。

9月24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9月25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先后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阿波斯托尔(86)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和由柯别茨基(87)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邓小平在座。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研究国庆五周年口号等问题。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

9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先后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赫格居斯(88)率领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和由博尔茨(89)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在座。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黄明鉴(90)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习仲勋、章伯钧、张奚若在座。

同日　晚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9月27日　下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彭真为秘书长，王昆仑、王维舟、古大存、司徒美堂、吴玉章等六十五人为委员；董必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会议通过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定。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桑布(91)率领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在座。

同日　审阅修改拟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准备在国庆节阅兵时的命令稿，批示：“退萧向荣同志办。已加修改。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及彭德怀、邓小平同志已看过。”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达米扬诺夫(92)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陈毅在座。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9月28日　上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93)、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同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彭真、陈叔通在座。

同日　下午二时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贝鲁特(94)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陈云、李富春、沈雁冰在座。

同日　下午三时半，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并通过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委员。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9月29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为国务院秘书长。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于学忠等八十一人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由什图拉(95)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习仲勋、萧华在座。

同日　晚上，出席招待前来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活动的各国外宾的酒会，并致祝酒词。酒会结束后，写信给周恩来：“刚才我说的几句话如下，如发表，请照此文句。欢迎各位朋友来到中国！对于各位朋友带来的友谊，我们表示感谢！祝贺各位朋友身体健康！祝贺我们相互间的友谊更加增进！祝贺世界和平更加巩固！”

9月30日　晨，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罗瑞卿开会。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96)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等在座。

同日　晚七时十五分，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大会。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由乌玛·尼赫鲁(97)率领的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交谈中，乌玛·尼赫鲁说：我到了中国以后，就学习中国的文字。我希望主席能把中国的文字简化一下。毛泽东说：在这一方面，我们的革命还没有完成。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不合理的、复杂的文字加以改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还不如印度。比如你们的铁路比我们多，你们的纺织业比我们大一倍。这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结果，他们使中国没有工业。乌玛·尼赫鲁说：他们使我们处于饥饿状态，但是他们又不把我们逼得饿死，因为那样人民就要起来革命。因此，他们使我们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毛泽东说：我们亚洲国家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东方国家的人容易互相接近，容易谈得拢。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起来就等于世界人口的一半，我们应当增加相互的接触和来往，不互相损害，而互相帮助。乌玛·尼赫鲁说：我们两国现在正是这样做的。你们的总理到印度，同尼赫鲁总理一起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说：这五项原则应当普遍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五项原则已经是世界闻名了。会见时，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彭真在座。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10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开会。

10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中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和苏方布尔加宁、米高扬(98)等参加。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前来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政府代表团，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作陪。

10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金日成，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在座。

同日　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的演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陪同观看。

10月5日　下午二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中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和苏方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参加。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开会。

10月6日　下午一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彭真、董必武、李先念、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开会。

同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中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和苏方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参加。

10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萧向荣出席。

同日　晚九时，接见印度尼西亚华侨代表张国基(99)，廖承志参加。

同日　晚十一时许，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10月8日　审阅十月六日彭德怀关于中共中央军委直属各总部称谓问题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军委直属之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等部，原隶属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已撤销，而国防委员会则为咨询机关性质，军委系党的组织，许多问题不能公开署名。为此，昨与刘伯承、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诸同志共同考虑，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等等。毛泽东批示：“退彭德怀同志。中央书记处已批准照此办理。”

同日　下午，同张经武谈西藏问题。

10月9日　下午，接见达赖喇嘛。在听取达赖喇嘛的意见后，毛泽东说：你们希望中央帮助西藏人民提高生活水平，这是从经济上同时也是从政治上代表大多数西藏人民提出的意见。如果说帮助，就要在多少年后使西藏人民在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人口发展上有改进，如果没有改进，就称不上是帮助。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十五分之一到十四分之一，汉族十四个人帮少数民族一个人，完全可能，完全应该。将来少数民族也可以帮助汉族，所以是互相帮助。至于如何帮助，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据我们看，这是不能性急的，性急反倒慢了，不性急反倒会快。现在，在西藏上层反对改革的人较多，如果勉强办，你就会孤立。改革的事，没有多数人赞同是办不通的。要让西藏人看到改革有好处，才肯改革。第一，汉族、藏族要互相了解、信任；第二，汉族要帮助西藏办一些能办的事，使大家觉得有好处。还要帮助藏族训练干部，帮助他们成长起来。西藏要办小学、中学，还要办大学，不仅要有大学生，还要有各种各样的干部和科学家。西藏的改革，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和寺庙负责人赞成，至少是他们的多数人赞成，才能进行。少数人急进，不会得人心。不要以为中央急于想改革，我们并不是这样想的，也许在西藏的某些汉族干部有这个想法，这就要说服他们耐心等待。总之，条件不具备就不要改革。要藏族人民自己愿意，不能将汉人的意愿强加于西藏人民。急性的人，大家反对，丧失信用，以后再要进行改革就更困难。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至于西藏内部的关系问题，中央一定会帮助解决。现在可以把前藏、后藏、昌都各方面代表人物团结起来，组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究竟好不好，你们研究一下。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不要使各方面互相怕。接见时，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

同日　晚上，会见由贝鲁特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的合作可以是多方面的，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工业化不但是一个国家的事，而且是有国际意义的。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没有贡献。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把国家改变成工业国。我们准备在十五年之内打下基础，要真正的工业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贝鲁特说：中国党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国家改造成为先进的国家，并且会很快。毛泽东说：恐怕不会很快，但进步总是会有的，因为人民的热情很高，都组织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基础，我们的房子就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政权之所以巩固，正是因为有人民的积极支持。会见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座。

10月10日　下午，接见班禅额尔德尼。在听取班禅汇报返藏后的几项工作并提出几项要求后，毛泽东谈了一些意见。关于请各方面的代表协商一些问题，他说：这次拟由达赖方面、班禅方面、昌都方面的人参加，和中央方面指定的人员共同组织一个商量的机构，在这里开会商量解决一些问题。首先要将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要吵架就在这里吵，我们吵架是为了团结。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五次，以至很多次，总是要各方面都觉得可以了，做出决定，写成文字，报告中央政府批准。也可能有一些问题，条件还不成熟，大家的意见还不能一致，就得拖一下。要将所有的问题一次解决也是困难的。关于达赖和班禅在西藏的地位问题，他说：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力争安排得合情合理。西藏只能成立一个自治区，对谁主谁副的问题，应该采取合情合理、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主动，才能站稳。达赖方面也是这样。只要两方面的脚都站稳了，事情才好办。你们过去在青海，现在回到西藏，在那里安家立业，这对你们是一个很大的利益。过去在历史上你们互相都有对不起的地方，旧账最好不算。现在都是新人，新的达赖，新的班禅，我们是共产党，不是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是新的关系，就应该在新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要抓住团结的旗帜，在团结的口号下求得进步，搞好工作。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起来，工作才能发展。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一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报告，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邓小平、乌兰夫、李维汉、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陈嘉庚、张奚若、李四光、程潜、章伯钧、马叙伦等出席。会前，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谈话。

10月11日　致信周恩来：“（一）关于修筑新疆铁路及四个公司归中国独有(100)等事，请你于今日抽一时间（或要小平）告诉赛福鼎同志一声（他事也可告知一些）。（二）各文件及消息发表时，要写社论一篇，在同日或第二日发表(101)。”

同日　下午，会见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并共进晚餐。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参加。

同日　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出席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联合宣言、联合公报等文件(102)的签字仪式。

同日　致信赫鲁晓夫并苏联政府代表团，对苏联政府代表团向中国国营农场赠送一批农业机器和设备表示感谢。信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时候，苏联政府代表团代表苏联人民赠给中国人民以组织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在组织国营谷物农场时期和熟悉农场生产的第一年，苏联政府为了在建设和管理国营谷物农场方面给中国以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帮助，准备派遣一批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充任顾问，使领导这个国营谷物农场的中国工作人员能够同苏联专家一起在最短期间内掌握技术和大型谷物农场的管理办法。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和人民这一重要的、巨大的、友谊的援助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同日　致信赫鲁晓夫并苏联政府代表团，对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上展出的八十三件机床和农业机器等展品赠给中国政府表示感谢。

10月12日　下午，回拜苏联政府代表团。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为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赫鲁晓夫和周恩来在招待会上先后致词。

10月13日　致信李维汉：“叶恭绰、朱蕴山(103)似应在政协方面予以安排。”

10月14日　下午，去中南海瀛台参观展览。随后同廖鲁言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维汉开会。

10月15日　审阅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十月十四日关于尼赫鲁专机飞行路线的安排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周总理：请迅即令知我空军及有关方面，注意严格保护，不得发生任何微小的误会和不便。”

同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10月16日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致信各同志(104)。信中说：“驳俞平伯(105)的两篇文章(106)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在概述李希凡、蓝翎撰写的两篇文章公开发表的曲折过程之后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又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此信附有毛泽东批阅过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所写的编者按，写了多处批语。编者按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批注：“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编者按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批注：“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对《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也写了多处批语。文中说：“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毛泽东批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文中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批注：“这一点讲得有缺点。”对文中引用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批注：“这就是胡适(107)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文中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批注：“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同日　阅公安部十月十二日转报的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国庆节期间保卫工作的情况报告。报告主要汇报了国庆节期间广州市的敌特活动情况和我公安部门侦查破案的情况。其中谈到国庆期间敌机共入侵三批四架次，有一次飞至增城东面离广州市六十公里空域，被我机追击逃跑。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陈、邓、彭(108)阅。此件值得注意。请彭对广州的防空加以布置。”

10月17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份材料，批示：“刘、周、陈、邓小平、彭真阅。此件最后一页注意，应有所准备。”这份材料的最后一页说到陈叔通准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两个建议：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提出的带有原则性的意见，应加以归纳，由常委会加以研究，并应分别情况，可行的由政府加以推行；第二，从宪法的规定看，中央和地方颁布的法令中有问题的不少，对这些有问题的法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还是由政府处理，应加以确定。

同日　下午，会见毛远耀、毛泽全等亲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贺龙、叶剑英开会。

10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召开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致开幕词中说：今天是大敌当前，敌人很强大，他们包围我们、威胁我们，我们应当团结起来。今天在座的，有人民解放军的骨干，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以及过去做军事工作有经验的人，都是在各方面联系群众的，对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能起作用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现在还盘踞在台湾，全国解放战争在台湾这一部分还没有完成。我们国家的国防任务很大。除了工业问题以外，还有建军问题和作战问题。我们现在的作战任务是解放台湾，将来的作战任务是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国防委员会今后的任务是：团结起来，训练我们的军队和人民，逐步建设一支近代化的革命军队。这是人民的目标，是宪法规定的目标。在与会者发言之后，毛泽东讲话。他说：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人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第二代是黄埔军。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共产党那时候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不要军队，只在军队里派党代表。后来蒋介石把党代表一驱逐，进行清党，在共产党直接控制下的军队就只有叶挺的一个独立团。南昌起义后，党所领导的军队变成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打了二十二年。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三个阶段。中国要搞一部军事史，把这三个时代的进步写一下就好。我们的军队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必须努力学习。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建军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但是在朝鲜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人民的希望，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各种努力，过去可以北伐，可以解放全中国，可以开始进行国家的建设。今后，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解放台湾，也一定能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估计有一条是失算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潜在力量将来发挥出来是惊人的。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有空军，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支小小的空军，就像在天安门阅兵时看到的那样。一九五四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有一句俗话，叫做“夹起尾巴做人”。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的好。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应当搞出些名堂来，使国家像个样子。能不能办到？能够的，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所有干部，都要努一把力。国防委员会有各方面的人，具有各个时代经验的人，大家为爱国主义所鼓舞，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一点是很可宝贵的。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要摸底，有什么底？宪法就是底。共产党的底就是发挥一切有用的因素，破坏阻碍的因素。有用的因素是建设性的力量，包括各种知识分子，旧军队出身的将军和士兵。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要团结他们，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当然，没有新人也不行。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10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袁仲贤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尼赫鲁总理不要以为中国已经完全独立，没有问题了，我们还有很大的问题，台湾就还在美国和蒋介石的手里。这些岛屿都被美蒋盘踞着，我们的船不能通过，外国船也不能通过。美国飞机飞到我们内地的上空，空投特务。这就说明，美国当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机会就要整我们的。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我读了尼赫鲁总理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尼赫鲁总理所表示的情绪同我们的差不多。我们两国人民对互访的两国领导人所表示的欢迎，说明他们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当尼赫鲁谈到如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付诸实施就有可能消除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恐惧时，毛泽东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尼赫鲁总理在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中就说过，应当按五项原则来受约束，承担义务。如果一个国家说了不做，那末就有理由来指责它，它在人们眼中就输了理。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美国和英国也说，它们要求和平，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如果我们要同它们根据五项原则发表声明，它们又不愿意干。当尼赫鲁谈到美国害怕丧失它的地位时，毛泽东说：不能设想任何国家会开军队到美国去。至于说美国怕丧失它在世界各地占据的地方，可是我好像听说美国是反对英、法殖民主义的。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它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当尼赫鲁谈到要美国看着世界上做着它所不喜欢的事是很困难的时，毛泽东说：美国做事是不管别人能不能受得了的。例如，搞东南亚条约，它就没有问问中国和印度。亚洲有许多国家，但是它只问了三个：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尼赫鲁：东南亚条约是美国对日内瓦协议的一个反应。）很对。日内瓦会议做了好事，美国就来破坏。在谈到美国的全球战略时，毛泽东说：我有两点怀疑：第一，美国叫着反共的口号，它反对共产党倒是实在的事。但是，它是否真的害怕中国共产党呢？中国只有几支烂枪，我们有的只是人、农业和手工业。我看美国不是真怕中国共产党，而是以此为题目，另有其他的目的。第二，像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为什么要跟着美国走，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却不一定跟着美国走呢？我看这是因为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美国火车头下一个命令，它们不得不服从。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北欧的一些国家没有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或者套得不紧，因此没有必要跟着美国走。最后，毛泽东说：我还想跟尼赫鲁总理谈一谈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是利小害大的。如果以后再要搞，究竟会怎么样？我另找机会同你谈。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安东诺夫(109)等苏联军队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邓小平、聂荣臻、叶剑英等在座。

10月20日　阅中共中央十月十八日给张闻天的电报(110)，批示：“周总理：给张大使电报发后，请将这整套文件交少奇、尚昆同志，邀集（已阅过者不邀）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个别工作同志，到西楼轮阅一遍（不要印刷，或者还要加上第一次赫鲁晓夫的来信(111)）。”

同日　下午，同国防委员会委员中的党外人士谈话，孙蔚如、陈明仁、李明灏、鹿钟麟、曾泽生、郑洞国、陶峙岳、邓兆祥参加，叶剑英、贺龙在座。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10月21日　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新侨饭店出席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为尼赫鲁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致祝酒词。在同尼赫鲁谈话时，指出：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

10月22日　下午，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112)谈《红楼梦》研究的有关问题。

10月下旬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十月二十二日报送的关于中央军委各委员分工等问题的报告，批示：“已阅。刘少奇同志处理。”报告说：根据十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第三次会议的讨论，确定军委委员的分工为：聂荣臻主管总参谋部的工作；罗荣桓主管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军事法院的工作；贺龙、徐向前主管各特种兵的工作；刘伯承主管军事训练及各军事学院、学校，军事科学研究和军事出版工作（在刘伯承未到北京之前，由叶剑英兼管）；叶剑英主管武装力量监察部的工作。

10月23日　阅薄一波十月十九日关于董其武(113)提出不愿意继续做军事工作问题给邓小平的信，批示：“不调动为宜。在我们和他在工作上合作方面，可能有些问题，应令六十九军党委注意，给以改善。”薄一波的信中说：董其武在最近找我谈他不愿意继续做军事工作，愿改行。建议对董其武的工作目前以不调动为好。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二次会见尼赫鲁。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关于战争是否有好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两次世界大战究竟对谁、对哪些国家有好处。可以说两次大战对三类国家有利，对其余的国家都是有害的。第一类国家是美国帝国主义，它在两次大战中获得了利益，得到了发展。第二类是在两次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由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第三类是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像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叙利亚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属于这一类。要搞战争的话，就要动员人民，就要使人民处于紧张状态，并且使他们学会打仗。但是，人民结合起来以后，势必会产生革命。例如，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印度的革命也是这样。我们两国的独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没有第二次大战，很难取得独立。另外一些国家被战争削弱了，例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也削弱了。在中国，由于日本和蒋介石削弱了，我们就起来了。由于英国削弱了，印度、缅甸和埃及起来了。由于法国削弱了，越南、叙利亚起来了。由于荷兰削弱了，印度尼西亚起来了。如果再要打仗的话，不知道美国军事集团是怎样的想法。他们过去的经验是在两次大战中得到利益和发展，他们希望通过再一次战争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发展。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这样想的，但是，这只是一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两次大战以后还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爱国党派领导的国家。如果再打大战，我看美国不一定得利，而且美国本身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再打大战，西亚和非洲的大部或全部、整个拉丁美洲都会脱离帝国主义。在武器方面，美国以为它有原子弹和大炮，以为它的海、空军强大，因此它依靠这些东西。我想武器虽然有变化，但是除了杀伤的人数增多以外，没有根本的不同。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死伤的人数恐怕就不是以千万计，而是要以亿万计。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看谁拿着武器，看掌握着武器的战士们认为什么对他们最有利，看谁会打仗。此外，还有一条经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防御者胜利，进攻者失败。最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再打大战的结果，是对侵略者不利的。归根结底一句话，不打仗最好。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印度也是这样。总之，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在勤政殿设晚宴款待尼赫鲁。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袁仲贤等参加会见和晚宴。

10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听取邓子恢汇报农村工作问题，并进行讨论。

10月25日　复信国营三三一厂全体职工，祝贺他们试制成功第一批爱姆-11型航空发动机，指出“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西藏地方政府代理机巧堪布洛桑三旦，西藏参观团团长然巴·囊吉旺堆、副团长何巴敦、拉加利·朗吉嘉措、欧协·土登桑却、森德班官，红教活佛墨竹林，花教活佛萨迦东色，班禅堪布会议厅代理却本堪布洛桑图丹等，周恩来、邓小平、乌兰夫、习仲勋、李维汉、张经武参加。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参观在北京举办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历时四个小时，并联名题词。题词中说：“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给了我们多方面的一贯的巨大的援助，这种援助经过最近的中苏会谈是更加扩大了，而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举行，也正是苏联对我国热情援助的一种表现。”

同日　复电金日成，答谢他十月二十四日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四周年的电报。指出：“英雄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已经结成了血肉相关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是维护远东和平的重要因素。”

10月26日　下午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听取周扬关于《红楼梦》研究座谈会情况的汇报，陆定一、邓拓、袁水拍(114)参加。

同日　下午四时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三次会见尼赫鲁。一开始，双方都谈到一些离别时的感受。毛泽东说：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尼赫鲁说：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是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长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毛泽东说：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印度好了，对世界是有利的。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这是尼赫鲁总理可以感觉到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这几次会谈，从过去几年我们的合作，从周总理访问印度时受到的欢迎和进行的恳谈看得出来。尼赫鲁总理主张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并且表示希望赞成和平的国家日益增多。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那末就应该按该国的法律办事。华侨也应该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会见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袁仲贤等在座。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话。

10月27日　审阅陆定一关于开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报告说：看到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六十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报告提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同日　审阅邓拓报送的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对袁水拍文章作了多处修改，加写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同日　复信程潜：“遵嘱写了几个字，不知合用否？”毛泽东题写的是“湖南省人民委员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10月28日　下午，同邓拓、袁水拍谈话。晚上，同彭德怀、邓小平谈话。后同周扬谈话。

10月29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会。

同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罗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邓小平在座。

同日　阅蒋竹如的来信(115)，批示：“此信附件建议四点，值得注意，请陈云、小平二同志一阅。写信人是一个中学教员，过去我的同学。”并复信蒋竹如：“八月九日的信收到。建议四点很好，已告有关同志注意。”

同日　复信邹普勋、谭熙春(116)、毛锡臣：“你们三位的信都收到了。熙春、锡臣（龙头山的）想来北京一次，普勋想再来北京一次，我想可以。现天气已冷，可在明年开春（阴历三月间）来，如果你们愿意早来，亦可在阳历十二月中旬来。由你们三人结伴同行，自己出路费，路上买车票等事亦由自己经理。到京住一个月即回家。如果你们同意，即可照这样办。此外，我弟毛泽连（东茅塘的）要求来京治眼病，请邹普勋兄告诉他，亦可同来。除你们四人之外，别人都不要来。如有不得许可，自己来的，不便招待。锡臣、熙春二位不另复，即请普勋兄转致。”

同日　复信郭梓材、刘天民(117)：“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为补助日用之费。嗣后有困难，尚可设法帮助。不要来京，以省往返之劳。”

10月31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杨尚昆、胡乔木、贺龙、聂荣臻、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薄一波、徐向前、罗荣桓、罗瑞卿、李维汉出席。会议提出在十二月中旬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18)，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关于高饶问题的决议；考虑在一九五六年召开中共八大，确定三项议程：作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批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请假离京一个月，这期间留京的以陈云为主，由朱德、陈云、彭真组成中央书记处，邓小平、彭德怀参加。会议还通过中央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员名单。

同日　下午三时半，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广州。途中在湖北武汉、广东韶关稍作停留，十一月三日抵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今珠岛宾馆）。

11月3日—24日　在广州同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要把三峡工程列入计划，但按我们国家现在的物力、财力，又不能列入五年计划，只能列入长期计划。我是看不到了。这时，毛泽东对在场的邓力群(119)说：将来建成时，写一篇祭文告诉我。

11月9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罗荣桓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叶剑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黄克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

11月10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现在亟须要有各省市的地区计划，我们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电报，如同意，请即发出为盼。”指示电说：“中央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发给你们，除请你们于十一月底以前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外，并请各省、市委召集本地区的计划工作会议，根据草案的精神和主要指标，结合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各省、市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于十二月十日送中央”。指示电要求各地的计划纲要包括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林业生产、地方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基本建设、劳动、文化教育卫生、地方财政等十个方面的计划。在上述计划中，请各省委特别注意发展本省的农业生产的计划。

11月15日—25日　陈云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十五日，陈云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指示。

11月18日　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李维汉、陶铸：“《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三、十四两日载有苏联新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的译文，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请伯达同志将《新建设》及《学习》上论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文章看一下，看有无错误。”

同日　阅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讨论筹备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情况的简报，批示：“周总理：章程与名单数日内即宜大体确定，否则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开会恐来不及。”十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政协章程已送到。总纲部分，我已请伯达同志加以研究，北京也在修改中。名单，据小平同志给少奇同志电话，数日内可大体商定。会期恐仍在十二月二十以后为妥。(120)”二十三日，收阅周恩来报送的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初拟名单。

11月19日　阅越南劳动党中央十月二十七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得知越南部分地区面临饥荒，请求中方紧急救济一万吨大米和五百万米布匹。批示：“刘、周：此件是否已处理，似宜满足越方要求。”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此件在我离京前已与陈云同志商好，拟照所提要求办理，约值六百亿元人民币。当时已去电询罗贵波如何运送。现当再电话北京，询执行结果。”

11月20日　审阅周恩来十一月十九日转来的杨尚昆报送的国防部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等三个文件，和杨尚昆十六日给周恩来的信。杨尚昆的信中说：决议草案和条例草案中有一个问题须考虑，原件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提法，在政治局讨论时，认为可能引起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问题，故提议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同意这个提议，将上述文件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提法，已分别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对此，毛泽东批示照办。在审阅决议草案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一语中的“和毛泽东主席”六个字删去。并批示：“照办。删掉了几个字。”

11月21日　杨立三致信曾山，转达毛泽东对加紧研制国产高级香烟的意见。信中说：毛主席告我说，现在我们做的纸烟质量总比外国人制的差，要拿好一点的纸烟招待外宾，纸烟上面没有中国字，都是外文，很不好。嘱食品工业部要搞一种较好的纸烟出来，不用一个外国字。信中请曾山布置上海飞马卷烟厂研制一种国产高级香烟，以代替“炮台”、“三五”等外国香烟。

11月23日　审阅彭德怀十一月十八日关于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和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条例草案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照办。同意周恩来同志的修改意见。应召集在京的国防委员会委员（主要是党外人士）开一次会，征集意见。”

同日　复信黄炎培：“十月三十日惠书收到。购粮事，我在京所闻，亦如先生所述。来广州时沿途调查，始知问题仍是有的，但一般尚好，据说比去年要好得多。‘五反’余案，已请陈云副总理注意。尊恙如何甚念，尚希注意护养。”

同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报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章程草案总纲的第一段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结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将其中的“新民主主义”五个字改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的”二十一个字。总纲的第三段第一句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颁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颁布”之后，加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本内容已经列入宪法，这个共同纲领已经为宪法所代替。”

11月24日　致电金日成并告志愿军司令部：“过去由于谈判的需要，开城的工作一直由中国同志负较大部分的责任。在共同对外的斗争中朝中同志都取得了若干经验，同时开城工作显然有长期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开城工作今后交由朝鲜同志负责，由您直接领导较为适宜。”十二月一日，金日成复电毛泽东：“我们完全同意您对开城工作所提的办法。”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乘专列离开广州回北京。

11月26日、27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途经武汉、郑州。先后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的汇报，以及赵明甫(121)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规划的汇报。

11月28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回到北京。

11月30日　审阅彭德怀关于中共中央军委第十四次会议将要讨论的问题及参加人员的请示报告，批示：“刘、周、朱、陈、邓阅，退彭德怀同志照办。会议请彭德怀同志主持，我不准备参加。”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等观看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在演出休息时，接见剧院院长、副院长及主要演员。

12月1日　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开会。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缅甸总理吴努和夫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姚仲明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是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吴努说：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毛泽东说：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国内的问题，是应该而且也可以在国内解决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国际合作和帮助。例如，我们人口多，可以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反对希特勒过去说过的人口多就应该向国外扩张。又如土地问题，我们用分配土地、组织合作社、开荒等办法来解决。现在我们搞计划经济，这是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这件工作不容易，有许多困难。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快两年了，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成绩不大，慢慢来。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在谈到中缅两国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已经确定了我们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其中有一条叫作不干涉内政，另一条叫作平等互利。什么叫不干涉内政呢？那就是说，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别国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一个国家也只能有一个政府，至于这个国家将来是否会有另外一个政府，那是这个国家的事，我们不管。中国将来是否会有另外一个政府，那是中国的事，别国也不能管。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划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相互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这也是互利的，因为互利就不能相互损害。我们既然讲合作，就不能互相损害，否则就合作不好。我们经常嘱咐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既然在居留国生活，就要守法，不应该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我们常常做这种教育工作，教华侨守法，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不应该有双重国籍。在谈到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时，毛泽东说：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是为了亚非国家的合作，因此也大大有利于世界和平。最后，吴努表示，希望毛泽东能到缅甸访问。毛泽东说：我也希望到世界各国去走走。我的知识很少，如果能到缅甸去增长一些知识，也是好的。各个民族都有特点和长处可以学习，各民族间应该交流长处。

同日　晚九时，同周扬谈批判胡适问题。

12月2日　下午三时二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开会。六时半，同邓拓谈话。

12月3日　审阅周扬十二月二日报送的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报告，批示：“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退毛。”报告说，根据你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并经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讨论通过。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

同日　下午，会见亲友毛泽连、邹普勋等六人。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徐冰开会。

12月4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拉茂为缅甸总理吴努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致祝酒词。

12月5日　审阅修改刘少奇报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讲解问题的通知稿，在通知稿的末尾加写一句话：“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通知稿中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中宣部的这个通知下达后，有的省委对通知中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电询中宣部：“毛泽东同志”是否为“毛泽东思想”之误。中宣部复电说：“原文系同志，并无错误。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

12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开会。

12月8日　审阅即将提交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讨论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稿和周扬、郭沫若在扩大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稿，批示：“周扬同志：均已看过。决议可用。你的讲稿(122)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123)。”

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但是决不会拿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作代价乞求和平。

同日　晚上，先后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12月9日　晚上，同刘少奇谈话，后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会。

12月10日　晚八时半，同胡绳、田家英谈话。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开会，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

12月11日　阅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十二月九日报送的关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我国东海海面进行演习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阅，此事值得注意。退毛。”

同日　审阅华东军区十二月九日关于进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方案向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批示彭德怀、粟裕：“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批示，决定将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发起时间推迟到一九五五年一月。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二次会见吴努和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姚仲明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同你们友好。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我们希望你们国内和平。至于具体地如何取得国内和平，那要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我们在这个具体问题上表示态度，那就不妥当了。共产党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有共产党。因此各国都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每一国都有几种党。对于这几种党，我们不能表示反对哪些党，赞成哪些党。我们只能以每一国的政府为对象来解决问题。吴努说：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任何别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吴努总理说缅甸的内战已经成为很重的负担。我看你们自己是否能够谈谈，看看是否能取得妥协。如果能够这样，缅甸就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上。我们将很高兴看到这一点。我们对西藏的办法，可以供你们参考。我们准备在很长的时期内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同他们商量。关于西藏的社会改革，我们不是坚持现在一定要做，如果同他们商量了以后，他们说可以，我们就做一点，他们说不可以，我们就暂时不做。当然，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因为我们两国内部的情况不同。各国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处理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说：这里也可以同时谈谈革命的问题。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在缅甸的华侨中也有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我们教育他们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联系。我们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嘱咐缅甸的华侨不要参加缅甸国内的政治活动，只可以参加缅甸政府准许的一些活动，如庆祝活动等等，别的就不要参加。我们在泰国有三百万华侨，我们的方针也是一样。泰国对我们不友好，原因不在我们。我们实在是想搞好同泰国的关系，我们很想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希望吴努总理把我们的意思向泰国当局说一下。吴努说：我已经答应了周总理。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吴努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派一些公正的人士到缅甸实地研究一下缅甸政府的立场以及缅甸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感觉。毛泽东说：我们派观察团到缅甸去，是不妥当的。吴努说：你们是应我们的邀请而来的，不是违背我们的意愿而来的，因此不是干涉内政。毛泽东说：不能说凡是政府愿意的，就不是干涉内政。有四种情况：第一，同盟国家为了反对侵略，和共同的敌人作战时，一个同盟国家的军队可以到另一个同盟国家的土地上去，这不是干涉内政。第二，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去建立军事基地，附带军事和政治条件的援助和贷款，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的宗教机关进行间谍活动等，都是干涉内政。第三，纯粹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如民族之间或党派之间的斗争，如果外国介入，就是干涉内政。第四，请外国的教授和专家，这不是干涉内政，这是互助。第二、第三种情况是干涉内政，因为侵害了一国的民族利益。会见后，毛泽东等同客人在勤政殿共进晚餐。

12月13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话。

12月15日　下午，同邓子恢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开会。

12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开会。

12月17日　复信黄炎培：“惠书(124)及大文(125)收到，已付几个同志传阅(126)，须稍待方能璧还，乞谅为幸。”二十日，毛泽东批示：“徐冰同志阅，对黄文请提出意见。”二十九日，致信黄炎培：“大作奉还。附上徐冰同志意见，可供参考。”

同日　复信章士钊：“惠书敬悉。某君事因有些人不同意，故未能提名。(127)此复。”

同日　晚上，同陈毅谈话。

12月18日　审阅张际春报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二月二日关于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的评价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陈独秀在五四前后提倡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如果完全否认他在这个时期的进步作用，把他的名字略而不提，把凡是他的文章都删掉，那么当时有不少事实就难于说明。因此，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应有适当的批判和说明。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此件请予处理。”十九日，刘少奇批示：“同意。退张际春办。”

同日　复信郭耿光(128)：“十二月六日的信收到。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以助急需。”

同日　复信毛泽荣：“你的信收到了。你要求明年四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129)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在此住一个月回家。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以助日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

12月19日　晚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南海颐年堂座谈，发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130)毛泽东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现在证明是需要的，通过政协能够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主要的问题是政协的性质问题。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有人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政协的任务是什么呢？（一）协商国际问题。像过去的抗美援朝，现在的美国占领台湾问题，包括将来如发生外国侵略等，都需要商量。这类事大概每年都会有。这些事国务院要办，外交部和国防部要办，但有些问题，我们需要先商量商量，取得一致方针。有些人大常委会不好做，国务院做不完，要由政协来做。（二）商量候选人名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政协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它有这种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人民选举的，但各党派、团体要先进行协商。（三）提意见。当前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提意见。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都要改造，这就发生各方面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各种工作就要协商。总之，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国民党的参议会才是投闲置散、虚应故事的，我们的政协是有事情做的。（四）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过去汉族统治者不好，压迫少数民族，现在要改变。（五）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学习是自愿的，不能强制。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但集中是必要的。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真、邓小平、陈毅、赖若愚、胡耀邦、徐冰、刘格平、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陈叔通、李烛尘、盛丕华、马叙伦、章伯钧、许德珩、陈其尤、李纯青(131)、沈雁冰、李四光、李德全(132)、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包尔汉、吴耀宗(133)、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许广平。

12月20日　晚上，同谭震林谈话。后同彭真谈话。

12月21日　下午三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通过议事日程，选出主席团和秘书长。会议听取陈叔通作第一届全国政协工作报告，章伯钧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的说明，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同日　下午四时十分，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上，召集陈伯达、胡绳、邓拓、田家英、袁水拍谈有关《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

12月23日　晨，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开会。

同日　晚十时，同邓子恢谈话。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研究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宣言、章程及增加台盟和蒙古族各一人为政协常委等问题。

12月24日　复信李济深：“十二月二十二日惠书(134)收读。你的意见是对的，已告有关同志注意。”并批示：“刘、周、朱、陈、邓、彭、彭(135)、陈毅阅，请周酌处，退毛。”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开会。

12月25日　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闭幕。毛泽东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周恩来当选为主席。

同日　康藏公路(136)、青藏公路全线正式通车。拉萨各界三万多人在布达拉宫前人民广场举行庆祝大会。此前，毛泽东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12月27日　上午，同陈伯达谈话。

12月28日　晨，同彭真谈话。

同日　审阅同意彭德怀十二月二十七日报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总结。从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决定为加速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服役条例、军官薪金制度，并决定全国统一划分设立十二个军区(137)。

同日　复信李达(138)：“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139)，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同日　复信毛月秋：“你的信，全体农民的信，收到了，十分高兴。请你转告韶山乡的党政同志及全体农民同志，感谢他们的好意。”毛泽东将韶山全体农民的信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邓子恢、陈伯达、杨尚昆阅，并写批语：“韶山乡的情况，值得一阅。韶山乡五百八十六户，去年卖余粮十二万斤，今年卖二十万斤，增加了八万斤，生活还比去年好。除此信外，现有四位农民来北京，受我招待，他们都说情形很好。”又在毛月秋的来信上批注：“毛月秋，七十多岁，老党员，现受政府命看守我家乡的那个屋子。”

12月29日　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商议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会问题。下午，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宋庆龄为会长，林伯渠等为副会长。

同日　下午，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袁水拍开会。

12月30日　审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十一月十九日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通知稿，批示：“刘、周、邓再阅，即发。在第九、第十、第十一页及其他地方增加了几句话。”毛泽东在通知稿中“省委也应指定一个书记或副书记负责掌握有关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具体业务”后，加写“而第一书记则应负责统筹指导”。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作了两处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二）“干部的提拔、撤换必须遵守社章所规定的民主手续。但应着重注意培养现在仍是贫农的以及贫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同时必须吸收老中农参加领导，并且不能太少，应有十分之三的数目。”并加写两段文字：（一）“提出依靠包括原来是贫农现在已上升为新中农的人们在内的贫农这个口号，在互助合作的对象（已取得土地的雇农、贫农、中农）范围内，即占了绝对大多数，在农村人口总数内（包括地主富农）也是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在人数上也是占优势的。”（二）“这里所说的中农是指老中农。老中农在农村人口总数中的比重，多者百分之四十，少者百分之二十，这个数目仅次于贫农，他们又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如果不好好地团结他们，挫折了他们的积极性，那就是极大的损失。”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的来信。来信汇报了十二月二十九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三十日上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陈云关于调整工业问题报告等的有关情况。信中说：“调整和安排工业生产问题，根据前次在主席处审定的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已由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了报告并进行了讨论。今日上午又提交政治局会议，仍由陈云同志报告，经过讨论后批准了这个方针，并决定由陈云、一波、拓夫(140)三同志起草一个报告给中央，然后由中央批转各部门和各省、市。”

12月31日　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开会。

同日　阅冯雪峰的诗和寓言(141)，写批语：“此件送刘、周、朱、陈、邓、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各同志阅，退毛。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又写批语：“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各同志阅，退毛。冯雪峰的诗及寓言，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可。”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胡志明、范文同，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都河内。电报说：“越南政府还都河内，是由于英勇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八年艰苦抗战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是由于越南政府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结果。”

同日　晚上，同姚仲明、陈家康(142)谈话。

————————————————————

(1) 指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2) 周、陈、彭、邓，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

(3) 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西南局第二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4)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刘少奇审定后发出。

(5) 杨秀生，杨开慧的堂兄。

(6) 柳直荀，毛泽东的早年战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1932年9月牺牲。

(7) 这个《说明》署的日期为1954年3月2日。

(8) 1954年3月23日陈伯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起草工作所作的说明中说：“宪法草案的内容，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而写成的。中共中央指定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这个小组，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亲自参加下进行工作的。宪法草案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条，毛主席都亲自参加了讨论。”

(9) 指黄炎培来信的附件。

(10) 指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对世界工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稿。

(11) 周鲠生，法学家。当时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2) 钱端升，法学家。当时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3) 叶圣陶，作家、教育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

(14) 吕叔湘，语言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5) 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16) 彭石麟，大革命时期，任湘潭县清溪乡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毛泽东在清溪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得到过他的帮助。

(17) 毛蕊珠，即毛宇居。

(18) 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

(19) 方强、周希汉，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三副司令员、参谋长。

(20) 万毅，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

(21)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2)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共有20种，送毛泽东审阅的是其中的4种：《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总则（草案）》、《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工作条例（草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工作条例（草案）》。

(23) 粟裕，当时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4) 指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韦国清的电报。

(25) 梅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26) 据《杨尚昆日记》1954年4月18日记载：“主席忽然想去西安，因准备不及未果。”

(27) 5个文件，即《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关于和平统一朝鲜方案的初步意见》、《朝鲜和平统一方案第一方案（草案）》、《关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初步意见》、《保障亚洲和平公约草案（基本原则）》。

(28) 文平山，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的孙子。

(29) 毛雪华，毛泽东的族侄。

(30) 指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在全国发行新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31) 林枫，当时还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

(32) 指越南人民军。

(33) 这个材料是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整理的。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现在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包括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革命、伟大卫国战争等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更不单独叙述。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比列宁提得还多些，现在则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助手、继承者。如关于早期革命活动，过去把斯大林和列宁同称为党的创建者，现在则说他协助列宁建立了党。对于列宁逝世后的苏联历史，过去提斯大林个人领导较多，现在则首先指出列宁生前既已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是列宁遗嘱的实现。

(34)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3、4期刊载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1953年12月25日报送中宣部的《苏联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苏联共产党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两个参考材料。

(35) 1954年1月22日陈嘉庚致信毛泽东，报告了他向周恩来提出的关于修建闽南铁路线路的建议。

(36) 文炳璋，毛泽东的表侄。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工作。

(37) 廖承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副主席。

(38)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9) 指瑞士、瑞典。

(40)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41) 指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的签订。

(42) 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二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李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参谋长。

(43) 周泽昭，当时任北京医院院长。

(44) 罗隆基，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5月又任森林工业部部长。高崇民，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45) 许德珩，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5月又任水产部部长。张奚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46) 庄明理，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张难先，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47)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第16款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

(48)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四书记（1955年10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三书记兼自治区区委党校校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10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省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49) 朱学范，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邮电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1954年12月又任全国政协常委。

(50) 李四光，地质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陈其尤，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51)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会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52) 胡，指胡志明。武，指武元甲，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部长、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53) 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54) 袁仲贤，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55)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国大党主席、印度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56) 吴努，当时任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缅甸政府总理。

(57) 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4年6月29日在华盛顿发表的联合宣言的第1条说：“我们将本着亲密友爱的精神继续共同努力，在我们重新肯定下来的大西洋宪章原则的基础上，谋求世界和平。”第2条说：“我们共同地并各个地继续向任何和一切以庄严的保证和切实的行动表明它们希望参加一个公正和公平的和平的国家伸出友谊之手。”

(58) 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同台湾当局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认定的“其他领土”。1955年3月3日条约生效。1978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就美中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1980年1月1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59) 梅农，当时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

(60) 姚仲明，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

(61) 銮披汶，当时任泰国政府总理。

(62) 彭，指彭德怀。

(63) 黎锦熙，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

(64) 李敏、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65) 许志行，当时在上海市格致中学任教。1919年冬在武汉同毛泽东相识，1926年曾应毛泽东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66) 这个电报，是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起草的。

(67) 1954年9月，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8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即《马尼拉条约》。1955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1977年6月，该组织解散。

(68) 指炮击金门。这一行动后推迟至9月。1954年9月3日、22日，人民解放军分两次开始连续多日炮击金门，表达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干涉、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

(69) 其他4个组织条例草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

(70) 指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

(7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72) 波立特提出拟删去的两个自然段，见《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一节“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在这两段中，毛泽东阐述了“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指出：“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73) 彭，指彭德怀。

(74) 指1951年9月签订的《澳新美安全条约》。

(75) 比万，英国工党领袖。当时是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成员，毛泽东会见时在座。

(76) 熊子容，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

(77) 徐以新，当时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78) 邓宝珊，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12月任省长）。1954年9月29日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3月又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79) 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6年4月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计晋美，当时任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德吉才仁，达赖喇嘛的母亲。

(80) 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11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81) 这个电报由邓小平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82) 正式发表时，改为：“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83) 黄琪翔，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南行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长。1954年11月又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郑洞国，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水利部参事。

(84) 陈诚，当时任台湾当局“副总统”。

(85) 李天佑，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司令员。赵寿山，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司令员。

(86) 阿波斯托尔，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

(87) 柯别茨基，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

(88) 赫格居斯，当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匈牙利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农业部部长。

(89) 博尔茨，当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90) 黄明鉴，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宣传部部长。

(91) 桑布，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

(92) 达米扬诺夫，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

(93) 罗荣桓，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1955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

(94) 贝鲁特，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95) 什图拉，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部长。

(96)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97) 乌玛·尼赫鲁，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的妻子。当时任印度国会议员。

(98) 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5年2月任第一副主席）。

(99) 张国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27年4月经毛泽东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独立第一师师长。1929年后旅居印度尼西亚，从事华侨教育工作。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100) 指中苏两国决定修建自兰州经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的铁路和苏联决定将新疆省开采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等4家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

(101) 1954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比深厚的伟大友谊》的社论。

(102) 指《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关于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以及《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中国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103) 朱蕴山，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104) 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105) 俞平伯，红学家，著有《〈红楼梦〉简论》、《〈红楼梦〉研究》等。当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06) 指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原载山东大学《文史哲》1954年第9期，后在《文艺报》同年第18期转载。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1954年10月1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

(107) 胡适，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教授、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4年到台湾。早年在美国留学时曾师从杜威。

(108) 彭，指彭德怀。

(109) 安东诺夫，当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苏联军队副总参谋长。

(110) 电报说，中央同意即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由张闻天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进行建交谈判。1955年1月2日，中国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

(111) 指赫鲁晓夫1954年9月23日关于苏联及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同南斯拉夫关系问题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

(112) 林默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13) 董其武，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军长。

(114) 袁水拍，诗人。当时任《人民日报》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

(115)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他1954年8月9日给毛泽东来信并附有4点建议：（一）今后购粮工作，似应禁止超额竞赛办法。（二）洪水为灾，似应准备大建水库。一则预防洪水，二则预抗旱灾，一举两利，似属至善。（三）特殊的教育制度似应加以改进。湖南的育才幼儿园、省幼儿园、军区幼儿园在教育界中显得特殊，一则给群众不好的印象，二则那些幼儿，过惯了优裕生活，也没有好处。（四）铁路工作人员的免票似应加以限制，只能限于工作者本人享有免票权利。

(116) 谭熙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和毛泽东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

(117) 郭梓材，毛泽东的私塾同学，曾一起在长沙参加新军，大革命时期在韶山参加农民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湘潭建中猪鬃厂会计。刘天民，郭梓材的妻子，杨开慧的好友。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湘潭市政协委员。

(118)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后来延期到1955年3月召开。

(119) 邓力群，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

(1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

(121) 赵明甫，当时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

(122) 周扬的讲话题为《我们必须战斗》，1954年12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23) 郭沫若的讲话在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目是《三点建议》。

(124) 指黄炎培1954年12月15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到最近时期工商界的情况时说：自强调爱国守法以来，工商界多少有些进步，但问题还有，有些还很严重，其中中小工商业较难导向国家资本主义，而以中小商业为尤甚。河北将棉布统销和私营布商的全行业改造相结合，分为维持、转业、改造三种处理方法，是很好的典型，如果各地按其不同情况参酌进行，当能完成改造私营工商业的任务。

(125) 指黄炎培写的《关于思想问题的四点答问》一文。

(126) 黄炎培的来信和文章当时正在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传阅。

(127) 章士钊1954年12月9日给毛泽东来信，建议将王冷斋安排进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王冷斋，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并担任中日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1959年4月任全国政协委员。

(128) 郭耿光，1927年前在湘潭做小买卖时掩护过毛泽东。

(129) 毛仙梅，毛泽东的族兄。

(130) 毛泽东在当天写了一个谈话提纲，全文是：“性质、会期、任务。（1）外交；（2）内政——选举；（3）向党和国务院提意见（社会主义改造）并加以协商；（4）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团体及其他人员间的关系；（5）学习。”

(131) 李纯青，当时任天津大公报社副社长、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1954年12月25日又任全国政协常委。

(132) 李德全，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部长、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133) 包尔汉，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新疆省政协主席。吴耀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134) 李济深1954年12月22日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中说：2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1955年发行建设公债案，昨日并由主席公布了。这件事在法律手续上是正确的，但在步骤上我心里总有点不大自然。因为自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来，政府凡有一件比较大的事，都先经过协商机关座谈一番，然后提交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而于推行上比较更顺利。这次是否因为时间关系，又值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开会，不便提出，故急于如此办理。现在兵役法又要提出了，是否照往例先交政协协商一番，于将来推行似亦有帮助。

(135) 彭、彭，指彭真、彭德怀。

(136) 1955年西康省建制撤销后改称川藏公路。

(137) 这12个军区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兰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内蒙古军区、西藏军区、新疆军区。

(138) 李达，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校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39) 指李达写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发表在195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和《胡适思想批判》（发表在《新建设》1955年1月号）。

(140) 一波、拓夫，即薄一波、贾拓夫。

(141) 指冯雪峰写的诗《火》、《三月五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冯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文艺报》主编。

(142) 陈家康，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亚洲司司长。

1955年　六十二岁

1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务院举行的元旦团拜和戏剧晚会。

1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的准备情况和会议开法等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出席，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陈伯达列席。晚七时会议结束后，一同去中南海紫光阁出席庆祝沈钧儒八十寿辰宴会。

1月3日　晨，乘专列离京去外地，杨尚昆同行。

同日　经过保定时，毛泽东要杨尚昆同邓小平通电话，请邓通知安徽曾希圣、黄岩(1)于四日上午到徐州。下午，到达郑州，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吴芝圃、杨蔚屏(2)汇报。吴、杨主要汇报农村工作，说现在农业生产问题省委各同志已较前摸底，增产有把握，目前因三统(3)、合作社、征兵三个任务同时在搞，农村中有紧张情况。元旦社论中提到的农村阶级路线很明确，对我们帮助甚大，过去的认识是很不明白的，现在提高了一步。毛泽东表示河南省委同志对工作已较有信心，对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比去年他由广东北返时省委的汇报要好些了，并鼓励他们多抓农业生产。

1月4日　晨，在专列上同吴芝圃、杨蔚屏继续谈话。吴、杨汇报说：牛大为减少，原因是：（一）因受灾饲料少；（二）价格不合理，牛皮价高于牛价；（三）农业合作社只要大牲口，小的不要。商业上对零售商改造有冒进，小市镇私商只剩百分之二十。农民对粮食问题意见不多，意见多的是油料和棉花留少了。下午三时，到达徐州，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曾希圣、黄岩和安徽省委秘书长吴文瑞汇报。主要汇报农业生产问题。他们说：去年安徽水灾很严重，由于省委注意了农业生产，采取了“三改”办法，如按灾情计算要减产七十八亿斤，但实际上只减产十九亿斤，成绩是很大的。由于注意了防疫工作，灾后死人很少。关于地方工业问题，曾希圣认为，中央对地方工业限制太多，打击了地方的积极性，主张在财政上不牵动中央预算、不影响全国平衡和地方确有需要的原则下，让地方多搞些工业。对中央机关办事手续多、见不到主要负责人有意见。曾希圣还汇报了对治淮的意见：（一）不应修的水渠修了（如在河南境内）；（二）对内涝注意不够，经费上也未着重投资于内涝；（三）技术上有些问题未解决。六百亿至八百亿流量之争，水利专家不注意去群众中调查而只凭主观。晚七时半，专列由徐州北上，当晚到达济南。

1月5日　在专列上同舒同(4)、谭启龙谈话。他们主要汇报以下问题：（一）向明问题(5)和若干干部问题；（二）如何改变山东党的工作作风问题；（三）农业生产和农村中紧张状态问题；（四）工商业问题。下午，离开济南北上。晚上，到达天津。

1月6日　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黄火青、吴德、李耕涛(6)谈话。他们主要汇报：（一）天津地方工业与私营工业的生产问题；（二）商业上对批发、零售商的改造问题；（三）农村的货物供应问题。晚八时二十分，回到北京。

同日　晚十时，同陈云、邓小平谈话。

1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会谈情况，刘少奇、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1月8日　下午五时，同彭德怀谈话。晚七时，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十一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1月9日　晚上，同周扬谈话。

1月10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加写第七条：“必须指出，在强调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的时候，不要忘记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在民主人士中存在着的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必须加以分析，并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向他们指出，有些应当提出批评，或加以讨论，以达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改正错误的目的。认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可以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左’的偏向，又要反对同错误思想和平共居的右的偏向。”在指示稿谈到“政协各省、市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应开会一次，对于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委员会的候选名单、政协地方委员会的各种名单等，应提到适当的会议上进行协商”之后，加写一段文字：“这种对重大问题的协商会议每年至少要有四次，即平均每季有一次；此外还应有一些对若干个别问题的协商会议。”

1月11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和私营工商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周扬、张际春出席。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1月12日　阅彭真一月三日关于建议国家不为个人祝寿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信。信中说：黄炎培副委员长曾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写信，提议国家不为个人祝寿。我觉得，借黄的提议，把国家做寿的例停止了为好，免得成了惯例。如果中央决定接受黄的提议，废除已开之例，我即把黄炎培的信在常委(7)适当范围内传阅，并在和几个民主人士碰头时，借征求意见的方式作适当酝酿，非正式地和党外人士商得个一致意见。毛泽东批示：“退彭真。同意这样处理。”

同日　审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本日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8)的部分内容的请示和附送的说明，批示：“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

同日　下午，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出席。

1月13日　阅中共财政部党组一月十一日关于目前税务干部中贪污盗窃国家税款情况给国务院并报中央的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陈毅、习仲勋、杨尚昆阅，指出：“这是财政部党组写给国务院，请它‘批转各省市党委’的一个报告。这种请政府命令党委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不止一个部如此，请作纠正。”

1月14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苏《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周恩来在附信中说：“此件已经陈云、一波、刘杰、伍修权(9)等同志研究过，认为可以同意。尤金大使通知我，苏联政府命他代表签字，我方因陈云同志不在，可改由我代表签字。妥否，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办。”二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同日　中午，同周扬谈胡风问题。

1月15日　阅周扬本日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给陆定一并转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发表他一九五四年七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一定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周扬的报告附送了胡风十三日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一、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二、这个报告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的判断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觉有不切合实际之处，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周扬在报告中提出，准备回绝胡风发表这样笼统声明的要求。毛泽东批示：“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10)和刘杰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和平用途等的讲解，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出席会议。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接着，李四光拿出从野外带回来的黑黄色铀矿石标本递给毛泽东、周恩来等看，并说明铀矿地质与我国的铀矿资源及勘察的情况。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对铀矿石作了演示。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还从哲学的角度谈了粒子可分的问题，鼓励核科学家们进一步地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1月17日　阅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一月十四日关于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拟讨论的主要议题和初步意见给各省市党委、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陈毅、习仲勋、杨尚昆阅，指出：“由国务院向各省市委下达命令的办法不妥，此类内部命令，似由国务院与党中央联名下达为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1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饶漱石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出席，邓小平、谭震林列席。

1月20日　晚八时，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谈陈毅春节回上海一次问题，并讨论一江山岛攻下(11)后准备攻大陈岛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会议，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列席会议。

1月21日　上午，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谈话，陈家康参加。

1月23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指示稿。中央指示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一思想斗争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中宣部的报告列举了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并开始使用了“胡风小集团”的提法。

1月24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稿，批示：“可用。”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稿，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出席。声明于当晚发表，其中指出：“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最近胜利地解放一江山岛之后，就一面加紧军事行动，进行战争挑衅，另一面策动通过联合国进行所谓停火的诡计，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他人干涉。”“中国人民必须解放台湾，美国必须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1月25日　审阅由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稿，批示：“陈云同志：看了一遍，作了些小的修改。有些打问号的地方还待商量。商业部分请你考虑是否改写一下。整个报告是很好的，看了觉得很高兴。”三月二十一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央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1月27日　阅陆定一一月十九日关于修改和发表梁漱溟《告台湾同胞》一文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批示：“刘、周阅，退陆定一同志。陆提各点均可不改，只在文尾倒数第三行第二删去‘事不宜迟，……’几句。此文可以广播，并可在北京、香港两处报上发表。”后来，梁漱溟的这篇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赞颂共产党、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发表在二月三日的《人民日报》和二月五日的香港《文汇报》。

同日　晚上，同陆定一、陈伯达、周扬、胡绳、邓拓谈话。

1月28日　接受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毛泽东致答词说：中芬两国的友好合作的关系充分证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在同大使的谈话中，提到中国和芬兰是友好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并提到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对中国的进攻。交谈中，当大使谈到今天世界形势仍然危险，中国亦受到威胁时，毛泽东说：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是吓不倒中国的。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美国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1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同日　致信杨树达(12)：“惠书及大著数种收到，甚谢！尊恙向愈，极慰。待完全康复之后，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

1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会议研究关于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台湾问题和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

同日　复信章士钊：“前后三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有关方面乞代致意。”

1月31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出席。

1月下旬　阅章士钊一月二十四日转送的金韫颖(13)写的《自述》和章士钊请求对她“优予提振”的来信，批示：“周总理阅，并请考虑是否须酌予处理。”在金韫颖《自述》上批注：“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

2月1日　阅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一月二十日报送的湖南省人民法院关于绥宁县错判事件的检查总结。检查总结说：绥宁县人民法院盲目受理了大量附会一种迷信传说的案件，在审理中又只重口供，不重证据，甚至采取逼供、诱供等审讯方法乱捕乱押，造成大量错判。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此件可以批发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及政府党组，并登党刊，借此引起法院——工作人员注意，改善审判作风。至于错判‘放蛊’事件，不过是不良作风表现在若干案件上面而已，应使重点放在改善作风。”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

2月2日　阅海军司令部二月一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电。电报说：在目前对大陈岛蒋军的作战中，蒋军撤退时将在判明有无美舰的情况下有限制地使用海岸炮火。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同志：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同日　晚上，同刘晓谈话。

2月3日　审阅彭德怀转报的邓华、刘亚楼(14)关于苏军从旅顺口撤退和将该地区设备移交中国政府的情况汇报，对彭德怀所提出的“控制设备折款不超过八亿卢布”的意见，批示：“请周酌定是否这样办，我意似可照彭意见处理。”四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提出接受装备以不超过八亿卢布为妥，水鱼雷轰炸机可只接受一个团，汽车、拖拉机、运油车需付现款。六日，毛泽东批示：“我意似可照周意见处理。”

同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报送的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并转安理会主席贝朗德的电报稿，电报于本日发出。此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首先讨论新西兰代表提出的《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的提案，然后讨论苏联代表提出的《美国在中国的台湾和其他岛屿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的提案，并请中国派代表参加。周恩来在电报中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的新西兰建议。只有在为了讨论苏联提案并在安理会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代表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才能同意派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同日　审阅陆定一一月七日给邓小平并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外交部转来保加利亚共产党出版社出版的保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册稿酬支票，建议转送保共中央，并建议今后凡类此问题均将稿酬转送各该国兄弟党。毛泽东批示：“照办。退回为好。”

同日　复信陈嘉庚：“一月十八日惠书及附件业已收到阅悉，甚为感谢！”

同日　在周敦祥希望毛泽东能给她介绍一个工作的来信上批示：“将此信转寄湖南省委统战部，看是否能在省参事室及文史馆给以位置。”同时，复信周敦祥(15)：“来信收到。尊况甚表同情。已请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酌量设法为助，未知能如愿否，你可就近接洽。如有急切困难，尚望见告。”

2月6日　阅粟裕二月一日关于发布《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岛的部队》的新闻给彭德怀并报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的检讨报告。报告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登载的该条新闻，是在华东军区主管首长不在的情况下，由秘书擅自答复同意发表的，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同时，发布这个贺电也违反了中央军委一月十二日关于战报与军事新闻发布问题的指示。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并粟裕：“应召集有关人员（包括新华社）开一次会，具体规定实行军委一月十二日指示的办法，并对华东军区有所批评与指示。”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出席。

2月7日　阅缅甸总理吴努二月三日关于在新德里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致周恩来的电报，批示：“苏联的建议已经发出，我方并与印度谈过，可以复吴努简电了。”此前，周恩来于六日会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美国对在联合国范围以外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建议不感兴趣。现在问题的关键在美国。我们主张在国际会议上谈。中国政府不会同意蒋介石参加拟议中的国际会议。十二日，周恩来将中方意见电告吴努。

2月8日　阅罗荣桓、谭政、傅钟(16)、萧华、甘泗淇关于军队审查干部工作的初步情况报告。报告说：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我军绝大多数干部在政治上是纯洁可靠的，但也有少部分干部的情况是复杂的，而有些领导机关有麻痹疏忽、提拔干部重才轻德的现象。毛泽东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阅，指出：“此件值得看一下。全党干部审查问题，请小平同志督促进行。”

同日　晚上，先后同彭真、陈伯达谈话。

2月9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前往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参加本日去世的张澜的入殓仪式。

2月10日　复信毛森品(17)：“惠书收到。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以为尊恙医疗之助。为了实行你的节约主张，希望你不要来京。”

同日　晚七时，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谈话。九时，同张闻天谈话。

2月11日　复信张之江(18)：“惠书早已收到。本想约谈，因循未果。近日查询，知先生已返上海，只好待之将来了。先生热忱爱国，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赐教。”

2月12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由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伏罗希洛夫(19)、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贺电指出：“苏联政府先后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共达一百五十六项的巨大工业企业，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几次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联机关于一九四五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由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将中苏合营企业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并决定把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和该地区的设备交由中国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这种友好的合作和真诚的援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并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贺电认为：美国侵略集团及其追随者正在到处推进战争政策，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目前美国在台湾地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和战争挑衅，这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中苏友好同盟在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事业中必将日益发挥它的重大作用。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话。

2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2月14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在致词中说：我庆祝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的合作，是为了国际和平的合作。在我们中苏两个伟大的国家的合作之下，我相信，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是要被粉碎的。

2月15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

2月20日　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五年计划纲要第二稿，我已看过一遍，有些意见，已告陈伯达同志。请你们即于日内分别找伯达谈一次，将你们看过后的意见告诉他，或将你们修改的本子交给他，连同其他同志的意见，由他汇集起来，加以修改，加上地方计划一章，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印出第三稿。那时我们可以看第三遍，可于三月十日左右印第四稿，即可作为基本定论。明后天我开始看高饶问题文件，看完再集谈一下。”

2月2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月二十二日印发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三次稿），在第五部分加写一段话：“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原故。”同时在报告稿上批示：“刘、陈、彭真、小平阅后，交恩来同志：高、饶联盟文件已看了一遍，全文可用，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从第九页起刮掉了两段(20)，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宜这样地在这里辩论，刮掉后似乎要好一些，请你们斟酌。刘、陈、彭、邓各同志的修改意见，请于日内即交恩来，以便明日或后日谈一下。”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祝贺苏联军队建军三十七周年，指出：“光荣的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以无敌的威力摧毁了法西斯势力，保卫了欧洲和世界文明，对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现在，正当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加紧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准备原子战争、进行战争挑衅、严重地威胁世界和平的时候，强大的和久经考验的苏联军队乃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2月23日　下午四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习仲勋等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康省(21)理塘县理塘大喇嘛寺活佛。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拜贺藏历木羊年新年，并同他们谈话。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本来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及气候也好，只是过去由一些坏人在这里领导，政治上不好，因而各方面比一般的先进的国家落后一百多年。我们承认落后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向苏联学习。在我们内部各民族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共同建设，那末我们各民族都有希望，全国都有希望。在你们两人的领导下，西藏的事情一定会做好，但不要急，慢慢地来，做事情要取得大多数的同意。我们在中央办事也经常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和你们商量，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办任何事情。

2月24日　下午五时，同陈伯达谈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修改问题。

同日　下午六时，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宴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先后致词，称颂毛主席的伟大民族政策的光辉。毛泽东致祝酒词说：“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2月26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邓拓等出席。

3月1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3月2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

3月3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稿，批示：“即退尚昆照办。”指示指出：“根据各地反映，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从整个说来，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产生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比如有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某些措施不尽合理，农村供应工作有缺点等。”“但应该说，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感到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指示根据减轻征购任务的原则，规定本年度（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的粮食征购指标为九百亿斤，并强调指出：“同时再把农村合作化的步骤放慢一些，这对于缓和当前农村紧张情况，安定农民生产情绪，有重大的意义。”

3月5日　阅卫士李银桥带回的河北安平县细雨村副村长关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反映，细雨村在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中，简单化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毛泽东批示林铁：“此事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同日　就台湾地区的局势和解放台湾问题复电赫鲁晓夫，指出：“即使夺取马祖和金门的准备工作作好，是否就发起军事行动，也还要看当时美国军队在沿海岛屿地区的具体情况再定。”“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美国人用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澎湖造成两个中国的要求”，“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台湾，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

3月6日　复信周敦祜(22)：“二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我对学生入学的事都不直接干与，因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尚希鉴谅。是否可待今年暑期在北京报考，请你自己酌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修改问题，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胡乔木出席。

3月7日　晚上，同陈毅谈话。

3月上旬　同邓子恢谈农业合作化问题，指出：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一九五七年入社农户发展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粮食征购已经到了界限，征购任务是九百亿斤，多一斤都不行。合作化也要放慢，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3月8日　晚七时，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同日　晚八时二十分，同张经武、汪锋谈话。九时，和张、汪去看望达赖喇嘛，并同他谈话。毛泽东说：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度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有许多不同之点。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是去帮忙的，不是代替的。实行区域自治是真正的自治，主要是依靠西藏自己的干部。我们曾对派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强调说，要全心全意地去帮忙，为了帮忙，性命也可以放弃，要把忙帮好，不准帮坏。我们对西藏民族寄予的希望很大，将来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西藏民族在政治上给我们的帮助很大，民族团结搞好了，事情就好办。将来在经济上西藏也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在你们那里可能有大量的石油，同时还有各种矿产，将来开采后对国家建设很有用。

同日　晚十时半，同彭德怀谈话。

3月9日　晚上，和张经武、汪锋、范明去看望班禅额尔德尼，并同他谈话。毛泽东说：你们的政策搞对了，你们能主动地拥护他们，主动地让步，能让达赖喇嘛当主任，你当副主任，计晋美能主动提议让阿沛当秘书长，(23)这是很好的，比我们共产党来提出要好得多。这样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由于过去汉人的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你们压迫你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产生了对汉人害怕，印象不好。因此，我们今后必须很好地多办些好事，才能使西藏人民慢慢相信汉人是帮助他们的，不是搞他们的。不能只说汉人帮少数民族的忙，少数民族同样是帮助汉人的。西藏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又有很多资源，西藏民族和汉族很好地团结和互相帮助，所以你们受到祖国各方面的欢迎。我们人民解放军进了西藏，给西藏人民做的事情还不多，修通了两条公路，办了两个小学，给藏民打了一些防疫针。这些帮助只能说是才开始，不过今后会逐年扩大起来的。西藏地方蕴藏有很多矿产，就从经济上来说，也不单是汉人帮助西藏的，是互相帮助的。

3月10日　下午，接见达赖喇嘛，张经武、汪锋参加。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修改问题。

3月11日　就苏联同东欧七国缔结华沙条约问题复电赫鲁晓夫，表示完全赞成苏方提出的由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八国订立一项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建议和条约草案的基本内容。此前，毛泽东于三月五日收到由尤金大使转来的赫鲁晓夫来电及有关附件材料。

同日　晚上，接见班禅额尔德尼，张经武、汪锋、范明参加。

3月12日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离京返藏(24)。在北京期间，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和国务院讨论西藏工作的全体会议，参与商讨成立由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参加的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问题。

同日　审阅修改拟由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次修正稿，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此件你阅后请送恩来同志阅，最好能于今天或明天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今晚或明晚即印发党代表会议参加者。”

3月13日　审阅中共华南分局发来的卫立煌(25)回国声明《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后，批示：“刘、朱、邓（请小平办）：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卫到广州时即行发表为好。在广州发表时，即送香港登报，并登广州报纸。同时由新华社发来北京，播发北京及全国登报，并发口语广播，译成外文发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须要修改。”

3月14日　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三月七日寄来的给全国人大代表七个月的工作费三百五十元，在付费通知单上批示杨尚昆：“此项工作费，我不需要使用，应交给中央。此次送来的以及以后的，均请你交给中央会计机关。”

同日　阅华东军区关于打击马祖等岛屿蒋军的措施给福建省军区、华东海军司令部并报总参谋部的电报。电报就加强对马祖、金门蒋军的侦察工作以及发现蒋军撤逃并在无美机、美舰顾虑的情况下相机歼敌的部署作出了具体指示。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同志：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确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同日　复信黄炎培：“三月十一日惠书收读。民建开代表大会，很好，谨致祝贺。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黄炎培在来信中报告民建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还谈到最近家乡来人反映农民生活苦，而一些农村干部疑心农民家有藏粮，致使民间有怨声。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修改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陈伯达、胡乔木出席。

3月15日　晚上，先后同柯庆施、周小舟(26)谈话。

3月16日　晚上，同舒同、谭启龙、林铁、吴芝圃谈话。

3月17日　阅卫立煌三月十六日自广州发来的电报。电报说：“立煌昨日返回祖国，平安抵穗，谨电致敬，并问候刘委员长、周总理、朱副主席及中央各位先生。”毛泽东批示杨尚昆：“应发一电表示欢迎。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在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同日，复电卫立煌：“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同日　阅罗瑞卿三月十六日送审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发言稿，批示：“可用。略有增减。”

同日　对杨树达来信作批示：“转科学院，请令有关单位予以注意。”同时，复信杨树达：“二月十四日惠书(27)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付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

同日　下午，同陶铸、王任重、曾希圣谈话。毛泽东谈到统购统销问题，问向农民少购一点，反应如何？又说合作社搞慢一点。

3月18日　下午六时半，听取杨尚昆汇报本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会议讨论了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关于党代表会议准备情况的报告等。毛泽东提出必须召开五中全会。

同日　晚八时五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

3月18日前后　审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三月十三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原定代表中央在会上作报告的周恩来因做阑尾炎手术，改由邓小平代表中央作报告。

3月中旬　听取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28)等汇报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方针，他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经讨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

3月19日　将起草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送交打印。二十日，同陈伯达、胡乔木对开幕词进行修改后，批示杨尚昆“印若干份，在明天下午开会时，在会场上临时分发各代表，每人一份”。

同日　阅彭德怀三月十八日送审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发言稿，批示：“彭德怀同志，此件已阅，可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共七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议程有三：（一）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关于高饶问题；（三）关于成立监察委员会问题。关于五年计划，毛泽东说：这是经过几年功夫准备的，比较接近于实际，从一九五一年就开始搞，中央自己搞了三遍，还有苏联同志的帮助，现在算起草出来了，真是“五年计划四年成”！准备在党代表会议之后，经过修改，再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高饶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文件（指邓小平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编者注）也搞了一年，几经反复才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即是指出他们的联盟是一个阴谋集团，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领导，而是烧阴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说它是比较恰当些，也是合乎实际的。会议一致通过：一、同意三项议程，对三项议程的决议和监察委员会名单，委托政治局向代表会议提出。二、同意饶漱石不出席代表会议；同意不开除饶的党籍，只撤销中央委员。三、准备在一九五六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3月20日　阅刘少奇送审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的提纲，批示：“即退刘少奇同志：题目可不要‘提纲’二字。”

同日　晚上，同朱德谈话。

3月21日—31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致开幕词并为会议作结论。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代替原有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3月21日　上午，对《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再作修改后，批示杨尚昆重印。毛泽东加写了一段文字：“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同日　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3月22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晚上，在天桥剧场观看群众业余音乐舞蹈演出。

3月23日　阅陈毅三月二十二日送审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稿。陈毅在附信中说：所呈发言稿对“高、饶罪恶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评党内现状，是否需要、是否过火，我在这点上是有些犹豫的”。毛泽东批示：“退陈毅同志：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二十一页上，我加了几个字，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陈毅发言稿第二十一页上说：“反党分子高岗，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脑人物，他的反党罪行比饶漱石更严重一些。”毛泽东把这句话改为：“反党分子高岗，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脑人物，他的反党罪行从某一点上看，或者可以说比饶漱石更严重一些。”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晚上，同陈毅、谭震林谈话。

3月24日、25日、26日　每天下午三时，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3月27日　中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全国党代表会议各组组长开会，刘少奇、邓小平和中央组王从吾、李楚离(29)，中南组陶铸、王任重，华北组乌兰夫、林铁，东北组欧阳钦、黄欧东(30)，西南组李井泉、谢富治(31)，西北组张德生、王恩茂(32)，华东组柯庆施、舒同出席。

同日　下午五时四十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主席团会议。

3月28日、29日　每天下午三时，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3月30日　下午一时二十分，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同日　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张闻天、康生、邓小平、林枫、谭震林、陈毅出席。

3月31日　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共讲五个问题。在讲到对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时，毛泽东说：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这次会议表明我们是进步了的。在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在讲到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时，毛泽东说：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讲到目前形势时，毛泽东说：要戒“左”戒右。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在讲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人建议一年或者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使同志之间互相监督，我认为可以考虑。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

同日　《长江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一九五四年洪水的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3月　为三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开幕的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4月1日　阅王明(33)本日来信。信中说：这次会议，因准假治病，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感到莫大的损失，但自觉并未因病而和党疏远。毛泽东批示：“刘少奇同志阅后，交邓小平同志印发各代表，并告王明可以继续请假治病。”此前，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吉林省委副书记富振声于三月三十日致信毛泽东并会议主席团说：这次会议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陈绍禹身为中央委员，应该参加这次会议，但不到会，对党的会议采取如此轻视的态度，说明他和党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印发给各代表，并送一份给王明。”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4月2日　下午六时半，同陈毅、谭震林、罗瑞卿谈话。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罗瑞卿出席。

4月3日　下午，同陈毅、谭启龙、江华(34)谈话。晚上，同罗瑞卿谈话，后又请刘少奇参加。

4月4日　晨，同邓小平、谭震林谈话。

同日　中午十二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下午三时，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全会批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三项决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全会委托中央政治局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讨论，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适当修改，然后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予以审议和通过。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5日　晨，致信杨尚昆：“五年计划，陈、邓两个报告，我的开幕词，少奇发言等五件正译成俄文，准备十号送交尤金转苏共中央，请其提意见。请你即于今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致苏共中央的信，于下午交我看。”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讨论通过《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三个文件。《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

4月6日　致信苏共中央，通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情况，并征求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信中说：“现特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和陈云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请求你们替我们加以审阅，提出修改的意见。”“你们的经验比我们多，为了少犯错误起见，还是请你们替我们看一下吧。”“此外，在我们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还有邓小平同志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和我的开幕词，一并送给你们，作为参考，你们如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如有意见，也请向我们提出。这些都是不公开发表的，刘少奇同志的发言并且是机密的。”

同日　复信赫鲁晓夫：“三月二十五日来信收到。对于您的热情的邀请(35)，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很愿意能到苏联和同志们聚谈和往各地参观。但因我近日身体有些不舒服，周恩来同志本月内又要出席亚非会议，因此不能成行，待以后再约时间吧。”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罗瑞卿出席。会后，乘专列离京去杭州。

4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颁布《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命令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全德人民以及苏联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争取德国和平统一、促进对德和约的缔结、保障欧洲集体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为了中国人民和全德人民的利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第九次会议的决议，宣布：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从此结束。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应当建立起来。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不改变德国的国际义务。同时并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有关德国的国际协定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4月9日　到达杭州，住刘庄。

4月13日　任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为代表；批准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期间，总理职务由副总理陈云代行，外交部部长职务由副部长张闻天代行。

4月15日　下午，派汪东兴到朱琏(36)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晚上，在刘庄同朱琏谈中医问题，毛泽东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谈到生活习惯和身体锻炼，毛泽东说：我是没有出门休养过的。去年出来，医生为我定下一个计划，规定我第一天散步十分钟，第二天散步十五分钟，第三天散步二十分钟，以后每天散步定为二十五分钟。我突破了医生规定的这个计划，第一天就走了三个多钟点，还上了山。身体是要锻炼的，还要看具体人的情况，不能作一般的硬性规定。

4月19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杭州回北京。

4月23日　晨，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谭震林、邓子恢开会。此前，邓子恢于四月十九日向刘少奇汇报农村工作会议准备情况，谈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大大超过原定发展计划。二十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邓子恢、廖鲁言参加，由杜润生汇报农村情况，主要讲浙江问题。

4月25日　下午，邀请卫立煌、张治中、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章士钊、龙云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观赏海棠花，看电影，并共进晚餐。

4月26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绳开会，听取陆定一、周扬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汇报。

4月27日　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驻中国大使阿哈默德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过去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两国有贸易来往，因此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37)。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4月28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稿。指示稿说：由于许多地区没有结合定产、定购、定销做好粮食统销工作，致使本年度三、四月份的粮食销量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合理指标，这是极端反常和危险的。解决这一紧急重大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说明国家销售指标不应当也不可能再增加。毛泽东在末尾加写一段话：“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市委和省市人民政府，在接到本指示后的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将本指示的要点，结合当地情况，作出自己的指示和安排，一直传达到乡，并开始见之实行。”并批示：“刘阅后发。”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一起参观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并联名为展览会题词。题词中说：“捷克斯洛伐克在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方面的迅速发展的事实大大地加强了我国人民对正在开始的工业化事业的信心，并且预示中捷两国贸易发展和科学技术合作的日见广阔的前景。”

4月29日　会见并宴请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波立特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图尔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在谈话中，毛泽东说：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可怕，但又不可怕。美国手里有几颗原子弹，如果说不怕它，那末我们为什么要搞和平运动呢？但其实又不可怕。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势。美国实行着实力政策，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但是，这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战争打起来，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早些完蛋；如果不打，还可以多活几年。

同日　复信黄炎培：“四月二十五、六日惠书收读，甚谢！粮食问题，下一个月还会是紧的，六月以后将会好些了。”黄炎培来信中反映农村粮食问题，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此时正临农忙，人为的丰和歉将取决于这一关头，似须经过正确了解后及时处理。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其间，毛泽东同谭震林谈到农村的情况，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我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高。但是，给合作社说好话的人不多。柯庆施说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对合作化有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晚八时后，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同日　上午，去天安门前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彭德怀准备在华沙召开的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安全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胡乔木出席。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并指示即将出访苏联等国和列席华沙会议的彭德怀，就共同反侵略斗争问题同苏联交换意见。

同日　复信陈嘉庚：“迭接惠书，论及粮食和飞机场二事，均已转付有关机关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谨此奉复。”陈嘉庚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全国食用较粗糙的米以节约粮食，并建议福建省晋江青阳机场改建在青阳公路以南。

同日　复信周世钊(38)：“三月惠书收读，甚谢！学校部署很好。规程和经费均不要同他处立异，但在教学内容方面多做工作，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我情形如去年那样，游水颇有好处。”

同日　复信蒋竹如：“二月惠书收读，甚谢！兄作语文学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来书已付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去了。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

同日　复信谭世瑛(39)：“去年夏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来书收读。情况困难，甚表同情，寄上人民币三百元，聊为杯水之助。如有所需，尚望续告。年老出门，颇多不便，似以无动为宜。如体健兴高，亦可出门看看。”

同日　复信文炳璋：“二月十五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二人，和他们一道来京一行，即持此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40)、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同日　复信张沛民(41)：“二月十五日的信收到。寄上二百元，聊助涓滴，不要还的。如有困难，尚可续告。”

同日　复信张四维(42)：“三月二日的信收到。你说的事，我不能答复。生活困难，付上二百元，以为小助。”

5月3日　晚上，同刘少奇、邓小平谈话。

5月4日　晚上，听取李先念汇报粮食问题。

5月5日　晚上，听取邓子恢汇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邓子恢准备在次日的会议上作总结。毛泽东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邓子恢对这个警告未引起重视，次日作总结时，未向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这个话，仍按照三月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量发展。

5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参加亚非会议的情况，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康生、张闻天、邓小平出席，陈毅、王稼祥(43)、杨尚昆列席。

5月9日　复信赫鲁晓夫，告知已于五月二日收到尤金转来的信和所附的《关于建立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参加国武装力量联合司令部议定书（草案）》及有关公报（草案），表示：“我们完全同意将上述两个草案提交华沙八国会议作为会议的相当决议的基础予以讨论，并且已经指示彭德怀同志在华沙会议上对上述条约和议定书表示完全支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44)谈粮食与农业合作化问题，周恩来参加。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这两三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毛泽东问：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邓子恢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毛泽东说：三分之一也可以。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同志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高，生产消极吗？

5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邀请党外人士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陈叔通、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马叙伦、张奚若、许德珩、罗隆基、李德全、马寅初(45)，商谈粮食、外交、台湾、大赦等问题，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彭真、邓小平、陈毅参加。

同日　阅粟裕本日关于美军飞机侵入我领空及我应采取之对策的报告。报告说：今日上午十时二十七分，美机F—86型歼击机一批八架，侵入至安东(46)以南地区领空，与我机遭遇，发生空战。判断敌机仍有来犯之可能，我之对策是：当查明美机北上时，我机即进入待机空域巡逻监视其行动，如入侵至我领空及我保卫目标上空时，则组织所有防空兵力火器坚决打击之，要求安东、旅大地区空军密切协同动作，以确保我军机场及保卫目标的安全。毛泽东批示：“照办。”

5月11日　审阅周扬报送的《文艺报》为发表胡风(47)的检讨《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揭发材料起草的编者按，批示：“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毛泽东重新写的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48)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五月十三日，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舒芜的揭发材料连同《人民日报》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标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谈话，后陆定一参加。

5月12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开会。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肃反工作的方针：“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陈毅、李维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陈叔通、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马叙伦、张奚若、许德珩、罗隆基、李德全、马寅初、何香凝、章乃器。

5月13日　晚上，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

5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庭院同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全体指战员合影。毛泽东讲话，谈到党的历史、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粮食统购统销、调查研究等问题。他说：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共产主义，具体讲就是平时说的为人民服务。三国时的孙权、刘备破曹操，万事俱备，就缺东风。现在我们就是缺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缺工业，缺近代工业。有了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枪。我们要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基本上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那时候，我们国家就繁荣富强了，人民过着幸福的美好的日子了。他说：你们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做好这个工作，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你们有三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学习文化；再加一个调查工作。今后你们回家，了解农村情况，回来向我汇报。但不要说是毛主席派来的，不要摆架子。要尊重乡村干部，要尊重你们的父母，礼节要周到。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摆架子，群众是不满意的，你们千万要记住这一点。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我通过你们，你们通过农民，把情况了解上来，这就是搞调查。在这次讲话前后，毛泽东为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写了一个《出差守则》：“（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陆定一、陈伯达、罗瑞卿、胡乔木、邓拓开会，听取周扬关于胡风问题的汇报。

5月15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罗瑞卿、陆定一、周扬、杨奇清开会。晚十一时，同谭震林、李先念、陆定一、周小舟谈话。

5月16日　审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稿。通知稿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初召开。在开会前，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将分赴各地或就近在城市和乡村视察。这次视察的重点，在城市主要是粮食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浪费问题；在乡村主要是粮食统购统销、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问题。各地对于代表的视察，应该采取积极和欢迎的态度。毛泽东批示：“尚昆用电话问周、陈、彭真有无意见，如无，立即发出。退尚昆于十七日发出，并立即印发给来京的各省市代表。”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的全国政协委员彭一湖四月二十四日向国务院反映农村情况的信。彭一湖在信中谈到他家乡湖南东部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去年办统购时给农民留下的粮食数量过少，使农民吃不饱，影响了生产。二是一九五二年定产时产量定得过高，去年雨水过多，实际产量降低，统购时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使农民留粮进一步减少。三是一些区、乡干部不深入了解实际情况，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去完成任务，引起群众的反感。毛泽东批示：“即送杨尚昆同志：请将彭一湖的信立即印发给明天（十七）到颐年堂的会(49)的各同志。”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东地区五位省市委书记陈丕显、刘顺元(50)、江华、曾希圣、谭启龙谈话，谭震林、陈伯达参加。

同日　晚八时五十分，同邓拓谈胡风问题。

同日　晚九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中南地区七位省市委书记陶铸、陈漫远(51)、周小舟、杨蔚屏、杨尚奎(52)、王任重、宋侃夫(53)谈话，邓小平、邓子恢参加。毛泽东主要谈粮食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人大代表下去考察问题。

5月17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周恩来、陈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周扬出席。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华东、中南、华北三个地区的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等问题。毛泽东讲话。他说：下乡考察，是民主人士提出来的，我们把它普遍化，集体组织下去考察。各省市要招呼县、区、乡，对考察要表示欢迎，采取老实态度和积极态度。借民主人士下去这一压，对工作也有好处。我们的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我们说，乱子不少，但一般还好。合作化问题，乱子也是不少，但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的地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比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粮食统购统销是五利：对缺粮户即贫农有利，对“六民”(54)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小不利（对余粮户）。除“六民”和灾民外，剩下的缺粮户究竟有多少，要切实摸一下。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跟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上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可以减到八百七十亿斤。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定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指标是：河南七万、湖北四万五、湖南四万五、广东四万五、广西三万五、江西三万五、江苏六万五。

同日　致信中共湘乡县委并转第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各同志：“石洞乡的谭世瑛，四十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我亦回过几封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点钱给他。”“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三年前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二十七年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五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同日　复信杨树达：“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

5月中旬　审阅邓拓五月十五日报送的题为《胡风的反党反人民集团必须彻底批判》的一组文章的清样，将标题改为《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并批示：“按语不用，另换一个。”五月十八日，按语和这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周扬、王稼祥、罗瑞卿、杨奇清开会，讨论胡风问题和对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提出的方案的对策。

5月19日　审阅粟裕五月十二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说：福建地区新建机场将竣工。为保护浙闽沿海航线的安全，防止和打击敌机对福建沿海主要城市的空袭，并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当上述基地竣工后，我即应进驻部队。周恩来曾在报告上批写意见：“各项均妥，只第四项执行时应注意时机和有利条件。”“摧毁敌人雷达后，敌人仍可再设，因之必须在我较有把握条件下方可进行空炮联合作战，否则易遭过多损失。”粟裕报告的第四项，是关于马祖敌设雷达的处置方法。毛泽东批示：“退贺(55)、粟照办。请注意研究周总理所提意见。”

5月20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周恩来、陈毅在座。此前，周恩来曾多次同梅农谈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阐明中国的主张。

5月21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同印度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关于台湾问题谈话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准备交给苏联政府的。毛泽东批示：“退周总理。此件可用。最近和梅农所谈，亦应通知苏方。”报告说：我们在各次会谈中都说明，台湾问题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方面，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统一国家的内政问题和美国侵占台湾地区造成紧张局势的中美间国际问题。中美两国应该谈判以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任何有关的国际会议不能允许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中国认为，只有美国放弃侵略和干涉，只有美国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才能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报告指出：中国人民有权使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但只有在美国放弃侵略和干涉、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后，和平解放台湾以完成中国的完全统一，才有可能。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草稿。指示草稿指出：“胡风集团，现已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各党委（和党组）必须提高警惕，领导全党，为肃清胡风集团及其思想影响而斗争”。毛泽东作个别字句修改后，批示：“即送周、朱、彭真、瑞卿阅后，照发。”

5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周扬开会，讨论胡风问题。

5月下旬　审阅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胡风反革命活动的证据》的清样，将标题中的“证据”改为“第二批材料”，并在编者按语中加写两段话：“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这批材料五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

5月24日　晚八时四十分，同陈伯达谈话，十时邓子恢参加，次日晨一时二十分结束。

5月25日　晚七时半，同周扬谈话，八时四十五分陆定一、胡乔木参加。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5月26日　阅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五月二十五日联席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他担任的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作协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等的决议，批示：“此件即送新华社立即发表，今天（二十六日）在北京及各地见报。”

同日　阅中共山西省委给所属并报中央的一个通知。通知说：至今有不少单位在干部调动时，请吃饭、照相、送礼，不仅浪费了国家财产，而且对干部的思想意识有严重的腐蚀作用，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省委决定不许这样做。毛泽东批示：“刘、邓：山西此项决定很好，可转发全党。请为中央写一指示，放在前面。”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五月二十五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二七号刊登的安徽省潜山县模范乡整顿粮食统销经验的材料，批示：“少奇、小平同志：可用中央名义写一简短指示，转发安徽这个经验，叫各地普遍仿办；并催督各地务必全党动员，在一切乡中普遍做好定销工作，压低总供应量，充分供应少数真缺粮户。”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党内外对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鉴于应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问题，是一个关连到广大群众的政治行动，必须在党内党外更多地交换意见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因此，请各省市委对这个问题作一次专门的讨论，同时以政协为主体举行一次座谈会，然后将党内党外对这个问题（即应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问题）的意见，于六月二十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确定是否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大赦的议案。”在这段话后，毛泽东加写：“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举行大赦，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反革命气焰高涨，人民不高兴），过几年再谈这件事，这种意见，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征询电告。”(56)

同日　复信黄炎培：“五月二十五日惠书(57)收读。凡重要问题不厌求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十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得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此。先生此次下去考察，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民建会议材料(58)我已看过，很有兴趣，拟发各党派参考。”同时批示：“此件，各同志阅后请彭真同志印发人代常委、政协常委各人作参考。”

同日　派身边一警卫人员回家乡广西作农村调查，主要了解：生产问题，粮食“三定”(59)问题，农业合作社问题，农民生活问题，群众对工作人员的意见，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同日　晚上，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在座。在谈话中，毛泽东说：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我们的关系不是互相损害，而是互利，不仅在商业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进行合作，万隆会议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

5月27日　晚上，应谭震林要求同他谈话。谭震林于二十八日去上海、杭州。

5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粮食问题的各项情况给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的通知。通知要求它们于接电报后一个月内将下列各项调查清楚报告中央：“（一）去年定产偏高的占百分之几，偏低的占百分之几，恰当的占百分之几；（二）缺粮户（以缺一个月粮为起点计算）占百分之几，自足户占百分之几，余粮户占百分之几；（三）缺粮户供应方面，该供应的真缺粮户占百分之几，不该供应而供应了的假缺粮户占百分之几（除去周转粮不计在内），本粮食年度内因对假缺粮户盲目供应而耗费的粮食共有若干；（四）以叫唤缺粮的人为一百，真缺粮而又供应不足或供应不及时因而引起叫唤的占百分之几，假叫唤的占百分之几；（五）销售补课工作，已经做好的占乡或户的百分之几，尚未做好的乡或户占百分之几，何时可以做好？（六）各省市销粮肯定应当减少，下一粮食年度究竟可减销若干。以上六项问题，如因时间来不及，请根据若干可靠的典型材料加以估算，于七月五日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先行报来。精确调查，留待下半年做。”起草后批示：“刘、周、邓阅发。发后抄邓子恢、廖鲁言、李先念、陈国栋，毛、刘、周、朱、陈、邓。”

5月29日　晨，同陆定一、周扬、邓拓谈话。

同日　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出席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莫诺努图为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

5月下旬　阅姜黄族英(60)来信，批示：“似可酌予帮助，请统战部徐冰同志处理。罗迈(61)知姜济寰为人。”

6月1日　阅中共北京市委五月三十日关于查处胡风分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市委根据中央对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召开了党员干部会，布置了这一工作，并已发现若干可疑线索等情况，表示将继续调查，待进一步弄清情况后，再根据中央指示分别处理。毛泽东批示：“陆定一同志：请考虑用中央名义将此件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前谈指示(62)，可后发，先发此件。请于日内拟好，交我，为盼。”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济深、何香凝等参加。宴会后举行了歌舞和京剧晚会。

6月2日　阅曾山五月三十日关于南昌市鸿泰百货专业代销店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在南昌市了解市场情况时，看到南昌市鸿泰私营百货专业代销店的一些做法，对我们如何使私营商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为社会主义商业很有启发。该店解放后因经营不善、人员过多，营业额下降，亏累日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向市百货公司申请代销，在严格的合同督促下，改善了经营管理，扩大了营业额。通过这种形式，将来过渡到国营商店，是易如反掌的。建议各地作典型试验，经过研究总结后，再逐步有计划地推进。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很有用，请你们看看，可否用中央名义转各省市委及中商部、合作总社党组，叫他们通知各地试办。”中共中央于次日向各地党委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党组转发了这个报告。

同日　晚七时半，同陈伯达谈话。九时半，同周扬、袁水拍谈话。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李富春、邓子恢、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开会。

6月3日　晨，同陆定一、周扬谈话。晚上，收到陆定一晚七时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稿。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于八时十分约陆定一、陈伯达、罗瑞卿、胡乔木、邓拓谈话。毛泽东对指示稿作了几处修改。指示稿第一条中讲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种机关中和厂矿学校中，绝大多数是好人。在“绝大多数”后面，毛泽东加写“（百分之九十几）”。第一条中讲这些机关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全体人员中是绝对少数。在“绝对少数”后面加写“（占百分之几，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在第五条中讲到成立五人小组进行工作处，加写“党委书记和常委对此事应积极注意抓紧领导”。在指示稿末尾，加写第六条：“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修改后批示：“刘、周、邓小平、彭真阅后即发。”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罗瑞卿、周扬、邓拓谈话。

同日　晚九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邓子恢、李先念、陈伯达、王稼祥、陈国栋、廖鲁言出席。

6月4日　下午，同朱德、彭德怀谈话。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6月5日　复信陈云(63)：“来信并附你父陈昌(64)烈士略传，均收到了。去年一信也收到了。略传已转付党史资料机关作参考。”

同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参观各国军服式样展览。随后，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式样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贺龙、粟裕、黄克诚、张爱萍出席。十一时二十分，去中南海瀛台参观重工业展览。

6月6日　审阅《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清样，对注文作了一些修改。改后致信陆定一、周扬：“社论(65)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别的几位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请再打清样送我看一次。清样打出来后（最好今天下午打出），除送你们认为要送的人以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老、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并请他们提出意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管理、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廖鲁言、陈国栋出席。

6月6日—8日　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连续作三次修改，为胡风等人的来往信件分别写了十七篇按语，主要内容为：“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打开一个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将他们战而胜之。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该引起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严重注意吗？”“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

6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省市委书记处的决定稿。决定稿说：目前，我国正紧张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为了使省市委既能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策和工作问题，又能及时有效地处理日常工作，中央决定各省市委成立书记处。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此事似应由政治局通过，然后方好发出，请酌定。”这个决定，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出。

6月8日　晨零时至二时半，在中南海瀛台参观重工业展览。

同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致信陆定一、周扬、邓拓：“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同志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请定一务于今天下午四时前将胡风分子简历送交我为盼！此信和两件清样请给乔木同志一阅。”毛泽东对社论稿修改了两次，作了较大删改，将原标题《必须引为教训》改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在文尾加写三段文字：“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人民日报》社论于六月十日发表。

同日　复信谭世瑛：“六月四日的信及大作一首收到，甚谢！我赞成你于日内返乡。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原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

同日　中午十二时，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谈话。下午一时半，同陆定一、周扬、邓拓谈话。下午二时，乘专列离京去杭州。本日上午陆定一曾召开关于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问题的座谈会。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讨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及《人民日报》社论稿。

6月9日　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6月10日　上午，到达杭州，住刘庄。

同日　致信胡乔木：“请你将你所收集的关于河北、山西两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包括下面大发展，省委核减等数字），写一简要材料给我为盼。”

6月12日　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66)写序言和按语后，致信陆定一、周扬、邓拓：“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序言说：“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按语之一说：“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有些糊涂的人们，“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

6月16日　审阅经修改重印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清样后，致信陆定一、周扬、邓拓：“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送各地照印。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注意。其他的，不要登报。”后来《序言》发表在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6月18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指示稿指出：解放后，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公开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但是，对于大批的采取两面派手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相反的，他们钻进我们的“肝脏里”来了。因此，必须利用胡风事件在党内外进行深入的教育，开展各条战线上的揭露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毛泽东批示：“定一同志：此件已看过，我看可用。可提到此次会议征求意见，看有无须要修改的地方。文件内鲁迅的例子可以不举(67)。”

同日　晚上，离开杭州回北京。

6月23日　晨三时，致信刘少奇：“今天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请考虑邀安子文、钱瑛(68)、刘景范三同志到会，听陈毅同志的报告（先将陈毅的书面报告及总结发言两件发给他们看），因这个问题曾和他们有密切关系，宜使他们与闻中央的决定。请予酌定。又：舒同同志如在北京似亦宜请他到会。”毛泽东在信上注明：“如少奇同志已睡，则于上午送交尚昆同志。”

同日　晚七时半，回到北京。九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胡风问题、粮食问题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先念、陆定一、陈国栋出席。

6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关于越南问题的几个文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毅、王稼祥出席。

6月25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前往北京西郊机场，迎接来访的由胡志明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勤政殿、晚八时在颐年堂，两次会见胡志明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参加。

6月27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听取邓小平、王稼祥汇报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会谈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晚九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前往北京新六所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会谈。

6月28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出席越南驻中国大使黄文欢为胡志明率团访问中国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致祝酒词。

6月29日　下午三时，同胡乔木谈预算报告。四时十五分，约黄炎培谈话。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开会。十时，去瀛台参观重工业展览，至次日晨一时。

6月30日　下午六时半，接受南斯拉夫首任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件好事情。我们同你们迟延建交是有其理由的，这就是我们希望同苏联一起同你们搞好关系。现在这个僵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国际局势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促进了彼此关系的改善。这是为了国际和平事业，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我们要强调共同的地方，至于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展开讨论，但如果不能得到一致的意见，那可以放在一旁，以后再谈，不使它妨碍彼此的关系，这是有好处的。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以外交部副部长钱达为团长的印度文化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济深、黄炎培、陈云、邓小平、陈毅、李维汉在座。随后，同胡志明一起在怀仁堂观看印度文化代表团艺术家的演出。

同日　晚十一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开会。

6月下旬　阅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六月十一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八期刊载的三篇材料，其中一篇材料《中共滁县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滁县白庙乡、全椒三圣乡处理自发社情况的通报》说：这两个乡所以有很多自发社，是在乡村干部和党团员不根据实际情况，盲目追求合作化的情绪指导下造成的。同时，也受到老社增产的影响，这两个乡的老社皆增产，对周围农民影响很大。而在处理自发社时，采取了简单地强迫命令和轻率的态度，勒令改组，挫折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和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其后果是极坏的。毛泽东批注：“此篇可阅。”

7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罗迈进交来苏共中央关于同南斯拉夫谈判的通知和同尼赫鲁谈判的通知这两个文件。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康生、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陪同胡志明、长征(69)参加中共北京市委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四周年和欢迎越南政府代表团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游园晚会。

7月2日　阅中共山东省委六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抗旱夏种的紧急通知。通知提出：要求在一切旱灾地区，全力突击抗旱播种。地、县委负责同志要深入灾区，大力发动群众，坚定干部群众的抗旱信心。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转发河南、陕西两省委作参考。”

7月3日　下午四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开会。晚八时，在颐年堂再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开会。九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会谈。

7月4日　为转发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专题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上海局，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现将北京国家机关党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专题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你们那里如有相同的偏向，望注意纠正。”并批示：“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四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邓小平、陈毅、乌兰夫、李维汉、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马叙伦、章伯钧、陈嘉庚、许德珩、李烛尘、章乃器。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继续开会。

7月5日—30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7月5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议。

7月6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韦国清汇报工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出席。

7月7日　审阅彭德怀本日关于对台湾驾机起义人员的奖励标准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鉴于过去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奖励标准，现拟按起义者政治上的自觉程度和驾驶的不同机种，分别给予不同的奖金：一、驾驶喷气式战斗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二、驾驶螺旋桨战斗机和轰炸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六千元；三、驾驶运输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五千元；四、驾驶教练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三千元。毛泽东批示：“刘、周、陈、朱、彭真、小平阅，退彭办。似应提高一些。如二万，一万五千，一万，八千等。”中央军委据此提高奖励标准后，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关于对台湾空军起义人员奖励标准的规定。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陆定一、罗瑞卿、周扬、谭政、邓拓谈话，中间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胡乔木参加。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款待胡志明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彭真、彭德怀等参加。宴会后，出席中越联合公报的签字仪式。公报呼吁贯彻日内瓦协议以使越南通过普选实现和平统一，并表明中越两国在民族解放斗争、经济建设等方面相互支持、平等合作的一致决心。晚八时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同胡志明、长征等交谈。

7月8日　阅《人民日报》总编室七月六日编印的《人民日报情况》。其中第五页《读者反映山西和顺、昔阳两县农民缺粮情况严重》材料说：据六月中旬收到的和顺、昔阳等地读者来信反映，由于缺粮十分严重，不少农民放弃了生产，成群结队到外地投亲找事或行乞。农民怨言很多，各种谣言不断出现。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第五页所载山西两个县缺粮情况是否属实，请转山西省委派人前往调查，以其结果报告中央为盼。”

7月9日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接到刘少奇电话。刘少奇说：邓子恢同志对农业合作社问题有些意见，同他谈了一次。我准备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请邓子恢同志参加。

7月10日　为转发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专题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现将北京国家机关党委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专题报告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参酌办理。各省市情况，望仿此方式择要上报。”并批示：“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并印发在京各中委和军委各部门。”

同日　晚七时，同刘少奇谈话。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彭真、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出席。

7月11日　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谭震林、邓子恢、廖鲁言、陈正人、刘建勋(70)、陈伯达、杜润生谈农业合作化问题。邓子恢首先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谈话于下午五时四十分结束。

7月12日　晚七时二十分，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九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开会。

7月13日　阅中央五人小组(71)办公室关于中央一级机关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情况简报。简报说：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分别对所属单位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后，运动较以前有较大进展，但仍有少数单位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或发动得很差。有些单位领导上还存在着右倾麻痹思想，不敢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不少单位对在小组中有领导有重点地开展揭露反革命活动的思想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经验。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简报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关于北京方面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经验，前已将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两件发给你们。现又有中央五人小组办公室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简报一件，特再发给你们。此件内容虽然和前两件有一些重复，但仍有参考的价值。盼望你们的报告。”并批示：“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在京各中委，军委委员，军委系统各部门首长，中央各部委，中央政府各党组及若干重要干部各一份。”

同日　审阅彭德怀七月十二日报送的关于军队拟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为适应阶级斗争的新时期加强党的纪律的任务，经军委研究，拟成立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报告提出军委监察委员会以罗荣桓为书记，谭政、宋任穷为副书记。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请提中央会议通过。”

同日　致信陈叔通、黄炎培：“送上浙江农村材料一件，暇时可一阅，阅后掷还为荷！”浙江农村材料，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端正互利政策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上海局的指示。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话。后同陆定一、罗瑞卿谈话。

7月14日　阅彭德怀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七月八日召开的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会议的纪要。纪要说：我们在研究沿海作战时，必须把军事、政治、外交等因素同时加以考虑，不能单纯从军事出发，而在采取军事行动时必须紧紧掌握战必胜的原则，必须慎重，不能急躁。会议决定目前沿海的作战方针，应是坚持军委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三日对沿海作战的方针，即：要充分准备，逐岛攻击，先选敌最小最弱的一个岛子攻占之，求得战必胜，攻占后即巩固之，然后再看情况决定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毛泽东批示：“退彭德怀同志：同意。”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罗瑞卿开会。

7月15日　审阅萧华报送的他七月十四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直属机关和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的关于进一步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报告。报告认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军队的破坏是严重的，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右倾麻痹。报告提出全军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次广大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以保证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毛泽东批示：“周、朱、陈、邓阅。退萧华：此件似可发给各级党委，至师党委为止。”

同日　阅周恩来七月十一日送阅的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六月中旬给周恩来的来信。来信感谢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所表现的谅解和合作的精神。毛泽东批示：“似可回一封信，以资联络。”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林铁、吴芝圃、王任重、周礼(72)、柯庆施、舒同谈农业合作化问题，谭震林、陈伯达参加。毛泽东说：（一）在这几年以内，搞合作社主要是依靠贫农，还是依靠中农？什么人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的动态如何？（王任重：贫农听说合作化要慢一点，感到“冷半截”，说又要多受几年苦了。富裕中农听到说合作化要放慢一点，感到很兴奋，说“如同朝拜木兰山”。）要以贫农为基础，包括新中农（新中农里的富裕中农除外）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合计在南方约为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北方约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些人拥护合作社、统购统销，有了这些人做基础就好办事了。（二）关于合作社的发展，原来我也主张停一年，在南方不要办得太快。看到浙江、安徽都搞了好几万个社，我的主意变了，为什么其他省不可以多搞一些呢？说合作社办得不好，不巩固，刚办起来当然会有许多问题，像新修的坝一样不坚固，要加工修筑。河北省派了一万二千干部下乡，搞了两个月，只有百分之六的社解散了，百分之七的户退出了，其余百分之九十四的社、百分之九十三的户都巩固下来了。各省也要这样做，每发展一批就要巩固一批，要派大批干部下乡，在统购以前好好整顿一番。把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改为三分之一左右是我的意见，实际上可能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现在已经有些县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并没有什么问题。（三）对中农半妥协的问题。对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中农入社作价很低，一百年还清等于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不要揩中农的油，照顾到中农的利益，就是半妥协，全妥协就是不搞社会主义。合作社增产了，中农收入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中农满意了，这就可以。牲口折价低了要调整，归公多了不好可以改正，有的社牲口没有瘦，没有死，有的社十五头增为十九头，小牛换大牛就很好，不一定一律改为私有私喂。（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社会经济的规律是不能违反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生产力是最活跃的。生产关系处理得好，生产力就会发展，牲口增加，猪增加，肥料增加。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破坏生产力。合作社是改变生产关系的，农民的私有观念很强，先改为部分公有，即半社会主义，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河北有一个合作社把十几个牲口集中起来喂养，乱打架，四十八根缰绳都搞断了，这样就不如私有私喂，租用雇用。生产关系处理得不好，违反了经济规律，农民会骂人，要砍树，对生产不利。统购任务过大，农民就顶牛。上层建筑不能违反经济发展规律，违反了就会使生产力起埂子。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力的停滞、下降或发展。我们的各项政策一定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政策过头不对头，对生产力的影响是很灵的。（五）今年农村工作要搞好。还有半年时间，要搞好生产，搞好政策，搞好互助合作和统购统销。定产要定到户，产量定得低一点，“四留”要留得多一点，就不顶牛了，好办了，农民的积极性就大了。农业生产计划你们要搞得比中央大一点，要努力超过，多想办法。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河北合作社社员里贫农（包括新中农）约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老中农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你们各省也摸一摸，到底情形如何，告诉我，我现在很注意农村阶级情况。有困难，要抓紧，抓而不紧不行。如互助组不纯，不要全组转社，要经过个别吸收办法，妥善处理。富裕中农不入社不强制，而且不吸收，让他找上门来，还要他等一等。

7月16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下午五时，同张经武、胡乔木谈话。

7月17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日开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出席。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陆定一汇报十一个省五人小组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罗瑞卿、张际春、宋任穷出席。

7月18日　致信杜润生：“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议（四、五月间）(73)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

同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晚上，去中南海瀛台参观重工业展览。

7月19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报送的《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在省直、地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作的结论。这两个文件提出开展这一斗争的重点和方针政策、原则要求、具体部署，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这个斗争的领导。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两个文件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的批语，指出：“河北省委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四日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和张承先同志在省直与地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所作的结论，都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并批示：“刘、邓、陆定一阅，尚昆办。此件值得过细看一下。我们谈过的一些问题，这里都解决得很好。”

同日　阅中央警卫团三名河南籍战士受毛泽东所派回乡探亲后写的调查材料。关于河南兰考县一个村的调查材料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困难户太多，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在材料上写批语：“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关于河南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材料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现在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过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毛泽东在材料上写批语：“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关于河南新蔡县一个乡的调查材料说：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有些人为买粮把农具、日用品都卖光了。而有些区、乡、村干部的余粮则未卖，农民有意见。毛泽东在材料上写批语：“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老中农）有三百二十斤余粮，只卖出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二十斤，人民有意见。”以上三个材料，毛泽东均批送吴芝圃阅后退回。

7月20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七月十九日报送的陆定一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删去发言稿中“凡是希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得到成功的人，不管自己是唯心主义者或是唯物主义者，都应该积极赞助或者不要反对现在正在进行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一段，批注：“要求资产阶级和宗教信徒积极赞助和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很难的。”又删去“我们也应该在广大的青年群众中、妇女群众中、学生中、工人中，积极宣传无神论，这就是通俗化的唯物主义思想”一段，批注：“这一点可在另外的地方讲，暂时不要在这个会上讲。”毛泽东批示：“送交陆定一同志：除小平修改的以外，我又修改了一些（打红画的），请你加以酌定。”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七月十八日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情况的通报，起草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上海市委的通报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你们的好经验，望择要报来”。并批示：“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各单位。”

同日　为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审干办公室七月十四日《关于北京军区、公安军、各特种兵等单位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情况简报》，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希望你们和当地军事机关联系和配合进行，并给他们以帮助。你们的五人小组开会时应邀军事机关的适当代表参加。”并批示：“刘、周、邓、彭德怀、谭政阅，尚昆用电报发去。”

同日　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七月十七日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正确的。各地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可以参考广东的经验。”并批示：“刘、周、邓、彭真、陈云、陆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另印发北京各单位。此件很好。内有关于历史的估计。”广东省委的报告说：广东的组织内部不纯情况是十分严重的。解放以来干部队伍构成复杂，而纯洁内部工作又做得差。要较彻底地解决内部不纯、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没有一个大的运动是不可能的。

同日　下午四时半至晚八时半，听取中央警卫团几名警卫战士汇报农村情况，并一起吃晚饭。他们受毛泽东所派，回乡探亲时作了调查。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日开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出席。

同日　晚十时二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前湖边同胡志明、长征等话别，至次日晨零时十五分结束。七月二十一日，胡志明一行离开北京回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到西郊机场送行。

7月21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7月22日　审阅廖鲁言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发言稿主要谈四个问题：（一）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的粮食、棉花、油料以及牲畜、水产等各项增产指标是比较可靠的，是可以完成并可以超过的。（二）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所规定的工农业投资比例是适当的，也是符合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的具体条件的。（三）对几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应有恰当的估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绩是很大的。（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了农业生产，农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毛泽东批示：“即送陈云同志：请你即看一下，有无与你所讲相矛盾的地方。阅后即退廖鲁言同志。我觉得此件很好。”

同日　晨六时半至上午十时，听取中央警卫团七名广东、广西、湖南籍警卫战士回乡探亲所了解的农村情况的汇报，阅看他们写的调查材料。对其中三人的材料写了批语。关于广东南雄县一个村的调查材料说：该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被评为全县二等模范社。农民都踊跃卖余粮，但也有极少数农民不愿意卖余粮，有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在材料上写道：“扣留了两户不愿卖余粮的。合作社很好。”关于广西防城县一个村的调查材料说：该村对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个有真正的苦。报告还谈到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在材料上写道：“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关于湖南宁乡县一个乡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写道：“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7月23日　阅中共陕西省委七月二十日关于当前批准逮捕人犯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从最近反映的批捕人犯工作情况看，不少拟捕对象的罪证是失实的。根据这种情况，各地党委必须注意：一、严格掌握中央公安会议所规定的应捕和不应捕的政策界线；二、各地联合办公机构要特别加强审查批捕人犯名单的工作；三、大捕以前还需做好捕前的一系列组织工作；四、鉴于各地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部分地区逮捕工作的时间应有所推迟。毛泽东批示：“罗瑞卿同志：此件所说问题带一般性，请加注意。此件请你们商量一下，可否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党委注意仿办。”

同日　上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7月24日　上午，同刘少奇、陈伯达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前湖边，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

7月25日　上午，同胡乔木、陈伯达、廖鲁言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7月26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约柯庆施、舒同、欧阳钦、黄欧东、林铁、陶鲁笳(74)、王任重、吴芝圃谈话，谭震林、陈伯达参加。毛泽东说：和邓子恢同志的争论可以和缓下来，观点汇合了。你们回去，每个乡（除坏乡外）都搞一点合作社，搞一个也好，包括明夏在内。要有充分准备，又要做巩固工作。要准备材料，要有思想性。材料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单是供应材料不行，要加工，要消化。要有材料为证，达到说服的目的。个人决定好，还是集体领导好？有不同意见就要辩论，没有取得多数同意就不要发指示。开会、发电报，要有纪律。合作社的巩固工作，一年抓三次，订计划一次，检查生产一次，分配搞一次，就搞好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办合作社要分多批，宣传一批，觉悟一批，发展一批。八年工夫搞半社会主义，还有五年半，赶上来不算落后。富裕农民提高了觉悟的也让他进来。地富在三年到四年内不要，比较稳当，以后准其加入老社。要做发展猪、牛、油料的计划，多搞点油料。过渡时期，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是最革命最积极的因素。改变所有制必须改善技术，没有机器也还是要搞合作化。

7月27日　上午，同邓小平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晚九时，去中南海怀仁堂参观治理黄河展览。

同日　晚十时二十分，同彭真谈话。

7月28日　阅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七月十五日关于召开全省粮食会议情况给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报告说：黑龙江省于七月六日至十日召开的粮食会议传达讨论了全国粮食会议精神，与会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坚决压缩销量，适当减低购量”的方针，表示要坚决把粮食销量压下来。会议认为实行“以人定量”的供应制度是压缩销量的重要措施。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报告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粮食问题极为重要，各地必须抓紧处理。现将黑龙江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并批示：“刘、周、陈云、小平阅发。”

同日　晚上，彭真来向毛泽东请示有关问题。

7月29日　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的《农业合作化最近简报》。简报说：全国现有六十五万个农业合作社，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度的发展计划，据现有材料统计，将由现有约六十五万个社发展到一百零三万余个。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印发各省市委书记及应到会的人（政治局委员加若干在京干部），原件用后退我为盼。我在此件表上的侧面及背面所写的字不要印。”毛泽东所写文字的主要内容有：“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在改变所有制的问题上，即端正政策的问题。‘揩油’问题已经发生，应当教育农民不要‘揩油’，应当端正各项政策，并以发放贷款的办法去支持贫农，这是一方面。但同时应当教育中农顾大局，只要能增产，只要产量收入比过去多，小小的入社时的不公道，也就算了。要教育两方面的人顾大局，而不是所谓‘全妥协’，全妥协就没有社会主义了。又团结、又斗争是我们的方针。”“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是否有把握（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即是否冒进？去年是否冒进了十万个社？今后一年又由六十五万个社，增至一百零三万个社……是否可以？”

同日　上午，同邓小平谈话。

同日　下午一时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邓子恢、陈伯达开会。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前湖边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

同日　复信黄守(75)：“七月四日惠书收到。深表同情。寄上人民币二百元，聊为杯水之助。再有困难，望续告。”

7月30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会议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批准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批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前湖边，同周小舟、黄岩、邵式平(76)、李井泉、于一川、周林(77)、张德生、张仲良(78)、王恩茂、乌兰夫、吴德(79)、陈漫远谈话。次日下午一时四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陶铸、江华、周小舟谈话。

7月31日　下午三时，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一开头提出对农业合作化的形势估计和指导方针，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报告批评了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报告说：“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报告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报告论述了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说：有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报告批评了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有破坏工农联盟危险的看法，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骤，报告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时间十八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同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农业合作化进度等问题上的所谓错误(80)。

8月1日　上午九时四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小舟、王任重、陶铸、黄岩、江华、柯庆施、吴芝圃谈话。十一时五十分，同李井泉、廖志高、于一川、周林谈话。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和粮食“三定”等问题。会议于本日结束。

8月3日　为转发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七月二十九日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专题简报，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此件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给各单位仿照办理。”并批示：“刘、朱、周、陈、邓即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简报提出进一步深入开展运动应当注意解决的问题：第一，克服干部中存在的自满情绪和麻痹思想，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第二，克服一般化的领导方法和粗糙简单的斗争方式，注意调查研究。

同日　审阅彭德怀八月二日报送的关于在现役军官中准备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请示报告，批示：“刘、邓：请印发各政治局委员，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批准。”

同日　审阅修改李先念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稿。将指示稿的“一九五五年春季许多叫喊缺粮的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缺粮”的后半句，改为“其中绝大多数并不是真正缺粮”。指示稿说：“中央检查了一九五三年以来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大体还好，问题不少。”毛泽东将“大体还好，问题不少”改为“虽然问题不少，但是大体上是好的”。指示稿说：“这样农民就能够留有较多的粮食，用以改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再生产。”毛泽东在“用以改善生活”后，加写“增加牲畜饲料”。将指示稿的“必须抓紧每年七至十二月的销量，在这一期间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销得过多”，改为“必须抓紧每年七至十二月的销量，在这一期间，教育农民吃少一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或国家销得过多”。并批示：“即送刘、朱、周、陈、邓、先念同志阅，尚昆办。照此办理。在第一、二、三、四页上改了或加了几句话。”“各项办法和表格已阅，均照办。”

同日　复信孙燕(81)：“你的信收到，很高兴。你们想到北京一看，是可以的；但是今年不要来，明年再说吧。你母亲在何处工作，情况如何？如有困难，可告知。”

同日　下午，同邓子恢谈话。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罗瑞卿、陆定一出席。

8月4日　为转发北京军区空军党委关于勤杂人员中发现的严重问题的通报，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勤杂人员成分不纯问题，很值得注意，应在此次肃反斗争中予以解决。”并批示：“刘、周、陈、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八月二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三三四号。简报反映儿童读物奇缺，有关部门重视不够。毛泽东批示：“林枫同志：此事请你注意，邀些有关的同志谈一下，设法解决。”

8月5日　为转发建筑工程部五人小组七月二十五日关于在设计部门中发动技术人员开展肃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建筑工程部五人小组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一切有工程技术人员的单位仿照办理。”并批示：“刘、周、陈、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报告介绍了该部肃反斗争的经验：第一，领导思想上必须认识技术人员中同样绝大多数是好人，要善于把不良的思想作风和由于技术水平不高所造成的过错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区别开来。第二，领导必须亲自动手，反复动员，交代政策，提高觉悟，解除顾虑。第三，重视发动技术人员参加运动。第四，造成一种群众性的劝说运动。

同日　复信湘潭县韶山乡政府：“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合作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同日　复信湘潭县云源乡政府：“你们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乡间情形，尚望随时告我为盼！顺祝工作进步！”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审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修改样式。

8月6日　阅粟裕七月十一日关于修建福建地区一线机场及布置空军部队进驻福建问题的检讨报告。报告说：总参谋部关于修建福建地区一线机场及布置空军进驻福建，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对空军进驻福建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不周到，对由此影响到的复杂的外交斗争理解不深刻，没有及时请示，应该引以为今后工作的教训。今后要经常到下面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借机学习，以克服事务主义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批示：“彭阅，退粟裕同志。有计划地每年下部队检查几次，很有必要。”又批示：“我已于五月十九日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因此你们已无不事先请示的责任，只有在后来决定具体部署时没有请示的责任。”

同日　复信刘松林(82)：“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你要的列宁选集两卷，给你送上。”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北戴河，住一号楼。在北戴河期间，一面休息一面工作。每天下午到海滨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

8月7日　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七月二十四日关于广州市属机关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请你们特别注意充分发动群众和反复交代政策这两点。”并批示：“刘、周、邓、陆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8月8日　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转报的洛阳拖拉机厂临时党委七月二十九日关于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指出：“关于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开展肃反斗争，既要肃清一切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并作适当的处理，又要团结、教育和提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好人（包括犯有某些错误的人在内），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的经验中，现有洛阳拖拉机厂党委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有关各单位。但应指出：该厂参加坦白检举运动的工程师和四级以上技术员四十八人中，有重点斗争对象十三人，这个比例很大。现在假定这十三人都是有反革命的历史问题或现行问题的人，我们必须注意分别情节轻重，做出不同的结论，争取其中的多数人留在厂内，在领导控制和群众监督之下，继续工作，在工作中加以改造。只对极少数几个人，因为情节十分严重，留在厂内极为不利，可考虑另外的处理办法。此点望各级党委严重注意。”并批示：“刘、朱、陈、周、陆定一、罗瑞卿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前批各件是否都已办了？我处没有收到印件）。”

同日　阅昆明军区八月一日关于肃反运动情况的简报，批示谭政：“此件似可转发。你是否都看这类报告？应当都看，择要转发，及时指导各地。每隔一个半月，应召集全军性的会议讨论一次。”

同日　阅南京军区政治部七月三十日转报的安徽省军区党委和政治部关于肃反情况的简报。简报提出在兵役干部中存在问题较多，必须注意清理。毛泽东批示谭政：“兵役干部复杂，不独安徽为然，此件似可转发各省军区仿办，请酌处。萧华病况如何，盼告。”

8月11日　致电金日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愉快地接受并感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以朱德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将前往贵国参加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在平壤举行的纪念朝鲜解放十周年典礼。”晚上，同朱德谈话。次日，朱德率代表团赴朝鲜。

8月12日　审阅彭德怀八月六日关于一九五五年度复员、征兵、补充现役兵及组建预备训练师问题的报告，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各政治局委员，于数日内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金日成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周年。电报说：“朝鲜停战以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遵守朝鲜停战协定，朝中两国政府始终本着协商精神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是和平的敌人却多方图谋破坏停战协定，致使朝鲜停战至今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是，朝鲜停战协定决不容许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必须实现。”

8月13日　为转发中共湖北省委八月五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规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说：“现将湖北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湖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为什么‘有些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不是比土地改革时期的劲头更大，热情更高，而是滋长着一种极其危险的消极和怕困难的情绪’的问题，应当加以分析，给予明确的回答。关于各省区在一九五六年秋季以前按照实际情况究竟能够发展到多少个社的问题，望和较多的同志加以研究，确定一个计划，报告中央。湖北各地委目前正在召集区委委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地、县、区的规划布局。湖北省委准备召开地书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和确定全省规划方案。中央希望各省区也能这样做，时间或在八月底，或在九月上中旬，以在九月二十日以前研究和确定全省区的规划方案为适宜。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于九月二十日以前，务必作出切实的部署，连同全省发展规划，一起报来为盼。”并批示：“刘、陈、周、小平阅，尚昆办。另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农业部党组及各有关同志。”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关于城市设计院揭发出冒牌工程师的情况简报的批语稿，修改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针是：坚决保护一切好人，而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必须发动群众认真清查出来，并作适当的处理。”并批示：“刘、陈、邓、陆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8月15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讨论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及中央十人小组等问题，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李富春、陆定一、罗瑞卿等出席。

8月16日　为转发中共辽宁省委八月十二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给中央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说：“中央认为辽宁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相互关系问题，必须强调二者的紧密联系，而不可只强调前者，减弱后者。因为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关于整社建社扩社的各项准备工作，辽宁省委指出，应包括‘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积极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逐级做好发展社的全面规划，特别是着重解决村一级（按即乡一级，东北各省还未改称乡）合作化的阶级规划；继续做好现有社整顿巩固工作，进一步贯彻合作化的具体政策，审查、清理和纯洁合作社的组织；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打好建社的基础；把整社建社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这些都是适当的。辽宁省委决定于九月上旬召开全省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的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各省可以酌量仿行。辽宁没有地委一级，为了加强对合作化的领导，立即建立这一级机构，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并批示：“刘、陈、彭真、小平、陈毅、恩来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8月17日　阅黄炎培为转交袁希洛致毛泽东函而写给徐冰的信，批示：“刘、周、陈、邓、彭真、陈毅阅，退毛。似可允其来京一行，并参加国庆观礼。此人是江苏教育会派要人之一，似可考虑给以某种名义。”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听取陆定一汇报中央十人小组会议情况，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李富春、陆定一、罗瑞卿、周扬等出席。

8月18日　阅广州军区政治部八月十三日关于驻广州市部队发生严重中毒事件给总政治部的报告。报告说：驻广州市部队在八一建军节期间先后有二十四个伙食单位一千五百余人中毒，初步分析，有的是因反革命分子投毒所致，有的是因食物腐烂所致。各单位正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查清问题的性质，予以处理。毛泽东批示：“罗瑞卿、邓小平、杨尚昆、汪东兴各同志阅。敌人放毒事值得注意。请你们对中央机关的防卫问题，加强注意。”

同日　晚上，同萧华谈话。

8月19日　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八月十四日关于清查处理敌人的档案给所属并报中央的紧急通知，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关于妥善地保存和严格地清查处理敌人遗留下来的各项档案材料，对于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审查干部的工作，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档案，不但省市一级大量存在，而且在专县两级也是存在的，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通令所属妥善保存，并严格地加以清查和处理。广东省委对于此事已作了适当的部署，现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仿照广东的办法，作出同样的部署。”并批示：“刘、陈、彭真、小平、瑞卿、定一阅，尚昆办。”紧急通知说：解放后各地区接收了不少敌人遗留下来的档案，对我肃清反革命分子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发现不少单位将这些档案予以烧毁或作废纸出卖，大部分地区在对敌斗争中也未很好地加以利用。通知对妥善保存过去接收的档案作出具体部署。

8月20日　复信赫鲁晓夫：“您七月七日的来信以及附来的南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和苏共中央复南共中央的信，都已阅悉。我们完全同意苏共中央给南共中央信中所阐述的观点，完全同意苏共中央对南共所采取的耐心争取的方针。中国党也将利用一切可能，同各兄弟党一道，进行这个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同日　阅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八月十七日关于印度群众要求收复果阿(83)斗争的新发展和葡萄牙当局进行血腥镇压等情况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建议国内群众团体对印度人民的这一斗争表示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对殖民主义的暴行予以谴责，并在报纸和新闻上予以评论。毛泽东批示：“周总理：我国人民团体和舆论界对此应有所表示。”二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五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支持印度人民收复果阿斗争的通知稿时，加上沈阳、重庆、西安三个城市。并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拟议增加三个城市，报道亦可发来北京，因为此事有颇大的国际意义。请小平处理。”

同日　阅中共广东省委八月十三日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广东省委为了贯彻中央肃反指示，对今后运动作了计划：对前一段运动进行总结、检查；对省、地、县肃反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各单位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分出一些人管业务；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反复交代政策；有计划地掀起高潮，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打击敌人。毛泽东批示：“陆定一、罗瑞卿同志：此件值得一看。此件中的意见，请考虑是否有一些可以吸收到你们现正起草的中央文件(84)中去。”

8月21日　嘱机要秘书电话告陈伯达来北戴河。

8月22日　审阅修改经邓小平改后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修正草案）》，主要作两处修改：（一）在指示稿谈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畏罪自杀与假自杀”问题处，加写：“但是为了保存有用材料的目的，也要尽可能地防止反革命分子的自杀”。（二）在指示稿中的“对高级技术人员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也是不对的”一句后，加写：“对少数因有某种必要经中央或各省市委区党委批准暂时不去触动的人，不在此例”。审改后批示：“即退小平同志处理。此件很好。略为作了一点修改。”

同日　晨，听取彭真汇报各国议会联盟问题。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派中国代表团参加各国议会联盟问题，刘少奇、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

8月23日　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征求意见。附信说：“各同志：此件已根据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讨论，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谈建社准备工作一段和谈苏联经验的两段，其余都是文字方面的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一、两天内看一下，提出修改意见，于八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退还给我为盼！”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在军队中成立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根据中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指示，我们认为在军队中亦应成立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并同时结束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现将总政治部所拟的关于在军队中成立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通知送上，请批示。毛泽东批示：“陈云、小平阅，退军委照办。”

8月25日　晚上，同访问朝鲜后回国的朱德谈话。

8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下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通知：“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现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修正本），发给你们。你们收到后，可即印发给各级党委、党组、党内干部直至农村支部，但暂时不要在公开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带去的未修正本，请缴还中央办公厅。”

同日　阅中共青海省委八月二十日关于在牧业区提倡畜牧业生产中的原有团结互助组织形式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小平、尚昆同志：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但对其他来报，例如青海省委关于畜牧问题的请示电报，仍应批交‘农村工作部办’。”

同日　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八月十九日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央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述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并批示：“刘、朱、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报告说：八月十一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经研究讨论，确定广东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达到合作化。为保证大发展计划的实现，必须做好训练干部、整党建党和党外的思想教育宣传工作。对新建社明确了几项政策：对社的形式与内容，一二年内不要要求太高级、太复杂；要求做好土地入股，其他牲畜、农具等入股问题待条件成熟后逐步解决；不要急于搞投资过大、过分集中的副业生产；贯彻互利政策；为着解决社员的家畜饲料与吃菜等需要，必须适当留给每户社员一份耕地。

同日　审阅修改经刘少奇、邓小平修改后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在指示稿谈到各项工作部署问题的末尾，加写一段话：“除了分批进行这一个部署以外，在一个工作单位中，凡是同完成五年计划中的年度季度月度计划有关的单位，必须将领导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主持日常工作，在大问题上兼顾肃反，另一部分人专门主持肃反工作。群众则须在工余课余进行肃反，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占用一部分工课时间，但以不误工课为原则。”在指示稿谈到对反革命分子“我们有材料但坚不坦白的必须坚决逮捕”一句后，加写“（我们无材料则不要轻易逮捕）”。审改后批示：“少奇、小平同志：在第十二页上加了一段。不加这一段则没有完全解决误工误课问题。如以为可，即可照发。”

8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准备事项，主要是深入了解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合作化的全面规划。此项准备工作，须于九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

同日　为转发中共热河(85)省委八月二十日关于农业合作化计划的报告和青海省委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央认为这两个报告是正确的。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各该省基本上完成合作化的全面规划，热河省委还对全部农村工作做了安排，这些都是好的。”并批示：“刘、朱、陈、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抄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党组。”

8月31日　为转发中共安徽省委八月二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央认为安徽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安徽省委还在十个具体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中央认为安徽可以按照这些意见去做，在做的中间再考验这些意见的正确性，如有某些需要修改的地方，那时可以进行修改。中央认为这十条意见应当提到全国各省市各自治区，在适当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征求意见，并于今年国庆节以前报告中央。”并批示：“周、陈(86)阅后，即送刘、朱、陈、彭真、小平、子恢阅，尚昆用电报即速发去。另抄在京各中委、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农业部党组。”报告说：安徽省八月六日至十日在地、市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部长一级会议上传达和讨论了主席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指示与主席在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会议一致认为主席指示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办社已成为群众运动。必须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小脚女人”才能正确贯彻主席的指示。报告就耕畜和农具的处理、土地和劳力的分配、社员投资、社员自留地、副业、防止单干农民不愿兴修水利、鼓励社员积肥、吸收鳏寡孤独农民入社、小手工业者入社、常年互助组共十个办社的具体问题提出意见。

同日　阅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八月二十七日报送的金日成首相同朱德副主席谈话的摘要。金日成介绍朝鲜在战争时期及战后建立地下工厂的情况时说：地下工厂可以保障战争时期的安全生产。地下建厂不像地面建筑那样复杂，建设起来也很坚固。在地下也可以建立大型工厂。地下工厂只是要求好的通气设备和排水设备。毛泽东批示：“陈云、李富春同志阅，退毛。关于地下工厂一段，值得一看。我国似亦应注意建立地下工厂。”

9月1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胡志明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电报说：“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和通过全国选举实现越南统一的协议，但目前和平的敌人却又在阴谋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实施，这是一切正义的人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召开南北双方协商会议以准备全国自由选举所作的不断努力，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同日　阅中共广东省委八月二十三日关于一九五六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训练经费与贷款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广东省一九五六年新建社骨干的训练需经费一百二十七万六千元，一九五六年新社与老社的巩固工作又需训练经费一百一十八万三千元，两项共计二百四十六万元，需请中央拨付。另外，新建社的贫农合作基金以及合作社必要的基建、副业生产和开耕的生产费用合计共需贷款三千七百八十三万元，也请求中央予以解决。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这类电报须速复，请告子恢办理。广东所提要求我看是合理的。照此计算，全国每年须付干部训练费约五千万元左右，在几年内每年须付贷款五亿元左右，付出这两笔钱是值得的。”

同日　阅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八月三十日编印的《粮食简报》第十六期。简报登载了江苏省粮食“三定”工作经验的电话汇报。毛泽东批示：“先念同志：此类经验，宜用电话向各省市通知，此类简报也可以用最快办法送去各省市。总之，迅速交换经验，及时指导运动，随时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最为紧要。以上请酌处。”

同日　晨四时半，去海滨观看海水落潮，并游泳至上午八时半。下午，看望周恩来。

9月2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修改问题。

9月3日　阅中共黑龙江省委八月十七日关于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和山西省委八月二十二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确定，到一九五七年春耕以前入社农户发展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山西省确定，到一九五七年入社农户达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毛泽东为中央分别起草转发这两个报告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肯定它们的方针是正确的。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9月4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八月二十八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全省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指标，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入社农户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报告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肯定河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

同日　为转发中共福建省委八月三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福建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一）新中农中间出现了富裕中农（即上中农），这些人中间除了若干政治觉悟较高的人以外，其余的人暂时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原来就不富裕，有些则因为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不正当地受了一些侵犯，这些人在经济地位上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大体相似，他们对于加入合作社一般地感到兴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故在一切合作化还没有达到高潮，富裕中农还缺乏觉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一）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在毛泽东同志报告的修正本中，对于中农只分为上中农下中农两部分，未提中中农，以免分得过细，不易区别。现在所说的下中农实际上包括原来所说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中中农两个部分）；（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人加入合作社为适宜（并应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进来，首先吸收觉悟较高的分子）。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拉入。目前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作价过低，还期过长），实际上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不可以违反的。”批语还指出：在农村中，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其次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的分子，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毛泽东并批示：“周、伯达、刘、朱、陈、邓、彭真、子恢同志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中央的这个批语，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略作补充后，连同转发的报告于九月七日下发。

同日　晚七时，在北戴河海滨浴场同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谈农业合作化问题。

同日　晚九时半，在北戴河一号楼会见邵力子(87)，周恩来、徐冰参加。

9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召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议程有两项：（甲）讨论和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乙）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代表选举工作的决议。”“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请立即开始准备，均须写成发言稿。”“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至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因为会期只有五天，不可能每人都宣读发言稿，准备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宣读自己的发言稿，而将另一部分地区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看，因此各地方同志虽然不可能都发言，但是每人都必须写好发言稿。此项发言稿，看其内容如何，准备略加修改（包括去掉合作化问题以外的某些部分），成为文章形式，在报纸上发表，借以交流经验，推动合作化运动。”并批示：“周、伯达同志阅后，即送邓小平同志：此件请小平商少奇同志，加以斟酌修改，印发各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用电报发去，须使各省市和地委于九月十一日以前收到为宜。”中共中央的这个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九月七日发出。

同日　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约陈叔通、郭沫若、张奚若、章乃器、邵力子、黄炎培座谈，并共进午餐，周恩来、徐冰参加。

同日　晚上，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9月6日　晨，致信杨尚昆：“此两件(88)，请于今日上午印好，下午即送在京各中委、候补中委、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各一份。并请告胡乔木请他研究和主持修改示范章程。”并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起草通知：“各同志：送上农业合作化决议草案（陈伯达同志起草）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廖鲁言同志根据原草案作了修改）各一件，请于收到三日内审阅一遍，批注修改意见，送还杨尚昆同志为盼！”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邓子恢、谭震林、陈伯达、杨尚昆、廖鲁言、胡乔木、田家英出席。

9月8日　阅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格列则尔曼教授关于中共中央马列学院(89)哲学教学经验给杨献珍(90)的信。信中说：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是你们反对学习当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和经验主义倾向的尖锐性。理论与实践联系是你们的经验的最宝贵的方面。在指明世界观同实际工作、党的工作作风之间的有机联系，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方面，也很有价值。把学习理论和实现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有机联系起来，也是一项重要的宝贵的经验。如果可能，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从中国哲学史当中引用一些材料，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你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跟对于你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的估价和分析结合起来，跟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毛泽东阅后写一批语：“很感兴趣地看了这封信。”

同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检讨了浙江农业合作化工作，认为一九五五年四月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是唯心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富裕农民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在党内的具体反映。报告提出，必须全党动员起来，深入地批判和克服代表富裕农民的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报告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个错误方针是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浙江省委建议的，因此应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主要责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同志现在也已经认识了自己的这个错误，并且已经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为中央起草给浙江省委的复电：“你们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收到，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并发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参考。这里再说两点：（一）报告第六页第一行‘唯心主义’，应改为‘主观主义’；报告第九页第十一行‘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富裕农民的思想’一句，应改为‘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以及代表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思想’。（二）同意你们将这个报告发到支部。”

同日　中午，同陈伯达、廖鲁言、胡乔木谈农业合作化文件。晚上，同邓子恢谈话，陈伯达参加。

9月9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八月二十日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甘肃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甘肃省委在自己的报告中还规定了多项具体的政策和办法，中央认为可以照此在甘肃实行。实行中如发现有需要修改的部分，可以在那时加以修改。全国各省，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酌量采用。”并批示：“即送刘、朱、陈、彭真、小平、子恢、伯达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因甘肃催得很急，请各同志务于本日白天看完，下午或晚上发出。”报告说，省委扩大会议检讨了今春以来在办社问题上领导思想出现的落后、迟钝和摇摆不定的问题，修正了合作社的发展计划，确定一九五七年冬季前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报告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温州地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领导方针的解释的电报和浙江省委同意温州地委解释的电报的批语稿。毛泽东重新起草中央的批语，指出：“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所规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最近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是一致的，温州地委和浙江省委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正确的。现将浙江两个文件发给你们。当地如有同样问题发生，望照此作统一的解释。”并批示：“刘、朱、陈、邓、伯达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云南省委八月三十日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报告和中央为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稿。将报告中“社会主义群众革命大风暴”改为“社会主义群众革命高潮”。对中央的批语稿作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央同意云南省委的报告，“其中关于进行规划时采用‘从省至地、县、区、乡自上而下分配指标与逐乡的自下而上讨论相结合’、‘在执行每个年度计划中，给予县委有百分之十增减的机动权’以及实事求是地灵活实现党的政策，克服千篇一律强迫群众照办的不良作风等项规定，各地均可仿行”。并批示：“刘、朱、陈、邓阅发。另印发。”

同日　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九月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安徽省委早几年就注意这个问题了，只是在最近的合作化报告中没有写上这一部分）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并批示：“刘、朱、陈、邓、彭真、子恢、伯达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报告说：省委召开的第四次党代表会议，确定了全省今后三年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计划，一九五八年入社农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实现全省农业合作化。会议还确定了全省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粮棉增产要求，研究了增产措施，要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能够增产。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的批语稿，批示：“此件已经复过，并已发各地。故只将贷款等问题再复一电就行了。刘、朱、陈、邓、子恢阅发。”经毛泽东删改后的中央批语为：“你们报告中所提贫农合作基金贷款，骨干训练经费，中央已另有通知统一拨下，故不另复。关于水利贷款，水利部已于八月二十二日召开之华北五省农田水利工作会议作了解决，请山西研究一下该会议所确定的贷款数字是否能够满足你们的需要，如尚不足，可再次提出所要求的贷款额数。”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元帅军衔问题(91)和陆定一关于肃反中一些政策问题的请示，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宋任穷、陆定一、周扬、张际春等出席。

9月10日　阅国务院九月八日关于召开粮食工作汇报会议给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江苏、浙江、安徽、四川九省人民委员会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迅速交流今年农村粮食“三定”工作的经验，及时指导运动的开展，国务院责成第五办公室在本月十二日召开第一批汇报会议。汇报的内容是各地运动的主要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偏差。毛泽东批示：“陈云同志：这种分批短期检查工作的办法很好，请告一切财经部门仿行。”

同日　复信张云逸(92)：“八月十四日的信收到。身体有起色，甚慰。我同意你的办法，即以休养为主，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为准备六中全会，这些天没有时间，候稍闲时再约谈。”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廖鲁言、胡乔木谈话。

9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评元帅军衔和农业合作化等问题，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宋任穷、杨尚昆出席。

9月12日　审阅修改陈伯达九月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稿），于晨四时批示：“刘、陈、邓、伯达阅，请于本日阅完，尚昆即印若干份（在北京发各中委和乔木、鲁言、农村工作部若干同志），用飞机送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的意见，于月底来京参加中央全会时带来。”“此件我看可用，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如伯达有不同意见，可于下午和我一谈。”毛泽东对决议草稿的修改，主要是在第九条中的“现在各省还存在着一些土地改革不彻底的落后乡村”之后，加写“大约占乡村数的百分之五左右”。

9月13日　阅身边警卫工作人员钟顺通写的家乡河北省博野县农村情况的汇报材料。材料说：这次调查了解了十五个合作社，好社有三个，中等社有五个，下等社有七个。关于“三定”政策的执行情况，有的按定产数收购，有的就不执行政策按实产数收购，打击了农民的增产情绪。农民要求，秋后一定要整社，整顿干部和党员，加强对农村干部特别是乡、村、社干部的政策思想教育。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送河北省委林铁同志阅。钟顺通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警卫工作人员。据他说，博野县有些合作社并没有认真去整顿。请省委注意此事，如果属实，应设法加以解决。”

同日　中午，先后同胡乔木、陈伯达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李先念汇报南方九省粮食会议情况，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国栋、杨尚昆出席。

9月14日　阅中共中央调查部九月十三日关于日本有关人士对我外交部关于日侨问题声明(93)的反应的报告，批示：“周总理阅，退毛。对日本似应明确提出外交关系正常化作为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已有广大舆论基础。虽然实际上日本政府现在尚不愿谈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此去压它。请加考虑。”

同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北戴河，晚上到达，住一号楼。

9月15日　上午，游泳。

9月16日　阅邓小平九月十三日转报杜润生关于中共河北省委电话询问“老中农中的中中农该划到下中农抑上中农”问题给毛泽东的信。邓小平信中说：杜润生转来河北省的问题请予以指示。我觉得：中中农这个词不要再用。从老中农的政治经济情况看来，只宜把其中生活贫困的一部分划入下中农，不宜把老中农的大部分划入下中农。不要一家一家地去确定谁是上中农或下中农，从对于愿否加入合作社的态度就可以大体判明他是属于哪一类的。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批示：“小平、子恢、伯达、鲁言同志阅，交杜润生同志处理。我认为小平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同日　北戴河大雨，游泳十分钟。

9月17日　下午，游泳。

9月18日　审阅邓小平九月十七日报送的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关于召开第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稿，说明稿主要解释了八大延迟召开的原因。毛泽东批示：“恩来同志阅，退小平办。我认为可以照这样去讲，只改了几个字。”

同日　下午，游泳。晚上，同在北京的刘少奇通电话。

9月19日　下午，游泳。后在浴场同周恩来谈话。

9月20日—23日　每天下午游泳。

9月24日　就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94)的有关问题，致信田家英：“最后部分付上，请付排。八月下旬的《人民日报》上载有邢台地委书记写的一篇关于邢台地区合作化的文章，请清出加印到河北省部分中去。此外，请商廖鲁言同志翻阅一下今年一月至九月的《人民日报》看有无好的（要是很好的）材料可用的。”此前，毛泽东为编辑这本书还有一个批示：“（一）依地区排列，制一个目录（照每篇文章上的题目，不照原件每一省市的总目）。（二）有几篇，要鲁言查明材料来源，注明在每一篇的题目之下。（三）校对一遍，文字上加以修改，使更加通俗化。（四）几天内先印几份清样，至少毛、田、乔木、伯达各一份，可能时再送刘、周、小平各一份。（五）争取月底或下月初印出四百本（样本）。（六）用人民出版社印，告知尚昆。”

9月25日　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写序言。序言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一待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同日　晚上，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9月26日　审阅《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修正稿，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此件看了一遍，觉得改得很好，较原件大有进步。我只作了一些个别的主要是文字的修改，请你斟酌采用。”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开会。下午，在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出席。

9月27日　晨，就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有关问题，致信田家英：“请付工厂照改。每省的题目和每篇的题目，均照我在目录上改的去改正。其余的，今天可以不必送我看了。迅速打出八份（加陈云同志一份），最好于今日下午或晚上送交各同志。你和乔木各分一半彻底地作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包括题目改得生动些，请告乔木。”

同日　阅田家英关于送审《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部分清样的信，批示：“都看过。修改处，请令印厂照改。是从二一四页起，不是从二〇四页起(95)。二一四页以前的，请再送来看一次。二一四页以后的题目又作了一些修改，和昨天在目录上改的有些不一样，请注意。”

同日　下午四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商谈军队授衔、授勋问题。会后于五时一起参加授衔、授勋典礼。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依次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9月28日　阅田家英关于送审《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部分注释的信，批示：“在题目和小题目上作了一些修改，请令照改。有几篇缺少刊物名称或未注明时间，应查补。按语因已改过，此份上面就未再改了。”

同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周小舟、吴芝圃、曾希圣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林伯渠、张闻天、邓小平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闭幕式，并同青年积极分子合影。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二十九日下午，继续主持预备会议。

9月30日　上午十时半至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程潜、章士钊、谭戒甫、杨树达、王季范，并共进午餐。

同日　晚十时，审阅修改陈伯达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稿后，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于今夜印十几份，明日上午即送交各政治局委员，外加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等人各一份。并请你用电话催他们于十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看完，批注意见直交陈伯达同志，二日下午或晚上必须印发到六中全会各同志。我的短信，请附印在封面上，或另印一纸条。”短信为：“政治局各同志：送上陈伯达同志准备在六中全会上讲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件，请即予审阅。如有修改的意见，请在文件上注明，于十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交陈伯达同志。”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9月　为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对所收文章仔细修改标题，并撰写按语十九篇。下面介绍的是一些按语的全文或摘要。

《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96)按语：“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一文(97)按语：“这个合作社的经验也证明，适当地，不是过多地，并且是在启发社员有了充分的觉悟以后，对于贫苦社员又加以照顾等项条件之下，发动社员投资，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

《错误地解散十八个“自发社”的教训》一文(98)按语：“这是胡乱解散合作社造成恶果的又一处教训。在这里是‘勒令改组’，在浙江是‘坚决收缩’，都是一些干部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之下做出来的。我们希望这种错误不要重复了。”

《合作化模范邓家乡》一文(99)按语中说：“有些同志认为合作化很困难，一定要出很多毛病，因此畏缩不前，不敢推广合作化，只是因为他们脱离了浙江邓家乡的这样一种领导路线。而浙江邓家乡的路线（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般），同河北遵化县第十区、安徽凤阳县城西乡的路线一样，不是别的，就是我党在全国一切群众工作中早已行之有效的一条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一文(100)按语：“作者以很大的热情研究了这个问题，所述农民的意见也确是农民自己的语言，似乎作者是到了这个乡同群众一道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全国二百几十个地委的书记，每人都下乡去研究一个至几个合作社，每人写出一两篇文章来。”

《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一文(101)按语中说：“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一文(102)按语中说：“不要以为只有老解放区才能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的运动，晚解放区则不能够，这样想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晚解放区同样可以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就若干的县、区、乡来说，晚解放区可能和老解放区同时完成、甚至先期完成合作化，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事例证明了这一点。”

《季节包工》一文(103)按语中说：“我们希望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地召开全县的合作社主任的会议，或者全县的重点合作社主任的会议，作出决定，迅速推行。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一文(104)按语中说：“这个材料指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任何情况混乱的合作社，都是可以整理的。因为加入合作社的都是劳动农民，不管他们各个阶层之间意见怎样不合，总是可以说清楚的。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这个材料又提出了一个在落后乡村是否可以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作者所说的这个合作社，就是处在一个落后村。”

《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105)按语中说：“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

《西乡县杨河坝乡党支部正确地领导了那里的互助合作》一文(106)按语中说：“根据几处地方的反映，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内设立政治副职，是必要的。各地都可以设立起来，在党支部的领导之下，专责进行政治工作。”“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样一点，即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并会见一些外国客人。

同日　晚上，阅田家英本日来信。信中说：昨夜十二点后，已是今日，少奇同志处电话告我，少奇同志对《序言》有两处文字方面的意见：（一）“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一句中的“毒瘤”二字，主张加一引号。（二）“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他们的注意”中，主张删去“他们的”三字。毛泽东阅后，对第一处意见批注：“不要加引号，因为这是就人身的毒瘤说，对于合作社是比喻，不是直说合作社。”对第二处意见批注：“已删去。”同时就编辑出版《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有关事宜批示田家英：“请照修改的文字付印。五〇五页以下各页均已看完，付上。有两事请你注意：（一）目录要照每篇题目修改的文字加以改正；（二）按语修改处，要照着改在这一个本子上。十月四日要出书（样本），务请赶快改好付印。”

10月2日　下午三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邓小平、张闻天等出席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周恩来在座。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北京市市长彭真举行的国庆联欢晚会，并会见各国文化艺术团体的负责人。

同日　审阅陈伯达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即付印，发给参加六中全会的各同志，每人一份，于明（三）日发到各人手里。”

10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郭沫若、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对你们促进重建中意两国邦交的努力，我们很赞成。重建邦交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说到困难，只有一点，我们要求意大利同蒋介石断绝关系，我们反对美国搞的“两个中国”。意大利现在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不发生在联合国承认国民党的问题。问题在于美国给意大利施加压力，要它不承认人民中国。只要意大利政府能抵抗这种压力，我们马上可以建交，估计这还要有一段时间。有些国家对中国人民并不友好，只要是建立了正常关系，我们也做生意。我们很愿意同意大利建立正常的关系，这对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商谈次日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有关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林枫、李雪峰、谭震林、刘澜涛、宋任穷、马明方出席。

10月4日—11日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会议基本上通过在试行中经过多次修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决定提交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10月4日　下午三时，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致开会词。他说：这次会议讨论两个重要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召开党的八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宽的地方在发展合作化。华北、东北，加上山东、安徽、浙江、河南，全县基本合作化的，可能超过一百个县。所以，农业合作化问题现在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很广大的问题，但是在中央领导机关，在省、市、自治区，在地委，在县、区、乡，直到合作社，内部的意见是不统一的，有不同的意见，有要快一点的，有要慢一点的。现在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运动很广大，而领导意志不统一，没有采取主动地、积极地、欢迎地、高兴地全力去做这个工作的态度。所以，现在我们有必要开这么一个会议。参加这个会议只有中央、省（市）委、地委三级，然后我们去说服县、区、乡三级，来解决意志不统一、看法不一致的问题。关于召开八大，从开国到现在，按党章规定，中间应该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没有开，这是个缺点。不过党章上也说，按照情形，可以延长或缩短。到明年开也有好处，主要是把高饶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进行的肃反工作又把相当多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搞清楚，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代表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是有好处的。

同日　复信周世钊：“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107)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108)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政。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109)。”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袁希洛，徐冰参加。当袁希洛谈到愿去台湾见蒋介石时，毛泽东说，要去台湾须先致函蒋介石，得其同意始为妥善。十二日，阅袁希洛送来的致蒋介石信。信中说：“希洛年虽八十，愿出任和平解放台湾使者”，“若承同意，即日复我”。毛泽东批示：“刘、周、陈毅、彭真阅，退毛。此人要求去见蒋，我说须得台湾许可才能去，因此他写了一封信，似可听其发去。此人书生气很重，人是好人。”“退徐冰处理。”

10月5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奈温(110)中将为团长的缅甸军事友好代表团，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陈毅在座。

10月6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三次会议。

同日　审阅陈云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稿，批示：“陈云同志：此件很好。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是否在末尾对召开八大问题说几句话，请考虑。再则原稿末尾两行所说‘得益的将有更多的同志’这个意思(111)，也可以展开多说几句，号召各财经部门的同志都应检查自己的工作，克服可能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发言稿几次提到“富裕中农”、“富裕农民”处，均在前面加上“资产阶级、富农和”七个字。

10月7日　审阅邓小平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稿，批示：“退邓小平同志。此件很好。作了一点修改，请你斟酌。”毛泽东对发言稿主要作了两处修改。在发言稿的“在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抱有右倾观点的共产党员中，确有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之后，加写“他们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另外，加写一段话：“一切在这个问题上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因为他们同党外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某些共同点，他们在资产阶级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就会丧失警觉，解除武装，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资产阶级分子的谬论。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党内党外都有人叫喊所谓‘农民苦’，而在一九五五年，党内党外又都有人叫喊所谓‘农民生产情绪低落’，我们怎样能够希望这样的同志去理直气壮地驳斥党外的那些谬论呢？”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四次会议。

10月8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副秘书长开会。会后出席七届六中全会第五次会议。

10月9日　审阅彭真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稿，批示：“退彭真同志。此件很好。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毛泽东对发言稿主要作了三处修改。在发言稿讲到应该知道农民的优点和缺点处，加写：他们“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这样两方面的情况，了解他们有保守性、但是他们的这种保守性又是可以被说服而加以改变的这样两方面的情况”。在发言稿论述“四大自由”处，加写：“所谓‘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这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的纲领，这是一条明显的富农路线，这是同我们党的限制资产阶级和限制富农的路线完全不相同的。他们不是限制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自由，而是用法令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可以进行无限制的剥削，并且加以提倡。”在发言稿论述合作化意义处，加写：它“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城市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

同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谈话。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

10月10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六次会议。

10月11日　下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闭幕，毛泽东作结论。他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在讲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毛泽东认为，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许多争论。关于在最近一个时期应不应当办一些高级社的问题，他说：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毛泽东根据会上大家的发言，对全国农业合作化提出一个新的规划：多数地区，要有三个冬春，到一九五八年春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一部分少数地区，有两个冬春就够了，其中个别地区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又一部分少数地区，需要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冬春。毛泽东说：省（市、区）、地、县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如果遇到情况不对，立即煞车，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又说：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毛泽东说：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他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

10月12日　晚上，和刘少奇在政协礼堂观看日本歌舞伎剧团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会见剧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

10月13日　下午二时半，同陈伯达谈话。

同日　下午六时，为征求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三次修正稿的意见，给在京的十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位副秘书长和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写信，全文如下：“各同志：这是第三次修正稿。请你们于收到后，即予审阅，提出修改意见，于十月十四日下午二时以前退还给我。修改之处，主要是将原来的第二第三两节，合并为第二节；增加了解释工农联盟问题的第九节；在第二节中将落后乡除外一句改为一部分边疆地区除外；在第三节中将河北省的例子删去一部分；在第五节中，在谈社员成分问题的第一第二行和谈地主富农是否可以入社的那几行都作了一些修改，将第十节中谈地富入社的那几句删去；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中也各有一些修改。在第三节的第二行、第四节的第二行和第十三行，都说了注重质量的问题；在第八节的‘第三’中，加了要有停顿、间歇的意思，还加了要有及时的批评一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在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

10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再次会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周恩来、廖承志在座。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欧阳钦、林铁、王任重、舒同、吴芝圃、周小舟、张德生、江渭清。毛泽东说：农业合作化要反右防“左”，要抓紧领导。肃反，要强调材料，核实证据，定案就比较好办了。要有超然派，头脑清醒，不亲自动手，旁观者清才不固执，好转弯。都要对党负责，听招呼，反右纠“左”都要听，实事求是。对犯错误的人不要过分责备。关于合作社规划问题，生产规划问题，一个地委先搞好一个县（两三个月内），县计划要经区、乡讨论一下，不然完全主观主义。脑袋膨胀，空气要压缩。要什么有什么，有买的就必然有卖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行下效。领导者的担子很重要，不准乱刮风。合作社发展之后要有停顿，有间歇，防止冲昏头脑。不要怕说机会主义。不顾质量只重数量，不顾条件，这是不对的。人们注意了数量，出现了冒进苗头的时候就提出质量问题，不要去硬压硬顶。一有问题，即去解决，不使问题成堆。要及时批评，不要爱好事后批评，放马后炮。今春早两个月发指示，粮食问题就好办了。错误倾向一露头就批评纠正，不然许多人犯错误，要排成队打屁股。每次会议不要太长。要写文章，先出好题目，要有思想性艺术性，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写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发现过去写得不对，改一下再发，我的农业合作化报告是经过六次修改。文化教育问题，七年之内扫盲，每人识一千字，主要靠各县来办，全县规划，编课本，各省要部署一下。过去军队打了胜仗，大家都是谈如何冲锋，如何捉俘虏，比谁缴获的多，什么都不管了，我们立刻提出新的任务，于是人们就又用脑子去了。

10月15日　晨，为再次征求对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的意见，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康生、张闻天：“此件我已全文再看了一遍，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觉得整个文件是好的。请你们于收到即看，于十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以前看完，注明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再作修改，于十六日下午交我为盼！”

同日　下午三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出席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开幕式。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众议院议员上林山荣吉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彭真、陈叔通、陈毅在座。在谈话中，毛泽东说：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以后要多来往。相互有好处、相互有帮助，相互应该感谢。我们两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国家压在我们的头上。中国现在没有完全独立，和你们的情况一样，你们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这是共同点。现在我们的台湾还没有解放，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我们两个国家，需要相互帮助，你们帮助我们，我们帮助你们，完全没有界限的。互相之间也不捣乱，我们不捣乱你们的事情，你们也不要捣乱我们的事情。各办各的事情，在友好的关系底下办事，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我们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并不是能强制建立的）。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宣传问题，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张际春、吴冷西(112)、田家英出席。

10月16日　下午，同陈伯达、田家英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两个文件的付印问题。随后，同彭真谈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情况，并一起修改刘少奇准备当晚在欢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宴会上的讲话稿。

10月17日　晨，同彭真谈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真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团长上林山荣吉的联合公报问题。

10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有关抗登陆演习和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的名单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陈赓(113)、谭政、黄克诚出席。

10月19日　阅刘澜涛十月十七日关于华北各省市传达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报告。报告说：各省市对于传达问题很重视，希望印发毛主席结论的标准记录，早日公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并提出关于中央农村工作部所犯错误的内容传达到哪一级为适宜等问题。毛泽东批示：“刘、周、邓阅，退刘澜涛同志。（一）结论已请陈伯达、田家英二同志加以整理，经我看过，并送各同志审阅后，或者可以发出。（二）全会各人发言稿，拟编印一书，发至地级或县级（待商定），其中有子恢同志的自我检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可以不要特别的传达了。”

同日　阅章乃器十月十八日的来信。信中谈了他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体会，并建议：“应该号召搞宣教工作的人们学习一些巴甫洛夫的基础知识，让他们从那里找到了‘与人为善’和‘循循善诱’的科学根据，从而减少清规和戒律；同时，还可以帮助他们正确地划清唯物和唯心的界限，以至更好地掌握辩证法则。”毛泽东批注：“此信的主要目的在这一段，意思是说，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清规戒律太多了。”并将此信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阅。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五次会议，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和外交、肃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问题。出席会议的，党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邓小平、陈毅、乌兰夫、徐冰。党外有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伯钧、马叙伦、李四光、张奚若、郭沫若、陈叔通、罗隆基、李德全、许德珩、马寅初、何香凝、章乃器、李烛尘、龙云。

10月21日　晨，听取彭真汇报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后的一些情况反映。

同日　下午三时二十分，听取胡乔木汇报文字改革会议(114)情况。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五次会议。会后，接着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0月23日　审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稿、《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草案）》，批示：“退小平照办。”

同日　阅马明方十月二十日关于西北各省座谈讨论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陈、邓阅，退毛。第二页末数行所提问题，请小平、陈云同志注意。”报告第二页末尾所提的问题是：（一）训练办社干部、开会的钱不够用，希望中央财政部批准在地方财政节余中开支；（二）现在下面很忙，希望中央各部的会议能够有所控制。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十月二十三日转发卫生部五人小组《关于检查中直第四医院肃反运动中所犯“左”倾错误与无组织无纪律错误的报告》的批语稿，在批语稿的末尾加写一段话：“一切确实发生‘左’的偏向的单位就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不要讳言‘左’的偏向。同必须克服右的偏向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地克服‘左’的偏向，才能使肃反运动自始至终地得到健康的发展。”

同日　阅林铁十月二十日关于检查博野县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在接到毛泽东九月十三日批转的警卫人员钟顺通写的情况汇报后，河北省委即派工作组协同当地干部在博野县三个乡进行了检查，其结果除与钟同志所说博野全县只有三个一类社和整社没有解决问题不相符外，其他情况均属实。通过这次检查，存在的问题已引起博野县委注意，除检查时已解决一部分外，县委正结合今年建社，在继续进行整顿中加以解决。毛泽东批示：“叶子龙(115)电话告林铁同志：此信收到了，谢谢他。”

同日　阅彭德怀十月二十一日关于成立上海警备区的报告。报告说：鉴于上海地区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为便于平时警备和战时指挥，拟成立上海警备区。其任务是：平时负责上海地区的警备治安、部队训练和国防工程构筑；战时统率上海地区部队保卫上海。毛泽东批示：“周、朱、邓阅，退彭照办。”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全体人员。毛泽东说：现在的汉人是不会欺侮你们的。宪法上也写着，不能歧视和压迫，要尊重各民族自己的风俗习惯。宪法规定你们有自治权。改革要人民同意。人民怕，就等一等。现在不要去搞社会主义，西藏的事归你们管，你们藏人看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不赞成的就不办。你们将来的改革，也不能一下子搞社会主义，要分好几步走。改革以后，贵族、喇嘛还要过和以前相等的生活。要不要改革，是你们自己的事，你们商量。改了以后，贵族、喇嘛的生活还是照旧，不能改坏。改革要你们下决心，你们不干，我们是不干的。贵族、喇嘛赞成了才干，我们不能替你们下决心。西藏几年来有进步，每年都有进步。西藏今后是会发展的，人口要发展，财产要发展，文化教育也要发展。接见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陈毅、乌兰夫、廖承志、张经武、汪锋、刘格平、宋庆龄、李济深、陈叔通、章伯钧、郭沫若参加。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对工商界的宣传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张际春、邓拓、徐冰、陈伯达、许涤新、平杰三(116)、吴冷西出席。

10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召开座谈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雪峰、李立三、高扬(117)、李富春、赖若愚、刘澜涛、陈伯达、宋任穷、谭震林、马明方、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10月26日　晚上，同傅作义谈话。

10月27日　晨，同彭真商谈关于邀请工商界人士谈话问题。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电影代表团，周恩来、陈毅、郑振铎(118)、周扬、蔡楚生(119)在座。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颐年堂邀请陈叔通、章乃器、荣毅仁、郭棣活、盛丕华、胡厥文、胡子婴、刘靖基(120)、李烛尘、周叔弢、陈经余田、胡子昂、巩天民、乐松生、黄长水、韩望尘(121)等工商界代表座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有一些人早些下决心拥护共产，因为迟早是要共产的。现在先搞半共产。农民在一九六〇年以前也只搞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总之是要逐步地做，不使人们感到突然。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都要逐步改变，不要突然改变，最后是要改变的，但是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都要安排好。将来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总之，要逐行逐业安排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大家都领薪水，资产阶级不见了，都成了工人阶级，我看这是好事。我总劝人赞成共产，也许一时感觉不好，但将来会说好的。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毛泽东最后说：中心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谈话于晚九时结束。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苏、越三方军事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出席。

10月28日　致信彭真、邓小平：“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会议，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等去北京体育馆，观看印度国家排球队同中国中央体育学院排球队的友谊比赛。

10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开宗明义提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途如何？或者说趋势如何？他说：这个问题，在全国广大的人群中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现在我国存在两种私有制，一种是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改变这两种私有制的过程中，凡是处在这两种私有制地位的人，都发生前途如何或叫趋势如何的问题，都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中，不晓得将来会如何。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贡献一点意见，就是说，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总劝朋友们，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我们还是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那时，全国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有几年的准备工作。你们回去传达，请注意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

10月30日　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许涤新谈话。

10月3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邓子恢向毛泽东请示的几个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邓子恢、陆定一、王稼祥出席。

11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在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实行军训的报告，批示：“退军委照办。”报告说：根据兵役法的有关规定，在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应当进行军事训练，以便使学生养成必要的军事生活习惯和纪律观念，同时经过学校军训为军队培养一批预备役军官。准备一九五六年在二十至三十所高等学校进行军训，争取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扩大到全部高等学校。高级中学的军训，预计以两年时间全面展开。

同日　阅陈嘉庚十月九日来信。信中说：此次访问西北，途经黄陵时，顺谒黄帝陵和轩辕庙，庙宇木料多腐坏，庭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多处埋有私坟，据云自解放迄今无人看管，或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无暇顾及。毛泽东阅后批送周恩来：“此件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同日　阅林枫十月二十九日来信。信中说：关于改善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发行等问题，我们根据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曾和文化部、教育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团中央以及有关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现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问题的报告、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报告及教育部党组关于少年儿童读物问题的报告送请审阅。毛泽东批示：“林枫同志：此信已阅，附件还来不及看。你们可以照你们的布置去做，不要等候我提意见。”

同日　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十月二十七日的报告、山东省委十月二十五日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现将江苏、山东两个省委关于在发展了一大批合作社之后，如何完成整顿工作，使它们巩固起来，以利明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可以将合作社的建社整社工作提早一季，即夏季完成建社的准备工作，秋季完成建社工作，冬春两季完成整社工作”。“合作社大发展一批以后，区乡干部感到问题很多，担子很重，难于解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实，这是不难解决的。其办法，就是在每一个乡里，抓住一个至两个问题最多的合作社，深入进去，加以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可以引导该乡一切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一个区里，只要整好几个合作社，就可以引导全区各乡的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这里，建立乡、区和县的合作网的组织，是很有用的。这一点，请你们向县区乡干部加以强调。至于按照计划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按照上述的季节规划，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也可以有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发展，但是主要的发展时间只有一季，并且还只需一季中的两个月，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因为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毛泽东并批示：“即送刘、邓先阅，再送周、朱、陈、谭震林、子恢、鲁言即阅后，发。发后另印如前示。”

同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八月八日的报告。报告说：为在军队系统开展对违法案件的审判工作和开展检察监督工作，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组建专门的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毛泽东批示：“退军委照办。”

同日　复信章乃器：“前后两信(122)均已收到阅悉。感谢通知我这些情状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附件(123)还来不及看，待看后奉还。”

同日　晚七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邓拓、许涤新出席。会后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沿途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

同日　晚十一时五十分，到达天津，同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谈话。

11月2日　晨七时，到达山东德州，同中共德州地委书记谈话。上午十时四十三分到达济南，同谭震林、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晚九时十分，同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十一时五十六分到达泰安，在列车行进中，同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11月3日　晨一时五十四分，到达兖州，同中共兖州地委书记、副专员谈话。六时四十五分到达江苏徐州，同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上午九时四十分到达安徽符离集，同宿县地委书记、专员谈话。十一时四十五分到达蚌埠，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

11月4日　晨一时四十五分，到达滁州，同中共滁州地委两位副书记谈话。三时到达南京浦口，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在了解有关肃反工作情况时指出：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又要掌握政策，做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七时二十一分到达镇江，同镇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听取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工作的汇报。上午十时五十四分到达无锡，同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听取无锡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情况的汇报。中午十二时四十七分到达苏州，同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听取苏州的经济工作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等的汇报。专列于下午四时二十五分到达上海，柯庆施、许建国同行。毛泽东下车游泳一小时后，回到专列上。

11月5日　晨，同柯庆施、许建国和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并共进早餐。中午，下车游泳一小时。下午到达松江，同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

同日　晚上，到达杭州，住刘庄。

11月6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电文指出：“一年来，苏联政府为着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国际间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努力，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最近苏联政府就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裁减军备问题和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等问题所提出的主张和建议，是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苏联政府所作的这些努力。”

11月7日　向警卫一中队的七名江苏、浙江籍战士了解农村情况。十日，又向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他们家乡的农村情况。

11月10日　召集有关人员座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作准备。参加座谈的有柯庆施、江华、陈丕显、陈伯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124)等十九人。

11月12日　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11月14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批示：“可以照此发表。为了说清楚问题，在‘第二’中加了几句。”在社论稿的“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广阔的道路。这种道路”之后，毛泽东加写的几句话是：“对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说来，就是放弃小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对于资本家说来，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资本家真正放弃了剥削，以劳动为生，他们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这里说放弃剥削，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而是说现在要做思想准备，要在各城市的资本家的学习组织中逐步地适当地展开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疑问，要有适当的人加以解答，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成熟以后，最后达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

11月15日　上午，在杭州刘庄召集柯庆施、江华、陈伯达、田家英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

11月16日　下午，在杭州刘庄召集柯庆施、陶铸、王任重、江华、陈伯达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

11月17日　致信刘少奇、邓小平：“送上《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十三份，请予审阅处理。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125)。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根本好转，估计明年一年，即可达到全国基本上初级合作化，即达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户入社，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为了商量这个问题，附带也谈一下工商业改造的问题，我召集了九个省的书记在这里开会一二天，情况容面报。”

同日　再次审改《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批示胡乔木：“此件看过，可用，可以不再给我看了。作了两点修改：（一）在第五页倒数第七行‘镇压的’三字不妥，改为‘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分别地加以惩处的’；（二）在第六页末行，‘私股’下加‘按照具体情况适当地’九字，下接‘分得’，此点请商陈云同志，是否这样较妥当些。”毛泽东所作的修改，一是在社论稿讲到“资产阶级里面是有反革命分子的”处，将原文“这种人是必须镇压的”，改为“这种人是必须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分别地加以惩处的”。二是在社论稿讲到“应该逐步地推行定息的办法”处，将原文“使原有的私股分得固定的利息”，改为“使原有的私股按照具体情况适当地分得固定的利息”。

同日　复信黄炎培：“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尊恙全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126)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

同日　下午和次日上午，在杭州刘庄召集中共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的省委书记及上海局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并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拟出了十五条。参加会议的是：舒同、刘顺元、江华、曾希圣、邵式平、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柯庆施。本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农业合作化问题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一）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一九五六年能不能达到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参加合作社，这有没有根据？有没有可能？许多省份可以超过百分之四十，华东各省百分之五十（山东百分之五十，江苏百分之五十五，安徽百分之五十五），不是勉强的，而是自然的。如果明年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经过了宣传，不是勉强，不是强迫，那就好了。主要看今年这一批合作社有无勉强的。明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初级合作化，比原定一九六〇年提前四年。全面规划问题，明年能不能搞出一个来，有个粗线条的规划也好，一九五七年再加以具体化，每年更具体化一点。对于地主富农的政策，分别加以规划，有左、中、右不同情况。其中有没有那种人，他可以变成社会主义者？你们要努力。人们是在制度中生活，不完全靠个人。只有打没有拉不行。（二）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他说：是不是能抽出手来去管工商业问题？农业手工业改造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不是同时进行？组织工商业者学习是不是都有？经过学习教育，偷税漏税减少了。要学社会进化史，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有余，比社会主义不足，资产阶级是起过进步作用的阶级。要他们学习法令。干部中有一种偏向，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被“三反”、“五反”吓怕了，怕沾上“五毒”。资本家请一个干部吃面，这个干部骂人家说你要腐化我？公股和私股开会，一个多钟头也不说一句话。“‘左’比右好”，实际上是对资本家改造的悲观主义，自己不信任自己，“敬鬼神而远之”。“三反”、“五反”之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屈服了，这种大变化在我们同志们思想中没有起变化，不采取积极态度去教育、改造他们，也不向有本事的资本家学习，学技术、管理能力，学打算盘，老死不相往来。表现出来的“左”，是引号里的左，我们是真正的左。是不是在最近几个月内，各省召开专门会议来研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和农业改造密切相关。损失要尽可能地减少。会议中，毛泽东还作一些插话，主要内容有：要用一切力量争取夏季丰收。增加耕牛。中心是抓增产，增产也是要反保守。领导方法不要呆板，孤军奋斗不行，平素要吹一吹，每次会有一个主题，其他问题也吹一下。开会的时候吹吹闲话，引起兴趣，接触问题。统一领导，专门负责，不要乱搞。血吸虫病，威胁很大，比其他病都严重，必须消灭。可以消灭，七年完成。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直属中央。九人小组一年至少开三次会议。政府要成立防治委员会。

11月18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杭州回北京。

11月20日　中午，到达天津，召集中共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开会，讨论农业发展规划，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出席会议的有：黄欧东、吴德、欧阳钦、马国瑞、陶鲁笳、乌兰夫、白坚、吴砚农(127)。当天晚上，毛泽东回到北京。

11月22日　上午九时半，同杨尚昆、廖鲁言、田家英谈话。

同日　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邓子恢、陆定一、李维汉、廖鲁言、许涤新出席。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于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二十四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十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同日　审阅修改李维汉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准备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的发言稿，批示：“即送李维汉同志：此件可用。有一些修改，请你考虑是否可用。”毛泽东作了几处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经济部门不问政治工作，政治部门不问经济工作，或者彼此各不相谋地去作。这样，是不利于改造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二）“在公私合营形式上的企业改造，首先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企业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企业了。既已合营了之后，即转入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造，即是经营管理方法上社会主义路线同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在开头一定期间内，这是合营企业中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三）“我们又必须耐心地教育资本家和资方实职人员，帮助他们逐步地认识两种制度和两种方法的好坏优劣，批判和抛弃旧的（即资本主义的），站到新的（即社会主义的）这方面来。这样，他们在企业合营的时候过了一关，又在这时过了一关。过了这两关之后，改造他们的问题就会更加顺利了。”（四）“落后分子固然受反动分子（即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的影响，但他们主要地要看中间分子的态度，如果人数众多的中间分子左转了，落后分子觉得自己快要孤立无援，也得勉强跟上去，我们应当使他们逐步地离开反动分子。”（五）“反动分子不仅是可以孤立的，而且也是可以分化的。反动分子中也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我们也应当分别处理。”（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经过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接受改造是由于大势所趋的形势和我们的政策所决定的，有一小部分人还一定要抵抗。”（七）“总结六年来改造工作的成绩，可以说，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公私合营或者准备接受公私合营这样一种改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此外，加写一段话：“除了大约占百分之几的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以外，其余的应当肯定是可以用又鼓励又批评的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批评就是对于他们的主要的斗争方式。当然还要加对违法者给予罚款等等一项斗争方式。”

11月23日　上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安子文、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开会，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会议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

11月24日　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陈云准备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作的总结，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张闻天出席。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并讲话，共讲了五个问题。毛泽东说：第一，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当然，我们一提出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比如，农业问题，上半年是一种空气，下半年是另一种空气。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几个星期以前很悲观，以为资本家是不能改造的，是不好惹的，但是经过这几天，以在座的同志而论，似乎资本家又变了一点。知识分子问题，昨天的知识分子，跟今天周恩来同志作知识分子问题讲话以后，或许也要不同了。农民还是那个农民，资本家还是那个资本家，知识分子还是那个知识分子，为什么前后就有那么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原来的看法右了。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从这许多事情看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第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一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第三，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署名“上海工人”的这封来信，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第四，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要抓起来，有几个星期就搞清楚了。请你们回去要省委、市委在十二月上半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最后，谈一下农业问题。我在杭州找九个省的省委书记谈了一次，在天津又找六个省区的书记谈了一次，搞出了十七条。毛泽东逐条谈了十七条的具体内容。

毛泽东讲话前，写了一个提纲：“（一）思想落后于实际。（二）全面规划（各个矛盾侧面）。（三）向资本家学习（又教他，又向他学习）。（四）两面性是否有变化。（五）上海一封信。（六）对工人和工作人员的教育，然后去教资本家（资本家现在有了主动）。（七）领导小组和政协的学习委员会。（八）市镇以上的会议。（九）对知识分子的会议。（十）自我批评。”

同日　复信达赖喇嘛：“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三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你回去以后的许多活动，我觉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会很高兴。西藏是在前进。当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进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我们这里的情形还好。也做了一些错事，正在批评改正。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们好好做去。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馀事请问张国华同志。我已嘱咐张国华，叫他好好向你请教。”

同日　复信班禅额尔德尼：“你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感谢！你们那里工作有进步，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和拉萨方面的团结日益增进和巩固，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

同日　复信周世钊：“你的信好久就收到了，你的大作及附件各种都已读悉，极为感谢！嘱写的字至今未能应命。你那里还不那样急需吧，我想等一等再讲，如何？你下去跑没有？最好一年下去跑几次，每次两三星期也好。我最近出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你下去时，不只看学校，还可看些别的东西。再谈。”

11月26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铁托(128)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电文说：“中、南两国人民过去在争取自己祖国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中、南两国的友好合作自从两国外交关系建立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相信，这种友好合作还会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发展。”

11月2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和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件的指示稿，加写两段话：“（四）在十二月下半月内，你们要召开一次关于研究改善我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会议，准备派人出席在明年一月十日左右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的意见和材料。此事将另有通知。”“（五）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本，日内即可送给你们。”

11月28日　就西藏贸易等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李维汉：“和张国华谈了一次，他提出对西藏贸易每年赔钱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元以求降低物价的计划，我认为很值得注意，似应实行他这个计划。因为我们去后，粮价涨了几倍，茶价涨了两倍，百货也涨了百分之六十，这对西藏人民是很不利的，长此下去，什么改革都谈不到，最后可能引起失败。因为西藏不能和新疆、内蒙相比，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要用特殊的办法解决。而目前行得通的办法，就是经济上长期补贴办法。西藏面积很大，地质形成较全国许多地方为晚，很可能有极大的地下蕴藏，有待将来开发，目前赔一点钱，将来会补偿的。此事请陈云、先念、小平研究一下，在张国华走前，在书记处一谈。附件(129)请一阅。阅后退毛。”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片山哲(130)为团长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李济深、沈钧儒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国人民的合作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是有利的。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现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希望着和平。联合公报中相互保证尊重国家主权、互不侵犯、互相不干涉内政的规定是很好的，是尊重目前世界上的实际情况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十年，美国还占领着日本，有将近一千个军事基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束缚着日本，这同战争刚结束后美国的占领日本，是两回事。很明显的现在是美国侵犯了日本，美国的占领日本，性质是侵略的。我们相信，日本人民有能力用各种方法包括非战争的方法把美国从日本赶出去。同样美国也侵占着中国的台湾。我们中、日两国都要求完全独立。

11月29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写一题下说明：“（这个文件曾经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且作为草案通过。）”并批示：“小平、尚昆同志：此件请将题目下括弧内的几句话加上，即付排，先打清样七份，于本日下午分送刘、周、朱、陈云、彭真、小平及我（送前标出修改的地方），再看一次，即可印发。”

11月30日　阅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两个报告，为中央起草给甘肃省委并告青海、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福建、热河省委及其他各省市区党委的电报。电报指出：“看了甘肃省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关于批判‘甘肃落后论’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报告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关于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我们认为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小了一点。”“你们应当改变这个计划，将已经积极要求入社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的农户，就在今冬明春分两批吸收入社，连同已入社的农户，共达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样你们就主动了，明年秋冬再来一个浪潮，就可以基本上合作化了。这样做对于用全面规划的方法去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是很有利的。”电报根据中南、华东、华北、东北十六个省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大多数的省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等情况，指出：“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则可以肯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这对今后的工作极为有利。你们的意见如何，请你们和各地委联系加以研究，电告为盼。”

同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加速各方面建设，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问题。十二月一日，继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张闻天、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邓子恢、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李维汉、王首道出席会议。

11月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加写的和作大部分修改的文字主要是：（一）“我国的工人阶级，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在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二）“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偿付出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中，资本家所得虽然不到四分之一，但是如果以十年左右的时间计算，这笔利润的数目，就可能达到二十亿左右人民币。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赎买，而是由工人阶级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用给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三）“在对资本家进行教育的时候，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种方法，值得特别注意。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四）“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12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西藏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邓子恢、陆定一、陈伯达、王首道、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出席。

12月4日　阅中共甘肃省委十二月二日关于全省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的电报。电报说：中央十一月三十日对我省农业合作化规划速度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划确实是小了。根据目前各地合作化进展的实际情况看，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入社农户数发展到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甘肃省委并告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电报，指出：“像甘肃那样的情况，我们的意见，今冬明春分作两批，共发展到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多一点，如果不勉强，则占总农户百分之五十多一点也可以，再多就可能不适合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再一个浪潮达到占农户百分之八十左右，那就很好。你们说‘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发展到占总农户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数字太大，以控制在百分之四十左右或五十左右为宜。”

同日　阅新华社十二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三九期刊载的一则消息《江苏省农村宰杀耕牛现象严重》，批示：“陈云同志：此件中江苏一条消息请看一下。这个问题，请在研究曾希圣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全面地研究一下，替中央起草一个回答曾希圣并告各地的电报，能在一星期内外，写好发出就好。”

12月5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的指示，说：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发造，要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

12月6日　审阅修改中央十人小组十二月五日关于目前肃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通知稿，在第二段末尾加写：“在肃反运动中，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超过这个控制数字的，必须得到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批准，有些要得到中央十人小组批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调查部召开的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题词：“实事求是，努力工作。”

12月7日　下午，听取罗瑞卿汇报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了解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晚上，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省市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情况。

12月8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和夫人。毛泽东说：我们同印度人好谈话，因为谈话时不要防备，讲错了话不要紧，你们不会抓住这些错话来整我们，同样我们也不会整你们。这是由于我们有很多共同之点，不仅我们的地位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大家都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有机会的话，我很愿意去印度。

12月9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总理格罗提渥为团长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张闻天等在座。

12月12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写题下说明：“（这个草案发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然后在中央准备召集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开会的会议上再征求意见，加以修改，最后确定。）”十六日晨四时，再次审阅修改这个指示草案后批示：“刘、周、陈、彭真、胡乔木即阅，于本日阅完，交尚昆于本日晚上发出。另印如前示。这个文件可用。作了一些修改。最大的缺点是不通俗，只好将来再修改。”毛泽东主要修改了三处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二）“为了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进一步地进行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三）“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下发这个文件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要求他们在准备召开的会议上对《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以前将应修改之点电告中央。

同日　复信翟作军(131)：“十二月二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你大概已回太原去了。过去的信收到一点，似乎没有收全。我们都好。希望你好好学习。下次到北京的时候，早日通知（用电话和我的卫士长李银桥联系），可来一见。”

12月13日　阅中共安徽省委十二月九日印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简报》第三号。简报说：截至十二月五日统计，全省入社农户已占全省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点五，基本上合作化的有十个县，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已办成三百六十七个，社的规模也扩大了。毛泽东批示杨尚昆，将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12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约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卫立煌谈话。

12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李葆华汇报治理长江的规划问题，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情况，王首道汇报交通运输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李富春、陆定一、谭震林、薄一波、陈伯达出席。

12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肃反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陆定一、罗瑞卿列席。

12月1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康生、张闻天、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陈伯达、王首道、钱俊瑞出席。

12月上旬、中旬　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精心地选材料、改文字、拟标题、写按语。从原有的一百二十一篇材料中删去三十篇，留下九十一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八十五篇，全书共一百七十六篇，约九十万字。十二月十五日，批示田家英：“送上到江西为止的大部分校样，请即付改排。每省市都将有按语的篇放在前面。改换了的题目，在目录上注意改正。只有个别的按语需要誊正付排，大多数都可以不要誊正。”重编时，撰写按语八十五篇，并对九月所写按语的又加以修改。下面介绍的是部分按语的全文或摘要。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中说：“我们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样一些口号，并且赞成遵化县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吗？难道不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吗？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险在于‘绕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的同志们已经克服了。危险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并没有。所谓‘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释呢？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谁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险来呢？难道在三年内，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种危险吗？这就算是‘冒进’吗？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吗？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勤俭办社》一文按语中说：“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

《五亿农民的方向》一文按语：“这个三户贫农的合作社，几个月以来，在全国农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给贫农壮了胆。”

《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按语：“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故事。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合作化还是反对的，下半年就有一部分人改变了态度，表示要入合作社，虽然其中有一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想要取得合作社的领导权而入社的。另一部分人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口里讲要加入，心里还是不大愿意。第三部分人则是顽固地还要等着看。在这个问题上，农村的党组织对于这个阶层要有等待的耐心。为了建立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方面的优势，某些富裕中农迟一点加入合作社反而是有利的。”

《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一文(132)按语中说：“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133)按语中说：“现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们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训，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一文按语：“这里说的是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办了三年，变成了一个包括二百八十三户的大社。这个社所在的地方是那样一个太行山上的穷地方，由于大家的努力，三年工夫，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劳动力的利用率，比抗日以前的个体劳动时期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六，比建社以前的互助组时期也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四。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已经由第一年的一百二十元，增加到了一万一千多元。一九五五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粮食八百八十四斤，比抗日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比建社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一。这个社已经做了一个五年计划，实行三年的结果，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点六。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能够更加大量地增产呢？”

《严重的教训》一文(134)按语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一文(135)按语：“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一文(136)按语：“每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一文(137)按语中说：“全国各县，都应当在一九五六年，由县委领导，做出一个全面规划，包括合作化，农、林、牧、副、渔业，工业或者手工业，水利，肥料，农具，改良耕作技术，改良种子，商业，金融，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各项内容。如果不能这样全面，首先抓住几个主要的项目也好。计划包括的时间，三年，五年，或者七年，都可以。如能计算到十二年（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当然更好。省应当督促所有专、县、区、乡都这样做，着重点放在县、乡。做得粗糙一点，也不要紧，可以在一九五七年加以修正，使之具体化和完善化，一九五八年再加以修正，使之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化。”

《必须向贪污、盗窃的犯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一文(138)按语：“这篇文章应当引起一切合作社的严重注意。合作社应当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检查合作社的账目，对于干部的贪污盗窃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党和团的支部应当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139)按语中说：“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转变的时间，有些地方可能快些，有些地方可能要慢一点。大约办了三年左右的初级合作社，就基本上具有这种条件了。”“现在办的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社，向高级社转变的时候，应当取得群众同意，把许多小型社合并起来成为大型社。如果能够在这两年使得每个区都有一个至几个这样的合作社，并且在群众中显出它们比较初级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那就可以使以后几年的并社升级工作，获得有利的条件。这个工作，要同发展生产的全面规划配合起来。”

《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文按语中说：“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140)按语：“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一文(141)按语：“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文(142)按语中说：“我们希望各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都注意观察和分析自己那里的各个阶层的动态，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这个材料提到了注意合作社忽视互助组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意见，这是正确的。”

《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一文(143)按语中说：“‘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

《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144)按语：“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145)按语中说：“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

《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一文(146)按语中说：“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灾荒的生动的例子。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147)按语中说：“过去三个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148)按语中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哪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沂涛乡的全面规划》一文(149)按语中说：“这个乡做了一个合作化、增产措施、水利、整党整团、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两年计划，全国各乡也应当这样做。有些人说计划难做，为什么这个乡能做呢？一九五六年，全国各县、区、乡都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计划，包括的项目，比这个计划还应当多一些，例如副业、商业、金融、绿化、卫生等。哪怕粗糙一点，不尽符合实际，总比没有好些。”

《大社的优越性》一文(150)按语：“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151)按语：“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

《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一文(152)按语：“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浙江省上华合作社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一文(153)按语中说：“这里所说的问题，有普遍的意义。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须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适宜。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委员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很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154)按语中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155)按语中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156)按语：“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社会就是这样地每天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别在革命高涨的时候是这样。”

《诸翟乡把大批兼营小商贩的农民吸引到农业合作中来了》一文按语：“这个乡的情况也证明，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

《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一文(157)按语中说：“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农业合作社也必须是这样。”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158)按语中说：“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159)按语：“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文(160)按语中说：“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应当公开告诉农民群众。”“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建立贫农优势。”

《湘阴县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一文(161)按语：“这个县的情况也告诉我们，乡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是能够在乡村中找到出路的。一年内每个男女劳动力的工作日，依照经营方法的改进，生产门路的扩大，还可以增加，不是如同文内所说的男的一百多个工作日，女的几十个工作日，而是可以做到男的二百多个工作日，女的一百多个工作日，或者更多一些。这个数目，现在别处的有些合作社，已经做到了。副业必须要有确实的销路，不能盲目发展，这是对的。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问题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掉盲目性。”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按语中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

《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一文按语：“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最为有利这一点，海南岛红旗合作社的经验也是证明。这个大型合作社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它就准备转变为高级社。当然，这不是说，一切合作社都要照这样做，它们仍然要看自己的条件是否成熟，作出自己究竟在何时实行并社升级为宜的决定。但是，一般地说来，有三年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当着农民看见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比办小型社和低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并社和升级了。”

《台山县田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开荒生产的经验》一文按语：“这是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

《宜宾县天池乡集体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计划繁殖耕牛的》一文按语：“有些合作社，不但不注意繁殖小牲口，已有的小牲口也不重视，这是完全不对的。应当把一切大小强弱的牲口作出统一的安排，并且应当如同宜宾县那样有计划地繁殖小牲口。”

《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一文按语中说：“我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脑，专门依赖工作组。”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162)按语：“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酒泉县银达乡是怎样进行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一文按语：“本书谈文化工作的篇幅不多，这一篇算是好的。为了要在七年内，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消灭文盲，适应农业合作化的迫切需要，一九五六年各地就要做出全面的安排，并且完成第一年的计划。”

《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一文按语：“这是一篇好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使人懂得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他们为了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也已经培养出来了。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蒙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经办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几个族的人民联合办的合作社，并且成绩很好，这就驳斥了那些对于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的人们的错误观点。”

12月20日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编工作结束。曾考虑将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晨，致信田家英，说“已看过。请即付排，照此校正勿讹。别的同志，可以不必送阅了，我也不再看了”。信中又对书名提出另一种考虑，说“书名叫作《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如果用这个名称，那就要把补选的那篇《五亿农民的方向》放在第一篇的位置，请酌定”。田家英提出，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主张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书名。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李先念汇报财经工作情况、李富春汇报工业情况，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康生、张闻天、薄一波、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王首道出席。

12月21日　为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一月十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一九五六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一九五六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请你们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通知对“农业十七条”逐条作了说明，最后提出：“以上各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一月三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一月四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一月十日的会议准备意见。”

同日　下午一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中国并没有什么秘密，我们不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我们只有一套，没有两套。这一点你们到印度和缅甸去就可以向他们了解。你们和我们接触再多一些，时间久些，也就可以了解到。中国会不会侵略你们？你们可以看，看他十年八年。中国尊重不尊重你们，是不是把你们当作兄弟看待，你们也可以看，看他多少年，就可以看清楚了。还有一点，我们究竟讲不讲道理，你们也看吧。有人说共产党是不讲道理的，不讲信义的，不好惹的，过去闹过别扭，就不好做朋友了，你们也可以看吧！美国同我们的别扭闹得最大，我们都还想同美国做朋友，就是美国它不干。我们想干，它不干，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等吧。这次你们来很好，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也可以派人去你们那边访问，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如果你们不方便，我们也可以不去。如果我们去了，美国会同你们找麻烦，造成你们的困难，那我们也可以不去。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吴努总理害怕我们挑起缅甸共产党来反对吴努政府，我们说，我们只承认你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有两个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泰国有华侨，加入你们国籍的，就算泰国人了，没有加入泰国籍的才是中国人。要不华侨很多，人家会害怕。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我们究竟是否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那你们也可以看。口说无凭，你们以后还可以看事实。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楚了。

同日　下午四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去杭州。晚八时半到达保定，在专列上召集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副书记马国瑞、阎达开、张承先，石家庄地、市委书记，保定地、市委书记，邢台地委书记等，座谈“农业十七条”。毛泽东说：你们的问题是，高级社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是否可以每区办一个高级社，四年时间完成。要写合作社典型，各省每年要出一本书，中心内容放在合作化、大型社、高级社、增产典型。河北妇女劳动怎么样？同工同酬实行得怎么样？同工同酬要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这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单解决所有制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不同工同酬妇女没有积极性，一同工同酬积极性就来了。必须把相互关系搞好，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积极性就高了。省、地、县、区、乡、社搞长期计划，要在一九五六年统统搞出全面规划。

12月22日　下午，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召集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副书记杨蔚屏、杨珏，秘书长戴苏里，组织部长张健民，新乡、安阳、开封、洛阳、许昌、信阳、商丘的地委书记，座谈“农业十七条”。

12月23日　晨，到达武汉。召集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第三书记张平化，常委王树成、宋侃夫、李尔重，襄阳、荆州、黄冈、孝感的地委书记，座谈“农业十七条”。

同日　晚上，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副书记周惠、谭余保，常委徐启文、胡继宗，长沙市委书记，常德、湘潭、郴县的地委书记，宁乡、益阳的县委书记，座谈“农业十七条”。

12月24日　上午，到达南昌向塘。在专列上召集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第二书记邵式平，副书记方志纯、刘俊秀，常委刘瑞森，南昌、上饶、吉安、抚州、九江的地委书记，丰城、鄱阳、瑞金的县委书记，座谈“农业十七条”。

12月25日　晨，到达杭州，住刘庄。

12月26日　审阅修改《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文件集》序言稿，主要修改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九五五年十月以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潮流是这样地勇往直前，以至一再地超过了任何最乐观的估计。成万万的农民涌进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经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国农村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就可以实现。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化，也可以提前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完成。”改后批示胡乔木：“此件可用。即送刘、周、陈、彭真阅后，由你处理。”

12月27日　为即将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序言。序言中说：“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〇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

同日　阅中共四川省委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提前实现全省基本合作化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在毛主席批示的十七条下达后，对广大干部和农民的鼓舞很大，促使原规划明年秋季入社的广大农民积极要求提前入社。因此，省委同各地委及大多数县委商量，一致认为全省可能提前于明年春季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杨尚昆在送阅这个请示报告时附言：李井泉要求中央批准省委的计划，以便省委好早些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批示：“电话告尚昆：可以批准。”

12月28日　晚上，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谈话。

12月30日　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社论(163)写得很好，陈伯达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我已约陈毅、柯庆施二同志来此，先行商量一下准备一月五日开会的事情。陈云同志病情如何？不知一月四日能来此否？如未愈，则不要来。谭震林、廖鲁言请通知他们于三日或者四日来此。请周要尚昆用电话通知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于一月四日到达杭州，准备于五日开始开会两天到三天，谈十七条的增加修改问题。除皖、苏、赣、闽可坐火车或汽车来此外，其余凡可用飞机的，要替他们准备飞机。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一篇序言，请审阅，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告田家英同志。”

同日　下午，在杭州刘庄约郭沫若、冯乃超、尹达、翦伯赞、葛廷燧、茅以升(164)谈话，并共进晚餐，熊复参加。

12月31日　同刚到杭州前来看望的陈毅谈话，并共进晚餐。

12月　就国际宣传和报道问题，指示新华社：新华社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本年　作诗三首。《五律·看山》：“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七绝·莫干山》：“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七绝·五云山》：“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

(1) 黄岩，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3月任省长）。

(2)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2月任省长）。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副书记。1955年2月任省政协副主席。

(3) 指国家实行的统一财政和对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统购与统销的政策。

(4) 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5) 向明，原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理第一书记等职。1955年因所谓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被撤销党内职务。1955年10月被开除党籍。1963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向明问题的甄别情况报告说，省委1955年9月向中央作的《关于检查领导情况及对向明同志处理意见的报告》和1957年6月向中央作的《关于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专案审查总结报告》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恢复向明的党的生活。1980年中共中央撤销了对向明所作的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和处分，给予平反。

(6) 李耕涛，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私人企业工作委员会书记、天津市副市长。

(7) 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8) 指胡风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9) 一波，即薄一波。刘杰，当时任中共地质部党组书记、地质部副部长。伍修权，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0) 钱三强，核物理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11月又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月18日解放一江山岛。

(12) 杨树达，早年在长沙任教时同毛泽东相识。一直从事古汉语语法及文字训诂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湖南师范学院教授。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3) 金韫颖，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妹妹。东北解放后曾在吉林省通化摆烟摊维持生活，1949年来北京，后参加街道工作。

(14) 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15) 周敦祥，曾加入新民学会。1955年4月被安排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6) 傅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7) 毛森品，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

(18) 张之江，原国民党西北军将领。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19) 伏罗希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20) 这两段文字的内容，主要是批驳高岗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攻击中央领导人等。

(21) 西康省于1955年撤销，所辖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1956年原所辖昌都地区划归西藏。

(22) 周敦祜，早年在长沙读书时同毛泽东相识。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工作。

(23)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7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确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任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

(24)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于1954年9月4日到达北京。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和国庆活动后，赴天津、上海、杭州、沈阳、鞍山、哈尔滨等城市参观，后又赴西安、兰州、甘南藏区、西宁（包括塔尔寺）、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参观。

(25) 卫立煌，原国民党军将领。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1949年1月在蒋介石引退后去香港。1955年3月回国。

(26) 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56年7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

(27) 杨树达信中要求毛泽东看一下他写的《耐林甲文说》自序，其中批评了中国科学院在审查该书稿中有官僚主义作风。

(28) 杜润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

(29) 李楚离，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30) 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1955年6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4月又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黄欧东，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

(31) 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56年7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云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2) 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33) 王明，即陈绍禹，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1956年1月去苏联，此后一直滞留苏联。

(34) 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56年7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

(35) 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于1955年5月访问苏联。

(36) 朱琏，针灸专家。当时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司长。

(37)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出席亚非会议的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8国代表团团长举行的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38) 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39) 谭世瑛，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

(40) 文梅清，毛泽东的表弟。

(41) 张沛民，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刘政谋的妻子。刘政谋已病故，张沛民生活困难。

(42) 张四维，毛泽东少年时的邻居。当时在中国盐业公司湖南省公司工作。

(43)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外交部副部长。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44) 陈国栋，当时任粮食部副部长。

(45) 马寅初，经济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校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46) 安东，今辽宁丹东。

(47) 胡风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系统地陈述他对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宣部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将胡风及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随后，又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1965年，胡风被判处徒刑14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1978年底撤销对胡风的无期徒刑的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一件错案。198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指出：关于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

(48) 指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49) 指195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

(50) 刘顺元，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副省长。

(51) 陈漫远，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1956年7月任第一书记）、广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52) 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56年7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53) 宋侃夫，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武汉市市长。

(54) 指盐民、林民、渔民、牧民、船民、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

(55) 贺，指贺龙。

(56) 经过向党内外征求意见，中共中央决定不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关于举行大赦的议案。

(57) 黄炎培在来信中说：中国民主建国会昨天召集京津两地常委、中委座谈，传达了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和实行大赦问题的讲话精神。大家对毛主席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24字结语一致表示拥护。对于毛主席博采众议、高度民主的精神，一致表示感佩。对于大赦，大都主张可在适当时期进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则的赦免。

(58) 指1955年5月2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京津两地常委、中委座谈会记录。

(59) 指对农村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

(60) 姜黄族英，姜济寰的妻子。姜济寰在20世纪20年代同毛泽东相识，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35年病故。姜黄族英早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她1955年4月27日致信毛泽东，说年已60岁，生活困难，请求安排一个工作。后被安排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61) 罗迈，即李维汉。

(62) 指准备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

(63) 陈云，陈昌的儿子，当时是湖南长沙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

(64) 陈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0年2月牺牲。

(65) 指《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

(66) 该书收入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期间《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3批材料和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并附有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67) 指示稿中原有一段话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特点就是表面上顺着我们，甚至称赞我们，阿谀我们，胡风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骗取了鲁迅的信任。

(68) 钱瑛，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监察部部长。

(69) 长征，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

(70) 刘建勋，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71) 指1955年5月成立的中央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组长陆定一，副组长罗瑞卿。同年7月，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

(72) 周礼，又名周里，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73) 指1955年4月21日至5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74) 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

(75) 黄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76) 邵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二书记、江西省省长。

(77) 周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1956年6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政治委员。

(78) 张仲良，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

(79) 吴德，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80)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为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同意。”中央认为邓子恢“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81) 孙燕，又名孙配君。她的母亲陈玉英1926年冬到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做保姆，1930年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

(82)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刘松林当时准备去苏联学习。

(83) 果阿，位于印度西海岸，原为印度领土，16世纪初连同附近的达曼、第乌一起沦为葡萄牙的属地。果阿地区的人民为民族独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1961年12月印度出兵收复了果阿、达曼与第乌。

(84) 指当时正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指示于1955年8月26日发出。

(85) 热河省于1955年底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86) 陈，指陈伯达。

(87) 邵力子，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88) 指准备提交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

(89) 马列学院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

(90) 杨献珍，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91) 据宋任穷回忆：根据军官服役条例和勋章奖章条例，按照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历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是应该给他们授衔和授勋的。在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主席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列入了授勋名单。但毛主席坚持不要大元帅军衔，不要勋章。这事，在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还引起热烈讨论，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尤其是毛主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授3个一级勋章。有一次，我和赖传珠同志随彭德怀、罗荣桓同志去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授衔授勋工作，由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同志和罗荣桓同志主谈，汇报了我们提出的初步方案。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问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都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92) 张云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93) 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55年8月16日关于日本政府提出所谓撤退滞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发表的声明。

(94) 这部书是毛泽东1955年9月主持编辑的。1955年12月第二次编辑时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95) 田家英的来信将送审的《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部分清样的页码214—414，误写为204—414。

(96) 这篇文章原题为《巩固社的关键——记张郭庄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治工作》。

(97) 这篇文章是中共山东莒南县委关于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社员投资的情况报告。

(98) 这篇文章是中共安徽滁县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滁县白庙乡、全椒县三圣乡错误地解散18个“自发社”的通报。

(99) 这篇文章原题为《邓家乡怎样运用中心社带动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开展生产运动的》。

(100) 这篇文章原题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牛喂养使用的制度和经验》。

(101) 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共湘潭县清风乡支部领导农业社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的情况与做法》。

(102) 这篇文章原题为《我当大社主任四个月的几点体会》。

(103) 这篇文章原题为《镇宁县马鞍山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推行季节包工的》。

(104) 这篇文章原题为《西畴县戈木乡东升农业社是如何由混乱走向巩固提高的》。

(105) 这篇文章原题为《一个群众自办的农业社》。

(106) 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共西乡县杨河坝乡支部领导互助合作的经验》。

(107) 程颂万，湖南宁乡人，晚清诗人。

(108) 曹子谷，即曹典球，当时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09) 赫曦台，是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附属建筑之一。

(110) 奈温，当时任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

(111) 陈云发言稿的末尾两行说：我们应该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作为教训，来检查各个部门的领导，那末，得益的将有更多的同志，党的工作将获得更多的效果。

(112)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

(113)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政治委员。

(114) 由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主持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于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

(115) 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116) 平杰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17) 高扬，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118) 郑振铎，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19) 蔡楚生，当时任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120) 胡子婴，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秘书长。刘靖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常委。

(121) 周叔弢，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陈经余田，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巩天民，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乐松生，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黄长水，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韩望尘，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

(122) 指章乃器1955年10月18日和27日的两次来信。毛泽东在27日来信上批示：“周、陈、彭真、李维汉、徐冰阅，退毛。章乃器的信，值得一看。”

(123) 指章乃器1955年10月27日给毛泽东来信所附的关于教条主义在民主党派中的表现的专题反映等材料。

(124) 张劲夫，当时任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霖之，当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李丰平，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副省长。

(125) 《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后，成为正式决议。

(126) 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了毛泽东10月29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

(127) 白坚，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吴砚农，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128) 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总书记、南斯拉夫总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129) 指中共中央准备发出的关于西藏目前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指示稿。

(130) 片山哲，日本前首相。当时任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主席、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

(131) 翟作军，1937年至1939年期间曾在毛泽东处当警卫员，任警卫班长。

(132) 这篇文章原题为《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如何达到合作化》。

(133) 这篇文章原题为《应当怎样认识工作薄弱的村的合作化运动》。

(134) 这篇文章原题为《三娄寺农业社的教训》。

(135) 这篇文章原题为《解虞县西张耿乡的农业技术夜校》。

(136) 这篇文章是中共山西汾阳县委关于大办小型水利，扩大灌溉面积，争取在1957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一亩水地的规划。

(137) 这篇文章原题为《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

(138) 这篇文章原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向贪污、盗窃的行为进行斗争》。

(139) 这篇文章原题为《远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过渡到了高级社》。

(140) 这篇文章原题为《西郊王顶堤乡王顶堤村几年来的变化情况和应该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141) 这篇文章原题为《津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

(142) 这篇文章原题为《今年互助组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黑龙江省讷河县平房、双泉、王福三个村互助组情况调查》。

(143) 这篇文章原题为《彰武县第三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会计互助网》。

(144) 这篇文章是中共山东曲阜县委1955年11月15日的报告。

(145) 这篇文章原题为《青年团高家柳沟村支部组织青年学习记工的经验》。

(146) 这篇文章原题为《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通过生产自救获得巩固与扩大的》。

(147) 这篇文章原题为《肥东芦陈乡青春、陈祠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多余劳动力的解决办法》。

(148) 这篇文章原题为《昆山县西宿乡的党支部是怎样领导全乡走向合作化的》。

(149) 这篇文章是中共江苏淮阴地委生产合作部关于沭阳县沂涛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的调查报告。

(150) 这篇文章原题为《新海连市朝阳乡朝阳大社的发展和巩固》。

(151) 这篇文章原题为《千鹤农业社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夏收夏种中劳力不足的困难》。

(152) 这篇文章原题为《上华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动社员增养毛猪》。

(153) 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

(154) 这篇文章原题为《先锋农业社整顿巩固的初步经验》。

(155) 这篇文章原题为《新泾区虹南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156) 这篇文章原题为《一个工人家属多的郊区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157) 这篇文章原题为《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降低生产成本的经验》。

(158) 这篇文章原题为《安阳县南崔庄的党支部依靠贫农带头办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

(159) 这篇文章原题为《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

(160) 这篇文章原题为《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社的严重问题及整顿巩固的做法与经验》。

(161) 这篇文章原题为《如何解决农业社剩余劳力出路问题》。

(162) 这篇文章原题为《晨光等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进行政治工作的》。

(163) 指《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

(164) 他们分别是文学、历史、科技方面的专家学者。

1956年　六十三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指出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

同日　晚上，同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江华、曾希圣等座谈，了解农业发展情况，商讨修改“农业十七条”。

1月2日　下午，约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曾希圣、陈伯达、廖鲁言看电影，晚饭后继续谈“农业十七条”修改问题。

1月3日　晚上，在杭州大华饭店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江华、曾希圣、陈伯达、廖鲁言出席。四日，陈毅致信周恩来：“昨天与主席谈话，我们提出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应来一个三分政治七分业务的比例，主席点头。”

1月4日　下午，在杭州大华饭店召开会议，继续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出席会议的增加李井泉、舒同、陶铸、陈漫远、杨尚奎、江一真(1)、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会后，形成由十七条增加到二十二条的修改稿。

1月5日—9日　在杭州大华饭店主持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修改农业二十二条。出席会议的，除一月三日、四日的与会者外，增加谭震林、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会议期间，又由二十二条增至三十六条、三十八条，最后扩充为四十条，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要草案作过多次修改，主要有（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在关于处理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的一条中，将其中的一段修改为：“（5）对于由合作社管制生产的反革命分子，合作社应当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给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6）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只要他们没有参与犯罪行为，应当允许他们入社，并且应当同一般社员同等待遇，不要歧视他们。”（二）在规定农作物年产量指标的一条中，加写一句：“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一律种植蔬菜，改善自己的生活。”（三）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在十二年内，储积起足够两年食用的余粮的一条中，加写一句：“在同一时期内，国家也应当储积足供两年之用的后备粮，以应急需。”（四）关于修水利一条，加写一个导语“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将这一段原文修改为：“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七年内（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主要河流的重大水灾和旱灾。”（五）在垦荒移民一条中，加写一句：“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六）对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一条，修改为：“为了便利社员从事生产活动和政治文化活动，为了改善社员的卫生条件，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鼓励和协助社员，在自愿和节约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七）关于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一条，修改为：“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系统地建立、充实和提高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会后，毛泽东对纲要草案又进行多次修改，删去了一些具体指标。(2)

1月8日　晨，致信周恩来：“几天来我们和各地负责同志一道，替中央拟出了一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现送上三十九本。有些错字，已在一本上改正，请令秘书处照改，即可发给政治局委员，在京各中央委员及其他若干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请于知识分子会议(3)开幕以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邀请在京中委和若干负责同志参加（云、贵、青、新、蒙、吉、黑、热、京、津各负责同志此次未到杭州的，应请他们参加），加以修改，作为草案通过，即可发给知识分子会议到会各同志征求意见；再加修改，即可发各地方党委，直至支部，征求意见。这里的会议，现在是汇报情况，大约九日可完。一部分到京出席会议的同志可于九日晚，或者十日动身赴京。北京的会改于一月十三日开始，正好接上。”

1月9日　晨，致信周恩来：“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二十四条讲勤俭办社和第四十条讲工农联盟，其余还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印成后，我又在一本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现派高智(4)于本日上午飞京，送上五十三本，请令秘书处照我改正的一本，将未改的五十二本加以改正。各省同志都要求以草案初稿的形式马上印发给下级党委，我觉可以，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可否请你于本日下午召集政治局或者书记处各同志开会一次，将此件看一遍，大略谈一下（其详待下次再讨论），决定是否可以让各省委用草案初稿立即下达各级党委（党外人士不在内）征求意见和安排工作，于本日下午六时以前用电话告我。待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定稿，通知各省的时候，再行正式下达。我们这里的汇报会议本日下午七时即可结束，我拟于今晚十时动身返京。”

同日　下午，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央书记处把讨论的意见立即用电话报告毛泽东。

1月10日　晨，乘专列由杭州到达上海，陈毅同行。下午三时，在陈毅陪同下去江南造船厂，参观正在建造中的第一艘03型潜艇和部分车间。接着，视察申新九厂，了解该厂在公私合营后工人的生产、生活及劳资关系等情况。下午六时，在上海苏联展览馆同上海市各界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共七十多人座谈，并共进晚餐。陈毅向毛泽东介绍数学家苏步青(5)，毛泽东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与毛泽东同桌进餐的有黄炎培、舒新城、周谷城(6)、盛丕华、荣毅仁等。

1月11日　晨，在陈毅陪同下，由上海到达南京。上午，参观陵园区玄武湖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太平村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田边地头同社员交谈，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还走访社员家庭，看了社员俱乐部、民校、养猪场等。毛泽东鼓励大家：你们要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把荒山变果园，把荒地变粮田。随后，参观南京无线电厂，到车间工段察看和了解机床操作情况。后又视察军事学院，向刘伯承详问学院组织、训练等方面的情况，同学院的负责干部及苏联教官交谈，并合影。还在校内游泳馆游泳一小时，出水后，对刘伯承说：传达我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都要学会游泳。明年和我一起横渡长江。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12日　中午，到达天津。下午，参观王顶堤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立仁毛纺厂和拖拉机制造厂，接见天津市各界人士和党内领导干部共一百九十多人。晚上回到北京。

1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廖鲁言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准备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说明、廖鲁言关于准备在这个会议上所作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说明的汇报。晚上，同胡乔木、田家英谈话。

1月14日　给原警卫员齐吉树复信：“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照片送上。”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李井泉、曾希圣、陶鲁笳、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谈关于增产粮食问题。

1月14日—20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出席会议的共一千二百七十九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等出席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廖鲁言作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全国形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本年三月，国务院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7)

1月15日　下午三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出席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手工业改造全部完成、郊区农民转入高级合作化的二十多万人的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大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乌兰夫、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接见四川、甘肃、青海的各民族参观团、青海牧区各民族参观团、东北及内蒙古自治区各民族参观团及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查干葛根。三个参观团的团长和查干葛根分别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献哈达。在北京市的带头下，天津、西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也相继宣布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一月底，全国累计有一百一十八个大中城市和一百九十三个县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日　下午六时，出席陈云在国务院他的办公室召开的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会议。

1月17日　主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专题讨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先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对纲要草案作说明。他说：这个发展纲要是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起来的，中心是四、五、八，即：十二年内粮食平均亩产，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达到八百斤。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云、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一起修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晚上，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对纲要草案提出的意见，对草案作了若干修改。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必须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不能凭一时的想法，也不能把生产品增产后的出路放在出口的希望上，而应当以国内市场为主。现在已可以看到有一种忽视可能条件的盲目赶大的倾向，脑子太热了需要冷一下，所以在纲要上把许多指标删去了，而在每项重大措施上都加了一些条件限制，以免又发生盲目冒进的错误。这个纲要主要是动员农民来实行，是依靠群众，国家只给以一定的帮助，因此是个群众行动的纲领。国家方面的任务应在五年计划或者年度计划中去写，过去写上了一些国家要办的事，大多删去了。会议决定，由陈毅、彭真负责，用中央名义邀请在京的民主党派、科学家等一千多人，分组讨论纲要草案，收集意见，以备最后修改后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

1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毅、彭真谈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向党外征求意见问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一些省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开会，讨论棉花增产问题和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19日　阅廖鲁言报送的王任重关于湖北发展高级社的控制数目问题的电话请示记录，批示：“先送廖鲁言同志办，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王任重在电话请示中说：目前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关于高级合作化问题，一部分同志赞成省委的计划，即春耕前发展一万个高级社（达到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秋收前后再发展；另一部分同志主张放手发展高级社，达到全部农户的百分之七十或八十，基本上实现高级合作化。我认为，仍按省委计划发展比较稳当。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同志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

1月20日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领导方法问题，阐述多快好省的口号。毛泽东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使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慢一些，比较差一些；另一种是使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快一些，好一些。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个部门，都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所以，就要反对右倾保守。这个右倾保守，现在是相当地存在于各个方面。两种方法中间，我们不选择那种落后的、使事业办得坏的方法，而要采取第二种方法，就是使事业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使我们的领导机关促进事业发展，使我们的上层建筑适合这个经济基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在我们的机构中间有一些不适合事业发展的落后观点，对事情的变化估计不足，对农民、对资本家、对知识分子进步的一面估计不足。对知识分子，净说他们不好，而现在大家分析证明，有百分之三四十的进步分子，百分之三四十的中间分子，只有百分之一二十的落后分子，并且还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看到这种情况在起变化。为了领导，我们要促进这种改变。我们党内还有许多这样的同志，他们就是看不到人家已经改变了，还说没有，就是准备一场决斗。那个对象都没有了，还准备决斗。现在完全是新的形势，看来，最近这几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化的几年。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中间，也会使我们的观点起激烈的变化，来认识这么一种情况，适应这么一种情况。讲到促进，反对右倾保守，同时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搞那么一些没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事情。现在看来相当有一点盲目性了，脑筋有点发热。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请各位同志注意，快是好，但是不要在相当多的人不愿意的条件下来快。现在是高级合作化的问题，听说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对放弃土地分红这一点还放不下心。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宁可等他几个月，慢慢说通。总而言之，标准是这样，就是要有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他们都想通了，只有百分之几的人没有想通，就容易办了。各部门搞计划指标，要放在可行的基础上。本来做得到的，本来应该办的，不去办，这就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也去办，那就叫做盲目性，叫做“左”倾冒险，目前这个时候恐怕也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倾向，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这么一种倾向。有一些同志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不敢于实事求是。因为右倾保守、机会主义这个帽子难听。如果经过考察，经过研究，确实办不到的事，那就硬要说办不到，敢于说办不到，敢于把它削下来，使我们计划放在有充分根据、完全可行的基础上。在讲到文字改革问题时，毛泽东说：关于文字改革，采用罗马字母(8)，我很赞成。因为它字母很少，只有几十个，向一边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大上。现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用这个罗马字母。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有用的东西，我们就要学，并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个罗马字母是以学到为好，恐怕要采用。在讲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毛泽东说：是不是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时间来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工业化？现在这个情况看来是有的。当然了，世界上可能出现疯子，乱搞一气，这种可能必须估计到。我们的工作要放在他可能提早突然袭击这么一点上。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加紧一点，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只要是行得通的，有根据的，不是冒险的，不是盲目的，尽可能提早一些时间，那就越好、越有利，我们取得主动。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方面我们没有主动，工业方面我们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仪器我们自己不能制造，在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这几天会议上，有那么一些同志说了那么一些很不聪明的话，说是“不要他们（指知识分子——编者注）也行”，“老子革了一辈子的命，不要你也行”。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没有他们就不行了，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要向我们的党员作广大的教育。这是一种很没有知识的话。现在是打什么仗呢？现在是要飞机飞上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飞的速度是超音速。那个东西，没有他们不行的，而且我们自己也要变成他们。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将来我们还要作一个全面的规划，把这件事抓起来。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中旬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期间，根据与会者的意见，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作了一处重要修改，将第二条中老解放区和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基本完成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由一九五八年提前为一九五七年，其余地区基本完成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由一九五九年提前为一九五八年。

1月21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中国科学院四位科学家的报告。副院长兼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主任吴有训讲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力学和化学方面的问题；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竺可桢讲生物学、地学和农学方面的问题；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讲技术科学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讲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四位科学家共讲四个半小时。毛泽东提议今后每月可组织两次这样的科学报告，对大家都有好处。

同日　分别复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祝贺新年的来电。对达赖喇嘛的复电说：“我衷心祝你身心健康，并盼你在新的一年内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对班禅额尔德尼的复电说：“过去一年内，日喀则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有进步，我们听到了都很高兴。现在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我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繁荣兴旺，西藏地方和别的地方一样，都是要一年比一年兴旺起来的。在新的一年内，你们那里也将会有更大的进步。我祝你身体健康，学业精进，希望你在新的一年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

同日　阅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十二号，批送陈云：“此件请你注意研究一下。”简报反映许多小学教师来信说薪金低、入团入党困难、工作忙累、找爱人难等问题。

1月22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张闻天等在座。参加会见的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代表铁托向毛泽东赠送了电影放映机和影片。毛泽东对客人说：你们要看我们的落后，看落后如何向前进行，怎样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向工业国前进。我们现在不好，但将来会好的，我们是有希望的。你们这个国家是打出来的，奋斗出来的。我们过去没有很多东西，只是小米加步枪，我们的敌人是飞机加大炮，但还是小米、步枪战胜了飞机、大炮。这是从古至今的一条基本原则：弱小而进步的战胜强大而落后的。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各国经验可以互相交换，哪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验。美国也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历史如此短，发展如此快。但现在处在最不利的地位，因为它手伸得太长了，手伸到哪里，哪里都不高兴它。我们主动，因为我们没有压迫别人。在谈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对资本家采取教育的政策，几个月就搞成了公私合营。中国资本家在一定条件下，给他们一定的利益，可以和平地改造他们的所有制。中国的这个特点，我们是严肃地进行研究的。资本家现在高兴的是三件事：和平转变，全行业合营，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关于过渡时期问题，毛泽东说：过渡时期这一套政策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上我们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不过在实施这些原则的形式上、细节上，有些新的东西，有些经验。这些经验，对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有一些帮助。法国、日本将来要改变制度时，也可以参考，不搞那么凶，慢慢变。毛泽东还应代表团的要求，就国际局势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们要准备着。我们没有原子弹，不想打，苏联有，也不想打，但如果帝国主义丢下原子弹来了，我们准备打。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吃了亏，社会主义沾了面子。因此，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一定要扩大，他们要大吃亏，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他们不打，他们也研究历史，不打的可能性很大，大家都不赞成打。第三条，要对中间国家做工作，在敌人营垒内也做工作，使他们孤立，这没有秘密。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维持和平，南斯拉夫和我们都要做工作，一面加强自己，一面争取人家。我们认为，保持十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要准备突然事变，但我们决不先打第一枪。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同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研究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1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国务院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定息估产的两个指示（草案）和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议程。会议根据在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各方面的科学家共一千七百三十五人两天来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的意见，逐条加以研究，凡可采纳的就吸收进去。当天会后，毛泽东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作了修改。把条文中关于粮食亩产指标在十二年内达到四、五、八后面的“各地区并且应当在上述基数上争取各提高一百斤，分别达到五百斤、六百斤和九百斤”一句删去；把棉花亩产指标在十二年内分别达到七十、八十、九十斤后面的“各地区并且应当在上述基数上争取各提高十斤，分别达到八十、九十和一百斤”一句删去。

1月24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等在座。

同日　晚上，审阅修改廖鲁言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稿。说明稿提出，农业发展纲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齐动员起来，通力合作，才能实现的。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之后加上“和各界爱国人士”，并在这一句后加写：“这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今后几个月内将还是一个草案，要请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加以讨论，提出意见。”在说明稿讲到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地方，加写一句：“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这个一百多万尚未就业的失业人员，由城乡两方面去作安排，就可以在几年内使他们就业了。”次日晨零时，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即付印，校对勿讹，印三百五十份，于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带到勤政殿，发给到会的人，每人一份（共有三百二十人左右）。”

1月25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等三百余人出席会议。廖鲁言作关于纲要草案的说明。会议进行讨论后，毛泽东讲话。他说：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上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在会上见到钱学森(9)时，同他谈到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

1月26日　阅廖鲁言为《人民日报》写的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稿，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这篇社论不能用，因为完全和廖鲁言的报告重复，并且还不及报告的详尽。我看，有了那篇报告，不写社论也可以了。如果要写，要由你们自己写，并注意不要和廖的报告重复。”

同日　致信宋庆龄：“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宝养身体。”

同日　复信许志行：“十月八日惠书早已收到，甚为感激，迟复为歉。现在是寒假，如果你愿意，可以来北京一叙（到中南海找叶子龙）。暑假可去韶山。”

1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有关民主党派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徐冰、胡乔木出席。

1月28日　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民革、民盟、九三学社召开代表大会和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召开中央会议的请示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看过，觉得可用，请酌办。”请示报告提出三个主要问题：一、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报告认为，民主党派现在正在我党领导下，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因此，应当肯定它们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了。二、关于学习马列主义和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报告认为，可以要求它们的成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必强调自愿原则。三、关于组织发展问题。报告认为，民主党派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发展它们的组织。

同日　阅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关于团中央准备在全国农村推广青年生产队问题给邓小平的报告。报告说：经过征询有关同志的意见和初步的研究，觉得青年生产队的形式，在试建过程中确有一些积极作用。但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提出青年生产队的队员要身强力壮、思想进步，这样就会使得强劳动力和积极分子过于集中，影响到社内整个劳动组织的合理调配和其他队的生产。目前普遍建立青年生产队，条件和经验都不成熟。邓小平将这个报告转送毛泽东、刘少奇、谭震林核示时，提出如下意见：“拟同意中四办的意见，我觉得他们的考虑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批示：“不要普遍建立单独的青年生产队。”

1月29日　晨，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稿，听取中央十人小组召开的各省市小组负责人会议情况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政治报告稿。当天前后，审阅修改周恩来的政治报告稿。将报告稿中的“我们要求和平，但是我们并不惧怕战争”一句改为：“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国际侵略集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也并不惧怕战争。”将报告稿中的一段话“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项共同的爱国的责任，就是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改写为：“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报告稿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毛泽东在“不管任何人”之后，加写“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

1月30日　下午三时，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在政协礼堂开幕。毛泽东出席会议。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会上，全国工人、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工商业界代表带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的喜信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报喜。

同日　阅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一月十二日同彭德怀谈话纪要，批示：“此件值得看一下。似须整个检查一次同各方面顾问专家的关系。刘、周、陈、小平、彭真阅，尚昆存。”总顾问在谈话中说，一些苏联军事顾问反映，中国同志目前已经不需要他们，也不交给他们工作做。他自己也有很多话无处谈。

1月31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九时半，同王震谈话。

2月1日、3日、5日、6日　每天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全国政协分批招待参加二届二次会议的委员的宴会。

2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徐冰开会，谈国际共运的有关问题。

2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开会，继续谈国际共运的有关问题。

2月5日　审阅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参加和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农业生产的实施方案》，批示：“照发，抄中书(10)各同志及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建立空军学院的报告，批示：“照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开会，研究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等问题。代表团团长为朱德，团员是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

2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全体人员，彭真、陈毅、张闻天、蔡树藩(11)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欢迎所有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有很多东西比我们强。我们也派足球队到南斯拉夫去向你们学习，请你们当教员，把中国教强了。又说：我们还有困难，可能你们也有困难，我们共同克服困难。我们缺点很多，经济不行，文化也落后，体育也不发达。过去制度不好，封建制度，半殖民地国家，还受帝国主义侵略。现在来重新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体育，请你们教我们。我们是兄弟国家，不要客气，把中国人当作你们自己人看待。我们对你们当作自己人看待。亚洲国家有几十亿人口，大家在一起就不孤立。应该把和平地区扩大到欧美去。美国人民也不愿意打仗的，只有少数美国人好战。统治阶级里也不是个个不能打交道。希望和平能延长下去，这不是不可能的。最后，毛泽东请客人回去后，向铁托总统及其他领导人问好。

2月7日　下午，同周恩来商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闭幕问题。

2月8日　下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闭幕。毛泽东在北京体育馆同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合影，并观看游泳和体操表演。

2月9日　下午六时半，同张经武、陈赓谈话。九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王首道开会。

2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问团，周恩来、彭真、陈毅、陈叔通、张奚若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许多外国朋友，不管这些朋友是什么国家的，只要他们愿意来中国看一看，我们都是欢迎的。亚洲国家都是很亲近的，泰国、缅甸和越南更是我们的近邻。你们到我们国家来，我们很高兴。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你们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一个人去或几个人去都可以。访问团团长说：我们在中国所闻所见，同我们在泰国所听到的传说完全相反。我们所看到的事实超出了我们的想像，这里没有什么隐蔽的，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各方面对我们都是公开的。毛泽东说：我们希望能够逐步地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后两国就会建立起邦交，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我们可以等待，我们的愿望是要使两国关系友好。美国提出了口号，要反共、反中国，在这里造了一道墙(12)，但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墙南各国，损害这些国家的利益，使得各国的大米、橡胶卖不出去。亚洲各国可以相互帮助，泰国的大米、橡胶可以在亚洲找到市场，我们愿意同你们进行贸易。以后，我们有了邦交，你们要建设工业，中国可以帮助你们，比如轻工业的工厂，玻璃厂、纱布厂、纸厂，这样你们就可以少向外国买进这些东西。会见后，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彭真、陈毅、罗瑞卿谈话。

2月12日　农历春节和藏历火猴年元旦。和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陈叔通、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在京藏族全国政协委员拉敏·益喜楚臣、欧协·土登桑却，西藏地区参观团团长拉鲁·策旺多吉、副团长安庆·定结活佛、仁青顿珠和部分团员，西藏青年参观团团长桑颇·登增顿珠、副团长才旺多登·悦希凭卓，达赖驻京办事处处长顿旺·坚赞扎巴，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孙格巴顿，四川省木里地区初基江错活佛。毛泽东说：对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要采用不同的办法，要采用云南的办法。那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满意，土司也满意。总之，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宗教信仰自由。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西藏现在不是搞合作社的问题，而是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下决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二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多酝酿、多讨论有好处，大家都讲，慢慢地就讲通了。贵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少数民族自己内部也可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代替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你毒死我、我毒死你的办法。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藏族和汉族过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我建议你们回去好好研究和协商，增强你们内部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也增强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经济文化方面，藏族是落后的，汉族也落后。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你们应该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经济不发展，人口也不能发展，文化发展了，可以帮助经济发展。西藏的小学现在还赶不上内地的小学，将来是可以赶上的。西藏也要设立大学。只要努力去做，一年年地进步，就可以达到目的。解放军进入西藏后，西藏的物价上涨了，西藏人民是受了些损失，以后老是这样可不行。解放军到西藏，要给人民办好事，不然要解放军干什么？修了两条公路是好事，但这还只是为做好事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好事要西藏地方自己做，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也可以搞五年计划这么一套，一年也可以搞一个计划，标准是提高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提不高，便不能持久。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青年要学科学，有很多科学要学，像电呀、机器呀这些东西。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要有使用机器的人才，要有农业科学家，要有地质科学家。你们要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你们回西藏后要多去见达赖喇嘛，听听他的指示，多增长些知识。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那是达赖为好。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

同日　接见在京藏族人士和西藏参观团后，向陈毅等交代此次赴藏应注意的事项。毛泽东说：并非只有中国重视西藏，西藏问题会引起世界的注视。西藏只有改革才有前途，但可以有别于内地的做法，采用赎买的办法。此次赴藏应该把中央坚持改革、民族团结的政策带去，处处说通道理，做好事，不强加于人。在谈到达赖明年出访印度时说：达赖是西藏一位宗教领袖，也是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他的行动是自由的，可以让他明年去印度。在谈到印度驻中国大使想取道西藏回国时说：印度大使离任返国或返任来京，需要经过西藏，可予批准。

2月13日　阅汪东兴关于江西部分农村合作化发展情况的报告，写批语：“汪东兴的考察报告。此件提出了一些问题，可以一阅。”同时批示杨尚昆：“此件请你印一百份，发各政治局同志、农村工作部及中央警卫队约八十人，每人一份。”汪东兴的报告说：据省委农村工作部统计，全省初级社入社农户已达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八。春耕前，群众结合搞生产规划，已在酝酿办高级社。有的地区已经铺开，计划今冬明春基本实现高级化。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是：抗水灾、旱灾能力差，农用机器短缺，劳动力不足，牲畜、种子少，购买困难等。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等在北京饭店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招待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酒会。

2月14日　自本日开始，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门(13)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至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四十三天。参加听汇报的有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参加。在听汇报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意见和评论，在此基础上形成《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同日　下午，听取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开始时，毛泽东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就要像小学生写仿一样。找到苏联的样本也好，捷克斯洛伐克样本也好，我们就先学他们的。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新产品试制，应该多鼓励、少批评。试制一件新东西，开始时总要差一点，限期改正就是了嘛！要搞一个奖励办法。关于生产资料的利润问题，毛泽东说：生产资料利润低一些，不收周转税，这是两件大事情，影响整个人民生活。这样做的结果，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搞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毛泽东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

同日　复信刘松林：“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14)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2月15日　上午和晚上，听取电力工业部等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有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验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受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从前军队也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反对政委制，说政委不搞军事，只能搞政治工作，经过多次斗争才纠正过来了，政委不只可以管政治，也管训练，也管干部，也管打仗。中间也曾试过一阵一长制，李德就是一长制，结果就是光打败仗，败得只剩下个陕北根据地。看样子短期内还做不到行政干部一定要精通业务，那怎么发得出正确的指令呢？我这个人的指令如果不经大家议论一番，就不一定正确。大家互相督促帮助一番，就更有把握嘛。法院、检察院之类机构，有生杀予夺之权，如果不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那最危险。工厂的领导应当是这么几条：党委的集体领导绝不妨害一长制，绝不妨害厂长行使职权；平日大的问题一定要党委讨论；来不及的时候先斩后奏，就先做了然后再讨论；有争论时，双方意见上报，上报期间先执行厂长的意见；厂内的事情党内讨论后，以厂长的名义下达或公布。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首相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彭真、沈钧儒、陈叔通在座。交谈中，毛泽东赞扬柬埔寨政府执行和平中立政策以及执行这一政策的国际影响，希望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西哈努克说，深感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中国政府坚持执行和平政策的真诚，重申柬埔寨坚决执行和平中立政策，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

2月16日　下午，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其间，针对昨天的汇报提出：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有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一长制有很大的官僚主义。当然一长制与分散主义不同。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总之，一个原则，不妨碍厂长的指挥，工厂生产一定要有纪律，保证质量、数量、时间，为了这个，有集体领导比没有好。当然，一长制不是绝对的，苏联就是一长制打了胜仗。我们党委制比较好些。苏联内务部、法院、检察院党不能管，我们宪法不学它，现在他们也搞委员会。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总是比较好些。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恩赐办法我们不学，我们是发动群众。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的。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毛泽东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同日　电唁杨树达去世：“请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转杨树达先生家属：惊闻树达先生病故，深为悼念，特电致唁。”

2月17日　下午，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称赞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毛泽东说：工人提拔成工程技术人员，也是很大的一个出路，说一个重型机械厂厂长要有十五年工龄才能当，这条就不能信咧。我们要十二年接近世界水平，这里头看出希望。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思想是可以变物质的，设计变成房子，它从物质中来，又还原到物质中去。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时，毛泽东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基本的主要的可以。脑子太热不行。又说：尽强调数量，不强调质量不行。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在讲到派往苏联学习人员的名额分配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能搞平均主义，重点在重工业各部，次序总该是地质各部、冶炼各部、燃料各部、机械各部，其他交通、水利。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知识分子问题也是这期间提出来的，干部也是知识分子问题，高级知识分子要搞一百万嘛。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毛泽东最后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会议(15)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2月18日　晚七时，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赠予的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七时十五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七时半，设宴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成员。参加授勋、签字仪式和出席宴会的有刘少奇、彭真、张闻天、彭德怀等。

2月19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苏联学者在华参观时，“讲了一些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的话”，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请指示。毛泽东批示：“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阅，退定一办。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16)，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同日　阅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廖鲁言：“此件可以转发各地。”次日，将中央转发江苏省委报告的批语稿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阅，杨尚昆办。中央批语稿肯定了江苏省委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很好，他们的经验应当在各地推广。江苏省委的报告说：这次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断克服了各种保守思想，注意纠正了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在此基础上，交流和总结了丰产经验，规定了各地不同的粮棉丰产指标。

同日　晚上，听取国家建设委员会汇报。毛泽东提出：建筑人数还可能减少，搞机械化嘛。关于从农村中招收工人，这一点现在还不能作结论说中国一定和苏联不同。他还提出，可以搞标准设计，没有弊病。学会成套设计要五年到七年，那太长，能不能缩短到三年五年。协作要变成计划，变成制度，不是求人，不是可办可不办。建筑材料不就地取材，是要增加铁路运输的压力的。

2月20日　晚上，听取建筑工程部汇报。在听汇报前，从万里(17)是山东人没有看过《水浒传》和《金瓶梅》谈起，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当刘秀峰汇报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措施时，毛泽东说：你们的书面汇报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引人入胜，使人想看下去。这样的文章不限字数，一万字也好，三万字也好。每个部写一报告，三月份交我。将来每一个局都要写一个报告，然后再发展到每一个厂都要写一个报告。然后来抽查，然后下去参观，叫厂长、书记来谈话，就可以摸点边了，才能看出一些东西来，主要看基层单位的。老看骨头，脑子里没有印象。工厂企业是生产力，也是基层生产关系嘛。写一个工厂要有历史，要有发展过程，有它的艰苦创业。要提倡到基层找材料，就可以研究些问题出来。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一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同日　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三次致电中共中央，主要内容是：苏共二十大的报告和发言，都强调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米高扬讲得较多，公开批评斯大林。米高扬和其他个别发言批评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并提出重新编写联共党史。所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代表的发言都特别强调列宁主义，引用列宁的话，没有一个人引证斯大林的话。从这几天苏共二十大会议中，我们感觉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关于通过争取议会的多数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二是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估价问题。代表团觉得米高扬的发言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整个领导时期的估价是有问题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利用议会的途径，由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争取人民大多数到自己方面来，争取议会中的稳固多数，变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为真正人民意志的工具，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新的国际情况下，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殖民地国家中是可能的。

2月21日　下午，听取城市建设总局和第二机械工业部汇报。毛泽东提出，城市要全面规划。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起来。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伯达谈苏共二十大等问题。

2月22日　晚上，听取第二机械工业部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汇报，肯定二机部的工作做得很好，很有功劳。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2月24日　就发表郭沫若访日诗，批示：“送彭真同志：内件(18)请交《北京日报》发表。其中有些草体字须先改为楷书，以免弄错。”

同日　阅梁思成(19)二月六日托周恩来转送的一封信，信中表达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毛泽东批示：“刘、彭真阅。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交北京市委酌处。”梁思成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入党。

同日　阅杨尚昆的一份请示报告。报告说，河北省准备在北京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共一千五百人），他们提出希望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同志能与全体会议同志一起照相等要求。毛泽东批示：“照办，请尚昆组织这件事。”二十九日，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接见会议代表，并合影。

2月25日　莫斯科时间二十四日深夜，赫鲁晓夫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会后，苏共将报告的主要内容通报中共代表团，并派米高扬到中国向中共中央送报告文本。

同日　下午，听取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我们有可能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讲到一长制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不要这个一长制名义，应该认真搞集体领导。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比较好。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劳动工资委员会，还有省委、市委、工厂党委，都是集体领导的。我们真正实行工农联盟，真正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联系，真正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还有整风嘛。讲到“第一”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永远不要这个什么“中国第一”。你人口这么多，按人口比例一算，荷兰、挪威都比我们多，总不要吹中国第一。我们看苏联一切世界第一不舒服，也如同看我们自己第一不舒服是一样的。上海《大公报》不是有个“中国世界第一”，我们禁止了嘛！当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时，毛泽东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等等，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批示：“照发。在最后一页上改了几个字，请给刘、周、陈伯达一阅。”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课程教材给中央的报告，批送刘少奇：“此件应提交政治局通过才好。”报告提出：高中级党校和高等学校中的中共党史、哲学、党的建设、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较适用的正式教材。对上述书籍的编写工作，必须做全面的规划和及早准备。编写这些教材，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还可以对这几门学科的研究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2月26日　下午，听取石油工业部汇报。当汇报到石油部原来合并在燃料工业部而该部又无力照顾时，毛泽东说：几年来石油力量发展不够，这也是个原因，看起来分部是个重要的东西。要调一些干部给石油部，各部门要平衡嘛！他最后说：今天汇报很好，比上次进了一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罗瑞卿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王首道、贾拓夫等出席。

2月27日　下午，听取地质部汇报。毛泽东说：地质部主要搞普查，但其他如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等也应搞些详查细测，门门要学整套的，否则学不会本事。各部都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分部是对的。最后说：今天汇报很好，收获甚大。

2月28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并合影。

同日　晚上，听取电力工业部汇报。当汇报到一九五五年我国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你们应该先解决劳动组织不合理的问题，把老厂多余的人搞到新厂里去，努力把劳动生产率达不到指标的第一个原因解决掉。当汇报到我国电力生产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时，毛泽东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　晚上，听取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他们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至此，重工业部门汇报结束。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2月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二月十二日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稿，批示：“刘、周、瑞卿再阅，在尾上加了几句。发后，抄公安部。”毛泽东加写的话是：“可以肯定地说，今年捕人的数目应当较去年大大减少，只捕少数非捕不可的人。杀人的数目尤其要少，只杀极少数非杀不可的人。今年三月底中央公安会议的时候，应当根据新的形势，重新拟订一个计划，报告中央审定。”

3月1日　下午，听取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时，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者充分合理利用。上海、天津的企业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所以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在汇报到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毛泽东从汇报材料中看到“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得到启发，说：轻纺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多积累资金，就是多搞重工业。

3月2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同周扬、刘白羽、老舍(20)谈话。随后，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同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的理事和代表合影。

同日　下午五时，听取地方工业部汇报。开头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写文件的问题，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如何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关于沿海地区工业，毛泽东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势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地区的发展。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又指出：对私营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订出一个规格，如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花色比过去稍好不算改造得好，一定要大好才算改造得好。在汇报到对有些产品采取选购办法时，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像是要打倒落后，其实主要是为着提高落后。价值法则是基本工具，过去资本主义是靠平均利润来调节，我们运用价值法则，要有各种措施。

3月3日　阅刘少奇转来的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的来信，批示：“送中央卫生部徐运北(21)同志：原定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是否按期召开？准备情形如何？望告。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秉志来信提出，消灭钉螺用土埋不行，必须用火焚烧，以期永绝后患。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开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参加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情况的汇报(22)，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出席。

同日　晚上，听取轻工业部汇报。在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说：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作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在汇报到对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时，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汇报到上海地区不做大的扩建时，毛泽东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在汇报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办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月4日　下午，听取手工业管理局汇报。在汇报到手工业改造速度时，毛泽东说：我觉得慢了一点，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似乎低一点。在汇报到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的时候，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在汇报到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的时候，毛泽东说：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汇报到手工业劳动生产率和手工业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的时候，毛泽东说：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在汇报到行业安排、产品分类时，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在汇报到提高工艺美术品和保护民间老艺人时，毛泽东说：这些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开办学院，召集会议，给予名艺人学术头衔。杨士惠(23)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在汇报到要求将手工业的供产销纳入国家计划时，毛泽东说：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四分之一，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3月5日　阅中共四川省委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办公室三月二日给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的电报，批示杨尚昆：“请你电话告知上海柯庆施同志和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同志，今年三月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时候，应当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和钩虫病的省区派出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并问他们此次会议何日召开，有无准备？”

同日　下午，听取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国务院第六办公室汇报。

3月6日　下午，听取铁道部汇报。在汇报到铁路运输营业人员的分类人数时，毛泽东说：以后，我出门不要你们部长、副部长跟着一同去，不然将来要检讨的。一九五〇年，我到苏联去就闹了个大官僚主义，铁路沿线两侧每隔二十公尺就有一个人站岗，从北京一直到满洲里。在汇报到铁道系统不少领导干部安于现状，滋长着骄傲自满情绪时，毛泽东说：铁路人多，家底大，成绩也不小，容易骄傲，应该注意这一方面。当汇报到在铁路基本建设方面，自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之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时，毛泽东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害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自从一九五三年反主观主义之后，到一九五五年，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进了一步，但是带来了一个右倾。所以必须要在去年提出反对右倾的口号，先从农业开始，以后又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也反对右倾。共产党要反过来反过去，多反复几次就要好些。

3月7日　阅徐运北关于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问题的来信，批示：“除长江中下游六省外，其他已发现血吸虫病的省份如四川、广东、福建等也应当请他们派代表参加，请与柯庆施同志商处。会议除讨论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以外，钩虫病及其他最严重的疾病也宜加以讨论。会议应当订定下一次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会议（即每年开会两次）也就可以了。”

同日　下午，同蔡畅谈话。

3月8日　下午，听取交通部的汇报。看了交通部的汇报目录，感到一目了然，要求各部都要这样作才好。他说：世界各国海船吨位表很好，我国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明我国太穷。公路少应多修，地方工业和修公路都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在谈到运价问题时说：运价高束缚生产力，工农业产品交流不起来，税收减少，结果害自己。工农业都在发展，两方面交流靠运输纽带，中间路太狭，通不过去发生矛盾，就影响两方面发展。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方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私有财产是否三年收归国有，还要考虑。将来可以给他们福利基金。讲到肃反，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汇报远景规划时，毛泽东说：一九六七年造船达到五百七十一万吨，这还像个样子。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汇报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对的意见，我都支持，我已说过，把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3月9日　下午，听取邮电部、民航局汇报。

3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程潜、章士钊、王季范等，同他们叙旧，看电影并共进晚餐。

3月1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毛泽东讲话，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24)。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邓小平、杨尚昆继续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

同日　阅彭德怀三月七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为了逐渐减少我国在越南的军事顾问人员，增派越南军队所需要的技术人员，拟将现在越南担任军事总顾问职务的韦国清同志撤回，另派一个驻越武官担任两国的军事联络工作。毛泽东批示：“刘、周、陈、邓阅，退彭，照办。武官人选，要是很好的。”

3月13日　晚八时，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汇报。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等，对贝鲁特(25)去世表示深切哀悼。晚十一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到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贝鲁特去世。

3月14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同他们进行交谈。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等。长征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毛泽东说：因为我怠工，所以拖延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艾地问：《毛泽东选集》出了第三卷之后，毛主席对第一、二卷有没有打算作什么修改？毛泽东说：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想到还可以补一些注解。艾地问：《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谈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问题(26)，不知道那是就中国的特点说的，还是指所有国家说的？毛泽东说：那不单是说中国的问题，也包括外国。艾地问：现在是不是也还那样说？毛泽东说：现在也还是那样说。波立特同志到北京时也提到这个问题，问要不要修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波立特同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要不要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我们可以而且要这样说：我们要争取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还要说，即使一时不说也要这样考虑问题：当资产阶级用武装来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来取得革命胜利。恩格斯生前曾经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美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到二十世纪，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列宁就不再那样说了。自然，也可以设想，今后会有少数国家，在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之下，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的胜利。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它包括武装力量。现在我们的阵营还只包括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到我们占大多数、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下，不必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我们现在也说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我们并不是美国和蒋介石的参谋长，我们不能替他们做答案。艾地说：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毛泽东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谁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意见还不都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何况用来处理外国的事。现在传播的关于我的故事，有些并不符合实际，是不可信的。例如：香港有一家报纸（或杂志）说，我曾在一个深夜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死前一定要见一见毛主席。但并没有这回事。伤兵是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在白天，并不是应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而赶去看他。还有一篇故事说我八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唯物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会见于晚十一时四十分结束。

同日　晚上近十二时，同陈毅、张经武、汪锋谈话，再次交代中央代表团赴藏任务和应注意的问题，罗瑞卿参加。毛泽东说：藏族和汉族的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消除的，我们在精神上应该准备等他十年二十年。这次去西藏主要是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而不是去做更多的事。我们主要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了大汉族主义，才能说服各民族放弃地方民族主义。这点不能颠倒过来。这次去的任务不要多，希望不要大，对于土地改革、稳定物价、妇女工作等，要看情形去做，步子不要太快。次日晨零时四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听取罗瑞卿汇报。

3月15日　中午，听取彭德怀汇报自三月六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同意会议当天可以结束，提出会上关于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应当报中央政治局。

同日　下午，听取农业部汇报。之后，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商谈工作。

3月16日　下午，听取水利部汇报。

3月18日　晚上，听取林业部和气象局汇报。之后，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谈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3月19日　下午二时，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四时半，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

3月20日、21日　晚上，继续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

3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王稼祥发言分析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系统发言，周恩来就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发言，邓小平发言着重谈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着重讲了四点意见。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会议结束前，毛泽东提出，对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这篇文章可以在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下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一个星期内写出来。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这篇文章初稿于本月二十九日写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3月25日　上午，同陈正人谈话。晚上，同邓小平、陈伯达谈话。

3月26日　下午，听取商业部汇报。之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商谈问题。

3月27日　下午，听取对外贸易部汇报。之后，同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商谈问题。

3月28日　复信拉科西(27)：“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了。我们了解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困难，并且愿意尽可能帮助你们克服困难。根据你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可能，我们准备在一九五六年内增加供应你们价值三千万卢布的货物。我们已经指示我们对外贸易部立即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北京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商谈供应货物的品种和数量。”

3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艾地，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在座。在谈到印度尼西亚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荷兰还是美国的问题时，毛泽东表示同意艾地的意见，说：印尼共产党反对荷兰，但也要反对美国，两者都要揭露。必须反对美国侵入印尼的势力，一步一步地排挤荷兰的势力。前门打虎，后门拒狼。在谈到印尼共产党的工作时，毛泽东说：印尼共产党的工作有两方面：（一）上层；（二）下层。在上层分子中间，凡是能够争取过来的，都应当争取他们，党和他们的团结越久越好。在下层的工作，就是争取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主要是对农民的领导，没有农民就会麻烦，就会被孤立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如果站在帝国主义一边，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要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党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力量，就是说党必须在农民中间生根。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工作，而且要有军队，要掌握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够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党必须加强在农民中间的工作。最好艾地同志或其他政治局委员到农村去，和农民接触，调查农村的情况，以便详细地了解农村阶级关系、土地问题和生产情况。每个政治局委员一年利用两个或三个星期去调查农村的情况，这是好的办法。对于工厂也是这样。只有这样，政治局委员才能知道农民问题。如果不知道，工作就困难，就不可发出指示。在讲到争取中间势力时，毛泽东说：地主问题也要加以区别。在他们中间同样也有大、中、小之分。必须把封建剥削的地主和同资本主义有联系的地主区分开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那部分地主必须给他们加上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帽子，必须把他们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不能把他们和封建主同等看待，这样可以缩小打击面。毛泽东一再强调，在这次谈话中所提出的一切意见，希望只作为参考的材料来接受，不要认为我们的一切经验对你们都是正确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商谈陈云赴越南问题。

3月3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关于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汇报提纲》稿，批送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阅后，由杨尚昆发出。汇报提纲稿说：“中央最近分别听取了工业、交通、农林水和财金贸各部党组的汇报，在今后几个月内中央拟分别听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关于工业、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为了便于各省、市、区党委准备汇报的意见，现在提出下列问题供作参考。”提纲稿共列出十个题目，要求“向中央汇报时，应当各自根据本省、市、区的经济特点，对本省、市、区财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作历史的比较。这种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应当写成书面文件报送中央，字数不限，但亦不要太长”。毛泽东将“字数不限，但亦不要太长”改写为：“字数以一万五千字左右为宜。但要看内容如何，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上开十项如果一次写不完，分别写成几个报告也可以。如果一时写不好许多问题，先写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问题也可以。”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指示稿，批示：“刘、周、彭真阅后，退小平照办。国务院春耕指示(28)（此件已退习(29)办）于四月一日见报，此件应隔一二天，可于四月三日或四日见报。”

同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王稼祥列席。

3月31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4月1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

4月2日　晨，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审阅修改后，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社论(30)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二十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毛泽东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加写了一些内容。文章在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也会犯很多错误的地方写道：“甚至会在某种情况下也会重犯过去的错误，这点恰恰是人们完全可以设想的。”毛泽东将这句改为：“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在文章讲到斯大林在后一个时期犯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在文章讲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以下一些内容：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〇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抗日战争时期，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在文章末尾，毛泽东加写了两段文字。第一段中说：“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第二段是：“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们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义，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同日　审阅彭德怀三月六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可用。中央各同志意见，在他们看过文件后，即会告知你。”彭德怀在会议上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包括：争取持久和平，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积极防御的方针；阵地战结合运动战问题；作战指导上的几个主要问题等。第二部分关于国防建设问题，包括：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动员准备工作；建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

同日　下午，听取全国合作总社汇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和访问苏联等七国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

4月3日　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晚十一时，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胡绳，在中南海颐年堂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

4月3日、4日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又进行多次修改。文章中讲到，鉴于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一段话：“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文章讲到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本身也还将有矛盾的地方，毛泽东加写：“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毛泽东还将文章中“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而避免个人的专断”一句中的“个人的专断”，改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毛泽东为文章加了题下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4月4日　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胡绳、吴冷西、田家英等开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会上，毛泽东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谈关于从朝鲜调回四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部队装备及补充问题。

同日　审阅彭德怀三月二十八日关于将南京军区分为南京、福州两个军区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在此次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南京军区的同志建议，由于现在南京军区直辖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五个省军区，范围太大，领导不便，要求划为两个军区，即将江苏、浙江、安徽划为南京军区，另将福建、江西划为福州军区。经军委会议讨论，同意这个建议，由福建军区的领导担任福州军区的领导。但福建军区司令叶飞兼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兼职过多，请中央考虑叶飞不兼福建省委书记。(31)毛泽东批示：“刘、周、朱、小平阅后，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同意划分为两个军区。叶飞的省委书记是否可以不再兼了，何人充任省委书记的问题，请小平和谭震林商定告彭。”

4月5日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下午，听取粮食部汇报。

4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陈云汇报赴越南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邓小平、王稼祥等出席。会后，同刘少奇、朱德谈话。

同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米高扬。次日晨一时，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通报会见米高扬的情况，商定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的基本方案。

4月7日　下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秘书长共二十四人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随后，李富春、米高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五十五项新的工业企业的协定和关于修建从中国兰州到苏联阿克斗卡（今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铁路及组织这条铁路联运的协定，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出席签字仪式。

4月8日　下午，听取农产品采购部汇报。

4月9日　下午，听取财政部汇报。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张闻天、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康生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会议情况的汇报。

4月10日　接受丹麦首任驻中国大使格瑞杰生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中国地方大，力量并不强。中国是不会向别人翘尾巴的，如果中国翘尾巴，你们可以批评。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毛泽东说：你们老呆在北京，知识也受到限制。我想，驻北京的使节每年“五一”和“十一”以后，就是春耕、秋收以后，可以组织两次旅行，到中国各地去看看。大使说：我对中国的情况很关心，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我至少看了十遍。丹麦也有合作社。毛泽东说：我们也要学一学你们是怎样办合作社的。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发展得很快，原因是：（一）农民很穷。（二）地少人多。（三）历史发展的原因，即从互助组、初级社逐步发展，适合农民的习惯，不感到突然，觉得有利无害或利多害少，愿意加入合作社。（四）由于政府和党的领导。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你们也可以看一看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怎么进行的。资本家现在在半国有化的企业里还是担任着工作，有的还当经理、当厂长，将来也还是如此。政府采取了完全包下来的政策，使他们都有职业，而且有选举权。他们也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对此很乐意。当大使说到中国对资本家的收入不征税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没有所得税，因为大家的收入还不多。所得税的制度还是进步的，我们将来要采用的。不仅对资本家要收所得税，对工人、农民、机关人员都要收所得税。目前我们的薪水收入不算多，不过因为物价低，市场稳定，还可以过得去。你们在北京买东西大概也会感到这一点的。

同日　下午，继续听取财政部汇报。之后，听取中国人民银行汇报。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4月11日　阅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七十八号，其中反映目前小学教师中存在“三低”即待遇低、地位低、教学质量低的情况。批示：“刘、周、陈、邓、彭真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并应予以解决。”周恩来四月二十七日批示：“送董纯才(32)同志阅，望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解决办法。”

同日　下午二时，同罗瑞卿谈有关在押战争罪犯的问题。

同日　下午四时半，继续听取中国人民银行汇报。至此，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门的汇报全部听完。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对蒋、日、伪战犯处理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稿，批示：“彭真同志：略有修改，主要是发到县级，于五月份收集意见上报。”毛泽东在通知稿末尾加写一段话：“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中央通知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各党组。通知说：对于目前在押的蒋、日、伪战犯，需要作适当的处理。中央经过总的利害权衡，觉得似以从宽处理为好。从宽处理，不处死刑，按其情节分别判处适当的徒刑，不需要再判刑的则陆续释放，并且陆续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现、愿意立功赎罪的较大的战犯。这种处理，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但是，这样处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太便宜了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动分子感到无所畏惧，因而助长他们的反动气焰。为此，提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四、五两月内召开当地政协常委扩大会，或其他适当范围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会后将结果向中央作报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后决定。这个通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四月十二日通过后下发。

4月12日　下午，在中南海瀛台参观机械工业展览。从本日起连续六天下午参观这个展览。

4月14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4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兄弟党的一些问题，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王稼祥、罗瑞卿出席。

4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浙江昆苏剧团演出的昆曲《十五贯》。

4月18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当汇报到新产品问题时，毛泽东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在沿海工厂生产，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工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又说：农民的收入每年必须有所增加，就是说，百分之九十的合作社中百分之九十的人收入应有增加。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是负担不起的，这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秋后个人不能增加收入或增加很少。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还要看看这两年农业实际的增产情况。总之，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同日　阅康生摘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三月三日的谈话纪要，批示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哈格尔在谈话中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这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是有约束力的。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33)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孟德尔(34)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派。科学是可以有各种学派，我们相信，久而久之可以使一些真正研究科学的人走上唯物主义。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当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哈格尔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

4月19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他说：不仅原有的轻工业绝大部分在沿海，就是造船、机械、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也多在沿海，也必须充分利用。他指出，三个关系都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谈到农业增产问题时说：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步骤要慎重，不能破坏了精耕细作。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应该把积累、个人收入、发展副业、纠正命令主义都纳入规划之中。为此，四月底要召开一次省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4月20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说法“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当奴隶当惯了，总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戏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列宁反抗了第二国际，才取得了俄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抵抗了第三国际的错误，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第二国际不革命，第三国际有一时期革命太过火了。他说：重工业是重点是无可争论的。但如果把轻工业建设投资比重定得不恰当，轻工业定低了，就是立志不想搞重工业。要搞重工业就要适当增加轻工业的投资。除了轻工与重工，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毛泽东针对在经济建设中可能出现盲目性指出：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就无办法处理。工业也可能有此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同日　致电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位委员：“我愉快地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热忱地希望西藏各阶层人民在你们指导之下更加团结和进步，在发展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就。”四月二十二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前，毛泽东题词：“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同日　为印发徐运北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五百份或更多些，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及二十五日到京的各省委书记。”毛泽东为这个报告加了题目《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和题下注“（这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值得大家一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注）”。徐运北的报告说：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会议一致认为，血吸虫病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极深，不仅损害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严重地影响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和整个民族的前途。要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血吸虫病，必须做到：一、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问题的关键；二、充分发动群众；三、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四、追加防治血吸虫病的经费。

同日　复信毛宇居：“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今借纯珠(35)兄之便敬致问候之意。”同日，致信毛笔珠(36)：“纯珠兄来说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复信毛泽荣：“多次来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吧。”

4月21日　阅邓小平报送的八大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委员会名单，批示：“如政治局同意，即照此办理，交邓小平处理。”名单共九人：邓小平、胡乔木、李雪峰、谭震林、马明方、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杨尚昆。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工作的通知。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还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人总是比机械会做工作，广东潮州每亩产量两千二百斤，有的国营农场每亩产量才一百多斤。一拖一拉一百多斤，不拖不拉两千二百多斤。关于战时和平时工业生产的互相转化问题，毛泽东说：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这个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关于地方工业，毛泽东说：应立两条法律，一让地方搞，二不拿走。地方工业，中央部委在技术上、规划上、供产销平衡上还要管。还说：群众的事业由群众自办，也要加以限制，要分期分批来办，不要七年到十二年的事在一二年内解决。最后毛泽东说：汇报得好，下了工夫摸了一下，总结了经验。过去没有这些经验，现在总结了这些经验，可以发到各部各省市去。今后每年都要你们汇报一次。

4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康生、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胡乔木、李雪峰、谭震林、马明方、安子文、宋任穷、杨尚昆。晚上，在游泳池住处同王任重、李先念、廖鲁言谈话。

4月23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的提法时，毛泽东说：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应改为“除个别边疆地区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说“就要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应加上“基本上”三个字。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一些。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谭震林、廖鲁言、王任重、李井泉、吴芝圃、张德生、胡乔木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个人利益问题（草案初稿）》修改问题。

4月24日　下午一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程潜。

同日　下午四时十五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根据两个多月来听取经济工作部门汇报的情况，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大关系。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注意在轻工业上多投些资。二、沿海与内地：为了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要尽可能地减少国防和行政的费用，来扩大经济和文教的建设。四、个人与集体：要发展集体利益就必须照顾个人利益。增加工人工资，正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达到增产。农民中有两重关系，即国家与合作社，社与社员，必须照顾社员的收入能年年增加，才能提高社员增产的积极性。五、地方与中央：分权正是为了集权，不注意地方，削弱地方的权限，对中央是不利的。六、少数民族与汉族：搞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对汉族大有好处。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只占十四分之一，而土地却占百分之五六十。毛泽东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是复杂的，农村中往往百分之五的干部社会主义积极性太高，而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则更多注意个人利益，这就是矛盾。财政一节，说还想从农民中多要一些，很值得研究。对农民总要经常照顾，不要一下使农民收入大为减少。去年(37)就是一个大教训，多购七十亿斤粮食，农民都骂我们。我们减少了征购，实行了三定，又加上丰收，因而改骂娘为鼓掌。总之，要小心谨慎，多要些，还可以多想些办法，如薄利广销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来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了解各省市情况，并通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出席会议。

4月25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沿海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防不可不有。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有更大的进步。（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要适当调整。要给工厂一定的独立性和权益。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七）党和非党的关系。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九）是非关系。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现予公布。”决定宣布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并对处理原则和有关事项作出规定。

同日　晚上，在中直俱乐部再次观看浙江昆苏剧团演出的昆曲《十五贯》。

4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4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陆定一在发言中讲到文艺问题时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一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问：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定一说：我看过，很好。毛泽东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38)，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同日　在《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倡议书说：“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在这个倡议书上签名的党内外人士共一百三十六人。

4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总结讲话。关于党内生活问题，他说：七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内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泼。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等于没有中央了，后头又逐步纠正，那个纠正，我们认为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讲，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现在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他说：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我这里随便这么讲，表述不是很准确，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就是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关于修改党章问题，他说：党章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会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还有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的问题，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这个草案上是设一个副主席。也可以谈一谈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常任代表。设常任代表的好处，就是一年开一次会。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关于民主管理问题，他说：现在集体化了，能听命令，一起上工，这就有极大的利益。但是什么都得听命令，这就宽了。命令要正确，范围不要太广了，要有农民一些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是要有一点自由。关于全国平衡问题，他说：有一个同志讲，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没有全国的平衡，没有调剂，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毛泽东还讲到今明两年要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关于学习外国应采取的态度，关于这次会议的传达等问题。陈伯达在会议上的发言中，讲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的由来时说：毛主席给文艺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中央组织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

4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彭真、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等在座。毛泽东说：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在中国，在南北美洲，民族资产阶级都起很大的作用。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在某些时候比工人阶级的影响还大，所以对这些人的争取工作就很重要。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对他们的坏的一面作斗争，而且还给他们利益，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改造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我们给他们时间，要好几年。这样做对工人农民是有利的，首先是生产不中断，市场上群众需要的物品不缺，物价稳定，货币购买力稳定。取消他们的私有制，我们的办法是教育他们，给他们上课、开会，在他们中间开展自我批评，我们也给他们批评，鼓励他们积极的一面，打通他们的思想。改造时，对资本家很好地进行安排，使他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变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目前有的工厂的厂长是资本家，副厂长是我们的同志。要他们当厂长因为他们懂技术，但他们的企业逐步变为国营。资本家有技术，有管理能力。在这些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向他们学习。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可供中南美洲兄弟党作参考。可考虑在革命前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争取他们反帝。他们对帝国主义是不高兴的，可以联合他们，争取他们或中立他们。如果你们能把全部农民争取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再加上争取资产阶级，你们的工作就好办了。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被剥削者同不剥削的独立生产者例如中农的联盟。此外，还要有另外的联盟，在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得解放，没有这个联盟也是不行的，这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的宗教人士以及开明地主的联盟。用这种办法，可以把敌人变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和本国少数亲帝分子即同帝国主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对我们来说，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为了这个目的，党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对于党内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有正确的政策，帮助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整死。大敌当前，我们就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际上也一样。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就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力量，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的，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力量。毛泽东问巴西客人：有一些从大陆赶走的中国人在巴西吗？客人答：有一些，他们呆不长了。毛泽东说：对于在外的人，我们的方针是争取，不管他以前犯了多大的罪。我们争取一切愿意回头不帮助美帝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回来，回来看看再走也好，回来找工作也好。蒋介石愿意也可以，但他很顽固，不肯回来。对任何国家也是这样，不管多反动，只要愿意和我们做生意、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最后，毛泽东说：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参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中国的经验有好的，有坏的；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不一定跟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作为参考则可，照抄则不可。照抄经验是要吃亏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失败的教训很值得研究，能使人少走弯路。成功的经验在一国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国如果一模一样，不改变形式，反而会导向失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召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彭真、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出席，谭震林、安子文列席。

同日　复信贺果(39)：“给我的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我情况还好。盼你保养身体。便时望将你的情况告我为盼！”

4月30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开幕式。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会前，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主席团和港澳工人五一国际劳动节观光团及一些国家的工会代表团。

同日　晚上，会见李烛尘。后同彭真谈话。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40)晚八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团负责人和著名人士，同他们一起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5月2日　下午三时，同周恩来、张治中谈关于张治中给台湾当局有关领导人写信的问题，朱德参加。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一百一十多人。毛泽东发表讲话，又一次系统阐述十大关系问题。在与会者发言之后，毛泽东再次讲话。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我们在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41)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末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学派，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在讲到斯大林问题时，他说：一方面批评斯大林，一方面保护斯大林。斯大林是一种财产，有一部分错误的东西，应该批评。正确的部分应该保护，当做我们的一种武器，不要把这把刀子丢掉了，因为有用处嘛。现在批评斯大林也有些倾向，把工作否定了，这不对，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错误。苏联的批评会产生积极作用，因为那个国家，什么话也不敢讲，除了斯大林的话，造成了一种迷信。关于破除迷信，过去也谈过，我们的人经常有迷信。对斯大林不能迷信，对中国人，外国人，死人，活人，都不能有迷信。对的就赞成，不对的就不赞成，对自己也是这样。在讲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说：中央在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恐怕是有缺点的，地方上的缺点更多一些。地方对民主党派不重视，民主党派自己也不重视民主党派。共产党要重视民主党派，还要帮助民主党派自己重视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应该说有很大作用，直接做很多工作，并且监督共产党，监督国家工作。我们不但需要工人、农民广大群众监督，而且需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来监督，避免苏联因为没有监督而犯了许多错误，长期不得纠正。讲到侨务工作时，他说：何老太太(42)讲的，这次下去，最好由华侨代表比较集中地视察侨务工作。视察是有效力的，不仅对中央的工作有帮助，对地方也有帮助。因为你们下去能看出问题，提出意见，他才能够改。在讲到犯人问题时，他说：对犯人不给报纸看，他们的生活不好，这个问题请彭真同志注意一下，给公安部谈一谈。犯人有权利争取改善生活，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当然不能与我们一样的生活水平，发那样多的薪水，那也不行，因为他们是犯罪的人，但是应该按照他们应得的那种生活待遇予以改善。犯人既不让参观，又不给报纸看，就失掉了受教育的机会。在讲到工厂里设研究所和拨给经费时，他说：请国务院考虑这个问题，比较大的工厂、中等以上的工厂，要有研究所，要给予经费。关于技术观点太重，可能在批评时过火了一点。反对右倾以后，把发展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建设高潮提起来了，但也有犯“左”的错误的。技术方面也是这个问题，你们去视察，要当做一个问题，了解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关系是不是正常，或者已有所改变，改变得够不够。有发明的人不被信任的问题，也包括在内。对人不大关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帮助人，不关心人的死活，对人冷淡，这个问题应该注意。

同日　晚十时，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同尤金大使谈话。次日晨一时回到中南海。

5月3日　晨二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开会。六时，乘专机离开北京，上午十时半到达武昌，在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同王任重谈话。下午四时半，乘专机由武昌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今珠岛宾馆）。

5月5日　晚上，同陶铸、罗瑞卿谈工业问题，刘亚楼参加。

5月7日　晚上，同陶铸谈话。

5月8日　为转发中央代表团党组关于当前西藏动态和代表团工作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并转西康地委(43)的批语：“西藏方面前往康区(44)的考察团，不久就会到来，你们应予以热情的接待，将叛乱原因、平乱情况、党的政策和工作办法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可以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帮助你们做些安抚劝说工作。如果他们愿意到成都和北京走一趟则更好。”报告说：中央代表团自北京出发的同时，四川藏区发生叛乱的消息传到拉萨，在喇嘛、贵族上层中间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恐惧，怀疑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和代表团的来藏是来搞改革的，对这两件事的态度由热情转为冷淡。经过召开上层分子座谈会，广泛地进行拜会、访问和向寺院发放布施等各种活动，宣传中央的政策，解释误会，揭露谣言，局势已逐渐稳定下来。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已胜利闭幕。估计再继续进行一些工作后，拉萨的局势可进一步安定下来。达赖提出派人组成代表团去四川藏区，协助当地党政进行宣传和安抚工作，我们已表示同意。报告还说：拉萨对四川藏区叛乱发生的原因有多种传说，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叛乱是由于斗争上层、收枪、收税和破坏宗教等四条原因造成的。毛泽东对这四条原因批注：“请四川省委和西康党委注意：拉萨方面所说引起叛乱的四条原因，请按实情加以分析，对于即将到来的拉萨考察团予以符合情况的说明——中央注。”

同日　晚九时半，同陈云、陶铸谈话，次日晨一时结束。陈云是在上海、武汉等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进行调查之后来到广州的。

5月11日　下午，和彭真、杨尚昆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陶铸汇报广东省工业情况。参加汇报的还有广东省副省长、工业厅厅长、农业厅厅长、省委秘书长、广州市委副书记。

5月12日　下午，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在广州越秀山游泳池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农业情况。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二日第四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

同日　根据本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任命薄一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黄敬为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王鹤寿为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和冶金工业部部长等一批国家工作人员。

5月13日　下午，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陶铸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陈漫远汇报广西省工业情况。参加汇报的还有广西省副省长、工业厅副厅长、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等。

5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通知说：“汇报的问题，可分为：（一）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中央各部管的、地方管的和私人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交通运输业（陆、水、空，近代的和落后的）；（三）商业（内贸、外贸、供销合作和私人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农、林、水；（五）财政和金融；（六）干部（即教育工作）。以上各项都应作一些历史的和现状的叙述，并且应当有七年的或者十二年的远景规划，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中央各部管的为辅。写成书面文件，字数不拘，依内容决定，长的可以有一万字，或者两万字，甚至更长些，短的可以只有几千字。此外还有：（七）统一战线安排问题；（八）反革命分子安排问题（主要是就业安排）；（九）失业安排问题；（十）少数民族问题（无此问题的地方则略）；（十一）其他特殊问题（例如广东的华侨和侨眷问题，渔民问题，盐民问题，港澳问题）。以上各项，每一个问题写几千字即可，均要分开写，各成篇幅，不要连在一起。以上共有十几个题目，不可能在一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可以分为两次或者三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希望都经过你们的委员会加以讨论和斟酌，但不必十全十美，不大完善也不要紧。汇报的时候除第一书记应来之外，可以带几个与工作有关的助手来。以上各问题，重点放在第一至第六各项，而以第一项为主要的重点，第一项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具体汇报时间，将用电话和你们商量。”

同日　下午，和彭真、陶铸等在广州越秀山游泳池听取陈漫远汇报广西省农业情况，广州市委汇报农业发展规划。

5月16日　下午，和彭真、谭震林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造纸和制糖业的情况汇报。

5月17日　下午，和彭真、谭震林、陶铸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杨尚奎汇报江西工业情况。

5月18日—20日　连续三天下午和晚上，在广州小岛招待所或越秀山游泳池，和彭真、谭震林、陶铸听取王任重关于湖北省工业情况的汇报，张体学(45)关于湖北省财粮贸工作的汇报，王延春(46)关于湖北省农村情况的汇报，宋侃夫关于武汉市产供销和职工生活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在张体学的汇报提纲后面写了一段文字：“资本家企业国有化慢一点：（1）抓住他们的尾巴；（2）可得息钱；（3）有时间，我们主动一点。经验：人事与业务的安排要迅速；经济改造要逐步来。”

5月18日　从晚上到深夜，听取身边七个省籍的十名警卫战士回家乡所作农村调查的情况汇报。

5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最近广东、湖北、武汉、广州等省委、市委向中央汇报财经工作，均是以当地整个财经工作为对象（包括中央各部管的和地方管的）；在工业方面多从中央各部管的大企业，例如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长江航务局、广州造纸厂、广东糖业公司等总结经验；在财贸方面，也是以当地整个财政金融工作和贸易工作为对象，加以分析，提出意见。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中央五月十四日电报中所说各地汇报对象可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而以中央各部管的为辅这一点规定，应予取消。”

5月21日—23日　每天下午和晚上，和彭真、谭震林、陶铸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湖南省委周小舟等汇报。

5月24日、25日　每天下午和晚上，和彭真、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陶铸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江西省委杨尚奎等汇报。

5月26日、27日　每天下午和晚上，和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陶铸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广西省委陈漫远、韦国清等汇报。

5月28日　下午，和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港澳问题的汇报。在汇报到香港政治局势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形势比抗美援朝时，不是好一点，而是好三点。英国对我们的政策是看见的，它要和我们做生意，美国也要来的，明年不来，后年也会来的。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现在拿过来不见得有利。在汇报香港统战工作提到张国焘可否回来时，毛泽东说：张国焘回来，不让他当委员，给他饭吃，我看比他在外边破坏好。又说：凡是回来观光过的人，回去后不要他们表现左，那样会失掉他们的作用。提到宣传工作时，毛泽东认为香港《大公报》等最近降低调子很对。他说：能够利用香港一些报纸登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东西，透到台湾去，这就很好了。要他们不骂我们是不可能的，这样它就会起不了这个作用。一条消息又骂又帮是可以的，七分骂我、三分帮我这才对头。在汇报到争取港澳华侨投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有更积极的政策。港澳华侨拿外汇来拿外汇走，这是合理的，这对我们并无所损。就作为存款性质吧，在一定期限内，例如一年，他们可以拿外汇来，一年后随时可以拿外汇走，这样就可以来来往往了。但有一条，钱怎么用他们不要去管，由国家来计划使用。股息多少、股息给不给外汇，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要针对港澳华侨的顾虑，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

5月29日　上午，和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镇反问题的汇报。随后，参观广东造纸厂和广州通用机械厂。

5月30日　晨六时，乘专机离开广州，上午八时五十分到达长沙。九时十五分，和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周小舟在湘江船上听取中共长沙市委关于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下午一时半游湘江，上岸后访问了一户菜农。

同日　下午三时二十分，和罗瑞卿、杨尚昆、唐生智(47)等同往程潜家拜访。四时半，在周小舟家会见章士钊。晚上，邀请程潜、唐生智、曹伯闻、程星龄(48)、章士钊等一起进餐。

5月31日　晨七时二十分，由长沙乘专机到达武汉。上午八时四十分，在长江船上听取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情况的汇报，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陈再道(49)、李达等参加。随后，毛泽东下水游泳，从蛇山北边游到汉口的淡水池附近，约十五公里，历时两小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横渡长江。

6月1日　上午，在汉口住处和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等听取武汉裕华纱厂和六渡桥百货公司的情况汇报。随后参观国棉一厂。晚上，邀请几位民主人士一起进餐。

6月2日　上午，在汉口住处和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等听取重型机床厂生产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下午，第二次游长江，在武汉长江大桥以上一千五百米的汉阳岸下水，从大桥第一、二号桥墩之间穿过，游到徐家棚以北上岸，约十五公里。对陪同游泳的王任重说：这是多么好的游泳场所，应当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水，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指抗美援朝战争——编者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6月3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和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等听取武汉钢铁厂施工情况的汇报。下午三时半，再次游长江一小时。五时半，参观湖北省工业展览会。晚上，在湖北省政府礼堂观看楚剧。

6月4日　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同日　刘少奇召集会议，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出席。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十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并原则通过报告初稿，批准四日会议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6月5日　下午四时半，同朱德谈话，朱德谈视察山西省工农业生产的情况。

同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王首道、陈伯达、廖鲁言等出席。

6月6日　晚上，在颐年堂设宴招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全国知名人士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张治中、李烛尘、傅作义、章伯钧、龙云、许德珩、罗隆基、李四光等。毛泽东谈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国际情况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安排问题。出席宴会作陪的有李维汉和童小鹏(50)。

6月8日　审阅陆定一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批示：“退陆定一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发表。在第九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是否可以这样修改，请和周扬、袁水拍、何其芳(51)等同志商量一下。”

6月9日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胡乔木、杨尚昆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林铁、阎达开(52)等汇报河北省工业、农业、林业、水利等情况。

6月10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市长苏迪罗和夫人、副市长达努布罗托等，周恩来、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东方各个国家的情况都差不多，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有着共同点。中国过去几乎没有工业，解放后才搞了一些，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受了帝国主义的欺侮，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业。要搞工业就要有知识分子、工程师和教授。我们欢迎你们的总统苏加诺来中国访问，我也希望去印度尼西亚访问，不过要迟一些时候。在印度尼西亚有很多中国侨民。我们曾经通过我们的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教育华侨尊重和服从印度尼西亚政府法令。在印尼的华侨可算是少数民族，你们算大民族，大家要合作。华侨不管是左的、中的、右的，都可以回来看看。台湾这些人要来也可以，看完回去也可以，回去骂了我们也可以，骂了再来还可以。

同日　下午五时，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林铁等汇报河北省工业问题。

6月11日　下午，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林铁等汇报河北省商业、财政、金融问题。

6月12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谈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八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问题。

6月13日　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驻中国大使阿哈默德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美国欺侮我们，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大使说：对东南亚防务集团和巴格达条约组织(53)，巴基斯坦所强调的是上述组织的经济方面而不是军事方面，正设法将巴格达条约组织变成一个经济联盟。毛泽东说：希望有一天所有军事同盟都被取消，这样世界便和平了。印度怕这些军事同盟，我们也怕。我们怕的倒不是你们，不是泰国，也不是菲律宾，而是美国。我们愿意和所有亚洲国家友好，包括泰国、菲律宾、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等未建交的国家在内。

6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给各省市区党委的通知。通知说：“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54)，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项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作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同日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制订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并合影。

6月15日—30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6月15日　下午二时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汇报赴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有关情况。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议。

6月1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富春去苏联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和苏联援助问题。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中央通知说：今年五月是毛泽东同志所著《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发表的十五周年。党内有许多新党员不知道整风运动，也有一些老同志对于我党历史经验的领会并不深刻，或者忘记了我党历史的宝贵经验，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认识不足。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列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相当于县委书记一级以上干部中，在高、中级党校学员中，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中，在高校毕业班学生中，根据《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五篇文章，进行报告和学习。

6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先后会见苏联青年代表团和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在会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时，毛泽东说：我们两个国家的人民，老年和青年都是团结的。南斯拉夫是一个有英勇斗争历史的国家。你们的历史和我们有些相似，曾为独立自主而奋斗，所以我们看见你们时很亲切。庆贺你们，庆贺你们的胜利，庆贺你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庆贺你们在困难环境中坚持斗争所取得的成就。

同日　晚上，和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出席埃及驻中国商务代表法尔举行的庆祝埃及共和国独立日的招待会。

6月18日或19日　在刘少奇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上批写：“不看了。”这篇社论于六月二十日发表。社论中说：“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6月19日—23日　每天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同日　晚上，会见邓宝珊，并共进晚餐。

6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五位众议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张闻天、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在座。

6月22日　阅廖鲁言关于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作一处原则性修改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合作社章程根据人代会小组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在修改稿中，第十四条加了一句“必要的时候，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可以暂时保留适当的土地报酬”。毛泽东批示：“可以这样修改。”

6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情况，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以及陶里亚蒂(55)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等。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邓子恢、薄一波、李先念、陆定一、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谭政、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张玺。

6月25日—29日　每天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6月27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芬兰议会访华代表团，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彭真、张闻天、李维汉在座。

6月28日　晨，审阅周恩来准备在本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批示：“即退周总理，此件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酌定。”周恩来的发言稿中说：“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同日　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中国大使乔洛尤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这是迷信。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有坏人，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过去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现在斯大林问题出来了，许多人就惊讶不止。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我们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没有工作可做了。什么事情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做了很多坏事，斯大林就是过分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本来是好事，但是过了分，把革命同志也看做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个大错误。我跟苏联同志说，过去他们犯过错误，今后还会有错误，他们不大相信。我们也犯过很多错误，今后还一定会有错误。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是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公开发表陶里亚蒂答记者问的全文，关于镇压反革命和阶级对抗性矛盾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邓子恢、张鼎丞、薄一波、李先念、陆定一、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谭政、李维汉、罗瑞卿、胡乔木、杨尚昆、高克林(56)、胡绳、郑绍文(57)。

6月29日　晚上，去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同拉·库·尼赫鲁大使交谈，并共进晚餐。

6月30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议。这次会议审查和批准了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讨论和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讨论和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补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六月三十日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6月　作《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58)！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7月1日　晚上，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世界著名和平人士、黎巴嫩东正教大主教尼冯·萨巴，郭沫若、廖承志在座。

7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同王稼祥谈工作，交待中央接待参加中共八大的兄弟党代表团的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参加。

7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干部文化教育和对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加以改进的问题。会议还讨论苏共中央六月三十日通过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影响的决议和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提出的几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邓小平、陈毅、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王稼祥、陈伯达、罗瑞卿、胡乔木、张玺、胡绳、吴冷西。

7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王首道、李雪峰、杨尚昆、张玺、杨英杰。(59)

7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会后，又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杨尚昆讨论工作问题。

7月6日　新华社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如下：一、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四、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刘少奇、彭真、邓小平、陆定一、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开会，讨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问题。

7月7日　上午，同陆定一、陈伯达谈话。

7月8日—10日　每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政治报告起草问题。

7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关于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的办法（草案）》时提出的意见。七月十三、十六、十九日，周恩来在邵力子、张治中、屈武(60)、陈毅等陪同下，三次会见曹聚仁。

7月1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政治报告起草问题。

7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今年首都国庆节阅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国庆由谁阅兵问题，军委会议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从今年起由各元帅轮流担任，一是仍由国防部长担任，请中央确定。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陈、彭真、小平阅，退彭(61)办。仍由国防部长阅兵，并照旧发布命令，不要改变。”

7月14日　下午五时，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尼泊尔文化代表团。

同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和夫人。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欢迎你们，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斗争，很同情你们。美国干涉你们的内政，胜利是暂时的，危地马拉终究是你们的，是危地马拉人民的。一切民族都要独立。美国到处用反共的招牌为名，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国到处欠账，全世界都不喜欢美国。一切会有变化。力量大的要让位给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现在美国很强，不是真强，美国政治很弱，因为统治者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本国人民也不喜欢。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力量大的要让位给力量小的，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美洲也是这样，美国要让位给你们。又说：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政策太进步了也是一个缺点，是不是一切地主的土地都没收？有民族资产阶级吗？对同美国关系少一些的地主，可以团结，包括一些虽对本地人歧视但又对美国不高兴的人，这样就能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政治报告起草问题。

7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毛泽东在目录页上写有：“集体与个人”，“节约与积累”，“中农问题”，“资产阶级的个人改造”，“农业缺两头”，“台湾”，“价格”，“商业”。

7月19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当天周恩来第三次会见曹聚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

7月22日　对中共中央转发王观澜(62)关于江苏、浙江农村情况报告的批语稿作修改，加写一段话：“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请你们调查所属如临海情形的有多少县，好于临海的有多少县，摸一下底，电告我们为盼！”王观澜的报告说：在浙江临海县曾为农民农副业的收支算了一次账，农业方面平均每人每月可得二元六角五分，副业有下降趋势，农家每人每月收入包括副业在内一般只有四元多，多数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贫困的。

同日　上午，同陈伯达、陈正人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等开会，讨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平叛问题。李维汉作汇报，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话。在李维汉汇报到关于平息叛乱，继续贯彻执行“以政治争取为主，结合军事打击”的方针，宣布停下来谈判时，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很好，应当坐下来谈判，我们有缺点就讲缺点，有错误就讲错误，这样也才能说服拉萨方面。李维汉汇报到对所有叛乱分子，宽大处理，不咎既往，在平叛中和平叛后都不杀人时，毛泽东说：可以一个不杀，民愤很大的，拖他一二年，群众气平了，就可以不办了。李维汉汇报到发展党团员问题时，毛泽东说：发展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好好地发展。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现在，民族之间还有些不信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共产党，就要做到民族之间的完全信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正确的就采纳，不正确的要说服，说不服就等待。李维汉汇报到划阶级问题时，毛泽东问现在划的地、富占多少？廖志高说，省委意见，地、富占人口的比例准备到百分之七，个别不超过百分之八。毛泽东说：我看多了，汉族地区一些地方也不过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划百分之三、四、五就可以了。对少数民族中的地主应该宽一些。我们对资本家都是赎买政策，对他们应该比对资本家更宽大一些。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战争的那一方面即叛乱的头子认为是民族斗争性质的。他们用“保卫民族和宗教”欺骗了一部分群众，这个战争带有群众性。打是不得已的，现在又要停下来，就是要争取群众，解决这个群众性的问题，把民族和宗教的旗帜从他们手中拿过来。从我们方面说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李维汉讲到怎样讲就怎样做，要讲政治信用，现在少数民族对我们不信任时，毛泽东说：要做到叫人家相信，就要创造必要的条件，就是“唱对台戏”，先党内后党外，叫他们说心里话。不说心里话的团结是假团结，那种团结是不巩固的。应该说明白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是有缺点的。缺点就是：协商不够，听意见不够，准备不够，让步不够，灵活性不够。中央对这些事，也有责任。过去没有专门讨论过，今天讨论了四个多钟头，我们就主动了。

7月23日　晨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等开会，五时半结束。随后去瀛台参观。上午八时十五分，同刘亚楼谈话。

同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北戴河。毛泽东住一号楼。

7月27日　下午，在北戴河东浴场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及胡绳开会，讨论政治报告初稿修改问题。

7月30日　下午，在北戴河东浴场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讨论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方案和研究中共八大的选举问题，陈云为第一召集人，邓小平为第二召集人。

8月1日　晚上，同邓小平谈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报告的问题。

8月2日　下午，同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谈中缅边界问题。

8月3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设及生产领导问题的指示》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邓子恢、廖鲁言出席。

8月5日　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会见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郭沫若、张闻天在座。当客人说到我们这个代表团当中有各种思潮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时，毛泽东说：我们也有很多党派和宗教，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们很重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虽然只占六亿人口的百分之三，但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有文化，二是他们有技术。一般地说，他们文化和技术都比较高。中国如果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要犯很大的错误。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民族资产阶级有很高的文化，又有管理经济的经验，因此我们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必须团结他们。他们对国家有很大贡献。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看到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在和我们合作搞五年计划中间，我国日有进步，比以前好，物价稳定，生产年年增长，他们的工作也得到安排，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代会和政协。了解了这些，就会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愿意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合作对他们来说，有暂时的好处，也有永久的好处。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其中共产党员只有一百万人，其余都是非共产党人。如果不团结他们，什么都办不好。但是在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方面，也有不好的地方，例如有的党外知识分子认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好。意见不同没有问题，只要大家爱国，问题就好办。我们中国有多种宗教，如像我是无神论者，你是有神论者，但我们有共同点——爱国主义，这是最主要的。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这是人民的感情，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取消或废除宗教，只有人民觉悟了，才会不相信宗教。伤害人民的宗教感情是没有好结果的。又说：我们国家的问题不少，缺点也很多。我国还是一个没有近代经济和文化的国家，我们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建设经济和文化。我们不仅主张在国内实行合作，也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合作，争取所有可以团结的国家。当客人说到在印尼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有不同的主张，有过左的也有过右的时，毛泽东说：一个国家是有很多矛盾的，有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个政党、各种宗教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要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只要大家有爱国主义，什么都好办。你们最大的矛盾是同外国的矛盾，荷兰和英、美还控制着印尼的经济。国家的主要工业应该掌握在本民族手里，不应在外国手里，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你们一下子没办法把荷、英、美的资本收归国有，但可逐步增加民族资本，多盖工厂。虽然没有经验，没有技术，只要努力钻研，只要有爱国主义，各民族和各政党之间的问题都好解决。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必须普遍地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集团，反对使用原子弹和氢弹。你们有西伊里安问题，我们也有台湾问题。我们支持你们收回西伊里安，你们支持我们收回台湾，我们互相支持。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东浴场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中共中央机构设置方案。会后，同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8月7日　审阅周恩来八月六日报送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支持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周恩来在附信中说：今晚政协常委座谈会上，大家已同意发表一联合声明，并推定起草小组，由罗隆基召集。他们要求我们先起草一个初稿，现将初稿送上请审阅。毛泽东批示：“似应有几句话劝告英法政府和英法人民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应过于激动和走极端，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

8月8日　下午，听取谭震林汇报工作。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东浴场主持召开各党派会议，讨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支持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邓小平、张闻天，各民主党派、青年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文联、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三十多人。会前，曾就如何开好各党派会议问题，同刘、周、朱、彭、董、邓、张进行商谈。

8月8日—10日　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初稿。（一）在封面写下“经济数字太少（成就）”、“苏共二十次”、“国防”、“华侨、工、青、妇”等文字。（二）在报告初稿讲到只追求数量不管质量而造成一九五五年有些工程的质量事故处，批注：“不能完全归咎下面，中央也要负一部责任。”（三）在报告初稿“商业”一节，批注：“没有对外商业。”（四）在报告初稿“节约和人民生活”一节，批注：“改善生活问题讲得不够。”（五）报告初稿说：当劳动人民文化水平很低的时候，只要阶级觉悟逐步提高，并且有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就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并且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那个时候，认为首先必须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然后进行这些斗争，那是荒谬的。但是在已经完成了这些斗争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而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革命也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些文化。”（六）在报告初稿讲到中国共产党居于核心领导地位而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监督处，批注：“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七）在初稿讲集体领导处，批注：“反个人崇拜。”（八）报告初稿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大城市以前，就号召共产党员不做寿，不送礼，在中央和各级负责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动的时候不许组织欢迎欢送，不许献旗献花，不经中央同意不许以人名为地方、机关、企业等命名”。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

8月10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谈话。

8月11日　致信曹云芳(63)：“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64)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65)，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

同日　晚上，同林彪谈话。

8月12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及胡绳开会，讨论政治报告初稿修改问题。

8月14日　晚九时，同陈毅谈话。

同日　晚十时，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召开中共八大的有关事宜。

8月15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同程潜、张治中共进晚餐，并看电影。

8月中旬　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三次草稿）》，批注：“要一个说明理由的文件，供内部用。”第三次草稿中说：在“二五”计划期内，尽可能地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开支，而增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使其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一五”计划期间的百分之五十八，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毛泽东在此处批注：“400－450亿（军），130－140亿（政）＝530－590＝2350亿的22％，比现32％，减10％；其他支出：（1）还外债，（2）援外，（3）物资储备，（4）总预备费，（5）信贷资金，共计10％左右。”后来，建议草案修改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加写以下的话：“而用于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支出，应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32％左右，下降为20％左右；其他部分用于国家的物资储备、信贷资金、归还内外债款和总预备费等。”

8月16日　晚七时十分，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八时五十分，同刘少奇、陆定一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九时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第三次草稿）》。

8月18日　致信达赖喇嘛：“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很高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望你保重身体。有事随时给我写信。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遇到困难，务宜忍耐。困难总可以慢慢克服的。希望同你见面。祝你健康！”

8月中旬　审阅修改刘少奇八月十四日送阅的陆定一对八大政治报告初稿“党的领导”部分的修改稿，将修改稿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改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并紧接着加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

8月中旬、下旬　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两部分的刘少奇修改稿，作了十几处比较集中的修改。其中有：（一）在报告修改稿讲到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地方，加写：“它不仅总结了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二）在报告修改稿讲到现在世界上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还在继续发展，它将继续取得重大胜利的地方，加写：“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势必受到亚非两洲的影响，而向前发展起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西方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的后方，失掉了这个后方，帝国主义就将崩溃。现在这个后方的广大部分已经解放了，还有几个部分正在争取解放。”“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最凶恶的殖民帝国主义，这个殖民帝国的崩溃，将是人类的最后解放。”（三）在报告修改稿讲到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同各民族国家团结一致，进行坚决的斗争，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就确实出现了，任何一个好战的国家或集团都很不容易发动世界战争的地方，加写：“这一新形势，在抗美援朝时期已经出现，在最近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更加鲜明地摆在人们的眼前，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敢将局部战争扩大为世界战争，使得尖锐的国际争端不敢轻易动用武力。”（四）报告修改稿说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性军事集团，口头上大嚷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们的实际目的不在这里。在这些话之后，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这个集团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团结得很紧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碰倒的，要碰这个阵营的壁垒，势将引起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他们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社会主义阵营按其本质和实际情况完全不需要向外侵略，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共产主义侵略’可以‘防御’的。”（五）加写一段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殖民主义阵地的缩小，符合于西方国家要求社会解放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利益，他们从这里找到了有力的同盟军。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持久和平可能性的出现，则符合一切不愿意战争的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所以，就西方国家来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可以作为我们和平事业的同盟军。我们必须重视西方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发展。”（六）在报告修改稿的“帝国主义者还会要在许多地方制造紧张局势”之后，加写：“还会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地方，决不会轻易放手。爆发战争的原素，即垄断资本，仍然存在，并且要起作用的。”（七）报告修改稿分析了中国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迅速胜利的三条原因。一是中国人民不愿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二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能够把中国人民引向胜利；三是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毛泽东对第三条加写：“亚非两洲和拉丁美洲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帝国主义国内和其他国家人民力量的支持，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从外部保卫了我们革命的胜利。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苏联的存在和声援”。（八）在报告修改稿分析中国革命胜利原因的地方，加写：“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这是一个关系到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内，当着时机成熟了的时候，是否应当夺取政权的大问题。”（九）在报告修改稿讲到中国革命将在世界上引起种种结果的地方，加写：“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没有不互相影响的。”（十）在报告修改稿的“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之后，加写：“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十一）在报告修改稿讲到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不可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的地方，改写一段话：“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十二）报告修改稿在讲到我们党在今后应当完成的任务时，列举了七个“必须”。毛泽东又加了两个“必须”：“必须继续巩固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力量，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研究；最后，必须巩固和各兄弟党的团结，争取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援助。”

8月20日　晚十一时半，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次日晨零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谈八大政治报告稿等问题。随后，刘少奇在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两部分的修改稿上，批示：“此件即刻排印，打几份清样送少奇、稼祥、定一、尚昆、乔木、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张闻天、小平、恩来。”

8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首相富马亲王率领的老挝政府代表团，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张闻天、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是邻居，是朋友，非常欢迎你们来中国访问。我们对大国、小国都一律平等看待。我们是不会侵略别人的，侵略别人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不会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我们是讲友好的，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信奉什么宗教，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将来我们两国建交后，你们来中国可以走昆明，你们在那里可以设领事。富马说：我们要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们的支持和友好。毛泽东说：我们一定支持你们，而且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对双方都有利。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主席团名单、七届七中全会决议草案、七届七中全会关于八届中委选举工作的建议、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八大日程和八大预备会议安排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出席会议，邓小平列席会议。

8月22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挪威共产党主席洛夫林，朱德、王稼祥、刘宁一(66)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事业就是拆房子、盖房子。推翻了蒋介石政权，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是拆房子。这两件事帝国主义都不喜欢。我们做这两件事，需要各方面的帮助，你们工业发达，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洛夫林说：我们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推翻资本主义。毛泽东说：推翻资本主义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洛夫林说：自然不是明天早晨的事。毛泽东说：明天早晨不行，恐怕要后天早晨。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全会的任务，就是准备八次大会。第一，有五个文件，一个是政治报告，一个是党章，一个是党章报告，一个是经济计划，一个是经济计划报告，请大家讨论修改。第二，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第三，准备发言问题。七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得到革命的胜利，并且开始了建设。这一次大会后我们要得到建设的胜利，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这次大会的基本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团结党内、国内、国际一切可以和应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接着，邓小平就提交全会通过的六个文件(67)作说明。毛泽东插话说：政治局准备公推刘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现在的报告稿九万字，能缩减三分之一就好。请大家首先对大势提一些意见，看大局是完全要不得，还是勉勉强强，还是大体可以，还是有些要修改。当邓小平讲到大会发言的准备时，毛泽东说：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主要的还是在建设。当邓小平讲到选举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将李立三、王明选入中央委员会比较有利。因为问题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党内许多人，有同他们相同的思想；还有党外的观感，觉得我们不轻易抛弃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还要他们。在邓小平作了说明之后，毛泽东又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常任代表制。过去十一年没有开会，战争那么忙是难开的。现在情况变了，完全可以经常开，有常任代表。这样，可以经常展开批评，民主生活可以发展。第二，关于中央的组织。主要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准备设几层屏障，有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推举邓小平当总书记。想组织一个书记处，管日常工作。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还有主席、副主席。过去的几位书记都当副主席。此外，必要时设名誉主席。第三，关于过去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应该肯定是对的，不是机会主义路线。中央是执行七次大会的路线，而七次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

8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巴利里，张闻天在座。在交谈中，毛泽东向大使询问阿尔巴尼亚的地理情况、民族特点、宗教信仰以及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等。

8月24日　下午，和朱德、周恩来、陈云、林伯渠、康生、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并合影。随后，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艺术有个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要用外国有用的东西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把它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但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

同日　审阅八大政治报告稿“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部分的刘少奇修改稿，批示：“退少奇同志：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毛泽东对这部分修改稿作了几处比较集中的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虽然革命根据地包括了上亿的人口，因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且在根据地内实行了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最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但是我们并不去破坏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去破坏农民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所以这时候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二）“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专政，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以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到了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时候，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鲜明地显露出来了。”（三）“至于我国的社会性质，目前还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一方面，它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几年才能完全建成。它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四）“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领导，在过去为了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斗争中，在各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早已建立起来。那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没有参加这种政权，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工作。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不只是有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团体都宣告他们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五）“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们还应当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不管他们的批评有许多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但是能够引起注意问题的所在，使我们能够及时地解决这方面发生的问题。这也是监督的一个方面。这对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无害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开会，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8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周恩来总理和老挝首相富马亲王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随后，在怀仁堂设宴招待老挝政府代表团。参加签字仪式和宴会的，还有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张闻天等。

8月26日　下午，同刘少奇、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等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8月27日　晨，同周恩来商谈对中共中央就老挝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情况致胡志明信稿的修改，和周恩来准备接见途经中国的缅甸驻苏联大使吴旺、驻中国大使吴拉茂就中缅边界问题交换意见的原则等。

同日　审阅修改《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批示：“退邓小平同志。此件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第二十三页上批了一点建议修改的意见(68)，请考虑。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三十二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请考虑全文都增加一些标点。”毛泽东对报告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在报告修改稿的“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之后，加写“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二）报告修改稿分析我们党胜利的原因时，说“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在这之前加写“首先和最主要地”七个字。

8月29日　审阅八大政治报告稿“关于民族问题”部分的刘少奇修改稿，批示：“退刘少奇同志：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69)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同日　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党的部分八月二十八日修改稿，批示：“退陆定一同志：此件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增加了两个小段，请加斟酌。”毛泽东加写的两段话是：（一）“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二）“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和出席八大的各代表团团长开会，讨论八大会议各项报告稿和在三十日召开预备会议等问题。

8月30日　阅刘少奇本日关于八大政治报告各部分编排问题的来信，批示：“退少奇同志：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同日　阅彭德怀送审的八大发言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并作修改和批注。批示：“退彭德怀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作了一点小的增减修改，请斟酌。”在发言稿讲到我军现代化水平必将进一步获得提高处，毛泽东加写：“在这里，我要表示对于我们伟大盟邦苏联的感谢，因为苏联在供应军事装备和帮助我们建设军事工业方面，作了完全兄弟般的努力。”在发言稿讲到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问题我们也应当研究处，毛泽东加写：“他们的技术科学，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我们也应当学习。”彭德怀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发言稿有一万零数百字，长了一些。军委会议对于其中项目不同意再削减，文字上就难以压缩。毛泽东批注：“文字通畅，可以不再缩减。”

同日　阅李立三送审的八大发言稿(70)，并作修改。批示：“退李立三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作了一些完全文字方面的修改，请加酌定。”

同日　晚八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九百四十六人。会议讨论并通过八大日程、会议规则、七届七中全会对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各代表团正副团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等。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我们的经验很丰富，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这次大会总结经验，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毛泽东说：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另一个要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部分人。过去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毛泽东说：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刚才小平同志讲，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额为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人，比七届中委增加一倍多一点，这样恐怕比较妥当。现在，很多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基础，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要安排，这届中委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毛泽东还就继续选举王明、李立三为八届中委的问题作了说明：如果不选举犯错误的人，我们就要犯错误，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一部分动摇的人。七大选举王明、李立三为中委，十一年来并无损失。十时半会议结束后，在怀仁堂休息室同刘少奇、陈伯达、陆定一、王稼祥、胡绳、田家英谈话。

8月31日　晨三时，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八月二十二日稿“社会主义改造”部分的修改稿后，批示：“伯达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

同日　晨五时，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八月二十二日稿中“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的修改稿后，批示：“即退胡乔木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阅。此件修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七页上有一个问题(71)，请乔木注意。”毛泽东对这部分作了一处修改：在修改稿讲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在对外方面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的地方，加写：“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同日　晨六时，致信胡乔木：“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八千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和各代表团团长开会。会前，约林彪、徐海东(72)谈话。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王稼祥谈工作。

9月2日　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9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本前军人访华团，张奚若、廖承志、乔冠华、赵安博(73)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欢迎日本朋友是真诚的。希望改善我们的关系，改善过去的关系，使它变为友好。现在的国际形势和日本的情况同当年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有些是宜于当时讲的话，现在则不宜发表了。我们是刚开始进行建设的，我们需要时间、和平环境和友好。我们永远不要战争，要和平，要广大的朋友。因此希望和日本搞好关系。从你们国家来的人，有些人和我们打过仗，但我们也欢迎，骂共产主义的也欢迎。你们回去后还可以继续骂，骂了以后若想再来，我们照样欢迎。长期来往，才能更多地理解。中日若不友好，亚洲和平是不可能的。你们国家现在还有天皇。你们见到他，请转告我的问候。老挝、柬埔寨有国王，日本有天皇，我们尊重他们的制度。

同日　下午和晚上，先同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三人，后又同刘少奇、胡乔木二人，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毛泽东交代陆定一将八大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改好后，送陈云加以修正，请陈云在五日晚十时前退给毛泽东。

9月5日　晨，审阅陈正人九月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稿，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你看一下，并立即印发各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并附上一个通知，请他们于九月八日以前于原件上批上修改意见，退还中央。意见收到后均交邓老(74)负责修改，于九月十日前退还中央，准备于九月十二日发表。此件我看了一遍，大体可用。拟在征集修改后，再看一遍。同时请总理提交国务院会议通过（十二日以前）。”十二日，审阅修改稿后，批示：“此件用，退周总理。即刻送新华社，立即广播，明十三日必须见报。”

同日　收到陈云本日来信。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来信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同日　下午四时半，同胡乔木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六时，听李富春汇报去苏联谈判情况，陆定一、陈伯达参加。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及民主党派列席八大的问题。

9月6日　晨二时，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经陈云修改后的稿子后，批示：“即送乔木同志：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在报告稿的“农业”一节中，讲到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的地方，毛泽东加写：“国家的税收也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

同日　晨七时，致信陈伯达：“周恩来及洛甫同志今日开始修改政治报告，请你与总理联系，或即与总理处合并举行。”下午，同陈伯达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随后，听取邓小平汇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情况。

9月7日　晨六时，致信胡乔木：“国家问题这一部分，也许你可以在一天内修改好，困难问题不很多。但对肃反问题写得太简单，没有提党对反革命分子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理政策，请加注意。”上午十时，又致信胡乔木：“‘国家’部分内容贫弱，和‘改造’、‘建设’、‘党’各部分分量不相称，似需大改。请你将一、二次稿看一下，好好想一下，再行动手。如今日不能完稿，可于明日完毕。如你需要，可找彭真、瑞卿谈一下。”

同日　晨六时，致信周恩来：“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修改时请与陈伯达联系。”

同日　晨七时，致信陈伯达：“‘改造’、‘建设’两部分乔木改稿，我看可用，不须大改，但小改是必要的。务请你们在今日加班加点，请于今日晚上十二时以前全部改好，交我看过，再送少奇看过打样，于明日上午交付翻译。我们请总理同时修改，请你与他联系，于晚上九时以前索取他的改样，由你酌量采取。头三部分(75)，今日也要争取改好，我已告总理注意，改好后交你。”

同日　上午十时，致信周恩来：“政治报告的头三部分，请你主持，于今日改好。形势部分，可以大修或重写。但请于今晚十时前，交伯达看一下，然后交我。‘改造’、‘建设’两部分请你与富春一道修改，请需于今日修好，于晚上九时交伯达汇总。以上各部分我和少奇看一下以后，必需于八日上午交付翻译。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76)，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

同日　晚八时，同陈伯达、胡乔木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八大政治报告稿。

9月8日　上午八时，致信陈伯达：“今日你和其他同志可以休息一天。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77)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同日　上午九时，审阅周恩来对八大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所作的修改后，批示：“少奇同志：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同日　下午，同陈伯达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三时，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谈八大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的修改问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候选人名单共一百七十人，没有区分正式或候补的中央委员。其中七届中央委员六十七人，新提名的一百零三人。会后，同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谈话。

9月9日　晨，审阅修改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修改稿）后，批示：“周总理：有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该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意愿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有步骤地进行”一句中的“各民族人民”后，加上“和领袖人物”五个字。

同日　上午，审阅刘少奇对八大政治报告九月八日稿所作的修改后，批示杨尚昆：“少奇同志修改处请交翻译注意照改。改印，暂可等一下，待各同志修改意见交来，汇总修改，并经少奇和我看过后，再行付印。”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关于召开中共八大问题。出席座谈的有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章伯钧、陈叔通、傅作义、张治中、程潜、蔡廷锴、龙云、李德全、马叙伦、章乃器、张奚若、何香凝、罗隆基、许德珩、黄琪翔、施复亮(78)、胡子昂、王绍鏊(79)、马寅初、沈雁冰、高崇民、陈其尤、谢雪红、梁希(80)等二十九人，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参加。

9月10日　晨，致信陈伯达：“国家政治生活部分，读改时，请邀彭真、罗瑞卿、董老(81)三同志参加，今日改毕，照前抄三份，分送刘、周及我。”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会前一小时，曾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名单。在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的民主革命搞的时间很长。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才觉悟起来，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跟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现在是搞建设。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但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队伍，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和专家。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名单里工人少。这反映了我们的革命过程，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些工人将来发展起来，做了一些负责工作，当了工程师或者厂长，有能力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就会起变化。不能因为工人成分少，就说我们这个中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几位也都不是工人出身。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在这个名单里，有很多同志，才也好，德也好，犯错误也比较少，但是没有列上。这是否公道呢？问题在于这个一百七十人名单如果要扩大，就要扩大到二百多，扩大到三百多。事情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今天没有列上名单的同志，很可能是将来在中国起很大作用的同志。当然这是说可能，也不一定是这样。凡事都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代表们在预选时，这张一百七十人的名单里头可以调换某些人，可以减少某些人，就是不要超过这个总数。

同日　晚十时，审阅《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批示：“即退小平同志。两件改处都看过，同意这些修改。我只在党章第三条觉得应当添三个字，请酌定。”党章草案第三条是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其中第一款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毛泽东在“实际问题”之前加了“理论和”三个字。

同日　晚十一时四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谈八大政治报告稿“共产党”部分的修改问题。

同日　阅王明因病向中共中央请假不能参加八大的电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可以印发各代表。”

9月11日　晨，审阅刘少奇、周恩来对八大政治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后，致信刘少奇：“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总理改本，用后请送伯达，因为里面有批语处，需请伯达再修改的。此外，请将已定稿的各部分（帽子及一至四(82)）立即印成一本，于今日发给所有代表，每人一份，并附通知，请他们收到即看即加修改，于九月十二日下午送回中央。”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伯达、胡乔木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同日　晚九时五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政府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交谈。

9月12日　晨，审阅刘少奇对八大政治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后，致信刘少奇：“同意你的修改。我又修改了一些，另有两处是和乔木、伯达商量修改的，请酌定。周总理今晚没有时间看此件，他在改他自己的报告。因此，请即将这一部分(83)的两个改本合在一处，立即付印，付翻译。同时印发全体代表，请他们提意见，于九月十三日下午交中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会议有关事项。

9月13日　晨，阅九月十一日印的八大政治报告稿的开头部分和前四部分修正稿后，批示：“即送少奇同志：这些修改都很好，可以即刻付印，付翻译。只是‘国际关系’第六页，‘以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在经济上，有的是在政治上）’这一些新增的字，可以不要，以求与周总理报告一致。这原是我提议的，现觉应该取消。请酌定。”

同日　上午九时，审阅《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稿后，批示：“即送周总理：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十一时，又致信周恩来：“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邓小平对八大主席团名单、大会发言等问题作说明。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向八大提出的七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大会的准备工作，到今天可以说大体上搞好了。政治报告的最后一部分(84)今天晚上大体上可以修改好。这次文件的起草，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搞了两个稿子，从前那个比较长，今天这个是十六条，简明扼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这样长远的计划，许多事情要做到，支票不可开得太多，采取谨慎的态度比较好，年度计划再去按照情况发展。关于选举，毛泽东说：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个别同志还有意见，要减的只有个别同志，要增的也只有几个同志。这样，问题就好办了。七大那次选举，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也是有增有减的。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说：发言要精，要生动，要多种多样，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登到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关于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立问题，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这样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85)。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毛泽东还特别谈到邓小平和陈云。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至于陈云同志，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9月14日　晨二时，对八大政治报告九月十三日印稿作修改后，批示：“即送少奇同志：（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再改。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同日　晨四时半，对八大开幕词进行修改后，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作修改，于九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此件是否讲，要看十五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作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上午八时半，对开幕词再作修改后，批示杨尚昆：“此件又有一些修改，请即将改处付翻译和付印也照改。”毛泽东修改时，增写了几段话：“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上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同日　晨六时，审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对八大政治报告九月十三日印稿“党的领导”部分所作的修改后，写了两个批语。其一，写给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我们起床后再看改样好了。（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其二，写给杨尚昆：“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部分，请即交帮助翻译的外国同志去作翻译，不要等候修改。陈伯达同志等的修改稿，要今天下午才能交出。据我看，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总理报告的翻译工作，亦请抓紧。”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酒会，招待应邀出席中共八大的各国兄弟党代表团。酒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彭德怀、张闻天等商谈工作。

9月15日—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出席代表一千零二十六人，代表全国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出席大会的还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等的代表团。

9月15日　下午二时，中共八大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致开幕词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同日　晚上，中共八大主席团举行会议，选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林彪、邓小平十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9月16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休息时，毛泽东会见了三个兄弟党代表团。在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时，伊巴露丽说：这次从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得到很多帮助，尤其是在策略和与资产阶级联盟方面。毛泽东说：资产阶级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文化最高的，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伊巴露丽说：这次参加八大，可以学到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西班牙资产阶级说，我们同意共产党的政策，可是共产党将来如何对待我们呢？毛泽东说：可以同他们组成联合政府到底，到一万年。

同日　晚上，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9月17日　下午，接受埃及首任驻中国大使拉加卜递交国书。在致答词中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同大使交谈时说：我们一看到埃及人就觉得很高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埃及。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美国有它另外的目的，想借这个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他自己的势力。有苏联在，英、美、法就不敢轻易行动。

同日　致信黄炎培：“画册(86)、叙诗和另诗三首均已收到，十分感谢！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知。”黄炎培九月十九日复信毛泽东，告知张叔通生活穷困，如果政府给他照顾，他会接受的。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信给黄炎培，托他转送张叔通五百元。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议。

9月18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章汉夫、黄镇(87)等在座。在谈到印尼的华侨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一向鼓励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不要从事政治活动，并且鼓励他们把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为所在国的利益服务。当然，也可能有些华侨从事了一些不利于印尼利益的事，但这是和中国政府毫无关系的。对华侨和商人的正当利益应该加以保护。

同日　下午六时，和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米高扬、波诺马廖夫(88)、尤金等。双方就两党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并准备共同帮助兄弟党解决党内矛盾、增强团结的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说：对党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说，犯了错误，还是要给他工作做，还是要给他饭吃，不能一棒子打倒，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米高扬说：您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一九四九年来中国时，就曾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毛泽东说：当国内只有一个党的时候，更应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崔庸健等，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王稼祥、李克农在座。毛泽东就党内团结问题，党内发扬民主问题，谈了意见。他说：党内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争论，取得一致的看法，或者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应该允许那些少数同志保留他们不同的意见。

9月19日　中午，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大会休息时，和周恩来会见希腊共产党代表团和巴西共产党代表团。

9月20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9月21日　晨，阅周扬送审的准备在中共八大的发言稿，批示：“即退周扬同志：此件看过，可用。只是引证我的话觉得多了一点，减少一些为好。”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彭真等在座。

同日　晚七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北京饭店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团招待五十五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代表和观察员的宴会，八大主席团全体人员，七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中央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陪。毛泽东在宴会上致词说：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有五十五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参加，这显出了各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友谊和团结的力量。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的党和你们的人民所给予我们的鼓舞和支持。

同日　晚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9月22日　上午和晚上，两次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二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斯科奇马罗、拉约洛(89)，王稼祥在座。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斯大林的错误，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主要应从主观认识上找根源。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仍找对象，大批抓人杀人。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小部分，七分是正确的，三分是错误的，也许还比三分少些，只有一分到二分。看历史问题是要时间，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又说：精神方面的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来处理。我们党开始时用粗暴方法来处理陈独秀、李立三的问题，结果出现了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路线，这就教育了我们，思想问题不能用粗暴方法来解决。斯大林这个问题不是一年、两年能够解决的。在讲到第三国际时，毛泽东说：第三国际两头好，中间不好。季米特洛夫同志是较谨慎的。日本投降前，第三国际解散了，我们的事就好办了，就像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得到解放一样。一九四五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如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后，我们派了代表团去苏联，斯大林承认错了。

同日　下午五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团雷曼、赫茨纳(90)，周恩来、朱德在座。毛泽东向客人询问了西德和德国共产党的情况。在问到阿登纳(91)政府是想和美国搞到一起，还是想独立起来的时候，毛泽东说：看起来战争难以打起来，向东是苏联，向西是英、美，都不敢碰。在谈到社会民主党时，毛泽东说：要大力做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上层和下层，不要轻视上层工作。要做统一战线的工作，要做中间派的工作，要做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他们不过来就不能胜利。

9月23日　下午二时四十分，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乌布利希(92)等，刘少奇、王稼祥在座。毛泽东向客人询问了东德国内建设情况。当谈到西德有无打仗的可能时，毛泽东说：东面有华沙条约，这面墙碰不得。要么向西，打法国，但也有一座高墙，就是美国。东西都不好碰。这个时间至少可以争取十五年。又说：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隔了二十多年，以后间隔时间还要延长，也许不是一二十年，而是三十、四十年；第二种可能，根本不能打。当谈到共产国际时，毛泽东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了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

同日　下午五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立特等，刘少奇、王稼祥、刘宁一在座。在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侵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区，引起中英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一事时，毛泽东说：这艘军舰是我们放它溜走的。我们放走了它，因为这是涉及中英两国关系的问题。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同美国，不是同英国。我们有两手，我们公开对美国说，反对美国阻挠我们进入联合国，实际上我们对进入联合国没有多大兴趣。再过六年，等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进入联合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我们的目的是先打扫自己的房子，再请客。波立特说：我党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各兄弟党一样，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处于极其困难的地位。毛泽东说：我们了解你们的困难，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都是一样困难的。我们已经写了文章(93)。波立特说：你们那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在讲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毛泽东说：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事实。又说：我们胜利只有七年。我们政权专政的职能，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没有那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

9月24日　晨，致信杨尚昆：“请于今日早晨用电话通知各代表团长和各省市区的小组长，立即阅读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今日下午二时以前各开小组会讨论一次，将修改意见注在草案上，送交秘书处。请秘书处于今日下午将各组修改意见加以汇总送交胡乔木同志，以便修改。”

同日　下午三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王稼祥在座。毛泽东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支持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和同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批评南共这两件事，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随后，毛泽东谈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一些错误。他说：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在讲到对斯大林的批评时，他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时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同日　下午六时二十分，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达姆巴(94)等。谈话时，客人表示感谢中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毛泽东说：这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小小的。中国有些工人去蒙古了，你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以免他们称王称霸。应该教育他们，如果有人犯严重错误，就应当依法处分。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将这个谈话记录批给外交部：“这个谈话，应抄送我驻蒙使馆，内蒙自治区党委，及各省、市、区党委阅看，因为各省市区都有少数民族问题，另抄给统战部和民委党组。以上请会同尚昆同志办理。”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9月25日　致电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的签订，祝中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这一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的协定的基础上，日益巩固和发展。

同日　下午二时四十分，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朱德、邓小平、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中国过去也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和你们的情况很接近。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用武装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方法是调查一两个或几个农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问题。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调查一两个农村，心中有数，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去了解农村，弄清农村的具体情况。这样，党制定的方针政策才符合农村的实际。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有两种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地主阶级里头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那些爱国的，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放在一起打。还必须分别大地主和小地主，甚至对大地主也只打击少数最反动的。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在整个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时期内，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同日　下午五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代表团、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王稼祥在座。毛泽东向客人了解这几个国家的地理、人口、民族、宗教、经济、政权等情况。在谈到党员干部可不可以做礼拜时，毛泽东说：要做，不然要孤立。公开宣传不相信宗教，但到庙里的时候，就要行礼，这样并不违反原则。摩洛哥共产党负责人说：我们主张全民族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及封建走狗。可是有人不同意，说应当工农联盟，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说：同意你们的意见。工农生活应有所改良，减租减税。消灭地主，现在不是时候，大都办不到。对于工资、工作时间不要要求太高，要求太高是不适宜的。这是一种策略，不是一种改良主义。毛泽东最后说：我的意见并不见得合适，因为一个人看外国人的事常有错，所以只能做参考。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解决，错了吸取经验，对了就好。

同日　晚八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交谈会见各兄弟党的情况。

9月26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中央委员，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

同日　下午三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霍查、谢胡(95)等，王稼祥在座。当霍查说到这次大会使他们学到很多东西时，毛泽东说：如果说经验，那么失败的经验最值得注意。错误有两方面的性质：有损害党、损害人民的性质，又有教育党、教育人民的性质，我们要利用它的教育作用。只有正反两面都研究了，才全面。

同日　下午四时十五分，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于哥夫(96)等，王稼祥在座。谈到季米特洛夫时，毛泽东说：季米特洛夫同志给我们的印象很深，这是一位好同志，对同志关系好，没有教条主义，没有命令主义，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很好。毛泽东问：你们觉得我们这个大会怎样？于哥夫说：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毛泽东说：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又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彭真、陈叔通、彭德怀、贺龙、乌兰夫、赛福鼎、张闻天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同贵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很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对这个事都很高兴。最近我们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又是一件好事。印度是我们两国的共同朋友，同印度做朋友对我们两国都是有好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会侵略你们，你们也不会侵略我们。我们三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我们这三个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我们亚非国家都联合起来。谈到信教问题，毛泽东说：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不应受到干涉的，这是人们的情感问题。对精神生活的任何干涉都会造成很大的反感。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四十七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议，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及政治局委员名单等。次日晨二时，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上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97)

9月27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闭幕会议。会议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批准刘少奇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陈云致闭幕词。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决议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98)，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下午六时四十分，大会闭幕。闭幕后，毛泽东接见担任大会翻译工作和服务工作的人员。

同日　下午三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乔治乌德治(99)等，王稼祥在座。乔治乌德治说，他们在上海看了些工厂，印象是产品质量好，劳动热情高。毛泽东说：我们的质量还不好，只注意数量，不注意质量。要提高质量，成本就高，就不能得奖；要成本低，质量就不高。现在的制度有很多毛病。过去我们没有选购制度，今后将改变方针，实行选购制度。我们的制度较之过去只是相对的好，而不是绝对的好。资本主义在经营上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好东西。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好转了，我们估计战争是很难打起来的。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等都将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

同日　下午四时半，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奥哈布(100)等，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中国还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国家，人民是穷的。穷是坏，也是好。穷了就要革命，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无文化，不好，但整个中国是一张白纸，好写字。奥哈布说：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文物古迹很多。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在讲到波兹南事件(101)时，毛泽东说：就是一万年以后，人类还会有矛盾。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那时，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社会上还有美丑，无丑即无美。那时，还有真理，也有谬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毛泽东说：我们将向你们学习。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否则就不能生存下来，也不会发展。应该学习任何民族的长处。哥白尼，他是一个天文学家，他不仅属于波兰一个国家，他属于全世界，凡是科学都是全世界的。

9月28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商谈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问题。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预选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在预选前，邓小平就选举问题作说明，他说：刚才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商量了一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想采取这样两个步骤，都在今天进行完毕。第一个步骤就是现在要做的。原来主席团常委提的这个名单只是作为参考，现在由中央的正式委员各人写一个名单投到票箱里，然后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根据预选的结果提出一个名单。今天晚上十一点中央全会再在这里开会，进行正式选举，还是无记名投票。邓小平作说明后，毛泽东讲话。他说：对这个名单有许多意见，因此我看还是讲民主吧，就是大家进行两次选举。今天下午四点钟开始，每个人提一张名单，你们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只有一个数目的限制，原来那张名单供作参考资料。晚七时，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会议，讨论中央领导机构预选情况。七时五十分，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通报预选的结果和通过候选人名单。十一时，继续主持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十七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等六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他们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邓小平、彭真等七人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澜涛等三人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9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毛泽东致词，对阿查里雅和他的夫人以及一道来中国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尼泊尔同中国有长久的历史关系，两国人民间有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之间有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座山不仅连结着中国和尼泊尔，而且也连结着中国和印度。所以，印度、尼泊尔和中国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都是近邻。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胡斯曼(102)为团长的比利时国会代表团，朱德、周恩来、陈云、贺龙、陈毅、李先念等在座。胡斯曼说：到中国访问的目的在于实地了解情况。毛泽东说：你们有完全的自由到你们愿意去的地方，看你们愿意看的东西，愿意在中国呆多久就呆多久。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要实现工业化，非几十年不可。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我们主张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交流。现在我们同比利时、法国等尚未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关系。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建设，比利时的技术装备出口可以在中国找到广大的活动余地。随着中比外交关系的建立和经济关系的密切，我们之间的往来会更加频繁。

9月30日　上午十一时半，同周恩来、胡乔木谈话。下午一时，前往西郊机场迎接应邀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同往机场迎接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五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苏加诺，双方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问题进行了交谈。会见时，朱德、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张闻天等在座。毛泽东说：万隆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万隆会议真了不得。一年多来，整个世界有很大的变化。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去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当苏加诺提出中国应早点进入联合国时，毛泽东说：早参加或者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我们觉得慢一点好。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再等十一年，那时候我们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现在，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我们公开说要参加，这是我们的权利。六亿人民的代表不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现在不是我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而是台湾代表我们，这是不妥当的。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美国是不赞成我们进入联合国的，它是要阻挠的。只要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不是我们不进入联合国，而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问题的解决，不决定于我们这一方面，要对方改了才成。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一方面，我们要把自己建设强大，另一方面，要尽快收回台湾。有两个收回的时间。早一点，当然最好；迟一点，也可以。这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年，而是十年八年，甚至还要多。我们要同蒋介石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但是蒋介石反对。

同日　下午六时，和刘少奇、朱德、陈云、宋庆龄等出席周恩来总理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招待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两千多位外宾。正在中国访问的苏加诺、阿查里雅也应邀出席。毛泽东致词：朋友们、同志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国家，欢迎你们参加我们国家的国庆节。祝贺所有朋友们、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

(1) 江一真，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副书记、福建省副省长。

(2) 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说：在这个农业发展纲要上，我们把一些国家的具体指标去掉了。为什么去掉呢？因为有许多东西还没有研究好，其中就包括一些没有充分根据的，恐怕实行不通的。

(3) 指中共中央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4) 高智，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5) 苏步青，数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务长和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6) 舒新城，出版家、辞书编纂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

(7) 1956年11月，科学规划委员会改由聂荣臻任主任，陈毅专管外交方面的工作。

(8) 罗马字母，即拉丁字母。

(9) 钱学森，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家。1955年10月从美国回国。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6年5月又任国防部第五局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0)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

(11) 蔡树藩，当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12) 指《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参见此处。

(13) 通常说毛泽东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根据现存的档案材料，向毛泽东汇报的是35个部门。

(14) 刘松林当时在苏联学习。

(15) 指原计划195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后来在1956年8月和9月召开。

(16) 指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参观广东中山县孙中山故居时，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

(17) 万里，当时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6年5月任城市建设部部长。

(18) 指信封内装的郭沫若访日诗7首。郭沫若应日本学术会议的邀请，于1955年12月1日至25日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这些诗是他访日期间写的，1956年2月29日在《北京日报》发表。

(19) 梁思成，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和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20) 刘白羽，当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创作委员会主任。老舍，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

(21) 徐运北，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

(22) 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出席了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邓小平于3月3日回到北京。朱德在参加苏共二十大后，又对苏联等7个国家进行访问，于4月2日回到北京。

(23) 杨士惠，象牙雕刻艺术家。当时任北京市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主任。

(24) 指1956年2月19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和2月28日发表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两篇社论。

(25) 贝鲁特，1956年3月12日在莫斯科去世。去世前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26) 指《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开头的一段话：“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27) 拉科西，当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

(28) 指国务院1956年3月27日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

(29) 习，指习仲勋。

(30) 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956年4月4日毛泽东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

(31) 这之后，叶飞所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的职务并未免除。1956年8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2) 董纯才，当时任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

(33) 魏尔啸，即微耳和，德国病理学家。

(34) 孟德尔，奥地利遗传学家。

(35) 纯珠，即毛纯珠，毛泽东的堂弟。

(36) 毛笔珠，即毛碧珠，毛泽东的房弟。

(37) 指1954粮食年度（1954年7月1日至1955年6月30日）。

(38) 过于执，昆曲《十五贯》中塑造的不贪污受贿、执法如山的清官无锡知县，因主观主义而错判案件。

(39) 贺果，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贵州贵阳市教育局局长。

(40) 据《黄炎培年谱》记载：“5月1日在天安门陪同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参加50万人。毛主席告知，我国对斯大林的公正批判，既指出其错误，又不抹杀其功绩，颇为外国重视。又言：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在团结，在帮助。古人蓬矢桑弧，射不伤人。批评也要批不伤人。”

(41) 杜威，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1919年至1921年曾来中国讲学。

(42) 指何香凝。

(43) 这里的“西康地委”和下文中的“西康党委”，应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党委。

(44) 这里的“康区”和下文中的“四川藏区”，均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45) 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三书记、湖北省省长。

(46) 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副书记。

(47) 唐生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48) 曹伯闻，1949年8月随程潜在长沙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程星龄，1949年8月随程潜在长沙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副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49)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

(50) 童小鹏，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

(51) 何其芳，诗人、文学评论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

(52) 阎达开，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53) 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简称《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相继于同年4月、9月和11月加入这个条约。1955年11月，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并是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的成员国。1959年3月伊拉克宣布退出该组织，同年8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9年9月，该组织解散。

(54) 报告反映湖南攸县农村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县、区、乡、社只注意粮食生产，放松了其他生产，因而不能保证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二、合作社对五保户实际上只实行了一保，即有饭吃，没有替他们做好生产安排和生活安排，实现五保。三、农村生活起了巨大的变化，讨饭和主要吃稀饭的人没有了，有的乡平均生活水准已达到中农程度，但吃不到豆腐、油、猪肉等，群众有意见。四、产稻地区对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在12年内储备两年粮食的要求有异议，因为两年陈谷即变质。五、除四害，一般行动不多，信心不强。

(55) 陶里亚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56) 高克林，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57) 郑绍文，当时任司法部副部长。

(58) 后来毛泽东将“乎”字改为“夫”字。

(59) 杨英杰，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60) 屈武，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61) 彭，指彭德怀。

(62) 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

(63) 曹云芳，原是罗哲烈士的妻子。大革命时期曾随罗哲一起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

(64) 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65) 指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次子毛岸青。

(66) 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67) 这6个文件是：《八大日程草案》、《八大会议规则草案》、《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案》、《八大各代表团正副团长名单草案》、《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和《八大预备会议的工作安排草案》。

(68) 在报告修改稿第23页上，讲述党内民主并没有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开得不经常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从七大以来的这些年份里，无论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都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接着，报告列举了一系列重要会议。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边写了两条意见：“1955年3月的全国代表会议应在此处提出”；“没有说1953年的财经会议和粮食统购统销会议，也没有说1949年的扩大的二中会议”。

(69) 指政治报告稿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部分。刘少奇8月29日3时送审“关于民族问题”修改稿时，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70) 李立三这个发言在1956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

(71) 指关于财政支出问题。这一页上讲到，在第一个五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国防和行政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百分之三十二，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占百分之五十八。毛泽东批注：“还有百分之十的开支要作交代。”

(72) 徐海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病长期休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73) 赵安博，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顾问。

(74) 指邓子恢。

(75) 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开头部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三部分。

(76) 指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77) 指毛泽东准备在中共八大作的开幕词。

(78) 施复亮，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79) 王绍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80) 谢雪红，当时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梁希，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林业部部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

(81) 指董必武。

(82) 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开头部分和前4部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政治生活”。

(83) 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第5部分“国际关系”。

(84) 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第6部分“党的领导”。

(85)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86) 画册，指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由黄炎培代送毛泽东。

(87) 黄镇，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88) 波诺马廖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89) 斯科奇马罗，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拉约洛，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社社长。

(90) 雷曼，当时任德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茨纳，当时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91) 阿登纳，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

(92) 乌布利希，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

(93) 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94) 达姆巴，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

(95) 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96) 于哥夫，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

(97) 决议草案此处的原文是：“一方面需要广泛地吸收苏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毛泽东在“苏联”之后，加上“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98) 政治报告决议中，紧接这句话之后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后一句话是在大会闭幕会开会前由陈伯达、胡乔木加上去的。送毛泽东审定时，距大会开会已不到一小时。不久，毛泽东对这后一句话提出异议。

(99) 乔治乌德治，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100) 奥哈布，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101) 波兹南事件，指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发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

(102) 胡斯曼，当时任比利时众议院议长。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李　捷　冯　蕙　黄允升　郝首栋

目　录

1956年　六十三岁
1957年　六十四岁
1958年　六十五岁
1959年　六十六岁
返回总目录

1956年　六十三岁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宋庆龄[1]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苏加诺、阿查里雅[2]出席庆祝大会。晚八时，陪同苏加诺、阿查里雅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杜克洛[3]等，邓小平、王稼祥[4]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要很久还是不很久？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不是指一般地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克洛说，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工作。最后，毛泽东就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是否能够和平过渡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关于未取得政权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共产党人总的说法有两条。第一条，我们愿意和平过渡，只要资产阶级也愿意这样，那很好。第二条，如果他们不干呢？不是要打吗？他们要打，没有办法只有被迫回击，用暴力斗争。看样子世界上资产阶级心甘情愿走上交出政权的路是不会有的，非得在群众逼迫之下才有可能。我们提出两条，两方面都有充分理由。第一条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们要他们和平地把政权交出来。如果光有这一条就危险，当他们不肯移交政权时怎么办？如果他还利用国家机器来镇压人民时又怎么办？所以势必要有第二条，只要人家用战争来压迫我们的时候，那就得有武装斗争。现在划分哪些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哪些国家得进行武装斗争，是否为时过早。我们也观察了好几个国家，在战后的确不是经过武装斗争而把帝国主义赶走的，例如印度、锡兰[5]、埃及、缅甸等。帝国主义国家看到了这些国家群众运动的力量很大，就实行了退让，而且将来有些地方也还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些国家的变革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变革，因为它并没有废除资本主义，只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对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让步，也就是宗主国家资产阶级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让步。我们刚才讲的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关系。对于这种革命，是否准备好两条为稳当。不管是什么国家，能够和平转移很好，否则，要打就打，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和平转移政权的经验。

同日　为鲁迅新墓在上海虹口公园落成题写墓碑：鲁迅先生之墓。

10月2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宴，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参加。宴会后，陪同苏加诺出席京剧晚会。毛泽东在宴会上致欢迎词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苏加诺总统前来我国访问。我们感谢苏加诺总统给我们带来了八千二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和苏加诺总统怀有最大的敬意。曾经被殖民主义统治了三百五十年的印度尼西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后，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印度尼西亚执行积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无论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世界和平，都有很大好处。万隆会议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曾经作了重大的贡献。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事务上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爱好自由和独立的人民，都在反对殖民主义。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问题上，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继续对埃及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殖民主义者希望我们不团结，不合作，不友好。我们必须用加强团结、加强友好合作来回答他们，我们必须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历来就是很好的朋友。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友谊，更加加强了。我深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上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必将更加巩固和日益发展。

10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新闻记者曹聚仁[6]，张治中、邵力子、徐冰、童小鹏[7]参加。曹聚仁说：台湾方面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没有可能，反攻大陆也不可能。他们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成功。毛泽东说：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们并不着急。台湾以前说，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现在四年已过了，又改说七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越来越远了，因为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约十亿人口的亚、非两洲和拉丁美洲反殖民主义的国家反对战争，英、美、法也不是一致的，还有他们自己国家人民的反对。现在他们对苏伊士运河都没有办法。美国怕苏联三分，因为苏联有原子弹。美国也怕我们一分，因为我们有影响，当然我们也有点怕美国。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大陆破坏。最近他们派特务从香港运了几十个定时炸弹来，企图破坏八大和国庆节。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定个协定公布。我们现在已不骂蒋介石了。大陆上的人民对蒋的仇恨也慢慢淡了。我们也不会拿从前蒋对我们的办法对付他，因为没有必要。目前台湾为了对付美国和内部，可以反共，因为他们要生存。台湾可以派些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谈到加入联合国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并不着急去加入联合国，但进行这种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个中国，不仅要进入联合国大会，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否则就不干。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点，台湾和我们是一致的。（张治中：在反对南越占领西沙群岛问题上台湾也是和我们一致的。）这次联合国大会可能美国方面的票仍是多数，但迟早总要承认我们的。外交关系是要严肃的，因为英国在联合国还投蒋介石的票，所以只能跟它建立半外交关系，只能派代办来。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去台湾见到熟人时代他致意。曹聚仁出门时，张治中提醒说：今天主席提到蒋时称“蒋先生”，请注意。

10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苏加诺交谈，周恩来、宋庆龄、陈毅、张闻天、黄镇[8]参加。苏加诺问：苏伊士运河的局势是更紧张了，还是有些和缓。周恩来说：整个说来是和缓了，大战打不起来的，英、美、法从内部破坏。毛泽东说：现在双方都在拖时间。英、美、法拖时间，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动员有利于他们的舆论。但是，舆论越来越对他们不利，巴基斯坦、伊朗、埃塞俄比亚都逐渐在起变化，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也不一致。第二是在内部组织破坏，这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这样计划的。他们要把纳赛尔[9]搞倒，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不但埃及内部团结一致，所有阿拉伯国家也在这个问题上团结起来。日子一长，英、法内部也会起变化。苏加诺问：日本人口多、土地少，会不会向外侵略？毛泽东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日本扩张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内部也起了变化，包含社会党和久原房之助[10]这类旧人物在内。美国是第一个最大的敌人，日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和日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国。我看，你们还是早日同日本建交好。关于我们同日本建交，我们当然要求尽快，但是我们不着急。日本现在有一个困难，美国不让它同我国建交，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日本承认台湾，不承认我们。参加交谈的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问：日本人脑子里的想法同过去是否有改变？毛泽东说：不见得有很大的改变。比如我们放回去的人，还有很多是旧脑筋，不承认失败，复仇主义还很厉害。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大学生、工人、妇女的反美情绪、要求和平反对日本重新武装的情绪，正在发展。

10月5日　下午六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出席苏加诺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宴会后，同苏加诺到中南海勤政殿观看苏加诺赠送的礼品。晚九时半，一同去怀仁堂观看印度尼西亚巴厘歌舞团的演出。

10月6日　上午九时二十分，到西郊机场欢送苏加诺离京去外地参观。去机场欢送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毛泽东在返回途中，十时半到新街口西安饭店吃羊肉泡馍。

同日　上午十一时，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日本商品展览会总裁村田省藏及南汉宸、雷任民[11]陪同。在参观日本农业机器时，村田对毛泽东说：主席对这些东西一定很熟悉的。毛泽东说：不敢说，我是来学习的。在参观日本各县的展品时，村田说：日本各地各县都很支持这个展览，拿出自己的产品来中国展出，他们热爱新中国。毛泽东说：日本人民是了不起的，压迫这种人民是一定不行的。村田提出，希望能够得到另一个机会拜访主席。毛泽东表示：欢迎愿意和我谈话的任何一位朋友。参观展览后，为日本商品展览会题词：“看了日本展览会，觉得很好。祝贺日本人民的成功。”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陈云等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村田省藏。

10月7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等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周恩来总理和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彭德怀、陈赓、萧克、萧华、萧向荣[12]在座。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政策是这样，我们主张与他们和平相处，建立外交关系，解决台湾问题，欢迎他们来中国。可是他们没有改变，在板门店谈了两年多，现在又在日内瓦谈[13]，还不知道谈到什么时候。许多国家都愿意与我们来往，只有美国不愿意，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美国有新闻记者要来中国访问，但是美国政府不允许。当客人谈到中国军队的纪律与民主、军官与士兵的关系给他们的印象很深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力量主要是靠这方面，就是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军官与士兵的关系。有了这个，就能同武装占优势的敌人打仗。我军同帝国主义军队的基本区别不在装备上，而在与人民的关系上。形式主义就是使官兵隔离、军民隔离。这种情况，我军过去有，现在更多一些，必须克服这些缺点。形式也是需要的，军队没有形式也不好，但变成了形式主义，改变了军官与士兵的关系，这是错误的，在军队中我们称它为军阀主义，在政府在地方上叫做官僚主义，要经常注意克服这些东西。毛泽东还谈到对犯错误的看法。他说：错误有两重性。我们党也犯过许多错误，这教育了党，也教育了人民，能够从错误中学到很多东西，切不可把错误简单地丢掉。错误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损害了党，另一方面也教育了党；它损害了人民，也教育了人民。过去我们也是简单地去看错误，连一点好处也看不到，老是只反对错误、仇恨错误，这种看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你们是将军，打过仗的，打仗总要有几次失败，没有打过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从败仗中获得了教育。中国有句谚语叫“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这句话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很久就有的，马克思主义是集中了人类思想的大成。

10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会议（扩大），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14]、彭德怀、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薄一波[15]、王稼祥、胡乔木、罗瑞卿[16]出席。会议讨论书记处成员的分工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台湾问题、波兰形势问题等。会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

10月9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去中南海东八所投票选举北京市西单区人大代表。

10月12日　下午，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军事代表团，彭德怀、谭政、李达、李克农[17]、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对你们是没有戒心的，因为是友好国家，是朋友。你们与美帝国主义不同，我们对美帝国主义是有戒心的。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已经打得厌烦了，老百姓也都要和平。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连续不断打了四十多年。在长期战争中，社会上有许多秘密团体，像一贯道就有一千万信徒。这些秘密团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不安定。以后这些团体为日本人所利用，又为蒋介石利用。现在这类秘密团体已经没有了。讲到武器问题，毛泽东说：实际上，所有兵器全是炮，坦克是路上行动的炮，飞机是空中飞的炮，军舰是海上行动的炮。开始，我们陆上、海上、空中行动的炮全没有，后来才有一些牲口驮着行动的炮。前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了一本书，其中说：“共产党已经通过蒋介石得到了不少美国武器了。”客人说：世界上第一本战术书是中国孙武子写的。毛泽东说：那本书有一部分是有用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刘少奇、蔡畅、邓颖超[18]等在座。毛泽东问客人：南斯拉夫妇女的权利怎么样？客人答：在宪法里规定妇女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权利。毛泽东说：宪法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实际的执行与宪法的条文还有差别。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也在少数。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有规定，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百分之十二，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百分之十七，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时候，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前，有一个女权时代，据说那时候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农业合作化后，妇女们在经济上显出了能力，参加了生产。过去她们搞家务多，搞农业生产少，现在她们多搞农业生产，权利也增加了。现在，在重工业部门中，主要还是男同志从事劳动，轻工业部门中女同志比较多。毛泽东特别谈到计划生育问题。他说：过去有些人骂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也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于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个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提倡节育。不论是工人或是知识分子，只要是孩子多的、家庭负担重的，都赞成节育。

10月13日　机要秘书报告毛泽东：关于“百家争鸣”问题，陆定一同志有些意见，已同少奇同志谈过。少奇同志要陆定一同志提到常委会上谈一下，叫转告主席。

同日　晚上，同林彪[19]谈话。

同日　复信戴毓本[20]：“给我的信收到，甚为感谢。很久以前的一信，也早已收到，因忙未复，幸谅。希望你继续努力工作，争取光明的前途。”

10月15日　机要秘书报告毛泽东：罗瑞卿来电话说，警卫工作改革问题的文件，已经写出一个初稿，准备再讨论几次并征求有关同志意见修改后，送毛主席阅，如果需要在中央常委会上谈一下也可以。毛泽东表示同意。

10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百家争鸣”问题和彭德怀提出的缩减军队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出席。讨论“百家争鸣”问题时，陆定一、胡乔木、张际春、周扬、田家英[21]参加。讨论缩减军队问题时，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赓、黄克诚[22]、谭政参加。会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其他问题。

10月18日　下午二时半，同罗瑞卿谈公安部队归国防部领导等问题。五时，同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谈话。

10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23]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邻国，两国之间有共同的边界。我们愿意看到你们的事情办好，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我们尤其希望看到你们同邻国发展相互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将高兴地看到你们同印度用协商办法解决问题。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会议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苏拉瓦底说：我们从远处一直注意着新中国的产生，新中国的精神和新中国如何照顾人民的生活。今天中国已经是个不能忽视的大国。毛泽东讲了中间地带重要性的问题。他说：在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中间地带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地带包括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像你们就属于第二类国家；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这些中间地带的国家，两边都怕，他们怕苏联，有的也怕中国，但是同时也怕美国，而且特别怕美国。在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内部纠纷，如英国、法国同北非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纠纷，又如英国同马来亚、新加坡之间的纠纷。对于这种纠纷，英国的办法是搞一个巴格达条约[24]。我们认为，这些纠纷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殖民主义的统治必须取消。美国到亚洲搞了一个东南亚条约，这是我们很不高兴的。美国跑到离它那么远的地方来搞这个条约，究竟是干什么呢？我曾同你们的大使说过，这个条约使条约南北两边的国家都害怕。如果没有这个条约，是不是更好些呢？我们承认，中巴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我们知道巴基斯坦不会利用这个条约来打我们，我们也不会去打你们。如果你们说这个条约是为了对付印度的，那末是不是可以用另外的办法来搞好同印度的关系呢？你刚才说，有些国家可以从中调停，我们同意这个意见。同双方友好的国家可以从中调停，但是只能作为非正式的调停者。我们也曾经对印度说过，希望印度同你们搞好关系，今天我也对你们说，希望你们同印度搞好关系。你们两国之间争执的问题，主要靠你们两国自己去谈判解决，我们作为友好的国家可以帮助，但是只能是非正式的，不能作正式的调停。

同日　尤金[25]向刘少奇递交苏共中央十月十九日关于波兰问题[26]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苏共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10月21日　苏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当晚九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次日晨零时四十五分结束。由于情况紧急，会后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参加。毛泽东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尤金离开后，二十二日晨三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商谈波兰问题。随后，又听取周恩来介绍同苏拉瓦底会谈的情况。

10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二次会见苏拉瓦底，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在座。对于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27]和巴格达条约，毛泽东表示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将来是不是可以使这两个条约着重经济方面，而不着重军事方面，以和缓局势。我们都是亚非国家，万隆会议参加国，希望你们对亚非国家采取基本上团结的政策。我们很愿意看到印、巴两国友好。你们可不可以派这次这样规模的代表团到印度去，不一定要达成什么协议，而只是去作友好访问，印度也可以派代表团来访问巴基斯坦，这样就可以和缓气氛。你们最好能经常来往，以协商精神来解决问题。我们并不怕参加这两个条约的亚非国家，而是怕美国和英国。你知道我们身上背了多大的压力吗？单单在日本，美国就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南越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会见结束后，设宴招待苏拉瓦底。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次日晨一时，毛泽东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28]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29]里面。尤金将这些意见立即报告赫鲁晓夫[30]。

10月23日　上午九时，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乘飞机去苏联，当晚到达莫斯科。赫鲁晓夫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交谈中表明，苏共中央对波兰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准备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的新领导。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周恩来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签字仪式结束后，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北京饭店出席苏拉瓦底举行的告别宴会。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当晚，刘少奇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告知匈牙利发生了暴乱[31]。

10月24日　晨四时，同陆定一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会前，同在莫斯科的胡乔木通电话。会后，同周恩来、陈云、彭真、陈毅、彭德怀、张闻天进行商谈。

10月25日　晚十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发表波兰统一工人党新任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讲话及其他问题。

10月26日　晨二时十五分至三十五分，同在莫斯科的胡乔木通电话。晚十一时三十五分至十二时八分，同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通电话。次日晨零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晨一时五十分结束。晨二时，和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邀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至晨五时结束。随后，又同周、陈商谈。晨五时三十五分至六时十分，同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通电话。

10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

10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警卫战士谈学习问题。在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后说：你们文化学习的课程太少了。你们要学自然、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等中学全部课程。我准备给你们成立一个学校，我当名誉校长，再请个副校长，教员不够去调。以后你们站岗每次站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其余时间都拿来学习。

10月29日　晚九时至次日晨零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开会中间，十时半至十一时五十五分，同在莫斯科正与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32]会商的刘少奇通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

10月30日　苏联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并对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会前同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

10月31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关于发表苏联政府宣言和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八时十五分，会见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周恩来、朱德、陈云在座。毛泽东说：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苏联已经发表了宣言，大体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就是我们跟印度提出的那个五项原则。这一来，不仅你们波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自由、独立了。关于苏联驻军问题，苏联政府的宣言是这么说的，“任何一个华沙条约参加国的军队驻扎在另一个华沙条约参加国的领土，应该根据所有条约参加国之间的协议，并且必须取得这些军队根据请求已经驻留或者准备驻留的国家的同意”。（陈云：意思就是：各国协议和本国同意。）就是这样。就是完全有自由。比如你们波兰，你们认为有必要，他们就驻，认为不必要，他们就不驻，你们可以自己决定。宣言上还检讨了一些错误，承认对兄弟国家关系有错误。我们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个宣言，同这些意见一致。我们庆贺你们的胜利，庆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协调的胜利。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应该估计到，我们这方面缓和了，没有紧张局势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就要尖锐化了，就紧张起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基里洛克说：我们非常感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他当场宣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内称：“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对英明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本人，对波兰目前政治局势的变动所表示的关怀，以及你们提出的意见，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同志的这些意见，对于维护波苏友谊，对于波兰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是极有教益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讲到党与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他说：这些问题，主要是要解决社会沙文主义，尤其是大国主义。大国容易产生这种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都不能解决，还会发生一系列的错误，甚至非常荒谬的错误。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崇拜。不讲本质不行。我们不是也崇拜马克思吗？波兰人民现在不也是崇拜哥穆尔卡吗？比如，在中国，人们也崇拜我，崇拜朱德同志、崇拜刘少奇同志、崇拜周恩来同志。每个工厂有个领袖，每个合作社有个领袖，但是，要搞独裁就不行。斯大林就是搞社会沙文主义。斯大林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他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在苏联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民族沙文主义的错误，在国与国之间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我们中国也在注意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党的八大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对外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在国内，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就是国内的沙文主义。在汉族内部，我们反对专制主义，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不然也是沙文主义。苏联现在在对外关系问题上还没有提出反对沙文主义。请你告诉哥穆尔卡同志，我们大家都要做工作，来帮助苏联同志。这一次，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基里洛克讲到波兰目前经济困难，必须削减基建投资，用这些财力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说：应该多搞些轻工业和农业。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正在注意轻工业和农业，重工业不能搞得太多。苏联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搞重工业的这条路，恐怕不那么合适。过去，批评资本主义国家，说他们是先搞轻工业后搞重工业。结果，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搞起来了，轻工业很差，人民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斯大林错误中，恐怕也要算进这一条。九时半，会见结束。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中间（十时至十时二十分），同刘少奇通电话。会议于次日晨零时二十分结束。随后又同周恩来、李维汉、吴冷西[33]谈话一小时。

11月1日　下午四时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的声明（草稿）》。晚八时，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九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宣言的声明》。这个声明于当晚发表，支持苏联政府宣言。声明指出：苏联政府的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声明说：中国一向认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声明还指出：中国政府注意到波兰和匈牙利人民在最近的事件中提出加强民主、独立、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同日　晚十一时十五分，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由莫斯科回到北京。次日晨零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陈云、彭真听取刘少奇等汇报同苏共中央磋商的情况和匈牙利问题，晨五时结束。

11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同苏共中央磋商的情况和匈牙利问题，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二十六人出席。

11月4日　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及随同人员和正在中国访问的缅甸妇女代表团。下午三时，和周恩来同吴努谈话，朱德、陈云、彭真、贺龙[34]、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程潜、龙云[35]等参加。谈到中缅边界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周总理读了几本书，我们把过去的文件和书都研究了研究，也把地方干部调到北京研究了一下，又派了一个将军去查了一下，又和法律专家研究了一下，于是才订出一个包括南线和北线统一解决的方案。我们和缅甸的关系是长治久安。过去我们不承认一九四一年线，这条线是英国人乘人之危强迫中国承认的，现在我们下决心把军队从这条线以西的地区撤出来，你们的军队也从北部三点[36]撤出来。我们要和一切邻国采取友好态度，要真正友好，不是讲讲。吴努表示：关于边界问题，我们愿意接受周恩来提出的建议[37]。

同日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匈牙利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出席。会议中间，约见尤金。本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应卡达尔的请求，苏联军队重新回到布达佩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苏共二十大，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同日　晚九时半，同张经武[38]谈西藏问题。

11月5日　晚上，在北京体育馆观看苏联马戏团的表演，并接见马戏团全体演员。

11月6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苏联领导人，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贺电说：我们高兴地看到，最近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毫无疑问，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步骤将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和友好关系，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的经济高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周恩来、邓小平、刘宁一、廖鲁言、陈正人[39]在座。毛泽东说：中国农业是很落后的，工业也是很落后的，这些方面有待改进。中国的群众是热情的，这是好的条件，但领导群众的工作方法还须改善，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中国的农业同欧洲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像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也同我们的农业不同，西欧国家的农业就更不同了。波兰解放已有十一年了，但是只有百分之六的农村人口加入了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不增产，还在赔钱，政府要津贴，这样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了。我们这里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较容易组织，通过许多过渡步骤，在七年内都组织起来了。合作社能增产，政府不津贴。农民组织起来，但生产工具没有什么改善，可是比个体生产好，能增产，能增加收入。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过去没有什么东西贡献于世界，在现代化方面很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解放后，把帝国主义赶走，把封建势力推翻，人民获得解放，这才有可能逐步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不过现在刚开始。

11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召开八届二中全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

11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准备出席或列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部分省市委书记柯庆施、曾希圣、陶铸、李井泉、林铁、欧阳钦、王任重[40]座谈，邓小平、彭真、谭震林[41]参加。毛泽东讲话。他说：现在天下基本上太平了，阶级斗争基本上过去了，还有一部分没有过去，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百家争鸣，小资产阶级都跑到街上来了，无产阶级要辩论，要反驳，你们要写文章，三百字五百字都要写。享乐思想在滋长，把远大目标忘记了。我看高级干部十一级以上的不增加工资是可以的，要艰苦奋斗，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再享福。波兰一股风，匈牙利一股七级风，把一些人吹动摇了，思想混乱。一个制度要经过考验，光说社会主义如何好，可是好处人们还没有充分看到。思想领导不能放松，要用马克思去和孔子对抗，争取群众，你有孔夫子，我有马克思。要辨别风向，才好写文章。我也想写，想辞去国家主席，当主席写篇短文好像不像样子。一个人经不起风不行。我叫孩子们去算命，让他们取得经验。动摇分子有风就动摇。有些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提意见，要“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有人说我们应该搞大民主。我说什么是大民主呢？难道打倒蒋介石，推翻封建制度，打了二十二年革命战争，不是大民主吗？“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不是大民主吗？所谓共产党内有阴暗面，这是必然的，太阳一出来总有向阳的一面和背阴的一面，天天都有，年年都有。苏共二十大是大民主，一鸣惊人，把斯大林打倒。我们是搞小民主，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也是小民主。我们准备明年或者后年（大家要求明年）再整一次风，整三个东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搞几个文件，要反对骄傲自满、贪污浪费。我们从来不搞一鸣惊人的事情，我们什么事都慢慢来，实际上很快。关于整社问题，毛泽东说：一反强迫命令，二反贪污腐化，想个办法解决，用半年时间使那些干部有个回旋余地，只要肯承认错误，偿还或者分期偿还贪污款，就可以不算贪污。这一次不要来个急风暴雨，留个余地，使其善自处理。还要注意贫农和中农的关系，一定要中农参加合作社的领导，支部要团结几个中农在自己周围。关于少数民族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说：汉人压迫剥削少数民族年代很久了，现在要还债，要尊重少数民族，不要包办代替。以为少数民族落后，我来帮助你们，有这种情绪，所以工作搞不好。我们身边要有几个右派，没有右派，统一战线就不完备。要和中派、右派多谈一点。民主人士要见我，我一定见，跟他们接触可以增加知识，跟资产阶级人士接触很有教育意义。听说你们不大和民主人士接近，人家说架子大。一个调查组从浙江回来，说乡代表中有三分之一党员就足够了，三分之二的是非党员。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说：没有哪一个大问题是我们主观可以想出来的，都是根据下面的意见来的。合作化就是先从安徽、浙江看到新区可以大发展，又看到黑龙江双城县希勤村的全面规划，才使我有可能写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那篇文章来。公私合营是经过开资本家的会议搞出来的，第一条讲功劳，第二条讲缺点，资本家高兴了。不要光骂，天天骂不行，会造成矛盾的对抗。这样搞，连父子关系也不行，社会上就更不行（反革命分子除外）。写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

11月9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尤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座。会见结束后，同刘、邓、彭谈话。

同日　阅《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42]，写批语：“此文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二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十日，又批示：“少奇、陈云、小平阅，此件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部分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周小舟、舒同、江华、陈丕显、黄火青、陶鲁笳、吴德、黄欧东、张仲良、王恩茂、谢富治、吴芝圃、张德生[43]出席，邓小平、彭真参加。十一时二十分座谈结束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有关召开八届二中全会问题。

11月10日—15日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11月10日　下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

11月11日　为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题写：“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44]下午二时，和刘少奇、周恩来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副主席何香凝[45]等，在政协礼堂出席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

同日　下午三时半至七时五十分，在政协礼堂先后会见苏联参加孙中山纪念会的代表团、叙利亚议员访华团、西德作家魏森堡、意大利作家马拉巴德、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会见时，刘少奇等在座。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主持会议，陈云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

11月12日　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文章写道：“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同日　中午十二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张德生、欧阳钦、林铁汇报讨论一九五七年财政问题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乌兰夫[46]、薄一波等出席。晚七时会议结束后，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开会，至次日晨一时半。其间曾会见尤金。

11月13日　为转发第五十五军政治委员王振乾关于团结该军军长陈明仁一起工作问题给广州军区党委的报告，写批语：“各同志阅。退彭德怀同志。转发各军区、各军事学校以及有同样统战问题的军或师的党委阅读，加以讨论，仿照办理，认真解决团结党外军人问题。”王振乾的报告，讲了第五十五军党委常委在同陈明仁相处中存在的缺点，以及为团结他一起工作所采取的具体改进措施。通过相见以诚，多次找他个别恳谈和集体交换意见，并改进领导制度，从而增强了团结。陈明仁表示对他帮助很大，希望今后大家常谈心。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汇报讨论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根据几次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作了发言。这个发言经整理后于十五日印发全会。内容如下：“（一）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二）一九五六年的国家建设事业是有成绩的。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在308亿元（旧价[47]）的预算开支中，有20亿元到30亿元用得不恰当或者用多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15亿元左右。（三）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四）一九五七年的预算，收支各为308.65亿元（折合旧价为317.65亿元）。……一九五七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的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五）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一九五六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地压缩。虽然如此，总的说来，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因为一九五七年的收支均比今年有所增加，收入增加22.5亿元，即增长8.2%；支出增加9.53亿元，即增长3.2%。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六）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七）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11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汇报讨论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

11月15日　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谈八届二中全会大会发言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张德生出席。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邓小平主持会议。在朱德、彭德怀、柯庆施、张德生发言后，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讲了四个问题。一、经济问题。他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冬今春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偏到副业和经济作物。谷贱伤农，农民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中央，各级党委，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宣传很少，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二、国际形势问题。他说：总的看来是好的。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坏事有两种性质：一种性质就叫坏，我们说还要加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没有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三、中苏关系问题。他说：我们跟苏联同志说，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拥护你们的，是跟你们一致的，只有一个指头我们有矛盾，我们不同意你们一些事情。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但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至于所做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合作化经过三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有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说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四、大民主小民主问题。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它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真正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毛泽东讲话后，八届二中全会闭幕。

11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罗瑞卿出席。

11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本冈山县文化学术访华代表团，郭沫若、谢鑫鹤、王拓[48]在座。

11月19日　晚上，听取邓华[49]访问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情况的汇报。

11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陆定一、王稼祥、李维汉、胡乔木出席。

11月21日　审阅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作两处修改：（一）在决定草案的“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一句后，加写：“（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二）修改一句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除大城市城区以外，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

11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人民志愿军海军和空军从朝鲜撤回等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罗瑞卿出席。

11月24日　阅新华社十一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五七期，批示：“送陈云、李维汉同志阅，退毛。请陈云同志看建屏[50]一条消息，我看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相当多的，应当统一加以处理。请维汉看武汉的一条消息。”建屏一条消息反映：河北省建屏县贸易系统有些单位，在收购农民土特产品时压秤压价，非法赢利，引起农民不满。武汉的一条消息披露：武汉市有的民主人士说：“中共重视民主党派只是上面的号召，下面没有很好的遵照执行，看不起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宗派主义还很严重。”他们要求采取措施改变“五统五不统[51]”的现象。毛泽东批注：“请李维汉同志电话询问武汉什么叫五统五不统。并要你改善工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苏联《真理报》批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的普拉演说[52]，和达赖、班禅[53]去印度等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11月25日　审阅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和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草稿），批示：“刘、朱、陈、邓即阅，退彭照办。”决定草稿指出：党的八大提出要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集中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事业，而集中建设资金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削减军政费用。因此，军委决定，在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原则下，把我军现有的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决定草稿最后说“全军裁减方案和新的编制，报军委审核定案”，毛泽东将“报军委审核定案”改为：“报军委审核后，请中央批准执行”。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苏波关系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康生[54]、王稼祥、胡乔木、邓拓[55]、吴冷西出席。

11月26日　上午，同陈叔通[56]谈公私合营后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问题，陈云、邓小平参加。

11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开会，商谈就目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再写一篇文章的问题。

11月29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谈裁减军队与军队编制问题。

同日　晚九时，同陈正人谈话。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开会，谈再写一篇文章问题。

11月30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的电报稿。电报稿说：昨日尤金大使见少奇同志时，口头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即希望邀请周恩来同志于访问阿富汗后到莫斯科一谈，并问是否需要由苏方发出正式的邀请书。政治局常委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我国总理由苏联正式邀请访问苏联，是有必要的。你的意见如何，请考虑电复，以便中央再行考虑决定后答复苏共中央。毛泽东在电报稿的末尾加写：“苏方邀请书似以在十二月中旬或下旬发出较为适宜。此外请你看形势，对于西方在匈牙利组织颠覆活动一点，在适当时机加以揭露，你以为如何？”十二月三日，周恩来复电中央：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见，此行中访苏是必要的。

同日　阅国家计委商业局一位副处长关于江苏昆山县同心农业生产合作社养猪办法的报告，批示：“少奇、陈云、小平阅，此件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报告介绍了这个社养猪的具体办法。说该社平均每户养猪（包括公养的和私养的）三头，计划到一九六二年，除公养外，平均每户养猪十头。这种办法在有条件的地方是值得提倡的。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这一报告，并望转发各县委参考。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开会。会议中间，和刘、陈、邓、张、王一起会见尤金。毛泽东就朝鲜问题、铁托普拉演说问题和周恩来访苏问题，同尤金进行交谈。在谈到铁托普拉演说时，毛泽东说：演说的基本论点没有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反而破坏了这种团结。它不利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帝国主义。最近，我们才收到铁托演说的全文，我们也看到了苏联对此发表的文章，现正在研究。此外，我们还在读其他国家发表的文章，我们都想研究一下。我们过几天也准备发表一篇文章，用马克思的口号作为标题，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基本论点是：十月革命是各国必经的道路，这就是阶级斗争、推翻旧政权、进行革命、建设新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马列主义的总路线。十月革命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国际现象。第二个论点是：各国有各国不同的面貌和特点，各国有不同的具体办法来解决各自的问题。有共同性，也有差别。只讲差别，不讲共同性，铁托的演说就是如此。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现代工业化的国家，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些缺点，专政过火了。斯大林并未破坏全部法制，他只破坏了一部分法制，民法未破坏，刑法破坏了一部分，未全部破坏，宪法破坏了一小部分，刑事诉讼法破坏了一部分。苏联的制度是好的，但其中一部分是不好的，那就是内务部。斯大林在这方面犯了错误。我们向世界上各个国家，甚至帝国主义国家，都提议要共同缓和紧张局势，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就不能缓和紧张局势呢？我们可以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在解决内部问题方面，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应当区分敌人和自己同志，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民主和专政都是上层建筑，它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为基础服务的，是基础的工具。关于苏联邀请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毛泽东说：这很好。我们建议周恩来同志缩短原定出访计划的期限，缩短十天。这样他访问各国，包括莫斯科在内，仍将是一个半月。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后，中苏两国自然会发表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将是一种示威，不是战争的示威，而是中苏团结一致的示威，向帝国主义者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一切动摇分子进行示威。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要和平。目前的局势要求发表这样的声明，要求这样的主题：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尤金表示完全同意。

12月2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四位巴西访华议员，刘少奇、郭沫若、陈叔通等在座。

同日　晚十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57]、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胡乔木等起草的《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一文初稿。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示我们在苏共二十大后写的文章的连续性，而且用这个题目理论性更强一点。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面向世界。接着，他提出了这篇文章的要点：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的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讲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

12月3日　阅邓子恢[58]关于福建龙岩县农业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批示：“少奇、陈云、尚昆阅，请尚昆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报告反映以下几个问题：（一）社员收入，各社多少不一。收入多的主要是搞好了副业，收入少的主要是靠种粮食。（二）社员分散搞副业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除饲养家畜家禽、种菜等外，一般副业由社统一经营。（三）大家要求公益金应多留，不能少于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四）龙岩是山区，县委拟将现有的七百多个社合并为三百个左右，平均每社一百二十户。（五）区、乡政府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征求各社意见，机械地分配生产任务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在座。基里洛克向毛泽东递交了波兰政府的一封邀请信，邀请他于明年访问波兰。毛泽东说：我是打算去的，而且还要到别的国家去看看。我决定接受你们的邀请，但时间是否可以商量。我们读了哥穆尔卡的演说，那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谈得很好。还有一条我们读了也很高兴，那就是对那些为人民服务而跟党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的办法，而不是把他们都整下去。这是很好的政策，执行得好，党的生活就会很健全。基里洛克说：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经验，也采用了这种经验。中国在解放前，在许多问题上和共产国际也不是一样的。毛泽东说：不仅不一样，而且还完全相反。第三国际“左”得要死。第二国际是右了，第三国际则是“左”了。第三国际只有在两个时期是正确的，那就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和季米特洛夫主持的时候。基里洛克说：我们都认为是由于中国的帮助，才使我们免除了发生像匈牙利那样事件的危险。

同日　晚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和其他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等共十七人出席。

12月4日　阅新华社十二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八期刊登的《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59]的一些情况》一文，批示：“少奇、陈云同志阅，退毛。此件第一篇关于章乃器的，值得一阅。”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章乃器的主要论点。章乃器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了章乃器的上述观点，指出公私合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

同日　致信黄炎培。信中说：“你们的会议[60]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61]，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12月5日　复信周世钊[62]：“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63]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64]，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同日　复信贺果[65]：“惠书敬悉。告我以中小学情形，极为有益。我暂时不会出国，请放心。情意勤恳，极为感念。”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陈叔通谈话，许涤新[66]参加。陈叔通要求毛泽东与工商界见一次面，并提出三个问题：（一）资本家对定息很担心能拿多久，怕取消太快。（二）资本家担心现在安排工作，再有两年会不会一脚踢开。（三）合营以后如何自我改造。毛泽东说：对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物质问题，二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过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的经验。比如荣毅仁[67]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还可以学新的经验。现在看起来，苏联消灭阶级太早了，不能够使用资本家的能力。定息拿多久呢？可以问资本家，要拿多久就拿多久。主要是要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时还要叫他拿下去。取消定息不要来个高潮。资本家拿定息如两个五年计划不能解决问题，拖到三个五年计划，带个尾巴进工会，你看怎么样？现在资本家积极学习。（陈叔通：学习是为了自己。）资本家学习是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国家。中国过去是不行，经济落后，现在虽然是好了一点，但还要大家努力，学本事好嘛！定息问题重要，思想改造也很重要。思想不通事情不好办。让资本家多拿几年定息，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资本家学习改造要自己努力，大家帮助。这一次民建会开得很好，想不到民建会能这样严肃地自我批评。资产阶级政党如果都能严肃地自我批评，那是个大事情。民建会这样严肃地自我批评，证明中国民族是很有希望的。章乃器说资产阶级只有积极的一面，没有消极的一面，是把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一样看待了，这是不对的。这种说法不利于广大工商界的改造章乃器只说资产阶级好，不敢说资产阶级有缺点；我们过去有的共产党员只说资本家坏，而不说资本家进步。一副对子有两边，这都是对子出了一边的情况。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们有现代文化。我们党说话要有信用，说话算数的。八九号召集资本家开座谈会，公股代表不要来，要他们说心里话。人数不要多，人太多了不能讲话了。有人献股，可以劝他一下。

12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定息和廖鲁言在农业工作会议的报告等问题，刘少奇、陈云、陆定一、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许涤新、赖若愚、胡耀邦[68]、吴冷西出席。

12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京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座谈，陈叔通、黄炎培、李烛尘、胡厥文[69]、荣毅仁、盛丕华、黄长水、巩天民、施复亮、孙起孟、南汉宸[70]、许涤新、陈经畬[71]出席，刘少奇、陈云、陆定一、薄一波、徐冰等参加。座谈开始时，毛泽东问：有什么问题、疑问？盛丕华说：定息问题，摘帽子问题。陈叔通说：是否要来个高潮？毛泽东说：唱戏要有高潮，这个东西恐怕不好来个高潮，一搞高潮就是整拿定息较多的人，而他们大都是先进核心分子。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定息的主要对象是大的资本家，我们不要使对国家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荣毅仁问：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还是半革命的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阶级。他们有选举权，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政府合作，遵守宪法。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妥协了，还有什么对抗。民族资产阶级遵守《共同纲领》，拥护宪法，接受公私合营，没有对抗了。资产阶级在“三反”、“五反”中只是部分的对抗，只有完全违法户才是对抗的。最近几年，更融洽了。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但是，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一面进步，一面落后。荣毅仁说：现在供、产、销三项计划对不起头，要搞到中央部里才能解决。陈云说：计划要分批。重要产品要有计划，日用产品要自由主义。毛泽东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国有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荣毅仁说：对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工商联怎么搞？毛泽东说：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工商联这个名称可以保存下来。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名称是封建时代的也可以。黄长水说：小的工商业者，改造好的，可否先摘帽子？毛泽东说：过两三年后可以摘。定息几角钱的不算资本家，百分之七八十的工商业者不算资本家，算成小资产阶级。十三万户工商业中，决定命运的经济上起重大作用的，只几千、几万户。代表资产阶级是大的资本家，小的不能代表。

12月8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雕塑家马丁斯夫人等，郭沫若、张奚若[72]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见到三个地方的朋友最亲热，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感到平等。同西方其他国家的人见面，总感到有些不平等。中国人很苦，在过去的政府统治下没有出路。现在正在建设好一点的生活。客人说：我们所看到的和所读到的报道，感到主席很仁慈。毛泽东说：这是因你们总是以同情的眼光来看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国家所处的地位相同。

同日　晚七时五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邀集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各省市代表团负责人座谈，刘少奇、陈云、薄一波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说：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在资本家中要宣传把个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要想到国家的事情。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是资产阶级的子弟，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建设人才，我们是完全信任他们的。至于入学、助学金、入团和戴红领巾这些问题，要一视同仁，只看条件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阶级，但是不要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颜色不一，思想状态不一，并且有两面性，有进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我们不是板起面孔教训人的，不是意见提得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有话尽可以讲，不会借故整人的。我主张把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拿到的定息只够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围，叫上层小资产阶级。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对国家经济生活作用大的，还是大资本家。从公私合营和国有化来说，大资本家对国家的意义更大。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是真赎买，不是欺骗的。以七年为期，从今年算起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总要天理人情过得去。大资本家人数少，但他们的资本多，比中小资本家对国家的作用来得大，所以中小路线是不对的，应该是大中小路线。要对工人说清楚，我们采取这个政策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一些外国人到中国来都要到上海看看荣毅仁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房子里有没有钢琴。有一个法国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我们这样做，对亚非国家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没有好处的。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根本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现在我们年产只有四百万吨钢，再搞五年也只有一千多万吨，我们六亿人口，这点钢不算事。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还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导参加会议的这一千多人，把目标向着生产方面。我们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在生产上、科学上、文化上翻身，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同日　阅新华社十二月六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一期刊登的《浙江省许多地区在执行侨务政策中存在不少严重缺点》一文，批示：“罗瑞卿同志：一一一页上关于浙江省的一条消息值得一看。”这条消息说，出席浙江省最近召开的侨眷归侨代表会议的代表反映：不少青年由于亲属在国外不能入团，甚至入工会也受阻碍；国外来信被拆阅以至传阅；干涉侨汇使用，强迫借贷、捐款和购买公债；一些公安部门对归国观光、探亲的华侨出国多方限制、留难。代表们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很好的，但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下面执行得不好，要求大力宣传和重视贯彻侨务政策的问题。

12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和其他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12日　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尤金，谈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及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问题。会见时，陈云、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等在座。会见后，同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继续商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

同日　复信刘松林[73]：“两信均收，甚慰。留一年，很有益。别人闲话，可以置之不理。岸青[74]暂时不见也罢，将来总可以见着的。这里一切如常，弟妹均尚勤学。我亦好，不劳系念。祝好！”

12月13日　复信杨开智[75]：“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76]及阖家安吉！”

同日　复信毛春秀[77]：“给我的信早已收到，多年不见，甚为高兴。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乞谅为荷！”

同日　晚上，同廖鲁言、刘建勋[78]谈话。

12月14日　阅彭德怀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可以准备在春季或春夏之间了解几个军事部门的工作情况。”

12月15日　下午，同周扬谈话。

12月16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的对策问题给西藏工委等的电报稿，重写一段文字：“中央和毛主席历来认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工委可以在最近约自治区筹委会和噶厦的主要官员座谈，向他们说清上述中央的方针。”并批示：“少奇阅，即刻发，再送朱、陈、彭、谭[79]、徐冰、洛甫、汉夫[80]阅。”

同日　为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密切军队和地方关系的报告，写批语：“请总政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将此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及志愿军党委，一律仿照办理，并以结果上报。”报告说：为了进一步密切军队与地方党政的关系，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建议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月期间，请地方各级党委主持召开有驻军党委同志参加的会议，检查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商讨今后密切联系、加强团结的措施，研究如何共同努力加强治安工作，搞好新兵征集、复员转业等项工作。

同日　复信黄炎培：“惠书敬悉。前信[81]无甚深意，以不发表为妥。水调歌头：逝者如斯乎的‘乎’错了，请改为‘夫’字。赠吴湖帆[82]先生、张叔通[83]先生各五百元，敬请转致为荷。”

同日　复信杨开英[84]：“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85]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仍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尚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及杨子珍[86]夫妇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同日　下午三时，同张闻天谈话。其间，同在拉萨的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通电话，了解西藏情况。下午六时五十五分，同在云南芒市的周恩来通电话，告知西藏的情况，要他访问缅甸、尼泊尔[87]后再到印度，十二月底回到北京，三五天后再去苏联、波兰等国访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胡乔木、章汉夫出席。

12月17日　晚九时，和陈云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中输出入协会理事长南乡三郎。

同日　晚十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慕生忠谈话。

12月18日　中午，同胡乔木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

同日　将新华社关于扩大《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的订阅范围报中央的计划，批送刘少奇、朱德、谭震林阅，交杨尚昆办。这个计划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的。

12月1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三稿，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20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杨尚昆、刘瑞龙[88]开会，听取廖鲁言汇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情况及会议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12月21日　阅邓子恢关于福建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试验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震林、尚昆同志：此件请书记处加以讨论，如大家赞成的话，则转发各地仿办。”二十八日，中央批转邓子恢的报告，中央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的经验是好的，可供各地参考。但目前对全国撤区并乡问题还不能作出统一的规定，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和自己的经验，自行决定撤区或不撤区、并乡或不并乡，以及何时撤区并乡。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内部刊物刊载的《上海市卢湾区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情况》一文，批示：“此条可以一阅。阅后退毛。”“陆定一同志：天主教事现在是否仍归你管理？上海的天主教工作值得加以研究，将那里的有关管理和接触天主教的干部和天主教中的进步分子加以教育，使他们善于做工作。”

12月22日　下午，同即将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缅甸的叶剑英[89]谈话。

12月23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由刘少奇主持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四稿。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四稿，刘少奇、陈云、陆定一、康生、薄一波、谭震林、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罗瑞卿出席。

12月24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一段话：“各地合作社对于富裕中农急急忙忙叫他们入社，或者让他们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按照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报告所规定的策略，是首先让一部分觉悟了的贫农下中农入社，然后让后觉悟的大部分贫农下中农入社（分批分期），不要忙于动员富裕中农入社。后来在合作化潮流高潮中富裕中农勉强入社，就有些人来说，当时也很难劝阻。今年分配所得，他们的收入一般都有些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中央认为让一部分（不是大部分，更不是全部）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请你们考虑这个政策是否可行。如果认为可行，就下决心让一部分人退社。”

同日　阅陈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嘱高智送阅的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90]，批示：“此件送陈叔通先生一阅，退还陈云副总理。我在这里讲的是‘大约三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讲三年全部完成。所谓基本完成，在工商业就是公私合营，但不是三年而是半年即完成了，我多估计了两年半。所谓全部完成，就是国有化，即取消定息，那是至少需要七年的。”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大约在一九五七年夏季，中央将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全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会议，请你们早作准备，将所属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少数民族工作）加以认真的检查和安排。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以批评和教育，端正他们的态度和作风。”并批示：“在中央指示的末尾加了一段，请少奇、徐冰同志再阅，交尚昆办。”

同日　下午，同胡乔木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四稿修改问题。

12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五稿，刘少奇、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26日　阅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筹划的两项[91]，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刘、朱、陈、闻天阅，退彭。”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六稿，刘少奇、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27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八稿，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会议于次日零时二十分结束。由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根据讨论的意见作最后一次修改。毛泽东阅后决定二十八日晚上广播，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

12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全文共两万字，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中间四个部分分别论述由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问题：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引言中，有一大段是根据毛泽东多次修改意见形成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在审阅胡乔木修改的第三、四、五、六稿时，作了许多修改，其中加写的，主要有：在文章讲到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的地方，加写：“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在文章讲到斯大林的功过问题的地方，加写：“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在文章讲到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由于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而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失败的地方，加写：“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还删去文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并批注：“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这里不说为宜。”

12月31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

[1]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主席。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11月又任商业部部长。1958年6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宋庆龄，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2]苏加诺，当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阿查里雅，当时任尼泊尔王国首相。

[3]杜克洛，当时任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法国国民议会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

[4]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外交部副部长。

[5]锡兰，今斯里兰卡。

[6]曹聚仁，文史学家、记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任《前线日报》编辑兼香港《星岛日报》特约记者。1950年移居香港，先后任香港《星岛日报》编辑和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7]张治中，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57年2月兼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力子，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7年2月兼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童小鹏，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58年4月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

[8]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2月、3月、6月又先后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9]纳赛尔，当时任埃及总统。

[10]久原房之助，当时任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

[11]南汉宸，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雷任民，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

[12]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工程学院院长。萧克，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1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部长。1957年2月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萧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13]指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14]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15]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6月又任《红旗》杂志总编辑。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16]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罗瑞卿，当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8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17]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12月任主任）。李达，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克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8]蔡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19]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20]戴毓本，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福湘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是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今北京友谊医院）医生。

[21]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6月又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田家英，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2]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1957年夏）。1958年10月又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23]李济深，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沈钧儒，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黄炎培，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

[24]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简称《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相继于同年4月、9月和11月加入这个条约。1955年11月，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并是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的成员国。1959年3月伊拉克宣布退出该组织，同年8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9年9月，该组织解散。

[25]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26]波兰问题，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1956年6月发生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波兰统一工人党在7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10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从10月17日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4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突然紧张起来。

[27]1954年9月，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8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简称《马尼拉条约》。1955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1977年6月，该组织解散。

[28]哥穆尔卡，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29]1955年5月14日，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8国在华沙签订《友好互助合作条约》，通称《华沙条约》。同年6月4日条约生效时，华沙条约组织正式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1991年7月1日宣布条约结束，华沙条约组织解散。

[30]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31]1956年10月23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一些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杀害不少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变成反政府暴乱。当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10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选举卡达尔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

[32]莫洛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6年11月又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33]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1957年6月又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34]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35]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程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2月任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龙云，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36]指中缅边界北段的片马、岗房、古浪。

[37]周恩来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在中缅边界的南段，即使我们承认1941年线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考虑把中国军队撤离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我们同时要求在北段，缅甸军队也从片马、岗房、古浪这3个同样由英国文件承认是中国的地方撤走。我们还要求缅甸军队撤出今年在北段所占领的5个地方。

[38]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1958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39]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58年8月任主席）、书记处书记。1957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58年3月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兼农业部部长。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57年8月兼秘书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

[40]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1958年5月、6月、9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陶铸，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8年6月又任华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5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河北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3月、6月又先后任河北省政协主席、华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省长、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6月又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6月又任华中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

[41]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8年5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42]这篇文章刊载于1956年6月《农村工作通讯》第2期，作者是山东省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宋保恩。

[43]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二政治委员（1958年11月任第一政治委员）。黄火青，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市长、天津市政协主席。1958年6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吴德，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黄欧东，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张仲良，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王恩茂，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1958年8月任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1959年2月又任河南省政协主席。1958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8年6月又任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

[44]毛泽东还为孙中山诞辰90周年展览会题写：“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

[45]何香凝，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46]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7]指1955年的价格。

[48]谢鑫鹤，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王拓，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对外联络局局长。

[49]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

[50]建屏县于1958年并入河北平山县。

[51]这是当时武汉民主人士中对中共统战工作的意见，指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统工商不统党派，统进步不统落后，统政治不统思想。

[52]铁托1956年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普拉发表演说指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53]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3月28日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54]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6月又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55]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56]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57]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1957年12月改称第一书记）。

[58]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

[59]章乃器，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粮食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60]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95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11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61]指1954年写的《浪淘沙·北戴河》和1956年写的《水调歌头·长江》（1957年《诗刊》1月号发表时，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62]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57年5月又任湖南省政协常委。1958年6月任湖南省副省长。

[63]指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题写校名。

[64]这是周世钊1950年9月下旬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作的《过许昌》诗中的一句。全诗如下：“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65]贺果，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贵州贵阳市副市长。

[66]许涤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67]荣毅仁，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1957年1月又任上海市副市长。

[68]赖若愚，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69]李烛尘，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70]盛丕华，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长水，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广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巩天民，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辽宁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施复亮，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孙起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南汉宸，当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71]陈经畬，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副市长（1957年1月任湖北省副省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员。

[72]张奚若，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部长（至1958年2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1958年2月又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

[73]刘松林，原名刘思齐，当时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1949年10月同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74]岸青，即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

[75]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

[76]指杨开智、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77]毛春秀，毛泽东的族姑母。

[78]刘建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至1957年12月）、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6月任第一书记）。1957年6月、9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广西省政协主席。

[79]朱、陈、彭、谭，指朱德、陈云、彭德怀、谭政。

[80]洛甫，即张闻天。汉夫，即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81]指毛泽东1956年12月4日写给黄炎培的信。

[82]吴湖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83]张叔通，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84]杨开英，杨开慧的堂妹。当时任大连市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

[85]毛世美，毛泽东的远房侄孙。

[86]杨子珍，即杨开智，字子珍。

[87]后来，周恩来因出访时间过长身体疲劳，改变出访行程，推迟对尼泊尔的访问，在访问巴基斯坦之后即再到印度。

[88]刘瑞龙，当时任农业部副部长。

[89]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1958年1月兼政治委员）

[90]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91]指彭德怀报告中提出的已告总参谋部筹划的两件事情：一、具体研究一下我国生产的轻武器有哪些可以出口，以便为政府以后商谈援助埃及问题作好准备。二、我国生产并可出口的步兵轻武器样品，准备给埃及大使参观一下。

1957年　六十四岁

1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新年团拜晚会。

1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瀛台参观工业展览。

1月3日　审阅邓小平一月二日报送的拟提交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的关于裁减和整编军队问题的报告（草稿）。邓小平建议，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谈这个问题，文件可先予原则同意，待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后，再报中央正式批准。毛泽东批示：“退小平同志。此件已阅，可以在这几天谈一下。”

同日　阅陆定一一月二日为报送加拉赫和阿诺德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问题的意见[1]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还提出高士的文章[2]可否在《世界知识》杂志上登载。毛泽东批示：“退陆定一同志：此件看过。高士文章也看过，可以登《世界知识》。我已转胡乔木、田家英二同志一阅，大概不久就可以退还你了。”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情况的汇报。

1月4日　阅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和部署的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稿，批示：“请尚昆注意，待省市委书记到京时将此件印发给他们。此件请乔木看一下，退尚昆办。”对报告提出的冻结现有机构和人员编制，制定整编方案，中央批语指出：在没有找到妥善安置办法以前，不要把精简人员从现在工作岗位上减出去。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出访苏联等七国事宜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1月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一九五七年肃反规划的批语稿，批示：“增加一条，这是在中央会议上谈过的，并已向陈叔通、荣毅仁及各省市资本家代表宣布过。刘、陈、邓、瑞卿、震林再阅。”加写的一条是：“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肃反工作的问题，不但应吸收那些自愿参加的资方人员参加，而且应和工商联及民建会协商，取得他们同意，方可进行。对于资方人员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在结案时也要有工商联、民建会参加审查，得其同意，方可结案。各省市目前是否在私方人员中进行肃反，由各省市自己决定。”

同日　阅陈伯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乡干部工资问题给李先念电话的记录，批示：“少奇、陈云、小平、尚昆同志：此件应发在京中委及省、市、区党委，并准备发一月十五日开会[3]各同志。请书记处考虑处理办法。”陈伯达认为乡干部的工资高低与农民有直接关系，过高了并无好处，反而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建议对乡干部的工资，没有增加的不再增加，已经增加了的应从下一个月起减下来。

同日　晚上，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评艾森豪威尔主义》，批示：“定一同志：国际问题文章内容和文字均无弊病，可以不要修改了。”一月八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1月6日　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4]，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十八日，伏罗希洛夫复信毛泽东，定于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五日访问中国。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贺龙、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出席。

1月7日　阅《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5]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示：“尚昆同志：请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各同志。”并注明“此文见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

同日　晚上，同师哲[6]谈话。

1月8日、9日、10日　连续三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出席会议的人数分别为十九人、十七人、十八人。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会上发言。十日会后，毛泽东同陈云、贾拓夫[7]、杨尚昆谈话。

1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开会，讨论达赖喇嘛去噶伦堡[8]等问题。

1月12日　复信臧克家[9]等：“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10]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二十三日，毛泽东的十八首诗词[11]在《诗刊》创刊号发表。

同日　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人民日报》发表。

1月14日　致电正在波兰访问的周恩来。电报说：“（一）波兰党的根本路线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力量向党内外的右倾力量和暗藏反革命分子进攻（在实际行动上要分期分批）的问题，请你找一个机会向波兰领导同志谈一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是波兰各项问题中的最根本的问题。关于匈牙利十月事件和波兰十月事件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个问题，也请你同波兰同志谈一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二）关于你们代表团是否在访问三个亚洲国家以后，立即再访东欧及巴尔干几个国家的问题，（甲）立即再访，（乙）过一个时期再访，二者各有利弊。请你和代表团同志商量一下，在回莫斯科的时候，用电话和我交换一下意见，再行决定较妥。”毛泽东批示：“即送刘、陈、邓、闻天阅，尚昆发王炳南[12]。”十五日晚，周恩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进行第二次单独谈话。在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后，哥穆尔卡表示感谢毛泽东的关怀和周恩来提醒的许多问题，说其中很多都是正确的。

同日　下午，同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歌创作问题。毛泽东说：我已经看了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练，（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诗必须有诗意，要含蓄。我写词，因为词比较自由，句子长短不等。不要在青年中提倡旧诗。现在看到的有些旧体诗较好，并不都好，有些不好。有些诗不好，在于需要注解，诗不宜多注解。不能依靠注解。鲁迅写了新体诗《野草》，不流行。他的旧体诗却流行很广。因为旧体诗的形式容易背诵记忆。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明诗别裁》有些好诗。明朝的诗里面，李攀龙、高启等人有些好诗。全集是没有看头的，有许多诗是不好的，如李白、杜甫、李义山的全集，没有多少好的，但少量的诗非常好。又说：听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大家不写革命题材了。对作家要安排，要管与不管相结合，要写重大题材。

1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谭震林、黄克诚、邓子恢、陶铸、杨尚昆、胡乔木、廖鲁言出席。

1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部分省市委书记的工作汇报，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廖鲁言、陶铸、于一川、常颂、林乎加[13]、曾希圣、李井泉、马国瑞[14]等出席。

1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部分省市委书记的工作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正人、杨尚昆、胡乔木、刘仁[15]、黄火青、陶鲁笳、吴德、欧阳钦、柯庆施、刘顺元[16]、吴芝圃、张德生、李景林[17]、王恩茂、舒同等出席。

1月18日—27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

1月18日　下午三时，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陈云作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究竟怎样平衡才恰当？重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轻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怎样平衡才恰当？这个比例再搞五六年是不是能搞得出来？我希望缩短这个时间。建设这个过程，我希望缩短时间，并且不要付那样大的代价。苏联是付了很大代价的，竭泽而渔，搞了二十一年，钢从四百万吨只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我们是不是可以也在同样的时间，不采取那个竭泽而渔的办法，把我们的重工业建设得比它还多一点呢？苏联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人民束紧裤带。他们是有了重工业，丧失了人民。我们是不是可以又有重工业，又得了人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要靠以后找出一条道路来。有些东西现在不能定的，哪样东西多，哪样东西少？煤、电、油应该搞多少？轻工业究竟搞哪些东西？农业搞多大的规模，投多少资？这要过一个时期才能看得出来。现在脑筋里想的是主观安排，有很多东西可以断定是不合实际的。但是，不合实际为什么要安排？你不安排不行。现在只好开工厂，究竟开得恰当不恰当，那要将来才能知道。保证必要的民生，无非是使轻工业发展起来，这是增加积累的道路。重工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问题，要重新研究，现在可不可以七比一？苏联是重工业九、轻工业一；我们是重工业八、轻工业一，准备七比一。就是说，在轻工业方面要多投点资，这样恐怕有利。去年四月，我们在这里谈过重、轻、农的比例问题。适当地（不是太多地）增加轻工业方面的投资、农业方面的投资，从长远来看（五年、十年），既可以搞积累，又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反而对于重工业的发展有利。这样一来，就跟苏联走的那条路有点区别，不完全抄它那条路。但是不能光讲，要在具体实行时，比如在物资分配和材料分配时，哪方面为第一，哪方面为第二，搞出一个界限来。现在，陈云同志搞出了一个界限。他说是先满足轻工业、农业最低限度的需要，第二才满足基本建设。没有这一条就没有个界限。十二年以后，农业要有大发展，要由古代农业转为近代农业。农业大量增产，生活是一定会改善的，是有希望的，社会主义是一定会有优越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工业、交通为主。所谓工业，就是重工业。至于轻工业、农业，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后头实行的基本办法。现在要采用你（指陈云——编者注）讲的第二种方法，是先搞轻工业、农业，行有余力再搞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当然是最低限度的，必要的，重工业在投资里头总是居最大多数。即使搞到六比一，重工业、交通也是要占六，轻工业和农业占一。国防工业的投资和非国防工业的投资的比例，要重新考虑。国防工业是消费性的，你建立那么多，民用工业没有搞起来，将来真正打起仗来就不能打了。因为你没有经济基础，基本工业投资少，没有建立起来。经济基础行了，普通民用工业投资用的数字大了，即使国防工业用得少，打起仗来也有办法。它一变、一转，就是了。中国民用工业没有基础，三个五年计划恐怕是不够的，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就是说要二十年，至少十五年。二十年以后，我们的国防就有一点底子了。那时要打仗，我有了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工业基础，要造什么武器就容易了。

陈云作报告后，毛泽东讲话，着重讲思想动向问题。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上，主要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出来这么一股风。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去年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对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就要动摇。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这时候也反得积极。我看这种人缺乏道德，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道德。台风年年都有的，国际上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的，要注意这个动向。毛泽东批评了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他说：所谓农村政策“左”了，就是说农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政府对农民大力帮助，比如修水利、发放农贷等。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左”了。至于说城市政策右了，看起来也是有点像，把资本家包起来，还给他们定息。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出这样一点钱，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了。全中国知识、文化、技术比较高的就是这个阶级。其办法，一个就是出钱买，我一买，政治资本就不在你的手里，而在我们手里；一个就是安排，使他有事做。所以，也不能说我们的城市政策右了。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要搞所谓大民主。我说对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这样一个偏向，叫做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就有问题了。田里头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1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王稼祥关于周恩来率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情况的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康生、薄一波、谭震林、杨尚昆出席。

1月22日　审阅邓小平一月十七日报送的关于撤销公安军军种番号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

1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提出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问题，以及为此给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彭真发电报问题[18]。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出席会议。

同日　复信黄宗溍[19]：“多次惠书均已收到，迟复甚歉！文史馆事，已将尊函转去，成否不一定。送上人民币一千元，聊佐杯水之资。”

1月27日　下午，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话，讲七点意见。（一）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三）国际问题。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目前，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五）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对于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缺乏经验。革命时期的人民内部的斗争很少，因为都集中力量去对付阶级斗争去了。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对于这个东西我们的经验不足，这是一门科学，应该好好研究。（六）法制问题。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民主人士守法。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七）农业问题。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资金和更广阔的市场。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毛泽东最后说：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同日　阅周恩来一月二十四日对苏共领导方面几个主要问题的说明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我看此件可以印发到会各同志，阅后即收回，请酌定。”周恩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苏共领导同志的错误基本上是思想问题。他们常把苏共的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二）中苏关系问题。现在正是大敌当前，所以苏联同志对中苏团结态度甚殷。但是我看苏联领导者并非心悦诚服。（三）在国际局势的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在策略问题上由于原则性不够明确，故有时灵活无边，常常不能通过具体策略的正确运用去圆满地实现总的战略方针。更主要的是他们缺乏对于局势的好坏两种估计，缺乏辩证观点，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也常有发生使人担心的事件的可能。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不能求成太急。

同日　阅陆定一一月二十六日报送的青年团中央大学工作部一位干部关于兰州林业学校对闹事学生处理做法过于偏激问题的来信，批示：“此件各同志阅后，交尚昆印发到会各同志。”

1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程潜、王季范[20]等，共进晚餐，并看电影《家》。

1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康生、王稼祥开会，讨论一月二十九日彭真关于同铁托谈话情况向中共中央的电话汇报。

2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会议，听取彭真关于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情况的汇报。

2月2日　审阅中共公安部党组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对在押病残战犯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因为已关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较重的和最重的两类，待后处理。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处理方案送中央审阅。”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含合堂看戏曲片《荒山泪》。

2月6日　阅邓子恢二月五日关于建议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请示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研究，请陈云同志的五人小组[21]处理。”邓子恢在报告中说：三门峡水库是黄河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目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建议不要停止兴建，按原定计划在今年二月开工，以争取在一九五九年汛期内部分蓄洪。三月七日，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研究后提出调整意见，先行开工，适当延长工期，并对基建规模作必要的压缩。四月十三日，三门峡水库工程正式开工。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一九五七年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要点》、《关于第三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报告》和中央批转这两个文件的通知，批示：“退尚昆办。”

2月8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青年参观团。

同日　晚九时五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其间，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会见尤金。

2月10日　晚上，同谭震林谈话。

2月11日　复信黄炎培：“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2月12日　下午四时，周恩来出国访问后回到北京。晚八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访问情况。

2月14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出席全国学联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接见前，同全国学联主席、副主席谈话，胡耀邦、胡启立[22]等参加。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会议的有关情况。在听取胡启立汇报时，插话说：有困难要讲清楚。现在的困难不算什么，往后的困难还要大，总要有困难的。六亿人口怎么能没有困难呢？将来发展到九亿、十亿人口，那时你们会觉得现在的日子好过得很。当然也不能说是越搞越困难，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会越来越黑暗。我们这一辈人死了，困难是你们的。那时候你们的基础会更好。国家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办的。从一八四○年林则徐销毁鸦片起，到一九四九年，搞了些什么事情呢？就是搞了革命，搞了个上层建筑，推翻了旧政权（清朝、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政府）。这一百年就是反帝反封建，土地改革主要还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搞的。改变生产关系，搞社会主义革命，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革命用了那么长时间，建设才刚刚几年，这几年又是一边建设一边革命，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现在还有一部分农民没有加入合作社，工商业还不是全部国营，人民的思想中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干部、教授、学生中都有。中国人多，也好也不好。我们是白手起家，困难总是有的，你们要有准备。青年没有经验，对工作中的困难认识不足，老年人有时也认识不足。建设比革命更困难。

2月15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一月三十日修正稿），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请用中央名义写一电报，请中央各部委及党组，地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于收到此件后，迅即转发县委，城市的区委和军队的团委，并在党刊上登载。”本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个指示。指示说：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这一年经济建设也有进展过快的缺点，基建发展速度过高，职工人数增加过多，城市人口增加过快，造成消费品供应的紧张局面。必须在一九五七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同日　阅《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关于请求发表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的一首旧体诗的来信[23]，复信编辑部：“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同日　起草李维汉致章士钊[24]信。信中说：“两次惠书及附件各种，先后收到，两同志业已看过。精心谋国，甚叹贤劳。几方面搭些线是有用的，认真解决问题，则目前还不是时候。有可为联络之处，相机为之，不宜勉强，不要使人感觉我方急于求成。相反，要表示我方愿意长期等待，并不着急。扶桑方面，彼不来访，我不宜催。”“寄上港币二万，以助米盐之需。完全信任先生，不要有所顾虑。无可为时，可赋归欤，将来再去。总的形势，是于我们有利的。海天在望，不尽神驰。春到南洲，尚希珍摄。”并批示：“刘、周、陈、邓阅后，交李维汉同志阅办。章的两信及附件，请周看一下。”

2月16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周恩来、邓小平、郭沫若、胡乔木、胡耀邦、周扬等二十八人出席会议。毛泽东讲话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我们许多的文化人是同胡风有区别的。对于他们要又批评又保护，在保护下批评。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总之，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我们要采取保护的方针，应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党经常有不正常的东西存在。在全国有很大的成绩和威信之下，滋长了一些坏的作风。我们讲过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思想上和工作上都要从帮助人出发。我们有些同志不从帮助人出发，而是一脚踢倒，这是国民党的作风。任何事情都有两重属性。我们有些同志用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我们开始批判胡适[25]时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26]也不能抹杀。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马列主义不能从真空中间生长出来，只能从对敌斗争中，并从对立面中吸收合理的部分，才能生长和发展。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就不能对付国民党“一家独鸣”的理论。现在要警惕简单化。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长。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

2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开会。

2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尤金，王稼祥在座。

2月21日　阅日本战犯榊原秀夫的女儿榊原公子、榊原贵子和妻子榊原房子一九五六年底的来信，批示：“请周办理。此人及其他重病战犯宜予释放。”信中说：“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这一天是我们从中国回国后的第四个年头里在日本最愉快而高兴的一天！这是由于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先生报道了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冈山县学术文化视察团，并说‘战犯榊原如果有病的话，可以考虑释放’的新闻所致。”“过去在国家战争政策的压力下，我的父亲进行了细菌研究，的确是一个犯了罪恶的人。”“家父患肋骨溃疡症，由于得到了贵国浓厚的看护，暂时痊愈了。但是听说在八月末又患了咳血病，这使我们非常担心。”“关于家父的病，听说在日本手术和进行疗养比较妥善。”“如果蒙您赐给宽大考虑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这再高兴的事了。在这种喜悦的同时，为了向中国的许多牺牲者各位表示追悼之意，特约定：我们一定要尽全力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努力活动。”四月十一日，榊原秀夫和其他四名因病或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被提前释放，于五月二十日乘船回日本。

2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徐冰开会，讨论周恩来准备在三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的报告和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问题。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同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商量后，决定推迟几天召开最高国务会议。

2月24日　阅冶金工业部一位副局长关于河北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六年生产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说：现在农民的生产情绪低落，社员不愿上工，积肥不积极；一九五六年灾情同上年差不多，但减产严重，农民收入普遍下降。报告认为一九五六年大量减产是人为的灾害，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组织管理不善造成的。报告还反映了社员对社领导和党支部的意见。毛泽东批示：“此件寄河北省委马国瑞同志：此件所说是否属实，原因何在，请派人去涿县尚庄乡切实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2月25日　阅彭德怀二月二十一日关于拟同陈赓、谭政、陈士榘[27]等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大量裁兵，一定要有出路，不能推出了事。要作至少一个月还乡态度、策略教育，设想各种困难，作好精神准备。”

同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二月二十二日关于军事系统各部门、各军种兵种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军委经过讨论，初步预定：按总参、总政、总干、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学兵的次序，依次汇报，最好都能分别汇报一次，以使政治局同志多了解一些军队工作情况，多给些指示。汇报时间可在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中旬以前。毛泽东批示：“军委：上半年忙，下半年为妥。不要都准备，有四总[28]、空、海即够，看情形酌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罗瑞卿、徐子荣[29]开会。

2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会议，讨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处理问题。出席会议的党内外人士共三十七人。

2月27日—3月1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人出席会议。

2月27日　下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30]。讲话共分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叫作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专政就是解决敌我之间矛盾的。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人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够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矛盾？民族资产阶级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势必会走向对抗。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31]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在延安的时候，一九四二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作团结——批评——团结，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把这个方法推广到整个人民内部，还可以推广到解除武装的敌人。（二）肃反问题。毛泽东说：肃反问题就是第一类矛盾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两条都是要肯定。如果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其结果就会要搞乱。（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说：去年下半年以来，上半年那个热潮过去以后，人们冷静地想一想，又发生了一些问题。上半年合作化优越性很大，一到下半年好像优越性就小了，来了一阵风，说合作化不行了！现在的合作社绝大多数还只有一年多一点的历史，是要逐步才能巩固的，大概需要有五年。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所谓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能够这么快地合作化，有好多原因。第一，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地少人多，穷得要命，每个人的土地很少，集合起来比较好。第二，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所采取的是有步骤的，分几步走。我们的合作化是增产，如去年增产二百亿斤粮食。（四）关于资本主义的改造问题。现在有人说资本家不要改造了，跟工人差不多了，甚至还说资本家比工人还高明一点。又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在阶级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工人阶级自己。资本家一点也不需要改造吗？我看不然。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问题。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有很大进步，但是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努力学习，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毛泽东说：现在要搞全国范围内的增产节约运动，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浪费就等于我们洗脸，人就是要经常洗脸。全国六亿人口都来提倡节约。现在许多人升官发财的思想大为发展，去年评级就评出一个毛病来了，叫作争名夺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说：这是一条战略方针。所谓统筹兼顾，就是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总要从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我们做的一些事，比如救灾，比如统购统销，比如安排工商业者，安排失业人员就业，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政府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或者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说：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要表现为百花齐放。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一定要反映的，而且用各种办法顽强地千方百计地要表现自己，我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只能够在他们表现的时候，跟他们辩论，加以分析，写文章批评。这些文章不是教条主义的文章，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应该给予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官僚主义没有克服，要闹就让他闹，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应该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打扁担，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农民、学生的一个过程。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十）闹事、出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毛泽东说：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许多事，我看又好又不好，有两重性。匈牙利事件有两重性，反革命帮了我们的大忙，社会主义阵营都取得了教训。批评斯大林这个事情，也有两重性。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盖子使人家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因为揭的办法不对，没有作好好的分析，一棍子打死，这么一个方法引起全世界去年下半年的几次大风潮，后头又引起波兰、匈牙利事件，所以有其错误的方面。美国不承认我们，我看也有两重性。我们应该被承认，而它不承认，这当然不好。但是这有个极大的好处，最好再过十一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等我们建设得差不多了，请他们来看一看，他们就悔之晚矣。但是有个台湾问题，台湾必须归我们。不归还台湾，你承认我们不算。去年出现了几篇错误文章，错误文章也办了件好事，给我们工具，使我们有了批评对象。坏事越多，好处就要来了。这个辩证法不是马列主义才发明的。在我们中国的老子早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一条，准备他打。第二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搞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目前，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主义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少数民族有几千万，居住地区广大，占中国总面积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六。这个问题主要是解决大汉族主义。（十二）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逐步改变面貌的问题。毛泽东说：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条。我们现在走的跟苏联有些不同。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即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和农业，对于农业刮得太多。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轻工业和农业。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周恩来：没有农业，是重工业比轻工业。）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这是否能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快一些？看起来要慢一些，实际上反而要快一些。经济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希望不要像革命斗争翻那样大的筋斗。对一切国家都要学，对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2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徐冰开会。

2月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任轲一月三十日来信、湖南资兴煤矿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冯文冰二月十日来信和江苏泰县茆戚小学校长孟运荣来信。前两信提出毛泽东所作《菩萨蛮·黄鹤楼》一词手迹中的“把酒酎滔滔”一句，其中的“酎”字应为“酹”字。后一信提出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给臧克家等的复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应为“贻”字。毛泽东要秘书室分别复信告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

3月1日　下午，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大会讨论。李济深、章伯钧[32]、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33]、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34]、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35]对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讲话发表感想和意见。毛泽东作总结讲话，对讨论中提出的若干问题作了回答。（一）关于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的问题。毛泽东说：刚才有人提到，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马列主义是不是可以不规定为指导思想？因为规定它为指导思想，使得有些人有点害怕。关于这个问题，应当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有很大的改变，就是由过去的作为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集中表现的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让位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宪法上也规定了的。也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的国家制度。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问题是它如何领导，如何指导。并不是说要一切人都进共产党，都相信共产党的道理，去讲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世界观的问题只能够是逐步地使人了解，不能强迫人家相信。精神上的东西不能强迫人相信，也不能强迫人不相信。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是不行的。但是，事实上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一天天多起来。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发生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无论哪级政府和干部有缺点错误，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二）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毛泽东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我讲得不够。说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用批评、建议的方法来监督。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三）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毛泽东说：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要见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敌人的情况。我们准备扩大发行《参考消息》，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党内党外都可以看。要使我们的人懂得外界的事情。我就赞成出蒋介石全集。就是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四）关于控制人口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每一年人口增长一千多万，现在是无政府主义。在这方面，人类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而且应该研究。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办法来。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些时候使他能够减少一点，有些时候使他能够增长一点，有些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育。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老[36]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不要向科学家泼冷水，别的家，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一切家，也不要泼冷水。有时候工作做得不好，我们也不要泼冷水，帮助他去改正错误。（五）关于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六）关于“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的确不是个别问题，是所谓安排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有些人没有安排，一个是安排不适当。所谓不适当者，就是有职无权，没有事做，或者就是安排的位置跟他那个学问、才干不适合。人们承认邦有道，这个好。“邦有道”，“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无非是社会主义，辩证法。“贫且贱焉”，“贫”就是薪水不行，“贱”就是没有工作。他是用孔夫子的话来批评我们。这是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缺点。中共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统一战线方面的问题，希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同志们有所准备，提意见给我们。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在前进中间有很多困难，但是不要忘记，美国也有它的困难。《红楼梦》里头的著名人物王熙凤有言，“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的月亮也不一定那么好。它有那么些原子弹，多了些钢铁，现在很强大。这一点要承认。我们骂它是纸老虎，就是说它这些东西是建立在不很稳固的基础上。我们也有毛病，也有缺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有许多不满意。我们的经济、文化还很落后。可是，西方国家是建立在一个矛盾更多更大的基础之上的，不要忘记这一点。

3月4日　阅新华社二月二十七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一三九期刊载的《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工作浪费情况甚为严重》[37]的情况反映，批示：“尚昆同志：内有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严重浪费一文，请据此检查，分清责任，予以处罚。并将情形告我为盼！”毛泽东批示后，新华社派记者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在新华社四月四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一七○期刊载了《关于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有严重浪费现象的调查》。调查说，《大公报》通讯员所反映的情况，经记者复查，有些情况是事实，但不够全面，并有夸大之处。实际情况是：北京市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几年来和特种供应（对象是各国使馆、大饭店、外宾、专家、高级医院等）的标准相同，并没有其他特殊的要求和规定。全市每天特种供应的猪六十口，占全市每天供应量的百分之五，其中只有三口左右是供应部分中央负责同志的（目前约一百六十户），不足全市特种供应量的百分之五。至于要求严格，是因为此类供应如质量不好或不卫生，极易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四月六日，毛泽东看了这个调查，再次批示：“尚昆同志：一百六十户每天三头猪，如以每头一百五十斤计算，共有四百五十斤。每户每天得肉约三斤弱，仍太多，有一斤或一斤半就够了，可减少一半，请你研究是否可行，我以为是可行的，似应减半执行，以示同甘共苦。现在供应油肉到用户，实际上有很大浪费，至少有三分之一浪费掉了。请酌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藏、新疆问题和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出席。

3月5日　下午，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访问亚洲、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和陈叔通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同日　阅陈正人三月三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根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指示，起草了一个准备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讲的是农业合作化估计问题、农民生活现状问题、乡村干部问题、农村当前任务问题。现将这个草稿送上，请审阅指示。同时希望对王国藩合作社[38]的那篇稿子给予批示，这会加强各地对其经验的重视。毛泽东批示：“退陈正人同志：据邓小平同志说，他已和你商好改写的方针；此件就不看了。王国藩社准备在数日内写几句话。”

3月6日—13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者中有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界等的党外文化人士约一百六十人。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的录音。会议期间，毛泽东分别同宣传、普通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教育、科学等方面的几十位党内外代表人士举行了六次座谈，并在大会上作了讲话。

3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彭真、陆定一、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周扬以及高教部、教育部的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中，毛泽东不断插话，谈了以下内容：希望第一书记把思想工作抓起来，第一书记才行，第二书记也不行。光是宣传部抓，孤单单的不好办。管业务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各部门、各党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一书记。各厅局都要管思想工作。领导要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才能解决问题。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不错的，但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百花齐放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出现会多起来，但并非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并非无一可取。扣帽子会把人家吓倒，不必每篇文章一出就马上驳倒。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企图压服是压不服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要几十年。批评人家一定要研究，想打几棍子不是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过去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那是大风暴，是粗枝大叶的，基本解决分清敌我，这是有效的。现在是分清是非，就要具体地讲，仔细地一件一件地讲。思想工作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口号去套一切，现在与过去不同了，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我们要向党内外宣布，在人民内部无所谓专政，在人民内部讲专政是错误的。我们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两条：第一必须批评；第二必须批评得好。我们如何对付不正确思想？不要急躁，不要简单，应该讲究方法。现在是转变时期、大变化时期，在观念形态上一定有所表现的。百分之九十九或者还要多一点的人是能够教育过来的。问题在于方法，在于有说服力的文章。我们要取得经验，要学会如何掌握。我们对付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是有经验的，掌握得好的。匈牙利的问题，我们也掌握了。对问题必须研究，要用脑子，要学习，重要的是在斗争中取得经验。过去搞阶级斗争，我们是有办法的。现在是思想斗争，不能再用老办法了。思想斗争是动口不动手，而且动口要恰当，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思想斗争是文的，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统一战线，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当医生，开刀是为了把人救出。谁说不需要继续改造？我六十多岁了还要改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老是一套，像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说到学术，人家说我们“不学无术”，我们在这方面的确也是不多，所以很需要学习研究。政治是为业务服务的。政治是上层建筑，为基础服务。我们提出“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至于半导体、原子能等专门的科学技术，就应该由知识分子去搞，我就不懂。过去我们是搞阶级斗争，是一种攻势。现在搞建设，知识分子就出来讲话，批评我们的官僚主义。他们的批评是好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尾巴夹起来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有各的目的，其结果是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党能不能领导科学？能够领导，我们是从政治上来领导科学。他们事实上是说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还没有科学家。整个人民政府就是为工农服务的，也为科学技术服务。搞得好一点就发展得快一点，就是为其服务，而且全心全意地服务。

同日　复电班禅额尔德尼：“你从印度回到日喀则时给我拍来的电报和火鸡年[39]元旦给我的贺电，我都收到了，谢谢你的祝贺。这次你和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会，在加强中印友谊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祝你在新的一年内在西藏地区各项工作上取得新的成就，祝你身体健康。”

3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钱俊瑞、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健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40]等出席，彭真、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参加。座谈中，毛泽东谈了以下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办戴帽中学[41]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这是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如要升学也不限制，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升学，有的就不一定升学。助学金应该加以调整。按照当前的经济情况，准备两三年内将助学金扩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经过三年，农业合作社的困难减少了或者没有了，助学金就可以逐渐减少。为了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紧张的问题，中学招生可以增加一些。小学也同时增加一些学生。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学校中要提倡一种空气，教师与学生同甘共苦，一起办好学校。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今后无论谁去招生都不要乱吹，不要把一切都讲得春光明媚，而要讲困难，使他们有思想准备。学生谈恋爱的风气应当加以扭转。婚姻法有关结婚年龄的规定不必修改，但要劝青年晚点结婚。教育部应当编写一些课文，专门论述艰苦奋斗的，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讲。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发展史如果同历史课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还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为什么县委书记一年内不能找中小学校长谈一两次话，开一两次会呢？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农业课本要由省里编，地理可以编地方地理，文学也要有乡土文学，历史可以有各省自己的史料。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现在作文太少，至少每星期作一次，如果有困难少一点也可以。

同日　阅中共四川省委三月五日关于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否继续进行民主改革的意见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甘孜藏族自治州农业区（约三十二万人）的民主改革，十四万人的地区已经完成，其他地区正在进行和准备继续进行。省委认为，这样做符合整个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完成这一地区的改革，必将促进整个藏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增进民族团结，也可减少云南后顾之忧。如果不坚持改下去，势必伤害干部，加深群众痛苦，助长上层右倾，甚至造成更加混乱局面，脱离群众，前功尽弃。毛泽东批示：“刘、周、朱、彭真阅，退小平（或尚昆）办。我认为应当同意这个方针。”

3月8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三月七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批示：“退小平办。略有修改。”毛泽东修改了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同时，加写第五点：“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市和自治区一级的第一书记，对于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等项任务，应该立即抓起来，并且教会地委、县委两级和城市区级第一书记抓起这些工作。不应该只委托宣传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这个指示于三月二十五日发出。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三月六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汇集》共编入三十三个问题，供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参阅。毛泽东对其中二十个问题作了二十二条批注，主要有：（一）针对“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中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的人不少。他们还认为党的领导对科学的发展没有好处”，批注：“有一半对。”（二）针对“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工作条件没有很好解决，就拿不出什么科学成果，因此‘百家争鸣’对他们的实惠不大”，批注：“他们是有些理由的。”（三）针对“‘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两者间的关系怎样”，批注：“应当弄清这种关系。”（四）针对有人认为科学界已有定论的事情就不再允许争鸣，有人认为不实事求是研究问题而是狂妄自大夸夸其谈的文章不应允许出来争鸣，有人认为讨论问题态度不好的文章不应允许争鸣，批注：“戒律太多。”（五）针对“目前文艺界一方面‘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仍然很严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又确实有些抬头。哪一方面是主要危险”，批注：“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险，而应按具体问题处理。”（六）针对“目前有些作家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写真实，因此，‘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感受即真实’，至于作品对人民有什么教育作用，作家用不着考虑”，批注：“不对。但可以允许少数人这样做。”（七）针对“报刊上是否允许发表和党不同的主张？就是说党的政策和党、政府的工作方针能否在报刊上‘争鸣’”，批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八）针对党校的“争鸣”“只能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同之争，不能容许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争鸣”，批注：“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九）针对“有人说，‘经典著作是不许怀疑的’”，批注：“不许怀疑吗？”（十）针对“党的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批注：“为什么不允争论呢？”（十一）针对“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例如有人入党后仍然相信凯因斯学说，如何办？）”，批注：“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十二）针对“如何克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批注：“就是允许批评、争论。”（十三）针对“目前许多理论课程教员，埋头准备讲稿，照念讲稿，不关心国内外大事，不学习党的重要文献，不研究现状”，批注：“应当改变。”（十四）针对“高等学校的党和行政的领导干部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放弃领导，对群众的错误思想行为不进行教育批评，以致产生若干混乱现象；一种是在党的这一重大的方针政策面前，迟疑观望，甚至有抵触情绪，对各方面的工作不敢放手”，批注：“两者都不对。”（十五）针对“党内党外都有一些人认为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对科学和教学都没有什么研究，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困难较多，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员校（院）长对此也缺乏信心。这个问题应该如何从思想认识上和具体作法上求得解决”，批注：“此点值得重新研究。”（十六）针对“自从提出‘向科学进军’以后，高等学校教师偏重于搞科学研究工作，不愿多作教学工作，从而发生了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如何适当安排的问题”，“同时，党的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多希望作科学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不安心政治工作，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相当严重”，批注：“都是不对的。”（十七）针对“过去学校对于学生管理得死死的。自提出百家争鸣方针和讨论全面发展、因材施教以来（还有外国的影响），已开始表现出另外一个偏向，学生强调自由、民主、个人专长的发展，不遵守学校纪律，对教师不礼貌，缺乏艰苦耐劳的思想；而在学校和教师方面，则变得束手束脚，不敢管理和教育学生”，批注：“都是不对的。”（十八）针对“有些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和学校当局不重视学校的政治思想领导，有单纯搞业务的现象。还有学校课程多，教材分量一般较重，因此，形成学生的负担重”，批注：“前者是错误的，后者应当改革。”（十九）针对“目前，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对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含义，区别得不清楚，有时叫这样，有时又叫那样，怎样划分这个界限”，批注：“是一个东西。”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文艺界座谈会，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42]等出席，彭真、陆定一、康生、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座谈中，毛泽东谈了以下内容：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在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这也要有一个酝酿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什么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认识还不一致。整风开展起来，那时候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下，陈其通等就发表文章，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整宗派主义，他们总是想一家独霸；整官僚主义，多得很。好几年没有整风了。从汇集印发的那三十三个问题，可以看出来问题很多。有一种看法，实际上是认为思想不能指导创作，这种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正确看法有关系。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这里边，当然还要有帮助。现在思想这样混乱，汇集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就是社会基础变动而来的反映。全国知识分子就算五百万吧，恐怕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之一。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要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哪怕少一点，有那么几部，写得较好，用几十年工夫，去影响那百分之八十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作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有人说文艺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总之，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文学艺术家恐怕也要经过一个锻炼的过程。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报纸、广播、文工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不讲教育，说娱乐好了”，这也可以，但是你演戏，总要影响人。所以教育者首先应当受教育，这是马克思讲的。[43]我们这些人应当受教育，说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教育人的人，他们从事的工作，整个说来，是教育人的过程，要几十年，把六亿人口教育好。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那时的文学团体“拉普”[44]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陈其通他们四人的文章，我就读了两遍，他们无非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我说这些话，是想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看看客观情况是否如此。假如经过三个或者四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不是教条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那就好了。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文艺批评怎么样了？这也要看到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这个基本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缘故。为什么有人怕放呢？就是没有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经过他们去教育中国几亿人民。文艺批评问题，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感觉恰当的批评不多。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还没有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光写那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琐事？不能永远只写这些人，这些人也会要变的。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日本八千多万人口，去年出三百多部故事片。中国六亿人口，才出三十多部，你们最好也出他三百多部。赵丹！孙瑜[45]没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可以让它演出来，批评一下。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

3月9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总理西罗基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你看究竟是帝国主义的事情好办，还是我们的事情好办？依我看还是我们的事情好办一些，帝国主义的事情难办一些。你们处在西方的最前线，可以说我们是在东方的最前线。匈牙利事件证明，我们每个国家把工作做好是多么重要。中国的群众很好，就是很穷，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还要几十年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政治情况较好，这就是说人民是团结的。在团结方面也还有些问题，人民内部不是没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还存在，有些地方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些缺点要整，我们准备在全党整顿作风，准备在几个月或更长一些时间，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批评，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整一整。我们的党很大，掌握权力，做了许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就出来了。

3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新闻出版界座谈会，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46]等出席，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座谈中，毛泽东谈了以下内容：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谈社会主义的书出了那么多，教人们怎样去具体地搞社会主义的书，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也有些书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什么都写出来，但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有些事情还没有出现，虽然可以预料到，却不等于能够具体地提出解决的方针和办法。说到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报纸要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客观情况办事的，客观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正确的领导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客观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报纸有一些专业化的东西也好，但是太过于专业化，有时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搞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听说你们那里有人提出通讯社的消息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共产党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现在很多干部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如果发现宣传上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

3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高等教育工作座谈会，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47]等出席，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周扬、钱俊瑞等参加。

3月12日　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共讲八个问题。主要内容如下：（一）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二）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在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三）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知识分子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四）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五）关于整风。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仅仅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把我们身上的错误的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六）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七）“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八）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

3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科学工作者座谈会，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48]等出席，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49]参加。毛泽东说：将来党员整风，要有党外人士参加，一切问题要摆出来讨论，党内有问题不要关起门来搞。凡吸收党员、开除党员，都可以由党外人士参加讨论，不要搞神秘了。现在，高等学校的学生百分之八十是非工农成分。这种情况要过十几年后才能改变。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有一个原因是科学家中党员少。党领导科学可以通过计划来领导，把科学研究纳入整个计划。至于科学研究的具体计划，那就由科学家自己去做。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是领导各项工作的阶级。至于原子能、数学等具体研究工作，那由科学家去领导。对于科学，工人阶级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将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有科学家组成。思想改造，不是你改造我，要平等。六亿人民，人人要改造，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也要改造。思想问题、思想改造，不能搞简单化，简单化总是不行的。学校可以实行集体讲话，校长每个月讲一次，联系学校师生员工的思想实际来讲，学校里的政治课主要靠这个，大学、中学、小学都可以这么办。各个学校的校长、副校长都应该当政治教员，解决师生员工的思想问题。学校里发生问题，应该由党内党外合起来解决。各党派可以开自己的会，但是应该有合起来开的会。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现在有些人还感到有力无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有三家争鸣：一家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家是修正主义，一家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极端专制派，它肯定一切，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有矛盾，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实行无情打击。去年这一年，修正主义泛滥，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否定一切，否定苏联的一切，否定斯大林的一切。否定无产阶级，就是要肯定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有。也就是说，有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这两种片面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不肯定一切，又不否定一切。

3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胡绳[50]、田家英等谈逻辑学问题。

3月16日　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周、陈、彭真、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毛泽东将指示稿中的“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改为“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中共中央指示指出：“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指示肯定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的重要经验，同时要求各省市委召开同样的宣传工作会议，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并指导会议的进行。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陈伯达送来两本书[51]。

3月17日　中午，乘专列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同天津市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52]等谈话。

同日　晚上，到天津市人民剧场，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在我们过去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打倒蒋介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这个斗争时间很长，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算起，有一百多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在作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开头也是不相信的。现在人们就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至于建设，人们历来就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我们过去是阶级斗争为主，不是说没有搞建设，还是有建设。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儿。因为过去做阶级斗争的时候，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学了一点。但是盖大工厂，搞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教育那一套东西，我们就不会了。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为什么共产党也能领导呢？我们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作出长远计划、年度计划，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去领导他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不会的。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我们现在要学。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八大决议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要学会在科研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上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跟过去有所不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搞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现在搞建设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以前的错误，我们就可以少付代价，可以避免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我们现在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更大的改变时间还要多一点。那末，先生是谁？先生就是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态度要好，不摆官僚架子，首先承认自己一窍不通。现在我们党内有种风气是不大好的，就是脑筋里头装满了过去那些东西，新的风气没有养成，没有养成阅读看书的习惯，没有把我们的剩余精力放在学习上头去。你完全不懂，又不肯学，又要摆那么一副架子，这就不好了。就具体的业务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所以我们有学习的任务。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对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够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我们现在扩大发行《参考消息》，无代价地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来骂我们。我每天都看。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么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是怎么样。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就很危险。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考，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若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当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天津，继续南下。

同日　在天津致信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

3月18日　晨，到达济南。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舒同、赵健民、李广文[53]、师哲、夏征农[54]等谈话。

同日　晚上，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我只讲一个问题——思想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比过去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当然，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争鸣是要争几十年的。刚才讲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上面的，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些方针在我们党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采取这些方针有什么理由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党功劳太大，在中国社会的威望太大，这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用简单的行政命令行事。所以，我们特地请几个民主党派来监督我们，并且跟我们长期共存。所以，现在的方针不是收，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是放得不够。思想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当提倡大家公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如果我们是采取放的方法，采取说服的方法，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起来。专政是对付敌人的，民主是对人民的。人民内部的关系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如果我们搞错了，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的方法，那末我们这个国家就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有压服不了的时候。人民内部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不要用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据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得到正确的解决，得出真理，文学艺术方面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科学方面会要更加发展起来。这种功效不是一年两年看得出来的，可能要十几年到几十年才能看得出它的效力来。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就是要转入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现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们国家是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好好利用知识分子的队伍。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当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济南。

3月19日　晨，到达徐州。在专列上同中共徐州地、市委负责人谈话，了解徐州市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随后，改乘专机前往南京。在专机上书写元代萨都剌的《木兰花慢·彭城[55]怀古》和北宋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两首词。中午到达南京。

同日　起草准备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共六个部分。要点如下：（一）“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二）“如何解决矛盾，人民闹事如何处理？第一类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防止，但不要夸大。第二类矛盾显著起来了，同志中观察也有‘左’有右。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三）“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六亿和五百万[56]——左、中、右。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一——一百五十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很好了。使中间派进一步。我们必须使用他们，否则一步也不能动。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我们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我们是否可以学会科学技术？如过去一样，可以学会的。”（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善于说服，要学会以理服人。”（五）“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考验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一条心、半条心（党内党外）。争取百分之七十下厂下乡。我们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六）“要展开讨论，整风，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它的发展史。”“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要艰苦奋斗……。要养成学习习惯。”“向新任务前进，不要忘记敌人，不要忘记政治（政治是人的灵魂）。如果不注意，很可能在几年以后，政治兴趣低落，政治觉悟不高，因此要加强。”“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同日　下午，在南京住处同江渭清[57]、曾希圣、刘顺元等谈话。

3月20日　上午，到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现在，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向广大人民，特别向青年进行教育，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毛泽东说：要分清两类矛盾。对于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对人民闹事，很值得研究。要在党内党外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对于全国，我们的方针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可以说是战略方针。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有理由的。现在党外人士生怕我们“收”，说我们“放”得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么一放，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不管刮多大的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那就要吹倒一半；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敌对的，那末就该吹倒。批评是可以的，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这是原则性，必须如此。我们要发挥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所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们讲真心话。关系政策的事情不要用两套，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现在要提倡艰苦奋斗。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位，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毛泽东最后说：全党应当加强思想工作，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问题。

同日　下午二时，乘专机到达上海。五时，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是一个转变的时期，由革命到了建设。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这个问题不能怪同志们。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比如讲群众闹事这样的问题，是若干个别的现象，但是会经常不断地有，因为官僚主义总是会存在的。凡是出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群众就可能闹事。那末，出了闹事的事我们怎么看？应该看到这是正常的现象，并且把处理闹事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对于知识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它本身的性质要逐步变为工人阶级内部的知识分子。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慌，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阶级斗争、革命搞了几十年，革命仅仅是为建设开辟道路，建设时间长得多。建设是另外一场战争。过去我们是跟阶级敌人作战，现在是团结人民向自然界作战，这是一场新的战争。我们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且希望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比现在要富，比现在要强。革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建设比革命要艰苦，时间更长。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不论什么都可以说，使我们这些在台上的同志有错误、缺点逼着改，不解决不行。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3月21日　下午，约周谷城[58]谈话，鼓励周谷城继续写有关逻辑学问题的文章，继续辩论。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次日晨零时二十分，到达杭州，住刘庄。

3月22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再次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周恩来、习仲勋、黄敬[59]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很穷，一下子富不起来，人口又多，要慢慢地来，急不得。我们总的情况是好的，但矛盾还有很多。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把人民的某些不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这些人民内部的矛盾看成是阶级矛盾，当作敌人处理，结果打错了许多人。鉴于这种教训，我们把矛盾分成两种，第一是阶级矛盾，我们基本上已解决；第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应用民主的方法，但这种民主应该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正在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到处进行游说，成了一个游说家。我们说知识分子并不可怕。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同了，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工人和农民才有前途。他们必须为工农服务，而且要全心全意。把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观改造过来，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耐心，需要帮助他们，同他们商量办事。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让党员知识分子和左翼作家们不要生硬办事、简单化，要他们学会善于说理，使他们讲话、写文章有充分的说服力。我还想同你们谈谈我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化。美国现在想搞垮蒋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人，想用这派人来代替蒋介石。现在我们需要帮助蒋介石来反对美国。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我们同美国也进行谈判，这是为了在外交上采取攻势。只要它愿意谈下去，我们就陪它谈下去，谈几十年也可以，看样子有可能长期拖下去。关于参加国际组织问题，有些兄弟国家不大了解我们，一片好心，总希望我们参加这些组织，认为我们太“左”。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

3月23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开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柯庆施、黄克诚、宋劭文、孙志远[60]出席。

3月24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开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财政预算的汇报，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柯庆施、黄克诚、段云、吴波[61]出席。

3月31日　周恩来本日从昆明发来致中共中央、毛泽东并告外交部的电报。电报说：经过三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两次同吴努会谈，双方同意在中缅边界问题得到最后解决的同时，由中缅两国签订一个体现友好合作和互不侵犯原则的友好条约。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

4月2日　对陈嘉庚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来信作批示：“周总理，此件请酌办，我已复。”陈嘉庚在信中就节约用粮、实行晚婚和解放金门等问题提出建议。

4月3日　下午，同王震[62]谈话。后同陆定一、柯庆施、江华谈话。

4月4日—6日　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宋季文[63]、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64]、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65]、许彧青、杨文蔚[66]、曾希圣、黄岩、吴文瑞[67]、李彬、李继祥[68]等。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彬、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子见、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吕志先、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彧青先后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谈了以下内容：（一）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再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的，经过七大、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党与群众，有的隔着一张纸，有的隔着一层木板，有的隔着一堵墙。第一书记要经常接近党外的人，要跟他们交朋友，经常把底拿出来。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中央的精神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我们要靠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能靠压，也不能靠简单几篇文章。共产党对人民是讲民主的，国民党对人民才是搞专政的。（二）毒草怎么能够避免？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党外人士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巴金向我说杂文难写。我说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评的环境了；还有一条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当然，讲真理也有选择时机的问题，但不要真理不敢说出来。（三）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闹事闹够，坏花也放，形式上看来是右倾了一点。可是如果不如此，来一个不准闹，草率收兵，开除，虽然简单明了，痛快一时，但是这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路线，与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不符合的。说服群众不是简单化的办法能解决问题的。任何事情处理过分了，就会变质的。对牛鬼蛇神、迷信的东西，它们有观众，不能压，只能搞些好的东西，与它唱对台戏。我心里想，应该让社会复杂些，各种对立物都有，我们的任务就是提高大家的科学知识。（四）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五）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六）我们的宣传会议为什么不报道？党内外人士都有会议为什么不报道？对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这些书记管得太少了。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如果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

4月7日　下午四时，乘专机从杭州回到北京。

4月8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同朱德、陈云、彭真、李富春、聂荣臻[69]谈话。

同日　下午五时四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由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李济深、沈钧儒等参加。毛泽东说：波兰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去年十月间有些人不知波兰的前途怎样，当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波兰的方向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没有很久就得到证明了，就澄清了。另外，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现在这一条大家也清楚了。有些国家不了解情况，不要怪他们，而要向他们多做些解释工作。谈到困难，每个国家都有困难。中国可以说基本上还算好，但不是没有问题。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艰苦奋斗。国家内部有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也有矛盾。主要矛盾要解决，次要矛盾可暂置一旁，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可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你们应该争取大多数，对不了解你们的人要等待，事实可说明一切。要证明你们对那些同志是信任的，要说服，不要用机械命令的办法。

4月9日　晚上，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西伦凯维兹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同日　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将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商周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发出。此件以早发出为有利。”同时起草中央通知如下：“各级党委和党组：现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发给你们，请即试行，取得经验，报告我们，以便修改，在中央全会通过，然后正式施行。你们试行的时候，必须作出部署，并且根据地方特点发出省市一级的指示。然后在试行中密切注意随时纠正运动中发生的缺点。文件以能阅读者为限，不能阅读者以讲演代之。农村整风，由省市级另定办法。”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一九五七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一九五八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都没有下发。

4月10日　下午，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70]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说：看了今天的社论[71]，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编委会应该谈谈费孝通的文章[72]。这些文章提供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这些思想情况，你们没有注意。《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最后毛泽东提出：（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第七、第八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4月11日　和朱德、李济深、沈钧儒等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周恩来、西伦凯维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

同日　上午十时，同周谷城谈话。十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冯友兰、周谷城、郑昕、金岳霖、贺麟[73]、费孝通、王方名[74]等座谈逻辑学问题，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参加。

4月12日　下午，邀请几位乡亲来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了解乡间情况，王季范在座。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话。

4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出席。

4月15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到南苑机场迎接应邀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一行。毛泽东致欢迎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伏罗希洛夫及其随同人员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兄弟的敬意。晚上，设便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

同日　复信张维[75]暨夫人：“来信收到，深为系念。病情虽重，可能痊愈。尚望安心休养，争取好转。家属诸同志努力上进各节，自当遵嘱帮助，以尽故人应尽之责。请张夫人随时以情况见告。”

4月中旬　阅四月十三日《大公报》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批示：“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社论说：我们国家目前正处在大变动的时期，时代带给我们巨大的历史任务。在经济战线上，我们要把人民的经济事业组织好、管理好，这就要求我们学会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的企业，也要求我们学会逐步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思想建设战线上，人民的思想状况应符合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能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

4月16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伏罗希洛夫在会上发表演说。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出席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酒会。

4月17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开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毛泽东致词说：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四十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了辉煌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毛泽东在致词中，对苏联人民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过程中给予的同情和支持，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的全面的、巨大的援助，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国宴。

4月18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出席北京市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群众大会。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陪同伏罗希洛夫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京剧晚会。

4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并写批语：“刘、周、陈、朱、小平、彭真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另印如前示。”指示全文如下：“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就外出视察期间所发现的问题及工作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讲话。

4月20日　致信袁水拍：“你的《摇头》[76]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77]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78]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致同志的敬礼！”

4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浅沼稻次郎[79]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你们的看法很多和我们一致。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这也是重要的。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障碍，解决起来可能时间会长一些，但迟一点也没有什么。要尽量努力，但也要准备迟一点。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还有一点我想谈谈，就是关于人民力量的问题。人民力量一定要胜过反人民力量。我们党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呢？为什么能和有外国援助的军队打仗呢？就是因为有人民。我们在延安时，只有几根破枪，国民党有四百多万军队，又有美国援助，但是我们打胜了。再以印度为例，英国很强，又有资本，但也撤走了。这就是人民运动的力量。这就可以得出个结论：美国钢铁多，有原子弹、氢弹，但只要世界人民团结，就可以战胜美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党内党外的紧张要缓和，要充分展开辩论，讲道理，这样党和人民才能接近。

4月22日　复电达赖喇嘛：“你四月一日从拉萨拍给我们的电报收到了，谢谢你的问候。你同班禅额尔德尼出国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和访问印度，为增进中印两国的友好作了重要贡献，并且给各方面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长途旅行，请你对身体多多保重。祝你在加强祖国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作出新的成就。”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一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王稼祥、李初梨、方毅[80]等在座。

4月23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四月二十二日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81]的批语稿，批示：“彭真、小平再阅，尚昆办。必须把目的提出，因此加了几句话。”批语稿中的“关于全面检查肃反工作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就已经提出”这句话，毛泽东改写为：“关于全面检查肃反工作问题，为了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肃清反革命残余分子和处理尚待处理的反革命案件，科学地总结肃反经验，以便发扬正气，批判歪风，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之目的，毛泽东同志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根据中央的意图，就已经提出全面检查的要求。”

同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4月24日　晚上，开始修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记录整理稿。

4月25日　晨一时，同彭真谈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稿修改问题。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柬埔寨驻中国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和副团长乃瓦朗丹，章汉夫、雷任民、章文晋[82]在座。

同日　晚十一时，接受保加利亚新任驻中国大使涅加尔科夫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真不是一件容易事，让几亿人民都和平共处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建设了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正在修改。讲起来很容易，几个小时就够了，写成文字就困难了。我的官僚主义也很厉害，二月二十七日讲的话，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整理出来。现在可以看党报上的几篇社论，里面主要意思都有了。

4月26日　阅四月二十四日《大公报》，写批语：“乔木阅。《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大公报》第一版在“全力以赴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通栏标题下，发表题为《广泛深入地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社论。

同日　晚九时，同陈伯达谈话。

同日　晚十时五十分，接受越南新任驻中国大使阮康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中国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建国七年后，在完成了土改、肃反和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才提出来的。对知识分子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要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每一个人）都多少懂得些马克思主义。群众闹事在中国也有发生。对待这类事件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镇压，另一种办法是说理。第一种办法是对待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能采用。对人民只能采取说理的办法。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敌人，不是对人民。我们镇压宗教界中的反革命破坏分子，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仰宗教，而是因为他们搞反革命破坏活动。对待宗教问题，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

4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批示：“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本件及附件登党刊。”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83]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分别在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四月十八日关于中国驻苏人员的一些思想问题和留学生、实习生派遣中一些问题的报告，批示：“陈云同志：这个问题，请你与有关人员研究一下，严格控制，统一解决，并指定一个机关统一管理。以后应当少派，派去的要精。已去而品格恶劣或程度太低的，可否考虑调回。”五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后只派遣研究生，基本上不再派遣高中毕业生。

4月28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朱、陈、乔木阅，尚昆于今日下午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准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毛泽东对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二）“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三）“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四）“这种体力劳动，哪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经验之后，经过适当步骤，再有计划地逐步地普及到一切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人员和经济、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员。”

4月29日　晨，同胡乔木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修改问题。上午，同朱德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整风运动的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4月30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党内外人士共四十四人出席。毛泽东讲话，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个队，算一个账。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过去搞的是阶级斗争，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总的说来，是新时代和新任务。我们需要学习，学自然科学，学计划经济，要积累经验，需要积累几十年经验。有些朝令夕改，是因为没有经验。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了十大关系，其中有五条是属于经济方面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

同日　阅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批示：“送乔木同志：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毛泽东将文章的原题《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作为副题，重新拟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为《人民日报》起草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

4月　阅《争鸣》一九五七年四月号刊登的《如何开展学术界的“百家争鸣”问题（座谈记录）》，在范朴斋[84]的发言旁批示：“送胡乔木同志阅。范朴斋有对《人民日报》的批评。”范朴斋在发言中，对《人民日报》关于郭沫若《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一文展开的学术争鸣所作的处理提出了批评。

5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指示说：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整风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

同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5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社论说：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实质上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继续。这次整风的目的，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很明显，我们党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政协礼堂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为欢迎伏罗希洛夫举办的京剧晚会，观看京剧《野猪林》。

5月3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为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先后致词。

5月4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波奇瓦罗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周恩来、彭德怀、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对西方帝国主义来说，也是东方。我们都是东方集团，亚非国家也是东方集团。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多了，想打仗的国家就少了。我们这次关于整风的指示，你们知道不知道？要把党内外矛盾处理好，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纠正过来。公开在报纸上批评党的缺点，党内党外合作一块来批评错误和缺点，这样党就更团结。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共产党的缺点可以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可以批评，言者无罪。各国有不同的情况，应按照各国的特点办。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阅，由杨尚昆发出。指示全文如下：“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缅甸民族院议长萧恢塔，林伯渠[85]、李济深、余心清[86]等在座。毛泽东说：今后准备造成比较活泼的空气，叫人民可以讲话，可以发表意见，不受官僚主义的打击。做得如何还要看，我们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工业我们也搞了一点，但很少，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变成工业国恐怕还要几十年。亚非国家除日本外都是农业国，都要建设工业。我们都是不愿意打仗的，打起仗来会把我们的一套打烂的。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苏联建设了四十年还没有赶上美国，我们要好好努力才能赶上，美国也是要前进的。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希望你们内部和解，双方让步团结就好搞。不然就要用许多钱作军费，这些钱是可以用来建设工业的。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陪同伏罗希洛夫，在中山公园出席五四青年节游园晚会。

5月5日　上午，阅陈叔通、黄炎培五月一日关于不赞成毛泽东提议的第二届人大不再提名他继续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给刘少奇、周恩来的信，批示：“刘、周、朱、陈、邓、彭真阅，小平办。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一百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又批示：“刘、周、朱、陈、邓、彭真阅，请小平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代表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此数句不要印）”毛泽东在信的末页写的一段话是：“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毛泽东写的四条批注是：（一）针对信中所说“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这段话，批注：“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二）针对信中所说“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这段话，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三）针对信中所说“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一句，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四）针对信中所说“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一句，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陈叔通、黄炎培的信和毛泽东写的一段话及批注，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5月7日　继续修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记录整理稿，形成“自修稿第一次稿”，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批示：“即刻打印清样二份，于明（八）日上午，连原稿送我再看。版不要拆，以便再改。”讲话稿中的十二个问题是：（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对讲话稿的内容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补充的内容主要有：第一个问题，增加了关于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相互关系的论述；增加了一大段关于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第三个问题，增加了以下论述：“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第五个问题，增加了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的论述；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的重要性，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第七个问题，加强了对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的阐述。第十二个问题，增加了有关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论述，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初稿）》，批示：“伯达阅，小平同志办。政治局通过后，填上日子，在报上发表。在第四页上有一些修改。”十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指示。十一日，毛泽东再次审阅指示稿，批示：“可用。公开发表。”

同日　阅中共湖北省委五月四日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执行情况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可转发各地参考，连北京市委一件[87]，均登党刊。”

5月8日—6月3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政协礼堂连续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共产党工作的意见。

5月8日　上午，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二次稿，批示：“照此校正，再打清样三份，于今日下午连原稿送来再看。”这一稿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第八这两个问题。修改和补充的内容主要有：第一个问题，补充了一段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第八个问题，将有关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既优胜又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巩固的论述加以充实，补写一些话：“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毛泽东在第八个问题补写的这些话，后来移到第一个问题中。

同日　晚十时，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三次稿，批示：“请在几小时内照此改好，打清样二份，送我再看（能在九日早上二时以前送来最好）。”这一稿的修改主要在第一、第七、第八、第十这四个问题。修改和补充的内容主要有：第一个问题，进一步充实了有关民主和专政、民主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论述。第七个问题，增加和改写了一段话：“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第八个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第十个问题，加写了一段关于矛盾着的对立面互相转化问题的论述：“总之，互相对立的两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地位。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变化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的。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地需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一齐努力。”

5月10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四次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批示：“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这次修改稿分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胡绳、邓力群[88]、田家英。这一稿改动不多。将第四个问题的标题改为“关于私营工商业者”；第七个问题，删去了有关计划生育问题的论述，并加写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马格里布（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陈叔通、张奚若、乔冠华[89]等在座。

5月11日　阅中共甘肃省委五月四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习和执行情况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转各地参考。”

同日　复信李淑一[90]：“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91]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92]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93]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为国珍摄！”

同日　下午四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帕伏列斯库[94]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彭真、屈武[95]、余心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很落后，文化水平不高，文盲很多，科学研究是很落后的，这就是我们国家落后的现象。中国人民是组织起来了，但是还不习惯于这种新社会的组织。每一个人都有缺点，但不愿被别人指出来，为什么要把丑事放在家里呢？这使人造成错觉，大家认为平安无事，可以高枕无忧。外表好看里面不好看是不行的。我们的一些工厂、学校都有罢工、罢课，这样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想到了应该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存在矛盾是骗人的，社会的进步就是由矛盾来推动的。我们不要求外国同志学我们的做法，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习惯，生硬的抄袭是无益的。我们革命历史很长，声势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民主党派成员不敢讲话，在和共产党接触过程中他们有一部分有不满意的地方。因此现在让他们讲话，通过这种批评才能提高党。我们这里的墙不像匈牙利那么高和厚，但是存在着的，我们也需要拆墙，但还是应该保持一条界线的。知识分子对我们提出的批评是有用的，我们也要主动地自我批评来巩固党与政府。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马尔科[96]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彭真、张苏[97]、余心清在座。毛泽东说：对西方国家来说，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他们想把我们钓到他们那边去，他们是钓不过去的。世界在起变化。在亚洲、非洲还可以找到我们的盟友。现在双方都在争这块中间地带。现在我们就缺工业，尤其缺乏石油。我们在设法搞些工业，苏联在帮助我们，各兄弟国家也帮助我们。大概要一百年可以搞好，砍掉一半也要五十年。有五十年不打仗，对我们就非常有利。

5月14日　阅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的中等初等学校教师座谈会记录，批示：“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整风鸣放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出席。会议开至次日晨一时。

5月15日　针对开门整风期间出现的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的猖狂进攻，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章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这篇文章，题目原为《走向反面（未定稿）》。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政协礼堂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接见大会主席团成员。

5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批示：“刘、周、陈、朱、彭真、小平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另印如前示。”指示全文如下：“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98]。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同日　阅邵式平[99]三月十九日关于江西省中等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问题的报告，批示：“送周总理：此件可以看一下。”报告说，当前中等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是：（一）有关政治思想教育课程很少；（二）文学教材内容与现实生活、与当前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脱节的；（三）教育部对中等学校的课程规定得很多，课外作业分量也很重。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整风鸣放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吴冷西出席。

5月17日　晨二时，听取陆定一汇报同柯庆施通电话的情况。

同日　晚九时半，接受匈牙利新任驻中国大使诺格拉第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对匈牙利事件我们的看法是，这不是一件好事情，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失，但是也有它积极的一面。这次风暴教育了党，教育了政府，教育了军队，有了经验，得到了锻炼。这次事件也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同时，对社会主义各国都有极大的教益，有很多经验可以汲取。群众需要教育。过去风向那边吹，群众就站在那边；现在风向这边吹，群众就站在这边来了。现在，我们正在报纸上组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对革命是内行的，但是对科学、文化就不内行了，那就有必要使用这些知识分子。在过去几年革命的风暴中他们被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心中不满。而我们有些同志以为天下太平，没有问题了，脚伸得太长了一些，使我们同他们的关系在有些地方搞得不太好，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要让他们讲，让他们批评。这样对我们有好处，使我们的同志清醒一些，不是没有问题了，而是问题很多。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也有些是不正确的。我们整风有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传统。十二年来革命的任务很忙，小规模的整党搞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没有进行。

同日　晚十一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吴冷西开会。

5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周恩来、彭德怀、陈赓、萧向荣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经济还落后，是处在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可能还要几十年。我们有三百八十万军队，准备减八十万，还有三百万。我们军队现有的这些武器，对付原子弹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要提高武器的质量，减少人数。我们军队主要是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我们钢的产量已达四百五十万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人口很多，这样的数量是很少的，只有日本的一半，比利时也比我们多，因此要搞工业。你们也需要搞工业，自己炼钢，自己制造机器。如果没有工业，帝国主义就要打你，欺侮你。中国所以老被外国人欺侮，就是没有工业。亚非国家要搞自己的工业。

同日　审阅代拟的毛泽东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达姆巴复信稿，批示：“退周总理：是否可以加上派去的人在教会他们的人以后即可撤回来这样一个意思。”五月二十日，这封复信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作了修改后发出。复信说：“我们研究了你在来信中提到的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能够派去的人数也不能很多。因为人数过多，在语言方面，在生活习惯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都会有困难的。我们设想，在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业建设的劳动力中，主要应该是些技术工人，以便帮助蒙古居民学会某些生产操作的技能。我们意见，当这些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中国技术工人，在双方规定的期限之内教会蒙古居民生产操作的技能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国了。根据我们的计算，在最近几年内，每年供给数千人是可能的。”“我们建议，关于供给劳动力问题，可以由我们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如果你们认为汉族人不熟悉蒙古语言和生活习惯因而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少派一些，或者不派。总之，一切都应该根据你们的需要，并且对于你们方便，作出决定。目前，我们已经派有八千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各方面的劳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违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对于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已经作了一些处理，其中有些人已经调回中国，另一些人，则根据他们违犯法律的情节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处理了。我们设想，今后这类事情还是会发生的。我们今后也将本着这个原则，凡是违犯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中国员工都应该按照蒙古的法律法办。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5月19日　晨，听彭真汇报情况。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彭真、陆定一、胡耀邦开会，后又增加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赖若愚参加。

5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罗瑞卿、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5月22日　晚上，听彭真汇报情况。

5月23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锡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威·阿·佩雷拉，章汉夫、章文晋在座。毛泽东说：亚非国家中同我们友好的，我们都要团结。西方国家只要愿意，我们也和他们来往，搞一个和平局面。要求和平的人越来越多，发动战争就困难。中国同英国多做点生意当然好，我们希望英国政治上更独立些。

同日　晚十一时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纳·马·佩雷拉率领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彭真在座。会见后，同彭真谈关于整风和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问题。

5月24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五月二十一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一八号刊登的福建省监察厅党组关于晋江专区税收工作中违法乱纪情况严重的报告，批示：“陈云同志阅后，转李先念同志阅，退毛。我看此种现象不但福建有，各省都可能有，似宜采取措施，加以处理。可否举行一些典型调查，然后制定一个法令。不然，如福建那样，是危险的。”二十九日，李先念写报告给陈云并报毛泽东，建议将福建省监察厅党组的报告转发各省市，要求各地检查纠正。毛泽东批示杨尚昆办。六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同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二稿，批示：“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再打清样（大本），即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出席。会后，同彭真谈话。

5月25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三稿，写三条批示：一、“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六月五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二、“田家英同志：即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今天到会各省市区负责同志（三十余人）。务于今晚十二时以前送到各人手里，特别是各省市来的人。”三、“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泽东在“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中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改写了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二）增加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结束访问的伏罗希洛夫一行，并设宴为他们饯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参加。伏罗希洛夫代表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正式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接受了邀请。毛泽东说：现在要使蒋介石和美国的矛盾发展起来，使我们和蒋介石的矛盾缓和一下。我们提出了愿意和台湾和平的口号。我们不急于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和英国只有一半的外交关系。这个方针，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我和他讲过。我们的中心是亚非国家，是团结这些国家的人民。争取欧洲、美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不是一下子的事。世界是一定要起变化的，美国人称霸世界的形势要变化。在尤金谈到中国已有一批很好的理论干部成长起来时，毛泽东说：有一些，但是很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少得很。应该承认，比较起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问是较丰富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在政治上有左的有右的。过去看起来好像问题都解决了，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他们也都赞成，在政治上也以为没有问题了，跟共产党走了，方向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方向还是资本主义。我们党内有相当部分党员是为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而入党的，所以需要有一个教育过程。所谓主观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是修正主义。在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容易改变，因为这些同志要革命，就是看得不对就是了，只讲一方面，讲片面，“左”的片面，好好批评一下，这些同志就能改好。毛泽东说：党内“左”的情绪多，脱离群众，搞教条主义，工农干部出身的，和群众关系不大好。所谓“左”的情绪，就是对这次运动不了解，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好，这样就脱离群众。会见伏罗希洛夫一行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开会。

5月26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前往北京南苑机场送别伏罗希洛夫一行。同日，《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报》发表，其中说：“伏罗希洛夫主席邀请毛泽东主席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访问苏联。毛泽东主席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的负责人林铁、陶鲁笳、王恩茂、黄欧东、欧阳钦、吕志先、叶飞、潘复生[100]、王任重、李井泉、谢富治、周林、高峰[101]、张仲良、张德生、吴德、曾希圣、刘顺元、柯庆施、黄火青、李琦、杨一木、方仲如、王平夷、王伯谨、宋黎、杨士杰、宋洁涵、任仲夷、任白戈、廖井丹、宋侃夫[102]出席会议。毛泽东讲话，他说：放的目的，是整我们党的缺点，争取中间派，以孤立右派。我们认为小乱可以，大乱不要。要设想会不会大乱？右派希望天下大乱，我们则是要有步骤，把战线缩在一定范围内大放特放，把牛鬼蛇神都放出来。有小匈牙利可以避免大匈牙利。看来，没有美国人的帮忙，天下是乱不了的。现在被攻击的是左派。搞教条主义的人是忠心耿耿的，但方法不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都分左、中、右三派。对我们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善意的，一种是恶意的。把恶意的批评登出来照个相，使右派的面目尽人皆知，不要把右派发言的“角”抹去，那等于替他擦粉。党内也有左、中、右，有叛变分子。

5月27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四稿。起草一个通知：“各位同志：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并批示：“田家英同志：请再印，印数如此次到会人数，于今天晚上九时以前发到到会各人手里。改处校正勿误。”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第三稿中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节，改写一段话和加写一段话。（一）改写的一段话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制度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时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二）在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基本解决的论断之后，加写一段话：“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必然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不可能在短时间，作为阶级意识形态根本消灭。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要消灭它，就要作战。而这种战争是思想战争，它同军事方面的战争、经济方面的战争、政治方面的战争都不相同，它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去作战，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心平气和的方法去作战。对于每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用诚恳的态度，一个一个地和他们谈话，交朋友。这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在过去的七年，我们的态度是粗暴的不细致的，没有交到较多的朋友，反而造成了许多矛盾和对立。今后要改变态度，改变方法，主要是向中间派人士请教，也要向一切有希望的即敌意不很深的右派人士请教。不要摆出训人的面孔同他们接触，而要用商量和请教的态度同他们接触。在业务方面，一定要拜他们为师，执弟子礼，认真向他们学习。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在两个至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把他们的大多数争取过来，我们也学会了业务。这就是在思想战争方面打了一个大胜仗。一切共产党员和社会左翼人士如果不能用这种态度和方法，在这方面不打一个大胜仗，取得决定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最后巩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是不能建成的。这样说，不是不要批评和斗争，这些都是要的，但是要恰当，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才能收到成效。”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时改为：“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继续听取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出席人增加陆定一、杨尚昆，以及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的负责人刘仁、乌兰夫、陈丕显、舒同、王路宾、彭冲[103]、江华、周小舟、白栋材[104]、陶铸、赵武成[105]、刘建勋。会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开会。

5月28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五稿，批示：“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每省（市、自治区）一份，另发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每人一份，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各一份。将以前几次所发各稿全都收回。原稿退毛。”同时写批语：“各位同志：这是第五稿。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当日下午，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草稿第五稿修改问题。

5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5月30日　阅五月二十九日《新闻日报》刊登的署名小雅的文章《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批示：“乔木同志：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整风运动中，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其中说：“已经有不少人说过，党与非党之间有‘一道墙’，‘一条沟’”。“《联共党史》记载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候的誓词，一开头就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小雅的文章不同意章乃器的这种说法，认为斯大林所说的“特种性格”、“特殊材料”，不同于旧时法国贵族所自诩的在他们身上流着“高贵的血液”，而是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担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献身于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必须具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必须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至于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看了斯大林的话，竟飘飘然以“特殊”自居了，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不能据此就把斯大林的话贬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和夫人，周恩来、张奚若等在座。

5月31日　上午，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晚上，同彭真谈话。

5月下旬　阅五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刊登的贾亦斌[106]在上海市政协第四次全会上的发言《笼统地说“农民生活苦”不合事实，强调农村干部“一团糟”不够公平》，批示胡乔木：“此篇可转载。”三十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发言。

6月1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六稿，批示：“即印二十六份，于本日上午十点交陈伯达同志，原稿退毛。”

同日　本日下午和次日下午，同曾志[107]谈话，了解中国人民大学整风情况。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出席。

6月2日　中午，同周恩来、彭真、李维汉谈话。

6月3日　中午，同彭真、刘仁谈话。

6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6月5日　晚九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陈叔通、黄炎培谈鸣放情况，六日晨零时十五分结束。零时二十五分，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罗瑞卿开会，谈整风问题。

6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并批示：“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于今日发出。另印如前示。”“不发新疆、西藏。发后留交小平阅。”指示说：“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同日　阅陆定一报送的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批示：“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简报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在校内外散发，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

6月7日　阅六月六日《文汇报》刊登的笪移今[108]的文章《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批示：“乔木同志：此文很好，可以转载在显著地位。”文章说，知识分子对待整风应做到：要认识到党是以全国人民意见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敢于公开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整风就是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克服缺点的决心。要掌握和风细雨的精神，要接受过去有些过火批评的教训。非党人士帮助整风，要在不与党对立的认识下，监督党贯彻整风精神；发现批评离事实太远，要出来说话。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协助领导共同解决矛盾，缩小矛盾。要领会整风运动的实质，整风的目的就是巩固党的威信，加强党的战斗力，使党能有效地团结六亿人民，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同日　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要吴冷西去人民日报社工作。在谈话中提出，要借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收到带有恫吓内容的匿名信[109]的机会，由《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发起反击右派的斗争。

同日　下午，同刘仁谈整风情况。晚上，同周恩来、李维汉、徐冰、童小鹏谈整风情况。

6月8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并批示：“即送刘、周、朱、陈阅，尚昆用电报于今天发去。另印如前示。新疆、西藏不发。”指示说：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注意组织左派和中派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推动左派，团结中派，反击右派，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同日　晨，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开始转入反右派斗争。

同日　阅陈正人六月七日来信，批示：“陈伯达同志：此件请参酌。如果文件今晚搞不完，明日下午二时交我也可以。”陈正人在信中建议，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初稿中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这一句前面，加上“革命时期”四个字。毛泽东采纳了这一建议。

同日　下午二时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开会。

同日　复信孙燕[110]：“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6月9日　晨二时，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七稿，注明为“六月八日修正稿”，并批示：“即打清样三十五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这一稿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问题，增补形成了五段话，分别论述我国的空前统一和两类矛盾，人民和敌人的范畴，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如何分清敌我与分清是非。还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本质不同的论述，以及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分析。在第八个问题，增添了关于各党派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即“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和“得到人民信任”。

同日　审阅邓小平六月九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建议提前发表毛主席讲话[111]和推迟暑假日期报告的指示，批示照发。

同日　晨，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同曾志谈整风情况。

同日　晚上，同李达[112]谈话。

6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并批示：“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另印如前示。新、藏不发。”指示全文如下：“（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同日　晚八时，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整风反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113]、彭真、罗荣桓[114]、李富春、彭德怀、贺龙、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政、杨尚昆、胡乔木、邓子恢、罗瑞卿、徐冰、吴冷西、刘仁出席会议。

6月上旬或中旬　审阅邓小平六月九日报送的中共上海市委五月三十一日关于吸收陈望道入党的请示报告。邓小平提出：“拟同意陈望道入党，可由上海市委与他一谈，但正式入党时间可在一两个月之后，届时还应吸收一批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好的左派分子入党。”毛泽东批示：“同意。”

6月11日　致信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党委副书记、校长助理陈舜瑶：“兹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来看你们，请由你们中任何一位和他谈一下你们学校目前的动态。如果你们忙，则请你们指定一位别的同志和他一谈为盼！”

同日　修改《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批示：“刘、周、朱、陈、彭真阅。如认为可用，请尚昆印若干份，发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负责同志。退尚昆办。”又批示：“尚昆同志：此文请即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内蒙党委，新疆、西藏不要发。北京及外地各发多少份为宜，请加酌定。”十二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印发。

同日　下午，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胡乔木、胡绳、田家英谈话。晚上，同习仲勋谈话。

6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

同日　下午，同彭真、陆定一、李维汉谈话。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康生、胡乔木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七稿的修改问题。

6月13日　阅六月十二日《北京日报》，批示：“乔木同志：《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极为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道。”“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遍，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不感觉‘怎样对待批评’[115]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不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同日　上午，同朱仲丽[116]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修改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胡乔木、李维汉、吴冷西等出席。

6月14日　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本日发表。文章说：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报纸的原则区别。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同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六月十四日修正稿。

同日　分别复电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祝贺西藏和平解放六周年，希望把西藏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进一步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使西藏更加团结、进步和发展。

同日　下午，同彭真、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6月16日　再次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稿。

同日　下午，同曾志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胡乔木、李维汉开会。

6月17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定稿，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地区的大鸣大放情况。会后，同彭真、陆定一、李维汉谈话。

6月18日　致信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何锡麟：“现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到你们那里，请你将你们学校的情况告诉他。如果你无时间，请你介绍一位别的同志同他一谈为盼！”

6月19日　上午，同朱仲丽谈话。

同日　苏联《真理报》用三个版面刊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6月20日　审阅彭德怀六月十九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关于改进兵役工作指示，已经多次讨论和修改，准备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出。毛泽东批示：“同意。刘、周、朱、陈、小平、彭真即阅，退彭德怀同志办。”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十七日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第二次简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转发各省市。”简报分析了自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等以后，河南省各民主党派及知识分子中的左、中、右的变化情况，以及为取得反右派斗争胜利所采取的措施。

同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水利问题和农业合作化问题。

6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6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毛泽东曾两次审阅修改这篇社论稿，最主要的修改是：在“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之前，加写：“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许志行[117]，并共进晚餐，谢觉哉、易礼容[118]参加。本日，致信韶山乡人民委员会、生产合作社委员会各同志：“许志行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现在是上海学校的教师。他在几十年前曾在湖南读书，并且到韶山住过一个暑期。他现在再到你们那里来看看，请你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问候你们！”

6月23日　下午，同曾志谈话。

同日　晚八时半，同周谷城谈大鸣大放中的一些问题。

同日　晚十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大鸣大放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陆定一、李维汉出席。

6月25日　晨，审阅修改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批示：“即送周总理：在讲社会主义改造的地方都加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等字为宜，以区别人的改造尚未完成。”

同日　上午，同朱仲丽谈话。

6月26日　下午三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会前，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开会。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二十四日关于整风运动情况的第五次简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用电报即刻转发各省市。”简报总结了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单位的经验，指出在目前反击右派阶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

同日　阅新华社六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一四三五期刊载的美国《新共和》杂志上题为《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上的辩论》的文章，批示：“陈云同志：十七页有一句话，值得研究一下。这一句是唱反调的，但也应当促使我们注意。有人提议农业投资应占百分之二十，少了不利，请你研究一下。”十七页的这句话是：“‘一百万人委员会’[119]说：‘北京政权现在并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陆。’工业产品、猪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

同日　中午，接见陈玉英，并一起吃午饭。次日，再次接见陈玉英。

同日　晚上，和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拉赫曼[120]率领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彭真、耿飚、张邦英[121]、屈武、余心清在座。毛泽东说：二十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只要美国不打，就可以没有战争。大多数美国人是不要打仗的。任何国家与我们能达成协议不打仗，我们都欢迎。要是一百年不打仗就更好了。

6月27日　致信邓小平：“情况简报的《整风专辑》很有用。现请：（一）将六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五日共十一天的‘专辑’立即印成一集（印成一本），印若干份，用飞机火车迅即分送各省市委及地市委，每单位多的有十几本，少的有三四本即够，供其参考。（二）以后每三天印一集，分送。如你同意的话，请照办为盼！”

同日　阅谭震林六月二十四日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值得一看。除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在京中委外，请考虑可否转发地方各级党委参考。”

6月下旬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草稿）》，批示：“退邓。”这个通知于六月二十八日发出。

6月28日　阅《光明日报》本日刊登的郭沫若对记者的谈话《拨开云雾见青天》，批示：“乔木同志：郭沫若此篇，请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播发。”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这篇谈话，题目改为《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

同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费孝通谈话。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徐冰、吴冷西出席。会后，同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6月29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批示：“送刘、周、朱、陈、邓、彭真即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有：（一）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二）加写一段话：“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同日　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赵超构、刘述周[122]谈话。

6月30日　审阅彭德怀六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在即将召开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作的军事建设问题报告（草稿），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退彭。”报告稿共六个问题：一、军事建设的方向和步骤；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三、军队建设；四、如何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问题；五、国防工程建筑；六、军事科学研究工作。

同日　晚八时二十分，同胡乔木、李维汉、吴冷西谈话。十时二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胡乔木、李维汉、吴冷西开会。

同日　晚九时二十分，会见冒鹤亭[123]。

7月1日　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本日发表。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社论说：“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社论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同日　上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杭州，住刘庄。

7月2日　上午，听刘亚楼、何廷一[124]汇报情况。中午，听江华汇报情况。

7月3日　晨一时五十分，接到刘少奇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今晚[125]尤金来向常委会告诉苏共中央党内发生大问题。晚七时二十五分至八时十分，同刘少奇通电话。九时，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126]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7月4日　晚九时二十五分至四十五分，同刘少奇通电话。十时，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决议表态问题。

7月5日　晨，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支持苏共中央决议。

同日　下午五时二十分，在杭州刘庄召开会议，研究苏共中央决议问题。紧急赶来杭州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伯达、王稼祥、李维汉、胡乔木、田家英出席会议。

同日　晚八时至次日晨四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杭州刘庄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李维汉、胡乔木、田家英参加会见。在听取米高扬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和苏共中央全会决议情况的通报后，毛泽东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他说：这件事在我们党内有些震动。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由刘少奇同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并且用电报通知了各省省委。今天我们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给你们中央，已经广播了。会见后，同刘少奇等谈话。

7月6日　下午，乘专列从杭州去上海。

同日　晚上，在上海会见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柯庆施、曹荻秋、魏文伯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友好的国家。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是友好的关系，没有敌对的关系，在历史上也是如此，在历史上没有打过仗，并且现在很需要合作。我们有共同的基础，所以很容易谈得来。我同苏加诺谈过，外国财产最后是要归你们所有的，但要一步一步来。假如经济基础长期在外国人手里，经济就不稳定。还要发展经济。国家和私人都应该发展，国家办工厂，私人也可以办工厂，这样就能更快地发展国民经济。

7月7日　致电中共中央并转罗瑞卿、王任重：“我拟七月二十四日到重庆，二十五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如不可能，则于船出峡口时下水到宜昌，或径到沙市。然后乘船到武汉。此事，已与瑞卿谈过。请中央考虑批准。如果中央同意的话，则（一）请瑞卿即带孙勇、韩队长[127]等能游者十人左右，到武汉与已试航试泳一次之船队再去试行，反复几次。（二）王任重同志不要去，我拟于七月中旬到武汉和省委谈一些问题。”

同日　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要去三峡游泳的提议，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罗瑞卿出席。本日，政治局常委会复电毛泽东：“来电收到，常委作了郑重的讨论，决定由瑞卿同志带同孙勇、韩队长等人，于九日飞汉口率原来的试水人员和船队，溯江而上，进行反复调查和试水，研究防护办法，以期确保安全。中央等到瑞卿同志两星期内提出调查报告之后，再作决定。”后来，经过试水情况，政治局常委会没有同意毛泽东在三峡游泳。

同日　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见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同他们围桌谈话约两小时。毛泽东谈到延安整风、上海反右派斗争、高等教育和消灭血吸虫病等问题。出席的有漆琪生[128]、谈家桢、笪移今、孙怀仁、周煦良、李锐夫、殷宏章、汪猷、应云卫、沈浮、郑君里[129]、赵丹、金焰、黄宗英、陈鲤庭、章靳以、罗稷南、丁善德、陈大燮、武和轩、钱宝钧、傅于琛、丁忱、徐子威、蒋学模、刘念义、吴中一、李国豪、王元美、黄晨、苏德隆、陈铭珊、叶宝珊、聂传贤、束世澂、史慕康[130]等三十六人，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131]参加。谈话后，毛泽东和出席座谈的人员一起观看越剧《杜十娘》。

7月8日　上午十一时，在柯庆施、陈丕显等陪同下视察上海机床厂。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二时五分，乘船游黄浦江。在船上听取上海市工作汇报，柯庆施、刘晓[132]、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魏文伯、刘季平、石西民、舒文[133]等参加。

同日　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毛泽东说：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多天了。这一百多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每一个运动都证明，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就是说，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那个时候我们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就有一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是好人。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一个时期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个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革命和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哪一个方向呢？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共产党领导好不好，要不要？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经过长期精神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促突击，在六七年之内，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这次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我看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有些人非常怕改造，说改造就出“自卑感”，越改造越自卑。我看不应该这样解释。改造这个东西，应该是越改造越自尊，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两方面都有，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一样，你要顺那个水，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不要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要好好跟他讲道理，用好好讲的方法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上海的一个资本家讲的，我这里是引申其义。一百多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些人叫“梁上君子”，老家没有了，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我们所劝的，就是这些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他们应该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中共中央好比是一个加工厂，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它拿这些原料还要制作得好，制作不好就要犯错误。知识的来源出于群众。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7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大约有八千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骨干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同日　下午，乘专列从上海到达南京。

7月10日　晚上，在南京中山陵路七号楼召开华东六省一市党委书记会议，柯庆施、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134]、舒同、叶飞、江华、曾希圣、杨尚奎、唐亮[135]等出席。十一日下午，会议继续举行。

7月12日　上午，乘专机从南京到达青岛，住迎宾馆。

7月14日　下午，同刘少奇通电话。

7月15日　下午，同刘澜涛、舒同谈话。

7月17日—21日　在青岛主持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谭震林、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136]、王任重、张平化[137]、马国瑞、潘复生、舒同。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谈了以下问题：（一）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问题；（二）反右派问题；（三）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7月19日　写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草稿。并在草稿的基础上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一次修改稿，注明“内部文件，不得遗失”，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印发。

7月20日　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二次修改稿。随后又形成第三次修改稿，注明：“内部文件，不得遗失，待政治局批准之后，由中央发至地委一级。”

7月23日　下午，同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谈话。

同日　下午，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7月24日　下午，在青岛海滨第二浴场召集陈云、李先念、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谈整风及农村情况。

7月25日　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四次修改稿，注明：“内部文件，不得遗失，待政治局批准之后，由中央发至县委及其他相当于县委的一级。”

7月26日—30日　在青岛继续主持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修改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等。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138]、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舒同。

7月26日、27日　在青岛省市党委书记会议期间，先后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次修改稿，并注明：“这个文件，是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同各省市书记谈话的一些要点。”

7月27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七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央统战部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稿，批示：“即送邓小平同志办。”

7月29日　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九次修改稿。

7月30日　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十次修改稿，批示：“小平同志：此是最后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八月一日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同日，中共中央将这篇文章印发县一级党组织和干部阅读。《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文章最后提出：“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7月31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通知说：“决定于今年九月下半月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届第三次全体会议。请各省委、中央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上开省属市委[139]选派代表一人参加，最好是第一书记。省级第一书记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者，不再选派代表。议程主要为：（一）整风问题；（二）农村问题。特此通知，请各有资格到会的同志们在会前对此两项问题加以研究为盼。”同时批示：“刘、邓：此件请提政治局通过，发出。省属市委提名是否恰当，请酌。”这个通知经八月一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发出。

8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

同日　《解放军报》刊登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同日　对范仲淹的《苏幕遮》、《渔家傲》两首词[140]作评注：“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141]看一看。”

8月2日　晚上，在青岛市政协礼堂会见由民族院副院长德钦登貌率领的缅甸国会访华代表团，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的国家是多民族的，我们也是多民族的。你们的粮食比我们种得好些，我们有些地方产量很低，我们想把粮食增产。许多地方缺水，我们的化肥也不多，要搞些化肥才好。我们国家刚建立不久，事情办得不多，钱又少，人口又多，要吃又要穿，这是个大事情。我们提倡节育。你们应该增加些人口。缅甸的天然资源很丰富，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应该多培养些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才。中国的工业建设刚开始，还没有基础。这需要时间，不是一点时间，需要相当的时间。现在有了各民族团结的基础，这是建设的有利条件。我们的问题是人多，吃掉穿掉的太多，剩下的就不多了。劳动力多了，拖拉机就不用了，只要用两只手，用牛拉。牛是好东西。什么时候能离开它，用机器加以现代化？

8月4日　致信林克：“请找列宁《做什么？》[142]、《四月提纲》（一九一七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

同日　复信刘松林：“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转学事是好的，自己作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作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8月6日　下午，同舒同谈话。

8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8月9日　晚上，同萧劲光[143]、刘亚楼、徐深吉[144]谈话。

同日　复信刘松林：“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8月11日　上午，乘专机从青岛回到北京。

8月18日　晨，乘专列从北京到达北戴河，住一号楼。

同日　复信达赖喇嘛：“你托阿沛·阿旺晋美[145]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阿沛我也见到了，并且由周总理和他谈了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你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缺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分析，积极改正，记取经验。继续前进。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并多来信。”

8月19日　上午，同彭真谈北京市的情况。

同日　阅陈其通、陈亚丁的《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146]清样稿。批示：“退人民日报吴冷西同志。看过，可用。”二十一日，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8月20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开会。

8月22日　下午，在北戴河浴场同陈伯达、田家英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问题。

8月23日　晚上，同陈正人谈话。

8月24日　下午，同李富春、蔡畅谈话。

8月下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主要加写以下一些内容：“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左派在增多，有的达到百分之十，这是可喜现象。但中间派仍占大多数，……他们是动摇的，可以进步的，大概再有五年，他们将大进一步。”“这一段时间[147]只有一年多，许多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转不过弯子来。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可以促使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二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文件。

8月28日　乘专列由北戴河回到北京。途中，先后同中共唐山市委、天津市委负责人谈话。

8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王稼祥、杨尚昆出席。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胡志明[148]，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在座。会见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约一小时。

8月30日　致电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拉赫曼，祝贺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

9月2日　下午，同罗瑞卿谈话。后同吴冷西谈话。

9月3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稿，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开会。会后，乘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六时半到达保定。

同日　晚上，在停靠保定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及保定地委、满城县委的负责人马国瑞、阎达开、张承先、谷云亭、李悦农、王涛[149]谈话。

9月4日　晨，乘专列从保定到达邯郸。中午，在停靠邯郸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马国瑞、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康修民[150]、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梁双璧、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均谈农业生产、地方工业和反右派等情况。座谈中，毛泽东说：大字报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阶级性是看它的内容。“大鸣大放”是右派创造的，我讲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把科学艺术上的口号变成政治口号，叫做“大鸣大放”，来向共产党争“自由”。现在这一口号被我们抓住了。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群众路线。我们国家的基础，就在工人、贫农、下中农身上。第一书记要自己下去钻一钻。真正的知识不在机关里，而在下边，在工厂、农村、学校里。没有原料制造不出政策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文章，开始我脑子里只有点影子，要是不到下边来了解情况，就产生不出来。县、地、省委和中央就是要找这些生动的东西。第一书记要抓一个工厂、一个农业社、一个商店、一个学校。第一书记下去，就可以带起别人来，使大家都下去找知识。全国人民，都要把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结合起来，把爱国、爱社、爱家结合起来。过去的口号提得不全面，今后要把三个“勤俭”、三个“爱”结合起来。订个计划，搞十五年，就富裕起来了。现在少吃一点，少穿一点，积累起来。全国好了，就保障住国和家了。社队的规模要稳定十年。

同日　晚上，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潘复生、史向生、杨珏[151]谈农业生产和反右派等情况。

9月5日　上午，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及部分地委的负责人谈话，吴芝圃、潘复生、省委秘书长王庭栋和新乡、许昌、安阳、洛阳、开封的地委书记耿起昌、赵天锡、陈东升、王慧智、张申参加。下午，继续开会。

同日　下午，乘专机从郑州到达武昌，立即到长江游泳。

9月6日　下午一时半，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王任重、张平化、张体学、王延春、许道琦、赵辛初、王良、梅白[152]参加。汇报中讲到，红安、浠水、麻城、黄陂、孝感等县，今年全县粮食亩产可以达到八百斤以上，其中孝感可达到一千斤。毛泽东说：凡是条件和这几个县大体相同的地方，都应当做到这样。在汇报到湖北今年合作社增加生产、社员增加收入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目前要求百分之九十的合作社增加生产、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一般地有困难。再过几年，可能达到百分之九十或百分之九十五。当汇报到农村丰收后出现严重浪费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要大搞节约运动，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反对大出丧，反对大吃大喝，反对一办喜事就办几十桌酒。总而言之，要用各种办法使他们多积一点钱，存到信用社，存到农业社，存到银行，多买一点公债。这样，家兴起来了，社兴起来了，国也兴起来了。汇报说：湖北打算在今后十年内，开垦六百万亩水田，改四百万亩旱田为水田。毛泽东说：你们这个计划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到了那个时候，湖北省的面貌就要根本改变了。汇报说：到一九六七年，全省粮食亩产可达到八百七十斤，超过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毛泽东说：这个好啊，中央提出一九六七年搞八百斤，就是有这个意义，逼你们想办法。当大家谈到如何揭发和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言行时，毛泽东再三问：你们是否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让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赶上或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在现阶段，教育农民最好的先生是富裕中农。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可以作为反面的教材之外，富裕中农的勤俭持家、勤劳生产，都值得合作社社员学习。在这一方面，合作社社员应该以富裕中农为师。汇报中谈到，黄冈有一个干部，三代当雇工，讨过米，解放后，翻了身，当了干部，在这次鸣放中放出一些反动意见。后来在干部会上，把他当雇工、讨米时穿用的破烂东西，同他当干部后穿用的东西，拿到会上展览。他痛哭流涕地说，就是开除我的党籍，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参观的人都受到很大的教育。毛泽东说：这个故事好。你们把他的东西都买下来，送到北京展览。南北朝时期的宋，有个皇帝叫刘裕，过去就是讨过饭的。他当了皇帝以后，还把过去讨饭的东西留下来教育子孙。毛泽东问：刚才说的那个干部叫什么名字？答：叫刘介梅[153]。毛泽东说：他也姓刘。

同日　下午四时四十分，视察裕华纱厂，看了厂内的大字报。随即登船，下水在长江中游泳。上岸后，参观即将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

9月7日　下午一时，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座谈，王任重、梅白、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襄阳地委第一书记赵修、荆州地委书记孟筱澎、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参加。在听说黄冈地区农村工作的各级负责干部几乎都有试验田，把党的领导、技术改革、合作社经营管理三者结合起来时，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很好，别的地方也可以这样办。要争取三年到五年大部分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要提倡节约，省吃俭用。这个要从三个方面说通，一是为国才能保家，一是合作社要有个底子不能搞光了，一是社员分到手的东西要注意节俭。毛泽东说：摆事实讲道理，这个方法很重要。这个方法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问题。如果方法不对头，人心不服，如何巩固呢？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比较严重，这是军阀带兵的方法。过去军阀说，不打不骂不枪毙逃兵，军队就带不走。我们不打不骂也不枪毙逃兵，军队带走了，巩固了。有些人只知用武办法去带兵，不知用文办法去带兵，文办法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要学会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你打我通，你说我服，要互相打通，互相说服。汇报中，有人问：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痛改前非的人怎么处理，如对刘介梅怎么办？毛泽东说：不要处分他。这个人很典型，可以写小说，写电影。他的那些东西，可以在汉口展览，也可以在北京展览，这个人是个很好的教员。最后，毛泽东问：大家对新修改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有什么意见，目前农民有些什么要求？答：农民要求农药、化肥、水车、抽水机、脱粒机、缝纫机。又问：要不要拖拉机，要不要运输工具？答：要。毛泽东说：这些东西，有些要靠你们自己搞。湖北有几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大国，不搞化学肥料还行？你们需要发展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等等。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建立和巩固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使合作社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有农业机械化的希望了。

同日　下午五时，乘专机从武汉到达长沙。在湘江游泳近一小时。

9月8日　下午，在长沙蓉园召开座谈会。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周惠、胡继宗、李瑞山[154]，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长沙市委书记曹痴参加。会后，去湘江游泳。九日下午，座谈会继续进行。

同日　晚上，在长沙蓉园会见唐生智[155]。

9月9日　下午，乘专机从长沙到达南昌。晚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156]、白栋材，抚州地委书记王敬民、吉安地委书记朱继先、南昌市委书记郭光洲座谈。十日中午，座谈会继续进行，参加座谈的人增加上饶地委书记黄永辉、九江地委书记吴平、南昌地委书记张国震。座谈后，到江西省政府看大字报。

9月10日　下午，乘专机从南昌到达杭州，住刘庄。随即去钱塘江游泳。

9月11日　上午，从杭州乘车到海宁县七里庙，观赏钱塘江大潮。下午，在返回的路上，又游钱塘江。后，作《七绝·观潮》：“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同日　陈云受毛泽东委托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关于水利建设等问题的报告，并传达毛泽东的建议精神。陈云说：毛主席希望在这个会议上讨论一下，今年冬天、秋季搞一个大的水利运动，像一九五五年那样的运动。主要靠群众来搞小型的。搞这样一个大的运动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每个省都确定任务？这个运动不是公家出多少钱，而是依靠群众，大家来搞，搞小型的。

9月12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加写一段话：“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并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十五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9月15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请送刘、邓、伯达、定一再加斟酌。”毛泽东对社论稿加写一段话：“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十八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九月十四日《杭州日报》刊登的反右派论文摘要《哲学思想中有哪些修正主义观点》[157]，批示林克：“请在杭州找一本《哲学研究》本年第四期。”

同日　下午，在杭州大华饭店召集中共上海市委和江苏、安徽、浙江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农业生产和反右派问题，柯庆施、马天水、刘顺元、曾希圣、江华、林乎加出席。十六日下午，会议在刘庄继续进行。

9月16日　复信陈云[158]：“八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你父亲入党时间及其工作情况，我都不清楚，因为那个时期我不在湖南。你们努力工作，帮助你母亲[159]治病，甚慰。请代问你母亲安好。”

9月17日　下午，乘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

同日　晚七时，在上海住处同新民报社社长赵超构、出版界人士舒新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澂谈话。毛泽东对赵超构说：你的检查，我看很够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总怕运用这个武器，一旦用上了，就会感到有滋味的。我常看《新民报》。前一个时期在北京时，曾对你们放了一把火。你们回来检查工作，改正错误，这很好。现在看来，你们报上的东西，不是政治少，而是太多了。《新民报》在国内是一张有自己风格特点的报纸，应该继续维持自己的特点。毛泽东对舒新城说：《辞海》要重加增订[160]，要你挂帅搞起来。要人要钱，找柯庆施商量。没有人，可以把能做这个工作的右派分子集中起来。谈话后，共进晚餐。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161]参加。

同日　晚九时，在上海住处同中共黄浦区委书记陆文才、上海动力学校校长仇启琴、上海锅炉厂党委书记刘东海和厂长王伟光座谈，了解机关、学校、工厂的鸣放等情况。

9月18日　上午，前往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柯庆施、马天水、许建国陪同。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等在座。毛泽东说：在机械化这一点上，我们两国也有相同之处，太多机械化就会造成失业，不机械化却又不行，这里有些矛盾。原来有人担心我们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会过剩，但是事实证明劳动力不够。农村中有些劳动是可以机械化的，例如搬运、抽水，甚至收割、插秧。我们也想要机械化，机械化要逐步来搞，十年二十年逐步机械化。我知道罗素，听过他的讲学。罗素曾经到过我的家乡长沙。他很喜欢中国的手工业。但是他怕中国的手工业像英国的一样，维持不久。其实，手工业是一种过渡性的生产方式，迟早是要让位给机械化工业的。手工业还会维持很久，但是最后恐怕也只是保留一些工艺品制造，像象牙雕刻这样的美术品要用手工。我们手工业工人现在有六百万，如果包括家属在内约有二千万左右。这就说明我们的国家还靠手工业，说明我们的国家很落后。

9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全会[162]讨论的问题，整风是一个纲。其他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工夫讨论。接着，他讲了几个问题。（一）整风决心和整风方式。小鸣小放、中鸣中放，还是大鸣大放？小鸣小放天下大乱，中鸣中放天下中乱，真鸣真放天下不乱。鸣放要有决心，很多人怕放。各种经验证明，不应该怕。（二）两类矛盾。矛盾历来是提两个，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过一时期，要拿回来一部分（经过分化），现在是右派，过几年又摘掉右派的帽子。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八大讲当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两种：一为敌我，一为思想。（三）第二个五年计划赶上富裕中农的问题。过去只提要赶上中农，现在看大多数合作社要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富裕中农在农村中各方面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他们勤劳、节约、有计划。要想赶上他们只有勤和俭。但在政治上，富裕中农要向贫农学习。（四）农业机械化问题。很多地方要抽水机、拖拉机、运输和加工的机器。中央与省这几年没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彻底研究一下。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水利、肥料我谈了很多，大家注意了，但机械问题都未注意，只靠两只手。（五）粮食问题。大有可为。真正缺粮的不太多。我调查了一个村，四百多户中有三百多户叫缺粮，这次大鸣大放，真缺的只有六户。过去我们没有底，现在有了底了。（六）积累问题。现在要提留积累，国家、合作社、个人都要有积累。去年讲积累不要多，要多分。今年要转变一下。当然留得太多也不行。（七）宣传。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许多轻工业大部甚至全部都要依靠农业。宣传工业的偏向使我们很被动，许多人只愿进城，不愿意下乡找工作。在一个时期要把农村宣传得高一点，要偏一下才能平衡。两只手，一只抓工业，一只抓农业，现在要好好搞农业，要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

9月20日—10月9日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地委第一书记、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基本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等文件。

9月20日　晨，审阅修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后，批示：“即送小平同志：此件很好。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毛泽东在报告稿的第三部分关于农村问题中加写一句话：“我们应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使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再次会见拉达克里希南。会见后，同他前往新侨饭店，出席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举行的欢迎晚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

9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黄欧东、欧阳钦、吴德、林铁、陶鲁笳、舒同谈话。

9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张德生、张仲良、李井泉、谢富治、陶铸、柯庆施、曾希圣、刘建勋、叶飞谈话。毛泽东说：（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这次都登了报，许多话都是他们自己说的，都不是孤立的几句话。北京也有人说过不好的话，没有划成右派。反右派斗争不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成，他们会搅乱人心。要教育中间派和左派。这次斗争，他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大鸣大放、大字报，都是学来的，有的是群众创造的，有的是右派创造的。名词和形式没有阶级性，左、中、右都可以利用。（二）究竟有多少人反对社会主义？要调查几个合作社、工厂、基层单位，加以研究。河南说，一类社没有人反对合作化，可见，有些东西是工作问题、教育问题。大鸣大放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三）党员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多少？要当作一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大概也是百分之二到三。过去教育不够，今后要加强教育。教育好就会起变化，比例就少了。（四）放与改要同时并进。人家帮助整风，不改就不得人心，人家不佩服。当然，改要抓住重点。（五）鸣放的方式，各地可以不同，不一定千篇一律。整风有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作风问题，二是解决思想问题。有右倾思想的要改正，没有右倾思想的要提高。（六）南北干部的团结问题。中国有几次北伐，只有一次南伐，带了成套的干部南下。南下的北方干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培养本地干部，把他们带在身边做工作。地县两级要有南方人参加，否则不好做工作。（七）在延安打仗时很艰苦，许多人挤在一个窑洞里，只有两个炕，也不闹病。现在住了那么多房子还闹病。（八）化学肥料、机械，各省都要自己搞。农业生产主要靠水利、肥料、深耕细作。这次会议对农业四十条要搜集些意见，搞一个修改稿。（九）关于大会发言。我最喜欢听典型，各地委要多讲典型，如石家庄讲合作社生产如何赶上富裕中农。

同日　晚上，会见周世钊。

9月23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离京的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座。

9月24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和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张闻天在座。毛泽东回答了哈达的提问。哈达问：你们将来怎样解决人多土地少的问题？毛泽东说：办法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产的办法是改良土壤和种子，增加肥料，兴修水利，深耕细作等。现在还有一种新办法，即密植法。这都需要进行很大量的组织工作。我们没有化学肥料，现在才开始建立化学肥料工业。哈达问：中国是否有可能在西部开垦？是否能向西部移民？毛泽东说：西部还可以开垦，但可耕地很少，要开垦投资很大。我们西部地方大，但不容易长粮食。在中国，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只住了百分之六的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却住了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我们的方针，首先是增产，开垦、移民放在第二位。哈达问：中国过去纪律差，现在纪律良好。你们的纪律是如何培养的？毛泽东说：我们的纪律不能算好，只是比较以前好一些。纪律好基本上是依靠群众的觉悟和认识，还要靠组织，如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经过教育，工厂里的纪律提高了，出勤率也提高了。哈达问：中国建设着重在哪一方面？周恩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着重重工业。第一是钢铁；第二是动力工业，如电力、石油、煤等；第三是交通事业；第四是机器工业，要自己能够装备工厂。第一个五年计划因为有抗美援朝战争，所以建设了一些国防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对化学工业注意不够。我们是农业国，应发展肥料工业，也要发展人造纤维。还有一些大型的和精密的机器我们不能制造，无线电工业也比较落后。所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并举。工农业并举很重要，如果农业减产，粮食和原料供应不上，发展工业也困难。

9月25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同日　阅九月二十二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登载的题为《摆事实，讲道理，比过去，看现在——工商界舌战右派高方[163]》的报道，批示：“乔木、冷西同志：批评高方，写得很好，请转载在《人民日报》上。以后请鼓励这样有充分说服力的批评。现在的批评中，有很大一部分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提倡浮夸，很不切实。右派浮夸，左派不应当浮夸。”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

9月26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一些问题。

9月27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总理卡达尔率领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贺龙、张闻天等在座。

9月28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春耦斋看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

9月29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斯坦鲍利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吃饭和穿衣是大问题。人多，吃得多，穿得多，生活水平不高。在这方面有进步，需要时间。革命成功是一个好条件，但还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技术革命。我们还是农业国，工业化要很长时间，要半个世纪。要吃饭，要穿衣，工业缺乏积累，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迅速发展工业。建钢铁厂，我们的同志很喜欢大的，现在已经转过来了。大的要一些，小的也得要。总起来说，应作长期打算。要有几十年的努力才能作出这些成绩来。当然，更需要和平环境，打仗就不好办事。我们需要有朋友。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而且要团结世界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国家。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费林格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市长斯沃波达率领的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政治革命、经济基础的革命已经花了几十年，技术革命恐怕也得几十年，才能达到你们的水平。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是：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所以这和杜勒斯[164]的方针相同，他们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

9月30日　致信邓小平：“办公厅印发的《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只发给‘各组长’，使多数人不知道别组的意见。似宜发给到会的一切同志。第一星期的，应重印补发。如你认为可行，请即办。”

同日　晚八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阿里斯托夫[165]率领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彭真等在座。阿里斯托夫说，准备盛大欢迎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说：就是不想让你们这般欢迎。我本想在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之后再出国访问。党中央主席、共和国主席有些繁重，身体吃不消。我不能承受这种欢迎，希望迎接搞小一点。又说：我们的政策不同于苏联当年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政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面，在经济上、文化上我们现在也离不开他们。经济上同他们进行合作，文化上离开他们我们就没有这些人。这一次，我们提出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有了右派，就不得不使我们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斗争的中心。党确实有错误有缺点。没有群众参加，是不能克服错误和缺点的。不能简单化、公式化，采取教条主义方式去克服缺点。你们能否帮忙使中国少生人口？不打仗，又讲卫生，人口不断增多起来。这件事人不能控制它，是无政府主义。要搞一个计划生育。

同日　晚十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毛泽东说：事情都有好的一面、成功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失败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分析。一万年以后也还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有很多落后的东西、黑暗的东西，有很多错误，但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一年当中我们变化很大，这主要是讲在政治方面。最近我们在整风，以克服党的错误和缺点，让人们批评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同时在反右派。我们过去会打仗，搞阶级斗争，但不会搞工业、搞农业，不会当大学教授，不会当工程师，所以我们要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有十年、十五年，我们就可以造就出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同时还要把大多数旧知识分子化为新知识分子。脑子也是一种物质，但是它转变起来比钢铁还要难，思想改造是更困难的。经过这次辩论，方向比较清楚了。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外宾，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10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斯多夫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彭德怀、李达、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都没有完成。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我国已过了八年，往后至少还得十至十五年，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人拥护社会主义，百分之十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其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有百分之二，但这也有一千二百万人。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高兴匈牙利事件，我们正在批评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这便是整风和反右派，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在目前，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最后解决，但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苏联经过十七年，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四年，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这些国家都要很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认为已经胜利了，其实还没有最后胜利。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边都怕战争。究竟是哪边怕得更多呢？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看帝国主义也怕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同时是政治家，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同日　致信林克：“多日不见，有些寂漠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絜》[166]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10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部长斯彼哈尔斯基率领的波兰军事代表团，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在座。毛泽东说：斯大林在后期犯了一些错误，那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应把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与整体的、长远的现象区别开。错误和缺点，当然会引起不愉快。不愉快的事我们也遇到过。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打垮法西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等是主要的，从这方面看，就可以想得通了。尽管苏联有缺点，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主要力量。我们也有机械搬用苏联经验的问题并曾受到损失。我们不把此事归罪于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我们把此事看作应由自己负的责任。第三国际后期的那种生硬作风是错误的，但谁叫你中国人听呢？我劝波兰同志也自己负起责任来。我们在一九四二年进行整风批评了教条主义以后，一方面反对硬搬，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近十五年来我们得了很大好处。在此期间硬搬的情况也还有，但只是局部的，已没有大危险了。苏联的经验有两种，正确的和错误的，正确的是主要的、大量的，错误的是局部的、暂时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错误经验，也可以教育我们。那些错误已经犯过了，只仇恨是不行的，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对待错误，取得经验。波兰同志们可能气还未完全消，我劝同志们让过去的问题慢慢过去，气慢慢消下来，把错误当成教训，自己担起担子来。要解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时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地主、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这是不可动摇的，但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争取和平时间，如果二十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中国是在一片落后的基地上开辟了道路，落后的尚未扫清，基本道路已开辟了。我们的经济计划搞得是否对，还要十年到十五年后才能断定。

10月4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会后，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谈话。

10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讨论派代表团访问苏联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王稼祥、杨尚昆出席。

10月7日　下午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毛泽东讲话。他说：我们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集中打倒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采取保护的方针，财产不动，只是在党内反资本主义思想。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一九五三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现在四年半，基本上改变了私有制。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十年、十五年以后还会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现在按青岛会议的文件去讲，但不要登报，不要广播。我们确有三大主义[167]，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实际上不完全都是这个矛盾，还有领导与被领导、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老工人与新工人、群众与官僚主义的矛盾。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同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之间，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总起来讲，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八大反映那时的情况，现在反映现在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现在我们经过价值法则来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三个主义。为什么说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适合？如搞水利，不搞不能增产，但没有合作社，搞水利是搞不起来的。如搞工业，那么多项重点建设，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发展了几十万吨钢，证明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那句话并非专门从矛盾这个范畴来讲的。既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要研究矛盾，七届二中全会决议[168]、少奇同志在八大上的报告[169]、八大决议[170]、《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对上海文章的批语[171]，可供你们参考。

同日　下午三时四十分，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10月9日　上午八时，阅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争取丰收的报告[172]后，批示：“此件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请同志们在今冬明春每县选一个好例寄给我，准备编一本书。请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底以前直接寄我。要是经过考察无虚假内容的一个合作社的生动叙述。如蒙做到，十分感谢。此外，省、地、县三级的农业计划纲要，也请你们同时寄给我。尚未做好的，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寄给我。”又批示：“此两件[173]立即付印。本日下午三时三中全会开会时发给每人一份。请尚昆办。”

同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五月四日关于从发展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的报告[174]，写批语：“农、工、商、学四业必须协作，值得一阅。此件是我在华东五省一市[175]一九五七年四月杭州会议上在听了浙江省委的口头报告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因此请他们写成书面给我。他们就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写成寄来了。”同日，中央办公厅将浙江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八届三中全会。

同日　下午三时，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邓小平就全会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总结发言。毛泽东讲话，要点如下：（一）这次会议的评价。这样的中央全会，实际是三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最好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干部会或者四级干部会，把问题都扯清楚。（二）整风。湖北提出这样的口号：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广东采纳这个口号。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这表示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那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我们党有个民主的传统，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集中制就更加巩固了。（三）农业。四十条加以修改后，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讨论。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农业规划。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我看，我们有个四五十年，事情就好办了。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是很注意这四样东西的，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也要公开教育。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行。十二年过去两年了，十年之内必须要精通工业、农业以及其他各业的技术和业务，把自己还有许多人都变成又红又专。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就要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庞大的技术专家队伍。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小平同志讲了，当然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四）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苏联的建设经验，根本上是好的，苏联的经验比我们的完全。不学习苏联有很大损失，学习苏联有很大利益。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强调学习苏联，所以就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该争取这个可能。（五）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这个“四十条”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党委应当是促进委员会。可以临时组织促退委员会，因为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太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至于总的方针，还是前进的。有些暂时的局部的促退正是为了促进。我看现在的这次会议，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个讲要促退的。（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个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正如《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七）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哲学、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都要懂得一点，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要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10月10日　晚八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应邀出席尤金大使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举办的音乐会，欣赏著名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世界名曲。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派代表团访问苏联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先念、张闻天、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出席。

同日　审阅修改《在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庆祝会上的祝词（草案）》，批示：“请尚昆于今日抄送刘、周、朱、陈、邓、彭、彭[176]、乔木审阅，提出意见，准备明（十一）日谈一下。”

10月11日　阅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哲学周刊刊登的且大有的文章《对于探讨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的几点意见》[177]，批示：“送陈伯达同志。这里辩证逻辑一文可以一阅。此人有些新颖见解。阅后还我。”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去北京苏联展览馆参观印度展览会。

10月12日　审阅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批示：“即送刘、周、朱、陈、邓、彭真、陈伯达同志看一遍，印若干份发给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各人，并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一次，争取于十月二十日在报上公布。政治局是否还要讨论一次，请刘、邓决定。有所修改，是否妥当。阅后退田家英办。”毛泽东的主要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这个纲领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间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估计到今后十年中，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还会要作某些修正的。”[178]（二）“加强对现在还存在的少数个体农民的教育和领导，争取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不愿入社者，听其自便。”（三）“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应当经过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为推广农业机械化做好准备，随即制造适合各地的机械，供应农民；随时改良，积极推广。”（四）“注意介绍农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增加积蓄和积累的模范事例。不作长远打算、不注意家庭积累、随时吃光用光的思想，是错误的。”（五）“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六）“除疾病的根本精神，跟除四害是一样的。”（七）“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十月二十六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人民日报》发表。

10月13日　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通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整风问题的情况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主要内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六十一人出席会议。毛泽东最后讲话。他说：现在整风找出一个形式，就是大放、大鸣、大辩论、大字报。搞社会主义这个事，我们都是生手。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过得来。而社会主义这一关，就有些人难过了。因为这是最后一关，要破坏私人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究竟多少时候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大体上我看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我说全国人民中间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赞成社会主义。这样我们就有两个出发点：第一点，我们的基础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第二点，在百分之十不赞成的人里头，经过大辩论还可以争取百分之八，那个坚决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左右。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分子只有百分之二。我们讲阶级在起变化，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其他几个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讲消灭阶级，不是讲把人灭掉，人是可以慢慢变的。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地赏识他们。要交几个右派朋友。各界都要有朋友，左、中、右里头都要有朋友。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没有工人的朋友，没有农民的朋友，这是很大的缺点。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知识分子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这要写一篇社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饭，吃公有制这个饭。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目的，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总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民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包括扫盲，包括有计划的生育，那四十条里头有很多事情。这仅是农业计划，还要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同日　下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杭州，住刘庄。在杭州期间，为下个月访问苏联做准备工作。

10月17日　致电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指出：“当美帝国主义正在驱使土耳其向叙利亚进行挑衅，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谨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保卫独立、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

10月17日、18日、20日　同陈伯达、田家英、浦寿昌[179]谈访苏期间讲话稿的修改问题。

10月22日　下午，在杭州刘庄召集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浦寿昌开会。

10月23日　晨三时，阅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十月九日致中共中央的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交陈、乔、陆、田、浦各同志一阅，准备于今日下午或晚上谈一下。因此请你们集合先谈一下，准备意见。高士提出了一批值得想一想的问题[180]。另请你找九月《人民日报》的文艺社论[181]看一下。”

10月24日　下午，同江华谈话。

10月25日　下午二时，乘专机从杭州回到北京。

同日　下午五时四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阿富汗首相达乌德一行，并设晚宴款待，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贺龙、陈毅、张闻天等参加。

10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批示：“即送刘、周、朱、陈、邓、彭真、陈伯达、田家英阅，尚昆办。”指示如下：“修正的农业纲要四十条今天已经发表，你们应当注意：（一）在全民中展开一次讨论，即在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展开一次大辩论，目的在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二）农村讨论应在冬季，以便掀起一个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丰收。讨论时间大约有七个至十个晚上就够了，每一个晚上讨论几条，征求意见。讨论时应以一人逐条宣读，宣读一条，讨论一条。（三）工厂、街道、机关、学校、部队讨论办法大体仿照农村。（四）地方性的问题，应在各级地方规划列入，不可能都列入全国纲要，此点应在讨论结束时加以说明。（五）群众所提修改意见，由省、直属市、自治区党委加以分析，汇报中央。（六）此项辩论与整风的鸣放辩论相辅而行，但时间应分开，应以一段时间专门讨论纲要。（七）群众最有兴趣的问题多作讨论，兴趣不大的问题讨论的时间应当少些。（八）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应注意组织他们加以讨论。”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同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出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如下：团长毛泽东，团员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182]。”

10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等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10月29日　晚八时，在天桥剧场观看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演出的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同日　晚九时至十一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大使尤金，谈朱可夫问题[183]和对苏共中央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公报的草案的修改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参加。毛泽东说：我们收到了赫鲁晓夫给我的来信、苏共中央两位联络部长的报告、公报草案和宣言草案等四个文件。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的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一）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就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资产阶级如果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末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现在很难设想有多少国家的资产阶级能让无产阶级和平过渡。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二）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计问题。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会有希望。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至于说，现在这个工作是否做得好了，成绩怎样，或者说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和我们的政治立场有很大的接近等等，还是不讲为好。（三）在宣言草案中，提到反党集团时，提到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名字。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四）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184]，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一）要团结；（二）要和平，反对战争；（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四）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大家意见一致的其他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这样，签字的国家就是那些同意这个文件的国家。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当然，如果提出来没有通过，改为发表公报，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会天下大乱的，大多数国家会签字的。要有这种决心，才可以提出这个文件。

10月3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10月31日　下午，同周扬谈话。

10月下旬　阅王桂芹[185]写的《暑假归乡散记》（十四篇日记），写了三条批语：“此文可在报刊上发表。”“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李讷细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国青年》第四期发表毛泽东的第一条批语及王桂芹的日记（题为《假期回乡日记》）。

11月2日　晨七时二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开会。

同日　上午九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到机场送行。途中在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作短暂停留，受到苏共中央代表和当地党政负责人的迎接。

同日　莫斯科时间下午三时二十分[186]，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到达莫斯科。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库西宁[187]、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柯西金[188]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在伏罗希洛夫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并在机场发表讲话。他说：“我在一九四九年底、一九五○年初访问过苏联。那时，我们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结合。”“十月革命节是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巨大的同情和慷慨的援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随后，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苏联党政领导人陪同下前往克里姆林宫。

11月3日　上午八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并共进早餐。

同日　晚七时至十二时，和邓小平去赫鲁晓夫处共进晚餐并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关于会议文件问题，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毛泽东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它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还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并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表示：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赫鲁晓夫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做波兰、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党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同意。毛泽东回到住地后，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

11月4日　中午，率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先后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同日　下午二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起草兄弟党代表会议文件问题。六时，率中国代表团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晚上，继续召集代表团会议。

11月5日　上午，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中方起草的宣言草案。下午，继续讨论。

同日　中午十二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红场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敬献花圈。陪同代表团谒陵的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等。

同日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约尤金谈话。

11月6日　上午十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出席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合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报告。

同日　下午四时，中国代表团继续出席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毛泽东首先讲话。[189]他说：“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历史上发生过各种的革命。但是，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讲到中国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讲话后，波兰等十一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先后讲话。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了庆祝大会。

同日　中午和晚上，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举行第一次会谈，交换对宣言草案的意见。哥穆尔卡认为，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现在是国际形势的转折点，我们要占上风。可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每个国家都有其困难。我们现在的手是受约束的，再过十五年我们就能自由了。再过十五年，苏联能超过美国，中国有可能超过英国。现在得争取十五年和平。新的领导的形成是多灾多难的。赫鲁晓夫的领导也是多灾多难的。我们中国也是如此。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然后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线。我们的口号是将马列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建设上还没有证明自己是对的，还须看十年。哥穆尔卡提出：在波兰党内可以说主要是反对修正主义，但不同意说各国党内都主要是这个问题。毛泽东说：不能两条线开弓，应该有重点，还是以反修正主义为重点。哥穆尔卡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说：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各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

11月7日　上午九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莫斯科红场观看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同日　下午，在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下榻的别墅，同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杨尚昆在座。陶里亚蒂提出：如果法国、意大利两国的共产党在宣言上签字，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但他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毛泽东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党，不论是两个党或是三个党，在文件上签字都不好。还是由执政的党签字比较好。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估计上，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上作了修正。文件没有牵涉内政和国内的具体问题，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因此有必要重申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对全世界会产生好的影响。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以后，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党内，又产生另外一种偏向，修正主义的偏向。毛泽东还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陶里亚蒂表示同意这一看法。关于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

同日　晚上，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招待会。

11月8日　中午十二时十五分，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出席莫斯科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宋庆龄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表题为《全人类将坚持社会主义》的讲话。

同日　下午二时半，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同英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波立特、中央总书记高兰举行第一次会谈，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关于国际形势的转折点问题，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集团之间，也就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究竟哪一方面占优势？社会主义阵营生产的钢，只占世界钢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一。从这一点看来，好像在经济力量对比中，资本主义世界占了优势。美英资产阶级也在渲染，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科学上、武装力量上超出社会主义世界，如果不超出，至少也是平行的。但是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面，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面了。决定问题的不是钢的多少，重要的是他们面临的矛盾。经过十一年的观察，我认为双方都怕对方。社会主义国家怕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怕社会主义国家。我看，资本主义国家怕社会主义国家多一点。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还有可能停止使用原子弹、氢弹和火箭。在这次要达成的宣言里，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其中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即通过和平呢，还是通过战争。为了争取群众，我们要提出和平的口号。可是，我们决不能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宣言里，我们要表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是也要提到，如果资产阶级发动内战，我们就不得不用内战来对付他们。我们设想，宣言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不准备签字，那不要紧。我们在宣言中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任务，但这是作为建议提出来供你们考虑的。至于执行这些任务的方式和方法，要由各国的党自己决定。波立特表示，我们要竭力争取在宣言上签字。

同日　晚七时半，在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下榻的别墅，同多列士举行会谈。向多列士详细了解法国、英国等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并就宣言草案达成了基本共识。

同日　晚十一时半至九日晨二时，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同苏方波斯伯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190]协商修改宣言草案的有关问题[191]。

11月9日　晨，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关于中苏双方协商修改宣言草案的情况汇报。上午，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宣言草案中尚有分歧的问题。毛泽东接受邓小平关于向苏共提交对和平过渡问题的书面意见提纲的建议，并指定陈伯达、胡乔木起草意见提纲。

同日　下午四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金日成、南日、金昌满[192]。

同日　晚七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波立特、高兰举行第二次会谈。在会谈中详细了解英国国内情况、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情况等。毛泽东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毛泽东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关于宣言，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搞出一个修正草案。你们不要一心一意地想在宣言上签字，你们要想想问题的另一面，不签字会更有利些。我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参加签字，会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们的工作，否则资产阶级又要攻击你们，说你们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已经决定不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也不签字。宣言只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我们现在正在说服波兰，如果波兰不愿意签字，我们准备由十一个国家的党签字。

同日　晚十一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尤金。

11月10日　上午十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会议，讨论中方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同日　下午三时至晚八时，中方代表和苏方代表对宣言草案再次进行商谈。邓小平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双方商定将宣言草案于次日下午印发各兄弟党代表团征求意见。

11月11日　下午三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接受伏罗希洛夫的回拜，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在座。

同日　下午五时，在苏共中央大厦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邓小平和费德林[193]参加。

同日　北京时间晚八时（莫斯科时间下午三时），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共同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

同日　晚九时，去胡志明住处会见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黎笋和政治局委员范雄在座。

11月12日　上午，召集代表团会议，由邓小平通报同苏方会商的情况和有关宣言的一些问题。

同日　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毛泽东说：尼赫鲁[194]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这是反帝的一面。印度的独立，印度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态度，印度参加组织亚非会议，印度同中国建立友好邦交，这都是好的。同时，他的外交政策也有软的一面，他不敢过分得罪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经常改变领导是不利的，不能积累经验。一条路线的正确，必须要能够在客观上见效。列宁说，铁的纪律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慢慢形成的，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要研究问题，想问题，多和同志交换意见。真理必须坚持，错误必须纠正。这样，同志们就会看到共同事业有希望，看到我们在同志关系中没有宗派主义。这样，领导就可以继续下去。我们党的领导从一九三四年到现在，维持了二十二年，逐步形成了一条路线。我们的路线只在一方面证明是正确的，那就是在革命的方面，在阶级斗争方面。因为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方面，还没有得到证明。如果我们吹嘘说，我们的路线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那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在革命方面有经验，在建设方面没有经验。我们取得政权才八年，大体上说情况不错。但是，有些问题现在还看不出，要十年之后才看得出来。经过两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基础建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而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当发现这条路线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时候，要主动改正。群众是要找领导的，但是他们没有义务一下子支持你。如果你还没有给他们好处，你的工作还没有成绩，他们为什么要支持你呢？只有胜利是多数，才能在实践中证明路线是有效的，才能得到多数人的赞成。必须从对形势的观察开始。要观察国内的形势，全面的和局部的，也要观察国际形势。对形势的观察要正确，如果老估计不对，并且按照这种估计工作，那末失败的将是多数。还要准备另外一条可能性：尽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多数的人还不觉悟，还看不到，而不正确的路线却被多数人接受，正确的路线被称为是机会主义的，而机会主义的路线却被称为是正确的，我们还会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能够忍耐，等待群众的觉悟。我说以上这些话，是希望你们党好，希望你们的党兴旺起来。但是，外国人的话常常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路线只有你们的党自己找。不要抄袭外国党的经验，外国党的经验只能参考。毛泽东说：明年我想辞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因为事务性的事情太多，一天有一两个节目就没有时间考虑问题了。我还保留党内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只保留半个，另外一半的事务已经由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在处理。辞去主席的职务后，可以有时间写写文章，想想问题。我还得准备后事，不要像斯大林一样，死的时候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中。我想由政治舞台上退到幕后，但是这并不是不管事。这样做，对国家、对我的工作和对我的健康都比较有利。这件事我们政治局已经一致同意，我也已经向国内民主党派领导人讲过。驻北京的英国路透社记者曾经发过消息说我要辞去主席的职务，以便多写一点文章。我们现在正在透露一点消息，以免将来人家说我辞职是因为犯了错误。

11月13日　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邓小平关于宣言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本日上午，邓小平召集陆定一、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各国兄弟党对宣言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的意见。

同日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先后两次同从会场回来的中方代表商议根据兄弟党提出的意见对宣言草案的修改问题。[195]

11月14日—16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11月14日　晨，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中方代表关于同苏方研究修改宣言草案情况的汇报。

同日　下午三时，率中国代表团的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宣布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着重谈“以苏联为首”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末，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所以我认为：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同日　和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等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馆，吊唁萨波托斯基总统去世。

11月15日　下午五时半，听取中方代表关于宣言起草委员会争论情况的汇报[196]。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波兰代表团住处同哥穆尔卡举行第二次会谈，就起草委员会商谈中存在的三点分歧意见进行了坦诚的讨论，最终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一）把“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一句中的“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地区”。（二）把“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中的“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三）把“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一句中的“使它成为”，改为“企图使它成为”。毛泽东说：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

同日　晚十时，应赫鲁晓夫邀请在苏联大剧院观看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同日　晚十一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赫鲁晓夫等谈话，通报和哥穆尔卡交换意见的情况，并商议有关第二天会议的问题。

11月16日　下午三时，率中国代表团的邓小平等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二次全体大会。在苏斯洛夫报告宣言草案的修改情况后，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没有强加于人。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看不见冒险主义，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

11月16日—19日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会议。

11月16日　下午五时半，会见高士率领的印度共产党代表团，邓小平在座。在谈话中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阐明中国的内外政策。毛泽东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为和平解放，一为武力解放。他们总是要打，我们总是要和。打也打不成，和也和不成。美国怕我们打过去，便提出了一个办法，他们说我们来谈吧。那好，谈便谈吧！谈判在日内瓦举行。他们的谈判代表是美国驻捷大使，我们的谈判代表是我国驻波大使。我们的政策是，在任何国际会议上，只要有蒋介石分子，我们决不参加。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总方针是不依靠他们，而依靠兄弟国家。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被压迫的人民是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的，但是他们也是受反动派影响的。反动派正在设置条件反射，天天讲共产党很坏，老讲老讲，于是劳动人民就受了欺骗。我们也要设置条件反射，就是要艰苦地耐心地做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不仅要对工人做工作，而且还要对农民做工作。假如我们不努力在农民中设置条件反射，就不可能设想革命会取得胜利。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的道路，逐步上升，而不是直线的发展。把革命看成直线发展，是形而上学。把革命看成曲线与直线的统一，是辩证法。

11月17日　下午三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为招待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各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讲话，说：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中国有句话：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一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同日　下午六时，和邓小平、彭德怀等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近三千名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毛泽东讲话。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这个会开得很好，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社会主义阵营需要有一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也得有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我们的敌人是有头的，那就是美国。我们如果没有头，就是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就是无政府主义，力量就会削弱。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意现在不想打仗，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有十三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我们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真正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是在一九五六年，我看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所有制改变了，这是比较容易的，较困难的倒是人心，是人心之所向，是人们的思想。经过几个月来的大鸣、大放、大争，辨明了大是大非，右派并没有称心如意，中间派靠到我们这边来，看来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建国八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六亿四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两千二百万到两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十五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两千万吨，再过十五年顶多达到三千万吨。那末，再过十五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十五年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接着，毛泽东来到学生俱乐部，对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说：我只说三句话。第一，和苏联朋友们要亲密团结；第二，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三，祝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随后，参观了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宿舍。

同日　晚十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法共议会党团主席杜克洛会谈，详细了解法国和西方阵营的对外政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个党就没有束缚了。各个党都会自己坚持原则。不要为别人起草决议，马列主义原则比什么决议都好。

11月18日　下午，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着重谈国际形势和团结问题。（一）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件，美国人、英国人请求苏联帮助打败德国和日本。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第二件，中国革命。第三件，朝鲜战争。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双方同意讲和。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二）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这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同日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陶里亚蒂举行第二次会谈，详细询问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情况，以及意大利社会的有关情况。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必须大力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十五年以后战争就很难打起来了。我所指的是世界范围的战争。当然，帝国主义内部还是可能局部打仗。世界上要出现二三十年的僵局。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个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我们不怕美国的干涉。印度独立的时候，英国不是跑了吗？越南、摩洛哥、突尼斯、叙利亚不是也独立了吗？埃及也独立了，英国不服，在苏伊士运河刚一出兵就退回去了。我看了名叫《警察与小偷》的意大利电影，里面反映资产阶级性质的反美情绪，也反映意大利人民的反美情绪。

11月19日　下午，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和平宣言》。接着，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签字仪式，毛泽东代表中国代表团签字。

同日　晚七时，会见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

同日　晚九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卡德尔[197]率领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杨尚昆在座。双方就两党的国内外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交换意见。（一）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卡德尔说：昨天您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帝国主义的估计，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不是因为我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也不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同。毛泽东说：我很高兴你们在六十四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了字。你们虽然没有在十二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但终究会有一天大家在一起签字的。卡德尔说：我们很高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话，需要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情况不同。尽管如此，我们的目的和方向是一致的。（二）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说：一切只听一个党，那是很危险的。原则一定要坚持，次要问题上要让步。卡德尔说：在一两个问题上暂时存在的分歧，不应该妨碍在十五个问题上的合作。我们常常是因为一两个问题而妨碍其他一切问题。毛泽东说：这是片面性，是形而上学。我批评过斯大林的这一点，这是他的错误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的错误即使有几十条，在他一生中也只占小部分，他大部分是正确的，反映了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努力。卡德尔说：我们对斯大林是有意见的，和他的冲突很大。但我们没有忘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保持了社会主义，他和苏共支持了所有共产党人，历史会对他的功绩作出结论的。毛泽东说：这不是斯大林个人作出的功绩，而是苏联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的功绩。卡德尔说：对，错误也不只是斯大林一个人的。毛泽东说：错误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个党都有自己的缺点。我们党在历史上犯了许多次错误，我们也有责任，不能只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我们是中央犯了错误。斯大林的问题，过些时候你们可以谈，先批评他，然后原谅他。再过十年，你们人民的气就消了。我和波兰同志也谈了这个问题。（三）关于矛盾学说和辩证法。卡德尔说：同意您的看法，一切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没有任何事物是直线发展的。我们同意您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矛盾。毛泽东说：这是我们的思想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而且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事物总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不变和不发展是形而上学的反映。卡德尔说：您的论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在我国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毛泽东说：但我还有很多辩证法问题搞不清楚，需要继续研究。

11月20日　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哥穆尔卡举行第三次会谈，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说：在走以前，我还要同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假如有错误的话，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同样是正确的意见，但由外国人提出就不能接受。至于错误的批评，那损害各国的利益就大极了。像路线这样的思想问题，短期是不能解决的，要很长时间，要用科学的、很有说服力的语言才能说服人，单单大喊大叫“打倒”是不行的。人和肉体可以打倒，但魂魄打不倒，魂魄过了一个时期还会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复活起来。第三国际的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特洛夫。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时候。去年四月米高扬到北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召集会议就是了，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会议有事则开，无事则不开，并且事先要有题目，要有一个文件供各国参考。这一次会议也有一个文件，只是时间迟了些。我们上月二十八日才接到它。在国内来不及从容讨论了，因此就采取早一点到莫斯科来的办法。二号到的，三号、四号、五号赶出了一个文件。他们有两个文件，两个我们都不能接受。内容上有百分之九十是可以接受的，但百分之十不能赞成。另外，应有的一些东西其中没有，文章的写法和逻辑的安排等也不能接受。所以六号才与苏联同志交换意见。两个代表团扯了五天。到十一号，各个代表团才得到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十一号到十六号，这才基本上达成协议。昨天签字前，胡志明和高士还提出了两点意见。可见要有很多脑壳才行，一个脑壳不成。毛泽东说：我还想讲一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犯错误的人应采取两种态度：政治上和思想上要进行严格的批判，决不能妥协；在组织结论上可以宽大些。这没有害处，在党内可以造成和平空气。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开始到一九五七年，共二十三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要在全国人民和全党面前证实你的领导路线正确，至少需要十年，我劝你们要有这点自觉。我对赫鲁晓夫说，米高扬到中国来解释斯大林问题时，我对他说了四个字“谨慎小心”。就是说别粗心大意，别以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是料不到的，可能炸弹就在我们脚底下。国内外一些料不到的事情一定会有的，不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毁灭自己。集体与个人两样东西，不能只有一个。只讲集体不讲个人，这有缺点。个人的作用与集体是对立的统一。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和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

同日　下午五时，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会见苏联各界著名人士。宋庆龄、邓小平、郭沫若、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杨尚昆、胡乔木、刘晓等参加，赫鲁晓夫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应邀出席会见的有：苏共中央各部负责人、苏联政府各部部长、苏联元帅，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全体委员、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负责人，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诗人、作家、画家、作曲家，妇女和青年代表，苏中友好协会和各社会团体的负责人，苏共莫斯科市委负责人和各大报刊总编辑。

同日　晚七时，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送别宴会。

同日　晚十时，和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等中国代表团成员乘专机离开莫斯科回国。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几百人到机场送行。本日，致信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代表团所表达的诚挚的情谊。途经伊尔库茨克时，受到苏联当地党政领导人和群众代表的欢迎。在伊尔库茨克致电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对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非常亲切的接待和深厚的兄弟情谊表示感谢。

11月21日　下午一时十分（北京时间），和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到机场迎接。

11月22日　下午，同胡乔木谈起草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社论问题。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革命宣言》的社论。

11月24日　阅周扬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讲话的修改稿，批示：“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此事前日和你[198]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这个讲话修改稿，是在周扬九月十六日讲话的基础上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修改而成的。周扬的讲话，后来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

11月25日　复信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学生张明霞：“来信早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199]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200]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祝你们好！”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列耶夫率领的苏联各界代表团，宋庆龄、吴玉章、廖承志[201]等在座。

11月27日　晨，同彭真谈话。

同日　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开会。下午三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202]、聂荣臻、黄克诚、罗瑞卿、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赖若愚。

11月29日　下午，同薄一波谈话。

12月2日　上午，同李富春谈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全国政协礼堂出席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出席开幕式前，分别接见工会八大主席团全体人员和前来参加工会八大的各国工会代表团。

12月4日　致电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对他十一月三十日突遭歹徒袭击表示慰问。电报指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为收复西伊里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一切危害印度尼西亚民族利益的阴谋活动一定要失败。”

同日　下午，同黄敬谈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情况。

12月5日　上午，同王鹤寿[203]谈话。

12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

12月7日　阅十二月四日《安徽日报》社论《四害不除，决不罢休》，批示：“送胡乔木同志：（一）此文好，转载并广播。（二）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此点请你和邓、周一商，指人起草，两星期内务必发出。（三）接着《人民日报》写一篇好社论。”[204]八日，《安徽日报》社论在《人民日报》转载。

同日　中午，同罗瑞卿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部长洛姆斯基上将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周恩来、彭德怀、萧华、萧向荣在座。

同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王鹤寿、黄敬开会。

12月8日　上午九时二十分，同林铁谈话。

同日　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参加。毛泽东谈三个问题。（一）关于莫斯科会议。莫斯科会议有很深远的意义。人们对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力量和共产党的力量常常是看不上眼的。对客观形势的估计不足，是值得大家注意的。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讲的都是原理原则的事，没有规定什么具体任务。重申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和对国际形势作出估计，有必要。许多人往往过高估计西方力量，以为美国了不起。我在六十八国会议上举了十个证据，证明世界形势到了新的转折点，资本主义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了。这些事实，都表现了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但也要估计到有少数疯子闹乱子。基本的情况是帝国主义不敢打。两方面都怕，只说帝国主义怕我们不合事实，我们也怕他们。我看，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归根结底是争取十五年和平。在全国人民中要进行教育，各民主党派也要进行教育，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要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二）关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问题。以十五年或稍多一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电力：英国现有九百多亿度，二千四百万千瓦；我们只有一百九十亿度，四百多万千瓦。我们如有年增百分之十八点二的速度，就能在十五年后赶上英国。我国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可用来发电，英国则很少水力资源。煤：英国一九五六年产煤两亿二千万吨，但挖得差不多了；我们一九五六年产煤一亿二千万吨，今后可发展。我国地下资源丰富。钢：英国一九五六年已达两千一百万吨；我们一九五七年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到一九六二年）可达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吨，到一九七二年可能超过四千万吨，英国是不能达到这个水平的。重要的是搞农业。工农业像一个人的两只脚，缺了一只就成跛子。工业生产，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机器可以自己制造，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全部都可以造了。再过十年八年，卫星、火箭都可以造。最难造的是棉花和粮食，要把农业切实搞一下。发展农业希望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都要注意。（周恩来：要争取在十五年后，工业超过西方的英国，农业单位面积产量超过东方的日本。）（三）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右派同我们唱了对台戏。对台戏也有两种，一种是不相容的，一种是和平共处的。等几个月，要同右派谈谈，指出两条路，坚持右派立场，或者接受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改造。要化无用为有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右派中可能有部分人会分化的，我看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对右派的处理，现在就要准备，希望各民主党派研究。第一，要处理，要处分，否则会脱离群众；第二，处分过严也不利，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这样做的理由，一是为了争取中间。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二是为了分化右派，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争取。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同日　下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济南。在山东省委交际处同舒同、师哲、谭启龙[205]、林铁谈话。九日上午，同谭启龙、师哲谈话。

12月9日　下午一时十五分，乘专机从济南到达南京。同江渭清、刘顺元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乘专机到达杭州，住刘庄。

12月12日　致电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达姆波转非洲人国民大会第四十五次年会：“值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第四十五次年会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对南非人民争取基本人权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祝你们在团结南非各族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的事业中不断获得成就。”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并经部分政治局委员事先看过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全面阐述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批评反冒进思想。

12月14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由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分别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经济考察团，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同印度、缅甸、老挝、柬埔寨都是友好的邻国，所以我们对我国的西南部很放心，对北部也很放心，因为有苏联、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不放心的是东部，美国利用这些地方搞我们的鬼。我们的海岸线很长，有一万八千多公里，所以我们要更注意海防。中国国家大，事情多，连管自己都管不过来，怎么还会想到去侵略别人呢？我们人口虽多，但是可以依靠自己满足人民的吃、穿。有些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人多，将来出路成为问题。他们不知道，中国平均养活一个人只要一亩地就够了，有些地方只要半亩。估计到二十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达到十亿，可是到那时我们的工农业都发展了，因此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重工业是工业的基础。开始时苏联供给我们成套设备，慢慢地我们自己就可设计和制造机器了。旧中国的机器制造业很落后，多数只是一些修配厂。现在我们可生产百分之六十的国内需要的机器，再过五年就可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基本上可自给。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建立八百项工业企业，其中一百多项是苏联帮助设计和建立的，六百多项由中国自己的技术人员设计。国民党最后为什么会垮台，应该说他们在统治中国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是原因之一。我们都是亚洲国家，建设国家的任务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我们之间也可能产生一些误会，不过这是很少的。

12月15日　下午，同柯庆施、江华谈话。

12月16日　中午，在杭州刘庄会见胡志明，并共进午餐，周恩来、柯庆施、江华参加。

同日　下午，在杭州刘庄主持召开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周恩来、柯庆施、舒同、曾希圣、刘顺元、叶飞、江华出席。毛泽东讲话，要点如下：（一）国内矛盾。究竟哪种矛盾是主要的？敌我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有些同志说，如果把夏季形势那篇文章拿到春季讲，就好了。他们就是不主张讲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的，不主张说服，要压服，强调要斗争，不要团结。三中全会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不提是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指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中的右翼的矛盾。这个矛盾已基本解决，现在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是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为什么现在不公开宣传？因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大量的，例如乡社干部与社员的矛盾，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工厂、机关、学校内部的矛盾，也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不能说早了，说迟点有利于整风。说早了，干部就有借口不整风了。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最大量的是乡社干部与社员、厂矿干部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剥削者与非剥削者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剥削者与非剥削者的矛盾，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但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仍然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右派实际上是敌人，但是不作反革命处理，不捕、不杀、不剥夺选举权。（二）抓工业、农业、思想。要抓的问题多，主要抓工业、农业、思想（包括学校、科学）。各省以农业为重点，城市工农业同时并举，城市支援农业。思想是意识形态问题，它包含各个部门。此外，社会科学如美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都要去抓。如历史分期问题，什么时候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社会，很多人不以所有制去分，而以工具去分。主要把工业、农业、思想三者抓住了，总不会错。（三）整风重点要注意城乡基层，农村合作社、城市厂矿、手工业社、中小学、街道，主要是乡村要认真搞。要说服，不要压服。整好了再选举，明年上半年基本搞完。（四）计划要搞八种：工业（包括交通）、农业、教育、卫生、文化、科学（省不搞科学不得了）、内外贸易（包括物价）、劳动工资。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搞比不搞好。先粗后细，半年搞好，每年修改一次。（五）交流经验。各省开会互派代表团。第一书记常抽出时间到外省跑跑，不要老死不相往来。省际交流，还有内部交流。书记与常委是否都要在家里集体领导？第一书记起，包括其他书记、常委，每年在省会只能住八个月，四个月外出，分批跑。强弱相比，推动前进。只要方法适当，一个县只要几天就行了，不要久。（六）防治三种病：人的病、动物病、植物病。以清洁卫生除四害为中心。防治血吸虫病、除四害，要搞一个专门的委员会。

12月17日　晨二时，批示叶子龙[206]：“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207]，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同日　下午三时，继续主持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听取发言时多次插话。插话的主要内容有：（一）党要领导军队。省委要去抓，要去过问，了解情况，使他们觉得对工作有益处，有帮助，他们自然会找你。已有八年不抓了，现在应抓。地方要进行自我批评，对军队联系不够，帮助不够。军队也要自我批评。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不要回避这句话：“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中央有责。”我们要讲一元论，不能讲二元论。（二）讨论文件，要不等到成熟而先争论一番。要像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样，先是七条、十七条，最后发展到四十条。先从几点谈起，吹一吹，酝酿成熟。去年纠偏，吃了很大的亏。去年六月《人民日报》那篇社论[208]，没有把位置摆正。现在说清楚，只是基建、招工多搞了一点，工资增多了一些。如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害病，不能讲十个指头都害病了。那篇社论位置没有摆正，把当时的一股子劲赶走了，吹掉四十条，吹掉多快好省，吹掉促进委员会，这是不好的。（三）去年阶级斗争缓和一下，原因是三大改造，敲锣打鼓，资产阶级、富裕中农随大流，斗争无目标，而且没有暴露左中右。后提“组织独立，政治自由”，资产阶级右派就疯狂起来。帮助一个同志要彻底帮助，不要袒护，否则将来总会有一天要怪你的。不敢批评，无非怕少选票。整风是在劳动人民中，主要是烧自己。对人民内部动口不动手，不能压服；就是对右派，也不能压服，仍然有官做。对认真检讨的人与不认真检讨的人，应该有所区别。对湖北刘介梅，如开除了党籍，我们就会不得人心。（四）业务要和政治结合。搞业务的同志，钻业务多，不讲政治。业务不能无政治。任何业务都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政治。现在业务部门不大注意政治。业务无政治（观点、立场、相互关系等）不行。财经、文教均有此问题。无对立面，专而不红，不讲形势，不研究主流、次要，不讲矛盾，不讲理论，不讲辩证法。光是算账，不搞意识形态，光搞物质基础。只讲生产，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结果增不了产。光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搞增产，也要垮台。只搞业务、不问政治的人，就是只专不红。（五）我们干部有两个问题。一是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也要教育群众学普通话。要长治久安，言语不通怎么行？二是作风要改，作风不要生硬。干部要交流，本地干部办本地事，不见得有利。

同日　复信周世钊：“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因忙迟复，幸谅。你好吗？我还可以，勿以为念。”

同日　复信李淑一：“给我的信及祭文，均已收到。迟复为歉。寄上五百元，聊佐菽水，勿却。不久可能去你那里，可谋一晤。”

同日　复信孙燕：“来信收到。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你母亲年已六十，不能劳动，当然不宜下放。你年小，你母亲需要照料，可以不去。但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你可持此信和你母亲一道，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那里的负责同志谈一谈，请他作出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问你母亲和你好！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谈一下，使那里的同志了解情况。”

12月18日　下午三时，继续主持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听取发言时，毛泽东插话，主要有：（一）要互相依靠，不要互相依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互相依靠，依靠苏联，但不要依赖。各省几千万人口，也应如此。安徽搞水利，依靠群众不依赖政府，一年就挖了十二亿土方，这个意义很大。遇事就怕不认真，认真的思想可以把妖魔鬼怪打掉。有了计划就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二）干部下放。口号是“统一安排，劳动锻炼”。各部门要成立专门管干部下放的十人小组，十年之内干部轮流下放锻炼一次。新吸收人员时，先吸收已经锻炼过的。

同日　审阅陈赓十二月九日关于台湾飞机侵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给彭德怀并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12月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支持苏联政府的和平建议[209]的声明。

12月中旬　阅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十二月十七日关于金日成会见他谈志愿军从朝鲜撤退问题的电报，及金日成十二月十六日给毛泽东的信。乔晓光在电报中说：“金日成同志十二月十七日约见我，谈关于从朝鲜撤退志愿军问题。他说：在莫斯科时，毛主席在两次谈话中都谈到志愿军从朝鲜撤退的问题。现经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认为毛主席所讲的精神很好，遂同意志愿军撤退到鸭绿江北，这样在政治上可以取得主动，有可能逼美军撤退，对南、北朝鲜人民都将有良好的影响，倘若有事，志愿军亦可随时出动。”金日成在信中表示：“关于在莫市和您所谈情形，我党常务委员会一致感到满意，并认为此次会谈必使今后朝中两党之间之团结友谊愈臻巩固。”

12月23日　下午，同江华、胡乔木、田家英谈江华在浙江省二届二次党代会工作报告的修改问题。

12月24日　下午，同胡乔木、田家英谈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稿的修改问题。

12月25日　上午，致信胡乔木：“除四害通知[210]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三遍、五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二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一千字至二千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莫斯科讲话，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同日　晚上，胡乔木来电话说：今天没有去济南，因气候不好，飞机不能降落。今晚与舒同同志打了个电话，山东派人将文件送去北京（他们派人到北京或北京派人去都可以）。除四害文件照主席指示办。讲话稿明日送来。

12月26日　致电祝贺亚非团结大会召开。

同日　审阅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三次讲话的修改稿，退胡乔木。

12月27日　致信胡乔木：“这里有一篇报道，一篇特写，一篇社论和几张照片，[211]可以看一下。《人民日报》似可转载。请告新华社注意报道除四害和卫生运动。”

12月31日　审阅周恩来十二月三十日报送的《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批示：“同意。”周恩来在附信中说：“这个方案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商议后拟出的，在得到主席批准后，拟在政治局一谈，然后再向苏方提出。”方案提出：志愿军在一九五八年底以前全部撤完，分为三批，每批各撤三分之一。第一批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四月撤回，第二批在七月至九月撤回，第三批在年底撤回。

12月　应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请求，为定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创刊的《苏中友好》杂志题写刊名。

[1]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加拉赫和阿诺德1956年10月26日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翻译问题提出的意见是：目前的英译本不能令人满意，译本和原著的重要性不相称，毛泽东出色的文体也未能得到体现。建议本着信、达、雅的原则，组织精通中英文和具有将作者的特性翻译过来的特殊才能的人，对这一译本进行修订。

[2]指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在印度《新世纪》月刊1956年第10期发表的《论印度的发展道路》一文，后在《世界知识》1957年第2期转载。

[3]指中共中央1957年1月18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4]伏罗希洛夫，当时还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

[5]陈其通、陈亚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马寒冰、鲁勒，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副处长。

[6]师哲，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7]贾拓夫，当时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8]1956年11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应邀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回国时，达赖喇嘛不听中央政府的劝阻，坚持要经噶伦堡返回西藏。噶伦堡是印度东北边境城镇，当时有不少外逃的中国藏族上层反动分子及帝国主义和台湾的特务聚集在那里。

[9]臧克家，诗人。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10]“遗误”应为“贻误”。

[11]这18首诗词是：《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

[12]王炳南，当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

[13]于一川，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颂，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林乎加，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

[14]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政协主席。

[15]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

[16]刘顺元，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副省长。

[17]李景林，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1958年10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

[18]1957年1月18日，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向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政府的代表会议的建议，请他将这一建议报告铁托。后铁托表示还是双边或多边会谈好。1月25日，周恩来将这个情况电告中共中央，说目前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可能性不大。1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彭真，指出：在会见铁托时，对目前召集兄弟国家会议问题不要表示意见。

[19]黄宗溍，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地理教师。毛泽东这封信落款署的日期为“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六日”，其中的“一九五六年”系笔误，应为1957年。

[20]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21]指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

[22]胡启立，当时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23]1957年2月6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写信给毛泽东，随信寄来一首旧体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信中说“据说这是您庆贺彭副总司令员率兵强攻腊子口时写的一份电报”，请求毛泽东校阅此诗并准予在《东海》月刊上发表。据查，这首诗最早发表在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发表时《战友报》有一简短说明，说这首诗是写在长征途中打腊子口战斗后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经考证，这首诗不是写在打腊子口战斗后，而是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获悉彭德怀在前线指挥红军击溃马鸿逵、马鸿宾骑兵部队的追击后写的。《战友报》不准确的说明和《东海》月刊编辑部的来信中对这个说明的沿用，误导了毛泽东的回忆。后来，这首诗以《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为题，编入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和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

[24]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7年3月又任全国政协常委。这时他在香港做有关和平解放台湾方面的事宜。

[25]胡适，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教授、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4年到台湾。

[26]康有为、梁启超，中国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

[27]陈士榘，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

[28]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

[29]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30]这个讲话提纲的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12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31]见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原文是：“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

[32]章伯钧，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33]马叙伦，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陈嘉庚，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34]马寅初，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校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许德珩，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水产部部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达浦生，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刘文辉，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车向忱，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辽宁省副省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35]孙蔚如，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民革陕西省委主任委员。黄琪翔，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长（1957年4月又任副主席）。

[36]指马寅初。

[37]这个材料说，据《大公报》通讯员反映，北京市食品公司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规格要求很高，食品公司需费很大的力气，经过严格的挑选，才能符合标准，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38]指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以王国藩为社长的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39]火鸡年，藏历纪年。藏历火鸡年是公元1957年。

[40]钱俊瑞，当时任中共文化部党组书记、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兼文化部副部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董纯才，当时任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罗承烈，当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曲乃生，当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何启君，当时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刘健飞，当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古楳，当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吴江声，当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

[41]戴帽中学，指在小学增设的初中班。

[42]沈雁冰，作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文化部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老舍，作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巴金，作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周信芳，京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京剧院院长。徐平羽，当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方纪，作家。当时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于黑丁，作家。当时任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周钢鸣，作家。当时任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常苏民，音乐家。当时任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西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蔡楚生，当时任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路坎，作家。胡采，作家。当时任西安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赵丹，演员。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演员。

[43]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原文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44]“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的音译。成立于1925年。1932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定》，解散“拉普”，成立苏联作家协会。

[45]孙瑜，当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曾编导电影《武训传》。

[46]金仲华，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1957年3月16日改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下同）副会长、新闻日报社社长。徐铸成，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文汇报社社长兼《文汇报》总编辑。赵超构，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新民报社社长。杨永直，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上海分会副会长。范瑾，当时任北京日报社社长、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北京分会会长。吴象，当时任《山西日报》副总编辑。李超，当时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常芝青，当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朱穆之，当时任新华社副社长。舒新城，出版家、辞书编纂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曾彦修，当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黄洛峰，当时任文化部部长助理、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王芸生，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公报社社长、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副会长。

[47]杨秀峰，当时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兼高等教育部部长。陈望道，当时任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彭康，当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匡亚明，当时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迪先，当时任四川大学校长。冯乃超，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高等学校委员会第一书记。杨献珍，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冯友兰，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胡锡奎，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48]童第周，生物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钱三强，核物理学家。当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兼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谈家桢，遗传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潘梓年，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向达，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教授。费孝通，社会学家。当时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副局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志远，经济学家。当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翦伯赞，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劲夫，当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至1957年6月）。于光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49]黄松龄，当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50]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6月又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51]可能是两本关于逻辑学的书。

[52]吴砚农，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万晓塘、李耕涛，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副市长。李华生，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

[53]赵健民，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山东省省长。李广文，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54]夏征农，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55]彭城，徐州市的古称。

[56]指当时所说的中国6亿人口和500万知识分子。

[57]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9月又任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58]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

[59]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7年5月又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60]宋劭文，当时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孙志远，当时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61]段云，当时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吴波，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62]王震，当时任农垦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铁道兵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63]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秘书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1958年11月又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曹荻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刘季平，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兼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宋季文，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

[64]陈书同，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财贸工作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余克，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方乙，当时任江苏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65]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66]杨文蔚，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财贸工作部部长。

[67]黄岩，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省长。吴文瑞，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财贸工作部部长。

[68]李继祥，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财贸工作部副部长。

[69]聂荣臻，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5月又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1958年11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仍任主任。

[70]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水拍，诗人。当时任《人民日报》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王若水，当时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

[71]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72]指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发表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73]郑昕，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金岳霖，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教授。贺麟，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

[74]王方名，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75]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76]《摇头》，是袁水拍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发表在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77]指陈毅写的《游玉泉山纪实》一诗，发表在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78]李希凡，当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

[79]浅沼稻次郎，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

[80]李初梨，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方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总顾问和经济代表处代表。

[81]中共中央转发的3个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准备迎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公安部党组关于通知各地公安机关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报告》。

[82]章文晋，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83]指中共中央1957年5月10日《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5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84]范朴斋，当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和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85]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86]余心清，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87]指中共北京市委1957年5月4日关于传达和学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88]邓力群，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财经组组长。1958年6月又任红旗杂志社秘书长、《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89]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90]李淑一，柳直荀的妻子，杨开慧的好友。

[91]指毛泽东1921年写的《虞美人·枕上》。

[92]直荀，即柳直荀。毛泽东的早年战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1932年牺牲。

[93]柳午亭，柳直荀的父亲。

[94]帕伏列斯库，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

[95]屈武，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96]马尔科，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

[97]张苏，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

[98]指中共中央1957年5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

[99]邵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

[100]潘复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101]周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高峰，当时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02]李琦，当时任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杨一木，当时任中共兰州市委第一书记。方仲如，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平夷，当时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伯谨，当时任中共沈阳市委第二书记。宋黎，当时任中共旅大市委第二书记、旅大市市长。杨士杰，当时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当时任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当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兼重庆市市长。廖井丹，当时任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

[103]王路宾，当时任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当时任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市市长。

[104]白栋材，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105]赵武成，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

[106]贾亦斌，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

[107]曾志，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

[108]笪移今，当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109]1957年5月25日，卢郁文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现在有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说明。会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般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6月6日，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宣读了这封匿名信。他说：“我不理解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110]孙燕，又名孙配君，她的母亲陈玉英1926年冬到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做保姆。1930年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

[111]指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112]李达，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13]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14]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15]这是《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稿的原题目。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

[116]朱仲丽，当时任北京中苏友谊医院副院长。

[117]许志行，当时在上海格致中学任教。1919年冬在武汉同毛泽东相识，1926年曾应毛泽东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118]谢觉哉，当时任内务部部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易礼容，当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119]“一百万人委员会”，是在美国众议员、共和党人周以德的创议下设立的一个私人组织，其宗旨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反对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贸易往来，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20]拉赫曼，当时任东巴基斯坦人民联盟总书记、国民议会议员、东巴基斯坦政府工商业部部长、劳工部部长兼反贪污部部长。

[121]耿飚，当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邦英，当时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122]刘述周，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123]冒鹤亭，即冒广生，当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的顾问。

[124]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何廷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

[125]指7月2日晚上。

[126]马林科夫，原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电站部部长。卡冈诺维奇，原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6月29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撤销他们党内一切职务。

[127]孙勇，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副科长。韩队长，指韩庆余，当时任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中队长。

[128]漆琪生，经济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129]孙怀仁，当时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周煦良，当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李锐夫，当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殷宏章，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汪猷，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应云卫，导演。当时任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厂长。沈浮，导演。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上海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郑君里，当时任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导演。

[130]金焰，当时任上海演员剧团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黄宗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演员。陈鲤庭，当时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厂长。章靳以，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罗稷南，翻译家。当时任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丁善德，音乐家。当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陈大燮，当时任交通大学教务长。武和轩，当时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钱宝钧，当时任华东纺织工业学院副院长。傅于琛，当时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丁忱，当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徐子威，当时任上海第二师范学院化学系副主任、教授。蒋学模，经济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刘念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火柴塑料工业公司经理。吴中一，当时任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厂长。李国豪，桥梁结构专家。当时任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元美，作家。黄晨，电影演员。苏德隆，流行病学专家。当时任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陈铭珊，当时任上海信谊药厂厂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秘书长。叶宝珊，当时任上海黄浦区副区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黄浦区委主任委员。聂传贤，当时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第二主任。束世澂，历史学家。当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史慕康，当时任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上联电工器材厂经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

[131]马天水，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132]刘晓，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133]舒文，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

[134]惠浴宇，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省长。

[135]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136]周惠，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8月代理第一书记）。

[137]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138]张鼎丞，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139]指通知上款中所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旅大、济南、青岛、南京、杭州、广州、长沙、重庆、成都、兰州、西安、太原各省属市的市委。

[140]范仲淹的《苏幕遮》原词为：“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渔家傲》原词为：“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41]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142]《做什么？》，今译《怎么办？》。

[143]萧劲光，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144]徐深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145]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46]这篇文章对陈其通等4人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作了自我批评。

[147]指从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至鸣放前这段时间。

[148]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49]谷云亭，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李悦农，当时任中共河北保定地委第一书记。王涛，当时任中共河北满城县委书记。

[150]康修民，1958年5月任中共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

[151]史向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杨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52]王延春、许道琦、赵辛初，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辛初1958年12月又任湖北省副省长。王良、梅白，当时分别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副秘书长。

[153]刘介梅，当时任湖北省黄冈县马曹庙乡农业技术指导站站长。1957年12月6日起，在北京举办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154]胡继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12月又任湖南省副省长。李瑞山，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

[155]唐生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156]方志纯，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副省长。

[157]这篇摘要摘自《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发表的《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

[158]陈云，陈昌的儿子。当时任湖南省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师。陈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0年2月牺牲。

[159]指陈昌的妻子毛秉琴，早年同毛泽东熟识。

[160]新版《辞海》的编辑工作启动后，1965年出版《辞海》（未定稿），重新修订后于1979年正式出版。

[161]许建国，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政法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

[162]指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

[163]高方，当时任上海统益纱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

[164]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165]阿里斯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法案委员会委员。

[166]《六朝文絜》，是清代许梿选编的一本骈体文集。该书选录晋至隋的骈文72篇，大多是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颇有抒情写景的名篇。

[167]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168]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的一段话。

[169]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刘少奇八大政治报告中的两段话：（一）“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大家知道，改造旧的思想意识比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更困难些，更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在我们对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二）“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近年来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刻变化。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和改进同他们的合作关系，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和专长，并且进行进一步的自我改造。同过去一样，这种合作仍然是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并且违抗国家法律的个别的人，才必须分别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改造方法。”

[170]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中共八大对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中国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一段话。

[171]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的按语。见本书第2卷第492至493页。

[172]这个报告是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1957年4月29日写的，同年10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英雄社战胜穷山恶水——记大山农业社建设山区的丰功伟绩》。

[173]指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

[174]中共浙江省委的报告说，上海局四月会议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出“从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现在遵照主席指示，写成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必须解决工业和农业、财政贸易和农业、文化教育和农业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关系。报告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拥有国家范围的协作规模，如能使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科学成果，集中应用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上来，农业的发展速度可以期望出现更高的增长。

[175]参加1957年4月杭州会议的是华东的4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1市（上海）的负责人。

[176]彭、彭，指彭真、彭德怀。

[177]这篇文章就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谈了意见：一、辩证逻辑必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把辩证唯物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即唯物辩证法）看作辩证逻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把关于思维的一般学说和辩证逻辑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与形式的学说等同起来，实质上否认辩证逻辑这门科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否认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二、辩证逻辑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并列的哲学科学。二者的区别在于：（一）科学对象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辩证逻辑是研究思维领域中特殊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二）认识范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适用于人类认识的全部领域，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历程；而辩证逻辑仅适用于理性认识的范围。（三）阶级性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有阶级性的；辩证逻辑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它是探讨思维领域的具体科学之一，因而是没有阶级性的。三、辩证逻辑是而且也只能是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和形式的具体科学。四、辩证逻辑不仅研究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还应研究思维规律，还要探讨一些逻辑方法。

[178]《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57年10月25日）发表时，这段话作为修正草案的题下说明。

[179]浦寿昌，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兼英语翻译。

[180]高士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人民包括我们影响下的群众，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假使通过我们的支持，你们当了权，当我们发现你们不按照你们的诺言来做事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和平地把你们从政权上换掉，而建立另一个政府？是否允许反对党派活动？（二）如何理解“文艺工作应当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意味着作家不能写批评共产党某些政策的书籍？高士特别说明，他的这些问题“是作为实际问题提出”，并希望在莫斯科见面时能当面讨论这些问题。

[181]指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182]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兼自治区区委党校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省军区副司令员。

[183]朱可夫，原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国防部部长。1957年10月26日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国防部部长职务，10月底被撤销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

[184]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

[185]王桂芹是李敏（毛泽东的女儿）的高中同班同学。1957年暑假，王桂芹回到河北阜平县家乡探亲半个月。她将在故乡的见闻和参加劳动的体会写在自己的日记中，从8月4日至17日共计14篇，约一万多字。

[186]从这里至11月20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的访苏活动，本书记的均为莫斯科时间。

[187]伊格纳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

[188]苏斯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福尔采娃，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柯西金，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89]据《杨尚昆日记》记载：“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地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

[190]波斯伯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波诺马廖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国际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联络部部长。

[191]据《杨尚昆日记》记载：“一般均顺利，只对有关和平过渡一段，还有不同意见，双方均允再行考虑，以便十日再谈。”

[192]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南日，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金昌满，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费德林，当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194]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195]据《杨尚昆日记》记载：1957年11月13日下午5时至次日晨零时30分，邓小平、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在苏共中央大厦同苏斯洛夫等对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逐页进行研究修改。晚9时许，毛泽东要陈伯达、杨尚昆回住所研究问题。晚10时至11时，会议休会，中方全体代表回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毛泽东商议有关问题。

[196]据《杨尚昆日记》记载：“起草委员会争论了一天，有几个问题还未与波兰取得协议。”

[197]卡德尔，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8]指胡乔木。

[199]即《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这首词是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写给当时的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的，原题为《蝶恋花·游仙》。

[200]指《鹰之歌》。这是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张明霞等9位同学组织的“十月诗社”办的一个油印诗刊。他们从李淑一处抄录到毛泽东写的《蝶恋花》词以后，于1957年6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允许在《鹰之歌》上发表。毛泽东回信时《鹰之歌》已停刊，这首词于1958年1月1日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首次发表，题为《蝶恋花·赠李淑一》。196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题目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

[201]吴玉章，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廖承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1958年3月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202]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203]王鹤寿，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

[204]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四害”》的社论。

[205]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1958年11月又任山东省省长。

[206]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07]这个文件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1957年12月10日在浙江省二届二次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报告共9个部分：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二、农村工作；三、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四、财贸工作；五、知识分子工作和文教工作；六、资产阶和民主党派；七、肃反问题；八、军事工作；九、党的工作。同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报告，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并加编者按语。

[208]指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209]1957年12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分别写信给印度、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等国政府的领导人，提出关于世界和平的若干建议。同年12月12日，苏联政府向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政府和瑞士政府发出照会，重申这些建议。建议提出：苏联政府要求美国、英国同苏联一起，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共同宣布从1958年1月1日起停止核武器试验，并且彼此协议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别国的领土上设置任何类型的核武器。

[210]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稿。

[211]指1957年12月26日《浙江日报》刊登的报道《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特写《王阿金老太太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9张有关的照片。12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些报道、特写、社论和其中的一张照片。

1958年　六十五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多次讲话的精神写的。

1月2日　下午，在杭州谢家花园会见也门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一行，周恩来、曾涌泉[1]等在座。毛泽东说：所有阿拉伯世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阿拉伯民族很大，而且有斗志。我们是在两条战线上，你们在西，我们在东，而敌人是一个。我们互相支持。阿拉伯国家石油多、财富多，但被帝国主义霸占去了。你们独立后可以自己开发，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只要赶走了帝国主义，就可以训练自己的技术干部来开发。整个亚洲（日本除外）和非洲的经济比他们落后了一百年或几十年，但我们不会长期落后下去，总有一天要赶上他们，并且超过他们。

同日　阅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新民报》晚刊登载的一则新闻《江苏红领巾支援四十条》，批示胡乔木：“红领巾新闻可阅，并可参看江苏报纸由新华社写一条新闻播发。”这则新闻报道了南京市雨花台区第一中心小学少先队员利用课余时间，为农业社积肥十三万斤，挖了一条长一百二十丈的“红领巾灌渠”等。他们向江苏省少先队员提出开展“我们也来支援四十条”活动的倡议。江苏省教育厅和共青团江苏省委支持他们的倡议。后来这则新闻经过改写，由新华社播发，题为《我们也来支援四十条》。

同日　晚上，同柯庆施、江华、林铁、石西民等谈话。

1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通知如下：“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亦已大动起来。兹将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收到的《上海市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2]一份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办理。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二十七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

同日　阅《浙江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批示：“乔木：此篇很好，可转载，并可广播。”并将社论中“在我们的队伍中，毕竟有少数人是促退派”一句中的“少数”改为“许多”。社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浙江可以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或稍多的一点时间内提早实现。我们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都应当是促进派，而不应当是促退派。《人民日报》一月五日转载了这篇社论。

同日　阅《光明日报》一月一日发表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批示：“江青阅，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文章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煤、水泥、机床、化肥生产等方面的差距，认为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

1月3日、4日　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四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柯庆施、江华、曾希圣、舒同、刘顺元和林铁等参加。周恩来出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共十七条。关于抓两个十二项，他指出：要抓农业方面的十二项，即水、肥、土、种（改良品种）、改制（如复种、晚改早、旱改水）、除病虫害、机械化（新式农具）、畜牧、副业、绿化、除四害、防治疾病讲卫生。还要抓另一个十二项，即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工业也要有个四十条，科学、文教也要有。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的区域，有些省可以交叉。各地要互相支持，要认庙不认神。关于两类矛盾的问题，他指出：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分两类：一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还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又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的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与落后的问题，是认识上的问题。阶级矛盾是主要的，是要搞社会主义嘛。三大改造实际上是两大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搞得好再有十五年就行，十五年加八年共二十三年，不用四十年。大量的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影响劳动人民。二、主观主义的原因。看不准，估计不足，右了。要经常提醒跟着形势前进。三、领导的原因。领导好一些，经常把几个问题放在心里想一想，同少数人吹一吹，这是一个重要方法。关于不断革命论，他说：我们的革命步骤是，一、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完成了。二、土地改革，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三年内基本完成了。三、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主要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趁热打铁，不能隔得太久，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四、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完成，以后有问题还要搞。五、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面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前三个问题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要有初级的技术家。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革命的同时，着重放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政治了。技术与政治不应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毛泽东说：消灭阶级，再有十五年就好了，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或者叫革命）还会有，但性质不同，不是阶级关系，都是劳动人民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这时的斗争也是分两部分，一是劳动人民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是属于主观主义——认识上的原因，或者还有领导的原因。十五年后，国家权力对内职能逐步地不存在了，都是劳动人民了。现在对劳动人民来说，国家权力也基本上不存在了，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使用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有人这样做，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打倒官气，十分必要，对敌人威风凛凛是对的，对人民就不行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批评了反冒进。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说：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九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1月5日　晨零时三十分，在杭州刘庄同应邀从上海前来的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谈话，内容涉及逻辑学、遗传学、新闻学等领域，谈话至晨三时结束。

同日　中午，到杭州市爱国卫生模范单位小营巷视察卫生工作。先后走进巷内的六十一号、五十六号、四十二号居民大院，到居民家中了解卫生情况和生活情况，询问蚊蝇消灭了没有。随后，来到浙江省农科所，了解经该所改进的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的功能和推广使用情况，听取他们的汇报，建议浙江省成立一个专门部门进行农具研究工作，还向所长借了一本关于土壤学的书。又到农科所的试验田，实地观看双轮双铧犁耕地的操作演示，并亲自扶犁耕地，实际感受双轮双铧犁的功能。

同日　下午，乘专机从杭州到达长沙。从机场直接去程潜家中拜访。晚上，在长沙观看木偶戏《追鱼记》，鼓励文艺工作者要整理好地方戏曲。

1月6日　上午，先后同周世钊、程潜谈话。下午乘专机从长沙到达南宁，住明园（今明园饭店）。

1月7日　下午，到邕江游泳。

1月8日　下午，同陶铸、周小舟谈话。

1月9日　下午六时，同中共广西省委负责人刘建勋、韦国清、伍晋南、贺希明、覃应机[3]谈话，周小舟参加，晚十时结束。

1月11日—22日　在南宁明园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中央部委、地方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通称南宁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与国家预算问题，继续研究改进工作方法问题。会议印发的二十二个参考材料中有三件是反冒进的。这三件材料是：李先念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会前，毛泽东起草一个关于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二十六人[4]，于十一日、十二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二十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天到八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1月11日　晚上，南宁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讲话，讲两个问题。一、关于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有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空虚、空头政治家很危险，脱离实际就慢慢褪色，变成粉色。党委要主要抓工业、农业、思想三者。二、关于反冒进问题。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边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问题认识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招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有人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过去，迷信未来”，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四万吨钢，理应失败。

1月12日　上午，在南宁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毛泽东说：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5]而奋斗。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周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要有群众观点，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宋玉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说：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人的思想要逐步逐步影响它，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一来就会发生径流，吸收不了。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同日　下午，去邕江游泳。

同日　关于办好省报问题，致信刘建勋、韦国清：“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十一月十日，毛泽东批示胡乔木，说这封信“可以在新闻界的刊物上发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新闻战线》第十三期，首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这封信。

同日　写信给江青：“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1月13日　下午，主持南宁会议，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同日　晚十一时十五分，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至次日晨一时半结束。

1月14日　在南宁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再次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这次讲话比在杭州会议讲的十七条，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例如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抓两头带中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材料应与观点统一，文件要有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毛泽东指出：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伤了许多人的心，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九个指头是大局，一个指头是小局，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1月中旬　审阅修改柯庆施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6]，批示：“即送乔木：有些修改，请即与柯酌定。今天印发各人。”主要的修改情况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还有一些政治资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尚未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头的右派分子。”（二）“……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一概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要犯右倾错误。”（三）“我们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并不是说，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而劳动人民内部就没有矛盾了。”（四）“在和过渡时期比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及在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仍然需要及时地发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五）“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六）“我们的工作是得到了伟大成就的，这是主要方面，这是完全肯定的，不应当有任何怀疑。如有怀疑，应予解释。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七）“这些批评，除去属于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性质的以外，绝大多数是善意的，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正确的。虽然有些不完全正确，甚至大部分不正确，只是由于认识问题，不是由于恶意。这些批评，对于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我们平时不了解的事情，使我们了解提意见者的心理状态，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工作的全貌，仍然有好处。”（八）“我们必须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九）“资产阶级不但可以拿糖弹、拿阴谋手段来打败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而且还可以凭它的广泛的社会联系，凭它同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中一部分至今尚未觉悟的人们一起对我们党的包围，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社会上的影响，凭党内右派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党内向党的进攻和腐蚀作用，征服我们队伍中的那些意志薄弱的分子，征服那些在政治上不坚定的共产党人。”

1月15日　下午，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在插话中说：水、肥、土，连干三年，十年决定于这三年，面目改观。各省理论怎么样？没有理论，领导困难。上海搞出那篇报告[7]，这一下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辩证法可以总结为对立的统一的理论，这样辩证法的核心就掌握了。各省成立农具研究所，与工厂结合。工具革命，把手把肩解放出来。参观农具展览，也是一种方法。除四害设全国委员会，这也是创造，各省照办。要搞联省自治[8]，城乡结合，工农联盟。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毛泽东对胡乔木说：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去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才找人给你作帮手，派吴冷西去。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吴冷西说：现在《人民日报》采取各编辑部包干写评论的办法。）《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我前几天写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人民日报社是中央一个部门，有任务经常联系地方，还有任务经常转载地方报纸上的好东西。这对地方报纸是鼓励，还可以把一个地方的好东西向全国推荐。你们前些日子介绍上海梅林食品厂和浙江桐庐县的经验就很好。（吴冷西说：《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地在第五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地报道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在谈到人民日报社干部情况时，毛泽东说：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应，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1月16日　上午，在南宁会议上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再次加以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是不多。毛泽东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又说：周恩来的报告[9]，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接着说：省委、部委都忙得要死，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理论、逻辑、外国文都要学。专家读很多书，我们读马列主义只能读十几本、二十本，不必读那么多。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我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敢写前言，赞一词，还处于奴隶地位。外国文也要学，我六十多岁，只有五年计划，我还学，你们为何不学？为何没有朝气？学点文学也好，古文、今文均可。光搞现实主义，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部长、书记请个学习秘书，增加编制。暮气我们都相当有些，是朝气的对立面，还有官气。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不改不行，地方逼着我们改。要讲革命朝气、精神旺盛。工作紧张是对的，但不要十分紧张，要很好安排。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世界上的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的，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后生可畏。

同日　晚上，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在插话中说：农村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逐渐二八开，广东是三七开。个人与集体的斗争，可以万万年。积累是为社会主义。要把精神多搞一点，艰苦奋斗多搞一点。

1月17日　下午，主持南宁会议。在听取李先念汇报时插话说：内行、外行，促进戏剧改进的往往是外行，是看戏的。科学部门有时不懂科学，医务部门不懂医务，农业部门不懂农业，因为方向错了。反浪费很有搞头，搞出二十亿可能还不止。实行大力节约，事业费节约大有作为。矛盾没有重点，即没有中心。

同日　晚上，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谈话。

1月18日　下午，主持南宁会议。会议讨论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问题，就是否立即兴建三峡工程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肯定了李锐[10]的意见，决定推迟三峡工程上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的工作。

1月19日　下午，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在插话中说：要学些土壤学、农业科学，不然还是盲目斗争。现在是新的革命，向自然界斗争，要学习这些知识，需要五年时间。下半年就要提出学习技术，向全党提出，又红又专，在全党造成空气。以农业为主，工业为农业服务。各省都是农业为主，辽宁、黑龙江等省工农业并重。农业为主，工业也要赶一赶，积极发展工业。每省都有外来干部，外来干部要学习本地话。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谈话后，继续主持南宁会议。周恩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同日　阅《文艺报》编委会一月十六日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二期出一个特辑，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发表林默涵[11]等人的六篇文章。我们写了一个编者按，送上请审阅。毛泽东批示：“即刻送北京文艺报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12]三同志：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祝你们胜利！”“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毛泽东对编者按作了改写和加写。加写的内容主要有：“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13]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14]。”“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1月20日　下午和晚上，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在插话中说：两本账就是两种预算，不要因为解决历史问题，又来个大虚数。冒进是全国人民烈潮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天天谈市场，天天谈库存，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上了。不论哪个，专而不红，就很危险。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每次少数人参加，使两种“文章”配合——中央和地方配合，北京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在杭州两星期开了两次会，头一回三天，没有说出什么，第二次两天，多少开出了点名堂。省委也要开这种小型会议，每次找几个县委书记就行，人太多了就不好开会。鲁迅解剖自己比解剖别人多。

1月21日　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在讲到开会方法时，毛泽东说：小型会议最好商量问题，我对小型会议很有兴趣，时间不长，就地召开，这种形式最好。讲到不断革命时，毛泽东说：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后还要搞一下，但今后必须抓技术革命。今年下半年就要以搞技术革命为中心。我们在人口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思想、政治始终是统帅。思想、政治是灵魂，是技术、经济工作的保证，既是统帅，又为它们服务。讲到生和死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从理论上讲，生和死都应该同样开庆祝会，因为灭亡并不是坏事，只有旧的灭亡，才有新的产生。讲到文章、文件要具有三性时说：文章的主要要求是概念明确，判断恰当，前后一贯，合乎逻辑，再就是文字生动，讲究一下词藻。讲到要学一点文学时说：这是认识生活的一种手段。

1月22日　下午三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冒雨到南宁市人民公园，参加广西各民族群众的游园活动。

同日　下午和晚上，南宁会议继续举行，讨论毛泽东的总结讲话。南宁会议于本日结束。

1月23日　下午，乘专机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今珠岛宾馆）。

同日　晚上，在广州会见奉调离任的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和夫人，并共进晚餐，陶铸等参加。会见中，就禁止核武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等问题进行交谈。在谈到控制人口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无法控制人口的增长，大概到这个问题的威胁更大时，情况会好些。这同文化、教育水平有关。英国、法国、日本已经控制了人口的增长。他还说：到农村去，同干部谈谈很重要。我现在身兼两个主席，顾不过来，想减少一个。

1月24日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复电金日成。复电说：“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和二十五日两次来信都已经收到了。来信中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我们已经仔细地研究过。我们觉得，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因此，我们认为采用十二月十六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15]较好。”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表，复电提出：“（1）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四月，在朝、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以后，撤回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均放在第二道防线，由朝鲜人民军全部接防第一线；（2）一九五八年七月至九月，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3）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撤回最后的三分之一。”复电最后说：“以上各点意见，请你们研究后答复。”

1月25日　晚上，同李富春、陶铸谈话。

1月26日　乘专机从广州回到北京。

1月27日　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章士钊、王季范谈话，并共进午餐。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布克，刘宁一在座。在布克谈到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整风、反右派问题时，毛泽东说：在大鸣大放中，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大多数意见是好的，也有少数是不好的，是右派言论。又说：在所谓落后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和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组成的力量可以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一部分，中国也有，那就是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点不是不可以作一些修改的，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先进文明国家胜利的问题。当时他们也只能这样提，因为他们不可能预见到现在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俄国和中国都不能算先进国家，可是革命却取得了胜利。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工人阶级在广大的同盟军农民阶级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不多，解放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可是有十分广泛的农民同盟军——几亿的农民，主要是贫雇农，革命便取得了胜利。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1月28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并讲话。会前写了讲话提纲。毛泽东说：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了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我讲过这个话“大有希望”，文章就在这个“大”字。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我们现在是又穷又白。穷者，几乎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穷，就要革命，就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增产节约，各种社会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钢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一年生产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多万吨。十五年赶上英国，我看完全可能。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为了达到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有些观点要弄清一下。比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这个话对不对呢？说这个话的是一个好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好大喜功不行，看你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不行，看是什么急功近利，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是主观主义的还是合乎实际的。对于过去就是不能过于重视，我也不是赞成根本不要历史，历史是要的。中国的古代房子，我看了几个城市，比如开封、北京，我很不高兴，我看青岛、长春的建筑好。我这个人是有一点崇拜外国吧。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搬来呢？外国的长处，用得着的东西，我们要搬来。我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要轻视过去，要重视现在。要读历史，我赞成郭沫若那个古代史研究。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不迷信将来还得了呀？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总是寄托在将来的。我们国家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是要发展一点。人类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几亿人口还不能掌握这个命运。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邵先生[16]那个道理就会大兴。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时，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人口那个时候。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的生育的。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要这样看这个问题。要节育。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我看一万年都要节省。讲到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说：都是搞社会主义，可以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事情做得比较好一些，一种是做得比较差一些。我看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这个方法比较好，拖拖拉拉不见得好。再一点叫打掉官风。我们是做官，但是官风或者是官气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不管你官有多大，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部长也好，委员也好，总而言之，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在我们面前感到平等。这一点要达到是不容易的，现在先从我们共产党里面的干部整起。现在中共中央这样规定，领导干部每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外出，下去调查。北京不产生任何东西。我所说的北京，不是指的北京地方，而是指的中央这一层。我这个脑筋不产生任何东西，没有原料。蹲在北京使人闷得慌，官气太厉害，一跑出去就觉得有点东西。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中间来的，我们可以加工，我们是个制造工厂。劲可鼓而不可泄，元旦社论不是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吗？应该鼓励士气，不是败坏士气。我劝同志们读一篇文学作品。两千多年以前宋玉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他所采用的方法，我说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是一场新的斗争，就是向地球开战。我们现在的知识不够，办法就是要认真学习。自然科学要学习，还要学习社会科学，学习技术科学，文学也要学习一点。不搞一点文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整风，到五月六月就差不多了，大体告一段落。重心要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要搞技术，搞工业、农业技术，要来一个革命。

同日　晚九时，同李先念、胡乔木、田家英谈话。十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月29日　收到黄炎培本日来信及附文《试倡平地深葬》。阅后批示：“电话告黄：信收到了，谢谢他。我赞成他的意见。因忙不写回信了。”黄炎培在信中说：我最近写了一篇《试倡平地深葬》文，认为一般采用土葬法，把很好的可耕地为埋葬死人而浪费，这种不合理的风俗习惯，应按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改变。我以为此时应广泛地宣传，请新华社宣传一下。

同日　晚上，同周世钊谈话。

1月30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十九人发言后，毛泽东讲话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人民都振奋起来了，我们要适应这种情况，我相信也能够适应这种情况。人是在环境中生活的，现在这个环境很有利于我们进步。我前天所讲的许多东西，首先是要求共产党的，比如一年要有四个月离开北京出去看一看，至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酌量办理。右派大会，我看是要开的，先开一些小单位的，劝他们进步，给他们一条出路，他们有可能重新回到人民队伍里面来。至于古迹，并非所有古迹都不要，凡是可以保存的都保存。中国的房子，一般的旧式恐怕是改一改好，改成新式，变为新房子。

1月31日　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写前言。前言指出：“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印发。其中第六十条说：“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

2月1日　上午，同胡乔木、陈伯达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修改问题。二日上午，又同田家英谈草案修改问题。

同日　下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出席。会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2月2日　晚上，同谭震林谈话。

2月3日　晨一时，阅《人民日报》准备在本日发表的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批示：“退吴冷西同志。可用。”社论主要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

同日　下午，同程潜谈话。

同日　阅周恩来二月一日报送的化工部关于第二个五年化肥预计发展的报告。周恩来提出这个报告是否可以印发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代表。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可以印发，要署部长姓名。另注明‘密件，注意保存’字样。重工业各部，每部都做出一个至几个这样的文件，在几天内交来。”化工部的报告说：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规划时，曾将一九六二年化肥的生产水平定为七百万吨，最近又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到一九六二年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到一千万吨的水平。

同日　阅杨勇[17]一月二十八日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安排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

同日　写信给李讷：“念你。害病[18]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尝尝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九小时，你跑出房门在小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李讷，再熬几天，就可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19]这里有意志。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养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2月4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一月三十一日关于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的简报，批示：“吴冷西同志：此件可发表，广播，用后退叶子龙。”简报说，省委要求争取在三五年内使河北省基本上成为“四无”省。随后，这个简报改写成新闻报道，在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话。

2月5日　上午，从北京乘专机到达济南。晚上，在住处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夏征农、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谢华、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寿张和泰安的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寿张县的一位驻社干部谈话。

2月6日　上午，同夏征农和中共济南市委书记、莱阳地委书记谈话。下午，回到北京。

2月7日　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传达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向中央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等的通知：“发给你们河南省委二月二日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问题的报告一份，供你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作参考。”并批示：“刘、朱、周、彭真即阅发。用电报发各地，印发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报告说：省委书记史向生参加南宁会议回来后，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指示，又由省委常委分别向七个地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作了传达。省委常委会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对当前工作做了新的部署。在新的部署中提出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指示稿，批示即退胡乔木。毛泽东将指示稿中的“各基层单位的除四害讲卫生工作应该每月评比一次，年终应该大检查总评比一次，以便为实现长期计划打下基础”一句，修改为：“各基层单位（例如一个生产队，一个工段，一条街道）的除四害讲卫生工作应该每星期检查一次，各较大单位（例如一个合作社，一个乡，城市一个工厂，一个区）应该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应该大检查总评比一次，以便为实现长期计划打下基础。”同时加写一句“有臭虫、跳蚤的地区要加上消灭臭虫、跳蚤”。这个指示于二月十二日发出。

2月8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准备二月十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题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发言稿，批示退周恩来。毛泽东将发言稿的副标题“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中的“发言”，改为“讲话”。将稿中的“中国人民也争取在十五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稍多一点”，改为“更多一点”。

同日　审阅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稿，将通知稿中的“官气”改为“官风”，并批示：“刘、周、朱、彭真阅，退胡乔木办。”这个通知于二月十四日发出。通知说：中共中央决定把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在报纸上公布，并且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加以讨论，根据这个经验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与技术的统一。

同日　上午，先后同彭真、周恩来谈话。

2月9日　下午六时半，同薄一波、贾拓夫谈话。晚十时半，同王震谈话。

2月10日　上午，就中国古代官吏是否禁带眷属的问题，致信刘少奇。信中说：“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20]，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21]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像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同日　晚上，同彭德怀、黄克诚、粟裕[22]、罗荣桓、谭政谈话。

2月11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议。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决定，任命：陈毅兼外交部部长，沙千里为粮食部部长，杨一辰为第二商业部部长，赵尔陆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傅作义为水利电力部部长，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李烛尘为轻工业部部长，王首道为交通部部长，张奚若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杨秀峰为教育部部长。免去：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职务，王鹤寿兼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职务，赖际发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职务，黄敬兼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职务，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职务，刘澜波电力工业部部长职务，李聚奎石油工业部部长职务，万里城市建设部部长职务，沙千里轻工业部部长职务，李烛尘食品工业部部长职务，傅作义水利部部长职务，杨秀峰高等教育部部长职务，张奚若教育部部长职务。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决定，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张劲夫、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同日　复信杨开智：“几次来信，均已收到。听说贵体有些毛病，望好好养息。两位老太太[23]高寿健康，甚为高兴，敬致问候之意。并问尊夫人好！”

同日　复信陈玉英：“几次来信，均已收到。此次看见配君[24]，她说暂时不做工作，继续补习，将来再讲工作问题。我看这个主意不错，故让她回长沙。她还年轻，目前学习一时期有益。由她带上二百元，不足之数另寄。祝好！”

2月12日　下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沈阳。到后即去东塔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参观。晚上，同中共辽宁省委和省政府的负责人及鞍山市委书记等谈话。

2月13日　上午，参观沈阳一一二飞机制造厂总装配车间和沈阳地方国营小型开关厂，并观看沈阳郊区一个农业社的打井情况。接着，乘汽车到抚顺，参观露天煤矿，向矿党委书记和矿长了解生产情况，指出煤的综合利用问题要好好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随后到抚顺制铝厂参观。下午，回到沈阳。又乘专机到达长春，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作工车间和总装配车间。回到住处后，同吉林省委和省政府的负责人谈话。

2月14日　上午，同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负责人和长春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后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2月15日　下午，同彭真谈话。

2月16日　下午，同陈云谈话。本日晨，陈云曾致信毛泽东，请求就南宁会议涉及的有关问题同他谈一次话。

同日　晚上，同周扬谈话。

2月17日　晨，同刘少奇谈话。

同日　上午，关于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致信刘少奇：“想了一下，我想在今日或明日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谈一下‘工作方法六十条’如何分组研究征求意见的问题（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你以参加这一次会议再出去为宜。如何，请酌定。陈云同志可能在会议上讲他的意见。”

同日　晚上，同朱德、彭真谈话。

2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等，共一百一十九人。毛泽东说：请大家来谈谈，说的是南宁会议的事。南宁会议的目的是想把工作方法搞对头，会议产生了一个六十条。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当然，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在一九五六年夏季就来了一个巴掌。十一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我们和到会同志商量了七条[25]，挡了一下水，然后发了一个增产节约指示，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人们的思想是往往落后于实际的。我们想出改进的办法，就是在北京做官的人，一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要下去，少一天也不行。这个办法我看会灵的，会使我们这个比较不切合实际的、不跟群众接触、比较空的脑筋好一些。我们要把国民党作风统统打掉。我们这个官还是官，可是是帮人民做事的，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地得到人民拥护。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要很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下去主要是找先进经验。有了先进经验，就可以把后进和落后的带起来。毛泽东说：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对《论十大关系》中涉及经济方面的几个关系，作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他说：十大关系中跟经济有关的，主要是工业与农业、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军用与民用这四条。最大的是工业、农业两个产业的关系。一九五五年就感到要着重农业。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季，我们就感觉到应该有所调整，不要单调地搞重工业，要着重农业和轻工业，但是明确地讲，就是见于去年二月二十七日讲的、六月十九日发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上面说的是同时并举。再就是去年三中全会上讲的，宣传上不要偏于工业的宣传。他又说：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说讲冒进是错误的[26]，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2月19日　下午，同陈伯达、田家英谈话。晚上，同李先念谈粮食管理问题。

2月20日　复信杨开英：“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一九五六年，听了胡觉民[27]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同志[28]好！”

同日　下午，同李富春谈话。

2月21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祝贺苏联军队建军四十周年。电报说：光荣的苏联军队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世界上第一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军队。英勇的苏联军队，曾经胜利地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消灭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主力，从而保卫了各国的独立，拯救了人类的文明。战后时期，苏联军队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不懈，并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

同日　上午，同谭震林谈话。下午，同邓小平、彭真谈话。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李锐谈话。

2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访问朝鲜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肯定朝鲜取得的成绩，称赞朝鲜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国际共运的团结。

同日　致电纳赛尔，祝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29]正式成立和纳赛尔当选共和国总统。

2月24日、27日　两次审阅修改林默涵送审的周扬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30]。毛泽东二十四日批示：“默涵同志：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二十七日又批示：“退林默涵同志：有一点修改，请酌定。”毛泽东的两次修改，主要有：在文章谈到毒草已经长出来处，加写：“那么，就让它长吧。因为毒草是一种客观存在，毒草盛长，就标志着工人阶级锄草队伍要出动了。想把客观存在的毒草泥封土掩，不许露头，或者一露头就用简单办法一下子压死，是一种不懂阶级斗争策略的蠢笨作法，而且一定会留下后祸，将来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把它锄掉。”在文章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这只能向作家提倡处，加写“而不是向作家下一道强制执行的命令”。在文章第三部分“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加写一段话：“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戴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这篇文章发表在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三月十一日出版的《文艺报》一九五八年第五期。

2月25日　下午，同陈毅、陈家康[31]谈话，后同周恩来谈话。

2月26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王鹤寿、彭涛、徐达本[32]、余秋里、赵尔陆、段君毅、韩光[33]开会。

2月27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复信苏共中央，同意出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信中说：“中共中央同意在布拉格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月刊，作为参加这一刊物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刊物，也同意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关于刊物的基本原则[34]和出版经费的分担办法。”“中共中央准备派出王稼祥、刘宁一、赵毅敏[35]同志出席将于三月七—八日在布拉格召开的创办杂志的各党的代表会议。”八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正式出版。

2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邓小平在座。尤金说：最近，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等生产资料交给集体农庄。毛泽东说：这样做得对，农业将会更迅速地发展。过去工业一马当先，农业落在后面，结果一个腿长，一个腿短，走起来十分不便。实际上，只有农业发展了，工业才会有广大的市场，才会更迅速地发展。尤金问：主席最近到各地走了一次，都到过哪些地方？毛泽东说：这次我先到山东、江苏、浙江、湖南、广西、广东看了看，回北京后又到山东、沈阳、抚顺、长春去了。我在外地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活了半个，一回到北京就成了死人。在抚顺主要看了电解铝厂，在长春看了汽车工厂。我们要多建些中小工厂，建筑期很短，投资少。以前我对你讲过，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我才快乐了。接着是私营工商业改造。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两个半年中，我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我们现在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所有制问题解决后，要使社会主义在相互关系中取得胜利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这次解决了，以后还会再发生的。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见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36]服务的错误态度。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以解决。

同日　晚上，同王鹤寿、吕东、高扬文、徐驰[37]谈话。

3月1日　[38]复信黄炎培：“惠书[39]敬悉。目前形势，确实是好的，如能予以适当的指导，定将产生很大的力量。一个月前赐书中论及深葬事，适获我心，将来适当时机，可能推广实行。”

同日　阅邓小平二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稿，批示：“可用。”指示说：现在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文教卫生等部门、国家机关、党群机关和军队等方面开展起来了。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中央决定以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

同日　晚上，同粟裕、罗瑞卿、刘亚楼、吴法宪[40]谈话。

3月2日　为转发共青团中央机关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情况的简报，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各地应当召集右派分子开会，由主要领导同志去做报告，争取他们和分化他们。会可以是几十人的，几百人的，几千人的，都应由该单位（例如一个大学，一个部门）、该系统（例如文教系统）或该地区（例如一个区，一个市，市的右派人数很多时，则选择若干人，例如二千至三千人）最有威信的主要负责人去作讲演。这样，一定能收到很大的效果。”简报说：团中央机关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分别召开了两次右派分子会议。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两次会议上都讲了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地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还向他们宣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党对他们是采取宽大政策的，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两次会议的效果都很好。

同日　下午，同彭真、陈伯达、吴冷西谈话。晚上，同彭涛谈话。

3月3日　下午，同王鹤寿谈话。晚上，同陈云、邓小平、彭真、胡乔木谈话。

3月4日　阅陈毅三月二日关于请求批准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报告，批示：“退陈毅同志：同意辞去上海市长，因为现在兼任外交工作了。”

同日　阅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吴冷西同志：此件可发表，广播。退叶子龙。”报告说，我省自一九五七年十月以来，结合冬季生产运动，先后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开展运动的体会是：（一）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二）领导亲自动手，书记挂帅。（三）要有具体规划，并使突击运动与运动经常化结合起来。（四）培养先进典型，组织观摩，推动运动前进。

同日　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成都，住金牛坝招待所。

3月5日　上午，阅新华社二月二十六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四二四期刊载的《山东省轻灾区与非灾区灾情日趋发展，灾民断粮、要饭、外逃现象相当严重》的报道，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所载山东灾情问题，请用电话向舒同询问一下，问他们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济办法如何？”

同日　下午，乘汽车参观成都市容。看见城墙边一些棚户时说：你们这里解放这么些年了，还不能给群众修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个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讲卫生？汽车沿城墙走了一段时间后，又说：这个城墙为什么还不拆除？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毛泽东还问李劼人[41]现在怎么样？他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怎么样？陪同人告诉他，李劼人现在任成都市副市长。

同日　下午，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强调要进行文明生产。

3月6日　下午，游览成都武侯祠。嘱人将武侯祠的楹联抄录送给他。

3月7日　在成都游览杜甫草堂。在杜诗版本展览室，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杜甫诗集说：“是政治诗！”还仔细观看了杜诗的各种外文版本。

3月8日　阅彭德怀三月五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歼击机师进入福建的准备工作的意见，批示：“已阅。退彭德怀同志：进福建事，同意你的意见，照那样作准备；但最后实行进入，到那时再作决定。”

同日　下午，同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谈话。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

3月9日—26日　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通称成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罗荣桓、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廖鲁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42]、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43]、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

3月9日　下午，成都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主持，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二十几个问题。他说：关于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少奇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关于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当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关于统一与分散（地方分权）问题，又统一又分散。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关于两种方法的比较问题，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我看应采取“冒进”。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问题，在南宁会议上只提出技术革命，现在又有人提出文化革命，可以研究。关于开右派大会问题，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们一条出路。关于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种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也是生产关系。

3月10日　下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华北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作第二次讲话，主要讲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批评教条主义。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各个部门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出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济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在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毛泽东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他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开了会，现在又在成都开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该拒绝。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同日　晚上，主持成都会议，继续听取华北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地方工业有三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此外，还要为出口服务。苦战三年，自留地和社员个人养猪不要减少。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得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让多养猪，这样两头堵死不好。

3月11日　下午和晚上，主持成都会议，听取东北各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现在有些虚，不要老加计划，要有措施。没有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还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会落空。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都要读一本威廉斯[44]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为什么会增产。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联社搞。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才更明确地提出来的。辽宁以工业为主，八年来吃了这个亏。过去七八年来，宣传上有很大偏差，一直就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是在过去八年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完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抽出手来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要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同日　阅中共广东省委三月六日关于财政下放五年不变问题及工业下放问题的建议，批示：“此件付讨论。”这个建议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12日　下午和晚上，主持成都会议，听取西北各省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我们要有上千万的知识分子。麦子穗太短，如能研究培育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下次会议要把工业问题当成中心，大家摸一下，六七月开这样一次会。再下一次讨论文教，请大家准备。商业也要准备一下。

3月13日　晚上，成都会议继续举行。

同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三月五日关于冬季生产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可以一阅。水利、积肥不算突出，但有些经验值得注意。”报告除了水利、积肥外，还汇报了绿化造林、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开展情况，特别汇报了冬季生产运动中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浙江省委的报告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14日　下午和晚上，主持成都会议，听取西南各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这次会议对一些项目完成的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三年到五年，粮、棉五年到七年，绿化三年到五年，两本账，有伸缩，好些。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需要合并一些社，建立大社。过去主张搞小社，现在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可搞大型社。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内逐渐并。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十年内应改为砖瓦房，不要茅草房。房子样子可搞好一点，因地制宜，搞些标准设计。苦战七年到十年，基本改变农村房子的面貌。

3月15日　下午，主持成都会议，继续听取西南各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

同日　阅中共陕西省委二月十六日关于组织县级以上负责干部和理论教育工作者进行专题研究的通知，批示：“此件可阅。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同志们研究一下，出一批题目发给若干干部，同时寄中央书记处一份。”通知说：省委决定凡县级以上具有进行理论研究工作条件的负责干部和具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理论教育工作者，都要尽可能采用专题研究的方法，单独或组成小组，每年至少研究一个有关当前实际工作的重大问题，写出专题论文或报告，要有理论、有实际、有情况、有分析。通知列出了五十个参考题目。毛泽东的批示和陕西省委的通知，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二十八期刊载的《上海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部门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意见》。这个材料综合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于一月八日、九日、十三日、十四日分别召集上海市新闻、出版、文学、电影等单位党内负责干部座谈会的情况。在新闻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有些同志谨小慎微，不敢说话。左派不愿替报纸写稿，有点踌躇；中中和中右，不敢沾报纸的边。版面上也没有生气。在出版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对出版工作如何贯彻百家争鸣只是兢兢业业小心为妙。在电影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反右以后，大家缩手缩脚，特别是在创作上很少发言。毛泽东批示：“此件可一看，然后谈一下。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16日　下午，视察成都附近的郫县红光农业合作社。走进一户农舍，同女主人交谈，询问口粮够不够吃？社长对你们好不好？知不知道除四害？随后，看了农田。当得知四川农村用一种野生毒草“打破碗花花”消灭蚊蝇时，饶有兴趣地问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能不能找来一枝看看？社长从田坎边拔了一枝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很好！带回去，明天开会给大家看看。

同日　阅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党委二月二十七日上报的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八年跃进规划，批示：“付讨论。拖拉机型号名称不可用洋字[45]。各种拖拉机样式和性能一定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和地形，并且一定要是综合利用的，其成本一定要尽可能降低。”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跃进规划提出，品种由原设计的一种增至七种基本产品和十一种变型产品。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可累计生产一百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九十一标准台，如全部用于农业，可耕七亿亩。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跃进规划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三月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二十七期刊载的《山西河南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措施》的报道。报道说：中共山西省委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培养出一批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政治品质优良、思想意识健康、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理论工作干部。毛泽东批示：“付讨论。山西的办法很好，各省、市、区可以仿行。”并删去报道中的“（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道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17日　上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柯庆施汇报。毛泽东插话说：现在的整改工作，反保守、反浪费，目标鲜明。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态度也在改。有些过去写东西的人，现在不写东西，因为他们还在过渡状态中，旧的破了，新的未建立起来。资产阶级思想已破得差不多了，无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有一点也不多，所以难写。过些时候就会写出来。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什么大作品，而是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过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及的。要和中间派做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给他们工作。现在连我们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能了解他们呢？

3月18日　下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陶铸汇报。毛泽东插话说：总路线就全党来说，是逐步完备的。开始提出工业化就是不大完备的。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已讲清楚。二中全会决议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例如，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后来在陕北安塞发现一个完全集中的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隐蔽自己的观点，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全国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社会青年，确实需要很好的教育，让他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3月19日　上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王任重汇报。毛泽东插话说：一九五八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例如一九五六年的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和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也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没有弄清那只是一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同日　为向成都会议印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一批按语[46]写说明，题为《一批按语》。全文如下：“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3月20日　下午，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共讲四个问题。毛泽东说：第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以车子代替肩挑，就会大大提高劳动效率，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机械化与改良农具运动要同时进行。改良农具运动的特点是迅速有效。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第二，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就全国来说，我们的口号还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争取实现“四、五、八”。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晚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第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两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生产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急与缓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的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讲这些，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第四，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只有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还没有实现，全国工业化还没有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百五十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总路线由于两个原因已开始形成，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

3月21日　下午，参观四川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称赞灌县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当了解到都江堰每年岁修要用很多人工时说：今后应改用机器，用卷扬机、掘土机，这样就省力了。在从灌县返回成都途中，看到公路旁的田里有社员还在劳动，停车走进苕菜地里，同社员一起摘苕菜，并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同日　阅陈正人三月十四日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47]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报告中说：徐水县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起，苦战三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八十六万亩耕地绝大多数都已有了一套、两套或三套灌溉设施。徐水县兴修水利的特点，是在群众自办农田水利的方针下，建立一个以小型为基础、大中小型互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灌溉互相为用的水利工程系统。

3月22日　上午，在成都会议上作第四次讲话，主要讲领导作风问题。毛泽东说：那天我们谈《西厢记》的问题。惠明是一个和尚，他挺身而出去给白马将军送信。这个剧本把惠明写得勇敢坚决，为正义而奋斗。我想，我们中国现在出一点惠明才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出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水平，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情况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刊物搞起来，就逼得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48]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不要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不要自惭形秽。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即抓住向老古董作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学问是抓来的，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当面不说，背后嘀嘀咕咕，这最不好。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再用两三天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讲讲心里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副书记以上约一万人的范围内，把沉闷的空气冲破一下。我们这次印了一些诗净是古董[49]，我想搞一点新的民歌，对立统一。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一点民歌。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

同日　上午，致信滕代远：“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以在回京后，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三张图印得不大好，地名字太小，又不明显，有些地名看不清楚。三图现退还，请你用黑墨水笔在偏僻地名上重写出看得清楚的字，于本日下午交我。熟习的地名不要重写。”信中所说的铁道文件，指铁道部党组三月十四日《关于全国铁路十五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七二年）新线发展规划的说明》和滕代远三月二十日的报告《建成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网，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报告中说：旧中国在七十三年内仅修筑过二万五千公里铁路，不仅数量少，分布也极不平衡。新中国成立以后，为迅速改变铁路的落后面貌，在恢复原有铁路的同时，于一九五○年就开始新建铁路，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国已经通车的铁路总长度增加到近三万公里。但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有三万公里铁路是太少了。为适应目前全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大跃进的形势，铁道部党组反复研究了新建铁路的规划，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新线二万公里，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各约修建三万公里，十五年共修建八万公里新线。到一九七二年，全国铁路总长度将达到十一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在世界上从第十一位跃至第三位。毛泽东的信和铁道部文件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三月十三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刊载的《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的报道，批示：“可以一阅。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报道中说：目前上海化工学院学生正大张旗鼓揭发各班级中的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现象，形成“兴无灭资”巨流，许多“自由王国”、“自由天地”、“自由集体”已被揭发出来。该校两个右派学生也写了一篇大字报，揭发三舍二○三室是化工学院的“自由王国”。毛泽东的批示和这篇报道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彭涛三月二十一日关于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报告，批示：“可用。付讨论。请作者回京后，将文内一切化学名词注上分子式。三月间写的四级办肥料厂文件[50]，不如此件生动和有说服力，如有时间，请重写一次。”报告认为我国可以在有机化学产品上也来一个大跃进，并提出我国走以电石为主的发展合成化学工业的道路。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批示田家英：“请着人再找一部金圣叹批注的《西厢记》，金批本与此本有些不同。”

3月25日　上午，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老老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方面的意见的，这是对立的斗争。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冶金部党组八人吸收了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一起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杆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得多，提出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五年。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希望一些过高的指标不要那么太高，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东西不要去登报。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写剧本有这么一个原则，要为观众留余地，就是要使人家有点想头，如果一切动作、一切语言都在台上做完了、讲完了，并不见得好。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要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如果看不到，那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当然也有能看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一种能力。所谓抓得起者，无非是加以分析研究，想办法解决。

同日　阅《上海最近情况（三月二十四日电话消息）》，写批语：“可以一阅。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电话消息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26日　晚上，在成都会议上作第六次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一些决议、意见，都是给政治局的建议。我们这次会议始终没有声明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文件还是要等中央政治局发。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以致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不过现在我就希望多一点虚更好，因为过去我们太实了。要逐步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就是南宁会议提出的红与专相结合。还是一年抓四次，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我看现在还是工、农、商、学、兵这五业，在这五业后面再加一个“思想”，成为工、农、商、学、兵、思。这里的“思”，是指比较概括地讲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理论方面。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就是地、富、反、坏没有改造好的那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就是工人和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或者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比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最后，毛泽东提出他要坐船看看三峡。成都会议于本日结束。

同日　审阅修改刘少奇准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的草稿[51]，批示：“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须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3月下旬　审阅王鹤寿的《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更快一些》文稿（三月二十日），加写一段话：“这个教条主义是我们自己的。由于我们硬搬苏联经验中一部分不适合我国情况的经验，由此产生了教条主义，不应把责任归于苏联专家。这些专家同志是忠心耿耿地帮助我们工作的。”还修改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正如主席所说的，我们永远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好的经验，因此，反对教条主义，绝不是否定苏联先进而又适合我国情况的经验的作用，绝不是不要尊重苏联专家，绝不是不要继续学习苏联的一切好的经验。”

3月　阅四川《农民日报》编辑部三月十九日写的介绍“打破碗花花”的一份材料，写批语：“四川农民报提供的关于具有消灭蝇蚊作用的一种植物的材料。这种植物名曰‘打破碗花花’。”“红光社的同志们说：其所以叫做‘打破碗花花’，是农村中大人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去触动这种植物的身体，使它破裂流出一种汁来，粘在身上，腐烂皮肤。讲时并不是这么说的，而说成：如果谁去触动这种‘花花’（植物），回到家里，就会有失手将碗打破的危险。”材料中说，四川各地农村里，在田坎边、水井旁生长着一种野生植物，郫县的农民叫它作“打破碗花花”，把它采来撒在粪坑、水凼能杀蛆灭孑孓，还能毒杀土蚕等，它又是一种很好的绿肥。

同月　审阅修改廖鲁言准备在成都会议上的发言稿，为发言稿拟题《关于农业方面的几点意见》。在发言稿的“关于农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中的几个问题”部分中，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农业、畜牧业的经营，还一定和各地大、中、小片各种类型的（用材林、薪炭林、其他各种经济林、防风防沙防潮林和风景林）林业经营相结合。总之农、林、牧三业要结合。”这个发言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月　为成都会议印发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拟题为《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马克思的这段话是：“近代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的考察——重商主义——必然会从流通过程及其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的表面现象出发，所以仅仅把握了一个外观。一部分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一般的最早的自由的存在方式。一部分因为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近代生产的发生时期，它（商业资本）曾经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时开始的。”

同月　为成都会议印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另拟题为《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观点出发，还是从片面的财政观点出发？》。

同月　选出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若干首，和明代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若干首，印发成都会议，分别题为《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其中有咏曹操一首，不关四川，放在咏刘备一首之后，因连类而及）》。

同月　审阅成都会议三月二十三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农村落后居住条件的指示（草案）》，批示：“已阅。退胡乔木办。”指示草案说：各县和城市郊区可以先搞一两个试点，就房屋、厕所、人畜分居、绿化、公共场所等方面，拟出又适用、又卫生、又安全、又经济、又美观的几种标准设计，然后在适当的条件下，分期分批推广。由农业合作社统一安排，就地取材，自搞土木工程。不论试点、拟定标准设计、在乡社推广和实行修建新住宅的时候，都必须经过群众充分的、反复的讨论，不要违反群众自愿的原则。

同月　审阅成都会议三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毛泽东在意见中的“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之后，加写：“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同月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草案）》，批示：“退乔木。”指示草案提出，全国森林面积应该在十年内翻一番，即由一亿公顷（十五亿市亩）以上增加到二亿公顷（三十亿市亩）以上，使全国平均的森林覆盖率由百分之十以上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3月27日　下午，乘专列从成都到达内江。下车参观盘龙坝工人宿舍，后在专列上同中共内江地委书记谈话。五时半，到达隆昌。下车冒雨视察我国第一个利用天然气生产炭黑（橡胶原料）的隆昌气矿，参观炭黑的生产过程。参观后，乘专列继续前行。

3月28日　晨，到达重庆。下午，参观重庆钢铁厂。在平炉车间，走近炉口，用蓝色眼镜观看炉火，问年产量是多少。后又参观二九六军工厂。晚上，在市委礼堂看川剧。

3月29日　晨，乘“江峡”轮离开重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等同行。在船上，同中共涪陵地委书记谈话。晚上，船行至白帝城。

3月30日　乘船过三峡。晨，在船上同万县地委书记谈话。船快到巫峡时，毛泽东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观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到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毛泽东问船长：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毛泽东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在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毛泽东用望远镜，从几个侧面观看神女峰。他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泽东回到舱内客厅，同吴冷西、田家英闲谈。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52]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53]、章士钊等人，进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

3月31日　乘船过荆江，在船上向宜昌、沙市的负责人了解情况。

4月1日　晨二时，乘“江峡”轮到达武汉，住武昌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

4月1日—9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主持召开华东和中南两地区的省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依次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区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通称武汉会议。

4月1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吴芝圃汇报。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河南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毛泽东在插话中还说：江苏、河南办农业中学的办法，看来是一个比较快地普及教育的办法，要先普及，再提高。现在要以改良农具为主，有条件的可搞新式机械，不要叫农民老是眼看着拖拉机，远水救不了近火。

4月2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曾希圣汇报。曾希圣汇报到安徽的水利问题，并拿出水利建设规划图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奋斗了。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什么叫改变面貌？要粮、油、棉三者翻身。今年要大搞油料，用各种办法搞，千方百计搞。种花生、芝麻、黄豆、养猪、养鸡。我们几年来主要搞粮食，现在要把油料提高到同粮食一样的位置，回去要做出计划。毛泽东还说：各省都要采取检查的办法，组织检查团下去，检查措施是否可靠，省委第一书记做团长，省长做副团长。民主党派也要下去。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王任重、杨英杰、刘惠农[54]在座。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三类国家，第一类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第二类是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第三类是西方国家，其中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这是件好事，是讲学好东西，学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包括苏联的经验在内。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各国党应该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去创造性地运用，结合各国情况去实行。关于中国国内的阶级情况，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政权，主要基础是两部分人——工人和农民的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即四亿二千万人。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是靠这个势力；现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也是靠这四亿多人。此外，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上层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在城市就是手工业者（雇用一些工人）、一部分商人和小商人，在农村是中农。他们有一亿二千万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很重要，在政治上也很重要。他们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基本上不是剥削者。对这部分人采取过左的政策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同他们妥协，跟着他们走，也是不正确的。除以上者外，中国人口中还有百分之十，就是六千万，这就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这里面有两个阶级，地主、富农差不多有三千万人，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大概有三千万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发展问题，他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因为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能改正它的错误，所以资本主义要走向它的反面。我们当然也能走向反面，因为我们这些国家现在还处于过渡时期，还没有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如说，农业还没有社会主义化，在上层建筑方面也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建成（包括思想意识方面）以后，还要走向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又要被否定。这个过程可能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如苏联农庄要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城乡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要消灭，消灭这些矛盾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那时就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共产主义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会有无数的共产主义的阶段，每个阶段跟另一个阶段比较，都有质的不同。我们这个制度自己能够比较自觉地向高级阶段前进。

4月3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舒同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三年初步改变面貌的提法比较好，但也不好改了。《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现在“化”搞得很烂，动不动就宣布“化”。话不要讲死，以后年年还有工作要做。除四害今年取得经验，今冬明春再大搞。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夏天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同日　晚上，同与会人员一起到汉口老通成餐馆就餐，并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4月4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江渭清汇报。毛泽东插话说：整风挂帅，生产为中心，带动其他工作前进，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

4月5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周小舟汇报。毛泽东插话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议论还会出来，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现在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泄了气。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今年有平津、淮海战役之势，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周恩来在座。尤金通报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四月三日作出的决定，即不派代表团参加将于四月二十二日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只是让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代表大会。随后，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而委托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列席。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王任重、张体学[55]、曾涌泉等在座。毛泽东详细询问罗马尼亚的石油生产情况、出口的主要产品、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农民占有多少土地和农业合作化情况，表示中国应派人去罗马尼亚学习石油生产的有关问题。关于中国农村情况，毛泽东说：旧中国一是农民每户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土地不在农民手里。这是个落后现象。可是这点也给我们一个好处，农民成为革命的一个很大动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这些东西推翻后，分配了土地，但一看，农民土地还是很少，生活还是很困难，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

4月6日　上午，在武汉会议上讲话，说：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国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国内出现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右派大会，主要负责同志去讲话，讲透一些，指明前途，使他们感到有希望。

4月7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刘建勋汇报。毛泽东插话说：群众要求我们改正缺点，即是搞好相互关系。相互关系不搞好，既无心，又无劲。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说：防止反冒进，领导上要有精神准备，在措施上在方法上要有准备。特大灾害问题要向群众讲一讲。各省的问题要概括起来想一想。一个省那样多的事，干部、群众哪能没有思想问题？既有问题，就要有个道理讲一讲，否则领导如何建立起来？各省都可能有这样一些思想倾向性的问题。晚上，在湖北省委礼堂看黄梅戏。

4月8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要有观点指挥材料，不要材料把观点淹没了。要学会用政治带业务，先讲政治面貌（观点、思想），然后谈工作面貌。不要倾盆大雨，而是要毛毛雨。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整风没有内外夹攻是整不好的。人民政府不能对人民专政，而是要整风，调整关系。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同日　阅中共江苏省委三月二十八日关于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批示：“付讨论。研究推广办法。”报告说：现在江苏全省各县市都在筹办农业中学，截止本月二十四日，共兴办八百五十一所。在城市里并且举办民办的各种职业中学。举办农业中学必须贯彻群众自办、半耕半读、勤俭办校、为生产服务和谁读书谁出钱的原则。课程一般有语文、数学、农业知识（或者有关技术知识课等）、政治四门课。中共中央于四月八日转发了这个报告。

同日　晚上，同刘亚楼、王秉璋[56]谈话。后同国防部副部长李达谈话。

4月9日　下午和晚上，主持武汉会议，继续听取汇报。在杨尚奎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对群众是说服还是压服？我们从红军时期开始，几十年来总是讲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阵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国民党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蒋介石反共还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什么我们不讲政治？列宁曾多次尖锐地反对强迫命令。马克思说，对小资产阶级不能压服。农民瞒产量可以原谅，他是没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的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完成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大字报古已有之，尧立谤木、设谏鼓，因为那时没有纸。农业中学要加一门理化课。在江华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得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武汉会议于本日结束。

4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甘肃省委三月二十九日关于解决甘南叛乱问题报告的批语：“此件很好。转发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并告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甘肃省委的报告，汇报了趁贯彻边打边改方针的机会解决甘南问题，区别对待部落头人、收缴叛乱地区的枪支、坚决彻底肃清外来反革命分子、继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寺院、执行党的俘虏政策、废除封建制度和实行民主改革、在群众中追悼被杀害的藏族干部和群众、组织武装工作队等。

同日　下午，同李先念谈话。

4月11日　晚上，去东湖旅行服务社参观小型农业展览。

4月12日　下午，乘专机从武汉到达长沙。当天晚上，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就餐，后又看皮影戏。

4月13日　下午，乘专机从长沙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

4月14日　下午，同陶铸谈话。

4月15日　阅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三月二十日关于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社的报告《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后，写《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指出：“‘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57]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写完文章，又写一批语：“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各同志：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文章和封丘县委的报告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创刊号。

同日　晚上，听取萧华汇报福建前线情况。

4月21日　下午，同邓子恢谈话。晚上，同罗瑞卿谈话。

4月22日　晚上，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稿，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出席。二十三日晚上和二十五日晚上，会议继续进行。

4月23日　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写《临时通信》。信中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一九六二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有十几项主要指标就够了，更多不必要。一九五七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一九六二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58]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初步接触一下，每项一个星期或者两三天时间也就够了，秋冬再做较深入的研究，明春再做更深入的研究。方法是以政治带动业务，以虚带实。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以上各点如同意，请酌办。”并批示：“刘、邓阅，罗光禄[59]用电话通知杨尚昆，请尚昆即刻用电话通知各省市区。”

4月25日　致信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请他们及有关负责人来广州开会。信中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60]，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61]，水利部李葆华[62]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最好本日（二十五日）动身，以便开四天会，三十日回去，五月一日站天安门。如何，请酌复。或者今日到长沙，明日上午到此。”并批示：“刘、邓即阅，用电话即发。”

同日　阅水利电力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帅了业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除了已经写了较好报告的几个部以外，希望各部仿照几个好的报告写一个或长或短的报告给我和政治局各同志。如有好文章，可写上万把字。要条理清楚，政治统帅，思想明确，文字生动。”

同日　下午，到珠江游泳。

4月27日　下午和晚上，在广州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部分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工业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宋任穷[63]、赵尔陆、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刘澜波、余秋里、刘景范、李葆华、吕正操[64]、李锐。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一）两个部提出十五年赶美国，有无可能？能不能超过？我们暂不提超美国，要苏联提，我们只提超英国，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是第二本账，是内部的问题。（二）各部的资金、措施问题。总的投资有无问题？设备有无问题？措施要适应十五年，每年抓四次。党代会，各部的报告写出来，要虚实并顾，谈一些方针、政策、路线。即使一年能完成的，也应该说二三年才好。绿化、除四害，不可能一年完成。我们过去打仗觉得确实有把握，以为打一仗就可能解决，结果没有成功。（三）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要提出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发生的灾难，如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国内出问题，如赤地千里，千年一遇的洪水，内部地震，高、饶，三分之一地方党出问题。现在得彩的是左派，这些人政治资本大了，将来挂帅的、可能出乱子的，也就是这些人。顶不顶上级，顶了就反党？中央通知过，不适合地方情况的，可以顶回来。顶得对，难受也要接受。党章规定有言论自由，有顶的自由。晚上，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插话中说：又红又专，是否有做不到专的危险？技术干部中，有政治积极性，与群众结合起来，就是又红又专。又红又专问题是从群众中来的，现在成为党的口号。所谓红者，无非是世界观要改变，思想方法要改变。过去建军时，不枪毙逃兵，不打士兵，这些相互关系，均为政治。阶级斗争灭亡了，还有新社会学。几十年后，人和人的关系，各业务部门的关系等，均为政治。旧的政治灭亡了，新的关系、新的政治又有了。

同日　阅广东潮安县一名共产党员四月一日反映广东潮汕地区整风情况的来信。来信反映潮安县委书记在本地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自杀，希望从速派人到潮汕检查该地区的反地方主义运动，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使整风运动健康发展。批示：“陶铸同志：此件所提问题，请派一个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彻查一次。宗派主义可能有的，但死者有无因而致死的特殊情况，也值妥善详查。去的人不要带任何预定估计，完全从寻找真理出发。情况弄清，群疑可释。闻你病了，要静心养病，好了再工作，不急忙。潮汕这件事件，可用几句话交付一位书记去办就行了。”

同日　致信田家英：“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鸟》二赋不阅。贾谊[65]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66]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4月28日　下午和晚上，在广州主持会议，继续讨论工业问题。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二十九日下午和晚上，会议继续进行，出席会议的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杨尚昆。

4月30日　下午三时半，参观广州市郊区的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陶铸、朱光[67]陪同。毛泽东询问农业社今年早稻和副业生产、农民生活、社的公共积累等情况，还看了干部的试验田，勉励社干部有事多和群众商量，把生产搞好。五时余，到珠江游泳。六时余，在船上接见粤剧演员红线女。晚八时二十分，参观广东省改良农具展览会，看了耕耘、水利、水产、土壤肥料四个展馆，称赞群众的发明创造和革新精神。

5月1日　上午，乘专机到达武汉。晚上，同张体学、张平化谈话。

5月2日　上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同日　晚九时半，同田家英谈话。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出席。会后，同彭真、胡乔木谈话。

5月4日　晚七时，同林彪谈话。

同日　晚九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陆军参谋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中将为团长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彭德怀、萧向荣在座。毛泽东说：阿拉伯人民是我们可靠的朋友。我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阿拉伯民族都支持你们，因为都是一条战线。你们在西方挡住帝国主义。各国人民在制度、语言、宗教信仰不尽一致，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一致的。会见时，易卜拉欣转交了纳赛尔给毛泽东的信和礼品，毛泽东表示感谢，并说我有一封给纳赛尔总统的信，明天送给你带回去。毛泽东五月四日给纳赛尔的信中说：“我收到了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给我的信。我非常感谢你向我和中国人民所表示的那种深厚的友谊。”“我高兴地看到贵我两国之间为了和平目的而日益发展和巩固的崇高友谊。我衷心地祝愿阁下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得到更大的成功，祝愿阁下健康和愉快。我的心向着阁下和贵国人民，向着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全体人民。中国人民的事业现在有较大的发展。大约再有若干年我国的情况可能更好些。这些，穆罕默德中将会告诉你的。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我国，他们决不能阻止我国前进。正如同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他们也决不能阻止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的前进是一样的。”

同日　晚十时至次日晨一时，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批示：“即送陈伯达同志：此件写得很好，即刻照发。”社论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而写的。内容是批判不久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这篇社论于五月五日发表。

5月5日—23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增选了二十五位中央候补委员。

5月5日　下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对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说明。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邓小平的报告讲了四个问题：（一）关于国际形势；（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各国民族特点的相互关系；（三）关于思想工作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刘少奇、邓小平作报告后，毛泽东说：我建议大家把少奇同志这个报告过细看一遍，一边看一边动手修改，把要补充的、应修改的写在报告本子上，明天或者后天的晚上把这个本子交上来。我刚才看了之后，认为有几点需要补充的，例如军队要讲一小段，文学艺术也要讲一小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还是要提，在讲科学、艺术的时候要讲一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5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田家英出席。

5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讨论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彭真及各代表团团长欧阳钦、林铁、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张德生、聂荣臻、杨尚昆出席。

5月8日　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讲破除迷信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一种是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就不大怕了；另一种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嘛。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从古以来，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为什么这些人能变成发明家？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毛泽东在列举古今中外的二十几个例子之后，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他说：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要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相脱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谦虚是实际。教条主义者是过分的谦虚，照抄外国，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抄是要抄的，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如说莫斯科宣言中的九条共同纲领，这是各国共同的东西，要认真学习。我们要把这共同的东西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是过分的谦虚。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真正的谦虚就等于实际。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不应该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该的。旗子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设置对立面很重要。所谓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同日　致信张闻天。信中说：“三个报告[68]都看了，第三个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热情欢迎。一年下去四个月，走马看花也好，你的建议完全正确。外交部同志们轮流实行。”

5月9日　关于中国共产党准备派代表团列席经互会高级代表会议，致电赫鲁晓夫。电报说：我们收到了安东诺夫[69]转来您的关于召开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的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问题的来信。中共中央高兴地接受你们的邀请，并且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列席五月二十日开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的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十三日，毛泽东再次致电赫鲁晓夫，通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是：团长陈云（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团员李富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叶季壮（中共中央委员、对外贸易部部长）。

同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

5月10日　上午，同杨尚昆谈话。

同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

5月12日　上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收听大会发言。

同日　阅邓小平五月十日送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审阅的他在大会上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邓小平附信说：为了便于公开发表，我的报告作了较大的修改，现印发。请主席团各同志立即审阅，将修改文字或意见批在本子上，于五月十二日午前退中央办公厅，以便再作修改后，印发大会各代表。毛泽东批示：“即送邓小平同志：看了一遍，可用。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请酌定。有些地方尚待谈一谈。”

5月13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

同日　修改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有些修改，你看如何？”“第五章有些话显得重复多余，宜加删节。二、三、四章也有一些多余的话，可试删节。第一章则无一句多余的话，觉得很好。”二十四日，毛泽东再次修改刘少奇的报告，改后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我又作了一些修改，你看如何？并请送少奇同志酌定。”在两次修改中，毛泽东加写了一些内容，主要有：“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至于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们的言论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给以合法存在的权利，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这个政策是公开宣布了的，过去采用过，今后还要采用。毒草是客观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不过遥远将来的毒草，不带现在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罢了。”“锄毒草，这是敌我问题；放百花，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两类矛盾，两种方法。资产阶级的反动右派自命为社会主义的百花之一，那是冒称，不能算数的。”

5月14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会后，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谈话。

同日　晚上，同谭震林、田家英谈话。

5月15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会后，同陈云谈话两个多小时。晚上，阅陈云准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批示：“此件可以用了，并且可以在明天讲。我加了几句，你看如何？”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一段话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无论是工业方面、农业方面、财贸方面或交通运输方面的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及大的政策问题，都应经过中央和各级党委，作出决定。在执行决定的时候，又应经常注意检查，并且可以用座谈会、辩论会、大字报、大鸣大放的办法，敲起警钟，批判脱离群众和离开党委领导的倾向。”

同日　阅苏共中央五月九日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信，批示：“小平同志：苏共五月九日给南共的信，是一个好文件，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想通了，站起来了。请你做两件事：（一）找苏使馆负责人谈一下，表示热忱祝贺，或者在大会后由我找他谈一次。这是一件大事，苏共政治理论有转机，作风在改，大有希望。（二）将苏件立即印发大会代表阅读。如有时间在小组会上谈论一次，并可带回去。奇文互相赏，迅即印发。此信附印在苏件上，放在前面。”苏共中央的信认为，南共七大的纲领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相对抗的，大多数南共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苏联、苏共和各兄弟共产党进行了不友好的和敌意的批评。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后同周恩来等谈话。

5月16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列席经互会高级代表会议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出席，彭真、李富春、叶季壮列席。

同日　对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五月十四日转报的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报告，写题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批语：“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小平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并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办。批语印在文前。”

同日　阅滕代远准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怎样把铁路修得快些、办得好些？》。发言稿内容包括：（一）必须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二）全国工农业大发展，迫切需要铁路建设大发展；（三）全党全民办铁路，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批示：“即送滕代远同志：此件写得很好，看了很高兴。立即就向大会去讲。”

5月17日　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关于形势，毛泽东说：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乱子比较少。反正有一条，有时候形势好像不好，这个时候要有定见，不要被暂时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不要狂妄，也不要有自卑感，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迷信，要把自己放在恰当的地位。要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关于国内问题，他说：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工人阶级没有农民这个同盟军，革命不能成功，建设时期也是一样，没有这个同盟军不能建设成强大的国家。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农村混了几十年也不清楚。对于农民的思想感情、心里想什么，不了解，因此就没有根，一种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现在我们规定中央的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到几个社、几个工厂，解剖麻雀，扎根串连，人民群众的根扎在我们的脑子里，人民群众的观念才会扎深。扎根串连，主题就是说要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几个商店、几个连队、几个学校、各行各业，然后我们脑子才有深刻的印象。谭震林的报告用了江苏提出的口号，叫作要注意防止“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实。我们至少当个张飞吧，粗中有细，不要粗而不细嘛。山东有个农业社，因为深翻而增产百分之百，至少也有百分之几十，所以我们现在把土壤放在前面，水、肥、土。把种子也提到前面去了，水、肥、土、种。还有一个密植。我们要尊重唯物论，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就是说我们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天赋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后来我们因为观察了世界才有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看来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上游”，这是借用的一个词，就是要跟先进看齐。苏联卫星上天，我们想不想搞个把两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因为这两个口号不很全面，它容易片面。不管你做多大的官，但是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态度跟人民见面，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看列宁的著作，他讲民主集中制，讲党同群众的关系，讲得非常好。现在有一种新气象，就是落后阶层积极起来了。我们搞建设，必须发动群众。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合作化我们是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可以多快好省，为什么慢慢来？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要准备对付灾害，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

5月18日　晨，阅李富春报送的倪伟、王光中[70]五月三日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的报告，写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全文如下：“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剹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三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同时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照发大会。”五月二十日，又批示：“送小平印发。此件有用，印发各同志阅。昨件‘戮’误为‘剹’；‘三刖其足’，‘三’应为‘两’。”

同日　晚八时四十五分，去中南海紫光阁投票站，同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选区的选民一起投票，选举西单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同日　晚九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及一部分副团长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搞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技术发明家的小传，写明其年龄、出身、简历来。看这些人是不是大多数都是没有多少学问的人。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很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我在会上的两次讲话，一是讲破除迷信，二是讲国际国内形势，第三是讲灾难。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是一片光明，但也可能有战争。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农民有就等于国家有。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有人以为要几十年时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以后，几个月就进行十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有根据地的经验，解放区的农民精神焕发，农村半无产阶级有三亿五千万人。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我们有两个出生父母，一个是旧中国，一个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你们有两个整月的时间抓工业、商业、文教、军队，现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产。大跃进不要搞得太紧。

5月19日　晨，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六十三期刊载的《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大会各同志。”文中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宋任穷约集第二机械工业部在京的苏联专家座谈。一位苏联专家说，现在中国党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国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认为要做到“又多又省”这两点，必须结合当地情况。在这次座谈以前，这位专家还反映，他发现有些中国同志在工作中不动脑筋，主动考虑问题不够，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依靠专家来解决，甚至在讨论问题时，有些同志不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是只抄专家的答案，事后原封不动地去照办。这不是创造性地学习先进经验，而是机械地搬用。因此，也就容易发生偏差，不合乎中国国情。

同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会议通过执行主席谭震林宣读的主席团的一个提案，提案说：为了加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大会主席团提议，在本次大会上补选一部分候补中央委员。补选的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和候选人名单，建议由大会委托主席团提出，经过代表讨论后，由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会前，毛泽东同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陈凤桐谈话。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谈话。

5月20日　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关于破除迷信问题，毛泽东说：第一机械工业部搞出一个四十一个科学发明家的小传。这个材料可以证明，许多科学发明家是出身比较穷苦的人，像瓦特是工人，还有许多是农民，是小知识分子，只有七个人是比较有社会地位的。搞出这些科学发明家的小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可以帮助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其他各部也要尽快地把这样的材料搞出来。关于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关于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他说：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的规律。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世界上有一万门行业，有一万门科学技术，有一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个人只能主要地精通他那一种、他那一行。对这一种他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他就是外行。对于我们党的领导工作者来说，除了本行之外，对其他行业也摸一摸，略微熟悉一下是必要的。党的领导工作者不可能精通所有的行业。关于插红旗、辨风向问题，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以不愿插旗子来表示谦虚，这是一种庸俗的谦虚，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庸俗的谦虚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看是由《儒林外史》里面来的，《儒林外史》里面充满了庸俗的谦虚的典型。要插旗子，首先要用鼻子嗅一嗅是东风还是西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的人总是要分党派的，总是要分左、中、右的，有的人是先进分子，有的是中间分子，有的是保守分子。我们的责任是要先进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带动落后分子。唐朝有个刘知幾，是个写历史的人，他主张写历史要有三个条件，就是才、学、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识就是识别风向。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要提高这种识别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大林讲过要有预见性。所谓预见性，就是识别风向。要识别风向，这是个领导艺术。我们全党只要有一万两万人到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有识别风向的能力，有预见，我们的事情就能搞得更好一些。关于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灾难问题，他说：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灾难，我说的是大灾难，无非是世界大战，党内大分裂。我们党有过四次分裂，只要有党，就会有分裂，一万年也会有的。有些人觉得讲这个问题不舒服，有什么不舒服呢？讲了大家都有个精神准备，比不讲不是要好些吗？还有一个设置对立面问题。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界和社会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是人工设置的，自然界原来没有，但是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库。在毛泽东写的讲话提纲中，还有如下一些内容：“思、工、农、商、学、兵，两个月内，都要抓一下，重点在工（交通在内）。”“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大局，不个人伸手；辨风向，敢于插红旗，拔黑旗、灰旗；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必须认真学马、学苏。不学，少学，不认真学，都是错误的。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都要学。不是搬，而是分析，研究，理解。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要产生自己的理论。”

5月21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开会前，观看国产的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并同林伯渠一起乘坐，在怀仁堂后花园缓缓行驶两周。下车后，对聚集在周围的会议代表们笑着说：“坐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

同日　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修正案）》，批示：“邓小平同志：此件看过，可用。”

同日　关于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五月二十四日编印的《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是否已印发，如未，请立即付印，于明日务必发给各同志。”这个资料的“编者的话”中说：在这四百人中，中国的有七十人，外国的有三百三十人，我们把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年纪较轻、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人算作一类，有二百三十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

5月22日　上午，复信张治中：“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同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谈话。

同日　关于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五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刻付印，发给各同志阅。”沈鸿在信中说，他拥护毛泽东的创议，编一本技术科学创造和发明者小传，并建议我国自己制造万吨水压机。

5月23日　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会上作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次大会是有成绩的，大会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怕认真。不认真，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认真，不管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今天要谈的，主要可以说是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溪”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溪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71]，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溪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

5月24日　阅《红旗》杂志发刊词，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并为《红旗》杂志题刊名，批示陈伯达：“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红旗》杂志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创刊。

同日　阅中央警卫团干部队的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写的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批示：“震林同志：此件请你一阅。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因我忙，不暇找他们谈。”谭震林找李宝森等开了座谈会，五月二十六日向毛泽东写了报告。二十七日晨，毛泽东批示：“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72]各同志。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5月25日　晨，就发表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批示胡乔木：“少奇同志报告，最好迟一天发表，以便于今晚再斟酌一下，明（二十六）日下午广播。”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中央委员黄敬、赖若愚去世，会议决定候补中央委员杨献珍、王恩茂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会议通过出版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在南宁会议时就建议国务院有两位同志到中央书记处，把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的一些问题提到书记处讨论比较好，觉得把李富春、李先念选到书记处当书记比较适宜。中央办个刊物，这个问题也是南宁会议建议的，成都会议也谈过。我是主张要搞一个理论杂志的，需要在这个会上作出一个决定。邓小平同志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可以传达，但是如何讲法，就是正面讲我们的意见，即我们在莫斯科两党代表团起草委员会上宣读的那五条。《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原来有一部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后来三番四复，最后我下了一个决心，我说不搞这个问题了吧！不要两个炸弹放出去，一个斯大林问题，又搞个和平过渡问题，我们留下了这一手。关于和平过渡，这是个先礼后兵的问题，用和平的方法是先礼。我们跟蒋介石就是先礼后兵，有这么两手，和平一手，战争一手。我们研究了莫斯科宣言的那种表述形式，认为大体可以，但不很理想。我们那五条，是整个的有逻辑有理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但是，现在公开宣传那五条，还不相宜。这五条是真理，总有一天要公开说的，但是目前不宜于公开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休息室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谈话。

同日　阅赵尔陆五月十七日关于建议从组织上加强各经济协作区的来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尔陆同志对区域协作问题，建议设立六个中央局及六个区域经济计划委员会。”

5月25日或26日　阅刘少奇五月二十五日关于改进劳动工资、劳保福利制度和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问题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的信，批示：“退少奇同志处理。此件已看过，同意你的意见。”刘少奇信中说：我曾同恩来、定一同志及几个省市委的个别同志谈过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实行现在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矿、机关的劳动制度之外，是否可以同时实行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和半工半读的工矿、机关劳动制度；另一个是可否在为生活服务事业的基础上把职工家属和农村中的妇女及其他半劳力也组织起来，以与生产劳动相配合。

5月26日　上午，重阅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重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同日　下午二时余，同杨尚昆谈组织干部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一事。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协作区问题和工业企业等的下放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写文章问题。

5月27日　中午，同陈伯达、田家英谈《红旗》杂志出版问题。

5月28日　上午，在北京西郊新六所一号楼会见胡志明，邓小平、杨尚昆在座。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草稿）》[73]。

5月29日　晨五时，关于请各协作区主任留下开座谈会致信邓小平：“本日有事商量，请通知柯、陶、王、张、林、欧、李[74]七位协作区主任委员留一天，我想有些事和他们谈一谈，或者由常委召开会议，或者由我、你、彭真主持。明天[75]酌定。昨天会议上气氛不大好，值得座谈一会儿。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也以留一天为宜，待座谈会本日开后，明日再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以为如何？如以为可，请即执行。”

同日　晨七时余，到北京西郊新六所二号楼看望胡志明。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务虚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气氛不好，有些人心情不舒畅，大家再讨论一番，求得一致。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对不起，把你们从火车上、飞机上拽回来。我心血来潮，昨天晚上睡不着觉，今天早上还是睡不着，就是想昨天这个会不那么很好。昨天的会、前天的会[76]（前天的会我没有参加）以及大前天的会，搞了一个决议案，这三天会有很大成绩，但是缺点也有一些，就是气氛不那么好，双方都有些气，但心里有话又没有讲出来。共产党不交心，我们这些人不交心，就不像样子。怎么办呢？改正错误，再开会。没有别的事，就是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这两种矛盾没有展开，没有揭露，真心话没有讲出来。地方同志对中央不完全信任，主要是对一些部不信任，这是有理由的。你的东西还没有拿出来，“无证不信”，无非是人才、钱财、资材。再一个就是地方与地方（大贫与小贫）的矛盾。穷得很的省，好像想靠中央，应当靠自力更生。我昨天讲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就是说平衡是暂时的、过渡的、相对的。有几个经济协作区主任说，当个盟主，又没有东西。有两个比较富一点的，无非是东北和华东。今天，我们就搞点虚业，把这些问题好好谈谈。现在，还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想搞大的。冶金工业部走过这个弯路，不要再走了。王鹤寿已想通了，要大中小结合。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许多忧愁。有许多方针，这样想又那样想，那样想又这样想，最后才有个定局。

5月30日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刘少奇讲话，谈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问题。周恩来讲话，对《中共中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初步草案）》作说明。下午，会议继续举行，毛泽东出席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至此结束。关于协作区的决定指出：全国划分为七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各协作区分列如下：（一）辽宁、吉林、黑龙江为东北协作区，以欧阳钦为主任委员。（二）北京、河北、内蒙古自治区、山西为华北协作区，以林铁为主任委员。（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为华东协作区，以柯庆施为主任委员。（四）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为华南协作区，以陶铸为主任委员。（五）湖南、湖北、河南为华中协作区，以王任重为主任委员。（六）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地区为西南协作区，以李井泉为主任委员。（七）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为西北协作区，以张德生为主任委员。

5月31日　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央经济小组五月二十九日关于追加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投资八至十亿元和试制万吨水压机及解除沈鸿在煤炭部的工作[77]的请示报告，批示：“退邓即予处理。”

同日　下午，同王鹤寿谈话约两小时。

6月1日　晚上，同谭震林谈话三小时。

6月2日　下午六时起，同赵尔陆谈话三小时。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薄一波出席。陈云汇报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列席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的情况。

6月3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同日　中午十二时起，同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谈话三个多个小时。下午六时二十分，同胡乔木谈话。

6月4日　在六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一期封面上批示：“陈伯达同志：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同日　批示林克，要他买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

同日　下午四时半，同王鹤寿谈话，至晚九时结束。随后，同陈伯达谈话。后召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开会。

6月5日　阅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方强五月二十九日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的意见给会议主席团的信，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78]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方强在信中说，这次会议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有明确的必要。他认为，当前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却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着军队的发展。在信中说“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处，毛泽东批注：“不存在问题吗？”在信中说我们的部队和学校，不主要去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不以《毛泽东选集》为指南，“而是着重去学习外国的经验，以外国的东西为指南”处，毛泽东批注：“要学外国的技术。”在信中说“我们军队曾有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处，毛泽东批注：“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同时批示：“彭、黄阅后退小平。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6月6日　晚上，到中南海瀛台参观航空工业展览。后同赵尔陆谈话。

6月7日　晨，致信邓小平：“六、七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79]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军事会议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十位驻外大使刘晓、伍修权、何英[80]、耿飚、陈志方、潘自立、柯柏年[81]、黄镇、何伟、乔晓光和即将出任驻外大使的郝汀[82]谈话，陈毅、张闻天、章汉夫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要抓三个东西，第一抓粮食，第二抓钢铁，第三抓机器。迷信首先在这三个问题上破除，再加外交上破除了迷信就行了。粮食三年后年产六千五百亿斤，每人一千斤。钢今年要翻一番，搞到一千万吨，后年可到三千万吨。单从学院中出来的哲学家大都不行，必须务点实。马克思因为是搞革命的，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国际是两头好，中间不好。我们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不是反共产国际。个人崇拜哪个地方都有，为劳动人民所必要的权威是必须有的。工作总要有点压力，但不要迷信。

同日　审阅彭德怀六月五日关于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和彭德怀六月四日同苏联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谈话的记录。彭德怀的报告说：军事顾问昨日来谈，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电台的意见，并提议在六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设计施工、拟制协定等工作。看来苏方是不会很快接受我们的意见的。为了不影响勘查设计工作的进行，我意可先同意苏方专家来华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毛泽东批示：“刘、林彪、小平、周、朱、陈、彭真、陈毅阅，退彭德怀同志。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在谈话部分，毛批有意见，请彭注意。”毛泽东将彭德怀同杜鲁方诺夫谈话记录中的“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还是由中国方面负担好。建筑和装备等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应作价由我们付款。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这里并没有其他意思”这段文字，修改为：“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中国责无旁贷。建筑和装备等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应作价由我们付款。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并且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同日　阅王鹤寿六月六日关于发展冶金工业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小平阅。一九六二年，可产六千万吨钢。”王鹤寿在报告中说：我们找林铁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已商定最近在太原召集一次华北区冶金工业建设的协作会议，具体安排钢铁厂建设的措施。九日以后冶金部党组的同志分头到各区去，协同各省市采取措施。我们有极大信心完成和超过现在预定的指标。

6月8日　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批示：“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陈、朱、彭[83]阅，交小平办。此件加了职权划分，小组成员也有些增加，请你们阅后，退小平提付政治局讨论、通过，然后发出。有不同意见，请即告我。”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加写的职权划分是：“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毛泽东在中央财经小组名单中，增加谭震林为副组长，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

同日　下午，同湘乡唐家圫的亲戚文东生、文炳璋、文涧泉谈话，了解乡情，王季范在座。

同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后同邓小平、彭真谈话。

6月9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纪要如下：“会议讨论了周恩来、彭德怀两同志的工作问题（彭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周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会议认为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会后，毛泽东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上，同杨尚昆谈话。

6月11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红旗》杂志第二期的出版问题。

6月12日　在六月十一日《光明日报》第一版上批示：“陈伯达同志阅。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要用这两位青年的方法，就是为解决迫切问题而去跑图书馆。列宁为了批判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党内兴起的有神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而去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写出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费了巨大的精力。”《光明日报》第一版刊载有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两名青年技术人员坚持跑图书馆，最终攻克科技难关的事迹。

同日　下午，同彭真、杨尚昆谈话。晚上，听取黄克诚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汇报。

6月13日　晚上，同陈云、赵尔陆谈话。后同陈伯达谈话。

6月14日　晚上，接见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崔希彦及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封丘县县长张剑南，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参加。毛泽东详细询问应举社的生产情况，嘱咐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谈话后，同他们共进晚餐。

6月15日　阅王震六月十三日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这好像是一个彻底的办法。请你想一下，并和一些同志谈一下，有些党、政、军部委，或者多数部委，都仿农垦部做法。是否可以呢？三分之二下去，三分之一留家，下去四个月，似乎可以吧？究竟如何，请你酌定。”王震在报告中说：农垦部三分之二的干部已于五月底分赴密山、佳木斯等垦区参加劳动，一律下场四个月，进行现场整风，学习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和帮助农场工作。我个人拟待十七日处理完下放任务后，也去密山、佳木斯垦区。

同日　下午，同张闻天谈话。

6月16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第二次同中国十位驻外大使和即将出任驻外大使的郝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真、陈伯达和外交部正副部长参加。毛泽东说：你们这次务虚会议没有分析国际形势是个缺点，应当再搞一两天，专门谈谈国际形势。两个阵营，是我怕你呢，还是你怕我呢？还是双方都怕？我是有点怕的，和平好，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中心问题是哪个怕哪个多一些，程度上应有多少之别。敌人怕我们多一些，这是我们的估计。一九四六年，我讲过美国是个纸老虎。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天上有乌云，例如蒋介石打下张家口、美国侵入朝鲜等。抗美援朝战争时，我是放在美国占领鸭绿江这一个基础上来考虑问题的。莫斯科宣言谈到战争问题。我们要有战争的准备，五年出原子弹，十年出氢弹。当然，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打出一些中立国家如印度等。《新民主主义论》没有说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可以和美国闹独立性，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埃及等国。现在看起来，没有讲到这一点是不正确的。

6月17日　阅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提要，批示：“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84]，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毛泽东将文件的题目改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应邀从上海到北京的周谷城谈形式逻辑问题。毛泽东说：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85]，讨论可能展开。形式逻辑本来就是形式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应用，入了门，总会搞通的。谈话进行了三小时。十九日晨七时，批示机要秘书高智：“请你在上午找一本一九五六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一九五七年全年六期（第四期已到）找来为盼！《新建设》一九五六年全年各期，一九五七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6月18日　晨，同陈毅谈话。

同日　阅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要点说“第二个五年财政支出的分配，应当首先保证生产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将其中的“生产建设”改为“生产和建设”。

同日　晚八时半至十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决定一九五八年钢产量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搞一千一百万吨，[86]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王鹤寿、廖鲁言等出席。会后，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谈话。

6月19日　下午六时二十分，同陈伯达、赵尔陆谈话。十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开会，谈印度问题和有关南斯拉夫的问题。

6月21日　上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打了以后，我就把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四年多我没有管军事。我看了你们在会上谈的意见，没有一位同志说军事工作是完全搞坏了的。这八年来军事工作基本上还是搞得好，但是有一些缺点甚至错误。我们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如主席团所规定的，就是要针对军委直属的一些总部，不要牵涉到军区。我看加一个中共中央，主要是我，你们放火烧。我批送了一些文件给你们看，现在主要是三件事，一为粮，二为钢，三为机械。粮食是救命菩萨，钢铁是制造机械的材料，没有这两项不行。我早就讲了，我们政府的部长们官气多了一点，政治少了一点。最近几年，我们先搞合作化，再搞农业，然后就是搞工商两业。学和兵呢，现在两个会在北京开，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军界，我看也就动起来了。现在各方面都蓬蓬勃勃，军队也要蓬蓬勃勃。毛泽东回顾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历史，指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有过两种教条主义，一种以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制度神圣不可侵犯，一种以为苏联的军事学和管理制度神圣不可侵犯。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党全军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抗战初期有些同志对于游击战争不赞成，后来也赞成了。全国胜利以后，不打仗了，办了许多军事学校，这个时候产生一些教条主义，我看也是很自然的。现在发生一个问题，军事工作方面有没有教条主义？我看总是多少有一点吧！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不过写了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答复那个中央苏区的军事教条主义。一篇是一九三八年写的《论持久战》。一九三七年王明[87]回国以后，大吹大擂，搞他那一套，把我们这一套推翻，还有那时党内在他回国以前就有的这个速胜论盛行一时，这篇文章批判了这些东西。此外，还有一些小文章，这些都是应时应用的。现在又要打原子战争，洲际导弹，我就不懂了。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强一点的。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什么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在我国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国防力量的建设，不仅要做好积极防御的战争准备工作，同时还要准备一旦帝国主义向我发动侵略战争时，在打败敌人进攻之后，实施战略反攻和战略追击，把侵略者赶出去。

6月22日　下午，在北京西郊新六所一号楼同胡志明谈话。然后一同乘车去看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试验田。

同日　阅薄一波六月十七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经济发展展望的提要，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将汇报提要的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薄一波在汇报提要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生铁、钢、原煤、铜、铝、原油、水泥、化肥、金属切削机床、棉纱等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同日　阅冶金工业部六月七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报告，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只要一九六二年达到六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在钢的产量上在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首先超过英国。这里是一些简单的表，很容易看。”报告列表说明以下内容：全国主要冶金产品（钢、铝、铜、金）的一九六二年生产水平，全国主要冶金产品分区的一九六二年生产水平，第二个五年需要的投资额，第二个五年需要的设备数量，第二个五年需要的建筑材料等。

同日　阅农业部六月十一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毛泽东将规划要点的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农业部向政治局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农业方面所要到达的目的）》。规划要点的内容包括：到一九六二年时，耕地面积和各种作物的种植比例，粮、棉、油产量指标（中央的第二本账），增产措施，畜牧业的发展指标。一九六二年，耕地面积发展到十八亿亩，粮食产量为八千五百亿斤，棉花产量为八千万担。

同日　阅中共冶金部党组六月二十一日关于钢的生产计划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批示：“此件发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会议各同志。刘、邓阅发。各省市用电报发去。军委会议，请克诚印发。”冶金部党组的报告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这就表示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生产水平将不是三四千万吨，而可能超过六千万吨。最近多数大协作区分别召开钢铁规划会议，确定各区明年钢的产量如下：华东六百至七百万吨，华北六百万吨，西南三百一十万吨，东北一千一百至一千三百万吨，西北一百至一百五十万吨。华中、华南尚未开会。根据以上情况，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

6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会议，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谭政、邓华、许世友、杨成武、张达志、苏振华、陈锡联、甘泗淇、李聚奎、莫文骅、杨得志、黄永胜、刘培善[88]、杨勇、陈再道、秦基伟、廖汉生、陈伯钧[89]、吴法宪、张爱萍[90]、胡乔木出席。毛泽东在会上插话说：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建军的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教条主义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苏联的经验有三种，一种是好的，我们用得上的，就要取经；第二种是不好不坏的，要取其好的一部分；第三种是坏的，也可以研究，引以为戒。关于十大军事原则，他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关于军委的领导方法问题，他说：军委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一定要改进，办法就是一年去摸四次，有系统地去摸。今后军委这样的会要每年开一次。今后中央开代表会议应多吸收军队同志参加，和地方上应相当，地委书记以上参加的，军队师以上党委书记可以参加。

同日　阅新华社六月二十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五一○期刊载的《各地对少奇同志报告学习和讨论的情况》的报道（在目录上列为第一篇），批示陈伯达：“请约定一、康生、乔木、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几位同志，将此期第一篇所列问题，主要是八、九、十节的问题，当场看一遍，当场逐个问题进行分析，有四五小时也就可以了。然后和我谈一次为盼！这些问题值得注意，不要置之不理。”这篇报道共有十节：一、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区别和联系问题；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精神的问题；三、关于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四、关于总路线基本点的问题；五、关于破除迷信问题；六、关于“马鞍形”的问题；七、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八、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九、关于国际形势问题；十、其他（包括插红旗、拔白旗的问题，领导干部如何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矛盾问题等）。

6月24日　阅中共青海省委六月十八日关于全省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的指示，批示：“此件请克诚同志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同时请小平同志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先发川、滇、黔、藏，使大家知道这件事。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青海省委的指示说：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业区的六个自治州都或多或少地先后发生了叛乱。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必须争取群众，坚决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真正使劳动人民从政治上翻身，彻底铲除叛乱的根源。同时对于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必须以革命的武装予以严厉打击。[91]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田家英谈话。

6月25日　阅邓子恢六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夏收粮食增产数字，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是一个好消息。克诚办。办后，将此稿送小平，印发在京各中委、各部长。”邓子恢的报告说：二十个省市统计加估计，今年夏收总产量达到九百五十一亿斤，去年是五百九十六亿斤，增产三百五十五亿斤。按夏收推算，全年粮食总产可突破五千二百亿斤，增产可达两千一百亿斤或一千五百七十亿斤。这样，今年即可超过八大规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粮食产量指标[92]。

同日　晚上，同张治中谈话两小时。后同胡乔木谈话。

6月26日　晨，同刘少奇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周谷城、胡绳、田家英讨论逻辑学问题。

同日　阅第一机械工业部报送的关于机械工业的几个报告，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此件分为几个部分，全文虽长，每一部分甚短，很吸引人，可以一阅。请克诚办。”这几个报告是：关于重型机械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自由锻造水压机的生产分布和分配的报告，关于冶金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电站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石油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氮肥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

6月27日　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邓子恢、李先念开会，谈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6月28日　下午，同黄克诚谈话。

6月29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六月二十三日到会者外，增加林彪、陈毅、贺龙、李志民[93]。毛泽东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开得不错，有些同志的发言很好。这说明军队同志是有水平的，可以写出东西来。最好组织一些军、师级同志发发言，写写东西，因为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接触下面，写的东西能够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会议内容应该丰富多彩，也要介绍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在写文章和讲话时，不要批评苏联，教条主义是我们学习的问题，不是苏联先进不先进。我军从建军开始就存在着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战争中按照苏军条令执行是不行的，还是搞自己的条令。现在教条主义者主张抄苏联，请问苏联当时是抄谁的。八大决议中有一节关于技术改革的问题，按照今天的发展情况来看，提得不妥当，就是过分强调依靠苏联的帮助。争取苏联的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自力更生，如果过分强调依靠苏联援助，请问苏联在当时又依靠谁来援助呢？军队训练已经八年多了，连一本战斗条令都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但我建议在写决议时只要达到分清是非，搞清问题，就不要写出犯错误的同志的名字。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没有写谁的名字嘛。军队过去打仗，还不是把下面打的经验总结起来，再去训练部队，又再去打仗吗？我们各种工作都要注意总结好的经验加以推广。我们打败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过去我们就是研究敌、友、我情况的。要翻译美国、日本的东西。将来美国在东方战争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况。学苏军的技术经验也要用发展的观点去学。最重要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定要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中国古代一些人，如李世民、曹操等，他们都是会打仗的，中国过去还是有些东西的。海军发展值得研究，提出十年搞五十万吨位，这太少，最少搞一百万吨位。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舰、飞机。要修水上铁路（造军舰）。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

同日　下午，先后同朱德、谭震林谈话。

6月30日　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胡达法师为首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陈毅、丁西林、赵朴初[94]等在座。

同日　中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对不起你们，没有高等的东西给你们，我们现在还不行，还要努力，希望你们也努力，搞起自己的工业来，国防就有了基础。你们的国家是很好的国家，人民好，人口多，地大，蕴藏物资很多，过去是帝国主义将人民智慧压住了。我们过去就是被帝国主义压得出不了气。军队是为了保卫国家，是人民的工具，使人民能够进行和平工作和劳动，有敌人来进攻时就起来保卫人民。

6月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六月三日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刊载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十一月）[95]上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7月1日　作《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毛泽东为这两首诗写的小引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96]，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所写的后记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当天致信胡乔木：“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这两首诗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

同日　开列索要一批图书杂志的清单给逄先知[97]：“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诗韵，楹联丛话、续话，六朝文絜，初唐四杰集，西厢记（剧本），金瓶梅词话，红楼梦；一至六月：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艺报，诗刊。”

7月2日　中午，到中南海瀛台参观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机床展览。

同日　下午，先后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7月3日　晨，阅赵紫阳[98]六月八日给中共广东省委的信，写批语，题为《介绍一封信》。批语如下：“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99]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道，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进。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能收三百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二百斤增长百分之五十，何况还有三百五十到四百斤的希望。原先的八百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并批示：“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同志：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赵紫阳的信发表在八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六期，题为《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

同日　下午，同谭震林谈话。晚上，同聂荣臻、张劲夫、于光远谈话。

7月4日　为罗哲[100]烈士题写墓碑：“罗哲烈士之墓”。给曹云芳[101]题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7月5日　晚上，同邓小平、谭震林谈话。

7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蔡尔斯，王稼祥等在座。毛泽东说：没有经过风险的党是没有战斗力的，就好像在温室里长成的花草一样，经不起风霜。你们经历了风险，就大有希望。你们说你们的党现在还小，还要摆脱孤立状态。要摆脱孤立就是要做群众工作，要艰苦地做群众工作，要艰苦地进行工农群众的工作。群众工作做好了，也就不孤立了。谈到莫斯科宣言，毛泽东说：这个宣言是参加会议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自己的宣言，其他国家的党接受与否和如何接受，要由他们自己决定。我们对你的谈话，也只能提供你们参考。你们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你们的问题。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但是各国具体情况不同，马列主义者要善于独立思考来运用马列主义。

7月7日　阅谭震林六月二十五日在合肥召开的闽、浙、皖、苏、沪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批示：“陈伯达同志：此件似可登《红旗》，你看如何？谭震林去郑州，大约一星期左右回京。他回来后，可和他商量一下。题目另换一个。文字略作修改（不要多改）即可。”谭震林的总结说：从华东四省一市的情况看来，农业生产大跃进是大有希望的。去年华东四省一市粮食总产量只有七百一十五亿斤，今年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多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三年到五年内完成，现在今年一年就可以完成了，就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每人平均两千斤粮食这个任务，不需要五年，可能是三年，至多是四年就完成了。谭震林的这个总结，发表在八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题为《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锡兰新任驻中国大使高伯拉瓦递交国书，陈毅等在场。毛泽东在致答词中指出：去年二月，中锡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确认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就为我们历史上的友谊联系建立了新的巩固的基础。

7月8日　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问题，林彪、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102]、贺龙、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谭政出席。

同日　下午，同廖鲁言谈话。

同日　阅新华社七月四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五二一期刊载的《河南部分地区暴雨成灾》的报道，批示：“彭真同志阅。河南暴雨冲毁水库一条，值得注意。”报道说，六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河南部分地区暴雨造成严重灾情，平顶山市、宝丰县、叶县共冲毁中小型水库五十多座。

7月9日　阅邓小平七月八日报送的刘伯承准备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稿，批示：“退小平同志。伯承此件写得很好。所附七大讲话[103]一段，也是好的。”

同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邀黄炎培、陈叔通、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座谈，并共进晚餐。晚上，同杨尚昆谈话。

7月11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后同彭真谈街道居民组织等问题。

7月12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问题，林彪、邓小平、彭德怀、陈毅、李先念、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谭政、许世友、邓华、杨得志、萧劲光、杨勇、苏振华、刘亚楼、廖汉生出席。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黑非洲青年访华代表团，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三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压迫人民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当地的压迫者。不过压迫者是少数，好人还是占多数的，就是西方国家里好人也占多数。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的地方，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而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不文明了。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要破除迷信。过去我们有恐美病，要去掉它。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你们得到解放，你们也会什么都能创造出来的。你们办事要按照你们的实际情况，中国的这些情况只能供你们参考。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我们过去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的经验，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列宁曾说过他们提出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作为教条。一个国家要独立，没有军队是不可能的，但还要进行合法斗争、不流血的斗争，一个文的，一个武的。在斗争中要准备遭受困难，也要准备付出时间，可能要较长的时间，不要困难来了没有精神准备。

7月14日　阅新华社七月十二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五二八期刊载的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写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批示：“陈伯达同志阅。退毛。第十一页湖北京山县合作乡一个合作社办食堂一事，可以考虑在《红旗》上发表。”该文说：办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的收入；节约了粮食；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这篇文章发表在八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题目改为《八一农业社的食堂是怎样办好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李先念、胡乔木、罗贵波[104]、乔冠华出席。

7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中美大使级会谈问题、伊拉克问题[105]等，邓小平、陈毅、罗贵波、乔冠华、胡乔木出席。

7月16日　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刊载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文中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民（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同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伊拉克问题，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罗贵波、乔冠华出席。晚十一时，召集邓小平、彭真、陈毅、陆定一、胡乔木、罗贵波、乔冠华开会，继续谈伊拉克问题。次日晨零时十分，同邓小平、彭真、陈毅、陆定一研究承认伊拉克共和国问题。

7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继续讨论伊拉克问题等，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罗贵波、乔冠华出席。

同日　阅萧向荣七月十二日关于彭德怀准备出访东欧一些国家等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上写批语：“请主席批示。主要是彭总访东欧各国问题。”毛泽东批示：“如时局许可，可以去。谈时可将时局许可与否商量一下。”[106]

7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英国侵略约旦问题，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贺龙、聂荣臻、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罗贵波、乔冠华出席。

7月19日　晨零时，同罗贵波、乔冠华谈中国对英国侵略约旦发表声明等事。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对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稿的修改。

7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局势和我军的准备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队负责人共四十四人出席。

同日　阅董必武[107]七月十三日关于乌布利希[108]七月七日同中共代表团谈话要点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批示：“定一同志：此件值得一阅，注意第二页。”“钱学森[109]的文章收到了。”电报第二页上记录了乌布利希的话，乌布利希说：“困难的问题是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时候，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可是，一涉及社会生活、哲学问题，他们就变成了唯心论者。”“在思想斗争中，如果我们不进攻，敌人的思想影响就会得寸进尺，占领阵地。大约在半年以前，党中央向各基层组织发出了一封信，要求组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信发出以后效果很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党的会议上出色地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他们的工作，介绍了应如何在实践中应用辩证法的经验。”

7月21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今天回到北京的朱德谈话。九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同日　晚十时至次日晨一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参加。尤金说：最近我们中央主席团开了会，讨论了现代国际局势中的一些问题。我也参加了会议。主席团委托我回北京向您报告一下，征求您的意见。一共有四个问题向您汇报：第一，中东局势问题；第二，南斯拉夫问题；第三，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的问题；第四，苏联国内的经济情况。关于中东局势问题，尤金说：具体来说，就是打不打的问题。美、英已经侵入了黎巴嫩和约旦，看来也会打入伊拉克，但能否说因此就应该打？我们主席团认为，我们的局面不是越来越坏以致非打不可，目前不宜打。毛泽东问：英、美是否准备打？尤金说：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充分。根据这些材料看来，敌人是准备打大仗的。毛泽东说：我看，他们不准备打。第一，军事上，他们的兵力不足。第二，政治上，他们国内不一致。在英国，工党反对，除二十多人弃权以外，其余都反对。在美国，有些议员反对。美国这次出兵没有经过国会，没有经过联合国，因为亏理。这是他们国内的政治问题，还没有讲他们同人民之间的对立，只讲了统治阶级的内部问题。第三，在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得到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开会，在这样大的问题上都没有商量，这叫什么合作？他们的伙伴这次既不支持美国，也不支持英国，在联合国会议上很谨慎。第四，引起全世界的反对。我们搞和平运动很难，人家说是共产党搞的，效果不大。现在美、英侵入了黎巴嫩和约旦两国，起了宣传员的作用。谁主张和平，谁搞战争，不是很清楚吗？第五，世界各地蕴藏着革命力量。在保卫和平的口号下，在亚、非、拉美三洲到处酝酿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处都是干柴，伊拉克就是这样。在欧洲也同样酝酿着革命。英、美帝国主义者害怕，现在的局势非常好，对我们有利，对他们不利。我赞成你们的意见，不必打。他们不敢直接打我们。他们同中间势力打。现在世界上有三个主义，一是社会主义，一是民族主义，一是帝国主义。现在帝国主义同民族主义打仗。民族主义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共产党也说它侵略。总之，一共五个问题，因此他们不敢打。关于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同志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我们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同志希望同中国一起商量一下，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毛泽东听到这里惊诧地说：啊？！像农民搞合作社一样。尤金说：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同志以及必要的助手到莫斯科，把我们的一切东西都看看，然后具体商量。毛泽东说：我们想叫你们帮助我们搞，但对“合作社”问题没想过，要研究一下。是否只搞“合作社”你们才干？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我们先讨论，同意就去人，不同意，又不帮助，我们就不搞。今天这个问题不作决定。会见后，同刘少奇等商谈至晨二时十分。

7月22日　上午十一时半至下午四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再次会见尤金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参加。毛泽东说：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110]。另外，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里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彭德怀说：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打来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谈话又回到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帮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建立核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同日　阅中共湖北省委七月二十一日关于推迟报送湖北省第二个五年计划全面规划和发展工农业规划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小平同志：通知各地，七月一日限期取消，改为明年春季交来，较为有利。”请示报告说：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曾经规定，各省要在七月一日以前把本省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全面规划和发展工农业的规划报送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情况变化很大，原订规划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需要大大修改与补充。因此，此项规划拟于十月份报送中央。

7月24日　下午六时五十分接到杨尚昆的电话报告，说尤金告知他已同莫斯科方面通电话，有些事情要向毛泽东面谈。晚八时至八时四十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话，请他们会见尤金。晚九时至九时五十分，刘、周、邓在中南海西楼会见尤金。晚九时五十五分至十一时二十分，毛泽东听取刘、周、邓的汇报。

7月25日　晨，同胡乔木谈话。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王鹤寿、赵尔陆、刘澜波、何长工[111]、宋任穷出席。晚上，同陈毅谈话。

7月26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彭德怀、黄克诚、刘亚楼、萧劲光谈福建前线问题。

7月27日　晨零时五十分至二时，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上午十时，关于把握打金门的时机问题，致信彭德怀、黄克诚：“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112]、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同日　上午，听取廖鲁言汇报参加东北农业书记会议的情况。

7月28日　中午，到中南海瀛台继续参观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机床展览。

同日　下午，接受印度新任驻中国大使帕塔萨拉蒂递交国书。毛泽东致答词说：中印两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令人传颂的友谊。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由于殖民主义者对西亚的侵略致使国际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我深信，中印两国必将更加高举五项原则的旗帜，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努力。毛泽东在同大使谈话中说：中国过去一直不是水多就是水少，现在进行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已经开始见效，一两年以后就更明显了。我们现在是以中小型为主。中国的血吸虫病问题很严重，我们要对它展开斗争。中国现在有一千万人生这种病，一亿人受到威胁，这对我们的生产、人力都是很大的威胁。过去中国是个半殖民地，虽然有一个政府，但它是别人拿着自己的手写字的。苏联本来不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也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出现了，还出现了许多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如果再打一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出现更多的这两种国家呢？大概是会的。

同日　晚上，听取周恩来谈会见尤金的情况。

同日　复信周谷城：“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113]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114]，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

同日　对外交部新闻司七月二十三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第一四一号刊载的《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一文，批示江青：“此件看过，有用，由你保存，备我利用。”

7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日本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廖承志出席。

7月31日　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黄克诚、胡乔木谈话。三时，一同去南苑机场迎接赫鲁晓夫。四时，赫鲁晓夫乘飞机到达北京。

同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同赫鲁晓夫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邓小平，苏方有波诺马廖夫、费德林。赫鲁晓夫说：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汇报，看了以后很不安，觉得有些事没有正确理解，问题弄得复杂了，有必要澄清一下。我向尤金交代的时候，就有顾虑，怕他不能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我问了他几次，问他听懂了没有，他都说听懂了。但是结果证明，他虽然转达了一大堆，但最重要的一个字也没有讲。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舰队嘛，怎么能说搞共同舰队？毛泽东说：我和尤金同志的谈话是有记录的。（毛泽东拿记录给赫鲁晓夫看。）你看这不是写着吗？尤金说赫鲁晓夫建议建立共同舰队，并可吸收越南参加。第三次谈话的时候，尤金就改口了，他说是共同建设，共同努力。这次我没有见他，是少奇、恩来、小平见的，他们又驳斥了共同建设的说法。其实，关于海军的问题是苏联顾问建议提的，他们说只要给苏方去一封信，立刻就会有答复，就会得到援助。他们四次提出建议，希望我们这样做，结果我们写信给苏联方面提请援助。问题就是这样发生的。毛泽东问：怎么样？“合作社”问题不再提了吧！赫鲁晓夫说：我们从来也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并且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毛泽东说：永远不提了，那好，记下来。赫鲁晓夫说：对，记下来。过去没有过，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次是由于误会的结果，尤金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转达了我们的立场。接着，谈到在中国南方建立雷达站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这个问题我们中央没有讨论，只是国防部和马利诺夫斯基[115]他们提出的。他们建议在中国的南方搞个雷达站，战时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当然平时也要用来指挥演习。雷达站最好由中国自己搞，我们可以给贷款帮助建设。这个雷达站对于我们两个国家都是需要的，问题就是个使用的问题。我们不是说由双方来指挥。我们请求中国方面在协定的基础上，允许我们通过这个雷达站指挥我们的舰队，所有权是中国的。毛泽东说：那末，这就不是个“合作社”啰！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意在中国建设，认为不需要由苏方负担。我们认为，这个雷达站，既然苏联需要，而且我们也需要，所以我们同意搞，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使用权一半一半。当赫鲁晓夫一再说苏联提供贷款时，毛泽东说：不要你们出钱，要搞就我们自己搞，你们要出钱，我们就不搞了。赫鲁晓夫说：那好吧，由你决定吧！毛泽东说：这次“合作社”问题，对我来说没有想到。这样一谈，就清楚了。谈到苏联的顾问和专家问题时，毛泽东说：在我们这儿工作的苏联专家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好人。我们对经济、文教系统的专家没有意见。我们所讲的只是个别人，是公安和军事系统的，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来来走走，换人也不经过我们的同意。我们中央经常发指示给党员干部，给各级党委，告诉他们要怎样对待顾问，要团结好，要搞好关系。邓小平说：可以考虑把顾问制改为专家制，像经济方面的专家一样。任务还是一样的，工作也照旧，就是条件稍微有些不同。赫鲁晓夫说：这样也好，限制一下他们的权力，不要让他们乱发号施令。毛泽东说：好吧！这个问题就算这样了。

同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王稼祥、黄克诚、胡乔木出席。

同日　关于相机透露自己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事，给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宦乡发去电报。电报说：“六月二十日你给外交部的电报我看了。所传辞职事是真正的。我决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认为有利，正向地、县、区、乡干部通知，并展开辩论，以免临时显得突然。国内民主党派已通知并酝酿一年多了。在华外人，如苏新[116]使节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等亦已谈过。请你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要是非正式的，以闲谈方式出之。经过英共记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们不当作谣言，而当作事实。”并批示：“刘、周、朱、林、陈、邓阅发。”

同日　阅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七月二十七日关于印尼寻求贷款问题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陈毅同志：此件第二页第二段所说向我要求贷款事，黄镇是否曾有报告？如有，请送一阅。此件阅后退毛。”黄镇报告中第二页上说：根据印尼向苏联要求贷款的情况和印尼当前继续执行镇压颠覆活动的政策，要取得美国的贷款尚有许多困难，印尼既已向我政府迫切地提出了贷款的要求，我馆意见，我政府可酌量贷予一部分。这将和过去的米、布贷款一样，会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8月1日　上午十时四十五分至下午四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第二次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黄克诚、杨尚昆、胡乔木，苏方有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117]、波诺马廖夫、费德林、安东诺夫。毛泽东说：昨天谈完以后，一直没有睡，所以今天请同志们来得早一点。我们来个大会套小会，小会套大会，昨天的是小会，今天的是大会。想谈谈国际形势、工作方法和两党关系。关于国际形势，有些看法，和你们交换一下意见。西方帝国主义是力量有限，困难甚多。它们表面上装腔作势，三板斧，打了以后就没劲了。我们古代有个程咬金，他打起仗来只有三板斧，三板斧砍完了以后就不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过几次高潮，一次是朝鲜战争，一次是匈牙利事件，一次是这次的中东事件。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哪年我们能抓住过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它高唱自由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人家打了两年它才来。后来，美国人不能不自己冲上去，迫使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方针，这是朝鲜战争和美军入侵黎巴嫩。在朝鲜战争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反侵略，因为联合国通过了决议嘛。这次被抓住了，是谁在打黎巴嫩？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没有像美国资产阶级那样怕的，那样恐慌的，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资产阶级那样大，共产党很小，但是麦卡锡[118]主义就出在那里。这次美国非常惊慌失措。伊拉克事件一爆发，可以等一等嘛。不，就在当天采取了行动，早晨三四点钟，艾森豪威尔就召集开会，决策：如不上去，中东就完了。他们自己是力量有限，困难甚多。办法是，大吹大擂，装腔作势。好像要大干的样子，但结果只有一万二千人。最终目标是，先吞掉伊拉克，然后吞掉整个中东。想不到的是，来了一场风暴，掀起了反对浪潮。美国最大的困难是，世界舆论不在美国方面。这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美国这次很慌。它从来没有吃过亏，在朝鲜战争中吃了小亏。这次没想到这么多人反对它。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中东这次我们胜了，肯定的，敌人要退的。

8月2日　下午五时至晚十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进行第三次会谈。双方参加会谈的人同前。毛泽东说：今天谈谈北大西洋公约好吗？北大西洋公约[119]、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三个集团包围着我们。这些集团的性质，毫无疑问，是侵略的。在莫斯科期间，我和你谈过这些组织是个钙化组织。我看，这些组织都是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组织。在一种情况下，它们可能是进攻的，比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另一种情况是，我们内部很团结，不可设想反革命能推翻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组织是防御性的。这三个条约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处境比较好，比较巩固，因为它的参加国连在一起。马尼拉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敌人很强大，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力量，一方面是共产主义力量。它们是一个薄板墙，左右受攻，墙脚本身也不巩固，中东的民族独立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第四个是泛美联盟，这个组织越来越弱了。所以，我们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一起提，是有理由的。过去有时只提亚、非，不提拉丁美洲，现在一起提。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起来了。东方有个墙壁，形式上未连上，实际上连上了，蒋介石、李承晚[120]、日本要组成东北亚集团。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要从两方面准备，一方面是和平，一方面是战争。一方面要搞经济文化建设，一方面要教育人民不怕战争。怕有什么用，人家要打嘛！要打就打，打完再建设。我们要争取七年时间不打仗，七年要争取到了，再争取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就不成问题了。毛泽东说：谈谈紧张问题。紧张对谁有利？西方制造紧张是想对他们自己有利。我看，如果西方再继续搞下去，他们自己会发现，维持紧张局势是比较对我们有利。这种紧张局势最有利于动员人民，使人民想一想打起仗来怎么办。现在还不是战争，但有战争的危险。会谈中间，双方人员曾共进晚餐。会谈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王稼祥、黄克诚等谈话。

8月3日　下午一时至二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同赫鲁晓夫进行第四次会谈。双方参加会谈的人同前。毛泽东说：我有两个小问题和你谈一谈。第一个问题是核武器的试验问题，你们已经停止试验了，人家还在试验，这样对你们会不会有影响？赫鲁晓夫说：我们表示过，如果对方不停止试验，我们将不受约束。我们是有自由的，必要时还可以恢复试验。毛泽东说：第二个问题，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基地，你看这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据我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基地多，他们的力量就很分散。赫鲁晓夫说：这个问题很难讲。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签署《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随后，毛泽东等到南苑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会谈公报说：从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会谈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8月4日　晨零时二十分乘专列离开北京。途中在周口店支线停车休息。下午到达河北徐水，在专列上同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谈话。随后，在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和张国忠的陪同下，乘汽车去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看了农业社的俱乐部、粮食加工厂、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工厂、幼儿园、幸福院和食堂，到农田看棉花、黍子、玉米、谷子、红薯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又到徐水县城视察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当张国忠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计划生产粮食十二亿斤时，毛泽东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他对徐水县实行劳动力组织军事化表示赞赏。指示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品种多，满足人民的需要。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红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晚上，到达保定。

8月5日　上午，离开保定。到定县换乘汽车去安国。向陪同的安国县长了解今年的夏收情况、预计全年人均粮食产量、土地深翻情况等。在安国县先后视察新安村的玉米、药材生产和流水乡红星农业社的县委试验田。下午，乘汽车去定县，对陪同的李悦农说：合作社应该是全的，有农业、有工业、也要有商业、有民兵、有教育。徐水搞组织军事化是逼出来的，劳动力非常不足，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会大大提高劳动的效率。农业上去了，工业上去了，渔业也要上去，林业也要上去，牧业也要上去，副业也要上去，要全面发展。明年是不是少种点红薯，要大量地种小麦，华北人要多吃小麦、谷子、玉米、稻谷。深翻地是增产的重要一环，密植不深翻不行，肥多了不深翻也不行。

8月6日　晨，到达河南新乡。下午二时，在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耿起昌[121]谈话。三时，换乘汽车去新乡的王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在王屯看了棉花和水稻生长情况。在七里营，看见挂着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看了敬老院、幼儿园、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接着，到田间，走进棉田，称赞棉花长得好，并同社员一起给棉花打顶。面对一片丰收景象，毛泽东说：大有希望！六时五十分至七时二十分，在专列上同吴芝圃、杨蔚屏[122]、史向生、耿起昌和解学恭、张明河谈话。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所喜欢的名字。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内容，有了食堂，有了托儿所，自留地的尾巴割掉了，生产军事化了，分配制度变化了，一个小并大，一个私并公，乡社合一了。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级。当晚到达许昌。

8月7日　晨，乘汽车由许昌去襄城。先后看了双庙乡郝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梁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十里铺乡薛元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烟叶和谷子的生长情况。中午由许昌到达长葛，去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看了玉米生长情况和干部玉米试验田。后离开长葛，经郑州到达开封。

8月8日　中午，在专列上同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兰考县委书记陈约俊谈话。下午三时三十五分，到达商丘。在专列上同商丘地委第二书记任秀铎和商丘县委副书记刘学勤、王林谈话。四时，去商丘道口乡中华农业社“七一”试验站视察，看了架秧和不架秧的两种试验红薯的生长情况，以及这个社试种的水稻。

同日　下午六时四十分，到达安徽砀山。在专列上同中共砀山县委第一书记刘欣钊、县长张其明等谈话。

同日　晚八时十五分，到达江苏徐州。在专列上同中共徐州地委书记张洪范和专员梁如仁等谈话。毛泽东详细询问徐州的行政区划及工农业生产情况，指出：徐淮地区过去经常受水灾，这个地区很穷，中央很关心，希望你们早点翻身。你们要抓粮食、抓煤、抓钢铁，还要抓机械。河南已并大社，你们可以到河南看看。

8月9日　晨零时三十分，到达山东兖州。在专列上同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济宁地委书记、滕县县委书记、滋阳县委书记、滋阳中匈友谊社党支部书记、滋阳县长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等谈话。毛泽东详细询问当地的粮食生产及群众生活情况。谈到并社时说：河南在合并，河南从下边来的压力很大，要省委下决心。你们可以去河南看看。

同日　晨三时，到达泰安。在专列上同中共泰安地委副书记、泰安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泰安县委副书记等谈话，详细询问当地的粮食生产、水利建设、小社并大社、冶金工业、泰山旅游等情况。

同日　晨五时十分，到达济南。下午，同谭启龙、裴孟飞[123]和杨得志及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吴健、历城县委书记吕少泉谈话。毛泽东问：大跃进中群众究竟愿意不愿意干，你们有没有下去看看？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谈话后，到济南历城北园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大片藕田和丰产稻田。边看边问，了解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产量等。又视察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看了由山东省委负责人和农业科学研究所合种的棉花试验田。回到专列上临行前说：这次来，谈也谈得好，看也看得好，就是时间短，谈得还不深，看得还不细。晚上，乘专列离开济南北行。

8月10日　晨，到达天津。下午三时，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的工作汇报，刘子厚[124]、张明河、阎达开、解学恭、李耕涛、张克让、赵克[125]参加。谈到深耕时，毛泽东说：以后除水利、肥料之外，基本上要靠深耕吃饭。深耕对保水、保墒有好处，对多施肥料发挥肥效有好处，对改良土壤增加团粒结构有好处，对除虫、除草也有好处。有人汇报说在人均达到三千斤粮食以后，计划用一半的土地种粮食、棉花、油料，其余土地造林种果树，办牧场，养鱼等，并要建设工业区、文化教育区、居住区，搞河网，修公路。毛泽东说：这样农村和城市就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想法，没有别的出路。谈到水利时，毛泽东说：河北省河流很多，把几条河都通起来，连起来，搞几条南北运河。过去水是向东流，搞起南北运河，打起格子，水就可以蓄起来了，水就不缺了，天津也就不至于没有水了。修起运河之后，也可以通船。

同日　下午四时，到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稻田。一边看，一边问水稻密植、土地深耕的情况。走到苇田边上，指着苇田对大家说：这是好东西，不锄草不施肥，一年一收。

8月11日　下午，参观天津市进出口商品陈列馆。

8月12日　晚上，参观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看了“东风馆”和重工业、机电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轻工业、手工业几个展馆，对职工们的劳动成就和创造精神表示赞扬。在参观中，对于每一件创造发明、技术改进都很关心，还会见了天津市著名的技术革新能手，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休息时，询问天津工业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当李耕涛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应不足时，毛泽东说：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天津制造工业的大型设备要抓紧，要早些安装，使用起来。

8月13日　上午，视察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听了天津大学勤工俭学情况的汇报后，说：这样很好，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有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听到天津六十多所中学也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时说：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上的道理，怎么成？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毛泽东参观了天津大学的机工厂、铸工厂和硫酸厂，嘱咐校长和党委书记，要师生有节奏地劳动和休息。离开天津大学后，到正阳春饭店进餐。一进饭店，就走进又窄又热的厨房，了解厨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这时，成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在饭店门前的街道上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先后五次走到窗前，向市民们招手致意。

同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北站的专列上同河北省、天津市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负责人谈话。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天下大势归纳起来是三个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我们占的力量大，在民族主义中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搞世界和平运动，有的国家的领导人不参加，而中东事件发生后他们都出面了，我看中东事件比世界和平运动的力量大。这次我走了三个省的若干农村，同志们都问到中东事件。政治形势对我有利，对帝国主义不利。

同日　晚上，回到北京。

8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首相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柬埔寨国家代表团，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李先念、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王幼平[126]等在座。毛泽东说：最近中柬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今天西哈努克亲王又重到中国访问，两国关系已更加密切。你们的政府是爱国的政府，是民族主义的政府。订出一个长期计划，注意在经济上军事上找点出路，可以搞出名堂。根本方针是搞经济，十年到十五年可搞粮食。你可以去看看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不劝你搞合作化，因为你们的制度不允许搞合作化。粮食有了，还可以发展，再搞点钢铁，就可以造机器和军火，不用向外国买。毛泽东说：我们外部困难也很大，就是美国同我们作对，台湾、南朝鲜有美国基地，日本、菲律宾、南越、泰国也有它的基地，菲律宾、泰国还参加军事同盟。一个国家没有重工业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所有的亚非国家都搞工业，亚非国家都搞起来了，对帝国主义就有话可说了。过去亚非只有日本有重工业，它的垄断资本集团还想打外国的主意。其他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情况差不多，工业不发展。独立国家好办，它们都在进步。参加军事集团的国家难办些，他们内部是分裂的。所以，你的事情好办一些。看看我们的办法，可能不对，作个参考。决策完全在你，照抄一定对你不利。

8月16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再次会见由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柬埔寨国家代表团，并共进午餐，周恩来、陈毅参加。毛泽东说：昨天同亲王一谈，我没有睡好觉，所以今天再同亲王扯一扯。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要出主意，不能不管困难。你们有困难，我们可帮助你们出点主意，我们有困难，你们也可帮我们出点主意。西哈努克说：我们国家小，没有考虑过这类问题，这不是我们自私。毛泽东说：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有这样一种论调：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这种论调是绝对没有道理的。什么大国、小国，大国往往是由许多小国联合组成。中国在古代就是由一万个左右的小国组织成的[127]，后来变成八百个小国，以后又变成七个小国，最后才统一成一个大国。现在中国还是由许多省份组成的。鹿和老虎谁比谁强？我看老虎不一定比鹿强。一九○○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来，八国联军中也有小国，可是它们欺侮大国。日本也是小国，也侵略过我们。这是因为它们是工业国，我们是农业国，政府也很腐败。国家大小只是形式。我们两国是完全平等的朋友性质的国家。我们希望你们发达起来，我看这是完全可能的。你有干劲，有文化和知识，你是亲王，实际上又是一位平民化的政治家。你能团结各界人，从国王到劳动界。你做过国王，当了首相，又做政治领袖，同人民在一起，没有封建主义的架子。这证明你是受过民主教育的。在谈到华侨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要求在柬埔寨的华侨拥护柬埔寨王国政府，同柬埔寨人民合作，尊重柬埔寨的法律。有一点你可以放心，在柬埔寨的华侨中没有共产党组织。

同日　乘专机从北京到达北戴河，住一号楼。

同日　下午三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议，商议这次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最后，毛泽东归纳为十七个问题，即：一、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二、今年铁、钢、铜、铝问题；三、明年农业问题；四、明年水利问题；五、合作化问题；六、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七、教育问题；八、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九、劳动制度问题；十、五百七十万人去边疆问题；十一、技术保密问题；十二、国际形势问题；十三、今冬、明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十四、协作问题；十五、深耕问题；十六、肥料问题；十七、民兵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各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出席会议。会后，同刘少奇、朱德、林彪、邓小平谈话。

同日　阅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批示：“很好，登《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宜用较大字型，例如四号或五号，不用新五。是否如此，请伯达酌定。”同时为该文写编者按语：“编辑部按：陆定一同志这篇文章，是根据党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写出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即将有指示发给各级党委。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党的指示的时候，结合陆定一同志的文章予以讨论。在学校党委讨论此事的时候，可以吸收非党的教授教员参加。”二十二日，阅陆定一报送的《红旗》杂志排印的这篇文章的清样，批示：“定一同志：改得好。在教育史部分，应批评凯洛夫[128]、斯大林，对中苏都有益。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你看如何？”二十八日又批示：“定一文章关于教育史部分，请再打印一份给我一阅，有人提议不要批评凯洛夫、斯大林，似较适宜，可以刮掉。”[129]在几次审阅中，毛泽东加写和改写一些内容。加写了关于中国教育史的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陆定一文章说：“研究教育史，当然有好处，可以知教育的一般规律。但须知，教育的一般规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更不等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毛泽东将这段话修改为：“研究教育史，如果是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的话，那当然有好处，可以知道几千年阶级社会时代教育的规律。但须知，这种阶级社会历史上教育的规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更不等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文章说：“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而只有很多书本知识的人，只是资产阶级的所谓‘通才’，并不是我们所称的‘全面发展’的人。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对这一段话，毛泽东有两处修改：在“并不是我们所称的‘全面发展’的人”之后，加写：“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在“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之后，加写“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陆定一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九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

8月17日—30日　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及其他问题。

8月17日　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同中南各省区党委第一书记陶铸、王任重、吴芝圃、周小舟、刘建勋谈话。王任重请示两个问题。一个是重点抓工业问题，毛泽东同意。一个是大社问题，毛泽东主张规模搞大一点，五千户、一万户一个社。

同日　下午，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礼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性质是个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今年要搞一千一百万吨钢，去年是五百三十五万吨，要翻一番。这个东西有完不成的危险。今天是八月十七日，只有四个月零十三天了。中心的问题是要搞到铁。还要抓紧一点，今年要把一千一百万吨钢搞到手。谈到干部参加劳动问题时说：凡是可能参加劳动的，不论做什么官，官大官小，都要参加。搞一点直接的劳动，使劳动跟工作结合起来，要作出一个决定。谈到国际形势问题时说：国际上有一堆问题，请你们大家研究一下。会不会打仗？恐怕是不会打。谁怕谁多一点？两边都怕，但是究竟哪个怕哪个多一点？我看恐怕还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现在世界上有三个主义：我们叫社会主义，纳赛尔、尼赫鲁、苏加诺这些人叫民族主义或者叫中立主义，还有一个帝国主义。后面这两个都叫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民族主义，一派是压迫别的民族的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中间这一派民族主义，本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但因为它又反帝，就转化为我们无产阶级的后方，社会主义的后方。要讲原子弹，苏联也有，这个东西两家差不多。其他力量比较，我们比它大，因为我们加上这些民族主义，再加上那些西方国家里头的共产党能够影响的人。所以说，西方比我们怕他们更多一点。因此，就不会打，它不想打，它很怕。但是我们要准备打，因为那个垄断资本也可能打。这就发生一个问题，怕打好还是不怕打好？你怕它也打，你不怕它也打，横直是要打，还是跟干部讲清楚，要打就打，叫做横起一条心，打烂了再建设。帝国主义搞的三个军事集团的性质是侵略的。它是向两方面侵略：向社会主义，向民族主义。但是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与其说它是进攻的，还不如说它是防御的。它那个东西稀稀疏疏的，比如这回在巴格达不是搞了一个洞[130]吗？巴格达条约组织以外的那一边就是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我们这边的马尼拉条约组织外的那边有印度，有缅甸，有柬埔寨，有锡兰（今斯里兰卡），有印尼。它是很薄的一道薄板墙。这三个集团比较，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巩固，巩固程度也有限。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它是整中间地带的，也整我们，但是没有机会整，就只好整中间地带、整殖民地，而且它们内部互相整，比如英美联合整法国，也限制德国。我们现在总是说要缓和紧张局势，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对我们说来有利的是缓和，而对西方说来有利的是紧张。但是可不可以这样看，这个紧张局势比较起来对我们有利，而对西方比较不利。对它有一条有利，就是它的军火工业可以大发展，好通过预算，扩大军备。但是，对它并不都是有利，紧张使得人们想问题，紧张可以把人们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英国人、美国人在约旦、黎巴嫩是慢一点走好，还是快一点走好？据我看，它多呆一天就有一天的好处，众矢之的，以便我们每天有靶子可射。谈到民兵问题时说：要武装民兵。除了一些较小的省、区之外，较大的省，或者以协作区为单位，由地方来生产轻武器，来武装民兵。全民皆兵，谁要来侵略，就拿这个东西去对付他。我就赞成多唱点穆桂英、泗州城、花木兰，少唱点梁山伯祝英台。

同日　阅《嵖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并对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对草案中的“公社要逐步把社员培养成为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的“有文化”前，加上“有社会主义觉悟”。在“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建立适合公社需要的专科大学。在将来生产高度发展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减少社员劳动的时间，增加他们读书的时间”这段话后，加写“要使全体青年一代都有大学的政治、文化、技术程度”。在“公社实行全民武装。适龄的青壮年和复员退伍军人应该编成民兵，经常进行军事训练，并且担负国家所分配的军事任务”这段话后，加写“其目的是维持社会治安和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简章草案作为北戴河会议文件印发，发表在九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

8月18日　晨，阅彭德怀报送的广州军区八月十三日关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深圳方向进行实兵演习的安排的报告，批示：“德怀同志：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再：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谭震林开会。

8月19日　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各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开会。毛泽东讲话，他说：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和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重点建设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集中不行。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钢铁大的归中央，中小型的各省都可搞一点。地方分权，各级（省、专、县、乡、社）都要有权，内容有所不同，范围有所不同。分级管理，但不要把原材料都分掉了。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统一管起来。没有严密的计划性和组织性是不行的。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调东西调不出来要服从命令。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改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纪律性，比更有秩序。钢明年两千七百万吨要完成，今年一千一百万吨要保证。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关于人民公社，我的意见就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钢铁专门小组每十天检查一次才行。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钢要保证完成，铁少一点可以，也要争取完成。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军官要下放当兵，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回来当师长、军长。干部参加劳动，我看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同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协作区不搞政治不行，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不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搞政治挂帅，思想一致了，才好搞经济，在政治挂帅之下抓计划。

同日　中午，同邓小平谈话。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谭震林开会。

同日　阅刘晓八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会议各同志。”刘晓的电报说：不久前我曾往访库西宁同志，向他转告了毛主席对苏共中央关于王明情况通知的答复。他表示对毛主席能充分地理解苏共中央他非常高兴，至于王明是否应该在苏联继续治疗的问题，应完全由中共中央决定。既然毛主席认为他可以留下，这对苏方来说也不会成为负担。这个电报作为北戴河会议文件印发。

8月20日　下午三时，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讨论炮击金门问题，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萧劲光、陈锡联、王秉璋、王尚荣[131]、叶飞、陶勇[132]出席。叶飞汇报福建前线的准备情况，把地图摊在地毯上。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看地图。叶飞汇报完后，毛泽东问：你用这么多的炮打，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叶飞答：那无法避免。

同日　下午六时，在北戴河一号楼第三次会见由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柬埔寨国家代表团，周恩来、陈毅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工业有一些进步，但要在按人口平均产量上赶上英国，那就不那么容易了，先在绝对产量上赶上英国。我建议你可以搞点小规模的重工业，比如炼钢，有了钢你就可以搞点机械。我们对你们没有什么帮助，一点点经济上的帮助，那算不了什么。如果说有帮助的话，那就是政治上的，我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这方面对你们是个支持。美国的手很长，到处抓。抓我们的台湾，抓南越、南朝鲜、菲律宾、泰国，现在又在抓新加坡。它把防线搞到我们门口来了。

同日　晚八时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陈云、薄一波、陈伯达、王鹤寿、赵尔陆出席。会上，陈云谈冶金和机械生产的情况，陈伯达谈马、恩、列、斯论军事工作的一个材料。

8月21日　晨，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保证重点，明年搞两千七百到三千万吨钢，三十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二十四号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133]，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毛泽东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搞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整风以后，一条心。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乔木等六人住两间窑洞，身体好了。到西柏坡也是一个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以来，身体又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六祖坛经》记载，慧能和尚，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我们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有人问统一以后要不要有机动？机动还是需要的，在保证一千一百万吨钢以外，允许机动。统一主要是钢铁、机械。国家保证两千五百万吨钢，剩下五百万吨由省、市、县去安排，能超过一点更好。计划不可能搞得那样准确，不可能样样事先有计划，有些事难以预料，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乱是有一点的，成绩是很大的、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管，现在全党要管这件事。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设几个书记。

同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开会。

8月22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讨论领海问题和炮击金门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陈伯达、胡乔木、叶飞、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出席。毛泽东对叶飞说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134]。

同日　毛泽东提出请两个法律专家到北戴河来。随后来到北戴河的有周鲠生、倪征、刘泽荣[135]。

同日　阅中共青海省委七月五日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给中央的报告，批示：“退少奇、小平同志：第五页，矛盾不表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这样说是不对的，那里的生产力并没有解放。第五页，阶级消灭了，这样看也是错误的，现在全国并未消灭阶级。这两点作了修改。”报告说：“农业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改变，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着。只是这种矛盾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毛泽东将这段话的后一句修改为：“这种矛盾既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又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报告说：“事实再一次表明，阶级虽然消灭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未熄灭；反革命虽然不多了，但是还有。”毛泽东将这句话中的“阶级虽然消灭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未熄灭”，修改为：“就全国说来，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虽然过去了，但是阶级尚未消灭，阶级斗争并未熄灭。”

同日　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草案，批示：“少奇、小平、定一同志：此件可用。似宜印发各主要民主人士，并同他们座谈一次，然后公布。”草案主要内容是：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各大协作区应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步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这个指示九月十九日正式发出，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8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队实施大规模的猛烈炮击。

同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讨论领海问题，周恩来、周鲠生、倪征、刘泽荣、乔冠华、雷英夫[136]等出席。会议结束后，同周恩来谈话。

8月24日　晨，阅谭震林八月二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基本通过的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文件，批示：“退谭震林同志：各件已阅，可用，照此付印。”谭震林的报告说：农村的九个文件，已基本通过六个，送上请审查。今天下午将讨论另三个文件，修改后于明天向你汇报。这九个文件是：一、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二、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三、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四、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五、中央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六、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七、中央关于储备粮食问题的决定；八、中央关于农业社积累与消费问题的指示；九、中央关于改进农、林大专学校教育的指示。

同日　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和中央有关负责人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出席。毛泽东讲话。他说：明年还是要大干一年，劲还是愈鼓愈好。不要愁丰收成灾，不要怕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地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且是全民的。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不控制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军队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文化、劳动，不但没有影响军事训练，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为经济基础服务。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关于分配的问题，苏联干部职工的工资等级太多，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占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八，限制了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到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民食足，君食孰能不足”[137]。人民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用什么办法。我们的方法，反正还是大鸣大放，自己管自己。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的，上级就服从下级；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先生编得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吃饭不要钱的办法[138]，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一九五九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除，大学教授要比学生吃好一点。谈到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时，他说：有时少数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大家服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哥白尼的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一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人民公社决议作为草案发下去，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要一下子都铺开。现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不搞要犯错误。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个到二万个社，每社五千户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万人到三万人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都将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卫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各地参照执行。

8月25日　下午，同陈云、李先念、程子华、陈国栋[139]谈粮食、棉花的收购、储藏问题和商业工作问题。

8月26日　下午，应李烛尘的要求同他谈话。

8月27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和中央有关负责人彭德怀、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陈伯达、胡乔木出席。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形成一定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评论。现在报刊上有些评论是感想式的，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要经常找有关同志吹一吹，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加以发挥。《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应有一定的方向，宣传要有重点，抓住当前的主要任务。今年年初报纸宣传方向比较明确。《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写得不错。最近一个时期，宣传上就显得杂一些，编辑条理差，把一些东西堆在一起，看不出方向，缺乏思想的鲜明性和一贯性，评论和消息配合不够。

8月28日　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几项人事配备和组织机构调整的方案，批示：“应提交政治局批准。刘、周、朱、陈阅，退小平同志照办。”

同日　下午，同周小舟谈话。晚上，同张仲良谈话。

8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前，毛泽东在决议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同日　下午，同谭震林、陈正人、廖鲁言谈农业问题。

8月30日　上午，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礼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和全党办工业问题。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他们就是有那么个趋势，想要干起来。但是条理化，说清楚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个决议。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我看是叫大公社。人多，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取消，有些已经在取消了。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得到解放。农业是个工厂，实行工资制度。工资是发给每一个人的，而过去合作社是发给一个户，一个家长。青年人和妇女非常欢迎现在这个工资制度。人民公社的公的特点比较合作社大为提高。这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出现的一个新问题。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要实行工资制度，粮食供给制，无论谁人，都有饭吃。吃饭不要钱，还要有个过程，明年还要苦战一年，也许有些要苦战三年。我们这个决议案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比如讲，快的三四年，慢的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从前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就是一切公有，跟工厂差不多，私人的生产资料、房屋也是公共的。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公园一样。几年之后，亩产量很高了，不需要那么多耕地面积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休耕。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建设，我看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有规划，搞得很美，是园林化。农林牧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人民公社问题是个重要问题，将来还会有许多问题我们不知道，还要研究。现在一下就出来这么一个简单的章程，就是河南省卫星公社的简章，只要这个章程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有一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不单是农村，还有城市），我加了“第四个”三个字，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不然太短了。（刘少奇：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加上“开始”还可以。有个文件讲，明年这一年是决战性的一年，我看这个话讲得好。无论工业、农业都是，特别是一个钢铁，一个机械，当然还有粮食，因为粮食明年要再翻一番。要搞两千五、两千七，争取三千万吨钢，这就要好好准备，是一场大战。从二十一号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首先是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不是八月，而是七月，最好是六月。六月十九号出的题目，出了题目没有措施，就是官僚主义，不知道情况。从八月二十一号起，还有十九个星期，但是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所以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搞不到，那末一是我的工作没有抓紧，二就是这个题目出错了，不应该出这个一千一百万吨的数目。这个一千一百万吨，你总要到了手才算数。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争取三千万吨。毛泽东说：搞共产主义，第一个条件是产品要多，第二个条件是精神要好，就是要共产主义的精神。一有命令，自觉地做工作，懒汉甚少，或者没有懒汉。实行薪水制以来的缺点就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坐椅子都要有等级的，办公桌是有等级的。这样一来，脱离群众，战士就不喜欢军官，农民就不喜欢我们县、区、乡的干部，城市里的工人也不喜欢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呢？你是当官，党官、政官、军官、学官，还有商官（做生意的），还有工官（当厂长的），官这么多，就出官僚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整风一来，就整官气，提政治，政治挂帅，从前争等级，争待遇，争薪水，后头不争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现在是不是马上废除薪水制？也可以暂时不废除。要来个一两年的准备，要人民公社搞起来逼我们。我们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就没有见过几个懒汉。他不懒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政治教育，政治挂帅，有个共同团体，有个共同目标，阶级斗争。现在，我们内有阶级斗争，外更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我们是向自然界这个敌人作斗争，要征服这个自然界，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是为所有人的幸福，而不是为我们少数人的幸福，我们这少数人恰好是为他们的幸福的。现在人民公社有些地方提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纪律化，生活集体化”，我看这三个口号很好。实际上是个军队，是个产业大军。不仅工人是产业军，农民这个军更大。讲军事组织，就好像没有民主了。恰好我们的民主不在别的地方，而在我们的军队，它可以搞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人民公社这个军事化，又有民主，又有很严格的纪律，但是他们相互的关系是同志关系，是用说服，不是用压服。毛泽东说：我们这一次会议的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就是要第一书记来抓。从这次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现在，农业比较上轨道了，而工业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这主要是指工业，首先是指钢铁和机械。因为有了这两样东西，百事皆有。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这三个东西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理由的。毛泽东说：有一本书，叫作《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请各省都印，印到县、区、乡，乡党委至少要有一本，能看的让他们去看。因为我们要搞进一步的社会主义，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看那个东西。这本书要公开出版，广为散发，对我们很有启发。第一条，很有启发；第二条，相当不足，许多话是模糊印象，那个时候的人讲的话，就没有像我们这个决议案这样具体。这也要破除迷信。毛泽东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件事，近来不大强调了，请同志们回去搞一下。我希望，这四样东西越少越好，因为这些东西直接影响劳动人民的健康。

同日　邓小平将中共中央关于增挂林彪像的通知稿送毛泽东等审阅，批写：“拟同意。主席、刘、周核后发，退尚昆办。”九月二日，周恩来对通知稿批写：“可否考虑除增挂林彪同志的像外，再增挂总书记邓小平同志的像，请主席批示。”九月五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此项意见”，并在通知稿的“应增挂中央副主席林彪同志像”后，加上“和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像”。这个通知于九月五日发出。

8月31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罗荣桓、张闻天、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黄克诚、胡乔木、吴冷西、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林铁、张德生、叶飞出席。

同日　晚上，同张治中谈话。

8月　在黄克诚八月三十日送杨尚昆付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中加写一段话：“我国人民不需要也不应当侵占外国任何领土主权，但是我国人民必须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

9月1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上，同罗瑞卿谈苏联召回在我国公安部工作的苏联专家一事。

同日　就编印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汇集一事，批示杨尚昆：“几十个决议，除印成一本发给各中央委员和几级党委（似应发到县级，军队发到团级，作为内部文件）外，哪些应在报纸上公布，请与小平、彭真同志商定。”后由中央办公厅编印成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文件汇集》，共三十七个文件。

同日　嘱机要秘书问黄克诚：对金门、马祖作战方针指示写好没有？我电台对金门广播的宣传材料检查了没有？九月二日，阅谭政当天的检讨报告。报告说：八月二十七日，总政治部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名义发出的给蒋军金门防卫司令胡琏及全体官兵的广播稿，事先未请示中央经中央审查批准，就发出去，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由于这个文件内容上有些不妥[140]，使我们在对外斗争中产生了某种被动。这在政治上是一个极大的疏忽。所以发生这一错误，是由于我对炮击金门的作战意图领会不够，对金、马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谨此检讨，请予指示。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军委委员及中央常委，阅后收回。”三日，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及附件《关于海军、空军对付敌机敌舰沿海活动的几项规定》，批示：“克诚同志：指示及附件，写得很好。请即交彭德怀同志看过，再经军委会议通过，然后发出。在军委会议上，请你详细解释理由。”“发福建军区及各军区，各省、市、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特种兵司令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外交部，陆定一，吴冷西。”指示指出：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是目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指示强调：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毛泽东在“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后，加写了“（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指示对包括炮击金门在内的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斗争方针作了四点规定：一、继续炮击封锁金门，但目前我军不宜进行登陆作战。二、炮击封锁金门的活动，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保持完全主动。三、目前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机不轰炸大陆，我也不轰炸金、马；蒋军轰炸大陆，我即轰炸金、马，但不轰炸台湾。四、我军陆、海、空不准主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我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

9月2日　上午，就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八月二十五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交的《对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情况的说明要点》，致信邓小平、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谭震林、陈伯达、陆定一、康生、胡乔木。信中说：“这个文件看了两遍，觉得不大满意，不能动员群众。这次会议各类文件，以农村类文件为最好，每样事情交代清楚，前后次序有逻辑性，文字通顺，一般具有鲜明性和准确性，特别是人民公社一件为最好。其次，是陆定一同志论教育的文章，虽较长，理论水平颇高，逻辑性、准确性、鲜明性三者都具。其次，是民兵决议，写得很好，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其次，是商业类文件，也不错，可读。工业类文件要考下等了。有一个较好的，就是那个不长的意见书[141]，读得下去，提纲挈领。‘说明要点’最差，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其原因，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辞学。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所谓不大懂辩证逻辑，就工业来说，就是不大懂工业中的对立统一，内部联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分别，因此构思写文，不可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我对作者是很喜欢的，从文件内容看来，他是一个促进派，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坚决拥护者，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甚为不足，是在理论与文风。”“建议：你们有意写工业纲要四十条，那很好，就动手吧，写一篇好文章出来，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说明要点’，无年月日；无署名，不知谁人写的；表中有好几张除作者外，恐怕谁也看不懂。为什么如此呢？如果少奇、恩来尚在北京，请给他们一阅。彭真请给一阅。”

同日　晚九时，在北戴河一号楼会见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当两位记者说到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时，毛泽东说：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142]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这本书里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般说来书中的观点是对的，只有像上面所说的个别地方需要做一些补充。马罗金问：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立场可以长期维持吗？毛泽东说：什么事情都不能永久维持。帝国主义不能够永久维持。社会主义也不能够永久维持，因为还要进入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立立场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却不喜欢，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摆脱了它们的控制而取得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我们支持它们。毛泽东说：巴西人口占拉丁美洲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你们是大国。以后巴西人口还会多，土地那么大，跟中国差不多，你们的国家很有前途。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和仓库。现在后方造反了，许多国家已经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可以先取得半独立的状态，然后完全独立。亚非有许多国家就是如此。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是在许多点上是相同的。首先，要求独立这一点是相同的。不仅你们有独立问题，我们也有。我们还有台湾问题，美国还在威胁我们，即使台湾收复了，美国的威胁还会存在。这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其次，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毛泽东说：目前国际局势很好。西方国家要达到它们的目的是很困难的。它们的目的是要统治一切可能统治的地方，但是它们到处受到抵抗。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我说的是，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者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我说美国不好，只是说它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一定会觉醒的。

同日　晚十一时，同曾希圣谈话。

9月3日　上午十时，同曾希圣、张治中谈准备到安徽等地视察事，并邀张治中同行。十一时五十分，同黄克诚、王鹤寿谈话。

同日　下午，乘专机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徐冰开会，商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

9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胡乔木开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和炮击金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于本日发表。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9月5日　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最高国务会议六个月没有开了。这六个月，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我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变化的，我的脑筋也有变化。有许多事情没有料到。今年二月那个时候虽然讲大有希望，那个希望比今天的现实还是落后些。国内形势，就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整风以前我们有许多干部有两条：一条叫官气较多，一条叫政治较少。经过整风，大多数干部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人们感觉跟国民党时期确实不同了，工作就积极起来了，一股热潮就起来了。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起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变化中。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文化界、新闻界、科学界、工程技术界、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或者已经改变立场，或者正在向改变立场前进，还有少数没有改变的，还有左、中、右。阶级还是存在的。说现在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毛泽东向会议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等文件中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毛泽东说：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现在提出若干观点，是作为一种看法，拿这些观点去观察观察国际形势。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它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它们那边的人少一点。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它们怕我们比较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第二条，美帝国主义它们结成军事集团，什么北大西洋、巴格达、马尼拉，这些集团的性质究竟怎么样？不要把这三个军事集团看得那么严重，要有分析。它们是侵略性的，但是它们并不巩固。第三条，关于紧张局势。我们每天都是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紧张局势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但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也有有利的一面。它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第四条，中东的撤兵问题。美英侵略军必须撤退。帝国主义现在想赖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它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第五条，戴高乐[143]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第六条，禁运，不跟我们做生意。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第七条，不承认问题。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国。不承认我们，我看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它们总要承认。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的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它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但是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有这么八个观点，当作一种看法，供各位观察国际形势的时候采用。

同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邓小平、胡乔木、吴冷西开会。四时半，周恩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表示欢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来华访问。周恩来谈了中国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分析，美蒋矛盾以及中国的立场、策略和所采取的行动，着重说明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五时半，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同苏达利柯夫会见的情况。

9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首先，由李富春就一九五八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和一九五九年国家建设计划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等问题作报告。接着，会议讨论周恩来针对杜勒斯九月四日声明准备发表的《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144]，周恩来作了说明。在周恩来作说明前，毛泽东说：搞它一下，我们还没有讲话，社论都没有写，杜勒斯就写信，然后它那个总统谈话，国务院发言人谈话，什么陆军部长又在台湾讲话，援台湾的司令斯摩特搞得满城风雨。[145]等全世界各国一切情况都闹清楚了，我们现在才讲话。周恩来作说明后，毛泽东讲话。他说：研究一下，看有什么缺点，可不可以照这样发表？至少美国是被动的。它仓促调兵，有一个航空母舰，是从菲律宾调来的，还没有到，有些是从夏威夷调来的，有些是从日本调来的。它真诚地希望我们不去登金门，它是被那个索子套住了，使它难办。台湾是一根大索子把它套住，金门、马祖也算一个索子。蒋介石就是那么多兵，三分之一的兵力十一万人在两个岛上，九万五千人在金门岛，一万五千人在马祖岛。而金门岛三面在我们炮火包围中，金门距大陆海岸只有三公里。金门岛把厦门变成一个死港，马祖岛就把我们福州的闽江海口塞住了。这得整它一下。我们整金门，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的兵，我还是暂时不去。你过去谈判又那么冷淡，中断了好几个月，现在你想谈，那好，可以谈。你不打，它就不想谈，要把这个绞索捏紧一下，它感觉到痛了，它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美国说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撤退金门、马祖，但是蒋介石又不撤。你不撤我就打，你一撤那我就可以不打，你全部撤走我可以一炮不打。这对蒋介石也是一个难事，他怕一撤，影响人心士气，又丧失了这两块土地。听说美国人也劝过他撤。美国要拿金门、马祖交换台湾，我们原则上是不能交换台湾。你把金门、马祖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这总不可以吧！至于哪一年解放，我们又没有定日期，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都没有作决议。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现在好处就是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它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它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下地，它每天紧张，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干。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杜勒斯前天那个声明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毛泽东讲话后，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

同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等，并共进晚餐，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参加。葛罗米柯是受苏共中央的委托，来中国就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赫鲁晓夫准备给艾森豪威尔的信（草稿）[146]，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的。葛罗米柯表示：苏共中央完全赞同周恩来昨晚向苏达利柯夫谈到的中国方面对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立场、策略和做法；赫鲁晓夫准备给艾森豪威尔的信，对美国和英国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提出警告。他介绍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此外，还通报三件事：一是联合国大会特别紧急会议讨论美英从黎巴嫩、约旦撤兵的情况，二是九月五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的情况，三是与即将召开的第十三届联合国大会有关的一些问题。

同日　阅谭震林报送的九月四日全国电话汇报会议关于各地办人民公社情况的材料，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可以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材料说：据汇报，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大部分省、区在九月底以前可实现公社化。至会前统计，全国农村已建立九千零三十四个人民公社，一般均是一乡一社，少数是数乡一社，个别是一县一社。各地建立人民公社一般分作两步走：秋前先搭架子，换牌子，上动下不动，实行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安排生产；秋后再处理具体政策和解决经营管理等问题。这次运动的发展非常迅速，群众情绪非常高涨，纷纷写决心书、申请书、大字报，要求办公社。已办公社的地方，又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只有少数地方由于思想发动不够好，有些群众有顾虑，发生了杀鸡、杀猪、卖牲口、砍树、藏粮等不正常现象。对此，各地均已引起注意，并在纠正中。

9月7日　晨七时，就研究赫鲁晓夫准备给艾森豪威尔的信（草稿），批示：“恩来同志：本日上午约五六人，对赫致艾文件草件认真研究一次。如可能的话，写出一个意见书交葛外长带去。肯定正确部分占百分之九十，可商量部分只占少数。你看如何？”“赫文中应对中美新声明有所评论。”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后同陈伯达谈话。

同日　美蒋军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编队左、右两侧护航，蒋军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只相距二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军已经卷入，对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叶飞立即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叶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叶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147]八日中午十二时，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叶飞立即将这一情况直报北京。毛泽东即下令开火。叶飞迅即命令各炮群按预定作战方案开炮，专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全线所有炮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于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驶去。蒋舰被击沉三艘、击伤数艘。

9月8日　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今天有两个议事日程：一是财政和商业，一是教育。我想讲几句话。我们六号发表了声明，美国跳起来欢迎，可见如获至宝，就是说可以不打了。它看到我们不打炮，就又来护航了，今天总是要打几万发炮弹吧！美国人不整是不行的。但是所谓“整”，请同志们放心，双方都是谨慎小心的。我们已经公布了领海十二海里，你到了七海里我都不打，我专打国民党军舰，我就不打你那个美国军舰，七打八打，你也得跑。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们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索。对他们使用绞索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它搞了军事基地的，就被一条绞索绞住了。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老的绞索，美国已经占领几年了。黎巴嫩是最近套住的。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金门、马祖据我看也套上了。为什么呢？他们不是讲现在还没有定，要共产党打上去，那个时候看情形再决定吗？问题是十一万国民党军队，金门九万五，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人在这个地方，他们得关心。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美国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到这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中东紧张局势大家骂美国人，台湾紧张局势又是大家骂美国人，骂我们的比较少。毛泽东讲话后，李先念就今年财政收支情况、明年财政预算的初步安排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作报告，陆定一就今年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作报告。最后，毛泽东作结束语。他说：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们在那里做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在财政方面，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全部财政收入是一千七百亿元，今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大概可以收四千亿元。你看，八年一千七百亿元，五年可以搞四千亿元。这个数目值得注意。还有一个数目也是值得注意的：基本建设投资，前面这八年，五○、五一、五二那三年合起来是八十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四百九十二亿元，而明年就可以搞到五百五十六亿元，就是一年差不多等于那五年。这是两笔大账。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今冬明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这几个月出来的新事物。还有一点，是抓工业。工业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个钢铁和一个机械，有了这两门，万事大吉。如果明年能搞三十万台工作母机，后年再搞五十万台，连原有的二十六万台就是一百多万台。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人谈判就神气一点了。

同日　审阅修改《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的新闻稿。在新闻稿中的“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这句话后，加写：“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在工业方面。”还在新闻稿中加写一段话：“毛主席对于中美两国在华沙即将开始的大使级代表的谈判寄予希望。他说：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两国代表将要进行的谈判。”这个新闻稿发表在九月九日的《人民日报》，标题改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论目前形势、美国侵略者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黄克诚、张闻天、王炳南、乔冠华开会，商谈中国政府关于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听取王炳南关于前一段中美会谈情况的汇报。九日下午，继续商谈。毛泽东指示王炳南在中美华沙会谈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比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毛泽东还说，在王炳南返回华沙时由新华社发一条消息，就说王炳南回国述职完毕。

9月9日　晚上，接见毛宇居[148]。十日，致信毛宇居：“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二纸，请转致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149]一缄，亦烦转致。”毛泽东致湖南湘乡东山学校的信内容如下：“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甚谢。现遵嘱写了校名二纸，请选用，未知适当否？”

9月10日　晨，听取彭真、薄一波、王鹤寿汇报钢铁生产情况。

同日　中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汉口。下飞机后即去长江游泳。下午到达住地武昌东湖客舍。毛泽东这次南下，是到湖北、安徽、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张治中、罗瑞卿同行。

同日　就台湾局势等问题复电胡志明：“九月八日来信收到，谢谢你。我认为：（甲）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乙）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胡志明在九月八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鉴于台湾情况之紧张，美帝态度之顽固，请您告诉我们：（甲）可能不可能发生美华战争？（乙）我们越南应该有什么准备？

9月11日　下午，到武昌第一纱厂参观小高炉出铁。参观后游长江。

9月12日　下午，到长江游泳。晚上，到武汉大学参观校办的炼焦厂、空气电池厂、硫酸厂、硅胶厂、炼铜厂等，称赞实行半工半读的学生，说青年人就是要有志气。在听取学校负责人汇报情况时说：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

9月13日　晨，致信张治中：“密件五份，送陈请览。阅后退还为荷！”

同日　中午，到长江游泳，说要一直游泳到武钢。游到接近蒋家墩码头时登上江轮，在蒋家墩码头上岸，视察武汉钢铁公司。走上武钢一号高炉炉台，观看这个高炉出第一炉铁水。在炉台铁栏前向群众招手致意，并会见在武钢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向他们表示感谢。随后，到武钢的炼焦厂，观看一号炼焦炉出焦。离开武钢时，叮嘱说：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型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同日　下午，接见武汉市妇联的三位女干部。对她们说：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缺少一只也不行。缺少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两只手都要运用起来。

同日　关于金门炮击办法等问题，致信周恩来、黄克诚：“送来连日金门情况二件及我军命令一件，收到。除照你们命令规定路线执行以外，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二十四小时，特别是黑夜，特别是对料罗湾三海里以内，打零炮（每天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似有大利，至少有中利小利。你们意见如何？大打之日，不打零炮。小打之日，即是打零炮。特别黑夜对料罗湾打，白天精确地校准炮位，黑夜如法炮制，似较有利。请征询前线研究，看可行否？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周、彭、张[150]、乔（冠华）诸位意见如何？顺祝旗开得胜！”毛泽东在信封背面又写了一段话：“如同意，内信请寄叶飞，刘亚楼，厦门前指[151]付讨论。不要勉强同意。是则是，非则非，以实际可行者见告。”

同日　在吴冷西九月十日送阅《动态》第一号的信上批示：“电话告吴冷西同志：《动态》第一号收到，看过，觉得很好。”吴冷西的信中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了便于中央领导同志经常了解这两个单位的工作情况和问题，并及时予以指导，合编了一个刊物，现呈阅。我们希望经常得到主席的批示，以便据以改进我们的工作。

9月14日　下午，游长江。后到汉口老通成餐馆就餐。

同日　晚上，在武昌洪山宾馆礼堂观看文艺节目。

9月15日　上午，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观看该厂第一机械加工装配厂的装配车间和铸造车间，同在那里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见面，并了解工人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随后，前往黄石的武钢大冶铁矿。途中，在鄂城县临江公社看了棉花试验田。上午十时，到达大冶铁矿后，视察露天矿场。强调要注意矿石的综合利用，特别关心矿工的安全。并说：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

同日　下午，登上停泊在黄石的“江峡”轮，前往安徽。途中，游长江。

9月16日　晨，乘“江峡”轮到达安庆附近，停船休息。上午，在大风中游长江十余分钟。上岸后，参观安庆高级中学小土炉炼铁和正在修建的安庆钢铁厂。

同日　下午，从安庆乘汽车到达合肥，住稻香楼西苑。途经舒城时，参观舒茶人民公社的远景规划模型和一部分新式农具。晚上，看庐剧。

同日　致信王任重：“敬挥数字[152]，看可用否？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此次在鄂，谈得好，看得好，虽是走马，热情已经看出来了。颂你们一帆风顺！”

同日　致信曾希圣：“校名遵嘱写了四张[153]，请选用。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以为如何？合肥不错，为皖之中，是否要搬芜湖呢？[154]从长考虑，似较适宜，以为如何？”

9月17日　下午，到安徽省博物馆参观农业馆、水利馆、除四害陈列馆，还参观了工业、交通、邮电、财贸、林业、水产、文化教育、卫生、历史文物等馆，历时两个半小时。毛泽东说：每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

9月18日　晨，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钢铁生产紧急汇报会商定事项的通知》（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批示：“曾希圣同志：此件请一阅。你们收到否？”通知说：周恩来于九月十四日召开钢铁生产紧急汇报会，讨论了目前钢铁生产的情况，一致认为九月上旬平均每日钢铁产量显然比八月份有所增长，但是，铁的平均日产量才达三点一万吨，钢的平均日产量才达二点四万吨，离九月份计划产铁二百万吨和产钢一百二十万吨的任务还有一定的距离，今后半个月的工作还是十分紧张的。为此，中央各有关部门必须大力协助各省市、各钢铁厂及时解决当前钢铁生产中首先是生铁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并采取各种紧急措施，争取尽可能完成九月份产铁产钢任务，以利今年第四季度钢铁生产的更大跃进。

同日　下午，视察安徽省委机关钢铁厂和合肥钢铁厂。傍晚，参观新式农具展览会，看了新式水车、空中运土器、改良深耕犁、农民自造的插秧机等。

同日　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致信周恩来。信中说：“外交部对王炳南的每次指示，都应当简明扼要，界限分明，坚决有力。过去几次指示，繁琐而不扼要，界限不明，软弱无力，以致犯了错误。”“建议：（一）召陈毅立即回京，协助你主持此事；（二）将我此电交外交部党委，予以讨论，得出结论；（三）将我此电发给王炳南阅读；（四）恢复过去办法，每次王炳南发言稿，都由北京起草，不许擅作主张。”

9月19日　晨二时，致信曾希圣：“请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委员、省政府主要人员（主席、副主席、各厅局长、计委等委员会主任、法院及检察院院长），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开一张名单给我，为盼。”

同日　晨四时，复信周恩来：“十八日夜来信[155]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转发王炳南、叶飞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需形态。”“我今日去芜湖，后日去南京。”

同日　下午，乘敞篷车经过合肥市区，夹道欢送的群众有二十多万人。晚上，到达芜湖。

9月20日　下午二时，视察芜湖造船厂。然后乘鱼雷快艇在长江中行驶。三时快艇靠岸，乘专列去马鞍山。在马鞍山钢铁厂视察，冒雨看了这个厂的五号、七号、八号高炉，炼钢车间，详细询问各方面情况，指出：马鞍山钢铁厂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

同日　晚上，从马鞍山到达南京。

9月中旬　阅中共冶金部党组九月十五日关于目前钢铁生产情况的报告，批示：“送曾希圣同志阅后，退毛。”报告主要汇报了河南省的钢铁生产自九月十五日开始跃进的情况。

9月21日　晨，致信江渭清：“请照安徽办法，将江苏主要负责同志抄一份名单给我为盼！如天气好，我也许今天去杭州。安徽名单，请阅后退我。”

同日　听取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关于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指示各级党委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随后，同许世友谈军队领导干部下连当兵的问题。

同日　晚上，到达上海。在中苏友好大厦观看文艺演出。

9月22日　晨，到达杭州，住刘庄。

同日　下午，就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致电周恩来：“（一）同意对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处理，我国必须早日宣布承认它，并着手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二）你九月二十二日三时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是很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周恩来在九月二十二日晨三时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海空炮联合作战确不易配合很好，且有触及美舰美空军的可能。我实施对金门空炸更不适宜，因这样做，恰好给蒋介石空军以轰炸我大陆的机会。目前，美军还在控制蒋空军不许其轰炸我大陆，其原因是摸不透我空军回炸何地：金门还是台湾？既然美方还摸不清我方空炸动向，我就以不促成蒋空军向我大陆轰炸为有利。

同日　致电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祝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电报说：“感谢你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的来信。我代表我国和我国全体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热烈地祝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祝贺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更加辉煌、更加伟大的胜利！”阿巴斯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成立，满足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热切愿望，是阿尔及利亚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信中赞扬毛泽东是亚洲人民解放的巨匠，是人民自决权的不倦的保卫者。

9月24日　在九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的封面上批示江青：“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这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

同日　晚上，先后听取谭震林、江华汇报工作。

9月27日　晚上，乘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

9月28日　晨零时至一时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同上海文艺界代表共度中秋节。随后，到上海第一钢铁厂视察。登上该厂自力更生建设起来的五米高的炼钢炉台参观。晨三时，乘专列离开上海回北京。

9月29日　晨三时，回到北京。途经天津时，在专列上同林铁、刘子厚、吴砚农、万晓塘谈话。

同日　晨三时四十分，同周恩来谈话。

9月30日　晨，同彭真谈话。

同日　起草《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新闻稿。新闻稿概述毛泽东视察湖北、安徽、南京、上海等省市的情况后，写道：“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此次同毛主席一起旅行的，有张治中将军。他是人民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是安徽人。他对工业、农业大跃进感到兴趣。他很关心在台湾的那些过去和他有联系的人们，希望他们认识美帝国主义的凶恶，走到爱国主义的道路上来。”这个谈话新闻稿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同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这次外出巡视，看到各地群众干劲很大，尤其是大办钢铁，大办民兵。我为新华社写了一篇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稿。这次巡视特别请张治中将军一起视察。关于台湾海峡局势，毛泽东说：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想拿下金门、马祖，但这个问题不单是同蒋介石有关，特别是要考虑美国的态度，切不可以鲁莽从事。美国人也害怕跟我们打仗。我们宣布十二海里领海后，美国军舰开始不承认，多次侵入我国领海线，但不敢驶过他们承认的八海里领海线。后来经我多次警告，美舰也不敢入侵我十二海里领海线了。美国空军虽然有时也飞到大陆内地侦察，在台湾海峡，美国飞机开始时经常侵入我领空，但后来也不敢越过海峡的中线。目前美国在台湾海峡集中了重兵，实力相当强大，不可轻视，需要认真对待。因此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在华沙恢复的中美会谈，经过几个回合的互相侦察，大体上可以判断美国人要保台湾但不一定保金门，而且有迹象显示美国人企图以放弃金、马换取我承认其霸占台湾，这需要研究对策。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批示：“即送彭真同志：此件似可改写成一个新闻报道，在报上发表。即酌办。”报告说，我省钢铁生产已经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在为国庆节前放出日产三至五万吨生铁的“卫星”而努力。这个报告改写成新闻报道，在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群众发动越透，钢铁跃进越快》。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八时，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并会见参加国庆庆祝活动的外宾四百余人。晚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伊拉克友好访华团和伊拉克文化代表团。

10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六个国家的一些代表团：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和索非亚市人民会议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蒙古国军事代表团、苏联原子能代表团和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波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会见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在座。毛泽东同这些代表团进行了谈话。关于炮击金门问题，他说：金门打炮，这是真打，基本上还是文打，我们是要惩罚蒋介石。我们没有跟任何外国人开战。美国人要我们停火，我们没有跟你打仗嘛，为什么停火？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关于中国的大跃进问题，他说：中国究竟有没有大跃进，我本来也是不相信的。今年在武汉有一次会议[156]，我们一些省委书记在那里开会。那时候正大搞小型水利工程，我问他们，究竟有没有大跃进？他们说确实有大跃进。我说你们看见没有？那些人说，他们可是看见的，确实有大跃进。那时我们辩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从那一次会上我才去掉这些怀疑，是否完全去掉了呢？还没有。之后，来了一个夏季丰收，我这个怀疑就减少了。到了八月我们开了北戴河会议，这个时候，今年的年成大体可以确定了，这次确定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我的怀疑去掉了百分之九十九，还有百分之一的怀疑。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还没有到手。到今天我还要保留这百分之一。等秋收的结果最后证明了，那我就信了。我刚才讲，今年农业增加产量大体上可以肯定，请你们注意大体这两个字。我还有百分之一的怀疑。关于钢铁，现在我们用很大努力来搞了。我们这么多年，就不知道以钢为纲，今年才知道这一条。你把钢铁提起来了，其他东西都可以解决，都可以跟上来了，比如机械工业，有了钢铁就可以制造机械。为了炼钢铁，就得搞煤炭，搞电力。现在我们这里石油问题还提得不严重，将来也是摆在面前的问题，还得搞铁路、轮船、卡车。钢，去年我们是五百三十五万吨，今年计划原来是六百二十万吨，后来增加到七百五十万吨，又增加到九百万吨。今年六月十九日那一天，我们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业部一些同志在一个地方吹，我说你们搞九百万吨，何必不多搞一点，索性翻一番可不可以呀？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他们说行。到八月一查，还差得很多，我就着了急，我说我的炮放错了。就是在北戴河开会的时候，我和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地方管工业的书记开了一次会。我们抓工业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真正抓工业，认真地把工业放在第一位，全党抓工业，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是在今年八月。落后于时代呀！过去也不是完全没有抓，问题是抓得不紧。今年的钢产量究竟能不能翻一番？我自己也是怀疑派，要到了手才算数！最近我们各处抓了一下，各处数了一下，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不到把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交给我的时候，还是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几的怀疑。在这里，我提了两个问题，一个农业，一个钢。我们中国人只是逐步认识的，并不是很早就认识的，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总起来说，我们今年是有一个大跃进。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对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有利的，对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对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人民也是有利的，对争取和平也是有利的，可能使世界上的战争打不起来。这讲的是可能，当然还不是现实性，有斗争，要争取。当外宾中有人问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党怎样进行领导时，毛泽东说：党的核心作用，要加强，不是削弱。公社组织就是政权组织，这是可以的，但是同党的组织不能混淆，因为党是先进部分组织起来的，应该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人民公社，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大，一个公。但是，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的，不是共产主义的，有共产主义的因素。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并不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取的，也不是哪一个省委决定的，而是群众取的，首先是河南人，他们起一个章程，从今年四月间开始，有几处地方，挂出一块招牌叫人民公社。今年八月，我到河南、河北、山东走了一圈，就说了这个问题，究竟叫合作社还是叫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说群众要叫人民公社，可以。后来在北戴河中央会议接受河南人民的办法，作出了关于办人民公社的决议。现在在试办，这个东西还要看，搞几年再看，不过大体可以肯定这个东西是不会失败的。群众迫切要求，基本上是因为劳动力不够。又要搞农业，又要搞工业，农业又要搞高产，小社不行，范围太小；要搞大企业，解放妇女，统统要搞公共食堂，几亿人民在公共食堂里吃饭，妇女就不要做饭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

同日　致信袁水拍：“诗二首定稿，请照此发表。可以照我写的字照相刊出，以为如何？字不好，与诗相称，似乎适宜。”[157]

同日　阅一封反映安徽灵璧县三个乡的灾情、饿死人、干部打人等的匿名信，批示曾希圣：“是否属实，请派人去那里查一下，酌量处理。”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安徽省委派出检查组进行了调查，并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报告毛泽东，说信中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属实的，对此省委作了自我检查，并采取措施进行了处理。

10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分析讨论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158]。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黄克诚出席会议。周恩来说：杜勒斯的谈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杜勒斯的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毛泽东说：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要求美国人救援，美国人就紧张，担心蒋介石给他闯祸。毛泽东最后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发炮弹，可以打打停停。

10月4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10月5日　上午，就暂停炮击金门，致信彭德怀、黄克诚：“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空军必须防卫，但不出海。还有一事：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以上请即令行。或者即以此信转发叶飞、韩先楚[159]。此件处理后，送总理一阅。”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当前对金门、马祖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指示稿说：美国正在玩弄有条件撤退金、马的阴谋，企图摆脱其目前所处的进退两难的窘境。它要蒋介石撤退金、马，驻守台湾，以放弃金、马来换取盘踞台湾的合法地位，从而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为此，军委决定减轻对金门、马祖的军事压力，使金门、马祖的蒋军能够生存下去。炮兵对金门各岛，在一定时期内，停止大规模的炮击，只作袭扰性的打击。毛泽东批示：“此件同时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处同志和各军区的负责同志。请受件人注意保密。”并在指示稿中加写一段话：“为了打破美国停火阴谋，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过去那样的大打。灵机应变，主动在我。”

同日　晚十一时至十一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起草告台湾同胞书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黄克诚出席。

10月6日　晨一时，起草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160]、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161]，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162]。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晨二时，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致信彭德怀、黄克诚：“彭、黄，请发韩、叶[163]：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了一下，还是先作声明为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此件即将发出，请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多播几次，为盼！”并批示：“即送克诚办。”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

10月7日　晨，同周恩来、黄克诚谈话。上午十一时，黄克诚根据毛泽东谈话中的指示，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坚决执行七天停止炮击的声明给叶飞、韩先楚等的电报。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0月8日　上午，同陈伯达、田家英谈话。后同谷羽[164]谈话。下午，同康生、陈伯达谈话。

10月9日　晨，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何去何从》[165]。将原稿中的一段话“中国内部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处理。我们的内战，从一九二七年算起，已打了三十一年，十年内战，再加八年抗战中的‘摩擦’，再加日本投降后的四年内战，再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九年，这三十一年中间除了一两年没有打以外，充满了大大小小的仗”，修改为：“中国内部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处理。我们的内战，三十年了。这三十年中，有一两年没有打，其余的时间都消磨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将最后一段“当然，问题尚有待于解决，而不是已经解决了。目前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还不能说是风平浪静，相反的，现在正是多风多浪的季节，随时都有发生台风的可能。对于台湾当局来说，‘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对于美国当局来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修改为：“看来，问题尚有待于观察和考验，离解决之期尚很远。帝国主义到底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到底是反动派。且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动作吧！”并批示：“退吴冷西同志：不算好，勉强可用。”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题目改为《且看他们怎样动作》。

10月10日　晚上，同李先念谈话。

10月11日　上午，致信周恩来：“苏来件[166]不忙复，谈一下再说。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叫克诚将八月十九日汕头空战以来五十多天中，我歼敌机多少，敌歼我机多少，确查统计，准备告诉苏方。他们信敌人谎报，不明实情。地空导弹应卖给我，由我使用，他们派少数人来教。我倾向这种方针。是否适宜，今晚或明晚可以商定。”

同日　上午，就《人民日报》转载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刊登的张春桥[167]《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复信吴冷西：“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吴冷西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了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复赫鲁晓夫来信问题和炮击金门再停两星期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彭德怀、黄克诚出席。会后同刘少奇谈话。

同日　阅中共卫生部党组九月二十五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批示：“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168]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转发了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中央转发这个总结报告的指示和总结报告，在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

10月12日　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任命黄克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云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黄克诚、吴冷西、乔冠华开会，再次讨论关于炮击金门再停两星期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稿。

10月13日　晨一时，起草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命令说：“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命令。

同日　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再告台湾同胞书》稿。这个稿子没有发表，后来重新起草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

同日　晨五时，审阅修改十月十二日送审的毛泽东复赫鲁晓夫的信稿后，批示：“恩来同志：加了几段，是否适当，请邀请中央若干同志商量一次，加以酌定。文件以十月十四日发出为宜。”在信稿的“从目前的形势看来，美国不敢为金门、马祖挑起对我国的战争，相反地，美国趋向于逐步从金、马脱身，以便冻结台湾海峡的局势，实现‘两个中国’的阴谋”一句后，毛泽东加写：“目前，美国人非常怕打仗，千方百计回避战争。当然，我们也决不去碰美国人。”对信稿的“我们的对策是让蒋介石集团继续占据金门、马祖，拖住美国，不让它脱身，这样就更便于我们教育人民，锻炼部队和孤立美国”这句话，毛泽东删去其中的“更”字，并在这句话后加写：“也有教育世界人民的作用，使得每个人想一想，美国统治者们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在信稿说到“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排除美国对我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甚至“一开始就由于使用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成为全面战争”处，毛泽东加写：“但是，为了取得充足理由，使世界大多数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使美国完全输理起见，就是中国遇到美国的全面原子攻击，但尚未对苏联攻击，在这种条件下，苏联在头几天亦可考虑只作政治声明，呼吁停战，提到联合国制裁美国侵略者，而把正式全面原子参战放在稍后几天。后发制人，取得全胜。”在信稿的最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总而言之，我们的看法，美国怕打，怕得利害。世界形势有利于我们共产党人，不利于帝国主义。美国在中东，在远东，都处于被动地位，而我们是主动者。争取七年到十年的和平是可能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采取你们和我们对中东对台湾海峡的有理而坚决的斗争方式。”这封信后来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曹聚仁，周恩来、李济深、程潜、张治中、章士钊、童小鹏在座。毛泽东说：看了曹先生写的几个东西。你写给蒋介石他们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曹聚仁说：是真的。毛泽东说：如果是真的，那就不能那样写，先写我们好的，他们会听不进的。你还是当自由主义者好。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果蒋介石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金、马部队不要起义，没有吃的时候，我们就不打炮，让它备足粮弹。但以后还有可能打一点，只不让它损失太大，不打，蒋介石也是不好办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台湾的小枝在同美国的大枝连，总要被压断的，将来要变成殖民地或被托管的。当曹聚仁说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么样时，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他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吴佩孚失败后不出国，不住租界，就是好的。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它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以后华沙会谈可改为一星期一次，两星期一次，甚至一个月一次。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上不谈台湾问题，美国代表没有台湾的证书，又没有介绍信。毛泽东说：蒋介石为什么不再做总统？我们都是“拥蒋派”，问题是美国要整他。我们不同美国谈台湾、澎湖，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大陆这么大，台、澎、金、马只是一大点点几小点点，让他们在那里搞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天天吹反共，我们也天天吹收复，商量好。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那一套。一不要整风，二不要反右，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就是伟大胜利。当章士钊说如果这样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那有几个大钱？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要等到美国踢开他们的时候，才有可能同我们结合。现在公开谈判也不利，只能吓唬美国人，说些“你们可以谈判，我自己不会谈判？”这样的话。暂时美国大整台湾也不可能。几年后气候会变的，空气是不利于他们的。美国现在是空前孤立，无论在中东问题和远东问题上。台湾已经做了三件抗美的事：一搞掉孙立人，二打美国大使馆，三反对《自由中国》刊物。蒋怕我们瓦解他的军心士气，其实我们不会。一、金、马的物资粮食可以满足；二、我们同美国不会谈台、澎、金、马问题。我们松一点对台湾好，打厉害了美国就会压它。准备他十年、二十年吧。美国要压蒋，要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不干，让蒋委员长多守几年。当谈到曹聚仁曾说台湾方面要组织回国观政团时，毛泽东说：他们来，我们欢迎。毛泽东最后又对曹聚仁说：你还是做个自由主义者好，不要红了，要有点保护色。

同日　中午，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下午，乘专列从北京到达天津杨村。

10月14日　下午一时半，在停靠杨村的专列上召集会议，讨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陆定一、陈伯达、胡绳、吴冷西、张春桥、朱子强、孙定国[169]出席。

同日　下午四时半，到达天津。同欧阳钦、吴德、黄火青、林铁、万晓塘谈话。

10月15日　下午二时，在天津同欧阳钦、吴德、黄火青、杨春甫[170]、林铁、万晓塘谈话，讨论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下午六时三十五分，回到杨村。

同日　在专列上同彭真、陈伯达、王鹤寿等谈话。毛泽东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共产党宣言》，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诗经》、《论语》，孔夫子那些东西，还有《道德经》，谁给他稿费呢？《圣经》的“新约”、“旧约”是什么人写的？也不是因为稿费。这些都是因为有一种需要，才写出来的。

10月16日　下午一时十分，在专列上同陈伯达、张春桥谈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同日　下午三时五十分，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召开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彭真、陈伯达、王鹤寿、张春桥、林铁、万晓塘、张承先、张明河、朱子强、李悦农、张国忠、王桂冀、刘振宗[171]出席。当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谈到幸福院、幼儿园和建筑房屋的试点规划，是夫妇住一处、小孩住一处、老人住一处时，毛泽东说：太单调了嘛，也要大中小结合，老人不跟壮丁、小孩结合怎么办？整天只是老头对老头，行吗？公社造房子，只造夫妇住的，不造老人、孩子的，他们要另住在一块，群众赞成不赞成？恐怕脱离老人和孩子了，两头不喜欢，中间也不喜欢。当张国忠谈到徐水是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说：徐水叫全民所有制，你和鞍钢有什么不同？机械化、生产能力不如它，你的产品是不是由国家调拨？你在徐水讲全民所有制，可以；你在全国讲，同鞍钢还是有差别的，还有所不同，贡献不同。

同日　关于找草书字帖，批示田家英：“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172]及草诀歌[173]。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174]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10月17日　中午，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召开会议，陈伯达、张春桥、林铁、刘子厚、张承先、赵克、李悦农、张国忠、王桂冀、刘振宗、焦家驹[175]、朱子强、杨才魁[176]出席。毛泽东说：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六亿人口的所有制，徐水叫大集体所有制也好，就本县说叫全民所有制也好。在谈到徐水的供给制时说：供给制是可靠的保证，还是比较的可靠，天有不测风云，你遇到大水、大旱、连旱三年怎么办？遇到瘟疫怎么办？在谈到徐水的幸福院时说：我就不愿进你的幸福院，幸福要有点分析，幸福中有不幸福就不好。鳏寡孤独进幸福院可以。但是幸福院作为一个生活单位，一天净是见老人，看不见青壮年，是不是好？要训练保育员、小学教员，对待别人的孩子要同自己的孩子一样，要了解孩子们的心理。母亲就了解孩子，她打过、骂过、看过，了解他们。保育员对那么多孩子，全了解吗？我看是一个问题。毛泽东又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在武汉开会时我说是否改为初步改变，现在看右倾保守了，他们当时拿了很多证据，看了看，不能叫初步改变，是基本改变，说服我了。在实践中，是逐步认识客观世界的。钢，吹出去了，没有管，北戴河会议才管起来，一个半月就情况大变，听说京汉路两侧烽火弥漫。

同日　下午，回到北京。

10月18日　下午，同陈伯达、张春桥谈话。

10月19日　晨，关于到河南遂平嵖岈山卫星公社作调查问题，写信给陈伯达：“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二十一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天至十天，为杭州会议[177]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178]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到郑州时，最好能请史向生同志和你们一道去卫星社。史对人民公社有研究，他去过卫星社。他是省委书记。”晨七时半，再次写信给陈伯达：“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几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建议将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我过了下星期就去郑州，一到，即可听你们关于卫星社观察所得的报告，在四省第一书记会议上予以讨论。”

同日　晚七时十五分，同邓小平谈话。

同日　晚八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陆定一、黄克诚、杨尚昆开会。

10月20日　晨，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十六日给外交部的报告。报告说：刘晓大使已经将周恩来十二日致赫鲁晓夫的信面交库兹涅佐夫。库兹涅佐夫对周恩来向安东诺夫介绍关于台湾地区局势表示感谢，并说已经在昨天收到了毛泽东致赫鲁晓夫的信，信非常好，对局势的分析很精辟，特别是指出了各方面的情况都证明中国掌握了主动。他还说，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是英明的，并已发生了重大的政治效果，这一政策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很有利的。毛泽东批示：“恩来同志：我复赫鲁晓夫同志那封信，宜发给刘晓阅读。不知已发去否？”

同日　下午一时，阅周恩来本日十二时半关于报送国防部恢复炮击金门的命令稿的报告。报告说：国防部命令稿已写好，现送上请批阅后即退我，再以打字稿分送邓小平、陈毅、黄克诚三同志核阅。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房、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三时广播，以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中外文语同时广播。毛泽东批示：“照办。口头广播后，隔一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

10月21日　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子厚、张明河、赵一民[179]、朱子强、王路明[180]谈话，杨尚昆、田家英参加。刘子厚汇报到徐水调查的情况。此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刘子厚带领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和参加地市委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全体干部共七十人，于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到徐水作了三天的调查研究。汇报开始时，刘子厚谈到调查方法和群众情绪问题，毛泽东说：不论什么官，你们都住在老百姓家，好嘛。一片叫好声，群众叫好也是有理由的，有一利也有一弊，听不到群众意见，有缺点。要让张国忠他们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注意这个方法，不要总听叫好声，听不到群众意见。有个框框，那就发现不了问题了。刘子厚汇报说：徐水实际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他们已经公布了说是全民所有制，究竟如何提法为好。毛泽东说：实际上是集体所有，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和过去合作社不同，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公社要从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还是货币交易。必须多产经济作物，好交换，国家好供应，不然就没有交换的东西了。粮食可以交换一部分，即统销的那一部分。要大修铁路，运输紧张得很。关于供给制问题，毛泽东说：对供给制，真正赞成的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要分析一下。要从发展生产中解决问题，明年发展生产一年，消费不要增加，就可消灭赤字。要有生产资金，要积累一部分，还要储备一部分，食堂也要储备一部分。有的户劳动不积极，他觉得吃亏了，别人把他的劳动占有得太多了。要把劳动力多的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徐水应有清醒的头脑，知道事情有正面，还有另外的反面。关于体制问题，毛泽东说：统一起来，好处是有，问题就是如何发挥下面的积极性。过去全统一归中央，你河北、河南的积极性不能发挥嘛，天津、唐山钢厂不归你们，你们就不积极，邯郸钢厂就不能建。徐水全县一个社，下面十六个社，统一多了，如何发挥十六个社的积极性，看来将来还要权力下放。搞县联社，县一层也不要担负那么多责任。社、大队、队三级，每级都要有点权，没权不利于发展生产，当然权不能太大了。十六个社，可以有几种方法，不要样样都是一个样子，这才好比较。关于政策问题，毛泽东说：全国要普遍重新盖新房新村，恐怕得五到七年，短了来不及。盖新房，有利于并村，搞集体福利，劳动、居住就这么一片。恐怕要按劳动组织，以队为单位盖房子，便利生产，按大队恐怕太大了。居民点问题，要研究一下，主要是有利于生产。现在农村重点还是农业，和农业有关的有点工业，徐水有机械厂、钢铁厂，总不能每一社都办机械厂、钢铁厂，有煤、铁的社可办钢铁厂，没有的不一定办。家具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椅等等，不能归集体。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把人家的拿过来，不是借是侵占了。劳动人民内部的，还了它好不好？自己还不了，将来盖了大工厂，由公家替他还了。要调查统计一下，看社员之间的债务究竟有多少，能不能还得起？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它吹掉不好。在刘子厚谈到有假报产量现象时，毛泽东说：虚报不好，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在谈到家庭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老的去了不舒服，就活得短了，不如跟子女在家，多活些年嘛。谈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时，毛泽东说：徐水有没有一个口号，叫党政社合一？政社可以合一，党和政社合一了，党的领导就削弱了，还要加强党的领导嘛。把穿衣都包起来，没那么多布怎么办？简单粗糙，不深思熟虑，不留余地。要考虑下一步。作为县级领导，大事不跟地委商量，县社两级领导不反复研究，交换意见，成熟了再做决定，就值得注意了。有捆人、打人的事就是还有封建残余嘛。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有共产主义因素，一方面又有资本主义残余、等级制，还有封建主义残余。事前不谈，辩论县长，这就不是正常地对待同志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要用压服嘛。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还是对敌我界限及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管制劳动，不是对待反革命的吗？县委要通过支部、小组跟群众商量。群众路线问题就包括反对强迫命令，划清敌我界限。你们帮助安国县搞一套看看，体制、作风，看有没有可能？一方面帮助徐水，一方面帮助安国，和它唱对台戏。我看，不要发动那么多人去看徐水了。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把猪都并到那里，就不实事求是了。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苦战三年，才只搞了一年嘛，要搞百把年，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陆定一、黄克诚、杨尚昆出席。会上，毛泽东对本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咎由自取》提出意见。《咎由自取》中说：这次蒋介石和杜勒斯会谈，据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当局宣布，目的是共商防卫台、澎、金、马的军机，进一步实施美蒋条约。两周以来的一系列的事实表明，美国和台湾当局在扮演双簧。一面是杜勒斯之流扮红脸，一面是台湾当局出来扮白脸。毛泽东说：这篇社论对中央的方针理解片面，摇摇摆摆，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而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不欢而散。这完全不是唱双簧戏。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我们的方针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更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10月22日　晚上，同周恩来、陈毅、黄克诚谈炮击金门问题。

10月23日　重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再告台湾同胞书》，并送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黄克诚阅看。

同日　致信陈伯达：“你们调查研究卫星社大约要一个星期，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然后，请找遂平县级同志们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以上请酌量处理。”

10月24日　上午，听取陈正人、廖鲁言汇报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同意农村人民公社在以农业为中心的前提下，工农业并举，一般县的县委第一书记中心抓农业。他指出：要强调公社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经济作物，单搞粮食，除了吃饭以外，工资也开不出。不要过分强调公社自给，什么都自给，是不行的，交换一万年也是有的。大面积高额丰产田的做法，才是真正的精耕细作，过去所谓的精耕细作，实际上还是广种薄收。大面积高额丰产田搞成了，就不必种那么多地，劳动力可以节省。五亿人搞吃饭的局面要想法改变。谈到公社分配问题时，他同意供给和工资各占一半。指出：今年有些社除了吃饭，一个月只能发几毛钱，有的开不出工资，这要从增产增收来改变。吃饭不要钱，是供给制，工资还是要按劳取酬。现在就不要按劳取酬了，那也不行；工资差别太小了，也不妥当。同样，干部工资像过去差别很大，那不行；但是一下子搞得太小，没有差别，那也不行，不能持久。实行供给制，劳力多人口少的户收入减少了，估计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有没有那样多？能不能不让他们减少收入？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是大事，一定要办好。

同日　下午，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通过林克向新华社传达以下指示：从最近《参考资料》上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新闻的标题和编排可以看出，《参考资料》的编辑人员不了解我们这方面的政策和方针，他们应好好学习。

10月25日　上午，致信周恩来：“此件[181]备用，是否用，何时用，待今晚或明天商谈一下。增加一段，插入第4页。请饬人打出几份，以一份并原稿交我。请乔冠华、浦寿昌二同志加以校正，并付翻译。”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彭真、陈毅、黄克诚、胡乔木、吴冷西、乔冠华讨论《再告台湾同胞书》。这个文件，毛泽东于本日修改定稿。

同日　复信周世钊：“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182]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吗？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183]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10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再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同日　下午，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主要谈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人民公社一事。调查地点，毛泽东确定一为新乡地区的修武县（一县一社），一为新乡地区的七里营公社。毛泽东说：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你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你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下去不要张扬。谈到炮击金门问题，毛泽东说：在炮击金门过程中，我们和美国人都搞战争边缘政策。我们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人的战争边缘政策。你们[184]要善于抓动向，看来现在还不大懂。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谈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你们没有抓住，你们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谈到如何写文章，毛泽东说：一、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二、文章要形象化。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三、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语、谓语、宾语。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

同日　晚上，同王鹤寿谈钢铁生产问题。

10月27日　下午，到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参观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胡乔木、钱学森、谷羽陪同。参观时，对钱学森说：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同日　陈云致信毛泽东，说七个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都已结束，请求当面报告一些问题，以便准备提交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次日上午，毛泽东同陈云谈话。

10月28日　致信陈伯达：“回信收到。我还须几天才能出发。如果遂平调查已毕，你们可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已令吴冷西、田家英二同志昨日夜车出发，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几天再去郑州。”

10月29日　晨，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同日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李富春、薄一波、黄克诚、杨成武、张宗逊、萧华、郭沫若、李雪峰、廖承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由杨勇、王平[185]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和志愿军文艺工作团的全体人员[186]。接见后，同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王稼祥、李雪峰、胡乔木谈话。

10月30日　下午二时二十分，同胡乔木谈话。三时三十五分，在中南海参观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等单位炼钢。六时，同赵尔陆谈话。

同日　阅王鹤寿十月二十九日关于钢铁生产方面应当立即动手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请彭真同志即印发有关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并带至武昌准备发给到会[187]各同志。这是我要鹤寿同志写的。我已另要赵尔陆同志写一件。煤炭、电力、石油、化学、森林工业、建筑材料、铁道、交通等单位，请书记处通知各负责同志都写一件。文不要长，要是能看出问题的。”王鹤寿的报告说：在钢铁的生产建设上，虽然困难很多，只要书记挂帅，群众一起来，什么问题都会很快解决；小土群应该向建立钢铁基地的方向发展；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重点钢铁厂，都大致按预计完成产量指标，但是土法炼出的钢大大超过计划，而各重点钢铁厂确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目前生铁的关键问题，在于能否炼出更多质量更好的生铁。

10月31日　晨，关于金门打炮问题致信周恩来、陈毅、黄克诚：“应将逢双日不打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一律不打炮，使蒋军可以出来活动，晒晒太阳，以利持久。只在单日略为打一点炮。由内部通知福建实行，暂不再发声明。待有必要，再考虑发一声明。此事，请你们商量酌定。我今日下午南下。”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云、彭真、陈毅、李富春谈有关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

同日　晚八时半，从北京到达保定，在专列上接见李悦农、陈子瑞、杨培生[188]等。

同日　晚十一时二十分，到达石家庄。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和石家庄地、市委有关负责人张承先、康修民、梁双璧、王力[189]等谈话。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搞得怎么样？只是搭起架子吧。食堂办了没有？是在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吃，打回家去不冷了吗？食堂里做不做菜？你们这里食堂有办得好的吧。一个食堂，一个托儿所，两个事要注意搞好。搞不好影响很大，影响生产，饭吃不好就生产不好，小孩带不好，影响后一代。保育员要像母亲那样关心孩子，你们有没有人管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对小孩子一叫一闹就打，不好，要叫孩子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睡得好，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拿到外面去交换。吃饭不要钱都实行了吧？（梁双璧答：已经有五个县实行了，计划在十一月份全部实行。）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有人说，劳多人少的不赞成，这部分占百分之十五，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应当给他们多发一些？不然，他们就不舒服。一家五口四个劳力，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是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干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县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如果年把就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现在还是依靠这些干部嘛，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城市公社石家庄搞了没有？可以慢慢研究，不要那么忙。接见后，乘专列离开石家庄。

10月　就《人民日报》转载《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0]问题，批示吴冷西：“这篇文章可以转载。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大问题，永远有许多人总是不得解决。《世界知识》编辑部将我各个时期阐述这个观点的文章收集起来放在一起，看起来好像竟成一篇新文，似不妨予以转载，并予广播。建议重新译成三四国外文出一小册子。中文也可出一小册子。你看如何？请你和陆定一同志商量一下，看他同意否？《世界知识》编者按语，或者照登，或者另写一段，由你酌定。”吴冷西同陆定一商量后，认为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还可以再增加一些，并重写编者按语。吴冷西找田家英帮助增选一些毛泽东的论述，并一同起草《人民日报》编辑部按语。毛泽东的论述及编辑部按语于十月二十七日排出清样送毛泽东审定。编辑部按语说：“最近，《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把毛泽东同志历来阐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章，辑录在一起发表，这是一件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对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斗争，很有益处。现在我们把《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辑录的文章，补充了一些有关的重要材料，并且在体例和段落上作了一些调整，发表于此。”毛泽东审阅按语稿时加写一段文字：“这些文章、讲演和谈话，虽然多数是发表过的，没有发表过的只占少数，时间前后相距二十年之久，又是采取集纳的形式，但是看起来却使人感觉好像是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论文。其原因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各国人民为另一方，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美帝国主义又特别张牙舞爪，以原子战争威胁世界和平，被压迫受威胁的人民的心思被这种紧张局势所吸引，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矛盾，故尔使得读者对毛泽东同志关于论述解决这个矛盾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首先和主要的问题，纸老虎还是并非纸老虎的问题，自然感觉兴趣。”在辑录的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说到“当着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匪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拥有三万万以上的人口……中国解放区还只有一万万多一点的人口”处，毛泽东加写：“（编者按：当时的人口调查不确实，一般认为全国只有四亿五千万人，解放以后经过确实调查，中国人口有六万万。）”毛泽东的这一组论述十月三十一日在《人民日报》转载发表时，题目改为《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同月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二十日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刘晓同志和他的助手是能想问题的。此件可以一阅。”中国大使馆的报告说：自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各方面情况都有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在国际斗争方面，苏联对于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依据中苏会谈公报精神，较之以前作了比较完善的论述。第二，在同我国的关系方面，由于中苏两国政策思想更趋一致，苏联在国际斗争中同我国的配合比较密切。第三，苏联将继续同南共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但在不扩大现有冲突和不恶化关系这一政策范围内。第四，苏联国内情况最突出的变化，是苏联特别强调要加速建设的速度。

11月1日　晨，到达邯郸。下午，在专列上听取张承先、庞钧、刘琦、刘英[191]和邢台、曲周、肥乡、成安的县委书记等的汇报。毛泽东说：今年大丰收，老百姓高兴吧？要求休息两天吧？看来这是一个问题。群众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一个是吃冷饭、没有菜，一个是托儿所，一个是累，三件事。解放了妇女，看找些什么人去托儿所教育孩子，青年人不愿去，搞那些老年人去。是搞钢铁，搞棉花、小麦重要？还是孩子重要？这是涉及下一代的问题。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是一个大事。每个省、地、县都要注意后一代的问题，我们再干几十年，总要他们来接替吧！要把占人口百分之二十五的娃娃带好。再就是吃饭，一是吃饱，二是吃好，吃不好就没有劳动力。要不吃冷饭，吃热饭，要有菜，菜里要有油有盐，要比在家庭、在小灶吃得好，这样农民才欢迎吃大锅饭。把这个当成个大事。再就是休息问题，下个命令，要休息，要睡够。现在不是军事化吗？下个命令睡觉，至少睡六个钟头，睡个午觉。冬天睡觉在地里太冷了，春、夏、秋可以。不让休息，人民会不满意的。要吃好、睡好，把小孩子带好。省、地、县委第一书记要抓这个关系人的事情。总之，要把劳动组织得更好些，又完成任务，又吃得好，休息得好。应当发展经济作物，每个社都应当种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发工资不是一元、二元，应当多一些。你们这里古时是赵国，平原君就在邯郸，蔺相如在街上同廉颇相遇还要回车避让，我们的干部有的闹不团结，连车也不回，还不如他们呢！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打人、骂人、捆人，还有辩论人，辩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办法，不要敌我不分。在人民内部是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不要压服。强迫命令，干是去干了，人家心里不服，等你走了，也许不干了。接见后，乘专列离开邯郸。

同日　晚上，到达河南新乡。在专列上接见耿起昌、张苏斌[192]和获嘉、安阳、内黄、济源、修武、温县的县委负责人。后听取田家英关于在修武县和七里营人民公社调查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详细询问炼钢炼铁、棉花收成、公社食堂、工资等情况，指出：吃饭、睡觉和管好孩子是大事，你们研究一下。要深耕细作，用深耕细作的方法，达到少种多收的目的。一个深耕细作，一个机械化。过去浅耕粗作，广种薄收，改为深耕细作，可以少种多收。我出题目你们研究一下，不要一下弄得没饭吃。深耕细作，可能这是一条出路，加上机械化，不要搞得累得要死。

11月2日　晨一时，到达郑州。

同日　晨五时，就炮击金门问题致信周恩来、陈毅、黄克诚：“建议明三日（逢单）大打一天，打一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同时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是否适宜，请加酌定。”

同日　为厦门前线写广播稿：“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明日，十一月三号，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并批示：“发周总理。今日（十一月二日）下午，厦门前线口头广播，反复三次。”这个广播稿正式播出时，周恩来在“明日”前加写：“今日十一月二号，是个双日，我们一炮未打，你们得到补给。”

11月2日—10日　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各协作区主任、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11月2日　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河北的林铁、张承先，河南的吴芝圃、赵文甫[193]、史向生，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山西的陶鲁笳，和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等。毛泽东说：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给经济的说法不对。人民公社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社会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沪地区富裕，就是商品生产发展，能交换。管理区是专员公署性质的。有个体制问题、作风问题（区分两类矛盾）、生产问题（不可单调，要尽量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对陈伯达在会上强调的一县一社优越性比较大，可以统一调配劳力、统一财政收支、统一产品分配、统一发工资等，毛泽东说：统一是统其可统者，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论什么事都是有条件的，要破条件论，又要立条件论。以县为范围的公社，可以说是小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北戴河会议以来两个月，人海战术大搞钢铁，组织了队伍，初步学会了技术，从农业中化出几千万人，是一件大事，是新的社会分工（不完全合理）。明年要定点，搞综合企业（煤钢联营），提高技术，要组织得比较合理。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大搞交通运输。

11月3日　下午，在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主要听取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参加会议的除上次会议的与会者外，增加了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谈到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时，毛泽东说：报载到十月份钢产达到七百二十万吨，还差四百万吨。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几千万人上山，总要讲成绩是主要的。毛泽东问吴芝圃今天上午座谈了些什么？吴芝圃说：一、今后工农业的领导问题，现在实际上从省委到县委到人民公社，重点都转到工业上去了，农村工作部只考虑农业问题不行了。二、现在是叫联社，一县数社，还是一县一社？大家的意见是联社比较好一点。三、分配问题，群众欢迎的是供给制加工资制。毛泽东说：西安农业会议提出以农业为中心实行工农业并举，这个提法是否妥当？工业恐怕非抓不可。一县一社可以试行，但是要分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一县数社。供给是以伙食为主。现在开的支票太大恐怕不好。工资发一次，第二次就不能发了，先发多后发少，人家就不满意了。吴芝圃说：另外还谈到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陈伯达说：现在，现金结算减少了。毛泽东说：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件事嘛！陈伯达说：虽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毛泽东说：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账，都见不了现金，见的是支票。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在曾希圣说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时，毛泽东说：必须使每一个公社，并且使每一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现在农业人口占得太多了，五亿人搞饭吃、种棉花，是很不合理的。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要提倡每一个人民公社生产有交换价值的农作物和工业品，不然生活不能丰富。吴芝圃说：上午还谈到家庭问题，遂平有的干部主张在实现共产主义以前，先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老的住幸福院，小的进托儿所，青壮年住到一起，不是分割了吗？我们不是破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家长制是个封建制度，本来应该在民主革命的时期解决，但是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时代还不能解决，只有现在人民公社阶段才能解决。废除家长制，社会成员平等，男女老少都是社会成员，都在食堂里头吃饭，都发工资，都学习或者劳动，年老的是休息，这是一个很大的解放。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在谈到公社社员劳动紧张、休息时间少时，毛泽东说：现在是十五小时工作，要下一个命令，忙时必须睡足六小时，少了一个钟头就是没有完成任务，要受批评。现在十五小时不能持久，持久了，工作的量同质势必要降低。除了睡觉、工作、吃饭以外，还要有点自由时间。吃饱吃好，还要加一个睡足歇足，歇者就是午休。忙时至少睡六个钟头，平时睡八个钟头。在这次会上，一些人提出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毛泽东说：就在这里起草，并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文教科学、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11月4日　下午，在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陈伯达、林铁、张德生、王任重、周小舟、陶鲁笳、舒同、曾希圣、吴芝圃、张仲良、刘子厚、史向生、吴冷西出席。吴芝圃汇报说上午议了文件的题目，一个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一个叫“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时间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七年。毛泽东说：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里头有共产主义因素，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吴芝圃说：不过这个文件主要的目标是十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说：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你加“准备”两个字，准备过渡，机动一点。陶鲁笳说：现在有些公社一九六二年就要过渡。毛泽东说：人们的想法是一件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件事。接着，工业、农业、文教科学、公社体制四个小组，汇报了初步讨论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七年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是：钢的年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农业发展纲要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说：这个文件是为武昌会议准备的，至于是不是发表，什么时候发表，总要议几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不要把苦战三年放在这十年之内，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还是让苏联去赶美国，我们不过赶英国而已。在谈到公社体制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我们现在看这本书，跟它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它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他这本书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部否定它。它是有分析的，是几个文件合起来的。单看意见书，不看后边那些信，还很不清楚，信是展开的，有比较，有分析。斯大林说，为什么我们利用价值法则不会导向资本主义呢？因为我们实行公有制了，我们是工人的政权。斯大林还讲价值法则替社会主义服务的好处。他说在调拨范围内，就是生产资料，价值法则是作为一种经济核算的工具，它不是调节者，就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价值法则也不是调节者，调节者是国家计划。这一点，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懂得。因为我们的油料没有计划好，今年就没有大增长；粮食大增长，不是因为什么价值法则来调节的，而是由于我们过去粮食严重不足，结果来一个动员计划生产。在生产方面，斯大林也有缺点，他强调生产资料的生产，不大十分用力去搞生活资料的生产。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斯大林这本书跟那个教科书[194]以外，成篇的东西，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过。你（指陈伯达——编者注）找一下，把斯大林这本书一个人发一本。至于教科书，先找一两本看一看，找一本给我，你自己也找一本。这个书需要了，我们现在要作参考。这次会上，毛泽东决定请李富春、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欧阳钦来郑州参加会议。

11月5日　下午，在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问题，李富春、柯庆施、陈伯达、欧阳钦、林铁、王任重、张德生、吴芝圃、周小舟、陶鲁笳、刘子厚、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会上，柯庆施比较详细地汇报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和教授对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一些反映，如怕占用他们的房屋、家具，怕取消货币而提取存款购物，怕取消定息，等等。周小舟、舒同也反映了湖南、山东两省出现的一些类似情况。毛泽东说：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心大定，一种是人心大乱。你（指柯庆施——编者注）现在来搞一个小组，研究城市如何搞人民公社，现在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资产阶级和教授等的生活资料一概不动，待遇也不降低。参加公社的资本家叫候补社员不好，资本家叫社员，工人也叫社员。关于起草纲要问题，毛泽东说：我看搞个十二年的，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一年。这就比你们的延后了四年，我就比较右倾一点。在纲要中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要列为一个部分，有一个安定人心的问题。过去那个四十条，今年只能讲基本完成，还有好多没有完成。如果明年搞一年，大多数就完成了。当会上有人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并说有些重点社已经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了时，毛泽东说：这个全民所有制指什么范围说的？就县说可以，就省还难说，就全国更难说。修武县不是成立了一县一社的人民公社吗？就他那个县说，首先表现在劳动力能够自由调动，其次产品采用调拨的方法。但是，在你河南全省，修武县的人力、财力、产品你调不动，国家更调不动。鞍钢就不同了。所以，只能叫县所有制或者叫社民所有。全民是六亿人口，你就所有不了。修武的粮食、七里营的棉花，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洛阳拖拉机厂等混同了。总不能说是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混同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又不是，那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是个客观的东西。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我现在想，北戴河那个决议要有点修改才行。

同日　阅中共轻工业部党组十月三十日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一）当前的轻工业形势紧张，生产任务繁重。一方面各地为集中力量保证“钢铁元帅升帐”，要求轻工业让路，停工和半停工现象已经发生；另一方面，市场供应十分紧张，许多日用品和食品已出现脱销现象，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积极大力发展轻工业生产。（二）将带有关键性的技术上的创造发明加以系统总结，认真推广，是当前增加生产最为迅速有效的措施。（三）贯彻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人民公社中大办工业，是轻工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根据人民公社的经济特点和自然特点，因地制宜，自力更生，以小型为主，中小结合，以土法为主，土洋结合，并使骨干企业与群众企业相结合，既建新厂，也改造原有企业，特别是手工业。（四）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继续开展反保守思想的斗争。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轻工业找到了路子。立即印发到会各同志。”

11月6日　晚上，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谭震林、陶铸、杨尚昆、胡绳第一次出席会议，出席的还有李富春、柯庆施、陈伯达、欧阳钦、林铁、王任重、张德生、曾希圣、陶鲁笳、舒同、周小舟、张仲良、吴芝圃、张承先、史向生、吴冷西、张春桥、李友九。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更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接着，毛泽东讲话。他说：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新四十条的草案，这次会我原来的目的不是搞这个，是搞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我派了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还有田家英、吴冷西，分别到遂平县、修武县和七里营乡去作调查，又请来几个省委书记想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一来，他们题目变了，许多人说是不是搞一个新四十条。共产党搞了这么多年，就不晓得搞工业要以钢铁为纲。一个钢铁，一个粮食，一个机械，这是三大元帅，还有两个先行，电力和铁路。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我昨天晚上跟河南同志商量，他们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只要四年。我们在北戴河写了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这个东西我总是动摇着，究竟能不能办到？能不能把农业办得跟工厂一样？产品能够调拨，积累能够调拨。河南说四年，我看四年比较困难一些，我给你们加一倍，八年。山东范县说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看它那个时间太短。有两个过渡，第一个是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大体需要多少时间？这次我们不要作决议案，交换一点意见。当邓小平说应有一个标准，有高标准、低标准时，毛泽东说：标准就是鞍钢、郑州的砂轮厂。第二个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全民所有制到各取所需。现在我们先讲第一个过渡。现在我们对共产主义，只是吹，苏联也还没有实现。这第二个过渡，我们不要冒险，但是凡可以做的，我们就做，如吃饭不要钱和别的公共福利，这些你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的因素。什么叫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你们去议一个标准。毛泽东说：现在必须搞工业。不能说两三年以农业为主，两三年以后再搞工业。要提倡每一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它现在有作用。你不生产商品，就只有饭吃，生活不能富裕，没有工资或工资很少。当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供给制还是有共产主义因素时，毛泽东说：是呀，还是讲因素，要扫除障碍，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至于哪一年准备好，到时候再看。现在许多地方宣布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徐水已经宣布了，登了报的。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就答不出来。恐怕河南也有很多公社也宣布了。它是大集体所有制，就它那个公社范围以内来说，某一些主要之点可以说是全民所有制，不能就全部来说。至于从省的范围，它还不是。所以，斯大林这本书要再看一遍，以便比较。此外，我们还印了一本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材料，要看几遍，以便研究这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钢的指标；一个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法，现在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资本家、演员、教授、工程师，还有我们的干部，是不是原则上不降低生活标准。我们党内可以略为调整一下，实际上降低一点，但是不要宣布。毛泽东说：明年一月一号就开始，农民一定要睡八小时觉，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搞一个农民的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至于工人，十二小时工作是不能持久的。今年这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有好多是过去不敢设想的。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一月四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一三四期刊载的《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道，写批语：“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195]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报道说，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十月二十八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提出范县“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的规划。毛泽东的批语及这个规划后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

11月7日　晚上，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谭震林、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林铁、陶铸、王任重、张德生、曾希圣、舒同、吴芝圃出席。毛泽东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社会主义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的与集体的，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认识模糊，如果谁说这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说是右倾。全民所有制的集中表现要能调拨，不能作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它的主要作用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要保留部分的作用。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实现两个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有办法。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城市公社，要搞，有先有后，搞得好好的，北京、上海搞慢一点。一个城市一个公社，恐怕也是联社性质，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大工厂、大学属于国家，成员加入公社，但干部、产品不能调动，可以发一点福利，帮助建卫星厂，享受公社的权利，也尽义务，这是国营工厂与公社的关系。公社不能派给工厂各种任务，为全国、全省服务的企业、学校，一般不下放为公社所有。工人创造价值大，收入应当略高于农民，明年应当考虑，把取消计件工资的损失补起来，并作到略略有些增加。资本家定息不取消，他们不要可以，但不宣布，加入公社是自愿原则。干部待遇问题，要慎重，先试验，不要宣布太早，党员降低工资的，也不必宣布。

11月8日　晨，听取吴冷西、田家英汇报调查情况。

同日　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次草稿，批示杨尚昆：“送小平同志阅办。略有修改。”

11月9日　上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关于《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他说：我看了一遍。把这个意思是不是可以写进去：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在住宅建筑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我们现在要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但是家庭里头总要有一个主，无非是能者或者长者。能者，不一定是长者，不一定是父母。再一个是商品问题。我们这个文件是避开这一方面的。现在人们都是要避开这一方面，谁讲到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大概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起草这个文件的同志以及在座诸公，都是避开这一点的。我就想要写进去。可不可以写这样一条：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不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内容，是作为过渡时期经济核算的工具。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年年要做，处处要做。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谁讲到价值法则，就是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196]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好像就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列宁就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个时候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年也曾有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就不能提高生活。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的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比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跟群众接近，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靠工作能力来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方面必须破除，坚决要破，经常要破，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去年和今年，我们对这方面给了很大打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采取同群众商量的态度，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跟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有所不同，不能压服而是说服，这些东西一来，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个空气之改变，大跃进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破了这个方面，保留适当的工资制度和待遇的适当差别，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赎买性质的，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定息和高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薪制。谈到指标问题，他说：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李富春：搞一亿吨。）剩下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这个纲要哪一年准备公布？（李富春：明年看吧。）我看至少明年看一年，后年是否能公布？这个东西我们内部很需要，没有个目标，没有个方向，是不行的。要把根本的方针、界限、达到的目的、相互关系搞清楚，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但是纲要在内部一公布，一传就都传出去了，主要是钢、机床、煤、电四项指标吓人。过去我们提的是十五年或者更短一点时间总产量赶上英国，现在提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是不是还加一个更多一点时间，到那个时候办不到怎么办？对纲要第三十六条说的“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毛泽东说：这很好。对这一条说的“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毛泽东说：这就不清楚了。什么叫用以交换？是产品交换，还是商品交换？你们就是避开商品这个东西，使得人家糊涂。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斯大林讲得很对，它不是为价值法则所调节，而是为计划所指挥。对纲要第四十条讲的加强党的领导实行政治挂帅问题，毛泽东说：问题的中心是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是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当然也不要太冷了。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毛泽东讲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他说：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在第一章，斯大林提出客观法则之外，还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经济的对立。他说，计划经济这个法则是客观的，跟以人们的意志制订的东西要加以区别，这很值得研究。他说主观计划要力求适合客观法则，他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他们对轻工业和农业是不重视的，他们恰好就吃了这个亏，眼前利益跟长远利益不能结合，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比我们少。这就是一条腿走路。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生产资料生产（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他不强调政治，不强调群众路线，只讲技术，在这方面也是一条腿走路。第一章他提出了问题，使我们考虑研究，但他没有发展，只说要研究，要掌握。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我是相当赞成这里头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很有必要。在苏联，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是卖给合作社。他紧抓着农业机械不卖给集体农庄，而是掌握在国家手里。总的来说，他没有找出一条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道路来。他批评雅罗申柯要搞掉生产关系，剩下一个生产力，把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上层基础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他在整个文章里头几乎不谈，有时候略谈到一点。但是如何使上层建筑适应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他根本不谈。他这本书的好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里头的一些问题，过去谁也没有提出过，或者只是略为涉及。只有列宁提到了，比如做生意这一套，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全线进攻的口号也是列宁提出的，我看太快了。毛泽东说：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我看还要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必须发展能够卖钱的东西。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同日　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委员们，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全文如下：“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十日下午，批示杨尚昆：“此信请即送少奇、小平、陈云、伯达、乔木五同志一阅，如果他们不反对，就请你立即付印，于今夜发到会各同志。另带北京印发如前示；再用电报即发各省市自治区。”

11月10日　上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讲话，谈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纪要》的修改意见。会前，对这个文件作过一次修改，将题目改成《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他说：这个东西很好，现在很有必要。有四个问题[197]。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划了线的，他说过渡要有三个基本条件。我看他这三个条件基本上是并不坏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三个条件，他没有讲出个名堂来。第一条叫增加社会产品，首先是生产资料的产品。这是基本的，主要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第二条叫从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能够掌握全部社会产品。我们有的同志不愿划界限，主要是认为现在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还没上，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就过渡到共产主义。第三条是讲文化水平，叫全面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体力、智力。他这三个条件还是好的，主要是第一条，基本点是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产品，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就不成问题了。他提出几个原则，没有什么办法，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他缺少一个政治条件。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并举，没有整风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这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如果加上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过渡的条件问题就更加容易解决了。纪要第一个问题的第一条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全民所有制”，在“全民所有制”前面，应加上“社会主义的”、“全面的”两个形容词。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是：（一）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因此，社会产品（不但生产资料，而且是消费资料）也为全民所有。在过渡时期的目前阶段，国营企业已是全民的，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水池、种子、农具、牲畜、机械、工业厂矿）和产品应该逐渐增加全民所有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部分和产品的调拨部分。第二个问题，是人民公社问题。第一条讲公社的性质，说“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结构的基层单位”，应把文字顺序调换一下，把社会主义社会结构这些话放在前面。所以修改为：“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下面说“公社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在“公社”二字后加上“现阶段”三个字，因为政权总有一天要消亡的。第二条是讲公社的体制，再加一个内容：“使生产各部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运输部门）的劳动分配要合理，劳动组织要适当。”讲到劳动调配，当前的重大问题还是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请你们各位注意。还要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吃饭问题：“一定要注意食品中含热量和营养成分两个部分，对于每一个人的起码必需数量。”要能够吃饱，吃得好一点。再加一个第七条，过冬问题。西北、华北、东北三个地区，要立即布置烧炕。没有煤炭不能过冬，必须解决。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其中第二条说“要分步骤地搞，各地进度可以有快有慢”，我看可以加上一句“八大城市应当放慢”。八大城市包括沈阳、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

同日　下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个东西还要在政治局通过一下。不要叫纪要，叫决议。[198]回去实行的时候，先要讨论，充分讨论后然后实行。现在改得比较严肃了。这里头有些是理论问题，有些是立即就要实行的。大跃进搞得人思想有些糊涂，昏昏沉沉。尽是写诗，报纸上都是诗。诗也是一个严肃的东西，要字斟句酌。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是可以解释的，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我睡不着，还想讲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一个是不要划界限的问题，一个是混淆这几个所有制的问题。农民在中国是一个海，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的同志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他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他的产品也不会给你。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条是怕有灾荒，农业减产了，发不了工资，而国家又不能包下来，不能给补贴；第二条是怕丰产了，国家把粮食调走。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全文看了两遍。先把第一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稍微讲一点。斯大林讲到自由与必然问题，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要研究，这是个必然性。整个客观规律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一套，是不是还要有新的增加，是不是我们会跌筋斗、垮台，我还是把这一方面考虑进去。这些意见，还要在群众里头实践和证明，不是什么几个月的证明，一年的证明，要有几年甚至于上十年的证明。现在写的四十条，我有许多怀疑，为什么你们搞了那些指标，我还没有得到你们的根据。总而言之，苦战三年我看是不发表，这个东西拿出来吓死人。究竟中国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总路线这一套？我们总路线这一套是不是完全反映或者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客观法则？现在看起来，要在客观实践中逐步认识这个客观世界，不到那个时候，矛盾没有展开，客观实践不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还不能认识。请同志们注意，必须研究这个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客观法则，认识这个必然性，运用这个法则。第二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上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公社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同日　晚上，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后，批示杨尚昆：“请你邀集刘、邓、伯达三同志在一起，看一下，作最后斟酌，立即付印，在天明前分发到会各同志。当改即改，我不再看了。”毛泽东在初稿引言的最后，加写一段话：“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两个长期计划，一个是规定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包括工业、农业、运输业和文教卫生等项事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个是‘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前者经过一九五八年一年的实践，后者经过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三年的实践，都已经在主要项目和多数要求方面基本上完成，有些并且超过了。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战的结果。现在，党和人民都希望我们制定一个新的计划性的长时间的纲领，以代替旧的过了时的纲领，作为全党全民的奋斗目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就是这样一个新纲领。这个纲领，作为草案的第一稿，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上旬郑州会议上通过的。随后在十一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六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仍为草案第一稿。由于是一个包括三个五年的长期计划，根据现在（一九五八年）的经验，对于若干问题，主要是工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带有很大的估计性的。因此，我们——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苦战三年时间内，这个草案，还只应当在党的县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范围内，予以研究。苦战三年，我们将取得很多的经验。大约到一九六○年，至迟在一九六一年春季，这个草案就可以公开发表，交给全党全民展开讨论，然后，提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予以通过。”毛泽东的修改，主要还有：对讲劳动和休息的第二十九条，毛泽东加写：“每天睡眠、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不得少于十二小时，学习时间不得少于两小时”。第三十二条谈到要逐步改造现有的旧式房屋分期分批建立新型的居民区，毛泽东加写“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建筑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第三十三条谈食堂问题，毛泽东加写“要把为食堂服务的工作，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第三十四条谈托儿所、幼儿园问题，毛泽东加写“要把为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将第三十六条改写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人民公社应当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进行生产。既要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的生产。这种商品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价值、价格和货币仍然将起它们的积极的作用。”将第三十八条改写为：“为了准备条件，在帝国主义如果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的时候彻底打败侵略者起见，我国应当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第四十条中说“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毛泽东将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在徐水参加劳动的干部[199]关于徐水县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批示：“即送林铁、张承先同志：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报告说：一穷二白，干劲冲天，对明天充满希望和信心，是这里群众的显著特点。去冬今春，全县人民大搞水利建设，保证了今年的大丰收，亩产预计可达到一千六百多斤，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这个村已建立了食堂、幼儿园、幸福院、缝纫组、洗衣组、俱乐部、土化肥厂、供销部、粮食加工厂等。实行供给制，受到社员们的拥护，但也有个别劳力多、人口少、生活较富裕的社员有抵触思想。公社化后，我们看到一些问题是：（一）目前各营（即原来的村社）之间互相交叉的地很多，不便于耕作与组织劳动协作。（二）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三）虚报产量的不少，据说差不多的村都有虚报，因为上边规定的任务很难完成。（四）公社化以后，个人不再喂养鸡鸭，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五）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比如提出“一九六○年建成社会主义，一九六三年建成共产主义”。

11月11日　下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同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的地委第一书记和鲁山、商丘、信阳、禹县、孟津、南阳、登封的县委第一书记谈话，谭震林、廖鲁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吴芝圃、史向生、赵文甫参加。

11月12日　晨一时二十分，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听取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河南荥阳劳动锻炼的干部汇报。

同日　晨七时，就《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写信给已回北京的邓小平：“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同日，又致信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各协作区负责人，信中说：“到郑州开会的同志们从郑州走后，我又想了一下。《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宜于在武昌会议上征求更多同志的意见，然后发表，较为适宜。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可能未到郑州的同志有些好的意见，也说不定。为此改变原定计划，中央政治局暂不批准，交给武昌会议再议一次。对这件事你们怎么处理呢？你们可以在这几天内，征求省地两级及个别县级负责同志们的意见，由你们将这些意见带到武昌，加以研究。这样做，时间耽搁也不甚多，不过十几天，并不妨碍大事。决议中有些要立即施行的，你们可以立即施行，仍如郑州会议时所约，并不变更。以上如以为可，即请照办。已另报告中央。”

此前，毛泽东对决议（草案）作了多次修改。对决议草案第一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中的几段文字改写成为：“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叫作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内，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有了一个不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就是国营工业，大森林地，河道，领海，国营水库、水湖、水塘，国营农场、林场、牧场以及其他各项国营事业。这还只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而非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现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系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一部分包括几亿人口，主要是农民，还有手工业工人。他们原先是个体的中小生产者，经过几个步骤，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六年时间，发展到了现在人民公社阶段。集体性逐步提高了。有可能开始向全民性发展，例如现在出现的县办工业，就带有向全民所有制发展的因素。但尚非全民所有制，可以称为县民所有制，即所谓小全民所有制。在全县范围内能够由县调配的劳动和产品，都属于这种制度。”“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是（一）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因此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的产品，而且是生活资料的产品）也为全民所有。在过渡时期的目前阶段，除国营企业和其他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已成为全民所有以外，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池、种子、肥料、牲畜、农具、农业机器、工业厂矿）和产品，应当逐步地增加全民所有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性部分和逐步增加产品能由国家调拨的部分，根据国家计划生产，根据国家计划调拨。”“要能实现调拨和逐步增加调拨的比例，就必须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根据国家计划和公社需要，增加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因此，必须不断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不断提高这两个部类的生产水平。”对决议草案第二部分“公社问题”中的几段文字改写成为：“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公社在现阶段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这两个过渡是：一个，由社会主义的目前阶段到完成阶段的过渡——即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另一个，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劳动调配中，第一，必须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第二，必须使生产各部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运输部门）的劳动分配要合理，劳动组织要适当。”“一定要注意食品中含热量和营养成分两个部分对于每一个人的起码必需数量。为此，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作出适当规定，不可疏忽大意。”

同日　中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同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的地委第一书记谈话，吴芝圃参加。

同日　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谭震林、廖鲁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

11月13日　晨，关于建议在北京开会为武昌会议作准备等问题，致电刘少奇、邓小平：“建议在北京在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并再参加若干同志的范围内，在这几天内，开三次至四次会：（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200]先作精神准备。是否可行，请酌办。我认为省级也应这样做，讨论上述同样的两个问题，也应当只是当问题提出，征求意见的性质。如以为可行，请以电话通知各省。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他问题，以此类推。”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十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参加的会议，进行学习和讨论。

同日　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赵文甫、史向生、杨蔚屏等谈话，谭震林、胡乔木参加。毛泽东说：大跃进以来，热情很高，成绩很大。出了一点盲目性，很长时间的盲目下去也不会。对资产阶级我们采取赎买办法，小心谨慎。农民是五亿人口，更要小心谨慎，所有制变化得慢一些，不可太急。要吃好、睡好。现在还穷得很，从现在起十年，连前第一个五年计划，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也是了不起，北戴河会议文件，提出七八年[201]也许不对。快慢如何，还要看两三年再说。现在供给制的标准还很低，再大跃进三四年、四五年可能有很大变化。食堂、托儿所、幸福院、人民公社垮一些是可能的，但可取得经验再搞起来。我们是个很穷的国家，一贫二弱，钢千把万吨，人民生活水平低，河南每人年平均只有七十几元。要对高级干部讲清楚，现在绝不能高枕无忧。干劲很可贵，没有这股干劲就要倒霉。但是，要清醒，只顾前不顾后，只顾胜利不顾困难，那问题就大。山上五百万人，要搞好过冬的吃饭、睡觉、取暖、医药卫生。不顾广大群众生死就要灭亡。我们的好处是一年抓四次，不至于天下大乱。中央一年抓四次检查，省应多一些，有问题就来解决，这些要给地市委书记说明白。政治是好的，但物质基础很穷，要搞钢铁还得有时间，要考虑是否搞那么快，粮食作物长快了也不行，基础不实，容易倒伏。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同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郑州南下，谭震林、廖鲁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同行。晚八时到达遂平县，在专列上接见中共遂平县委第一书记、遂平县县长、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等，谭震林、史向生等参加。毛泽东详细地询问当地人民公社的粮食收成、社员收入、多种经营、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在谈到来嵖岈山卫星公社参观的人很多时，遂平县委第一书记说：那是主席的一句话，说人民公社好，大家才来参观。毛泽东说：他们问我，我说好。

同日　晚十一时五十分，到达信阳。在专列上接见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信阳地区专员等，详细询问当地人民公社的有关情况，谭震林等参加。

同日　阅中共轻工业部党组十一月七日关于大力发展猪皮制革的报告，上午八时批示：“尚昆同志，并小平同志：（一）此件很好，应予批准转发。（二）人民公社大办轻工业那一件（即郑州会议印发的那一件）[202]怎么样？是否批准转发了？（三）省办西医学中医训练班问题，拖得太久了，只需一百字左右的批文，要卫生部写，看来是不成的，应当自己动手，花三十分钟就写成了，以为如何？”报告提出：皮革工业要有个大发展，必须打破迷信牛皮的思想，大量发展猪皮制革。发展猪皮制革，应该首先面向人民公社，皮鞋的销售市场今后主要将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因此，社社县县都可以办原皮加工厂、制革厂和制鞋厂，这样皮革工业和皮鞋工业就可以遍地开花地发展起来。

11月14日　晨，阅新华社十一月十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三○期刊载的《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后，批示：“此件印发到会[203]各同志。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毛泽东将电讯稿的标题改为：《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电讯稿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社员的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同时，毛泽东对这一期《内部参考》刊载的《岳阳县城关镇正在筹办人民公学》一文作批示：“待去查一下。”文中说，中共湖南省岳阳县委决定办一所人民公学，使教学和生产更加紧密结合，贯彻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的方针，使学生和工人既有学习的机会，又有劳动锻炼的时间，培养出大批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红色专家。

同日　下午，到达湖北孝感。在专列上听取王延春、孝感地委和县委的第一书记、长风公社党委书记和农民代表的汇报，王任重参加。当汇报说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稻谷的“万斤田”时，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当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时，他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当听说妇女和男人一样干劲大，但是夜里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时，他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啊！要关心她们，要执行‘三期照顾’（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嘛。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

11月15日　晨，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11月16日　晚上，同谭震林、廖鲁言、王任重谈话。

11月18日　晨，同谭震林、廖鲁言、王任重谈话。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一三八期刊载的《关于“一个县能否进入共产主义”的辩论》的报道，批示：“值得一阅，印发到会各同志。”该文说：山东省寿张县、范县先后在十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提出一个县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寿张县委第一书记的报告中，提出“为二年内实现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基本上建设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任务。范县县委第一书记的报告中，提出“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和具体规划。参加山东省宣传文教工作高唐现场会议的同志参观寿张、范县后，对这种提法大都表示怀疑，认为目前实行的吃饭、穿衣不要钱等等，虽具有共产主义因素，但还不是各取所需，还不是共产主义。一个省一个县单独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是不妥当的。但是，也有人认为一个县是能够建成共产主义的。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道先后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和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十一月十二日编印的《经济消息》第三十四期刊载的《长春汽车厂发动群众的好经验》的报道，批示：“此件印发到会各同志。要实行技术革命，就应当这样做。”并将题目改为《长春汽车厂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的经验》。报道说：长春汽车厂在充分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的运动中，提出在明年“十一”实现年产十五万辆汽车的跃进方案，并丰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内容。过去推广“两参一改”，一般还限于工人参加行政管理和日常行政工作的改革，这一次，工人不仅参加行政管理，而且全面地参加设计和技术管理，并对生产工作和技术工作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使得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毛泽东的批示和这篇报道先后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和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11月19日　中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武汉市、黄石市的市长和黄冈、襄阳、荆州、宜昌、恩施、孝感的地委第一书记谈话，并共进午餐，谭震林、廖鲁言、王任重、张平化参加。

同日　阅陈云报送的中共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十一月十七日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是：（一）工业布局应该适当分散，企业类型应该以中小为主。（二）基本建设项目施工先后必须排队。（三）设计工作必须贯彻执行土洋结合的方针。（四）推广快速施工。（五）认真组织成套设备的供应。（六）基本建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到会各同志。应予批准，在全国推行。”

同日　阅谭震林、廖鲁言十一月十六日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204]，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予以研究，需要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然后由中央予以批准，发给省、自治区、直属市党委照此执行。”毛泽东对报告作了修改。报告说：“今冬和明年的水利工程计划，比上一年度增加近三倍，有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去冬和今年是五百亿方）。假定用农村男女劳动力的半数，约一亿二千多万人来兴修水利，每人工作一百天，每人每天平均要做十五方以上，才能完成。”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加写：“不能搞这样多，要大大减少。”报告说：“在公社化的过程中，自留地等残余的私有生产资料归社公有，比较顺利，个别地方出现过某些波动（例如卖猪、宰鸡等等），时间也只有几天，政策交代清楚，就稳定下来了。运动是健康的，比过去的初级合作化和高级合作化都顺利得多。”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加写：“但过去两个多月各地人民公社忙于秋收秋种和大搞钢铁，大多数还只搭起个架子，一大堆问题尚未处理。处理这些问题是今后几个月的任务。”报告说：“群众当前所最关心的问题是分配问题和集体生活问题，所以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必须办好……要把为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当做是为人民服务的最崇高的工作。”毛泽东在这段话中的“集体生活问题”后加写：“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在整个这段话后加写：“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告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化工部党组十一月十日关于坚决扭转化学工业发展的被动局面的报告，批示：“彭涛同志：此件写得很好。在第九页上有一处不明[205]，有一处需改变重点并举些例子[206]。请酌处。”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当前化学工业的迫切任务。（二）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三）学会用两条腿走路。大搞化学工业的“小土群”。（四）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五）急起直追，发展化学工业的尖端技术，以配合整个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

11月20日　下午，同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谈话。晚上，同李井泉、陶铸、陶鲁笳、周小舟谈话。后同陈云、邓小平、彭真、王任重、杨尚昆谈话。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一月十五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一三九期刊载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一文，批示：“此件值得一阅，印发到会同志。”该文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与前两版比较，修改补充得最多的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部分，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直接的社会劳动需要借助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取得间接的表现、关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非对抗性矛盾、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的性质、关于物质鼓励和按劳分配原则等问题。毛泽东的批语和此文先后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和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对新华社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三二期刊载的《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报道，写批语：“此件可看。”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安国县种了个天下第一田，搞得到搞不到，我是怀疑的。报道说：河北省安国县东风人民公社搞的一块“千亩天下第一田”，计划平均亩产二万斤。毛泽东的批语和这篇报道先后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和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对新华社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三二期刊载的《稷山县食堂化的情况和问题》的报道，写批语：“此件可看。”报道说：山西省稷山县已普遍建立了食堂，大体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制度健全，花样不少，吃饱吃好，人人基本满意。参加食堂人数为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百。这类食堂约占全县的百分之三十。第二类是，大部分社是吃饭定量，大肚子吃不饱，小肚子吃不了，因而造成户户冒烟，两头吃饭。参加食堂的人数为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六十。这类食堂约占全县的百分之六十三。第三类是，社干不入灶，炊事员不固定，有的只蒸馍不管菜，有的只管菜不蒸馍，造成两头吃饭，浪费时间。群众意见很大，甚至有个别食堂垮了台。这类食堂约占全县的百分之七。毛泽东的批语和这篇报道先后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和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11月中旬　对新华社十一月十四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一三期刊载的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上的演说，重拟了一个提要式的标题：“杜勒斯批评我国的人民公社，他向亚洲人宣传共产主义的坏处和资本主义的好处，杜勒斯大谈其政治经济学，表示他对我国大跃进感到恐慌。”并批示：“此件请小平印发。”

11月21日—27日　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

11月21日　上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八个问题。毛泽东说：我有一些想法，请大家斟酌斟酌。第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各级干部就是要过渡得快，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总的是讲，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后进。如果我们实际上进了，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我们是有缺点的，北戴河会议中说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后面又讲，就是搞到像国营工业那样，还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又讲到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的几个条件。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上能速则速，不能速就还是不速。第二，十五年规划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我建议实际上不作为重点，因为这个东西议不出好多事来。十年之内需不需要四亿吨钢？可能不可能搞到？没有把握。任重同志，你给我那个说明不解决问题。四十条传出去很不好，那叫作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是要谨慎一点，摆他两三年再说。第三，这次会议的任务。我们现在是为全会作准备。一个是人民公社，一个是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的安排。第四，划线问题。划线如何划？要不要划？郑州会议划了五个标准才算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要全面地完成全民所有制才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彭真：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再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刘少奇：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彭真：搞慢了不利。）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第五，消灭阶级问题。苏联是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的，他是十六年消灭阶级，我们今年是九年，十六年还有七年，也许可能。但是，现在我看不要肯定这个问题。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已经消灭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还没有消灭。这个问题，是在去年整风时发现的。我在一九五五年写的批语中，其中有一条[207]就是不妥当的。阶级哪一天消灭，我看还是吊着，总是要完全有保障，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够宣布。我看宣布阶级消灭这一条不忙，谨慎一点。第六，商品经济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是哪些？我们在郑州会议就是严格按照斯大林，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人民公社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进行商品的交换。现在有个消息，苏联出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的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是生产资料。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时期认为好像是商品越少越好，最好是两三年之内就不要了。现在我看这个商品是要搞久一点，不是一百年，也是二三十年。如果搞了商品，经济就不发展了，阻碍了经济发展，那就要废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没有大改，许多还是斯大林的观点。所以斯大林不可全部推倒，因为他那个东西是科学，要推倒一部分，因为那里面有缺点，有部分的错误。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去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在这里搞了，而且全国也议论纷纷了，要看一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要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尚昆同志，教科书给每人发一本，大家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下。我们务一点虚，这是经济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问题。第七，减少任务问题。水利建设，还有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恐怕也需要考虑一下。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亿土石方，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比五百亿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指曾希圣——编者注）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任务，煤、电、油、运输、化工、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第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人民公社整顿四个月。要搞万人检查团，去检查睡觉睡够了八小时没有，睡七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关于人民公社的生活问题，比如工作时间、食堂、托儿所、文化娱乐等，要有一个章程，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人民公社问题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河北同志讲他们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七八的社分配搞得比较好，我是怀疑派。我说如果十个里头有一个人民公社真搞好了，就成功了。省委、地委、县委要集中精力帮助搞一个人民公社，现在谁也没有经验，要去摸，要跟群众商量。不然，这个东西要垮的。毛泽东最后说：我是提问题，把这些题目列出来，去讨论，哪样为好。各人都可以提问题。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现在是十一月了，这次会是今年这一年的一次总结性质的会，同时安排明年的计划，主要是第一季度。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主要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毛泽东说：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强迫命令不好，一定的命令还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照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记者要善于比较。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同日　阅中共湖北省委十一月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批示：“此件很好。请小平同志阅后，印发到会各同志，加以研究。”二十七日，邓小平将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这个文件的批语稿报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如认为可用，拟即印发全会，在全会后公布”。毛泽东阅后批示：“退小平同志印发。既在会后公布，时间应是十二月某日。”并为中央批语拟题目为《关于人民生活问题》。中央批语说：湖北省委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写得很好。这个规定抓住了大跃进当中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要在搞好生产的基础上搞好生活，而不是脱离生产基础的片面强调生活。一定要既搞好生产，又搞好生活，让劳动者吃好饭、睡好觉，托儿所带好孩子，使他们精神饱满，心情舒畅，用更大的热情来保证工业、农业生产更大的跃进。中央认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可照湖北省委那样，根据当地的条件，做出自己的规定，公布实行。毛泽东的批示和湖北省委的规定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印发。中央的批语和湖北省委的规定，十二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1月22日　晨一时，同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谈话，谈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问题。[208]毛泽东指出，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

同日　晨六时，写信给李富春：“一九五九年指标[209]，请于每一个指标数字下面，注明一九五八年的预计完成的数字，例如：钢的第一个方案是二千二百万吨，在其下注明一九五八年的预计完成数为一千一百万吨。其他各项，照此注明，以便阅者比较。第二方案栏内，可以不注，以免重复。注好，请再抄一份给我，同时印发各同志。”

同日　晚上，在武昌洪山宾馆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谭震林和各个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开会，就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问题向他们摸底。毛泽东问：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同日　阅王任重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的指示，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到会各同志研究。”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即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二）以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水平为依据，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比一九五七年的实际收入都有所增加，其余的社员也不致减少收入或减少过多。目前供给部分所占的比重不宜过大。（三）目前，各个人民公社以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较为适宜。收入比较少的公社也可以只实行粮食供给制。少数因灾减产的公社，可以暂时实行粮食半供给制。衣服、鞋袜以及其他日用品等，目前暂不实行供给制为好。（四）评定工资等级的主要条件，应当是劳动态度好坏、劳力强弱和技术高低。（五）从社员工资总额中抽出百分之十到十五作为奖励工资。（六）在一个公社内部，工资标准应当统一，但各人民公社都应当注意照顾与解决原农业社之间的穷富矛盾。

11月23日　中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共讲七个问题。（一）写文章问题。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文章写得好，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就是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实些，要求确实可靠，指标要改一下。（二）想压一压省市委的同志。北京来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写主要问题，写一个问题也行。要第一书记动手，即使不动手，也是动脑、动口，然后再动手，修修补补。（三）指标问题。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是说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是办得到还是办不到，把根据讲出来。去年是五百三十五万吨钢，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这是个冒险的倡议。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半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即把指标降低。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今年一千一百万吨，实际上好钢是八百五十万吨。明年所谓一千八百万吨，就是要搞好钢。如果一千八百万吨搞不成，我看还要缩小，先搞一千五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降下来。（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作诗不一样，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这些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七）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问题。有许多人这样想，我们中国可能比苏联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了人民公社这条道路。有的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六年的。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陈伯达等去看了一回，他们说难于进。这个问题要在党内说一说，中国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一是不可能，二是不应该。

11月24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修正草稿），晨五时批示：“先念同志：此件很好。我只作个别文句的修改和一些增补，请加斟酌。此件印发各同志加以讨论（可能有某些修改），并待中央全会予以批准之后，即可公开发表。我的修改处，请送小平同志一阅。”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有：将决定稿中的“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有的正在破除”，改写为“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在现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障碍的部分，正在遭到破除，而那些有用的部分，则还保留着，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决定稿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等形式，是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毛泽东将这句话改写为“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现时，还只是在国营工业、运输业及其他国营企业和事业方面存在着全民所有制，所以还不是全面的），有利于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地准备条件”。毛泽东还加写一句话：“目前，全国各地的公社虽然已经搭起架子，也可以说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是要在思想、组织、生产、分配、生活福利和各项业务上都弄清条理、建立就绪和走上轨道，至少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决定，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审阅修改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指示（第一次草稿）》，批示：“乔木同志：提了一点意见，请与小平、任重酌定。”毛泽东将文件标题改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在第三部分加写一段话：“四、五年内实行耕作三三制，即是三分之一的耕地种作物；三分之一的耕地休闲，种牧草、肥田草和供人观赏的各种美丽的千差万别的花和草；三分之一耕地种森林。每处要有大小水塘或水库，其中有鱼类、虾蟹、水生植物之类。”在第四部分加写一段话：“近代的产业军，是资产阶级组成的，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军营。工人站在机器面前，其纪律之严，不下于军队。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产业军，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产业军，去掉了剥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实行了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自觉自愿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现在把这个制度应用于农村，建立了没有地主富农剥削的社会主义的农村产业军，同时就建立了人民群众斗志昂扬的民兵制。”

11月25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并宴请由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中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和朝方朴正爱副委员长、南日副首相兼外务相、金光侠民族保卫相、李一卿教育文化相、李永镐大使参加。毛泽东说：对于一个党，一个民族，相互之间的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对你们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也同你们认识我们有一个过程一样。我们肯定朝鲜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因此有三个尊重：尊重朝鲜的民族，尊重朝鲜的党，尊重朝鲜的领导人。看问题要看本质，要看主流。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看路线，就是它在国内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是不是搞国际主义，这三点构成一条路线。你们是、中国共产党也是反帝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党，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也是。这些方面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本质。毛泽东说：你晓不晓得我们为什么搞人民公社？就是因为农民苦得不得了。我们原有七十万个合作社，地少，人少，不利于搞大规模生产，也不容易搞综合性的生产。搞人民公社可以解放生产力。我们人多，很穷，百分之七十是下中农，吃的穿的都不够，房子也很简陋，也很不卫生。我去年到杭州去了一趟，看到老百姓的房子很差，也很潮湿。人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们到杭州去看看，居住条件不算好。这正是我们的动力。为什么群众有这样大的干劲呢？他们想摆脱贫困和没有文化的情况。所以，穷有穷的好处。一穷二白有两重性：第一方面是不好；第二方面它可以变为动力，革命的动力。我们亚洲，还有非洲、拉丁美洲，都有这两个条件。人民公社搞政社合一，我们开始时也不敢，也考虑要不要合并。以后我们要他们试行，有一个中央委员去看了以后觉得很好，结果普遍都搞起来了。

同日　阅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宦乡十一月十八日给外交部的报告，内容是英、法关于西欧自由贸易区谈判宣告破裂后的形势。毛泽东为报告拟题为《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写一个批语：“宦乡论点是对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破裂的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面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谓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并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宦乡的报告说：英、法之间进行了近两年的关于西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终于宣告破裂。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贸易经济战争已经开始。两年以来，英国力图分化西德和法国，拉开比利时、荷兰等小国，破坏共同市场计划的实施，结果都告失败。英国的这一失败，反映出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国”地位又有了进一步削弱，战后以来英国所缔造的西欧霸权已经彻底动摇。西欧帝国主义间的力量对比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帝国主义者之间在西欧问题上的矛盾空前尖锐。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对中共云南省委十一月十八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写题为《一个教训》的批语。批语指出：“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并批示邓小平印发。云南省委的报告说：今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报告分析了造成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一）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于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需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二）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三）问题发生后，领导上态度不够坚决，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及时而严肃地处理，致使死人现象未能迅速制止。目前，省委正在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集中检查省委和地、市委两级的领导作风，接受经验教训，并准备采取几项措施，使今后不再重犯类似错误。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告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哲学社会科学动态》一九五八年第十期刊载的《苏联学者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理论问题的几个新提法》辑录，批示邓小平印发。辑录说：最近《真理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疆诺夫和哲学家米丁的两篇文章，有一些新的提法。一、奥明确地强调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并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二、奥提出，集体农庄的合作所有制有可能不经过国家所有制，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三、奥认为今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会继续加强，而不是削弱，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将随着加强。四、米丁的文章指出，在群众中开展广泛的关于共产主义劳动观点的教育，对共产主义建设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毛泽东的批示和这篇辑录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印发。

11月26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第二次会见由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中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朝方朴正爱、南日、金光侠、李一卿、李永镐参加。谈话中，毛泽东向客人解释了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三个口号问题。会见后，毛泽东在武昌洪山宾馆宴请金日成一行。宴会后，毛泽东和金日成等观看楚剧、汉剧、川剧演出。

11月27日　审阅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三次草稿）》，批示：“即送乔木、小平同志阅办。”草稿第二部分中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完成这个过程将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将“将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修改为“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草稿第四部分中说：“我国的广大农民对于民兵制度喜闻乐见，因为他们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在帝国主义如果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的时候实行全民皆兵，彻底打败侵略者。”毛泽东将这句话修改为：“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喜闻乐见，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天地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在帝国主义如果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的时候，民兵就能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同日　阅中共中央调查部编写的《美国国会选举后的国内政治局势》材料，将题目改为《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并写批语：“中央调查部这个分析，很有意思，同宦乡对欧洲的分析相似，都是好文章。总之，西方世界一天一天地在向好的方面变，无产阶级的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都在发展。”同时批示邓小平印发。材料说：一、在美国国会选举中，执政的共和党遭受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最大的惨败，民主党将以压倒多数在今后四年中继续控制国会。新当选或重新当选的议员，绝大部分属于民主党自由派，他们在对外政策上比较承认现实和稳重。二、在共和党内，代表中西部财团的保守派力量遭受到严重削弱。臭名昭著的极右翼分子或落选或见势不妙退休了。三、这次选举和选举后的形势表明，（一）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二）美国国内政治气氛在往好的方面发展，美国各阶层人民普遍恐惧战争，厌弃战争狂人和法西斯倾向；（三）共和党政府今后的处境将更为困难，国会内民主党自由派力量的增长，必然会给政府以更多牵制，而美国内部的争吵必将更趋剧烈。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材料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在武昌洪山宾馆召集陈云、邓小平、彭真、胡乔木开会。

11月28日—12月10日　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八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八十三人。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关于人民公社问题，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关于不提名毛泽东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

11月28日　上午十一时，就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编组和会议安排问题，批示邓小平：“请考虑组织以大区为单位的七个小组，将北京来的同志们分别插入各小组，中央常委六人不插入，或只以一二人或二三人插入，边看文件边座谈。头几天每天只开会一次，酝酿思想，交换意见。此议，请提交今天下午会议上，征求各同志意见，看是否可行。没有几天座谈交换意见，人民公社决议（草案）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不易弄清楚的。待通过一九五九年经济安排问题决议（草案），接着就要分组座谈这一件事。如何，请酌。”[210]

同日　审阅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批示：“即送乔木、小平阅办。”毛泽东在决议草案中，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加写一段话：“在大城市组织人民公社，目前应当从缓，不要性急。有些单位已经组织起来了的，照样进行，作为试点，取得经验。一般则暂时不忙兴办，只作酝酿工作。待到绝大多数人思想通了，认为可以兴办了，方才兴办起来。这样，公社的兴办，在城市也就可以同农村大体上做到一样，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城市比农村不同。在这里，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当中，还相当浓厚，在这个兴办公社的问题上，我们对于他们应当有所等待。”决议草案中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过程，同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的过程是互相联系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前一过程的实现必须以后一过程的完成为前提。”毛泽东将这句话的后半句修改为：“但是这并不是说，前一过程的实现必须以后一过程的极端高度的发展和绝对全面的完成为前提，把事情强调到这样刻板的程度。”改后还写了一个批注：“这里逻辑不清，相当混乱，故作如此修改。所谓逻辑，有一个必须遵守的通用原则，就是‘全量大于部分’，或者说，‘大比小为大，小比大为小’。说话，作文，必须注意及之。”决议草案说：“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既要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为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又要为大工业和对外贸易服务。”毛泽东在这句话前加写：“必须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这个原则，不要办那些本地没有原材料、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取原材料的工业，增加成本，浪费劳动力。”在这句话中的“为农业的机械化”一语前，加写“为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又要”。决议草案说：“各个公社也只有扩大商品性的生产，才能够换回必要的机器和设备，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也才能够换回更多的消费物资和现金。”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加写：“取得货币（现金），以便发工资，并使工资逐步增长，是每个人民公社在部署工业农业生产的时候必须注意的重大任务。”在决议草案的第六部分（正式决议的第五部分）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现在世界上有一大堆蠢人，下死劲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其中就有美国的杜勒斯先生。这个杜勒斯，对于我国的事情，啥也不懂，却要装作一个中国通，疯狂地反对人民公社。特别使他伤心的是，据说，我们破坏了几千年传下来的好得不得了的家庭制度。不错，中国人民破坏了一个封建的家长制。须知这种家长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早已没有了，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我们却更进一步，建立了民主团结的家庭，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一般也是少有的。只有在将来，在那里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后，这样的家庭才有可能普遍出现。至于托儿所，幼儿园，工厂里的工人食堂，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先有。不过，在那里，凡是由资产阶级举办的这类事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目的在于便利资本家剥削男女劳动者。而我们所举办的这类事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便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便利于人类个性的解放，真正彻底地解放了妇女群众，并使儿童教养得更好些，因而得到全体劳动人民，首先是妇女群众的热烈欢迎。”

11月29日　关于调查处理乡村干部中的打人骂人问题，写信给吴芝圃等：“吴芝圃同志，并请转寄河南省委的同志们：一封信送上，长葛县的，值得注意。这种情况，肯定只是少数乡村有，可能不到百分之几的乡村，但是仍然要注意，要加以调查研究，作出处理，通报全省，引起注意。如能在省报公开揭露，则更好。但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的，你看是不是呢？现在农村中，有一部分村、乡，权力还是掌在反动分子手里，长葛县那件事可能就是这种性质的，也说不定。可能写信人有所夸大也难说，但是似乎真有那样的事情似的，从信的气氛可以感觉得到。究竟如何，待查实方能见分晓。请酌处。”写这封信的是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的一个共产党员。他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骂人的现象非常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挨打后或怕挨打而偷跑在外。有的坚持党的政策而没有打人的干部，被另外一些干部扣上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公社的领导对此不深入了解情况，就盲目提出批评。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从县到乡、村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求上级机关派人进行调查。

同日　晚上，同谭震林、廖鲁言谈话。

11月30日　下午，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贺龙、罗荣桓、聂荣臻。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关于明年计划安排，他说：搞这些事情，需要中央和地方结合，条条块块结合。条条，比如各个部，不跟大区这个块块结合，怎么搞得好？大区也有条条和块块，第一书记是块块，分工的书记是条条，也要结合。北戴河会议时一股热情，提出明年搞三千万吨钢，现在来看，当中至少有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的。事非经过不知难呀！我现在泼点冷水，但要注意不要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在鼓气的条件之下。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他说：这个文件要把一些事展开讲，不回答不好。例如，少种多收，“三三制”这个提法，我舍不得丢掉。这一条还是写进去好，时间上写得再灵活一些。又如，城市人民公社，索性公开回答：要搞，但是可以慢一点搞。再如，军事化、民兵，展开一下，讲得理直气壮。还有生活集体化，家庭问题，展开回答。我们现在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社会来照顾，由社会来养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资差额问题，四倍左右或者更多一点，要讲清楚。现在农民的多数有平均主义的倾向，工资级别相差过于悬殊，他们不赞成，但也不能没有差别。还有个作风问题，一个是强迫，一个是造假。要拣那严重的典型搞几个，教育大多数。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各省都要开党代会，谈谈作风问题。今年夏秋两季，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一个人民公社问题，一个抓钢铁问题。以前好像没有这么紧张，北戴河会议并不那么紧张，北戴河会议到郑州会议这三个月紧张。现在搞出一些章程来了，心里就舒畅一些了。过去对这两个问题搞不清楚，许多是带理论性的问题。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你们各位大区区长跟省委第一书记在小组里商量一下，切实算一下。关于国际形势，他说：事实证明，帝国主义采取守势，一点攻势都没有了。比如，杜勒斯十三号讲一篇，十八号讲一篇，都是守势。他的哲学讲不赢我们，他十九号说自由世界这一条不行，还有什么组织纪律性也不如我们。杜勒斯现在战争边缘不讲了，实力地位也不讲了。杜勒斯这个人是个典型人物，我们要研究这个人，要把他那些长篇大论的东西好好看一下。真正地讲，杜勒斯这个人比较稳，我就跟我的秘书吹过这一件事，他是专门给我看参考资料的。你们一个省委搞一个秘书，别的都不做，只叫他看参考资料，指导他一些看的观点。北戴河会议我谈了八个观点[211]，灵不灵？我看还是灵的。纸老虎这个问题，看起来多数人不甚了解。我写了一篇短文，答复这个问题。究竟它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其实我过去已经答复了。如果说不是真老虎，为什么又说在战术上重视它呢？我说，又是纸的，又是真的。就暂时现象来说，它是真的；就长远来说，它是纸的。战术上要重视，战略上要藐视。阶级斗争是这样，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这样。我们搞过两个长期计划，一个是十二年农业计划，一个是十二年科学计划。当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就藐视它，认为这是能够胜利的。但是，要实现，就得苦战。

11月下旬　对新华社十一月十九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二三期刊载的杜勒斯十一月十八日于克利夫兰在美国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说，拟了一个提要式的标题：“杜勒斯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唱低调；——自己认输，说是在理论方面，组织纪律方面，西方不行；——招呼我们说：只要你们共产党埋头去办家里事，不出远门，西方就放心了。”杜勒斯的演说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旬　对新华社十一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三二期刊载的《美一批教会领袖妄图制造“两个中国”，佯称主张承认我国和恢复我联合国席位》的报道，重拟了一个提要式的标题：“美国一大批教会领袖主张承认中国。他们说，这样做有四大利益。他们想把我国拉过去，而他们自己则向中国钻进来。美国资产阶级已感到恐慌，感到被动，想要设法脱出这种情况。”并批示邓小平印发。这篇报道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旬　批示邓小平将宦乡十一月二十六日给外交部的报告印发八届六中全会，并为报告拟一标题：《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宦乡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柏林问题和欧洲局势动向。其中说：自苏联提出关于结束四国占领柏林法规的动议后，西方恐慌困惑。这个动议，虽然只涉及一个柏林地位问题，但在实际上却牵涉到谁赞成德国真正和平统一，谁反对德国真正和平统一的问题。目前在欧洲问题上，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上与下的斗争方兴未艾，反对美英联盟操纵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风浪还在继续汹涌，现在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又因柏林问题而重新激化起来。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既然矛盾重重，国际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无论从远东看，或从欧洲看，又都证明了只操在社会主义阵营手里。帝国主义者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11月　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三告台湾同胞书》稿。全文如下：“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鉴于金门群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关于双日停止炮击金门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这四种军事目标的规定，现在宣告推广到其他一切地区的军事目标，逢双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单日行之。有些目标，例如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们的飞机船只以不来为宜，免受可能的损失。禁止美国人护航，仍如历次文告所规定。周恩来总理两年以前即向你们建议举行和谈，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历史纠纷，和平解放台湾地区，未获你们积极响应。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你们和我们举行和谈，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尽管申明一千次，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在美国人要把国民党置之死地的时候，国民党就会觉悟过来，和谈就有可能成功，对于这件事悲观是没有根据的。亲美派散布出来的一切悲观言论，希望你们最好不要听。”这个公告没有发表。

同月　阅一份摘录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212]的材料，写批语：“意见：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12月1日　在武昌撰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本日定稿。文中说：“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213]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写了一篇短文，请你看一下，如以为可用，请印发到会各同志。”这篇文章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王任重十一月二十八日报送的湖北随县金屯乡干部弄虚作假、放出所谓水稻亩产六万斤的“卫星”的材料，批示：“此件请小平同志印发。最近几期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载了许多件各地（一部分人民公社）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材料，很值得看一下，请各同志予以注意。”王任重报送的材料说：今年九月，随县县委在得知金屯乡光大九社的一亩中稻试验田放出六万斤的“卫星”后，到现场调查，发现这块试验田是乡、社的一些负责人强迫群众用一天一夜时间将九点七五亩中稻拔掉移栽在一亩田里，谎称产量是六万斤。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编印的一份关于南越政治、军事情况动态的材料，拟了一个提要式的标题：“共产党捉不完，反动派大恐慌，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体相同的情况，不只是吴庭艳[214]一块地方而已。”并批示邓小平印发。材料说：南越吴庭艳统治集团在伊拉克革命爆发和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紧张的形势下，暴露了恐慌不安的情绪，表现出对美国缺乏信心，忧虑自己的命运，更害怕内部不稳爆发反吴事变和畏惧人民及北越的力量。最近，它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加强“诉共”运动和武装扫荡、逮捕异己分子等。南越定祥省省长说：“共产党捉不完，我们的镇压政策是失败了。”这份材料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为红线女[215]题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并写说明：“一九五七年，香港有一些人骂红线女，我看了高兴，其中有黄河。他骂的是他自己，他说他要灭亡了。果然，已经在地球上被扫掉，不见了所谓黄河。而红线女则活着，再活着，更活着，变成了劳动人民的红线女。一九五八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

12月2日　晚上，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谈话。

12月4日　下午，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贺龙、罗荣桓、聂荣臻。毛泽东说：二五计划最后一年钢搞到五千万吨，一年增加一千万吨，办到办不到，还要看一看。我们要稳步。有一种可能，办不到，放在少于一千万吨，比如七百万吨。

12月5日　审阅修改胡乔木十二月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稿，批示：“即送小平、乔木同志：此件写得很好，比起《人民公社决议》来，好得很多。可即印发付讨论。”决议稿提出，中央全会决定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定为二千万吨[216]，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钢是好钢，钢要成材，材要多种。决议稿指出，一九五九年计划的制定，是一个既反对太冷又反对太热的过程。它是一个跃进计划，是一个苦战计划。非跃进，非苦战，我们的国家不能较快地改变面貌。它又是一个比较有根据的计划，它的指标比一九五八年八月拟议的一般要低得多，因为不作这种调整，就缺少实现的客观可能性。毛泽东对决议稿作了修改，将稿中的“毛泽东同志很久以来就教导我们”、“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两句中的“教导”和“指示”都改为“告诉”。并批示：“注意：‘教导’、‘指示’这类字面，用于个人，很不好，缺乏民主气氛，使人看了不顺眼，以后不可再用。”决议稿说：“钢铁战线上的‘小土群’转向‘小洋群’，这是群众运动的必然的前进过程；但是土铁、土钢、土钢材、土机械、土铁路等等，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特别是在地方工业、公社工业中，仍将起重大的作用。同时，工业战线上的小型、土法的群众运动，还必须在炼钢、炼铝、采煤、发电、化工、轻工等方面继续发展。”毛泽东在这段话中的“重大的作用”后加写：“千万不可以小看了它的作用，小看了就会犯错误。”在整个这段话后加写：“同志们须知：一万年还会有跟大企业并行的中小企业的，还会有那时的‘小土群’和‘小洋群’，还会有‘土洋结合’这种事情。不过那时所谓‘小土’的内容和形式，跟现在大不相同罢了。宇宙是一个统一的多样化的宇宙，这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一条法则。”这个决议稿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谈话。

12月6日　上午，再次审阅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批示：“即送小平、乔木同志：此件一至六节，又看了一遍（七、八两节未看），略有修改，请你提出和各同志谈一下，看是否可用。这一件还是十一月二十九日看的，各小组所提意见那时还没有，故没有涉及。”毛泽东所作的修改主要有：草案第二部分中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的快慢，只能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毛泽东紧接其后加写“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想快就快，想慢就慢”。第五部分中说“目前工资等级一般可以分为六级至八级，最高工资可以等于最低工资的四倍左右”，毛泽东删去“左右”二字后，加写：“或者倍数稍为多一点，总以既体现了按劳付酬，又不使差额过于悬殊为原则。这种规定只是实行于目前的农村。因为农民还很穷，他们的多数人有一种平均主义的倾向，工资差额过于悬殊是不适当的。将来由于生产有了极大的高涨，所有一切人大家都富裕起来，这种差额就会逐步消失，那就是接近共产主义的时代了。目前城市的工资差额要比农村大一些，这是必要的，将来也会由于生产高涨而没有必要保持这种差额了。”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武昌东湖客舍第三次会见由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中方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和朝方朴正爱、南日、李一卿参加。毛泽东说：搞革命，我们已搞了几十年，是有了经验的。但是建设只搞了几年，没有什么经验。事实已经证明我们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九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新的革命是对地球和自然界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否正确，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什么时候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讨论。我们不忙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把标准提高一点，使人民有个奔头。资本家、地主还没改造好，就不能说阶级已经消灭。我们要进一步进行工业化，慢一点宣布阶级消灭，提高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工业化和消灭阶级以外，还有精神条件，即实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提高文化水平，还要提高生活水平，等等。因此不要过早宣布建成。此外，还有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国家职能等问题。国家作为镇压的职能不存在了，但仍有经济管理的职能。建成社会主义与进入共产主义之间的时间，最好短一点。毛泽东说：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巩固的，但不能说就不会有问题，可能分裂。有两个可能，一个分裂，一个巩固。国家的前途，一个巩固，一个灭亡。这个问题，列宁经常讲。列宁公开讲，要么胜利，要么灭亡，总是提两种可能。同帝国主义斗争，要么胜利，要么灭亡。对党对国家要作两个可能的估计，这样才比较有利。要对干部讲清楚。作了准备，发生事件时，就不会惊慌失措。

12月7日　上午十时，就新华社十二月五日编印的《参考资料》专辑第三十四号《外国报刊关于中国的反应》中刊载和摘载的三篇文章，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此件用后退毛。”这三篇文章是：一、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发表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成就》，该文说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对于全人类有重大意义，认为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寿命不长了的论断符合世界的发展。二、《红色权利报》驻北京记者写的题为《燃起了百万炉火》的通讯，赞扬北京全民炼钢运动。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发表的文章《新的时间表：‘宇宙是无限度的’……》，说中国全面大跃进是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滥调响亮的回击。

同日　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三国志·张鲁传》写长篇批语。其中说：“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在这个批语的铅印件上，毛泽东将整个批语划掉，十二月十日另写了一篇批语。这篇批语中说：“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个批语和《三国志·张鲁传》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和邓小平、彭真在武昌洪山宾馆接见红安、麻城的县委书记和部分公社党委书记等，听取他们关于种试验田的汇报，并观看他们带来的花生、棉花样品。

12月8日　审阅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草案，对草案作一些修改，并批示邓小平即刻印发。九日又批示：“退小平同志印发各同志。请各有关同志今晚即以电话将此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明后两天至迟大后天（十二月十二日）开完电话会议，传达到人民公社。”十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定。决定全文如下（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中央全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各级党委应当根据这些理由，在党的适当会议上，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在工矿企业工人的集会上，在人民公社的集会上，在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会上，向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便大家了解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误解。”

同日　下午，阅中共农业部党组十一月二十日关于全国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现场会的报告及附件，批示：“小平同志：请问一下，此件印发没有？如未，请发，让同志们带回去看。因为此件很有用。”报告介绍了会议的基本情况和提出的建议：一、土壤普查鉴定工作已成为推动农业连续跃进、不断增产的重要措施之一。全国已完成十个专区二百零九个县的土壤普查。二、土壤普查鉴定工作带来的好处是：摸清了土地资源和土壤分布情况，为人民公社和县以上各级党政机关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和全面规划，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摸清了土壤的底细，为深耕改土，因土、因苗施肥，找到了对症下药的科学依据；打开了群众和干部的眼界，增强了更大跃进的信心；在农民中培养了大批的土壤科学技术干部。三、建议尚未进行土壤普查鉴定的地区，各级党委应在今冬明春将这项工作列入日程。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及附件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胡乔木谈话。后同陈伯达谈话。

12月9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并讲话，讲了十二个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个问题，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三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人民公社四月已经开始在河南出现，这就是卫星公社。我们一直到八月才发现这件事。我们找到了一种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便于从现在较低级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进到高级的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便于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进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业、办教育、办民兵，工农商学兵，各种事业综合起来搞，规模大，人多。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第二个问题，关于保护劳动热情问题。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怎么处理？所谓犯错误，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强迫命令，还有讲假话，还有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注意了生产，忘记了生活。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应该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不给处分，叫他们作一些自我批评。对于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就应该加以处罚，如果不处罚，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就会挫伤劳动者的劳动热情。第三个问题，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问题。我对这个口号有怀疑。对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这个口号，我也是曾经有怀疑的。在四月武汉会议上，我提出可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后头，曾希圣拿出三张安徽河网化图，说服了我。现在看来，农村今年这一年大跃进，再搞两年，面貌基本改变，我看可以。至于说全国，那恐怕还要考虑一下。第四个问题，一些党内外的争论问题。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一些地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他们有冲天的干劲，革命热情很高，这是非常之可宝贵的，缺点就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回这个决议，主要的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当然，这个决议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第五个问题，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请各省组织一下。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六个问题，关于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期间，不知是哪位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很好，我很赞成。还有生产与生活问题，要抓生产，又抓生活。还有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与中小型工业同时并举，土法与洋法结合，还有管理体制的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这些都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属于辩证法范畴，对立统一学说里面的问题。在社会制度问题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也是对立统一。武昌会议，我们提出实事求是地制定一九五九年的经济计划，我们的思想又热，但是又有点冷。有相当的科学分析，比较实事求是，和我们的雄心壮志相结合，就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而产生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缺乏根据的想法。比如，从前我们想过明年要搞三千万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一亿二千万吨。我那时忧虑的问题是这么些钢做什么用，我在中南海游泳池找人谈这些钢的出路。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一个是需要。那个时候我没有考虑这个可能性的问题。到了武昌，我就感觉不那么妙了。所以，现在我们把盘子放小，明年不搞三千万吨，而搞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万吨。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第七个问题，十五年纲要问题。在郑州会议搞的那个十五年纲要，目前放它一下。因为纲要说的那个四亿吨钢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这两个问题都缺乏根据。看来目前是没有可能作这样一个计划纲要。第八个问题，关于军事工作。一九五八年的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整风，二是官长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当然，军队现在要训练，如果统统去搞整风、参加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根本不训练了，那也不行。第九个问题，关于教育制度的改革。今年这一年，实行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制度，这应该说是一件大事。第十个问题，关于两种可能性。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这些东西会不会巩固？看来是会巩固，但是要料到有些东西要垮掉。巩固和垮台，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总的说来，垮掉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它的总趋势是要站立起来，发展起来。党也有这两种可能。现在，我们就要注意到可能发生的那种不利于巩固的大规模的分裂。你如果不想到，不准备着，就会发生；你准备着，就可能避免。关于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我看还是两个可能，或者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避讳这个问题的，他屡次三番地说或者是胜利，或者是灭亡。我们现在就要积极准备，比如搞钢铁，搞粮食，搞机械，搞电力，搞铁路，搞各种事业，争取在三四年内基本建立我们的基础，使我们这个国家比较现在巩固一些。我们现在是虚名很大，实力不大，名实很不相符。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强国，在实力上，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我们还是个弱国。因此，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个任务：我们要来一个变化，由弱变到强。不要因为外国人一吹，把我们自己的报纸打开一看，净是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要估计到不高兴的事情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我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托儿所、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分裂，国家被灭掉，我们又去打游击。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管着，所有这些倒霉的事，都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经过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得不好，因为我们预先没有估计到，或者出了事情我们处理得不好，那种挫折、分裂、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两种可能性中间，不仅要估计到好的可能性，还要估计到不好的可能性，这样有益无害。第十一个问题，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这次要作个正式决定，希望同志们赞成这个决定，并且要求三天之内，省、地、县逐级开一次电话会议，分别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217]，免得那时下面感到突如其来。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国际形势又有很大的发展。我想拿两句话可以说：敌人方面烂下去，越烂而亡；而我们这边就好起来，我看是一年年好起来。当然，要估计到有曲折，还要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

12月10日　上午，同彭德怀、刘亚楼、谭政、杨得志、杨成武、陈再道、许世友、黄永胜、张达志谈话，并共进午餐。

同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八届六中全会于本日闭幕。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所作的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强调要划清两种界限，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指出当前的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发展生产是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中心环节，人民公社必须发展工业和商品生产。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人民公社对社员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范围目前不宜过宽，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必须逐步增加。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而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必须关心人，关心群众生活，要保证社员必要的休息、办好食堂等。办好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是加强党的领导，党在任何工作中必须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决议规定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进行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

12月11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国防部部长雷维斯率领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周恩来、陈毅、谭政、甘泗淇、陈再道在座。当雷维斯说匈牙利军队曾经有上下级关系紧张、下级害怕上级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这要改变，不要使下级害怕，应当像一个家庭一样。让人家怕是不好的，应当让敌人怕。这是旧社会长期留下来的，一时不容易去掉，要慢慢地把这些东西去掉，人和人应是平等关系。薪水制、军衔等，如果搞得好，可以有用，我们不完全否定它；但是主要靠的是民主集中制，这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原则，是列宁创造的。民主集中制是主要的，是基础，其他如军衔等是辅助的。薪资、等级现在还不可少，但是上下距离不要过大。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在这方面有过缺点，今年已开始改进，利用整风的办法，干部参加生产，官长下连队当兵，大大地改进了上下间和军民间的关系。下去可以体会到群众是怎样生活的，只有益而无害。干部也根据其身体情况，每年参加一个月的体力劳动，或当工人，或当农民。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做法是好的，不懂工农业劳动，容易脱离群众。我们不是资本家，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老爷式地工作，应当力求避免官僚主义，应当永远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并共进晚餐，周恩来、陈毅等参加。毛泽东说：非常欢迎你们并感谢你们。你们正在斗争着。在反帝国主义的形势下，我们这里也算是一条前线，是东方的前线，在太平洋西边。你们是西方的前线。你们现在正在困难时期，你们四年来进行战斗，正义是在你们这边，你们一定胜利。我们经过二十二年受过很多挫折，最后我们还是胜利了。印度同英国斗争了几十年，也胜利了。埃及独立也还没有几年。当然，他们采取的方式不同。你们现在对法国进行的是民族解放战争，斗争时间可能长一些，希望你们不会像我们那么长。战争对人民、对军队是个锻炼，对你们的民族解放阵线是个锻炼。时间虽长，但是得到的锻炼很大。时间越长，越要付出代价，但是牺牲会产生积极因素，把人民都锻炼了。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法国，不承认你们，在这些多数国家面前，你们还是非法的，但是，这是暂时的。我们现在在大多数国家面前也是非法的，八十一个国家中只在三十一个国家面前是合法的，而五十个国家认为我们是非法的。谢谢你们，你们承认我们合法，得到你们承认我们很高兴。我们承认你们，应该如此，应该表示支持，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阿尔及利亚对整个世界贡献很大，能牵制住八十万法国军队，这就使三个帝国主义中的一个动弹不得。你们不会失败，五年、十年会胜利的。

12月12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出席会议的还有彭真、罗荣桓、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毛泽东说：会议公报都看了没有？国际那一部分是不是讲得太凶了？比如说西方世界四分五裂，看样子有可能四分五裂。欧亚跟英美对立，内部矛盾重重，英美两国之间也矛盾重重。但它们是两个方面：又团结，又斗争。一九四六年我们就说，美国是抢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中间地带。那时候，中国还是中间地带，我们的革命还没有胜利。现在形势很好。中间地带，包括欧洲的英、法、德、意，整个亚洲，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方。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一个亚洲，这么天下大乱，它还能走得过来？你原子弹一打，把人统统打死，白茫茫一片，那怎么办？我看，将来原子弹还是不打，订个条约。他接着问：我不当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开了电话会议，已经到公社了没有？有反映没有？（王任重：有反映，不赞成。）你们在会上讲又赞成又不赞成，你们省委第一书记还这么犹豫不决，那就难办了。这个问题，要下个决心。以后职务要可上可下，可多可少。毛泽东说：一九五九年计划，先照那个文件执行，对不对，执行两个月再讲。过去有些部分的失调要加以调整。北戴河会议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经验，是一种热情，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218]广州会议也好，党的代表大会也好，北戴河会议也好，都是革命热情，一条腿，另外一条腿叫作美国的实际精神，就缺。武昌会议就来了一个实际精神，俄国加上美国了。当邓小平说就全国来讲，第一个五年计划真正的基点是四个基点（上海、天津、黑龙江、辽宁）、两个半点（重庆、太原）时，毛泽东说：现在还是两条，一条，支援这些重点，保证这些重点，还有一些重要的厂，使它充分发挥作用。搞这些重点，都是为全国所有地方，它搞得多，别的地方也就快。再一条，至少三年内，也就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一定要打歼灭战，集中力量搞最关键的企业。原来中央的话也不大明确，无非是说在几年内不可能都搞成体系，只说到这里为止，没有说要根据全国的需要让步。你推迟，让一下步，实际上比较快，不是慢。把这些话跟省委书记和各部部长讲一讲。全国一盘棋和地方积极性这两个东西相结合，一有矛盾，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则解决。要顾全大局。顾大局，是最高的品德，并不吃亏。你那个地方越顾大局越有出路。现在的大局就是要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你看那位红娘，晚上那么冷，站在外头，后头拷红，挨打，她有什么利益？专门帮人家。还有白蛇传里的小青，专打抱不平。搞基本建设，轻重缓急要排队，要顾全大局。

同日　阅邓小平十二月十一日报送的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建议。建议说：今秋以来，全国人民投入了钢铁生产和秋收秋耕秋种的突击运动中，所有的学校，也投入了这个运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某些劳动时间过长，忽视教学质量的现象。现在，今年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的任务已有完成的把握，“三秋”运动亦已基本结束，各级各类学校应当照常上课。各地党委既要继续克服只重视教学而忽视生产劳动的偏向，又要防止只注意生产劳动而忽视教学的现象，既要改变资产阶级教育中轻视体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者的错误现象，又要保证学校教育的质量。邓小平在报送时附信说：“这是经过两次讨论（省市第一书记都参加）修改成的，较重要，请你审阅指示，看能用否。”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小平同志照办。”

同日　审阅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十一日修正稿）》。修正稿第一部分中说“这一切都证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毛泽东在这句话中的“所作”一词前，加写“根据群众的创造”，并将“是完全正确的”改为“是正确的”。第二部分中说“苦战三年，可以争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上改观”，毛泽东修改为：“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可以争取全国的面貌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第八部分中说“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国内外还存在着”，毛泽东修改为：“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但在国外，在资本主义世界，严重地存在着；就是在国内，也还是存在着。”

12月13日　上午，乘专列从武昌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谈话，陶铸、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参加。下午乘专机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

12月14日　同陈伯达、胡乔木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修改问题。

12月15日　本日前，对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作过一次修改，将公报稿中的“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证明了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工业战线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工业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段话，改写为：“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证明了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工业战线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及工业方面的集中领导必须同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一句话，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不是一条腿或者一条半腿走路的方针，这样的一整套方针是正确的。”本日晚十时，关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批示胡乔木：“此件可以定稿。只在第三页增了几个字。请用电话把修改处告诉北京，准备十七日下午广播，连同主席问题决议一起，十八日见报。”毛泽东加写的几个字，是在公报稿中“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大大提高”一语的“共产主义觉悟”前，加上“社会主义和”五个字。本日晚上，毛泽东又同陈伯达、胡乔木谈六中全会公报稿和关于人民公社决议稿的修改问题。

12月16日　同陈伯达、胡乔木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修改问题。

12月18日　阅十二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刊载的关于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五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最近五年来苏联农业发展情况报告的报道，批示林克：“此件先给陈伯达同志看一下，如果他今天不走，下午可以谈一下。”

12月21日　上午，在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刻印的大字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写说明：“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时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219]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220]毛泽东还在书眉上写了一些批注。对《沁园春·长沙》一词中的“击水”批注：“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对《菩萨蛮·黄鹤楼》一词中的“心潮”批注：“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对《清平乐·会昌》一词中的“踏遍青山人未老”句批注：“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对《忆秦娥·娄山关》一词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221]，反映了这一种心情。”对《七律·长征》一诗中的“水拍”和“三军”批注：“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对《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的“苍龙”批注：“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对《念奴娇·昆仑》一词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对《沁园春·雪》一词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222]，是指无产阶级。”对《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的“三十一年”和“旧国”批注：“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到北京。旧国之国：都城，不是state，也不是country。”对《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长沙水”和“武昌鱼”批注：“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武昌鱼：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作口号云：宁饭扬州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州人心情如此。现在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对《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批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12月22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二月十九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一六五期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批示：“定一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这个材料说：最近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支部的党员在讨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反映出一些不正确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一切组织都应当换上党员来领导。由于存在这些错误认识，这个党支部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清华大学党委发现上述情况后，已检查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

12月23日　下午，听取谭政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陶铸参加。然后到广州军区接见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并同与会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的负责人共五十余人谈话。当得知在座同志很少四十岁以下的、大多数都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情况后，毛泽东说：要培养新生力量。在谈到军队一九五八年的跃进情况时说：过去不是说干军队没有奔头吗？军队还是有奔头，战时有奔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就是平时也有奔头——多面手，一专多能。在谈到台湾海峡形势时说：金门打炮对我们部队的士气有没有影响？还要不要打？（众答：部队情绪高。）我们对台湾海峡的政策是，要拿就是台、澎、金、马一齐来，单是金、马，我们不干。美国想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有理由抵抗美国人，不从金、马撤走。有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为什么不打司令部？为什么说以利固守、贵我双方、可以供给粮食油盐？在政工会上，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谈谈国际国内形势问题，这是政治问题。离开形势，政治工作是不好做的。政工会议上，要谈谈人民公社问题，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我没有想过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过在农村搞食堂，帝国主义却造谣，说这些都是我出的主意。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可以预料的，但有些也很难预料到。人民公社是没有预料到的，直到今年七月份还没有想到。钢翻一番，是我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鹤寿吹的，我说试试看，没有料到真正翻了一番。还有军队起了变化。今年一月，我找彭德怀、罗荣桓、谭政、黄克诚、粟裕谈话，罗荣桓说军队有落后之感，地方向前走了，军队存在一些问题。多年我也没有管军队。其实解决问题也很容易，六、七月开五十五天会[223]，军区开，军、师开，一下子问题就解决了。军队是有希望的。你们这次政工会议搞了八个文件，还不是在今年形势发展的基础上才搞出来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你不搞多少年也不搞，你一搞几个月就搞起来了。许多好事、坏事，事先不可能完全料到，只能大体上料到。在谈到看问题要看到有两种可能性时，毛泽东说：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再有，中国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我们国家还有灭亡的危险没有？有。我们就是灭亡，也是暂时的局部的。人民公社也会崩溃一部分，这没有坏处，可以得到教训。你有垮台的准备，就不会垮，至少是垮得少，你可以整顿教育。你如果没有垮台的准备，那就危险。这样讲，与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等论点，似乎不符合了，其实还是符合的，什么事情都有两个可能性，巩固或者崩溃。所谓纸老虎，并不是说它现在已经死了，不打是不会死的。帝国主义还活着，还是要斗争，到最后它就死了。要经过斗争，中间有曲折，不会没有风浪的。美、英、法、西德统治阶级之间闹别扭，对我们有利。世界资产阶级分两部分，西方世界和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有矛盾。这些因素合起来，争取七年、十年、十五年不打世界大战有可能。但也不能写保字，总有百分之一的危险。所以，莫斯科宣言就把这种危险性写上了。美国的事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这个人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的团结与向帝国主义斗争有益。我们在金门一打炮，他从各地把海军舰队调来了，在一个地方集中了最多的军队。我们也没有料到，金门这一打炮，全世界这么震动。毛泽东最后说：我的话，也有两种可能性，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可以议一下。

12月26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广州。二十日晨，到达长沙。下午，在专列上同周小舟、周惠谈话。晚上，同程潜、唐生智谈话。随后，到湖南省委礼堂看花鼓戏《三女抢板》。看完戏，毛泽东问这个戏以前还叫过别的名字没有？当他听说曾叫过《生死牌》时，说：还是叫《生死牌》好，《生死牌》切题。

12月28日　下午，在停靠武昌的专列上同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负责人张平化、赵辛初、宋侃夫、李尔重[224]、刘惠农等谈话。

12月29日　中午，由武昌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等谈话，陈毅参加。

同日　下午，到达新乡，在专列上同中共新乡地、市委等的负责人耿起昌、张超、罗毅[225]谈话。毛泽东详细询问当地的整社、农业生产、钢铁生产、水利建设、分配、食堂、社员休息时间、医疗卫生等情况。在谈到妇女问题时说：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对卫生注意不够，就影响她们的身体，这是一个大事呀！很值得研究一下。月经期一定得休息，或做轻活，不然对妇女不利，对后代也不利。他说：各方面一定有很多新东西，我们不知道，要在实践中了解，看暴露出些什么问题。谈到新乡的水利建设时说：你们今年搞水利的劳力是不是可以减少些，分几批搞？九亿土方是不是太多了，值得研究，可分两三年、三四年搞。你们粮食产量怎么样？你们抽查过没有？抽查几个队，看究竟有没有那么多。毛泽东还回答了一些问题。有人问：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什么区别？毛泽东说：例如国营工厂、京广铁路、焦作煤矿、洛阳的矿山机械厂和拖拉机厂、鞍钢等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但它们实行的是按劳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有五个条件，就是决议上写的那五条[226]。这两种所有制是有差别的，现在的鞍钢还没有具备这五个条件。有人问：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实现算不算社会主义社会建成？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实现了，还说社会主义没有建成吗？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可能发展到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八十，也就差不多了。有人问：社会主义建成之日是不是就算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说：不能。社会主义建成还是按劳分配，不是按需分配。我们的条件定高些，这好嘛。最后，毛泽东要求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从前我们的兴趣是在阶级斗争上，现在要搞经济建设，就得参考他们的意见。

同日　晚上，到达邯郸。

12月30日　中午，在专列上同中共邯郸地、市委书记谈话。下午，在停靠石家庄的专列上同石家庄地、市委书记谈话。晚上，在停靠保定的专列上同保定地、市委书记谈话。

同日　晚上，回到北京。

本年　三次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写若干批注。（一）对第一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毛泽东批注：“这是完全的重要的一章。”（二）第一章中说：“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毛泽东批注：“我们有先例。”“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三）第一章中说：“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毛泽东批注：“这是一个客观法则。”（四）第一章中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毛泽东批注：“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注意。”（五）第二章中说：“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做得不对的。他们认为，党在当时便应当消除商品生产。”毛泽东批注：“我们也有这样的人。”（六）第二章中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227]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生产资料的全部总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毛泽东批注：“我们现在还只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一切归全民，才能废商业。”（七）第二章中说：“在十九世纪末叶《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甚至，不仅在十九世纪末叶，而且在现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是已经达到了像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那种程度。”毛泽东批注：“直到现在，只有英国一国。英国是否能废商业，还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看来还得生产商品。”“美、法、德、瑞、挪、丹、荷、比、卢都不如英国吗？”（八）第二章在论述一个国家的工业中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而农业中却主要是众多的分散的中小私有经济，无产阶级应否夺取政权这个问题时，将列宁的有关论述概括成的五条，毛泽东批注：“列宁的五条，我们都做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九）第二章中说：“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非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毛泽东批注：“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十）第二章中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毛泽东批注：“商品生产是否有用的工具。”（十一）第二章中说：“现今在我国……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张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毛泽东批注：“（一）劳动；（二）土地；（三）工具：都是公社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的。”“三十年后还如列宁在时那样。”（十二）第二章中说：“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一些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不对的……认为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应该有资本主义生产。”毛泽东批注：“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特别商品。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十三）第二章中说：“现在讲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像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毛泽东批注：“两种劳动都是必要的。”（十四）第三章中说：“下面这个论断也是完全不正确的，就是说在我们现今的经济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价值法则仿佛调节着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没有用全力去发展那比起往往赢利较少而且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说来是最能赢利的轻工业？”毛泽东批注：“值得研究。”（十五）在《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中说：“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毛泽东批注：“可以出售给人民公社。”

[1]曾涌泉，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2]《上海市关于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说：1957年12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工会、团委、妇委、卫生局等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干部千余人组成100个突击队，进行了半天的除四害突击活动，在全市人民中做出了榜样。现在全市比较显著的蚊蝇孳生地初步进行了清除垃圾、堵竹节、挖蛹工作。

[3]韦国清，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广西省省长。伍晋南，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覃应机，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广西省副省长。

[4]应为27人。从1月13日起又有柯庆施参加会议。

[5]指多、快、好、省。

[6]1958年1月25日，这篇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语。

[7]指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

[8]指成立经济协作区。

[9]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10]李锐，当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1958年8月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通信秘书。

[11]林默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2]张光年，当时任《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侯金镜、陈笑雨，当时任《文艺报》副主编。

[13]王实味，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在整风中受到批判。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被关押。1946年对他作的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于这件事（指处决王实味——编者注），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1991年2月7日公安部作出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14]丁玲、陈企霞于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在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中又遭到批判。之后，丁玲、陈企霞、艾青、罗烽分别于1958年4月、5月被划为“右派分子”；萧军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但点名说他在延安“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1979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对艾青、罗烽的右派问题分别作了复查，并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作出改正的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1979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陈企霞的“反党集团”问题和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把他们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的结论，并于1979年9月和1980年1月经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同意，恢复他们的党籍、政治名誉与原工资级别。1984年8月，中央组织部又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除重申“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外，还对她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即“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决定，要求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关于萧军的平反问题，1980年4月，北京市委经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批复，给萧军作了正式的政治结论，确认他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并说“1958年1月《文艺报》‘再批判’的编者按语中，说萧军在延安与某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这种提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为他恢复了名誉。

[15]金日成在1957年12月16日致信毛泽东，信中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具体步骤与措施提出以下意见：“首先，由我国最高人民会议向联合国致信，提议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由朝鲜撤退。其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上述提议，并宣布在1958年底以前撤完。其次，周总理来访我国，由朝中双方发表共同公报时应包括这一问题。”

[16]指邵力子。

[17]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1958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

[18]李讷当时住院连续做了两个外科手术，手术后伤口感染，引起发烧。

[19]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一。其中第四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

[20]见贺知章《回乡偶书》诗。全诗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21]齐白石，画家。生前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

[22]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8年12月任国防部副部长。

[23]指杨开智的母亲向振熙和向振熙的姐姐。

[24]配君，即孙配君，又名孙燕，陈玉英的女儿。

[25]见本卷第30至32页1956年11月13日的“同日”条。

[26]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

[27]胡觉民，毛泽东的侄媳。

[28]指杨开英的丈夫李辉。

[29]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58年2月由埃及和叙利亚合并组成。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阿联后，阿联单指埃及，1971年9月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30]这篇文章是根据周扬1957年9月16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讲话整理、补充并同文艺界的一些人士交换了意见之后形成的。

[31]陈家康，当时任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

[32]彭涛，当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徐达本，当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33]段君毅，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韩光，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34]苏共中央1958年1月31日来信中说：这个杂志可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刊物。它不应当成为发号施令的刊物；它将从事宣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问题，并且是各兄弟党交流经验的国际讲坛。1957年11月于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原则将是这个杂志的基础。

[35]赵毅敏，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

[36]这里指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和毛料衣服。

[37]吕东、高扬文，当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徐驰，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助理。

[38]这封信的下款，毛泽东署的日期是“1958年2月29日”。经查核，1958年不是闰年，2月无29日，故订正为3月1日。

[39]黄炎培1958年2月23的来信中说，他在农历除夕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小组到北京市参观商业时，看到商场中没有过去出现的拥挤现象，许多商店的售货员春节加班应市。一些公私合营企业互送挑战书、保证书，提出开展比思想、比学习、比卫生、比朴素、比干劲、比钻劲活动，说明私方人员包括民建会员决心抛弃资产阶级立场，转向社会主义立场了。

[40]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

[41]李劼人，作家、文学翻译家。

[42]滕代远，当时任铁道部部长。

[43]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44]威廉斯，苏联土壤学家和农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他提出了一套关于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和理论，主张农、林、牧相结合，提倡草田轮作制。

[45]在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跃进规划所附的10年内增加品种与逐年产量表中，品种名称栏列有“ДT－54型”、“ДT－75型”等。

[46]这一批按语，是毛泽东为以下35篇文章写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合作化模范邓家乡》，《勤俭办社》，《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五亿农民的方向》，《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西乡县杨河坝乡党支部正确地领导了那里的互助合作》，《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严重的教训》，《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合作社的政治工作》，《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沂涛乡的全面规划》，《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大社的优越性》，《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白盆窑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办成高级社的》，《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

[47]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1958年3月13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

[48]贾桂，京剧《法门寺》中的人物，明代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在刘瑾面前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

[49]指毛泽东选出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若干首，和明代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若干首，印发成都会议。

[50]指彭涛1958年3月4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到1962年实现化肥生产700万吨的规划，除在中央和省两级办化肥厂外，还准备在专署和县两级开办化肥厂。这样4级同时举办化肥厂，到1962年氮肥产量可达到1800至2000万吨，再加上500至700万吨磷肥和部分钾肥，就可以在数量上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在每亩施肥量上，10年内赶上英国也就大有希望了。

[51]这个报告草稿是1958年3月起草的，后来又重新起草。

[52]邹容，近代民主革命家。

[53]章太炎，近代民主革命家。

[54]杨英杰，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惠农，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武汉市市长。

[55]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北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政治委员。

[56]王秉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57]这句话，毛泽东最初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综合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对这个提法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毛泽东看了这个建议后，将他最初的写法改成现在这句话，同时写一批语：“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58]应为武汉会议。

[59]罗光禄，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60]刘澜波，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61]刘景范，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

[62]李葆华，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63]宋任穷，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64]吕正操，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

[65]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

[66]指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著的《汉书》。

[67]朱光，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

[68]指张闻天1958年4月13日关于同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局长齐维礼谈对外贸易工作等问题的报告，同年4月25日关于建议改变保留外商作为点缀方针的报告，同年4月26日关于上海、杭州一些工厂和合作社情况的报告。张闻天在第三个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果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前途无量。张闻天建议应把经常接触国内实际和国内群众作为外交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69]安东诺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70]倪伟，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光中，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局局长。

[71]应为《昭明文选》第13卷。

[72]指1958年5月26日至3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3]王任重1958年5月28日的日记记载：“这个问题基本上算通过了，但大家意见不完全一致（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

[74]柯、陶、王、张、林、欧、李，指柯庆施、陶铸、王任重、张德生、林铁、欧阳钦、李井泉。

[75]这里的“明天”应为“今天”。

[76]指1958年5月27日邓小平召集经济协作区主任研究经济协作的会议。

[77]指免去沈鸿煤炭工业部副部长职务，任中国第一台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总设计师。1959年9月沈鸿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

[78]彭、黄、邓，指彭德怀、黄克诚、邓小平。

[79]指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80]何英，当时任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

[81]陈志方，原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1958年9月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潘自力，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柯柏年，当时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

[82]郝汀，当时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1958年7月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

[83]彭，指彭德怀。

[84]见《孟子·离娄上》。

[85]《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马特的《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一文，接着6月14日发表了周谷城的《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一文。

[86]陈云1958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中说，1958年钢产量为1100万吨是1958年6月19日定的。毛泽东在1958年8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和10月2日会见外宾谈话中，都说1100万吨钢的指标是6月19日定的（分别见本卷第426页、第454页）。本书经过考证，应为6月18日。

[87]王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在苏联养病。

[88]许世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苏振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甘泗淇，当时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李聚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刘培善，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

[89]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

[90]张爱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91]198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批复青海省委关于解决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应当肯定，当时平息局部地区的武装叛乱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使一批干部、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到了很大的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责任主要在领导。处理这个问题，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消除群众之间、干部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引导各族人民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向前看；在经济上，也要给予适当的抚恤、救济和补助，但目前国家经济还有困难，不可能完全解决，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把经济搞上去。”

[92]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1962年粮食产量为5000亿斤左右。

[93]李志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94]丁西林，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赵朴初，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95]这个文件是根据英文稿译成的中文。

[96]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报道，同时发表社论《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

[97]逄先知，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兼管毛泽东的图书。

[98]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99]早造，又叫上造，即早稻。

[100]罗哲，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曾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牺牲。

[101]曹云芳，罗哲的妻子。大革命时期随罗哲一起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

[102]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03]指刘伯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04]罗贵波，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05]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爱国军人在人民支持下发动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106]当时因中东局势紧张，彭德怀的出访推迟。后来他在1959年4月24日至6月11日访问了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等8个国家。

[107]董必武于1958年7月10日至16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柏林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08]乌布利希，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副总理。

[109]钱学森，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当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10]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前夕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反对举行武装起义并泄露起义计划而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

[111]何长工，当时任中共地质部党组书记、地质部副部长。

[112]漳、汕，指福建漳州、广东汕头。

[113]指周谷城等的论文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三联书店1958年11月出版。

[114]指当时主要在马特和周谷城之间展开的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的争论。

[115]马利诺夫斯基，当时任苏联国防部部长。

[116]指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

[117]库兹涅佐夫，当时任苏联外交部代理部长。

[118]麦卡锡，1946年起任美国参议员，以反共著名。1951年至1954年，他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对许多人和组织机构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采取非法审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

[119]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8月24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希腊和土耳其于195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5年加入该组织。后来，又有一些国家加入该组织。

[120]李承晚，当时任韩国总统。

[121]耿起昌，当时任中共新乡地委第一书记。

[122]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政协副主席。

[123]裴孟飞，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24]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

[125]张克让，当时任河北省农林厅厅长。赵克，当时任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书记。

[126]王幼平，当时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

[127]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可能是根据《书经·虞书·尧典》的“协和万邦”一语。这里的“万邦”，指许多的诸侯国。

[128]凯洛夫，苏联教育家。曾任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著有《教育学》等书。

[129]毛泽东1958年8月16日在审阅《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初稿时，写了批评凯洛夫和斯大林的一段话。这段话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删去。

[130]指1958年7月伊拉克革命。1958年7月14日，以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人民支持下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131]王尚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132]陶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

[133]中共中央召集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分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于1958年8月25日至31日在北戴河举行。

[134]叶飞在回忆录中说：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

[135]周鲠生，当时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倪征，当时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条约法律司法律顾问。刘泽荣，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外交部顾问、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

[136]雷英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137]见《论语·颜渊》。

[138]当时会议上有人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办法。

[139]程子华，曾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当时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8年9月又任商业部部长。陈国栋，当时任中共粮食部党组书记、粮食部副部长。

[140]这个广播稿说：金门孤岛在我强大的空军、海军和炮兵的严重打击下，已经面临绝境。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心解放祖国的领土台湾及沿海岛屿，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你们的命运已到了最后关头。你们应该立即下令实行投降或率部起义，如果执迷不悟，就将得到可耻的下场。这是我们给你们的警告。

[141]指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交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142]基马尔，一译凯末尔，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导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1923年，在土耳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当选为第一任总统。

[143]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1958年12月当选法国总统。

[14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1958年9月6日），庄严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放这些地区，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并且直接用武力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是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长期以来以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岛屿为前哨据点，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存在着像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贯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现在，鉴于美国政府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争端，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必须指出，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中国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自己的领土，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

[145]1958年8月2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回答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摩根询问的复信里声称，如果中国人民要解放金门和马祖，他就“担心这可能构成对这个地区的和平的威胁”。并且威胁说：“这些岛屿始终在中华民国手中”，“任何人要是设想，中国共产党人企图用武力改变这种情况并在现在进攻和企图征服这些岛屿可能是一种有限的军事行动，那是十分危险的”。8月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声明美国将不放弃它已经承担的关于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责任”。8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诬蔑中国人民炮击盘踞在金门、马祖各岛的蒋介石军队的正义行动是“侵略性的扩张主义”。8月30日，美国陆军部长布鲁克抵达台湾，同蒋介石举行了三次会谈。在9月1日离开台湾时，布鲁克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重申美国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的野心，企图用恐吓手段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沿海敌占岛屿。9月3日，“美国台湾防御司令部”司令斯摩特在台北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给予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援助正在来到”。

[146]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于1958年9月7日发出。赫鲁晓夫在信中呼吁美国政府对在中国台湾及台湾海峡地区所采取的行动要慎重从事，不要轻易采取可能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的步骤。信中说：远东经常保持极不正常的紧张状态，根源在于美国政府敌视人民中国，敌视它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当前紧张并且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局势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以武力侵占了中国自古就有的领土——台湾岛以及澎湖列岛，并继续占领这些领土。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

[147]毛泽东的指示是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传达的。

[148]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149]1910年秋至1911年春毛泽东曾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150]彭、张，指彭德怀、张闻天。

[151]指当时设在厦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

[152]指毛泽东题写的“二七烈士纪念碑”。

[153]1958年9月16日，曾希圣汇报安徽办了一所综合大学——合肥大学，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毛泽东题名为“安徽大学”。

[154]指安徽省省会确定在合肥还是芜湖一事。

[155]1958年9月18日夜，周恩来就中美会谈和台湾海峡军事斗争问题，同陈云、彭真、黄克诚、张闻天、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等商量后致信毛泽东。信中说：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具体办法商定如下：一、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二、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三、将我们的斗争策略分告苏联代办和刘晓转告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便苏联和兄弟国家配合我们行动；四、以我名义致电西哈努克，感谢他支持我们，向他解释美国所谓的停火的阴谋，说明我国收复沿海岛屿的决心和解放台湾的神圣权利，这些不容美国干涉；五、将上述同样内容以外交备忘录形式递交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它们注意。

[156]指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在武汉主持召开的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的省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157]诗二首，指《七律二首·送瘟神》。这两首诗，发表在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第1版，两诗的毛泽东手迹刊印在第8版。

[158]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谈话中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要国共“双方放弃武力”的立场，批评台湾当局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保持大量军队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并承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一个“假设成分很大”的计划，认为“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会回到那里去的”。当有记者问到如果中国共产党方面作出某些让步，那末美国的对台湾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时，杜勒斯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是灵活的，是适应于我们必须应付的局面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改变了，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159]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

[160]康，指西康省，1955年撤销，所辖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1956年原所辖昌都地区划归西藏。

[161]指美国同台湾国民党当局于1954年12月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162]指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163]韩、叶，指韩先楚、叶飞。

[164]谷羽，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

[165]据吴冷西回忆，1958年10月8日毛泽东对他说：先要做台湾国民党的工作，要写一篇社论着重对蒋介石说话，同时也给美国人出难题。可以说明《告台湾同胞书》并非诡计，阐述我们对台的一贯政策，这次是又一次伸出手来，还可以挑一下美蒋关系，说寄人篱下不好受，搭美国船不可靠。然后批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要美国人过五关（停止护航，停止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停止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澎撤退美国全部武装力量）。毛泽东要吴冷西当天晚上把这篇社论写好，他在夜里等着看。

[166]指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1958年9月27日和10月4日给毛泽东的两次来信。赫鲁晓夫在信中说苏联要派一个导弹部队去福建前线，还要派携带导弹的轰炸机和歼击机到福建前线去，都由他们指挥，指挥权不交给中国。

[167]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168]徐运北，当时任中共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

[169]朱子强，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定国，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

[170]杨春甫，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

[171]王桂冀，当时任中共唐县县委第一书记。刘振宗，当时任中共安国县委第一书记。

[172]指书法家于右任（曾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选用历代草书名家的草字双勾而成的《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

[173]指明代韩道亨所书草楷对照的《草诀百韵歌》。

[174]郑振铎，作家、文史学家。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这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是吴仲超。

[175]焦家驹，当时任中共安国县委书记处书记、安国县县长。

[176]杨才魁，当时任中共正定县委书记。

[177]似应为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178]李友九，当时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179]赵一民，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

[180]王路明，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181]指毛泽东重新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再告台湾同胞书》。

[182]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83]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它是天鹰星座中的a星。大熊星座中的星和牛郎星都属银河系。

[184]指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

[185]王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

[186]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1958年10月26日发表撤军公报，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回到祖国。

[187]指准备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举行。

[188]陈子瑞，当时任中共保定地委第二书记。杨培生，当时任中共保定地委书记处书记、保定地区专员。

[189]梁双璧，当时任中共石家庄地委第二书记。王力，当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处书记。

[190]1958年10月20日出版的《世界知识》1958年第20期，以《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摘录了毛泽东1940年至1958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并写了编者按语。同日的《光明日报》转载了这一组论述，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光明日报》上。

[191]庞钧，当时任中共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刘琦，当时任中共邯郸地委书记处书记、邯郸地区专员。刘英，当时任中共邯郸市委书记处书记。

[192]张苏斌，当时任中共新乡市委第一书记。

[193]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

[194]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下册。

[195]据谭启龙回忆：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到山东范县去了一趟。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加一个0（即30年）也不行。”

[196]雅罗申柯，苏联经济学家。

[197]毛泽东这次讲话讲了决议的前3个问题，第4个问题是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198]指《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199]1958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出18名干部，到河北省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前所营村参加秋收种麦劳动。

[200]指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武昌会议。

[201]指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202]指中共轻工业部党组1958年10月30日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203]指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04]谭震林、廖鲁言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4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是8500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少于7500亿斤。（二）1958年的粮食收购计划完成得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自用部分增多、留用种子增多、劳力紧张、加工和运输工具不足，此外，国家的收购计划没有真正成为农业社的计划等。（三）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提出的1959年种植计划，粮食播种面积将缩减到15亿亩以内。改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从根本上改变“五亿人搞饭吃”的局面。（四）1958年的粮棉总产量虽然增加一倍以上，但农副业总产值没有翻一番，副业增加不多，个别地方还有减少。有许多公社现金短缺，有的甚至开不出工资，也没有钱购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这种情况，必须力求及早改变。（五）1958年冬和1959年的水利工程计划，比上一年度增加近3倍。这样重的任务势必与钢铁、积肥、副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其他农村基本建设在劳动力安排上产生矛盾。必须保证重点工程如期完成，要减少一些次要工程。（六）生活问题，要有专人负责。分配问题，1958年的分配，可以以公社为单位统一分配，也可以由公社统一扣留之后，其余部分以原合作社为单位进行分配。（七）今后的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抓思想、抓生产、抓分配、抓生活，办好人民公社。

[205]中共化工部党组报告中说：希望1959年各省、市、自治区的化工设备制造能力达到1－2万吨。毛泽东对“1—2万吨”批注：“是总共这样多，还是每个省要这样多？”

[206]中共化工部党组报告中说：“根据主席9月间关于建立综合性的联合企业的指示，我们希望其他工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也办一点化学工业，这不仅是对化学工业的支持，同时对于解决本身所需的化工原料也大有好处”。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可以举几个例子，重点是于他本身有益，并且必不可少。若为了支持化工部门，他们那样忙，谁肯支持呢？”

[207]指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的按语中说的“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

[208]薄一波回忆说：初到武昌的当天晚上（应为1958年11月22日晨1时——编者注），毛主席找李富春、赵尔陆和我，谈明年钢的指标定多少，他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

[209]指准备提交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中列举的1959年各项主要产品的产量指标。

[210]毛泽东的批示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8年11月27日的通知上。这个通知说：“六中全会拟于12月2日开会，由11月28日起，到12月1日止，在这4天内，请同志们阅读文件。”

[211]这里指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8个观点，是在1958年9月5日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他曾经讲了其中的6个观点。

[212]斯大林讲的过渡到共产主义的3个基本条件是：第一，必须切实加以保证的，不是神话般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而是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第二，必须用实行起来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其他某个社会经济中心能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来为社会谋福利。第三，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而不致由于现存的劳动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213]1961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编辑的干部学习材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收录的这段话时，删掉了“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这11个字。

[214]吴庭艳，当时任越南共和国总统。

[215]红线女，原名邝健廉，粤剧表演艺术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去香港，1955年底回广州，加入广东省粤剧团。

[216]正式通过的决议中为“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万吨（以二千万吨为计算其他指标的根据）”。

[217]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写有会议“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218]这是引用斯大林的话。原话是：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的特点有两个，“（一）俄国人的革命胆略；（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这两个特点的结合”。（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219]这是毛泽东凭记忆写的。鲁迅1927年在广州编校《唐宋传奇集》后，作《序例》，文末题记说：“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220]陆放翁，即陆游，号放翁，南宋诗人。陆游写有一首七绝《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21]指《十六字令三首》（1958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十六字令三首》排在《忆秦娥·娄山关》之后）、《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

[222]指《沁园春·雪》一词中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23]指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224]李尔重，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

[225]张超，当时任中共新乡地委书记处书记。罗毅，当时任中共新乡市委副书记。

[226]《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年8月29日）中说：“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227]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末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

1959年　六十六岁

1月1日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康生、薄一波、邓子恢、李雪峰、杨尚昆、胡乔木、郭沫若、陈叔通等到北京体育馆，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闭幕式。闭幕式结束后，同陈叔通谈话，后又同王震、廖鲁言等谈话。

1月3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月5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薄一波、胡乔木出席。

1月11日　审阅邓小平一月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在《红旗》杂志公开发表福斯特 [1]来信的请示及代拟的毛泽东给福斯特的复信稿，批示：“少奇、小平、乔木同志阅，退王稼祥同志处理。可照小平意见办。复信作了一点文字方面的修改。”邓小平报送时注明的意见是：我同意来信在《红旗》上发表，主席复信除用公开电发去外，亦可在《红旗》上同时发表。复信说：“美国共产党虽然暂时还处于不大顺利的地位，但是你们的斗争是很有意义的，将来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黑夜是有尽头的。美国反动势力现已到处碰壁，显示着他们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你们那里目前敌强我弱这种形势，完全是暂时的现象，它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起变化。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您——美国工人阶级光荣的战士和领袖，致以衷心的问候，并祝您早日恢复健康。”福斯特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发表在《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三期，并载于二月二日《人民日报》。

1月1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伯南布哥州州长桑巴约和夫人等，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穷国，穷得要命。穷就弱，中国又穷又弱。中国在政治上算是比较强的，人多、地大，而且人民都组织起来了，有干劲，啥也不怕，帝国主义那一套也不怕，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强国。在经济上中国是一个弱国。六亿五千万人口只有一千一百万吨钢，算多吗？平均每人只有一指头的钢。杜勒斯怕我们的政治，不怕我们的军事，怕我们的将来，现在他还不在乎。桑巴约问到人民公社的工业计划是根据全国的计划制订的，还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制订的。毛泽东说：两方面都有。和国家订立合同就与全国有关，公社与公社之间的产品也互相交换，这是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商品生产。公社还有自给性的生产，产品在公社内部分配。桑巴约问：一般为了积累资金，往往要减少消费品的生产，中国是否也如此？毛泽东说：要解决资金问题，就要发展消费品的生产。资本迅速和大量积累的来源是消费品的生产，即从轻工业、农业、林业、畜牧业等方面得来。重工业生产就不同，建设时间长，投资多，利润又薄。所以，必须是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与土法生产同时并举。你们巴西那样大，资源那样丰富，又有六千万人口，自己也完全有办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世界的主力，除掉这三洲，世界还剩下欧洲、澳洲和北美，即所谓的西方世界。西方世界不过四亿人口，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二十三亿就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位客人问：听说你在学英文？毛泽东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着石头，很麻烦。学点外文好，当做一种消遣，换换脑筋。我们国家文化太低，在十五年至二十年内，每人都要学一种外国语，英、俄、法、德、日这些主要的文字都得学。现在初中没有外文，将来也要搞一点外文。

1月15日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月三日关于中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给外交部的报告，批送刘少奇、邓小平：“此件所提内容值得重视，请书记处讨论一次，如何？”报告说：目前在宣传工作和处理中苏关系及事务中，不能不特别谨慎。近来我们有些同志在对外接触中，言谈尚欠慎重，表现不够谦虚，有的甚至态度傲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了尽可能地防止和消除中苏关系中的消极影响，报告提出了几点建议。

1月18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开会，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

1月20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张闻天、康生、廖承志开会。

1月21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墨西哥前总统、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卡德纳斯将军和同行人员，郭沫若、廖承志在座。毛泽东向客人询问墨西哥的土地改革、农产品种类、工业、文化、种族等情况。他说：我们对拉丁美洲很感兴趣，拉丁美洲人口多，经济水平和我们接近。谈到古巴革命胜利 [2]时，他说：新政府对美国态度很坚决。我们认为古巴事件是当前一个重大事件，亚洲人应该支援他们反抗美国，其次要支援刚果人民反抗比利时统治的斗争。我们三大洲不是互相孤立的，是相互支援的，还有西方世界的人民帮助我们。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还是内战的形势。我们还不想要金门、马祖，美国人想拿金门、马祖来换台湾、澎湖。我们总要收复这些地方的，要统统一起收回。同美国的大使级谈判还是继续，但是他们讲他们的，我们讲我们的，谈了三年了，不断，但谈不拢。去年七月的中东事件和八月的台湾事件，使美国非常惊惶失措。去年伊拉克革命胜利后，七月他们在黎巴嫩登陆，后来全世界反对，他们便撤走了。在联合国通过撤兵决议的第三天，我们在金门打炮，他们就以为我们要收复金门了，惊惶失措，调兵遣将。去年十一月，他们的共和党在选举中失败了。毛泽东说：要有十年或十五年的和平，以后仗就更难打了，帝国主义想在战争中占便宜，很不容易。

同日　复信黄炎培：“惠书及大作 [3]早已收读，甚为感谢！连日小病迟复，幸谅。顺致敬意！”

1月22日　阅西藏军区司令部一月十四日关于边坝、洛隆、扎木、雪卡、山南等地区目前叛匪的主要活动及企图给总参谋部等的电报。电报说：目前叛匪在这些地区集结，伏击我军，围攻守点分队，并企图截断交通要道，气焰非常嚣张。我守点分队被迫进行了还击。毛泽东写批语：“这种战争，很有益处，可以发动群众，可以锻炼部队。最好经常打打，打五六年，或七八年，大举歼敌，实行改革的条件就成熟了。”

同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一月二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指示稿说：西藏反动统治阶级分子的叛乱，在美蒋公开支持和印度的暗中支持以及达赖集团的纵容下，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目前西藏地区的叛乱武装约有万人以上，这些叛乱武装的活动日益猖獗，不断地破坏交通，伏击我来往车辆和人员，最近已开始袭击围攻我防备力量较弱的据点。毛泽东批示：“送刘、小平、德怀、克诚阅后，尚昆办。我在尾上增了一段。”他加写的一段话是：“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武斗争中予以完成。”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指示发给四川省委和西藏工委。

同日　阅邓小平一月二十一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批示：“送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照发。”这篇社论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社论说：党的中医政策是党在我国卫生工作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越来越多的事例，证实了中医中药在人民卫生事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继续纠正轻视和排斥中医中药的错误观点，仍是卫生部门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中医有很大的数量，他们掌握着我国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医药科学知识和治病经验，能治好很多疾病，包括一些用西医方法疗效较差的疾病。西医和中医，只有紧密地团结起来，很好地合作，才能共同战胜疾病这个敌人。不要对于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

1月23日　上午，同谭震林、陈正人、吴冷西谈话。

1月24日　晨零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听杨尚昆读苏共中央来信。这封信是昨晚由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面交邓小平、杨尚昆的。来信说赫鲁晓夫将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修改“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并就此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毛泽东随即于一时四十五分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认为目前作这种改变不好，委托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时，同赫鲁晓夫面谈，希望他们不要提出这个问题。二十六日下午，杨尚昆向毛泽东报告，今日凌晨周恩来从莫斯科来电话说，已同赫鲁晓夫等会谈，他们同意中共的意见，在苏共二十一大上不提出修改上述提法的问题。

1月25日　下午，同舒同、吴芝圃、刘建勋谈话。

同日　下午，同杨尚昆谈话，研究次日开始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的开法和中央哪些人参加会议。

同日　阅陈伯达一月十八日从福建发来的一封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到会各同志。同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即刻付印。”陈伯达在信中就他在广东、福建两省部分地区考察农业生产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一）密植。根据不同地方的土质、气候和技术措施等条件，密植程度应有不同。（二）深耕。正如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说的，深耕的尺寸，在北方和南方应该有所区别。就南方来说，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气候和季节，应注意深耕的不同尺寸。（三）农民对于今年的粮食是有些担心的，应将粮食的底子向群众公开，商量如何节约用粮。（四）不论生产或生活问题，都应反复同群众商量，不宜只由干部单方面独断。要认真思索毛主席反复说过的要爱惜民力这个重要指示。（五）去年大跃进中，有些地方提出要压这个、跨那个的口号，这样做会使自己孤立，并往往使自己陷于落后。（六）今年这里的农业生产指标，可以考虑提翻一番，或稍低些，力争超过，不要提得过高。（七）公社需要有一套逐步完善的关于劳动组织、定额和报酬的生产管理制度。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陈伯达的信。

同日　阅新华社一月十九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八八期刊载的关于广东新会县一些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勤率、劳动效率为什么普遍下降的报道，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极有用，请印发到会各同志阅读，想一想，研究这个问题。”报道分析了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一）主要是分配比例不合理，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的比例一般是六比四或七比三，供给部分过多，工资部分太少。（二）劳动组织和责任制不健全。（三）群众对人民公社的性质和政策有误解，宣传工作又做得不够。此外，同某些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也有很大关系。

同日　阅新华社一月二十二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九一期刊载的关于内地对香港副食品供应量锐减后所产生的影响的报道，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有用，请印发到会同志们一读。”报道说：香港副食品历来绝大部分是依靠内地供应的。最近一个月来，内地副食品对香港供应量锐减，价格猛涨，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了很大波动。

同日　阅新华社一月二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九二期刊载的关于中共四川省委要求各地市委加强工业战线上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报道，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极好，应当仿行。请印发到会各同志。”报道说：四川省委今年一月十二日、十九日两次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市委确定“一开头就抓紧、自始至终抓紧”的领导思想，进一步加强工业战线上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克服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松劲情绪，以扭转当前钢和钢材产量下降的情况。

1月26日—2月2日　在北京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生产和市场安排问题。

1月26日　上午，同李井泉、陶铸、王任重、周小舟谈话。后同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叶飞谈话。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由邓小平作报告，毛泽东不时地插话。在邓小平讲到武昌会议上主席讲过钢一九六二年搞到五千万吨时，毛泽东说：那就了不起了。五年计划，一年增加一千万吨，能不能搞这样多，我还怀疑。在邓小平讲到基本建设项目，北戴河会议提出一千八百多大项，武昌会议减为一千六百三十九项时，毛泽东说：减得不多。在邓小平讲到农村人民公社有一千四百万人办工业时，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改组，钢铁一来，全党办工业，农村工业，公社工业，有一千四百万人。在邓小平讲到搞高潮的一套办法要拣起来，搞得轰轰烈烈，不要太冷，要热时，毛泽东说：郑州会议以后就压缩空气，到现在压了两个月了，我看再也不能压了。当然，有缺点还是要批评，那种批评也不能叫做压。但根本上现在要鼓气。在邓小平讲到目前有松劲现象时，毛泽东说：他们讲没有松劲现象。各省究竟有多少松劲现象？我问了很多人，他们都说没有松劲。究竟松了劲没有？恐怕有是很少数的。（谭震林：我看华东那个报纸，说他那个气那么高，不见得。）压缩空气，许多人不敢动笔了，新闻记者、社论作家不敢写了。重新鼓起气来，要善于写报告，善于写社论。去年元旦有个好社论，叫做《乘风破浪》。今年元旦没有写一篇好社论，今年元旦的社论没有劲。在邓小平讲到整社当中干部在一个时候头低一下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个必经过程时，毛泽东说：十二月、一月，低那么两个月，二月就要抬头了，二月还不抬头，这一年就完了。在邓小平讲到去年宣传方面确实有不实事求是的浮夸现象时，毛泽东说：把那一部分去掉，把那个热保存下来，恢复起来。现在报纸不那么很热了。要成版搞一个问题，搞那么几天，就搞起来了。

1月27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总理格罗提渥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彭真、陈毅、曾涌泉、王国权 [4]等在座。毛泽东说：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很有希望的，应该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并提。它们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后方造反了，帝国主义就孤立了。美国最近半年来受了好几次整：南美八个国家搞示威反对美国。接着美国在黎巴嫩登陆，全世界都反对它。以后是台湾事件，去年我们在金门打炮，全世界都反对美国。第四件事是美国国内的选举，共和党失败了，美国国内的局面也不好维持。第五件事，苏联和你们为了柏林事件发出的照会炸弹 [5]，使美国很难办。第六件事，就是古巴革命和刚果反殖民统治的斗争，美国很紧张，艾森豪威尔惊慌不安。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劳付酬。物质刺激与精神教育，都要以政治为主，物质为辅。专门搞物质刺激，有走向歪路的可能性。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由李富春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1月29日　上午，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讨论李富春的报告，发言的有周小舟、曾希圣、陶铸、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李富春的报告，发言的有柯庆施、王任重、黄火青、吴芝圃、江渭清。

1月30日　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李富春的报告，发言的有舒同、陶鲁笳、张仲良、李先念。

1月31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讨论农业和人民公社问题。

1月　阅中共中央调查部一月五日报送杨尚昆的《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批示：“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简报说，张国焘去年十月表示愿意为新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

2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在高潮中有些人对一些事情怀疑，不足为奇，年年会有的。我们做这么大的事情，动员这么多人，又出了这么多缺点，要人家不讲坏话，怎么能行呢？最近这两个月，我们还是实行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要改，也没有哪个提议来改总路线。四大指标要保证，其他指标都要保证，个别的加以调整是必要的。多一点、快一点总是好。同时，还要好、省，要照顾质量。现在有几个方面的失调，大量表现的就是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不足。工业方面有些东西没有收上来，农产品未收上来，棉花也未收齐。指标问题，原则是这样：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一定要做到；经过努力还做不到的，那得改。现在这些失调的方面，经过努力可以改过来。现在看起来，经过去年这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局面。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纠正了，就是由三千万吨钢减到二千万吨。还有些指标也定得不适当，脑筋发起热来，想得很多，里头有一些胡思乱想。现在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钢、煤、粮、棉，还有其他的指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请同志们注意发现新问题。现在我们所不知道的问题，在实践中、在斗争中才能发现。向地球开战这件事，问题还多得很。

2月2日　晨六时，写信给尚未离开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你们今日走，我想留下你们一天，谈一点哲学问题，关于总路线、大跃进，诸问题，觉得有必要。你们意见如何？昨天我讲了一些观点，含意未申，不深不畅，未能畅所欲言，觉得馀事未尽，心里过不去，老是想，不能入睡。因此想把你们拽回来，今天不要走，如何呢？留一天，你们虽然归心似箭，也不会了不起吧！一定留下。我现在睡，下午三、四、五时开会。务一天虚，时间不长！离春节还有好大几天，呆住不过一天，大概也可以吧！有几个深切的辩证法问题要谈，与总路线、大跃进有大关系。请你们上午吹一吹当前实际问题的辩证法，打点底子。这个问题不想通，不开朗，不搭起架子，总路线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失败，或者半失败的。大跃进，干部大提高一步，群众也大提高一步，可能在我国造成一个有益于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善心的劳动人民的团结与奋进，大有益处。如荷同意，就请照办。阅后，立即送少奇、小平等参加会议的中央各同志，传一下，中午十二时传完，请小平办。”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没有？还没有成功。建设叫不叫社会主义革命？也是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都没有成功。人与人的关系，意识形态，这些方面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他说：所谓工作方法，看问题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辩证法。在这次会上，李富春同志讲了个辩证法，他说不能单讲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还要搞个主观能动性。还有许多同志提到，现在有些人一讲起去年尽是缺点了，而优点、成绩那方面的材料就记得少了，甚至没有了，就否认大跃进了。这也是个看问题的方法问题，就是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形而上学的方法还是辩证法的方法问题。而我们的事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过，想做好事，不想做坏事，这是一件事，而做的结果又是一件事，还要加以区别。我们主观的东西究竟是好还是坏，要在客观实际中见效。这次计委、经委、建委以及中央各部门搞出来的这个计划比较完全，比武昌会议那个计划形而上学较少，各方面的联系比较全面。比如原材料工业跟加工工业的联系，农业跟工业的联系，生活资料（日用百货、副食品等等）同生产资料的联系，解决得更好些了。我们应该称赞这个计划，这次大进了一步。有重点，目前的重点是原材料工业，但还是两条腿。要宣传这种方法，讨论这种方法，并且要发展这种方法。经济的相互关系，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互为因果，连锁反应，很复杂。要钻进去，把几个侧面研究一下，分析一下。因为它那么复杂，很困难，我们要认识它，揭露它，解决它。问题就是矛盾。发现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充分揭露，详细了解，才能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过去搞革命战争，没有一次是情况不清楚、条件不成熟而打了胜仗的。现在我们搞建设，要攻这个敌人，我们是新手，我们不会搞，也要调查研究，善于发现、揭露、解决问题。他说：这个农业究竟踏实不踏实？一万零五百亿斤粮食，一亿担棉花，还有油料、麻，还有猪、鸡、鸭、蛋，还有大牲口。武昌会议这个指标完不成，其结果只好报笔假账，说有那么多，会不会搞成那个样子？不要搞成那个样子就好，要争取超额。今年的备耕，一为水，二为肥，三为土，要搞水、肥、土，中心是土，将来八字宪法应该改一下。过去因为灌溉问题非常突出，把水提到第一位了，再过一两年，就要把土放在前边，把深耕、改良土壤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是肥，第三位是水。毛泽东说：还有两个问题想说一下：（一）现在有些人批评我们，说是没有大跃进，讲得一塌糊涂。这一点就必须要警惕。在整社过程中间，检查工作过程中间，一定要让群众把缺点说出来，并且首先要自己作点自我批评，立刻改正。不能不让群众说话，但是一定要把那个缺点错误说成是十个指头中间的一个指头的程度，或者两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对干部，除了极少数之外，一定要作出恰当的结论，要保护积极性，不然工作就难做。民愤很大的人，不加以处罚是不行的，但是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们要坚决保护。（二）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现在是不甚了解，要研究。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究竟怎样搞才叫合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李富春同志提出主观计划合乎客观规律的问题，我想是不是不讲成两件事，是两件事的对立统一。主观能动性必须反映客观实际。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主观主义的，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要区别这两种情况。我们经常做事，要符合实际，不符合实际，脱离客观规律（自然界的规律，社会的规律），就要受挫折，要失败。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货、肥皂，什么东西都缺，在这一部分问题上，我们是脱离了客观规律，我们过去安排缺乏这一方面。我们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能是基本适合的，在我们国家是可以搞大跃进的。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我们找了几个相互关系（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去年成都会议加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看起来，这三句话是好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一个主观能动性，多快好省就是搞物质工作、经济运动，要多、要快、要好、要省。当然，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承认这些错误、缺点。我们在实践中间展开斗争，才认识客观实际，才认识什么叫做有计划按比例。我们在一九五八年找到了道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基本上是适合的，这是正面的，但要说明有这么几点：劳动力浪费；副食品、多种经营、轻工业、运输业，有些是没有注意，有些是注意不够，以致引起供应不足或者失调；基本建设上马过多了一点。这些东西应该引为教训。可能我们在武昌所定的四大指标及现在规定的各项指标，是基本适合的。但是，我们定的这些指标也可能不完全适合，这一点要讲清楚。经过努力，硬是做不到，你有什么办法？从总的看，不论我们定的这些指标，这些主观愿望，这些计划适合不适合，对于我们都是从实践中找经验。这一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没有完成计划，我们从没有完成这方面得到教训。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们的经验就多了，矛盾就展开了，就看出问题在什么地方了。不适合怎么办呢？我们就改。我看永远要做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比较抽象，问题是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在实践中才能解决。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现在我们开始接触这个问题，请大家研究。

2月3日　晚上，同胡乔木、谷羽谈话。

2月4日　上午，同陈云谈话。

2月5日　下午，同陈毅、张闻天、廖承志谈话。

2月8日　下午，同李富春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曼副教长哈尔塞亲王，陈毅、廖承志、包尔汉 [6]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朋友多，敌人也不少，还要奋斗，但是会胜利。敌人看起来很凶，但是总要失败，这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支援你们的事业，凡是我们能办到的都帮助你们，主要是政治上帮助。阿拉伯已独立的国家要巩固下去，半独立的国家要逐步争取完全独立，未独立的要争取独立。最后胜利是你们的，但胜利的道路上会有曲折，你们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2月10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康生、李雪峰、刘宁一开会。

同日　晚九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胡志明、黄文欢 [7]。

2月12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刘少奇、刘宁一在座。在谈到了解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了解农村用了很长的时间。从一九二四年起我有意要了解我国的乡村，到一九三四年共十年时间。起初很肤浅。蒋介石压迫的结果，下乡去打游击。我头一次提出的土地纲领，现在还保存着，现在看起来好笑，但比最早的还好些。后来在兴国调查，又写了一个土地纲领，进了一步，没有发表。后来在寻乌调查，又进了一步。第四次又到兴国长冈乡调查，继续调查，逐步了解。慢慢地就引起了兴趣。不做这项工作，脑子里总是模糊不清的。他说：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都胜利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为无产阶级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改变小农的所有制开辟了道路。最近这几年确实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企业实际上变为国营的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小生产所有制，都改为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去年才搞，现在整社，五个月可以把公社整好，可以剩出大批人来搞工业。就全国来说，中国就变为半工半农的国家。我们的革命道路证明是正确的，当然中间有错误，而经济建设则是新问题，只搞了九年，这不比革命搞了几十年。从一九五五年冬天起三年多的时间，我们逐步形成了一条建设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几个并举，即工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土洋方法同时并举。有了这一套才可以多、快、好、省。还有一条，是集中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单有集中领导，没有群众运动，多、快、好、省搞不起来。精神与物质结合，即精神刺激与物质利益相结合，即是要政治挂帅。没有鼓足干劲，不可能多、快、好、省。这条建设路线可能是正确的，但尚待实践证明，现在还未证明。不但外国同志要看一看，我们也要看一看，还需十年、十五年的考验。错了怎么办？改就是了。小错误不可免，实行的过程中间，总有错误的。现在一年要研究总结四次到六次，随时纠正错误缺点，解决新的问题。就是人民公社也还要看，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或者巩固下去，或者崩溃，部分崩溃是难免的。

同日　阅中国驻英国代办处一月五日关于一九五八年英国同美、法、西德等国矛盾发展的初步总结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件甚好。林克阅后，送江青阅。”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一九五八年是英、美实行所谓“相互依靠”政策的一年，在这种“相互依靠”下，两国各谋保持并扩大自己的阵地，削弱乃至在必要时牺牲对方来挽救自己。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两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矛盾在过去的一年中有了新的发展，未来一年中两国的矛盾将更趋深刻化和复杂化。（二）一九五八年也是英、法矛盾发展到白热化和英国同西德矛盾逐步尖锐起来的一年，这种矛盾贯穿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三）一九五八年英国同美、法、西德的矛盾更加尖锐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一些正在起着经常作用的因素。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将是一九五九年不可避免的趋势。

2月13日　审阅修改陈毅一月二十六日报送的《中央外事小组关于一九五八年外事工作的基本估计和一九五九年外事工作的方针规划》，及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代拟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这个规划的指示稿，批示：“略有修改。退周总理、陈毅处理。另发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有：在指示稿的末尾，加写“并应组织适当范围的干部，对有关涉外事项，加以讨论，坚持正确方针，纠正错误缺点，贯彻实行”。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掌握之下，我国就台、澎、金、马问题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的胜利斗争。……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纸老虎的本质……”这段话中的“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纸老虎的本质”，修改为：“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力量虽然强大但就其全局看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本质，揭露了美国有其强大的一面又有其虚弱的一面这种实际情况”。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将日益加深，他们将进一步走向四分五裂。美帝国主义将更加孤立和被动，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段话后，加写：“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将继续显著地起作用。”在“必须虚心地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适合于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一句之后，加写：“对其在历史上所犯某些错误，例如斯大林时期所犯某些政治上、经济上的错误，则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将“在岸信介 [8]不改变敌视我国的政策以前，不考虑恢复中日贸易，对两国往来仍然采取‘断而不绝’的方针”这句话，改写为：“在岸信介不改变敌视我国的政策以前，原则上不考虑恢复中日贸易（对个别生意可以考虑做一点，以支持某些日本中小企业，例如出口小量生漆），对两国民间的往来应当继续进行。在适当时机也容许有某些官方人物的往来。”

同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二月五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及附件——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整理的《关于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的骄傲、急躁和轻敌情绪的一些材料》，批示：“应连同附件，一起发出。发给哪一些单位，请彭真同志商周、陈 [9]酌定。”指示稿说：过去一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但是在有利的形势下，一部分同志正在滋长着一种骄气，不仅在国内工作中有所反映，而且在对外关系中也有明显的流露。这种骄气在宣传报道、对外活动、对外贸易、专家工作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其中突出的表现，是工作态度上的傲慢、宣传上的浮夸和处理对外事务中的轻率。指示稿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的党组，应该向所有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并且对本地区、本单位在对外关系中所反映的骄傲现象进行认真的检查和纠正。毛泽东审阅时，在指示稿的“必须继续强调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一切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之后，加写：“对其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有过的缺点，也要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在附件的末尾，加写了一段话：“以上材料是不完全的，可能有些同类材料还未收集到。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对清楚，可能有说得过分之处。不管怎么样，暴露了这些错误，可以引以为戒，使坏事变成好事。总而言之，一九五八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但既然是缺点错误，而且涉及对外，性质严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其办法，就是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举行讨论，讲清道理，力戒骄傲、浮夸、急躁，坚决反对极端错误的、与党的路线水火不相容的大国沙文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争取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胜利而奋斗。”

同日　审阅邓小平二月九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稿，批示：“退彭真办。”通知说：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重大措施，是贯彻执行党的干部工作路线的一项重要制度。现在，中央再次要求全国必须贯彻执行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

2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马特，吴冷西在座。毛泽东同马特就有关马列主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谈话。马特说：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毛泽东说：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马特说：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变？毛泽东说：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马特说：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说：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马特说：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毛泽东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马特说：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来？毛泽东说：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马特说：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了，再过一百年也还会是那样。毛泽东说：但是今后的情况是会改变的。马特说：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方案。毛泽东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马特说：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问题的解决将要受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但是你们说这将是马列主义的胜利，而不说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如果你们对马列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拉丁美洲人民就会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说：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说：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马特说：世界观不变，是不是革命理论部分是可以改变的？毛泽东说：要看是什么理论。比如列宁说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胜的理论，是改变了马、恩的结论的。马特说：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说：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马特说：我用智利人民的名义，希望中国不要多谈马列主义，而谈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说：我们不同意。

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赵紫阳一月二十七日关于广东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彭真、周阅后，即刻印发，或用电报发去，越快越好。另印如前示。”二十二日，毛泽东对指示稿进行少量修改后定稿，拟题为《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并批示：“即送李雪峰同志办。最好用电报发去。另印政治局各同志。常委各同志已看过。”指示全文如下：“各省、市、区党委：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县。”赵紫阳的报告说：自去年十二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雷南县没有一个队不瞒产不私分，而且情况十分严重。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必须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除完成公粮、购粮和必要的上调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支配，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革命干部闹本位主义是可耻的，但只要坦白交待，一律不咎既往，不给处分；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在运动期间仍继续分散隐藏粮食的，要予以法办。广东省委一月三十一日转发赵紫阳报告的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2月17日　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亚塔、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布尔基亚，刘少奇、王稼祥在座。毛泽东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和经验。他说：敌人教会了我们两个办法，一个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学会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杀人我们是学不会的。一九二七年时右，很大的失败；后来的“左”，又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但是失败教会了我们，大概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失败教不会党员。敌人教育我们，“左”、右倾机会主义教会我们。这是一个认识中国的过程。最后他说：请你们注意一点，我们的经验仅供参考。千万不能照抄外国的经验，各国历史条件不同，地理环境也不同。

2月18日　晨，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同日　阅彭德怀二月十六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准备在四月下旬派一军事代表团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回访，然后到东欧六国回访，返回途中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到时候如果我能去，我就去。毛泽东批示：“退彭德怀同志照办。”

2月19日　阅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商务参赞二月十四日关于英国各界对我撤销出口合同的反应给外贸部并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恩来、陈毅同志：为什么采取这种政策，是否有利，请查明告我为盼。”报告说：上海土产公司与英商成交霜黄棉约二千吨，最近该公司以政府不发许可证为由撤销合同，已引起英国各界广泛注意和评论。我们认为，如毁约面太广，将对我政治上造成不利影响，故建议国内各公司应尽量缩小不履约的品种和客户范围；确实无法交货，亦应与对方协商解决；置之不理态度，将更会造成对方的对立情绪，采取不利于我的行动。

2月20日　阅徐冰二月六日送审的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和说明，批示：“退徐冰同志：与总理和小平、彭真同志商酌定案，我无意见。”

2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怯尼亚（今译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的青年代表，陈毅、胡耀邦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那里的斗争正在高涨，非洲人团结起来作斗争，这是伟大的事业。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第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胜利可能快或是可能慢，两头都准备，就不至于失望。第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包括中国在内。至于中国，一定支持你们。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讲的意见，仅供你们参考。现在的非洲与过去的非洲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九五八年非洲反帝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以料到，今后非洲的反帝运动会比过去发展得更快。客人们谈到毛泽东著作在非洲的影响。怯尼亚青年代表说：毛主席著作中有一篇感动非洲人，使我们印象最深，那一篇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喀麦隆人民联盟的代表说：我们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印得很多，发到游击队伍中去，他们运用到实际中去。

2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薄一波开会。

同日　晚上，同陈昌奉 [10]谈话。

同日　阅陈毅二月五日报送的《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驳斥杜勒斯诬蔑中国的谰言》一文和所附报告。陈毅的报告说：两周前我们商定用外长出面，发一篇驳斥杜勒斯的问答体的文章。我认为可以发表这一篇，但此事比较重大，请你审阅看可不可用。毛泽东批示：“陈毅同志：杜勒斯生病，近日美政府对我无多攻击，目前发表此项谈话，似不适宜。请与总理酌定。”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作了修改。在文章的“最近，在美国严密控制下的菲律宾，不满美国横暴干涉的情绪也在高涨”这句话后，加写：“日本人民也是反对美国的占领政策的。南朝鲜人民，南越人民，泰国人民，老挝人民以及受美国控制或威胁的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蕴藏着不满。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己不走，硬是要无限期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末，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这篇文章后来没有发表。

2月23日　晨零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在专列上，同林克读英语，谈到翦伯赞写的关于曹操的文章 [11]。毛泽东说：曹操和秦始皇都应恢复名誉。曹操曾几次说，刘备很厉害，不过得计稍迟。《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曹操结束了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南北两岸的广大平原，对于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同日　晨二时十五分，到达天津。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并共进晚餐。刘子厚等汇报当前整社、农业生产及工业生产的情况。当刘子厚汇报到整社抓六大问题，即思想、生产、分配、生活、政策、干部作风时，毛泽东说：有什么生产要抓？多种经济上了多少人？北方的省份多种经济还是少了一些。现在商品经济还是不够，商品有大发展的余地，要大搞，要超过自给部分。中国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应该有个广大的发展。商品交换不但是城乡之间，还有乡乡之间，还有对外省的交换。当刘子厚汇报说我们整社先抓表扬，先抓积极因素时，毛泽东说：以壮士气，先从积极方面抓，那对呀！搞大跃进搞了一年，似乎没有积极因素了，光消极因素了。要向人们讲清楚，先抓积极因素，不是不纠正缺点。先抓积极因素，这是六中全会的方向，一九五八年有伟大成绩嘛。当刘子厚汇报到分配问题时，毛泽东说：粮食完成了没有？瞒产的多不多？很多地方是百分之百。强调统一就吓住了，农民还是怕共产。要在有差别的基础上来搞统一，光讲统一就行不通。现在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公社集体所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集体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要统的农业税、公积金、公益金，各生产队也是不同的，有的还要三免。公社基本上是“联邦政府”，不干涉生产队内政，这样积极性就提高了。社与队、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都是买卖关系，看来买卖关系缩小不对，要利用价值法则进行商品交换。社现在还没有什么东西，还穷。在谈到劳动力使用情况时，毛泽东说：农村的劳动力，要搞粮食，还有林、牧、副、渔，要有专业队搞多种经济，不然社的收入就成问题了。还有劳动管理问题，搞不好就浪费了。社办工业不要样样都搞。当李耕涛汇报说天津想搞一盘棋，全市搞一个城市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全市组织一个公社？那么大？你市委、市政府不是已经组织起来了吗？你们有郊区，加上十二个县，一千一百多万人口的公社，太大了，已经是一个省了。大城市搞不搞公社是值得研究的。不办公社也可以办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吧！我说你早已是一盘棋了，市委就是公社党委，就是不叫公社的名字，没挂天津市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是了。毛泽东最后说：总的看你们还是有希望的了。全党抓工业是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抓了差不多半年了，要抓下去。既要抓农业，又要抓工业；既要抓重工业，也要抓轻工业；既要抓生产，也要抓生活，还要抓思想。

2月24日　晨五时，到达济南。晚上，在专列上同舒同、吴健谈话，李先念参加。

同日　关于整顿人民公社问题，致信刘子厚：“昨天谈得相当舒畅，相当好，感谢你们！一月改变整社的方针政策，与党大会的想法不同， [12]是很好的。我觉得你们路线好，但是还有参考别省经验和做法的必要。山西一月决议 [13]极好，你们可以打电话叫他们送一份给你们，可能对你们有某些参考价值的。你们有一个整社六个问题的指示文件没有？应当有吧。我极想看，有的话，送一份给我，两天内送到济南即可。我在这里有两三天住，来得及的。至祷至盼！”当天晚上，刘子厚复信毛泽东：收到你的来信后，我们从《山西日报》上找到了山西省委一月决议，省委书记处准备讨论一下，并即发给地、县委同志学习参考。我们在整社中要抓的六大问题，特别是有关分配问题，在一月召开的财贸会议和整社座谈会上，林铁、阎达开等同志都讲过，但未下达一个正式文件。我遵照省委书记处讨论的整社问题的意见，在全省电话会议上讲了一次。现将省委批转的《刘子厚同志传达省委关于当前整社若干问题的意见》 [14]送上，请你指示。二十七日，毛泽东对刘子厚送来的这个文件作批示：“印发各同志 [15]。此件很好，可作参考。注意看‘第三，分配问题’。”

2月25日　晨零时，在中共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同山东省委、济南市委的部分负责人谈话，李先念参加。

同日　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同山东省委、历城县委、历城县东郊公社、东郊公社大辛管理区、大辛管理区第二生产队这五级负责人座谈，了解整社中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和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分配问题、小麦生长情况等，并共进晚餐。毛泽东提出，在分配制度上应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按劳分配，而不要拉平。他对这个座谈会感到很满意。

2月26日　上午九时半，到达郑州。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谈话。毛泽东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公社所有制是比较合作社扩大的所有制，基本上还是老社的所有制，不是全民也不是省、县所有制，实际上也不是公社所有制，而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的合作社。我赞成两三年逐步统一多一点，但不能统得太多。现在，我看是半公社所有或者是原有合作社所有，即队所有。土地名义上为公社所有，实际上为队所有。劳动力、产品为公社所有，县、地、省都调，调太多了不行，队就没有了。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和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得多少不同。队多，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社有富社、穷社、中等社，社内又有穷队、中等队、富队，向富队讲清楚，去年挖了一点，今年不挖他们的，多劳多得。穷队挖富队不好，富队的人是劳动者。吃粮标准还是要不同，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都积极起来了，否则就伤一头的积极性。提公积金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富队多提一点，穷队少提一点。公社的部分所有表现在公共积累。农民拼命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不是责任制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是对的，情有可原，没有完成征购的那部分搞瞒产是没有理由的，其他合法。为何不外调？就是承认他的产品所有权。有人说这是对农民的让步，也可以这样说。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的。必要时可用借的办法。要宣布一九五九年就按多劳多得，以安定人心，以利生产。大概是三五年，基本上是大队所有制，部分是公社所有制。第一年就积累那么多，银行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收回贷款多的要退回一部分。一律收回是一个破坏公社的行动，把一九五九年的积极性搞掉了。去年积累多了些，个人分配少了些。今年夏收、秋收，积累要比较少些，个人收入比较多些。社办工业也不要太多，多了，农业就少了，就要抽人抽钱，就要多占原料，有些与国营工业冲突，有些与县营工业冲突。公社不许搞文工团。公社干部十几个人，管理区四五个人，生产队三个人。对于平均主义与本位主义要加以分析，首先是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然后再说本位主义。一般说的本位主义，实际上不是本位主义，只有一小部分未完成国家任务的是本位主义，主要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主要来自县、社。当然也要分析，想办工业这是主要的，抽肥补瘦还不是主要的。不要砍富的补穷的，而是把穷的提高到富的水平，否则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农民站岗是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如果我们的政策搞得稳，今明两年生产就可以大发展起来，否则，不稳，虽然是好心，就发展不起来。一县一社现在不行，除了小县修武，别的都改过来。行政人员、服务人员不可太多，不然农业成问题，结果是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讲全国一盘棋，光你国家算棋，农民不算棋？大队、小队不算棋？你是半盘棋，而那半盘棋人数最多。他们反对，我们就坐不稳。现在不是一盘棋，是半盘棋。

2月27日—3月5日　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2月27日　上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和新乡、洛阳、许昌、信阳的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纪登奎、赵天锡、路宪文座谈。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参加集体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这实际上是无偿外调，你叫它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现在的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它有征收公粮之权，积累之权，而产品分配权应该在队。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和公社积累不行，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我考虑，国家的征收和公社的积累只占队的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生产费占百分之二十，群众分配占百分之五十五，这个比例不变。工业现在占用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中办法，叫它退一半。你把贷款都收回来了，人家发工资都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都要有个过程。

同日　晚上，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主持。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吴芝圃、舒同、刘子厚、陶鲁笳、张德生出席会议。毛泽东作第一次讲话，内容包括所有制、劳动力分配、消费资料的分配和干部下放当社员等问题。他说：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我们说明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贫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他说：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力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他说：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做到了全国一盘棋。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他说：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以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地改善。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多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

2月28日　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召开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分配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吴芝圃、耿起昌、纪登奎、赵天锡、路宪文出席。

同日　晚上，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胡乔木、陶铸、王任重、张仲良、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出席。毛泽东作第二次讲话，所讲的问题仍是所有制、劳动力分配、消费的分配和干部下放当社员。他说：我想要说的是关于我们同农民的关系问题。我们和农民的关系，现在有点紧张。我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到天津同河北省委谈，在济南同山东省委谈，到河南，省委正在开四级干部会议，我便同他们的几个地委书记谈了。各地方都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瞒产私分以来，就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贪污腐化。据我看瞒产私分不是错误，我的意见是应该打埋伏。这几个月一股“共产”风潮，引起他们瞒产私分。中央、省、地、县、公社为一方，几亿农民跟他们的领袖队长、小队长为一方，两方面顶牛，普遍全国，绝无例外。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去年十二月我们不感觉这个问题，谁料到大丰收还闹粮食风潮呢？所谓全国一盘棋者，首先第一，应该安排社员的生活，因为他是几亿人口。瞒产私分，不是几个干部的问题，没有群众拥护，他分得了？但是，部分的有本位主义，还有贪污，那另外处理。我准备讲几个问题，想征求意见，看对不对？也许你们全部反对。 [16]一、所有制问题。现在基本上还是小集体所有制，还不能讲基本上是大集体所有制，那样就危险，就跟小集体冲突，他就瞒产私分，放哨守卫，不如承认他合法，他生产的嘛。有些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我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向农民让步，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不是。现在是我们要得太多，买了东西钱交给公社，不交给生产队，这不对。不能拉平分配，不能积累过多，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几年过渡。粮食，生产多的多吃，生产少的少吃。要有几年工夫，逐步把穷队富起来，使他跟富队看齐。不要去砍富队的补穷队，而是要扶贫队跟富队看齐。总而言之，我现在支持保守主义，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现在的所有制只能是基本的队有，部分的社有，经过一个过程，逐步发展到反过来，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没有这个过程不行。基本上不是一个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当然这还只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阶段，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刚才讲的这个过程，是公社集体化的过程。这整个过程，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即按劳分配的过程。我在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我基本的意思，就是想把我们拼命反对的这个本位主义帽子揭掉。我们现在是反对拿多了一点，凡是手伸长了，你得收回来，这种性质是一种冒险主义。办法，我看是要开个六级干部会，河南现在正在开。他们原先开的是四级，省、地、县、公社，现在我跟他们商量，加两级——管理区和队，这个对台戏就好唱。二、劳动力分配问题。现在农民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拿走了。目前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配太少。工业、服务业和行政人员太多。必须把这个太多的部分坚决地减下来，充实农业，不然很危险。现在农村里许多生产队只剩下老弱和妇女。三、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穷队、富队、中等队，因此，吃粮和工资的分配，也应该有差别。一九五九年要向农民宣布公社的积累不超过百分之十八，连同国税百分之七，总共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即四分之一，以安定人心，以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以利于春耕，使农民心中有个账。四、干部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干部下放当社员、当工人，这样一来，我们就跟群众打成一片了。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改善关系。

同日　阅中共山西省委二月十七日印发的省委第十一次全会通过的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批示：“即刻印发各同志。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借作参考。这里印的，斩头去尾，第一节、第六节、第七节略去了，中间二、三、四、五节，是精华。着重地读第三、第四、第五节，是讲得很好的。”山西省委决议的第二节主要讲的是，整社必须从生产入手又落脚于生产，动员广大社员为成倍地增长工农业产值而斗争；工业生产要和农业的发展密切配合，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要大大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和增加公社的现金收入。第三节主要讲的是，要解决好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问题。第四节主要讲的是，在这次整社中，必须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第五节主要讲的是，在这次整社中，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和健全人民公社的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制度。毛泽东在这几节中写了一些批注。第三节说“必须批判只顾公社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或者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公社利益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和顾全局、识大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毛泽东在这段话之后加括号批注：“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需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第五节说“公社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必须根据工农业并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对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服务事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作统一的安排，规定适当的比例”，毛泽东在“农业”之后加括号批注：“农业应放在第一位，要占有最大部分劳动力，在没机械化以前，应当如此。”第五节说“在一九五九年，我省用于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一般应当占到农村现有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毛泽东在这句话之后加括号批注：“很对。”第五节说“每个公社的行政管理费，全年不得超过总收入的千分之四”，毛泽东在这句话之后加括号批注：“这就对了，行政人员服务人员就有了限制，不致浪费了。”第五节说“一切生产建设事业的开支，必须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必须严格控制非生产性的开支，防止和反对因为丰收而发生铺张浪费现象”，毛泽东在这段话之后加括号批注：“这是大事，有关积累，不可等闲视之。”

同日　阅二月十九日编印的《经济消息》第九期刊载的《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一文，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一九五八年是如此，一九五九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反过来，变为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文中说“由于宣传工作没有做好，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以为‘成立公社后一切都要归公’”，毛泽东在“一些”之后加括号批注：“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数，或者全体。”文中指出：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最近对桐城县闹粮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各个农业社瞒产私分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瞒产的数字很大，花样也很多。查清问题的真相后，县委和工作组立即从党内到党外，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教育，向干部和群众反复说明分配和统购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八年的收益仍以大队（原来的农业社）为单位进行分配，实行“三包”超产归队的办法；统购任务以农业社为单位结算；绝不无代价地调拨粮食，私人存粮一律归个人支配。这样，不少大队的闹粮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2月28日或3月1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四级干部会议办公室二月二十七日夜整理的关于郑州市和开封、新乡、洛阳、南阳、许昌、信阳六个地区以及巩县、太康等九个县的干部讨论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巩县、太康等九个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听了主席指示的传达后，都表示非常拥护，讨论特别热烈。但由于大家思想没有准备，还存在着不少顾虑和糊涂认识。有人认为，生产队成了一级核算单位，这下不背大包袱了，但统一种植计划不好办了，工业化机械化速度慢了，抽调劳力不好办了，因此对人民公社统一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优越性发生怀疑。有人认为，这样搞公社还有什么权？生产队的权力大了，本位主义会更大。毛泽东写一批语：“还有集中过多思想，即集中起来的权力、物力、人力过多了一点。”

2月　阅新华社二月二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六七二期刊载的《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的报道，这篇报道介绍的是杜勒斯一月三十一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针对杜勒斯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是，第一次——在联合国宪章下——决定致力于以法律和正义作为武力的明确的和重要的替代物”，“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单靠消除暴力是不可能保证世界秩序的，还必须要有从而显示正义的和平转变的过程”，毛泽东所写的批语是：“畏战争、畏革命，想要维持现状。如果出现革命，那是不合所谓正义和平的，应当立即以战争去扑灭。如果出现战争，也是一样。扑灭革命和革命战争，永保资本统治，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国主义者已基本上转到维持现状的立场。”

3月1日　上午八时，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信中说：“我建议此次会议开到明天，即三月二日散会。三日各同志回去。在各省、市、区召开一次六级干部会议。会期十天。六级干部：省级、地级（三人左右）、县级（三人左右），每社党委书记一人，每社来一个管理区（大队）总支书记及一个生产队支书，总共六级。大省可有三千至四千人，中省二千至三千人，小省一千人左右。最好另外从省、地、县、社四级共找算账派一千人左右参加会议。会厅小的，分开房间开。有十天时间，尽够将问题的道理讲清，政策和办法也规定得完整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我准备三月十四日到上海。我要看一看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进展情况，还须呆四五天，看看他们想些和讲一些什么。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各有几天商谈。建议请同志们认真、仔细、热情地读一读河南此次六级干部会议的详细记录，二月二十七、二十八两天的记录，极有味，极有益，其中有许多批评我右倾和倒退的意见。同志们如能再呆两天可以多带两天的记录回去。我已叫省委办公厅在今天九时左右将头两天记录送给你们，请你们收到即读，两小时即可完毕。读完再举行会议，讨论我所提出的人民公社问题。吴芝圃同志：今天晚上不要看戏，改在明晚看。因为我要在下午和晚上，跟同志们商量已经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请你安排三月三日在郑州我跟拉丁美洲各国同志们会见，请他们二日由武汉飞到这里，三日上午请吴芝圃同志替这些外国同志安排一次参观，看看人民公社，我要在三日下午或者晚上才能见他们。此信请胡乔木同志替我在会上宣读一遍。”

同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张德生、曾希圣、舒同、江渭清、刘子厚、陶鲁笳、吴芝圃、周小舟、张仲良出席。毛泽东作第三次讲话。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适用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内部，也不仅实行于全民所有制的产品跟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之间，而且也实际上实行于国有企业各部门之间。世界上的东西是相互交换的，大体是等价。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收款，完全破坏经济秩序。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邓小平：上午我们议了一个提法，是这样几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收入分配，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多劳多得，承认差别。”）等价交换不要一句？没有经济法则？有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把等价交换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结果人家就恐慌。凡是不实行等价交换的，搞一平二调的，农民一定瞒产。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全国农村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大炼钢铁中的献宝，什么破铜烂铁，都无代价地拿走了。放“卫星”今年要尽量节制，现在有什么体育“卫星”，有什么诗歌“卫星”，还有什么收购“卫星”、提款“卫星”。现在有些同志心里还在想共产主义。（柯庆施：大家心里都想早一点搞才好。）早一点好，我也赞成。但是你越想搞就越搞不成，你越不想搞就越成。现在要慢一点搞，不要想十五年、二十年搞共产主义。开头我放炮，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转来。究竟所有制基本是在哪个地方？不讲所有制，扳不过来的。头一天那几个小时，弯子转得太陡了，但是第二天就不同了，第二天就感到弯子并不是什么一百八十度。原先心里想的共产多了、个人少了，就是要转这个弯子，现在已经想通了。现在是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和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现在有些人说公社权小了。我看公社权并不小，过去是太大了，包而不办，办得天怒人怨，现在要放一点，下放以后权还是大。你现在包那么多，像我们中央过去那个蠢办法，把什么东西都包到自己身上，不晓得放到下面去。现在一放，轻而易举，事情还是做不完。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顶多一个星期。你越钻进去越不通，满脑筋尽是那些东西，就钻不出来了。了解一个公社，又要实际，又要超然，专门实际而不超然很危险。有些人在一个乡村搞半年，还是那么一点结果，反而搞糊涂了。无非是一些要点，一些关节，抓到这些东西，跑一跑，问一问，看一看。没有一点印象，没有感性的东西，也不好。明天要议一下公社究竟要统几项。（陶鲁笳：向下传达的时候，主要的锋芒是反平均主义。）不是只反平均主义，还有一个过于集中，你们还是想反本位主义？（王任重、陶鲁笳：干部里头的本位主义要批评。）你只要不反五亿农民和所有基层干部的本位主义，那可以。我赞成反那一部分本位主义，而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幸得他瞒产。要把什么叫公社所有制加以解释，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反对拉平、反对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目前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干部下放当社员、当工人，基本是解决两个问题：群众的积极性，改善相互关系。

3月2日　晨四时半，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同志们要求有时间，我想可以。增加一星期，到三月二十日为止，在省城开完六级（是六级，另加若干算账派）干部会，会期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二十日结束。中央会议改为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四月五日完，开十二天。人大仍定四月二十五日报到，看几天文件，月底只作报告，五月三日才开始进行讨论。起草文件有二十天时间尽够了。是否可行，请酌定。”

同日　上午八时，第三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来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 [17]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 [18]，以昭慎重。我的讲话稿，即刻付印，你们收到，请即逐字逐句加以审改。今夜我还要修改一遍，要明三日上午才能再次印好，交与各同志带回去。因此，各省市同志明日起程时间，请推延到中午或下午二时左右。吴芝圃同志：今、明、后三天请不要安排任何晚会，因为我和大家都不能出席。小平同志：今天我不能见任何外宾，明天（三日）才能见他们。”“请你们阅读昨天（一日）河南六级会议的记录。吴芝圃同志：今天（二日）你们的六级会议记录，请于明天（三日）上午发给各省市同志，使他们能够带回去。以后几天的记录，请用‘航快’直送各省、市、区及中央。”

同日　晚八时四十分，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增加今日从北京到达郑州的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彭德怀、薄一波、陆定一、康生、萧华。会议一开始，毛泽东说：中央的同志都坐到我这边。你们（指出席会议的中央局和省委的第一书记——编者注）都坐到那边，我们对面，我要看你们的脸。 [19]毛泽东在会上作第四次讲话。他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斢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刘少奇：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你们讲那个话，我觉得也对，党委书记究竟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本位主义？这是个复杂的东西，不能简单地说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本位主义的问题。我们基本上不要本位主义这个帽子，部分的要。确有本位主义，说而不服，屡教不改，可以完成征购任务还有余，他不完成，应该积累的他不愿意积累，这一部分本位主义的帽子我们随时要拿到手里。但是，不要说五亿农民和成千万的基层干部（生产大队、小队的正副队长）都是本位主义。对我的讲话，我又把鼓励那一部分加了一点。现在主要是县、社这两级跟下面顶牛，这个东西一来，他们就灰溜溜的了。所以，要开个全省会议，鼓起他们的气来，说明只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不过是多统了一点，平了一点。搞了一个文件，叫《郑州会议记录》，有甲、乙两项，乙是我的讲话，甲是郑州会议纪要。（邓小平：我们正在议一个管理权限的文件，这个文件我们觉得可以放在这个记录中。）那末这个记录就是三项了。毛泽东说：穷队和穷管理区，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有这个志向，靠自己的双手起家。国家可以帮助他们，是不是在几年内拿出几十亿来支援穷队、穷社。山东历城的东郊公社十二万人，有一百五十四个生产队，这个公社党委书记的工作比我的工作还难做。要告诉他一种工作方法，无非一条是走马看花，一条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这些生产队，你得分期分批地走一走。下马看花，你得研究一个到几个典型，时间并不要长。有些人在那里搞几个月也搞不清楚，越搞越糊涂，材料越多，笔记写得越多，脑筋越乱。三国时期曹操的一个有名的谋士郭嘉，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所谓的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还不能作出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郭嘉这个人很有名，《郭嘉传》可以看。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世界上的事情，人有旦夕祸福，为了国家安全、党的安全，得想各种办法。我辞去国家主席，根本理由是这一条。这个话不好讲，所以武昌决议案上没有写。一是为了国家安全，二是免于出国，三是避免麻烦。

同日　晚十一时半至次日晨七时，同胡乔木修改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的整理稿。

3月3日　上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会见拉丁美洲十五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王稼祥等在座。这十五个国家是：智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古巴、巴西、巴拉圭、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在交谈中，毛泽东说：中国刚刚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三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固了，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在这些地区无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地开展起反帝斗争了。非洲人口有两亿多，他们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拉丁美洲也是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在这些国家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美国名义上不是殖民主义国家，事实上是最大的殖民主义国家。美国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它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我们面前有台湾、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南越、泰国，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钉住了它自己的腿。这是西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在美国看来，好像西太平洋不是我们这些居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人的，而是美国人的，你们讲讲这公道吗？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牵住了美国不少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美国的主要力量还在西欧，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牵住了它的力量，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牵住了它的力量，中东、北非地区也牵住了美国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此外，它又不能不顾到拉丁美洲这个后方。有些人说，美国厉害得很，有原子弹、氢弹，但是去年五月尼克松去看你们，你们却对他不客气，赶走他，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交换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一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毛泽东说：我看到了同志们很高兴，很亲近。我们这些国家所处的地位相同，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经济发展水平也差不多，同是所谓不发达的国家。我同你们相处感到一种平等的气氛，我相信你们也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西方国家就不同了，除了一部分进步人士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他们不以平等的态度待我们，轻视我们。毛泽东说：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要和两个阶级结成同盟。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另一个是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又剥削人，还恐惧共产党。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可以建立统一战线。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是我们的基础。第二个联盟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党如果搞得好，可以而且应当与他们结成同盟。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列举了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二月世界上发生的对美国不利的十件大事：一、一九五八年一月委内瑞拉人民推翻希门尼斯的独裁政府；二、五月尼克松在拉丁美洲遭到八国人民扔石头、丢鸡蛋、吐口水；三、七月十四日伊拉克革命；四、美国出兵黎巴嫩，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五、我们在金门打了几炮，杜勒斯就紧张起来；六、十一月的美国选举，民主党胜利，共和党失败；七、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四分五裂；八、赫鲁晓夫提出柏林问题，使西方帝国主义很为难；九、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革命胜利；十、二月刚果人民的反帝斗争。

同日　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和日共中央委员春日正一参加。毛泽东说：应当说，在某些时候，当外国同志有很大困难，或者一个国家的党有很大困难，因此一个党对另一个党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帮助，同时又是出于那个国家的同志的要求，是许可的。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时，曾帮助各国党制订纲领，并由列宁亲自主持，这是极有必要的，给各国党很大的帮助。以后还可能有需要的时候，就互相交换意见。但是一个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通过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而靠别国帮助就不行。靠别国帮助太多是不好的，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帮助为辅。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日共这几年的情况正是如此。目前世界各国都自力更生，犯错误也是各国同志自己去犯，成绩也是各国同志自己的成绩。他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包括犯错误的经验在内，各国共产党就能形成适合本民族的一套马列主义方针，使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样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共产国际的后期用干涉内政的方法，直接指挥各国党，是并不利的。要警戒，不可机械地搬用中国经验，因为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制订宪法时，参考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但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我们现在学习苏联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如果日本同志有兴趣研究我们的经验，那末就请研究我们两方面的经验，成功方面的经验和受挫折的经验，研究受挫折的经验对你们有帮助。关于中日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主张两国人民之间来往。生意做不做决定于日本政府是否敌视中国。中日贸易是日本政府破坏的。日本政府的地位是软弱的，它和蒋介石好，破坏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但当我们一断绝，它又要做生意，经过各种线索来试探和说服。会谈后，由邓小平和宫本显治分别代表中共和日共签署两党联合声明。

3月4日　晚上，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很少有机会见到美国同志，所以特别高兴见到你。我们欢迎美国同志多来。现在的形势很好，对我们很有利，日子不好过的是帝国主义。从去年一月到现在，不过十四个月，出了十件大事。这十件大事都是对帝国主义不利的，都有世界意义。当杰克逊说经常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希望从中吸取教训时，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很穷、很苦，要斗争，要革命，就有对这种著作的需要。但是，我们的经验是针对中国问题的，对你们不一定适用，也许还有一点用处，可供参考，但只是供参考。你们的问题要靠你们自己解决。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美国国内的情况也不那么好，它很怕你们。美国的民主就不如法国和意大利。美国不仅怕共产党，凡是进步的它都怕，所以要设立非美活动委员会来压迫人民。它连演电影的卓别林也怕，它也怕罗伯逊 [20]。这不是兴旺的征象。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他们看到了前途，但仍须作很大的努力。中国是一穷二白，需要由穷到富，由无到有。

3月5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谭政、黄克诚、胡乔木、刘仁、乌兰夫、欧阳钦、吴德、黄火青、叶飞、江华、邵式平、刘建勋、谢富治、周林、王恩茂、李景林。毛泽东在会上作第五次讲话。他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至于一平、二调、三收款，根本就是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会影响军心的。国家收购是等价交换，国家付了钱的，但是公社拦腰抢劫。整社整了三个月（十二月、一月、二月），隔靴搔痒，没有落到痛痒之处。我看，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从中央到公社，要搞个楼梯，这个楼梯就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在生产队的所有制。头一天我这炮一放，我说，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比如等价交换，根本就忘记了，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这样搞下去，势必搞翻了农民，农民势必只进行简单再生产，能吃就完了，不要扩大再生产。因为他没有余力投资，他不能积累。什么大跃进，肯定没有了，任何跃进都没有了。各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永远也不能绝对消灭，总是有差别的。有了三年、五年、七年，公社的积累一年一年增多，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穷队发展起来，现在的基本的队所有、部分的社所有的所有制，就可以反过来，变成基本的社所有、部分的队所有的所有制。部分的队所有，我看永远存在。那时公社逐步集中就多了，要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包括我在内没有分析。在武昌我没有分析。在北京，一月份我烦闷，还没有分析；到二月份，我开始分析这个问题。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问题是在县和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还有人说富队会要搞资本主义，怎么样才叫资本主义？有人说富队这个小行星要跑掉，不围着太阳转了。它跑到哪里去？我就不相信。现在我们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权力下放，承认队的基本所有制，我看它高兴，它没有跑的必要。我要讲的话就是这么一点。郑州会议记了我的讲话，将来可能有一点修改，或者我将另外写一点东西。比如伙食与工资的比例，这个问题就没有讲。有些字句，有些文字，还要写妥当一点。现在已经发的这个东西 [21]，当做初稿好不好？但是你们不要等我那个东西，基本观点不会变的，你们放手去做，将来无非是更恰当一点，更完备一点。

会后，毛泽东同一些省委第一书记进行交谈。他说：六中全会就是缺乏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没有说公社内社与队、队与队也要实行等价交换，这是一个缺点。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负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是没搞清楚，有责任。这是个认识问题，一步一步深入，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分析要有一个过程，发现矛盾开始是感觉性质的，分析才到理性阶段。解决矛盾就是进入综合阶段，你解决问题得一起解决，得各方照顾。为什么这些干部瞒产私分，决心那么大，行动那么迅速？就是五亿农民支持他。而公社，以及我们，在一个短时期，几个月时间，就脱离群众。不是全部脱离干净，总而言之是相当脱离。脱离一部分，他就不卖给你东西。在实践中，客观世界要反映到我们主观上来。迟早要反映，已经五个月了。要说服公社干部，使他们懂得有一个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不能拦路抢劫，这样公社才能发展比较快。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武昌会议是搞清楚了的，但没有哪个理会。现在我们要坚决执行这个决议，人力、物力、财力不能不等价交换。还有个城市办公社问题，我就想不通。我在天津跟他们讲过这个问题，天津他们说要办一个统一的公社，我说你已经是个公社了，你还办什么公社。我看县城可以搞，其他城市已经搞起来了的，不要动，不要又一股风吹掉了，还要试验试验。没有搞的暂时不搞。大城市现在不要搞。

同日　《郑州会议纪要》（《郑州会议记录》的第一部分）定稿。毛泽东亲笔书写一份，全文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七天，三月五日结束。到会者，中央二十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二十七人，共四十七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一）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二）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三）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郑州会议记录》第二部分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第三部分是王任重、陶鲁笳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同日　晚上，在河南省交际处会议室召开会议，听取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戴苏理 [22]及开封、新乡、洛阳、南阳、许昌、信阳的地委书记和郑州市委书记汇报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3月7日　晨，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听取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汇报情况。

3月8日　晨，阅中共湖北省委三月七日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批示：“湖北省委三月七日的这个报告，现在请中央书记处用电话方式立即传达给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以作参考。湖北的特点，就是快，有准备，有步骤。他们从三月三日到十日，以八天时间，做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是生动活泼的。四五天内，一下子弄通了省、地、县三级和少数几个典型公社的多数同志的思想，作了调查、研究，并且着手起草文件，以便提交三月十一日开始的有全省三千多人参加的六级干部大会。这个大会，有几百个观潮派、算账派参加，多么好啊！我认为，湖北省委的总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郑州会议的精神的。他们的各项细节，我现在不准备发表评论，湖北的同志们会弄得好的。我准备于三月十日到武昌，研究他们六级干部大会的情况。”同时，批示吴芝圃：“湖北省的这个报告，请你印发六级干部会议各同志，每人一份，以为参考，以壮士气。不要吝惜三千多份纸张，各省交流经验，可以启发思想。以为如何？”湖北省委的报告说：近几天来，省委紧紧地抓住一条，即迅速、广泛、深入地把郑州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召开了一系列各级干部会议。省委决定于三月十一日在武昌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加上各地六百名观潮派、算账派，参加人数将达三千五百多人。目前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正根据郑州会议精神和传达后的反映，进行讨论，写出文件草稿，交六级干部大会进一步讨论。

同日　阅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综合材料，批示：“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很值得一看。”并为这个材料写了一个说明：“河南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一九五九年三月六日。根据此项材料，起草了一个《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和一个总结提纲 [23]）。”本日上午九时二十分，在专列上同吴芝圃、胡乔木谈对规定和总结提纲的修改意见。次日晨一时半，继续同他们谈修改这两个文件问题。

3月9日　晨四时，就各省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等问题，写信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信中说：“中央定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大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太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和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身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意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么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会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写信后批示：“小平同志：附信，请你看后，立即送交少奇同志看一下，叫尚昆务于今夜（三月九日），用电话发至各省、市、区，西藏除外。听说，湖南定于三月十六日召开六级干部大会，太迟了，故写此信。乔木正在帮吴芝圃同志修改大会的两个文件，迟一二天方回你处。”

同日　中午十二时，对曾希圣报送的关于安徽省六级干部大会的安排等问题的报告，写题为《介绍安徽的经验》的批语：“曾希圣同志三月八日二十四时报告，九日上午收到。安徽六级干部大会定三月九日开始，十八日完毕，比湖北还早两天，非常之好。安徽大会人数竟达一万多人，内观潮派有一千多人，手面很大，没有怕鬼思想。共产党人如果怕鬼，那就不像样子了。此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以为参考，西藏除外。”曾希圣的报告说：安徽省三月四日至六日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六日至八日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定于九日到十八日开六级干部大会，到会人数为一万零三百七十二人。地、市委书记会议，全部同意主席指示，没有一个人表示异议。县委书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感到主席的指示及时、英明，但有一部分同志还有不少的顾虑。

同日　下午一时，对中共湖南省委报送的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简报，写题为《关于湖南报告的意见》的批语：“湖南省委三月八日的报告，九日上午十二时收到。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二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时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一批四级，第二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三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六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写批语后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用电话于今夜发各省、市、区党委。下附湖南八日报告。”湖南省委的简报说：最近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传达讨论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指示。由于当前正是春耕备耕和培育春收作物的紧张阶段，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必须要求在思想方面尖锐和深入地解决问题，同时又必须继续鼓足正在展开的生产跃进运动的劲头。为此，省委决定：布置当前生产工作，首先将生产锣鼓打响。三月十三日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省委、各地市委立即各搞一两个试点，摸清干部、群众思想情况，提出如何贯彻执行郑州会议精神的具体方案。

3月10日　晨四时，对中共广东省委报送的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情况的报告，写题为《介绍广东的经验》的批语：“广东省委三月八日二十四时的报告，我在九日下午收到。他们决定三月十一日开六级干部大会，会期七天至十天，每个公社有五人参加，三级都有代表。据说生产队级代表二人，一人代表富队，一人代表穷队。五人中有一人是观潮派。六级干部共有五千人到会。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可供各地参考。”

同日　上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胡乔木谈话。下午，乘专列去武汉。

同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西藏叛乱集团大肆散布西藏军区部队要扣留达赖喇嘛的谣言，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武装叛乱，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口号，当场打死反对叛乱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官员堪穷·索朗降措并拖尸在市区游街，打伤西藏军区藏族副司令桑颇·才旺仁增等人。叛乱武装同时进攻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代表与西藏工委驻地。

3月11日　晨，到达汉口。下午，在专列上向王任重了解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十四日和十五日，又两次听王任重汇报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24]

3月12日　晨，接受缅甸新任驻中国大使貌貌觉温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是两个友好的国家，又是邻近的国家。我们希望这种关系会一年一年地发展。当大使说使馆有很多人已开始学中文时，毛泽东说：我们也要学你们的语言。懂得彼此语言的人多了，就更容易相互了解了。英文现在是一种国际通用的语言，很有用处。将来世界上恐怕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大使可以了解了解我们的工农业、文化、艺术。两个国家应该彼此了解情况，相互了解了，友好关系也就一年一年地发展了。

同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王任重、周小舟谈农村人民公社是以生产大队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

同日　就西藏叛乱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电报还说：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我们现在就应考虑，在他们逃亡时，我们对达赖在政治上取何态度的问题。有两种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逃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 [25]，仍给他留着。”

3月13日　晨，阅中共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送的关于贯彻郑州会议决议情况的第二次汇报，批示：“小平同志：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很好，请你用电话方式，于今日立即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广东行动迅速，一面开会，一面即将方针直达各生产队长，毫不拖泥带水。湖北的方针 [26]三月八日即下达各生产队，广东于三月十二日下达，也是很快的。各地宜仿此，一面开会，一面迅即下达方针。广东的‘三定五放’，符合郑州会议精神，请各地研究，酌情采纳。”广东省委决定在农村普遍实行的“三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定领导人员，迅速搭起组织与管理生产机构的架子；定一九五九年生产计划和粮、油、猪等商品包干任务，生产队（或大队）完成任务后的其余部分即归队自行支配。“五放”是：下放劳动力，把生产队（或大队）的劳动力固定下来；下放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下放畜牧业，一律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和经营管理，果树及鱼塘等亦可同样下放；下放原有的肥料厂；下放粮食，食堂粮食消费由各队自行安排。汇报最后说，我们准备在本月十二日晚八时半召开全省各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有线电话会议，将上述规定布置下去，以安定人心，推动生产。

同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并设午宴款待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和美国作家斯特朗，王任重、丁西林等参加。毛泽东走到门口迎接杜波伊斯夫妇和斯特朗，说欢迎你们。入座后，毛泽东说：我游过好几条江，除长江以外，还游过珠江、湘江。还有几条江河，也准备要游，如黄河、松花江、黑龙江。你们美国有一条密西西比河，我能去游吗？有三个人会反对的，那就是杜勒斯、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杜波伊斯说：黑人是美国的少数民族，在美国受尽苦难，有绝种的危险。毛泽东说：在美国有一千八百万黑人，绝种是不可能的。世界是你们的。拿我的家庭来说吧，我们兄弟三个，两个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妻子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妹妹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弟弟的独生子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大儿子在朝鲜战争中被打死。现在，只剩下我自己和另外一个儿子。我的家庭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成千成万的家庭有多少人被杀害。但是，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家里的人少了，但是在全中国却出来了更多的共产党员。杜波伊斯问：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毛泽东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斯特朗说：西方国家的科学家都认为现在世界上已经有足够的原子弹和氢弹，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把人类完全消灭掉。主席的看法好像不是这样？毛泽东说：人类是消灭不了的，总有一些人会留下来。我并不要打仗，是帝国主义要打仗。我手里连一个原子弹也没有。

3月15日　晨，阅中共安徽省委三月十三日报送的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批示：“小平同志：安徽三月十一日简报很好，请你迅即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他们收到后，可以印发正在开会的同志们每人一份。此外，广东的第二次简报，山东第一次、第二次简报，都很好，请同时转发各省、市、区大会，予以印发，供他们参考。”安徽的简报说：安徽六级干部会议中，绝大多数人对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已认识清楚。在检查缺点时，社队干部分析去年“共产风”刮起来的原因有三：一是自己认识糊涂，把“共产风”当好风；二是害了“传染病”，互相传染；三是省里有关部门传下去的。公社一级的干部发言不多，省委已专门召集他们开了一次会，再一次说明责任主要由省委负，解除他们的顾虑，但也要他们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大胆发言。

同日　下午四时，关于给达赖喇嘛复信问题，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说：“十四日以谭冠三 [27]名义，答复达赖的一封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不论态度怎样，均应再复一信。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以上请考虑。”

同日　下午六时，对中共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材料，批示邓小平：“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及王任重同志的报告 [28]，今天上午已送一百份去北京，请你即看一下，看是否可以转发各地作参考。主要是《决议》，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与河南的办法有所不同。如你认为可发各地，请于今晚或明（十六）日办一下，或用电话，或用电报，或用飞机送去。”

同日　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信中说：“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3月16日　晨二时，就召开县以下各级干部会议等问题，写信给王任重：“今日上午，请找各地委第一书记及几个县委书记商量一下：省的会议以后，是否应以几天时间召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此种会议应到些什么人，应开几天；然后再开公社代表大会，应到些什么人，应开几天，是否应选举社的管理委员会（其成员如何组成）。下午，我们再商量一下。”晨七时，再次写信给王任重：“送上文件二十四件，极有味，好读。我劝你于今天上午看一遍，一气看完，有三至四小时就够了。下午你再找地委书记、少数县委书记座谈，谈县、区、乡、村如何开会问题。我们晚上再交谈。以为如何？花费这一天，不是于湖北工作没有用的，你试一试看吧！”

同日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至晚九时五十分，在武昌东湖客舍同专程前来汇报西藏叛乱问题的黄克诚、张经武、张国华 [29]、雷英夫谈话。对处理西藏叛乱问题，毛泽东谈了以下意见：一、同意中央方针，搞下去，好形势，总算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二、尽可能不让达赖走，将来要放也容易，反正在我们手里，万一跑了也不要紧。三、进藏军队包围拉萨，包起来有利，可以分化，“围而不攻”，争取四月十日前到达。如拉萨不打，即先以一个团进山南，控制要点，断后路。四、平叛重点放在拉萨、山南，其他地区慢一步。五、说平叛，不提改革，在平叛下改革，区别对待，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不改。六、同意军委对于军队入藏的布置。七、外交处理同意指定地点的办法。八、不要登报，内部通报，进藏军队要出布告。九、移民不宜太急。十、班禅态度如何，为何至今无消息？

3月17日　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前往印度。十九日夜，西藏叛乱集团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全面武装进攻。二十日上午，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平定叛乱。二十二日，拉萨的叛乱被彻底平定。

同日　晨，就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信中说：“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这封信后来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报送的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第二次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河北省委三月十六日的报告，很有参考价值，请即用电话发各省、市、区党委。”报告说：河北省六级干部会议中绝大多数人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和分配单位，我们也是这样定下来的。关于分配问题，会议确定公社和生产队的扣留比例（包括农业税），一般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在扣留部分中，除农业税外，公社所得大体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至十。

同日　下午三时，阅中共山东省委报送的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第三次报告，批示：“小平同志：刚才请你转发河北省委三月十六日报告，认为很有参考价值。现在又看到山东省委三月十六日下午八时的报告，认为同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请你迅即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在目前时期，积累不可太多，而且公社三级都要有积累。湖北规定积累比例，有高有低，一般为百分之十八。此百分之十八，分配到公社为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管理区为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二，生产队为百分之八，而县则不抽积累。此种办法，值得参考。”山东省委的报告说：关于基本核算单位，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原则上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大队（管理区）或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关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大体上各种扣留可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左右（国家税收和上缴任务占百分之七左右，公社积累占百分之十八左右，生产费用占百分之二十二左右），分配给社员部分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三左右。

3月18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浅沼先生在北京的演说 [30]，这次你和张奚若的共同声明，我都看到了。只要是有远见的人，就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日本政府和美国站在一起，中日贸易关系中断，但这是暂时的。贸易总有一天会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日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能让人来占领控制呢？日本必然会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谈到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合作社变人民公社没有了不起的不同，名字不同，但性质一样是集体所有制，不过是扩大了些，提高了些。组成人民公社，可能使机械化快一些。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刘宁一、王任重和印尼共政治局委员胡达比亚参加。毛泽东谈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和农民问题，详细介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两面性和中共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经验和教训。他说：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前，我们党就知道了俄国一九○五年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叛变所致，但是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那是俄国人的经验，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经验。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抛弃了人民，杀了共产党人，我们才从中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经验。毛泽东再三强调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说苏联的经验证明，俄国共产党人和农民结成联盟，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同样如此，恐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共产党都可以运用这个经验。他建议艾地等领导人到乡村去从事农民工作，说如果中央领导人不能下乡去，也可以在城里开会，把做农民工作的干部召集来，进行调查研究。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转发的荥阳县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第八号简报，批示：“小平同志：河南荥阳县四级干部大会的经验，值得各省、县参考，请即发给各省、市、区党委。请各省、市、区党委仿照河南省委的办法，在各县举行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时，抓住一个典型县，取得经验，指导全省。”简报说：荥阳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首先传达主席指示和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的决定，放手鸣放辩论，解决思想问题，紧接着解决体制和政策问题。第二阶段讨论一九五九年生产计划（着重解决包产指标），安排当前生产。根据我们的经验，在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还必须有意识地解决实际问题，这样可以使党的政策与群众见面快，思想通得快，改善公社干部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使干部和群众都心情舒畅。

3月19日　上午十时，阅中共四川省委报送的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第五号简报，批示：“四川省委三月十四日报告（简报第五号）很好，即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这是一个很可供各地研究和酌量采纳的文件。”简报介绍了四川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人民公社的收益分配、粮食的分配和征购、劳动力安排、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公社问题等方面的情况。

同日　上午十一时，同王任重、张平化、王延春和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孝感、襄阳、黄冈、荆州的地委书记谈公社分配问题。

同日　晚上，从汉口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同周小舟、周惠和常德、邵阳、黔阳、郴州、衡阳、湘潭的地委书记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等谈话，了解湖南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三月十八日报送的关于改变为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的报告，批示：“河南改变方针，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河南省委的报告说：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原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这次各县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则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在接到主席关于这一问题的指示后，完全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3月20日　晚上，从长沙到达南昌向塘。在专列上同杨尚奎、邵式平、汪东兴 [31]和江西部分地委书记谈话，听取关于全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汇报。当听说全省六级干部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时，毛泽东说：七千人还差不多。生产队要来三个，一个穷的，一个富的，一个不穷不富的。管理区也要来三个，一穷，一富，一不穷不富。下面人少，上面人多，对立面就不强。开会有一种办法，一定要有对立面。以后要用这个办法，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当听说六级干部会议有四百多名观潮派时说：有些叫观潮派，其实不是观潮派，名字安得不对。人家讲点老实话，讲点怪话，就叫人家是观潮派。当听说目前有些同志对权力下放还有顾虑、怕劳动力调不动时说：过去一平二调三收款，我看这是一股风，有些人是照“风”办事的。现在来个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就感觉调不动了。如果他们那个政策行下去，我看人民公社非垮台不可。去年瞒产，今年不种，很危险。当听说六级干部会议基本上统一了思想时说：省里开会基本上统一了思想，有些公社党委书记回去还不一定执行。所以县里一定要开会，小队长都要到，作业小组都要有人到，县委第一书记出来讲话。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谈了几个问题。第一，现在省里开了会，县里开了会，就不要再开很多会了。让下面去开，生产队可以开群众大会，讲清道理。四月主要搞生产，到五月再开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大事一定要开管理委员会决定，不能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社主任两个人就决定。公社党委也要经过选举，要把现在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级的干部选到公社党委来，他们要占很大一部分。公社党委决定的大事，要他们参加决定。第二，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也请你们研究一下。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它不负责任怎么行？它没有积极性怎么行？食堂也不能办得太大，跑几里路去吃饭。第三，小集体如何过渡到大集体，总要有一个过程，我看不要急忙过渡，现在还不能过渡。告诉各生产队不要着急，将来过渡采取的办法，要使得每个人不吃亏，要使大家有好处。将来是不是一下子过渡到公社所有制？也还可以先搞以乡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这件事也还要自愿，不愿意的就让他们再看一看。就是到了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大集体所有制，生产队恐怕还是一个核算单位。第四，关于供给制，有的地方提出搞半吃饭不要钱，你们现在不要变动，可以研究一下，摸一下底，进行一些试验，多想点办法。第五，过去的重点都是去帮助富队，参观也都到富队。现在要反过来，要以穷队为重点，使那些困难很大的、土地不好的穷队逐渐变富。当然也不是根本不理富队，现在那些富队也是政府帮助他们翻过身来的。第六，居民点不要太大，总要利于生产。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十七日编印的《情况简报》（六级干部会议专辑）一九五九年第四十三号刊载的河北省委办公厅三月十六日的电话汇报，批示：“此件简单明了，可转各地参考。”电话汇报谈了河北省委在六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十二条措施，主要有：人民公社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所有的产品、劳力等不得无价调拨；一九五八年工资部分一般不能少于消费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一九五九年一般应占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社员工资要坚决贯彻多劳多得和多产多分的原则；积极扶持困难的生产队；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妥善清理公社化后的账目和资产。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十七日编印的《情况简报》（六级干部会议专辑）一九五九年第四十八号刊载的关于山东省委对公社管理体制等的意见及如何向群众贯彻的一些经验的材料。材料中介绍了一个公社贯彻上述意见的经验：不要光摆开解决思想问题的架子，而是要着重把怎么办讲清楚。毛泽东批示：“这个经验有用，可转各地。对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要少讲空话，多讲办法。”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十八日编印的《情况简报》（六级干部会议专辑）一九五九年第五十三号刊载的陶鲁笳三月十七日关于山西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批示：“此件转各地参考。其中粮食分配问题（五十斤粮食按劳动分给个人，四百五十斤给食堂，按人定量，吃剩的余粮归自己）和生产小队应当有部分所有制问题，值得注意。”

3月21日　下午，从南昌向塘到达杭州，住刘庄。同谭震林、江华谈公社分配问题。

3月23日　阅中共安徽省委转发的桐城县委三月十九日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可以发到县委，以供研究和参考。尚昆印发到会 [32]各同志。”同时写一条批注：“至少在二十年内，不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五年至十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过渡问题，而是只能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体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然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情况表示确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时候，才可再考虑实行过渡到以一个区为范围的更大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时候，一定要使每一个小集体都不吃亏，而且都感到比较不过渡对于每一个小集体每一个个人都更为有利些，要是出于各个小集体和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否则谈不到过渡。不管过渡到乡或区的大集体，目前生产队这种小集体总还是一级核算单位。”

3月24日　阅中共四川省委三月二十日报送的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七号，批示：“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四川的公社是以乡为单位建立的，公社党委即乡党委，相当于别省的总支部。”简报说：关于公社权力下放到以哪一级为基础的问题，会议中多数人同意大部分地区应以管理区为基础、少数地区以生产队（即原小社）为基础的意见。

同日　阅中共福建省委三月二十日报送的关于公社所有制和分配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批示：“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其中第二、第三两段所说问题，应当引起充分注意。”报告的第二段是讲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指出：解决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原高级社下属的生产队）的关系，即解决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广泛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的一个重大问题。忽视这个部分所有制，将会犯错误，农业生产基本上依靠生产队。但这种生产队又不能成为基本核算和分配单位，因为规模太小、力量薄弱，在许多方面不便于生产的发展，而群众也习惯于原高级社作为统一的分配和核算单位。因此，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报告的第三段是讲分配问题，指出：公共积累部分，一九五九年拟提高为百分之十五左右。社员的消费部分，坚持按劳分配，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供给部分今年不可过多，工资部分应当高于供给部分。

同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三月二十二日下发的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批示：“此件简单明了，发各省、市、区党委和地、县委参考。请尚昆用电话发各省、市、区党委，另印发到会各同志。”十项规定的题目是：（一）定基本核算单位。（二）定领导人员。（三）定任务。（四）定分配计划。（五）定集体福利。（六）定劳动计酬方法。（七）定劳动力。（八）定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九）定工业管理体制。（十）其他问题，包括账目结算、土地、耕牛、农具、房屋、家具、资金、种子、口粮、肥料等。

同日　晚上，从杭州到达上海，住兴国路招待所。

3月25日　上午，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程以及国家机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陈伯达、薄一波、陶铸、林铁、欧阳钦、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出席会议。

3月25日—4月1日　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

3月25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是工业问题为主。这个问题因为今天还没有资料，不好谈，所以先说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不是这样几个问题：（一）组织章程。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各级管理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就是组织形式。郑州会议解决了各级的职权范围和任务，但是没有议出一个组织形式来，还没有章程。这次要搞一个章程。（二）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个问题是陶鲁笳、王任重他们首先提出的，我看浙江有一个文件搞得比较充分。小队不搞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三）吃饭不要钱。第一条，一定要坚持供给制与工资制结合，一定要实行吃饭不要钱。这是多数群众的要求，不能动摇。第二条，要使吃饭不要钱跟按劳分配原则基本结合。（四）算账问题。我讲过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些账不算，另有许多账非算不可。算账有个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一般不算账，并不能保护我们的干部，而会毁坏我们的干部。（五）五月要进行选举。公社各级，全国一律要开代表大会，进行选举。现在的委任制很危险，公社干部是上面委派的，他们没有管理经验，没有经营生产的经验。要找一点有经验的人当委员，但又不妨碍管理区同生产队的工作。公社单独决定大事是不许可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人胆子太大了，权力太大了。（六）今年要开一次会，决定今年的分配和明年的计划。在决定明年计划的时候，要包括一些重大措施。（七）要把绝对数定下来。现在什么都是百分比，究竟分到我这个队是多少担粮，多少元人民币。统购多少粮、棉、油、麻、猪，要把这个绝对数定下来，使群众知道这个数目以外的东西是他的。（八）县不要搞积累。（九）银行收款放款问题，我在郑州会议讲，或者全部退回，或者部分退回，现在怎么处理，要议一下。（十）国家投资十亿元的问题。这十亿的投资是专门帮助公社和穷队建立家务的，怎样分配，多少给穷队，多少交公社，要划分清楚。（十一）开会方式。原则上要有对立面。在省里不管开多少人的会，必须每一个社有三个队的支部书记参加，一个穷队，一个富队，一个中等队；每一个公社有三个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参加，也是一个穷，一个富，一个中等。而公社一级，只许它来第一书记，或者加上一个，共两个人，不然它的势力太大，加上县一级，下面就说他们不赢。总之，参加会的人，要使基层的数目超过中层、上层。你们想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江渭清：公社的管理费和不脱产干部的补贴问题要有所规定。）好，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吧。明天要搞工业，到二十九号，四天搞工业，再不搞工业不得了。工业和商业，农业也可以谈一点，总而言之是经济。农业，定指标要实事求是，指标要低于可能性，潜力要人民去发挥。

3月26日　晨二时，关于请与会各同志在今天会前阅读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发言稿，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的发言印出来了，我正在看。今天上午，请将薄的发言印本，发给各同志阅读，先有一点印象，下午三时或四时开会，大家听一波宣读他的讲稿，就会有获得一个较好的启发和理解了。须知有不少人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问题的，心理状态各不一样。请照办为盼！”

同日　下午二时，同胡乔木谈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

同日　下午四时二十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发言。薄一波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第一季度安排了九十八套轧钢机，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不是有十年经验了吗？总是总结不起经验来。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讲了一万年了，大概还要一万年。为什么不交给群众讨论？你们喜欢开工业书记、工厂党委书记的会，不找车间支部书记，你就没有对立面。尽相信这一套人，等于只相信县委同公社党委书记一样。要让车间主任、支部书记或小组长、积极分子到会。河南有明显的教训，因为支部书记来得少，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占优势，于是决定要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走群众路线，交群众讨论，哪一年可以实行？是不是经过这次会议可以实行？从前我们讲轻重缓急要排队，现在你们搞出一个重重急急要排队。这个分析好，这算得了一点经验了，对于事物观察得深入一点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这好。你们不是说要抓得紧、抓得狠吗？你们就不狠。现在工业需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就是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结果是一事无成。搞那么多项目干什么？削他五百项，如果不够，再削，削六百项。明年索性少搞一点，聚积力量，以备后年翘起来。何必那么忙，一定要搞一千多项？搞得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你总而言之要具体化一点，这个发言的全文再增加三分之一，有些情况要有个交代，使人家看了记得。比如，说运输力量不够，什么叫运输力量，什么叫不够？作者本人是知道的，而读者就不知道。粮食、棉花要议一下，报纸登了要搞那么多，结果完不成怎么办？

同日　阅中共安徽省委三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六级干部会议对公社体制及有关问题的一些规定的简报，写批语：“这个文件，较之他省有许多新鲜东西，又是切实可行的。写法也是一项改革，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并批示：“即印发。然后，用电话传至各省、市、区党委。”安徽的具体规定主要是：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但现在的大队由原来规模较大的高级社划分开的，一般不再合并，而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公社和大队的行政管理人员，较大的社不超过全社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五，较小的社不超过千分之二点五。除公社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外，生产队对生产组也应实行包产。包产要有两种指标：一为生产指标（即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作为期成数；一为包产指标，作为必成数。包产指标可低于生产指标百分之十六到百分之二十。对穷队应教育他们自力更生，在两三年内赶上富队，同时国家和公社也应予以支持。劳动力的分配，确定用于农业的占百分之八十四到八十六。

3月27日　审阅修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晨三时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新闻公报已改好，请你们约集常委及其他几位同志，于今日上午看一下，斟酌文句。然后，叫吴冷西，连同政府命令 [33]、军区布告 [34]，用电话发至北京，译成藏文及外文，准备于三月二十八日用汉藏英俄各种文字广播，二十九日见报。政府命令应署明发布时间（二十七日 [35]）。命令和公报均有人名须查实填入。”毛泽东对公报稿作了修改，主要有：公报稿说“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则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毛泽东将这句话改为“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首先是我国与伟大友好国家印度共和国的关系，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在这句话后加写一段话：“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现在和将来，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些原则坚持到底。中国政府人士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友好的。中国方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也没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谈论过印度的内政，并且认为对一个友好国家的内政进行这样的谈论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公报稿说“各地各级军管委员会将由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当地爱国进步分子共同组成”。毛泽东将这句话改为“拉萨和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都由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当地爱国人民的代表共同组成”。并在这句话后加写一段话：“现在拉萨以西的阿里，拉萨西南的江孜、帕里、亚东，拉萨以北的当雄、黑河，拉萨以南的泽当，拉萨以东的太昭、林芝、扎木、丁青、昌都、察隅等重镇和要区，都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控制之下，当地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与人民解放军密切合作的。叛匪活动的地方，只是一些很偏僻的地区。”公报稿照毛泽东的上述修改再排出清样后，毛泽东又作修改。在公报稿的“中央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做软弱可欺”这段话后，毛泽东加写：“他们说，汉人是可以吓跑的；九年以来，汉人动也不敢动一下我们的最美妙最神圣的农奴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他们不敢平叛，只是要我们负责平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来一大批叛乱武装到拉萨，给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架往南山 [36]，聚集力量，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印度是同情我们的，可能援助我们；还有强大的美国，也可能援助；台湾蒋总统，已经积极援助；达赖是神，谁敢不从？美国人说过，中国人民公社闹得天怒人怨，都要造反了，现在是驱汉自立的大好时机，云云。这些反动派的灵魂，已经飞到九霄云外，简直要管领整个宇宙了。”在公报稿的“为了彻底肃清叛匪，国务院已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西藏各地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句话后，毛泽东加写：“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镇压叛乱；保护人民；保护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侨民；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委托，组织西藏自治区的各级行政机构和组织西藏爱国人民的自卫武装，以代替腐败透顶、已经叛变、毫无战斗力，而且为数只有三千多人的旧藏军。”

3月28日　下午一时，同谭震林谈话。

同日　下午四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李先念作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发言。李先念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去年是一大教训。同样是大丰收，但只是河南、湖南、黑龙江、吉林、四川、上海市、北京市等少数省市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其他各省就没有完成。这就是抓得不紧，抓得不及时，这跟中央也有关系。你讲一个时期内解决粮食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时期内？写十年内好不好？也许不要十年，多打一点。至少十年内不要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口，将来是八亿、九亿人，那么多，我们总是讲粮食问题没有解决，解决了，也不说解决了。这样才保险一点。过去的错误不能再犯。生产队的东西，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在银行里头搞非现金结算。“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这个口号好是好，但有一个缺点。我看应该加一句：但是国外市场极为重要，不可轻视，不能放松。辅是辅，但是非常重要。目前是战略也藐视，战术也藐视，一概都藐视，完全不在乎。好，粮食就收不起来。要强调具体问题的切实解决，抓紧、抓狠、抓实。目前要强调在战术上重视困难这句话，要改变现在在战术上、在具体问题上漫不经心，不认真，不切实，你推我、我推你的情况。我们工人阶级老底子是四百万。解放八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万工人，这算很快的。去年一年搞大跃进，增加二千零八十万，这是个特殊现象。就照这样下去不得了。要减，要压一些回去。毛泽东说：明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区区长，另外还加几位同志（临时通知），讨论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还有一个变动计划的问题，现在请小平同志讲一下。邓小平说：现在的情况是原材料不足，主要是钢材不足。武昌会议是按钢材一千四百万吨（加一百万吨进口，是一千五百万吨）来订的计划，但今年钢材不会超过一千二百万吨，加进口九十五万吨，不到一千三百万吨，所以存在危险。跟一些同志商量，大家一致赞成把计划订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想把今年的计划放在生产一千一百万吨钢材的基础上，钢搞一千八百万吨。农业方面有些项目也要议。毛泽东说：现在看，这是人心所向，横直是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3月29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计划问题和国家机构领导人人选问题。毛泽东说：计划要不要改，请陈云同志讲一讲。当陈云说完全赞成砍基本建设时，毛泽东说：不仅是基本建设，还有生产指标也要相应地砍。我对以后每年是否能增产一千万吨钢是怀疑的，世界上没有先例。说保证多少，有个实际和不实际的问题。保证一九五九年生产两千万吨钢，一千四百万吨钢材，这是我们在武昌定的，北京一月会议还是这么定的。现在到了三月底，不行了，保证不了啦。“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这是蔡元培追悼鲁迅的一副挽联。空头文学家不要做，空头经济家、建设家也不要作批示。在薄一波说钢按一千八百万吨部署，最后结果比按两千万吨部署还要好时，毛泽东说：问题是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否也高了，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没有？在邓小平说根据实际可能安排以后，无非是各部、各地方立军令状时，毛泽东说：军令状有时也靠不住。关云长立了军令状，结果华容道上曹操还是走掉了。公社党委书记、管理区总支书记、县委书记，主要是这三级，这些人的话就是不能都听，比如增产这样的问题，不能听。生产队长比较可靠。过去不大听支部书记的话，但是现在证明非听支部书记的话不行，真理比较在支部书记手里和一部分总支书记手里。工业方面是否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总是听这些厂长、党委书记，司局长，各级党委的工业书记、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话，把统计数字一累计。真要研究一下，用几天工夫，要工段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来，最好再有一些有经验的工人和积极分子，他们同意了，他们都觉得可行，我看就差不多了。农村支部书记、农民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并且很明显，瞒产私分，搞粮食风潮，我们才开郑州会议。所以，真理总是来自群众。上面的命令不大行得通，就是中间那一两级作梗。我们的办法就叫上下夹攻中间层。上，大概是中央、省、地这三级；中间层，主要是县委跟公社党委这两级；基层，就是支部书记、队长同小队长，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管理区。每年要开这样的会议，基层要占优势。工业是不是也这样搞？过去在工业中群众路线推不开，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把工段长、车间主任、车间支部书记作为一个基层对立面，这部分向上面攻，我们就向下面攻，中间那些不适合情况的思想，脱离群众的观点，就可以挤掉，把这些人就教好了。城市是不是可以搞有工段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占优势的会议？一年搞两次，把大问题提出来，夹击区委同厂一级的党委。这样才有检查，才有所谓群众监督。总而言之，事情都是群众在那里决定的。我们这些人是群众的领袖，你得老老实实替他办事，叫做为人民服务。办得好，就叫做他们的领袖，办不好，就不要了。会议在讨论关于国家机构领导人人选问题时，邓小平说：这次主要把国家主席变动一下，其他不动，我是主张这一次一般不作大变动，现在这个名单就是一个基本不动的方针。毛泽东说：我赞成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好。一般不动，略有变动。国家主席、副主席职务是基本上动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相应地动了；国务院的组成，基本不动，增加四位副总理；政协主席周恩来，增加一位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 [37]，这个人十九岁，年纪比较轻，他是昌都地区的活佛。

同日　写信给中央各部委党委书记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和省（自治区）委书记，题为《党内通信》。全文如下：“上海几个县的材料 [38]可阅。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说过了。”这封信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李先念报送的中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党组三月二十五日关于收回农业贷款中发生的问题的检查报告，写批语：“此件写得很好，有恰当的分析，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交代，使人看得懂，不会头痛。”报告说：一九五八年冬季以来，银行在收回农贷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和缺点，若干地方由于收贷过多，影响了公社资金的正常周转，给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安排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第一，有些地方去年在收购农产品的过程中，采用放“卫星”的方式收回贷款，把到期和未到期的农贷全部收回。第二，去年有些地方在改革规章制度中实行“存贷合一”的办法，公社一有钱存入银行，就自然地作为归还贷款，致使收回了一部分不应收回的贷款。上述错误的发生，从思想上来检查，主要是我们从业务上考虑问题多，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少。为了纠正上述错误，报告提出了四条办法。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3月30日　晨，审阅代拟的毛泽东对董必武辞职书的批语稿。经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的批语全文为：“我和大家同意此信意见，改换工作。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当主席，朱德同志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建议，将提到中央全会去讨论，然后做出决定。这个建议，是三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委交换意见的时候提出的，有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和各大区区长同志们参加。到会人一致同意这样做，认为对党对国家都是有利的。这几位同志的新工作，责任大，荣誉高，名气也大，实际则是做苦工。我希望同志们勉为其难，为党担负这些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董必武在三月二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我去年曾函请小平、彭真两同志转报中央，请求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再推荐我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并请求中央考虑我的能力和体力，不安排我担负国家机关的任何实际职务。

同日　下午，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召开会议，谭震林、廖鲁言、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陶鲁笳、吴芝圃、曾希圣出席。

同日　阅陶鲁笳三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及附件，写批语：“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并在报告和附件中，写了一些批注。对报告中的“事实上，各县在五级干部会议举行以前，所有公社对于郑州会议所提出的所有制问题和‘十四句话’的方针，已经展开了全民讨论”这句话，毛泽东批注：“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竿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怀着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拾。”对报告中的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结合进行的三种方法，毛泽东批注：“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没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做‘怕群众’。”对报告中的“各县县委都按照省委的指示，在五级干部会议的头一天，向大家宣布了‘言者无罪’，‘不戴帽子’，‘允许任何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这句话，毛泽东批注：“很好，必须这样肯定。”对报告中的“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有反动言论的人，约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这段话，毛泽东批注：“牢骚也吧，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法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不是一九五七年了。”对报告中的“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讨论的情况证明，主席提出的旧账要算、要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群众的一个迫切要求”这句话，毛泽东批注：“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对报告中的“各县的材料，都毫无例外地证明，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对于当前的生产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思想运动的高潮，已经带动起了一个新的令人鼓舞的生产运动的高潮”这段话，毛泽东批注：“开大会将要妨碍当前紧迫的春耕生产，这也是一项迷信，已被群众打破。看开什么会。开一平二调三收款的会呢，还是开现在这样的会。前者一定妨碍生产，毁坏社会主义，毁坏人民公社。后者则完全相反。”

同日　阅班禅额尔德尼三月二十九日关于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的电报，批示：“请小平叫乔木即予发表。”电报说：“我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拥护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出示的布告。”“我完全接受国务院命令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工作。我将竭诚努力，团结西藏僧俗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满怀信心地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彻底粉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支持下所搞的一切无耻的叛国勾当。”这个电报在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

3月31日　阅谭启龙三月二十八日给舒同、谭震林并转中共中央的信，谭启龙当时在山东济宁地区指导各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对信中说的“鸣放中反映的情绪主要是怕再变，有人说‘共产党和孙悟空一样，多变’”这句话，毛泽东批注：“（一）不得群众同意不变；（二）变的时候，一定要以有利于生产队，不使生产队、小队、群众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个人吃亏为原则；（三）以公社级大发展和穷队大发展为基础，这是从不使富队吃亏反而有好处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具体措施；（四）先变乡，后变区。三、五、七年之后，群众要变的话，先变到乡。何时变到区不能定，现在设想，大概要在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变。因此，不要怕。”

同日　中午，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谈话。

3月底　阅印度报业托拉斯三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公报说叛乱指挥中心在印度噶伦堡一事进行辩解的报道，和美联社三月二十八日发表的“美国星期六宣布，它对西藏人民遭到共产党中国的‘野蛮干涉’寄予‘深切的同情’”的电讯稿，拟题为《第一批反映》，并写批语：“印度处于被动，它的反映对我们最有利。”“美国限于所谓‘深切的同情’，大说其空话。”毛泽东对印度报业托拉斯的报道写了几个批注。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言说‘来自西藏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住在噶伦堡，其中有些人是在过去三四年到达的。印度政府一再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应该在印度领土上搞任何反对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的宣传活动’”这段话后，批注：“为什么不公开？谁也不知道印度政府有这样‘友好’的措施，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人们才知道。”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接着说‘最近一次警告大约是在六个月以前提出的。从那时起，这些人一直没有任何举动’”这句话后，批注：“可见六个月以前是有举动的。”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接着说‘在噶伦堡或其他地方，这些人和其他一些人都没有进行非法活动’”这句话后，批注：“亲爱的印度朋友们，不要轻信那些西藏人，他们指挥西藏叛乱活动是秘密的，你们不知道，我们可知道呢！”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两篇报道，作为上海会议文件印发。

[1]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当时任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他在1958年12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

[2]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3]1958年12月30日，黄炎培将其新作的一首诗《迎一九五九年元旦》书写成册，寄给毛泽东。

[4]王国权，当时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

[5]1959年1月10日，苏联政府照会美国、英国、法国3国政府和参加反对法西斯德国战争的其他国家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府，向它们提出了对德和约草案。苏联在照会中建议在两个月内在华沙或布拉格举行和平会议，研究对德和约草案并且起草和签订一致同意的条约。照会指出，签订对德和约不仅对保证欧洲和平，而且对解决德国人民全民族的任务——统一德国都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苏联在照会中还答复了美、英、法不久以前就柏林问题给苏联的照会，并且再次表示希望通过有关国家的谈判来解决柏林问题。同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举行特别会议，原则上同意苏联提出的对德和约草案，并宣布它赞同苏联关于在两个月内在华沙或布拉格举行和平会议，以便制订出一致同意的条约。

[6]包尔汉，当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

[7]黄文欢，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8]岸信介，当时任日本首相。

[9]周、陈，指周恩来、陈毅。

[10]陈昌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毛泽东的警卫员。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独立师师长。

[11]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一文，发表在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文章说：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社会有数的杰出人物。他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做自己的政治使命，虽然他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但是他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豪族混战局面，并且从中国的西北边疆排除了游牧种族的威胁，保卫了黄河平原的城市和农村，恢复了黄河南北的封建秩序，替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

[12]毛泽东在1959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他们（指河北省——编者注）1月9号散会的党代表大会的倾向是要一为大二为公，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到了1月中旬、下旬，觉得不对头了，省委赶紧转，到2月就下决心，2月13日开了次电话会议，相当明确，但是还没有触及所有制。

[13]指1959年1月召开的中共山西省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

[14]刘子厚在1959年2月13日电话会议上传达的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当前整社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说在整社座谈会上提出整社要抓六大问题，即抓思想、抓生产、抓分配、抓生活、抓政策、抓干群关系。关于分配问题，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基本关键。要坚持实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对去年收入的分配原则是：在生产有差别的基础上，分配应当有所不同。在公社从各生产队提取一定数额的必须提取的费用后，基本上以生产队（或原小社）为单位进行分配。社本身统一提取的不能太多，以发挥队的积极性。各队之间因生产情况不同，吃粮标准、工资标准应允许有所不同。社不能无代价调拨队的粮食。至于1959年生产收入的分配，原则上要采取包产包任务的办法，生产队上交社的任务完成后，所余完全归生产队自行分配。

[15]指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与会者。

[16]据王任重日记记载：2月28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7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3月1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进行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谈到晚上九点多钟。

[17]指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的整理稿。

[18]指1959年3月1日郑州会议议定的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12句话。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12句话中的“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并增加了“物资劳动，等价交换”两句，形成了写入《郑州会议纪要》的那14句话。

[19]王任重日记记载：“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颜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

[20]罗伯逊，美国黑人歌唱家。

[21]指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的整理稿。

[22]戴苏理，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

[23]指吴芝圃为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准备的《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草稿）。

[24]王任重日记记载：“主席从十一日来到武昌亲自指导我们的会议，会议进行当中的若干重大问题都得到主席的支持和指导。”

[25]指达赖当时担任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26]见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

[27]谭冠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

[28]指王任重1959年3月11日在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29]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30]1959年3月12日，浅沼稻次郎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在全国政协礼堂发表演说，提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31]汪东兴，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兼农林垦殖厅厅长。

[32]指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3]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命令》指出：“查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叛乱，残害人民，劫持达赖喇嘛，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并且于三月十九日夜间指挥西藏地方军队和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行为，实为国法所不容。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34]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等于1959年3月20日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

[35]发布时间后来署为28日。

[36]应为山南。

[37]帕巴拉·格列朗杰，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4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38]指柯庆施1959年3月28日报送的两个报告。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3月26日关于南汇、川沙两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南汇县的五级干部会议有七千人参加，川沙县的有六千人参加，其中生产队、小队干部均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事实证明，召开一杆子到底的会议，把政策交给群众，是最容易见效的。另一个是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马万杰关于上海县和七一公社干部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其中说，这里的会议，在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讲话以后，来势很猛，时间只有一天半到两天半，放的东西直接、具体，放过以后心平气和。目前出勤的多了，干群关系也有变化，群众把干部当知心人了。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冯　蕙　张素华　郝首栋

目录

1959年4月—12月
1960年
1961年1月—6月
返回总目录

1959年　六十六岁

4月1日　下午，同邓小平、彭真(1)谈话。晚上，同朱德(2)谈话，后同陈伯达、陈正人(3)谈话。

4月2日—5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和通过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和决定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八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八十人。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4月2日　上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举行，讨论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刘少奇(4)主持。邓小平说：经过中央计委、经委、建委和各省摸的结果，加上原材料不足，最后核定今年钢的数字是一六五〇万吨。即使搞不到一八〇〇万吨，搞一六五〇万吨洋钢，那也比去年翻一番。

同日　晚上，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5)、朱德、陈云、林彪(6)、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会后，同胡乔木(7)等谈话。

同日　阅王任重(8)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王延春(9)等写的《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等材料，写批语：“这几个文件(10)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采取县委的会议和公社的会议一起开的办法。到会者中，生产队干部二千五百人，生产小队干部五千六百人，还有一部分社员代表和观潮派、算账派。会议期间，有一部分人来来往往，把会内会外联系起来，把开会和领导生产结合起来，把干部开会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会议开始，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基层干部大受感动，也纷纷检讨，上下级关系更加密切了。检讨之后，最重要的是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兑现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4月3日　阅谭震林(11)本日关于各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信，写批语：“各县、社四月不开大会。原定五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五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三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三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一九五九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五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毛泽东的批语和谭震林的信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李先念(12)、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13)、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14)出席。会议确定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为一六五〇万吨（洋钢）。

同日　审阅邓小平起草的准备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的“两个问题的说明（要点）”，批示：“很好。即还小平同志。”这两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工作和关于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关于经济工作，说明要点指出，这次上海会议将一九五九年钢的计划指标确定为一八〇〇万吨(15)。根据钢和煤指标的变动，相应地变动了一些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指标。粮食、棉花，武昌会议已经公布的数字（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不变。粮食和棉花以外的其他一些农产品产量指标都有一些降低。关于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说明要点指出，中央政治局已经向全会提了一个方案，全会各小组进行了讨论，都表示同意这个名单。为国内外瞩目的，主要是几个主要工作岗位的人选问题。我们认为以刘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16)同志为副主席，朱德同志为人大常委委员长，周恩来同志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和政协主席，是比其他方案更为适当的方案。

同日　阅王任重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写批语：“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报告说：两天来，会议情况又有新的发展，在大集体与小集体的矛盾初步解决之后，转到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上来了。因此，县委决定大力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具体做法是：一、县委分别开动员会，表示算清账目的决心。要算五笔账，多劳多得账，成本账，超产奖励账，收入账，开支账。要三个兑现，超产奖励兑现，多劳多得兑现，拿群众的东西退赔兑现。二、分别开小组会，进行酝酿准备。三、交代政策，个别谈话，解决生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的顾虑。四、开会和搞试点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五、开广播大会，明确宣布一九五八年的收入，除上交农业税和上交公社的百分之几以外，余下的都归生产队，要求各生产队都把去年的账目算清，同时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要在会上交代出来，承认错误，具体算账回去再搞，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同日　阅王任重四月二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三次报告，批示：“此件，连前两件，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委员人人必读，各县、社都应仿照办理。”报告说：几天来，麻城县会议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解决好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的重要性。算账是政治问题、政策问题、立场问题，一定要算，算到底。打开算账的局面，关键在于深入开展思想动员，防止任何简单粗暴行为。对报告中的“对待生产队的干部，首先肯定他们在大跃进当中的功绩，肯定绝大多数的人是好干部，然后严肃地向他们指出贪污多占的错误，诱导大家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是在于破坏了党和农民的关系”这句话，毛泽东批注：“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毛泽东的批语、批注和关于麻城万人大会情况的三次报告，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4月4日　阅邓小平四月三日关于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各组讨论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的意见给毛泽东等的信，信中说：我的意见是“毛主席仍应作政协名誉主席，这次也需要重选一次”。毛泽东批示：“我没有上届是名誉主席的印象。如果上届没有就不要增，请查一下。如果有，可以照旧。”(17)

同日　关于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批示田家英(18)：“要在今天改好，晚上印出，发给各省第一书记带回去。”毛泽东对修正稿作了一些修改。修正稿说：“也有少数是以几个原高级社合并成的生产大队，或者相当于原高级社联社的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或者以几个小高级社合并成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些做法，如果群众同意，也是可以的。”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加写：“如果群众不同意，则不要这样做。总之，要按群众的迫切要求办事。”修正稿说：“上级规定增产技术措施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各地情况不同，使下面能够因地制宜。”毛泽东将句中的“也要”改为“必须”，并在这句话后加写：“不管当地情况的区别，由上面强制规定的所谓增产技术措施，例如强制规定种植的密度，是很危险的。”修正稿说：“要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公社部分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生产队部分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急是不行的。”毛泽东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改为“要许多时间”，并在这段话后加写：“这种改变，在经济上不能使任何一个生产队、生产小队和任何一个个人吃亏，而只能使他们较之以前更有益处。”修正稿说：“在将来，在把生产队基本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的时候，也要根据广大社员群众的自愿。”毛泽东将这句话修改为：“在将来，在具备了物质条件可以把生产队基本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的时候，还要一个政治条件，即社员群众的自愿。”在修正稿的第八个问题中提出计划指标、争取指标、包产指标，毛泽东批注：“三种指标不适宜，只要包产指标与争取指标(19)两种。”

同日　晚上，同田家英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的修改问题。四月五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二十日，中央办公厅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中说，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经过修改，把原稿中的一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十八个问题。

4月5日　上午，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题为“工作方法”的讲话，共十六个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一）多谋善断。单是谋不行，第一要多谋，第二还要能断。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一月二十六日这个会是我建议开的。其原因就是一月上旬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那个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说，那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要多谋。什么叫多谋呢？你听听人家不同的意见嘛。比如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了他估计今年完不成计划，这种话应该听。前天我同乔木同志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顶回去了。这里有两个观点不正确。一个观点，不认识大会有时候就出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第二个观点，是个组织关系，乔木应该跟我反映，跟书记处别的同志谈一谈。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二）留有余地。成都会议就讲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没有准备之仗。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是个政治问题，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三）波浪式地前进。我反对马鞍形，重点是在反对“反冒进”。马鞍形将来还是有的，就是波浪式地前进，这是个工作方法。（四）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据形势改变计划。（五）观察形势。有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毫无主动。武昌会议是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的。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没有提出意见，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但到武昌，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经过郑州会议（指第一次郑州会议——编者注），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后头大家定了两千万吨。（六）当机立断。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缺乏当机立断，还是对形势观察不妥，断得不恰当，就是有一点武断。我也有武断，比如在郑州会议（指第二次郑州会议——编者注），说一般不算账，这是人们向我建议，我也同意写上去了，这不是个武断？恰好相反，一般要算账。这种错误我们这些人是经常犯的，问题是要快一点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要改。（七）与人通气。要跟同志们、朋友们、上级和下级的同志们通气。与人通气的时候，反面的话要想一想，那个反面的话很值得注意。（八）解除封锁。他们搞工业的人心里想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等到开会的那天还不知道。你先让人家略微知道一点，慢慢浸润，细水长流，不要突如其来，倾盆大雨。我现在要求解除封锁。（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这是因为真理在这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多数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但是有些时候，个别的人要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这一位同志手里。列宁提出反潮流，有许多时候是这样，要反潮流，北戴河会议是高潮，武昌会议是中潮，北京会议(20)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没有能够改变。我那个时候有心改变，但是没有人跟我商量，也不听陈云的话。（十）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会议、上海会议这个过程，我们得总结一下。客观事物是在实践中间逐步认识的。我所有讲的这些，批评的这些，包括我自己在内。（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不要拿出来。现在有相当多看不懂的文件，而主要出于我们工业界，工业界的文件就是使人看不懂。我希望以后不要拿出这样的文件来，要用口语写出来，每一个问题都要交代清楚，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最近我们搞西藏问题公报，搞了三天，逐步深入，差不多把一切问题都交代清楚了。这是让中国的共产党员，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全国人民了解这个情形，是以他们为对象来写这个问题的。原先那个稿子就不行，那个稿子不晓得以什么人为对象。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这里有一个实质的原因，就是对于那个事物自己并不甚了解，自己并没有作到认真的分析，没有落实，没有注意读者的心理。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文章是口语。（十二）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你们如果赞成，就照这样办。我现在要求这个权力，不挂帅不行。解除封锁，与人通气，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地前进，注意个别人的反对意见，从北戴河会议到上海会议的这段时间的经验，文件问题，这些东西都要有这一条才能保证。重大问题的文件首先要在常委会讨论大纲。大的估计，整个形势，要先讨论，讨论清楚，然后你们再去作计划。（十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唐朝人的两句诗。(21)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十四）我想找几位通信员名字叫做秘书，先在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二部（冶金部、一机部）找，然后再找几个部。（十五）李锐(22)怕鬼。你前怕龙后怕虎，很多顾虑。（十六）我批评的这些人，以及没有批评的，都是好同志，我没有偏心。但是要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使同志们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你们的缺点我要批评，我的缺点你们也批评。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23)同志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编者注）看。你们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是很不客气。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他想沿黄河、长江进行考察，说：从黄河口子上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做警卫，搞个地质学家，搞个生物学家，或者搞个文学家，搞这么三个，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汽车，就是骑马。骑骑走走，走走骑骑，一起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到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为止。我有这个志向，我现在开支票，但是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很想学徐霞客。最后，他说：我这个讲话你们不要迷信，不对的就是不对的，对的就是对的，这要从实践中才能看得出来，现在这是观念形态。

同日　晚上，从上海到达杭州，住刘庄。

4月7日　晨零时，同谭震林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的修改意见。

同日　就调查研究藏族情况，致信汪锋(24)：“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一）金沙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一百二十万人，是不是？（二）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三）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四）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八万，对否？（五）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六）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七）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八）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九）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百分之五？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十）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十一）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四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说，四省共有二百多万至三百万，对否？（十二）这四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十三）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四月，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五三期至第二七五七期，分别登载了《青海藏区封建上层的特权》、《四川藏区基本情况》、《西藏的基本情况》、《西藏的农奴制度》、《甘肃藏区基本情况》等五篇报道。

同日　阅新华社四月五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七九二期刊载的印度新闻社记者从噶伦堡发出的关于西藏叛乱的两篇报道，批示：“即送周总理阅。这个新闻社的这两篇报道，是不利于尼赫鲁(25)的，我看可以全文发表，请与吴冷西(26)一商。”第一篇报道说：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人举行秘密会议，要求住在当地的西藏人为即将到来的叛乱做好准备，对希望参加叛乱的人进行了登记。会后，一些西藏人回到西藏帮助准备叛乱。第二篇报道说：噶伦堡同情西藏叛乱的人中有一个人说，叛乱并不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突然发动的。叛乱是有计划的，早在一九五一年就认真地开始了准备工作，成立了叛军军事委员会，建立了一些总部。所有的叛乱领袖不久以前都住在噶伦堡，有的现在还住在这里。《人民日报》四月二十三日以《印度新闻社提供的事实再一次证实，噶伦堡是对西藏进行阴谋活动的中心》为题，转发了印度新闻社的第二篇报道。

同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集昨日到达杭州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吴冷西开会，讨论修改周恩来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

4月8日　阅外交部新闻司三月三十一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刊载的《我公布西藏叛乱事件后的反应（之二）》，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此件可以发表，似有益，请你们研究一下，是否可行？此件发表后，再将上月三十日至今日的动态加以分析，在报上发表。”这个材料，主要介绍了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三月三十日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和印度、美国、英国报刊对西藏局势的估计。

同日　晚上，听取杨尚昆(27)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情况的汇报。

4月9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开会，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

4月10日　晚上，同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李友九(28)谈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十一日晚上，同胡乔木、田家英继续谈修改这两个文件问题。

4月12日　晨，从杭州到达上海。晚上，到达山东兖州，在专列上同舒同、吴健(29)谈话。

4月13日　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听取济南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的简单汇报，白如冰(30)参加。汇报后，由白如冰、郑松陪同，乘汽车到东郊公社大辛庄生产队看冬小麦生长情况。毛泽东看到葱绿茁壮的麦苗非常高兴，详细询问小麦地的深翻和下种量、施肥、浇水等情况，以及今后的管理措施。在一片小麦试验田，当看到田边木牌上写着计划指标亩产一千斤时说：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他叮嘱郑松：到小麦收获时，你们要亲自组织一批干部收割和验收，仔细称一称，看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斤。当看到一片麦田的麦苗长得很密，说要合理密植，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要搞好通风透光，防止倒伏。随手拔了一墩小麦，仔细观看小麦的分蘖、扎根情况，说：氮、磷、钾肥料要很好地配合使用，要掌握适时浇水。

4月14日　晨，从济南到达天津。

同日　下午二时四十分，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的负责人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31)谈话。毛泽东说：整社四月下旬就搞，不要等到五月。春天来了，农民不安心。对作风极端恶劣、屡教不改的干部，要惩办；要撤换一批不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整社要搞三条。一、落实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核算单位主要应该是生产队。二、彻底算账，先算公社同生产队的，后算生产队同生产小队的。三、包产，根本不管指标不指标，就是按去年的实际产量搞增产指标。包产以后，要使群众有产可超，这样他的积极性就大了。让群众有产可超，要落实。公社党委和公社各级领导机构，都要选举，都搞委员会。公社选举时要把生产队有经验的干部选上，公社决定大事情，一定叫生产队长、小队长参加，否则就是冒险。现在人们胆子太大了，不谋于群众，不谋于基层干部，不考虑反面意见，也不听上级的，就是他一人能断，实际上是少谋武断。公社干部认为权力下放是资本主义，集中到自己手里就是共产主义了，这是年轻的表现，是没有经验的表现。下边的话不能完全听，听了要上当的。我在一个地方找五级的干部谈话，就是公社书记一个人在那里讲，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就不敢讲。一定要上下夹攻，要小队干部占多数，基层干部占压倒优势，以后省里开会一定要注意这样办。今年一月在北京开会时，中央的占优势，省市委没占优势，计划没有改变，没有解决问题。上海会议你们占了多数，第一天报告计划还说没问题，第二天就给攻垮了。

同日　下午六时十分，从天津回北京途中，在武清县杨村豆张庄下车，看火箭人民公社小麦生长情况。晚八时十分到达北京。

同日　晚八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西藏问题等，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32)、彭德怀、李先念、薄一波(33)、谭震林、黄克诚(34)、胡乔木、徐冰(35)、田家英出席。

4月15日　上午八时，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后，致信周恩来：“《政府报告》已经基本上修改好，已照你的意见立刻付印，上午印好，下午请你立即分发国务院会议成员们阅读，明十六日上午可阅完，请他们签注修改意见。明十六日下午，请你召集国务院会议当面征集意见，晚上即交田家英（不交乔木，他有别事）开夜工修改，十六日晚上十二时以后，我与田家英核对一次，十七日上午交你最后审定付印，十八日下午即可向大会作报告。以上特告。”十六日上午七时，对《政府工作报告》稿再次作修改后，批示田家英：“第一页，第七页，第十二页，第二十五页，第三十七页、三十八页、三十九页、四十页，第五十页，都有一些修改，请注意。”

同日　上午十一时五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家领导人员，全国政协、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共一百零六人。会议就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的议程和主席团成员交换意见，讨论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和政协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员候选人名单。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首先说：郭老(36)，你那个论曹操闯祸了。你这个人发难，替曹操讲话。这样吵一吵好，这个曹操是值得论一下。生动一点好，何必那么死板呢？接着讲西藏问题，他说：你们（指班禅额尔德尼(37)等——编者注）西藏的事办得好。你们闷了多少年了。你们要改革，我们就不要改，跟你们总是不对头。阿沛(38)也要改，你们两位都要改，非常不满意我们这个政策什么六年不改革，坚决反对。现在你们胜利了，我们失败了。反革命闹事，越闹越好。不因此一闹，你们这个改革就改不成。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方面，就用赎买政策。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39)，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40)。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做到。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毛泽东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毛泽东说：这几个文件请你们看一下。第一，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还有政协的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委候选人的提名方案。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的议事日程。第三，两个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候选人提名名单。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由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八届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41)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其他国务院的组成，人大常委会的组成，政协的组成，旧的大体不变，增加了一些人，这都是经过考虑的，也许有不妥当的，也许有想得不周到的，可以提意见，可以改变。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是一个大团结的会议，是一个决定方针政策的会议。我们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什么有一些右派分子选进来加入我们的领导机构呢？世界上就有左、中、右，你只有左、中，而无右，就不完全。我说还是要，要为好。各民主党派内部的关系，各民主党派与社会的关系，各党派之间相互的关系，我看现在这个气候不是一九五七年那个气候了。我们不是一棍子打死人的办法，要留有余地。

同日　下午，接受越南新任驻中国大使陈子平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是朋友，又是同志，又是好邻居。有了你们，我们就好办了，不然我们怎能这样安宁地搞建设？你们的功劳大。当陈子平说半年来越南学习中国经验，搞了一些小型水利时，毛泽东说：中国有些经验可以用，有些经验是不好的，你们不要照办。学习是可以的，要分析，要选择。有些失败的经验，你们就要避免。你们要研究苏联的经验，也研究中国的经验和你们自己的经验，运用成功的，避免失败的。任何民族、任何党都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十个指头有长有短。不过共产党、劳动党总是长处占优势，缺点是第二位。

4月16日　下午，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晚上，同谭震林谈话。

4月17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周谷城(42)谈话，并共进午餐，陈伯达、康生、胡绳(43)参加。

同日　阅国务院秘书厅四月六日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并总理、副总理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月九日关于十五省春荒情况的统计表，批示：“总理：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十五省的表，一件是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同日　阅周小舟(44)四月十四日的报告，批示：“尚昆：此件请转各地方同志。”报告说：我们日内即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执行上海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条指示。会后即可分批召开县的六级干部会议。对于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完全应该依法严肃惩处，现已处理了少数分子。我们认为不必集中在一次会议上处理，而以实事求是精神调查清楚后随即处理比较适当。至于某些不称职的干部，在公社代表大会上应该尽量改选掉。

4月18日　下午三时，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同日　晚上，同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谈话。

4月19日　阅王鹤寿(45)报送的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四月十七日关于华北地区钢铁系统五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及附件，批示：“工业界的新事。此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阅，以供参考。”报告说：到目前为止，钢、铁和钢材的计划都完成得很不好。为了把这个迫切问题直接和广大基层干部商量，以便迅速发动全体职工，扭转生产局面，我们于四月十五日起在北京召开了华北地区钢铁系统的五级干部会议，参加者有部长，司、局、厅长，厂长、矿长，车间主任，工段长五级干部一千四百人。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叶塔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王稼祥(46)、杨尚昆、刘宁一(47)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不仅是朋友，而且是同志。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共同语言——马列主义。你们看到我们的国家还是破破烂烂的，还很落后。现在已经打开一条道路，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建设一年一年地好起来。我们的人口很多，每天要吃，要穿，上一辈遗留下来的东西这么少。我们的底子很薄，建设起来需要时间，需要朋友，需要大家帮忙。毛泽东说：西藏叛乱，世界资产阶级找到了好题目。十八日，我们已经占领了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几个重要据点。广大的西藏群众同解放军站在一起，他们痛恨他们的领导者——农奴主。西藏叛乱有很多地方与匈牙利事件不同，只讲一点，即群众基础不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匈牙利事件时，群众思想混乱。西藏的农奴并不站在西藏教皇大炮(48)那边，大多数站在我们这边，同我们站在一起要求解放。当然，要消灭农奴制，进行社会改革，要向群众讲道理，这还需要时间。有这样一个问题，解放军到西藏已经九年了，西藏为什么不改革？这是我们有意的，把这块地方放慢一步，这是有计划地放慢，倒不是没有群众基础。原来讲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商量改革问题，现在他们打了炮，就把改革提前了四年。叛乱分子说西藏要求独立，而所谓“独立”，就是要把西藏给外国。叛乱分子的“民族自决”就是站到外国那边去。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西藏一共有一百二十万人，讲民族自决，是由一百一十八万人自决呢，还是由两万反动派去自决？他们要的是两万农奴主反动派的自决。我国有的少数民族过去有自己的武装。武装应该是劳动人民的武装，不是农奴主的武装。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枪从农奴主的肩上换到劳动人民的肩上。这个问题引导到一个理论问题，即阶级斗争最后总是要打一仗，要和平过渡很困难。西藏这么一小块地方，反动派只有两万人，这么少，还是要打一仗，他们要同我们较量一下。所以我同外国同志们谈话，总要讲，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在精神上解除武装，不要想不打一仗就能夺取政权。公开讲，我们要从两方面提，首先提愿意和平解决问题，和平过渡夺取政权；第二，资产阶级向我们开炮，我们就要打。这是莫斯科宣言中的提法。我们认为这样的提法好。谈话后，邓小平和巴叶塔分别代表中共和意共签署两党会谈公报。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达赖喇嘛声明(49)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50)、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出席。

4月20日　阅陶铸四月十八日关于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公社代表大会部署的报告，批示：“尚昆：请以电话告陶铸，赞成他的意见。”报告说：原计划四月下旬在潮安县搞试点，五月底把公社代表大会开完开好。后接到主席在杭州的指示，省委决定进一步加快进度，已通知各地、县，要各县立即召开一个社的代表大会，省委在潮安搞的公社代表大会试点已提前进行，这就为全省全面铺开、分批召开公社代表大会作好准备。

同日　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修改《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稿。毛泽东加写一段话：“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啊！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他要胡乔木、吴冷西对评论稿中的某些措词再斟酌修改，就当场修改经他过目定稿。他提出这篇评论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评论。

4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同日　晚八时十五分，同李先念谈话。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先念、张闻天(51)出席。

同日　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四月十八日关于贯彻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值得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参考、仿行。”并批送刘少奇、邓小平阅，杨尚昆办。报告说：江苏省的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各地都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小队为三包承担单位。群众对算账的要求很迫切，不仅要求算经济账，而且要求算干部作风账。看来，经济账必须算，思想作风账也势在必算。我们接到主席关于分批分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的指示以后，确定从四月下旬开始，各县、市分批分期召开公社党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五月底以前全部开完。

同日　阅彭德怀四月十八日报送的陈赓(52)三月二十四日关于一九五九年常规武器试制任务排队情况的报告，写批语：“此件阅过，很高兴。努力奋斗，以求实现。”报告说：据初步统计，在一九五九年需要安排试制、仿制的项目共达三百四十余项，相当于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三。其中仿制项目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八，自己设计项目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这说明我们已经开始研究、设计适合我国我军情况的重型装备，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4月22日　中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前，在怀仁堂休息室同彭德怀谈话。

4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其间，在怀仁堂休息室同周恩来、彭真、陈毅谈话。

同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目前钢铁生产问题。

4月24日　阅周恩来四月二十一日送阅的李先念四月二十日关于吕四洋渔场发生风暴事故的综合情况报告，批示：“退总理。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53)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气象预报及收音机，要认真解决。”报告说：在这次风暴事故发生后，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委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渔民情绪已逐渐稳定，生产情绪也有很大转变。预计到本月二十一日，出海渔船可占总船只的百分之七十。目前急需修船补网，所需物资，就地解决；不足部分，国务院五办、水产部协助解决。

同日　就调演豫剧《破洪州》，致信周恩来：“我在郑州看过一次戏，穆桂英挂帅，叫做《破洪州》，颇好，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54)扮穆桂英。我看可以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大代表演一次。如你同意，请处理。《破洪州》剧本仍有缺点，待后可商量修改。”

同日　为查找吴组缃(55)的一篇文章，批示林克(56)：“请你替我找《关于〈三国演义〉》的（一）（二）两节，我想看一看。”这个批示写在四月二十三日《北京晚报》第三版上，这一版登载了吴组缃写的《关于〈三国演义〉（三）》。这一部分主要就《三国演义》来谈历史和文艺的关系。文章认为，《三国演义》以“拥刘反曹”为总的倾向，把刘备和曹操处理成矛盾对立的双方。不能表面地认为它只是反映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那是历史；作为文艺作品，它实质上还反映了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人民跟统治势力的矛盾，反映了黑暗时代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爱国思想。在这里，文艺和历史必须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拥刘反曹”的倾向有正统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今天我们的历史学家要为曹操恢复名誉，但是把历史和文艺混为一谈，不承认文艺的特点，而以史家的成见来衡量文艺，这种嫌疑怕是不免。《关于〈三国演义〉》（一）、（二）分别载于四月九日和十五日《北京晚报》第三版，五月十三日《北京晚报》又登载了《关于〈三国演义〉（四）》。

同日　下午五时二十分，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六时，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同章士钊(57)谈话，并会见沈尹默(58)。

4月25日　晨六时，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致信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回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政治记者评论(59)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60)。短评(61)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的评论(62)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二十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毛泽东将这封信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毅阅看。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印度报业托拉斯关于尼赫鲁二十四日同达赖喇嘛会见前后的几次谈话的报道。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

同日　中午，同彭真、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　同林克谈西藏问题。毛泽东说：《老子》说“不为天下先”，《左传》说“退避三舍”，《礼记》讲“礼尚往来”，我们对西藏问题就是采取了这种政策。一九五六年，驻藏五万军队及工作人员撤回了三万。印度现在处境很尴尬，看看尼赫鲁何时“自起开笼放白鹇”(63)。

4月26日　上午和下午，先后两次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智利作家罗哈斯，楚图南(64)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民过去是受苦的，现在开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自己办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朋友，全世界各国的朋友。朋友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长处。中国人口多，按人口计算的生产量还很不够，比不上经济发达的国家。我们现在的情况虽然不十分好，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罗哈斯说：我在大学教了十二年书，教文学理论和智利文学，我的学生读过译成英文和法文的毛泽东诗词并进行过讨论。毛泽东说：诗词，我是业余搞的，是外行。我过去是小学教师，但没有继续教下去，因为政治局势不容许我教下去。现在回想起教书时的情况还很高兴。教员与诗人是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同日　阅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月二十三日编印的《救灾工作简报》第十七期登载的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批示：“此件发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请你们对这个问题，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报告说：河南的春荒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发展，但还有少数食堂没有吃到省委规定的吃粮标准，灾区的地、县委，正在组织干部对社员的生活情况进行大检查。河北省由于各地做了许多工作，目前春荒已停止发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缓和下来，有些地区的粮、柴、钱都相当紧张，必须加强工作，彻底战胜春荒。山东省目前各地正在抓紧安排群众生活，大部分地区农民外流现象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的春荒仍在发展。

4月27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国家机构领导人员，选出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投票后，在怀仁堂休息室同潘伯鹰、周世钊、何炳麟(65)谈话。

4月28日　晨，审阅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初稿），批示：“即送彭真同志：第二页上有一点修改。”毛泽东将初稿第二页上的“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这句话，修改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并批注：“解散政府应放在讨平叛乱之后。”同日，又对彭真送审的决议修改稿，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会议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作出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通过国务院组成人员等。

同日　为新华社撰写题为《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电讯稿。文中说：“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国境线以北广大地区平叛战斗，已经基本结束，得到很大胜利。这是当地人民群众对平叛战争热烈拥护与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两方面相结合而完成的。美国记者艾尔索普说，平叛是不行的，要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供应，道路修阻，工具缺乏，所以平叛无望。台湾反动文人头子胡适(66)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家乡安徽省徽州府地方，山不甚高，水不甚深，日本人不敢去。西藏的地形特别地高且复杂，像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只有若干小段通皮船），共产党如何能打叛军呢？”“全世界反动派，以胡适为代表，忘记了一件事，日本打中国，反革命打革命，中国平叛匪，以革命打反革命，二者完全相反，胜败判然不同。”“叛乱前，我们只有两万人在那里，分布在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中的若干要点，包括军队和工作人员在内。叛乱后增加了两个半师及一批干部，只有两万多人。连前合共五万人，合于艾尔索普认为必须要有二十万人的四分之一。干部中有近万的藏族青年干部，他们干劲十足。”“我们的印度朋友没有惧怕的理由。我们家事还忙得不亦乐乎，还有闲工夫管别人的事吗？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原则上不许可干涉别人内政。但是也请你们不要管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无益的。你嚷我必嚷，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个电讯稿当时没有发表。

同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四月二十四日关于西藏各阶层最近动态的综合报告，批示：“尚昆同志：（一）此件转发各地和各党组，如前示；（二）请送一份给尤金(67)同志转送赫鲁晓夫(68)同志看一看；（三）以上两项处理，请告刘、邓、周。”报告汇报了自拉萨平叛胜利和国务院发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以来，拉萨、昌都地区各阶层的最近动态，说：在已平叛地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改革、生产、生活等问题；在尚未平叛的地区，最关心的则是平叛问题。宗教方面，喇嘛们普遍认为大势所趋，盼望早日安定下来。

4月29日　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写一篇给省、地、县、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上午九时，为征求对这封信的修改意见，批示：“刘、邓、周、陈、林、朱、谭、彭(69)各同志：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讯》，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70)四位同志看一看，是否可行，请求修改。”三十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柯庆施、曾希圣、林铁、乌兰夫、吴芝圃(71)、周林开会，讨论《党内通信》。五月二日上午，为下发经过修改的这封信，批示：“刘、邓阅后，交尚昆同志：此件请你在今天或明天，用电话发去。再另印如前示。”并将《党内通讯》改为《党内通信》。信中说：“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这篇通信，在五月三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

同日　阅本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该报资料室编写的资料《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西藏社会制度》，批示：“乔木同志：此件可看。《人民日报》、新华社也应发表此项资料，还可说得详细一点，中外皆需要。”资料包括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形式、领主对农奴的高利贷剥削、劳动人民的悲惨境况三个方面的内容。四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国内资料组编写的资料《黑暗、落后、残酷的西藏农奴制度》。

4月30日　晨，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乌西迪克(72)率领的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黄克诚、杨秀山(73)在座。交谈中，毛泽东询问了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斗争的情况。他说：你们在打仗，在思想上必须有应付一个困难时期的准备。帝国主义是要失败的。我们打过二十二年的仗，先后打过日本、打过蒋介石，后来又同美国打了两年多，只要精神上有充分准备，是可以取得胜利的。现在整个非洲的形势对你们是有利的。法国是大殖民国家，现在正处于瓦解过程中。我们确信只要你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下去，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一定取得最后胜利。

5月1日　上午九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胡乔木参加。这篇文章的标题后来定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

同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

5月2日　为转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四月十三日关于河北省昌黎县的公社最近工作情况及问题的报告，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信中说：“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并批示：“即送刘、邓、震林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周、陈、林、朱阅。”王绍飞的报告说：目前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体制改变后，出勤率提高，但干劲不大。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是：（一）公社化以来，开支很大，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群众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二）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离实际太远，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三）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稀饭，难以支持劳动。（四）管理区的手伸得过长，抓得太死，而基本生产力量是生产队，因而也影响着生产的积极性。

5月3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稿，作个别文字修改。四日晨一时十五分，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74)谈《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修改问题。晚八时半至五日晨一时半，又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一起修改这篇文章。五日晚上，再次同胡乔木谈《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修改问题。这篇文章五月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4日　阅关于蒋介石等指示逃缅蒋军在中国边境扩大骚扰，以配合云南、西藏等地的叛乱活动的一则情报(75)，晨五时批示黄克诚：“（一）第三件情报应发给云南省委、军区并转有关地区各级党政军直至基层干部，引起警惕，准备应付可能的变乱；（二）指示云南省委、军区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糊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这则情报说，逃缅蒋军总指挥柳元麟今年二月中旬奉命赴台湾，蒋介石等亲自接见，指示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并答应增加对所部的经费和补给，以巩固和扩充实力。柳元麟返缅后积极部署，拟以云南西盟地区为重点，纠集匪徒发动暴乱。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谈会见外宾、工业生产和经济计划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出席，陈毅、杨尚昆列席。

5月6日　中午，和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和蒙古国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访问的党政、工会、文化、妇女、教育、新闻等三十六个代表团的团长和部分团员，这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也在座。在周恩来、陈毅先后发表谈话后，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他好呢，还是不怕他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今天请同志们来，讲一点我们的观点，仅仅供参考。你们来中国访问，来看我们，这是非常好的友谊，非常感谢。还有兄弟国家大使馆的同志们，也感谢你们，好久未见，趁此机会见见。中国人很多，要吃饭穿衣，这是很麻烦的问题。我们获得了相当一点成绩，也有不少缺点。对中国的事情要加以分析。我们的胜利是第一方面，错误、缺点是第二方面，都要分析。我们经验少，才开始学习经济建设。至少还要十年，再看我们的工作也许比现在做得好些。

同日　下午，同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76)谈养猪和自留地等问题，并要廖鲁言为中央起草一个指示稿。后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贺龙(77)等在中南海西楼观看中国优秀乒乓球运动员的表演比赛，并接见乒乓球、游泳、举重、田径等项目的部分优秀运动员。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农业的春播、夏收、夏种工作提出五条要求的指示稿，为指示稿拟题《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批示：“即送刘、周、朱、林、陈、小平阅，请尚昆于明七日用电话发去，另印如前示。”指示稿说：“恢复社员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这一句中的“不超过”三字后加上“也不少于”四个字，并在这一句后加写：“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指示稿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以上五条，请你们立即布置实行。”中共中央指示的五条内容主要是：一、省、地、县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五、六两个月内，以抓农业生产为中心。二、必须加强小麦后期管理，做好麦收的一切准备，保证丰产丰收，颗粒还家。三、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四、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应该并重，恢复自留地，对私人养猪要在饲料、劳动时间等方面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五、在群众中普遍传达、讨论和执行毛泽东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继续贯彻实行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把群众动员起来，迅速掀起一个春播和夏收夏种的生产高潮。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

5月7日　审阅修改廖鲁言遵照毛泽东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稿，拟题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批示：“即送刘、邓、周、朱、林阅，尚昆用电话发去，另印如前示。”“昨天同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三同志商定的。”毛泽东对指示稿中的一段话作了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又在指示稿的末尾，加写：“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指示说，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詹东·计晋美(78)及随行藏族官员，刘少奇、宋庆龄、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乌兰夫、罗瑞卿、习仲勋、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刘格平(79)、汪锋、张经武(80)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索康、帕拉(81)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82)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毛泽东说：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83)一样，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米赛(84)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85)，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86)，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87)，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赤江(88)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保留他们的生命，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他们是叛国分子。你们要同阿旺嘉措、喜饶嘉措、黄正清(89)等很好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西藏工委和军区的全部工作经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不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开支。西藏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西藏还是要收税的，谿卡、宗、基恰(90)和自治区政府的经费要由人民来维持。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你们是国家干部，不要只管西藏的事，也要关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兰州的事，关心全国的事。你们在中央有职务，经常工作在西藏，以后可以经常来北京，来一次不要久住，几个礼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来。

5月8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广东省委、河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办。”指示说：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就应当修改，不要硬性往下派。春荒尚有一个多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过去，决不要再忽视，还应当十分警惕可能发生夏荒。五月十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和转发的报告。

同日　致信周恩来、陈毅：“看此件(91)（见反面），知道松村谦三到了北京，不知是否即自由民主党反对派领袖之松村谦三，如是，值得注意和他切实谈一下，以求争取这一派。不知你们已知他来此目的、表现、要求和政治态度如何，或者你们还不知道。如有材料，请你们给我一份为盼。”

5月9日　为转发中共湖北省委五月三日关于麻城县发动群众开展算账兑现运动情况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县委的批语：“此件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为盼！”将报告题目改为《麻城县开展算账运动，干部过三关的情况》，并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报告说：麻城县万人大会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边算账，边兑现，边整边改，同时安排生产安排生活。干部作风开始转变，即过好三关。第一关是在生活上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生产上和群众共同劳动；第二关是真正退还多分多占的东西，取得群众的谅解；第三关是打人骂人者，要当众检讨，登门道歉。

5月10日　致信周世钊：“东园兄：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92)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企予望之，不胜欢迎之至！祝好！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上午九时倚枕书。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十六日，晚十一时二十分至次日晨零时三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周世钊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狄克曼、第一副主席马特恩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93)、沈钧儒、彭真、陈叔通、徐冰、张苏(94)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去年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95)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5月11日　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谈话。

同日　为转发中共湖北孝感地委关于贯彻毛泽东对农业六个问题指示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即送刘、邓阅，请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到省、市、区党委一级。”孝感地委的报告说：接到省委传达的主席指示后，各县把文件都印发到了小队。全地区参加听报告和参加讨论的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具体反映是：（一）认为说真话才有真干劲，说假话害死人。（二）生产小队干部对主席关于能包多少就包多少的指示都举双手赞成。（三）许多人认为，密植权下放，又多了一个自主权。（四）群众普遍欢迎多种，许多生产队主动扩大了种植面积。（五）关于节约粮食问题，群众反映这是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此外，还有一些小队干部和社员有顾虑，主要是怕领导干部不执行主席的指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将山东省委五月八日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的规定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山东省委这个文件规定：自留地由社员个人使用经营，长期不动；自留地标准，按人口计算，不超过人均占地的百分之五；社员不能因经营自留地影响集体劳动。

5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邓小平、王稼祥、伍修权(96)在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间有党的关系，有政府间的关系，《莫斯科宣言》把我们联系起来。我们只相信真理。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都没有见过，相信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真理。

5月14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五月十三日报送的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四月二十六日谈话(97)的答复（三稿）后，批示：“加了一段，是否妥当，请加考虑，或者会谈一下。”嘱咐机要秘书派专人于当天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传阅，准备晚上谈一下。毛泽东加写的一段文字是：“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98)，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99)，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

5月15日　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和代表，周恩来、陈毅、胡耀邦、张奚若(100)在座。首先由周恩来向客人们介绍西藏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问题。随后，毛泽东说：你们来我们国家访问，是看得起我们，是一种友谊。中国和印度吵架不过是一件小事。我们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有一千多年了，难道因为这么一个小指头大的小事情就把两国的友谊闹翻了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中国人民的敌人在哪一个方向，在西南方的印度吗？不是。我们的一切防御阵地在东方，从鸭绿江到海南岛，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美国在许多国家设置军事基地和在台湾设置军事基地的目的都是对着我们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主要矛头也是向着我们的。和印度吵架，是因为西藏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印度政府想把西藏拿到手里，形式上中国所有，实际上它在那里办事。就是这么一种情形，所以架就必吵。现在我们选达赖当副委员长，因为他有三封信。这三封信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骗我们的，我们不管，我们从表面价值接受下来，所以我们选举了他。现在我们希望他回来。他在印度发表的叛国声明，是别人给他搞的，是一个印度外交官给他起草的，也是这个人下面的人在提斯浦尔散发的。这个外交官的英文程度很高，会写英语文体式的文章，所以他用第三人称。现在他很不高兴，他说如果知道中国人喜欢用第一人称，他就用第一人称来写这个声明了。印度政府是否认的，说不是印度外交官写的，是达赖的顾问们写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怀疑，还要看一看，看以后达赖的表现如何。

同日　下午一时，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智利政界人士，周恩来、陈毅、胡耀邦、张奚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友好的。我看到从拉丁美洲、非洲来的朋友就高兴，我们比有一些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还要友好。整个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见了这些国家的人，我就高兴，我感到平等。还有非洲人也是一样。黑非洲的人皮肤颜色同我们的不一样，是漆黑的，但我见到他们，仔细看他们，觉得他们很美，黑得出油，我们见到他们是兄弟一样。当客人谈到他们当中有教哲学的大学教授时，毛泽东说：我也喜欢哲学，但我是学哲学的学生。四十年前，当小学教员。我七八岁时，相信过神。以后我相信康德的唯心论、无政府主义、孔夫子，什么东西都相信过。我崇拜过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实在太惨无人道，三座大山压在我们头上。我小学教师当不成了，就走上了共产党这条路。

同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研究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的答复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张闻天、胡乔木、张奚若、浦寿昌出席。下午六时，毛泽东批示：“总理、陈毅同志：请考虑将印外交部四月二十六日来文，我外交部五月十六日去文，发各驻外使馆，国内各省、市、区党委（西藏工委在内），另印发在京各同志如前示，使他们了解中央对中印关系的方针。另叫潘大使(101)找高士(102)同志阅读这两个文件一二遍，或径找给之。另召集兄弟国家大使在一处，向他们宣读、讲解一遍这两个文件。是否可行，请酌处。”“另叫陈家康(103)找尼赫鲁(104)大使向他宣读二文件，可缓三几天。”中国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的答复，于五月十六日正式发出。

5月17日　上午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程潜(105)、章士钊、李烛尘、金岳霖、王季范(106)谈话，并共进午餐。

同日　为转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五月十四日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给各盟委、市委、旗县委的通知，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文件有参考价值，发给各省、市、区党委阅读。”并批送刘少奇、邓小平阅，杨尚昆办。通知说：自治区党委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和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后，认为完全符合内蒙古地区的情况，各地必须坚决执行。具体规定如下：一、要尽量扩大农田播种面积，尤其是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提高总产量。二、包产必须实事求是，把指标订立在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基础上。三、要宣传集体养猪和家庭养猪并重的方针，鼓励社员户户养猪。

5月21日　阅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五月十九日编印的《简报》第四十一期登载的《目前市场的一些情况》，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阅，请书记处召集北京市委，对市场供应问题，讨论一次，如何？”这个材料反映了北京市场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二十三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北京市场供应问题。

5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拉夫斯基率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邓小平、王稼祥、伍修权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对于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像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以前没有搞过。当然，不是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是有一些经验，但是我还要说经验是不足的。这主要是指对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我们还不太懂。对于经济建设，经济规律，对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如何具体化，过去我们没有得到经验。认真地讲，是从去年起我们才抓了这件事情。许多事情，我们还正在试验。许多事，苏联办过的，兄弟国家也办过了，我们是学习他们的，但是别人的经验毕竟是别人的，自己用还要重新学。尽管我们大家在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枝叶方面，民族特点不完全相同。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过去都是干革命的，并不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例如我就不是，是教小学的，干经济工作还要重新学习。现在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还是基本上不正确，这要实践才能证明。可以肯定，要犯一些错误，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设想的。问题在于有错误要发现得快一些，纠正得快一些。如果实践证明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是靠集中领导同群众路线的结合。但做起来，有一些部分并没有办到。全国大约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强调集中领导，不强调群众路线，有命令主义的现象，这样的干部占了百分之二十五，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大跃进，有些问题是去年提出来的，不仅外国人有怀疑，有些中国人也有怀疑，我自己也有怀疑，要看一下。我们管理经济工作的，有许多级。实际办事的，只有在工厂里的同志们，其他人没有实际去做，是在纸面上工作。这个问题很大。十年之后，这个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想想看，要让这些实际办过工厂的同志们，到政治局来当委员，到政府里去作部长，这该需要多少年的时间啊。我想哪一个党都是一样，这个问题带国际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靠人力，靠手工，生产效率很低，特别是在农村。要机械化，工业也好，农业也好，要有一个过程。假如在十年之内，能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很好了。我们说用二十年的时间，包括解放后的十年在内，才能解决。这只是我们的设想，也许不行，那就再加五年，二十五年，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才开始创造这方面的经验的。有了苏联的几十年的经验，我们想我们应该时间缩短一些，事情多办一些。我们在想，可不可以快一点。这一点恐怕可以作结论了，是可以快一点的。时间缩短，产量增加，可以多快好省。当然，慢一点也可以。多快好省要得到确实证明，还要有时间，不是今年和明年两年就能出结论的，至少还有八年，总起来说，要十年时间。我们的报上，有些吹牛吹得太大，你们不要相信。我们还是办老实事，吹牛，不能算数，要亲眼看见，才能算数。我们的口号提出来以后，有许多好的新气象，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浮夸的现象，想入非非，想到天上去了。不切实际，胡思乱想，这是不好的方面。但是总起来说，提出这个口号还是好处比较多的，比不提这个口号要好。比过去所设想的，还是更加切合实际些。办事要认真，不是吹一口气吹出来的。我们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指出不切实际的、夸大的作风后果是不好的。再过十年时间，中国党，中国人民，大概可以在经济建设上得出点经验来。我国还是很落后的，问题也很多，我们有一个六亿多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可不是件小事。

同日　阅李先念五月三日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用中央名义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照办。”对报告中的“四川提出工农商并举，我认为有一定道理”这句话，毛泽东批注：“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粮食调运问题；农村夏季粮食分配问题；夏季粮食收购问题；粮食销售问题；粮食库存问题；通过公社搞好购销问题；粮食出口问题。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先念的报告。

同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开会。

5月23日　阅李富春五月二十二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和他转报的国家计委委员范慕韩等五月十六日给计委党组并李富春的信。范慕韩等的信中说：我们到江苏各地了解钢的生产情况后，感到江苏省钢铁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完成得不够好，最根本的问题是基本建设铺得太大、太多，未能集中有限的力量一个一个地上，因而六个新建钢铁厂现在都还是“半拉子”，不能开始生产。现在江苏省委对这六个钢铁厂的建设已经重新作了布置。这种情况并不是江苏省独有的，看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各省钢铁厂的建设安排，真正做到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这是保证完成今年钢产量的有效措施。李富春的信中说，我认为江苏省委决心对钢铁工厂的建设采取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合理布点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建议冶金部帮助其他有类似情况的省市也采取这一措施。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阅，请小平与陈云、王鹤寿两同志商量，用中央名义将江苏办法，通知各省、市、区仿照办理。”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将李富春的信和范慕韩等的信转发各省市区党委。

5月24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前来辞行的班禅额尔德尼进行交谈，李维汉(107)、汪锋、张经武、谭冠三(108)参加。

同日　晚上，同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109)、廖鲁言谈话。

5月27日　同林克谈话。毛泽东说：我们应当培养专栏作家和政治编辑，政治编辑应当知识比较广博和通晓大局，应该有中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110)。

5月28日　送一本范晔著《后汉书》给林克，让他研究历史。毛泽东让林克读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荀彧传、荀攸传、程昱传、贾诩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董卓传。毛泽东说，西汉高、文、景、武、昭(111)较有意思，东汉只有光武(112)可以读。

5月30日　阅赵尔陆(113)五月二十六日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的报告，写批语：“此件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例如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二月六日修改发出的那个今年计划的文件）(114)，是一个坏透了的文件，没有内部联系，没有合理论证，已经证明毫无用处。写这样文件的同志，根本不用脑筋，对于事物根本不懂，是个计划经济的外行，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法则，一窍不通，今后应当认真改正。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这类不会做工作的同志，在全国可能有半数以上。特别坏的，可能有百分之二十三十。这是一个大教育工作，期以十年，可能相当做好我们国民经济。我写这些，言重了一些，但是我认为必须说，应当说。我必须在这种时候，不怕得罪一大批同志，否则事情不好办。我不向同志们封锁我的意见，同志们对我封锁，我是大不高兴的，过去的封锁，必须改正。”六月十七日，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六月十五日印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的赵尔陆报告上，批示：“此件写得很好。除已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外，加发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和各省、市、区党委。”“刘、彭真阅后，尚昆办理。”报告讲了重工业建设中的三个问题：一、关于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问题。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脱节、失调现象，主要原因是计划指标高了。从工业方面讲，首先是钢铁指标定高了。钢铁指标一高，各方面都跟着高上去，基建盘子要得也就大了，准备数量要得也就多了，于是要的原料、材料也随着多了，运输能力也就显得不够了，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一个大协作，各工业部门都是彼此依赖、互相制约的；各个工业内部，也是环环衔接，互相扣得很紧。因此，计划的制订必须有细致的综合平衡过程。在安排生产时，根据国家需要，保证重点是必要的，但孤立地保证重点，重点也突不上去。二、工业产品数量、品种和质量的统一性问题。从当前重工业部门生产来看，这三者之间有畸轻畸重和脱节的现象，一般是重视数量而忽视品种和质量。当前是否可以这样提，即争取在一定数量基础上，要求即或少些，也要全些，也要好些。三、关于制造和修配问题。目前，设备的维修和维修所需配件的生产供应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过去制造和修配之间有脱节现象，必须加以弥补。

5月31日　阅中共河南淮滨县委、县人委关于安徽修筑临淮岗拦河水库不按批准的标准施工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河南省淮滨县位于淮河中游，地势低洼，解放前洪水为患，解放后水患解除，群众歌颂为第二次解放。安徽这次于临淮岗修筑拦河水库，不按毛主席曾经批示过的标准施工，抬高蓄洪水位，缩小泄洪闸孔，扩大中上游淹没区，使淮滨县蒙受重大损失，群众极为忧虑。报告要求严格按照毛主席批准的标准施工，并由中央主持河南、安徽两省协商解决。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阅后，送交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同志：请水利部考虑派一位副部长级、有政治头脑、又有技术经验的党员同志，携此文件去济南先找谭震林同志（谭现在在济南），同他商量一下，因为这件事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时由谭与曾希圣、吴芝圃三同志会商决定的。然后去合肥，与曾希圣同志商量一下，然后去临淮岗现地加以调查，看情况究竟是否确如淮滨县同志们所说那样，如果有必要召开会议的话，就召集两省水利厅局级或副省长级各一人，淮滨县、临淮县(115)、临淮岗水利工程局各来一二人，开会妥为解决。”

5月　审阅修改邓小平五月七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草案中的一段话是：对于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的耕地必须分给农民所有，其债务、乌拉(116)和差役应予废除。对于贵族的封建占有制也要一律废除，但在做法上应根据他们的政治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凡是参加叛乱的分子，他们拥有的耕地、房屋、牲畜、粮食和农具一律没收，分给农民，其债务、乌拉和差役一律废除。毛泽东对这一段话批注：“右派应与叛匪有所区别。叛匪中被胁从者在其回家时，应分给土地、牲畜、工具。领主、二神主、管家、旧政府官吏回家务农者，均分给一份土地和相应的牲畜、工具。”

6月1日　审阅胡乔木五月三十一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批示退胡乔木办。指示说：中央认为，解决目前的市场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压缩社会的购买力。（一）坚决压缩公用开支，紧缩集团购买力。（二）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三）按照国家计划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四）大力开展储蓄工作，动员城乡居民积极参加存款储蓄。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6月2日　阅兰州军区政治部五月二十八日转发的青海省军区海南(117)指挥部党委关于在平叛中更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报告，批示：“克诚、谭政同志：海南指挥部党委这个文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请你们用军委名义转发西藏、成都、昆明三军区党委，并转所属平叛部队党委及地方党委，结合当地情况，加以研究，采纳施行。”“此件先送少奇、小平同志阅，再送克诚办理。”报告认为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平叛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政治工作的改进，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关于平叛、生产两大工作的安排问题。目前凡平叛任务较大的地区，应以平叛为主，在此前提下安排生产；叛乱基本平息但仍有残匪的地区，应以生产与平叛并重；叛乱完全平息的地区，在抓生产的同时，也要进行平叛斗争的宣传和阶级教育，积极做好支前工作。总之，不论以平叛为主，还是以生产为主，二者都应该统一起来，互相促进。二、关于对降、俘之敌的政策问题。（一）对投诚叛匪与战场俘虏应有严格的不同对待。（二）除阴谋叛乱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般最好不捕；非捕不可时，也要明捕、少捕，减少社会震荡。（三）尽速作一次案件清理工作，将去年招降回来的或俘虏中的错捕错判者纠正过来，恢复和扩大政策影响。（四）案件检查应以改正错误、教育干部为目的，只对情节恶劣、错误严重的个别人作组织处理。三、关于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问题。广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实质上就是争取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目前必须注意：关心群众生活；加强群众政治思想工作；改善基层干部作风；允许群众进行公开正当的宗教活动，尊重藏民风俗习惯。

6月3日　同林克谈《东观汉记·梁鸿传》，讲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鼓励他不要仰仗别人。毛泽东说他给自己的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

同日　为转发中共辽宁省委六月一日关于推广黑山县“包米食用增量法”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各省、市、区党委：辽宁这个经验，可供你们研究和试行。并请你们研究，别的粮食是否也可以采用辽宁对包米那样的做法。在研究、试验和推广任何新办法的时候，一定要预先防止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并批送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彭真阅，杨尚昆办。

6月4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6月5日　下午，同陈毅谈话。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6月6日　晨，杨尚昆向毛泽东报告，邓小平不慎摔倒，右腿骨折。毛泽东说：邓小平养病期间，书记处工作由彭真主持。原定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考虑六月不开，因中央对农村和市场问题已有一些指示发下去，地方上需要时间贯彻执行，我自己也想外出一趟，摸一摸情况，可能七月再开会。请周恩来九日回北京，以便常委研究后再决定。

6月7日　上午，关于重印《逻辑指要》(118)一书并代拟再版序言一事，致信章士钊：“行严先生：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119)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年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缪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章士钊’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教安。”

同日　中午，同王鹤寿谈话。晚上，同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谈社员私养家禽和自留地等问题。

6月8日　对陈云本日下午关于因病需要休养的来信，写批语：“刘、邓、彭真、周、陈云同志阅，存尚昆处。我认为首先应坚决易地完全休息三个月，然后看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工作。职务由李、宋代理是适当的。放心休养，不要顾虑。”陈云的信中说，他因心脏病发作躺了两个星期，现稍能走动但说话吃力，医生认为要三个月才能有所恢复，他拟同意休养三个月。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职务已请富春同志代理，建委主任由宋劭文代理(120)。信中还说他准备离京休息前找财经小组几位同志谈一下市场问题与明年计划的方法问题，毛泽东批注：“说话困难，不谈为宜。”

同日　下午，听取陈正人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

6月9日　审阅陈正人根据毛泽东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会议的通知稿。毛泽东将通知稿的题目改为《中央关于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的通知》，并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尚昆用电报发去。”经毛泽东修改后的通知说：中央决定于六月十八日在上海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研究郊区农副业生产方针及如何更迅速有效地达到副食品供应自给、半自给问题以及如何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等问题，请各市委第一书记、市委农业书记及管手工业的同志一人到会。

同日　下午，同李富春谈话。

6月10日　阅兰州军区司令部六月六日关于五月份平叛斗争情况的通报，批示：“克诚同志：此件似可转发西藏、昌都、成都各地，请酌处。”通报说：五月份全区的平叛斗争中，招降和战场投降的叛乱武装相当多。这说明叛乱武装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只要我们能够抓紧政治争取工作，就能将大量叛众争取回来；对于有些叛首，经过反复交待政策，解除思想顾虑，也是可以争取其投降的。

同日　阅《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六月八日转送的江苏省涟水县一位化名“东风”的读者的来信，批示：“转寄江苏省委江渭清(121)同志一阅。”信中反映当地农村大跃进以来，干部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农民生活困难，学生生活下降，耕牛减少，肥料不足，劳动力缺乏等。

同日　阅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刊登的《柳宗元的诗》一文，写批语：“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这篇文章却无一语谈及这个大问题。此文送章先生(122)一阅。”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话。

6月11日　上午七时，阅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情况和今后安排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致信杨尚昆：“本日看到上海市委六月六日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两大问题的情况分析和处理意见，我认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文件。（一）请你即刻通知常委（不通知小平、陈云）在京各同志（共五人），富春、一波、先念、陈毅、德怀、克诚、子恢、廖鲁言、叶季壮、姚依林、程子华(123)、王震、邓洁(124)、贾拓夫、宋平、余建亭(125)、宋劭文、彭真、李雪峰(126)、刘仁、天津万晓塘、河北林铁、陆定一(127)、康生、胡乔木、陈伯达、杨尚昆、吴冷西、李锐、王稼祥，共计三十五人，请他们立即阅读上海这个文件。未发给的，请你立即发送。限于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读完，并且想一想，同自己的秘书及一二个同事谈一谈，以便六月十二日下午召集他们到会，由我主持。（二）请你告李先念同志，叫他在两日内替中央写一个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国务院各党组、党委，军委各部，工、青、妇各党组的指示，附上上海这个文件，转发他们，一律仿照执行。此转文写好先给我看一下。此信，你办完后，送刘、周、林、彭、彭、先念、陈毅七同志一阅，然后存你处。”上海市委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今年以来，上海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市场的基本情况：副食品供应去年下半年即感不足，今年春节后更显紧张。日用工业品市场基本是稳定的，但部分商品一直紧张，现在仍供不应求。上海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总值上升是快的。（二）在大跃进以后出现这样大紧张局面的原因，除了客观上存在着生产发展赶不上人民需要和购买力增长的矛盾外，还有工作上的原因：去年下半年以来，社会购买力有很大的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很不正常的；在生产的全面安排上存在着许多问题，以致一部分产品被挤掉了，一部分产品被浪费掉了；财贸工作中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点。（三）我们决定采取的措施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大搞副食品生产，力争今年有所改善，明年部分自给，后年光景更好，能更多自给；大力发展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支援全国市场需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从各方面吸收社会游资，减少市场的压力；切实加强党对财贸工作的领导。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上海市委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刘、周、彭真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中央的指示中说：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是目前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关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和分配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周、林、彭真阅，尚昆即刻用电报发去。此件是我同邓子恢、李先念、廖鲁言三人商好后，由廖、邓起草的。”指示说：为了迅速切实地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的五条紧急指示，中央建议各县用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出一张布告，把下面四件事向群众公布。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第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收获由个人自由支配。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并且奖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弃土地种竹木水果，谁种谁有。上述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家庭副业搞起来，可能同集体生产、国家的市场管理发生某些矛盾，应该通过加强对社员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正确加强市场管理和公社管理工作来加以解决。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在指示稿提出的向群众公布的第一件事“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这一段文字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力者外，要给全劳动力每月放假三至五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小时的时间。”六月十一日，中央将这个指示一直发至生产队党支部。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秘鲁议员团，周恩来、张奚若、廖承志、章汉夫(128)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他说：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中国有希望就是了。这还要靠你们帮助，靠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

6月12日　审阅李富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重新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的指示稿，批示：“刘、周、彭真、一波阅，尚昆办。”指示说：手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注意恢复和发展，这就必须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进行工作。因此，中央决定在轻工业部之下，重新建立全国手工业管理总局（和手工业合作总社合并成立），各省、市、自治区在工业厅之下建立手工业管理局，各专署、县也应建立相应专门管理机构。有经验的管理手工业的干部必须归队，以加强手工业管理机构的骨干。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彭真、李先念开会。毛泽东问李先念：市场是不是还要继续紧张下去？李先念说：应该说现在到了顶点了。

6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出席会议的是毛泽东六月十一日让杨尚昆通知的三十五人。这次会议决定，一九五九年钢的产量计划指标由上海会议确定的一六五〇万吨再下降到一三〇〇万吨(129)，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会议由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分别汇报工业、市场、农业的情况，周恩来讲话。在李富春等汇报中，毛泽东有一些插话。当李富春说工业增长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就是大跃进时，毛泽东说：农业超过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三十就是特大跃进。现在动不动就搞增长一倍，怎么行呢？当李富春说计划定稳一点，超额完成，大家心情舒畅时，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紧张了，一九五七年降下来落实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去年紧张了一年，今年没有及时降下来，现在的压缩是必需的。当廖鲁言说粮食现在包下去的是六千亿斤左右时，毛泽东说：我的意思是包五千亿斤就差不多了，今年只比去年增产两百亿斤，日子过得紧一点，不要放开肚皮吃饭，明年日子会比今年好。一万零五百亿斤是一九六四年的事。粮食有五千亿斤就好了，不要按五千亿斤安排，按四千五安排。当廖鲁言说农村主要是没有那么多劳动力时，毛泽东说：今年应该安排机器和化肥，明年要把机器解决一下。搞工业的人不要只搞工业，要支援农业，多搞一点农业机器。要把农业机械分出来，搞一个小组，由总理专管，总理管不了我来管。把农业机械和其他机械放到一起，就把农业机械挤掉了。现在要搞个机构，管机械、化肥和水利。最后，毛泽东讲话。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份，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他说：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好了。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剩下一个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农业以后不要公布产量了。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一九五六年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把一九五七年的指标降低，完全正确，不降低不好。一九五七年不降低，一九五八年不可能跃进，因为没有物质基础。要存一点力量，人也缓和一点，不要那样人为的紧张，每天那样紧张，每天完不成任务。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粮食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权力下放也是我们干的，那个时候好像是越放得多越好，现在又收回了相当一部分，人权、财权、商权、工权都要收。现在我看一直到公社都要控制。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毛泽东说：最大的胜利就是这些失败，就是这些主观主义的教训。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

6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八个国家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黄克诚出席。

6月16日　晚上，听取谭震林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邓子恢、廖鲁言参加。

6月17日　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哥伦比亚议会代表团，郭沫若、廖承志、章汉夫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有相同的地方，我们两个国家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爱好和平的。虽然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方面不同，但是我们两国人民还是可以做相互帮助的朋友。在谈到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快时，他说：过去也曾经把这看作一个问题，现在并不一定是这样。人不仅是个消费者，首先他是个生产者，生产是可以超过消费的。这个人口问题还需要研究研究。一切东西都可以有计划，为什么人口生产就要无政府主义，这不好。

同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陶铸六月十五日关于中山县社员代表大会一些情况的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刘、彭真、震林阅后，尚昆办。办后，退江青阅。”陶铸报告汇报了他在中山县参加张家边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所接触到的一些问题：（一）要解决口粮标准、干部作风等影响群众情绪的问题，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二）张家边群众对夏收后留够口粮的要求非常强烈。（三）对供给制和食堂的存废问题，必须迅即加以合理解决。今后应少许包一点，既不损害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能体现一种共产主义的互助精神。食堂问题，今天要发展家庭畜牧业，不允许社员自己回家搞伙食，是困难的。（四）由于在农业生产方针与技术措施上某些不当造成的群众对领导的不满情绪，如何加以彻底消除，是改进目前领导与群众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五）必须使体制下放彻底，给予个人一定范围内的小自由，并迅速宣布固定不变。这是目前安定农民生产情绪与提高生产积极性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同日　批示杨尚昆：用大号字印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分订为五册，分送中央一级、省市区党委一级的主要负责同志阅读，首先送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每人一份。一个月内印出。并请告少奇、彭真、恩来同志。

6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对《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的补充指示。全文如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甘肃省委和吉林省委对于中央六月十一日关于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规定，提出了一些意见，要求按照各地实际情况，在各县出布告时允许作某些改变。中央认为这是可以的。中央认为只要不违反六月十一日指示的根本精神，应当允许各地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作出适当的修改。”次日晨三时，批示：“即送刘、周、彭真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子恢、震林、鲁言一阅。”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智利共和国前副总统贝特雷加尔和夫人，张奚若在座。贝特雷加尔说他这次来中国，主要是为了建立智中贸易，其次才是旅行。毛泽东说：你把这件事做好了，是很好的事情。现在在贸易上开了头，以后就好了。在贸易上开了头，不仅对智利，而且对中美洲、南美洲各国都有影响，我们希望同这些国家发展文化、贸易关系。

6月19日　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关于报刊宣传问题(130)。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张闻天、廖鲁言谈中缅边界问题。

6月20日　晨，阅新华社六月十八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〇一期刊载的《广东水灾继续发展全省工作中心转入抗洪救灾》和《广州市人民极度关心汛情的发展》两篇报道，批示：“乔木、冷西同志：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报道说：广东省遭遇解放以来最大的洪水，灾情严重，损失巨大。抗洪救灾，已成为广东省一切部门的中心工作。省委要求一切部门像过去对待战争那样对待这一工作，人员、物资调拨都要服从救灾需要。广州市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已用实际行动来支援灾区。

同日　阅李先念转报的张体学(131)六月十六日关于小麦入库、分粮到户及抓手工业等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批示：“此件请尚昆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研究。粮食要分到户。另要大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恢复手工业。”张体学在汇报中说：湖北的小麦已快打完了，入库进展不算很快，正在抓。粮食以人分等定量到户后，情况大变，小队干部和农民欢天喜地，大队和公社干部仍有少数思想不通。现在省委的决定直接与群众见面了，可以办得通。渔民已经归队不少，一些河湖里开始有人捕鱼了。抓了一下手工业之后，产品有所增加。

同日　阅洪学智、张国华(132)六月十五日关于西藏山南的情况给中央军委并黄克诚的报告，批示：“此件请尚昆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各军区。另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山南是西藏地区靠近边境的一个农业区。寺庙、贵族、政府三大领主除通过占有土地进行剥削外，还以各种不同名目向群众掠夺。二、目前在山南流窜的叛乱分子约一千多人，主要是从外区逃来的和本区少数坚决与我为敌的骨干和坚决分子。三、山南群众总的情况是好的，能积极支援平叛，进行生产。四、根据当前叛乱分子活动情况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目前清剿的方针应是放手发动群众，政治争取结合军事打击。

同日　下午，同赵尔陆谈话。

同日　晚上，听取彭真、胡乔木、吴冷西汇报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报刊宣传问题的情况。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

6月21日　晨一时，乘专列离开北京。上午九时到达邯郸，在专列上同中共邯郸地、市委书记谈话。下午三时到达郑州。毛泽东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同意这个提议。

6月22日　晨六时半至上午九时，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133)谈话。毛泽东说：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去年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起热，一热就充公。有一些所谓“观潮派”，其实不是观潮派，他是老实人。那些人比我们厉害，他们说这样吃不行！这个教训大啦，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公社教训就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脱离群众，刮“共产风”。哪一件事情触怒了群众呢？就是刮“共产风”。“共产风”刮过来容易，刮回去就难。你们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不要用不退就撤职的办法。粮食，今年的吃法、收法、管法、用法，都不同了。收要精收，颗粒还家；管是分散管，农民个人的由他家里自己去管；吃法就是以人定量，自愿参加，完工吃饭，旷工交钱，吃饭不要钱同吃饭要钱相结合。要抓紧，明年的春荒能够避免就好了。当河南省委负责人说由于挖河，修公路、铁路，搞基本建设，耕地面积减少了时，毛泽东说：河不是每年都要挖，公路将来会更发达，工厂占地、房屋占地还会要多，所以一方面是广种薄收，同时要注意精耕细作，重点放在大面积高产上，不要放在少数“卫星”。综合平衡这个思想要普遍提倡。农业里头，有粮、棉、油、麻、丝、茶、果、菜、烟、蔗、药，这十一样要综合平衡，都要有一点，一个县要都有这些，至少一个专区得都有这些。总而言之，你们去搞综合平衡。这是讲农林牧副之农。至于林，无非是有计划地来造，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牧也多，马牛羊，鸡犬豕，还有骡驴，要来他一个综合平衡。此外还有个副业。要抓小集镇和城乡商品交流。搞点自由市场，开头难免混乱一下，无非是有黑市，高价，也没有什么可怕，然后来一个适当的管理。现在搞得这样死，不论哪一个省，公社化以后，小东西买不到了。家庭副业，生产队搞的手工业，县城以外的小镇要活跃起来。省和县都要把手工业搞起来，把小市场恢复起来。工业方面是，一个综合平衡，一个品种规格，一个质量，一个管理。综合平衡，就是工业方面的“农林牧副渔”。你要搞钢铁，不能只看到小高炉、小转炉，要看到炼焦炉。不搞好洗煤，炼焦，质量没有法子提高。我们搞了十年，八年有综合平衡，第九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忘记了，现在又恢复了。钢的产量指标，上海会议以后，到北京就落实了。为什么落实了呢？没有那么多东西。回头一想，才晓得缺哪一样都不行。明年这一年跃进口号是不是放弃？明年这一年要着重在品种、规格、质量。数量也是重要的，但着重之点要放在品种和质量，缓过一口气来。去年把材料用光了，没有后备了，今年的头一个季度应该把指标放低。有鉴于此，明年第一季度指标要低。过去的雄心太大了，其志可嘉，就是办不到。明年恐怕要来一个“马鞍形”，所谓“马鞍形”，还是要增加，不是不增加。有些省比如河南、安徽，一般说来是工业不发达的，现在已经是很快了，太快了，我看不巩固。不许有计划外的，不管县的工业，还有什么工业，都要纳入计划。我们批评过“马鞍形”，那一年犯的错误主要是反“冒进”不妥，不是基建计划缩小不妥。这两年稳步前进，好像造房子一样，把地基筑稳固一点。权力下放太多了，有四个权要收回来，收到中央和省，一为人权，二为财权，三为商权，四为工权。比如人权，增加多少工人都由中央、省市控制，都要有计划，像去年一年增加两千万，那还了得？我讲的四权，是讲国家，至于集体，它那个所有权就是基本的队有，部分的社有，生产权是在生产小队。我看还是十五年或者少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过英国，还提这个口号。主要工业产品不只是钢这一项。过去本来很适当的口号，现在不灵了，好像十五年赶上英国不过瘾。还有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好像也不过瘾了。要开关于多种经济的会议，首先是农林牧副渔的，每一类究竟有几项，开个单子，作点规划。经济工作的确是要搞细致一点，要各方面都考虑到。过去一年我们的缺点，就是往往搞了一面，把另一面，或者几面，或者几十面，都忘了。

同日　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离开郑州。晚上九时半到达湖北应山县（今广水市）广水镇，在专列上同前来迎接的王任重谈话，谈到农业的综合经营和发展速度问题，粮食问题，党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的问题等。

6月23日　晨一时，乘专列离开广水。六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

同日　下午，在王任重陪同下，游长江。游泳后，在船上同王任重谈话，谈到读书、谈心、想问题，还谈了形势和任务。

6月24日　晨七时，在王任重陪同下，乘专列去长沙。途中同王任重谈话。毛泽东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在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后，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来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他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134)。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当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时，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

同日　下午二时半，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周小舟、周惠、胡继宗(135)等谈话，罗瑞卿参加。随后，游湘江，并登上橘子洲。来到橘子洲头完小，在操场上和围拢来的小学生一起照相。

6月25日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从长沙到达湘潭，换乘汽车于晚七时左右到达故乡韶山，住韶山招待所（今韶山宾馆）。一路上，毛泽东对陪同的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等谈起他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在招待所院子里，谈到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晚饭后，同王任重等谈起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他说：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散去。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

6月26日　晨五时，径自朝招待所附近的小山上走去，来到父母亲墓前。接过身边工作人员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神情肃穆，敬献在墓前，三鞠躬，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当地干部问要不要把坟墓修一下，毛泽东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返回招待所的途中，看望亲友，看旧居，又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上午八时回到招待所，对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同日　下午，到韶山水库游泳。游泳后，来到毛震公祠三鞠躬，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晚上，请乡亲们吃饭，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饭后，同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谈话，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又说：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

6月27日　中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午饭。下午一时，乘汽车离开韶山，经宁乡回长沙。途中，两三次下车同群众交谈，了解基本核算单位、口粮、密植等问题，又在橘子洲下水，游湘江。

同日　晚上，在长沙会见程潜、唐生智、周世钊等，柯庆施、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谭余保(136)、周惠参加。

6月28日　从长沙给在武昌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在庐山召开会议的具体问题。同周恩来分析党内的思想情绪，认为人们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同时提出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毛泽东说他选了一些供讨论用的题目，周恩来作了补充，意见基本一致。

同日　下午二时，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同周惠谈话，并让周惠在湖南省县委书记会议结束后上庐山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

同日　下午四时十分，乘专列离开长沙去武昌。途中同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谈话，内容包括要从困难处着想，学会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钢和粮食指标，公共食堂等问题。

6月29日　晨一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同日　下午，在武昌“江峡”轮上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137)、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田家英出席。毛泽东在会上讲话(138)，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十四个问题。这十四个问题是：一、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给县、社干部另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和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

6月30日　下午一时四十分，乘“江峡”轮离开武昌。晚十一时半，到达九江。同船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等。在船上，曾同王任重、田家英谈话，谈到密植、食堂、农业劳动生产率等问题。

6月下旬　作《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在这首诗的前面，毛泽东写有小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6月　阅新华社六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八八期，写批语：“退江青。此期我已全部看过。第一条新闻，你可以看一看。”第一条新闻是《目前急需做好煤炭生产的准备工作》。这条新闻说：据记者从煤炭工业部在抚顺召开的现场会议上了解，生产准备不足，是当前煤炭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生产准备落后的原因，除生产成倍地增长，给掘进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外，主要是领导思想上有重采煤轻掘进的片面观点，致使采掘不平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其次，违反技术政策，乱采乱掘，工程质量降低，巷道失修，对生产准备工作影响也很大。

同月　阅李先念六月十一日关于一九五九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情况的报告。对报告中的“今年全国工农业生产还在继续大跃进，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市场供应方面，不论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情况都是比较紧张的。几个月来根据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全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在日用工业品生产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好转”这段话，毛泽东批注：“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

同月　阅新华社六月十六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九三五期刊载的第一条新闻《印新处报道印度和尼泊尔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是由印度总理和尼泊尔首相六月十四日在加德满都发表的。对联合声明中的“总理和首相还确信，为了和平的利益以及为了民族的和人类的进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受到另一个国家的统治，殖民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都应该结束”这句话，毛泽东写批语：“尼泊尔不满印对它的控制，在这里，印度方面似已作出了一种让步，以便拉住尼泊尔。”

同月　阅新华社六月十八日编印的《东南亚和中近东情况》（《参考资料》专辑）第十八期，批示林克：“有两三条日本消息，值得一阅。”两三条日本消息，指《〈香港时报〉评日本地方选举》、《美报掩饰日反动势力在地方选举中的失败》、《东京裁判所对砂川事件的判决鼓舞了人民斗争》。第一条消息指出，这次选举结果显示日本保守势力有“退潮”的象征，日本舆论对选举中违法和贿选现象层出不穷极为不满。第二条消息说，《纽约时报》发表一篇社论，吹嘘日本反动势力的“胜利”，掩饰其在地方选举中的失败，为美日反动派打气。第三条消息说，《日本新闻周报》发表文章，指出东京地方裁判所对砂川农民为反对扩大美军基地举行游行示威这一事件作出“美军驻扎在日本是违反宪法的”判决，大大鼓舞了日本人民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7月1日　晨，在九江下船登岸，乘汽车上庐山，住180别墅（美庐）。

同日　上午，同林克读英语。其间谈到李白的诗《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和苏轼的诗《题西林壁》。

同日　下午，在庐山住处同李先念、李井泉、欧阳钦、赵尔陆谈话。

同日　作《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7月2日—8月1日　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称庐山会议。

7月2日　下午，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杨尚昆出席。会议研究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除在六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十四个问题外，又增加了四个问题，共十八个问题。增加的四个问题是：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协作关系问题；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商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讨论以上问题，然后再开两三天大会，通过必要的文件。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讲话整理稿的主要内容如下：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二、形势。国内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139)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三、今年任务。四、明年任务。五、四年任务。（这三个问题，毛泽东是合在一起讲的——编者注）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这种占多数。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今后钢的产量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十、体制问题。“四权”(140)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不可过活。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十八、国际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

同日　庐山会议印发《讨论问题》（共十八个问题）和分组名单，分为六个组：华北组，华东组，华中、华南组，西南组，西北组，东北组。华中、华南组组长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其他五个组的组长分别为该协作区的主任林铁、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欧阳钦。

同日　批示林克：“《草字彙》，清人石梁编，集汉章帝以下八十七家草法。请林克嘱北京搜购一本，送此。”

7月3日　晨一时，阅李先念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141)后，批示：“此件阅过，有所修改，是一个好文件。请先念再打清样，校对勿错。改处有错误时，请先念动笔改正，我不看了。然后送交刘、周、朱、谭震林、彭德怀、胡乔木六同志阅过，交尚昆印发庐山到会各同志，另用电报即发各省、市、区党委。勿误为盼！”并为中央起草通知：“中央批准李先念同志领导在上海召开的关于彻底解决副食品问题及手工业问题的会议的报告(142)及代中央起草的指示，现在发给你们，望你们彻底遵照执行。先发副食品指示，后发手工业指示(143)。”毛泽东对李先念起草的关于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作了修改。将指示稿中的“大中城市党委，对于郊区农业生产，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必须实行工农商并举的方针。既要管好工业（这是城市的重点），也要管好农业；既要管好生产，也要管好流通”这段话中的“必须实行工农商并举的方针”，改为“必须实行农工交（交通）商四项并举的方针”，并在这段话后加写：“为要流通，交通运输必须相应地办起来。城市当然以工业为重点，但现在是处于副食品严重不足的时期，必须强调郊区的农业。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将指示稿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肉吃，有鱼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点，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点”这段话，改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毛泽东的批示、起草的通知和上述指示、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晨一时半，对已印发会议的《讨论问题》（共十八个问题）作修改后，批示杨尚昆：“此件再印，换发，原发件收回。”毛泽东这次修改，将题目改为《庐山会议讨论问题》，增加了一个问题——“团结问题”，对原有的某些问题补充了一些内容。修改后共十九个问题：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的任务。四、明年的任务。五、四年的任务。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十二、公社食堂问题。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十四、三定政策。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十九、国际问题。

同日　下午，同聂荣臻(144)、曾希圣、江渭清、江华(145)谈话。

7月4日　就中共中央宣传部六月二十九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四十七期刊载的《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的材料(146)（该刊第二至七页）和《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一文(147)（该刊第八至十三页），批示杨尚昆：“第二页起一篇，第八页起的一篇，共二篇，请即印发各同志。这两篇分开印，不要连在一起。”这两篇文章分别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周恩来七月三日送阅的《一个“普通农民”给毛主席的信》及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写的注。周恩来在附信中说：“建议将这一封信及记者注印发到会同志。如同意，请批示尚昆办。”毛泽东批示杨尚昆办。这封信反映了中共桐庐县委领导在虚报产量、包产不落实、不顾粮食短缺强迫恢复食堂、不顾耕地情况盲目强调多种番薯等问题上的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和虚报浮夸。新华社记者写的注说：具名“普通农民”给毛主席写这封信的，是桐庐县新登公社人人叫好的一个生产队长卞竺生，他最近两年所受的待遇是不很顺当的。他原是浙江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去年下半年改选时，县里没有提他的名，原因是“右倾保守”。最近县里看他去年工作出色，并不是右倾保守的人，所以他又选上了县党代表大会代表。

7月5日　晨，为印发陈国栋(148)七月四日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和李先念七月五日为报送这个报告给毛泽东的信，写题为《粮食问题》的批语。批语指出：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陈国栋报告说：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收支计划，上海会议已经作了初步决定(149)，但是经过我们反复研究以后，觉得销售指标偏大了一些，需要作一些调整。我到庐山以后，听了先念同志传达主席对粮食问题的指示，得到很大启发。报告对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分配问题和收支计划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征购指标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虽然不小，但是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销售指标九百七十五亿斤则偏大了一些，需要进行调整，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毛泽东的批语、李先念的信和陈国栋的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张闻天六月二十七日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的发言纪要《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批示：“印发各同志，很可以一看。”发言纪要共四个问题：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问题；二、对于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间路线的问题；三、关于美英对外政策的变化的问题；四、关于总的形势问题。发言纪要说，“在西方许多共同利害问题上，英国同美国是一致反对我们的”。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加写一段话：“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甚至是某几个极重要问题上，英美并不是一致对付我们，而是有严重分歧的。例如，打第三次大战问题，英国十分怕打，美国则有一部分人似乎有些想打。例如，英国对苏联较美国为接近，这是因为西德攻击英国很凶，美国挤英国地盘又相当利害的原故。例如，在两个中国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而对于如果美中两国因台湾问题发生战争的话，英国是坚决反对的。”毛泽东的批示和张闻天的发言纪要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六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一二四号刊载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印发各同志。”材料说：据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和海南军区政治部报告，有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表示抵触和不满。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认为经济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听了国内经济情况解释后的综合反映的材料，批示：“此件请尚昆印发各同志。”材料说：国家机关各部和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党外人士在听了中央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解释当前国内经济情况指示的传达报告后，大多数人认为报告做得及时、正确、有说服力，解决了思想问题，相信党和政府的解释，认为当前的困难是暂时性的，是可以克服的。但也有少数人对于这个解释，仍有怀疑和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在：（一）对去年大跃进仍有怀疑。（二）认为去年全民炼钢的口号不正确。（三）认为去年的群众运动有偏差。（四）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速度太快了。（五）对物资出口表示不满意。（六）对市场供应紧张的原因有一些猜疑。（七）对宣传解释工作有一些意见。（八）对现行政策提出一些疑问。此外，也有人对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缓和当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章士钊七月三日关于刘柏荣(150)未能进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一事的来信，批示：“井泉同志：信三件(151)，请看一下。回去，着四川文史馆负责人认真处理一下。如无大不妥处，宜予吸收，使其整理所学，较为有益。如何，请酌办。”

同日　下午，游览庐山仙人洞。

7月8日　批示林克：“请找一本袁枚的《子不语》，及《两般秋雨庵随笔》（忘作者名）(152)，交我为盼。”

7月9日　晚八时，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九时余，在庐山住处会见贺子珍。(153)

7月10日　下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会议，各组汇报讨论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康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以及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出席。毛泽东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关于形势问题，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154)，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对这些党内外的议论，我们应该怎么看法？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特别是公布了四大指标，自己设个菩萨自己拜。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万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准备留他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关于总路线，他说：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跃进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夸大。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关于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他说：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站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北戴河会议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人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讲这部分问题，讲得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的确在跃进中有很大的虚名。关于片面性问题，他说：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破坏是暂时的，但建起这些厂子从长期看是起作用的。）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中央和地方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来说也是好的。他说：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湖南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关于报酬问题，他说：要按劳付酬。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革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建设也要有先锋分子、积极分子。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关于宣传问题，他说：什么时候转，如何转，还要讨论一下。有人提出上海会议是一个机会，可以转，但那时指标很难说，改了还会被动。是否这四个指标索性就不讲，明年腰杆子硬起来再说。实际工作上我们逐步采取措施，取得主动。

同日　指示由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五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庐山会议纪要（后定名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编者注）。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报告说：全省整社算账工作已基本上结束。通过算账，落实了公社的管理体制，进一步体现了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政策，改进了干部作风，更加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整个农村呈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出现了新的生产高潮。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农业部党组六月二十九日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予以讨论。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报告说：一九五九年夏粮播种面积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一亿二千多万亩，使夏粮总产量受到影响，全国小麦总产量预计七百亿斤，加上夏季杂粮产量，共约八百五十亿斤，这个数字与一九五八年夏粮的实产数相等或略多一些，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约百分之五十，这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够连续跃进。力争一九六〇年小麦总产量突破一千亿斤大关，争取一九六〇年油菜籽产量三千六百万担至四千五百万担。要求各地把今年秋后播种冬麦、杂粮、油菜籽的计划确定下来，面积和产量都要落实到包产单位。当天，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三十日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报告说：现在全省城市和农村共有常年性的公共食堂二十八万多个，每个食堂平均一百六十二人，大部分地区食堂的规模是适宜的，一部分规模较大的还在继续调整。现在，除伙食供给制和粮食供给制以外，有一部分基本核算单位采用了半伙食供给制、半粮食供给制和工资加照顾等形式。报告列举了食堂的八条优越性和提出进一步办好食堂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陆定一报送的《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目录草稿和他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陆定一信中说：县级主要干部读的三本书中的《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现已编好目录草稿。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二万三千字，第二方案三万二千字。现将两个方案的目录草稿送上，并附“党的总路线”，“刘少奇同志论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论党的群众路线”三段文字。建议发到会各同志征求意见。

7月11日　晚上，同周小舟、周惠谈话，其间李锐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主要有：（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155)。（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干部会像蒋干一样抱怨，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7月12日　下午，到庐山水库游泳。游泳后，同王任重一起回到住处，谈到《红楼梦》时，毛泽东说第二十八回中贾宝玉唱的那首小曲，是《红楼梦》的主题歌。

7月13日　晨，就起草庐山会议纪要的有关问题，致信杨尚昆：“五人起草小组，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156)、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同志，成为十一人小组，先议两天，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157)，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十一人小组起草文件（名曰‘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此信收到，今天上午立即开会动手实行。请少奇、恩来二同志到会，看此信，请他们二人加以考虑，是否同意。如果同意的话，立即施行。”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名干部七月四日关于山东日照县农村情况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来信说：山东日照县去年的“共产风”刮得不大，大跃进使这个县的面貌焕然一新。去年农业大丰收，家禽家畜也大量增加。目前群众的生产劲头很足，已掀起了夏季生产的高潮。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生产小队都经营了不少菜园地，充分供应社员的需要（食堂食用）外，还可以出卖一部分。夏收后，绝大部分生产小队实行伙食供给制，食堂没有垮台，但也有个别的办得不够好。这里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关于自留地的指示，直到现在还没有分给社员自留地。（二）夏季口粮还未全部分配到户，不少地方是分到食堂。（三）群众养猪的积极性很高，但对长期吃不上肉不满意。（四）县、社干部认为现在的文件、会议太多，没有时间下基层，学习时间很少，无法提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封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7月14日　下午，收到彭德怀本日写的来信。

同日　《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这个文件包括十二个问题：一、关于形势和任务；二、读书；三、宣传问题；四、综合平衡问题；五、群众路线问题；六、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七、体制问题；八、协作关系和协作区的问题；九、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十、过日子问题；十一、公共食堂问题；十二、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随后会议对这个文件的讨论中，意见较多的是第一部分“关于形势和任务”，有的认为成绩讲得不够，有的认为缺点讲得不够。

7月15日　阅中共陕西省委七月七日关于工农商交协力解决市场问题会议的报告，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印发各同志参考。”在报告中的“这次会议上，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工农商交共聚一堂的机会，除各按系统制订计划外，又随时进行互相衔接，综合平衡”这句话中的“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工农商交共聚一堂的机会”后，批注：“（毛注：各地都应当这样做。）”报告说，为了迅速改变目前市场供需关系紧张的状况，我们最近召开了县以上工农商交四个方面人员参加的市场问题会议，解决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基本上解决了工农商交各个方面在会上暴露的各自的和相互间的矛盾，明确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二）解决市场供应紧张的根本关键在于增加生产，增加商品的供应量。因此会议用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来落实工业生产计划、农副业生产计划、商业收购计划和交通运输计划。在落实计划中，一是抓思想认识的提高，一是抓综合平衡。（三）我们相信只要上上下下、工农商交各个方面都能认真执行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增加生产和商品供应量，压缩社会购买力，改善经营管理，目前市场紧张的状况，在不要很长的时间内，是可以基本上缓和下来的。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16日　为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的来信拟了一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这封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于十七日发给与会者。彭德怀的信分为两个部分，“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和“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着重讲了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信中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彭德怀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他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彭德怀在信中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说：“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同日　晨六时，就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信中说：“建议北京来的同志参加各大区小组的，即日改换一下，例如：参加华东小组的，改为参加中南、华南联合小组或他区，参加西北小组的改为参加华东或他处，如此类推。今日立即排出一个新表，明日起，照新表办事。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至于各区省委书记，是否也应有一部分人（例如一半或三分之一），也照此样，改入他区，以广见闻，请你们酌定，我无定见。是否由你们找各大区区长及中央少数同志，座谈一下，以利决定？谈一个钟头就够了。”

同日　晨七时，关于请北京的彭真等来庐山参加会议，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信中说：“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158)，若干部长，三委(159)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主持北京的工作，则由此间调动几位同志回去，或以在京二把手顶住几天。以上请酌。又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则不要来。(160)此点亦请酌。”

同日　下午，刘少奇、周恩来召集协作区主任开会。刘少奇说：下午政治局常委碰了头，决定把小组重新编一编，把原来的按地区编组改为混合编组，编为六个组。(161)同时中央已通知北京再来一些人，把会议提出的这些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大家可以按会议纪要草稿来提意见，把问题展开来说，取得思想一致。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总的来讲，我们对过去几年工作的总的估计是得多于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偿失，应该承认这一点。二、总的来讲不能泄气，要鼓干劲。当然有一部分气要泄，一部分基建项目要下马，这就要泄气，这部分气非泄不可。三、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四、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刘少奇在会上说：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同日　阅兰州军区政治部七月十日转发的骑兵第一师六月份政治争取工作的简要总结，批示：“彭德怀同志：此件好，应发各剿匪区照办。特别是昌都区极需要此种作法。如同意，请交尚昆办理。”总结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班玛地区六月份的政治争取工作，阵势大，力量强，取得了较大战绩，叛乱武装归降与日俱增，干群信心越来越大。二、政治争取工作，除宣传和体现党的政策外，还注意对叛乱武装施加军事压力，以利政治争取；同时争取反动头人投降，加速瓦解叛乱武装。三、在执行党的平叛政策上，还存在着部分干部对党的关于投降人员不杀、不判、不关、不斗、不咎既往、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有怀疑，对投降人员看法不正确，以及对待俘虏与归降人员的界限分不清等问题。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总结转发给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省委，西藏工委并兰州、成都、昆明、西藏军区党委。

7月17日　下午五时，同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我讲了现在实际上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头子就是我。他还谈到经济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好。当田家英汇报四川省搞过分密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提倡过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谈话后共进晚餐，至晚十时结束。

同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六月三十日关于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给中央的报告和周仁山(162)六月二十九日关于边境工作的意见给西藏工委的报告，批示：“此两件印发各同志一阅，可以知道一些西藏的情况。”西藏工委的报告说：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经中央批准的西藏工委关于当前平息叛乱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而召开的，同时要对当前农村工作、牧区问题等方面的若干政策作出决议，然后公布执行。开会前张国华已同班禅、阿沛等开了四天小会，并进行了个别谈话，就若干政策原则反复地充分地协商。班禅等都同意西藏必须进行改革，在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上他们反映了不少具体情况，提出了若干意见，也讲了不少心里话。通过交谈和酝酿，最后在政策原则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给大会通过决议打下了基础。周仁山的报告说，他与江孜、日喀则分工委一起召集有关干部研究了边境问题，大家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边防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加强控制，打击叛匪，稳定群众，缓后一步再考虑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对黄克诚七月十三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拟题为《黄克诚同志一个建议》，批示：“印发各同志。”黄克诚在信中说：第一机械工业部管的工业生产品种太多，任务太重，我感觉确有顾此失彼之趋势。为减轻一机部负担和二机部有事可干，我建议把航空工业和无线电工业两部分交二机部管。毛泽东的批示和黄克诚的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彭真、黄克诚等到达庐山。

7月19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六月二十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四十五期刊载的《否定和怀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的材料，将题目改为《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并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研究。”这个材料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干部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一些看法：一、否定去年大跃进。认为工业上全民炼钢是得不偿失，农业上粮食不够吃，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党的威信不如过去高了。二、工业跃进了，农业没跃进。认为“工农业没有并举”，国家“重视工业，轻视农业”。三、政治跃进了，经济上没跃进。特别是对“以钢为纲”的方针有看法，认为炼钢算政治账可以，算经济账就不行了，其害处是：影响了秋收，影响了工业生产，国家赔了二十三个亿。四、认为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带来了副作用”。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七月二日报送的《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的报告，将题目改为《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并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研究。”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在与我国有工作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这些议论的基本特点是抛开问题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的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但也有不少干部听了这些话后，表示怀疑或有不同的看法。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建议领导上考虑是否有必要由中央或外交部向兄弟国家党或驻华使馆作统一的说明和解释。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刘少奇同胡乔木谈话，让起草小组按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精神，修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刘少奇说：不少人对成绩讲得不够有意见，那就多加一点，讲充分一点。但缺点一定要讲透，要讲得深刻一些，更有说服力一些。

7月20日　晨，在庐山住处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我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同日　下午，由王任重、杨尚昆陪同到九江下水游长江，晚八时回到庐山。途中，王任重向毛泽东谈了会议讨论中的一些情况。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集各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林铁、张德生、陶铸、王任重、欧阳钦开会。毛泽东讲了不要怕别人批评的问题。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表示不赞成。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163)

7月21日　阅彭德怀七月五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七月四日关于军事工业原材料问题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是一个重要建议，应当予以处理。”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国防工业的发展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是原材料的数量、品种、规格的保证问题。形成原材料紧张的原因，主要是金属材料数量增长快而品种发展慢，非金属材料在数量与品种方面都较薄弱。因此，我们建议国家的原材料工业在继续提高产量的同时，挪出一部分力量，积极发展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品种和规格，提高质量，弥补空白。在基本建设上同样要贯彻大、中、小企业结合的方针。只有加速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快更好地解决供求矛盾。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李富春七月二十日报送的国家计委商业计划局七月九日《对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市场形势的估计和一九六〇年的展望》的报告及附件《关于明年的购买力与商品供应问题的试算材料》，批示：“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并应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在中央发出六一指示和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手工业生产会议之后，市场全面紧张的状况即逐步停止发展。现在压缩机关、企业、团体的购买力已见效果，商品供应状况开始好转。（二）明年的市场情况决定于今年的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生产的全局是好的。这样明年粮食有可能避免出现类似今年上半年的那种过分紧张局面，但棉、麻等轻工原料的供应估计仍比较紧张。副食品、手工业品的情况则会比今年大为好转。（三）对稳定今明两年国内市场的几点建议：1．大搞野生植物和代用品的采集、收购工作。2．充分地合理利用废次钢铁。3．继续抓紧进行副食品的增产工作。4．继续提倡节约。5．继续控制社会购买力。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及附件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讲了十三个问题。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是看到的。二、想讲一讲缺点。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点，我讲多一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记录》上讲的三点(164)我也同意，但可以具体一些。三、缺点产生了什么后果？指标太高，要求太急，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发生了经济上一系列的问题。“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强迫命令、浮夸虚报所造成的损失也相当大。四、对缺点的估计。同意《记录》所说缺点是局部的，暂时的，有许多是难免的，纠正得快。但是纠正缺点，把比例调整好，需要相当时间，可能有些东西还看不到。还有决定是很正确的，不一定一下子贯彻得好。五、缺点产生的原因。同意《记录》的意见，主要是缺乏经验。作为研究总结经验，就不能以此为满足，重点应该是从思想作风、思想方法上去寻找原因。六、主观主义、片面性、违反客观规律问题。好大喜功是好的，但也要合乎实际，否则欲速不达，好事变成了坏事。定指标不能凭愿望，想当然。一千三百万吨钢的指标是否行，我看也还有问题。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是对的，但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光挂帅不行。要会算政治账，一定也要算经济账，这是统一的。八、关于三种所有制的关系问题。现在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个人意见，取消吃饭不要钱，扩大社会保险。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贯彻不了。九、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说服不能压服，要欢迎提反面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光是不怕杀头不行，问题还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我们当权的政党，不要怕没有人讲共产党英明、伟大，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十、缺点讲透很必要。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者已经改正，就可不必讲，这不对。深刻的经验要严肃对待，认真总结，缺点经常讲，印象才会深，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不会的，因为人家不服。十一、光明前途问题。这是不成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主席讲“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对其中的“问题不少”一句要特别重视。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彭德怀同志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个别的说法，说多一点说少一点关系不大。他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个问题不说更好一点。他说“把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一个时期，这样讲问题不大。十三、大跃进的成绩与缺点问题。成绩与缺点是客观存在的，说多说少，关系不大。我讲的缺点较多，目的是为了总路线，为了更好地跃进，并非怀疑派。

7月22日　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半，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谈话。

同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七月九日报送的阿里分工委关于接管原噶本各级政权工作的综合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读后可以知道西藏极西部阿里地区一些情况，很有益。”报告说，阿里地区接管旧政权的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解散和接管了原噶本政府和四个宗级政权四个世袭本堡。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23日　上午八时，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话坏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所反映的。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165)。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不能性急，要有步骤。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到春节前后，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共产风”。对“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他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说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要听人家的意见。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毛泽东说：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所以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毛泽东说：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食堂，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食堂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不可不散，不可多散。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166)，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办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他说：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曾经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〇七〇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会议上有同志建议搞到公报上，也觉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去年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计委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着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当然，也不要太急，太急了也不行。毛泽东说：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的，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中级党校的那些意见就是驳。一个是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次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还有总路线，是虚的。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没有完全失败，也不是大部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搞六百万吨，我是全国搞一〇七〇万吨。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

同日　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修正草案）》的第一部分“关于形势和任务”，批示：“立即印发。”二十二日，彭真主持讨论这一部分稿子，会上有三种意见：一、认为缺点错误没有讲透，还要增加分量；二、认为缺点讲得多了，成绩讲得不够；三、认为这个稿子差不多了，个别文字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7月24日　审阅修改七月二十三日印发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修正草案）》的第一部分“关于形势和任务”，批示：“退胡乔木同志。应安题目(167)。”在修正草案讲到全国职工人数由一九五七年底的二千四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一九五八年底的四千五百三十二万人，增加过多过猛之后，毛泽东加写：“增加的职工中约有一半人需要返回农村去”。在修正草案讲到我们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已经着手解决，一部分问题已经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之后，毛泽东加写“一部分问题还没有解决”。在修正草案中的“过早地否定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一句前，毛泽东加写“许多同志，主要是公社干部”。修正草案中说“现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产生的缺点经过整社、算账，已经基本上得到纠正，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已经高涨”，毛泽东删去“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已经高涨”。

7月25日　下午，在庐山住处召集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开会。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既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限，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动摇的人还不是右派，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会后，毛泽东同胡乔木谈话，批评秀才们这次表现不好，点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名字。毛泽东还让胡乔木将《议定记录》修改出第三稿。

7月26日　上午，同林彪谈话。

同日　对李云仲六月九日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来信(168)，写长篇批语，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批语指出：“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到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毛泽东的批语和李云仲的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27日　上午十时半至下午三时二十分，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开会。

同日　阅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七月二十日关于岸信介(169)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我想请同志们看一下岸信介的话。他说：‘在完成长期计划当中，中国像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固然也存在着困难，但是鉴于目前的成就，人们必须说：中国的远景并不是不顺利的。’(170)怎么样？这个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我国经济现状和前途的评论，不是说得相当正确吗？他比我们的一些悲观主义者，泄气主义者，就对同一事件的评论这一点来说，不是还要好一些吗？”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周恩来七月二十六日报送的国务院秘书厅党委办公室七月九日编印的《秘书厅学习简报》第二十五期。周恩来附信说：“这是一个需要印发给大家看看的材料。送上请考虑。”毛泽东批示：“立即印发。”简报说：近两周来，我厅多数单位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压缩社会购买力的紧急指示过程中，自由议论的空气较前大为活跃，议论很多：（一）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所有制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不太适应，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不适应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吃饭不要钱也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二）“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小土群”可以不搞，一〇七〇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一〇七〇万吨钢的指标是领导上主观主义地规定的，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份简报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一九五九年七月编印的《思想动态》第三十期刊载的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的材料，批示：“印发各同志。”材料说：有近半数的学员对目前工作中的各项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一、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根据上级指示自上而下从主观愿望出发搞起来的。二、人民公社建立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有人虽然认为人民公社的出现是适时的，但又认为全国公社化是快了。三、认为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提出在农村普遍发展人民公社，是“心血来潮”。四、有人认为“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和省、地委应负责任；有人认为主要是执行中的问题，应由下面干部负责；有人认为中央、省委有错，下面也有错。五、有人认为公社化后商品生产不应扩大，而应逐步缩小；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提得过早了，应该取消；公共食堂不是共产主义因素，害多利少。六、有人认为实行三级所有是纠偏；有人认为实行三级所有制是使人民公社倒退，权力下放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份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28日　上午，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出席，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列席。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晚上，刘少奇、周恩来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会，传达中央常委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

同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晚上，同彭真谈话。

同日　关于编印逻辑学论文集一事，复信康生：“信收到。就照那样办吧。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171)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172)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7月29日　晨七时四十分至上午十时五十分，在庐山住处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173)

同日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罗瑞卿、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张德生、林铁、曾希圣开会。

同日　下午二时，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商量一件事，关于是不是召集一次中央全会的问题。现在的人数，正式中央委员已经超过一半了，候补中央委员较多的没有到。庐山会议开了一个月了，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性质。我们想做两件事，就在这一次求得解决。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在上海的时候，有几位同志就建议改，那个时候许多同志觉得暂时不宜改。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改也改不彻底，一直到六月间，在北京，才定下一三〇〇万吨钢这个数目字来。武昌会议定的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因为有这两个问题，所以是不是就在这里召集一次中央全会。如果开的话，七月这个会算是一个准备。至于文件，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指《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编者注）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但是我想建议，要准备能够发表。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还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有些同志发议论，觉得民主不那么够，有些问题扯得不充分，我看这个议论是有理由的。我倒是想民主搞够一点。有些事情没有充分议，的确有问题。以为没有问题，实际上有问题。这一次就应这些同志的要求，在七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在八月上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方式，恐怕是大会小会两种方式。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决定？没有意见就作为通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陈伯达、田家英谈话。他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你们在小组会上讲过一些错话，当然人家就批评你们，但是不要紧，紧张一下有好处。

同日　阅胡乔木七月二十八日报送的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三〇期刊载的《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和第二八三一期刊载的《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三篇材料，批示：“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注意，将赫鲁晓夫的一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174)）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八月一日，又批示王稼祥：“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材料中说：苏联《真理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了赫鲁晓夫七月十八日在波兰波兹南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公社问题，他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三篇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30日　上午十时十五分，同周小舟谈话。

同日　上午十一时至下午四时，在庐山住处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彭真、彭德怀、贺龙以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八月一日，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会议继续举行。这两次会议，从彭德怀过去的表现谈到他这次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及他的世界观等。毛泽东说：我同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彭德怀的信是要修正总路线，锋芒是攻击中央；彭德怀有野心，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就出在这里；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还说，现在讲的这些，并非几天就能了解的，一下子改不可能，慢慢改。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也对会上谈到的某些问题说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会上发了言。林彪发言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在两次常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都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留下来，同他们谈话。(175)

7月31日　下午五时，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开会。六时起，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曾希圣参加会议。

同日　阅中共辽宁省委报送的鞍山市委七月二十五日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情况与八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鞍山市委的报告说：自七月十七日开始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扭转当前钢铁生产下降局面的指示以来，鞍钢的绝大多数厂矿党委已经紧张地行动起来，群众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生产情况也随之趋向好转。为了保证完成八月份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和节约指标，目前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一）继续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彻底克服右倾松劲情绪，大干苦干巧干，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季度计划。（二）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目前着重提高技术水平，精简企业多余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三）继续抓紧解决原料、材料问题。（四）采取紧急措施，解决铁路运输暂时中断后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8月1日　晚上，致信周小舟：“‘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176)。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177)喋血于友于，张绣(178)剚刃于爱子，汉主(179)不以为疑，魏君(180)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七月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六十期刊载的《广东省委纠正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现象》的材料，批示：“广东省委的这个材料印发各同志。各省、市、区情况如何？是否同广东相似？你们注意了这个问题没有？你们是否认为广东省委的措施是适宜的？广东的措施是：关于农村副产品，坚决压缩供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法，你们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照我看，是适宜的，你们以为如何？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请你们回去研究施行。”材料说，广东省委最近批转了番禺公社党委《关于当前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已经收获的农副产品，产量比去年大为增加，可是作为商品的部分少得可怜，有些产品原来商品程度很高的，现在也变成自给的了。这一现象是由于农村公社采用了产品直接分配的方法，供给部分比例太大。毛泽东的批示和广东省委的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并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和农副产品收购工作中，应注意：一、适当限制自给部分，尽可能按照城乡需要增加商品部分。二、适当限制供给部分，逐渐增加工资部分。三、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

8月2日—16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七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七十四人，列席会议的十四人。全会编为六个组：第一组，组长林铁，副组长宋任穷(181)、江华；第二组，组长柯庆施，代组长曾希圣，副组长廖鲁言、甘泗淇(182)；第三组，组长陶铸，副组长谢富治、谭政(183)；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184)；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185)；第六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江渭清、张国华。

8月2日　下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会议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改指标问题。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他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第二，是路线问题。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就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那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对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认为要重新议过。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他们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开党代表大会，准备明年春季开党代表大会。现在要求民主，又是一九五七年那个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至于开会的方法，应该是历来为我们大家所赞成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着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种倾向，我在去年五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象，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了。我看不行，不应该分裂，我们应该团结。那末，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改，要给一条路走。对于一个同志，要加以分析，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从分析中看出，这些同志还是有希望的。犯了错误，无非有两个可能：一个改，一个不改，一个能够改正，一个不能改正。所谓看者，就是看他改不改。所谓帮者，就是帮他改。犯了错误，要有一个等候的时期。你不等候，强迫人家马上就接受，不可能的，而且要有材料才能说服。谁人没有一点缺点，谁人没有一点错误？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能够改变的。要有这个信心，不能改变的是很个别的。要努力，要有好心帮他们。批评的时候，对于错误的东西要无情，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那种比较粗的办法。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总的方向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辩论，大鸣大放大辩论。两个议事日程：一个改指标的问题，一个路线究竟正不正确，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另换一条路线的问题。请同志们讨论这两个问题。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后头就是在这个“问题不少”上发生了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少。他们要改换题目。问题不少是可以的，看是什么问题。现在改换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找错误、缺点。确实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缺点，已经改正了，他说改正了不算，还要再改。他们抓住那么一些东西，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领导机关错误。是否如此，需要讨论。我们七月这一个月的庐山会议大体经过就是这样。会议结束后，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和会议各组的正、副组长开会。

同日　全会开会前，写信给张闻天。说张闻天“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找出的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尽是假的”。又说张闻天是“旧病复发”，“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要他“痛改”。

同日　审阅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草案第二次修改稿，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胡乔木：“有一点修改，请你们斟酌。”

同日　阅周恩来八月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切实抓紧和妥善安排今后五个月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运输的决定》等三个文件，批示：“照办。”决定说，中央在六月十三日批示下达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的预计数字，是比较落实的。把这些数字变为实际，我们不仅可以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实现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的继续跃进，而且对今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决定对今后五个月的钢材的生产和分配、基本建设、工业生产、运输、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七月三十日关于抗旱保苗情况的简报和湖北省委七月二十八日关于抗旱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两件印发各同志。今年旱区达五六省，情况严重。广大群众在党领导下的伟大的抗旱斗争，已经起来。吴冷西同志：各省旱情及抗旱斗争，请令新华社如实报道，鼓干劲，一定要把抗旱抗到底，人定胜天，争取丰收。反对一切悲观失望情绪。”

8月3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同日　关于庐山会议简报上应一律称同志问题，致信刘少奇等：“少奇、恩来、彭真、尚昆同志，各组组长同志：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如同意，请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请尚昆告简报编者，一律从四日起照此改正。”

同日　将周小舟八月二日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周小舟的信中说接到了您一日夜的信和《丘迟与陈伯之书》。他说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表示希望经过这次深刻教育之后，坚定地站稳立场，改造思想，进一步把工作做好。毛泽东的批示和周小舟的信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将张闻天八月三日的来信和检讨，批示印发各同志。张闻天的信中说：“你八月二日的信，我读过了。”“我伏案而作自我检讨，长约万言。今特呈上，务请多加指点。”毛泽东的批示和张闻天的信及检讨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4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谈话。

8月5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八月四日夜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初稿，批示：“退恩来同志。有一点增补。”毛泽东在公报初稿中讲到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之后，加写：“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的若干缺点，估计过于严重，而对于人民的伟大成绩则估计不足。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都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不过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

同日　晚八时半，在庐山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出席。

同日　晚十一时半，审阅刘少奇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克服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186)，将标题上的“松劲”改为“右倾”，并批示：“即送吴冷西同志。如六日来不及见报，七日见报也可。”刘少奇在附信中说：“此篇我看可用，请审阅修改后退冷西同志。”社论说：抓紧八、九两个月，进一步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在一部分干部中新近抬头的右倾情绪，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这是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经济战线上当前的迫切任务。为了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继续跃进的计划，必须坚决地批判和克服右倾情绪。任何畏难、松劲、泄气，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都是非常有害的。这篇社论在八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中共湘潭地委工作组七月一日整理的《平江谈岑公社稻竹大队食堂散伙和恢复情况》的材料。毛泽东将这个材料的题目改为《湖南省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并批示：“印发各同志。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材料说：稻竹大队六月初有六十三个食堂，后来解散了六十一个。二十来天后，又都恢复起来，办成了八十九个食堂。散伙的原因是：群众对食堂议论纷纷，有的要办，有的要散；干部一方面认为办公共食堂是方向，但又看到食堂存在很多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觉得散了是否会好一些；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口粮紧张。后来食堂又全部恢复，原因有三：（一）部分社员提出要办。（二）有的生产队长、作业组长感到食堂解散后，生产难于统一领导。（三）县委对解散食堂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安徽省委七月四日报送的阜阳地委七月二日关于修建临淮岗水库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此件应抄一份给吴芝圃同志。”阜阳地委的报告说：临淮岗水库修建在阜阳地区的颍上县境内。阜阳地区要求水库的蓄洪水位最低是二十七点九公尺，而其上游的河南省淮滨县提出蓄洪水位不能超过二十五点三公尺，淮滨县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水利电力部决定推迟修建工程是没有理由的。对于淮滨县所受的损失，我们建议，一可以圈圩改种，二给予适当补偿。十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给安徽省委并河南省委的指示中指出，临淮岗水库工程问题，在庐山已经初步谈过，最近水电部又召两省同志交换了意见，对修建这一水库并使之具有相当防洪能力，取得了一致意见。现在争执的是水位如何确定的问题。为不耽误工程进行，我们同意安徽省可以在今冬按原设计修建控制水闸，并留出扩建的地方。在蓄洪水位未达成协议前，土坝坝顶应不超过二十五公尺。

8月6日　晨，对《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第二稿，作个别文字修改后批示：“退恩来同志。有一点修改。”后又对周恩来八月七日报送的公报第三稿作修改，在公报稿的“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的若干缺点，估计过于严重，而对于人民的伟大成绩则估计不足”这句话后，加写：“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并批示：“周看后，尚昆办。”

同日　上午，审阅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草案，批示：“即送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三同志：加了一段，认为有必要，不知你们以为然否？请你们讨论一次。有小部分的分析及字句，与（四）节重复，如何调整一下，亦请斟酌。”毛泽东加写的内容是：“（三）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依然存在。对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虽已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尚未彻底完成。资本家还拿定息。农村尚有例如自留地一类的私人生产资料所有制，尚有私人活动的小型自由市场。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尚未改造完成。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离彻底消灭还很远。他们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一些是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有一些是历史上犯了错误、受过批评、心怀不满的分子；有一些是动摇成性的分子。除了第一种人之外，后二种人，他们虽然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不自觉地代表资产阶级说些胡言乱语，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着猖狂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但是这种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只要双方善处，不走绝路，政策恰当，我们又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重新合作的。这些人还有一种模模糊糊地要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压迫，是要反抗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注意看大势，看见大势于他们不利，他们感到孤立了，只要我们留有余地，他们又可以过来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阶级最后消灭的时候。”在八月六日之前，毛泽东对这个决议草案，曾作过一次修改，主要是在原第三节的“犯错误的同志如果只是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而不在实际上揭露错误和改正错误，也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这句话后，加写：“这种党内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范畴的，因此必须坚持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重新和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编组问题。决定将六个小组改编为三个临时小组，即：第二组，组长柯庆施，代组长曾希圣，副组长廖鲁言；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每个组五十余人。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彭德怀在第四组，黄克诚在第五组。从八月七日起，小组会议按临时小组的编组进行。

同日　阅胡乔木八月五日报送的《经济消息》刊载的四篇材料：《苏联专家近来的一些表现》(187)、《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188)、《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189)、《明年重工业方面要多搞些什么》(190)。批示：“将这四篇印发各同志。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第一条，勤俭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较好如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目前农村中讲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毛泽东的批示和这四篇材料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写信给刘松林(191)：“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192)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8月7日　晨五时，关于起草和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决议等三个决议，致信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增产节约决议初稿写好了没有？不要字斟句酌，有了一个轮廓就可印发常委及你们三人，看一下，提些意见，再改为第二稿，最后改第三稿，那就是字斟句酌的阶段了。我希望今天晚上能看到初稿，请即办。八月八日，以一天时间改成反右倾机会主义那个决议，主要把我写的第三节，同第四节不调和的地方，改得协调起来，八日晚上交我看。以上两个决议，九号就要印发给一切同志付讨论了。你们则以九日十日两天时间转到写第三个文件，即写关于彭张错误的决议，十日下午交给我看（初稿）。时间紧了，要加紧工作。以上即照办，为盼！”

同日　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十分，同彭德怀谈话。(193)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柯庆施、李井泉、曾希圣、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同日　阅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稿，批示：“退彭真同志照发。”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不可能的，今年调整后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厉行增产节约，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全面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物力和财力。请你们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这个指示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团中央。

同日　阅中共江西省委中级党校关于学员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分歧是如何统一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我们谈论的江西党校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两大问题的辩论，现在已经解决了。开头一阵乌云，结果一片青天。庐山会议上辩论的情况，和江西党校何其相似？江西党校持否定态度的在八十二人中有六个人，我们这里也是五六个人。我们这里持肯定态度的人比江西党校多得多，持模糊态度的也比江西党校较少，这两点是不同的。两处辩论的问题全然相同，都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阵线也相同，都分左、中、右。同志们可以看一下。报告写得好，一气可以读完。请同志们学江西的样，在省地县三级分批举行，一律照此大辩一场。时间秋季好，冬季好，春季也好，每一批时间两个月，读书与辩论并行，作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定有极大利益。”报告说：党校学员关于人民公社的分歧认识暴露以后，我们认真分析了产生动摇的原因，决定采取辩论、读书、辅导、总结的办法，强调摆事实、讲道理，来解决学员们的思想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全体学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持肯定观点的人更加坚定了，模糊不清的人清醒明白了，持否定观点的人没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和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8日　审阅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草案，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印二十份，发常委，彭真，伯达、稼祥、乔木，七个大区组长及曾希圣。”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草案，批示胡乔木：“此件好。有一点修改。即交尚昆印二十份，分发常委、彭真、起草小组、各大区组长，征求意见。”决议草案在讲到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市场供应比较紧张处说“这种情况，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已经迅速地开始了逐步的好转”，毛泽东将其中的“已经迅速地开始了逐步的好转”，改为“已经迅速有所改变，今后一个时期还将有更大改变”。决议草案中说“克服某些不坚定分子的右倾松劲情绪，为夺取今年的伟大胜利而斗争”，毛泽东改为：“克服某些不坚定分子的右倾机会主义情绪，并且坚决打击这类分子的破坏活动，为夺取今年的伟大胜利而斗争。”

8月9日　下午一时二十分，宴请本日到达庐山的胡志明(194)，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杨尚昆参加。宴会结束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谈话。

同日　晚上，同林彪谈话。后同周惠谈话。

8月10日　阅中共安徽省委八月四日关于张恺帆(195)在无为县下令解散食堂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196)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安徽省委的报告说：我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上的混乱。无为县委八月一日给芜湖地委并报安徽省委的报告说：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四日到无为检查工作。九日下午在新民公社王福大队检查工作时，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到七月十五日，全县的六千零六十九个食堂即一风吹散，还有一百二十个食堂坚决不散。毛泽东的批示和安徽省委的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九时，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开会。十时起，柯庆施、李井泉、曾希圣、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参加会议。

8月11日　上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在我们一部分同志中间是没有解决的。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我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历来都是这样。问题为什么要从这里谈起呢？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就限于政治问题，就不讲世界观了，而最根本的根源就在世界观。我跟彭德怀同志个别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我说犯错误的同志，比如彭德怀同志，我就感觉到，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他们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是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实际上他们是党内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同盟者。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他们参加民主革命是积极的，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是仇恨的，对蒋介石是仇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十年，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比如“共产风”、浮夸之风吹遍全国，强迫命令，否定商品交换、等价交换、价值法则，还有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引起城乡各阶级紧张。这大为教育了我们的同志，学会什么叫价值法则，什么叫等价交换。这是个大学校。在大跃进中，放了许多假“卫星”，报纸上登了许多这些东西，势必要走向反面，浮夸之风就走到实事求是。果然，现在你看还吹没有？我们报纸上那个“卫星”就不放了。还有比例失调，钢三千万吨，两千万吨，一千六百五十万吨，这三个阶段，对于我们中央和地方做工作的同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因此，我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反面的东西变成一种有益于我们的教材。有些人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我看挖不到，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国防部和军委的工作了。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工作是要改的。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我是赞成开的，请你们去研究一下。大概顶多开两个星期就够了，或者开十天，不要开长了，不要像去年那么久。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不然没有证据。这个决议，大体上就是我先前讲的方针，无非是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这个党没有危险。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中央委员会。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通过的，我代表常委会说话。我建议，我们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庐山会议，开头是神仙会议，搞到尾巴上连一点神仙味道都没有了，也不好。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评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要估计到那些同志们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是他们脑子里头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他们从来不提出团结这个口号的，我所以在三号印出来的那个东西上提出团结问题，我就抓这个旗帜，我们大多数人抓这个旗帜。我们要团结，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就是不团结那些反革命。我们要估计到他们那些同志的两面性，首先是估计他们的革命性。因为我们这个会开到今天四十天，从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德怀同志讲过：难道我们三十一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这个关系应该继续下去，应该搞好，而不应该在这一次分手，把他们抛到海里头，应该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同志式的态度。这样，就必须要搞两条：一条叫做批判从严，一条叫做处理从宽。这个处理从宽，并不是一点职务都不变动。必须满腔热情帮助他们，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欢迎最近几天那些同志的进步。他们最近这几天有进步，我在这里表示欢迎。我要喊一句口号：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同日　下午五时，同周小舟谈话。十二日晨六时，致信周小舟：“昨谈甚快。请你将昨日所谈全部情况和意见，用书面形式写给我。希望今天能送给我，不然，明日送来也可。交我的秘书高智同志。”十三日晨二时，周小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十四日，毛泽东批示将这封信印发参加全会的各同志。

同日　阅胡乔木八月十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197)，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有点小的修改。”毛泽东将草案中的“他的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方法”一句，改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

同日　审阅彭真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稿，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送彭真同志即办”。通知说，为了传达讨论和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其他决议，中央决定八月十八日起在北京召集军委扩大会议。通知要求各军区、军种、兵种、直属院校党委，于八月十四日前将出席此次会议的人员名单报总政治部审核批准。

8月12日　上午八时半，同江华谈话。

同日　上午十时，同彭真、谭政、萧华谈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问题。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谈次日会议安排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彭真列席。

同日　阅中共辽宁省委八月七日关于辽宁省今后经济建设方针和安排意见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各省应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一个较长期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安排计划。辽宁省这个意见书，可供各省、市、自治区参考。”报告说：根据我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应当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业基础，大力挖掘企业潜力，更好地支援全国，并在此前提下，逐步扭转国民经济中某些不协调状况，使之更好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一）大力发展农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增加化肥、农药生产。（二）我省重工业比例特别大，今后除自然增长和补缺、提高以外，冶金、机械、重化工、建材这四个行业，一般不再扩大生产规模。应注意加强煤炭、电站等先行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三）根据资源和技术条件的可能，积极发展轻工业。（四）搞好城市建设，大力解决各城市严重缺水问题，适当发展城市煤气工业，注意有步骤地改善人民的住宅、医疗等生活福利问题，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五）大力发展水产事业。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辽宁省委八月九日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情况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效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报告说：昨天上午接到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后，晚上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为贯彻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决定采取以下措施：一、立即向各级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对中央和主席的指示组织学习，对消极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二、在正在召开的全省基本建设会议上传达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并部署下半年特别是八、九两个月的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三、召开全省工农商学兵各个战线全体职工参加的广播大会，进一步动员群众鼓足干劲，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高潮。四、派检查团到各地督促检查和帮助工作。大力提倡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13日、14日、15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连续举行全体会议。十三日，张闻天、彭德怀作检讨。十四日，黄克诚作检讨。十五日上午，彭德怀、黄克诚再次作检讨；下午，张闻天再次作检讨，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

8月13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同日　阅周恩来八月八日报送的中共农业部党组八月四日关于抽借各省排灌机械支援紧急抗旱的报告和商业部党组八月七日关于支援抗旱、防洪工作的报告。对农业部党组的报告批示：“已阅，退总理。”对商业部党组的报告批示：“已阅，很好。退程子华同志。”商业部党组的报告说：为了积极支援各地抗旱、防洪工作，在救灾物资供应方面，拟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在抗旱、防洪物资不足的情况下，要优先供应灾区。（二）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要求非灾区积极主动支援灾区。（三）受灾地区要想尽一切办法，挖掘地方资源，就地取材，充分发挥现有库存力量。在已成灾地区，商业部门还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帮助灾民发展多种经济，做好灾民生产所需原料的供应和成品的推销工作，做好灾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保证灾民药品的供应，并及早做好防寒取暖物资的准备。

8月14日　晚七时，审阅胡乔木报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的修改稿后，批示胡乔木：“即付印，今晚发给到会所有各同志。”这个决议草案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十一时，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谈话。

同日　阅中共辽宁省委报送的鞍山市委八月八日关于鞍钢克服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的经验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请令各重点企业研究鞍钢的经验。”鞍山市委的报告说：接到毛主席七月三十一日对鞍山市委关于鞍钢的报告的批示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传达后，决心立即采取措施，进一步克服右倾松劲情绪，迅速地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认真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加强薄弱环节的领导。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保证按日、按班完成国家计划。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15日　上午，对刘澜涛(198)及其身边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99)写第一个批语，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批语指出，编辑这个小册子“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小册子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今日大会情况和明天会议安排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曾希圣出席。

同日　关于建议读两本书，写信给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各同志。信中说：“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读完。”“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8月16日　晨五时，审阅胡乔木四时半报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稿，批示：“彭真同志：即刻照此印发。其他三个决议(200)，一个公报，请你督促即行做最后一次修改，务于明（十七日）下午发给各同志，以便十八日各同志动身回去时能带回去照办。”

同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201)、《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是这样总结法才好，应该像刚才通过的这几个文件这样的总结法，就是锋芒对着右倾。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这几位同志帮了大忙。从去年十一月起，落实指标、反对“共产风”等等，几级干部会，不断地批评，就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很快就解决，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么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在那种时候他提不出来。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要估计到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中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中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毛泽东说：我们这个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分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主要的一个侧面，就是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一次解决了。并且把当前的形势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庐山会议的空气变了，转了一百八十度了。第二个侧面，是我们这些同志，除了周小舟，其他的同志，主要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看起来，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认识，承认了错误。当然，还有一个将来实践的问题。（刘少奇：不要性急。）听说你讲过这个话，不要性急。这里头不要搞大跃进。这二十几天已经是个大跃进了，同志们，再搞大跃进就不好了。我们要允许他们有个思索的时期，允许他们有个改正的时期。他们承认错误，愿意跟大多数同志合作、团结，愿意革命，我认为这方面也是收获，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大家也要做工作，应该跟他们往来。大家应该多采取热烈态度，到他们那里去，穿房入户。你是去影响他，帮助他，帮助害病的人嘛。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我说，三十一年，就这么散了啊？我看不要告别。我们尽一切力量，我们要跟他们搞好。我也寄希望于他们，现在他们自己也表示，愿意跟大家搞好。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是能转变过来，第二个是不能转变过来。我们极力争取第一个可能，使他们转变过来。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天无绝人之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做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这么一点。这个会开了这么多天，二号到今天，中央全会十五天了，我看是成功的，是很好的一次会，是一次胜利。林彪同志刚才讲了两句话：避免一个分裂，避免一个大马鞍形。小马鞍形我看是会有的。如果他们挂帅，如果彭德怀这些同志挂帅，要出大马鞍形的，天下要乱的，农业、工业都要泄掉干劲的。这是第一。第二，避免党的分裂，及时地阻止了党的分裂。就在这个阻止党的分裂里头帮助了他们，他们本人，如刚才彭德怀同志所讲，他们自己得到了挽救。

同日　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小册子写第二个批语，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批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202)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做同志看待，当做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个批语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对枚乘(203)《七发》写一篇批语，题为《关于枚乘〈七发〉》。全文如下：“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204)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205)、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夫诺夫(206)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做‘批判从严’。‘客曰：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说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207)所收曹植(208)《七启》，张协(209)《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和枚乘《七发》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17日　审阅修改胡乔木八月十六日晚报送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于晨四时在胡乔木送审时的附信上批示：“即刻送刘、周、朱、林、彭真、乔木阅，即刻看一下，如同意我的那一些修改，即刻付印，务于今下午至迟晚上发到各同志手里，以便他们明日带回去。”对《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修改，主要是：在决议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这句话前，加上“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语。对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的修改，主要是：决议说“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毛泽东将“七年左右”改为“八年左右”(210)。决议说“为在两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毛泽东在“两年内”后加上“（即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对公报的主要修改是：将公报中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句，改为“发展我国的一步一步的踏实的又是跃进的社会主义事业”。

同日　中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　下午，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第一是一些人事安排的通知。第二是关于庐山会议的传达问题。在彭真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人事安排的意见(211)后，毛泽东说：这个意见，是跟几位元帅同志、各大区的组长都商量了的。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这样可不可以？（大家说：赞成。）这是相当大的一个人事变动。第二个问题，怎么传达。大体原则是分两个步骤：头一个步骤是县团一级。县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开会的时机，跟公报的发表要配合。二十五号发布公报，二十六号公布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212)在周恩来、刘少奇讲话后，毛泽东讲话。他说：一班人要有个班长，一个连要有个连长，一个支部要有一个支部书记。当然，要有一个支部委员会，那叫集体；单是有集体，没有一个长，那个集体是不成功的。两个东西都要。这是群众所需要的，生产秩序、生活秩序所需要的，生产同生活所必需，跟自然界斗争所必需，社会斗争所必需。反对的人，并非完全不晓得这一套，他们就是反对他敌对的那个派别来办这个事情。我看是一个反对派的问题，看问题不同。在这种时候，可是不能轻易地把阵地让出来，在这种时候讲谦虚我看是不行的，我这个时候不谦虚了，因为那是危险的。正是在反对列宁的时候，列宁说，那不行，要让你们来办不行的，你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别。这个问题将来还会存在的，地方上也有，地方上也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这要有个过程。有意识地健全我们这个领导机关，讲清楚这些道理，把一些应该挡的风挡住，完全有必要。我看这次会开得好，这是逐步发展的。一个初上庐山时期，一个中期，一个后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时工作也没有耽误。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我们这个中央委员会一百多人，聚会这么一个半月，很有必要。这也是一种练兵，兵是要练的，可以得到教育。比如我们这些人，就在这次会议得到了教育，我就得到了很大的教育，谁料到出这么一个乱子？我就没有料到。结果它就出了。出了就好，就欢迎，就可以解决。所以，这是一次胜利的会议。中国要搞大跃进，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临时搞大小马鞍形都可以的，但是速度要加快，这是形势的要求，群众的要求，有可能。单是要求，还是愿望，如果没有可能也不行的，有这个可能，有这个条件。现在我们的群众运动，是在革命中搞建设，两种运动夹在一起，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建设。我看总的情况是好的，国际国内情况是好的，如公报上所说的。国内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总的是好的，有些缺点，可以改，并且不难改。国际形势也是好的，全世界人民，无产阶级，现在团结起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有些国家要搞民族独立运动，有些国家要搞人民民主。我们夺取政权以后搞了十年，这十年进行了各种改革，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提出了新问题。所以，总路线有两条，那个时候是讲改革的总路线，现在是讲建设的总路线。凡是这样的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就是讲，不是那么安宁，不是那么太平的，并非太平无事。你看，总路线建立又倒，又倒又建立。去年党代会是五月间，现在庐山闹乱子是七月，只有一年多一点，就觉得不行了，现在经过大家这一议，又可以了。你说将来一点风浪没有，一点台风没有？我看还有。但是总的趋势是好的，这个信心完全要有。不管你出多少乱子，代表无产阶级、劳动农民意志的倾向总要占优势，一个时候不占优势，另一个时候要占优势的。现在看起来，我们是有保证的，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除极个别少数而外，是团结一致，为我们中国快一点、好一点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是一种必然性，而且现在有保证。但是要估计到，还不是那么风平浪静，风平浪静一个时期是完全可能的，完全会有的，另一个时期要准备刮台风的。这个政治台风将来什么时候来，我就料不到。但是有台风要刮，是可以断定的，有阶级存在嘛。在一个省，在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要准备着。世界形势，和平的可能很大，但不是没有战争的可能。把这个方面抛弃是不利的，结果来了，你怎么办呢？

同日　晚上，同彭真、汪锋、张国华、徐冰谈西藏问题。

8月18日　阅张闻天本日上午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印一百六十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并为这封信拟题为：“洛甫同志八月十八日上午庐山临别赠言，给毛泽东。”张闻天信中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与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今天读到你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和机关枪及其他，更使我深为感动。因为没有得到你的通知，所以我没有去见你。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的批示和张闻天的信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彭真列席。

8月19日　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致信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信中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选择五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例如广东省增城的石滩公社，河南省长葛县的坡胡公社（以上均见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213)），河北省遵化县的王国藩社，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跟县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究，不适当的，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并且要跟地、县派下去的有能力的工作组的同志们一道去办。每省五个社，要派五个有政治、经济头脑而又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办到呢？请你们接信后，即日动员，一个月，两个月，至迟三个月交卷。我希望能于三十天、四十天内交来第一批，每省先送一个至两个典型公社，其余陆续交来即可，你们看，是否可以办得到呢？办不到，即延迟，总以情（情况）文并茂为原则。文字可长可短，短可三四千字，长可万余字，平均以七八千字为适宜。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一九五五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214)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请陈伯达同志立即组织几位熟习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情况（要详细材料）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这也是极端重要的。目的在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

同日　阅姚溱(215)八月四日给外交部、外办、中联部的电报。电报说，在古巴期间，劳尔·卡斯特罗(216)接见我们，在谈到古巴和中国的关系时，提出一个建议：设法在哈瓦那的新华社机构中，增加一位中国方面的较重要的人，作为中国的非正式的代表机构，进行宣传和各种联系工作，逐步把各种工作进行起来，将来水到渠成，就可以正式替代蒋介石台湾当局驻古巴大使馆。毛泽东批示：“恩来、陈毅同志：这件事处理了没有？似宜派一位相当于公使或代办级的有政治头脑的同志去，以新华社分社长或记者资格驻古巴，是否可行，请酌。”

同日　为转发中共青海省委八月十三日报送的关于省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扩大）的第一次简报，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报告很有用，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参考。”简报说：省委第十二次全会（扩大）于八月一日召开，省委决心用八、九两个月的时间开好这次会议（包括安排下半年生产工作在内），把反右倾斗争搞深搞透，并拟在十月、十一月间集中进行州、县级党组织内反对右倾思想的斗争。省委在会议期间对当前工业、农业、畜牧业生产作了具体部署。

同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八月十七日关于执行中央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批示：“河北省的情况极好。发各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报告说：省委在接到《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后，进行了讨论，总的精神是：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彻底批判和纠正部分干部中的右倾思想，鼓起干劲，大战八、九月，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建设跃进计划，迎接国庆十周年。省委认为，检查批判右倾思想必须与当前的生产和工作密切结合，既解决思想问题，又使生产、工作迅速跃上去，而这一工作的关键则在于加强党的领导。

同日　晚上，同刘少奇、朱德、林彪谈话。

8月20日　下午三时半，同邵式平、汪东兴(217)谈话。

同日　下午，离开庐山，晚上到达南昌。

8月21日　上午八时半，在专列上同杨尚奎(218)、汪东兴谈话。

同日　上午九时半，离开南昌去金华。晚七时半，在专列上听取金华地委书记和金华、兰溪、永康的县委书记汇报工作。十时四十分到达诸暨，在专列上听取诸暨县委书记和副县长汇报工作。

8月22日　晨一时，到达萧山。下午，在专列上听取萧山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工作。后改乘汽车去杭州。途中参观萧山西兴人民公社的一片稻田。晚上到达杭州。

8月23日　晨六时，就《人民日报》要多登科学讨论的文章，在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写批示：“航送伯达、乔木、冷西、家英四同志：此版右角甘薯问题(219)，很有兴趣，可以一看。这种讨论，是非常之好的。科学讨论，《人民日报》要多起来，要多得占篇幅五分之一左右，岂不是很好吗？请你们于衣食住行用五大要政讨论一下。一塘死水，需要搅动一下了。你们八月二十一日的信收到，做得好，写得好，我看后非常之高兴。”

8月24日　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致信刘少奇：“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我月底可回。”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关于讨论特赦罪犯和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问题的通知》。九月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为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建议，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这个建议，作出相应的决议。九月十七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同日　阅黄克诚八月二十二日来信，写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并批示：“此信及黄来信送刘、周、朱、林、彭真同志一阅，尚昆将我复信抄一份存底，连同黄来信归档。然后将我复信送与克诚。”“欢迎他这种态度。”

同日　下午，从杭州到达上海。

8月25日　晚上，到达徐州。在专列上听取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谭启龙(220)汇报工作。

8月26日　晨，到达济南。

8月27日　下午，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八月十九日开始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

8月29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

8月30日　为转发中共贵州省委八月二十七日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并批示：“刘、彭真阅后，尚昆即办。要印几千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得到解决。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必须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八月二十八日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发各省、市、区党委，在京各同志，各部、委党组。竞赛的方针提得很正确，全国都应当这样做。”并批示：“刘、彭真同志阅，尚昆办，如贵州例。”报告说：省委八月二十三日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主要是传达、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讨论确定本省一九五九年工农业增产的主要指标。大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环节是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一个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群众运动。竞赛中必须发扬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8月31日　晨，同周恩来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问题。(221)

同日　阅吴冷西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关于宣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初步计划，新华社关于宣传八届八中全会的报道计划和关于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简报第一至五期，批示：“电话告吴冷西同志：信及附件看了，很好。”吴冷西信中说：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关于八届八中全会的宣传，都已拟订了初步计划，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人民日报》社论计划中，还增加了两篇，一是论十年左右赶上英国，一是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另外，我们还陆续补充了一些从理论上论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文章题目。关于人民公社的调查，现正在积极进行。

同日　阅陈伯达八月二十九日报送的三份材料，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这三份材料是：一、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八年一月七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四期登载的《有关“公社”的一些资料》，内容包括：对“公社”一词的解释；公民公社，共产主义联合体（即共产主义协会）；巴黎公社；苏联农业公社。二、苏联库尔巴诺夫(222)写的《第一个俄国公社的回忆》。三、苏联大百科全书旧版中的“农业公社”释文。

8月下旬　在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上写批示：“林克同志：共两篇，六版一篇，七版一篇，都可看。”六版一篇，指《我怎样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一文，作者是哈尔滨经纬小学四年级语文教师张兆英；七版一篇，指《射电天文学——打开宇宙秘密的新钥匙》一文，作者是北京天文台筹备处副研究员王绶琯。

9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晚上，在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罗瑞卿开会。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八月二十八日关于传达讨论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决议的情况简报，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给各同志参考。”并批示：“尚昆照前例办理。”简报说：凡是中央指示和公报、决议精神所到之处，都马上鼓起了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只要干部积极领导，马上就会出现新的面貌。我们坚决克服对右倾思想的调和主义，开展反右倾斗争，充分发动群众，为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9月2日　阅李富春九月一日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等单位最近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电话告富春：此件及前件(223)均已看过。同意他们会议的安排。”李富春的报告汇报了庐山开会回来以后，国家经委、建委、科委和计委的党组传达和讨论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中心是要把思想搞透，认识总路线，维护总路线。准备在九月十五日左右，争取先搞一个明年计划的纲要（准备提出以钢为纲的三个不同的方案作比较）。

同日　阅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八月三十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批示：“彭真同志：此件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同时印发军委扩大会及外事会议各同志。”湖南省委的电话汇报说，省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已于二十八日作了小结。主要内容是：一、确定了今年主要产品的跃进指标。二、突出地抓当前的生产。三、对于生活安排问题，强调当前主要是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四、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与扎扎实实的具体措施结合起来。

9月3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

9月4日　晨，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九月二日关于市委扩大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好，发各省、市、区党委参照办理。”并批示：“刘、彭真同志即阅，尚昆立即以电报发去，今日办完为盼。可不另印。”上海市委的电话汇报说：我们从八月二十八日开始举行的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讲话，反响很大，提高了干部们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传达后会议准备分三个阶段进行：一、首先搞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本质，肃清其影响。二、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逐步联系、检查自己的思想认识，提高政治觉悟。三、认真讨论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总路线，总结去年以来的经验，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

同日　中午，同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谈话。

同日　为转发外国专家局八月二十六日整理的《苏联专家认为反右倾保守很好，希望能反彻底，并称赞中国人民干劲大》的材料，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此件发给各有关部门和同志。要团结一切苏联专家同志及其他外国专家同志，和我们一道，反右倾，鼓干劲，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即使有少数人在一个时期和我们意见不一致，也应好好说服他们。总之，要遵照中央历次指示，好好团结一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同志，为总路线和大跃进服务。”并批示：“刘、周、林、彭真阅后，尚昆办。”

同日　为转发中共贵州省委九月二日关于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有参考价值，发各省、市、区党委。”并批示：“刘、彭真同志阅后，尚昆即办。”贵州省委电话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绝大部分同志是拥护党的总路线的，有糊涂看法的同志，多数都主动作了检讨。二、有右倾思想和曾暂时动摇的同志，多数是对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从消极方面去理解，因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发生了怀疑。三、从九月三日起，分别对问题严重的人进行批判。

同日　关于请班禅额尔德尼来京参加国庆，作批示：“少奇、恩来、彭真同志：现离国庆只有二十几天了，宜劝班禅于九月十五日以前回拉萨(224)，准备于九月二十日左右飞兰州，下旬来京参加国庆。如何，请酌定。张国华宜于九月十日以前返回拉萨。请彭找张谈一下，准备起程。”

同日　阅西藏军区九月一日晚十二时关于对雅斜儿印军侦察情况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周、陈(225)同志：雅斜儿的印军跑了，二十六日跑的，是在二十五日米基顿即朗久区一打的影响之下跑掉的。请与总参谋部联系，侵地未跑的还有几处，告我为盼！又，雅斜儿在什么地方，亦请查告。”

同日　阅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八月三十一日给外交部、中联部的电报和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八月三十日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胡乔木、吴冷西，考虑将这两个电报以通讯方式由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等发表。驻捷使馆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捷中央各报继续报道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人大常委会的情况，版面突出，标题也很有力。其着重点是中国成就大，人民公社好，八中全会决议正确。驻民主德国使馆的电报说，民主德国各党派、主要群众团体和军队的报纸，对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及决议均非常重视，其宣传口径同公报精神基本上是吻合的。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新华社电讯，分别介绍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报刊的上述反映。

9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

同日　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九月三日关于贯彻执行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第二次简报，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刘、彭真阅，尚昆办。另印如前示。”简报说：省委全会八次扩大会议一致拥护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认为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国家各项主要指标是积极可靠的跃进指标。但也有极少数同志在开始讨论我省粮食问题增产指标时，存在右倾思想和畏难情绪。目前全省工农业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极为迅速，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同日　就研究新华社九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六二期刊载的《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226)一文，致信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座谈会上，此件给他们看。”八日，陈伯达复信毛泽东(227)。十日，毛泽东为在《内部参考》发表陈伯达的复信和附送的国家统计局根据座谈会的内容整理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批示吴冷西：“另件请付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辑部，请他们于明日（十一日）登载为盼。”并为《内部参考》起草题为《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的本刊讯，内容如下：“本刊九月三日《驳……谬论》一文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写信给陈伯达同志，请他约国家统计局的同志们开一次座谈会，加以讨论。陈伯达同志和国家统计局的同志及其他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现将陈伯达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回信及国家统计局根据座谈结果写出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一文，刊载于此，以供读者研究。”

9月7日　关于请郭沫若修改《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两首诗，致信胡乔木：“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是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的。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十三日，再致信胡乔木：“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228)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罗瑞卿开会。

9月8日　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周恩来、陈毅等在座。在谈到中国同印度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和平。我们现在很忙，我们会不会侵略印度，你们将来就会看到。我国领土很大，不需要侵略别人。外国人说中国人口很多，不侵略怎么办？主要问题不在于人口多寡，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不允许侵略的。我们的党是共产党，我们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229)。人口多了是否就必须打仗解决？请问，中国人能不能自己解决粮食和其他问题？中国再增加几亿人口，也还能够解决问题的。西方帝国主义说中国人口多了，将会侵略和统治别的国家，这是故意降低我们的影响，企图在我们的脸上抹黑。帝国主义骂我们，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不骂我们的，你们不骂我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不骂。我国一百多年的历史都是被侵略的，从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所以中国历史可以给各国作参考，特别是印度。尼赫鲁的中立政策如能坚持下去，我们欢迎。印度现在的政策是不利于尼赫鲁的，反动分子反对中国，印度人民会起来反对的。印度反动分子要亲美，要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想把我们包围起来。这个组织不仅威胁中国，还威胁到阿富汗、锡兰(230)、柬埔寨、印尼等国，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很愿意与尼赫鲁先生讲和，以友好的态度解决问题，不愿意印度掉入美国手掌中。我们没有说过印度是侵略者，但在政治上它与西藏叛乱分子是有联系的。他们搞在一起，过去在拉萨，现在在穆索里。印度挑起西藏事件和边界问题的纠纷，结果是印度人民吃亏。印度很早就承认中国了，印度在联合国支持我们，我们与印度的纠纷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友好的。印度也有困难，我们才建国十年也有困难。美国人在背后逼我们，我国与印度为什么不和好呢？整个亚洲在万隆原则上团结起来，这是大势所趋，吵架不能解决问题。日本有一部分人愿意上美国的钩，如日本想搞“两个中国”，日本岸信介首相说我们对金门开炮是侵略，还扯下我国的国旗，影响了两国贸易。你有机会可以与日本政府谈谈。毛泽东说：阿富汗很重要，你们是纯粹中立的国家，政治上不侵略别人。你们说话很有力量，你们国家虽小，但真理在你们的手中。我们不小看小国。有机会欢迎你再来。如果你们欢迎，我们也会派人去访问贵国。

9月9日　对彭德怀本日来信，写批语：“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并批示：“即送刘、周、朱、林、彭真同志阅，请尚昆办。”彭德怀在信中表示拥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的批判，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允许他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同日　晨零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谈话。谈话后，一同参观即将竣工的人民大会堂。

同日　上午，乘专列去密云水库参观，并在水库游泳。十日下午，回到中南海。

9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

9月11日　上午八时四十五分，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个会开得很好。团结的旗帜非常必要。讲团结，就要有纪律。所谓团结者，包括团结犯了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现在全国、全民族、全党的任务是要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必须有铁的纪律。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请同志们永远要记住这一条。在军队里头组织派别，煽动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机关，无论哪个时候，都是绝对不许可的。还有国际的团结，一定要同苏联同志团结起来。切记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会批评了。自古以来，凡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许的。我以上讲的这些都是坏话，现在我要讲一点好话。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进步，我认为他是有进步的。他的错误缺点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另外一个侧面，他要革命。我们现在争取他的根据就在这里。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帮助彭德怀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改正错误。我相信彭德怀同志会改好的。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大国，是各部分组织形成的。军队有各部分的组织，这个区域，那个区域，地方党也是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大党，一个大军，都是五湖四海的人。那末用什么东西团结起来呢？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把我们团结起来。不管你是哪个山头，哪个地方，跟自己要好的，或者有点别扭的，总而言之，我们只要是理论基础和政治纲领一致，就能团结。从前的人讲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231)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我们总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凡人，都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要犯点错误。所以，犯错误也不要紧，不要把错误当做个大包袱，只要能改正就好。从前的人又讲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232)就是说，犯了错误，好像是天狗吃掉太阳、吃掉月亮一样，人家都看见了，如果改了，人家都敬佩他。我们大家来学点东西，要学马克思主义。彭德怀同志提出学习的任务，我非常赞成，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应该学。养成学习的习惯，就能够学下去。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东西我没有学好。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国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在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总而言之，活一天我就要学习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环境。还有，自然科学我也很不行的，也要学一点，现在又出了无数门的技术科学。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还是一样一样、多多少少学一点，钻一点。下了决心，一定可以学好，不管年龄大小。只要有意志，下了决心，我看万事都可以做成功。钢铁是要快，工业是要快，农业也是要快。我们要战胜地球，我们的对象就是地球，把住这个地方不放，建立一个强国。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要下决心。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同日　上午十一时，同罗瑞卿谈话。晚上，同安子文谈话。

9月12日　听取杨尚昆汇报昨晚彭德怀同他谈话的情况。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九月六日关于反右倾以后工业交通进展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少奇、彭真同志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去。”报告说：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发展速度仍然是很高的，但自六月份以来呈现节节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在部分干部中开始滋长着一种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了这种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主要行业和主要产品都提出了新的增产节约指标，以反右倾、鼓干劲为纲，抓紧四季度，为在今年内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

9月13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安子文出席。下午二时半会议结束后，一起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9月14日　上午，阅刘少奇九月十二日晨送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修正稿，批示：“此件看过，很好。退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在附信中说：“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对此，毛泽东批注：“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这篇文章是刘少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同日　阅中共甘肃省委九月十一日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批示：“彭真同志：请用中央名义写一复电给甘肃省委，指出省委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报告说：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右倾、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迅速。我们对粮食的生产、征购、供销等作了进一步的安排。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召集各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杨成武(233)、罗瑞卿、徐冰出席。

9月15日　晨一时半至三时，到北京火车站视察。对即将竣工的北京站内外上下各主要部分看了一遍，并向铁道部负责人和北京站工程设计负责人询问有关车站的使用、建筑材料和设备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到母子候车室休息，同参加工程建设的南京工学院的师生和工程设计组负责人进行简短谈话。

同日　上午九时，中共中央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到会七十八人。会议座谈关于反右倾、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期间对确已改恶从善的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会议。毛泽东讲话。他说：今天座谈的问题就是彭德怀问题，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决议，反右倾的指示，还有个摘掉一部分右派分子帽子的问题。右派分子全国有四十五万，其中十分之一是共产党内的，十分之九是党外的。现在，党内党外这些右派分子，有相当一部分是改好了。趁这个国庆十周年，把各地方多多少少改变了的，有的百分之几，有的百分之十，有的百分之十几，甚至于还有更多的，不等，给他摘掉帽子。这样，其他的右派分子就有希望，有奔头。还有个特赦的问题。几年之前，许多朋友曾经提议过要赦，我们那个时候反对，不赞成。因为那个时候是赦不得的，要经过最近这几年，特别是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去年大跃进，今年的跃进，人民群众大发动。这是个人民的问题，不单是那些人的问题，要人民能接受。现在我们用这种办法，就是凡是改好了的，我们赦免。按照宪法，叫特赦，不是大赦，我们不干大赦这个事，也请诸位考虑一下，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考虑一下。他说：情况正在好转，而且大有好转，就是群众起来了，干劲很大，今年的指标能够完成，而且是大跃进。经过明年、后年、大后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然后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大见效。我现在希望各位同志们能够同意中共中央这样的意见，我们共同团结起来，保卫总路线，支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再干十年，中国的面貌会改变，第三个十年会有更大的改变。这一次是不是又是先党内后党外呢？有些朋友他们得了一条规律：共产党办事就是先整自己，后整别人。现在在许多地方，特别是上海一些工商业家，听说有这个顾虑，还有各民主党派。这回在党内是搞运动，研究分析，要搞透，而在党外不要搞运动。所以，那种顾虑可以解除。现在，教员、教授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但并不是说问题都解决了。什么世界观这些问题，旧的东西一下要刮掉，洗脑筋洗得那么干净，那不容易的，慢慢来嘛。

9月16日　下午，同王鹤寿谈话。

9月17日　晚上，听取李先念汇报粮食情况。

同日　批示林克阅读当天《光明日报》登载的《试论中国农民起义的“目的”问题》(234)一文。

9月18日　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陈毅、薄一波、罗瑞卿出席。

同日　晚八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时，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林铁、刘子厚谈话。

9月19日　中午，到天津赵庄、红五星公社和曹庄公社看水稻生长情况。又到天津杨柳青农场参观。

9月20日　下午，在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陪同下，到济南泺口视察黄河大堤。

9月21日　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听取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分别汇报山东省第三个五年经济建设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在舒同汇报“三五”经济建设规划的安排时，毛泽东说：要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为序，苏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一定会比苏联搞得快搞得好。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在舒同汇报秋收后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时，毛泽东说：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问郑松：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郑松答：大辛庄大队今年的秋玉米亩产五百斤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泽东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有一点泥沙怕什么？上来冲一冲就没有了。漩涡也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就这样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下午，由舒同和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陪同，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视察棉花试验田，看了大白菜、多穗高粱、红薯等农作物。随后冒雨视察东郊公社大辛庄大队的一片玉米丰产田和玉米、大豆间作田。听说这一片丰产田的玉米亩产可达八百斤左右，他说：加上小麦，一亩就是一千好几百斤了，这是个大跃进啊！在观看玉米和大豆间作田时，又说：这样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复种指数，这种种植方法是可以推广的。毛泽东在田间接见历城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和东郊公社的干部、社员代表共七百多人。

9月22日　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杨蔚屏、赵文甫等谈话。二十三日上午，继续同他们谈话。

9月23日　下午，到达邯郸。在专列上同林铁、中共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钧等谈话。

9月24日　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的陪同下，视察邯郸国棉二厂。随后，到磁县成安镇（今成安县）视察棉田，接见植棉技术员和社员，了解棉花的品种、亩产量及棉田的灌溉等情况。在棉花方办公室休息时，毛泽东说：邯郸曾是赵国的都城，中国的五大古都之一。邯郸是要复兴的，因为它出产铁、煤、棉花、粮食，邯郸有希望搞成一个大钢铁城。毛泽东又到成安镇粮棉厂视察，登上了棉花垛顶，看了轧花车间、清花车间、打包车间和种子库。毛泽东向河北省委负责人提出河北要实现粮食自给。

同日　晚上，到达保定。

9月25日　上午，在专列上同林铁、阎达开、中共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康修民、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王力、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保定市委第一书记杨志昌等谈话。

同日　下午，回到北京。

9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罗瑞卿出席。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9月28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宋庆龄、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林伯渠、罗荣桓(235)、薄一波、谭震林、聂荣臻、陆定一、邓子恢、乌兰夫、刘伯承(236)、郭沫若、李济深、陈叔通、何香凝(237)、沈钧儒、黄炎培、罗瑞卿、林枫(238)、李维汉、班禅额尔德尼、程潜等，在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参加庆祝大会的外宾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十七个兄弟党代表团的团长和代表，一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代表、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团等。刘少奇致开幕词。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向毛泽东主席致献词。苏斯洛夫(239)等二十八位外宾在会上致祝词。在庆祝大会开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等，会见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全体成员、越南和朝鲜的军事代表团团长、亚非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以及六个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在中南海颐年堂同以金日成(240)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举行会谈。

9月29日　下午，庆祝大会继续举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等三十二位外宾在会上致祝词。刘少奇致闭幕词。

9月30日　上午，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去首都机场迎接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和部分团员。在前往钓鱼台迎宾馆途中，在汽车上同赫鲁晓夫交谈。毛泽东说：对帝国主义来说，问题是如何保持现有的殖民地。他们的摊子摊得太大了。他们的处境，好像一个人用双手在桌子上捧起了一万个鸡蛋，顾东顾不了西，不是这个掉了，就是那个掉了。看起来我们有可能再争取十五年的时间，只要是在西方德国不闹事，在东方日本不闹事，仗是有可能打不起来的。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是德国发动起来的，一次是德国和日本发动起来的。帝国主义总会要搞点紧张的，但是这对于我们有利，对他们不利。我们两国都不需要战争，这一点我们清楚得很。我们需要同他们共处，哪一个也没想推翻他们的政权，我们只需要赢得十五年的时间。

同日　下午，在钓鱼台迎宾馆同赫鲁晓夫谈话。参加谈话的，中方有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苏方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图波列夫、安东诺夫(241)等。毛泽东说：你是去年八月间来的。葛罗米柯同志是去年九月来的。一年来，形势有了很大变化。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双方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军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八月中旬才决定打。因为八月二十、二十一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撤军的决议，所以我们八月二十一号没打，二十三号才打。美国人在黎巴嫩问题上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舰从地中海、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地中海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什么事情了，就在新加坡停下来，引起了印度尼西亚的恐慌。我们一骂，他们就退回到菲律宾去了，住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慌很乱。另外，又怕蒋介石捣乱，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控制。杜勒斯的政策是把金门、马祖还给我们，而要我们给他台湾和澎湖列岛。我们原来也是想先解放金门和马祖，至于台湾，要还是要，但要等一个时候。我们后来发现，杜勒斯正是这样想的。我们若是这样做，就是走杜勒斯路线了。后来，我们决定先不拿金门、马祖，团结蒋介石反对美国。美国正向蒋介石施以压力，让他不再当总统。蒋介石也屈服了，表示同意明年不当总统了。但是，蒋介石还不愿意下台，我们也支持他。如果没有我们的支持，蒋介石早就完了。炮打金门是蒋介石希望的，美国人不希望。我们对蒋帮助的方法就是打炮。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盛大国宴，招待八十多个国家的外宾和中国各界人士。

同日　致信王鹤寿：“请查云南、贵州、广西一九六〇年能产多少吨铁，多少吨钢。这是第一件。这三省煤炭（有无焦煤）、铁矿的地下蕴藏量，三省各有多少。这是第二件。以上二件，请你查明告我，于今日（九月三十日下午）写明送我为盼！”

同日　阅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馆九月二十二日关于非洲人士对中印关系问题的看法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似乎可以把这个情报，读给高士同志们听。请总理斟酌是否可行。送总理阅后，退毛。”电报说：据非洲某些人士称，他们看到我使馆公报刊登的关于中印关系问题的一系列文件后，深信我方立场的正确，相信中印之间的一切纠纷都是由印度政府企图执行英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侵略政策而引起的。他们完全支持中国反对英帝国主义制造的麦克马洪线(242)，指出在黑色非洲大陆，目前就存在着许多“麦克马洪线”，将来非废除不可。

9月　审阅吴冷西九月四日关于充分报道国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反应的报告，为报告拟题《关于外国消息问题》，并批示：“刘、周、朱、林、陈毅、彭真阅，退毛。大多数兄弟国家是拥护我们的，朝鲜、越南、东德、捷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情况不清楚，似乎也比较好。”

10月1日　上午，去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前，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赫鲁晓夫。参加会见的，中方有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苏方有苏斯洛夫。赫鲁晓夫说：在美国时，艾森豪威尔(243)曾暗示我，让我和他一同到教堂去做礼拜。毛泽东说：我看可以去，但是要提出一个条件，我在你这儿上教堂，你到莫斯科后要到马克思、列宁像前祷告。赫鲁晓夫说：上帝和《圣经》在美国人心中占很大地位。毛泽东说：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佛经我读过一些。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也是可以去的。巴格达什(244)上次来提过这个问题，表示不愿到清真寺去。我当时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群众、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由于人民群众还信上帝，因此我们也进教堂。列宁当时就曾经表示过，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的代表，可以进行表示忠于沙皇的宣誓，不这样宣誓就不能在杜马中活动。

同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赫鲁晓夫、胡志明、诺沃提尼(245)、金日成、泽登巴尔、萨瓦茨基、道比、加涅夫、谢胡、马特恩、波德纳拉希(246)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及六十个兄弟党代表团团长和代表、八个亚非友好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应邀参加庆祝大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诺沃提尼和夫人，李富春和夫人蔡畅(247)在座。毛泽东说：热烈欢迎你们。你们是来自西方前线的。诺沃提尼说：现在西德又重新出现着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一些情况，北大西洋集团(248)的司令部也不断地侦察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情况。毛泽东说：你们感到威胁，我们也感到威胁。日本垄断资本想扩张到菲律宾、南朝鲜和台湾去，这是日本的秘密计划。台湾在中国手里，就不利于日本的扩张，所以日本主张所谓台湾的独立，支持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然而日本要扩张到这些地方去又同美国有矛盾。阿登纳(249)主要是把矛头指向东方，指向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但问题是苏联强大，甚至美国现在也不能不邀请赫鲁晓夫同志到美国去访问，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去苏联访问。从赫鲁晓夫同志去年八月来北京到今年十月他再来北京这一年多来，东西方之间力量的对比又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去年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以及炮击金门后九月间葛罗米柯来北京期间，我们曾交谈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们两方面彼此都有些害怕，我们也怕帝国主义，怕美国、日本、西德，怕它们捣乱和破坏。但是西方现在是怕我们多一些，资本主义世界怕社会主义世界多一些。诺沃提尼说：我们对帝国主义者可能进行的挑衅甚至挑起战火必须保持警惕。毛泽东说：对，要估计到这一种可能，并有准备。美、英、法这些帝国主义者占的东西太多，因此它们主要想护住这些东西，变得保守起来，而西德、日本则要扩张。西德要扩张，美国不赞成，英国更不赞成。因此，目前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搞建设，再过十五年我看事情就更好办了。我们绝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对于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现在就去解放，晚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去解放也不要紧。就是只离我们大陆几公里的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准备马上去解放。美国的政策是要迫使蒋介石让出金、马，使台湾和金、马分开，这样台湾就离大陆更远了，便于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不赞成这个政策，因此我们不忙于去解放金、马，而让蒋介石在那里。蒋介石也不赞成“两个中国”，在这一点上，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我们当时炮轰金门、马祖也是蒋介石所需要的，不打一下，美国就要更多地欺侮蒋介石，不给钱，不给武器；一打，蒋介石就好说话了，说我们怎能在共产党的炮火下屈服。美国并不喜欢蒋介石，它喜欢的是百分之百地赞成美国的人。蒋介石是百分之九十九赞成美国，还有百分之一不赞成。在美国的很大压力下，蒋介石本来不打算做总统了，后来还是我们告诉他做下去好，现在他又起劲了。这个问题很微妙。如果以后我们又轰金、马，这是说蒋介石又需要了。你们不要怕，不会出乱子的。我们这样拴住美帝国主义的一条腿，对你们也许会有些帮助。在蒋介石同美国签订的条约中，并没有把金、马包括在内，因此美国对金、马并不承担有义务。总之，美国霸的地方太宽，家务太大，因而总担心，害怕丢掉了一点，处于被动地位。我看现在冷战和国际紧张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利，而对世界的人民革命比较有利。搞紧张的结果，使社会主义国家更努力工作，进步更快，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的觉悟也提高得快些。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放心，我们决不会侵占印度一寸土地。麦克马洪线是以前英国在印度的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搞的，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就是英国当时也不敢加以公开。这条线把中国西藏地方南边约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浙江省那样大）划过去了。一九五〇年以前尼赫鲁所写的一本著作(250)，其中所附地图就仍是用的老线，而不是麦克马洪线。一九五六年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时，还请尼赫鲁写过序言。我们不能承认麦克马洪线，这是英国过去企图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如果承认了，西藏人民也不会同意。我们在法律上、形式上不承认这条线。谈到达赖问题时，毛泽东说：西藏解放八年来，我们没有动原来的政权，没有动它的军队。我们原来准备今后四年之内还不动。我们只是在那里驻有两万多军队，上层反动分子对这两万多人不满，尼赫鲁也在中间挑拨，以致发生了叛乱事件，目的是想赶走这两万多军队。这样我们进行了反击，很快先把拉萨控制起来。从今年三月到六七月间，我们已控制了西藏全部局势，并开始了土地改革。这当然使尼赫鲁不高兴，在半年之内发起了两次反华运动。这样搞一下也好，反倒把问题澄清起来。诺沃提尼说：我们很感谢毛泽东同志所谈的这些形势问题，毛泽东同志所谈的观点、立场都很正确。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群众联欢和节日焰火，一同观看的还有赫鲁晓夫、胡志明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外宾。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赫鲁晓夫说：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表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时，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又增加了一票。毛泽东说：美国操纵了大多数，不让我们进联合国，我们准备十年、二十年以至三十年进不了联合国。中国没有联合国也活得下去，联合国没有中国也活得下去。赫鲁晓夫说：我看用不了那样长的时间中国就可以进入联合国。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入联合国是不对的，国际局势的缓和与裁军问题的解决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美国不让我们进联合国，宣布我们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蒋介石、侵略朝鲜、侵略越南。既然我们是侵略者，我们又怎么能进联合国呢？赫鲁晓夫说：只要联合国通过了接纳中国的决议，关于宣布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就自然会取消的。不要表示我们对进不进联合国不在乎，美国正是利用这一点，说中国不愿进联合国，怕受联合国的束缚。毛泽东说：我们在公开宣传上从来就是表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赶走蒋介石的代表，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不愿意参加联合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由于美国的阻挠，我们一时进不了联合国，我们要作十年、二十年进不了联合国的打算。不能急，急也没用。我们决不能为了增加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票数而不进行任何活动。至于你们在联合国内进行斗争，那很好，我们一向赞成这种斗争，而我们在联合国外进行斗争，我们大家在两条战线上共同进行斗争。赫鲁晓夫说：这次我们到美国去，感觉美国很怕中国。毛泽东说：它怕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明天的中国。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先后会见也门政府代表团、伊拉克人民代表团、摩洛哥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代表团、日本各界庆祝中国国庆代表团、几内亚政府代表迪亚万杜（教育部部长）、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总主席苏维约和夫人、印度尼西亚前第一副总理哈迪和夫人、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等。毛泽东对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团长贝尔纳说，曾经读过他写的《历史上的科学》一书。

10月2日　下午一时二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陈毅研究同赫鲁晓夫会谈问题。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并宴请苏联党政代表团。中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和苏方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安东诺夫参加。会谈内容包括台湾问题、中印边境冲突、西藏问题等，双方争论激烈。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说：我们正想给同志们念一念这次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时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段谈话记录，然后同信(251)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指台湾问题——编者注）。翻译念完记录后，赫鲁晓夫说：正是由于记录里所说的原因，他（指艾森豪威尔——编者注）才赶忙把这封信给我寄到中国来。毛泽东说：信我们已经看了，他的中心意思是叫我们执行有节制的缓和的政策，就是不要打仗。赫鲁晓夫说：你说得对。信里有个意思，就是说台湾问题不是永久不解决，而是拖一个时期。毛泽东说：这也是我们的意思，我们也不要打仗。赫鲁晓夫说：美国人是不想为台湾而战的。毛泽东说：我们历来都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万隆会议时，周总理就声明过，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后来就谈了，一气谈了四年。在谈判中，我们只是向他们提出一点，就是要他们从台湾撤军，撤军就没事了嘛。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同蒋介石公开谈判。可是，美国不干，他们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的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金门、马祖可以不拿下来，并不想为此而打仗。中国问题与德国问题不同，不仅因为人口多少不同，而且因为中国在战时是个同盟国，战后是个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德国是用国际条约，是用波茨坦协定分开的。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分裂，并无任何国际协定来规定，因此英国对于美国侵台并不满意，甚至就连美国国内也有人不满。赫鲁晓夫说：我看，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是懂得的。毛泽东说：是啊，美国是懂得的。他们同意谈，但要按照他们的路线来谈。他们曾经暗示，可以说服蒋介石退出金、马，要我们对台湾保证不使用武力，但是我们可以对台湾提出要求。这样，他们对台湾的统治就会合法，而在其他问题上就能为所欲为，不受牵制。赫鲁晓夫说：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这里有一段插曲，艾森豪威尔说，几年来，他们同中国谈判释放那五个美国人的问题，毫无结果。这件事我不了解，到底情况怎样？周恩来说：这几个人，三个是违犯中国法律做间谍的侨民，两个是被打下来的空投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未满。赫鲁晓夫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如果由我们来处理，早就把这些人赶出去了。问题是看你采取什么方针，你要刺激鹅的话，就把它关起来。毛泽东说：美国人侵犯了中国的法律，为何要放他们？赫鲁晓夫说：问题已经清楚了，不要再谈了。在台湾问题上，策略也很重要。台湾问题是个刺激国际局势的因素。去年台湾局势紧张的时候，以及今年这次同艾森豪威尔会谈，都提过台湾问题。我们之间是了解的，我们大家不会为台湾而打仗。但是，对于世界舆论我们并没有表明这一点，这样就给了美国一张王牌，它说我们要打仗。当然，美国在台湾的行动是非法的。然而，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毛泽东说：那么你说要怎么办呢，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去办吗？我们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承认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这正像他们在华沙所要求的那样。如果我们保证对台湾不使用武力，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两个中国”。这个办法他们很早就提出了，是通过艾登(252)提的。我们还是照我们的办，同美国、同蒋介石是两回事。同美国是国际问题，第七舰队不走，就谈嘛。同蒋介石是内政问题，内政问题可以用和平方法，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恐怕这样要妥当些。赫鲁晓夫说：同志们，你们这是怎么了，不能再这样子谈，我们谈的是策略问题，你们一股劲用原则问题来回答我们。周恩来说：这也就是策略。

晚宴后，继续会谈。毛泽东说：怎样解决？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意见都说了，我看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谈了，谈谈别的问题吧！毛泽东同志使得我们很难堪，好像我们是在替美国人说话似的。我想提一个作为客人本来不应该提的问题。我们不了解你们为什么同印度冲突，这种冲突只有利于印度的反动派，有利于侵略势力。我认为，你们同印度的争论不是不可以克制的。很多年来，你们一直和印度友好相处，平安无事，这次突然发生了流血冲突，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毛泽东说：关于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你们不是发表个声明吗？赫鲁晓夫说：我们发表声明是对的，只能这样做。毛泽东说：你们也可以不这样做。赫鲁晓夫说：关于你们同印度的冲突，我们不明白，不了解为什么要开枪？毛泽东说：是他们先开的枪。周恩来说：难道他们打我们，我们就挨打吗？是相信我们呢，还是相信他们呢？赫鲁晓夫说：谁先开的枪，我们不知道，要看是谁被打死了呢。周恩来说：印度人被打死了，是他们先开的枪，打了十二个小时。真理要弄清楚。我九月八日写给尼赫鲁的信，连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报纸都说是公正的。关于边境问题的详细情况，我在信里都说了。我们向来不承认麦克马洪线，这是一条非法的线，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越过这条线。赫鲁晓夫说：我们过去不知道这条线，现在我们对这条线也根本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你们采用了什么方法。被打死的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这一点被帝国主义抓住了来反对中国，反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边境的事情我不了解，不管怎么说，打死人是错误的。周恩来说：是他们先开的枪嘛，他们拿枪向我们的人身上打，难道我们应该向天上放枪吗？在这种情况下开枪把他们的人打死，这怎能说是我们的错？赫鲁晓夫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谈了，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周恩来说：我们谈的是事实，你说的不合乎事实。这些情况，连印度的报纸都承认的。他们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难道还枪不对吗？毛泽东说：这是边境纠纷，是个别事件，美国人都看出了这一些。彭真说：麦克马洪线是一九一四年英国同西藏秘密签订的，很长时期，英国都不敢画在他们出版的地图上。后来，英国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上也没有这条线。这是一条不光彩的线，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印度地图上还没有这条线，就连尼赫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上也没有这条线。毛泽东说：这是局部的纠纷，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是双方的士兵打的。我们是事后知道的，尼赫鲁也是事后知道的。现在，他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退了两个地方。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的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周恩来给尼赫鲁的这封信，我们研究了一个多礼拜，信是讲理的。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意见都讲了，接不接受是你们的事情嘛。毛泽东说：我们不支持你们的意见。赫鲁晓夫说：我们也不支持你们的意见。我们认为，西藏事件是中共的失策，你们应该把达赖抓住，不让他跑掉，对尼赫鲁不是更好吗？这是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说：达赖走，我们没有办法，边境有几百公里长，他从哪里都可以走，我们很难办。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大帽子：一个是在西藏犯了错误；另一个是边境事件，于是你们发表了声明。我们给你们戴了一顶帽子，叫做迁就。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接受。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接受。帝国主义者高兴你们的声明。我们已经采取了步骤，而你们又要发表声明。帝国主义说我们两党是不一致的。周恩来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毛泽东说：关于对外问题的意见，我们可以在内部谈，不应当公开。今天，你这样坦率地谈了，很好。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得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你们的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谈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你们就提。我们对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也坦率地谈。毛泽东说：好，好。会谈于晚十一时十分结束。

10月3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陪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歌舞和京剧。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晚会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就美国、英国的工人情况和政党情况进行了交谈。在晚会中间休息时，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会见胡志明。

10月4日　上午八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去首都机场为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送行。十时，在首都机场休息室同赫鲁晓夫交谈。毛泽东说：只要有人民的革命干劲和劳动热情，事情就好办。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赫鲁晓夫说：对你们的公社我们是不大了解的。在初期，根据中国的宣传报道来看，有些中国同志是想否认物质刺激，确有想跨过社会主义原则的样子。我们那儿也有人提出，我们为什么不按需分配。毛泽东说：我们公社的原则，已经都写在决议里面了。我们在公社里也搞积累，不但公社搞积累，国家也搞积累。生产必须走在消费的前面。赫鲁晓夫说：这是列宁的原则。

10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十七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王稼祥、伍修权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同志们，你们来是对我们党的支持，感谢你们。谈到革命和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十年。我们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农民所有制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必须有领导权，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没有农民帮助，无产阶级专政无法建立。农民的重要性在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中都得到了证明。在过去十年内，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成就的，可以说革命和建设是同时进行的。头八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上。后两年，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方面。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内，我们的主要精力将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谈到世界革命形势时，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没有共产党。再过十年、十五年，还会有更大的改变。世界和中国都会有改变。假如我们能争取十五年的和平时期，就中国来说，经济建设方面将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若是发生世界战争，就会阻止经济建设。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各国的党都需要和平，再过十五年和平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可能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世界的前途属于人民，不属于资产阶级。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还在同美国谈判，可是美国没拿出名堂来。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同志们放心好了。就对蒋介石来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有人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了起来。台湾只有几百万人口，几年不收回台湾（包括金门在内）也不要紧。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他们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253)、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老挝人民党中央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和中央办公厅主任坎代，刘少奇、彭真、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你们第一次到中国，我们第一次见面谈话。感谢你们到中国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政治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你们组织了爱国战线党，参加了王国政府，他们看见你们有力量，就违背协议，包围你们的两个营。你们受了一些损失，多得了一些经验。革命事业总是有波折的，力量由小而大，有时又由大缩小。革命受挫折是常有的事，只要有干部骨干，就可以重新发展。你们的斗争方针定得好，要持久。最后胜利是你们的，但是在现阶段你们还有困难。毛泽东说：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可能胜利。你们有一些知识分子，很好。可以开训练班，利用知识分子的专长。现在你们的斗争是艰苦的，艰苦可以锻炼人，对革命有好处。你们最后是一定会得到胜利的。

10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中央书记处书记古普塔，刘少奇、彭真、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从上次同你谈话到现在，隔了九个月。在这个时期，西藏问题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发生了一点波浪。据我看，这是暂时的、局部的问题，因为在我们两国这样悠久的历史当中，友谊是主要的。这一点波浪，不会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也不应当使它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我们两国都是亚洲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印度同西方国家是有区别的。现在，双方都同意对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很好。争论总是要用谈判来解决。你对谈判的看法怎么样？有希望吗？高士说：虽然尼赫鲁在最近一次给中国的来信中采取了强硬的立场，那是因为他要讨价还价。尼赫鲁是渴望谈判的，因此谈判是会举行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求得解决。毛泽东说：会谈是会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还要看一个时间。将来会谈开始以后，印度资产阶级可能还会发动几个浪潮，为的是帮助他们谈判，同时压制印度共产党。你看达赖和他的集团有没有可能回到中国来？高士说：没有。他们已经放弃了回到中国来的想法。毛泽东说：我们对达赖是保留余地的，就是说，没有开除他的职位。看来他是很难回来了。我们原来想稳定同印度政府的关系，因此答应西藏的上层集团，包括达赖在内，把改革推迟到一九六二年，到那时候再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还不同意，可以再推迟。我们没有准备在今年进行改革，也没有准备解除他们的武装。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尼赫鲁对于这两条并不反对，尼赫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说应当在西藏进行改革。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两条达赖都反对。世界上的事是常常有变化的。西藏唯一的女活佛(254)已经从印度回来。所以，留有余地比较好。现在要达赖改变态度，赞成不分裂国家，赞成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是很难的。但是，世界形势一变，情况就会不同。许多白俄不是已经回国了吗？达赖还年轻，他才二十多岁。谈到印度共产党的斗争和发展问题时，毛泽东问：你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没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高士说：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提出口号，但是我们的行动是以这个口号为基础的。毛泽东说：进步势力，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这样，就把劳动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放在进步势力的范畴里。资产阶级脱离了劳动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无能为力。因此，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就是争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激烈的斗争。当然，对工人也是争夺的。毛泽东最后说：你们应当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以你们自己的经验为主，制定你们的路线。外国的经验只供参考，你们自己必须作出独立的决定。每一个党，如果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这样做。

同日　阅中共四川省委十月三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少奇、彭真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各地。另，黑龙江一件，河南一件，(255)都有批右倾分子，似可转发各地参考。”报告说：这次会议揭发批判右倾思想活动，并揭发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大会重点批判。这个斗争，使全体同志更加鼓足了干劲，对提前和超额完成今年各项国民经济计划任务充满了信心。

同日　阅李六如(256)十月四日的来信，批示：“定一同志：请你指定一位水平较高同志看一看这部书，如何？”来信说：兹将我所写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草稿送请审阅，如若无暇，拟请指定一位秘书看看后半部和一些部分。李六如的这一卷小说从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写到大革命失败。信中请求审阅的部分，主要是与毛泽东有关的内容。

10月7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恩来、陈毅、王稼祥、廖承志谈话。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拉丁美洲十二个国家的客人，共七十七人。会见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王稼祥、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朋友们，欢迎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有很远的路，到我们这个国家来参加我们这个庆祝纪念活动，对于我们是很大的支持。我们这个国家解放十年了，现在是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但是我们还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要使经济发展起来，文化发展起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需要朋友们的帮助、支持。十年之前，我们是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是替殖民主义者办事，替帝国主义者办事，替他自己办事，不替人民办事。这十年来，我们开始办了一点事，但是还是很少一点。我们人口多，地方大，目前这么一点经济总量，按人口平均计算，那就是很少的。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年来，中国曾多次受外国军队进攻，被帝国主义打败过多次，我们的政府同外国订了许多向外国屈服的条约。中国人民在克服许多困难之后，才取得独立。所以，我看亚洲、非洲和你们拉丁美洲，与我们过去的地位大体上是相同的。现在你们正在发展你们的事业，发展民族独立的事业和民主的事业，我们向你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的胜利。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在座。毛泽东首先询问印尼的人口、资源等情况，接着他说：我们经济还不太发展，我们受帝国主义剥削时间很长，解放前是很穷的，文化也不大发展，受教育的人很少，百分之八十的人不识字，解放后逐年在减少，但还有很多文盲。解放十年来，我们开始建设，但还不太多。要使经济状况有很大改变，就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还要有各方朋友支持。印尼也是一样。亚非民族独立国家也需要有时间建设，需要有和平环境，这是有可能的。你们这次来的各行各业都有，有艺术家，有实业家，有政治家，有教育工作者，有医生，很难得你们到这里来，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希望以后两国政府间、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发展。祝贺印尼更加繁荣发展，祝贺你们建立一个伟大的印度尼西亚。

10月8日　下午，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亚洲和非洲客人，共三十一人。

同日　阅薄一波十月七日来信和附送的关于他的家乡山西定襄县和平人民公社情况的一封信，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尚昆办。”薄一波的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

10月10日　阅谭震林十月九日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十月六日关于解决河北水利问题的报告和他的附信，批示：“震林同志：此件看了，请提到书记处会议上谈一下，予以批准。投资问题，请与有关部门及总理研究一下，然后确定。”河北省委的报告说：根据主席最近在保定给我们的指示，河北省的水利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再搞两个冬春基本解决问题，把水控制起来的精神，我们对我省的水利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在水利上我们需要做好三件事：首先解决洪水灾害问题；其次解决沥水灾害问题；与此同时基本实现农田水利化。为此共需国家投资十二亿七千万元，每年平均四亿元左右。谭震林的信中说：我认为这些工程必须做，但是否需要十二亿元投资，能否节约一些，这是需要考虑的。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10月上旬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八日关于赫鲁晓夫六日的讲话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三件请刘、周、朱、林、陈毅、彭真、稼祥、康生、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同志一阅，阅后退毛。”“值得一看，想一想。两天内看完，以便在我处会谈一次。”报告说：今天苏联报纸登载了赫鲁晓夫本月六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讲话，这是他从北京回国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在引证艾森豪威尔关于害怕战争的话后，讲了他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当然，如果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使他们被迫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免受侵略者危害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害怕战争的……但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讲话中还说“很喜欢同他（指艾森豪威尔——编者注）这样明智的和了解国际局势严重性的人交谈”。

同旬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九日关于苏联报刊摘登周恩来文章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刘、周、朱、林、彭真、陈毅、伯达、稼祥、乔木、康生、定一阅，阅后退毛。”报告说：十月六日，塔斯社的《内部参考》电讯稿中全文转发了周总理的《伟大的十年》一文。九日，《真理报》和《消息报》摘要刊登了这篇文章，莫斯科电台也据此进行了广播。摘登的情况如下：关于我国十年来的变化部分摘登较详尽；对谈到我国十年来取得飞跃发展的原因，我党如何正确贯彻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阐述我党的总路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人民公社以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等内容，摘登非常简单；对文章最后谈到我国的有利国际条件、支持赫鲁晓夫访美之行以及感谢苏联帮助等部分，摘登很详尽。

10月11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苏班德里约，陈毅、章汉夫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中国人民对印尼人民是很友好的，我们两国人民间合作，政府之间也应合作，虽然有小小的矛盾，但基本上是没有矛盾的。我希望印尼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们的国家繁荣。有群众拥护，政府就有力量，政府要接近群众。苏加诺总统要注意安全。最近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在伊拉克都发生了暗杀事件。请把我的意思带给苏加诺总统，少数的坏分子是不顾一切的。苏班德里约说：我们要维护独立的政策，有时是很困难的，我们多少是在西方包围之下的。毛泽东说：西方国家是有不良之心的。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做了，把政治、经济问题处理得恰当，它就没有办法了，当你们困难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支持，我们是真正支持的。但是支持是相互支持，我们也需要你们的支持。东南亚条约把东南亚国家和我们隔离起来，使你们孤立，也使我们孤立。因此，我们同你们就要友好，我们同印度也一样，同缅甸和锡兰也是一样的。我想是可以友好的，不要把关系搞坏。各民族都要独立地发展起来，广大的群众是什么力量也压不下去的，有时可能有些挫折，但最后帝国主义要把亚非国家压下去是困难的。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刚刚开始搞一点，我们需要时间、和平环境和广大的朋友。所以，很欢迎外长先生这次到中国来，我们谈一谈，这样很好。亚洲国家之间寻找解决方法有时需要忍耐，一部分不友好的人让他们经过一段时期，多少年后关系会搞好的。生活是在创造性的劳动中改善的，而且一定会改善。有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也有困难，但是前途总是光明的。只要群众有信心，知道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就会逐步得到克服。各国有各自的困难，因此我们要互相支持。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朱德、周恩来、林彪、彭真前往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去世。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九月三十日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这是一个好文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以为参考。”并批示：“刘、彭真同志阅，尚昆办。”报告说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中的几个突出问题是：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今年上半年的形势，批判了右倾动摇情绪。二、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检查和批判了在党内斗争中的错误态度，提高了保卫党的团结、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和组织纪律的自觉性。三、认识到贯彻执行总路线必须力争高速度，大搞群众运动。

同日　阅陈伯达十月九日送审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貌》一文。陈伯达在送审稿上附言：“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这篇文章又作了修改，请审阅。”毛泽东批示：“伯达同志：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好一点。”将文章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批注：“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十六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十三日送审的这篇文章的修改稿上批示：“伯达同志阅后，送周、朱、林三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同志办理。”这篇文章的题目后来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期发表。中共中央十二月十三日将这篇文章印发各级党委。

10月12日　下午，同刘少奇、朱德、林彪、彭真、谭震林谈话。

10月13日　晨，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谈话，陈伯达、胡绳等参加。毛泽东对任继愈说：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北大除你研究佛教外，还有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任继愈说：除我以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泽东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圣经》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泽东说：那可不好。五百多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梁启超(257)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也不能有迷信。(258)

同日　阅薄一波十月九日报送的中共石油工业部党组九月二十九日关于石油工业当前生产情况和今后措施的报告，批示：“送陈伯达同志：此件值得一看。文中大部分，略加改造，似可在《红旗》上公开发表。(259)但余秋里同志已写长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我未看，不知其内容是否就是这个报告里所说的这些，如果是，则不宜再在《红旗》上发表。请找该文看一下，并与余秋里谈一下。”报告说：石油工业经过反右倾、鼓干劲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原油生产节节上升，今年原计划生产三百五十万吨，现预计可以达到三百六十五万吨。今年石油工业又是一个大跃进。经过今年的生产和群众运动的一起一落，对我们来说，教育最大、体会最深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要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二是群众运动和集中领导相结合，就能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潜力。报告说，明年决心至少生产五百万吨原油，并力争再多一些，提前两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原油生产指标。

同日　阅李富春十月十二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和任务问题的来信。信中说：我的想法是，在今后若干年内，整个国民经济以农业为纲，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安排。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提法，是否妥当，或者提以农业为基础，或者在党内提，党外不提，或者索性都不提，请你考虑见示。我觉得以农业为基础是无问题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及附件(260)，请陈伯达同志看一下，提出意见为盼！”十五日，陈伯达致信毛泽东说：富春同志给您的信说到对农业的提法问题，这是一个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是可以公开的，似乎不宜在党内和党外采取不同的提法。我想，可以继续保持您原来的“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提法。这个提法具有科学的严格性，而且已深入人心。计委报告中的“按照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似可改为：“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261)毛泽东为陈伯达的信加了一个标题《关于经济口号的提法》，并批示：“此信及附件(262)即送李富春、彭真、刘、周、朱、林、王稼祥、胡乔木同志阅，阅后退毛。在十月十六、十七两天看完，以十七或十八日在我处会谈一次。”

10月14日　晨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萨瓦茨基率领的波兰党政代表团，薄一波、王首道(263)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非常友好、非常热情，你们的访问是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很感谢你们。你们一定看到我们这里还有许多缺点和困难，并非样样都好。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我们一点经验也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抄苏联的。一九五六年我们开始想多、快、好、省的问题，就在这一年提出了这个口号。一九五八年形成了党的总路线，并且在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句话不完整，还有个主语和附加语，主语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附加语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这两部分就太长了，这两部分大家也都知道，因此把它省略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需要两年完成的现在只需要一年，甚至更少的时间。时间缩短了一半，投资也节省三分之一，但质量和过去一样。人民公社是群众创造的，中央只是总结经验并把它推广。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公社成立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我们曾研究过苏联一九一八年的农业公社章程，那时列宁很想搞公社，但没有经验，章程中有的条文不够妥当，如规定自留地一点不要，更严重的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主要的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生活来源百分之八十来自集体经营的生产，百分之二十来自自留地和其他副业。将来，若干年后把私有部分逐步减少。毛泽东说：总的形势是好的，顺利的。问题的性质是属于局部的、暂时的。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变成近代化的工农业国家，要人民掌握科学知识和文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你们可以放心，我们不会发动战争，不会跟印度打，也不会跟台湾打。但是，我们反对“两个中国”。台湾归还中国是国际协定——开罗会议决定的，没有任何协议说台湾可以脱离中国，相反，国际协议规定台湾应归中国。我们与印度的关系问题，只是小的边界纠纷。争取和平是我们共同的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关于朋友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更好地相互了解，使关系更加密切。在两国贸易方面，我们交货交得不好，欠了债，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守信用。在工业及航运方面，我们得到了波兰的帮助，很感谢。

同日　上午十时，应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的要求，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他。安东诺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委托我把这份苏共中央关于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给各兄弟党的信转交给您。苏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访美，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为进一步谈判创造了条件，扫清了通向首脑会议的道路。毛泽东说：这个估价是正确的，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决不会同美国打仗，不会为台湾而打仗，我们现在不去拿台湾，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不拿都可以。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去解放金门，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他就有借口，可以抵抗美国，这一点他的代表和我们谈过。当然，我们开炮的头几天，蒋介石一下子没明白过来，以为我们要拿金门，后来他就明白了，美国过了两个礼拜也明白了。至于中印关系问题，只是在边境上的一个地方发生了械斗，而印度资产阶级却利用这个机会来大吵大闹，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的大陆上还有一个殖民地，这就是澳门。我们中央的方针是目前不拿，让它去。有人说我们好战！你看，这是好战吗？我们不要战争，我们不要别人的领土，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够我们做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建设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可以取得绝对优势。你刚才说，艾森豪威尔感到美国已经处在一个死胡同里面。什么叫死胡同？就是他们搞冷战、搞国际紧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打又不能打，内部矛盾重重，英、美有矛盾，英、法、西德有矛盾。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蓬蓬勃勃，整个拉丁美洲都在高涨。亚洲有点下降，这是因为这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帝国主义只在冷战转化为对他们不利的时候，才愿意缓和。我们是不要冷战的，也不要热战。可是当帝国主义搞冷战的时候，天天骂我们，我们也就应该骂他们。去年在赫鲁晓夫同志来的时候，以及前年我去莫斯科的时候，我就谈过这些问题。我谈过冷战的转化问题，谁怕谁多一些的问题，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巴格达条约(264)三个军事集团的性质问题。我说过，不能把这三个军事集团的性质完全估计为侵略性的，只是当我们内部出了大问题，那时它们会是侵略性的，只要我们内部巩固，它们就是防御性质的，是堤坝性质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细菌的。帝国主义是拼命地想保持住自己的地盘，他们到处有殖民地。比如美国吧，从台湾、南朝鲜开始，一直到西德为止，都受它的控制。英国、法国也是如此。他们生怕丢掉了一点点地方，会影响他们的威信，影响他们的全部力量。所以他们就连金门这个小岛和西柏林这个小地方都不愿意放嘛。我们一动，他们就十分紧张。美国富得很，它怕变坏，所以就保守，就拼命把持住自己的那个摊子。美国对自己的伙伴并没有同情心，你看它连蒋介石都要整嘛。你刚才谈到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感到忧虑和不安，我看你们苏联可以利用美国对中国的不安，来达到你们在欧洲提出来的目的。

10月15日　下午二时，阅李富春十月九日晚给周恩来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国家计委拟订的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的报告，已根据政治局初步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补充，现送上请审阅。如中央觉得原则上还可以，建议批转各省市和各部委，作为编制明年计划草案的依据之一。鉴于明年计划草案的编制工作应当立即进行，建议在本月十八日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今年的经济形势和明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拟出明年计划的草案。毛泽东批示：“即退李富春同志：此件今天才收到，故计划会议时间宜改十月二十四日，以便计划大纲草案有时间送达地方并加以研究，再来开会。如同意，请即交尚昆办理。”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谈话，彭真参加。

10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陈伯达、薄一波开会。

同日　为转发中共福建省委十月九日关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的第四次简报，起草批语：“这个文件好。采取这种态度说话，甚为适宜。各地可以参照办理。讲过了一次，可以再讲一次，如福建那样的办法。此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想一想，酌量办理。刘、彭真阅后发，留待周阅。”简报说：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于九月二十五日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宣读八届八中全会的两个决议及有关文件，听了主席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的录音，叶飞(265)同志根据主席讲话精神作了讲话。到会的大多数人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认为对自己教育很大。普遍反映，中央提出反右倾、鼓干劲是十分必要的、适时的。但有一部分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惊奇、猜测、疑惧和糊涂的认识。

10月17日　下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10月18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王稼祥、廖承志开会，谈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问题。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野坂参三(266)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见时在座的，中共方面有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王稼祥、廖承志等，日共方面有袴田里见、藏原惟人(267)等。毛泽东说：在抗战时期，你们就同我们一起作斗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由于各国兄弟党的帮助，其中也有日本共产党。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不管历史上有过什么别扭，总的趋势还是要团结起来。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两党是团结的。特别是冈野进同志住在延安，曾同我们一道参加过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过去的情况忘不了，那种受压迫的情况还没忘记。野坂说：日共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要加强人民的斗争。毛泽东说：今天主要的问题是美国压迫的问题，民族压迫的问题，要把垄断资本看做是美国的走狗和工具。所以，你们把民族问题提到第一位是完全正确的，独立、和平、民主、中立，这样的口号是正确的。在谈到日本钢铁垄断资本想同中国做生意时，毛泽东说：有些对日本不独立的状态不满、想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我们表示欢迎。现在没有做生意，这是暂时的情况。浅沼(268)来中国访问时，我同他讲，没有必要悲观，这是暂时的现象，可能不久就会改变。我们并未以恢复中日邦交为前提，而只是要他们不要阻挠两国的友好交流，不敌视中国，不搞“两个中国”。浅沼同意这个意见，石桥(269)也同意，他还提出了三个原则。野坂说：很想就最近美国动态特别是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会谈公报发表以来的情况听听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两手：使形势有所缓和，这是一手；另外一手，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你们应当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团结的，阵营加强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了，这样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考虑了。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从总的情况来看，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对冒险集团要有个估计，最强大的就是美国冒险集团。他们在目前发动侵略战争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西德和日本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要发动战争不那么容易。岸信介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因为第九条束缚了他进行扩张，他要复活军国主义。你们党的纲领中有和平与独立的口号，这是最合乎实际情况的。日本垄断资本有参加过战争的经验，他们是还要搞战争的，这就是他们倒向西方的原因。但是现在有走向缓和的趋势，赫鲁晓夫访美，艾森豪威尔访苏，苏美会谈，最高会议也有可能召开。这些都是过去斗争的结果。由于日本共产党和人民斗争的结果，宪法就没有被修改。野坂说：日本垄断资本的主观愿望还是要脱离开美国，但客观上做不到。毛泽东说：西德、日本要求成为一个平等的伙伴的愿望是有的。发展下去，日本是不会安心于半独立状态的，是有野心的，要起变化，要闹独立性。现在世界就有这么几个资本主义大国：美、英、法、西德、日本。所以，可不能看轻日本。如果认为在日本同美国的斗争是战术性、策略性问题，打倒垄断资本是战略问题，那末日本共产党就会丢掉民族独立的旗帜。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要抓民族独立的旗帜。最后，毛泽东说：我们不会要别国的一寸土地。我们要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

10月1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道比率领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陈毅、谭震林在座。会见结束后，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王稼祥、罗瑞卿谈话。

10月中旬　阅彭真十月十五日送阅的赫鲁晓夫写信祝贺艾森豪威尔生日的新华社电讯稿，批示：“各同志阅。此件刚到。请各同志即看一下。此外九月二十八日美国总统对记者会议的谈话(270)，赫鲁晓夫在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欢迎会上的演说(271)，是两个极重大的文件，值得一看。”电讯稿说：据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讯，赫鲁晓夫写信给艾森豪威尔祝贺生日。信中指出他在访问美国期间同美国总统开诚布公地进行的交谈给他留下了最好的印象。还说：我们的会晤和交谈，更加使我相信，您有诚意而且作了必要的努力，来使苏美两国取得完全的互相谅解，在我们之间建立永恒的友好关系，并使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利加强普遍和平。

10月21日　上午八时五十分，同彭德怀谈话，杨尚昆参加。十时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陈毅参加谈话。谈话后，共进午餐。毛泽东要杨尚昆常去彭德怀处，每月二次。

10月22日　下午，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和副主任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等，彭真、陈叔通、程潜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你们的事情比过去好办了。过去有障碍，事情不好办，现在障碍没有了。达赖周围有许多人，对达赖影响不好。当然也不能说达赖是进步的，他自己不那么进步。他到外国去发表的一些言论，做的一些事，是反对祖国的。他们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独立王国。第二就是改革问题，他们不赞成。你们和他们不同，爱国和改革这两条，你们都赞成。我们的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五十一个少数民族(272)，他们聚居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比如鞍钢这样的大企业已经办起来了，各省各地的工业也都搞起来了，只有西藏还没有搞，因为西藏那时没有搞改革。西藏改革后也要办工业，要西藏人自己办，工程师、技术人员都要有藏族的，因此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现在，是否已经开始培养这方面的干部？改革的方针、办法你们都商量好了，是不是有些人觉得将来政策要变化？可能有些人有这个想法，这要请你们作些解释。我们的方针是长期合作，不会随便丢掉原来和我们合作过的人。即使对达赖，我们现在还留有余地。他（指程潜——编者注）是国民党，他（指陈叔通——编者注）是“资产党”，我们合作十多年了，要继续合作下去，合作一辈子。有些右派，我们也还和他们合作。所以你们对那些不相信的人要作解释。到底我们团结起来有利，还是不利？我看，团结起来有利。对你们有利，对我们有利，对全国各族人民都有利。跑到印度的人大部分在修公路，他们也许要在印度待一辈子，也许有些人要回来。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不会很长，再有几个月就会完成吧。以后是社会主义改造，搞合作化。总而言之，改革不是那么可怕，但是会有些变动。改革中不要打人，要说理。以后各少数民族，都要有军事干部、技术干部、文化干部、政治干部。要注意培养这些干部。第一是政治干部，你们都是政治干部，但还要扩大这方面的干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同志们慢慢地熟了，那就好了。比如有些人开始到北京来，不知道北京究竟对你们怎样。现在已经十年了，我们究竟是害你们的，还是保护你们的？现在有个民族饭店，还有个民族文化宫，我们的首都是各民族的首都。一个叛乱，一个平叛，问题解决了。靠你们办事，我们信任你们。班禅说：今年平叛后，广大的农奴得到了解放，情绪很高。由于对上层实行团结合作的方针和赎买政策，上层也高兴。在宗教方面，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对寺庙的保护政策，受到了僧众的欢迎。有些担心改革后喇嘛生活困难的人，由于中央实行政府供给，喇嘛的心也放下来了。

同日　晚上，会见由日本社会党顾问片山哲率领的日本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代表团，陈毅、刘宁一、廖承志等在座。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月十九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一〇二号刊载的《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反右倾斗争的领导存在三种情况》的材料，批示：“彭真、尚昆同志：这里没有谈到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的情况，不知也有这三种情况没有？请你们抓紧办一下，使这个斗争深入下去。”这个材料讲的三种情况是：一、领导上既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决心，也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办法，对运动形成了有力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二、群众已经普遍发动，但领导缺乏决心和办法，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占百分之十。三、群众未发动起来，领导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或怯于开展斗争，致使运动进展很迟缓。这样的单位大约也占百分之十。

10月23日　上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康生、王稼祥、罗瑞卿等开会，谈国内外形势。

同日　上午，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十月二十二日关于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批示：“已阅。送少奇、彭真同志阅后，退尚昆存。”“尚昆同志：中直要与国家机关密切联系，参考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劲头很大。”报告说：中直机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已逐步地开展起来，但发展是不平衡的。为了克服当前运动存在的缺点，中直党委对中直各机关提出了以下要求：各机关领导同志必须挂帅出马，抓紧进行；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带头检查；反对不联系思想、不联系实际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不断地反对各种阻碍运动开展的右倾思想，把斗争搞深搞透。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行前，指示要带大量书籍以备阅览。这些书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普列汉诺夫、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273)的著作，《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中国古代哲学书籍，尤金、米丁、艾思奇、冯友兰(274)等的哲学著作，政治经济学书籍，中外历史书籍《二十四史》、《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著作、西洋史等，中国文学书籍《楚辞集注》、《昭明文选》、《古诗源》、笔记小说等，佛经，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书籍，地图集，字帖和字画，等等。

同日　晚十时四十分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275)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276)汇报工作。

同日　阅新华社十月十七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八九期刊载的《广东实行派购办法，猪和家禽的收购量大增》的报道，批示：“李先念同志：广东派购办法，请你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推广。你那里开什么会议没有？如有会议，可和较多的同志一道研究一下。”广东实行的派购办法，是根据市场情况和国家需要，对人民公社的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和每户社员派购一定数量的猪、鸡、鸭、鹅和蛋品，要求人民公社和社员向国家履行一定的交售任务。对公社、大队、社员卖猪，一律按净肉计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肉票，凭票由国家以优待价格保证供应。派购的鸡、鸭、鹅和蛋品，一般只占产量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产品仍归饲养的集体和社员个人支配。由于这种办法兼顾了国家、公社和个人的利益，受到了社员的普遍拥护，社员出售猪、家禽、蛋品和发展这些副食品生产的积极性都大大提高。

10月24日　上午，由刘子厚、张明河、万晓塘、李耕涛等陪同参观天津市街道工业展览，看了和平、南开等六个区的展室。又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参观包饺子、做花卷的机器。晚上，从天津到达济南。

10月25日　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会见由中央总书记普列斯特斯率领的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王稼祥、舒同参加。毛泽东说：拉丁美洲同志很热情，非洲、亚洲的同志也很热情，这有客观原因，都是受压迫的。中国也在受压迫，西方国家要孤立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经济落后，人民贫困。这两个原因使中国人民要努力一些，要组织起来，要依靠群众，只有这一条道路。巴西是个大国，有八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同中国的面积差不多，中国还有很大地方不能耕种，如高原地带。毛泽东问：亚马孙河两岸有人居住吗？普列斯特斯说：居民不多，交通不方便，全靠船只，有大森林。这一带地方适合人类居住，现在最讨厌的是饥饿，人口很少，每平方公里只有半个人。毛泽东说：我们革命主要依靠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雇农，他们少地或没有土地。我们党从其基本的社会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政党。直到现在，从前的贫农、雇农、下中农、农业工人是支持我们的。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也是得到他们的支持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上中农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要用说服的办法对待上中农，以便使他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也可以孤立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上中农。通过教育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人口支持我们，其余百分之十是旧地主富农和一些上中农。十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得到很大的成就。将来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上超过英国，这是好事，但这点不能够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英国只有五千万人口，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口，我们一定要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上同英国比，赶上或超过以后才能说解决了问题。要这样做不是几年或十几年时间的事，需要更长的时间，准备五十年，已经过了十年，还有四十年。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有了和平的环境，在国内政策上不犯大错误，在这样条件下可以达到上述目的。错误是免不了的，认识事物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如你们认识巴西也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要同自然界斗争，要搞技术革命，是新的东西，就是不懂。好的是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但不能全抄他们的，一部分可以抄，一部分不能抄，中国还是中国，历史条件不同。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革命也好，经济建设也好，都如一棵大树，树根、树干相同，但枝叶、花朵有些不同。各民族都是这样。个人之间也有不同，各有特点。忽略这些细节就不好办事了。在进餐时，毛泽东说巴西应该有一个土地纲领来争取农民。

10月26日　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夏基，并共进午餐，王稼祥、舒同参加。毛泽东说：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提到英共的看法。你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没有和平过渡。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像的。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当天晚上，到达徐州，停车休息。

10月27日　下午，从徐州到达合肥。在专列上同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277)等谈话。晚上，住稻香楼西苑。

10月28日　上午，由曾希圣、黄岩陪同参观中共安徽省委的“试验田”——东风钢铁厂，看了炼钢车间和轧钢车间。下午，参观合肥市蜀山公社，了解农、林、牧、副、渔、工六业俱兴的情况和使用沼气的情况。

10月29日　上午，由曾希圣等陪同乘汽车从合肥前往长江边的裕溪口（属芜湖市）。下午，从这里乘船到马鞍山。参观马鞍山钢铁厂，看了破碎车间、电炉车间、转炉车间、耐火材料加工车间和炼焦厂。参观后，在曾希圣陪同下乘专列离开马鞍山，当晚到达南京，停车休息。

10月30日　在从南京出发驶向上海的专列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顺元、惠浴宇、陈光(278)和南京市委书记彭冲等谈话，曾希圣参加。毛泽东问：你们情况如何，比较夏季有些起色吧？江苏负责人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毛泽东问：也有两心两意的吧？答：极少数了。毛泽东问：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群众中间，干部中间，还要辩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彭冲答：有。最近附近郊区支部书记排队，问题不少。比较坚定地拥护党的决定、号召的，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多。毛泽东说：山东有个惠民县，把生产小队干部算在内的五级干部，有四千三百多人，不动摇的占百分之五十一。你们不是百分之四十一吗？差不多。所以，乡村里头坚定的占百分之四五十，也就很好了。问题是看主要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你只是讲的核算单位的，没有讲县、社、管理区的。这个问题是相当大的一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阶级不消灭，这个问题总是存在。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江苏负责人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毛泽东问：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答：恐怕好得多，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问：心放下来了？答：心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说：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的口粮就好。能够不能够？答：大概差不多。毛泽东说：十年储备一年，就是到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全国人民有一年储备粮，要办到这一条就好。各种经济作物、多种经济的安排，你们怎么样？有所安排吗？答：明年的经济作物，我们打算稍微多安排一点。毛泽东说：不然积累也上不去，生活也不能改善。

同日　晚上，到达上海。在专列上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279)及一同到上海的曾希圣、刘顺元谈话。毛泽东问：李富春他们搞了一个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你们收到了没有？柯庆施说：收到了。现在矛盾最大的是一个煤炭问题。煤炭，明年华东地区需要七千万吨，那个草案中只有六千五百万吨，差五百万吨。只好自己想办法吧！在公社方面，比从前巩固一些了，经济的发展比从前也好了。粮食亩产超过千斤的大概是百分之十到十五。我们明年有两个硬东西，一个是想弄一亩地一头猪，五百多万亩地，搞五百多万头猪。毛泽东问：你明年能够搞到啊？柯庆施说：搞得到。第二个就是无论如何想法子使粮食亩产超过千斤。毛泽东问：你今年晚稻七百几？柯庆施答：七百五。毛泽东说：七百五，达到一千，要增加四分之一呀！同志，行不行啊？柯庆施说：现在我们想打破这个千斤关，这个关不好过，过了千斤，以后就好办了。毛泽东说：那你试试看，打打看，不要登报就行了。今年这个马鞍形很有一种教育作用。大马鞍形我们有经验，小马鞍形我们也有经验，这才有比较。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生产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柯庆施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会议(280)正在上海召开，主席是不是要指示一下？毛泽东说：消灭血吸虫病，搞的七年计划，现在已经过了四年了，还有三年，可以成功吗？柯庆施说：这四年当中，医治血吸虫病的方法完全解决了，只要几天就可以治好。毛泽东说：这是个上轨道的问题，上了轨道就好办了。还有，钩虫、血吸虫、血丝虫、疟疾四种病合起来，恐怕有一两千万人吧？柯庆施说：恐怕三四千万都不止。毛泽东说：蚊子不灭掉，疟疾怎么能够治得完啊？要把除四害的任务加到你那个防治血吸虫病委员会里，可以叫除几害委员会。你这个委员会可以延期。治病的钱恐怕要政府出。这笔钱很重要，就是说免费医疗，而且伙食也给他包下来，给他吃好一点。你搞两个礼拜就全部好了嘛。毛泽东问：七年能不能基本灭掉呀？柯庆施答：我们讲基本灭掉，以后还有一个长期的防护斗争，不长期防护斗争是不行的。毛泽东说：那好呀。柯庆施说：现在整个社会各方面还是安定的。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干部和群众中还需要辩论一次。这一次教育做得好，那就比较稳了。公社要储备粮食。我们已经搞了十年了，再搞十年，在这十年中储备一年的口粮。按八亿人口算，共四千八百亿斤，有这一笔储备粮就好。柯庆施说：将来恐怕粮食价钱问题还得考虑，现在太便宜了。毛泽东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涨价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和城市人口有一亿多。这个问题你们研究一下。

10月31日　晨，阅李先念报送的天津市畜牧局九月五日整理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281)材料。阅后写信给吴冷西：“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斯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上午九时，为排印这封信，致信柯庆施：“附件请印二十份，上午印出，发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六同志各一份，请他们收到即看一下，想一想，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下午或晚上到我处座谈一下。另十四份交我处理。”十二月五日，关于这封信又批示：“请彭真同志送交吴冷西同志，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及附件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九期。

同日　上午，同林克一起读《矛盾论》英文本。

同日　下午，从上海到达杭州，住刘庄。

11月3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雷英夫(282)开会，讨论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中印边界问题和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周恩来等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报告的主要内容：宣扬和平主义，散布战争恐怖，迷恋首脑会议，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件(283)表示非常遗憾。王稼祥说：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称之为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来搞下去。而赫鲁晓夫现在的确是迷恋这些，正在兴头上。这么一种政策是带有危险性的。毛泽东说：各种各样嘛，讲和平的讲和平，讲斗争的讲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本国的资产阶级、外国的帝国主义、本国的帝国主义走狗，对他们不斗？美国的企图就是要把整个世界的革命浪潮压下去。现在看来，所谓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284)为止，杜勒斯一死，美国的策略要变。苏联想避免氢弹战争，我认为是对的，这个东西真正打起来不好。问题是美国在集中搞导弹，它要超过苏联。所以，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彭真说：赫鲁晓夫是迷恋于这个首脑会议，西方就拿着这个首脑会议像钓鱼一样总钓着他，他就总想吃。毛泽东说：有一天，西方一翻脸，他就处于被动。不过，赫鲁晓夫这一套，现在不忙去驳，看他几个月，看一个时期再讲。接着，周恩来、雷英夫讲了印度军队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被击退的情况。毛泽东说：我想提这么一个建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实际控制线，两国军队相距在二十公里以内的，各退十公里，整个全线，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原先已经相距二十公里的，那就不要退了。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还是按照实际控制线，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王稼祥、周恩来：好，好，好。）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一个和平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这还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尼赫鲁说双方撤出朗久，我就扩大成整个实际控制线，我们爱好和平就达于极点了。王稼祥说：我估计尼赫鲁不能不同意。彭真说：我们主动了。毛泽东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我也在外交部研究方案，怎么才主动，提什么办法？总要打一张牌出去，总是发表什么声明，主张谈判，没有想到各退二十公里。王稼祥说：我也没有想到。毛泽东说：用两国总理通信的方法，恐怕比较好，这个信不要很长。这个方案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285)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周恩来说：一九六〇年的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泽东说：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周恩来说：钢的产量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那个一千八。彭真说：少奇同志主持开了政治局会议，我们肯定就是一千八。毛泽东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到六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在指标上搞热不如在实际上搞热。指标比较低，实际上热，实际上高，那就好办了。谈到农村的整社在各地都展开了时，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对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批评得太凶，有些人受不了。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开展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谈到今年的旱灾等情况时，毛泽东说：今年的旱灾使好多省觉悟，还是要搞水利。有了水利没有肥料也不行。我看解决肥料的方向还是养猪，养猪的利益极大，它可以产肥料，肉可以吃，又可以出口，什么单位都可以搞，家庭也可以搞。全国如果每人搞到一头猪，就有六亿五千万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我现在找了一个吴桥的材料，那一天早晨心血来潮，写了封信给吴冷西。

11月5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出席华东协作区会议(286)，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参加。

11月7日　晚上，同王稼祥、胡乔木、浦寿昌谈周恩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尼赫鲁的信。毛泽东在信稿中加写一段话：“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恩来的信于十一月八日交给印度驻中国大使帕塔萨拉蒂，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信中提出，中国政府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并停止巡逻，避免发生武装冲突。

11月8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听取关于华东协作区会议的汇报，王稼祥、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参加。

11月10日　为转发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一月五日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我们认为此件很好，请你们考虑仿照黑龙江的办法召开一次财贸六级干部会议，由省、市、区党委切实抓紧会议的领导。首先由你们详细研究一下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并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另印发中央各处。”报告说：我们于十月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了全省财贸系统的六级干部会议，主要是在财贸工作中反对右倾思想并加强工、农、林、交、商的协作，在此基础上安排了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的工作。

同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王稼祥、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出席。会议首先由王稼祥介绍印度对周恩来致尼赫鲁信的反应。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政治记者报道，印度政府大概不会接受中国提出的两国武装部队各从实际控制线撤退十二英里的建议。路透社新德里九日电，据印度政界人士今晚说：“尽管周恩来的建议具有据说是‘令人失望的’性质，但是政界人士仍然认为他的信件比以前的信件富有和解精神。”毛泽东说：印度政界人士这样说，是值得注意的，他们认为是富有和解精神了，那就不是侵略精神了。总而言之，现在不说是侵略了。我们的确是和解，继续冲突有什么理啊！这两次冲突谁也不知道，就冲突起来了。第一次冲突不知道，第二次冲突也不知道，是事后才知道，事后还隔一个时间才知道。向后退的事情，我们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退，但是这个退，是你也退我也退，不是我一方退。只要西藏问题解决了，就剩下一个台湾问题了，台湾拖他几十年吧。台湾问题还要想一想，想个办法出来。当王稼祥说到美国外交官们对周恩来建议会见尼赫鲁来解决边境问题特别感到兴趣时，毛泽东说：他也不得不讲外交官们私下对我们这封信特别感到兴趣。合众社说周恩来的信采取了比过去中国人解决边界纠纷一向的态度较为和解的精神。打仗谁都怕，但是你单怕有什么办法呢？怕，他也要打，尽管你怕得要死，他还是要打。你这个怕有什么用处呢？那末，我不如不怕。是你要打，反正我们是不发动战争的。在会上谈到国内问题时，毛泽东说：财贸问题很值得注意，财贸问题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在人们的概念里总是抓工业，要么就是抓农业，而财贸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可是财贸问题和人们的生活很密切，过去不是市场紧张吗？就是这方面的原因。各省都应该学习黑龙江省委的办法，他们是省委第一书记主持财贸会议，这是一个好方法，这样能被人们重视。不要一个省只有一个财贸书记管一下就行了，各省要抓一下财贸工作。各省还要抓军事，特别是华东的福建、浙江、山东等沿海省。军队负责人参加省委、地委的会议，军队要参加地方建设工作。为了多养猪，目前要大力发展猪饲料，各地应搜集资料，看什么东西是猪的好饲料，加以推广。

11月12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境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王稼祥、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出席。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王稼祥说：被俘的印军十六号以前释放比较好。毛泽东说：可以早一点放，不一定要等到十五号，空喀山口那些俘虏十二号放就可以，通知他们。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王稼祥说：苏联九月九日公开发表的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以及在十一月七日宴会上的讲话，不仅是破坏中苏关系，并且使中印关系的友好发展受到困难，不是得到好处。资本主义国家对赫鲁晓夫的讲演都说好，说什么同西方国家一致了啦，什么苏联领导人从一九二八年以来都没有过这样温和的讲演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吹捧，说什么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什么伟大的历史文件，等等。毛泽东说：找出了杜勒斯几个文件(287)。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而是指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这是杜勒斯的演说，你们看一看。王稼祥说：赫鲁晓夫在十一月七日那个宴会上说，冷战已经结束，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结束。他这个政策是个危险的政策。毛泽东说：麻痹无产阶级，粉饰资产阶级。王稼祥说：《纽约时报》十一月三日发表的一篇短评说，赫鲁晓夫的讲演谈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列宁的灵活的外交政策时所犯的错误，这是指中国党而言的。毛泽东说：他现在假借列宁的名义，假借列宁的所谓灵活，把锋芒去掉。列宁是有锋芒的、有灵活的呀。苏联这个社会，出了一层高薪分子，赫鲁晓夫反映的是这些人的思想。苏联对我们现在相当讨厌呢！他要搞共同舰队，我们不干；他要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我们也不干。这个长波无线电台，摆在我们国家，侦察太平洋。我说，好，但是由我们建设，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们建设，而且我们的投资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们占七成，三七开。这比日本跟汪精卫“合办实业”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288)还厉害。我们不干，他也没有办法。王稼祥说：他最讨厌我们的，还是我们的世界政策，就是我们支持革命，我们坚持革命立场，他要同美国妥协，他就觉得我们妨碍他。毛泽东说：没有独立的国家就是要求独立，这个事情我看是压不下去的。美国除了缓和这一手之外，还有紧张这一手。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顶着，硬着头皮顶他十年嘛。王稼祥说：艾森豪威尔对付赫鲁晓夫是两个，一个是搞导弹，赶快赶上和超过苏联；一个是打糖衣炮弹，现在就是打糖衣炮弹。毛泽东说：艾森豪威尔打糖衣炮弹，赫鲁晓夫也打糖衣炮弹，对着世界人民的斗志，经过赫鲁晓夫的口讲出来，比艾森豪威尔讲出来不同一些。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

11月15日　晨一时半，致信柯庆施：“此件(289)极好，请看一下。如有省书（即省委书记——编者注）同志未走的，请你递给他们看一下。然后，交王稼祥同志看一下。然后，交江华同志看一下。在两天内看完，由江华退我。我准备请中央转发全国。”

11月16日　为转发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致信周恩来、彭真：“华东协作区会议的文件和柯庆施同志给中央的报告，现寄上，请予审阅。如果你们认为可行，请予批复。同时可以转发各协作区及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至于各协作区是否仿照华东办法在十一月内开一次会，由各协作区自己酌定。如果他们觉得十一月时间仓促，准备在十二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再开协作区会议，较为方便，我想也是可以的。华东此次会议的纪要，共五件，我已看过，觉得可行，建议中央予以批准。”华东协作区会议讨论了五个问题：一、关于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一九六〇年要力争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用五到十年的时间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二、关于工业生产。一九六〇年一定能够获得继续大跃进，要大搞原料、材料的综合利用，挖掘劳动力的潜力。三、关于财贸工作。财贸部门要保证市场的物资供应首先必须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进一步做好收购工作，进一步做好市场供应工作。四、关于教育和科学工作。必须巩固和发展高等教育，积极筹办新的高级中学，办好初级和中级技术学校、初级和中级职业学校、中级业余学校，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增加必要的科学仪器和设备，尚未建立科学研究机构的，应当积极筹备逐步加以健全和充实。五、关于反右倾斗争。要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今冬在农村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将这个会议纪要转发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11月22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周恩来、彭真、柯庆施、王稼祥、胡乔木、雷英夫、何英(290)、浦寿昌等出席。

11月23日　晨二时半，阅十一月十八日印发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情况简报（特第一期）后，批示彭真：“有重要材料性文件，请随时选一些给我看看。”

11月28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胡乔木、雷英夫、何英、浦寿昌等开会，讨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对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来信的复信问题。

11月29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养猪问题和给尼赫鲁复信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和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仲良(291)出席。这次会议决定将华中协作区与华南协作区合并为中南协作区，由陶铸任协作区主任，王任重任副主任。

同日　阅张劲夫(292)报送的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批示：“印发各同志(293)。”资料表明，关于麻雀是益鸟还是害鸟，国内外科学家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季节的不同，益处和害处也不同。麻雀对城市、林区、果园是有益的或益多害少的，对农作物区特别是收获季节则是有害的。资料还说，在普鲁士王国、美国、法国都曾经因捕麻雀而引起严重的虫害。

11月30日—12月4日　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薄一波、罗瑞卿、胡乔木、廖鲁言、安志文(294)、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林铁、张仲良、王世泰(295)、欧阳钦、江华等出席会议，林彪、陈毅、贺龙、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谭政出席了十二月四日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国际问题。

11月30日　审阅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计划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对提纲中的一九六〇年计划粮食达到六千五百亿斤、棉花六千万担处，打了两个问号。在提纲讲到一九六〇年工业的几种主要产品较一九五九年增加的绝对数都是很大的，其中“钢四百八十万吨左右”处，批注：“实际可达到六百万吨以上。”

同日　下午，在杭州饭店三楼会议室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李富春谈到一九六〇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和工业生产方面的国民收入都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时，毛泽东问：明年看涨，为什么？李富春说：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七。农业总产值照原来农业书记会议上的安排，粮食是六千五百亿斤，棉花是六千万担，以这两项为纲是九百一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的七百八十亿元增加百分之十七。毛泽东问：如果减少呢？陶铸说：绝不会减少，可以增加的。毛泽东问：可以增加？李富春答：明年粮食可以增加一千一百亿斤。毛泽东说：可以嘛，现在横竖是我们的指标，你明年超过，大家高兴。你现在又搞这么多，结果明年又完不成计划。你看，今年粮食要搞七千五百亿斤，结果搞了五千四百亿斤，二千一百亿斤不见了，这不是看涨，是看跌嘛！你明年搞这么多，结果达不到。增加百分之十，我看就好，百分之十就算跃进嘛！你先不要搞这么多。李富春说：棉花增加七百万担。毛泽东说：明年增产七百万担是不是太多？增加不了那么多怎么办？这个还要斟酌一下。在李富春讲到明年一季度基本建设的安排问题时，毛泽东说：控制得了吗？你说控制，结果他不控制。控制上马项目的办法，一是控制材料，一是一定要审批。在李富春讲到农业生产时，毛泽东说：还要养猪。各省要专开一个养猪的会议，明年猪至少要增加一倍。猪的地位要提高，把“马牛羊鸡犬豕”改为“猪牛羊鸡马兔”。

同日　阅李先念十一月二十八日报送的关于重庆副食品生产会议的报告和他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阅。建议转发各级党组织，研究实行。”李先念在报告中说：一年来各大中城市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成绩很大，主要表现在蔬菜生产已经基本自给；少数城市的肉食供应按照现有的较低的消费水平，已经做到基本自给，多数城市也有所改善。今后一个时期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供应工作的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提高和适当发展蔬菜生产；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在一两年内做到肉食蛋品的基本自给；积极发展油料、水产、果品和其他副食品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过去的重点是解决蔬菜问题，今后重点是发展畜牧业，解决肉食问题。会议认为，发展畜牧业要在公私并举的原则下，强调以公养为主。

11月　作《七律·读报》：“反苏昔忆闹群蛙，今日重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找全球侵略者，仅余中国一孤家。”

12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尽管满天都黑了，只要中国不黑，那是黑不了的。庐山会议以来，进行了很大的斗争，比哪一次都深刻，现在一般形势好得很，证明绝大多数干部是坚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一般不过百分之十，是百分之几，至于个别问题看不清楚的，那就难说，有的是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接着，周恩来谈赫鲁晓夫访美问题，他说：一系列的事情，说明苏联是步步上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毛泽东说：艾森豪威尔对待赫鲁晓夫，没有像蒋介石对待王明那样“一个巴掌打出来”，而是把他请进去，吃两块糖，给个诺言说开最高级会谈。周恩来说：苏联卫星上天，本是好事，可是它政策摇摆，美国已看清，即利用这个摇摆，来争取时间。毛泽东说：美国准备用三年，把导弹发射赶上去。铀美国本来就多，那时导弹就比苏联更多了。周恩来说：风都向我们刮，说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扩张主义、战争贩子等等，这种情况大概要继续三年。毛泽东说：世界上，人民受压迫，大多数不反华反共，而是亲华亲共的，一时可能受迷惑。邓小平说：我们同赫鲁晓夫是一系列的分歧，思想体系的分歧。毛泽东说：这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斗争。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那样做，哪个阶级欢迎啊？邓小平说：赫鲁晓夫的根本思想是二十大，《莫斯科宣言》实际是对二十大的修改，但是他不认账。他现在用一切办法压我们向他“对表”(296)，向二十大“对表”。过去是内部讲，现在在印度问题上公开讲了，并且出无头告示。他的目的是压我就范。马列主义原则不能让，顶住，方法是不公开，但原则要讲，一些语调不一致，不可避免，只是不冷嘲热讽，不放暗箭。刘少奇说：赫鲁晓夫现在公开与我闹翻，指名骂，看来还不敢。毛泽东说：那也难说。他一怕中国，二怕帝国主义，三怕东欧国家不听话，四怕尼赫鲁等人被右派代替。在北京遭到冷遇，在戴维营得到温暖。刘少奇说：我们要准备应战，从理论上准备。毛泽东说：这种错误，他们国内自己纠正比较好，外国来纠正不好。刘少奇说：他自己纠正有困难，不过可以收缩一些。毛泽东说：他会收缩的，因为帝国主义在，还会整他的。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策略，是有社会基础的，高薪阶层，重技术不重政治，图享受不讲斗争，斗志不旺等等。社会主义社会出高薪阶层，就像列宁说的修正主义与工人贵族一样。现在北京有所谓“三等”：一等礼拜六，二等发薪，三等死。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意志衰退。刘少奇说：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有阶级斗争，这有三条路线，一是积极准备过渡，一是永久停于社会主义，一是恢复资本主义。毛泽东说：看来第一种人占多数。我在武汉讲过，我们不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等也可以，但是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等十年犹可，再等就不利了，对生产不利了。

同日　阅林铁十一月二十六日关于王国藩公社今年生产的结果和自力更生办“四化”情况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建议发给各人民公社参考。”并为这个报告拟题《介绍王国藩人民公社》。林铁的报告说：前几天我到王国藩人民公社看了一下，发现这个社今年生产的结果是五业齐跃进，全面大丰收。从去年以来，这个社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并积极开展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建设。现在正在着手大搞社营经济，预计明年社营经济的收入比今年全社的总收入还多。这就为在明年内由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公社基本所有制准备了最好的条件。毛泽东将报告中的“这就为在明年内由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公社基本所有制准备了最好的条件”这句话改为：“这就为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12月3日　晨三时，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今日派机去广州，明日林彪可到。国际形势及对策讨论三天就够了。”

12月4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问题。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会前写了详细的讲话提纲。他在讲话中说：敌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软的两种策略。目的是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是着重的一手，杜勒斯在世的时候，这个政策就定下来了。基本原则是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持下去？可能已形成系统，二十大是一个系统。可能就这样坚持下去，还要看一下，也可能有改变，自己改或别人来改。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不团结不堪设想。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赫鲁晓夫的政策，有消极的方面与积极的方面。农业、工业下放，七年计划，这是人民的要求，也受我们一些影响，虽然不提大跃进，但也在加快，也对我们的表。我跟大家的口径有些不一致，对赫鲁晓夫比大家估计得好一些。想想历史，也有下面这样一些一个指头的事件。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同时提出和平过渡论。我们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一论》犹可，《再论》使赫鲁晓夫恨透了。一九五七年我们整风反右，他实际上反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篇文章，他是不同意的。这一年秋天的《莫斯科宣言》，实际上是批判了他。他的两次稿都拿出来了，人家都知道用的是我们的稿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苏共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一九五九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中印边界事件，他们发表塔斯社声明，全世界资产阶级看了都高兴。全世界反华反共运动，除印度以外，还加上印尼反华。反华大合唱，调子不同。苏联射了好多箭。反华大合唱还会唱。我们准备被孤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能得到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许多共产党的拥护。我们从来相信广大群众，我们不会孤立。我们怎么办？周总理讲了三条：一、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二、突破国防尖端；三、党的团结。这三条提得很对，再加一条：四、建立技术队伍。华东协作区这次开会，他们感到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搞工业体系，要建立技术队伍，希望各大区都注意这个大问题，各大区、各省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和技术队伍。中国在八年以内可以比较强大起来。进一步强大，还要到第四、第五个五年计划。赫鲁晓夫的话说了不算，不能严肃地相信他，但是我们要认真对待。他是实用主义，有利就干。少奇同志已经讲了，对苏联要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在外交方面要注意，有些事情，一个时期看起来严重，一个时期看又不那样严重。我们对苏联还是：学习苏联一切优点（他们留一手是常情），拥护苏联正确的主张。在一个相当时期内，我们不说话，不回击。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吵架，对帝国主义有利。他出无头告示，我们不能这样干。反华反共对我们有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骗子。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黄梅雨季节过去，晴天到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这些文章相当幼稚。可能是受帝国主义骗了，也可能受骗了一下又回来。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苏联人民是好的，苏联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列宁的故乡。但是党和若干人中有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若干形而上学，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有大国沙文主义，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列宁死得早，没有来得及改造。总有一天要走向它的反面，改好，或者自己改好，或者由旁人改好。我们也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我们的办法是两年整一次风。目前情况好起来，好好掌握，不要过了。反“左”不出右，反右不出“左”。命令主义值得注意。

12月5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听取康生汇报文教书记会议情况和美国记者斯诺来中国访问问题，周恩来、彭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

12月6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林彪、贺龙、罗瑞卿、谭政开会，谈军事问题。

12月7日　下午，同陈伯达谈话。

12月10日　自本日起，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297)、田家英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下册为社会主义部分，共十七章（第二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和一个结束语。读书地点在杭州刘庄丁家山或南屏游泳池。在读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评论，写了一些批注。以下是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本日下午五时半至晚八时，读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指出，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只要具有像革命前的俄国那样的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就可以”(298)时，毛泽东说：列宁指出的那句话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革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教科书说：“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299)。”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教科书说：“过渡时期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就‘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我们的钢最少需要一二亿吨。

在读到教科书说“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时，毛泽东说：“这个提法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有问题。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他说：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教科书说：“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立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另外一些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值得研究，对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讲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差不多，而封建经济则是更大量地存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革命。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时，毛泽东说：教科书的这个提法不妥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些，没有帮助会慢一些。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12月11日　下午四时五十分至晚八时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对经济发展起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批注：“讲得好，使人高兴。”

在读到教科书引述列宁的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300)时，毛泽东说：列宁这句话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在读到教科书讲暴力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教科书说：“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具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读到这里，毛泽东说：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统购包销、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在读到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把收归公有的土地“一小部分则用来组织大型国营农业企业”时，毛泽东说：在我们的国家里，这部分土地不能很多，只能很少。中国的土地私有，深入人心，农民一寸土地也是得来不易。我国很早以来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很厉害，认为侵犯别人的私有土地，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甚至在土地改革中，还有一些农民说拿人家的祖业是没有良心。因此，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

教科书引述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党的极重要的决定着整个革命进程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极注意地和最细心地保护和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毛泽东批注：“这句话，特别是后半句，讲得很好。”

在读到教科书讲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执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人阶级在尽量扩大工人和农民的新知识分子的队伍时，也要努力吸收旧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专家在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说：这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没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同日　批示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301)（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2月12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在一切经济部门中采用先进技术，并力求有步骤地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毛泽东批注：“好。”

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政令能充分实行，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302)。毛泽东批注：“列宁这段话很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时，毛泽东说：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牙行、经纪等。

在读到教科书说十月革命后，由于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曾经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到一九二一年才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在读到教科书说要利用工人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来刺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时，毛泽东说：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

12月14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

在本日读书中，毛泽东还说：近几年来，我国的家长制度已经进一步地瓦解了。事实上，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12月15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

教科书说：“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都没有充分发达的大工业。农业的技术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在读到教科书说“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时，毛泽东说：这段话说得对。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

教科书说“列宁就强调过，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俄国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并引述列宁所说的“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303)。毛泽东批注：“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维埃政权初期，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权和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的技术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时，毛泽东说：同外国来比，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我国现在也有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重工业，就要求苏联人民在初期忍受一定的牺牲”时，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彻底采用经济核算，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时，毛泽东说：“彻底”两字，带来个人主义危险。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依据了经济发展规律，并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时，毛泽东说：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他还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12月16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开始读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

在读到教科书说发展重工业“是消灭这些国家失业和农业人口过剩的必要前提”时，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时，毛泽东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在读到教科书说“过去中欧和东南欧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已成为拥有以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大工业的工农业国”时，毛泽东说：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超过英国，那末我们的钢产量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以上。

在读到教科书讲中国工业化的政策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这里没有正确反映我们的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因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我们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工业为农业创造了各种生产工具，而小农经济却没有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来销售各种现代化的复杂农业机械时，毛泽东说：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指出，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不同，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因为简单商品经济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时，毛泽东说：“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不能说是所有的农民，而应该说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向两极分化。

在读第二十一章时，毛泽东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同日　为转发中共农业部党组关于当前养猪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发至人民公社党委的批语：“（一）现将农业部党组十二月十二日的报告发给你们。（二）各级党组织都应设立一个畜牧业委员会或小组，省、地、县、社四级都应有一个不管别事、专管畜牧业的书记。（三）凡尚未召开养猪会议的，除禁猪民族区域外，都应迅即召开省的（市、区的）、地的、县的、社的养猪会议，总结经验，规定任务和办法。此种养猪会议或畜牧会议，一年至少开两次。”并批示：“刘、周、邓、彭即阅，尚昆以电报发去。”农业部党组的报告说：自毛主席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一封信在党内传达后，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养猪积肥的群众运动。已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召开了有地、县委书记参加的养猪会议或电话会议，许多地方由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建立了领导小组等养猪机构。

12月17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国家里，主要的特点在于苏联实行了全部土地国有化，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还保存着农民土地私有制时，毛泽东说：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前，像新乡、洛阳这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

在读到教科书说“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时，毛泽东说：教科书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农民具有两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写得蹩脚一点，列宁把这个问题写明确了，斯大林更具体化了。一般地说来，教科书是把这种对农民的具体分析坚持下来的，当然也还有很不够的地方。

教科书说：苏联全盘集体化，在国内消灭了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即富农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也得到了解决，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在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对最后一句话，毛泽东批注：“完全不对。”

12月18日　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读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时，毛泽东说：“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有部分质变的过程。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但是，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教科书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毛泽东批注：“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

在读到教科书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自发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时，毛泽东说：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忽然不灵了吗？难道在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能够彻底消灭战争吗？最近，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不是麦克米伦(304)的参谋长，我们说了不算数。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即使两个阵营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工人阶级同农民联合在一起……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教科书的增订本，在这之后，加了一段，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起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了我们和朝鲜、蒙古、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弹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在导弹的包围之中吗？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吗？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革命前的俄国，文盲占全国九岁和九岁以上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时，毛泽东说：我国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这两个国家都搞成了革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盲很少，甚至没有文盲，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搞不起来。这个事实的对比，证明了第二国际所说的，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完全错误的。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苏联的妇女在一切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毛泽东批注：“医生、教师，服务行业和邮政这类工作，尽可能都让妇女去做。”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一段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教科书说，一九三六年通过的新的“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毛泽东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在读完整个这一段后，毛泽东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针对这一段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就创造了保证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的经济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表现在这里”，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又说：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不能像原来那样当家作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这种转变会不会抵触呢？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12月19日　下午至晚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教科书这一章的“各民族经济不平等的消灭”这一节后，毛泽东说：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我们这里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这是不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时，毛泽东说：这句话说得不妥当。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

在读到教科书讲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段落时，毛泽东说：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

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305)，以及“付给国家资本主义大宗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而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306)。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列宁的这几句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拒绝同无产阶级妥协，逼着俄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当时的俄国，困难确实很大，农业被破坏了，商业联系打断了，交通运输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一条是有苏联的存在和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国内的因素。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在读到教科书说只有在技术改造方面解决了过渡时期的发展生产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这些任务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建成时，毛泽东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教科书说：“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话讲得不对。对于东欧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样两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完成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其实，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取得胜利，并不是什么“特殊条件下”才有的事情。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12月20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十二月十四日关于上海市养猪工作大会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好，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参考。可登党刊。”并批示：“送彭真同志酌办。”报告说：上海召开了全市养猪工作大会，根据主席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指示作了动员报告，广泛交流养猪先进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市委最后确定了明年郊区农村以猪为主的全面发展畜牧业计划，实现一亩地一头猪，并作了具体安排。

12月中旬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二月十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二二三号刊载的《黑龙江省各城市基本上实现公社化》的材料，批示：“城市人民公社应否普遍推广问题。陈、胡、邓、田、林(307)阅，退毛。”材料说：黑龙江省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去年九月至十一月间，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现在哈尔滨等八个大中城市的市区和街道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上政社合一的道路。

同旬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二月十四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二三二号刊载的中央财贸工作部关于在最近召开几个会议的安排的报告，批示：“各同志(308)阅，退毛。四川江油县工作做得好。”报告列举了最近要召开的几个会议，其中有江油县财政、银行工作现场会议。报告说：江油县银行在农贷工作上，积极帮助公社和生产队解决所需的生产资金和生产资料。在帮助穷队赶富队工作上，派专人常驻穷队，同吃同住同劳动，负责帮助到底。在储蓄工作上，大办食堂储蓄组，帮助群众安排生活开支。县财政部门各级都订了促进生产发展的规划，帮助企业解决产供销中的困难，帮助公社发展多种经营。

12月21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在读到教科书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那几个自然段时，毛泽东说：这一大段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在读到教科书讲机械化的最高阶段是生产的自动化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

在读到教科书说“化学化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创造丰富的消费品要求国民经济广泛实行化学化”时，毛泽东说：对农业，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若干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和充分利用农家肥料了。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

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原子能是现阶段技术发展的顶峰。苏联是第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以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没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相对稳定了。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沿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向前发展着”时，毛泽东说：这里只是讲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没有讲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在读到教科书说“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它反映出工人阶级和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继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特点”时，毛泽东说：这里只讲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没有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的必然性。我们讲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现在我国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河北省成安县的一个材料，说有些经济作物区的公社现在很富，积累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高。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不使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工业和农业就会发生新的矛盾。

12月22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所有权普及于他们的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品及其他日常设备”时，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是为社会的劳动，它创造剩余产品，即为社会的产品，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扩大生产，建立后备，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赡养老人和丧失劳动力的人，组织国防，等等。”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教科书没有作这样的分析。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很有问题，不如斯大林讲得好。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这点教科书是说得对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时，毛泽东说：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有些东西认识不清楚？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绝对统治，苏维埃国家有可能“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执行经济组织的职能。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起这种作用”。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几句话讲得太绝对了。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对他们的经济是起调节作用的，例如美国政府出来干涉钢铁工人的罢工，就是一种调节。

教科书说列宁的经济管理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国家对经济的有计划的集中领导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结合”。毛泽东批注：“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会的使命是要促使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与文化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满足”时，毛泽东说：教科书不讲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讲如何加强政治教育，只偏重讲福利。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国家要同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妨碍迅速发展生产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惰力、各种落后和守旧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时，毛泽东说：这一段讲得有点神气。要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读到教科书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时，毛泽东说：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12月23日　下午五时十五分至晚七时十分，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使居民日益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够同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合理地协调起来”时，毛泽东说：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在读到教科书说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比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部门优先发展的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有特别的意义时，毛泽东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他们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时，毛泽东说：这里说“毫无阻碍地推广”先进经验，可不一定。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者，在苏联不给他任何实验的机会，到了中国，我们把长江给他实验，成功了，才引起他们部长的注意，到中国来总结经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还有“学阀”，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先进经验也不是毫无阻碍地得到推广的。书中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不习惯，或者因为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碍。当然，社会主义社会里阻碍新东西的这种情形，同资本主义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劳动者“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发挥的”时，毛泽东说：这种说法缺乏历史观点。工人比起奴隶和农民来，他们的才能总要发挥得好些。资产阶级普及了教育，创造了现在这样的学校，这对于劳动者的智慧的增长和才能的发挥是有帮助的。当然，他们的目的是训练一批文明的奴隶，来为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才能和智慧的发挥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12月24日—26日　每天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三天读了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的大部分。

教科书第二十六章中说：“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根据列宁的定义，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读到这里，毛泽东说：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教科书说，“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这里的“经常”、“自觉”，如果当做任务来提，是对的，但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朝气大发扬，无论如何要永远保持下去。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

教科书说，苏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九十三倍以上，而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十七点五倍，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还不能适应居民对这些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教科书说：“全国通盘有计划地配置工业，保证在以往落后的农业地区建立新城市和工业中心，使农业接近于工业，从而消灭城乡间的本质差别。”毛泽东批注：“好，我们注意了这个问题，到处动手办工业。”

在教科书讲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经济合作问题，以及还必须估计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处，毛泽东批注：“不搞关门主义，是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时，毛泽东说：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教科书说：“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杠杆运用得越多，特别是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组织、掌握现有技术和采用新技术的物质鼓励因素运用得愈多，这种斗争所收的效果就愈大。”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

对教科书说“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官僚主义集中制毫无共同之处。计划领导的过分集中，不充分了解和考虑地方条件和可能性而企图由中央编制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以及对待计划工作的狭隘本位主义，都会造成各种错误，束缚地方的主动性”这一段，毛泽东批注：“批评得好。”

教科书说，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改组，“进一步扩大了加盟共和国在有计划领导国民经济方面的权力”。毛泽东批注：“这本书有个好处，把地方分权写进去了。”

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常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教科书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规律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是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在读到教科书将战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地高速度发展同美国经济的发展遭受到经济危机进行对比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过他们。日本这样小的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船队怎么能行。现在具体情况变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规律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309)。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在读完第二十七章第一节“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的前六段后，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但“尚”得过头了，也像“物质鼓励”过头了一样，会变成个人主义。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这个提法不妥。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见别人的长处；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历来看不起俄国。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人民生活水平这么低，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教科书上说，物质刺激“使生产增加”。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增加。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要靠物质刺激，人们一样要干，而且还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拿八级工资制来说，他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在读到教科书说“一个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技术或更为勤勉和积极主动，他就能在单位时间内在同样的条件下创造出较多的产品”时，毛泽东说：工作者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主动；另外一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虽然低些，可是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原因就是前一部分人觉悟低些，后一部分人觉悟高些。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做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在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310)处，毛泽东批注：“对。”在读完教科书这一段后，毛泽东说：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发展最快，有六千多万人就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读到教科书说“机器和生产过程的经常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时，毛泽东说：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我国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但是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像上海、辽宁、天津、重庆这样的工业基地。这些地方在出技术、出工人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在读到教科书说“合理的分配和使用社会劳动资源，经常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可以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时，毛泽东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教科书说：“苏联过去按照部门原则组织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结果使各部门所属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受到限制……按照地区原则改组了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以后，就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社会分工以节约劳动和加速生产发展。”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我们现在中央直属的企业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他的都归各级地方管，就避免了这种片面性。我们的教育也由中央和地方分管，现在的问题是，地方管的高等学校太少，科系不完全。以后要举办一些完全由地方自行分配学生的高等学校，开始可以成立这样的班或系。毛泽东还说：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统一的程度，还不如达赖时的西藏，因为西藏的武装还是统一的。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在读到教科书说“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段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12月27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二月二十二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二五八号后，批示：“此件极好。各同志(311)阅。上午看过，下午讨论一下。用后直接退毛。请田家英同志找人民公社北戴河、武昌两个决议，下午带来，为盼。”这期简报刊载三篇材料：《东北三省已有少数公社、生产队过渡为全民所有制或基本社有制》、《四川省顺江人民公社实行基本社有制的情况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三年规划》、《广西柳州地委提出从十个方面发展社有经济》。在第一篇材料谈到东北三省“估计大多数公社在两三年之后社有经济就可以占取优势”处，毛泽东批注：“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同日　阅一份介绍关于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争论情况的材料，批示：“印十份，交我为盼。高智办。”这份材料说：在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人当中，一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是唯物的，未涉及老子的认识论；另一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基本上是唯物的。而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人，则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是唯心的。双方从老子书中引证的话，一部分是相同的，但所作的解释各不相同，另一部分是各不相同的。材料对双方引证的话作了介绍。

同日　阅中共江苏省委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生猪发展情况的报告，批示：“彭真同志：此件很好，请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用后退毛。”江苏的报告说：省委在十一月下旬召开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对于发展生猪生产问题，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一九六〇年全省各地分别达到一亩一头猪、一人一头猪、三人两头猪、二人一头猪、一户一头猪。经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目前发展生猪生产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运动的主要特点是：猪子数量增长快，尤其是集体养猪有了猛烈的发展，上市量也大大增加。

12月28日　下午至晚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并开始读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福利的目的，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取之不尽的泉源。”毛泽东批注：“好，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

在读到教科书说“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和列宁奖金”时，毛泽东说：这里说的“得到勋章和奖章”、“劳动英雄的称号”等等，也就是“尚贤”。到了共产主义以后，“尚贤”恐怕也还要继续下去。产品按需分配了，物质刺激也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先进和落后这两部分人，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分别这两部分人，就是一个“尚贤”的问题。“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一般写得不错。引用的斯大林的话也好。斯大林讲了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帮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普遍提高之后，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进一步的普遍提高。这一节的缺点是没有讲政治。他们还有这样的意思，竞赛所以能成为最大的动力，还靠物质刺激这一条。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12月29日　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并开始读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维埃国家的一切主要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都是同价格问题交错在一起的”时，毛泽东说：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过去我们提高生猪、油料、蚕丝的收购价格，最近又准备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都是属于调整这些关系的范围。

在读到教科书说“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问题不在于使价值规律具有广阔的活动场所，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者，而在于把这个规律用作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的经济杠杆”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段正确，有批评，有议论。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

教科书说：“马铃薯、蔬菜、奶类、肉类和谷物的过低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在某一时期曾经阻碍了这些产品的生产。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大大提高了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这对于增加这些产品的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毛泽东批注：“这个‘物质刺激’不反对。”

教科书说：“由于有了经济核算，就能够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毛泽东批注：“这样就有奔头了，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就不会带来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危机的那种毁灭性后果”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

教科书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这就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毛泽东批注：“根本上靠生产的发展。”

教科书说：“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愈高，工资的水平也愈高。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应当超过工资的增长。”毛泽东批注：“好。”

同日　复信周世钊：“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312)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313)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同日　复信钟学坤(314)：“信收到了，谢谢你。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我甚好，谢谢你的关心。你的工作和学习如何？尽心工作，业余学习，真正钻进去，学一点真才实学，为人民服务，是为至盼！”

同日　复信孙燕(315)：“你妈妈的信和你的信，都收到了，感到高兴。望你们好。有困难告诉我。不要来京，我很忙的。问你妈妈好，祝她健康。”

12月30日　晨，写信给李讷(316)：“病好了没有？想你。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天寒，善于保养，不要再患感冒。”

同日　下午六时至晚十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并开始读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盈利。成本和价格》。

在读到教科书讲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实行降低人民消费品价格的政策和苏联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将日用品零售价格的总水平差不多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六点五的这两段时，毛泽东说：这两小段中，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个是消费品价格的问题。教科书说他们的办法是降低物价，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的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就业，物价低，房租低，不收所得税；前几年发了公债，现在停发了，职工的生活并不坏。究竟是不断地普遍地降低物价好，还是一般的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个是轻重工业品的比价问题。他们是重工业品价格低，轻工业品价格高。相对说来，我们是轻工业品价格低，重工业品价格高。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才好，也值得研究。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时，毛泽东说：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教科书最近的增订本，加了免费分配的意思，并且说这部分会愈来愈扩大。(317)这个意思好。这种免费分配，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

教科书说“经济核算是进行有计划的经营的形式”。毛泽东批注：“两种制度的经营方法虽然不同，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基本建设中，巩固经济核算制，缩短建设期限，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具有巨大的意义”时，毛泽东说：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是说建设单位搞得过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就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后钢铁工业在建设一些大型基地的同时，还要建设一批中型和小型的钢铁基地。过去的中小型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国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生产的。今后中小型钢铁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在读到教科书说“要求在最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建设新的企业”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

同日　复信陈云：“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陈云十二月十九日来信说：我是十月一日到杭州的，已经快要八十天了。身体情况比之九月初在北京见你时有了进步，但是进步程度还不快。今年五月二十三日病复发到现在已经休息六个多月，目前还不能工作，只能待我身体能工作时再工作，特此报告。在你离开杭州前如果你有空，我来看你一次，何时有空请通知我。

同日　为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编辑的回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大型丛书题写书名：星火燎原。

12月31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盈利。成本和价格》，今天读完这一章。

教科书说，苏联重工业品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低于价值，重工业所创造的一部分纯收入就转入按这种比较低的价格买得生产资料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而在消费品的价格中得到实现。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苏联重工业品的批发价格定得低，可能有它的经济原因，这就是他们的重工业机械化水平高，工人用得少，产品成本低。也可能是重工业是在命令主义的方法下建设起来的，大家不那么关心，不那么积极，又不提高觉悟，结果使搞重工业的人感到横竖是国家的事情，谁也不愿意、不用心去搞经济核算，结果使重工业不能赢利，需要国家补贴。他们的轻工业品的价格高，会不会使这种产品的市场不能迅速扩大？如果不能迅速扩大，那末这样总的算起来，积累的资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反过来，妨碍重工业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要做调查，找些人谈谈，也可以考虑派个代表团去苏联研究研究。

同日　阅胡乔木本日晨七时送审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稿《展望六十年代》。社论稿说：“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在新的十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诚然，就在那时，中国的工农业产品按人口计算起来，水平也还不高或者不很高。”毛泽东将其中的“不高或者不很高”改为“是很低的，同英国比较起来，还是很落后的”。

12月　作《七律·读报》：“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列宁竟撇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同月　作《七律·读报》：“西海而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不知说了啥些事，但记西方是友朋。举世劳民尊匪盗，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兹入大同。”

同月　作《七律·改鲁迅诗(318)》：“曾警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同月　对新华社十二月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三期刊载的《湖北省委召集五个公社工业书记座谈公社工业问题》的报道，批示：“此文请阅，送各同志(319)。退毛。”报道说：十月下旬召集的这次座谈会认为，公社工业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有力地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增加公社资金的积累。一九六〇年公社工业的发展方针应当是，集中力量为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以农具和农产品加工工业为重点，全面提高和发展。

同月　阅十二月五日编印的《经济消息》第五十三期，批示：“伯达、林克、胡、邓、田阅，退毛。此期全部可阅。”这期刊物登载有《大跃进的、协调的、看涨的计划》、《钢铁煤炭计划第一本账已经超额完成》、《城市副食品生产的任务》、《关于养猪好处的一笔大账》、《解决木材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各地大办土铁路》、《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农村“五冬”工作进入高潮》、《有些职工对工业生产运动有错误看法》等报道。

同月　阅十二月七日编印的《外事动态》第一一五期刊载的由外交部礼宾司提供的《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在河北、河南参观的反应》的报道，批示：“一个有兴趣的报道，宜一看。送各同志阅。退毛。”报道说：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组织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到石家庄、郑州、洛阳、三门峡等地参观。他们的反应是：一致承认我国发展速度快、建设成就伟大；对小洋群大炼钢铁的发展感到意外；认为人民公社发展情况良好；承认各地物资供应充足。

同月　阅冶金工业部十二月十四日印发的《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七年钢铁工业远景规划草案》，批示：“要件。各同志阅，退毛。”草案说：钢铁工业今后八年发展计划的要求是：一、继续地贯彻执行大、中、小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和土洋并举的方针，坚持保证高速度的发展水平。二、在各大区建立起完整的钢铁工业体系，基本上解决钢铁工业的布局问题。三、完全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对钢铁产品品种的需要。根据上述方针和任务，初步设想一九六七年钢产量达到六千至七千万吨或七千至八千万吨两个方案。

同月　阅中共山西省委十二月十五日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批示：“此件可看。各同志阅，退毛。”报告说：我省整风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把主要目标集中在有右倾思想的负责干部身上。运动几乎涉及每个党员干部。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整风运动是每个党员干部过社会主义关，提高了政治嗅觉，揭发出了个别单位的严重错误。反右倾整风的效果立竿见影，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步步高涨。

同月　阅新华社十二月十九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三九期，批示：“此两篇可看，送各同志阅，退毛。”其中一篇是国家统计局在河北、北京等十四个省、市、区对四百二十三个生产队进行的调查。总的情况是：一、在农业生产继续跃进、收入增长的基础上，收入的分配更加合理了。在这四百二十三个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由去年的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三点三，社员人均收入由去年的五十二元七角增加到六十七元七角。二、粮食分配情况良好。三、公社部分所有制正在迅速扩大，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四、社员生活显著改善。另一篇说，河北省磁县成安人民公社将按比例分红制度改为固定增长比例的分配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对原来收入大的队加以适当控制，使原来收入低的队多分一些，逐步赶上富队；可以多提些公共积累。毛泽东对这篇材料批注：“成安县与磁县合并，现为成安公社，盛产棉花，今年九月我去看过。”

同月　阅新华社十二月二十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四〇期刊载的《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文，批示：“此件可看。送各同志阅，退毛。”文章说：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大农业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消费的全部消费品中，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约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在我国的工业生产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大，农村是工业消费品的主要市场，历年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也迅速增长；目前国家财政收入中，百分之五十左右是直接或间接与农业有关的；目前我国的出口物资中，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同月　阅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十二月印发的《计划工作简报》特第一期《今后八年（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七年）我国钢铁工业的速度、规模和布局的初步设想》，批示：“要件。各同志阅，直退毛。”简报说：（一）今后八年我国钢铁工业将持久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每年钢的产量将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三，一九六七年将完全可能达到六千万吨，实行的结果达到七千万吨或再多一点也有可能。（二）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不仅大大超过美国，而且也快于苏联。（三）经过八年努力，我国钢铁工业的地区分布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四）钢材的品种和质量将适应国民经济继续跃进和尖端工业的需要。（五）在材料、设备和投资方面有可能保证实现上述目标。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

(2) 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两职分别任至1959年4月27日、28日）。1959年4月27日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毛泽东的秘书。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副主任。1959年6月、8月又先后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部部长。

(4) 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至1959年4月27日）。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5) 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

(6)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

(7)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毛泽东的秘书。

(8)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华中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

(9) 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

(10) 指王延春等1959年3月27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中共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晚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和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3月23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

(1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1959年4月28日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12)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第五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主任、财政部部长。1959年6月又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

(13)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局（1960年11月撤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1年2月任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陶铸，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华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4) 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东北局第二书记）、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任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5) 这里讲的1800万吨钢中，洋钢为1650万吨。

(16) 宋庆龄，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均至1959年4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两职分别任至1959年4月27日、28日）。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7) 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1959年4月，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继续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

(18)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19) 这里的“争取指标”应是“计划指标”。在后来修订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上海会议纪要中，删去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中的“争取指标”的提法，只有计划指标和包产指标。

(20) 指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21)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见明代顾大典《青衫记》。唐朝人的两句诗是“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见唐代朱湾《奉使设宴戏掷笼筹》一诗。

(22) 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通信秘书。

(23)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4) 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25)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26)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7)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

(28) 李友九，当时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1959年5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29) 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吴健，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

(30) 白如冰，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副省长兼计划委员会主任。

(31) 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阎达开，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万晓塘，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32)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9年6月又任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

(33)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第三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1959年4月28日、6月又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1961年4月任主任）。

(34) 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

(35)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

(36) 指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37)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9年4月27日任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38) 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1959年4月28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39)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3月17日达赖离开拉萨，后逃到印度。

(40) 指《人民日报》1959年3月30日发表的达赖喇嘛3月11日、12日、16日先后写给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3封信。3月11日的信中说：“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又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3月12日的信中说：“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3月16日的信中说：“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41) 指宋庆龄。

(42) 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

(43)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4月28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1959年6月任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44) 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45) 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

(46)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47) 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48) 这里的“西藏教皇大炮”，是借用了巴叶塔的一个说法。巴叶塔在谈话中说：“1870年罗马教皇还是罗马国王，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了占领罗马，曾向教皇开炮。现在西藏的教皇向共产党开炮并不奇怪。”

(49) 达赖逃到印度提斯浦尔后，1959年4月18日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英文稿）。

(50)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28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51)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至1960年11月）。1960年11月又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52)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至1959年10月）、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9月又任国防部副部长。

(53) 见唐代刘禹锡的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54) 常香玉，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河南豫剧院院长。

(55) 吴组缃，作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56)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57) 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58) 沈尹默，书法家、诗人。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59) 这里的“十八日”是20日之误。署名新华社政治记者、题为《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评论，新华社是1959年4月20日播发的，《人民日报》于4月21日刊载。其中讲道：4月18日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这个声明不顾中国是由几十个民族形成的统一国家的事实，一开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谓“独立”。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声明中有种种迹象使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在目前发表这样一个被称为达赖喇嘛声明的文件，大谈其所谓西藏独立，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企图造成一种形势，迫使印度政府允许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呢？

(60) 指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5版、第6版登载的三则新闻：《孟买“示威者”侮辱我国领袖，公然在我领事馆前猖狂污辱毛主席像》、《锡兰一群僧侣兴风作浪，竟到我驻锡使馆无理取闹》、《挪威执政党公然诽谤我国，奥斯陆报纸恶毒侮辱我国领袖毛主席》。

(61) 指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登载的《原来如此！》和《此地无银三百两》两篇短评。

(62) 指1959年4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评论。

(63) 见唐代诗人雍陶的诗《和孙明府怀旧山》。全诗为：“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为客落人间。秋来见月多归思，自起开笼放白鹇。”

(64) 楚图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60年3月又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

(65) 潘伯鹰，书法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12月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何炳麟，教育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66) 胡适，安徽绩溪人。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教授、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4年到台湾。

(67) 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68)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69) 谭、彭，指谭震林、彭真。

(70)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兼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周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71) 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72) 乌西迪克，当时任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国务秘书。

(73) 杨秀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校部副部长。

(74) 浦寿昌，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兼英语翻译。

(75) 这则情报是《情报简讯》1959年第15号中的第3篇。

(76)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副主任兼农业部部长。1959年6月又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77)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60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78) 詹东·计晋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委和办公厅主任。

(79)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一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主任、公安部部长。1959年6月、9月又先后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沈钧儒，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黄炎培，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刘格平，当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院长。

(80) 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至196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81) 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帕拉，即帕拉·土登为登，达赖喇嘛的副官长，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他们是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其中两个策动者。

(82) 西康，省名，1955年撤销。所辖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原所辖昌都地区1956年划归西藏。

(83) 荣毅仁，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

(84) 米赛，藏语，指农民。

(85) 刘文辉，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康省主席。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林业部部长。

(86) 指以达赖名义在印度发表的两个声明，主要内容都是鼓吹西藏独立。

(87) 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司伦之下的行政官职。

(88) 赤江，即赤江·罗桑益西，达赖喇嘛的副经师。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89) 阿旺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喜饶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副省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黄正清，又名洛桑泽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副省长兼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

(90) 谿卡，一般的相当于宗以下的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少数的相当于宗一级的行政组织。宗，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组织。基恰，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官职，主管所属各宗事务，辖区相当于辖若干县的专区。

(91) 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9年5月4日编印的《工作情况简报》第9期。简报的第2页上说，广播电台在“五一”以前拟出了“五一”前后约请来中国访问的外宾发表广播讲话的计划。计划中有：“请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在离京前夕发表十分钟左右的广播讲话，谈访华观感和对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看法。”

(92)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的《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中说：根据周世钊长子周思永回忆，这封信中的“历史唯物论观点”系指为曹操翻案问题。毛泽东认为应该为曹操翻案，这是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的，周世钊不同意为曹操翻案。

(93) 李济深，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

(94) 张苏，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

(95) 杜勒斯，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

(96) 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97) 杜德1959年4月26日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谈话稿中说：达赖喇嘛随带少数人员已在3月31日进入印度境内，印度政府已经为他的居住作了必要的安排；尼赫鲁在穆索里会见了达赖，同他作了长谈，并在议会中宣布，达赖在印度会得到受尊敬的待遇。这一谈话稿还对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印友谊的言行进行辩解，并把中印两国关系中业已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

(98) 1954年9月，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1955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1977年6月，该组织解散。

(99) 这几段话的主要内容是：杜德先生把中印关系最近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中国政府完全不能同意的；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那里平定叛乱，进行民主改革，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没有任何权利以任何名义、方式进行干涉；西藏叛乱发生前后，印度出现大量诽谤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和行动，不论用“言论自由”或其他什么“自由”来辩解，其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中印友谊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印度政府的负责人公开怀疑中国正式公布的文件，指责中国政府，以及隆重欢迎达赖喇嘛等言行，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无疑地起了鼓励西藏叛乱分子的作用。

(100) 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张奚若，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101) 指潘自力，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102) 高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103) 陈家康，当时任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兼驻也门共和国公使。

(104) 这里的“尼赫鲁”，指代印度。

(105) 程潜，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106) 李烛尘，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轻工业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金岳霖，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107)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

(108) 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兼青年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

(109)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

(110) 李普曼，美国专栏作家、政论家。赖斯顿，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专栏作家。

(111) 指《汉书》中的高帝纪、文帝纪、景帝纪、武帝纪、昭帝纪。

(112) 指《后汉书》中的光武帝纪。

(113) 赵尔陆，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114) 指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1959年1月25日提出、2月6日修改发出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115) 据查，安徽省没有临淮县。临淮岗水库当时建在安徽省颍上县境内。这里的“临淮县”，似应为颍上县。

(116) 乌拉，藏语，指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为官府或农奴主所服的劳役，主要是耕种和运输，还有种种杂役、杂差。

(117) 指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

(118) 《逻辑指要》是章士钊1917年的旧著，1943年在重庆出版。后经修订于196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章士钊1959年5月曾为此书写过一篇再版序言（后未采用），谈到该书再版的由来：“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

(119) 可能指金岳霖写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载于《哲学研究》1959年第5期。196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逻辑丛书》，收入了金岳霖的《逻辑》一书，还收入了这篇文章。

(120) 建委，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宋劭文，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21) 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122) 指章士钊。

(123) 叶季壮，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姚依林，当时任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程子华，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至1961年12月）兼商业部部长（至1960年2月）。1960年2月又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至1961年1月）。1961年1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24) 邓洁，当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

(125) 宋平，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余建亭，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126) 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127)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128) 廖承志，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29) 1959年钢产量指标从1650万吨调整为1300万吨的经过，大致如下：1959年上海会议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核实1958年好钢产量（即所谓洋钢）实际完成数字是800万吨。根据这个经过核实的数字，1959年钢产量1650万吨仍然是一个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对此，毛泽东很不放心，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钢铁生产指标。中共中央书记处也要求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进行研究，将钢铁指标分为可靠的指标和争取的指标。5月1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初步定为1300万吨。陈云的意见，随后被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所接受。

(130) 毛泽东在1959年6月13日召集的会议上，指出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14日，彭真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部分成员和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红旗》杂志社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当前经济工作方面的宣传问题。会议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吴冷西准备一个关于宣传问题的文件。

(131) 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11月任常务书记）、湖北省省长。

(132) 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133) 史向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

(134) 见《增广贤文》。这个成语，在《史记·魏世家》中为：“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

(135) 周惠、胡继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36) 谭余保，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党校校长。

(137) 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38) 在现存的档案材料中，这次讲话，和毛泽东1959年7月2日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合并整理为一个讲话记录稿，共18个问题，本书将其内容记在7月2日条中。

(139) 这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1959年6月22日代表省委在湖南省县委书记会议开幕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的。原话是：“去年的成绩极其伟大，经验教训极其丰富，当前的问题也不少，前途无限光明。”

(140) 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自1957年以来为改进财经工作的管理体制而下放的人、工、财、商四大管理权限。

(141) 这个指示稿说，为了早日缓和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中央特作如下指示：一、解决大中城市副食品供应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城乡并举组织发展副食品生产。二、必须大力加强郊区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凡是城市郊区都应当为城市生产副食品。三、发展郊区的副食品生产，应当以蔬菜和猪肉为纲，带动其他，全面发展。四、既要发展国营和集体经营的副食品生产，又要允许社员个人饲养家畜家禽和进行其他副食品的生产。五、必须做好副食品的收购供应工作。六、大中城市党委对于郊区的农业生产，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实行农工交商四项并举的方针。七、加强大中城市郊区的副食品生产，丝毫也不应当削弱广大农村的副食品生产。这个指示于1959年7月4日下发。

(142) 李先念的报告说：我们于6月18日到23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生产会议。在副食品生产方面，会议一致认为，总的方针应当是城乡并举，除了乡村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支援城市以外，大中城市也应当执行“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在手工业生产方面，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庆节至迟年底前，把日用手工业的品种、质量恢复到去年8月以前的水平，数量上则要争取超过。至于手工业的所有制，可以采取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大多数维持现状。只有少数单位需要退回到集体所有制，个别的需要退回到个体经营。手工业产品、服务方式、生产过程、所有制都要多样化，才能适合客观需要。在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的同时，对公社工业应当进行整顿。

(143) 中共中央关于手工业问题的指示，于1959年8月5日下发。

(144)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45) 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6月改称第一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146) 这篇材料说：最近有些省市理论刊物公开发表了有关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山西《前进》杂志第6期社论《论社会分工与协作》指出，大跃进中出现了某些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不正常现象，在目前阶段各地区不应强调建立一套工业体系，对待手工业改组要慎重，不能盲目地发展“卫星”厂，不能片面强调人人当“多面手”。广东《上游》杂志第11期发表的陶铸的《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一文指出，广东经济建设速度1957年慢了一些、1958年下半年又过快了一些，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广东最近两年仍要贯彻执行农业为主的方针，万事仰求人的情况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北京《前线》杂志第12期社论《注意综合平衡，争取不断跃进》指出，现在国民经济出现许多不平衡，需要进行新的综合平衡工作；该刊第11期社论《产品和产值的计划要同时完成》指出，目前某些工业部门在制订计划时，不是先规定产品计划而后算出产值计划来，而是先订一个产值的数字再去凑产品计划，结果产值计划虽然完成了，产品却不符合需要，完不成国家计划。

(147) 这篇文章指出：1955年至1958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波动较大；1957年工业生产增长缓慢的原因，除了指导思想方面的因素外，主要是上一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有些失调；1958年流动资产积累在生产积累中的比重下降，影响了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近几年来，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同加工工业以及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不完全相适应；原料工业资源用于基本建设部分的比重逐渐提高，而用于生产部分的比重逐渐下降，只好动用了储备和库存。

(148) 陈国栋，当时任粮食部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

(149)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1959至1960年度的粮食收支计划是：征购商品粮1155亿斤，销售975亿斤。

(150) 刘柏荣，原为四川大学教授，后调入四川文史研究馆工作。

(151) 指章士钊1959年7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和此前刘柏荣写给章士钊的两封信。

(152) 《两般秋雨庵随笔》的作者是清代梁晋竹。

(153) 1995年，毛泽东的卫士封耀松回忆说：1959年7月1日傍晚，我与毛泽东主席同车上庐山，住在180号院。在7月5日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问我：“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我算了下，报告主席：“7号、9号……”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事情。7月9日晚，约9点多，一辆轿车停在180号院楼下台阶边。我走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妻子——编者注）一起，把她扶进一楼的卫士值班室。我上去报告了主席。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静先下去了。我回到卫士值班室。大约过了45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茶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水静同志说：“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这时，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并告诉水静同志：“主席要你上去一下。”水静同志上去，只一会儿，即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看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她说：“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一点，头发有点花白。”送走贺子珍，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又说：“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接着，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次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讲：“好！好！”

(154) 指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

(155) 周小舟等向毛泽东反映他们感到有压力，会议中有人不愿多谈多听缺点。他们建议将现在按大区划分的编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编组，利于交流情况和意见。毛泽东表示接受这个意见。

(156) 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157) 1959年7月15日下午的大区区长（即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后来是由刘少奇、周恩来主持召开的。

(158)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59) 指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160) 陈云因病没有出席庐山会议。

(161) 在1959年7月16日印发的分组名单中，第一组组长林铁；第二组组长柯庆施；第三组组长陶铸；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第五组组长张德生；第六组组长欧阳钦。

(162) 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

(163) 关于这次会议，王任重1959年7月20日日记的记载是：“晚上主席召集区长们开会，又讲了不要怕批评的精神。但是柯老和井泉已经感到有压力，有些紧张，对彭总的意见感到严重。”

(164) 指《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中所说的大跃进中也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1）国民经济发展的某些比例失调。（2）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3）命令主义作风和虚夸作风的发展”。

(165) “免于贫困的自由”，即“免于匮乏的自由”。它同“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被称为“四大自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宣扬和期待的一种新世界的秩序。

(166) 指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谦领导的赴河北昌黎调查人民公社问题的调查组。在反右倾运动中，董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1年平反。1961年4月3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曾指出：在1959年春，只有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是正确的。

(167) 修正草案的“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共讲了6个问题，只标出一、二、三、四、五、六的序号，没有题目。

(168) 李云仲的信是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围绕当时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作风问题，谈了6个问题。（一）我觉得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忽略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略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袭。在一个比较短促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潮曾形成一个主流。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的。办水利当然是好事，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在水利建设高潮期间，似乎造成了一种气氛：认为在短期内，不管条件如何，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也没有问题了。以钢为纲的方针是对的，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实际上不是以钢为纲，而是以钢为一切。应该特别提起的是，全民大搞土法炼铁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人民公社运动无疑是一个方向，是解决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问题是要根据客观条件逐步地向前发展，而去年的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即所有制问题上，可能是跑得太快了，其结果是“一平、二调、三抽款”。去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达1900多个，为第一个五年的两倍，几乎所有的省、市都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由于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已一减再减，现在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看到这些浪费和损失是很痛心的。由于到处都大搞钢铁，大办各种工业，大搞各种基本建设，去年职工增加了2100万。总之，这些方面不能发挥效果的社会劳动花费得太多了，我觉得这就是目前经济紧张的主要原因。虽然您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已提出警告，要防止冒险主义、把气体压缩成液体，等等，但目前还有许多认识问题和一些实际工作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此，可否考虑在党内，在一定的会议上，用和风细雨的方法，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二）在各级干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增强党性，是当前党的政治思想战线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三）关于农民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四）关于计划工作问题。（五）关于体制问题。（六）关于树立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

(169) 岸信介，当时任日本首相。

(170) 岸信介的这些话是他在波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日关系时说的。

(171) 姜椿芳，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

(172) 指姜椿芳等编辑的《逻辑学论文集》第1至6集。

(173) 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黄克诚自述》说：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讲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们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我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与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呢？我提了“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是从何谈起呢？周小舟也说“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主席又把话引到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

(174) 《内部参考》第2831期还以《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为题，刊载了中央社7月22日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纽约时报》今天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评整个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在《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看来，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175) 关于两次会后毛泽东同黄克诚等4人谈话的情况，《黄克诚自述》中说：“会后，主席把我们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176) 丘迟，南朝梁人，官至司空从事中郎。善诗赋文章。陈伯之，南朝梁人，曾为北魏平南将军。梁北伐，丘迟写信劝陈伯之归梁。陈后官至通直散骑常侍。

(177) 朱鲔，东汉初人。刘玄称帝后，被任为大司马。曾劝刘玄杀刘秀之长兄刘演。刘秀称帝后归降，官至少府。

(178) 张绣，三国时董卓部将。后降曹操，不久又反袭曹操，曹军败。曹操征袁绍时，张绣再度归降，在官渡力战有功，任破羌将军。

(179) 指汉光武帝刘秀。

(180) 指曹操，去世后追尊为魏武帝。

(181) 宋任穷，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1960年10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82) 甘泗淇，当时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83) 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9年9月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1960年12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84) 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9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185) 黄火青，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186) 据吴冷西回忆，这篇社论是根据刘少奇的意见起草的。

(187) 《苏联专家近来的一些表现》一文指出：近来许多苏联专家对我党在经济工作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表示热烈拥护，他们感到最满意的是各地注意了生产指标的落实和提高产品质量。许多专家现在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积极，提出的建议也比过去增多。现在心情还不大愉快的是要“下马”的某些基本建设单位的专家。

(188) 《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一文说：7年前曾被称为“穷棒子社”的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去年和其他农业社合并成建明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和生活都搞得很好，各项工作均名列前茅。这个公社的农副业生产一直稳步上升，远因是合作化以来，当地党组织一直坚持了勤俭办社的原则，逐年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添置了耕畜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近因是当地党组织在大跃进高潮中工作踏实，坚持了群众路线，挡住了“共产风”，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鼓励私人养猪，办好食堂，实行“以人定量、节约归个人”的办法。以王国藩为核心的领导骨干一直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遇事找群众商量，向上级请示。

(189) 《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一文，介绍了中共长沙市委最近对郊区临福公社各阶层的政治思想情况所作的调查，指出目前农村中说“闲话”较多的是一些新上中农和老上中农；真正反对我们的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但他们人数很少；占农村人口最多的贫农和新老下中农是衷心拥护党，坚决走公社化道路的。

(190) 《明年重工业方面要多搞些什么》一文，介绍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些工作人员最近在研究明年计划时，对调整重工业内部比例关系问题提出的一些看法：应当少增产铁和钢，多增产钢材；多进口石油和橡胶，多搞些这方面的基本建设，少搞些消耗石油、橡胶的机器和车辆；应多注意发展基本化学工业（三酸两碱）。

(19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957年9月底至1961年8月，刘松林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

(192) 见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193)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日记）一书中说，毛泽东同彭德怀谈话时，谈了世界观、思想方法等问题。彭德怀提出不再干军事工作，毛泽东说我也在考虑这件事。王焰主编的《彭德怀年谱》记载：谈话后的当天晚上，彭德怀要秘书帮助他写一个辞掉国防部长、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的信。

(194)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兼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95) 张恺帆，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错误处分。1962年6月20日，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恺帆同志问题的甄别结论》，决定撤销1959年9月19日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取消对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工作的错误处分，恢复党籍、名誉、原职务和原级别。在原来宣布、传达的范围内公布。同年7月18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给安徽省委并省委监委的批复中说：“中央同意你们对张恺帆同志的甄别处理意见。”

(196) 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他和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进行了揭发和批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 这个决议的标题，最后定为《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草案）》。

(198)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199) 刘澜涛1959年8月2日给彭真写信说：“为了学习和研究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我同我周围工作的两位同志选择节录了毛主席和列宁有关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论述。”“这本小册子，是由我编好后，经团中央同意后印的，现送上一份，请有暇时看看。”这个小册子，节录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列宁《国家与革命》、《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十月革命四周年》、《伟大的创举》、《反对抵制》等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后来发表在195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59年第17期。

(200) 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201) 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纠正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同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说：“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02) 陈、罗、张、高，指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

(203) 枚乘，西汉辞赋家。

(204) 屈原，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

(205) 宋玉、景差，战国时楚国辞赋家。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

(206) 巴夫诺夫，通常译为巴甫洛夫，苏联生理学家。

(207) 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选的《文选》，选入自秦至南朝梁的诗文词赋等七百余篇。

(208) 曹植，三国时魏国诗人。

(209) 张协，西晋文学家。

(210) 《中国共产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1959年8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决议中的“八年左右”改为了“十年左右”。

(211) 彭真传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人事安排的意见是：第一，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第二，撤销黄克诚的中央军委委员、秘书长、总参谋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第三，林彪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贺龙任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任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第四，罗瑞卿任中央军委委员、秘书长、总参谋长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第五，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其工作由中央另行分配；第六，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第七，调张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决定华国锋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第八，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部，任命陈正人为部长，黎玉、沈鸿为副部长；第九，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资供应部，人事问题待定；第十，免去罗瑞卿的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职务；第十一，调谢富治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第十二，调阎红彦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212) 这两个文件于1959年8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13) 《人民日报》1959年8月18日发表《靠大集体之力，兴大协作之风》一文，介绍了广东省增城县石滩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行动，迅速修复被洪水冲坏的水利工程的事迹，和河南省长葛县坡胡公社工农商协同作战，巧胜严重干旱，力争把灾年变成丰年的事迹。

(214) 指1955年编辑、1956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215) 姚溱，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处长。1959年9月任中宣部副部长。

(216) 劳尔·卡斯特罗，当时任古巴武装部队总司令。1959年10月又任古巴革命武装部部长。

(217) 邵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汪东兴，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兼农林垦殖厅厅长。1960年9月奉调回北京。1960年12月任公安部副部长。1961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218) 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219) 1959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第3版右下角有一个《关于甘薯翻藤问题的讨论》栏目，刊载了两篇讨论甘薯翻藤的利弊的读者来信，并发表了一篇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甘薯研究所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

(220) 谭启龙，当时还任山东省省长。1961年2月、4月、5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

(221) 1959年8月25日，一支印度武装部队侵入属于中国领土的朗久地区，袭击马及顿（即毛泽东9月4日批语中的“米基顿”）边防哨所，挑起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为了自卫，被迫予以还击。

(222) 库尔巴诺夫曾是第一个俄国公社的秘书。

(223) 指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1959年8月向中共中央的检讨报告。

(224) 当时班禅额尔德尼正在日喀则开展民主改革工作。

(225) 陈，指陈毅。

(226) 国家统计局党委整理的《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1958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1958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1958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文章还列举了一系列统计数据，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227) 陈伯达1959年9月8日下午给毛泽东复信说：9月7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对于某些论点，大家觉得还可以提得更妥切、更完全些。会上提到了以下几点意见：一、认为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是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对比关系。二、从去年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全部情况看来，可以肯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是适当的。第一部类内部、第二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也是适当的。三、比例关系基本上合适，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某些个别的或局部的暂时性失调。四、去年大跃进是按比例地向前发展的。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的现象，经过调整，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五、解决个别的、局部的失调问题，调整某些比例关系，完全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发展生产方面着眼。陈伯达随信附送了国家统计局根据这次座谈会的内容整理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

(228) 指《七律·到韶山》的颔联（三、四两句）：“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229) 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认为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人口必定发生过剩现象，只有贫困和罪恶（包括战争和瘟疫等）、“道德的抑制”（包括禁欲、无力赡养子女者不得结婚等）可使生活资料和人口之间恢复平衡。

(230) 锡兰，今斯里兰卡。

(231) 见汤斌《汤子遗书》卷一。

(232) 见《论语·子张》。

(233) 杨成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34) 这篇署名流泉的文章说，郭沫若在《蔡文姬》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他对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看法。按照郭沫若的意见，中国农民起义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从陈涉吴广至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都不曾提出土地问题，简要地说他们都是“取而代之”主义者，只是要求有一个好皇帝、新的真命天子出现。到了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自北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从李顺、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至太平天国，就提出了“均财富”、“均田”、“均产”等号召，而且有的还一时见诸实施。这篇文章对郭沫若的上述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郭沫若说封建前期农民起义，不曾提出过土地问题，这是对的；但不能说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只要求有一个好皇帝，有一个“新的真命天子”出现。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章认为，封建制度上行阶段的农民起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取生存和人身权利。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都是为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共同的。但在封建社会的前、后期，农民起义也有它的不同特点：在前期因为农民对封建主的依附关系很重，因此争取人身权利的要求特别迫切；到后期则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相对减弱，而主要凭借土地租佃关系来剥削农民，因此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就显得突出了。这种不同亦只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如后期农民起义提出的“等贵贱”，也是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要求人身的平等地位，而前期农民起义所向往的“太平”世界，也有“均贫富”的意味。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他们的目的和愿望，就是要求平均和平等。

(235) 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

(236) 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37) 何香凝，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238) 林枫，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

(239) 苏斯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40)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241) 葛罗米柯，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图波列夫，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飞机总设计师。安东诺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242)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3月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以秘密换文方式制造的一条非法的中印东段边界线。该线将位于中印边界东段历来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中国政府从未批准或承认这条边界线。1953年印度基本上侵占了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243)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244) 巴格达什，当时任叙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245) 诺沃提尼，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246) 泽登巴尔，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萨瓦茨基，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道比，当时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加涅夫，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马特恩，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第一副主席。波德纳拉希，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

(247) 蔡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

(248) 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8月24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195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5年正式加入该组织。后来，又有一些国家加入该组织。

(249) 阿登纳，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

(250) 指《印度的发现》，中译本于1956年8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251) 指艾森豪威尔给赫鲁晓夫的信。信中说：“我已经考虑了您在星期日那天，在戴维营关于中国问题和我所谈的意见。”“我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印象，那就是照您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利用武力吞并中华民国的领土，即：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岛屿。……您强调说，您认为这个有关中国的严重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把您在我们谈话的最后关于中国所说的话和您关于德国问题（这个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所说的话对比以后，使我感到不安。您谈到必须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但是，您又说人民共和国可以在中国合法地使用武力。当然，我们是不同意这个意见的。我看，两个问题都是国际问题。我已经表示愿意同您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认真地讨论德国问题，希望达成和平解决，以利于我们两国和整个人类。我想，中国问题在相当的时候或许也可以这样解决。……我认为，有节制的温和的政策……更为必要。”

(252) 艾登，1955年4月至1957年1月任英国首相。

(253) 丘吉尔，1940年至1945年、1951年至1955年任英国首相。罗斯福，1933年至1945年任美国总统。

(254) 指桑顶·多吉帕姆。

(255)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1959年9月21日关于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和河南省委1959年9月29日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中央分别于10月13日、12日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256) 李六如，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1937年至1940年曾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

(257) 梁启超，中国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

(258) 任继愈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忆毛主席的教导》一文中说，他对毛泽东这句话的理解是：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有宗教迷信的人，成为宗教的俘虏，不能客观地分析宗教、解剖宗教。“外行”是指没有宗教迷信的人，而不是对宗教一无所知的人。

(259) 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后来将这篇报告略加改写，以《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积极因素——从一个环节看党的总路线在工业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21期。

(260) 附件指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拟订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的报告。

(261) 1959年12月30日，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将这句话改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地确定以农业为基础，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薄弱部门，创造以后年份更好的全面跃进的条件。”

(262) 附件指陈伯达随信送上的3个材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摘编的《列宁论发展农业》和《斯大林一九二六年论工业农业的关系》，《世界经济资料》第51期刊载的《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263) 王首道，当时任交通部部长。

(264) 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在巴格达签订《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简称《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相继于同年4月、9月和11月加入这个条约。1955年11月，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并是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的成员国。1959年3月伊拉克宣布退出该组织，同年8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9年9月，中央条约组织解散。

(265) 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266) 野坂参三，曾用名冈野进，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1940年3月到延安，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并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工作。1944年4月领导建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日本。

(267) 袴田里见、藏原惟人，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干部会（即中央政治局）委员。

(268) 浅沼，即浅沼稻次郎，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在1959年3月率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3月18日在武汉会见他。

(269) 石桥，即石桥湛山，曾任日本首相。

(270) 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为改善美苏两国关系打下了基础。美苏双方在戴维营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消除了美国方面对举行高级会议的许多反对意见，但这个问题还要在美国政府中以及同美国的盟国进行讨论。美苏双方达成了关于恢复讨论柏林问题的协议，但没有确定就柏林问题举行谈判的时限。就裁军问题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表示希望西方国家应该研究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普遍和彻底的裁军计划。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人民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杰出的人。他表示，他把访问苏联的时间，延迟到明年春天。

(271)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欢迎他访美归来的群众大会上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计表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明智，表现了勇气和毅力。他真正希望消除冷战状态，建立我们两国的正常关系，促进改善各国的关系。那些害怕和平共处的人正在有意或无意地助长冷战。冷战可以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致在任何时候只要燃起一星火花，就足以引起一场世界战火。在这场战争中许多东西都要毁灭。我们必须执行和平政策，友好相处，不是舞刀弄枪，而是要销毁武器。美国政府正在研究我们关于裁军的建议，美国也像我们一样，愿意全面裁军并实行监督。赫鲁晓夫的演说，以《赫鲁晓夫报告访美观感和结果》为题在195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

(272) 后来中国确认的少数民族有55个。

(273) 黑格尔，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费尔巴哈，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中唯物主义的代表。欧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合作社运动的创始人。傅立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数学家、物理学家。圣西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哲学家、经济学家。

(274) 米丁，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苏联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主席。艾思奇，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1959年11月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冯友兰，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

(275) 解学恭，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明河，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兼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河北省副省长。

(276) 万晓塘，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李耕涛，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副省长、天津市市长。

(277) 黄岩，当时还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278) 刘顺元，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2月任常务书记）。惠浴宇，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省长。陈光，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279) 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280) 1959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上海召开南方13个省、市、自治区的除害灭病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两个文件：《南方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一年来除害灭病工作的情况和今后一年的任务》、《南方十三个省、市、自治区除害灭病（控制、缩小、彻底消灭）的具体要求》。12月2日中央将这两个文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执行。

(281) 这个材料说：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由于土质沙性大，肥料不足，历来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1958年以来，干部带头，集资买猪，盖简易圈棚，并对公养私养、育肥、繁殖、积肥、打菜等事情统一领导，全面安排，大干一年翻了身。养猪由公社化前的17头发展到257头（其中户养77头），每户平均6头多，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粮食产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穷队变成了富队，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

(282) 雷英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283) 1959年10月21日，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印军分两路向中方阵地实施包围，并开枪射击，中国边防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进攻。

(284) 杜勒斯于1959年5月去世。

(285) 1959年11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方案，基本通过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

(286) 关于这次会议的召开，毛泽东1959年11月3日在杭州同周恩来等开会时说：我10月29日到马鞍山的时候，柯老知道我从合肥到了马鞍山，就打电话请曾希圣到上海。上海有叶飞医病，我见了他；江西的杨尚奎也在上海医病，我也见了。我说，你们索性把山东的舒同、江苏的江渭清也找来，在上海开会。先在上海开4天，然后到杭州来开3天，我也来参加一下，看看你们怎么搞法。他们说有个煤的平衡问题。他们11月1日开始开会，后天（5日）到杭州来，我跟他们谈谈。

(287) 指杜勒斯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3篇讲话，即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演说《对远东的政策》、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演说《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

(288)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占领区搞的所谓“合办实业”，日本提出：在华中、华南，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中国资本家占百分之五十一；在华北，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中国资本家占百分之四十九。

(289) 可能指安徽省国营方丘湖农场种饲料放牧养猪的材料。材料介绍了这个农场采用在种饲料的地里直接放牧养猪、肥田的办法，收到良好效果。

(290) 何英，当时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1960年1月任西亚非洲司司长。

(291) 张仲良，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292) 张劲夫，当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293) 指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

(294) 安志文，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295) 王世泰，当时任西北协作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96) 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

(297) 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298) 文内的横线，是照毛泽东读教科书时画线处标出的。下同。

(299) 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300) 见列宁1917年11月4日〔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的答复》。

(301) 《焚书坑》一诗，为唐代章碣所作。其中第三句为“坑灰未冷山东乱”。

(302) 见列宁《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303) 见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304) 麦克米伦，当时任英国首相。

(305) 见列宁《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索姆提出的问题》。

(306) 见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307) 陈、胡、邓、田、林，指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田家英、林克。

(308) 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

(309) 见《孟子·滕文公上》。

(310) 见列宁《伟大的创举》。

(311) 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

(312)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313) 曹子谷，即曹典球，当时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314) 钟学坤，当时是庐山疗养院护士。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在毛泽东处做保健工作，得到毛泽东书赠的一幅《七律·登庐山》手迹。同年9月，她写信向毛泽东问好，并求教这首诗中的一些词语。

(315) 孙燕，陈玉英的女儿。陈玉英1926年冬到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当保姆，1930年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

(316)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317)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增订本中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很大的、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并不取决于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并不包括在工资以内，也就是说，是免费分配。”“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免费分配形式的意义和作用在社会成员福利的增长中将逐渐提高。”

(318) 鲁迅原诗《亥年残秋偶作》为：“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悚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319) 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

1960年　六十七岁

1月1日　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开会地点问题，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柯庆施、江渭清二位同志不赞成在南京开会，他们考虑到有几种不甚妥善的因素，主张在上海开。富春同志有信给我，赞成柯等意见，要我向中央建议改变地点。江华同志从上海开会回来，又口头向我转达了此意。请你们召集常委谈一次，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改变地点，并用电话向柯等询问南京所以不宜开会的详细理由，是否有安全原因和房屋原因。再则是否也可以考虑另一地点，即广州，那里有温暖的好处，但时间要推迟三天到五天，因为一律要坐火车去，不能坐飞机。以上请酌处。”后来，这次会议于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在上海举行。

同日　下午，到杭州谢家花园看望陈云。

1月2日　下午五时二十分至晚九时余，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

教科书说：“一九五六年，国营谷物农场的谷物商品率平均为百分之七十以上。国营农场供应国家大量农产品。一九五七年，国营农场在国家收购量中所占的比重如下：肉类约百分之二十一，奶类约百分之二十一，羊毛约百分之二十七。”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国营农场这件事很好，它可以有很高的商品率。可惜这里没有写上苏联从国营农场中得到的谷物，占全部收购谷物的比重是多少。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一九二八年全盘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地的翻耕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九还是使用木犁和马拉犁”时，毛泽东说：这个事实推翻了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关于“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说法，肯定了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场所”的说法。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从一九五三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和为加强物质刺激而采取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时，毛泽东说：他们在集体农庄这一章里，特别强调物质刺激，可能是有原因的：过去国家从农民那里拿得太多了。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反面，又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

教科书说：“为了集体农庄和庄员更加从物质上关心生产成果，各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和采购价格都大大提高了，农业税率降低了。”毛泽东批注：“有此必要。”

在读到教科书讲集体农庄的公积金包括哪些部分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在读到教科书说“小型集体农庄不可能有效地利用复杂的现代农业技术，而且它们不能全面地发展公共经济”时，毛泽东说：“这一段关于合并集体农庄的道理，讲得好。”

1月3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并开始读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

在读到教科书讲集体农庄的级差地租时，毛泽东说：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好。实际上，精耕细作、机械化、集约化，都是“事在人为”。

教科书说：“公共监督对于改善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和公共饮食业企业的工作，具有很大意义。”毛泽东批注：“我们对商业的监督，主要靠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监督这一套。”

1月4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今天读完这一章。

教科书说，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是物质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里的继续，所以就创造了价值”。毛泽东批注：“他们的劳动，是社会所必要的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和生活的消费。”

在读完第三十二章后，毛泽东说：这次读书是跟着书走，可以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但是还不能算是研究。最好将来以问题和论点作中心，研究讨论一下，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们的论文，知道争论双方的意见，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见。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看书的时候，大胆怀疑是好的，要有追求了解的意志和愿望，但是最后不要把好的东西否定，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要勇敢，也要谨慎。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同日　晚上，从杭州到达上海。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行。

1月5日　晨，在停靠上海的专列上同柯庆施、李富春谈话。

同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在专列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今天读完这一章。

教科书说：“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毛泽东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

在读完第三十三章后，毛泽东说：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同日　晚上，在上海住处同杨尚昆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问题。

1月6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日程安排，决定从七日起开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仲良出席会议。

同日　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编印的《情报简讯》第四十五号上批示：“此件请刘、周、朱、林、邓、彭轮阅，以便讨论国际问题。看此三篇。”这三篇是：一、《苏美会谈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若干新动向》(1)，毛泽东批注：“值得看。”二、《美国力图贬低蒋帮的国际地位并从经济上加紧控制台湾》，毛泽东批注：“可看。”在文章讲到美国力图贬低蒋介石集团的国际地位，蒋介石集团则极力抵制的地方，毛泽东批注：“蒋帮力争加入、恢复国际组织。我们相反，在三年、五年、十年内，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较好些。”文章说，美国从经济上加紧削弱蒋介石集团，蒋介石集团的对策是：1．力图减少对美援的依赖。2．限制美资渗透，坚决反对出卖公营企业。3．极力排斥和打击地方资本，收紧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毛泽东批注：“这三条值得注意，我们也要准备。”三、《资料：美国最近发表的有关对华政策的五个材料内容》。

1月7日—17日　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报告，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李富春的报告。会议认为，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是全面的跃进，一九六〇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会议确定：一九六〇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分别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和百分之十一；三年设想是，在一九六二年提前五年实现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五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科学规划纲要；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上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会议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会议期间，还讨论了国际问题，传达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内容。

1月7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今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十天，主要是谈计划问题，重点是一年、三年计划，也谈谈八年的设想。此外还有教育、农村人民公社、城市人民公社、军事、国际形势、经济理论、整风等问题。题目太多，除了计划问题外，其他只是谈一谈，不一定都有决议。经济理论问题可以说是开一个头。军事问题大家接触一下，过去大家不接触。学会过日子是一个大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安排。各有各的按比例，斯大林有斯大林的按比例，赫鲁晓夫有赫鲁晓夫的按比例，我们有我们的按比例，按照客观可能的高速度。人们主观上有时把客观可能看成不可能。是不是公开讲八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可以考虑，内部要讲。国防尖端这个东西要切实抓一下，现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就不是一个国家，人家就不理你。这个东西，我看是备而不用，要在八年内搞起来，搞个吓人的东西。《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但是它没有措施。追逐个人名利的事不要搞。我们打了那样多年的仗，没有一个上将，还不是把蒋介石那个特级上将打倒了。工资在四百元以上的干部，永远不再增加工资。党委制打败了一长制。对于资产阶级法权要限制、改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处强调物质刺激，为什么？一定是没有别的法宝了。

1月8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开会。

1月9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柯庆施、陶铸、李井泉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他说：总的说来生产力是解放了，但是还要不断地解放它。例如，工厂里头生产率低的，那一定是党委不搞群众运动，跟农村中的三类社、队一样，生产力还要解放。前年刮“共产风”，猪刮掉得相当多，结果城里人没有肉吃，今年就来调整一下这个比例，很可能翻一番。养猪搞肥料是多快好省的。一年要开几次畜牧会议，各级畜牧书记要抓紧，不然今年三亿头也成问题。一定要搞起一点储备粮。买了过头粮要赶快退回去。水是一大问题。木材浪费达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在谈到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时，毛泽东说：高速度发展你不信？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二十三年的历史（到一九七二年）不能超过他们呢？现在我们没有东西，有些人不相信是有理由的。要人家糊里糊涂相信我们，这是不能设想的。经过若干年，我们真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农业不要轻易提过关。人均达到一千三百斤粮食也不提，达到一千五百斤是不是提，还要巩固几年再看，十分有把握了再说。我们不能光讲公社党委书记刮三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今后“共产风”可能少，后二风容易刮，可能还会刮的。我们在北戴河提出三千万吨钢，没有料到这是不能实现的。要搞四个计划：一九六〇年的，三年的，八年的，十三年的。现在距离国庆二十周年，还有十年，搞到一亿吨钢，争取超过，有无可能？要保持长期大跃进，必须搞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主要的就是这两条腿。这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从一九六〇年钢材分配的比例就可以看出来，投资也是如此。

同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一月五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六〇年第一期上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主要看第三、第四两篇。”第三篇是《波兰教授明兹说我国大跃进是经济学中的新现象》，第四篇是《日本杂志载文探讨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问题》，所载的文章为山下龙三写的《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月十三日，阅康生送阅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材料《关于波兰经济学家明兹的一些情况》和日本学者山下龙三的文章《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问题》，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经济所整理的材料说：明兹在去年四月底来中国访问一个半月，参观了十四个人民公社，认为中国的人民公社具有世界意义，有远大的发展前途。他说，人民公社的建立会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重大的贡献，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定要写公社问题。他还认为，大跃进有一种规律性，即某年出现了大跃进，会引起连锁反应，使得以后若干年内国民经济能以持续高速度发展。山下龙三的文章说：中国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发展，对于广义的共产主义建设理论，提出了许多崭新而且极为重要的问题。

1月10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同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薛暮桥(2)谈话。后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开会。

1月11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出席。

同日　阅周恩来一月九日报送的陈毅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党的文化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批示：“印发各同志阅读和研究。”周恩来附信说：“陈毅同志提议把这个报告提纲印给大家看看，我读了一遍，觉得可以。”报告提纲共分六个部分：一、条条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胜利；二、帝国主义有两手；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四、争取中间地带；五、德日军国主义的复活；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1月12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出席。

同日　中共中央批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提法问题的请示。批复说：“在青年中组织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在提正式的完整的口号的时候，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较为妥当。在为外国刊物写文章的时候，也可用这个提法。但在国内普通场合（包括演讲题目，文章和消息的标题等在内）可以用‘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不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提，是避免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误解为两回事；而正确的理解是，‘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个批复还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1月13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出席。

同日　指示伍修权于当晚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请他将以下一段话转告赫鲁晓夫：“谢谢你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八日的来信中关于苏联准备单方面宣布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内从苏军人员中裁减一百二十万人的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斗争的步骤。我们也同意你来信中的这种估计，即帝国主义阵营还远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狂妄阴谋，因此必须继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以高度警惕性来教育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兄弟合作。”这段话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的。

同日　阅王鹤寿一月九日报送的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一月八日关于钢铁“小洋群”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参考。”报告说：钢铁“小洋群”企业，共计一千三百多个，已经担负了一九五九年全国生铁产量一半的生产任务。冶金工业中最可宝贵的最突出的先进经验，是从“小洋群”企业中创造出来的。我们选择了四百多个条件较好的“小洋群”企业，拟逐步培植成小型钢铁厂。其中将来有望发展成年产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吨规模钢铁厂的，约有一百个左右。

1月13日或14日　阅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反映德国工会高等学校校长、德国斯巴达克团（德共前身）创始人之一赫·董克尔教授称赞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中国共产党丰富马列主义学说作出的贡献。他说中共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十分明确地区别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并对第二阶段的基本发展原则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毛泽东批注：“东德一位八十岁老教授（校长）说我国人民公社决议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任务和远景，他感到十分高兴。”这个电报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月14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鹤寿开会。

同日　阅中国驻叙利亚大马士革总领事馆一月四日关于纳赛尔(3)同叙利亚社会党全面破裂的情况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印发各同志。看，阶级斗争是何等尖锐！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如此，不可能有例外。社会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也还是存在的。”电报说：纳赛尔最近一举免除叙利亚社会党领导人胡拉尼等五人的副总统和部长职务，表明纳赛尔同社会党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公开全面破裂的阶段。

同日　阅李先念一月十三日关于安排农村人民生活问题和继续开展爱国售棉运动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报告说：全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大约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单位，粮食分配已经搞好，对人民生活已经作了比较妥善的安排；大约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单位，作了初步安排，但还没有完全落实；大约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粮食分配基本上没有安排，存在的问题很多。据部分省区反映，实际缺粮的基本核算单位，大约占百分之十、十五到二十。

1月15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彭真、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赵尔陆、余秋里、何长工、彭涛、张霖之、吕正操(4)开会。会后同陈伯达、康生、胡乔木、田家英谈话。

同日　写信给刘松林：“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5)。我好，只是念你。”

1月17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就是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大家要努力。今年这个会是年初开的，有整个一年的工作时间，大家努力实现今年计划上面所规定的全部工作任务。其他的问题，是作为交换意见性质的，不是正式的决定。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我看是要读他们这个经济学，读他们那个哲学。今年哲学为副，经济学为主，如果行有余力，可以读点哲学，但不是重点。明年就要读他们的哲学，就是那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讲到国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包括对一些错误我们作了纠正在内。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这个大多数包括了富裕中农中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最基本的就是国内的形势，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使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在讲到国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在全世界我们所要团结的人，我们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人民，即工人、农民、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加上一些民族压迫问题没有解决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分子。所谓国际形势好，就是讲人民觉悟比较过去提高，还有就是苏联强大起来。赫鲁晓夫去访美，我想一方面是好的，跟西方国家讲友好，我们公开支持这一点；另一方面是不好的，就是擦粉，讲话失去分寸。西方国家也给赫鲁晓夫擦粉，但是他们比较有原则，有分寸。中苏关系一定要搞好，中苏两国要团结，这是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所在，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赫鲁晓夫虽然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团结，估计到是可以团结的。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我们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活动。（邓小平：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快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

同日　中午，应宋庆龄邀请共进午餐。

1月18日　晚上，从上海到达杭州，住刘庄。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行。

1月19日　下午，在杭州刘庄丁家山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谈话。

1月20日　上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谈话，告诉他们在杭州这几天不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了，到广州再继续读。

1月23日　下午，在杭州刘庄同从北京来请示工作的周恩来谈话。周恩来汇报了昨天晚上刘少奇在北京钓鱼台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缅问题及一些其他问题的情况。次日，周恩来回北京，到机场迎接来中国访问的缅甸总理奈温。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一月十一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六〇年第十七号。对简报刊登的《七个省市和十四个重点企业对今年一季度工业生产安排的情况》，批示：“各同志(6)阅，直退毛。准备谈一下此问题。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这个材料说：据国家经委对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四川、陕西七个省市的了解和重庆钢铁公司等十四个重点企业特派员的汇报，各地和各企业对今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的安排，不论是产值或产量，除个别市和少数产品外，一般都不低于或略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生产水平。为保证一季度生产开门红，各地各企业都在抓紧做好各项工作。有四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原材料供应还有缺口；二、设备缺少维修材料或备件；三、大型设备添置不足；四、协作关系尚未落实。对简报刊登的《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摘要），批示：“总理：此件请你看一下。我意可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所有中等城市党委，加以研究，参照办理。”摘要说：太原市一九六〇年初步计划工业产值较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二，有的厂矿将增长一至五倍，不少单位要求大量增加劳动力。太原市委认为单靠增加工人来增加生产的右倾保守思想必须坚决克服，决定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五十，力争原有生产单位增产不增人，并节省出四万至五万个劳动力，支援新建单位。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太原市委决议的摘要。

1月24日　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进一步申述有关中印边界的事实和重申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给印度政府的照会，批示：“总理：十二月二十六日我政府给印政府的那个照会，建议用中央宣传部名义发一通知，全党全团各级组织，都阅读及讨论一次。农村中似可不讨论，因他们多数人不能阅读。工厂中则可以讨论。请商常委酌定。”这个照会于一九六〇年一月三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照会指出：整个中印边界，无论西段、中段和东段，都是没有划定过的。中印边界之有待划定，是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在长期间所承认的。中印边界虽然未经正式划定，但是双方都承认有传统习惯线，这就是根据双方历来管辖所及而形成的界线。而印度地图所标出的边界线，除了中段大部分符合实际以外，其他根本不代表传统习惯线。东西两段的边界线，特别可以不容置疑地看出，是英国近代史上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照会提出，中印边界有待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在边界正式划定以前，双方必须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和确保边境的安宁。

同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杭州，去广州。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行。

1月25日　晨，到达南昌向塘。下午二时，在专列上同方志纯、王卓超(7)谈话。

1月26日　晨，到达衡阳。在专列上同张平化(8)谈话。下午，在专列上同衡阳地委书记宁生、市委书记杨兴洲和四四五仓库党委书记等谈话。宁生汇报衡阳县英陂公社发展家庭养猪，有七户农民搞“一家班”养猪，其中一对青年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全家养了二百零七头猪。毛泽东认为这个办法好，发展快，养得多，应当推广。

1月27日　晨，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今珠岛宾馆）。下午，同林彪谈话。后同李先念谈话。

1月31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月　阅国家统计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印发的《国家经济统计报告》第一六六号刊登的一份材料《养猪对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大意义》，批示：“科学性总结文章。各同志即阅，准备谈一下。直接退毛。”这份材料用统计数字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年中，养猪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出口的重要意义。一九四九年全国猪的总头数下降到五千七百七十五万头，而一九五九年底猪的存栏总头数预计可达一亿八千万头。在我国历年畜牧业的产值中，猪的产值都占到一半或一半以上。从历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的肉类来看，猪肉一般都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猪肉、猪鬃、猪肠衣等，是我国重要的出口物资，每年为国家换回大量的钢材和机器。

同月　阅一种反映台湾情况的内部材料，批示：“各同志阅，退毛。”对其中的《蒋集团焦虑一九六〇年日子难过》、《元旦前后美又连续提出各种推行“两个中国”建议》、《美特拉拢陈诚失败》三篇，批示：“很可看。”《蒋集团焦虑一九六〇年日子难过》这一篇说：“蒋经国系的台北《大华晚报》说：‘东西对立愈尖锐，情势愈紧张，对我们愈为有利；相反的，在和风荡漾、谈判频频的情况下，我们的处境便不免局促。……在一连串的国际谈判中，我们的地位和权益可能被涉及’，这将‘对我们构成心理上的困扰’。”毛泽东批注：“这几句话，值得注意。”这一篇还说：在未来五年至十年内，非洲大陆可能出现三十个左右的独立国家，非洲在联合国的席位可能超过拉丁美洲，而目前非洲国家中同蒋集团维持外交关系的只有三个，同大陆有外交关系的却占多数。蒋集团对非洲的外交，包含有极大的危险性。毛泽东批注：“极值注意。”

同月　阅外交部新闻司一月二十六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第六号刊登的美国康伦公司报告摘要《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中国部分），批示：“各同志阅，直退毛。”报告的这一部分讲了四个问题：一、对中国国内政策的看法；二、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三、对台湾的看法；四、美国对华政策。

2月1日　复信赫鲁晓夫。信中说：“您一月二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感谢您把召开华沙条约(9)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的决定通知我们。我们决定派康生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晓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和伍修权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为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这次会议。”

2月4日　自今日起，在广州鸡颈坑广州军区招待所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的增加了陶铸、胡乔木。下午，读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今天读完这一章。

教科书说：“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的说法，原则上对。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教科书说：“必须合理地分配投资，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不论何时都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毛泽东批注：“这里只讲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没有讲工业和农业也要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充分就业和人民福利的不断增长，使患病率和死亡率降低，使人口总数迅速增加。”毛泽东批注：“总要有个限度，要有计划。”

读完第三十四章后，毛泽东说：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说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说了高速度，说了不少令人高兴的东西，这些总是好的吧。看来，这本书是想总结他们本国的经验，因此不能不受本国一些经验的限制。

2月5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在广州鸡颈坑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在教科书讲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将逐渐消亡处，毛泽东批注：“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在读到教科书说“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时，毛泽东说：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这本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看来，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一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毛泽东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0)，《红旗》转载了，批评那种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观点，文章写得还好，用了力气，是认真的。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有位同志一直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照这种看法，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11)那里去。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他还说：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2月6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在广州鸡颈坑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今天读完这一章。

教科书说：“在乡村里，对集体农庄住区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筑设备完善的、样式美观的庄员房屋，逐渐实现所有集体农庄的无线电化和电话化。集体农庄建设优良的学校、俱乐部、电影院和图书馆，这对于庄员们特别是青年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的设想，很好。苏联有一篇文章，介绍红十月集体农庄的变化情况，说原来几个农庄，未合并前很多事情不好办，合并成一个大农庄后这些事情都好办了。现在这个大集体农庄，共有一万人，计划把分散的居民点集中起来，在中心建设一个住三千人的居民点，在此周围建设各住一千人的七个居民点。这个材料很好。斯大林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个材料证明，没有合并以前的小集体农庄，那样的生产关系实际上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人民公社化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2月8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在广州鸡颈坑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今天读完这一章，并开始读《结束语》。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平等成员，彼此取长补短，因而有可能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里面的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对各省的提法一向是：凡是自己能够生产的，就自己尽可能地发展，只要不妨碍全局。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

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毛泽东批注：“赞成。”

在读到教科书说“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对其中每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胜任的”时，毛泽东说：就某些产品来说，有些国家有这里所说的“力不胜任”的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口不到一百万，各种东西都搞也有困难。我们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例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教科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加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来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读到教科书说一九五〇年苏联按优惠条件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亿美元的长期贷款时，毛泽东说：贷款这件事，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刚上台时，他们做的和这里写的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社会制度变了，这个国家走的方向就要随着改变。

2月9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在广州鸡颈坑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束语》。

教科书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有一些错误的原理，“例如，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渐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里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斯大林在他的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消除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只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能够反映这种规律的国家计划。教科书写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又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买卖”的生产资料是不转变所有权的特殊商品，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差不多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一个真正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国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

在读《结束语》时，毛泽东还说：最近，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书中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

读完《结束语》后，毛泽东对教科书从总的方面作了以下一些评价。

总的说来，这次读的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说它已经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目前还不好做这样的结论。书中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不能说是错误的。书里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书里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这些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先写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个体经济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开始，至本日结束。

2月10日　下午，在广州鸡颈坑听取康生汇报他和刘晓、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二月四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12)的情况。十一日上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开会议，由康生汇报上述情况，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贺龙、聂荣臻、谭政、罗瑞卿、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下午，在广州鸡颈坑继续召开会议，讨论康生汇报中提出的问题。

2月12日　下午，在广州鸡颈坑听取林彪等汇报军委扩大会议情况，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谭政、罗瑞卿参加。

2月13日　下午，同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谈话。

2月15日　晨五时，批示机要秘书罗光禄：“请在今天到广州书店，买一本书，叫做《哲学研究》杂志，1959年11月—12月综合号(13)，下午交我为盼。”

2月20日　阅李富春二月十四日邀集在广州参加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六位部长和国家计委两位副主任(14)座谈有关经济计划的几个问题的纪要。批示：“林彪同志：一个有关工业的非正式的文件，送上请你一阅，有些意思。各位元帅都可以一阅，请你阅后转给他们。因是密件，请在阅后退回给我为盼。”纪要说：当前经济战线上的形势很好。出现了一些困难，如运输赶不上，有些原料、材料供应不足，但是只要抓紧，就可以解决。不能叫喊困难，有人叫困难，要顶住。今年计划超额完成是肯定的，力争再用十年的时间搞到一亿吨钢，准备紧张努力十三年，在钢产量方面接近和赶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但是不能只从基本建设来打主意，要从技术革命方面多想办法，要有决心创造新的技术。事物不断发展，思想要不断解放。一九六〇年钢产量有可能搞到二千一百万吨。现在是两头“夹”工业，农业和尖端技术分别推动着工业在量和质两方面迅速地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现在也是抓两头的问题，一头抓农业，一头抓尖端技术。

2月21日　下午，在广州鸡颈坑召开会议，讨论中印关系问题，周恩来、林彪、康生、陶铸、胡乔木出席。

2月25日　晚上，同康生、胡乔木谈周恩来给尼赫鲁复信问题。二十六日下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集周恩来、康生、罗瑞卿、胡乔木开会，研究周恩来给尼赫鲁的复信(15)。

同日　晚上，同陶铸谈话。

同日　阅中共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二月十三日关于一月份和二月上旬工业、交通生产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口头汇报的提纲(16)，批示：“周总理：这个总结很好，这是一个新方法，应当继续做。一年总结六次，每两个月总结一次，经中央批准通报出去，一定大有推动作用。请你阅后，给你们读书会(17)各同志一阅，然后送薄一波同志一阅。给少奇、小平、彭真一阅。”在提纲说到“在全国四十个供电地区中，目前还有京津唐、安徽、重庆、湘中、郑州等十六个地区缺电，共缺电约三十万千瓦”处，毛泽东批注：“要大办小洋发电。”在提纲说到一九六〇年要“为全年争取完成二千万吨钢或者更多一点的目标而奋斗，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处，毛泽东批注：“争取二千二百万吨钢。”

2月27日　下午五时至晚八时，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致电班禅额尔德尼，祝贺藏历新年。电报说：当此藏历铁鼠年来临，西藏人民正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自己的彻底翻身和解放的时候，特向你和西藏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祝西藏人民在中共西藏工委和以你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新的一年中，在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彻底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反革命叛乱的残余、进行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方面，都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2月28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2月29日　阅中共农业部党组二月二日关于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情况给中央农村工作部并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康、乔、田阅后，由乔电告谭震林，为中央起草一文件，将此报告发给各有关学术机关及各级党委，直至公社，照此执行。”报告总结了一九五九年全国农业科研方面的主要成就和经验。同时，对一九六〇年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1．研究工作方面。继续总结各类作物丰产的经验，进一步探求农业八字宪法的应用规律，培育高产优质的农作物新品种；积极进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研究和机械化、电气化试点工作，并加强遥控拖拉机及农业生产自动化的研究；以养猪为纲全面开展畜牧兽医的研究，培育畜禽新品种。2．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开办各种类型的农业技术学校和训练班，以满足农业科学发展的急需。3．农科院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建成遗传育种、栽培生理、农业化学、农业微生物等研究所，补上空白学科，并组织科研人员赴边远地区进行综合性技术考察，提出在当地发展农业科学的规划。4．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结合科学实践解决生产和科学上的重要问题，创造性地发展我国农业科学。三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同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3月1日　阅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目前农村中存在着值得全党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部分地区在分配问题上没有按照分配计划全部分到社员手上，少数地区积累多了，因而社员增收较少；第四，一些公社大搞非生产性的建筑和购置，不讲究经济效果，财政开支无制度；第五，有些干部在作风上头脑发热、谎报成绩、隐瞒缺点、不听群众意见的作风又开始萌芽。针对这五个问题，广东省委提出：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向社有制过渡，而是积极创造过渡条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公社试点，必须严格控制，今年一个不再增加。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比重，决不能削弱大队经济，采用“割肉补疮”的办法；在发展公社经济上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要坚决堵死。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和适当增加积累的前提下，使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显著的增加；公社一级党委必须树立经济核算观念，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讲究经济效果。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本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都由党委领导开一次六级干部会议，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信中说：请你们将我的这个建议提到中央会议讨论一次，如果大家同意，请即以中央名义发一个批准并转发广东文件的指示。二日晨三时，毛泽东在广东文件上批示机要秘书高智：“请将此件印九份，发给总理、富春、康生、乔木及中南五省在从化学习的五位第一书记(18)阅看，准备在三月三号下午讨论一下，在各省推广。”晨六时，毛泽东将他写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改写为中央为转发广东省委指示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指示，并批示：“印九份，发各同志阅看，准备三日下午讨论。”三日，毛泽东对这个指示又作了修改。

同日　下午五时至晚八时，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3月2日　阅中共贵州省委二月二十四日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省现有公共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生产也搞得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毛泽东阅后批示：“印九份，发各同志阅看，准备三日下午谈一下。”

同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3月3日　为转发中共吉林省委二月二十六日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转发你们研究和参考。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委、市委及县委。”并批示：“印发今日下午到会各同志，准备谈一下。”吉林省委的报告说：近三个月来，我省的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连续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有在原来的技术设备基础上从一般的改革进入全面技术改造的趋势，而且开始向尖端技术进军。报告总结了五条经验。

同日　晚上，在广州鸡颈坑召开会议，讨论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指示的指示稿，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稿，和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康生、胡乔木、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吴芝圃、韦国清(19)、赵尔陆、张霖之、王鹤寿、彭涛、宋任穷、余秋里、吕正操、刘澜波、陈正人、孔原(20)、薛暮桥、王光伟、顾卓新、许涤新(21)、胡绳、田家英。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李富春、康生、胡乔木谈《中共中央关于中印边境争端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口头通知》稿。通知稿说：“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的口头通知(22)，已经作了详细的研究和认真的讨论。”“中共中央现在通知苏共中央：对于中印边境争端的起因和经过，对于在争端中中国、印度、苏联三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及其评价，中共中央仍然保持原来的观点。”“苏共中央在这次口头通知中对于中共中央这些观点的批评和指责，以及对于有关事实的叙述和解释，中共中央认为不能同意。”“我们建议，让我们两个兄弟党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冷静等候客观事实的发展来证明真相和判断是非吧。”三月十日，陈毅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驻中国大使宣读这个口头通知。

3月4日　为转发中共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一九六〇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一九六一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23)

同日　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此三件(24)，请你们审阅，并请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通过。如有不同意见，请加修改。在三月十日以前，送到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手里，远地用飞机送。恩来、富春、康生、中央在广州学经济学的各部长、中南五省在此学经济学的五位第一书记，共二十四人(25)，昨天开了一次会，大家都同意这三个文件发出去。”中共广东、吉林、贵州省委的文件和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和批语，在三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下发。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指示，全文如下：“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纠正，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他们在这些方面还不成熟，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他们干劲很大，热情很高，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则是很好的。这是又一方面。中央建议这些同志想一想、分析一分析这样实际存在的两个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即他们的缺点方面，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在几年之内，例如说，五年至十年之内，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地成熟和提高起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业交通战线，商业流通战线，教育文化科学战线，卫生医疗药物战线，中央建议也照这样办，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今年春季，建议各省、市、自治区都由党委领导，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会期十天至十四天，如果是六级，则省、地、县、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都到人，第五第六两级在一个公社内只到穷队富队的代表各一人，如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但是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如有余裕时间，也可以讨论一些别的重大问题。春季会议，最好在三月三十日以前开完，因为三月除两广外还不是农业大忙的时候，四月就大忙了。这种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今年共开两次。广东省委已经发出通知，在三月上旬召开这种会议，讨论上述五个问题。此件及附件，可在党刊上发表。”

3月5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二月二十七日关于当前抗旱浇麦情况的简报（第一号）。简报说：我省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小麦普遍出现旱象，而且正在继续向严重方面发展。省委为此多次召开会议动员和布置，各级都建立抗旱浇麦指挥部，采取了五项紧急措施：全省人民大动员；千方百计挖掘一切水源；抓好群众生活安排，保证群众旺盛的战斗情绪；在财力物力上支持抗旱；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协助抗旱。毛泽东批示：“很好，各同志阅。有同样情况的，照样办理，是为至要。”

同日　下午，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3月6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一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〇三号刊登的《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江苏省委关于整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的一段）。这个材料说，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够，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小生产者和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比较普遍地认识不足。第二，对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够，在农业的经营管理上不能适应大跃进形势的要求。第三，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估计不足，不同程度地忽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不断革命。毛泽东阅后，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材料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江苏省委写的关于整风中三个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应当提起你们大家一齐注意，并采取具体措施，逐步地解决这三个大问题。”

同日　下午，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3月7日　晚上，在广州鸡颈坑会见到任不久的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今天我们见面了，我们很好地合作嘛。在契尔沃年科谈到苏联正想办法用四年、最多五年的时间完成七年计划，同时对人民加强思想教育，培养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时，毛泽东说：对，思想意识工作很重要。思想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包括政治思想、理论，按照列宁所讲的，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是要率领经济前进。我非常赞成你们那个方针。七年计划如果能够在四年、五年完成，那对于全世界都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得赶一赶。现在我们有了些成绩，但是成绩还很小，我们还很穷，人口多。人民要求摆脱这种处境，所以要鼓足干劲。鼓足干劲，人民是赞成的，只有一小部分人不赞成，党内也有一小部分人不赞成。所以要经常反对右倾。当然，“左”倾也要反对。过去十年我们经过一个曲折的道路。那些不赞成的人，他们也要证明。他们不相信总路线，不相信大跃进，不相信人民公社，也难怪，因为现在还没有充分证明。在国内需要证明，在国际也需要证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多少年，许多人是怀疑的，资产阶级是反对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打胜了德国，资产阶级没有话说了，党内那些反对的派别也没有话说了。我们今天的处境就是你们那个时候的处境。人家不相信，怀疑，反对，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理由，他们要看一看。当契尔沃年科说生活提出了许多新的组织形式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农村，问题已经定了。我们还有个城市搞人民公社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这个问题还没有定，现在在各地试验。比如，黑龙江的哈尔滨、河南的郑州、四川的重庆，这些地方在试验，看来是有成绩的。对于一些闲散的人，主要是家庭妇女这个劳动力，统统使她们走上生产的道路，看来是有效的。毛泽东还说：去年这一年，以美国为首，搞了一个反华反共运动。美国跟我们搞紧张，它一步也不放松。

3月8日　审阅修改刘少奇三月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稿。指示稿说：“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在指示稿的“中央目前还不能规定城市人民公社的统一办法。待一二年以后，在全国各城市普遍进行了试验以后，那时，中央将总结全国各地的经验，规定一些办法”这段话之后，毛泽东加写“看起来，以大工厂、以街道、以机关学校三种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集体制，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公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并将指示稿中的“一二年”改为“一个时期”。在指示稿的“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也不要在一个时期满街挂上人民公社的牌子（过去已经挂上者不取消）。但是一切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都应当放手发动群众去进行”这段话之后，毛泽东加写“慢慢挂上公社牌子则是可以的。除这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在指示稿谈到对城市人民公社的领导问题处，毛泽东加写：“最好有一位书记专管城市人民公社。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各城市应派一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等处去参观那里的人民公社。”毛泽东审改后批示：“送少奇同志再阅，即发。本件及两附件(26)，可登党刊。”这个指示于三月九日发出。

同日　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召开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河南省委这个报告写得十分好，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现发给你们研究和参考。中央希望你们都应当随时做出自己工作的科学总结，一年至少做四次，每季做一次。专题性的总结也要做。一面报告我们，同时即下达所属一体遵行。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批示：“即送尚昆带交中央审阅，转发。”河南省委的报告说：省委为了迅速地在河南党内贯彻中央一月上海会议精神，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以及在今后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粮食过关问题。讨论确定了一九六〇年的计划，决定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九。粮食争取三年过关是可以做到的。

同日　晚上，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后一批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及其他参加《毛选》第四卷编辑工作的许立群(27)、姚溱、熊复、逄先知(28)参加。

3月9日　上午十一时，乘专列离开广州。

3月10日　晚九时到达株洲，十时五十分到达长沙。其间，在专列上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李瑞山(29)、周惠谈话。

3月上中旬　应张平化的请求，为《新湖南报》题写报名。

3月11日　下午，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同张平化、周惠、胡继宗、于明涛(30)及湖南十个地市委（长沙、湘潭、岳阳、衡阳、常德、邵阳、郴州、益阳、湘西、株洲）的第一书记谈话。晚上，在张平化、周惠、胡继宗和长沙市委第一书记的陪同下，视察长沙汽车电器厂的生产自动线和技术革新成果。视察后，参观湖南烈士陵园，并观看湘剧。

3月12日　下午，离开长沙。次日晨，到达南昌向塘。上午，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31)谈话。后离开向塘，杨尚奎同行。晚上，到达金华。

3月14日　下午，视察金华双龙水电站和人民解放军驻浙某部的高炮三连。晚十时半，到达杭州。

同日　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三月九日关于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中央同意这个报告的基本思想。万人大会可以开，也可以少于一万人。现将江苏报告发给你们作参考。”江苏省委的报告说，他们确定在三月十八日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约一万人，会期十天左右，主要解决中央指出的五个方面的问题(32)。

3月15日　为转发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三份材料，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件，《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件，《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件，(33)都好，使人看了高兴。现在发给你们研究、参考、仿行。其中放在括号内的一些指示性的断语，是中央加上去的。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充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工厂、矿山、街道、机关、学校、团体、军队的公共食堂，一律照此办理。”毛泽东在这三个文件中为中央加写的指示性的断语主要是，在《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材料说到农村公共食堂认真执行按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处，加写：“中央指出，一部分不能到堂吃饭的，如老人，病人，孕妇，婴儿，则将他们的粮食送到他们自己手中。另一部分不愿参加食堂吃饭的人，例如少数富裕中农及其他阶层的人，也照这样办。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个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但其他各省、市、区，暂时达不到这个程度的也不要勉强，两三年内争取逐渐达到，是可以的。”

同日　为转发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情况的综合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指出：“此件很可以一看，其中有些新鲜东西，可以看到农业全貌。”报告说：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底，全省整修新建各种水利工程八十八万处，其中新建水库三万座；到目前为止，全省积肥二百来亿担，平均每亩达三百担左右；去冬今春，全省改良了八百多万亩亩产四百斤以下的低产田，开垦五百万亩荒地；全省可耕地面积是五千六百万亩，由于大搞粮林间作，大力利用空坪隙地，今年播种面积将在一亿亩以上，争取全省粮食产量达到平均每人一千斤。全省今年计划革新和推广各种新工具近二千万件；全省已有近十三万县以上干部下到基层，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一个国家干部；今年春季作物普遍长势良好；全省今年计划养猪四千万头；生活安排方面，粮食情况比往年要好得多，今年上半年是可以很好过去了，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渔业方面，出水鲜鱼等于去年第一季度收购量的总和；去冬今春，全省共造林二千五百四十九万亩。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东省委二月二十七日关于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山东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有调查，有分析，有研究，有办法。抓住二十个重点落后县，派二百多个得力干部，有强的领导者率领，每个重点落后县有二十多个干部下去帮助，办法很好。一定要把缺粮问题在短时间内彻底地认真地给予解决。中央建议：落后县、社、队领导干部实在不行的，当机立断，实行撤掉，换上好的。不要婆婆妈妈，优容养奸，贻误大事。”山东省委的报告说：我省和全国一样，在连续两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整个形势是很好的，生活安排的条件也是良好的。但是，还有部分县、社、队，在生活安排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中有一小部分（占核算单位的百分之十五左右）问题还相当严重，生活安排没有落实，人口外流和水肿病的情况已经出现。主要原因是，在分配上包产小队和基本核算单位之间存在矛盾，去年遭受了几十年来未有过的自然灾害，一部分干部报喜不报忧等。省委决定抓住问题较大的二十四个县市突出加以解决：增拨口粮、饲料和救济款；对十二个重点县，派出二百六十余名干部坐镇包干，负责到底；省委生活福利办公室直接控制重点县的情况，加强联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同日　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湖南文件一件，山东文件一件，我替中央各写了一个批语。另外有江苏文件一件，是请求中央允许他们开万人大会的，我也替中央写了几句批语。共三件，今送上，请提向中央会议通过，在七天至十天内发出，并送达各省市区第一书记手中。你们如感有不妥处，请加修改。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谈，今日开始，三四日可毕。我想请李井泉同志于明十六日到此参加一谈。”这三个报告和中共中央转发的批语，在三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发出。

3月15日—17日　和柯庆施、曾希圣、舒同、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及谭震林、胡继宗沿杭州至宁波的铁路线进行考察，在专列上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在十五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四个问题同大家讨论。第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这是今年突出的普遍的新现象。上海会议时还没有料到。第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希望今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争取超过。第三，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上半年搞三分之一，下半年搞三分之二，今年普遍化。首先是区搞，市委、市人委仍然不变。只有少数资本家不愿参加，让他去，其余均参加。第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各省开五级、六级干部会议，不搞清楚不散会。第五，农业问题。坚持以粮为纲。第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钢。至少一个县搞一个小洋群。凡有煤、铁资源的人民公社均应搞小洋群。第七，铁路问题。不谈大洋群，只谈小土群、小洋群。第八，工业、财贸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要把市、区、厂同农村、公社的挂钩固定下来。第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抓业余教育，搞扫盲，办中学（农业中学），办大学。第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提前完成问题。第十一，除四害问题。麻雀可以赦免，用臭虫代替，四害是老鼠、苍蝇、蚊子、臭虫。第十二，“三反”问题。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心是反贪污。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实在不行的要撤换。第十三，回避问题。不在本地做官，县、社、队要有区别，回避三分之一就好了。第十四，外宾参观，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不能只看好的，使他有比较，就是讲老实话。

3月16日　晚上，在停靠绍兴的专列上继续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从今日起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各省总结经验，要自己有主张，能扎住阵脚。自己有章程，能早能迟，不怕人家讲；自己有步骤，不要慌乱，急急忙忙。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各省各县永远不会平衡，在一定时期内争取平衡。要经过一二十年，使地方发展，有一定的独立性，同国家统一性不矛盾。统死不能发展，当然分裂也不好。在中央统一之下，要使地方有一定的独立自主。农业全归地方，工业大部、教育大部归地方。要多快好省，中央、省、地、县，要有几级所有制，要恰当分配，好好调整。这是方针问题。县要有大学，而且不只有一个。省要使地、县发展起来，有自己的科学家、理论家、文学家等。地质钻探机太少了，要办地质大学。长江应有几十座大桥。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指示要求，省、市、地、县、社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指示还说：“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这个指示于三月十八日发出。

同日　为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和《经济消息》第十期刊载的《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材料，起草中共中央的批语。批语指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这种调查、研究、总结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个月内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级地方党委及各部门党组分头去做，并要开规模较大的现场会议。”全总的报告说：一个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成为全民性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发展异常迅猛，预示着我国有可能以极快的速度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随着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不少企业正在向大搞自动化、半自动化，大搞原材料的综合利用，向高大精尖方向发展。《经济消息》刊载的材料说：在全国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大大推动了当前生产，大量节省劳动力，为原料、材料大量节约开辟了途径，职工精神面貌也在起变化。

同日　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替中央拟了两个批语，一个是关于技术革命问题的，一个是关于食堂问题的，现送上。请邀集有关同志谈一下，如同意，请迅速发出去。如有意见，请径作修改。另为中央草拟一个电报，是关于卫生工作的，一并送上审核，并请迅速办理为盼！”

同日　致信胡乔木：“富春报告(34)修改进度如何？务请你于三月十八日改完，以便十九、二十两日由你帮助修改先念的报告(35)。先念报告现由吴冷西在改，是否请伯达先去帮他改一下，使你在最后两天审改时费力少一些。”

3月中旬　阅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三月五日关于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写批语：“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节余归己，按月算账，明明白白，账单上墙，生产生活，两样都强，人心振奋”。黑龙江的汇报说：省委二月下旬在克东县开了现场会，部署如何进一步搞好公共食堂及群众生活福利。各级领导对食堂抓得比较紧，大多数食堂办得较好，一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一部分养了鸡，饭菜花样也多，卫生情况也好。各地食堂都坚持了按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按月结账、清单上墙等制度。目前，常年的劳动力食堂是我省农村食堂的主要形式，全民食堂是部分的，但发展趋势是向全民食堂过渡。

3月17日　晨，和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及谭震林、李井泉、胡继宗乘专列到达宁波。下午，一同参观宁波市容后离开宁波。晚上，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十时半结束，到达杭州。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他说：搞五个运动，就是技术革命运动，公共食堂运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城市支援农村运动，卫生运动。农村人民公社要根据文件，结合各省情况去搞。农业布局问题，主要是粮食，还有其他经济作物，即粮、棉、油、麻、茶、丝、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农、林、牧、副、渔，也是布局问题。其中各有重点，要适合各县各公社特点来布局。工业，主要是煤、铁、钢，三年内还是要发展小土群、小洋群。凡有煤、铁资源的地、县都要搞。大、中、小是战略方针，也是布局问题。书记处和有关部门要切实研究一下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的布局问题。工业、财贸支援农业如何使之普遍化的问题，也要好好地具体研究一下。不是重轻农，而是农轻重。农轻重，主要是具体化的问题。教育问题回去搞，着重搞地方的。苏联有七百万知识分子（包括中等技术人员），我们六亿多人口，应有二千八百万到三千万知识分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你们回去查一下，究竟有多少公社和县达到了四、五、八指标，一九六二年能否达到，并要提出措施，如何提前达到？达到的如何提高？“三反”问题，各省先搞一二个县，摸摸情况，究竟怎样？上半年先搞试点，根据试点报告再由中央发指示，中央上半年不发指示，秋收以后再搞。下次整风整社以“三反”为中心。干部回避问题，先去试验，比例各地自定。得到经验，写了报告，中央才发指示。外宾参观，不要只让看好的，把缺点藏起来。要好的、坏的都给看，才有比较。任何民族、国家，都有缺点和正确的方面。城市，每个街道都应办工业。国际国内关系，我们只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其他我们一万年后也不要。管好了自己，就不怕人家反华。煤、铁、钢特别重要。今年钢达到二千二百万吨，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四千万吨，那就形势大变了。煤、铁、钢，现在就要注意布局。目前各项工作的布局极为重要。现在就要地、县、社搞出计划来。毛泽东最后说：再增加一个题目，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煤、电、水、盐、木等），共十五个问题。

3月18日　晨，在杭州同周恩来、陈毅谈尼泊尔问题。

同日　晚上，在杭州饭店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和夫人等，江华、霍士廉、罗贵波(36)、潘自力等在座。毛泽东说：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注意搞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很好，我们很高兴。你们八百多万人口，十年、二十年可以搞成强盛之国家。我们同印度有过一些别扭，不要紧，马上就会过去的。我们的利害相同，都是不发达的国家。说中国侵略印度，是不真实的。人家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你们尼泊尔的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关于中尼边界问题，毛泽东说：可以订个边界协定，立上界桩，是不是这样？柯伊拉腊说：需要正式划界。毛泽东说：需要划一下界，划定了之后双方可以有一段地区不巡逻，这段地区多宽可以商量。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在条约上订这一条。行政管理可以由双方在各自地区的民政人员管，是否可以搞一点警察、民兵，由当地人民组成，就是不要正式军队，双方正式军队隔开一段，双方都安心。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像我们同缅甸一样，订个友好互不侵犯条约。我们是大国，从来不怀疑你们会侵略我们，但你们可能怀疑我们会侵略你们。如果订了条约而我们破坏了条约，我们就输了理，我们就是犯了错误。通过谈判解决中尼边界问题，中国是乐观的。我们要得到你们的友谊，你们也要得到我们的友谊，这是问题的中心。有了这个中心，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你们也要安下心来，搞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这不好吗？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考虑。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他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等。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他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同日　晚上，在杭州饭店观看浙江婺剧团演出的《牡丹对课》和越剧。毛泽东称赞《牡丹对课》这出戏改得好，反映了老不如少、神仙不如凡人、人定胜天的主题。

3月19日　晨，从杭州到达上海。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联华带钢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孙令熙、上海工具厂革新能手朱富林、全国先进生产者上联电工器材厂工程师杨新富等，并共进晚餐。毛泽东举杯说：这一次，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技术革命搞得很好，我请大家吃顿便饭，感谢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在大搞技术革命的时候，尤其要记住这条真理。不试验，不失败，不会成功，凡事都要经过试验，在失败中取得经验，然后才会成功。饭后，毛泽东同他们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观看京剧。

3月中旬　审阅李富春三月十六日报送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第三次修改稿）》。在报告中的“在国家机关中，我们也实行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下放锻炼的制度，同时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这一段话后，毛泽东加写：“这样一来，上下打成一片，成为完全平等的兄弟般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每一年整风一次，彻底批判那些老爷式的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人们，把他们的缺点改变过来。”

同旬　审阅刘少奇三月十六日送阅的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第四次草稿）》。批示：“有些意见，待与先念一商。”并批注：“十五个问题(37)中的一些问题应加进去。”

3月21日　下午，到达南京浦口，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刘顺元作简短谈话。晚上，到达徐州，停车休息。

同日　阅周恩来三月二十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缔结中蒙友好合作条约等问题给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谢甫生的电报稿，批示：“同意。似应抄送苏联、朝鲜、越南各一份。如朝、越愿意签订同样条约和具有军事援助条款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想也是可以的。此意见是否适当，请提向中央会议讨论决定。”电报稿说：请答复蒙外长，我国政府热烈赞同蒙古政府提出的缔结中蒙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如果蒙古政府同意，周总理很愿意到乌兰巴托签订此项条约，和同泽登巴尔主席等会晤，访蒙具体日期待以后另行商定。随电附发《中蒙友好合作条约（草案）》一份，如有意见请电告。

3月22日　下午，从徐州到达济南。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舒同、裴孟飞(38)、白如冰、刘季平(39)，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第二政委梁必业汇报。舒同说：山东对人民公社过渡问题作了适当控制，在三十三个公社进行过渡试点。毛泽东说：你们控制得对。要告诉下面，现在准备好条件，将来就过渡得好，过渡得快。过渡不要人为，要顺乎自然。舒同说：下面在发展社有经济和大搞水利建设时有“一平二调”的做法。毛泽东说：调猪人家不喜欢，影响积极性嘛！水利工程太多了，控制一下，分几年搞。造林的时间更要长一些，先搞三年看看。舒同说：下面财政部门收款，有的将公社几年的欠款都一齐扣下了。毛泽东说：这是变相的“一平二调”。问题还是去年三月的那一些，贫队富队矛盾、社队矛盾，还是不等价交换，所以等价交换、价值法则问题不是一两年能教育过来的。舒同说：还有全民和集体的矛盾，如国家机关、工厂企业等向公社调东西过多，占用公社土地。毛泽东说：今年两次会，将国社矛盾、社队矛盾、贫队富队矛盾问题反复讲清，说明这样（指“一平二调”——编者注）过渡反而慢，并会脱离群众。是不是要搞“三反”，我们在杭州决定今年上半年先作典型试验，下半年普遍搞。现在就可以讲，使有这种作风的人早收手。当舒同谈到干部贪污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贪污的钱多已经花掉了，可以叫他用劳动补偿，也是等价交换，只给他留下穿衣吃饭的部分，其余拿过来补偿，什么时候偿完就算。去年整风没讲“三反”这个问题，所以公社的礼堂还是盖，贪污还是贪。社会主义也有两个方面，现在主要是积极方面的，如积极搞生产、搞文化建设等，这是九个指头，但总有一个指头的问题，年年都有。毛泽东对杨得志说：军事也要抓两头，民兵、尖端。尖端让他们搞，你们抓常备兵和民兵。不仅要注意常规军，还要注意民兵。“四化”(40)，只相信少数人，不相信多数人，就搞不起来。我们这些人原来不都是老百姓吗？要当群众代表，不要脱离他们，贪污、盖大礼堂就脱离他们。靠老百姓就有出路。毛泽东说：今年出了一些新事情，一月会议时没有反映到我们脑子中来，那时搞国际问题了。现在发现有些新事情，如“四化”问题、城市公社化问题、食堂问题。这些问题，一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没能解决，现在分区开会，五月中央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做决定。当刘季平谈到业余教育也是个新事时，毛泽东说：地方要有自己的学校，地方没有大学、中学，教育不会发展。又说：你们这个省还是个手工业省，只有百分之三十机械化，要大搞机械化。凡有煤、铁矿的县要搞钢铁厂，第一步县搞，再就公社搞，这样钢铁就多了。你们可以在这次会上议一议。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我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考察，一条黄河，一条长江。这个想法至今未能实现。你们赞成不？不一定一年走完，做调查研究。你们如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沿黄河走完大概要两年，我还可以调查一点地质。

同日　为转发中共鞍山市委三月十一日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主要内容如下：“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41)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鞍山市委的报告说：鞍山地区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广大职工干劲很大，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人很广泛，运动进展很快。至二月底，提出的革新建议达六十二万余件。二是广大职工的首创精神大大发扬，短时期内，就出现了不少重大的新技术和尖端技术。三是促进了生产继续跃进。两个多月来，取得的初步经验是：第一，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最根本的问题是高度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第四，自力更生和大协作相结合。第五，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赛相结合。

同日　阅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三月十四日关于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情况的报告和记者写的中国参加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情况的通讯(42)，写长篇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批语说：“附件请同志们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开设展览会的一件材料。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三百五十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作为中共中央指示，连同两个附件一起发到公社一级党委。

同日　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三月二十一日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一期，批示：“此件请各同志看看。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山东正在开一万二千人的大会，每个公社到六个人，这种办法似较好。”这个材料说：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反映的问题有以下一些：枣庄市反映，干部中急于过渡的思想苗头较普遍。安丘县一个公社调走一个大队七十头母猪，不给钱，严重影响了社员生产积极性。沾化县有几个公社水肿病较多，全县春节后因水肿病死亡五百人，缺粮原因是卖了过头粮。会议还反映，贪污浪费比较严重，不讲真话。有的公社原来准备盖戏院、大礼堂等，现在决定停建。

同日　致信田家英：“此书(43)内除已收者外，打圈的均拟收入，请印清样送我。此书以前及以后类似此书各文的评论及几个重大战役的贺电，请与乔木商量是否还有可收者，搜集一下，告我为盼！”

同日　晚上，离开济南。次日晨，到达天津。

3月23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林铁、刘子厚、万晓塘谈话。毛泽东问：你们在开大会(44)，是不是？作了报告没有？林铁说：今天上午作了报告，解决主席批的那五个问题。毛泽东说：是有问题吧？林铁说：是有问题，有那个苗头了，这个时候开会真是适时。毛泽东说：跃跃欲试，要过渡，变相的“一平二调”。根本不要上面批准，变成没有纪律了。现在你们怎么办呀，要退回去呀？林铁说：现在我们向公社过渡的还不多，调的数量还不大。分配问题我们还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没有搞好，这个问题要下点功夫，做点工作。毛泽东说：还有个作风问题，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有几个省相当严重，比如湖北、广东、山东。他们赞成搞“三反”，你们有这个感觉没有？听说相当普遍。现在不搞就要烂掉一批，已经烂掉一批了。另外，贪污的数目也很大，比如二千元。救济粮、救济款他都贪污。还有作风问题，请你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谈一下。官僚主义者，就是不同群众商量，还有打人骂人，强迫命令。贪污、浪费问题，请你们也摸一摸。有些事情得年年讲，提出警告，要他把手缩回来。几十元的小贪污，只要承认错误，吐出来就行了，也可以不戴帽子。有一部分大的贪污分子那就要法办，比如一千元、二千元，那是“老虎”了，极为恶劣的，单是撤职不行的。治病救人这个口号还是适用。但是怎么治病呢？就是把他撤掉，怎么救人呢？就是把他劳动改造，法办。这样才能治他的病，才能救出来。毛泽东说：下面的事情，十分里头信七分就好了，十分都信就吃亏，就上当。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说：我从前劝天津不要搞城市人民公社。去年三月郑州会议，只主张农村搞人民公社，城市不要搞，怕刮“共产风”。但是河南人不听这个话，他全部都搞了。黑龙江不听，他们没有出事。听说重庆也搞了。所以，我那个话你们不要听了。林铁说：石家庄也搞了。万晓塘说：天津市原来有六个公社，现在又搞了十五个，可能今年“五一”以前全市搞起来。毛泽东说：我计划是一年。城市人民公社对于发展工业，发展集体福利，提高政治觉悟，提高文化程度，改造资本家，改造坏人大有作用。至于说天津、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大城市的人民公社要不要挂牌子，我想了这个问题，恐怕还是挂为好。林铁请示天津会议如何开法，毛泽东说：明天、后天、大后天开三天，上午看文件，下午在这里（指专列——编者注）谈一谈。我们在浙江谈了十五个问题，中央还不知道，我明天第一次会议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其中有几个问题可以深谈一下，有一个问题要比较多地研究一下，多交换一下意见，就是关于现在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这次会议要加上西北的张仲良，中南的王任重、吴芝圃。

同日　为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二期，起草中共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的批语。全文如下：“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山东的简报反映：现在有的公社对劳力、牲畜随便调，土地随便占，树也随便刨。有的公社将生产队的一部分羊群收归公社所有，也不给代价。有的公社把生产大队的马车都集中起来，致使大队运肥运煤都得交脚力，大队支不起运费，现在谁也不想买马车了。有的公社向生产队要劳力，竟占队里劳力的百分之二十。有的公社划了生产队一百亩地建木厂，地里有三十亩小麦公社也要收，生产队不满，夜间放水把麦子冲毁了。肥城县调大队的东西，有劳动力、工具、树苗、砖瓦等十几种。莒县的一个公社，凡是生产队经营的生产，费用小、收益大的即收归公社。关于干部作风问题，有些县有虚报浮夸现象；有些县社盖大礼堂等非生产性建设很普遍；一些社队吃喝浪费严重，个别干部作风恶劣；财贸部门存在一些贪污现象等。

3月24日　中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华北五省市自治区、东北三省、中南的湖北河南两省和西北甘肃省的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通称天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薄一波、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胡绳、吴冷西、乌兰夫、林铁、陶鲁笳、刘仁、万晓塘、欧阳钦、黄火青、吴德(45)、王任重、吴芝圃、张仲良。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中南五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提出的那五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三天会，有华东六省一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我在浙江只讲了十五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十七个问题。我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月上海会议时还没有进入我们脑筋里的。那个时候重心是国际形势，这些问题也没有展开，还没有材料。接着，毛泽东讲十七个问题。（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今年要大搞一下，中央已经发了指示。（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也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这是今年一个大问题。（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河南全都搞了，黑龙江全都搞了，没有出问题。河北提出挂牌、登报问题，现在我变成左派了，我倾向于登报，倾向于挂牌，你们议一下。（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当然不必今年全部搞，几千万人上阵，又搞得天下大乱。（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十一）除四害问题。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拿臭虫代替麻雀，臭虫是虱子、跳蚤的代表。除四害，要大搞。（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山东提出了，震动很大。（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十七）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制度，经常要改。

同日　下午，在当天的会议结束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谈到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等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这就不正确了。邓小平说：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周恩来说：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说：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彭真说：有些文章对毛泽东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得不恰当。毛泽东说：写给中央的报告写成主席并中央就不像样子了。二十五日上午，邓小平在天津会议上讲话。关于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他昨天讲，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3月25日　晚上，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继续主持天津会议，由邓小平汇报上午讨论十七个问题的情况。当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五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在汇报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在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〇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所以，地方的出路在哪里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邓小平汇报说：与企业下放相关联的，就有一个生产关系问题。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对《关于反华问题》文章，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邓小平汇报说：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毛泽东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主要矛盾是什么，次要矛盾是什么，现在不作为结论，酝酿一个时期。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

同日　阅聂荣臻三月十六日报送的《广州、重庆两市工厂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情况（参观调查的简要报告）》和他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批示：“聂荣臻同志给中央的信，对于当前的技术革命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的总结，发给同志们研究、参考和仿行。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聂荣臻在调查报告和信中说，他通过对广州、重庆两市的初步了解，觉得这次大搞半机械化、机械化、自动化运动，声势浩大，发展迅速，目前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几个好经验：（一）大搞群众运动。（二）土洋结合。（三）自力更生。（四）内外三结合(46)。（五）将解决当前的关键环节和长远、全面技术改造相结合。还说：运动还要继续大发展。通过群众运动来革新技术、进行技术革命是新生事物，前途不可限量。

同日　阅李先念本日报送的新华社三月二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三〇一一期刊载的《哈尔滨市建成两条养猪自动线》材料，批示：“印发各同志(47)。这个材料很好。各省、市、区可派人到哈尔滨去参观、学习；学成回来，仿照办理。”材料中说：东北农学院实验农场的养猪自动线由饲料加工室、母仔猪食堂、肥猪舍三个部分组成，由电力带动作业。香坊人民公社的养猪自动线由饲料粉碎、蒸煮、送食三个部分组成。李先念在附信中说：这是一大发明。有了这种自动线，一个人可养猪两千多头。自动线的设备，大部用木料制成，只需小部钢铁。如能逐步推广，可以大大节省劳动力，并加速畜牧业的发展。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李先念的附信。

3月26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林铁谈话。

同日　晚上，回到北京。

3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准备向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的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段云(48)出席。

3月29日　为中共中央文件《全国畜牧书记会议纪要》印字太小问题，批示彭真、杨尚昆：“中央有些文件，字印得太小了，使人看起来很不方便，也可能使读者感觉得文件不大重要。其实如经委会党组对一月一日至二月十日四十天工作总结，卫生部党组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总结以及本件，都是很重要文件，应将字印得大一些，如中央多数文件那样。请酌处。”

同日　阅杨尚昆三月二十八日报送的刘英(49)三月二十五日的来信。刘英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最近外交部党委关于我的错误的材料和决议草案也拟把我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真使我难受。我认为不能给我作出这样严重的结论，我对这个决议草案还有意见。我认为对我的错误和对张闻天的错误是应该加以区别对待的，不能因为我是他的妻子，张闻天有什么错误，我一定会有什么错误。毛泽东阅后批示：“刘英的信。请恩来、陈毅、安子文、帅孟奇(50)各同志一阅，然后送交少奇、小平、彭真同志阅，然后交尚昆存。刘英的问题是否应与闻天的问题的处理有所分别，请你们加以研究，适当处理。”三十日，陈毅在毛泽东的批示旁批注：一、以不划右派为宜。二、但要向外交部党委和干部作一次解释，我当负责处理此事。同日，周恩来批注：我同意陈毅同志意见，并应与闻天问题有所分别。

同日　下午六时，在养蜂夹道同吴晗(51)谈话，并共进晚餐。

3月30日　下午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徐冰开会，谈本日即将开幕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有关问题。

同日　下午三时，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出席。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李富春的报告指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地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应当继续执行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安排的方针，并且进一步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部门，以便更加适当地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各部门之间及各部门内部各行各业之间的关系，使国民经济跃进得更好。大会休息时，毛泽东在一一八厅同张治中(52)、黄炎培谈话。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指示说：“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在这个文件(53)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54)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55)，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毛泽东起草指示后，批示：“此件送刘、周、朱、彭、尚昆、仲勋、震林、澜涛、富春、一波、先念、定一各同志阅。如有意见，请加修改。争取在四月五日能发出（用电报），请尚昆办。”这个指示在当天（三月三十日）发出。

3月31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宁夏自治区党委纠正中宁县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并撤换县委主要领导成员的报告的批语稿，批示：“尚昆办。并可登党刊。”批语说：中宁县谎报成绩，隐瞒缺点，甚至对反映真实情况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是一种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凡有这类坏人坏事的单位，都应当接受中宁县的教训，及时地严肃地予以处理，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4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开会，讨论周恩来出访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问题。

4月7日　阅中共吉林省委四月二日《关于部署“三反”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省六级干部会议自四月一日转入讨论作风问题，从初步揭露的情况来看，人民公社的干部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目前全省春耕已经开始，如在春耕期间铺开，县、社领导对生产与整风恐难周全兼顾，省委讨论，拟待春耕过后或挂锄期间再召开县的四级干部会，深入地开展农村的“三反”整风，一贯到底。毛泽东批示：“此件即送小平、彭真同志阅处。”邓小平当天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吉林省委报告的批语稿。批语稿说：中央同意吉林省委的意见，首先集中力量抓春耕生产，而将农村人民公社的“三反”运动，推迟到春耕之后或挂锄期间去进行。中央认为，今年在全国各省区争取一个很好的丰收，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其他各项工作都应注意到不要妨碍农业生产。如果目前春耕太忙，可以把运动推迟到农忙之后去进行，而在近几个月则只进行典型试验，积累经验。毛泽东审阅时在批语稿的“积累经验”之后加写：“如果有些地方已在进行三反，而又注意到并不妨碍生产或反而有利于生产的促进者，亦可以由你们决定，照样进行。”

同日　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三月三十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江苏六级干部会议开得很好，现将他们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并批示：“即送刘、邓、彭真阅，请尚昆用电报发去。”江苏省委的报告说：我省六级干部大会讨论了当前形势、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过渡问题和发展社有经济问题。大家认为，在现阶段要坚持以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积极地领导和帮助大队发展生产，积极地逐步地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创造条件。用“一平二调”的办法发展社有经济是行不通的，“共产风”是刮不得的，发展社有经济，必须建立在发展队有经济的基础之上。

同日　阅陆定一四月四日报送的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教学必须改革》，批示：“已阅，很好。退陆定一同志。”发言稿说：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在各地进行了改革学制、改革中小学课程和改革教学方法的试验，证明教学改革是实际可行的。现在，各省市正在依照自己的情况，做具体安排，进行较大规模的教学改革试验。教育和教学，必须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学校师生参加劳动，主要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改变教育与生产劳动分离、教育与实际脱节的状况，改变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坚决实行。

4月8日　阅新华社四月七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三五二〇期，批示：“送少奇、恩来、林彪、小平四同志阅，阅后退毛。第47页到55页，有五篇文章值得一看，希望同志们认真看一遍。英法将走向合作，对抗美德，是一件大事。”这五篇文章是：路透社四月六日的电讯《美报打击英国，分化英法》；新华社四月五日电讯《美〈明星晚报〉谈西方矛盾，说英国反对西欧一体化并特别担心西德强大》；《参考资料》三月十七日发自纽约的特讯《美国农业工人生活异常困难》；法新社四月六日电讯《戴高乐在伦敦继续参观访问》；新华社四月五日电讯《〈泰晤士报〉发表社论集中攻击西德制造不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周恩来出国访问的几个文件（中印总理会谈方案等）和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报告的新闻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陆定一、杨尚昆出席。杨尚昆顺便向毛泽东汇报了彭德怀的近况。

4月9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4月10日　下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的报告。会议通过一九六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提高百分之三十八；煤四亿二千五百万吨，提高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提高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提高百分之十左右。会议还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同日　关于胡乔木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时题为《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编者注），致信胡乔木：“第五部分需要修改。太长，宜缩一半，至少三分之一。问题太多，很不集中。费话太多，不现实，不如前几部分谨严。台湾部分写得很不好。结尾无力。第四部分也有缺点，但较易改，可暂置，请你今日用全力将第五部分重新写过。”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四月六日关于山西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山西六级干部会议开得很好，揭露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给予解决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对人民公社现存问题作了认真分析和适当处理的带系统性的文件，可供各地参考，并望结合自己的情况酌量予以采纳。本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批示：“刘、邓、彭、谭(56)阅后，尚昆即办。”山西省委的报告说：六级干部会议揭发出来的问题很多。一、存在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等情况。经过学习讨论，一致认识到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当前全省实现过渡的条件还不成熟，为了摸索过渡的经验，全省有计划有控制地组织一些试点是必要的。二、各公社制定的一九六〇年发展社营经济的计划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公社有“一平二调”的打算。会议指出判别“一平二调”的界限有三：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等价；不自愿。社营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大、公、新”。三、积累偏高、社员分到手的现金很少。决定除重灾区外，必须保证社员收入水平比上一年有所增长，可以将积累比例适当压低。四、浪费现象较为普遍，贪污现象也有所增长，有些干部作风恶劣。会议认为必须重申几条禁令，并制定了公社财务管理制度草案。五、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目前不巩固的三类食堂占百分之十。大家对书记挂帅办好食堂，粮食管理实行指标到户、统一保管等极感兴趣。

同日　晚上，同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谈话。

4月12日　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会议，讨论周恩来出国访问的有关问题及粮食、棉花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出席。

4月13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会议，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正人、张霖之、彭涛、赵尔陆、王鹤寿出席。毛泽东讲话，他说：农村劳动力安排，今后一律要学河北省冬春一百天三三制的办法，三分之一搞水利，三分之一搞多种经营，三分之一搞田间管理。全国搞水利八千万人，多了。河南水利搞得太多了。水利要搞八年十年计划，不要说“三个冬春完成”。十年以后还要搞，水利不要急，要长期打算。三三制中的多种经营包括“小洋群”的工业在内。今后三年，劳动力安排要考虑这个问题。浙江只有四个钢铁厂，“小洋群”不够。各省都要布置一批小洋钢铁厂、小洋铁路，凡是有煤、铁资源的都要搞钢铁。各部门都要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要充分利用各种废物，如废水、废液、废气。实际都不废，好像打麻将，上家不要，下家就要。多种经营、托拉斯要发展。技术革命，过去叫了十年，没有掀起群众运动，到第十一年才掀起群众运动。洛阳拖拉机厂、北京电子管厂、长春汽车厂等搞了技术革命，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要继续大搞下去。今年的计划要超额完成。一靠技术革命，二靠综合利用，三靠“小洋群”，四靠大协作，五靠不断改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第二季度生产要抓好，防止松劲现象。这些最现代化的工厂搞了革命，过去他们被“马钢宪法”束缚住了，现在打破了。我们不搞一长制，一长制同党的领导、群众路线都是对立的。党的领导、群众路线这一套要坚持。对人家的长处要学。现在有些同志只注意创造，不注意学人家或学不到底。对人家好东西没有学完的、没有学好的，要继续学。要很好地学苏联。我们学习苏联，开始由于不懂，采取搬过来的办法，也很正常。现在进入第二阶段了，不是照搬，而是有批判地学了，并且自己能创造了。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应该学的东西丢掉不学。他们正确的技术要学习，在学会的基础上再行创造、修改，不要马上改。鞍钢还是学了一些东西。写字先学正楷再学草体。先生比学生高明，学生最后一定比先生高明，这是辩证法。后来居上，这是规律。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憋口气有好处。十年搞一亿吨钢，卫星上天。人家能做到的你也应该做到，人能也，我亦能也。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新事物总有人反对，搞成了就不反对，人家反对就是你还没有搞好。革命胜利，人家是相信的，建设方面人家不相信。你这么一点钢，年产才一千三百多万吨，看不起你是应该的。等我们年产一亿吨钢，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其实这一肚子气早已有了，一百多年来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中国处在一穷二白，穷者钢不多，白者科学文化落后，这要记住。反华有好处，一可以暴露敌人，二可以使我们怄气，愤怒不要表现出来，要变成力量。三年小变，五年大变，十年更大变。总而言之，人家是要看实力的。养猪，绝不能放松，有了化学肥料，也还要大养其猪。粮食很重要，是宝中之宝，要突出出来，不要被棉花、大豆等东西压掉。没有粮食吃会死人，粮食不但决定吃饭，还决定畜牧业发展。

4月14日　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同黄炎培、陈叔通、程潜、张治中、唐生智、傅作义(57)、章士钊、王季范、李烛尘、蔡廷锴(58)座谈，并共进午餐，徐冰参加。这次座谈，谈到城市人民公社问题。

同日　阅周恩来四月四日报送的谭政、习仲勋三月二十一日关于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筹备情况和安排意见的报告，批示：“会前，请谭政同志与小平同志商量一次。我意注重实际解决问题，对外不要大吹。”谭政、习仲勋的报告说：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准备在四月十八日开幕，二十七日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五千五百人。建议开幕时请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到会，并请接见一次到会代表，照相留念。二十三日，毛泽东同朱德、林彪、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的代表，并合影。

4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主席贾尔卡赛汗为团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林伯渠等在座。毛泽东说：学习也是互相学习，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无论这个民族大小。小的民族有它的长处，人多的国家也有它的缺点。中国还是一个手工业国家，所以很需要机械化，可以说机械化才刚刚开始。我们对经济建设的经验是很不足的。我们搞了几十年革命，不会搞建设，建设才搞了十年，很多东西没有学会。我们现在并没有摆脱落后，至少要十五年到二十年，才能够说得上相当地摆脱落后。中国是一穷二白，穷就是东西少，粮食少，油类少，钢铁少，机器少，各种东西都少。中国这么多人，又这么穷，这成一个什么样子！白就是文化程度不高，不好。同时也有一个好处，一张白纸就好写字嘛！毛泽东还说：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都要研究，工业中的大、中、小型的企业也都应该研究。还有一个洋法生产、土法生产的问题，洋法要研究，土法也要研究。洋法是近代的方法，是从外国学来的，土法是中国自己的。不要只搞洋的，轻视土的，不要只搞大的，轻视小的。小的搞起来费事小，生效快，而且小的可以变大的，这同我们人类一样，我们大人都是小孩子变的。现在我们有些小型钢铁厂，过几年以后，它就可以变成中型钢铁厂，再过若干年以后，它就可以变成大型钢铁厂。所以，不要轻视小的，不要轻视土法，要大小结合、洋土结合。

4月中旬　连续审阅陈伯达四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报送的他为《红旗》杂志编辑部起草的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陈伯达在十六日的附信中说：“已经把您的意见告诉小平等同志，经过商量后，作了修改。原来一共有十五页提到您的名字，现在只存下四处（见2，15，17，36页），其中除了纸老虎问题的一处外，都是谈的国内问题。在23页、40页上，加了赫鲁晓夫的名字。”毛泽东审阅时，在文稿上加写一句话：“宣言中这一段话(59)，说得很正确，情形正是这样。”并写了一些批注：“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和平、战争，要有两手。”“将各段要点，在首尾两处总提一下。”在第十七页删去了以下一段话：“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应用唯物史观考察现代帝国主义问题所作的一些论断，一直在世界上传播得很广泛：‘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这个真理现在越来越明白了。”《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四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〇年第八期发表，四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刊登。

4月16日　审阅中共中央本日转发中央监察委员会两个报告(60)的指示稿《关于对坏人坏事要彻底检查认真处理》，批示：“退尚昆即办。”中央的指示说：从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少数党员干部的严重贪污、浪费、强迫命令以及有些县、社、企业党的组织极不纯洁等情况，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各地和中央一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注意了解和研究这一方面的情况，彻底检查坏人坏事，认真加以处理。

4月18日　为转发中南协作区四月七日、八日常委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报告所提出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值得你们加以研究和参考。”并批示：“刘、邓、彭阅后，尚昆用电报发去。”中南协作区的报告说：常委会议认为到一九六二年全国生产三千八百万吨至四千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中南地区力争达到六百一十万吨至六百四十万吨。我们要以更大的努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大搞小洋群和小土群，继续下放一些企业；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主要解决粮食、绿化、除四害、扫盲四个问题。

同日　阅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印的《计划工作简报》第十五期刊载的《各行各业办机械是高速度发展机械工业的好办法》一文，批示：“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这是一个好文件，发给你们遵照执行。可登党刊。”“送小平、彭真、富春阅后，尚昆发出。”

4月19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李富春、薄一波、王首道、宋任穷、吕正操开会。

4月20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谈胡乔木为《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于四月二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为转发山西省委关于万荣县开展注音扫盲运动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少奇、小平、彭真同志阅后，尚昆用电报发去。”指示稿说：万荣县的经验，“解决了扫盲运动中的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消灭了扫过盲又大量回生的现象，一个是保证了认识一千五百字的农民可以无师自通地阅读注音书报”。“现在山西省委已决定在全省普遍推广这一经验，并且争取在一九六〇年实现无盲省。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即是说，除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和若干方言地区以外）也都可以而且应当普遍推广这一经验。只要各省市区党委下定决心，抓紧时机，在今年秋前试点和训练师资，在秋后就可以大规模地推广。”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加写：“经过一九六一年一年的努力，争取比山西迟一年完成扫盲任务，是有可能的。”

4月21日　阅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四月十八日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洋群”和“小洋群”升级问题的报告，批示：“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四同志阅。很好文件，值得一看，阅后退还。”报告说：“小洋群”已逐渐成为钢铁战线上的一支雄厚的力量，目前正向“小洋群”的高级形式，即既有炼铁又有炼钢、轧钢的钢铁联合企业的方向发展。我们准备使每一个有条件举办的县、社，都有一个或几个钢铁“小洋群”或“小土群”，并分批发展为联合企业。

4月22日　阅邓小平四月二十一日报送的廖承志、刘宁一四月十七日关于亚非大会情况的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的意见是：“这个报告太能说明问题了，似可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用电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一阅。送主席阅并请批示，交尚昆办。”毛泽东批示：“请尚昆照小平意见办理。”廖、刘的报告说：在几内亚召开的科纳克里亚非大会，整个过程和代表发言始终充满了反帝、反殖，要求民族独立，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摆脱各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压迫与控制，对美帝予以谴责的内容和气氛，反动半反动、修正半修正主义者的主张在会议中全军覆没。我们在大会、小会上理直气壮，顺乎人情，合乎真理，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同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伍修权谈古巴、阿尔及利亚、越南等问题，并听取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安排的汇报。

4月24日　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四月二十三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上批示林克：“第二篇(61)请阅，其中谈到五大城市书记在人大会上就人民公社问题的发言(62)，请你于本日找来给我一阅。另有钱学森关于农业工厂化一项提案(63)，亦请找来。”

同日　阅薄一波四月十八日报送的他在工业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报告，批示：“此件送各省委、各大中城市党委、各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各党组。小平、彭真阅，尚昆办。”薄一波的报告说：从前三个半月看全年，今年工业生产肯定是继续大跃进的形势。只要继续努力，第一本账肯定可以大大超过，第二本账也能够超额完成。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很短时间内已经成为席卷全国城乡的伟大的群众运动。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新道路。但是，目前这个运动的发展，还是参差不齐的。当前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保证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的第二本账，这是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必须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第二，大力进行原料、材料、燃料的增产节约和综合利用，这是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主攻方向。第三，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是工业部门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的一项重大任务。第四，不断地改进管理工作，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

同日　下午，到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举办的新机器展览。

4月25日　致信杨开英(64)：“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

4月26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问题，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李富春、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罗瑞卿、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4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出席。

4月28日　乘专列从北京到达天津。杨尚昆同行。

4月29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会见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罗加和夫人，邓小平、杨尚昆、伍修权等在座。毛泽东说：古巴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有世界意义的革命。你们在美国身边钉了一个钉子，援助了世界的革命，援助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古巴人民不怕帝国主义，在这点上你们破除了迷信。我看了你们党的纲领草案，认真地看了一遍，使我了解了你们古巴的全貌。看了这个文件我很高兴。这个纲领不但对古巴有影响，而且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影响。我很赞同你们的文件，是革命的文件。当罗加提出想听听中国同志对于党纲草案的意见时，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个别性质的，只供你们参考。在你们的纲领上还要强调一下民族资产阶级和拉丁美洲各国。在纲领的第四部分工业化问题，是否可以加入“劳资两利”一类的话。纲领第五部分中，关于工人工资问题，是否可以加一句：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过高的工资会影响生产的发展，只有提高生产才能改善生活。提高工资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再一个意见是关于免费医疗的问题，我们吃过亏，提得太早，讲话容易，实现难，最好是半免费。如果全免费，没有病的人就会有病。同工同酬的原则好。社会保险也有点问题，过去我们提得太多，这些东西不要规定得过细，讲出来了就难以收回。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和消费部分要有适当比例，积累太少就有害于国民经济。若现在许了许多诺言，以后会感到困难。无产阶级当政时，工人要改善生活，不可不改善，但要逐步改善，要提高，但不能太高。关于纲领第六部分中的统一阵线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用这个办法，即建立国内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爱国人民阵线，这可以包括左、中、右，但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大城市中可以搞这样的统一阵线组织。关于对待私人资本问题，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分两方面说，一方面限制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使资本家有利可图。让他剥削，但不能剥削太多；让他有利可图，但不能太多，是合理的利润。关于合作社问题，是否要分几个步骤来进行，一下搞，太快一些。你们要注意苏联的经验，他们在一个长时期内农业减产。一些国家，被苏联的经验搞怕了，到现在还不搞合作社。土地是要给农民，但不能等到两三年以后再搞合作社，要趁热打铁。农民的习惯是不愿意组织合作社，一些国家搞合作社搞迟了，现在搞不起来。只要不减产就要趁热打铁。毛泽东最后再次强调，我们的一点意见仅供参考，你们斟酌实际情况去处理。不要照顾我们，要照顾你们的客观实际情况，只要你们本国能实现就可以。

4月30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在天津主持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后的谭震林、廖鲁言及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杨尚昆参加。毛泽东问：国内国际的形势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病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并不是九两以下，实际数字比这个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是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有些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这是穷的结果，因为穷，穷则瞒嘛。河南统销面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哪有那个事呢？我就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所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问：保收多少呢？廖鲁言说：保收六千亿斤。毛泽东说：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说：超过。廖鲁言说：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亩。毛泽东在询问了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后，对刘子厚关于河北水利建设搞三个冬春的说法，指出：要搞十年，不是什么三个冬春，你三个冬春搞得完？我就不信。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你这个省能不能学安徽那个办法，搞河网化？河网虽然费十分之一的地，可是它本身有用处，可以长芦苇，可以放鱼，可以行船，可以用水。一是灌溉，二是排水，三是航行，四是生产。你这个省的缺点就是水运不昌，你是靠天下水，此外靠地下水。将来总要想出办法来，怎么样把海水变成淡水。渤海这个水库就大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谭震林说：这个可能性有。毛泽东说：而且引出去，引到乌兰夫那里，引到甘肃，大量的水是在海里。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一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所谓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观点。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最后，毛泽东问谭震林：“三反”问题你们的会议议了没有？谭震林说：议了，有一个稿子，还得修改，你要看这个稿子，现在可以给你。毛泽东说：给我一份，正式的你们再到北京去研究，因为我关心这个事，各省又都在搞。这个“三反”指示，能不能在五月上旬发出去。教育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现在学生睡眠太少。一个反对贪污浪费问题，一个睡觉同休息的问题，要下个死命令，不准不做，不然要受处罚。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到天津俱乐部参观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4月下旬　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四月十二日关于“五多”情况的检查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的批语：“广东报告十分好，‘五多’问题业已成灾的程度，十分骇人听闻，等于一次大地震，大火山冲天爆发。请你们省、市、区党委从第一书记到地委书记都看一看，议一议，调查一调查，发现惊人的事实，立即想出切实办法，解决问题，是为至要。”四月二十八日，中央在转发广东省委的检查报告时，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写了一个指示，要求各地把那些劳民伤财、却不能解决问题的会议和文件，加以剔除，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恶习，加以扫除。

同旬　审阅修改邓小平四月二十四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聂荣臻关于“四化”运动宣传报道问题的意见的指示稿。指示稿说：“聂荣臻同志在这封信里提出的意见，是值得各地方、各部门研究和注意的。在‘四化’的宣传方面，必须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宣传指标，并且要善于藏一手，做十分，说八九分，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毛泽东将“说八九分”改为“说五分，甚至只说一二分，有些极密部分则一分也不说”，并在“防止”前加“严格”二字。这个指示于四月二十八日发出。

同旬　阅一份内部刊物摘登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库西宁四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会议上的报告的主要论点，批示：“此文须批评，意见见二页。请尚昆与小平、陈伯达同志商办。”毛泽东在这份内部刊物第二页上写的意见是：“要写一篇《同库西宁同志商榷》的文章，有根据地有说服力地批评库西宁文章中错误观点，先给中央少数同志看看，加以修改，然后考虑是否可以公开发表，或只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阅读。”库西宁的主要论点是：一、只是重复帝国主义具有侵略性这样一个老的真理是不够的，教条主义的立场是落后的立场。二、新式的战争武器开始使战争成为不可能。三、帝国主义内部出现了头脑清醒的国际活动家，他们也意识到进行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是不理智的。

5月1日　中午，在天津市中心广场出席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下午，到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参观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展览。后乘专列离开天津。

5月2日　晨，到达济南。下午，在专列上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十人谈话。毛泽东首先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说：“四化”，现在的提法时间太短促了，什么今年“五一”要化完，“七一”要化完。水利也是这样，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还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再次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粮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本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是原来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一个地区还搞了反瞒产私分。毛泽东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去吃饭就完了。毛泽东问：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调给一亿斤。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今年、明年、后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去年这一年，他们一粒粮都不要中央供应，而且现在借一亿斤粮食给中央。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斤，少则九十几亿斤，去年是八十亿斤。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

5月3日　下午，在济南西郊机场休息室会见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十四个国家及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刘长胜、曹孟君(65)在座。毛泽东说：我们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斗争就是对我们的帮助，谢谢你们！帝国主义还在压迫我们中国，占领我们的台湾。美帝国主义不承认我们，它说看不见人民中国。它差不多每天都说我们很坏，可见它还是看见我们的，否则它怎么能说我们坏？美国有钱，有枪炮，有原子弹。它说我们穷，没有钱，枪炮也少，也没有原子弹，所以欺负我们。但是我们有民兵，古巴也有民兵，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苏联不愿打仗，我们也不愿打仗，要争取和平。但是帝国主义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它们不请我们当参谋长，所以它们的事情究竟怎么办，我们很难讲。我们有一条，有人民的拥护。全世界最大多数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也站在你们一边，这要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历史上从来就是没有枪的人战胜有枪的人。过去是我们怕帝国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它们的人很少，做的事很坏。我们要区别美国人民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人民是好的，坏人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就是帝国主义分子，我们也不是准备一万年不和他们来往。我们国家解放还只有十几年，人民正在组织起来进行建设，有一些成就，但还不算大。我们仍是很穷的国家，至少还要奋斗十年、二十年才能好一些。我们需要你们的援助和支持，同时我们也支持你们的斗争，要相互团结、相互支持。

5月4日　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同李先念、舒同谈话。谈话结束后，参观山东全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最新成就展览，观看工人的现场技术表演。

5月5日　下午，在专列上同舒同谈话后离开济南。

5月6日　晨，到达郑州。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谈话。毛泽东问：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面积产量多少？杨蔚屏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问有那么多没有？杨蔚屏答：它那里好。现在天旱得很厉害，河南八千万亩麦子，有二千万亩五个多月不下雨，五千万亩是三个来月不下雨。毛泽东说：去年旱，今年又旱。你们这个水利计划，还是搞长久之计吧，每年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什么大战两个冬春、三个冬春解决问题，这也是河北人提出的，你何不大战三个冬春，再小战七个冬春呢？并且这个大战，也是三三制的大战法，就免得牵动太大，粮食也吃得很多。索性放长一点，搞个十年计划，把各项基本建设搞好，比如水利化，绿化，扫盲，除四害，农业增产，多种经营，机械化，电气化。种植业要跟饲养业并重。有些事情，有时候搞从容一点，反倒搞成了。现在有些地方又讲，今年七月一号或者十月一号机械化就要化完，那怎么能够化完？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这个技术革命，至少搞十年嘛。十年以后还要化，就是这么化下去，化一万年再讲，不说死了。今年化了这个，明年又要化另一个嘛，新的发明创造出来了，又提高嘛。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五多”？河南负责人说：不少，克服了还有。毛泽东说：年年要克服。我看年年整风，每年上半年三月间省开一次六级干部会，县开一次四级干部会，下半年看哪一个月又搞这么一次。这是调查研究，又解决问题，又整风，又是训练班，共同决定政策，合署办公。这个办法不过是开十天或者十几天会嘛。

5月7日　下午，在郑州河南省委交际处会见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和代表，杨尚昆、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你们现在很好，团结起来了。整个非洲团结起来、觉悟起来了，或者正在一步步地觉悟中间。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你们看，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66)政权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它，又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我们也支持大国会议，这也是一种办法。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这就叫两条腿走路。大国会议是跟它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又是一条腿，而且是一条重要的腿，也许是第一条腿。帝国主义是会搞欺骗的。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又有压迫的一条腿。但为什么我们又要支持大国会议呢？是借此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们那一条腿有病。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朋友们讲到我们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认为我们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看不见高兴的一面。你说美国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5月8日　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五月四日关于成立北海舰队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新的战略方针，为了统一北海区海军力量的建设，在战时更好地配合陆军、空军实施作战，总参谋部和海军党委建议，以青岛海军基地为基础组建北海舰队。北海舰队执行集团军权限。四月二十六日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总参谋部和海军党委的建议，决定成立北海舰队。毛泽东批示：“照办。退小平同志。”

同日　阅谭政五月六日给林彪并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关于延安抗大时所提的有关作风的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我们计划好好宣传一下。但是这三句话目前流行的提法不尽一致，一是一九三八年抗大同学会成立时毛主席的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是一九三九年抗大三周年时毛主席文章中的提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两个提法用词不同，究竟以哪个为好，请予批示，以求统一。毛泽东审阅时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改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批示：“退谭政同志。以一九三九年的三句为好，奋斗二字改朴素为宜。”

同日　下午，在郑州河南省委交际处会见智利工人统一工会代表团、哥伦比亚石油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哥斯达黎加工会代表团、厄瓜多尔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和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秘鲁的文化、教育、政法界的著名人士，以及古巴军队总督察加尔维斯少校和夫人，杨尚昆、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和你们有许多共同点，中国和拉丁美洲各国地位大体是相同的，我们要站在一条战线上。我们中国在政治上虽然获得了独立，经济发展仍然是很差的，但是我们相信可以发展，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古巴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帝国主义以及它们的走狗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艾森豪威尔因为没有准备好，又看到我们力量大，不敢打世界大战。但是也很难说，有两个可能：一是有争取持久和平的可能，要为此而奋斗；另有一个可能是还有大战。阿根廷朋友讲得好，“要保持弹药是干燥的”。有些朋友说，到中国是来学习的。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换经验，尤其古巴的经验。中国的经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有中国的条件，希望朋友们作分析，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有哪些是经验，有哪些是错误。

5月9日　下午，在郑州河南省委交际处会见伊拉克文化代表团和工人代表团，伊朗工会代表团，塞浦路斯劳工联合会代表团，杨尚昆、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到我们国家看看。今天有好多人是伊拉克朋友。你们的革命是一九五八年取得胜利的，这个革命曾经使帝国主义吓了一跳。你们七月十四日革命，十五日美国就下命令美军在黎巴嫩登陆。它为什么这么急？是怕跟着你们会有许多国家要解放。英军也占领了约旦。在全世界人民反对之下，他们后来不得不走路。美国人讲得好听，说要和平共处，爱好和平，可是最近五月一日美国飞机侵入苏联内地，飞到乌拉尔，侦察苏联军事基地，他们就是这样讲和平的。他们不做好事，专做坏事，我相信上帝不会饶恕他们的。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的。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只能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了。人民中间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主要的基本的是团结工人和农民，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意志。当然，还有别的人，我国就有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知识分子。要战胜帝国主义，需要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是我们的经验。

同日　让杨尚昆打电话通知在北京的邓小平、王稼祥、陈伯达、胡绳明日来郑州，要同他们谈话。

5月10日　下午一时半，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再次会见古巴军队总督察加尔维斯少校和夫人，并共进午餐，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等参加。加尔维斯说：前天拉丁美洲代表和你会见的时候，只有你提到古巴革命的意义。毛泽东说：古巴革命是有世界意义的，对整个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非常高兴古巴这一次革命，问题是怎么样把你们这个革命巩固下来。你们要彻底革命，要抵抗帝国主义，就要依靠工人和农民这个最广大的群众。加尔维斯说：如果美国人要对古巴进行干涉，中国政府公开声明支持古巴是很重要的。毛泽东说：不仅可以公开声明支援古巴革命，并且可以供应一些物资和武器。加尔维斯说：我们希望有一位中国的领导人去访问古巴，当然最好是毛主席或周恩来总理，如果不可能，也希望有一位如苏联的米高扬(67)那样身份的领导人访问古巴。毛泽东说：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加尔维斯说：毛主席同志是否可以写一封信给卡斯特罗(68)，向他表示支持，并写信向古巴人民问候。以毛主席在国际上具有的威望，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毛泽东说：可以，就托你带回去转交。过去我们对古巴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我们只向古巴买了八万吨糖，今后五年中，我们每年要买三十万吨，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增加，我们应该如此。告别时，毛泽东同加尔维斯和夫人看了专列附近田地里种的麦子，并说：古巴最好要能自己解决粮食问题，畜牧业也很重要，农业和畜牧业要并重。

同日　下午五时半，在专列上同邓小平、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胡绳谈国际问题和赫鲁晓夫最近的讲话，决定写一些文章。

5月11日　下午，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谈话，杨尚昆参加。毛泽东说：地方要搞铁路，搞汽车，通河流的地方要搞轮船，空中要搞运输飞机。谈到河南的旱情时，吴芝圃说：去年从夏季一直旱到秋季，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一部分地区欠收，对灾情估计不足；搞基本建设吃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今年准备好好总结总结，接受教训。明年有可能不犯头两年的错误，不过还不能大意。毛泽东说：对于事物，首先是认识它，然后才能改变它，而认识要有个过程。我们中央、省这两级做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选一点要点去看一看，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连地委也是不甚了了。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毛泽东问：河南现在有多少人？吴芝圃说：五千一百万。毛泽东说：恐怕要提倡一下节育，多印一点避孕的书，制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到南水北调问题。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由吴芝圃等陪同到郑州东郊人民公社燕庄看小麦生长情况，接见河南省和郑州市的直属机关的干部一万人左右，参观河南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展览会。晚八时左右，离开郑州，南下武汉。

5月12日　上午，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5月14日　下午，在武昌洪山宾馆会见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工会总评议会等的访华代表团以及古巴、巴西、阿根廷的访华代表团，杨尚昆、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新的日美“安全条约”(69)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最近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苏联人做得很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的和平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5月16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周恩来、陈毅关于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五国情况的汇报，还谈到中美关系、中苏团结等问题。

同日　在新华社五月十二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三五九〇期上批示：“请总理看一看第四十五页美总统的谈话，很重要。”这一期《参考资料》的第四十五页至第五十二页刊载了艾森豪威尔五月一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的全文。关于U-2型飞机事件，艾森豪威尔说，为了防止“突袭”和“不希望再来一次珍珠港事件”，搜集情报是“必不可少的”、“极端必要的”，他将在巴黎最高级会议上再次提出“开放天空”的建议。他表示不改变访苏计划。他说他有权决定是否保卫金门、马祖，作出决定时将考虑金、马对台湾士气的影响。

5月17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王任重、杨尚昆谈国际形势问题。(70)

同日　下午，在武昌洪山宾馆会见由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贝勒卡塞姆率领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杨尚昆、姬鹏飞、李强(71)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对你们的战争很钦佩，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我们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物资上可以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你们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帝国主义力量，你们在北大西洋的后方开了一个战场。你们的情况同我们过去相似，但你们比我们好，外国的东西还能进去。我们那时没有可能接受外国援助，外国的东西运不进来，敌人包围得很紧。但也有一条比你们好些，我们地方大。你们的独立只能靠打出来。看来单靠谈，不打，是谈不出什么的。这也是两条腿走路，一面谈，一面打。你们要能保持力量，依靠群众，坚持下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保存住主力，并每天消耗敌人一点力量。你们十万兵力能保持并发展，胜利就是你们的。法国怕熬时间，你们不怕，已经熬了六年，要熬下去，再熬六年，不就胜利了吗？战争是长期的，要依靠自己的人民。战争持久下去，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发生，能保持团结就好，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使法国孤立，不让自己孤立。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总是光明的。会见后，乘专列离开武昌。

5月18日　晨，到达长沙。晚上，在专列上同张平化、杨尚奎谈话。同日，让杨尚昆打电话告诉周恩来，请他同刘少奇、邓小平、柯庆施、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于二十一日到杭州。

同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电胡志明，祝贺他七十寿辰。电报说：“欣逢你七十寿辰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越南劳动党的创始者和领导者、越南人民最敬爱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战士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致热忱的、兄弟般的祝贺。数十年来，你以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越南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越南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的事业进行了长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你对越南人民革命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和平所作的卓越贡献，使你不仅受到越南人民，而且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敬爱。我们衷心地祝贺你健康和长寿。祝你在领导越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争取越南和平统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和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5月19日　从长沙到达南昌向塘。张平化、杨尚奎同车到达。专列途经株洲时，让杨尚昆给邓小平去电话，告诉他要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会议的立场(72)。北京集会要明天举行。二十日，北京举行了有三百二十万人参加示威和集会的声援活动。

5月20日　下午，在停靠南昌向塘的专列上同张平化、杨尚奎、方志纯、汪东兴、王卓超、白栋材(73)谈话，杨尚昆参加。后离开向塘，前往浙江。

5月21日　下午，到达杭州，住汪庄。

同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金日成，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杨尚昆、江华参加。毛泽东说：你们的事办得好，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很好。我们有这么个兄弟国家很高兴。我们是一致的，还有阿尔巴尼亚和我们一致。十七国会议(74)是修正主义的。他们说艾森豪威尔是好人、和平人士；第二是说战争现在可以从人类历史上去掉；第三是和平过渡。我们不赞成。他们把阶级观点放弃了。十七国会议是骂我们的，华沙会议(75)也主要是骂我们的。金日成说：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我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接受。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了我们三四年，现在还在台湾，又在搞朝鲜、越南、老挝和菲律宾，它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装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76)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主义，说我们不灵活。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这就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的余地了，这才下了决心，到巴黎去不是开会，而是去揭露。毛泽东说：现在形势很好。南朝鲜群众起来了，日本、印度的形势也好，印尼、非洲、拉丁美洲的形势都很好。苏联也有了变化。赫鲁晓夫搞和平、搞建设是好的。能取得二十年的和平，那当然很好。问题是在有些问题上，要有两手。搞原子弹，大家都搞，创造条件，才有可能制止战争。大国会议可以开，可以揭露帝国主义，也可以取得某种协议，如禁止原子弹等，但现在时机还没有到。对各国斗争要支持，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搞建设，我们还是要向苏联学习，它有四十年的经验。你们开大会支持南朝鲜群众斗争，完全是对的，我们也开大会支持苏联，有不同意见是一回事，支持还是要支持，这是原则问题。这样，美国可以规矩点。总之，我们是休戚相关的。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77)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我看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

5月22日　下午至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杨尚昆、江华开会。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破裂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以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八大三次会议问题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有关问题等。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变的，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这个基本点现在没有变嘛。十七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陆定一说：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会上大家认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破裂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住一下。毛泽东说：同苏共斗争的形式是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要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赫鲁晓夫有两手，对外一手是软，对内一手是搞阴谋，搞颠覆活动。因为这个干涉内政问题，就引起我再看一遍《东周列国志》。《东周列国志》中就是外国干涉内政相当多，多得很。我专看这一条，专找外国怎么样干涉内政。从去年十月革命节以后，在南昌，在火车上，就开始看。我们不是挨了一棍子，说我们要开上兵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国家稳固的程度吗？在这以前，有塔斯社的声明(78)，有颐年堂两党代表团起的冲突，我们心里有气。在谈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毛泽东说：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毛泽东问到第四卷注释的情况，康生说：有三个元帅（林彪、贺龙、罗荣桓）、五个大将和上将（总参谋长罗瑞卿、一野许光达、二野李达、三野陈士榘、四野刘亚楼(79)）、一个总书记参加。邓小平说：这就反映了四个野战军。康生说，彭德怀也给他送去了。毛泽东说：是呀，彭德怀应该(80)，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这次会议决定，六月八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议题有两个，一个是三年计划，一个是国际形势。会议开十天，讨论计划用五天。计划要认真议一下，不能学一月上海会议，计划根本不议，专议时局。（杨尚昆：那次中心问题是反修正主义。）会议还决定六月下旬召开中共八大三次会议。(81)

5月24日　下午五时至晚八时，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题解和注释，康生、杨尚昆、田家英、姚溱参加。

5月25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题解和注释，康生、杨尚昆、田家英、姚溱参加。晚上，从杭州到达上海。

5月26日　下午，在专列上同柯庆施、康生、杨尚昆谈话。随后，下车看附近的庄稼生长情况。

5月27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并共进晚餐，柯庆施参加。双方就国际局势等问题进行广泛交谈。蒙哥马利问毛泽东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局势。毛泽东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蒙哥马利说：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即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毛泽东说：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就不可能改变局势。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蒙哥马利说：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毛泽东说：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蒙哥马利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局势中，我们首先应当采取的步骤是从别国领土上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大家应该回到本国去。如果我们能做两件事，我们就有可能和缓紧张局势。第一，结束对欧洲的军事占领；第二，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说：主要是美国的势力，美国在国外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一部分在欧洲，一部分在亚洲。蒙哥马利说：你同意不同意，我回到伦敦以后，在结束欧洲的军事占领和解决台湾这两个大问题上动员世界的舆论？你是否同意先从这两个问题开始？毛泽东说：好，我赞成。但是你要有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你这样做，另一方面就是美国非常自高自大，它是寸土不让的。蒙哥马利问：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来谈的关于美国应该遵守的那几条原则？那就是：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军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毛泽东说：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美国声明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威胁。它这个话是否可靠还是个假定，还要等着看。可是蒋介石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我们愿意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谈到日本问题时，蒙哥马利问：你们今天不怕日本了吧？毛泽东说：还有点怕，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本月十九日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蒙哥马利说：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主席一下。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说：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蒙哥马利说：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毛泽东说：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关于中英两国关系问题，毛泽东说：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只剩下个别问题，这就是在联合国讨论蒋介石代表权问题的时候你们同美国站在一起，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所以我看来，不能同英国正式互换大使。蒙哥马利说：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蒙哥马利说：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毛泽东说：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蒙哥马利说：尼赫鲁已经七十了，他去世以后印度怎么办呢？毛泽东说：他没有准备好继承人。我准备好了，我现在不是国家元首了，国家元首现在是刘少奇。我是共产党主席，第一副主席是刘少奇，我死以后就由刘少奇接替。

5月28日　下午，在停靠上海的专列上会见丹麦共产党中央主席耶斯佩森和夫人，并共进晚餐，康生、杨尚昆参加。毛泽东说：现在国际上思想相当混乱。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是唯一的国际宣言。时间不过两年，许多共产党不提《莫斯科宣言》了，或者不强调了。几个月前召开的欧洲十七国共产党会议的呼吁书，有许多部分是正确的，另外一些重要部分，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是违背了他们自己所同意的《莫斯科宣言》的。《莫斯科宣言》说，关于战争问题，应争取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存在着打世界大战的危险，应该警惕。呼吁书说存在着从人类社会上连根铲除战争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急急忙忙宣布连根铲除战争，意味着什么？谁人高兴？我认为是资本家高兴，欺骗了人民。说社会主义革命不用暴力就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何处去了？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不是阶级和平的学说。人们反对教条主义，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主义，他们那个时代是灵的，现时代是不灵了。说在现时代不灵了，那阶级消灭了没有？世界上有没有资产阶级？有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还是资产阶级在一个晚上就变成无产阶级了？垄断资产阶级都变成无产阶级了？因此可以和平过渡了？因此战争的可能性可以连根铲除了？我是想不通。不知道你们想得通想不通？帝国主义有两手，骗人的一手和镇压的一手。我们学帝国主义的办法也搞两手好不好？第一手，和平过渡；第二手，如果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反动派将武力强加于人民，我们就用武力反抗好不好？我们不是愿意用武力，而是被迫的。为何把第二条瞒着不讲，在人民中散布幻想，使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解除思想武装，说什么和平过渡，战争、军队、武装连根铲除。什么连根铲除？一点也没有铲除，而且他们每天都在加强暴力机关。只有全世界阶级都消灭了，就没有战争。我们不准备创立什么主义，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完全遵从《莫斯科宣言》所写的九条共同真理，遵从《莫斯科宣言》所说应遵照各国不同条件，有所不同，这是指次要的方面，不是根本的。在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时，毛泽东说：搞建设，我们刚开始。美国每人半吨钢，我们要赶上美国，就要三亿多吨钢，那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赶上英国，指的是总产量，煤早已赶上英国，棉纱已经超过他们，钢明年可以超过，其他很多东西、很多技术，我们还没有。我们还很少跑外洋的轮船，英国有很大的造船业，欧洲的一些国家如丹麦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技术水平比东方高得多，还不是很短时间能赶上的。因此，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时间，需要朋友。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艺会堂参观上海科学技术成果展览，观看了我国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九日在上海发射成功的第一枚小型探空火箭的模型。得知这枚火箭的射程高度为八公里时，毛泽东说“不算太低，亦不算高”，鼓励科研人员要从八公里到二十公里、二百公里地搞上去。

5月29日　下午，在停靠上海的专列上同柯庆施、陈丕显、赵尔陆、陈正人谈话，主要谈赫鲁晓夫和苏联等问题。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就是和平过渡、打斯大林这两条，二十一大才有“战争可以在社会上铲除”。我看赫鲁晓夫在柏林不应该发表什么东西，他走一趟，报告一点简单消息更好一些，要发表也应该等到艾森豪威尔发表以后再发表。四国首脑会议，他也感觉到三国对一国有点孤立，人家是三国，你是一国，如果他拉上亚洲三国，那就是四国对三国了，那方面再增加意大利，或者增加巴西。

同日　晚上，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参观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展览会。

5月30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

同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题解和注释，康生、杨尚昆、田家英参加。

同日　致信菲德尔·卡斯特罗。信中说：我非常感谢您托加尔维斯少校带来的热情的友好的问候。古巴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尊敬。你们是在最接近美国的地区进行正义的革命斗争。你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全世界争取和平和进步的人民，特别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从你们胜利的斗争中，大大增强了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中国人民和我本人，一直非常关心您所领导的古巴人民革命斗争。相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斗争，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你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进步和胜利，都使我们感到高兴。你们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每一次侵略、轰炸和破坏，都使我们极其愤怒。我们将继续用自己的胜利斗争和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来支持你们的正义事业。在我们两国人民面前和世界人民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古巴和各国人民今后的斗争，仍然是艰巨的、复杂的、曲折的。但是，只要各国革命领导核心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地斗争，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人民前进。

5月31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题解和注释，康生、杨尚昆、田家英参加。

5月　在一份五月十五日编印的内部材料《廖文毅(82)谈美、日、廖共同策划“台湾独立”阴谋》上批示：“此件通知蒋先生。”这份材料说：廖文毅自称：统治台湾的人，美选择了廖，美国希望尽早地搞垮蒋介石。最近，富布赖特(83)经常给廖去信，要他准备着随时飞归台湾。去年廖在巴黎与艾森豪威尔会谈时，明确了“台湾独立”的道路是“外攻内应”。日本外相等一些人是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核心，等等。

同月　阅一份五月十六日编印的摘录南斯拉夫方面言论的内部材料。这份材料摘录了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近期的报告和谈话，以及南斯拉夫一些报纸的社论、文章、评论和按语。其主要观点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葬送全世界，唯一的出路是毫无其他打算地接受积极共处的原则，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全面国际合作的日益广阔的前途正在逐步实现。资本主义作为潜在的侵略力量，表现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就能消除制度本身的某些消极后果，给帝国主义的冒险政策留下了越来越小的可能性。毛泽东阅后批示：“‘奇文共相赏，疑义相与析。’(84)可以一看。”

同月　将一份五月二十八日编印的内部材料刊登的《四国首脑会议破裂后的初步反应》一文，批给康生、杨尚昆、田家英阅。该文说：因美机入侵苏联国境事件，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于五月十七日宣告破裂。资本主义国家大都认为“局势恶化”，会议的“失败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人士认为，中国同志对于世界形势的估计有点道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随着技术进步而变化的。

6月1日—3日　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题解和注释，康生、杨尚昆、田家英参加。至三日全部审读完毕。

6月3日　指示杨尚昆通知李富春来杭州，从明天起，谈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补充计划实际安排的报告要点。这个报告要点，李富春在五月二十九日报送毛泽东。

6月4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同李富春、康生、杨尚昆、田家英阅读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要点。五日和六日继续阅读和讨论。毛泽东认为，后三年补充计划大体可行。

同日　阅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五月十四日关于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国际工业展览会的总结报告，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印发上海六月会议(85)各同志一阅。”报告说，我国工业展览馆展出的五十三天中，有七十五万人次参观了展览馆，这次展览在东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月5日　上午，同康生、杨尚昆谈苏共中央六月二日来信。来信建议：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接着再开一个华沙条约国会议，请中国、朝鲜、蒙古派观察员列席参加。兄弟党会议发表宣言，华沙条约会议发表公告。八日上午，周恩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座谈会上说：主席考虑，第一，最好兄弟党会议不宜早开，能推迟比较好，因为要进行准备工作，最好是到今年十月革命节，十一月开；第二，范围最好扩大，不是十二国，而是六十多个兄弟党；第三，事前八、九两月搞宣言的草案，就像上一次《莫斯科宣言》的样子，中苏两党先讨论起草，搞出一个文件来比较好。这是主席设想的一个大的方案。如果不行，也可以在八九月来开，采取一个中等的范围，十二个国家的兄弟党，加若干兄弟党，比如法国、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叙利亚等，还有拉丁美洲的古巴、巴西等，也要事先准备。

6月7日　下午四时，在杭州饭店听取习仲勋、姬鹏飞关于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汇报。

同日　下午五时半，在杭州饭店会见由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习仲勋、赛福鼎(86)、杨尚昆、姬鹏飞等在座。毛泽东说：美国和日本搞军事同盟条约，主要是针对中国和苏联，也针对亚洲一些国家。美国对我们的政策就是想把我们孤立起来，但一切办法都没有成效。全世界反对我们的人不多，顶多有十分之一，我们是不孤立的。世界的进步是注定了的，我对世界是乐观的。美国、法国、日本等不承认我们，很多国家受美国影响，也不承认我们，我们准备等待。中国还不是一个强国，美国就欺负我们这一条。美国要是承认我们，有个条件，台湾要归还我们。这个事情谈不成，因为一承认，美国就得从台湾撤退，他们就是舍不得。毛泽东说：我们和你们总是团结在一起，有事情相互支持。社会主义阵营是以苏联为首的，苏联有四十多年的经验，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家都向它学习，它也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你们将去鞍山，鞍山钢铁厂就是苏联帮助我们建成的，苏联还帮助我们建设了许多项目，有一百七十多项。

同日　阅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宦乡五月二十八日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印发上海会议各同志。此件说得很好。”宦乡的电报对四国首脑会议破裂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展望。其中说：从美国间谍飞机侵苏事件到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流产，正式宣告了所谓“戴维营精神”的死刑，彻底揭穿了“艾森豪威尔是和平爷爷”的胡说。苏联对美国的策略，是逐步由过去单纯的和解绥靖，转变到坚决揭露、强硬斗争的。这一转变，主要是由于美国的蛮横进逼逐步促成的，是由于谍机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不是由于对某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如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对和平与战争的看法等等）有了真正全面、深刻的新认识的结果。因此，今后苏联在对美国的政策上的摇摆和犹豫恐怕还不是一时所能避免的。西方十分害怕这次斗争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的团结，目前正把冷战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冷战重点首先是加紧挑拨中苏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有关中苏关系的问题应该十分慎重地处理。

同日　批示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五月三十日给外交部的电报印发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电报说：赫鲁晓夫三十日在全苏争取共产主义劳动队称号代表会议上的演说，比之他的柏林演说，反击西方的调子略有增高。苏联的外交政策仍然没有根本变化，但某种程度的策略变化是在发生和发展，这一发展是缓慢的、摇摆的、被动的、不彻底的，然而能有一些变化和发展总是好的，应该重视这些变化和发展。

同日　晚上，从杭州到达上海，康生、杨尚昆、江华、田家英同行。

6月8日—18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的补充计划，并讨论国际形势。会议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会议对后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降低。

6月8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六月二日来信，决定起草回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柯庆施、李井泉、乌兰夫、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张仲良、杨尚昆出席会议。晚上，毛泽东得到杨尚昆的报告，说苏共中央六月七日又有来信，提出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推迟举行。

同日　阅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写的《有关美国军事生产的一些资料》。资料说：一九六〇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的人员将达三千七百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四百五十七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开支的百分之五十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是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九年，全国企业扩大了百分之七十六点五，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四十六点二。国防采购对美国经济起了重大影响，美国最大的五十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百分之六十五。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

6月9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乌兰夫、薄一波、康生、陶铸、王任重、欧阳钦、张仲良、罗瑞卿、杨尚昆出席。会议讨论对苏共中央六月二日和七日两次来信的复信，决定由彭真、康生、王稼祥(87)等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举行的会晤。毛泽东说：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首脑会议破裂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值得我们警惕。

6月10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复信苏共中央。信中说：我们收到了你们六月二日和六月七日两次来信。完全同意七日来信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团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这样的安排是适当的。我们建议，参加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成员，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至少应当包括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一些重要国家共产党的代表。这次会议的共同宣言，可以考虑仍然像上次莫斯科会议那样，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发表。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经过各兄弟党中央的同意，产生一个起草委员会，为会议准备宣言草案，以便各兄弟党能够事先讨论和交换意见。

同日　上午，同陈毅谈话。

6月11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康生、王稼祥开会，讨论彭真、康生、王稼祥等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88)对代表团应采取的方针，毛泽东归纳为六句话：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

6月12日　批示身边工作人员找龚定盦(89)全集。

6月13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决定降低指标，对计划进行重新安排。会议还讨论向金门打炮(90)问题。

同日　作《七律·读报》：“托洛茨基返故居，不和不战欲何如？青空飘落能言鸟，黑海翻腾愤怒鱼。爱丽舍宫唇发紫，戴维营里面施朱，新闻岁岁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

6月14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毛泽东讲话。他说：指标要重新安排。一个钢，一个棉花，一个粮食，一个铁路，一九六二年到底搞多少？（李富春：钢三千万吨，粮食六千亿斤。）三千万吨的数字就准备明年在人大会议提出了。今年我们在人大会议通过的是今年钢的产量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无论如何要力争超过。世界上的事情，横直要到了手才算数，没有到手还是一个希望。（李富春：第二本账的安排是二千零四十万吨。）我看提少一点，去做，在做之中增加一点。过去几年的经验，一九五六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打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在杭州，我同富春同志谈了三天，了解一个概念，那时我还没有发表意见，只发表了一点意见，就是说大体可行。到上海我想了一想，觉得还是大体可行，但是盘子还得要降，学习八大一次会议的那些经验，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以致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留了三年的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这一次搞后三年补充计划我看要改，不要勉强去凑那个数，还是要留有余地，不要打那么多。比如棉花，昨天不是说五千万担吗？我看刮下五百万担，只搞四千五百万担，比较恰当。今年的农业情况怎么样？粮食究竟是不是能够增长百分之十左右？就是说要增长四百多亿斤。不管去年是四千五百亿斤也好，四千八百亿斤也好，今年能够增长一点跨过五千亿斤大关，有五千亿斤粮食，大有可为嘛。我们现在提三千万吨钢，假如今年搞到二千万吨，还有两年，平均每年增长五百万吨，会超过的。（邓小平：三千二百万吨也超过。）不要提三千二百万吨，我看还是提三千万吨，搞上三千万吨，事情就很好办。就是按实际可能办事，按实际办得到的，还打点回旋余地，让年度、让地方超过。实际办得到的比如是三千二百万吨，我们就提三千万吨，如果实际可能是只有三千万吨，我们就只应该提二千八百万吨。可以考虑对外提二千八百万吨。（周恩来：三千万吨倒是保险。李富春：三千万吨是可靠的。邓小平：三千万吨是可靠的。）就是二千八百万吨、三千万吨，我看还是相当紧，超过的可能性比八大一次会议订的那个指标要小。所以，我还是欢喜你（指周恩来——编者注）在八大一次会议上提的那个东西，它给我们留了这么大的余地嘛。基本建设这个盘子，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而结果是搞了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有些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一垮就把人冲走了。水利建设，时间稍微拉长一点，十年基本上解决水利问题。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要抓稳。今年和今后两年的基本建设，盘子绝不可以搞得过大，数量不可不讲，但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现在是不是到这个时候了？过去有一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近代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格，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至于粮食过关，就是有存粮，人均粮食，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出口粮一切在内，有一千斤到一千五百斤。现在只有七百多斤，还要加一倍，我看要十年。所以粮食的重点，还是放在第二个十年，放到各省。两条腿：第一是现有的耕地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第二是开荒。开荒的规模比过去十年可以大一点，但是不能大得太多，不能搞十四亿亩，搞十四亿亩规模太大了，势必闹得很紧张。顶多开四亿亩，就是你们计划的十四亿亩的零头，要替我们后世子孙留点余地呀。还有个铁路，铁道部同交通部今年一月在蚌埠开现场会议的材料，我看了实在是很高兴，土洋结合，小土小洋铁路由地方搞，但是那个数目字现在看起来高了一点。那个时候说三年修五万公里，现在纳入富春这个计划里边的是两万五千公里。时间只有三年，指标恐怕要减下来。我们一九四九年接收政权时，全国铁路只有两万公里，你三年工夫就搞那么多，还得了呀？这个东西要减下来，减到一万公里大概可能，平均每年三千几百公里。我这样讲不是泄气，不是促退派，而是促进派，是为更好地跃进。不是纸头上、口头上留有余地，而是实际上真正留有余地，这个气就可以鼓，干劲有鼓的余地，不然干劲就鼓不上去。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现在要抓生产，抓生活，还要抓作风。今年又搞出一个作风问题，这是广东同志们首先提出来的，后头山东历城县委也有个材料。“三反”酝酿了好久了，去年、前年我们就讲过的，但实际行动是在今年。抓作风就是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包括打人骂人、命令风、“五多”等。

同日　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三反”问题的两个文件，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广东省委提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广东省委的两个文件是，陶铸五月二十一日关于搞好农村“三反”彻底改进干部作风的意见和广东省委六月四日关于农村“三反”一定要大获全胜的报告。陶铸的意见是：近一二年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的坏作风，在相当多的干部中大为滋长了，一部分公社以下干部的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等行为，发展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三反”的方针是，发动群众大鸣大放，领导上积极为群众撑腰，把坏人坏事彻底揭发出来，边揭发边处理。“三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如此严重，省、地、县都有责任，最彻底的办法是改善省、地、县三级的领导作风。

6月15日　中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陈伯达、薄一波、陶铸、王任重、欧阳钦、张仲良出席。

同日　晚上，同杨尚昆谈向金门打炮问题。

同日　为将四个文件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一批语：“此四件可看，阅后收回。事物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发展的，不依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者和半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政党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认识了客观事物（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规律，从而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方法，并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从事坚决的斗争，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话，那末，他们的斗争就一定会胜利。阶级斗争如此。生产斗争也是如此。总之，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则是不可能的。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总是脱离人民群众，违反客观规律，因而他们迟早要失败。这一点还有疑义吗？完全没有了。全世界的胜利都是我们的。”这四个文件是：《关于东南亚条约组织外长会议》、《苏联当前的新动态》、《罗〈阶级斗争〉第五期全文转载苏文章》、《对三篇文章的几点零星反应》。第一个文件说：如何对付中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外长会议的中心议题。美国主张加强在军事上反共反华，表示“迟干不如早干”，必要时在东南亚地区发动局部战争，并建议建立东南亚条约集团总司令部和参谋部。但是，美国在会议中极为孤立，最后美国不得不撤回建议，并同意不作出“各国不得承认中国”的决议。第二个文件说：苏联报刊连续发表的谢夫略金关于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四十周年的文章和马科夫斯基的同样内容的文章，标志着苏联要从前一时期的保护性的辩解转入对我国进行反击，意味着将决心在一个时期内与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论争。第三个文件说：罗共转载苏联的文章《在修正主义的老立场上》，并发表了对该文的述评。述评虽然批判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但还留有更多的余地。第四个文件说，中国为纪念列宁诞辰发表的三篇文章(91)在波兰引起了很多人的谈论，认为很重要、很好。

6月16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向金门打炮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罗瑞卿、杨尚昆出席。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说：为了表示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我们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六月十七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六月十九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

6月17日　下午，同邓小平谈话。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出席。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的调整方案，这个调整方案的指标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压缩的。会上，毛泽东在同大家商议后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要加以调整，要转入主动。

6月18日　晨，写出《十年总结》，着重总结一九五六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三千万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一九五九年六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为一千三百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六〇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92)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总结最后说：“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

同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两个部分。第一，准备向中共八大三次会议提交的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调整的初步意见。他说：昨天我们几个同志，中央常委，还有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意见还要加以调整，还要加以修改。钢，二千八百五十万吨，我看大概可以，这是向八大三次会议提出的数字，不是那个三千二百万吨的内部指标（今年要搞到至少一千九百万吨，争取二千万吨）。铁，三千五百万吨略减一点，这里提三千二百万吨。煤，不是五亿五千万吨，而是五亿吨。电，不是一千零五十亿度，而是八百五十亿度。化肥，由七百万吨减成四百五十万吨。拖拉机，不要搞那么多，只公布五万台。棉纱，实际安排七百五十万件。（周恩来：这个数字比今年、去年都减少了。）粮食，昨天议，想出了一个办法，你讲一下。（周恩来：想提这么一个数字：粮食由六千亿斤改为五千五百亿斤左右，棉花由五千万担改为四千五百万担左右，猪搞个二亿六千万头左右。）铁路，不要搞那么多，把三年搞二万三千公里改为二万公里。是不是还可以少一点？（李富春：可以减到一万八千公里。）一万五千公里嘛！奉劝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们，你们公布什么东西，总之搞小一点，做得多一点，说得少一点。第二，关于《十年总结》。他说：总结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这没有写完全，应该说这是必要的。今后，对于外国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凡是适合我们的都应该抄。在谈到总结中的“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时说：这里讲“开始找到”，是那个时候开始。一九五八年五月少奇同志报告的那一篇话，就比较一九五六年的十大关系以及后头什么多快好省那一些较为完整了。在谈到降低指标把主动权拿过来时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在谈到高指标是“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时说：也许有些同志不赞成，说实际工作中不要每一样都搞到哲学上面去，我也赞成，不是每一样都要搞到哲学上头去，但现在搞了那么多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累计起来打一个折扣就觉得可靠了。所谓片面思想，就是孤立起来看问题，就是形而上学。这里也讲一点我自己，我本人深刻感觉，我总要找点机会讲一讲。这里不过是举两个例子，其他还有。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不是发疯吗？再一个例子，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我主张对“一平二调”的账可以不算。要算账还是不要算账，这是关系广大群众的利益问题，关系公社的所有制能不能巩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我现在还是不甚摸底就是了，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比如对于农业，今年一月说去年的粮食产量是五千四百亿斤，到六月呢，少了六百亿斤，跑到哪里去了？棉花，原来说是四千八百万担，现在是三千八百万担，少了一千万担，跑到哪里去了？你说只有我不摸底，你们管粮食、管棉花的人那么摸底？我看也没有摸。到现在可能接近实际了。在谈到总结中的“一九六〇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时说：是不是“极大”两个字太厉害了？可以改为“相当大”。在谈到总结中的“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时说：“大大的”三个字可以不要。最后，毛泽东说：这篇东西你们看怎么样？征求意见。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就是讲一点历史，因为不讲历史，就没有说服力。我写这一篇的意思，就是这么几句话：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主动多一点，被动少一点。在周恩来讲话说到在八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还要把去年的灾荒交代一下时，毛泽东插话说：去年灾荒实在估计不足，真正地估计不足。今年又是北旱南涝。周恩来说：报告中拟改为“在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就大多数产品来说，已经不需要十五年，也不需要十年，而是五年，就是到一九六二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插话说：这个话我看要斟酌，现在不要说。在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讲话后，毛泽东说：总产值，听说报告里的估计是五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二，我看高了，昨天我们议了，搞上百分之二十，顶多二十二。我们不是开了十天会吗？留有余地这个问题，最近两三天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索性不要那个虚假数字，你搞低一点。国内、国际，总的形势很好，切不要以为形势不好。我们现在指出来的错误都是历史上来的，算一篇历史账，属于部分性质。关于我的错误在内，也属于部分性质。这回算是我向同志们交了一点心，我对于自己的批评，对于别人的批评，都是限于局部性质。总的工作我们是做得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过去十年是有成绩的。我说再搞十年，大家兢兢业业，全党团结，首先是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同省一级的团结，我们这个国家可能基本上翻身。

6月19日　下午，同田家英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问题。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柯庆施开会。

6月20日　阅新华社六月十六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三六六〇期刊载的《英报刊载蒙哥马利访华第一篇文章》的报道。报道说，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六月十二日全文刊载了蒙哥马利写的关于谈访华情况的一篇文章《我同毛的会谈》。蒙哥马利说：毛泽东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人民起决定作用。我三十多年前到过中国，旧中国受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国家贫穷落后，广大人民一贫如洗，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对西方世界的事务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不会对外进行侵略，中国人人都充满干劲，都决心为祖国的繁荣而努力，五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西方世界最好与这个新中国交朋友。对中国军队我得到的印象太深刻了，民兵组织遍及全国，入侵中国就要大倒其霉。毛泽东阅后批示：“江青：此件可看，很有兴趣。蒙哥马利和我、总理的会谈，他盛赞了中国人民的干劲，要和平、不侵略，五十年内大有可为。他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

6月21日　晚上，和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柯庆施在座。毛泽东说：对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英勇斗争感到很高兴，你们的斗争对中国对世界人民都是一个支持。现在日本人民斗争的范围和规模之大，是去年所没有想到的。其基本性质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岸信介，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工人罢工不是提经济口号，而是提的政治口号，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日本有美国的军事基地，过去人们对它没有办法。现在你们日本人民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全民性的群众斗争，除了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以外，其他所有的力量都要团结起来，对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进行斗争。我同许多日本朋友谈过，我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家统治。我们总是同你们在一起的，同要求独立、民主、自由的日本人民在一起的。我们互相支援，互相学习。野间宏问：毛主席是否还想写新的哲学著作？毛泽东说：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想写一点。《矛盾论》已经很早了，想把那以后这一段中国革命经验总结一下。会见后，在修改新华社关于报道这次会见的新闻稿时，毛泽东加写：“对桦美智子(93)的英勇牺牲，毛主席表示尊敬。他说，桦美智子已成全世界闻名的日本民族英雄。”

同日　对世界知识出版社本年三月出版的蒙哥马利所著《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一书作批示：“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阅，很有意思，必读之书。”书中的主要论点是：西方虽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但在政治上输给苏联；西方战后在同东方的全球性斗争中遭到惨重的失败；西方要注意外界的发展，未来的斗争已转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西方必须改变策略，承认东西方关系中的某些“现实因素”；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西方在当前斗争中最需要的是团结和领导，应彻底改革北大西洋联盟的机构；在东西方关系中西方应先解决西柏林问题，采取渐进方式，通过小协议达成较大的协议。

6月22日　致信陈丕显：请通知吴启瑞(94)到此一行，我拟询问她一些事。二十五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吴启瑞。

6月23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讨论苏共代表团于本日在布加勒斯特交给中共代表团的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苏共中央早在六月二十一日就以通知书的形式发给了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编者注）从本日起至二十七日，毛泽东等四人连续开会讨论苏共中央的信和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等。(95)从二十四日起，柯庆施参加会议，有时陆定一、刘晓也参加会议。

6月28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上海。

6月29日　晨三时到达安徽蚌埠。三时余，对《人民日报》社论稿《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审阅修改完毕。在社论稿谈到帝国主义好战集团在全世界只是一小撮人，全人类的绝大多数是站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面处，毛泽东加写：“革命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家看，斗争的结果，是落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的手里呢？还是落到不到百分之十的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的手里呢？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社论稿说“只有在地球上消灭了帝国主义制度的时候，才会真正出现世界的永久和平”，毛泽东在“帝国主义制度”后，加写“和资本主义制度，真正消灭了阶级”。这篇社论于本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6月30日　下午，离开蚌埠。次日晨，到达济南，停车休息。

6月下旬　阅外交部办公厅六月二十四日印发的蒙哥马利六月九日晚在德拉鲁公司宴会上的演讲（摘要）。摘要说：蒙哥马利在演讲中赞扬中国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赶走了。中国领袖都是有学问的，并且是很有智慧的。西方所说的中国领袖对世界了解很少，是不正确的。蒙哥马利介绍所有出席宴会的人都去读毛泽东有关战争的著作。他说，在访问苏联和中国后，得出两条结论：（一）西方国家必须找出办法同共产主义共存；（二）在共存的同时，西方国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存自己的基督教文明的基础，并把它发扬光大。毛泽东阅后批示：“江青阅。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7月1日　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同舒同谈话。晚上，离开济南。次日晨，到达天津，停车休息。

7月2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刘子厚、万晓塘谈话。晚上，在专列上同从北京来的彭真、陈毅、陈伯达、康生谈话。

7月3日　下午，在专列上同陈毅谈话。随后，离开天津，到达北戴河。

7月5日—8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形成几个文件，主要有《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会议决定：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重点基本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会议强调要突破尖端技术。会议还通过《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具体研究了各中央局的组成问题。

7月5日　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彭真汇报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以及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关于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政、杨尚昆、陶铸、曾希圣、张德生、欧阳钦、吴芝圃、黄火青、张仲良、刘子厚。毛泽东讲话说：要真正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被挤了十年，一挤劳动力，二挤设备、运输力。工业上去了有利有弊，现在要去其弊。把现有劳动力搞出个比例。过去产量估计过高，水利方面上人太多，生活管理又很差。现在要贯彻劳逸结合，管好生活，搞好作风，保证最低生活。城市与乡村同时安排，粮食、经济作物、副食品三者统一安排。国际事情决定于国内的工作。我国的工业、农业都没有过关，力求缩短时间过关。要真正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不要脱离群众，把社、队干部训练好，把公社制度建立好，争取六〇、六一、六二年把工作做好，把人民公社搞好，主要建立各种制度，如三级所有制。工业要缩短战线打歼灭战，争取主动。工农业争取三年过关，三年不行五年。什么叫过关？一曰数量，三千万吨钢；二曰质量，要品种齐全。过去说一九六九年要达到一亿吨钢，现在不那样设想，要学日本、西德的方法，要品种齐全，数量不多。一九六二年后，再搞七年，钢达到七八千万吨。农业平均每人有一千五百斤粮食，我看三年达不到，十年做到算很好。上层建筑、经济基础都是保护生产力的，没有生产力人家是看不起的。这是愿望，能否争取到，要看我们努力，应该争取到。有困难就讲，有缺点就改掉，不要怕讲困难缺点。他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民族主义，这是意识形态问题。分歧从苏共二十大起，看来斗争要发展下去，决裂是不可能的，他不敢。他对美国、南斯拉夫都不敢决裂。我们党内有修正主义生存的因素，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在县委书记范围内讲清、讨论。总的说，在我们党三十九周年写些文章，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团结。关于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先看三天文件，小组讨论；八号彭真报告，大会讨论；十号富春报告。

同日　阅中国驻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丹麦、加纳等国大使馆发回的十五份电报和公安部的一份材料，阅后汇集一起，拟题为《十六件关于目前形势的报道》，批示：“尚昆同志：这一批文件有趣，共十六件，请印成一本，发给各同志为盼。”这十六份材料中主要有：丹共主席耶斯佩森谈访华观感，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时招待会上的祝酒词，苏联报纸和领导人继续大力宣传和平共处等，对中国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的看法。

7月6日　晚上，同周恩来、罗瑞卿谈中尼边境事件(96)及其他国际问题。

7月7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和中央工作会议三个小组的组长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出席。会后，同李富春谈话。

7月8日　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礼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彭真报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及中苏两党的分歧问题。

7月9日　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陈伯达、康生、王稼祥、伍修权、胡绳、乔冠华(97)、姚溱、田家英一起研读中共中央同苏共中央的来往文件。十日下午、十一日上午、十二日下午，继续研读。

7月10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会议听取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汇报小组讨论情况，并讨论国际形势、印度尼西亚反华等问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作一次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报告。

7月14日　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礼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周恩来作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报告。十五日和十六日的下午，周恩来继续报告。

7月14日或15日　阅王任重七月十三日报邓小平转毛泽东审阅的两份材料，写批语：“湖北三个学校的党员辩论现代修正主义问题，正确者多，错误者少。”材料说：不少人认为，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过分地强调了“和平过渡”和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违背了《莫斯科宣言》的精神。武汉大学哲学教研室党支部有三十六人，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态度明确、识别力较强的有二十一人。他们认为，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当前最重大的任务。

7月16日　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不等中国答复，于二十五日又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开始撤离，九月一日前全部撤完。

7月17日　晨，批示杨尚昆：“请通知今天上午或下午三组同时开会一次。明十八日开大会，富春作报告，因我十九日要去他处两三天。”

同日　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李富春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国内经济问题的报告。

7月18日　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礼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毛泽东说，今天起重点讨论国内问题。李富春作关于国内经济问题的报告，共三个问题：第一，当前的国际局势对我们国内工作提出的任务；第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应该采取的方针和具体政策；第三，今年下半年的安排和明后两年的设想。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条。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七月十五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六〇年第五十期，批示：“尚昆同志：这一本，条条都可看，都应看。值得深思。请印发各同志。”这期《宣教动态》刊载的材料有：《捷共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持的观点》、《我电台德语专家擅自改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广播摘要》、"《我电台意大利专家不同意播送〈人民日报〉评论〈声援意大利人民的斗争〉》、《地质部和中央电台给比利时听众寄矿石标本》、《国际书店不重视毛主席著作的发行》、《苏一听众给我电台来信》、《瑞典一听众给我电台来信》等。

7月19日　晨，审阅周扬(98)准备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七月十八日稿）后，致信周扬：“文件看过，写得很好。驳人性论及继承遗产这两部分特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前两部分和后一部分较弱，能改写一次，使与中间两部分相称，也是势如破竹，神气活现，那就更好。只有几天时间了，是否改得出来？有一个办法，会期推到二十五日，如何？请酌定。今日下午我想和你谈一次。另，有一些小的地方，我给你作了一点修改。对我的诗词那一段颂扬(99)，不适当，请删掉。”周扬的报告稿题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共六个部分：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驳资产阶级人性论；遗产的批判和继承；今后的任务。毛泽东对报告稿所作修改，主要是：将“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改为“以客观上许可尽可能快的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中国人民“在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个战线上创造着历史的奇迹”一句中的“历史的奇迹”改为“伟大的成绩”；将“社会主义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持续跃进”一句中的“前所未有的”五个字删去；将“中国人民正在迅速改变着自己国家的贫弱落后的面貌”一句中的“迅速”改为“一步一步地”。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一号楼同陆定一、陈伯达、周扬谈报告稿的修改。修改后的稿子由六部分调整为五部分，去掉了第六部分，报告题目改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7月20日　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国内工农业生产问题，以及今年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乌兰夫、薄一波、杨尚昆、罗瑞卿、曾希圣、陶铸、王任重、欧阳钦、张德生。会议上，毛泽东首先问：今年完成钢的计划有没有希望。周恩来说：上半年已完成八百八十万吨，占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四，这在过去是没有的。邓小平说：总的情况很好，但问题也值得注意，主要是日产量下降，不抓就危险，抓还是可以上去的。毛泽东说：钢，一九六二年搞到三千万吨，再搞三千万吨，就着重搞品种、质量，现在也要注意品种、质量。在谈到同苏联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是联苏、反帝。我们不和他分裂，分裂不利。人民公社杜勒斯骂，赫鲁晓夫也骂，我考虑过到底对不对。总路线我们不搞搞什么？大跃进换个说法就是高速度；两条腿走路，赫鲁晓夫说是两条腿站着；对于我党的建军方针，赫鲁晓夫反对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民兵制、将军当兵；他还反对干部参加劳动。这些我们当然不能改，他也不会改。他是他的社会主义，我们是我们的社会主义。

7月中旬　阅廖承志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扩大会议(100)情况的多份报告，批示：“大有起色，和会开得很好。”报告说：代表团本着中央指示的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的精神，戒骄戒躁，谨慎从事。会议中，一部分人赞成我们的意见，但不便全面支持；有一部分人是准备来充当打手的；大多数是对苏方关于裁军问题的意见仅表示有条件的支持，表态的情况则各有不同，说明他们内部矛盾不少。总的说来，情况并不如我们原先所想像的那么不妙。虽有各种阻挠，但反帝、反殖、反美和支持民族独立，仍成为这次会议的主流。中国代表团在七月十日作了发言，普遍反映良好、热烈，亚、非、拉代表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发言。

7月21日　晚上，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7月23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古巴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刘宁一、刘长胜等在座。毛泽东说：古巴离美国近，人口只有六百五十万，但敢于和美国斗争，而且掌握了政权。这不仅对拉丁美洲，而且对全世界，特别是对亚洲、非洲有影响。整个世界正在起变化。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预料不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哪一天会出现新的事情很难说。这几个洲的人口最多，人民最苦。古巴革命发展的道路，我们认为很好。政府依靠群众是很正确的道路。政府不依靠群众，总有一天要倒台的。你们解决了土地问题，你们敢于武装人民，搞民兵，也是许多国家不敢做的。你们政府和人民合作，凡是与人民合作的政府总有办法克服困难的，基本问题是和群众在一起。我们从拿起枪那一年起，即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止，打了二十二年的仗，基本上是和群众在一起的。毛泽东说：我们的建设只有十年，仅仅是开始，要做到较为可观，还要相当长的时间。你们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都是单一生产，发展独立的经济有一些困难。古巴客人提出请毛泽东写一封给古巴人民的信，以鼓舞古巴人民。毛泽东说：上次托加尔维斯少校已带去了一封给卡斯特罗总理的信，如果还需要的话，我可以再写，如果那封已经可以了，那就不用写了吧。古巴客人齐声说：非常需要毛主席的鼓励，希望有一封给古巴人民的信。毛泽东说：只要对古巴有利的事我都愿意做，好吧，我再写一封信给你们带回去。会见后，毛泽东又写了一封给卡斯特罗的信，由刘长胜交古巴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团长带回。

7月24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玻利维亚、智利、刚果、马里、桑给巴尔、苏丹六个国家的外宾，廖承志、楚图南、胡耀邦等在座。

7月25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次日晨，到达北戴河。

7月26日　晚上，同李先念谈话。

7月27日　下午，同张平化谈话。

7月28日　晚上，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外交、外贸、尖端技术、粮食和工农业生产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薄一波、聂荣臻、陶铸出席会议。

7月30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关于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出席会议的，除二十八日到会的外，还有贺龙、谭震林、陈伯达、康生、王稼祥、杨尚昆。三十一日，外交部将中国政府的复照交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转苏联政府。复照说：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中国政府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如果苏联政府的回答仍坚持将全部苏联专家召回，中国政府将感到极大的遗憾。

7月31日　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礼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周恩来报告苏联撤走专家问题和对外贸易问题。周恩来说：苏联撤退专家，影响了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想拿这个来压我们，这怎么能压得成呢？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欠苏联的主要是粮、油、肉、蛋四种农产品。外贸方面现在欠它十六亿多卢布，加上到期应还的贷款七亿卢布，明年需要还账二十三亿卢布。会上群情激愤，大家表示勒紧裤带也要还债。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说：争取明年还清这个账。周恩来说：总之一句话，明年是不是能还光了，最好还光。毛泽东最后说：第一，对外贸易委托总理、富春、先念你们三人小组抓总，在这个下面，中央和地方都设对外贸易指挥办公室；第二，请会议的三个小组明天讨论一次，明年争取把二十三亿卢布还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如果能够挤得出这么一点物资，能够适合他们的需要，我看那就是很好的事，那我们这个党有希望，人民也有希望，国家也有希望。

8月1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钢铁生产问题。

8月2日　阅新华社七月三十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三七四八期，批示：“请各同志注意看下面这些消息。世界局势将有变化。请你们看一下，想一下，议一下。”这些消息，指关于阿登纳和戴高乐(101)会谈的报道《阿登纳和戴高乐昨天上下午接连密谈》、《法报评法—西德会谈》、《路透社评阿—戴会谈》。这些报道认为国际局势的发展可能迫使西欧加强团结和统一，现在该是建立欧洲共同阵线的时候了。

8月3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在西沙群岛建立海军据点的报告，批示：“退罗瑞卿同志照办。”报告说：海军方面提出，于今年或明年，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成立巡防区，并进行营房、码头、仓库、雷达等项建设。

8月4日　阅河北省七月二十八日八时至八月三日八时的雨情报表，批示印发会议各同志：“请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同志，如河北一样，在三天内，查告分区分县雨情，各列一个表，送我为盼！”河北的雨情报表，详细列举了六天内各县、市的降雨情况。至八月二日，积水达三百一十一万亩，已排水二百万亩，倒房十万间，砸死四十一人、九十一头牲口。

8月5日　晚上，同朱德谈话。

8月6日　下午，在北戴河九十五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苏联专家撤走情况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出席。

8月8日　中午，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汇报上午同胡志明谈话的情况(102)。

8月9日　晚上，在北戴河九十五号楼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邓小平汇报本日同胡志明谈话的情况，并讨论《越南劳动党向苏中两兄弟党建议的几点意见》，刘少奇、彭真、王稼祥出席。

8月10日　晨六时，在北戴河第五浴场会见胡志明及黄文欢、阮春水(103)。上午八时，同胡志明一起下海游泳。九时，继续谈话，并共进早餐。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参加。谈话中，毛泽东说：经济建设上不能强使人听单方面指挥，政治上更不能强加于人。但这次在罗马尼亚开会，苏联突然提出一个公报，一个字也不许改，强加于人，要人立刻签字。这种做法是父子关系。苏联的这种变化是在两年多以来发生的。在莫斯科会议时，苏联同志还不是完全不能商量的。这次你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已看了，看了两遍。基本是好的，你们心好，我不说完全好，只说基本好。你们想要加强团结，是好的。你劝和，是和平使者。中苏不和是不堪设想的。我们惹祸，无非是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反对，很危险。赫鲁晓夫四年多以前就不喜欢我们，我们没有跟着他转，骂斯大林，反而还挂斯大林像。据说，他们曾想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到中国。现在欧洲各党的情况不妙，只热心搞议会。我们反对十七国党会议，这不犯众怒吗？要有勇气坚持真理，保卫马列主义。修正主义有时成为潮流，反对它的居于少数。列宁就教导过我们，要有勇气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列宁自己就这样做过。列宁有时也被孤立，居于少数，但他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屈服。中国也有修正主义者，但他们是少数，在干部中和社会上不过占百分之十。他们的思想代表资产阶级。二十年、四十年后还会有修正主义。我们不每年整风，将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如果以后中国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成了潮流，希望你们整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兄弟党之间有权批评大国沙文主义，批评修正主义。你们要用这种办法来帮助中国人民克服可能抬头的修正主义。我恐怕将来中国党也有危险，请你们注意。现在我们的上层、中层干部还没有忘记艰苦的斗争，但现在二十岁的青年，革命胜利时只有十岁，不懂艰苦，要加以教育，使他们有革命干劲。不要当了科学家、干部就忘记艰苦，只搞个人主义。胡志明说：这个意见很正确。毛泽东说：各国都有这种危机。苏联革命胜利已四十年了，赫鲁晓夫反映了这批变质的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胡志明问：我到苏联后，赫鲁晓夫可能会问我，中国同志讲了些什么，我该怎样回答？是不是可以把你们的主要意见讲一讲？毛泽东说：我们同他们都谈过，完全可以讲。胡志明说：我打算说中国同志在四个问题上，不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一、对我们的时代和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二、对和平与战争问题的看法；三、对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看法；四、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我还打算说，中国同志主张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毛泽东说：赞成你的打算。这些他们是知道的，你以第三者的身份去说说也好。胡志明说：我可不可以说，中国同志赞成我们意见书中提出的建议，中国同志同意随便什么时候到任何一个地方会谈。毛泽东说：可以。他们肯给时间充分商谈，就好。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他们不给时间，公报又是一个字不能改，这才麻烦。胡志明说：我个人有这样的推测，十一月会议如果准备得不好，苏联和一部分党可能利用来通过什么东西责备中国。毛泽东说：所以，赞同你们开三次会的想法，实行共产党的民主制，两国先会谈。胡志明说：我还有一个想法，在我们的意见书里没有写出来。第一步，两国党中央派代表会谈。第二步，做好准备后，毛泽东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亲自见面谈谈。毛泽东说：我不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同志他们去。我现在不讲话，再过一两年可能讲。赫鲁晓夫已经不知说了多少话了。他说要扔掉我这只“破胶鞋”，扔不掉，扔掉了还有第二只、第三只。胡志明说：我同意中国同志对几个重大问题的意见，中国同志提出的批评原则，我完全赞成。但是，中国同志有时采取的方法，似乎是因为不太了解西方同志个人的性格，所以效果不怎么好。毛泽东说：说得对。我们也要注意批评的方式，要用科学的语言，如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进行批评，不粗暴，批评要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胡志明说：加上同志性。毛泽东表示要看对什么人，我们现在对赫鲁晓夫没有公开指名。胡志明说：有些西方同志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有误解。他们认为“东风”指中国，“西风”指欧洲国家。毛泽东说：西方、西风指帝国主义；东方、东风指社会主义阵营，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西方记者和政客也自称西方国家、西方世界，说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等等是东方国家、东方世界。

同日　上午十一时，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礼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回开了一次办公会议、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无非是一个国际形势问题，一个国内问题。关于国际形势，胡志明同志来北戴河三天了，他是来劝中苏两党之和的。他那个意见我们基本上赞成，所谓基本赞成，就是有一部分他是各打五十大板。他一个很好的意见就是程序，他说要分三个段落：中苏两党会谈，搞个筹备委员会会谈，然后再到所有的兄弟党谈。总而言之，依照他的意见，就有充分时间，不是什么突然袭击，搞布加勒斯特那一套。他在这里谈过之后，就要到莫斯科去谈，谈的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关于这个修正主义问题讲了好多了，许多同志都讲了，你们也分组讨论了，特别是总理、彭真同志他们作了系统的报告，我就不需要多讲话了。我看形势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总之，百分之九十或者还要多的人是好人，其中有一部分是被蒙蔽的，但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不过是百分之几，顶多百分之十，要坚信这一条。再就是国内问题，就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和粮食。我们制定了几个文件，你们可以带回去，希望要切实执行，要认真办事。要抓好粮食生产。要搞好夏季、秋季的田间管理，秋收要力争多打粮食。无论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哪一个公社，都要多打粮食、多搞菜、多搞代食品（野生的）。总之，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使秋收尽可能搞多一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秋种要尽可能种多一点，种好一点。从前我有一个时候偏在一面，就是武昌会议那个时期，赞成一些同志的建议，叫做少种多收。后头看起来不行，还是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少种多收，就是搞丰产方；二是要广种薄收。还有一个肥料问题，种绿肥也是秋种。明年夏收必须要争取多收，比哪一年也要多一点，而关键就在于今年的秋耕秋种。现在横直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全靠自己。国际问题，上面讲了的，全靠自己救自己。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请同志们注意。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原说三五年不变，我改成至少五年。至少五年不要变更这个所有制，搞一个死规定。个人所有制的部分，一定还是要的，在田边屋后总要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中说食堂办得好的地方群众自己不要自留地，这个说法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个要下一个狠心。你们如果反对，就在这里讲，不要面从心违，当面说赞成，回去又不干。我主要是讲农业问题。至于钢，一定要二千万吨呀？我看有个幅度比较好，一千九百万吨到二千万吨之间。我们在座的心里要有个账，如果硬办不到，也不要那么十分勉强。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并且有指示的，今天重复说一下。劳动力问题，要学四川仪陇县那个办法，从县、社两级压下去多少万人。中央把这个文件批一下。总之，保粮保钢，这是两个大东西，当然别的也要保。

8月上旬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的修改稿，批示：“退尚昆。加一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必须完成。三反运动不能占农作时间，应放在农闲时间去做。此句可加在原稿第八页第十行。”这个指示于八月十日发出。

8月12日　批示：“《两般秋雨庵随笔》，请林克抄来为盼！”(104)

8月15日　晚九时，听取杨尚昆汇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当晚开会讨论苏共中央来信提出举行两党会谈问题的情况。

8月16日　晚上，离开北戴河。次日晨回到北京。

8月18日　下午，同萧华谈话。

8月19日　下午，听取周恩来汇报同胡志明谈话情况。胡志明于本日从莫斯科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胡志明。会见时，中方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罗瑞卿和越方黄文欢、阮春水、武元甲(105)参加。胡志明介绍他到苏联劝和的情况。他说：苏联同志对中国的一些属于内政的问题和对中国同志的某些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如东风压倒西风、百花齐放、人民公社、大跃进、纸老虎等等。他们说，既然美国是纸老虎，为什么不把它烧掉、毁掉。关于东风压倒西风，他们有误会，把“东风”理解为从东面吹来的风，认为“东风”只能是中国，因为在东方，只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中国解放以前，西方的人已有中国会成为“黄祸”的说法，现在，中国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人口越来越多，军力强大起来，民兵就有好几千万，这就更有可能要压倒西方了。毛泽东说：我们的民兵是自卫的，就是我们的正规军，也是保卫国防的、用来防御的武装。胡志明说：他们对中国修成吉思汗的陵墓，也有误会。说成吉思汗是带兵打到欧洲进行侵略，为什么要给他修建陵墓，这是赫鲁晓夫说的。如果两党中央像我们在这里这样坐下来谈，可以消除误会，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两党之间问题好解决。你上次比方得好，请人抽烟要这样（做手势把烟递过去），不要这样（把烟一扔），但也不必这样（两手合起来捧上）。就是说，讲话、批评、写文章要文明一点，要学列宁，要用科学的语言，要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有时还要有一定程度的尖锐性，这要看什么情况，什么问题，不是把烟一丢。我们三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把问题讲明白。我们同越南同志谈话很好谈。同苏联同志谈话，有时也好谈，有时不好谈。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来中国的时候，话很好谈。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的时候，也还好谈。但一九五八年以后，变了，不好谈了。他们提出要建立共同舰队，要共同建立长波电台，还提出要把旅顺交给苏联管，我们不同意。我们对他们所提的意见表示不同意，他们就不满。他们要我们一概照抄，这里讲的不是大的原理原则问题。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建设社会主义的原理，消灭阶级的原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等等，我们都是接受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经验，遵循马列主义原理的。这里讲的是一些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比如，搞工业，他们只许搞大的，我们主张也搞中小的，他们不同意，问题就来了。我们提出百花齐放，他们一直反对。其实列宁也曾说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艺术，要有多种形式，也就是这个意思。只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形式多样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向外推荐。至于人民公社、大跃进，我们也不向任何人推荐。我们人民欢迎，试验试验，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已经试验了两年半，还要再试验七年半。即使失败了，人民还允许我们改正错误，我们就改。他们对中国的内政问题，说得多了，说了十几条，只有成吉思汗这一条是新的。可以把成吉思汗丢到大海里去，但是蒙古人民尊崇他们的祖宗，对成吉思汗有感情，怎么办？至于我们，我们并不崇拜成吉思汗。我们不崇拜秦始皇、汉武帝，不崇拜唐太宗、宋太祖，也不崇拜孔夫子。我们只崇拜孙中山，因为他搞辛亥革命有功。我们崇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相当尊崇斯大林。这四个人都是外国人。我们也崇拜胡志明、崇拜霍查(106)。胡志明说：米高扬说，从八大二次会议起，中国提出总路线、大跃进这些新东西，都没有事先通知苏联，交换意见。毛泽东说：按照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我们实行常任代表制。五年一次的代表大会，公开邀请兄弟党代表参加，中间的常例会议，不邀请。我们也没有邀请你们。周恩来说：米高扬参加八大，是会知道这一点的。胡志明说：又是一个误会。赫鲁晓夫还说到，中苏边界线上过去没有防卫，现在看到中国设立了岗哨。周恩来问：他有没有提到具体的地点？我们在中苏边界上少数交通口岸，向来设有检查站，这是归公安部门管的。他们在中苏边境有归军事部门管的边防部队，我们没有。新疆有一块地方，当地少数民族每年春夏季都到那里去放牧，历年无事。最近，我几天前刚刚接到消息说，苏联边防部队开到那个地方，突然说那地方是他们的，把群众包围起来。本来边界有问题要解决，也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兄弟国家之间，为了这件小事，何必调动兵马。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主张全世界要和缓，同美国的关系要和缓，但是他对中国却要搞点紧张。看来中苏边境上已开始出现一些紧张状态。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们提出总路线、大中小结合、两条腿走路，没有事先通知他们，也没有事先通知你们和朝鲜。他们中央全会的新决定，都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连二十次大会反对斯大林这件事，也是在做完报告后才通知我们，他们以为斯大林问题是苏联一国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国际问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很大的问题。胡志明说：我们建议中苏两党中央见面，赫鲁晓夫表示他也希望这样。毛泽东说：这样先会面很好，几天之内我们中央将做出决定。胡志明强调：我们希望会谈能取得好结果。毛泽东说：我们也抱同样的希望，但愿是这样。

8月20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谷城谈话。谈话后一起游泳，并共进晚餐。

8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世钊谈话，并共进晚餐。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8月22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的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然后同出席这六个民主党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代表合影。接着，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吴晗谈话，并共进晚餐。

同日　让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将他写的以下意见寄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酌情处理：“这三人（夏在伯、田士清、蒋竹如(107)）是否有资格可以参加湖南省文史馆作为馆员，请省委统战部同志与湖南副省长周世钊先生一商，因周先生知道这三人的情况，周在京开民盟会议，昨天我和他谈过此三人的问题。如不合资格，不要勉强列入。”

8月26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林彪、邓小平、彭真、王稼祥、杨尚昆开会，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对苏共中央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出的通知书的答复文件起草问题；二是准备出席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名单；三是接待苏共赴越代表团过境问题。

8月27日　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八月二十四日关于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情况的简报，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参考，并发中央一级各党组。”简报说：会议对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后的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罕见的大阴谋。我们决心更加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顶住修正主义者的猖狂进攻，在各条战线上争取更大的胜利。

同日　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八月二十四日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部署情况的简报，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参考。”简报说：省委常委听取了北戴河会议精神的传达，对中央关于保粮、保钢和保证完成外贸任务的三个重要指示作了研究和部署。

8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途经北京去越南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部长巴卢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孤立的，可能有一个时候我们是少数，但是总有一天会证明，孤立的不是我们。谁孤立，群众会鉴定，脱离群众，就会孤立。如果我们真是教条主义，那我们就脱离群众了。修正主义者所谓的教条主义，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革命的学说，只要人民需要革命，马克思主义旗帜就不会倒的。巴卢库说：他们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打仗就要死人的话断章取义了，歪曲了。毛泽东说：谁说一定要打仗？一百年不打仗，我都赞成。帝国主义打来了，你怎么办呀？你是要跪在地下，还是要打？要打就要死人。你如果怕打，天天说帝国主义已经变了，他不会打了，没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了，那事情好办了，睡觉就是了。这样是很危险的，使人们丧失警惕。

8月30日　下午，同陈伯达谈话。

8月　阅中联部八月十九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刊载的《委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阿里埃蒂对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看法》一文，写批语：“一篇好谈话。”阿里埃蒂说：布加勒斯特会议召开的方式很坏，我和拉丁美洲国家有些党的代表（如巴西、古巴）都感到很惊奇。事前我们中央并不知道要开这样一个会，要讨论这些问题。五十一国党的会议，是在大家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讨论和指责中国党在其国内的政策和工作。会议另一个不好的地方，是要求参加会的个人，作为党的代表表示态度。赫鲁晓夫在会上讲话的态度很傲慢。这个会议的方式使人害怕，不敢坦率地讲话，怕讲错了话。

9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墨西哥社会活动家、墨西哥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哈拉将军，郭沫若等在座。毛泽东称赞八十二岁高龄的哈拉很精神地为和平而奋斗。他说：世界上多数人是可以争取的，和平是有希望的。哈拉说：帝国主义利用报纸等进行宣传，说我们所争取的是共产党的和平。毛泽东说：和平不一定是共产主义，和平与共产主义是两回事。世界上争取和平的除共产党外，有很多非共产党人。哈拉说：我在东京听到日本人说，美国在冲绳设立军事基地，并不是为了保卫日本，是为了进攻中国。中国并不威胁日本。毛泽东说：日本人民是很好的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在军国主义的欺骗下进行了侵略战争，但是战争教育了他们，战争失败了。战后的日本政府允许美国在日本建立许多军事基地，并且订立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正像日本人民对你讲的，这个条约的锋芒是针对中国的。美国不但在日本有军事基地，在南朝鲜、菲律宾也有，在台湾也有。我们处在包围之中，在美国原子武器的射程之内，在美国炮口的下面。美国占领我国领土台湾是犯罪的，别国的地方是别国人民居住的地方，美国人有什么理由去占领呢？我对蒙哥马利谈过，对侵略国家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打回去。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说：我们有成绩，但是成绩还很小。我们还只有十年，如果再给我们四十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国目前的情况会改变。当然，要请朋友们帮忙，对我们同情和支持，使我们有可能争取一个和平环境，把中国建设得像个样子。现在中国还是很穷的国家，政治上独立了，经济上还没有解决。哈拉说：有一件事使我非常敬仰你，那就是你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爱人民的人、了解人民的人、领导人民走向美好未来的人，是伟大的人。毛泽东说：我们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干部同群众是联系起来的。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情况基本满意，因为干部和他们在一道。工厂干部、公社干部是如此，上级干部下去也是和人民在一道，不能摆干部架子。哈拉说：我非常喜欢你讲话的诚恳、坦白的态度，不拘形式，你喜欢批评又喜欢自我批评，这很重要。毛泽东说：说老实话，不能欺骗人民，也不能欺骗外国人，更不能欺骗自己。

同日　阅中共黑龙江省委八月二十九日关于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报告，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以供参考。不发新疆、黑龙江。”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大家认为，布加勒斯特会议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处心积虑准备的一个大阴谋，是他们企图打击我党的整个阴谋活动中的一个步骤。要将义愤化为力量，坚决执行中央关于保粮、保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保证完成外贸任务，努力攀科学技术尖端的高峰，给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更有力的打击。

9月2日　复信张维(108)：“惠书收读，甚为高兴。下次赴沪时当图良晤。你应好好养病，不要忧虑。如有困难，率直告我，不要藏在脑中。”

同日　复信田士清：“前后收到两信，极感高谊。‘欲东’之志，已与周东园(109)兄筹商，并已致函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请其酌情处理。”

同日　复信吴启瑞：“七月十九日的信收到，甚为高兴。选集及照片(110)，已寄去了，收到时请告。”

9月5日　晚上，听取杨尚昆汇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书》——编者注）起草工作进展情况。

9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根廷文化代表团，楚图南、周而复(111)在座。

9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答复书》，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

同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皮克本日去世。晚十一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吊唁。

9月9日　让机要秘书打电话给王瑞林(112)转告邓小平(113)：《答复书》都看了，写得很好，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即可。

9月10日　下午二时，同邓小平、陈伯达、吴冷西谈对《答复书》的一些修改意见。四时半，邓小平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答复书》。十一日上午，董必武召集政治局、书记处部分成员继续讨论《答复书》。下午，毛泽东向杨尚昆询问《答复书》讨论情况。十二日，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他递交《答复书》(114)，并通知他中共代表团于九月十五日动身去莫斯科。(115)

9月12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几内亚总统、几内亚民主党中央总书记杜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在座。毛泽东向客人询问刚果的情况。杜尔介绍了刚果反对殖民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毛泽东说：不管联合国也好，帝国主义也好，对刚果的占领只能是暂时的。刚果要独立是肯定不移的，整个非洲都是要独立的。我们相信人民，不相信帝国主义，非洲人民总是要翻身的。会见后，同刘少奇等谈话两小时。

9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中共代表团去苏联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听取李富春汇报出席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典礼和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康生、杨尚昆出席会议。

9月15日　为转发中共安徽省委九月七日关于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安徽的报告写得很好，特发给你们研究。”并批示：“刘、邓、周阅后，即发。”报告说：我们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大家一致认为，我党同赫鲁晓夫的斗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关系到要不要马列主义的问题，要不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要不要殖民地解放斗争胜利的问题，因此必须斗争到底。要战胜修正主义，既要靠政治，也要靠经济。当前，必须进一步开展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粮、油、棉和煤、铁、钢的生产指标。

9月18日　晚上，同陈毅谈话。

9月21日　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塞内加尔非宗教教育统一工会副总书记阿玛杜率领的黑非洲教师联合会代表团，就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后如何发展经济、文化等问题，进行了交谈。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谈话。

9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本日下午回到北京的邓小平汇报中苏两党会谈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李富春、康生、杨尚昆出席。毛泽东说：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我们需要团结，他们也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你讲我也讲，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那种一面倒的方式。争是争了，但问题没有解决。将来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

9月25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夏基、主席狄克逊，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形势有很大发展，争论表面化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对我们是一次突然袭击，他们是事先作了安排的，做成了圈套。他们散发了一个谴责中国党的通知书，除了散发给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以外，还分别给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看或念给他们听。十一月要在莫斯科开全世界各国党的大会了，先开二十六国党的起草委员会，这是我们建议的，这个月底就开始工作。最近中苏两党会谈，邓小平同志带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谈了一个星期。这样同他们谈是有好处的，使他们慢慢习惯于在兄弟党之间民主讨论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那种方式。那是非马列主义的，那只是形式上把中国党孤立，但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中国党不服。有些别的党也不服。至于中苏两党应该团结，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可能中苏团结也是苏联所需要的，分裂对他们也不利。因此我们要争取同苏联同志达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协议。但是我们也准备最坏的情况，准备他们采取在一九四八年对待南斯拉夫的那一套办法，把中国当成南斯拉夫那样。一九四八年斯大林的时候，谴责南斯拉夫的方式是不对的，许多党站在一边来谴责一个党，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苏共中央对于人民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看法和我们有所不同。至于欧洲的党，他们发表了一个十七国党的呼吁书，有一些很不正确的提法。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条件下，提什么实现没有武器、没有战争、没有军队的世界，说什么要把武器、军队和战争都从人类社会中排除出去，还认为这些现在就已经有了现实意义。这个文件得到苏共中央的支持。我到现在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全面彻底裁军。夏基说：我也是不懂。我们是看见苏共提出了这个口号才觉得问题严重了的。像我们这个小国家，还不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但是资产阶级也是天天在讲加强军事力量，准备战争，而且战争实际上也在许多地方进行着，他们并没有考虑全面彻底裁军。这次美国大选，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宣传扩军备战，是一场谁能够在扩军备战中做得更好的竞选。因此，苏共的那一套是不切实际的。毛泽东说：对，你们亲自在资本主义世界看到了实际情况。我们也亲身体验到，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军事基地。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不断发展武器和加强国家机器的时候，他们却散布什么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幻想，事先解除自己的武装。他们对我们可以施加压力，什么撤退专家、经济封锁都会用。现在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已不可能，《友好报》(116)已停刊了，是否不做生意，还没有定，但缩小贸易范围则是肯定的，因为专家撤走了，这些专家设计的工厂的项目就困难了。但是我们认为苏联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修正主义思潮是有社会根源的，有了这种思潮，就会有人出来代表它，这不是个人的问题。真理并不总是掌握在多数手里的。历史上的经验证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有必要反潮流。人民要革命，世界上人民的革命运动是不会停止的，另方面反动派总是要反革命的。

9月26日　阅谭震林九月二十三日关于晋、冀、鲁、豫、辽五省的农业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这五省共有耕地四亿九千三百六十四万亩，现有拖拉机二万零二百一十八标准台，机耕占百分之八点一，畜耕占百分之三十七，人力耕种占百分之五十五。我们要求明、后两年给这五个省十万标准台拖拉机，使这五个省的机耕面积由百分之八点一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九，比原来计划在两年内分配给这五个省的拖拉机数字多三万二千五百台，需要中央作出决定。毛泽东批示：“此件请书记处认真讨论一次。如认为可行，可转到下边去。拖拉机等重型农具，南方应让北方先行，否则问题不能解决。送富春酌处。”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谭震林的报告。

9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修改我方为将在十一月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准备的声明草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李井泉、陆定一、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二十八日，继续开会讨论修改声明草案。

9月28日　同应召从江西回京的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我身边工作人员中有些作风不正，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思想，需要进行教育，进行一次小整风，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搞好团结，做好工作，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9月29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保罗(117)为首的几内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和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塞内加尔、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智利、乌拉圭的法律工作者，共二十九人，董必武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大家来到中国，我欢迎你们。中国是解放不久的国家，刚开始建设，可以说是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帮助，需要和平环境，你们也是需要朋友，需要帮助和需要和平环境的。我所说的和平是指不发生世界大战，至于像古巴和阿尔及利亚那样的战争应当继续下去，这是为了民族解放。

同日　晚十一时，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缅甸总理吴努和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黄炎培、陈叔通、贺龙、陈毅、罗瑞卿等在座。毛泽东说：中缅必须友好。现在要签订中缅边界条约了，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吴努说：这种友好不是一般的友好，只有在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友好，才能永久存在。毛泽东说：你讲得很对。互不损害，这是消极的一面，还有积极的一面，是互相有利。在谈到两国的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说：建议你们搞点重工业，只有轻工业还不够，自己不能制造机器，总是买外国的，买外国的总是吃亏。在吴努谈到缅甸的拳击表演时，毛泽东说：艺术是应该有多样性，要什么地方都是一个样子，是不可能的。不仅各个国家不能一个样子，各个民族、各个地方也是如此，艺术风格也不同，如汉族的京戏有北京的、上海的、汉口的各派。艺术上的多样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最后，毛泽东说：我们有着很好的友谊，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以后还要巩固和发展。

9月30日　下午，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贺龙、陈毅等在座。阿巴斯说：毛主席的名字已成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敌人熟悉的名字。在阿尔及利亚作战的大部分法国军官来自越南战场，毛主席的著作已成为法国殖民主义军官放在枕边的必读文件。但我们知道，毛主席的著作不是教导帝国主义进行战争，而是教导人民和人民军队用一切的力量反抗外国侵略。毛泽东说：你们已经英勇地进行了六年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很钦佩，中国人民支持你们。正是由于你们的战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所以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援助。现在是八十万对四万，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相当大，但未来是你们的。你们在地中海岸、在大西洋旁开辟了一个民族解放的战场。全世界要求解放的人民，首先是整个非洲人民，都会向你们学习。我们赞成你们要求公民投票和要求法国撤兵的做法，但是对联合国出兵的问题则需要慎重。刚果的经验很值得研究。因为联合国有许多国家，主要是美国，把它请来了，它就不走了。在讲到中国革命经验时，毛泽东说：我们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曾经吃过大败仗，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多，后来转变了，这主要是个政策问题。与其说我们打的是军事战，还不如说打的是政治战，因而注意政策问题很必要。这里，重要的是如何团结自己、争取多数、瓦解敌人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政策是打击面只有百分之五，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八。我们同日本人打了八年，抓到的日本人一个不杀，不但不杀，而且不虐待、不侮辱他们，也不拿他们的东西，而是加以教育。建议你们的打击面也不要太大，大概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就好，不管是对法国人还是对阿尔及利亚人都是如此。我们过去有汉奸，你们也有阿奸，阿奸有大、中、小，有罪恶大的，有罪恶小的，需要加以区别；处决的应该是极少数，其中有些可以判刑，强迫他们劳动生产。对抓到的法国人需要多进行工作，每年抓到几百几千，教育好了的放回去，没有教育好的留下来继续教育，分批放回去。当然，放回去的有的还要来打，那就抓了来再放回去，第三次抓了来再放回去。这样，慢慢地就建立了信任，再上战场他们就会交枪的。这样做，团结面就比较广，打击面就比较小，同情你们的人就会增多。对下面的干部需要进行长期的经常教育，使他们认清争取多数、瓦解敌人的重要意义。

10月1日　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今日起在全国发行。

同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并会见来中国访问和参加观礼的各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和各方面的著名人士，会见时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在场。

10月3日　下午，听取汪东兴汇报对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进行教育的想法和安排。毛泽东要汪东兴转告身边工作人员，他们没有犯什么路线错误，只是生活作风、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只要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一下就完了。如果对有的人批评尖锐一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让他不舒服几天、几十天，将来他会感觉到对自己有帮助。

同日　就泰国前总理帕侬荣向毛泽东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的亲笔贺信，批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要复一信致谢。请你们起草后，送我一阅，然后缮正发出。”毛泽东八日署名的复信说：感谢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的祝贺，感谢你对中国人民和我本人的良好祝愿。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尽管目前在我们两国关系中还存在着来自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方面的严重障碍(118)，但是，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种障碍必将消除，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必将得到发展。

10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从莫斯科发回的苏共中央起草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草案》(119)，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李富春、陈伯达出席。

10月5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墨西哥前临时总统希耳，楚图南、张致祥(120)在座。

同日　同陈正人谈话。陈正人于今日去济南，了解山东情况。

10月6日　晚上，同陈云谈话。此前，陈云十月三日致信毛泽东说：我到天津住了八天，到济南住了七天，专门与河北省委和山东省委谈谈。我的目的是想到冀、鲁、豫、苏北、皖北这五个地区去一下，了解一下这些地区的灾情、如何渡灾，估计一下今后两三年的可能情况，估计一下这些区域中在什么条件下农业生产可以根本好转，以及关于今后两三年的措施，关于根本好转的条件何在，我想向你报告一次。

10月7日　下午二时五十分，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发表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121)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李富春、陈伯达出席。

同日　下午四时二十五分，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听取林彪、贺龙、罗瑞卿汇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122)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参加。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歌舞剧《刘三姐》。

10月8日　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艰苦朴素”。

10月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邓小平从莫斯科发来的请示今后工作方针的电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李富春、陈伯达出席。

同日　晚上，和朱德、董必武、李富春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会见缅甸文化代表团团长，并在怀仁堂观看缅甸文化代表团的演出。

10月10日　晨，阅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九月十八日关于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贯彻省委十条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中共福建省委九月三十日批转的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常登榜关于城门公社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情况的报告。阅后批示：“富春同志：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两千多人（占总劳力百分之四十五）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十二日，审阅李富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指示》稿，批示：“已阅。即送富春同志办。”指示于当日发出。指示说：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同时，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农业战线上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现在中央发给你们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农业生产力的问题。如果不实事求是地、迅速地处理这两个根本问题，就不能够实现党中央所提出的关于以农业为发展国民经济基础的这个基本方针。中央要求各地党委，立即参照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和闽侯县城门公社的整顿办法，首先派遣负责的得力的工作组到几个问题最多的公社，进行切实的工作，使自己取得具体的经验，然后继续按照不同公社的不同情况，对上述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作全面的彻底的解决。各省的工作部署如何，请尽速报告中央。

同日　下午，同陈伯达、吴冷西谈话，研究在报纸上选登一部分过去苏共攻击中共的文章。

10月14日　阅新华社十月十二日编印的《参考资料》刊载的《联大十一日下午通过由政委会辩论裁军问题》的报道，晨三时批示：“刘、周、朱、林、陈云、陈毅、富春、伯达、冷西九位同志：请你们看十月十二日下午版《参考资料》四十七页至五十九页，联合国大会辩论赫鲁晓夫提议裁军问题，苏方大败的情况。希望下午四时以前看完，拟在下午四时左右会谈一下国际形势。”报道说：赫鲁晓夫在十一日下午联合国大会上首先发言，建议各国首脑在联大直接讨论裁军问题，或者明春在欧洲举行联大紧急会议时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代表则提出由联大政治委员会辩论裁军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议上第二次发言，指责西方无意裁军，表示如果决定先由政委会辩论裁军问题，苏联将保留是否参加辩论的权利。在赫鲁晓夫结束这番发言之后，美国代表再次攻击苏联。随后，联大投票通过了美国的意见，否决了苏联的建议。下午五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等开会，进行讨论。

10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邓小平从莫斯科发来的请示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陈伯达出席。此前，毛泽东阅看了邓小平自莫斯科先后发来的二十七份电报。

同日　阅新华社十月六日编印的《内部参考》（增刊）第八十期刊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特派记者哈希写的《麦克米伦的作用》一文，批示印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陈云、李富春、陈伯达、吴冷西：“哈希是一个有头脑的美国记者。此文值得研究。”哈希的文章说：赫鲁晓夫最近几周的行动证明，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俘虏。如果他要从他的许多问题中脱身出来，他就需要西方的帮助。这些情况使得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坚信，现在不应该烧毁东西方之间的一切桥梁，比以往更为重要的是保持联络路线的畅通，因为关闭这种路线就能非常容易地把赫鲁晓夫不可挽回地投入中国的怀抱，结局是非常容易发生一次中国人所说的世界战争。麦克米伦希望为恢复举行最高级会议铺平道路，以此作为和平的保障。

10月17日　上午，阅叶子龙(123)报送的王海容(124)写的一篇文章和她八月一日给叶子龙的信，批示：“找王海容今天下午三时至五时来这里一谈。”王海容在信中说：《中国青年》杂志社约我写一篇当学徒工的体会和认识的文章，以便帮助广大的青年徒工安心自己的工作。同时，他们还希望能够得到主席公公对青年徒工的指示和希望。稿子我已写好了，想请主席公公在百忙之中抽一点点时间来替我修改一下。毛泽东给王海容的文章拟题为《我的经验》，署名“徒工王波”，并作了一些修改。文章说“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和实践结合起来才真正是有用的”，毛泽东改为：“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作者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在文章谈到徒工每天的工作、学习等情况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作错误缺点的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王海容谈话。

同日　晚上，同谭震林、曾希圣、廖鲁言(125)谈农业生产和山东情况，拟派曾希圣兼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同日　阅中共山西省委十月十二日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批示：“富春同志：此件很好。请你阅后，送陈伯达同志一阅，并请他找几个人看一下，研究一下，替中央起草一个电报，将此件介绍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因为牵涉到工业、商业、交通、教育各方面），予以研究，大力推行，迅速办理。另外，请书记处统计一下，各省、市、区压缩劳动力到农业第一线，各有多少，共有多少，何处成绩大，何处成绩小，告我为盼！”山西省委的报告说：今年农忙的四、五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而且女多男少，老多壮少。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战线、县和公社两级的工业及其他企事业等占用劳动力过多，脱离生产的青少年学生增加过猛。报告介绍了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战线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强调必须保证在农忙季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参加田间劳动。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的报告。

10月19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在怀仁堂休息室同由贺龙、罗瑞卿率领的即将访问朝鲜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谈话。

10月20日　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中友协主席凯莱齐率领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等在座。毛泽东说：看来，发展农牧业比工业困难些，因为搞的都是生物，植物、动物。我们两国都一样，要解决农业还需要些时间，要机械化，要化肥。同时天灾还是难免的，机械化了，也还会有天灾。过去我们强调两条腿走路，实际上重视工业多一些，对农业重视不够。现在吸取过去的经验，抓农业，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工业应为农业服务。要几年时间农业才能过关，也许要一个五年，两个五年，三个五年。要机械化也不容易，需要时间。中国现在年产钢总共才有一千几百万吨，分给农业的就只有那么一点，今年起我们专设了农业机械工业部。

同日　阅中共公安部党组十月十七日关于第二批拟特赦和减刑的战犯名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阅看，在书记处通过照办。”报告说：根据中央关于每年特赦一批战犯的指示，今年特赦战犯的名额以较去年增加一些为好，拟特赦五十名，比去年多十七名。同时，今年还提出二十一人的减刑名单。被特赦战犯的安置，仍按去年的原则，有家可归的，一律释放回家；无家可归的，也暂不安排工作，立即给以生活安置。

10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复邓小平二十日从莫斯科来电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出席。

10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斯诺(126)，并共进晚餐，龚澎、路易·艾黎、马海德(127)参加。毛泽东问：你是哪一年离开延安的？斯诺答：一九三九年。毛泽东说：一隔就是二十一年。我看了你和周总理的谈话记录，你提到在美国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美国的政策并不都是同意的，说我们的宣传应该注意这些人的情绪。在这方面我们是应该注意。斯诺说：我没有想到主席会对这一点感兴趣。毛泽东说：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所，至少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组。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你的这个意见很有益处，特别是一位美国朋友提出的。我们发的新闻，美国人看不惯，看不顺眼。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都是美国的两大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的新闻。它们并不见得能反映你所说的中间阶层的情绪。我们甚至连美国共产党的周刊可能也没有注意。中美两国之间的人员来往也几乎隔断了，在北京的美国人、外国人太少了。斯诺说：关于台湾问题，不知主席有没有看到美国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是肯尼迪和尼克松(128)两个人关于马祖和金门问题以及美国对远东政策问题所进行的辩论。毛泽东说：他们拿这个问题用在他们的竞选上面，这是因为美国人怕打仗。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介石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如果他们给养不够，我们还可以接济他们。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十一年了，比方再过两个十一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斯诺说：我想主席是要等到蒋介石的士兵都成了三条腿的人的时候。毛泽东说：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不是蒋介石或者其他人的问题。斯诺问：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毛泽东说：我今年六十七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九十七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毛泽东说：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自己没有工业，粮食不够，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很穷的，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文盲。当然文盲不等于就没有文化，他们会做很好的手工艺品。我们这房间里的雕刻可能都是不识字的人干的。当斯诺谈到新中国在十年内使全国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他发现已经无法区别农民、工人、城市居民、学生和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时，毛泽东说：区别还是有的。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已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斯诺问：主席认为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美国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两千美元，也就是说五千元人民币左右。毛泽东说：那就难计算。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中国变化是在革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解决基本上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发展的问题，所以要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斯诺说：有些美国人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毛泽东说：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你讲过外面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兵营和一个大监狱。对蒋介石的中国这样说，确实是像的，当时北京、南京、上海确实都是兵营。解放后，通过改造、教育，中国大有不同了。

10月23日　晨二时半，指示通知华北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南各省区党委第一书记今日到达北京（乌兰夫二十四日到），准备召集他们开三天关于农业问题的会议(129)。晚上，在钓鱼台十八号楼主持召开有华北、中南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谈反对“共产风”问题。陈正人汇报山东的严重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陶鲁笳、刘子厚、刘仁、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吴芝圃、刘建勋(130)出席会议。

10月24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华北、中南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及陈毅、陈伯达参加的会议，听取本日下午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彭真等汇报在莫斯科参加二十六国党起草委员会工作的情况(131)。

同日　阅蒙哥马利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的电报，批示：“请外交部拟一谢电，送我阅后发出。”

10月25日　晨零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陶铸谈河南问题。晨二时指示：派飞机接东北区的宋任穷、欧阳钦、黄火青、吴德，西北区的刘澜涛、张德生、张仲良、王恩茂、高峰、李景林(132)今日或明日到北京参加讨论农业问题的会议；西南地区，四川增加一人参加会议，云南的阎红彦(133)、贵州的周林亦来参加会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和东北的宋任穷、欧阳钦、黄火青、吴德，西北的刘澜涛、张德生、张仲良、李景林开会，听取这两个大区汇报农业情况，讨论如何堵塞“共产风”问题。

10月26日　阅李富春十月十六日报送的关于黄绍竑、刘王立明(134)两人是否摘掉右派帽子问题的报告，晨二时批示：“黄绍竑、刘王立明二人以摘掉右派帽子较为有利。请总理、富春最后确定。如今后发现他们又有严重反动，甚或反革命行为，那时酌情再处，我们仍有主动。”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今年拟摘掉属于中央审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黄绍竑、刘王立明在内。

同日　阅李富春十月二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四名干部十月二十一日关于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10月27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月二十五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六〇年第五八一期刊载的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十月二十日关于农村口粮标准、办好食堂和分配等问题的口头汇报的要点，批示：“此件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考。”阎达开说：关于口粮的安排，坚决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最近派出大量工作组，已分别按每人每天六、七、八两（十两秤）的标准，将口粮普遍落实到食堂。办好食堂采取两个措施，一是专门给食堂拨出菜地，一是派最好的干部认真办食堂。今年分配要卡住两个“三七开”，一是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分给社员，二是分给社员的部分中工资占百分之七十。

同日　下午四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再次会见斯诺(135)，龚澎在座。斯诺说：我参观了一个坦克学校和一九六步兵师。我很高兴看到你们军队的武器虽然都变为新式的了，但军队仍然保持着当年的精神和传统，官兵一致，军队和群众的密切结合。蒙哥马利比我对武器要更感兴趣，并且也了解得多，但我比他更重视人，我在那里找了许多人谈话。我记得第一次去西北的时候你们还有用红缨枪的。毛泽东说：你说得对。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有了觉悟的人，他可以很勇敢，奋不顾身，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斯诺说：我有这样的问题，即目前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否就是一九一九年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提出的“勤工俭学”一样的东西。毛泽东说：不是。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能够学懂，不然学了好像懂，其实并不懂。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使学生变为劳动者，使他们不脱离劳动人民，懂得什么是劳动。斯诺说：我还有一个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西方报纸上有许多说法，但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政策在一九五七年开始执行时是因为你们认为你们党的威信已经很巩固了，不会有什么反对的人，但运动开展后很快就发现许多反对你们的人，因此你们就把这个运动停止了。毛泽东说：你说的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你说我们停止“百花齐放”，我们并未停止。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内的“百花齐放”，一开始就是这样提的，不是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放。各种艺术、学术争论应该是百花齐放，让他们去讨论，去争辩，让人们去选择，而不用行政机关去决定，这样比较好些。我讲你说的一部分对，是指运动如此深，运动如此大，我们未料到。斯诺说：能不能这样说，整风运动对党内比对党外的影响更大。毛泽东说：可以这样说。但是党内党外都用这个办法，一年或二年进行一次，不然工作就搞不好。斯诺说：美国的中产阶级占大多数，他们对美国的社会起了稳定作用。毛泽东说：但决定美国社会性质的不是这些人。工人、小业主、职员人数虽多，但决定美国社会性质的不是他们，而是大财团。像中国蒋介石统治时期，中国社会性质不决定于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决定于四大家族的蒋、宋、孔、陈，总起来说，决定于封建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最后，斯诺说：我很早就想写你的传记，你看将来有这个可能吗？毛泽东说：你过去不是已经写过我的传记了吗？以后的不好写了。

同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拉丁美洲的古巴、巴西等十二个国家的文化代表团和代表，周恩来、陈毅等在座。

10月28日　上午，审阅修改《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而作》，批示：“田家英同志：写得很好，略有修改，请你及伯达同志加以斟酌。如认为可以，即可付印。”毛泽东修改的地方主要是：文章说“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当时有一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毛泽东在其后加写“他们在好几年内占领了党的领导机关，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大批正确领导同志打下去，使这些同志抬不起头来”。在文章中的“毛泽东同志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胜利”一语后，毛泽东加写“在当时革命力量削弱到只剩下十分之一的情况下，迅速地重振起来”。二十九日，阅田家英、陈伯达修改稿后，退田家英办。这篇文章，在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和十一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〇年第二十、第二十一期合刊发表。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开会，讨论全国粮食调配问题，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食堂问题。

10月　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136)

11月1日　晨一时，阅杨尚昆十月三十一日夜报送的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团长刘少奇，副团长邓小平，团员彭真、李井泉、陆定一、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刘晓、廖承志、刘宁一。杨尚昆附信说：代表团的名称拟用党政代表团，是少奇同志规定的。毛泽东批示：“退尚昆照办。”

11月2日　晨二时，为转发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召开五级干部大会检查贯彻人民公社各项政策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指出：“现将安徽省委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认真看一遍，吸取安徽经验，结合你们自己的情况，定出办法，迅速施行，越快越好。我们希望你们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内，开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并向中央都写一个报告，是为至要。”并批示：“恩来、富春、震林同志阅后，两天内请富春用电报发出，勿误为盼！附件用后退我。”安徽省委的报告说：从十月初开始，我省以县为单位分别召开了生产组长以上的五级干部大会，全面检查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指示及各项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由县委负责同志作报告，指出当前某些社队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检查县委在执行政策方面的缺点；在弄清政策、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群众性的检查评比，表扬好干部，揭发和处理坏人坏事；各级领导订出贯彻执行政策的具体措施，安排好当前的生产。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途经北京的胡志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参加。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会议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李井泉、杨尚昆、罗贵波、伍修权出席。

11月3日　晨二时五十五分至五时，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稿(137)，批示：“恩来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酌定。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指示信稿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毛泽东将“至少五年不变”改为“至少七年不变”，并在其后加写：“（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指示信稿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毛泽东将“一定时期内”改为“一个长时期内”。指示信稿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口粮标准、工资水平、劳动日的分值上有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毛泽东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指示信稿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泽东将“不可偏废”改为“应该鼓励”。指示信稿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指示信稿说“一心一意地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力争明年多打粮食，获得更大的丰收”，毛泽东将“更大的丰收”改为“大丰收”，并在其后加写：“并且力争以后几年，例如说，一连六七年（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七年）使粮食和农业作物得到大丰收，使粮食问题基本过关，至少初步过关。中央相信，这是有可能的，只要大家努力执行中央政策，端正工作作风，就可以做到。”在指示信稿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这个文件，除宣读外，各级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开办训练班，学习一次，二次，三次。今冬一次，明冬一次，后冬一次。”指示信于当天下午发出。

同日　上午，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稿，批示：“退周即办。”指示说：贯彻《紧急指示信》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干部的思想，特别是县、社两级主要负责干部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经济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使全体干部真正弄清楚在现阶段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真正分清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区别、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等。指示要求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和军委总政治部，要深入检查自己的工作，再不容许由于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和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而引起下面干部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主席达杜率领的南非共产党代表团，伍修权在座。毛泽东说：非洲的革命已经起来，全世界注意了。这是很好的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现象，特别是最近几年，非洲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提高得很快。要有核心，作为各种组织的核心，要首先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这样革命才能坚持下去，并进行得彻底，否则长期坚持就有困难。各国情况不同，你们可参考研究中国经验，但决不可照抄，照抄是要失败的。不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使之与本国情况结合，就要失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适用于任何国家，但运用起来要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达杜说：希望最近出版的一本《毛选》能很快出英文版。毛泽东说：这里头只有一点可参考的，这就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情况不同，方法不同。这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支持亚、非、拉以及全世界一切反帝斗争的人民，这句话只讲了一半，还有一半，亚、非、拉人民支持了我们。哪一半多？我看后一半多。

同日　审阅周恩来十月二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稿，批示退李富春办。

11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谈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会议问题。(138)五日上午，刘少奇、邓小平率代表团第二批人员离开北京赴莫斯科，第一批人员已于四日动身赴莫斯科。

11月5日　阅周恩来十月三十一日的报告。报告说：关于同苏联方面谈判中苏贸易问题和重新谈判援助项目问题，建议立即组成我方的谈判代表团，由章汉夫、叶季壮负责。谈判的地点，我们将力争在北京，以便于中央及时指导。毛泽东批示：“同意。”

11月7日　晚上，和周恩来、朱德、林彪、陈毅、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在大使馆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招待会。

11月8日　上午，同谷羽(139)谈参观代食品展览问题。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等的修改意见。晚十一时，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国党政代表团的电报稿说：十一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同意代表团对声明草案的意见，另提了二十条修改意见，供你们研究参考，由代表团最后定稿。何时提出，望电告。政治局会议同时基本通过了少奇同志的发言稿(140)，有些意见另电告，亦责成代表团最后定稿。如对发言稿有大的变动，请电告。周恩来将电报稿报送毛泽东时，附言：“莫斯科尚无电报来，拟根据今日下午所谈，先发去这一电，请主席审阅批发。”九日上午，毛泽东批示即发。

11月9日　晚上，同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商谈给刘少奇复电问题。

11月10日　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程潜谈话(141)，十一时半又请黄炎培、张治中来一起谈话，并共进午餐。

11月11日　阅《红旗》杂志社论稿《工农业并举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规律》，批示：“退陈伯达同志。此文看过，可用。”社论强调贯彻工农业并举的方针，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指出必须进一步处理好农业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关于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主要是使农业生产第一线保持足够的劳动力；一个是关于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主要是坚持和巩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处理好这两个问题，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改变目前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状况。这篇社论发表在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〇年第二十二期。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11月12日　在本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上批示：“请林克找到这些刊物和报纸（载了那些人的文章的），送我一阅。”《人民日报》第七版在《学术动态》栏目刊载了两篇述评：《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的讨论》和《河南哲学工作者讨论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前一篇述评谈到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哲学工作者就错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以及质变状态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先后在《新建设》、《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汇报》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后一篇述评介绍了《中州评论》反映的河南一些哲学工作者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的讨论情况。

11月13日　晚十时，同周恩来、朱德、林彪、李富春讨论邓小平准备十一月十四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稿。十一时，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完全同意邓小平发言稿的要点。同时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供他们参考。

同日　在新华社十一月十一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三九五二期上批示：“送总理阅。看五十三页，五十四页，五十五页。”对这三页刊载的《合众国际社透露：肯尼迪将迅速使国会通过扩大军事预算等新立法》、《合众国际社就肯尼迪当选安抚南朝鲜：叫嚷民主党将继续奉行共和党的反共政策》这两篇报道，毛泽东分别批注：“可看”。后一篇报道引述了民主党政纲中所说的“我们将利用我们掌握的一切力量、资源和能力来抵制共产主义对自由的进一步侵犯——不论它是发生在柏林、福摩萨(142)……我们决不放弃对保卫自由必不可少的阵地，我们也决不正式同意现状而抛弃现在生活在铁幕后的人民”。

11月15日　晨，阅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十一月十日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批示：“总理：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以上请你酌定。”在报告谈到对这次下放的干部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大讲形势”处，毛泽东写批语：“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同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毛泽东并批示：“即送周、朱、富春、震林、先念、伯达同志阅后，请富春办。因文件较长，只能印送，请富春注意，印送越快越好。不发西藏、新疆。”

同日　阅林彪十一月十日关于不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拟通令各地驻军向各地党委反映地方情况的建议给毛泽东并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的信。信中说：我认为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我很顾虑这个通令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的关系容易弄坏，对于党的统一领导等不利，造成军队在党外来干预党的工作的情况。因此，我不同意通令军队要求他们把反映地方情况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毛泽东批示：“请富春告萧华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

11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周恩来、陈毅、李富春、陈伯达开会，讨论中国党政代表团十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时（北京时间十六日晨四时）的来电。来电说：十四日我代表团发言后，情况有新的变化，许多党的代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党的代表，在发言中指名说中共搞宗派主义，以分裂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签字，就意味着向机会主义的攻击投降，开极恶劣的先例。因此，代表团一致意见，如果不从声明草案上删去中共代表团所坚持的不同意的几点，中共代表团就不签字，并发表声明。会议同意代表团来电的意见，并认为一切应作最坏的打算。会议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代表团的来电和常委的意见。会后，周恩来即打电话给邓小平，转告中央常委的意见。十七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政治局常委和代表团所决定的方针。周恩来于十七日晚十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电报，经毛泽东审阅后发出。电报说：完全同意你们十五日二十三时来电所提的斗争方针，即及时表示，对声明草案如不作原则修改，我决不能签字。我们坚持各兄弟党平等地位和一致协议的原则，任何党没有权利将不同意见强加于人。在这一斗争中，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即只有我一个党或中阿两个党不签字，而后果将是东西经济封锁和远东局部战争。我们为坚持真理，防止被动，也一定不签。在斗争的进行中，还要准备应付各种可能的复杂的变化。情况望随时电告。

11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率领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并共进晚餐，周恩来、李先念、耿飚(143)等参加。当格瓦拉说古巴有两家加拿大银行没有实行国有化时，毛泽东说：别的帝国主义的企业，让它暂时存在，策略上是可以的。我们这里也有一点。当谈到古巴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很坚决时，毛泽东说：你们很坚决，贯彻到底，这就有希望，帝国主义更难办。动摇、妥协，帝国主义就更容易办。你们影响了拉丁美洲，甚至亚洲、非洲。你们在相当时间内社会改革不要进行得很急，这样做恐怕对争取拉丁美洲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更有利。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从登陆到胜利，花了两年多，同农民联合起来，取得了胜利。照这样的做法，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有没有可能性？格瓦拉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我个人的看法，古巴的革命是趁着帝国主义麻痹的时候取得了胜利。帝国主义没有集中力量对付我们。他们以为菲德尔(144)胜利以后会向美国贷款，同他们在一起。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进行工农革命，就有遭到危地马拉那样的危险，美国会派海军陆战队来干涉。格瓦拉说：毛主席著作中有一点菲德尔看出来了是很重要的，我最初没有看出来，这就是优待俘虏。注意了这一点，很起作用。毛泽东说：这是瓦解敌军的办法。格瓦拉说：打游击的时候吃得不好，也缺乏精神食粮，看不到材料。周恩来说：毛主席打游击的时候常常派人出去找报纸。毛泽东说：把报纸当作情报，敌人的报纸往往透露敌人的动态，是情报来源之一。当谈到巴蒂斯塔和蒋介石都受到美国的保护时，毛泽东说：所以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但是，美国现在也不喜欢蒋介石，我们倒比较喜欢蒋介石，百分之百亲美的人不如百分之九十九亲美的蒋介石，他还想保持自己的势力。他脱离美国回来，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官做。看样子他是不想回来的。

11月20日　晨，阅中共甘肃省委十一月十五日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我省的三级干部会议于十一月六日开始。从会议揭发的材料看，“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相当普遍而严重。与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初期的“共产风”相比较，去年以来的“共产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量平调社、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平调了社员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特别是大办食堂时平调了一批房屋、灶具、用具等，数量很多。报告认为，去年算账以后又刮起“共产风”的根本原因是干部思想认识有问题，特别是省委在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上有缺点和错误：一、急于过渡；二、当任务与政策发生矛盾时，就丢开政策只顾任务；三、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四、生搬硬套，盲目推广执行。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刮“共产风”的做法，不仅是方法上、作风上的错误，在方向上也是一种严重的偏差。毛泽东阅后批示：“可看，应看。”“陈伯达同志：此件送上一阅，请于阅后退回。”

11月21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邓子恢汇报了九、十两月到山西汾阳、河北石家庄、江苏无锡等地调查的情况，认为应当继续做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工作，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给生产小队一定的自主权，纠正平调的错误，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分配要合理、要兑现。他提出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145)

同日　嘱咐机要秘书：各地送来的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我都要看。

11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毅、李富春、陈伯达开会，研究中国党政代表团关于答复匈牙利党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问题的来电。(146)

11月23日　为转发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情况的简报，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发去四川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简报一件，供你们参考。”并批示：“周、富春、震林阅后，即用电报发去，然后交伯达一阅，原件用后退毛。”简报说：接到中央十一月三日的紧急指示信后，我省南充等地区的各试点公社，向干部和社员原原本本地宣读讲解，很快地起到了安定人心、激发群众积极性、推动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的作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其他歪风开始有所收敛和改变，但也有少数干部反映出程度不同的顾虑和抵触情绪。省委决定，凡是生产进度慢，征购和采购任务完成不好的地方，立即进行紧急指示信十二条政策的宣传，并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方去工作。

11月25日　阅邓子恢十一月二十三日报送的中共浙江省委八月二十六日关于重点商品粮地区存在问题的报告。邓子恢在附信中说：“你那天说没有看到《浙江省委关于重点商品粮地区存在的问题》的报告，现将此电报查出送上，请收阅。”浙江省委的报告说：全省商品粮重点产区的县市和公社中，有不少地方近几年不断发生问题，今年春季发生饿、病、逃、荒现象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除了领导和工作上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负担过重，收入过少，一是粮食征购任务重，二是农业税负担重，三是粮价低。要根本改变商品粮重点产区的面貌，必须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一、合理调整各县市之间的征购任务；二、降低重点商品粮地区的农业税率；三、有重点地提高粮价；四、国家扶助穷队的资金主要用在重点商品粮地区。毛泽东阅后批示：“周总理：此件如未看过，请看一下，退回子恢同志。子恢同志最近考察了山西、河北、安徽、江苏四省(147)，有些好的意见，你有暇时，可找他一谈。”

11月26日　晨，指示通知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李雪峰、刘子厚、李大章、廖志高(148)、刘澜涛、张德生今明两日到京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党政代表团关于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问题的请示电报和对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同时，要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对请示电进行分析，准备意见。自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夜中国党政代表团连续给中央发回三封电报，对代表团是否在莫斯科会议声明上签字的问题，提出意见。第一次电报中说有三种可能：一、声明中保留三条(149)，匈牙利党提出的关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内部决议也要搞，我们坚决不签字；二、声明中删掉三条，内部决议还要搞，我们可以签字；三、声明中删掉两条，保留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话，内部决议还要搞，我们也不签字。在最后一次电报中，代表团考虑的意见是，在上述三种情况下，统统不签字。

同日　下午二时半，周恩来召集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薄一波、罗瑞卿、伍修权、周扬开会，分析讨论中国党政代表团关于在莫斯科会议声明上是否签字问题的请示电。

同日　下午五时五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讨论请示电后提出的意见，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薄一波、罗瑞卿、伍修权、周扬出席。周恩来说：我们分析了五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三条照我们的意见改，内部决议也不搞，这个很简单，签字。我们认为这个情况不可能。第二种是声明上那三条不动，内部还搞决议，这个也很简单，我们不签字。不过，这个情况可能性也不大。第三种是声明上保留一个“二十大”，内部决议也搞，这两种连在一起，照代表团的意见是不签字。我们考虑也是不签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第四种是声明上三条都删掉，内部决议还搞，这个签不签字？代表团开始说这样情况要签字，后来考虑还是不签字。我们认为可以考虑签字，但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第五种是内部决议不搞，声明一定要把“二十大”写上。这个可能性较大，比较有现实性。对第五种可能又有三种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只要声明上留下“二十大”，我们就不签字。当然，各兄弟党会来劝，说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有“二十大”，你们已经签了字嘛，许多国家的党都说了这个话的。因此，有一个困难，怎样向人民向党员解释。第二个方案是“二十大”在声明上可以保留，但要照我们的意见修改，他们同意修改，我们可以考虑签字，不同意修改，我们就不签字。第三个方案是声明关于“二十大”的写法，照抄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上的，我们觉得也不好签字，我们的理由要作解释。关于在声明上签字还是不签字的问题，毛泽东表示先不作结论，等中央局负责人到北京讨论后再说。会上还商量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声明里要强调协商一致的原则。会后，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等：提议在声明的有关段落中，强调协商一致的原则；签字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待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才能答复。

11月27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出席。周恩来主持会议并讲话，介绍莫斯科会议进行情况，分析了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和不签字的五种可能性。会议进行了讨论，对声明上如果保留有肯定“二十大”我们是否签字的问题，多数人主张不签字，少数人主张签字。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问题，周恩来汇报当天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情况。陈毅、李富春、陈伯达、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刘子厚、李大章、廖志高出席会议。

11月28日　晚七时半，审阅周恩来本日下午六时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声明草案上是否签字问题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电报稿。周恩来附信说：“即送主席审阅。如大体可用，请批回，以便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文字由常委斟酌后发出。如原则仍须考虑，请再约谈。”毛泽东批示：“原则同意。退周办。”晚九时，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央给代表团的电报。

同日　晚十时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李大章、廖志高开会，再谈是否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问题。十一时半，中共中央发出给代表团的电报，电报说：你们连日来电均悉。这两天，政治局在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参加下，反复地讨论了你们来电所提意见。现在全世界斗争中的人民和各兄弟党都期待莫斯科会议产生积极结果，担心中苏分裂。这种情绪不能不反映到各党代表团中来，绝大多数都没有应付这种分裂的精神准备。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必须力争在一致协议原则下，求得妥协，好在公开声明上签字。如果苏方硬要逼得我们无法签字，我们也要做到仁至义尽，使左派乃至中派都能看清楚是苏方在拒绝妥协下分裂的，而不是我方要分裂的。目前情况，完全可以看出苏方底牌在“二十大”。内部文件即使多数赞成，对我们也无约束力。中央决定采取对策如下：（一）声明删去我们反对的三点，内部文件不搞，我们当然签字。（二）声明三点不删，又搞内部文件，我们当然不签字。（三）声明三点全删，但搞内部文件，我们应在声明上签字，反对内部文件。（四）声明删去两点，只保留“二十大”，内部文件不搞，这种可能性较大。在争到这种情况时，不要只考虑不签，应考虑为照顾苏共和各方意见，又不违背兄弟党平等地位的原则，可建议对声明草案中关于“二十大”的提法进行修改，要求苏共在这一点上达成协议。万一争到最后，仍不可能妥协，我们应准备同意照抄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有关苏共二十大的那一句，并在协议时声明，为照顾苏共和多数党的意见，我党愿作此让步，以达成一致协议，而利团结。电报还说：不论签字与否，我们必须发表声明，我们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我们保留对“二十大”不正确部分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反对把不同意见强加于人。十一月二十九日，中苏双方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内容修改问题举行会谈。苏方表示：（一）肯定苏共二十大的内容需写上，文字或照抄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或另行商定。苏共二十一大可以不提。（二）不点名指责中共搞所谓集团派别活动的内容可以删去。（三）个人崇拜问题可以考虑不写。（四）可以考虑写上协商一致的话。（五）可以不搞内部秘密决定。中方表示基本可以照苏方办法解决，并约定时间由赫鲁晓夫同刘少奇举行会谈最后商定。十二月一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上签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全文如下：“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毛泽东同时批示：“周、富春、谭震林、陈伯达同志阅后，用电报发去。原件退毛。”甘肃省委的报告说：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刮“共产风”直接有关的，是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产生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现在：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对于发展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重视不够，抓得不狠；在收益分配政策上，扣留部分多、社员分配部分少，供给部分大、工资部分小。另外，自留地问题变动也较多。发生偏差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思想上对正确处理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不同发展阶段既相互联结又互相区别认识不够清醒。第二，没有把安排工作任务和贯彻政策结合起来。提出的任务大，要求急；对需要考虑得多，对可能考虑得少；看有利条件多，看困难因素少；给下面干部分派任务多，交代办法少，致使他们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难以完成任务，就必然出现违反政策的事。这样的错误，多半是领导上逼着他们犯的。第三，各级干部作风有毛病，和省委的领导也很有关系。省委领导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农业估产偏高，要求过高过急，作了一些不恰当的宣传、表扬和不准确的批评，助长了“五风”的出现，使领导工作失去主动权。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发去浙江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反映了浙江的实际情形，对各地有参考价值。”并批示：“周、富春、震林、伯达阅后，用电报发去。不发西藏。除中央批语外，原件也不发浙江。原件用后退毛。”浙江省委的报告说：省委常委开会，讨论了中央指示，深深体会到“五风”的严重危害。“五风”屡反屡犯的根源，是我们对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和现阶段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这两个根本问题理解不深，执行不坚决。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我们不顾实际可能，要求下面大办各项社办工业和农业企业、水利建设等，又助长了“一平二调”，其范围之广，超过了公社化初期。今年三月全省六级干部会议，又大谈创造条件准备过渡，积极发展社有经济，使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但是，对于以上问题许多同志简单化地认为是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其次，对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是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过去也认识不足。第三，对于干部中的命令风、浮夸风、乱指挥生产、生活特殊化，过去虽然反复进行批评，但没有抓到根本问题，主要是我们在任务要求上集中过多，规定过死，要求过急，不实事求是，不给下面留余地，同下面干部商量不够，等等。

11月29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十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批示：“恩来同志：第四、第五、第六页请看一下，资本家下放农村很紧张，似以下放城市企业为好，如何，请酌定。童少生(150)的意见似可考虑。河南党外人士反映一条，可以看看。”在第四、第五页上刊载的是题为《北京市资产阶级分子对精简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普遍感到紧张、恐慌》的简讯。在第六页上刊载的是《童少生对私方人员下放的若干具体建议》。童少生的建议是：（一）采用现在干部下放的办法；（二）下放到工矿；（三）采用重庆的办法，把年老的集中起来搞农场，加上一些干部或年轻的轮流下去；（四）采用在原系统或原单位搞蔬菜基地，工资在原单位领取。《河南一些党外人士对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反映》一文说，他们一般都表示拥护中央的政策，有人认为这是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对症良药。不少人相信中央的政策贯彻下去后，农村一定会起很大的变化，农业问题可望得到解决。

11月下旬　审阅周恩来十一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给南非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电稿，将“当前在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大好国际形势下”一语中的“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改为“世界革命力量占优势”。

12月2日　晚上，同郭沫若、张劲夫、谷羽谈代食品问题。

12月3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听取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后本日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彭真等汇报会议情况，周恩来、朱德、陈毅、李富春、贺龙、陈伯达、罗瑞卿出席。

同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胡志明、黎笋(151)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陈伯达、康生、罗瑞卿、胡乔木、廖承志参加。对刚结束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说：好。结果是协商一致，保持团结。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一定要团结，免不了有争吵，结果还是要团结，要和。先和后吵，吵了又和，又和又吵，又吵又和。一九五七年和了，开了莫斯科会议，有了协商一致。那次中苏两党协商，提出一个草案，大家又协商、修改，一致通过。这样就很好。从一九五八年起，中苏情况有些变化。去年九月以后，情况更紧张。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大吵一场，以后在报纸上继续争吵。胡志明说：争吵不是从世界工联开会时开始的吗？毛泽东说：主要还是三篇文章。为什么有三篇文章？不写不行。你说请人抽烟，要双手递上，不要丢给对方。但是，他给我们丢了几次烟，不是请而是丢，我们就丢回三篇文章。这样双方丢，就吵起来了。结果是越丢越多，越丢越大。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他丢根大纸烟——撤专家，还有不给汽油。今年六月到十一月一连丢了半年。这次莫斯科会议，有六十几个党骂我们，我们在会上必须把烟丢过去。后来，谈一谈，请抽烟，不丢了。这次又搞个协商一致，这最重要。按照这个原则办事，不一致的就不写。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不能不协商而强加于人。看来，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双方都应该这样。要停止互相攻击，我们同他们搞了个君子协定。这次会终于协商一致，总要管一个时期。再过一个时期，再积一些问题，又开会。邓小平说：我们开头就说，要压我们，即使分裂，也斗争到底。毛泽东说：如果你要破裂，我有什么办法？他们搞边缘政策，一步一步压。撤走了专家，再来一个封锁经济，这还不够，还要公开指名批评中共。压的办法无非是这两条：一条是物质的，一条是精神的。邓小平说：十一月三十日中苏每方三人的谈话中，赫鲁晓夫还攻“纸老虎”，我没有回答他。毛泽东说：这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开一次重要会议，解决当前一些重要问题，还有一些意见，各党保留着，如对“纸老虎”，现在无法达成协议，但这并不妨碍两党团结。中苏两党应该团结，那不仅是双方的需要，也是八十几个党的希望，人民的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只是这次会议取得了一致，实现和解，比我们过去所预想的早一点。这次会议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是明确了革命路线；第二个胜利，是承认了协商一致的原则，用说服而不是用压服的办法。兄弟党之间，就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兄弟党之间的矛盾是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协商一致这个原则写上文件，是大胜利。

12月4日　晚七时十分，和周恩来去中南海紫光阁投票，选举北京市西城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同日　晚七时半，陪同胡志明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京剧、音乐、舞蹈、杂技演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晚会。

同日　晚九时四十分，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聂荣臻、陈伯达、康生、罗瑞卿、萧华开会，由萧华、罗瑞卿汇报总政治部整风情况。

12月5日　复信黄炎培：“惠书收读，甚谢！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斯回去后对法新社记者讲了一篇话，叙述我规劝他不杀俘虏的政策对于瓦解敌军有很大的效力。这篇谈话登在不久前出版的《参考资料》上，现在找不到了。现在找到十二月三日下午版《参考资料》第四十一页寄上。美国刊物上所载的这些话，就是阿巴斯总理对法国记者所说的，可以一阅。”

12月6日　下午，同陈伯达谈话。

同日　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写信给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信中说：“看了你们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152)，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点，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根据这封信的意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又写成一篇较长的文章，题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在《红旗》杂志一九六一年第九、第十期合刊发表。

12月9日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首都机场迎接刘少奇。刘少奇在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后到苏联各地进行了友好访问，本日由伊尔库茨克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访问苏联的情况，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李井泉、陆定一、康生、杨尚昆出席。

12月上旬　审阅周恩来十二月六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给各地的指示稿，批示：“照办。”指示说：山东、河南、甘肃三省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你们已有所知。贵州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像。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中央要求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省委好好检查和纠正这方面问题，更主要的是赶快将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无保留地传达到群众中去，抓生活、生产和劳动力安排，使中央的政策直接与群众见面，先分是非，后清敌我。其他各地、各单位也要检查存在着的或多或少甚至极少的类似情况，坚决纠正，彻底解决。

12月1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军委十月二十七日报送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草案》和代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决议的批语草稿。在批语草稿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过去军队中理论研究工作的方法是读死书的方法，那是不正确的，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已指出了这一点，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决议草案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创造性地”前面加写“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创造性地”后面删去“全面地”三个字。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对决议草案的修改。他对陈伯达等作了修改的决议草案又作了修改，在加强民兵政治工作，贯彻党的全民皆兵方针这一段的末尾，加写：“民兵必须注意成分的纯洁。民兵必须放在可靠的党员干部的领导之下。”并在当天批示：“刘、朱、周、邓、彭各同志：此件经过修改，修改处并已征得军委及总政方面几个同志（罗、萧、刘志坚(153)）的同意，现送上，请审阅。希望在十天左右时间内阅完，交尚昆印发党、政、军、民各系统，先发军事系统。文件虽长，但不难读。修改是陈伯达、田家英诸同志的一个小组进行的。”

12月12日　阅李先念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十二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毛泽东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

同日　阅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十一月十三日整理的关于代食品会议情况的材料，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你用电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阅读。虽然已过去一个月了，但是仍然有用。”这份材料说：各地代表一致认为谭震林的报告明确了推广代食品的方针、政策。有的说，过去对粮食、蔬菜只重视数量，没有强调质量，只考虑如何用代食品填饱肚子。今后要根据每种作物所含养分不同来安排生产，为此要求科研部门提供各种作物所含养分的资料。十四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区党委转发了这个材料。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

12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韦国清去越南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罗瑞卿、韦国清出席。

12月17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和夫人，及首相宾努等，并共进晚餐，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黄炎培、郭沫若、陈毅等参加。西哈努克说：我这次到中国来访问已经是第三次了。毛泽东说：来了三次就熟了。你不在国内期间，老挝的局势发生了变化。美国支持诺萨万(154)两路进攻万象，炮是美国的，还有美国的军官，后台是美国。诺萨万已经占领了万象的大部分地方。现在的老挝，不是英国和法国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

12月1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薄一波、罗瑞卿出席。

12月22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同日　为转发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发去湖南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并批示：“刘、邓、彭真阅后，交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到中央会议(155)各同志。不发西藏。”湖南省委的报告说：我们准备在明年春耕大忙之前（即三月十五日前后），从根本上把目前农村工作的被动局面彻底扭转过来。办法是坚决采取湖北省通海口公社的经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分期分批，由点到面，稳扎稳打。先搞情况严重的社队，再搞问题较多的社队。对中央十二条指示，凡是公社力所能及的，要作出具体规定贯彻执行，如集中劳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一平二调”退赔兑现一部分，明年的“三包”，包产单位的“三权四固定”(156)，社员自留地，社员休假制度，初级市场等。

12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等开会，听取各中央局汇报农村生活安排和整风整社情况，并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在插话中说：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排队，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干部排队可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这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这是子厚同志发明的。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他们是前两类的间接同盟军，不能说是我们的人，也是敌人。(157)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中间的、糊涂的。前三类占多少？在湖北是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在一个乡只不过搞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我们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说调动工作了，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关于干部中的后三类人，毛泽东说第五类、第六类是我们的依靠力量，对第四类要教育，不能让他们担负领导责任。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他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自留地可以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可以议一下。养猪问题，公私并举、鼓励私养，应改为公私并举、私养为主。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二月十五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六六四号刊载的《鲜明的对照》（中央办公厅河北工作组关于三个人民公社的调查简报），批示：“各位同志：此件请你们迅速一看，并加以讨论。全国的情形，我看大体都是这个样子，好的、坏的、中等的三类。此件可以一直发到公社，请你们办理。伯达即阅，送尚昆印发到会各同志。”简报介绍他们最近考察丰润县的一个公社和玉田县的两个公社的情况。这三个公社两年来同样都遭受连续的自然灾害，但由于对党的政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采取了不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形成鲜明对照。一个是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的，年年增产；一个是一直违反党的政策的，年年减产；一个是开始纠正错误，情况就开始好转。这三个社的事实，证明了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的论断的正确性。

同日　阅谭震林十二月十二日关于粮食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今年粮食总产量估计为三千七百亿斤，或者略多一点；入仓量估计为三千二百至三千三百亿斤，到十一月底已入仓二千三百九十亿斤。由于事前认识不足，在十月底以前吃粮指标还没有完全落下来，前松后紧现象严重，农村口粮都很低，城市统销标准和出口也无法再压了。根据这种情况，目前农村工作除认真做好整风整社工作外，首先必须抓紧粮食入仓工作；第二，要抓紧安排生活，认真办好食堂；第三，明年必须采取前紧后松的办法，夏收一开始就抓紧过秤入仓，计划用粮，采取低标准、瓜菜代、农忙多吃、农闲少吃的政策。争取明年丰收是一件大事。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研究、讨论，是否适宜。”

12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楚图南等在座。在客人提出关于利用中国文化遗产问题时，毛泽东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在客人提出中国的画家存在抄袭西方的画法问题时，毛泽东说：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会议形成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在中共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若干补充规定。《纪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整风整社，纠正“五风”。整风整社，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搞深搞透，反对走过场；采取打歼灭战的办法，首先集中力量整顿三类社；我们同死官僚主义分子的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必须严肃处理；县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也必须彻底整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在不少地方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县级和县级以上的。第二，退赔问题。社队各级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的平调账，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赔。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里平调的退赔给哪里；要强调退赔实物；国家准备补助二十五亿元，列入财政支出，基本按农村人口分给各省、市、自治区，用于退赔。第三，关于粮食、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农村集市贸易等的一些规定。粮食价格应该提，只提统购价格，不提统销价格，一九六一年中央准备再拿出十亿元专用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适当提高油料、生猪和禽、蛋的收购价格，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放到一九六二年再提；节约用粮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在粮食没有基本过关以前，必须坚持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社员自留地包括食堂菜地在内，由占当地人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养猪是公养和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社员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允许有适当发展；对农村集市贸易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这个《纪要》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12月25日　为转发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当前市场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发去陕西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抓紧解决市场问题的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请各省、市、区党委在市场方面，仿照陕西的办法，切实抓紧解决。”并批示：“刘、邓、彭真、先念、周总理阅后，尚昆用电报发去，并印发到会各同志。”陕西省委的报告说：目前我省许多主要商品的货源供应比较紧张，为了安排好市场，安排好人民生活，省委已成立市场领导小组，迅速逐项分批地加以解决。对当前供求矛盾比较突出的几种主要商品，已采取凭证限量供应等特殊措施，大抓缺门商品的生产，力争达到自给。小商品生产，未经上一级党委批准，不准停产、改产和转业。农副产品的生产，由农业部门安排好明年生产计划，任务逐级落实到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迅速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号召全省人民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支援国家建设，争取我省市场情况的好转。

同日　晚上，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李敏(158)、李讷、毛远新、王博文(159)、汪东兴、叶子龙、王敬先(160)、林克、高智、李银桥、吴旭君、张仙朋(161)、封耀松参加。毛泽东说：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人就是要压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162)，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有人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哑口无言。原来他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看了克劳塞维茨(163)的书，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你们整风，批评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又不给你戴路线错误的帽子，就是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嘛，总的说来是小事。在我们毛家，我这一代以前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我就没有上过大学。毛岸英、毛岸青他们在苏联上的是军事学校、东方大学，还不是正规大学。现在你们三个(164)，你(165)和我也有关系，算四个，都要读成功，一下子就是四个大学毕业生了。人就是要锻炼，不要怕。我的意见，林克、高智、小封等几位同志下放，到农村去锻炼。我看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还有王敬先也下去。到山东去，你们都赞成吗？（众答：赞成。）赞成，那好。我们做一个决议，过了阳历年，一月二日走怎么样？那就这样决定吧。

同日　为辽宁省公安厅副处长杨颖题词：“实事求是，努力为人民服务。”

12月26日　写信给林克等：“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毛泽东在署名下面写道：“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大使馆参赞苏达里柯夫和罗满宁，杨尚昆在座。契尔沃年科说：苏共中央委托我们向您祝贺您的生日。毛泽东说：不敢当，非常感谢。这次莫斯科会议很好，准备得也好，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做了很多工作。契尔沃年科说：您们的同志们辛苦了。会议上有争论，这些争论是有益的。毛泽东说：有争论好，争论不是坏事。契尔沃年科说：这个会议的文件很好，甚至敌人也承认这一点。毛泽东说：关于这个会议的文件，西方已经感觉到压力。我们也在党内进行学习。中央还没有正式指示下去。一月份我们要开一次中央全会，代表团作一个报告，通过一个简短的决议，表示支持这两个文件(166)；其次是讨论一九六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搞长期的计划，我们没有经验。本来想作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补充计划，但已经过去一年了，所以只好分别作两个年度计划。明年我们要把工业战线缩短一些，主要是重工业，包括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只注意重工业，不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人民要吃要穿就有困难。当契尔沃年科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毛泽东说：今后一定会找到时间去的。就是在国内，我也有不少地方没有去，大概中国的西半部我都没有去过。会见后，同杨尚昆谈话一小时余。

12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刘澜涛、张德生出席。关于会议的安排，毛泽东说：小组会再增加四天，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上午看文件，下午开会。议三个问题：粮食、物价、市场。在听汇报中，毛泽东插话，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关于整风整社问题。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一类是钻进来的敌人，二类是蜕化变质分子，这两类很明显都是敌人，三类是死官僚主义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同一、二类有所区别，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关于糊涂人，说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糊涂人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等等，都是不清楚的。浙江几十个县委书记，只有一个人清楚。这么多人搞不清楚，我们就有责任了，是我们对他们教育不够。我们要帮助这些糊涂人清醒过来。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这是一字之差，要大办队有经济，小办社有经济。庐山会议后，没有想到会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那么办了。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一百万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的百分之十六，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五百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二十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一百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江苏有个报告提到，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是个新提法，就这样办。整风整社的做法，希望全国各地都按照通海口的经验去办。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二、关于生产和生活问题。毛泽东说：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三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再一条是今年抓得早、抓得紧，三个月抓了三次。今后若干年内，要小办社有经济，大办队有经济。不办丰产方，小办试验田，肥料要大办，水利要由大办改为小办或中办。自留地百分之七，包不包括食堂菜地？是不是每户百分之五，食堂百分之二。养猪问题，我赞成“公私并举，以私为主”的方针。今后可能有多种形式，公有公养，私有私养，公私合养，公有私养，私私合养。从猪的头数算，私养还是主要的。现在公养的猪还是要巩固下来，不要又分散。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要抓好农业，还是以小县制为好。有的省把地委都取消了，合并到市，市委又管工业，又管农业，如何管得了，管得好。还是要恢复地委，但现在可以不动。

12月28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十二月十七日整理的一份材料《最近一个时期人民来信对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反应》，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信内所提问题，请各组予以讨论。”材料说：陆续收到干部和群众的四十多封来信，除对中央紧急指示信表示极大的拥护外，也提出不少问题，主要有：一、群众对中央政策能否兑现尚有怀疑；二、对指示信中规定超产主要奖现金不很感兴趣，要求奖实物；三、对增产增购有意见，要求定产定购。此外，还有人提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太大，不利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私养猪没有时间；农村干部要求实行休假制度等。

12月29日　晚九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扎巴拉为首的也门穆斯林代表团，包尔汉(167)、何英等在座。毛泽东说：非常欢迎也门的朋友们！中国人民对你们国家的领导者，都是非常友好的。我们跟你们的处境差不多，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扎巴拉说：我带来了也门国王、王太子和人民对主席、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感情和谢意，感谢中国帮助我们修了第一条公路。毛泽东问：那条公路是不是通向一个海港？扎巴拉说：这条公路是从也门最大的海港荷台达，通向也门的首都萨那。海港是苏联帮助修的，海港和公路将一齐完工。毛泽东问：公路有多长？何英说：我们援助也门七千万法郎，除修一条长二百三十三公里的公路外，还帮助他们建一个一万锭子的纺织厂。毛泽东说：以后你们就可以自己修公路了。帮助你们建立了第一个纺织厂，你们就可以自己建立第二个纺织厂。在扎巴拉谈到也门工人跟中国专家都成了好朋友时，毛泽东说：我们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家不同，但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何英说：美国也在帮助也门修一条公路，他们专家架子很大，和也门群众的关系不好，而中国专家艰苦朴素，不摆架子，和也门群众的关系很好。毛泽东说：不要在外国摆架子，要跟也门人民一道，帮助也门把工作做好。世界上最讨厌的人就是摆架子的，特别是到外国去摆架子。要告诉我们在也门的员工好好工作。会见中，毛泽东还说：《一千零一夜》就是讲的阿拉伯的故事，有很多好的故事，我看过。

同日　晚十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老挝局势和干部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罗瑞卿、韦国清出席。

12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宋任穷、李雪峰分别汇报东北小组、华北小组讨论的情况，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刘澜涛、张德生出席。在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说：粮价要提(168)，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十亿元，问题不大。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关于退赔，毛泽东说：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实物来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们，但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搞通，不通不能改。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有些东西要切切实实地抓一下，特别是小手工业、市场供应问题。这个问题，一抓就有效。毛泽东赞成多给农民一些自由时间，他说：十二条紧急指示信规定男社员每月放假两天，太少。男的要放四天，女的要放六天，这样农民就有时间搞些小手工业、家庭副业，参加自由市场。这次会议提了好多意见、好多问题，请谭震林同志收集起来。例如，民兵不要过分集中，手工业如木、瓦、铁匠等要下放。当汇报说“五风”以“共产风”为首时，毛泽东说：还有瞎指挥生产风危害也最大。在汇报到省委作检讨问题时，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汇报说廖鲁言曾说搞丰产方、大办水利等是有关部门提的。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大办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廖鲁言、陈伯达帮忙把我们批转的文件清查一下，看有哪些不妥。汇报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九个指头出发。毛泽东说：先讲一个指头、九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就讲多少，不要有一个框框。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总结经验，前后不要矛盾才行。过去一个时期，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这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也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一九五八年刮得还厉害。原来估计一九六〇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〇年有天灾又有人祸，敌人的破坏尚且不说，我们工作上是有错误的，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调劳动力过多。三年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基本的经验是什么？看来就是缩短工业战线，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关于一九六一年的日子如何过的问题，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他还说：总的说来，要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整社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食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刘少奇插话：碰得头破血流，广大干部才能教育过来。毛泽东说：中央和省这两级教育过来就好办了。

同日　批示将陈伯达报送的关于美、英、苏三国每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担负的农产品消费数量的资料，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资料说，一九五八年，美国每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担负三十个人消费的农产品，英国是担负二十六点七人，苏联是担负六点四人。

12月31日　晚上，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成员同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人员一起，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事前，毛泽东特意叮嘱将没有参加三十日汇报会议的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等省委书记安排与他同桌吃饭，以便同他们交谈。

同日　阅中共信阳地委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发给各同志。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并为这个报告拟题《一个重要文件》。信阳的报告说：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结合整风广泛宣传和贯彻中央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普遍开展生产救灾工作，发放大批救济物资，采取各种措施扑灭疾病以减轻疾病的蔓延，开展多种经营，执行半日劳动半日休息制度，活跃集市贸易，群众生活得到了初步安排，绝大部分地区群众情绪安定了。实践证明，民主革命补课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是艰巨的。

12月下旬　批示将中共青海省委十二月十五日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情况的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青海省委要求各地党委全面迅速地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农村集市贸易，对这项工作务必抓紧，越快越好。省委还提出活跃集市贸易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本年　写信给毛岸青：“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全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169)和她的妹妹少华(170)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171)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是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

本年　致信林克：“冯契(172)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一九五七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请你办一办，几天之内找来送我为盼！”

——————————————

(1) 文章说：美国近来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一些新姿态：华沙会谈的恢复，美国国务院连续三次发表放宽记者访华限制的声明，特别是美国国务卿赫脱最近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表现的“中立”态度。这些都被认为是美国对华政策可能改变的征候。估计今后美国可能更多地向我伸出触角，甚至利用华沙谈判向我进行一些新的试探。

(2) 薛暮桥，当时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0年12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3) 纳赛尔，当时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埃及与叙利亚联合组成）总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民族联盟主席。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4) 何长工，当时任中共地质部党组书记、地质部副部长。彭涛，当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1960年3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张霖之，当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吕正操，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

(5) 这里的意思是：因为你受到一些人的轻视和仇视，你要争这一口气。

(6) 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

(7) 方志纯，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副省长。王卓超，当时任江西省副省长。

(8)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政协主席。1960年2月、10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9) 1955年5月14日，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8国在华沙签订《友好互助合作条约》，通称华沙条约。同年6月4日条约生效时，华沙条约组织正式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1991年7月1日宣布条约结束，华沙条约组织解散。

(10) 指王若水的《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吗？》一文。

(11) 康德，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二元论、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代表。

(12) 这次会议讨论了当前国际局势问题，就全面彻底裁军和缔结对德和约问题交换了意见。赫鲁晓夫在会上宣布了关于苏联新的裁减武装部队的措施，以及苏联在即将召开的四国首脑会议上的立场。会议通过了《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

(13) 1959年12月10日出版的《哲学研究》第11、第12期合刊，刊载有世诚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原理吗？》、周谷城的《评〈逻辑推理中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问题〉》、冯友兰的《论“六家”》、周建人的《老子思想真的是唯物主义的吗？》等文章。

(14) 指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化学工业部部长彭涛、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刘澜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卓新、王光伟。

(15) 1960年2月5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致信中国总理周恩来：请在3月下半月前来德里会晤。2月27日，周恩来复信尼赫鲁：中国政府对于两国总理会晤是采取肯定态度和有信心的，我将于4月间前往印度。

(16) 这个提纲说：1月份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计划的完成情况，总的来说是很好的，实现了开门红，扭转了历年1月份生产大幅度下降的“常规”，但中旬以后生产有些波动，少数产品没有完成计划。2月上旬有所好转，但与季度计划平均日产水平比较还有距离。要完成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还需要做许多艰巨的工作。当前生产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交通运输。提纲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

(17) 指周恩来1960年2月中旬至3月初组织的在广东从化学习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的读书小组。参加读书的有国务院部分部委的负责人和中南5省的第一书记。

(18) 指陶铸、王任重、吴芝圃、张平化、韦国清。

(19) 韦国清，当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60年4月代理第一书记、10月任第二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1961年7月任书记处书记）。

(20) 孔原，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21) 许涤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

(22) 苏联共产党中央的口头通知，是1960年2月6日由波斯别洛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向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的康生、刘晓、伍修权宣读的。

(23) 中共贵州省委1960年2月24日《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央已于2月26日转发给各省、市、区党委。

(24) 指毛泽东1960年3月3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指示、中央为转发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和3月4日起草的中央为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

(25) 应为25人。

(26)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城市人民公社组1960年2月22日关于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南省委1960年2月28日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的报告。

(27) 许立群，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8) 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逄先知，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兼管毛泽东的图书。

(29) 李瑞山，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长沙市委第一书记。

(30) 于明涛，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工业办公室主任。

(31) 刘俊秀，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32) 指中共中央转发的广东省委1960年2月25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提出的5个问题。参见此处1960年3月1日条。

(33) 这3份材料，依次分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8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综合材料，河南省委书记处办公室3月5日的电话汇报，国家统计局1月份的统计报告。

(34) 指李富春准备在1960年3月30日向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35) 指李先念准备在1960年3月30日向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36) 霍士廉，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副省长。罗贵波，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37) 指毛泽东在1960年3月15日至17日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上提出的15个问题。

(38) 裴孟飞，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39) 刘季平，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40) 这里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41) 指苏联马格尼托奇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

(4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报告说：我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轰动了整个达卡城，东巴其他城市及达卡周围的农村也形成了参观中国馆的热潮。记者写的通讯《盛会难忘，友谊永存——记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中国馆胜利闭幕》一文说：2月29日，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中国馆胜利闭幕，81天来，这里经常是人似潮涌，参观人数达三百多万人。

(43) 指解放社1949年7月出版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书。书中编入有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社论和评论、起草的中共中央贺电和中央发言人的谈话等。其中有几篇经毛泽东圈定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

(44) 当时中共河北省委正在召开五级干部会议。

(45) 吴德，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月又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46) 指在厂内，实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在外部，实行工厂和厂外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三结合。

(47) 指当时天津会议的与会者。

(48) 段云，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

(49) 刘英，张闻天的妻子。曾任中共外交部监察委员会书记、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司长。在1959年“反右倾”中，被撤销党内外职务。

(50) 帅孟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51) 吴晗，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52) 张治中，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53) 指196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批语。参见此处 1960年3月23日的“同日”条。

(54) 中共历城县委提出的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是：（一）县、社党委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干部，统统走出办公室，和大、小队干部在田间会师。（二）各级会师到田的干部，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对自己所在队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生活安排、社队经营管理等，全面包干做好。（三）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做法，分管各个部门的干部，既要做好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四）立即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有事到下面去就地商量解决。

(55) 指195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见本书第2卷第61至63页。

(56) 彭、谭，指彭真、谭震林。

(57) 唐生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水利电力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58) 蔡廷锴，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59) 指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的以下一段话：“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

(60) 指《中央监委关于全国城市监察工作会议上一些突出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60年3月5日）和《中央监委关于农村党员违反纪律和少数县、社党委领导核心不纯的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5日）。

(61) 指这一份内部刊物登载的《天津市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在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动态》一文。该文说：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对城市人民公社怀疑和顾虑很多，内心矛盾重重。五大城市的书记就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在全国人代会上的联合发言，引起普遍重视，解除了一些人的顾虑，稳定了情绪。

(62) 指中共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天津市委、武汉市委、广州市委的书记万里、曹荻秋、万晓塘、宋一平、朱光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联合发言《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发言说：从1958年起，我们开始试办城市人民公社。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在大城市也是完全适合的，为广大人民所热烈欢迎。在组织城市人民公社的生产和生活时，应当积极发展，把公社办好，但又要实行自愿原则，决不要求一切人参加；对公共食堂，更应该采取积极办好又根据自愿的原则；个人生活资料和私人存款，仍然都归个人所有；办集体福利事业所需的房屋、用具，应提倡因陋就简、自力更生、政府加以辅助的精神，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加以解决。无论参加人民公社与否，生活必需品都应照常供应。

(63) 钱学森，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1960年3月由院长改任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向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试验工厂的提案中说：充分利用现代生物学，现代数学、物理、化学，现代动力、机械和自动控制技术，以及现代气体力学、流体力学的一切成就，即利用一切“高、精、尖、新”的科学技术成就，进行农业生产工厂化的实验，找出大大打破今天农业生产限度的方法。我们有必要做这项探索性的研究，为农业生产工厂化打开道路。

(64) 杨开英，杨开慧的堂妹。

(65) 刘长胜，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会长。曹孟君，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团委员、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66) 巴蒂斯塔，原古巴总统，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起义军于1959年1月1日解放哈瓦那前，逃往多米尼加。

(67) 米高扬，当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68) 卡斯特罗，指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任古巴临时政府总理。

(69) 1960年1月19日，日美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对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作了修改。新的条约规定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等。

(70) 王任重在1960年5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主席找去谈国际形势。16日，赫鲁晓夫在四国首脑预备会议上提出了参加会议的3个条件，谴责了艾森豪威尔，这样第一次首脑会议就不欢而散了。杨尚昆在1960年5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见主席。赫鲁晓夫在巴黎最高会议上提出强硬声明，如果美国不谴责U-2型飞机侵略苏联，不保证今后再不发生，不惩凶，他将不参加会议，准备回国！主席为此事发表议论。

(71) 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强，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72) 1960年5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针对5月1日美国U-2型飞机入侵苏联国境的事件，在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预备会上声明，要求美国政府谴责飞机挑衅行动，宣布放弃这种政策，惩办直接罪犯，否则，苏联不参加会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四国首脑会议宣告破裂。

(73) 白栋材，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74) 指1959年11月21日至24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的有意大利、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芬兰、英国、瑞典、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瑞士、卢森堡、西班牙、希腊、奥地利、葡萄牙、圣马利诺等欧洲17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

(75) 指1960年2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

(76)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国宴上的致词中说：“但是，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77) 陶里亚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78) 指1959年9月9日苏联发表的对中印边境事件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

(79) 许光达，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李达，当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陈士榘，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刘亚楼，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第五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80) 指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题解和注释中出彭德怀的名字。

(81)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后来没有举行。

(82) 廖文毅1950年在日本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自任主席。1956年在日本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大统领”。

(83) 富布赖特，当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84) 见陶渊明《移居二首》，原诗句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85) 指将于1960年6月8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86)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兼自治区区委党校校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87) 王稼祥后来因病未能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改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出席会议。

(88) 1960年6月12日，中共中央给伍修权的指示说：口头通知苏联驻中国大使，请他立即转告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人选，团长彭真，团员康生、王稼祥、许建国（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中共代表团定于6月16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两天，19日到罗马尼亚。如果苏共中央同意的话，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代表团先和赫鲁晓夫同志就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和当前某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89) 龚定盦，即龚自珍，号定盦，清代思想家、文学家。

(90) 指准备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前夕和离开台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于1960年6月17日、19日对据守在金门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大规模炮击一事。

(91) 指《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92) 指原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后来没有举行。

(93) 桦美智子，日本东京大学女学生。1960年6月15日参加反对《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的爱国示威游行时，被日本政府警察暴力镇压致死。

(94) 吴启瑞，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数学教师王立庵的儿媳。长期在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为子女入学问题给毛泽东写过信。

(95) 1960年6月7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6月20日至25日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团举行一次会晤，就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以及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同意苏共中央的意见，派出以彭真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罗马尼亚参加会议。但是，中共代表团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受到全面封锁。6月22日，在中共代表团的要求下，赫鲁晓夫与代表团会谈，他在谈话时对中共进行了猛烈指责。23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的观点。同一天，苏共代表团又送来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公报》稿，说是准备24日开会讨论。24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举行会议，即苏共提出的所谓“会晤”。“会晤”一开始，就对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批评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签字。为此彭真多次请示中央。邓小平在北京、毛泽东在上海连续召开会议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讨论，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最后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同时发表一个声明。声明批评了赫鲁晓夫，同时表示了团结的愿望。

(96) 1960年6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将进入中国边境的尼泊尔人误认为西藏叛乱分子，开枪射击，打死1人、俘10人。中国政府总理获悉后写信给尼泊尔首相表示歉意，指示某部立即追究造成这一事件的责任人，并且愿意接受尼方关于赔偿的要求。同时为了避免中尼边境再次发生误会事件，中国政府在边界本侧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97) 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98)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99) 周扬报告稿中的这段话是：“作为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开辟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新的境界。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同时又是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篇深刻地刻画了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的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他的诗词是革命史诗和革命抒情诗的完美结合。磅礴的诗才和雄伟的革命气魄，浑然一体。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乐观精神在他的诗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晶为最新最美的艺术形象。诗与人合而为一，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是他的伟大人格的体现。”周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报告中删去了这段话。

(100) 这个会议于1960年7月9日至11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

(101)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

(102) 胡志明于1960年8月7日到北戴河，他说是来做说客的，是来劝和的，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越南劳动党向苏中两兄弟党建议的几点意见》。

(103) 黄文欢，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阮春水，当时任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越南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副主席、越中友好协会代理会长。

(104) 毛泽东请林克抄录的是《两般秋雨庵随笔》（清梁绍壬著）卷四中的《昆明池对联》，这副对联长180字。昆明池即滇池。

(105) 武元甲，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106) 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

(107) 这3人均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08) 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109) 周东园，即周世钊，字惇元、东园。

(110) 吴启瑞在1960年7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要一部《毛泽东选集》和她在上海同毛泽东的合影相片。

(111) 周而复，作家。当时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秘书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

(112) 王瑞林，当时任邓小平的秘书。

(113) 1960年9月9日，邓小平打电话到毛泽东处，说：《答复书》已搞出来了，少奇同志已看过，提了一些小的修改意见。明天上午9时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讨论，常委同志不参加。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修改在本子上交我，还是我们来谈谈？

(114)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共12个部分，着重讲了5个问题：第一，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实行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第二，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助中国建设的所有协议，撤回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第三，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指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化。第四，赫鲁晓夫吹捧艾森豪威尔，美化美帝国主义。第五，赫鲁晓夫公然对西德总理阿登纳宣传所谓“黄祸”，并要阿登纳帮助他对付中国。

(115) 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1960年9月17日至22日在莫斯科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开好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其起草委员会会议作准备。

(116) 指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创办的俄文《友好报》，1955年4月15日在北京创刊。

(117) 保罗，当时任几内亚共和国总检察长。

(118) 这时泰国还没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75年两国正式建交。

(119) 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成员杨尚昆1960年10月4日日记记载：晚8时（北京时间5日晨1时）从驻苏使馆回住地后，“接中央指示，对苏共中央草案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有力的反驳，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对案。接指示后，又去大使馆开会，认为小平的稿子（指邓小平准备10月5日在声明草案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稿——编者注）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决定不再改了，只是个别词句加强一些”。

(120) 张致祥，当时任中共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党组书记、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

(121) 指赫鲁晓夫1960年10月1日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就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发表的讲话。这个讲话于10月8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122) 这次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于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4日在北京举行。

(123) 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124) 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孙女。

(125) 谭震林、曾希圣刚参加了在济南召开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廖鲁言刚参加了西北五省农业书记会议。

(126) 斯诺，即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记者。

(127) 龚澎，当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路易·艾黎，新西兰进步的社会活动家。1958年来中国定居。马海德，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1933年来中国从事医疗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籍，任卫生部顾问。

(128) 肯尼迪，当时任美国参议员，196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当时任美国副总统，196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129) 这次会议和接着召开的东北和西北的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稿。

(130) 刘建勋，当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131) 1960年10月1日至22日，由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26国共产党、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以苏共中央提出的声明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经过多次会议的激烈争论，最后基本达成协议，但尚有几个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

(132) 王恩茂，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高峰，当时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李景林，当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

(133) 阎红彦，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10月29日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34) 黄绍竑，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王立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常委。1957年他们被划为右派分子。

(135)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同意再会见他一次，让他拍5分钟的电影资料。

(136) 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汪东兴的回忆是，1960年12月，毛泽东宣布：从1961年1月1日起，我不吃猪肉和鸡了。

(137) 指示信共12个问题：（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138) 据吴冷西回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发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开了几次会议，对当前形势作了分析。毛泽东强调指出，八十一党会议辩论会非常激烈，甚至可能发展到破裂边缘，因此我们要有破裂的思想准备，但是也不一定就会破裂，仍有可能争取达成一定的协议。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一定的协议。

(139) 谷羽，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

(140) 后来改由邓小平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

(141) 程潜定于1960年11月12日回湖南，行前要求见毛泽东。

(142) 福摩萨，即台湾。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台湾，见山水秀丽，称台湾为福摩萨（Formosa），意为“美丽之岛”。

(143) 耿飚，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44) 菲德尔，即菲德尔·卡斯特罗。

(145)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去年他（指邓子恢——编者）在山西、石家庄、江苏南部作了一次调查，做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农村工作部找谁啊？还是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他同我谈过，我介绍他去跟总理谈。总理让他起草个文件，叫做人民公社的章程，首先创议的是总理。（周恩来：是他给我说的。）啊！首先创议的是邓老，然后总理支持。

(146) 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说，匈牙利党代表团在1960年11月21日的会议上提出一个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决议草案，要求会议通过。这个决议草案的主要一条是规定国际会议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根据多数的意见做决议。苏共想把这个决议草案作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一个章程。中国党政代表团决定坚决反对这个决议草案，如果要讨论我们决不参加。代表团将上述情况和意见电告中共中央。第二天，代表团收到中央复电，同意坚决打掉匈牙利党代表团提出的这个决议草案。

(147) 邓子恢考察的是山西、河北、江苏3省。

(148) 李大章，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廖志高，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149) 指肯定苏共二十大，批评所谓民族共产主义，反对所谓派别活动。

(150) 童少生，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副省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兼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151) 黎笋，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

(152)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文章得出的6条结论为：（一）根据对切削过程基本矛盾的认识，可以进一步研究积木式机床通用的积木块和特殊积木块问题，为大量生产机床创造条件。（二）精密、特种机床和一般机床的主要不同点也在于工作部件，可以将它们和积木式机床联系起来，设计一些特殊的工作部件，就可以在普通机床厂生产精密和特种机床。（三）进一步研究“以小干大”的积木式机床对解决大型零件的加工问题，具有很大意义。（四）许多新的加工方法，由于在加工的同时也改变工件的性能，这必将引起机床的进一步革命。（五）用通用的传动及支承部件加上特殊的工作部件来组成机床的原理也适用于其他机器。（六）认清了机床的矛盾发展，不仅使我们在科研中明确方向，而且使我们决心在机床教学中来一次彻底的改革。《红旗》杂志1960第24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153) 罗、萧，指罗瑞卿、萧华。刘志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54) 诺萨万，老挝亲美军阀。

(155) 指将于1960年12月24日开始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56) 指在保证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小队有因地种植、制定技术措施、安排农活的权力，和对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使用。

(157) 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的性质，毛泽东在1960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议的插话中作了改变，说他们和第一、二类有所区别，还是人民内部问题。

(158) 李敏，毛泽东的女儿。

(159)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王博文，江青的外甥。

(160) 王敬先，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

(161) 李银桥，毛泽东的卫士长。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张仙朋，毛泽东的卫士。

(162)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在传达中央的这一决定时误传为开除毛泽东的党籍。不久，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文件，澄清了这一误传。

(163) 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将军。著有《战争论》等。

(164) 指李敏、李讷、毛远新。

(165) 指王博文。

(166) 指1960年11月20日至12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

(167) 包尔汉，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

(168) 1959年10月30日，柯庆施曾向毛泽东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当时，毛泽东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这次毛泽东对提粮价问题的考虑，有所改变。

(169) 思齐，即刘思齐，后改名刘松林。

(170) 少华，即张少华，后改名邵华。1960年同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婚。

(171) 娇娇，即李敏。

(172) 冯契，当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1961年　六十八岁

1月1日　修改审定中共中央转发《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刘、周、朱、陈、邓、彭真即阅，尚昆印发。”指示稿中说：“在一切社队，都必须一边抓整风整社，一边抓生产救灾。这两件事，必须同时结合起来，同时做好。”毛泽东在“一边抓生产救灾”后，加上“一边抓群众生活”；将“这两件事”改为“这三件事”。

1月3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哈瓦那市市长利亚努萨一行，彭真、冯基平(1)、章汉夫等在座。利亚努萨说：看到中国有了很大进步。毛泽东说：进步是有，不算多，还有缺点。古巴驻中国大使说：你们钢产量增加得很快，什么时候可以超过英国呢？毛泽东说：钢超过英国，用不了多长时间。英国最高产量是两千万吨，我们现在是一千八百至一千九百万吨。超过英国只是指数量，但就质量来说，那还差得很远。还有，按人口来说，我们平均到每个人就很少。英国是五千万人口，钢产量是二千万吨，我们有六亿五千万人口，这点钢不算什么。去年我们讲，十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去年和前年两年天灾，水灾、旱灾，农业歉收。今年、明年、后年，在农业上要多用些力量，工业的步子要缩短一些。关于古巴，毛泽东说：你们可以逐步变成一个工业国，工业和农业都发展的国家。你们的人民很好，地方也很好。人口也可以发展，发展到三千万也可以有住的地方。古巴比我们浙江省还大。有困难，经过奋斗，可以克服。困难是可以锻炼人的，人就是从困难中锻炼出来的。每天都顺利，人不可能锻炼出来。困难包括战争。人和动物、植物一样，动物、植物在风雨中锻炼，不能在温室中锻炼。你们和人民好好团结起来，就有出路，人民是最靠得住的。外援只是一个条件，基本上要靠自己，我们的经验就是这一条。你们的地理条件有不利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有利的就是一个岛，如果是大陆的一部分和美国连在一起就更困难一些。你们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我们相信你们会取得胜利的。

同日　晚十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局书记等开会，听取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薄一波、杨尚昆、胡乔木、柯庆施、曾希圣、李井泉、廖志高、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刘澜涛、张德生、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李富春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去年计划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没有以农业为基础，没有贯彻工农业并举；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工业战线过大，面过宽。首先要保住农业，而后炼钢。关于一九六一年的钢产量指标，会上提出三个方案，一千九百五十万吨、一千九百万吨、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毛泽东说：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能否搞那么多，二是看矿石，三是看运输。要很好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担心，就是搞一千八百七十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一千三百五十万吨一下提到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总之，今年就是要打重工业的主意，它的人多，设备也多，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这三年都是指标搞高了，后来退下来。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定指标主要决定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投产的有多少，要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问：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说：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问：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提大跃进，是提的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这两年农业减产影响了工业，看来农业机械化、化肥未上去以前，工业是不能大上的。过去农业上是层层加码，收购也是层层加码，以后再不能层层加码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他说：希望各省市、中央局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现在整风是搞坏的，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如像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生产又上去了。

同日　对陈伯达一月二日送阅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我国五十年来小麦、猪肉、棉花对棉布交换比率与美、英两国比较表》，批示：“印发各同志阅。”这份材料说：我国农产品的价格比美、英低，而工业品的价格比美、英高。

1月4日　上午，同陈伯达、胡乔木、周扬、何其芳(2)谈话，对何其芳为《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写的序言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说：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序言改好之后，再送我看看。毛泽东还同他们谈国内形势、逻辑学和诗等。

1月5日　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和中南局对信阳问题的批示给各地委、郑州市委的指示(3)，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发去河南省委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文件一件，供你们参考。希望你们注意分别第一、第二类县、社、队和第三类县、社、队的不同情况，随时总结经验，予以指导，而把注意的重点放在第三类县、社、队方面。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数日前已发给你们参考，谅已收到。”并批示：“刘、邓、彭阅，尚昆办，同时印发到会各同志。”

同日　晚上，同前来看望的朱德谈话。

1月6日　和刘少奇出席古巴驻中国大使桑托斯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招待会。在交谈中，桑托斯说：自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以来，美国同古巴关系就很紧张，因此我们要准备。毛泽东说：对付美国军队，不要同他们正面打，要用游击战。我们在朝鲜同美国人打过，美国军队实力还相当强，不好一下子啃掉，要一块块地啃。美国是块骨头不是肉。你们是会胜利的。在革命中会碰到困难，但那是一定能克服的。强大的敌人会被弱小的人民战胜的。

同日　致电胡志明、黎笋：“感谢你们在我的生日发来的热情的贺电。感谢你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表示的崇高的情谊。我深信，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所具有的悠久和深厚的团结和友谊，必将是与日俱增的，是牢不可破的。”

1月9日　审阅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4)草稿，批示：“印发各组(5)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是否目前颁发？目前是在全国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夺取政权的问题，是否缓一下再发为宜？（二）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以上两项，请予讨论。”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局书记等开会，讨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稿和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的安排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杨尚昆、胡乔木、柯庆施、曾希圣、李井泉、陶鲁笳、刘子厚、刘澜涛、张德生、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毛泽东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反面作用。想了一下，提出一个修改稿(6)。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三大纪律第二条，提高政治水平。现在许多同志不懂得什么是等价交换、价值法则、按劳分配，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大集体与小自由的界限等也不清楚。应当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包括理论水平，要使他们懂得这些原则。三大纪律第三条，草稿写的是：自己有错误要检讨改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这样写，可能起反面作用。正面提出问题好。现在改为：实行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都不允许破坏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中第三条到第六条，即：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是用的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的几条。说话和气，是从正面说的。当然不能打人。原先写的是：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这样写容易产生副作用，不要从反面说，还是从正面提出好。八项注意第四条是买卖公平。买卖公平包括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商业政策。现在，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买卖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买卖公平，就要等价交换。第五条借东西要还，第六条损坏了东西要赔，主要讲的是不能平调。第七条，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样从反面说好不好？要强调调查研究。第八条是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原先考虑写反对瞎指挥，恐怕有副作用，又会发生不指挥，还是从正面写好。题目《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区别于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次草稿作为第一次修正稿，讨论一下，这次会上不定，带回去试一试，下次开会再定。在谈到各地存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会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在三类社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来整风，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对河南一九五九年报粮食产量为四百五十亿斤，实际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一事，毛泽东说：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李富春谈到一九六一年钢的产量定为一千九百万吨时，毛泽东说：既然大家都赞成，我也赞成，就按这样定下来。在谈到“共产风”时，他说：“共产风”对农民是一大掠夺。对农民通俗地讲，还是等价交换、买卖公平、按劳分配问题。

1月10日　阅黄火青、周扬一月九日关于锦州市四〇一厂解决职工闹粮问题的经验报告，批示：“值得推广，但要注意解决一些实际上存在的问题。下面各件(7)，印发各同志研究。”并为这个报告拟题目《锦州经验是否值得推广？》。报告说：锦州四〇一厂的经验是，一方面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进行回忆对比；另一方面加强食堂工作，实行民主管理，保证职工按计划吃够自己的定量，而且吃得较好。现在的实际问题是：职工家属定量低，对职工仍有很大影响；一部分由工人中新提拔的干部，因为变换工种吃粮标准下降幅度过大；对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照顾不够；全厂还有二十多个浮肿病人。

同日　阅彭德怀一月二日来信。来信简述了他从一九五九年十月起十五个月中读书学习的情况。信中说：“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半年时间内，体会到第三版不如第二版更不如第一版。此书在社会主义部分，过分地强调了物质刺激和专家作用；在资本主义部分也渗浸着和平过渡，轻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在‘有计划按比例’方面，过分强调重工业，忽视工农业同时并举，也就没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观点。讲技术多，讲政治少；讲生产力多，讲生产关系少；讲经济基础多，讲上层建筑少，读完此书感到是一本技术经济学。”毛泽东阅后批示：“彭德怀同志的信，印发到会各同志。”

1月12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即将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各组组长开会，讨论全会的安排，并听取周恩来汇报访问缅甸的情况和老挝的局势。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陶铸、宋任穷。会后，同周恩来谈话。

1月13日　晨，阅陈伯达一月十二日来信。信中说：遵照您的指示，我准备了一篇发言的稿子，请审查是否可用。此外，从您的著作中摘录了一些论点，编成两份材料：一、毛泽东同志论实践和事物运动的曲折性；二、毛泽东同志论调查研究。同时，还摘录了列宁论社会主义事业要依靠群众的实践经验的一段话。这三份材料，请您考虑是否可以印发给到会同志。毛泽东批示：“退陈伯达同志，照此去讲。如无时间讲，送小平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第二条决心大。这次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第三条方法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在谈到工业问题时，毛泽东说：工业，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每一个省、市、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1月14日—18日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对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陈云就钢铁生产和粮食问题等作了发言。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这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会还提出要改进商业工作，活跃农村初级市场，逐步改善供应状况。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进行整风运动，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并且纯洁组织。这次全会批准成立六个中央局，即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和西北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

1月15日　晨，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六一年第五期刊载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封建势力复辟的一些情况》，批示：“此件印发全会各同志研究。”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八届九中全会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十七日晚继续开会听取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陈伯达、胡乔木出席会议。

1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近几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对刮“共产风”情况就不明。中间又夹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打乱了反“左”。去年这一年，中央几个主要同志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国际问题上，专顾那一头去了，就影响地方工作。今年不搞两本账，上下只搞一本账，决不要层层加码，总而言之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坚决退赔“共产风”刮来的东西，不许可不退不赔。应该退赔的要彻底退赔，农村里坚决整掉“五风”。今年有人主张还是搞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钢，不要去动这个数目。我们谈了一下，觉得这个意见有理，这是叶剑英提的，最近李维汉也提了。我们的五年计划早已完成了，搞了一千八百七十万吨钢。所以，剩下这两年搞质量搞规格，在这方面跃一下，在数量上不要跃。我们来搞质量，搞品种规格，搞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搞配套成龙、填平补齐。拿富春的话说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搞经济我们是没有经验，虽然十一年了，还是经验不足。对于经济建设就是不行，我没有研究，没有亲身看，看也看得不多。凡是规律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九年花了二十八年，革命才搞成功。我们能不能二十年取得搞经济的经验，缩短八年。还是要鼓干劲。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条总路线要坚持。粮食、轻工业这一头，我们想多搞一点，想快一点。关于团结问题，他说：庐山会议犯错误的少数同志，我们希望跟他们也团结起来。此外，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有些也犯了错误的，个别的同志性质也相当严重的，我们希望他们还是要到工作中去改正，欢迎他们在工作中改正，欢迎他们的进步。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都要团结。在国际上，要跟苏联团结，跟所有的党都要团结，不管他们怎么骂过我们，我们等候他们觉悟。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是一样的。最后，他说：我今天讲了这么许多，拿调查研究作为一个题目。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间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1月20日　审阅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稿，下午六时五十分批示：“即送乔木、冷西：已阅，很好。即刻发稿，明日（二十一）在全国见报。同时，立刻翻成几种外文，今夜广播。有一点修改，请注意。”晚八时半，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公报修改问题。

同日　下午，关于组织三个调查组问题写信给田家英：“（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一九三〇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二十二日，同陈伯达、胡乔木谈他们分别到广东、湖南作农村调查问题。

1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张经武谈西藏人事安排问题，李维汉和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郭锡南等参加。

1月22日　在张闻天一月二十日的来信上批示：“电话告张闻天同志，信已收到，看过，同意他对问题所取的态度。”张闻天在信中说：这次我能参加中央全会，使我得到学习的机会，很是高兴。在全会最后一天，当主席讲到要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并且劝告他们不要因为犯了错误而抬不起头来时，使我深受感动。我决心遵循你的劝告，放下一切包袱，抬起头来，向着伟大的光明的未来，愉快地生活和工作下去。

1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班禅额尔德尼谈话，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张经武参加。毛泽东说：我对西藏的事情非常谨慎。现在你们那里要纠正“左”的偏向。第一是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搞互助组，发展生产，使农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你们那里同内地不同，是由封建农奴制度进到个体所有制，经过个体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以后再看。第二是把上层人士的工作搞好，对爱国上层三千多人要搞好团结，长期合作，给他们安排一定的职位，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思想改造不要急，要作为长期的任务，要他们自觉地改造，急了改造不好。第三是宗教方面，听说你的意思是保存一部分脱产喇嘛，我同意你的意见，留那么几千人。我赞成有几千人学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你看是不是他们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我们不懂得宗教。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第四是反右必出“左”，不仅日喀则有，西藏其他各地都有，正在纠正，必须纠正。第五是什么时候成立自治区，由筹委会变成正式的地方自治政府。今年是不行了，我看是明年或后年。(8)主要是个选举问题。现在先搞个选举法，准备在明年，最迟后年，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会的任务是决定自治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选举自治区政府，通过一个自治区自治条例，也就是那里的基本法。第六是西藏工委同你的关系要搞得更密切一点。你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向他们讲。你所想的，他们不知道不好。我现在非常高兴，西藏有好几千青年干部，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左右，这是好事，是很好的事。西藏人中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还要有文教、医疗、宗教等各方面的干部，而且还要有科学技术干部。将来逐步发展起来，在每个专区有个中学，各县都有小学。汉人要学藏话，藏人要学汉话，在这里的大学里也要有藏人学习。藏人要有开飞机、办工厂、开汽车、搞地质、搞气象等各方面的人才。各兄弟民族都如此，先是汉人帮助，慢慢地本民族的人才出来了。

同日　审阅何其芳一月十六日报送的按照毛泽东一月四日所谈意见作了修改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毛泽东对这个序言作多处加写，其中有一句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在序言末尾加写了一大段话：“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〇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毛泽东修改序言后，当天下午，约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何其芳谈话。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向何其芳提出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二十四日，再次审阅何其芳又作了修改的序言，批示：“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1月24日　下午五时二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喀麦隆妇女代表团团长玛丽·贾德、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副主席乔纳、葡属几内亚非洲独立党访华团全体成员。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中国人民都欢迎你们。谈到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正在同英国进行谈判时，毛泽东说：你们准备了两套办法，一套是谈判，一套是斗争，很好。谈判不成就斗，斗得英国人实在不舒服了，他们就可能谈。谈判双方都凭实力，你没有力量谁也不怕。毛泽东说：我们希望整个非洲事务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要请他们回去。你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中国大陆上，帝国主义都回去了，它是被我们赶回去的。葡萄牙在我国现在还有一块小殖民地，我们只要用一个指头，他们就会跑掉。为什么不用一个指头把他们赶跑，让他们留着呢？这是因为首先台湾还由美国人占领着；其次还有香港，由英国人管理着；第三才是葡萄牙管理的澳门。让他们管理几天，也许几年，也许更长一点时间。那些地方不大。我们先把最大一块弄好，那三个地方将来再说。

同日　下午六时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共产党和洪都拉斯共产党在中国学习的学员。毛泽东说：中国是有一些经验，有正确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是否也对你们讲了失败的经验？必须讲这些。了解错误方面的经验很有必要，你们回去以后应该讲这一部分，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犯错误，错误的结果如何，这样讲就会引起你们国内同志们的注意。如果说我没犯过错误，我不承认。错误对我很有帮助，因为亲身碰了钉子。再一点，请同志们对中国所有的经验都不能机械地运用，机械地形而上学地运用外国经验很危险。照抄外国经验，一点都不改变地运用，不会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应该和你们国家的情况相结合，和你们的社会条件、历史条件相结合。毛泽东说：我们要和苏联团结好。有一时期团结得不好，八十一国会议以后又好了。必须坚持和苏联的团结，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十二个国家党的团结，还有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即八十一个党的团结。当客人说毛泽东是当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毛泽东说：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承认，但最好把形容词去掉，不要“伟大的”这几个字。

同日　晚上，会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黑田寿男，社会党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田中稔男，社会党国会议员松本七郎、冈田春夫，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浅沼先生遇难(9)，我们表示哀悼。浅沼先生抓住了日本同美国关系的本质，也抓住了中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和北美加拿大各民族的问题的本质。当时我曾对浅沼先生说过，对这种观点赞同的人有时少一些，有时多一些，但过些时候总会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最近同美国有关系的菲律宾、台湾、南朝鲜、南越举行“外长会谈”，日本政府因为害怕日本人民反对，没有去参加。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去年的斗争使日本政府很害怕，伟大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日本的经济、文化都走在中国的前面，中国要赶上日本还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

1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毛泽东离京后的工作安排，并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出席会议，彭真、杨尚昆列席会议。会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月26日　到达天津。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王路明(10)等谈话，了解河北农村整风整社、城市轻工业及市场供应等问题。毛泽东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就决定政策相当危险。退赔问题，这是个大问题，要分析一下，究竟哪一些要退赔。当河北负责人谈到他们的方法是先安排群众生活和第一季度的生产，然后再讲时事问题(11)时，毛泽东说：这样好。当谈到河北这次退赔最坚决，全省震动很大，有四百多万条意见，群众敢说话了时，毛泽东说：这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人民敢说话了。毛泽东问：社员生活怎么样？能够渡过这个粮食难关吗？河北负责人回答：勉强可以渡过去。毛泽东说：四月以后，你们就开始种菜，可不可以？加紧种菜，提前一点。河北养羊情况好，抓得早，要认真抓。

1月27日　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曾希圣、谭启龙谈话，了解山东的整风整社和生活安排情况。在谈到山东有七个县的领导干部烂了时，毛泽东说：河北烂了八个县。必须认识这是反革命分子的复辟，死官僚主义是他们的同盟军，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对第三类人（死官僚主义分子）一定要从领导岗位拿下来，第四类人（糊涂人）如果不认真改正错误也不能当第一书记。对干部教育工作很重要，要向干部大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全民所有制，什么是集体所有制，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问题。谈到“五风”问题时，毛泽东说：反“五风”问题，党内认识是不断提高的，也是不一致的，经过三年现在是否基本一致了呢？在郑州会议时反对“一平二调”，没有坚持退赔，以后上海会议决定要退赔，但实际上大多数还是没有退赔，就是认识不一致。这就是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农民，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呢？这实际上是反马列主义的。

1月29日　到达南京。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陈光、许家屯(12)，南京市委第一书记陈扬谈话，了解江苏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的情况及江苏整风整社、轻工业及市场等情况。在谈到纠正“共产风”、“破产退赔”时，毛泽东说：这个产本来不是他的，是抢来的，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剥夺农民。将来农民富起来了，国家怎么个富法？不是这么抢起来富，而是要农民能够拿得出来的一定的分量。在谈到江苏有百分之十的三类大队时，毛泽东说：你们是二万四千个大队，百分之十就是二千四百个大队。这还要在整风整社的过程中来看，来证实这种看法。可能比较接近实际，还可能有一部分比较不接近实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革命、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法、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搞法，没有研究，没有经验，宣传也不够。所以，浙江只有一个县委第一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我看这不是一个省的现象，是个普遍现象，证明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不够，解释、训练不够，没有给他们开过训练班。今年这一年，我看是个大训练干部的一年。让他们把政策一定搞清楚，一定要在你们这次会议上搞清楚，叫他们明白过来，不然又是糊里糊涂下去。干劲还是要鼓，要是实事求是的干劲，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有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正面、反面，成绩、缺点，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最后，毛泽东说：“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两个口号(13)很好。

1月30日　到达上海。晚上，在文化俱乐部同柯庆施、杨尚昆谈话。

2月1日　到达杭州，住汪庄。

2月5日　晚上，听取田家英关于浙江嘉兴县魏塘公社(14)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编者注）调查情况的汇报。田家英主要反映三个问题：第一，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的原因，主要由于“五风”的严重破坏；第二，和合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2月6日　晚上，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15)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谈到县、社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浙江有六百个公社，一分为二，一千二百个就好办了。现在先不忙分，你们先在会议上讨论一下，等到秋后再分。目前先分一两个公社试试看，先试点一下，看有什么问题，对生产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等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指基本核算单位——编者注）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常年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的。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谈到党的工作问题时，他说：自从公社化以后，我们是政社合一，并不是党政合一，党和社应有明确的分工。公社党委书记不能生产、行政什么都管，否则什么也管不好，因为还有社员代表大会，它是行政上最高权力机关。党委主要还是应该抓政治思想教育，但是不等于不抓生产，因为与生产有密切的关系。政治思想教育不好，党的政策没有贯彻，群众的生产就搞不起来。关于改造落后队问题，他说：改造落后，要从具体情况出发，确定方针，不要走过场，改造好了要验收。一定要搞通县、社领导干部的思想，落后队同县、社的领导分不开，他们思想不通，工作队一走又要变坏，要和他们一起去改造。

2月8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胡愈之(16)等在座。密特朗说：法国虽然离中国很远，那并不要紧，但有一堵墙把两国隔开了。毛泽东说：墙并不高，我们可以越过的。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我们与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是暂时的。美国不承认中国，不让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我们也不急。世界趋向是走向真理，走向各国人民的合作，但是要经过努力，要经过斗争。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毛泽东说：法国想征服阿尔及利亚人民是不可能的。你们首先要用诚恳的态度和阿尔及利亚谈判，这不仅对阿尔及利亚有利并且对法国也有利。但是，谈判必须在双方平等的地位上，不能像过去戴高乐要别人投降，要人投降怎么能谈判呢？在阿尔及利亚的那一百万法国人中，大多数都可以同穆斯林合作的。但是有两个先决条件，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和撤退法国全部在阿的军队。在这个基础上，使得一百万的法国人同八百万的穆斯林和平相处。否则，一百万法国人掌握了政权、军权、经济命脉等，那八百万穆斯林对他们是害怕的。你们可以同阿巴斯谈一谈，我们是不能替他说话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内政。阿尔及利亚问题是你们双方的事，应由你们自己去解决。谈到中国情况时，毛泽东说：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无论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它总会好起来，但是要有时间，而且要有和平环境和外国朋友的支持帮助。

同日　晚上，同江华、林乎加、薛驹(17)、田家英谈话，主要谈农村整风整社问题。毛泽东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江华曾汇报说浙江粮食产量一九六一年争取达到一百六十亿斤——编者注）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亩产只有二百九十一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毛泽东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林乎加说：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问题是要搞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林乎加说：自留地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毛泽东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是你变得太多了嘛！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说：现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基本原则是要增产，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当林乎加谈到三类队的排队数字和比例的时候，毛泽东对三类队作了一个分析，说：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篡夺领导权，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重，加上“三风”(18)等等；有的是领导能力太弱，糊里糊涂。要按情况办事。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精神准备的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经验，没有舆论准备。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对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这两年，要搞得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虚报浮夸，以少报多，这种人不能说是决心搞社会主义的。在处分干部时，一定要分清他们犯的错误的轻重、大小。犯大错误、原则性错误以至死官僚、蜕化变质，被敌人拉过去等，这总是少数，略微有一点缺点错误的占绝大多数，不要每次犯一点错误就都撤换一批，结果势必把原来一些比较老的干部换光，每次一定要有一个控制面。要按群众意见办事。群众能原谅，允许他改，允许他过关就行;群众不许过关，就要撤职。要认真教育干部，领导集团是先进分子，自己手脚不干净，如何能领导别人？在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食堂问题要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的要求办常年食堂，一个队五十户有五户愿意就可以办，多数愿意办农忙食堂，还有少数愿意自己拿回家烧饭。要适合这三种人，按照群众的需要办事。不适合情况总是要垮台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采纳了田家英提出的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他说：调查组可以搞一个半月，二月一整月，三月半个月。在广州开会时，每个调查组去三个人，三个调查组九个人，连我组成十个人的小组，认真研究解决一些问题，搞一个文件。

2月9日　乘专列离开杭州南下。

2月10日　上午，在停靠南昌向塘的专列上听取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江西省农村整风整社等情况。毛泽东说：整风整社，今年一年能搞完就好了，但是一定要搞彻底。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愿意常年吃食堂的；愿意农忙吃食堂的；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在食堂里吃。我就给浙江的同志说过，让他们这样办，不要千篇一律。办食堂这一条是肯定的，但是要多样性，一定要满足群众的要求，群众反对的事情就不要干。毛泽东问：一个生产队，你们平均有多少户？刘俊秀答：大部分是一百多到二百户，每小队有十几户。毛泽东说：这是不是太大了。你们看，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好还是小队好？公社是不是太大了，一个公社恐怕一万多人为好，人少的地方大的公社两三千人也可以，不然就管不起来。现在看来，只有四川一个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他们的公社都是以乡为单位。横直你们给它分开，以乡为单位，一个乡一个公社，凡是以原来区为单位的给它一个不合法。现在春耕来了，先不搞，你们先可以酝酿酝酿，研究研究，先搞几个典型也可以。谈到并社并县问题，毛泽东说：这也是一股风，特别是河北省委，将地委都撤掉了，天津地委撤了归天津市管，唐山、保定地委都撤掉了。你们看，有那么多的工业，又要管那么多的县，怎么行？县也不要合，合大了不好。他问：你们退赔了没有？退赔的是什么？杨尚奎说：我们估计全省共平调了四亿多元，已经退了两亿元，退的主要是实物，实在不行的再退钱。毛泽东说：什么实在不行，让他们自己去退赔，要学浙江的办法，首先是社、县退赔，要破产退赔，最后国家可以稍微补贴一点，不然他们就要依赖国家。总而言之，不能脱离群众，凡是不适合群众要求的事都不办。包括社、队干部和商业人员的作风，要彻底搞一下。目的就是教育干部，挽回人心，搞好与农民的联盟。如果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不满意国家的政权，不满意共产党，那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

2月11日　下午，在停靠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19)和胡乔木关于湖南农村整风整社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第一书记都要作调查研究，做一些思想工作，如果第一书记忙不过来，就抽出那么一个书记来做。总而言之，要有心里闲一点的人，不要每天忙于事务。谈到社队规模时，毛泽东说：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江西有一千一百几十个社(20)，你湖南也是一千一百几十个社，你这里还比江西多一千七百万人口。江西我还嫌他们那个社大了。大体上现在的社划成三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比较恰当。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毛泽东说：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三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三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胡乔木说：这几年的经验，就是越偏僻的地方大概是比较好的地方。毛泽东说：是官僚主义达不到的地方，主观主义达不到的地方，瞎指挥达不到的地方。你们是一万六千个生产队，我看不要脱离群众，还是大体上恢复到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分成五万个就对了。他问：你们并了县没有？张平化说：并了，现在又准备分。毛泽东说：通通拆散。现在需要离，我看现在变成“离则两利，合则两伤”。当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时，毛泽东说：吃食堂不能勉强，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说：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的，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饭，因为要烤火。毛泽东说：烤火问题要解决。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毛泽东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毛泽东说：那何必呢？毛泽东最后说：搞一个人民公社的章程，恐怕困难一些。准备搞一个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职权、权力，做什么不做什么，生产队都做哪些事，规定好了就好办事了。生产小队的权力必须增加，就是过去的初级社。他要胡乔木继续调查，准备三月上旬或三月十日到广州集中。

2月12日　晚上，在停靠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再次听取张平化和胡乔木汇报，主要谈公社体制问题。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五万多个大队；现有的一千一百个公社可能变成三千个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张平化说：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毛泽东说：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张平化问：一般的可不可以这样说：公社是部分所有制，小队也是部分所有制，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所有制。毛泽东说：可以，应该是这样说。小队它有家务，它也应该核算，它也应该是一个核算单位。胡乔木说：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毛泽东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胡乔木说：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毛泽东立即纠正：不要叫小队，就叫生产队。张平化提出农民很希望实行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而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定购问题，他们就怕多生产要多购。毛泽东说：有人(21)提出不要每年每亩田去定产，要按几年的收成，按一大片田的平均产量来定产，是一个中等的标准，以后这个定产就不变，就按这个定产定购。超产不超购，减产也不减购，除特大灾害例外。这是河北一个公社社长给谭震林同志的信中提出的，我看这是代表了农民的要求。农民对于我们过去多产多购很有意见。总而言之，中央要求你们上调不超过十亿斤，以后你们去努力，省里自己调剂，让你们有个奔头。我看中央只管京、津、沪，人民解放军和出口的粮食，其他通通不管。谈话后，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广州。

2月13日　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

2月14日　下午，同林彪谈话。

2月15日　晨，阅二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何明的文章《框框乎？指导原则乎？》(22)，在文章标题下批注“好文章”，并批示陈伯达：“何明是谁？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时期，他写过一篇短文(23)，很好，我跟你谈过，想找他谈谈，未果。现在请你找他坐飞机来广州一次。同时请艾思奇、胡绳、王若水、任继愈(24)、关锋五人一起同来。以上请你即办为盼！”

2月16日　下午，同陶铸谈话。

2月19日　晚上，听取陈伯达汇报调查情况。陈伯达送上《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纪要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纪要还说：“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重视。

2月21日　晚上，听取陈伯达、胡乔木汇报调查情况，陶铸参加。

2月23日　晚上，听取田家英汇报调查情况。

2月25日　下午，在广州鸡颈坑广州军区招待所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25)、田家英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三月十日起草好。分两段，共十四天，前七天一段，把初稿搞出来，后七天一段，加一些同志来讨论。原来准备三月搞城市调查，我们现在可以商量一下，城市的问题还是让省、市去搞，他们说城市经过整风也准备搞个十二条。廖鲁言说：北京市委在讨论人民公社体制时，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比较好。毛泽东说：大中小相结合这个原则不能动摇，问题是太大了。陶铸说：“大”还是个方向，问题是现在的社、队也大了。毛泽东说：县太大了也不好办事。县大了不行，社大了不行，队大了也不行，都不行。陶铸说：广东一九五七年是四万五千个高级社，一九五八年合成了三万七千多个，这是南宁会议以后的数字。毛泽东说：你们的基本核算单位恐怕四万五千个适合。如果社队划小后，大队与大队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我看这样好，把小队的名字去掉，公社就是三级，公社、大队、队。胡乔木说：昨天彭真同志来电话，准备搞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党内文件发到支部讨论，把粮食的情况讲一下，讲一讲灾情，讲一下暂时的困难，要求大家千方百计想办法，号召少劳动的或者不劳动的人节约粮食给参加劳动的人吃。毛泽东说：中央少发文件为好，不要去搞。中央一写文件就等于命令发下去了，下面就要抓，又要开电话会议等等这一套，结果大批问题又来了。我看这个文件不搞为好。毛泽东最后说：条例的起草工作由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两人执笔。

2月27日　阅林彪转报的罗瑞卿二月十日关于几个地区部队情况的考察报告，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建议每个军区派有能力的人去调查两个连队，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如何，请酌。这几天牙痛，谈话待过几天通知你。”罗瑞卿的报告说，他在昆明、成都、重庆、武汉等地看了几个连队，并同一些团、师、军和大军区的负责干部谈话，听了几个单位的汇报，了解到部队的两忆三查(26)运动、整风、连队管理工作、军事训练等方面的情况。

2月　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3月1日　圈阅同意周恩来关于进口粮食问题致毛泽东信。信中说：截至二月二十二日止的计算，粮食上半年尚差四十四亿多斤，估计第三季度还差三十亿斤，两项共差七十四亿多斤。因此，决定今年进口粮食一百亿斤。现已签好合同的有五十二点四亿斤，正在谈判中的还有五十亿斤。

3月3日　晚上，同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

3月4日　晚上，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以及苏联提议以贷款方式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转口古巴五十万吨糖一事。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陶铸、胡乔木出席会议。

3月5日　晚上，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陶铸、胡乔木出席。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主要谈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毛泽东回顾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的情况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山东、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根据调查，在农村主要的是个领导问题。他问：今年我们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周恩来说：三月份我们准备日产量搞到三万吨，以后三个季度准备平均日产量搞到六万吨，如果这个水平可以达到，还是有希望的，如果不行，还可以改指标。毛泽东说：我看今年一、二月比去年一、二月要好，虽然今年一、二月比去年一、二月少一百亿产值，因为实在了，会上去的。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研究组，目前他们来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的工作条例，初稿已经起草好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让他们带回去广泛征求意见，研究讨论是否可行，然后再提交四月会议(27)。针对会上有人对社、队规模划小和起草工作条例还存在种种顾虑，毛泽东进一步阐述社、队划小的必要性。他说：我的家乡湘潭，原来是二十一个都。以前对那个都还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全县也要二十一个公社，但现在只有十三个公社。你们看，湖南只有一千二百个公社，浙江只有六百个公社，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二百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十一个生产小队，这十一个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每年有那么几篇就行了，就像少奇同志批的河南灵宝纪登奎那一类的文件(28)有一些就行了，不要多了。我就不信，每年批了那么多的文件你们都看了，各省的同志都看了。肯定有许多没有看。关于人民公社划小的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至于调整是不是全国都一样，那还要看，调整先不要去惊动全国。工业也有大中小，太大了也不行，大了就不好管。农业不比工业，公社大了就更不好管。公社划小不划小、分不分，不要听干部的，主要听群众的。干部他肯定不愿意分的，他会找出许多理由来，说什么没有房子，有什么困难等等。我们只要得到了群众就得到了干部。我们把生产指挥权下放了有什么不好。如果按干部的意见，自留地也不能留，平调的东西也不要退赔，生产指挥权更不能下放了，这样我们就得不到群众了，就不能取信于民。毛泽东还谈到商业问题，说：“三反”以来，将近十年了，商业上的问题也不少，这个问题秋后再搞。会议决定，在广州、北京分别召开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南方三个中央局的会议在广州召开，北方三个中央局的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6日　上午八时二十分，同张平化谈农村人民公社规模划小问题。

同日　上午十时二十分，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后又同陶铸谈这个问题。

3月7日　下午，同王任重谈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毛泽东说：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主要问题。参加食堂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农村和城市总不一样，不愿意吃食堂的就让他不吃食堂。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的就是了。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食堂用，结果就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甚至于有的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王任重说：干部有个情绪，就是怕右倾，有意见也不敢提。张体学说“十二条”下来，把什么问题都揭开了，就是食堂问题没有揭开。毛泽东说：农村跟城市总有区别，农业跟工业总有不同，农业就不能像工业那样来指挥生产，农业更不能用通电话的办法来指挥生产，农村常开电话会议，布置任务，实际就是死命令，这可害死人。我看，领导生产这方面就要搞消极一点，不要搞得那么积极，有时间你可以多看看文件，多读一点书，多学习一点，多做一点实际工作，总之不要瞎指挥。他说：想搞一个人民公社各级工作条例，目的就是把公社各级职权搞清，把生产小队改作生产队，就是三级：公社、大队、队。把各级的职权搞清楚后，他们就知道该办什么不该办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公社没有一个章程，原来有的都废掉了。“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没有规定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各级管些什么事。毛泽东问：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王任重说：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属于错误，有的属于一般对、个别不对，不因地制宜。毛泽东说：今年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改水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王任重谈到城市请客之风很厉害，还有走后门的问题，说这种现象就是不和群众同甘共苦。毛泽东说：我看还是要反一下，从“三反”以来，八年多都没有反过。

3月8日　上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集陈伯达、胡乔木、陶铸、赵紫阳开会，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3月10日　晨，阅陆定一二月二十七日关于在新会参观情况和三月一日关于在花县参观情况先后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第一封信中说：新会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说，人民公社以来有三点不同，第一点，没有经过试点，是一哄而起。第二点，人民公社办法不具体，不细致，有的问题反复多次。第三点，管理制度不严密。人民公社要不要？看了新会，肯定必须要，不能不要。总之，群众不想解散公社，公社也有事可为。新会的公社是可以站住脚的。食堂要不要？要，可以办好。第二封信中说：昨天（二月二十八日）去花县参观，才知道那里不仅三年来年年增产，而且全县六个公社，有三个公社是社有制为基础。看来，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信阳一类的地区是一个极端，花县一类的地区又是一个极端。一个坏极，一个好极。花县虽然不大，但其成功将有极大意义，横扫那些对人民公社运动的悲观情绪。毛泽东批示：“陶铸同志：（一）请邀朱德、陆定一两同志参加我们的会；（二）陆定一同志在新会、花县两处参观后给我的信，请印发到会各同志。”同时批示：“鲁言、田家英、陈、胡阅，退毛。”

同日　上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的开法问题。

3月10日—13日　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三南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体制和工作条例问题。同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于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讨论的问题与三南会议相同。后来，北京方面向毛泽东建议，两边合起来开会，得到毛泽东同意。十四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到达广州。

3月11日　上午，同胡乔木、田家英谈《调查工作》一文修改问题。

同日　为印发《调查工作》一文给三南会议写如下批语：“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并批注：“送林彪同志阅，一九三〇年的，从闽西找出来的。阅后退毛。”毛泽东在印发这篇文章时，对正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一九六四年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定为一九三〇年五月。

3月12日　晚上，听取陶铸、胡乔木汇报三南会议开会情况，研究会议开法问题。

3月12日或13日　批示将中共河北省委三月十日《关于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的意见》印发三南会议，并在标题下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北省委的报告说：为了研究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先后召开两次座谈会。大家的意见是：现在的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现在的生产队改为生产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原来的一个公社准备划分为四五个，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乡。关于分配体制，大家都同意由生产队统一分配改变为以生产小队为分配单位，可以更充分地调动生产小队和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样改变以后，生产队（原来的生产小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原来的生产队）和公社为部分所有制。

3月13日　上午八时，为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三北会议各同志。全文如下：“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七天(29)，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后因三北会议与三南会议合起来在广州开会，陶铸没有去北京。

同日　主持三南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一九三〇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他说：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当然也搞了些规定，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武昌会议的决议，郑州会议的记录，上海会议十八条，我写给生产队、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3月14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改问题。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陶铸、宋任穷出席。毛泽东讲话说：三北会议的同志们今天都来了，这个会准备开到二十号结束。现在搞的那个条例，还要修改，一个是太长，第二太杂，第三逻辑性不强。准备再写一个说明，把条例的主要条文加以说明，这样条例就不那么长了。由廖鲁言、田家英负责写条例，陈伯达、胡乔木负责写说明。条例后天就可以写出来，大体上议一下，然后各省带回去，到农村广泛地征求意见，到实际中调查研究。下月的会就不开了，放到五月上旬开好了，同志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抓农业、抓工业，在抓农业的同时各省就可以修改条例。现在就不要通过条例了，因为还没有和群众见面，没有经过群众讨论，所以我看到了五月会议时再通过。关于公社的体制问题，公社划小这个原则已经肯定了，公社划小，生产大队也要划小，过大了不利于生产。河北、浙江提出要求小队包产、核算，小队不核算怎么行呢？但不是基本核算单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是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的。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可以使小队满意，但是要让小队完全满意还不可能。关于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究竟是以大队为基础，还是以小队为基础，这个还可以研究。基本核算单位可以划小，但是单位太小了，对天灾人祸抵抗不了。总的原则要搞到相当原来一个高级社的范围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核算单位的大队太大了也不好，它底下管的生产队就太多了。这样势必就要拉平，就要搞平均主义，非改不可。穷队富队拉平，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贫、中、富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也不积极了。毛泽东最后说：这次会议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公社体制问题，一个是条例问题，一个是粮食问题。

同日　批示将《群众对搞好今年生产的要求和意见——湖南醴陵县石塘庵生产队座谈会记录》印发到会各同志。记录中说：社员要求政府现在就把粮食征购任务确定下来，使社员早就心中有数；要求多劳多得，按初级社的办法，实行劳动定额管理。

3月15日　上午，同曾希圣、谭启龙谈话。曾希圣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安徽试行责任田的由来、主要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听说实行责任田能够较快地增加粮食产量，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件大事。谈话后，曾希圣立即打电话通报安徽省委，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不久，毛泽东又请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同日　将《生产小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陕西省委同志三月十二日在西安座谈的意见》批示印发到会各同志研究。这个材料认为，生产小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有七个好处、八个缺点和问题。

同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说：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宣传领袖革命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的事实不真实，或者过多地描写生活琐事。报告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是一件十分重大、严肃的事情。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

3月15日—23日　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对这次会议，毛泽东的评价是，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邓小平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先后在中央书记处和书记处召开的报告会上作了传达。他说：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两个平均主义，这是政策问题；二是调查研究，这是工作方法问题。“十二条”解决了公社、大队的平调问题，但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不解决，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很好地调动起来。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有意识地限制公社这一级的权力，真正实行三级所有制，主要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大队，还有相当一部分所有制放到生产队，这一级所有制范围扩大了。社员个人所有制也肯定了，有不少东西。这个条例草案，主要的规章制度是恢复了高级社的，但人民公社的有些制度也保留下来，如三七开等。条例写得比较活，可以照顾到不同的情况。这次会议是畅所欲言的，大家想讲的话都讲了，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讨论条例草案时，各种意见都讲了，比如有主张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有主张只办农忙食堂的，也有主张包产到户的。这些主张，讨论的结果都否定了。这几年的教训，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失。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对实际情况没有真正了解，搞了许多虚假现象。主席作了自我批评，并对省、地、县和中央各部将了一大军，要认真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把工作搞得更稳、更踏实些。主席交待我们在北方（包括四川）组织搞试点，要十个中央同志亲自率领，至少搞十个点，认真调查研究，看农村还有些什么问题，把这方面的问题进一步解决得透一些。同时，还要把工矿企业的调查研究搞好。工业问题，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大家都说没有发言权，因为还没有调查，还不摸底。

3月16日　晨，阅陈伯达三月十五日报送的《一个座谈会的记录》，批示：“一个重要文件，印发各同志讨论。”这个座谈会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调查组同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总支书记和公社宣教委员交换意见，内容包括社队规模问题、分配问题、食堂问题、定征定购问题。记录中说：蒙坑大队原来是两个高级社，一个收入高，一个收入低，公社化后合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拉平了，原来收入高的很有意见。最近他们按原来高级社的规模，分为两个大队，解决了穷村和富村的矛盾，两边对生产、积肥都积极了，对耕牛、农具也都爱惜了。基本核算单位太小了也不好，领导能力差、人少力量小、积累有限，不容易扩大再生产，不好搞多种经营，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在分配问题上实行三七开，事实上不劳动者也可以食。可以考虑打破过去三七开的框框，全部实行按劳分配，用公益金和公益粮补贴困难户。主张粮食分到户，农忙办食堂，这样生产队菜地就有可能给市场提供更多的蔬菜，社员也能养猪、积肥。征购粮要定下来，使农民心里有底，至少三年不变，能五年不变就更好。

同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决定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同日　阅陶铸三月十五日报送的关于广东省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上调任务的情况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调查材料反映：沥西大队社员对生产好的队超产不能多吃粮食有意见，说“共产风”没有反彻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试行了一种办法，即在“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四固定”（固定劳力、土地、耕牛、农具）的基础上，在全大队统一分配的原则下，将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定死，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处理。这个办法将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效果很好。

3月17日　阅三月十三日编印的三南会议情况简报第三号，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此件提出许多重大问题，很值得研究。”简报反映了三月十二日下午华东、中南、西南三个小组分组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讨论中，谭启龙说：除了公社条例外，提议再搞一个党内文件，着重解决党内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领导方法上几个未解决好的问题。目前领导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必须及早下决心把工业和各项事业过多的劳动力砍下去，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坚决把许多权力，特别是生产权下放到小队和农民；领导要检查为什么不从实际出发，不能正确执行政策。现在党内生活不够健康，下情不能上达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许多问题，如党政、党社关系，干部民主作风，监察工作以及如何教育提高干部等，都要予以解决。江渭清说：搞两个文件比较好，一个是条例或示范章程，一个是党内指示。条例可以参考高级社行之有效的一套政策（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自留地、家庭副业等）、制度和办法，使之条例化。党内指示要大讲形势，大鼓干劲。要讲清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主要讲农业各部门的关系。要讲加强党的领导，比如加强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健全组织生活，改进干部作风等；要亲自动手进行调查研究，痛改不切实际的作风。中南小组认为，如何充分发挥生产队的积极性，是一个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必须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凡是生产队能办的事，大队不要去争，更不要限制。

同日　阅三南会议文件《华东几个同志(30)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研究。讨论公社条例问题时，请认真考虑这些意见。”这几个问题，是组织规模、管理体制、党政社关系、干部问题、经营管理。文件指出：调整社、队规模，要根据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地理情况、原来的基础、群众自愿等条件，由群众充分讨论决定，做到有利生产、便利群众。公社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主要是抓政策、方针，抓计划，抓生产资料的供应，以及其他生产队不能解决的问题；对于农活安排、技术措施等主要由生产大队和小队当家，公社不得瞎指挥。要发扬政治、经济、生产生活三大民主。要认真选好、管好、教育好干部。目前农村工作中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粮食征购任务要定下来；农村生产资料供应，除国家计划供应外，还应组织各县、社、队之间有计划地进行物资交流；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和农村非农业人口；社有经济的管理应当建立一定的群众监督制度，一部分应当收归县管。

同日　中午，同陶铸、陈伯达谈话，了解中央工作会议情况。

3月18日　中午，听取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汇报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彭真参加。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十一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八十号刊登的《杨放之(31)同志谈农村见闻》和《河北省和北京郊区农村的新气象》两个材料，批示：“印发各同志。这两个材料都可看。河北省的工作大有起色。但交河县太大了，九十多万人，应分为两个县。公社也太大，只有二十三个，四万多人一社，太大了。交河整风还未贯彻，‘十二条’群众还不知道，应当加紧整社。”

同日　阅田家英三月十八日的信，批示：“即送曾希圣同志阅，阅后送刘、周、陈、邓、彭、柯庆施同志阅，退毛。”田家英的信中说：我从魏文伯(32)同志处借到一个安徽省宿松县试行包产到户情况的报告。这个材料很值得看，现送请主席一阅。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办好集体经济，扭转群众情绪。宿松的材料里说，在连年增产的九姑公社，大部分人不赞成包产到户；在情况很坏的二郎公社，便有大部分人拥护包产到户。要在二郎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就是把一些孤儿寡妇丢下不管。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提出：维护集体经济，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依靠集体经济来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为了总结多方面的经验，我们应该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包产到户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但是只能是试点。从宿松的材料看，包产到户，在安徽已经不是简单的试点了，已经是在大面积推行。这种做法，应该制止。

3月19日　阅李井泉三月十七日报送的材料《群众拥护哪一种分配方案？》，批示：“印发各同志。这个问题有普遍性，请各地同志注意研究四川的经验。”材料说：南充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人员二月份在南充市火花公社第三管理区与群众一起讨论一九六〇年决算分配问题。对提出的三种分配方案，百分之八十一点二的人赞成第三种方案，即：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劳动力实行小部分伙食供给。他们认为，这一方案既解决了困难户的问题，又使劳动力强的人可以多劳多得，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同日　阅宋任穷报送的材料《关于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研究采纳。”材料说：东北的同志一致认为，目前农村人民公社需要逐步解决的有组织规模、体制、分配、食堂等十八个问题。公社大体上一乡一社，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生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同意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适当扩大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一般应比高级社时期大一些。分配实行多劳多吃，多劳多得，适当缩小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食堂积极办好，自愿参加，适当划小。

同日　中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修改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几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〇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〇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0日　中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继续谈工作条例草案第二稿修改问题。

3月21日　下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三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

同日　嘱身边工作人员向有关图书馆借以下书籍：南史列传、张元幹的《归来集》、张孝祥的《于湖居士文集》、洪皓的诗文集。二十二日，又嘱借唐代文学家罗隐的《江东集》、宋代诗人林和靖的诗文集。

3月22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

同日　阅陈伯达本日报送的材料《一些社员和干部对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意见》，批示：“印发各同志。这是一个全国性问题，必须迅速解决。”材料反映：河北霸县的一位贫农说，不按劳分配，干活没有劲。霸县的一个贫农小组的代表说，实行按劳分配，社员干活就出力了。实行按劳分配，大伙也会帮助困难户，因为那种帮助是明的帮助，他们要领这份情。广东高鹤县的一位贫农说，实行供给、工资三七开，不光劳动力多的拥护，就是我这劳动力少的也拥护。因为不实行三七开，工分不值钱，劳力多的就不好好生产。

3月23日　晨，同彭真谈话。

同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开会前，审改由胡乔木起草的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指示信，为这封信加标题《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加写“（请发至地方县级，军队团级，城市发至区级及大工厂党委，大学党委，大报党委）”，对信的内容作个别文字修改。毛泽东在会议上解释说：这是我加的括弧，因为各级党委太多了。中央只要抓省、地、县这三级，抓多了，等于不抓。至于公社以下各级，只要把县搞好了，就会大办起来，所以这封信也不要发给他们。

同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对《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名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进行讨论。讨论后，毛泽东讲话，逐节介绍《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主要内容，强调调查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文章第二节讲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第三节讲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第四节讲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现在呢？现在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有一位同志在小组发言讲，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争取农民，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话说得好。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城市只一亿多一点，农村五亿多，一与五之比。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会搞翻的。第五节讲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纵断法的特点是什么呢？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第七节讲调查的技术，也就是调查的方法。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各种人都要；调查纲目要事先准备好；要亲自出马，从乡政府主席到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自出马；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要自己做记录。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中央、省、地各级对下面的情况比较摸底了，我看应该这样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

会后，毛泽东根据讨论的意见，对关于调查工作的指示信又作了一次修改。将信中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严重的问题”，改为“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将信中的“并且根据许多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判断和决定”，改为“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将“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代价很大的教训”，改为“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3月24日　晨零时四十分，同田家英谈话，指示农村调查工作延续到五月，去江苏搞二十几天，选三个点。(33)

同日　晨四时二十分，同周恩来谈给赫鲁晓夫复信问题。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调查组继续调查农村问题。

3月25日　阅参加中共广西桂林地委四级干部会议的恭城栗木公社全体代表给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桂林地区出现严重死亡事件，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现仍有大批病人急需抢救，请速派人参加现正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了解实情，以便严肃处理。毛泽东批示陶铸：“此件请交刘建勋同志一阅，并请他迅速予以处理。告诉恭城县栗木公社的同志们：他们三月二十日的电报，我已看到了，对他们及整个桂林专区的不幸情况，极为怀念。中央委托自治区党委派大员去他们那里直接处理这件大事。”

3月26日　下午，同陈伯达谈话。

3月28日　阅周恩来三月二十七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口头答复稿，批示：“恩来同志：来件收到，略有修改，请酌定。”答复稿说：苏共中央在来信中重申，拟以贷款形式为中国拨出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糖，并且同意把一百万吨粮食留作中国的后备。我们再一次感谢苏共中央所表示的这种国际主义的关怀和好意。如果今年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好的夏收或者秋收，或者今年夏季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比较顺利，那么，我们就将通知你们，不再使苏联为我们承担一百万吨后备粮的负担。毛泽东加写：“如果那时粮食情况不那么顺利，我们将通知你们，那一百万吨粮仍作为我们的后备粮。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比较切实有利。我们想，你们会同意的。”

3月29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一三号刊载的山东省召开公社体制问题座谈会的材料，批示：“陶铸、陈伯达同志：你们一到，请即看此件。下午一时左右，我们谈话时，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材料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四次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的座谈会，县、社的同志都一致要求把目前的大县、大社划小。生产小队对生产队统一分配，口粮、工资拉平，意见很大。小队干部要求，除了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农副产品采购任务和上交生产队一定的储备粮食以外，所有产品收入统统由小队分配。目前生产队内部所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突出的矛盾是小队承担各项生产任务，但是没有分配权。经过座谈讨论，大家认为必须实行四权统一，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生产权和分配权的统一。核算单位应当就是直接的生产单位。核算单位的规模，不宜过大，一般应相当于原来的小高级社和大初级社，也就是相当于现有的小核算单位和大包产单位。生产队的户数一般以五六十户为宜，生产小队（作业组）一般以十户左右为宜。

同日　下午，同陶铸、陈伯达谈话，了解广东番禺县大石公社的群众对“六十条”草案的意见。陶铸、陈伯达说：群众对这个条例草案基本上同意，但是还有某些意见。群众最大的一条意见是，过去一些重大问题，就是上边决定，根本不和他们商量。这次这个条例草案跟他们商量，他们很高兴。谈话中，还就山东提出的四权统一、核算单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同日　乘专列离开广州。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同陈云一起商量用外汇进口一些设备，多搞快搞一些化肥以增产粮食的问题。

3月31日　下午，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部分占多少的问题，还有“三包一奖”(34)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生产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这只是公社、大队两级干部对“六十条”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这个条例草案只是征求意见，是试行，就是说还要修改还要补充。你们可要注意，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敢不敢说话？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照各省征求的群众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这个条例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张平化说：我们调查的一个生产队二十四户，只有十一户愿意回家吃饭。毛泽东说：我看不止十一户，回去多了比较有利，还是办农忙食堂好。在谈到供给部分怎么搞时，毛泽东说：五保户得保，困难户得补助，必须采取这个办法。最后，对张平化说：你还是以下乡为主，就不要回来了。我到湖北去停三几天，接见个客人就回来了，我回来时你不要回来，如果需要再打电话找你。

4月1日　晨，到达武昌南站，在专列上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汇报他二十七日回到湖北后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包括社、队规模，供给制，食堂，粮食，手工业、副业问题，还有商业问题。下车后住东湖客舍。

同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胡耀邦、王任重在座。毛泽东说：你们这次来看中国，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十一年，大概要几十年才能看到显著的成绩。你们革命胜利，我们很高兴。你们政府的名字也取得很特别，叫作古巴革命政府，有“革命”二字。中国革命经过对内对外的革命战争。我们曾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花了很大代价，找到了一条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所以，我们对阶级斗争、革命斗争比较熟悉，对于建设，如发展工业、农业，我们比较不熟悉，经验还不足。十一年的时间当然相当长，但要学会经济工作，还是困难的。最近几年，我们的工作比较深入，这方面的教训也比较深刻。如何增产粮食、发展畜牧业和多种经济作物，如何炼钢、炼铁、增产煤炭、制造机器，如何找到石油并且提炼制成各种可用的石油产品，所有这些都要有一个综合的平衡。现在可以说有点经验了，也不能说有很多经验。苏联经验比我们多。我们现在有一条经济建设的路线，有些成绩，但不完全，有缺点。假如你们十年后再来，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经验。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同群众合作，不要脱离他们，要得到群众的同意。经济建设路线也好，理论也好，总是发动人民群众，同群众合作，从群众那里发源，如工厂一样，他们供给我们原料。意识形态是概括群众的反映。阶级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后，它的意识形态、思想方面是可以改造的，但时间要长。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都是可以改造的，有一部分没有希望，是要反对我们到底的。

4月3日　晚上，同王任重、张体学谈话，主要谈食堂和供给制问题。张体学从河南回来，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的情况。

4月4日　晚上，同王延春谈湖北农村人民公社情况。

4月5日　晚上，同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赵修谈话，了解人民公社情况。

4月6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一九六一年的基本建设计划问题和老挝问题，王任重参加。

4月7日　下午，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话。毛泽东询问国营农场怎么样，有搞头没有？究竟有多少荒地可开？这几年高等学校训练了一些农业化学、土壤肥力的技术人员没有？我从广州过来途中，在火车上看见插秧还是太密了。王震谈到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是由于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毛泽东说：在政治上也是这样，关于所有制的问题，关于公社的组织规模问题等，这方面没有像教科书那样发个本子，所以出了许多乱子。“十二条”只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和“调”的问题，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六十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六十条”对技术问题没有解决。你和农业部用几个月时间找些全国农业科学技术专家来研究一些技术问题，国营农场也来研究些技术问题。科学技术问题也要调查研究，可以编个教科书吗？你们就是要讲科学技术，我很赞成你搞科学技术。打仗要军事技术，生产怎么能不学技术呢？从来我们都主张学技术，政治挂帅，就是要掌握技术。毛泽东听王震说吉林编的农业技术课本写得好，要王震找一本给他，翻译苏联的技术书好的也给他。毛泽东说：五保户还要供给，有点共产主义。五保户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劳动力的，有的有各种原因，要保证他们的生活。现在调查，五保户只占百分之一，人数很少。毛泽东说：在农村中真正将所有制问题改正过来，生产队之间的、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上面的瞎指挥完全改正过来，真正搞好了，形势有的一年就可以转过来，有的要二三年。二三年不搞积累，农民多生产多留，多留就多得多吃。社、队都要有点积累，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

4月8日　下午，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临行前同王任重谈话，强调要走群众路线，要坚持两项基本原则——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

4月9日　晚上，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同张平化谈话，了解湖南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及整风整社的情况。张平化说：讨论“六十条”时，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食堂、供给制、粮食定购。通过参加讨论，觉得自己原来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原来认为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几个问题，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还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张平化说：供给部分可以少于百分之三十，究竟少到多少，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估计可能是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十之间，或者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毛泽东说：是不是不要那么多？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就可能不要那么多，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基本原则是两个，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看在两三年内新的公社不要去搞积累了，万万不要再平调了。那末公社干什么事呢？就去搞政治领导，搞“六十条”中规定的公社管的那些事。我看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那一套。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是这么几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另外还有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集中在前面四个问题。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是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从前我们总认为郑州会议解决了问题，搞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一套。而到现在不但没有解决问题，供给部分还占百分之三十，这太多了，这就违反了价值法则。

同张平化谈话之后，毛泽东听取胡乔木汇报在湘潭韶山公社调查的情况。胡乔木说：韶山各大队讨论“六十条”时，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一是超产奖励，二是分配制度，三是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和群众一谈就是食堂问题。好些大队反映，宣读“六十条”时，对食堂问题群众最欣赏的是条文中“可以不办”(35)几个字。他们讲了办食堂有很多不利的方面，如肥料减少等。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个人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好，就是食堂的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毛泽东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说：我认为，第一现在散了比较有利，第二可以现在散。现在就是一个房子问题，锅灶问题。还有就是省委对食堂问题搞得太死了，成了一个框框，总认为食堂在农村是社会主义的阵地，食堂万岁等等，《人民日报》也提过这样的口号，实际上群众是不愿意办食堂的。毛泽东说：河北就提食堂万岁的口号，他们说食堂多么重要等等。有些人的思想就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了，这个意见要给省委的同志说一下。现在不是“顺三七”、“倒三七”的问题，而是包五保户、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通通按劳分配。胡乔木谈到群众要求包产定死，超产部分归生产队所有，不然他们有几种办法来对付国家。毛泽东说：是的，老百姓会用许多办法来抵制的。现在是将过去的瞒产合法化。超产奖励问题就是要求多产多吃，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吃，基本原则就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胡乔木谈到有人主张把耕牛由生产大队所有交给生产队所有，毛泽东说：山东也提出了这个意见。他们提出所有权和使用权结合起来，生产权和分配权结合起来，就是不赞成四权分裂，他们主张四权合一，就是说，主张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胡乔木说：湖南省委最近要开会，最好能够把食堂问题作个明确解决，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胡乔木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就是要有真正听群众意见这种态度。

4月10日　下午，到长沙蓉园同刘少奇、谭震林就农村情况交换意见。

4月11日　致信汪东兴：“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二人于十四日下午二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古人有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见兔顾犬，未为迟也。’(36)在这次三级会议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无所用其忧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此件同时送湖南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及少奇同志，谭震林、胡乔木二同志。”

4月13日　晚上，在长沙蓉园会见委内瑞拉和平人士、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参议员洛萨诺等，廖承志、张平化在座。客人介绍了委内瑞拉的政治情况。毛泽东说：统治阶级千方百计隐瞒他们的统治，在他们面临危险时就会拿起武器杀人。如果人民没有准备，对统治者有幻想，会受到很大损失。对敌人可以压服，但不能说服，说服在人民内部用。你们可以研究中国的经验，但你们要根据委内瑞拉的具体情况确定方针。我们中国共产党过去犯过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中主要是不顾本国情况机械搬用外国经验。

4月14日　晚上，同张平化和从武汉来到长沙的王任重、王延春谈话。

4月15日　上午，阅胡乔木四月十四日报送的关于解决公社食堂问题等的调查材料(37)，批示：“张平化同志：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为盼。”胡乔木信中说：昨天我们去了一趟湘乡县委，发现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湘乡原被认为是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湘潭。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可以比较快地扭转局面的。胡乔木报送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中说：韶山公社的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解散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

同日　晚上，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汇报了他当天下午参加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常德地委小组会的情况和他的意见，提出要改变会议的开法，要先把人们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加以解决。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现将西北局四月十一日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报告一件发去，供你们参考。”并批示：“小平同志阅办。”报告说：最近西北局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广州会议的精神和《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会议决定西北局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目前，调查研究的重点是农村，主要是结合“十二条”和“六十条”的贯彻执行，解决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和其他问题，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以争取今年的农业丰收。

4月16日　晚上，在长沙蓉园召集刘少奇、陶铸、王任重、胡乔木等开会。在谈到食堂问题时，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

4月17日　晚上，同王任重谈话，交谈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如何开会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敞开思想，要作自我批评。

4月18日　晨，离开长沙，前往南昌。

4月19日　在南昌会见以教育部部长达瓦洛斯为团长的古巴文化代表团，楚图南、邵式平等在座。毛泽东说：美国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最大的一个，它不但压迫我们，也压迫你们。它压迫全世界人民。我们不但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是同行，我过去也当过教员。我只教过四五年书，后来帝国主义不让我教书了，迫使我们这些教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也在资产阶级学校读过书，那时不知道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没有准备革命，也没有准备组织共产党。后来社会的潮流压迫我们，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把我们推上了革命的舞台，因此就唱起了革命的戏，在革命过程中得到了自我改造。我想你们也是如此。对于知识分子这一阶层，我们不能采取铲除的办法，而是要争取和欢迎他们。但是团结只是政策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面就是要改造。因为他们是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改造思想，主要是改变旧的世界观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这一工作不能是很快的，只能用劝说的办法，而不能用强迫的方法，只能通过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自己的观察，使他们感到旧的不好，无用了，初步接受新的思想，这样才行。在我国，我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但光靠马列主义是不行的。光读马列主义的书不等于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必须要与本国具体情况结合。因此我们的口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的具体情况和历史条件结合起来，那就是教条主义；但如果只强调本国情况和经验，而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产生右倾机会主义。

4月21日　到达杭州，住刘庄。

4月23日　同田家英谈话，研究下一步的调查工作，谈到全党范围的，也谈到浙江调查组的。

4月24日　晚上，同当天下午陪同老挝富马首相、苏发努冯(38)亲王一行到达杭州的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上，在杭州饭店会见富马和苏发努冯一行，周恩来、陈毅、伍修权等在座。双方就老挝目前局势进行交谈。富马说：在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编者注）发出停火呼吁以后，我将发表一项声明，希望能在停火的方法和步骤上同万象方面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说：我已经看了你的声明，很好，这样做很主动。你在声明中要求沙湾拿吉集团派代表团到川圹谈判，还保证他们的安全，并给予他们一切便利，这对你们有利。你在声明中要求老挝人民提高警惕性，加强团结和发扬斗争精神，很好。在形势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不要和平，而要战争。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需要和平。他们现在所以要和平，是你们近九个月来斗争的结果。如果你们不提高警惕，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又会要战争，而不要和平。

同日　复信臧克家(39)：“来信及附文收到。此事不忙，待我返京面谈再作决定为宜。我颇有一些事想同你谈一谈。”

同日　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写的六首词(40)交田家英，要他分别填上词牌，并查出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

4月25日　上午九时，致信在杭州的邓小平：“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五月九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同日　上午，在杭州饭店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伍修权、霍士廉在座。

同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田家英等开会，讨论五月中央工作会议通知稿，还决定浙江调查组在嵊县就毛泽东给邓小平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进行调查，时间定为十天。

4月26日　下午，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六十条”等问题的意见。邓小平说：主席说，看来“六十条”有些写法不当，需要修改。主要问题是：（一）所有制不落实。耕畜归大队好，还是归小队好？（二）食堂问题很突出。这个问题一不摸底，二受骗。过去把食堂提得很高，说是社会主义的心脏。如果群众不满意，今年不垮明年垮。（三）分配问题。供给制多种多样，有个别维持的，多数是站不住。主席到湖南、浙江，发现“十二条”没彻底贯彻，退赔不彻底。他很着急，感到工作不深入，没有群众路线，政策上农民吃亏。主席意思，要把农业这一项抓稳，这方面搞不好，影响工业。

4月27日　晚上，在杭州饭店会见几内亚、约旦、南非、塞内加尔、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乌干达、肯尼亚的外宾，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非洲是斗争的前线，亚洲有些地方也是斗争的前线。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美国霸占了台湾，所以我们也是一个斗争中的国家。革命是有可能胜利的。中国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又胜利，又失败，经过这些曲折，最后取得胜利。失败的时候是政策上犯了错误。犯错误是一件坏事，但也有好处。我们犯过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所以我们的党和人民有可能找到正确的路线。革命必须依靠群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有正确的路线，才能胜利。毛泽东最后说：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包括你们的斗争，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政党。

4月28日　离开杭州，到达上海。

4月　对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散文作家杨朔写的旅日游记《樱花雨》一文批示：“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文章通过对日本社会的观察，把驻日美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把日本人民比作风雨中开放的樱花。

5月1日　下午，在柯庆施等陪同下，到上海电机厂同该厂和上海汽轮机厂等工厂的职工群众及全市各大工厂的二百九十多名先进生产者、老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说：工人要有革命骨气，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战胜困难，勇往直前。晚上，出席上海市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联欢晚会，和上海各界人民的代表一起观看戏曲演出。晚会前，毛泽东同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教育、文化、科学界的代表座谈，柯庆施、曹荻秋(41)、魏文伯等参加。座谈中，毛泽东对谈家桢说：你的研究在搞吧，现在还有没有人压迫你？应该发展学派，学派总要有代表人物的，你好好干吧！

5月3日　下午，同周谷城谈话，就文学、说唱艺术等问题交换看法。

5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推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间，因有几省负责同志提议推迟几天召开，以便多做几天调查研究工作，向群众寻求真理。中央认为可以推迟几天。现决定：起草委员会各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其助手，于五月二十日到达北京。特此通知。”并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你与在京各同志商酌。如以为可，即用电报发出。”

5月5日　阅张平化四月十四日关于湖南工作给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信请印发中央常委、书记处各书记。五月工作会议时，是否印发到会各同志，那时再定。这信是一封中肯而又真诚的信，是一封很好的信。”张平化在信中说：主席四月十一日给汪东兴同志的信，已印发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并在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传达和讨论。这封信，对于湖南省委、首先对于我是一服对症的良药。“见事迟，抓得慢”，这主要是我的毛病。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政策。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第一是恩赐观点。不少的地方不是由群众当家作主来解决问题，而是由少数人站在群众上面“发政施仁”。第二是主观主义。我们有若干政策性的具体措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例如过分强调办公共食堂、供给部分过大、征购任务过重等。所有这些错误，应当由省委、首先应当由我负主要责任。

5月6日　关于调查研究工作致信李井泉、陈正人：“陈正人同志五月一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此信并告中央。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5月7日　晨四时，阅周恩来本日晨三时左右自邯郸打来的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周恩来汇报说，他在邯郸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他正在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社员不赞成供给制，赞成只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群众坚决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并有所发展，具体做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

同日　批示机要秘书徐业夫：“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他在四、五两月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五月去杨村七天，下连调查，极为有用，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有益的。十天后，我返京找他长谈一次（两小时）。请他好好保养身体，是为至要，是为至要。”

5月9日　晨二时，阅李井泉五月八日从内江打来的关于粮食问题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李井泉同志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李井泉汇报说：关于粮食问题，我在南充、内江两地同干部、社员座谈，他们反映比较强烈，主要是感到口粮标准低，要求增加口粮；提出按高级社时的分配办法，实行粮食三定；要求口粮按人口分配后，多余的粮食按劳动工分分配；要求及早宣布、固定国家征购任务。

同日　晨三时，阅胡乔木五月八日关于湖南调查组工作情况的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胡乔木同志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下午四时半，批复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又批示邓小平：“起草委员会各委员到京时间不必提早，仍以五月十五日到京为宜，使他们可以多作几天调查工作。胡乔木同志则宜于五月二十日到京，因为他提出了几个新问题，须作较详的调查。”胡乔木汇报说：现在想较多地了解一下以前没有多了解的商业和手工业问题，主要是想了解恢复供销社和手工业社的试点情况。关于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少为六个，湘乡沙田公社仅仅用三天时间就把食堂问题基本解决了，群众的热烈程度难以想像，甚至说成是“第二次解放”。关于农村商业问题，群众对现在的农村国营商业意见极多，省委已在作成立供销合作社的试点。原供销部的工作人员虽对由国家干部转为集体干部感到震动，但第二天又显著改变了对社员顾客的态度，马上到各生产队去征求意见，拨给对许多产妇应供应而过去未供应的糖。关于农村手工业问题，现在手工业工人劳动积极性极低，现行办法几乎到了无法继续下去的程度。为了调动手工业工人的积极性，恢复市场供应，中南局各省委都决定恢复单独核算的、既有集中生产也有分散生产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建议各省都可以进行一些试办供销社和手工业社的试点工作。关于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城市人民公社办的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下于农村。我们在长沙还附带问了一些城市工商业和城市整风的情况，据反映，这方面确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除计划指标外，工资奖励制度问题，经济核算问题，工厂管理制度和党政关系问题，职工生活和职工私自回乡问题，工会工作问题，目前都很尖锐，迫切要求认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

5月11日　到上海淮海路宋庆龄寓所看望宋庆龄。当天乘专列离开上海回北京。

5月13日　阅邓小平、彭真五月十日关于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电话汇报的记录，批示：“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汇报谈到在北京近郊和顺义、怀柔等县一个多月的调查中，对几个问题的了解。一、社、队规模的调整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二、多数生产队赞成包产部分购九留一，超产部分购四留六。三、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供给制，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四、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执行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制度的。五、食堂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六、社员普遍主张农具归生产队所有，多数主张耕畜折价归生产队所有。七、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

5月14日　到达天津。阅张平化五月十三日关于农村调查的来信，批示：“此信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张平化同志：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张平化在来信中说，从五月二日起，他同一个调查组在浏阳县一个大队作调查。群众对“六十条”非常欢迎，对小自由表现特别积极，听到食堂可以不办，认为是“松了绑”，一些人主张分田到户。有人说：“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的，现在两条群众路线，已经走了一条，食堂可以不办了，还有一条，就是分田到户，迟早也是要走群众路线的。”

同日　在天津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等谈话。提出食堂散得越快越好，政策出自于调查研究。晚上，回到北京。

5月15日　阅李井泉五月十三日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试点工作情况的来信，批示：“此件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另印发到会(42)各同志。小平阅后发。用保密电话。”来信说：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的问题，我们在四川南充县新民区进行了试点工作。在当前我国几种不同性质经济并存的情况下，恢复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为了适应当前农村副业和集市贸易的情况，对小商贩的组织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同日　阅王任重五月十日关于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来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各同志。原件退毛。”来信说，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已于四月二十六日结束。湖南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斗争中是非界限有些不清，一部分好同志被打击，一些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阶级报复，在湖南一部分地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第二，对一九五九年粮食估产过高，征购和外调过多，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也是一九六〇年农业减产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一九六〇年生产上的瞎指挥，是造成农业减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第四，一九五九年大办水利时缺乏必要的控制，有些大中型水利工程事先没有勘察设计，结果劳民伤财。

同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村问题与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问题，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廖鲁言、田家英出席。

5月16日　阅阎红彦五月九日的来信，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小平同志：此信请你阅后，用保密电话发去，另印发到会各同志。”阎红彦在来信中说，他在思茅地区作了些调查研究，参加了普洱、景谷两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同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进行了座谈，并找了若干社员听取意见。信中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一、社队规模的大小，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在一个公社内，可以有的核算单位是大队，有的是生产队。二、群众对公共食堂反映普遍都很强烈，主要意见是：浪费大，平均主义，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三、多数地区群众一致同意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一部分地区群众仍愿意除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外，对全体社员实行部分粮食供给制。我觉得上面两种办法都可以实行，全省不必强求一律。四、耕牛、大农具多数意见是归生产队所有。五、山林问题，大家认为要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并规定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益，山林恢复起来很快。六、社员要求实物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

5月17日　审阅邓小平五月十六日报送的关于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人员名单。名单中，中央参加会议的共二十七人；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六个大市委(43)的第一书记共三十八人（赵紫阳、廖志高在内）；另起草小组共五人，以上总共七十人。并提出：中央各工业部门同志都不参加。在京其他政治局同志不参加。还可考虑邓子恢、胡耀邦两同志参加。毛泽东批示：“同意。邓子恢、胡耀邦二同志应参加。”

5月21日—6月12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粮食、“六十条”、手工业、山林、商业和城市整风等问题。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要修改，制定出“修正草案”。对草案的最重要修改是：将原规定的公共食堂“应积极办好”，改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取消了原有的分配中的供给部分。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中共中央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山林十八条”）。会议决定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当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一千八百万吨调整为一千一百万吨。

5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安排等问题。毛泽东说：会议打算开半个月，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讨论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粮食问题等。我们的干部在讲到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些社会主义原则时，都是一致的，但一到具体事情就不一样了。需要用实际来教育干部，用彻底退赔来教育干部。郑州会议只讲了农村人民公社政策的原则，但没有讲具体政策，没有章程。上海会议提出了十八条，有了具体政策，但是不灵。我写的党内通信六条也不灵，那时没有提退赔，对干部也没有规章制度的教育。现在不少地方退赔不到一半，很需要用实际退赔来教育我们的干部，使干部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年夏、秋、冬，以至明春，看能否做到彻底退赔，退赔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教育干部懂得马克思主义不能剥夺劳动者和劳动者组成的集体经济。彻底退赔，才能使群众相信我们，相信共产党到底是共产党。这几年有些不相信了，是你平调嘛！总之，凡是国家平调集体的或个人的，集体平调集体的或个人的，都要坚决退赔。湖南平调物资款十二亿元，全国估计约二百亿元，要分期分批退赔。退赔还要道歉，才能取信于民。一天没有退赔，一天不是马克思主义，一部分没有退赔，一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反对剥夺农民的。我们与农民的关系，一是所有制，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是分配。所有制主要是讲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的关系，还有同个人所有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有党和农民的关系、干群关系、领导者与生产者的关系，这其中也有所有制问题。生产是集体的，你瞎指挥行吗？分配主要是反对平均主义。过去我们开会，都是说的人家的话，听地委、县委的，总之都是听来的。说人家的话，因为你没有到群众中去，听群众的话。如食堂问题，这次蹲了点，了解了真实情况，才能说我们自己的话。无论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军队，都要采取这种办法。庐山会议前，我们还没有弄出个章程，后来又弄出了几个大办，谁晓得会发生平调？孟子说过“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44)，我们提出大办这个大办那个，他们就大平调。如果叫他们反对革命，他们就不会干，这是“难罔以非其道”。食堂，原来都说是群众要求办，说群众如何热烈欢迎，现在看，群众实际是不欢迎的，是反对的。庐山会议时，四川、湖南、河南都坚持要大办食堂，以后还有贵州、云南、上海附近的十个县都要办。那时分成两派，要办就办。现在群众不欢迎它，这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可知了解群众心理不容易啊！城乡关系，解放初期被战争打断了，我们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四句话的办法恢复了城乡关系。我在天津看了物资交流会，四十八里长，三天才看完。现在用退赔，用商业的老办法，用“复古”的办法解决。要退赔的东西，农民每户都是很清楚的，大概需要几年才能搞好。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你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得罪了小资产阶级可不得了，永世不得翻身，因为他们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5月22日　同王任重谈话。毛泽东说决定调王延春到湖南省委工作。

5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彻底退赔，一年不行就两年、三年。马克思主义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讲剥夺剥削者。我们党从来是对地主、官僚资本实行剥夺，对富农只征收其封建部分，对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实行赎买政策，对帝国主义只没收德、意、日交战国的财产。地主、国民党才剥夺农民。我们平调了农民二百亿元，我们不退赔，就要被打倒，这是简单的真理。我在广州就说过，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宣传三面红旗，我赞成，但退赔必须彻底。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不能说是一面红旗。彻底改了，两三年才能成为红旗。究竟需要退赔多少，一百五十亿元、二百亿元？要分期分批、坚决彻底、全部退赔，在退赔中训练干部。现在农民与我们还有隔阂，不相信我们，只有坚决退赔，农民才相信“共产党到底是共产党”。剥夺农民还能搞什么社会主义？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准剥夺农民。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得罪了农民，一事无成，你就休想搞好社会主义。中心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反“五风”、平反、处罚坏人。过去我们听你们的，你们没有亲自调查，你们也是听人家的。你们要亲自调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才能退赔好。群众路线很重要。河南一级一级从上往下贯，根本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他脑子里想的。实际上事物很复杂，具体事物都是有差异的。理性应该从实际中来，比如山、河、狗等概念，都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把许多差异都舍掉，只抽出一个片面，就是概念，那怎么会不发生问题。规律也是事物的一部分，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规律，定出政策，这是唯物论。以上这些是简单的真理。我们党内有许多人是唯心主义的，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比如食堂问题，没有调查，只是听人家的，不是听的群众的。退赔是处理调的问题，不是解决平的问题。把工、农、商业、文教调的，都要赔清。平反也要搞一些，不改不是马克思主义，部分不改就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先讲这几件事，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

5月28日　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45)五月十二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的附信。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六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46)的问题。毛泽东为戚本禹的材料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戚本禹的材料说“现在工作里出了一点小毛病，也是难免的”，毛泽东将“一点小”改为“很多”，将“也是难免的”改写为“未经过派出的机关、党委对他们进行严格训练，对政策、态度和方法等方面反复讲明，并有一个强有力的组长以前，出毛病、闹笑话、成灾难，一定是难免的”。三十日，毛泽东对这个材料再次批示：“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5月29日　阅陈伯达五月二十八日报送的由胡耀邦带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辽宁省委组织的调查组五月五日写的调查材料之四《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和陈伯达的附信。附信中说：读了这个材料，觉得非常好，可以在商业工作问题上，引人深思。看来，学会做生意，还是我们今天搞好工农关系和繁荣经济的一个极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许多人还没有学会。请主席考虑，此件可否发给中央工作会议参考。毛泽东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我看了这个谈商业的文件，也觉得很好，可发到县、社两级讨论。”调查材料说：我们在海城牛庄公社和其他一部分社队，对农村商业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大家议论最多的有两个问题。一、改变农村商业体制势在必行。不少社队干部和社员，对商业工作一条腿走路的现状表示不满。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农村商业工作就由两条腿（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变成为一条腿（国营商业），由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变成为一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农村的商品交易就由包括集市贸易在内的三条渠道变成为一条渠道。从最近两年多的情况可以看出，所有购销业务统统由国营商业独家包揽经营，是害多利少的。集体商业变为国营商业以后，出现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商品生产方面有几种所有制（全民的、集体的和家庭的），而商品交换却只有一个渠道。作为商品生产者的集体和个人之间，不能直接交换自己的任何产品，这既不方便于消费，也不利于生产。还有国营商业部门统统实行一个牌价，价格的不尽合理，影响社员个人和集体物资的出售，使市场上的商品量大大减少，造成人为的物资紧张，等等。改变体制的比较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恢复供销社的原有性质，改变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这是农民一致同意的办法。国营商业与集体商业要有适当的分工，处理这个问题应当以刺激商品生产、活跃农村市场和便利群众生活为原则，对集体商业的活动，不宜限制太多太死。二、怎样把农村商业工作做活一点？要求适当调整农副产品的购留比例，以奖励生产。不可统得太多，管得太死。统一计划，统一收购，统一分配，破坏了商品生产的规律，结果是一购什么什么就少，什么少了就统什么，最后却变成了奇缺物资。由于价格不合理，使一些商品的生产萎缩。合理调整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已成为活跃农村商品生产的一个重大环节。要设法减少商品的迂回运输。在某些商品的供应上，要求适当照顾农村的产妇、婴儿、病人和老人的特殊需要。

6月1日　为印发关于湖南工作的一些文件，批示：“关于湖南工作的四封信，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研究。湖南的问题在各省、市、区大体相同，有普遍性，所以值得大家注意。”这四封信是：毛泽东四月十一日请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帮助工作给汪东兴的信；张平化四月十四日检讨湖南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恩赐观点和主观主义）给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信和毛泽东五月五日对这封信的批示；王任重五月十日汇报湖南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信；刘少奇五月十一日关于在长沙福临公社天华大队和在家乡宁乡的调查情况给毛泽东的信。刘少奇在信中说：天华大队很有可能是被漏网的地主和富农分子实际上掌握领导（正在进行审查）。社员生活远不如一九五七年，这主要是由于社员过去都有自留地，还在山上开了些荒土，每家都收有几千斤红薯、芋头和田埂上的豆子，养了猪和鸡鸭，而现在这些几乎完全没有了，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因此，都感到不够吃。去年下半年也有相当多的人害浮肿病，山林竹子受到严重破坏，房屋拆毁三分之一，干部贪污多占的现象也相当严重等等。信中还就社员住房问题，退赔问题，巩固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所有制问题等，提出了处理意见。

6月3日　上午，关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二、第三阶段日程安排问题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工作会议讨论调查等四个问题，早已过去了。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讨论粮食、“六十条”、手工业条例、山林条例、商业条例等五个问题之后，还要讨论湖南工作的四封信，调查组下去要遵守长辛店支部戚本禹同志的十多十少问题所提出的意见。这是第二阶段，大约七天（一号起）可以够了（要休息一天）。第三阶段以四天时间讨论城市问题。五月二十一日以来十几天时间的工作，讲一讲会取得了什么成绩，鼓足干劲，干下去。再就是七月下旬或八月上旬（似以八月上旬为较好）庐山会议的时间问题和题目问题（城市整风和工业两个问题），一天就够了。这样八号或九号就可以结束了。以上你们如果同意的话，就请通知各中央局同志转三大组各同志。”当日，邓小平将根据毛泽东上述意见作出的具体安排，请杨尚昆转报毛泽东：“七号结束第二阶段，十一号结束城市工作（要四天），十二号庐山会议等问题。故八、九号不能结束。如城市工作只讨论两天，到十号可以结束，此点请尚昆报告主席。”四日上午，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安排，十二号结束会议。”

6月4日　阅刘少奇六月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根据刘少奇的意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革命的知识青年派到农村工作的指示（草稿）》。刘少奇在附信中说：“此件经小平同志提议，由我批印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尚未进行讨论。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用，请批示小平同志提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提交工作会议讨论一下，如得同意，即可发出。”指示稿说：最近农村许多三类社队的出现，证明了没有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同农民结合起来，在乡村中就很难建设社会主义，很难防止地主富农的复辟。为着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迫切需要训练一批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比较熟悉党的方针政策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实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队伍，改进公社和生产大队的管理工作。必须在今后几年内，继续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

6月6日　晨零时，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谈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问题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毛泽东要周恩来写成文件。本日上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组织起草的《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作了说明，提请会议讨论。

6月8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二次郑州会议，北戴河会议，我还是小学程度。到了广州会议和这次会议，才到了初中程度。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在退赔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讲不算旧账，到了上海会议就改正了。我是坚决主张退赔的，等价交换也是坚持了的。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在贯彻执行反右倾时，搞到了县以下，发生了问题，出了毛病。食堂问题，那时只主张搞百分之三十，首先遇到河南的抵抗，我们也没有坚持搞百分之三十，结果普遍搞开了。供给制三七开的办法，也是不能搞的。管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你们、伙夫、马夫讲的，拿到群众中行得通才行。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过去中央苏区搞AB团，湘鄂西、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杀了不少人。延安整风有点经验，虽然出了毛病，但未杀人。后来把王实味(47)杀了，不应当杀。对张国焘(48)应该反，但抗大反得过火，使四方面军的同志低人一等，混不下去，我应负主要责任，这恐怕是执行中发生的问题。现在的“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钢铁，我也满腔热情，劲也大，北戴河会议也很有点来头。你们在座的，大区的同志，如果四六开，你们也有四成吧！（陶铸：还是我们这些人搞的。）我这话一直讲他几年，你们作好思想准备，听厌了，我就不讲了。湖南见事迟，抓得慢，我听了心情有点那个。要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三十五年的总结。我们才十一年，写不出政治经济学来。这本书里，斯大林讲了两个经济法则：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会上，毛泽东针对不能剥夺农民问题，读了斯大林转述的列宁的一些论述。他说：这里讲的是给农民东西，不是剥夺农民。对于价值法则的作用问题，毛泽东又读了斯大林的一些话，其中有：“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法则的。”“这好不好呢？这并不坏。”“糟糕的并不是价值法则影响我国的生产。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法则所发生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

6月11日　阅田家英六月十日上午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王国藩公社西铺大队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相结合的调查报告。批示：“即退田家英同志。两件都已看过，很好，请即送小平同志照办。”又在西铺大队调查报告上批示：“这个经验很好，印发会议各同志参考。”田家英在送阅上述两个文件的报告中说：关于讨论和试行修正草案的指示稿，是小平同志要我送给主席审阅的。小平同志说，这个文件，再作修改后，准备同“六十条”一道尽快发给各地；其他文件，在发出这个文件以后，再陆续修改，陆续发出。这样做法是否妥当，请主席指示。王国藩社的调查，是伯达同志进医院时嘱我送给主席的。伯达同志希望主席考虑可否批发各地参考。

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六十条”的指示稿中说：“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把这个工作条例的每条、每款，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要防止把那些不合乎自己口味的规定不告诉群众，或者任意加以篡改的现象。”要“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领导群众逐步实行”。“我们共产党人的每一条政策，每一个措施，都要符合群众的利益，都要通过群众的自觉自愿，并且要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去实现。”“各级党组织，必须吸取近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继续改进领导作风，认真加强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决改正平调错误，充分发扬党内党外的民主。”“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中间，不允许再开展反对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各个社、队和干部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慎重地作出结论，不要拿‘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框子到处去套”。十七日，毛泽东在修改后的指示稿上批示：“退尚昆即办。”他作了一处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要真正认识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后来，毛泽东在六月十九日印发这个指示和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中共中央文件上批示：“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教材。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关于西铺大队的调查报告说：西铺生产大队是一个有一百七十四户人家的村子，王国藩就是在这里办起“穷棒子社”的。这个村由个体生产时期到合作化时期以至现在，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结合得好，互相促进，因此粮食和畜牧业生产一直在稳定地上升。而与西铺村一路之隔的东铺村，由于畜牧业逐年下降，粮食产量也不断下降。西铺村与东铺村粮畜发展的相互关系，从正反两方面都证明了粮多、畜多、肥多，畜多、肥多、粮多的道理。西铺村生猪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一直坚持了公养与私养同时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社员养猪。在整个畜牧业的发展上，则贯彻了自养自繁的方针。

6月12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49)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〇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有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整风，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七年，一直整下去。要搞四个工作，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坚决退赔，冤枉的人要平反。比如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他完全正确，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要改过来，要恢复名誉，仍当地委第一书记。今年三月的广州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搞了个“六十条”，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有些别的问题，没有解决；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山林问题，没有提到。这次北京会议，我看大有收获，把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事情搞清楚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大为深入了。可见，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认识的，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不教育干部我们毫无出路。我看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城市也要搞若干条）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关于学习材料，我看就是“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的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章。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讲成了道理的，还是这一本。他讲客观规律，第一章就讲客观真理。他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我建议下次在庐山开会，就要讨论斯大林这本书。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共产风”一刮，大多数干部就不懂得了。我希望今年能够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今年能有点成绩，不能打五分，四分、三分也好。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你们回去以后，农村工作的事情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去搞，今年就把精力用来搞城市工作。如果你们同意的话，今年八月在庐山开会，搞城市整风、工业问题。今年我觉得有希望，感觉有希望。

本日会议上，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还先后讲话。李富春谈到计划安排要首先满足农业、满足市场需要时，毛泽东说：陈云同志过去讲过要以市场第一，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我也没有开腔，现在看，还不是回到那个轨道？李富春谈到削减基建投资时，毛泽东说：过去批判马鞍形，现在我们也搞马鞍形了，大马鞍形。要逐步配套，逐步前进，现在退一下，几年之后可以在那个基础上又上去。李先念谈到收购食油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先留后购，不留就没有。两头猪购一头，不要只留十三斤肉，结果十三斤也没有。李先念谈到出口问题时，毛泽东说：出口第一，内销第二；市场第一，基建第二。这个办法我看不能推翻。在大家发言之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公社西铺大队的那个文件，请你们好好看一下。这个大队是粮食、牲畜、猪并举。他们说，有了肥料就有了粮食，有了粮食就有了牲畜；倒过来，有了牲畜就有了肥料，有了肥料就有了粮食。因此，西铺村就年年增产，没有刮过“共产风”。猪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这个文件，你们可以当作一个教育材料，在三级干部会上学习一下，当然各省总可以找到个把王国藩这样的大队。你们还要到马克思那里去问？马克思是德国人，那么远！到列宁那里，列宁是俄国人，也不近。而我们河北省遵化县有个王国藩，为什么不可以去学习他的具体经验？粮食年年增产，过去每年都要国家救济，而这四五年内，每年都向国家提供了粮食，国家的征购粮增加了，卖给国家的猪也增加了。

6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苏加诺说：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毛泽东说：只能一步走。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苏加诺问：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毛泽东说：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

同日　写信给刘松林：“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6月15日　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到钓鱼台迎宾馆回访苏加诺，并共进早餐。毛泽东说：昨晚想来看你，但怕影响你休息，所以今早才来。我就在这里向你送别。你要更加注意，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放过你的，这是我的临别赠言。以后我们再见。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总理范文同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周恩来、罗贵波等在座。范文同说：昨天我见到了中国到越南工作过的专家，向他们表示感谢。毛泽东说：不要感谢，这是国际主义义务。你们在我们南方前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前线，你们的贡献很大。你们的事业对全世界，对中国，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对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都是帮助。因此，中国、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世界无产阶级有义务帮助你们，特别是中国。

6月1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王稼祥等在座。毛泽东说：什么和平过渡，我们就不相信。全世界也许有那么几个，在一百个当中也许有几个可能和平过渡，但九十多个是要经过武装斗争的。我们的意见，有些人不赞成。他们说他们是可以和平过渡，又可以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不赞成的。艾地问：可能性小，但毕竟是有可能？毛泽东说：列宁就是那么样讲过，将来有一个时候，全世界只剩下几个小国，资产阶级没有办法，不敢反抗，也许有可能和平过渡，但也有可能资产阶级不干。马克思也讲过。谈到台湾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愿意同蒋介石讲和。我们提出要跟他讲和，他不干。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同国民党讲和的口号，现在也未放弃。他是很怕的，我们就不怕。美国也很怕，怕我们同国民党讲和。谈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对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有一套的。我们取得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新事，我们没有经验，需要重新学习，重新教育党的干部，重新制定党的总路线。在这十一年中间，很多的同志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民问题上，他们表现为侵犯农民的利益，就是叫做平均主义。他们虽然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价值法则，但是具体做起来就不赞成了。这跟我们缺乏一套具体的政策也有关系。革命只有总口号、总路线，而没有具体的政策，那是不行的，无论哪一个国家的革命也是这样。没有具体的政策，他们就搞他们的，搞平均主义。所以我们现在搞出一套具体政策来，这就可以教育干部。干部是要重新教育的，因为这一场革命是新的革命，不重新教育是不行的。要完成一套适合群众的具体政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时期还有一个建设工作，这也是一个革命，可以说是技术革命，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方面的技术革命。过去这些都没有经验。同样的，这方面单有总路线也是不行的，还要有具体政策。你们知道，我们是学习苏联，但是照抄苏联也是不行，必须要有自己的经验，把马列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方面的原理原则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规定政策，这样才好。毛泽东强调：以上我讲的国内情况，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新的时期一定要制定新的总路线和新的具体政策。具体政策要完全正确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就是要在取得经验之后。现在我们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有了十一年的经验。第二点是新时期需要重新教育干部，即制定新的总路线，制定新的具体政策，来重新教育他们。

6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彭真、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进行了英勇的伟大的斗争，你们的斗争很出色，很正确。这样的党在全世界是不多的。我们认为党在历史上的错误，是党今天的财产。绝对主义就是不许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被整垮，而且把不是错误也被当作错误对待。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中，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就是说，对犯错误的同志，首先要有团结的愿望，促使他们改正错误，好一起工作，如果没有这种愿望，就会发生“左”的错误。从这种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来达到新的团结。这是有原则的团结。这个办法富有成效，它留有余地，不是绝对主义。例如斯大林的方法就不好，他对反对派只有斗争，没有团结，而且不仅仅限于斗争，还把反对派杀掉了。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都犯过错误，除了托洛茨基走掉以外，其他都被杀掉了。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法。干部是不能杀的。希望你们研究中国党的历史，不仅要研究胜利的历史，也还要研究失败的历史。只有经过很多痛苦，才能取得经验。不要把错误认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看作同时是一种财产，不能说错误路线没有用处，它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6月22日　阅习仲勋六月十九日关于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说：自从去年九月中央批转了《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以后，中央各部门进行了比较认真的精简。在人员方面，中央各部门在京单位原有二十四万余人，至今已经精简了八万余人，在机构方面，中央各部门的司局机构，撤销、合并了八十九个，精简了百分之十五，事业机构合并了一百一十一个，精简了百分之二十六。到目前为止，精简工作虽然还没有全部结束，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改善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二、充实了基层，加强了生产第一线。三、纯洁了组织。目前中央各部门的机构编制虽经过一次精简，但一般的还是偏多偏大。对中央各部门的机构和人员再作适当的精简，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二十四万人中，已减三分之一，即八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四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十二万人，占总数二十四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简，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减少二千万以上，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6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事项。

同日　听取胡绳汇报《红旗》杂志情况。

6月下旬　对刘少奇准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六月二十三日稿），作以下修改：讲话稿说在中国“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将“相当长的时间”改为“一个很长的时间”；将“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改为“则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讲话稿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了，贫穷落后的中国已经开始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了”。毛泽东删去了“根深蒂固地”五个字，将“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了”改为“走上翻身的道路了”。讲话稿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将“伟大的胜利”改为“第一步的胜利”。讲话稿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能不产生伟大的影响”。毛泽东将“很大程度上”改为“一定程度上”，将“伟大的影响”改为“一定的影响”。讲话稿说“中国共产党的四十年……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这就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毛泽东删去了“充分地”三个字。

6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6月26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6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6月30日　晚上，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刘少奇发表讲话。会后，观看文艺演出。

6月　阅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六月十五日关于瑞士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沃克谈他对《毛泽东选集》的看法给中联部的电报，批示：“田家英同志阅后，送江青阅。”电报说：昨天李清泉大使同沃克同志谈话，对他亲自校对《毛选》第四卷法译稿再次表示感谢。沃克说：这是一件有兴趣和喜欢做的事情。目前各国党的领导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谈问题都是一般化，不能摆脱已形成的公式，唯有毛泽东同志具有独特的风格，问题写得生动、细致。《毛选》第四卷的出版，对各国党的领导人都是有益的。

——————————————

(1) 冯基平，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外事工作小组组长、北京市副市长。

(2) 何其芳，文学评论家、诗人。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3) 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说：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根据主席和中南局的指示，学习信阳地区的经验，进一步分析本地区的阶级斗争形势，明确指导思想，不断进行分类站队，凡是属于被敌人篡夺领导权的县、社、队，一律采取信阳地区的办法，坚决地、迅速地夺回领导权，把民主革命补课搞彻底，绝不能有“夹生饭”。

(4) 胡乔木拟稿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绩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

(5) 指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小组。

(6) 在修改稿中，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二）同食堂；（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了东西要还；（六）东西坏了要赔；（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八）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后经反复讨论修改，中共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发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7) 指周扬1961年1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和黄火青、周扬的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1月3日编印的《情况简报》刊载的《目前学校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情况》，中央宣传部1月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2期刊载的《从关心群众生活和耐心教育着手进行治安工作的一些好办法》。

(8) 西藏自治区于1965年9月成立。

(9) 浅沼，即浅沼稻次郎，1960年10月12日在东京遇刺身亡。去世前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1959年3月，浅沼稻次郎访问中国时发表演说，提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10) 王路明，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1) 指传达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作的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12) 许家屯，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副省长。

(13) 这是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

(14) 魏塘公社在浙江省原嘉善县境内，1958年11月嘉善县并入嘉兴县，1961年4月恢复嘉善县。

(15) 林乎加，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16) 胡愈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17) 薛驹，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参加田家英领导的浙江调查组。

(18) 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19) 周礼，又名周里，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20) 据杨尚奎1961年2月10日的汇报，江西有1289个公社。

(21) 指河北深县五公公社社长耿长锁。

(22) 何明，关锋的笔名。关锋当时任《红旗》杂志学术组组长（学术组后改为哲学史组）。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到实际中，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要虚心，不要事前定出个主观主义的框框。指导原则和框框是两回事，要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

(23) 可能指关锋1957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批判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

(24) 王若水，当时任《人民日报》编辑。任继愈，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

(25) 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26) 两忆三查，指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思想、查工作、查斗志。

(27) 指原计划1961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改在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

(28) 1961年1月10日刘少奇对中共河南省委批转洛阳地委第一书记纪登奎《关于灵宝县大王等公社层层召开“兑现会”的经验报告》作了批示。批示中说：“看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政策，首先是认真退赔刮‘共产风’的财物，就是在一、二类社队的许多干部还是有很大的抵抗的。必须省、地、县、社四级下最大的决心，并且派工作队下去督促，真正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才能冲破抵抗，使中央政策兑现。”

(29) 三南会议原计划开7天，后因三北会议方面提出合起来开会，得到毛泽东同意，三南会议遂于1961年3月13日结束，只开了4天。

(30) 指柯庆施、曾希圣、谭启龙、江渭清、江华、林乎加、杨尚奎、刘俊秀、叶飞、魏文伯。

(31) 杨放之，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秘书厅主任、外国专家局局长。

(32) 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33) 田家英领导的农村调查组，后来没有去江苏，继续在浙江调查。

(34) 三包一奖，指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

(35) “六十条”草案规定：“公共食堂必须真正实现自愿参加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和社员要求，可以办全部人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公共食堂。”

(36) 见《战国策·楚策四》。原文是：“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37) 胡乔木报送的4份材料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

(38) 苏发努冯，当时任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

(39) 臧克家，诗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40) 这6首词，即《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发表的《词六首》，包括《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41) 曹荻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

(42)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43) 指中共沈阳、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市委。

(44) 见《孟子·万章上》。

(45) 戚本禹，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

(46) “十多十少”是：（一）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二）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三）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四）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五）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六）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七）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八）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九）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十）“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

(47) 王实味，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1942年底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被关押。1947年7月，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后进行转移的战争环境中被处决。1991年2月公安部的决定纠正了王实味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对其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48) 张国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49)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批判，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陈　晋　冯　蕙　张素华　唐洲雁

目录

1961年　六十八岁
1962年　六十九岁
1963年　七十岁
1964年　七十一岁
1965年　七十二岁
1966年　七十三岁
返回总目录

1961年　六十八岁

7月初　同由湖南来北京的文涧泉和赵迎[1]谈话，详细询问家乡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毛泽东说：现在农民生活很苦，国家暂时有困难，过几年会好一点。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在赵迎谈了农村教育工作的情况后，毛泽东说：我对农村教育工作考虑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个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夜校。我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才行。

7月3日　约陈叔通、黄炎培、张治中、章士钊、傅作义、程潜、李烛尘[2]到中南海谈话，并一起进餐，徐冰[3]参加。

7月4日　下午，同周恩来[4]谈话。

7月5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7月6日　在天津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5]等谈话。刘子厚提出在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说：可以去试。

7月7日　下午，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毛泽东提出河北主张以生产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山东省委负责人说他们都这么办了。

7月8日　到达蚌埠。在专列上同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谈话。曾希圣[6]汇报安徽试行“责任田”的情况，说：过去包产的办法，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搞责任田的办法，不仅队长关心产量，而且每个社员也关心产量。田间管理，长年包工好处很多。缺点是：（一）可能私心重；（二）年年要调整，增减人口都要调整责任田。毛泽东表示：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又说，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

7月9日　复信张维[7]：“惠书读悉，甚以为慰。送上照片三张及薄物一份，尚祈哂收为幸。顺祝贵体早日康复，并问夫人安好！”

7月10日　到达上海。十一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7月12日　收到陈云[8]的来信。信中说，他昨天晚上由青浦乡间到达杭州，来杭州的目的是想找嘉兴、嘉善等三个与青浦情况相仿的地多人少的县，研究一下种双季稻和种春小麦的问题。在杭州耽搁几天，再想到苏州专区找几个县谈一下。希望到毛泽东处报告一些乡间情况。不久，毛泽东约陈云谈话。毛泽东认为他谈的意见很好，要他先向柯庆施、江渭清、江华[9]谈一下，等回到北京后，再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这些地方的情况有一些共同点。当毛泽东听陈云说青浦的自留地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零点五时指出：过去规定自留地是占耕地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

7月13日　上午，在杭州汪庄会见金日成[10]，周恩来、陈毅[11]、江华等在座。金日成问：国际上能不能打起来？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很害怕。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12]来的时候，我们讲了六七条，究竟是谁怕谁？是帝国主义怕我们多，还是我们怕帝国主义多？我说两方面都怕，我们怕他们，他们也怕我们。说我们一点不怕是不对的，问题是谁怕谁更多一点。我说我们怕，但不那么怕得厉害。帝国主义怕我们更厉害一些。这是主题。根据这个主题，我们讲了几条：紧张局势，实力政策，边缘政策，大规模报复政策等等。美国越是紧张，越压迫，革命就越多，反美运动就越发展。只有在一种形势下，帝国主义会进攻，那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天下大乱。这种时候，他们就会进攻；不是这种时候，他们就防御。我这个观点，赫鲁晓夫没有反驳。赫鲁晓夫同志大有好转，我们很高兴。核武器停止试验也停不了，这是看到真理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怎么会把武器抛到海里去呢？我说常规军不能裁，禁止核武器还有可能，因为它太厉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禁止过化学武器——毒气[13]，大家搞个协议，共同遵守。化学武器比核武器差远了，当时大家能同意不用。我想到，用核武器打起来，人类不是一半也得三分之一被搞掉，社会主义阵营受损伤，但资本主义要灭亡，他们敢打吗？我想将来还是要打常规战争。中国还没有原子武器，我们也在搞，哪一年搞得成，没有把握。要造就得几十、几百个，少了不顶事。会见后，毛泽东设午宴招待金日成。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同日　阅一份日本关于国防工业发展问题的材料，批示：“林彪、贺龙、荣臻、瑞卿[14]四同志：此件值得注意，你们谅已看过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可否请你们先谈一谈，然后在八月我同你们再谈一谈。”材料说：现在已到了洲际导弹时代，防御洲际导弹的办法只有用洲际导弹进行回击，因此不能生产洲际导弹的国家，其国防只不过是一种慰藉。日本国防的重点是保持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和海上补给力，军火生产应努力促进枪炮等常规武器现代化，加强地面部队的机动性，充实其通讯机能；航空方面应仅限于巡逻、侦察、联络、运输等中小型飞机的生产；海军方面可以考虑生产潜艇、猎潜艇、直升机、P2V飞机等。关于导弹生产，将生产若干小型导弹。

7月14日　下午，回访金日成，周恩来、陈毅陪同。十五日，金日成由杭州回国。

7月15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7月16日　下午，在杭州汪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7月17日　晚上，离开杭州。

7月20日左右　到达庐山。

7月25日　应古巴《革命报》请求，通过该报向古巴人民祝贺“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八周年。祝词说：“在‘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的光荣节日，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向古巴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且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把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看作是对自己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将永远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7月30日　写信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8月3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商定的参加八月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批注的两点意见，批示同意。周恩来的两点意见是：一、谭震林[15]需来开会，北京恐仍以留陈毅同志为妥，并便于指导日内瓦会议我代表团的经常工作。二、在上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曾提到将来会议各省要来两人。这次可否规定各省、市、区党委除第一书记外，还可再来一位书记，人选由他们自己决定。

8月9日　阅刘宁一[16]八月三日关于拟请会见古巴炮兵学校校长桑切斯少校的请示报告，批示：“可以见，如对方能推迟回国时间二三天，可于十五日或十六日见面，地点临时通知。”报告说：桑切斯是一九五六年跟菲德尔·卡斯特罗[17]乘“格拉马号”在古巴登陆的八十一人之一，是冲破巴蒂斯塔[18]军队包围的十二个英雄之一。他此次是第一次访问中国，多次表示敬仰毛主席之意，希望能见到毛主席。我们意见，如毛主席能抽出时间接见他一次比较好。

同日　致电赫鲁晓夫，祝贺苏联成功发射第二个载人宇宙飞船。电报说：在苏联胜利发射第一个载人宇宙飞船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苏联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二个载人宇宙飞船，在人类征服宇宙空间方面，创造了新的奇迹。这一光辉成就，将大大鼓舞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

8月14日　到达杭州，住汪庄。

8月16日　下午，在杭州汪庄会见并宴请加纳总统兼政府首脑恩克鲁玛，周恩来、周建人[19]等参加。毛泽东说：我很高兴会见非洲的朋友，我曾见过不少非洲好朋友，都谈得很好。非洲人民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从事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运动。我们亚、非、拉的被压迫人民都要团结起来，进行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你们的国家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当晚十一时半，毛泽东到杭州饭店回访恩克鲁玛，周恩来等陪同。恩克鲁玛谈到他这次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访问，就是把加纳的命运投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毛泽东说：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为你们的参考。方针、政策要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来制订，不要照抄外国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照抄外国经验的阶段。你们也可能有这样的阶段。过了这个阶段后，才会有所创造，按照自己民族的特点应用普遍的建设原则。当恩克鲁玛表示他们要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时，毛泽东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同西方的贸易，另一个方面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要像古巴那样使经济为自己服务，就会有宽广的活动范围，逐步减少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开辟贸易途径。

8月18日　晚上，在杭州汪庄会见巴西副总统古拉特等，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看到巴西领导人和你的同事们，非常高兴。在谈到美国时，他说：我说的美国人，指的是美国政府、垄断资本，不是讲美国人民。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对世界各国人民也是不友好的。它不仅压迫社会主义国家，也压迫民族主义国家或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在谈到发展工业时，他说：我们想搞点工业，需要时间。现在还搞得很少，因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还只有十一年。帝国主义决不帮殖民地半殖民地发展工业。要发展，也是为他们自己发展。古拉特说：最近巴西政策有很大变化，正在和人民中国建立关系。巴西总统任命我担任代表团团长来商讨初步建立贸易关系问题。我知道我是拉丁美洲第一个来华访问的政府领导人。毛泽东说：见到你我很高兴。世界事情发展快一点，我也可以去巴西看你们。现在障碍只有美帝国主义。由贸易关系将来可以进一步发展到政治关系。古拉特说：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出现人民的运动，形成人民的觉悟，英国过去雄冠全球，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毛泽东说：变化很大，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很大。许多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比如印度等亚洲许多国家。非洲已有许多独立国家。现在拉丁美洲也在变化。这是帝国主义的三个后方，亚、非、拉。十九日晚上，毛泽东到杭州饭店回访古拉特，陈毅等陪同。在得知古拉特参观了杭州的工厂、疗养院、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可以到上海去看看工业区。中国现在还没有工业化，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农业国。要工业化，就要时间，时间短了不行。也要各国朋友帮忙。我们不怕朋友多，就怕朋友少。你们是大国，你们应该发展起来。为什么北美能有一个美国，南美就不能有一个“美国”，我讲的不是帝国主义，是讲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巴西。

8月19日　下午，在杭州汪庄会见巴西共产党干部参观团和干部学习团，李启新[20]等在座。毛泽东在询问巴西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地租形式和剥削制度之后，说：建议你们做一些农村方面的典型调查，进行阶级分析，要由中央的同志、州委第一书记亲自做，不能假手于人。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不能机械搬用。你们到外国考察不要光是考察外国党的胜利的原因，而且也要考察犯过的错误，我觉得这样对你们会很有用。你们不要满足看到中国党只有正确没有错误，中国党四十年中经过了曲折的道路，经过了胜利和挫折的道路。接着，毛泽东回答客人提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目前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会不会发动战争？还是能够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们的看法同去年十一月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看法一样。声明说世界大战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就这么两条。你们会说你没有回答问题呀，你没有肯定到底打不打呀。问题在于：按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见，按照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各国劳动人民的意见，是不要打的，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很大，资本主义也怕灭亡，因此有可能不打；但如果按照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各国的走狗的意见，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每天说不会打，使大家睡觉，一个早上忽然打起来怎么办？还不如说帝国主义要打，准备好对付帝国主义要打好一些。就是说，做坏的方面的准备，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和巴西建立外交关系是快还是会拖一个时期？毛泽东说：有可能快，所谓快也是一年、两年、三年；有可能拖一个时期，就是超过三年。要做两种打算。如果按照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人民以及你们党、你们人民的意见，应该快一点；但按照美帝国主义及它的走狗、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见，事情要拖。无论快或慢，我们两国总是要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毛泽东说：也不能肯定回答。可能这几年不会，过几年以后有可能。第四个问题是，毛泽东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8月21日　离开杭州，前往庐山，到后住芦林一号。

8月23日一9月16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议程有六项：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高等学校工作条例，干部轮训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通称“工业七十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通称“高教六十条”），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这次会议，强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以最大的决心，重新安排各项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计划规定全国共生产煤炭五亿吨以上，钢一千五百万吨以上。一九六一年钢的产量由原来计划的一千一百万吨降为八百五十万吨。会议通过的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

8月23日　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安排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毛泽东询问各地的年成，各省、市、自治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贯彻“农业六十条”后农村的情况。大家说现在农村情况好一些了。毛泽东说：是不是好一些了？当然，现在不搞“几高”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中南的同志谈到现在土地、耕畜、劳力等归生产队所有，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接着，他说：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了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有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一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

8月24日　下午，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由邓小平[21]讲会议的议程和安排，周恩来报告粮食问题。毛泽东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时间大概要二十天左右。明天开小组会，讨论粮食问题。明天开不完，后天继续开。

8月25日　复信胡乔木[22]：“八月十七日信[23]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24]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25]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26]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8月27日　阅田家英[27]八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关于天津市第一钢厂和天津市机床厂的调查材料及他的附信，批示：“印发各同志研究。”田家英在附信中说：我感到，目前工业工作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指标高，任务重。第二，管理体制有许多不当的地方，权力过于分散，瞎指挥作风严重，许多传统的协作关系被破坏了。第三，工厂内部的管理工作非常混乱，主要是各方面的责任废弛，不讲经济核算。

同日　致信胡乔木：“关于苏联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大量缩减国家机关费用的经验，请着人摘录给我。又，斯大林答复丘吉尔说军队不缩减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话，亦请摘录给我为盼！”

同日　晚上，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和国际问题。

8月28日　下午，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李先念[28]报告市场和物价问题。

8月29日　阅林彪本日的报告。报告说：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需要读毛主席著作，但由于书籍缺乏，且不善于选择必需读的文章。为着解决这一问题，总政从《毛选》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拟印发到连队，以适应现实需要。但所选文章和章节，不知是否恰当，盼主席交有关人员予以审查。毛泽东批示：“田家英同志：请你看一下。如大体可用，即退回林彪同志办理。”

8月31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讲工业的情况与调整的措施，他说：以前的计划实际上是大部分无计划，目前工业生产和建设大部分处于瘫痪状态。八字方针，中心在调整，用两三年的时间调整，建立新的平衡，在调整过程中不断充实、提高。只有退够才能调整。邓小平讲话后，李富春[29]讲工业计划问题。

8月　同卫士张仙朋聊天谈到自己的愿望时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9月1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周恩来说，今后两年补充计划初步确定，煤为五亿吨，钢为一千五百万吨。毛泽东说：我看现在这样的指标不是悲观的指标，因为只是这两年嘛，是补充计划嘛，就像我们红军在万里长征之后要补充一样。那时候，只留下两万多军队，一方面军只有八千多人。我在一个会上作报告说，留下两万多人，我们更强了，因为我们有了经验。后来果然如此，政策一变，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不要以为现在的情况很坏，达于极点了就好了。（陈云：由中央有关的综合单位，按产业系统召开重点企业各方面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地从各方面把问题兜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研究。）我赞成陈云同志提的办法，主要开小型会议，要取得一致认识，然后去做，接近客观实际就好办。（陈云：建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把综合平衡问题单写一条。）讲得好，请陈云同志为工业指示写一条综合平衡。毛泽东还说：生意我们总是要做的，美国人不跟我们做，他要政治条件，并不是我们不跟美国人做。

9月4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谈到邓小平将率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提出请邓小平下山之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当前的情况谈一谈自己的意见。五日上午，邓小平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讲了五个问题：（一）对最近三年主要是最近二年工作的估计；（二）三年调整的目标，包括粮食、棉花、煤、钢、日用品、副食品、外贸、市场、物价、税收等；（三）方法问题；（四）集中统一，分级管理；（五）统一认识问题。邓小平说：毛主席说统一认识就好办了。我们这次会议把认识统一了，就可以在一个目标下面积极地去干。

9月5日　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6日　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农村简报》登载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这个材料说：各地反映，“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明显好转，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退赔已经部分兑现；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普遍地恢复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普遍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农民的生活问题一般的比去年缓和；多数地方对于今年夏收比较重视；高级社时期一系列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大部分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地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了更大的信心，约有百分之十几的县、社、队有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一般地区需要三四年时间，另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县、社、队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存在的问题也有十个方面：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退赔普遍不彻底，有的地方又发生新的平调现象；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推行包产到户的做法，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这种做法；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些地方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有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分得过小，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部分干部怀疑“六十条”是否“太宽了”，是否“倒退”；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冬春两季六个月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也在这一次省委扩大会上作出布置，主动权就更大了。生产、征购、生活安排，同时并举，就更加主动了。”

9月8日　应宁夏同志的要求，为他们书写一幅一九三五年十月作的《清平乐·六盘山》。致信董必武[30]：“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

9月9日　作《七绝·为李进[31]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9月10日　阅中共辽宁清原县委组织部部长徐振叶八月二十八日的来信。来信说，清原县在八月召开的县委三级干部会议，开得很好，人人心情舒畅，个个畅所欲言，但当市委提出要给清原县增加五千一百八十五吨“周转粮”的征购任务时，与会同志的情绪大变，气凉了，劲懈了。因为这个县原定的征购任务一万八千八百吨，已在春耕前落实到生产队。正当这个时候，又增加征购任务，将会严重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将严重挫伤农民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批示：“宋任穷[32]同志：此件请你和黄火青[33]同志一阅。此事，省委如何处理，请告。原件阅后还我。”

9月12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13日　阅彭真[34]九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草案初稿）》和他的附信，批示：“退彭真同志办。”彭真的附信说：“主席、刘[35]、周、朱、林[36]：这是根据常委扩大会和各组讨论的意见修改的稿，已同时分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如你们认为原则可以，书记处即邀大家共同谈一次通过。”

9月15日　阅彭真九月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的指示、轮训干部的决定三个文件和他的附信。信中说：这三个文件，已于今日下午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这个会议，除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外，总理也参加了。请核定。毛泽东批示：“即送彭真同志照办。”

同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四高问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安排）、所有制和分配问题，不能失信于民。现在，我们已经退到极点了，退到谷底了，今后要稳步上山。关键在于做好我们的工作，工作不能越做越粗，要越做越细。要注意不好的地方，也要注意好的地方。农村、工厂都有好的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不是一律减产了。要用好坏典型对比来教育干部。

9月15日或16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修正稿）》（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修正稿中说：“轮训的目的，是帮助干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的或‘左’的错误”。毛泽东删去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九个字，批注“这个插句可以不要”。

9月16日　阅周恩来九月十五日报送的国家经委关于今后四个月煤的分配意见和中央批示草案及他的附信。附信说：今年煤的产量可达到二亿七千万吨，钢八百五十万吨。如果重点调整工作做得好，明年煤的产量可达到二亿六千万吨，钢八百三十万吨；后年煤可达到二亿九千万到三亿吨，钢一千万吨。粮、棉的问题较大，使后年秋后不再进口粮食，各地现在还计算不出。从现在起就需要在支援农业的任务上，重点支援商品粮食和棉花产量多的地区。回北京后，要将重点调整煤的生产和重点支援农业两项工作抓紧进行。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已阅，很好，可照发。”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轮训干部编印的学习材料《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批示：“林克[37]同志：此本已看，下本[38]待阅。请先将此本送交田家英同志。田家英同志：折页处有修改与恢复，共有六处，请你们酌定。”这个材料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文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论述，分三个部分：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三、加强学习，克服主观主义。毛泽东审阅时，对摘录的他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这段话，删掉了最后一句“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对摘录的他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谈话：“头脑要热又要冷，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删去了其中的“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摘录的他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十年总结》中的“错误不可能不犯。……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这段话，将其中“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改为“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

同日　书写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题写：“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党委[39]诸同志。”又应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的要求，书赠刘禹锡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9月17日　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指示稿和工作条例（草案）的总则，批示：“退彭真同志：指示及总则已阅，很好，只在指示有一些小的修改。”毛泽东删去条例标题中的“管理”二字。指示稿说：“这个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多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和能够更好地为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毛泽东删去其中的“用毛泽东思想”六个字。指示稿强调“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把讨论中的意见，在十一月上旬以前报告中央”，毛泽东将“上旬”改为“中旬”。

同日　下午，乘汽车离开庐山，前往南昌。

9月18日　晚上，乘专列到达长沙。

9月21日　晨，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

同日　下午，同王任重[40]谈话。除向王任重了解湖北的旱灾情况外，着重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二十二日下午，再次同王任重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9月22日　为即将在武昌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同熊向晖、浦寿昌[41]谈话。熊向晖说：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从一些迹象揣测，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毛泽东说：“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42]。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43]。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44]。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斯大林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毛泽东还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一九五六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

9月23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蒙哥马利并共进晚餐，王任重参加。蒙哥马利说：我想问的是，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就是这两个问题？我首先谈对中国的看法问题。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在内，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蒙哥马利问：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完成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蒙哥马利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说：一开始就看到了。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蒙哥马利说：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说：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泽东说：根本没有。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毛泽东说：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哥马利说：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泽东说：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蒙哥马利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不知应怎样理解？毛泽东说：就是说革命要经过战争。蒙哥马利问：主席是否认为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毛泽东说：恐怕对有些国家还有效，我还相信这句话。革命不是哪个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是因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干。蒙哥马利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毛泽东说：对，多少年还要遗留下去。蒙哥马利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不错。毛泽东说：做了一点，还不多，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蒙哥马利说：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毛泽东说：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共进晚餐后，蒙哥马利说：我现在想跟主席谈谈三原则问题，这三项原则我以前都单独提过，这一次我把三项原则作为一揽子提出。我认为西方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烂泥坑。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呼唤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毛泽东说：一揽子提出更有力量，比分别提出更好，各国人民能更好地理解。反对的人会不少，欢迎的人更多。多次提出，总可以见效。提得对，提得好。蒙哥马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问斯大林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斯大林说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中国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毛泽东说：中国也是这样，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个阶段可能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蒙哥马利说：那末你们为什么把自己党叫做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呢？毛泽东说：因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目标。蒙哥马利问：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呢？毛泽东说：很难说，至少是半个到一个世纪后的事。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最后，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非常有趣，我能否明晚再回来谈谈。毛泽东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

同日　收到王任重送来的关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其中两份是：中共孝感地委工作组八月十二日关于武昌县锦绣生产大队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查和中共荆门县委工作组九月关于金山大队扩大生产队核算试行情况的材料。他们的实际做法是：取消“三包一奖”，生产队的收入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之外，其余全归生产队进行分配。王任重附信说：两个大队试行这种做法，看来效果是好的，以生产队为农副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和以大队为统一分配单位的矛盾解决了，瞒产私分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穷队与富队之间“一平二调”的问题也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这样在经营管理上简便易行，看来这样做适合当前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和干部、社员的文化水平。信中还说：主席如有时间，希望找省委书记处同志和地委书记见见面，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示。二十四日，毛泽东对王任重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当天，毛泽东接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在武昌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地委第一书记，再次谈了他的上述看法。

9月24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再次会见蒙哥马利，王任重在座。蒙哥马利说：我很高兴主席改变了主意。毛泽东说：我回去想了一下，你说还要见我，我想不见不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蒙哥马利问：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当蒙哥马利谈到英国没有同俄国打过仗，希望以后也不跟它打仗时，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想跟美国打。我们的志愿军跟美国在朝鲜打了三年，美国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它的武器好。但是，只要不打原子弹、氢弹，打常规武器，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蒙哥马利问：在许多年打仗的时期，主席有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还是说主席主要是在上面指挥？毛泽东说：二十二年中有十年亲自在战场指挥，有四年当全军的统帅。他们要给我军衔，我不要。蒙哥马利问：主席对核武器是怎么看法？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蒙哥马利说：刘主席告诉我说，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核武器，你们也要搞一点。毛泽东说：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是不是能够像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核武器也不用？蒙哥马利说：现在还做不到。又说：我认为，领导的艺术就在于为每一项工作选择适当的人。毛泽东说：对。我现在在北京一年最多四个月到五个月，别的时间我到处跑，中央的工作交给他们，我并不每天指挥。蒙哥马利问：中央的控制是不是很紧？现在是不是有些分权？毛泽东说：开头很紧，后来太松，现在不紧不松。紧了，底下哇哇叫，后来就下放，下放了又太松，原料不集中了，应该一致的也不一致了。蒙哥马利说：你们找到了一个折中吗？毛泽东说：找到了。现在是第三个时期，有了两种经验，所以不紧不松。一九五八、五九、六○年，搞得太松，包括今年上半年。我学问不多，如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经验，我们都愿意接受。蒙哥马利问：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说：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问苏联。至于办工业，我们也很愿意问你们。我看过一份报告，是我们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以后回来写的，很有趣味。他们说，看到你们的一些工厂，并不富丽堂皇，房子也不整齐，但是做出来的东西，质量好。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蒙哥马利来到长江码头。毛泽东邀蒙哥马利一起游长江，蒙哥马利说他不奉陪了，坐在船上观看。毛泽东游泳后上岸，亲自送蒙哥马利回到下榻的胜利饭店，王任重、李达[45]、熊向晖、宋之光[46]等一同前往。毛泽东将亲笔书写的一幅《水调歌头·游泳》赠蒙哥马利，并说：送给你个人，希望不要发表。蒙哥马利问：主席为什么不在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还说，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我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孙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武汉。

9月25日　晨，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晚上，离开郑州。

9月26日　晨，到达邯郸。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47]当刘子厚说他们想谈谈上次谈过的大包干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当周兴介绍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后，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叫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张家口比较简单的办法，也还有八百多笔账。毛泽东说：这是烦琐哲学嘛。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讲所有制名义在大队实际在小队。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生产活的东西，钢、铁是死的东西。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又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再次肯定唐县那个公社搞分配大包干的做法，说：粮食年年增产，牲口也很壮，照它的办法就行了，还有什么讲的？生产队富了就好办了，过去是搞“均”。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刘子厚又汇报到粮食如何按劳分配时，毛泽东说：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基本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刘子厚说，对困难户进行补助，人们是同意的。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这四种人，人们都不同意补助。毛泽东说：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最后，毛泽东说：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生产队为基础，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大队、公社有了积累，可以办些赚钱的事业。大队、公社兴修水利可以采用出工的办法。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管些什么，应该有个细则。大包干以后，大队并不是没有工作做了。生产队的八权，再加上两个，一是耕畜、农具所有权，二是分配权。

9月27日　晨，回到北京。

9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兄弟国家，是好朋友。对于美国来说，古巴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愉快的意外。你们的朋友很多，不孤立。我们过去打了二十二年仗，打到一九四九年，在国内国际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这是武装的阶级斗争。所以，除了打原子战争，如果打常规战争，我们是有一套办法对付敌人的。打完仗之后，遇到经济建设我们就不行了。所谓不行了，就是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来搞建设了，是新事情，完全是新的问题。我们没有工程师、教授，搞经济建设、办大学我们没有人，全靠旧社会的人。我们这些人不会唱戏，不会办工厂，开矿山。慢慢学，可以学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经历一些挫折，但是遭受挫折可能有好处，没有挫折就没有经验。干劲是第一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有干劲，不会的可以学会。为什么革命可以学会，经济建设就不能学会呢？我就不相信。但是十二年我们还没有学会。

9月29日　关于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全文如下：“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48]，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49]一份，九月二十六日邯郸座谈纪录[50]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51]，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9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朱德，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52]，贺龙，陈毅和夫人张茜等在座。毛泽东说：非常欢迎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来访。佛教发源于尼泊尔。很久前中国同尼泊尔宗教文化往来很多，中国的高僧玄奘和法显都曾经去过尼泊尔。尼泊尔是我们的很好的邻国，两国有很久的友好关系。我们希望你们好起来。毛泽东问：中尼边界问题这一次是否能定下来？国王说：这次肯定能定下来。毛泽东说：这是一件大事，对两国关系有深远的影响。

秋　作《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53]、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群众联欢，并会见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波兰、匈牙利等国代表团。

同日　会见一些国家的首任或新任驻中国大使。这些国家是古巴、加纳、几内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里、尼泊尔、阿尔巴尼亚、瑞典、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会见时陈毅、姬鹏飞[54]在座。

10月2日　下午，到钓鱼台迎宾馆回访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周恩来和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陪同。毛泽东说：你明天就要走了，我来看看你。你这次访问促进了两国进一步的团结，很有意义。多尔蒂科斯谈到他们参观了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我们在试验，在把一些缺点改正之后，有可能成功。公社组织必须适合农民的要求。在适合农民要求的情况下，农民的积极性就很高。人民公社还要经过一些年才能作结论。谈到国际问题时，毛泽东说：国际情况现在需要一种妥协。三种力量代表三个方面。反动势力代表美国，革命力量反映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利益，中间力量反映中立国家利益。世界在变化，现在非洲在变化，看来拉丁美洲也可能在起变化。

10月3日　向邓小平提出，电话通知陶铸[55]、王任重、刘建勋[56]、刘子厚、李雪峰[57]等同志，请他们日内到京，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四日晨，又写信给邓小平、彭真：“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58]四同志，于五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五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六日会毕，七日他们即可回去。”

10月4日　将中共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请示报告批给陈伯达[59]、田家英阅，并让将这个报告加印十份给他。报告说：在今年六月间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就有人提出是不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会后，孝感地委和荆门县委作了试点。这次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在有地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省委认为，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的同志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由于试点时间不长，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一下子看不出来；绝大多数的同志还没有亲身取得试点的经验，许多问题的讨论，目前还难以充分展开。为了慎重对待这个问题，省委请求批准我们进一步搞试点。几个月以后，再看试行的经验如何。如果还没有很大把握，就再继续试行；如果证明利多弊少，普遍可行，就在明年春季普遍推广。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10月5日　晚上，到钓鱼台迎宾馆回访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问：边界问题都解决了吗？马亨德拉说：都已经谈好了。毛泽东问：公平合理吗？马亨德拉说：是的，我们同意。毛泽东说：双方都同意就好。我们有良好的愿望。我们希望你们好起来，你们也希望我们好起来。我们不准备损害你们，你们也不准备损害我们。不能说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高或低，我们是平等的，不平等待人是不应该的。我们教育我们的党员和人民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在中国还可以看到许多落后的痕迹，例如农业就是落后的生产部门，拖拉机很少，要机械化还得很多年，我们主要依靠手工。近代工业开始有一些，但不多。十二年前，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帝国主义统治我们实际上有一百多年，他们就是从中国拿东西走，不在中国建设什么。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解决吃的穿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搞重工业。没有重工业就没有钢铁，也不会有机器，这就不行了。我们的国家还是个穷国，要搞得好一些至少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欧洲、美洲花了几个世纪才到今天的程度，我们用一个世纪超过就算好了。

10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和王任重、刘建勋、刘子厚等省委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同日　阅胡耀邦[60]十月二日报送的农村考察报告《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原件退毛。”考察报告说：我带了三名工作人员，从九月四号到二十九号，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一路上，我们注意观察了生长的庄稼以及群众的劳动、体质和气色，有时候停下车来找群众作了一些访问。形势确实比去年好，群众生产情绪相当高。他们说，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都有了奔头。报告认为过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现在好转的原因，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了“农业六十条”，强调调动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是实行分配大包干。报告认为在安徽实行的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报告还就农村集市贸易怎样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以及水利建设和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力等问题提出建议。

10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批示：“照印发各同志。请彭真同志办。”为指示稿拟题目《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从一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请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各县还可以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但是目前还不要普遍推广。中央准备在今年十二月的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在指示所列的参考材料中，毛泽东加上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及其所附的两件材料，山东省的两件材料，广东省的一件材料。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客人，廖承志[61]、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十个人当中，我们要团结九个人以上。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毛泽东说：我原来是个小学教员，过去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共产党，也没有想过要进共产党。后来被压迫的环境迫使我们成立了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只有几十个党员，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个代表。那时谁也看不起我们，说共产党吹牛皮，根本不在话下。关键问题是能否团结群众，有无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说：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了一首诗《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我把我书写的这首诗送给你们。

10月9日　下午，同林克一起重读《矛盾论》英译本。毛泽东谈到有一些附属国后来成了大国。历史上西班牙统治拉丁美洲，现在拉丁美洲国家已纷纷独立；葡萄牙统治过巴西，英国统治过美国，巴西和美国后来都成为独立的大国。毛泽东又讲到中国，讲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十二名代表。

同日　阅《光明日报》十月六日发表的《论假说——谈谈假说的一般特征和它的形成》一文，批示陈伯达：“此文可以一阅，阅后还我。请调查一下，作者是一个什么样人[62]，在何处。”文章从假说是科学发展的形式、假说与世界观、假说形成的步骤、假说的内容结构、假说产生的根源等七个方面作了论述。

10月10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0月12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会见并宴请途经中国前往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胡志明、黎笋[63]。在谈到老挝、南越的一些情况时，毛泽东说：南越形势很好，越南党的工作做得好。胡志明说：那里有些斗争形式，以前越南没有，中国也没有。

10月14日　签署中共中央主席致苏共二十二大的贺词。贺词说：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的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苏联的工业和农业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两次遨游太空，并且胜利地返回地面，为人类征服宇宙的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可置辩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中苏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一向存在着亲密的团结和友谊。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和友谊，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同日　阅田家英十月十三日的来信。信中说：送上《人民日报》工商部记者写的《乐亭见闻纪要》一份，供主席参考。这篇报道里反映的目前城乡交流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很可注意。农民手里的东西逐渐多了，可是国家拿不到。那些农产品，一部分“自给”掉了，一部分同国营企业“对流”掉了，还有一部分进入了自由市场。看来，怎样逐步地使城乡交流纳入正轨，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力恢复和发展轻工业、手工业，使我们有更多的工业品同农民进行交换，大力改进商业工作，使有限的物资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恐怕是当前搞活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有关各同志。”

10月15日　阅国家经委生产办公室十月九日整理的材料《目前开滦煤炭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这个材料说：从最近情况看，影响煤炭生产水平上不去的主要问题，是人的问题。总的说来，当前职工意见最多的，是工人家属粮食不够吃、蔬菜价格过高和如何能够买到日用品的问题，工资问题虽然有些意见，但不是主要的。毛泽东批示：“陈伯达同志：此件请一阅。你到唐山去时，请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阅后退毛。”

10月16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轮训干部编印的学习材料《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批示：“此件已阅，除关于六十条者[64]、已圈掉不用者[65]外，其他都可用。送田家英同志。”这个材料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党的生活的若干论述。

10月18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66]讨论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发回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致词中拟增加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是批评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报告中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毛泽东表示同意增加这段话。

10月19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的方针和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支持，并决定对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的报告只刊登摘要。

10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京的中央委员出席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他说：这次苏共二十二大是有斗争的。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实际上也就是要整我们，锋芒是向着我们的。这个问题在中央常委讨论过几次。这个问题是个重要问题，毛主席也认为是一个重要问题。接着由邓小平报告。他说：苏共二十二大，他们准备很久了，在我们中央同志的脑筋中也装得很久了，估计要出一点点子。出什么问题呢？不知道。没有估计到大会上这样公开骂阿尔巴尼亚，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这个问题出来以后，我们代表团的致词要给以回击，加了那么一段话，指出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总之，常委讨论，主席也讲过，反正我们的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这样一个原则。理论的斗争，看来可能这又是一个开始，我们也应该有准备。

同日　接见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杨步浩。毛泽东详细询问延安人民的生产生活、经济收入和分配情况，问延安的飞机场还有没有，问杨步浩去年分了多少钱和粮食，今年分了多少钱和粮食。杨步浩一一答复后说：延安人民很想念毛主席，希望主席回延安看看。毛泽东说：可以。最后同杨合影。杨离开北京前，毛泽东派人送去路费。

10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是否公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67]。会议决定再等一下，并去电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征求他们的意见。代表团复电，也同意等几天，看看再说。本日会议中，毛泽东还谈到不怕孤立的问题，说：哥白尼、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法国、荷兰、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时，也都是孤立的。

10月22日　阅中共河北邢台地委十月六日关于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促进粮食征购和种麦运动的通报，批示：“杨尚昆同志：河北省委所送《南宫县经验》一件，请你为中央起草一个转发指示，送我一阅为盼！”二十三日，对杨尚昆起草的转发指示稿批示：“少奇、小平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出。”

同日　同邓子恢[68]谈人民公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问题。邓子恢说：我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几十年不变。毛泽东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现在根本不考虑，这是三十年、五十年以后的事情。毛泽东问邓子恢，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下放后，会不会出现单干？邓子恢说不会。毛泽东将《河北省委关于分配大包干暂行办法》及其附件给邓子恢，说：你看看，他们的办法可不可以推广？邓子恢回去阅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说文件很好，应该在全国推行。

10月24日　中午，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69]。从机场直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开会，听取周恩来汇报苏共二十二大情况和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等谈话的情况。会议决定公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10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8日　向杨尚昆交办一批文件，并听取杨尚昆汇报彭德怀的情况[70]。

10月30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请示[71]。会议决定，对苏共二十二大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默声抗议，不写文章，并决定十一月四日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

同日　审阅杨尚昆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指示稿及附上的四个文件[72]，批示：“这些材料都可转发。”“即送刘、周、朱、陈、林、邓阅后，交尚昆发。关于材料部分，各同志可以不看。”指示说：对于改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目前还是按照十月七日中央的指示，只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不要普遍推广。关于实行分配大包干的办法，除少数地区可以分批推行以外，多数地区仍应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分批推行。为了使牵动的面不要太大，各地的秋后分配和年终分配，一般地都按照原来决定的分配方案进行，不要轻易变动。

11月2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真汇报周恩来回国后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会议决定就苏共二十二大问题向干部作一次报告。

同日　阅林彪十月三十一日转报的萧劲光[73]视察北海舰队的报告，批示：“退还林彪同志。此件已阅。”报告从军训、政治思想工作、部队生活、领导问题四个方面汇报了北海舰队的情况。

11月5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从六日起召开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四个问题：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粮食问题，苏共二十二大问题，第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是否按期召开问题。毛泽东说：这次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自己暴露了自己，对敌人和，对自己人狠，反阿尔巴尼亚、反斯大林、反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反我们。

11月6日　先后三次写信给田家英。晨六时信中说：“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上午八时半信中说：“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后又写信说：“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74]。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11月8日　阅谭震林十一月三日转报的陈正人的电话汇报。陈正人汇报说，他在湖北十多天，看过孝感与荆州两个专区，并找黄冈地委第一书记谈了一晚上。湖北农村一片新气象，有如一九五八年春，即使是重灾区，也看不出是灾区，人、畜都和非灾区一样，每户都有十几只或几十只鸡子，养猪的很多，人的脸色很好，群众很高兴。孝感早在七月已实行委托以生产队为分配单位，荆州也有相当一部分县以生产队为分配单位，凡是这样做了的，都比未做的更好。毛泽东批示：“请尚昆将此件印发到会各同志。同时用电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11月11日　阅《内部参考》国际版第一九五期刊载的《我歌舞剧院演出轰动了列宁格勒》和第二○○期刊载的《保人民敬仰毛主席，热爱中国》两篇通讯后，写一批语，题为《苏联和保加利亚的两件事》。批语说：“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各兄弟国家的人民群众对中国人民所表示的感情的深度和广度。修正主义者一心一意要孤立中国，究竟被孤立的是谁呢？修正主义者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而我们（所谓教条主义者）却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总之，一切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派及其走狗，在全世界不过几亿人，只占百分之十以下，而革命人民及其同盟者则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达到二十几亿人之多，这是毫无疑义的。”

11月12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等关于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提议，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十二月二十日开，过年之后，一月八日县委书记报到。一个县一人少了，要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不能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75]说一九六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就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中央、大区同志都讲讲话，搞思想一致，解决小天地太多的问题、集中统一问题。

11月14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后途径北京回国的胡志明，并共进晚餐，彭真、杨尚昆等参加。胡志明首先邀请毛泽东、刘少奇访问越南，并说：我已邀请过许多次。我来的次数越多，你们欠的债也越多。毛泽东说：债欠得太多了，还不起，要还只能还你一点。谈到苏共二十二大反对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反对阿尔巴尼亚，其实就是反对中国，反对越南，反对朝鲜，反对日本党、印尼党，有连带关系。关于斯大林，毛泽东说：他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打败希特勒，有功劳，但是他有错误，有缺点。我们曾说过，斯大林一生功过三七开，即是过三分，功七分。斯大林在战争问题上的确有过一些错误。他对希特勒进攻苏联估计不足，不在边境设防，不在波苏边界、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设防，以致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吃了较多的亏。波罗的海三国不设防，致使列宁格勒遭受的损失大。乌克兰不设防，致使德军在南线轻易深入。虽然这样，最后打了胜仗，苏联把法西斯德国打败了。斯大林最少做了两件大事：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打败了法西斯德国。斯大林在党内把肃反扩大化，把苏共十七大的代表搞掉百分之七十，犯了大错。但他整社会上反革命分子，搞错的是少数，搞对的是多数。我们这里也有搞错的。你们国内肃反，一个人也没有搞错，你能相信吗？我不信。阶级斗争进行得这么激烈，规模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这么艰巨，以前没有经验，在工作中犯错误是不可免的。在谈到赫鲁晓夫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早就有野心，在斯大林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有。他搞阴谋手段是有步骤的：第一步，杀掉贝利亚[76]，抓住公安；第二步，拉拢布尔加宁[77]，推倒马林科夫；第三步，搞反党集团事件，整掉莫洛托夫[78]、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79]；以后继续搞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80]等等。斯大林杀错人，难道斯大林周围的人没有份？贝利亚有份，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有份，赫鲁晓夫也不会没有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全世界来个反苏反共大浪潮，搞了一年多。然后是反党事件。现在是第三阶段，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加上反阿尔巴尼亚。对阿尔巴尼亚的做法不得人心。你是大国，好比是房子，阿尔巴尼亚是小国，好比是茶杯，这么大的房子怎么容不下一个这么小的茶杯。到底是房子不容茶杯，还是茶杯不容房子，是房子怕茶杯，还是茶杯怕房子？霍查[81]敢登赫鲁晓夫的东西，然后回驳，为什么霍查的东西苏联不敢登出来？我们是两边的东西都登。胡志明说：总的说来，现在是天下正多事。毛泽东说：天下正多事，人人自危之。

同日　审阅田家英十一月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稿[82]和附信，批示：“已阅，退田家英同志，交尚昆同志办。”田家英的附信说：这个指示稿，已经发给各大区的同志看了。大家都同意，没有提多少修改意见。今天下午的书记处会议已经通过，准备日内即发出。

11月17日　晚上，和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后途经北京回国的艾地[83]，并共进晚餐，杨尚昆、刘宁一参加。毛泽东说：苏共二十二大出了不少问题，同时也促使许多人觉悟。苏共二十二大主要不是讨论建设共产主义问题，主要是反对斯大林、反对反党集团、反对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赫鲁晓夫连资产阶级民主都不讲，他采取封建统治的方法，凡是不同意他的，统统加上反党集团的帽子，把他们赶走。斯大林建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解放了东欧国家，他的功劳是主要的。他晚年有错误，把肃反扩大化，多杀了一些人。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支持我们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使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几乎达百分之百，在苏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迫使我们长征。另一个是，他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事情。他考虑到，如果我们同蒋介石打仗，可能引起苏美间的战争。当时苏联处境很困难，苏德战争刚刚结束，在战争中苏联死了二千万人。帝国主义怕斯大林，不怕赫鲁晓夫。因为斯大林坚决地要革命、要反帝；赫鲁晓夫对敌人讲和，对自己人不讲理。二十二大的后果有多大，现在还很难判断。帝国主义欢迎苏共二十二大所产生的趋势。美国一面鼓励赫鲁晓夫继续搞所谓非斯大林化、民主化、自由化；一面继续施加压力，逼苏联对它让步。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赫鲁晓夫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二十二大花样特别多。你们看着，今后还会出现新花样，小平同志说得对，戏还刚开始呢！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全世界又掀起一个反华运动。但是，赫鲁晓夫吓不倒阿尔巴尼亚，吓不倒我们中国，也吓不倒革命的人民。赫鲁晓夫搞的一套是不得人心的。反对斯大林并把斯大林灵柩搬走这件事，连西方资产阶级都有异议。开明的资产阶级的看法比赫鲁晓夫的看法还要高明些。他们说，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胜利，要归功于斯大林的领导，不能抹煞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功劳。

同日　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84]：“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1月19日　写批语给江青：“一批材料[85]，送给江青，从中选一些看，不必全看。我好，勿念。最近信已收到，待另复。”这批材料中，有一篇是《美国认为赫鲁晓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革新者”》。其中说，赫鲁晓夫令美国人难以置信的有三点：一、目前国际形势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空前有利，为什么赫鲁晓夫却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放弃世界革命”。二、西方仍有着“广泛的（军事）联盟体系”，“核打击力量，和遍布全球的基地网以对付共产主义集团”，赫鲁晓夫有什么理由断言“猎获物已放进口袋”或“资本主义包围已不再存在”？三、“非暴力的革命策略从来没有能够使任何一个国家落入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赫鲁晓夫怎么会相信“在美国有可能在得不到苏联武装力量帮助的情况下实现一次共产主义革命”？毛泽东批注：“这三条都可以解释。”

11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陈伯达等谈苏共二十二大后的近况和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提出要准备文章。陈伯达提议写一篇《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

同日　阅张有晋[86]十月二十七日的来信。信中说：现年满八十六岁，精力大非昔比，到八月手足冰冷，不着棉衣，则寒气丛生。虽文史馆每月工资八十八元，生活勉强支持，实无余资添置衣服，祗望主席再赐寒衣费数百元以济眉急。毛泽东批示：“送五百元给张先生，直接送去。”

11月23日　晚上，会见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赤旗报》总编辑土岐强、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安斋库治等，廖承志、刘宁一、吴冷西[87]在座。毛泽东说：看到日本同志非常高兴。日共是伟大的党，工作做得很好，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特别是你们能自己判断重大问题，不请教外国，这点非常好。一个党开始时大概都会有这种情况，即遇事非同外国商量不可，我们也经过这个阶段，以后才做到了能独立自主。这当然不是不参考外国经验，外国经验是应该参考的。外国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要特别注意别国为什么走弯路，失败和受挫折的经验往往被人忽视。毛泽东在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后说：过去的错误，属于认识问题者居多，当时名之为教条主义，即不按中国特点办事，硬搬外国经验。一个党要把政治路线搞正确不容易。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差不多经过二十四年，全党才统一了认识。单有总路线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完满起来。如无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比较完善的政策，总路线即不可能完全实现。你们对中国经验可以研究，但主要是靠你们在实践中找出自己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即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世时的经验，主要的是相信群众、组织群众，党的政策要反映群众的意见。在列宁的著作中，可以充分看到他对群众路线的重视。毛泽东最后说：慢慢来，革命急不得，越急越不成功。“左”倾路线就是太急，急了反而受损失。

同日　为转发邓子恢十一月九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批示：“总理、小平、彭真、震林阅后，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中央各部委党组若干份。”邓子恢的调查报告说，根据他在福建龙岩、连城派工作组在几个大队进行试点的情况，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报告还反映了生产队规模的调整，生产队改划以后土地和牲畜的调整、大队主要应该负担的工作、粮食分配和山林问题等方面的情况。

11月24日　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四国共产党和巴拿马人民党派来中国学习的学员，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对你们有没有大国主义？你们可能没有遇到，没有看到，所以说没有。我们党有一千七百万党员，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二三百万人，是不太纯的，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三百万不纯，留下一千四百万是纯的，但我还不太相信，这数字还有些过高，还有左、中、右。任何党都有左、中、右。我们说左、中、右时，是指思想问题，指对问题的认识的水平，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的问题。不要以为世界上的事情那么简单，事情不是简单，而是错综复杂的。左翼首先的问题是争取中间派，说服中间派，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只能用说理的方法。我们叫做和风细雨的方法，不要心急，需要多少时间就给多少时间。但是，左翼就是容易犯气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间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办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的左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说服中间派，不能摆官僚的架子。毛泽东还谈到共产国际问题，他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好的，一九三五年开的，它给了各国党以自主权，共产国际只能建议，不能下命令。当时季米特洛夫同志是领导人，他是很好的同志。那时共产国际最好是解散，后来也就解散了。最后毛泽东说：我还想说几句，你们在中国了解的经验，只能供参考，绝不能硬搬外国的经验，只能参考外国的经验，不然你们要栽筋斗。要选择。列宁讲过，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这句话我们永远要记住，我劝同志们也考虑它。

11月27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1月30日　复信臧克家[88]：“惠书收到（两次），因忙未能如愿面谈，还是等一会儿吧。我近日要外出走一遭，不久回来。明年一月内看能否找得出一个时间，和你及郭沫若同志一同谈一会儿。那时再通知你。”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谈了最近几天的情况和各党派座谈会[89]情况。毛泽东提出在七年计划的基础上搞十年计划。

11月　阅张闻天[90]本月十一日来信，批示：“周、朱、陈、林、邓、彭阅，尚昆存。”张闻天在信中说：听了周恩来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后，完全同意中央的看法和中央所采取的方针；拥护中央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以及有关教育方面的和科学方面等的指示，经过工作经验的不断总结使总路线不断具体化，不断完善，就能保证社会主义取得不断的胜利。

12月1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二日，到达上海。三日晚上，到达杭州。

12月5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江华、冯基平[91]在座。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六亿五千万，城市一亿三千万，还有五亿二千万在农村。我们现在有重工业、轻工业，工人已经达几千万人。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大概有四五千万工业工人，它的生产效率高，技术高。我们的生产技术不如他们，差得很远，机械操作程度差得很远。我们也有高级的机械，也有精密的机械，但是太少。当得知委内瑞拉的面积有九十一万二千平方公里时，毛泽东说：你们有相当于我国九个浙江省的面积。浙江是二千六百万人口住在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你们是七百万人口住在九十一万二千平方公里土地上，所以你们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可为的。你们事业的环境是很好的，人口和国土的比例是很好的，有发展余地。革命之后，这么大的国土，丰富的资源，解决七百万人口的衣、食、住、行，就同我们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革命胜利后，首先对付的是几亿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交通问题。中国的人口是个大问题，但有办法解决，我们正在用各种办法来解决。准备用五十年至一百年来根本解决工业、农业生产问题。我们不是讲大跃进吗？但是我们需要时间，大跃进也需要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来解决问题，使很穷的国家变成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十二年来成就是有的，但我们一穷二弱，现在还是这样。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不同意。有什么可讲的，每人只有几公斤钢。在谈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国内情况时，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有很多书都要看，但其中有几卷特别值得仔细看的，就是关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就是说深入分析具体情况。当代表团团长、加拉加斯市议会副议长谈到他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的画像时，毛泽东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

12月8日　从杭州到达上海。

12月13日　到达无锡，住小箕山招待所。

12月14日　上午，在无锡召开座谈会，听取江渭清关于江苏情况的汇报，许世友[92]及中共无锡市委、苏州地委、镇江地委的第一书记等参加。江渭清说：我们注意了对情况的具体分析，不可搞混而统之。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的一般，百分之十五的有困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生产不平衡，底子薄，安排不落实。毛泽东表示赞成对情况作具体分析。江渭清谈到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不是有意的。毛泽东说：不要怕鬼，没有经验，讲清楚可以了。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分析形势要有比较，从积极方面考虑，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战胜困难。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到了谷底，就要上山了。在谈到群众生活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把群众生活安排落实好。克服困难要向土地要粮食，不可向上要粮食。在谈到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时，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毛泽东特别指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谈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毛泽东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府、党委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当毛泽东听到江苏征购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时，很高兴。他说：棉花超额部分留给江苏，调动积极性。关于对市场管理、货币回笼问题，他说：要紧农村，保城市。农村活路比较多，要支持城市。毛泽东强调工业要注意质量，质量提高是个大跃进。工业体制要改变，还是集中统一好。十五日，毛泽东又找江渭清、曾希圣、许世友谈话。

12月15日　致信李先念、姚依林[93]：“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请你们返北京以前，到南京停一天。你们于十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到达北京，就可以了。”

12月16日　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无锡部队负责人钟国楚[94]汇报部队的建设等情况。傍晚离开无锡。

12月17日　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听取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95]等汇报。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时，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他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三包一奖”是大平均主义，是粮食下降的主要原因，使牲口、农具损失这么大。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12月18日　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96]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97]等的汇报。毛泽东看了河北的代食品，说：守着这样一个渤海湾，为什么不搞些鱼呢？搞一二十只渔轮嘛！搞个几年计划，增加几十条渔轮。天津市能生产渔轮，就要搞一些嘛！谈到整风整社问题时说：先教育干部这一条，过去我们就没有学到。现在先要搞几十条，让他们学习嘛！讲了十几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什么等等，结果一做起来就忘了，刮“共产风”。谈到分配大包干问题时说：分配大包干，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我看了南宫的报告，大包干推动了秋收、种麦和征购。基础还是放在“脚”上，不能放在“腰”上。谈到劳动组织时说：十几户的就不要分小组了，二十几户的要分。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有利，能利用全家的辅助劳力。当刘子厚谈到邢台的包工到组结合包工到户的经验时，毛泽东说：这与安徽的差不多，大农活集体干，小农活包到户。但有的大小农活都到户了，就成了包产到户了。谈到过去经验教训时说：你们过去一百四十多个县，合成六十个太大了，现在又分成一百三十多个就好了。一百四十多个县并成六十个县，也是一股风呀！这也是宝贵经验。过去搞过“三包一奖”，搞过平均主义，搞过形式上的评工记分，取消地委，搞食堂，搞粮食供给制等等，这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现在看来，这是很可笑的事，但是非常宝贵。工业上也出过许多笑话。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反面的经验。谈到目前各县正准备搞生产规划时说：还是要留有余地，再搞计划，要踏实，别搞主观主义呀！要求实。你们各县搞计划不要一股劲高指标，也不要低指标，叫平均先进指标。谈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时说：这次会议，“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都暂不议。“六十条”没有解决分配大包干问题，要搞个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文件。中心是搞财贸一百条，七年计划也只能大体谈一谈。谈到形势问题时说：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你们去年说好的县有百分之二十，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要弄清总的形势，一年之间就有好转，就产生了“七十条”嘛！商业也有一百条嘛！开会时讲讲形势，恐怕需要。

12月19日　晨，回到北京。

12月20日一1962年1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各中央局、省市区负责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国内国际形势，一九六二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及长远计划，商业问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并为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毛泽东提出一九六二年在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方面要大抓一下。

12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和安排。当邓小平谈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内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当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时，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当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的估计是“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时，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过去走了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沥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98]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这是一。民主革命时还有一条经验，即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具体政策，不然不能把事情办好。这是两条很重要的经验。

12月22日　对书报简讯社编印的材料《仇者快——资本主义国家怎样看苏共二十二大》，批示：“小平同志：请考虑此件是否可以印发到会各同志。”

12月24日　写信问候患感冒的卫士张仙朋：“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

12月26日　复信臧克家：“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耐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

同日　复信周世钊[99]：“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100]。‘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101]。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同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毛泽东首先问关于形势讨论的情况。接着他说：梁襄王问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孟子曰：“定于一。”[102]我们要定于一，修正主义也要定于一，还不说帝国主义。是争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只管我们这一块天下定于一，别人的我们不管。要来参观的让他看，要书的给他书，要谈话的同他谈。要告诉我们的外交人员，不管所在国的政府是否反动，一概不搞颠覆活动。苏联就是搞窃听、造谣、收买、干涉、颠覆、撤退专家、断绝关系，一共总有七八种，我们一概不搞。赫鲁晓夫怕鬼，越怕鬼，就有鬼。他们欺软怕硬，应该是欺硬怕软。《西厢记》上讲惠明和尚，有几段唱词，里面有：“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辞甘”。共产党人就应该这样。“强凌弱，众暴寡”，从来不得人心嘛。（陈伯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如果中苏分裂了，世界力量对比就改变了。）那也不对。中苏也不可能分裂，不会分裂，首先我们不分裂，你搞撤退大使，我不搞。

12月27日　批示将《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印发到会同志。这一折中有惠明的唱词“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辞甘”。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支持美共反迫害斗争的宣传通知稿，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即办。可以印发到会各同志。在发之前，请问一下联络部，此件是否与在京的美共同志共同商量过。[103]如未，应和他们好好商量一下。”

12月28日　上午，阅邓小平报送的廖承志、刘宁一关于对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看法的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上批写：“主席：这场斗争反映了二十二大后的若干动态，拟印发工作会议。如同意，即交尚昆办理。”毛泽东批示：“同意。请尚昆照办。”

12月29日　上午，批示机要秘书徐业夫：“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几首诗，指《光明日报》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教育家吴研因的《赏菊》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钱昌照的七律二首。[104]

同日　复信刘松林[105]：“信已收到，很高兴。我身体尚好，勿念。你要注意休养。希望你写点日记。”

12月31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在北京饭店聚餐。

12月　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在题下写有：“读陆游咏梅词[106]，反其意而用之。”

同月　阅新华社十二月二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刊载的波兰哲学家兼政论家沙夫谈人道主义文章的摘要。文章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表现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和内容”，它的目的是“发展个人和为个人的幸福创造条件”等。“人道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精华，而个人幸福的主张则是人道主义的精华”。毛泽东批注：“为哪一些阶级的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范围是全世界呢？还只是本民族？是最大多数的工人、贫苦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呢？还是以‘全民’为幌子，进行欺骗，实则只是为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呢？”

同月　两个苏联公民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攻击阿尔巴尼亚、反对斯大林，表示强烈不满。毛泽东阅后写了一个批语：“极好，极正确，可阅。”

本年　作《七律·答友人[107]》：“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本年　作《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其一：“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其二：“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1]　文涧泉，毛泽东的表兄。赵迎，毛泽覃原配赵先桂的继子。

[2]　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张治中，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5年1月任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傅作义，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程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李烛尘，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轻工业部部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3]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64年12月任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

[4]　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

[5]　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4年3月任第二书记）、河北省省长。1961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6]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7]　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8]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

[9]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江渭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江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2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五政治委员。

[10]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1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13]　指1925年6月17日，几十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

[14]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2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5]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10月又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6]　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6年5月至1968年4月任代理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6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66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7]　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任古巴革命统一组织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

[18]　巴蒂斯塔，原古巴总统，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于1959年1月1日解放哈瓦那前，逃往多米尼加。

[19]　周建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省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20]　李启新，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

[2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1964年夏又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23]　胡乔木在信中说：“从今年6月休息，到现在快3个月了。”“近半月来情况又有些变坏，还是走不动路，睡不着觉，认真谈话就觉得脑子发胀。推测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些时多看了一些文件，多谈了一些话之故。因此，原来想到庐山会议来听听报告，现在为求真正复原，免得反而拖久，只好请假了。”

[24]　见曹操《步出夏门行》。中华书局1962年6月出版的《曹操集》中为：“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25]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年8月又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至1964年12月）。1962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6]　谷羽，胡乔木的妻子。

[27]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8]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贸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29]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年8月又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30]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宁夏同志的要求是由董必武转报的。

[31]　李进，即江青。

[32]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33]　黄火青，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34]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65年1月不再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

[35]　刘，指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36]　朱，指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指林彪。

[37]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38]　指《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

[39]　指庐山管理局党委。

[40]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1966年8月任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

[41]　熊向晖，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浦寿昌，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兼英语翻译。

[42]　隆美尔，纳粹德国的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国第8集团军在北非击败了隆美尔指挥的德国、意大利非洲集团军。

[43]　指蒙哥马利提出的和平三原则：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44]　马林科夫，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3年9月只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改任副主席）。1957年6月，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马林科夫被取消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同年7月，被撤销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

[45]　李达，当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

[46]　宋之光，当时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

[47]　参加汇报的有：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书记处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康修民，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均，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邢台地委第一书记刘琦，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山东省委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程怀仁。

[48]　指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耿长锁1960年12月30日给谭震林的信。信中分析了五公公社1960年比1959年减产的原因。

[49]　指中共湖北省委1961年9月25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请示报告。

[50]　指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作的记录。

[51]　这批材料主要介绍保定、张家口一些公社试行分配大包干的情况。

[52]　邓颖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53]　宋庆龄，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54]　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55]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至1966年8月）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至1965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56]　刘建勋，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57]　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5月、8月又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58]　柯老，指柯庆施。井泉，即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至1965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65年1月、3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澜涛，即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至1962年9月）、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1964年6月任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任穷，即宋任穷。

[59]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年8月任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1962年10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夏又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60]　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61]　廖承志，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1963年10月又任新成立的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会长。

[62]　作者是张巨青，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

[63]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黎笋，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

[64]　指这份学习材料摘录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26条和第28条。

[65]　指这份学习材料在报送毛泽东前已圈掉的毛泽东1959年3月17日《党内通信》中的一段话：“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66]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67]　1961年10月20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声明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赫鲁晓夫把苏共领导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久已存在的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粗暴地违反了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声明着重指出，兄弟党之间产生的分歧应该耐心地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根据平等和协商的原则求得解决。赫鲁晓夫应对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声明还说：阿党不能保持沉默，将以事实和文件，说明阿党和苏共领导之间的关系的真相，揭露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阿尔巴尼亚的行为。

[68]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年11月撤销）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10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65年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69]　周恩来1961年10月23日离开莫斯科回国，由彭真代理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参加苏共二十二大。

[70]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首要成员，撤销所担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关于彭德怀的情况，杨尚昆1961年10月23日的日记说：“上午去彭德怀同志处，谈话到12时始回，他要求下乡到湖南去视察，主席和常委都同意，要我去同他谈。”25日的日记说：“晚间彭德怀同志来看我，由8时谈到10时才走。”

[71]　请示的内容，可能指在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后苏共中央举行的酒会上发言的问题。周恩来1961年11月9日、10日在给中央国家机关17级以上干部所作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说：我们再在酒会上发言，继续争论，也不会得出结果。所以，我们的方针就是不讲话。正好他的酒会不是闭幕后的当天晚上，是第二天开，我们的代表团得了这个机会，31日晚上就回来了。

[72]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1961年10月26日关于东北三省实行大包干办法的电话汇报；中共中央西北局10月23日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共江苏省委10月24日关于贯彻执行大包干政策给中央、华东局的请示报告；中共广东省委10月18日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南局的报告。

[73]　萧劲光，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74]　应是明代诗人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75]　指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76]　贝利亚，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1953年6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3年12月，被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以“背叛祖国”、“组织反苏维埃的阴谋集团”等罪名判处死刑。

[77]　布尔加宁，1953年3月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2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3月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由赫鲁晓夫接任。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被指责为参加了“反党的派别活动集团”，未当选中央委员。

[78]　莫洛托夫，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监察部部长。1957年6月，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他被取消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同年7月，被撤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监察部部长职务。

[79]　卡冈诺维奇，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6月，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他被取消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同年7月，被撤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

[80]　伏罗希洛夫，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被指责为参加了“反党的派别活动集团”，未当选中央委员。

[81]　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

[82]　这个指示共有7项：（一）努力发展生产，克服当前困难。（二）提高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三）家庭副业必不可少，同时不要妨害集体生产。（四）发扬爱国热情，积极完成征购任务。（五）积极支援城市，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六）厉行节约。（七）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指示所署时间是1961年11月13日。

[83]　艾地，当时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主席。

[84]　郭沫若1961年10月25日写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他将这首诗送给了毛泽东。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

[85]　这批材料中，有关于解决公社食堂、试行“六十条”的3份文件，还有《美国军事家说西方国家无法对付毛主席的持久战战略》、《美国认为赫鲁晓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革新者”》等。

[86]　张有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数学教师。

[87]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4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88]　臧克家，诗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89]　1961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各党派座谈会，周恩来作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30日下午各党派座谈会进行讨论。

[90]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91]　冯基平，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1962年6月又任书记处书记）兼外事工作小组组长、北京市副市长。

[92]　许世友，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93]　姚依林，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

[94]　钟国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军长。

[95]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省长（至1963年12月）、山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裴孟飞，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副省长（1963年12月任省长）。苏毅然，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副省长。

[96]　阎达开，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97]　万晓塘，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98]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年11月撤销）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农业部部长。

[99]　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100]　见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下句原为“暮雨千家薜荔村”。

[101]　这是湖南长沙岳麓山云麓宫望湘亭上的一副对联，录自清末诗人黄道让的《七律·重登岳麓》中的诗句，上句为“西南云气开衡岳”。

[102]　见《孟子·梁惠王上》。

[103]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1年12月27日注明：“主席批示的问题已问过中联部，此件陆定一同志已与在京的美共同志商量过。”

[104]　吴研因的《赏菊》一诗为：“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枝竞吐奇。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篱！嫩红老紫百千盆，蟠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钱昌照的七律二首是：一首题为《芦台农场》：“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一首题为《藁城农村》：“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105]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刘松林这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科学技术研究部任俄文翻译。

[106]　陆游原词《卜算子·咏梅》为：“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107]　友人，指周世钊。

1962年　六十九岁

1月2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古巴、巴西、怯尼亚[1]、洪都拉斯的外宾，刘宁一、刘长胜、李颉伯、楚图南[2]等在座。

同日　阅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参考资料》摘登的《美报评苏阿关系》一文，批示：“印发各同志。”文章认为：赫鲁晓夫担心的不是霍查，而是在苏联和其他各国有许多共产党人都认为，斯大林的政策是正确的，而赫鲁晓夫的政策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毛泽东既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上的言论也不同意他的具体政策。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都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每一个共产党国家都应该有权决定它们自己的外交和内政的政策，而不是盲目地接受苏联的命令。

1月3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廖承志、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3]、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同美国也有矛盾，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1月4日　指示杨尚昆找黄克诚[4]谈谈，希望黄克诚也出去走走。

同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精简问题。

1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月6日　阅黄炎培谈“农业六十条”的来信后，复信说：“一月五日惠书收读，甚为感谢！出去调查一番，必有益处。天寒，尚望注意珍摄。敬祝健康！”

1月7日　致信巴西总统古拉特。信中说：去年八月你访问中国期间，一再强调巴西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决心，使我印象特别深刻。“在你离开中国以后不久，巴西人民掀起了一场保卫巴西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巴西内政的斗争。中国人民十分关切地注视这场斗争，并且热烈地祝贺巴西人民所取得的胜利。”信中还对巴西实行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外交政策表示赞赏。

1月9日、10日　审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通称第一稿或初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这个报告准备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宣读。十日上午十时，批示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报告的前“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在此三天内（一月十一，十二，十三），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稍后，同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谈报告稿，说：这个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作报告。这样，就更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不怕讲缺点，要有信心。报告中，你们把我看成圣人了。这次会议，其他的问题不搞，就是搞报告这一个问题。十日当天，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中央的报告（第一稿）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并通知：“请你们在十一日仔细阅读一天，十二日、十三日两天，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这个报告稿子，还准备再作修改。”

1月9日　阅杨尚昆一月八日报送的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谴责美国政府反共暴行[5]、支持美共正义斗争的声明》稿，批示：“退尚昆办。看过，同意。”这个声明一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写信给李讷[6]：“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祝你上进！”

1月11日一2月7日　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七千余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最近四年以来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以确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战胜当前的困难。

1月11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月12日　读郭沫若对《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和诗《再赞<三打白骨精>》[7]后，复信康生：“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近作咏梅词[8]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9]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10]，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作，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请代问郭老好！”

同日　上午，阅杨尚昆一月九日的报告。报告说：“主席：小平同志嘱向你报告两件事：一，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共三部分，前两部分已于昨日送上（已同时发工作会议，今天各组即将讨论），第三部分今晨已送出。这个稿子是少奇同志主持修改的，报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小平同志希望你审阅。二，书记处向常委的报告和几个材料，应如何处理，请示。出席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昨天基本上已到京，近几天他们都在参观。”毛泽东批示：“尚昆同志：这两件事都已办了。”

同日　晚上，会见以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茂三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张奚若[11]、廖承志、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对访华团团员、研究军事理论的石桥政嗣说：从前德国有两位军事理论家，一位是恩格斯，另一位是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的书，我在战争中被迫多少研究过一些，不过研究得也很少。《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学当中比较好的书，比克劳塞维茨的书要早。当日本客人谈到他们非常喜欢毛主席去年为他们书写的鲁迅的一首诗[12]时，毛泽东说：鲁迅的那首诗是写给中国人民的。如果它对你们有帮助，那就好。这不是我对你们的帮助，是鲁迅对你们的帮助，鲁迅对日本人民是有感情的。

同日　写复信给毛岸青[13]，信中说：“寄来的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现在住院治疗，望遵医嘱，不要变方法治疗、休息。一切待今年上半年机会成熟时，就会解决的。我好，时有点小毛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勿以为念。”

1月13日　上午，同杨尚昆、田家英谈话，对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提出意见，说：可延长会期，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稿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做报告时，不念这个报告，只对报告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下午，刘少奇、邓小平等在钓鱼台八号楼开会，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对会议进程重新作了安排，会期准备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小组会议为主讨论报告。

同日　晚上，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谈了他对这次会议以来听到的和个人想到的一些意见。

1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刘少奇、李先念、罗瑞卿、叶季壮、方毅、黄镇、李强[14]等在座。在谈到国际共运出现的一些问题时，毛泽东说：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在我国河南有一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就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1月16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谈修改报告第一稿的问题。鉴于大会对报告第一稿有许多意见，毛泽东提议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他说：委员会可以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在委员会内充分讨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原报告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当晚，报告起草委员会组成，共二十一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彭真、李富春、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陈伯达、薄一波[15]、陶铸、乌兰夫[16]、刘澜涛、宋任穷、杨尚昆、王任重、胡绳[17]、田家英、吴冷西。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每天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主持，对报告第一稿进行讨论和修改。二十四日，改出第二稿。

1月22日　阅田家英一月十日的报告。报告说：主席的军事文选，由编译局组织进行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翻译，现已基本译完，大约在三月内可以分别出版。为了适合外国读者的需要，我们增加了一些注释。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条件之一是地区广大，在小国进行游击战争的可能性便很小甚至没有。我们准备在这段文章的后面加一条注释，说明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已经同我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条件不完全相同，国家幅员大小，已经不是游击战争能否最后胜利的决定性的条件。这条注文已请康生同志看过，现在请主席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办。”

1月24日　审阅报告起草委员会改出的报告第二稿，批示：“即送田家英同志：在第一章中有几处作了一些修改。用后退毛。”随后，约刘少奇、邓小平等谈话，说：报告没有看完，赞成这个方向，有的地方作了修改。

1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基本通过报告的第二稿。报告共三个部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关于党的问题。

1月26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大会的安排和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作口头报告的提纲。决定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刘少奇作口头报告。预定会议在一月三十日结束。

1月27日　下午二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作说明和补充。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泽东多次插话。在刘少奇讲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时，毛泽东说：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在刘少奇讲到要清理一下最近几年提出的口号时，毛泽东说：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在刘少奇讲到对中央提出的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奋斗目标，有的同志认为太低了，还应当高一点时，毛泽东说：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在刘少奇讲到地方企业不是地方所有制的企业，是由地方管理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各地方应该把这些企业管理好时，毛泽东说：对于地方利益还是要照顾。在刘少奇讲到在一般党员和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间不要进行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时，毛泽东说：不存在分散主义的地方也不要进行斗争。在刘少奇讲到过去有些老实人说老实话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时，毛泽东说：总有一天要吃亏的。

1月29日　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讲关于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两个问题。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但我们取得了经验，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更加依靠和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还说：我们国内的责任，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条件成为先进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不但要比已经落后了的老帝国主义英国强，也能够比美国强。只要一个国家变成团结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关于军事工作，林彪说：我们对战争的方针，第一是不挑衅，不主动发动进攻，我们要争取和平，尽量推迟战争的爆发。第二是不搞单纯防御，而是打进攻防御战。林彪讲完后，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讲得很好，给你一个月时间整理出来，一个月不行两个月，请你整理出来。接着，毛泽东讲话。他根据会上有一些人话还没有说完，憋着一肚子气，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的情况，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商量，向大会提出再延长会期、开“出气会”的建议。他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地委、省委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另外，还有几位中央的同志准备在大会上讲话，我也想讲几句。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不过，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一个矛盾。我看春节无关大局，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都不记账，不打击，不报复。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同日　接见湖南省华容县一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对这个大队实行“五定大包干”[18]，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表示满意，称赞他们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政策。

1月30日　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长篇讲话。讲话共六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二、民主集中制问题；三、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四、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六、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突出强调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让人讲话的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19]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对蒙哥马利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20]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将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他说：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最后说：我今天的讲话，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就如何开好“出气会”作出安排，决定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以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毛泽东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二日专门进行讨论，先放，上级不忙于作自我批评，有的上边先讲一讲也可以。如果省委书记妨碍下边同志讲话，就先回避一下。晚上，省委要召集地委书记开会谈一谈。省委要检讨，态度要老实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有“左”讲“左”，有右讲右，有多少讲多少。对于人家讲的，即使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如果你检讨的时候，说你负责，回头又说，你当时不在，这就不诚恳嘛。毛泽东举例说：过去人家告罗炳辉[21]两条，我告诉罗炳辉的也是两条：一条是人家对你有意见就应该听，准备听十年八年，让人家讲够，讲够了他就不讲了；第二条，你自己讲，你讲了，人家就不讲了，或者讲得就少了。总之，不听不讲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对过去发的文件、讲话，仿照中央书记处的办法，清理一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当然不是错的不要承认是错的，不要为了过关，对自己乱戴帽子。你有十条错误，你就承认十条，人家多讲了十条，他讲错了，他就要改变，因为他冤枉了你十条。对检讨自己错误的人，不要勉强，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因为检讨总要觉悟到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检讨多少。过去我们犯错误的同志，一犯了错误就过不了关，总说是不彻底，没有彻底的。不要怕开除党籍，只要你对，你就不要怕。我就曾经三次被迫离开过红军，结果还不是回来了。在会议上讲的话，不管错误和正确，一律不许追究；凡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是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毛泽东讲了秦穆公的故事，他说：秦国进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秦国军队全军覆没。晋国俘虏了三个秦国将军，这三个将军在晋国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人放走了。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并且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秦穆公仍然重用这三位将军。三年以后，秦国攻打晋国，晋国全军覆没。对犯了错误的人，只要能改正一定要使用，就像秦穆公那样。会议怎么开，总之一定要有民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集中，没有无产阶级的集中就不会建成社会主义。核算单位下放，最好在三月以前搞完，以便调动积极性，一下弄不好，没有关系，以后再巩固。

1月31日　上午，邀溥仪[22]到中南海颐年堂作客，并请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23]作陪。谈话中关切地询问溥仪的近况。看到溥仪有点紧张，毛泽东说：几十年前我也是你的臣民。对于过去的有些事，你要负责任，而有些事也不是你一个人做的，要好好总结一下历史上的教训。你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我看过初稿，里边检讨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现在是人民的一分子了。你溥仪可以再结婚，不过，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会见后，同溥仪等共进午餐并合影。

1月底或2月上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关于刘少奇同志报告的决议（草稿）》。在草稿中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地讨论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后，加写“及中央常委几个同志的讲话”。在草稿中的“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同志，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后，加写“及这些讲话”。草稿中说“会议一致认为，中央提出的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的方针，是很适时的，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加强集中统一”后加写“加强和恢复民主集中制”。

2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并决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延长到春节之后。

2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西北、中南、西南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邓小平、彭真提议把党内生活的紧张空气缓和下来，县以下不再搞“出气会”，逐步地恢复党内正常的生活秩序。会议决定在二月三日由各省负责人作一次检讨报告，就结束这一段的会议。四日、五日放假，六日、七日上午开小会，下午开大会。

2月4日　农历除夕。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同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首都各界人民一起共度春节。

2月5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拥政爱民春节联欢晚会，同首都四万多军民共度春节。

2月6日　下午四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他说：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中央首先负责，而在中央，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要搞好国内建设，搞好各方面的工作，首先决定于我们党的领导。我们党有五个优点：有好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有好的党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包括实事求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等；有对党高度信赖的人民。邓小平讲话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在邓小平讲到不准搞派别活动时，毛泽东说：不准搞暗藏的派别活动。有一部分人，他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许可呢？在邓小平讲到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时，毛泽东说：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在邓小平讲到党委会内当“班长”的，要学会弹钢琴，这是不容易学会的，我们恐怕是永远要学的，不能说都会了时，毛泽东说：会了，又可以不会的。在邓小平讲到在省的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者书记处的范围内，在地、县、部门、单位一级的党委会内部，要开一个会交交心，检查一下时，毛泽东说：有气的让他们出。出错了不怪人家。出得对，你应该接受；出错了，你怪人家也不好。在邓小平讲到这几年的教训是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思想容易庸俗化时，毛泽东说：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

2月7日　下午四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必须认识如果不按比例，不搞综合平衡，不认识客观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受客观规律的处罚。目前国内经济形势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困难。一般地说，全国农业生产的恢复需要三年至五年。一九六二年是国民经济计划以调整为主的关键年。周恩来讲话后，毛泽东宣布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他说：会议到此结束了。会议是开得好的。时间长一点，差不多一个月。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上下通气，总结经验，定出方针、政策、办法。虽然办法不完全，不可能一次会议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只能解决现在已经成熟了的问题。会议闭幕了，一些同志明天还要留一天，各省还有些问题要谈一谈，明天开一次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后天都回家，个别的省要留两天。

2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一张一弛，现在要弛一下，不要搞得太紧了。七月开北戴河会议，几个月内不开会。会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2月10日　上午，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2月11日　阅田家英二月八日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的报告。报告说：小平同志主张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不变的时间“写成二十年。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请主席决定”。毛泽东批示：“田家英同志，并请告小平同志，刘、周：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毛泽东将自己的意见“至少三十年内”直接改在《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上。在二月十三日正式下发的指示中，这段文字是：“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2月13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同毛华初[24]谈话，询问湖南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去年全省粮食产量等情况。不久在又一次谈话中，毛华初受张平化[25]之托向毛泽东请示，今后调查研究工作应着重了解哪些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已经有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应根据“六十条”去调查研究问题。现在又规定了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先实行一段，看看再说，不要老变，变来变去容易使群众思想波动，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搞调查研究，每到一个地方，找几个知情敢说话的人，在一起开座谈会的方式最好。我出来，每到一个地方，找几个人来座谈或谈一谈，就能知道很多情况和问题，这个方法好。毛泽东嘱咐毛华初，要把调查的材料直接寄给他一份。

2月14日　下午，同柯庆施谈话。

2月21日一23日　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我国近几年农业减产、市场紧张、物价高涨和当年财政预算有三十亿元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现在类似非常时期，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26]，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会议提出了克服困难的一些具体措施。

2月22日　致信刘少奇、邓小平：“人代会以三月二十日报到，二十一或二十二、三开会为好，这原是恩来提议，我现在赞成这样做，较为从容一些。”

2月23日　复信刘少奇：“二月十七日的信及两个文件[27]，均已看过，修改得很好了，即请你处理！人大会期，照恩来提议，以移至三月二十日报到，看两天文件，然后开大会一天，随即开座谈会。开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极为必要。”

同日　阅邓小平二月二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问题的报告。邓小平附信说：“这个文件[28]送你先看。我们还没有讨论，主要是目前由我们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是否适当的问题。最好能将你的意见先告诉我们。”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已看过。请你们先讨论一下，以初步意见告我。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还提不出意见。待三月中旬我到北京，同你们研究这个问题。我在研究此点。”

同日　下午，到达杭州，住汪庄。

2月24日　阅田家英整理的毛泽东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写了一个批语给当时也在杭州的田家英：“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29]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如有三份，可以叫林克参加。如你身边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改出的讲话整理稿的第一次稿上批示：“田家英同志：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二十七日，田家英写报告说：“主席：这个稿子我今天又改了一遍。原记录稿中的内容，凡是可以保留的，都加上了。主席在记录稿上加的意思，也都补入了。如采用再看这个稿子，请看这份（指第三次稿——编者注）。”三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三次稿上批示：“田家英同志：此件请印清样七份。最好今天印出交我。原稿还我。印时，校对清楚。”十四日，毛泽东在第五次稿上批示：“田家英同志：在第三页上加了一句[30]，请酌。”二十日，毛泽东在第七次稿上批示：“照此付印，共印九份，分交刘、周、邓、彭、伯达各一份，请他们看一遍（刘、周、邓，请他们看第二遍），提出修改意见。另交田家英、林克、江青、毛泽东各一份存阅。印后版拆掉，原稿毁掉。”四月七日下午，陈伯达写报告说：“主席：我约胡绳、吴冷西、邓力群[31]几位同志在一起，把您这篇讲话读了一遍，大家都认为很好。提的一些意见，请您考虑是否妥当。如要找我谈话，请随时通知。”七日晚，毛泽东阅陈伯达等的修改意见后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修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讲话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这个讲话经过修改，再次印发，发至全党县团级以上干部阅读。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同日　阅邓小平二月六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批示：“邓小平同志：全文看过，很好。”“林彪、恩来、朱德三同志的讲话[32]，请紧催，速送来，看一下，以便早日印成一本，早日下达。”

2月25日　同田家英谈话，要他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农村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指定的调查地点是：湘潭的韶山（毛泽东的家乡）、湘乡的唐家圫（毛泽东的外祖家）、宁乡的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少奇一九六一年四月曾在这里蹲点调查）。并嘱咐田家英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是否有人要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对这次调查表示同意。

2月27日　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林乎加、霍士廉[33]谈话。

2月28日　到达南昌向塘。

3月2日　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34]谈话。

3月4日　阅上海工人金祥根二月十二日的来信。来信反映最近物价不断上涨，人民币贬值，很多人不愿意储蓄，并提出两项建议：一、请政府尽最大努力稳定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对存款采取保本保值办法。毛泽东批示：“先念同志：请你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

3月5日　到达长沙，住蓉园。下午，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王延春、胡继宗[35]谈话。

3月6日　下午，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谭余保、周礼、徐启文[36]谈话。

3月7日　同李瑞山[37]谈话。

3月8日　在长沙蓉园邀程潜、周世钊共进晚餐，张平化、王延春、苏钢、汪东兴[38]、毛华初参加。毛泽东同程潜、周世钊谈及往事时说：何键[39]这个人，就是杀人太多了。

3月10日　下午，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同王任重谈话。[40]到后几天，在这里修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月12日、13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41]的批语等。刘少奇提议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刘少奇说：几个人的讲话，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可是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我们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

3月13日　嘱咐已到达武昌的田家英打电话通知杨尚昆：约刘少奇、邓小平十六日到武昌，谈当前财经问题，国际问题，包括复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问题。十五日，再次嘱田家英打电话通知杨尚昆：约周恩来十六日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到武昌，请周恩来把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稿，不管用得否，带来商量。

3月16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当天到达武昌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汇报。随后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

3月17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谢富治[42]、王任重、田家英开会。同意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3月20日　上午，审阅修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加写：“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批示：“田家英、罗瑞卿二同志：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一）是否应当送给林彪同志再看一遍，请瑞卿酌定。我意要送他看。如送，请瑞卿办理。（二）同时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并征求他们的修改意见。如有修改，到北京最后酌定。如无，即交尚昆办理，不要再送我看了。（三）我在第一个问题部分，有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四）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43]，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同日　下午，同罗瑞卿谈话。毛泽东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他要罗瑞卿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商量开出一个学习马列著作的书目来。

同日　写便函给江青：“来信及附李讷信，收到。我好，工作未完，还要几天，才能返京。”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复信（草稿）》（三月十五日稿），批示：“不用，要重改。”审阅四月二日修改稿时，在一段话旁批注：“善意互相支持和援助，与指手画脚、包办代替，是根本对立的两回事。”

3月21日　就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致信周恩来：“此件由田家英同志主持，有罗瑞卿、谢富治、王任重及其他几位同志参加，集体读过两遍，作了一些小的修改。然后我又读了一遍，觉得很好。现送上，请酌定，即办。第八、第十两页中的问题[44]，请着重研究一下。”

3月22日　上午，听取谢富治、汪东兴关于公安工作的汇报。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六的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向着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五的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只靠公安机关和军队是不行的。杀人要少，杀一个人就要牵涉到他的亲属，这些人的工作不好做。我们要少杀人，留下来劳动改造。唐德宗派李朔去打吴元济，李朔对俘虏都不杀，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同罗瑞卿谈过，抓住国民党的特务，都不要杀，送回香港。送出去后，无非是骂我们或者再派进来，再来就再抓再放，七擒七纵。要训练干部，主要是教育基层公安干部懂得政策，懂得我们对敌人的政策。刑法需要制定，民法也需要制定，没有法律不行，现在是无法无天。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包公、海瑞也是注重亲自问案，进行调查研究的。谢富治、汪东兴汇报说，现在想把杀人和判刑的批准权控制得更严一些，凡判无期徒刑以上的要由中央审批。毛泽东说：可以，控制严一点好。

同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接见田家英调查组全体成员十七人。先是问每个人的名字，又讲了一些当时流传的政治笑话，谈笑风生。最后向调查组提出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指思想框框——编者注）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劳动。接见时，王任重在座。毛泽东同大家一起照了相。随后，田家英调查组分别赴韶山大队、大坪大队（即唐家圫）、炭子冲大队调查，没有到天华大队。

同日　深夜，离开武汉。

3月23日　下午，到达郑州。同陶铸、刘建勋以及郑州、开封、许昌、新乡、洛阳、安阳的地市委书记谈话。

3月24日　晚上，离开郑州。

3月25日　在邯郸召集刘子厚等开座谈会。询问河北水利建设、盐碱地改良等情况，指出：平原地区蓄水恐怕大部分不能搞，还是要打井。河南废地太多，一千多万亩，以蓄为主搞坏了。还询问河北是否还存在着“五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贯彻情况等，指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至少是三十年不变，群众是不愿意变的。牲口，户养好，小槽喂好，集体养吃亏了。

同日　为物色秘书事，致信邓小平、杨尚昆、吴冷西。信中说：“林克下放，我这里缺少一个替我看国际资料的人，也没有人帮助我读英文了。因此，请你们替我从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及翻译同志们中，找一位适当的人。年龄不要太大，以二十五至二十八岁之间、又有过翻译英语新闻一段经验的为宜。又是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又性格较温和，说话不甚刺耳。英文程度，有中等水平即可。”“还有，要能保守机密。此外，我这里的两位秘书，文化、政治水平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众工作中有过实际经验的。如能找到，也要讲明试用，不行另换他人。至于‘收发’性质的秘书，有一人够了，可以减去一人。以上两事，请你们费心一办为盼！”

3月26日　晨，回到北京。当晚，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

3月27日　下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会议。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3月28日　致电祝贺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野坂参三七十寿辰。电文说：您是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坚强不屈的战士，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您从远道来到延安，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黑暗统治的真相，指出了日本人民应该走的道路。您当时所写的政论，教育了日本人民，也帮助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3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复信稿。四月三日下午，在颐年堂再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稿。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复信针对苏共指责中共坚持“特殊立场”、采取和兄弟党不同的路线、支持阿尔巴尼亚等问题，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解决共同路线问题和苏阿关系问题的建议。

3月30日　下午，会见古巴军事代表团和古巴著名黑人歌唱家伊格西奥·维亚，楚图南在座。毛泽东询问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革命发展情况以及地理、人口、特产等情况。他说：对于外国的经验要注意两点，一不可不知道，二不可硬搬。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是一个革命的宣言。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正在酝酿和发展，有的取得了胜利，有的正在进行斗争，有的暂时失败了。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团结起来，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

4月9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刘少奇三月二十一日在第一次会议上通报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讲话。在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对于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有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现在对有些问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比如“三面红旗”究竟还要不要、究竟还对不对之类，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要有一个做的过程。最近这几年，我们有了总路线，也有若干具体政策，就缺乏一整套的具体政策。在今年一月的会议上，我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讲了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才能教育干部。而一整套的具体政策，不是凭空就能够得到的，非从经验中间总结不可。而要总结经验，就要有一个认识过程，要有几年时间。这一点，我们过去是认识不足的。现在我们已经搞了或者正在搞一整套具体政策，说服干部，教育干部，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要制定一整套的具体政策，就要作调查研究，就要走群众路线，就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还是从前讲过的，叫作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吗，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国内有困难，国际上也有困难。我们的方针，在国际上要团结苏联，在国内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进行工作。要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

4月12日　审阅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的指示稿及附件附表[45]，批示：“即送总理：此件及附件、附表，均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发出。附件、附表留我处备再阅。”中央指示说：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平衡收支、消灭赤字的各项措施。当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比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时的估计，还要更大一些。今年国家财政，在采取措施以前有五十亿元的赤字，[46]这是当时所没有完全估计到的。全党必须下定决心，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包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包括紧缩企业、事业、行政费用和国防费用和增加某些高价商品，以便完全消灭赤字，真正达到收支平衡。

4月中旬　收到刘少奇四月十六日的信。刘少奇请毛泽东阅《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提要）》和陈云本年三月七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说很值得一看。毛泽东阅读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在重要之处画了线。

4月下旬　从《人民文学》编辑部请求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十余首中，选出六首，略加修改，题为《词六首》，寄还编辑部，并请《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斟酌修改。

4月24日　获悉《词六首》准备在《人民文学》五月号发表，以及编辑部还希望得到《词六首》的部分手迹在刊物上同时发表后，复信陈白尘：“请你斟酌修改，然后退我，你为何不给我认真地修改一次呢？要我写字，似乎可以，你们的五月刊物几时出版，几时交稿呢？请告为荷。”

同日　为《词六首》发表问题，复信臧克家：“数信收到，甚为感谢！同时在两个刊物发表，不甚相宜，因为是《人民文学》搜集来的。另有几首，可以考虑在《诗刊》上发表。《诗刊》五月号何时排版，请告确期。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二十七日，再次复信臧克家：“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唯此次拟只在《人民文学》发表那六首旧词，不在《诗刊》再发表东西了；在《诗刊》发表的，待将来再说。违命之处，乞谅为荷！”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他和李先念主持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要点。

4月27日　为《人民文学》手书“词六首”三字并作引言。引言说：“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毛泽东还对《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不周山下红旗乱”一句作注，说对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一些书籍的记载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他“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

同日　对赛福鼎[47]鉴于新疆发生群众外逃事建议中央考虑让他回新疆工作的问题，批示：“总理：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上注明：“小平同志批。主席、少奇、恩来、朱德、林彪、尚昆诸同志已阅。”通知说：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对甄别平反工作重视不够，进度很慢，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5月1日　晨，审阅周恩来主持修改后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的第一部分[48]，批示：“已阅，退总理。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上述报告的第一部分进行讨论。毛泽东表示同意报告的方针。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国来宾，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广场的群众联欢和节日焰火，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城楼上会见世界工联、社会主义各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会、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友好组织、学生等代表团的负责人和代表。

5月2日　晨，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5月3日　下午，到达江苏无锡。

5月5日　下午，离开无锡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5月7日一11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全国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指出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刘少奇强调，目前的经济形势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会议同意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调整，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会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49]稿，中央指示稿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一并报毛泽东审批。二十四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二十六日，中央指示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发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5月上旬　在上海同周兴、杨得志、许世友等谈话，了解夏季作物长势及预计收成等情况。[50]

5月12日　以江青的名义写复信给陈宗娥[51]：“你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给我的信，我于今天早上才收到。在北京压了十个半月，真是岂有此理！至于你说，去年三月有信，则至今未收到，正在查询。我已两年不在北京了，患了重病，不习北方气候。现病略为好些，勿以为念。闻你如此重病，又如此困难，心极不安。今送上五百元，以济眉急。如有所需，望随时告我。有病不要性急，越急越坏。安心治疗，是为上策。有信请写：北京中南海十七支局一○九号信箱徐业夫同志收转江青。祝你健康！”

5月15日　阅周恩来五月十二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不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波兰倡议举行的苏、保、捷、德、波、罗、匈七国领导人会议的报告和他批注的意见。周恩来批注的意见是：“我们认为只能用修改的措辞谢绝参加他们商量好的一次带有陷阱性的会议。”毛泽东批示：“总理：同意你的意见，不派代表。是否应以我们的态度，告诉朝、越、蒙三国，请你酌定。”

5月16日　听取田家英关于在湖南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炭子冲大队调查情况的汇报。田家英反映：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的社员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呼声很高。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淡，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5月17日　同李富春、罗瑞卿谈话。

5月18日　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罗瑞卿、汪东兴、田家英、雷英夫[52]等开会，决定成立一个小组，负责修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草案）》。七月二十日，将中央关于同意军委提出的战略方针的建议的指示稿，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阅，交杨尚昆办。中央指示说：望即依此拟制全军的作战计划，和国防建设的远景规划。

5月26日　晚八时，同柯庆施谈话。十一时，同罗瑞卿谈话。

5月30日　下午，同李富春、柯庆施、陈伯达、罗瑞卿谈话。晚上，到达杭州，住汪庄。

5月　修改郭沫若送阅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毛泽东将这篇文章中介绍《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那段文字，全部删去，替郭沫若重写了一大段文字：“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事。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53]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6月初　向谢富治部署战备中的公安工作，强调：加强侦察破案，及时打击和严密防范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加强城市治安管理；开展制止谣言的斗争。

6月5日　同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周贯五谈话。

6月8日　下午，听取杨成武[54]、许世友汇报台湾蒋介石军队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和我们在军事方面的各种准备工作情况，以及六月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陆、海、空军的部署。他说：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无论敌人从哪一个地方进攻，我们还是顶住为好。我军的八个师进到福建后，敌人可能不敢正面进攻，而从闽浙方向或闽粤方向进攻。浙东我军力量比较薄弱，同意浙东地区再增加一个师。总预备队现在不忙动，究竟动不动，向哪里动，将来看情况再说。部队进驻的地方，一定要和老百姓的关系搞好。关于军工生产，赞成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毛泽东还就部队编制、征补新兵、公开揭露蒋介石军队企图进行军事冒险等问题，提出意见。谈话时，汪东兴、雷英夫参加。

同日　离开杭州前往南昌。在杭州期间，同韩先楚[55]、许世友、杨成武、罗瑞卿谈东南沿海防范台湾蒋介石军队进攻问题，还向他们了解夏收情况。他们对有关今年夏收不如去年、经济形势仍很困难的说法，表示有意见。毛泽东说：你们都是中央委员，可以讲嘛！

6月9日　到达南昌。

6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台湾蒋介石军队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指示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向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冒险进犯。今春以来，蒋匪帮就积极地进行各种作战准备和军事部署。据判断，他们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动一次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准备，决不让美蒋这一罪恶阴谋得逞”。

6月11日　到达长沙。晚上，审阅修改《关于蒋介石匪帮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的新闻稿，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因此，全国军民，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的军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随时迎击蒋匪帮的窜犯。”十二日晨三时，批示林克：“昨晚修改的稿件，应请少奇同志召集常委各同志及彭真、瑞卿、萧华[56]、定一、冷西各同志，全文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级党委的电报：“现将准备发表的为着揭露蒋匪帮军事冒险计划的新华社新闻电稿一件，先用内部电报发给你们。望即据此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至于何时公开发表，中央将按照情况需要决定。”这个新闻稿当时发至县级及团级，六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是《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

6月14日　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把一个月来所见所闻的有关农村的问题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同意汇报的观点。

6月15日　让林克找一部王船山《读通鉴论》。

6月17日　离开长沙。在长沙期间，曾同华国锋谈话[57]，了解到“六十条”在恢复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

6月18日　晨，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同陶铸和王任重谈话。

同日　下午，听取黄永胜、刘兴元[58]汇报军队工作，陶铸、王任重参加。毛泽东提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

6月19日　下午，从武昌造船厂码头下水，由王任重等陪同在长江游泳。游泳后上船休息。晚上，在船上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治委员谭甫仁关于军区整军备战和某师入闽备战情况的汇报。当了解到某师在机动备战中，部队的后方勤务和安全等工作交给了驻地民兵组织，民兵发挥了一定作用时，毛泽东表示赞许，并问：民兵能不能完成任务，有什么问题没有？陈再道说，在这次备战中，发现有的民兵师、团只有一个名单，没有班、排、连、营组织，有的连名单都没有，更谈不上有军事训练活动。毛泽东指示：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要组织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就能集合起来。

6月20日　同王任重谈话。

6月21日　下午二时，由王任重等陪同到长江游泳。

同日　下午六时，会见由朴金喆[59]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彭真、柯庆施、陶铸、王任重、伍修权[60]在座。毛泽东说：此地叫武昌，五十一年前（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情况就有了变化，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没有打倒。他说：一个国家一定要自力更生，否则不好办事。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赫鲁晓夫不赞成我们搞自力更生。八十一个党中，暂时跟赫鲁晓夫跑的占多数，我们占少数。因为苏联是列宁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威望和强大的力量，所以不少党暂时还相信赫鲁晓夫。但整个苏联人民是好的，各国人民都是好的，这条信心应该有。会见后，毛泽东设宴招待客人，并一同看戏。

6月22日　致信彭真：“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61]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

同日　下午，同柯庆施、陶铸、王任重、田家英、汪东兴谈农村问题。毛泽东提出关于修改“六十条”的一些意见。

6月27日　审阅陶铸报送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会议[62]的两个文件《备战问题纪要》和《关于改进工农业商品交换与减轻生产队的负担的请示报告》，批示汪东兴：“此两件已看过。请告陶铸同志，可以用电报立即发到中央，请中央讨论批示。原件你可以看一下，然后退我。”

同日　审阅《中央关于向群众宣布对边民外逃和伊宁反革命暴乱的处置方针问题的指示》，批示：“已阅，同意。”指示指出：塔城、伊犁等地区居民外逃和伊宁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国外某种势力长期以来在新疆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一次大暴露。必须警惕，目前边民外逃和反革命暴乱虽暂告平息，但是隐患并未消除。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巩固国家统一，彻底粉碎对新疆的颠覆阴谋，中央建议以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一项命令，宣布我们对边民外逃和伊宁反革命暴乱的处置方针，全面地明确地宣布我们对外侨、自称外侨、外国公务机构以及中国公民出境等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然后根据这项命令，在全区人民中普遍地深入地进行一次加强祖国观念、分清中外界限，巩固中苏团结的宣传教育。

6月29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卡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伍修权、王任重等在座。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源在苏共二十大，二十大反了斯大林。大家知道，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是斯大林死后夺取权力的。我们对他们是逐步了解的。二十大以后他们是有步骤的，整倒了莫洛托夫这些人，直到中央百分之五十、地方百分之七十的干部都换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前我们也没有想到，二十大会有这么一个结果。以后就是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看来他们对斯大林很不放心，所以在二十二大以后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出来，烧掉了。他们不是怕死人，是怕活人，就是那些拥护斯大林的活人。只要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虽然我们在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是少数，但是真理在我们手里。从古就是这样的，真理开始是在少数人手里。

6月30日　下午，同王任重谈话。谈话后离开武汉。

7月1日　到达郑州，同刘建勋谈话，了解河南的麦收情况。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比夏收还会好一点。

7月2日　到达邯郸。

7月3日　晨，到达济南。下午，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周兴谈话。毛泽东十分关心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农业情况，说这三省人口多。他问：听说你们夏收能增产十亿斤？谭启龙说：八亿斤稳当一点。毛泽东说：八亿也很好嘛。留一点余地，也是好的。毛泽东问到分配办法，谭启龙说：分配办法不要规定死，可以有几个办法，走群众路线。毛泽东说：对。有差别就好。谈到财贸问题时，毛泽东说票子多了。谭启龙说：不能一概而论。山东票子少了，东西没人买，影响生产，工厂停产。实际是商品少，但却好像是多了。商业部门无钱收购。我省应放宽一点，有利生产。毛泽东说：好嘛，应该这样。谈到对灾区和困难队的问题怎么解决时，谭启龙说：办法是机动的，如自留地、包产到户先不动它，保留自由市场，免几年征购等。毛泽东说：这个好，你们自己解决。毛泽东最后问：人心是否安定？谭启龙说：比较有把握，人心还安定。

7月5日　在天津听取刘子厚等关于夏粮征购、粮食自由市场、自留地等问题的汇报。关于夏粮征购，毛泽东说：河南征购留百分之十的机动。麦收秩序空前的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普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看来，征购多了不行，多了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关于粮食自由市场，他说：你又让他包干，你又不准他卖，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农民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可以自由交易。不仅在当地可以搞，也可以到外省去搞，事实上也是这样搞了。山东有三种形式：一是义务交售；一是低价对低价，高价对高价；一是自由市场。关于干部的精简问题，他说：大队、公社两级干部的编制要少点，大队干部有两三个人就行了，主管党务和行政工作。

7月6日　回到北京。

同日　应田家英要求，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田家英谈话。田家英向毛泽东陈述自己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在听的过程中，一言不发。田家英说完后，毛泽东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家英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同日　收到陈云本日下午一时的来信。陈云在信中说：“关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毛泽东于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63]毛泽东听后，当时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7月8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64]这次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包产到户。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毛泽东提出起草一个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准备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后执行。文件的起草工作由陈伯达负责。

7月10日　下午，同刘少奇谈话。

7月上旬　同罗瑞卿、萧华谈话，问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回去查查军队中的意见怎样？

7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七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有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若干地委的负责同志参加。在会议上要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二、粮食问题；三、商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现在就这四个主要议程提出一批问题，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找若干重要地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加以讨论，进行调查研究，准备意见，以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中央提出的一批问题，随通知下发。

7月12日　晨零时，听取周恩来汇报中印边境问题。七月十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西段分三路向中国巡逻队步步进逼，甚至在距中国部队仅五十米之处，进行挑衅。十一日，印度直升机两架运载援军到侵略据点，并在附近地区低空盘旋，侦察和恫吓中国哨所和巡逻人员。另有印度军队一支分遣队沿加勒万河下游前进，建立了一个新的侵略据点。

7月15日　在钓鱼台十七号楼会见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拉希迪，黄镇在座。当拉希迪表示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中国感到由衷的敬佩和爱慕时，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很多，土地也不少，但是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还很落后。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摆脱经济上、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欧洲和北美洲的国家，主要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发展起来的，他们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亚非国家比他们落后，但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经过几十年我们可以改变这种落后状态。拉希迪称赞毛泽东是一位诊断了并且治好了中国社会疾病的伟大医生，所作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毛泽东说：如果拿医生作比喻，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我和我们的党在一起，治好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病。但是，也还有一些病，发现了还没有治好；也还有一些病，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发现。当客人问到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时，毛泽东说：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大概是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七年发生十月革命，中间经过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年的思想准备阶段，到了一九二一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党成立的时候只有七十多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全部代表也只有十二人。最后毛泽东说：中巴两国之间有共同的边界，应该友好相处，互相帮助。

7月17日　应邓子恢的要求同他谈话。邓子恢向毛泽东力荐“责任田”，介绍了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65]的内容，并明确地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毛泽东听后没有表示意见，在邓子恢起身要走时说：把你给我的报告[66]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同日　中共中央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中央通知说：“请你们，并找若干地委负责同志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应该让各同志敞开思想，提出自己的意见。可以提出补充修改的意见，可以提出赞成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望你们在七月二十五日以前将你们讨论的情况和意见报告中央。”这个决定草案共有十项：（一）要集中和动员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技术力量方面，在财政方面，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二）我国的统一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不论轻工业或重工业，都要以五亿几千万农民的农村为主要市场。（四）对于农业的投资，包括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运输业的投资，应该有计划地适当地提高。（五）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定额，应该在长时期内固定下来。除了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任务以外，不准各级机构自行加税，自行搞机动粮，自行摊派。（六）除了办好国营商业以外，必须积极地发展合作商业和正确地发挥集市贸易的作用。必须在价格问题上照顾农民的实际利益，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社员应该有适当的自留地，并可拨给一定数量的饲料地。（八）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必须搞好经营管理，必须坚决实行民主办社，必须厉行精简。（九）集体经济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发展经济作物，发展林业、牧业、渔业和各种副业生产。（十）为加强农业工作的领导和加强人民公社的领导，中央和省市区党委要选择一批干部到专区、县、乡村去，长期工作。

7月18日　下午，同杨尚昆谈话。要点是：一、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二、对国家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杨尚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他在晚上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报告了周恩来。

7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提出要反分散主义，认为中央各部门是最大的分散主义，这是旧话重提。全国也反分散主义，分散主义最大还在中央，中央的各部门。部门里面也有些好的。毛泽东认为，外事系统是比较好的，党的联络部、军委是好的，其次，宣传部有个《宣教动态》，统战部有个《零讯》，常委是看的。但其他各部动态，则知道得少，农村工作部正反两方面意见还听得到，其他包括国家计委、经委、中央组织部、五办[67]等等情况反映少，感到不满意。会议还谈到甄别平反问题，指出：甄别要实事求是，对县以上干部的甄别不要一风吹，县以上情况很复杂。县以下违法乱纪也不能一风吹，其他可一揽子解决。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二十五日到达北戴河。

同日　阅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七月十七日讨论支援农业问题的简报，批示：“尚昆办，印发到北戴河会议的各同志。”简报说：国家计委最近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着重讨论了如何支援农业的问题。目前，恢复和发展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关键，大力支援农业，巩固集体经济，是我们长期的任务。从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说，主要是工农业的不相适应。从自力更生的观点来看，不仅要努力自给设备、原材料，加强国防，还需要有一个广大的国内市场，这个广大的社会主义市场就是农村。主席早在一九五五年秋季即已提出，我们认识很不够。简报提出了十七项支援农业的措施。

同日　对张有晋去世发出唁函：“惊悉有晋先师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此致唁。另奉薄仪一份，聊助营奠之资。”

7月20日　召集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并讲话。关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主张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问：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7月中旬　审阅杨尚昆七月十八日报送的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批名单（草稿）。名单如下：（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十八人）。（二）国务院有关各口、部、委（三十人）。（三）中央局书记和起草委员会（十八人）。毛泽东在第三部分后面加写：“陈正人[68]、邓子恢、赵修（湖北地委书记[69]）、王延春（湖北省委书记[70]）、纪登奎（河南洛阳地委书记）。”

7月22日　晨一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听取周恩来报告二十一日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普河谷地区向中国边防哨所突然发动进攻的情况。本日，中国政府对印军的严重军事挑衅提出强烈抗议。二十三日，周恩来根据同毛泽东商定的内容，起草中央致在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陈毅并中国代表团的电报。电报指出：应当抓住印度总理尼赫鲁有恢复双方谈判意向的这一时机，约见印度国防部部长梅农，说明恢复谈判是中国政府历来的主张。最好能同梅农商定恢复谈判的手续、时间、地点和人员级别等有关事宜。当晚，毛泽东审阅了这个电报，同意发出。

同日　阅陶铸、王任重在广西龙胜县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71]，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八月一日，毛泽东的批语和陶铸、王任重召开的座谈会的记录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7月23日　批示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72]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二十四日，又批示将决定草案（八月十七日修正稿）印发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修正稿作为八届十中全会文件印发。九月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将这个决定下发到人民公社。

7月25日　到达北戴河，住一号楼。

同日　在《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一一一○期上，写批语：“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位同志阅。阅波兰农业社会化的一篇，在第五页上。阅后退毛。”这篇文章说，波兰将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在最近十五年至二十年内使不超过一半的农民的土地社会化。还指出，建立合作社——国家农庄的最便宜的道路是通过农业小组升入高级合作化劳动形式。

7月26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七月二十五日关于疏散入闽作战部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台湾蒋介石军队大、中规模窜犯东南沿海的可能至少已经推迟，拟将入闽部队即作适当疏散。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刘、朱、邓、彭阅后，退罗瑞卿同志办。”

7月28日　下午，在北戴河九十五号楼会议室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及彭真、陈伯达、罗瑞卿、王任重等参加的会议。毛泽东说：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在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对民族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正确估计，资产阶级革命家有两面性，我们要有两手准备。赫鲁晓夫把他们看作是社会主义者，主张和平过渡。对人民内部矛盾他也不承认。这实质上是在世界范围内要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的路线，就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帝国主义也在搞灵活策略。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当周恩来谈到城市工作，特别是生产、物价、职工生活问题需要加以解决时，毛泽东说：要马上搞这个问题，组织个委员会，恩来同志挂帅。

7月30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陈毅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情况及会见梅农情况的汇报。

7月31日　阅邓小平转报的陈云七月二十八日的来信。信中说：“七月二十四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近来我心脏的病况很坏，体力也极衰弱，为了力求避免心绞痛的再次暴发，力求避免心肌梗塞，我请求不参加北戴河的各种会议，都请假。特此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送刘、周、朱、陈阅后，交尚昆存。”

同日　阅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七月二十八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73]，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财贸办公室斟酌修改。”

同日　审阅《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初稿）》，批示：“印发各同志[74]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领导的起草委员会斟酌修改。”八月二十四日，审阅八月六日修改稿，批示：“印发各同志[75]讨论。”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这个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对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修正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主要是确定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对条文作了一些调整。十月十一日，中央将这个文件下发到人民公社。

8月初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八月一日《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在文件讲到党内的思想问题要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处，毛泽东加写：“但是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在文件中的“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状态，这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曲折，看来这种曲折是难以避免的”一句后，加写：“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几十年几百年内，也是还会有的。只要就全国来说，只占一小部地区、社队和人数，也是并不可怕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占了极大的优势。”并将“看来”二字删去，“难以”改为“不可”。在文件中的“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后，加写“可能要继续几十年到几百年”，并将“相当长”改为“很长”。此外，对文件中的“在一部分地区也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单干风’，已经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分户单干了”这一句，将“在一部分地区”改为“就全国来说，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地区”，删去“相当严重的”五个字，“陷于瓦解”改为“改变方向”。还将文件中的“我们必须同‘单干风’进行斗争”，改为“我们必须对‘单干风’采取正确态度”。

8月2日　晚上，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毛泽东首先询问这三个省区目前的生产情况，接着又问农村单干的情况。他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在谈到干部政策时，他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对有错误的干部的处理，还是延安的办法好，问题谈清楚，还是使用他。当李雪峰谈到他回家乡时曾受到一个基层干部封锁消息时，毛泽东说：《红旗》发表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很及时。在发扬民主中，要相信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封锁分两种，一种是我们征购过重，群众吃不饱，因此要封锁，隐瞒产量，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另一种是办了坏事又封锁，这是不能原谅的，也是封锁不了的。在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时，他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他还说：现在有这么个空气，土地报得少，产量报得少，灾情报得大，吃粮人数报得多。

同日　阅中共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来信，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批示说：“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钱让能的信中说：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想作一保荐。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太湖县是一个三类县。一九六一年三月，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以桥西大队的农业生产为例，一九六一年同一九六○年比较，粮食增长百分之八十一，油料增长五倍多，棉花增长十倍，生猪、家禽也是几倍的增长。责任田的办法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不是搞单干。据我们了解，拥护责任田的农民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同日　阅新华社七月二十九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五一八四期报道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摘要，批示：“南斯拉夫的经济混乱情况，印发大家一阅。请大家讨论一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好，还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好。”这篇报道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中说：全国总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个经济部门的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实际消费的增长速度，都缓慢了。最近三年来农业生产停滞，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缺乏，农村中的富农阶级在加强；市场上严重混乱；已经到期而应偿还的债务正在增长，没有外汇储备，等等。

同日　阅《人民日报》七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报道，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好吗？请同志们讨论一下。”报道指出：南斯拉夫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工资差额不可比拟，产品涨价，市场割据，国际支付赤字巨大，社会消极现象比比皆是。南斯拉夫人民对现在的处境存在严重不满。

同日　阅李先念七月三十日报送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高价商品情况的简报，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说：从一九六一年起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底止，国营商业部门在市场上挂牌高价出售的商品共有十种。一九六一年，这十种商品共回笼货币三十八亿元，其中高价利润二十六亿元；今年上半年共回笼货币二十二亿元，其中高价利润十四亿元。目前市场货币流通量减少了，集市贸易价格也有所下降，高价商品价格显得过高。最近我们提出了一个降价方案，从八月五日开始执行。这次调整是否适合情况，还要在实践过程中进行观察，如果发现问题，准备再作调整。

8月3日　下午，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单干道路？还有形势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还有修正主义。形势，究竟怎么样？是一片黑暗，或是一片光明；还是基本光明，有些问题，要抓紧解决，而前途是光明的？现在讲黑暗的多了，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各级都有，中央、省、市、专、县、社、队。实际情况是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在谈到新疆问题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在伊犁、塔城策动群众外逃，和在伊宁策动反革命暴乱，是为了颠覆伊犁州党委和州人委，还是为了别的什么？新疆有多少军队，一旦打起来，靠新疆现有的兵力是否守得住？是不是还需要调些军队进去？农业师是否都有武器，有没有训练的时间？农业师每年要有三个月时间的训练，边防要做些工事。还是少奇同志说对了，一九六○年他就估计赫鲁晓夫会在新疆搞颠覆活动，果然应了他的话。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修正主义，要集中力量对付苏联修正主义。搞个文件发下去，把这件事让各省、市、地、县都知道，不只是发给你们西北。西北都知道了，有准备，免得有事措手不及。在谈到粮食问题时，他说：关中产粮食，从秦以来的七八个王朝都靠关中坝子的粮食，今年陕西征购减少四亿斤，是对的。北方要争取在几年之内农民口粮达到三百六十斤，南方稻子要四百五十斤，最好五百斤。农民最反对我们低标准、瓜菜代的口号。现在要从三部分砍：征购任务，地县市附加部分，社队机动粮，机动粮都要搞掉。要群众负担那么多，是国民党的办法，是土豪劣绅的办法。共产党嘛，要区别于国民党。农民的互相调剂要搞，去年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八个专区到邻近收成好的地方换粮，一共换了二十七亿斤粮食，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公家的火车还帮助运输。商业上问题也很多。谈到民族问题时，毛泽东说：新疆、青海、宁夏、甘肃这几个省区的工作要好好地搞。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如何开法，决定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彭真、陈伯达、杨尚昆列席会议。

8月4日　下午，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省委负责人谈话，了解包产到户问题。

8月5日　中午，同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76]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华东地区的柯庆施、李葆华[77]，中南地区的陶铸、王任重等谈话。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才能得到解决。我们工作上犯了错误，搞了“五风”、高征购、几个大办，看来我们的错误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因为大办，城市人口一下增加两千多万人。有人说，人民公社要垮百分之六十，留下百分之四十。还有人说，全部解散搞单干，四年农业生产就可以恢复。已经搞了单干的，不能勉强去扭，过了半年或一年看出两级分化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马克思主义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千差万别。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看有什么意见。首先要承认阶级、阶层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看来在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我是五年计划就见马克思去了，而阶级斗争要贯串整个历史时期。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到建成社会主义要五十年、一百年或更多的时间。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有资产阶级存在，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三种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积累过多了。第四种是认识上的矛盾，比如瞎指挥，这一类的事情是主观同客观不相适应。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大部分已经纠正，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

同日　审阅邓小平嘱杨尚昆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名单。名单共二十二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78]、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毛泽东批示：“照办。”

8月6日一8月24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等方面的工作。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讲话，提出关于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会议又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等。

8月6日　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毛泽东说：先开中央工作会议，再开一次中央全会，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过去的十几天，起草了一些文件，从今天起就开始讨论。因为大会不好讨论，组织了许多小组，有六个组。单是这六个组讨论，似乎还不能畅所欲言，所以组织一个核心小组，或者叫中心小组。这是少奇同志提议的，常委的同志都赞成他这个意见。核心小组由常委、书记处、中央管业务的几个同志、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组成。接着，邓小平介绍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和日程安排。他说：会议今天算正式开始，实际上已经开了十几天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农村工作；（二）财贸工作；（三）城市工作；（四）其他，毛主席、少奇同志考虑搞一个全国上下左右干部交流的问题。会议分了六个组，以六个大区为主，加上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中心小组的作用就是把问题集中起来，更深入地考虑一些问题，又返回到各小组里面去。邓小平作介绍后，毛泽东讲话。他说：小平同志没有讲到的，我想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谈一谈。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第二，形势问题。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去年和今年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有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第一次庐山会议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一片黑暗的看法。现在，那种一片光明、毫无黑暗的问题不存在了，转成另外一个方面，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第三，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再有，积累同消费的矛盾，过去几年，积累太多了，分给个人消费的太少了。集中同分散的矛盾，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说解决了，我看没有，还要继续做工作。民主同集中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过去几年的方法就集中不起来，要让人家说话。七日，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

8月7日　会见墨西哥、委内瑞拉、古巴、巴拉圭、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宾，周恩来、陈毅、郭沫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各位朋友，不但我们几个人欢迎，全中国人民都欢迎，因为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主张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我们之间有不同的地方，但相同之点是主要的，我们互相尊重。亚洲和拉丁美洲有这么广大的人民，都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党派和组织都应该团结起来。我们从建国以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十三年了，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进步，但是在经济、文化、国防各方面还很落后。比如国防，我们的敌人有原子弹和氢弹，我们没有，我们还是常规武器。讲科学，同美帝国主义比较，我们还差得很远。讲经济，我们也还差得远。不过，帝国主义说我们非常困难，困难得不得了，说我们要垮台，也不那么符合事实。现在不会垮台，将来也不会垮台。

8月8日　会见厄瓜多尔前众议长、前内政部部长、“人民行动运动”领导人阿劳霍，彭真在座。毛泽东详细询问厄瓜多尔的政治、军事、土地、种族等情况。在谈到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时，他说：我们中国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阿劳霍说：我们那里有毛主席的著作，像《矛盾论》、《实践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把它们当作我们斗争的指南。

8月9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在听取各组汇报讨论情况和谢富治、罗瑞卿、陈伯达、康生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这两天的分组讨论，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点沉闷。现在需要务虚，要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忽视。在讲到形势、单干问题时，他说：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务的提法就不同，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来。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有两重性，“草上之风，必偃”。有一部分富裕农民，资产阶级是要争夺的。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付酬，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所以去年提出重要的问题是重新教育干部。在讲到矛盾问题时，他说：我讲的人民内部的几种矛盾，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搞社会主义，中间出现了“大办”、“共产风”、瞎指挥、高征购等错误，我们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这些都是认识上的问题。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三个年头犯了错误。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错误。这几年整得我们好苦，才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如“农业十二条”，“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八字方针，缩短基建战线，城市减人，减少征购等。经过这些挫折，我们懂得要谨慎了，改正错误。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等价交换是一九五八年提出来的，三四年了始终没有解决，这次能解决才好。

8月10日　阅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党委关于阿尔及利亚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外国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8月10日或11日　阅聂荣臻八月九日报送的植物保护学会关于防治病虫害问题的报告。聂荣臻附信说，建议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起草的专题文件中，加上防治病虫害这一个项目。十日，邓小平批示：“少奇同志阅后送主席，此件似可印发会议。”毛泽东批示：“尚昆即办。”

8月11日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会议先听取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得知各小组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大家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时，毛泽东说：对原则问题大家有兴趣，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毛泽东讲话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在刘少奇谈到对形势的估计时，毛泽东说：对形势的估计，还是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估计对。现在有人讲农业恢复要什么五年至八年，不要说那么多年嘛，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了，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时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一点。整个说来今年夏季是增产了，山东就增产八亿斤。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江西省委一位同志对我说，现在是产量报得少，灾情报得重，人口报得多，土地报得少，困难报得重，要我注意。这位同志的话是对的，值得注意。在邓小平谈到知识分子时，毛泽东说：人可以变嘛，坏的可以变好，好的还可以变坏。普列汉诺夫[79]原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不是也变了，考茨基[80]也是变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派别，在党内没有反映，这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有一条和苏联不同，就是不开刀。斯大林就是不该杀人。在刘少奇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在刘少奇谈到农业机械化时，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一九五六年就提出来了，没有抓紧。从一九五八年算起，浪费了五年，还有二十年。今年还有几个月，下半年就要开始抓。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上次加了一个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再加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8月12日　阅中共中央组织部七月二十九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七月份综合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现在部长安子文同志在经过批评之后，觉悟了，这就好了。希望毛病不要重犯。”中组部的报告检讨说，长期以来，没有向主席和常委报告工作，反映情况，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今后一定引以为戒，努力改正。报告主要汇报了干部队伍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

同日　批示将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上印发过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印发这次会议。毛泽东在写的批语中说，那时中央农村工作部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批语中错误地批评邓子恢，说他过了一年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批语表示欢迎邓子恢在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会上所作的自我批评，但认为他还有认识不够的。

8月13日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八月六日的讲话，彭真、罗瑞卿、邓子恢发言。在罗瑞卿谈到美国杜勒斯[81]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泽东说：一代不如一代嘛！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在罗瑞卿谈到安徽的钱让能说不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时，毛泽东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搞单干，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情况也有好转嘛！搞得好的情况，各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就没有恢复的问题。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光有才干不行，还必须有马列主义，这是个重要问题。在有人谈到党内有混进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我们党要整顿，减少几百万党员好不好？另外要吸收真正的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总不能是我们队伍中的人吧！自由市场，对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开放自由市场，有一定的作用，但副作用也很明显。

同日　阅中央工作会议简报刊登的陶铸八月十日在中南组的发言。陶铸说：中南地区各省委和绝大多数地委、县委同志，对于农村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清醒的，坚决反对单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明确的。但在中南地区党内，认为集体不如单干优越，主张分田到户的暗流是存在的。国内形势，我们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是明摆着的事实，不是什么浮夸。当然，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如果光讲困难，甚至讲成漆黑一团，看不到光明的一面，这就很不好。何况我们对困难已经讲了两年了，应该说是讲得够了的。我们中南的许多同志已感到老是这样讲下去，不是办法，事实上已产生了某些新的混乱。主席这次严重地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十分重要，这对我国进一步争取好转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毛泽东阅后批写：“已阅，很好。”

8月15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在李富春、谭震林、康生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关于对形势的估计，他说：从三月、五月到八月，又恢复到一月会议的估计了。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一月会议的估计到三月就变了。关于恢复生产问题，他说：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低标准、瓜菜代不要讲了，农民不欢迎。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不会像原来想的那样，要搞恢复阶段、发展阶段，但估计要谨慎些。关于贯彻中央的方针问题，他说：一定要贯彻好。八月开工作会议，九月开中央全会，十一月再开工作会议，安排明年计划。明年计划要搞出来，等到明年一月就晚了。他同意李富春说的解决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要掌握两个原则，一是真正以农业为基础，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二是要每年对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毛泽东还讲了会议的安排；商业、物价、粮食问题，今天开始，讨论五天，二十日结束，如用不了这么多时间可以提前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结束。中央全会二十五日报到，在北京开会，全会发公报。

同日　审阅中共公安部党组关于当前反革命活动情况和我们对策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这是谢富治、徐子荣[82]、彭真三位同志起草，并经修改，又经少奇、小平二同志看过，认为可用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布置当前工作的一个报告。我也看过，认为可用。各同志看后如有补充、修改意见，请提交谢富治同志。”随后，又将这个批示删去，另写一批示：“印发各同志。如有意见，请提交谢富治同志。”公安部党组的报告说：今年以来，主要是四月以后，一部分城市盗窃、抢劫和凶杀案件有些上升，少数城市治安秩序一度比较混乱，反革命分子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暴露。我们在依靠群众的基础上，主要采取侦查破案的办法，一般地不搞群众镇反运动。打击的重点放在大中城市、东南沿海、铁路交通沿线和一部分敌情比较严重的地区。毛泽东的批示和公安部党组的报告，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祝贺苏联连续成功地发射“东方三号”、“东方四号”载人卫星式宇宙飞船。

8月16日　批示将《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稿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稿说：在全国范围内，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有计划地进行交流，并且把定期交流干部作为我党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

同日　批示将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八月八日关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83]给毛泽东的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十七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问李雪峰：胡开明的主张怎么样？李雪峰说：包产到组，由于和包产联系，按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必然发展到包产到户。胡开明认为农村的黄金时代是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毛泽东说：他只讲到劳动力问题，没有讲四属户、五保户。

8月17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组汇报讨论情况。李先念、周恩来发言。在李先念谈到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在李先念谈到今年进口粮食比去年减少七十万吨，逐年减少时，毛泽东说：省、地、县这几级人太多，还可多减些，潜力恐怕还是在地方。县、社两级还有许多吃商品粮的人，还可再减些，进口粮食还可以再减少。李先念说：自留地没有不行，但多了也不行，多了影响自由市场，不利。毛泽东表示同意。在李先念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注意粮食的同时不能忽视经济作物时，毛泽东说：专讲粮食不行，必须和经济作物同时考虑。李先念提出粮、棉、油是否可以加入自由市场？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毛泽东还说：到了共产主义，那时阶级消灭了，但是还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唯心与唯物的矛盾。知识分子也不可能都一样，总是有高有低，有差别的。又说：我们有些刊物要整顿一下。比如《内部参考》，两方面的材料都要登。片面的东西要登一些，不然我们看不到，但是也不能登得太多，登多了就会影响县委、地委的同志。两方面的材料都登，让唱对台戏。

同日　审阅李先念报送的关于等价交换问题的口头汇报提纲，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提纲说：目前市场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存在着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计划市场的价格低，自由市场的价格高，两者悬殊很大。在国家同农民之间的交换和农民相互之间的交换，客观上存在着四种形式：低价对低价，低价对高价，高价对低价，高价对高价。在这四种形式中，存在着两种不等价的交换：一种是农民吃亏的不等价交换，在目前是主要的；另一种是国家吃亏的不等价交换，在目前是次要的。提纲对国家同农民交换中存在的不等价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

8月18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八月十日关于一九六二年五月至七月的工作报告。报告说：这三个月军事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一）采取紧急措施，准备粉碎美蒋军对我东南沿海的可能进犯。在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的紧急备战中，部队士气高昂，各参战部队都做到了“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党政机关密切配合，全力支援；人民群众积极支前，团结对敌。（二）在中印边境西段，同印度的蚕食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三）提前进行一九六二年夏季的征兵工作。毛泽东批示：“发各同志[84]。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总之，党、政、军、民，都是很好的，是天下无敌的。看不出这一个本质，就是机会主义者。”

8月20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小组汇报讨论财贸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刘少奇提出这次会议如何传达的问题，他说：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可以联系到很广，这样联系了，对教育干部有好处，但也可能发生反右。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范围广一些好，还是窄一些好？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教训，传达的范围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毛泽东说：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我们要和风细雨，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在搞清思想，不在于把人整了。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关于自留地，他说：自留地少了不好，多了也不好，可以照有些同志提的意见，百分之七到十，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这样不至于影响集体经济。地少的不到百分之七也可以。关于“六十条”，他说：“六十条”已经实行一年多了，我们采取了很多正确措施，但“六十条”的有些规定没有很好地执行，比如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当刘少奇提出要派工作组到农村去加强领导时，毛泽东说：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组织二十到二十五万人下去，专门搞三类队和二类队。一类队也可以去，去取经嘛！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到县委一级。

同日　批示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八月二日关于团的三届七中全会情况的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报告说：会议主要是根据中央一月工作会议和三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如何适应目前形势，健全团的经常工作，学会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问题。在思想教育方面，目前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一些青年干部和青年对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生怀疑和动摇，一是对克服困难的信心不足。因此，建议在今冬展开一个深入的全民性教育运动。

8月21日　下午，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彭真、李先念、陈伯达参加的会议。

8月22日　下午，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彭真、李先念、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同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八月十二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战备值班部队的作用，在这次东南沿海的紧急备战中，已充分地表现出来。但是，现有战备值班部队数量不多，一有风吹草动就深感不足，毛主席早就有意增强值班部队。现在编制已定，已有可能在不过多增加总定额的原则下，大幅度增编战备值班部队。报告建议中央通知各省、市以上的各级党委，免除以上这些部队的支援地方建设任务，使其集中力量搞好战斗训练。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邓阅。退军委照办。请罗瑞卿同志代中央起草一个通知。”

8月24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陈毅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等情况的报告。本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回到北京。

8月26日　阅萧华八月二十日报送的《对邓子恢同志<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的反映》材料。材料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一日两个上午，邓子恢在总后勤部礼堂作了《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听报告的共有少校以上干部三千余人。听报告后，不少同志认为报告中说单干也有一定的优越性是不妥当的，有的同志说“这和我们的方向不一致”。但也有同志“很欣赏这个报告”，认为“很解决问题”、“思想很解放”、“很大胆”。毛泽东批示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二十九日，再次对这个材料作批示：“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是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

8月26日一9月23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和此前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都是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有关农业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问题等，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小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一直到预备会议结束。

8月27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彭真、李先念、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同日　阅陈伯达八月二十六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和他的附信。陈伯达附信说：此件在北戴河重发给会议各同志。听说，有的同志认为，这个草案对商业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在这次会议上，可以根据一年来的经验和最近大家提的意见，作些新的补充和修改。毛泽东批示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这个决定后改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经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后发到县一级。决定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我们的商业工作，应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商业工作的关键问题，是把支援农业、支援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有三个渠道：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主体和领导力量。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

8月29日　阅向明[85]七月一日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信。信中说：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我被指控犯有“反党反人民罪行”（后又称系“重大反革命嫌疑案件”），被责令进行隔离反省，不久又宣布“已下有逮捕令”。一九六一年底被宣布解除隔离反省，但至今尚不肯告知任何结论或审查结果，恳请速做结案。现在组织上分配我到某经济研究所工作，因为患有眼疾，难以胜任，恳请给予治疗疾病和分配少用眼力的工作。毛泽东批示：“应令其治疗疾病，病好后分配适宜的工作。至其所犯案件，应根据实际情形，加以处理，不枉不纵。”

8月3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英属圭亚那[86]总理贾根的夫人。毛泽东表示衷心支持圭亚那争取独立的斗争。贾根的夫人称赞中国在改变国家面貌方面做了令人敬佩的工作。毛泽东说：做了一些，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东西我们不会搞，没有学会，尤其是先进技术，需要向别的国家学习。目前我们存在着经济困难，但人民是团结的，党是团结的。经济困难有个两三年即可以克服。我们是依靠自己的。

9月1日　批示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稿，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讨论。三日，批示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的意见》，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讨论。意见说：书记处经过同各方面交换意见，提议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二十人，候补委员二十一人，同时对现任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作个别调整。

9月2日　批示将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关于反映西欧各国对我态度变化的情况给陈毅的信，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信中说：陈毅在日内瓦接见瑞士记者的谈话及在富马招待会[87]上答记者的谈话，在西欧引起很大注意。事实证明，我国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人们是极端重视的，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是任何诬蔑可以抹煞得了的。从我们这里接触的情况看，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甚至西德都在同我们拉关系。继奥地利邀我们商务参赞访奥后，最近法国又通过其驻瑞士商务参赞邀我们商务参赞访法，奥外长在接见我们商务参赞时还特地表示没有理由不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9月3日　下午，召集小范围会议，提出把彭德怀的两封信[88]印发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

同日　批示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的意见》，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讨论。意见说：书记处经过同各方面交换意见，提议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二十人，候补委员二十一人，同时对现任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作个别调整。

9月4日　批示将李富春九月二日的信和中共国家计委党组关于支援农业的报告、关于安排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主要问题的请示报告，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研究。李富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关于明年计划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及早定下来和安排。一是粮食、棉花、木材、煤的生产指标。二是希望各省、市、区能在十月中旬提出明年和今后支援农业的切合实际的具体意见，要求中央解决什么，解决多少？自己能解决什么，解决多少？

同日　批示将国家统计局关于苏联和美国农业投资和农业机械化情况的比较材料，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

9月5日　批示将谷牧报送的一份材料《当前上海职工思想情况》，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这份材料说：前一时期，由于精简职工、停关企业、城市生活供应较紧等，不少职工思想动荡，生产情绪不稳定。八月份以来，由于企业调整和精简职工已告一段落、生产形势已有好转、安排了生活等，职工思想情绪开始稳定。但是，当前职工思想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形势、生产前途认识不清楚，认为工资、奖金没有贯彻按劳付酬，对口粮定量低有意见等。

9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古巴旅行团。毛泽东说：我们拥护古巴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古巴，希望古巴在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相信古巴革命会取得胜利。他问古巴的“全国统一革命组织”在英语中怎样讲，然后说：中国话很顽固，不大容易接受外来语，总有一天要接受的，顽固下去不行。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波多黎各等国的青年和学生代表及阿根廷民间艺术团，陈毅、胡耀邦等在座。毛泽东说：各位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我们是在一条战线上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在介绍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经验时说：帝国主义看样子很强大，因此有许多人怕它。我们中国人曾经就有过恐美病、崇美病和亲美病。在这以前，有恐日病、崇日病和亲日病。经过八年抗战，把日本打败了，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败了，美国人又来了，经过三年半的战争，才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军队被我们消灭了。关于土地革命，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千方百计地发动人民群众，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一条是最主要的。如果一不发动群众，二群众发动起来要土地又不给土地，这个根据地是不能巩固的。古巴经验也是如此。你们到中国来找经验，中国有些经验可以给你们参考，但是离你们最近的经验，那就是古巴的经验，你们应该研究他们的经验，就是研究他们怎样由曲折的道路走向胜利的。

9月8日　批示将湖北襄阳专区、山东惠民专区、陕西榆林专区等十个省区的十一个专区、盟、自治州的灾情（包括旱灾、水灾、雹灾、虫灾）报告，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示说：“共十一件，印发各同志阅。这些都是灾情的报告，可以看到干部的努力，群众的积极性，人心的稳定，虽有减产，也有增产，即在灾区也不是一片黑暗。中国人是可以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的。”

同日　阅陶鲁笳八月二十三日在北戴河商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要点。陶鲁笳说：商业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在购销活动中正确处理我们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商业工作中一个比较严重的缺点，在于没有足够重视利用价值法则，而更多地偏重于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只要有一套严格的控制办法，允许粮食上集市贸易，是利多弊少。关于商业文件的写法，既要写当前的问题，又要写长期的根本性的问题，二者兼顾，侧重当前。毛泽东批示：“陈伯达同志：此件值得一看。我看是讲得对的。退毛。”

同日　阅毛华初八月七日关于农村工作的来信，批示：“陶铸、任重、平化、延春同志：此件请一阅，阅后我们谈一下。退毛。”毛华初在信中提出，农业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法，实行产量责任制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九月九日，张平化给毛泽东来信，认为一般地提倡“产量责任制”，容易产生错觉，如果领导骨干不强，确有滑到包产到户的危险。但在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某些部分农活、部分作物，实行联系产量评定奖罚或者以产记工，作为整个生产责任制的一种辅助形式，则是可以允许的。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将张平化的来信和附送的湖南省委工作组写的《介绍一个经营管理搞得很好的生产队》，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指出：“请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注意研究，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问题。”

同日　让李讷阅读九月八日《文汇报》发表的《更正一则》（于十一[89]写给编辑同志的信）。信中介绍了“斧正”一词的来源，说明天下没有不能改的文章，自己作文如能有热心人士多加指点、修饰，总会比自己一个人想得周到些。

9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阅薄一波九月八日报送的郭洪涛[90]给薄一波、谷牧并中共国家计委党组的报告，批示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郭洪涛的报告反映了烟台地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情况，农民对工业支援农业的要求等。薄一波在附信中说：郭洪涛同志调查的福山县[91]高疃公社制止了单干风，集体经济是巩固的。他们迫切要求国家予以支援，有以下几项：（一）化学肥料，（二）胶皮轮大车，（三）农业机械，（四）小农具，（五）水利建设。应当说，这五项是带普遍性的要求。从此也可以看出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必须迅速加以改组，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9月13日　批示罗瑞卿阅看本日《参考消息》的两则报道。一则报道中说，蒋介石空军准备全部改用超音速的F-104星式战斗机，替换旧式战斗机。另一则报道中说：“美国以大量胜利女神飞弹运往日本，能力足以摧毁中共军火工业的基础沈阳，又可使中共军难于再渡鸭绿江，因而更能满足台湾的‘攻击军备’，此为台湾方面所欢迎。”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此段值得注意。”

9月14日　阅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冶金工业的品种质量问题的报告和王鹤寿[92]的附信。报告说：近几年来，尽管苏联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在品种质量上还是取得了很大进步，农业技术改造和国防尖端所需要的品种目前已能解决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还不能解决的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品种都是“硬头货”，是今后在技术上设备上的攻坚方向，其制造、安装和技术掌握在一九七○年左右可能达到目标。王鹤寿的附信说：品种质量与产量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想离开一定的产量水平、一定的发展速度来讲品种质量是困难的。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想明年的生产指标，似应稍高于今年。毛泽东批示“很重要”。

同日　致信杨尚奎：“邵式平同志提出的几项意见[93]，请你与刘俊秀[94]及其他在京同志谈一下，提出你们的意见。中央搞的农业和商业等文件，是否已将邵的某些意见包括进去了？‘人民公社六十条’之外，是否还要搞一个‘试办章程’？请将你们的意见告我为盼！”

9月15日　读九月九日《文汇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周辅成的文章《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批示：“少奇同志：此文可一阅，如你有时间和兴趣的话。阅后交陈伯达同志一阅，然后还我。”又写了一个批语：“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周辅成的文章讲了四个问题：伦理学来源于阶级斗争；为奴隶制社会生活所决定的特点；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争论的问题与派别。

同日　同周恩来谈话。

9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95]、罗瑞卿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出席。

9月18日　会见由日本工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宫川实率领的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团，并为日本工人朋友们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2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同日　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

9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阮维祯一行，彭真、谭震林、顾卓新[96]等在座。

9月22日　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西南组九月二十日讨论关于商业问题的决定（九月九日稿）的简报。简报反映：讨论中大家建议，对商业工作中当前存在的问题，如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腐化、特殊化、走后门、组织不纯等，都需要进行批评和整顿，要在决定中讲一讲，以促使商业工作的改进。商业部门应当认真检查，并向全会作一交代。毛泽东批示：“李先念、陈伯达二同志阅。此件内容请注意。退毛。”三十日，阅李先念二十八日的来信，信中说：我们觉得西南小组以及全会其他小组对商业工作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很宝贵，很重要。我们要切实检查，认真改进。经请示邓小平同志同意，我们打算在国庆节后，立即召集商业、粮食、供销社、外贸、财政、银行各部党组成员开会，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讨论如何具体执行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特别是抓支援农业、改善经营管理、改进工作作风问题，坚决扭转见事迟、动手慢、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以便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周、邓、先念、富春、震林、一波各同志阅。我认为此信写得很好，接受批评，认真办事。这样就有主动了，就不是见事迟，动手慢了，就不是官僚主义了。其他部、委也应当采取此种态度。”

9月23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陈毅在座。毛泽东称赞老挝南塔、孟新一仗打得很好，使得联合政府组成了。赞成老挝在两方面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一方面是把联合政府维持下去，愈长愈好；一方面是准备打。这样就不吃亏了。如果没有准备，就会吃亏，要作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同日　阅邓小平九月二十三日的报告。报告说：“主席：现在书记处的名单是：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97]、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黄克诚、谭政[98]。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黄克诚已撤销书记职务。谭政已停止书记的职务，但未正式撤销。建议十中全会：（一）撤销黄克诚、谭政两同志的书记职务。（二）补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三同志为书记处书记。是否妥当，请批示。”毛泽东批示：“退小平。照办。”

9月24日一27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文件。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撤销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全会肯定一九六一年九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党贯彻对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取得的成效。强调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地进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无论在现在和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

9月24日　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问题，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是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二十八日肯定要结束。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一次讲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呢？应当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地生长着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有几次复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可以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就讲，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关于形势问题，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两个大错误。在一九六○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国内形势是一天比一天好的。关于矛盾问题，包括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各国人民同本国反动阶级（主要是反动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人民也有同国内修正主义的矛盾。国内的修正主义，我们过去叫它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在北戴河和北京开的两个月的会，我们讨论的是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关于工作问题，我不准备多讲。我现在只讲一讲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的，一看二帮嘛。只要你改正错误，你改好了，就好了嘛。我们坚决采取这样的态度。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他，决不采取不理他的态度，更不采取杀人的态度。还有一点，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这一点，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都要注意。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研究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大家都搞阶级斗争，就把工作丢了。那一回，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还不觉悟。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我们不要受干扰，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在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了对右派分子平反的问题。他说：右派分子如果真正改正了错误，就摘掉帽子。不过近来有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99]这是搞上层建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宁的学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当着我们没有将它们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受挫折、失败；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胜利。现在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是结合了还是没有结合，是结合得好一些还是差一些。现在我们正在逐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讲话后，陈伯达作《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其间毛泽东插话说，我们农业要过关，就是要化学肥料，要拖拉机、农药、种子等，要靠科学。过去不重视科学家，从现在起要重视起来。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试验场等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这些东西要保留，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同日　批示将《中国青年报》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100]一文，印发八届十中全会，指出：“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9月25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午，李先念作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报告，董必武讲话。下午，薄一波、朱德讲话。当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去年比前年好？除了有“十二条”、“六十条”之外，还有物质原因，农民少拿出一百七十七亿斤粮食[101]。社会主义我们不会办，没有经验，现在开始有点经验了。他说：现在要使两头多，中间少。两头，就是农民一头，中央一头。农民一头，就要使他多留，这样他就能够多吃，能够较多地留饲料，能够保证种子。还有一个，他就能够储备一点，储备在农民家里，生产队也储备一点，以便备荒，应付突然事变。再一头是中央。中央现在很少，所以要进口，以后中央要逐年增加一点。中间就减少，要少征少购。从哪里来节省？就是把城市人口减下去，各省、地、县把机构减少。但是，不要把农业机构减少，科学机构、供销社也不要减少。要把那些勤杂人员，很多的副书记，很多的委员，很多的家属，总之把那些吃商品粮的减少。还有各级层层加码的那种附征、自筹粮，专区也有，县也有，公社也有，大队也有，现在我们中央不要有，也不许他们自己搞。他们自己搞，实际上就是大吃大喝，贪污浪费，损害干部。把这个中间层的附加搞掉，就少征了，也少购了，也少销了。省要有机动粮，要有储备，中央要储备一点，也储备在省那里。当李先念讲到对于生活困难的职工，要考虑给予适当的补贴时，毛泽东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准备今年冬季调整。大概明年这一年准备增加工资，大约要增加十五亿到二十亿元人民币的工资。但是同志们，我们这些人不在内。当李先念讲到要加强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时，毛泽东说：无论农业方面的问题，工业方面的问题，商业方面的问题，大家都要注意研究。我们中央委员会大家都要注意。我这个人对于商业也是不通的，我没有做过生意，也没有抓过商业工作。这回我发了一个狠心，就是要跟你们打个交道。商业企业经营管理条例，你说准备在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请讨论，这个要改一下，不一定是中央工作会议，改成在下一次适当的会议上。因为这个问题我还想开中央全会来解决，使大家能够接触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全会开少了，一年应该开几次。李先念讲完后，毛泽东说：建国十三年了，商业部门就没有总结出一个像“农业六十条”那种教育性质的文件。这样的文件，不仅六百万商业队伍要了解，就是我们所有党政工作同志，我们在座的人，各级党委、政府、人民团体，都要了解。这一次我们搞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再就是今天先念同志这个报告，这样就有规章制度了。现在还少一个管理条例，讲具体地怎么做生意。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商业工作从现在起开始好转，你看搞出来两个文件嘛。在董必武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谈到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些历史人物。他说：王佐、袁文才[102]是敌人所非常痛恨的，他们又是有群众基础的，所以不能讲他们怎么很坏。高敬亭[103]不该杀。杀了季振同[104]，也是不好的，不应该杀的，那是宁都暴动的一个领袖。至于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是不应当杀的，可以让他做点技术工作嘛。

9月26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午，刘少奇、邓小平讲话。下午，周恩来讲话。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刘少奇说：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遇到的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坚持克服困难，坚持毛主席、中央的革命道路，继续胜利前进。第二种，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毛泽东插话：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管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单干。刘少奇说：第三种，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第二种态度是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不懂得马列主义；第三种是敌对阶级的态度。毛泽东说：第二种是不懂马列主义，属于认识问题，过几年一看形势好些，就改了，当时没有想到全局和前途，没有想到国际国内关系。刘少奇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标准，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党的领导。毛泽东说：主张包产到户和单干，可以建议，但不能采纳。刘少奇说：现在我们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开始好转，应该继续前进，要坚持革命的道路，但宣传还要注意一点，还要讲有困难。毛泽东说：去年比前年好些，今年比去年还要好些。一个是公报，一个是领导干部讲话，不能一股风，讲得太好了。刘少奇说：今年五月会议对困难估计多了些。单干风大，实际单干的不多，并不严重，只有安徽、甘肃多一点。已经单干了的，可以重新组织起来，不愿意的不勉强，先组织那些愿意组织起来的。毛泽东说：有一家就一家，有几家就几家。十家有三家、五家、七家愿意的就组织起来，不愿来的就不来，也不要骂他们是走台湾的道路，但要说他们的方向是不正确的。将来要来还可以来，现在不要闻风而来。散得很多的地方，如安徽可以分二年、三年，说服愿意的先组织起来，一年增加一些。邓小平讲话说：现在看来政治挂帅很重要，什么是政治挂帅，就是要把形势、方针、办法向群众交底，交清楚。凡是讲清楚了的，就很好，工厂、农村、军队都是如此。毛泽东说：这次军队到福建，纪律很好，七个师，十几万人，只有几个开小差的，士气很高，证明人民、战士、干部是可靠的。

9月26日、27日　多次修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公报稿中有一句话是：“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在第一处“存在着”前面加写“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又将“几百年”改为“更多的时间”。在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公报稿中的“这一切都说明了，无论在农村或者城市，我们的经济情况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应当指出，我们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得好，例如还有一批生产队、一批工厂、一批商店，由于领导人员不得力因而减产或者不受群众欢迎。我们应当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它们迅速地好起来。”

9月27日　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讲话。在柯庆施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关于集中统一跟分级管理，主要的矛盾侧面应该是集中统一。分级管理本身也有集中统一和分级管理。党内的相互关系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机关也是这样。我们叫民主的集中制。比如，我们开了两个多月会，为什么目的？就是这么糊里糊涂，大家纷纷议论，无结果而散，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我们这个党的作风，不是强加于人，不是什么不能讲话。我们是什么人也能讲话，包括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他也可以讲话。这样充分展开讨论，加以分析，就分清是非了，大家就有一个统一的意志了。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机构也好，一个军队也好，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像昨天小平同志讲的，一人一条心，或者这一堆人一条心，那一堆人又一条心，我们现在有六个大区，有六条心，中央有几十个工作部门，有几十条心，那怎么办呢？那不好办。所以，每年总得有一次到两次，不惜时间，展开辩论、分析，把各种意见加以比较，求得一个统一的意志。所谓统一的意志，就是集体的意志。所以，民主是为了集中，分级管理是为着集中统一，有个矛盾的主要侧面。过去第一书记说了就算，这个方法今年一月我们批评了。要实行第一书记说了多数人同意才算，多数人不同意，即使你是正确的，你第一书记也得服从。要建立这样的民主集中制。在彭真讲话谈到国民经济恢复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今后五年，不只是恢复，应该有所发展。全会于本日闭幕。

9月下旬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应王稼祥的要求同他谈话。王稼祥说，我在莫斯科裁军大会所犯的错误[105]，想在十中全会上专门作一篇检讨发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不必弄到常委会议上，也不必到中央全会上去作检讨，中联部有几个副部长对你有意见，你同他们好好说通了就行了。

9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中央总书记阮文孝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廖承志、耿飚[106]、刘宁一在座。毛泽东首先询问越南南方的人口、面积、地形、武装力量等情况，然后向客人介绍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革命的一些经验。他说：越南南方的战争形势有些像中国打日本侵略者时的形势，有许多根据地，但彼此间被敌人隔断着。敌人力量很强大，军队多，武器多，武器好；我们军队少，武器较少、较差。但是，我们能够战胜现代化的军队。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什么敌进我退呢？因为它强大，我就退一步，等它搞得疲劳时，我再打。它没有办法了，困难了，就要逃跑，它逃跑，我们就追。这也是老百姓教会我们的。我们这些人本来是不知道打仗的，也是文化人，和你们差不多。我们一方面是在受群众教育，一方面是敌人来教育。

9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哈蒂妮·苏加诺，江青、王光美、邓颖超、陈毅和夫人、黄镇和夫人等在座。毛泽东说：印尼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也是印尼的好朋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的朋友很多。你们收回了西伊里安，反帝获得了胜利。苏加诺总统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我们很赞成。从第一次亚非会议到现在已经多年了，第二次亚非会议到现在还没有开。我们支持你们，这是一件事。其次，暗藏的敌人要谋害苏加诺总统，要保持警惕，把安全检察机关搞好一些，就可以控制住暗藏的敌人。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锡兰[107]驻中国大使佩雷拉，耿飚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两个友好的国家，两国人民友好，政府也友好，两国在经济贸易上交易也不少，你们是第一个突破禁运卖橡胶给我们的国家。当佩雷拉说，他学生时代就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并通读了《毛选》第四卷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党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了几十年，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斗争了几十年。中国曾经是几个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从一八四○年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经过许多斗争，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还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那是一次典型的民主革命，但都失败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斗争才成功了。我们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其中二十二年是武装斗争。当中也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同日　阅《外事简报》第一三七期，批示：“送王稼祥、伍修权、刘宁一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我们做国际工作的同志必须注意这一点。否则一定会上当。如有必要，请你[108]找若干做外事工作的同志（例如十几个人，有外交部、外办、外交学会、对外文联等处的同志参加）开一次座谈会，以日本事件及其他事件（多得很）为例，引起警惕。”

9月3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南非共产党学员代表团，刘宁一、吴学谦[109]在座。毛泽东首先询问南非的经济发展情况、人口、工人与农民在人口中的比例等。接着他说：谈谈中国情况，交流一点经验。我们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一点我想是适用一切国家的。南非也是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从一九三五年起开始总结经验，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又认真地总结了一次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总路线——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它还要继续发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什么真理都总结好了。我们相信马克思创造的唯物辩证法。按照唯物辩证法，世界上一切事物，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一个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也许一万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会变成某种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唯物辩证法是不会变的，它是绝对真理，其余的都是相对真理。有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太行了，更有人说完全不行了，我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他还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外国的同志、朋友谈谈。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同日　嘱周恩来要注意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加强警卫工作。当天，周恩来组建了以罗瑞卿、谢富治为正副组长的九人警卫领导小组，进行了周密布置。

10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会议决定，十月三日照会印度政府，双方还是在十月十五日举行会晤[110]，会晤中双方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印度政府于十月六日拒绝了这一建议。

10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武元甲[111]率领的越南军事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罗瑞卿、萧向荣[112]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互相交换意见。你们党政军的工作做得很好，在南越有游击战争，我们非常赞扬南越人民的斗争。今后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需要很好的分析。过去几年，对于帝国主义如何进攻的问题，我们想得不多，现在得想一想。如果敌人进攻，它必定失败，我们必定胜利，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什么地方都想抓，第一是欧洲，第二是亚洲，第三是非洲，第四是拉丁美洲，十个指头按十只跳蚤，结果是一个也抓不到。在战略上，要看到帝国主义的弱点，但是对他们的长处也不能轻视。如果在武器上比较，我们是比不过他们的，只有苏联比得过。如果美国打进中国来，我们只能使它逐步地吃亏，不能设想很快地赶走它。如果美国进攻北越，他们的基地就更远了，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南越人民的游击战争，不能不考虑到老挝和泰国的人民斗争，也不能不考虑到中国、朝鲜，更不能不考虑到北越的力量。你们的情况，我看是好的，美国还不敢轻易下手。你们处在东南最前线，我们非常关心南越和老挝的情况。你们在那里已经抓住了美国的一个“指头”。南越的战争，以前他们说要打十八个月，后来说要五年，甚至又说要十年。再打五年、十年，美国感到更不行了，那时你们提出召开日内瓦会议，可能他们将不得不妥协。再不然就干涉得更厉害一些，那也是一个可能。美国在东南亚要进一步出兵，也是没有出路的，使中国、北越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闹起来了，它能吃得消吗？在南越它都搞不下去，何况北越和中国？

10月上旬、中旬　印度加紧备战，准备在中印边境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十月五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东部军区成立一个新的军团——第四军，任命陆军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为第四军军长，专门执行对中国的作战任务。十二日，尼赫鲁下令，要印军“把中国人从‘东北边境特区’[113]赶出去”，妄图把中国军队从中国的领土上赶走。十四日，印度国防部部长梅农发表讲话，说“我们将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美联社、法新社驻新德里记者反映，在今后几天之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

10月8日　下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开会，讨论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同日，鉴于印度军队已做好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的准备这一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发出歼灭侵入克节朗的印军[114]的预先号令。同一天，周恩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表明：如果印军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还指出，印度使用苏制米格式直升机在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运送军需，这对我们前方战士是有影响的。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月四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三四八号刊载的一个材料《恐“敌”病一例》。这个材料说，今年八月间，黑龙江省北安市双泉公社党委书记夜间鸣枪赶狼，当地许多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听到枪声误认为是敌人来进攻，惊恐万状，纷纷躲逃。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周、朱、邓、瑞卿、富治同志阅。此事拟在常委会上谈一谈。阅后退毛。”

10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离任的柬埔寨驻中国大使兰·涅特，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中柬两国是友好的国家，是互相支持的。你们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进行的斗争是正确的，世界上很多人是支持你们的，希望你们团结起来战胜困难，你们会胜利的。

10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十五日晚上，又在颐年堂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17日　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炮击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进行大规模武装挑衅。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连续发动进攻。此后数日，印军继续发动大规模进攻。

同日　下午一时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开会，讨论对印度军队的进攻进行自卫反击问题。晚十一时，签发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命令指出：为了保卫祖国边疆，中央决定进行反击战役。西藏军区部队首先粉碎印军对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的进攻，并准备连续作战，歼灭可能来援之印军。新疆边防部队，首先粉碎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印军，并视情况扩大战果。反击战役于十月十九日拂晓全线同时开始。随后，中央军委接受西藏军区的建议，将反击战役开始的时间改为二十日拂晓。

10月20日　拂晓，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开始。晚七时，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开会。二十一日晚七时，同周恩来谈话。二十二日晚七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由于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进一步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方面现在正式宣布：“为了防止印度军队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进攻，我边防部队在自卫战斗中，没有必要再受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

10月23日　晨五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解决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问题。为表明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主张，决定由中央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建议。政府声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晚十时余，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通过政府声明。

10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为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郑重地提出三项建议：“（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境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境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境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同时，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呼吁他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建议。为配合政府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停止追击，暂不过达旺河，在达旺河以北集结待命。印度政府在十月二十四日收到中国政府声明的当天下午，拒绝了中国的建议。二十七日，尼赫鲁复信周恩来，拒绝中国政府二十四日声明中的建议，提出以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前中印边境全线的局面，作为进行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10月26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1月3日　阅罗瑞卿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关于力争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报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报告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但在国内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而且在国际上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的。除二机部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爆炸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为了更有力地保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这个建议，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由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张爱萍[115]、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116]等参加。

11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会见委内瑞拉共产党军事学习代表团，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概括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些经验，并向代表团建议：你们最好是学习古巴的经验，古巴离你们很近，古巴革命比较新，没有像中国革命经过二十多年。还有阿尔及利亚的经验也值得研究。他说：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一切道路都要转弯。中国的经验，你们可以学习和研究，但不能硬搬，要适合你们的历史条件，要适合你们的具体情况，要创造，不适合你们历史条件和目前情况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希望你们只把外国的经验当作参考资料，本国的事情由你们决定。

11月9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1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通知，说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背景、性质、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方针。这个通知，是根据毛泽东十一月十三日的指示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的。

11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致信杨开智[117]：“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

11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1月19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阅本日《参考资料》刊登的十一月十八日《尼赫鲁在印“国防义勇军日”讲话》和《拉达克里希南[118]诬蔑我“欺骗”印度》等文。尼赫鲁和拉达克里希南十八日在讲话中都说到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之间的分歧。下午四时，毛泽东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四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促进中印和平谈判问题。会后，周恩来、陈毅立即约见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表示中国非常同意印度总统的主张，中印双方可以立即开始谈判。接着，周恩来、黄镇约见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苏卡尼，向他表示中国领导人希望苏加诺总统促进中印和平谈判。

11月20日　下午六时，同刘少奇、周恩来等谈话，商定我国政府于二十一日发表重要声明，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步骤，扭转日趋严重的中印边境形势。晚十一时，毛泽东批示立刻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向干部和群众宣传解释我国政府的声明给各级党委等的紧急通知。

11月21日　晨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声明指出：印度政府直到现在还拒绝中国政府十月二十四日的三项建议，继续扩大边境冲突，使中印边境局势日趋严重。为了扭转这种局势，中国政府决定主动采取措施，促进这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宣布：一、从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二、从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声明说：中国政府真诚期待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如果印度军队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留在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同日　晚九时半，同周恩来谈话。商定由周恩来约集外事办公室、外交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有关人员开会，商议在这次中印边境斗争的胜利中如何扩大影响问题。二十二日，周恩来和陈毅召集上述单位的有关人员开会，拟定了几项措施。

11月22日　晨零时，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

11月23日　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除《宋史纪事本末》以外的其他各朝纪事本末。次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说，读完《元史》，再读《通鉴纪事本末》，然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

11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1月27日　晨，审阅修改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致苏加诺的信稿。信中说，中国政府按照苏加诺的意愿，特派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到雅加达，就中印边界问题同他交换意见。中国政府希望苏加诺推动印度对中国政府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声明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促成中印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

同日　晨，审阅修改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致缅甸联邦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的信稿（代拟稿）。毛泽东将信稿中“阁下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持的公正态度和所作的崇高努力，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印和解，而且对巩固亚非国家的团结、维护亚洲的和平，也将是珍贵的贡献”一句中的“珍贵的”，改为“有益的”；在信稿的“中印边境上原先十分险恶的局势已经开始有了转机”一句中，将“原先十分险恶的局势”改为“原先的那种局势”，将“转机”改为“缓和”；将信稿的“仅仅中国一方面采取这种行动，还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冲突不再起，也不足以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一句，改为“仅仅中国一方面采取这种行动，还不能防止冲突的再起，和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修改后批示：“总理：近几天一些外交文件，在措词方面有些欠当，这就是一件，我改了一点，请你再阅。”

11月30日　下午一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一、推迟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间，定于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左右举行，以便下边安排工作。二、明年上半年开一次人大会议，确定计划和预算，下半年一次，改选。相应的，下半年开一次党的八大三次会议[119]，一千二百名代表要扩大到二千名左右，每县一人，还有各方面的。人大改选也要有二千名以上代表。三、国际反修问题。今后凡是国际性的会议，人家邀请南斯拉夫，我们仍然到会，不退席。免得人家用此办法剥夺我们的发言权，不让我们接触群众。意大利党代会带头邀请南斯拉夫，又指名攻击中国，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要马上办的，是把《北京周报》变成国际上的《红旗》杂志，变成理论资料性的刊物，作为武装国际左派的东西。《北京周报》搞英文、西班牙文、法文版等，由中联部提出报告，经常委批准，开工。香港出版一文摘，可以正反面文章都登，在香港出，北京编。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陶里亚蒂[120]都攻。四、组织工作会议的问题。[121]

同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副总书记阿吉托罗普一行，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主要谈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和农民问题。他说：有两种统一战线，一种是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他们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一种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一个是被剥削阶级，一个是剥削阶级，过去有人说不可能建立统一战线，但实践证明是可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受压迫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也是压迫他们的，他们自己是没有力量赶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性的剥削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而不是打倒的问题，争取他们也要经过斗争。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虽然工人是领导阶级，但人数不多。一九四九年中国才有将近四百万产业工人，农民有几万万人。农民跟着我们走了，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也跟着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

12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主席洛夫林率领的挪威共产党代表团，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其中也有不同我们合作的。人的思想不能强迫，强迫是办不到的，要自愿，慢慢来。如果不愿意，可以暂时保留，保留十年、二十年，有人一直保留到去见上帝，只要他不造反，我们不强迫改造。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搞工业、农业的知识分子进步快，另一些不接触工农和实际的知识分子进步慢。当得知中方没有安排挪共代表团同中国的教授交谈时，毛泽东说：我们方面未安排，这是缺点，以后应注意。例如，可以安排同溥仪、傅作义、荣毅仁[122]和民主党派的人谈谈。社会是很复杂的，各个阶级中有各种人，很反动的阶级中有部分人也可以说服。马克思主义要改造全人类，包括改造反动派。被俘的蒋军中有少将、中将、上将，将军不少，有一大批是被特赦的。美国经常说我们杀了很多人，但他们不说我们不杀皇帝和这批将军，台湾也不说。

12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客人拉格尔·柯索伊夫人和阿马里利奥，楚图南、姚溱[123]在座。会见中，谈到中国工业建设和毛泽东著作等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的工业基础是有了一些，但不够，并且不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建立起来，可以赶上世界水平的，需要一个世纪。我们准备用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当阿马里利奥谈到毛泽东的著作在巴西很需要，毛泽东写的诗也很受欢迎时，毛泽东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三年多，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这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革命的不完整的记录，只是一个轮廓。要完全的记录那就多了，我们的报上有许多文章，别的同志也发表了不少的言论。敌人方面的，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材料在这本书里反映得不多。当拉格尔谈到相信巴西革命最后会胜利时，毛泽东说：不是这些人胜利，就是那些人胜利。比如在我们中国，我们这些人留下来了，这只是偶然留下来没有被打死的。总有人会取得胜利，这是必然的。至于什么人领导，是张三还是李四，是带有偶然性的。当拉格尔说毛泽东的著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时，毛泽东说：我们是这样提法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恐怕在拉丁美洲，在巴西，也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自己国家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12月9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2月10日　到达天津。下午，在专列上听取刘子厚、吴砚农、杨一辰[124]、万晓塘汇报中共河北省委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情况和当前农村情况。当汇报到单干问题时，毛泽东说：单干哪一年也会有一点，有百分之几的人单干不怕，让他单干。当汇报到副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人讲，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由。要把副业搞起来，不搞副业，农民从集体就分不了多少钱，就要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由了。关于养猪问题，他说：猪就是化肥厂，现在看生产队非养不可，大队和公社也可以养一些，养种猪，养母猪。但是不要变为机关生产，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不要把户养的猪调上来，调一头猪也要受处分，要自己搞猪苗。关于水利问题，他说：农业要上去，首先要解决水和肥的问题。水，就要修水库、打井、排涝。肥，主要是养猪。还有个林，房前屋后、公路两旁、铁路两旁、渠道两旁，都可以栽树。树多了，空气中的水分就多了，树还可以防风、防沙，夏天劳动者还可以在树下休息，还可以用材。种果树，还可以吃水果。农、林、牧、副、渔，主要是农、林、牧。这些事情，省、地、县要有个部署，不要搞急了，要一批一批地解决。要搞水利十年规划。过去看过你们的一个规划，再来时把你们的水库、打井和解决碱地洼地的规划看一下。水利、工业都不能冒进，要分步骤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搞。当毛泽东了解到今年农村秩序很好时，说：是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25]。关于整风整社问题，他说：整风整社不要打击很多人，只打击那些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对这些人也是处分那些严重的，一般的采取教育的办法。是用说服教育的办法，用民主的办法，开会讨论，多开小组会，少开大会。有错误，谁的账就是谁的账，是上边的由上边负责，是下边的由下边负责，是中间的由中间负责。除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以外，一律采取教育的办法。当了解到河北有三十个县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会议没有开好时，他说：要派得力的干部去开好县的会。比如你们下去开，开以前可以先派些工作队，作些调查研究，准备好再开。最后，毛泽东说：这次是谈农业，下次再来谈一次工业。团结起来，努力工作，小心谨慎。回去问大家好。

12月11日　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同谭启龙等谈话。十二日，谭启龙在中共山东省委常委会议上说，昨天主席主要谈了党的问题、训练干部问题、整风整社问题。

12月13日　到达南京。十五日下午，由江渭清陪同到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共江苏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以及省市机关、部队和厂矿企业的干部。毛泽东勉励他们：“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12月14日　审阅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126]稿，批示：“小平同志：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毛泽东将社论的原题《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团结对敌》，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十二月十五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12月16日　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12月21日　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了解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情况和农业情况。毛泽东问：有人说的“人口越报越多，土地越报越少，产量越报越低，灾情越报越大”，这种情况改变了没有？接着指出：要依靠农民，引导他们到生产上去想办法，不要引导到分配问题上去。分配要公平合理，也要照顾四属户、五保户。在谈到精简问题时，毛泽东说：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我们要保护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上层建筑的机构和人员不能太多。抗日时期就规定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能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几。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只有五个人，我、恩来、弼时[127]、定一、乔木。只是我有一个秘书。现在省级机关人很多，减人要继续贯彻。现在公社、大队的干部很多，这要有很大一笔人头税。县太大了不行，历来就是人少好办事，层次多了不好办事，这个问题要解决。现在省、地、县、社、队都要有一个好领头，没有干部条件，搞不好。对安徽省委提出的春耕前要改正“责任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毛泽东说，何必那样着急，不必匆匆忙忙，一批一批地搞，春耕前搞一批，秋后再搞一批。在谈到华东局正在召开的会议时，毛泽东说：两次郑州会议都开得太短了，没有把问题搞透，第二次郑州会议时，要忙着去搞春耕，缩短了，未解决问题。广州会议开一个月，北京会议开一个月，就好了。思想问题要搞透，开会短了不解决问题。毛泽东还说：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些坏戏也要去看。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旧的剧团多了一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

12月22日　批示柯庆施将十月十四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刊载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九六○年八月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材料，印发华东局会议各同志。批示说：“此件很重要，请你印发会议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毛泽东在这个材料的最后一页上，默写咏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三垂冈》[128]。

12月24日　晨七时半，为讨论和修改《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致信胡乔木：“今、明、后三天晚上，都必须开会一次，以便提出意见，使你们三人小组第二天能够据以修改。因此，昨天晚上我们所议的各点及下午政治局会议所提意见，请你于上午及下午修改完毕，于下午七时以前印好（只印毛、刘、陈、康、王、乔、田、尚昆九个人[129]每人一份，另外多给我一份，共十份），至迟八时以前送交以上九人，催其阅看，签注意见，于十时以前阅完，准备十时或十一时开会。文章的中幅及后幅有许多空泛的话，应当大力概括，请考虑是否缩减1000-2000字。逻辑方面，扣得还不太紧，还抓不住人，请你注意，在严密的逻辑方面，认真调理一下。你所提出‘教训’问题，我认为不甚恰当，只要是严格说理又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来的。有些话此时不说，将难找机会。但‘形式主义的所谓协会’，‘所谓’二字可以去掉。全文以14 000字左右为好。”

12月25日　为了解中共代表团参加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四国党代表大会的情况等，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我想请刘晓、伍修权、赵毅敏[130]、廖承志四位同志来杭州一谈，听取他们所知的情况和意见。他们可以缓缓南来，沿途（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作点调查研究，在年初（一月六日以前）到杭州即可。如你们及他们四位都同意的话，请即照办。”

12月26日　作《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于晨七时批示林克：“请将诗一首付印，于今天下午印成五十份，于下午六时前交我为盼。”

12月30日　最后审定《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晨二时致信邓小平：“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12月31日　晨四时半，批示江青：“这里有三篇文章[131]，值得一看。看后退我。周信芳、盖叫天两文[132]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

[1]　怯尼亚，今译肯尼亚。

[2]　刘长胜，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会长。李颉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楚图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3]　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年2月由埃及和叙利亚合并组成。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阿联后，阿联单指埃及，1971年9月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4]　黄克诚，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打成“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成员。同年8月、9月先后被解除上述职务。

[5]　美国政府宣布：从1962年2月1日起，美国共产党作为“外国代理人”要进行登记。这实际上是宣布美国共产党为非法。美国共产党表示拒绝登记。

[6]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7]　这首和诗是郭沫若1962年1月6日在广州写的。全诗是：“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8]　指《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

[9]　即陆游《卜算子·咏梅》。

[10]　指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批示内部印发他写的《卜算子·咏梅》时，对陆游原词作的说明：“作者北伐主张失败，皇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

[11]　张奚若，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12]　指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为日本朋友书写的鲁迅的诗《无题》。

[13]　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

[14]　叶季壮，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方毅，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1964年6月撤销）。1964年6月又任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黄镇，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强，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5]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1962年10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6]　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1965年5月又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

[17]　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1964年夏任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基础上成立的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8]　当时在湖南农村的一些生产大队，有实行定时间、定任务、定劳力、定要求、定工分和包翻田、包刨杂草、包播种、包不受虫害的五定几包责任制的，也有实行定任务、定时间、定工具、定工分、定质量的五定责任制的。

[19]　应为1961年6月8日召开的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是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

[20]　这之后原来还有一段话：“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在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话。

[21]　罗炳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2军军长、红军第9军团军团长、新四军第2师师长、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等。1946年6月21日因病去世。

[22]　溥仪，当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12月又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清朝末代皇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1932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

[23]　仇鳌，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次长、国民参政员。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24]　毛华初，毛泽东弟媳王淑兰的养子。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5]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6年5月、6月先后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66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调张平化回中共湖南省委工作。

[26]　后来用“调整时期”的提法。

[27]　指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

[28]　指王稼祥1962年2月14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3个文件和王稼祥为报送这3个文件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中央的信。3个文件中有一件是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给王稼祥并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最近接到一些国家兄弟党的来信，其中有的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我们考虑采取统一复信的办法，表示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既讨论苏联、阿尔巴尼亚问题，也讨论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其他问题。通过会议使各兄弟党面对面地、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问题，消除分歧，实现团结。中联部表示可以赞成这个建议，使我党处于主动地位。后来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于同年4月7日向苏共中央提出，没有得到响应。

[29]　指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

[30]　毛泽东在第5次稿中的“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一句后加写：“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

[31]　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32]　指林彪、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和朱德在这次会议山东组会上讲话的整理稿。

[33]　林乎加，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至1965年2月）。1964年12月又任国务院小计委成员。霍士廉，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副省长。

[34]　杨尚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2年9月又任福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邵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

[35]　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1965年5月任第二书记）。胡继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36]　谭余保，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周礼，即周里，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徐启文，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37]　李瑞山，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长沙市委第一书记。

[38]　苏钢，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1964年5月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1965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9]　何键，曾任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国民党军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联军西路军总司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40]　王任重在1962年3月10日日记中说：主席一天多没睡觉了，很疲乏的样子，说不谈什么，休息两天再谈，但坐下来就谈起来了，还是谈了半个多小时。我向他谈了农业生产没有什么巧办法，主要是解决水和肥的问题。当前要着重解决生产工具的问题，其次是选用良种的问题。关于因时因地种植的问题，只要纠正瞎指挥就行了。对于瞎指挥和弄虚作假的问题，我向他汇报了麻城闵集的一些故事，他笑了。关于农业增产问题，我说每年可以增产百分之五左右，好年景是百分之十左右。主席说可以增产百分之三点五到百分之四，看来这样就比较接近实际。问题也就增加了，粮食既然增产幅度不大，那么工业发展的速度应当如何？农村应当办什么工业？这是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再就是我谈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了粮食问题和党内民主问题，我想向他说明这次的一些争论，他可能不大清楚。还谈了经济统帅的问题，我说陈云同志当统帅好，主席再一次表示这是他的主张。

[41]　指1962年2月26日陈云作的《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富春作的《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李先念作的《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

[42]　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公安部部长。1963年5月又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196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3]　指林彪讲话中的军事工作部分。

[44]　第8页中有一段叙述美国农业发展速度的情况，第10页中有一段对照美国来谈我国的煤炭、钢铁工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速度问题。这两段文字经研究后，均删去。

[45]　附件，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报告。附表，指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调整表（草案）、1962年信贷收支计划表（草案）、1962年现金出纳计划表（草案）。

[46]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962年3月25日《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中说：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在2月21日向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汇报中，初步拟定为收支各300亿元。最近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了检查。检查的结果证明，正如中央所指出的，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这次核算的结果（按没有采取措施以前计算），收入288亿元，支出338亿元，赤字50亿元。

[47]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兼自治区区委党校校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在北京工作。毛泽东批示后，他即回新疆工作。

[48]　第一部分中提出的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方案是：一、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二、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品生产。三、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降低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四、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从原计划的60.7亿元降低为46亿元。

[49]　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传达到相当于县委第一书记以上的干部中，必须向全党主要干部说清楚当前全国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说清楚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虽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要完全克服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指出那种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勇敢，绝不是革命家的气概，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我们曾经说，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主要是从认识了困难，找到了解决困难的办法上讲的。指示强调全党目前必须抓紧落实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工作任务。

[50]　周兴，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关于这次谈话，毛泽东在1964年5月12日说：1962年的5月上旬，我在上海找一些同志谈话，其中有山东的同志，也有周兴。当时周兴就估计山东不行，麦收只能有29亿斤。杨得志是管军队的，他有几个师在下面做救灾工作，他说根据他几个师报告的一些情况还比较好，说行。许世友也不相信就不行，说比较好。以后我从武汉又回到山东，到了7月初，情况大变，都又说行了。因为那时麦子已收了，有42亿斤。

[51]　陈宗娥，曾在毛泽东家作过保姆。

[52]　雷英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53]　古宋县，今四川文兴县古宋区。

[54]　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5年6月、12月先后任第一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1965年6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55]　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

[56]　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9月任主任）。

[57]　华国锋，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关于这次谈话，毛泽东在1964年5月12日说：华国锋1962年上半年跟我讲，他钻了牛角尖。他估计人的体力下降了，畜力弱了，地力弱了，农具差了，因之，农业生产一时不能恢复，而就是没有估计到“六十条”的作用。

[58]　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刘兴元，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59]　朴金喆，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

[60]　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61]　卡博，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62]　1962年6月17日至24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在武昌召开会议。会议首先讨论备战问题，陶铸讲了两点，一为肃清敌特问题，二为建立地方武装问题。会议还初步解决了商业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提高粮棉油的换购比例；二、统购任务完成之后，开放粮棉油的自由市场。

[63]　据姚依林回忆：1962年5月，陈云在上海找姚依林、陈国栋等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陈云要姚依林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

[64]　周恩来1963年6月18日对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讲话时说：“在去年7月我们讲困难不得了的时候，主席到了最困难的河南、山东两省。这两个省原来把形势估计得很坏，麦产区夏征很少。主席到河南后，刘建勋同志汇报说，到下面实际一看，麦收并不那么坏，而秋收比夏收还要好一点，秋征任务由原来22亿斤增加到25亿斤，河南过去最高征过80亿斤，25亿虽少但看出转机。主席到了济南，谭启龙同志也说，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主席讲夏收抓少了，单干的包产到户的应当批判。主席回到北京就找我们谈，他说形势不那么坏，要我们找河南、山东、河北的同志谈谈。我们找了刘建勋、谭启龙、刘子厚谈。知道生产形势开始好转，包产到户应当批判。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就把对形势的看法扭转过来了。主席讲的形势、政策等就由此而来。”

[65]　中共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列举了7条理由证明“责任田”的方向是对的，列举了10个变化说明“责任田”确实好得很。

[66]　指1962年5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

[67]　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

[68]　陈正人，当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部部长。

[69]　赵修当时任中共湖北孝感地委第一书记。

[70]　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务书记。

[71]　这次座谈会是在1962年6月6日和7日召开的。刊载于《中南通讯》的座谈会记录说：龙胜县执行“六十条”以来，多数人积极寻找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办法，以求迅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龙胜县目前形势的主流。原来估计全县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生产队单干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基本上单干的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完全单干的大约有百分之十。关于划分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目前工作的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地去“纠”或“扭”那些单干的户。关于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记录提出：第一，对目前出现的各种生产管理形式，要根据上面说的四条原则准确地判明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谨慎对待。对确实是单干的，要认真进行说服教育，反复说明单干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不赞成单干，劝他们不要走这条路。如果他们一定要再试一试，我们也只有等待，不要强迫。但是共产党员必须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凡坚持单干道路屡教不改的，应当加以纪律制裁，直至开除出党。第二，从各方面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必须逐步做好的工作是：明确和稳定所有权，继续克服“共产风”；适当调整征购任务；改进和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换购与奖售工业品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改善经营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搞好经营管理，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集体生产是不可能搞好的。

[72]　这个决定草案，除1962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征求意见稿的10项内容外，增加了第11项：有步骤地推进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使我国的集体农业在技术上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8月17日的决定草案修正稿，又增加了第12项：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

[73]　这个报告回顾了1961至1962年度粮食收支情况，制定了1962至1963年度的粮食收支计划，提出了调整今后粮食征购任务的方案和今后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关于今后几年内国家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报告提出：继续实行少购少销，收（包括进口）大于支的方针；集中主要力量支持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是主要产粮区的恢复和发展；从销于农村的粮食中，挤出一部分粮食来增加对经济作物区的粮食供应，支持经济作物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领导地、适当地开放农村粮食自由市场，允许生产队和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以后，在自由市场出售余粮，互通有无；继续执行国家关于农业生产负担三年不变的规定；进一步加强国家关于粮食管理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制度，等等。

[74]　指1962年8月6日至24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

[75]　指1962年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与会者。

[76]　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62年11月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77]　李葆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2年9月又任南京军区第六政治委员）。

[78]　谷牧，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至1965年3月）。1964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1965年1月、3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又任文化部部长。

[79]　普列汉诺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83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

[80]　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俄国十月革命后，歪曲马克思主义，攻击苏维埃政权。

[81]　杜勒斯，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

[82]　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1965年7月又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

[83]　指由六、七、八户或六、七、八个劳动力自愿结合组成一个长期的固定的生产组，实行包土地、包工、包产到组。

[84]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注明的情况，此件未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只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彭真、杨尚昆。

[85]　向明，原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因所谓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1963年5月，山东省委关于向明问题的甄别情况报告说，省委1955年9月向中央作的《关于检查领导情况及对向明同志处理意见的报告》和1957年6月向中央作的《关于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专案审查总结报告》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恢复向明的党的生活。1980年中央撤销了对向明所作的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和给予的处分。

[86]　圭亚那于1966年5月宣布独立，1970年2月成立圭亚那合作共和国。

[87]　指1962年7月5日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两主席普希金（苏联）和麦克唐纳（英国）为老挝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富马亲王举行的招待会。参加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代表出席了招待会。

[88]　指彭德怀1962年6月16日和8月22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两封信的基本内容是请求对他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第一封信即所谓八万言书。

[89]　于十一，俞铭璜的笔名。俞铭璜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90]　郭洪涛，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91]　福山县当时属山东烟台地区，1983年并入烟台市。

[92]　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1964年4月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

[93]　邵式平1962年8月7日对巩固农村集体经济问题提出3条意见：1．建议中央搞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试办章程草案。2．产品交换权与所有权要相适应，既然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基层供销社应以公社为单位，以生产单位（集体所有）为交换单位。3．现在，非农业人员下放到公社仍然是非农业人员，吃国家供应粮，这样并没有因下放人员而减轻国家安排粮食困难的程度。

[94]　刘俊秀，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95]　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66年1月任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8月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1月、5月、8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

[96]　顾卓新，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97]　王稼祥，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98]　谭政，当时还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1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

[99]　据当时出席会议的薄一波回忆，在毛泽东这次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30、1131页。

[100]　“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是华君武一幅漫画的讽刺性的题旨，这幅漫画画了一个不倒翁，并在不倒翁身上写了这八个字。《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这篇文章用这八个字为题，批评那种怕“出头的椽子先烂”，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方针。文章说：只要工作就可能犯错误受挫折，谁要是怕犯错误和怕受挫折，而不敢工作，这样的人也就永远不会很好地工作。

[101]　指粮食征购1961年度比1960年度减少177亿斤。

[102]　王佐，曾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团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红军第5军第5纵队司令员。袁文才，曾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团团长、红军第4军参谋长。1930年2月，王佐、袁文才在江西永新被错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03]　高敬亭，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政治委员、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9年6月在安徽肥东被错杀，1977年4月平反。

[104]　季振同，曾任国民党军第26路军第25师第74旅旅长。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参加领导宁都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5军团总指挥。1934年10月在江西瑞金被错杀，1979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为季振同平反。

[105]　莫斯科裁军大会，指1962年7月9日至14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的争取裁军与和平大会。王稼祥所说的“错误”，指他在主持起草中国代表团的讲话稿时提出，讲话稿不仅要表示充分支持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而且要表示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根据这个意见，代表团在大会的讲话稿中讲和平、裁军的内容较多，同时同意了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大会共同文件，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不满。为此王稼祥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的小组会上受到批评。

[106]　耿飚，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07]　锡兰，今斯里兰卡。

[108]　指王稼祥。

[109]　吴学谦，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五处处长。

[110]　1962年9月13日，中国政府曾向印方建议，10月15日先在北京、后在德里进行谈判，双方的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20公里。印度政府不同意这一建议，要求中国军队在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撤出。

[111]　武元甲，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112]　萧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厅主任。

[113]　即现名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绝大部分，位于中印边境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传统习惯线之间，历来是中国的领土。

[114]　1962年8月，印度军队侵入克节朗地区。

[115]　张爱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12月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

[116]　赵尔陆，当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1966年5月任主任）、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刘杰，当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孙志远，当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高扬，当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

[117]　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

[118]　拉达克里希南，当时任印度总统。

[119]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后来没有举行。

[120]　陶里亚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121]　1962年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内容时说：组织工作会议的问题，常委都赞成书记处意见，重新登记党员。明年试点，后年全面登记。全面登记就是全面教育，要搞得严一些。主席说，程潜提出1700万党员是否多了？主席很欣赏，执政党党员多了管不了。一是清洗一批，一是搞共产主义小组，再是吸收一批。

[122]　荣毅仁，曾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123]　姚溱，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

[124]　吴砚农，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一辰，当时任河北省副省长。

[125]　见《管子·牧民》，原文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仲列传》引述时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26]　这篇社论主要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写的。

[127]　弼时，即任弼时，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28]　《三垂冈》为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全诗为：“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129]　原文如此，疑漏一“邓”字。9人，除已列出的毛泽东、刘少奇、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胡乔木、田家英、杨尚昆8人外，还应有邓小平。

[130]　刘晓，原任中国驻苏联大使，1962年10月奉调回国。1963年5月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曾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赵毅敏，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曾率中共代表团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

[131]　指1962年12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2期刊载的张光年《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萧三《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和时乐濛《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这3篇文章是纪念《国际歌》词作者鲍狄埃逝世75周年、曲作者狄盖特逝世30周年的。

[132]　周信芳，京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京剧院院长。盖叫天，京剧表演艺术家。两文，指周信芳的文章《必须推陈出新》和盖叫天的文章《吾日三省吾身》。

1963年　七十岁

1月2日　晨，阅杨尚昆为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问题来电话的记录，批示：“告杨尚昆同志：可以在一月六日以前（一月四日或五日）在杭州接见，不发消息。”

同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

1月3日　写关于送阅《史记·项羽本纪》的批语：“《项羽本纪》，送各同志阅，几天还我不迟。这个新版《史记》[1]，标号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1月4日　写信给李讷：“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2]，好，你不会再做河伯[3]了，为你祝贺！”十五日，毛泽东收到李讷的回信后，再次写信给李讷说：“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同日　晚上，林克从杭州打电话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红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一文，主席已阅，无修改，主席说文章写得很好，同意发表。

1月5日　下午，同本日到达杭州的周恩来谈话。周恩来汇报他在北京就科伦坡亚非六国会议关于调解中印边境冲突的建议，同锡兰总理、科伦坡六国会议召集人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印度尼西亚的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会谈的情况。[4]毛泽东表示同意。

同日　下午六时，在杭州会见班达拉奈克夫人，谈中印边界问题和科伦坡六国会议，周恩来、陈毅、霍士廉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总理阁下和其他朋友在促进中印和谈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愿中印两国能够重新和好起来。解决中印边境冲突问题，第一步要双方妥协，脱离接触；第二步双方谈判。不脱离接触，难免要发生冲突。我们同缅甸的边界问题完全解决了，中尼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了，就要树桩，中巴边界问题也取得了原则协议，希望中印边界问题也是经过谈判解决才好。现在中印边界问题未解决，出了纠纷，需要朋友们协助解决。如果印度同意谈判，那就愈快愈好。过去闹了四年，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如果能很快解决，就可以省掉朋友们的奔走。现在看来，朋友们的奔走还省不了。六国会议能开成功，很好。

同日　晚上，在杭州会见苏班德里约，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询问了印度尼西亚收复西伊里安的情况。在谈到民族独立问题时，他说：我们必须有独立的政治，独立的经济，独立的文化。在谈到将来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时，毛泽东说：最好还是要印度参加。如果它实在不来，也没有办法。印度现在不参加，将来总还是要来参加的。

1月6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袴田里见[5]一行，廖承志、伍修权、赵毅敏、江华等在座。当袴田里见说毛泽东身体很健康时，毛泽东说：工作精力和视力都比过去差，这是自然发展规律。当袴田里见说日共和印尼共产党关系非常友好时，毛泽东说：这是兄弟的关系，同志的关系，并没有压力。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凡是只依靠外国才能制定自己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革命绝不会成功，哪怕是小国小党也是如此。经过阶级斗争的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改造过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谈到“结构改革论”时，毛泽东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共产党那里来的。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我们并非干涉内政，是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毛泽东说：代表日本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绝大多数人口的是日本共产党，现在你们是少数，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的觉悟是逐步的，需要经过一个长的过程，要经过重大的事变。卡斯特罗开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斗争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天生的是没有的，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

1月7日　下午，同刘宁一、廖承志、赵毅敏、伍修权谈话。在廖承志介绍日本情况时，毛泽东说：日本共产党应重视统一战线。对垄断资产阶级的认识，亲美的和反美的，应一分为二，要区别对待。日本共产党对中小资产阶级是认识了，但对垄断资产阶级还未认识。

1月8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在谈到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基本建设，特别是有关农业、市场、财政和精简等问题时，请周恩来就上述问题代中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提出一些问题，准备二月上旬各中央局书记先到京时谈谈。九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杨尚昆，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传达毛泽东三点意见：（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暂不发表，待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发言后，连同他在最高苏维埃会上的发言一并答复。（二）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增加几名秀才。（三）二月五日起先开有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会，二月十日再开有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将起草的会议通知稿送刘少奇、邓小平核阅，二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后发出。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准备印发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

同日　将所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书赠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一月九日，又将这首词书赠周恩来。

1月10日　同江华、林乎加等谈话。毛泽东说：要有计划地训练干部，除了原来的两本书（《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生活》），还要加上阶级斗争这一课。整社主要是整党，把党整好了，树立了骨干核心，才能把社整好。整社要用几年才能整好。早稻应该学习江西，多种一些，因为早稻比较保险，没有台风，风调雨顺。油菜及其他油料作物也不能忽视。海产问题，把小鱼也打了，真是竭泽而渔。他还说：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缺乏思想准备，看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是否有点经验。

同日　离开杭州，前往南昌。

1月12日　下午，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在中国工作即将回国的巴西专家卡瓦略夫妇，杨尚奎等在座。毛泽东详细询问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情况。关于国家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又不会做教育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十三年的经验中，和过去革命时期一样，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恐怕每个党都要经历这样一段过程，没有失败和挫折就不会胜利。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给我们培养技术人才的。法国在越南同样不培养越南本民族的技术人才；日本在朝鲜也不培养朝鲜民族的技术人才；日本在中国东北统治很久，也没有培养出中国的技术人才，他们一走，我们接收了一批没有技术人员的工厂。中国解放后十三年中，我们培养了九十几万大、专学生，还不包括目前在校的人数。从清末、北洋军阀到蒋介石这几十年间，中国只培养了二十万人。毛泽东说：革命总是可以学会的。资产阶级学得会的东西，我不相信无产阶级就学不会。资产阶级的革命经验我们也要研究，比如孙中山的革命经验，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经验，都可以作为历史过程加以研究。

1月14日　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十五日下午，离开南昌。

1月16日　晨，到达长沙。十八日，同王延春、胡继宗、华国锋等谈话。王延春汇报湖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要他写成材料报告中央。十九日，离开长沙。

1月20日　晨，到达武汉，住武昌东湖客舍。晚上，同王任重谈话。

1月21日　在武昌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一行，王任重等在座。毛泽东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说：我们过去开展军队工作，在长时期内只注意下层，不知道做上层工作，以为军官都是反动派，结果吃了亏。军队是军官掌握的，特别是团长以上的高级军官掌握的。后来我们注意做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工作，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有一批国民党军官让我们争取过来了。在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广大地区，这些国家的马列主义者要找同盟军，就要到农村去找。如果要学习国际经验，这是最主要的经验。列宁主义最主要的是团结农民，建立工农联盟问题，这是最基本的统一战线。有几个国家的经验可以研究，一个是越南，一个是老挝，一个是古巴，一个是阿尔及利亚。在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现在人口太多了，大约六亿八千万，人口无限制增加也不是好事。要像日本、法国一样来一个计划生育。在法国、日本，可能还有德国、英国，都有控制，我问过日本人。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控制，是无政府主义，最后总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资产阶级能做的，难道无产阶级不能做到吗？资产阶级学到的技术，无产阶级也会学到。资产阶级能达到的生产水平，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也应当达到。资产阶级能控制人口的发展，难道马列主义者的我们不能做到吗？

1月25日　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批示：“小平同志：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社论于二十七日发表。

1月27日　同王任重、张平化谈话。

1月28日　在武昌会见古巴《革命报》国际部主任贝尼特斯和摄影部主任萨拉斯。毛泽东说：我认为美国很怕古巴人，美国人怕你们的《革命报》就是证据，你们的图片展览能在美国举行吗？我们不要怕美帝国主义。进步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开始时看起来总是弱小的，而反动力量是强大的，正像你们古巴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几支枪，但你们还是胜利了，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把美帝国主义赶走了。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世界人民最终都要起来革命的。在拉丁美洲，在古巴革命以前，这一点不很清楚。在古巴革命以后，就向拉丁美洲人民证明了，虽然离美国很近，只要斗争，也可以取得胜利。这种形势过去在非洲也不很清楚，现在也日益清楚了。

1月29日　下午，同王任重谈“五反”[6]问题。之后，乘专列离开武汉。

2月1日　下午，在邯郸听取林铁[7]、刘子厚、万晓塘、力矢、庞均、刘英[8]等汇报工作。他们主要汇报整风整社，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贯彻中央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六十条”的情况。当汇报到河北省委、地委、县委负责人亲自原原本本地讲解公报、决定、“六十条”，全省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党员都参加了听讲时，毛泽东说：这是个很大的教育运动。要把这个由负责人讲课的方法介绍到全国，介绍谁开讲，怎么个讲法。当汇报到群众拥护“六十条”，认为“六十条”就像拉锯有了墨线一样时，毛泽东说：有了“六十条”就有了准则了，有了规矩了。“六十条”就是公社的章程，就是农村搞社会主义的章程。没有这样一个章程，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农村怎么搞好呢？“六十条”是从广州会议时搞起，加上以前合作社时期还搞了个章程，不是短期就搞出来的。毛泽东问生产队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刘子厚答二十八户。毛泽东说，二十八户，不小，不算很小。当了解到河北的三类队占百分之十五时，毛泽东说：这里的基本问题是干部班子问题。

2月2日　回到北京。

2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从明天起先开小会。

2月6日一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粮食、增产节约、精简、劳动工资和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等问题，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

2月6日　审阅修改陈伯达二月三日报送的《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一文，将文章的标题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在引言部分“要提一下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的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一篇”。

同日　向陈伯达推荐《内部参考》刊登的波兰刊物上的一篇介绍古巴对苏古分歧的看法的文章，写批语：“古巴的看法是正确的，值得一看。”文章指出：古巴认为目前世界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殖民地革命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对帝国主义说来，冲突的主要地区和攻击目标不是早已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是正在争取解放的国家；苏联强调用和平经济竞赛战胜帝国主义，而古巴认为殖民地解放和革命将带来帝国主义的灭亡，对帝国主义不能执行退让政策。

同日　批示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一月二十七日给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的报告《当前西欧党内左派力量的情况》[9]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2月9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2月11日一28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全面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关于粮食工作和农产品收购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规定；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关于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会议还讨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2月15日　阅张平化二月十四日报送的中共湖南省委二月八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10]，批示：“湖南报告很好，印发会议同志研究。河北的经验也很值得介绍，请河北省委同志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写一个不长的报告，印给会议同志们看。”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一行，刘少奇、彭真、贺龙等参加。毛泽东说：你们在东南亚站住了脚，我们感到很高兴。你们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有发展，希望你们继续巩固、继续发展。你们是王国，尼泊尔、阿富汗也是王国，同我们都是友好的。总统制国家也有些是帝国主义国家、反动派当权的国家。所以我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实质。毛泽东还提醒西哈努克要警惕颠覆和暗害活动。

同日　审阅修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稿的引言部分，加写一段话，其中说：“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十六日，再次审阅这篇文章的引言和第二部分，将第二部分的标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三次大论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并批示陈伯达：“有了一点修改。第二章的题目都换了，你看如何？再打清样送我看。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

2月17日　审阅中共中央本日《关于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等材料和反修正主义文章的通知》[11]，批示杨尚昆即办。

2月18日　上午，审阅修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稿第八部分。针对苏共不在苏联的报刊登载和不在电台广播中国答辩文章的情况，加写一段话，其中说：“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改后批示：“请伯达阅后，加以斟酌，再打清样送我看。”在十八日下午陈伯达送审的按毛泽东的修改打印的第八部分的清样上，毛泽东将这一部分的标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2]二十日，审阅陈伯达十九日晚送审的这篇文章的引言和第八部分的清样。陈伯达送审时注明：“根据您的指示，第一部分加了一些话，第八部分加了两千多字。”毛泽东阅后批示，指出：“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这篇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三期、第四期和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至四日《人民日报》，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2月19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张国华[13]关于中印边境东段自卫反击作战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当张国华讲到这次作战对参战部队也是最实际的一次考验时，毛泽东说：特别是五十五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是一到就打。一三○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也是在路上做动员工作的，一到就打，很仓促。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开头谁想打呀？没有想打嘛。你十号走，二十号打仗，从动身到打仗，中间只有十天。我也来不及见你。当张国华讲到印军营以上的指挥员在战斗中没有起到作用时，毛泽东说：我们要注意，在座的同志们，你们总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总是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的同志，省委的同志，中央的同志，你们要准备打仗。当张国华讲到我们这次打的是军事仗，更是打的政治仗时，毛泽东说：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当张国华讲到这次打近战多时，毛泽东说：所以，要注意近战、夜战。对帝国主义，我不信当了面打近战、夜战我搞你不赢。当张国华讲到部队情绪高是因为中央后发制人的方针激发了部队的士气，普遍憋了一口气时，毛泽东说：最基本的原因你还没有讲到。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第二，就是你所讲的，三年以来，憋了一口气。当张国华讲到这次战斗中西藏人民表现很好时，毛泽东说：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受压迫，现在得到解放了，因为他们是无产者半无产者，因为我们对西藏的劳动人民是用同志的态度。当张国华讲到集中优势兵力时，毛泽东说：还是老话，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如果是围城就要十倍兵力，如果是野战就要五倍兵力，在具体的战术动作上就不止了，就要占绝对优势。当张国华讲到印军最怕侧后迂回时，毛泽东说：这不仅是印军，从古以来，哪一个军队都最怕这一手。张国华讲完后，毛泽东说：他还没有讲那个西段，西段很艰苦，那是多少公尺深的雪，这么困难我们能够克服。我们要在我们全党、我们全军，在人民中间，讲这个经验。

2月20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二月十七日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14]，批示：“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请各同志连同湖南那个报告（已印），一起加以研究。两个报告各有特点，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河北省委这个报告、湖南省委二月八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一下发。

2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刘少奇、叶季壮等在座。毛泽东称赞古巴人民是好同志、好朋友、好人民，古巴党是好的党，古巴有好的领导者。关于中古两国的贸易，毛泽东说：再过几年情况会好一些，贸易会更多一些。我们两个国家差不多，是穷国，工业不发达，地下矿藏未开发。我们建国已经十三年了，经验还很缺乏，现在正在总结经验，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经验，可以给人家参考，你们也有经验，可以互相参考，互相交流。中国国家大，人口多，离美国又远，人家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不足为奇。古巴国家小，只有几百万人口，离美国又那么近，但是革命胜利了，还站住了，所以人们很注意。有些拉丁美洲的人来中国研究革命经验，我劝他们先去古巴，先去研究古巴的经验。中国的斗争有一个缺点，就是时间长，从一九二七年起到一九四九年共用了二十二年。毛泽东还说，美国的手伸得很长，在中国周围建立了军事基地。现在我们的仗还未打完，台湾尚未解放。

2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二十二日由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交来的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来信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要召开国际会议，为了筹备国际会议，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毛泽东在会上说，这个事情不宜迟，我马上要见契尔沃年科。会议后，立即会见契尔沃年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伍修权参加。毛泽东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中央给我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们还有些意见，但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有一点不满意的，就是赫鲁晓夫同志在东德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现在有四十三个党公开骂我们，当然所有的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们赞成休战。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这就是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在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最近，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党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我看不会。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你们的信中说：“我们两党有义务找到摆脱目前状况的出路，勇敢而坚定地去扫除妨碍我们友好的东西。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而且应该走的唯一道路。”这很好，我完全赞成。这个是文件，还要看怎样做。我们现在来好好地团结起来，好好地把分歧问题来解决一下，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不能解决的拖一拖，把现在这一种僵局搞活跃一点。我们准备在回答法共攻击我们的文章之后，再回答意共和美共的文章。然后就暂时不发表文章了。关于两党会谈的时间、地点、方式，毛泽东说：听说赫鲁晓夫同志要到柬埔寨访问，能不能就便在去之前或者回来路过北京，我们当面谈一谈。如果不然，我们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会谈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像一九六○年莫斯科两党会谈那样，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后来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经过中苏两党协商才达成协议。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先由中苏两党会谈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将方案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两种方式都可以，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你是不是还要我到你们那里去？但是我现在不准备去。

2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2月25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问题、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三个问题。当刘少奇讲到这次斗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时，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当刘少奇讲到我们对修正主义的策略原则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了一气之后，写信来又要开会。当刘少奇讲到不是以让步求团结时，毛泽东说：但是某些让步恐怕还是要作，比如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那个时候我们所作的让步。当刘少奇讲到所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际上只是对左派或者可能接受马列主义立场的人才是可能的时，毛泽东说：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承认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学说，而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学说，否认阶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三无世界，首先是无阶级，“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军队。刘少奇说：现在就有人提出来同赫鲁晓夫立即分裂，认为分裂有利，并且举列宁的例子，说列宁是坚决要求跟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和决裂的。毛泽东说：那是后头，开头不是，经过很长一个时间。当刘少奇讲到如果赫鲁晓夫把分裂强加在我们头上，我看也没有什么时，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有什么办法呀？我看中苏长期分裂不可能，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当刘少奇讲到我们不怕分裂时，毛泽东说：我们讲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当刘少奇讲到我们准备写五六个小册子系统阐述我们的观点时，毛泽东说：都可以出。哲学问题需要写本小册子，经济学也需要写，但是经济学比较难一点，我们经验不够。当刘少奇讲到我们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国家和军事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当刘少奇讲到就是有可能，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时，毛泽东说：根据十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来看，也有可能使我们大多数干部了解，使他们跟群众结合，首先是跟贫下中农结合，然后就有可能团结上中农，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当刘少奇讲到今后我们大概五年要进行一次群众性的整党，例如我们现在要进行的“五反”一样时，毛泽东说：五年搞一次，太长了不好。

2月26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毛泽东说：各省农村工作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讲就要备课，对自己也是提高，要提问题讨论，要解答。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第一步找贫下中农开会，然后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我们现在究竟怀的是什么孕？当有同志提出现在严重的问题在于党的建设时，毛泽东说：要重新整党。有的党员开会不到，什么作用不起，意志衰退，他起不了模范作用那就请他不要做党员了。要加强党的经常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整党建党要抓，要当作大事情搞。毛泽东还说：党代会明年开好。我们的工作到明年会做得更好一些，粮食也多一些，国际形势也会好一些。今年在于增产粮食一百五十亿斤。要把粮、棉、油抓好。今年夏天再把农业纲要四十条议一议。下次会在七月半或七月下旬开，在这期间不再找你们了。

2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平行作业，邓小平、陈伯达、康生，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在邓小平介绍会议要通过的文件后，毛泽东讲话。他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让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经过这些积极分子去串连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各大区的党委、省委、地委、县委要注意去争取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就是贫下中农。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于我们没有进行教育，没有教材，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要多少时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则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牛鬼蛇神打下去。毛泽东最后强调：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工作，工业、农业、文教、“五反”、统一战线、精简等各方面的工作很紧张，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毛泽东还在会上念了各国通讯社对《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15]等同志》的反映材料。他说：《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

3月1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指示说：目前我们要开展的“五反”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次运动，目前只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校）中进行。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必须以增产节约为中心。

3月初　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请求，为奖励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证书题签：“发明证书”。

3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布托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周恩来、耿飙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巴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发展。当布托说英国不高兴巴基斯坦同中国签订边界协定，美国还从多方面反对时，毛泽东说：应该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是独立的、平等的，何况巴基斯坦是个大国。当布托说这次他了解到中国有很好的防旱措施时，毛泽东说：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很长时间，我们打算搞一个二十至二十五年的计划。现在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三分之一的耕地可以利用水利灌溉，三分之二的地方还要靠天吃饭。中国有地下水，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水库，靠大水库。有一位科学家对我说，如果我们有三百个大水库，每个水库能容十亿立方米的水，就能够解决问题了。毛泽东最后说：现在中巴边界问题解决了，你们放心，我们之间决不会因为边界问题引起争端。

3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3月5日　《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个题词是应《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求，于二月二十日为该刊一九六三年第五、第六期合刊——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发表在三月二日出版的这两期合刊上。三月四日，新华社将毛泽东题词发通稿。毛泽东于二月二十日题词后，对林克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同日　审阅康生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评美国共产党声明》，批示：“请考虑是否要加上反对教条主义的意思。”这篇社论在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

3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中央总书记阿马索纳斯率领的巴西共产党（新党）代表团，邓小平、伍修权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你们是马列主义的党，是决心搞革命的。现在有好些党，号称共产党，但决心不搞革命。毛泽东在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革命是往返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失败，胜利，又失败，又胜利，直到最后胜利；后退，前进，再后退，再前进，直到最后胜利。古巴革命的经验，也是经过多次反复，才最后取得胜利。你们需要创造经验，决不要机械地抄外国的经验，我们就因照抄外国经验吃过大亏。

3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答复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稿。毛泽东对复信稿表示赞成。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一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彭真、陈毅等参加。毛泽东说：印度支那三个国家都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对你们是友好的，我们尊重你们，你们的事应由你们自己管理，外国不能干涉。外国干涉你们的内政，是一个很坏的做法。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时说：现在，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不是我们，是蒋介石。我们没有资格进联合国，这是一件大事。比如，英国一方面承认我们，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这样，英国每次建议同我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大使级外交关系，我们说不行。所以我们在英国是代办处，英国不能在北京派大使。毛泽东称赞老挝国王是一位很好的国王。

3月9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决定今日将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并把复信的副本交给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驻中国大使。复信说，中国共产党赞成停止公开论战，决定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文章作公开答辩，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赞成为筹备兄弟党会议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3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会议决定在报纸上发一消息，说明邓小平同志接见了苏联驻中国大使，交换了信件，并肯定有必要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消息。

3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团、委内瑞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全国书记处书记雷那尔多·蒙迪亚和巴拉圭妇女代表别德玛夫人[16]，王伟、王照华、吴全衡[17]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可不可以说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团结一致，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至于反对的方法，各有各的方法，看情况而定。

同日　晚上，听取杨尚昆汇报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沙维金的谈话情况。杨尚昆说：叶利沙维金来谈话，苏共中央表示愿意发表两党来往信件，但又指责说我们提的是“最后通牒”、“引起不安”等等。随即，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明天即发表两党来往信件。十四日，《人民日报》以《中苏两党为举行双边会谈交换的信件》为题，发表了三月九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和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3月中旬　审阅刘少奇在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讲话的整理稿。对讲话中关于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一段话，批注：“仅仅依靠公安部，不依靠党和群众去肃反。”对讲话中关于斯大林在党和国家组织以及群众组织、经济组织中没有正确地实行或者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一段话，批注：“他们在党内关系不是平等的，各级领导人具有特权。”在讲话中说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不适当地干涉某些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一句后，加写：“替各国制定纲领，具体政策，以至人事安排。”

3月16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3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尔及利亚《非洲革命》周刊社长雅克·弗吉斯和民族女英雄贾米拉·布伊海德。刘长胜、吴冷西等在座。毛泽东称赞阿尔及利亚是战胜帝国主义的榜样，他们的经验对亚非拉人民是一种贡献。他说：我对一些非洲朋友说值得到阿尔及利亚去看看，拉丁美洲的朋友应该到古巴去看看，这些经验更直接。中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中国的经验有一个缺点，就是时间太长。中国的经验可以当作一种经验来研究，研究成功的方面和失败的方面，就是说正确的方面和错误的方面。革命总是要经过反复斗争的，做得好可以把政权保持下去，不脱离群众。凡是脱离群众的，非失败不可，凡是胜利了，都是由于得到群众的支持，凡是胜利了又失败，一定是脱离了群众。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非洲外宾，刘宁一、刘长胜等在座。毛泽东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一位外宾说：整个非洲解放运动是以毛主席所阐明的哲学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指导思想的，在非洲解放运动中这一句话比任何其他的话得到更多地运用。毛泽东说：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即是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建立独立的国家。我们应当互相团结、支持，互相帮助，亚、非、拉三大洲人民的团结很有必要。

3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3月20日　遵毛泽东之嘱，林克写信给臧克家。信中说：“主席嘱将他这首《满江红》词送《诗刊》发表。词内用了三个典，即‘蚂蚁缘槐称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请《诗刊》作注后，再送主席阅。主席词发表时请附郭老原词。”

同日　下午，审定杨尚昆送阅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口头通知的信件。晚上，杨尚昆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面交中共中央的答复信件。

3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武装部军训部部长费尔南德斯少校等，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在最前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美国很怕你们，怕你们小国，对你们没有办法。直接进攻你们，它怕世界舆论反对，还有一条怕陷进去出不来。在谈到古巴革命时既没有重炮，也没有空军、海军时，毛泽东说：你们的敌人巴蒂斯塔什么都有，可是为什么还打败了呢？就是不得人心。人民不赞成他，武器再好也没有办法。这个道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联系群众永远不会失败。

3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阅张干[18]来信，信中说他和他的女儿均需人照顾，请求帮助将其外孙女从山西调回长沙工作。毛泽东批示：“请中央组织部商山西省委，酌情处理。写信人张干，是我四十五年前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年大约八十以上了。”

同日　致信周世钊，信中说：“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崙）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19]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方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

3月28日　复信戴毓本[20]：“去年十月的信早就收到了，很是高兴。近情如何，望告。生活上如有困难，不妨见示。”

4月1日　本日回到北京的契尔沃年科提出受苏共中央委托要求会见毛泽东，当面递交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并陈述该信的内容。毛泽东委托周恩来、邓小平见他。二日上午，周恩来、邓小平会见契尔沃年科，接受他递交的苏共中央的信。三日，苏共中央将这封信公开发表。

4月3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毛泽东说：来信太长，我还没有看完，想先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谈了意见后，毛泽东说：既然大家有这个印象，就是赫鲁晓夫集团要把他们的路线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那末我们索性把苏共中央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让大家研究。我赞成我们应该准备一个对案，可以采取答复他们的来信的形式，采取正面提出意见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苏共来信争论的形式。此事由小平同志负责准备，弄好以后再提到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会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立即开始对苏共中央复信的起草工作。四日，《人民日报》发表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4月5日　写信给毛岸青：“亲爱的岸青儿：前后各信都已收到，因忙未复，你会谅解我的心情吧。我爱你，我念你，我对你好。你不要误会。你的病要改性急，是为至盼！”

4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4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哥伦比亚“工人、学生、农民运动”代表团，刘长胜等在座。毛泽东询问哥伦比亚的地理位置、面积、人口等和游击战争发展情况。他说：不能机械搬用外国经验，但可以参考外国经验。外国经验毕竟是外国人的，自己没有参加没有体验就不是自己的经验。会见后，乘专列离开北京。

4月8日　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汇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的情况。当汇报到天津“五反”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反浪费是很要紧的，这个问题很大，抓住这个问题后很多问题就抓起来了。发动群众是根本路线。不管是铺张浪费，还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刮黑风，一发动群众很快就搞出来了。靠上面派下来的人不见得行，不一定能把问题搞出来。农村也是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不行。当汇报到农村“四清”的情况时，毛泽东反复讲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表示这么做是对的。他特别问到“四清”中有没有逼死人、打人的情况。当汇报到在农村组织阶级队伍，搞贫下中农委员会时，毛泽东说：就是要组织阶级队伍。人要分左、中、右，如地富反坏叫右派的话，中农、富裕中农就是中间派，贫农、下中农就是左派，这是一般地讲，个别的也还有右的。当汇报到在“四清”中教育干部时，毛泽东说：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怎么搞社会主义。比如过去我们就教育干部如何搞土改，如何搞合作化，现在合作化这么多年了，不搞“四清”怎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呢？中央有同志跟我讲，“五反”得五年搞一次。现在十年没有搞了，今年准备搞一年嘛。对百分之几的那些人，我们就是依靠群众继续管住他，还不是劳改嘛，不是依靠杀人来解决问题。斯大林曾依靠杀人，但是未能解决问题。当汇报到保定地委指定干部进行蹲点时，毛泽东说：这样好，你们要搞个制度。蹲点调查研究是简便易行的，保定地区二十二个县哪能都搞得过来，搞一两个点就清楚了。

4月9日　到达济南。听取白如冰、杨得志、袁升平、杨岩[21]汇报山东工作。汇报说，山东有个地方修宗庙，一个地主坐在上面，他以族长身份要人家叩头，许多党员、团员向他三拜九叩。毛泽东说，这是封建复辟活动。毛泽东问：今年山东的小麦怎么样？白如冰答：一九六二年小麦实际产量是四十一亿斤，今年可能收获五十亿斤。毛泽东说：山东是大省，要增加一点库存，要把经济作物搞上去。汇报到山东社会秩序今年比去年好，群众生产热情很高时，毛泽东说：总的说来，我们的政策上了轨道。共产党不能把事情办好，我就不相信，办错了事，就改嘛！汇报到山东目前货币流通量过少，对生产生活发生了不利影响时，毛泽东说：山东这样大的省只有四亿多货币流通，太少了，解决这些问题要快。汇报到一九六二年全省人口净增一百五六十万时，毛泽东说：人口增长得太快了，要想个办法。汇报到农村干部和群众经过社会主义教育，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时，毛泽东说：如果我们不整风，哪个县都要出修正主义。汇报到“五反”问题时，毛泽东说：“五反”要有步骤地搞。民主党派不搞“五反”，他们没有什么责任，主要整共产党。“五反”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但对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对小偷小摸，主要是正面教育。要洗温水澡，要使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心情愉快。对一些犯有严重贪污盗窃和其他罪行的人，可以实行劳动改造，不要杀人。至于有血债，民愤大，不杀群众很不满意、脱离群众的，又当别论。群众揭发的，有些不一定正确，要经过调查研究，不忙于做结论和处理。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逼供信，不要逼死人。汇报结束时，毛泽东拿出中共河北保定地委四月四日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的报告给白如冰，说这个报告很好，请山东很好地研究一下。在保定地委的报告谈到干部“多吃多占的，进行检讨和退赔，一般不给处分”处，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干部多吃多占，原则上应当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个别情节较轻，本人检讨也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经过群众讨论，认为不必退的，可以不退。——中央注”

4月11日　到达南京。听取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江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和生产情况的汇报，并向江苏省委介绍保定地委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经验。

4月12日　听取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汇报部队训练情况时，指出：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应该在全军推广。

4月13日　到达上海。

4月14日　阅张闻天四月五日来信。张闻天认为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绝不是为了认真谈判，谋求真正团结，而是为了制造有利条件，继续同我们作斗争。他建议中央写一复信，重申双方争论不是为一些具体措施，而是有关战略策略的原则问题，并利用一切机会广泛地公开地宣传我方观点，批评对方观点。毛泽东批示：“送小平、康生、伯达、彭真、总理阅，尚昆存。”

4月15日　到达杭州，住汪庄。

4月17日　晨四时，批示林克：“讨论对苏复信，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四同志于本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请你通知，叫他们如期来此为盼！”十九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第二次稿。二十一日，邓小平等四人到达杭州。

4月17日、18日　在杭州连续两次会见巴西的共产党（老党）中央执行委员特莱斯、米兰达，伍修权、李启新在座。毛泽东向客人详细了解巴西的社会性质、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民族资本和外债、外资情况，人民的生活水平等。他介绍中国革命失败和胜利的经验时指出：如果中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参考的话，不仅仅是正面的，而且还有失败的经验，重要的是失败的经验。革命要夺取领导权，没有比资产阶级政党更革命的口号和纲领是不可能的。什么叫领导权，领导谁？第一个是领导农民，包括半无产者贫农和小有产者中农，第二个是要领导资产阶级左派，第三个是要领导知识分子的左派和中间派。

4月20日　阅外交部党委关于拟即提请国务院任命刘晓为外交部副部长的请示报告和周恩来认为照刘晓现在的健康看来，下去看看可以，下放尚有困难的意见后，批示：“总理：下去了解情况，是刘晓同志本人的要求，我也认为有此必要。他身体情况不宜下放，可以发表为外交部副部长，每年仍可以一段时间到一些省、市作些调查研究工作。”

4月23日　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4月24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阿联（今埃及）部长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一行，周恩来、柯庆施、章汉夫[22]等在座。毛泽东对埃及一九五六年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表示赞赏，说：那时你们的局势很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敢继续进攻你们。你们是勇敢的国家，你们的人民是勇敢的人民。他向萨布里了解尼罗河上的阿斯旺水坝工程的进展情况和建成后的效益，说这是一项大建设。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局势有了很大变化，你们和我们两国都把帝国主义赶了出去，一大批亚非独立国家出现了。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代表团，杨成武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是友好的国家，两国军队也是友好的。在谈到中国革命斗争时，他说：我们跟蒋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我们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我们就犯错误，就失败。他还说：印度尼西亚现在要收复西伊里安，值得庆贺，是一件大事。印度尼西亚土地好，人民好，资源也丰富，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4月25日　上午，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研究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毛泽东提到东北宋任穷的报告[23]、河南省委的报告[24]、河北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河北邢台地委关于如何组织贫下中农的报告，指出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的注意。保定地委的报告和邢台地委的报告，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五下发。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何塞·马塔，陈丕显、曹荻秋[25]等在座。当马塔说古巴学习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毛泽东说：古巴也有自己的革命的经验，我常常劝一些外国朋友去学习古巴的经验。中国也有经验，这个经验只能供参考。南越人民的经验值得研究。他们人少，敌人的力量强大，但是他们的斗争仍在不断发展，敌人要想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广大的人民都支持他们。马塔说，卡斯特罗说古巴最强大的武器是人民。毛泽东说，这是拆不掉、打不败的武器。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以总编辑郑浚基为团长的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陆定一、吴冷西等在座。会见中，毛泽东说：如果说我们有些成绩，那是人民的。我们的领导是从群众中来的，要向人民学习。人民向我们提供意见，我们按照人民的意见办事。我们如果犯了错误，就是因为脱离了群众；我们纠正了错误，就是因为听了群众的话。他还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比前两年要好，经济情况比过去好，政治情况也好些。我们搞“五反”刚刚开始，“五反”是一种阶级斗争。我们有不少党员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为群众服务。我们过去搞过“三反”、“五反”，已经有十来年没有搞了，这是一条教训。搞“五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教育大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助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国际主义应该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口号。不能说我控制你，你受控制，就是国际主义。如果这是国际主义，美国也有国际主义了。

4月26日　上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再次会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柯庆施、李庄[26]在座。毛泽东说：昨天我搞了三场，会见了古巴同志，开了个会，又会见你们，神气不足了，没有讲完。他说：你们研究中国的情况，要有马列主义的分析，看好的，也看坏的。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对立统一。你们要学点外国文，至少学一种，不学点外国文，要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就困难些。我还在勉强学，是小学程度的英文，读哲学、经济学是可以的，勉强能读政治的，别的不行。毛泽东再次谈到中国的“五反”，他说：我们这次的“五反”报上不登，鉴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搞“三反”、“五反”运动，报上一登，出了许多问题，搞错了许多人。这次“五反”，我们要谨慎一些，在工厂、机关内部展开批评。

同日　到达杭州，住汪庄。

4月底　电话通知彭真到杭州，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

5月1日　通知柯庆施、陶铸、李井泉到杭州，二日又通知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到杭州，参加讨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月2日　为转发宋任穷四月十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的报告和中共河南省委四月十五日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示。当天，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阅办。彭真将批示电传给北京，同时在杭州的部分同志进行了讨论。三日，彭真写报告给毛泽东：“我们讨论后，一致同意，并且认为这个批示很适时、很重要。提了点文字修改意见。请核示。”八日，毛泽东对批示作了少量修改，加了标题《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批示说：“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取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批示指出：河南分批训练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二下发，批示的落款由“中央”改为“毛泽东”。

同日　同今天到达杭州来参加会议的陶铸、李井泉谈话。毛泽东让他们两人汇报工作，各讲半个小时，然后给几个材料[27]要他们看。

同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海军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批示：“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已经看过，认为很好，照此执行。每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退罗瑞卿同志。”

5月3日　到达上海。

同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几内亚妇女代表团，柯庆施、叶季壮等在座。毛泽东说：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我们两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等等。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我们两国的情况差不多，比较接近，所以谈得来。有人想欺侮我们，认为我们生来就不行，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命运注定了，一万年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会管理国家，不会搞工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科学文化也不行。他们不想一想，这种状况是他们造成的，经济、文化水平低是他们造成的，过去是他们代替我们管理国家的。英国人讲管理是可以的，我们要学习管理，学多少年，慢慢来，不会管理慢慢就会了。没有工业可以逐步搞工业，没有现代的农业可以逐步搞现代的农业，科学文化水平也能一年一年提高。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正在采取措施克服。他强调：非洲国家要联合，另外还要一个更大的联合，即亚、非、拉美三大洲的联合。

5月4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柯庆施、胡耀邦、曾三[28]等在座。毛泽东说：前几年我们的情况不好，最近一二年比较好一些，现在政治、经济情况都比较更好些了，但还有困难，困难不少。社会上和党内还有些问题。困难可以克服，正在克服中，问题在解决。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浪费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如能适当解决，就可以搞出几十亿美元。美国人不会借款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借给我们，我们有个办法，就是向官僚主义者“借款”。

5月5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朝鲜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曹荻秋在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至今我们还没有制定出社会主义的民法和社会主义的刑法，需要积累经验。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马里文化代表团，陈丕显、朱光[29]在座。毛泽东询问马里在非洲的地理位置、人口、面积、语言、气候、河流等，指出：马里有中国的十二个江苏省那么大，所以你们国家大有发展前途。中国大是大，但人太多，难办，这么多人要吃饭、穿衣、住房子。他建议代表团参观人民公社不要都看好的，看一个好的，看一个坏的，比较一下。工厂要看大的，也要看中的和小的，特别是看中小型工厂对马里有好处。中国人对整个非洲的地理、历史都不熟悉，现在小学就应该讲地理，中学应该讲地理和历史。

5月6日　下午，到达杭州，住汪庄。毛泽东在上海的几天，彭真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在杭州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

5月7日一11日　在杭州召集彭真、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陈伯达、江华、胡耀邦参加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周恩来、邓小平参加了部分会议。

5月7日　主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毛泽东说：起草的文件，我看了，可以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问题。我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我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河南也是一个。三级干部会也开了，开了几次了，社会主义教育也搞了，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依靠贫下中农，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中央二月工作会议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省、地、县三级是否都抓住了，还是一个问题。比如，湖北孝感地委书记就思想不通，他自己到五里界搞了试点，才相信了。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要使省、地、县三级对十中全会公报有个真正的了解。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开会中间毛泽东同与会者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说：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下去调查，不要搞主观主义，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饭后，继续讨论决定草案。毛泽东说：文件要不要发给新疆、西藏？西藏还没有搞社会主义，应该有所不同。云南、黑龙江、广西都有边界问题，要注意方法。农村中不搞“五反”，只搞“四清”。“四清”主要又是清账、清工分，财和物还是第二。还有，这次运动是中央一套，还是允许各省也搞一套？（大家表示要以中央文件为根据，不要另搞一套。）有些省另搞一套吃过亏。这次的文件，也是经过各省共同制定的，但各省要搞些具体步骤。农村商业系统也可以搞“三清”，只是没有清工分这一条。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山区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至少可以减少贪污多占的问题，可以了解农业生产。要使支部的领导放在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的手里。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支书不参加劳动，还不相当于保甲长？《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30]。说得有点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一九六一年搞的“六十条”，对阶级队伍写得不突出，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我看一万年以后，还是有个依靠谁的问题，因为还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还有先进和落后，总还会有左、中、右。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是五月，这个文件到七月下半月在北戴河再议，北戴河会议还要搞工业。请大家作准备。不要着急，但是要看得到，抓得起。要看到矛盾，看到什么是基本矛盾，这就是阶级关系、阶级斗争。

5月8日　阅中共湖南省委四月十六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四月二十二日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批示：“这两个报告都好，请同志们注意研究和参考。”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三下发。

同日　阅《中南通讯》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中的六个文件，毛泽东从中选取四件[31]，拟题为“四个好文件”。并写批语：“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毛泽东的批语和这四个文件，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四下发。

同日　晚上，召集彭真等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彭真汇报昨晚他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讨论的情况[32]，表示文件没有写好，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大家感觉从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如批发的几个典型材料。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谈，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当有人谈到看了下边的报告受到启发时，毛泽东说：启发就是河南这两个材料，还不是省委那个报告，那是概括的。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七个材料我都看了。河南两个材料刊载在《中南通讯》。你们也出个通讯嘛，就是登载这些既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过程、有阶段、有结论的报告。当有人谈到对阶级斗争调查作得不深入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儿有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当有人谈到北戴河会后认识仍不一致，至少有认识深浅不同，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时，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香山记》。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关于开会的方法，毛泽东说：注意这种会开了不要伤人，伤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谈到整党问题时，毛泽东说：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会议中间毛泽东同与会者共进晚餐。进餐时有人谈到文艺方面的“有鬼无害论”时，毛泽东说：这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在工人、农民中搞了“五反”、“四清”，群众觉悟了，它就没有基础了。

5月9日　对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四月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将标题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写一个长批语。批语中说：“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建议各地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毛泽东的批语和浙江的七个材料，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七下发。这个批语的主要部分，后来放在决定草案的结尾，成为草案的一部分。

同日　接到周恩来的来信。信中说：如果主席对我们关于“跃进号”事件[33]的处理，尚需听取当面汇报，我们可于十日上午先飞杭州，如便还可在杭州同各大区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对各中央局书记说：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告诉总理不必来了。大家表示留下来等候总理。

5月10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汇报“跃进号”失事的情况，讲他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就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同周恩来交换意见。

5月10日、1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作多次修改。在决定草案稿的十个问题的前面，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段话。其中指出：“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这段话的主体部分后来作为一篇哲学短文，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编入一九六四年五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34]

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即：（一）形势问题。（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五）依靠谁的问题。（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问题。（八）“四清”问题。（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以上十个标题，都是毛泽东加上的。毛泽东对这十个问题的内容作了修改，其中，对第十个问题加写了一段话：“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5月上旬　再阅《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将标题改为《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这个材料和中央三月二十三日的批语、山西省委一月二十九日的批语，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六下发。

5月11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彭真、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陈伯达、江华、胡耀邦等开会。毛泽东说：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几个省跑跑。你们明天可把草案带回去，每省也可发一份。开会方法，先发材料，要先看二十个材料，看三天、五天，议一天，引起议论。不要使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领导弱的地、县，要有意识地放到后面去搞，省委、地委要派人去搞。有的地方不信，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没有自己的经验不行。云南也不要责备他们，一批评，他们就要搞急了，就不好。总之，这一次要搞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还有，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找蚂蚁。比如，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至于贪污盗窃，多吃多占，自己说出来的，又退了，可以不算贪污分子。赃物赃款，不退不行，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可以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处分的干部可能不到百分之一。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同与会者一起进餐时说：《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贾、王、史、薛。又说：一言兴邦，就是说的精神变为物质。进餐后，毛泽东说：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中央、中央局、省三级，开会时都要讲。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哲学看得那么难，哲学是可以学到的。还是要破除迷信，但是不要像前几年那样，连不该破的也破了。不要破除了科学，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看过雷锋日记的一部分，此人懂得一点哲学。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问：是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周恩来又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是否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

5月12日　毛泽东昨晚一夜未睡。本日早晨，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找来谈话。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有人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子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干部行不行，好不好，这一回是一次大考。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头了。

5月16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为毛主席祝寿问题的报告，批示：“两种形式都不搞，现在不搞，今后不搞，永远不搞。”

5月18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周恩来介绍《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形成过程，传达毛泽东在杭州会议讲话的精神，主持讨论通过了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共三十六人。

5月19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稿。在通知稿的“这个决定（草案）要一直发到农村和城市党的基层组织支部”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但在‘五反’运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城市中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暂时不要将本决定（草案）下达。在农村中，则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分期分批地下达，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这个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则暂时不要下达。”《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五月二十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有七个附件（共二十个材料）。

5月21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坦噶尼喀[35]妇女代表团，曹孟君[36]等在座。毛泽东询问了坦噶尼喀的经济、人口、面积等情况后说：我们欢迎你们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摆脱外国影响。要完全摆脱外国影响需要一个过程，我国还不能算完全摆脱了，特别是有一部分人对西方有幻想，总认为自己不行，不如外国人。毛泽东还向客人了解东非、西非的情况，说对非洲我很不熟悉，很感谢朋友们给我很多知识。

5月22日　在杭州会见威尔科克斯[37]，就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征求意见，邓小平、康生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答复苏共中央的信，还没有定稿。当威尔科克斯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对方很难回答时，毛泽东说：不征求其他党的同志们的意见，这样的文件拿出去我们自己也不放心。多几个从资本主义世界来的人看一看更好，这个文件要使全世界的左派高兴，要使大多数中间派看得进去，并且使他们提高一步，要使右派像你讲的很难回答。对这个文件第一部分总路线，我不很满意。那一段的文字太长，有些重复，不够概括。所以，还要十天半月才能写成。七月五日要开会，我们准备在六月中发表，不搞突然袭击。他们放肆地骂了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批评他们的权利。在谈到核武器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也没有氢弹，我们想要研究和制造这种武器。到研究制造出来那一天，中国同美国和苏联比较，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也不到。我们不想用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还是要搞常规武器。我们也不打出国境，只是他们侵略进来，我们才以防御战把他们打出去，那时才发生出国境问题。如果我们打败了，也不会投降，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把帝国主义赶出去。看他们从哪里来，我们就往哪里去。

5月26日　复信黄炎培：“前后两信，并附著作、报告数种，均已收到，甚为感谢！《八十年来》[38]一书，尚未卒读，其余均已看过了。高年盛暑，尚望注意保重。敬祝安吉。”

同日　复信周世钊：“信收到，甚谢！复信一封，人民币二千，请转致张次先生为盼！”复张干（字次）的信中说：“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敬颂早日康复。”

5月27日　晚上，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同王任重谈话，从阶级斗争、地主摘帽子和地主子弟戴帽子的问题，谈到市场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不要做官，不下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可能了解情况。他还提出省级机关人太多，能不能减一半，要湖北做个模范。

5月29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金日成一行，就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征求意见，刘少奇、邓小平、康生、王任重等在座。毛泽东说：这封信我们内部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但在北京和杭州几次交换了意见，杭州是我参加的。现在同志们来，请提提意见，看草稿行不行，需要大改，还是要小改，如果不行也可以重新写，主要是怕犯错误，请你们来也是这个道理。这个复信同全世界的党、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关，请你们多提修改意见，不论是在基本实质方面，或者哪一个观点、词句、文字方面都可以提。这个复信，我们已经搞了一个多月了，我看过好几次。我们征求意见，目的是要把问题搞得正确一点，怕犯错误，但只要正确就不怕了，孤立也不要紧，因为正确。如果错了那就可怕。三十日，毛泽东再次会见金日成一行。金日成说：文件我看了好几次，很好。这个文件对争取中间派很有好处。毛泽东说：就是这个目的，能够争取中间派，不过分就行，使右派也不能驳我们。主要是对中间派的问题。仅仅左派高兴还不行，使中间派也觉得能够勉强过得去，经过一段说明，使他们认为这个文件是正确的才行。毛泽东还说：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不同右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那末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会出赫鲁晓夫。

5月31日　下午，同王任重等谈修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

6月3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王任重等再谈修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有三怕，怕帝国主义，怕群众，怕“教条主义”。我们是少数，但是一攻他就得让步。八大提的什么是主要矛盾，举了手发现不对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妈妈给儿子做了一套三十岁穿的衣服，太大了，二十五岁以前都不能穿。又说：三面红旗这个口号从哪里来的？一面红旗还不够要三面？总路线是父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儿子。大跃进的“大”字是从哪里来的？相当乱，原来在莫斯科只提跃进。毛泽东还谈到中国的历史，他说：元朝的统治并不很坏，社会经济有进步。明朝是很腐败的，不如清朝。清朝形成了这样一个大的中国。我们不是以民族来区分进步还是反动，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

6月4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就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征求意见，邓小平、康生、王任重等在座。在谈到中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干部也没有经验。过去对干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不够，所以这次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我们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修正主义与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们的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能改的。当得知越南同法国、日本做生意时，毛泽东说：同这些国家做生意有两个好处，物美价廉，守信用。

6月12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武汉。

同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39]和准备参加七月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名单。在复信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在复信的五月十九日稿上讲到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加写了一段话：“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在复信的六月五日稿上，为复信拟了标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复信面交苏共中央负责人。十七日，复信在《人民日报》发表。

6月14日　在邯郸听取林铁、万晓塘、李悦农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询问河北的降雨、夏收、秋苗长势等情况。问河北有什么新材料？林铁交给毛泽东几个材料，说其中有保定地委、高阳县委蹲点的材料。当林铁谈到唐县整风试点情况时，毛泽东说：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四清”，不搞干部参加劳动，整党整不好的。当林铁说华北局已定了贪污一百元以下，坦白好，基本退了赃，群众也通得过，就可以不处分。但一百元以上到二百元的还未定。毛泽东说：还可以宽点，考虑四百元或五百元。不管多少，坦白就好。对林铁提出的有一个干部贪污八千多元，他自动坦白了，并积极退赔，是否要坐牢或劳改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坐牢了，也不要劳动教养了，还是给他工作，但要把工作调换一下，治病救人嘛！当林铁谈到河北和平土改加上土改还不彻底的队，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还多点时，毛泽东说：你们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是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的牌子。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问：反了投机倒把，对自由市场是不是有影响？是不是有人认为自由市场不搞了？不要这一反，自由市场不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要抢着搞，认识不了的，落后半年一年，有什么要紧，决不要一哄而起，一定要分期分批地搞。

6月15日　回到北京。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6月16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朝鲜崔庸健[40]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金日成同志上次来对文件[41]提了很好的意见，崔庸健同志又来，同志们都来，我们两国关系更进一步密切了。今天在我们两党之间可以说没有什么隔阂了，关系是很好的，是互相支持的。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朝鲜支援了我们，因为你们牺牲最大，你们在第一线，中国是后方；第二才是中国支援了你们。对越南、老挝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在前线。特别是南越的斗争，老挝的斗争，我们支援的不过是一些武器，他们牺牲的是生命。用这个观点看问题，才能解释真相。亚洲各国、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方，凡是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都在支援我们。

6月19日　晚上，同杨尚昆谈话，决定立即发表苏共中央六月十八日的声明。声明认为，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是不适宜的。声明说：“这封信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些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这个声明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6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里约热内卢巴中文协副主席奥埃斯特将军和夫人等，楚图南、李启新等在座。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可以办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时间，也需要国际朋友的帮助。我们很高兴巴西有很多朋友对我们是友好的。

6月24日　下午，会见古巴科学院代表团，郭沫若、张劲夫[42]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欢迎古巴革命，你们在中国可以找到很多朋友。古巴处在反帝斗争最前线，你们的斗争支持了社会主义阵营，支持了各国革命人民，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社会主义阵营支持你们，全世界革命人民支持你们。

6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杨尚昆等开会，提出要邓小平等从成都即回北京，商谈中苏会谈问题。

6月26日　审阅《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草稿）》。毛泽东将文件中介绍五月杭州会议情况的一些话，和引用的他在杭州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加写的阐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一大段话、对浙江七个材料的批语中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的一段话，全部删掉，并批示：送恩来同志修改。此件已看过，可用。但杭州会议几段话，暂时不要采用。这个报告是准备由李富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宣读的。

6月28日—30日　连续三天下午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会谈的谈判方针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出席。会上，大家分析，这次谈判的结果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拖，就是拖下去，继续争论，各讲各的；破，就是破裂。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破，二拖，达到边缘。第一条要放在他破裂，我们不主动破裂，但要准备他破裂，假如他要破裂，我们也不怕。三十日的会上，还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声明于当晚广播，次日见报。声明说：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七月五日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共中央责成中共代表团在会谈中，遵循我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一贯立场，根据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阐明我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6月　为中国美术馆题写馆名：中国美术馆。

7月1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陆定一、萧华、许立群[43]等开会，提出出版一批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供干部阅读，并印一部分大字本。要中央宣传部开出一个书目来，报他批准。八月十四日，关于印大字本问题，指示周扬：“同意用照相放大胶印的办法。但请注意封面不用硬纸；大书（例如《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过去例作一卷或两卷，现应分装四卷或八卷，使每卷重量减轻。”这批著作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出版。

7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七月一日讨论《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二年国家决算草案的报告》的情况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提出：不要马上搞第三个五年计划。从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再搞三年调整，把三年作为过渡年，基本上是调整，也有发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搞五年或十年计划。

7月4日　苏共中央在苏联《真理报》发表声明，决定由苏斯洛夫[44]等七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七月五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代表团将坚定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驳斥苏共中央七月四日声明的中共中央声明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出席。晚九时，声明稿经毛泽东审定发出，在七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获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四日的声明。中共中央不能同意苏共中央在声明中对中共中央七月一日声明的歪曲、指责和攻击。鉴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将赴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中共中央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对苏共中央的歪曲、指责和攻击给予必要的评论。尽管苏共中央又一次发表了七月四日这样的声明，中共中央仍然本着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贯立场，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以最大的耐心，尽最大的努力，寻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基础上，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共中央希望，中苏两党会谈的结果，有利于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有利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

7月5日　由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赴莫斯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党和国家各部门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解放军高级将领、社会主义各国驻中国使节等。中苏两党会谈从七月六日开始，二十日结束。

同日　阅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杨树青建议把《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普遍发到农村党支部的请示报告，批示：“刘、周再阅。退谭震林办。一定要有政治上强的工作组到达的地方，才可以发到支部，由内到外，普遍宣读，否则一律不要发。”

7月7日　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发言的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下午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意中共代表团发言方针的电报。八日，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中苏两党会谈中首次发言，主要谈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和分歧的实质。

7月9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恩来谈话。同日，苏联《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声明，对北京举行群众大会欢迎被苏联无理要求召回的五位同志一事[45]，进行攻击。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驳斥苏共中央七月九日的声明。

7月11日　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研究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七月十日在中苏两党会谈中的第二次发言，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下午三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相机回击苏斯洛夫的发言给中共代表团的电报。十二日，邓小平在中苏两党会谈中第二次发言，着重讲苏联搞分裂主义的问题。

7月12日　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将标题改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社论呼吁苏共同志以中苏团结的大局为重，不要鲁莽行事，同我们一起努力，使中苏两党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这篇社论七月十三日发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研究中共代表团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何结束的请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本日，中央复电指出，在第三轮讲话中，对方如不提中断会谈，我们也不要主动提出休会。可以这样你一篇我一篇地讲几次，以便更多地了解对方的动向和决心，来确定我们的方针。

7月14日　苏共中央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表明苏共决心进行公开论战。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中共中央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署名，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驳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公开论战。

同日　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研究中共代表团关于十五日（星期一）发言要点的请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下午一时，为中央起草给邓小平、彭真、康生的复电，复电说：“十三日下午六时两电均悉。星期一讲话的方针，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十五日，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彭真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发言，首先郑重声明对苏共中央十四日发表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保留评论的权利，接着着重谈了和平与革命的关系问题。

7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关于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后中苏两党会谈如何进行的请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中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后中苏两党会谈继续进行给中共代表团的指示电，经毛泽东审阅于十六日晨发出。

7月16日、1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连续召开会议。

7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何收场的请示电和关于十九日发言内容的请示电，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给代表团的复电，经毛泽东审阅于本日晚上发出。复电说：同意代表团所提的早日回国的意见，至于由我方主动提议停会，究以在第四篇发言后好还是在第五篇发言后好，请你们相机处理。

7月18日或19日　审阅修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声明》（七月十八日下午稿）。声明是针对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而写的，七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中说：“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一次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便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其他全国性报纸和省市级以上的报纸，也将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共中央还决定，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一段话，其中说：“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46]恐怕世界上广大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当着苏联广播他们的这篇‘奇文’时，不愿意和不耐心收听，我们奉劝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宜采取这种态度，而要耐心收听，好好研究，公开发表，以便将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和批判。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而要批判，就要掌握对方的材料。苏共这次的公开信，正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7月19日　下午，审阅《人民日报》为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公开信写的编者按。编者按指出公开信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制造攻击中共领导人的事例，通篇皆是，举不胜举。毛泽东在编者按的末尾加写“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同日　中共代表团成员康生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发言（即第四篇发言），批评苏共违反协议，在两党会谈期间发表公开信公开会谈中的分歧。发言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斯大林问题。康生发言后，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提出两党会谈暂时休会的意见。二十日，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同意会谈暂时休会。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代表团的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于本日晚上发出。电报说：如果苏方在康生同志发言后，仍要继续发言，我们应赞成继续谈下去。同意代表团同志分乘两架飞机回国。

7月2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离任的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和夫人，耿飚等在座。毛泽东说：中锡两国政府、两国人民都是友好的。两个国家有很大的商务关系。你们第一个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卖橡胶给我们国家，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好事。现在英国承认我们，但是美国不承认。美国也不让法国，不让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承认我们，例如拉丁美洲各国。在拉丁美洲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只有一个古巴，在欧洲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比较多一点，亚非国家承认我们的又比较多一些，但是泰国、菲律宾、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到现在还没有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当佩雷拉夫人称赞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时，毛泽东说：中国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有广大的沙漠、高山或高原，能耕种的土地在中国面积中是比较小的一部分，比较大的一部分是没有开发或不能开发的。比较好的地方，也总是有台风、旱灾、涝灾。从农业来讲，农药和施用农药的器械、灌溉和电力排灌的机器、机械耕种都需要发展起来，现在还是一个开始。工业也还只是一个开始。我国现在的情况比较好一些，但是困难还没有解决好。佩雷拉说，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的那个阶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很说明问题的。毛泽东说：你看过英文译文？这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政策的记录，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党和群众工作这些方面。有好几十位国民党将军现在在我们这里，大部分已经得到赦免。无论将、校、尉，没有一个被我们杀了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

7月21日　下午，邓小平、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由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到机场迎接。到机场迎接的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北京市负责人、社会主义各国驻中国使节等。从机场回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代表团关于中苏两党会谈情况的汇报。

7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希尔[47]和夫人，邓小平、彭真等在座。谈到最近的中苏会谈问题时，毛泽东说：苏共方面讲不出多少道理，比从前的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还要差。因为伯恩施坦他们还能讲点他们的道理，有点逻辑，还有点绅士气。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在精神上比一九五七年有准备得多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都比较有认识了。比如苏共提出了斯大林问题，就造成国际上的反苏反共浪潮。当时有许多人说不应该反斯大林，但对于反斯大林就是反马列主义这一点却认识不清楚。许多人就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现在认识这一点的人比较多了。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有点进步，还不行，还要多少年的努力。但我们相信，资产阶级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技术，比如我们现在就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包括从日本和英国，向他们学习技术。毛泽东还询问澳大利亚的面积、农牧业发展情况，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工人的觉悟程度等，指出，澳大利亚很有前途，地方很大，人口很少，很可以发展。澳大利亚工农业都比较发展，比中国进步。

7月23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写文章[48]的事由康生负责，中央书记处各同志转到工业问题。

7月26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文化、工会、青年学生三个代表团，楚图南等在座。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为了霸占全球，用战争威胁全世界人民，作各种战争准备。一种是核战争，这种战争有可能打，也有可能不打；另一种是常规武器的战争。他们的方针是打常规武器的战争。美国现在的三军参谋长泰勒写了一本书《音调不定的号角》，大家有机会最好看看，他批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49]过去不重视常规武器的战争。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经验，说明对美国人不必那么怕，怕美国人是多余的。他还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轰炸伦敦，但伦敦破坏不大的情况，说空军的作用不大，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还是步兵、陆军。他说：不管敌人武器多么好，多么强，因为他们是反对革命，是不利于人民的，不可能得到胜利。

7月28日　批复邓小平转报的关于传达中苏两党会谈情况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现在，有不少单位提出要求，希望了解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我们考虑，可否将两党会谈九次会议的记录，在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中念一次。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单是念不够，似应印发，十七级以上干部每若干人一本（例如三人或五人一本），以便他们讨论研究。三个月后，一律收回。请酌定。”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美、英、苏三国七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草签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

7月29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中国政府关于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声明稿，并决定推迟去北戴河的时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下午，周恩来到钓鱼台主持讨论修改声明稿。

7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再次讨论中国政府关于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声明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会后，周恩来去钓鱼台继续主持讨论修改声明稿。三十一日晨一时，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声明稿，声明最后定稿。

7月31日　中国政府发表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声明指出：美、英、苏三国草签的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是一个愚弄全世界人民的大骗局，是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完全相反的。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召开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以及为逐步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应采取的措施。

同日　将《参考资料》本日上午版刊载的《赫鲁晓夫是否改变态度了？》[50]一文批给吴冷西：“这篇文章，似可发表。全文都好。”

8月1日　作《杂言诗·八连颂》：“好八连[51]，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同日　晚上，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抗敌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雷锋》，并和演员合影。一同观看话剧的有周恩来、陈毅等。

8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南非共产党中央主席约翰·马克斯，刘宁一、吴学谦在座。毛泽东在了解南非有多少白人、有多少非洲人后，问：南非白人无产阶级中是否有同情非洲人的人，知识分子中是否有左派，是否可以从他们当中找到同盟者？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说：这样，南非共产党的斗争就不完全是种族斗争，而是阶级斗争了。当了解到南非的白人现政权不允许人民进行合法斗争，南非共产党认为人民取得自由的唯一道路是进行反对现政府的武装斗争时，毛泽东说：你们试试看，凡是革命都要自己动手，取得一些胜利，也遭受一些失败，然后可以取得经验。别国经验应该参考，但主要是自己总结经验，不能照抄，应当适合你们的情况。我们有句口号：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观点写进了一九五七年的宣言。宣言的提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要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希望你们在斗争中对本国情况逐步地更加深入地了解，多做调查研究工作。一个革命党，不仅对于国际情况的了解是不容易的，而且对于本国情况的了解也是不容易的。[52]要经过很长的斗争实践，才能深刻地懂得本国情况，逐步制订正确的纲领。单有一个纲领是不够的，还要有具体政策，各方面的政策。讲到具体政策，这就复杂了，这要由自己解决，任何人不能代替解决。要经过长期斗争，才能找到合适的政策。

8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苏联发表我们六月十四日复信时，只印五万份，应付一下，而《真理报》的发行量是三百多万份。我们的《人民日报》发行量是二三百万份，全部刊登了他们的言论。我们还准备在《人民日报》上进一步刊登他们的言论，同时在地方的报纸上也登他们的言论。我们不仅向国内，而且用十几种语言向国际上广播他们的言论。我们不怕登反对方面的意见，应该让群众知道反对方面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怕，我们相信我们的意见多少接近真理。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们的意见完全反映了客观真理。要认识事物，需要一个过程。中国革命的历史很值得研究，可以研究我们是经过怎样的曲折，才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的。认识事物，一次是不行的。如果一次就可以认识，就不需要科学了。真理往往是隐蔽在现象后面的。如果只是眼睛可以见到的现象就是真理，那就不需要科学了。本质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现象的东西是可以看得见的。本质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够认识到的。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分裂，但是我们对分裂要有准备，因为已经有个先例，就是对阿尔巴尼亚。如果人家把分裂强加于我们，而我们事先不做准备，那时就要陷于被动，我们、你们，还有一切左派的政党，都将陷于被动。所以要准备它分裂。不分裂，很好；如果分裂了，那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对于这种情况，就要从最坏的方面去着想。藏原惟人说：我们担心中苏两党无限制地争论下去，会被美帝国主义利用。毛泽东说：不公开争论，美帝国主义也会利用；公开争论，它也会利用。它总是要利用的。藏原惟人问：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革命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即使进入共产主义建设，也不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问题是，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说苏联现在已进入共产主义，那是骗人的。

8月4日或5日　阅周恩来八月三日报送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二日关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国政府种族歧视的斗争的报告[53]，指示周恩来办公室秘书浦寿昌，要他在报告附件《美国种族歧视简况和当前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基础上改写成一个声明。毛泽东说：我们答应了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的要求，发表一个声明，公开声援美国黑人的斗争。

8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8月7日　晚上，阅乔冠华[54]、浦寿昌送来的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稿，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浦寿昌同志：声明稿可用。请即请人翻译成英、法两种文，于明（八）日下午二时前，连同原稿交我为盼。”八日上午，收到声明的中、英、法文本，在中文本上批示：“请少奇、小平同志阅后，交新华社办。”

8月8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苏陀兰[55]大会党代表团、留法黑非洲学生联合会代表团以及科摩罗、津巴布韦、怯尼亚的非洲朋友，廖承志、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代表中国人民欢迎所有的非洲朋友。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今天借这个机会要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对美国歧视黑人的问题。我们起草了一个《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要不要全文读一读？在翻译读声明全文后，毛泽东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只是美国国内一千几百万的黑人受歧视的问题，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为争取完全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8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署名的《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声明说：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声明历述了美国政府歧视黑人和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情况，呼吁全世界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声明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及随行人员，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经济搞得还不行，现在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正在努力，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总会有所进步，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更多更好地满足外国朋友的需要。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中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美国不承认中国，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8月10日　下午，会见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杨蕴玉、郭建[56]在座。在谈到革命问题时，毛泽东说：绝大多数的群众在我们这边。在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因素合起来都是占人口的大多数，反动派只是很少数，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很反动的分子不到百分之五，所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是能跟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在农民中做工作特别重要，在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都一样。工农联盟是基本的联盟，对知识分子、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在基本联盟上面再和他们建立联盟。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也有困难，知识不多还要学习，特别是经济建设我们不懂，虽然学了十三年。再过十三年，会懂得更多些。

8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决定十七日起先开中央局书记会议，大约十天，再定中央工作会议的时间。

8月19日　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本日开始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小平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薄一波作说明。会议至二十七日结束。

同日　阅《光明日报》八月十六日刊载的章凡的文章《列宁批判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札记》[57]，批示：“康生同志：这篇文章可以一阅。你谈的一个美国教授写的那篇哲学文章，我已看了一遍，觉得他是一个完全不懂列宁哲学思想的人。”

8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比利时工会代表团，刘长胜、章智[58]在座。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困难，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机械化才开始。人家说我们要打世界大战，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和平环境。我们在几十年以后才能改变我国面貌。

8月2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以院长姜永昌为团长的朝鲜科学院代表团，郭沫若、张劲夫、吴有训[59]等在座。在得知代表团参观了中国不少地方时，毛泽东说：我们在这个国土上呆了几十年了，我们自己还不很了解。我们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有很大的盲目性。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社会科学方面都有盲目性。科学工作大有文章可做。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可做的文章还不少。无论是地面的，天空的，地下的情况，我们了解得都是很少的。历史也了解得很不够。现在还只编了一部上古史（从原始公社讲起，讲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还未搞出来，越到近代越不了解了。过去历史学家就是不研究近代和现代。在姜永昌谈到今后要同中国加强科学交流时，毛泽东说：这很好，两国科学院应该密切往来，交换情报，交换意见。会见中，毛泽东问吴有训，中国青年科学家可曾培养了一批？并说单靠老的不行，要靠青年人。

8月下旬　审阅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草稿）。初草稿中的一段文字是：“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年，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最前列。”毛泽东将文中的两个“十年”都改为“十五年”[60]，将“走在世界最前列”，改为“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8月26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草稿）和准备九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工业文件起草委员会近几日的讨论情况以及他们对文件的修改意见。毛泽东表示同意文件关于分两步走的提法，主要是时间问题。他说：宁可把时间放长一点，第一段十五年，然后再搞十五年。还是不要提“前列”，就是提四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总的估计要恰当，对我国现有的水平不要估计过高。估计低一点，留有余地，比较更好一些。关于三个基础的摆法，毛泽东赞成把吃、穿、用摆在第一位，然后是基础工业，国防工业。他说：现在这个稿子用化工、石油、电子、有色金属四个东西带头的办法不好，赞成把这几个东西放到新技术里头。实际上，带头的还是基础工业，不管十年也好，多少年也好，还是要在基础工业的带动下才能发展起来。基础工业本身也有尖端。会议商定，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开了，九月五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还准备讨论农村工作和国际问题，讨论一九六四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8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会见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德钦巴登顶，邓小平、李启新在座。在谈到缅甸国内情况时，毛泽东说：要注意团结多数人，包括一些比较爱国的人在内，反对少数人，要把一切反帝力量都团结起来，只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和买办资产阶级，这样有好处。要说服奈温将军这样做。毛泽东还托德钦巴登顶回国后转达他和刘少奇、周恩来对奈温的问候。

8月29日　审阅外交部起草的关于反对吴庭艳[61]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的谈话稿。这个谈话稿，原是准备毛泽东在今天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阮氏萍和越南南方诗人青海两人后，发表新闻报道时，作为毛泽东会见时发表的谈话或声明用的。毛泽东作了修改，决定将谈话稿改为正式声明，拟题为《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并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后送新华社今晚广播，明日见报。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阮氏萍[62]为团长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员有越南南方诗人青海等。毛泽东说：很欢迎你们来。吴庭艳现在压迫和尚，压迫学生，压迫教员、教授，越南南方的斗争现在是扩大了。胡志明同志发表了一个声明[63]，这个声明很好。乘此机会，我想响应胡志明同志的号召也发表一个声明，支持南越人民的斗争。我很喜欢研究你们斗争的情况和策略，你们有许多发明创造。与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与过去越南北方的斗争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你们发展了斗争的艺术。

同日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毛泽东《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声明说：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声明指出：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声明表示：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同日　致电杜波依斯夫人，悼念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去世。唁电说：“我沉痛地获悉杜波依斯博士逝世的消息，谨向你表示深切的哀悼。”“杜波依斯博士是我们时代的一位伟人。他为黑人和全人类的解放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他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杜波依斯于八月二十七日在加纳去世。

8月30日　北京各界一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声援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胡志明主席的声明，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的声明。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以梅格拉乌伊·穆罕默德[64]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新闻代表团，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的国家是经过一场英勇的斗争而取得独立的。当时你们正规军只有几万人，很多外国朋友都奇怪，问为什么几万人能战胜几十万人？因为你们有几百万人民作后盾，法国政府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在谈到中国时，毛泽东说：我们工作上有很多缺点，农业不发达，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也不发达，比解放以前、十四年以前要好一些。就我们看来，几亿人口的国家，这一点工业是不行的，农业还没有现代化，科学家、技术员、工程师、医生、艺术家还不够。他说：应当将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同卖国的勾结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分开，这样你们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在这方面，过去我们吃亏了，一九三四年以前犯过错误，没有把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过来。梅格拉乌伊说：在战争期间，我们首先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以后对我们的斗争有很多教益。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越南劳动党南方局书记阮梅菊（即阮文灵），周恩来、罗瑞卿等在座。毛泽东询问越南南方解放区有无广播电台，各地区领导机关有没有无线电联系，人民军队同美国人是否直接打过仗，群众和干部中有没有怕美国人的情绪等。当了解到越南南方解放区的军民经过同美国军队在战场的实际较量，都认为美国人打仗还不如法国人，不怕美国人时，毛泽东指出：凡是在前线的，心里就比较稳定，不觉得困难，不怕美国。离前线远的，看不见，反而更怕美国。你们的战争是国内战争，又是国际战争，主要是国际战争。吴庭艳没有美国帮助就不行。要取得胜利，敌军工作很重要，俘虏政策很重要。现在南越的战争，对方主力军是吴庭艳军队，美国军队不是主力。怎样瓦解吴庭艳军队，是取得南越革命战争胜利的一个主要问题，要好好努力创造条件。不但要对吴庭艳军队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做工作，有条件也要对高级军官做工作。毛泽东称赞南越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的各项政策和斗争策略都很正确，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群众很勇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9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

9月3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彭真、康生、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是把核讹诈作为其政策和理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协定和声明是靠不住的。毛泽东说：我的建议是这样，印尼共产党可以把中苏双方文件，不单在中央政治局，而且也在中央委员会、省委会、县委会的领导中间，发给他们看，中央可以不作结论，不发指示，让他们纷纷议论。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集团，也包括英国的七国集团[65]，还有日本和加拿大。他们说我们实行三A（亚、非、拉）政策。我们是三A加一个U（欧洲），还有一个A（澳洲）。从一些现象看，我们好像是孤立的，其实我们并不感到孤立。我们了解在苏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不满赫鲁晓夫的，不赞成中苏分裂。我们经济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讲到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时，他说：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9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坦博[66]率领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廖承志、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你们是南非革命者。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所以革命并不是容易的，但是可以胜利的。不管敌人如何强大，如果我们搞对了就会胜利。那就是要争取人民群众，教育他们，把他们争取过来，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一部分人组织到党内，一部分人如工人组织在工会中，农民组织在农民协会中，还可以搞文化战线上的组织，把文学家、诗人、艺术家、作家都组织起来。没有知识分子也不行，没有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其他人也组织不起来，但一定要革命的知识分子。还要把另一部分人组织在军队中。这样，组成一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你们国家的情况同我们可能相同，广大人民也是散居在农村，如农民不组织起来，革命就没有力量，军队就组织不起来，党政都无基础。坦博说：过去我们对组织农民的问题估计不足，我们到了中国后才开始感到组织农民的问题对革命有如此的重要，这个问题很尖锐。毛泽东说：要团结一切能团结的人就好，一句话，敌人愈少愈好，朋友愈多愈好。希望你们的党成为群众的党，一个有广泛统一战线的党。

9月6日一27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

9月6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始举行。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第一，关于明年的计划；第二，关于农村方面若干需要补充的政策；第三，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第四，国际问题，实际上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他说：六日至十六日，讨论计划问题和农村工作问题；十七日至二十二日，讨论工业发展的决议；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讨论国际问题。接着，周恩来对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一九六五年控制指标相关联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指出：毛主席主张，我们中央同志也赞成，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个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当然同时还要发展，打下底子，然后再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大区同志参加的工业起草委员会，也同意这样一个安排。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张奚若、廖承志等在座。

9月上旬　审阅修改九月六日送审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加写一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9月上旬、中旬　先后三次审阅修改《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将标题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加写以下一些话：“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此外，还将文中的“早在三十多年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一句，改写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改完后批示：“即送康生同志：同意十三日见报。有一些修改，请酌定。”这篇文章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八期发表。

9月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威廉斯[67]，赵毅敏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进行整风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有一批好的同志变质了，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整掉，单靠中央和各级党委本身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在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说：我认识中国经过很长的时间，走过很长的道路，有胜利，也有失败。有一个时候可以说是中国人不认识中国。我向马克思学习，向列宁、斯大林学习，向敌人学习，最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

9月22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竹中恒三郎一行，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目前国际形势变化很快，国际力量在重新组合。目前有两种力量，一种是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同革命人民的重新组合；另外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革命联盟的重新组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还很落后，落后的地方在全国占大多数。我们城市人口只占百分之二十不到，将来农业机械化了，化学肥料多了，城市人口可以增加一些，如增加到百分之三十。要改变这种落后状态还要几十年。日本是世界上几大强国之一，所谓强国在世界上不到十个，在亚洲，真正工农业过关的，还算你们。我们正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向这一道路走，也许不必一百年，可以缩短一半。你们在帮助我们，不仅在政治斗争方面，在技术革命方面也在帮助我们。这十几年来，我见过许多日本同志和朋友，情况有很大变化。浅沼在北京发表的声明，敢于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9月23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邓小平报告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报告回顾了中苏两党会谈以来的简单情况。指出：六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开始指名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系统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标志着中苏之间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准备发表十篇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这两篇已经发表了。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方针，仍然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当邓小平谈到如果赫鲁晓夫把破裂强加于我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完全是坏事时，毛泽东说：十年、二十年以后又要恢复，这样两个国家没有国交是不行的。当邓小平谈到向苏联派留学生问题时，毛泽东说，能派几个就派几个，能派几百个就派几百个。

9月26日　阅九月二十五日《参考消息》后批示：“江青阅。第一版、第四版都应研究。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在第一版上，毛泽东画圈的文章有：法新社记者马居斯关于中国的物质条件和粮食情况已大大改善的报道；法新社电讯《苏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新阶段》。第四版上画圈的文章有：共同社关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到处碰壁”的报道；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关于美国前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思鼓吹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报道和美联社关于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主张美应同中苏都保持关系的报道、美国记者巴雷特关于美帝国主义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的报道。

9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面还枝叶茂盛。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68]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在中苏问题上，还是这个方针，叫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的方针去做。就是跟蒋介石的斗争，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留有余地。我们说，金门、马祖归他，军队可以不撤，将来好见面，反对“两个中国”。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城乡的工作应该抓紧做好。刚才总理讲的城市“五反”、农村十条[69]，十条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个阶级斗争，一个“四清”，一个干部参加劳动，在明年这一年要进一步展开，可能后年还需要一年，也许要三四年才能搞好。要团结绝大多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孤立那个极少数的确是破坏分子、反动分子的人。至于有些人，他现在不赞成我们的方针，他公开批评，对这些同志，或者这样的人，是个说服的问题，这是少数人，不要紧。我们现在搞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二三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不在世了，没有人看了，你就得改。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邓小平在总结这次会议的情况时说：这次会议，大区同志来了四十天了；正式工作会议，各省同志是五号来的，已经二十三天了。现在，会议的四个议程已经进行完毕。第一个议程，关于计划问题，实际上，里头还有一个粮食问题，大体上就定下来了。第二个议程，关于农村问题。有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70]，经过各组讨论，认为大体上是比较好的，今天把这个文件基本通过。第二个文件，是关于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大家感到这个文件涉及很多具体问题，经验还不够，文件不够成熟，主张大家回去再摸一下情况，以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处理。第三个议程，关于工业发展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初稿，大家认为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从各种角度提了各种意见。看来这个文件还要花点精力。由各中央局、省、部把材料带回去，再派一点工作组蹲蹲点，研究一下，再提出一些具体意见来，还要经过几次反复的修改，然后再提到以后那一次工作会议。第四个议程，关于国际问题。作了一次报告，经过讨论，工作会议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关于国际问题的传达范围，省是地委书记以上，部是司局长以上。这样规定，主要是因为这里头有策略问题。

9月28日　晨，作出批示：“请王恩茂[71]同志今日（二十八日）留一天，明日（二十九日）返新疆。今日下午，我想请王恩茂、罗瑞卿、贺龙、萧华、谢富治、周总理、朱德、陈毅、杨成武共九位同志谈一次话，讨论新疆反修和军事准备问题。”当天下午，这次谈话在中南海颐年堂进行。毛泽东说：新疆在反修斗争中，第一是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要有积累，但不要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不能过重，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资供应，布、茶、糖和其他日用品，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点，请总理告诉先念同志。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时期好，而且要比现在的苏联好。其次是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很好地进行对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反修正主义教育。要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要教育汉族干部和人民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除以上两项外，还要很好安置进到新疆的汉族劳动人民，教育他们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要经常注意了解边境情况，加强边疆反修斗争。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林彪长期生病，身体不好，建议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9月30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在当天晚上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在讲话稿谈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问题处，毛泽东加写：“我们坚决相信，目前的分歧，总有一天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正确解决的。”还在另一处加写：“我们向全世界一切愿意同我们建立和加强友好关系的国家、政府、党派、团体和个人，表示敬意！”在讲话稿中“我们衷心地希望各国朋友们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后面，加写“指出我们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在讲话稿末尾“我建议：为……干杯”这一段话中的“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同志和人民的伟大团结”后面，加写“为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同志和朋友的伟大团结”。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出席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出席招待会的中外来宾四千多人。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先后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代表团，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和军事代表团，在北京的全体古巴朋友。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彭真主持庆祝大会并讲话，指出：我国经济情况一年比一年好，今年已经出现了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的局面，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带给我们的困难，已经被伟大的中国人民战胜了。

同日　会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郭沫若在座。

同日　会见日本前首相、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和夫人，廖承志在座。

10月2日　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巴卢库[72]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罗瑞卿、萧华在座。毛泽东说：修正主义者反对你们，反对我们，反对一切马列主义的党。这件事可以看作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没有料到。但是出现了二十大、二十二大，这也并不坏。它能帮助我们，使我们想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加强工作，加强团结，促使我们同他们作斗争。我们并没有准备同他们斗，他们要斗，有什么办法？这种分裂、这种斗争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党单是用马列主义对人民进行正面教育是不够的，有的人就是不听，也不看书。好，修正主义来了，就得想想问题，看点书，看修正主义怎样骂我们，我们的话更有人信了。特别是最近一年来，从去年十一月开始，搞了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意大利等五次党代表大会，不仅公开骂你们，而且公开骂我们。这样，文章就好做了。我们做文章，就不是无的放矢了。他们的文章多得很，苏联最近一个月搞了二三百篇文章、通讯、转载文章。我们就是那么两三篇，包括政府声明在内也就是十几篇。十几篇总比他二百多篇要少。有那么一条道理，在国际形势和平发展的时期，必然要出修正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出现了许多修正主义。我们现在又碰到这种情况，又处在国际上所谓和平时期。我们正在进行斗争，反对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反贪污浪费、反投机倒把这些事情，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做了。党内隐藏了许多坏事情，党内不纯，部分组织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所以，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十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看来国际情况在变化，不仅仅有了第三世界。西方报纸上对第三世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种是把西欧也叫做第三世界，这就是指共同市场。共同市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出现的。共同市场之外，还有以英国为首的七国自由贸易联盟。不仅六国同美国有矛盾，七国同美国也有矛盾。东方经济上强的国家是日本，它同美国的矛盾正在发展。这次我国国庆，到北京来的日本人有四百人。（周恩来：已经到的是四百多人，还有三百多人没有到，一共是八百人。）有些人说我们很孤立，也许他们讲得对，也许他们讲得不对。只要我们的方针正确，总是会胜利的。

同日　本日新华社哈瓦那电报道：“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所属的古巴政治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并且已在古巴各个书店出售”。“这是第一次在古巴用西班牙文出版毛主席的这部著作，发行额为十万册”。

10月10日　晚上，乘专列从北京到达邯郸。

10月11日　下午，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及部分地委的负责人林铁、刘子厚、李悦农、康修民、刘琦、庞均、刘英汇报河北水灾情况。毛泽东询问河北受灾面积，粮食安排，各专区没有受灾的是哪些县，群众情绪安定下来没有，抗灾当中可歌可泣的事例有没有新闻记者报道、剧团有没有演他们的戏等等。当了解到有些县城由于有城墙群众没有受更大损失时，指出：城墙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水，我看还得搞。大村庄也要有个地方呆嘛，要把城墙和护村堤埝看成是生产资料，没有它，耕牛、犁、耙等都要被冲跑。现在是两个问题：一是大城市，如邯郸、石家庄、邢台，要不要修城墙；一是大村庄修大围子。当林铁谈到正定县群众反对扒城墙时，毛泽东说：我们没知识，不能再扒了，城墙是为了对付水，不是对付敌人。毛泽东还指出：县委要先搞“五反”，然后就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县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很有必要，地委开行不行还不知道。县代表会有几百人就行，时间一个星期。

10月12日　到达郑州。

10月13日　晚上，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10月14日　下午，同王任重谈话。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说：一为断交，二为孤立，三为打仗。是不是怕？前两条有可能，第三条大概不会。关于工作，毛泽东指出：县一级要先进行“五反”，才便于在面上开展“四清”运动。先在面上扫一下，然后再分期分批地仔细搞。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专人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送到武昌，请毛泽东审阅。十九日，毛泽东机要秘书打电话告中办：“四评”文章主席已阅，无修改。这篇文章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二十期发表。

10月18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托雷斯和一位工程师，张致祥[73]在座。当了解到古巴客人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将访问日本时，毛泽东说：日本解决农业问题的经验，很值得研究。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土地少，在战争结束后，曾经在好几年内农业非常困难。后来，他们自己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当谈到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村经常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还要提倡干部参加劳动，首先是基层干部，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队长，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否则，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公社一级、县一级的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做。不过，现在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到，正在抓这个问题。我们注意阶级斗争的问题，注意清理账目，干部不要多吃多占，不要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再就是参加劳动。农民看到他们和自己在一块劳动，不是在那里指手画脚，心里就高兴了。不然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人就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这个国家很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如果要使修正主义不发生，发生了能够制止，那末就必须采取措施。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子女很容易特殊化。托雷斯说，谭震林会见他们时所谈的阶级斗争和党对阶级斗争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对他们很有用处。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些问题的，经过了十几年，逐步看到这些问题。实际工作中反映出这么一种情况，原来是很好的干部，后来跟地主、资本家走了，原来出身很贫苦的农民，后来不愿意参加劳动，而愿意做投机生意。我看总有一小部分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对资本主义有兴趣。多数人不可能成为资本家。剥削总要有个对象，只能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不能是多数人剥削少数人。我们一定要依靠劳动者中的多数，只有这样，这个党才可以巩固，这个政权才有保障。

10月20日　深夜到达长沙，王任重同行，住蓉园。

10月22日　下午，在长沙会见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姆克瓦瓦一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伯平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在非洲是一个大国。非洲国家一天天在进步，二次大战后的非洲与二次大战前有很大不同。

10月23日　上午，同王任重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修改问题，并要王任重等把这个文件修改一遍。二十五日下午，再次同王任重谈文件的修改问题。毛泽东着重谈了要教育干部的问题，还谈了他不当党的主席、不当领袖的问题，不要终身制。

10月下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在第二条中的“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进行”之后，毛泽东加写：“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在第二条中的“在运动中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之后，毛泽东加写：“点上的工作要做得细致，时间长些，需要三个月左右。面上的工作，起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的作用，时间只要二十天左右就够了。”在第九条中的“捕人，要严格掌握两条标准，第一，罪恶大，证据确凿，又不悔改；第二，绝大多数群众要求逮捕”之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实行这两条，我们就不会在捕人问题上犯错误了。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我们所以基本上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是因为我们根据经验，依靠广大群众向他们实行专政，实行监督、斗争和教育，比较把他们捉起来和杀掉，更加符合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一，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可以被觉悟了的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改造成为好人的；第二，他们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部分；第三，对于争取他们的子女有利。至于就一个省、一个专区的范围来说，总是会有少数罪大恶极又不改悔的分子被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又会有个别分子被要求处以极刑，那是完全必要的。”

10月25日　在长沙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通知》稿。二十六日批示：“刘、周、朱、邓、彭、富治、瑞卿、伯达、尚昆、家英同志阅，并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对这个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

10月26日　听取中共湖南省委二届七次全会和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主要内容的汇报，肯定了生产救灾的主题，还先后同岳阳、零陵的地委书记谈话，询问两个地区的工作情况。

同日　同王任重等谈话。毛泽东说：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和政策要普遍进行宣传。对于四类分子，对于一般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监督改造他们。凡不捕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捕。大部不捕，是指四类分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不要捕。毛泽东一再谈到许多想不到。谁想到参加共产党？二十六岁以前不知道有马克思，不知道有共产党。大革命没有想到蒋介石叛变，没有想到下乡打游击，谁知道打仗？哪里看过《孙子兵法》，是到延安后写战略问题时才看的。凯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孙子兵法》。谁想到打仗看《三国演义》？是打出来的，逼出来的。谈话中间，毛泽东为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书写一幅曹操的《龟虽寿》[74]，说曹操这首诗有辩证法的观点，还讲解了这首诗。

同日　从长沙到达南昌。在长沙期间，曾就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征求意见。还听取了华国锋、李瑞山等关于湖南的形势和农村工作情况的汇报。华国锋介绍了岳阳县毛田区原来不种棉花，经过改变传统观念，实行科学种田，苦干实干，取得了种植棉花的成功经验。毛田区主要是搞集体经济，实行多种经营，在山上植树，田埂种豆，地里种棉花，促进了生产，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农民家中挂了不少腊肉。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称赞岳阳县搞得不错。

10月26日一28日　在南昌视察工作，就《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征求意见。江西的同志说：文件对多吃多占的干部的处理写得太宽了[75]。毛泽东说，准备同华东局和上海的同志谈一下再说。

10月29日　到达杭州，住汪庄。

10月31日　晨，阅周恩来通过电话传来的他准备在中法建交谈判中谈话要点的记录后，决定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于十一月一日到上海商谈中法建交问题，同时还准备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并要陈伯达、田家英到杭州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指示由彭真留北京主持工作。

同日　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第六稿。刘少奇说：主席在南方与几个省和中央局的同志交换了意见，在文件上加了点面结合一段，这是一个重大的修改。可以把这个文件的标题改一下，改成一个正式规定，叫《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邓小平说：这个文件主席修改了，一个是点面结合问题，一个是全民教育问题，这是主席修改的主要意思。

11月1日　到达上海。

同日　周恩来、陈毅陪同富尔到达上海。

同日　下午，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中法建交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出席。周恩来汇报富尔关于中法建交提出的三种方案[76]，以及在京常委对三种方案的意见，说：法国的第一方案我们难以考虑；第二方案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法国有困难。如果别无选择，就考虑第三方案。会议认为现在双方都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可不提第三方案，而是提出新的直接建交方案比较适宜。会议委托周恩来、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同富尔进一步磋商。

11月2日　晨一时，阅周恩来十一月一日二十四时关于当晚同富尔谈判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晚间我和陈毅会见了富尔，提出中法直接建交的口头方案，他表示同意。关于这一方案的书面稿子，我答应明天交他。现将书面方案[77]送上，请主席核示。毛泽东批示：“很好，照此办理。”

同日　下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开会，继续商议中法建交等问题。

同日　下午，在上海会见富尔和夫人，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我们这个协议[78]，还有人会反对，就是美国。富尔表示，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美国意见，可以自己作出决定。毛泽东说：好。你们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英国。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同我谈过，他也很不赞成英国受美国的影响太大。现在美、英、苏三家直接打交道，特别是美、苏两家，把法、中等国态度置之不顾，但也不能把情况看得太死太僵。现在美国要给苏联很多东西很难。还是从伦敦经过巴黎到东京，把这个工作做好。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富尔说，这是个好意见。毛泽东说：美国人哪个地方都钻，谁不听话就整谁，敢跟他提意见的国家不多。但情况在变化，再过五年、十年变化会更大。谈到杜勒斯时，毛泽东说：此人较爽直，愿意人家知道他的心，只是一面派，不是两面派。杜勒斯比其他人好些，他坚决反对我们，但公开讲。当富尔问中国的人民公社试验情况如何时，毛泽东说：看来是成功的。什么叫公社？就是大规模的合作社，把相互关系调整一下，很有用处，特别是对有灾地区，如河北有大水灾，湖南南部有大旱灾。对丰收地区也很起作用，如上海附近的江苏丰收了，浙江、湖北也丰收了，大多数地区都丰收。有人说公社垮台了，看来垮不了。富尔问中苏分歧是由什么引起的？毛泽东说：是由于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是由于对死人的看法。死人都是欧洲人，马、恩、列、斯，对他们的态度，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人身攻击，我们不同意。

同日　晚上，在上海会见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议长塔帕和夫人，以及塔帕率领的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代表团全体成员，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等在座。毛泽东说：我昨天才到上海，知道你们代表团已到上海，很想见见你们。我们和你们见面感到平等。你们不压迫我们，我们也不压迫你们；你们不欺骗我们，我们也不欺骗你们；你们不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我们也不在你们那里搞颠覆。我们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也签订了友好条约。谈到修建从尼泊尔通向西藏的公路时，毛泽东说：单靠老百姓修路速度太慢，应派工程兵团去加速修建。我们内地和拉萨还未通铁路，还要过几年以后，才能有通往拉萨的铁路。铁路到了拉萨，我们和你们交流物资就方便了。毛泽东说：现在世界正在起变化，几个大国要控制小国是不行的。我们也受欺侮，他们欺侮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工业不发达。但是，这会起变化，几十年后会变化的。那时我已去见上帝了，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再多就没有意思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你们还都年轻，可以看得见。

同日　批示林克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印三十份，发给各同志研究，准备修改意见”。

11月3日　上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开会。

同日　下午，会见阿联（今埃及）教育代表团。毛泽东说：革命首先是依靠本国人民和干部。在建设中，我们还要依靠工程师、技术人员。我们的国家和你们的国家，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人才，就搞不好。当谈到帝国主义认为白种人最高尚时说：他们认为他们是第一等人，我们是第二等、第三等人，就是不要相信这一条。

同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刘少奇、邓小平等也到达杭州。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邓小平、柯庆施、罗瑞卿、谢富治、田家英和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讨论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毛泽东还同刘少奇、邓小平等研究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商定以下两件事。第一、扩大宣传范围。过去中央多次通知不许各地方报纸刊物写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现在要开禁，中央、中央局、省级的报刊都可以写反修文章。凡是在中央一级报纸公开发表的，须经中宣部、中央批准；在各省、市、自治区一级报纸公开发表的，须经各中央局批准。地委、县委的报纸暂时还不要搞。标语、口号、歌谣、戏剧和漫画不要搞。第二、扩大传达范围。过去只是在党内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十七级以下干部、党员群众，我们的人民群众，没有听过传达，以致议论纷纷，有各种问题。现在到了普遍传达的时候了。把过去向十七级以上干部传达的报告提纲，稍加修改传达到十七级以下干部，一直传达到基层支部书记。此外，再写一个提纲，向工人、农民、学生群众作报告，普遍传达一次。

11月8日　阅周扬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批示：“退周扬同志：讲得好，完全同意。”毛泽东对讲话作了几次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两段话：“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此外，毛泽东还将讲话中的“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改写为“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派别、小组和个人，他们的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这篇讲话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1月9日　到达上海。十一日，离开上海。

11月12日　上午，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毛泽东询问灾区群众的身体、口粮、燃料、副业等情况。汇报到救灾、治水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你们十年能把水治好吧？我七十岁了，看不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谈到防汛措施时，毛泽东说：河、水库要修，还要修村城（防洪堤）、镇城墙、县城墙，邯郸市那样的城墙，城墙要普遍地修。城墙是个防卫武器，这种生产资料比牛、比人、比土地都重要，因为堤一溃，粮食被淹了，人、牛都没得吃了。汇报到河北的十大水库今年在防汛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时，毛泽东说：我要从南到北把你们的十大水库都看看。趁水灾发财的人要教育一下，要表扬救人、救畜的人，要给牺牲的人立碑。汇报到群众手里还有些瞒产余粮时，毛泽东说：我历来赞成打埋伏（如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不赞成挖空。打埋伏是个政策，要让他打埋伏少报。多收少报是好事，少收多报是坏事。汇报到救灾物资的分配，开代表会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公布数字、分配办法，防止干部包办，搞新的“四不清”时，毛泽东说：这样好嘛！有这样做的典型材料吗？不光救灾这样搞，别的也应这样搞，我们的政策、办法就是要和群众直接见面。非灾区也这样搞。汇报到过去干部多吃多占，只要诚恳承认错误，坚决改正，群众会原谅时，毛泽东说：人有错是可以改的。除了罪大恶极、血债严重、群众不答应的以外，贪污这一条能改的就照常使用，严重的调离使用也是必要的，还可以劳动改造。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要进行。我在中南开了一次会，在华东开了一次会，大家认为分重点、普遍两种方法进行好。重点的分批，三四个月一批，普遍的搞半月二十天，不普遍刹一下风不行。河南是重点与普遍相结合，湖北早就这样做了，湖南也提议这样搞。原来在杭州会议上确定是分期分批，现在接受各地的经验，改变过来。

同日　晚上，回到北京。

11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这个通知，对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起草的通知的修改稿在内容上又作了一些修改，通知的标题也作了改动。《通知》说：“在今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重要文件之后，十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然后，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华东各省委的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因此，在九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的一段，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由于这一改变，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改变。五月二十日的通知规定，中央‘决定（草案）’，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社和大队，暂时不要下达。现在改为：（一）五月二十日的‘决定（草案）’，九月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二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印发。”还要向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人宣读，向民主党派成员宣读。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十六日晨，审阅田家英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田家英在附信中说：“十一、十二两日，在京的中央同志分组讨论了这个文件。这是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所作的修改。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已原则上确定照此印发人代会。”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尚昆即办。”中央的通知和“决定（草案）”（前十条）、“规定（草案）”（后十条），于十一月十八日发出。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十一月十三日稿）。十八日，审阅《五评》的定稿，加写“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句，并批示康生：“在最后一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酌定。”这篇文章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二十二期发表。

11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切拉等，张鼎丞[79]等在座。毛泽东说：对付反革命分子，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用行政的办法和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的办法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要隔几年就整顿一次。对待这些人，我们主要不靠捉人杀人，主要靠批评教育，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人。我们相信依靠群众是可以把他们教育改造好的。至于少数分子，那是要抓起来的，但也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进行改造。我们第一要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的人改造不过来。对个别屡教不改的人，那我们只好把他长期养下去，把他关在监狱的工厂里工作，或者把他们的家属也搬来，有些刑满了不愿意回去的，就把家属也接来，安置就业。

11月17日一12月3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和《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说明》。大会号召全国人民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毛泽东出席了大会的开幕会议和闭幕会议，还出席了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二月二日的全体会议。

11月17日　为即将在天津举办的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并写信给林铁：“遵嘱写了几个字，不知是否可用？浪淘沙一词，待后再写。”

11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11月21日　晚上，听取汪东兴汇报谢富治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题目[80]很新鲜，既然拿来了，我还是看看，但可以先讲，不必等我。二十二日，阅谢富治的发言稿后批示：“富治、彭真同志：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81]，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1月2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内务大臣卡尤姆率领的阿富汗王国政府签订阿中边界条约代表团，陈毅、曾山[82]、黄镇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同我们签订了边界条约，很好。我们两国之间本来是没有边界纠纷的，有了这个条约就更加好一些。卡尤姆说：我们不论在喀布尔还是在北京谈判边界条约的时候，都是在一种非常友好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下进行的。这种气氛应该是二十世纪的人们应有的精神。毛泽东说：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有的人要搞颠覆活动，一定要把统治者弄死，这有什么必要呢？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是缺少文明的。

同日　晚上，会见莫三鼻给（后译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兼组织书记、葡属殖民地民族主义政党会议秘书长桑托斯。应桑托斯的请求，为莫三鼻给人民题词：“为了莫三鼻给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斗争！”会见中，毛泽东询问莫三鼻给的面积、工业、农业、土地占有关系、莫三鼻给解放阵线的组织情况等，并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桑托斯说：我们很多人要遵循您的榜样，在政治和斗争方面学习您的教导。另外也有一些人从另外一方面学习您——学您的诗，我就是这样。我要用诗表达人民的痛苦。毛泽东说：你三十四岁，很年轻。我学打仗就是你这么大。打仗会有失败，经过成功和失败最后取得胜利。如写诗一样，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想。

同日　晚上，同康生谈对他主持起草的毛泽东给苏加诺的复信稿的修改意见。二十六日晨二时，阅康生二十五日报送的复信修改稿后，批示：“请尚昆同志即办。”复信中说：我很高兴地接到和阅读了您十月二十三日的来信。您在来信中，表示对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感到不安和忧虑，并且希望通过协商很好地解决意见分歧。对您的这种好意，我和我的同事都非常感谢。这些年来，对于中苏意见分歧，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通过平等协商消除分歧。今后，我们仍将坚定不移地采取这种态度。亲爱的朋友和兄弟，您可以相信，我和我的同事，我们的党和我国人民，都将一如既往，为加强中苏团结，加强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11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诗人比达·罗德里格斯和夫人。谈到鲁迅时，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的文人，他就用了“洛文”的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判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谈到中国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们的革命胜利，我们的政权巩固下来，就是依靠工人和贫农，这两部分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要这两部分人团结起来，富裕中农就靠拢了。知识分子中也有左、中、右，首先团结左派，中间派就跟着靠拢。右派只要反帝、爱国，也可以团结，有暂时的作用，没有他们有时也不行。毛泽东称赞古巴领导人提出的一手拿砍刀，一手拿武器的口号很好，不要放弃这个口号。谈到世界局势时，毛泽东说：总的看来，世界在变，变得对反革命不利，对革命有利。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1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结束后，同剧本作者、话剧团团长和演员一一握手，并合影。

11月　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批评，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2月3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伍修权送交苏共中央十一月二十九日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当即决定由邓小平在正在进行的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宣读这封信。苏共中央的信，要求停止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并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

12月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拉洛塔率领的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伍修权等在座。毛泽东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说：搞革命总是要自己创造经验。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过的，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了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武装斗争，要学会消灭敌人，敌人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一下子都歼灭是不可能的。打歼灭战，要选择时间和地点。武装斗争，要搞根据地，要有单独的农村政治经济纲领。你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不管你是什么官，也不看你穿什么衣服，只看你的政策。他们也不管你是什么党，共产党的政策错了，他们一样要骂你。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如不进行调查研究，就是什么也不懂。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研究周恩来、陈毅访问非洲国家的有关问题。

同日　审阅准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的清样，写信给田家英：“‘钟山风雨’一诗，似可加入诗词集，请你在会上谈一下，酌定。‘小小寰球’一词似可收入集中，亦请同志们一议。其余反修诗、词，除个别可收入外，都宜缓发。《八连颂》另印，在内部流传，不入集中。”六日晨，再次写信给田家英：“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再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

12月9日　阅张爱萍、李天佑[83]十二月二日关于蒋介石军队可能袭扰大陆的报告。报告说：我们接到总理十一月二十七日关于应该进一步研究蒋军可能袭扰的新特点、新花样和我们的新对策的指示后，总参各有关部门马上作了研究和布置，现将研究的结果报告。毛泽东批示：“敌人小、中、大袭扰足以锻炼我军民的战斗能力，是好事，袭扰越多越好。故第八项措施[84]，暂时不应采取，将来视情况再说为宜。”

12月11日　阅王鹤寿十二月九日关于冶金工业部所属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同志：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2月11日或12日　阅新华社十二月十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增刊）第六三九期刊载的《苏联学术界近年对控制论哲学问题的讨论十分热闹》一文。文章介绍了苏联学术界关于机器能否思维有四种意见。其中第三种意见认为说机器能够思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与其把机器同人对立起来，倒不如更多地研究人与机器共栖的问题。毛泽东对这种意见批注：“调和派”。第四种意见认为机器模拟思维的问题还需要实验研究，机器与人不同在于人能够进行创造性活动，今后控制论要研究创造性问题。毛泽东对这种意见批注：“慎重派”。文章说关于控制论与社会的关系，有一种看法认为应当利用控制论去解决人类社会调整的问题，控制论在争取和平中也应起作用，和平是能够也应当被控制的。毛泽东对这种看法批注：“这是一种主观唯心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否认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和平在一定条件下能控制，因为敌对的双方都不愿意打仗。到了新的条件下，双方中的一方，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了，自己认为非打不可了，不能控制了，仗就打起来了。”

12月12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十二月九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85]一文，批示：“彭真、刘仁[86]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秘鲁共产党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一行，赵毅敏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今天发表了一篇六评苏共公开信。赫鲁晓夫叫停火[87]，我们不忙于答复他，我们的文章还没有答完呢，回答还是要回答的。关于世界矛盾的焦点，毛泽东说：革命形势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因此，矛盾的焦点不在欧洲和北美，而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应该帮助这三大洲的人民组织起反帝阵线，促使革命胜利，这也有助于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我们是很重视的。谁想同我谈，我都愿意。我们有个原则，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只要真心反帝，我们就支持。我年纪大了，能做点工作，看看同志们，就是幸福。雷声大，雨点小，有名无实不好，我不喜欢做一个这样的人。

12月13日　为转发李瑞山、华国锋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88]和中共湖南省委转发这个报告的指示[89]，起草中央指示。指示说：“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指示最后说：湖南省委从一九六一年开始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是这次派两个考察团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毛泽东写完指示后，又写批语给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彭真、罗瑞卿、康生、陈伯达、薄一波、李先念、谢富治、谭震林，指出：“湖南这个文件似可转发，有很大好处。请审阅处理。或者开一次会，议一下。”十二月下旬，中央讨论通过了这个指示。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这个指示在党内印发，题目是《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十二月十二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四期刊载的《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一文。文中说，上海地区要求解决工作、生活问题的来信有显著增加。来信人以被精简的职工为最多，还有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和各类无业人员。他们生活无着，很是困难，其中一些人思想极为不满。毛泽东批示：“柯老、丕显同志：此件请阅。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渐设法就业。上海共有失业者多少？是否有几十万？请查告。你们对此问题的解决意见如何，请考虑见告。”同时批示：“刘、邓、彭真同志：我在《群众反映》第八十四期上写了几句话给上海柯、陈二同志，送上请阅。如以为不妥，请退回修改。如以为可用，请交尚昆加封寄去。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会见秘鲁左派革命运动总书记德拉普恩特等，赵毅敏等在座。毛泽东询问秘鲁的工业、农业、农村人口、粮食等情况，并介绍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

同日　致信周世钊：“看了田仁尊[90]兄的信，表示生活极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送上五百元，请予转交田仁尊兄为盼。”“如有其他穷师友，因生活困难，日子难过的事，请告我，应即援助，都由你经手。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援助性质。又及。”

12月14日　复信林彪。信中说：“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91]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两个文件，十一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映，在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队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七百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92]、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93]等等同志也应该择一二个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连队的情况作一些大略的调查。”“军队一动起来，还可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又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和罗、萧诸同志商酌处理。祝好！”“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十二月十三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三期刊载的黑龙江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十一月来信的摘要，其中说：目前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虽然上面一般都有布置，但往往落实不到基层。建议撤销类似生产办公室那些党政不分的重叠机构；每个生产队应像军队的连队那样，配上一个政治委员，专门负责生产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工作。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彭真同志：这个文件请你们看一看。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在生产队里设一个政治委员，或者叫政治指导员，或者叫宣传员，让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小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有的是，初中生也可找到），把思想政治工作，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抓起来。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办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此事请书记处议一下。然后常委再议。”

同日　复信张维：“多次来信并附件都收到了。深情厚意，关心政治、卫生工作和我个人养生之法，极为感谢！久未作复，尚乞原谅。敬祝病体逐渐康复。并问魏夫人好！”

12月16日　关于工业部门学习解放军的问题，致信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信中说：“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94]和三八作风[95]。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同日　罗荣桓[96]在北京去世。毛泽东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十七日到北京医院向遗体告别。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开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同志默哀。默哀后，他说：罗荣桓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党内要团结。党内不纯粹，这是社会现象。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做到比较一致。允许少数同志犯错误，公开犯错误可以，不许秘密搞鬼。聂荣臻汇报后，毛泽东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在汇报到搞反导弹武器时，毛泽东说：死光[97]，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如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是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听汇报过程中，他还说：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每年购买外国书刊的经费四百万美元不算多，可以用一千万美元。当有人问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包括不包括社会科学时，毛泽东说：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曾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

12月19日　阅解放军报社本日关于贯彻林彪提出的军队要加强学习地方的指示的报告，将报告中的“林总”改为“林彪同志”，“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二十五日，在莫文骅[98]关于协助工业部门训练政治干部的报告上批示：“此件中，将职务称号（如毛主席）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毛泽东同志），习惯称号（如林总）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林彪同志）。此事沿引了几十年了，不像样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官长同士兵之间，上级同下级之间，造成了某些不自然和某些隔阂。地方也是这种情形。我建议坚决地改过来。”

12月22日　阅康生转送的许立群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俄文本的报告。报告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俄文本的译稿，早已定稿，但根据主席指示，尚未出版。由于目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形势，同三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建议俄文本即由我外文出版社出版。毛泽东批示：“刘、邓、彭阅，退康生照办。”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南南方劳动解放协会代表团。毛泽东询问解放阵线根据地的位置、敌人的兵力、解放阵线的作战能力等。他说：你们可以打埋伏，在敌人运动中消灭他们，切断交通线，突然袭击。同时在人民当中要进行教育工作。你们要依靠人民，只有依靠人民才有出路，真正解决问题还要靠南方的人民。要做敌军工作，在敌军内部做工作，可以争取中间偏左的军官。你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想问题，不要照抄中国经验，具体条件不同。

12月23日　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向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总政治部、中央各部委党组和党委的批语：“（一）江苏省委十二月二十日的报告，请你们研究参考。（二）请你们把这件事认真抓起来，争取在春耕以前，在农村、城市、军队、机关、学校（小学除外）普遍讲解一次，并且略作讨论，粗线条地解决一些问题。（三）要随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给予指导。（四）农村中分期分批进行点上的工作，同时进行，不要放松。”并批示：“刘、邓、朱、彭、震林同志：比较各地报来的情况和意见，以江苏此件为较好，故予以转发。震林前拟指示不发，改发此件。”

12月24日　批示林克：“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十二月十三日在旧金山的一篇对华演说，另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的两篇对华演说，以上共三篇文章，请你找来给我为盼！”

12月26日　七十岁生日。邀请章士钊、王季范、程潜、叶恭绰[99]来中南海颐年堂作客，并请每人携带一位子女同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女婿孔令华，和部分身边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宴请。

12月27日　复信胡志明：“几次来信，都已收到，甚为感谢。中苏谈判，几个月后可以开第二次会，目前几个月内还不宜开，因为没有什么新鲜的话好讲。在十一个党会议上共同商定政策以后，中苏就可以开会了。看来不止谈三四次，可能要谈十几次或几十次，谈几年到十几年，才能谈出个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真正团结的结果来。对此我们是有耐心的。目前国际形势很好，料想你和你的战友们也感觉到了。听说你们的中央全会开得很好，谨致热烈的祝贺。新年将到，敬致贺忱。”

12月28日　阅外交部十二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新情况》刊载的《美国对华政策新诠——对希尔斯曼十二月十三日演说的几点看法》[100]一文后，批示：“刘、邓，外交部、外办的同志们：这篇分析很好。建议写一篇文章公开发表，要认真研究亚洲情况，进行合理的批评。在半月内写好，多次研究、修改，采取攻势。同时将希尔斯曼的演说发表。半个月不行，一个月两个月也可。”

12月30日　阅中共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批示：“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报告说：根据主席的指示，总理在离京前亲自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讨论了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问题。决定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开展研究外国的工作：由有关各部分别负责，新建一批研究机构，加强现有研究机构；在高等学校中建立研究外国的机构；加强和充实高等学校中有关国际政治的院系；加强各外事机关特别是驻外使馆的调查研究工作；成立国际研究指导小组，等等。

12月　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1]　指1959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新点校本。

[2]　秋水篇，即《庄子·秋水》。

[3]　河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庄子·秋水》中的主人公之一。秋天涨水，百川灌河，河伯盲目自大，以为天下浩大壮观之水都归集于己。他顺流而东行，到了北海，看不到海水的尽头，方知自己渺小，于是望洋兴叹。

[4]　周恩来在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的会谈中曾表示：对科伦坡亚非六国会议为促进中印两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所作的努力表示欢迎。接着指出，这个建议中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中国政府准备在对下述两点解释达成谅解的情况下，接受六国会议的建议作为双方官员会晤的初步基础。一、中国边防部队将按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声明的既定计划，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后撤20公里；会议的建议关于印度军队保持现有军事驻地的规定，应该适用于中印边境全线，而不仅适用于西段。在东段，中国政府的理解是，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的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以南的地区，印度方面将继续像它现在所宣布的那样，不派遣它的军队进入，而只派入民政人员。二、中国边防部队在按中国政府声明主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外的地方时，将远离他们1962年9月8日的位置。这样，在东段的扯冬地区和朗久、中段的乌热和西段印度曾经设立43个据点的地区，将没有中国边防部队驻扎。为了促进中印双方直接谈判，在印度军队和民政人员不再进入这些地方的情况下，中国方面愿意在和解道路上再迈进一步，不在这些地方设立民政检查站。

[5]　袴田里见，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6]　“五反”，指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7]　林铁，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

[8]　力矢，当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庞均，当时任中共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刘英，当时任中共邯郸市委第一书记。

[9]　这个报告说：最近西方舆论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后对国际共运形势的评论有一点颇为值得重视，即认为赫鲁晓夫拥有的“多数”已成问题。报告引述洛桑报的评论：“中共在同苏联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不是那么孤立”，而是“这一集团还要加强”，亚洲的党大多数“已表明爱好谁”，古巴“无疑已采取了支援北京的立场”，认为赫鲁晓夫最愕然的是“他竟然在东德也发现毛的拥护者”。

[10]　中共湖南省委的这个报告说：湖南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严重的，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影响之下，已经变质或正在演变。湖南起初把注意力集中在纠正单干风上面，没有彻底揭露各种“牛鬼蛇神”的面目，因此没有能教育干部和解决干部本身的问题。去年12月下旬对全省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进一步的部署，把重点放在阶级教育上面，强调彻底地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教育干部，发动群众。鉴于这次运动的特点是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而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运动中坚持了从上而下、先内后外的原则，先教育干部，后教育群众，先解决内部问题，后解决外部问题。我们突出地抓住了训练干部这个最重要的环节，干部的问题解决不好，到群众中去就一定会搞乱。在群众中开展运动，强调由点到面、有条不紊地进行。在运动中，串连组织贫农，树立贫农优势，组织好阶级队伍。一个多月的运动，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打退了敌人的气焰，遏止了黑风，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当前生产。

[11]　这个通知说：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由《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和1963年1月16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致词，苏联《真理报》1963年1月7日和2月10日的编辑部文章，以及法共、意共某些同志攻击我党的一些有关的材料。对于赫鲁晓夫的两篇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文章中的突出的错误论点，将用黑体字排印，以引起读者注意。我们暂时还不发表文章直接回答赫鲁晓夫和《真理报》，而是用发表他们的文章并把其中某些地方排印黑体字，和发表批评法共、意共的文章等方法，不指名地予以反击。至于何时直接地、指名地回答赫鲁晓夫和《真理报》，还要看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定。

[12]　1963年2月18日，邓小平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说：“刚才同伯达、康生在主席处谈伯达主稿的长文，他说要我们一块谈一次，定稿。发表时间原定二十五日，可能推迟两天。请你们先看看。谈的时候快一些，争取三次（每次三时半）谈完。”

[13]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14]　中共河北省委的报告说：在1962年10月省委工作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各县三级干部会议后，就在全省向广大农民群众传达讲解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六十条”修正草案，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形势、任务的讲话，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取得很好的效果。现在整风整社已进入第二阶段，普遍学习、贯彻“六十条”，抓四清（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估计全省整风整社运动在3月底或4月初可告一段落。这次运动的基本做法是：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十中全会的3个文件；各级党委书记带头深入社队，亲自开讲；先上后下，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层层发动，步步深入，搞好试点，取得经验，指导一般。

[15]　多列士，当时任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16]　别德玛夫人，原任巴拉圭民族阵线财务书记。

[17]　王伟，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照华，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吴全衡，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

[18]　张干，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任该校校长。

[19]　应为外孙女。

[20]　戴毓本，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

[21]　袁升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杨岩，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

[22]　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23]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1963年4月10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的报告。

[24]　指中共河南省委1963年4月15日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

[25]　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1965年11月任第一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曹荻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1965年12月任市长）。

[26]　李庄，当时任《人民日报》编委。

[27]　这几个材料是：宋任穷1963年4月10日的报告，中共河南省委1963年4月15日的报告，中共保定地委1963年4月4日的报告，中共邢台地委1963年3月14日的报告。

[28]　曾三，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

[29]　朱光，当时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

[30]　《红楼梦》第二回中，冷子兴的原话是：“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

[31]　这4个文件是：河南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湖北武昌县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河南临颍县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2]　5月7日，彭真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后连夜召集参加会议的同志进行讨论，反复琢磨毛泽东讲文件不严肃指的是什么。后来大家认为，是在批评他们对下边的情况没有研究，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还没有达到一致。

[33]　“跃进号”事件，指1963年5月1日中国第一艘载重一万五千余吨的国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由青岛首航日本途中触礁沉没。

[34]　1965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版，也编入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

[35]　坦噶尼喀于1964年4月同桑给巴尔组成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同年10月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36]　曹孟君，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

[37]　威尔科克斯，当时任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38]　这本书记载了黄炎培80年来亲目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所接触到的一些事物。1963年印成内部小册子，1982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39]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说：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性质也不同于其他所有文件，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苏共来信是3月30号，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接近70天。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几乎每天一稿，每天都不同。然后一部分人到主席那个地方又搞，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又组成小组讨论，然后两边又汇合起来，最后搞成这个样子。这个文件，原来21条，后来一改，22条，23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变成25条。发给今天到会同志的，是6月10日的稿子。这个稿子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

[40]　崔庸健，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41]　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

[42]　张劲夫，当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43]　许立群，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1963年又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4年7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办公室主任。

[44]　苏斯洛夫，当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5]　1963年6月27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召回大使馆工作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共5人。其理由是他们在苏联散发了中共中央6月14日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

[46]　见陶渊明《移居》二首之一。

[47]　希尔，原任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因与中央多数领导人意见分歧，被撤销职务，196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64年2月组织成立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中央主席。

[48]　指中共关于中苏论战的文章。

[49]　杜鲁门，1945年4月至1953年1月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至1961年1月任美国总统。

[50]　这是柬埔寨金边居民克洛帕写的一篇评中苏分歧的文章，发表在1963年7月19日《柬埔寨电讯报》。文章说：苏联歪曲了中国关于核战争问题的观点，在和平共处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恰恰和西方国家不谋而合。在中苏会谈开始之际，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能取得妥协，目前可以认为一切希望都已化为乌有，赫鲁晓夫同西方的接近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了。

[51]　指1949年5月起进驻上海市南京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该连身居闹市14年，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52]　这次谈话结束后，约翰·马克斯在回住地的途中说：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今后的历史会记下这一点的。他讲的一个革命党，不仅对于国际情况的了解是不容易的，而且对于本国情况的了解也是不容易的，这个话真有道理。

[53]　报告说：美国黑人反对美国政府种族歧视的斗争于今年4月初从伯明翰市开始日益发展，目前已扩大到美国十多个州和几十个城市，形成了一个全国性声势浩大的斗争。黑人组织已号召发动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并决定8月28日在华盛顿举行25万人的“自由行军”示威游行。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曾于今年5月致电毛主席，请求声援美国伯明翰市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其后他再次向中国驻古巴使馆提出，要求以毛主席名义发一通电谴责肯尼迪的种族歧视政策，声援美国黑人的斗争。因此建议毛主席于本月6日或7日接见在京的4批非洲外宾，在谈话中表示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事后简要发表并广播毛主席谈话的内容。

[54]　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1964年4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55]　巴苏陀兰于1966年10月4日独立，国名改为莱索托王国。

[56]　杨蕴玉、郭建，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

[57]　这篇文章讲了3个问题：一、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对立；二、科学发展同相对主义的对立；三、相对主义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章凡，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张恩慈的笔名。

[58]　章智，当时任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59]　吴有训，物理学家、教育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主任。

[60]　1963年9月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形势好了一点，就常常容易发生错觉，以为很好了，很容易脑筋有点热。我们三年调整以后，原来打算提十年规划，主席就怕我们过热，说指标定高了，年限太短了，就把10年改成15年，指标不变。当然，指标稍微有些调整。每当我们提指标的时候，主席总要提醒我们，要接近实际，总是要我们留有余地。

[61]　吴庭艳，当时任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部长。1963年11月1日，在军事政变中被击毙。

[62]　阮氏萍，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越南南方妇女解放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

[63]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1963年8月28日发表声明，谴责吴庭艳反动统治集团血腥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罪行，号召南方同胞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并赢得胜利。

[64]　梅格拉乌伊·穆罕默德，当时任阿尔及利亚制宪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外交、新闻委员会委员。

[65]　七国集团，即欧洲自由贸易联盟，1960年5月正式成立，包括英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奥地利、葡萄牙7国。

[66]　坦博，当时任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

[67]　威廉斯，当时任新西兰共产党中央主席。

[68]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

[69]　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70]　这个文件共有10条：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四、关于贫、下中农组织；五、中农问题；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七、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八、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九、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这个文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1月14日讨论通过后发出，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称“后十条”或称第二个十条）。

[71]　王恩茂，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1964年3月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

[72]　巴卢库，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

[73]　张致祥，当时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古巴友好协会副会长。

[74]　《龟虽寿》全诗为：“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75]　这个文件规定：“对于干部的多吃多占错误，应当分别情况处理。数量较大的或者情节恶劣的多吃多占，必须退赔。少量的一般性质的多吃多占，如果本人检讨得好，经过群众同意，可以不退或者少退。检查多吃多占的时候，时间也不要计算得太远，一般地可以从1962年算起。”

[76]　富尔提出的三种方案是：第一方案，不顾法国与蒋介石集团目前的关系，中法两国立即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第二方案，法国宣布同蒋介石集团完全断绝关系，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第三方案，中法两国推迟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暂时互派常设的半官方贸易代表机构。

[77]　中国政府提出的新的直接建交的书面方案是：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2．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3．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并且立即建馆，互派大使。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出上述方案，是由于中法双方（周恩来总理和富尔先生）根据富尔先生所转达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3点达成了默契：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这个书面方案的标题是《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1963年11月2日）。

[78]　指表述中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内容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

[79]　张鼎丞，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80]　题目是《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81]　指浙江诸暨县的经验。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方针推广到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

[82]　曾山，当时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内务部部长。

[83]　李天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84]　指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在政治上、外交上和宣传上采取相应的配合措施。

[85]　文中说：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等群众艺术工具，柯庆施亲自抓曲艺工作。一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一是抓故事员的问题。

[86]　刘仁，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

[87]　1963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停止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

[88]　李瑞山、华国锋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说：我们省委的几位同志和各地、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一行32人，于10月29日至11月5日参观了广东省的农业生产。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广东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突出的体会有六条：一、广东省在高举三面红旗方面非常突出，他们一直坚持大办水利，推广良种，合理密植，办劳动大学等。二、广东省在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方面非常突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经验。三、广东省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方面非常突出。一是复种指数高，一是每季都高产。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启发，单产潜力是很大的，增产到顶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四、广东省在抓水、抓肥、抓种方面非常突出。特别是水，我省必须大力发展电力排灌，这是当前的重要措施。也应更积极地生产化肥，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条件的。五、广东省在抓经济政策方面非常突出。例如，粮食和甘蔗的征购任务，都按照中央的政策规定，一直落实到生产队，超产部分由生产队处理。这些经济政策大大地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省究竟怎么办？还需要看粮食情况而定。六、广东省在农业生产上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非常突出。通过这次参观，大家都感到扩大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学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应当把广东的经验和湖南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加以运用和推广。

[89]　中共湖南省委1963年12月7日将李瑞山、华国锋的报告转发给湖南各地、市、县委，省委各部委，各厅局党组，要求一直发到公社党委和厂矿党委，强调各级党委的同志必须看，让大家照照镜子，展开讨论，把从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学来的经验，很好地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90]　田仁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91]　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92]　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1965年2月、11月又先后任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廖汉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93]　刘亚楼，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94]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95]　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96]　罗荣桓，生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97]　死光，即激光。

[98]　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

[99]　叶恭绰，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

[100]　这篇文章说：希尔斯曼的演说是美国总统约翰逊上台后美国官员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首次政策性文件，也是长期以来美官方关于对华政策的一篇全面阐述。演说有些新的提法，如实际上带有批评口吻地承认美国过去对中国的估计和政策不现实，要求“冷静地估计一下”中国问题，呼吁“彼此谅解和尊敬”，这些表示均为过去官方所未有的调子；比较明显地目前重点并非积极期望改善中美关系，而更多着眼于稳定远东和亚洲局势的战略考虑，以在外围遏制我国为主；肯定其“长期行之有效”的对苏联“采取保持实力和坚定而又准备谈判的政策”，长远说来，对中国也适用；还提出了所谓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从以上几点看来，希尔斯曼的演说在保持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情况下似为今后可能采取的某些灵活松动的做法留有余地。文章认为，演说的调子虽然比较和缓，但是它并不说明美国对华政策有什么改变。如仍然认为中国是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最麻烦的问题”，美国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继续执行不承认中国和对中国大陆“禁运”的政策，要我国接受“两个中国”的局面等等。约翰逊上台还不到一个月即急于发表这篇说明和辩护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说，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当局的处境很不好过，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很大，不能不作出必要的澄清。

1964年　七十一岁

1月1日　《毛主席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该书共收入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其中十首是第一次公开发表[1]。对已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诗词，作者作了个别字句的修订。据新华社四日电讯，一月一日开始发行的《毛主席诗词》八万册，已被读者竞购一空。新华书店原来计划印行五十万册，现在决定再加印三十万册，以满足各地读者的迫切需要。

同日　阅谢富治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报送的中共公安部党组一九六三年第三次综合报告。报告说：自五月杭州会议提出要把地、富、反、坏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任务以后，半年多的实践证明，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的和可能的。城市中如何执行上述方针，我们正在摸索。一九六四年，无论农村和城市都要认真贯彻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依靠广大群众实行专政，依靠群众加强对四类分子的改造工作，依靠群众预防犯罪。我们准备在二月中旬召开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批示：“报告已看过，很好。你们若干同志是否下去若干县、社、厂矿调查一个短时间，为二月公安工作会议准备得更好一些。城市工矿也宜派几个工作组去。”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又在公安部党组二月十二日关于在城市中贯彻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指示上批示：“此件很好，照办。”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陈叔通、程潜、李四光[2]等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河南豫剧院三团演出的现代剧《朝阳沟》。这出戏表现青年学生到山区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农业建设。演出前，毛泽东在休息室同李四光谈话。李四光简要汇报了石油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些新进展。毛泽东说：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编者注）都有很大的功劳！

1月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伍修权在座。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在谈到日美矛盾正在产生和加深，日本一部分垄断资本开始反对美国，日本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主张你们要把爱国主义的旗帜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让资产阶级夺取这一旗帜。你们是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面爱国大旗的，所以你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现在的问题是要对国内垄断资本进行分析研究。不要重复法国党的教训，法共不运用法国人民反美情绪，不抓反美旗帜，结果这面旗帜被戴高乐抓去了。现在戴高乐正一天天走向反美。任何一个党都有争取群众的任务。对垄断资本，你们也需要搞两手政策，又团结又斗争。在谈到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由于几十年来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而产生的。他在一九三六年，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强调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完全一致，从来不说有矛盾。他又不划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即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正常，多年来国内没有真正民主，干部高人一等，使群众感到干部不能批评。后来进行肃反，又把肃反扩大化，动不动就用杀人的办法。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教训，对捉人、杀人十分慎重。此外，苏联社会还出现了高薪阶层。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和平状态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更困难些，也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

1月7日　和刘少奇听取薄一波等关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指出，要学会按照经济办法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当谈到试办托拉斯问题时，他说：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当谈到企业管理不好的原因时，他说：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经营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设置机构？打破省、地、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

同日　阅罗瑞卿送阅的香港《新闻天地》刊载的《“反飞弹”时代到来！》一文，批示：“已阅。江青阅后，退罗瑞卿同志。是否送聂荣臻同志一阅。”这篇文章介绍了美苏两国在研制反导弹方面的军备竞赛，以及由此将引发一些国家解决本国在反导弹时期的国防问题。

1月8日　同吴冷西谈《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泽东说：《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抓哲学，要抓活哲学。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

1月9日　致信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对他本月二日下午突遭暗害幸平安脱险表示最亲切的慰问。信中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的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于自己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

1月上旬　在中南海颐年堂两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怎样回复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来信的主要内容是：（一）发展贸易；（二）谈边界问题；（三）停止公开争论。会议认为，苏共中央来信的原因，一是害怕公开大论战，大论战的火是赫鲁晓夫点起来的，现在是引火烧身；二是过去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走的那些党发生分裂，有的甚至分裂出左派的党，而没有分裂的党，则要求设法停止公开论战；三是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后，美国政府处于一个过渡期，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幻想遇到困难；四是苏联内部发生困难。因此赫鲁晓夫企图用增加贸易，供应工业设备，甚至说可以派专家等等，引诱我们同意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说：苏共中央这封信是逼出来的。现在总的形势是赫鲁晓夫在走下坡路，苏共二十二大是他的顶点。一直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之前，在表面上似乎我们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这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接着，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九四七年七月。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不急于答复他们这封来信，更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更谈不上。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九评、十评。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回答他们的来信。关于《人民日报》，毛泽东说：报上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

1月12日　就巴拿马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毛泽东表示：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3]。他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历数了美国企图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行径，号召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1月1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巴西共产党（新党）代表格拉波依斯，伍修权在座。毛泽东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农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事物的发展总是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这是讲有生命力的事物。没有生命力的事物则相反，他们总是由大到小，由强到弱，最后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一种社会一定要代替另一种社会，现在我们就是要以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

1月1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4]，康生、吴冷西、袁水拍[5]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几位做了很好的工作，不只是在文字翻译上帮了忙，在内容上也帮了忙。谈到中国革命战争时，毛泽东说：现在，许多国家的游击战就是没有学会一条原则：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一路。敌人总是要分开的，他们叫“分进合击”，我们就有可能一路一路地吃掉它。我们说不怕敌人多和强大，就是因为懂得了这个原理。什么都是可以分开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说过，电子是可以再分的。我不懂这门科学，但是我相信这个道理。科学是无限的。无限大的世界和无限小的世界都有无限的工作可做。毛泽东向客人提出两个问题，他说：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爱德乐说：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毛泽东说：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这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柯弗兰问：现在反修斗争进入了什么阶段？毛泽东说：反攻阶段，可以说相当于中国解放战争中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七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毛泽东最后说：反对修正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中国古时候有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们大家现在都是挖山的人，挖的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这几座山，用几代人的时间，总会把它们挖掉的。

1月17日或18日　阅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一月十五日关于生产浓缩六氟化铀-235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部生产浓缩六氟化铀-235的气体扩散工厂，已于一月十四日上午开始取得合格产品。这一产品的生产，为我国原子武器的制造，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批示：“已阅。很好。”

1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希腊文化代表团，陈忠经[6]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情况现在还不太好，有困难，工业不发达，农业水平也不高。比起解放前有一些进步，解放前是半殖民地国家，有一点轻工业，没有重工业，粮食年年都要进口，年年打仗。我们没有底子。旧社会给我们留下了十万个大学毕业生，十四年来，我们培养了九十多万大学毕业生，加在一起是一百多万。六亿多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大学毕业生，比例还是很小的。他说：希腊是古代文化的发源地、祖国。希腊古代的唯物论、辩证法，我们也相当知道一些，你们有些大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当外宾谈到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思想家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我和你们一样。我们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上。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不是剥削者的儿子，不能摆官僚架子。

1月27日　晚上，会见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西园寺公一和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驻北京记者高野好久，就最近日本人民反美斗争发表谈话。毛泽东说：日本人民在一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最近，日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对美国F-105D型核飞机和核潜艇进驻日本，要求撤除一切美国军事基地和撤走美国武装部队，要求归还日本的领土冲绳，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7]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衷心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会见时康生、廖承志、吴冷西在座。二十八日，这个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中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同日　应《毛泽东诗词》英译者的要求，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在谈到“到中流击水”时，毛泽东说：“‘击水’指在湘江中游泳。当时我写的诗有两句还记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谈到“天若有情天亦老”时，他说：“这是借用李贺的句子。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谈到“云横九派浮黄鹤”时，他引用明代李攀龙的诗《怀明卿》[8]，然后说：“明朝也有好诗，但《明诗综》不好，《明诗别裁》好。”这次谈话，毛泽东共解释了诗词中的三十二处。

1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和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吴德峰、张志让[9]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的胜利是个典型，大胜利，是少数战胜了多数，法国几十万军队被打败了。他在介绍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革命没有两次失败，一九二七年右倾失败，及以后的“左”倾失败，是不能胜利的，不能总结经验。第一次失败，是没有看到朋友会变成敌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第二次失败，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全看成敌人。这两次党内关系也不正常。我们就总结了经验，所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政策就比较正确了。谈到法律工作时说：搞法律工作，专门在法律条文上做文章是做不出来什么的。主要不是靠法院判决和监狱关人，要靠人民群众来监视、教育、训练、改造少数坏人。

同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一月二十七日印发的《阿尔巴尼亚破获一叛国案简况》，批示：“萧华、徐子荣同志：此件值得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请你们研究一下。至于蒋匪帮是否有其布置的人，则更值得注意。谢富治同志如未外出，此件应请他看一下。”

1月3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以弗朗索瓦-贝纳尔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张奚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法国出了一批唯物论者，除了《民约论》作者卢梭及伏尔泰，还有法国的山岳党。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还有你们的巴黎公社，《国际歌》也出自你们的国家；还有《马赛曲》，我从前会唱《马赛曲》；还有你们国家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傅立叶、蒲鲁东。在谈到中法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之间有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第二，使两国间互相往来，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它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他还说：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修正主义苏联。所谓纸老虎，就是说他们脱离了群众。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并宴请途经北京的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李富春、李先念、康生、杨尚昆、伍修权在座。毛泽东说：在中国，苏联专家不撤，自力更生搞不起来。苏联撤回专家，撕毁几百个合同，我们的自力更生就搞起来了。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三年，在三年当中，我们搞出很多东西。我曾经同胡志明主席谈了很多次，要搞自力更生，既不要依赖苏联，也不要依赖中国。要搞农业、轻工业，和初步搞些重工业。这一切要经过很长的过程，尤其是重工业，只能在原料和市场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搞得起来。不然工厂盖起来，有了产品，没有销路。毛泽东说：在中国还有黑暗面，就是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谁战胜谁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1月31日　复信周世钊：“两次惠书及大作两首，另附余同学[10]信，均已收到。寄上2 000元，请分致1 500元赠李先生[11]作医药费，500元给余同学。拙作[12]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俟见面时详说可也。”

1月底　审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第十八次稿（一月二十八日稿）。在“当前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最后一段的开头，加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这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二、第三期合刊发表。

2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

2月3日　阅《人民日报》编委会一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最近主席指示《人民日报》要多发表一些学术文章，抓哲学，抓活哲学。《人民日报》编委会遵照主席指示，进行了初步检查，拟定了几条执行办法。报告提出：坚决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增加学术论文；今年集中力量抓哲学，抓活哲学，并有准备有计划地组织有关哲学问题的讨论；以农业科学为重点，组织自然科学论文；从二月份第三周起，每周增加一个版的篇幅刊登学术文章，等等。还提出请中央批准给人民日报社增调十至十五个较有理论修养的干部。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2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钱学森[13]、李四光、竺可桢[14]谈话两小时，就农业、地质、核武器等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谈到钱学森搞导弹运载工具时，毛泽东说：你们搞了一个一千公里的，将来再搞个两千公里的，也就差不多了。总要搞防御，挖山洞，钻进去，在地下就不怕它了。钱学森说：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毛泽东说：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2月8日　中午，在中南海会见即将离任的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马塔克，姬鹏飞等在座。毛泽东说：谢谢你为中柬两国的友好做了工作。马塔克说，柬埔寨政府已决定从一九六四年一月开始不再接受美国军事、文化、经济方面的一切援助。毛泽东说：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完全独立，在东南亚你们才可以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这是你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希望。最近几年，柬埔寨是过关和困难时期，要谨慎小心，提高警惕，不使政府被敌人推翻。使经济逐步有所发展，使人民感到比过去好些，人民就会积极支持和拥护政府。

2月9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威尔科克斯和夫人，伍修权、赵毅敏等在座。当威尔科克斯谈到新西兰所有的日报都攻击新西兰共产党时，毛泽东说：他们越是骂你们，那就越好。人是骂出来的，真理是错误骂出来的，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骂出来的，辩证法是形而上学骂出来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经过斗争都有发展。古代哲学的发展可以从古代希腊讲起，在中国是从春秋战国讲起的。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的理论家，但是他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同敌人作斗争。他的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结果死得也很惨。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写了一本书叫《理想国》，他发展了唯心主义。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他对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有研究，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形式逻辑。欧洲在中世纪时，对亚里士多德是很崇拜的。在比较近代的德国，康德的老师就是亚里士多德。康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天文学中的星云学说是他创立的。此人还搞了十二个范畴，这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他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说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即客观的辩证法。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孔子、老子等。在谈到社会矛盾问题时，毛泽东说：任何社会无论今天和将来，都是一分为二，总是由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现在，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已经十四年了吗？但是还是阶级斗争在推动我们的社会前进。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毛泽东说：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现在我们用石油和煤炭作燃料，将来煤炭烧完了，石油采完了，怎么办？只有一条出路，用原子能。现在能用来取得原子能的物质即铀，数量很少。将来总有一天要从其他物质取得原子能。现在我们用的机器，在将来看起来，也会像我们现在看过去的石器和青铜器那样，是很落后的。社会是复杂的，一百万年或一千万年以后，还是有正确和错误。社会结构也是分成几百个阶段或几千个阶段前进的。

2月12日　农历除夕，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举办的拥军优属联欢晚会，同首都三万多军民一起欢度新春佳节。同时，接见了出席联欢晚会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的四好连队、四好单位、五好战士、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的代表，以及烈属、军属、复员军人的代表。

同日　阅郭沫若给康生的信和郭沫若书写的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字轴。在郭沫若的信上批示：“退康生同志。请转告郭老，惠件收到，大为感谢。”

同日　苏共中央致信各国共产党，提出要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随后，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决议，对中共“坚决反击”，以迫使中共停止论战。信和决议均不发给中共中央。

2月13日　春节。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开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林枫、杨秀峰、蒋南翔[15]、张劲夫、陆平、朱穆之[16]、陈叔通、黄炎培、许德珩[17]、章士钊，共十六人。毛泽东就教育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在本日座谈会上得知爱新觉罗·载涛[18]生活困难，当即对章士钊说：可以拿我的稿费通过你帮助他，我和他不熟。章士钊表示同意。二月十五日，致信章士钊：“送上人民币二千元，请为转致载涛先生为荷。”

2月15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报告，及拟请中央转发的两个材料（《关于高等军事学院高干读书班学习情况的报告》和《总政宣传部、空政宣传部工作组关于空军几个单位高级干部读书情况的汇报》）和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的目录（草案），批示：“陆定一同志：（一）此件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二）三十本书[19]，大字，线装，分册（一部大书分成十册、八册，小书不分册，中本书仍要分成几册）一事请你督促迅速办一下。希望今年办成。可以吗？你想一下告我为盼。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

2月18日　阅姚仲明[20]关于艾地同苏共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来电，批示彭真：姚仲明报来的艾地与苏共代表团会谈情况及前一次谈判情况，“应迅即转告十一个左派党，以及澳大利亚、锡兰、比利时、古巴、巴西这些左派党。请你急办为要”。

2月23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第七稿，加写：“你们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只是空唤停止公开论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我们现在向你们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的建议[21]，请你们考虑之后予以回答”。并批示：“送康生、陈伯达二同志：看过，有了一些改正，你们看如何？请你们邀几个同志商量一下，开会讨论，是一个好事。”“注意：再印一次，明天下午带来为盼。”二十四日，审阅复信的第八稿，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2月26日　致信金日成，信中说：“如果你们认为适合而又方便的话，我们打算请你及其他几位同志劳驾，在二月二十七日到北京来一次，为的是修改答复苏共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那封信，急于想征求你们的意见，使复信的错误较少一些。因为这封信要在二月二十九日至迟三月一日（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发出，所以这样急于征求你们的意见。此外，还可以谈些别的问题。”

同日　阅黄镇二月二十四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说：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拟三月十五日访问我国，总理意见，十五日来京对我们没有困难。毛泽东批示：“彭真同志：以推迟十五天为好，因为周、陈[22]在三月十五——二十日之间可能有重要会议要参加。”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富马对中国的访问，改在四月四日至八日进行。

2月27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八号楼会见金日成，就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征求朝方的意见。会见时，中国方面刘少奇、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和朝鲜方面朴金喆、金昌满、朴容国[23]等参加。

2月28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同即将来中国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会谈的方针问题。毛泽东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中共同罗党会谈的方针是：第一，在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要求所有发表过文章、做过决议攻击我们党的，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撤销它的决议。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停。但是，为着对罗马尼亚表示礼貌，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文章。过了这个期间我们继续发表。第二，我们答复苏共中央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要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中国之前发出，不要在它在中国期间发出，也不要在它离开中国之后发出。因为我们的答复信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是我们早就决定了的，同罗党无关，这样我们更加主动。第三，对罗马尼亚党和国家应该继续采取加强友好合作的方针，要体谅他们所处的困难地位，要争取同他们共同行动，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2月29日　上午，在钓鱼台十八号楼再次会见金日成，双方参加的人员与第一次会见时基本相同。毛泽东说：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显治[24]，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毛泽东说：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苏共在最近的信中说，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坚决的打击”，我们在等着看。关于“七评”，毛泽东说：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同日　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复信主要谈了关于中苏边界、对华援助、苏联专家、中苏贸易和中苏公开论战五个问题。复信署二月二十九日，于三月一日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契尔巴科夫，五月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3月2日　由毛雷尔[25]率领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到达北京，刘少奇、邓小平等到机场欢迎。代表团带来了乔治乌-德治[26]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3月3日　中罗两党开始进行会谈，至三月十日结束，共进行了六次会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为刘少奇，成员有邓小平、彭真、康生；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团长毛雷尔，成员有波德纳拉希、齐奥塞斯库、斯托伊卡[27]。

3月5日　傍晚，在钓鱼台十八号楼第三次会见金日成，双方参加的人员与第一次会见时基本相同。金日成介绍他昨天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谈话的情况，他说：看来罗马尼亚同赫鲁晓夫是有矛盾的，但是他们思想上还没有准备好，害怕分裂。他们同赫鲁晓夫的矛盾不是属于理论原则方面的，而是由于赫鲁晓夫干涉他们的内政，对他们施加压力引起的。不过现在他们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出面的，采取中立的态度。刘少奇谈了当天下午同罗党中央代表团会谈的情况，说：他们怕在中苏关系方面发生类似苏联同阿尔巴尼亚关系的局面，怕断绝国交、断绝贸易。他们要求我们在十月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前停止论战。他们同意我们复信中的四点建议。毛泽东说：罗马尼亚党现在和过去相比是有所不同。他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但在思想上也有共同的。他们的地理位置没有东方国家好，这对他们不利。他们的贸易百分之四十要靠苏联，这种情况对罗马尼亚是有影响的，这是根本问题。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党，真正反对我们的只不过是十几个，有些党是被迫的，有些人反对中国是为了保护自己。

3月6日、7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会谈的有关事宜，刘少奇、邓小平出席，彭真、康生列席。

3月9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真汇报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提出的延长中罗会谈的问题，决定同他们再进行一次会谈，刘少奇、邓小平出席，康生列席。

3月1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并宴请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们也是不愿意公开争论的，公开争论是他们挑起来的。既已挑起来，就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除非他们公开撤销决议，承认错误，否则总有一天是要回答的。其实你们不要那么着急，这是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嘛！这种公开争论也无关大局，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塌不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除了第一条，后面四条我都跟苏联大使讲了。每一篇文章、决议，我们统统是要答复的。大概还要十年才能答复完，因为他们有两千篇文章嘛。我活不了十年了，我现在的计划是五年计划，五年之后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了，刘少奇同志他们的事情了。总而言之是要答复的。哪有这样的道理，只许你们批评我们，不许我们回答。毛泽东说：我们这次会谈是好的，因为感到双方是平等的，彼此都把话讲出来好，这并不伤害我们之间的友谊。今晚是个团结的会见。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三月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摘登的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来信，批示：“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三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一期《群众反映》。

3月14日　对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批示：“请康生、伯达二位同志看一看，提出意见，或者直接在文本上加以修改。这是一篇老的讲话，没有发表过。田家英同志说要印进一个新的简选本[28]里去，也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印？”

3月15日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首都机场迎接访问十四国归来的周恩来、陈毅。周恩来、陈毅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开始，应邀先后访问了阿联（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从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又应邀到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进行访问。本日，从成都回到北京。到机场迎接的首都各界群众达五千多人。

3月1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访问十四国情况的汇报和讨论苏共中央三月七日对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九日复信的来信。毛泽东说：三月七日的信要答复，但是只简单地答复就行了。主要讲，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没公布，苏共给兄弟党的信也没有给我们，我们不知道你们要怎样的“坚决反击”，要采取什么“集体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怎么会谈呢？他越急，我们越要慢吞吞地踱方步。中国人从来是有耐心的，这个意思可以写在复信里边去。两党来往的信件要考虑发表。我们目前还是继续评论苏共的公开信，现在已经发表七篇文章，再有三篇就是十篇，也就差不多了。以后继续写文章，除了写过去已经定的题目以外，还要就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对苏共的错误提出批评。比方说，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两个是大题目，可以写文章。

3月17日　在中南海会见智利共产党左派-斯巴达克派代表团，康生、伍修权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是左派，是要革命的，希望就在革命者身上，在左派身上。接着，毛泽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经过两次失败走向成功的经验，讲述了自己的一些革命经历。谈到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时，他说：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有很多我还没有看过，只看过少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个几十本也就差不多了，要注意拿书本作为观点来研究事情。书不可不读，但不可多读。读多了，就成为书呆子，不会工作。你们的长处是要革命，有了这一点就有前途。没有革命热情就不行，革命热情是最可贵的。但单有革命热情还不行，还要有实际工作，这就是要与工农接近，要研究整个国家社会。

3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等问题。毛泽东说，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了。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毛泽东又谈到赫鲁晓夫，他说：今年四月是赫鲁晓夫的七十寿辰，我们可致电祝贺，贺电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们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们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

同日　复信华罗庚[29]：“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敬颂教祺！”

同日　复信高亨[30]：“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31]肃此。敬颂安吉！”

3月1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波多黎各学生代表，胡克实[32]、王照华等在座。毛泽东首先向客人了解波多黎各的地理位置、语言和国内情况。在谈到怎么战胜敌人时，他说：一块一块割，一块一块吃，革命的办法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多深奥的道理。在谈到美国要派记者来中国时，他说：我们不要他们来。我们说要解决几个问题才让他们来：从台湾滚出去；在外交上承认我们；在联合国赶走蒋介石，让我们进去。实行了这三条，美国新闻记者可以来，我们的新闻记者可以去。客人说：波多黎各的革命者都对毛主席表示很大的钦佩，无论是对您的著作或者是您的诗，因为您的著作中都说明了中国人民是怎样进行革命的，而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您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您的著作不仅仅适用于中国，而且也适用于全世界。毛泽东说：供你们参考。你们要根据你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去学习外国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抄外国的经验。

3月20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朝鲜外务相朴成哲和夫人，陈毅和夫人、姬鹏飞和夫人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同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得好，又谈得不好。谈得好是在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方面好，谈得不好是要我们“停火”。我们的文章还没有答复完，苏联写了两千多篇，四十几个党不知写了多少批评中国的文章、决议，因此时间要长。我说订个十年计划，我七十一了，只能有五年计划，以后交给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由他们去回答。要培养一批马列主义的能写文章的人。文仗也好，武仗也好，实践中锻炼人。要能打文仗，也能打武仗。要组织马列主义队伍，不仅政治文章要写，而且要各门社会科学都写。中国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过去只有北京搞，各大区、各省都不搞。其实他们有很多力量，可以在各门社会科学方面写文章批判修正主义，现正在开始搞。

3月中旬　审阅《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三月十六日第十稿），在文章开头部分加写：“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为此原故，我们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3月21日　阅李先念三月十四日关于似可同意《大公报》出“经济评论”专刊的来信，批示：“此件送康生、吴冷西二同志阅后，退李先念同志照办。”

3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指示全文如下：“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三年到四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三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的报告[33]，一个是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县委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的报告[34]。请你们研究这两个文件，从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同时批示：“刘、周、邓、彭、贺龙、陈毅、康生、伯达、定一、冷西各同志阅后，尚昆处理。”这个指示于三月三十一日发出。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几天后，毛泽东审阅《八评》（三月二十四日第十二稿），作少量修改。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六期发表。

3月23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并宴请由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团是在苏联访问后来中国的。会见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廖承志、赵毅敏参加。在谈到中国革命经验时，毛泽东说：中国这套经验，在有些国家就不能采取，如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胜利，然后占领大城市。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国、美国也不行，在欧洲好多国家都不行。在亚洲其他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大体上说可以采取。有两种经验，一种是十月革命的经验，一种是我们的经验。谈到国际问题时，毛泽东说：好多国际问题需要研究，我也不大懂，如对阿拉伯世界的认识，在周总理访问前和访问后，我的印象就有所不同。不要说认识外国，即使本国人认识本国，也需要一个长的过程。谈到中苏关系时，毛泽东说：从一九五六年“二十大”起，已经有八年了。我们对苏共也是逐步认识的，吃过他们的亏，发展到目前的状态，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是修正主义做了好事，他们运用造谣、颠覆、挑起边界纠纷、企图控制中国海岸、搞共同舰队、撤专家以及搞公开争论等办法，使我们聪明起来了。现在他们要对我们“坚决反击”，我们在等。还说要采取“集体措施”，我们也在等。我请罗马尼亚同志告诉赫鲁晓夫，我们对他们的几手都已准备好了，不外一是断绝国交，二是断绝贸易，三是撕毁中苏同盟条约，四是开军队从东北或新疆来打我们，占领北京。我们都不怕，你来吧！你有核牙齿，我只有手榴弹。这样一来，他很怕，就哀求说“停战”三个月，我说三天也不行。我们没有答复完，要停止就有一个建议，即要全世界共产党开会，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在谈到日本与美国的矛盾时，毛泽东说：日本的垄断资本可以分成亲美的和不亲美的。不亲美的，既反美也反共、反人民。你们要始终掌握民族独立的旗帜，充分利用日美垄断资本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一部分反美的资本家。

3月24日　下午，应薄一波要求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在谈到一九五九年上海会议上有人提出粮食产量的高指标问题时，毛泽东说：是啊，那时候都反对他们[35]，那个压力才大呢！他们是对的，他们很勇敢，多数人是错误的。真理，一切真理，开始的时候，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总是要受到多数人的压力。在谈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打个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工夫不够，至少四年，不能急。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也大概需要三四年，四五年，才能学到手，也不能急，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有的省今年就要把社会主义教育搞完，太快了，你没有那么多好干部嘛！工业基本建设也是这样，也不能太急，太急了不行。你逼得厉害，他就要弄虚作假。在谈到什么叫拥护三面红旗时，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的。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在谈到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毛泽东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够了。《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

3月25日　将一九四一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36]，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阅，请他们提出意见，准备修改。同时批送陈毅阅。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又批示：“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三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其中关于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一九四五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长沙将文章的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并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五月十二日当天，毛泽东打电话给王任重，要他来长沙阅看这篇文章。

3月26日　阅田家英三月二十五日晚十二时报送的《关于调查工作》[37]一文。田家英在附信中说：“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希望主席再回忆一下。如果能记起在什么地方写的，或者写作前后有什么较大事件，我们便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考订出比较准确的写作时间。”毛泽东审阅时，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阅后批示：“退田家英同志。此文是在一九二九年写的，地点记不清楚。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江西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之后，毛泽东经过再次回忆，在四月十日印发的稿本上，将写作时间确定为一九三○年五月。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访问非洲情况的汇报和讨论中苏关系问题。

3月27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3月28日　晨，到达邯郸。下午，在邯郸听取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陶鲁笳及阴发祥[38]，河北省委负责人林铁、刘子厚及河北省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五个地委的负责人汇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情况，主要由陶鲁笳汇报。当汇报到山西省已经搞了和正在搞“四清”的大队占百分之十三时，毛泽东说：这个好，不要太多了，不要太急了。当汇报到去年十二月以来，全省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公社“四清”进行大队试点时，毛泽东说：面上也搞，公社也搞，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河北、山西的同志说，“四清”并不妨碍生产。毛泽东问：有工作组的大队和没有工作组的大队相比，哪个生产搞得更好些？陶鲁笳回答，有工作组的大队生产搞得更好些。关于普遍宣讲“双十条”，毛泽东说：革命这些年，公开宣讲我们也是第一次嘛！革命革了这么多年，才学会这个办法。几亿人口，几个阶级，把政策交给他们。谈到中央“五反”指示时，毛泽东说：中央“五反”指示对阶级斗争没有那么强调，这是一个缺点。当汇报到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那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说成没有。谈到有人以不能要求“四清”解决一切问题为借口，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时，毛泽东说：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什么明年要搞完。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急了不能达到目的。要讲质量，要搞好搞透。我说的是至少三年到四年，还有“至少”二字，三年到四年是从去年五月算起。别着急，这是需要时间的，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把心安下来。毛泽东还讲到官僚主义问题，他说：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

3月29日　下午，在邯郸继续听取汇报，主要由林铁汇报河北救灾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陶鲁笳也汇报了一些问题。当汇报到自留地减少了时，毛泽东指出：自留地不能太少了。当汇报到灾后农民互助建房时，毛泽东说：农民要合作修房，最好改为砖房，土房顶不住水。当汇报到生产救灾中有相当多的副业单干时，毛泽东说：也许可它喽！集体副业在生产队、大队逐步搞起来，公社是否也可以搞一点，搞多了不行，逐步搞。当汇报到有的省先搞对敌斗争，后搞“四清”时，毛泽东说：贫下中农不起来，就没有对敌斗争的队伍。“双十条”上写的就是先解决内部问题，先组织队伍，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嘛。陶鲁笳谈到“四清”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在起草第二个十条时，就有争论。那时对“四清”强调得不够。我们认为“五反”、“四清”是社会主义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特定的形式，四清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说：对，我赞成你们的意见。第二个十条还可以再修改一次。当汇报到农村支部书记中问题严重的占百分之二十，生产队四不清问题严重的占三分之一时，毛泽东说：我们真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陶鲁笳提出干部是否可以实行选举制，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先从公社这一级做起。毛泽东说：公社干部应该选举，为什么不能选举呀，脱产干部也是选举的呀。汇报中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39]的情况，毛泽东表示要看看陈永贵的材料。下午六时半，离开邯郸前往郑州。

3月30日、4月1日　这两天下午在郑州听取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刘澜涛、陕西省委的李启明[40]、安徽省委的李葆华、河南省委的刘建勋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汇报“四清”和“五反”情况。谈到新的生产高潮出现了，如何领导好时，毛泽东说：第一，肚子要吃饱；第二，觉要睡好。谈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入手时，毛泽东说：现在各地的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的，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谈到“五反”问题时，毛泽东说：看起来，“五反”要搞几年，通过“五反”，一定要搞厂矿、企业、机关的革命化。现在的问题是革命化，还是官僚化？谈到会议多、报表多时，毛泽东说：会议那么多，要想个办法。中央工作会议推迟到五月五日开，开二十天。会后回去做一段工作，八月再开一次。谈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毛泽东说：规定高级干部学三十本书，是不是多了一些？不一定学那么多。读得多了，越读越糊涂。毛泽东这次找安徽、河南省委负责人来汇报，还要解决一个黄河下游的排水问题。河南、河北、山东、苏北、皖北五个地区，由于以前执行以蓄为主的方针，下游各省到处筑坝，改变了河道原来的流向，大雨一来水排不出去，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碱化。毛泽东决定由谭震林召集河南、河北、山东、苏北、皖北的主要负责人开会，解决这个问题。他嘱咐：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再互相“打仗”了。

3月31日　下午，在郑州会见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罗瑞卿、许光达[41]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很坚强。你们的国家包括你们的人民和政府一起，敢于同欺侮你们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你们不接受美国的控制。全世界都注意你们停止了美国的军事援助，把美国的军事援助团赶走。美国人，你越怕他，他就越凶，不怕他也就是那么回事。

4月2日　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下午，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说，湖北计划今年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说：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你们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你们是不是去向群众宣讲过两个十条？你应当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毛泽东还问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指出要少开会，少发文件，少要表格。谈到粮食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村人均留粮标准，是不是要有个杠杠；生产队粮食分配，要有基本口粮。

同日　林克打电话告诉中共中央办公厅：毛主席最近对国际方面的问题比较注意，希望每天能把这方面的文件、资料送来。

4月3日　苏共中央在《真理报》发表苏斯洛夫在二月全会上的报告《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和二月全会关于这个报告的决议。在公布这两个文件的同时，《真理报》发表一篇社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忠诚》。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的重大步骤。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将上述三个文件全文转载。

4月5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中共湖北荆州地委第一书记王玉珍、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谈话，王任重参加。姜一汇报黄冈专区有一千八百多个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大队。毛泽东问：这些大队的生产好不好，为什么这些大队不肯改为生产队核算。姜一回答：这些大队，原来生产都搞得比较好，有一个好的支部书记和领导核心，水利建设搞得比较好，公共积累也比较多，所以这些大队的群众不赞成改为生产队核算。毛泽东指出：将来所有的公社，都要走这个方向。王任重说：去年麻城有一部分队由生产队核算又改为大队核算，被省委通报制止了。毛泽东说：只要群众真正赞成，不要勉强制止。

4月6日　阅陈毅四月四日报送的外交部党委关于机关干部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情况的报告，批示：“退陈毅同志。此件已阅。这样做很好。不知我各驻外使馆，亦有理论学习否？”报告说：外交部机关从一九六三年三月到一九六四年三月的一年中，举办了五期十七级以上干部轮训班和两期十八级以下干部小轮训，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以及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经过学习，理论水平、政策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收获很大。

4月8日　批示林克：“日本代表团，何日经武汉去越南？我想同他们在武昌谈一次话。再问明白为要。”

4月9日　阅罗瑞卿三月十五日报送的关于新疆地区备战方案的报告。报告说：在新疆地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确在加紧制造边境紧张局势，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做好应对其进攻的一切必要准备。关于备战方针：根据主席指示，新疆地区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一是经济问题，二是政治问题。只要把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再加政治上挂了帅，依靠劳动人民群众，新疆地区就更加巩固了。这是防止和战胜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发动武装进攻和进行颠覆活动的根本保证。在军事方面，我们必须贯彻积极防御、后发制人、准备持久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批示：“退罗瑞卿同志，照办。”

4月10日　下午，在武昌再次会见由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王任重、赵毅敏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看了苏联的材料[42]吗？没有新的东西。我们只批评赫鲁晓夫一个人，他批评了我们七八个人。有我，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还有刘宁一、刘长胜、陶铸和陈毅等同志。他这一炮放得不响。他还要采取“集体措施”，还要开会。我们准备起草一个提纲，在中苏两党会谈中提出来，准备作为世界共产党会议的一个决议草案。单靠我们一个党是不行的，如果有日本、印尼、朝鲜、越南等党参加起草就比较好。公开论战首先是对国内的党有好处，使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员和干部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共产主义；其次是国际上的。要感谢赫鲁晓夫去年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这使我们好办了。在七月十四日以前，我们也不好公开批评他们，只能指桑骂槐。公开论战是他们自己挑起的，现在他们又很害怕公开论战。我们敢于发表他们的文件，他们则不敢。对他们四月三日发表的苏斯洛夫的报告，我们要发表，要替他们广播。至于国际会议，我看几年之内开不成。开分裂的会，还不如不开。维持表面上的关系，比在表面上搞破裂要好得多。一九六二年八月，我们讨论了党的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十中全会，发表了全会的公报。那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在国际问题上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有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看中国不能尽看好的，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这是次要的一面，但不可忽视。

同日　下午，离开武昌，次日晨到达长沙，住蓉园。王任重同行。

4月13日　下午，在长沙蓉园召集邓小平、康生、王任重、张平化、吴冷西开会。毛泽东说：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43]要修改。这个贺电应该争取在苏联发表，使他能够发表。要使右派看了，也感到我们不是不愿意团结的。如果他登，就打乱了他的计划，不登也就输理，这是又团结又斗争。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右派，赫鲁晓夫还是比极右派好一点。贺电写的内容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问题，可以说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这个“一旦有事”，是指对赫鲁晓夫不利的事情，而不是讲别的。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这次他们发表二月全会的报告、决议，看起来形式上似乎气壮如牛，但内容很虚，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真是色厉内荏。原来在北京定稿的那封复信，少奇同志建议要推迟发表，这个意见好。因为现在他们二月全会的文件公布了，情况变了，所以要改写后才能发。《九评》、《十评》要抓紧，之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题目我在北京讲了一些，你们再想想看，还有什么题目。毛泽东请邓小平转告周恩来，中苏贸易谈判，要减少进口苏联的东西，要坚持顺差，否则我们只还账，用我们出口的物资来还账。如果他们不要，那就把账挂起来。但是，我想他们还是要我们东西的，这是还账。不进口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要的你不给，我不要的你给，我何必要进口呢。

4月14日　下午三时半，在给赫鲁晓夫的生日贺电（第一方案[44]）上批示：“此件好。略有增改，请酌定。再印七份，立即发给我们四人和陶王张三人。下午五时开会通过。”毛泽东将贺电稿开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改为“亲爱的同志，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在贺电末尾，加写：“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五时，毛泽东在蓉园召集邓小平、康生、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吴冷西讨论贺电。毛泽东表示基本上同意第一方案，他说：还是稍为多说一点的比较好，不要太潦草，因为我们是把这个当作重要的策略步骤来看待的。

4月15日　下午，在长沙会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丁西林[45]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的胜利是一件大好事。非洲只有你们一个国家是打出来的，你们给非洲树立了一面旗帜。现在你们重新干起，白手起家。我相信帝国主义做过的事，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人民也能做到。第一条，我们人多，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总是占多数；第二，在这些人里面，总有比较好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不会的可以学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走过来的。现在在我们党内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有许多党员挂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好多干部也是这样。

4月16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祝贺七十寿辰的电报发出。贺电说：“亲爱的同志，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和长寿。”“我们坚决相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要求，由于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要求，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从长远看来，总是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的。”“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同日　晚上，在长沙蓉园与陪同刚果客人从北京来长沙的周恩来谈话。随后，和周恩来一起会见刚果（布）[46]特使安托万、刚果（利）[47]非洲团结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张平化等在座。在谈到黑人遭受侮辱时，毛泽东说：只有压迫人的人，才是低贱的。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大陆，压迫人、杀人的人和政权才是低贱的。谈到卢蒙巴[48]因为没有掌握武装而被杀害时，毛泽东说：卢蒙巴并不是没有群众，很多人拥护他，他就是没有武装。要接受教训，要把自己武装起来。什么叫政权？主要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什么叫独立？就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独立。什么叫自由？自由也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自由，人家就要压迫你们。什么叫平等？没有军队，谁同你们讲平等，美国人不同卢蒙巴讲平等。当安托万对中国的支援表示感谢时，毛泽东说：你们在那里反对帝国主义，削弱帝国主义一份力量，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好处。所以，我们不把你们的事业只看作你们的，而是也看作我们的事业。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你们有权利得到我们的支持。中国人民不支持你们，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者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

4月18日　晚上，离开长沙。次日到达南昌。

4月21日　在南昌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49]、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50]谈话。毛泽东询问江西的工业情况后说：一九六二年我到南昌时，白栋材同志说工业上还没有一个章程，他替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工业搞了十几年，到底怎么个搞法？在杭州时，林乎加同志曾要我按延安整风的办法，讲他几篇。现在有了“双十条”、“六十条”，全党各级干部、各阶级都有了个章程。在谈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要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谈到教育改革时，毛泽东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

4月22日　离开南昌。次日到达杭州。

4月24日　阅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报第一至八期，批示：“汪东兴、林克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后，退毛。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五月会议[51]一谈。”会议简报反映的是：与会代表的构成以及他们参加会议的心情、所抱的态度和提出的要求；五个地区分组讨论阶级路线问题的情况；各地区代表参观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会受到的阶级教育的情况；分组重点讨论党和贫下中农互相依靠问题的情况，等等。

同日　阅中共公安部党组关于调查处理一个劳教分子问题的情况报告，批示：“刘、周、邓、彭阅。这个材料可以一看，看后退回徐子荣同志。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

4月25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并宴请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和中央委员奥克，谢富治、江华、霍士廉、林乎加等参加。毛泽东说：一九六○年，赫鲁晓夫为什么那么急于要对中国党进行突然袭击呢？这是因为他感觉到存在危机，看见一个党不那么听他的话，于是就急于要扑灭这个火花。但是他的压力不灵。接下来又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等这一套，又不灵。在一九六一年就搞二十二大那一套。看来修正主义猖狂的高峰是在二十二大，以后就走下坡路了。去年我们发表了六月十四日的信，他就来了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我们发表了七篇文章，他就作出了二月十四日的决议和以苏斯洛夫名义发表的报告。他本来是不想发表那个报告和决议的，但我们却要他发表。我们的办法就是写一篇文章，即《八评》，这样就逼迫得他把那决议和报告发表了。对苏联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评论完，大概还有两三篇。然后再写几篇评二月十四日的决议和报告的文章。在这之后就可以研究你提出来的问题[52]。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也是经过了好几年的准备和考虑，才逐步地看透了他们。事物在没有充分暴露之前，人们不能懂得它的本质。

4月26日　审阅为发表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报告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按语稿，批示：“康生、冷西同志：按语看过，很好。可在今日广播，明日见报。”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按语，和苏斯洛夫的报告、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决议、《真理报》的社论。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这个按语，发表了赫鲁晓夫最近期间的反华言论。

4月28日　同江华、霍士廉、林乎加、谢富治谈话。首先听取谢富治汇报服刑人员的劳动改造问题。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是重人还是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做人的工作，就是不能压服，要说服。接着听取中共浙江省委汇报工作。林乎加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六十条”对社办企业的劳力投入的限制有问题。毛泽东说：是否“六十条”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如果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生产力终究会突破的。霍士廉说，群众赞成生产队核算，但大队可以办点企业，搞点积累。毛泽东说：看来基本核算单位要扩大一些，生产队平均十七户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但马上改变有问题。江华、霍士廉说：自留地解决养猪饲料，不能算口粮。毛泽东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浙江还有恢复蚕桑、桐油、茶叶的问题，要订出计划。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搞得慢一些，我们是全国最慢的，以公社来算我们试点的只占百分之五。毛泽东说：那不要紧，你们经验还不足。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百分之五，“五反”还只进行了百分之三，“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谈到机构庞大时，毛泽东说：因为不打仗了，太平世界机构庞大，一打仗人也就不愿意集中在一起了。过去延安机关两万多人，胡宗南一进攻，中央就分了两部分，我们留在陕北的只有几个人，我、总理、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五个人，工作了一年。

4月30日　审阅修改康生、吴冷西四月二十九日报送请毛泽东定稿的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53]，批示：“康生、冷西同志，并请告中央常委各同志：同意这封信，只在第七、八、九页上，作了一点增改。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毛泽东对复信稿作多次修改，加写了四段话：“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怎么能够开好呢？有什么话好说呢？还不是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吗？或者是从此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吗？难道你们决心要公开分裂吗？”“同志们，我们是反对分裂的。在你们扬言要抛出的法宝统统都抛出来之前，在双方的论点和意图都弄清楚之前，在准备工作充分做好之前，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国际会议只能导致分裂，我们是不能同意的。”“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十月举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现在没有第三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没有第三国际组织那样的有权召集国际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允许由任何一个党或几个党，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样做是非法的，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的。对于这点，你们、我们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知道的。如果苏共中央一意孤行，悍然不顾我们和很多兄弟党的劝告，一定要召集一部分赞成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的党，急急忙忙地开一个这样的会议，把它当作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话，那么，你们就将处于被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大声斥责的地位，你们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而把你们标榜的所谓团结的旗帜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你们愿意干这种事吗？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五月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审阅康生、吴冷西四月二十九日报送请毛泽东定稿的中共中央给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的复信[54]（草稿），批示：“康生、冷西同志：同意这封信。”复信说：像你们要求的那样，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或者由中共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注意到，你们党的四月中央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立场的声明。你们一面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问题上，参加了公开论战的行列。请问，你们这样做，把你们自己放到一个什么地位上了呢？我们在最近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概括了我们关于公开论战的意见，也回答了关于召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会议的问题。为了使你们更清楚地了解我们的立场，随这封信附去我们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共中央愿意重申，我们将一如既往，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为加强中罗两党、中罗两国和中罗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作不懈的努力。

春　作《贺新郎·读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5月2日　从杭州到达上海。

5月7日　下午，在上海会见由议长塔德·西里乌尤蒙西率领的布隆迪王国国民议会代表团，郭沫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非洲独立国家的朋友们！对于非洲国家，只要它反对帝国主义，坚持民族独立，同人民保持联系，我们都是赞成的。谈到中国情况时，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知道得很少，也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经过十四年，才取得这些经验。现在，我们基本上走上了轨道，但是还有很多困难，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

5月8日　在上海会见以姆库贾·苏莱曼[55]为首的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设拉子青年联盟代表团，王照华在座。

5月9日　下午，在上海会见由内政部部长奥廷加率领的肯尼亚政府代表团，陈毅、曾山等在座。奥廷加说：毛主席的名字全非洲都知道，甚至有许多小孩都取了主席的名字。毛泽东说：非洲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过去不同了，不仅和十年以前不同，就是和几年以前相比也不同了。非洲的独立解放运动进行得很好，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各国的情况不同。还有外国军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完全独立需要一个过程。可以看到，事情肯定要发展的，世界人民独立解放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你们要训练自己的军事干部。不仅要有自己的政治干部，而且在军事、经济、文化方面都得有自己的干部。我们国家情况和你们的不同，军事干部不缺，全国解放以后经济方面的干部就很不够了。

同日　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提出准备从北京来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等，毛泽东表示同意。

同日　离开上海。

5月10日、11日　先后在停靠南京、蚌埠的专列上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由李富春主讲，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陈伯达等补充，江渭清、谭启龙等参加。汇报到人口问题时，毛泽东说：一九七○年人口将要增长到八亿，这是个大问题。汇报到工业生产指标时，毛泽东说：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当然，重工业本身还有个相互关系的问题。汇报到基础工业和交通同各方面还不适应时，毛泽东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汇报到建设四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时，毛泽东说：要注意种好十六亿亩，在此基础上建设四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实行点面结合，这很对。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农村劳动力过剩，城市人口再下乡，怎么办？要靠多种经营，精耕细作。汇报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各方面要求上项目的势头很大时，毛泽东说：横直被没有钱挡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建设也有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将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汇报到国家技术政策时，毛泽东说：技术政策很要紧。汇报到要逐年减少粮食进口，增加新技术进口时，毛泽东说：很好，必须从明年起就这样做。汇报到国防建设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小而全，小而不全比大而不全好，大而不全就要浪费。并且小咧，就有可能比较全。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原子弹要有，但是搞起来也不会多。搞起来只是吓吓人，壮壮胆。有点远程导弹也好，搞起来后，也有可能我们也不用，敌人也不用。坦克我也不那么希望。

5月12日　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到“六十条”、“双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起了很大作用时，毛泽东说：“六十条”、“双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力量呢？因为它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改善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把力量组织起来。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时，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全国各级有工会，就是没有农会，我赞成省一级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也要有一部分中农的积极分子参加，使他们感到也有他们的份。湖南就是这样开的。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在讲到划阶级有必要时，毛泽东说：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汇报到工业、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技术。至于农业，我们要靠陈家庄和大寨。汇报到学习好的典型时，毛泽东说：对于好的典型不能完全推行，要看具体情况。汇报到读书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被书迷住了，我这一辈子想把二十四史都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旧唐书比新唐书好，南史、北史又比旧唐书好些。明史看了我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特别是后期当上进士的，就没有一个干好事的。

5月13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到对政治挂帅虽然提倡了多年，但工交系统和地方实际上都没有抓起政治工作时，毛泽东说：也不要完全相信什么事一提倡，就能搞好。比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不是提倡了很多年吗？大家口头上也都讲，但演起戏来，还是帝王将相，不下农村，不到工厂，写小说，写诗歌，画画，也是一样。现在要分期分批地把他们赶下去。当讲到职工中也要划阶级时，毛泽东说：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如果只按出身，那末马、恩、列、斯都不行。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下生活、工作，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要有知识分子。汇报到搞了九个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毛泽东说：提交会议讨论，先试行嘛，不灵，再改。在这个问题上，要感谢王鹤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要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都成立政治部。当讲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有政治上强的懂事的人作领导。真正认真抓，是去冬今春。点面结合，准备搞四到五个冬春。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标准是什么？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是由懒而来。

同日　下午，回到北京。

5月15日一6月17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农业发展规划和当前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56]，建立各个系统特别是工交系统的政治工作和财贸方面的问题。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线建设、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反修防修、关于军事方面的战略方针、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

5月1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康克清、罗琼、陈荒煤[57]在座。毛泽东说：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意识形态未改造，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还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是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在谈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时，毛泽东说：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

5月17日　阅邓小平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安排给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报告说：拟于明日上午九时开第一次会议，由富春、震林作说明，以便各小组开始讨论（先讨论农业农村问题）。如你们不能到，拟请恩来同志主持。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代表团和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刊物《红旗》代表团，伍修权、赵毅敏、陈浚[58]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有人说，我们是种族主义者，这个说法不对。你们是欧洲人，是白种人，蒋介石是黄种人，如果我们是种族主义者，为什么我们不团结蒋介石而要团结你们呢？可见，不是以种族为标准，是以阶级为标准。你们那里也是分阶级的，有工人和资本家。资本家爱工人，是为了在生产中剥削工人。中国完全现代化，大约要到本世纪末。我们中国的情况还不是那么很好。工业的发展比意大利和奥地利都差，农业也不如你们。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谈到打仗问题时，毛泽东说：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人们说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们用恐怖的杀人办法，逼得我和许多同志向敌人学习，蒋介石可以拿枪杀伤我们，我们也可以拿枪杀伤他们。我讲一点经验。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这就是说，要对一个国家的情况了解清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外国的情况，不可能每人都了解，就是对本国的情况，也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对我们的党来说，经过了大风浪大反复。革命形势高涨了，跌下来，革命遭受了失败。失败了，革命形势又高涨起来，革命又再一次遭受失败。从痛苦的经验中，我们才制定出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路线和政策，这是到了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有些人说，革命不费吹灰之力，弹一弹手指头就行了。没有这回事。当然，敌人是可以打倒的。所以，我们说，整体上应当藐视敌人，具体政策上、每个事变中要很小心谨慎，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说：意大利不是有“结构改革论”吗？单是结构改革是不行的，整个结构要打倒。所谓结构，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保卫经济基础的。为了变革经济基础，先要推翻上层建筑，主要是国家政权。生产关系不改变，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生产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劳动者，是工人和农民。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就要推翻上层建筑，改革是不行的，要革命。革命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是由天文学上的用词变来的，意思是变换位置。

5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阿布德一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人口很多，解决吃饭问题是个大任务，还要解决穿衣、住房问题。我们计划用五个或七个五年计划，大约三十五年的时间，就是到本世纪末了，来解决这些问题。到那时我已经见上帝去了。当谈到伊斯兰教时，毛泽东说：我国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大约有四千万人。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是世界上的三大宗教，我们的政府和科学研究机关还没有加以研究。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是不能因为我们是无神论就认为宗教不存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是个客观存在，应该加以研究。周恩来说：准备成立三个研究所来研究这三大宗教的历史和现在情况。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出席阿布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答谢宴会。

同日　阅宋任穷五月十三日报送的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报告，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请阅。阅后印发工作会议，予以讨论。”报告说：辽宁省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把培养接班人看作是能否好好把住江山的大事来抓。他们提出了农村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东北局准备在全区各级党组织中再次提出加强教育青年的问题，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意义，并在进行过系统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顿过党组织的地方，帮助党支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办法，对培养接班人做出规划和安排。

同日　阅田家英五月十五日报送的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起草的《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第一稿），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请阅。阅后即印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并确定下来。”六月二十四日，田家英将根据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的条例草案和中央关于印发这个条例草案的指示稿一并送毛泽东审阅，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同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

5月25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秘鲁共产党（马）学习代表团和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学习代表团。谈到军事斗争时，毛泽东说：打仗，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更重要的是政治，包括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等，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谈到信教问题说，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5月27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59]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基础工业）和后方了。

5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主席维尔多约和夫人等。谈到蒋介石集团时，毛泽东说：现在他们在台湾，我们还是主张同他们和谈，但他们不干。虽然他们不干，我们还是推动他们。台湾主要是美国人在控制。

同日　阅五月二十七日《参考消息》以《号召击败美国对南越的侵略，并揭露赫鲁晓夫和美共领导的两面手法》为题刊载美国《锤与钢新闻通讯》（四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摘要。文章说：美国在南越有大批的武器和军事部队，正在那里发动反人民的野蛮的侵略战争。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言不由衷地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越，但他们同时又称赞约翰逊总统是爱好和平和合乎情理的。这种两面派的政策是说明修正主义投降行径的又一个例子。美国共产党领导附和赫鲁晓夫的路线。他们一方面假装同情受到侵略的人，一方面又称赞那些侵略者——约翰逊政府。毛泽东批示：“陈伯达同志阅。这是一篇好文章，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了一个大问题。”

5月　《毛主席语录》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一九六四年，在全军掀起了一个新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

6月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意大利参议员维托雷利和驻香港商务专员圣覃尼罗，卢绪章[60]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提出在中国办个意大利展览会的建议很好，经济来往的正常化可以为两国的外交关系的建立打下基础。当维托雷利问到将来蒋介石能不能像过去那样，作为一个党的头目回来时，毛泽东说：如果他愿意，可以。他可以留在台湾，我们也不去。他可以当省长，但不是国，是省，不能和其他国家有外交关系。毛泽东说：美国和中国现在没有外交关系，现在他们要我们先派新闻记者去，然后他们派来，我们不干，先把大问题解决了，然后解决小问题。我们和美国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没有这个问题，其他好解决。

6月3日　阅李雪峰五月三十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会上的发言记录。李雪峰的发言中说：今冬明春的一批“四清”，是华北地区“四清”的第一次大决战，是搞好今后“四清”的关键性一仗。干部蹲点，参加“四清”运动，各行各业都应当认真实行。文教、财贸、工业交通等战线的干部，除了参加“五反”以外，都应当有计划地下乡参加一下“四清”。最好搞一期，蹲点五六个月。失掉参加这场革命斗争的机会是很可惜的。毛泽东批示：“此件送吴冷西同志一阅。阅后退我。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期间，在北京农村地区，或天津郊区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间或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并成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一个冬春，参加城市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

6月4日　阅林彪报送的他五月九日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林彪的谈话说：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部队文艺工作必须紧密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文艺工作的关键还是要抓创作，搞好创作要做到领导、专业人员和群众的三结合。领导上要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文艺工作者要搞好创作，必须有学习毛主席著作过硬、深入生活过硬和练基本功过硬这三过硬的功夫。革命的文艺要有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者不是混合，而是化合。毛泽东批示：“江青阅。并于六月五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6月8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二十几天，我头一次同大家见面。但是，材料（指简报——编者注）努力看，看了一半。有很多好东西，如社会主义教育，“四清”、“五反”。还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你（指刘少奇——编者注）讲的，是总结地方的吧？我过去在郑州讲过把榨油厂搬到农村去，但没有现在这样的办法，没有现在这样清楚。当刘少奇谈到两种教育制度时，毛泽东说：要自学，靠自己学嘛。萧楚女没有上过学校，他能写很漂亮的文章。大学的讲义，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和研究。老师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材料不只发一面的，正反两面的都要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要有实验，要有工厂。过去就是闹概念，要花一笔钱搞实验，搞实验工厂。当刘少奇谈到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交枪的教训时，毛泽东说：他们有点像我们在大革命时期一样。当时我们领导的上海、广州、武汉产业工人一百多万，还有几千万农民进了农民协会，当时有很大的农民协会，工人半数以上都在工会。工人、农民都向我们要办法，就是我们没有想到夺取政权，天天闹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示威游行，就是没有准备国民党会解除我们的武装。当时工会有纠察队，有武装，农民协会也有自卫队，有的有枪，有的只有红缨枪。那样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当时就是没有准备资产阶级会叛变，没有想到会一下子失败。这是教训。现在这是又一次，对赫鲁晓夫开始我们也没有准备他变。当刘少奇谈到要想想我们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不注意一定会出时，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还有陈伯达调查的天津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吗？当周恩来、彭真说下面被敌人掌权的不少时，毛泽东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四不清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毛泽东说：有意包庇坏人的就是坏人。当谈到美国是否扩大侵略南越时，毛泽东说：我们要注意研究南越的游击战争，他们只有一千几百万人，没有我们一个省大，游击战争搞得那样好。难道我们就不行？假使敌人占领我们的地方，怎么办？沿海各省要搞些手榴弹、炸药厂，军工厂，讲了几年了，都没有搞起来，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运去。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嘛！当康生提到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毛泽东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当陶铸、李雪峰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毛泽东说：那没有东西嘛！当康生谈到《光明日报》有两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不知主席看了没有时，毛泽东说：看了。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讲阶级调和嘛！毛泽东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十二日闭会恐怕不行，开到十五日，再搞一个星期，请少奇同志讲一讲反修斗争的形势和发展前途，并且议一议；一般的国际形势请总理和陈毅同志也讲一讲。我看，中国这个党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修正主义比较难一些。我国七亿人口，工业不发达，比较落后，但比苏联民主。他们不仅在国际上搞父子关系、猫鼠关系，而且在党内也是这样。当刘少奇说中国是七亿人口的大国，出了赫鲁晓夫，要各省都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时，毛泽东说：我看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还有个问题，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搞快一些，但不要毛糙，[61]只有那么些钱呀，地方的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心了。

6月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一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是你们的兄弟。你们也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反对帝国主义的各国人民和政府，我们一贯支持和尊重他们。你们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艰苦斗争，我们也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决不会放过我们，也不可能不打我们的主意，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革命力量是可以发展的，敌人是可以打倒的，这两条真理已经为无数革命事件所证实。我们主张平等待人，你们看得起我们，我们很感谢。我们大家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交换意见和看法。只要不受帝国主义控制，事情就好办。

6月1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并宴请由中央书记格里巴率领的比利时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修正主义非常软弱，主要的表现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辩论文章，而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停止公开论战。你有真理，干吗要停止公开论战？赫鲁晓夫只剩下两张王牌了，一张是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一张是所谓集体措施。如果他们实行断交，我们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毛泽东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头脑如果不清楚，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分子就会混进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我们不搞“五反”、“四清”，不搞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过十年，在中国准要出修正主义。我看，不是十年，就是二十年，准要出来。现在，我们国家还落后，再过十五年，将像个样子。

6月1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在刘少奇提出既然苏联搞了四十多年都可以出修正主义，列宁的党可以变质，那末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将来也要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后，毛泽东说：如果不注意，准出。注意了也可能出，出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无非是闹那么几个月，或者几年，或者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又要走向反面。这个修正主义它不做好事的，脱离群众的。要准备出，若干年之后出来怎么对付，现在就要想一想。斯大林是长期抹煞社会矛盾，反对讲社会有矛盾，强调一致，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一致的。我们就鉴于这个教训了。要公开地发动群众和广大干部来认识这个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搞的这种“五反”、“四清”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抓理论，还要抓文艺。比如唱戏，就是没有改革过来，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搞“四清”和“五反”，用什么办法？是干部跟群众结合，还是只是干部搞一搞？没有群众就是不行。不随便抓人，不随便开除党籍，不随便杀人。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就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议。会前接见了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合影，还同代表中的著名先进人物交谈。

6月14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和他率领的政府友好经济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在座。毛泽东说：现在非洲的问题是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独立。我们都要反对外来干涉。我国现在正在进行建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来说，要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也要几十年。如果我们几十年能赶上，就算很快了。我们要有信心。有人说有色人种不如白种人，我看，他们不对，有色人种觉醒起来之后，可能还要做得更好一些。毛泽东还说：我们派出去的人，可能有不好的。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改正错误；如果不改，就调回来。

6月15日　下午和晚上，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北京西郊射击场等场地观看北京部队、济南部队“尖子分队”和民兵的射击、部队的捕俘等项汇报表演。毛泽东说：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在观看半自动步枪快速精度射，四名射手都是四十发四十中时，毛泽东说：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当了解到没有那么多子弹时说：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嘛！当杨勇汇报说每个军种、兵种，每个战士，都要有自己一套过硬本领时，毛泽东说：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他还提出：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连队人数一定要充实，人少就合并，也要充实。部队要学游泳，要学会在江里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又说：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想多一点，想尽。

6月16日　下午，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先后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羊坊继续观看北京部队、济南部队的汇报表演，包括反空降、设置水陆障碍、炮兵和坦克部队的表演。看表演之前，毛泽东在水库游泳，对女运动员说：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够办到的事，女同志一样能够办到。[62]昨天我看了山东的女民兵打靶，打得很好。在观看表演期间，毛泽东详细询问装甲部队的装备、训练等情况，看到坦克部队射击时说：坦克受地形限制很大，有些地方不能用。打仗主要还是靠步兵，靠什么地方都能走的，武器靠背得动的（拖、拉、人扛）。当杨勇谈到坦克是一个兵种，这种武器还是要用时，毛泽东说：不是不要，是不能只指望这个。

同日　下午，看完部队的汇报表演后，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毛泽东说：今天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抓军事，一个是培养接班人。第一，地方党委要搞军事。省委第一书记都兼省军区政委，但多少年来太平世界，成了空头政委，一旦发生战争就会手忙脚乱。各大区、各省要作计划，包括民兵、修械厂、军工厂等。各省要搞民兵，要搞地方部队，省、地、县都要搞。不要靠中央，不要只靠几百万解放军，这样大的国家，这样长的战线。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组织，就是有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有战士，有班长，有排有连，有兵有官，现在还不落实。政治，就是要做政治工作。军事，就是要有手榴弹、手枪，有轻武器。趁和平时期，要搞点枪，最基本的是每省要搞一个兵工厂。第二，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最后说：我想得不完全，你们开会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

6月1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在中国工作四年后即将回国的桑给巴尔专家阿里和夫人。毛泽东感谢阿里对中国的帮助。在谈到非洲人民的斗争时，毛泽东说：过去十一二年，从一九五二年埃及推翻法鲁克王朝起，非洲的变化是很大的。根据过去这些年的情况，可以说，在今后十年会有更大的变化。在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说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很有一些人听得进去两个中间地带的说法。这个话不是现在才讲的，一九四六年就讲了。那个时候没有分第一、第二，只讲了中间地带，讲苏联同美国之间是中间地带，包括中国在内。那时美国代替了德、意、日，想控制世界，它的目的是侵略中间地带，不是打苏联。反苏是个口号，是烟幕。与现在反华的性质一样，其目的是要整个中间地带，以反华为口号。

6月1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提出批评。他说：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现在，要到报社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下，也同新华社的同志讲一下。《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反修宣传是有成绩的，但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时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开办时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搞理论工作，据说是怕犯错误，要报上登的东西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还说这是学的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二十三日，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编辑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

同日　晚上，观看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南海长城》，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彭真、贺龙、杨成武、刘志坚[63]等。

6月2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英国前坎特伯雷教长休勒特·约翰逊和夫人，宦乡[64]等在座。毛泽东称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对他们一九五二年访问中国后在反细菌战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关于细菌战，毛泽东说：凡是相信自己是受到人民拥护的、相信他们的阶级是长命的人，就不会搞这一套。过去我们的敌人，例如在朝鲜，空军和地面部队的火力不知比我们强多少倍，但他们还是要搞细菌战，结果也没有保住美国不失败。

6月23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龚澎[65]等在座。当客人谈到拉丁美洲的报纸受美国通讯社影响，经常制造一种气氛，说中国要挑起战争或准备战争时，毛泽东说：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中国历史上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都不是我们打到外国去，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的。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到现在，我们搞建设只有十五年的时间。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做到的，至少要几十年的工夫。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和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布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我们没有占领美国的什么岛屿，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中国。我们把美国的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但是，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

6月2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国务部长让-马里·科奈率领的马里政府代表团，刘少奇、陈毅和夫人、李先念等在座。当科奈问毛泽东是否准备写回忆录时，毛泽东说：历来中国人没有写回忆录这样的习惯，中国人喜欢写历史。我们正在组织写中国近百年史，写近百年通史，即综合性的历史，还在写近百年的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和艺术史。也有一些人提议写党的历史，写党史还没有布置好。当陈毅说中国历史书里也有一些个人传记，我们这代人还没有想去这样做时，毛泽东说：自己不写，死了，别人来写，这是中国历来的习惯。你们大概知道中国有一个孔夫子、有一个秦始皇吧？这两个人就是这样的。秦始皇，历来说他不好，但是最近这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给他翻了案。孔夫子，历来说他好，也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孔夫子的一套教条推翻了。可是孔夫子阴魂不散，有喜欢孔夫子的，现在给他翻案。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的人物。他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等，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超过他的。可是他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的就是两条：杀多了人，杀了四百六十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一行，贺龙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共同对敌。中国要做好援越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越南北方，中国军队就以志愿军的形式开过去。你们对各种可能也要做准备。还有一个怕不怕美国的问题，你越怕，它越欺负，你越不怕，它就越不敢任意欺负。现在在南越和老挝，敌人军事上还占有优势，问题还不好解决。几年之后，革命力量越打越大，反革命力量越打越小，问题才能在较好的条件下解决。重要的是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对中国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批评，他说：中国的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我们的保健工作，学了苏联的，把专门的医生变成不专门的，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不好，要改。

6月25日　晚上，和朱德、彭真、聂荣臻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歌舞团演出的大型革命历史舞剧《义静烈火》。

6月27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五月八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草稿。报告说：今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了有二千多人参加的迎春晚会。部分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引起了群众不满。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全国文联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二十多天进行整风。这次整风认为，文艺界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各单位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组织作家艺术家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有些刊物对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的作品缺乏热情，登得很少，却登了不少脱离时代、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东西，甚至还发表了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坏东西。（二）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力的宣传。对好作品发现和肯定得不够，对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很少进行批评，甚至还宣扬了错误的理论。（三）在文艺队伍方面，忽视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忽视了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长期性。报告提出了改进的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批示后，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及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

6月3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马里发展部部长塞拉·库亚特一行，周恩来、方毅在座。毛泽东说：马里发展经济，可以从轻工业、农业开始，以便积累资金，解决吃、穿、用的问题。但是一定要有重工业，没有重工业，经济就不能独立。派到外国的留学生不要都学文学和社会科学，要学技术和理科，培养干部，应该要有自己的工程师和技师。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合作。不要忧愁困难和落后，困难和落后人们是可以克服的。

6月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提出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7月2日　下午，同周恩来、彭真、贺龙、杨成武等谈军事战略问题。毛泽东说：看了北京部队、济南部队的尖子分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战略问题，你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各省要搞兵工厂，先搞修理，再搞制造。有事不能靠中央和军委，各省自己管自己，那时中央顾不了。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我讲每省搞一个兵工厂，有的也不一定每省搞一个。要搞好地方武装，民兵要搞好“三落实”。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中央总书记彼得罗·瓦斯盖斯，伍修权等在座。在谈到美国看起来势力很强大，有原子弹，但是是纸老虎时，毛泽东说：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胜利之前，美国有十几万海军陆战队驻扎在上海、青岛、天津、唐山、北平，或是以此作为根据地，或是临时驻扎过。但我们一打这些地方，他们就跑，连接触都不敢接触。甚至蒋介石的军队还未跑，他们就先跑了。驻青岛的美国人更滑稽，我们逼近青岛后，他们天天来侦察，看我们哪一天攻城。后来他们知道我们几天之内要占领这个城市，就马上跑掉。陆军跑了还不算，海军本来在海面上，何必跑呢？他们也都跑了。这是因为美国人懂得中国人多，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得很厉害，人民解放军不怕死。可惜古巴人口少，地方小，要不然，我看关塔那摩的美国人也要跑。所以，不管势力多大，只要是脱离群众的、反对革命的，势力多大也总要倒台的，都是纸老虎。当然，革命积蓄力量需要时间。整个拉丁美洲的解放需要时间。毛泽东说：要做调查研究工作，调查一个或几个乡村、一个或几个工厂、一个或几个城市的情况，要亲自调查，间接的材料往往是不可靠的。下乡调查要同农民交朋友，才能调查到真实的情况。不同工人、农民交朋友，革命就搞不起来。

同日　晚上，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演出的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一同观看演出的有陆定一、罗瑞卿等。

7月4日　阅本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北京市怀柔县北宅公社一渡河大队党支部热情培养、放手使用优秀青年干部的报道，批示：“吴冷西同志：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要是真实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这个问题，报社和通讯社应当讨论一下。并与各省、市、区联系，要他们也一样做。”“此件并送彭真、安子文、定一、瑞卿四同志阅。”这篇报道说：几年来，一渡河大队党支部提拔了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干部十七名，有的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也着重在青年中接收新党员。老干部注意对他们进行具体培养，放手使用，热情帮助，严格要求，结合工作随时随地帮助他们不断提高。

7月5日　从本日起几次召开会议，逐段讨论修改《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将标题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有一句话“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毛泽东将“相当长”改为“很长”，并在这句话后加写：“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十二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九评》。这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十三期发表。

7月6日　应北京卫戍区要求，为将参加今年国庆游行的北京民兵队伍题写“首都民兵师”五个字。

7月7日　为转发两篇文艺理论文章[66]写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67]驳周谷城[68]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同日　致信贺龙：“《解放军报》的报头和《思想战线》几个字写得不好，拟改写过。现写上，请择用。换改时间，可在八·一节为宜。”

同日　阅田家英报送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69]的出版消息稿，批示：“退田家英同志照办。”《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从七月十日起在全国发行。

同日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延安地区负责人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毛泽东说：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我来北京之后，还没有回过延安，是不好的，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是应该回延安看看，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要谢谢延安人民啊！

同日　会见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当得知非洲有三亿人口时，毛泽东说：三亿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怕你们了。非洲的解放和发展，不单对非洲人民有好处，对全世界人民有好处，对中国人民也有好处。中国发展了，对你们也有好处。你们独立后要建设，我们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帮助。你们不剥削我们，我们不剥削你们。你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也不干涉你们的内政。我们不搞你们的兵变，你们也不搞我们的兵变。那些是帝国主义干的。帝国主义就是要剥削人、压迫人，如果讲平等、不剥削、不压迫，就不是帝国主义了。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

7月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在平壤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到中国访问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廖承志、南汉宸[70]等在座。毛泽东说：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71]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谈话中，毛泽东在讲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时说：在十九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了我们大半个国家，我们同它打了八年仗。抗战胜利后美国人来了，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蒋介石。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

7月1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佐佐木更三[72]、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廖承志、乔冠华等在座。毛泽东说：对日本朋友，十分欢迎。我们两国人民应当团结，反对共同敌人。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文化上也要互相帮助。你们是经济、文化、技术都比我们发展的国家，所以，恐怕谈不上我们帮助你们，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日本客人谈到日中友好运动逐渐包括了广大的各阶层的人，最近连垄断资本中的一部分人，也要日中友好，下决心搞日中贸易。毛泽东说：我也知道，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单是搞中小贸易，不搞大贸易，不和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不算大。当日本客人谈到日中友好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人民对中国抱有亲近感时，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也是这样，高兴和日本人民的代表们亲近，关心我们两国的关系。现在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当日本客人提出很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和党风问题时，毛泽东介绍了中共建立的经过和后来的发展，然后说：党的作风首先是政策问题——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方面的政策。单有简单的口号，没有具体的细致的政策是不行的。有了适合情况的比较正确的各方面的政策，党就可以前进，可以发展。

7月上旬　阅康生送阅的中央高级党校七月四日第七期简报，批示：“退康生。”在这一期简报上，康生批写：“主席、彭真、定一、贺龙、瑞卿诸同志：党校七月四日第七期简报，很可一看。长期以来，高级党校存在着反党反主席著作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以杨献珍为代表或明或暗、时隐时现的长期存在着。从这期简报，就可以看得清楚。”彭真七月十一日批注：“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高级党校写文章揭露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谬论，并在适当时期，指名批评。”

7月1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73]、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的外宾，胡耀邦、王照华等在座。谈到革命形势时，毛泽东说：现在整个世界看来，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存在着革命形势的，人民都想摆脱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就拼命统治。在回答关于拉丁美洲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前景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很好答复，就是古巴的前景，就是阿尔及利亚的前景，就是越南北方的前景，也就是中国的前景。被压迫者总要起来推翻压迫者，如果和平的方法不行，那末就搞武装斗争。不是讲今天或明天就搞武装斗争，要等条件成熟了才能搞，也不是说一搞武装斗争就能够胜利，可能要经过一系列的失败。整个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不只是拉丁美洲。

7月15日　阅罗瑞卿七月十四日报送的林彪同杨成武等在七月十日、十二日两次谈话的纪要[74]，批示罗瑞卿：“此件已看过。准备十六日或十七日请总理、彭真、贺龙、瑞卿、杨成武、叶剑英、聂荣臻、陈毅、伍修权九同志专谈一次军事问题。”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康生、伍修权、杨成武、吴冷西等谈话。毛泽东说：你（指罗瑞卿——编者注）不是还要谈一谈军事问题吗？罗瑞卿说：林总上午亲自同我打了电话说，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经过了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罗瑞卿还说：我们对于主席指示的体会，是战略方针多准备几手，要把事情设想得困难一些，把所有可能发生的困难都设想到。毛泽东说：对。我看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战略问题，敌人从哪里来。第二个战略问题，就是要搞地方武装，有些省要搞一个兵工厂。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没有落实。这两个基地一定要落实。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7月1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部长瓦希杜扎曼，叶季壮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之间谁也不想剥削和压迫谁，我们之间讲平等，因此我们能够成为平等的朋友。中巴两国经济都不发达，应该互相支持。你们有钢铁工业吗？没有钢铁工业不行。如果依靠进口钢铁和机器，经济就不能独立。巴基斯坦是一个东方大国，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建成很好的国家。要逐步来，不要太急。要有资金，要搞地质勘探，先搞农业、轻工业，积累资金，然后搞重工业。这是我们十五年的经验。次序应该是农业第一，轻工业第二，重工业第三，叫农、轻、重。工厂不要太大。过去我们犯过错误，工厂太大，搞“高、大、精、尖”，吃了亏。这是苏联朋友教我们的。后来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自己。苏联还逼我们还债，到明年可以还清，到一九六八年可以还清内债。以后内债外债都不借，完全靠自力更生。资金从农业和轻工业方面来，从重工业方面也来一些。这也许不适合巴基斯坦的情况。

7月17日　晚上，观看上海演出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周恩来、彭真、李先念、康生等。

7月18日　阅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传达中央五月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送少奇一阅。少奇同志现在何处（可能在合肥、南京、上海一带），请机要室查明送到。”甘肃省委的报告说：我们于六月二十四至七月七日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精力讨论了城乡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着重讨论了当前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大家特别对以下四个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了。一、部分单位职工队伍严重不纯。二、部分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三、关于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问题。我省基层单位中，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肯定是不少的，有些地方很可能超过三分之一。四、关于“朝中有人”问题。过去有些问题暴露出来了，但我们没有向上追，挖根子，问题总得不到彻底解决，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7月21日　阅刘亚楼等七月十七日关于再次击落美制蒋军U-2飞机给罗瑞卿、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刘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二十三日下午，和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接见这次击落U-2飞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英雄部队全体指战员。

7月23日　阅彭真七月二十二日送阅的他七月一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批示：“退彭真同志。此件已阅，讲得很好。”彭真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京剧一定要改革，从五个方面来说：（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二）要为多数人，为工农兵（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服务，不要为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地富反坏右少数人服务。（三）重点要演活人，演工农兵，演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对敌斗争的现代戏。（四）要把京剧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和京剧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谐地统一起来。（五）战略上要藐视，坚信一定能改革好；战术上要重视，从剧本、导演、演唱到每一幕、每一场、每一个角色等等，都要十分重视。第二，京剧要改革好必须有两个前提：（一）京剧的作者、导演、演员必须深入工农兵，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同工农兵建立血肉的联系。（二）京剧工作者思想要革命化。

同日　晚上，观看北京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彭真、谭震林、康生。

7月25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对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要对反修斗争的形势作通盘考虑。大家认为，赫鲁晓夫很可能铤而走险，其原因是内部不稳，跟其他兄弟党的关系也比较困难，以后我们的反修文章，要集中攻击赫鲁晓夫，对其他兄弟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概不问，就是对苏共领导集团中的其他人，也一概不问。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原来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批判赫鲁晓夫。现在形势对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方针更为有利。

7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刘少奇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考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汇报。

7月27日　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来中国参加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越南三个代表团，郭沫若、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我每一次看到越南同志都很高兴，表示欢迎。越南人民不屈服于帝国主义，你们那里一打就打开了，使帝国主义陷于很困难的境地。世界好多国家的人民和共产党都看着你们，也包括我们，因为我们的经验不够了，你们有新经验了。关于美国准备轰炸或进攻越南北方的问题，毛泽东说：越南北方和我们都要准备，如果他们轰炸或者登陆我们就要打。如果美国进攻越南北方，就不单是你们的事了。它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

7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刘少奇主持会议。此前，毛泽东曾对复信稿作了多次修改，主要加写以下一些话：“你们现在要召集分裂大会，不，应当说是分裂小会。因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中，真正相信修正主义的人，就共产党人总数来说，不过是一小撮人，而且这些人肯定是要失败的。世界上的修正主义者们，十分不团结，意见不一致。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你们指挥棒转圈子的人，有一些，但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们不经过协商，不取得兄弟党的同意，就要片面地、强制地召开的所谓大会，历史将证明，只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其渺小的会议，就像当年第二国际为了反对列宁主义所召开的一些所谓大会一样。”“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所以我们说，‘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过去十四年不开兄弟党国际大会，没有什么坏处，反而很好，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急急忙忙地开会呢？”“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在复信的末尾加写：“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75]。”

7月29日　乘专列前往北戴河，到后住一号楼。

同日　为《北京日报》、《天津日报》、《新华日报》重新题写报名，为《新湖南报》改写报名，并分别致信范瑾[76]、万晓塘、江渭清、张平化，要求在国庆节时换用这次题写的报名。在给万晓塘的信中说：“《天津日报》报头写得很不好，现拟重写过。送上重写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写过。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在给张平化的信中说：“《新湖南报》报头写得不好，宜改换为《湖南日报》，使与《湖北日报》相一致。”

7月30日　下午，看望在北戴河养病的柯庆施。

7月、8月　阅江青送阅的《文化部、文联和各协会检查工作简报》，共五期[77]。

7月、8月　在北戴河一号楼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侄子毛远新作几次谈话。毛泽东问毛远新接班人的五条看了没有？接着他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教员应该把讲稿发给你们，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8月2日　阅彭真七月二十四日报送的陈伯达对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和发展新技术的意见，批示：“退彭真办。”陈伯达建议成立钢铁托拉斯和机械制造托拉斯。可先以大区为单位成立子公司，取得经验后再成立全国性的母公司。陈伯达还建议我们工业的技术革新，除了应当实现机械化以外，还应当实现自动控制的电子化，在电子工业方面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8月3日　批示林克：“我要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再看看。我又要找一部《共产党宣言》，一部列宁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都要是新出大字本的。请你办一办。”

8月4日　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讨论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的来信[78]。毛泽东说：我们估计对了，赫鲁晓夫一触即跳。我们二十八日发出的信，他三十日就来信答复了，把文章做绝了。效率很高，是早就准备好的预谋。现在既没有中苏会谈可谈，也就没有什么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需要考虑了。因为他下命令开会，是下决心要分裂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对他的来信简单地答复就行了。

8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当天，刘少奇携田家英等南下，赴广州修改文件。行前，田家英请示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将毛泽东的意见报告了刘少奇。

8月6日　晨，审阅谴责美国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稿。美国于八月五日派海军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连续轰炸了越南的义安、鸿基和清化地区。还调集在台湾、香港地区的大批舰艇，云集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海面，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毛泽东审阅后，于晨六时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79]得重新考虑。”这个声明于当天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罗瑞卿八月三日报送的昆明军区司令部向中共中央军委转报的第十四军对一二六团泅渡金沙江经验的通报，批示：“瑞卿同志：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条件不好，主要是：（一）有血吸虫及其他毒害的河流、池塘；（二）有大旋涡的河流地段；（三）有鲨鱼的海中。此外，部队中总有一部分人不适宜于游水的，不要强令人人都下水。”根据这个批示，军委总参谋部随后发出了《全军迅速开展游泳训练》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把游泳训练开展得更好》两个文件。

同日　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毛泽东说：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是决心要开分裂会议了。因此我们要考虑，在他开分裂会议之前，我们和朝鲜、越南等左派各党用不着商量，也不要搞什么纲领草案。因为我们决不参加这样的会，他开什么会我们都不参加。你们秀才现在可以在北戴河游泳、休息，酝酿写十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8月10日　阅中共卫生部党组七月二十九日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今年六月二十四日，主席在会见越南外宾时，对我国的高干保健工作提出了批评。报告检讨说：我们的高干保健工作中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而且一些医生、护士长时间脱离病房工作、门诊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关于改进办法，报告提出：一、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二、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积极锻炼身体，同时加强北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加强对医务人员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高医疗工作质量；三、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做法。毛泽东阅后批示：“朱、邓、彭、康阅。请书记处考虑一下，此建议是否可行？并以决定告知卫生部。”毛泽东还对报告作了两处批注。在报告中的“今后中央领导同志有病需要医生出诊时，通知保健局或北京医院”处，毛泽东批注：“保健局应当取消。”在报告中的“加强北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处，毛泽东批注：“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同日　晚上，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奇袭白虎团》，一同观看演出的有邓小平、李富春、柯庆施、乌兰夫、康生、杨尚昆、胡乔木等。

8月12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听取谢富治、徐子荣、汪东兴汇报公安工作。汇报到劳动改造问题时，毛泽东说：就是应该把人当人，反革命分子也是人嘛。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改造好，改造应当作为第一位。做好人的工作，使他们觉得有个奔头，能够愿意改造，生产当然也会好的。有些干部就是思想不通，只会蛮干。过去红军时期有人对逃兵主张枪毙，说非枪毙不行。我说不行，只靠蛮干、打骂，是没本事。现在农村公社有些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也是用这一套办法对付人民。汇报到武汉市有两条街通过试划阶级，新发现的五类分子，单地主一项就有一百多名，比原来掌握的三十多名增加了三倍时，毛泽东说：有那样多呀？坏人总是少数，多数是好人。汇报到公安队伍有的干部隐瞒成分时，毛泽东说：全国三分之一的地方和平土改或者革命不彻底，阶级没有划清或者就没有划。有的人参加了工作，一直隐瞒成分，应当查清楚，但是，还要看表现，不能唯成分论。老根据地也有问题，就是那几个老党员把着，老不发展扩大党的组织，怕别人上来把他们压着了。

同日　阅罗瑞卿五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例如：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及其附近，易在敌人轰炸城市时一起遭到破坏，都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靠的积极措施，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阅后批示：“退罗瑞卿、杨成武同志。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落实。八月十九日，他们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会议商定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建议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80]、赵尔陆、程子华[81]、谷牧、韩光、周荣鑫[82]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报告还提出，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仍由总理任主席。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观看山东淄博、青岛市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红嫂》，一同观看演出的有朱德、康生、薄一波、乌兰夫、杨尚昆等。

8月13日　下午，在北戴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在座。在谈到八月五日美机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时，毛泽东说：从我们得到的内部情报，美国人很紧张，惊惶失措。直到现在，美国没有派出陆军，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在谈到打仗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看你们沿海要修一些阵地，要有一、二、三线。河内是第二线。南越的人民武装没有飞机，还不是打了胜仗，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你们最好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只打像现在这样的仗，不打大仗，只打小仗，像南越那样。还要设想各种情况，作好准备。美国要出兵，进攻越南北方，这不是一个师、两个师的问题。在朝鲜战争时，美军最多时达到七个师，都是满员的，一个师一万五千人，共十万余人，加上空军、海军等，总共有几十万人。美国要在越南北方登陆，没有几十万兵是不行的。它来的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方针？主力军是否放在第一线或河内，值得考虑，如果放在那里，同敌人拼，损伤大，划不来。有军队在，就有饭吃，留得青山在，不愁无柴烧。比武器，我们比不上美国，海军、空军也是如此。但有一条，我们强，能持久，有人民。他们没有人民，因为他们得罪人民。中国也要作准备，敌人认为只打你们不动我们不利。在朝鲜战争中，我们什么时候出兵呢？是在敌人到鸭绿江边了，我们五个军才分别从新义州等路秘密开赴朝鲜。美国人没有料到，因为过去我们说的他们以为是空话，结果打了一个它没有料到的仗。现在它不想打，所以说我们没有增兵。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美国的问题太多了，有日本、朝鲜、拉丁美洲、菲律宾等等问题，所以不要以为美国了不起，它的手伸得长，管得太多。最后，毛泽东就苏共中央提出要在十二月召开二十六国党的筹备会议问题询问越南党的意见，黎笋表示：开会我们不去。朝鲜准备发出声明即写信给各兄弟党说，不要去参加。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答复他们，我们的信要在朝鲜声明之后发出。

8月15日　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决定要起草一个简单的复信，答复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的来信，谴责他们下令强行召开国际会议筹备会的做法。

8月17日　下午，在北戴河会见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亚拉，乔冠华等在座。亚拉递交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说：你打电报给总统、总书记，说我问候他。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把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像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他们同美国会有冲突，有些国家现在还不明显，例如日本、西德，但已经看到一些征兆。

8月18日　复刘少奇八月十六日从广东发来的关于建议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复信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并批示：“即送邓、彭、康生、朱德、贺龙、荣臻、瑞卿、伯达、冷西阅后，请尚昆印发。”刘少奇的来信说：我经过湖北、湖南到广州，同湖北、湖南、广东省委和中南局的同志研究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问题。中南各省正以县为单位训练工作队，准备各地委成立总团，县成立分团。根据过去经验，有些县委往往偏袒基层干部，还有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某些区委和县委的某些人。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故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和地委领导下集中数千人上万人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照此办理。这个建议，如中央同意，请中央转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参考。

同日　下午，在北戴河召集康生、陈伯达、吴江、关锋、龚育之、邵铁真谈哲学问题。[83]毛泽东说：哲学家要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文科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通通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些感性知识。理科的现在不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是阶级斗争。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去寻找思想武器。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历来讲分析、综合，没讲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84]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的分析、综合。怎么综合，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的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写。因为杨献珍[85]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要从生活中间来讲对立统一。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当康生提出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平行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就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事物都是如此。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不可分。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86]，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做。毛泽东说：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87]，以前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总要提出点新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当谈到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时，毛泽东说：《红旗》可以转载一些好一点的东西，写一篇报道。毛泽东还谈到佛学及其他问题。他说：很欣赏任继愈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讲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以后的佛学。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首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后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红楼梦》写出来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八月十四日给中央书记处的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二月》（公开放映时改名《早春二月》——编者注）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北国江南》和《二月》是两部思想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其共同特点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着重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并以这种人物作为时代的英雄。从这两部影片，可以看出某些人所极力提倡和鼓吹的所谓“三十年代的传统”的一个标本。为清除电影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提高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观众的思想认识和辨别能力，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开放映这两部影片，并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和批判。八月十七日，邓小平批示：“拟同意。主席、周、彭、康核阅，退宣传部。”毛泽东阅后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邓、彭、康、陆阅后退宣传部。”康生在报告上批写：“《北国江南》不仅是有所谓‘三十年代的传统’问题，而更严重的是有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现在的一些坏电影，用‘三十年代传统’还概括不了。某些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确是‘今不如昔’。”八月二十日，陆定一批写：“周扬、默涵同志：请照主席批语，布置放映，还有一些坏片子，也挑出来，分期分批上映（有的要重新上映），同时组织批判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两部影片的错误批判得到纠正。

8月19日　在北戴河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再次讨论不参加苏共召集的筹备会议问题。会议决定：我党坚决不参加苏共召集的二十六国党的筹备会议，即使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个党也坚持不参加的方针，同时把我们的这个态度告诉日共[88]，至于他们是否参加，请他们自行决定。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坚决反对苏共召开分裂的国际会议，中共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8月20日　上午，在北戴河听取薄一波关于计划工作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在中央的战略方针下工业的重新布局问题。他说：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二线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山西、陕西、江西、吉林、内蒙，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要好好地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沿海各省都要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而且整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迟搬不如早搬。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中央工作会议开过好久了，成昆路仍然没有落实，不着急的样子。湘黔、滇黔、川黔三条路，搞了几年了，没有影子。成昆路要两头修，滇黔路也可以两头开工，还可以更多的点开工。我看了津浦路修复线，也是一段一段修嘛！如果钢轨不够，别的路轨可以拆掉。你们对投资、材料要想点办法。还要给沿海每个省一个师，并且要搞兵工厂，你们好好规划一下。就是要正规军、守备部队相结合。不是走，而是跟敌人斗。现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传得很广，要作些解释。薄一波汇报说他最近到处走了一下，看了一下，正如主席估计的，有三分之一的单位烂掉了。毛泽东说：什么是我发明的？都是大家告诉我的，是群众发明的。现在形势比较好了，农业、工业、商业、文学、艺术都动起来了，即阶级斗争都动起来了，很好。这次谈话，薄一波事先提出四个问题。对今天未来得及谈的计划方法、工业改组等问题，毛泽东表示回到北京后再谈。

同日　下午，在北戴河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谈话。毛泽东说：纲不举，目不张。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四五月讲得更严重。我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大家没有搞过嘛！搞了十几年，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现在才有了些经验了。经过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略微动了一下。到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搞了第一个十条，前面的序言是我写的，说人认识事物是不容易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至于第二个十条，是根据第一个十条，去年九月工作会议大家参加搞出来的，你们都参加了。我没有看，到南方找王任重、张平化、王延春、陶铸四个人念了一遍，出了一个主意，要宣读，念给所有人听，也念给地富分子听。大宣讲是在今年二、三月。现在又出问题了。少奇同志走了天津、济南、合肥、南京，在四个地方都讲了话，他在北京不是作了报告[89]吗？这次又下去了。少奇同志十六日来信，十七日我看了，十八日批了，回了一封信。你们看到了没有，有什么意见？李雪峰说：我们刚接到，只粗粗地作了研究，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华北准备先消灭落后队，这次要打歼灭战。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你们不赞成，我也没有办法，又讲了那样多道理，总要以理服人。毛泽东当即让秘书通知，说华北有不同意见，文件缓发，通知中央局书记到北京开会。关于运动搞得好、搞不好的标准，毛泽东说：总要有几个条件：一是“四清”清了；二是贫下中农真正发动起来了；三是生产有所增长，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四是反革命在村子里管起来了，要管得比较好；五是领导核心是团结的，正确的，坚强的，干部参加劳动。现在鉴于一些经验，首先是认清矛盾，不要那么暴躁，要侦察清楚。例如王光美去的大队，叫不叫暴躁呢？

同日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肯尼亚友好代表团，陈毅、王炳南[90]等在座。毛泽东说：肯尼亚前途光明，整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前途都是光明的。有些人看不起我们，但是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别人看不起是别人的事，自己看不起自己就不好。

8月22日　将刘少奇八月十九日报送的王光美七月五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一个大队[91]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通称“桃园经验”），及刘少奇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稿和他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要田家英送邓小平，并批示：请小平同志处理，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92]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刘少奇在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了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这个报告确实很长，但不难读，各地同志和工作队同志愿意要这种详细的材料，不愿意压缩过多。”刘少奇代拟的批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各不相同，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来中国访问的二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各位朋友。我们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也可能不同，但我们根本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新的和老的殖民主义。我们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没有原子弹、氢弹的。法国有原子弹，但是你们（指法国外宾——编者注）反对发动原子战争。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是作为防御的武器。一些核大国，特别是美国，拿原子弹吓唬人，但是现在世界已经起了变化，不再允许侵略和干涉别的国家，侵略干涉别国是要失败的。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人民总是要胜利的。我们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

8月23日　下午，和邓小平、彭真、陈毅、谭震林、陆定一、康生、叶剑英、罗瑞卿、郭沫若、林枫、杨尚昆、李四光会见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主席团成员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科学家。毛泽东等同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各国的科学家亲切握手，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毛泽东在同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握手时说读过他的文章，这引起坂田的惊讶和喜悦。

同日　听取陈伯达对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意见。

8月24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培源、于光远[93]谈坂田昌一的文章。毛泽东说：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

8月2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的代表团和代表，王照华、胡启立[94]等在座。毛泽东说：我赞成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给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些人。其他的人，首先是工人、农民，然后是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能有少数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同这些人应该结成统一战线。这样，反对的对象、革命的对象，就比较少一些，革命的力量就比较大一些，这样就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是整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共同的问题。在欧洲、北美大体上也是这样。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是有希望的，是要用革命斗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最后胜利总是属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他说：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我希望你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脱离你们国家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工人和农民。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

8月27日　阅陈伯达本日报送的他八月二十日同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的谈话记录，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可印发此次到会同志及各省、市、区委及中等城市市委同志阅看和研究。并准备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予以讨论。看来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陈伯达在同杨波谈话中对计划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一、从全局考虑。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要适当地集中一批优秀的技术力量，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设备制造和掌握生产技术的问题。二、财政制度。需要研究改进某些财政制度。十多年来，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建设新的企业就给钱，在老企业中搞技术改造就不大给钱。其实，在老企业中进行技术改造，花钱少，收效快，作用大。这是毛主席老早就提出的，可是，过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一点注意不够（毛泽东阅看时将“注意不够”改为“没有注意”——编者注）。三、关于一、二、三线的关系。主席提出的建设第三线问题，非常及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伟大远见的战略性指示。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同时，还必须注意一线、二线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问题。四、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毛主席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它，执行它。就发展科学技术这个问题来说，我们还存在着拖拖沓沓、得过且过的作风。

同日　阅刘少奇八月十九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和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稿）》。刘少奇在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大区书记及少数参加会议的同志，加上中央参加会议的同志，越快越好，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同日　阅刘少奇八月十九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另一封信。信中说：“湖南和江苏的两个文件[95]，拟转发各地，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审阅批发。”刘少奇代拟的批语中说：湖南益阳的迎丰公社和江苏涟水的高沟公社都是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公社。在运动中初步发动了群众，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搞得不深不透。在工作队离乡后，以公社党委某些负责人为首，纠集那些犯过严重错误的干部及其他坏人，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湖南省委认为益阳迎丰公社所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江苏张景良同志的发言，总结了必要的教训，但没有把高沟公社某些领导人勾结其他坏分子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反攻倒算，看成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活动。刘少奇同志看了这个发言，要秘书打电话给江渭清同志，说明了自己的意见，要江苏省委对高沟公社事件采取紧急措施。但是，至今还没有看见江苏省委对高沟事件采取什么必要措施。是何原因？请江苏省委立即答复。毛泽东阅后批示：“小平同志：请印发到会各同志。”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编印的两个材料：《杨献珍等同志关于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点》和《冯友兰[96]继续散布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批示：“伯达同志：此两件可一阅。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

8月2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赵毅敏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正在斗争中，你们直接同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斗争。革命目标是很清楚，但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方法是慢慢才能清楚的，不可能一天就清楚了，或一年就清楚了。拿我们的经验来说，经过了多少年，到一九四一年，我们才比较了解如何做才能取得胜利。现时代，外国侵略的结果，都是外国人失败，本国人民起来当权。现在帝国主义不大行了，特别是英、法、比、葡这些帝国主义。我说帝国主义不行，是从总的方面说的；从具体工作说来，可是不能轻视它，也不能轻视它的走狗。革命过程总是会受些挫折，不犯错误、不受挫折的党、阶级和个人都是没有的。

8月29日一9月1日　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97]，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和“后十条”（修正草案）。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修正草案于九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修正草案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8月29日　下午，同李富春、薄一波、陈伯达谈计划工作问题。当李富春建议计委、经委合并时，毛泽东同意成立一个决策拍板机构，由毛泽东挂帅，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参加，六个经济口[98]的负责人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聂荣臻、罗瑞卿参加，再加上陈伯达共十二人组成。毛泽东说：我看搞经济，学会它要花些时间，现在搞了十五年了，应该可以做些总结了。我跟一波讲，要他再翻翻《新民主主义论》，最近我也翻了一次。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杨秀峰等在座。在回答外宾提出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

8月30日　同参加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谭启龙谈话。关于“四清”问题，毛泽东说：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99]，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当刘澜涛谈到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时，毛泽东说：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群众不觉悟，自己不起来，怎么能当权。这次一是民主革命，二才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谓民主革命，要把阶级斗争搞彻底，是地富划为地富，是农民划为农民，还有封建迷信等等。刘澜涛还提出，过去主席著作中都是说地富占户数的百分之八、占人口的百分之十。毛泽东说：那时包括地富子弟在内，现在百分之五不包括他们了。他还说：我跟少奇同志说，自一九二七年算起，二十二年革成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五年，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的时间会很长，又认识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我们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也不要紧，过去我们只有延安。谈到计划工作时，毛泽东说：计划工作抄苏联那一套。基本建设搞一千七百多项，后来收缩，砍掉了，只剩下七百项。我问是不是七百项都在搞？他们说有一些也下了马了。这样大的事情，就是不让我们知道。北京的消息很不灵通。只有外交部每一个文件都请示，各个使馆的报告都可以看到；其次是宣传部，有一本《宣教动态》；还有解放军也是好的。计委、经委都不汇报工作，封锁我和少奇同志，他们底下也是一样封锁他们。六个口子互不来往，合作不好。我把陈伯达塞进去[100]，才搞了一点消息。我给富春说，我是当面讲，你们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今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关于经济工作，我主张搞一个总司令部，现在还没有定下来。社会主义教育，搞了一个总司令部，少奇挂帅。现在经济工作不统一不行，我看你们各省也不见得那样统一。大事必须抓紧，必须要统一，其他分散经营，不要事无大小都抓。我希望地方攻一下中央，我的方法是用地方孤立中央。像京剧，地方比北京好。文化部，还有十几个协会，都不是为工农兵服务。我们也没有系统地抓，只搞了一下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那是个别事情。戏剧、小说、音乐……，都没有抓。音乐也要点外国的，好比较。民族音乐、演现代戏，都是地方搞起来的。从古到今的发明，都是地方，不是中央，因为一切发明创造都是来自于人民。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他说：庐山会议后为什么要全党反右呢？这就不对了。我们前一段是反“左”的，“左”没有反掉，又来一个全党反右，又助长了“左”的空气。少奇同志看出了这个问题，告诉了乔木，他们当时也没有跟我讲，他们认为那种空气一下扭不过来。毛泽东最后说：这样的会很好，比如找你们谈一谈。大会和小会结合着开，小会人少好议事，容易交换意见，比如去年的杭州会议。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这次你们拿一天时间谈一次。[101]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复信说：“你们的这封来信，根本不理会许多兄弟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的愿望，关死了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进行协商的大门，发出了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号令。”复信重申中共中央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给苏共中央信中的立场：“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庄严地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8月　批示江青阅看《光明日报》编印的《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10）中介绍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的意见。[102]毛泽东认为“此文有些道理”。

9月1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9月3日　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9月4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广播代表团，及社会发展和国民文化部驻议会秘书、坦噶尼喀全国妇联主席。谈到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地下矿藏丰富需要开采时，毛泽东说：要开采，就要有资金，如果借外国款项来开采，不是一条好的道路。建立自己独立的国民经济，不依赖帝国主义，这一点很重要。他说：一个国家没有军队是不行的。卢蒙巴为什么会被杀害？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掌握军队，连飞机场也控制不了。卢蒙巴没有死，精神还存在。看看十年前的非洲和现在的非洲，变化很大。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四年间，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国家，虽然有些独立程度还不够。再过十年，非洲人对世界的贡献更大。你们回去不要说中国都是好的，中国还很落后，国家穷，工业落后，农业还没有全部机械化，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高，能够进大学的还是少数，医生全国现在有十万人，在乡村里还是靠老式医生。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就不好。要搞建设，需要工程师、技术员、知识分子等等。谈到妇女问题时，他说：许多非洲妇女，为了工作经常在国外奔跑，中国人不如她们。中国有大男子主义，妇女被压住了。应当提倡妇女当权，英国就有女王，女的应当可以当总统、副总统、部长、副部长。现在我们人民代表中女的太少，不平等。

9月5日　下午，同王任重、张体学、赵辛初[103]、赵修谈话。毛泽东请王任重将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向他作一个简要汇报。

9月6日　下午，离开武昌前同王任重谈计划和经济工作问题。毛泽东说：十五年了，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没有总结起经验，大家要总结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对经济工作实行彻底的革命。计委、经委是合并好，还是分开好？建设委员会要不要单独设立？是不是从地方调些人到中央？计委如何大改组？可能把你和陶鲁笳调到计委工作。文化部长由陆定一兼，配个助手。不一定要派人到湖北省委，省委书记可以由张体学担任。这些都是交换意见，调不调、做什么工作一律不算决定，最后由中央决定。关于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他说：我年岁大了，情况又不明，是不是能够领导起来？我主张中央有个领导小组，加上各大区书记，来实现对计划经济的统一领导。

9月7日　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谈到农业和征购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要反瞒产，反瞒产是笨的办法。瞒产百分之二十，无非也是养猪、养鸡鸭，大队、小队、社员都有点存粮好。公开让瞒产。增产就增购，不好。（张平化：瞒产有两种。一种是社员大家瞒的；一种是少数干部瞒的，实际是私分贪污。）瞒着社员私分是不对的。你们单一经济转得如何？只搞粮食不搞棉、麻？棉花，湖北能种，湖南不能种？常德地区能种，湘潭地区不能种？关键在教育干部。分到私人的山，种树吗？要依靠集体造林。人还是这些人，要把他们的思想讲通，少数为私，多数为公。国家干部有薪水有饭吃，搞什么私？公社干部以上要为公。公路、河流两旁要植树，运输便利。造林不要只造一种，用材林有杉树、松树、梓树、樟树。今后搞他一百万担桐油，粮食、经济作物、山林都要搞好。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他说：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现在你们也不摸底。三分之一，一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的，二不包括一般的多吃多占的，就是那些依靠百分之五、不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三分之一，几年来没有抓，第一怪我们没有抓，第二怪他们自己。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按照两个十条，少奇挂帅，就不能说没有人抓了。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为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要接近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修正主义者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的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104]，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同日　晚上，到达南昌。

9月8日　中午，离开南昌。次日晨，到达杭州，住汪庄。

9月9日　致信康生：“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

9月10日　晚上，在杭州会见在北京展出的法国技术展览会的执行主席杜阿梅、法国驻中国大使佩耶等，南汉宸、王炳南在座。毛泽东说：要互相开展览会，发展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现在中法贸易还不平衡。当佩耶谈到法国热切希望召开十四国国际会议，解决东南亚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政策，是个好政策。杜阿梅说：我们法国主张越南在中立化的基础上实现和平。毛泽东说：美国人不肯。看来非打到美国人不想再打的那一天，他们现在还不想走。我想总会有一天美国人站不住的，那时美国人要回家去，非走不可。东南亚的事，外国人不要去干涉，外国人干涉不了。我们很欣赏法国的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他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人民应管各国人民的事情，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的干涉。

9月上旬　审阅李富春报送的吕正操[105]九月一日关于西南铁路建设初步部署的报告和周恩来九月四日对这个报告的批语。吕正操的报告说：以成昆线为中心的西南铁路建设安排，业经中央批准，根据中央和主席指示，作如下具体部署。以成昆线为重点，四条线全面多点地开工，争取在一九七一年前陆续全部修通。凡是有铺轨条件的，采取分段铺轨，提前通车，通一段，用一段。预计今年川黔线可铺轨七十三公里，滇黔线铺轨八十公里，明年川黔线铺轨二百零三公里，全线通车，滇黔线铺轨六十五公里，成昆线南北段共铺轨一百五十四公里。湘黔线明年两头部分开工。周恩来的批语中说：同意这个初步部署。修路进度切实加以计算，看可否争取一九六五年二季度川黔线通车，一九六六年滇黔线通车，一九六八年成昆线南段直达攀枝花通车，一九六九年成昆线北段通车，湘黔线一九七○年通车。毛泽东阅后批示：“退李富春照办。”

9月11日、12日、14日　在杭州汪庄连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谭震林、薄一波等汇报计划工作。在汇报到今后计委的机构时，毛泽东说：我是不赞成两委合并的，我是赞成把建委再搞起来。计委应专搞计划，不要管其他事情。你又搞生产，又搞基建，又搞计划，是不行的。你专搞计划嘛！

9月13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彭真、江华等在座。毛泽东向客人了解日本各政党的一些情况，日本共产党关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反对修正主义的一些观点、方针、政策等。他说：国际国内都不断有新问题，我们可以交换意见。各个党的问题要各个党自己解决，任何别的党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当然今后并不排除双边或多边的会谈，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谈，发表声明或不发表声明。毛泽东谈到革命的艰巨性时说：没有群众基础，政权也是可以建立的。中国的封建制度可以维持一二千年，就是因为农民是分散的。蒋介石没有多少群众拥护他，也统治了二十多年。所以人民要团结起来，战胜统治阶级并不容易。

9月15日　到达上海。当天，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听取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赴西欧演出情况的汇报。

同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分别致信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亚、缅甸、锡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他们派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大会。

9月18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上海。

9月19日　晨，到达蚌埠。在专列上会见刚果（布）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儒利昂和夫人。下午，离开蚌埠。

9月20日　晨，到达济南。在专列上会见由阿尔及利亚国民经济部部长、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委员布马扎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毛泽东说：你们打了八年仗，牺牲很大，值得各国人民支持你们。你们在整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做出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对各国有很大影响。布马扎说：我们也利用一些别国的经验，我想你们一定从法国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他们埋怨说阿尔及利亚在游击区运用毛泽东的著作来进行斗争。谈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时，毛泽东说：我们是吃过亏的，例如尽搬外国经验，工厂要越大越好，其实不然。现在我们正在把工厂缩小，化一个工厂为几个小厂。有一个时期我们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就发生许多问题，粮食不够，轻工业品不够，吃、穿、用都不够，恰好这些是广大人民生活的必需。同时，这两个方面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要自力更生，非积累资金不可，靠帝国主义是不行的。下午，离开济南。

9月21日　晨，回到北京。

同日　阅关于进行正式核试验日期问题的罗瑞卿报告和周恩来的信。罗瑞卿九月二十日的报告说：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在十月份进行正式试验。究竟何时正式试验，请中央早日决定。如果定在十月份试验，需要在九月下旬定下来，以便进行准备。周恩来二十一日的信中说：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开了两次会，讨论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爆炸时间以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为最好，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要二十天。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5日　阅刘少奇九月二十三日给江渭清的复信。刘少奇在复信中，批评江渭清的一篇讲话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是大段摘引第一个十条和毛主席的讲话，重述刘少奇在南京的讲话。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当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总结你们那里的实践经验，正确地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可惜，你的那篇讲话，不是这样的一篇讲话”。“如果我们不能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不能直接听到群众的呼声，就不能参加和看到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不能从群众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客观真理，那我们就只能凭自己头脑里想像的和文件上规定的许多框框办事，或者在别人的指挥之下盲目地行动”。毛泽东阅后致信刘少奇：“你的信及附件都看过了。你的信写得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第二个十条的修改，就是这样地请教群众得来的，就是我们不自以为是，有错必改这样一种态度得来的。如果在你的信上加上一小段理论性的话，可能更使人们信服些。如何，请酌。”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加写了一小段理论性的话，三十日再送毛泽东阅。毛泽东于十月十八日又作了修改，并致信刘少奇，说：“我再看了你给江渭清信的全文，觉得实在好。只有第八页上，有两句话，觉得重复，其实是一个意思，‘认识了客观真理’，即是变成了主观真理，不是两件事。不能用‘并把它变为……’这一句，这一句是重复的。上次我已感觉到，但未改。现在改了，是否妥当，请你酌定。”毛泽东所说的刘少奇信中的两句话是：“我们就能够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并把它变为主观真理。”毛泽东删去了后一句，并接着加写了一段话：“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同日　应范瑾八月二十八日来信的要求，为《北京晚报》题写报名。同时为《北京日报》又写一个报头。并复信说：“写了一张，不知可用否？原写北京日报四字中有一二字似写得不好，今又写了一张，供你选择。如觉不妥，还是用原写的。”

9月27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九月十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一九六四年第七十九期摘登的中央音乐学院一名学生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来信。来信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对我院师生有极深刻的影响。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学校在教学工作上，对西洋音乐只教继承，不教批判；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学校的办学方针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教学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洋的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伟大的工农兵？这些，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确指示。毛泽东批示：“定一同志：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董必武、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一个六百万人口的柬埔寨敢于反对世界上第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美国，了不起。六百万人，没有强大的空军，也没有强大的陆军，也没有强大的海军，也没有导弹，只要你们敢于反对，美国人就没有办法。当西哈努克谈到要把蒋介石赶出联合国时，毛泽东说：美国人尽做些蠢事。大约要过几年、十年，他们不能不把蒋介石的代表赶出联合国，现在倒不一定能做到。上次我说请亲王看一本书，即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如有兴趣还可以看一本，叫《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本书。

9月29日　晨，审阅修改彭真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在讲话稿中的一句话（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一个新的革命和建设的高潮，正在全国范围兴起”）之后，加写一段话：“在这里，必须指出，我们还有缺点、错误，还有困难。每年每月都有一些缺点、错误和困难。克服了这些缺点、错误和困难，新的缺点、错误和困难又会出来了，又要去努力克服。我们的同志和人民，永远不要骄傲，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以为是。如果只看到成绩的一面，看不到缺点的一面，那就是很不好的。对外国，一定不要大国沙文主义，一定要尊重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干涉外国的内政，一定要平等相处。”阅改后，毛泽东向彭真交待，再按加写的内容多写几句，阐述清楚。本日夜，彭真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改写后，再报毛泽东审阅定稿。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一行，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欢迎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非洲人民。你们去年的革命使我们很高兴。马桑巴—代巴谈到刚果（布）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但目前还有很多困难。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一定支持你们，我们支持整个非洲反帝反殖的人民。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人民团体。前进道路上是有困难的，但是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有责任同你们团结起来，像兄弟一样团结起来，我们是平等的。

9月3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马里总统兼总理凯塔和夫人一行，周恩来、陈毅等在座。凯塔说：我们通过中国革命斗争和毛主席的著作，早已认识了毛主席。毛主席著作对各国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人都是一种鼓舞。谈到马里的经济还很落后时，毛泽东说：中国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正在开始向前进步，准备在本世纪内，还有三十多年，搞出些东西来。那时我们还要互相合作。总之，有一条真理：帝国主义是可以打倒的，反革命是可以打倒的，落后是可以进步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错误是可以纠正的。

同日　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先后会见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大会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亚非国家政府代表团、政府领导人和议会代表团，兄弟党代表团[106]，一些国家军事代表团、友好代表团、社会活动家和知名人士。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同来自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二千六百多人，国内各个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少数民族代表，以及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的代表等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

同日　阅王海容[107]九月二十八日反映教育改革情况的来信。信中说：近半年多来，根据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指示，各大、中、小学都进行了教学改革，肯定了成绩，修正了缺点和错误。但在改革的某些具体做法上或某些措施上还有不少的偏差，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不及时改正，将会影响学生全面地掌握知识。毛泽东阅后批示陆定一：这封信有些事值得注意，请派人调查一下，及时改正。你如果想找王海容谈谈，可叫我的秘书徐业夫送她去。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同日　晚上，会见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政府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率领的阿尔及利亚党政代表团，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

10月5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范文同[108]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在座。谈到越南局势时，毛泽东说：你们在前线，进行英勇的斗争。现在不知美国要打多少时间，美国究竟如何解决问题也没有个章程。不过，它要打多少时间，就跟它打多少时间。朝鲜战争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的。不要以为我们怕美国人、你们怕美国人，美国也怕我们，他们怕得更多一些。现在，越南南方还不是要派军队去的问题，何时派，要看时机。美国打不打越南北方，现在没有定。范文同说：我们考虑，设法把南越的战争限制在“特种战争”的范围之内，在“特种战争”范围内战胜敌人。我们力争不使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毛泽东说：可以。既要准备，又要谨慎，按兵不动，不要那么急躁。在谈到美国提出要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谈判时，毛泽东说：谈一谈也有好处。我们准备美国打进中国大陆，但要打，它也要利用蒋介石、南朝鲜帮助，单是美国它是不会来的。如果美国打进来了，还是采取我们过去对付日本人的办法，它想到什么地方，就让到什么地方，和它打游击。

10月6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举办的晚会，同驻京陆海空军、人民公安部队官兵八千多人一起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周恩来、彭真、贺龙、柯庆施等出席了晚会。

10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崔庸健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个党要好好地团结，好好地合作，不分彼此。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打进来，美国如果要打中国，它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反动派，还有蒋介石。欧洲国家参加不参加就不一定了。主要是没有日本它就不敢打，因为美国管的事太多了，又是亚洲、非洲，又是欧洲，还有拉丁美洲。日本同我们打了十四年，知道我们打仗的方法。我们的方法，大体上就是：你想到哪里，你就去；我想到哪里，我就去。当然了，你们的所谓朝鲜式的工事，我们也要做，第一线、第二线和坑道都要搞。

10月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在座。毛泽东说：美国的所谓核不扩散，就是不扩散给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是扩散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想把西德拉到反对美国的一方面，使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还有日本都反对美国。世界上事情的发展，我看英国、法国、西德、日本会走自己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条道路。现在控制他们的是美国，也不是苏联。美国的控制，已经在法国产生了反感。想控制别人的，就是这两个大国，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苏联领导人，就是要控制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也想控制一些像伊拉克、阿联（今埃及）、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还企图控制非洲一些国家，像阿尔及利亚。我看赫鲁晓夫的日子也不大好过，他一定要二十六国党十二月十五日去报到开会，是他自己把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我说赫鲁晓夫是个软体动物，并不可怕。经济互助委员会，我看有两个前途：一个就是垮台或者解散。根本不需要什么经互会，而由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来搞经济合作。这是一个前途。如果不然，按照你们的意见，索性扩大，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参加，包括中国、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一个平等、互助的经济互助委员会。要真正讲平等、互助，不能搞那个超国家的机构，走控制其他国家的那条道路。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彭真、柯庆施、康生、罗瑞卿观看中央歌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出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同日　阅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邀请美国水声学家里查·布雷特来中国讲学的请示报告，批示：“如果来华后，证明此人政治上可靠，似可让他单立一个小的研究所，给他几名政治上确实可靠的学生，向他学习水声科学。”

10月9日　下午，在钓鱼台迎宾馆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罗瑞卿在座。毛泽东说：世界在变化，修正主义者四分五裂，帝国主义者也四分五裂，因此才出现一个革命形势，对我们比较有利。我看，整个欧洲跟美国会有分歧的，要引导欧洲去反美，也要引导日本去反美。赫鲁晓夫这个人，我们比较熟悉他，他叫做欺软怕硬。赫鲁晓夫的性格就是修正主义的性格，跟帝国主义的性格一样，欺软怕硬。赫鲁晓夫派兵进攻中国是困难的，但是我们要准备。在同苏联的边界谈判上，我们的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订一个边界条约。

10月中旬　阅李井泉、吕正操十月三日关于川汉线选线问题的请示报告[109]。对这个报告，刘少奇批注：第三方案，铁道部原设计方案，即清江方案，也应加以比较、勘察。周恩来十月十日批注：有哪些地下资源，望先与地质部、冶金部联系研究后标图送阅，以便在现地勘察线路时，进行矿藏勘察。毛泽东阅后批注：“周说得对。必须同时勘察三条线上的地下资源，即煤、铁、其他金属及森林情况。”十二月十四日，对薄一波十月十七日提出的对三条线必须同时同样进行实地勘察，不能像过去主观上先定一线，名曰选线而实际上只在航测图上选的这个意见，毛泽东批示：“你的意见很对。资源、线路都要用两三年时间认真调查，确有根据，才能比选。不可草率从事。也不可拖拖延延，不认真紧张地从事调查。”

10月13日　审阅外交部九月十日建议以毛泽东名义复信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请示报告（附代拟稿），批示：“打官腔，不能用。本·贝拉又有第二次来信。请外交部同志重新起草回信稿，送我修改后再发去。”十八日，在本·贝拉九月一日致毛泽东信的中译文上批示：“本·贝拉总统来了两封信，应一起写一封回信，要用亲切的生动的语言写，不要用曾经起草的那种风格写（已退回外交部，请重写）。是否请乔冠华同志起草，送我修改后发去？请酌办为盼！又，凡来信都应回答。乃比里前总理对我国的祝贺信[110]，也应回答。”二十四日，对二十三日送审的乔冠华起草的给本·贝拉的复信稿作了少量修改后批示：“即退外交部办，打印，下午送我签字。”

同日　晚上，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剧一团演出的歌剧《江姐》，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

10月16日　下午三时，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声明说：“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同日　苏联塔斯社宣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十月十四日举行全体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十月十五日举行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11]。

同日　下午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一事。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下台是表示要变，如果不变，那为什么要下台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苏共领导今后会有一些改变，这是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很快就变，更不可能大幅度地变。至于怎样地改变，变到什么程度，这还得看一看，看一看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看一看苏共方面究竟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再考虑相应的对策。会议决定，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致电祝贺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会议还决定暂时不发表论战文章。贺电于本日发出。贺电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祝中苏两国人民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不断发展！祝中苏两国人民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同日　下午六时，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处在美帝国主义旁边，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支持你们。我们同苏联领导人吵架，是暂时的事情，临时的现象。现在苏联人民在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中苏两国不会分裂，分裂不了，谁要想分裂是不行的。中苏两国不和，害得你们也不好过日子。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有许多党不好过日子。我们今天就打电报去祝贺柯西金，祝贺勃列日涅夫。平时党内不祝贺，但这次可以例外。赫鲁晓夫是个人物，你们去莫斯科想见赫鲁晓夫，见不到了，十四日赫鲁晓夫的照片在莫斯科统统搬下来了。他整斯大林整得太狠了，斯大林阴魂不散。毛泽东在介绍中国情况时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更长、更深的革命，要批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完成这个任务可能要十年八年。

10月18日　阅刘少奇本日写给毛泽东并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林彪的信。信中说：送上公安部和西北局两个文件，请看看。过去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搞得不深不透，坏干部和阶级敌人对贫农、下中农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已经发生很多。现在应当立即由中央和省委派遣干部，组成巡回检查组，到那些已经发生打击贫下中农的地方去迅速处理。凡有比较严重的打击报复贫下中农和反攻倒算行为的党员干部，在调查确实后，一律撤职，开除党籍，情节严重者逮捕法办，个别民愤很大者判处死刑。不严厉处分这些坏人，不能团结群众的绝大多数。请主席召集常委同志就这个问题讨论一次是否可以？毛泽东阅后批示：“已看过。待各同志看完，即开会。”

10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一九六五年计划安排问题。当汇报到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主要毛病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时，毛泽东说：对，就是这个问题。当汇报到我国对外贸易构成已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占百分之六十、社会主义国家占百分之四十时，毛泽东说：这个合理嘛！资本主义世界大，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十几个。当汇报到水利问题时，毛泽东说：三峡水库还搞不搞？总司令反对搞，怕淹了重庆，我说搞。现在我倾向于不搞。三门峡没用处了嘛，蓄水就淤。当汇报到三线建设时，毛泽东说：总而言之，向云贵川、陕甘宁挤，还有个湘西、鄂西、豫西。搞攀枝花、酒泉、长阳三个基地。酒泉钢铁基地的规模不要太大了，一百多万吨够了。铁矿多，可以拉出来另建。当汇报到第三个五年计划集中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增加工业交通的投资时，毛泽东说：是要这样。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当汇报到上下不要对口时，毛泽东说：对，就是这样。汇报结束时，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搞得不错，摆出了问题，如人民生活之类，也反映了经济形势很好，可以发下去。刘少奇说：先发下去，以后有修改再修改嘛！李富春请毛泽东指示，毛泽东说：想一想，你还是把文件搞出来。李富春回答已经搞出了文件。毛泽东说：那好，看过之后，有什么话再讲，你们可以先出去[112]，不要等。这次会议在开始汇报前，有人提出是否写一篇赫鲁晓夫走进坟墓之类的文章，毛泽东说：人已倒了，没有对象了，还写什么，不得人心嘛！当谈到约翰逊最近的讲话时，毛泽东说，两句结论：无可奈何花落去（指赫鲁晓夫下台——编者注）；无可奈何花已开（指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编者注）。当议论到是否能争取有十年的和平时间时，毛泽东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

10月22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及我们的对策问题。会上，大家纷纷议论赫鲁晓夫垮台原因，康生根据材料列举了赫鲁晓夫的十大罪状[113]，国际五条，国内五条。毛泽东说：第一条，三国禁试条约，他们感觉束缚了自己手足。美国地下核试验设备多，可以经常进行地下核试验，而苏联地下核试验很少，吃了亏，特别是军人们反对。第二条，德国问题，这是对敌投降，东欧各国都怕。第三条，中苏关系，赫鲁晓夫早已不好混了。第六条，农业失败，不只农业，工业也搞得不好，一切都落后了。第七条，搞翻了军队，裁减军队，把老的元帅都撤换了，铁木辛哥、华西列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科涅夫、朱可夫等等。什么十条，多得很！全盘否定斯大林，压制民主，个人迷信，裙带关系，一人决定，随意决定计划，破坏草田轮作制，等等，多得很！总而言之，混不下去了。当议论到我们最近应该怎么办时，有人提出，第一，写封信给左派党，说明我们对赫鲁晓夫垮台的看法；第二，从正面写文章，阐述我们的立场。关于写文章，毛泽东说：我主张冷一个时期，观察一个时期。我是中间偏左，你们是左派。他们还是修正主义，但他们现在对美国有顾虑，需要中国这个朋友。目前对他们不能逼，逼，逼到那边去了。我们对情况还未弄清楚，要看一看。“冻结”两个月，有什么关系，过去我们写文章，也往往是隔几个月一篇嘛！这样我们的旗帜会倒下来？十月革命节我们写文章，也说好话嘛！毛泽东最后说：一、我赞成给各左派党写封信，二、目前要看一时期。十月革命节，他不请，我们也派副总理去。十月革命还不准庆祝？国内也举行个会，搞得热烈些。

同日　阅中共广东省委十月十八日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向中南局并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在积极准备扩大对越南北方发动的侵略战争，广东省加紧进行战备工作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加速地方军事工业的建设；第二，从广州等前沿城市中迁建部分民用工业到三线去；第三，加强国防公路、国防通讯网的建设；第四，做好物资储备和仓库建设；第五，加速后方农业和山区经济的发展；第六，适当加强三线的文教、卫生建设。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周、邓、彭、瑞卿各同志：广东省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彭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需十五亿左右，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和罗瑞卿约中央有关部门商谈，提出关于一线、二线省区自身的三线建设部署和工作布置。二十六日，林彪将广东省委这个报告送毛泽东，并附信说：“此报告可否批发全国各省，以使各省的备战工作更加落实。”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刘、周、邓、彭阅，退林彪同志。只看他给我的短信就够了。真是小说上说过的：‘英雄所见，大抵略同。’”二十九日，周恩来将中央关于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指示稿报送毛泽东。十一月三日，毛泽东批示：“照发。”指示说：“中央现将广东省委十月十八日报告和主席十月二十二日批语转给你们。中央同意并转发周恩来、罗瑞卿两同志十月二十九日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望即抓紧进行。”

10月2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古巴海军代表团，萧向荣、赵启民[114]在座。毛泽东说：我们还是不发达国家。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更好地发展。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比较走上了轨道，我说比较走上轨道，不是指全部，有些东西还要改掉。工作方法，经济上的经营管理，其中有些东西是抄外国的，不符合我们的情况。另外，国内还有些地方，革命还不彻底，要重新进行革命。有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以要重新教育。苏联出了一些事情，总之起了变化，我看是往好的方向转。现在看看情况再说，休战几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再说。我说的不是对帝国主义休战，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我们是从来不休战的。这几天苏联报纸也不那么批评我们了，我们主张大家都团结起来，谁想与苏联闹翻？没有人想与苏联闹翻，苏联是好的，党员也是好的，只有少数人不好，其中之一已经下台了。蒋介石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喜欢他，可是他在联合国还“代表”六亿中国人民。我跟他很熟，他现有七十七岁了，开头做了一些好事，但后来专做坏事，离开美国就不能活。但他与我们也有一点相同，他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过去把蒋介石的这摊子接下来，文学、艺术、教育家，无论是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大部分是从蒋介石那里接收来的，我们离开他们还不行，离开他们就没有人教书。

同日　阅陈伯达送阅的他九月十六日在讨论发展电子工业问题座谈会上的插话摘要。在陈伯达谈到“我们办工业，必须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苏联的那一套”处，毛泽东加写：“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

10月24日　复信泰国前总理比里·帕侬荣，感谢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发来的贺信。复信说：四年前的同一个节日，我曾经在答复你的贺信中说：如你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形势十分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现在，这种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形势是越来越明显了。全世界人民一定会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相信，日益觉醒的泰国人民也会卷入世界反美斗争的浪潮中，美帝国主义终将要从泰国滚出去。

10月2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另有主管国际、外交等方面的十余人参加。会议首先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后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静观已经十天，现在是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苏共公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从欧洲方面的反应看，比较重要的兄弟党都表示了态度。我们也应该采取行动，可以考虑主动向苏共提出，我们派代表团去参加他们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我们可以考虑这次派出由周总理当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再加上贺龙同志这位老帅跟总理一起去。这个意见请大家考虑一下，今天先不做决定。在过去的十天里，我们的方针是一肯二看。肯就是肯定、赞赏，这无非是发了一个贺电；主要是看，已经看了十天。现在的方针应是一推二看。看还是要看，不过要做点推动的工作，得推他们往前走。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但是也不能寄予过分的希望，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积累的问题很多，很可能他们首先还是着重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比如什么农业问题、工业问题，什么党组织制度问题、干部制度问题、作风问题等等。老百姓和苏共党内干部对赫鲁晓夫的不满，首先是不满他把国内问题搞得一团糟。因此苏共新领导可能首先要抓这些国内问题。至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往好的方面变，也可以为此来做一点工作，但是不要寄予过大的希望，因为过去很多决定也是他们主席团集体做出的。但是变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对他们做工作，推着他们往前走，往好的方向发展。从大局看，这样比较有利。会议接着讨论刘少奇十月十八日写给毛泽东等的信。毛泽东说：这几天忙国际问题去了。你提的问题，没有谈谈，我看还是放一放，你看像信阳事件那样，都暴露出来了，一下子就搞彻底了。放一二年，问题都出来了。

同日　阅张爱萍、刘西尧十月二十六日给周恩来、林彪等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据我们这两天在现场观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效应试验情况，初步认为，地面暴露的有生物，在距爆心一定距离内多数将陆续死亡；在一定距离外，虽不致死亡，但将丧失战斗力。地面暴露配置的各种作战武器，在距爆心一定的距离内，大部分被破坏或在短时间内不能使用；在一定的距离外只要稍加防护（如野战掩体），基本上没有影响。各种工事、掩体，特别是地下工事，对原子爆炸有很好的防护能力。毛泽东批示：“只有工事、矮墙、坚房等物，就能防御核爆，不致伤人。”

10月29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妇女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都喜欢你们，听说你们都是劳动者，世界上劳动者是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是劳动者。劳动者一定要翻身的，帝国主义会被赶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代表劳动者的。谈到西南非洲人民受压迫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在北京找些青年人跟你们会见一下。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所以要请你们当教员，给他们讲讲，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们还在受苦。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现在下去了。我告诉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闪闪，你就说我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笨了，要向你们学习请教。

同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我们自己主动派重要代表团去苏联还不够。我跟恩来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建议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为什么要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去呢？因为我们一家去太孤单，而且从这次初步反应来看，过去一贯跟随苏共走的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苏共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至少多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出建议，请朝鲜、越南、罗马尼亚考虑去，还要请阿尔巴尼亚考虑去。我们可以一方面向苏联提出这个建议，请他们邀请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跟越南、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驻中国的大使通气，请他们报告国内，说中国党建议大家一起去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让邓小平把会议讨论的意见，告诉没有参加会议的朱德和陈云，让周恩来告诉林彪。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领头，加上彭真等，去朝鲜向金日成通报中共中央的意见，并征求朝鲜方面的意见。

10月30日　审阅康生、吴冷西十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观察家评论《铁托[115]集团的又一次自我大暴露》，批示：“刘、周、邓、彭、康、吴冷西同志：现在发表这类文章（豺狼倒了骂狐狸）不策略，此稿不能用。”

10月　批示江青、李讷阅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十月十六日编印的《团的情况》上刊载的《一个立志务农的教授女儿和家庭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一文。这篇文章介绍了南京师范学院附中一名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放弃高考，立志务农，最终到江苏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的事情。

同月　读任继愈主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该书第三册第五篇第五章第一节中的一段话说：“仅仅从个别与一般有内在联系来看，华严宗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是唯心主义的颠倒的立足点使他们不愿承认个别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他们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毛泽东批注：“何其正确。”另一段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和发展和它的规律都是绝对的、客观存在着的”，“而相对主义，恰恰把‘相对’神秘化、神圣化，把物质世界永恒发展和它的规律完全取消了，物质也成了相对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也说成为相对的”。毛泽东批注：“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前面多次引证列宁的话，岂非自相矛盾。”

11月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刘少奇、董必武、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阿富汗是个英雄的国家，历史上你们没有屈服过。我们与你们是友好国家，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在国内你们努力进行建设，正向着进步方向发展。查希尔说：十五年来，中国人民取得的很大成就是世界上有目共睹的，是没有前例的。毛泽东说：吹嘘得大了，与实际情况不符。我们要学习先进技术。以前西方国家说我们不行，我们就是不相信这一条。论人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多，论地区也是最广。只有他们西方行，我就不相信。不过还需要时间，要几十年或者更长一些，但总是可以行的。他们能办到的，我们也可能办到。毛泽东说：现在还有人说中国要打仗，其实我们并不想打世界大战，也不想打局部战争。如果有机会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军队和民兵，他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不是为出国打仗。

同日　晚上，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和王光美、董必武、朱德和康克清、周恩来、彭真、贺龙，同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和王后、马里总统凯塔和夫人一起观看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的日本芭蕾舞剧《？？礻氏园祭》。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就派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一事同各社会主义国家驻中国大使、临时代办通气情况，及邓小平为此事访问朝鲜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方针就是一推二看，这个推也不想有多大作为，也不要期待他很快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看还是很重要。过去十多天我们是看。要到莫斯科去也是看，同各方面接触，看看有什么动向，了解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他们以后准备怎么办。但是也不要太认真了。我们这样做，主要是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

同日　阅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宋养初十月二十四日关于有些设计单位开展了群众性的设计工作改革运动给薄一波并李富春的信，批示：“彭真同志，请转谷牧同志：要在明年二月开全国设计会议之前，发动所有的设计院，都投入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中去，充分讨论，畅所欲言。以三个月时间，可以得到很大成绩。请谷牧同志立即部署，并进行几次检查、督促，总结经验，是为至盼！”十一月二日上午，谷牧召集工交口、国防口的十九个部的负责人开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部署。提出要以主席思想为指导，彻底揭发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打破苏联框框的束缚，经过这次改革，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和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设计工作办法来。在今后三个月内主要是充分揭发设计思想、设计方法上存在的问题，为开好明年二月的全国设计工作会议做准备。当天，谷牧写会议报告给彭真并报毛泽东。报告中说：我准备每两周对这项工作进行一次检查、督促。日常工作，由宋养初同志负责。八日，毛泽东在谷牧的报告上批示：“退彭真同志：请告谷牧，他的这个部署很好。”

11月5日　晨三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讨论周恩来、贺龙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的方针问题。本日，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

同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勃列日涅夫、米高扬[116]、柯西金，祝贺十月革命胜利四十七周年。电报说：“在伟大的列宁和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它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人民一向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促进我们的共同事业。”

11月6日　审阅刘宁一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可用。有一些小的修改。”毛泽东删去了讲话稿中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并批注：“这一句，不宜在这个时候讲。”在讲话稿中的“有一种说法，说什么民主党的约翰逊是和平的候选人，共和党的戈德华特是战争的候选人，他们两人实行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之后，毛泽东加写：“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同日　审阅《人民日报》纪念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社论稿《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批示：“写得好。”在社论稿的两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后，毛泽东都加上“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团结”。

同日　晚上，观看中国京剧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红灯记》，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刘少奇、邓小平。

11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勃列日涅夫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毛泽东说：从这个报告的摘要可以看到，苏共领导是虚弱的，是胆怯的。所以对一些重大问题不敢采取鲜明的态度，不敢同赫鲁晓夫划清界限，也不敢公开宣布按原定计划召开国际会议。看来，他们扳倒赫鲁晓夫是由于长期积累的不满，最后仓促做出决定的，并没有清理赫鲁晓夫的一系列错误，更不是因为反对赫鲁晓夫的路线而把他赶下台。苏共领导究竟下一步怎么样做，看来甚至在主席团内部也没有一个有纲领、有步骤、有方法的意见。赫鲁晓夫是拉下马了，那末他们自己当家怎么办呢？还没有一套办法。因此，可不可以作这样的估计，即苏共新领导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稍有改变，但基本路线不变，这种可能性也存在。我们要继续看。

同日　晚上，在苏联政府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周恩来说：“我们不要任何毛，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因当时有美国记者在场，周恩来没有理他走开了，只说了一句：“你的话我不懂。”马利诺夫斯基还在那里继续说：“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这个话，周恩来走开了没有听到。马利诺夫斯基又去对贺龙讲污辱毛泽东的话，贺龙当即指出，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周恩来随后向米高扬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刚才胡说八道。当晚，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发急电，报告事情经过，提出代表团准备向苏共中央正式抗议，请中央尽快指示。十一月八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复电代表团，同意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抗议，要求他们作出正式答复。当天，勃列日涅夫等回拜中国党政代表团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马利诺夫斯基昨天侮辱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话提出抗议，要求苏方正式澄清。后来，柯西金代表苏共中央表示道歉。

同日　阅中共湖南省委十一月一日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由贫协行使权力的请示报告（附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湖南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三种地区[117]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批示：“送少奇同志阅。此件请你考虑，似应批准。还可考虑发给各地，将他们一军。大多省、区是还没有搞起各级贫协来的。”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委的报告（附通知草案），要求各地参照湖南省委意见酌情办理。

11月8日　晚上，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金日成，就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苏共新领导中谁是主要人物，苏共新领导今后的走向等问题交换意见。十六日，双方在一一八厅进行第二次交谈。共同认为，这次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是一个好办法。毛泽东说：我们去是为了人民，为了苏联人民，为了全世界人民。现在大张旗鼓地反对苏联新领导是不得人心的，我们要偃旗息鼓，要观察一个时期。

11月9日　应江西省请求，为方志敏[118]烈士题写墓碑：方志敏烈士之墓。

11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大家认为，从第一次会谈[119]的情况看，苏共领导集团企图表面上承诺所谓团结，来换取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和肯定十二月会议的合法性。要拒绝讨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声明我们绝不参加苏方下令在十二月召开的筹备会议。毛泽东说：我们没料到赫鲁晓夫这么快就垮台。看来，我们在今年三月间跟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判过程中，采取寸步不让、一点也不松口、坚持公开论战的方针是做对了。如果那个时候松一下，即使同意暂停公开论战，就救了赫鲁晓夫。我们一硬，他们内部反对他的人就更多，他垮台就更快了。世界上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定不坚定，坚持不坚持。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果苏方提出，我们完全拒绝也不好，这个问题要斟酌。毛泽东让邓小平拟一个给中国党政代表团的电报，要代表团谈完了就回国，要告诉代表团，我们要明确地表示，这次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不发表任何东西，连新闻也不发表。中共中央给代表团的电报，于十一日晨一时发出。

11月11日、12日　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苏共领导人先后举行第二次、第三次会谈。在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在苏共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上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在第三次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在通报解除赫鲁晓夫领导职务的原因时说：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的原因是由于他的工作作风和方法问题。周恩来对勃列日涅夫的通报表示不满意。勃列日涅夫还说：苏共的第二十次、二十一次、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列宁主义路线，苏共纲领是正确的，是不可破坏的。这个路线，不论在对内政策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对我们来说是毫不动摇的。周恩来最后说：这次我们没有能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我们两党协商的门是开着的。十三日，中国党政代表团从莫斯科启程回国。

11月12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十一月四日关于贯彻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军委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一、抓战备落实。二、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准备工作。三、抓领导干部的蹲点。四、抓院校的整顿。五、抓明年初整顿机关的准备工作。六、抓军队薪金制度和军衔制度的改革问题。毛泽东阅后批示：“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件可一阅，这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注意军事，不要把它忘了。”

11月14日　下午，周恩来、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北京，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到首都机场迎接。随后，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贺龙访苏情况汇报。周恩来说：从会谈的过程中来看，他们还没有要根本改变对华方针的想法。这些人根本谈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把赫鲁晓夫搞下台。可以看出，他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并不是什么路线的分歧。可能是对赫鲁晓夫在某一些政策、某一些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特别是对他的作风不满。毛泽东说：我们曾经议论，认为苏共新领导实行的很可能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周恩来说：主席概括得很对，很准确。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及筹备会议，苏共新领导似乎也没有确定筹备会议硬是要在十二月开，但是要开这个会是肯定的。同时，他们也希望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说：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原则绝不让步。当然，我们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他骂了我们之后，我们才反击。我们不为人先，不先骂他。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也要准备一篇文章，不是批评苏共新领导，而是讲赫鲁晓夫犯了种种错误。在会议将结束时，毛泽东说：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看。推，我们已走了一步，我们到莫斯科去就是想推动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结果他们竟然要在我们党内搞颠覆活动。但是我们还是要看，要继续观察。我们这次去，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示我们希望团结，这样一个姿态是应该的，是做得对的。但这不能靠我们这边单相思，要两方面努力才行。我们努一下力，他们却打官腔，含含糊糊，甚至还挑衅，那是他们的责任，于我无损。代表团此行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并不是路线上的分歧。现在看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要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现在我们还不把话说死，只是说这种可能性最大。毛泽东最后说：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的趋向，很可能像我国古代词人所形容的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11月17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1月中旬　阅中共广东省委十一月十三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中央和中南局的第一次报告，批示：“很值一读或两读。”报告说：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层组织被篡夺以及干部和平演变的情况，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原来的一些红旗单位，问题都很严重。现在看来，基层组织已经被篡夺和已经和平演变过去的，也就是说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是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问题，更普遍的是大量农村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在农村集体经济内部，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现象相当突出，出现了以基层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

11月18日　审阅《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并嘱分送各同志，准备一两天内谈一次。十九日夜陈伯达致信毛泽东：“根据您的指示，这篇文章，经过少奇、恩来、小平、康生同志和钓鱼台几个同志在一起，读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大家都同意作为《红旗》社论发表。现在，把修改的地方写在原来的稿子上，请审阅，指示。”二十日，毛泽东再次审阅这篇文章，批示：“照发。”这篇文章作为《红旗》杂志社论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该刊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发表，《人民日报》当天转载。

11月23日　致电祝贺日本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贺电说：日本共产党是富有战斗性的坚强的日本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日本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突击队。日本共产党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和团结的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1月和12月　应胡乔木请求，修改他写的词《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沁园春·杭州感事》、《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等，共十六首。毛泽东在修改《沁园春·杭州感事》一词时，对胡乔木十月二十五日来信后补报的一段话[120]，批注：“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为胡乔木词十六首的发表问题，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请在新年（一月一日）发表为盼。”同日，还写信给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告诉他胡乔木词已送《人民日报》于一月一日发表，《人民文学》可以转载。

11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秘鲁共产党（马）中央第一书记帕雷德斯。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政党，脱离了群众就不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了。非洲和亚洲不单是一个美国问题，除了美帝国主义还有欧洲帝国主义。看来形势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要快。赫鲁晓夫下台就比我们预料的快。都要准备两手，革命的长期性，另外一手是准备来得快一些。要真学会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你们国家具体情况相结合。做一个共产党员，要跟工农接近，要向工农学习。如我们现在这些人不向我国工人、农民学习，那就不行。情况变了，工人、农民有新的要求，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会脱离工人、农民。所以我们号召干部，除了体弱有病的极少数人，统统要去跟工人、农民接近。

11月2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十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这次会议还讨论了陈毅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问题。

11月26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听取李富春、薄一波去西南三线攀枝花地区考察情况的汇报。在李富春谈到西南三线到一九七五年能生产多少吨钢时，毛泽东说：还有十一年，按总理的要求要快。还能不能再快？帝国主义已经二十年没打仗了，帝国主义能不打仗吗？还有搞氢弹、导弹也要快，三年太慢了。当李富春谈到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六个布点方案时，毛泽东说：在宜宾布点，又没有煤，又没有铁路，还得修内昆铁路，还要疏浚金沙江，宜宾不要搞了。在邓小平谈到全国铁路的布局要早规划、早决定时，毛泽东说，不要拖拖拉拉，能动手就早动手。现在经验也好总结了，例如，建设首先要搞矿山；不要搞多头领导，大权要独揽到中央，要有协作；还要搞新技术。苏联的框框也要加以分析，也要一分为二。

同日　阅林彪十一月二十一日听取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关于军队训练工作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纪要，批示：“刘、周、邓、彭阅后，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对普及工作的指示很重要，一定要把普及工作搞好。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训练都重要，都要搞，两方面都要照顾到。各军种、兵种都要搞天天练，各有重点，各有过硬的本领。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原则，军委已经定了，就是要搞近战、夜战，在困难复杂条件下训练，练过硬本领，抓基础等等。南京、北京的军事学院都要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教材，要搞通。院校要注意抓政治工作。

同日　阅刘亚楼等关于广州军区空军十一月十五日在广东遂溪地区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报告，批示：“亚楼同志：此件已阅，很好。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同日　阅王任重十一月十五日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节录。王任重提出：农村“四清”要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县、区、社各级机关的运动，我看也和农村一样都叫“四清”，不必再叫什么“五反”，中心内容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机关“四清”的口号可以这样提：依靠革命的积极分子，团结大多数干部，反对“四不清”，反对和平演变，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重新建立或健全新的领导核心，实现机关的革命化。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周、邓、彭、富春、一波阅。我看这个意见好。如果你们已经看过这个材料，也可以再看一遍。”

同日　阅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同广东中山县两个老贫农吴才添、陈二妹夫妇的谈话纪要，批示：“刘、周、邓、彭阅后，退毛。这两个贫农同志是我们全党的老师。”吴才添说：搞“四清”很好，但是一定要把生产搞好，如果生产搞不好，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穷人。因此，对干部不要一下子打击得太猛，现在贫农、下中农没有人敢出来当干部，集体生产就没有人领导，社员就像一盘散沙那样，生产就搞不好。你们不要急，慢慢来。你们打击他太猛，他就会顶，社员就感到有威胁（生产搞不好没有饭吃）。明天开群众大会，最好是第一讲生产；第二搞好工分；第三搞好卫生；第四搞好积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要讲得太深，不要讲具体人，不要讲要斗争。因为社员有顾虑，不知道这次运动要斗争多少人，要捉多少人。等到贫农、下中农发动起来了，有了力量，再逐步讲深一些。陈二妹说：工作队同志找贫农、下中农，成天跟着他，又问这又问那，一口气问他很多问题，使得他害怕了。不要急，急是不行的。

同日　阅反映香港观众赞赏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一份材料，批示：“送刘、周、邓、彭阅。人们要革命。”材料说：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在深圳公演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受到来自香港的七千多观众的热烈赞扬。有些人露宿一夜等待买票，香港工人组织要求包一场《红色娘子军》让工人观看，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红色娘子军》增演了两场，每场演出，观众的热烈情绪和场面，在内地也是少有的。《天鹅湖》则比原定演出三场减少了一场。

11月27日　阅中国驻阿联（今埃及）大使陈家康建议在北京举行声援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大会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即送刘、周、彭、邓：应照陈家康的意见办理。应迅速开五六十万人的大会，在天安门开，我也准备出席。请酌定。”二十八日，发表《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二十九日，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首都七十多万人反对美国侵略刚果（利）的群众大会。

11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二十六日收到的苏共中央的来信。来信说，苏共中央把原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二十六国党筹备会议推迟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召开，会议的名称改为“协商会晤”。会议决定：我们仍然坚持过去的一贯立场，坚决反对他们违反协商一致原则召开这样的会议。我们的立场，在八月三十日的复信中已明确阐明了，所以对这次来信不必答复。

11月29日　应《工人日报》编委会请求，为《工人日报》重新题写报名。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实践》杂志社请求，为《实践》杂志重新题写刊名。

11月　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题字：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遵义会议会址。

12月1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报》题写报名。

12月2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简报》第六十五期刊载的一份材料，材料反映部队离职休养干部中担心“三不变”不能落实、希望调整军衔级别等思想问题尚未很好解决，离休干部的住房多数还没有落实。毛泽东批示：“刘、周、邓、彭、贺阅，退毛。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

12月3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十一月二十一日关于整顿院校工作的报告。报告说：长沙政治学校实行面对面的领导，领导干部深入教学第一线，一年有三到六个月参加教学活动，并且以身作则，使学员时时受到好作风的影响。他们依靠群众，大家办校。这是值得所有院校学习的。但是，在全军院校中办得像长沙政治学校这样好的还是少数，多数院校还存在较多的问题，故决定在全军院校中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由叶剑英主持。毛泽东阅后批示机要秘书徐业夫：“电话问叶剑英同志：长沙政治学校有无总结性的材料，如有，请他给我一份。”

12月5日　阅薄一波十一月二十六日转报的谢富治十一月十五日报送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批示：“一波同志：此件是否可以转发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同志看看，请酌定。”“送朱、贺、罗、陈毅、定一、康生、冷西阅后，退一波。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报告说：在该厂揭发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有八种表现：一、弄虚作假，欺骗国家（计划指标“以多报少，大打埋伏”；技术经济定额“假造公式，以低报高”；产品质量“以劣报优，以次顶好”；清仓核资“谎报亏损”；工程计划“先小后大，骗人上马”）。二、损公利厂，不顾整体。三、损人利己，剥削友邻。四、贱买贵卖，唯利是图。五、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六、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布置任务靠奖金；执行任务靠奖金；刺激情绪靠奖金；政治工作靠奖金）。七、科学实验，为名为利。八、胡花滥用，浪费惊人。在报告说“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处，毛泽东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七日，中共中央下发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

12月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陈毅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李先念、伍修权访问阿尔巴尼亚，廖承志、赵毅敏访问意大利的情况汇报。

12月9日　阅刘少奇十二月六日给宋任穷的信，批示：“此件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总政的同志们阅读。”刘少奇的信中说：送上河南省委十一月三十日关于集中整训工作队，解决县社两级骨干“四不清”问题的报告，请你看看。从中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一些县社领导干部中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大体情况。实际情况可能比报告中所说还要更多更严重一些。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怎样估计县社两级骨干的情况，才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河南的县社骨干的情况如此，东北各省干部的情况是不是另外一种情况呢？这是值得你们深思的。由于我得到的东北这方面的情况很少，所以我写这封信给你，想引起你们的注意。

12月10日　阅刘少奇十二月九日送阅的陶铸十二月一日关于在广东花县的一个生产队蹲点情况的报告[121]、十二月六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何真正做到搞深搞透的一些意见给刘少奇的信[122]。刘少奇提出，陶铸的报告和信“我意可印发不久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毛泽东批示：“可以印发。又，在报告第六页（应为第五页——编者注）上，我批注了几句话，请你看看。”在陶铸报告第五页谈到我们过去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与新特点盲然无知，对阶级斗争中出现的这样严重的情况，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处，毛泽东批注：“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各级干部除少数人以外，在这次下去蹲点以前，根本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没有作出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有些人不出办公室，谈不到视听见闻。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点了，却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那里。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剥削阶级一方面；而对被剥削阶级一方面，即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

12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2月12日　审阅李富春报送的国家计委十二月七日《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长期计划考虑包括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要具体些，但仍是纲领式的；十五年设想主要是战略布局和总的奋斗目标，包括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和四个现代化可能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准备在今冬明春广泛征求地方和中央各有关部门的意见。明年一二月份先搞一些反映专题研究的长期计划简报，向中央报送，以使我们及时得到指示。明年三四月份拟定计划纲要，五六月份提交中央讨论。简报的题目，现在想到的主要有十七个[123]。毛泽东阅后批示：“富春同志：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又，十五年计划，此文内未见提及。”十三日，又在彭真十一日送阅的计委这个报告上批示：“已阅。退彭真同志。这个程序问题写得还好。缺点是粗枝大叶，只见几根骨头，没有皮毛血肉。”

同日　阅薄一波十二月十日报送的陈正人十二月四日给他的信和陈正人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批示：“送少奇、薄一波同志酌处。同意转发。”毛泽东对陈正人的信和报告写了一些批注。陈正人信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毛泽东批注：“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在信中谈到拖拉机厂的领导同志每星期劳动两个下午处，毛泽东批注：“为什么不可以劳动四个到五个下午呢？剩下还有两个整天和四个到五个上午做别的事。”信中谈到“目前我所注意的问题，主要放在社教运动方面。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准备放到后一步来研究”。毛泽东批注：“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陈正人的报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毛泽东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对陈正人的信和报告再次批示：“此件太长，似可不发。”

12月13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十二月十一日报送的准备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124]。报告共三个部分：（一）调整国民经济的成就和今后的建设任务。（二）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三）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工作。报告第一部分中说，“事实上，在我们面前，仍然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领域，还有很多不熟悉的事物”。毛泽东将这句话中的“有一个”改为“有很多个”，“还有很多”改为“还有很多很多”。在这句之后加写：“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在报告第一部分中谈到实行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处，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其中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还将报告中的“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短的时间，迎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一句中的“比较短”改为“比较不太长”，“迎头赶上”改为“赶上和超过”；并在这一句话后加写：“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在报告第二部分讲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之后，毛泽东加上“革命的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二十九日，审阅《政府工作报告》第三次摘要稿，将“我们已经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些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一句中的“达到或者接近”改为“可以认为是”。并批示：“作了一些修改，即把可能使外国人害怕而又不必要的字句改了一些。”

同日　阅张平化十二月六日给刘少奇的信，批示：“少奇同志：此信很好，似可印发[125]，请你酌定。”张平化信中说：我在湘潭县良湖公社良湖大队蹲点已经三个月。这次蹲点才看到了基层情况的严重，证明了我过去根本不了解基层的情况。良湖大队的情况和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六十九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组织要多于三分之一。我们有个想法：宁愿时间长一些，决不降低标准去赶进度。搞好一社是一社，搞好一县是一县。

12月15日一1965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当前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解决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会议在十二月下旬形成《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十七条，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批示照发，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4]811号文件印发。会议即准备结束。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停发[64]811号中共中央文件的通知。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上旬开始，中央工作会议继续举行，讨论纪要。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多次讲话。最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修改整理出共有二十三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通称“二十三条”。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5]26号文件印发了这个纪要，印发纪要的通知说：“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12月1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介绍赫鲁晓夫下台及十一月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情况，指出勃列日涅夫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我们应该准备新的斗争。接着，刘少奇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映的一些问题，提出请会议讨论。在刘少奇讲话中，毛泽东多次插话。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一次利用人大开会，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本想开个小会，既然你们都到了，那就大家都来。毛泽东插话说：实际上是中央全会，都到了嘛，而且是扩大的。刘少奇说：陶铸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毛泽东插话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刘少奇说：王任重说要清党，可以不讲清党这个话，恐怕有大批党员要清掉。毛泽东插话说：我是赞成的。我老早讲过，总要搞出几百万。他们不像样子，广大群众反对，这不是共产党员嘛。刘少奇说：有个别地方已经查出黑地来，群众搞了“四清”，就把黑地报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有一个征购问题，现在还没有普遍地查清楚黑地，如果对现在个别地方已报出的黑地进行粮食征购，那报出黑地的是肯定要吃亏的。毛泽东插话说：不能去征。要在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加购一点。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最后，毛泽东说：每天下午三点半要在这里开一次大会，上午开小组会，或者看文件。有话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12月1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陶铸、李井泉在会上发言。

12月1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宋任穷、刘澜涛在会上发言。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对于我们干部来说，是一次重新整风的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组织来说，是一次大清理。把这次革命搞好，搞彻底，才有可能建设一个好的党。西北地区共有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县市，共有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如果把以前夺权的也算上，就占百分之五十。

12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李雪峰在会上发言，他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省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县是否同时搞，可以不作规定，把下面搞清楚后再定。

同日　阅刘少奇十二月十二日送阅的江华关于第一次蹲点的报告和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整训工作队骨干的情况简报。刘少奇提出这两件可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示：“照发。”江华的报告说：我于十一月二十日来到上虞县梁湖公社华山大队第五生产队蹲点。进村以来，感受最深的是，农村中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实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从梁湖公社的情况来说，已经不止是三分之一的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工作队共同的看法是，这次运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浙江省委的简报说：党内的右倾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许多同志对于党内和干部中的和平演变、两面政权的严重情况，长期认识不清。思想作风上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要是脱离阶级斗争实际。

同日　阅刘少奇十二月十二日送阅的中共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召开各工作团政委第一次紧急会议纪要。刘少奇提出此件似可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示：“照办。”纪要说：会议讨论认为：工作队进村以后，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两极分化，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12月1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魏文伯[126]、谭震林在会上发言。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宣布，从二十日起，工作会议停开几天，再开时再通知。

同日　阅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高扬文十二月八日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阶级斗争带动生产斗争的报告，批示：“要把原本上薄一波同志那些批注印上去。我在原本末尾也批了几句话。”毛泽东批注的话是：“这个报告写得清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是一个好报告。有些报告写得太长，结果无人看，或者看一半就丢下了。”高扬文的报告说：在阶级斗争胜利形势带动下，白银公司今年生产斗争的三大任务是生产铜两万吨（国家计划一万六千吨），精简三千人，上缴利润六千万元（国家计划五千三百万元），已经在十二月五日完成。他们把两个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做法和经验是：一、阶级斗争是核心，首先必须把阶级斗争的仗打好。二、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生产斗争。三、在生产斗争中也要敢于革命，彻底革命。四、以不断革命精神，组织生产高潮。五、经常用阶级斗争胜利的实例，向广大职工进行活的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六、充分发挥老工人的作用和技术人员的作用。七、在革命运动中，培养三八作风，坚持干部参加劳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

12月2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少数省委第一书记，共三十一人。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整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讲分子。干部里面无非是左、中、右。我相信，右的，特别坏的，总是只占一部分；左的也很少；中间派有人讲问题不那么很多，但是沾了一点，坏事也做了一点，要把这一部分人拉过来。划地富的结果，户数不要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要不超过百分之十左右。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是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问题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但是现在正是有劲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一盆冷水下去，我又怕泼冷水。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再搞五个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退赔，实在拿不出来的，宽大处理算啦。会议讨论主要矛盾如何提法时，陶铸说：我同意城市、农村是“四不清”的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矛盾的意见。李雪峰说：主要矛盾除严重的“四不清”干部以外，还包括严重的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毛泽东说：严重“四不清”干部，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刘少奇问，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四句是：“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127]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说：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

同日　同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今天二版关于设计讨论的四篇小文章全看了，编者按也写得好。[128]大白菜也上了头条[129]，很好。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内容，要学习。

12月21日一1965年1月4日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现在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2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陈伯达、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谈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当前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

12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会见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团长、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等，并观看古巴芭蕾舞团的演出。

12月24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未定稿。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国家的作家，刘少奇、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些好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比如文学、艺术、教育方面，现在刚刚触动它们之中的一些坏东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崇拜西方国家的古典作品，看不起自己，总觉得自己不行。这就是一个教训。历史遗产要接受，但是要批判地接受。客人们提出希望毛泽东能给亚非作家说几句话，毛泽东说：团结起来，击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我的话就是这么一句，没有更多的话。

同日　晚上，审阅陈伯达本日晚十时报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未定稿，十二月二十四日，二稿），共十六条，毛泽东阅后于晚十一时批示：“照办。”他对第一条中的“在上面的，有中央、省、地、县、区、社的那些反对和不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句话作了修改，删去“和不”两个字。随后，陈伯达将这个文件由十六条增至十七条[130]，报送毛泽东审阅。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标题下括号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所署日期改为“十二月二十七日”，批示“照发”。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印发这个纪要，发至县团级以上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队党委。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停发纪要的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12月25日　阅罗瑞卿十二月二十四日送阅的香港《新闻天地》刊载的《核子劫后生机未灭》一文。该文说：就科学家理论上而言，核子爆炸后的地区，因大量辐射尘的浸染，将寸草不生，动物灭绝。最近美国科学家一行，回到六年来被封锁的美国原子弹试验“靶场”——西太平洋的比基尼岛和恩利威吐克环礁时，却见杂花生树，好鸟飞鸣，鼠跳鱼跃，海藻漂浮，而莫不惊叹大自然在劫后复苏的伟大活力了。毛泽东批示：“已阅。退罗瑞卿同志。”并指示罗瑞卿，此文可作为参考资料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和全国人大代表看看。

12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阿尔及利亚民兵代表团，罗瑞卿、彭绍辉[131]等在座。毛泽东说：非洲经常被人瞧不起，亚洲也一样，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崇拜外国，叫做亲美、崇美、恐美。现在，我们通过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亲美变成了轻美，崇美变成了反美，恐美变成了把美国当成了纸老虎。你们要吸取中国的教训。要记住这一条，太平洋不太平。你们是地中海国家，你们那里有个第六舰队，我们这里有个第七舰队。美国人整我们，也整你们。

同日　毛泽东生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邀请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委负责人、劳动模范、科学家和身边工作人员聚会，共进晚餐。毛泽东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有工人，有农民，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毛泽东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毛泽东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12月2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会议纪要。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先后发言。陈伯达发言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表达主席的思想，具体部署没有写上。根据主席的指示，将矛盾的性质加以说明。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把大家意见加以总结，说“四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会上有同志提出只写主要矛盾好不好？主席指出还是写上几种，便于比较。当陈伯达谈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发言谈到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过去封建王朝三年一轮换时，毛泽东插话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同日　同李井泉谈话，就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性质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并对李井泉不善于听取同志意见，致使有些同志对他有意见不敢讲，怕他，而使西南局工作相对较弱的情况，提出批评。

12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会议纪要。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说：这个文件行不行？第一条，性质问题。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还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大家都觉得，第三种提法比较妥当，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外，就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错了，你也得听下去，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工作态度，不要使人怕。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我只讲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头一条性质问题，一个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在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八十五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末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人家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合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132]

12月29日　写信给田家英：“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毛泽东根据自己的记忆，笔录了《三垂冈》[133]诗如下：“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12月31日　阅陈伯达十二月三十日报送的他同余秋里[134]关于工业设计问题谈话的记录，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副总理各同志看看。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新年联欢晚会。

[1]　这10首诗词是：《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2]　李四光，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3]　巴拿马运河，位于中美洲南端巴拿马共和国中部蜂腰地区，全长81.3公里，是一条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重要国际航运水道。1903年，美国与巴拿马政府签署了一项不平等的“美巴条约”，以一次付清1 000万美元和每年偿付25万美元租金的代价，取得了永久占领、使用和控制运河区的权利。1959年11月9日，巴拿马国民议会曾正式通过决议，宣布一定要收回运河区。1963年1月，美国对巴拿马的要求作出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同意在运河区中并悬巴美两国国旗。但是，美国仍然保持着全面控制运河区的特权。1964年1月9日，由于美国驻巴拿马运河区的军队杀害了一名反美示威的巴拿马学生，巴拿马爆发了全国性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1月10日，巴拿马政府宣布中断巴美外交关系。

[4]　斯特朗，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参加《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的专家。

[5]　袁水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6]　陈忠经，当时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

[7]　1951年9月8日，日美两国在旧金山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60年1月19日，日美两国对安保条约修改后重新签订，称《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新的条约规定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等。

[8]　李攀龙的《怀明卿》一诗中有“九派长江九叠山”句。

[9]　吴德峰、张志让，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

[10]　指余盖，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1]　指李大梁，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心理学教师。当时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2]　指1964年1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

[13]　钱学森，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当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所长。1965年1月又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4]　竺可桢，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5]　林枫，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秀峰，当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1964年7月改任新恢复的高等教育部部长）。1965年1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蒋南翔，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1964年6月改任新恢复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65年1月任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

[16]　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第一书记。朱穆之，当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17]　许德珩，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水产部部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18]　爱新觉罗·载涛，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叔父，清末曾任军谘大臣。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马政局顾问。

[19]　指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中所列的30本书。其中，马克思著作8本：《共产党宣言》（马、恩合著），《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附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恩格斯著作3本：《自然辩证法》导言、札记和片断，《反杜林论》（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附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列宁著作11本：《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论战争、和平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斯大林著作5本：《论反对派》，《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普列汉诺夫著作3本：《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

[20]　姚仲明，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21]　复信关于具体措施的建议是：（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分别地或者共同地达成协议。（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召开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三）我们提议，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召开17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22]　陈，指陈毅。

[23]　金昌满，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朴容国，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部长。

[24]　宫本显治，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25]　毛雷尔，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26]　乔治乌-德治，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

[27]　波德纳拉希、齐奥塞斯库、斯托伊卡，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28]　指正在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这部书在1964年6月出版，编入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9]　华罗庚，数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30]　高亨，文字学家。当时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31]　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了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在周扬介绍到高亨时，毛泽东说读过他的几种著作，并给予肯定的评价。此后，高亨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6种连同一信，寄给周扬转交毛泽东。不久，他又将60年代初读毛泽东诗词有感而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寄给毛泽东指正。

[32]　胡克实，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3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全军学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总结报告》。

[34]　指《曲阜颜家村大队根据中央两个十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

[35]　指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应公开修改八届六中全会所决定的1959年几项计划指标的少数人。

[36]　《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是毛泽东1941年写的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文章，共9个部分，也称九篇文章。这篇长文章主要是针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而写的。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容，毛泽东写的文章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文章最初的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后又改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篇文章初稿写出后，作过几次修改，但没有发表。

[37]　《关于调查工作》，原题为《调查工作》，是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1930年8月曾印过石印单行本。1957年2月，由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捐出。1959年8月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61年1月由田家英送毛泽东阅看。3月11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印发当时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64年经毛泽东审定，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编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1991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补入了这篇文章。

[38]　阴发祥，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39]　陈永贵，当时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

[40]　李启明，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陕西省省长。

[41]　许光达，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

[42]　指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1964年二月全会上作的《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和二月全会通过的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决议。

[43]　这个贺电稿是在北京起草的，比较长，其中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和争论问题。

[44]　1964年4月13日晚上和14日上午，邓小平、康生、吴冷西等按照毛泽东关于修改给赫鲁晓夫生日贺电的意见，起草了两个稿子，一长一短，于14日上午报送毛泽东。第一方案指比较长的那个稿子。

[45]　丁西林，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

[46]　刚果（布），当时称刚果共和国，1968年12月改名刚果人民共和国。

[47]　刚果（利），刚果共和国的简称。1964年8月改名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年10月改名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5月复称刚果民主共和国。

[48]　卢蒙巴，原刚果（利）民族运动党主席、刚果（利）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60年9月，刚果（利）发生军事政变，卢蒙巴被联合国军以保护为名加以软禁。1961年1月，被冲伯叛乱集团杀害。

[49]　方志纯，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副省长（1965年3月代理省长，4月任省长）。

[50]　白栋材，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黄知真，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秘书长。

[51]　指中共中央准备在1964年5月举行的工作会议。

[52]　在这次会见中，希尔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发表一篇全面分析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

[53]　这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4年3月7日来信的复信稿。苏共中央来信提出3条建议：一、1964年5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谈；二、26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1964年六七月召开；三、同兄弟党协商于1964年秋举行国际会议。

[54]　这是中共中央对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1964年3月25日来信的复信。来信附有由他们提出的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的呼吁书草案。

[55]　姆库贾·苏莱曼，当时任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设拉子青年联盟副主席。

[56]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中，主要指标是：基本建设投资5年合计1000亿元左右。到1970年，粮食产量4300至4600亿斤；钢1600至180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440至261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一至百分之九点五；农业总产值690至74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左右；工业总产值1750至187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1970年财政收入66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二。

[57]　康克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罗琼，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第一书记。陈荒煤，作家、文艺理论家。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

[58]　陈浚，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59]　刘少奇在1964年5月28日主持召开的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谈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的会议上说：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到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邓小平：他说，大家如果不赞成，到成都开会。周恩来：他还问汽车通不通？彭真：一个是到那里开会，一个是把工资拿来搞攀枝花。）这样一件大事，牵涉到整个计划，牵涉到整个投资。但是牵动也不很大，只几十亿元，我们有1000亿元投资嘛，牵动不到百分之十。酒泉是放到第二位的。

[60]　卢绪章，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6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记载，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主席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薄一波回忆这次会议的时间是1964年6月6日，据档案记载应为1964年6月8日。

[62]　这句话，在1965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主席刘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一文中写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63]　刘志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

[64]　宦乡，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65]　龚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66]　一篇是姚文元1964年5月1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7月22日《人民日报》转载；一篇是金为民和李云初同年7月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8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

[67]　姚文元，当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内部理论刊物《未定文稿》主编之一。

[68]　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他的文章题目是《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载1963年11月7日《光明日报》。

[69]　甲种本是适合一般干部学习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入毛泽东从1927年到1958的著作37篇，其中《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3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乙种本是适合工农青年学习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编入毛泽东从1926年到1963年的著作37篇，其中《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3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70]　南汉宸，当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71]　本·贝拉，当时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阿尔及利亚总统。

[72]　佐佐木更三，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众议员。

[73]　瓜德罗普是法国的一个海外省。

[74]　林彪在谈话中说：主席6月16日在十三陵的谈话是一个具有最高思想水平的文献，是经过深思熟虑，根据最新情况概括出来的，我们应该据此修改我们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作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各总部应该认真传达研究、贯彻执行，用这个谈话把我军的战略思想完全统一起来，完全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

[75]　见晏殊《浣溪沙》。

[76]　范瑾，当时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北京日报社社长。1964年9月又任北京市副市长。

[77]　这5期简报是：1964年7月21日印发的第9号《关于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电影的情况和问题》；8月5日印发的第18号《音乐界盲目崇拜西洋的一些情况》；8月7日印发的第21号《文联一部分负责干部吹捧阳翰笙及相互吹捧的情况》；8月10日印发的第25号《音协检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的问题》和第26号《阳翰笙同志宣扬三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情况》。

[78]　这是对中共中央1964年7月28日复信的来信。来信说：苏共中央定于1964年12月15日召开26国党筹备会议，26个党中的任何一个党，在12月15日以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筹备会议也要如期召开。还说，国际会议大约在1965年年中召开。

[79]　指毛泽东原来计划的骑马沿黄河、长江进行考察的行动。

[80]　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81]　程子华，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65年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同年3月又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82]　韩光，当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周荣鑫，当时任国务院代理秘书长（1965年1月任秘书长）。

[83]　吴江，当时任《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当时任《红旗》杂志哲史组组长（1966年5月任副总编辑）。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龚育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干事、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副组长。邵铁真，当时任《红旗》杂志编辑。龚育之1976年12月26日将他关于这次谈话的原始记录和整理稿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时的附信中说：“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搞了一组材料，拟了一个提纲，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找这些人谈了这次话。”

[84]　艾思奇，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85]　杨献珍，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86]　见《庄子·天下》。

[87]　指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第1期发表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

[88]　此前，日本共产党曾来信征询中国共产党是否参加苏联共产党召集的筹备会议。

[89]　指刘少奇1964年8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报告中还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90]　王炳南，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91]　指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

[92]　指1964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即大区书记会议）。

[93]　周培源，物理学家、力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光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94]　胡启立，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95]　湖南的文件，指中共湖南益阳地委1964年8月14日《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和湖南省委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江苏的文件，指《淮阴地委秘书长张景良同志在中共江苏省委四届四次全会（扩大）上的发言》（1964年7月21日），内容是涟水县高沟公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公社党委与工作队发生的争论及其教训。

[96]　冯友兰，哲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97]　邓小平在8月29日的会议上说：这次会议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会议开4天。对社教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10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11月就要开始了，湖南、广东正在训练工作队。另外，修改了“后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

[98]　指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

[99]　指印发刘少奇1964年8月16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和毛泽东8月18日给刘少奇的复信。

[100]　指1962年11月任命陈伯达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01]　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1964年9月1日讨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102]　1964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在学术界引起了对李秀成评价的讨论。蔡尚思认为，过去对李秀成不应该全盘肯定，现在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李秀成的投降，还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吴泽认为，现在的讨论不要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这样容易把问题简单化。他认为，李秀成的投降，要同李秀成的一生和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联系起来考察，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太平天国的后期是在逐渐走向封建化的道路，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的阶级界限也就日益模糊了。李秀成被俘以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认为“天数”已定，以致对曾国藩抱着幻想，写下了《自述》。这是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103]　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1965年5月任第二书记）、湖北省省长。赵辛初，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北省副省长。

[104]　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中所讲的10个问题。

[105]　吕正操，当时任铁道部代理部长兼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

[106]　指印度尼西亚、日本、新西兰的共产党代表团。

[107]　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孙女。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

[108]　范文同，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109]　这个报告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停建湘黔线、改修川汉线（重庆至汉口）的指示作出的。报告提出了沅江方案（第一方案）和澧水方案（第二方案）。

[110]　指泰国前总理比里·帕侬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给毛泽东的祝贺信。

[111]　柯西金，当时还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

[112]　指李富春和薄一波到西南三线攀枝花地区考察。

[113]　康生列举的赫鲁晓夫的10大罪状是：签订三国禁试条约；德国问题；中苏关系；苏古关系；经互会；农业失败；搞翻了军队，军队不搞常规武器，只搞火箭；乱花钱；随心所欲地决定计划；族阀主义。

[114]　赵启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115]　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总书记、南斯拉夫总统。

[116]　米高扬，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17]　指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区，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掌握的地区，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篡夺的地区。

[118]　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的主要创建人。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被捕，同年8月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

[119]　指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1964年11月9日在克里姆林宫同苏共领导人举行的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提出希望了解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的政治原因。勃列日涅夫表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将在下一次会谈时介绍。在勃列日涅夫等谈了他们对改善中苏两党关系的意见后，周恩来说：我们应该找出为加强中苏两党和全世界兄弟党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愿望的途径。从勃列日涅夫同志和其他同志的讲话中概括起来，你们设想的有3个办法：第一，停止公开争论；第二，筹备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第三，也不排除其他的途径。勃列日涅夫说，对。周恩来问：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同赫鲁晓夫坚持召开的12月起草委员会连在一起，如果是连在一起，我们就不好考虑了。米高扬说：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是由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问题上，我们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在会谈快结束时，周恩来强调，我们不能联系到12月起草委员会，我们的回答是要联系就无法考虑问题，还是找新的途径来实现我们的愿望。

[120]　这段话是：“内‘杭州’一首，借指文化革命。但国内至今庙坟尚如此之多，毒害群众，亦觉须加挞伐。令人高兴的是，杭州孤山一带成堆的坟墓，经过广大群众热烈讨论和领导的决定，已经在12月2日分别情况迁移和平毁，西湖风景区内各种反动的、封建的、迷信的、毫无保留价值的建筑和陈设，也正在有计划地清理和改造。词中的一些话（指词中的“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编者注）现在对于杭州基本上已经不适用了。杭州一呼，全国响应的日子，想亦不远。”

[121]　陶铸1964年12月1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说：我到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近两个半月，了解到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干部和平演变以及基层组织被篡夺的情况，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我所在的生产队已经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出现了以7户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他们同1户上中农、1户富农、4户地主联合起来对贫下中农进行了相当严重的剥削。这样严重的问题，绝非这个生产队与花县所独有，而是在广东全省以至中南其他各省、区都普遍和大量地存在着。

[122]　陶铸1964年12月6日给刘少奇的信中提出：一、要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二、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应以公社、大队为重点，全面彻底地调整这两级的干部，特别是领导核心。三、今后省、地、县各级干部每年都要分别到生产队蹲点1至2个月、2至3个月、4个月。四、必须从经济上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帮助在生活上和生产上确实困难的贫下中农。

[123]　17个题目是：（一）财政收入、支出的分配和基本建设的规模问题；（二）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问题；（三）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四）一、二线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区的后方建设问题；（五）现有企业（主要是一线地区的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综合利用和迁厂问题；（六）技术革命和各行业的技术政策问题；（七）发展农业问题；（八）轻工业和市场问题；（九）国防工业的建设和各方面协作，以及和战结合问题；（十）冶金工业的建设问题；（十一）煤、电、油和建筑材料的规划问题；（十二）铁路、公路、航运、邮电的建设问题；（十三）机械工业的规划；（十四）外贸和援外问题；（十五）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试行和推广，包括劳动、工资、奖励制度的改革，劳动力的规划，教育事业的规划；（十六）国家储备问题；（十七）财政体制和计划体制。

[124]　1964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时，周恩来说：主席意见，把这个稿子在18日发给人大代表手上。写上：各位代表：送上这个文件，请审阅，提出不同意见，以便修改。周恩来还说：主席看了第一稿，第三稿看了一部分，这次是第四稿，主席看得更仔细，已看到52页了，有些修改。后面的部分，主席看了以后还有东西要加。

[125]　指印发1964年12月15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26]　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秘书长。

[127]　见杜甫《前出塞》九首之六。

[128]　四篇小文章，指《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关于“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的讨论》专栏第6期登出的4篇短文：《带着党的政策下现场》、《走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放下“施工指导”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不能把工厂看成静止不变的东西》。编者按指《人民日报》的编后，题目是《根本问题在哪里？》。

[129]　指刊登在1964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第1版的《卖菜札记》和短评《领导还是被领导？》。

[130]　十六条是：一、运动性质；二、统一提法；三、工作方法；四、抓全面；五、时间；六、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七、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配合；八、工作队的成员；九、集团问题；十、给出路；十一、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十二、生产队规模；十三、基层干部任期；十四、监督问题；十五、四大民主；十六、工作态度。陈伯达增加的第十七条是：“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131]　彭绍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32]　毛泽东在会前要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内有《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带到会场，发言时当众读了党章和宪法中的有关条文。

[133]　《三垂冈》诗为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

[134]　余秋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石油工业部部长。

1965年　七十二岁

1月3日　晨，审阅周恩来一月二日报送的贺龙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永远是我国国防建设的指针》。发言稿说：我们的国防是建立在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基础上的。在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军事路线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任何敌人的进攻。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过，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进攻中国，就一定要大倒其霉。

同日　下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刘伯承等十八人为副委员长；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讲话，他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河北新城），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一个新城县，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我看是人多了。搞人海战术不行。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这样革的。我看，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干部贪污几十块的，百把块的，两百块的，只要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不依靠群众，几个月群众起不来，搞不开。我看方法要改。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面上，有灾的救灾，无灾的清工分。要注意分配，抓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面。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运动的方法，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的最厉害的。干部有的不要撤职，而是调职，还可以到别处革命去嘛！总而言之，第一依靠群众，不能依靠我们这些工作队。当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结果就是贫下中农占优势和建立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时，毛泽东说：这就行了。工厂里也是可靠的工人占了优势，就行了。

1月4日　下午，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决议提出：一九六五年的主要任务是，更加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比、学、赶、帮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通过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人选。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发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英雄气概，为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月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十七条”怎么办？一个办法是在这里修改；一个办法是你们回去讲，做了以后再改。现在文件太多，太长，实在不得了。第二个十条[1]太长，再改时，要砍掉一半，留下要点，简明扼要。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在人代大会上讲得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得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上千元的只有四人。生产队长、支部书记，恐怕还是本地人好。公社以上干部回避本籍。地、县、社三级，不管好的、坏的，都来个调动。这对干部也是一个考验。我主张公社、县以上干部有些不干净的，可以到别地革命。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主要矛盾问题，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2]，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什么内外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月6日　中央工作会议继续举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十七条”）。

1月7日　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在今年二月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在薄一波谈到目前企业人多，今年要减一百五十万人，而且要有几种处理方法时，毛泽东说：减人措施很好，减下的人以不回农村为好，农村的劳动力现在也多嘛。我们还要办新的企业，而且减下来的人，多是技术工人，再回农村也不好。在薄一波说到调整任务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以后是不是不要再戴这个调整帽子了，这样步子可以放快一些时，毛泽东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就是说今后的任务基本上不再是调整了。不能简单地从数量上看，过去数字有浮夸，只吹数量是不对的。在薄一波说到三线工作计划制订了谁来抓？六二年到六三年上了八九万人，上去了不知道干什么又下来了，找不到负责的人时，毛泽东说：糊里糊涂上去，糊里糊涂下来。十五年来三条铁路[3]一事无成。找不到负责人，这大概是一股空气吹来的。成立经委、建委是我提议的。去年我说过，吕正操报告讲到的通电问题，该谁办？同意了，你就办，要统就统，不能又搞独立王国又统不起来，又自以为是又办不了。在薄一波谈到要狠抓技术革命时，毛泽东详细询问各地各部门工业技术发展情况，问到机械、冶金、化工、邮电，也问到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旅大[4]。对薄一波提出的技术革命要有个长期计划，打歼灭战，每个部、每个地方都要搞几条，抓起来就一抓到底的做法，毛泽东表示同意。在薄一波谈到要反对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作风时，毛泽东说：董老[5]那一天提“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这是尚书上的一句话，其实是汉朝人写的。干部任期长了不好，省、地、县三级应包括在内，中央的部也一样。在一个部、一个地方、一个企业搞得太久了，容易把它看成自己的，听不见反面的话了。

1月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斯诺[6]，乔冠华、龚澎在座。毛泽东就斯诺提出的核战争、中美关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国内问题等谈了意见。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关于是否说过如果发生核战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全部消灭，中国还留下几亿人口的话，毛泽东说：我记不起来了，可能我说过。我记得说的是，我们是不要打仗的，我们没有原子弹，如果别的国家要打，全世界可能遭殃。遭殃无非是要死人，死多少，谁也不知道，总要死一些。我不只是说中国。我就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全人类毁灭，什么都毁灭了，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了。这是同尼赫鲁在北京的一次谈话里谈到的。他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知道原子武器的厉害，说如果发生核战争，任何东西都可以毁灭，那时将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了。我说可能不是如他所说，核战争后会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这个政府倒下去了，那个政府又会起来，总会有人起来的。我没有说过全世界都会毁灭。美国人说什么原子弹毁灭性严重，赫鲁晓夫也说得很神气，他们都超过我，我比他们落后了。根本不要打核战争，要打就用常规武器打。当斯诺问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毛泽东说：不能。现在我们还不想进去，美国也不愿意我们进去。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提出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才能进入。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改善有没有希望时，毛泽东说：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中美两国是会接近起来的。关于南越的发展前途，毛泽东说：恐怕两种可能性都要讲。美国军队撤出前可以谈判，美国军队撤出以后也可以谈判；或者根本不谈判，南越把美军赶走。甚至谈判了美军还不走，像在朝鲜那样。谈到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不满意，这项工作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当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时，毛泽东说：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了。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了。在谈到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时，毛泽东说：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斯诺说：不久前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会，会上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是不是真的在一九三七年写的？毛泽东说：是一九三七年写的。当时大家都走了，去打日本了。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我没有办法，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斯诺问《矛盾论》是讲演的一部分吗？毛泽东说：就是。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斯诺问这两篇文章是同时写的吧？毛泽东说：先后不久。不是一九三八年写的，三八年忙起来了，是一九三七年。

1月11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上，邀程潜、章士钊、周世钊、王季范到中南海菊香书屋便餐小叙。谈到彭庆[7]一生以教书为业，现退职，生活困难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恐怕要我来出面解决，我有稿费。

同日　阅田家英一月十日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一月八日讨论第二个十条[8]的书面意见。总的意见是大都倾向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因有的同“前十条”重复，有的有矛盾，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具体意见有：蹲点要坚持，方法要改，要写得活一些。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要结合起来写，不能机械地分先后。第二个十条的精神是先整干部，后整社员，是否改为在这次社教运动中，要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不整社员，不搞斗争，也不搞退赔，社员自己的问题，由他们自己开会去解决。关于党组织和贫协的关系，要明确两点，一是贫协要受党的领导，一是贫协可以监督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第二个十条有一段讲右的偏向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了。应该是从头到尾实事求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多少反多少。关于怎样对待基层组织问题，一致意见认为，一开始就应区别对待，文件中的提法还是采取一律不信任的态度。不能说对所有干部都要在“四清”结束后才能团结。毛泽东阅后向刘少奇推荐：“此件可以看一下。”

1月12日　阅徐寅生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中国乒乓球女队的讲话纪要[9]和贺龙十月十日对徐寅生讲话纪要的批语[10]，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同日　致信周世钊：“寄上三千元，请你酌处。他们两人或者不要送得太多，或者要送此数。如果不要送得太多，剩下来的即存你处，有人要，由你酌送。”

1月13日　阅马建猷[11]一月三日来信。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四川省组织参观团取经，我在参观中看出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真实情况。回省后，我用私人信函给有关领导反映了真实情况。后来，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建议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信未写就遭到追查，问这位副专员要我向毛主席反映什么事。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毛泽东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1月14日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称“二十三条”）最后定稿。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讲话。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现在的社教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12]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13]，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群众对我们有很多批评。看来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烦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马克思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1月15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一月十二日关于贯彻执行林彪对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通知，批示：“林彪同志：此件[14]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执行中逐步总结经验，大约一年总结一次，至多两次也就够了。这是就军说的。中、下级单位，则要一年总结多次。”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事项。

1月17日　阅薄一波送阅的《对外经援动态》刊载的《援外设备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一文。薄一波在附信中说：我国援外设备同国际水平比是很落后的，这是由于我国工业装备是很落后的，必须认识这一问题，必须坚决地采取措施，在今后设备更新和技术革命上狠下功夫。毛泽东批示：“送陈伯达同志阅。退薄一波同志。”

1月20日　阅彭真本日关于当前社教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请示信。晚上，就这些问题同彭真谈话。毛泽东提出，要把“二十三条”用大字印成布告贴出去，使大家有所遵循。

1月21日　阅李富春一月六日关于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的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批示：“印发政治局（请彭真定名单，除反党分子外，都可发）、书记处各同志，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各同志以及余秋里小计委[15]（由秋里自选五、六、七人，不发老计委那些人）各同志。”报告说：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上午，李富春和薄一波、李先念、余秋里邀集各中央局和直辖市市委的负责人座谈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的问题。李富春传达了主席、少奇同志最近对计划工作的批评，同时对计委过去工作的主要错误和思想作风进行了检查，并对计划如何革命的问题讲了一些意见。经过会议讨论，共同商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规划的重点，是准备战争，依靠第一、二线，努力建设第三线。农业，第一是靠大寨精神，抓见效快的，第二是抓三线的农业。计划工作的革命要走群众路线，鼓励大家创造经验。关于中央和地方在经济、计划工作上的分工，一般说来，中央只管投资、设备、材料的分配和规划方案的审批，各项计划的具体安排，由各中央局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

同日　阅中共卫生部党组一月二十日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和为培训农村卫生人员的报告，批示：“同意照办。”稍后，在审阅卫生部党组一月十九日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时，在报告中“医疗队应该首先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县，配合运动，为贫下中农服务”一句的“贫下中农”四个字后，加上“及一切病人”五个字。

1月23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长期计划的一些设想。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对余秋里、谷牧说：以后国家的事情交给你们管，大事就靠你们了。我们这些人只能当当参谋、顾问，办事靠你们了。你们也不算小将，算中将了。看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敢想敢干时，毛泽东说：要敢想敢干，不要乱来，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在谈到“二十三条”时，毛泽东说：“二十三条”要出布告。对犯了错误改正了的也要团结使用，这样人们的积极性就更高了。干部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一个也没有。我就没有缺点、错误？别人不讲，我就知道。世界上圣人是没有的。错误性质有严重和不严重的。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要学徐寅生的文章。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当余秋里汇报到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时，毛泽东说：就是这样，不要搞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要搞那些花样。戚继光在他著的《兵事要略》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当余秋里汇报到许多规章制度都要改革时，毛泽东说：“工业七十条”没有改，一直没改过，没有人抓总。农业的改过多少次了，开始是“十二条”，以后是“六十条”，修正了的“六十条”。各行各业都要总结经验。当刘少奇提出工业恐怕有必要分行业搞，比如水运、公路、铁路就不一样时，毛泽东说：上半年搞出个初稿，分行业搞，各行各业都搞，下半年再定。当余秋里汇报到一九五八年那股干劲很可贵时，毛泽东说：干劲很足，浮夸不少！当余秋里汇报到今年钢可搞到一千一百万吨时，毛泽东说：不是有一个消息吗，英国人听说我们搞调整、巩固，就害怕了。你不搞冒进，搞质量，搞品种、规格，他就怕了。数量慢慢地上去，不要急。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时，毛泽东说：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和钢吗？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计划一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与沿海关系时，毛泽东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当余秋里汇报到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时，毛泽东说：是的。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来怎么办？我们就用常规武器跟他们打。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西南一定要搞个汽车厂。

1月24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当余秋里汇报到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时，毛泽东说：不一定都正确，要有分析，要一分为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十五年来，正确的总是主要的，没有搞修正主义嘛！多快好省搞了多快，忘了好省，那也能说正确吗？哪能都怪计委？不能都怪计委。犯点错误也有好处，取得经验，有免疫性。高征购，瞎指挥，一千七百项，都是不正确的。多快好省，你们注意，不要闹五八年、五九年、六○年那样的盲目多快，结果也不多，也不快。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一定能搞好时，毛泽东说：也是两个可能，一个好，一个不好。困难要估计到，问题会出一些。当余秋里汇报到设计一定要采用新技术时，毛泽东说：设计要做比较，哪些花钱少、办事多，哪些花钱多、办事少。设计人员是在家里设计，还是到现场设计？我看了关于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文章，有些设计经过一次、二次，甚至几百次的失败。不经过失败，是不会成功的。当余秋里汇报到一九五八年技术革新搞出很多好东西时，毛泽东说：五八年的技术革命，搞出很多好东西，也搞出很多坏东西。当余秋里汇报到经济建设要配套时，毛泽东说：喊了多少年成龙配套，总是没有配套。是要抓成套，比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计委、军委、外交、公安、各口、各部也要成套。党政军民如果能成套地抓，就可节省投资，节省物力，节省劳动力。当余秋里汇报到工业建设上要注意综合利用时，毛泽东说：是啊！单打一总是不成。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就是不做。过去综合利用规划不好的，现在要治病，治病救人也好嘛！毛泽东说：现在打经济仗，大局抓住了，有些事形式上看是冒险，实际上是应当如此做。搞经济工作也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各省的三线建设要注意搞。兵工厂搞起来，地方军搞起来，军队的同志就放心了。毛泽东还提出北京及各大城市要挖防空洞和地道的问题。对余秋里的汇报，毛泽东表示赞成。

1月29日　下午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下午三时，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谈古巴代表团来访问题，周恩来谈柯西金访越路过北京的问题。

1月30日　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出版的供内部参考用的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军事战略》一书上批示：“杨成武、雷英夫同志：请找一位有政治军事头脑的同志，将此书研究一下，然后写一篇评论，不要长，有一万字左右就可以了。写好后给我一看。又美国一些战略书也可用此办法。可与情报部合作。”二月四日，杨成武、雷英夫向毛泽东报告：已组成一个研究起草小组，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由于这件事工作量较大，缺乏经验，时间可能稍长一点，我们争取三个月左右将第一篇稿子送呈主席审阅。五日，毛泽东批示：“很好。如三个月完成觉得勉强，可以推迟时间，但不要超过六个月。”

1月31日　阅康生关于发表赵朴初写的散曲《某公三哭》[16]的报告，批示：“很好。同意明天见报。”

1月下旬　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军委一月十二日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经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二二三次办公会议研究，并征求了各军区、军兵种、院校党委的意见，一致同意取消军衔制度。大将以下各级军衔一律取消，元帅军衔予以保留。

1月　阅李富春报送的国家计委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鄂西铁矿资源情况的简报。十二月三十一日，李富春在简报上批注意见：“从鄂西铁矿的情况看，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攀枝花铁矿和鄂西铁矿都要开发，但究竟以何者为先、为快，很值得研究。现已要冶金部积极地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做开发前的准备工作，再作全面比较。”罗瑞卿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在简报上批注意见：“如果两者能同时并举固好，但如有困难，必须先搞攀枝花。同时并举如需要分次序，也应把攀枝花放在首位。这是大的战略问题，不能再变了，也不要再受别的影响推迟了。”一月七日，周恩来批示：“开发攀枝花的战略方针早定，错在推迟了战役部署。现在西南三线第一个战役已经开始，不应再有动摇。开发鄂西铁矿应与豫西铁矿和湘西以及武汉的工业连在一起，另组成一个战略单位或方面，进行勘察和部署，不要拿它与开发攀枝花作比较。”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总理意见。”

2月2日　阅余秋里一月三十一日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初步议定的步骤给周恩来的报告。报告说：应从准备应付战争，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的考虑出发，各部门结合各自的现有基础，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的奋斗目标、战略布局、战役重点、主攻方向、重大技术政策等方面提出看法与做法。总之，要做到计划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有科学根据。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周恩来同志，照此办理。”

2月3日　上午，阅中共中央调查部关于李宗仁[17]准备回国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批示：“总理：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他已自己认错了。”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8]

2月4日　阅杨勇、万里、武竞天[19]一月十五日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的有关问题给彭真、李富春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

2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晚上，周恩来会见去越南访问途经北京的柯西金。

2月7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2月8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2月10日　上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杨明轩、阿沛·阿旺晋美[20]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首都各界一百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声讨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彭真主持集会并讲话，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轰炸和扫射越南民主共和国城乡的罪行，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全中国人民一定要在一切战线上加紧努力、加强准备，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退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

2月11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访问越南后途经北京回国的柯西金和由他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康生、罗瑞卿、刘晓、杨成武在座。会见中，谈到公开论战问题、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问题。毛泽东说：召开会议现在时机不成熟，问题没有展开争论，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会都不能开。我建议你们要取消从前对付阿尔巴尼亚的那一套，说那一套错了，只要这样一句话就完了。你们要我们参加什么会，你们得取消前年七月十四日攻击我们的公开信，去年二月的那个报告、那个决议[21]。只要说这些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末我们就合拢了。

2月13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电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电报说：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悍然走上武装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进一步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冒险道路，轰炸越南人民的美国强盗头子大叫扩大战争。大敌当前，我们中苏两国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旗帜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武装斗争，坚决支援日本人民和德意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和西德军国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援古巴人民和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斗争，坚决支援全世界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日　阅赵尔陆一月二十一日关于三线建设动力问题的报告。报告对三线电站建设提出下列意见：一、贯彻执行“小而分”的方针，以星星点点地建设中小型水电站和火电站为主。二、原则上有水搞水电，有煤搞火电，两者都有就采取水电、火电同时并举，但应以发展水电为主。三、水电站的建设，采取低水坝、小库容，省投资，早见效，梯级开发，综合利用，对上游不淹田、不移民，对下游无危害的建设方针。四、火电站的建设，在煤矿附近有一定水源的情况下，采取小规模、多布点、电站靠近煤矿的建设方针。毛泽东批示：“总理：此件我看了两次，觉得很重要，似可发给小计委及有关各部委和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研究，总结过去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以利今后建设。”

同日　中共中央鉴于在工业、交通企业发现有些单位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过程中，班组长（包括一部分小的工段长）同工人群众的关系很紧张的情况，决定下发关于正确处理企业中班组长同工人关系问题的通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照发。”并在通知中加写：“团结大多数（包括车间级、工厂级及其以上）干部，只整那些顽固不化的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极少数人。”

同日　在苏联波波夫著的《近代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出版）一书封面上批示田家英：“此书印成大字本一万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

2月14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拟在明日发表的观察家评论稿《联合国往哪里去？——评戴高乐的讲话》。评论稿说：对于联合国的现状，世界上多数国家是不满意的。联合国只听美国的号令，根本不把其他的会员国放在眼里。法国总统戴高乐二月四日批评联合国的讲话表明，即使在北大西洋集团内部，也有人认为联合国作为美国家天下的局面应该结束了。现在，从东方到西方，要求彻底改组联合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方案已经提了出来，一个共同之点，就是要求结束美国把持和操纵联合国的局面。毛泽东批示：“写得很好，照此发表。”这篇评论二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月1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开始搞建设时没有经验，现在才算摸到一点经验。非洲国家独立后遇到的问题和我们性质是一样的，就是如何搞农业、石油、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要学会做买卖。毛泽东说：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

2月21日　上午，听取薄一波汇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周恩来、余秋里、谷牧参加。当周恩来谈到国家建设委员会准备在书记处会议讨论后及早成立时，毛泽东说：成立建委、经委是我主张的。把建委取消了，我根本不知道，取消了连个消息也不通知我一声。当然，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我到新乡，耿起昌[22]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我说不要搞三千万吨[23]，二千万吨有没有？我还同大区、省委开了个会，商量了一下，他们都主张二千二百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号，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周恩来说：当时的口号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毛泽东说：哪里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实际是万马都死了，头一匹马也死了一半，钢不是降了一半吗？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当薄一波汇报会议开得不错时，毛泽东说：这些东西[24]靠不靠得住？不至于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提出搞二千万吨钢那样的笑话吧？你们过去不是也有奋斗目标吗？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当薄一波汇报到会议总结了去年工作，怎样政治挂帅，如何紧紧跟上主席的思想时，毛泽东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一九五九年四月我给各支部写了封信，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条是，不要管上边的那一套，你们增产多少，就说增产多少，如果因此说我是右倾，我就很高兴。当薄一波汇报到工业支援农业有个问题，工农业产品价差大，农村市场不活跃，农村用不起拖拉机等时，毛泽东说：马上降低拖拉机的使用费用，每亩降到一元以下，马上降到一元以下。当薄一波汇报到要搞好一线省份的三线建设时，毛泽东说：现在不仅有工厂，而且要搞轻工业、储备等。这样，地区建设起来，打仗就不怕了。小钢厂有无用处？（周恩来：估计小三线要搞些小洋群，不搞小土群。）要搞些五万吨规模的钢厂，搞他十个二十个，这种小钢铁厂恐怕是有用的。当薄一波汇报到建立政治工作机构的决定去年未发，主要矛盾是条块关系，直属企业党的工作是归部还是归省市领导时，毛泽东说：你政治部是党的工作机关，是在党委领导下嘛！是党委领导下的政治部，过去总政管下边军区党委，部为什么不可以管直属企业？重要的直属企业应算是我们的野战军，是主力，不是地方军，地方不能乱插手。

2月22日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陆定一、康生、薄一波接见出席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的人员，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毛泽东说：四个第一[25]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这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2月25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二月十六日关于出版《蒋介石言论集》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报告说：最近，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对出版蒋介石的言论重新作了安排，拟编辑出版全集，目的主要是提供一部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反面资料。书名拟定为《蒋介石言论集》，计划在今年年底出齐。各集拟印五千册，控制发行，主要发给有关领导机关和研究工作者。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

同日　审阅康生二月二十四日送审的《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出版者说明，批示：“已阅。同意照办。”出版者说明指出：赫鲁晓夫下台之前，我们出版了《赫鲁晓夫言论》第一、二集，编入了赫鲁晓夫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五三年期间的言论。从现在起，我们按照预定计划，把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以后，直到他一九六四年十月下台期间的公开言论，全部全文陆续予以出版。按照现在分集出版的办法，将达三十册之多。[26]

2月28日　阅薄一波二月二十六日报送的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刘彬（当时在鞍钢蹲点）二月二十三日关于鞍钢情况给薄一波的报告[27]。刘彬的报告说：现在，鞍钢的形势很好，干部、职工都急于要搞生产新高潮。对今年的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有五项：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全面完成。二、以搞好品种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组织生产新高潮。今年继续抓住生产为使用服务这一基本思想。三、在基本建设工作上，一是基本完成鞍钢厂内填平补齐的骨干工程，二是完成设备大修的大会战。四、大学毛主席著作，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逐步实现企业管理革命化。五、政治工作以继续抓思想、抓积极因素、抓作风为主，促进职工思想革命化。毛泽东批示：“已阅，退薄一波同志。此件写得很好，比王鹤寿同志过去写的报告，大有进步。”

3月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全世界各国要革命的，都要反对颠覆活动，包括我们在内，也有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保证内部稳定。你只要团结好人民，使人民团结在你的领导下，那就什么也不怕了。如果内部发生问题，你就要注意了。苏联就是内部发生问题，赫鲁晓夫下台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搞颠覆活动，而是俄国人自己把他搞下台的。在谈到中巴两国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是友好国家，互相照顾彼此的利益。你们没有损害我们的企图，我们也没有损害你们的企图。阿尤布·汗说：我们需要和平，需要友谊。毛泽东说：中国也是。

同日　阅冶金工业部部长吕东、副部长徐驰二月二十三日关于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建设工作进行情况给薄一波的报告。报告说：二月九日开会决定成立攀枝花指挥部。攀钢的建设进度可能提前一到两年的时间，一九六九年第一座高炉投产也是可能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

同日　在《后汉书》封面上批示：“送陈毅同志阅。”在封面上写明要陈毅阅看以下列传：陈实传、黄琼传、李固传。在封面上还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同日　阅林彪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二月二十三日关于举办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28]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根据林总的指示举办的这个展览，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正式展出，到今年二月十八日止，共接待观众三十一万二千八百多人。广大观众热情称赞这个展览会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生动课堂。毛泽东批示：“已看过。退林彪同志。”

3月1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这篇文章针对的是苏共中央三月一日至五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名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会议和三月十日发表的会晤公报。会前，毛泽东审改了这篇文章，将标题中的“小会”改为“会议”，并加写了一些内容。在文章说这次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之后，毛泽东加写：“这种情况，同美帝国主义将苏共领导的一些主要口号接过去，何其相似乃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缓和紧张局势，全面彻底裁军，两大国主宰世界，共同援助印度，共同支持各国反动派，共同利用联合国来整世界各地革命运动，共同反华等等口号或阴谋计划，就被美帝国主义全部接过去了！苏共领导同美帝国主义打得火热，互通情报，共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以便共同维持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上一切革命者。”

3月14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中央主席威廉斯和夫人，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就《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征求他们的意见。毛泽东说：这篇文章有个大缺点，就是要团结大多数人写得不突出。一个大问题没有讲，这就是要团结苏联人民，苏联的党员和干部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团结绝大多数人，这是战略问题。请帮助我们把这篇文章搞好一下。

同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3月16日　晚上，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3月17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邓小平、彭真、康生等讨论《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指出文章的基调不改，过激的刺目的词句改一下。十八日晨四时，写信给邓小平、彭真、康生：“今天，你们如能留一天，我还想同你们谈一次。请酌定。”“再请韩先楚、陈再道[29]两同志留两天，十九日谈一次，二十日飞京，不知是否可能？请韩、陈二同志酌定。”十八日当天，同邓、彭、康再谈《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提出文章的题目要改得醒目一些。整篇文章很长，每节应加小标题，也要醒目一些。经过讨论，将文章的题目改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文章的四个部分，都加了小标题：一、这是一个什么会议；二、苏共新领导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三、回答几个问题；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轨道上团结起来。

3月19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外国专家柯弗兰、爱德乐、艾泼斯坦等，就准备发表的《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征求他们的意见，王任重、赵毅敏等在座。毛泽东说：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文件要不要搞？第二个问题是文件的内容和提法尖锐一些好呢，还是温和一点好？或者就像现在这样？苏联这次开会有十九个国家去，会上也是又讲革命，又讲团结。我们的文章如果发表了，人们是不是会这样看：莫斯科开了一个会，讲的是团结、革命、反帝，可是中国人说这些都是假的。不是团结，是分裂；不是革命，是出卖；反帝是假的，联合帝国主义才是真的。这岂不过分了吗？毛泽东说：苏共新领导为什么一定要召开这次会议呢？他们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反对；征求了朝鲜、越南、日本、印尼等国党的意见，大家也反对。可是他们还是要开会。也许他们认为，大概既讲反帝，又讲革命，又讲团结，因此就能够把我们这些人骗去，至少也能封住我们的嘴巴，再不就是想使人同情他们。这篇文章改了一些地方，例如说他们是叛徒，同美国完全一样这种话。他们同美国总归还是有点差别的。爱德乐说：这篇文章还可多讲一些团结，把团结口号拿到我们手中。还有这篇文章的主要对象是谁？如果是以世界革命运动为主要对象的话，那就可以更多地强调一下分裂同团结的斗争，更多地强调一下亚、非、拉美革命力量团结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两个想法值得注意。团结大多数，包括苏联人民、党员和干部的大多数，这个问题原来写得不突出，后来补充了。请赵毅敏同志回去同写文章的同志讨论一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强调一下。这篇文章在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三期发表。

3月20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发出唁电，哀悼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德治去世。二十五日，毛泽东等致电祝贺齐奥塞斯库当选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3月21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电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祝贺苏联“上升二号”宇宙飞船成功飞行和顺利着陆。

3月22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周恩来汇报三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情况，谢富治、杨成武、王任重等参加。毛泽东表示同意中央常委对于东南亚形势发展的几种可能性和越南劳动党政治局派人来中国的用意的分析。他说：要打就早点打，趁我们还活着打完这一仗。周恩来汇报说，中央政治局常委认为有三件事须请主席决定：一、越南如果提出要我派高炮部队入越作战，我们准备派高炮师、铁道师、雷达团等入越作战；二、越南飞机在作战中如机场被炸，要求向我境转场，我拟同意并派机掩护；三、越方要求我空军进行安东式支援时，我是否支援？毛泽东说：恐怕都要答应。我们发了那么多声明，什么不能置之不理呀，什么打了越南就是打了中国呀，结果敌人一来，我们溜了那还行，不能见死不救。毛泽东还表示同意关于工业生产（包括小三线）的安排，并说安排时要准备今年就打。他同意过些时候，我们国内要做个动员。这样，对敌人是个示威，对越南是个支援，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是个推动。可先在内部搞。还同意四月十日开作战会议，并指示要好好抓一下，要准备今年、明年、后年打仗。

3月23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外交部部长哈桑·穆拉维德率领的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毛泽东询问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后指出：我们是友好国家，有共同目标，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任何国家的问题，只有当地人民起来革命，才能解决，外界支持是必要的，但它只占第二位。阿拉伯民族是有战斗性的，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可能成功。应当说，各个民族都是有战斗性的，团结斗争，就能胜利，问题只是时间。

3月24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张体学、胡愈之[30]等在座。毛泽东介绍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革命胜利的经验，指出打仗的办法就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又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谈到客人将去上海、杭州时说：去看看，去宣传宣传，中国人不大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你去向他们讲讲。我们给你登报纸，给你组织群众大会，进行广播，使中国人民知道你们的事情。

3月27日　阅张干三月十一日来信。信中说他们夫妇年老多病，身边无人照顾，要求将其幼子和侄儿调来身边工作。毛泽东批示徐冰：“此人八十几了，是我的校长。他现要求他的两个子、侄，调到长沙工作，是否可行，请你酌定。”

3月　周荣鑫请汪东兴向廖承志、章汉夫、高登榜[31]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对接待外宾工作的意见。主要有：第一，宴会规格不要太高，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宴会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听说外国人的宴请就比较简单，我们应当研究借鉴。第二，会见和宴请外宾，陪同人员不要太多。人少坐得靠拢，谈话方便。第三，送的礼品不要太多。我们送外国人的礼物，花钱多，规格高，吃穿用的东西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少。要送既有民族特点又能长期保存的东西。送礼要自然大方，但不能大手大脚、耍大少爷作风。不能靠多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第四，外国人送的礼品应交公。我们给外国人送礼，花的是国家的钱，外国人送给我们的礼品也要归国家，不应归个人所有。送给我的礼品做如下处理：有展览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找个地方陈列出来；没有展览价值的一些日用品，可以内部作价处理（收回来的钱交公），或者交给国家使用；吃的东西，可以分给工作人员品尝。

4月4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联（今埃及）、巴基斯坦、缅甸六国情况的汇报，和陈毅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三国情况的汇报。

4月9日　上午，杨成武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毛泽东报告四月八、九两日美国飞机侵入我国海南岛上空进行挑衅，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赞同坚决打击入侵的美机。中午，毛泽东指示：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驻青岛的那个师调去海南岛没有？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地配合起来打。

4月11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阿联总统外交事务顾问萨布里和夫人一行，陈毅、张体学等在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在开始时，我们是没有经验的。社会主义，我们没有搞过。现在搞了十五年了，可以总结一些经验。讲成绩，有一些，不大，我们犯了不少错误，取得了不少教训。改正错误在于总结经验，这就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有时需要好几年。总结经验，有时候快一点，但当不觉悟的时候就得好几年才发现错误。我们的建设主要是靠自己的人力、资源、市场，以此为主，国际贸易为辅。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美国也许向我们挑衅，我们正作准备。它要打，你有什么办法？只有打。怕打仗解决不了问题，不怕打仗也许好一点。有这么多基地在我们周围，台湾、日本、菲律宾、南朝鲜、南越、泰国，都是美国的基地，马来西亚、新加坡是英国的基地，是对付中国的，也对付印尼。现在国际局势的中心在这边。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败的。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被打败了，在朝鲜被打败了，在越南也要被打败。我们有几句话，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一个一个地打破，总有矛盾可以利用。

4月13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稿。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指示说：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安全。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国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只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4月21日　在武汉接见出席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32]的同志并讲话。毛泽东说：湘潭一个县的编制有八百九十八人，只剩下几十人就行了，不是减少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问题。提拔年轻的本地干部当第一书记、县长行不行？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开贫下中农代表会，湖南开得最早，现在只有湖北省一个省响应。要划部分中农到下中农，使贫下中农能占到百分之七十。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党内也有左、中、右。切记不要相信领导者坏了党就垮了。党总是一分为二的，不然为什么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谈到国防和军事工作时，毛泽东说：现在美国人装腔作势要打仗，我看是帮我们的忙。它这样搞，我们就认真准备，早来也可，晚来也可，不来也可。每年花六亿多搞小三线，有好处。打仗没有什么巧，什么军事学？就是四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不打，便是机会主义；打不赢，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个打，一个走，简单明了。有人说，打仗好复杂，没那回事。要修点工事，顶一下，使后方有所准备，让敌人进来，他陷得越深越好，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民兵要好好整顿一下，第一要组织，第二讲政治，第三是军事。民兵不要地富反坏之类，要贫下中农，中农子弟进步的可以要。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要，真打起来他们会分化的，一部分组织维持会，插白旗，杀共产党，一部分跟我们走。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会分化，不会全部跟敌人的。就是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然就要失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四句话，是列宁的意思，我概括的。

4月22日　同林彪谈话。林彪汇报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了备战而学游泳和修工事；二是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增加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同时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毛泽东表示同意。

同日　阅罗瑞卿关于根据中越两方领导商定的方针，拟派三支工程部队去越南帮助在东北群岛设防，修建、维修铁路和修建机场的报告，批示：“已阅，照办。”

4月28日、29日　连续两个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有关作战计划和改变军队帽徽、领章问题的汇报，董必武、王任重参加。毛泽东指出：现在你们设想的三线，实际上都是第一线，在纵深地区，都要准备敌人空降，都要有防空降的准备。这种空降是为了扰乱我们的后方，配合正面的进攻。所以这些纵深要地，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点山，做点工事，堆他百把个就解决了问题。当然，修工事、堆山也可能像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一样无用。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所以，我们一定要搞三道防线，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打仗并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总之，要打歼灭战，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争初期该顶的地方要顶，但是有些地方也别顶得太久，有时要放，要使敌人感到有味道，要使敌人取得点胜利，为了消灭它，得放它进来。顶是争取时间，争取半年、一年，就放它进来，诱敌深入，然后消灭它。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我看，福建、浙江它不敢轻易来，海南岛也不敢来，越南也不会去，他知道他那几个兵一上来就完了。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它冒险，也准备美国打原子弹。在杨成武汇报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帽徽、领章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毛泽东当即在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他还同意今年五月进行第二次原子弹试验。

4月29日　阅北京市四月十七日的一份材料《全国医药托拉斯成立后的新情况》。材料反映：医药托拉斯统一安排生产后，北京市药品品种减少，供应量下降，一批常用药严重脱销，这种统法不能适应医药生产供需的特殊情况。彭真建议对这批托拉斯的试办经验加以总结，再考虑建立第二批。毛泽东批示薄一波等：“迅速、周密地解决。”

同日　阅关于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的摘报。摘报反映：一九六四年全国棉花生产又获得大幅度的增产，预计可收购三千一百万担，超过了一九五七年二千七百万担的水平。由于棉花收购增多，供应上比较主动。毛泽东批示江青：“此件可阅。形势大好。我今日离此去别地爬山。又及。”

同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武昌前往长沙。

5月11日　收到周恩来报告。报告说：北京昨日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我们建议以主席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武装斗争，现将声明稿全文电告，请予批示。毛泽东批示：“请徐秘书用电话告总理，同意发表这个声明。”

5月12日　发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声明说：最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独裁政权的政变。美国约翰逊[33]政府派出了三万多武装部队，进行血腥镇压。这是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舰、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江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他们在多米尼加是这样，在越南是这样，在刚果（利）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样。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

5月16日　在长沙会见在中国休假的胡志明，陶铸在座。毛泽东说：美国打不赢你们，他们怕你们，你们将打赢美国。胡志明提出请中国帮助修建六条公路，都是从中国边界通到越南后方地区，然后通到前线去的。毛泽东说：服从胡主席的命令，我们来包，不成问题。胡志明说：以前抗法战争时期，我们在山区，但和平恢复后就回到平原，产生了和平主义思想。毛泽东说：我们也犯了这样的错误，现在才开始纠正。

5月21日　乘汽车离开长沙，由张平化、汪东兴等陪同前往井冈山。当天晚上到达茶陵，下榻中共茶陵县委办公室，夜读《茶陵州志》。

5月22日　上午，同茶陵县负责人合影，并为茶陵大桥题名。随即，乘车去井冈山。中午到达江西永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江西省副省长王卓超迎接。午饭后，毛泽东同永新县负责人合影。下午四时到达井冈山的茅坪。傍晚到达黄洋界，快步走向山顶，环视周围的山峰。在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前同张平化等合影。后到达茨坪，住井冈山宾馆。

5月25日　同刘俊秀、王卓超、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我早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三十多年。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当得知井冈山修起了水电站和四条公路，办起了工厂、学校，农民住上了新瓦房时，说：今天的井冈山比起三十八年前大不相同了。我相信井冈山将来还会变得更好，更神气。但是我劝大家，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同日　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五月十九日接见中共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人员时所作指示的纪要。纪要提出：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快打，但战略工作的落实还要一步一步地来，先搞临时来不及准备的，就是加快尖端技术，搞大小三线。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兵种，要特别重视民兵、小三线和地方部队。民兵是最可靠的兵员。我们要有全局观念，要注意国家经济问题，照顾到地方生产、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建设。兵要少一些，挤出钱来多搞武器、兵工厂、飞机、军舰、大炮、导弹、原子弹。战备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不能搞全面紧张、全面膨胀。海军、空军、导弹、坦克、大炮，凡是临时来不及搞的现在就搞，来得及的，现在就不搞。最关键、最主要的是搞好三种准备，即军事思想的准备、军事上物质基础的准备和军队的政治工作。纪要指出：主席对于战略方针，从去年十三陵指示以后，又给了多次指示，都很重要，我们就按照主席指示去办。比如说，中间突破，切断南北；搞大小三线；民兵三落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主席最近在武汉又指示，前面不要放那么多人，不要怕敌人突破一点。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都同意。所谓十三项物质准备工作，如有文件，盼送给一阅。”

5月26日　在茨坪散步，向陪同的井冈山管理局负责人了解井冈山的建设情况。晚上，同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这次上井冈山，往事都想起来了，有些事情还想说一说。我们军队里也不是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几十年来经常有人闹乱子，最大的闹乱子是张国焘[34]。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

5月28日　上午，在茨坪散步。下午，向汪东兴提出明天在离开井冈山前，要分批接见井冈山的革命老同志、党政负责人、工人农民、宾馆服务人员、警卫、医务人员等，以及湖南来的护送上山的同志，让他作具体安排。毛泽东说：这些同志辛苦了，我乐意见见他们，同他们合影。二十九日下午，按事先的安排分批接见并合影。随后，乘汽车下山。当晚到达吉安，住中共吉安地委招待所。

5月30日　下午，接见中共吉安地委、市委负责人。随后，乘汽车经峡江、分宜抵达樟树机场旁专列停放处。当晚住在专列上。

5月　作词《念奴娇·井冈山》：“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6月1日　乘专列到达杭州，住汪庄。

6月2日　阅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五月三日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十五期。其中《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一文认为，约翰逊政府在积极准备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打算同中国进行一场较量。毛泽东批示：“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35]了。”

6月9日　在杭州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和夫人，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退出联合国就更加自由了。至于我们，现在他们不让我们进去，就是让我们进去，我们现在也不进去。要进去，必须由联合国声明取消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另作一个美国是侵略者的决议。希望你们好好搞，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成长起来，逐步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搞些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石油工业你们已经有了，还要发展农业，粮食不要靠进口，不要从美国进口粮食。毛泽东说：如果美国人一步一步地向越南北方扩大侵略，打到河内，只要越南政府要求我们去，那我们是要参加的。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境内来，我们就有理由了，我们就可以打出去。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看来帝国主义是准备打的，实际上打起来他们一定会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苏联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个中国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打出个印度尼西亚和几个民族主义国家；如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就没有了。

同日　听取汪东兴汇报公安工作。当汇报到依靠群众专政，矛盾不上交时，毛泽东说：对矛盾不上交的认识得有一个过程，要对干部进行教育。要让他们懂得：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要放在本地，因为老百姓熟悉了解他们，便于监督改造。不要一发现反革命分子就统统逮捕起来，杀掉他们，这样会引起他们的子女同我们对立，同时也涉及到他们的劳动力和生活问题。汇报到整顿公安队伍时，毛泽东说：队伍不仅要整顿好，还要培养新生力量。

6月11日　在杭州汪庄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江华、叶飞、刘培善、贾久民、伍洪祥[36]、方志纯、唐亮[37]、谭启龙、魏文伯、陈丕显、陈光[38]、李葆华和陈伯达等参加。毛泽东说：韩先楚对我帮助很大，他在江西上高县作了调查，说县、省一级人太多。江苏以前说省级机构减到三千五百人，要那么多做什么，五百人即可。省委、县委顶事的就那么几个人，每个人带个秘书就够了。我想要彻底把这个问题搞一下。当魏文伯汇报一九六四年华东地区粮食产量达到一千一百亿斤，今年农业生产计划下面有些加码时，毛泽东说：粮食产量不要报多了，让下面瞒一点，报多了害人，将来危险，少报些好。农业生产计划不要层层加码，慢慢搞上去，越性急越搞不好。当魏文伯汇报一九七○年可以达到一千五百亿斤时，毛泽东说：这个差不多。每年增产八十亿斤靠得住吗？增产是否可以那么快？你要打上水旱灾害。当江华汇报今年讲过革命化春节，没有人买肉时，毛泽东说：要生产，也要消费。讲节约，结果猪肉没人吃，花布无人穿，东西卖不出去，节约节得先念不好过。猪肉有人要，农民才会养猪。物价是一个问题，贵得没有道理，货物多就要卖便宜些，薄利多销这个问题讲了多少年，总是行不通。当魏文伯汇报华东地区的社教运动准备一九六八年搞完时，毛泽东说：不要马马虎虎。一九六八年春万一搞不完，留点尾巴也可以。人总是大多数可以教育过来的，不要搞得很苦。你们是严还是宽？不严不成，太严也不成，要宽严结合。主要是教育，不是整人，对贫下中农可以说清楚。毛泽东还说：江苏省委要下面讲省委的缺点，很好。你们（问陈光）社教运动有主动权了吗？你们要下面都向省委提意见就有主动权。也不要老检查。检查要有分析，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弄得一无是处也不好，一不是反革命，二为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检查三年一次就行了。毛泽东谈到某些干部的缺点时说：不要有什么山头，不要有宗派主义，不管南北中外，包括犯错误的，只要能改，就要团结，这样就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我们不是要团结外国人吗？首先要团结我们自己。谈到文艺工作时，毛泽东说：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过去没有演戏的、画画的，医生也很少。成分还是要看的，但不要唯成分论，看表现，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背叛地主、资产阶级就可以了。

同日　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为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写的《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批示：“康生、冷西同志：此文已经看过，写得很好，照此发表。”这篇文章在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七期发表。

6月13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胡志明，董必武、江华在座。谈到越南问题时，毛泽东说：总之，我们是有准备的，美国要怎样打，我们就怎样打。约翰逊这个人不高明，不对头，不合逻辑，没个准。当胡志明谈到他上个月离开长沙后去了很多地方，参观了孔子的家乡曲阜时，毛泽东说：孔子的家乡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四十多年前，一次是解放后。孔子自己就乱杀人。他当了首相才七天，就杀了他的反对派少正卯。少正卯只是爱说话，会说话些，他把孔子的学生争取过去了。孔子杀他，是为了抢学生。这件事后来被荀子揭发出来。荀子是唯物主义，孔子是唯心主义。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儒家的左派。孟子和孔子一样，也是唯心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有些事，秦始皇的办法不对。他虽然只统治了十三年，但影响有几千年。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你什么时候感到需要休息，就到我们这里来，去什么地方都行。

6月15日　下午，在杭州汪庄召集本日由北京来杭州的周恩来、彭真、陈毅、李先念、罗瑞卿开会，研究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

6月16日　上午，在杭州汪庄召开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周恩来、彭真、陈毅、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江华出席。在汇报前，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我把你们的文件都看了。我看你们那么多项目，投资那么多，不仅各部各地方提的要求高了，你们的指标也高了。安排得少一点行不行？在余秋里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要发展农业，大体上解决吃穿用时，毛泽东说：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一百四十亿元），农业要搞大寨精神。农业靠学大寨，工业靠学大庆。在余秋里谈到这次三五计划的方针中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有人认为这样是不是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违反了农轻重安排原则时，毛泽东说：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哩！是倒过来了。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过去在农业方面花了些冤枉钱。在余秋里说我们理解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长期的，在一定时期内要具体化，要有所侧重时，毛泽东说：对嘛！在余秋里谈到三五计划期间无论如何要把三线主要东西搞起来时，毛泽东说：三线建设也可以准备两手，一个是搞成，一个是搞不成。搞不成无非是时间拖长一点。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余秋里说：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要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来布局。毛泽东说：对。毛泽东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规模强调指出：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不要搞一千个亿，搞个八百亿、九百亿。一九七○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粮食四千八百亿斤能达到吗？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一千六百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39]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同日　由杭州到达上海。

6月20日　上午，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谈话，陈丕显、江青参加。谈话内容包括学术讨论、中国文学史、京剧现代戏、教育改革、《辞海》等。关于学术上的争论，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怕批评，要有批评才能进步。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指周谷城——编者注），而是群众自发地来批评你。这次批评了你一下，对于大家都有好处。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批评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该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区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形式逻辑，讲的就是形式，那就是关于思维形式的法则嘛。毛泽东对刘大杰说要看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说以后你再有书出版一定要送我一部。刘大杰向毛泽东提出文学史方面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韩愈的诗文有点奇。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顶多可以说有些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之说。他反对迷信。刘禹锡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宋朝的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宋神宗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我们要学习王安石这种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见解。刘大杰问：唯心主义的东西要不要搞？毛泽东说：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作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就是研究过去的东西也要留心去发现同一时代的对立面。比如，梁武帝和范缜就是对立面：一个提倡佛教，一个反对宗教。在唐代唐宪宗的时候也有这种对立面，提倡宗教和反对宗教。刘大杰问：对清代乾嘉学派如何评价？毛泽东说：对乾嘉学派不能估价太高，不能说它是唯一的科学方法，但是它的确有成绩。雍正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兴文字狱，有时一杀杀一千多人。到了乾隆时代改用收买政策，网罗一些知识分子，送他们钱，给他们官做，叫他们老老实实研究汉学。与此同时，在文章方面又出现了所谓桐城派，专门替清王朝宣传先王之道，迷惑人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像龚自珍这些人，出来既反对乾嘉学派，又反对桐城派。前者要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钻牛角尖，为考证而考证，后者替封建统治阶级做宣传，两者都要反对。后来又出来康梁变法，都没有找到出路。最后还是非革命不可。谈到京剧改革时，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还是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出几个好的剧目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红灯记》、《沙家浜》都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关于教育改革，毛泽东强调要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关于《辞海》，他说：我看了一些。关于过去的东西注解还过得去，关于现代的东西讲得要差一点，比如“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些条目讲得太简单，不能说明问题。

同日　中午，离开上海。路过南京时，在专列上听取江渭清等的工作汇报。当晚到达蚌埠。二十二日回到北京。

6月25日　听取林克在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张八屯公社高镇大队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汇报。毛泽东首先问高镇大队的夏收情况，公社和县的情况，以及划阶级的情况等。当林克汇报到高镇大队划阶级时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时，毛泽东表示赞成，指出：争取团结多数是列宁的思想，后来我们根据列宁的思想概括了几句话，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当汇报到选举干部时，毛泽东问：干部选得怎么样，是否选了原来的干部？群众是否满意？他说：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一定大换班，要具体分析。

6月26日　上午，同汪东兴谈话。汪东兴谈到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余秋里传达了毛泽东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精神时，毛泽东说：这次我又压了他们一下。早就讲要他们注意三线问题，没有大注意。这次一来了就是一千多亿[40]，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搞这么大的建设，要供给粮食，运输搞不上去，西南三条铁路一下修不起来，钢材、木材供不应求，将来可能又要来个反复。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要他搞，要么就听不进去，就不搞，要搞就拼命搞。什么都怕过分，我先纠正他们一下，免得将来又反复。毛泽东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其实，大三线我有点担心，小三线我不担心，省里搞嘛，他有多少就搞多少。大三线就不同了，有的厂不能搬就不要搬。如鞍钢那么大，怎么能搬呢？旧的搬了，新的没有搞起来。能搬就搬，不能搬就算了。毛泽东说：你们不是讲矛盾不上交，少捕少杀吗？会不会偏到该捕的也不捕了，民愤大的、行凶杀人的连一个也不杀了，不要又偏到另一面去了。该捕的还要捕，硬不准捕也不对，捕得太多了不好。什么都不能过分。敌人，就是你们说的四类分子，也不要看成铁板一块。我就是怕我们的同志思想片面。

同日　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医务人员谈到买来两套医书是普及性质的，但可能与中国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泽东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医务人员说：有些是应该戴的，例如做手术，不戴，怕医生口腔、鼻腔的细菌传染病人伤口。）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一九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将上述谈话的整理稿委托汪东兴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暂不发表，将来再说。退东兴同志存。”

同日　复信章士钊。信中说：“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41]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

6月29日　审阅谢富治六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他六月十一日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讲话[42]的记录稿和公安部党组关于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的会后报告，批示谢富治：“此两件都已看过，照此办理。会议如有好的意见，可以吸收。”“改了几句。”谢富治的讲话中说：“主席讲，天下太平，很好。天下不太平，也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将“不太平”改为“大乱”。在这句话后加写：“乱（指战争）有乱的极大好处，例如我党经历过二十五年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不算在内），还不是都打胜了。”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邓颖超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要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政府就不巩固。学会军事比较快，学会自然科学，培养工程师，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不培养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就不能发展工业。

7月3日　阅《团的情况》（增刊）总第一五五期刊载的《北师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文中说：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二年级一个班调查发现，学生由于学习负担过重，体育锻炼运动量过大，课余活动过多，严重地影响了身体健康。毛泽东批示：“陆定一同志：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7月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我们国内还有阶级，还有阶级斗争。被推翻了的阶级是不甘心灭亡的，还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有些人当了权就贪污，投机倒把，实际上变成了小资本家，他们的资本还在原始积累阶段就是了。我们要消灭这种现象，因此进行了相当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是采取教育的方式，帮助那些人回头。对犯错误的人，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抓，更不杀。犯错误的多是共产党员，有的当支部书记、工厂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车间主任。我认为，发生这些事是不奇怪的，不发生才是奇怪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也许不会再发生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还是会发生的。犯错误是好事，犯了错误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像人害病一样，害了病就可以产生抵抗力。错误是一笔财富，不要丢了。

7月12日　阅中共中央调查部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请示。请示说：关于李宗仁到达北京机场就发表书面声明的问题，可考虑两个方案，一、不必一进国门就发表声明，待回国商量后再发表声明；二、同意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但声明稿应事先同国内商妥。我们倾向采用第一方案。周恩来七月九日批注：“拟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批示：“总理：似以第二方案为较好，稿子事前商好，并无坏处。请再酌。”十五日晨，毛泽东又批示：“总理：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

7月1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乌干达总理奥博特，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我是讲要逐步的，不要太急。你们没有干部，需要培养干部，培养工程师、地质勘查人员等。逐步进行培养，要时间。我们已经搞了十五年，但还不够。奥博特说：我们乌干达也感到干部缺乏。我们的希望和可能有矛盾，我们有危险，太急，不考虑可能性，会遭到困难。毛泽东说：我们也是这样，犯了错误，要搞多，要快，结果证明是不行的。经济要逐步上升，发展只能根据可能，不能只按照需要。要根据可能，根据希望，尽量努力达到目的，不要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在我们身上经常存在，特别是掌权以后，容易产生自以为是，不肯反复研究，不肯听反对意见。

7月15日　对军队文工团作指示：军队文工团只知道军队的事不够，还应知道工人、农民的事。因此，也应同地方文工团一样，要到工厂、农村去，特别要到农村去锻炼，去参加“四清”。

7月1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黄文欢[43]率领的越南国会访华代表团，刘少奇、彭真、郭沫若等在座。毛泽东谈到越南战争时说：消灭美国军队就好比吃饭，要一口一口地吃，逐步逐步地把它吃光。过去我们跟美国人打仗，打得不那么好，总想一口把他三个师都吃下来。美国一个师有两万多人，吃美国的师不能一口吃，要分几次吃。它的装备也比我们强，我们那时不行，我们三个军九个师的炮火，抵不了它一个师的炮火。任何反革命对人民战争是没有办法的，他是瞎子，我们有眼睛。但是动员群众要有时间。越南战争教育了越南人民，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我们跟你们一样，相信那个日内瓦协议，结果他就是不遵守。你们把兵撤走了，他就杀人，他用杀人的方法来教育越南人民。我们还是照他的办法来对付他，叫做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以后叫做政治、军事并进；然后就是军事为主，政治保障军事。我们也是“逐步升级”，以“逐步升级”来对付“逐步升级”。

7月18日　阅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问题给江青的信。信中说，从废除模特制以后，学校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遇到不少困难，应届毕业生的创作质量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学院不少教员和学生都为此而担心。信中提出：模特写生是资产阶级艺术教育技术训练体系的核心，但是模特写生作为解决美术基本功的初步训练方法，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为了深入地研究人体的运动、结构、比例、造型，男女人体都应在技术训练中占少量的比例，需要有一定的对象供学生在课堂学习的时候使用。毛泽东批示：“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毛泽东在信末批注：“齐白石、陈半丁[44]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45]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46]。”

同日　就《柳文指要》[47]一书等问题复信章士钊：“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48]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同日　致信郭沫若。信中说：“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同日　应张经武[49]请求，为《西藏自治区画集》题写书名。

7月19日　阅刘少奇七月十一日报送的湖北孝感的九个材料和他代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批示。刘少奇在附信中说：“王任重同志从孝感寄来九个材料，每个材料都不长。我看都很重要，对‘四清’运动后县、区、社、队如何进行工作，如何精简机构和人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具体做法[50]。请主席看看，是否可以转发各地参考，以便各地党委都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附在后面。如主席认为可以，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九个材料及你所写指示，都已看过，很好，照发。”

7月2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巴西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丹尼利。毛泽东说：认识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我们这个党经过很长过程才认识农村。去农村打游击，是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才去的。就是说，在敌人白色恐怖教育下，我们这些人才跑到农村。光有主观愿望是不行的，还要有敌人的压迫。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无论在城市、在农村都不重视调查研究。下乡去就只是看书面材料，听报告，一层转一层，不是直接到农村去蹲点。近年来我们才检查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已有一百多万人由城市到农村去工作，是强迫去的，讲是讲点道理，但不强迫一下也不行。如果大家都不去农村，列宁提出的工农联盟就搞不好。在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后，毛泽东说：你不要相信我这些话都是对的，要根据你们国内具体情况和历史情况去工作，经过好几年的实际考验，就会制定较正确的政策，最后取得胜利。当丹尼利说唯有实际生活才能证明是不是正确时，毛泽东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

同日　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高殿英题字：“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7月21日　为改诗事致信陈毅。信中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51]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52]，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53]，‘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54]。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同日　复信华罗庚：“来信及《平话》[55]，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

7月2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索马里总统欧斯曼，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七十二岁了，快见上帝了，我已经是超过我的计划了。在欧斯曼向毛泽东介绍随同他访问的索马里新闻部新闻处长后，毛泽东说：世界上新闻多得很。在一万多公里以外的消息，当天就可知道，这是几十年前不可设想的。消息很广，世界变得小了。

7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第一副总统卡鲁姆的夫人率领的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妇女代表团，康克清等在座。

7月25日　阅罗瑞卿本日关于派高炮师支援越南的报告。报告说：两个高炮师拟应越方要求于八月一日由两个方向开进入越。另在北线加了一个“五七”高炮团，理由是（一）加强此线力量，（二）我们的两个“五七”高炮团借机到越南去轮番锻炼一下。毛泽东批示：“瑞卿同志：此信看过，照办。”

7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搞了十多年，过去对有些事情，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们在经济工作上也犯过一些错误。犯错误有两面性质：一方面不利，对自己不利，对人民不利；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以后的工作做得好一些。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头一个阶段，什么都照搬别国的。但是适合那个国家的，不一定都适合我们，都照搬过来就不对了。第二个阶段，我们自己搞，想搞大的，搞得太多、太急。现在我们的经验是：第一，要学外国，但不能照抄外国的；第二，要搞一点，但也不能搞得太多。

同日　复信于立群：“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你给我的信[56]，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写了一份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关于我的那些蹩脚诗词，都已看过，十分高兴。可是我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在一年之后才写回信，实在不成样子，尚乞原谅。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敬问暑安！并祝郭老安吉！”

7月27日　中午，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57]，彭真、郭沫若、于立群、徐冰、章士钊、刘仲容[58]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回来，很好，欢迎你们。当李宗仁说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高兴时，毛泽东说：祖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当李宗仁说海外有很多人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时，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接见后，设宴款待李宗仁夫妇，并建议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7月29日　阅彭真七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中共中央转发谷牧三月十六日在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上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的批语（报告转发至省军级党委）。彭真附信说：“这份报告批发的时候，你正害感冒，未专送阅。不知已否阅过。”谷牧的报告说：去年十一月一日毛主席发出关于开展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的号召后，很快就在全国各设计单位中形成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报告指出设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贪大求全，脱离当前的实际需要，不符合勤俭建国的方针；因循保守，不重视采用新技术；设计方法烦琐，效率低，周期长，影响了建设进度，等等。今后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树立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革命化作风，提倡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深入生产、施工现场，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整顿设计队伍，把那些年轻有为的设计人员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等等。要开创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设计工作的道路。毛泽东批示：“退彭真。已经看过，此件很好。但似应发到地委、中等工业城市市委以及重要工厂党委。各大小设计院都要印发。请酌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于十月三日发出通知，将谷牧的报告印发上述单位学习和研究执行。

7月底或8月初　阅中共中央调查部七月三十日编印的《调查通报》第八七二号刊载的一位台湾人士谈李宗仁回国问题的材料，批示：“此人谈得不错，海外许多人都想回来。”这位人士私下与人长谈时说：李宗仁回国，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的一次胜利，是毛泽东“爱国不分先后”号召的胜利，是李宗仁多年苦闷、徘徊、观望、等待的结果。香港、台湾都有许多不得意于蒋家王朝的人，他们看到李的行动及北京的反应，不会无动于衷。不过条件未熟，时机未至，不能有所表示而已。这位人士还说：共产党有办法，是留港许多朋友的公论。我一向骂共产党，但现在内心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

8月1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整理的《四清工作队员的一些意见》。其中，福建南安县工作队员反映：运动时间拖得太长，已九个多月，但有些省委领导人还提出搞运动不要受时间限制，使工作队员感到遥遥无期；工作队员在贫下中农家里吃饭，长期生活比较艰苦，最近两个月病号突增，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许多人已经躺倒不能工作。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寄福建省委叶飞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你们是如何部署的，盼告刘少奇同志和我。”

同日　批示身边工作人员：“找唐人杜牧之全集给我为盼。”

8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刘少奇、陈毅在座。马尔罗问：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马尔罗问：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毛泽东说：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不打赢仗谁听你的话？要讲经验还有一条，就是在中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凡是不跟敌人跑的人。我们在一个时期里甚至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建立了统一战线。如果蒋介石不进攻我们，我们也不会进攻他。马尔罗问：中国再一次要把自己变成为伟大的中国，当然中国不需要成为欧洲式的强国，要成为中国式的强国，不知需要什么东西？毛泽东说：需要时间，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还需要朋友，例如同你们往来，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朋友的关系。马尔罗提出：我认为，赫鲁晓夫、柯西金是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在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毛泽东说：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党是可以变化的。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说：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马尔罗问：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的是在国内方面。毛泽东说：那就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马尔罗说：我感到你们的工业问题已解决了，或起码说是走上健全道路了。下一步的目标是否是农业问题？毛泽东说：工业和农业问题都没有解决。人民公社在组织机构和生产关系方面不会有什么改变，在技术方面开始有了些改变。农业可增加一些耕地面积，但主要的还是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这里有很多文章可做。

8月5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主席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康生等在座。谈到神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到处有神。神的组织总是按照人的组织来建立的。人有皇帝，天上也有皇帝，人有文官，天上也有文官，人有武官，是打仗的，天上就有天兵天将，都是按照人的模型做成的。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我也看过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毛泽东还介绍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夺取革命胜利的经历，然后说：现在百分之七十和八十的工作是由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做的。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这些会议是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的。邓小平是总书记，周恩来是总理，他们工作得比我好。我有一点官僚主义，那是必要的。如果不这样，反而是不好的。当艾地问毛泽东在打仗之前，是否看过有关军事著作时，毛泽东说：一本也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书。书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创造自己的经验。在打仗时，不要带着书，要狠狠把它丢掉，认真打仗。打仗是个大学校。

同日　致信康生：“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59]抑韩[60]，翻二王、八司马[61]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62]而颂阳湖[63]，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8月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和夫人，何伟、韩幽桐[64]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的经验不都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我们的工作，无论哪一项工作，都正在改造过程中，教育工作也是如此。法院、检察工作也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有颁布民法。究竟哪一年颁布民法、刑法、诉讼法？（韩幽桐：正在搞。）大概还要十五年。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将来把这些写进法典里去，民法、刑法都要这样写。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和生产放在第一位。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8月10日　致电慰问病愈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电文说：我衷心地祝愿你保重身体，健康长寿，为亚非的团结反帝事业，继续不断地做出新的贡献。

同日　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韩昌黎全集找来一阅。”

8月11日　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罗瑞卿汇报林彪关于如何贯彻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指示等。下午，继续开会，中央书记处成员也参加。毛泽东说：就是要诱敌深入。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的，就打败仗。中国、外国这样的例子多得很。总参谋部要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把敌人放进来。不让敌人打些胜仗，尝到味道，它就不来了。这件事，要经常考虑研究才好。当彭真谈到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战争初期要争取时间疏散物资时，毛泽东说：是要争取时间，能争取半年时间就大体够了。物资可以预先搬走，搬不走的就主动发给人民。苏联修正主义可能对我们实行大包抄，要准备它来，总参谋部也要经常考虑、研究这个问题。如果北京被占领，我们就不在这里呆了。战时，领导集团要分散，打死一个，还有一个。打起仗来，老的打死了，年轻的就起来，接着打，一直打下去，打到底！要提拔新干部，培养接班人，南北干部要组织交流。年纪大了，还能做工作的，就继续做工作，不能做工作的，要很好安置，让他担任荣誉职务，或者退休。谈到越南战争时，毛泽东说：我看美国人软下来了，你们可以看赖斯顿、皮尔逊[65]的文章。美国那里，一个总统，一个国务卿，一个国防部长，每天都要用全副精力处理越南问题，看来日子很不好混。我们就不是这样，不要用全副精力，也不要用很多精力，稍为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麦克纳马拉[66]说，他们也要打二十年。我和胡志明讲，再打三年半就差不多了。那时，美国要举行大选，约翰逊会垮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毛泽东还说：彭德怀最近说，当时不写那封信就好了。把他们的问题传达到底下去，现在看来不妥。当时，你（指刘少奇——编者注）是主张不传的，可是又没坚持，也没有给我讲。我赞成分配彭德怀一点工作，可以让他到三线去当第四副指挥[67]。彭真同志可以去和他谈一次，恩来同志和王稼祥谈过了没有？这个人，历史上也做过几件好事，要他改正错误嘛。

8月15日　阅李先念八月二日关于纠正一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还须下一番苦功夫的报告，批示：“先念同志：‘还须下一番苦功夫’，你的意见很对。请你在这几年内抓紧检查督促，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同日　同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谈话。毛泽东说：过去农村卫生工作是无人管的，卫生厅也不大管。你说的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农村卫生员应给点工分。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避孕不能光宣传，应帮助解决药费和工具。卫生工作要照顾到打仗的问题，分科不要太细，不要内科不能看外科，医生不能搞护理。

8月17日　阅罗瑞卿八月十三日报送的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七月二十二日关于组织应届毕业学员和干部一千多人到黑龙江阿城县参加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少奇同志阅后，退还罗瑞卿同志。请军委讨论一下：（一）此件可否发到全军参考；（二）全军从排长以上，除年老、重病者外（像郭化若那样的病人，也去浙江搞了一期社教，大有好处，他给了我一个报告，总结了十条经验，现送给你们一阅。我看也可以转发一下，以供老同志们参考。这位同志的思想，几十年来，同我总是有些格格不入。现在我看他是通了），一律分期，在两年内（可分四期，每期半年，全军搞完），都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以上是否可行，请你们研究决定。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康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接见击沉两艘美制蒋军军舰的海军舰艇部队的代表。

8月20日　阅刘少奇报送的谭震林要求转发的四份材料[68]。这些材料摘登了辽宁、河南、河北、浙江、福建、甘肃、新疆、黑龙江、江西、山东等地的群众来信，主要反映有些县、区、社和生产大队违反“六十条”的规定，随便没收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强行砍掉开荒地的庄稼，没收社员的自留牲畜和羊只，有的地方还提出将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或联队核算，有些地方在筹集水电建设资金上硬性向社员摊派集资任务等。这些做法已引起部分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思想混乱。刘少奇附信说：谭震林要求将这几份材料转发各地，我意可以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办。”这四份材料加上中共中央的批语（题为《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指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中央指示指出：这些材料，都是反映当前农村工作在一个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的。请你们检查一下，如有这类情况，迅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和防止这类现象的继续发生。

8月22日　下午，听取周恩来汇报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几内亚政府代表团会谈的情况。随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农业部部长穆登达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刘少奇、李先念、姬鹏飞在座。穆登达说，来中国以后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中国政府在各个方面都是从广大群众出发的。毛泽东说：群众不帮助就没有力量。为了发展一个国家，力量不是来自别的地方，而是在于群众自己。不联系群众的政府是不巩固的，因为政府只能代表群众。任何政府对人民来讲总是少数，任何军队对人民说来也是少数。

8月24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九九号刊登的《湖南各级社教领导机构实行革命化》材料，批示：“少奇同志：此件有些新鲜办法，可以纠正过去一些缺点（如一个大省的各级社教办公室，竟有一万工作人员），大概各地也有类似情况。请你考虑，是否可以通知一下。”湖南的材料说：为使社教工作队集中精力做好工作，经研究后提出几点意见：取消一切不必要的表报；不要抽工作队员参加各部门的会议；尽量压缩社教简报；简化报批、立案手续；大力减少社教办公室的人员和事务。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示和湖南材料印发各地参照执行。

8月2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主席苏米亚洛率领的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张奚若、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凡是要搞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没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正确纲领是不行的。这样的纲领也不是一下可以产生的，在斗争中逐步总结经验才能产生。谈到不杀俘虏问题时说：你们不要杀俘虏，杀俘虏不好。我们也杀过，杀过敌人的将军，如张辉瓒。从这以后我们就不杀俘虏。杀没有好处，不能瓦解敌人。

8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会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康生、郭沫若、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看来，中日两国人民是一年比一年更加接近了，互相了解，互相认识。我们两国人民结成了朋友，去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有把握了。会见后，毛泽东等同参加大联欢的四百多名日本朋友合影。

8月2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国务部长比塔特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刘少奇、陈毅、姬鹏飞等在座。在比塔特谈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经验是神圣的，阿尔及利亚人和非洲人的眼睛都转向中国时，毛泽东说：中国的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抄外国经验是会犯错误的，外国经验总是外国经验。外国经验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成功的，一部分是失败的。你们到外国，要看到好的，也要发现错误。作为一个大使馆应当研究驻在国的历史。在中国就要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走过了艰苦曲折的斗争道路，目前我们仍有困难问题需要解决。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有很好的人民。中阿两国应友好相处，这是我们两国人民的愿望。在谈到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时，毛泽东说：要把亚非会议开好，应争取多数亚非国家参加，最好是大多数国家参加。

8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尼泊尔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土地改革、粮食和农业大臣比斯塔及夫人和尼泊尔友好代表团，刘少奇、陈毅等在座。当比斯塔说中国与尼泊尔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时，毛泽东说：没有什么障碍就很好。我们两国之间有一座很高的山，可是它阻碍不了我们的友谊。你们在中国可以多看看。我们有些成绩，也有一些不对的地方，请你们指出来。

8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加夫列尔和夫人，伍修权在座。在加夫列尔谈到拉丁美洲的新生一代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学习到的马列主义，比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学到的更加切实时，毛泽东说：你们是这样感觉。归结起来还是马列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就无法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各国要依据自己的实际运用别国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东西。加夫列尔说：一九六三年九月委内瑞拉政府把所有共产党的议员都逮捕了，这些同志没有准备，以为自己是议员有豁免权。毛泽东说：这些经验对你们很有好处，就是不要相信资产阶级的任何欺骗。他们的话可以不算数，法律也可以不算数。受过几次骗，就要吸取教训。

8月30日　给在庐山为毛泽东做过保健工作的钟学坤题词：“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

8月底　审阅彭真八月二十九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加写：“北方老干部在南方的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点必须肯定。但在提拔新干部问题上注意不够，现在应当改变这种情况。”

9月初　听取周恩来关于农业如何贯彻多种经营，继续发展农业问题的汇报。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指示》。指示指出：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比较，农村副业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的方针，在继续大抓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生产的同时，大抓副业生产，大力发展农村副业。发展农村副业，首先要大力发展集体副业，同时也要积极地指导和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凡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的家庭副业项目，都应当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

9月5日　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邮电部部长阿拉萨纳·迪奥普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刘少奇、薄一波、朱学范[69]在座。毛泽东说：十五年后，我们可以对非洲国家，包括你们在内，多帮助一点东西。现在我们仍然是一个穷光蛋，稍微有点东西。在几内亚的中国专家应该同那里的群众一道工作，要做到我们的专家走了，你们的专家能接下手来。感谢几内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援助，因为你们站起来了，我们就得到了帮助。帮助是相互的，你们不要妄自菲薄，说什么只有外国帮助你们，你们就没有帮助外国，那个道理是不对的。世界上有三个东西很坏，第一个是帝国主义，第二个是修正主义，第三个是各国反动派。如果不反对这三个东西，就谈不到建设社会主义。当迪奥普谈到邮电是世界事务中的一条神经时，毛泽东说：我们的这条神经还不那么灵活，可能是一条落后的神经，同世界相比还差二十年，要赶上去。我们国家的电视还很少。电报、电话、广播、送信，这些事情是可以搞的。整个非洲国家都要独立自主，有暂时困难时，搞点外援也是必要的，但主要是依靠国内人民。九个指头要靠人民，一个指头就是所谓的外援。当然，这一个指头也是平等的，等价交换。第三世界人口多。你们不要迷信帝国主义了不起，我们自己就很不行，有自卑感，其实他们开头也很穷，而且很野蛮。

同日　为胡乔木的词二十七首致信胡乔木，由康生转交。信中说：“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为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请康生商伯达、冷西办理。”毛泽东对二十七首词写了一些批注：“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每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胡乔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又对词二十七首作了一些修改，删去其中的六首，新增律诗五首，成为诗词二十六首，于九月十日再送康生请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十五日再写信给胡乔木：“康生同志转乔木同志：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唯‘南针仰’[70]一句须改。”毛泽东将“南针仰”改为“方针讲”，批注：“不使人误以为仰我南针，故改。”胡乔木的诗词二十六首，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和十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十一期发表。

9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要重点设防，挖坑道，能争取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就行。

9月9日　上午，同周恩来谈话。

9月11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郭沫若、黄炎培、杨明轩、程潜、张治中等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同日　同周恩来谈话。

9月15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工作会议的五项议程：一、计划问题。主要是把明年的计划定下来，长远计划议一下，这次定不下来。二、财贸方面的两个政策。粮食政策，主要是把两个三年（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年）的征购任务稳定下来，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物价政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用二百亿元人民币调整物价，主要是降低有关农业的生产资料价格和一部分生活资料价格。三、党的建设问题。要扎扎实实地议一下，一是发展党的问题，主要发展青年和一部分壮年；二是整顿基层组织问题；三是干部政策问题，干部要年轻一点。毛泽东说后年开党代表大会，要增选一些年轻（例如四十岁左右）的中委。四、“四清”问题。有问题就议，没有问题就不议，不多议。对待“四不清”干部总的原则是思想批判从严，退赔不要太挖苦。五、形势问题。主要是反对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议，也可能在中间议。

同日　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同日　为《空军报》题写报名。

9月1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袴田里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德国共产党在台尔曼领导的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力量，是什么一个道理垮下来的？主要的恐怕还是没有抓民族旗帜，希特勒抓了民族旗帜。法国的经验值得研究，戴高乐抓民族旗帜，而法国共产党没有抓民族旗帜，就是说它不反对美国。应该承认，美苏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叫它现在反美，这是假的，办不到的。

9月18日一10月12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纲要强调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指导思想。关于财贸工作，会议同意稳定征购，三年一定，藏粮于民的指导方针，并决定在“三五”期间，拿出二百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会议决定在经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小组或党员。

9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邓小平作会议日程的说明，余秋里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和一九六六年计划的安排情况。

9月19日　晨，审阅周恩来本日晨四时报送的外交部对印度政府九月十七日来照的复照稿。复照稿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九月十九日午夜以前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毛泽东批示：“总理：只限一天，太匆促了，事实上印度方面办不到，也难得到各国和印度人民同情。改为限两天内拆掉如何？或者改为在三天内，即二十一日午夜。这样可能获取各国和印度人民的同情，更好些。请酌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复照稿将拆除的期限改为二十二日午夜以前。复照于本日下午三时四十分交给印度驻中国大使馆。

9月23日　上午，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彭德怀谈话。在刘、邓、彭到达前，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71]，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当彭德怀表示愿去农村，不愿去三线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当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72]时，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刘、邓、彭到后，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彭德怀表示愿去边疆搞农业，去三线担心因自己犯过错误，说话没人听。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些。谈话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

9月25日　致信邓颖超：“邓大姐：自从你压迫我写诗[73]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两首词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前一首词为：“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后一首词为：“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74]

9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候补委员、内务部部长卡德里·哈兹比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内务部代表团，谢富治、徐子荣在座。谈到劳改工作时，毛泽东说：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我们干部的政策水平不高。劳改农场总的方向是改造他们，思想工作第一，工业农业的收获多少、是否赚钱是第二位的。过去许多地方把它反过来了，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二位，甚至很薄弱。

9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周恩来等在座。西哈努克介绍说：在经济上，现在我们有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也有公私合营和私营的工商业，甚至还保留了法国的橡胶园。毛泽东说：逐步来，不要急，法国殖民主义的经济在你们整个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要考虑你们的国内国际环境，你们才独立十二年，不考虑这些因素，搞急了，反而不如你们现在这样搞好。你们所执行的政策是得人心的。谈到中国时，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搞得好的。总的说，中国的工业建设也是好的。但有些工厂还需要继续进行改造，有些人民公社生产搞得不算太好，也需要继续进行整顿。实际上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完完全全好的国家。

9月30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先后会见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马里、古巴、罗马尼亚、刚果（布）、越南七国客人。在会见印尼客人时，客人谈到印尼急需发展冶炼工业，毛泽东说：你们搞一个十五年规划，就可以搞起来了，包括训练科学技术人才，包括地质勘探。也不要太性急，一样一样地搞。我们早几年吃了太性急的亏。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较好一些了，但是缺点、错误还很多。总之，中国比较世界上经济先进的国家，那就很落后。当印尼客人说苏加诺总统曾经总结归纳了三项原则，即在政治上独立自主，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在文化上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时，毛泽东说：对，讲得好。会见时，刘少奇、彭真、李先念、郭沫若、叶剑英等在座。

同日　晚上，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主持举行的有五千多人参加的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周恩来讲话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全面高涨，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的祖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是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同日　阅周恩来九月二十三日报送的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筹委会名单（草案），批示：“没有陈云，似应加入。”

9月　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诗经》、《荀子》、《韩非子》，都要大字的。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庆祝大会，检阅首都五十万人的游行队伍。

10月6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泰国前总理比里·帕侬荣，廖承志、伍修权在座。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并不那么顺利。以前犯过“左”的和右的错误，后来才比较正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是曲折的，经过了十六年，现在才好一些。你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不要生搬硬套中国的经验。

10月8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十中全会以前不是也说没有阶级斗争吗？许多人搞不清楚，不承认阶级斗争。以后两年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到六四、六五年，到农村、到生产队一搞，就承认有阶级斗争。干部贪污的虽然少一点，但不是没有，不是那么一清如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政治经济学也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谈到苏共即将召开的二十三大时说，我们不去，发个贺电就行了。毛泽东问彭真：吴晗[75]是不是可以批评一下？彭真答：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让下面批评嘛。

10月10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说：我是应景文章，没有题目。会开得怎么样？（有人说：会上谈了关于备战问题，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现在这么搞大三线、小三线，我看比较主动。我看可能有三年半的时间，余秋里说要争取五年，那时看美国总统是个什么腔调。就讨论这个问题吗？（有人说：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整党、“四清”等四个问题。）还讨论了什么？（有人说：小三线建设相当快。）但是各地想搞一些小钢铁厂，余秋里又不肯，明年一来搞些小的，最好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不搞小三线，打起仗来，光靠罗瑞卿怎么办？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不是讲小的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一定要准备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整我们；要准备我们内部出修正主义、法西斯，地富反坏复辟，整贫下中农，那时老百姓不赞成，搞造反。（余秋里介绍会上提了好些意见，如修路。）公路可以修，铁路花钱太多。我看平顶山到宜都，张家口到白城子这两条路要考虑。平顶山有煤矿，宜都有铁矿，可以煤铁互换，这一条路也比较好修。川汉路现在勘察得怎么样？（有人说：还是先集中力量完成成昆路。）对呀！铁路不能搞多了，没有钱嘛！长江可以修整一下，利用水运。

同日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参加国庆观礼的工农兵等的代表，少数民族代表，今年击落侵入我国领空的美国F—104型战斗机、高空侦察机的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有功人员，活捉美国空军上尉飞行员的民兵代表等。

10月12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分别就“三五”计划、粮食和财贸问题、党的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国际形势问题讲了话。其间，毛泽东不断插话。关于小钢铁厂问题，毛泽东说：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五万吨左右的钢铁厂。搞矿山、炼钢、轧钢，才能造机器。各省都制造机器。关于修铁路和公路问题，毛泽东说：铁路修得太多了，平顶山到长阳那条铁路还可以考虑放后一点。宜都这个矿必须要开，它的矿藏量相当于八个大冶。关于粮食问题，毛泽东说：有些地方购过头粮，这个事情要解决。现在是要南粮北调，南粮不北调也不行。还有一个外粮中调，哪一天能做到一颗粮食也不进口了。关于党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如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造反，那就吃亏。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将来中央委员也选点年轻的。中央局，各级，也搞点年轻的。我们这些老头子掌舵，你们就放心了。支部建到连上，小组就要建到班上或者排上，至少建在排上嘛。现在农村最基本的细胞生产队没有小组，更没有支部。发展党员，哪里搞了“四清”哪里就发展，哪里没有搞“四清”就慢一点。青年团的基础也要建到生产队，支部建到大队。

10月2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周恩来、陈毅、罗瑞卿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我注意你们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

10月28日　阅林彪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的情况和意见》（草稿），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

10月31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月三十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三六五号。简报介绍：全国（不含西藏）第二批开展城市“四清”运动的单位共有一万六千一百多个，职工六百九十五万五千余人，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参加第二批城市“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共计二十八万二千多人。晨五时，毛泽东批示：“江青阅。大有希望，明冬后春可完。”

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将《海瑞罢官》剧中的“退田”、“平冤狱”，牵强附会地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剧作者吴晗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这篇文章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1月12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到达天津。

同日　下午，在天津同林铁、刘子厚、万晓塘谈话，了解河北工业、农业及备战情况。林铁汇报河北省今年的粮食产量下面报一百九十亿斤，留有余地可能有一百八十亿斤，明年唐山、天津两个专区想争取收到七十亿斤粮食。毛泽东说：粮食收到手才算数。林铁等汇报计划沿京汉线、京榆线在三年内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两千万亩，连现有的共搞到稳产高产田四千万亩。毛泽东说：搞到了才算数。接着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答：显然是搞“四清”好。从搞过“四清”的十八个县来看，除个别县因灾没有增产外，都增产很多。毛泽东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大家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来说，也是有用的。在谈到精简问题时，毛泽东说：精简主要是中央部门和省的部门。接着问：省里开过贫代会没有？刘子厚答：我们打算推迟到阴历年时开。毛泽东说：过年开会群众会有意见的，你们还是春节后开好。不管搞过“四清”的、没有搞过“四清”的，都来代表，像湖南那样，造成声势嘛！上中农表现好的要有代表参加，地富子女表现好的也要有代表参加，他们都有代表性。贫下中农的代表，有百分之七八十就行了。最后，毛泽东说：听你们今天谈的，像是很有希望的样子。

11月13日　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同谭启龙、杨得志、苏毅然、刘秉琳[76]谈话，了解山东的农业收成、“三五”期间的重点工作安排等。毛泽东问：今年年景怎么样？是否还是五个丰收区包四个灾区？全省收了多少？山东负责人答：今年年景不坏，粮食总产量可以搞到二百五十亿斤，去年是二百二十八亿斤。毛泽东说：这样，农民手里的粮食就多一些了。在谈到解决领导思想作风时，毛泽东说：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77]有两条。一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一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河北省开会检查了三条：自上而下的多，自下而上的少；从领导到群众的多，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少；一般号召多，个别指导少。当谈到备战问题时，毛泽东说：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二十亿元不够，三十亿元也可能不够。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浪费不浪费？没有什么浪费。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自力更生。中央既没有粮，又没有布匹，现在还有点枪炮，打起仗来枪炮也没有了。真正打起仗来，中央只有发号施令。把敌人顶住三个月就行了，还是让敌人进来，尝点甜头，诱敌深入，好消灭它，先消灭它一个营，再一个团、一个师地消灭。在谈到“三五”期间山东要达到每人一亩稳产高产田，主要解决粮食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搞到五千万亩，亩产五六百斤，一个人五六百斤就有吃的了。

11月14日　下午，在停靠徐州的专列上同中共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明政，徐州地委副书记丁平谈话，了解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备战等情况。关于农业，毛泽东详细询问今年的粮食产量以及修水库、打机井、修台田等情况。关于工业，毛泽东详细询问徐州有什么工业以及电力、煤矿等情况。关于备战，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搞工事没有？接着说：我们军事上是诱敌深入。敌人来，一是想占地方，一是想抢劫。诱敌深入才好消灭它。美国人很怕死，也可能不敢深入。要来嘛，大概有几条路，东北除外，当然也有可能。一是从天津上来，奔向北京；一是从青岛上来，奔向济南；一是从连云港上来，奔向徐州、开封、郑州；一是从长江上来，奔向南京。从浙江上来不大可能，但也有可能，日本不是从乍浦上来到芜湖嘛！

11月15日　晨，在停靠蚌埠的专列上同李葆华、李任之、王光宇[78]谈话，主要谈三个问题。（一）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把大小三线建设起来，就不怕了。（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农业生产问题。当汇报到安徽经过“四清”运动的地区都普遍增产时，毛泽东说：经过“四清”运动，人的觉悟提高，产量增加，也是精神变物质。当汇报到“四清”运动中，运用主席著作很解决问题，思想就通了时，毛泽东让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并说，这本书共有三十三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这个本子不错。李葆华等说：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我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毛泽东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谈到今年秋种时，毛泽东说：安徽今年庄稼不错，麦子比去年种得好，我从车上看麦子很整齐。当汇报到安徽今年上调粮食八亿五千万斤时，毛泽东说：你们不要调八亿五千万斤，给中央少调一点嘛。要稳，不要冒失，要藏粮于民。当得知农民没有钱花，沿江每人每年只有二十元时，毛泽东说：二十元太少了，除粮食外，每人有五十元、六十元就好了，将来要搞到一百元。（三）教育制度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教育制度要改革，一个小孩子要学习十七年，这不行。大学文科只要二年半到三年，要办抗大式的学校。社教就是大学，就是抗大。学校搞五分考试制，考五分不一定是好的，考三分也不一定是坏的。毛泽东问到安徽与河南的纠纷[79]解决了没有？说：你们要向河南让步，向江苏让步，你们一让步就主动了，你们让步，人家也会让步。又说：前几年高征购、瞎指挥，我也有一份，你们有，我也有。

11月16日　在南京同江渭清、陈光谈话，了解江苏的工农业生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线建设等情况。当得知江苏省各个专区粮食产量不平衡，有高有低时，毛泽东说：你们可从高产地区调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到低产地区去搞革命，搞建设。在谈到江苏人多地少要大抓节制生育问题时，陈光建议：现行的农村口粮分配办法，不利于节制生育。一个小孩一生下来，就能分到成年人的口粮的一半，有些人家就靠生小孩来多得口粮。将来是否可以采取分等定量分配的办法。毛泽东说：除此之外，避孕药、避孕手术最好采取少要钱、不要钱的办法，这还是划得来的。当了解到有一万五千个军队干部参加江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说：军队过去是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现在军队就是搞些生产，不大做群众工作了。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三大传统，要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

11月17日　下午，在南京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谈话，了解南京的工业生产、备战等情况。当得知南京市现有产业工人十五万时，毛泽东说：南京解放时才六千工人。蒋介石应该失败，他不发展生产，怎能解决群众生活？在谈到南京已向群众作了备战动员时，毛泽东问：群众听了以后有没有抢购东西现象？有没有惊慌的现象？彭冲说：没有。职工的情绪很高，推动了生产。现在倒是有些人还不相信打得起来。毛泽东说：不说群众了，连我们党内还有人认为打不起来或者只是小打，大打不相信。他们是有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两手准备的。谈到计划生育时，毛泽东说：把这件事搞好，意义大嘛。在谈到戏剧问题时，毛泽东说：旧戏已没有观众了，现在的青年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感兴趣，跟他们距离远了。只有我们这些懂点历史知识的人还看得懂，但是群众不要看旧戏，我们也只好和群众一起不看了，来个一刀两断。毛泽东最后说：今天主要是问问情况，现在的形势很好，无论全国、江苏、南京的形势都很好。

同日　晚上，在上海同陈丕显、韩哲一[80]、曹荻秋谈话，了解上海的工农业生产情况。陈丕显等汇报说：上海今年工业生产情况很好，估计可以完成二百四十八亿至二百五十亿元产值，品种质量都大大超过以往。今年整个华东工业生产情况也很好，预计可以完成四百八十亿至四百九十亿元产值。上海郊区农业生产也好，粮食今年可产三十八亿斤，平均亩产一千一百斤左右；棉花可能收购一百六十至一百七十万担，平均亩产一百二十多斤。上海养猪发展很快，今年有三百二十万头，平均每户三头。华东今年的收成也比较好，估计粮食有一千二百亿斤左右，棉花约一千五百万担。上海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几年来搞得还不错。毛泽东问：备战动员向群众讲了没有，有些什么反映？陈丕显等回答：已经动员了，动员以后群众反映很好，工人都说这是党关心我们，相信我们。陈丕显还说，上海的小三线搞得还不慢，准备以后再向主席汇报。毛泽东说：好嘛！我还在这里住几天，以后再找你们谈。

11月中旬　阅《光明日报》总编室十一月十五日编印的《情况简编》第三六二期等。简编反映了《光明日报》记者十一月十四日去看吴晗的一些情况。谈起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吴晗激动地说：我不准备写答辩文章，正在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只要领导了解就行了。我不怕。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谈历史？！毛泽东批示：“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这些都送江青一阅。看后，着人送杭州。”

11月19日　上午，离开上海前往杭州，住汪庄。提出要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于二十一日乘专机到杭州，研究为几本马、恩、列经典著作写序问题。

11月20日　阅林彪十一月十六日电话报告的记录。报告说：我根据海、空军最近的情况，提出了五条原则[81]，拟作为明年全军工作的方针，用以统率各种业务和任务。特此报告。毛泽东批示：“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退林彪同志。”

11月21日　在杭州汪庄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研究提倡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选择几部著作出版，每部著作都要写我们的序言。写序言要注意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

11月22日　从杭州到达上海。

11月23日　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不满意，指示上海将姚文元文章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毛泽东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

11月24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同斯特朗、柯弗兰夫妇、爱泼斯坦夫妇、李敦白夫妇、马海德等聚会，祝贺斯特朗八十寿辰，江青、廖承志、吴冷西等在座。斯特朗说：我希望听到主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在我看来，最近一个时期中，世界形势有变化，这个变化的开始是今年二月美国轰炸越南北部和今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一日的印尼事变[82]。毛泽东说：最近，出现了几件新事。一件是美国的学生成群地示威；一件是印尼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有些事情，在一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好像整个天都黑了。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路线正确，人民总是会逐步觉醒起来，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不管有多少个赫鲁晓夫，又不管印尼右派怎么样猖狂，要想把人民革命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人民的胜利也许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就是了。谈话后，毛泽东设宴款待斯特朗等。

11月25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十五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和其他日本朋友。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不仅是日本的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派，美国本身也有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反对美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政策。这是一种征兆，它预示着广大阶层要起来作斗争。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像你们跟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运动；一种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朋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运动。所谓反对我们，就是不仅反对中国人民，也反对日本人民。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可是美国还没有像你们一样有几百人到我们中国来看一看，你们是经过三个月的斗争的嘛，美国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青年学生要到中国来，美国政府阻止他们来，他们还没有达到经过三个月的斗争来中国看一看的程度。美国的青年学生要来中国，我们欢迎。但是，他们的新闻记者要到中国来我们就不欢迎，或者说我们对大部分的不欢迎，只对个别的欢迎。

11月26日　听取周恩来汇报工作，罗瑞卿参加。周恩来讲完后，罗瑞卿说他准备第二天去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

同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

11月　阅外交部办公厅十一月六日印发的关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材料。其中谈到越南南方中部中区山区人民武装主力部队供应困难，战士一般没有副食吃，营养不足。常年露营，多雨潮湿，蚊子特多，无房屋、吊床、雨布过夜，发疟疾病的很多。毛泽东批示：“要送蚊帐、布匹、罐头、肉松、药品、雨布、吊床等物资去。并要大量地送。”

12月1日　林彪派叶群[83]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并带去林彪十一月三十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和关于罗瑞卿的十份材料。

12月2日　致信陈伯达：“乔木修改的那九篇文章[84]，不知看了没有？请交来人带回，我想查一件事。如未看完，改日送上，再请斟酌。”

同日　阅林彪十一月十八日报送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九月下旬，五十五师奉命紧急备战，后转而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摩托和徒步行军演习。从这次备战和演习中看到，几年来部队由于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阶级教育，开展四好运动，特别是今年贯彻执行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各方面产生了巨大效果，从根本上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增强了贡献于革命战争的决心，进一步树立了常备不懈的思想，养成了快速、紧张的战斗作风。林彪在报告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

12月5日　从杭州到达上海。

12月7日　几次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一些负责人来上海：“请用电话，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杭州）、谢富治四位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宋任穷、陈锡联[85]（东北）、李雪峰、杨勇、廖汉生（北京）、杨得志一架飞机共七人（按毛泽东列的名字应为六人——编者注），于八日上午来此。”“贺龙、董必武、王尚荣[86]、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87]（如卧病，可不来）、朱德，共八人，于十二月八日上午来此。”“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七人于十二月八日来上海。”“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三同志：请于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在四川，由成都转告。”

12月8日一15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所谓罗瑞卿问题。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88]等人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约十小时的发言，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罗负责”。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89]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会后，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领导岗位，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12月11日　上午，在上海虹桥招待所会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关于老挝人民党领导的解放斗争，毛泽东说：要争取群众才行。不争取群众，这些反动武装就很难消灭，不论什么国家的兵士都是劳动人民，要争取他们的士兵。可以做些工作，优待俘虏，好的可以留下来，参加我们的军队；不愿留的，可以放回去，做些瓦解工作。不要虐待俘虏，要宽待他们，包括军官在内。帮助他们“洗脑筋”，不愿洗的顽固派，也可放他走，无非是第二次再来打我们。第二次抓到了，还可以再释放。现在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比我们过去抗战时期有发展，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劝你们也要向他们学习，整个东南亚的党也要向他们学习，学如何打美帝国主义、打走狗。整个说来，亚非拉是个火炉。有些地方还未动，有些地方动的还不那么厉害。

12月14日　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谈话。毛泽东说：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同日　同刘少奇谈话。刘少奇建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表示同意。十五日，刘少奇为印发《论十大关系》一文致信毛泽东，信中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十八日，毛泽东批示：“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12月15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

12月19日　在杭州汪庄同陈云谈话。谈话中，陈云还就一九六二年对形势看法问题向毛泽东作检讨。

12月21日　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问题，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毛泽东说：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90]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91]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关于写序问题，毛泽东说：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大好搞。谈到哲学问题时，他说：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辩证法过去说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说：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也要接触社会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12月22日　同彭真、康生、杨成武谈话。再次谈到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真说：根据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二十三日，约彭真谈话。毛泽东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作政治结论。

12月24日　晨，离开杭州前往南昌。

12月25日　阅彭真十二月二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十一月五日会议纪要，批示：“此四件已阅。退彭真同志。”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上同意陈伯达、周扬、胡绳等关于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方针任务和中共党史编写工作[92]的请示报告，决定马列主义研究院以研究党史和毛泽东思想为中心任务。会议还讨论了基本建设会议纪要，通过了中央组织部提请中央任免的干部名册。

12月下旬　作《七律·洪都》：“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同旬　书写叶剑英本年十月十六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远望》一诗：“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本年　对《哲学研究》一九六五年第四期刊载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授赵纪彬发表的《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批注：“孔门充满矛盾论。”

本年　重读一九三三年写的《长冈乡调查》，写了一段批注：“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93]，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本年　在李达[94]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中批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Anorises）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本年　为《吉林日报》题写报名。

[1]　指1964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是1964年八九月间由刘少奇主持对规定草案修改补充形成的。

[2]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的表述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3]　指湘黔、滇黔、川黔铁路。

[4]　旅大，今辽宁大连。

[5]　指董必武。

[6]　斯诺，即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

[7]　彭庆，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

[8]　这里的“第二个十条”和本条下文中的“第二个十条”，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

[9]　徐寅生，当时是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运动员。1963年在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和队友一起为中国赢得男子团体世界冠军。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一、要懂得为谁打球的道理，要有责任心。平时抓紧训练，练出一套有效的技术，加上思想要过硬，就能比较顺利地获胜。比赛时，多想有利条件，少想不利条件；多从国家利益考虑，少想个人得失。二、要有雄心壮志。中国人可以打好球，也能打好球。要为国家荣誉去“搏”，万一输了一场也要顶得住。三、要树立信心。信心的基础是打外国人，明确这一目标，带着“敌情”观念练好技术，带着为祖国争取荣誉的心去打球。

[10]　贺龙的批语说：徐寅生讲话中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很好。首先是为谁打球的问题，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样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灭“敌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第三，运动员也要像解放军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球，临场要抛开个人的得失。总之，要胸怀雄心壮志，平时刻苦练球，比赛敢打敢拼。他还提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平时练球要和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要敢于破旧创新，不搞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等。

[11]　马建猷，农业科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

[12]　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13]　指刘少奇1964年8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

[14]　指林彪1964年12月29日就当前部队工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作的指示。林彪说：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我们的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率军事，军事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军事训练、生产等如果和政治思想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思想工作让路。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坚持四个第一，大抓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继续大抓四好落实。军事训练一定要搞好，使部队的训练正常化。

[15]　小计委，是1965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成立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成员有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陈伯达。后来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由小计委正式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不再用小计委的名称。

[16]　赵朴初，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他写的《某公三哭》，包括《哭西尼》（1963年11月）、《哭东尼》（1964年5月）、《哭自己》（1964年11月），1965年2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某公”指赫鲁晓夫，“西尼”指肯尼迪，“东尼”指尼赫鲁。

[17]　李宗仁，原国民党桂系首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去美国。1965年7月，偕夫人郭德洁从海外回到祖国。

[18]　这次会议有可能是1965年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信中建议召开的。周恩来信中说：“送上国防工业办公室绘的国防工业一、二、三线分布图，并附说明，请阅。罗瑞卿已回京，请主席指定时间，约贺总、瑞、赵尔陆在常委就国防工业布局和部署问题报告一次，并约富春、一波、秋里、谷牧、先念、伯达参加。”瑞，指罗瑞卿。

[19]　万里，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副组长。武竞天，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副组长。

[20]　杨明轩，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

[21]　指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1964年二月全会作的《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和二月全会通过的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决议。

[22]　耿起昌，当时任中共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

[23]　这是原计划的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

[24]　指31个新技术项目表。

[25]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26]　《赫鲁晓夫言论集》后来共出版了14集。第1集于1964年8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第14集（1960年1-3月）于1966年5月出版。

[27]　薄一波在报送报告的附信中说，这个报告可能是王鹤寿同志和鞍钢党委他们一起写的。

[28]　廖初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第3连副连长。丰福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空军某部汽车连炊事班班长。黄祖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防化连班长。

[29]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

[30]　胡愈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31]　高登榜，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32]　这次会议于1965年4月18日至21日在武汉召开，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备战和三线建设，一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3]　约翰逊，1963年11月至1969年1月任美国总统。

[34]　张国焘，1931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35]　指1965年4月14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36]　叶飞，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贾久民，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伍洪祥，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

[37]　唐亮，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当时因病休养。

[38]　陈光，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39]　周恩来1965年8月23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说：主席提出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想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40]　指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41]　见《诗·卫风·木瓜》。

[42]　谢富治的讲话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要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要上交；公安工作的备战，包括思想上的备战和具体工作上的备战；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取缔教会的非法活动；公安机关的“四清”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要争取今明两年搞完。

[43]　黄文欢，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44]　齐白石，画家。1957年9月去世。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陈半丁，画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

[45]　徐悲鸿，画家、美术教育家。1953年9月去世。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46]　刘海粟，画家。当时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47]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撰写的研究柳宗元著作的专著，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48]　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发表在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报》。

[49]　张经武，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藏工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50]　王任重寄来的9个材料，是湖北孝感县县直社教分团、孝感县卧龙区区直工作队、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工作组在1965年5月至7月分别总结整理的。介绍的情况是：孝感县经过“四清”运动，县、区、社和所属的各部门总共可以减下干部一千三百多人。卧龙公社试行了配半脱产干部的办法。卧龙区对住机关的区、社干部家属进行了清理，将家属送回乡参加劳动。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实行大队干部轮流值班的制度，值班的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不值班的人在本队参加劳动。卧龙区、社的干部，也实行了轮流值班的办法。群益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贫协小组，有关生产、分配、财务和生活救济等，队委会讨论决定之后，都要由贫协小组审定，贫协小组可以随时清查账目，查问现金等，但不直接管钱管账。生产队长、副队长可以参加贫协小组，但不能担任正副组长，生产队的会计、出纳、保管不能参加贫协小组。

[51]　毛泽东为陈毅改了一首《五律·西行》。

[52]　见《诗集传·周南·葛覃》朱熹注。

[53]　见《诗集传·周南·螽斯》朱熹注。

[54]　见《诗集传·周南·关雎》朱熹注。

[55]　指华罗庚所著《统筹方法平话》。

[56]　于立群在信中说：“今年是建国十五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国庆节日，我把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用大字写了一份，计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打算作为向党和主席的献礼。”

[57]　李宗仁、郭德洁夫妇于1965年7月18日回国到达上海，7月20日到达北京。

[58]　刘仲容，李宗仁的旧友。曾长期任李宗仁、白崇禧部参议。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59]　柳，指柳宗元。

[60]　韩，指韩愈。

[61]　二王，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遭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8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

[62]　桐城，指桐城派，清代散文流派。

[63]　阳湖，指阳湖派，清代散文流派。

[64]　何伟，当时任教育部部长。韩幽桐，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亚非学会理事。

[65]　赖斯顿，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专栏作家。皮尔逊，美国专栏作家、评论员。

[66]　麦克纳马拉，当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

[67]　1965年冬，彭德怀到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

[68]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5年7月19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47期刊登的《有些地方违反六十条的规定》，8月2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55期刊登的《有关违反六十条的情况》，中央办公厅7月2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245号刊登的《部分地区夏荒情况》，中国农业银行7月26日整理的《关于部分地区在筹集水电资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69]　朱学范，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邮电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70]　“南针仰”，见胡乔木词《六州歌头》其二，有“晨钟响，南针仰，干戈掌，同仇广，阵容强”句。

[71]　1965年9月21日晚上，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对去三线工作有些顾虑，愿去农村蹲点或到厂矿去工作。但是上述情况经中央考虑后，对分配我的工作无论改变或不改变决定，我都服从。信中提出，在他的工作决定后，希望毛泽东或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约谈一次。

[72]　三条保证是：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73]　关于信中的“你压迫我写诗”一说，邓颖超写有以下的说明：“1965年夏主席接见女外宾时我作为陪见人，曾问主席是否作有新的诗词？我说很久未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故在主席批送我的词二首的批语中用‘压迫’二字。”

[74]　此处这两首词的文字，依照1976年1月1日公开发表稿。

[75]　吴晗，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10月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吴晗彻底平反。

[76]　刘秉琳，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77]　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1943年6月1日）。196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这个决定。

[78]　李任之、王光宇，当时均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79]　指关于淮河水利问题的纠纷。

[80]　韩哲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经济委员会主任。

[81]　指林彪1965年11月14日对当天凌晨击沉、击伤美制蒋军军舰各一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颁布的嘉奖令中提出的5项原则，即：（一）要更加加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联系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二）更加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特别是要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领导要深入基层，进行面对面的领导；（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82]　1965年9月底10月初，印度尼西亚发生军事政变。印尼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遭到残酷镇压。总统苏加诺失去统治权力。

[83]　叶群，林彪的妻子。当时任林彪办公室主任。

[84]　指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写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9篇文章。详见本卷第330页注〔1〕。

[85]　陈锡联，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员。

[86]　王尚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87]　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88]　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李作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89]　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

[90]　戚本禹，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当时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他的文章《为革命研究历史》发表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

[91]　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92]　彭真在196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关于党史编写工作，政治局常委讨论多次，毛泽东提名由董必武为主任，陈伯达具体主持，周扬、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93]　指1931年至1934年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94]　李达，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66年　七十三岁

1月5日　在南昌同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谈话，汪东兴参加。谈到罗瑞卿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党也是一分为二的。十个指头，分一个小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分一个大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不要怕，党还是要发展的。就是领袖坏了，也不要怕。七大的时候，有些人就“左”得很，坚决反对王明他们入选新的中央委员会。其实，选上他们，无非一个是改，一个是不改。不改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也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谈到农业生产和粮食征购等问题时说：稳步前进嘛！还是要稍微积极一点，太急了也不行。既要有积极性，又要稳步前进。你们现在亩产五百多斤，五年达到八百斤，每年增长五十多斤，不少了嘛！做得到吗？今年可不可以不购过头粮？就是要藏粮于民，要下一番苦功夫。我看到过一个文件，陈毅同志也同我说过，还有苛捐杂税，福建省的苛捐杂税就不少。苛捐杂税是国民党的作风。你们去做点调查研究，抓住几个县，调查研究一番，搞个办法，报告中央。有些事情，中央不知道，恐怕你们省里也不知道。

同日　从南昌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1月6日　阅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批示：“很好。最好能早日交给苏联驻华大使。”苏共中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来信，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文章《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进行攻击。中共中央在复信中进行了反驳。此信于一月七日发出。

1月12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陶铸、王任重、陈郁[1]、张平化等汇报工作。谈到分配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抓好分配。我们都讲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讲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谁占有生产资料）。二是谁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讲相互关系。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农村中，是贫下中农占统治地位，还是富裕中农、贪污分子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三是分配。这都是讲生产关系。谈到李达编写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时说：不把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离开矛盾的对立统一来谈什么运动、发展和联系，就不是真正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谈到中南地区准备争取在一九七○年实现四、五、八[2]时说：四、五、八原定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的，你们可以努力去做，也可能达到，也可能接近，也可能根本达不到。看来需要再长一些时间，再多十年实现也可以，不能勉强，勉强是不行的。谈到先进和落后的问题时说：湖南就没有先进的地区？可能你们不了解。要宣传本省、本地区的先进。河北省搞了十个试点县，说搞得很不错。但就没有比这十个县再好的了？我就不相信。不一定试点县就搞得好，不是试点县就一个好的也没有。果然，后来发现了井陉县，它不是试点县，却搞得很好。也要承认落后，要使这些地区的同志大吃一惊。他们需要刺一下，但也不要沉不住气，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王任重谈到曾写信请示关于总路线的内容有无补充修改的必要，毛泽东说：照你的提法，太长了。总路线还是不改，每个时期都会有所发展，有所强调，不必改。谈到突出政治的问题时说：突出政治，不是说不要业务。有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孙中山讲过：“政治是众人之事。”他比古人讲得好一点，但他不讲阶级。什么是“众人之事”？各个阶级都有它自己的解释。还是《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对，在阶级社会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在阶级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在人民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就是在党内也会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但都脱离不开阶级斗争。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谈到城乡“四清”运动时说：一定要认真搞好，可以再用三年时间，到一九六八年全部结束，但也不要再拖长时间。

同日　复信章士钊：“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

1月16日　下午，同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和中南各省负责人谈话。谈到湖北省委关于《政治统帅经济、业务、技术的通知》时，毛泽东说：我同意你们那个东西。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政治统帅经济。什么叫分析综合？比如国共两党，国民党为一方，共产党为一方。国民党军队多，装备好，地方大，有大城市、交通线、美国支援，等等，但它不得人心，脱离人民，人民反对它。共产党只有八九十万军队，一亿人口，武器装备不好，但人民拥护，士气很高。在战争中，我们一口一口吃掉国民党的军队，它的士兵大部分吸收参加了解放军，它的武器、弹药归我们使用。这不是综合吗？要这样分析综合才行。

1月21日　春节。出席中共湖北省委准备的宴会和晚会，接见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和其他各地市委的第一书记，并向参与警卫工作的干部赠送芒果。

1月29日　复信周世钊：“数接惠书及所附大作诗词数十首，均已收读，极为高兴。因忙，主要因懒，未及早复，抱歉之至。看来你的兴趣尚浓，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

2月1日　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传达他的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好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

2月2日一20日　经林彪同意，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主要是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这个纪要不满意，先后交给张春桥[3]、陈伯达修改，然后报送毛泽东。纪要说：“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2月3日　上午，同王任重谈话。谈到长江三峡水利工程问题时说：你们不要说得太绝对了，没有经过实践。是不是先在上游修？并嘱王任重报告中央考虑。对王任重提出的整理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以来讲话记录的办法表示同意，并将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给王任重，在上面批示：“请考虑加以修改。”

同日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4]召开会议，讨论自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来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队伍等问题。五人小组成员除周扬缺席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等十一人出席。会后根据讨论情况写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后被称为《二月提纲》——编者注）。《提纲》指出：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任务的。要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点名给以重点批判要慎重，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这个《提纲》，并要五人小组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泽东决定。

2月5日　阅彭真二月一日报送的有关《海瑞罢官》问题的七个材料，批示：“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七个材料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5]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来信的复信稿，批示：“退康生、吴冷西。同意。照办。”复信说，中共不派代表团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建议召开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最高级会议。

2月6日　阅王任重二月四日关于印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等问题的请示信，批示：“彭真同志：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2月8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汇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谈到这场学术讨论两个月以后做结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谈到有人提出要批评郭沫若、范文澜[6]时说：这两人今后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以让他们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为好。在询问“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之后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谈到关锋一九六二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署名何明——编者注）时，说：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不要急于批判。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关于《汇报提纲》本身，毛泽东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讨论并同意后，没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2月9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康生、田家英汇报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提出：大家既然觉得有用，不妨动手做准备。乔木还在养病，陈伯达又另有任务，田家英熟悉这一工作，可以先搞起来，将来再扩充班子。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除当时发给各省一个记录稿供传达用之外，修改了多次，请大家在此再读一遍[7]，看还有什么要修改的，然后发给党内讨论之后，再公开发表。随后听取吴冷西受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委托汇报外事工作。谈到中苏两党的论战时，毛泽东说：现在苏共新领导，讲的都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值不得浪费笔墨。现在不必管它，过一个时期再看，如果有新东西，才考虑答复。吴冷西说：国际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多种多样的提法，国内最近也有新提法，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京常委都不同意上述两个新提法，请主席考虑是否仍然按照一九六○年三月天津会议的提法，即一律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外国人怎么说法，我们管不了，由他去，但我们自己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办，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毛泽东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这个问题。

2月12日　审阅彭真二月十一日报送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修改稿，批示：“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彭真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大家（任重同志参加）讨论了两次，提了些小的修改意见，供参考。请核定。”本日，这个讲话稿发至县团级党委。

2月14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同陈伯达、王任重谈话，提出对马恩列斯著作，可以搞点摘要，还说：从来都是年轻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老年人。年轻人一抓住真理就势如破竹。

2月19日　阅中共湖北省委二月五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这个设想提出，用本省生产的农业机械来实现农业机械化。从一九六六年算起，要力争在五年、七年、十年内，在全省实现机械化。毛泽东批示：“任重同志：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湖北省委的这个文件。

同日　晚上，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临走前，同王任重等谈到对马克思、恩格斯某些观点的理解问题。

2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辑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通知》。通知提出：立即着手把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和其他手稿，分批逐篇整理出来，先作为党内文件，印发党员干部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需要在一九六○年编辑本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整理，争取尽早印发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

2月21日下午、22日上午　在长沙听取叶剑英、杨成武等汇报军事工作。汇报到诱敌深入问题时，毛泽东说：诱敌深入，过去对日本人灵，现在在越南不灵了。它不会轻易长驱直入，要做两手准备，它不深入怎么办？朝鲜战争，诱敌深入第一阶段灵，第二阶段就不灵了。可以搞些小的诱敌深入，例如几十公里之内。还是要堆山，你不搞，敌人就占了。我看美国不会走日本、希特勒的老路。像日本、希特勒长驱直入的办法，美国不敢搞，它没有多少兵，它怕死人，怕我们消灭它，所以要有第二手准备。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日本人长驱直入，除西北、西南地区以外，差不多交通要道都占了。今后诱敌深入，可能不灵。不管怎样，我们在第一线总得顶几个月，使后方有所准备。还要考虑顶不住。我们不可能一点空子都没有，敌人不从你设防周密的地方来，它要钻你的空子怎么办？汇报到沿海城市如何打法时，毛泽东说：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总不能把城市空出来，像上海人口七百万，搬到哪里去！工厂当然要搬出一些。沿海城市要多修几层工事，它突破一层，还有一层。还要注意城市侧翼的设防。敌人如果巴在沿海不前进，纵深工事等于浪费。同时，沿海城市它不可能都占，只能占一些地方。一个国家要消灭另一个国家，只要军队存在，人民大部存在，敌人就没有办法。因为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是消灭军队，然后是征服人民，强占土地。汇报到全军总定额及其他军兵种等问题时，毛泽东说：总定额现在不要缩小。铁道兵有几十万在西南修铁路，划得来嘛！省公安部队拨归省军区领导，这个办法我赞成。单独搞一个公安部队，搞两套，这是从苏联搬来的，我从来不赞成。汇报到周恩来、邓小平设想把全国工矿企业基建部队在今后三五年内逐步军事化、实现义务兵役制时，毛泽东说：这个办法我赞成。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这次谈话纪要上批示：“此件看了，记录得不错，就照这样吧。”

2月23日　上午，在长沙听取张平化、王延春、李瑞山、华国锋、苏钢等汇报工作。汇报到农村的单干问题，毛泽东说：单干的问题，六二年、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四年还没有解决，后年春可以解决。地、富、反、坏，还有富裕中农，许多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六二年，湖北同志说搞单干的有三分之一。我的调查组在韶山，说百分之四十的农户要分田到户，百分之六十能保住就不错。还说一个生产队十五户，赞成分田的是多数，不赞成的只有几户。[8]他们没有进行思想教育。汇报到有人认为今年增产一成左右的提法低了，毛泽东说：一年增产一成左右就了不起。你们的农业厅长一年就要跨纲要，是不懂农业生产吧？少讲一点。汇报到农业机械化问题，毛泽东说：湖北省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文件，中南局讨论了没有？值得各省注意。他们提出五年、七年、十年，我说打宽点，加五年。湖南有一定基础，要自己搞，要有个规划，有个设想。

同日　阅周恩来二月十七日报送的余秋里关于考察西南、西北大三线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汇报提纲，批示：“此件已阅。退周总理。”周恩来的送审报告说：余秋里对主席所关心的西南、西北地区在一九七○年钢的生产能力争取达到四百三十万至五百五十万吨、二线争取达到六百五十万至七百万吨、一线争取达到一千一百四十万吨，已在开始进行新的布置。

2月24日　给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罗丽华题词：“要注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分析自己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2月25日　阅王任重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发言稿，批示：“少奇同志：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王任重的发言稿说：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以后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2月26日　晚上，离开长沙。次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2月　同侄子毛远新谈话时说：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3月8日　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次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到灾区慰问。他在隆尧县白家寨慰问灾区人民大会上说：你们受了灾，损失很大，党中央和政府非常关心你们，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

3月上旬、17日、24日　三次审阅修改江青二月二日至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十七日批示：“江青：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二十四日批示：“江青：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毛泽东的三次修改，主要有：把纪要原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把文中“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9]”“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改为“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删去称《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解放军是主席亲手缔造的”、“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语句。删去江青“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这一句中的后半句。把“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并批注“这样较妥”。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改写了以下几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二）“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三）“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加写了以下两段话：（一）“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二）“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3月12日　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复信刘少奇：“三月十一日信[10]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11]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之后，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打印稿上批示：“未发，拟不发，待讨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题为《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

3月13日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党委关于苏联共产党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分析材料，致信中共中央：“驻莫斯科党委的分析是正确的，这符合中央的第一次分析和不参加的结论。不参加出不了什么大问题，无非是大反华，越反越显得苏修不对，我们对。”“我们自己干自己的，自力更生，毫不拖泥带水，岂不更好？是否发贺电，也值得考虑。”“回信是要写一封的，简单地说明不去的充分理由。对苏联人民的争取，是完全必要的。可以待他们会完了，写一篇批判文章就够了。”“灵活性，这十年来也很不少。现在双方国交未断，贸易在做，还有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和派留学生等。国际群众团体会议，我们也都参加，两党不断地还有书信往来。这些都是灵活性。将来一旦有事，灵活性可能更要多些。如果美国打苏联，而苏联又坚决抗战，我们是要声援他们的。”“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你们在三月十七日来此谈一下，作出最后决定。”十八日，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在杭州开会，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3月15日　上午，在杭州汪庄同陈伯达、王任重谈话，谈到农业机械化、改变奖金与评工记分办法、计件工资、供给制等问题。

3月17日一20日　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康生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考察请假。十七日下午，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谈罗瑞卿问题。

3月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在回顾党内斗争历史时，毛泽东说：要接受上代的经验，但到一定的时期要变。人也是遗传性与变异性的统一。比如生产工具，技术革新，生产节约，都是先照老样子，按照传统经验进行，但是总要发展，要创造。我在去年九、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们这个党，曾经有多少次危险，比如陈独秀时期，危险得很。三次“左”倾，中央在上海也危险呀。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都是要登台的。有些人是认识问题，有些人是敌对的。没有这些对立面怎么行？这个党经历了多少危险，但是人更多了。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12]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优柔寡断，我们党内这种人相当多啊！现在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骂我们，等于当年蒋介石说我们坏一样，抬高我们的身价。我们不是被骂小的，也不是被打小的，我们的失败是我们自己犯错误搞的。几十年的革命教育了我们。谈到编辑《毛选》第五卷、第六卷时说：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谈到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时说：我们去不去参加，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的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13]。至于十月革命节，那是苏联国庆，中苏之间目前还有国家关系，可以照过去一样发贺电。对受苏共影响较大的群众团体，比如国际妇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以及世界工联，还有世界和平会议等等，是否还参加它们的活动，也要区别对待。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对吴冷西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要从错误中得到教训。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批评过多次。我说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登学术研究的文章是我逼出来的。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当然，你们有你们的困难，你们是知识分子成堆，又是“公共汽车”，大家都去挤。中央给你们权力，对有问题的稿件，你们有扣压的权力，不管是谁看过的。解决知识分子成堆的问题，办法是要多下去，要蹲点，多接触实际，参加“四清”是个办法。《人民日报》要考虑打仗的时候怎么办。打得稀烂，你们还要出报，那时候怎么出？

3月19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你们有工夫，最好把鲁迅的著作看看，翻译的不用看，看看创作的部分，很好地研究一下。看看他那时的形势，他的作战方法。可以摘个语录。马克思的也可以摘个语录。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是个党员，提议要把马恩列斯最精彩的东西摘出来，编个语录。这个人头脑比较清楚。切不要相信什么一贯正确，人总是要犯错误，又正确又不正确。这几年也是嘛，犯了多少错，一贯正确是没有的。比如高征购、瞎指挥，教育了我们。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也是瞎指挥。

3月20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谈到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的政策。这种区别的政策是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没有五年到十年的工夫批评一下，讲点道理，真正培养、教育出一批接班人，就都要控制在他们手里。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全国二十八个省市[14]，现在只有十五个展开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个方面都要管。不要压制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坏的要批评。现在要保几个，郭老、范老[15]是要保的。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制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学生要造反，不起来不行。错误也要允许人家犯。宣传部不要卡死，不要搞成从前的农村工作部。谈到农业机械化问题时说：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干。王任重的信[16]发到各省去议，这里议不出什么。我给少奇的信不要印了，不准确。我不放心，找了王任重、陈伯达谈。找他们一谈，就知道不准确。谈到中央和地方在经济方面的关系时说：地方积累要搞，不能都集中到中央而地方不能扩大再生产。苏联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叫计划制造工厂，只管虚、不管实，也管点实，少管一点实。中央局、省、地、县，也层层征求下边的意见，经过大家的同意，然后制造出来，那就比较可靠了。要靠典型，脑子出计划，实践出好材料。这样地方与中央合作，制造出方针、政策、计划。中央只生产精神。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总而言之，不能太死。要卡，不能卡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在林彪谈到“要学毛主席”时，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在讲到有人反对形象思维时说：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

3月26日　由杭州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3月27日　审阅周恩来、彭真本日下午送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稿。三月上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同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三次会谈，这个联合公报草案稿是双方代表团起草小组根据双方会谈内容起草的。毛泽东审阅时作以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两党代表团一致确认，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计划，全世界人民和反帝力量团结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最广泛的（不是狭隘的）最真实的（不是虚伪的）国际统一战线，是极其重要的国际任务。其中，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团结最为广泛，又最为真实，因为他们是要真正革命的，因此我们对此要特别加以注意。”（二）“双方还认为，为了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需要加强国际民主运动方面的活动，并且一定要坚持反映全世界革命人民愿望的真正革命的方针。”（三）“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正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此外，毛泽东还在三处“现代修正主义”之前加上了“以苏联领导集团为中心”的定语。

3月28日　上午，在上海会见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康生、赵毅敏、魏文伯、赵安博[17]参加。毛泽东说：有一年藏原惟人同志不是问我一国能否建成共产主义吗？我说有帝国主义存在，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因为资产阶级虽然打倒了，并没有死，他们用各种方法腐蚀共产党。我们这个国家有大量的修正主义者，也有大批的教条主义者。所谓教条主义，就是迷信外国的东西，迷信中国的死人和外国的死人，也有外国的活人。我劝你们不要迷信了。你们不要迷信本国的死人同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在内。不要怕孤立，不要怕战争。你不准备孤立，哪个时候孤立了，就慌了。你不准备战争，战争来了，你就没办法了。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修正主义来打，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做这个准备，到时候它们打进来，我们就有准备了。这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它不敢来。我劝同志们，第一条不要怕孤立，第二条不要怕打仗。当然我们不希望孤立，但是孤立来了，怎么办？一是党内孤立，二是国际上孤立。有些事情，要坚持原则，决不能丧失原则。我改了一下公报，请你们研究。可以不接受我的，可以不发表，另外发一个消息就行了。因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能强加于你们。但是，由我个人观察，我的改法对你们有利，对我们也有利。

3月28日、29日　同康生谈话。毛泽东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当然不要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否定一切，要发扬五八年精神，去掉五八年的缺点，要试点。

3月29日　上午，在上海再次会见由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康生、赵毅敏、魏文伯、赵安博在座。毛泽东说：看来公报发表不成了。不发表公报没什么要紧，发个消息就是了。公报这种东西，是一种形式主义。你们原先是不愿意发表的，是我们向你们提出的。我说这样不对，应该由你们提。今天如果发联合公报，双方都不愉快。公报不发表了，双方都没有精神负担，轻松愉快。

3月30日　下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18]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可以不搞阶级斗争？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中央早已作过决议，要搞阶级斗争，写反修文章，培养秀才。只反国际的修，不反国内的修？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19]、中宣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斗争要有策略，一个学校批评两三个人，他们就不能不讨论，不要太多。要区别对待。郭沫若、范文澜，我还是赞成保护。郭功大于过。谁也会犯错误。姚文元，放在市委，这个办法好。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把这次谈话中的“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作为“毛主席语录”发表。

4月1日　由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

4月2日　晚上，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中说：三十一日康生回京，传达主席指示。与彭真、康生商定，拟开书记处会议，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4月9日一12日　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会上，康生传达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意见，并对彭真进行批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20]、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21]。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

4月上旬　阅彭真四月一日送审的《中共中央转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稿，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中央的批语说：“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此件于四月十日发出。[22]

同旬　阅周恩来、彭真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批发王任重同志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意见》稿，批示：“同意。”中央批示指出：“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此件于四月十日发出。

同旬　阅周恩来、彭真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的批示》稿，批示：“同意。”中央批示指出：“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了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是要在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他最近又提出各省、市、自治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农业机械化计划，争取从今年起，用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这个任务是同他指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紧紧联系着的。”这个指示于四月十日发出。

同旬　阅《光明日报》总编室三月三十一日编印的《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四七五期，批示：“已阅，退江青同志。”这期情况简编刊载了《周予同[23]说按照翦伯赞的性格他是会写答辩文章的》、《寿进文[24]谈上海部分盟员在批判<海瑞罢官>中的动向》等材料。

同旬　阅江青四月一日报送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编印的《记者简报》，批示：“已阅。退江青。”这期简报刊载了一些历史学家对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的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的反应。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篇文章分析不够全面，说“让步政策”不是翦伯赞的主要问题，早在一九四一年陈伯达就在《解放》杂志上提出了“让步政策”，后来影响到许多人都用上了。

4月14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四月十二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这期摘要刊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中国音乐学院抽调部分师生试行在工厂办学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阅后批示，指出：“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同日　审阅全国机要保密会议编印的文件《毛主席关于保密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收录了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的一段话：“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毛泽东批注：“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4月14日、17日至月底　多次审阅修改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25]。十四日上午，修改四月十二日送审稿后批示：“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上午八时半批示：“江青：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26]作报告，最后定案。”上午九时批示：“恩来、小平、彭真同志：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从四月十七日至月底，毛泽东对通知稿又作了多次修改。毛泽东前后修改的主要情况如下：（一）在通知稿的“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之后，加写：“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二）在通知稿的“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之后，加写：“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三）在通知稿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之后，加写：“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四）在通知稿中加写一段话：“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五）在通知稿的“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之后，加写：“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六）在通知稿的“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之后，加写：“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七）在通知稿的“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之后，加写：“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八）在通知稿中加写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九）在通知稿末尾加写：“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4月16日一24日　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27]、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康生、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魏文伯、江华等。

4月20日　上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4月22日　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比如文化局、宣传部等等。斗争要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大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这些材料无非是对、基本对、不对三种。这个通知[28]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都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不破不立，彻底破，破中有立。你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比如马克思破黑格尔就是立，破空想的社会主义就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多搞一点，都搞干净不可能，如“四清”一样，清不干净。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4月23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四月十九日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批示：“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4月24日　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25日　在杭州汪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4月28日　在杭州汪庄同陈伯达、康生谈话，继续批评彭真。毛泽东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打不倒，倒了还要起来反抗。赞成鲁迅的意见，古书不可多读，但经史子集，也要硬着头皮读一下，不读人家会欺负你。

4月　阅胡乔木四月五日关于《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中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批示：“已阅。退乔木。”对胡乔木为《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加的题注作了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九三○年，中央红军由福建汀州（长汀）进军江西。七月，又从江西向湖南进军，准备第二次攻取长沙，结果未能攻入。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条件下，敌人已有准备，进攻长沙是不正确的。但当时由于蒋、冯、阎在河南大混战，南方湘赣诸省在半年之内，除长沙、南昌诸城之外，其余地方都无强敌。所以红军乘此机会，攻取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第一次敌人的‘围剿’准备了条件。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说服，中央红军的干部终于改变作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峡江、新余等地，使红军力量和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首词是写红军在进军中的豪情壮志的。”胡乔木的报告还说：“《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据袁水拍同志告主席意见，仍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七律·送瘟神》一诗中的‘千村薜苈人遗矢’，据读者来信和查阅有关典籍，拟改作‘千村薜荔人遗矢’。以上两处正文的更动，未知可否？请一并指示。”毛泽东批注：“可以。”

同月　阅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三月九日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进行工作。最近几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着重研究了建筑物防护、水库淤积和分期建设等三个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分期建设更符合于“有利无弊”的方针，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设三峡工程的可能性。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建议中央将这一工程列为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毛泽东批示：“已阅。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5月1日　阅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名单及有关材料，批示所有材料都先发给与会人员看。

5月3日　从杭州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5月4日一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四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意见，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错误批判，并决定停止或撤销他们的职务。[29]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召开这次会议及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5月5日　下午五时，在上海会见由谢胡[30]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并共进晚餐，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毛泽东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在讲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接着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

5月7日　阅林彪五月六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毛泽东阅后致信林彪：“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十四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林彪：“此件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31]，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要请中央加个批语。请你酌办。”十五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五月七日给林彪的信和总后勤部的报告。毛泽东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

5月9日　审阅姚文元的文章《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删去标题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这篇文章五月十日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

5月上旬　审阅戚本禹《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清样，批示：“字太小，改印五号字，今日印好，中午交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五月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七期，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

5月11日　阅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张恩慈[32]写的《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这份《意见》对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在领导北大“四清”运动方面，以及北大在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尖锐的看法。毛泽东审阅时把标题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意见》，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十三日，刘少奇批示：“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

5月15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

5月16日　中共中央转发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中央的转发批语说：“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5月17日　阅章士钊五月十日关于暂不出版其著作《柳文指要》的来信，批示：“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33]章士钊在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查，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新检查”。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一些批注。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又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斗争”，毛泽东批注：“不可能这样快。”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毛泽东批注：“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信中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化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批注：“此语说得过分。”信中说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毛泽东批注：“何至如此。”

5月18日　上午，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集中讲政变问题。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上政变成风。”“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讲话。

5月中旬　阅林彪五月十七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说：林彪五月十一日指示，今后凡是大军区、军兵种和三个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除了报军委各副主席以外，都要呈报毛主席、中央，经主席同意后再行公布。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制度传下去。毛泽东批示：“退林彪。”

同旬　审阅周恩来五月十八日关于充实北京卫戍部队、调整首都要害部门保卫力量部署的报告，批示：“照办。”

5月21日　康生通过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请示准备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并在大会上宣布，以及江青等人提出让姚文元参加文化革命小组等。毛泽东表示同意。

5月23日　审阅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草稿）》，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已看过，同意。”这个文件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5月28日　审阅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名单，表示同意。名单如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34]、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本日，中共中央把这个名单发到县团级党委。

5月29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35]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三十日，刘、周、邓关于派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致信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三十一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

同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

6月1日　阅康生报送的北京大学聂元梓[36]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37]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38]，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二日在《人民日报》等报发表，《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立四新”[39]。

同日　阅周恩来五月三十一日报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五月二十六日召开的这次会议研究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并决定如遇紧急情况需要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毛泽东批示：“总理：此件已阅，很好。”

6月3日　审阅新华社本日两篇电讯稿，分别批示：“已阅。同意。”第一篇电讯稿说：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第二篇电讯稿说：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这两篇电讯稿在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高校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会议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诬蔑人；（八）积极领导，坚守岗位。

6月5日　上午，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六月四日报送的关于外电十分注意我宣布改组北京市委并注意报道首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况报告，批示：“即送江青阅。另陈伯达率工作组（穆欣等）于六月一日[40]进入人民日报，吴冷西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

6月6日　同意周恩来关于六月十六日到罗马尼亚访问一周等事项的电话请示。

同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公布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要点。同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

6月7日　答复周恩来的电话请示，同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九日来杭州，并在杭州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同日　答复康生关于有些文章提出周扬问题[41]，要点周扬名的电话请示，说：待常委同志来后再商定。

同日　同意邓小平关于六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陶铸调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后书记处各同志调整分工的报告。报告说：邓小平负责中央调查部，陶铸负责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及文教办公室、中央组织部，李富春负责工、青、妇及中央统战部，康生负责中央联络部、中央党校，谭震林负责中央监察委员会，李先念、叶剑英、李雪峰因主管专门工作，故未分工管理中央部门。

6月8日　晨一时，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六月七日关于重新调配中宣部副部长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九日会议拟请陈伯达、汪东兴及各大区负责人都参加，是否可以，请酌定。”

6月9日一12日　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等汇报有关工作，研究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

6月10日　在杭州会见胡志明，康生、伍修权、江青在座。毛泽东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常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42]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谈到中国和越南的工业建设时，毛泽东说：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十几年，就可以搞成。炼钢要采用新技术。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此外，中国还有一条经验是布局很不合理，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现在我们初步搬了，一个厂分成两个厂，一分为二。

同日　晚上，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6月12日　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会上，有人谈到搞下去涉及人不少时，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6月14日　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报送的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个专案小组的名单。

6月15日　离开杭州，前往长沙。

6月16日　专列途经南昌。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同日　晚上，到达长沙。晚十一时，阅外交部本日关于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的活动安排和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批示：“拟同意。请刘、邓酌定。”方案建议同罗方着重谈国际形势、中苏关系和中罗关系三个问题。

6月17日　下午，乘汽车到韶山，住滴水洞。

6月19日　答复汪东兴六月十八日夜的电话请示。汪东兴请示说：胡乔木回到北京后，要求参加工作。邓小平、康生、陈伯达、陶铸等商量后请示，可否让他参加康生主持的编辑《毛泽东选集》工作。毛泽东答复说：可以，也可以参加其他工作，如文化大革命，但不一定参加文化革命小组。可以写写文章，如社论。到各大学看看大字报。

6月21日　给湖南省委接待处干部萧根如题词：“努力学习”。

6月23日　阅刘少奇、邓小平六月二十二日来信。信中提出：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各级党委和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书记处建议并得到几个常委同意，拟将主席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七一”这天发表。次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电话告知中央办公厅：少奇、小平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的信昨已送主席，主席阅后说，在党内印发就行了。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电话记录上批写：“主席讲：暂不发表，再等一年。已告陶铸同志。”

6月24日　上午，在韶山水库游泳。

6月26日　在韶山滴水洞接见中共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请毛泽东为韶山灌区题词，毛泽东说：要高产才算，灵了再写。

6月28日　上午，离开韶山，途经长沙，晚九时专列到达武昌车站。在专列上听取王任重关于湖北省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下专列后住东湖客舍。

6月30日　晨二时，复信刘少奇、邓小平，正式答复他们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在建党四十五周年之际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稿的提议。复信说：“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43]，扩成为二十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二十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44]，值得参考。”

6月　作《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7月1日　《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

7月2日　阅刘少奇、邓小平六月三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刘少奇、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在京同志讨论后认为，在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毛泽东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本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个通知。

7月8日　写信给江青。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45]，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7月10日　阅陶铸、张平化七月五日关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来信。来信提出：一、彻底改组中宣部的领导。二、今后中宣部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三、计划在七、八两月，组织对处长以上重点对象的批判，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同时，抓好九月召开的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一些日常工作。毛泽东批示：“陶铸同志：同意你们的意见。请中央常委最后决定。”

7月11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周恩来、韩念龙[46]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鞍钢太大，对你们不合适，对我们也不合适，是抄外国的。要是打仗，一个原子弹就完了。还是搞中小型的比较好。我们的国家很穷，人口多。有些东西，人多一分就穷了。不能靠外国，重要的是独立。要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独立。当然和外国切断联系也不行，还是要互通有无。但是应当逐步做到基本自给，煤、钢、机械、石油应该自给。人是被迫努力的，我们也是被迫的。别人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靠自己。我们一直说自力更生，可是有些干部并没有真正听。这一下，真的听了。所以，撕毁条约、撤退专家是件好事，迫使我们自力更生。我们搞了石油，还有其他建设项目。人家还逼我们还账，现在外债已经还清，只有内债，再过两年也可以还清，那时就无债一身轻了。一个政府要做一点好事。你们的政府要能为国家、人民做些好事，有些好处，就站得住。但是，要把煤、钢、机械等工业搞起来，需要很多时间。首先要有自然资源，还要有工程技术人员。资源要勘探，要有地质人员。旧中国只有二百多名地质人员，现在有三十多万，煤炭、铁矿、有色金属、石油等都能勘探。

7月11日下午、12日上午　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给他们看了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47]周恩来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中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

7月12日　阅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六月二十八日来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以前高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逐步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认为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一、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二、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三、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四、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五、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泽东批示：“伯达、康生酌处。此件已阅，请你们看一下。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毛泽东的批语和这封信，后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

7月16日　畅游长江。从武昌大堤口顺流而下，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一个小时多一点，游程近三十华里。毛泽东边游边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7月17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以及国际组织的观察员，郭沫若、许广平、巴金、刘白羽[48]在座。

同日　下午三时，离开武汉回北京。途经郑州时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简要汇报河南的工作。

7月18日　回到北京。住中南海游泳池，此后不再住菊香书屋。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

7月19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7月21日　审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49]（七月十六日草稿），批示：“伯达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工作组[50]开一二次会，然后经政治局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三天会，讨论通过，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以在八月一日发表为好。后两页有点修改。”毛泽东的主要修改是：（一）将“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二）将其中一条的小标题“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三）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改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伟大的胜利”。此后，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又作了多次审阅修改。

7月23日　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51]汇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于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7月24日　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六月二十号以后。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那些学术权威。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取消，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7月25日　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谈到工作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革命师生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学、中学停课，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课，他不闹事才怪啦！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

同日　阅新华社关于中宣部举行会议声讨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电讯稿，批示：“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52]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7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说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7月29日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学校提出的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这次会议的录音分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7月31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复信，对他们的六月二十四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53]表示支持。复信中说：“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并在此信抄件上批示：“各同志[54]：请考虑此件及附件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此信印发时日期署为八月一日，当时没有送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但由于已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在社会上迅速传布。此后，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8月1日一12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

8月1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会议。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刘少奇向会议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并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在陈伯达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很多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完全是错误的，不到百分之十的是好的。以后必须撤销，这一点要肯定。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运动的坏作用。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会前，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先后约王光美、蒯大富[55]谈话。次日晨，周恩来又先后约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组长叶林和蒯大富等谈话，着手处理该校的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

同日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其中引述了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社论说：“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8月3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在刘澜涛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撤销工作组，成立革命的师生员工文化革命代表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让他们自己去搞，这是马列主义态度。在宋任穷发言谈到对群众的态度时，毛泽东说：把架子放下来嘛，不要摆老资格。我们有很多同志有点架子，什么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什么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什么部长，可了不起呀。统统把架子放下来，当一个普通老百姓，群众就高兴了。

同日　晚九时，阅陈伯达送审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三日修正稿）后批示：“伯达同志：改得很好，可即印发。”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说：今日上午，康生、陶铸、王任重、张春桥等同志和我，考虑小组会上的意见，对这个稿子，又作了些修改。

8月4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插话中说：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人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听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

同日　阅陶铸七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讨论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大家建议采取如下步骤：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二、外国朋友赞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应按照他们的原话报道，不要用推论的方法去加码。以上意见如认为可行，目前应传达到什么范围，请中央考虑决定。毛泽东批示：“可发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掌握。”本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陶铸的报告。

8月5日　在一份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56]上批写一段文字：“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随后，毛泽东对这段文字作了修改，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57]，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八月十七日印发到县团级。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同日　阅准备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的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在文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写了一个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同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文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刘少奇六月二十日曾将反映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并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8月5日、9日、11日　三次审阅修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五日审阅后批示：“康生同志：改得好。我只在第五页上去掉一句。”毛泽东删去的一句是“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58]”。他还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改为“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九日审阅时，加写一段话：“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改为“一个发展”。删去“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中的“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九个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后面，加写：“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审阅后批示：“康生同志：有些修改，请酌定。其他都同意。”十一日审阅后批示：“康生同志：可照此印发。”这个公报于八月十二日经全会通过，八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8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周恩来根据商定的意见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审定。毛泽东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第七位的陶铸提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同日　让机要秘书通知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当晚乘飞机回到北京，直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8月7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毛泽东提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同日　两次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下午二时，审阅后批示：“伯达同志：《决定》中‘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请酌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稿中“一批无名小卒成了勇敢的闯将”一句中的“无名小卒”，改为“无名青少年”。晚十时，审阅后批示：“即送伯达同志：同意修改之处。在第十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定。”决定稿中说帮助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不断改造”世界观和作风，毛泽东将“不断改造”改为“逐步改造”。

8月8日　上午十一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决定》主要内容是：一、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二、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三、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五、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六、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八、干部大致可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前两种人是大多数。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十一、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十二、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十三、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十四、抓革命，促生产。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十五、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八月九日，这个决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同日　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希望起更大的作用。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8月10日　晚七时十五分，到中南海西门外中共中央的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首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1日、12日　叶群两次找人写诬告刘少奇的材料。十四日，林彪通过江青把这份诬告材料转报毛泽东。

8月12日　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议。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原来的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排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其中新进入常委会的是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会议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批准了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关于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数占少数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8月13日一23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

8月15日　阅陈伯达八月十三日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工作部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昨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提出：一、强调各学校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按照“十六条”办事。拟由《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社论。二、自然科学、技术各单位都要举起文化大革命这个纲，但应该作适当的分工部署，特别是各种要害、尖端的科研部门，必须继续进行，不得中断，保证如期完成任务，并保证高质量。毛泽东批示：“可以这样做。”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陈伯达的请示报告发到县团级和相当于县团级的科技工交单位，以及有研究任务的大专院校。

同日　晚上，阅陈伯达、康生本日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们请主席考虑，雪峰同志是否可以集中力量管华北局，不必再兼北京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可由吴德同志接任。毛泽东批示：“林、周、陶、刘、邓、雪峰同志阅，请林主持开会谈一下。雪峰市委暂时似可名义上不动，实际工作交与吴德主持，华北局需要支持时去支持一下，似较好，请酌。”

8月16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准备一套军装。

8月17日　应聂元梓请求，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刊名“新北大”。

8月18日　晨五时，身着军装到天安门出席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林彪发表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周恩来发表讲话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要靠自己。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时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同陈云进行简短交谈。还同萧劲光、苏振华[59]、李作鹏等人握手、交谈，要他们团结起来，并对李作鹏等人说：“萧劲光是老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萧劲光、苏振华做什么？”同薄一波握手时勉励他好好革命。整个活动持续六多个小时。期间，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群众队伍中同周围的人握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8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提法。此前，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陈伯达讲话中提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的统帅指挥下”。

同日　应蔡畅[60]八月十八日的请求，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写刊名。

8月21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由副总统鲁本·卡曼加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董必武、周恩来、陈毅在座。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对头。我们对美国的了解也是逐步的，就像你们了解英国一样。不要认为英国是个强大的帝国，他们没什么了不起。不可轻视小国，小国也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对于非洲国家任何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我们都是支持的。希望你们好好地搞起来。斗争是会遇到困难的，但是也是能够克服的。我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说的。现在我们还有困难，就是帝国主义包围我们，这也没什么，不要怕，最后胜利的绝不会是帝国主义，而是人民。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在插话中又说：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人民日报》写篇社论，正面劝告工农兵不要干涉。

同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22日　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下旬　经毛泽东同意，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碰头会，吸收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讨论党政业务和文化大革命运动[61]。碰头会一般由周恩来主持。

8月25日　下午，在钓鱼台迎宾馆会见由尤素夫·希米德上校率领的坦桑尼亚友好代表团，周恩来、杨成武、彭绍辉[62]在座。在询问坦桑尼亚国内的情况后说：希望你们发展，希望整个非洲人民取得胜利。

8月26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交谈越南战争问题。林彪、周恩来、陶铸、李先念、杨成武等在座。毛泽东说：一定会打出一个名堂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再有半年我看情况要起变化。一个外国军队，它是侵略者，打到你们国家来，整个民族的大多数是要反对的。并且，敌人有很多的困难，不及本地人的地方很多，气候不适应，地形不熟悉，斗志不强，这几条合起来就比不上本地人。经验是打出来的，信心也是打出来的，信心越打越高。我们打美国人也是这样，打日本人也是这样，逐步认识，可以打。你们抓住了规律，主要的经验是你们找到的。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六年，七年了，逐步扩大，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的胜仗。从很少的几支枪一下发展到了几十万军队。美国为什么增兵？那还不是因为你们的力量厉害，他们是走一步看一步。工作也要在战争中才能发展，不打仗就不能取得经验。单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动我看也不行，部队不能天天打仗。

同日　阅谢富治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公安部机关精简设想的报告。报告说：根据今年四月主席在杭州关于公安部应砍掉三分之二的指示精神，我们设想，把现在的十二个局合并为六个，九十个处合并为三十多个，行政编制由一千四百多人减到四百多人。企事业单位现有七千多人，分别交给有关单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力争把行政编制减到二三百人。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研究。我看这个设想是好的，应在下一次会议上谈一下。”

8月28日　晨，阅陶铸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批示：“已阅。退陶铸照办。”陶铸在送审报告中说：对当前的运动，需要从正面讲清楚一些政策问题。《人民日报》为此写了一篇强调要用文斗的社论。这篇社论于本日发表。

同日　上午，阅关锋、戚本禹八月二十六日关于北京市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情况给江青的报告，批示：“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63]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报告说：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八月十八日百万人大会后有了很大发展，各大、中学普遍建立了组织。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如剪女青年的辫子等。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的活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出来积极领导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二、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薄一波、陶鲁笳等就是工交口各院校保皇派的支持者。报告提出北京新市委应站到运动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路线应进行批判、陶鲁笳等人不宜继续领导北京市的学生运动、薄一波等人应当做出适当检讨等四点建议。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唐平铸、《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谈《人民日报》改版等问题，陶铸、康生、张平化参加。毛泽东表示同意《人民日报》改为四个版，办四个副刊，个别的时候可以出六个版。并说：有些长文章，像姚文元的文章，还要登。出四个专刊这件事情，不要搞得太急，要很好准备，准备好了再出，明年一月出也不晚。《人民日报》的报头原来就是我写的，不要再写了。四个副刊的刊头，可以分别请林彪、陈伯达、康生写，另一个可以集鲁迅的字。人多一点写好嘛！过去《人民日报》十几年不听话，我公开宣布不看《人民日报》。好的理论文章不登，《光明日报》、《文汇报》去登。

同日　听取陶铸、康生、张平化汇报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陶铸谈到外地学生来北京的已有十四万人，还有人不断地来时，毛泽东说：让他们统统来，分期分批嘛，带点秋天的衣服。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大学生，理科还要学一点，文科就不要再学，文化革命就是最好的学习。谈到学生到各地大串连的问题时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开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去放毒，都是一样。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现在学生对这种事情，最热心了。谈到有些红卫兵到“黑帮分子”家里抄家，把古书都烧了时，毛泽东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

同日　阅关锋报送的李富春八月二十一日的报告。报告中汇报了国务院八个口（外事、文教、科学三口除外）的机关两个多月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对这些单位如何贯彻“十六条”，搞好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了十条意见。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在八月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

8月29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意文化革命小组的意见，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会解放大多数。“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机关红卫兵已经组织起来了，你把它解散也不行，不要禁止，也不要提倡。军队本身就是红卫兵，不必另搞。工厂、农村，让他搞。对学校红卫兵不同的组织派别，不要忙于合。谈到一些干部受冲击问题时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

8月30日　阅章士钊本日晨来信。信中反映八月二十九日晚被抄家情况，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本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并作三条指示：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转送到三○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64]。九月一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陈伯达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

8月31日　上午，审阅林彪将在本日下午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的送审稿。送审稿中说：“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在这段话后，林彪亲笔加写：“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批示：“退林彪同志：这样修改很好。”

同日　下午，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红卫兵佩戴红领巾和红卫兵袖章。同参加接见的陈毅谈话时说：陈老总，我保你！并挽着陈毅的胳膊一起照了相。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8月　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内部宣布：中央国家机关的运动到十月中旬告一段落。

9月1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电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胡志明、长征[65]、范文同，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贺电说：现在，美国侵略者已陷入了越南人民战争的火海之中。美帝国主义妄图以扩大侵略战争和玩弄“和谈”骗局来挽救它的失败，但是英雄的越南人民是吓不倒、骗不了的，美国侵略者无法逃脱它必然失败的命运。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人民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随时随地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打击美国侵略者，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同日　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新疆、青岛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九月四日，阅周恩来当天送审的三份文件，批示：“照发。”其中一件是中共中央委托谭启龙负责妥善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纠纷问题的电报。另两件是中共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西北局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分别指出：“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采取保护方针。王恩茂同志正确执行了中央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北京学生们解释新疆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地区，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维汉民族的团结，防止苏修和少数民族主义者的挑拨利用。”“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勒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掌握。”这三个文件均于四日当天发出。

同日　下午，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八月三十一日晚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九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些省市领导干部向部队告急，要求军区派人帮助，这时如部队各级同时进行大烧大整领导机关，一旦地方有事，则部队无人控制。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稍稳定以后，再继续进行。毛泽东批示：“照办。”

9月2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不准外人进入二机部所属绝密工厂和研究设计单位的通知稿。这个通知于本日发出。

9月3日　阅傅连暲[66]八月二十八日来信。信中反映自己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帽子的情况，请求给予保护。毛泽东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本日，陶铸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萧华、刘志坚：“望告总后勤部，按主席批示，对傅加以保护。”

9月初　同意李富春的提议，调余秋里、谷牧到国务院，协助抓经济工作。

9月5日　晨二时，审阅陶铸本日晨一时报送的拟在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稿《用文斗，不用武斗》，批示：“即送陶铸同志：此件看过，照发。”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贺龙谈话。把林彪指使吴法宪等写的诬告信交给贺龙，并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同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开会。毛泽东说：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我讲讲历史。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说他反党，以后是他自己搞分裂，组织托陈取消派，才被开除出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搞盲动主义，也只讲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有立三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出来一个罗章龙另立中央，但有许多好同志如李求实、何梦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对的。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损失。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有在生活会上讲话的不要讲了。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批得厉害，是为了改。看他们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洪洞县百分之九十九是好人，百分之一至二的是坏人。我劝不要整民主党派的人。看看《水浒传》，如卢俊义就是个大地主，还有不少起义将官。王明路线使我们吃的亏最大，但我们却从三个师发展到一百万军队。只要路线正确，人少一点不怕。我们这些人是剩下来的一些“残余分子”，做工作谨慎一点好。历史就是历史。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谦虚一点，向人家学习一点，不要“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这是最危险的。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红卫兵“大串连”活动随即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

9月7日　阅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九月四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在游泳中去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学生批判的方向是对的，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批判对象，是方向的错误。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67]，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王效禹的报告，并就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决定。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加强领导，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革命和生产。

9月8日　阅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批示：“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五同志：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大字报提出八项要求：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四、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人的孩子受到同样待遇和严格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级工作人员一样。八、取消特殊化。

同日　审阅周恩来九月五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提出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此事应在近日讨论一下。”这个规定指出：中央局书记和省部一级干部的任免，由中央常委会直接审定，或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报毛泽东、林彪审批；党和政府系统的司局级干部，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指定陶铸审批；大军区、军兵种和三总部的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

9月9日　阅陈毅本日报送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这份简报登载了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信中除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行为表示赞赏外，还对中国派驻维也纳有关人员的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希望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与这份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九月八日印发的一位坦桑尼亚人对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提出尖锐批评的来信。毛泽东批示：“退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同日　晚上，针对贺龙受林彪等诬陷一事，让机要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次日，贺龙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林彪谈话，明确表示：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9月10日　自本日起，五次审阅陶铸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标语口号的通知稿。十日，对一百条标语、口号作了大量删减，批示：“陶铸同志：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谁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请再议削，印出交来。”十二日，审阅陶铸重新报送的三十条标语口号后批示：“陶铸同志：省得多了，不知送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如未，请送他们议一下。”十四日，审阅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的通知稿后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退陶铸同志照办。凡事要思索，不宜仓猝作出决定。凡大事要征求较多同志的意见。请陶、周、任重注意。标语、口号由一百条改为二十三条，较好，是一教训。”十五日，审阅陶铸本日晨二时报送的通知修改稿后批示：“同意。”后又在陶铸十六日再次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批示：“同意。”这次送审稿中，加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两条口号，成为二十五条。十七日，中共中央将这个通知发到县团级。

9月11日　晨，圈阅陶铸本日晨一时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陶铸在送审时附信说：“这篇社论是根据主席的批示[68]起草的，并经过文化革命小组讨论修改过。”社论于本日发表。

9月13日　晚七时，致信林彪、周恩来、陶铸：“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69]主持，我不去了。”

9月14日　阅周恩来、陶铸九月八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稿。周、陶附信说：此件已在今（八）日上午碰头会上谈过，并作了文字修改，现送上，请予审批。毛泽东批示：“可即发，不要讨论了。”这个规定于本日发出，共五条。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搞。

同日　阅李富春九月九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稿，批示：“可即发。”通知要求：把《人民日报》九月七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写成大字报，在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张贴，并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讨论。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单位串连，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研设计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抓生产、抓业务。这个通知于本日发出，共六条。

同日　阅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根据修改后的检讨提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对派工作组等问题再次承担责任。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九月十五日接见红卫兵和上天安门城楼人员名单等问题的报告，批示：“已阅。”名单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宋庆龄、郭沫若、何香凝、杨明轩、程潜、张治中、周建人、高崇民、蔡廷锴、邓子恢、李四光、傅作义、滕代远、沈雁冰、李烛尘、许德珩、杨秀峰、张鼎丞、粟裕、萧劲光、张云逸、王树声、许光达、徐海东等一百七十二人。

9月15日　晨，阅陶铸本日晨零时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批示：“照发。”社论指出：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应当按原来的“四清”运动部署结合进行。农村在秋收大忙的时候，可以把运动暂时停一下。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连，干预那里的部署。这篇社论于本日发表。

同日　上午，审阅陶铸送审的林彪将在本日下午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很好。改了一点，请林酌定。”毛泽东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

同日　上午，审阅周恩来将在本日下午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周恩来在讲话稿上有一个批注：“陶铸同志：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讲即可，已函请主席批示。”陶铸在向毛泽东报送周的讲话稿时附信说：“我意明天还是由林总与总理两个都讲较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可以由两个人讲。”对周恩来的讲话稿，毛泽东批示：“同意。”

同日　下午，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林彪、周恩来发表讲话。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三百多名学生代表一起照相，并同焦裕禄[70]的女儿焦守云单独合影。接见正在中国访问并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见到陈云，在问了他的身体情况后说：文化大革命，我并没有打倒你，你好好养病，将来好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9月17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社论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印发、讨论刘少奇和邓小平检讨提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遵照主席给少奇同志信中提的意见，将少奇同志的检讨提纲以草案的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各同志，请他们讨论并提出意见。少奇同志提出，在他的检讨发言稿上印上毛主席的批示。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前已送上，现再附一份，准备同时印发。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小平的，我不看了，待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以后再看。”

9月中旬　阅康生九月十六日来信。康生在信中利用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狱一事[71]，陷害刘少奇，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72]、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毛泽东批示：“已阅。”十一月二十四日，阅周恩来当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给西北局的电报和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二日给周恩来、陶铸的信。刘澜涛的信中说：近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大叛徒”战斗组在西安市散发张贴传单《刘澜涛是叛徒吗？》，现送上请阅。我们一九三六年履行自首手续出狱是经过中央批准的，现在不少同志问我这一情况，群众中也引起很大猜疑，究如何答复这一问题，请中央能给以指示。周恩来起草的电报指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9月中下旬　阅林彪九月十七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稿，批示：“照办。”中央的批语和总参、总政的报告于九月二十五日发出。

9月24日　阅周恩来本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商定的给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北京市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红卫兵组织的电报，同意立即发出。电报说：必须严格执行“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二十五日在上海强制资本家上街游行示众和准备召开的群众大会，应该停止。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和北京其他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迅速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回北京参加国庆节，进行组织和维护秩序的工作。这个电报于本日发出。

9月26日　审阅同意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为转发华东局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得到医院进行串连，医院文化大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建议的批语。此件本日发出。

9月底　审阅陈伯达、张春桥起草的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讲话稿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陶铸等认为这个提法太重，建议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表示同意。十月一日，林彪在天安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十月一日晚上，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林彪本日上午在国庆讲话中“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改回“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毛泽东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9月底　原则批准关于十月一日上天安门观礼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名单。名单包括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任新民[73]、周培源、金善宝、关肇直、陈中伟、陈永康、沈鸿、侯祥麟、顾天训[74]等六十余人。

[1]　陈郁，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省长。

[2]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划的粮食增产目标，即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800斤。

[3]　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4]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64年7月设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5人组成。

[5]　邓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6]　范文澜，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

[7]　当时在武昌参加通读的有彭真、康生、陆定一、王任重、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由康生主持。

[8]　1962年，毛泽东派出由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分别到湖南湘潭韶山、湘乡唐家圫和宁乡花明楼3处作农村调查。这是田家英经调查后，向毛泽东反映的情况。

[9]　指纪要中提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0]　刘少奇1966年3月11日致信毛泽东说：你要王任重同志送给我的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几个文件，我已送给恩来、小平同志阅后，连同主席批语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有关部门研究，并准备意见。后来再由有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有关方面情况先摸一摸，并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恩来同志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

[11]　见《论语·颜渊》。

[12]　侯外庐，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3]　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定的致苏共中央的信，表示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14]　这里指中国大陆的26个省、自治区和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

[15]　指郭沫若、范文澜。

[16]　指王任重报送的中共湖北省委1966年2月5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

[17]　赵安博，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秘书长。

[18]　1966年3月11日，彭真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说，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

[19]　指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20]　陈亚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21]　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穆欣，当时任中共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66年6月任总编辑）。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杨永直，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22]　1979年5月3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撤销了这个《纪要》，并对因受《纪要》影响而被错误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予以甄别平反。

[23]　周予同，当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教授。

[24]　寿进文，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25]　这个通知稿经多次修改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于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通称“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1967年5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6]　毛泽东当时在杭州。

[27]　刘少奇从1966年3月26日起，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巴基斯坦（当时属巴基斯坦，今为孟加拉国）、缅甸。回国后于4月20日到达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28]　指正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29]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平反。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

[30]　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31]　指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2]　张恩慈，原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

[33]　《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于197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34]　谢镗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35]　张承先，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并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未到职）。

[36]　聂元梓，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后来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37]　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珮云，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38]　这张大字报于1966年5月2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康生报送毛泽东的是《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5月27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这张大字报。

[39]　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指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40]　应为5月31日。

[41]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被错误地指控为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197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等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予以彻底平反。

[42]　见杜甫《曲江》二首之二。

[43]　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12条草案，曾扩展为23条，最后确定为16条，在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

[44]　中共中央华东局1966年6月21日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中说：6月3日至6日，华东局召开书记处会议，传达和讨论了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关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研究了以下政策和部署：一、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二、坚定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要注意把资产阶级“学阀”、“权威”，同有一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右派，要抓要害，抓要害的单位、要害的人物，特别是要首先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重新组织革命的文化队伍。四、“四清”运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五、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

[45]　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46]　韩念龙，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47]　王任重1966年7月13日日记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12日上午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二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

[48]　许广平，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巴金，作家。当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作家。当时任中共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49]　这个文件在1966年7月29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50]　指文件起草小组。

[51]　吴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理市长。

[52]　这个电讯稿的第5页上说周扬“竭力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指示”。

[53]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1966年7月28日将这两张大字报送给江青，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这两张大字报后来刊载于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题目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54]　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李雪峰、吴德。

[55]　蒯大富，清华大学学生。后来是清华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56]　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登载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转载了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57]　这张大字报标题中所说的“司令部”，是指“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性的所谓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中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白色恐怖”，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一事，后来被错误地指责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58]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66年7月22日发表的关于援越抗美的声明。

[59]　苏振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

[60]　蔡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

[61]　1956年中共八大以来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基本停止活动。

[62]　彭绍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63]　陶鲁笳，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64]　这个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以及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

[65]　长征，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66]　傅连暲，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67]　郭影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68]　见本卷第624页至625页1966年9月7日条。

[69]　指林彪。

[70]　焦裕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在任中共河南兰考县委书记期间，为治理内涝、风沙和盐碱三害，改变兰考面貌，不顾重病，坚持工作，带领群众同自然灾害作艰苦斗争。1964年去世。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

[71]　薄一波等61人在1931年前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他们履行简单手续后出狱。“文化大革命”中因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72]　安子文，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73]　王淦昌，核物理学家。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邓稼先，核物理学家。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朱光亚，核物理学家。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任新民，航天技术专家。当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兼液体发动机研究所所长。

[74]　金善宝，农学家。当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关肇直，数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所长。陈中伟，医学专家。当时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陈永康，农学家。当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研究员。沈鸿，机械工程学家。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侯祥麟，石油化工专家。当时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顾天训，建筑工程专家。当时任中国建筑公司六局副总工程师。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陈　晋　唐洲雁　沈雁昕　许　蕾

王香平

目录

1966年　七十三岁
1967年　七十四岁
1968年　七十五岁
1969年　七十六岁
1970年　七十七岁
1971年　七十八岁
1972年　七十九岁
1973年　八十岁
1974年　八十一岁
1975年　八十二岁
1976年　八十三岁
后记
返回总目录

1966年　七十三岁

10月1日　上午十时，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参加庆祝活动的有一百五十多万人。三千多名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分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中午十二时，毛泽东接见大庆油田三二一一钻井队的伤员代表。大会结束时，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穿过金水桥，走进群众队伍中，向大家祝贺国庆节日。整个活动持续六个多小时。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同日　晚上，到天安门广场，席地而坐，同群众一起联欢，随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在城楼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话时说：你应该到大学去看看。大学里有左派，有右派，有中间派。左派、右派都是少数，最多的是中间派。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毛泽东指着在广场上游行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在城楼上还对李宗仁(1)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

10月2日　《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十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这是第一次公开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社论发表后，周恩来(2)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说“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毛泽东用英文作了解释，说：原来用的是“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

10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陶铸(3)和军队有关负责人关于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汇报，提出要召集各地负责人开中央工作会议。

10月5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说：根据林彪(4)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10月7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昨天林彪同志要我们请示主席，是否主席还在考虑目前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果主席认为时机尚早，今天还来得及以电话告大区、省市委书记暂缓来京。如主席认为无需更动，即照通知进行。究如何为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样开会。惟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10月9日—28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10月9日　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林彪介绍会议议程。

10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负责人和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组长开会，听取汇报和研究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情况。

10月15日　审阅陈伯达(5)本日分两次送审的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晚八时半，审阅讲话稿前三部分后批示：“即送陈伯达同志：看过，可用。未完部分请送来一阅。看过的这几部分，有几处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建议：你讲过之后，印发给到会各同志，讨论几天，提出修改意见。”讲话稿中说“高干子弟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道路，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毛泽东删去“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深夜，审阅送审的讲话稿第四部分后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可用。只在第二页改了几个字。建议全文立即付印，以便一面讲，一面发给听众。”陈伯达的讲话稿共分四个部分：一、形势大好；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十六日，陈伯达在会上讲话，这个讲话成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

10月18日　中午，乘坐敞篷汽车，沿长安街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历时一个多小时。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10月22日　晨四时，阅邓小平(6)十月二十一日送审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稿后，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10月23日　刘少奇(7)、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就指导“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

10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讲话。他说：会开得差不多了，明天上午再开半天。这次会议是我提议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8)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9)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学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犯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你们回去碰到具体问题，按照大原则解决。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又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十七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至少五年才能取得经验。谈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其中“不准革命”一章。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你们有错误要改，改了就行，回去放手工作。（康生(10)：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谈到与右派交朋友时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一个人不接近一些右派，那怎么行？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做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谈到民主党派问题时说：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民主党派还是要，政协还是要，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反康、梁(11)，反帝制的。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你们回去开会，把省、市、地委的思想搞通，时间不能太短。过去许多市没来人，这次都来了不少。像林彪同志讲的，向他们做政治工作，打通思想。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呀！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我不就是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块工作吗？有些人将来还有甄别、平反，有些打错了的，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嘛！

同日　听取聂荣臻、钱学森(12)等汇报核弹和导弹结合试验的准备情况。毛泽东说：这次要准备失败，失败了也不要紧，接受教训就是了。十月二十七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导弹核武器试验。

同日　阅陈伯达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修改稿，批示：“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再次送审的修改稿上批示：“第一步似以发至县、团级为宜。待县、团级以上多数干部思想通了，再往下发。究竟如何处理为好，请你们商量酌定。”十一月九日，这个讲话稿发至县团级。

10月25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中央分一线、二线问题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毛泽东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13)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这个问题，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14)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15)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关于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这次会上，林彪发表长篇讲话。他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林彪还多次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说“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皮尔扎达和夫人，陈毅(16)和夫人张茜在座。应客人请求，在一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上签名。

同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祝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贺电称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并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诗句(17)比喻中阿两国的友谊。

10月28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有关具体政策措施等问题。

10月31日或11月初　阅萧华(18)十月三十日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给林彪的报告，批示：“同意。退林彪。”报告提出：一、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军队干部回去后要认真传达、学习这次会议的精神。二、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于十一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三、军的机关暂按师以下部队的做法，进行正面教育。四、省军区可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五、军队院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六、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

11月3日　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多万人。从上午十时十分开始，持续七个多小时。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其间，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刘少奇交谈时，特意询问王光美(19)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

11月4日　审阅林彪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修改稿。林彪十一月三日的送审报告说：“主席：您的指示很好，我完全同意。现将伯达同志的修改稿送上请再审阅指示。”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修改。另外有些个别字句的改动，请酌定。”讲话修改稿中，多处用了“思想意识”一词，毛泽东审阅时，有的改为“意识形态”，有的改为“思想领域”，还有几处删去了其中的“意识”二字，批注：“思想、意识两词不宜连用。”毛泽东的修改还有：将“共产主义就是无私”改为“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将“毛主席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改为“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将“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分方面，哪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一句中的“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改为“也是有影响的”；删去了“毛主席的路线已经胜利了”一句。七日，在审阅林彪讲话稿付印前的修改稿后批示：“林彪同志：同意这样修改。在第六页、第十页上我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修改稿第六页说：“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间，修改我们委托江青(20)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毛泽东删去“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十一个字，批注：“去掉十一字有利。”在“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句前加了“同意”二字，批注：“这是陈伯达同志写上的，我只是同意他们写上。”修改稿第十页说，“近年来对杨献珍、冯定(21)的批判”，“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毛泽东删去冯定的名字，批注：“对冯定的批判我没有与闻。”十一月九日，林彪的这个讲话稿发至县团级。

11月6日　阅周恩来十月三十一日关于印发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的报告，批示：“照办。”十一月九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两个检讨，发至县团级。

11月7日　会见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和夫人，应他们的要求，在《毛主席语录》上签名。

11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黎笋(22)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林彪、周恩来在座。谈到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横直是斗争，已成为既成事实。在美国的侵略面前，谁都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究竟是你们侵略了美国还是美国侵略了你们，谁都看得很清楚。这是了不起的斗争。原来我们大家都在摸索想搞出一条规律来。最近两年可以说基本规律你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长处、短处，自己的长处、短处，敌人有些什么办法，你们用些什么办法来对付他，都比较清楚了。我们赞成你们，支持你们。你们的经验是有世界意义的，大家都向你们学习怎么打美国人。美国看样子很凶，但实际上不是你们怕它，而是它怕你们。它不怕你们为什么要增兵呀？它就是这个计划不行了又换另一个计划。亚洲许多国家群众中蕴藏着一种反抗的革命力量，但是还没有爆发出来，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机会。现在美国打进你们那个地方，你们就有可能把革命搞起来。你们会胜利的，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表示快胜利了。可能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吴庭艳统治南越的时候，也可能是现在，但是实际上就要胜利了。苏联人民还是帮助你们的，苏联人民是友好的，苏联许多干部也不一定是悲观失望的，有些还是看得清楚的。苏联的广大人民、广大干部不仅跟我们友好，也是跟你们友好的。我们虽然不赞成他们那个联合行动，但是分别行动嘛，各援助各的！世界上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多数。比如过去法国人对你们不友好，你们应该区别法帝国主义者跟法国工人阶级。现在法国人离开了你们国家，包括戴高乐在内也反对美国。谈到越南进行的土地改革时，毛泽东说：你们把二百万公顷土地分给老百姓，这是一件大事。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的支持。当然，他是资产阶级，你们是共产党，性质不同。因为共产党分土地跟资产阶级分土地性质不一样，资产阶级分土地的结果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共产党分土地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个是走向社会主义。比如我们国内把土地分给农民，跟你们北方一样组织集体经济。但是，现在还是有两种可能：一种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一种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谈到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要开一个会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共产党嘛，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推翻清朝政府，也搞武装斗争，所以不要忘了孙中山。毛泽东还说：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全世界真正革命的共产党的共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1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陶铸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圈阅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指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这个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

11月10日、11日　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多万人。十日，从上午十时开始接见，持续六个多小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接见的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十一日，从下午两点半开始，乘坐敞篷汽车接见长安街两侧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11月12日　下午，北京举行一万多人的盛大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出席纪念大会的有：宋庆龄、董必武、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毅、贺龙、谭震林、叶剑英、郭沫若、何香凝、杨明轩、程潜、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蔡廷锴、李四光、沈雁冰、许德珩、李德全、邓颖超、廖承志、许广平、李宗仁、邵力子、章士钊等。

11月14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议肯定了制造“安亭事件”的上海“工总司”的言论和做法(23)，并要陈伯达起草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11月15日　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文化大革命中档案资料的处理问题。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研究修改《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由周恩来将规定修改稿报送毛泽东。当晚十二时，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这个补充规定于当天发出。

11月16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草案）》，批示：“退总理照办。”通知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

11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经济发展部部长伊斯梅尔·杜尔率领的几内亚经济代表团，陈毅在座。谈到几内亚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时，毛泽东说：你们做得很好嘛，对世界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对非洲有很大的影响。你们敢于跟帝国主义大国对抗，取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美国独立的时候没有你们那么多人，它只有三百万人口。他们三百万人口敢于跟英国对立，打了八年仗，把英国人赶走了。关于美国独立时期这段历史很值得研究。你们的人口有四百多万，超过那个时候的美国。所以不要把你们小看了。谈到中国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们还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教育工作人员大部分也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所以不搞教育改革是相当危险的。这次是不是能够搞得好，也还要看。总是有所触动，触动到什么程度，那倒不一定。可能隔几年以后，还要来一次运动。要想在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内把所有文化方面的问题都解决，恐怕比较难。

11月17日—21日　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随后由谷牧(24)主持起草了一个修改稿《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其中说：“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规定：一、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分批分期地搞文化大革命。二、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三、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

11月20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重要通告》。通告指出：“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毛泽东曾指示陈伯达约王力、关锋(25)到北京各地去看看，哪里有私设公堂等情况，要立即放人，不许这样搞。

11月22日　听取周恩来、李富春(26)汇报《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的起草情况和内容。毛泽东提出以下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改好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在十二月发出。四、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去掉“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

11月25日　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华东局、浙江省委发电报，指出：温州市少数群众占领公安局，对维护治安、进行对敌斗争和保卫文化大革命，都极为不利，希望立即退出。其他地方如发生类似问题，请照此办理。

11月25日、26日　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五十万人。二十五日，从上午十一点半开始在天安门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持续四小时。二十六日，从下午两点半开始，乘坐敞篷汽车，接见排列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以西大道两旁，以及在西郊机场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从八月十八日以来的三个多月中，一共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人次。

11月下旬　两次审阅修改江青准备在即将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稿。在江青十一月二十四日送审的讲话稿上批示：“改了一点，供小组(27)同志们参考。”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文中加写了一段话：“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二十八日晨一时，在江青二十七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上批示：“又有点修改，似较妥当些。”主要修改是在稿中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处，加写一段话：“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还把稿中“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语，改为“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30日　周恩来对以西安交大为首的红卫兵要求派学生代表列席中共陕西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一事作出批示：“主席确实说过，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参加党的三级干部会。”

12月2日　审阅周恩来十二月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稿，批示：“退总理照办。”这个补充通知对十一月十六日通知作了四条补充规定，要求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和正在全国各地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必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从二十一日起吃饭、乘车不再实行免费。毛泽东审阅时，删去稿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补充通知于本日发出。

12月3日　审阅新华社新闻稿《首都革命文艺大军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十二月二日的送审报告说：“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同意，现送请主席审批。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三处所点的一些人的名字，包括：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28)。这篇新闻稿发表在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

同日　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十二个群众组织代表时，不同意他们到外交部“摸黑线”，并说：毛主席不赞成用“保皇派”的名称，因为伤人太多。“黑帮”、“黑线”也是如此。

同日　同意南京军区党委十二月一日的紧急请示报告，批示中共中央军委转发全国照办。报告提出：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兵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二、不准冲击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三、所有复员、转业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协助解放军加强备战，保卫文化大革命。

12月4日—6日　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稿修改情况的汇报。会上，林彪等人批判并否定了这个规定稿。

12月9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议讨论通过了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称“工业十条”。文件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规定草案于十二月十日发出。

12月15日　阅周恩来十二月十三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通过这一文件的手续，请主席考虑，是在主席处约集常委和文革小组的少数同志一谈，还是仍采用上次方式请林彪同志主持召集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一议，究以何者为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办。请林彪同志主持开会通过，旋即发出。”本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草案指出：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学生下乡串连。这个文件于十二月十六日发出。

12月16日　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再版前言。其中写道：“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12月21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代表杨力，康生、伍修权(29)在座。谈到反对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单反赫鲁晓夫(30)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过去我们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

12月25日　阅关锋十二月二十四日给江青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稿，引用了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引用了主席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引用主席这些话，公开发表出来，是否妥当？毛泽东批示：“关锋同志：都不要引用。”

12月26日　七十三岁生日。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吃饭，江青、陈伯达、张春桥(31)、王力、关锋、戚本禹(32)、姚文元等参加。饭前，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我们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吃饭时，毛泽东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同日　阅李雪峰(33)本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删去其中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语，并批示：“伯达同志：此件不知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都有没有？请你们议一议，此件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有发给各地作参考之用的价值？因为各地很多同志至今还没有如实地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的决心，极有帮助他们的必要，你看如何？”李雪峰检讨了六月初至七月中旬领导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李雪峰二十七日送审的检讨修改稿上批示：“退李雪峰同志：修改得好，可照此发出。”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李雪峰的检讨要点。

同日　阅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二月二十三日给中央并东北局的报告，批示：“陈伯达同志：请你和小组同志们看一看这个文件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我看似乎比雪峰同志那个检讨还要好一些。文尾所说附件(34)还未收到。”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我省于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二月七日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和怎样正确对待自己这三个主要问题。整个会议的过程，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

12月28日　阅中共黑龙江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向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们认为街道运动的重点，应该是斗争党内（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街道居委会的主任，不能算作当权派。在运动中，应该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职工家属和革命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毛泽东批示：“伯达同志：（一）应复电，同意按他们意见去做；（二）请省委在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以上请酌办。”本日，中共中央复电黑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意按黑龙江省委的意见去做。

同日　阅傅连(35)十二月十二日来信。信中说：主席这次又救了我(36)，我再一次深深地感谢您！自从对我进行斗争以来，所有的政治待遇都一律取消了，文件不能看，报告不能听，就连我在政协常委的待遇也取消了。应如何安排？请主席考虑！毛泽东批示：“傅医生：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

12月29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江青等人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12月3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大搞“红海洋”(37)的通知》。

12月31日　周恩来在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38)等谈话时说：主席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

(1) 李宗仁，原国民党桂系首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去美国。1965年7月，偕妻子郭德洁从海外回到中国。

(2) 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

(3)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1966年底被打倒。1969年11月30日在合肥去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陶铸平反。

(4)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组织、领导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林彪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5)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6)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被打倒。1973年3月、12月先后恢复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75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4月受“四人帮”诬陷，再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7) 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被打倒。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错误地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逝世。1980年2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8) 指1966年8月13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9) 聂元梓，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后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1978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逮捕。1983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0)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8月又任中央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至1969年4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去世。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对其所做的《悼词》。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11) 康、梁，指康有为、梁启超，中国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

(12)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1968年2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学森，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当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0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3) 马林科夫，1953年3月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至1953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改任副主席）。195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马林科夫被撤销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同年7月被撤销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

(14) 吴晗，历史学家。原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10月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吴晗平反。

(15) 姚文元，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1967年2月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3月任第一副主任）。1968年8月又任红旗杂志社负责人。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姚文元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6)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年4月任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7) 见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18) 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67年1月又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1967年7月被打倒。1975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

(19) 王光美，刘少奇的妻子。

(20) 江青，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1967年1月又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中组织、领导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江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将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21) 冯定，哲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22) 黎笋，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

(23) 1966年1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没有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承认，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11月10日，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要去北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被上海铁路局下令停车，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31个小时。“安亭事件”发生后，中央确定的原则是不向“工总司”妥协，并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前往上海处理。张春桥到上海后擅自发表言论，表示支持“工总司”，说“工总司”可以存在下去。这个表态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24) 谷牧，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73年3月、5月先后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同年8月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25) 王力，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7年1月又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196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停职审查，1968年1月被关押，后被开除党籍。

(26)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4月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27) 指中央文革小组。

(28) 彭真，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文化大革命”开始，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首要成员，后被关押。1979年2月中共中央为彭真平反。刘仁，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10月26日去世。1979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为刘仁平反。郑天翔，原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原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邓拓，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受迫害。1966年5月17日去世。1979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为邓拓等平反。陈克寒，原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李琪，原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鼎新，曾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后被关押。1979年6月中共中央为陆定一平反。周扬，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被关押。在毛泽东1975年7月2日批示后，7月12日被释放。1979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等为代表的所谓“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是因所谓“文艺黑线”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彻底平反。林默涵，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之一。齐燕铭，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文化部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1965年三四月被免职。1966年3月任济南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1974年9月被释放。1975年10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顾问。夏衍，原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之一。田汉，原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之一。阳翰笙，原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之一。

(29) 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至1968年4月）。1975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30) 赫鲁晓夫，原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4年10月被撤销职务。

(31) 张春桥，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67年2月、5月又先后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又任政治局常委）。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并被撤销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张春桥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将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32) 戚本禹，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1967年8月在关锋、王力被停职后参加《红旗》杂志编辑工作。196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戚本禹停职审查。1980年7月戚本禹被逮捕。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33) 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至1971年1月）、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分别至1966年12月、1967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至1971年1月）。1968年2月、3月先后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2月所任职务被免去）。

(34)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查和今后运动意见》。

(35) 傅连，原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3月29日去世。

(36) 毛泽东1966年9月3日曾在傅连8月28日来信上批示，对傅连应予保护。

(37) 指当时城市中有些党政军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市容”等，用红色油漆把大门和大片的墙涂成全红色。

(38) 蒯大富，当时是清华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后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0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被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67年　七十四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同日　《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1月2日　决定派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去上海，负责向中央反映上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

1月4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并就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一事询问周恩来。周恩来汇报陶铸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1)造反团”的经过后说，不是镇压群众。毛泽东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

1月6日　阅刘少奇一月五日关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红卫兵要他去作公开检查的来信，批示：“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次日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同日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2)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宣布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夺权风暴。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3)向徐向前(4)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1月8日　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开会。谈到上海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接管这两家报社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两张报纸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谈到当前的舆论宣传问题时，毛泽东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要大量转载红卫兵报的文章，我们的报纸很死。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谈到当前应该注意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要用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统统搞得那么干干净净，我历来不赞成。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各部改成组，从中宣部开始，改成宣传组。宣传组由王力任组长。

1月10日　晨，阅江青本日报送的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5)》。批示：“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1月11日　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6)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稿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陈伯达与江青一月九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毛泽东批示：“总理、伯达、江青同志：两件及另三件已阅。很好。请林彪同志主持，在今日下午或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有文革小组及其他某些同志参加，将五个文件讨论、通过，然后发出。如同意，请告林彪同志。”

同日　下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7)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点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会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8)先后发言，强调要维护军队的稳定。会议决定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顾问，萧华、杨成武等为副组长。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等五个文件。《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说：当前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煽动一些群众要求晋级加薪，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说：最近有少数党政负责人为了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任意给群众组织大批金钱物资。中央认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说：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凡是发生两派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管，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贺电和社论一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个通知于一月十三日发出。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新成立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9)、关锋、谢镗忠、李曼村(10)。

1月12日　审阅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和《中央军委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批示：“同意。恩来同志：因是重要文件，应当由政治局通过，请你酌办。”《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指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在幕前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指出：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文件作出了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的六条具体规定。《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指出：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各级党委必须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三个文件。

1月13日　派人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11)的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

1月14日　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批示：“伯达同志：写得很好。”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文章发表在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期，同日《人民日报》转载。

1月16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只管监督，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军队接管电台，只能在左派不占优势时暂时接管，如左派占了优势，就交给他们去管。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军队完全不介入是不可能的。领导去和大家见面嘛，运动中不要怕群众。聂荣臻同志，你去见了半个小时，人家不是就鼓掌欢送你嘛。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平等待人。群众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问题是看你怎样下雨。

1月1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左派、右派都利用我这个旗帜，叫什么捍卫派。给了我许多头衔，说什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我看这些都不要。在讲到九大选中央委员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同日　审阅林彪本日给解放军报社的复信，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十三日，肖力(12)等八人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并夺了《解放军报》的权。次日他们致信林彪请求批准和支持。林彪在复信中说：“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支持你们。”

1月19日　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指出：现在发现有的坏人煽动抢劫仓库的事件，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

1月中旬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月十六日《快报》特刊登载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十三日发布的这个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毛泽东批示：“退王力同志。”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

1月21日　阅南京军区党委关于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要在合肥召开群众大会并要求安徽省军区派部队警卫会场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同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问题，要王力抓紧起草一个指示。

同日　阅延边自治州党委一月十九日关于两个造反派组织为接管《延边日报》出现武斗伤亡，请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制止冲突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批示：“总理：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13)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同日　阅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14)一月二十日关于贵州造反派情况给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贵州造反派红卫军负责人及其总部一小撮人，最近把斗争矛头进一步指向军队，绑架放哨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扬言接管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长期扣压当权派干部，并随意扣压大量一般群众和基层干部，在中央重申“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仍然大量调动工人日夜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特此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毛泽东批示：“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周恩来二十五日约李再含等谈话，二十六日听取从贵阳来京的学生、工人、干部的汇报，着手研究解决贵州的问题。

1月22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要亮相。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要做右派群众的工作，这样可以挽救许多人，挽救许多干部。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15)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张体学、江渭清(16)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李大章、张平化(17)、张体学、韦国清、江华(18)、江渭清、谭启龙、刘俊秀、李丰平、杨勇(19)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苏振华、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

1月23日　审阅周恩来等报送的由王力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批示：“照发。”决定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这个决定于本日发出。

1月26日　阅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登载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

同日　审阅林彪一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稿。林彪在送审报告中说：昨天下午徐向前同志来谈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些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接着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同志来继续谈了这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使军队文化大革命更有序地开展，一方面要去掉一些使军队发生不稳现象和不适合于作战部队与指挥机关的具体做法。因此，需要发出新的指示，使运动能正常开展。他们在这里谈了大意后，即到中央文革开会，与文革小组成员、总理、陈毅共同讨论，写出七条规定。毛泽东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同日　周恩来在接见公交系统各单位造反派时说：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20)要保。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的社论。社论中说：“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节约闹革命’。”

1月27日　阅章伯森(21)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湖南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给周恩来和陈伯达的报告。报告反映：（一）目前省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对下面干部的处分问题，可否放到运动后期。请求中央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指示，并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毛泽东批示：“总理：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22)。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1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讨论《中央军委命令》稿修改问题。

同日　审阅《中央军委命令》修改稿，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毛泽东改写了其中的第五条，将原第五条中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改为“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本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这个命令，通称“军委八条”。

同日　周恩来在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江华同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再三说要保。

1月30日　阅谭震林(23)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和出现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同日　审阅陈伯达一月二十九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批示：“林彪同志：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如有修改，请告伯达。”毛泽东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一）在原稿“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一句中“反对一切”后面，加写“排斥一切，打倒一切”。（二）修改原稿中的两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三）将原稿中的“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立新功”一句，改为：“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这篇社论发表在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

同日　针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夺权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中央广播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工作，我就不赞成。

1月31日　阅贵州省革命造反派主办的《新贵州报》一月二十六日登载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通告宣布，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一月二十五日接管了贵州省委、省人委和贵阳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通告提出：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动用武器、弹药，盗窃或泄露国家机密者，依法查处。毛泽东批示：“恩来同志：这个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24)，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人民日报》二月一日转载了这个通告，并发表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新疆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的电报，批示：“照发。”电报指出：（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二）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

同日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取黑龙江省党政大权。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二月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人民日报》发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

2月1日　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2月2日　阅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一月二十九日来信。信中说，王任重病重垂危，现被揪斗，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毛泽东批示：“林、周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三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王任重最近以来病情加重。为了使他能进一步检查错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能让王就医一段时间，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请武汉军区党委协助省委办理此事。”

2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卡博、巴卢库(25)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26)在座。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五年来，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说印成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还要改组。前年十二月，把罗瑞卿(27)的问题处理了；去年五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接着八月上旬到中旬就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顶多百分之五。有一些东西也搞得很乱，又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毛泽东主义，我就不喜欢这个“主义”，就不喜欢这个“ism”。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有一条真理是永远的，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2月5日　针对外单位造反派插手工人日报社夺权一事，指出：工人日报社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

同日　上海市三十二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七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2月6日　下午，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谈夺权问题。毛泽东说：各个城市夺权，要有广大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机关革命干部代表三结合，没有三结合，就不能承认。军队不能夺权，要有人夺权，就抓起来。你们这一摊子(28)要接受批评，你们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我从来都说要团结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顶，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来判断。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了。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们通知搞的。以后登报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给我看看。你们代替了书记处。常务工作，由总理主持。我也是常委嘛，每周开一次会，我来主持。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稿，批示：“照发。”通知指出：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已到各地的步行串连队要迅速返回原地，返回时原则上应当步行。串连期间的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来北京的师生和红卫兵的食宿自二月八日起，不再免费。

2月7日　阅西藏军区党委二月六日关于西藏造反派要打倒张国华(29)，并说西藏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的电报，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30)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本日和次日，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决定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十二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党委，指出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给驻外使馆、代办处的电报。电报指出：使馆工作人员，不建立战斗组织。已建立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之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不容许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

2月8日　晚上，阅周恩来本日来信。信中说：二月七日中央碰头会拟定先将江华、曹祥仁、叶飞(31)、谭启龙、江渭清、刘俊秀等同志接来北京养病并予保护，对北京、天津两市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周存。”

2月9日　两次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上午，在送审稿上批示：“有一些修改。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下午，在送审的修改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规定稿原为四条，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第五、第六两条：“（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将标题改为《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这个规定于二月十日发出。

2月10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出席。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提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范围要扩大，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32)、关锋、戚本禹等。

2月11日　两次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此件由毛泽东提议起草。在林彪十日报送的送审稿上批示：“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晚上，在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十日晚中央碰头会讨论过的修改稿上批示：“送总理照发。”规定共七条，主要内容是：一、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是个重要的文件，必须广泛宣传，深入学习，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北京卫戍区等单位，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四、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五、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六、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七、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等不良倾向，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要求：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2月12日　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谈到上海一月夺权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说：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33)，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巴黎公社如果胜利，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公社。苏联名为苏维埃，后来内容也变了。实质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党委，暂时抓不起来，过些时候，群众会需要。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工厂叫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2月14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十二日编印的《要事汇报》（8）刊载的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关于处理西安地区造反派冲突的电话汇报记录。王明昆说：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同日　阅新华社二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登载的《北京两所中学实行军训的情况》，批示：“林彪同志：请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训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一一千字左右的总结，发到全国参考。又大专学校也要作一个总结，发往全国。请酌。”这份材料说：驻京部队最近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分阶段进行集训革命师生的试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一阶段以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主要教材，发动群众分清敌、我、友，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消除各群众组织之间的隔阂；第二阶段以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为主要教材，引导师生深入批判阻碍革命派大联合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破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实行革命组织大联合、大夺权。

2月15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外交、计划部部长瓦尼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陈毅等在座。在瓦尼谈到这次来中国是学习取经时，毛泽东说：我们解放的时间不久，我们的经验很少。可能你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这是互相交换经验。我们都是互相帮助的国家，不是互相仇视的国家。你们的土地广大，将来人口还可以大发展。我们国家人太多了，好处在这里，坏处也在这里。看得起我们的还是很少，你们这么一些民族看得起我们。什么美国人、法国人，别的一些什么人，他们不可能这样，他们嫌我们落后。我们落后，解决的办法就是沙石峪(34)嘛，那个地方没有机械。中国有很大部分土地是靠天吃饭的，黄河以北水很少。

2月16日　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程是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余秋里等在会上对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谭震林责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搞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主要集中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的发言，于当晚十时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毛泽东在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

同日　审阅林彪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稿，批示：“已阅，同意。”这个规定指出：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在夺权斗争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之间互相发生争执时，要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绝不能武斗。三、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此件于本日发出。

2月18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同时，在社论稿第二部分讲“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几段文字旁注明：“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毛泽东删去社论稿末尾的三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二十二日，再次审阅社论修改稿，批示：“照发。”修改稿根据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意见，加写了两段话：“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这篇社论发表在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

2月19日　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35)（代表林彪）等出席。毛泽东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进行了严厉批评。会议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请假检讨”。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同日　阅林彪本日送阅的谭震林二月十七日给林彪的信。谭震林在信中说：江青等人“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在附信中写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同日　林彪本日向毛泽东报送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校和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进行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请示是否可以转发全国。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一）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时间四小时。（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以上请酌办。此两件总理阅后送林彪同志。”三月四日，陈伯达、王力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北京卫戍区提出公开发表这两个材料。二十三日，毛泽东批示：“都不要发表。各地经验已超过北京。我的批语也有些不适应新情况。因此都不宜发表。”

同日　阅陈伯达二月十七日报送的《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等有关文电和新闻稿（共四件），批示：“伯达、王力同志：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可分两天发表。第一天发前三件，后一件在第二天发。”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这四份文电和新闻稿，文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同日　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稿，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退汪东兴(36)照办。”信中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建议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和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布置、讨论春耕生产工作。此信于二月二十二日发出。

同日　审阅周恩来二月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通知稿，批示：“同意，照办。”并在通知稿开列的“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的单位中，增加“各级银行”。二十二日，周恩来将通知修改稿再次送审，毛泽东批示：“照办。”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军委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通知还作了五点具体说明：一、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二、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三、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四、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财政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各级银行，两报一刊、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五、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应以本单位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通知要求，本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2月21日　审阅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批示：“照发。”电报说：“同意来电所述关于改变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布置。”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2月22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大会，通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宣告“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

2月24日　阅广州军区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总理：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37)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38)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2月25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开会。

2月27日　阅林彪报送的山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张日清的《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此文发表在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四号登载的《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批示：“伯达、王力同志：此件似可公开报道。又，《文汇报》有一篇题为《革命不分先后》的社论，略加修改后，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北京其他报纸早已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政治嗅觉，似不甚强。”这份材料说：贵阳棉纺厂在夺权以后，按车间等行政单位搞联合，对文化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他们把这种联合的方式叫做归口大联合，是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份材料。

2月28日　阅周恩来二月二十七日夜关于处理广东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39)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3月1日　周恩来在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说：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的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

3月3日　阅沈阳军区三月二日关于抽调机关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厂和院校讲解党的政策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40)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41)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3月7日　审阅修改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退文革小组。”在文中加写一段话：“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这篇社论载于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第五期，《人民日报》三月十日提前转载。这篇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同日　阅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42)等三月六日关于天津延安中学通过军训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

同日　阅铁道兵党委三月四日转发的四川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报告说：渡口支左工作的经验，主要是把支左工作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左派，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斗争大方向，使之成为思想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外出的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号之前返校，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在校内批判斗争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规定由革命师生、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

3月9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谢富治等三月五日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请示报告，批示：“总理：工人代表大会还没有开，中学和农民的代表大会还无消息。开全市代表大会并选举革委会，似以在三月下旬为宜，请与谢富治同志酌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北京市先后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革命职工代表会和中学红代会后，于四月二十日成立革委会，谢富治为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43)、聂元梓为副主任。

3月10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毛泽东三月九日对成立革命委员会程序的批示落实情况的报告，批示：“各省、市亦宜照此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同日　圈阅同意周恩来本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广州军区党委、广东军区党委的电报稿。当天发出的这个电报指出：中央决定，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改为十五人，黄永胜任主任。军管会下，可设立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公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

同日　复信章士钊(44)：“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45)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章士钊来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部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

3月11日　批准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二月二十三日，青海省军区调动部队夺占被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控制的青海日报社时，发生开枪事件。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对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着手筹建以刘贤权(46)为主任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3月12日　在同周恩来等谈到文化大革命第二阶段(47)什么时候结束时，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3月14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刚果（布）(48)司法和劳工部部长马科索和夫人。谈到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搞了八九个月了，发动人民批评我们。就是要搞一点民主嘛，不然不能把我们身上的脏东西洗掉、去掉。

3月16日　同林彪、陈伯达、王力等谈话。谈到再印和翻译《毛泽东选集》是否要修改或删去一些人的名字时，毛泽东说：名字一个不要去掉。彭德怀(49)，过去名字印在上边，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都是历史嘛。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出晋史。注释要修改的话，要花费很多时间，还是照原来的印，还是原来的版本。谈到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说：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说，你们现在太忙，我也没有时间搞。谈到军管会时，毛泽东说：军管会，不同于一九四九年，那时什么都管，政权、工厂、学校。那时把国民党的人，都留下来了。现在，群众起来了。工厂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好的，也有了一些管理工业的经验，坏的只有百分之几。工厂里留下的，混进的一些坏人，要整掉。解放后入党的，也混进一些坏人。谈到夺权问题时，毛泽东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谈到对外宣传工作时，毛泽东说：对外宣传是有问题，只注重形式，不注意内容。

同日　审定北京卫戍区关于对一些厂矿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当天，中共中央批发这个布告，要求在有关厂矿张贴。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50)和附件，把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薄一波等经中央批准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并把这个问题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规定报社接受各省市自治区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领导，参照“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一律不许刊载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等图片，不许使用谩骂语言，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不能发表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等。

3月17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福州军区关于建立福建省革委会和夺权情况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提议：一、福建还是经过军管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为好；二、如各方面认为“三结合”（不是三凑合）条件确已成熟，可推出代表来中央一谈；三、如果已经宣布十八日召开成立大会无法取消，可改为准备夺权大会。毛泽东批示：“照办。”当天，韩先楚(51)来电话报告：成立大会推迟，代表明日到京。

同日　周恩来在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的信中说：“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

3月18日　阅周恩来三月十六日送审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稿，批示：“照办。”信中要求：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制以外的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材的不良现象作斗争；注意节约闹革命，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如有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格惩办。这封信于三月十九日发出。

3月19日　阅《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3月20日　阅由澳大利亚共产党推荐到西安外语学院担任教师的库普写的大字报《让我们“治病救人”》，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同日　阅周恩来三月十八日关于对国防工业部门和国防科研院、所实行军管的报告，批示：“退总理照办。”周恩来的报告说：对国防工业各部门的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交国防科委实行军管。报告还说：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

同日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称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还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

3月中旬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军区机关暂停“四大”的决定》稿，批示：“照办。”这个文件要求迅速恢复军区机关的正常秩序，进行整风后抽调、组织力量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3月21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就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而召开的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的情况。

3月23日　阅戚本禹三月二十二日送审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示：“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毛泽东在文中引用红灯照的歌谣处批注：“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毛泽东对文章的修改，主要是删去文中“毛主席”前面的四个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并加写一段话：“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戚本禹的这篇文章首次不点名地称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章发表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和四月一日《人民日报》。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军管会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油田的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对犯了错误的标兵、红旗手、劳动模范等，应教育、团结他们。

3月27日　晨二时，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三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登载的反映四川宜宾地区两派冲突激烈的来信后，批示：“中央文革小组：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52)也应来。请商总理酌办为盼！”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致信毛泽东：“宜宾问题，我们接触较早。二十天前，我们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并有几个附件，送给了总理。现在送上一份，供主席参考。”晚八时，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此件请一阅。此事不仅牵涉宜宾一处，而且涉及成都军区及若干军分区对群众组织所采取的政策。你阅后，请送聂荣臻同志一阅，然后还我。”二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主席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已看到。当由康生、王力、关锋三同志约刘结挺(53)等同志商谈，决定双方各来十数人，包括军区甘渭汉、宜宾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在内。”毛泽东批示：“已阅，退总理。”四月一日至四日，周恩来连续同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强调群众组织不能把领导干部拉出去罚跪、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要文斗，不要武斗。

3月29日　阅王力、关锋三月二十八日报送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批示：“王力、关锋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们及其他同志看一看。”这篇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名义写的调查报告，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及清华大学原校系领导。毛泽东审阅时，删去调查报告中点到的刘少奇的名字，对点到的其他人，只保留姓，将名一律改为“××”，并把标题改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人民日报》等转载。

3月30日　下午，审阅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批示：“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毛泽东作的主要修改是：（一）讲话稿说“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毛泽东加“就现时说”四个字。（二）讲话稿说“所有的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毛泽东将“所有的地方”改为“多数地方”，并加写：“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三）讲话稿说“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这样要传至万万世”和两个“永远”。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

同日　审阅《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批示：“王力同志：看过，照发。”这篇文章发表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人民日报》等转载。

同日　同意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54)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增补谢富治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3月31日　圈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组成以李成芳(55)为主任的云南省军管会给昆明军区党委的电报。

3月　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对中共中央调查部实行军管。

4月1日　审阅周恩来三月三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决定稿第二条是：“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在这一条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当天，中共中央下发这个决定。

4月3日　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同意正式成立以刘贤权为主任的青海省军管会的电报。

4月4日　审阅林彪四月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稿，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第六条“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后面，加写一段话：“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十个字。六日，再次审阅命令的修改稿，批示：“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中央军委的这个命令于四月六日当天发出。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同日　审阅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各地来京拘捕人犯手续的通知稿，批示：“照办。”通知规定：一、来京拘捕人犯，凡中央批准成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要经省市区革委会批准；凡中央批准实行军管的，要经省市区军管会批准；其余各省市区要经大军区、省军区批准，并持批准机关介绍信，经公安部审查，转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后，才能交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执行。二、为了便于审查，对拘捕的人犯，必须携带足够的罪证材料。三、拘捕军事系统内部的人犯，按照中央军委规定执行。

4月1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范文同(56)等，主要谈在越南战场上注意摸索游击战争规律和打歼灭战以及对越援助等。林彪、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在座。谈到韦国清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个韦国清被红卫兵整得不得了，被包围了几个月，脱不得身，说是犯了错误。错误是犯了一点，但是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斯文的人，并不是一个野蛮的人。他到过你们那里，我认识他就是因为跟你们的关系。谈到大寨经验时，毛泽东说：我见过陈永贵(57)，他是个老实人。

4月13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好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通知提出了保证交易会顺利进行的五点要求。

4月中旬　两次审阅修改江青四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江青十五日在送审报告中说：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可以，照办。”并作了一些修改，删去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四人名字前的“反革命分子”的定性词。十七日，江青把讲话修改稿送审，毛泽东批示：“看过，删了一点。”在修改稿讲《战国策》中的“触说赵太后”一事后加写一段话：“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修改稿讲军队支左问题处加写一段话：“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将修改稿的“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中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改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将修改稿说解放后十七年文艺“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句中的“基本上是”、“都是”，均改为“大量的是”。将“彭真这个反革命分子拼命保护吴晗”，改为“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删去修改稿中的“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修改稿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写“（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

4月2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决定的通知。

4月23日　阅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58)四月二十日关于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的人员情况的报告，批示：“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林、周阅后办。”

同日　阅河南省军区党委二十二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有关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59)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60)，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61)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二十七日下午，周恩来开始约陈再道等谈话。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四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九四〇号登载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这份材料说：陕西省军区和驻陕部队负责人自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北工业大学等院校革命派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工作的意见和批评。座谈中，学生们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批注：“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有人对军区支左提出八条意见，第七条说“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第八条说“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毛泽东分别批注：“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4月24日　晚上，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并一同观看上海舞蹈学校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

4月28日　《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社论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4月29日、5月2日　两次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说：现在福建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实现自己的革命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批示：“请韩先楚同志斟酌。”五月二日批示：“退总理照办。”

5月1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焰火晚会，并接见北京市革委会成员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成员。

5月3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四月二十日编印的两期《快报》登载的《湖南军区领导干部对当前长沙形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黎原同志对长沙当前形势的看法》、《章伯森同志对湖南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等材料，批示：“看来，湖南可望好转，省军区政委谭文邦，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是好的。”“省委也有一批较好的干部。”

5月4日—7日　三次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修养〉(62)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送审稿。四日，在第一次送审稿上批示：“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改后应送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六日，在第二次送审稿上批示：“退文革小组。在第七页，加了几句话，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七日，在第三次送审稿上批示：“照此发表。”三次审阅，主要加写了两段话：“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这篇文章由《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在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

5月7日　阅广东省军管会五月五日《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批示：“林彪同志：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以上，请酌定。”报告介绍了对派往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干部进行集训的经验，主要是：一、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同日　阅山东省军区五月四日给济南军区并中央文革小组等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这个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五十四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63)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64)诸同志共同商处。”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五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七〇期登载的《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批示：“文革小组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如准备发表，事前要找炮五师、谭厚兰、李庆林(65)等同志核对属实，不妥处加以修改，然后发表。又，四川那个文件(66)，关系重大，如何修改的，请告知为盼！”简报登载的这个材料说：北京军区炮五师在北师大搞军训期间，在调查研究中解决立场问题，明确支持左派；做细致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团结群众大多数；狠抓毛主席著作学习，从根本上提高左派队伍。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材料。

5月9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宣传工作的意见稿。意见稿建议，五月份的宣传工作以《讲话》为中心，组织演出、宣传、纪念活动，提出各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七项具体内容。毛泽东批示：“提碰头会讨论决定。如大家同意，我不反对。”

5月10日　阅刘伯承(67)四月三十日转报的一封关于济南地区出现反对解放军之风的群众来信，批示：“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封群众来信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

5月11日　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同意成立以张国华为主任的西藏自治区军管会给西藏军区的复电。

5月12日　审阅北京军区关于对河北省及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衡水等五个专区实行军管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

5月13日　阅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四月二十一日的来信。来信认为，驻济南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自二月十日以后进入工厂。学校至今，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山东省革委会同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分歧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部队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组织十分对立。毛泽东批示：“印《快报》(68)，文革办。”“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

5月14日　晨三时，阅兰州军区党委五月十三日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建立甘肃省革委会的电报后，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69)诸同志商处。胡继宗(70)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71)，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照办。”纪要指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日　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五月十三日、湖南省军区党委五月十二日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报告，起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给全军的批语。批语指出：“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并批示：“恩来、林彪、中央碰头会阅发。”中央批语和这两个检查报告于五月十五日发出。

同日　审阅周恩来五月十一日送审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批示：“照办。”通告强调：严禁打、砸、抢、抄、抓。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不得拒绝执行。不许破坏劳动纪律，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坚决执行中央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北京市革委会通告于五月十四日当天发出。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意见指出：对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雕塑壁画，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要加以保护；有毒的书籍不要随便烧掉，作为反面教材；把破四旧中查抄的文物图书收集起来，集中保管；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处所藏文物图书都是国家财产，应当妥善保存；各地应当尽快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

5月16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保安部门负责人宾迪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周恩来、谢富治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时，毛泽东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大概乱一两年就好了，现在已经乱了一年。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谈到要依靠群众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当然，我们也靠党和解放军。党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没有群众，哪里有党？哪里有解放军？谈到世界革命形势时，毛泽东说：你们的教员也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压迫你们，你们就不会起来革命。全世界革命的人总是多数，反革命的是极少数。不过，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控制了城市、工厂、广播、报纸，就显得它有力量，如美国就是这样，过去中国也是这样。群众起来，他们就害怕了。他们不怕我们这些人，怕中国的老百姓。所以你们要注意团结人民。帝国主义不怕你们，怕你们的人民同你们团结起来。世界上的事，无非是这一派推翻那一派，那一派推翻这一派，归根到底，还是人民推翻压迫者。当宾迪谈到“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时，毛泽东说：要声明一点，我不是什么世界革命领袖，中国的事还管不好，还管外国的事？中国的右派反对我，我也没办法，现在开始找到一些办法。给我的封号很多，我都不承认。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委蓝亦农(72)为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5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公开发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当天，《人民日报》登载了这个通知。

5月18日　晨二时半，审阅修改《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为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而写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后，批示：“即退王力同志。改了一点，请小组酌定。”毛泽东主要修改了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另外，在文章末尾加写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这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

同日　江青把南开大学造反派送来的一九三二年一些报纸上登载的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73)转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信上批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同时致信毛泽东，并附送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的《大事记》。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5月20日　上午十一时，到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三个分队的宿舍，同警卫战士谈话，询问生活、生产、训练和工作等情况。

5月22日　审阅周恩来五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准备转发的内蒙古军区的命令，批示：“照办。”命令指出：一、内蒙古全体来京人员必须于五月二十四日前全部离京返回；二、内蒙古军区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许串连，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三、对少数对抗中央指示的人，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分；四、军区指战员绝对不参加武斗，要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五、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群众。这个命令于五月二十三日转发全军。

同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5月23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一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一三一期登载的黄永胜同“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的摘要，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同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文艺组，江青任组长，戚本禹、姚文元任副组长。十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文艺组宣布解散。

5月24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日编印的《快报》第二二一三号登载的《江西军区和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何愈演愈烈》，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小组阅后，交汪东兴阅。江西军区某些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军区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对，都值得研究。”

5月25日　晚上，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处理内蒙古问题的情况。

5月26日　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五月十八日《关于我党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代表团成员请示》，请示的我党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中有江青的名字。毛泽东批示：“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5月27日　为转发第五十四军五月二十六日关于对反对派进行工作的情况报告，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的批语：“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林彪、恩来同志阅发。”

5月28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批示：“照办。”这个决定当天发出后，国务院一些部（委）陆续成立军管会或军管小组，实行统一领导。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2）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5月29日　阅唐闻生、王海容(74)五月二十七日关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的来信和附送的材料，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5月31日　听取周恩来汇报工作，同意他关于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管不能再拖的意见。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对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5月　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林彪等在座。毛泽东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一些部门、某一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是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75)发表以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偏离，这是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经过长期的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到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就是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同月　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小平说，外面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一天深夜，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一九三一年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邓小平问以后如有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毛泽东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要让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一文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6月4日　阅汪东兴等六月三日关于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准备分期分批参加支工的报告，批示：“退汪东兴同志酌办。”报告说到警卫团党委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警卫团“也要参加支工”的指示。二十六日，中央警卫团组织支工部队分别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和北京市化工三厂。临行前，毛泽东提出三点要求：一、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二、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三、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要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6月6日　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的通令。通令指出：除专政机关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私设公堂、搜查和抄家，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不准侵占、砸抢、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严禁武斗、行凶打人和抢夺个人财物。对于肇事者、背后挑动者、打人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康生、刘宁一(76)在座。谈到中东局势时，毛泽东说：美、英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相当被动。可能打局部战争，帝国主义在后面，主要是以色列和阿联（今埃及）打。(77)阿拉伯世界石油的大部分，约百分之六十，被美国控制，百分之三十五受英国控制。他们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是争夺石油。战争既然打起来了，就可能要打一会。如果以色列在局部战争中得胜，战争可能上升。但这牵涉到苏联。他们说英国宣布中立，我不太相信。谈到阿联可能采取的对策时，毛泽东说：他们可能会封锁苏伊士运河，至少在战时是这样。这对他们自己会造成一些损失，但主要是整英、法、德，因为英、法、德的石油主要是靠这条运河运输。美国也要靠这条运河，但它可以从非洲南边走。如果运河真正被封锁，叙利亚真正把油管截断，欧洲国家的工业就会受到影响。欧洲这些国家主要烧石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苏伊士运河的运输都没有中断过。这次战争爆发，如果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卷进去，有可能把苏伊士运河堵死。如果没有别的国家参加以色列一边，光是它一个国家的军队要占领阿联、叙利亚、约旦，是不可能的。现在，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是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同阿联联合，连老殖民地国家利比亚，以及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也都和阿联联合在一起。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已经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并不算太长。有武斗，大量的是用拳头、椅子、棍子、石头、砖头打。更大量的是口斗，利用报纸、刊物、广播、广播车、大字报、标语，还有很多小刊物。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一个学校起码有两派。去年夏天，在北京，左派是少数，去冬今春变成了多数。但是少数派还存在。一个学校是如此，一个工厂也是如此。左派在今年春天掌权以后，又分裂了，两派都自称是左派。中联部也是两派。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我们这个国家真有点怪。好几个副总理都有人要打倒，一个是陈毅，一个是谭震林，一个是李先念，但是他们还是在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的。现在包括外交部这些部门在内，都建立了群众组织来监督工作人员。

6月9日　下午，接见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的亚非和世界各国的作家和友人，并合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

6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通知》。十九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6月15日　阅周恩来六月十四日关于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当前国民经济情况和一九六七年计划安排报告的建议，批示：“退总理。”本日，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6月16日　晚上，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本日题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稿，删去文中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等。

6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姚文元率红卫兵代表团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等事宜。谈到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的讲话稿时，毛泽东说：我的话要少引。二十一页太长，砍去一半。红卫兵专想吹出去。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吹特吹，外国人看不惯吹，自己吹，勿外吹。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78)删掉。一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逊，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逊一点，当然又不是失掉原则。昨天氢弹的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我就一分也不要，勾掉了。谈到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联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对斯大林的估价要比过去高。当然，斯大林是有错误的。《联共党史》第四章讲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一九三六年宪法中提国内不存在阶级了，只有工人、农民、教职员三种。实际上抓了很多人，称国民公敌。临死前一年在书上又讲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搞不好会出乱子，搞成对抗性的。还是要解决思想问题，不发动群众不行。谈到青年团等问题时，毛泽东说：青年团未取消，未活动，红卫兵代替青年团未定。青年团中央犯了错误，地方团也有错误。二十日，姚文元率代表团离京前往阿尔巴尼亚。

6月21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六月十九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二三四期登载的反映西安几个学校造反派庆祝革委会成立大搞铺张浪费的群众来信，批示：“文革小组各同志：建议此件公开发表。是否妥当，请在常委碰头会上一议。发时宜写一按语。”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

6月22日　晚上，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

6月24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一行，林彪、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在座。谈到中国革命的历程时，毛泽东说：我们大半辈子都放在打仗上面去了。搞建设、搞文化革命少。革命胜利才十八年，打仗就打了二十五年。谈到中国的发展现状时说：中国也不发达，农业、手工业没有机械化。搞机械化要很长时间。交通不很发达，铁路太少，比印度少，远洋轮船很少，同我们国家的人口、面积不相称。要几十年、百把年才能好些。谈到国际援助时说：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有十八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6月25日　周恩来同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进行座谈时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

同日　《人民日报》在转载《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编者按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6月2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秘鲁共产党（马）学习团、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学习团及玻利维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古铁雷斯，康生、刘宁一等在座。在听了客人的谈话后，毛泽东说：你们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和打倒各国反动派，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项任务中，包括给农民分土地，但只是没收地主的封建所有制的土地，不能动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你们国家里，总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是与帝国主义有矛盾的。在革命的第一步，也不能触动这部分资产阶级，这样，打击面就小了。要团结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反帝这个任务不是个小任务，你们的直接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但如没有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反帝就没有力量，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你们回去后，我希望你们少讲中国的事情，最好忘掉，但不要忘了有用的东西，这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你们国家具体条件结合起来，不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谁也没办法。不要完全搬用中国的经验，中国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你们应创造自己的经验。例如，越南南方的战争有很多特点。完全搬用外国的经验，我们是吃过亏的。但我们不能忘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忘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成修正主义了。马列主义原则，一些人可这样解释，另一些人可那样解释。所有的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如中国开始时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后来的“左”倾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讲讲我们是怎样失败——胜利——又失败——又胜利的，不讲历史就讲不出道理。战争只有在战争中学，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斗争中学。在马克思以前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创造了并实现了列宁主义。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基本原则，可以创造本国的经验。

上半年　在同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7月4日　阅周恩来七月三日夜关于处理江西问题并建议从山东调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委会或筹备小组的报告，批示：“从山东调一个师问题，待江西会议开得有眉目后，再定为宜。”

7月5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七月四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二八〇期登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批示：“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同期一则简讯说，北京矿业学院一群众组织收集、编印毛泽东没有公开发表的讲话材料，毛泽东批示：“此事也请制止。”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中央指示将毛泽东七月五日的批示转发各地，要求各级群众组织对建造塑像一事加以制止；并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

7月6日　审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六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和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两本小册子，对前一本小册子批示：“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对后一本小册子批示：“陈伯达同志：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

同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七月四日编印的反映江西赣州武斗严重，要求中央派部队前往制止的《群众来信摘抄》第五十五号，批示：“林彪、恩来同志：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当天深夜，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已与黄永胜通了电话，他可以调两个团、一个师部驻赣州。”次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

7月12日　审阅林彪七月十日送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坚决执行林副主席关于建造主席大型全身塑像指示的通知》稿，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通知稿说：林副主席六月二十八日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通知要求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彪的指示执行。

7月13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稿。通知稿说：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省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毛泽东批示：“照办。”将文中的“坏人”一词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并批注：“不宜称为坏人。”中央通知于本日发出。

同日　下午，召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萧华、杨成武开会。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提出要去湖北、湖南，并对周恩来说：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不赞成他去。毛泽东说：我不怕乱，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谈河北省的问题。

7月14日　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同行。这是毛泽东一年来第一次离开北京。在专列上听取郑维山汇报河北省支左情况后说：河北要在军管前，大县来三四个人，小县来两三个人，开个会，交代政策。有错误就改，没有什么了不得。有错误主要是我负责。谁叫我一月二十一日发个指示，要解放军介入，要支左？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后来，又来了个“六·六通令”。“六·六通令”下来后，有的不听。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的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阵线也分明了。华北、东北、北京、上海比较平静，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比较乱，安徽也比较乱，还有山西。现在黑龙江还在乱。甘肃提出打倒张、冼、杨(79)，解放大西北。我看张、冼两个人还好嘛，态度比较正确。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改正了错误，工作就更好了。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郑维山汇报说：河北的县、地、省的领导干部在斗林铁(80)时打倒了一批，以后斗刘子厚(81)时又打倒了一批，打击面宽了，现在有些干部不敢站出来。毛泽东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82)就好办了嘛！专列过郑州时，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晚九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本日晨，周恩来乘专机到达武汉。

7月17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杨成武、郑维山、余立金(83)、汪东兴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谈到军管问题时，毛泽东说：军管就是难办，谁管谁要犯错误。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好，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谈到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时说：发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谈到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成人员名单时说：四川补充了十二个代表，里边有李大章。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总要有个把在四川有名的人。谈到农民进城武斗的问题时说：现在搬农民已经是很虚弱的表现。过去农村包围城市是正确的，那时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占城市。现在讲农村包围城市是错误的、反动的，现在是共产党的城市嘛！怎么能包围呢？当谢富治说到公、检、法百分之百是不好的时，毛泽东说：不一定，有坏的，也有一些好的。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了，再要打倒，那就是他们（指造反派——编者注）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们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84)都不要打倒。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发表个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解决好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他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85)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龙书金(86)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最后说：这次我到这里来，一路上基本是白天，到处庄稼很好，特别是湖北庄稼很好。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号听说有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下午四点才下决心来。

7月18日　晚七时半，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87)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开会。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冲击得很厉害，要维护军委“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枪要集中保管。四个方面(88)要做工作，要召开干部会议，人民武装部也要参加。还是用开会的办法，一个县人武部来两个人，八十个县就来一百六十人，还有军队干部参加，要好好教育。你们要给“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他们又要反你们。要找市委、省委参加到里面的有关干部做工作。犯错误不要紧，犯了错误就永世不得翻身？痛痛快快改也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改也可以，因为他不那么通嘛！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89)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编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的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各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也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对在座的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90)，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只要你革命，也不要犯了错误就不准革命了。你们拥军是真拥还是假拥？有的干部先结合起来再说。谈话中，他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谈话结束时，他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对东湖客舍的几个服务人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周恩来当晚要返回北京，毛泽东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91)、贺龙等人的名字。

7月20日　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部分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部队战士，在不知道毛泽东住在那里的情况下，冲击东湖客舍，把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此事起因于谢富治、王力(92)几天来公开支持武汉地区的“三新二司”、“三司”造反派，压制由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并把它定为“保守组织”。林彪、江青当天联名致信毛泽东说，武汉形势不好，毛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毛泽东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7月21日　晨二时，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客舍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专机到达上海，住虹桥宾馆，直至九月十六日离开。在上海期间，因一直没有下雨，多次询问郊区的抗旱情况，指示派飞机作了几次人工降雨。一次，在看了上海“工总司”砸“联司”的纪录片后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7月22日　上午，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周恩来八时二十分从武汉来电话谈武汉的情况。周恩来提出对外报道武汉发生的事要含蓄，不点名，建议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指陈再道——编者注）有什么决心，我们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表示同意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上午十一时，召集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说：总理、富治、王力等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谈就会被包围，强迫签字，要你承认它（指“百万雄师”——编者注）是革命组织。还是早点离开好。要谈去北京谈，三方面一起谈，也可能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且是全国的问题。总理根据具体情况办理。(93)下午一时三十分和二时四十分，两次谈到武汉事件，说：军队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

同日　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同日　江青接见河南群众组织的代表时说：你们不能太天真烂漫了，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二十三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7月24日　晚上，交代杨成武：你回北京筹备建军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指林彪、江青等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编者注），当作犯错误处理。警惕有人做文章。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94)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7月25日　下午，审阅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会七月二十四日送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95)。（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晚十时，审阅修改林彪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是：“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同日　下午，林彪、江青等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造反派的百万人声援大会。

同日　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四名正副主任和二十名正副部长先后被拘押审查。

7月26日　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谈到有人提出把九月九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毛泽东说：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八月一日，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一九三三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还有许多起义都是地方性的，与“八一”不一样。你去报告总理，他都知道。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7月27日　林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31日　下午，对周恩来关于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电话请示，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本日晚，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均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

7月　提议粟裕兼任中国科学院军代表。粟裕本月到任。

8月1日　《红旗》杂志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8月3日　下午，在虹桥宾馆听取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汇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需要请示的一些问题。谈到武汉军区、沈阳军区、江西省军区、河南省军区以及一些野战军、空军部队领导班子调整和配备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有好处，认识干部、熟悉干部，干部总是好的多。一揪三打倒不合理。公检法里头也有好人。由总参、总后、海军、空军抽干部组织几个调查组，分别到湖南、江西、安徽去调查。每省去七八个人。安徽现在是重点，请他们到北京开会解决很好。先解决好大江南北地区。

8月4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批示：“改了一点，其余都好。”将决定稿的“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有毛病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一句中的“是有毛病的”，改为“是有错误的”，并加写一段话：“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七日，审阅决定的修改稿，批示：“同意。”决定共四条：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省革委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加强团结，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开展内部整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十日，中央发出这个决定。

同日　中午，在上海虹桥宾馆召集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开会，听取余立金关于武汉情况等问题的汇报。谈到取缔“湘江风雷”的“二·四批示”时，毛泽东说：批复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不然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区推到第一线了嘛！解散“湘江风雷”，是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又不晓得，但我仍要承担责任。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张际春七月二十七日关于美术院校进行人体素描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来信，批示：“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中央文革小组传阅，存办公厅秘书局。”

同日　阅张香山(96)七月二十五日关于翻译《毛泽东选集》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最近，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翻译组又再一次提出，是否应删去刘少奇等十二人的名字，或把他们名字后面的“同志”两字删去。由于这个问题极为重大，而且涉及到要修改正文，故请中央批示。毛泽东批示：“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有些注解似可删去，正文不改。”

8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年前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天，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炮打司令部》写作一周年、声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

同日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的“揪刘火线”被迫撤除。自七月中旬以来，在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的煽动下，北京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搞“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

8月7日　王力约见外交部造反派，提出：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什么过火的地方。在王力这个讲话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于八月中旬冲砸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

同日　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提出：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此后，全国各地出现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的事件。

8月1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命令决定：对原铁路局、分局的军管会和站段的军管小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组，以便统一指挥。各站段的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稿，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决定指出：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进驻江西各地，成立以程世清(97)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武斗双方应坚决执行停止武斗的协议，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8月11日　审阅陈伯达、江青送审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批示：“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引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退陈伯达、江青照办。”这篇文章发表在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和八月十七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

8月14日　阅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七月二日给在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的信。信中就他访问中国后透露了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示歉意，并托李敦白找康生或刘宁一代为解释。毛泽东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8月16日　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两位专家的工作时，毛泽东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语录》有什么用处。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等将来再证明吧。我早说过，要搞一本《马克思语录》、《恩格斯语录》、《列宁语录》、《斯大林语录》，没有人抓这件事，要抓起来。他们的书很多，一般劳动人民不容易读，用语录这个形式好。《语录》和《选集》(98)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谈到干部队伍的状况时说：十七年来，我们有一些干部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思想上变了，安于现状，不前进了。另一种，就是做坏事。还有一种是好干部。对于第一种，要进行教育，对于第二种，就要反掉。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无论在学校、在机关、在军队，都是这样。坏人是少数，最多一百个人中有几个。谈到文化大革命何时才能结束时说：我们的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的情况时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99)，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谈到军队的情况时说：要依靠解放军。我们的军队，野战军好，陆、空、海军好。有些地方军好，有些不好。要使坏的好起来，需要时间。谈到各地乱的情况时说：县的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这是一场严重的革命。每个省都有两派势力。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五个省正在解决问题或已经解决了问题，彻底解决还需要一些时间。帝国主义说，中国大乱，分两派，可能发生内战。我看不会。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我们准备天下大乱。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大乱子没有出。我们的军用飞机、民用飞机也没有飞走。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我们的外交人员、使馆人员一个也没有叛国逃跑。二十一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莫依修和穆希。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稿，批示：“已阅，照办。”信中要求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立即返回原单位参加生产；生产时间不得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这封信的日期署八月十五日。

8月18日　审阅周恩来八月十七日送审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稿，批示：“照办。试办第一批以后，再定第二批的范围和办法，到那时可能要作一些改变。”意见稿说：训练的目的是检查本地区支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训练方法主要采取整风和“四大”的形式，阅读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其他有关材料，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8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

8月20日、28日，9月5日　三次审阅修改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起草的《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100)的反动本质》一文，认为很好，建议在北京发表。同时提出“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指刘少奇——编者注）文章”。毛泽东将文章的题目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在文中谈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101)处加写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另外，删去文中一段话：“‘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不通的。知识分子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根据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分析，只能从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来判断其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左派、中间派或右派。你咒骂这种科学分析是‘肃杀之气’也好，杀肃之气也好，对立阶级的客观存在是你反革命黑话抹杀不了的。”

8月22日　晨，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赴京代表时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〇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

同日　晚上，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中国代办处，制造了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8月25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稿，批示：“很好，照发。”文件号召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体现毛主席的以下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小将，支持革命群众；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此件于当日发出。

8月25日、26日　在上海虹桥宾馆两次听取根据周恩来嘱咐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的汇报，内容是王力八月七日发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和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月一日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等情况。毛泽东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8月29日　下午，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到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时，毛泽东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谈到由谁分管宣传和外交工作时说：还是第一个办法好，姚文元去接，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外交部的干部档案研究一下，要管起来。恐怕他们（指造反派——编者注）已经管起来了。谈到周恩来身体不太好的情况时说：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谈到有人要打倒黑龙江省革委会时说：那不行。

8月　得知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派部队保护李井泉(102)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区负责人送到卫戍区一安全住所的情况后，表示赞同周恩来的这些保护措施。

9月1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胡志明(103)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贺电说：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遭到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越南人民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国家单独抗击和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典范。

9月4日　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104)时说：对许世友的第一条罪状就不对，许并没有反对过我。谈到准备发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时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

9月5日　审阅周恩来九月四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稿，批示：“已阅，照办。”命令共四条，强调如有违犯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此件于本日发出。

9月7日　阅戚本禹九月四日检讨自己错误的来信，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戚本禹的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

9月9日　晚上，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你们看法怎么样？请你们讨论讨论。在座的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并提出了五条理由。当他们谈到第一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时，毛泽东说：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着偶然性的。林彪同志八月九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105)，头一点不能强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谈到第二条“人民要求统一，对这种分裂群众是不高兴的”，毛泽东表示赞成。谈到第三条“有几百万军队”，毛泽东说：是呀，这样大的冲击，军队还是很好的。谈到第四条“干部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毛泽东说：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谈到第五条“现在的情况和辛亥革命时不一样，地主、资本家被打倒了”时，毛泽东说：过去军阀混战，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争，每派都要帝国主义支持，和现在的局面不同。谈到当前各地的形势和工作任务时，毛泽东说：根据现在的形势看，是向好的方面发展。北京、上海、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青岛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是好的，但内部都还有一些问题。总的看，这七个单位的形势是好的。北京、上海比较稳定，这两个地方的群众、军队、干部关系好，“三结合”好。还有几个省区问题基本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内蒙古、四川、甘肃。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那形势就很好了。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龙潜(106)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以后干部多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实践的战士。我们这些人接近群众就比较困难了，去了就包围。还是要想办法去，可以化装去，北京、上海不行，就到别的不认识你的地方去。干部要同群众关系搞好，军队干部和群众关系也要搞好，要找他们谈话，做思想工作，要多谈几次。谈到造反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不要搞“喷气式”！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107)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108)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谈到对武汉问题的处理时，毛泽东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结果等到第五天。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谈到工厂两派冲突时，毛泽东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

9月13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抓紧搞好秋收、秋种、秋耕的通知》稿和《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稿，分别批示：“照办。”

9月13日、10月11日　两次审阅林彪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109)的讲话记录稿。九月十三日批示：“已阅，作了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这篇话讲得好，应当发下去。”十月十一日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第二遍，又作了一点小的修改，请你酌定。请转恩来、伯达、康生诸同志一阅。用中央名义写一个报头，即可发下去。”毛泽东所作修改主要是：（一）讲话稿中多处点名批判陈再道，毛泽东均一一删去陈再道的名字。（二）在讲话稿“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之后，删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一句。（三）林彪讲到过去的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列举了秋收暴动、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毛泽东在“秋收暴动”之前加了“北伐战争、南昌暴动”，之后加了“各根据地的建立”。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的这个讲话。

9月16日　阅林彪九月十日报送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本省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谭启龙、白如冰(110)的请示报告，批示：“内部批判，不公开点名。至于小报上点名，可不制止。”

同日　晨，乘专列离开上海，上午到达杭州。中午，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111)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112)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运动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再解决十个省市的问题，全国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谈到派性冲突时，毛泽东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一家也分成两派。要研究具体的人，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现在有的干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所谓团结，是指的民主作风，是指的平等待人。老爷要向小爷学习，大官要向士兵学习。要向群众学习，要向战士学习，要放下架子，什么都是群众创造的。谈到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龙潜、阮贤榜(113)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114)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上海说对陈丕显、曹荻秋比较文明，但是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两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的好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搞乱了，被破坏了。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现在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红卫兵对干部一风吹不好。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115)，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谈到其他一些受到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在瑞金时，张闻天和王稼祥(116)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一个干部几十年中他总是做了一些好事嘛！陈毅，打过仗。姚登山(117)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

9月17日　晨，到达南昌。上午，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118)谈话，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对干部要采用教育的方法时，毛泽东说：这次总要从教育入手，如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是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方法。江西省一级，还要多站出一些干部来。造反派的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不能不教而诛，教了也不能诛。现在先集训一下，中央应该开集训班，将来主要是各省开集训班集训。谈到要批评极左派时，毛泽东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有些右派，你们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少数，经过训练可以改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过来就是了，大多数人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

9月18日　到达长沙。上午，在专列上听取湖南省负责人黎原、华国锋(119)、章伯森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团结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是反抗。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谈到对群众运动的看法时，毛泽东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大多数要教育。他们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集训时左派要参加，红卫兵要来一些参加。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部队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9月19日　晨，到达武汉。在专列上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毛泽东对曾思玉说：你有股革命干劲，有事要向总理报告，遇事多与同志们商量。湖北、河南两省人口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你们要同河南的刘建勋同志搞好团结，共同做好工作。湖北由你们直接组织军队做“三支两军”工作，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解放干部和大联合的工作。谈到“七二〇事件”时，毛泽东说：武汉“七二〇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抢先点了一把火，支一派，打一派，搞得“百万雄师”与几个“钢派”群众组织对立，结果人民遭殃，武汉军区和军分区、县人武部受到冲击。你们要把独立师、军分区、县人武部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准备去北京办学习班，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搞好团结，做好工作，稳定干部队伍。当曾、刘谈到现在许多地方干部靠边站了，人手不足，准备请张体学出来抓湖北省的工作时，毛泽东说：那好。你们亲自去做工作，得到群众的谅解，多解放一些地方干部，站出来搞结合，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谈到召开九大的问题时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选中央委员，刘少奇同邓小平是不是有区别？我看是应该有区别。他（指邓小平——编者注）打过仗。可不可以当中央委员？你们赞成不赞成？贺龙恐怕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头子。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干部不要多，要精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革委会和党的机构是一个组织好，还是分成两个好？你们考虑考虑，议一议。

9月20日　晨，乘吉普车到武汉街上看大字报。看到街上有很多宣传车，对随行人员说：你告诉曾司令员，这不好，我很反感。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120)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谈到处理“百万雄师”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对“百万雄师”不要整得那么狠，坏的还是少数，广大群众是好的。对独立师也不要去整，干部、战士都是受蒙蔽的。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包括陈再道。不知谁批准的搞“喷气式”、挂牌、戴高帽，红卫兵还引用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那时是对土豪劣绅的。谈到训练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十八年来没有训练过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和大军区的干部，责任在我，我是军委的主席嘛。为什么不训练？不出问题还想不起要训练这些干部的问题。小县训练三四百人，中县训练六七百人，大县训练八九百、千把人。时间不要好久，两个月，以后一年训练一次。不但要训练武的，还要训练文的，不仅军队干部要训练，党政干部和红卫兵的头头也要训练。如果红卫兵头头不训练，将来就可能犯错误。谈到使用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要精不要多。干部不要靠从外边来，就在本地找嘛。我不相信原来的军区就没有好人，有错误至少是三七开嘛。人就是要在斗争中锻炼出来，你们这些人不就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吗？湖北省总要找些革命干部，没有省长有部长，没有部长有局长，没有局长有科长。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大概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湖北省再搞两个多月差不多了。谈到召开九大时，毛泽东说：全国的问题怎样解决，九大什么时候开，怎么选代表，你们议一下。要开，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开。代表嘛，工、农、兵、学、商都选。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也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的代表不行。革委会要不要？是不是恢复党政军？邓小平恐怕要保。第一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当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张体学行不行？贺龙还行不行？九大的问题，你们研究研究。谈到注意请示报告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强调一下，下面的干部要多请示报告。我们的答复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比你不报告、各行其是、搞独立王国要好。你报告了，错了是我们的，你们是第二位了。现在，搞了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搞那么多官衔干什么？我姓毛，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就行了。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

9月21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杨成武谈话。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同日　乘专列离开武汉。

9月22日　上午，途经郑州，在专列上听取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121)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说：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

9月23日　回到北京。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在外地串连的北京和各地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返回原地原单位。从九月二十八日起，北京和各地的接待机构一律停止招待外来串连的学生和其他人员。学生和其他人员的联络机构，在九月二十八日前全部撤销。

9月24日　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

9月26日　晚上，到京西宾馆看望正在北京学习和开会的各省、区军队干部。

9月28日、30日　两次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国庆十八周年写的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二十八日，批示：“可用。应引几段列宁的话，应多次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这个批示，社论修改稿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三十日，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照办。修改得很好。在第三页，我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毛泽东的修改，是将文中引用的他的一句话“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改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五期。

9月29日　审阅林彪准备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这篇讲话刊登在十月二日《人民日报》。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

同日　下午，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召开九大问题。

9月3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122)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主要谈文化大革命问题，周恩来、康生、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但是我们还要准备第二个可能性，准备两手没有坏处。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党里面没有右派，才不可设想呢，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10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李先念、徐以新(123)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讲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努马扎莱说：你们的干部同我国干部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说：也没有多少区别。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努马扎莱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有一点乱就是了。就是要乱，不乱不得了。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乱得厉害就好办事，正确与错误两方面都暴露出来了，胜负就可以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脓挤出来了，身体更健康了。现在没有危险了，有那么几个乱的省，除安徽外，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

10月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黎清毅、黄文欢(124)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和战斗英雄黄文旦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聂荣臻、杨成武、粟裕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对付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号的帝国主义。正如你们所讲的，最后胜利要属于你们的，这是有根据的。变成一个持久战就行了，美国就怕这一条。

10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125)的通知稿，对指示作个别文字修改。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于本日发出。这个文件集中了毛泽东七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在视察期间对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主要内容有：“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0月9日　审阅陈伯达、江青本日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的请示报告和《出版说明》。把《出版说明》中“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删去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以什么机关为出版单位的问题，请在一次会议上商定。”这部所谓批判资料共三卷，后来书名改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出版单位署为“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内部发行。

10月12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目前的局势时，毛泽东说：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这一个月形势发展很快，阵线分明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三年，到今年六月一日算一年。六、七、八、九，还差两个月到一年半。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得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痛不痒的地方不好办。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冲击时说：现在各级政府改组了，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门有汽车了，有了这四条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们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批人。但是，在整个人民中，在干部中，他们是少数。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只换一部分人，换坏的头子。办法是在中央、省这两级开训练班，学习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要做些准备工作。

同日　《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外出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指示精神，发表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此后，全国各地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央也举办多期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以解决这些省、区的问题。

10月13日、14日　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代表选举等问题。

10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立即筹备招生事宜。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知要求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十九日，在《人民日报》题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社论中，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10月20日　审阅陈伯达、姚文元当晚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批示：“可用。”社论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对干部问题做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社论于二十一日发表。

10月21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党委根据毛泽东最近提出的“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的问题”，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10月23日　上午，会见由总统达达赫率领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毛泽东详细询问毛里塔尼亚的基本情况。他说：希望两国关系更加发展。你们国家继续努力，就能站得住，就能给非洲国家树立起一个榜样。

同日　中午，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齿轮座剧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在座。

10月24日　阅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电报，批示：“中央文革各同志：此件应讨论一下，给以答复，同时转发各地照办。”请示电说：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对“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一句批注：“应当这样做。”二十六日，张春桥给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刘贤权打电话说：“中央认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以照你们来电，过党的组织生活。但是，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输进新的血液，等等。请你们讨论一下，根据不同意见，整理出一个简要的材料，送给中央，并由你或派负责同志到北京同我们一起讨论，报中央决定后再正式答复你们。”张春桥此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二十七日，陈伯达起草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给毛泽东并报林彪的检讨报告说：文革小组“没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思想，拟出通报，而竟节外生枝，搞烦琐主义，向青海通一个电话，又不先向主席请示，完全擅作主张。这个错误，完全是由我们负责的。类似这种错误，已有好几次”。“小组拟了一个通报各地的稿子，送上，请批示！”毛泽东当日对这个通报稿进行改写，全文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26)”并批示：“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各同志：电报改了一下，请你们再开一次会，如能通过，即可发出。”本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这个电报，题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

10月25日　阅聂荣臻九月二十日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批示：“聂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报告提出：一、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若干个研究院。二、积极解决国防科研单位的试制加工力量，缩短研制周期。三、认真做好军管工作，有步骤地进行接管和调整，条件成熟一个就接管和组建一个，争取明年上半年基本上都组建起来。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聂荣臻的报告。

10月29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大、中、小学校开学和如何办大学等问题。

11月3日　审阅两报一刊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六稿），批示：“修改得好，可用。”陈伯达、姚文元在当日的送审报告中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这里所说的“关于主席思想六条”，是指送审稿中概括为六条的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六条要点说的问题是：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这篇文章发表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六期。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案》，并加编者按语。这个方案，反映了同济大学、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学与教改的设想和做法。在编者按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11月5日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毛泽东说：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各地对整党有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整党、建党。党员要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指示。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党纲要修改。现在我在看《联共党史》，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我们的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我看知识分子也不行。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的不行。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种纪律就是建立在自觉的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

同日　同康生、杨成武谈话。谈到由杨成武署名在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文章时，对杨成武说：以你的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的事。康生、杨成武将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向出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作了传达。这篇文章是由“总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撰写、经陈伯达修改的。

11月7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五二九〇号登载的《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批示：“伯达同志及文革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到农村。请酌办。”陈永贵谈话中说：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在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同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陈永贵谈话的通知稿，删去通知稿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

同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电报稿。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拟只以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祝贺，似不宜再以党的名义去电祝贺。毛泽东批示：“照办。”

11月9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稿，批示：“照办。”在指示稿的“当前农村形势大好”后面加写一句话：“只有一小部分受灾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删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指示稿说：“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在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应当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个指示于十二月四日发出。

11月12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127)、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的批语》。批语说：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十一月八日签订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符合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

11月15日　阅云南省军管会十一月十一日关于落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的情况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该省各专（州）县通过办学习班取得的主要收获有：一、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二、进一步认识到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三、进一步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它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毛泽东批示：“文革小组及碰头会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此件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请你们讨论、酌定。”

同日　阅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十一月十一日关于该厂成立革委会的喜报和八三四一部队十三日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写批语：“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个材料。

11月16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快报》第五四一四号登载的《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批示：“姚文元同志：江西工作的四条经验，似可转各地参考，请商各同志酌定。”四条经验是：一、围绕中心抓活的典型，用群众去教育群众。二、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三、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矿、农村做宣传工作，并抓革命、促生产。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四、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对第三条经验的后一句批注：“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次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江西的经验。

11月1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安平生等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1月20日　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批示：“看过，可用。所引材料，要核证属实。”这篇文章发表在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六期。

11月22日　阅姚文元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反映浙江省军管会负责人南萍和陈励耘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材料，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这个材料说：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来，就应该联合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陈励耘认为，这些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

11月下旬　审阅修改周恩来等十一月二十一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批示：“删掉了几句。请林彪同志阅后，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通报稿汇集了中央十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后的第一批反映。毛泽东删去稿中“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并批注：“这两句不要。”删去“‘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一句中“和好学生”四个字。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出这个通报。

11月27日　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十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简报《安斋(128)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简报说日本左派理论刊物《革命战士》编辑安斋库治等三人提出：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从中国回日本的同志，都说日本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一些同志关于要日本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种种暗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不能说十月革命道路只有特殊意义。毛泽东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十二月一日，姚文元向安斋库治等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姚文元说：毛主席看到了日本同志对日本要不要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意见，其中提到了对一九三八年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段论述是否有效的问题。毛主席对此有一个批示，批示说：“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这里所说的论述，包括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第一节第一段，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和第一节第二段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

11月30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凯山·丰威汉率领的老挝人民党代表团，主要听取他们介绍老挝抗美斗争的情况，林彪、周恩来、康生、刘宁一等在座。

12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稿，批示：“很好，照办。”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委会宣告成立，解学恭(129)任主任。

12月2日　审阅周恩来等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通知稿，将通知稿中“望你们征求意见，并于半月内将意见报告中央”一句中的“半月内”，改为“元旦以前”。

12月5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郑州、西安两个铁路局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协议，和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转发这两个协议的批语稿。批语指出：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也应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达成类似协议。

12月6日　审阅中央文革小组十一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批示：“陈伯达同志：作了一点修改。请同志们看一遍，如认为可以，即可印发。”毛泽东作了多处修改。主要修改情况如下：（一）将书中摘录的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节座谈会上讲话中的“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大学，是个吹鼓手”一句，改为：“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在“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之后，加写“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在讲到佛经的地方，删去以下一段话：“如佛经，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字太多，很难读完。唐玄奘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金刚经》的内容提要，只有几百字，比较好读。”（二）书中摘录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关于教育问题讲话中讲的“我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删去这后面的一段话：“《论持久战》也是这样写出来的。《矛盾论》写了几个星期，白天黑夜写，准备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写好了就不要讲了。”（三）删去书中摘录的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同毛远新谈话纪要中的一段话：“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把讲稿发给学生，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四）在书中摘录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会议讲话中的“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一段话后，加写“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十二月，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录毛泽东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六七年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五十余条。

12月7日　批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六〇一一部队某部六连四排“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排长李文忠“支左爱民模范”的称号。

12月10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决定所署日期是十二月九日。

12月12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社论，用黑体字发表毛泽东的一句话：“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2月17日　阅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建造毛主席塑像和修建通往韶山的铁路这两项工程即将竣工，广大群众要求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特请示以下三个问题。一、请毛主席为“韶山车站”（或“韶山站”）题字，请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为毛主席塑像落成题词。二、关于大会名称，有两种意见：一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二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我们考虑，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好。三、在这一天，韶山举行约五万人的庆祝大会，同时在长沙、株洲、湘潭等车站组织庆祝活动。毛泽东批示：“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五）我们不要题字。（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印发了毛泽东的批语。

同日　审阅姚文元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决定稿第二部分第三条中说：“努力建立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的领导核心，逐步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新闻队伍。”毛泽东删去其中的三处“无限”和两处“非常”，并写批语：“在第三条内去掉了几个不妥当的形容词。”这个决定于十二月十八日发出。

12月1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不管部部长佩奇率领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王树声等在座。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这次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文化革命是个总的名称，实际上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12月19日　致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贺电说：“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12月2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阮春龙(130)率领的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团和阮文广(131)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中国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在座。毛泽东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在阮友寿主席领导之下的，这是今天的政府。西贡政府已经是过去了，因为人民都不信任他们，包括他们控制下的人都不信任他们。阮友寿主席领导下的政府是新生的政府，是受人民拥护的政府。你们现在还不叫政府，叫解放阵线，但实际上是个政府。你们得到广大军队和人民的拥护，正在和帝国主义以及本国的卖国贼进行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的问题是最后胜利的问题，而不是胜利还是不胜利，或者大胜利还是小胜利的问题。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后胜利已经看得见了，虽然还未到手，但是望得到了。美国困难很大，他们不仅要管越南、管亚洲、管太平洋，还要管欧洲和其他地方。另外，还要管日本。它本国有很大困难。美国有两种人，一种是白人，一种是黑人。两种人都分阶级，现在都初步觉悟起来了。有许多事情是过去不可能见到的，比如，美国整营军队拒绝执行命令，不愿去越南，广大群众示威把征兵中心包围起来，还把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包围起来，群众示威有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民航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坚决对民航系统进一步实行军管。

1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一九六七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汉文版、少数民族文版、外文版共八千六百四十多万部，《毛泽东语录》三亿五千万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四千七百五十多万册，《毛主席诗词》五千七百多万册。毛泽东著作已发行到全世界一百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

12月27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批准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刘瑞森应予结合。”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稿，批示：“照办。”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132)任组长。

12月29日　晨，审阅姚文元十二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两报一刊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批示：“姚文元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去掉了几个浮夸的形容词，请你们酌定。”去掉的形容词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一语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最高水平的”。

同日　下午，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方针等问题。同意按前四卷编辑体例，选入有关理论、政策、方针和重大问题的文章，并说：要选那些现在还有用处的，没有多大用处的不要选。有些手稿，将来再说，现在不选。讨论到拟选入《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文章可一篇一篇先发表时，毛泽东说：可先内部发表。

————————————————————

(1) 王任重，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迫害，1978年8月恢复工作。

(2) 王洪文，当时是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后任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主任，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1971年1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王洪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 杨成武，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67年1月11日、3月、9月又先后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在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被撤职并关押。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1974年11月杨成武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平反。

(4) 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7年1月又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 1967年1月9日发出的这个《紧急通告》说，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为此，《紧急通告》提出冻结流动资金、不准发放较高劳动工资等10条规定，并责令上海市委、市公安局照此执行。

(6) 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文。

(7)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9年6月9日在北京去世。1974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通知》。

(8)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又任中央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至1969年4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秘书长任至196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至1972年10月）。1975年1月又任国防部部长。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69年4月任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又任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9) 王新亭，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立清，当时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

(10) 谢镗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曼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1) 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

(12) 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13)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1968年5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12月又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1974年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9月在北京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文化大革命”中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活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拘留审查，开除党籍，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14) 李再含，1967年2月、5月、12月又先后任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贵州省革委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5月被撤职。

(15) 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7年1月被关押。197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1975年2月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志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1975年3月、5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73年3月任第一政治委员）。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16) 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1968年2月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3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3月）。1971年3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北省军区政治委员。江渭清，原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4年12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革委会主任。1975年9月又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7) 李大章，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1968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2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8月）。1971年8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5年11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1年4月、5月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3月、7月、8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8月又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18) 韦国清，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8月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至1975年10月）。1970年4月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2月）。1971年2月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至1975年10月）。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0月又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1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0年4月任福建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1年4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72年4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刘俊秀，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

(20) 余秋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1970年6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3年8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21) 章伯森，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1967年8月任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1968年4月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22) 参见此处1967年1月21日第4条毛泽东关于处理贵州问题的批示。

(23)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至1969年4月，1973年8月任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1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4) 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1967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

(25) 卡博，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巴卢库，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

(26) 王树声，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11月任第二政治委员）。

(27) 罗瑞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5年底遭林彪等人诬陷，被调离军事方面的领导职务，1966年5月又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解除其他职务，被关押。1973年解除监禁。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28) 指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

(29)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1967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5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12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8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30) 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代理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王其梅，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

(31) 曹祥仁，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叶飞，原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8月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5年1月任交通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32)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9年4月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1967年3月、4月、5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3月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1月任第一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2年3月26日去世。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宣布开除谢富治党籍。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33) 指没有让《人民日报》转载1967年1月7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登载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34) 沙石峪，位于河北省遵化县境内，属于石灰岩山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张贵顺的带领下，村民在青石板上挑土造田，开展生产，以“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精神闻名全国。

(35) 叶群，当时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1967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13日与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叶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36)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1968年3月又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成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任政治局委员）。1975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37) 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1971年5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3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4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1974年4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区梦觉，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38) 陈郁，当时任广东省省长。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1968年2月、3月又先后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广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9年4月、8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黄永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39) 陈德，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40) 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召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干部会议。

(41) 苇河，旧县名，1948年并入黑龙江省尚志县（今尚志市）。

(42) 郑三生，1969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43) 吴德，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理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4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5月任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3月）。1970年6月又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1971年3月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1972年5月任第一书记）。1972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维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6月任司令员）。1967年4月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82年12月复出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被撤职并关押。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1975年4月傅崇碧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44) 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45) 指刘少奇。

(46) 刘贤权，当时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均至1968年3月）。1967年8月又任青海省革委会主任、青海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3月）。1968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1969年5月改任司令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6月又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1971年3月又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47) 指“三结合”的阶段，即由造反组织负责人、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实行“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

(48) 刚果（布），全称为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1968年12月改名刚果人民共和国。

(49) 彭德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首要成员。1965年9月重新工作，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又受迫害。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去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

(50) 薄一波，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刘澜涛，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安子文，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杨献珍，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3年3月至1955年8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院长。1955年8月至1961年2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1961年2月至1965年9月任副校长）。1965年9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在1931年前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这个批示把薄一波等错定为“自首叛变”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迫害。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51) 韩先楚，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至1967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1967年5月又任福建省军管会主任（至1968年8月）。1968年8月又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4月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

(52) 甘渭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四政治委员。

(53) 刘结挺，曾任中共四川宜宾地委第二书记。

(54) 粟裕，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11月任第一政治委员）。1975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55) 李成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56) 范文同，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57) 陈永贵，当时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昔阳县革委会主任、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1970年11月又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1971年4月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58) 梁兴初，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1968年5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2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59)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因1967年7月20日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受迫害。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钟汉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因1967年7月20日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受迫害。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建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至1967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1月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6月、10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11月改任第二政治委员）、河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3月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60) 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

(61) 文敏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纪登奎，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8年1月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任政治局委员）。1969年10月又任河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3月）。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3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2年5月任第一政治委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戴苏理，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62) 指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63) “八一五”是当时重庆大学的一个群众组织。

(64) 梁、张、甘、韦，指梁兴初、张国华、甘渭汉、韦杰。韦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65) 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公社”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后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0年6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4月因反革命罪被逮捕。1981年因患癌症被保外就医。1982年6月被免予起诉。李庆林，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另一群众组织“井冈山造反兵团”负责人。

(66) 指中共中央1967年5月7日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于1967年5月15日发出。

(67) 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正在济南养病。

(68) 指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

(69) 张，指张达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196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冼，指冼恒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1月又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5月又任甘肃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2月）。1971年2月又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詹大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

(70) 胡继宗，原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副省长。1968年1月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5月又任甘肃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2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71) 指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

(72) 蓝亦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副政治委员（1967年7月任政治委员）。1969年4月、10月又先后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1969年11月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贵州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代理组长（至1971年5月）。1971年5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

(73) 伍豪，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主席毛泽东署名的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

(74) 唐闻生，当时是外交部翻译室翻译。1974年3月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王海容，当时是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1971年7月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5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7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75)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王力、关锋起草的。

(76) 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代理部长（至1968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9年7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77) 1967年6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悍然对阿联、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我们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战争。”6月7日，北京举行30万人示威游行，拥护中国政府声明。

(78) 指当时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79) 张、冼、杨，指张达志、冼恒汉、杨嘉瑞。杨嘉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80) 林铁，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8年3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9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

(81) 刘子厚，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68年2月、3月先后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2月任主任）、河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2月至5月任组长）。1971年5月又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1972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82) 阎达开，原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72年8月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

(83) 余立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在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被撤职并关押。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1975年8月余立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政治委员。

(84) 孟夫唐，原任湖北省副省长。

(85) 指当时武汉的“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3个群众组织。

(86) 龙书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司令员。1968年4月、8月、9月又先后任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至同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1971年5月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87) 李作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3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李作鹏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88) 指当时武汉的3个群众组织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

(89) 这里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90) 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

(91) 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1975年1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92) 谢富治、王力是到武汉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

(93) 7月22日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叶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等开会，让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随即回北京。

(94)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和政治委员蔡炳臣。

(95)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于1967年7月26日公开张贴，7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96) 张香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1973年8月任副部长）。

(97) 程世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70年11月又任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68年1月又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0年12月）。1970年12月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98) 指《毛泽东选集》第1—4卷，阿尔巴尼亚曾于1962年出版了阿尔巴尼亚文本。

(99) 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1月任部长）。1970年7月又任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1974年11月任部长）。1970年7月又任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4年11月任组长）。

(100) 这是陶铸1962年和1964年先后出版的两本书。

(101) 这个组织利用1967年5月报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传单。此案不久即查清处理。1968年，又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102) 李井泉，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1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03)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04) 许世友，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1968年3月又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3月又任江苏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0年12月）。1970年12月又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05) 林彪1967年8月9日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时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

(106) 龙潜，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浙江省军管会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107) “红总”是当时江苏省的一个群众组织。

(108) “八二七”是当时江苏省的一个群众组织。

(109) 曾思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1968年2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3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3月）。1971年3月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刘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2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3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3月）。1971年3月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10) 白如冰，原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省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0年6月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11月任主任）、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至1971年4月）。1971年4月又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1973年8月任第二书记，1974年11月任第一书记）。1975年8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11) 南萍，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3月又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浙江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1月）。1971年1月又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1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12) 陈励耘，1968年3月又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浙江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至1971年1月）。1971年1月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

(113) 阮贤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9月前曾任浙江省军管会副主任。

(114) 杜聿明，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黄维，原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第12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王耀武，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2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

(115) 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68年5月又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5年2月任军委常委）。1970年3月又任辽宁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1月）。1971年1月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2月又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116)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在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又受迫害。1976年7月1日去世。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为张闻天平反。王稼祥，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去世。1979年3月得到平反。

(117) 姚登山，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

(118) 杨栋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司令员。1968年1月又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刘瑞森，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1968年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常委。郭光洲，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8年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黄先，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江西省副省长。1968年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陈昌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独立师师长。1968年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69年8月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72年11月任司令员）。

(119) 黎原，当时任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军长。1968年4月又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4月至5月又任湖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5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华国锋，当时任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1968年4月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5月代理主任）。1970年5月、10月、12月又先后任湖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1年1月又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4月任第一副主席）。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2月任代理总理、4月任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120) 方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第15军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1968年1月又任武汉市革委会主任。张纯青，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第15军政治委员兼武汉警备区政治委员。

(121) 王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1年7月又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

(122) 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123) 徐以新，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24) 黎清毅，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黄文欢，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125) 这个文件是毛泽东视察时谈话要点记录的整理稿。

(126) 这一句中的“阶级和群众”，在1968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中和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为“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

(127) 孔石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王首道，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1968年2月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

(128) 安斋，即安斋库治，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书记处书记。

(129) 解学恭，当时还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969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天津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70年4月又任天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5月）。1971年5月又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130) 阮春龙，当时任越南南方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

(131) 阮文广，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

(132) 康健民，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4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1970年3月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8月）。1971年8月又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1968年　七十五岁

1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月6日　下午，审阅姚文元本日送审的关于江西省革委会成立的新华社新闻稿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批示：“在两件中各去掉了几句不大妥当的话。”在新闻稿中，删去“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社论稿中，删去“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新闻稿和社论发表在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1月8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艘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最近由国家验收。

1月11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全国各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通知》稿。

1月1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听取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工作汇报。谈到云南有八百人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时，毛泽东说：不够，再来八百人。

1月16日　阅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反映一九三二年《国闻周报》、《申报》、《时事新报》上载有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来信。毛泽东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同意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语。批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支左不支派。”

1月30日　阅黑龙江省革委会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报告，批示：“康生同志：此件请考虑可否转发各地，引起注意。请与碰头会各同志一商。”黑龙江的报告说，全省各级革委会充分依靠和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积极开展深挖叛徒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2月4日　阅周恩来、康生、江青、杨成武、谢富治本日送审的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周恩来等在送审报告中说：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目前必须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并告林彪同志。”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2月5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2月7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胡志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在座。谈到越南的抗美战争，毛泽东说：过去有许多人总认为，越南打不赢美国人。他们的理由是，越南人少，物质差；美国工业大，军队多。表面上看似乎是对的，但实际上不对。美国武器多，一打近战它那些武器就没有作用。比勇气、比战斗力，他们就更比不过你们了。一个国家去侵略人家，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就不喜欢它。越南人民不喜欢美国人，连伪军也不喜欢美国人，因为它控制人家。这样它就脱离人民，十分孤立。这个战争，你们胜利是肯定的了，就是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过时间也不长了。在农村扩大些地区，多歼灭点敌人的有生力量，大城市可以放到后头来解决。南越战争发展到目前阶段，在军事上，建议你们组织几个野战兵团。一个野战兵团一年打三四仗，歼灭敌人成建制的有生力量。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由你们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作出决定。相信劳动党中央会在新的情况下找到新的办法。

2月10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二月九日送审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的批语稿，批示：“送林、周再阅。加了一段，请酌定。”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是：“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过错误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有成绩的要宣扬他们的成绩，把他们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当然，首先要使自己弄正确。如果自己有错误还没有改正，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文件于本日发出。

2月11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毛泽东说：云南训练班要来一千多人，各派，包括军队的，都来。河北的办法还是开办训练班，地方两派、军队两派来几百人，到北京来开办训练班。有话不当面讲，又在后面挑，是两面派。高级领导同志的夫人、子女都不要参加派，要超脱。中央可以考虑发个通知。把破坏铁路的人同革命造反派区别开，这个方针好。造反，要看造谁的反，不能造无产阶级的反，不能容许破坏铁路。河北省革委会办事机构小，只几十个人，能办到的话，很好。

2月12日　针对浙江造反派要打倒江华一事指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之列。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时，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

2月18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二月十四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稿，批示：“在第六条的一句作了修改，请酌。”通知稿共十一条，其中第六条说：“在一个单位因为派别斗争分裂成两个生产领导班子、两套财务会计、两个金库、两个银行账户的，必须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二月底以前迅速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毛泽东将其中的“二月底以前”改为“文到一个月内”。这个紧急通知于本日发出。

2月　阅陈伯达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发展电子工业的报告，批示：“请总理处理。”陈伯达在报告中提出，对这个问题，是否可由科学部门、计划部门和工业部门召集一个专门会议，考虑一个方案，统一部署，作出计划。

3月2日　阅炮兵原副政委欧阳毅的妻子陈民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批示：“林彪同志：此件请你看看，是否交成武他们查明处理。”陈民来信反映，最近炮兵机关对欧阳毅的批斗更甚，恳请给他以活动自由。同日，林彪批示杨成武：“请遵照主席批示，认真查明处理，俟有结果，盼告。”

3月7日　阅空军司令部二月十三日关于援越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鉴于援越飞机要在我国使用一段时间，建议把援越的飞机和我空军使用的飞机一样，喷上毛主席语录和在座舱内镶装毛主席像章。改装训练结束后，照样移交给越方。毛泽东批示：“林、周再阅，退成武办。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3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掀起春季农业生产高潮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切实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广大农民要坚守生产岗位，搞好春耕生产。

3月10日　审阅周恩来等三月八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稿。通知稿中说：“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加写：“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

3月12日　阅关于一项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删去其中一句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注：“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3月中旬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二月十四日关于将住在中直招待所的十三名原省、市、自治区负责人(1)分到中央办的学习班学习的具体方案，批示：“应由碰头会商定，请总理办。”十七日，周恩来批注：各人情况不同，应遵照主席批示，先在碰头会上认真地一个一个地讨论，才能进行具体安排。

3月17日　阅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三月十六日关于答复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对我外宣工作批评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去年三月威尔科克斯来访时，提出我国对外宣传工作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与英语国家的群众格格不入，易引起反感。主要原因是没有调查研究宣传对象，报道的事实和背景没有交待清楚，形容词太多，外国人不易理解和接受。去年十一月，他又委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达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说“中国同志应很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希尔是反对威尔科克斯的意见的。对他们的意见，我们主要答复了三点：一、愿意倾听兄弟党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二、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我们是非常克制的，不但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而且克制得过分了，群众有不少意见。在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和宣传上，我们完全同意希尔的意见。三、在宣传形式和语言方面，我们的工作是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的。改进对外宣传工作，需有一个时间和过程。毛泽东批示：“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此事我已说了多次。”

3月18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3月20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意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3月2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2)的命令，和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3)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命令。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杨、余、傅的所谓“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

3月23日　阅本日《参考消息》摘登的香港《大公报》三月十八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日子》。这篇文章认为，当前西方的金融恐慌，很有些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大恐慌的模样了，而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和转嫁危机，通常是以战争寻找出路的。文章说：“从四十年前看现在的局面，说相同也相同，说不同也不同。西方经济大恐慌山雨欲来，但是，它们是否能够从大规模的战争上寻找出路，却大有疑问。”毛泽东写批语：“结论不一定对，还是会打的。”“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各同志阅。”

3月25日　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的团以上干部，各军区在京参加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等，共一万余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陪同接见。

同日　审阅林彪本日报送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名单，名单如下：黄永胜（组长）、吴法宪(4)（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毛泽东批示：“照办。”

3月25日、28日　两次审阅陈伯达、姚文元报送的两报一刊社论稿《革命委员会好》。二十五日，在二月十九日的送审稿上批示：“等几天，加以修改，即可发表。”二十八日，将本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第二页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一句，改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并批示：“照发。在第二页上有一点修改。”这篇社论发表在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一期。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两段话：“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3月2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中共中央祝贺缅甸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电报稿。毛泽东将贺电稿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一句中的“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修改后批示：“有修改。请注意：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二十八日，阅康生二十七日关于致缅共贺电问题的检讨报告，批示：“注意到了，就好了。对外刊物和出版方面似有不少问题，可否请康生、伯达、文元三同志主持召开一二次座谈会，研究改善办法。”“送林、周、伯达、文元同志亲启。退康生。”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同徐向前等几位老帅谈话。谈到一九六七年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时，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

3月28日　下午，和林彪、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谈话。谈到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太多时，毛泽东说：我的秘书只负责收发，所有文件拿来我自己选。人少事情集中，办事还快一些。总理以前有二十多个秘书，减到十八个，现在有四个。身边人不要多，要精干。机关不要庞大。谈到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办事组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谈到部队干部问题时说：先作小调动，后作大调动。一个军区里面也可以调动。大调动就是从这个军区调到那个军区。在一个军区住久了，家当大了，就调不动了。聂凤智(6)不要停职，叫他学习，像陈再道一样。

3月29日　阅康生三月二十八日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中国公开发表其纪念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声明的报告。报告说：这是兄弟党中央的文件，他们在国内都讲毛泽东思想，如果要求他们改，可能发生误会。请主席指示，是否可以登载。毛泽东批示：“这些材料，请你们酌定，我不看了。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本日《人民日报》照原样刊登了缅共的声明。

同日　阅周恩来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北京大学发生武斗等问题的来信和关于该校武斗情况来电话的记录，来信建议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一谈。次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3月30日　阅黑龙江省革委会三月十九日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进行的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一、在分配方向上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把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二、组织各院校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高觉悟，准备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将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调配计划、个人志愿以及调配名单等，如实交给毕业生，听取意见。四、建立并充分发挥“三结合”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的作用。毛泽东批示：“总理、伯达同志：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4月4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4月6日　审阅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三月三十日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批示稿，批示：“照办。”湖南的报告在讲到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处，点了杨成武、张平化等人的名字；中央的批示稿中也点了张平化的名字。周恩来送审时，在中央批示稿上写了一个注：“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湖南省革筹小组代表均主张点张平化的名，可否，请主席决定。”毛泽东删去几处杨成武、张平化的名字，并批示：“请周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批示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报告于本日发出。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一份帮助培训外国人员的文件，删去文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前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个字，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4月10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4月上旬　阅聂荣臻四月七日来信。信中说明了自己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并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毛泽东批示：“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四月十日，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向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内容。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月14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4月16日　审阅有关部门起草的毛泽东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稿，作了个别改动，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并请在碰头会宣读通过，可能还有修改之处。”声明于四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指出：“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4月20日　会见胡志明，周恩来在座。

4月23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追授门合(7)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的命令》稿和《门合同志英雄事迹的简要材料》。毛泽东审阅时，将两件中多处“无限忠于毛主席”，全部改为“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

4月29日　会见由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周恩来在座。

同日　审阅陈伯达、姚文元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稿《乘胜前进》，批示：“可用。请考虑，用两报一刊的名义，是否更好些。应在碰头会读一次，征求意见。”这篇稿子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于五月一日发表时，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4月30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5月1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与首都五十万群众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

5月8日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把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几位副总理、元帅请来一起谈。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群众提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公安系统也有好人，我才不相信公安系统都是坏人。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也有一部分表现好的。大学生成分比例不同，有的还是要分配他们工作。谈到抓人和“逼供信”等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有些人你何必抓他，他自己又跑不了。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搞逼供信的人，就好像我们长征中抓虱子一样，捉少了不满意，抓多了才满意。一抓起来就没有下文了，被挂起来了。总而言之是时候了，中心问题是不要逼供信。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去这样供。这样做不好。这一股风要刹下来，要好好清理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谈到“伍豪启事”问题时，毛泽东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5月11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开会。毛泽东说：对犯错误的人的检讨，反正老怀疑，不满意，说他没有触及灵魂。河南的纪登奎，斗了一百多次，斗争起来，尽弯腰，搞“喷气式”。过去斗争陈再道都不这样嘛！老人坐“喷气式”怎么行？共产党历来有一个传统，叫做摆事实，讲道理。琴不要拉得太紧，拉紧了弦要断的。凡是把人家搞得这样苦的，一定自己心里慌。陈伯达你不要管福建了，越管越坏。你这个人，不能办具体的事。不要单独行动！“五一”你找学生谈话，为什么不叫上文革小组的同志商量一下再谈？事情要多找几个人商量，单独找人谈话是很坏事的。你不是懂马克思主义多些吗？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跑到哪里去了？你那个马克思主义最好读一读，最好要实行。在中国讲马克思主义嘛，有些东西你又不实行。我看你成了习惯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对有些犯错误的人，有所批评就够了，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让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使人毫无出路。在延安就搞过这样的事，三天大会、抢救运动，都有偏差。两条路线斗争，并未像现在这样斗法，如中央苏区没有这样搞。尤其不要搞群众。有坏人，由工人、农民、学生自己去清理。什么叫反革命？“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坏人总是极少数。对工厂、学校就要注意点。百分之九十几是左派、中间派。上海交大、复旦、师大二百多反动学生，弄多了，正在检查。任何肃反都要约束在百分之五。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搞红了眼，势必搞逼供信！对文艺界，无论哪一界，不要登报点名，只能搞骨干分子。总之，要重证据和旁证。包括反革命，也要给他一条出路。另一条是不要老是检讨没有个完。如果在本厂不行，可换一个厂，也可监督生产。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5月16日　阅国防工业军管小组五月十四日关于请毛泽东接见本系统专业会议代表的报告。报告说，七机部某办公室正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召开会议，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恳切请求主席接见。毛泽东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下面划了两道杠，批注：“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此事请康老(8)在碰头会上提出并讨论一下措施。”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5月19日　阅姚文元五月十三日报送的新华社内部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内部稿写道：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在发动广大职工开展对敌斗争中，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他们的经验是：一、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团结；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这个材料转发全国，要求参照执行。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5月中旬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决议的批示》稿。批示稿指出：“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决议。”毛泽东批示：“照办。”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决议说：“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有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对于中断铁路、交通运输，破坏铁路、交通设备，袭击车船，杀人劫货，煽动停工停产等反革命行为，要坚决给予打击，对幕后操纵和带头肇事者，要严厉法办，以确保铁路、交通运输的畅通和运输物资的安全。”

5月20日　晚上，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9)、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谈到一些部门和地区打倒老干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听说军事科学院“红造派”在造叶剑英的反，黄永胜同志要给他们做些工作。他们统统要打倒，包括叶剑英、粟裕、王树声、钟期光、宋时轮(10)等，都打倒怎么行？钟期光没有多大政治问题吧。说粟裕在新四军军部发了一个电报给一个日本人，投降了日本，我就不信。这个人是革命的，同敌人谈判是有可能的。现在就是有些人，认为和敌人接触了，就不得了啦。其实，同敌人接触得最多的是我，其次是周总理。干部统统打倒了，那怎么行？外交部也没有统统打倒。有的人可以一边站嘛，站几年还可以工作。不要轻易点名，统统打倒了，自己就舒服了？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姚依林(11)也打倒了？我看这个人很老实。我们是共产党，包括在座的各位副总理、各位老帅，就是不要怕群众。人家要打倒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总是有一点原因嘛！有错误，应该检讨。军事科学院要打倒叶剑英，因为你是院长嘛，很多学院也归你管。人家要打倒你，总得找些材料。那些材料我都看了，那是不过硬的东西。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现在黄镇、耿飚(12)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是了。我就不相信陈再道会要整我，陈再道当时并没有害我之意。彭绍辉怎么也打倒了？听说他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就不能工作了吗？不管有什么错误，过一个时期统统算了。中间派要用，右倾的人有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要用。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还是你（指林彪——编者注）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法国十七日罢工，十九日发展到二百多万人，九十个省罢了工，铁路也瘫痪了。一九一七年到现在没有什么大罢工，世界大战后很少有这样大的规模。欧洲工人阶级是有革命传统的，世界革命应该回到法国去了。法国十八所大学，现在大学生占领了十六所。他们说，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现在他们就搞得很好嘛！镇压是不行的。事情到一定的时候是要变的。巴黎公社，开始马克思没有参加，是无政府主义，后来还不是有了政府吗？

5月21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送审的北京工人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删去声明稿中当今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极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力量”这段话；删去文末的口号“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并批示：“最后一句口号可以去掉，中间有几句自吹的话也去掉。”这个声明在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

5月2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几内亚、马里联合友好访华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革命胜利以来，变成了新的国家，但时间还很短，各种工作刚刚开始。你们两国的进步不小，政治上独立了，现在又团结在一起。你们自己要学会技术，如勘察、设计、施工、运转，可以让技术学校的学生到现场学。我们也要帮助你们训练技术人员，这样我们的人走了，你们的人就能搞起来。

5月28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尼泊尔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比斯塔，林彪、周恩来、陈毅在座。谈到经济援助问题时，毛泽东说：主要看实际行动，看对你们是有利还是有害，要看是真正的相互友好，还是假的友好而实际上是拆你们的台。给你们附有政治、经济条件的援助，对你们有害，不好。谈到中印关系时，毛泽东说：印度这个民族还是好的，无论哪国人民都是好的。印度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我们两国还有外交关系。

5月29日　阅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六月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印发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

5月　同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谈话时说：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

6月3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一些军队领导人谈话。谈到学生闹事时说：我们的方针叫做一不压、二不管、三不怕乱。聂元梓、蒯大富天天叫，他们的日子不好过，队伍不多了。聂元梓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没有当上，只当了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13)是中间派。蒯大富直接写信给中央，说不得了啦，只有那么几个人了。总之，学生闹事不要管。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怕别人贴标语，别人贴标语就要抓人。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谈到广西武斗的情况时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

6月12日　在一份规定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的外宾接待计划上批示：“不要。”

6月15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和国家计委关于编制分配计划草案的报告。

6月1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

6月2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陈毅、李先念在座。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北京的学生、工人闹得天翻地覆，但基本上还是有秩序的。有些人着急了，说两年没有上课了，那怎么办啊？实际上他们也上了一课，就是文化革命的一课。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接收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对他们进行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这要谨慎，要有辨别，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多数。如外交部有三千多人，搞了那么庞大的机构，但坏的也只有几个。谈到国际问题时，毛泽东说：任何民族都有其优点，正如你们跟我们一样有优点。当然我们要看到自己有缺点，但就整个民族来说，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对苏联我们也是这样的看法，对法国也是这样的看法。戴高乐他镇压人民，我们不高兴，他抵制美国，我们是赞成的。

6月30日　下午，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其他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你们应该到群众里面去，现在到时候了，要到群众中去，不要当老爷。什么三反(14)分子，我就不同意。有些人思想可能有些问题，但不一定像你们所说的是三反分子。

6月下旬　审阅陈伯达、姚文元六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两报一刊社论《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七周年》，批示：“照发。”社论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了。”“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发扬我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篇社论发表在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一期。

7月1日　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七周年文艺晚会，听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7月3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稿，批示：“照办。”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布告于本日发出，通称“七三”布告。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今年学校放暑假问题的通知》稿，批示：“照办。”通知要求：小学、初中，按照过去规定时间放暑假；高中、中等专业学校和大学不放假，要加紧进行高中毕业生的安排和中等专业学校、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7月8日　阅李先念、李富春七月七日报送的《国务院业务组关于一九六七年度粮食情况简报》。简报说：目前我国粮食还是很不充裕的，因此必须继续努力，做好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进一步注意搞好合理负担，消除在同一生产队又购又销的现象；继续增加生产队的粮食储备；严格控制粮食销售，进一步减少农村销量，逐步增加国家粮食库存；注意解决仓储保管问题，实行一般分散、适当集中的保管方针，努力避免损失，以利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批示：“先念、富春同志：此件已阅。所拟政策，望坚决实行。”

7月上中旬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七月八日《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我援外军事人员现在仍称“军事专家”，“军事专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术权威”的称呼，与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军援外人员身份不相称。建议将“军事专家组”改称“军事工作组”，其人员按行政职务和工作性质，分别称组长、教员和翻译。毛泽东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八月六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再次写报告，建议将“军事专家组”改称“军事组”。毛泽东批示：“林副主席、总理再阅。此件缓发。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

7月12日　下午，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谈到控制派性冲突和武斗问题时，毛泽东说：多找些两派的人谈一谈，使他们自动把枪交出来，不要军队去收。做工作不要只来几个人，两边多来一些人，一派一派地谈。有些人就是不懂，不愿意到对立方面去。对拥护你这一派的人还要做什么工作？就是要到反对你的一派那边去才有工作可做。你们凡是做一件事，甚至一个动作，都要想到反面。谈到大学教育问题时说：我看还是从工人中选调大学生。做三四年工，再到学校学两三年，又有文化，又有经验。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7月17日　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要求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召开九大和八届十二中全会四个问题。二十一日，圈阅周恩来关于中央文革碰头会七月十八日讨论这四个问题情况的报告。

7月18日　阅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七月十五日关于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中央七月三日发出的布告，湖南驻军迅速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经过宣传，有的人主动交出武器，撤出工事，停止武斗。大家体会到，要落实布告，必须大张旗鼓地搞好宣传，从政治思想入手，充分发动群众。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指出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是揭露和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望你们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7月19日　阅浙江省革委会核心组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江华等人的请示报告。陈伯达起草的送审报告说：浙江省革委会核心组来电请示，将在《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15)。小组碰头会上议过，拟予同意。毛泽东批示：“暂不批。”

7月21日　审阅陈伯达、姚文元七月二十日报送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调查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组织新华社、《文汇报》记者撰写的。毛泽东对调查报告和编者按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照发。”《人民日报》七月二十二日发表这篇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七月十二日谈话中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一段话。

同日　审阅批准周恩来本日关于派遣和增补一批军管人员到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请示报告。此后，一批军管人员陆续被派驻到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

7月24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稿，批示：“照办。”布告指出：最近在陕西省的一些地方，连续发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的解放军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等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这个布告于本日发出，通称“七二四”布告。

同日　阅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七月十六日《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举办了第一期释放学生犯学习班，收效很大。我们的体会是：一、对犯罪的青年学生，很需要做争取教育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二、从政治上启发觉悟入手，以自我教育为主，是促使他们自觉认罪，把他们争取教育过来的有效办法。三、专政机关的一套旧的办案作风和办案路线，必须大破，非改不可。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阅。这样做很对。对犯罪者应当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同日　阅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关于伍晋南(16)到京参加学习班时应向群众作检讨的报告，批示：“伍晋南还是应帮助他作好检查，站出来工作。”

7月25日　阅在北京举办的新疆学习班联络组关于新疆学习班各界代表活动情况的一批材料。其中第一件说：七月二十四日下午，新疆“三新”代表邀请部队代表开拥军谈心会，称赞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成绩，检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解放军的错误言论和行动。毛泽东批示：“建议将第一件发到广西班、徐海班、福建班、云南班及西藏班。”

7月26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七月二十四日关于陆、海、空野战军团以上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三期请求接见的报告。报告建议请一些受过冲击的军区负责人参加接见，毛泽东在所列名单中加上了周兴(17)的名字。

7月27日　由毛泽东决定，向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校内向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毛泽东闻讯十分愤怒。

7月28日　晨三时半至八时半，接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18)。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吴德等在座。毛泽东一开始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进清华大学背后有黑手的说法，毛泽东说：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19)；（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谈到红卫兵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不适用于北京，那就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谈到文化大革命和武斗等情况时，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谈到教育革命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没有讲文科都不办。文科要不要办，我看还是要办的。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毛泽东最后还说：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同日　派谢富治和吴德到清华大学去制止武斗。

7月下旬　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煤炭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决议》的批语稿，批示：“照办。”经毛泽东批准召开的全国煤炭工业战线会议于七月二十二日作出决议，提出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现革命化，要精兵简政；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抓革命促生产，掀起煤炭生产建设新高潮。中央的批语和这个决议于七月二十四日发出。

8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革命大联合协议》，批示：“照办。”协议中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听到新疆两派达成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下一步准备搞革命大联合协议时说：“好！好！”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福建省各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大力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批示：“照办。”

8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几内亚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迪亚比上校率领的几内亚军事代表团，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王新亭在座。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建设了一点东西，革命还没有完，问题很多，但大局已定，广大人民是要前进的。这两年是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不能搞。我们的经验中有些部分可以供外国参考，我不赞成把中国的全部经验都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谈到非洲的情况时说：非洲的政变和我们过去的军阀混战差不多，都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应该摆脱一切国家的干涉，不管什么国家。要独立自主。

8月4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知》稿，批示：“照办。”

同日　批示同意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八月三日关于温玉成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建议。

8月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阿沙德·侯赛因和夫人，周恩来、康生、江青、韩念龙在座。双方讨论了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国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还说：美苏提出全面彻底裁军，你相信吗？什么全面彻底裁军？全面彻底扩军，准备打仗。你们希望我们进联合国是好意，但联合国作了决议，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有理由不能进。美国军队在越南不是侵略者，胡志明倒是“侵略者”，美国人可以到越南打仗，越南北方倒不能帮助越南南方，倒是“侵略”。

同日　阅解放军报社临时总编小组本日送审的《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一阅。然后退还解放军报总编小组。此件可以试行，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修改计划。人民日报也要试作计划。而要有一个像样的计划，就非征求若干基本读者的意见不能成功。”

同日　阅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八月四日《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稿，批示：“（一）完全同意。（二）郑维山应参加领导小组。（三）领导小组要经常开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经周恩来修改的这个意见稿说：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和中央“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的工作中，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要对学生、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8月8日　下午，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等谈话。谈到工人宣传队进学校制止武斗时，毛泽东说：工人串连这样快，没有料到，可见武斗不得人心。宣传队、军管代表进学校不要急于表态，要他们联合。要一个一个研究怎么样表态，促成联合。要告诉他们，两派的小报不要对骂，不利于联合，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谈到学生中的造反派及其头头的问题时说：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四大自由，我看现在什么自由都没有。清华两大派打，有什么自由？双方报纸互相骂，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又不能自由辩论，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也没有自由。他们都是武斗集团，不知有多少个中心。所谓“五大领袖”(20)，群众不信任他们，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们，学生不信任他们，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们，只有几百人能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当了什么委员、副主任，就不得了喽！谈到八月五日把外国友人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引起全国震动的事情，毛泽东说：这是个偶然事件，现在变成了政治事件。我没有见到芒果，我告诉汪东兴，我们不吃，送给工人宣传队。谈到抗战时期山西成立的牺盟会问题时说：不能把牺盟会、同志会都说成是坏的，我们还派人进去做工作，牺牲救国嘛！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召开国防工业部分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通知》稿和《关于召开冶金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通知》稿，批示：“照办。”

8月10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广州工人、贫下中农到大学宣传两个布告的情况报告》等材料。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提议：将广东全面动员、广泛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工农兵联合行动，劝阻各处武斗的一个月来的成绩和经验，由军委办事组写一个综合报告，提请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并拟一批语，通知全国执行。毛泽东批示：“同意。”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并批注：“在常委四十人名单中漏列周兴，应补上。”

8月13日　阅解放军报社总编室编印的《军报生活》登载的《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和《海边防指战员对办好报纸的希望》两份材料。两份材料分别介绍了解放军报社七月二十八日和八月二日举行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批示：“这两个座谈会所提出的意见，有很多都值得注意，应当采纳。他们的意见，无非是说，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此件请送林副主席一阅。”第一份座谈会材料讲到，有代表提出希望很快恢复“思想战线”栏目，毛泽东批注：“如恢复，此四字宜重写。”(21)这个材料还讲到，“记者到‘三支两军’前线去得少”，“到《解放军报》找人很困难”。毛泽东批注：“官僚主义问题。”

同日　下午，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契和迪尼组成的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周恩来、康生、江青、姚文元在座。谈到反对修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国家有很多革命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修正主义这种东西，中国也有。没有群众运动，是不可能肃清其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是作为一个派别存在的。修正主义世界并不统一，分裂得非常厉害。欧洲是资本主义发源地，那里的资产阶级总是要用各种办法影响工人，影响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在城市中，资产阶级也是用各种方法影响工人。搞选举也好，不搞选举也好，资产阶级总是要影响共产党的。参加选举，资产阶级要收买你；不参加选举，资产阶级照样可以收买你。有议员的党修了，无议员的党也修了。（贝契：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间，是没有人主张参加选举的，在基层是有个别人主张参加选举的。）要用历史经验去说服他们。共产党搞选举，有几十年了。这七八十年来，没有一个党是用选举的办法取得政权的。不应该忘记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并不是选举成功的，而是用战斗打出来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了，应该教育了欧洲人民。决定世界命运的，还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谈到要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要让死人牵着我们活人的鼻子走。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我们要研究，这些人是我们的祖宗。（贝契：我们不但要学习马恩列斯著作，而且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是他们的一个学生，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些东西可以供你们参考，但你们还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国际的经验应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每个国家都有一段时期要学外国的经验。普列汉诺夫、列宁曾向欧洲的党学习经验，但列宁还是创造了俄国自己的经验。照搬外国经验，我们是吃过大亏的。你们要研究我们党的经验，首先要研究我们党犯过的几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几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我们党是如何克服这些错误的。你们要总结欧洲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要总结意大利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谈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时，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完全否定空想社会主义的东西，而是批判地继承，继承其合理的部分，从那里发展出科学社会主义。现在中国红卫兵有一种思潮，旧的东西一概要否定，这种思潮是不对的。马克思不是这样。

8月14日　阅陈伯达、姚文元本日送审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金沙水拍云崖暖——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批示：“照发。”这篇社论于八月十五日发表，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话：“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8月16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八月十四日《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批示：“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上海市的报告汇报了他们在宣传、学习、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收缴武器，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实践中的一些体会。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这个报告。

8月中旬　审阅修改陈伯达、姚文元八月十六日报送的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写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批示：“照发。略有修改。”将文中“挑动工农斗学生”，改为“挑动群众斗群众”；将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难道还不该‘奉劝’一下吗？”，改为“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一下吗？”这篇社论于八月十八日发表。

8月17日　晚上，听取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汇报工作。汇报到清华大学两派已经联合起来时，毛泽东说：清华联合起来是大势所趋，不联合不行。清华这个学校，我们一定要占领，搞到底，搞到它斗批改为止。汇报到许多院校长期联合不起来时，毛泽东说：总会有团结的时候，事情总是有始有终。可以军管。北京的学校要有工人、解放军进去。北京八十万工人，抽出十分之一——八万人就够了，实际上用不着十分之一，并不影响生产。完全是工人不行，要有解放军。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22)。解放军对学生没办法，工人硬一些。汇报到战备问题时，毛泽东说：敌人从哪里来还不一定，设防点定多了，有那么多兵吗？过去我们总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工事做多了，就势必要助长守备的思想，没有打运动战的思想。

8月19日　下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谈到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从前我说过，斗批改要靠教职员、工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现在还是不改变这个提法。要依靠教职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清华两派联合起来了，主要是工人、解放军去一冲。上海有一百二十万工人，把大中小学、文艺团体统统都管起来。进去的工人、解放军一直住下去，搞一个工兵学三结合。总而言之，要工人同解放军、学生三结合，从此把大中小学管起来。(23)已经两年多了，不斗不批不改，尽搞武斗。打内战这叫做革命吗？这里面一定有坏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谈到八月五日把外国友人送的芒果转送给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引起全国震动一事时，毛泽东说：你们要看看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偶然性与必然性》，这篇文章强调了偶然性。有很多事都是偶然的。谈到工厂的运动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工厂到现在差不多了，也有少数工厂没有搞好。今后工厂要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三项任务。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九月或十月要开中央工作会议或中央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各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参加会。会议的主题，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24)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现在相差太远，要减下来。

8月20日　审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祝贺福建省革委会成立的社论稿《团结对敌》。将标题改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将文中的工宣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改为“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在文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之后，加写“认真搞好斗、批、改”。这篇社论于八月二十一日发表。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8月2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讨论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都不赞成苏联这种行动。苏联现在是没办法了，不搞，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毫无办法，已经被占领了，群众很愤慨。捷克的石油、粮食、铁矿砂完全靠苏联。罗马尼亚不同，自己有粮食、石油。我们要注意，大庆油田被人家一占我们就没有石油了。说是四川、鄂西有石油，要很快地搞一下，你（指李先念——编者注）要同富春商量一下。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说是为了欧洲的和平，苏联不去就不能和平、东欧就和平不了、威胁很大？美苏争夺欧洲，两家争夺，我们就争取人民，我们同情各国人民，站在人民方面。学生历来是起桥梁作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如此。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不在人多，只要是马列主义党，就一定能胜利。

8月22日、23日、24日　三次审阅修改姚文元的文章《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二十二日，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说：“根据您‘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写了一篇评论，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25)，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毛泽东当天审阅时，将文章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批示：“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对三次送审稿，毛泽东所作修改主要有：（一）在文章第一段讲到当前斗批改的高潮处，于“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后，加写“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二）在第二段，将完成斗批改这个任务是一个中心环节，“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改为“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三）加写第三段：“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四）对第四段，将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改为“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删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批注：“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在这一段讲旧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之后，加写一句：“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五）改写第五段（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六）在第十段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这句话中的“一切”后面，加写“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在这段话之后，加写一段话：“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七）改写第十七段：“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八）在第十八段讲“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使“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之后，加写“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九）加写第十九段：“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这篇文章发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8月23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

8月25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稿，批示：“照发。”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的送审报告中说：“前遵主席指示，由姚文元同志起草了这个通知，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审阅时，在工人宣传队“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之后，加写“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并批示：“照发。”这个通知于本日发出。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

同日　阅新华社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文化革命动向》第一三八三期刊载的一个材料《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批示：“康生、文元同志：二七工厂材料，请你们研究一下。加上北京别的工厂的材料一起，看是否可以写成一个整党文件，以便督促各地执行。”材料说：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现有两个厂革委会，两套领导班子。一套受原来的“红造团”成员拥护，另一套受由大多数党、团员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拥护。由于两派分歧加深，现在两个革委会都处于瘫痪状态。据“红造团”反映，二七机车厂在整党过程中，没有充分吸收群众意见和发展造反派群众入党，就恢复了党组织。恢复后的党支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前原班人马。“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二七机车厂的整党建党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缺点是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就选举了支部委员会。对此，毛泽东写批语：“不吸引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支部成员原班人马太多，看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材料说：二七机车厂军管会认为，“各车间的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到核心作用，所以只能让党支部来加强领导，结果形成了两个中心”。对此，毛泽东写批语：“既然车间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了核心作用，又要支部加强领导，岂不矛盾？”

8月26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八月二十日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九月二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在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示。

8月27日　周恩来在章士钊反映原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之女在南京受批斗的来信上批示：“照顾覃之家属，确为主席嘱办。”

8月28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8月31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报送的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并请总理提向碰头会上一议，加以修改。建议在《红旗》第三期上发表。”同时为《红旗》杂志起草编者按语：“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又批示：“拟发表的材料一篇及按语，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阅，退姚文元同志办。”这篇编者按语和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后来没有在《红旗》杂志发表。

8月　审阅姚文元八月十八日送审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稿，批示：“此文可用。但从十三页起的两节中读起来较沉懵，空话太多，新意太少，宜加删改。并宜接触当前政治斗争。”毛泽东删去稿中以下一段话：“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整个世界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通过各种新闻手段向全世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播毛主席的伟大声音，这是我们对战斗的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支援。”这篇文章退回修改后，发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和九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9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毛泽东审阅时，将附件《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句话删去。

同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胡志明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贺电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作出了贡献。美帝国主义霸占越南南方、分割越南民族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七亿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9月3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报送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批示：“姚文元同志：此件仍有用，可发表。我写的这个按语，是否妥当，请提到碰头会一议。”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语是：“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这篇编者按语和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九月五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

9月4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八月二十八日整理的一份信访摘报。摘报说：最近云南个旧、河北保定等地的群众组织来信反映，他们在“八一”前邀请当地驻军开拥军谈心会、座谈会。会上群众组织的代表称赞了部队的功绩，主动检查了对待部队的一些错误态度。部队同志则主动检查了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缺点和一些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诚恳地向群众赔礼道歉。通过拥军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毛泽东批示：“建议将此件通报全军，普遍开谈心会。”十月四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信访摘报印发全军。

同日　阅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报告说：北京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已于八月二十九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三十一日，我们召集这些学校的宣传队负责人开会，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二、对学校的领导，要相信他们的大多数；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革中的功与过；要帮助学生解决思想问题，办好学习班。三、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基础上，按班系、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进行审查；对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9月5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二日报送的北京市革委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批示：“照办。”本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这个规定。

9月6日　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社论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批示：“照发。”社论说：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篇社论于九月七日发表。

9月7日　同意周恩来本日关于召开庆祝二十九个省市区革委会全部成立的十万人大会的请示报告。当天下午，庆祝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

9月9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关于提前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七卷的建议信。信中提出，《毛选》第七卷文稿拟从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起到十二中全会止，并建议请康生、江青、姚文元三人主编这一卷，争取九大以前出版。毛泽东批示：“待商。”

9月10日　审阅修改姚文元本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稿，批示：“照发。”将标题改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将文中“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革命道路”，改为“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将“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改为“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这篇文章发表在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和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9月上旬　审阅修改姚文元八月三十一日报送的《人民日报》批判组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体会》。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不错，有一些很好的经验，特别在贫下中农掌权和教育体制革命两个方面。可否登下一期《红旗》，并加按语。”毛泽东批示：“照办。”将副标题改为“记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在文中“他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学校的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结合，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开展一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之后，加写“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和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

同旬　审阅修改姚文元九月三日报送的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批示：“照发。”将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调查报告说：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自学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调查报告说：另一位医专毕业生，“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一句话：“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调查报告说：“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毛泽东在其中的“旧医学教育制度”之后，加写“（整个教育制度）”六个字。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9月11日　审阅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九月七日报送的关于宣传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给日本工人朋友们题词的请示报告。在附送的一个广播稿中，毛泽东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十七日，审阅《人民日报》总编室送审的为配合发表毛泽东题词写的社论稿《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删去社论稿中以下文字：“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此外，将三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两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九六二年的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同时，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这篇社论。

9月12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十一日提议召开一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大会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开这个会，向他们打招呼，说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主要是说一下学校中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经历，红卫兵小将所起过的主流作用，他们有过些什么错误、缺点。报告还附注：北京现有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共三万七千九百二十三人，拟在四个人中抽一人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批示：“太多。十人中选一人似较好。”

9月17日　和林彪、周恩来复电霍查(26)、谢胡，答谢他们祝贺中国二十九个省、市、区成立革委会的来电。复电说：前几天，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庄严地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的决定和法令。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退出华沙条约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控制的华沙条约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西欧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其他侵略性条约组织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受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奴役和威胁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同日　下午，和林彪听取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汇报部队工作。汇报到“三支两军”工作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部队比较好，总的方面都是好的。对两派要联合，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军队还是两派都支持比较灵，支一派的总是搞不好。支一派压一派，总是得不到群众拥护的。总政要组织一个可靠的领导班子，加上军管，派工人宣传队不适宜。汇报到评比四好连队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没有打仗，只好按平时的情况来评比。打仗时部队究竟过不过硬，还要将来看，但从平时的作风也可以看出一些。打仗时不仅是连队的问题，还有上面的问题。下面靠勇敢，上面还有指挥问题。我们军队阶级基础好，都是劳动人民。国民党的兵也是劳动人民，我们俘虏过来，经过教育后打仗也打得很好。我们要注意阶级基础，但主要靠干部。汇报到解决徐州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徐州问题，你们把师以上干部找来谈一谈。先找军长、政委两人谈，然后再找军、师的干部谈一谈。叫他们两派要很好团结，军队、地方都是两派，群众也是两派。要找他们谈几次，还是两派联合起来比较灵，一派是搞不好的。现在不搞两派团结怎么办？两派都要，丢掉哪一派都不行。汇报到部队调防问题时说：调动一下好。河南、湖南，把这里的司令调到那里当司令，本人高兴，群众也欢迎。要革命，到处都可以革，为何要在一个地方？老不动就是一个“大鸡窝”。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表示同意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干部调动和任命事项：李作鹏、邱会作任副总参谋长；刘贤权任铁道兵政委；王辉球(27)任空军政委；罗元发(28)任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29)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萧思明(30)任新疆军区第二政委；李德生(31)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杨俊生(32)任二炮司令员。

同日　阅姚文元九月十五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张春桥和我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开整党建党调查会。这个厂的革委会十三个常委中有十个党员。像这样条件的单位，经过市革委会同意，由革委会中的党组织（即十三个常委中的十个党员）执行党委或临时党委的职能，有权批准新党员入党。可否试验一下，请予指示。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阅。他要回电，请用文革名义给他去一个电话，说十五日信收到，同意他们的意见。”

9月20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十九日关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汇报了九月十五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其中讲到，这次全会的议程之一是推选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九大前作为党和国家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参加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人数，连同能出席全会的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在内，约三百人左右。毛泽东批示：“请林彪同志先看，我再看，然后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委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够了。”

9月23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九月二十二日《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此件请碰头会议复。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量办理。”请示报告说：根据主席关于“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的指示，我们决定首先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同日　《解放军报》发表《大兴党的三大作风》社论。毛泽东审阅时批示：“看了一遍，可用。”

9月25日　审阅拟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标语口号》。标语口号共三十条，毛泽东删去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

9月26日　阅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及附件《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删去接待计划中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删去附件中三条标语口号：“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日　晚上，接见在北京参加集训和培训的军队干部，随后同吴法宪、叶群、路扬(33)谈话。谈到参加集训的有些是犯了错误的干部时说：犯了错误不要完全责怪他们。我们不主张不教而诛，因为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教育改造嘛！要用教育的方法，解放一大批干部。毛泽东问：陈再道来了没有？斗争陈再道的那种方法，我们也不赞成。得知陈再道还在被隔离时，毛泽东说：隔离他干什么？批评、斗争，不搞“喷气式”就行了。还是让他参加，教育教育嘛。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呢？以后还是请他们来。

9月29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工宣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批示：“此件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酌定。”报告说：九月五日至十二日，我们组织了三万一千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全市中小学。九月十六日开学后，各校都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宣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原来大联合不巩固的学校、班级，有些也联合起来了。对一些复课闹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工宣队则注意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还做了大量的整顿校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工作。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同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二十八日送审的林彪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在第二页末段去掉一句。”讲话稿说：工宣队“开进大、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删去末尾一句“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批注：“这一句不要。”

同日　复信周世钊(34)：“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我不同意为个人作纪念，请告附小。对联更拙劣，不可用，就此奉复，顺祝健康。”周世钊在来信中说：读了有关主席诗词的一些注释本后，感觉参差不齐，不知应作如何处理，哪些注释本较好。主席在湖南一师附小任教时，曾在大礼堂手书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有人建议再书写刻上。

9月30日　阅《人民日报》九月二十九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六二八期登载的《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文中说：今年五月七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毛泽东批示：“姚文元同志：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和编者按语，文章题目改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此后，中央和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

9月底　审阅两报一刊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写的社论稿《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社论稿中说：工人阶级派出宣传队，直接进入学校，进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领导那里的斗、批、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删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批示“照发”。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

9月　对外交部军代表和造反派说：耿飚、黄镇，你们要赶快解放出来，派出去。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先后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巴卢库、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赛义德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主要成员。同巴卢库谈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巴卢库和卡博来访时，毛泽东说：那时还很乱，工人阶级刚刚起来。现在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已经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

同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焰火晚会，接见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会见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中央第一书记、第二书记。

10月5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在座。谈到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时，毛泽东说：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来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者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大概还有半年到一年搞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得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谈到派性和武斗情况时，毛泽东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打得很厉害，有武斗。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偏要武斗。还有人把我们过去打仗的口号搬了过来，叫“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共产党领导，是工人阶级专政，怎么能够搞“农村包围城市”呢？这个账不能算在刘少奇身上。三十八军支持一派，河北省军区支持一派，怎么能够把账算在刘少奇身上？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变成武化大革命了呢？这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思想工作是重要的，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工作。包括对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做思想工作。这需要时间。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谈到国际局势时，毛泽东说：看来整个世界还是要乱，因为存在着矛盾，存在着斗争。问题是怎么个乱法，现在很难说。打世界大战？这是一种乱法。不打世界大战，打局部战争，也是一种乱法。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国庆十九周年观礼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

10月9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下午报送的《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删去肖力、毛远新的名字，批示：“肖力、毛远新二人不宜参加。”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周恩来等开会，商量补选十名中共中央委员等问题。

10月10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本日报送的徐海学习班情况材料。材料中说：十月九日上午，向徐海学习班全体人员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徐海问题的一些意见后，军队和两派到会的群众代表反应良好，下午分别进行了讨论，有的打电话回去要求上交武器。徐州市武斗已经停止了。毛泽东批示：“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10月11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人员名单等问题的报告及所附林彪对这个报告的批示。报告说：“毛远新同志不参加，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改由杨春甫(35)同志参加。”林彪十一月十日批示：“肖力、毛远新同志近两年来在工作中取得很多成绩，我原拟同意他们参加此会。鉴于主席的批示和昨晚会上主席的意见，应按主席指示执行。考虑到肖力同志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且她对解放军报工作有不少贡献，建议她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会议，这对她是锻炼。”毛泽东批示：“肖力不宜为工作人员。”

10月12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会议商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问题。毛泽东说：有个问题可以讲讲，十一中全会是正确的，还是基本正确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的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包括中央领导、各地的领导、红卫兵、“三支两军”。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老干部整得多了。有些干部今后可能工作的，错误是有，但做点小工作还是可以的。邓小平可以做点工作。叛变和自首要加以区别，有的是敌人在政治上强加的。牺盟会不能说都是坏人。这次会议，把政治问题解决一下，使他们回去好工作。多中心论要讨论一下。一个学校是两派，两个中心，有的工厂也是一样。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还是资产阶级的军队，这次是大考试。我是不赞成形式上的考试，要实质上的考试。民主党派问题要谈一下。这次首先是共产党受到冲击，民主党派也受到冲击。这是大的群众运动。我们历来靠群众，为什么怕群众。国际问题要谈一下。国际形势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紧张不紧张？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紧张好些。矛盾没有解决，修正主义可多了，我们要划清界限。我们主要靠马列主义。

10月13日—31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

10月13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议。周恩来介绍出席全会人员的情况，并宣布全会议事日程：（一）九大准备工作；（二）修改党章；（三）国内外形势；（四）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泽东说：国内问题，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通过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致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也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就差不多了。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主要的我看是思想问题，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中间隐藏了有一些敌我关系，那是少数。我们的工作做得好，问题就好解决。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谈到一些老干部受到冲击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比如有那么一位同志(36)，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在山东工作的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上的错误，但是要说服山东同志同意他，谅解他。他们几次要揪回去斗，我们就总是压住，不让揪回去斗。另外一个好同志就是湖北的张体学，他也犯过错误，可是后头一检讨，群众就很谅解他。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萧克(37)这个人也是打过仗的，我也是历来赞成他上天安门的，这次国庆也上了，为什么这次会又没有来呢？还有陈漫远(38)。李德生你这个同志，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啊。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说：有些工作是我们没有做好。比如徐海问题，你完全怪徐州的同志我看不行，要怪南京、济南两个军区我看也不行，主要还是怪我们中央，就是没有做工作。现在搞起一个学习班，就跟他们谈，一连谈了四次，就开始好转了。我看主要是怪我，我这个人工作不好，没有抓紧做。比如广西吧，那么乱，还不是军队里头有两派？野战军一派，两个地方部队一派。只要把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军队里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工作问题。不是有一个“七三”布告吗？就是为着广西的。开头一个八条、后头一个十条，也没有这么大张旗鼓在群众里头做宣传。你不宣传，群众就不懂得，那你怪谁呀？就是要造舆论。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也就没有党。训练班这个问题也是学来的，从内蒙古问题开始，在北京附近办个训练班。那么对立，训练班一办，一个月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同志们一定有很多经验，这次可以谈一谈。还有个多中心的问题。一个学校分成两派，一个工厂也搞两派。现在不是很多工厂都团结起来搞革命委员会吗？现在可以说掌握了局势，在几个月以前没有。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办法就是哪个地方知识分子最多，把工人宣传队开进去，掺沙子。所有小学、中学、大学以及机关中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用这个办法。基本群众是工人农民，军队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工农兵。然后呢，是革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我们应该团结他们，应该争取、团结，采取团结、教育的方法。这个知识分子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容易动摇。他为什么容易动摇呢？就是因为没有和工人农民结合。但是不能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搞得臭得不得了。这个知识分子就是不可不要，但是知识分子如果翘尾巴就不得了了。大学，以后重新搞，从工厂里头，从参加农村工作的那种中学生里头招收学生，这包括军事学校。谈到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进展时，毛泽东说：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

同日　审阅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十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批示：“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有一点修改。”送审报告说：根据主席指示和各地各单位的意见，我们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两次，我们又作了多次修改。请主席审查、修改、批示。毛泽东审阅时，在第一章“总纲”中，删去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两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第四章“党的中央组织”中，将“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若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改为：“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十四日，在林彪报送的修改稿上批示：“印发，让大家讨论为宜。”

10月14日　阅姚文元本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姚文元的送审报告说：第十页上，我增加了一段您的最新指示，这是对当前运动有深刻指导意义的。社论稿增加的“最新指示”是：“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泽东批示：“可以发了。目录中有改变。”在送审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目录上，这篇社论排在第四篇，毛泽东改为第一篇。这篇社论发表在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

10月16日　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六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在这次运动中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来，做他们的工作。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抓走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主席再三交代。

10月17日　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1日　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共九大的代表名额等问题。

10月23日　审阅同意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根据前天主席指示，中央文革碰头会于昨（二十二日）夜将天津市原定四十名代表名额减为三十名，多出十名代表名额加在中央直属数字中，以便全国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党员代表均由中央直属名额中出，而地方则注意中小知识分子，如赤脚医生、民办小学教员、红卫兵中党员代表。

10月26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报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十月二十五日稿），批示：“有一些修改，待议。”毛泽东对决定稿的修改主要是：将文中的“毛主席”一律改为“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指示”改为“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删去“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一句中邓小平的名字；删去对草案的意见“分两次报告中央、中央文革”一句中的“中央文革”。对章程（草案）的修改主要是：删去“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一句中“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删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句；删去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中的“毛泽东思想”前加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10月28日、30日　两次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稿。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十月二十八日送审稿上批示：“印发全会各同志讨论。”删去稿中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大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在十月三十日送审稿上批示：“有一点修改。”主要是删去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一句，并批示：“此句此地不用为宜。”另外还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唯一指导思想”中的“唯一”二字。

10月31日　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林彪、周恩来等开会，商议如何传达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等事项。

同日　下午五时十五分，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会议通过全会公报，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39)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召开中共九大的决定，以及《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谈到“二月逆流”事件和老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40)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改，我就不那么赞成。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将来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的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工作。比如杨勇、廖汉生这类人，现在还年富力强嘛。邓华(41)到四川去工作，历来没有听到人家讲他不好的、说他是捣乱的，因此我们这回请他来。就是说，犯错误的人，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而要允许他改错误，就需要一个时间，甚至于要多少年。因为群众就是要看，要看你的表现。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大好。比如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所以还是推荐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有各种不同意见，我看是好事，只要基本的部分保证能够反映工农兵的意见就好了。谈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请大家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讲要稳、要准、要狠吗？我看这个“稳”，可以有右的稳，一稳他就不搞了。“狠”呢，就可以搞得很“左”。中间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就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因为这一套搞的结果并不那么好。我们对于俘虏也不搞这一套。再就是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这个学者，无非是比较好的、中间派、比较右的这么三种。这个世界上，总是左、中、右嘛。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总想找个机会跟同志们讲一讲，要在一次会议上讲清楚这些问题，单是个别地讲，这个不行。报纸上一些社论也不大好写。就是这次讲一讲吧。像吴晗、翦伯赞、冯友兰(42)，批是要批的，不要整得太过分了，保还是要保的。对这类人，不要搞那些不尊重他们的办法。对于扣他们的薪水，不要扣得太挖苦了，得稍微放宽一点，有一些人是老人。谈家桢(43)是搞遗传学的，摩尔根学派的。我看，这些人改了就行，不改也可以。这些人，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中国也只有这么几个嘛。薪水减到什么二十四块、四十块，他一家人怎么办？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得养一批旧社会的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谈到大学里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大学里头开这个社会科学的课啊，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究竟怎么好？大学里头读历史、读经济学、读哲学、读法律，读四五年大学，不懂得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阶级斗争。已经两年不招生了，我看再准备两三年，就差不多走光了。现在这一批大学生就让他们下去，到工厂去学，到农村去学，这是帮助他们的一个方法。这个问题也没有最后决定，今天就出题目，请大家考虑一下。最后，毛泽东专门谈到：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11月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美国总统约翰逊十月三十一日晚发表的广播讲话。讲话声明美国政府无条件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全部领土的轰炸和袭击。毛泽东说：美国人没有办法，炸出和谈出来。美国说和平是炸出来的，越南说南越和美国人失败了。我看不发表评论，待越南政府声明发表之后，把越南的声明登在前面，约翰逊的声明放在后面。他们用什么标题我们就用什么标题。现在是一种相持阶段，双方都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国组织调查团调查十七个国家，说他们驻外国的军队缺少武器，缺少指挥人员，许多东西放在越南战场去了，赤字三百四十七亿。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十一月二日的声明和约翰逊十月三十一日的广播讲话。

11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公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同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报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十一月一日稿）。将党章草案第一章《总纲》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只能靠不断革命来解决”，改为“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并批示：“在第四页上作了一点修改，因为托洛茨基和瞿秋白也谈不断革命(44)。”十一月三日，这个决定和党章草案印发全党。

11月4日　晚上，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毛泽东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时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45)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说：这次大搞群众运动，搞得比较彻底。但是伤了一些人，倒了一批。谈到传达十二中全会问题时说：传达的问题，主要是二月逆流的问题。对二月逆流的那些人要一批二保三看。

11月5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过去惯例是由其总统签署致我国国家主席的，现我国国家主席已缺，拟告其致我国国家副主席，不提姓名，我派出新使节，亦由董必武副主席签署。以后仿此（在国家体制未改变前）。毛泽东批示：“同意。”

11月10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总统叶海亚·汗率领的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等在座。谈到中英、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过去主要受英国统治，有几个帝国主义，主要的是英帝国主义。现在英国人在这里只有代办处，已经十八年了。它总是想与我们搞交易，想设个大使馆，但它在联合国支持美国，那不行。现在美国的尼克松(46)想把我们拉进联合国，说要把中国人带进什么国际大家庭，否则我们无法无天。对美国这种态度，我们不欣赏。我们不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组织的规矩约束。但是我们遵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规矩。谈到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说：一个钢铁，一个机械，一个军事工业，原料不够的，还是要有些进口，但主要是靠自己。有了钢铁，就可以搞机械工业；有了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就可以搞军工厂。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现在没有打世界大战，如果有事，就更不可靠了。自己搞，有个十几年，就可以有个初步基础。要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什么都靠外国顾问，什么都要进口，我看不是个办法。要逐步搞，需要时间。我们这一类新建的国家，大体上都在这样一个水平上。我们现在比蒋介石时候有些进步，但是和别的工业国比较，还差得很，在许多方面还不行，更不要说工业水平按人口比例同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苏联比了。有些方面，有所前进；有些方面，我们还要赶路。如果发生战争，那也没有办法，只好打了再说。许多事情不由我们做主。希望你们十几年后，不仅政治上，而且经济上、军事上都不靠外国，靠自己，我是说基本上。要是十几年做不到，更长一些时间也可以。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有帝国主义存在，总要出乱子的。你们的外长来的时候，我对他说：你是搞外交的，什么叫全面彻底裁军，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情！事实相反，叫全面彻底扩军。过去赫鲁晓夫说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一条就是现在世界上可以不打仗了，要没有武器、没有战争了。赫鲁晓夫倒台后，他们就不讲了。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我们把它看作自然现象。与其不那么闹，不如闹一下，让脓包爆发出来。这是就我们来说，并不向外国推荐。这个东西不容易搞。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现在是共产党自己内部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容易搞清楚。红卫兵闹的时候，有时可能闹些误会。一个英国、一个印度是受了惊的。红卫兵的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指挥的，有些人跨过了线，对苏联也有一次，是示威。对其他亚非拉国家还没怎么样。中国情况比较好一些了，和去年比，好了一些，不过问题还不少，接近于解决。大体上是这样。不过时间也不需很长，比如过去花二十二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三年就差不多了。

11月14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十一月十三日转报的一份情况简报，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简报反映解放军某部五连收缴地方造反派武器，遭遇抵抗，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和部队领导机关认真查证、处理的情况。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越南形势。周恩来介绍与范文同等会谈的情况及越南目前的形势后，毛泽东说：打是要打，和也要和。总而言之，打也难打，和也难和。美军要走在几种情况下有可能：一是美国国内发生问题，二是美国要控制地中海，三是欧洲发生问题。在这三个条件下，南越比较次要起来。美国的兵力集中在本国和欧洲、亚洲，这样就没有中心。尼克松讲摊子摆得太散了。还是我历来讲的，打仗哪有这个打法？美国现在到处都叫喊有困难，美国国务院有一个调查小组讨论，有二十一个缺点和困难。尼克松想解脱一下困难。美越不久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要设想一下。越南再打几年这个话，我们不好讲，打也打出了规律，谈也摸出了规律。至于报上发不发评论，还要看一看。最后，毛泽东提议谢富治、温玉成参加中央军委办事组。

11月15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十一月十四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四〇八号，批示：“送黄永胜同志酌办。”摘报反映：武汉市参事室研究员慕中岳（原国民党军少将，起义于川西）致毛主席一信，说他“从一九五七年起研究中国历代战史，到一九六六年八月止，把东周晋楚城濮战役，到北宋对西夏作战镇戎战役，其间每个朝代的主要战役写成了初稿。共三十一卷，二百七十万余字”。这些“战役初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小将搬走。现将自己所记忆的每卷情况制成表和汇编成‘中国历代战史’编著情况简介，向主席汇报”。毛泽东批注：“如可能，可找来看看。”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11月17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范文同一行，谈越南同美国的谈判问题。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等在座。毛泽东说：因为最近没有什么仗打，所以你们想同美国谈判，要把它谈走也困难。美国也想同你们谈判，因为它的处境相当困难。它要顾及三个地区的问题，一个是美洲——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但是它把重兵放在亚洲搞这么几年，已经不平衡了，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在这方面就不满意。同时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先打，打到半路它再参加。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他一国当头，别的国家很少参加。不管它叫什么特种战争，还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来说都是全力以赴的。现在它对别国顾不上，例如它在欧洲的军队就哇哇叫，说人少了，有经验的战士和指挥员给抽走了，好的装备也抽走了。不论是它在日本、朝鲜还是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军队，还不是照样抽吗？它自己国家不是说有两亿人口吗？但它经不起打，只出几十万兵，兵力有限。你们打了十几年之后，就不要单看自己的困难了，要看到敌人的困难。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曾经有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你们，日本、法国、美国，但是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而且发展。帝国主义当然要打。它打的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你们那个地方起火，它要灭火；二是为了军火资本。为了灭火，就要制造灭火机械，就可以赚钱。美国每年在你们那里要消耗三百亿美元以上。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你们那里，火灭不下去，反而烧得更大了。他们资本家分成派别，这个集团得利多，那个集团得利少，分赃不均，内部就要闹乱子。这些矛盾都可以利用。赚钱较少的垄断资本家不愿意坚持打下去。从两派的竞选演说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特别是，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我看美国人过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太大了。现在美国又是过去的做法，把兵力过于分散了。这不只是我们这样说，就是尼克松也这样说。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像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

11月2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在座。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对希尔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帝国主义究竟怎么办？就是说，它要不要打世界大战？或者暂时不打，过一会打？你接触你们国家及欧洲国家，有这种感觉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好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有些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脱离不了战胜国，不但在财政方面和投资方面，而且在国际和军事方面也脱离不了战胜国。不晓得这些看法对不对。其实在第二次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要打仗，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可以打。第二中间地带那些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恐怕不愿意打。这个美国，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它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个两年后它才动手，它才参战。现在美国在朝鲜、越南都首当其冲。在欧洲还有二十万兵，主要是在德国。在日本、台湾、菲律宾、泰国也有。它的兵力已经很分散了。它的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一个是在欧洲，一个是在亚洲，打些小仗。赫鲁晓夫那个时候经常吹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现在不吹了。从这些情况看，似乎是要打仗了。他们正在准备扩大战争，不论美国、苏联还是其他国家。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把握，所以想请教你，也不强加于你很快回答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观察这个问题，在一年之内，我们再谈这个问题。但是，人民的觉悟也要估计到。资本主义国家闹学潮这件事，在欧洲历史上是个新事件。在欧洲、在美国、在拉丁美洲、在日本有学潮。世界上两个大国，它们不但有常规武器，而且有原子弹，这个东西不大好碰，它们自己也知道。赫鲁晓夫的理论是原子战争打起来就会毁灭地球，没有战胜者。美国也这么说。这两个大国是核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可以说还是无核国家，这么少一点核武器不算数。要打只能是用常规武器。因为我们既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也不是苏联的参谋长，搞不清楚它们究竟要干什么，只能从一些表现来看问题。这两个国家的人口相等，真正要打大仗它们还会感到人力不足。现在打中等规模的仗，比如今天在越南打的仗，美国都感到人力困难。我只出个题目，是不是请你也考虑一下这个世界问题，战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呢，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而言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谈到读书与写作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看了你写的文章。我没有你那么勤快，没有修改过我的什么东西。有些东西应该修改，比如第二次出版应该有所修改，第三次出版又应该有所修改。有些文章没有必要太长。我们正想搞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语录。不要太长，太长了没有工夫看，也不要太短，太短了不能反映他们的思想。

11月30日　审阅《人民日报》为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和《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而写的编者按。姚文元本日的送审报告说：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篇报道，前已送阅，批准见报。此稿经过核实后，又拿到北京郊区开了两次座谈会，也整理了一个材料。可否过两天将按语、报道及座谈会情况（摘要）同时见报，展开讨论，请批示。毛泽东批示：“此件照办。另外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起来办的问题，也应提出讨论(47)。上海和北京都有些可供发表的材料。吴研因的信似也可发表(48)。”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关于合作医疗制度的这两份材料。

11月下旬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十一月十九日报送的北京军区党委贯彻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指示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军区部队响应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号召，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节约运动，今年共冻结、压缩、削减经费七千四百多万元，去冬今春节约取暖用煤九万多吨，高速度、高质量地兴建了一批中小工业。毛泽东批示：“可转发。”十二月十四日，这个报告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两报还配发了题为《坚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方针》的社论。

12月1日　阅北京市革委会十一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报告说：该厂有一位党委副书记，过去在运动中被当成走资派来批斗，后来经过反复核实，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犯了严重错误，经过群众的冲击之后，他对自己的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学习改造过程中表现还好，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在这段话后，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印发各地学习和参考。

12月5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联合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说：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毛主席这次讲，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

12月上旬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核试验中使用飞机的计划给国防科委并空军的复电稿，删去末尾的口号“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批注：“请注意以后不要写这类语句。”

12月13日　阅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材料后，批示周恩来找财政、金融、商业部门的同志谈一下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并签注意见。十四日，周恩来召集供销总社、商业部、粮食部、外贸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开会，大家一致主张农村供销社和信用社下放归社队贫下中农管理。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农村商业是否由贫下中农管理好》的调查报告，宣传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供销社从一九六八年九月下旬开始由贫下中农进行管理的经验。此后，《人民日报》将这个做法当作农村商业进行“斗、批、改”的方向加以推广。一九六九年一月中旬，毛泽东阅国务院值班室一月十一日关于农村商业和信用社下放问题座谈简报等三份材料。在周恩来的送阅报告上批示：“要理解情况，就要耐心看材料。”

12月14日　阅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等关于发射“东风三号”地地导弹准备情况的报告，报告请求用两发试验弹进行全射程飞行试验。第一发全射程试验弹即可进行全程飞行试验，第二发试验弹俟第一发飞行试验结果，再定是否出厂进行飞行试验。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十二月十二日的送审报告认为，在各项准备工作全部落实和气象条件良好情况下即可发射。周恩来十四日在报告上批注，应该批准他们进行这次全程飞行试验第一发东风三号试验弹。毛泽东批示：“照办。”

12月19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贺电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实践又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人民战争面前，是经不起打的，是完全可以打败的。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它在越南的失败，正在大肆玩弄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进行垂死的挣扎。七亿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12月2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姚文元十二月十七日的送审报告说：根据前天会议上您的指示，以及会后碰头会上的议论，我草拟了一个简短通知。现送上大样（草稿）一份，请审阅、修改。毛泽东批示：“有一点修改，付讨论。”通知稿第二条说：“在提到敌人的名称时，应遵照中央历来文件中所明确规定的用语，如：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在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通知稿第四条说：“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犯错误的人的子女，也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的大多数人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使其中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者孤立起来。”在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这个通知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发出。此后，一些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打倒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

12月22日前　阅《甘肃日报》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和《人民日报》为转载这篇报道加写的编者按。姚文元十二月十九日的送审报告说：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是否可用，请审阅批示！毛泽东批示：“可发。”编者按中引用的毛泽东最新指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编者按说：“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甘肃日报》的报道中原有一段话讲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删去了“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人民日报》十二月二十二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从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2月27日　阅周恩来十二月二十六日报送的关于撤销最高人民检察院、内务部、内务办三单位，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请示报告上批写：“这是国家机关内务口第一个精简裁并机构、下放大批人员参加农业劳动的计划报告，拟予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　我国在本国西部地区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12月29日　就许世友要求来京报告浙江乱批、乱斗、乱点名严重情况一事，指示周恩来起草复电，同意许来京汇报。

同日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双线、双层铁路和公路两用桥。

本年　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解放万里(49)。毛泽东说：就是搞大会堂、十大建筑的那个人吧？这个人应该出来工作。

————————————————————

(1) 这13名省、市、自治区原负责人是：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张平化、黄火青、黄欧东、高克林、曹祥仁、宋侃夫、刘惠农、鲁大东、朱德海、钟建平（原任鞍山钢铁公司政治部副主任）。

(2) 1968年3月，林彪、江青合伙罗织罪名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将他们撤销职务，并被关押。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平反。

(3) 温玉成，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0月任第一副主任）。1968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

(4) 吴法宪，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吴法宪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5) 邱会作，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1968年9月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邱会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6) 聂凤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7) 门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独立师第4团第2营副教导员。1967年9月5日，在巴仓农场执行支左任务，用炸药装置土火箭驱云防雹，在炸药发生意外爆炸时，为保护在场的其他27人，用身体扑在炸药上而牺牲。

(8) 指康生。

(9)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2年2月任代理主席）。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0) 钟期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7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顾问。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11月任院长）。

(11) 姚依林，原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

(12) 黄镇，当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1973年3月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耿飚，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1971年1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13) 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当时是北京航空学院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负责人、北京航空学院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1年3月被隔离审查，后被监督劳动。1978年4月被逮捕。1983年3月因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4) 这里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15) 陈伟达，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冰，原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党校校长。

(16) 伍晋南，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

(17) 周兴，原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1971年6月任政治委员）。1968年8月、9月又先后任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6月任主任）、云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6月）。1971年6月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8) 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负责人、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后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1年被隔离审查。1978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捕。后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9) 指把两派分成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

(20) 指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

(21) 《解放军报》原来开辟的栏目“思想战线”这4个字，是毛泽东题写的。

(2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坚持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捕人，不开枪，不动气”政策。

(23) 这段话的一些内容由姚文元整理、经毛泽东审定，发表在1968年8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登载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文字如下：“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24) 这段话由姚文元整理、经毛泽东审定，发表在1968年8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登载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文字如下：“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25) 见(23)、(24)。

(26) 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

(27) 王辉球，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

(28) 罗元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29) 赵启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30) 萧思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当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

(31) 李德生，当时还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兼第12军军长。1969年4月、11月又先后任安徽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至1975年1月任中央副主席）。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32) 杨俊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

(33) 路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34) 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原任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35) 杨春甫，当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

(36) 指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

(37) 萧克，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军团长、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一参谋长、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

(38) 陈漫远，原任农垦部代理部长。

(39)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40)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期，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在全会的讲话中称“二月逆流”是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全会结束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并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

(41) 邓华，1959年9月因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受株连被撤职。1960年5月至1967年1月任四川省副省长。

(42) 翦伯赞，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原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于1968年12月被迫害致死。冯友兰，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43) 谈家桢，遗传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

(44) 托洛茨基，原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05年提出“不断革命论”，主张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11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45) 1968年11月2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5期和11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登载的两报一刊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发表了毛泽东这段谈话。

(46) 尼克松，1968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

(47)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群众来信。次日，《人民日报》即开辟了《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专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专栏从12月2日第7期起，增加了“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内容，涉及可否划归工厂和街道联办的问题。到1976年8月这个讨论专栏停办，共办了197期。

(48)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日发表了教育家吴研因题为《我对“建议”的看法》的来信。信中说：读了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来信，觉得很好，能够大大加速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我认为，大中城市的城区小学，也可以下放给工厂办，好处和大队办学差不多。

(49) 万里，原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1月任铁道部部长。

1969年　七十六岁

1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社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九六九年将取得全面胜利。

1月3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报送的有关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的材料，批示：“内有批语，请黄永胜同志办理。”毛泽东的批语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同日　新华社报道：近三年来，《毛泽东选集》出版一亿五千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一亿四千多万册，《毛主席语录》出版七亿四千多万册，《毛主席诗词》出版九千六百多万册。

1月4日　就解决浙江省驻军在“三支两军”(1)中闹派性的问题，约许世友谈话。随后要汪东兴转告周恩来和康生，让他们当晚再约许世友谈话，落实解决浙江问题的具体办法。周恩来当晚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已经和许世友拟定了一个十一人名单，准备五日或六日接他们来京开会，解决浙江问题。毛泽东批示：“照办。”

1月16日　同意中共中央军委授予黑龙江省军区某部一连“为人民战胜烈火的英雄连”荣誉称号。

1月中旬　阅周恩来一月十七日报送的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一月十一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摘报说：一封来信提议江青应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毛泽东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2)。”

1月下旬　阅周恩来报送的许世友准备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来京参加解决浙江问题人员的全体会上的发言稿，批示：“已阅。能如此，很好。”

1月25日　下午，同林彪、周恩来等在首都体育馆接见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代表以及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会议和国防工作会议、冶金工作会议的代表。

1月28日　审阅中共中央准备转发的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报告》，批示：“照发。”报告提出：一、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是愿意革命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多做教育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三、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要及时解放。四、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过充分批判，要给以出路。五、对反革命分子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听取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汇报。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注意政策，不能把地主、资产阶级从肉体上消灭。这样的人全国有几千万人，知识分子也有几百万人，对这些人只能争取、教育、分化。清华大学有个报告，那五条不错，可以转发。说清华一锅黑，并非如此，还是可以争取多数的。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可以教育，说一片黑暗毫无办法，是不对的。当汇报到国防工事和守备力量等问题时，毛泽东说：已修成的四千三百多公里的设防工事，一大半无用，打起仗来不依照这个道理。现在是立体战争，敌人要打的是后方，做工事要防空降，防空袭。将来大部分工事没有用，势必要放弃那些工事。你守着工事等半年他也不来，结果从别的地方来了。主力摆在那里，英雄无用武之地。打仗不是工事问题，而是战斗力问题，集中兵力消灭有生力量，消灭军队，然后再占领地方。

1月31日　审阅经周恩来修改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治丧报告。周恩来将原报告中遗体告别仪式“拟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3)主持”改为“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批示：“照办。”李宗仁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在北京去世，临终前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我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2月2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的报告。报告说：昨今两晚，我们经过讨论，拟了一个为九大进行准备工作的议程（草案），请予审阅。请求主席、林副主席在最近一两天内约碰头会全体同志开一次会，我们将陈述准备工作的情况和意见。报告还说：考虑到各单位的九大代表需要进行一些准备工作，拟好了一个通知，请予审批。毛泽东批示：“一两天内谈一次。另件照发。”议程草案的主要内容有：九大代表集中到京的日期和开会的程序，九大代表的批准问题，研究各单位对党章草案的修改意见，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研究和讨论国内外形势和政策问题，研究九大后中央机构问题，关于九大的宣传方针问题。毛泽东批示中的“另件”，指《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稿）》。通知说：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应即将本地区协商提名为九大代表的同志，集中到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座谈和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中央机关、各大军区、军委总直属队、各军兵种，也应当举办这样的座谈会。

2月初　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几位老帅和中央一些靠边站的老同志先后到工厂蹲点，做调查研究。当时，徐向前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李先念到北京北郊木材厂，聂荣臻到北京化工三厂，陈毅到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

2月上旬　审阅中央文革碰头会关于曾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提名和未被提名作九大代表的名单，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4)

2月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毛泽东说：要研究一九六七年二月开展“三支两军”工作以来的过程，了解派工人宣传队和解放军宣传队到学校、工厂、机关后的情况，抓住少数单位，研究这些单位的材料，看看有什么变化。针对当时许多部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情况，毛泽东说：开什么积代会呀？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要搞这个站队那个站队。谈到群众运动时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对发动工厂的工人和农民起来革命是起了作用的。后来就打内战了，不那么听话了。一九六七年我在武汉时，他们就不大注意掌握大方向了，方向就有些变。谈到一些自然科学家能否当九大代表时，毛泽东说：总是要相信一条，资产阶级个别人物可以背叛他们自己的阶级，跟着无产阶级走，不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能相信了。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尼克松(5)上台后可能有些变化，但暂时不会有大变化。约翰逊(6)写了篇文章，说这几年注意力放在越南，被越南问题缠住了，来不及顾及别的地方，我看有可能。关于中共九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由陈伯达牵头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林彪挂帅，二月二十号搞出初稿，报告写出来后才好开会，在报告中讲几个里程碑(7)我就不赞成。

2月16日—3月24日　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草稿规定一九六九年的五项主要任务是：（一）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大力发展广播事业。继续动员四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小学下放给工厂和社队管理。（二）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三）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四）安排好轻工业产品市场。继续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以上海为中心重新组织南方十二省市消灭血吸虫病的预防和工作。（五）继续狠抓交通运输。会议提出，经济管理在处理条块关系上，要以块块为主，中央直属企业可以分为地方管理、中央管理和双重领导三类，生产短线产品的大集体手工业可以改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2月1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毛泽东对在座的几位老同志到工厂做调查研究表示肯定，说：你们可能变成先进的。有的人得了彩就认为了不得。中央文革应该引起注意，你们从马列主义的书上找不到有成绩就摆功劳的话，只要有缺点，就要进行自我批评。中央文革要到下面去走一走，否则要落后，要统一安排一下，不能走马观花。这些老同志下去有好处，研究工业、农业、教育，老同志可以多带点人去。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陈毅谈到工厂里关了一些人时，毛泽东说：只要不杀人，不放火，不放毒，写一点反动标语，你把他关起来干嘛？！说有些人是“三反”(8)，我就不信。说错话，说气话，总是有的。又说：你们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常吹苏联要出问题，苏联要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还有我们从来不理什么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最近意大利、加拿大要承认我们，蒋介石有些慌，日本有些不安。日本人民对日本政府跟美国走不高兴。研究国际问题要注意那一些我们不注意的国家。还有一件事，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李富春：现在正在搞。）教育要改革。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谈到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让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一起找林彪谈一下时，毛泽东说：报告不要搞那么长，长了没有人看，有万把字就行了。搞不出来，就搞那么几条，林彪同志去讲，讲了以后再整理。列宁讲话，从来不用稿子，斯大林不同，是写好稿子再去讲。

2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传达了毛泽东最近讲的两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2月2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贸易、运输和邮电部部长恩法马拉·凯塔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李先念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年轻人，年轻的国家，年轻的干部。我们国家也是年轻的国家，可是我们的干部有的太老了，和我一样。中国的经验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好的，另一方面就不一定好了，有些可以参考，有一些在你们那里就不一定合适。

3月2日—17日　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在中国黑龙江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三月二日，中国政府就苏联军队入侵我国珍宝岛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照会。三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照会。

3月3日　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中国使馆、机构和苏联在中国人员，群众队伍在同外国驻中国使馆之间划一道线。三月四日，北京、上海、天津等二十几个城市军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从三月四日到十二日，全国各地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达到四亿人次以上。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提出，可在三月十五日召开九大，会期十天左右。谈到九大以后的机构设置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中央和各省的文史馆继续保留没有什么坏处。同时批评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推延时间，并问林彪准备了没有？“要吃自己的饭”。

3月上旬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月五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批示：“已阅。退康生同志。”

3月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和中苏边境冲突。毛泽东说：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九大的代表，可以先找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九大的负责人来谈一下情况，有些问题要同他们商量一下，如毛远新不当代表，没有通知他们那里。伯达同志起草的报告不是讲二月二十日交卷吗？没有说明延长时间的理由，作了决定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你们有一个三人小组，又不在一起议论，索性把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大家来议，请总理负责。里程碑的问题，我不赞成写，你（指林彪——编者注）要讲，我就不赞成，写了没有益处。（林彪：讲是要肯定下来，这是历史形成的。）做报告不能什么都讲，什么都讲就不突出中心了。讲一个中心，围绕着讲一点别的，每次开会都有一个中心。关于中苏边境冲突，毛泽东说：如果苏联打到我们岸上，我们就打到他的岸上。苏联为什么这么挑衅，总有他的需要，不能说苏联、美国不想占领欧洲和亚洲，包括中国在内。

同日　晚上，圈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送审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参加九大的负责人来京商量提名九大代表问题的报告。报告附有拟于三月八日派飞机接来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人员的名单，共一百二十三人。

3月9日　圈阅中央文革碰头会三月八日晚商定的九大筹备工作事宜的报告。

3月10日　审阅《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修叛徒集团猖狂反华只能是自掘坟墓》，批示：“照办。”这篇文章三月十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3月1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初稿。毛泽东说：政治报告只提刘少奇，其他不提。不能引证太多，引我的多了。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没有变，所以不能提三个里程碑。报告主要是鼓气，但要讲点困难。对战争的问题一点未讲到。要提出矛盾来，讲清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发明火，发明蒸汽机，是两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这两次小得多，过几年，连印象都没有了，何必那样吹？还有十月革命嘛！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十月革命学来的。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不主张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弄到一起。

3月上半月　审阅修改《红旗》杂志社论稿《总结经验》。将题目改为《关于总结经验》。主要修改有：对文中说的“形势是很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毛泽东删去其中的两个“很”字。删去“毛主席高度重视群众的创造和智慧，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从理论上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群众中根本性的、有普遍意义的先进经验”一句中的“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十个字。删去“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应当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一句中“极其重要的”和“高度”这七个字。修改后批示：“在碰头会上讨论后再发表。”这篇社论发表在三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第四期合刊。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讲的话：“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社论。

3月1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黄永胜、陈锡联、谢富治等开会，讨论国内外形势和九大准备工作。毛泽东说：总感到要打仗，美国和苏联的国防预算，都是历年来他们国家最高的。我们国家这么大，苏联、美国一口吃不下，让它进来，进来就好打了。九大这个会要准备一下，不准备真打起来怎么办？摆在我们面前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促使世界革命运动高涨，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一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失败。我们是支持世界革命运动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备战。第三个五年计划甚至第四个五年计划，都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关于总结文革经验落实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有几个地方落实政策很有问题，清华大学的经验有的大学根本没有公布。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调查，没有目的地乱跑，还有抓人、关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有区别。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多数。光讲不行，要搞个文件发下去。要开个会，请总理讲一次，一是打仗的问题，一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关于九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说：九大政治报告还没有写好，索性四月一日举行。九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常委会只搞一个，八大搞书记处，又搞常委会，重复了。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他们有些气，也是可以原谅的嘛，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都是公开讲出来的，要允许他们上九大主席台。

3月16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迅速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通知》。

3月中旬—3月31日　审阅修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稿。在三月十六日送审的报告草稿第一部分上批示：“看了一遍，写得好，只需要个别词句的修改。”在三月二十一日送审的草稿第四、第五部分上批示：“一、四、五部分问题较少，略作修改就可以了。二、三部分问题较多，需要大修或重写，缺点是论点过多，近于集纳，可以考虑两部分合起来，把重复的删掉，不要去描述许多阶段，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也不要提。”在三月二十五日送审的报告修改第一稿上批示：“看了一遍，略有修改，大体可用。觉得还应压缩，把空话和不需要的形容词尽量删去。请林彪同志酌定。”毛泽东在这一稿上作的修改有：删去原文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划时代的光辉文献中的“划时代的”、“光辉”六个字；删去“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9)之流”一语中的“柯西金之流”；删去“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一语中的“最大的”三个字；将“查清了刘少奇反革命的真面目”改为“查清了刘少奇这个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将“把美帝、苏修送进坟墓”改为“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在三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修改第二稿上批示：“请林彪同志审阅。退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有一些小的修改。”毛泽东在这一稿上作的修改有：删去了下面这句话：“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是这场革命能够发动、能够克服各种阻力、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中的“第二国际的那些党”之后，加写“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在“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这句话中的“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之后，加写：“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在三月三十一日送审的修改第三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又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把第四节与第三节对调一下，末尾一小节当作第五节。这是郭沫若(10)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见较好。是否可以，请你酌定。并告张、姚二同志。”毛泽东在这一稿上作的主要修改有：删去报告稿开头的一句话“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地开幕了”。在报告稿中加写以下一些内容：“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3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稿和国际问题。

3月22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苏联领导人就珍宝岛事件要求与我国领导人通话事，我方拟以外交部备忘录给以答复的处理报告，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外交部的备忘录提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开会，讨论中苏边境冲突和九大准备工作。谈到对外关系时，毛泽东说：缓和一点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谈到召开九大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就在四月一日开大会，议程就三个，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不要什么都搞。政治报告也不要什么都讲，报告上中央文革所有人的名字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的名字。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谈到老同志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老同志到工厂调查研究的工作搞得不错，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不能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老同志参加到九大各代表团中去，主席团一百七十五人，除少数老同志没有参加外，其他都参加了。二月逆流，在政治报告中不讲。我们还是要按过去的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应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当初整陈老总的就是整总理的。对陈老总现在还是保嘛。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11)，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什么严重问题，如果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段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以解放他们。

3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毛泽东提出：九大政治报告字数少了才有人看，长了没有人看。主席团的名单要酝酿。

3月下旬　阅周恩来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九大主席团是否设常委的请示报告，表示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人。

3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和中苏边境冲突。毛泽东说：三月二十八日修改的九大政治报告的修改稿，看了一下，大概差不多了，有几句话要删掉(12)，有些话有后遗症，使将来的人不好办。还是引证太多，外国人看不懂。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九大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在二十七日晚的碰头会上，我提出九大中委人数草案（中委一百一十五人，候补中委九十五人，共二百一十人）。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委人数恐须略为扩大一些。”

3月31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准备同九大主席团预选成员和军队主要负责人协商，提议徐海东(13)为九大代表并参加主席团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14)、朱德、陈云(15)等数人参加(16)，请考虑酌定。”各代表团分头酝酿通过的大会主席团名单原定一百七十五人，因临时增加了徐海东，共一百七十六人。

4月1日　上午，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九大开幕式主席台就座名单及九大全体会议期间大会主席台座次名单，批示：“下午四时先至一一八一谈。”同时，审阅周恩来报送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主席团秘书处的新闻公报，批示：“同意。”

4月1日—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代表全国二千二百万党员。

4月1日　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通过三项议事日程：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党的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开幕会议并讲话。他说：经过八大到现在，对一些人的政治历史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接着，林彪作政治报告。报告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关于国际形势，报告提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报告的第四部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第七部分“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分别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以下最新讲话：“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4月2日—13日　中共九大代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出现迫使一些参加会议的老同志作检讨的事情。

4月3日　阅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四月三日凌晨苏联边防军炮击我国珍宝岛情况的报告和周恩来就此事如何处理的报告。作战部的报告说：苏军向我珍宝岛打炮。双方边防站会晤时，对方提出举行边界问题会谈，并要我方撤出珍宝岛，否则就不停炮。周恩来的报告建议：我边防站暂不理对方边防站的招呼，待敌人连续炮击几日后，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给以重创，并发表抗议文件。毛泽东批示：“可以。”

4月7日　约见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负责人周富铭，了解该厂情况。毛泽东说：工厂可以多搞制造，多搞点试验，总是可以成功的。问到工厂发放工资奖金的情况，说：过去那些评奖可不能搞，工人搞得很不团结。问到工厂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出那么多人怎么办？周富铭回答这些人基本上都安排在车间劳动，有的人是半天劳动半天办学习班。毛泽东说：办学习班好。问到在该厂劳动的徐向前有没有受到歧视，工人反应怎么样？周富铭回答说工人没有歧视徐向前。毛泽东说：徐向前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还是有功劳的，没有受到歧视就好。

同日　审阅当天送审的九大政治报告修改第四稿，批示：“林彪同志审阅。我看这样修改较好。只在第二十四页上作了一点修改。新排本留下待看。此件请你阅后退还张、姚二同志。”稿中第二十四页写有“对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查出的坏人”一语，毛泽东改为“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

4月上旬　审阅康生四月九日报送的准备印发九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章程草案第四章“党的中央组织”第九条原文为：“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必要的精干机构”。毛泽东将“设立必要的精干机构”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

4月1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毛泽东说：大会的政治报告要增加几段，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统一战线。十四号大会基本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以后，暂不发表，文字工作交给秘书处去修改。中央委员会的名单由下面提，先由小组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一些老同志要选进去，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我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毛泽东说：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军队清理阶级队伍要谨慎。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了，拉一拉就上来了。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是叫什么，总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要搞一点典型，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去抓。

4月1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出席九大的各大组召集人谈话，安排第二天的大会发言。商定除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作大会发言外，王洪文代表工人、陈永贵代表农民、尉凤英(17)代表妇女、孙玉国(18)代表解放军、纪登奎代表干部作大会发言。周恩来提出：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老同志是不是还坐在前头？毛泽东说老同志还是坐在前头，并再次提议要把一些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4月中旬　审阅陈伯达四月十二日送审的准备在十四日大会上的发言稿。发言稿第二页写道：“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长期斗争，具有最丰富的经验，是历史上仅见的所向无敌的创造性人才。毛主席紧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起来。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在思想、理论各方面战线上，在工、农、兵各方面战线上，在革命战争的战场上等等，总是大无畏而又细心地工作，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我们从一个胜利到一个胜利。”“毛主席在理论工作上和实践斗争中，都是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辩证的。”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并批示：“第二页说得太过分，宜删去。你可以另外写一些你自己的见解。”

4月14日　下午，出席中共九大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九大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决定将这两个文件委托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作文字上的校订后发表。九大党章去掉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总纲。毛泽东在讲话中称赞在苏联军队入侵我珍宝岛时，我方基层指战员在武器装备落后于对方的情况下，发扬了勇敢战斗精神，并说应该破除一些迷信，这回珍宝岛破除了一个迷信。

4月1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九大主席团秘书处成员开会，讨论九大的选举议程，决定把《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草案）》发给大会主席团讨论。十六日晨，九大主席团通过这个规定。二十四日前，大会议程是酝酿、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4月16日　圈阅周恩来关于九大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草案）》的送审报告。

4月17日　圈阅周恩来报送的九大各代表团提名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情况的报告。

4月18日　阅周恩来晨六时报送的九大各代表团提名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说：参加九大的四十五个代表团对中委人选的提名，总数已达四百二十一人，可能到四百五十人左右。其中，第一类即八届中委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原拟提六十人，已提名六十人；第二类即革命领导干部，原拟提二十至三十人，已提名六十二人；第三类即解放军，原拟提八十人至一百人，已提名到一百九十人，尚有九个单位未计算好；第四类即工人、贫下中农、其他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原拟提五十至六十人，已提名到一百零七人，尚有九个单位未计算好。毛泽东批示：“可于下午四时先谈一下。”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4月20日　圈阅周恩来关于九届中央委员会协商名单草案的报告。报告说：建议今日下午五时左右，主席、林副主席约碰头会同志开会一议，以便听取指示，赶于晚间召开主席团和各组召集人会议讨论通过。下午五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

4月22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商议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

4月23日　圈阅周恩来晨六时半报送的关于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预选工作准备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遵照昨日（二十二日）晚在主席处商议名单，现已将九届中委预选名单草案拟好，总数共为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委一百七十人，候补中委一百零九人，作为正式候选人。中央文革碰头会各同志已准备今日午后二时起随时听主席召集开会，并准备通知董老、许世友等十四位同志到会。预计在主席处开会后，即可开主席团会议。

同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九大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第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毛泽东讲话，对预选名单作说明。他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中央委员会的人占了多数，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人，五分之一不到。产业工人和农民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如果长期脱产，就和我们一样了，叫机关工作人员了。他们只了解某个单位，不大了解全国。他们在本地方很活跃，但一到中央，记者采访，到处作报告，半年一年就差不多垮台了。新选进的，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关于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我想还是只提数目，不提名单。你们想一下，政治局怎么组成？常委怎么组成？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还有，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

4月24日　上午，阅周恩来关于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预选结果及本日下午九大举行正式选举和闭幕大会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下午三时半开主席团会，四时开大会。”

同日　下午四时至晚九时五十分，出席中共九大闭幕会议。大会由林彪主持。大会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出席大会的一千五百一十名代表，选出一百七十名中央委员和一百零九名候补中央委员，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五十三名，林彪、江青两个帮派体系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同日　晚十时，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4月25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4月26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提出二十七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预备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毛泽东指出，七份简报清样(19)不要印发，以免对九届中委在选举中央政治局成员时增加压力。二十七日，九届一中全会预备会议经过投票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

4月27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本日报送的中央军委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名单，批示：“宜加李德生。”

4月28日　审阅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报送的有关九届一中全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说：现将我们遵照指示安排的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名单呈阅，并附上昨（二十七）日下午举行提名票选的结果，供参阅。今（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的开会时间拟定在下午四时或稍后，连同政治局会议约二时半可毕。毛泽东批示：“可在下午四时开会。”

同日　下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选举结束后，毛泽东当场主持召开中共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原军委副主席建议继续当选新的军委的副主席。会议通过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有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九届一中全会继续举行，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工厂里确有坏人。这说明革命没有完。这个革命要过细地做工作，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不要一铺开不管了。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是不打出去的。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是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的、南方的，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不是敌我关系。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进城后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这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5月1日　晚八时，在天安门城楼观看节日焰火。一同观看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九大代表和一些外国驻华使节。毛泽东同外国驻华使节谈话时说，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此后，中国陆续派出一批批使节，使驻外使馆的工作得到恢复。

5月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5月3日　在一次谈话中，针对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20)中出现的问题说：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

5月5日　阅汪东兴报送的邓小平五月三日来信。信中说：“九大开过了，不知是否已到处理我的问题的时候，对此，我完全静候党的决定。”毛泽东批示：“林、周及在京政治局各同志阅。”

5月8日　审阅周恩来五月七日报送的中共中央为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的批语稿，批示：“照发。”周恩来的附信中说：主席交办的这份材料，我们于五日晚宣读和讨论了一次，商定核实修改后由中央转发各地参考。中央批语稿指出：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这个材料，对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希望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结合具体情况，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区别资本家和小业主及独立劳动者的各种不同情况”。毛泽东将批语稿中的“等地”两字改为“及其他大、中城市”。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项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一、对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坚持执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二、对资本家中的极少数反动分子，坚决斗争，彻底批判，区别对待，给予出路；三、对不够资本家的，把他们划出来，按小业主对待；四、对小业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在斗、批、改的群众运动中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中央批语和这个材料于本日发出。

5月中旬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国外交部答复苏联外交部五月四日照会的复照稿的请示报告。苏联外交部照会称中方在新疆裕民县塔斯提河越界挑衅，并威胁要采取它认为“必要的措施”。中方复照稿揭露苏方五月二日至三日侵入我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地区和领空的事实，对苏方的照会进行了驳斥。周恩来对复照稿批示：“拟同意。”毛泽东批示：“五月间如有新发生的事，似宜补进去。”

同旬　针对新华社编印的国际参考消息的一个用语，提出：“外国人、外国党评论九大，编者不要随意加‘妄评’字样，如实地向中央提供就可以了。”五月十七日，汪东兴向新华社传达了这个意见。

同旬　批示同意周恩来五月十七日请毛泽东、林彪接见西藏、山西、南京、新疆、徐海五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的报告。

5月19日　下午，召集李先念、叶剑英等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中央解决内蒙古、山东、贵州等地闹派性、清理阶级队伍搞扩大化等问题的情况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这些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搞扩大化，独断专行，拉一派打一派等错误。他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北大搞什么杀猴、宰牛、炖羊(21)，把人打残废了，无非是对领导人说了几句不满意的话，都打成反革命。早就说过不能这样做，他们不听。谈话中问起陶铸(22)的病好了没有，说：不能因为犯错误，就不给治病，不能有这样的政策。

同日　在人民大会堂休息室同李四光谈话。谈话内容很广泛，从天体起源谈到生命起源。谈到古今中外科学家关于太阳系起源的种种说法时，毛泽东说：我看康德、拉普拉斯(23)讲的还有点道理。我不大相信施密特(24)的说法。临别时，毛泽东说：我很想看你写的书，能否送几本给我。同时，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并说自己不懂英文，最好是编写成中文的，李四光问毛泽东想看哪些方面的科学资料，毛泽东用手画了个大圈说，就是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5月19日或20日　审阅周恩来五月十九日晨七时报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稿，批示：“可用。略有修改。”毛泽东在声明稿最后一段中加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声明针对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阐述了中苏边界问题的事实真相和中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指出中苏边界问题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责任完全在苏联方面。声明说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并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这个声明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

5月23日　审阅贵州省革委会、贵州省军区贯彻九大精神的意见和贵州省军区解决贵州问题的五条措施及中共中央的转发批语稿，批示：“照办。”贵州省报给中央的两个材料表示，要根据九大精神，加强团结，克服派性，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稳定贵州局势，加快三线建设。中央批语和这两个材料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

5月25日　审阅山东省革委会负责人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25)五月二十四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和中央的批复稿，批示：“照办。”王效禹等的报告检讨了在山东发起“反复旧”运动的错误，提出十条改正措施。中央的批复指出，山东个别领导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

5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汇报。会议决定：重新组建军委办公厅和一个小规模的总政治部；由省军区和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落实城市防空工作；不再增加陆军定额，把定额留着扩建海军、空军和二炮；同意将国防工业部门和原属国务院系统的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移交军队管辖。会议还讨论了组织地方部队，野战军调防，一批军队高级干部调动任免以及大学生毕业分配，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第六卷等问题。在谈到组织地方部队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不打仗，打起仗来，敌人打到哪里，就在哪里组建地方部队。当汇报到对犯严重错误的高级干部，要改变看管的办法时，毛泽东说：不要关，关他干什么。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关着的人不让见面，不让看大字报，报都不让看，几年来脱离了世界，出了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种政策不那么好，这些人也不知道我们的政策。一个群众运动一来呀，总是要出点问题。北大清理阶级队伍抓了十分之一，这种风气不教育一下，我看不好。当周恩来谈到现在武汉在“反复旧”时，毛泽东说：个别的复旧是有的，但提“反复旧”的口号是错误的。谈到军宣队、工宣队时，毛泽东说：军队里头也有派性，有些军宣队、工宣队不那么公平，没有很好地执行政策。军宣队不要在所驻单位包办代替，你是帮助人家，这一点要特别清醒。谈到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第六卷时，毛泽东说：“我兴趣不大，我也不看。”

5月27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本日报送的湖北省革委会五月二十五日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示稿，批示：“照办。”湖北省革委会的报告检讨了在武汉市发动“反复旧”运动的错误，提出八条改正措施。中央批示指出：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26)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5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听取周恩来等汇报改组国务院业务组，国务院各部委合并、撤销、精简和准备成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方案，以及党中央部门进行改革的问题。毛泽东说：就照谈定的原则去做，但国务院业务组的人员调整，需要等纪登奎、李德生二人到北京后，先确定二人分工，再提出正式名单。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

5月31日　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看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均悬挂着毛泽东画像和语录，指示工作人员立即摘掉。

6月2日　周恩来在陈毅六月一日关于国际问题研究小组(27)活动安排报告上作批注，强调毛泽东交给他们的三项任务：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二、对国际形势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周恩来此前曾交待陈毅等：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你们不要被原来的看法和结论框住。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工作，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

6月3日　读《南史·陈庆之传》，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6月6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报送的空军党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的报告》，批示：“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空军党委的报告说：空军部队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完成较大革新项目二百三十项，正在研究的有八十多项，其中包括对现用歼击机的重大改进，地空导弹反干扰电路与高射炮性能的改进等等。报告中两次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并用。

6月11日　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中国大使，对苏联军队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

6月11日或12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稿，批示：“照办。”这个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现象。有的挥霍国家资财，不经批准，用烧瓷、石膏、塑料、金属等材料，塑造各种毛主席像；有的绘、印、绣毛主席像，不认真，不郑重，歪曲了毛主席的形象；有的制作毛主席像章越来越大，样式繁多，质量又差；有的随意随处张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有的甚至设置“宝书台”、“忠字室”、“敬仰馆”，跳“忠字舞”、到处贴“忠”字，大搞“忠字化”运动。这类形式主义的做法，虽则出自好意，却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有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在政治上很不严肃。为此特提出以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二、重申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塑造、印制毛主席像，必须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讨论批准。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此件于六月十二日发出。

6月14日　审阅外交部关于承认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请示报告和以周恩来总理名义致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黄晋发主席的贺电稿，批示：“同意。”

6月16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即将到其他工作岗位的七名服务人员谈话，鼓励他们多学文化、学技术。

6月26日　离开武汉去长沙。出发前，在专列上听取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的负责人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汇报工作情况。毛泽东首先问到他们下去蹲点的情况。然后说：到工厂里去蹲点，先要做好三分之一人的工作，争取了三分之一的人，这就好办了。群众工作不能靠大轰大嗡，争取了三分之一就算大功告成。那三分之一的人再去做工作，又争取了三分之一。要细致地做工作，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地做工作。我看对这一些支工支农的同志，要他们学会做政治工作。做政治工作绝不能太生硬，你太生硬了，人家接受不了。做工作要准备失败，不能从来不准备失败，失败中可以吸取经验教训嘛！下去蹲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你们的办法就是一下子铺开，拉得面太宽了，没有精力，抓不过来。听说你们开一个团到一个大工厂里去，太多了。有的地方人家不欢迎，你把部队派走嘛！毛泽东说：不要随便抓人。何必抓人呢？北京大学九千多人，就捉了九百多。把人关起来，有的关在什么“牛棚”里，关在地下室，报纸也不给他看。这也是对一些干了错事的人，是用“推一推”的办法还是“拉一拉”的办法，推一推就下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干部不让他与群众见面，家里人还要靠他养活吃饭。受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小组，搞了一两年，没有搞出什么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你们把赵修(28)解放了，我同意，这个好。河南、河北把第一把手统统找来打了个招呼，听说河南的地、县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了，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现在对干部要一个一个解放，还是有希望的。毛泽东说：你们要注意抓报纸，凡是重要社论，你们要好好讨论研究，不讨论研究，不要发表。讲到九大，毛泽东说：九大基本上是开得好的。至于公平，我看不那么公平。八位老将都选为政治局委员，扩大一点。我看多数人是拥护中央文革的，多数人反对八位老将的。我有一个办法，来一个预选，预选的结果，叫他们几个票数多一点。关于湖北的经济建设，毛泽东特别问起湖北的铁路（焦枝线）工程是否动工，湖北的煤藏量规模和质量如何。他说：湖北解决了煤的问题我就放心了。

6月下旬　审阅两报一刊社论稿《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批示：“照发。”社论稿说：“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在这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加上“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这篇社论于七月一日发表。

6月28日　在长沙听取湖南省革委会负责人黎原、华国锋汇报工作情况。汇报到他们正在狠抓团结工作，注意做好各派的群众工作时，毛泽东说：要教育团结大多数，各派关系解决不好，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路子走对了，就对了。讲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解放后，有些人调换一下地方。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毛泽东问：农村公社所有制怎么办？你们也提出这个问题，小队还是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南负责人汇报了石门县的情况，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不能轻易变动。当湖南负责人请毛泽东作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是想问问情况。你们看到形势好并注意到另一方面，这个想法是对的。今年年成秋冬才能定局，现在不宜估计过高。最后，毛泽东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同日　离开长沙去南昌。

6月30日　上午，在南昌听取江西省革委会和省军区的负责人程世清、杨栋梁、陈昌奉汇报工作情况。毛泽东回顾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指出：现在解放军建军节还是定在八月一日，因为“八一”起义是中央决定的，“八一”是全国第一个暴动，是打第一枪。江西负责人汇报说，群众要求把《江西日报》改为《井冈山报》。毛泽东说：不行。井冈山不是属于江西的，是全国的。不光是井冈山道路，以后还有赣东北呀、鄂豫皖呀。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还是打了第一枪，全国出名的。当汇报到江西全省解放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时，毛泽东说：很好，好人犯错误的干部，要给出路。当汇报到清理阶级队伍时，毛泽东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搞，要抓紧，不可不清，要清少数人，但要慎重。最好不杀人，少抓人。抓人，是指敌人，也只是对现行反革命，杀人、放火、放毒的，确有证据的。不能抓多了，主要是放到群众中去专政嘛。一般的不搞专案，少数搞点也可以。搞专案的人框框多，容易出问题。要相信群众，不要搞逼、供、信。汇报到江西不准下面搞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时，毛泽东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能搞，现在还是三级所有制，不能变。有个别少数的条件好，要搞，也要经省委批准。毛泽东谈到农村粮食问题时说：要藏粮于民，不要征那么多。他还说：教育革命要有人管。教育革命主要是解决领导问题，解决课本问题。小学、中学、大学都要有个课本，要有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珠算、物理、化学，不能老讲“老三篇”。

同日　到达杭州。

7月3日　下午，审阅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机构精简方案的报告，批示：“原则同意。”报告说：党中央直属机构中仍保留中央文革，以继续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文教、艺术、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工作(29)，保留办公厅、组织部、联络部等。宣传部、调查部、监察委员会等部门拟下放、合并或撤销。国务院业务组由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30)九人组成，周恩来为组长，李先念、纪登奎为副组长。李震、邱国光、刘西尧(31)列席。国务院所属六十二个部门拟合并为二十一个，全部下放的行政人员有二十一万人。同时，将统战部、人大、政协、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各民主党派机关六个单位的军管负责人合并成一个小组，由周恩来派一人与之联系。

7月上旬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几条规定》稿，批示：“原则同意。”规定指出：中央在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有两年时间，有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约三万二千人次参加。今后，每省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学员要军、干、群三结合，特别是要有战士和基层群众；主要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解决当前各地的主要问题。这个规定于七月八日发出。

7月8日　在杭州听取浙江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负责人南萍、陈励耘汇报工作。南萍反映，正在南京召开的南京军区党代会不发扬民主，把问题掩盖起来，他有意见，因此没参加完就回浙江了。毛泽东让南萍回南京继续开会，说：你们也不要急，要谨慎，还是要讲团结，意见提不通就要服从多数。陈励耘汇报农村扩社并队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事要谨慎，富队与富队并、穷队与穷队并，是可以的，富队与穷队并就不好办，合并后还是队为基础。要特别谨慎呀！陈励耘表示目前停不下来了，已并的还是要做好工作。毛泽东说：如果群众都同意，还要省革委会批准。群众同意，领导批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群众不一定赞成，就是几个干部在那里要搞，他们是最积极了。陈励耘汇报浙江的新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他们就是不愿意当陪衬，不愿当见习官。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毛泽东详细询问浙江的煤炭、钢铁、水电站、铁路、机械各方面的生产和建设情况。在谈到产品调拨中怎样处理同上海、同中央的关系时说：中央下放企业的产品，应该给地方一些，应该分红，不分红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当汇报到搞体制改革，农业交县以下去管时，毛泽东说：贫下中农对农业最熟悉，文化大革命三年省里不管，农业生产很好。农业就由县以下去管，你们管，对农业也不懂，机构还要搞得很大。

同日　新华社报道，河南林县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红旗渠一九六六年建成一百四十华里的总干渠和二百零三华里的干渠，将漳河水引进林县，现又完成一千八百九十六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林县水浇地面积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不到一万亩增加到六十万亩。

7月11日　《人民日报》在《依靠群众大搞储粮建仓工作》和《储粮建仓，备战备荒》两篇报道的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的话：“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

7月13日　下午一时，审阅周恩来将于当晚欢迎巴基斯坦总统行政委员会委员努尔·汗将军访华宴会上的讲话稿，批示：“同意。”讲话批评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构想，认为这是社会帝国主义加紧拼凑新的反华军事同盟的一个新的步骤。

7月21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成立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的报告。报告说：我们考虑有必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对解放军报社的革命和生产实施一元化的领导。报社经过反复酝酿，充分协商，提出十五名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关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我们建议仍以肖力同志为好。毛泽东批示：“肖力已下放，不应任此职。”

7月23日　审阅山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七月二十二日关于解决山西问题具体措施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七月二十三日为解决山西省闹派性、搞武斗等混乱现象的布告稿，批示：“照办。”山西报告提出，希望以中央的名义发一布告以制止一些地方的武斗。中央布告指出：中央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执行中央此前发布的关于禁止打、砸、抢的布告、通令、命令、通知。对于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实行追捕，归案法办。不许侵犯部队的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逮捕法办破坏交通和抢劫物资的极少数坏头头、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杀人放火的现行犯罪分子。自布告公布之日起，凡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群众，逾期一月不归者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这个布告所署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通称“七二三”布告。

7月28日　派警卫中队干部陈长江回家乡江苏海安县，调查农村中出现的合并生产队的现象。

7月下旬　审阅河北省革委会七月二十八日布告稿，批示：“照发。”布告规定：在华北汛期到来时，为保证河堤、水库的绝对安全，对河北的重要堤防闸坝，实行全面军管。所有各派武斗人员，必须立即从实行军管的堤坝后撤，停止武斗，上交武器，回单位生产、工作。七月三十日，这个布告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

同旬　审阅陈伯达、姚文元七月二十三日送审的两报一刊社论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二周年》，批示：“照发。”删去标题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十一个字，并批示：“这个形容词太长，可以去掉。”这篇社论以《人民军队所向无敌》为题于八月一日发表。

同旬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六十八军党委七月二十七日《关于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的批语稿，批示：“照办。”六十八军党委的报告检讨了在“三支两军”工作中陷入派性斗争，给徐海地区的稳定和建设造成损失的错误，提出八条改正措施。中央批语指出：徐海地区的革命大联合迟迟不能实现，生产运输时常受到干扰，因而使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落后于全国。部队、干部和革命群众要大力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各厂矿、各基层、各单位迅速实行归口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7月底　审阅中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为转发上海市革委会七月六日《关于上海开展夏季爱国主义卫生运动的情况报告》的通知稿，批示：“照发。”中央的通知和上海的报告于七月三十一日发出。

8月21日或22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八月十六日报送的《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稿。指示稿指出：在军队中，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指示要求：坚决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反对破坏集中统一、破坏组织纪律、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行为；在全军普遍进行组织纪律和法纪教育，澄清各种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同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必要的纪律制裁；各级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加强领导，带头遵守纪律，维护纪律；要把加强组织纪律性问题，作为部队革命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经常抓，反复落实。毛泽东批示：“用军委名义发。”中央军委这个指示于八月二十二日发出。

8月22日　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关于修改和续写范文澜(32)所著《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这件事是主席交下来的，很重要。”

8月下旬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八月二十二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稳定边疆局势的命令稿，批示：“照办。”周恩来等的送审报告中说：根据最近边疆各省、区和各地区发生的情况看来，继中央“七二三”布告之后，需要再发出这样一个命令，将对稳定边疆局势有利。中共中央的命令共九条，主要内容如下：一、高度树立敌情观念，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二、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五、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六、不准任何人冲击军队、抢夺武器装备和车辆。七、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个命令所署日期是八月二十八日，通称“八二八”命令。

8月27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二十八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成立，周恩来任组长。此后，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

8月31日　阅江青八月二十八日关于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改名等问题的请示信。信中说：我们把《智取威虎山》改名为《智取飞谷山》，因为现在才确知作者是写自己，真人真事，杨子荣也改名为梁志彤。《林海雪原》的倾向主要方面也是不好的，主要表现在：不突出党的领导，不分战争的正义性质与非正义性质；侦察工作神秘化；把杨子荣写得比土匪还土匪，等等。毛泽东批示：“牵动太大，至少暂时不要改动戏名和主要人物名字，地名暂时也不宜改动。对小说作者(33)的批评也宜从缓。”

同日　审阅周恩来等报送的《参加第二十周年国庆观礼的国内代表选派方案》，方案提出邀请全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优秀代表一万人来京参加国庆观礼。毛泽东批示：“同意。”

9月1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胡志明等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贺电说：当前，尼克松政府正在加紧推行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企图用政治欺骗和所谓战争非美化的手法达到它永远霸占越南南方的目的。中国人民一向把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当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9月3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河内去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分别向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国会常委会和越南政府会议发出唁电，表示沉痛哀悼。当晚，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前往河内出席吊唁活动。九月五日回到北京。

9月11日　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厅同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举行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的国家关系正常化。二、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办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三条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在周恩来提出三项临时措施后，柯西金提议再加一条，即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商量。双方就上述四条达成协议，并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十三日，周恩来将同柯西金会谈的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

9月中旬　审阅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提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稿，批示：“增加了一句口号，请酌定。”毛泽东增加的一条口号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国庆二十周年口号九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9月17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晨六时送审的《周恩来总理致柯西金的信》稿，批示：“同意。”这封信送审前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商定。信中重申周恩来同柯西金九月十一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确定的解决中苏边境冲突的四条临时措施，又增加一条：上述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在这一信发出后，看柯西金如何回答，再定政府声明何日发表。”该信于九月十八日发出。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通知指出：各地“三结合”的革委会成员在一般情况下不要轻易更换，增补、调动、撤换时必须慎重。需增补的要注意增补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要着重注意优秀的产业工人代表，要同本单位革命群众进行充分的民主协商。对于十分急需调动、撤销的革委会成员，要报经中央或上级革委会同意。

9月18日　由杭州到达上海。在杭州期间，多次观看文艺演出，并询问浙江文艺界的情况。演员们反映，现在越剧改革，改得京不京、越不越，歌剧又不像歌剧。毛泽东说：各个地方剧种要有自己的特色，不然，要那么多的地方戏干什么？听了改革越剧《红灯记》唱段后说，我不赞成把越剧改成不像越剧。有人提到是江青创造了革命样板戏，毛泽东说：不是，戏原来就有，经过加工提高，是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

9月19日　离开上海。临行前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张、王问国庆节期间各省、市的领导干部要不要到北京去，毛泽东回答：各守岗位，不要去。

同日　晚上，到达南京。听取许世友、杜平(34)关于战备问题的汇报。汇报结束时，毛泽东说：今年国庆节，地方、军队的同志都不要去北京，怕敌人趁机消灭我们的中心。

9月20日　同意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孙玉国、杜永春等十人“战斗英雄”称号。

9月21日　同许世友、杜平、张才千(35)等谈话。对杜平说，到北京开军委会议，开五天就回来，各守岗位。毛泽东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后离开南京，当天到达济南。

9月22日　中午，在专列上听取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汇报。毛泽东就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工农业生产、落实政策问题等作了指示。二十三日晨回到北京。

9月23日　我国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二十九日，我国又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进行氢弹试验。

9月24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第十一稿。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九月十八日发出致柯西金的信后，未见苏方答复。这封信是不公开的，国际国内都不知同柯西金的会谈内容，而莫斯科又放出中苏两国将在九月底进行边界谈判的空气。因此，对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必须由中国政府公开给以回答，并将我方对解决边界问题的全部主张和边界冲突的真相给以说明，以取得主动。声明稿中，说明中国政府关于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主张，主要是：（一）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二）照顾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并不要求收回根据这些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三）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另一方的领土，必须无条件地归还对方，但双方可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作必要的调整；（四）签订中苏平等新约代替中俄不平等条约；（五）边界问题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36)声明稿还进一步提出，双方武装力量从一切有争议地区撤出或不进入，脱离接触。毛泽东批示：“大致可以，下午谈一下。”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声明稿。

9月下旬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国庆活动安排的通知》稿。通知稿说：今年二十周年国庆节，中央不邀请在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来京参加观礼。毛泽东批示：“照发。”

9月26日　邀请孙玉国、李素文(37)、尉凤英、王洪文等一百二十位赴京参加国庆节观礼的代表住进中南海。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

9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最近建成并运转发电。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和安装的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汽轮发电机组。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其间，和林彪在休息室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中朝友谊。在分析中苏关系时说：我们不希望打仗。对苏修，我们不一定天天骂，有时可以停一下。天天骂不一定灵，过去苏修天天骂我们，就不灵。中苏分裂，美国高兴。中苏边境已经有十几天不打了，只要他们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毛泽东还先后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老挝人民党中央副总书记诺哈·冯萨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托斯卡，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中央总书记迪努齐，瑞典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贡·比林，锡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桑穆加塔桑等。

同日　我国第一条地下铁道线路在北京建成，全长二十三点六公里。这项工程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动工。

10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苏边界谈判问题。

10月6日　审阅周恩来对柯西金九月二十六日来信的复信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第十五稿，批示：“同意。”周恩来十月六日的复信，重申此前中方提出的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五项临时措施，强调双方应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首先就此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同时宣布以乔冠华为团长的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中国政府十月七日的声明，重申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并谴责苏联方面在边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和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中国政府的声明于当日送交苏联方面，十月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0月14日　下午四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共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

同日　下午六时，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晚八时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十七日，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成员，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当前形势作出的在京老同志于十月二十日或稍后战备疏散到外地的决定，分批会见在京的一些老同志，传达疏散决定。周恩来说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董必武、朱德、叶剑英去广东，陈云、邓小平、王震(38)去江西，陈毅去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开封。

同日　圈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关于成立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萧华、王力、关锋、戚本禹七人的专案小组的请示报告。

同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五日到达武昌。当晚，在停靠武昌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汇报湖北工作。毛泽东说：现在组织省委的条件不成熟，机构不要那样大，过去省委那一套，层次多了。清理阶级队伍不要想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不要寄托在抓人上面。斗、批、改，还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搞，不要着急。毛泽东再次肯定湖北把原来的省委干部赵修等人解放出来是好的，提出湖北要抓紧江汉油田、焦枝铁路的会战和煤炭钻探工作。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军队就是要准备打仗。苏修有困难，准备来谈判，能不能谈出名堂，也很难说。汇报结束后，毛泽东住武昌东湖客舍。

10月18日　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在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口授“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林彪的秘书将口授内容通过电话传给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当晚，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全军，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十九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报送的林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的电话记录（急件传阅）。阅后对汪东兴说烧掉，并亲自将传阅件烧掉。

同日　审阅周恩来关于发表中苏将举行边界谈判的公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昨（十七）日在得到主席赞同发表中苏将举行边界谈判公报后，即向苏代办提出。当晚苏方交来另一新闻稿，企图将谈判范围扩大。经考虑，我方拟于今（十八）日下午找苏代办告以我方提议的公报稿，系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所确认的谈判范围作出的，现在苏方另拟新闻稿，扩大了谈判范围，这就超出了代表团所负的任务，我方将根据以上理由，发表自己的公报。”毛泽东批示：“同意。”《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公报》十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0月20日　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中，苏联方面拒绝讨论确认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时达成的关于中苏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应遵守的几条临时措施，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上分歧很大，谈判时断时续。

10月26日　审阅中国代表团在中苏边界谈判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稿。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苏联方面在二十三日第三次会谈和二十四日团长会谈中表现出顽固态度。为打击苏方反动气焰，拟在第四次大会上予以驳斥。毛泽东批示：“已阅，应坚持地攻下去。”

10月下旬　审阅贵州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十月二十日《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复稿，批示：“照办。”二月和五月，中央曾两次解决贵州省的派性和武斗问题，但贵州局势依然反复。贵州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中再次提出十三条改正措施。中央的批复，决定对贵州核心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工作调整，并在北京专门为贵州举办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0月31日　审阅同意周恩来报送的中苏边界谈判十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记录稿。

同日　审阅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有关解决四川问题的情况汇报的报告。报告提出：目前，四川问题中央非过问不可了。从九大以后，四川掀起“反复旧”运动，其性质与山东、贵州、湖北类似，矛头虽也是对着军队，工代会也要超越于革命委员会之上，但四川究竟有四川特点，一切表现在派性和武斗上面。有必要先约四川党政军有关负责人来京商谈，达到团结，然后再扩大商谈范围。毛泽东批示：“同意。”

10月下旬　圈阅汪东兴转报的邓小平十月二十一日来信。邓小平在信中谈到第二天就要离京去南昌，并汇报了自己到南昌后的打算。

11月12日　晨六时四十五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原副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11月19日　阅周恩来十一月十六日报送的关于中苏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的发言稿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同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谈话情况的报告。乔冠华的发言稿重申中方建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是谈判的基础；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是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必要保证；中苏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关于叶海亚向张彤转达尼克松口信的谈话，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尼克松、基辛格(39)的动向可以注意”，“如何回答叶海亚，待与外交部研究后再报。”十二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凯瑟，请他转告叶海亚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11月　阅李六如(40)十一月十日来信。信中说，干部疏散离京，中央决定要他去广西，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希望回老家湖南平江，有人扶持。同时希望中央早些对他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毛泽东批示：“请汪(41)酌处。”

12月上旬　审阅中苏边界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对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十一月十九日来信的复信稿。库兹涅佐夫的来信中提议，应立即核定中苏边界线走向。乔冠华的复信稿认为：当前首要的是落实和实施九月十一日两国政府总理达成的解决中苏边境冲突的四项临时措施，以及其后的补充协议，双方应该先达成一项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的协议，使中苏边界问题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旬　阅周恩来十二月四日关于释放因乘游艇越境被拘留的两个美国人的报告。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美国人鲍德温、康纳德乘游艇越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留。十月二十七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致函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探询他们的下落、健康及释放事。外交部十一月七日报告分析，此举是美国政府采取试探我反应的一个新行动，建议接过此事，在适时（十二月初）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并发消息，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周恩来的报告中说：“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两人的意见，时间拟定七日或稍后。”毛泽东批示：“照办。”

12月中旬　审阅周恩来十二月十二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雷阳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国大使馆会见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的报告。报告说：斯托塞尔在会见时照读的事先拟好的稿子中建议，中美双方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之间或者是在其后不久对双方方便的日期举行两国政府代表的正式会谈，在会谈过程中，双方可以提出自己关于议程、需要讨论的问题及其他一切特定的问题和建议。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提出，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毛泽东批示：“照办。”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中美华沙会谈问题，拟在明年一月初答复，定在二月二十日恢复会谈。毛泽东批示：“同意。”

同旬　审阅周恩来关于处理中苏边界谈判因苏方代表团团长提出回国参加会议而暂时休会事的报告。报告说：我方为使人民了解真相，将在他们离开后发一简短新闻。苏方要求联合发表，我方未予同意。毛泽东批示：“照办。”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等回国开会，中苏边界谈判暂时休会》。

12月1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西藏阿里地区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阿里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对阿里地区的领导，加强战备，巩固边防，中央决定：阿里地区的党、政、军全部工作委托新疆自治区革委会和新疆军区负责领导，但仍属于西藏行政区划；要大力发展阿里地区的农牧业和部分工业生产，要把原计划建设的发电厂迅速建设起来，以解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问题；加强阿里地区的交通运输，改善当地的物资供应；大力培养当地的少数民族干部，从生活上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加强对敌斗争，搞好战备工作。

12月19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贺电称赞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它陷入了孤立和困难的境地。

12月25日　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的通知稿，批示：“照办。”通知指出：湖南省革委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指示，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讲话和谈话，以及有关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稿，批示：“照办。”四川的报告检讨了四川省革委会领导成员陷入派性，从而使两派群众组织长期对立，武斗不止，以及在四川省发动“反复旧”运动的错误，并提出十条改正措施。中央批语指出：中央决定四川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以张国华为组长，梁兴初、李大章为副组长。中央的批语和上述报告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发出。

12月29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稿，批示：“照办。”决定指出：中央决定责成北京军区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并由北京军区组成前线指挥所，领导这一军管。在北京军区前指的统一指挥下，包头市、巴彦淖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呼和浩特市、伊克昭盟等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警备区），分别由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六十九军、二十七军组成前指，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12月底　圈阅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革委会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

本年　国务院决定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重建。毛泽东阅拆除前的测量数据报告后指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重建工程于本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开工，一九七〇年三月七日竣工。

————————————————————

(1) “三支两军”，指派军队人员到机关、学校和工厂等地方部门支左、支工、支农，实行军管，帮助军训。

(2) 指准备召开的中共九大的代表。

(3) 傅作义，曾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水利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4) 陈奇涵，原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后被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并在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5) 尼克松于1969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

(6) 约翰逊，1963年至1968年任美国总统。

(7) 这里指当时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8) 这里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9)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革委会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11) 霍士廉，原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0年任陕西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

(12) 指毛泽东在1969年3月28日送审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修改第2稿上删去的话：“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是这场革命能够发动、能够克服各种阻力、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13) 徐海东，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在中共九大是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14) 董老，指董必武。伯承，即刘伯承。

(15)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16)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开幕时，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都在主席台上就座。

(17) 尉凤英，当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

(18) 孙玉国，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公司亮子边防站站长。

(19) 这7份简报清样，反映出席中共九大的一些大组和代表团对中央文革成员在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中未得全票以及王稼祥、胡耀邦各得一票的情况表示不满。

(20) “五一六”，指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详见参见此处。

(21) “猴”，指侯汉清，原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研究生，曾是北京大学“井冈山兵团”核心组成员。“牛”，指牛辉林，原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曾是北京大学“井冈山兵团”核心组成员。“羊”，指杨克明，原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1966年5月25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的执笔者和签名者之一。

(22) 1969年4月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门诊部报送的《关于陶铸病情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入302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毛泽东圈阅同意。陶铸即转入302医院治疗。1969年11月去世。

(23) 康德，德国哲学家。拉普拉斯，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24) 施密特，苏联地球物理学家。

(25) 王效禹，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0年6月被免去军队职务，1971年3月被撤销党政职务。杨得志，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山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1年3月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1969年6月又任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3月至4月任组长）。1971年4月又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袁升平，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26) 指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

(27) 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的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后外交部选派熊向晖、姚广两人协助工作。这个小组进行了多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书面报告，提出若干关系中国战略方针的重要建议。

(28) 赵修，原任湖北省副省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当时任湖北省革委会工交小组负责人。

(29)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后来没有作为中共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保留下来。毛泽东在1969年3月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九大筹备事宜时，便提出九大后不设中央文革。九届一中全会以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事实上即不复存在，但未发文件通知撤销。九届一中全会后不久，曾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行文，但次数极少。从1969年11月起不再使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下发文件。

(30) 苏静，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当时任铁道部军管会主任。1970年6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8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8月又任国务院政工小组负责人。

(31) 李震，当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1970年6月任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邱国光，当时任卫生部军管会主任。刘西尧，当时任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

(32) 范文澜，历史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9年7月29日在北京去世。

(33) 指小说《林海雪原》作者曲波。

(34) 杜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七政治委员。1970年12月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35) 张才千，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1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0月任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36) 中国政府关于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5项主张，后来没有保留在1969年10月8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声明》中发表。

(37) 李素文，当时任沈阳市革委会主任。1972年12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3月又任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8) 王震，原任农垦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2年参与国务院业务领导，分管外贸、黄金和供销合作社等部门工作。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39) 基辛格，当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9月任美国国务卿。

(40) 李六如，1937年至1940年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

(41) 汪，指汪东兴。

1970年　七十七岁

1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社论突出提出两项任务：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党建党；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月2日　审阅外交部对苏联外交部十二月三十日照会的复照稿，批示：“照办。”复照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要求中国边防部队撤出珍宝岛、七里泌岛、吴八老岛等中国岛屿，否则苏联方面就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且要中国方面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这是对中国的露骨的战争威胁。”“中国政府必须指出，中苏边界问题只能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平等谈判，求得合理解决，任何从实力地位出发以至诉诸武力的办法都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月初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批示：“照办。”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九六九年战备工作，提出了一九七〇年的战备工作任务。

1月中旬　审阅周恩来一月十五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在华沙举行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给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雷阳的指示电稿和中方代表的发言稿。指示电稿说：这次会谈，我们的方针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图和底牌。发言稿指出：大使先生在声明中提出美国政府愿意同我国“扩大交流”和“扩大对话”，但是只字未提台湾问题。我们必须指出，中美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争端，其关键就在于台湾问题。毛泽东批示：“照办。”一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举行第一三五次会谈。三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中国决定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

1月22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筹办五七艺术学校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江青同志送来的两份信件，昨（二十一）日在政治局有关会议上进行了商谈。”这两封信件是：于会泳等提出筹办北京、上海两处五七艺术学校的建议和五七艺术学校临时筹委会关于艺校领导班子成员配备情况的报告。临时筹委会的报告提议，江青为北京五七艺术学校荣誉校长，谢富治为荣誉政委，于会泳为校长。毛泽东批示：“江青不必任名誉校长。”

1月3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说：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根据这个指示和二月五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

1月下旬　阅康生一月二十五日报送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来信。康生在送阅报告中说：陈垣原来的秘书和服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校参加运动，陈的生活无人照顾。经与学校商量，已将陈的秘书和服务员派回陈处，故陈来信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关怀。陈要将他的书籍及四万元稿费献给党。我们在政治局会上交换了意见，觉得可写一信对他的这种精神加以鼓励，但向他解释，目前北京图书馆正在进行斗批改，他的书籍文献，暂由他自己保管为好。关于他的稿费，拟说服他自己存留，以照顾他的生活。毛泽东批示：“同意。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

同旬　阅周恩来一月二十七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尼泊尔邀请中国国家领导人参加尼泊尔王太子二月底婚礼一事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建议，由郭沫若副委员长作为特使代表周总理和董副主席前往尼泊尔参加婚礼。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考虑再三以请郭老为特使致贺较妥。毛泽东批示：“可以照总理设想作出访安排。但究应如何安排，请中央酌定。”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报送关于郭沫若作为特使前往尼泊尔参加尼王太子婚礼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已告同意。”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九日，中国特使郭沫若访问尼泊尔，参加王太子比兰德拉的婚礼。

2月3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将防治血丝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列入南方十三省市区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规划的报告。

2月4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方提出的中苏边界谈判双方代表团工作程序的协议草案。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是：一、双方代表团通过平等协商，尽快达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关于临时措施的协议。这个协议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线走向的主张。中国政府代表团已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提出自己的关于临时措施的协议草案。二、在达成关于临时措施的协议后，双方代表团立即讨论边界线走向，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签订新的边界条约，勘界立标，并达成一个关于边境管理办法的协议。毛泽东批示：“照办。”

2月5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复电贵州省负责人。复电说：你们对贵州当前情况的分析，所提出的工作方针和各项措施是正确的。希望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要准备打仗”和搞好斗、批、改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狠抓战备工作和三线建设，不断总结经验，严格掌握政策，及时纠正偏向，谦虚谨慎，稳步前进。

2月1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于二月下旬召开一次整党建党座谈会。三月十四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知，决定三月十六日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对四川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和成都军区党委《关于下一步传达贯彻中央批示(1)的安排意见》的答复。答复要求：四川省革委会核心小组要坚决执行依靠军队，加强团结的方针；坚决不准重拉山头；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特别是重庆、成都等地区要抓紧。

2月13日　审阅周恩来、康生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第一三六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给雷阳的指示电和中方代表的发言稿，批示：“照办。”指示电说：美方在上次会上的发言显示，美帝急于利用中美会谈这张牌对付苏修。在中苏关系、亚洲问题上，美帝企图对我进行试探摸底和挑拨利用。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则仍把根本原则问题同枝节问题纠缠在一起；在台湾问题上，又故意把我内政和中美之间的争端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美方还提出随着会谈的进展，准备考虑派代表来北京或由我派代表去华盛顿，希望同我进行更高级的“直接讨论”和“更为彻底的探索”。第一三六次会谈，应轮我方首先发言。根据上述情况，我方应本既定方针，不在其他问题上纠缠，主要指出它在根本问题上的立场仍然自相矛盾，要其多作考虑，寻求解决途径；表示我愿同它作进一步“更为彻底的探索”，然后把它拟派代表来北京的建议接过来，表示愿予考虑。

2月15日—3月21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制定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

2月下旬　审阅周恩来二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关于双方居民在边界争议地区的生产活动问题致苏联政府代表团备忘录（三稿）》。毛泽东批示：“照办。”备忘录说：中苏两国总理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会见时，对于双方居民在边界争议地区的生产活动问题所达成的谅解是明确的，那就是在边界问题解决前，双方居民原来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仍然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互不干涉、互不推进。但是，苏联方面现在却企图推翻两国总理谅解，硬说苏联居民进行生产的地区都是苏联领土，并公然声称中国居民按照传统习惯进行生产的地区也都是苏联领土。苏联方面这样做，就是要挟中国在讨论边界线走向以前承认所有争议地区都是苏联的，作为谈判中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这是中国方面断然不能同意的。

同旬　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二月二十一日会议提出的驻湖南的第四十七军调动后由华国锋代理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四月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五月任核心小组组长。

2月　在一次谈话中，谈到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问题时说：“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得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3月4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批语稿，批示：“照发。”国务院的报告说：全国棉花生产会议讨论了一九七〇年棉花生产计划，根据国家需要与实际可能，提出总产五千二百五十万担，收购四千七百五十万担。中央的批语和国务院的报告于当天发出。

3月7日　在武昌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说：国家体制可以改变，不要设主席、副主席，就由人大常委负责人代表。让汪东兴回北京传达这个意见。

3月8日　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会议委托叶群向在苏州休养的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

3月9日　林彪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月上旬　阅周恩来三月三日报送的外交部《针对苏方二月十一日协定草案提出我方新方案的请示报告（八稿）》，批示：“照办。”外交部报告说：一、针对苏方以维持边界现状为名，把它主张的边界线作为边界现状强加给我们的企图，我方草案将严格维持边界现状解释为“不改变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两国总理会见时存在的边界状况”。二、针对苏方不断炫耀火箭部队，对我进行战争叫嚣，我方草案进一步明确规定：“双方保证，各自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火箭部队，不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向对方进攻。”三、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这一原则必须肯定。四、针对苏方提出的所谓停止战争、备战和不友好宣传问题，我方草案在引言中提出“重申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中苏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正常化”。五、当前迫切重要的是，双方保证在谈判期间，各自的一切武装力量应受到约束，并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同旬　阅周恩来三月八日报送的铁道部军管会《关于湘黔铁路方案比选情况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送阅报告中说：湘黔铁路选线问题，经铁道部仔细研究和比较，并经过踏勘和审查资料，又征求湖南、贵州两省革委会和军区意见，均认为“贵阳接轨方案”较“遵义接轨方案”为好。毛泽东批示：“照总理意见办。”

3月13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三月十一日关于设立国务院文化组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报告说：昨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一）在国务院之下设立一文化组，管理有关文艺、电影、出版、图书、博物等方面的工作。（二）文化组的思想政治领导属中央政治局，在政治局分工中归中央文革；文化组的行政领导属国务院，党中央对该组的指示和决定，由国务院组织实施。（三）文化组设组长、副组长和组员若干人，提议吴德为组长，刘贤权为副组长，石少华等七人为组员。（四）文化组设一小的工作机构。

3月14日　下午，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筹备四届人大等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汪东兴回京后，传达主席关于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指示，政治局在京同志一致拥护，立即着手进行。工作分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由恩来、春桥、永胜、富治、东兴五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现已起草好了一个决定稿，十三日晚已在政治局有关会议上讨论通过。九大中委、候补中委当人大代表的不要超过三分之一，九大代表当人大代表的也不要超过三分之一，非党员代表不应少于百分之四十，爱国人士恐不应少于一百人，党内需要安排的如张闻天、王稼祥等，拟从机动名额中出。第二，关于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已由康生、春桥、法宪、作鹏、登奎五人组成，拟在三天后将修改要点写出，准备一个月完成这项工作。第三，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拟在各地同志来京协商后，再由文元、恩来组织人动手起草。第四，关于筹备工作，待汪东兴回程时再请他面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央的部署。”

3月15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决舟山地区派性问题给浙江省革委会并南京军区党委的批示。中央的批示同意他们的方案，要求舟山地区全体军民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认真进行斗、批、改，切实做好战备工作。

3月17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修改宪法和选举四届人大代表的安排等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十六日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两项工作。第一项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请主席审阅后予以批示，以便着手修改。第二项通过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十七日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负责人名单。毛泽东批示：“同意第一项所提修改问题的意见。同时请各地方提修改意见。附件留阅。”林彪阅后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

3月17日—20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共一百零三人。会议讨论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草拟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协商了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苏州休养的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3月18日　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2)集团发动政变，宣布废黜正在国外访问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3)。次日上午，西哈努克和夫人一行由莫斯科飞抵北京，周恩来、李先念等前往机场迎接。

3月20日　下午，阅周恩来报送的关于迎接西哈努克到中国访问和处理柬埔寨国内发生政变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西哈努克向我提出，要求以元首身份向柬埔寨广播，不承认他被废黜。拟同意他由柬大使馆出面，接见中外新闻记者，散发西哈努克书面声明，很快就会被外国记者电传出去，然后我再在广播电台转播，看看各国反应。这个做法，就要准备中国驻金边使馆被砸，进步华侨被捕。兹事体大，必须请示主席，请予批告。附送的外交部电报说：西哈努克表示，如柬对中苏没有不方便的话，他想留在中国或苏联，号召柬人民起来反对叛国集团。毛泽东批示：“同意。”二十三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向中外新闻界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并发表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

3月21日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外交部报告，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张彤大使转达尼克松的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周恩来批示：“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3月25日　审阅周恩来三月二十四日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说：美国由于中东紧张、柬埔寨政变、美苏紧张而我们又直接提出要其来京谈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弄得它不好回答，又不便在三月间约见，故迟至三月二十三日提出四月初会谈。可以料知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它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为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所以先有叶海亚转达准备开辟直接渠道的谈话，后有美使馆在四月初会谈的通知。为此，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既在中国总理访朝之后，又在美苏核会谈（四月中）之前。这种想法，不知妥否，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可略推迟几天，以四月十五日为好，请总理酌定。”

3月26日　阅周恩来三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纪要、会议文件以及四届人大军队代表名额分配的协商方案等，批示：“同意。”纪要说：会议一致拥护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作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决定。对修改宪法问题，一致拥护毛主席对于宪法修改的指示，作了初步讨论。各单位回去后进一步讨论，提出原则性的新的修改意见，于三月底前报中央。

同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三月二十五日报送的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和两个大军区报请批准的革委会新增加的委员、常委、副主任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少数需要免职的成员的方案，批示：“照办。”周恩来等在送审时附上上海市革委会成员名单，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王洪文等十二人为副主任。

同日　阅周恩来三月二十五日关于柬埔寨问题和印度支那局势的报告。报告说：范文同二十一日来，二十四日回，与西哈努克谈话。西哈努克提出以印度支那三国四个方面(4)发表反美联合宣言，范和柬共都同意。范走时告我，要向越劳动党政治局报告，并同意准备好后借广州或南宁开四方面会议。毛泽东批示：“照办。”

3月27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会《关于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进一步加强战备，保卫边疆的报告》的批示。中央的批示指出，决定由龙书金、萧思明、赛福鼎、王恩茂(5)等十四人组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龙书金任组长，萧思明、赛福鼎任副组长。

4月2日　为献给斯特朗(6)的花圈写挽词：“献给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

4月3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四月一日报送的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把文章题目改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并批示：“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毛泽东修改的内容有：在原文“证明了列宁主义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一句后，加写两段：“但是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又产生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在赫鲁晓夫掌权十一年之后，修正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苏联正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在原文“老沙皇的‘斯拉夫帝国’早已成为泡影”之后，加写：“沙皇统治本身，在一九一七年，早被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消灭了，老沙皇的统治完蛋了。”毛泽东删去的段落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许多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有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列宁有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正是由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节节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激烈。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洞察到现代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一次又一次击退现代修正主义的逆流，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还精辟地指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言丧邦。’”“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兴邦、丧邦，就是指的社会主义之邦。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有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4月4日　审阅周恩来四月三日报送的赴朝鲜访问时准备在朝方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此次访问朝鲜，重点是在支持它反对美、日、韩联合行动，号召它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及其走狗的斗争。毛泽东批示：“照办。此件基调很好。只是个别用词和个别段落(7)，恐怕对方难于接受。”四月五日至七日，周恩来访问朝鲜。

4月11日　从武汉到达长沙。

同日　晚上，在长沙同华国锋、卜占亚(8)谈话，汪东兴参加。在华国锋汇报湖南省委的一些干部目前的情况后，毛泽东说：湖南省委比较起来还是不错的。湖南省委里的好人还是大多数，张平化也还是好人，他现在在湖北。胡继宗这个人干劲还是大的，他就是不太注意调查研究，不愿意深入下去，现在甘肃实际上就是他在那里主持工作。还有李瑞山(9)，现在在陕西工作。公检法也不能说都是坏人，也要一分为二。像张平化这样的人叫他做点工作能通过吗？还有像谭启龙这样的人都要给点工作的。过去群众不谅解，现在准备叫张平化、谭启龙他们做人大代表。在卜占亚汇报到解放军支左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还是三结合好，一个是解放军，一个是干部，一个是群众的代表。要互相学习。还是要地方和军队结合起来，实行一元化领导。

同日　阅林彪从苏州通过秘书打来的电话的记录。林彪提出：“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次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多数政治局成员赞成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会后周恩来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13日　上午，在长沙同黎原、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参加。黎原谈到自己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毛泽东说：三八式多了，我看现在主要是三八式啦，就是说不再都是南方老表了。我看了一些副军长以上的调动，都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的，这些干部都是长江以北的啦。华国锋汇报湖南的工农业生产情况时，毛泽东问了湖南省煤、铁、煤油、盐、棉花、水泥等的生产情况，说：要给各省一点权力，都抓到部里去了，结果部里又不管。一个省有几千万人口，等于欧洲一个国家，没有一点自治权力那还行呀！我看了计划会议的文件，这次计划会议是二十年来最好的一次计划会议，但是我就是担心口子开得太大了，五年加上今年一共六年就要搞到年产四千万吨钢，还要搞七千万吨石油。北京统得太厉害了，我讲了多少年了，要给省供给材料，提出任务，超额一定要给地方分成。托拉斯搞掉，不要那个东西。湖南想种三百万亩棉花，这就把单打一的经济改变了，不单是种稻子。湖南几百年都是农业省，我看不妥，十年二十年湖南就可以变成工业省。当华国锋汇报到农业学大寨情况时，毛泽东说：就是不要花很多的钱，大寨是个七十户人家的一个大队，实际上是个生产队，他们能够以大队为经济核算单位，重要一条就是自力更生。

同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长沙。十四日，到达杭州。

4月18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关于中日备忘录贸易会谈公报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会谈公报说：双方重申一九六九年会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双方就一九七〇年备忘录贸易事项达成了协议。四月十九日，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和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会谈公报，在北京签字。

4月19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对西藏军区党委常委会《关于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艰苦奋斗，加强战备的报告》的批示。批示说：西藏军区在保卫边疆、建设西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你们务必百倍提高警惕，狠抓战备落实。加强部队革命化、战斗化建设，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狠抓对敌斗争，坚决肃清叛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4月中旬　《参考资料》第一〇七六期第二十三页在“地面导弹”一词后附注了英文原文，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以后再遇到新的名称可以采取这种办法，这样一看就可以了解到确切的意思。

4月23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三国四方会议(10)的声明稿，批示：“照办。”声明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一贯坚决支持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且把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个声明于四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4月24日　阅周恩来本日晨七时报送的关于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国以三级火箭试放第一颗卫星，早在一九六八年初得到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直到今春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三月底，运载火箭和卫星已运至基地，经检查测试，认为可行。四月中旬在京开会，经各方论证，认为可以发射。目前火箭和卫星已在发射基地竖起，经检查测试，对发现的问题，均已解决。现拟同意于今夜发射，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　晚上，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重一百七十三公斤，标志着我国在宇航技术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同日　从杭州到达上海。二十五日，到达苏州。

4月26日　到达济南。

同日　上午，在济南同杨得志、袁升平谈话，汪东兴参加。杨得志汇报到王效禹阻碍谭启龙出来工作时，毛泽东说：谭启龙老老实实，现在好几个省都要他去工作。准备叫他去陕西工作，换换地方也好。毛泽东询问白如冰、苏毅然(11)的情况，杨得志答：白管财贸，苏管工业。毛泽东说：好，这就树立了榜样。完全搞青年班子不好，还是老、中、青，军、干、群，但是要重视青年。二月逆流几个老帅、老干部，都是九大的中央委员，就是谭震林不是。政治局里有叶剑英、李先念，搞多了通不过。组织处理要慎重些，王效禹这个人不好，王效禹的问题早有个别同志向中央反映，你们党委也不好说。这个人不能用了，你们不选他（指济南军区党的代表大会——编者注），我也不选他了。

4月27日　回到北京。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4月30日　批示同意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一九七〇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

同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德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讲话，宣布向美国军队和南越军队发出出兵柬埔寨的命令。

5月1日　下午五时，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六时五十分，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林彪、周恩来等在座。西哈努克谈到柬埔寨国内及周边国家的情况。毛泽东说：你提出来要搞人民解放军，要打。我们是不卖武器的，拿武器做生意是不行的，只能赠送。只要你同意，援助武器是不需要还账的。你们的国情和我们基本上相像，还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以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为主，要抓住农民问题。你现在走我们的老路了。我们先是城市，然后农村，然后再夺城市。早先我不是劝过你嘛，你何必当亲王就不能够做人民领袖啊？可以嘛。我就劝你读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我介绍给你两本书，也许你已经读了，一本叫《共产党宣言》，一本叫《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敌人可以在一个早上把工会、农会全都扫光，结果还是上山靠得住。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没有别的，只有军队。我们的教员是蒋介石，你们的教员是朗诺。你们现在的革命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是二十二年再加上六年，实际上是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走这一步，社会主义是搞不了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两点主要纲领，一是反帝，一是反封建。这么一搞，你的旗帜就鲜明了，全世界人民都赞成你们嘛。我赞成这个策略，就是集中力量整美帝国主义，对法国可以暂时不触动。不反封建也是搞不成的。一个国王搞反封建，怪事了，但是你是民主国王，不是什么封建国王嘛。你不取得农民的同意，事情是搞不成的。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你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朗诺，这个口号提得好，就要这样提。毛泽东还说：中国基本上还是个落后的国家。过去我们一些事做得不好，走了弯路。我们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套。

同日　晚九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节日焰火。其间，会见四十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毛泽东同甘科夫斯基谈话时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同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米希拉谈话时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是伟大的人民，我们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还接见了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人员代表。见到从邯郸回京治病的聂荣臻时，问候他的病情，叮嘱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

5月3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散发西哈努克谴责尼克松声明的请示。请示说：西哈努克已将他谴责尼克松的声明写好交我们替他向各国记者散发，定于明日登报广播。经与外交部领导小组商谈，拟按主席批准的预定方针，准备下列各项：一、以中国政府名义发表声明(12)，谴责尼克松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印支战争，支持西哈努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等的联合声明。二、准备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宣布纲领和成立政府时，立即予以承认并致贺信。三、准备撤退我驻金边使馆人员和专家。四、关于援助印支三国物资，拟请越、老、柬各派代表在京协商运输问题。上述各项，主席如认为可行或需有所增改，均请主席约集在京政治局同志一议。毛泽东批示：“照办。不须开会。”

5月5日　晨，阅外交部关于以周恩来总理名义祝贺西哈努克成立民族团结政府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五月五日，西哈努克将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正式成立，同时要求各国予以支持和承认。我们建议以周总理名义致函西哈努克、宾努(13)，祝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并宣布承认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断绝同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关系，撤出在金边的中国使馆和人员。总理贺信对外广播并见报。毛泽东批示：“同意。”

同日　上午，西哈努克在北京约见各国记者，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以宾努为首相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5月上旬　阅新华社军管小组关于《参考资料》和《国际共运参考资料》目前发行情况和今后发行意见的请示报告，指示：要多印发《参考资料》，并把《国际共运参考资料》也选进一些，一直发到大厂车间。

5月11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黎笋，林彪、周恩来等在座。谈到印度支那的抗美战争时，毛泽东说：要准备长期打，如果不长期不是更好吗？究竟谁怕谁？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大国怕小国呢？风吹草动它都惊慌失措。美国总统每天晚上睡觉很少，尼克松自己讲，他的主要精力是对付越南。现在还有个西哈努克，这位亲王也不好惹。你们有自己的经验和创造。总是大的怕小的，小的慢慢试出来大的并不可怕。美国现在军队分配不够，在全世界铺开太广，死几万人对它是一件大事。可以谈判，但是主要应该打。两次日内瓦会议是谁破坏的？你们同我们都老老实实地遵守，他们不干嘛！我给你讲了，美国不打到中国边境，你们不请我们去，我们是不出兵的。你美国打人家，中国做一个后方都做不得呀？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主要是两个大国，现在都说三个大国，中国不能算。中国的原子武器还刚开始研究，还在研究阶段，这有什么可怕呀？

5月12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各级党的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必须十分重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社、队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要认真解决插队知识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国家拨给的安置经费必须确实用在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上面。建议各地普遍检查一次知识青年下乡的工作，切实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

5月中旬　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5月17日　阅周恩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三七次会议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关于国际形势，经主席几次指点后，我曾邀外交部领导小组座谈了几回。外交部在十五日提议推迟五月二十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十六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一致商定下列三事：一、推迟中美大使级会谈，将双方联络员的会晤定在六月二十日。二、建议主席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和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及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三、召开群众大会，拥护主席声明，庆祝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并请主席、林副主席出席，西哈努克讲话。会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毛泽东批示：“照办。”

5月20日　审定毛泽东署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通称“五二〇声明”）。声明说：“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这个声明刊登在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5月21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座。毛泽东说：现在是大国怕小国。我们东方国家，亚洲国家一百多年来是受气的，现在逐步联合起来，要翻身。西哈努克说：中国的坚决支持，对我们的反美斗争是很大的鼓舞。毛泽东说：不支持你们不行，就不是国际主义了。你在柬埔寨，不是今天才反美，多年来你就反美，所以现在的反美斗争不是突然的。

会见结束后，和林彪、周恩来等同西哈努克亲王、宾努首相一起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大会上，林彪宣读毛泽东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西哈努克发表讲话。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毛泽东同西哈努克交谈。西哈努克说：印度支那三国决心战胜美国，有中国做我们的可靠后方，一定会战胜。毛泽东说：没有中国，你们也行。华盛顿当时反对英国，他只有三百万人口，战胜了英国。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八万党员。你与美国的敌人站在一起，旗帜鲜明了嘛。美国开了军队到你们那里，问题就清楚了。现在美国进退两难，没有章法了，它的那个总统难做了。

5月29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提出：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具体要求是：一、努力增加生产。二、基本建设工程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尽快形成生产能力。三、大搞综合利用。四、提高劳动生产率。五、大力降低消耗定额。六、提高运输效率。七、提高产品质量。八、改善经营管理。九、大抓清仓查库，注意修旧利废，加工改制，节约代用。十、上述各点，主要讲的工业战线，其精神同样适用于农业、财贸和其他各条战线。周恩来等在给毛泽东报送这个指示的报告中说：今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基建和财政收支情况均好。

5月底　阅周恩来五月二十九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三次开会情况的汇报，批示：“已阅。”周恩来的汇报说：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晚，政治局宣读和修改了《关于修改宪法情况的报告》稿，商定由工作小组定稿后，再报主席、林副主席审阅。在三次会议中，研究了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提出：各地厂矿、企业和基建单位，主要是动员群众挖掘潜力，提高生产指标和基建生产能力，节约器材投资，缩短基建期限。

6月5日　阅姚文元报送的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批示：“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与春桥同志酌定。”这两份材料发表在七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七〇年第八期和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6月11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及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马，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在座。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毛泽东说：你看这十几年来是多大的变化啊。谁不听苏联的指挥棒还行啊？它的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的报告，叫做什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骂我们叫做“教条主义”、“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还有“托洛茨基主义”、“冒险主义”，多着呢。经过几次谈，苏共要求停止公开争论。它挑起论战，自己又说停止论战，其实也不想停。有些过去骂我们的党，我们倒是原谅它们。它们不得不骂，不骂就要挨整，而且它们也搞不清楚，有个认识过程。我们现在就骂现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这一家。另外一家就是美国。谈是要谈的，骂也是要骂的，中美谈判上月底停了嘛，以后怎样将来再说。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垄断资本不好，不能说人民不好。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天下大乱，不安宁。就是美国，它国内也是不安宁的。小国只要能反击，大国就怕。你看越南、柬埔寨、老挝，它们也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就是用轻武器打，能够打下飞机来。谈到中国的备战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在准备。如果敌人把我们的空军搞光的话，我们就是靠步兵。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一半，我们还有一半。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的交通要道、大城市，我们还有乡村、中等城市、小城市。我们没有打你，而是你打我们嘛。你打我就打，我所讲的打是打防御战。我们现在到处修地洞、地道，节约粮食。你要来就来，我先打防御战，把主力分散开来，把事情看清楚了，经过一个过程，试试看，打他一些小的仗，我们不那么忙。这是我们的老办法。

6月13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致电慰问苏联遭水灾和地震的请示报告。周恩来致柯西金的慰问电本日发出。

6月17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联络人员会晤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六月二十日将到，中美在华沙使馆联络人员将依约会晤。鉴于目前形势，政治局会议在昨晚商谈时认为只能再次推迟大使级会谈。毛泽东批示：“有点修改。”他修改了两处：一、将“今后会谈何时举行为宜，可通过双方联络人员于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日在美大使馆会晤，另行商谈”，改为：“今后会谈何时举行为宜，可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在适当时机另行商谈。”二、将“还应将双方联络员下次会晤日期再推迟到七月二十日”改为“还应将双方联络员下次会晤日期再行推迟”。

6月1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最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艾南希率领的索马里政府代表团，林彪、董必武、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关于中国的情况，毛泽东说：中国讲落后也可以，讲有进步也可以，是中间状态的国家，你们看一看就知道。讲进步嘛，就是在政策这方面。所谓经济，也有一部分发展，但大部分有待于将来努力。比如你们提出的打井问题，在我们这个国家并没有解决，有些地方井多一些，有些地方井少一些，有些地方还没有打。至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包括半机械化的井在内，还要多少年。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认。他们去搞他们的大三角、大四角、大两角好了。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做亚、非、拉。执行进步的政策有前途，问题还是政策。在艾南希说我们痛恨外国干涉别国的内政时，毛泽东说：恰恰是那些想控制人家的国家，讲平等、讲自由，就不跟你们和我们讲平等，就不肯让你们自由、让我们自由。

6月22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国务院的报告提出：（一）将各部、委、直属机构由原来的九十个精简、合并为二十七个(14)。（二）各部、委设立必要的层次少、人员精的办事机构。中央批示要求各部门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6月24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财政部部长马哈古卜率领的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董必武、周恩来、康生、李先念在座。在马哈古卜介绍苏丹及一些非洲国家反对英国和美国的斗争情况后，毛泽东说：这个世界上怕英国人、怕美国人的很多，这几年慢慢地都不怕了，就是世界人民不喜欢它们。不过对于美国人民跟他们的统治者要分开来看待。我对美国人民是寄予希望的。非洲可沸腾起来了，闹起来了！五十多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培养了反对它的人。大概在座的朋友们都是读了外国书的吧？帝国主义就是培养一批人来反对它自己，另外培养一批走狗拥护它自己，在各国都是一样。只要你们不脱离群众，你们能够站得住脚就好。中国的经验可以作参考，要结合各国自己的经验。我们也是找外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验，比如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等等。对美国有些技术还可以学习，它的政治不能学。谈到中国对苏丹的援助时，毛泽东说：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也不算数，中国人就不走掉。帝国主义就是不帮助人家建设，赖着不肯走，那没有办法，只好革命了。当苏丹代表团的加拉尔说对帝国主义银行、企业实行国有化才是真正的独立时，毛泽东说：恐怕还要工业、农业发展一些。不要靠外国。可以进口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也还要你们自己搞。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决心，做不到这一步，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6月26日　审阅冶金部《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纪要》和煤炭部军代表《关于全国煤炭工业会议情况的报告》。纪要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冶金部召开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传达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落实一九七〇年的钢铁生产和建设计划，研究一九七一年和第四个五年的钢铁工业发展设想。今年钢产量要确保一千七百万吨，到一九七五年达到四千万吨，基本上建成大三线钢铁基地，并在各经济区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钢铁工业体系。报告说：四月十日至二十二日，在江西萍乡安源矿区召开了全国煤炭工业会议，讨论了一九七〇年煤炭工业的增产节约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规划设想。经反复讨论研究，一九七〇年煤炭生产计划定为三亿一千八百万吨，比国家计划增产三千三百万吨；到一九七二年，煤炭产量将有更大幅度的增长，大三线煤炭基地将基本建成，江南九省煤炭可以基本自给；力争一九七五年煤炭产量跃居世界第一。毛泽东批示：“两件很好，可以转发。”

6月26日或27日　阅周恩来六月二十六日报送的对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去世的唁电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苏加诺于六月二十一日去世。周恩来的唁电于六月二十七日发出。

6月27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以朴成哲(15)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先念等在座。谈到中朝关系时，毛泽东说：我和金日成(16)是朋友，而且是多年的朋友。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大敌当前，我们两国人民非团结不可，而且整个世界人民也非团结不可，我这里讲的包括苏联人民。人民不团结，要革命怎么革法？谈到中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情况，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正要一些大使馆派人回来开短时间的会。有些大使馆也难怪他们，因为他们在那个国家，是很难做工作的。他们经常看人家的报纸，无非是骂我们，一骂就不舒服了，就觉得世界总是黑暗的。据我看，整个世界形势也不那么坏，比较好。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比较十年前、五年前都大大提高了。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一年来，通过教育革命的实践，初步积累了有关招生、课程设置、教材改革、教学方法以及建立三结合教师队伍等方面的经验，建立了部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目前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开始招生，两校共招生四千一百名，招生条件是政治思想好，有实践经验，身体健康。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六九年、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通知说：大专院校的三届毕业生，可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分配，一般于七月底前分配完毕。认真做好毕业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坚定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服从革命需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的通知》。中央转发这个通知的批语中，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夏天农忙季节后，要展开一次爱国卫生的群众性运动。

6月29日　圈阅周恩来、康生、姚文元报送的两报一刊“七一”社论稿《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社论具体论述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五条标准：一、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二、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四、有事同群众商量。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7月1日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这条铁路于一九五八年动工修建，全长一千零八十五公里。

7月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林彪、周恩来、康生等在座。当凯山说到虽然战争要延长，我们有决心打下去时，毛泽东说：这好。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需要有决心，无非是人少、物资少嘛。美国它就没有困难？它的困难也许比你们还大。世界变了，从老挝来讲，也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自找灭亡。它的目的就是想占地方，找人来埋葬它。游击队是一个训练干部的学校。资产阶级的武装想消灭我们，那好，我们就打嘛。打就要有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就能够训练干部。我们应该首先说明，要有人民，要有战士，但是人民和战士要有干部领导，没有领导是散的。我们两家并没有条约，也没有签什么字，但我们讲的话算数。帝国主义讲话不大算数。各国人民我看也快起来了，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搞和平运动的，有打游击的，有在思考问题的，也有许多人尚未觉悟。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叫做革命。能够相信只有十月革命，或者中国革命、越南革命、老挝革命，其他地方就不革命了吗？不可能嘛！

7月1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林彪、周恩来、康生等在座。谈到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时，毛泽东说：英国、美国过去不肯修这条铁路，现在又很想要修。那些人讲话，早晚市价不同。中国的确是被帝国主义等一些大国看不起的，技术落后，穷得很，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些穷朋友，互相帮助嘛。其实建这条铁路统共才用一亿多英镑。这条铁路如果修起来了，会带动你们国家许多工业，一定要修起来。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有八个国家的军队占领过北京，现在这个危险还没有去掉，还有可能。我不是讲八个国家，而是讲世界上有那么一二个大国，它不仅想吞并你们非洲，也想吞并我们中国。你看我们周围，是一些什么国家的军队占领！至于英国和法国倒不是那么凶了。人家也许说，瓜分中国不可能。我也说，可能性也不那么大，但是想着这一条我看还是好的，准备着。祝贺你们兴旺起来，破除迷信，不要迷信什么帝国主义。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它那套帝国主义政治的迷信，它那套欺骗，要破除。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不容易。谈到有些非洲国家只是名义上的独立时，毛泽东说：你们这些国家真正独立了，强大起来了，要帮助那些还没有解放的国家。我知道现在你们也在帮助它们，这种事情帝国主义是很不喜欢的，而你们敢于做。

7月12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通知说：各级党组织应该遵照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的“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的指示，把整团建团工作提到党的议事日程，加强领导，认真地把共青团组织整顿好，建设好。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准备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工作计划(17)。周恩来在送审工作计划的报告中说：关于修改宪法、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问题，经向政治局同志传达了主席指示后，大家一致同意发动全国革命群众广泛讨论修改宪法并提出修改意见，以便集中群众的智慧反映到新的宪法上。同时，我们也拟出了两个半月的工作计划和程序。现送上计划草稿，由东兴、叶群两同志分别向主席、林副主席面报，并请主席批示。

同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送阅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建议毛泽东接见由贝当古(18)率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的电报。周恩来在送阅报告中说：贝当古在来华前，向我使馆提出希望主席接见。来京后当晚提出法总统要向毛主席问候，如能接见将亲自转达。

7月13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贝当古率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先念在座。贝当古说：我觉得在国际上也好，其他方面也好，法国愿意同中国有直接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是建立在独立和友好的基础上的。毛泽东说：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大安宁。热爱独立是一件事，别人总要干扰你又是一件事。上回我就跟你们讲清楚了，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少数国家，喜欢干涉别人的独立。当然，现在没有人侵犯你们法国，除了台湾以外，也还没有人侵犯中国。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准备打仗，不是打出去，而是别人打进来的时候，我们消灭他。你晓得世界怎么变化，我们又不是那几个大国的参谋长，所以我们要准备打仗。在贝当古谈到法国既没有屈从于苏联，也没有屈从于美国时，毛泽东说：你们能够往来于美国、苏联之间，我们的地位稍微困难一点，没有你们那么自由。欧洲现在的形势，不仅你们，而且英国，现在要想打一场战争看来是困难的。实际上你们对东南亚条约是不感兴趣的。所谓同盟国，现在也难说，在有一些问题上谈得来，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谈不来。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这类国家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在贝当古说中国、苏联和美国这三国对整个世界局势有很大影响时，毛泽东说：中国的影响不大。法国驻中国大使马纳克说：我们的根本政策就是要避免只由这两个大国来解决问题，比如中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所以要考虑有中国来参加，同时要考虑有关地区人民的意志。毛泽东说：你这个话是你个人的话，还是你们政府的话？贝当古说：这完全是我们政府的立场。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就要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我的意见是要破除迷信。在贝当古说到蓬皮杜总统很钦佩中国在科学方面所作的努力时，毛泽东说：才开始，试验性的。中国不算什么大国，报纸上吹，我就不信。在贝当古说很钦佩中国自己放出了卫星时，毛泽东说：我是不那么钦佩，不算啥事。因为天上有那么多卫星在转，都是那两个国家的，我们这些国家放个把两个卫星算啥。贝当古说：已经建议周恩来总理明年去作一次旅行，共和国总统委托我向你提出来。毛泽东说：这个愿望好，可以考虑。

7月14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同法国记者谈话稿》。谈话稿说：中法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我们却都热爱独立，反对大国的控制和干涉。现在世界上有一两个超级大国，总想以势压人，欺负弱小，争霸世界。大国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但是，时代前进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民已经和正在觉醒，大国主宰世界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毛泽东批示：“可以。”

7月17日—22日　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在十七日的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任，林彪任副主任，成员共五十七人。周恩来说：在北京的修改宪法起草小组，四个月中由康生、春桥、法宪、作鹏、登奎同志共同起草多稿，根据主席的要求，放进了新的东西。现修改出的有两稿，一个是六十条，六千字，一个是后改为三十条的，四千字。主席指示把这两个稿都发给大家，让大家提意见。

7月18日　下午，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进行小组讨论。周恩来出席东北、西南组小组会议，在会上宣读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代表问题的通知稿，通知稿中有一句话是：“可以考虑国家不再设主席、副主席，而以人大常委负责人接受外国使节。”会后修改时，又删去了这句话。

7月2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副主席拉乌尔率领的刚果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代表团，林彪、董必武、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在座。拉乌尔说：我们处在一些亲帝国主义的国家包围之中。毛泽东说：比我们好一点啦。美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在亚洲出了多少兵！苏联在中苏边界有人说是四十五个师，有人说是七十个师。拉乌尔说：刚果在经济上还会受到帝国主义控制。毛泽东说：在非洲大多数国家都有这种被控制的情况，有一些国家是自愿受控制的。不过，现在的非洲比二十五年前的非洲不同，非洲可以是我们的朋友。一些国家联合起来才能对付帝国主义，不联合起来人家就不怕你。目前要联合起来呢，又有困难，但整个趋势总是要联合起来的。拉乌尔说：现在美国的宣传已经不能欺骗非洲的群众了。毛泽东说：还能够骗一些人。如果完全不能骗人了，我看我们就没有多少任务了，我们就可以睡大觉了。我们是站在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这一边，天天在报纸和电台公开地讲，因此你们做点什么好事，我们都高兴。你们支持我们，整个非洲的人民支持亚洲的革命人民，大家彼此帮助。拉乌尔说：向中国学习的东西很多。毛泽东说：可能有一点，但不很多。我们走的弯路，你们不要再走了。中国人太多了，同经济发展不相称。你们现在愁你们的经济，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我们搞上去一点对你们也没有坏处，搞上去不是造几个原子弹，发射个把卫星，那可怜得很。这个天空上有好多人造卫星在那里转，都是美国和苏联的，后头才有法国的、日本的跑上去，最近中国才跑上去一个。这二十年中间，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现在稍微好一些，有点改进，也许再过二十年事情要好一些了。送客人到门口时，毛泽东再次说：你们不要走我们的弯路。

同日　晚上，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这两天，你们学习主席会见十二个国家外宾的谈话，共十二次。因为从去年国庆到现在，变化很快，正如主席说的形势大好，是在九大说的，这一年证明了。世界大战的危险存在，要有所准备，在反美反修各条战线上都不要放松警惕，主席每次见到我们都讲，再三嘱咐。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代表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进一步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军委，接到本通知后，认真动员各厂矿、公社、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广泛讨论修改宪法，提出修改意见；二、讨论和通过四届人大的候选代表(19)。

7月中旬　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期间，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议论。毛泽东得知后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7月22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同日　晚上，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主席对一百零六、六十、三十条(20)均要看。遵照大家的意见改出一本，然后全会讨论，这次不发大家。你们把一百零六条发给群众，发动讨论，两次集中意见，不拿具体意见去讨论，以免先入为主。周恩来说：计划工作要打破洋框框，主席指示：第一，必须落实。第二，有跃进形势，但支票不要开得太多。

7月23日　到达武汉。二十五日，到达长沙。二十七日，到达杭州。

7月25日、27日　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三周年的社论稿《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社论稿第一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走过了四十三年英勇战斗的历程。”讨论时围绕这句话出现了争论。陈伯达主张改回到“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21)，即将“直接指挥”前面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张春桥主张不改。康生也认为新提法不易译成外文。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7月28日　到达上海。

同日　阅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八一”社论稿情况的报告，要汪东兴代为画圈后退回。

7月29日　下午三时二十分，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约尼查一行，周恩来、黄永胜、邱会作、萧劲光(22)在座。约尼查说：看了很多东西，上海生产的东西技术水平很高。毛泽东说：恐怕不一定很高吧，上海的工业有好几年我没有看了。你都是讲好话，我不喜欢听。我给他们（对周恩来）讲过，要给人家看看落后的东西、浪费现象。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这个世界我看是要打的。帝国主义欺负中等国家，像我们这些国家都算中等国家。约尼查说：中国是大国。毛泽东说：够不上，美国、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我们攀不上。以前我们跟他们（指苏联——编者注）是亲戚，后来闹翻了。闹翻了就闹翻了吧，这个地球还是照样转嘛。你们的代表到中国来，我们说我们准备长期跟他们搞公开论战。我们要准备打仗呀！别人打我们，我们就要打，就是要有准备。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

在毛泽东会见约尼查后，周恩来、黄永胜就“八一”社论稿的修改问题当面请示。毛泽东问汪东兴：怎么搞的？（意思是怎么没有把周恩来的报告画圈退回去——编者注）汪东兴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画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泽东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修改过，我就不看了。随后让汪东兴代他删去社论稿开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毛主席和”四个字。当晚，周恩来返回北京。次日，将毛泽东意见批告康生、江青、张春桥等。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由总参谋长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周恩来、黄永胜、邱会作在座。当吴振宇称赞中国经济和国防的成就时，毛泽东说：有一些成就，不那么巨大，还在努力。我们六七、六八这两年生产下降了些，武斗得厉害，一个工厂分两派，互相打呀。这一条，我们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料到。怎么每个工厂都分两派呢？怎么动不动就打呢？去年一般没有打了，现在好了。有些是有坏人在那里挑拨。我们把这叫做全面内战。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据我看，世界人民的觉悟比较过去几年要高一些。帝国主义同它的走狗面临着危机，各国人民反对它，就是它国内的人民也反对它。但是要看到，帝国主义同它的朋友还是有力量的，他们还想作怪，因此我们要准备对付。你们是前线，我们稍后一点，所以你们那样紧张我们也是理解的。我们也相当紧张，正在准备，准备有好处。

同日　听取周恩来汇报将赴任驻匈牙利大使的吕志先准备面见匈牙利总理福克试探其访华愿望的方案，表示同意。此前，毛泽东曾在外交部拟邀请匈牙利总理福克访华的报告上批示：“宜先试探，如确有诚意，然后才好正式邀请。”

同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

7月31日　林彪之子林立果(23)在空军干部大会上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林彪听录音后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吴法宪称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24)、陈励耘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7月底　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关于王光美美特罪行的审查报告》，批示：“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

8月10日　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横渡太平洋，抵达加拿大西海岸的温哥华港。

8月11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南也门(25)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和外交部部长比兹，周恩来、黄永胜、粟裕在座。鲁巴伊详细介绍南也门一九六七年独立前后的国内形势和南也门同苏联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关系。毛泽东说：亚非拉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都支持。苏联不仅想控制你们，也想控制中国、东欧各国、阿拉伯各国，多着呢。你们还没有陷得很深，要摆脱它还比较容易。要靠自己啊！自己为主，外国援助为辅。不论哪个国家的援助都不许可附带什么条件。你们有希望，跟整个阿拉伯国家和世界人民有希望一样。谁想到南也门像亚丁这样的地方能把英国人赶走呢？我们还没有把英国人从香港赶走呢，你们先走了一步。我们是借香港做生意，同世界各国做生意，暂时不去惊动它。你们说不利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明摆着的。我们是反对它的控制的，并且准备他们用武力来侵犯我们。谈到中国建设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就是要靠人民，如果不靠中国人民，我们这些人毫无办法。我们走的路是S形路，是个弯路，就是说我们犯过许多错误，遭受过许多挫折。现在稍微聪明一点，也没有资格向你们逞英雄，只是把我们犯过的错误告诉你们。

8月12日　上午，在杭州会见苏丹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尼迈里和国防部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巴斯，周恩来、黄永胜、姬鹏飞在座。尼迈里介绍苏丹国内的情况和发展设想后，毛泽东说：只要大的原则做得对，一些小的问题逐步会解决的。比如讲，外国的援助吧，如果不是以你们为主而跟外国合营，或者是受外国有条件的控制，那就不管你们搞多少年，还是帮外国人的忙。尼迈里谈到参观上海一个人民公社的感受，毛泽东说：你们人很分散，现在要组织大规模的公社，还不可能。恐怕开始还是个体经济，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有些事情还要看一看。这个世界总而言之是很乱，也并不见得一定对大国有利。比如美国，它到处伸手，闹得它国内人民也不满意。美国的手伸出去了，又不好收回来，就是这么个局面。只有再伸吧，美国人民反对，各国人民也反对，它的日子就那么好过啊？我看尼克松的日子不如你这个总统好过。你们可以观察到美国的世界战略，它的第七舰队可管得宽了，从美国的西太平洋一直延伸到日本海、台湾海峡、印度洋，到阿拉伯海。这样，真正打起来还有什么力量啊？它现在还是靠原子弹吓人。美国人的估计也相当不错，说中国叫作潜在的力量，就是说我们还不是他们主要的对手，就是他们原子弹多，工业强大，我们不行，他们有第七舰队、第六舰队，我们没有。那怎么办呢？只好努力，互相帮助，亚洲人和非洲人合作嘛。谈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今年“五一”在天安门上我跟他们的代办说过，总有一天要和起来，老是这么闹下去不行。这个原则也可以运用到同美国、同苏联的关系上，总不能永远是这么僵下去嘛。

8月13日　康生主持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中的文字修改问题。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草案中一个提法发生争执。草案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提议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法宪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陈伯达约吴法宪到他家去详细谈了争论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叶群。

8月14日　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定稿问题。会前，叶群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的语录，在会上同张春桥等人斗争。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未再坚持删改意见，宪法草案获得通过。事后林彪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8月18日　下午，离开杭州。

8月19日　下午，到达庐山。

8月中旬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指示草案（讨论稿）》。中央的指示草案原则上同意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人民公社化的部署。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中央关于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草案，经政治局有关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为慎重起见，拟由中央派出两个小组，到西藏各去两个公社（一个在内地、一个在边境；一个老的、一个新的）蹲点调研，看这个指示草案能否解决当地公社中有关方针政策问题。蹲点调研后再回到中央讨论一次。如适用，即正式下发；如需增改，在修改后再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下发。毛泽东批示：“这样好。”

8月21日　圈阅周恩来关于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有关事项的报告。报告说：一、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战备工作三项。二、修改宪法的综合简报（八月十日）和修改草案（八月十五日）均已呈阅，并已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等待主席批示。三、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再报全会。四、战备工作，军委办事组已起草了一个文件，拟先由林副主席审定后，再提政治局和全会讨论。五、全会到会二百五十三人，除大会外，拟再分六个小组进行工作。

同日　叶群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月22日　圈阅周恩来八月十八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记录。

同日　下午，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出席，汪东兴作记录。关于会议日期，毛泽东说：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差不多了吧！在这个月结束。关于修改宪法，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现在当然也见了不少外宾，也可以不见，有些不是也没有见，做国家主席、元首，就是有点好像不太好不见。实际上主要的还是党的领导和行政上国务院负责。陈伯达说：毛主席做国家主席的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国家搞得很好，主席这一次再做国家主席那对群众是一个极大的兴奋，极大的鼓舞。会上，林彪也这么讲。毛泽东说：是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毛泽东还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会议决定，九届二中全会由毛泽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周恩来讲形势，修改宪法问题由周恩来或康生讲。当周恩来谈到计划问题时，毛泽东说：原来这个下放（指中央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部分权力及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给地方——编者注），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指地方——编者注）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当周恩来谈到一九七〇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三五”计划的原定指标时，毛泽东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了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工业这方面，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依靠厂长、专家，不依靠群众；第二个办法是群众、专家、干部三结合，主要是依靠群众。谈到党代会问题时，毛泽东说：党代会不仅要从下到上开，有的还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呀？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当周恩来、康生回答“挂起来的较多”时，毛泽东说：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在这次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第二天的开幕会上不作发言。

同日　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当天下午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意见。

8月23日—9月6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

8月23日　下午，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二百五十三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席。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小会议室集合，毛泽东问周恩来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林彪说：我要讲点意见。毛泽东说：你们三人讲吧！周恩来在全会上介绍会议议程时说：第一项议程是修改宪法的问题，昨天晚上就向全会到会的同志发了五个文件：一九五四年的宪法，关于宪法修改的请示，关于七月二十日的通知，反映各地讨论修改宪法的意见的综合简报，修改稿三十条八月十五日稿。今天上午在阅读。第二项议程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提纲，着重在一九七〇年计划的实施情况和报告，这个将在今天晚上和二十四号晚上政治局讨论，然后提交全会通过。第三项议程是战备工作。还有一点其他的，四届人大代表名单中的特邀名单、华侨和爱国人士名单，是不是也要在全会上报告和通过一下。另外一项，昨天毛主席指示说要谈一谈形势。接着，周恩来宣布了会议分组情况(26)和会期。关于会期，周恩来说照主席昨天指示，大致想从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一个星期。周恩来介绍完后，毛泽东问请哪一位讲。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发言后，康生介绍修改宪法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其中说到，宪法的序言和总纲没有再写毛主席当国家的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的副主席。下边的广大人民讨论，还是热烈地希望，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也要做国家主席，林副主席不仅是党的副主席，也要做国家的副主席。当然，他们也考虑到领袖的意见，说如果是主席不当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但是到底怎么好，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康生讲话后，毛泽东宣布散会。(27)

同日　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这个提议被通过。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提议后，派叶群和在庐山的儿子林立果去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

同日　晚上，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还有一份收集了林彪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二天中午，这两份语录通过汪东兴打印出来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八月二十九日上庐山）。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未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均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8月24日　晨七时，叶群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先给你们讲讲林副主席的意见。下午分组讨论时，你们要在各组发言，表态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坚持“天才论”。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毛主席。要用眼泪表达自己的感情。发言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的人物”，打击面要小，不要点名。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吴司令你最好先发个言，你开个头，给大家定个调子。上午八时，全体与会人员集中到会场，听了两遍林彪讲话录音。播放录音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鼓掌，表示支持。周恩来要汪东兴请示毛泽东。听完林彪讲话的录音后，华东组的陈励耘和王维国(28)拿不准这个讲话的针对性，去找吴法宪，吴法宪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字，并关照：这件事你们可不能说，叶群同志讲过不能点名，只能不点名地点名。

同日　中午，听汪东兴报告上午播放林彪讲话录音时有人提出印发林彪讲话记录一事，表示：他们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不看了，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同日　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在华北组会上发言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陈伯达在讲了“天才论”后又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陈伯达发言后，汪东兴发言，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听了他们两人的发言，华北组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个接一个表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纷纷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赞成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推翻林副主席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吴法宪在念了毛泽东、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后又说：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同日　晚上，汪东兴在汇总各组发言材料时，发现有几个人的发言引用了陈伯达交他印发的关于“天才”的语录，即电话请示周恩来：陈伯达要打印的关于天才的语录还发不发？周恩来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

8月25日　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二十四日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发到了各组。简报写道：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衷心赞成”分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中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林彪听秘书读了这份简报后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这份简报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中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代表其所在的省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会议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改变了这次中央全会的主题。

同日　中午，听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各组对全会第六号简报的反应。随后找汪东兴谈话，说：他们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的反应很大，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同汪东兴谈话后，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召集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对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又说：本来我们这个会议，方针嘛，是开好的会议、团结胜利的会议呢，还是开不好的会议，变成了分裂失败的会议呢？还是要争取开一个团结的会，争取更大的胜利。如果开不成，仍要分裂，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党是经过挫折的，千锤百炼。如果搞不好的话，那我就下山，你们去开，开完了会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辞掉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毛泽东还批评陈伯达说：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你们去当！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

同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不久前访问中国的法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贝当古给毛泽东的感谢信。感谢信说：您阐述的许多意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的某些意见同法国政府的考虑是吻合的。在像我们这样政治社会制度如此不同的国家之间，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概念显然是有分歧的。在一些共同立场的问题方面，我们阐明我们的一致性，只会更加具有积极意义。

8月26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各大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各组会议的决定。

同日　下午，找陈伯达谈话，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并让他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谈。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陈伯达、吴法宪作检讨，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林彪为陈伯达、吴法宪开脱。毛泽东批评林彪所说的“一句顶一万句”和“四个伟大”。

8月26日—30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毛泽东同李雪峰谈话时，批评他出简报没把关，说你这组长怎么当的？与此同时，林彪在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29)。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提出要吴检讨，当天晚上吴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叶群几次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27日　上午，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阅汪东兴关于八月二十四日在华北组发言的书面检查，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会上。

8月29日　晨，陈伯达将写出的检讨送周恩来和康生审阅。检讨中说：“二十四日，我在华北组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没有预先请示主席，也没有预先请示林副主席，同时也没有预先同总理、康老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商量过。”“在这次修改宪法的问题上，关于国家设不设主席的问题，主席多次指示，我都是知道的，亲自听到的，但我没有深思主席的指示。”我说的那个“天才”问题，“主席在‘九大’的新党章中，已经把这类字眼划去了”。

同日　林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康生介绍修改宪法的有关情况。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从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毛主席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是一贯的，这就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因此，大家要下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在会上做了检讨。

同日　同本日到达庐山的黄永胜谈话。

8月31日　晨一时，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针对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批语：“这个材料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30)，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31)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32)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33)，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俩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同日　晚十一时，同周恩来谈话。

9月1日　晨，把对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所写的批语交周恩来等。周恩来将批语送张春桥阅，上午又送林彪阅。中午，毛泽东约周恩来谈话，在批语的抄件上加上题目《我的一点意见》，并在文中陈伯达名字后加“同志”二字。在印发全会前，毛泽东删去了批语中的“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一句，并把修改件送给林彪看。

同日　下午三时，周恩来将《我的一点意见》给陈伯达看并同他谈话。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陈伯达。

同日　晚十一时半，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孙德胜(34)、黎笋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说：目前，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势越来越好。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一个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斗争新高潮。美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它在印度支那的困境，正在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一面坚持扩大战争，一面策划种种阴谋诡计。但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是吓不倒、骗不了的，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9月2日　阅江西省革委会关于发现大盐矿的报告，批示：“江西找到了大盐矿，储量十九亿吨，可能还不止此数。印发全会各同志。”报告说：今年三月三十日在会昌县周田公社找到了一个大盐矿，地质储量初步计算十九亿吨，氯化钠含量占百分之九十七点七。

9月4日　晨零时半，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主持召开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全会再延长两天，陈伯达不再出席会议。毛泽东说：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

同日　同林彪谈话。

9月5日　上午，约陈伯达谈话。陈提出下基层去当农民。毛泽东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团结起来。陈伯达告诉毛泽东，吴冷西、胡绳(35)等现在都在干校劳动。毛泽东说：对知识分子，对文人，应该宽容一些，还可以让他们工作嘛。

同日　阅周恩来、康生本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稿，批示：“可交政治局及各大组讨论。”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大组正副组长参加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国民经济计划等文件。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谈话。听取周恩来汇报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的讨论情况等。毛泽东提出，公报中要写上全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建议。六日，周恩来将毛泽东对公报的修改意见报告林彪，林彪表示完全同意。

9月6日　上午十一时，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大组正副组长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九月五日谈话的几点指示：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自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等。

同日　下午，审阅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稿，批示：“第三页去掉完全二字。其余无意见。”公报稿第三页写道：“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几个月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

同日　下午五时半，出席在庐山人民剧院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林彪主持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全会公报。林彪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要周恩来讲。周恩来说：我们昨天开了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通过了几个文件，然后到主席那里报告。主席认为，我们这次全会，经过讨论，还是按照他的要求，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主席总说我们的会议总要有个新的任务提出，我们大家就奔向各方去奋斗了，所以这次公报里就把这个任务都提出来了。首先，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第二件事，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一九七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关于国际形势，主席把几年来所观察的问题都发表在“五二〇声明”中了。主席还提了一个地方跟军队两方面的关系问题，主席提出的办法就是不要责备对方，地方干部应该拥军，军队干部应该拥政爱民，这样就会合作了。接着，康生讲话。他说：多年以来主席就教导我们要读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昨天晚上主席又提出来了。毛泽东说：这是我过去交给罗瑞卿搞的。读几本或者十几本也可以，过去说是罗瑞卿扰乱了林彪同志要求读我的著作的事情，其实是我扰乱了你，不是罗瑞卿扰乱了你。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36)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毛泽东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当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人多一点嘛。党内党外都要团结比较多数，事情才干得好。对于陈伯达同志，还要看一看，有些问题再研究一下，我赞成同志们的意见，只保留他的中央委员。最后，林彪说：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毛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团结的会，还是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9月7日　晨一时四十五分，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江西九江机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合影。

9月8日　晨一时半，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9月9日　下午二时，接见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同他们合影后离开庐山，到达南昌。

9月10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公报说：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全会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公报还指出：要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要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公报最后的口号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同日　离开南昌，晚上到达长沙。

9月11日　在专列上听取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37)汇报工作。谈话中，毛泽东问：你们湖南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工业省？华国锋汇报了湖南正在开工建设的湘黔铁路、枝柳铁路湖南段和凤滩水电站、资江氮肥厂、省维尼纶厂等大型项目的情况，表示湖南一定抓紧工业基础建设，落实毛主席把湖南建成工业省的指示。

9月12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群众广泛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通知，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同日　圈阅周恩来、康生九月十一日报送的关于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事项的报告。报告说：昨晚政治局会议上，除专题报告外，议了下列几个问题。一、陈伯达案专案组由康生、李德生、周恩来三人负责，具体工作由王良恩、杨德中、李鑫(38)三人处理。目前情况一般，尚未出现过分紧张状态。二、现在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除经常议事的同志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十二人外，今后如遇有重大政策问题需讨论，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三人参加，刘伯承、谢富治两同志在休养期间拟不通知。三、今后在国际来往上，只实行必要的个别出访，不举行周游，拟起草一外交通报告诉我驻各国使馆，不要随便答复。四、提议耿飚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兼党委书记。

9月15日　到达武汉。

9月16日　阅汪东兴九月十五日晚报送的第二次书面检查，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同日　上午，同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你写的信（指汪东兴的第二次书面检查——编者注）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在二百七十多人（指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编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太多，可在三十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9月19日　由武汉回到北京。途中听取汪东兴汇报在武汉找曾思玉谈话的情况。专列到石家庄时，约李雪峰、刘子厚等人上车谈话，询问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来由和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情况，接着问了河北的形势，说河北的形势很好嘛！

同日　晚七时半，在北京丰台车站同陈先瑞(39)、吴德谈话一小时。在询问是否传达了庐山会议情况后，毛泽东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见写的。关于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你们不知道底细。什么天才，我读了八年孔夫子，又读了六年资产阶级的书，学的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那时不知道马克思。直到一九一八年，我二十四岁，才知道马克思。我这一路主要讲路线问题。路线正确一切都有，路线错了就会垮台。路线对了，人少会有人，没有枪会有枪，也会有政权；路线错了，人再多、枪再多也没有用。谈到领导班子问题时，毛泽东说：要讲团结，参与二月逆流的陈毅还选作中央委员，这就是标准嘛。基层干部要稳定，军队干部也要稳定一下好。要有长期打算。要搞好团结，党内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是常有的，有意见就让人家说，不让人家说就不能真正达到团结。有意见今天不说，明天还是要说，最后还是包不住，爆发了就受不了了。党内总有一些不同的人，这也不碍大局。至于个别人他要跳就让他跳，我们也不怕。谈到加强学习时，毛泽东说：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革命就不要分什么外国的，不要以为马、恩、列是外国的，就不读了。你们可以读一下《波拿巴第三政变记》，那是马克思早年著作，当时只三十四岁，你们再看一看《法兰西内战》，就有不同。在询问北京市工农业生产情况后说：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能翻一番，翻半番也很好嘛。

9月22日　周恩来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泽东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给林看，提议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林彪表示同意由周恩来、康生约黄等谈。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

9月23日　下午五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一行，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这个世界我看是天下大乱，不太平。（范文同：这就是革命。）是啊，上回我就跟黎笋同志谈了，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同时，欧洲许多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也不想打。日本现在也还没有到打的时候，一打就是帮美国的忙，也是抢美国的地盘。至于打朝鲜，打中国，我看它现在这个决心还没有下。中国现在根据地多了，每个省就算得一个根据地，如果帝国主义来进攻，那时我们也能对付。谈到基辛格访华问题时，毛泽东说：他说还要到北京来谈，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又不是我们提出来的。他嫌华沙不好，我们说，好嘛，你来吧。可是，他又不来了。美国那个国家也有困难，不要只看到你们自己有困难，美国的困难更大。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不算大国，算一个中等国家，我跟法国贝当古辩论过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连法国都不如，怎么能算一个大国呢？他总是吹我们，说你们放了一颗卫星上天。我说天上每天有那么多卫星，我们只有一个，算什么。我们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不仅是内部的工作，还有一些驻外使馆的工作。一个大使管不了新闻，管不了武官，管不了商务参赞，管不了经济援助，都是一些北京的条条专政来管。新闻归新华社来管，外贸归外贸部管。这个条条专政的问题在我们国内也是现在才开始解决。条条专政就是不能发挥各省的积极性。谈到国际援助时，毛泽东说：我看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讲话算数。马克思主义不是讲阶级吗？讲国际主义吗？工人阶级不分国界吗？现在别的国家在那里打仗流血，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打仗，不过是给一些物资，这还要讲价钱吗？

9月25日　阅林彪九月二十二日报送的《关于南京军区党委等单位传达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摘要》，批示：“第五页上所提处理意见很好，应该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周、康阅，退林办。”《摘要》第五页说，贵州省在讨论团结问题时，“到会的军队干部一致认为，部分参加‘三结合’的军代表，滋长了骄傲情绪，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决定分期举办军队干部学习班，重点解决这个问题，以进一步开展拥政爱民活动”。林彪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线，并注明：“此类问题已告军委办事组作为专题研究，以便改正三支两军人员中所出现的不良倾向。”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哈桑，周恩来、康生等在座。谈到巴基斯坦要建设造船厂时，毛泽东说：那是很需要的，我赞成。只要我们能够帮助的，我们尽量帮助，互相帮助嘛。现在一些大国欺负我们，比如在海军、空军这些方面，什么印度洋、太平洋都被他们霸占着。所以我们也得搞一点海军。讲到海军，我们恐怕是不行的，不比你们强，可能比你们还落后。中国原是一个穷国，过去没有工业，现在搞起了一点，也不很多。大概再过十五年左右，或者二十年左右——已经过了二十年，再过二十年左右，可能就好一些了。我们的经验和你们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是很大的，但它怕小国，也怕这些中等国家。有些国家说我们国家是大国，我说不是，是中等国家，跟你们一样。他们怕我们是怕我们的将来，不是怕我们的现在，这就是所谓潜在力量。所谓潜在嘛，就是力量还在那里睡觉，不晓得哪一天醒了，他们就紧张就是了。谈到中国的战备时，毛泽东说：我们所谓的空军、海军都是从陆军抽出来的人去搞的，因此他们也不内行，没有搞过嘛。陆军打游击战争，我们过去是有经验的，其办法就是叫：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我看海上也是用这个办法。就是这个军港不行，军港没法子跑，要想另外的办法。总之，准备一下比较好。有人说我们修地道花钱太多了，我们根本没有花钱，国家预算没有这笔钱，老百姓自己搞的嘛。

9月27日　阅周恩来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读书问题的报告，批示：“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周恩来报告中选列的九本马、恩、列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同时选列了五篇毛泽东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并指出：“最近，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指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通知中所列的学习书目为：《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选读）、《反杜林论》（选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国家与革命》（选读）和毛泽东的五篇著作。

9月2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凯莱齐(40)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周恩来、康生、李先念、李强、方毅(41)等在座。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人民的觉悟是在提高，比如美国人民的觉悟这几年就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美国缺少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党。我看印度、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将来也可能是群众走在前头，然后感觉到有组织党的必要。你们看苏联同美国，究竟是矛盾大一些，还是合作的可能大一些呢？凯莱齐说：在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上肯定有矛盾，不可调和。毛泽东说：可能是这样，划分势力范围这方面矛盾很大。去年尼克松到罗马尼亚就使苏联很不高兴嘛。谈到尼克松表示要到中国来时，毛泽东说：如果他真来了，一定是有点什么名堂。美国人提出了一个建议，说中美会谈在华沙这个地方不好，他们愿意到北京来谈。我们说，你讲得对，谈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可以到北京来谈，但要谈台湾问题。后来他们不再说马上要来，以后再说了。毛泽东还说：有可能加拿大和意大利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

9月29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吊唁埃及总统纳赛尔去世活动安排的请示。外交部请示说：建议以董副主席和周总理名义发唁电。派出郭沫若副委员长为国家特使前往开罗参加葬礼。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我建议主席约我们谈一下，以便决定对此有关各事的处理。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约周恩来、康生谈话，决定以郭沫若为特使前往。谈话中，提到传阅汪东兴的书面检讨信和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的情况，毛泽东说：汪东兴的信是他自己要写的，别人没想通，不忙写检讨，这些人的错误与陈案性质不同。

9月　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的贺电稿，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一语中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删去。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民兵和群众的游行队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会见斯诺夫妇，林彪、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你去年十二月给我的信我收到了，我交给了周总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斯诺说：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但我不是故意那样干的。毛泽东说：你当时怎么看就应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不赞成你的也就是他们，现在在外交部他们不当权了。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关于国庆的报道中，提到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夫人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国庆活动。

同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广场的联欢活动。在城楼休息室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西哈努克谈到柬埔寨国内战事，毛泽东说：军队需要训练，几个月还不行，需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受到训练。听说美国军官在西点军校学了军事，但是学的东西拿到东南亚就不能用。柬埔寨人民军队在战场上自己学。没有听说学了书本就可以打仗的。我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也不是从书本里学的，是通过战争学的。没有朗诺的政变，你也不会干嘛。

10月2日　阅陈伯达九月二十三日写的、二十九日报送毛泽东的检讨信，批示：“送林、周、康阅。请周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下。”陈伯达在信中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以说明“这次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的大罪，不是偶然的”。信中要求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10月初　审阅修改外交部起草的周恩来给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的复信稿。七月和八月，成田知巳先后三次致信周恩来，表示愿意发展该党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和扩大交流，并希望有机会同我国领导人就亚洲新形势、恢复日中邦交等问题交换意见和派遣日本社会党的正式代表团访华，并希望在该党代表大会召开（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之前访问中国。复信稿说：“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和日本领土，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42)精神，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走狗、帮凶而进行斗争；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于十月中旬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泽东将“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精神”一句中的“更应”二字删去，同时将“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改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欢迎”。

10月8日　晚上，在钓鱼台迎宾馆会见金日成，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谈到同苏联、东欧的关系时，毛泽东说：跟苏联打交道这个事相当难。我们过去对苏联也有幻想，比如赫鲁晓夫初期我们还是寄予希望的，后头呢？就丧失了信心。你们现在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贸易关系跟苏联搞决裂也不好，我不劝你们搞决裂。我们是搞革命的，一个是国内要继续革命，国际上也希望推翻帝国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我们胜利了的党，胜利了的国家，应该帮助世界各国的革命者推翻全世界的剥削者，这是一般的原则。要靠苏联来帮助你们或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就讲军火要卖钱，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对于许多党的公开攻击，我们都是不回答的，我们只回答了一个意大利、一个法国、一个美国。其他许多党，比如东欧的党，虽然骂得很凶，他们不能不骂，我们都不回答。比如罗马尼亚，过去骂得很凶，你不是跟我讲过吗？现在怎么样呢？他们也不骂了。现在东欧有些党，我们准备跟他们改善关系，比如匈牙利、波兰。改善的程度呢，那就还要看了。谈到国际局势时，毛泽东说：这个美国，它管的地方太宽了，又要管亚洲，又要管欧洲，又要管中东，又要管非洲，又要管拉丁美洲，还要管它本国的人。现在世界大战可能性比较小，我看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帝国主义搞世界大战信心不足。美国的力量还是相当大的，但是它抓得很宽哪，力量不能集中，就难解决问题。要打，靠美国。而一打呢？势必有些地方的革命要趁机而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出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了我们这些国家。现在还不能断定它一定不打。总而言之，美国人进退两难。要退，它不愿意；要打，打不下去，它也难。（金日成：现在南朝鲜，美国人也不打算走，全撤是不会的了。）全撤？恐怕朴正熙要留，日本也要劝。要发生什么大问题，或者是拉丁美洲的革命起来了，或者是它本国闹起来了，问题严重，它不撤就不行了。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有两年搞武斗，上一次我跟朴成哲同志谈过，所以一九六七、六八年两年生产低落，六九年，就是去年，跟今年才起来了。反革命也查出一些了，搞大联合了，不打仗了。我们中国内部搞内战呢！我们叫全面内战。谁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搞这一套啊？我们没有计划的。后头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中央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解决，学校也是一个一个地解决。会谈结束时，金日成说带来了几个理论问题，毛泽东说：可以同恩来同志、康生同志谈。

10月10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第二次会见金日成，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毛泽东说：听说你出了一些问题考我们呀？金日成说：只是交换了一下意见。毛泽东说：我看许多问题以后还要看。比如我们谈过的，一些文章中也发表过的：究竟是战争的危险为主，还是革命为主。我看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看来革命好像成了主要倾向。究竟哪一个对，我们以后还得看。金日成说：我们支持这个意见，革命的形势压倒战争。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战争打起来了，主要倾向就是战争，战争引起革命，这是肯定的。美帝的朋友现在不多了。打朝鲜的时候还有十六个国家参加，至于打越南，欧洲一个国家都没有。如果打世界大战，欧洲国家不来，它打得起来啊？日本要打世界大战，总是要为日本打主意。现在替美国抬轿子，总是困难些，总不适合日本的口味吧。它没理由打我们。有些人总是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冒险主义者，但是我们冒险也就是你打来了，你来冒险我才防御嘛。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们支持各国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只是说说而已。至于真正去推翻，那还得靠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起来，我们不能代替人家去推翻啊。现在我们连在台湾的反动派都不能推翻，你还能去干涉日本？当然我们也做点实事，比如东南亚现在的战争，你不帮忙也不行啊。你不帮忙就是叛变革命啊！我对范文同是这么讲的。还是要看路线正确不正确，这是最主要的。总而言之，帝国主义是没有道理的，跟着帝国主义走的那些人也是没有道理的。基本原则还是马列主义。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毛泽东说：这个世界上各有各的马列主义，多得很。当金日成说要根据毛主席的话为加强团结而继续努力时，毛泽东说：是啊，这些话要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是肯定的，比如说你们有事要我们帮忙，我们要帮忙，这点是肯定的。有一些话是作为一种商量，因为我们自己还是作为问题提出来的，比如究竟是帝国主义战争为主要倾向，还是革命为主要倾向，虽然讲革命是主要倾向，我看还要看。

10月12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毛泽东接见斯诺的安排，批示：“可以，拟多听他谈些国际情况。”

10月1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夫人，周恩来、康生等在座。谈到原子弹时，毛泽东说：我们虽然也搞点原子弹，但是不是使用，我表示怀疑。从历史上来看，防御战争总是比较好一点，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防御战争就是如此。征服人家的战争就难说了，希特勒甚至把整个法国占领了，结果还是希特勒失败了。现在美国就是走的希特勒这条路，所以大国被小国牵制了。我对你们法国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看起来还有兴趣。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高潮结束了，有些工作还没有结束。清华大学就是两派武斗的一个学校。有一些人不算那么坏，他就叫作犯错误嘛。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去处罚什么人。老教授还是要用的，一跟群众结合，他就有用了，就能起点作用了。我是中间派，中间偏左。我这个人不算是怎么左的人。我们支持全世界人民革命这是真的，我们不隐瞒。但是革命嘛，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中国人不能代替别国人去革命。好像你们法国大革命那样，并不是美国人帮忙去代替的。

同日　阅吴法宪九月二十九日的书面检讨，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存中央办公厅。”吴法宪在检讨中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自己在西南组会上的发言中“引用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泽东批注：“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检讨中说：“又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毛泽东批注：“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检讨中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毛泽东批注：“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检讨中说：“庐山会议期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陈伯达要来，我因当时还没有识破他，出于礼节，就主动去看了他，坐了一会就回来了。”毛泽东在“出于礼节”下画了横线。检讨中说：“八月二十三日晚十二点前后，他来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同志”，“他又谈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回去后隔不久就打电话传给我七条语录……在电话上逐条进行了校正，然后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批注：“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检讨中说：“八月二十六日黄昏，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要他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三个同志谈谈，因此，我们三人就去了。”“他说主席今天下午批评了他”，“他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当时陈伯达神态异常，说话支支吾吾”。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画了横线，旁边打了个“？”，批注：“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检讨中说：“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批注：“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检讨中说：“二十七日晚，他来和我核对那句话(43)时，我看到他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毛泽东批注：“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检讨中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他来电话找我，我去参加小组会不在家，他就告诉我的秘书说，他想把他对宪法的修改意见划一份出来送呈主席看”，我“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毛泽东批注：“这样对。”

10月15日　阅叶群十月十三日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批示：“此件已阅。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退中办存。”叶群在检讨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泽东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画了横线，批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检讨中说：“没有注意核实情况。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画了横线，批注：“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检讨中说：主席讲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批注：“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检讨中说：“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泽东批注：“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检讨中说：“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毛泽东批注：“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检讨中说：“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毛泽东在“间接地”后面打了“？”，并批注：“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检讨中说“过去对他（指陈伯达——编者注）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泽东批注：“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检讨中说：“陈伯达可能是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开完大会回家，陈伯达来见林彪同志。我们劝他回去了，“现在看来他这次闯来是别有用心的，是想趁机搞阴谋的”。陈伯达的老婆“在运动初期就坚决拒绝参加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毛泽东批注：“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检讨说：“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在“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下面画了横线，批注：“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毛泽东在检讨结尾处批注：“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同日　晚上，周恩来将毛泽东批示的吴法宪的检讨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阅，在附信中说：“法宪同志的检讨信和主席批示，已送呈林副主席看过。”“主席要汪东兴告诉我和康老，在请示林副主席后约有关同志一起谈谈。还有，主席对叶群同志检讨信，也有批示，待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阅后再送你们。”随后，周恩来同康生到林彪处，同林彪商量约黄永胜等人谈话事。

10月2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为此，各地要按新党章的规定，及时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建立各级党委。

10月　林立果正式组建秘密组织“联合舰队”(44)。叶群为“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规定了代号。

11月6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一、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二、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同志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三、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四、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五、中央组织宣传组可设短小精干的联络办公室。六、中宣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均取消，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它们的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

11月9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建议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泽东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11月上旬　阅周恩来、康生、李德生十一月七日关于扩大印发《我的一点意见》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在办理陈伯达专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如不使更多负责同志和办专案同志知道，就不容易得到多的真实的揭发和检举的材料。我们提议将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党和政府的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各一份。毛泽东批示：“略宽为好，如地级、师级。中央应有一指示下达。请林再阅后，退周恩来、康生。”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

11月11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派特使参加戴高乐葬礼(45)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要求参加戴高乐葬礼的已达八十多个国家，其中有尼克松、柯西金、希思、比里、塞拉西(46)等，多是自发而非邀请。鉴于中法目前关系，而戴的对美立场又为我所称赞，如外交部请示件已为主席批准，我提议由于时间关系，即派黄镇大使为我国特使参加十一月十二日法国政府举行的葬礼。毛泽东批示：“同意。”同日，毛泽东致电戴高乐夫人：“获悉夏尔·戴高乐将军不幸逝世，谨对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11月13日　下午，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董必武、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邱会作在座。谈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说：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经过几个转折，搞得稍为好一点，才学会了一点。我们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事情总是由小到大。我看了你们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恐怕有些项目将来难以实现。听说你们有能力在一年之内生产十五万吨钢，我们从清朝末年开始搞了三十八年，到蒋介石又搞了二十一年，加起来五十九年，在我们接手的时候，生产钢的能力每年也只有五万吨。我们接收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少不要紧，但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现在我们还没有超过两千万吨钢，一直没有超过，上不去。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讲老实话，说实在办不到，等一等，地球照样转，将来有希望。我们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来回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但我可以对你讲，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一是材料不够，一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谈到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看我们两个国家是要合作的。还有，尼泊尔和阿富汗都是朋友，不是敌人。缅甸现在的当政者也可能和我们搞好一些。至于印度，就难说了。双方都放风说要把关系搞得好一点。从我们这方面讲，放这个风的就是我了，就在五月一号。我的风就是这么几句话：我们两国总是这样闹下去也不行嘛，总有一天要搞好一点嘛。我们同他们做点生意还可以，此外可以恢复互派大使。我看就是这两件事可以做。边界问题就没法谈。那个什么麦克马洪线我们不能承认，但是还承认它是实际控制线。

11月19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北方十五省、市、区防治地方病工作会议的通知》。

11月24日　阅外交部谴责美国军队恢复轰炸越南北方的声明稿，批示：“照办。”外交部的声明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国侵略者悍然出动大批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广大地区进行了野蛮的轰炸和扫射。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于当天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帝国主义，坚决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一切行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的这一严正立场。中国政府重申：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日　阅中国政府就葡萄牙入侵几内亚准备发表的声明稿，批示：“照办。”声明说：十一月二十二日，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派遣雇佣军，采取海盗式的手段，对几内亚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妄图一举颠覆以杜尔总统为首的几内亚共和国政府，把几内亚人民重新推入殖民主义统治的黑暗深渊。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几内亚人民和非洲人民犯下的新的滔天罪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这一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表示无比的愤慨和最强烈的谴责。

同日　阅北京卫戍区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在总结报告末尾，批注：“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十二月十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重要批示的通知稿，批示：“照发。”通知要求全国各族人民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野营训练要学习解放军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进行战史、村史、厂史、家史教育，参加野营训练的人员要传播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知识，帮助公社、队修理农机具，给群众治病等。

12月5日　听取汪东兴受周恩来委托汇报中国与智利建交公报的谈判情况，表示同意。

12月6日　阅中共中央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12月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原则上同意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公社化。指示要求划分阶级要认真注意政策，掌握一个“准”字。人民公社所有制，可以是两级，也可以是三级；生产队的规模不宜一律规定三十户，可以大一点，也可以小一点，要因地制宜。

12月上旬　阅周恩来十二月八日报送的《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的通知》稿，批示：“照发。”全国计划会议于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北京召开，讨论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四五”计划设想等。

12月1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47)的报告》。报告提出：农业学大寨，就是要像大寨党支部那样，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这是大寨经验中根本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至于大寨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决不能不顾自己的条件，照抄照搬。要批判靠天、靠国家的依赖思想，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懦夫懒汉世界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肃清浮夸风、瞎指挥等，把冲天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要加速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尽快扭转南粮北调，下苦功夫，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增加肥料，全面实行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中央批语指出：希望各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年以来，特别是下半年以来，有些地方不断发生重大事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在政治上带来不良影响。通知提出了加强安全生产的五条具体要求。

12月16日　阅三十八军党委十二月十日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从突出自己树立个人威信、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处理保定问题搞分裂等三个方面，揭发了陈伯达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〇年在北京军区和华北各省区的一些活动情况，并附送了五个相关材料。毛泽东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同日　阅汪东兴十二月十四日报送的莫文骅(48)给汪东兴的信。信中说，对自己的问题至今还未作出政治结论，由于问题已上交中央军委处理，所以恳请快些解决。信中提出将信转报毛泽东阅。毛泽东批示：“此事请林彪同志酌量处理。莫文骅似乎不算坏人，由于不会团结人，所以得罪人不少。我不熟此人底细，应请军委处理。”

12月17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十六日晚开会讨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党委报告的批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主席对三十八军党委报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的批示及报告，大家一致拥护，并已印成文件。会中商定，先约郑维山、李雪峰、吴德、解学恭、陈先瑞等军区常委同志于十八日来中央开会，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问题。

12月18日　上午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斯诺。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人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斯诺问：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毛泽东说：嗯。一九六五年十月(49)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一个是捉了俘虏虐待（指武斗中的现象——编者注），我很不高兴的。斯诺说：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毛泽东说：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说：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谈到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况，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在谈到有些外国友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不敢讲，怕说错了话时，毛泽东说：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关于中国的建设情况，毛泽东说：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斯诺说：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毛泽东说：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指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第一次采访毛泽东的时候——编者注）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要有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让地方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统统抓在中央手里不行啊，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说：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们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们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们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们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们的文章，他们就怕。这些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们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关于当前的世界形势，毛泽东说：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我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消息，并刊载毛泽东和斯诺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的合影照片。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

12月19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晚召开扩大会议商议开好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通称华北会议）(50)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批示。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的建议，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时间要长一些。为开好这个会，先以三天时间（十九、二十、二十一日）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在会上，要从揭发批判达到团结。毛泽东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51)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同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阮友寿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贺电说：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前进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也不论美国侵略者进行怎样疯狂的军事冒险，七亿中国人民坚决与你们站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支援你们，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12月22日　阅新华社本日编印的《参考消息》第四三七七期上的头条文章《坦克的履带镇压不了波兰人民的愤怒和仇恨》，批示：“姚文元同志：这篇文章很好，可以全文转载，并翻成外文广播。另将哥穆尔卡(52)下台及一星期斗争过程写一详细报道发表。”该文原载十二月十九日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文章对十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发生在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的罢工和示威情况进行了报道和分析。《人民日报》十二月二十二日转载了这篇文章。

12月25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华北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已开会三天，到会四百三十三人，现在还处在学习和表态的开始阶段。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时，认为华北会议的认真批评和彻底揭露的精神还没形成。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同志今（二十五）日起，要在几个主要小组会上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响大会。估计形势打开，将在年底年初。毛泽东批示：“同意。”

12月26日　审阅周恩来十二月二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给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的批示稿。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十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并就工程规模、工程效益、工程保证、施工准备各方面作了说明。中央的批示稿表示同意。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去年十月，主席在武汉曾对修建三峡大坝的提议说到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后来他们转而设想修建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影响下游淹没的危险，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十月就提出报告请中央列入“四五”计划。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毛泽东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十二月三十日，葛洲坝工程开工典礼举行。

12月29日　阅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的报告，批示：“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国高、中级在职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批示进行学习，指出毛主席的批示“极为重要，是我党思想建设的最根本问题”。

12月30日　阅新华社本日编印的《参考消息》摘登的英国《卫报》的《争夺东海的石油》一文，批示：“送总理及外交部研究，此文可否可以在《人民日报》转载。”该文说：日本、南朝鲜和台湾当局正在忙着出让深海开采权，其中有些深海开采权在法律上是有争执的。这种开采活动是在中国的大陆架进行的，但是却没有同中国商量。中国人本月打破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强烈声称他们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这是北京第一次公开表示这样的态度。还有一些远离日本和朝鲜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地区，只有中国才可以合法地被认为是沿海国。一九五八年关于大陆架的日内瓦协议规定，沿海国家对“水深二百米或超过这个深度而水深允许开发天然资源”的大陆架行使主权。东海大部分地区是在二百米的深度以内，何况协议的规定还超过这个深度。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摘要转载这篇文章。

12月下旬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李德生谈话，调他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问：总政的事还管不管？毛泽东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毛泽东说：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最后说：你先去参加华北会议，等公布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任命后，就到职上任。

————————————————————

(1) 指196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2) 朗诺，当时任柬埔寨首相兼国防大臣。施里玛达，当时任柬埔寨第一副首相。

(3) 西哈努克，1970年5月又任新成立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4) 三国四个方面，通称三国四方。三国，指越南、柬埔寨、老挝。四方，指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柬埔寨、老挝。

(5)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7月任主任）和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1971年5月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1972年7月任代理第一书记，1973年6月任第一书记）。1972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代理第一政治委员（1973年6月任第一政治委员）。王恩茂，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6) 斯特朗，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从1925年起多次访问中国。1946年访问了延安和其他解放区。1958年到中国定居。1970年3月29日去世。

(7) 周恩来的讲话稿中有这样一段话：“美日反动派的狂妄企图，遭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的坚决反对，也遭到了日本人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但是，社会帝国主义却站在同各国人民截然相反的立场上，积极拉拢和勾结日本反动派，同佐藤反动政府明来暗往，打得火热，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毛泽东在这段话旁画了一条竖线。

(8) 卜占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1970年5月、12月又先后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9) 李瑞山，原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当时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1年3月又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0) 1970年4月24日、25日，由范文同、阮友寿、苏发努冯（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主席）、西哈努克出席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老挝、柬埔寨三国四方领导人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发表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说：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中国、朝鲜、柬埔寨、老挝、越南人民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的阵线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声明。

(11) 苏毅然，原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副省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0年6月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4月又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

(12) 中国政府声明于1970年5月4日发表。

(13) 宾努，当时任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

(14) 精简、合并后的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冶金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第五机械工业部、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水利电力部、交通部、轻工业部、财政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农林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国务院办公室、国务院文化组、国务院科教组。

(15) 朴成哲，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

(16)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17) 工作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一、建议党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任主任、林彪任副主任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二、7月11日至8月15日，完成宪法修改的准备工作，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和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计划等文件。三、8月2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四、暂定9月15日至24日，召开四届人大会议。

(18) 贝当古，当时任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部长。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曾会见贝当古作为成员的法国议会代表团。

(19) 这里指代表候选人。

(20) 指1954年的宪法（共106条），宪法第一次修改稿（共60条），宪法第二次修改稿（共30条）。

(21) 指从1967年4月开始，《红旗》杂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相继出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革命军队”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人民军队”这类提法。

(22) 萧劲光，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23) 林立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作战部副部长。1971年3月下旬，根据林彪的旨意，在上海同“联合舰队”骨干成员周宇弛、于新野等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这个名称是林立果确定的）的草稿。1971年4月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又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政变计划。1971年9月13日林立果与林彪等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林立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24) 周宇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王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周宇驰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25) 南也门，当时的国名是南也门人民共和国，1970年11月改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26)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按地区编组，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组。东北组组长陈锡联，副组长潘复生、王淮湘；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副组长吴德、解学恭、郑维山、陈永贵；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副组长王洪文、杨得志、李德生、南萍、程世清、韩先楚；中南组组长曾思玉，副组长刘建勋、华国锋、刘兴元、韦国清；西南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谭甫仁、蓝亦农、曾雍雅；西北组组长冼恒汉，副组长李瑞山、龙书金、张江霖、康健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则分别编到各组。其中，张春桥在华东组，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李先念、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姚文元在西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未编组，江青自由参加。

(27) 后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28) 王维国，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军政治委员。他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198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9)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后，吴法宪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黄永胜通报情况，黄即让中央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替他起草发言稿，要求发言稿要拥护林彪的讲话，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

(30) 指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3版写的序言中的“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句话。

(31) 今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32) 见李白《梁甫吟》。

(33) 指陈伯达摘录的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34) 孙德胜，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35) 吴冷西，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5年2月、7月先后任人民日报社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人民日报社宣传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绳，原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5年7月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

(36) 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编入的恩格斯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句话在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3版写的序言中。

(37) 杨大易，当时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司令员。

(38) 王良恩，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杨德中，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李鑫，当时任康生的秘书。

(39) 陈先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40) 凯莱齐，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阿尔巴尼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

(41) 李强，当时任对外贸易部革委会副主任。方毅，当时任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革委会主任和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42) 浅沼，指浅沼稻次郎，曾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1959年3月访问中国时，发表演说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发表竞选演说时遇刺去世。

(43) 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

(44) 1970年5月2日，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等空军司令部办公室“调查研究小组”成员，被邀到林彪家中“做客”，林彪接见、谈话并同他们合影。他们纷纷向林彪表示忠心，并推举林立果为他们的头。林立果被吴法宪授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权力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最后发展为“联合舰队”这一秘密组织，并在上海建立“上海小组”，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配备枪支，规定联络密语，进行特种训练等。

(45)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于1970年11月9日去世。

(46) 希思，当时任英国首相。比里，泰国前总理。塞拉西，当时是埃塞俄比亚皇帝。

(47)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于1970年8月25日在山西昔阳开幕，8月31日回到北京继续开会，10月5日结束。会议第一阶段是在大寨大队和昔阳县参观；第二阶段进行路线分析，总结和交流各地学大寨的经验，主要解决学大寨学什么和怎么展开的问题；第三阶段分组讨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措施和农村各项政策问题。

(48) 莫文骅，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1969年下放农场劳动。

(49) 应为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的。

(50)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于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区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共499人。从1971年1月9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会议。会议分小会、中会、大会三种形式。小会是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负责人参加；中会是省市区和军以上干部参加；大会是全体人员参加。会议前期由李雪峰、郑维山主持，毛泽东认为批陈不痛不痒，提出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会议随即改组，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主持，同期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也被并入。会议结束时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结论性讲话。这次会议后，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任第二政治委员。免去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此后，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李雪峰、郑维山平反。

(51) 指当时所说的在战争年代立下的“战功”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的“新功”这两个包袱。

(52) 哥穆尔卡，原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70年12月20日辞职。

1971年　七十八岁

1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社论说：一九七一年，将是我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更加深入的一年，是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

1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如何开好华北会议以团结全军的问题。谈话中对李雪峰、郑维山进行了批评。

1月6日　对是否印发江青在华北会议的讲话记录稿作批示：“讲话不要印发。”江青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和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两次在华北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未经中央讨论，牵强附会地批判李雪峰、郑维山，并随意点名批评其他人。

1月7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如何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对落实毛泽东一月五日晚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指示，作出六项具体安排。其中第六项说：为集中大家注意力，拟印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十二月十六日、十九日两次批示和有关报告，及中央有关文件，编印华北会议的材料七件。另拟将江青同志两次讲话录音，加以删减，给大区同志放听。毛泽东批示：“照办。江青录音是否放听，请先将文字送我看过再定。”十三日，阅江青讲话整理稿后，批示：“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作内部材料保存。”

1月8日　阅济南军区政治部一月五日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和总政治部的《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在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的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毛泽东批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毛泽东对报告中的“无限的精力”一语，批注：“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

1月1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通知指出：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通知要求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

1月中旬　圈阅周恩来报送的关于华北会议十三日至十七日开会情况和十七日至二十日会议安排的报告。

1月20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华北会议及北京军区司令员等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华北会议大会发言，已于昨日讲完。政治局昨夜开会认为，会议可以准备结束，最后政治局需要有人讲话，已商定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三同志今日拟一讲话提要，报请主席批准后再讲。报告还说：即使中央指出李雪峰、郑维山错误，还不应与陈伯达放在一起，成为陈、李、郑反党集团，但用二分法清理他们错误在华北所遗留的后果，确需在会后进行一段艰苦的教育工作。报告建议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河北以郑三生去加强，内蒙古前指以尤太忠(1)主持，总政主任调张才千担任。毛泽东批示：“照办。”对报告中的“在一两天内，希望主席能约我们一谈”一句，毛泽东批注“大约可以”。

1月22日　阅周恩来报送的准备在华北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提纲稿，批示：“已看一遍，大体可用。明天可能谈一次。”

1月23日　晨，同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谈周恩来在华北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提纲。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对提纲作修改后，于当夜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

1月24日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会议全体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讲话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陈伯达，同时宣布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的决定：李雪峰、郑维山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为第二政治委员。同时宣布了中央关于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任命。

1月　阅李德生报送的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张秀龙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主席一九六七年九月视察浙江省时讲，张秀龙犯了错误应帮助他站出来。可是数年来我都在靠边站，现在湖北省军队农场锻炼已有年余。请主席要军委办事组了解一下我在此地锻炼的情况，指出我的努力方向。毛泽东批示：“请林交军委一议。”毛泽东批示后不久，张秀龙复出担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2月6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与内蒙古前指等的负责人座谈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昨（五日）晚政治局同志同内蒙古前指、华北驻军和天津市的负责人谈了一夜，谈得甚好。由于去年以来内蒙古形势大好，革命、生产、备战都好，工农业生产有大幅度增加，各族人民都不愿再有反复。少数坏人捣乱，老造反派想再拉山头，只要把中央意见告诉他们，特别是把毛主席声音传出，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再听他们的了。目前的问题是要把华北会议传达好，批陈整风搞得好，而军队团结又是关键问题。毛泽东批示：“同意。”

2月7日　阅周恩来报送的国家旅游局《关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截止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底，申请在一九七一年来华旅行的外国人有两千八百多，一九七一年我们计划接受外国人来华旅行的人数拟控制在八百至一千人以内。接待的对象仍以左派和对我友好的工农、学生、教职员为主。对上层友好人士，从国际统一战线需要出发，有计划、有选择地少量接受。毛泽东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

2月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

2月19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及会后安排等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为广泛深入地听取意见，今晚（十九日）拟开政治局会议，约大区和各省、市、区主要负责同志见面，再征求他们对今年计划和各项工作的意见，同时还拟谈谈批陈整风的传达问题。现在华北各地各军区按主席批准的北京军区党委建议的范围传达，效果甚好，全国亦拟在他们明后日回去后照华北传达范围办理。毛泽东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2)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3)主持时期那样。”

2月20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本日报送的关于学习讨论毛泽东“重点在批陈”指示情况的报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4)，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周、康阅后，退军委。”报告说：“这次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毛泽东批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报告说：“我们已将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重要指示，向正在开会的各总部、各军兵种作了传达，要求他们首先切实抓好‘批陈’，坚决把反党分子陈伯达从政治上、思想上、路线上、理论上批深搞臭，彻底肃清其流毒，提高全军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毛泽东批注：“这些话好。”

2月中旬　阅周恩来二月十八日报送的外交部《外事活动简报》第二十九期关于古巴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延安、南昌、井冈山等地后的几点反映，批示：“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加西亚反映的第四点是：访问井冈山时，讲解的同志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加西亚向江西外事组的同志建议，这两件事应该提，不提对中国人来讲可能容易理解，但外国人不容易理解。

2月21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报告。报告说：为不使中央和各地领导同志有任何误解和不能深刻领会，现再将主席批示全文印发给他们。如主席认为这种方法仍不够郑重，可改以中央名义发出。毛泽东批示：“同意。用中央名义较好。”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2月　阅周恩来二月十九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美国人来华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一九六九年尼克松上台后，两年来美国已约有八百三十余人通过各种途径申请访华。毛主席发出“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重要指示，改变了过去一般不允许美国人来华的做法。在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上，拟遵循以下原则：以我为主，有选择、有计划、有步骤地批准一些美国人来华，除对我友好的进步人士和有声望、有影响的中间派人士外，还可视情况批准某些有作用的右派人士来访。报告建议恢复外交学会，从事对外活动。毛泽东批示：“大体可以。凡没有主动申请访华者不邀。”

3月1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传达毛泽东批陈整风指示的报告。报告说：军委办事组二月二十二日晚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委直属院校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传达、讨论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指示。这次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没有抓住批陈这个重点，结果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应在军委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错误，通过批陈进行自我教育，清理思想，但没有这样做，造成被动，一错再错。这几个同志表示要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认真检查自己。毛泽东批示：“已阅，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3月3日　阅周恩来关于“实践一号”科学实验卫星的现场测试与准备情况的报告，批准发射。当晚八时，这颗卫星成功发射。十六日，对周恩来关于发表“实践一号”科学实验卫星的新闻报道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并删去新闻稿中“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一句。这篇报道在三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

3月上旬　阅周恩来三月五日晨四时半报送的出访越南期间中央工作安排的报告。报告说：三月四日晚政治局会议商定，在周恩来三月五日至八日访越期间，中央日常事务分别由姚文元、李先念、吴法宪主持处理，由汪东兴联系，要事需面商的可向康生报告，事关重大的直接向主席请示。毛泽东批示：“同意。”又阅周恩来三月五日晨五时报送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计划工作会议后，拟解决的各省问题基本落实，现在只剩下西藏问题，也拟在月中解决。全国棉花、油料、糖料重点产区会议已开，华国锋同志已来京参加主持(5)。毛泽东批示：“同意。”

3月10日　阅中苏边界谈判简报第一〇八期《中苏边界谈判第十六次全体会议情况》。周恩来在送阅报告中说：苏方在边界谈判中提出，搞一个条约，搞一个临时协议，我方须坚持只能把这两个文件合成为一个临时措施的协议，才能对讨论边界走向和结成边界新的条约有所促进。毛泽东批示：“同意。决不能掉进对方陷阱里去。”三月中旬，审阅周恩来三月十六日关于中苏边界谈判的报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力冲突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协定（草案）》。报告说：我方起草的合二为一的新的协定，基本精神和条款仍应以一九六九年中苏两国总理会谈时确定的原则和谅解，以及中方两次提案的内容为主，并吸收苏方提出的合理的意见。毛泽东批示：“已阅，照办。”

3月15日　上午九时，阅两报一刊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送审稿，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送审稿第十八页写道：“要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所掌握。”毛泽东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以一九七一年二十三号文件发出《关于认真执行毛主席三月十五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锦标赛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此次出国比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也是我向日本反动派的一次动员日本群众发展中日友好的示威。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败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我球队如去，当做好各种警戒准备。毛泽东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3月21日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参加于二十八日开幕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每天把各通讯社对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给他讲。

3月22日—24日　林彪之子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6)在上海秘密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此前，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住处对于新野、李伟信(7)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编者注）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荫蔽、安全。”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开会时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编者注）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纪要》还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轰炸、五四三（一种导弹代号——编者注）、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特种手段”，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

3月22日　晚上，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关于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错误的书面检讨送周恩来等阅，并让江青转告说，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当天晚上，江青告黄、李、邱，说毛泽东对他们的书面检讨比较满意。他们表示希望能得毛泽东的亲笔批示。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康生、江青讨论黄永胜等三人的书面检讨，并提出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让黄、吴、叶、李、邱在会上作检讨。周、康、江于二十三日将上述有关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并将黄、李、邱的书面检讨送还毛泽东。

3月24日　在黄永胜的书面检讨上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谈批陈整风问题。毛泽东说：我捡了两块石头，一是三十八军的报告，砸了一家伙，这一下与陈伯达划清了界限。这块石头，我砸出去以后，起了一些作用。真理不一定在我们这一边，往往在下边，三十八军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他（指陈伯达——编者注）讲了几次话，文件在那里，都清清楚楚。我看了济南军区的报告，又砸了出去，砸了骄傲自满的人。又说：积代会(8)这么多不好，有的青年人去讲假话，不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指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发生的事情——编者注）就出在没有调查。毛泽东同意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需重写检讨，让周恩来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书面检讨及毛泽东的批示送林彪阅，并要求在场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车去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汇报，时间在林彪看完黄、李、邱的检讨之后。

3月26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国务院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制定了一九七一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和主要指标，提出大办农业，狠抓三线基本建设，加强国防工业，大搞原材料工业，广泛开展技术革新，搞好综合平衡，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继续做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学会经济工作等。

3月29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老挝、柬埔寨、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三国四方领导人，祝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抗美救国的各个战场上，尤其是在九号公路战役中取得的伟大胜利。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汇报了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几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内容，并告知二十九日晚准备和黄永胜等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批示：“同意。”

3月30日　阅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综合简报第二十一期《刘子厚同志在大会上作检查》，批示：“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在刘子厚检查的最后一页又批注：“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四月二十一日，阅刘子厚来信。信中说：我反复学习了主席三月三十日对我的检查所作的重要批示，受了深刻的教育。我过去长时间就怕揭，总想捂住自己错误的盖子。这次在河北省召开的批陈整风会议上，才开始检查和改正所犯的路线错误。毛泽东批示：“很好。印发到会同志，请总理处理。”

3月30日、31日　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在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几次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准备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同时还介绍了陈伯达的历史情况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问题。林彪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工作部署和今后工作方针、措施，对军委办事组几位同志的检讨很高兴，要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

3月31日　林立果等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政变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9)、空四军（七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王维国、空五军（七三五〇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这个会议他们自称“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杭州、南京，“四方”，指参加会议的上述四个人。

4月1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情况报告。同日，听取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汇报北戴河之行情况。

4月5日　阅周恩来四月四日晚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稿，批示：“照发（时间暂定七天为好，实际上可能延长）。”通知指出，中央决定从四月十五日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4月7日　晨，让身边工作人员给外交部打电话，告知邀请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此前，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问题(10)，写报告给周恩来，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四日，周恩来对这个报告批示“拟同意”后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于六日圈阅退回。七日，毛泽东作出新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周恩来立即告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八日晨，周恩来在请示报告上批注：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十四日，周恩来会见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应邀访问中国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在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谈话时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同日　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纪登奎、张才千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

4月11日　阅吴法宪、叶群重写的检讨，批示：“恩来同志：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中央批语中指出：各地在执行棉花、油料、糖料的生产和收购政策时，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不要千篇一律，生搬硬套，瞎指挥。

4月12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关于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提出的对国防工业的管理要由军队牵头，实行使用、生产、科研（教学）三结合方针，为此，以空军、海军、总参、总后为主成立了航空、造船、电讯、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以彻底改变过去各国防工业部门条条专政、脱离地方党的领导和军区领导的错误做法，对国防工业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

4月15日　阅周恩来本日上午九时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安排的报告。报告请示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印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叶群五人的检讨和毛泽东的批示的问题。关于出席会议的人员，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增加了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同志。毛泽东批示：“同意。”

4月15日—29日　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中央和地方及军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参加，正在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也参加了会议。

4月15日　晚上，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报告会议筹备经过并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黄永胜、吴法宪作了简短的表态性发言。当晚，周恩来将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

4月18日　阅周恩来本日晚报送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各小组会议除表态外，多数联系到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受骗上当的错误，这些发言只要是属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拟一律登简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团结。如其中有别有用心的，也正好暴露；如属认识错误的，仍应进行教育。妥否，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会议时间（原定七天）不够，应延长。”

4月19日　晚上，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第二批初稿，已经多次修改，拟作初稿印送政治局同志审阅。现分呈主席、林副主席各一份，请予亲阅，看是否可以在二十日晚先印发会议备用。毛泽东批示：“同意。”报告说：这两天（十九、二十两日）仍先集中揭发、讨论庐山会议及其前后问题，以加深认识和检讨，并利团结。毛泽东批示：“这样好。如不够，时间延长。”

同日　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二十日，周恩来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及毛泽东有关批示送林彪阅，并示意林彪到会并讲话。林彪没有出席会议的意思。

4月中旬　阅周恩来关于当前外交政策的报告。报告说：自从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后，十多天中，世界形势的连锁反应非常突出。目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美国乒乓球队来访时，我强调中美人民的友好往来重新开始；我们支持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立场永远不会改变；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人来公开地谈，如时机尚未成熟，可待他日，但不要丧失时机。这个部署，势必要给台湾蒋介石打一招呼，告以台湾坚持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立场是值得称许的，我方也坚持这一主张。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照此部署。”

4月24日　阅李德生四月二十三日报送的关于解决浙江舟山问题和军队之间团结问题同许世友谈话情况的报告，批示：“林、周、康阅后退李德生同志存（可转许世友诸同志一阅）。”报告说：遵照您的指示，四月二十日上午，我向许世友同志转达了主席关于请他抓一下浙江舟山问题和军队之间团结问题的指示。他表示坚决照主席的指示办。同时也谈了他过去没有抓这两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为了避免嫌疑。他要我同浙江的同志谈一下，我已经同南萍、熊应堂(11)同志谈了，他们说早就有这个愿望，当即表示希望许世友同志遵照主席指示抓一下。毛泽东批注：“这样就好。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晨七时半报送的关于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已阅。基本同意。”报告介绍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九天来的情况。在报告说到要商定批陈整风如何向基层党员传达问题处，毛泽东批注：“暂时似还不必向基层党员传达。”报告说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毛泽东批注：“我这几天不出门。”在报告说“如主席还有新的设想，亦请批告，如能约我们一谈，更所盼望”处，毛泽东批注：“可以不要谈了。”

4月28日　阅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提纲》，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以。先同六人小组(12)商酌，再同政治局各同志（包括各大组负责人及犯错误的五同志）商酌，取得同意，或加修改，然后去讲。”

4月29日　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全体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总结讲话。会后，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印发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提纲》和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4月下旬　阅《一九七一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批示：“同意公开发布。”口号共三十二条，其中，第二十条是：“批修整风，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第二十五条是：“用新的胜利，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口号于四月二十六日发出。

5月1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节日焰火。在城楼上，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谈话。接见陈毅、聂荣臻，嘱他们好好养病，保重身体。和毛泽东坐在同一桌的林彪，一直沉默不语，几分钟后即不辞而别。

5月27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几份外事材料和他的附信。材料包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五月十日编印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华简报》之三，其中有勃列日涅夫希望到中国来谈事情的一个口信；周恩来五月十一日同黎笋会谈纪要；周恩来五月十二日关于同黎笋会谈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已过细看了一遍。”周恩来附信中汇报了二十六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中美会谈问题(13)的情况，说：大家发表了一些意见。我将写出带方案性的报告，经大家审议后，再送主席、林副主席考虑。毛泽东在“经大家审议后”一语下画横线，批示：“这样好。”

5月底　阅周恩来五月三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送审稿）》，批示：“同意。”报告回顾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会谈和尼克松访华一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报告提出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主要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军用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预；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报告还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对中美会谈存有疑虑的问题。

6月2日　阅周恩来关于六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中美关系及国际问题。为使这一问题讨论得更深入更广泛，政治局同志赞成这次会议要比四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参加的人更多一点，面更广一点。为争取时机，政治局商定在六月四日至九日开会。毛泽东批示：“都同意。会议时间改为十天。”并将会期“六月四日至九日”改为“六月四日至十四日”。

6月3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姚文元、李先念等在座。谈到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我们最近打了一个乒乓球过去。我最近看布达佩斯报纸上一篇文章，它也赞成。你们赞成，我也未料到。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建立平等关系。比如圣马力诺，一万六千人口，我们不胜荣幸之至，跟这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谈到中国的国内情况，齐奥塞斯库说：你们关心教育改革，使教育同生产、生活、社会主义建设更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一点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毛泽东说：想是这么想，在这里试验。对旧的资产阶级教授也还得用，不然我们没有啊。不过他们也应该听工人的话，听农民的话。这就要时间，慢慢来。已经二十一年了，过去也有一些进步，在教育方面不能讲完全不对。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一条，就是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在最近几年才开始。

6月4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谢静宜(14)汇报她准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5)上的发言提纲。谢静宜问对十七年的教育战线应如何估价？毛泽东说：对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可以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当谢静宜读到发言提纲中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毛泽东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是有进步的，也是赞成教学要改革的。不好的是少数，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他总没有公开反对共产党吧？他总没有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吧？他也没有公开打出青天白日旗吧？当然，也总有那么极少数人一遇风浪总想出来跳一下，想翻案。一个游鱼三个浪，三个游鱼九个浪，三十条游鱼才九十个浪，翻得起来吗？谢静宜汇报说，会上对“高教六十条”看法不一，应当怎样定论？毛泽东说：总有它对的地方吧，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吗？不可能全错，要是全是错误的，他们就不敢拿出来了。总之，对的不批，不对的就批，批它错误的地方。谢静宜汇报说，现在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说个别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毛泽东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的，自己的爹娘能不认吗？就是爱面子，当着人的面不好意思就是了。当着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谢静宜汇报说，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出错了一道题，学生费很多时间也计算不出来，当知道是题出错了时就想批这位教授。毛泽东说：要尊敬老师。人家是老师，能不尊敬他吗？哪能都讲得对呀？讲得不对没关系，讲错了也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嘛，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得对，不可能嘛。我看，老师讲对一半就不错了，都讲对了还要你们学生干什么？很多学识问题，是要老师、学生共同研究的啊！谢静宜汇报说，发言提纲讲到反对走后门上大学，其中有一句话是“在一个人身上失去原则，就会在千万人身上失去说服力”。毛泽东说：在一个人身上失去原则，在第二个人身上就把它改过来。毛泽东还说：教育革命要大胆实践，实践对了就干，实践错了就改。

6月4日—18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6月5日　阅周恩来关于中央工作会议安排的报告，批示：“同意。”报告说：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已于四日晚开过，在会上我宣读了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并作了若干解释。

6月14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情况综合简报和关于会议延期三天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召集人均认为，毛主席与斯诺谈话纪要应为传达这次会议的主题。为使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能够回去向各级领导干部谈清楚这次工作会议的精神，并能预见到一些问题的发展，大家同意以三天时间（十四至十六日）专门学习和讨论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纪要，并印发斯诺发表的七篇文章的摘要作参考，然后再以一天时间（六月十七日）结束这次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会议延期三天。

7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七一”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社论说：中国共产党五十年的历史证明：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当前，特别需要在全党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7月初　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去北戴河。

7月初　批准陈云提出的七月五日至九月五日从江西回北京照料家事并避暑休养的电报请示。

7月4日或5日　阅周恩来七月四日报送的《中美预备性会谈中几个关键问题》（修改送审稿）以及附送的两个公告初稿，批示：“同意。”中美预备性会谈中几个关键问题是：一、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帮地位问题。我方必须揭穿“台湾归属未定论”的阴谋。二、美国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兵与解放台湾问题。三、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与蒋帮代表权问题。只要蒋帮代表中国或只代表台湾留在联合国，我方决不进入。四、五核大国会议问题。中国不赞成苏联提议的五核大国会议。五、美国从印度支那、南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撤兵问题。六、设美国谈判机构问题。七、尼克松访华及预发公告问题。

7月9日—11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基辛格进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安排等进行磋商。

7月9日　晨零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晚十时，听取周恩来汇报同基辛格进行的前两次会谈情况。

7月10日　阅周恩来本日晨七时报送的关于同基辛格会谈事项的请示报告。

7月11日　上午九时二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十时半，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第六次会谈。

7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此前，周恩来于十三日乘飞机到河内，同黎笋、范文同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7月16日　中美双方发表基辛格访问中国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此前，周恩来于十五日乘飞机到平壤，同金日成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8月7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缅甸总理奈温，周恩来、李先念等在座。在讲到中缅两国关系比较好时，毛泽东说：有一段时间，一九六七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把英国代办处烧了。现在我们给他们修，而且向他们赔不是，认错。那时候也是无政府主义。烧使馆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他们自己向国外发电报，破坏国际关系，破坏文化大革命。当奈温谈到不结盟国家会议问题时，毛泽东说：搞双边比较好，多边或者什么会议总有一些强制性，强加于人。不结盟总的方向就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两个军事集团之间搞一个中间势力，其中各有各的目的。

8月12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本日下午回京的周恩来汇报陪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情况。毛泽东提出在国庆节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召开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同意周恩来等在近期内去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工作汇报。

8月13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报告说：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批示同意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会议据此提出：在继续重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和相关参考读物的同时，要出版一批中外历史书和科学方面的工具书，恢复和创办一些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教卫生、体育等期刊。报告还提出恢复稿酬制度。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纪要由迟群(16)执笔，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纪要指出：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一套”。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句话后来被称为对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两个基本估计”。(17)

8月13日或14日　阅周恩来八月十三日的报告。报告说：昨晚开政治局会议，大家都同意国庆节后开四届人大的设想。从八月下旬起就要开始准备报告。大家同意在两三天后，由恩来、春桥、永胜、先念、登奎五人去北戴河向林副主席作一次报告。毛泽东批示：“已阅。”

8月14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印发《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及改革临时工制度问题的报告》、《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草案）》、《国务院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草案）》和中央通知。报告提出：从七月一日起为符合条件的一千三百四十万职工提高工资，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左右，一年约需增加工资总额十一亿元左右，同时将符合条件的六百多万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中央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召集若干企业的负责干部和工人同志对两个草案加以讨论，讨论情况于九月中旬报告中央，由国务院根据各地意见修改后，下达执行。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一年物价调整方案的报告》的批语稿，毛泽东批示：“照发。”报告提出：为了巩固工农联盟，考虑财政收支平衡，今年对物价拟基本上不作大的调整，着重提高油料、糖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化肥、农药等支援农业产品和一些机械产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

8月15日　下午一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

8月16日　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当天同刘丰谈话，十七日同刘建勋、王新(18)谈话，汪东兴等参加。两次谈话主要内容是：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是困难的，曾有多次分裂，都没有得逞。在讲述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后说：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搞坏事。庐山会议后，我采取三个办法，一个是挖墙脚，一个是摔石头，一个是掺沙子，军委办事组沙子掺得还不够，拟叫李先念同志参加。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没有什么反应。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同志那里，是叶群同志当办公室主任。要自己动手，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都是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让刘丰、刘建勋、王新、汪东兴四人讨论一下。

同日　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通报了根据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绪。

8月2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分四个部分：一、关于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问题；二、关于接受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的问题；三、关于向地方学习的问题；四、关于改进对“三支两军”人员的组织领导和管理问题。中央批语中说：“这个《纪要》提出的问题，符合当前‘三支两军’的实际情况，改进措施较好。望你们认真研究，参照执行。”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说：批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纪要，在中央批语中我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同日　晚九时半，审阅周恩来本日晨七时报送的针对美国关于“两个中国”的提案准备发表的外交部声明稿和新华社的两篇报道稿(19)，并阅附送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尼克松政府关于“两个中国”的提案，由于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愿意同它一起提议，只好凭它自己，单枪匹马，赤膊上阵，在十七日晚间写给吴丹(20)一封信提了一个议题，附了一份备忘录，说明要使“两个中国”在联合国同时存在。为反击这一提案，我同外交部和其他部门有关同志议了两次，起草了新华社两篇报道和外交部一个声明。今日下午拟提请政治局开会讨论。如通过无改动或无大改动，将以电话告东兴报告主席。如得批准，当于今（二十日）晚广播，明日见报。毛泽东批示：“照政治局修改稿发表。”

8月21日　下午，听取汪东兴汇报对毛泽东两次谈话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论天才是他们的纲领，这是帮大倒忙，唯心主义先验论。如果不是他（指林彪——编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编者注）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吴、李、邱——编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通知说：从一九七一年起，粮食征购政策改一定三年为一定五年。各省、市、自治区在这个期间内，对有的社队由于国家投资兴修水利后，增产幅度较大，或发现少数社队畸轻畸重时，可经过协商作适当调整。各省、市、自治区向下分配任务时，可以在中央确定的征购基数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五的机动数，用以调剂受灾减免，保证完成国家计划。

8月22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齐奥塞斯库、毛雷尔，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七周年。贺电说：罗马尼亚人民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侵略威胁，勇敢地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我们对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这种正义的立场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表示支持和赞扬。

8月25日　晚十时至次日晨一时，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华国锋谈话，汪东兴参加。看到华国锋戴着毛泽东像章，说：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华国锋汇报农业生产情况，讲到正在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反映全国化肥生产情况不好时，毛泽东说：要抓化肥的生产建设。讲下放十几年了，下放不了，条条专政就是改不了，地方生产的钢也不分成，统统拿走，拖拉机也不让省里搞，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人，部里能管得了？条条专政害死人，我就主张靠省里管。天天叫下面报积肥数字，官僚主义。粮食产量，我历来赞成农民少报百分之十到二十。群众多留点粮食，无非是多吃一点，储备一点，卖出去一点，或拿来喂猪。华国锋还汇报了农村多种经营、粮食征购等问题。毛泽东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谈话结束时说：汪东兴、华国锋你们明天和刘丰再议一下，汪、华可以先到湖南找刘兴元、丁盛(21)、韦国清、卜占亚先吹吹风，我也要和他们见一下。

8月27日　离开武昌前同刘丰谈话。毛泽东说：全国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我就不相信。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谈话结束后，刘丰陪毛泽东上车。在专列上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拿来《国际歌》歌词，大家唱一段，他讲解一段，并说：这首歌，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唱完《国际歌》，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对刘丰说：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同日　下午，到达长沙。晚上，在专列上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参加。先询问卜占亚的简历，又问汪东兴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清楚了他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在讲述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后，说：要研究民主党派的问题，民主党派这些人还在，他们没有搞翻案，还是可以存在的。当然，作为民主党派内部的个人来说，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间派，也有右派，对右派也要批判。人大召开以后，再拖个年把，到那时候什么“五一六”的问题也搞清楚了，斗批改也差不多了，把民主党派的牌子再挂出来。谈话中，毛泽东同在场的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边唱边解释，说：你们不仅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你们明天也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照目前最需要的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搞了十次分裂。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到那个时候，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对犯错误的，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党在朝气蓬勃地前进》。社论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

8月28日　晚上，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汪东兴参加。毛泽东说：你们应当了解党内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历史了。中国这么大，山头又那么多，可就是没有分裂。五十年大的路线斗争算起来有十次了。在讲述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时，毛泽东说：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22)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23)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先给了我，我们才走了的。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又说：钟赤兵(24)这个人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你们可不要歧视他。他是打娄山关负的伤。这个人是否可以到你们广州军区，在科委有人歧视他。谈到去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说：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论”和要设国家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反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除了那几个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的，引起了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一是打石头，二是掺沙子，三是挖墙脚。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以适当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吴法宪等吹捧林立果的话——编者注），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害了他。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我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八项注意的第一项说话态度要和气、第五项不许打人和骂人。为什么呢？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最后谈到学习问题说：你们要认真读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8月29日　在长沙听取汪东兴汇报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讨论毛泽东二十八日谈话的情况。

8月30日　上午，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参加。在各人简要汇报两天中讨论的情况后，毛泽东说：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九十九人的会议(25)，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庐山这一次比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我说的这些，不过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由为什么要收回呢？讲到天才问题时，毛泽东说：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天才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的意见都是下边供应的。下面供应材料，经过我的脑子加工，这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领导啦，了不起啦，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不过是在下边来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当然，没有领导也不行。“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关于这次谈话内容，毛泽东说：这次我给你们高级干部吹吹风，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你们试试看效果如何。不要普遍搞，个别的吹风。不要公开地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

8月31日　中午，离开长沙前，让汪东兴乘飞机先到南昌向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传达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晚九时到达南昌，晚十时在住处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毛泽东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我看不是。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最后，毛泽东说：现在有个口号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9月1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孙德胜、黎笋、长征(26)、范文同，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贺电指出：美国侵略者推行的所谓“尼克松主义”和“战争越南化”的阴谋已经破产。尽管美帝国主义还在竭力挣扎，但是，它的失败已成定局，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胜利一定属于印度支那三国人民。

9月2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就越南北方遭受严重水灾向越南党、政府和越南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说中国当尽一切可能，大力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战胜这次水灾。

同日　上午，在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谈话。午饭后，离开南昌前往杭州。

9月3日　晨零时，到达杭州。在专列上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谈话。毛泽东说：庐山会议那份简报，影响最坏，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27)不行，军队可以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对林还是要保。谈到“天才”和“伟大”的提法时，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四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这次庐山会议上，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都不懂，都搞不清楚。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9月4日、5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这次南下途中的前几次谈话内容，并进行座谈讨论。

9月5日　晚上，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将毛泽东在南方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在北京的林立果“联合舰队”成员于新野，于作了十五页的记录，次日由周宇驰报告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

9月6日　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将毛泽东在南方的谈话内容告诉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京后，即向黄永胜讲了他听到的情况。当晚，黄永胜打电话告诉在北戴河的叶群。

9月7日　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

9月8日　林彪亲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晚上，林立果从北戴河乘飞机回到北京，随即同周宇驰、江腾蛟、李伟信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宣称：现在首长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28)搞掉。当晚，于新野到杭州，陈励耘报告了毛泽东在杭州同他们的谈话内容，于向陈传达了在杭州、上海、南京一带谋害毛泽东的方案。(29)

同日　晚上，毛泽东得知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有人指责专列停靠在杭州笕桥机场的支线上碍事等异常情况，随即提出转移地点。九日凌晨，专列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对翻译出版各国历史书籍的初步意见，包括：对已出版的二十九个国家的八十四种国别史，选择有参考价值的重印；年内出版已有译稿尚未出版的七个国家的国别史；组织翻译尚未译成中文的六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对尚未搜集到的八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拟请外交部、外贸部和外文书店从速引进，然后组织翻译。鉴于编写《世界通史》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准备先将苏联出版的《世界通史》出齐，供各地批判地使用。并拟将国内周一良等编著的《世界通史》修订再版，以供目前干部学习历史参考。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可以再版。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有叙事简明、纲目清楚、地图详细的特点，也可供干部批判地阅读。

9月9日　阅周恩来九月五日报送的林彪八月十六日关于当前战备工作的谈话记录。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他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四人于八月十六日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时，林彪对战备工作谈了一些意见，经整理送阅。如可用，拟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各大军区、省军区、各总部和军兵种讨论实施。毛泽东批示：“同意。”

同日　于新野到上海，同王维国密商谋害毛泽东的实施方案后，乘飞机回北京向林立果报告。林立果等人再次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办法，并向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汇报。

9月10日　下午二时半至三时半，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30)谈话，汪东兴参加。毛泽东说：听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对《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学了。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谈到党的历史问题时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谈到南萍与许世友的矛盾问题时说：你们和南京军区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我都可公开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了两次，这次还要谈。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谈到接班人问题时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最后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 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同日　下午四时左右，乘专列离开杭州。临行前让汪东兴电话告诉上海王洪文，并让王洪文通知许世友到上海，准备找他们谈话。傍晚六时十分抵达上海。晚上，在专列上见王洪文。毛泽东问：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答：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毛泽东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王洪文随即下车离开。

同日　在北戴河的叶群同黄永胜通电话五次，询问毛泽东在杭州的情况。本日，林彪致信黄永胜：“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晨四时报送的关于召开中共九届三中全会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在四届人大召开前有几件事要请主席批示，方好着手准备。一、国庆节前，是否需先开一次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二、陈伯达可否在三中全会宣布永远开除党籍？或先将他的国民党右派、叛徒、特务的罪证写好备用。三、三中全会上可否补选几名中委（如姬鹏飞）？报告还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写出初稿，拟从十一日起由政治局确定几位同志用十天时间改好送主席、林副主席审阅。毛泽东批示：“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

9月11日　上午十时，在专列上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汪东兴参加。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下乡调查，去那么远，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岗位怎么行？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许世友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大丰收，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汇报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毛泽东说：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谈到庐山会议的问题，毛泽东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王洪文汇报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毛泽东问王洪文对庐山会议华北组六号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后，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下午一时十二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直返北京。

同日　晚十时左右，林立果等人在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实施方案时，接到上海王维国的电话，说毛泽东已离开上海。

9月12日　下午一时十分，乘专列到达北京丰台车站。在专列上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31)谈话，汪东兴参加。谈到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32)，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呢？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五个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后头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陈伯达问题算不算一次路线斗争，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的身边人阻止了。最后，毛泽东单独向李德生交代，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到南口。下午三时余谈话结束。四时零五分到达北京站，即回中南海。

同日　下午，林立果等在北京策划南逃方案。林立果随后乘飞机到北戴河。晚上，林彪之女林立衡向有关部门报告，林彪、叶群明日飞广州，并说有一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周恩来得悉后，要吴法宪查询停留在山海关机场的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并与叶群通电话，叶称林彪要“动一动”，是“天上动”。周恩来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劝阻，随即令李作鹏：山海关机场的专机不要动，要动须由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令才能放飞。林彪等感到阴谋败露，改变南逃计划，于晚十一时四十分，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从北戴河乘车疾驰山海关机场。十三日晨零时三十二分，乘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北逃。

9月13日　晨，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林彪、叶群、林立果乘飞机出逃的情况。在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起飞三十多分钟快接近中国和蒙古国边境时，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毛泽东说：林彪还是副主席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随后，批准发出全国禁空令，并要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通报林彪外逃情况并研究部署应变措施。在周恩来安排下，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暂住。

同日　晨三时许，接到空军司令部报告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机起飞，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现正向北飞行。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这架直升机在怀柔被迫降。

同日　晚上，阅周恩来报送的为应对林彪出逃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批示：“照办。”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还说：“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后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所附情报是空军司令部的工作报告，内称：九月十三日十八时零四分，蒙古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作战飞机在温都尔汗东北方向六十公里处着火掉下来了，按照国防部长命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9月14日　中午十二时二十分，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将蒙古外交部告知的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国失事机毁人亡的情况，用专线电话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获知后，即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代外交部起草致中国驻蒙古国大使许文益特急电。电报要许大使即约见蒙外长，告以奉命通知：对中国失事飞机误入蒙境表示遗憾，请蒙方协助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视察，交还死者骨骸和其他遗物。毛泽东批示：“照发。”

同日　根据查获的材料判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同林彪、叶群等关系密切，对周恩来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

9月15日　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

9月17日　晚八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批示：“照发。”通知说：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通知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通知在强调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政策问题时指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这个通知于九月十八日传达到省、军级。二十九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个通知的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师级党委。

9月18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许世友、王洪文等开会，要许、王把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带回去，解决空四军、空五军的问题。

9月21日　晨二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汪东兴关于成立林彪、陈伯达专门小组的报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拟同意汪东兴的报告，在中央政治局下设一林、陈专案工作小组，掌握和整理全部案件材料，分类摘要呈送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审阅。这个工作小组以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领导进行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

9月23日　让汪东兴向周恩来了解黄永胜等人情况。晚十一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和汪东兴汇报，得悉黄永胜等人正在拼命烧材料时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

9月24日　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代表中央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行离职反省。在此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相继被捕归案。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

9月26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向群众解释今年不举行国庆节游行的材料，决定今年国庆节不举行游行，也不放焰火，而改为各种形式的分散性的庆祝活动。

9月26日—10月15日　中共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揭发批判林彪的座谈会。座谈会开了九次，由李富春主持，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朱德和刘伯承也分别写信或谈话，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

9月29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黄永胜等离职反省的通知。通知宣布：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军委日常工作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9月30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十时十五分，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0月2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九月三十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的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各单位、国务院业务组、国防科委和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的人事安排与调配情况的报告，批示：“均同意。”

10月3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中央军委办事组的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33)、张才千、刘贤权十人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的通知。通知宣布：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进行日常工作。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决定增补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的通知。

10月4日　晚上，接见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说：我这次到外边一个多月(34)，是周游列国，到了四个军区(35)，找了各路诸侯，见了他们就讲路线问题。路线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政权会有政权。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对于他们这个阴谋集团的办法，就是三句话、九个字：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甩石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就是甩石头。华北会议后，派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改组北京军区，对军委办事组也增加人，掺进沙子。挖墙脚，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反党集团，他们就是空军几个单位，人数就是那么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嘛！把他们挖出来就是一件大好事。谈到军队问题时说：军队要提高理论水平，人们的印象，军队干部头脑简单化，干革命不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不行。军队干部头脑要复杂化，不要那么简单化。要整军，肃清林陈反党集团的影响。政治教育，主要是抓路线教育。讲政治讲那么多，就是不讲路线。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训练也有形式主义，训练要严格要求，才能打仗。军队靠平时训练，靠打仗。谈到老同志问题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他在华东工作是很有功的。（对叶剑英）你们那时为啥不来找我嘛，你们写写，我写上几句嘛。整他们是林、陈搞的。谈到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时，毛泽东说：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过去批评黄永胜不管大事，一不参，二不谋。要接受他们的教训。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

10月6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后各地讨论情况的通知。通知列举了初步查明的林彪集团企图谋害毛泽东和另立中央的事实，并决定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等。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的通知。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爱国人士、归国华侨和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传达林陈反党集团问题的通知。

10月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周恩来、姬鹏飞、吴德、萧劲光等在座。谈到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合作前景时，毛泽东说：非洲国家中，除了少数跟着帝国主义跑的国家，多数国家都可以往来，都可以合作，可以做朋友。塞拉西希望毛泽东能到埃塞俄比亚访问，毛泽东说：这一点恐怕有困难，会让你失望。早几个星期前，我因心脏病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10月9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0月14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10月18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0月19日　阅周恩来报送的关于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的接待方案，批示：基本同意。某些地方可能要在会谈中临时修改。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0日—26日　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并就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

10月20日　下午四时，周恩来等同基辛格进行会谈。晚十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36)、王海容、唐闻生等开会。毛泽东说：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叶剑英说：大概他认为美国的两个提案稳操胜券。毛泽东说：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10月22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此前，周恩来等于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同基辛格进行三次会谈。

10月23日　晚九时，周恩来等同基辛格进行会谈。十时二十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4日　上午十时四十分，周恩来等同基辛格进行会谈。下午五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5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下午二时报送的同基辛格谈判情况的报告以及美方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和我方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圈阅周恩来本日下午四时报送的同基辛格谈判进展情况报告和我方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第二稿。周恩来在下午四时的报告中说：“我们根据美方第二次提出的方案，经过大家讨论，改变了我们原来设想的公报结构，将各自立场和主张，包括过去双方对印支、朝鲜、日本、印巴问题的态度(37)，而避免了双方难以求得的共同点，并不对第三方承担义务。只对中美关系所承担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步骤，写得具体些。”周恩来还说：请主席审阅后约我们一谈，以便再同美方见面。

同日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和十七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10月26日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政府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正式通知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并邀请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开会，研究立即组织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周恩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毛泽东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指乔冠华——编者注）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毛泽东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是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席位。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到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蒙古，折戟沉沙。

同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上午十时报送的同基辛格谈判情况的报告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初步商定稿。

10月28日　《人民日报》刊登列宁的文章《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和《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词曲，同时发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唱好两首革命歌曲》。文章说：唱好两首革命歌曲，对加强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不断加强革命纪律性，提高我们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觉悟，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0月29日　阅周恩来本日晚七时报送的关于二十七日政治局议事报告。报告说：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揭发批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要中央给予帮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商定的设想，中央政治局准备在北京召开武汉、成都两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座谈会。会议提出中央帮助解决问题的总的方针是：“遵照主席指示，治病救人，以利团结和工作。”毛泽东批示：“可以。”

同日　晚十一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　周恩来指示谢静宜到玉泉山去陪伴从北戴河回到北京的林立衡和林的丈夫张清林，向他们传达中央文件和林彪逃跑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情。谢静宜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事我知道了，是总理交给你的任务，总理给我说过了，我同意。又说：你见了林豆豆代我向她问好。她和她父母是有区别的，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父母的问题不应该由子女来承担。父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革命；父母是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是反革命。何况林豆豆是在她父母逃走之前就向中央报告了，她是有功的。

11月2日　晨零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等谈话。

同日　下午五时，会见金日成，周恩来在座。

11月6日　阅外交部本日报送的关于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的送行计划报告。报告说：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38)为副团长的代表团预计十一月九日离京经上海、巴黎去纽约。代表团离京时，建议请姬鹏飞等及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有关司负责人、与外交有关的其他部门负责人送行。毛泽东批示：“规格似宜高一点，今晚可谈一下。”当天晚上，同周恩来等商定，代表团离京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到机场送行。

11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

11月8日　审阅外交部本日报送的关于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联合国情况复杂，而我们对联合国所知甚少。在开始阶段，中国代表团以参加本届联合国大会及其主要委员会和安理会的工作为主。对联合国讨论的问题，应根据我国有关对外方针政策，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对策。争取事先与有关国家进行充分协商，把平等协商的精神带到联合国去。对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对具体问题的表态不宜说得太死，以免陷于被动。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要慎重，不宜过多。毛泽东批示：“同意。”

同日　审阅外交部本日报送的对本届联合国大会将讨论的几个问题的预案，批示：“同意。”预案对本届联合国大会将讨论的中东冲突、南非种族歧视、任命新的联合国秘书长等六个主要问题，提出我方的基本态度。

同日　审阅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准备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批示：“同意。”发言稿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是毛泽东主席的外交路线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属于第三世界的。我们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全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十一月八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中英交换大使以及同英方签署换文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十月五日，英国代办谭森来见乔冠华副部长，就中英交换大使问题表示：英国政府接受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决定于签字日期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关于中方要求英方口头保证不再提倡和支持“台湾地位未定”论问题，英政府可口头保证不提倡“台湾地位未定”论，不谋求说服别国政府接受这样的观点，但如被公开问及其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例如在议会中答复问题时，英政府仍将表示其立场未变。我们认为，英方在换文问题上已接受我意见，但在关于台湾问题的口头保证中，仍然留有“台湾地位未定”的尾巴。我对此可有两种做法：一、再就此问题打一个回合，对英口头保证中留下的“台湾地位未定”的尾巴，予以驳斥，要它收回，否则宁可拖下去。二、鉴于经过几番回合英方已作了一定让步，也可考虑同英方就此达成协议，但作适当保留。在答复中对英方口头保证不提倡台湾地位未定一节可予以肯定，但对它留下的尾巴，表明不满意，并保留作出反应的权利。两种做法各有可取之处，我们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做法。毛泽东批示：“英国无理，再拖几年。”

同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全体成员。

同日　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我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我们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11月13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和附送的梁兴初、陈仁麒(39)的检讨。报告说：十二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的负责人关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情况汇报，并对成都地区有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帮助，要求他们回四川之后，继续揭批林彪一伙，并敢于接受批评，加强领导，搞好团结。他们拟明后日回川，主席能否在今明两日见他们一次，给以教育和鼓励。毛泽东批示：“待议。”

11月14日　晚上，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陈仁麒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参加。谈话开始后，叶剑英到会。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毛泽东问：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要抓？（周恩来：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对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杨勇这个事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谈到林彪集团时，毛泽东说：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让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国家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许多现象与本质不同。林彪的现象是拥护我，其实大树特树他自己。周恩来问《“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否可印发大军区和省委常委，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谈到成都地区问题，毛泽东说：你们的事，我也有责任，没有找你们谈，当然，东北、西北也没有谈，他们没有出事。广州陷得深，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很主动，回去后马上就开会，把我同他们谈的问题都讲了。你们那里也是个别同志嘛，冲一下也必要，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要分清。我看你们比武汉爽快，武汉的报告还未写出来，他们有点顶牛。顶牛也好，不做墙头草。林的事发生已经两个多月了。你们开了半个月的会，我看你们的报告不错，写得好，不拖泥带水。回去开开会，继续做工作。没有什么问题了，错了改了就好。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在审查林陈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证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

11月中旬　阅周恩来十一月十二日报送的关于方毅出访阿尔巴尼亚时如何回答阿方问及林、陈事件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方毅到阿尔巴尼亚签贸易协定，若在见霍查或谢胡同志时，他们问到林、陈事件，是否略谈一二。因为方毅是中央候补委员，与阿方关系很熟，一点不谈，也不好。毛泽东批示：“同意略谈一二。”

11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1月20日　晚上，接见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的负责人曾思玉、王六生(40)、刘建勋等，周恩来、张春桥、李先念等参加。谈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毛泽东说：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着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在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部队在毛家湾（林彪住处——编者注）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种思想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毛泽东说：马列主义的党，对人民不利的事不要办，对人民不利的名词要改。“四个伟大”改了吗？（周恩来：只用一个。）“三忠于”我就不懂。你们开会讨论一下，把不适当的名词、形容词废掉，不要搞了。国民党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过去骂国民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个话也适用于共产党。保留民主党派比较有利。对个别人说，斗批改是要参加的。对于党，比如民盟、民革还要保留。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谈到武汉的问题时说：你们回去开个扩大会，要讲一遍，无非是北京这一遍，检讨我看可以了，允许人家讲。要注意政策，还是宽大为怀嘛。整人要少，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大，只要坚持这个倒不了的。

11月22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范文同，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在座。双方主要讨论正在进行的越南和美国的谈判问题。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天下大事，我看只有一个字就是“乱”，或者叫天下大乱，我要总理告诉基辛格现在天下大乱，你信也可以，不信也可以。所谓乱者，就是到处吵架，或者是打仗，或者是别的形式。谈到解决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看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蒋介石有六十万军队，中间隔了一个海峡，我们又不能去，他还是要呆在那个地方。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你们条件好，越南北方和南方中间没有隔一个海。谈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国内形势时，毛泽东说：那时中国乱得很哪！现在好一点。真正讲党内矛盾解决得比较好一点的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军队可以统一了。现在各国都在猜想中国出了什么大问题。中国出了大问题是在一年以前庐山会议上，在那以后逐步解决了。过去几十年我管打仗，那时候管军队建设。进了城以后，事情多了，我就不管了，结果就闹山头主义，也闹宗派主义。你们现在有战争，在打仗，所以你们注意军队，注意军事。将来和平了，不要学我们犯错误。

12月1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这个材料主要讲从一九七〇年三月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到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这段时间里的斗争情况。

12月17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离职审查批准程序的通知》。通知说：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过程中，牵涉到个别高级干部有严重问题需要进行离职审查的，凡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应报中央批准；凡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讨论决定，报中央备案；省军区、野战军军职干部应报大军区党委批准，并报中央军委备案。对以上人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均要报中央批准。

12月19日　和董必武、周恩来致电阮友寿、黄晋发(41)，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一周年。贺电指出：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只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民族愿望一天没有实现，中国人民就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直到彻底的胜利。

12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和周恩来听取参加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归来的中国代表团汇报。

12月26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示说：为了进一步搞好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必须切实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正确处理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二、认真搞好粮食分配；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四、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五、切实解决超支户的问题；六、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

(1) 尤太忠，当时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至1971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1年5月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司令员。

(2) 指华北会议。

(3) 李、郑，指李雪峰、郑维山。

(4) 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5) 1971年2月19日，周恩来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情况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曾提出：华国锋同志，拟约他在3月上旬中央抓棉花、油料、糖料作物的会议时来京参加指导，逐步使他熟悉全国性工作，便于今后以一半时间来中央工作。

(6) 于新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

(7) 李伟信，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

(8) 积代会，指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9) 江腾蛟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江腾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0) 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中国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问中国的请求。

(11) 熊应堂，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12) 指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黄永胜、姚文元、纪登奎6人组成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总结讲话大纲起草小组。

(13) 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4月24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此口信转达给尼克松，尼克松以口信方式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的邀请。5月17日，尼克松又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14) 谢静宜，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1973年5月任市委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972年1月任副书记）。1973年5月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15)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各部门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全国198所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共631人。

(16) 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72年1月、7月又先后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

(17)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教育部党组报告，宣布撤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18) 王新，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19) 这两篇报道稿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十八国向联合国提出决议草案，要求恢复我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驱逐蒋帮》，《美国政府向联合国递交信件和备忘录，公然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

(20) 吴丹，当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21) 刘兴元，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2年3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丁盛，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72年3月任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3月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22) 陈昌浩，1935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3) 193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密电中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24) 钟赤兵，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25) 指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26) 长征，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27) 指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参加会议的共99人。

(28) 这是《571工程纪要》中给毛泽东起的代号。

(29) 关于根据林彪手令林立果策划的在杭州、上海、南京一带谋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王飞1971年9月28日的亲笔供词中说：“1971年9月8日晚，林立果、周宇驰要我去空军学院，林立果说，现在情况紧张，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火药味已经很浓了。我说，我们坚决保卫林副主席，然后林立果拿出一张纸给我看，上面写着：‘希望按照立果、周宇驰传达的命令办事。林彪9月×日’（具体话记不准了）。林立果说，要坚决把反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的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的由你和周宇驰负责。他们都在钓鱼台，好搞。估计南边江腾蛟那里没有什么问题，就看你们这里了。”“11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和我，中间又加关光烈，在西郊机场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林立果说，林副主席的决心已定，提出‘南线’先搞，北京接着搞，并提出了通信联络的方法和密语。”鲁珉1971年9月18日的亲笔供词中说：“1971年9月11日晚约八点半钟，我被江腾蛟用汽车拉到西郊机场的平房里，林立果看到我就说：现在要进攻啦，副统帅有命令，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周宇驰就拿来一张硬白纸林立果递给了我，我看到是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　林彪　月　日。林立果说：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召开三中全会，会一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你这个歼—7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指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成就看鲁部长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

(30) 白宗善，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5军军长。

(31) 吴忠，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2) 指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33) 陈士榘，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

(34) 毛泽东这次到南方视察，近一个月时间，1971年8月15日离开北京，9月12日回到北京。

(35) 毛泽东这次在南方视察期间，先后同武汉、广州、南京、福州4个军区的负责人谈话。

(36) 章文晋，当时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

(37) 原文如此，似缺字。

(38) 黄华，当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1971年11月初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

(39) 陈仁麒，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40) 王六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2年2月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

(41) 黄晋发，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主席团副主席兼秘书长、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

1972年　七十九岁

1月3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到达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作技术安排。

同日　晚十时，同周恩来谈话。四日晨零时，周恩来会见黑格。

1月4日　上午，听取周恩来汇报同黑格会谈情况。黑格带来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主要内容有印巴问题、美苏关系、越南问题等。

1月6日　中午，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周恩来把《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好，我看可以给他讲。讲了以后，无非是吹了。他二十二年都没有来，再等一百年嘛！你不顶他一下，他就不舒服。总而言之，无非是吹了。我看啊，过不了几年他还是要来的。最后，周恩来问：联合公报草案，除台湾问题外，美方没提，是不是就不动了？毛泽东说：就不动，要动就动一点，把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他们就是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喽！谈完外事工作后，毛泽东又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谈话结束后，叶剑英即赶往医院向病危的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于当晚十一时半同黑格进行第二次会谈，按照《对美方口信的答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作了答复。

中方《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的要点是：一、随着中美领导人会谈的临近，某些敌对势力不断加紧破坏，中国对此已有准备。二、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苏联在欧、亚的动作更暴露出它的扩张主义的面目，次大陆也将从此动荡不已。三、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对于总统访华也带来不利因素。四、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五、中美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六、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公报草案中已尽力照顾到美方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的。如果美方真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关键问题采取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

同日　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毅在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1月8日或9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对陈毅的悼词稿，批示：“基本可用。删去两段。”删去的两段是悼词稿中有关陈毅功过的文字，毛泽东批注：“前面已作了结论，后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1月10日　下午，临时决定前往八宝山公墓礼堂参加陈毅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决定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只请内宾不请外宾，叶剑英致悼词。得悉毛泽东要出席后，周恩来迅即决定提高规格，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参加，并改由周恩来致悼词。追悼会开始前，毛泽东对陈毅家属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嘛。他跟项英不同。新四军九千人在皖南搞垮了。当然喽，后来又发展到九万人。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又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月13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这个材料主要讲一九七〇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附有《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影印件）、《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原文印件）、《李伟信的笔供》三个材料。中央通知要求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传达讨论的重点是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的通知。

1月中旬　阅叶剑英一月十七日关于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的报告。报告说：曾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得到主席面示，军队要整顿。要开好一次军委会（扩大到军一级），要准备好一个报告。主席还指示会议只讨论一两个问题，不要太多，要抓路线斗争，开会时间在一二月间。报告提出，会议要从批判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所进行的反革命军事路线开始，由于会议材料还在准备之中，时间拟推迟到三月。毛泽东批示：“同意三月开。题目不要多。”

同旬　阅李卓然(1)一月十六日来信，批示：“总理阅处。”李卓然在信中表示很想抓紧晚年期间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

1月下旬　阅周恩来一月二十五日来信，批示：“同意。”周恩来在信中说：您的健康，大家都在关怀。治疗情况，我和东兴、耀祠等同志亦常商酌。建议主席多注意休息。这段时间，毛泽东因心律失常导致严重缺氧。

1月29日　阅吴冷西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来信，批示：“此件已阅。欢迎进步。退人民日报存。”吴冷西在信中汇报了自己在人民日报五七干校劳动一年的思想收获。

1月31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2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周恩来在座。谈话中，布托说中东国家的人十分欣赏中国的政策，甚至苏联在那里的朋友也批评苏联，夸奖中国。毛泽东说：所谓中国的政策，就是你们中等国家，还有一些小国，全世界人民的意见集合起来形成的政策嘛。布托说：近年来中国同欧洲的许多国家比如法国建立了关系，但在这以前，中国的思想和信念却早已传过去了。周恩来插话说：他（指布托——编者注）还提到了一些所谓的毛主义分子，其实与我们毫无关系。毛泽东说：那个恐怕跟我们不相干。

2月2日　圈阅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联合公报。公报陈述了两国关于印巴冲突及其后果、重大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巩固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巴联合公报。

2月4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2月6日　圈阅周恩来二月五日报送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在送阅报告中说：鉴于我国棉花播种面积今后再扩大有限，同时这几年来，由于工作跟不上，棉花产量一直在四千二百至四千七百万担之间。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适应工业生产、出口援外的需要，除了继续抓好棉花生产外，根据国外经验，必须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把化纤、化肥工业搞上去。因此，经国家计委与有关部门商量，拟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四套，化肥设备两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四亿美元，争取五六年内全部建成投产。投产后，一年可生产化纤二十四万吨、化肥四百万吨。

2月11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

2月12日　晨，突然休克。晨二时周恩来赶到。经抢救后苏醒。

2月16日　致电斯诺夫人，对斯诺去世(2)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唁电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2月17日　晚八时三十分，同周恩来谈话。晚十时，周恩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和江青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

2月18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2月19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2月21日　晨零时，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中午，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到机场迎接。

同日　下午二时四十分至三时五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尼克松，周恩来、基辛格在座。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原定十五分钟的会见时间延长到七十分钟。会谈中，毛泽东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尼克松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作朋友的时间比你们跟他作朋友的时间长得多。谈到美国的总统竞选时，毛泽东说：讲老实话，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尼克松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毛泽东说：我是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英国的希思首相是右派，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是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可是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在尼克松谈到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时，毛泽东说：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周恩来说：任何国家都不威胁。谈到中国当时常用的“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毛泽东说：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编者注）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谈话结束时，毛泽东称赞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尼克松说你读得太多了。毛泽东说：读得太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要请你们派点教员来，特别是历史教员和地理教员。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

2月22日　下午二时，周恩来同尼克松会谈。(3)

2月23日　晨一时，听取周恩来汇报。下午二时，周恩来同尼克松会谈。晚十一时半，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汇报。

2月24日　下午五时，周恩来同尼克松会谈。次日晨零时四十分，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汇报。

2月25日　中午十二时，同周恩来谈话。下午五时半，周恩来同尼克松会谈。晚十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2月26日　周恩来陪尼克松到杭州访问。二十七日，陪尼克松到上海访问，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

2月28日　尼克松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从上海回国。《人民日报》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公报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2月29日　下午，周恩来回到北京。次日晨，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

3月5日　阅苏振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来信，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请汪印发各同志。”苏振华在信中表示自己有决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争取晚年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3月6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三月五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领馆、代办处和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通报稿。通报稿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协议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今后事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同美驻外官方人员的接触，我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礼貌、落落大方。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国内似也适用，但应略作修改和补充。”审阅时删去“在公报的冲击下，苏修忧心忡忡，佐藤不知所措，蒋帮丧魂落魄”等语。

同日　审阅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三月三日关于编发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国际反映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着重编发以下几项内容：一、一般欢迎中美会谈和联合公报的内容。二、关于尼克松访华是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的言论。三、适当摘发指出中美之间存在原则分歧的言论。四、敦促尼克松政府用实际行动履行联合公报的内容。五、驳斥苏修对我造谣诬蔑的言论。毛泽东批示：“似可不必这样编发，近似张扬，并且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显出苏修和阿、越的不一致。如何请再酌。我们有内部刊物，似可弥补此缺点。”

同日　晚八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此前，周恩来于三月四日访问越南，向越南党政领导人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五日回到北京。

3月10日　晨零时三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此前，周恩来于三月七日访问朝鲜，向朝鲜党政领导人通报尼克松访华情况。九日回到北京。

3月16日或17日　审阅周恩来三月十六日报送的《毛主席在南方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稿及中共中央印发此件的通知稿，批示：“同意。有少许修改。”对谈话纪要稿的主要修改是：一、将题目“毛主席在南方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中的“南方”改为“外地”。二、原文说：“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把“可能是心里有鬼”改为“可见心里有鬼”。三、在“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产阶级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一段后，加写“怎么是天才？”四、在文中两处“林彪”后，加“同志”二字。中央的通知说：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此件于三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

3月17日　晨零时，同周恩来谈话。

3月20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广东、广西、湖南诸省区负责人来京开会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两广和湖南会议十九日晚结束了，十八日晚政治局会议也与他们谈了。广东会议开得好，他们表示有信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上更好地同各方面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湖南没有什么要解决的事。广西韦祖珍同志的检查比初来大进了一步。毛泽东批示：“同意。”

3月23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对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负责人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中央批语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要认真地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

3月25日　阅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三月十八日来信，批示：“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杨俊生在信中说，杨成武是忠于毛主席的，他受了林彪、陈伯达、叶群的政治陷害，希望能让他回到社会实践中。

4月14日　和周恩来发出祝贺金日成六十寿辰的电报。贺电说：在您的领导下，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贯彻执行“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方针，把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建设成为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挺立在反帝斗争的东方前哨，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朝两党、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用鲜血凝成了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

4月18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给美方的紧急口信。周恩来在送阅报告中说：美国有意在十六日轰炸海防、河内，使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十八日会见尼克松感到为难。现与外交部研究商定，以口信通知美方，拒绝见美总统。上午，毛泽东约见周恩来，说：我乒乓球队访美系民间来往，去年美队来华时我政府领导人接见，今年我队去美如拒绝美总统接见，会给美人民以失礼印象。美轰炸南北越，矛头指向苏修，实际是撤兵前的争取面子的一手。美人民对此反应也不强烈。我方表态已够。故我乒乓球队在美日程和赠送熊猫，代表团可按原计划进行。乒乓球队安全美方自会照顾，不必再提。周恩来随后修改了外交部致黄华转美方口信的内容，指示立即电告我乒乓球队，十八日各项活动包括尼克松接见照常进行。

4月25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对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中央批语说：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提出：主席今晚能否约见许世友、王洪文两同志一谈，或也约南萍、熊应堂、铁瑛(4)、谭启龙四同志参加。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准备到浙江帮助贯彻中央精神、解决浙江问题的许世友、王洪文谈话，周恩来参加。

4月27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对江西省委和驻江西部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中央批语说：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纠正错误的同时，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5月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说：自一九七〇年招生试点以来，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通知规定，各级领导部门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切实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对干部子女和广大工农群众子女一样看待，按招生条件办事。

5月3日　向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5月6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稿，批示：“照发。”通知说：我党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路线斗争中最严重的一次。通知概述了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的主要措施。

5月9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尼克松五月八日晚就美国军队对越南北方采取军事行动发表广播讲话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尼克松在发表广播讲话前一小时通过不公开渠道送了一封信来，现正约外交部同志一谈。拟今晚约剑英、春桥、文元、先念、登奎五同志到主席处面报请示。五月八日，美国军队对越南港口布雷，切断越南北方的水陆交通，并加强海空袭击。尼克松当晚的广播讲话称：“我们对北越的大规模军事攻势所作的反应是作出广泛的新的和平努力，目的是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尼克松的讲话。

5月11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转运的报告。报告说：昨夜苏大使转达柯西金信件，说在美国封锁越南情况下，要求将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口岸卸下转运。待读了柯信后，再驳复他。越南政府已发表声明，谴责美帝这一战争升级罪行，并表示坚持战斗决心。我拟发表响应越南、谴责美帝的政府声明，今晚送批。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5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月十一日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封锁越南领海和港口的行为。声明说：“美国政府宣称，他们干的这一切不是扩大战争，不是战争升级，而是结束战争。这种伪善的说法，充分暴露了美国侵略者的虚弱本质。”“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战争升级行动，严重侵犯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和主权，粗暴破坏了国际航行和通商自由，恣意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法。这不仅是对越南人民的挑衅，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挑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中国政府重申：‘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5月19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这个材料经过专案组多次编写，又经江青、春桥、文元、登奎、东兴等同志多次讨论和修改，最后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读了一遍，并又作了修改，成为送审稿。如大体可用，请批示印发这次批林整风会议。会中会后，还可修改，再发全国。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征求意见。”材料共三个部分：林彪反党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证；林彪反党集团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证。七月二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共发出关于印发《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发至基层组织。

同日　汪东兴传达毛泽东关于老干部站出来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有些问题是逼供信搞出来的，我早就说过不能搞这个东西，逼供信过去在中央苏区搞过，在延安也发生过。逼供信搞出来的不可信，不能算。我们一些干部的看法不对，有的是形而上学，把干部一时的错误说是一贯的错误，这样不能正确地认识一个干部。

5月21日　晨，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即将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谈话中对《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前言提出修改意见，说“继续审查”那句话可以不写。大的罪状已经很够了，再多就是补充了。周恩来请示可否将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印发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表示可以印发。

5月21日—6月2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三百一十二人参加会议。周恩来五月二十一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批林整风的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在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曾四次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情况。

5月30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二十七日晚，从主席处出来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要在批林整风会上，根据主席去年视察外地谈话纪要上着重提到的中国党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讲一点个人的今天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二十九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要我多讲点历史事实。我现在正写一个讲话要点，写成后将先送主席审查，并请约我一谈，好当面请示。”六月十日至十二日三天晚上，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5月31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五月二十七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一一〇号。摘报说：一机部原副部长白坚的儿子白克功给毛泽东写信，说白坚一九六八年被隔离审查，当年十二月十一日，因得不到适当的抢救而病死于北京复兴医院。现在他的问题仍没有组织结论，家属负担很重，希望中央早日为他作出政治结论。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六月一日，周恩来即批示有关部门，遵照毛泽东指示，为白坚作出政治结论。

6月2日　晚九时，同周恩来谈话。十时五十分，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6月8日　晨零时半，同周恩来谈话。之前，周恩来于七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同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六。《指示》汇集了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三月在一些文电上的批示和修改的文字，共三十三条。主要内容有：在对外宣传工作中，不要强加于人，不要自吹自擂，不要干涉外国党的内部事务，反对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等。(5)

6月15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六月十三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一三〇号。摘报说：甘肃省农业大学原校长李克如(6)来信称，他一九二六年入党，参加过秋收暴动，后随陈毅上井冈山。文化大革命中，因被人制造“叛徒”假案，受到冲击。现在年近七十，迫切要求解决他的问题，并给他安排工作。毛泽东批示：“请中央组织部酌处。”

6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谈到空军问题时，问起此前被吴法宪立案停职审查的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钧的情况，提出要派人去了解。随后，李德生派人去了解了情况，写报告建议应当让刘震穿上军装，戴帽徽领章。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批示：“退李德生照办。”

6月19日—23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访问中国。周恩来同基辛格就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十九日晚十时，周恩来同基辛格举行第一次会谈。二十日晨零时，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汇报。二十日下午二时，周恩来同基辛格举行第二次会谈。晚十时，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开会。二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公告，一致认为：一九七二年二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6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周恩来在座。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在班房里头，有的年轻人是受骗的。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现在好多了。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有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会见后，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阅贺诚(7)六月二十六日请求分配工作的来信，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7月2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传达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审查报告和反革命历史罪证的通知。

7月7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本日编印的《来信摘要》一九七二年第四六五号。摘要说：廖汉生的子女七月一日给毛主席写信称，其父一九六七年被隔离审查后，毛主席曾几次提到要他出来工作，但至今未见任何动静。请求让其父回京，在家休养治疗，等待组织结论。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廖汉生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7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法国外交部部长舒曼，周恩来在座。舒曼转达了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的意愿。毛泽东说：十分欢迎，十分欢迎啊！他来的时候，礼节比欢迎尼克松还要高一点。谈到欧洲局势时，毛泽东说：总是闹别扭，几个大国，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乱。你们现在和英国搞好，我赞成。英法这两个国家就有一亿多人口，要团结起来才好。吵架嘛，总是要吵的。总是要大团结，小吵架。谈到中国和苏联的紧张关系时，毛泽东说：它打中国也好，我们是下了决心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用从前打蒋介石那个办法，打日本人的办法。我不打多了，我用十个指头吃你一个指头，这个办法就是现在越南的办法。原子弹没有苏联多啊，而天上放卫星，我们也只放了两个啊。要靠那个比较原始的办法，老鼠钻洞。我们不打第一枪，打来了呢，我跟你打到底，防止可能的原子打击。当舒曼称赞毛泽东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说：没有改变多少，改变了一点，十个指头改变了一个指头，把这个北京改了一改。最近我们也把一个叫林彪的改造了。这个林彪啊，他天天吹我，说我怎么了不起，而实际呢，就要杀我的头。他专了两天半的政。我们开了那个庐山会议，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号一天，二十四号一天，二十五号半天。第三天的下午，我就说不行了，不能干了，下了一滴酒精。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结果庐山会议到去年，一年多一点，他就呆不住了。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他想到苏联去。最后，毛泽东谈到法国的历史。他说：对于西方历史，我是比较熟悉你们法国。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头，欧洲的国家一起联合起来反对你们。当时出了个英雄——山岳党领袖罗伯斯庇尔，此人是个乡下的小律师。他依靠那个长裤党，就能够打败所有的敌人。后头拿破仑占领了差不多整个欧洲，他后来犯了错误，政策也不大对头了。第一不该去占西班牙，第二不该打俄国，又是冬天。他打莫斯科，不打彼得堡，没有一下子把沙皇抓住。

7月上旬　阅外交部七月一日关于回答美国友人等询问林彪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应发一个通知给国内各级党委和涉外人员及驻外使领馆。”

7月13日　为王季范(8)追悼会写挽词：“九哥千古”。

7月16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关于贯彻在北京召开的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和《赛福鼎同志在两个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批语说，新疆地处反修斗争前线，要百倍提高警惕，切实加强战备，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一切都应从这个大局出发。

7月18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关于近期工作的报告。报告说：这一周除解决新疆问题和讨论修改《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那本文件外，主要在做外事工作。希望主席能在当晚就一些外事问题，约见政治局在京同志。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开会，商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程序、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程序、越南和美国的巴黎谈判以及对苏联表态等问题。

7月22日　阅陈云七月二十一日来信。信中请中央根据他的身体状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可分配，希望能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在春秋季节到外地去看看，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毛泽东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请总理办。”不久，陈云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同时，参加了在京老同志学习班。

7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9)等谈国际问题。针对当时西方一些人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这个问题，毛泽东说：西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想推德国向东，不使它向西。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都想推动苏联向东，推苏向华，西方无战事就好。两个德国应该统一，搞两个干什么呢？无非是雅尔塔搞的。我讲过多次，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但现在要吃呢，要用文的，用武的难，过去可以，过去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的时候都可以。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不过我也不大相信会打，但准备打。苏联原来搞威胁，威胁不灵，威胁不搞了，只搞演习。如果是真要打，就不搞演习。如果打游击我们就要准备，黄河以北它占不了好多，大城市我们也不放弃，在洞子里头照样打。如果俄国人真打中国，它就失败了。横直我们是打游击，不损失主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能吃下的就吃一口，至于你要打我，横竖我就两条腿走路。我的看法，苏联是声东击西，口里讲是整中国，实际上是向欧洲和地中海。有个英文刊物叫《新闻周刊》，有篇文章算了一笔账，说苏联是整欧洲的。它在欧洲那边包括在东欧驻扎的部队，有九十一个师，国内靠西边还有八十个师，对中国这边不过四十多个师。这种估计只当一种想法，你们外交部研究一下。我出点题目，究竟是声东击西，还是真正向东？准备它是要打。可以请一些人来，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些调查研究，情况弄得确实一些。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毛泽东说：我们外交部有条路线，中左路线，喜欢左派和中间派，就不喜欢右派。世界上就是右派当权，你怎么办呢？而我呢，都喜欢，特别喜欢右派，尼克松一类人，我就说服我周围的这些人。谈到国内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次我们国内开了三百多人的会（指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编者注），他们都没有注意我的那几句话：“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什么叫“跌了几跤之后”呢？包括开除党籍(10)，开除出政治局，赶出红军三四次，等等。我总是每一次就声明，要么就听我的，我就干下去，就要怎么怎么。要不然，我就滚蛋。你们再需要我来呢，那我就再来吧。外国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也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避孕措施的问题，说：关于避孕，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7月26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和姬鹏飞、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11)等汇报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7月27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北京军区党委、六十六军党委、天津警备区党委分别关于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整顿军队纪律、纠正不正之风的报告。中央和军委的批语指出：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因而有一部分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闹名誉、闹地位、贪图享受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7月27日—29日　周恩来和廖承志等三次会见受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委托来中国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就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进行谈判。

7月28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这个草案是按照前日在主席处所谈，和昨日与竹入交换了意见，然后于昨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讨论过，同外交部日本组商量起草的。今晚还要与竹入再作一次探讨性谈话。晚九时后，当到主席处请示，以便明日正式答复竹入。当天晚十时至次日晨一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和姬鹏飞、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汇报。

7月30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上海京剧团演员、现代京剧《龙江颂》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炳淑。对几部现代京剧样板戏作了评价，说：《龙江颂》这个戏不错，我看过四次电视，一次电影。五亿农民有戏看了，你回去告诉他们，说我感谢他们为五亿多农民创作了一出好戏。现在结尾不好。《海港》太平，矛盾不突出，玻璃纤维吃了能有生命危险，人们都不知道，那个女演员太过分了。《红灯记》我原想一家三口都不要死，看了太悲，可那个时候的情况确实如此。日本人、国民党对我们的残杀是很厉害的，都改掉可能不行。《沙家浜》里阿庆嫂比较好，也讲斗争，但未死人，一般人爱看。《智取威虎山》没有戏，只有一场“打虎上山”有戏，还是学的“林冲夜奔”，其实都是过场戏，特别是“定计”就是过场戏，大段唱腔搞得那么长。杨子荣上山孤军作战，八大金刚一个金刚也没有分化过来，杨子荣孤立得很。后来栾平跑上山，差点把他搞掉，为什么“定计”那一场不让少剑波审他而让杨子荣审他，结果又跑上山，人为地紧张。我看能够流行的还是《龙江颂》、《沙家浜》。又说：现在剧太少，只有几个京剧，话剧也没有，歌剧也没有。以前说人家演样板戏是反样板戏，我说不要那么讲嘛，要允许人家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只要脸上不抹白鼻梁就行了。样板戏能有几个人看，大家都演了，看的人就多了。《龙江颂》拍成电影就好了，广大农民就可看到了。

7月31日　陈云、王震、滕代远(12)、陈再道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为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11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八月十日编印的《来信摘要》一九七二年第五四五号。摘要说：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的子女八月五日给毛主席写信，说他们四日去秦城监狱见了林枫一面，林枫现患心脏病、糖尿病，身体枯瘦，请求让他出来治疗休养。毛泽东批示：“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同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关于安排林立衡、张清林参加学习的情况的来信。来信说：遵主席前次面嘱，我拟同李德生、谢静宜两同志约林、张面谈一次，要他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马列和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批林整风会议。九月三日，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说约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再次同林、张二人谈话，二人认识和表态尚好，愿意与群众一道学习。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8月14日　阅邓小平八月三日来信，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邓小平在信中揭发批判林彪，同时提出愿做一点工作。

8月17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对《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的批语。中央批语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重点。中央希望你们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把批林整风搞好，把各项工作做好。

8月21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若干问题决定草案的意见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毛主席建议中央认真研究一次“三支两军”问题。中央责成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作了一些调查研究，经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代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这个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说：不可低估“三支两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但在地方党委成立以后，“三支两军”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军队工作除接受军事系统垂直领导外，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必须纳入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驻地方的野战军在与地方相关的工作上也必须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在地方和单位的党委成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宣队也撤回部队，支左领导机构也撤销。

8月22日　和董必武、周恩来致电齐奥塞斯库、毛雷尔，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八周年。贺电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将一如既往，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本日下午到达北京进行内部访问的金日成，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谈了原则性政策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

8月下旬　阅周恩来八月二十一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中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及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谢尔访华复新华社波恩分社的电报稿。复电稿说：关于谢尔访华日期可明告对方，日首相田中访华的具体日期尚未商定，如对方确有愿望在九月底来访，请告我具体日期，以便考虑。毛泽东批示：“宜让田中先来，谢尔后到。”据此，周恩来删掉了上述这些话。

8月　同意周恩来的提议，将朱穆之从五七干校调回，参加新华社领导班子。

9月1日　和董必武、朱德、周恩来致电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贺电说：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越南人民，同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团结战斗，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越南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中，不论还会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中国人民都和你们站在一起，全力支援你们的正义斗争。

9月4日　赠周世钊线装本《两般秋雨庵随笔》一书，在封面上题写：“两般秋雨庵随笔　惇元兄阅存。”在附信中说：旅夜无聊，奉此书，供消遣之用。此书写得不大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9月8日　和董必武、朱德、周恩来致电金日成、崔庸健，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贺电说：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兄弟的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完全胜利。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朝两党、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革命斗争中用鲜血结成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宣传提纲说：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即将来华访问，与我国领导人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是当前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

9月13日　阅何长工(13)八月三十日来信。信中请求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向他传达中央有关文件。毛泽东批示：“何长工的信。总理阅处。”

9月15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中央批语说：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搞好生产救灾，加强三线建设。

9月20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报告。报告说：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同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作具体准备工作的先遣队会谈后，双方已达成协议，公告照我们修改稿，发表时间定在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周恩来还简要报告了田中角荣一行访华的日程安排。

同日　阅中央专案组工作组关于整顿对审查对象和学习班人员管理工作的请示。请示说：拟对与林彪一案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学习班人员分别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或回原单位、或分配工作、或继续隔离审查、或关押。毛泽东批示：“同意。”

9月中旬　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这个提议。

9月21日　中日双方发表公告：“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愉快地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将于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以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9月25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上午到达北京，开始访问中国。下午，周恩来同田中角荣举行第一次限制性会谈，会谈后为田中举行欢迎宴会。晚上，毛泽东听周恩来汇报同田中角荣会谈情况。

9月26日　下午，周恩来同田中角荣举行第二次限制性会谈。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9月27日　晚八时半至九时三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周恩来、姬鹏飞、廖承志在座。一见面，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二阶堂进分别说了自己的姓名，并说能见到毛主席感到很荣幸。毛泽东用日语说：“谢谢！”接着他问：怎么样？吵了架吗？田中说：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解决了问题。毛泽东说：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周恩来说：两位外长很努力。田中说：是的，两国外长很努力。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毛泽东说：那就好了，天下太平。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田中说：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14)毛泽东说：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田中说：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来。毛泽东说：美国好一点，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毛泽东问：你看这个世界怎样呢？田中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大国想用实力政策进行侵略的做法到极限了，所以现在世界进入了新的谋求和平、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时代。毛泽东说：不错。田中说：尼克松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毛泽东说：是啊，他先来了嘛。毛泽东问：两国联合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周恩来说：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毛泽东说：你们速度很快啊。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而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对我讲的。田中说：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毛泽东说：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周恩来说：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田中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毛泽东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了书，你看（指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编者注）这是《稼轩》，那是《楚辞》。（田中等都站起来，看毛泽东的各种书）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

9月28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草案）。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中日联合声明已搞成，我们所要求的都写上。只是派出大使写成尽快，田中、大平说对台湾必断，日使馆必撤，蒋使如不撤，他将采取措施使他们走，要求我们不规定太死，万一超出一些时间就失信了，故望相信他们在半年内越早越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建交则自签字之日起，今日不签，明早必签，因田中力主在北京签。因此，就要考虑在声明宣布后就建交。”毛泽东批示：“同意。”

9月29日　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联合声明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联合声明有九条具体内容，其中包括：“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同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社论说：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瞻望未来，我们深信中日友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中日两国伟大的人民一定能够排除各种障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9月30日　圈阅周恩来报送的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夺取新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社论说：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要求我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各条战线的同志都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做好各项工作。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它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全面完成国民经济计划。

9月　对正在举行的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15)如何开展批林整风作出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九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约海军负责人谈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九月二十三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批林整风中的云南问题和海军问题。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同月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

10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世钊谈话。谈到林彪时，念起明代李攀龙的《怀明卿》一诗：“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憔悴侍臣颜。”说如将诗中“侍臣”改为“叛徒”，此诗送给林彪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随后，又念起杜甫的《咏怀古迹》一诗中的几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念罢还说，“明妃”指的是林彪。

10月10日　阅欧阳毅(16)来信，批示：“请李德生同志酌处。”

10月14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筹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报告》。中央批语说：经过整团建团，在绝大部分基层团组织建立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县、地两级共青团委员会，并积极筹备，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把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团委建立起来。

10月15日　阅北京工业学院教师邵金荣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当前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的来信。来信建议：废除现在由国防工业部管国防院校的状况，恢复原来国防科委统一管理国防院校的体制；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鼓励；具体工作要尽快解决为好。毛泽东批示：“这个问题很大。请汪主任印发中央和军委各同志研究酌处。”

10月16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十月十四日编印的《来信摘要》一九七二年第七二三号。摘要说：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许涤新的儿子来信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许涤新被关在部内实行群众专政，不准回家，失去自由，请求批准其回家治病。毛泽东批示：“纪、汪(17)酌处。”十二月，中组部业务组提出，许涤新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建议解除群众监督，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分配适当工作。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十月十四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二四五号。摘报说：范长江妻子沈谱来信反映，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四日范长江专案组负责人通知她，说范长江于十月二十三日在河南确山全国科协五七干校投井自杀。她要求给范长江作出政治结论。毛泽东批示：“纪、汪酌处。”(18)

10月20日　阅原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霍维德八月三十日要求复查他的问题的来信。霍维德在“文革”前被撤销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调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他在信中申述说，一九六二年甘肃省委批判他反对省委、反对西北局和在甘肃进行反党活动等是错误的。甘肃省委的负责人表示没有中央的批示不便复查。为此特写信给主席，盼能批转甘肃省委给予复查。毛泽东批示：“纪、汪酌处。请商组织部，并问一下一炮司令张达志同志对霍维德同志有何意见。然后转甘肃省委征求意见。”

10月31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金日成，周恩来在座。金日成一行是为祝贺西哈努克五十岁生日于十月三十日下午到达北京的。

10月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多次过问音乐家贺绿汀的问题，催促尽快结案。一九七三年一月，贺绿汀被解除监禁。

11月4日　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华罗庚十月二十五日来信。信中说：“交通部大连车辆工厂赠我一件宝贵礼物，却之，恐拂工人阶级迎归之意；受之，又太欠自知之明。饮水思源，别归我，登新途，端赖您的指引教导，因此转献给您，表心意，代汇报。”毛泽东批示：“此信及附件照片一本，退还给华罗庚同志保存，比放在我处为好。感谢华同志的好意。”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十一月三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二七〇号。摘报说：原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班郭冲等八人及该院原秘书长柴沫的妻子王若林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柴沫受陈伯达迫害，被迫自杀。现在陈伯达已揪出两年多，该院学习班也办了一年零七个月，可是对陈伯达迫害柴沫的罪行还没有得到清算，对柴沫也未作出正确结论。为此，恳请主席责成有关部门为柴沫平反，恢复名誉，作出正确结论。毛泽东批示：“纪、汪酌处。”十一月三十日，王若林再次来信说，对主席关于柴沫问题的批示无比感谢。军代表已向她传达了关于柴沫问题的结论，肯定他是受陈伯达等迫害的，同时又指出柴系自杀，不够党员条件，应党内除名。王若林认为，柴沫是在陈伯达等的逼迫下自杀的，故不应党内除名。王若林这次来信，摘登在十二月二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八五八号，毛泽东十二月五日批示：“纪、汪处理。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中央组织部业务组十二月六日《关于柴沫同志的调查报告》正式决定：对柴沫同志仍按革命干部对待，“党内不应除名，也不给任何处分”。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对《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中央批语说：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跟着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只要彻底揭发批判，认真作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不要揪住不放。

11月12日　阅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十一月七日来信。信中说：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革命中，有一个问题急待解决，就是如何处置六六届至七〇届的大专毕业生。六六届已经毕业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目前这些大学生全国有八十万左右，处理好他们的问题关系重大。信中提出了几点建议：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老五届毕业生的待遇不能比六五年以前的毕业生降一级。大学生待遇改革应从新招的工农兵大学生算起。工资转正定级工作宜速完成，不要拖到参加工作七八年以后。毛泽东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

同日　阅中南海门诊部十一月十一日关于周恩来身体状况给叶剑英等人的报告。报告说：昨晚再次组织了有关的心脏科医生会诊，大家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平时虽随时研究病情，调整治疗，但药物的力量毕竟有限，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并给以指示。毛泽东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11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周恩来在座。双方交谈南亚的一些政治情况。当比斯塔说这是第三次见毛泽东时，毛泽东说：没有第四次了，我要到阎王那里去搞革命了，把地狱中的制度破坏一下。

同日　阅江一真(19)十一月一日来信。信中说：一九六九年您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还年轻，还可以工作，今年八月又解除对我的监护，使我的病情逐日好转。请求尽快给我作出政治结论，让我回到党组织中来。毛泽东批示：“纪、汪酌办。”

11月　针对张春桥、江青认为萧劲光上了林彪贼船的说法，提出：萧劲光是个老同志，他上的什么贼船？萧劲光还要当海军司令，海军司令不要易人。周恩来打电话将毛泽东的话告诉了萧劲光。

12月2日　阅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外贸部监察组原组长李一夫的妻子张明辉来信。信中说，她和孩子们探望了李一夫，李的精神状态还好，但身体状况确实很坏，希望能批准李住院就医。毛泽东批示：“纪、汪处理。”

12月4日　下午四时十五分至晚七时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晚九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2月6日　让江青将人民日报社王若水来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提出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信中所提问题。王若水在十二月五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当前报纸宣传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示。报纸上一直是提“排除‘左’右干扰”，这个提法，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左”的干扰是主要的还是右的干扰是主要的呢？批修整风，也就是批林整风，究竟主要是批“左”的方面还是右的方面呢？今年八月一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八月八日，春桥、文元同志接见人民日报几个同志时，春桥同志讲了一段话。他的用意显然是提醒我们，不要批“左”过了头，转到右的方面去。这当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当前批极左主要是批过了头呢？还是批得不透呢？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来信认为，这不单单是一个宣传方针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批林整风如何进行的问题。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的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12月1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中央批语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

12月上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旧唐书·傅奕传》。

12月11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十二月编印的《要信摘报》一九七二年第三〇七号。摘报综合了五机部、海军第七研究院第七二四所和空军六十三团等单位一些干部、技术人员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信的内容。这些信中提出国防科研单位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体制、任务多变，影响了科研项目的完成；有的单位几年来基本处于搬迁和基建状态，没有搞出一项新产品；基本建设贪大求洋，摊子铺得很大，战线太长，建设速度缓慢，有的建厂多年没出产品；科技队伍比较混乱，有的地方不少科技人员至今仍处在人人自危状态，情绪消沉，不肯搞设计等。有的来信建议，把武器装备研究院、所统一起来，凡应留军队的院、所都列入军队编制。国防科研要搞好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三结合和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既抓当前急需的武器装备，又搞探索性课题、理论研究和技术储备。国防工业在确保完成军工产品任务的原则下，尽可能生产一定品种和数量的民用产品等。毛泽东批示：“连原信都送总理，交国务院有关组织研究。”

12月12日　阅十二名原马列主义研究院批陈整风学习班学员十二月九日来信。来信说：我们十几个同志，是一九六四年、六五年毕业的不同专业的研究生，于同年度被分配到原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一九六九年研究院解散后被分到各地，普遍存在着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状况。一九七一年，来京参加原马列主义研究院批陈整风学习班，现在快要结束了。来信提出希望在学习班结束时，根据党的干部政策，结合他们的专业，调整他们的工作。毛泽东批示：“请姚文元同志查明酌处。”(20)

12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二月逆流”，当时实在搞不清楚，光看现象不行。谭震林，要出来。那时他乱放炮，也不策略。谈到当前的形势时，毛泽东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有人认为是一团漆黑，说光明还出林彪？没有光明，还有一片之明嘛。动不动说大好形势，没有漆黑，那也不对。林立果、林彪，不要称为“贼”。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21)谈到中国历史问题时，毛泽东说：郭沫若的《奴隶时代》、《青铜时代》值得看。《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学术界一批人不赞成，赵纪彬、杨荣国都是批郭的，认为孔是复周朝的奴隶制。历史要多读一些。历史中有哲学史，其中分派。儒法两派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是剥削，进了一步。杨荣国没有讲清，新的势力兴起，还是剥削。

12月18日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十二月十七日谈话中有关谭震林的意见，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信中还要纪、汪考虑一下邓小平要求做点工作的问题，说主席也曾提过几次。二十七日，纪、汪报告周恩来，提出谭震林调北京安排工作，邓小平仍任副总理。周恩来阅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12月19日　阅周恩来十二月十八日报送的王稼祥十日给周恩来的信。信中说：我想做一点点工作。我虽长期有病，听力又很差，但我脑力每天还能使用几个小时，阅读能力还有一些。解放后，我搞了一个时期的外事工作，而别的工作部门，我是一点都不熟悉。因此我特函请总理在万忙中考虑我的上述情况，能否分配给我一点外事调查研究的工作。周恩来在送阅报告中说：“我意，稼祥同志可以做外事调研工作，如主席同意，请批示，以便向中央报告。”毛泽东批示：“可试行。”一九七三年八月，王稼祥在中共十大当选中央委员。

12月中旬　阅王海容、唐闻生转送的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七月二十日来信。信中说：刘建章一九六八年二月被拘留审查，至今已近五年。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中央专案组通知我们家属到狱中探视，发现他体质很坏，面黄肌瘦，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监狱生活条件差，每天饮水只有三杯的定量，每日放风也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有关政治上的大事更是不得而知。信中请求改变目前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向公安部革委会主任李震、交通部革委会主任杨杰、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作出三点指示：一、将刘建章保外送医院就医，并通知其家属前去看望。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提出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在年内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

12月22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十二月编印的《要信摘报》第三一六号。摘报说：锦西化工厂原副厂长谭生彬给主席写信，希望安排工作。谭生彬信中说，他一九六二年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时，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职务，调中央党校学习三年，一九六五年分配到锦西化工厂任副厂长，文化大革命中又靠边站，迄今六年无工作，希望能予解决。毛泽东批示：“纪登奎同志阅后，交中组部处理。”

12月23日　阅周恩来报送的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事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政治局听取了李德生、王洪文汇报新疆问题，他们认为，新疆问题中心是大抓路线斗争，加强领导工作，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关于华东问题，大家遵照主席指示，拟在小范围内先后同许世友、韩先楚谈话，再扩大范围。毛泽东批示：“同意。”报告中说：许世友马上要来北京，是否在许来前，还需约我们谈谈办法。毛泽东批注：“你们谈后再说。”

12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长阮氏萍，周恩来在座。双方讨论越南局势和正在巴黎举行的美国政府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谈判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总是一家人啊！你们北方、南方，印度支那，还有朝鲜，我们这一家，互相支持。越南总是越南人的，柬埔寨是柬埔寨人的，老挝是老挝人的，难道是美国人的？尼克松在越南干不下去了，他想走，他要装腔作势，所以要给点面子嘛。阮文绍就怕停火，如果停火了，他自己就会垮台，他们的人员、军队就会垮台。现在一些所谓共产党人就说你们不应该谈判，应该打下去，打他一百年，就叫作革命，不然那就是机会主义者。有些“左”派就这样讲，他也不敢公开讲，在私下讲一讲。问题相当复杂，不能那样简单地看待。我看越南总是你们的。你不信啊？我可以签字。如果你们谈好了，那么不但南越，而且北越，可能跟美国人搞成某种程度的正常化。我看能够达成协定，能停火嘛，停半年或一年也好，要打将来再打。不过，打也应该让阮文绍先打。我对于世界是比较乐观的，无非是天下大乱嘛。毛泽东对越南驻中国大使说：你看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天下大乱啊，他们外交部有一个半月我也管不了啦，总理也管不了啦，那个时候的外交部长陈毅同志也管不了啦，他（指姬鹏飞——编者注）当副部长，也管不了啦。结果有一派人就掌握了权力，一下子把英国代办处烧掉了。好处是这一下暴露了坏人。

同日　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传达毛泽东近期关于国际形势的谈话。主要内容有：现在是两霸争夺，就像夹肉面包。肉很多，都要争。一块肉是西欧，几个国家的共同市场，十七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市场，都和苏联对抗，它要依靠美国，所以苏联就拼命地挤进去。一个苏修，一个美帝，称霸欧洲，所以欧安会也没有开成。东边日本也是一块肉，不甚肥，既没有原料，也没有市场。第三块是中国，是块肥肉，也是美苏争夺的。这块肉是肥肉，这块肥肉很多人都想争。还有第三世界，亚非拉，那是更大的肥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苏联不可一世，五十年代后，氢弹爆炸、卫星上天，苏联一天天膨胀起来，变成两霸争夺世界，但争夺不下来。现在是这么一个局面。究竟苏联的布局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

12月30日　让汪东兴转告周恩来和江青，去看望在北京住院的许世友。三十一日，周恩来、江青和王洪文等人前往医院看望许世友。周恩来随后将看望许世友的情况写信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12月下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史记·项羽本纪》、《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明史·朱升传》。

————————————————————

(1) 李卓然，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9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

(2) 美国进步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因患癌症，于1972年2月15日在瑞士去世，终年66岁。斯诺患病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曾派陈志方、黄华等前往日内瓦看望，并派去一个医疗小组协助护理。

(3) 周恩来1972年3月初在一次传达尼克松访华及宣传报道问题的会上说：基辛格在上海吹风会上说，尽管尼克松见毛主席只一次，但是尼克松跟中国总理会谈，中国总理每一个步骤都向毛主席报告了，所以等于毛主席亲自参与了这个会谈。他说的是合乎事实的。

(4) 铁瑛，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5)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和修改的文字，已分别写入本书有关条目中。

(6) 李克如，1974年任甘肃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先后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7) 贺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5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8) 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生前任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7月11日去世。

(9) 王殊，当时任新华社波恩分社记者。1972年11月任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1974年9月任大使）。

(10) 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根据地传达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将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

(11) 廖承志，当时任外交部顾问、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会长。韩念龙，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2) 滕代远，原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铁道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4年12月1日去世。

(13) 何长工，原任中共地质部党组书记、地质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5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

(14) 1972年9月25日，在欢迎田中角荣一行的宴会上，田中在致词时谈到日本历史上侵华战争问题时表示：“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田中解释，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周恩来强调，“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表示，我们两国之间需要互相理解，应当寻找能为两国国民所接受的表达方式。《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正式表述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15) 这次会议于1972年7月17日至1973年2月20日在北京举行。

(16) 欧阳毅，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5年5月恢复炮兵副政治委员职务。

(17) 纪、汪，指纪登奎、汪东兴。

(18)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范长江平反昭雪。

(19) 江一真，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福建省省长，后任农业部代理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3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提出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由农林部负责安置。

(20) 1973年1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研究决定，学习班结束后，已经分配工作的研究生和其他人员仍回原单位。建议他们所在的省、市和中央各有关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和他们的专长，适当调整他们的工作。

(21) 1972年12月19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约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些指示。

1973年　八十岁

1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新年献词》，提出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批修整风，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风。社论发表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1月2日　阅谭震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从广西桂林写来的两封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第二信所提问题，请纪、汪办。”谭震林在第二封信中说：“七月二十四日不幸把右腿跌断了，我希望回京检查一次。葛慧敏(1)需要回京治疗，在我身边的两个小孩也要回京好安置他们继续上学，或者进工厂做工，或者到国营农场去劳动。”八月，谭震林在中共十大当选中央委员。

同日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各地参观场所不要请中外参观者题词、留言和提赞扬意见的指示，起草中共中央通知，指出：“毛主席指示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我们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中央通知于一月四日发出。

同日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通称“四三方案”）。这个方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批准实施的大宗进口成套设备方案。

1月初　圈阅周恩来一月一日报送的外交部、国家计委《关于同日本谈判建设中日海底电缆有关问题的报告》。五月四日，中日海底电缆建设工程协议在北京签字。

1月3日　复信海伦·福斯特·斯诺(2)：“你的信和你写的《革命生涯》一书都已收到。信写得很好，我在很久以前看过这本书。非常感谢。我祝你在回国途中一路平安。如果你想再次访问中国，你将受到欢迎。祝你新年快乐。”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海伦·斯诺应邀重访中国，十二月下旬，她在北京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不知道您是否读过我描写延安的书——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红区内情》。我在同一时期还写了一本书，并且带到北京来了。自那时以来，我出版了七本书，加上六本油印的书。在尼克松访华后，这些书都再版重印了。”

1月7日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各地批林整风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山东问题昨晚已经结束。新疆问题现在转变较快。河南、湖北批林整风大有进展，曾思玉、刘建勋同志配合得较好。云南正在按中央日前指示，深入批林。王洪文拟回沪一行，还拟往浙江一行，说服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要看运动主流，不要纠缠历史旧账，助长派性，放松批林的思想深入。乘洪文没走前，建议主席召开一次政治局会，与大家谈谈。九日晨零时四十五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浙江等地批林整风运动问题。

1月10日　阅江青一月九日报送的何长工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给她的信。何长工主要申述他从一九二七年湖南“马日事变”到他参加武汉警卫团这段时间的经历。信中说：专案组在审查我的历史过程中，违反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违背历史事实。现向党中央、毛主席申述，恳切希望中央对于我的问题能直接派人进行审查和核实。毛泽东批示：“请纪、汪酌处。”

1月上旬　在王洪文去上海前，嘱其读《后汉书·刘盆子传》(3)。

1月12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一月六日编印的《来信摘要》一九七三年第二十七号。摘要说，李一氓(4)的妻子和女儿四日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让李一氓出狱就医。毛泽东批示：“纪、汪酌处。”

同日　圈阅周恩来一月十一日夜关于扎伊尔(5)总统蒙博托来访事宜的报告。报告说：蒙博托总统到来两天，他多次提到想见主席。今（十一日）晚蒙博托的演说，有些见解可以一阅，现附上。蒙博托本人也说，他有些话要与主席面谈。

1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蒙博托，周恩来、姬鹏飞在座。毛泽东说：各国革命，各有各的方式。你们搞你们的方式，我们搞我们的方式。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讲假话。比如我们跟尼克松达成的公报，就是各讲各的。有几处共同的，可以合作的。蒙博托说：当我们同台湾断绝关系时，说得很清楚，这是为了促进中国的重新统一。毛泽东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办事爽快，处理台湾这件事快得很。你的那篇讲话（指蒙博托在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编者注），我看不错，可能有些人不大高兴。谈话中问翻译齐宗华的法语是怎样学的，说：我看要送些小孩到外国去，比如十岁左右，白天学外文，晚上学中文。

1月23日　审阅周恩来起草的外交部对美国关于基辛格访华口信的复电稿。美方一月二十二日的口信说，美方希望基辛格博士在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期间访问中国，设想这次讨论内容，将包括关系正常化，目前世界形势和战后时期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未来政策。外交部的复电稿说：我们欢迎博士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访华，同意会谈主要目的，并可谈双方关心的问题。毛泽东批示：“同意。”

1月29日　和董必武、朱德、周恩来致电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阮友寿、黄晋发，祝贺越南问题巴黎协定的签订。贺电说：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旗帜，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十余年浴血战斗，终于促使美国政府签订越南停战和平协定，同意限期撤出美国及其盟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并且确认越南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和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从而为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武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实现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开辟了前景。

2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阮维桢，周恩来、张春桥、姬鹏飞在座。黎德寿说：毛主席和中国党在我们整个抗美救国战争中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鼓舞。为此我们要转达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感谢。毛泽东说：要感谢你们了，我们帮助很少。打了十几年吧。世界是打出来的。黎德寿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气管有病，还有腿关节炎。快了，要消灭了。你们跟我放点空气出去，就说我现在还可以，但是不行，有病，不要瞒着。现在我们政治局就瞒着中国人，凡是外国说我有病的，报纸上、《参考消息》上就不登。你们过去总是讲美国人顽固得很。我看美国人不那么顽固，没有料到居然谈出这样一个协定，听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事实上承认自己失败了嘛。它顽固不下去，早已是这样。至于美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天天讲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不平衡，整个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讲从实力地位出发，实际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实在吃亏，再呆下去不好办，再就是别的地方紧张。现在基辛格要到河内，听说是要谈正常化。所谓正常化，是要承认你们，建立外交关系嘛。他这次先到你们那里，再到我们这里，也是要讲正常化。我们这个正常化，我也想了一想，也不那么容易啊。他这里这位老朋友就叫蒋介石，他要保他。谈到《巴黎协定》签订后的越南形势时，毛泽东说：暂时休整一个时间，很有必要。有些左派共产党就是不赞成啊，说最好你们再打下去，没有喘息的时间。这种话，就是不好听，不好相信了。并不是不革命，哪有不革命的？停他半年、一年或者一年半就叫不革命？阮维桢说：现在确实需要有一段休整时间，解决结束美国卷入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政治问题。毛泽东说：对。只能是这样的方针，列宁从前就是这么做的。列宁那时候比你们弱得多，那时候有个人名叫托洛茨基，他反对同德国人妥协。列宁跟德国订布列斯特和约，那时候苏维埃刚取得政权，也看到德国要垮了。美国整个垮还不是眼前的事，可是阮文绍垮，那是可靠的啊。一两年之后或者什么时候，所谓一段时间，阮文绍要垮。我看将来还是多搞乡村和中小城市，让阮文绍把大城市占领了，让他被陷在那里，分散之，然后逐步吃那些大城市。

2月上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三国志·魏书》中的张辽传、张郃传和《旧唐书·李朔心传》。

2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

2月15日—19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十五日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2月16日　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会谈情况。

2月17日　晚十一时三十五分至次日晨一时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基辛格，周恩来在座。基辛格说：我们同别的国家从未像同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毛泽东说：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在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基辛格说：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毛泽东说：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谈到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基辛格说：我们的观念十分相似。毛泽东说：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基辛格说：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说：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欧洲和你们以为这一下可好了，总希望这股祸水到中国那里去哩。世界上的事难说啊，我们宁可这么想比较好，从坏处想。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肯定也会反对他们的。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总统现在又好像要把中国的长城搬到你们美国去（指关税壁垒——编者注）。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现在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谈到民族包容性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基辛格说：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毛泽东说：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侵略中国十四年，占领大部分领土。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偿，他们赔不起。（周恩来：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也只有这样，人民之间才能由敌对变成和缓。谈到翻译人员时，毛泽东说：我们的翻译不够，送一批人去你们那里学习，送小的。如果一百个人中能有十个，就是十分之一，学得好，那就十分了不起了。如果里边有几十个不回来，也可以。又说：我这么多书，外文书就很少，只有那里有那么一点（指客厅书架上的英文字典），其他都是中文书。

2月22日　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从江西回到北京。

同日　中美两国发表基辛格访问中国的公报。公报说：“双方回顾了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年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重申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的各项原则和他们为实现关系正常化所共同承担的义务。他们认为，这段时期内取得的进展是对两国人民有益的。双方一致认为现在是加速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为此目的，他们约定要扩大他们在各方面的接触。他们商定了一项扩大贸易以及科学、文化和其他方面交流的具体计划。为了便利这一过程并改善联络，经商定每一方将在不久的将来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一个联络处。其细节将通过现有渠道拟就。双方一致认为，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将对和缓亚洲和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2月23日　阅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准备试播彩色电视节目的工作简报。五月一日，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节目开始试播，毛泽东观看了试播的节目。

2月24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情况报告。报告说：会议开得比较长，其间由于纠缠海军历史问题，偏离了大方向。会议的经验教训是要掌握批林整风的大方向，必须充分认识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关键在于领导。今后要继续抓好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认真搞好清查工作，同时对清查对象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领导班子建设要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2月25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基辛格访问中国的通报。通报说：“经商定，双方将互设的联络处，不是外交代表机构，但作为默契将互相给予外交豁免，享有外交特权。设立这样一个联络处，并不影响我反对‘两个中国’的一贯立场。”“在坚持我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原则下，我在华盛顿设立联络处，将有助于扩大我在美国人民中的影响。”

2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张春桥谈话时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6)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并指示要为贺龙平反。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未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3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浙江、湖南等地及海军批林整风运动情况的汇报。

3月5日　听取叶剑英汇报周恩来病情发展、急需检查治疗的情况，同意周恩来检查治疗。

3月6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华国锋、张平化、卜占亚等关于湖南省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央批语说：希望你们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为了加强湖南省的领导，中央决定调张平化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听取姬鹏飞有关外事情况的汇报。会前，周恩来对毛泽东谈了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的安排等。

3月9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稿，批示：“同意。”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邓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中央决定说：“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遵照批示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的工作。”这个决定于三月十日发出。

同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向美方转达口信给黄华的电报稿，周恩来送审报告说：“美说派高级外交官来任驻京联络处主任，我拟相应地派黄镇大使去任驻华盛顿我联络处主任，使世人出乎意外，以利推动工作发展。”毛泽东批示：“照发。”

同日　阅外交部就中国政府提前释放美国籍犯人约翰·唐奈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电报稿，批示：“照办。”

3月10日　阅周恩来请假治病的报告，批示：“同意。”周恩来报告说：昨晚开政治局会议，遵主席指示，简单地说明我的便血情况，需检查一次，分两步走，不要毕其功于一役，防止促进恶化。我向政治局请假，不管检查情况如何，我都留在山上两星期。一切外宾都可不见，会议可不参加。政治局会议和报告，请剑英同志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事请江青、春桥同志批办或上报。军委事请剑英同志处理或上报。政府事请先念同志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干部处理请登奎、德生、东兴同志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周恩来从三月十日至二十四日在玉泉山做全面检查治疗。

3月12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兰州军区和陕、甘、宁、青四省区来京参加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负责人《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央批语说：希望你们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兰州军区和陕、甘、宁、青四省区是三北地区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加强备战，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

3月26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会见喀麦隆总统的报告。报告说：昨晚与喀麦隆总统会谈两小时，谈得尚好。已与他谈好只他一人拜会主席，日期时间由我们定。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非洲有一个国家元首（指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编者注）我没有见，非常没有礼貌。我那个期间害病。你如果看到他，替我问候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叫第三世界，但是日本除外。阿希乔说：所有的国家都同美国和苏联有问题，至少同其中一个有问题。毛泽东说：经济是一方面。这个世界上，问题多得很，我看会要天下大乱，亚、非、拉应该有所准备。

3月28日　晚上，周恩来同江青、李先念约见邓小平。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第一次正式的工作谈话。

3月29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邓小平谈话。毛泽东同邓小平握手时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毛泽东问起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说：“等待。”这是毛泽东同邓小平分别六年后的第一次会面。晚九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参加。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3月30日　阅周恩来报送的三月二十九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议事情况的报告。报告汇报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邓小平工作安排的决定，又说“其他老同志和九届三四十岁的工农兵出身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参加中央工作和学习问题，待安排方案拟定后再报”。报告还谈到关于党的十大筹备问题和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五届政协问题。毛泽东批示：“同意。”

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任命黄镇为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韩叙为副主任。

3月　在《文字改革简报》副刊第二期上批示，同意恢复《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刊。

4月2日　阅舒同(7)三月来信，批示：“纪、汪酌处。”舒同信中提出，希望组织上早日对他的问题作出正式结论，恢复组织生活，参加一定的工作。

4月1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提出，在工人运动基本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等条件具备的时候，首先召开省市自治区和工业集中的大中城市的工会代表大会，将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的工会组织建立起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驻美国联络处负责人黄镇、韩叙和赴日访问的中日友协代表团廖承志、张香山谈话，周恩来参加。

4月12日　周恩来举行宴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并访问越南后回到北京。出席作陪的邓小平是自“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王洪文和华国锋也第一次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外事活动。

同日　阅谭震林四月四日来信，批示：“请汪处理。”谭震林信中主要谈对林彪的认识。

4月20日　阅周恩来本日晨四时报送的关于会见墨西哥总统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昨日接待了墨西哥总统，总统和夫人对中国人很热情，他们都关心和盼望主席能够接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周恩来、熊向晖在座。当埃切维里亚谈到当前生活富裕的青年人看不到明确的道路，不愿意打仗时，毛泽东说：我们青年时代也没有想到要革命啊。读孔夫子的书，我变成封建主义者。然后读资本主义的书，变成资本主义者了。到二十几岁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列宁、列宁主义。我开始就搞些城市的工人运动，搞农民运动，此外搞些学生运动，搞些跟国民党合作的运动，就是没有准备打仗。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现在呢，环境又逼得我走“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请了尼克松到这个地方，又请了日本首相田中到这个地方，于是我的名誉就不好了。不晓得哪一天要“左倾”起来，恐怕要没有机会了，我八十岁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依环境，依大势，跟着跑。一卷进去，就主观起作用了。谈到世界形势时，埃切维里亚说：现在世界有条件可以开始过和平的日子了。你不这样认为吗？毛泽东说：我认为不是这样。要打！天下大乱。你说，我们跟美国没有建交，吵了二十几年，尼克松为什么到这里来啊？就是他那个事情不大好办了，要找我们啊，然后跑到莫斯科去，压苏联一下。他自己不承认。今年二月基辛格来，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不是。我说，你们踩了中国人的肩膀跑莫斯科。你看，那么一个大国，打朝鲜没打胜，打越南也没打胜。现在算是和了，又是吵得一塌糊涂。还是要依靠美国人民。埃切维里亚说：我一下飞机就看到几千个孩子和青年载歌载舞，精神愉快，显示出新的面貌。毛泽东说：那是做给你们看的。过去我们公安部门不让群众跟外国人接触，现在解放了一点。你搞点突然袭击，没准备的，那个是真的，机场上啊，半真半假。埃切维里亚说：大约六个月以前，有一位墨西哥名医来向我介绍中国赤脚医生的经验，我们准备几个月后，在墨西哥推广。毛泽东说：也是个穷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学那么几个月就去当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学习。一般普通的病能看，严重的病就要到城市了。中国还没有普及赤脚医生，如果一半的农村有赤脚医生，那就了不起了。（对熊向晖）你这个大使，不要跟总统回去，到中国农村跑一下，不然人家问你什么是赤脚医生，你还不知道。不要老住在城市，到中国的乡下，墨西哥的乡下，研究社会情况、社会问题嘛。（对墨西哥驻华大使安吉亚诺）你也是一样，要到外面去跑跑，到乡下去跑一跑，不要每天呆在北京。在北京没有好多事情，到处跑跑嘛。也有进步的地方，大部分是落后的地方。

4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话。谈到以专机送章士钊赴香港探亲，并为他在香港找一个安全住宅，以方便章士钊养病会客。

4月25日　复信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来信说：在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我插队的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里吃黑市粮过日子。我的孩子在山区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粮食不够吃，而且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吃油吃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信中还反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情况。

4月30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几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事内容的报告以及附送的《关于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座谈会的情况报告》和国务院《关于组织调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简报》。周恩来的报告说：二十六日晚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主席二十五日批给莆田李庆霖同志的信。二十七日晚，听了国务院关于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报告。二十八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班问题，并接见已到京的二十二位同志。二十九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五月工作会议拟发一通知（另报），并谈了各省工作安排（另报）。

5月初　阅谭政(8)四月二十八日来信。信中说：我年已六十有七，身体日见衰老，病痛日见增加。希望对我的问题从宽处理，于最近期内，把我解放出来。毛泽东批示：“纪、汪酌处。同时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5月20日—31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为中共十大的召开作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9)、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10)、李成芳、方强、陶鲁笳、曾希圣(11)十三位老干部。会议还宣布，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5月21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十大代表人数应较九大少一些的意见，周恩来本日在关于党的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的送审报告中说：这个决定草案已在政治局讨论多次，总人数从九大一千五百人减为一千二百人自然有些困难，但是可以解释的。报告提出，在九届的二百七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中，有二百二十三人均拟继续推选为十大代表。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5月25日　阅周恩来本日上午报送的关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周恩来说：会议开了五天，大体还好。关于批林整风三天半会议，多数简报亦已送出。昨日讨论十大召开和关于产生代表的决定和修改党章的原则，今日下午再讨论一次就可结束。明日拟开始讨论计划。估计本月三十日或三十一日大概可以结束。今晚如主席认为可以，建议在主席处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谈谈批林整风、十大和计划问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讲话。谈到批林整风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为线。以前就是有错误，允许改正，犯过错误的，应该向党说清楚。今天不认识，可以等待明天，明天不认识，还可以等待。犯了错误的，只要自己承认了，允许改。人要能上能下，我们的人就只能上不能下。我就是多次又上又下，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能够得到机会读书。即使不是自己犯了错误而是被错怪了的，那也要安心读书，得机会嘛。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怎么能这样说。把刘少奇这个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这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一面要坚持原则，一面水又不可太清。一点错误也没有，没有这样的人。哪有那么清的，水至清则无鱼。谈到历史上的托派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要忙于叫他们写东西，他们不愿意写拉倒，也不要叫他们改造思想。刘仁静(12)那么大年纪，他怎么改啊？他不改拉倒。郑超麟(13)出来了，他说他的思想不能改，不能改很好嘛，你写点东西好。有的，如杜畏之(14)，态度比较好一些，写点材料，讲托派怎么发展。但对他本人并不需要他检讨什么。他自觉地要检讨，并不是我们要的，那不管了。谈到学习历史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委员要懂得一点历史，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要懂一点。从乌龟壳(15)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读《红楼梦》，不读五遍，根本不要发言，因为你不能把它的阶级关系弄清楚。《红楼梦》的作者，是生在康熙、雍正之后的曹雪芹。在雍正年代他家是受整的，抄了家的。

6月2日　阅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田明的妻子邵炳月的来信。来信对田明的问题提出申诉，同时寄来田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从广州沙河监狱写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同志的信，反映他被黄永胜关押并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情况。毛泽东批示：“纪、汪酌处。”

同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结束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和附送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修改稿）》。周恩来报告中谈到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时说：要继续深入批林整风，坚持两个积极性，实行党的各级一元化领导，做好企业、事业下放的准备和协助工作，分批建立大区协作区（先东北、华北，次华东、中南，后西北、西南），推广鞍钢宪法，依靠地方和群众有重点地调整和落实“四五”计划后两年半的生产指标和基建项目，争取最大可能完成和超额完成。

6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周恩来、叶剑英在座。黎笋说：有一次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说越南同志掌握了战争规律，你们要取得胜利的。美国已从我国土地上撤走，主席的预见非常正确。毛泽东说：整个越南是越南人的，不是越南反动派的嘛，更不是帝国主义的或者别人的嘛。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头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花了一千二百亿美元，打了十一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十一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要消耗那些B-52之类。这次黎德寿同志在巴黎谈判，会有结果的。美国不想打了，它被你们越南人吓得也没有办法呢。现在剩下一个阮文绍，比较孤单。你们过去，十年以前，在南方没有兵，没有根据地。现在在南方打出了一个根据地，而且有几十万军队。我说的是包括正规军、地方部队、游击队。黎笋说：过去毛主席对胡主席说过，越南应该搞几个比较强的几万人的兵团。我们已经实现了毛主席的这个意见。毛泽东说：就是要组织游击战进入运动战、阵地战的那种规模。双方都吹胜利，那个美国的“胜利”，它自己晓得啊，是怎么个“胜利”法！不过，越南还没有最后胜利。分两步走，并一步走美国人不会答应的。问题是阮文绍政府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啊，那只有用战争才能解决。我对黎德寿、阮氏萍讲过，哪怕休息半年也好，停战，如果有一年，那就更好了，可以恢复士气人心，恢复疲劳。美国也不希望永远维持和平的。反正主动权在你们手里，你们要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有没有可能，你们跟华盛顿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黎笋：有这个可能。）现在美国人民还不能推翻统治阶级、垄断资本，还得同它打交道。

6月7日或8日　批准周恩来六月七日报送的中国政府一九七四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的方案。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从越南实际出发，告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不是一年做得到的，要用几年时间计算。故现在先定一金额为二十五亿元（包括一点三亿美元在内）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方商定。

6月16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谈到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时说：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时代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报告中要指出注意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情况报告》。报告说：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着重解决空军党委主要领导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中央批语说：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6月17日　周恩来约眼科医生谈毛泽东眼疾治疗问题。

6月20日　阅林铁六月十一日来信。信中说：今年我六十八岁，身体还好，希望党分配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继续工作。毛泽东批示：“总理酌处。”

6月中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史记·汲郑列传》、司马迁《报任安书》。

6月2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召开妇女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说：各省、市、自治区在整顿共青团和工会组织的同时，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抓紧把各级妇女组织建立健全起来。当前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各级妇女组织要在党的领导下，特别关心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的教育和成长。

6月22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马里国家元首在来访前即提出要见主席，来后每次讲话都提到主席，建议主席见他。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特拉奥雷，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但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的好的部分。特拉奥雷说：我们马里共和国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毛泽东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特拉奥雷说：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毛泽东说：拿破仑，无论怎么样，后人是对他表示尊敬的。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这个人相当聪明，他所以能创造法国的法典，就是因为他读过罗马法典。拿破仑晚年的政策不那么高明，一不该占领西班牙，引起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反对他；二不该去打俄国。特拉奥雷说：我说一个人是天才，就是指他的思想。毛泽东说：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特拉奥雷说：我看了你的军事和政治著作。毛泽东说：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请你少吹一点了，我的好朋友啊，你也不要强加于我。特拉奥雷问：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的？毛泽东说：还有一点尾巴。

6月24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建议周恩来就苏美签订核协议会见布鲁斯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二十日紧急约见我外交部负责人，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正本已于六月十九日由基辛格交给黄镇），并提出希望周恩来接见的请求。尼克松来信，主要向我国解释美国拟同苏联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理由，表示希望我国表达反对该协定的意见的方式不要使美国政策“复杂化”。毛泽东阅后，让王海容转告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与资联合常忌斗争。”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于二十五日会见布鲁斯，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协定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二十六日，毛泽东看过周恩来同布鲁斯谈话要点后，当晚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这下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

6月25日　阅叶飞六月十八日来信。信中说：最近，中央两次批准我住医院治病，并批准家属来京探望，党这样的关怀照顾，我十分感激。现在我恳切请求中央批准我解除监护，批准阅读党内文件。毛泽东批示：“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6月27日　我国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一次氢弹试验。

7月1日　晚上，阅外交部六月二十八日编印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刊登的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基本看法》一文。该文分析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二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向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转达他对该文的批评意见。

7月4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十大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说：各地各单位代表选举已全部结束，不日将在政治局讨论。接受许多下乡知识青年党员要求，增选了一名下乡上山青年党员作十大代表。报告在谈到政治报告草稿和党章修改稿的讨论、修改情况时说，在讨论党章时董老、朱德两同志参加了讨论。

同日　晚上，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说：你们两位是负责起草十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大概你们也知道吧？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对于越南问题，有人说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在讲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毛泽东最后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5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七月四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检讨报告和周恩来三日关于《新情况》问题给外交部的信，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中说：你们和美大组没能认真研究，在六月二十八日写了那个不对头的《新情况》（一五三号）。我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在美苏会谈后，我们没认真研究讨论一次。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外交部的检讨报告说：这次错误地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导世界的气氛更浓”，说明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是右的。对如此大事，核心小组既没有认真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核心小组进行了几次讨论，决心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一定要紧抓大事，认真研究问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同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传达毛泽东七月四日谈话内容，周恩来详述六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多次指示精神，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7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政治局七月六日送审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稿，批示：“原则同意。”

7月10日　阅周恩来本日晨报送的关于十大筹备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七月八日晚政治局会议已讨论通过党章修改稿和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今日拟请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有国内外大事（十大召开日期及会前的九届三中全会，柬埔寨问题及八月中美会谈，对苏修互不侵犯条约的回答，等等）需请主席定夺。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十大召开日期及讨论其他国内外大事。会上谈到由谁作党的十大政治报告问题。之后，张春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十大政治报告可由王洪文来作。

同日　阅林枫七月七日来信，批示：“纪、汪酌处。”林枫在信中提出希望能够早日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

7月15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删去文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周恩来在附信中说：“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同日　阅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七月六日关于恢复徐悲鸿纪念馆的来信。信中说：一九六五年夏，因修地下铁道，徐悲鸿纪念馆被拆除，名义上却说还保留纪念馆，但一直不作安排，事实上连名义也没有了。由家属捐献的一千多幅悲鸿的作品，二千多件美术收藏，一万多件美术图片都被尘土覆盖，分散几处。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悲鸿墓碑也被捣毁，我曾多次向有关部门请求修复，但至今无人过问。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十六日，周恩来致信吴庆彤(16)并转吴德，提出将原徐悲鸿纪念馆所藏作品、美术文献、图片资料等分别查清，并与王冶秋(17)或国务院文化组议定徐悲鸿纪念馆恢复方案，进行筹办。另致信廖静文，告毛泽东批示内容并与之商洽恢复办法。

7月17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周恩来、周培源在座。谈到物理学时，毛泽东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那么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有人说公孙龙是诡辩论，还有惠施。但是有“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这就是物质无限可分的意思。还有“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地球哪里算中央呢？惠施说过“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公孙龙说过“白马非马”。马有白马、黑马、大马、小马，但是看不见“马”。又比如人，有男人、女人，看不见“人”。我经常吹这些，你们大概不愿意听。谈到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原理时，毛泽东说：宇称守恒，宇称又不守恒。我是赞成宇称守恒又不守恒。我是搞政治的，不懂科学。谈到毛泽东的诗词时，杨振宁说：我读了主席的《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特别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我很想去看看。毛泽东说：那是长征快完时写的。讲了一个片面，讲不困难的一面，其实里边有很多斗争，跟蒋委员长斗争、跟内部斗争。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如《诗经》，两千多年以前的诗，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我看，过百把年以后，对我们这些都不懂了。谈到中国历史时，毛泽东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杨振宁问：秦始皇对中国是不是有贡献？毛泽东说：他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毛泽东说：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我们说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我见了柯西金说，你们叫我们是教条主义，我们说你们是修正主义，两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反对教条主义。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论》，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说：感谢你这位自然科学家，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杨振宁说：我也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说：你不要讲，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7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中国跟你们非洲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压迫我们。现在苏联，我们也说它是帝国主义，因为它也压迫我们。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统独立，非洲国家逐步团结起来，急了也不行。还有拉丁美洲、亚洲（日本除外，它不属于所谓的第三世界），我们也是这么希望。当恩古瓦比谈到新殖民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在非洲各国犯过错误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新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人在你们国家，在一切非洲独立国家，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就是不对的。毛泽东说：我们是有偏向的，比如就在你们国家，我们偏向你们国家的人民同他们的政府。应该偏向代表多数人的政府，如果偏向代表少数人的人，那就不大妥了。有时候在外交政策上也不得不搞，比如美国，他们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但是我们跟它往来。因为现在那个左派好是好，但是没有权力，中间派也没有权力，就是这个右派，反共最厉害的，尼克松，他有权力。现在这个世界，不要相信是平安无事。现在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这个山雨要来还没有来呢，可是风来了，而且风很急啊！会见恩古瓦比后，同周恩来谈党的十大筹备工作。

7月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史记》中的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黥布列传、灌婴传、陆贾传，《晋书·刘元海载记》，《旧五代史·李袭吉传》。

8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青年时代的朋友、美籍华人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谈到身体状况时，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不行了，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耳朵还可以。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比如对你们吧，大致看得清楚，细部我就看不清了。李振翩说：主席的一举一动都同全世界有关系。毛泽东说：自从尼克松总统到中国，就在这个地方（用手指汤坐的位置），跟他谈了一次话，还有基辛格博士，后头又跟基辛格谈了一次，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我是个共产党员，目的就在于打倒帝修反。现在还不行，大概要到下一代。李振翩说：现在中国人地位提高了，我们在国外也觉得他们看得起中国人一些了。毛泽东说：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就是打败了美国的走狗蒋介石，他跑到台湾去了。再就是派志愿军到朝鲜，打败了美国人。

8月4日　阅郭化若七月二十日来信。信中说：自己在介绍《孙子兵法》时写了错误严重的“代序”。无视当时历史条件，任意夸张《孙子》，把《孙子》现代化，又不积极修改赶早改版，一任坏影响扩展。信中还向毛泽东请求分配工作。毛泽东致信周恩来、叶剑英：“请考虑可否给郭化若分配工作。并希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此信并请告郭。”本年，郭化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8月5日　同江青谈话。谈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时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接着念了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18)呈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次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8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此后，一些报刊开始发表批孔的文章和评论。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十大筹备工作。

8月10日　《人民日报》转载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发表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这是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知青张铁生六月三十日在参加当年工农兵学员招生考试时写的一封信。信中说：“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人民日报》转载时的编者按说：“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之后，各地报刊均加以转载，并就恢复高考制度问题发表文章、评论，指责高校招生中进行文化考试是“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8月上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封建论》。至八月下旬，相继指示注释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节录），韩愈《石鼓歌》（附《石鼓文》）。

8月13日或14日　圈阅周恩来、王洪文八月十三日报送的关于十大筹备工作的报告以及附送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名单和十大主席团名单的草案。

8月14日　下午五时十五分至晚八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晚八时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8月16日　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晚九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8月18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讨论十大召开问题。毛泽东说：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8月19日或20日　圈阅周恩来、王洪文八月十九日报送的第十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额及名单初稿。

8月20日　阅十大政治报告稿，批示：“原则同意。”并确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同日　圈阅周恩来、王洪文本日上午八时报送的新改印的十届中委、候补中委名单。送审报告说：昨晚政治局会议又对十届中委、候补中委名单讨论了一次，总人数加至三百一十四名，较昨日下午送上的名单又加了五名。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张春桥等开会，对十大筹备工作作指示。

同日　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介绍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以来十大各项筹备工作情况，他说：关于政治报告，这是最短的一个报告。但主席的要求还要严，他说最好写个五千字的报告，我们写了将近一万字，比起历来的报告还是最短的一个。又说：主席常说，能上能下，我们要做这个工作。九大本来就是这个目的，后头被林彪在二中全会上这一闹，妨碍我们的工作进行。现在，工作应该加紧进行。主席说，今后的中央委员会包含政治局，都要三四十岁的人多一点才好。

8月22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筹备小组关于十大组织人事安排的酝酿结果。晚十时，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8月23日　圈阅周恩来关于十大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说：昨日晚间开政治局会，先议主席团名单，继议十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名单，再议有关主席团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关键问题。最后，议政治局常委，因主席、副主席六人为当然常委，春桥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只一人，可否再加两人共九人。主席指示可提董、朱二老为政治局常委，大家认为好。

同日　圈阅周恩来、王洪文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草案）》。

同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讲话。在讲到毛泽东强调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时，周恩来说：主席这几年苦心苦意想国家前途、想世界前途。又说：邓小平同志说过，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主席对小平同志的意见很重视，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他当主席。这件事主席跟我一个人讲，我说不行。他又跟政治局的同志讲，大家也都不同意。主席说，你们大家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瘁。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半，周恩来将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报告说：昨晚政治局约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有代表性的同志座谈，提到老中青三结合时，说主席在九大后，特别在庐山会议和“九一三”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并且具体提到洪文同志。今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开大会预备会议。拟在今晚九时半过后，于人民大会堂请主席主持大会开幕。

8月24日—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千二百四十九人，代表全国二千八百万党员。

8月24日　下午四时半，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会议通过十大主席团一百四十八人名单和十大的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会上，周恩来说：我们最近一次在主席那里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主席说，希望这一次大会真正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既要坚持原则，又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内，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多数。这是中央政治局在主席那里开会时主席作的指示。

同日　晚十时，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作政治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关于九大路线；二、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三、关于形势和任务。当周恩来讲到“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说：“不错。”当周恩来讲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宣读《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毛泽东宣布散会后，已不能扶着椅子把手站起来离开，代表们长时间鼓掌欢呼，不愿意离开会场。毛泽东只好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周恩来到台前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请大家行动起来，分成各路退场。

8月27日　圈阅周恩来、王洪文本日报送的关于十大会议进行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在今日下午主席团会前或会后，主席如能约我们（周、洪文、剑英、德生、春桥五人，康老可不到）一谈，更便于解决问题，得到主席指示。

同日　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听取周恩来汇报十大各项议程进行情况。毛泽东表示将不参加十届一中全会。

8月28日　下午三时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十大主席团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周恩来说：主席最近给我们说过，我们老一辈子人是过渡时期的人。不要总出台唱戏呀，我们出台转一转就行了，像《西厢记》上的老夫人，要让红娘去演戏。有些事情领导还是起作用的，但领导像导演似的，看戏哪能看见导演呀？关于一九七一年南巡谈话，主席说，这是转折点，是个关键。如果是听话的，应该认为他们是向好的转，还要帮，所以不能等同。关于十大选举工作，主席说，准备工作我们已经在各省做了那么长了，政治报告基本同意，党章也修改好了，在选举方面，有一个选举准备委员会也协商通过了，每省都有人了，当然会有遗漏的，不要紧，选进来不恰当的，他如果改造得好，我们欢迎，如果改造不好，他自己暴露，不可能十全十美。

同日　晚九时，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大会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均当选中央委员。同时，王洪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他们的一些亲信也进入中央委员会。全体代表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措施。

8月29日　圈阅王洪文、张春桥本日上午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稿。

8月30日　圈阅周恩来、王洪文本日上午八时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草稿）》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

同日　下午三时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预备会议，通报毛泽东不准备出席十届一中全会，说：大的事情主席还是自己抓的。

同日　晚七时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九人（按姓氏笔画排序）：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宣布选举结果后，周恩来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时候，当宣布当选的中央委员名单后，毛主席说，你们当选了中央委员，不要以为当了官，只是加重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这是一次。八届一中全会的时候，毛主席说，当选了中央委员的，不一定比不当选的强，有些没能当选的，因为工作的关系，分配不能那样十全十美，总是有缺点的。同样的意思可以用在当了政治局委员的、当了政治局常委的，当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也是一样。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说，你们不要当了中央委员，做了官样子，一时心血来潮，忘乎所以。全会还批准八月二十九日由中央军委提出的新的军委组成人员名单。

8月31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最后定稿。

9月7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十大文件的通知》。通知说：这次大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内外大好形势，总结了党内十次重大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新鲜经验，充分肯定了九大路线的正确，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大会通过的文件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战斗纲领。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向党内外群众广泛传达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的决议(19)和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9月8日　和董必武、朱德、周恩来致电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金一，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说：任何妄图使朝鲜的分裂永久化的阴谋，都是不能得逞的。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

9月1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最近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便于议事，在一九七一年全国经过调整选举上报的三千六百零四名代表的基础上，减少三分之一。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调整选举的名单和简历，应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底以前报送中央。

9月12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晨六时报送的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情况的报告和接待蓬皮杜访华情况简报。周恩来报告说：蓬皮杜访华主要是想在国内巩固他的地位，认为最大的荣誉就是主席见他。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蓬皮杜，周恩来、王洪文在座。毛泽东说：我看了德国人阿登纳(20)的回忆录，他批评我们，说我们骄傲，说我们太骄傲了。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反对我们，那不骄傲一点也不行呢。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美国，一个苏联。美国说我们比希特勒还要坏。赫鲁晓夫一九五四年到中国，一九五五年就跟阿登纳讲，请他帮助反对中国。阿登纳把这个话讲给戴高乐将军，讲给杜勒斯，总而言之逢人就讲。他高兴赫鲁晓夫反对中国。所以我们总感觉西方各国有一股潮流要推动苏联向中国。苏联野心很大呢。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阿登纳反反复复讲，苏联要把美国的军队挤出欧洲，把德国拿到自己手里，然后把法国、意大利也拿到手里。当蓬皮杜说你很了解中国人民时，毛泽东说：了解一些，不完全了解。我年纪大了，搞了一些官僚主义。打了二十几年仗了，把精力也耗费得差不多了。我是小学教员，形势把我逼去打仗。后头还跟美国人在朝鲜打了一仗。中国人打游击战争可以。现在就是两个大国了，我形容叫作夹肉面包。当蓬皮杜说美苏两国的领导人有理由在现在成为爱好和平的人时，毛泽东说：我不信。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谈到欧美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时，蓬皮杜说现在美国国会有相当的孤立主义。毛泽东说：这个美国人到底搞不搞孤立主义，我是怀疑的。两次大战，它都是后参加的。不是孤立主义，但是后头才参加。美国总统话太多，英国领导人说话很少，法国也很少，意大利也很少，德国也很少。谈到法国的历史和拿破仑时，毛泽东说：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法国人，把欧洲的封建制度扫得差不多了。几十年前我们在延安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苏联人，我问过他对于拿破仑的认识怎么样。他表示很尊敬，说拿破仑是了不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拿破仑的前一段都是肯定的。就是他反对英国，封锁英国的货物的政策搞得不好，结果封锁不了，主要是棉布、白糖、咖啡这些物资。再呢，海军不该跟英国海军打。占领西班牙也不大妥呢，进攻俄国也是不妥呢。这个都是为了封锁。如果保存海军，拿破仑最后失败了，也可以跑到美国去。把三万法国人的军队放在埃及，也是不妥当的。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听取周恩来、王洪文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

9月14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上午九时报送的陪蓬皮杜去外地访问期间中央工作安排的报告。报告说：不在时，拟请剑英同志代理我的工作，大事需开政治局会，小事要商量，可约李德生、张春桥、先念同志三人面谈。更紧急的大事，需直接报告主席。

同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四届人大筹备会议各项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拟先在政治局组成三个小组进行：组织工作小组暂定六人：王洪文（组长）、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吴德、汪东兴。宪法修改小组六人：康生（组长）、张春桥（代组长）、江青、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21)。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七人：周恩来（组长）、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华国锋。以上三组工作，均须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

9月23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上午八时半报送的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沙菲前天到，由他介绍同以色列斗争的简单经过。埃方两次提出，希望主席能会见沙菲。埃及现在要准备同以色列进行第二阶段的斗争，大国都不愿让埃及拥有自己的重要力量，也不愿阿拉伯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所以他们要搞长期消耗战。殷切希望中国人了解他们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并期待中国所提供的一切合作。沙菲指出，国际和解，只要对第三世界失其公道，就不能持久，就不能有真正的和平。如主席能见他，会使他得到最大的鼓舞。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周恩来、王洪文在座。毛泽东详细询问埃及的历史和一九五二年纳赛尔等自由军官发动革命的情况。谈到中国的历史时，毛泽东说：我们过去叫CHIN（秦），加一个A，变为CHINA（中国）。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谈到埃及的外债问题时，毛泽东说：卖军火，这不是列宁主义，我们从来不出卖军火的。我看你们自己搞，自己重新来制造武器。外国想控制你们，不让你们自己生产。谈到美苏关系时，毛泽东说：他们不一致。一致是表面的、骗人的，也能骗一些人就是了，而不一致是本质的、根本的。你们对美国要采取分化政策。我们受过八国联军的苦，特别是受日本的苦，但是现在我们跟日本搞得比较好。其次是美国和苏联，受他们两家的苦。现在跟美国又比较好一点，比较接近一点，跟苏联还僵着。我们两国人民，以及第三世界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总是要团结的。

9月下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咏荆轲》。

10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国庆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社论发表毛泽东的最近指示：“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每期三个月，一年办四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

10月上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10月12日或13日　圈阅周恩来十月十一日报送的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谈情况的报告以及附送的两期会谈简报和特鲁多所著《两个天真人游红色中国》一书简介。报告说：《两个天真人游红色中国》对中国还有一些认识，主张承认中国。特鲁多急于想见主席。

10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特鲁多，周恩来、王洪文在座。毛泽东询问加拿大的南北纬度和农业生产、中加两国贸易的情况，双方详细讨论中东形势。特鲁多问：毛主席是否认为世界上会有持久和平？毛泽东说：没有，永远也没有。就是说在现在的制度的条件下，把人分为阶级，建立国家，那就非打不可。我讲“永远”不是讲一万年，只是讲一两百年。总而言之，这个世界不安宁，口里讲和平，实际准备打，所以你们也要注意啊！

10月20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报告。报告说：政治局开了三次会，政府工作报告已基本通过，现正作文字修改。四届人大两千七百名代表，除尚有两名机动数外，均已协商选出。人大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两名单已由洪文同志为组长的组织小组拟出初步草案，待两个报告审批后，当在政治局议论后送批。

10月中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韩非子·五蠹》。

10月24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晚九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0月27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晚十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0月　在一次谈话中说：你们要关心刘诗昆(22)，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要让他继续演出。

同月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11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周恩来、王洪文在座。当惠特拉姆谈到中共十大后的人事情况时，毛泽东说：十大解决了林彪的问题。他准备搞政变。王洪文是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总理一九二七年搞上海暴动和南昌起义时二十九岁。中央委员会妇女的比例太少了。惠特拉姆问：在台湾省重新统一于中国的问题上，你们预期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毛泽东说：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不忙。那些人要解决相当困难，我讲的是从大陆去的这二百万人。它军队中的兵都是台湾人，现在就是下级干部恐怕也是台湾人多。总而言之，都是中国人。谈到禁止核试验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新西兰、日本，你们三家站在一边，反对中国和法国爆炸原子弹的试验。这是一种例行公事，我们也不在乎。英国、美国、苏联，强迫通过部分禁试条约，强迫各国签字。法国就不签，中国就不签，还有不签的。据我看，核武器这种东西没啥用，真正打仗还是常规武器。谈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时，毛泽东说：我做的事很小。中国到现在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用美国总统的话讲叫作“潜在力量”，发展中的国家。可见我的工作不行啊！

11月7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塞拉勒窝内（今译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和外交部部长卢克，周恩来、王洪文在座。毛泽东说：非洲国家同我们建交的不少，我们也很高兴接待你们。非洲国家人民总是要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国家起来的还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多起来了。庆贺你们整个非洲都发展起来，非洲发展起来了，对于整个世界都有好处。会见后，同周恩来谈话。

11月10日—14日　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

11月10日　晚九时半，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基辛格会谈。十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等汇报会谈情况。

11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本日下午同基辛格会谈情况的汇报。

11月12日　下午五时四十分至晚八时二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基辛格，周恩来、姬鹏飞在座。当基辛格说目前中东的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时，毛泽东说：统治不了，野心很大，能力不够。我们现在跟你们有一点不同，我们什么问题都挡回去。你们是打中国式的太极拳，我们是打少林拳。你们总是说，我们自己也这么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认为现在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毛泽东说：我们的核能力不过只有一个苍蝇那么一点。一个国家要兴起来，短时间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说：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统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要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我的意见是这个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够，困难很大。谈到台湾问题和中美建交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把美国跟我们的关系问题，同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分开。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那就复杂了。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指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编者注），我想不要一百年。你们如果有需要，就办，如果还不行，就推迟下去。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但是我已告诉总理，我们希望在一九七六年期间完成这个过程。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问题，整个国际问题是重要问题。最后，毛泽东说：有一个问题想谈一下，我相当怀疑你们那个民主党如果登台会搞孤立主义。基辛格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认为目前在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主党人中，有孤立主义的倾向，一是要从欧洲撤军，二是在挑衅面前不愿采取迅速而残暴的行动。毛泽东说：所谓残暴就是指打仗吧？基辛格说：如果受到苏联的进攻，我们将进行战争。毛泽东说：打仗也是不打原子弹，打原子战争我也不赞成。你们两家打原子战争，我也觉得不大好。要打，你们去打常规武器好了。原子弹，核武器，那个东西放到核武器库，不要动，吓人的呢。

11月13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美会谈公报（中方修改稿）。周恩来的送审报告说：美方昨日会见主席后，提议发表一个公报。我们说可以考虑，请美方起草一个稿子。当美方稿子于昨夜交来后，外交部同志修改成现在这个稿子，拟予同意。

11月14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上午九时半报送的中美会谈公报稿。周恩来的送审报告说：根据昨晚主席、中央批准的我方公报修改稿，双方进行协商，今晨三时半定稿。在这稿上，加了三句话，已用红杠标出。新加的三句话是：“基辛格国务卿转达了尼克松总统的问候，毛泽东主席向总统表示问候。”“双方商定，应该继续扩大联络处的工作范围。”另外一句是加在“双方官员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了对口会谈”之后的“取得了良好进展”。

同日　中美双方发表基辛格访问中国的公报。公报说：“双方回顾了一九七三年二月基辛格博士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国际事态的发展。他们注意到国际关系正处于激烈变动的时期。他们重申信守上海公报中确定的各项原则，并重申应在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他们特别重申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或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双方回顾了一九七三年期间双边关系的进展。美国方面重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国方面再次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在过去一年里，两国贸易有了迅速发展。双方认为，采取措施为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贸易创造条件，是符合两国利益的。”

11月17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沈若芸(23)、唐闻生等谈对这次中美会谈的看法。毛泽东说：美国说苏联要打我们，才不要信他的话呢！我那篇谈话(24)，意思就是把他的球踢回去。当心！北极熊要咬你们，要向西，到欧洲、中东和美国，对付他的“当心！北极熊要整中国”。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我看不跟它搞什么军事同盟一套。什么不称霸！什么不对付第三国！就是反对苏联。这回不提台湾，不提尼克松访华。台湾，我们必须提，一百年也要提。这回这个公报，我就欣赏一句话“世界是在激烈的变动中”，美国人起草的。帝国主义自己承认世界是在激烈地变动。世界上的事要看嘛，一百年。建交，意思无非是推迟。美国人甚至于可以承认不称霸呢！今天在座的，有年老的同志、中年的同志，青年同志占多数，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事要用点脑筋，有所分析。但是乱战一气，也不行。苏联的日子就那么好过？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切忌不要忘记凤姐讲的话：大有大的难处。谈到《红楼梦》时，毛泽东说：是部政治小说。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有两大派，一派胜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败者的家。写的是从兴盛到灭亡，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史。“坐山观虎斗”也是凤姐的话。“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对我们有用。“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美国、苏联就是“千里搭长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你们这些娃娃（指在座的年轻人——编者注）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

11月18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十七日谈话的报告。周恩来说：昨晚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主席对中美这次会谈的意见和指示。十九日晚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11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外交部部长阮氏萍等，周恩来、李德生、张春桥在座。毛泽东询问越南南方的人口、领土、战局等，并同外宾讨论柬埔寨的形势，他说：看来这个斗争还是长期的，无论是越南，还是柬埔寨，还是老挝，最后胜利还是人民的。阮友寿说：我们那里交通运输困难，在南方和北方都一样，这件事我们当前摆在头等的、优先的地位来解决。毛泽东说：这个应该帮助，只要我们有可能。二十日，中国政府给予越南南方无偿经济援助协定在北京签字。

11月20日　阅罗瑞卿十一月十五日来信。信中说：我现在满身是病，两腿伤残。加上年龄条件，特别是我思想上、政治上的极端愁苦，恳求主席和党解除对我的监禁，给我一定限度的自由。毛泽东批示：“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不久罗瑞卿被解除监禁，一九七五年六月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八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1月21日—12月初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十一月十七日的谈话，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泽东十七日的谈话，是根据不可靠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十一月中旬同基辛格会谈时讲错了话。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姚文元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对此，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十二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毛泽东说：这次会开得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编者注）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11月21日　阅上海市崇明县堡镇酱酒二厂一名党员的来信。来信对张春桥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怀疑，认为张做一个中央委员基本可以，做一个政治局委员是十分勉强的，做一个政治局常委是根本不行的。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此种攻击不妥。但知有此类意见是必要的。”

同日　阅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批评江青的来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来信提出八点意见：第一，我国的文化艺术工作，和其他各条战线比起来还显得落后，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究其原因，是怕放，怕乱，只依靠少数人，冷冷清清，代表这种领导思想的，是江青同志。第二，江青同志相信自己多，相信群众少；民主作风较差，不太善于走群众路线。第三，由于江青同志所处的地位，有时把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得过了分。现在，还常常听到这样的口号：“一切为样板戏让路！”恐怕也是不恰当的。第四，对革命样板戏的赞扬声中，言过其实的地方多了，要允许别人批评。第五，现在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对地方的文艺工作不管；另一种是地方党委领导搞出东西来了，送到中央，又往往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一两句话就给否定了。文艺创作，必须坚决采取放的方针。第六，有些同志不作具体分析，只要有谁对某人、某部门或某些作品提出意见，就判他是“黑线回潮”，或是“黑线人物”，这是不科学的。第七，今年一月一日，江青同志批评和自己一起搞过样板戏创作的一些同志时提到“亲者严，疏者宽”这两句话，是不恰当的。江青同志是作为政治局的成员接见大家的，“亲者”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第八，要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设立统管全国文艺工作的机构，重申和切实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2月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军委转发全军院校调整领导小组《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四十一所院校的报告》。

12月9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晨五时半报送的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的请示报告和两期接待简报。周恩来报告说：国王态度，跟其父一样，甚明朗，亟愿见主席。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王后艾什瓦雅和外交大臣卡尔基等，周恩来、王洪文在座。谈到中尼关系时，毛泽东说：你们国家是个好国家，可惜我们没有能帮助好多。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修了一条公路也没有多少用处。你们跟我们的西藏做生意很少，要跟北京做生意就得要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才有可能。我就是想修铁路这件事。卡尔基说：你对于建立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关系作出了很多贡献。在未来的岁月中，尼泊尔和中国也将保持和现在一样良好的友谊。毛泽东说：不能欺负小国，要帮助它们。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呢。至于对大国呢，要顶它几下，尤其是两个原子弹大国。谈话中，毛泽东建议各国驻华大使到中国各地去看看，说：向第三世界开门，第二世界也可以去。到处走一走啊！我看可以去珍宝岛、沈阳、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连、内蒙古、新疆，还包括四川、贵州这些偏僻地方。看工厂，要看个好的，看个中等的，看个不像样子的，坏的，看公社也是，不要怕出丑。只限制人家看好的就不好了。中国这个地方，有的地方有些事办得好，有些事办得不好呢，说都是好的，那是吹的。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说：我也有心脏病，你去宣传一下。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

12月12日　晚七时至八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八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你（指邓小平——编者注）呢，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咱们中间也有矛盾啊，十个指头有九个没有矛盾，就是一个指头有矛盾。你（指叶剑英——编者注）以后胆子大一点吧。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编者注）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第一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陈锡联同志当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志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同志跟曾思玉同志对调；许世友同志跟丁盛同志对调；韩先楚同志跟皮定均(25)同志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他们都刚去，不要动。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12月13日　同几位政治局委员谈话，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再次强调：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12月14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部分政治局成员谈话。谈到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泽东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一调动也有问题，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军事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总之要欢迎。不然，“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不大好呢。要开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的会吧。不认识一下呢，也不大好吧。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编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他们（指各大军区司令员——编者注）到了，开门见山，讲互相对调，不要吞吞吐吐。共产党员不要吞吞吐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吞吞吐吐呢？就是直说。

12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部分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谈到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时，毛泽东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起梗子，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谈到听不同意见时，毛泽东说：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26)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嘛。中国人有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犯点错误呢，改掉就好。那个乡村里头，工厂里头批起来也厉害，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甚至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有人说那里头有刺，我看了相当好啊，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会上，毛泽东再次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并向大家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同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晨五时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十三、十四日两次谈话讨论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到会同志均表示完全拥护主席指示，坚决执行。会议商定，拟电十一个大军区和广西，约司令员和第一政委于十六日来京开军委会。关于大区司令员兼省委书记问题，拟乘此调动机会，确定一律不兼。关于调动执行时的欢迎、欢送和向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打招呼等事，当按主席指示精神落实。

12月17日　圈阅周恩来、王洪文十二月十六日夜报送的关于十五、十六日两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情况的报告。

12月21日　圈阅周恩来、王洪文本日晨二时报送的十九、二十两天政治局成员参加中央军委会议议事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政治局商定二十一日休会一天，由对调的大军区分四组开会，双方介绍主要情况，并协商欢迎、欢送和对各派做工作、打招呼的办法。拟在二十二日开全体会宣告结束。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全体成员。接见开始时，毛泽东同杨得志、白如冰、许世友、杜平、韩先楚、丁盛、韦国清、皮定均、冼恒汉、王六生、刘兴元、秦基伟、赛福鼎、杨勇、王必成(27)、周兴、徐向前、聂荣臻、张宗逊(28)、刘贤权、田维新、马宁(29)、陈士榘、朱德、邓小平一一握手。同许世友握手时说：我送你一本书，这本书比较好，叫作《天体运行论》。你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去给我搞一本天文学的书，把字放大一点，放大一倍。同徐向前握手时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同聂荣臻握手时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你现在还好吗？同陈士榘握手时说：你还好吗？你是井冈山时候的，现在井冈山的没有几个人了。现在四方面军的人最多，华北的人最多，井冈山的人不多了。同朱德握手时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一一握手后，毛泽东说：我今天一晚没睡觉，我想看看同志们。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慢慢来，就会顺手。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你们想一想，总是有点缺点。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谈到《红楼梦》时，毛泽东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它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对许世友）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你能够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宋江后来接受了招安。谈到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受到冲击的老同志时，毛泽东说：（对朱德）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指朱德——编者注）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多年了，这位同志（指邓小平——编者注）也是。邓小平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点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谈到中外关系时，毛泽东说：我同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苏联现在跟我们又在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问邓小平）那次会议你去了吧？邓小平说：那次我没有去，彭真、康生去了。毛泽东说：彭真对于整苏联还是有功的。接见最后，周恩来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项注意，第五项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12月22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晨报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草稿）。命令说：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了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习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命令于本日发出。二十三日，中央确定，对调的大军区司令员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都到新的岗位上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此通知下达到县团级党委，并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12月下旬　圈阅姚文元、周恩来十二月二十七日报送的两报一刊一九七四年元旦献词送审稿。送审报告说：文中关于解放台湾，用了一个新的提法，不知合适否？这个新提法是：“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和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义务。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本年冬　嘱护士长吴旭君把自己的全部诗词用毛笔誊抄了一遍，并亲自校改。

————————————————————

(1) 葛慧敏，谭震林的妻子。

(2) 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进步记者，是埃德加·斯诺的前妻。

(3) 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载，西汉末年的赤眉农民起义军打到潼关后，采取抽签的方式在刘氏宗室中选出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做皇帝，但因脱离不了放牛娃的习性而失败下台。

(4) 李一氓，原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5) 扎伊尔，当时称扎伊尔共和国，现名刚果民主共和国。

(6) 指1933年12月蒋介石派去策反贺龙的政客熊贡卿。

(7) 舒同，原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7年9月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8) 谭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陷害，后被横加“在总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等罪名。“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受到迫害。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同意总政治部《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

(9) 李葆华，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9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廖志高，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4年11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革委会主任。

(10) 秦基伟，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3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

(11) 方强，原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3年7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陶鲁笳，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曾希圣，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去世。1978年7月得到平反。

(12) 刘仁静，中共一大代表，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进行托派活动并脱党。1967年6月被捕，1978年底被释放。

(13) 郑超麟，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1929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52年底被捕，1979年6月被释放。

(14) 杜畏之，曾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秘书，1930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52年底被捕，1972年10月被释放。

(15) 这里指使用甲骨文的商周时代。

(16) 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

(17) 王冶秋，当时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

(18) 《封建论》是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字子厚）的史论文章，阐发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主张。

(19) 指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的决议。

(20) 阿登纳，1949年9月至1963年10月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21) 倪志福，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总工会主任。

(22) 刘诗昆，钢琴演奏家。1967年4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同年9月被捕。1973年5月被释放。

(23) 章含之，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沈若芸，当时是外交部翻译。

(24) 指毛泽东1973年11月12日同基辛格的谈话。

(25) 皮定均，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

(26) 这里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27) 王必成，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

(28) 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29) 田维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马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1974年　八十一岁

1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同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会谈情况。周恩来讲到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时，毛泽东说：大变化还不会，这一两年，就是打仗还不会，离开美国的核保护伞，它还不会。明天准备见大平一下，如果在上午，就等你还没有睡的时候。日本人只见大平一个人就行了，请他讲，天上地下，九州方圆，随便扯。谈到国内经济情况时，毛泽东说：二十四年了，钢过去总是徘徊在一千八百万吨，现在是两千五百万吨了。这个能源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现在就是一个煤，一个石油，一个木头，还有水。太阳能目前只是讲讲而已，地热只有意大利搞了一点。谈到哲学问题时，毛泽东说：能量转变是很独特的。还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没有离开相对真理的绝对真理。地球的公转就在自转里边。林彪这些人怪得很，要搞什么绝对论，杨成武的文章其实是林彪叫他写的。哪有什么绝对权威？相对权威是有的，绝对在相对之中。事物都是两部分，一部分相对，一部分绝对。等于人犯错误一样，正确和错误总是经常有的。我常讲，罗瑞卿的问题，杨、余、傅的问题，都搞错了。最大的一个缺点，不讲分析。对一些同志要帮助，不要一棍子打死。历来的哲学家都讲分析，讲到综合就没有多少话了。还说：江青没有多少学问，又捞了一个左派的名声，我看也不大好。

1月5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周恩来、王洪文在座。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我看，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呀。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这个苏联靠不住呢！我们受它的气很多。它讲的不算数。谈到中日航空协定谈判时，毛泽东说：卡就卡在台湾问题上。这个台湾早晚是要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非要台湾不可，不想放呢。谈到中日两国关系时，毛泽东说：各有长处，各有短处，我们两国两种制度。好多东西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什么钢铁、化肥生产，特别是造船业。

1月中旬　阅王洪文、江青一月十二日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王、江的送阅报告说：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个材料的通知中说：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1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二十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个建议时，将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上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毛泽东表示同意。

1月21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的情况报告。一月十五日以来，南越西贡当局接连出动海空军入侵中国南海西沙群岛领海、领空，撞坏中国渔轮，强占中国岛屿。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叶剑英迅即制定了加强巡逻和相应的军事措施，以保卫西沙群岛。十九日，南越西贡当局军队向中国驻岛部队发起武装进攻，其海军也首先向中国舰艇开火。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自卫还击。二十日，西沙海战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地保卫了西沙群岛领土。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二十日晚政治局开会，主要谈西沙群岛问题。西沙战斗还可能有反复。我们不能松懈，随时准备西贡当局的海、空、陆军再来较量几次。

1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出《补充通知》，提出在传达、学习、讨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时，增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以及《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等文件和材料。

1月24日　江青等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驻京军事机关和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1月25日　江青等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江青策划下，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将批林批孔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军队系统对于批孔无动于衷和批判走后门等联系起来，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其间，江青、姚文元不断插话，说：“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江青还在大会上点名批判郭沫若。毛泽东知道这次大会及其内容后，表示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讲话整理稿和录音不要下发。

2月9日　阅江青报送的谢静宜、迟群给她的一封信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2月15日　阅叶剑英一月三十日来信。叶剑英在信中根据江青等人在一月二十五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批判走后门的情况，提出将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孩子调回原部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孩子已表示听主席的话到农村中去。毛泽东批示：“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1)、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通知，提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对走后门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2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周恩来、王洪文在座。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又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当卡翁达谈到赞比亚支持世界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在国内反对剥削时，毛泽东说：你现在不能当共产党，你当共产党，人家就都反对你，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当卡翁达称赞中国参加援赞工程的人员时，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啊，应该好一点！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要教育。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做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去。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毛泽东还说：非洲最好统一起来，南部非洲难啊！中部和北部的慢慢地统一起来。你们应该发展人口，中国人口太多，非洲人口还不够。

2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周恩来、王洪文在座。毛泽东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当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以及战争问题时，毛泽东说：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不是我们要打，不是第三世界要打，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战争，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又产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把日本赶走了，后来又把蒋介石赶到台湾了。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打过，但是后头在朝鲜战争就没有打，在越南战争也没有打。在中东，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国人跟俄国人也没有援助他们原子武器。布迈丁说：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毛泽东说：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把美国军队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了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毛泽东说：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谈到中国的成就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时，毛泽东说：中国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最后，毛泽东说：地中海是密切关系到欧洲的。欧洲安全问题、阿拉伯世界不安全问题、地中海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行呢？几十个国家怎么能取得一致？单是欧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如果是听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这也不行吧。三月十二日，外交部将毛泽东二月二十二日会见卡翁达的谈话和二月二十五日会见布迈丁的谈话内容发出《外交通报》，三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外交通报》，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向广大干部传达。

3月20日　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告以外交部名义将此意写入送审报告待批。毛泽东提议后，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根据毛泽东意见起草的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报告。会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借口，反对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二十四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报告，并送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江青阅后仍表示反对，并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二十五日，毛泽东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政治局一些成员，特别要王洪文负责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在二十六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除江青外，与会者一致同意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江青还搅闹会议。周恩来要王海容、唐闻生将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同日　复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三月二十二日，阅江青的检讨信。信中说：“你的批评是及时的，是一剂对症的良药。我的头脑开始清醒一些了，我确实是用一些小事干扰主席而不觉，我记起主席曾批过：‘小事，不理。’‘泰然处之。’‘观察一下形势。’‘总结经验’等等。发起浑来，就忘了，总是得你大喝一声，我才醒来。”毛泽东批示：“已阅。”

3月25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周恩来、王洪文在座。当尼雷尔提到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时，毛泽东说：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总而言之，所谓裁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说要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后又说要裁军，没有一个裁的。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样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总而言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毛泽东说：美苏它们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尼雷尔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毛泽东说：也怕呢。尼雷尔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毛泽东说：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毛泽东问：整个非洲的事情怎么样了？尼雷尔回答后，毛泽东说：比过去都要好些，就是讲北部和中部非洲。当尼雷尔谈及南部非洲正在努力赢得独立时，毛泽东说：我跟你们意见一致，就是不喜欢南非白人政权控制非洲人民。南部非洲将来总是要起变化的，非洲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尼雷尔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帮助是很多的。毛泽东说：帮助很小。听说我们的人在你们那里做了一些坏事，给了赔偿没有啊？有些犯错误的也撤回来了吧。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尼雷尔说：你们的人确实做得很好。每次我见到他们，他们总是说，请批评我们的错误，因为我们希望以后改进工作。即使当我们的人对他们不好的时候，也不发牢骚。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他们也从不发牢骚。毛泽东说：这个不能发牢骚，发牢骚是错误的。尼雷尔说：有一次过圣诞节，我给了在我家乡的中国医疗队一头活羊，他们也不宰。我的母亲在圣诞节也送了他们一头活羊，他们也不杀。如果他们吃了，我很高兴，但他们没有吃，我也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榜样。我希望你允许他们吃这头羊吧。毛泽东说：不要杀了吧，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尼雷尔说：你们的医生确实干得好。他们在村子里工作，在农村地区进行医疗，而我们的医生都是在医院里的。中国医生树立了好的榜样，现在我们的医生也开始到农村去了。毛泽东说：应该主要是帮忙教会你们的医生。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建桥。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我们将来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尼雷尔说：这是很重要的，他们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确实教别人。毛泽东说：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五月十三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毛主席同尼雷尔总统谈话的主要内容的通报》，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向广大干部传达。

3月28日　圈阅周恩来报送的关于邓小平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报告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二十七日又开了主管批林批孔运动的七人小组会议，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二十七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席联大的工作。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3月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王充《论衡·问孔》。

4月2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以乔森潘(2)为团长、英·萨利(3)为副团长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住在北京的柬埔寨王国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首相宾努亲王和周恩来、王洪文在座。谈到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斗争时，毛泽东说：准备长期战争，长期打。如果是短期胜利，那也好嘛。当西哈努克说到柬埔寨人民在战斗方面的困难时，毛泽东说：这个打仗，一打就学会了，不打就不懂呢。主要是经验，自己打。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十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这种军队就是学校呢，又搞军事，又搞政治，又搞调查研究。谈到柬埔寨的国内政策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就要谨慎。只有买办资本可以没收，如果是民族资本，就不忙啊。乔森潘说：民族资本家同我们站在一起，农民中的富农也同我们站在一起。毛泽东说：不仅让富农同你们站在一起，还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谈到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情况时，毛泽东对乔森潘和英·萨利说：你们要团结两位亲王。我赞成你们的方针。两个党联合起来，统一阵线的领导者是他们两位。

4月4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问题。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江青、华国锋、吴德、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苏振华、倪志福出席，乔冠华、黄镇等列席。会议一开始，毛泽东说：我讲话不行了，不大清楚。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这几天好一些。谈到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行程安排时说：你去到会，个把星期就行了吧。你的参谋长就是他（指乔冠华——编者注）。你去经过法国，回来也经过法国，旧地重游啊！邓小平说：苏联有可能接触，也可能不接触，准备他在会场中打招呼。我们就是讲主席那两条：第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那个时代一九六四年那样；第二是承认错误。毛泽东说：恢复到赫鲁晓夫时代那样，有可能。公开承认错误，他不能干，因为他承认错误，他就输了理了。现在拼命伸出触角，用一些新闻记者、莫斯科大学教授出面，又不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出面。我看现在不行。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提议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这次可以同邓小平一起返回美国，并说：美国跟我们做生意，顺差太多。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这个风向是不是有点转啊？乔冠华说：新的问题，可能是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有些联合。毛泽东说：比如这个石油，第三世界还是供应欧洲。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两件事变成三件事。批林，这个行。批孔，就很难了。又要批走后门，就更难了，那个提法不妥呢。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二书记，赵紫阳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广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原拟等七大军区和七个省委人选都安排好后再一次宣布军区党委书记和省委第一书记，现根据目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实际情况看来，不可能一下子都得到解决。因此，政治局讨论，哪里问题成熟需要解决，就先提出解决。

同日　阅《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第六稿）》，批示：“好，赞同。”邓小平发言稿中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发言稿中说：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他们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发言稿中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六项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发言稿郑重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4月6日　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离京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等和数千群众到机场欢送。

4月8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傅作义在病危中于四月七日写给周恩来的信。信中说：“邓小平副总理率领我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我听到这个通知，感到兴奋异常。”信中还谈到“促使台湾早日解放和祖国统一”问题。十五日，周恩来前往医院看望傅作义，说：毛主席说，你对北平和平解放是有功劳的。十九日，傅作义在北京去世。

4月10日　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是根据毛主席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主席审阅”；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讨论，领会精神，贯彻执行。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起来。

4月上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韩非子·说难》、王充《论衡·刺孟》。

4月17日　写一封给江青的信。信中说：“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封信可能没有发出。本日毛泽东又写一封信给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4月20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安排的报告。报告说：十八日晚政治局会议决定，“五一”期间，除主席、康生、伯承外，其他二十三名政治局成员一律参加所在地游园庆祝活动，并发新闻报道。

4月22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核心小组《关于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主要指标。中央转发计委报告的通知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努力增产节约，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4月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韩非子》中的《孤愤》、《忠孝》、《说疑》、《定法》，《商君书》中的《更法》、《画策》、《农战》，《荀子·性恶》。

5月7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周恩来、王洪文、李先念在座。桑戈尔对毛泽东说：我读了很多你的著作。我读你的书，比读列宁、马克思、恩格斯等其他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论述都多，而且感到对我很有益。因为我国同中国的情况与同俄国的情况相比更相近。我读过的主席诗词，都很优美。毛泽东说：不够格。比如“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样的话，我就写不出来。“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现在的世界形势。桑戈尔说：对我们来说，革命主要是农业革命，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对我们是极为有益的。毛泽东说：我们还犯了很多错误，现在比较好一些。桑戈尔说：现在在非洲，人们越来越重视和接受中国的榜样。毛泽东说：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是人多得很，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子。

5月上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庾信《枯树赋》，谢庄《月赋》，谢惠连《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

5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在座。谈到苏联同一些亚非国家订立条约时，毛泽东说：讲是那么讲，我不大相信那些所谓的军事条约，做起来难。他们同埃及也订了条约，现在没用。跟伊拉克和印度的，也没用。还有一个是跟我们的，等于一张废纸。苏联讲的话不大可靠。布托说：苏联说巴基斯坦是唯一拒绝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国家，并说他们已邀请中国参加。毛泽东说：当面撒谎！他们没有向我们提过。日本也不赞成。（周恩来：东南亚五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也不大同意，尼泊尔也说不赞成。）可能还有伊拉克。总而言之，亚洲大多数国家不赞成。当布托谈到苏联今天的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同当年的沙皇并无二致时，毛泽东说：那不错。当布托谈到准备付款购买中国的一些军备时，毛泽东说：现在就是我们的重型军事装备还不行，倒不在乎付钱不付钱。我们对军事装备不愿意别人购买，只要我们力所能及，可以帮你们的忙。当布托说他准备访问孟加拉国，希望中国也将在孟加拉国出现时，毛泽东说：我也赞成你这个做法。但是，我们有个问题，孟加拉国它不提出要求，我们就不大好建交。我们得推迟一点。恐怕是这样好，巴基斯坦跟它建交，以后他们提出来，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他们不提要求，我们不急，因为我们过去讲了许多话，要执行联合国的什么决议。不过我们也可以准备跟它发生关系。当布托问今后中国对印度有什么打算，是否要进一步发展关系时，毛泽东说：从长远的方面讲，应当恢复正常关系，但是现在我们也不忙，它也不忙吧，过去它还催。最后，毛泽东说：两霸的事情不大好办，他们自己的问题不少，在欧洲争得厉害，在中东也争得厉害。会见结束后，同周恩来等谈话。

5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在座。马卡里奥斯说：我读过毛泽东主席的许多诗词，十分爱读。这些诗词中含有人道的感情以及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关于生活的概念。毛泽东说：我不会写诗呢。马卡里奥斯说：不管怎样，你是在写诗词、书写历史并改造自己的国家。毛泽东说：没有改造好。马卡里奥斯说：中国正在为了进步、和平和幸福的未来而继续进行和平的革命。毛泽东说：想是这么想。马卡里奥斯称赞中国人民的工作热情很高，毛泽东说：可能是做给你看的。马卡里奥斯说：塞浦路斯和中国相比，一个好比蚊子，一个好比大象。毛泽东说：蚊子比大象厉害呢。大象被淘汰得差不多了。谈话中，毛泽东详细询问塞浦路斯国内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的关系及其宗教信仰。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批林批孔要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一九七一年五十七号文件为界。中央重申，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通知指出：军以下的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批林批孔一律坚持正面教育。批林批孔中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

5月24日　圈阅周恩来五月二十日夜报送的关于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的报告。周恩来说：希思今晚抵京，在京留三天，已多次提出请主席接见。

5月25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希思，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乔冠华在座。谈到尼克松水门事件(4)时，毛泽东说：那个水门事件我们不懂，为什么闹得这么大，借题发挥。希思问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毛泽东说：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叫他渡过水门难关？谈到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5)时，毛泽东说：美国人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它的手伸到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美国人骂了我们多少年，二十多年。希思开玩笑地说：中国对美国帝国主义要当心！毛泽东说：但是我们比较对美国人放心。当希思谈到苏联有强大的组织来增强其实力时，毛泽东说：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当希思再次强调苏军实力并问中国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时，毛泽东说：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俄国这一股祸水流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6)，包括达拉第(7)，就是推德国向东。希思问中苏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毛泽东说：由意识形态引起的边界问题。中苏争吵要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五五年赫鲁晓夫就找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啦。希思说：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毛泽东说：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丢了埃及，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希思说：虽然苏联同甘地夫人(8)订了一个条约，但他们在印度也没有多大影响。毛泽东说：我也这么看。你们的外交部长霍姆先生劝我们要跟印度搞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印度从苏联那边挖过来。当希思说一个强大的欧洲很重要，可以使俄国发愁时，毛泽东说：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我们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希思问中国对日本比较放心吗？毛泽东点头并说：对。希思又问中国是否相信日本人的和平意图。毛泽东说：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当希思谈到可能英国在技术和技能方面能向中国提供所需的帮助时，毛泽东说：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指在座的年轻人——编者注）的事情了。谈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时，毛泽东说：八亿人口要吃饭，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样。你们英国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我们是不发达的国家。要看他们这一辈怎么样。我已经接了上帝的请帖，要我去访问上帝。最后，希思向毛泽东赠送达尔文的照片和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第一版。达尔文的照片上，有达尔文的签名。六月十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毛主席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要求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级以上单位的党委常委和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

5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9)，周恩来、王洪文、李先念在座。谈到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也是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到我们这个国家来，至于你们各国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我们跟你们是国家关系，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是党派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共产党和共产党也不一致呢，比如我们跟苏联共产党就不一致。共产党很多呢，各有各的意见。六月二十四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谈话记录》。中央通知说：毛主席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的谈话，对认识革命与外交的关系这一问题，极为重要。请各单位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级以上单位的党委常委和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使馆传达到党委成员。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如何处理批林批孔运动中涉外方面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凡是对外开放和容许参观的城市，厂矿、公社、学校、服务机关以及特许参观的地区和单位，群众在公开场所张贴的大字报，容许外宾、外交官员和在华工作学习人员观看，不要干预。我们应当有自信心，不要怕外国人看大字报。在公开场所张贴的大字报，应允许外宾照相、拍电影、拍电视。各地参观场所，不要设留言簿，不要外宾题词、留言吹我们。

5月30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朱光亚(10)在座。谈到理论与实践、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毛泽东说：你的那个东西我是赞成的，应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理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就是讲，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单是理论不存在，理论都是从实践来的。你看，地球绕太阳转叫公转，这个公转包含在自转里头。三百六十五个自转就叫一年，其实呢，这就是公转，而这个公转就在自转里头，是对立的统一。没有自转，哪有公转呢？没有相对，哪有绝对呢？绝对真理存在于每一个时代的相对真理之中。一切绝对真理，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它又存在于相对真理里面。又相对又绝对，对立统一。当李政道讲到科学研究总是从实验开始，引出理论，进行解释和猜想，又进行实验时，毛泽东说：实践——理论——实践，不是理论——实践——理论。你讲一讲你那个发明创造给我听一下吧。李政道说：那就是宇宙是不是绝对对称。一九五六年我们做实验，发现很多事实表明正负、左右是不对称的。毛泽东说：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那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那边差。按照列宁的话呢，有条哲学原理讲的是平衡，平衡跟对称是一个意思吗？朱光亚说：从物理的具体现象的规律来讲，不是一个意思。在哲学里是一个意思。李政道现场演示了物理学上的平衡和对称不是一个意思后，毛泽东说：古希腊的欧几里德三元宇宙它是不动的，物体是不动的。它是专讲空间，不讲时间。时间是运动的。时间是空间的属性，没有空间是不运动的。科学研究要放在静止才能研究，不然不好着手。但是结果，比如提纯，世界上总是不纯的，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零零，还可以数下去。我请教你们两位，我没有学过物理，但是我经常想这个问题，比如你们的高能物理，一百万年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吗？李政道说：一百年以后，甚至二十年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要说一百万年。毛泽东说：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据你说，现在那个粒子（指“不平常的原子核”中的核子）有一千多个。我想这个问题，宇宙是无限的，宇宙在空间是无限的，在时间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了，难道微观世界是有限的吗？我在这里想，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说，有二十一个命题。其中一个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些人说这是诡辩。我呢，怀疑。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是哪一年搞清楚了，那么科学家就不要了呢。李政道说：我们追求科学真理是无穷的。我们说，原子构造是无限的，一时看到的是有限的。毛泽东说：希腊人说，那个原子是基本的，是不可分割的，现在分得一塌糊涂。现在好多问题不清楚，比如光学，太阳发出来的光，它的结构怎么样？李政道一一作了解释。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就告一段落吧。讲点世界的形势吧！你们怎么看呢？我的看法就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啊！不可能不打仗的，因为这个社会制度不同呢。就是一样的社会制度，它也要打，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意大利、日本这是一派，英国、法国、美国等是一派，后头又跟苏联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信的都是一个上帝，上帝跟上帝还打呢！谈到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研究时，毛泽东说：英国的培根是信宗教的。他的宇宙力学现在被批判了，因为它要用一个外面的推动力，第一次推动，以后就自己动了。第一个发现宇宙结构的是德国的康德，他发明的学说叫星云说。后来法国的拉普拉斯发展了，拉普拉斯是拿破仑的教员哪。英国的达尔文、莱伊尔、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学者。最后，毛泽东对李政道说：我向你介绍外国人写的一本书，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由中国很多人翻译出来，叫《科学大纲》，我读过那本书。它那里边有一部分讲神学，你们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6月1日　周恩来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五医院，做第一次大手术。此后一直住在医院，边治疗，边工作。

6月18日　王洪文在几封来信上写批语，称向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

6月中旬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梁效、唐晓文(11)等写作班子成员开会，谈“如何使批林批孔运动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的问题。江青说：“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凡是儒家都是卖国主义。”“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带着梁效、唐晓文两个写作班子的成员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部队，讲“儒法斗争史”，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的言论。江青在讲话中还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同旬　毛泽东健康状况出现明显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为毛泽东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科、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的专家。这个医疗组持续两年多，直到毛泽东逝世。

6月24日　阅江青六月二十三日来信。信中说：我于十七日来津，开了几个群众批林批孔大会，一个是工人、解放军、机关工作人员的，主讲是工人。另一个是农村，主讲是农民。谁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谁是主力军？这几个会足以说明问题。信中还谈了到天津宝坻县小靳庄等地参观的感受，称自己向农民“学了割麦子，晒麦子，访问了许多户”。毛泽东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

6月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晁错的《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上书言兵事》。

7月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指出：从上半年的工业生产情况看，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于那些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群众中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资等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批林批孔运动后期，经过调查研究，具体分析，统筹解决。通知规定：不准揪斗干部，不准打人抓人。

7月6日　阅杨成武七月四日来信，嘱工作人员转告：印发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成武在信中汇报了自己的近况，说五月二十三日汪东兴同志受主席、中央委托同我谈了话，汪东兴同志说：主席关心你，要你回来检查身体。

7月17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又说：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谈话中，询问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身体状况。对苏振华说：苏振华啊，你要振作起来，要把中华振作起来，海军多功啊。对邓小平说：听得到吗？邓小平说：不大听得到，助听器有时灵有时不灵。毛泽东说：你现在管外交啊！先念代理总理。当毛泽东说到准备请假外出时，周恩来说：原来准备召开的各大军区司令、政治委员的会议，是不是等主席回来再开。毛泽东说：你们开你们的，我就不参加了。都来开会，保护起来，韩先楚、李德生、许世友、刘兴元、丁盛、王淮湘(12)，都是过去的事。林彪为什么不去广州，而往那边跑，就是听到了我的话。一整人就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我看省军区也要调整。对于有些同志，凡事不要太急。世界上的事，看一看再说。当江青谈到批林批孔把什么《弟子规》、《神童诗》、《女三字经》都找出来了时，毛泽东说：天津搞了一百条谚语，其中有的值得考虑，不能都废除，都批判。

同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休养，当晚停邯郸。7月18日　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7月21日　阅孔原(13)七月十三日来信。嘱工作人员转告：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孔原在信中汇报了自己的近况，提出希望早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做点力能胜任的工作。

7月下旬　在武昌的一次谈话中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办公地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起接见吕正操(14)、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代表中央宣布为他们平反。对吕正操说：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7月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李贽《史纲评要》（辑录）。

8月1日　叶剑英致信毛泽东。信中说：“我蒙主席、中央批准，休假两周，拟抓紧时间，减少体重，降低血压，控制血糖，估计可以复健，请放心。”“主席临别指示：政治局同志要团结，文化大革命已八年，现在要稳。最近又指示要研究国际问题，同志都在学习研究。”

8月4日　阅吕正操八月二日来信，嘱工作人员转告：印发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吕正操在信中说，中央已于七月三十日宣布结束对他的审查，同时恢复其组织生活。

8月5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写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的材料之一《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问题》，材料之二《林彪在平津战役中的问题》。

8月6日　阅林枫七月一日来信，嘱印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林枫在信中谈了自己的过去和现状。

8月10日　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做第二次手术治疗。八月九日，周恩来曾致信毛泽东，汇报病情及治疗方案。

8月12日　阅王洪文八月八日报送的外交部、中联部《关于派党政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解放三十周年庆典的请示》。王洪文的送审报告说：政治局讨论了这个请示报告，认为为了减少这类性质的外事活动，更重要的是考虑最近将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的会议，同时要帮助一些省解决问题，加上总理、剑英同志的身体不好，小平同志还要多管一些军事工作，所以大家意见：倾向这次不派党政代表团赴罗。毛泽东批示：“请先念走一遭。因有三十年大庆，故宜去。”

8月20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李先念谈话，汪东兴参加。谈到李先念去参加罗马尼亚解放三十周年庆祝活动时说：恐怕还是去一下好。同罗马尼亚的多次谈话都是通过你。李先念问：主席有什么指示没有？毛泽东说：照你们的办。还要看那个形势决定方针政策。谈到国内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过去我劝郭老看杨荣国的书，不大注意，又劝他看赵纪彬的《论语新探》。谈到周恩来的病时，毛泽东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二十一日，以李先念为团长、耿飚和余湛(15)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解放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8月23日—9月10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内容是：“除若干同志以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各地大字报揭露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我看找他们来，不要一个一个，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来，一道谈一下。林、陈、黄、吴、叶、李、邱，这些人已定性了。你说在广州做准备，为什么后来林彪又不敢去了呢？往北跑了呢？就是因为我打了招呼，他们听了我的话，开了四千人的干部大会把我的话透出去了，是顾同舟把消息报告了，林彪就往北跑了。还是我周游列国的时候说了的，以那个时候为界。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王必成把问题向中央讲了，现在也好了嘛。对有些同志，要看几年。省军区也要调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九月八日，王洪文就会议情况写报告给毛泽东。报告中说：“会议开得是好的，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到会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都比较满意。”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8月27日　阅邓小平报送的外交部《关于美议员访华团组成问题的请示》和外交部关于美议员团访华事宜给我驻美联络处的复电稿。请示报告说：美议员团定于九月二日至十四日访问我国。经查，在四名众议员中有二人，即萨布罗茨基和布鲁菲尔德是众议院的亲蒋派。对美方有意塞进两个亲蒋派，应做出必要的反应，以使美方今后有所收敛。毛泽东批示：“都可以来，多做工作，表示欢迎。”并删去给我驻美联络处复电稿中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代表团中包括有像萨布罗茨基和布鲁菲尔德这样的议员，而他们两位近来的言行是不符合上海公报精神的，是同上海公报精神唱反调的”一句话。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外交部删去给我驻美联络处的复电稿中的“美国这次组团塞进此二人，是别有用心的，我宜向其点破”一句，改写为“我方针是：都可以来，多做工作，表示欢迎”。

9月4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邓小平在座。当埃亚德马说帝国主义再也不敢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为所欲为时，毛泽东说：不一定。埃亚德马说：面对帝国主义，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立场，加强非洲团结。毛泽东说：讲得不错。我们就是四个字，自力更生。当埃亚德马说主席看起来精神很好时，毛泽东说：那个不对，我一身病啊，你给我宣传一下吧。当埃亚德马说他对中国朋友比对帝国主义信任得多时，毛泽东说：中国比帝国主义稍微好一点。不仅是帝国主义，而且还有社会帝国主义，不要上它们的当。

会见埃亚德马后，同邓小平谈话。谈到正在召开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时，毛泽东说：许世友、韩先楚不做检讨也可以了，何必强迫人家做检讨？杜平也不要做检讨了。北京这个会不要开得太紧张了。邓小平说：最近看到主席关于两个跑过台湾的亲蒋美国议员也欢迎他们来中国访问的批示，我从这里想到，今后这一类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宽一些？毛泽东说：要宽一些。邓小平谈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航空协定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协定、条约中加一句：根据北京中日联合声明。毛泽东问：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毛泽东说：开个名单来嘛。毛泽东还说：贺龙要恢复名誉，不要核对材料了，杨、余、傅也解放了嘛。一个宋任穷(16)，一个王恩茂，叫他们振作一点，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何必搞得紧张呢？

9月8日　为北京语言学院题写校名。

9月10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李先念在座。戈翁说：我们祈祷不要再有战争，至少希望我们已经看到了战争的结束。毛泽东说：愿望良好，不过还是要提高警惕。历来都是说要和平，不想打仗，但是有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外还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世界上有朋友，有敌人，字典上有敌人这个词，不要放松警惕。我们到处挖洞。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自己就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国家，不发达国家，按人口平均石油产量比不上你们。你们每年产一亿吨，中国就可怜了，只有你们的一半，一半多一点。中国湖北有油田，四川也是有希望的，就是现在不能打深井。谈到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不取决于我们，取决于苏联。我们历来是受欺负的。这两国的人民将来总是要好起来的。谈话中介绍李先念说：没有封他元帅，他是将军，打了半辈子的仗。当戈翁说主席有很好的一班人马时，毛泽东说：人马有一点，也不整齐，老的老，病的病。最后，毛泽东说：我说非洲人好，谈话不要戒备，随便谈，谈错了也不要紧。

9月16日　下午，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谈话。谈到刚结束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时，毛泽东说：不要一棍子打死，就是要帮啊。现在要做工作，帮助他们。你们这些同志，老资格，现在掌握大权，可要谨慎小心。要分析问题。我要是不在了，你们要谨慎、小心。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喝烧酒。

同日　下午，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王六生谈话。谈到刚结束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时说：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要团结起来。人都要犯错误，我也有错误。大事多商量，多分析，要跟中央商量一下。有同志不大讲政策，许多事中央都不知道。要好好工作。

9月17日　阅陈丕显(17)九月九日来信。信中说，自己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求解除隔离审查，给一点可以做的工作。毛泽东批示：“洪文同志：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9月19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国之间关系是很好的，互相帮助，互相交换一些经验。达达赫说：尽管我们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但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法国的控制。我们认为发行本国货币是不可缺少的阶段，我们还要逐步前进。毛泽东说：很对。逐步来，不要太急了。整个非洲的形势是好的。当达达赫说他第一次到中国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时，毛泽东说：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乱得很啊。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人太多，可耕地不够。生活还不算好，比过去稍微好一些。总理有点病，我身体也不好。最后说：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

9月27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韩念龙在座。会见开始即对马科斯夫人说：我在养病，好几个月了，一身的病。不行了，老了。马科斯夫人说：我昨晚住在延安，参观了你的两处旧居，可以看出你已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了。毛泽东说：做是做了一点，少。当马科斯夫人说到她要把自己所看到的中国讲给别人听时，毛泽东说：一分为二。中国也有一些成绩，有一些还是落后的，可能比你们国家还要落后。互相学习一点。马科斯夫人说：你是我见到过和读到过的最伟大的人。毛泽东说：我是个普通人，而且现在没有用了。我是当小学教员的。马科斯夫人说：我们是近邻，应该友好。我回去后，要提出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三年前我访问苏联后，并没有提出类似的建议，这次我要这样做。我要诚心诚意地提出尽快建立外交关系。我盼望同你们有友好的联系和关系。毛泽东说：你讲得好。外交关系以你们的方便为主，可能有人不赞成呢。

同日　圈阅王洪文本日报送的《参加一九七四年国庆节招待会并拟见报的名单（草案）》和《参加一九七四年国庆节联欢活动并拟见报的名单（草案）》。王洪文报告说：政治局九月二十六日讨论了国庆节的见报名单，政治局同志考虑，建国二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要比往年隆重、热烈一些。除组织游园活动，增加放焰火以外，拟搞大型的国庆招待会。招待会的规模约四千二百余人，其中除外宾及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外，内宾有二千一百余人。在这个名单中有近几年来没有出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同志四十二名（可能还有机动）。现呈上全部见报名单，为了节省主席时间可以只看四十二人名单，如有遗漏或不妥之处请主席指示、批评。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两千多人的名单时，毛泽东又想起一些人，如萧华、侯宝林(18)等，提出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里去，还询问商震(19)是否已列入名单。稍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二十九日，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稿时，又加上韩权华（卫立煌(20)夫人）、郭翼青（程潜(21)夫人）、洪希厚（张治中(22)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以及齐燕铭、张学铭(23)等。

9月29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通知对林彪等人给贺龙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所谓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9月30日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四千五百多人参加的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出席招待会的全国各条战线的代表、各部门负责人、各方面人士的名单，其中许多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到冲击的人。

10月4日　圈阅王洪文报送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报告。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最主要的是人事安排问题，如人大主任、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人大常委的人选，这项工作要花的时间可能多些。当天下午，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打电话给王洪文，要王向政治局传达：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王洪文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通报。

10月6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加蓬总统邦戈，邓小平在座。邦戈说：在法国见到德斯坦总统，他要我转达他对你的友好情谊。毛泽东说：如果你见到法国总统，就说我问候他。谈到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时，毛泽东说：对中国要一分为二，有些成绩，有些事情做得不好。有大国沙文主义，对不起朋友。邦戈说：整个非洲都钦佩你。毛泽东说：我不行了，没有用了。我也没有什么学问，你们是先生呢，我是小学教员。邦戈说：你在当小学教员之后，又缔造了新中国。这是一段很长的历史。毛泽东说：那算历史了，都是打仗，战争，跟蒋介石，跟日本人，又跟蒋介石，最后又跟美国人打。（指着邓小平）他会打仗呢！过去中国就是受欧洲人统治的。比如，湖北省汉口就有租界，沿海几个城市，天津、上海、厦门、广州都有。沿长江，外国人的兵船可以通行。现在不行了，租界也取消了。这一点现在比较好一些。你们到上海，可以去看一看哪是法租界，哪是英租界。这一切现在都没有了，都取消了。（指着邓小平）他跟我都看见了这些事，我们做外国人的奴隶呢。所以中国的革命第一个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个是反对封建主义，第三个才是反对资本主义。

10月1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中引述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通知指出：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中央希望各单位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紧专案清查工作。对于少数犯了错误包括严重错误的同志，如问题已基本查清，要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作出结论，把他们解放出来。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把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四届人大代表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出：一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已经选出的四届人大代表，有的发生了某些变化，各地各单位应立即对原来的代表名单进行一次审查，在基本不动的前提下，作适当调整。大体上，仍应保持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四，革命干部百分之九，革命知识分子百分之五，解放军百分之十六，特邀代表百分之三，归国华侨百分之一的比例。调整后的代表名单和简历，在今年十一月上旬报送中央。

10月12日　乘专列离开武汉。

10月13日　晨，到达长沙，住九所六号楼。对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到长沙不久，听工作人员阅读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一批古佚书，在第二号、第三号汉墓中还发掘出竹简、彩绘帛画等大批珍贵文物的消息。读到末一句“出土的帛书、简牍、帛画等珍贵文物，已由国家严格保护，并正在组织专业工作者进行整理、修复、释文和研究中”时，毛泽东说：他们干了一件大好事，挖出这么多宝贝东西，了不起啊！中华民族的历史了不起啊！你们有时间要多看一点历史书籍，对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有好处。不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整理出来。随即请参与主持挖掘工作的湖南省委秘书长李振军来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不知这批帛书什么时候能够整理出来，印不印书。印了书，也给我一本看看。我老了，怕是看不清上面的字。本年，国家文物局印出大字本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送给毛泽东。

10月14日　江青在新华社十月十三日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登载的《“风庆”轮(24)的问题》材料上作注，并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称：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政治局成员传阅时，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先后在江青信上批写“完全同意”。邓小平对江青的信画了个圈。周恩来批“已阅”。

10月17日　江青等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所谓“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逼迫他表明意见。邓小平说：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不要搞强加于人的做法。江青对邓小平肆意谩骂，张春桥、姚文元跟着一起攻击邓小平。邓小平愤然退场。当夜，江青等四人商量，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

10月18日　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本日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乘飞机到长沙。他一见到毛泽东便说：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虽有重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向毛泽东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听后，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王洪文本日晚返回北京。

10月19日　周恩来在医院先后同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谈话，了解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及有关“风庆”轮问题。周恩来还找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同志他们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

同日　江青找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要她们在随邓小平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见毛泽东时，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称邓小平在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10月20日　下午，在长沙九所六号楼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邓小平在座。哈特林说：到中国来还只有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所见所闻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还不行，不够好。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25)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跟你们不同。当哈特林谈到欧安会目前进展十分缓慢时，毛泽东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中国在内。哈特林说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业国家，并问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是否与中国的人口基本上是居住在农村的农业人口有很大的关系？毛泽东说：不错。中国农民占百分之八十。我们现在限制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人口占两亿。城市人口太多，困难，难于供应。现在城市人口已经不少了，差不多跟美国的人口一样了。中国的城乡结构很特别，城市人口很少，农村人口很多，跟欧洲不同。打起仗来，城市人口太多也不利。当哈特林问世界和中国的未来是否包含战争的可能性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是个不需要讲的问题。现在到处讲和平，就是怕战争，所以战争是跟和平共处的。如果不怕战争，讲什么和平呢？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说法。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到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跟我讲，争取时间。我也觉得这是个严肃问题、现在全世界人民考虑的问题。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

会见哈特林后，同邓小平谈话。谈到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事，毛泽东说：宪法里不要提我的名字。邓小平说：人事问题北京在研究，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想法。毛泽东说：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的情况。我不发表意见，你们去议吧。简单明了。法国派(26)好。邓小平问：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泽东点头同意。第二天，邓小平给王洪文写信报告了这次谈话并请转告中央各同志。

同日　在长沙九所六号楼听取王海容、唐闻生反映“风庆”轮事件的问题后，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向周恩来和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个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把手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还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同日　阅江青十月十九日托王海容面交的来信，批示：“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10月28日　圈阅江青报送的袁水拍(27)十月二十七日给她的信。袁水拍在信中问，毛泽东《七绝·为李进(28)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诗中“乱云飞渡仍从容”一句，是理解为“松从容”还是“云从容”。毛泽东让张玉凤转告江青，张玉凤转告说：关于“乱云飞渡仍从容”一句，主席说是指云从容，他喜欢乱云。二十九日，江青将袁水拍来信及张玉凤转达的毛泽东的话，转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阅看。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来信摘要》登载的王芳的妻子刘馨九月二十八日要求尽快为王芳作出结论或让其回家治病的来信，批示：“王芳、吕剑光(29)二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此二人我很熟悉。”

11月6日　阅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

同日　晚上，在长沙九所六号楼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李先念在座。谈到历史问题时，毛泽东说：历史这门学问是一门好学问。比如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伦布是意大利人，他得了西班牙政府的同意，派他去了。路上遇到很大困难，几乎被人干掉了。在西班牙到加勒比的路上，船队很多人说太危险啊，埋怨他，最后还是胜利了。现在，最著名的一个意大利人是亚美利哥，北美洲、拉丁美洲，都是以他的名字起名的。古代意大利商业很发展，报纸首先在意大利出现。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要看医生，有病，他就要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说：我是不行了，要上天了，上帝请我喝烧酒呢！

会见威廉斯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说：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李先念说：政府工作报告，小平主持起草，架子可以了。毛泽东说：我看三千字就够了。五千字要念半个钟头。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毛泽东说：王母娘娘（指江青——编者注）就不听呢！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同她吃了一顿饭，现在是第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同她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代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在李先念汇报国民经济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1月1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乔冠华任外交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1月12日　下午，在长沙九所六号楼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邓小平在座。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妙。到处吹这个“缓和”、“和平”，越说越不缓和，越不和平。现在的国际形势，比四年前更为紧张，乱得很呢！我也没有多少话讲，就是这几句，要准备呢！未来总是光明的，要经过斗争。不斗啊，人家不听你的话！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毛泽东说：我有病，下次你到北京，我上天去了。我要上天贴大字报，说上帝不好，因为现在上帝不帮助第三世界，帮助帝国主义。

会见鲁巴伊后，同邓小平谈话。谈到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争论情况时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邓小平说：主席也知道了。毛泽东说：好！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毛泽东说：我赞成你！邓小平说：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编者注）都不高兴。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说：这个好。邓小平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找几个人帮帮忙。我们这个党内也复杂呢，不要紧。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没有事做，但出了危险，就有事做了。

同日　阅江青本日来信，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根据毛泽东此前对她的批评，在信中作了检讨，表示：“只要认识到，一定坚决改，而且用行动来补救，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11月20日　阅江青十一月十九日来信，复信说：“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在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

同日　阅外交部《关于与基辛格会谈方案的请示》。请示报告说：美出于同苏争霸的全局，在战略上有求于我，所以，福特急于在今年内让基再来一趟，以保持中美关系的势头。毛泽东批示：“叶帅已多次见基，我应邀请美国防部长来访。请酌。”

11月中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后汉书》中的李固传、黄琼传。

11月25日—29日　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由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同基辛格会谈。二十九日，中美发表会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商定，美国总统福特将于一九七五年访问中国。

11月28日　晨，在长沙九所六号楼听取邓小平汇报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乔冠华等参加。谈到美国总统福特来中国访问时说：总而言之，不能强加于人。来也可以，来来往往。谈得成也可以，谈不成也可以。

11月　江青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并让人转告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30)，邓小平、张春桥和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

同月　在长沙多次收看电视播放的花鼓戏、湘剧和京剧节目，评论说：京剧的风格、唱腔，要保留百分之七十，京剧要像京剧。在看过被江青等人指责“为旧的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湘剧电影《园丁之歌》后说：“我看是出好戏。”(31)

12月5日　在室内游泳池游泳。对陪同游泳的工作人员说：我浑身没劲，手和腿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此前，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十二月四日，在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仍坚持在室内游泳池里游泳过四次。

12月16日、17日　听工作人员读罗瑞卿十二月四日长达七十八页的来信，前后共五个半小时，嘱印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罗瑞卿在信中详细谈了自己过去的工作情况，并提出想做一点军事上或军队政治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

12月17日　晚上，在长沙九所六号楼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这个世界不安宁，到处讲缓和，实际上准备打仗。这个联合国有点用处，但是不大。最后说：我是在这里养病，身体不好，比两年前差得多了。

会见蒙博托后，听取邓小平汇报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情况。邓小平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二十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毛泽东说：可以。谈到政府工作报告稿时，毛泽东说：看了一遍。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报告想提出到一九八五年钢达到五千五百万吨左右，粮食达到七千五百亿斤左右。毛泽东说：钢五千五百万吨太多了。邓小平说：到一九八五年恐怕就十亿人口了。毛泽东说：人口非控制不可。邓小平说：政府工作报告不超过五千字，现在只有四千九百字，不超过主席的规定。毛泽东问：国际部分怎么样？邓小平说：我们研究了主席近来和外宾的谈话，报告中考虑用“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的提法。毛泽东说：天天讲缓和，天天准备打。邓小平说：战争的危险来自两个超级大国，主要来自苏联。毛泽东说：所以我说美国怕苏联。邓小平说：但最近挥舞战争大棒的是美国，石油问题和粮食问题，所以讲多了不好，还是说来自两霸，不为美国开脱。毛泽东说：可以。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有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的，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总的意见是，这几年认真抓一下生产，鞍钢这样的地方要搞好。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我看，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主席讲八年了，这里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

12月18日　叶剑英致信毛泽东。信中说：“今晚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总参谋部领导班子的名单，谨呈如下，请予批示。”“总参谋长邓小平同志，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张才千、向仲华、彭绍辉、李达、王尚荣、胡炜、何正文八位同志。”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2月19日　阅梁必业(32)十二月十五日来信，嘱工作人员转告：给他印一下，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梁必业在信中提出继续工作的问题。

12月21日　阅同桂荣(33)十二月十七日来信。来信说：我去看望刘景范(34)，发现他身体不好。对他的问题如果已经审查清楚，能否赶快把他放出来治病，如果他的问题还不能下结论，是否可以把他放出来一面治病，一面继续审查。毛泽东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送汪主任酌办。”

12月23日　圈阅周恩来十二月二十二日晚报送的关于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个名单的各三个方案。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政治局协商情况，待我们明（二十三）日到后面陈。

同日　周恩来乘专机到达长沙，王洪文乘另一架专机到达。

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　在长沙九所六号楼四次听取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并谈了一些意见。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四人帮”，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少奇、批林彪的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谈话中提出江青等人要作自我批评，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毛泽东说：你的身体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叶帅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刘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难啊。关于小平的事，我讲了几年了，他说他不如总理细致，我叫他找几个帮手。小平讲不只一次了，忍不住了。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毛泽东当场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和一个“强”字——编者注）。开二中全会补他为常委、副主席，并担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三个职务。周恩来谈到自己的病情时，毛泽东问：（癌）在膀胱，还是扩散了？疼不疼啊？怎么烧？是不是用钴六十？又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去顶。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他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并就一些人事安排提出意见。他同意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可以多一些人，国务院副总理要能办事的，不是荣誉职务。他同意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提朱德，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排在前两名，还提出要将副委员长全名单排一次序。毛泽东问：章乃器、梁漱溟，人大代表没有他们啊？周恩来说：梁漱溟是政协委员，章乃器的右派帽子还戴着。毛泽东说：不要戴了。(35)他嘱周恩来问候郭老。关于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毛泽东提议由张春桥兼任。谈到批林批孔时，毛泽东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有人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比如“四书”、“五经”，以前不读不行，现在都不读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一样可以治国嘛。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周恩来说：主席关于安定的指示传达晚了，影响了一些地方的工作。抓生产晚了，特别是铁道问题是最大的耽搁。毛泽东说：这就是曹操说的袁绍的短处“见事迟”，要总结经验。毛泽东还说：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都可以去嘛，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又问：苏联有什么人来跟我们架桥的没有？勃列日涅夫到北京来可不可以？周恩来说：如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真想来谈，可作考虑。但我方不主动去请他。毛泽东表示赞同。十二月二十七日最后一次谈话时，王洪文提出江青的任职问题，他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在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毛选》第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说：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问题，读《参考资料》，一天两本。我也是啊。

12月27日　晨三时，同周恩来单独谈人事安排和理论问题。(36)谈到经济问题，毛泽东说：“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经过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了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的人事安排方案。

同日　晚上，周恩来回到北京。

12月28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在长沙谈话的内容。同时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周恩来提议，由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处理此事，汪东兴牵头。二十九日，周恩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传达。

12月3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晚育工作的情况报告》和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

————————————————————

(1) 指谢静宜。

(2) 乔森潘，当时任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

(3) 英·萨利，当时任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府特别顾问。

(4) 1972年6月17日，美国共和党内为尼克松筹划竞选连任总统的一些人，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置窃听器。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不久此事被揭发。1974年7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根据收集到的证据通过弹劾尼克松的条款。8月尼克松被迫辞职。

(5) 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

(6) 张伯伦，英国保守党领袖，1937年至1940年任英国首相。1938年9月，代表英国政府同法国、德国、意大利政府首脑签订《慕尼黑协定》，采取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张伯伦下台。

(7) 达拉第，1938年至1940年任法国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在此期间，执行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1938年9月，代表法国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1940年德国侵占法国后被监禁，1945年获释。

(8) 指英迪拉·甘地，1966年1月至1977年3月任印度政府总理。

(9) 拉扎克此次访问中国，主要谈中国和马来西亚建立外交关系事宜。1974年5月31日，周恩来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中马建交公报。

(10) 朱光亚，核物理学家。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1) 梁效，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班子发表文章时的署名。唐晓文，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康生等控制的中央党校写作班子发表文章时的署名。

(12) 王淮湘，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吉林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3) 孔原，原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政治委员。

(14) 吕正操，原任铁道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1975年8月恢复铁道兵政治委员职务。

(15) 余湛，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6) 宋任穷，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7年10月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

(17) 陈丕显，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5年9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18) 侯宝林，相声表演艺术家。

(19) 商震，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辞职留居日本。1974年9月19日至10月23日曾回中国大陆参观访问。

(20) 卫立煌，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留居香港。1955年回到中国大陆。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60年1月17日去世。

(21) 程潜，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在长沙率部起义，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68年4月5日去世。

(22) 张治中，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代表南京政府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和谈破裂后留居北平。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69年4月6日去世。

(23) 张学铭，张学良的弟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副主任委员。

(24)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一艘用国产主机和雷达等装备的万吨轮。起初，交通部远洋局为安全起见，规定“风庆”轮跑近洋。1974年9月30日，“风庆”轮出航罗马尼亚归来。江青等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说因为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阻力，使“风庆”轮没有及早远航。10月12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均发表评论员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要“彻底批判代表儒家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交通部派到“风庆”轮工作的两名干部拒绝参加把交通部作为“崇洋媚外”和“卖国主义”典型的批判，被定性为“反动政治事件”。

(25) 毛泽东对哈特林说的“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段话，在1975年2月18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的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修改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26) 周恩来、邓小平青年时代曾在法国勤工俭学。

(27) 袁水拍，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当时是《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组长。

(28) 李进，即江青。

(29) 王芳，曾任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中共浙江温州地委代理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1977年被释放后，任中共浙江宁波地委书记兼宁波市委第一书记、宁波地区革委会主任。吕剑光，原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5年8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

(30) 宋庆龄，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至1975年1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1) 《园丁之歌》主要反映中学教师教书育人的故事。1974年7月19日，江青等用国务院文化组的名义，向京、津、沪和湖南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中共湖南省委在得知毛泽东对《园丁之歌》的肯定意见之后，通知全省停止批判《园丁之歌》，停止审查该剧的编导演职人员。1976年3月2日，江青在12省、自治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点名批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是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那个戏是我们审查的。它叫《园丁之歌》，园丁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呢？你太积极了，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情上是超脱的。主席看后你们就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

(32) 梁必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4年12月恢复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33) 同桂荣，刘志丹的妻子，刘景范的嫂子。

(34) 刘景范，曾任监察部副部长、地质部副部长。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受到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1978年3月任全国政协常委、民政部副部长。

(35) 章乃器曾任粮食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5年4月中共中央为章乃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80年6月中共中央为章乃器正式平反。

(36) 毛泽东谈话中关于理论问题的内容，参见此处1975年2月18日条。

1975年　八十二岁

1月1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并讨论通过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月4日　阅李德生本日恳请免除自己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报告，批示：“德生同志：同意你的意见。至于错误，改了就好。”(1)

同日　阅江青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来信。信中说：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主席。毛泽东批示：“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2)，暇时可以一阅。”

同日　圈阅周恩来、王洪文本日报送的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送审报告中说：主席提出小平同志除任第一副总理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春桥同志除任第二副总理外，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大家均同意。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军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　审阅周恩来一月七日晨四时报送的毛泽东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长沙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两处改动：一是将“林彪如上台”改为“林彪一类如上台”，二是将“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臭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句中的“臭”字去掉。次日，周恩来将这个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送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

1月8日—10日　晚上，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

1月9日　上午，在长沙九所六号楼会见马耳他政府总理明托夫，李先念在座。当明托夫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帮助表示感谢时，毛泽东说：是我们帮助你们，还是你们帮助我们，要研究一下。明托夫说：我们是个小国，人口很少。毛泽东说：小国比大国厉害，大国怕你们呢。毛泽东问李先念：你们谈了些什么？李先念说：交换了一下对国际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又问：你们开会开了没有？李先念说：开了，昨天晚上开了。等一下总理委托我和主席谈两句话。

会见明托夫后，同李先念、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李先念谈完后，王、唐说：总理请示主席还有什么话向十届二中全会讲没有，总理打算在全会结束时讲一下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没有搞好等，作自我批评。毛泽东让王、唐劝周恩来不要讲，并指示由周在二中全会闭幕时转达自己的意见：“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同日　张春桥到京西宾馆，向出席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上海代表团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3)通报中央讨论国务院组成人员的情况。张春桥说，周恩来同意由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担任新一届政府的文化部部长，他和江青不赞成。江青提名由于会泳(4)当文化部部长，他和王洪文、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就通过了。

1月10日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全会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要求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周恩来在全会闭幕会上说：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我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一直到人民公社的工作，都要遵照主席的指示做好。一九七五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1月13日　圈阅王洪文本日送审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日程、议程和主席团候选人名单（草案）。

1月13日—17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会议代表二千八百六十四人。此前，一月五日至十一日举行预备会议，讨论会议的主要文件和其他准备工作。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议程是：修改宪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一月十三日，朱德主持大会开幕会议，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十七日举行闭幕会议，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批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朱德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等二十二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5)、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6)为副总理。

1月16日　下午，在长沙九所六号楼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邓小平在座。毛泽东问邓小平：你们谈得怎么样？邓小平说：很不错，很多观点跟我们是一致的。施特劳斯说：我们双方一致同意，本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将是极不安宁的。毛泽东说：我们也是这么看。施特劳斯说：我们担心苏联会试图扩张其政治控制，这将意味着在欧洲建立霸权。毛泽东说：亚洲也是一样啊。施特劳斯说：如果有人想要建立霸权，他就要假装要和平，而实际扩大控制。毛泽东说：不错，苏联天天讲和平，天天准备打仗。我们不赞成吹什么“和平”、“缓和”、“友谊”这一套。施特劳斯说：你们的实际行动是和平的。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当施特劳斯说到苏联的宣传机器反对他接受中国邀请来访问时，毛泽东说：也反对我们。当施特劳斯说到一个经济上、工业上强大的中国有利于保障和平，欧洲怕的不是中国时，毛泽东说：好啊！你们不要怕我们！施特劳斯说：不怕，不怕。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毛泽东说：我一身的病，腿也不行，肺也有病，眼睛也有病，讲话也不清楚。施特劳斯说：你的一生是劳累的一生，充满了伟大的业绩、伟大的探索及成功。我从你的语言中可以看到，你的头脑百分之百的健康。毛泽东说：还可以，可以吃饭、睡觉。

1月19日　根据毛泽东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军委只准备两项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略方针、装备等问题。又指出：搞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行，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毛主席已经有指示了，凡是有两派的地方，派性没有解决的地方，民兵一律不建立，也不要组织这个指挥部、那个指挥部。二十五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毛主席提出军队要整顿。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

1月下旬　江青找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贬低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一些成员，并要王、唐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得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同旬　江青不顾毛泽东“不要来看我”的批示，独自乘飞机到长沙。毛泽东对江青说：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

2月1日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分工问题。全体副总理出席会议，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会议。会议确定，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张春桥分管文化教育，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三名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次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情况。毛泽东圈阅了周恩来的信。

2月2日　阅张春桥、姚文元一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张、姚在送审报告中说：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共二十条，五千字，不知是否符合主席的要求。如果这次摘录的不行，我们可以再摘录一次。如果基本可用，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参考。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

同日　听张玉凤读周恩来本日晨三时关于其病情的来信。听后很伤感，圈阅了来信，并嘱张玉凤：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情况怎样了。

2月3日　圈阅姚文元二月二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论稿公布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中的一段话：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九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

同日　结束在长沙一百一十四天的休养，乘专列到达南昌。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曾想回家乡韶山看看，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如愿。离开长沙时对接待人员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

2月5日　由南昌前往杭州。

同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的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叶剑英为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2月6日　到达杭州，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汇报工作。在谭、铁谈到全省的生产受到批林批孔运动和派性斗争的严重干扰时，毛泽东表情凝重。此后，几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并批准对造反派头头采取措施，把他们从占据的杭州饭店里赶了出去。八日，住汪庄。

2月1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的核心小组《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按照这个计划规定的指标，一九七五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四年预计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中央的转发通知提出，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

2月上旬　圈阅王洪文二月六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半年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说：四届人大结束后，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多次讨论了今年上半年的工作。（一）主要是学习好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二）关于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三）工、青、妇三个群众组织准备争取五月份成立起来，现已着手筹备。全国政协也想在年内搞好。（四）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一部分干部的工作安排问题，关于解决云南、浙江、山西等几个省的“老大难”问题，根据主席多次指示的专案对象的清理和清理战犯的问题，劳动工资问题。以上各项工作政治局已初步作了分工，正在落实中。

2月1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通知说：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个通知和毛泽东的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中共中央印发的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如下：“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7)。由此，全国兴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2月19日　圈阅外交部关于我国副总理访问伊朗的请示。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建议由李先念于四月上中旬率团赴伊朗访问。

2月中旬　圈阅姚文元送审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篇文章发表在三月一日《人民日报》。

2月2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关于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关于成立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

2月22日　圈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关于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近两年来，欧洲经济共同体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我国与其建立关系，向其总部派驻代表。五月八日，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

2月27日　审阅一件关于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作出指示：“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8)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9)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2月下旬　圈阅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关于专案工作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由中央专案组和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审查的人员现有六百七十名。林彪一案有关人员拟放后一步处理，不包括在内。绝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现拟释放和安置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员，剩下的约四十几人。分类名单将分批上报中央审批。

2月　在杭州接受医疗小组对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检查诊断，诊断认为目前主要症状为白内障导致视力下降，说话不清。眼科专家建议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并实施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毛泽东只同意先治右眼，以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听取医疗小组汇报毛泽东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后，由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叶剑英五人联名将讨论意见报告毛泽东。报告说，“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3月1日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讲话还公开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3月3日　圈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同葡萄牙政府建交谈判的请示报告。

3月5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九号文件）。决定指出：一、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二、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三、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继续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四、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五、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决定中下面一段话是邓小平加写的：“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同日　下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到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3月6日　周恩来作肠胃检查，发现大肠内接近肝的部位有一核桃大肿瘤，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小组研究，决定施行手术。

3月8日　批准经周恩来阅改的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和准备释放的专案审查对象名单。报告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的六百七十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销。”(10)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具体处理的意见。此前，三月六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后报毛泽东。七日，汪东兴打电话告纪登奎、华国锋、吴德：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纪登奎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往杭州。毛泽东八日批准后，上述专案审查对象绝大多数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3月17日　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听取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作的说明。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十八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公布。十九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的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人名单，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在押的战犯全部释放。

3月中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洪皓《江梅引》、汤显祖《邯郸记·度世》（节选）。

3月21日　圈阅姚文元三月十七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当天《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社论中提出：“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3月24日　同王海容、唐闻生谈中外关系。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毛泽东说：在反霸条款问题上不能让步。如同意不将反霸条款写入正文，苏联高兴，不要上苏联的当。日本朋友正在为争取将反霸条款写入正文而积极活动，我们让步，就不好了。中日之间主要是联合声明，中美之间主要是上海公报。关于同葡萄牙建交的事情，毛泽东说：跟葡萄牙建交，就有澳门问题，收回澳门就会影响香港，而香港又影响台湾。王、唐谈到，中国艺术团到美国，美方不许我演唱《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这首歌曲，艺术团同美方进行了斗争，但不拟对美方报复，拟允许美国田径队如期来华访问。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不要报复。

3月27日　圈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水电部、国家体委关于同突尼斯总理努伊拉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努伊拉四月一日至八日来我国访问。据突外长告，努伊拉希望就国际形势和国际经济问题同我交换看法，同时商谈两国经济合作和贸易问题，并了解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经验。

3月下旬　听张玉凤读周恩来三月二十日关于其病情的来信。周恩来在信中说明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的情况，以及医疗组拟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并说：“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由于知道毛泽东当时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一封信嘱咐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几天后，张玉凤从杭州打电话告诉周恩来办公室：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4月1日　《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九岁。

4月5日　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讲话，她说：“春桥同志的文章(11)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有讲这个问题，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还分别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分送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十条经验等材料。四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没有理睬。

同日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台湾去世。消息传来，毛泽东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此后几个月，毛泽东同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蒋介石，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

4月上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王安石《桂枝香》，张孝祥《六州歌头》，陈亮《念奴娇》，辛弃疾的《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蒋捷的《梅花引》、《虞美人》、《贺新郎》，萨都剌的《满江红》、《念奴娇》（《百字令》）、《木兰花慢》。

4月13日　乘专列离开杭州，次日回到北京。二月八日至四月十三日在杭州休养期间，由于患眼疾，多是以耳代目，或听工作人员为其诵读古典文学作品，或听古诗词曲子。为向身边工作人员讲中外文学史，让人借过长篇小说《创业史》、《飘》、《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和《辛弃疾集》、《全宋词》、《全唐诗》，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讲解辛弃疾词中的两句“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期间，文化部为毛泽东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秦观的《鹊桥仙》、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陆游的《渔家傲》、岳飞的《满江红》、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洪皓的《江梅引·忆江梅》、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这套磁带共五十九盒，请一些词曲演唱家和乐器演奏家演唱配器。四月二日得知董必武去世的消息后，反复听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并把这首词上阕的最后两句“更南浦，送君去”，改为“君且去，休回顾”。在杭州期间，还要了侯宝林录制的十段相声，包括《醉酒》、《婚姻与迷信》、《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等。

4月17日　和朱德、周恩来致电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祝贺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金边。贺电说：柬埔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所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要坚持正确的道路，弱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强国，小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大国。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不仅为印度支那人民的反帝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和推动着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4月18日　下午五时至五时三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金日成，邓小平在座。当金日成谈到朝鲜有三项中心工作时，毛泽东说：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台湾、第三世界。南朝鲜、台湾麻烦，美国人霸住不走啊！它不想走啊！现在柬埔寨、越南好。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毛泽东说：（指眼睛）这个不好，（指嘴）这个不好，（指腿）这个不好，（指耳朵）这个好。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我不能抽烟了，抽烟几十年了。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会见金日成后，同邓小平谈话。邓小平反映了自三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4月20日　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纪登奎在座。毛泽东说：我外国都没有去过，只去过两趟莫斯科，见了斯大林，还见了赫鲁晓夫。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好的，高级领导人不那么好。我劝你们欧洲要注意啊！一面讲缓和、和缓，一面拼命搞扩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打你们，现在德国怕苏联了。现在的世界不太平，不安宁。你们不要怕我们，我们不会侵略到你们欧洲去。我希望你们团结起来。我们跟苏联的关系不好，现在是打舌仗。他们现在还不敢侵略中国。我看他们主要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中东。我不是吓你们，我是希望你们注意，不然会吃苏联人的亏。将来怎么样，你们可以看，可能我说得不对。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毛泽东说：我还能想，能吃饭，能睡觉，就是说话不行，走路不行了，还有眼睛也不好。我已经八十二了，上帝要叫我去呢。很对不起，不能跟你长谈了。

4月中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张元幹《贺新郎》。

4月23日　阅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四月二十日《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学习中的那种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毛泽东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4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的批示。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四人帮”宗派活动等问题，提出质问。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4月29日　圈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关于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副主席索姆斯会谈的请示报告。

4月30日　和朱德、周恩来致电阮友寿、黄晋发、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祝贺西贡解放。贺电说：“你们的胜利，开创了越南解放新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你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一切斗争中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越南人民的胜利，再次有力地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哪怕是一个小国的人民，在维护祖国独立、自由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中，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挫折，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打败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

5月1日　圈阅王洪文本日报送的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月二十七日讨论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在讨论过程中，一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如，对前阶段宣传报道中以及有同志在讲话中提到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问题，有同志提出现在来引用主席五九年写的“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否要修改九大、十大政治报告中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提法。有的同志对七三年十一月批评总理的错误时有同志提出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对不经政治局送给一些单位学习参考材料问题，对政治局不议大事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意见。由于出现了以上情况，将会议暂停下来。对这些问题如何处理，我曾分别找总理、剑英、小平、春桥同志商量过。在商量过程中，有同志对搞“四人帮”问题、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等问题又提出了批评。在商量时虽然大家都同意还是遵照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精神把会议开好，迅速地将主席指示贯彻下去。但我仍然有些忧虑，希望能得到主席指示。

5月初　江青给毛泽东处打电话，要工作人员转告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并说这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再现。毛泽东听工作人员汇报后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很难。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

5月3日　晚十时四十五分至次日晨一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北京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开会前，问周恩来的身体怎么样，还好吗？同苏振华握手时说：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同陈永贵握手时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12)，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13)，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14)，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要安定，要团结。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提到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谈话中还说：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15)不能走。最后，毛泽东讲起三国时吴王孙权迁都的故事，让叶剑英当场背诵了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16)，并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即孙权——编者注）。他（指叶剑英——编者注）有文化，看不起吴法宪。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5月4日　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五月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恩来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讲话。

5月17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五月十六日建议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请示报告及附件，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六月十二日，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贺诚已分配工作，并责成总后勤部党委对傅连暲作出平反报告。

5月21日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在会上指出：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要敢字当头。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要给你们“尚方宝剑”。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

同日　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致信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二十二日，张春桥阅此信时批注：“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二十七日，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等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最后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当天，张春桥批注：“不再改了。”在接到退件后，周恩来将二十一日信的原件送毛泽东阅批。

5月23日　阅苏振华五月二十二日关于海军建设的报告。报告说：五月三日晚，主席对海军指示：“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我们拟将主席的重要指示向海军部队和有关工业部门传达。主席早在一九五三年就指示，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建设一支强大海军。但是，海军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现在仍然很小。我们力争在十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大的海军。毛泽东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5月25日　阅白云涛(17)五月二十二日建议对粮食实行不同的收购价格的来信，批示：“此件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贫队里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如何再说。请先念主持办理(18)。”来信建议，对粮食实行按自然条件好与差的情况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程度，采取不同种类的征购价格，条件好的适当低些，条件差的适当高些。这封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后作为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

5月27日、6月3日　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批评“四人帮”。邓小平在会上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谈到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说：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叶剑英就邓小平提出的三件事发言，批评“四人帮”。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迫作了一些检讨。

5月29日　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提出：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5月29日—9月中旬　因患眼疾，不能看书，请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处读古代文史著作，主要选读《二十四史》、《昭明文选》中的若干篇章以及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鲁迅的文章。听芦荻读书期间，不时点评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历史著作。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听读庾信的《枯树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以及阮籍的《咏怀诗》后，谈到怎样看待历史书的问题，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每一部史书，都是由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芦荻为毛泽东读书期间，曾问：评法批儒中有人大捧秦始皇，怎么看？毛泽东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评论，要一分为二。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芦荻问：有人说李贺是法家，我想不通，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毛泽东说：谁说的？李贺是什么法家！芦荻说：两校大批判组和上海都有文章，说李白、李贺、李商隐都是法家。毛泽东说：什么？李白也成了法家？毛泽东问北京大学开不开诗词曲赋课，芦荻回答说，现在这些课都不开了，学生不读书，想读也买不到书。毛泽东说：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他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三十篇赋。

5月30日　让芦荻读《晋书》、《南史》、《北史》中的一些篇章，评论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

5月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张元幹的《石州慢》、《柳梢青》、《点绛唇》二首，白居易《琵琶行》。

6月2日　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海地区贯彻执行中央九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十二号文件）。报告说：徐海地区由于派性干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正确贯彻执行。这次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着重抓了以下三条：一、放手发动群众，直接依靠群众解决问题。二、端正领导思想政治路线，增强党性，克服派性。三、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央批语说：这个报告很好，可供各地解决本地问题时参考。中央批语和江苏省委的报告于本日发出。

6月4日　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转发冶金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十三号文件）。中央批语说：当前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会严重地影响战备，就会不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继续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继续贯彻中央今年九号文件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中央批语和冶金工业部的报告于本日发出。

6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邓小平在座。当马科斯赞誉毛泽东时，毛泽东说：我名誉不好，过去国内外的敌人都骂。马科斯说：只有果实结得最多的树才遭来石块的攻击。毛泽东说：这叫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19)，就是说人必骂之。我们这个党被蒋介石、日本人封锁了二十二年。我们没有外国援助。共产党靠外国援助，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多。当马科斯说到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时，毛泽东说：好！以后我们两个国家团结！（两手互握）我们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不搞阴谋诡计去推翻你们，你们也不搞阴谋诡计推翻我们，相互都不搞阴谋诡计。小吵架，大团结，总有些吵架，一点。总之大团结。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还有台湾没有解放，值不得骄傲。我们这个国家穷。中国人太多了，因为人太多，每个人的口粮不那么富裕。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现在这个世界不好。这由邓小平副总理去讲。

会见马科斯后，听取邓小平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6月8日　上午，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商量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等问题。指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具体工作外，还要代管学部(20)。

6月9日　阅周恩来报送的贺龙女儿贺捷生关于举行贺龙骨灰安葬仪式问题的来信。来信说：六月六日接到通知，中央军委等单位举行贺龙骨灰安葬仪式要求保密，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这样做不符合一九七四年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精神，请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周恩来在附信中提出对贺龙骨灰安葬仪式要设法补救。毛泽东批示：“照总理意见办理。”本日，在周恩来安排下，重新确定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规格，周恩来扶重病出席仪式，亲致悼词。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

6月上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陆游的《渔家傲》、《双头莲》、《鹊桥仙》、《真珠帘》。

6月12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李先念在座。当贾瓦拉谈到要合理应用中国给予的援助时，毛泽东说：搞小型的，不要搞大了。我们吃过亏，听了苏联的，搞“大、洋、全”。不要急，慢慢来，积累经验，训练科学技术干部。慢慢来，基本上靠自己。最好不要欠外国的账。现在还要些外援，不能附加有任何政治条件。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穷国，还要三十、四十、五十年，可能好一些。我们帮助外国，首先要使他们自力更生。先搞农业、轻工业，可以积累资金。我们现在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我们要感谢苏联，它逼我们，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办法啊，只好自力更生。现在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送给我们“保护伞”。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不要。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中东的石油国家用石油武器对付美国，这个好。问候你们的人民！整个非洲站起来！

6月15日　邓小平和康生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毛选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应当抓紧搞。目前五卷工作的重点，是继续做好毛主席讲话记录稿的整理工作。”“毛选五卷整理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后，即着手毛选六卷的编目工作。”信中提出，除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位同志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21)参加。

6月18日　听芦荻读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该文称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毛泽东说：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意图(22)。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给那时两个字，叫“文昌”。

6月中旬　圈阅周恩来六月十六日关于三月二十六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的来信。

同旬　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吴潜《满江红》、吴锡麒《梧桐树》。

6月23日　阅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来信。信中反映世界电子战方面的有关情况和人民解放军电子战装备的情况及问题，建议重视和发展电子对抗技术，加强电子战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批示：“送小平、剑英、成武同志阅。请剑英同志找二炮孔从洲等同志商议几次，为盼。”

6月24日—7月15日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议讲话中强调，军队要全面整顿，核心是整顿军队的党组织，关键是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要整掉肿、散、骄、奢、惰五个字和领导班子软、懒、散。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军委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我们军队工作的纲就是这个。叶剑英也在会上讲话。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七月十九日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以及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

6月27日　致信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毛泽东　倚枕”

6月28日　圈阅邓小平六月二十五日报送的关于同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据伊方告，马鲁夫将向我介绍伊目前形势和对外政策，并就国际形势，发展双边关系，以及经济合作等问题同我交换意见。

同日　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书面检讨，检查了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检讨还说：“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6月30日　阅原林彪办公室医护人员蒋葆生六月二十四日来信。信中说，在学习班已经四年，仍未作出正式结论，渴望自己能早日回到原工作单位（北京医院）工作。毛泽东写批语：“中央：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予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请讨论决定。”七月一日，就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中的嫌疑人员的处理问题又写批语：“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予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

同日　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转发国防科委临时党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七机部以及所属不少单位的领导班子和革命队伍长期分裂，生产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现在是必须坚决地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以及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解决七机部问题的纲。必须立即调整和加强七机部部、院两级的领导班子。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和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建立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

7月1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泰国总理克立，邓小平在座。当克立向毛泽东表示敬意时，毛泽东说：不要信那些说我伟大的话，你不要信，你会要上当。谈到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很赞成你在香港讲的那一篇话，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有人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的！可是你们国家的共产党，我没有见过一个，不胜遗憾之至。至于你们怎么对付共产党，我们不干涉，无非是一骂、二打、三杀。我们不管，管不了啊，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共产党是骂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杀出来的。美国花了两千亿美元，派了五十万军队，去打越南、柬埔寨。不打还好，一打呢，美国滚走了。谈到尼克松时，毛泽东说：尼克松总统，他来了，尼克松不错，他是很有能力的总统。如果方便，请代我问他好。他得罪了东部大财团。我的朋友倒霉，尼克松、田中角荣、希思、蓬皮杜。毛泽东最后说：我现在八十二了，现在一些事要别人管，我管不了那么多了。邓小平是个好人。

同日　阅叶剑英本日晨二时来信。信中说：“洪文同志去杭、沪工作一短期，临行报告主席，提议在他未回京前，政治局会议由剑英或小平同志主持。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请主席批准。”毛泽东批示：“同意。”王洪文到上海后，对马天水和徐景贤等人说：我给主席的报告没有讲日期，反正我也不想很快回去。徐景贤说：你本来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现在你到上海来，中央的工作由谁主持啊？王洪文说：什么主持工作？现在我有什么权啊？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邓在抓，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了。这是主席定的，我有啥办法。

同日　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全部建成通车。这是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7月2日　阅林默涵六月二十四日来信，写批语：“中央：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附林默涵来信。”林默涵信中说五月底中央宣布对他解除监护、恢复自由，使他深感党是真正爱护干部的，希望继续留在党内。

7月初　听取邓小平汇报各方面的工作。谈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进展情况时，邓小平问是不是设一个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说：不要了。你一个，康老一个，乔木。政治局也看一下，议一下，不必读，看。谈到毛泽东关于原林彪办公室人员和周扬一案的批语时，邓小平说：政治局要议。现在是主席批一件，我们动一下。其实主席树立了政策，我们应该顺着去做。毛泽东说：关，不是办法。邓小平谈到要给林彪之女林立衡公开分配工作时，毛泽东说：好，赞成。谈到文艺工作时，毛泽东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谈到军队的整编方案时，邓小平说：大批的要当顾问。毛泽东说：我也愿意当顾问，主席不能当了。邓小平最后说：我处理这些问题名声不大好，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任劳任怨。你跟刘少奇不一样，两回事。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

7月6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没有利害冲突，整个第三世界都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希望你们好。你们手里有很大的武器，就是石油。整个阿拉伯世界有一亿人口。中国现在还不行，还要过几十年以后，可以好一点。我们现在尽力量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也支持我们，我们两家的事好办。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我们的副总理邓小平。

同日　圈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拟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以私人参观者身份来中国商讨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请示报告。

7月9日　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谈话，传达毛泽东七月初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批评，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以供政治局讨论时用。

7月11日　圈阅胡耀邦谈自己近况的来信。邓小平在送阅报告中说：科学院急待整顿，拟调胡耀邦和李昌两人到科学院负责。(23)

7月13日　阅邓小平本日送审的《论十大关系》整理稿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将《论十大关系》印发全党讨论的通知。

7月14日　同江青谈话。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24)、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以前的《万水千山》(25)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反杜林论》出版后，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26)。长春沈阳解放。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同日　晚上，听芦荻连续读两遍王粲的《登楼赋》。毛泽东评论说：王粲真正焦心的，是“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王粲守着个腐朽的贵族（指刘表——编者注），无所作为，时光白白地流去，期待着天下太平，却迟迟无望，他自然痛苦。作者的最高理想，是“王道之一平”，出现贤明的君主，统一天下，稳定时局，他就可“假高衢而骋力”，干一番于国于民有益的大事业了。“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两句，是借着用典，道出了作者的心事，他怕自己成为无用之人，终生碌碌，无所作为。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粲就不守这个信条，正因为天下乱，他又处于“穷”境，却更要出来济世，这就高多了。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即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了他的退隐。不过，陶渊明倒是真隐了，而且亲自种过田，情况有所不同。赋里含有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写《到韶山》，就是想起了三十二年前的往事，对故乡是很怀念的。写《答友人》，说“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最后，毛泽东问芦荻，会不会背李商隐的《安定城楼》，芦荻说不能背，毛泽东自己背了出来：“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背完后说：这也是个年轻人的登楼之作，也是有抱负而不得施展。中间还用了王粲写《登楼赋》的典，值得一读。芦荻走后，毛泽东睡不着觉，接着读《楚辞》。

7月17日　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党员和突击提拔干部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十六号文件）。中央批语说：发展党员、提拔干部，必须坚持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和干部路线，严格按照党章办事，坚持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而决不可草率从事，采取突击的方法，更不允许适应某些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的需要而突击发展党员。凡有两派的地方，在资产阶级派性还没有得到克服，群众仍然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应当暂缓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容许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

同日　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上半年，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和中央九号、十二号、十三号文件，工业交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有一批重点企业，革命问题没有解决好或正在解决，生产还没有搞上去。目前，要抓紧解决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问题，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中央的批语，要求将此报告迅速传达到所有工矿企业的干部和群众，对报告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切实付诸实施。

7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受左眼白内障手术。周恩来、邓小平在门外守候。手术大夫是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专家唐由之。毛泽东被扶进做手术的房间时问：音乐准备了没有？手术中播放岳美缇演唱的岳飞《满江红》昆曲。手术后约两个小时，在卧室写下鲁迅《悼杨铨》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并签上名字送给唐由之。

7月24日　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涉及林彪一案的被监护审查对象的通知。通知指出：审查对象的结论和处理，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贯彻执行审查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

7月25日　听工作人员读邓小平报送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关于电影《创业》的来信。张天民七月十八日分别给毛泽东、邓小平写信反映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影片《创业》的情况。信中说：影片经过大庆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代表和中央文化组的多次审查，一些负责同志也给予了肯定。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口，电视电台停止播放，并通知了全国各地。几天后，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说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等等，要求查一查背景。文化部核心小组经过讨论，又正式提出十条批评意见，并建议吉林省委、长影党委和创作人员进行检查，要我们写一篇自我批评文章在报上发表。张天民对十条批评意见提出不同看法，建议影片重新上映。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完张天民这封信后，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并说：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

7月26日　圈阅邓小平七月二十日转报的薄一波写给毛泽东的信。来信说明一九三六年出狱过程，要求保留党籍，分配适当工作。毛泽东圈阅后，薄一波的信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

7月27日　听工作人员读中央专案组七月十六日就周扬一案的处理情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在周扬、夏衍、阳翰笙释放后，周扬一案凡关押、监护的人员已全部释放。结论属于人民内部问题的，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应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关于周扬本人，报告说“问题性质严重”，只说工资照发，可以分配适当工作，未提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让秘书把报告中的“问题性质严重”改为“人民内部问题”。二十八日，邓小平将毛泽东的修改意见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八月七日，中央专案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周扬做出新的处理决定：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

7月28日　白内障手术后开始看书。读南宋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7月29日　阅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师钱江七月二十五日关于电影故事片《海霞》的来信。谢、钱在信中说：《海霞》确实存在不少缺点，但是用六条标准衡量，它不是毒草。可是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等的审查意见和多次批评都是无限上纲，把艺术处理问题夸大到政治问题，给《海霞》扣上了“贬低英雄人物”、“丑化人民解放军”、“拿穷人开心”、“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等大帽子。《海霞》修改后，全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者注）普遍认为比原来有改进。但六月二十六日夜突然查封了《海霞》的底片、正片、磁带，并宣布不经文化部领导亲自批准，不得启封。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七月三十日，邓小平、李先念等八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审看了《海霞》的两种拷贝，并开会决定，用修改后的拷贝在全国上映。

8月12日　就庾信《枯树赋》注释问题批示：“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仔细的研究。”(27)

8月13日　阅粤剧演员红线女八月五日来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红线女在信中谈了她到延安、大寨、红旗渠参观后的体会，提出：山区的盐比城市贵那么多，我觉得这是对待山区，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态度问题。像食盐、布匹这类人人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必须照主席历来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去办。

8月14日　同芦荻谈话。芦荻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在毛泽东谈了其他几部小说后，芦荻问《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句话是不是主席说的？毛泽东说是自己在武汉讲的。芦荻问：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水浒传》还有什么好的呢？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同日　阅姚文元本日报送的关于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请示报告(28)。请示报告说：接到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报告还对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具体的意见。毛泽东批示：“同意。”本日，姚文元向《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传达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让报社组织讨论，写一个宣传规划，还要写社论，强调把小说中的宋江投降，引伸到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要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8月20日　阅姚文元八月十八日报送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关于开展《水浒》评论的规划，批示：“同意。”两报的规划都从批判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调和论以及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拟出了一些选题。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建议：拟同意他们先这样。遇问题再商议。

8月中旬　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教师李春光批评文化部负责人的大字报简报，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八月八日，李春光将其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学习讨论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批示的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大字报。大字报批评文化部负责人扼杀《创业》，消极抵制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在理论研究上不讲马克思，不讲列宁，不讲主席，不讲鲁迅，专讲一些伟大发现；好责怪别人，没有自我批评，压制不同意见等等。

8月21日　圈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关于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方针和对策的请示报告。本届会议于九月一日至十二日在纽约举行，议题是“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同日　邓小平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目的会议时，胡乔木问毛泽东评《水浒》的指示是不是特别有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8月27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西哈努克和夫人、宾努和夫人、乔森潘，邓小平在座。西哈努克感谢中国给予的援助。毛泽东说：没有什么援助，所谓援助，第一也是你们支援我们。美国怕你们啊！而不是你们怕美国。料不到胜利这么快。（对乔森潘）你从金边来，把他们（指西哈努克和宾努——编者注）接回去。你要好好帮他们的忙。吵架总是有的，小吵架，大团结。

8月下旬　圈阅姚文元八月二十六日报送的国家出版局关于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水浒》的重要批示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关于《水浒》的出版工作，拟出版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以上几种版本，书前均印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并加出版前言。

同旬　江青同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副部长刘庆棠谈话时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

8月—9月　读《晋书》。在封面上批写：“一九七五年八月，阅第五十至五十六卷，再阅《羊祜传》、《杜预传》；九月再阅第七十九卷《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

9月1日　和朱德、周恩来致电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贺电指出：目前，越南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越南北方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越南南方人民正在重建家园，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我们相信，越南人民一定能够把越南建设成为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9月2日　阅姚文元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批示：“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社论稿说：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9月3日　阅陈永贵八月十四日报送的《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陈永贵的几点建议是：一、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经过几年生产的发展，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农业要大干快上，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势在必行。二、关于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这样政治就挂帅了。目前全国大多数地方沿用的还是定额包工、死分活评，弱点是搞工分挂帅，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三、关于用什么办法照顾穷队，不能采用国家出钱提高分值的办法，要从加速发展穷队的生产着手。四、关于盖社员住宅，集体盖比单户盖好。五、关于社员欠集体的粮食，一定的条件下，免了比欠着好，能大大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阅。请考虑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并在政治局讨论一次。”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十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座谈会未形成一致意见。

9月9日　阅邓小平九月七日报送的公安部《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特赦释放了全部在押战犯。最近召开了清理工作会议，处理意见是，除因现行罪逮捕判刑的一百零九名外，均予释放，妥善安置。毛泽东批示：“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处。”本日，邓小平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即（四）项的一百零九人，也予释放，县团以上的三千多名，也照此原则办理。”十二月十五日，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十二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释放大会。

9月15日—10月19日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先后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和北京举行。

9月15日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二十五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但是，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头脑要清醒，要鼓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周总理在四届人大讲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够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我们不能吹牛。类似大寨型的县、社、队，各地都有，但是很不平衡，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即使是个别的情况，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社员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账。这种状况，我们能够满意吗？总之，形势要求我们走快一些。又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九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将讲话稿送毛泽东审阅。二十六日，经毛泽东批准，讲话稿印发会议代表。

邓小平讲话时，多次被江青插话打断。江青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召集文化、新闻单位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写作班子一百余人谈话，说：《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9月16日　阅姚文元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化石》杂志编辑张峰九月六日来信。信中说：科普刊物《化石》创办三年来虽然得到工农兵的初步好评，但却受到出版部门个别负责人的排斥、压制和少数权威的挑剔，至今仍为半年刊，且只有一名编辑。听到中央八月二十七日关于《动物学杂志》、《化石》两刊出大字本的指示后，知道我们的刊物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注，主管单位已同意改《化石》为季刊，编辑增至四人。信中还对科普工作提出了七条具体意见。毛泽东批示：“小平、文元同志：请考虑，可否将此信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并为这封信加了标题《一封诉苦的信》。九月二十四日，邓小平报送胡耀邦、李昌、王光伟(29)关于科学院讨论落实毛泽东对《化石》杂志的批示的来信，毛泽东圈阅了这封来信。

9月19日　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外交部、中联部《关于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方案的请示》和《关于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接待计划中说到，请江青参加越南党政代表团二十二日抵京当晚的欢迎宴会和次日的文艺晚会。毛泽东批示退邓小平，指出“江青不要参加对越活动”。

同日　阅姚文元本日报送的山东省章丘县侯家学校谢革光七月二十日建议《诗刊》复刊写给《红旗》杂志社的信，批示：“同意。”

9月20日　下午，周恩来在三〇五医院施行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9月中旬　圈阅邓小平九月十一日报送的中华书局一干部就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和对社会科学研究、出版、图书馆工作提出建议的来信。

9月21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邓小平在座。关于世界形势，毛泽东说：要打仗。惹不得苏联，谁惹它，就不好。苏联威胁你们，也威胁我们，现在全世界怕苏联。苏联凶、不讲道理，这也是它的弱点，凡真有本领，不会表现那么凶。美国究竟怎么样啊？会保护欧洲吗？我是怀疑。真要打起来，它会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来。苏联如果占领欧洲，它的力量就分散了，它就不行了。至于打中国，我们是准备它占领东北、北京、汉口、上海、天津、青岛，叫它占领城市，然后事情就好办了。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都是守势，而苏联取攻势。它取攻势，就埋伏着失败。它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也只是暂时的成功。希思说：毛主席感到中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了吧？毛泽东说：有一些，不大，至少还要三十、四十、五十年。

9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黎笋，邓小平在座。谈到亚洲形势时，毛泽东说：大局是好的。朝鲜、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大局是好的。有些问题，吵，但是大局是好的。谈到自己身体状况时，毛泽东说：睡眠不大好，每天睡三次，一次睡两三个小时。还能吃饭。腿不好，讲话不好，肺不好。去年眼睛不好，现在做了白内障手术，我能看见你，三个月前看不见，连这个手都看不见。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也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第四是我。我八十二了！（指邓小平）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会见黎笋后，听取邓小平汇报最近工作。当邓小平谈到江青九月十七日在大寨的讲话时，毛泽东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编者注）。此前，华国锋曾向毛泽东请示说，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9月27日　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关于社队办企业的三份材料，批示：“小平同志：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两封信是华国锋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和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一篇报道即《河南日报》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登载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华国锋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目前社队企业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有重大意义，要求一些同志坚决丢掉妄图取消或砍掉社队企业的错误思想。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的来信说：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社办企业搞得好，省、地、县有的领导部门却要收归他们自己所辖的企业范围。这两封信和一篇报道，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中央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

9月28日　阅邓小平报送的陆定一子女来信，批示：“请小平同志商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告我。”陆定一的子女在信中转达了陆定一对毛泽东的坚定信念，并期望毛泽东再次挽救他们的父亲。

同日　阅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文年生的妻子苏枫来信。信中说：文年生由于不同意黄永胜等人镇压群众的做法，被撤销了军区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及其政治和生活待遇，遭受打击迫害，在一九六八年去世。希望能平反昭雪。毛泽东批示：“请汪转小平、春桥酌处。可能是冤案。”

9月30日　阅邓小平九月二十九日关于调陈丕显来北京的请示，批示：“同意。”请示说：陈丕显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还年轻（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一九七七年二月，陈丕显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同日　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毛泽东提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记得自己讲过。

同日　晚上，邓小平以周恩来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四千多人参加的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出席招待会。

10月1日　上午，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靠在床头上沉思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10月3日　阅冼星海(30)的妻子钱韵玲九月二十七日来信。信中说：今年十月三十日是星海逝世三十周年。解放以后，星海逝世十周年、二十周年，聂耳(31)逝世二十周年、三十周年都曾隆重纪念。但今年七月十七日，聂耳逝世四十周年国内却没有表示。我希望今年能够演出、广播、出版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及其他作品，集会或发表文章，以示纪念。毛泽东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十月二十五日，首都音乐界举办了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音乐界人士几乎全部出席。

10月4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10月5日　阅数学家华罗庚十月一日来信。华罗庚信中主要谈他在基层普及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的情况，同时说到自己最近的身体状况。华罗庚的两个孩子附信说：“这是我父亲在病榻上给您的信，因他有病写得很草率，嘱我们抄写清楚呈上。并附原稿。”毛泽东批示：“退华罗庚同志。意思很好。大病新愈，宜多休养一时期，待全好后再去，较为适宜。”

10月6日　圈阅邓小平十月五日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关于创办《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

10月7日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初稿完成。《总纲》从理论上对“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了阐述，并阐述了各项工作整顿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突出强调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0月8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邓小平在座。关于世界形势，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中国、欧洲、南斯拉夫，都要准备打。准备打，没有坏处。不准备打，就危险。思想上不能解除武装。现在西方比较弱。欧洲国家太多，团结不起来，欧洲共同体，难。最后还是靠你们自己。

10月10日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从新疆回来路过北京。随即留在中央工作，成为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10月上旬　阅王洪文十月五日关于处理浙江派性问题致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的信及邓小平对王洪文信的批语。王洪文信中说：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十六号文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邓小平十月七日的批语是：“此事在政治局五日会议上议过。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

10月16日　阅邓小平十月十五日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编印的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材料说：学部有二十一人出席了邓小平副总理主持的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国庆二十六周年招待会。他们听了邓小平副总理的祝酒词，看到一片朝气蓬勃、团结胜利的景象，非常兴奋。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何其芳说：“出席这次盛会，深切感到党对于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有所改正的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鼓励。”文学所研究员俞平伯说：“这回被邀请参加国宴，还把我的名字登在报纸上，那就意味着我已经解放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冯至说：“宴会充分体现了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宗教所原副所长任继愈说：“宴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出席的有老年的、中年的，也有青少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经济所原副所长严中平说：“参加这次招待会，说明党认真贯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老知识分子共十八人，除上述五人外，还有吴世昌、顾颉刚、吕叔湘、丁声树、贺麟、冯友兰、魏建功等。毛泽东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10月19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李先念在座。当马里驻中国大使说全世界都在阅读主席的著作时，毛泽东说：没有多少意思，靠你们创造。关于中马关系，毛泽东说：我们是友好国家，以后有事找他（指李先念），他是我们的管家。谈到中国的对外贸易时，毛泽东问李先念进口多少，出口多少，以及和美国、日本、欧洲的贸易情况。在李先念一一做了说明后，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没有石油，苏联人卡我们，现在有了。我看你们非洲也要找石油。

会见特拉奥雷的夫人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32)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现在他们有错误缺点，可以批评、教育。对犯有错误或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打倒。”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指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编者注）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八月十三日，刘冰等曾由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一封信，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毛泽东看后指示秘书：“先放着。”十月十三日，刘冰等再经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一封信，揭发迟群、谢静宜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搞非法组织活动的情况，毛泽东看后，让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就讲了上述那些话。

同日　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转发华国锋十月十五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10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邓小平、乔冠华、黄镇在座。基辛格说：我们对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赋予极大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说：意义有一点，不大。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对手。毛泽东说：对。你们（指基辛格和邓小平——编者注）吵了一架。基辛格说：只是在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应采取什么手段上吵了一点。毛泽东说：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基辛格说：你们对世界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意见我们都同意。苏联对我们是个极大的危险，但并不在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占第一位。毛泽东说：不对，超级大国只有两个。我们是最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我们是第五。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基辛格说：我们不是想利用中国跑莫斯科，因为这种做法会是自杀性的。毛泽东说：已经跑过了！当基辛格说美国曾试图表示准备在军事问题上提供帮助时，毛泽东说：军事方面，我们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关于世界形势，基辛格说：我重读了两年前主席与我的谈话，从中我读到了对世界局势的最深刻的分析，我们十分重视。毛泽东说：有些估计还要看。现在欧洲太软、太散，害怕苏联！西德和东德统一起来就像（举拳头）这样，我们赞成统一。现在德国统一没有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致。日本自己要搞霸权主义。基辛格说：日本称霸的潜力是存在的。毛泽东说：你太忙，不忙看来也是不行啊。风雨欲来燕子忙。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忙了。推迟可以，但要阻止风雨难。谈话中，毛泽东还说：第一，问候福特总统先生，第二，问候尼克松先生。基辛格说：这两件事我都将十分愉快地去做。

10月22日　阅邓小平十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事宜的报告。报告说：政治局近日会议，讨论到主席在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国庆宴会的反映简报上所作重要批示的时候，谈到党外党内有一批人，需要在政治上早点安排，都同意积极准备，早点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另外，政治局一致意见，拟于近日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议，补选两位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一为主席和中央已经决定的李大章同志，一为邓颖超同志。毛泽东批示：“同意。”

10月27日　就江青不要下去“蹲点”等问题作出批示：“改一改。不要蹲点，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特别在北京。我在北京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地方。说话不要冲口而出。不要管，要顾大局。不要打电话，不要来看我，有事写信。”

同日　阅邓小平十月二十五日报送的邢燕子、朱克家(33)等十二名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说：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投身到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青春。我们还要求各级党委给我们创造一个必要的条件，减少外出参加一些会议，让我们当了干部的知识青年能有更多的时间战斗在基层。毛泽东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十月二十八日，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

10月28日　阅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关于讨论毛泽东十月十九日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意见的书面报告。报告说：遵照主席的指示，十月二十三日，小平召集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开会，就如何贯彻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提出两个方案：一、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主席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二、以刘冰等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会议还建议向中央政治局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第二方案，在第一方案“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下面画线，批注“对”，并将这句话中的“批评”改为“指示”。

同日　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革委会副主任、新疆军区原第一政治委员王恩茂十月十九日来信，王恩茂提出想回部队做点工作。毛泽东批示：“汪阅后，送剑英、小平、春桥同志阅处。他现在芜湖，请考虑是否在南京军区给他安一个职位。”毛泽东批示后不久，王恩茂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10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邓小平、王殊在座。施密特说：西欧和北美的共同防务努力，足以使任何想对我们发动进攻、施加压力或施行侵略政策的人都感到那样做太冒险了。毛泽东说：好，但是十年、二十年以后，会发生变化。如果你们十年不联合，不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联合成一个共同体，会要吃亏。要靠欧洲自己为主。

同日　阅陶铸亲属来信。陶铸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十月分别来信，对专案组关于陶铸所谓历史问题的结论提出质疑，希望能换一些人对陶进行甄别工作，并在中央讨论、主席审批前，将历史结论向家属说明。毛泽东批示：“印发在京政治局同志。请汪东兴同志酌处。”

同日　阅原马列学院秘书长周文的妻子郑育之来信。周文于一九五二年在党内受到批判时去世，郑育之来信要求为其平反。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周文一案进行重新复查后宣布：对周文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原来党内除名的决定。

11月1日　阅邓小平十月三十一日报送的鲁迅之子周海婴关于鲁迅著作的研究和出版问题的来信。信中提出：一、将戚本禹过去从文化部保险柜弄走的全部鲁迅书信手稿一千多封交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保护收藏，由文物局负责全部影印出版，同时由出版局负责编印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二、现在继续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需要动员一些认识和熟悉鲁迅的老同志来参加工作。三、将一九五八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国家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人员，请一些对鲁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做顾问，除和出版局共同负责鲁迅全集的注释外，专门负责鲁迅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毛泽东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同日　晚上，同邓小平谈话。毛泽东肯定邓小平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同时批评他为刘冰等转信的做法。

11月2日　同毛远新谈话。此前，九月二十七日还谈过一次话。在谈话中，毛远新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还说：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34)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编者注）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编者注）提高。

同日　晚上，毛远新和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四人根据毛泽东要求在一起开会。毛远新对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工作以来的形势和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加以否定。邓小平反驳说：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三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七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也表示愿意作自我批评。

同日　阅胡乔木十月二十三日报送的作家姚雪垠的来信。信中说：《李自成》第一卷于一九六三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上一部。一九六六年夏，得知主席看过了这部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这部小说共五卷，写成后估计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字，第二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主席帮助解决。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11月3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毛远新汇报十一月二日晚他和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四人开会情况。毛泽东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指邓小平——编者注）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毛远新说小平同志后来收回了原来的话，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他要有个转弯，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又说：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这次谈话内容后来整理到一九七六年三月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

同日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安排，吴德到清华大学参加校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评。会后，根据校党委的部署，在校内师生员工当中展开一场关于教育革命问题的大辩论，集中批判刘冰、周荣鑫(35)等，实际上矛头对着邓小平。

11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毛远新汇报本日八人会议情况。毛远新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在会上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毛远新请示八人会议的开法时，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小平——编者注）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毛泽东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11月9日　圈阅毛远新十一月六日报送的毛泽东十一月二日、三日、四日同他的谈话整理稿。毛远新在送审报告中说：为了集中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为了贯彻互相帮助，统一认识，团结起来，搞好工作的原则，也考虑到下一步逐步扩大，便于传达讨论，我把前几次谈话中主席有关的指示整理一个材料，请主席审阅指正。小平同志确定明天晚上八个人继续开会，会后再向主席报告。本日，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告毛远新，同意将这个整理材料印发到会同志。

11月上旬　阅苏振华十一月三日关于拟下部队作调查研究的报告。报告说：我和萧劲光同志，还有几个管专业的副司令，拟最近到东南沿海，研究港湾码头十年建设规划，检查部队装备维修和训练情况等。毛泽东批示：“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同旬　阅邓小平十一月五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缅甸总统奈温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报告。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奈温已表示希望会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故我请外交部提出由我和春桥两人之一出面接待的方案。毛泽东批示：“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迎送及宴会。”并删去请示中“江青同志会见已有安排”一句，还把“由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代表周总理主持”、“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讲话”、“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祝酒”中的三处“或张春桥”四个字删去。

11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奈温，邓小平、张春桥在座。谈到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时，毛泽东说：我们不在北京的大使馆里安窃听器，跟外国人谈话，我们不搞窃听。搞这一套，没有好处。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工业、农业都不发达，现在正在想办法。我们是农业第一，农、轻、重。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说：外国人卡我们，没办法，强迫我们，我们才搞起来，要谢谢我们的苏联朋友。

会见奈温后，同邓小平、张春桥谈话，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帮邓”会议，并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同日　为打招呼问题写批语：“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36)要估计这种情况。这一些老同志要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37)、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14日　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和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会议指出周荣鑫、胡耀邦、李昌三人的“错误”。

同日　阅李素文十一月一日要求深入基层多做调查研究的来信，批示：“似可同意。请登奎同志商李素文同志酌处。”来信说：我长期在基层做财贸工作，今年调我到中央抓财贸工作，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但是我担心在上边时间长了会陷到文件堆里，忙于送往迎来。希望能多给我一些机会到基层接触群众，接触实际，多做些调查研究，把财贸工作做好。另外，现在一些妇女工作也让我出面，对这一工作我实在不熟悉，建议由其他熟悉的同志担当，使我集中力量搞好财贸工作。

11月15日　阅王洪文十一月十四日报送的《关于上海召开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简报》。简报说：最近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召开了一次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诗刊》复刊的重要批示，宣读了文元同志给主席的信。最近听到下面有些人在传抄主席与江青同志七月十四日的谈话内容。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将主席这次谈话精神传达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有关文化单位，以便使全党重视文艺创作，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38)，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同日　阅邓小平来信。来信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39)，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11月16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李维汉来信。来信说：盼望得到审查结论，希望留在党内，并尽可能地做一点有益工作。毛泽东批示：“请汪查一下此人审查情况，结论如何，告我为盼。”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交的审查结论报告上批示：“印发政治局，讨论确定。”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后，提出两个方案：一、同意专案组意见，开除出党，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二、保留党籍，保留原工资。十四日，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修改的审查结论报告上批示：“可考虑照第二方案处理，请再议。”二十一日，邓小平将《李维汉的审查结论》退中央办公厅时注明：“政治局已按主席批示，照第二方案处理。”

同日　晚上，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来信的批评内容。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胡耀邦、周荣鑫进行指责。十一月十七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听了十六日会议情况汇报后的指示。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对胡乔木、周荣鑫进行指责。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了这两次会议。

11月18日　阅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来信。来信提出辞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一职。毛泽东批示：“请汪酌处。我看可以同意她回天津。”

11月19日　阅国防科委资料研究所干部张伯恒十一月十日来信。来信说：最近国防科委常委恢复了我的党组织生活，我对审查报告的结论部分基本上同意，但对批示部分有意见。不宜先入为主地下结论。如康生同志的批示中说我“肯定与苏修是有关系的”，我认为像这样的结论式文字，倘无充分根据，最好不这样写。毛泽东批示：“此类事件应归何处处理，请汪酌处。”二十一日，汪东兴将张伯恒来信和毛泽东批示送叶剑英。二十二日，叶剑英批示：“建议请总政复查酌处。”

11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11月22日　阅邓小平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关于打招呼会议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邓小平附送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写道：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11月23日　就打招呼会议致信邓小平：“小平同志：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1月24日　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将这个讲话要点作为一九七五年二十三号文件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这个文件的传达范围逐步扩大到基层。

同日　阅农林科学家乐天宇十一月十八日来信。来信反映，原林业系统有派性的人要开除他的党籍，而自己的全部历史已于一九七二年经农林科学院派专人核实，并无任何问题，要求返回原借用单位（由中国科学院借调到林业部）工作。毛泽东批示：“请汪查一下此人情况。”

11月26日　中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十二月二日，按预定计划将卫星收回地面。这是中国科技人员首次掌握卫星回收技术。

12月2日　下午四时十五分至六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总统福特、国务卿基辛格，邓小平、李先念、乔冠华、黄镇在座。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我看黄镇还是到美国好，再去一两年。两国关系应该继续，我看现在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多少事，今年、明年、后年没有事，以后会要有些事，可能会要好一些。现在报纸有些新闻，把我们两家的关系讲得很坏。要打个招呼，吹吹风。当福特说到要使全世界都相信中美两国关系良好时，毛泽东说：慢慢来。当福特说到打算在明年之后改善双边关系时，毛泽东说：那好。希望以后两国友好。我们冲突一定是有的，因为我们中国和美国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关于同苏联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没本领，就是放空炮！当福特说到两国要努力协调行动对付扩张主义的挑战时，毛泽东说：好。实际上苏联怎么办，要看。福特说：我们和西欧的关系以及你们和西欧的关系都应很好，以对付苏联在西欧的扩张。毛泽东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美国有共同点。

12月3日　阅《解放军报》原总编辑赵易亚来信。来信提出希望迅速对他的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在结论未定以前，对他阅读文件、参加会议及医疗卫生、物质供给等也作出明确规定。毛泽东批示：“请汪阅。此件似应送总政查明酌处。”

12月初　阅《诗刊》编辑部十一月十五日关于发表毛泽东诗词的来信。来信说：《诗刊》复刊后的第一期定于明年一月十日出版。一九五七年《诗刊》创刊时，主席发表了十八首诗词，在《诗刊》重新出版的时候，我们十分希望再发表主席近年来的诗词新作。现送上我们收抄的《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和《念奴娇·雀儿问答》两篇诗稿，请主席订正后，连同主席新写的其他诗词一起，给重新出版的《诗刊》第一期发表。毛泽东对附送的《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和《念奴娇·雀儿问答》两首词作了修改，其中将《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改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将《念奴娇·雀儿问答》改为《念奴娇·鸟儿问答》，将《念奴娇·鸟儿问答》结尾一句“请君充我枵腹”改为“试看天地翻覆”。并批示：“送诗刊编辑部。”

12月5日　和朱德、周恩来致电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苏发努冯和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祝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于十二月二日宣告成立。贺电说：几十年来，英雄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畏强敌，不怕困难，坚持武装斗争，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极右反动势力，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老挝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你们的胜利，不仅对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中老两国是亲密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革命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2月10日　同毛远新谈话时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

12月12日　圈阅外交部、外经部关于向扎伊尔提供紧急物资援助等问题的请示报告。

12月13日　阅王世英(40)妻子李果毅来信。来信说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希望能早些见到对王世英的审查结论。毛泽东批示：“请汪酌处。”

12月14日　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党委《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二十六号文件）。报告说：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2月16日　中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2月18日　阅毛远新本日送审的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以来有关谈话的整理稿，批示：“可以。”二十一日，毛远新根据毛泽东批示将整理稿送汪东兴，建议先印发政治局及参加会议的同志。

同日　阅天津化工学院袁血卒(41)来信。来信说他于一九七四年恢复党的生活，但至今没有工作，在军队工作几十年，请求批准回部队工作。毛泽东批示：“送天津市党委酌处。”

12月20日　阅叶剑英十二月十八日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批示：“很好。退叶剑英同志。”报告说：遵照主席六月二十三日对孔从洲同志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建议信的重要批示，我要总参牵头，请孔从洲同志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先后研究了四次，写了专题报告。十二月八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军委常委联席会议专门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汇报，并进一步作了讨论，拟先采取以下措施，迅速把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工作加强起来。一、拟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二、设一机构负责全军电子对抗和雷达归口管理工作。三、加强电子技术情报工作。四、加强和调整电子对抗的科研、生产力量，迅速改善我军电子装备的抗干扰性能。五、积极培养电子对抗技术人员。

同日　晚上，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检讨发言，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并介绍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情况。会后，致信毛泽东，将检讨发言稿送毛泽东审阅。

12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达科斯塔，李先念、乔冠华在座。主要商谈中国给予援助问题。毛泽东说：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现在你们没有粮食，没有布匹，没有药品的问题，这些要快。现在先解决困难，吃饭、穿衣问题，然后再援助建设，无息长期贷款，这样比较好。要靠你们自己。你们和我们互相帮助，不只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也帮助我们。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现在还是被压迫，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世界上被压迫人民，这是尽义务。

12月24日　阅海军党委和南京军区党委十二月十五日关于海军航空兵四师副师长舒积成情况的报告。报告主要反映“九一三事件”后对舒积成办学习班进行审查的情况。毛泽东批示：“人民内部矛盾，本人已交待，不要再追究了。”

12月27日　阅江青要求见面的信，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大局是好的。”

12月31日　晚十一时五十分至次日晨零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乔冠华、黄镇在座。朱莉说：我带来了我父亲对你的问候，还带来了他特意写的一封信(42)。在翻译读完尼克松的信后，毛泽东接过信，用英语念了信末的日期和签名，说：很好，谢谢他。我还要见他，President Nixon（尼克松总统），欢迎他。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有些成绩，总的来说是落后的。过了十年，你们再来看。当戴维说感到最新的是中国的精神发展时，毛泽东说：Struggle（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 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可怕，我们不杀人。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俘虏的，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给他们公民权。戴维说：从你们的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毛泽东说：帮助人家改正错误。比如批评十个人的错误，八个人批对了，有两个人没有错误，搞错了，批评他们了，以后取消，说他们没有错误，恢复名誉。朱莉说：她（指王海容——编者注）告诉我说你有两首新词元旦将要发表了。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

本年　同邓小平谈话时，写下一些字条给邓小平。内容有：“自然科学一般没有阶级性。”“一时定不下来的不要写上去。”“对人事处理要谨慎。”“文件上对人事斗争性稍高了一点。”“斗得太利害。”“使人（害怕）。”“耐心一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两大错误，文化大革命中。”“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这个。”“冤案不少。”“恢复一大批人。”“要积累经验。”

本年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对文化部提出的要求，拍摄了一批传统京剧和曲艺的彩色纪录片；同时恢复了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了《简·爱》、《巴黎圣母院》、《魂断蓝桥》、《鸽子号》、《瑞典女王》等二十二部西方经典故事影片。毛泽东观看了好莱坞演员嘉宝主演的《瑞典女王》。

————————————————————

(1) 李德生回忆说：“我在中央工作四年，越来越感到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经不参加中央活动，我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的职务。我觉得这样比虚有其名好。中央派人同我交谈后，只同意我辞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职务。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提出上述请求，毛主席批示同意。”

(2) 指刘大杰著的经修订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已出版两册。

(3)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4) 于会泳，当时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1975年1月17日任文化部部长。

(5) 吴桂贤，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陕西省委书记。

(6) 孙健，当时还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

(7) 33条语录中，有列宁的23条。这23条中的20条是张春桥、姚文元1975年1月29日报送毛泽东审阅的。

(8)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上原文如此。这句话似指锦州等地还有一些战犯没有列入当时送审的特赦释放在押战犯的名单。

(9) 送审的这件报告中讲到，拟给释放的每名战犯发15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13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

(10) 原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已于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撤销，其审查对象分别移交中央专案一办、三办，人数包括在670人之内。

(11) 应是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

(12) 应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

(13) 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

(14) 指“四人帮”授意写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

(15)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知识分子贬称为“臭老九”。毛泽东在这里借用“老九”指知识分子。

(16) 这首词的全文为：“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17) 白云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政治部干事。

(18) 李先念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组织国务院调查组到山西、河北等地调查，并召开几次座谈会进行讨论研究。最后由调查组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出书面报告。报告说：白云涛同志建议的区别穷队与富队实行两种收购价格，实际上不可行。因为富队拼命生产但价格低，穷队生产未搞好反而价格高，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治上造成农民之间的对立。而且形成穷队与富队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与人们的主观努力也有很大关系。生产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对不同生产队生产的农产品实行两种价格，实际上是“鞭打快牛”，在具体工作上也难以操作，因为商品可以在队与队之间流动，国家的收购站是难以区别对待的。

(19) 见李康《运命论》。

(20) 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21) 熊复，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6年7月任新华社社长，不久被打倒。1975年7月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

(22) 毛泽东在《晋书》的《谢安传》和《桓温传》的有关段落处，画了很多圈和线。在《谢安传》上批注“有办法”，“谢安好”。在《桓温传》上写了“是作样子”。

(23) 胡耀邦，1975年7月、10月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李昌，1975年7月、10月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24) 胡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文。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到台湾。创造社，1921年夏在日本成立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 1927年冬成立的革命文学团体，成员多为中国共产党人。新月社， 1923年成立的新诗文学团体，参加者主要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源等人。

(25) 《万水千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话剧团1955年首演的反映红军长征的10幕话剧。毛泽东1964年观看时给予了肯定，同时对如何表现好中国工农红军各方面军团结战斗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该剧经反复修改，于1974年10月1日再次公演。

(26) 廖耀湘，曾任国民党军第9兵团司令官。1948年10月底，在辽沈战役第二阶段中第9兵团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

(27) 清代倪璠在《枯树赋》的题解中说：“庾子山乡关之思所为作也。”江青组织人为《枯树赋》作注，并将注文送毛泽东阅。其注文引伸了倪璠的解说，在题解中把此赋的立意概括为“借树木的迁徙移植，摇落变衰，寄寓自己的悲感”。毛泽东读后觉得不准确，写了这个批示。

(28) 芦荻整理完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谈话，是1975年8月14日晨2时。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传》，就让机要秘书将谈话稿送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很快，姚文元送来毛泽东谈话稿的打印件，并附上这个报告。

(29) 王光伟，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1975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30) 冼星海，音乐家。1938年到延安，是《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生产大合唱》等著名歌曲的曲作者，1945年10月30日去世。

(31) 聂耳，音乐家。是《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等著名歌曲的曲作者，1935年7月17日去世。

(32) 刘冰，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

(33) 邢燕子，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朱克家，当时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

(34) 即197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

(35) 周荣鑫，当时任教育部部长。

(36) 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原文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37) 胡，指胡乔木。

(38) 见鲁迅杂文集《准风月谈》中《关于翻译（下）》。鲁迅在文章中以有烂疤的苹果作比喻，批评那种金要足赤、人要完人，在文学批评中对作者、作品、译作求全责备的做法，希望批评家不要因为苹果有烂疤就一下子抛掉，而应做些削烂苹果的工作。

(39) 指即将于1975年11月2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40) 王世英，原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江青、康生诬陷迫害，1968年3月26日去世。1979年1月，中共中央为王世英平反。

(41) 袁血卒，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干部学校校长。1958年转业，任天津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8年5月任民政部副部长。

(42) 尼克松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于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建立的新关系仍在持续。正如你所十分了解的，在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都有一些人曾竭力反对我去北京，他们甚至在今天还在继续尽一切可能来破坏我们在1972年开创的新关系。但正如当我们在你家里会晤时你所说的，历史使我们二人走到一起来了。虽然我已不任公职，但我仍将尽一切可能使我们两个国家今后不会被拆散。诚然，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不同的。你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也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但是，不管我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可能把我们拆散的分歧，它们比之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共同的安全方面的利益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了。中美两国人民极有必要共同致力于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这一点压倒了我们在哲学上的任何分歧。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谊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尽管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如果我们变成了敌人，或者允许一堵曾经把我们分开了那么多年的墙重新建造起来，那将是历史的大悲剧之一。中美两国人民都会为战争和潜在的破坏付出最后的代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让任何在重要的、但基本上是边缘性的问题上的分歧，或潜在的侵略国家的活动，把我们拆开。”

1976年　八十三岁

1月1日　《诗刊》一九七六年一月号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一期，发表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报一刊发表经毛泽东圈阅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说：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公布了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讲的一句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1月8日　上午九时五十七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同日　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中共中央政治局送来的周恩来逝世讣告清样。毛泽东听着，紧锁眉头，两眼流泪，一言未发。

1月9日　晨一时，在邓小平报送的关于周恩来丧事安排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报告说：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拟定了（一）请示报告，（二）讣告，（三）治丧委员会名单。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一百零七人组成。

同日　在邓小平本日下午报送的关于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来中国参加周恩来吊唁活动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送汪即办。”报告说：总理逝世消息发表后，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京参加丧礼。政治局对此做了紧急讨论，决定仍按主席批准方案（一律不请）执行，拟由治丧委员会发一正式公告。

1月14日　对邓小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和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检讨发言，分别批示：“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第一次检讨，是他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检讨发言，其中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第二次检讨，是他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补充检讨，其中说：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请示主席，也没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

同日　听工作人员读邓小平一月十二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悼词稿后，批示：“同意。”送审报告说，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毛泽东在听工作人员读近三千字的悼词稿时，难以控制情绪，失声痛哭。

1月15日　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中央政治局考虑到毛泽东病重，没有安排他出席追悼大会。当天，身边工作人员曾问是否参加追悼大会，毛泽东拍着腿说：“我也走不动了。”

1月20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作检讨。江青等在会上对邓小平进行指责和批判。当晚，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月21日　上午，听取毛远新汇报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远新说：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同日　在江青、张春桥授意下，迟群召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党委负责人会议，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

1月28日　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30日　农历除夕，让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值班的身边工作人员到屋外放点鞭炮。(1)

1月31日　下午五时，阅毛远新关于传达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向政治局传达后，若主席同意，可否在这样的范围传达：1．在国务院副总理、部长范围讲，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同意，国务院的工作，由华国锋同志主要负责。2．在军委常委、各总部负责人范围讲，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同意，中央军委的工作，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要负责。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1日　江青向文化部负责人提出，抓紧创作一批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和戏剧，以配合当前的斗争。六日，张春桥向文化部负责人下达“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的任务。

2月2日　审阅华国锋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代总理、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通知稿，批示：“同意。退华国锋同志。”这个通知于本日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发出，发至县、团级。通知说：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同日　阅毛远新本日送审的补充毛泽东谈话整理稿的报告。报告说：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2)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毛泽东批示：“可以。”经过这次补充的毛泽东谈话整理稿，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作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号文件发出，题为《毛主席重要指示》。

2月5日　阅华国锋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准备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根据主席提出的，可以分别找一些省来谈一下的指示，政治局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是，第一批先找问题较多的浙江、福建、江西、云南、四川五省的同志来谈。为了能听到不同意见，每省分别来五至七人。开好会议的关键，是学好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以来的有关指示，政治局同志建议，把远新同志二月二号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印发各省到会的同志学习。毛泽东批示：“同意。”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将中发一九七五年二十三号、二十六号文件(3)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的通知。

2月8日　对刘型(4)要求调回军队工作的来信批示：“春桥同志酌处。”

2月12日　阅吴桂贤二月一日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的来信，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5)吴桂贤信中说：收到陕西咸阳市北杜公社两位知识青年给主席和党中央的信，他们反映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培养工作和招工中存在的问题。

同日　复信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刘大杰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三日两次来信，信中说：我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的修改工作，一直受到主席的关怀。但关于韩愈问题，仍有疑虑。现在报刊文章，对韩愈全部否定，说得一无是处。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如赞扬管仲、商鞅之功业等，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语法合于规范，文字通畅流利，为柳宗元、刘禹锡所推许。关于这些，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刘大杰在信中还附有他作的《七律·呈主席》和《沁园春·七一感赋毛主席》两首诗词。

2月16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检查一九七五年七月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报告说：军委常委于二月六日开会，对去年七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一、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二、军委扩大会上的两个讲话(6)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这个报告当天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三号文件发到省军级。

2月23日　上午十一时五十分至下午一时三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华国锋、乔冠华、黄镇在座。毛泽东说：中国跟美国要搞好，这个我同意。我们和欧洲要搞好，跟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也要搞好。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尼克松说：但是在俄国并没有阶级，为什么俄国却威胁世界和平呢？因为它搞扩张，是吗？毛泽东说：不，他们有阶级，中国也有。我们的看法不一致，不要紧。尼克松说：不要紧。但这并不是我的意见，俄国人告诉我说他们没有阶级。毛泽东：靠不住。尼克松谈到，他担忧意大利共产党在与他们结成联盟的社会党的支持下将在大选中取胜，而这将意味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后要瓦解。毛泽东说：不能说意大利共产党是俄国的走狗，还是有点不同。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南斯拉夫，差不多。你们西方很怕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我看没有什么可怕。尼克松说：美中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只要我们两国能在世界范围内作出共同努力，我相信这一时期就将是和平能存在下去的可能性最大的时期。要想建设一段时间的和平的世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说：讲得好。

2月25日　阅华国锋准备本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批示：“同意。”华国锋的讲话稿就如何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提出五点意见。主要内容有：要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学习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账。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

3月3日　阅华国锋三月二日关于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等文件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报告说：政治局开会研究，拟将《毛主席重要指示》用中共中央名义印发，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为配合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同时印发华国锋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扩大传达中央军委关于检查一九七五年七月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的通知。本日，中共中央将上述三个文件分别以一九七六年四号、五号、六号文件印发。

《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根据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讲话整理而成。全文如下：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做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7)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8)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3月10日　阅华国锋三月三日关于江青要求印发她对“风庆”轮问题的讲话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因江青讲话内容涉及到政治局同志的批件及提到送主席看过，所以我没有把握批印，可否印发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江青曾于三月二日擅自召集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十二个省、自治区负责人开座谈会，印发了她一九七四年在《“风庆”轮的问题》材料上的批注和批语，并在会上说：对邓小平的问题，政治局一直是有斗争的。第一次大的交锋，就是发生在“风庆”轮问题上。当我看到这个材料后，作了批注，并写了意见。邓小平当时表面上画了圈，但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我问他对“风庆”轮的意见时，他突然大发雷霆，大骂了我一通，最后指着鼻子气势汹汹地说：我要调查，我要调查！说完就扬长而去，搞得政治局会议都开不下去了。三月二日的座谈会后，江青将以上讲话整理成文字，并附上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关于“风庆”轮事件的批语，然后致信华国锋，提出报送毛泽东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一份。在给华国锋的信中，江青称“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

3月17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访华代表团，华国锋、姚文元在座。

3月24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劝阻强行登车来京人员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劝阻，大部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对强行登车要求来京的人员，应做好思想工作，坚决劝阻。告诉他们，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

3月底至4月初　北京市民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举行悼念周恩来和抗议“四人帮”的活动。从三月三十日开始，人们向纪念碑献上大量花圈、花篮、条幅、挽联和祭文，或举行宣誓、默哀仪式，或朗诵诗文、悼词。在张贴和传抄的诗文、传单以及现场演说中，不少内容是谴责“四人帮”，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四月四日清明节这天达到高峰，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几十万人。与此同时，天津、武汉、西安、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也发生类似情况。

4月5日　圈阅毛远新本日晨五时报送的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日晚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发生的事态的报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这次会议——编者注）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必要措施。”报告还说：政治局决定从四日晚上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五日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同日　晨，有关部门将天安门广场内的花圈、横幅等悼念周恩来的物品全部清理，并逮捕了在场的一些群众。从上午起，又有许多群众来到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当场发生冲突。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决定，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晚上出动民兵。下午六时半，吴德在天安门发表广播讲话，说：“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九时半，预先准备好的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了广场，对滞留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

4月上旬　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一九七六年四号、五号文件的传达范围扩大到基层党支部书记，党、政、军机关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4月6日　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汇报天安门事件情况。会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报送政治局开会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市的汇报要点是：四月四日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四月五日晨他们又到广场来了，提出要花圈，要战友，并殴打战士、民兵，烧了处理天安门事件的联合指挥部所在的历史博物馆南侧小红楼。报告说：这是反革命暴乱性质。(9)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江青报告处理天安门事件的经过。江青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表态。

同日　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处理天安门事件问题。

4月7日　上午，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毛泽东说：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毛远新问：由中央作决议，公开发表？毛泽东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要毛远新先约几个人谈一下由华国锋任总理的问题，要他快去。当天中午，听毛远新汇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在谈到华国锋任总理的决议时，毛泽东又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同日　下午五时半，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稿，批示：“照发。”决议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同时，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稿，批示：“照发。”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又，审阅华国锋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稿，批示：“照发。”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当天分别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九号、十号文件发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全文播发这两个决议和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同时播发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写的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同日　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说江青等人声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他们还说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要求把邓小平抓起来。毛泽东说：不能冲击，也不能抓人。指示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安全地方。当天下午，邓小平夫妇从北京宽街家里被迁至东交民巷一处住所住下，同外界断绝一切联系。

4月8日　阅华国锋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电话通知稿，批示：“照办。”电话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发表旗帜鲜明的讲话，牢牢掌握批邓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二、任何人不得冲击这次群众大会；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批邓运动的领导，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各地如有反革命的打砸抢者，应坚决实行镇压；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诗词等，应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

4月13日　阅毛远新本日晨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事项的报告，批示：“第三条不好。”报告中说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事项的第三条是：“北京市委的报告（准备转发全国）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下面画了横线，并批注：“此计不妥。”报告还附有北京市公安局搜集整理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毛泽东阅后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同日　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保定地区发生抢劫枪支弹药和粮食事件的电话通知。通知指出：不论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抢枪、抢粮都是违法的。应发动群众对煽动抢枪、抢粮的首要分子，进行检举揭发。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

4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就中国向埃及提供援助问题进行交谈，华国锋在座。

4月30日　晚七时三十五分至八时零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在座。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国内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随即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4月　阅江青三月三十一日来信。信中说：“主席同杨振宁、李政道先生的谈话，对目前来说是很重要的，针对性很强。因此，我建议主席审定后印发政治局的同志们学习。”毛泽东批示：“不印发。”

5月12日　下午三时四十分至四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华国锋、乔冠华在座。

5月27日　晚八时三十五分至八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华国锋在座。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6月初　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脱离了危险。本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6月11日　口头指示同意邓小平六月十日来信提出的同孩子们同住或首先允许他们前来探望的要求。

6月25日　下午三时，同华国锋谈话，在纸上写道：“国内问题要注意。”这是毛泽东生前亲笔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6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0)

夏　提出回湖南韶山休养。鉴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恶化，常处于昏迷状态，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要求。同时，中央也通知湖南方面，在韶山滴水洞作好接待准备，一旦毛泽东身体有所好转，可回家乡休养。

7月3日　和朱德、华国锋致电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祝贺越南全国实现统一。贺电说：越南国家的统一，是当前越南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7月6日　下午三时零一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毛泽东知道后，嘱咐要办好后事。同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由毛泽东、华国锋等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名单。

7月10日　和华国锋致电金日成、朴成哲，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

7月28日　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七点八级地震，波及北京、天津等地，出现多次余震。毛泽东住处有明显震感。当时在游泳池值班的王洪文、汪东兴立即赶到毛泽东床前，说可能是地震，待了解情况后再报告。不久，华国锋来到游泳池向毛泽东报告地震情况，说震中在唐山。当即华国锋、汪东兴等征求了医疗组的意见后，同毛泽东商量是否搬到有抗震能力的中南海二〇二号平房。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地震过后我还要回来。当毛泽东得知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放声大哭。华国锋汇报说他要去唐山，毛泽东说：你去，抓紧去，去看望灾区的人民。毛泽东在二〇二号平房一直住到逝世。

8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赴河北唐山、丰南一带慰问受灾群众，转达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地震发生后，中央立即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务院向灾区派出了工作组，十几万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两万多名医务工作者和数万名各方面的支援人员迅速奔赴灾区，展开抢险救灾，大批救灾物资运到灾区。

8月18日　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这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8月26日　索要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生前索要的最后一部书。

8月28日　上午，在病床上见女儿李敏。

8月30日　中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9月7日　清醒时，示意要看材料。当工作人员听不明白要看什么材料时，在纸上画了三横，又用手敲木质床头，工作人员明白是要看有关日本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11)在工作人员帮助下只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

9月8日　在接受抢救，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孔插着鼻饲管的情况下，全天由工作人员托着文件或书阅看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四时三十七分，看了约三十分钟。夜，处于弥留状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组前来告别，依次走到毛泽东病床前，毛泽东以眼神示意，一一握手。同叶剑英握手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一些。(12)

9月9日　晨零时十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同日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同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毛泽东治丧活动安排的公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治丧委员会由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三百七十五人组成。

9月11日—17日　毛泽东吊唁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守灵。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工农兵和各界群众三十多万人先后参加吊唁，瞻仰毛泽东遗容。全国各地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分别举行吊唁活动。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对中国和世界的杰出政治家毛泽东主席表示深深敬意。

9月18日　下午三时，首都各界群众一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悼词说：“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悼词回顾和缅怀了毛泽东的生平业绩，提出：“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

(1) 对当时的情况，张玉凤的回忆是：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2) 应为1975年12月18日。

(3) 参见此处1975年11月24日条、参见此处1975年12月14日条。

(4) 刘型，原任农垦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8年3月、12月先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

(5) 197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毛主席批示要召开的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会议，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会议的筹备工作，以致未能在毛主席健在时召开。中央决定在今年十月份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同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12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6) 指叶剑英、邓小平1975年7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7) 冯天瑜，当时任武汉师范学院教师。

(8) 指郭沫若。

(9)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0) 毛泽东说的这段话，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事情，在一些书刊中曾经流传一种说法：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

(11) 日本当时正在举行大选。

(12) 1980年11月29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联席会议上发言说：“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

后记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撰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

主　编 | 逄先知： | 负责全书的修改、统稿和定稿：修改副主编第一次统稿后的全部年谱稿，修改1956年年谱初稿；主持四人（逄先知、冯蕙、熊华源、张素华）集体通读全部年谱稿并修改；多次对全部年谱稿作进一步修改；负责全书最后定稿。
| 冯　蕙： | 负责1958年1月至1965年12月年谱初稿的第一次统稿；参加逄先知主持的四人集体通读全部年谱稿并修改；几次阅读全部年谱稿，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参加全书的定稿；负责全书注释的统稿和定稿。
副主编 | 陈　晋： | 负责1966年1月至1976年9月年谱初稿的第一次统稿；阅读全部年谱稿并提出修改意见。
| 李　捷： | 负责1954年、1957年年谱初稿的第一次统稿，并重写了部分初稿；阅读全部年谱稿并提出修改意见。
| 熊华源： | 负责1951年至1953年年谱初稿的第一次统稿；参加逄先知主持的四人集体通读全部年谱稿并修改；对全书注释初稿进行核实和改写，参加全书注释的进一步修改和定稿；参加全部年谱稿的校对；负责全书的编务。
| 吴正裕： | 负责1949年10月至1950年12月、1955年年谱初稿的第一次统稿。
| 张素华： | 参加逄先知主持的四人集体通读全部年谱稿并修改；参加全部年谱稿的校对。

分段起草者：

黄允升：1949年10月至1951年12月、1956年

许　蕾：1952年、1972年

刘建平：1953年至1955年

郝首栋：1957年1月至1959年9月

张素华：1959年10月至1965年12月

唐洲雁、蒋建农：1966年

唐洲雁：1967年、1968年

陈　晋：1969年、1976年

沈雁昕：1970年、1975年

王香平：1971年、1973年、1974年

韩洪洪、李红喜、毛胜、李平起草本书的人物注释初稿。

冷溶、滕文生、金冲及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修改意见。闫建琪审阅了部分书稿，提出修改意见。

中央档案馆提供本书使用的档案材料。

王任重的亲属王正谦为本书提供了重要材料。西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阴法唐、军事科学院军史部部长曲爱国、总参谋部离休干部王贵、中央档案馆退休干部齐得平、国防大学退休干部周炳钦、周世钊亲属吴美潮等，多次接受本书编写者关于一些史实问题的咨询，并提供相关资料。山东档案馆、陕西档案馆提供了少量档案材料。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档案处、图书馆、信息管理处，中央文献出版社，对于本书的编写和出版，给予有力的支持，付出辛勤的劳动。

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