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3册
Author: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Date: 201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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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四十二、第一次访苏
四十三、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四十四、抗美援朝（上）
四十五、抗美援朝（下）
四十六、“三反”“五反”
四十七、过渡时期总路线（上）
四十八、过渡时期总路线（下）
四十九、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五十、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上）
五十一、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下）
五十二、成功地实现赎买政策

四十一、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作为领导和推动这一历史巨变的关键人物毛泽东，这一天心情格外激动。

他在这年六月十五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曾经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

毛泽东对此充满信心。

十月一日下午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随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车队开出中南海东门，缓缓而行，穿进故宫，直接开到天安门城楼下。毛泽东同全体委员，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

下午三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2)

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

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经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广场上，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把五星红旗作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的郑重决定。为了作出这个决定，这次会议设立了第六小组，专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

九月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

毛泽东首先谈了对国旗的意见。他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3)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德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说着，他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方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与会者鼓掌一致通过。

1949年9月25日召开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记录中的一页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它传遍中华大地，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首高昂的战歌。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有的提出：“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有的说：“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4)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5)

毛泽东宣读的公告中，有一个颇长的名单，除主席、六位副主席外，还包括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据当时参与报道开国大典的新华社记者回忆说：毛泽东宣读公告后，我走上去拿稿子。稿子上贴着一个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名字。他指着那张字条一再叮嘱我：“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文件上还有他用铅笔写的批示：“照此发表。毛泽东”。这个名单，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补上去的。(6)

原来，公告稿上没有全体委员的名单，只说“陈毅等五十六人为委员”。这五十六人中，一半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重要干部，一半是党外各界著名代表人物，这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新政府团结基础的广泛。毛泽东如此重视并采纳党外人士的这个建议，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宽阔胸怀和工作上的谦虚风格。

毛泽东宣读公告完毕，阅兵式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方队，通过主席台前，威武雄壮地由东而西行进。由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驾驶的十四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格外引人注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四百万人的大军。毛泽东为这支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付出巨大的心血，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一九二七年领导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起，二十二年来，毛泽东的生活、工作与战斗，始终同这支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也就是这支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阅兵式持续近三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晚。这时，长安街上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一队队怀着欢欣、激动心情的游行群众涌向主席台，然后分东西两路离开会场。这时，“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扩音器里不断地传出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同志们万岁！”

人民拥戴毛泽东，毛泽东热爱人民，两种真挚的感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晚上九时二十五分，游行结束。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六个多小时，他的精神始终十分饱满。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内容的话他连续说了两遍。

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各式各样救国救民的探索、试验，包括改良的和革命的，都不成功，都失败了。中国依然没有找到出路。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革命才取得胜利，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来。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毛泽东也有几位亲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然而，要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更为不易。这一点，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来了。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巩固新生的政权，新中国刚建立，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就面临着三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对内，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解放全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残破的局面下，以极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对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争取同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

开国前后，毛泽东仍以很大的精力放在指挥人民解放战争方面。

当时，东北全境、华北全境早已解放。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着新疆实行前所未有的大进军，至九月二十六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华东地区，已经大部解放，第三野战军一方面防守华东，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美国军事干涉，一方面积极部署攻取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待解放的地区，还剩下两大块：一是中南，包括湖南南部、广东、广西；一是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以后的作战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据守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桂系的白崇禧集团和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白崇禧集团这时已经退据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同余汉谋集团组成湘粤联合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据守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胡宗南集团和宋希濂集团，此外，还有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和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所属的部队。

解决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任务，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不久，在规划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时，就已定下来了。这就是：第二野战军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四川、贵州、西康；第一野战军分出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第四野战军渡江后，占领两湖，十月即可尾随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7)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得到完满实现，而且比预想的更为顺利。

怎样歼灭白崇禧集团，这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南战场作战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他很有战略头脑，作战灵活。他所掌握的桂系军队，战斗力比较强，并且没有受到很大损伤。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曾多次与白崇禧集团交手，每次都想同他决战，他都逃避决战。五月解放武汉时是如此，七月打湘赣战役时是如此，八月解放长沙时也是如此。照毛泽东的说法，白崇禧是中国一个最狡猾的军阀，和他作战的困难，是不容易打着他，他很会跑。正因为这样，采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能奏效，达不到包围歼灭该敌之目的。而这时就整个国民党军队来说，早已处于崩溃瓦解之势。

根据全国战争的局势以及同白崇禧部多次作战的经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歼灭白崇禧部的新的作战方法。他在七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萧克的电报中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8)

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在九月十二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二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9)

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对解决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的国民党军，起了关键作用。这种大迂回的战略追歼方式，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它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新发展。

根据新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分东、西、中三路，于九月中旬分别向广东、湘西、湘南挺进。由四野第十三兵团组成的西路军，从右翼迂回到湘西，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切断了白部主力向贵州撤退的道路。由四野第十二兵团组成的中路军在湘南发起衡宝战役，歼灭了白崇禧的精锐部队近四个师。与此同时，由二野第四兵团、四野第十五兵团等组成的东路军挥戈广东，发起广东战役。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同月下旬，在广东西南部全歼企图经过雷州半岛退向海南岛的国民党军四万余人。湘南、广东解放后，三路军立即挥师入桂，实行大迂回战略，首先切断桂系军队退往云南、退往雷州半岛、退往桂南以及退往越南的各条道路，然后各个歼灭敌军。至十二月十四日，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万三千人，解放广西全境，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最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遵照毛泽东关于在一九五〇年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由四野的两个军越海作战，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于三月上旬发起海南岛战役，五月一日全岛解放。

两广解放，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也撤往西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曾以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此时仍企图在这里重新站住脚跟，卷土重来。蒋介石自己也赶到重庆。解放西南，刻不容缓。

西南的重点是四川。毛泽东精心选择了进军西南的战略方向。

自古以来，夺取四川不外两条通路。一是由陕西越秦岭入川，一是由鄂西溯长江入川。蒋介石判断，毛泽东最大的可能是令彭德怀、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主力经秦岭入川。据此，他在八月召开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会议上，亲自部署西南防务，把川陕边作为守备重点。将胡宗南集团主力沿秦岭主脉组织第一道防线，又沿白龙江、米仑山、大巴山组织第二道防线。同时，也在川东和贵州布防，以备不测。

毛泽东经过审慎考虑，一反常规，决定令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军西南防线的后侧，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的退路，关起门来在四川境内歼敌主力。同时，以一野一部从陕西挺进秦岭，故意作出由此大举入川的姿态，吸引胡宗南集团把注意力放在北线，尔后也可南下攻占川北及成都。

这一军事行动，要以大兵团翻越川鄂湘黔边境的高山峡谷，行军给养都十分困难，还随时要同困兽犹斗之敌作战，可谓一着险棋。但是一旦成功，蒋介石精心部署的西南防线便会不战自溃，因此，这又是一着出奇制胜的高棋。

十一月一日，早已秘密集结在湘西的二野第五、第三两个兵团的雄厚力量，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以快速行动，一举突破湘黔防线，十五日解放贵阳，二十一日占领遵义，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退逃的道路，并乘胜向川南兜击。

这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如梦初醒，急调胡宗南部队回防四川，并命令川东守军西撤。二野抓住敌军调整部署的有利时机，实施迂回包围，将川东西撤之敌和胡宗南一部聚歼在南川以北山区，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随即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感召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西南战场上连续进行的几个战役，历时两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万人，蒋介石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在中国大陆上，待解放的地区只剩下西藏了。为了迅速统一全中国，毛泽东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同时又指明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力争和平解放西藏。

一九五〇年六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向西藏地方当局提出包括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和达赖的地位职权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十项政策，作为谈判的基本条件。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不但拒绝谈判，反而害死斡旋和平的格达活佛，在昌都及其周围地区部署兵力，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和高原特殊艰苦的自然条件，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西进。

这样，为了敲开和平谈判的大门，只有断然采取军事行动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致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10)同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解放了昌都地区。果然，昌都战役一个胜利，进藏的门户被打开，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一九五一年四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中国除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及香港、澳门外，实现了空前的统一。

全国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为人民所极端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事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了根本的条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统一愿望，在毛泽东领导下实现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统一和分裂交替着出现。统一总是主流，而分裂常常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破坏，伴随着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压迫。统一，反映了人民对于和平和安定的渴望与追求，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江河水域的治理和利用，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交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如孙中山所说的：“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1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统一全中国，实现了人民的愿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一，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都根本改变了。它是人民当家做主人的统一，是由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政治保障的统一，是建立在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基础上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地位变成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个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过渡形式人民代表会议。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是毛泽东从现代中国历史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是一种适合中国情况、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向着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地区迅猛发展，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八月九日至十四日，北平市举行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十三日，毛泽东出席会议，向全国发出号召：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注意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把它作为体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紧紧抓住，连续转发了一批典型经验，一再要求和催促各地都把这一件大事做好。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向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汇报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毛泽东收到此电，十分高兴，对会议的成功，“极为欣慰”。(12)随即将饶漱石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负责人，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13)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又转发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总结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上，一些地方主要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督促下，全国各地先后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于发扬人民民主，进行政权建设，以及实施各项政策，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地位的改变，愿意和敢于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向党和政府，向毛泽东，以通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人民群众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信件，迅速地大量地增加起来。许多地方也普遍出现了人民来信大量增加的情况。

各级领导机关认真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同样是发扬人民民主、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性质，密切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对人民来信却漠然视之，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14)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再一次向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15)

毛泽东自己就是严格这样做的。他每天批阅和处理大量文件，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有一个专门为他办理群众来信的机构，如果对重要的人民来信办理有所延误，不及时送阅，就会受到他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非常严厉的。

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来延安访问，见到毛泽东。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也表达了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6)

毛泽东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讲得非常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从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个“跳出周期率”的新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的统一，延伸和扩展到全中国。尽管这条新路后来曾经走得那么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终究会实现毛泽东预期的“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个伟大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格局。

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创立者和制定者，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纷纷建立，毛泽东一再指示和提醒各地党政领导人，一定要注意吸收包括起义将领在内的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机关，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并且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

薄一波有一段回忆说：“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时，谁担任什么职务，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到。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关心。每个月给程潜五万斤小米，补贴帮助他，是毛主席提出的。主席说，程潜应酬多，开销大。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长，毛主席问我，怎么样？我有时汇报一下。他对我说：傅作义和平起义，是有功的，应该让他自己挑一个副部长，有职有权。那时政务院有十个以上的部长都是党外民主人士。”

毛泽东还亲自做党外人士的工作，同他们亲切交谈，坦诚地说明共产党与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根本政策。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的负责人谈话，特别邀请了傅作义参加。毛泽东说：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17)

毛泽东对起义将领说的这一席话，是肺腑之言，十分坦诚，把中国共产党所以要实行统一战线的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一九五〇年五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一个意见书，反映苏南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征粮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等问题，并提出补救办法的建议。毛泽东先后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发指示，要陈丕显派专人或者自己亲自对这三个县作一次调查，“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并且特别嘱咐：“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18)毛泽东这样认真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统一战线内部党与非党的真诚合作关系。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一种关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也反映到了一九五〇年三四月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某些代表的发言中。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四月二十一日在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中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19)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到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的高度，这就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彻底说清楚了。这个谈话，展示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如此之广泛，它包括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广大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也包括了从敌人营垒分化出来而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各种人。中国的大统一就是由这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作保障的。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画家徐悲鸿当年曾致信好友陈西滢，表述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劝说在国外的陈西滢能够早日归来。这封信很有代表性，特引录如下：“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不喜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20)

1950年11月徐悲鸿给陈西滢的信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废除了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面前，需要作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赞同过这个口号。但是，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在起草《共同纲领》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构想，向政协代表征询意见。他说：“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21)随后，九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22)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致电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对这个问题作了更透彻的说明：“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23)

一年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24)

今天，经过几十年历史检验，更加证明毛泽东这个预见和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正确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为了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培养和吸收大批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是重要的一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进一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25)

新疆和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两大少数民族地区。两区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近三分之一，又是中国的重要边陲。处理好这两个地区的民族问题，对于巩固和发展全国统一大业特别重要。在指导这两个地区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的许多指示和讲话，对解决这些地区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他要求进驻这些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一再强调，军队进驻这些地区，不得侵扰老百姓，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一切军需物资包括粮食在内均由中央供给。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始就在当地各少数民族的群众和一些上层人士中间留下良好的印象。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进驻拉萨部队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这样的场面，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致欢迎词说：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26)

毛泽东始终抓住民族团结这个旗帜，并使之贯穿于民族地区的一切实际工作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就新疆问题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27)

西藏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仅存在着汉族与藏族之间的隔阂，还存在着西藏内部的不和。由此带来西藏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把同时加强汉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作为一个根本原则。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第二天，毛泽东举行庆祝宴会。在宴会上，他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28)

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毛泽东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特点，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一九五〇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草拟了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十项政策，二十七日报送中央审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他各条均表同意，唯独对第八条作了修改。第八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了七个字：“及西藏领导人员”。虽然只有七个字，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政策。这是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团结藏族上层人士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对于团结整个藏族人民至关重要。这个政策在后来的实践中又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做过达赖和班禅的工作，或者通信，或者面谈。后来达赖集团叛国，这一部分人分裂出去了，但中国共产党努力团结西藏上层人士的政策始终不变。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

正如毛泽东在建国七年以后所总结的那样：“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29)

毛泽东还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国内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3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中国的空前统一，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成为中华大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正主人。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指导这一伟大事变的毛泽东，被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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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7页。

(2)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讲话录音，1949年10月1日。

(3) 应为锤子。

(4) 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记录，1949年9月25日。

(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6) 李普：《新中国的诞生及其前后》，见《同舟共进》1998年第10期。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1、592页。

(8)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08、309页。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0页。

(10)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页。

(11) 孙中山：《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373页。

(12) 毛泽东致饶漱石电，手稿，1949年10月13日。

(1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页。

(14)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0年11月30日。

(1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4页。

(16)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14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7页。

(19) 毛泽东同李维汉、徐冰谈话记录，1950年4月21日。

(20) 徐悲鸿给陈西滢的信，手稿，1950年11月。

(21)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39、140页。

(2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2、24页。

(2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2、24页。

(24) 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11月24日。

(2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页。

(26) 1951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王贵等：《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451页。

(27) 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西北局电，手稿，1949年10月23日。

(2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8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页。

(30) 这是毛泽东1950年10月写的一首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的歌舞晚会。毛泽东请一起观看演出的柳亚子填词一首，以述各民族大团结之盛况。柳即席写了一首《浣溪沙》，毛即写了这首词以和之。

四十二、第一次访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向各国政府发

送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三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十月二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位机要秘书感到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泽东做了多年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

苏联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已经作了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尽管如此，但这毕竟是口头的承诺。现在，口头的承诺已成为现实，并且昭告全世界，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毛泽东自然十分高兴。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他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1)

曾经担任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北平领事馆总领事的齐赫文斯基，亲历了中苏建交这一历史时刻。他回忆说：一九四九年九月底，我接到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然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我，周总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给我。过了一会儿，周总理的秘书给我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阅完信，立即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关系，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十月二日，苏联政府把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中方。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2)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出访苏联，可以说是毛泽东近年来的一个夙愿。只是由于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直到这时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在这以前，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八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陈述中国对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听取斯大林对当前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以及苏联与英、美关系等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向，对苏联给予三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表示感谢。斯大林说，中国新政府成立、两国建交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共产党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斯大林还对于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毛泽东的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中苏一建交，毛泽东就着手进行访苏的具体准备工作。十一月九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柯瓦略夫(3)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4)

接到斯大林的邀请电，毛泽东立即复电：“菲里波夫(5)同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6)这样，毛泽东的首次访苏，就最后定下来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定于十二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7)

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中国的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陪同。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了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此次苏联之行重任在身，而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又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做了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情况。当时，苏联占有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益，旅顺口军港也由苏军占用。这些当然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苏联是否能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殊权益，前景依然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表示：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专列驶过东北满洲里，顶着凛冽的寒风，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向莫斯科驶去。途中，毛泽东时而走出车厢，在月台上散步，解除旅途的疲劳。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毛泽东照例下车散步，忽然头晕目眩，满头大汗。随行人员连忙扶他回到车厢。此后，他再也不到月台上散步了。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的大钟刚敲过十二响，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由于天气特别寒冷，苏联政府在车站只举行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他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8)随后，毛泽东前往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当晚，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又各自领导着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的首次会面，为世界所瞩目。

会见安排在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客厅里。六时整，门厅敞开。斯大林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走过来。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同斯大林热烈握手。两人互相问候致意。斯大林说毛泽东比他想象中的更年轻，更健壮，他对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祝贺。据师哲回忆，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然后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师哲和费德林担任翻译。

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要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

斯大林回答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毛泽东紧接着提出中苏条约问题。他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问题。

一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斯大林立即接上毛泽东的话，讲述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讲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他又说：大家知道，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也要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因此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

毛泽东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目前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单独一个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斯大林说：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不再援助中国。如果苏联军队根据双方同意自旅顺口撤退，那么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将是赢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中的资本。

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南库页岛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共同管理。斯大林担心，修改中苏条约，会牵动雅尔塔协定，从而影响到改变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归属问题。

对于斯大林的上述说明，毛泽东婉转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们在国内讨论条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美、英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已经很清楚，目前不应当修改条约，正像不应急于从旅顺口撤军那样。他用试探的口气问斯大林：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或许，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

这样，条约问题就无法继续讨论下去。毛泽东把话题转到贷款问题，他希望就苏联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问题达成协议。

斯大林回答得很痛快：这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

贷款问题，在刘少奇访苏时就已经说定，所以谈得很顺利。三亿美元这个数字并不大，这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的意见确定的。(9)

毛泽东又从建立中国海军谈到解放台湾。他说，中国缺少海军和空军，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的援助。这一要求被斯大林婉拒了。斯大林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会谈接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我们想得到您的著作目录，可以把您的著作译成俄文。毛泽东说：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一九五〇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斯大林答应了。(10)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晤和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在会谈后的第三天，致电刘少奇，作了详细介绍：

“（一）我们一行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下午十时谒见斯大林大元帅，情意恳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四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师哲、费德林科(11)二人当翻译。（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原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借三十年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订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四）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我说，待我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如果同时签订协定，则外长似宜来此。（五）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提出意见，速告为盼。”(12)

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关于同斯大林会谈情况致刘少奇电的第一页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来电，十二月二十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次日凌晨一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今日（应为昨日——引者注）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13)

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情况，以及中苏双方所持立场，概如以上所述。这次会谈，已经涉及若干实质性的内容，双方对于对方的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即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废除旧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大会气氛十分热烈。苏联方面特意安排中国代表团在十三个外国代表团中首先致词。毛泽东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毛泽东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对实质问题苏方却避而不谈。毛泽东有些着急，祝寿大会的第二天，便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转交斯大林。其中提到：希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举行预定的会见；打算下一步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14)

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

柯瓦廖夫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很快交给斯大林。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通报。其中写道：“昨（二十四）日晚上十一时半第二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五小时半，到今晨五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七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等。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当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却用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借口，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周恩来以不来莫斯科为宜”。(15)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另订新约。

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已经十多天了。参加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各国代表团纷纷离开莫斯科回国，唯独毛泽东留下来，住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几乎每天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生活是否安适，却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毛泽东。斯大林采取了拖的办法，同时想进一步摸清毛泽东的底究竟是什么。

签订新约，恰恰是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毛泽东这次访苏，本来是兴冲冲的，寄予很大希望。但来到莫斯科受到这样的冷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作为一个懂得忍耐的政治家的毛泽东(16)这时也忍耐不住了。一次，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发了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17)这明白无误地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

十年以后，周恩来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的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十分热情相待，但是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么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以外，无事可谈。”(18)

这时，缅甸政府正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继缅甸之后也于十二月三十日承认了新中国。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印、缅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国家，英国则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新的国际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

事也凑巧，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有些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双方同意，毛泽东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发表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其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19)

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由苏方起草的。他说，他为斯大林始终不肯签约而向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发了一次火。“个把礼拜后，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20)

答记者问在一月二日苏联《真理报》上一发表，谣言不攻自破。西方国家制造的意在挑拨中苏关系的谣言，反而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签订中苏新约。斯大林终于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从此，中苏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月二日晚十一时，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新的情况，并提出周恩来来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电报写道：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二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场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21)

电报还提出：“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

一月三日晨四时，毛泽东又致电中央，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22)

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精神特别好。他一面思考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为主持下一轮的中苏会谈作准备；一面利用周恩来尚未到达的时间，到外地参观，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一些接触。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王稼祥大使的陪同下，拜谒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国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一日”。同一天，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列宁格勒访问，参观了市内的艺术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前往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芭蕾舞剧《巴亚捷尔卡》。

毛泽东执意要驱车前往波罗的海参观。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疾驰，遥望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喀琅施达得要塞。毛泽东走下汽车，举目眺望。苏联朋友告诉他，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冰层的厚度大约一至一点五米。毛泽东听罢笑着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陪同人员听到这样豪迈而气势非凡的话，顿时活跃起来，欢跳、鼓掌。

中苏之间为签订新约问题而形成的僵局已经打开，事情正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着。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话，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古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3)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前来看望，双方就若干国际外交问题交换意见。随后，莫洛托夫将艾奇逊的讲话交给了毛泽东，并建议由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个声明，对艾奇逊的造谣予以驳斥。毛泽东表示同意。第二天，毛泽东即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写了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十九日发回北京，二十日由新华社播发，赶在二十一日见报。毛泽东以犀利的笔锋和他特有的风格，尖锐泼辣地驳斥了艾奇逊。谈话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24)

一月二十一日，苏、蒙两国同时以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苏方对中国采取的方式感到不快，认为中国没有用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减弱了力量。

对于苏方的不快，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去作什么解释。在他看来，中国发表这份针对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辟谣文件，根本不需要用外交部部长的名义，以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就可以了，这是恰当的。

毛泽东回到莫斯科后，就接到正在赴苏途中的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会谈和活动的情况，以及对于条约内容的考虑。

周恩来一行是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离开北京的。这是一个阵容不小的工作班子，其中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等。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在毛泽东主持下紧张地做会谈准备工作。一月二十二日，毛、周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翻译）。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翻译）。

这次会谈，主要讨论中苏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

斯大林一开头就提出：我们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这些条约和协定之所以必须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

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拒绝签订新约，理由是必须顾及雅尔塔协定。这一次改口了，旧的条约和协定必须修改，理由是日本已经投降，情况变了，旧的已经过时。雅尔塔协定可以不去管它，原来所说中国的政府主席和内阁总理都来莫斯科对外观感有不利影响，也不是问题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毛泽东说：我们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巩固我们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在同盟友好条约中，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他说：我提出的以上两点，是我们的新条约同现有条约的根本区别。新的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毛泽东还提出，在新的条约中应当规定就国际问题两国进行协商的内容。斯大林非常痛快地说：当然要写上这一条。

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

接着，讨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问题。斯大林问，你们对中长铁路问题有哪些建议。毛泽东用委婉的口气回答：也许需要像旅顺口协定那样，把在法律上保持中长铁路协定效力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允许修改。斯大林立即回答：就是说，你们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要作出相应的实际修改。斯大林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关于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他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宣布旅顺口协定在缔结对日和约以前仍然有效，签订和约后，苏军撤出旅顺港；另一种是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苏联从旅顺港撤出军队。

中方考虑到，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海军尚未建立，苏军在旅顺港再留驻一个时期比较有利，但又必须规定一个废除协定和苏联撤军的时限，否则即使现在就撤军，它随时可以进驻。所以毛泽东赞成前一个方案。斯大林又复述了一遍这一方案的内容，毛泽东同意，双方达成一致。在以后的具体会谈中，根据中方的要求，这个过渡期规定为三年，即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从旅顺撤军。

在讨论大连问题的时候，毛泽东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大连将保持为自由港吗？

大连为自由港，是旧的大连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确定的，这涉及大连的地位问题，自然受到中方的关注。斯大林说，罗斯福在世时，他坚持大连为一个自由港，这涉及英、美的利益。斯大林说，是否把大连变成一个自由港，由中国自己决定。

会谈又讨论中长铁路问题。毛泽东同意中长铁路继续由两国共同管理，但中国应起主要作用，还要缩短旧协议的期限，确定双方的投资比例。周恩来提出，应取消原有的管理体制，铁路局的主要负责人改由中方担任；双方投资比例由各占百分之五十，改为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但苏方坚持各占百分之五十不变。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进一步研究。

关于贷款协议问题，谈得很顺利。斯大林希望把它定下来。毛泽东表示，贷款协议总的来说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斯大林说，我们向人民民主国家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给中国以低的贷款利率，是因为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还谈了贸易问题。(25)

这次会谈，在主要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取得重大进展。这为以后的会谈奠定了基础。

从一月二十三日起，在毛泽东指导下，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

在协商新条约的时候，苏方最初按照中方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中方认为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提出修改。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即成定案。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接受了。

关于中长路和旅顺、大连协定，会谈时争论最大的是中长铁路的归还问题。中方提出，中长路已经过多次波折，照目前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了，这对两国的团结更加有利。斯大林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应当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实行。中方又提出，如果对日和约三年还不能缔结，应当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和中长路归还中国。斯大林表示同意。中方还提出，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政府接收。斯大林也表示同意。(26)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二十二日，我们连师哲共六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方法。二十三日，周、王、李三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三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二十四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27)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经过讨论，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中苏会谈顺利地进行着，条约和各个协定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双方在加紧进行。

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情况，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贷款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五件明一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又说：“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三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一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28)

这就是说，涉及中国主权的三个重要问题，大体上已得到符合中方意见的比较圆满的解决。

二月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中苏关于贷款协定三个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但是，谈判并不都是顺利的。在谈判的后期，突然出现一个小的波折。二月六日，上海遭到蒋介石集团飞机的轰炸，中方要求苏方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29)这实际上是苏方想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作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上

签字仪式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举行，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字。他们的身后，并排站着毛泽东、斯大林，以及中方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方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两国缔约。毛泽东又邀请斯大林出席第二天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这一次破例接受邀请，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

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差不多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订不订新约这个主要问题上，一开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发生根本分歧，相持近半个月。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不论对谁，即使对在国际共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毛泽东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性格，凡是他认准要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谁也阻挡不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加上其他因素，斯大林终于改变了观点，同意签订新约和其他新的协定。

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又善于作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中长路谈判中，苏方最初不愿交还，中方坚持，最后苏方同意归还中国。但在归还前的过渡时期内共同经营的股额问题上，中方作了让步，最后达成协议。

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回顾中苏会谈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些话：

“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30)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31)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32)

毛泽东对第一次访苏取得的成果是很满意的。这次访苏，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同时，在国际上，也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变化。毋庸讳言，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一些大国主义作风，也给毛泽东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任务，于二月十七日结束访苏之行，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三月四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在苏联参观时，特别留意考察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据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卫士李家骥回忆，当年毛泽东在离开莫斯科回国途中，每下车访问一个城市，就去参观工厂，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那么兴奋，不断地向工厂负责人询问工厂的情况。他一面询问，一面思索着。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回国到达沈阳时，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他们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快地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33)

苏联的建设历史，引起了毛泽东这么浓厚的兴趣，这不是偶然的。建立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新中国，这是毛泽东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34)十月革命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不是很弱小吗？然而今天的苏联却有了许许多多大规模的工厂。从苏联的建设历史中，毛泽东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虽然还很落后，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中国会很快地发展起来，也会像苏联一样，有自己的大工业。这对于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吸引力，这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清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新的中苏条约对旧的中苏条约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新条约第一条就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对于防止侵略战争，保障两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很快就被历史所证明了。

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这一条，对于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经济处于十分困难情况下的中国来说，极为有利。

此外，新条约还特地增加了这样一条：“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它规定：第一，“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第二，“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第三，“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

双方还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公告宣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35)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结果表明，尽管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双方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的事情，但这毕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它们在根本利益上和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说，这次谈判是在友好的、互利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因而取得圆满的结果。当时连西方国家的舆论也承认，中苏条约的签订，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中苏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在讲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36)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地评价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37)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一九四九年六月提出的“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的。邓小平曾经说，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并且认为，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越有利，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38)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把出访苏联看做是一件大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付诸实现。

“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作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

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方针之前，还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春提出来的。同年三月五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39)

对于这个方针，周恩来作过很好的说明：“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40)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一二月间同米高扬的谈话中首先提出的。随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个方针就被正式确定下来了：“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41)

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也作过很好的说明：“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42)

毛泽东善于用形象、生动又通俗的语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用“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述他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外交思想，就是一个例子。这三句话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用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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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抄件，1949年11月8日。

(2) 王宪举：《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首次透露50年前中苏建交经过详情》，见1999年9月8日《光明日报》。

(3) 柯瓦略夫，即柯瓦廖夫，当时是在中国的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

(4)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稼祥电，手稿，1949年11月9日。

(5) 菲里波夫，即斯大林。

(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毛泽东修改件，1949年11月12日。

(7)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9年11月25日。

(8) 194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9) 毛泽东在1950年1月3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支付，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

(10) 毛泽东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内容，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11) 通常译为费德林。

(12)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13) 刘少奇起草的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名义给毛泽东的电报，手稿，1949年12月21日。

(14) ［俄］冈察罗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

(15) 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49年12月25日。

(16) 毛泽东在1944年4月9日给陈毅的信中曾说过：“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17) 毛泽东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18) 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14日至16日。

(19) 1950年1月3日《人民日报》。

(20) 毛泽东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21)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40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40页。

(23) 转引自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手稿，1950年1月19日。见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24) 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手稿，1950年1月19日。见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25) 毛泽东同斯大林第三次会谈内容，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26) 周恩来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手稿，1950年2月8日。

(27)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1月25日。

(28)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1月31日。

(29)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1950年2月。

(3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23日。

(31) 毛泽东在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27日。

(32)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3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3月3日。

(34) 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07页。

(3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8—123页。

(36) 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4月10日。

(3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67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34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4页。

(40)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85—87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5页。

(42)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85—87页。

四十三、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整个大陆。实现全国统一，已是指日可待。毛泽东把注意的重点逐渐移到经济战线。此时他最关心的是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能否尽快渡过。这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

这一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1)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成功，为新中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回国以后，立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得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败逃前的大规模掠夺和劫运，这些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2)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却连续出现多次大的物价波动。每一次物价波动，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比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领头带起来的。在上海物价暴涨时，出现了商店拒收人民币的情况，有些人兴高采烈，以为共产党的势力将随着人民币的消失而被挤出大上海。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同在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形成强烈对比。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一九四九年七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在上海刚解放不久，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曾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3)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七月底到十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十二月十日，“粮棉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经过“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饱受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物价稳定的安心日子。

在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斗争中，陈云表现出很高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毛泽东十分称赞。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4)

毛泽东还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实现了，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毛泽东正是这样做了。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在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人民政权，并且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三项工作，必须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毛泽东写道：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5)

毛泽东写这段话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其中所讲的内容虽然是就一些地区而言的，但它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整个国家。

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四月中旬，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6)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而且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当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等人谈话的时候，对“四面八方”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7)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十二月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设想。他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8)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觉得确有把握了。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把这个设想明白地概括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三年准备”，就是用三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一九五〇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样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出国访苏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一九五〇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会议指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编制一九五〇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怎么办？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引者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下来、在建国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9)十一月二日，针对一些地方对这个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毛泽东又重申：“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10)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11)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12)

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13)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十二月五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一九五〇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〇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关于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14)

这三句话，简明有力，如实地反映了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同时又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给人们以希望，在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到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去的精神力量。

这时，毛泽东最关注的两大国内问题，一个是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是财政经济工作。他在离京赴苏的前两天，十二月四日，专门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是带着许多问题去访问苏联的，其中就包括这两个问题。

一九五〇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进行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致使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总的情况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在上海，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两千多个，失业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状况，当时在上海被称作“四月危机”。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三月中旬至四月初，毛泽东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15)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毛泽东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16)

在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17)立即送毛泽东阅。从保存下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毛泽东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是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18)

毛泽东把他批阅的这份材料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地写上“即送”二字。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干部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并确定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他再次提出必须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19)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底毛泽东提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以来，经过八个多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调整，把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列为恢复国民经济的条件之一。这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就有了一个更为明确和完善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应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上海正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的讲话传来，与会代表“表示拥护，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20)

毛泽东对上海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要陈毅将会议情况随时电告，他则及时复电，作出指示。

四月十五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那天，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这时，上海还处在“四月危机”中。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十六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21)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另一复电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22)

上海市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上海市终于度过了“四月危机”。毛泽东收到陈毅的有关报告(23)后，感到十分欣慰，立即把它转发给华东以外的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委的负责人，说：“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24)

上海的“四月危机”是度过了，但经济困难依然存在，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工人失业。其他各城市也大体如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客观形势要求全党必须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

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离京赴苏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时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情况和政策。”(25)到苏联以后，又电示林彪：“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26)从那时起，又过了五个月，毛泽东更深刻地感到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亲自抓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叮嘱说：“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27)

经过三、四、五三个月各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和准备，在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经济问题，情况明了，方针有了，认识也已基本取得一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六月六日在北京开幕。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报告

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所以毛泽东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次全会又是总结性质的会议，总结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十五个月的工作。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这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二中全会的各项战略决策。

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清晰而概括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报告一开头先分析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

对国际形势如何估计，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打起来，始终是毛泽东考虑的第一位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夏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毛泽东曾委托他询问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又当面问过斯大林。回国以后，在研究国内工作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这个问题。作为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能不这样考虑问题，因为这是作出一切重大决策的前提。毛泽东认为，战争还是和平，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对此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他没有排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强调，在几年内世界战争打不起来，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对国际大背景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就可以恰当地规划国内的和平建设事业。

毛泽东的报告中最具有动员力量、并且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关于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阐述。对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这个报告中别的内容或许忘了，不记得了，但是这三条总是不会忘记的。

他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28)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尽管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但它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国家，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国家，必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人们从毛泽东坚定而充满必胜信心的话里，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的。

在七届三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

他说：巩固财经统一，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巩固物价稳定，这三个“巩固”必须巩固，决不能动摇。去年骂我的信很多，现在物价稳定，这是极大的胜利。毛泽东这个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有个别地方的高级领导人，因出现新的比较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对于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有些动摇。

在谈到改善公私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共同纲领》。他说：我们的干部要熟悉和认真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29)许多地方现在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应当在地位上有所不同，在待遇上一视同仁。所谓有所不同，是就领导地位来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是进步的，应当取得领导地位。所谓一视同仁，是指一般的待遇，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都一视同仁。这样才能长久。“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要看工人，就是对资本家，也是有利的。除了军事工业带点垄断性，其余都应一视同仁。

毛泽东的讲话，着重地阐述了三中全会的策略路线问题。他已经察觉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太紧张，十分不利，因此非常必要提醒全党注意策略问题，防止胜而骄。必须确定进攻点在哪里，应当团结、合作的方面是哪一些，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方面，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地方，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毛泽东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30)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还分别作了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和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取得显著效果。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渡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较快的发展。一九五一年同一九五〇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生产总值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私营商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九，零售商品总额增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中得到的利润，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所谓共产党要挤垮私人资本主义，要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等等传言和思想疑虑，在渐渐消失。

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一九五〇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农业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粮食增产百分之十六点九。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也有很大改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一九五〇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时，曾估计全年将有四亿一千六百万元赤字，后来只有二亿九千万元。从一九五一年起，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这在当时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正当国民经济开始逐步恢复的时刻，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把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

当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七届三中全会原来确定的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要不要作出调整，如何调整，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对这个方针确定的过程，陈云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过：“一九五〇年三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31)

根据这个方针，今后几年的财经工作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时中央估计，随着美帝侵朝战争的扩大，时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中央的对策是，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32)这样，不但经济建设的环境要准备受到战争的威胁，而且要增加军费支出，减少其他方面的投入。

在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就国内财经工作的部署来说，还有一个“稳”（稳定市场物价）与“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先后顺序问题。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权衡利弊得失，确定在两者中把稳定市场物价放在优先地位。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和稳定物价的需要，有必要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放慢一下建设的速度。但这绝不是说不要建设，不能建设。这就要精打细算，勤俭建国，把节省下来的钱尽可能多地用到各方面的建设上去。

“边抗、边稳、边建”，其中每一个方面对新中国都是严峻的考验。在提出这个方针之初，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对于能否圆满实现这个方针，心里并不十分有底。但是，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证明中国人民不但能够支持得住这场战争，而且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不仅能够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而且能在最短时间里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

1952年首都各界群众庆祝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胜利完成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离不开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全力支持，离不开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它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说过：“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33)

建国之初，新解放区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在这样广大的地区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土地改革，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运动，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34)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和建国以前的土地改革，情况有很大不同。它是在取得全国政权并且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而过去是在激烈的战争条件下、在与资产阶级基本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直接任务，也从主要是支持革命战争转变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在新的情况下，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新区的土改在政策上要不要有所改变？土改的对象是地主阶级，这是不能改变的。土改依靠的力量是贫雇农，团结的力量是中农，这也是不能改变的。问题在富农，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政策？

中国的富农，一般带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性质，同时又有一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中国的富农，人数不多，在农业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但在土地改革中对它实行什么政策，对农村其他阶层，主要是中农，影响很大。

由于富农在农村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对富农的政策曾几经改变，并在党内发生过严重分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是主张对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的。在“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的时期，他的这种主张被指责为右倾，受到批评和压制。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中共中央改变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在这个指示里，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但是这个规定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实施，很快就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冲破了。随后，根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富农的土地被平分，其多余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等也被征收。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实行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解释：“冲破《五四指示》是群众的行动。离开政治形势讲问题讲不清楚。生死存亡，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就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候富农就对你那么好？所以那时是不能提出中立富农的口号的。”(35)

全国解放以后，战争基本上结束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和平建设的时期到来了。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考虑新区土改时，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富农问题。他在访苏前主持召开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南土改时，要慎重对待富农问题，要把对地主和对富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访苏期间，他就土改中的富农问题又同斯大林交换过意见。

当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提议，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令上，不要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多余土地的要求。他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时，应当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斯大林的意见，与毛泽东不谋而合。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告诉他将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中的第四部分（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暂缓发表，从长计议，待他回国后再作决定及发表。

电报中说：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36)

访苏归来以后，毛泽东对富农政策问题的考虑日渐成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但他觉得，这样大的政策问题，还需要更多地听听地方上主要是各大区的和各省的负责人的意见。

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致电新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提出：“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电报还说：“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毛泽东要求中南局、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及其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毛泽东还让邓子恢在中南局正在召开的各省负责人会议上，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37)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草拟新的土地改革法。三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询意见，列举出十四个问题，要求在二十天内答复。其中和富农政策有关的问题占了近半数，最主要的有：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中央要各地算这笔账，是为了在两种富农政策之间作出抉择。一种是对富农土地财产一律不动，一种是只没收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这笔账算清楚了，心中有数，才好下决心选定一个比较恰当的政策：既能适当满足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

各地在回电中，对中立富农的政策都表示同意，但在具体做法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完全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包括其出租的土地在内；一种意见则主张没收分配富农的出租土地，保留其余的土地财产。毛泽东对这两种意见都很重视，选择有代表性的电报，转发各中央局继续研究。

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接连三次来电，主张富农的出租土地应该拿出来分配，实行新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即不动富农自耕地及中农、富裕中农的土地，将地主土地、公地、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照毛泽东的本意，他是主张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但他没有立刻否定邓子恢的意见，而是继续征求其他大区负责人的意见。五月一日，他在复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报里，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再次提出，要中南局根据他们的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同时要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华东局也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38)

五月十三日，中南局起草的土改法令草案很快报来了。这个草案对富农出租的土地，允许按照不同情况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对富农土地之出租部分，得按减租办法减租。如某些地区贫苦农民所得土地太少，不足维持最低生活者，得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酌情征购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但征购后，应保持富农所有土地不低于当地中农水平）。”

两天后，华东局起草的土改条例草案也报来了。他们的草案对富农政策只写了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饶漱石还托人带来口信，重申他的意见：只明确宣布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财产，不说暂时不动。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过几年再动，这是毛泽东在三月十二日致各中央局负责人电报里说的。饶漱石认为，这样的规定，不但领导上可能被动，而且会产生“割韭菜”的顾虑，不利于发展生产。

这些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这个问题需要拿到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决定。

毛泽东在向七届三中全会上提交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里说：“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他说，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39)

经毛泽东修改、提交七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关于富农政策的规定是：“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就是这么一句话。

六月六日，刘少奇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土改问题的报告，谈到不动富农问题时，他举例说，有一个人有四十亩土地，全部出租，这个人就是地主，他的土地就应没收。可是另一个人，有九十亩土地，四十亩出租，五十亩不出租（自耕和雇人耕种），如果他出租的这四十亩不动，同前一个人比较起来，就有些不公平，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考虑。他又说，不动富农，但有些“尾子”又要调整，这样，不动富农的规定就站不住了，这个问题也很值得考虑一下。从刘少奇提出的这些问题来看，他感到绝对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包括半地主式的富农的出租土地，是有困难的。

与会者对富农政策以及土地改革的其他政策展开了讨论。八日，邓子恢和饶漱石在大会发言中，又重申了各自的意见。

邓子恢说，他对中央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过去他在这一点上还没有想得太通，这次根据中央这个指示，他完全理解这个精神，拥护这个方针。但是在中南的部分地区，如果富农的出租土地完全不动，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他希望对这个问题不要规定死，要有个机动，留一个“尾巴”，即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可以有条件地动。

饶漱石说，华东的情况是，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不过占到百分之七十到七十五。这样，他仍认为不动富农出租土地比较好，因为有利于生产。

六月九日，毛泽东在总结报告里，再次对不动富农的政策作了说明。

他在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后指出：那时候情况很紧张，应该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个道理也对。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战争停了，我们又决定不动富农。那时候，就是要动富农，不动富农，那是不可设想的事情。苏联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搞军事共产主义，对富农不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很厉害，资本家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直接没收。苏联搞新经济政策，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我们现在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他。(40)

对这个重大政策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土地改革法草案又在党内外继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六月十二日经毛泽东修改、准备提交给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补充，这样规定：“保存富农经济，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对于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得征收其一部或全部。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均不得侵犯。”其中，对某些特殊地区可视情况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规定，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是吸收了邓子恢的意见。

六月二十一日，经毛泽东审定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又作了修改。修改后，提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完整的规定：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请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来开会，请出许多老先生来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六月二十八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六月三十日由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施行。

如果把土地改革法关于保存富农经济的规定，同毛泽东最先提出保存富农经济的思想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出，经过党内外充分的民主讨论，集思广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决策，经过反复讨论而最后达到完全一致。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民主精神。这种民主精神不仅表现在最初广泛征求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也表现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充分讨论和各抒己见，又表现在全国政协会议中的民主讨论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堪称为“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在新区土改过程中，按照新的土地改革法征收了富农的大量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许多地方还征收了富农的小量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大部。这样，实际保存下来的富农经济就不多了，在土改后的农村生活和随后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成为大问题。

毛泽东在指导这次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但更强调要谨慎，要各级领导机关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差。强调土改运动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对于尚不具备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充分照顾到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采取更慎重、更稳妥、更和缓的政策和步骤。他唯恐重犯一九四七年土改中的“左”的错误，提出土改进程宁慢勿快，尽可能地避免出乱子。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确而稳健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到一九五三年春，全国除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的农民在内）无偿得到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一些陈腐的、落后的东西在相当程度上被革除了。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场规模广大、内容深刻的社会大变动，铲除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根基，使古老的中国农村空前地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耕者有其田”，这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领导农民去实现这个纲领。只有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前赴后继的斗争，才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完成了这一彻底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任务。

中国是一个水患灾害较多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饱受两个祸患之苦。一个是战乱，一个是水患。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战乱，带来了和平建设的新局面。但是，水患的问题，却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治理水患，变害为利，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项十分紧迫但又需要长期为之奋斗的艰巨任务。从新中国一成立起，毛泽东始终关注着江河湖泊的治理，关注着全国的水利建设事业。

一九五〇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所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灾情的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到此处，不禁流下了眼泪。

这份电报讲道：“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毛泽东都画了横线。

从七月到八月，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

第一个批示是七月二十日写的，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41)

第二个批语写于八月五日。他说：“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42)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第三个批语。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八月二十八日的电报，此电转报了苏北区党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提出：如果今年就实行导淮的话，原定的土改等工作部署就要改变，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就要重新考虑。而且在导淮工作的各项准备上“均感仓促”。毛泽东表示：“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43)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这次会议，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

九月十六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皖北地区灾民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44)

从上述毛泽东几个批示里，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关怀灾民的迫切心情和治理淮河的坚定决心。

十月十四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方针、一九五一年治淮的工作方案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国家仍在当年十一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四亿五千万斤、小麦两千万斤，保证治淮工程按时开工。这年冬季，淮河上游、中游、下游共有八十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八十天，建成了一条长达一百六十八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

第二年五月，组成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一题词被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治淮视察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和河南、皖北、苏北治淮指挥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决心。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一九五七年冬，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资金十二亿四千万元，治理大小河道一百七十五条，修建水库九座，库容量达三百一十六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四千六百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在治理淮河的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还决策启动了荆江分洪工程和治理海河工程。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它自三峡奔腾而出，到湖北宜昌以下豁然开阔，在长江中游地区形成辽阔的水网地带，滋润着湘鄂两省广袤肥沃的土地。但一到夏日，暴雨连绵，江河横溢，又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其中，从湖北枝江到湖南岳阳城陵矶这一段，人称“荆江”，更是首当其冲。

一九五〇年十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的汇报，认真研究了荆江分洪工程方案。不久，荆江分洪工程获得批准。

荆江分洪工程，直接关系到湖北、湖南两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尽管从长远来说对两省人民都是件好事，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舍南救北”的矛盾，如何处理好湘鄂两省的关系，就成为荆江工程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中南区和湘鄂两省有关负责人召开荆江分洪工程会议。与会者一致赞成荆江分洪工程尽快上马，但对于一旦发生长江特大洪水时湖南是否分洪、以及分洪后湖南能否免除洪水威胁的问题，看法一时难以统一。

情况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送上他主持起草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初稿，请毛泽东审阅。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45)

随后，经过多方商议，又对《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稿反复修改，提出了一个更充分地考虑到湘鄂两省各自利益的方案。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陈云，说：“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46)与顾问布可夫(47)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48)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须得政务院批准。”(49)三月三十一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

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五月，中央人民政府委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临行前，毛泽东为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这项工程由于决心大，准备充分，只用了两个半月就全部完成。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后，很快就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一九五四年夏季，长江流域连降暴雨。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在洪峰到来之际，经中央批准，先后三次启动荆江分洪工程，保住了荆江大堤。毛泽东得知这一喜讯，再次挥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治理海河工程，是和治理淮河的工程几乎同时开始的。

海河并不长，却汇合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以及大大小小的众多支流，构成华北平原的一个重要水系。由于当时海河流域雨量集中，地势平缓，特别在夏季一遇暴雨便泛滥成灾，直接威胁着华北平原主要产粮区和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安全。

修建官厅水库，是治理永定河的一项关键工程。清朝末年就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由于兵荒马乱、政府腐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始终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关怀下，经政务院批准，官厅水库工程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正式开工。

官厅水库可蓄水二十二亿多立方米，是继治淮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之后，新中国兴建的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官厅水库竣工前夕，视察了工地。水库建成后，又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多灾的河流。在可考的历史记载中，平均每十年就有四次决口。新中国建立以后，首先进行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它和治理淮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官厅水库工程一起，被称为新中国初期的四大水利工程。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假的时间，顺着山东、河南、平原(50)三省黄河沿岸，专程考察黄河。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第一站到济南。二十七日，毛泽东视察了济南附近的黄河地段。他站在堤坝上，凝神望着黄河水，问道：这里的黄河底比济南城内地面要高出多少？陪同的人回答：高出六到七米。毛泽东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修牢，千万不要出事。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不能出事。还说：我深知黄河洪水为害，黄河侧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可以引黄河水淤地，改种水稻，疏通小清河排水，让群众吃大米，少吃地瓜。

二十八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前往徐州(51)。途经当年的淮海战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向周围人说起当年指挥淮海战役的一些情景。到了徐州，刚下火车，就听徐州市负责人汇报工作。徐州市负责人表示，事先不知道主席要来，没有准备。毛泽东说：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

在徐州，毛泽东登上云龙山顶，远眺清朝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改道以前的黄河故道。他深有感慨地说：过去黄河流经这里七百多年，泥沙淤积很多，夏秋季节常常决口，泛滥成灾，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乾隆皇帝四次到这里视察，研究治理黄河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治不好黄河。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我们应当领导人民，把黄河故道治好，变害为利。山上山下、城市道路两旁，都要多栽树，防风固沙，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治理战争创伤，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二十九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南省兰封县(52)。为了不给地方增加接待负担，他提出，当晚就住在专列上。

第二天（三十日），毛泽东又乘专列前往黄河东坝头，随即徒步登上大堤，来到当年铜瓦厢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毛泽东向陪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了解当年黄河决口的情况，并询问了固堤防洪的一些措施。

中午，毛泽东回到专列，继续驶往开封。毛泽东请陪同的河南省委负责人等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很有兴致地向王化云询问起治理黄河的规划情况。毛泽东说：长远打算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毛泽东还关切地了解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情况。后来，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或许就是在这时萌生的。

开封就要到了，毛泽东提出想看一下举世闻名的“悬河”。于是，一行人很快来到柳园口大堤。站在大堤上，毛泽东向四下张望，说：真是“悬河”！黄河水比堤内村里的树梢还高。他又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切实修牢固。发大水时，有危险，党政军民一齐上，万万不能再出事。

当晚，毛泽东在开封河南军区驻地过夜。大家都休息了，毛泽东却在灯下兴致勃勃地翻阅《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等。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每到一地，总要找当地的方志等阅读，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

三十一日清晨，毛泽东要到新乡去看引黄灌溉工程。那里当时属平原省，毛泽东坚持不要河南省委负责人陪同前往。临行前，毛泽东嘱咐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的响亮口号。

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下车到邙山考察。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新建成的引黄灌溉大闸。毛泽东提议去引黄渠看看。

到了引黄灌溉大闸管理处，听完管理人员介绍，毛泽东问：把闸门打开进水看看行吗？陪同的人告诉他：现在这里还没有电，开闸都是人摇。毛泽东提议：那咱们一起去摇开它吧。说罢，便脱去大衣，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闸开了，黄河水滚滚涌进。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在那里深思片刻，说：沿着黄河每个县都建一座引黄闸就好了。

毛泽东上了车，继续向新乡驶去。看完引黄入卫新渠，毛泽东感慨地说：从黄河到卫河，这条人民开发的新渠，改变了黄河下游过去只决口遭灾、不受益的情况，起到了造福人民的作用。(53)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来到安阳，参观了著名的殷墟。在结束为期一周的考察黄河之行后，十一月三日凌晨一时回到北京。

水利，自古以来就是个大问题。它是农业的命脉，关系着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又关系着人民的安危与福祉。毛泽东对水利的关心和重视是一贯的。为人民造福，是他在发展水利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兴建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有力地保障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一十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还高出百分之二十。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一，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三年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胜利实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三年里，就领导全国人民恢复了国民经济并有所发展，在新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为新中国的全面发展，为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在开国之初，为巩固革命的胜利和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三项最紧迫的任务，即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三年内都顺利地实现了，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中国人民破坏一个旧社会，而且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非常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

一九五〇年底和一九五一年初，几个大城市上映了一部电影《武训传》，引起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发表了不少赞扬的文章，作了许多过高过分的评介。比如，有的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说，“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是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有的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逐渐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这样开展起来了。

电影《武训传》写的是一个真人的故事。主人公武训，原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他靠着乞讨，筹款兴办义学，想让更多的穷人家的子弟能够读书识字。但这种想法，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在筹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夏衍就曾经表示过：“武训不足为训。”(54)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专门调看了这部影片。随后，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稿，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这篇社论的主体。这篇社论于五月二十日发表，标志着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开始。

毛泽东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了电影《武训传》问题的要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他还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55)

毛泽东的批判是尖锐的，严厉的。他把武训行乞兴学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加以分析，并进而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问题。

这篇社论发表以后，对电影《武训传》展开了比较集中的批判。六月十六日《学习》杂志第五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事先审阅了这篇文章，有针对性地加写了几段文字。

关于武训办义学这件事，毛泽东指出：“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56)

为什么一部电影和对它的宣传，会引起毛泽东如此严重的关切，亲自动笔写社论，改文章，发表这样尖锐意见呢？从以上的引述中就可以得到答案。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的毛泽东，对这种进行不正确的宣传自然很敏感。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进行宣传，教育人民，以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毛泽东抓住对电影《武训传》进行讨论和批评这个机会，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教育人们用这个观点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看待历史人物。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历史上的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做实地的调查。调查团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在当时属于平原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对武训的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在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

调查记共五个部分，即“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毛泽东对调查记作了认真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达十五处之多。关于武训兴办义学一事，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说明在封建制度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57)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毛泽东的目的是借此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应当说是重要的，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情况，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

当时在对人的处理上是比较慎重的。影片的导演孙瑜，在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仍然让他继续执导一些影片。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文艺界代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还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并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58)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大学马寅初等十二位著名教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还邀请周恩来到北京大学作报告。周恩来得到邀请，向教育部建议，于九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这以后，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首先在北京、天津两市，随后又发展到全国，先是在高校，以后推广到各界知识分子。

这个学习运动的发起，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也是适应国家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的需要。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讲话，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59)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到一九五二年秋，这场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员的百分之九十一，大学生的百分之八十，中学教师的百分之七十五，参加了学习。这对他们转变立场，克服旧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做法过于生硬，在感情上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还发生过错误地用教条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某些学术观点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讲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指出：“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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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8页。

(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71页。

(3) “银元之战”，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的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平息了这场银元涨价风。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2页。

(5) 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稿时加写的话，1949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15页。

(6) 转引自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4月18日。

(7) 陶鲁笳在中共太行区委会议上的传达记录，1949年5月3日。见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28、129页。

(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9)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35页。

(10) 即《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09—1516页。

(11)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电报，手稿，1949年11月2日。

(1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13) 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11月29日。

(14)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15)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91页。

(16)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3页。

(17)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50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2页。

(20) 陈毅关于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4月21日。

(21) 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16日。

(22) 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23日。

(23) 指陈毅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上海三四两月工作的综合报告，1950年5月10日。

(24) 毛泽东转发陈毅报告的批语，手稿，1950年5月13日。

(2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59页。

(26) 毛泽东致林彪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2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59页。

(2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29) 《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自提出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的决策后，多次提到，必须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30)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3—76页。

(31)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4、112页。

(32)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4、112页。

(33)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9、80页。

(3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35)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9日。

(36) 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周恩来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2月17日。

(3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7、48页。

(38) 毛泽东致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电，手稿，1950年5月1日。

(39)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40)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9日。

(41)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5、86页。

(4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5、86页。

(4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5、86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6页。

(45)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原件，1952年2月25日。

(46) 李葆华，当时是水利部副部长。

(47) 布可夫，苏联水利专家。

(48) 傅作义，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

(49) 周恩来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的信，手稿，1952年3月29日。

(50) 平原省，1949年建省，1952年底撤销，辖地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

(51) 徐州，当时属山东省。

(52) 兰封县于1954年与考城合并，称兰考县。

(53) 以上有关毛泽东1952年10月视察黄河的情况，均据袁隆：《纪念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50周年》一文，2002年9月25日。

(54) 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见1994年7月16日《文化电影时报》。

(5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6、167页。

(56) 毛泽东对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的修改，手稿，1951年6月。

(57) 毛泽东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稿的修改，手稿，1951年7月。

(58)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7页。

(59)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3、184页。

(6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6页。

四十四、抗美援朝（上）

一九五〇年六月，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和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一件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顷刻间，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东北亚的这个半岛上来。

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迅速作出反应。它的反应，不仅针对朝鲜，也针对中国。

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三十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从此，美国侵略军的坦克在朝鲜大地上横冲直撞。

美国把台湾和朝鲜半岛这两个并不相干的地区联系起来，同时采取严重的军事步骤，公然干涉中朝两国的内政，有其战略上的考虑。从冷战开始以来，它一直把这两个地区看作它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把中国领土台湾当作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1)这样，美国就趁朝鲜战争之机，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2)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差不多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七月七日和十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八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九月六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3)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4)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5)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尽管朝鲜人民军向南进军最初甚为顺利，毛泽东却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的可能性。一九五〇年八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6)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八月五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7)，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九月上旬能作战。八月十八日，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后，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和大意。他在讲话中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8)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9)

九月十五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二十八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九月十八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发回电报，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并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二十日，周恩来复电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复电说：“我们认为你（指金日成——引者注）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复电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并且说明：“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10)

这时，中国政府已经得到准确情报：美军要越过三八线。九月二十九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11)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2)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三十三万兵力。(13)

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4)

然而，美国当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对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竟然充耳不闻，不屑一顾。(15)十月七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16)十二小时以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朝鲜烧到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迫使中国人民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必须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17)。

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有如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18)

就在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当天的深夜，金日成紧急约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当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毛泽东早有所料。他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这样说过：“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19)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一九五〇年，美国钢产量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二千八百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呢？只有六十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一百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当时在出兵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毛泽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的信息已是十月一日深夜。二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20)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21)

十月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就在十月二日这一天，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给斯大林的长电报，回复斯大林一日的来电。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以下是毛泽东起草的电文的主要内容：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22)

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援。毛泽东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他考虑得全面，周到，又很慎重。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但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未发出）的第一页

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23)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

十月四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24)

会议进行中间，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彭德怀赶到了会场。彭德怀对这个会议毫无思想准备，连会议内容事先都不知道，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散会后，他来到杨尚昆住处，详细了解会议情况。(25)

十月五日上午，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倾心的交谈。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26)

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27)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从十月二日到五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28)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29)这是毛泽东对当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又何等民主的决策啊！

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十月八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以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30)

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八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立即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次日上午，彭、高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要求各部在十天内做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

也是十月八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双方谈得并不很顺利。十月十一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对苏美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再次讨论此事，以作定夺。十月十二日，他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十月九日(31)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32)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三）真日(33)菲里波夫(34)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35)

当时，毛泽东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毛泽东的决心没有动摇。

此时，正值平壤告急。十月十五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电报说：“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36)同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十六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箭在弦上，只待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作为最高决策人毛泽东，这时更加冷静而周密地考虑和布置一切重大问题，使出兵做到万无一失。十七日下午五时，他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十八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37)

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出动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二十一时，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38)

从十月一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过鸭绿江，仅仅十八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不容易！

二十年以后，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39)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40)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过江那一天起，毛泽东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鲜战场了。

毛泽东一生中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统率过几百万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有高人一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上，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怎样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新胜利，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新的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怎么打法？

当时的朝鲜战局十分严峻。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分三路北进。东路占领元山，中路进逼阳德，西路美军正作围攻平壤的准备。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在占领元山和平壤之后，先东西对进，打通联系，然后向鸭绿江边推进。

还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研究敌情后商定：利用敌人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也就是朝鲜半岛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这就是说，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的问题。(41)

然而，志愿军渡江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个样子。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原定的阻敌方案，即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一线防御六个月以后再进攻的作战部署，已不适用了。

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部署。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三十分，他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42)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43)

初战必胜。这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据他的机要秘书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有来自前方的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电报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毛泽东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

这一年，毛泽东五十七岁，精力十分充沛。

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十月二十三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44)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敌进甚速。南朝鲜军很快进到清川江附近，而志愿军主力离预定开赴的地区却相距尚远。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第十三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45)

彭德怀研究了敌情，感到在敌人以师、团、营为单位分兵冒进的情况下，要想采取集中兵力聚而歼之的办法有许多困难，搞不好会贻误战机。到二十五日，西线南朝鲜军已进至北纬四十度线以北的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松木洞、熙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四十军。歼敌任务已刻不容缓。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由温井（距离彭德怀的指挥所所在地大榆洞仅隔十几公里）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中国人民一直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但是，南朝鲜军仍然分兵冒进，其中一个团的一部已经到达距中朝边境只有几公里的楚山，向中国境内炮击。二十七日，这个团发现处境不妙，调头南撤，途中被志愿军包围。熙川以南的南朝鲜军两个营为了接应该团南撤，与志愿军在温井以东地区交战。二十九日，志愿军一个军将这两处南朝鲜军大部歼灭，取得初战胜利。

南朝鲜军与中国志愿军交战失利，但麦克阿瑟对志愿军兵力仍估计不足，满不在乎，以为中国只是象征性地出兵，继续命令后续部队向中朝边境推进。

十月底，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冒进北渡清川江到达云山。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志愿军部队将其大部围歼于云山。同时，阻击部队又在云山以南击溃该师的另一个团，击毙该团团长。云山战斗，志愿军首创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狠刹了一下“王牌军”的威风。

美骑一师在云山遭到重创，使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为之震惊。十一月三日凌晨，敌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

彭德怀当即下令，追歼逃敌。四日，歼灭英军一个榴炮营和美军一个加强连。但是，靠两条腿跑路的志愿军，毕竟跑不过机动能力很强的机械化部队。至四日黄昏，敌军主力已全部撤到清川江以南。

根据敌我态势，彭德怀于十一月四日十五时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五日一时，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提出组织第二次战役的指导思想。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十三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国朝野引起种种猜测。美国军方估计，中国入朝参战的目的有三种可能：第一是为了边境安全和拆除鸭绿江水电站设备；第二是为了从战略上牵制美国，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第三是为了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46)麦克阿瑟则把赌注压在阻止志愿军继续过鸭绿江上，提出“最后的攻势”计划：先以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渡口，再发动地面攻势。(47)由美第十军经长津湖西进，美第八集团军由清川江北上，在江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距鸭绿江五十公里）以南会合后，围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然后向鸭绿江推进。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为加强东线力量，他在十一月初决心调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入朝。十一月五日，电告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48)

在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并决定加强东线兵力之后，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写了一段话，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49)

十一月中旬，第九兵团三个军十二个师秘密入朝，在东线迅速完成战役集结。第九兵团入朝，使志愿军一线总兵力增加到九个军三十个师三十八万余人，并在东西两线上都占有兵力上的优势。而这时敌人却低估中国在朝鲜的兵力，认为只有六万到七万人。

从十一月六日起，西线之敌开始试探性进攻，以摸清志愿军兵力和意图。彭德怀要各部队从清川江边节节后退，故意向敌人示弱，还有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械。麦克阿瑟果然中计，认为志愿军“装备低劣，怯战败走”，命令部队向北冒进。二十四日，“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全面进攻，目标直指鸭绿江边的朔州、碧潼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十一月二十五日，西线敌军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于是，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次战役。

当晚，恰逢月圆之夜。这是志愿军夜战最理想的天候。志愿军西线部队突然发起猛攻。一个军分三路合击孤立地暴露在志愿军面前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一个师。至二十六日晚，全歼该师五千余人。志愿军另一个军也在宁远等地歼灭南朝鲜军另一个师大部。

志愿军在德川、宁远打开缺口后，正向志愿军进攻的清川江以西之敌，大部在原地停止行动，同志愿军形成对峙状态。这正是穿插分割歼敌的极好时机。彭德怀等立即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要求各部队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西线之敌。这时，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主力沿小路疾行，不顾美机威胁，以十四小时前进七十公里的速度，于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到达三所里地区，堵死美九军南撤退路。随后，他们又主动西插龙源里，截断敌人的另一条退路。正面的志愿军四个军乘势猛攻，分割围歼当面之敌。二十九日，西线敌军被迫全线撤退，同时令美骑一师和英第二十九旅北上接应，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三所里、龙源里。

这样，西线战场形成敌我交错的战争奇观。从整个战场的态势看，敌军处在志愿军南北夹击之中；但在三所里、龙源里的局部战场，志愿军又处在敌军的南北夹攻之中，情况十分险峻。如果三所里、龙源里失守，清川江以西以北之敌将全部南逃，第二次战役的歼敌目标便会落空。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终于顶住每日上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击退一次又一次坦克兵、炮兵、步兵的协同攻击，使南逃北援之敌军相距不足一公里却始终不能会合，大振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这一可歌可泣的英雄战绩，深深地感动了彭德怀司令员，他在祝捷电报中破例地写上“三十八军万岁”六个字。

十二月一日，敌军见突围无望，被迫遗弃大批辎重装备，转向靠近西海岸的安州方向突围。

与此同时，东线第九兵团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起反攻。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骄横一时的麦克阿瑟被迫承认：“这支小小的军队，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50)他命令东西两线军队于十二月三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51)

毛泽东立即令西线部队向平壤挺进，相机收复平壤。

十二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十六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在东线，人民军于九日收复元山，切断敌人陆上退路。志愿军十七日占领咸兴，二十四日收复兴南。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志愿军连续打了两个胜仗，在有些人的头脑里速胜思想有所滋长。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应当怎样估量？是速胜，还是持久？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在第二次战役发起后不久，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对朝鲜战局发展前途曾作出两种可能的估计。他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这表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他还对金日成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52)

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明确判断：“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53)

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取得两个战役的胜利，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愈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54)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同美国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上，作了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长篇发言。

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一、严厉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三、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55)

中国方面这些完全合情合理的建议，虽然被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所否决，但这正义的声音传播到了全世界。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海外爱国华侨受到鼓舞。中国政府在安理会上同美国的政治斗争，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密切配合，有声有色。

按照原来的设想，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转入休整，准备第二年春天举行新的反击。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容中国人民志愿军等到第二年春季再战。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就此发表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先停战后谈判，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56)

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他在十二月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前十一天，会见金日成时就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57)十二月十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58)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地发起第三次战役。但是，由于连续作战，西线部队已经十分疲劳，战斗减员达四万余人。东线第九兵团也出现大批冻饿减员。(59)西线的运输车辆不过三百辆，而运输线却要比第一、第二次战役延长近两倍。不少战士还没有穿上御寒的棉大衣和棉鞋。在这样的情况下，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确有很多困难。尽管如此，志愿军总部还是根据政治局势需要，下达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毛泽东批准了志愿军总部的作战部署。

这次战役是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共同进行的。一九五〇年除夕之夜——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七时，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在约二百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联合国军”怕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使其十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陷入绝境，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全线撤退。

彭德怀决定乘胜扩大战果。中朝军队四日进占汉城，五日渡过汉江，八日收复仁川。“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中朝军队以凌厉的攻势，攻城夺地，但却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敌人则有诱我深入、在侧后登陆、对中朝军队夹击的企图。有鉴于此，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第三次战役结束。

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即志愿军在仁川及汉江以北先休整两到三个月。但他又认为，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他还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志愿军党委。

这段话，在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两军的团结，起了重大作用。一月二十日，彭德怀立即在志愿军党委会上作了传达，并决定，在一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要把虚心向朝鲜同志学习、团结朝鲜军民作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60)

1951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报告》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一九五一年一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局大体上稳定下来，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想离开北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集中一段时间去编辑《毛泽东选集》。二月底、三月初，他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上一些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著作集。其中主要的有：晋察冀日报社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苏中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山东渤海解放区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东北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分六卷，合订本）；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下册，党内发行）。

这些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都发挥过作用，但都不是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的，也都未经作者审阅。随着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武装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斯大林也希望毛泽东将他的著作编辑出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将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之事，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中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61)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毛泽东进驻北平以后，继续抓紧进行。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发稿，到六月中旬，已完成三校，共一百余万字，全部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十月开国大典前后，毛泽东已看完全书清样的三分之一。(62)

不久，因出访苏联，《毛选》的校阅工作中断了半年多。毛泽东回国后，又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一九五〇年六月，全会刚开过，朝鲜战争爆发，《毛选》的编辑工作再一次推迟。

现在，三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终于可以抽出时间继续编《毛选》了。

他把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叫来，对他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63)，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泽东表示满意。(64)

这是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陈设简陋。当时天气还比较冷，临时安装了暖气。这里环境幽静，很适合编书。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修改审定了大部分选稿。

《毛选》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做的。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有些题解和注释，与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献价值）。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约一百万字的清样稿，被他选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着“此件不用”四个大字。

协助毛泽东编《毛选》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从毛泽东与陈伯达、田家英的一些通信中，可以窥见毛泽东精心编《毛选》工作之一斑。

其一，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致陈伯达、田家英：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其二，三月十五日致田家英：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其三，四月一日致田家英：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其四，四月七日致田家英：

“（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

（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

（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其五，四月十六日致田家英：

“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

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65)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来华。一九五〇年七月，尤金来到北京。对于这件事，在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曾当面对尤金作过解释。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怀疑。”(66)

尤金对毛泽东的著作颇为称赞。他看了《实践论》的俄译文，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议在某个刊物上发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见。《实践论》竟先于中国而在苏联首次发表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真理报》又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中国首次发表此文，则是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出版，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达一百零六万六千册。

十月十二日，出版总署召开了一个庆祝会，田家英作了一个发言。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后一时开《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到者将二百人。愈之(67)首致辞。次之编委会田家英报告编辑情形。选集凡四卷，今出版者为第一卷。各篇取舍，经毛氏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田谓于此第一卷中，可见毛氏思想之发展，及以后种种规划之基础。”(68)

胡愈之在会上讲话中也谈道：“《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是在出版总署成立以前，北京解放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就已经开始了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开始接受了《毛泽东选集》的一部分稿子发排，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两年半，才完成了第一卷的出版工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读者经常关心地问：《毛泽东选集》什么时候出版？问到现在，才开始出版了第一卷。这一段时间很久，是因为毛主席对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样慎重的态度，亲自几次校阅修改；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做注释工作和主持出版工作，也十分地慎重。”(69)

《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先后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一九五三年四月出版。这三卷包括了毛泽东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们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说过：“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70)又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71)所以他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72)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基本理论建设，先后被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选》也被一些国家译为外文出版，其外文版本达几十种之多。

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他曾说：“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一九四七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73)

但也有例外，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收入了《毛选》第三卷。历史决议是根据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冬写的一份《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起草的。毛泽东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且作过多次修改。但毛泽东没有把它当做自己的著作而作为附录收入他的选集。考虑到发表历史决议，就要公布王明路线的问题，这是需要中央作出决定的。为此，毛泽东向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了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后来，毛泽东对党外人士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74)

毛泽东的文章，气势雄伟，又十分流畅。真是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但并不都是一口气写下来的，特别是理论文章，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推敲，润色。而不少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他就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75)

按原定计划，《毛选》第四卷是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接着出版第四卷时机还不成熟，就搁下来了。在过了六年之后，第四卷才编辑出版（只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第四卷的情况，将在后面说到。

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两国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曾经作过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二月间就可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76)

这后一种估计对了。果不其然，从一月二十五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战役打响以后，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77)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怎么办？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二月七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这时，处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前线，作为志愿军最高指挥员的彭德怀，看到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困难，而第二番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兵力补充不上去，感到十分焦急。他认为必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请示战略方针。二月二十一日，彭德怀一到北京，就急忙赶往新六所。新六所位于北京城的西郊。这里比较僻静，建国初期，毛泽东经常在这里休息、办公。

彭德怀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78)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

这个方针，同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不久所作的乐观估计是不同的。毛泽东认真听取彭德怀的陈述，及时调整方针，作出正确决断，这是英明的。

彭德怀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79)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80)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少顷，他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并叮嘱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81)

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父爱。

毛泽东爱他，在他身上寄托着厚望，但毛泽东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当天，三架美军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没有投弹。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司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彭德怀在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多钟头。

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一九五一年元旦过后，一月二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江青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82)

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由机要秘书叶子龙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办公室。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83)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84)了！在他见了程颂云等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85)

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86)，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二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就在这一天，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三月十八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

三月一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引者注）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87)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三月七日，“联合国军”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十三日，主动撤离汉城。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但是由于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引发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尤其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迫使杜鲁门决心中途易帅。四月十一日，第四次战役进行当中，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半岛东西距离最短的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六个军已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共有十五个军约一百万兵力。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左右。但是“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人民解放军常常是整师整旅地乃至几个师几个旅地消灭敌人。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志愿军统帅部的注意，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88)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

第二天，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六月一日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讲清，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89)

到六月三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90)

毛泽东给斯大林写电报的时候，已临近第五次战役尾声。第五次战役是六月十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七万五千人的代价。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入朝参战的同时，在国内，一个广大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地、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一公布，中共中央即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

随即，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宣传热潮，人民群众以游行、集会等多种形式，表达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志愿军的坚强支持。宣传运动深入到每个街道，每个乡村，每个家庭，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党和国家的意志迅速地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十一个民主党派、团体，发表联合宣言，将抗美援朝运动推向高潮。

联合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91)

从十一月起，天津、上海、北京、沈阳、重庆、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桂林、青岛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先后召开抗美援朝大会，制定爱国公约，表示“不欠税、不逃税，不投机、不倒把”，“努力增加生产，沟通物资，保证供给”，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

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市工商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致电毛泽东，表示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十二月二日复电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对他们的爱国立场表示欢迎，对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92)

全国各界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当时，国家刚从长期战乱中复苏，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开始掀起全国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来，许多群众节衣缩食，积极捐款。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底，全国人民在一年中捐款的总额，约计可购买战斗机三千七百一十架，充分显示出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雄厚力量。

从一九五一年四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回国作抗美援朝报告，国内组织多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的慰问鼓舞了志愿军将士的斗志。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地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地意气风发，从来没有这样高昂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往往能够成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但没有因抗美援朝而被延误推迟，反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表现出蓬勃的生机。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抗美援朝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宣布：“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93)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开幕。汉、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十四个民族的代表四百五十一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为有这样多的民族代表参加的团结盛会感到鼓舞，在同日的复电中说：“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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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395页。

(2) 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3) 三八线，1945年8月美苏两国为接受日军投降，商定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临时分界线，称作“三八线”。

(4) 毛泽东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5) 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8月4日。

(7) 1950年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会议曾经决定，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后因他们不能到职，7月22日，周恩来、聂荣臻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23日批示同意。

(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92—94页。

(9) 毛泽东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10) 周恩来致倪志亮电，手稿，1950年9月20日。

(11) 周恩来关于朝鲜战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50年9月29日。

(12) 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9月30日。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13) ［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2、213、215、218页。

(14) 周恩来同潘尼迦谈话记录，1950年10月3日。

(15) ［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2、213、215、218页。

(16) ［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2、213、215、218页。

(17) 毛泽东致中共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人电，手稿，1950年10月19日。

(18) 彭德怀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1955年2月11日。

(1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20) 毛泽东致高岗、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21) 毛泽东对周恩来致倪志亮电报稿的修改，手稿，1950年10月2日。

(2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这个电报未发出。

(23)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档案。

(24)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7页。

(25) 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10月16日。

(26) 彭德怀传记组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7月20日。

(27)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8页。

(28)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735页。

(29) 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30)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0、101页。

(31) 疑为8日。

(32) 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手稿，1950年10月12日。

(33) 真日，即11日。

(34) 菲里波夫，即斯大林。

(3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3、104页。

(36) 毛泽东起草的周恩来致倪志亮转金日成电，手稿，1950年10月15日。

(37) 转引自《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07页。

(38) 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18日。

(39) 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40) 彭德怀在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5月15日。

(41)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5页。

(42) 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43) 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44)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7、108页。

(45) 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3日。

(46) ［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76、277页。

(47) 《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71、272页。

(48) 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电，手稿，1950年11月5日。

(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1月13日。

(50) 麦克阿瑟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460页。

(51)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中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85、186页。

(52) 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要点，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周恩来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2月4日。

(53) 毛泽东致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26日。

(54)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8页。

(55) 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56) 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57) 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要点，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周恩来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2月4日。

(58) 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13日。

(5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28、49、52页。

(60) 《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68页。

(61)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电，手稿，1949年6月1日。

(62) 黄洛峰：《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1949年10月5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72、273页。

(63) 王稼祥曾在1949年8月1日自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已校对好否？何时可送莫？联共中央机关同志问到此事。因此间毛选已译好，等着校对付印。”

(64) 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1994年9月10日。

(65) 以上五封信，均据毛泽东手稿。

(66) 毛泽东同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

(67) 愈之，即胡愈之，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

(68) 叶圣陶日记，1951年10月12日。见《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45、146页。

(69) 胡愈之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上的讲话，1951年10月12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65、366页。

(7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页。

(71)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3页。

(72) 毛泽东听取薄一波、谭震林等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73) 毛泽东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

(74) 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9月15日。

(75) 毛泽东同长征、艾地的谈话，1956年3月1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5页。

(76) 毛泽东致彭德怀转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1月14日。

(77)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1月28日。

(78)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1页。

(79) 志司，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

(80)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454页。

(81)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454页。

(82) 周恩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手稿，1951年1月2日。

(83) 访问叶子龙谈话记录，1996年5月27日。

(84) 李得胜，是毛泽东1947年转战陕北期间使用的名字。

(85)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69页。

(86)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87)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62、164页。

(88)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5月26日。

(89) 转引自解方致志愿军党委电，1951年5月27日。

(9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3日。

(91) 195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92) 毛泽东致李烛尘等电，1950年12月2日。见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93) 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94) 195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四十五、抗美援朝（下）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共歼灭“联合国军”二十三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的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已不可能吞并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美国统治集团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九五一年六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魏德迈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1)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要想完全击败“联合国军”，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从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整个朝鲜战局出现长期胶着的状态。

在侵朝战争的头一年，美国付出了八万八千余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三分之一。侵朝战争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的最大损失，还是战略上的。本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对付苏联。但在侵朝战争中，它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空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海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并动员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部分兵力。尽管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国内的六个半师和在日本的两个师，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就美国而言，兵力拮据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原因。在侵朝战争中，美国的物资消耗平均每月达八十五万吨，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这种战略上轻重、主次的倒置，不仅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它与同盟国的关系。在战争初期积极支持美国的英、法等国，也担心美国陷入朝鲜战争，而使以欧洲为重点的冷战政策受到损害。美国总统杜鲁门讲得很坦率，他说：“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2)

先前不惜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

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3)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金日成在北京停留期间，六月五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4)在六月九日给斯大林的另一份电报里，他还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在取得斯大林同意后，六月十日，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十三日，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会谈。在了解到这次会谈的情况后，毛泽东当天致电高岗、金日成，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5)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攻防的持续作战的能力，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

六月十一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6)

这时，在毛泽东面前，即将出现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到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7)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8)

当时，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一行五人正在北京，毛泽东把这些意见告诉了邓华，要他负责传达。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在这两条战线上，毛泽东各有一位最主要、最得力的助手，在军事上，彭德怀；在政治上（指导谈判），周恩来。

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下旬起，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

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邓华、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

当时，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前，将不停止对抗行动。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是有充分准备的。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他于七月二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9)这是为准备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

七月五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七月七日，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是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的代表还有李相朝、张平山。代表中国政府在第二线指导谈判的李克农，以及协助他工作的乔冠华等，也一同到达开城。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样样关照到了。

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属中朝军队控制区域，是个新解放区，情况复杂，战争中双方都在这里埋设了不少地雷。在安全上，不论哪一方出了问题，后果都将是严重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七月二日凌晨四时，他致电彭德怀等前方同志，嘱咐他们要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10)但他还放心不下，过了两天，四日凌晨四时，又给彭德怀专门发了一个五十来字的电报，写道：“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11)

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有关方面曾经考虑将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12)

七月九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13)

毛泽东真是一个精细的人。

为了统一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一个朝中代表团成员及李克农、乔冠华等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14)

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他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上午十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开城，这座高丽王朝的都城，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谈判代表在桌子两侧相对而坐。由于刚刚从厮杀的战场走到谈判桌前，彼此显得有些紧张。

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首先发言，只提出了关于谈判的九项议程，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

接着，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三点原则建议：

“（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十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该区民政恢复到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就交换战俘进行商谈。

（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15)

乔埃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他的理由是，停战谈判只应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只能在停战实现以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

会谈一开始，就在议程上发生分歧，卡在“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这个问题上，触到了对方的痛处。

李克农随即将会谈情况报告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16)

这样，撤兵问题便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为了转移视线，“联合国军”代表在谈判的第二天，节外生枝地提出要随带二十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会议区域。七月十二日，他们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带二十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朝中联络员拒绝。“联合国军”代表团以此为借口中断谈判，并以允许记者采访作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也许对方已经意识到这种小题大做的办法不妥，随即于七月十三日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的建议，并称如你方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

毛泽东看出了对方的用意，立即提出对策。七月十四日，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17)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18)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回合上赢得了主动。

次日，毛泽东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谈到他在作出这个决策时的一些考虑：“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19)

七月十五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恢复举行。美方继续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

几次谈判的情况表明，双方争执的焦点，一是撤兵问题，二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为了集中解决撤兵问题，朝中代表团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对谈判方针作了调整。即在讨论谈判议程时，只坚持讨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问题，三八线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同时，根据对方的要求，同意把“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列入谈判议程。

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20)

接连几天，双方在撤兵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联合国军”的代表显得有些理屈词穷。李奇微甚至允许乔埃用粗鲁的语言进行辩论，说：“只要乔埃说得出，就尽管粗鲁。”(21)

李克农在七月十九日谈判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对“联合国军”代表的窘态作了生动的描述：“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问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辞，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22)

双方的辩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也为最终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国际舆论清楚地看到，在停战谈判中，究竟是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谁有诚意，谁没有诚意。

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七月二十日，对其谈判代表发出一个指令，在是否讨论撤军问题上，开了一个口子，准备作出让步：“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23)

根据几天来谈判的情况，以及美方态度的某些变化，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撤军问题提出新的方针。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电报要南日在二十五日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增加这一条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其他四项都达成协议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24)

七月二十五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宣布：为尽快达成协议，早日实现朝鲜的和平，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25)这个建议，为尽快结束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而进入实质性谈判，打开了通道。

七月二十六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26)

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一个重要成果。这时，毛泽东把谈判工作主要委托周恩来具体指导，而将自己的精力转到指导国内的镇压反革命以及其他工作方面。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特点。当着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刚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去解决它，别的事情（外事除外）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或者以较少的精力去顾及一下。当他认为这项工作已有了头绪、走上轨道时，便放手让有关的领导同志去继续完成，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集中思考和解决另一个重要任务上去。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从志愿军入朝作战那一天起，他是多么聚精会神地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场的局面已有根本转变时，他便把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更多地放手交给彭德怀，自己在最必要、最关键的时候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方针。在开始朝鲜谈判后，我们又看到这种情况。在指导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向李克农、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一封又一封电报（电报发出前，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看了这样大量的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电报手稿，你会感到毛、周之间的意见是多么一致。除对少数电报毛泽东有较多修改或加写一些有重要内容的话，绝大部分是一字不改，或只是偶尔改几个写得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来写的电报都是一气呵成的。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一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果然，从八月十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同时，在中立区多次制造事端。朝鲜谈判被迫暂时中断，双方又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战场上的较量。

中朝军队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从七月二十日起，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灾害，农田被毁，道路冲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敌军又乘机向中朝军队后方实施大规模“绞杀战”。中朝军队的作战调动和物资补充，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十月十四日，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27)

毛泽东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这封电报。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他们想从战场上去捞取会场上捞不到的东西，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反而损失了十五万七千余人，只向前推进了六百四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十一月十八日的文章所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十月二十三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28)

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军”代表又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朝中代表重开谈判。谈判的会址改在位于开城东南八公里的板门店。

美国不再提所谓海空优势，但仍不放弃在西段把分界线向北推进的要求。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朝中方面在十一月七日提出在实际接触线的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不再坚持原先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

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积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到一九五一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都已取得重要进展，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农业增长百分之九点四。而且在战争费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这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但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顿，反而更加向前推进和发展了。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仅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且能够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年在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和其他事业的恢复，反而动员起全国亿万人民，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个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种精神状态，在毛泽东十一月十一日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里，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29)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在经受新的严峻考验中，边打、边稳、边建地度过了一九五一年。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朝中方面为谋求问题的解决，两次提出折中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七月十三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两者的遣返比例如此悬殊，隐藏着美国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

七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30)

同一天，毛泽东还审定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报，明确表示：“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31)

七月十六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起，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歼敌两万五千余人，志愿军伤亡一万零五百余人，敌我伤亡为二点五比一。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32)

这是毛泽东对志愿军自去年七月以来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基本战法就是他对解方和陈赓说的那个“零敲牛皮糖”。这是志愿军“制敌死命”的一个法宝。

在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了扭转它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十月十四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的铁路枢纽，因而成了这次攻势中的必争之地。志愿军凭借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顽强抗击，粉碎了美军的攻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上甘岭所在的五圣山，是中朝军队中部防线的战略要地，朝鲜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美军突破这道防线，进入开阔的平康平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上甘岭地区的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是扼守中部战线的两个前沿要点。美军“金化攻势”的主攻目标，就是夺取这两个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继而夺取五圣山。

在长达四十三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敌人动用了一切现代化军事手段，对志愿军阵地轮番攻击。在范围不大的两座高地和附近地区，敌军集中倾泻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和五千余枚炸弹，投入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两座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变成一片焦土。

具有高昂士气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一年多战火的考验和锻炼，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的本领大大地提高。志愿军将士先在地表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重创敌军。随后，又转入坑道作战，保存力量，准备反攻。十月三十日起，志愿军部队发起全线反击，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复全部失地。中部防线稳如泰山般地经受住又一次严峻考验。

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击落击伤敌机二百七十余架的重大胜利。这使美军再次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攻防能力，从此再没有发动起什么像样的攻势。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33)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五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回国后，艾森豪威尔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消息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联合国军”还频繁举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从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很有可能在一九五三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采用的办法，很可能是借助海空优势，在朝鲜东西海岸登陆，制造又一次“仁川登陆”。(34)

艾森豪威尔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及有关情报，是十分危险的信号。毛泽东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而迅速。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十二月四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美国在我侧后登陆以及登陆的几种可能性。毛泽东立即对报告写了三段批示：（一）“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二）“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三）“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35)

十二月七日晚十时，毛泽东单独同邓华谈话。

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36)

十二月九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十二月十日晚十一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时，毛泽东约聂荣臻谈话。当天，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并批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37)

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要求：“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并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的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这表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险，毛泽东决心将志愿军的主要指挥重心，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转向沿海纵深的侧后反登陆作战，并全力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部署和交通运输。

毛泽东在指示中最后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38)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趋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不久，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39)

不坚决制止美国的这种冒险行动，恢复停战谈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二月七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40)

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话讲得从容不迫，它的分量却人人都感觉得出来。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阵地，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境内，构成了大纵深的严密的防御体系，使敌人无隙可乘。

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通过空中侦察和特务刺探，了解到中朝军队已在认真地做抗击敌军从侧后方登陆的准备。同时，艾森豪威尔扩大战争的打算，也招致西方盟国的反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警告说：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举动，以及放蒋出笼的做法，“有非常不幸的政治影响，而没有补偿的军事优势”。(41)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42)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五个月的停战谈判。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当发觉敌人阴谋策划军事进攻时，迅即作出反应，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同时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有力的舆论配合，揭露敌人的阴谋，使对方知难而退。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制止敌人的冒险行动，有利于恢复停战谈判。这次由他指导的反对美军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又是一个例子。

苏联政府对促成恢复停战谈判持积极态度。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斯大林在答复美国《纽约时报》外交记者的提问时，当记者问：“您在任何以结束朝鲜战争为目的的新的外交措施上进行合作吗？”他回答道：“我同意合作，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43)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斯大林的葬礼。三月十一日，周恩来等同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米高扬、库兹涅佐夫会谈。苏联领导人表示了希望恢复停战谈判的强烈愿望。

这时，毛泽东同样在考虑是否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三月十四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逝世后，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葬礼。这期间，毛泽东在三月十九日致电周恩来，告诉他：“关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44)

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莫斯科。当晚，他应苏共中央约请，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商谈朝鲜停战方案。随后，周恩来两次致电毛泽东，汇报商谈情况。他在第二个电报里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〇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45)

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复电里对苏方的提议表示赞同，并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46)

这样，恢复停战谈判的时机逐渐成熟。

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丁国钰(47)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复电里，明确表示：“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在复电中，还提醒朝中代表团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他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48)

三月二十八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三月三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经中朝两国政府共同研究的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49)

这个声明，打破了朝鲜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的僵局，得到包括英、法在内许多国家的支持，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恢复停战谈判。

四月二十六日，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继续举行。

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四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50)

四月二十日，邓华根据毛泽东上述意见，提出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意见，计划在五月底完成战役准备，战役反击从六月初开始，到七月上旬结束。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这个计划，并在批语中讲到另一手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51)

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但又不甘心接受朝中方面的提案。“联合国军”代表表示，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往中立国，并且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为了不给美国以拒绝谈判的口实，朝中方面于五月七日再次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印度五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遣返委员会，负责看管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这一提案立即得到印度、缅甸等原先在遣返问题上支持美国的国家的赞同。

美国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朝中方面的方案了，于是又宣布休会。

从五月十三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五月二十五日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的提案。作为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就在谈判即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刻，却遇到南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对。四月二十四日，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他就决定将南朝鲜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将继续单方面作战。(52)

看来还得以打促谈。志愿军从五月二十七日起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并及时调整部署，由原定的以打击美军为主，改为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取得了歼敌四万一千余人的战绩。歼敌数几乎是第一阶段的十倍。

六月六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53)

六月八日，拖延将近一年半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提案。

六月十五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就要完成历史使命。

为了保证停战协定顺利签字，中朝军队发布命令：“从六月十六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就在这时，李承晚在六月十六日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十八日，又强行将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两万七千余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54)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果断地作出再给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的决策。六月二十一日，他紧急复电给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55)，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56)根据这个决策，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

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千余门火炮齐发，敌军阵地顿时笼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个小时，中朝军队即突破南朝鲜军的全部前沿阵地。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持下，如猛虎下山，一直打到停战协定签字时为止，共歼灭南朝鲜军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失地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七月十九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随后，南朝鲜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当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57)

连日来，中朝两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然而，毛泽东仍没有放松应有的警惕。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的两天前，毛泽东就向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指示说：“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58)在这里，毛泽东为全党做出了榜样：越是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59)

1953年9月12日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作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

毛泽东在事先拟的讲话提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60)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又一次实践了这句话。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

抗美援朝战争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对新中国都刮目相看。一个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经济还那么困难，军队装备又很落后，居然能把世界一流强国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打败，这不是奇迹吗？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不负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完成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是毛泽东最亲爱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

长期积弱的中国，能不能支持得起现代化战争的大量消耗？这是人们普遍担心的又一个问题。通过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最大限度地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支援前方，恢复经济，开始新的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中国人民不但有能力支撑现代化战争的消耗，而且有办法把战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这样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以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标志，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这为新中国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如果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那末，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两件事，都是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

毛泽东在指导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开展并领导了另一条战线的斗争——国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大陆上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有的上山为匪，有的潜伏下来，有的还压在人民头上继续为非作歹。他们不甘心失败，无时无刻不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人民和人民政府进攻，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

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明显地猖獗起来。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国人就要打过鸭绿江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便纷纷冒出头来，在各地进行破坏活动。

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工厂、铁路、仓库，阴谋破坏抗美援朝的军运工作和经济建设。他们杀人放火，烧毁民房，抢劫粮食、财物，制造大规模的社会混乱。他们甚至袭击、围攻县、区、乡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一九五〇年这一年，在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有三千多干部被杀害。美国情报机构也派遣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内地，积极发展组织，刺探情报，并企图暗杀中国领导人。

在反革命分子日益猖獗的情况下，一些领导部门和干部却存在着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和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虽然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却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群众对此很不满意，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有的工人气愤地质问干部：“看！我们竞赛几个月，特务放一把火就完蛋了；再不镇压，说什么我们也不竞赛了。”(61)

为了伸张民气，巩固政权，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揭开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这时离十月八日毛泽东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相隔只有两天。

十月十六日，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具体部署贯彻执行中央的镇反指示。随即，一场以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送来的综合报告。报告反映，在湘西地区的镇反中，先是存在着不敢“开杀戒”的问题，在开了杀戒以后，又出现了杀人过快过多的问题。报告对这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复电黄克诚，肯定湖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并对全国镇反运动提出了指导方针：“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62)在“稳、准、狠”这三个字中间，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准”。只有打得准，才能做到稳，也才能打得狠。

一九五一年一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朝鲜战局大势已定。毛泽东放手让彭德怀指导第四、第五次战役，自己只在最必要的时候，在关键的问题上，提出指导性的意见，或者隔一段时间，向彭德怀问一问朝鲜战场的情况。他的主要注意力从朝鲜前线的军事斗争转到了国内的镇反工作和编辑《毛泽东选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起草了一二百份这方面的批语和文电。

毛泽东总是这样，在一定时间，集中精力抓住一个主要问题加以解决，同时兼及其他。既不是单打一，又不是无重点地平均使用力量。一个主要问题解决了，再集中精力解决另一个主要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由此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

镇反刚开始，有些地方的领导人对这项工作认识不足，优柔寡断，行动不力。这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63)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时又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64)

毛泽东认为，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仅要在共产党内有清楚的认识和了解，还要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作广泛的解释。黄炎培是党外人士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亲自向他做解释工作，并且送一些镇反材料给他看。毛泽东在二月十七日写给他的信中说：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65)

毛泽东在注意纠正宽大无边的同时，又及时地提出镇压也应当有边，无边是不对的。这样，就可以防止在纠正一种倾向的时候可能出现的另一种倾向。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重要事项。在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要点中，对镇反运动作了五项规定：“1．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2．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3．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5．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66)

从此，镇反就分为外、中、内三层区别进行。外层，指社会；中层，指军队和政府机关内部；内层，指党内。

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根据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镇反工作全面铺开以后，各地进展情况很不平衡，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对滞后。

毛泽东在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中指出：“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67)

镇反运动在向纵深发展。毛泽东十分关注肃清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他多次提醒各级党委给予充分注意。三月十一日，他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68)

就在这个批语发出的第三天，三月十三日，一个严重事件在山东军区发生了，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在一次会议上被惠民军分区政治部的一名副科长刺杀。经查，这个副科长在历史上曾向敌人告密出卖过两名共产党员，镇反中被群众检举，因而行凶报复，并当场自毙。

这一事件，在党内引起了震动。这样的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为过去所少见，在建国后更是首例。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要求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务必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69)

毛泽东及时而周密地作出部署，这对于保证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公安部门在镇反运动中的安全，十分重要。自此以后，再没有发生像山东军区那样的事件。

毛泽东在指导镇压反革命这场重大的斗争中，十分注意研究各地方各部门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他写的批语，态度鲜明，政策明确，语言尖锐，而又十分讲究分寸。对于各地各部门的镇反工作，凡做得好的表扬之，做得不力的催促之，做得不对的纠正之。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不抓出成效决不罢休。提出任务时，有具体要求，有时间限制，有时还指定由哪个人具体负责。拖延不办者，立即通报批评。为了准确掌握运动的发展情况，他还要求全国二千多个县委和市委的书记都向他写一个报告，与他直接通信一次。(70)

毛泽东极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他说，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各地都要通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或协商委员会会议等各种形式，调动各种舆论工具，揭露反革命罪行，宣传镇反政策，动员各阶层坚持镇压反革命，反对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他强调：“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71)

镇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各阶层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一大批匪首、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受到惩处。但在运动中，出现了量刑不准，有些不该杀的杀了，不该抓的抓了，以及扩大了镇压范围等“左”的偏向。这种情况，一经发现，毛泽东就及时提出，引起各地注意。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72)四月二日他写的一个批语里，再次强调：“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73)

从一九五一年五月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为实行这一方针而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收回原来下放给下级的捕人批准权和杀人批准权。

五月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指示全党：“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74)

为实行谨慎收缩方针而采取的另一重大措施，是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

在前一阶段镇反工作中，逮捕并迅速处理了一大批犯有死罪、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群众拍手称快，对嚣张一时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起到了震慑作用，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但是，杀人多了，即使都是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也总会在社会的一部分阶层中引起不安，甚至会丧失社会同情。

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就是为解决这个矛盾而提出来的。“死缓”，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出这样一种刑名。它虽然仍属于死刑，但与死刑有重要区别。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后来，“死缓”就作为一个重要的刑名，写入法律，在中国实行。

五月八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75)

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76)

毛泽东上述两项重大而有力的措施的提出，从根本上防止和纠正了镇反高潮中曾在一些地方发生的乱捕乱杀的“左”的偏向，从而保证镇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两项重大措施，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规定：关于杀反革命分子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内，农村不应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一般应低于千分之一，一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严格掌握捕人和杀人的批准权。对于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认真清理反革命罪犯的积案。抓紧对外国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普遍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

这时，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已进行了七个月，形成了一套明确的工作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77)

在镇反工作进入谨慎收缩阶段时，有的区、村干部群众对死缓政策产生误解，以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毛泽东一发现这个情况，便立即作出解释：“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78)

一九五一年九月，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估计，全国及大部分地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已经进行得彻底或比较彻底了。毛泽东审阅会议决议草案时，又加写了一段话，其中说：“在镇压反革命确实已经达到了彻底程度的县、区、乡及某些市区，即应结束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转入经常的对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作。”(79)

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历时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除恶就是行善。”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一条批语。这句话用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十分恰当。镇压反革命，是一项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事业，因而得到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并直接投身到这个运动中来。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正是紧紧依靠群众的力量，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铲除了长期危害人民和社会安定的各种恶势力，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祸，曾经使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大伤脑筋，其中尤以湘西、鄂西和广西的匪患为甚。解放初期，全国有二百万土匪，杀人放火，残害人民。经过剿匪、镇反，这些盘根错节的匪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根除。而长期在城市中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势力，也在镇反中被摧毁，销声匿迹。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群众交口称赞，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功德无量。

在镇反运动中，一批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者欠有血债的重要反革命罪犯，也被捉拿归案，得到应有的惩罚。消息传来，民心大振，显示出人民民主专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巨大威力。

与此同时，一批潜入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国外敌对分子，也被逮捕法办。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情报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处的潜伏组织，在天津被破获。八月十七日，图谋在一九五〇年国庆节炮击天安门检阅台的主犯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日本人），在北京被处决。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毛泽东直接指导进行的。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紧紧握住指导运动的主动权，及时纠正各种偏向，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总结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时候，郑重宣布：“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

镇压反革命，采取了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方式，集中解决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以及各种匪患、黑社会势力等等。这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尚未完全巩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要选择。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偏差，包括错杀、错捕等。这些偏差一经发现，便及时地加以纠正，基本上保证了运动的健康进行。

通过一年来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较量，毛泽东认为：“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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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新处1951年6月12日电讯。

(2)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534页。

(3)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98页。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25、226页。

(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5日。

(5) 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6月13日。

(6)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6月11日。

(7) 转引自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7月1日。

(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18页。

(9) 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4时。

(10) 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

(11)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12) 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一份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手稿，1951年7月7日。

(13) 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9日。

(14) 毛泽东致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15) 1951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16) 毛泽东致李克农电，手稿，1951年7月11日。

(17) 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4日。

(18) 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19)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16页。

(20) 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7日。

(21) ［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1页。

(22) 李克农致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电，1951年7月19日。

(23)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下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61页。

(24)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4、205页。

(25) 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26) 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27)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同志们的电报，手稿，1951年10月14日。

(2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185页。

(29) 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电，手稿，1951年11月11日。

(30) 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31) 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32) 毛泽东为中央及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电，1952年10月24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4、325页。

(3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0、186页。

(3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0、186页。

(35) 毛泽东对邓华1952年12月4日报送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任务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2月。

(36) 毛泽东给邓华的信，手稿，1952年12月9日。

(37) 毛泽东对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2月11日。

(38)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手稿，1952年12月20日。

(39)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32页。

(40) 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

(41) ［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56页。

(42) 1952年4月28日，美国总统宣布命令，由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

(43) 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44)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手稿，1953年3月19日。

(45)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手稿，1953年3月21日。

(46) 毛泽东复周恩来电，手稿，1953年3月22日。

(47) 丁国钰，当时参与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工作。李克农、乔冠华已经在美方停止谈判后回国。

(48) 毛泽东致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3年3月23日。

(49) 1953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50) 转引自邓华致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等并报中央军委电，1953年4月20日。

(51) 毛泽东对邓华关于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的批语，手稿，1953年4月23日。

(52) ［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93页。

(53)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33、234页。

(54) ［韩］战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战争》第5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9页。

(55) 彭德怀1953年6月19日离开北京，20日到达平壤后，致电毛泽东，建议在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结束后，再组织一个第三阶段的反击作战，“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

(56)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3年6月21日。

(57) ［美］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英国哈拉普公司1954年版，第11页。

(58)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1953年7月25日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手稿，1953年7月。

(5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3—355页。

(60)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1953年9月。

(61) 转引自《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06页。

(62) 毛泽东致黄克诚并邓子恢电，手稿，1950年12月19日。

(6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7页。

(64) 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月23日。

(6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1页。

(66)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4页。

(67)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手稿，1951年2月25日。

(68) 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指示的批语，手稿，1951年3月11日。

(69)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9页。

(70) 毛泽东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的批语，手稿，1951年5月15日。

(71)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1、120页。

(7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1、120页。

(7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0页。

(74) 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镇反指示时写的批语，手稿，1951年5月7日。

(7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2页。

(76)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2页。

(77)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1951年5月15日。

(78) 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电，1951年6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3页。

(79) 毛泽东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草案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9月。

(80)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页。

四十六、“三反”“五反”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北京已有几分寒意。中南海菊香书屋又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夜间工作，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习惯，保健医生曾多次劝他改变这个习惯，他也试过几次，总是改不过来。

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这是东北局送来的，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东北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列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其中提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这里指人民币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高岗这份报告中讲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毛泽东建议开展起来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十月五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即：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关，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材；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工作和生产中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却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吃惊。

早在进城前夕，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告：“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

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一个历史人物总在毛泽东脑海里萦绕，那就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李自成领导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取得巨大胜利，但在进北京后却骄傲起来，犯了致命的错误，使清军长驱入关，自己被迫撤出北京。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牢牢记取。他特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干部阅读，“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2)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主席从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在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主席还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主席又说不要做李自成。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主席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3)，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4)

东北，是当时全国各方面工作开展比较早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竟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十一月二十日，他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的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5)

这表明，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那样，毛泽东又着手指导一个新的运动。

很快，毛泽东就收到第一批报告。随后，在他的强有力催促下，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三反”的报告陆续不断地送来。毛泽东及时批阅，发现重要情况和经验，立即以中央或他个人名义转发全党，并加写批语。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6)

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他们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区党委，并在批语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7)

毛泽东转发高岗的报告，是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紧接着转发这两个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他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8)

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从十二月四日到七日，毛泽东连续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后，觉得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遂于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他甚至估计，“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9)，这当然是一种过分严重的估计。但透过这些，看到了毛泽东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反腐败的决心，绝不能容忍这类丑恶现象侵蚀党的肌体。同时，他又要求各级领导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

此时，毛泽东处在思想高度集中、心情异常激愤的精神状态中。他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的批转全党、全军，把他们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并对这些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借以推动“三反”运动的开展。他愈来愈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

从以下他写的几个批语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对党内这一斗争形势的估计。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10)

“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11)

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12)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13)

不论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还是他写的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他要求各大军区都要发“三反”斗争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这些要求是不适当的，很容易造成偏差。

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除夕之夜。他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八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14)

毛泽东写完这个批语后，才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材料，一个是中南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又高兴了，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即刻给谭政写了一封信，说：“此件(15)及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最后一句话是：“盼望你们的捷报。”(16)

这时，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凌晨两点。信封上写着：“尚昆派人飞送。”毛泽东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对他说：“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八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毛泽东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开始工作，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时半才休息，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

元旦这一天，下午五时半，毛泽东邀请十几位民主人士和党内几位负责人，在颐年堂聚会。他们是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六时半，毛泽东同他们一起来到怀仁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

团拜会上，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祝我们国家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当时最令人振奋，而不少人又感觉到巨大压力的，是下面这段祝词：“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7)

团拜会后，有一场晚会。许多部长和副部长早已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再去欣赏精彩节目了。团拜一结束，纷纷离场，赶回机关，连夜部署本系统的“三反”斗争。

对当时这个情景，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有一段叙述：“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

就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18)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有一段回忆。他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19)

时至一月中旬，毛泽东还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他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20)

这些日子，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一月十五日晚八时半，他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参加人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当时刘少奇在外地视察和休养，没有参加。十七日晚八时，毛泽东又约朱德、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谈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生产和“三反”问题。十八日晚八时半，召开书记处会议，主要讨论天津“三反”等问题。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会议至次日凌晨二时结束。

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这一布置，首先是在一月十九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的。“老虎”，这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毛泽东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21)他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22)“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23)

“打虎”最紧张的阶段，是毛泽东转发各地、各军来报并写批语最多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这时，毛泽东表现得很急躁，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他当时的心态是：“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24)

毛泽东工作过于劳累，每天连续工作近二十个小时。三月四日这一天，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六时十分才休息，大约二十个小时。晚上十一时五十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

为了适当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秘书叶子龙嘱咐值班秘书：“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身边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安排了一场电影，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目的是让他在紧张工作之余，稍许松弛一下。这是元旦晚会以来毛泽东参加的第一次文娱活动。

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二月九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5)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26)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27)

鉴于贪污在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大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以更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28)。他说，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29)

不久，他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30)同日，他告诉周恩来，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指示。(31)三月一日，李富春送给毛泽东一个报告，是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32)

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这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

在“打虎”高潮中，不少机关主要是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经停顿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与陈云、薄一波研究后，于二月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阅后立即回复周恩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33)十七日，毛泽东电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34)

从一九五二年三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五月十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35)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了重要作用。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动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点四亿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四十五亿元，以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共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以上均为旧币）。他们还同私商勾结，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事发后，华北局及时将情况及处理意见（逮捕法办）上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作了批示，肯定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党员，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领导干部。曾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的话，不幸而言中。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随后，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以杨秀峰为首的调查处理委员会。十二月十四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报告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十二月二十日，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在十二月三十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张二人党籍的决定。

毛泽东对刘、张一案极为重视。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公审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36)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意义深远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鲜明体现。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公审大会在河北省当时的省会保定举行。刘、张二人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消息传开，人心大快，称颂共产党廉洁清正，大公无私。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发动“三反”，惩治腐败决不容情。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白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当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37)

“三反”期间，毛泽东收到一封亲属来信。写信人是他的堂弟毛泽连等。毛泽连要求陪母亲到北京治病，毛泽东复信劝他们不要来北京。信中说：“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又说：“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38)随后，毛泽东寄去一些钱，让毛泽连的母亲在长沙好好治病。

一九五二年六月，毛泽连的母亲病故，毛泽连本人又不慎跌伤了脚。毛泽东十分关心，这年十月写信给他的房兄和启蒙老师毛宇居，说：“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39)，以一百万元为六婶(40)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他特意在信的末尾嘱咐说：“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陆续接待了一些来自家乡的亲友。来的时候，他都热情款待；走的时候，常常给一些钱，接济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些招待和接济亲友的钱，照例都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支付，从不用公家一分钱。他时常收到家乡亲友的一些来信，有的是要求安排工作的，有的是要求来北京学习的。毛泽东一概婉言回绝。

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杨开智，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给他复信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41)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一位同学毛森品，几次致信毛泽东，请求推荐工作。毛泽东也复信婉拒了。信中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42)

郭士逵，是韶山的一位农民。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在家乡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来捉他，郭士逵曾经帮助他脱险。可以说对他有过救命之恩。一九四九年十月，郭士逵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生活困难，希望在省外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复信给他，说：“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处省外，徒劳往返。”(43)

建国初，当地政府曾计划为毛泽东在家乡建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直通韶山。毛泽东闻讯，当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信中说：“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44)

毛泽东对家乡和亲友严格要求，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但他并不是一个绝情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是深深地惦念着他们的。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写给石城乡(45)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表达了他这种真挚的感情。他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46)

在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他的许多亲属都安心在家乡工作或务农，过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毛泽东本人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搞特殊。

一九五二年初，在“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际，毛泽东又作出一个决策：在大、中城市发动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发动这个运动的原因是：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在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东北局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十二月二十日华东局的报告提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西南局的报告同样反映了贪污分子与奸商相勾结，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事实。

据薄一波回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情况。当说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薄一波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47)

几天以后，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北京市委送来一个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里面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毛泽东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做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48)

这是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第一个号令。

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指示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49)

这样，毛泽东同时指导着两个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是在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一个是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斗争。这两个斗争互相配合，结合进行。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他在一九五三年说过：“三反五反只能在去年上半年搞，因为那时我们在朝鲜战场打得很好，战线稳定，土改基本完成，镇反基本结束，而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很高，必须打下去，如果搞早了反而不利。”(50)

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作过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51)《共同纲领》也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52)

发动“五反”运动，是不是要改变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改变《共同纲领》的规定？当然不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回顾进城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曲折历史中，说明了发动“五反”斗争的必要性。他说：

“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急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53)

“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三亿元，竟然将失效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沈阳裕兴源油房经理与同业串通，在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三年来，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十五亿元；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三万斤豆油。(54)在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庆地区，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又以同样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制作三十一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七点四亿余元。(55)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过高估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上要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这些要求，显然是违背《共同纲领》的。

毛泽东决心发动“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气焰，是雷厉风行的。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掌握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在运动的指导上，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掌握好区别违法与不违法的政策界限。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在斗争策略上，强调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大中小资本家，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反动资本家。在工作部署上，强调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准备不好，就不要动手，决不能盲目进行，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在县、区、乡三级一般不开展“五反”斗争。

在运动中，曾出现过“火烧工商业，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毛泽东很快发现，很快纠正了。一九五二年三月，他约请民主建国会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谈话。毛泽东首先肯定了民建会的重要作用。他说：民建会对资本家“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毛泽东还强调大资本家的重要性，他说：从全国看来，有些大工业家，他们掌握着的工厂，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用经济观点，向远的大的方面看，这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最后，毛泽东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答：是好的。毛泽东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56)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

比较早地反映这些情况的是中共天津市委。他们在二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北局、中财委并彭真的请示报告中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批发商业成交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私人不买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天津市委认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必须兼顾经济工作。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第二天（二月十五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57)以后，他为中央转发上海的一个“五反”报告时，以更为明确而坚决的口气说：“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58)

毛泽东还收到邓小平二月二十二日发来的一份电报，反映西南地区工商业出现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和税收明显减少，国营公司百货营业额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三十，工业器材仅及百分之十五，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加剧了城市贫民的困难，重庆一区二万人（占该区人口三分之一）到了无食缺食的地步，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邓小平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入手，启动市场。毛泽东表示同意，要求“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59)

种种情况说明，在城市中，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搞“五反”，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中搞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土地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使守法户的面扩大一些。守法的和半守法的这两类工商户加在一起，据毛泽东估计，占全部工商户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他说：“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因此，毛泽东提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必须在适当时机用主要力量放在处理前述两大类资本家方面。”(60)

不久，毛泽东又根据实际情况，将初期规定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这一类。根据北京市的情况，守法户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样，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仍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61)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看到薄一波从上海报来的关于上海工商户分类情况的报告，发现第二类（即基本守法户）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第三类（即半守法半违法户）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二。他认为第三类划的比例大了，要周恩来跟薄一波研究一下，能否由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三月十六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和薄一波电，告诉他们：上海的“‘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62)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的工商户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思想，越来越鲜明。

毛泽东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对于开展“五反”运动，他最早提出的要求是：“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63)当他发现由于“三反”、“五反”引起经济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便立即调整部署。首先，推迟全国工商业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的“五反”运动。他在二月二十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里说：“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指对有违法行为的资本家分批处理——引者注）。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64)其次，提出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五反”分步骤进行。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另一个指示里说：“例如河北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三月十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四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十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四市’的‘十镇’，也是中等城市，待‘四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十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65)

由于采取上述两项重要措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地有所缓解和改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随着对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揭发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一种“左”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到理论战线上，表现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上发表的带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的一面。毛泽东发现这个错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中宣部为此作了检讨。

在“三反”运动结束时，有的民主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中央统战部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当的，并建议他们不要采用。统战部在准备发出的一个指示稿中讲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审阅此件时，又改写和加写了一段话：“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66)

毛泽东在指导运动的过程中，在理论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对于保证“五反”运动不出现原则性错误和大的偏差，起了重要作用。在指导实际工作中间时刻关注着思想理论动态，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这是毛泽东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经验一点一点地积累，人们对“五反”运动的认识逐步深化。毛泽东在总结前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67)

这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全党对“五反”运动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更加自觉地领导这场斗争。这八条，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它使“五反”运动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国家发展的方向息息相关。做到了这八条，就可以实现毛泽东所希望的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正如他所说的，搞“五反”运动，“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68)

从一九五二年五月起，毛泽东开始着手部署结束“五反”的工作。早在四月初，他就提出“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他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69)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始终没有忘记新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其他一切工作，包括“五反”在内，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在“五反”进入定案处理的关键时刻，五月九日，毛泽东及时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中说：“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指示的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

“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

“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

“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

“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70)

从上述各项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五反”运动的定案处理，主要不在于从违法资本家那里搞到多少钱，而是有更深远考虑，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着眼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正确处理。

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各地的定案处理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毛泽东特别关注上海的定案处理工作。上海大资本家比较多，对上海工商户（特别是其中大的工商户）的处理如何，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全国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荣毅仁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对他的处理，更加引人注目。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经过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定为基本守法户。这个处理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71)

“五反”运动以打击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开始，但它的实际结果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的直接结果，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通过“五反”运动，“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72)这为以后用和平的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在“五反”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73)这预示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有一个新的变化。

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九五二年一月相继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们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移风易俗，起了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反”、“五反”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群众运动这种特殊的斗争形式。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注意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力求把群众运动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注意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者和指导者，倾心听取下面的意见，集中全党智慧，肯定和推广好的经验，同时实事求是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差，改正错案。“五反”结束后，又立即调整工商业，使一度萧条的市场重新活跃起来，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从总的方面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成功的，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当时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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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页。

(2)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48页。

(3) 刘宗敏，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一员大将，官至权将军。农民起义军进北京以后，他贪图享乐，到处搜刮钱财。

(4) 访问李家骥谈话记录，1996年9月10日。

(5)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20日。

(6)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30日。

(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0、191页。

(8) 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9) 根据安子文1952年10月25日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的贪污分子共42人（内有杀人犯5人），死缓9人。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86页。

(10) 毛泽东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1日。

(11)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7日。

(12) 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0日。

(13)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手稿，1951年12月30日。

(14) 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1日。

(15) 指中南军区党委1951年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

(16) 毛泽东给谭政的信，手稿，1952年1月1日。

(1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1页。

(18)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1月4日。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48页。

(20) 毛泽东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月14日。

(21) 毛泽东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手稿，1952年1月23日。

(22) 毛泽东致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电，手稿，1952年1月25日。

(23)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2月5日。

(24) 毛泽东转发六十六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2日。

(25) 毛泽东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电，手稿，1952年2月9日。

(26) 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

(27) 毛泽东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6日。

(28)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行政处分共六项：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

(29) 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的信，手稿，1952年2月9日。

(30) 毛泽东致陈毅电，手稿，1952年2月29日。

(31) 1952年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的若干规定》，其中对贪污一百万元以下的不作为贪污分子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具体规定。

(32) 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1日。

(33) 毛泽东复周恩来的信，手稿，1952年2月16日。

(34) 毛泽东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7日。

(3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页。

(3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7、158、152、153页。

(3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7、158、152、153页。

(38) 毛泽东给毛泽连等的信，手稿，1951年12月11日。

(39) 这里是人民币旧币，1万元旧币折合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人民币新币1元。下同。

(40) 六婶，即毛泽连的母亲。

(41) 毛泽东给杨开智的信，手稿，1949年10月9日。

(42) 毛泽东给毛森品的信，手稿，1950年4月18日。

(43) 毛泽东给郭士逵的信，手稿，1950年3月14日。

(44) 毛泽东给黄克诚、王首道并告邓子恢的信，手稿，1950年9月20日。

(45) 石城乡，原属湖南湘乡，1956年撤销，其所辖区域今属韶山市大坪乡，是毛泽东外祖父文家所在的地方。

(46) 毛泽东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手稿，1954年4月29日。

(4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67、168页。

(4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2页。

(49)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2、193页。

(5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8月。

(5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1页。

(5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页。

(5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0、171、173页。

(54) 《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第27、21页。

(55) 《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第27、21页。

(5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28页。

(57)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5页。

(58)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29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1页。

(59)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7日。

(60)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

(61)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手稿，1952年3月5日。

(62)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受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致上海市委电，手稿，1952年3月16日。

(63)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1月26日。

(64)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

(65)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27日。

(66) 毛泽东审阅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修改和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27日。

(67)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手稿，1952年3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0、201页。

(68)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手稿，1952年5月9日。见同上书，第203页。

(6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82页。

(70)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2、203页。

(7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9页。

(72) 《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6年2月2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50页。

(73) 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手稿，1952年6月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1页。

(74)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手稿，1952年5月9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3页。

四十七、过渡时期总路线（上）

一九五二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三年光辉胜利的历程。在中国的大地上，洒满春天的阳光，充满生机和希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从一九五三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就提出一个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年准备的任务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当怎么走？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正在作通盘的、长远的考虑，并且从理论上给予指导。此时，他不仅考虑着中国如何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问题，而且还在酝酿提出一个对今后中国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

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

“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1)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十六人。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此后又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2)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3)

1965年12月30日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的第一页

但是，何时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什么，这需要根据情况的发展在实践中去解决。毛泽东，还有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一九五〇年，毛泽东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4)

在作出这种设想的时候，毛泽东既充分估计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有利因素，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也充分估计到还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种种条件限制，这主要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尚未展开，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所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经济秩序；占国民经济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然正在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但其生产方式还是个体的、分散的、十分落后的，要把它们通过适当形式引导到合作社经济的轨道，还要有一个过程；在中国现代工业中居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还没有纳入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要想使情况根本改观，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5)

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6)，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三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而原先的估计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基本数据上。

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7)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有可能提出过渡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前面已经提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三反”、“五反”行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时候，他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8)

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对此，毛泽东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中共其他领导人没有异议，但他觉得仍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

一九五二年十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在十月二十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信中说：

“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人企业只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而在一九四九年国营只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人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在商业中，全国商品总值的经营比重，国营加合作社经营现在也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私人只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一，但在零售商业中私人还占百分之六十七。……在工业和商业中，国营比重现已超过私营很多。此外，铁路全部国营，银行几乎全部国营，出进口贸易私人经营者也极少，全国主要商品已由国家控制，生产手段的生产国营已占百分之八十二点八。这是现在的情形。

我们估计：再过五年，即我们执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之后，在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再过十年，则私人工业会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在绝对数上则还会有些发展，因此，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和政府合作。

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

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

“这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

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在中国，除开近代工业和农业外，还有广大的手工业。现在手工业的生产量超过机器工业的生产量，人民必需的制成品大部还是由手工业供给的。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还有一部分则会要被机器工业所挤垮。但我们在小手工业者中的情形和在农民中的情形不一样，我们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建立了或即将建立党的组织，而我们在手工业者中则一般没有党的组织。因此，我们在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将会有更多的困难，而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

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体方法。”(9)

刘少奇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10)

斯大林看了刘少奇的信，在十月二十四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11)

斯大林的表态，对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关于十年到十五年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毛泽东开始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却在相当的范围内传达了。被中央发现后，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给十几位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自己承担了责任。他说：“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12)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很慎重的。

毛泽东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时，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看别人的反映，使自己的想法更恰当更完善。自从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后，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

例如：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他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要有步骤：一要消灭，一还要扶持一下。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他说：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税收，二、劳资，三、商业调整，四、资金短绌。要解决。

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他表示不赞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指我）。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13)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另外，在财经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以来他收到下面一些反映。为了弄清情况，也需要做些调查。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这是毛泽东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他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专列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北方的二月，天气比较寒冷。但车厢会议室里却春意融融，坐着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和张玉美。毛泽东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了解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张玉美答：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接着她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七十户，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一九五二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毛泽东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毛泽东又问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14)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二月十七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15)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向武汉市和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调查手工业状况。

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16)

当天中午，毛泽东离开武汉，乘“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在九江换乘“洛阳号”军舰，二月二十日来到安庆。晚九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据当年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二十一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呆了一会儿，毛主席起床了。十一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主席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17)

毛泽东乘“洛阳号”军舰来到南京。然后北上经徐州、天津，二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一路上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毛泽东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要说开。三个月以前，罗瑞卿还为扩大范围传达过渡时间问题而受到批评，现在毛泽东直接把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传开，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18)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对这条总路线的比较准确的表述也基本形成了。

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修正税制的方案，是由财政部提出，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政务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第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的。接着，又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十二月三十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热烈地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制修正的通告”。

修正税制的通告发布之后，山东分局向明等三人和北京市委分别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央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新税制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说：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19)

据当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回忆，他看到这封信以后，“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他又回忆道：“二月十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0)

把新税制问题，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给以尖锐的批评，不能不使当事者薄一波等人感到震惊。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个问题，同他正在酝酿成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同他正在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同时，这又是一些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而意见比较多的问题。这样，新税制问题，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将要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六月五日，毛泽东要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五个文件(21)印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还给这五个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上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一百六十三人。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开始，到八月十三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议程共三项：财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中心是财政问题。

一九五三年，是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从中央各部门到各个地方，积极性都很高，都想多搞些建设，摊子铺得很大，同国家实际的财力不相适应。而在编制一九五三年财政预算时，把前几年的财政结余三十亿元列入基本建设投资，把建设规模搞得过大，而这三十亿元的财政结余实际上都已由银行借给国营商业部门用作流动资金了，结果财政平衡出现困难。一九五三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较，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而支出却增长百分之四十，产生极大的矛盾。再加上经验不足，在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的财经工作中，主要是税收、商业、财政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次会议，就是要对这几方面工作，听取地方的意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方有意见的、同时也是条件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作出决议。

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

六月十五日，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这是一个大事情，实际上确定了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根本途径。这正是毛泽东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后经修改，形成题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逐步

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22)

这只是个提纲，没有展开。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则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讲话首先对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包括了过渡时期的起点、时限和总任务。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3)时限，他说：“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总任务，包括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部分。

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接下来，毛泽东分别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及其表现进行了批评。

他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

这是批评“左”的，然后着重批评右的。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接着，就着重批评他认为是右倾表现的三句话。

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原来写在周恩来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向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里。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24)，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话虽然被删去了，这件事却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他说：“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25)

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是很谨慎的。比如，他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26)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很强调“逐步过渡”。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27)

毛泽东六月十五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已经考虑成熟。

全国财经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很显然，他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财政问题，一开始就集中到对新税制的讨论和批评。会议的其他两项议程，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都没有怎么展开讨论。新税制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会期原定半个月，结果开到八月十三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新税制的问题在哪里？当年陈云曾作过详细说明。他说：

“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按照修正税制，就是不按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纳税，而是按买卖关系纳一道营业税，说这样办就‘公私一律’了。所谓‘公私一律’，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由此推论下去，又提出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大批发商不纳税，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因此，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比如，用轮船、军舰把粮食从四川运到武汉、上海出卖，就要赔很多钱，因为运费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汉、上海市场上标上几个字：‘此米来自四川，运费很高，要加多少运费，所以价钱贵’？（笑声）不能加价出卖，只能赔本出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私商会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呢？决不会。所以说，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差不多，它们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变更纳税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在卖价上他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如重庆、西安这些地区的工业，本来是纳两道税，即货物税和出厂营业税，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厂去买，并不需要纳批发营业税，现在加了一道批发营业税，这就给内地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并会刺激上海、天津这些沿海城市工业的盲目发展。上半年发生的‘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不合乎国家政策的。”(28)

根据薄一波回忆，会议的头一个月，即从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三日，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与会者对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七月十三日薄一波作第一次检讨以后，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了许多不适当的政治帽子，有的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使会议走偏了方向。八月一日，薄一波作第二次检讨，仍不能通过。这样，会议就很难作结论，也结束不了。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毛泽东已经发觉，他指出：不能“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他采取“搬兵”的办法，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陈云在会上发言，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同时又明确指出：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29)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也不赞成把薄一波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陈云和邓小平发言后，会议的气氛改变了，为周恩来作会议结论提供了比较正常的氛围。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八月七日，高岗作了一个发言。他的发言很特别，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却别有用心地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发表过的一些意见，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话，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〇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一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很明显，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高岗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图谋在财经会议上已经露头了。

八月十一日，在怀仁堂召开全体大会，周恩来做结论。结论引述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国财经会议的重大成果。

这个结论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结论在引用总路线的提法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30)

关于新税制的错误，毛泽东在修改结论稿时，凡原稿上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都把“带路线性”四个字删掉。这个重要修改，涉及对薄一波问题的定性。毛泽东是支持财经会议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的。但是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毛泽东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铅印本。他讲话的提纲就写在这个铅印本的封面上。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在反复阅读了二中全会决议后才写这个提纲的。他的讲话以二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又进一步发挥了二中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三反”、“五反”以后，我们仅仅给了党内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但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在适当时机，召集地区一级领导干部，开展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他说，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现在要具体化。

他再一次批评新税制。他说，二中全会对利用、限制、改造讲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将从几个方面（指在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劳动条件方面——引者注）受限制，它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现在是“公私一律平等”，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他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他强调说，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

毛泽东在批评新税制、批评薄一波之前，先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31)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结余打入下年的预算——一波注），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

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追忆了毛泽东这段自我批评之后说：“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32)

毛泽东最后讲到，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他说：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33)

这实际上是重申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34)的要求。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革命走向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虽然不能与二中全会相比，但就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开始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说，也带有历史转折的性质。在这种时刻，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这些要求，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全国财经会议使全党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毛泽东这样说过：“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35)全国财经会议结束以后，各省委立即进行传达，在全党高中级干部中普遍进行了总路线的教育。

九月八日至十一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开会的前一天，九月七日，毛泽东邀集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工商界中存在的一些疑虑。他特别指出，整个过渡时期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应邀参加会议的都是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著名代表人物，这个会为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

九月八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阐述。他说：“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他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36)

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总结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37)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过渡时期，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在理论上的突破。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先搞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亦即过渡）的问题。随后，周恩来又分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传达和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

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首次提出（仅以现存档案为据），到正式公布，整整一年时间。总路线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总路线的传达和宣传也有一个逐步扩大范围的过程。中间经过了中共中央的多次会议、全国财经会议、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等重要会议的充分讨论。由此可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和稳妥的步骤。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兴起了一个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几易其稿，毛泽东最初不太满意，看了第七稿才比较满意，并作了重要修改和增补。十二月十三日，他写信给主持起草工作的胡乔木说：“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十四）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38)这个提纲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了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39)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国革命就转入了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一个新的提法，毛泽东觉得有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必要，因此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话：“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40)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引者注）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41)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党内发布以后，一个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推动了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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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田家英1965年请薄一波提供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有关材料。薄一波从他的笔记本中记录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其他中央会议上讲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摘要写成这封信。“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的原记录本遗失，这封信是保存下来的一份记录毛泽东酝酿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材料。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21页。

(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66—685页。

(4)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

(5)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87页。

(6) 1951年军费开支占全年财政开支的50％以上。1952年比重略有减少。

(7) 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8) 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的决定（草案）》的批语，手稿，1952年6月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1页。

(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7—371页，第371页注〔1〕。

(1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7—371页，第371页注〔1〕。

(11) 刘少奇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电，手稿，1952年10月26日。

(12) 毛泽东给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邓小平、邓子恢、高岗、谭震林、彭德怀、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安子文的信，手稿，1952年11月13日。

(13) 以上均见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14) 《领袖在河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4—75页。

(15) 《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页。

(16) 《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页。

(17) 傅大章：《关于毛泽东同志1953年2月视察安庆时讲话的回忆》，见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编《理论战线》（内部刊物）第96期。

(18) 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19) 毛泽东给周恩来等的信，手稿，1953年1月15日。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2、243页。

(21) 关于新税制的五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信；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

(2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1953年6月15日。

(23) 在这以前，毛泽东提过渡的起点是1953年。

(24) 指建国三年来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

(2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26) 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2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28)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7—199页。

(29) 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53年8月6日。

(30) 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8月。

(31) 这里指旧人民币，折合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为16亿元。

(3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55、256页。

(33) 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8月12日。

(34) 指“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1439页。

(35) 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11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4页。

(36)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04—106页。

(37) 周恩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记录，1953年9月11日。

(38) 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告杨尚昆的信，手稿，1953年12月13日。

(3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0、701页。

(4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4、695页。

(4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2页。

四十八、过渡时期总路线（下）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它的基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宣传提纲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1)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2)，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在腐朽的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只能是一种梦想。“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工业化这条路也无法实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反动政权，扫清了道路，中国才获得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

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3)

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4)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七大时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已经紧迫地提上议程。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且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后者比起前者，任务更加艰巨，意义更为深远。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断地指出，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步骤加以实现的，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的。他同“实业救国”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5)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还没有获得政权，但他从理论上已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机器工业（也就是大工业）为基础。没有大工业，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灭亡。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的愿望，也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还不可能立刻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始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反复思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他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就是指导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

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地指导着这一工作的进行。他多次主持会议听取和讨论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仔细审阅一个又一个计划草案。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确定的。

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对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完全没有经验。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唯一可能取得的帮助是来自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完成的。

一九五二年八月，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

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为五年计划的制订确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这年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指示中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6)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五年计划编制者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很费思索的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状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道：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一九四九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一九五七年，还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8)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9)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彭德怀讲完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性地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10)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二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当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来，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这段论述，有利于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针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如何具体掌握，做到适度，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这些项目，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优先发展重工业，决不意味着忽视其他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11)

一九五四年三月起，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四月，毛泽东审阅了陈云提交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并批送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审阅。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乘专列离开北京，经三天行程，十一月三日到达广州。周恩来是晚几天乘飞机来到的。这次到广州主要是集中力量审议五年计划草案。毛泽东在这里整整呆了四个星期，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回到北京。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同年七月三十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审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开端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正当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需要全党团结一致地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共产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严重事件。这是毛泽东所没有料到的。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二年底调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正在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酝酿党和政府领导机构的调整和人选问题。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饶漱石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阴谋活动，集中反对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

高岗对刘少奇的嫉恨由来已久。建国前夕，刘少奇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有“左”的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在当时任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的柯瓦廖夫面前毫无事实根据地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柯瓦廖夫随即写信报告斯大林。高岗还搜集刘少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整理成系统材料，并称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后来，他发现毛泽东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问题上，和刘少奇有不同看法，便认为刘少奇的地位将发生动摇。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为减少层次，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还重新明确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归口分工：外交工作（包括外贸、侨务等）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及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门由高岗负责（由此以高岗为主席的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内阁”之称）；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等由邓子恢负责；劳动部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些决定，是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商定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体领导，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在利欲熏心的高岗看来，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在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而扩大高岗的权力。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高岗找到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说毛主席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央正式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又同饶漱石谈过。在高岗看来，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人，他认定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搞的，便到处散布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利用名单问题大做文章，在党内进行挑拨。

高岗首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难。他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诬蔑中央有“圈圈”，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他特别着重攻击刘少奇，同时鼓吹他自己。饶漱石也在这个时候同高岗站在一起反对刘少奇，所谓“圈圈”问题就是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来的。饶漱石先是在中央组织部内部，向被他认为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发动无理的斗争，随后在一九五三年九十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搞了直接反对刘少奇的斗争。

全国财经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阴谋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他捏造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不满意。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高岗搞政治局。在另外一种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游说，加紧篡党活动，散布大量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什么“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制造“军党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去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他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

十二月中旬，正当高岗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党、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严重时刻，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阴谋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作过详细的叙述，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12)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

对于高岗自全国财经会议以来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已有所察觉，但还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当他一旦发现高岗在搞阴谋，便立刻警觉起来。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13)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高、饶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以来，毛泽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工作。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14)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鉴于高、饶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一事实的发生；鉴于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一部分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毛泽东提出增强党的团结这一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这一年来，毛泽东集中精力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为实现总路线而采取的许多重要政策，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随后，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又作出解决高、饶问题的决策，并且在作出部署后，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处理。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四中全会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的，会议的方针和内容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的。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从杭州写信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说：“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此报告“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15)同时，毛泽东又单独写给刘少奇一封信，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16)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刘少奇，重申四中全会的方针：“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17)

四中全会贯彻了毛泽东的意见，对高岗、饶漱石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高、饶并未幡然悔悟，高岗还以自杀的行动，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

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并在会议最后一天作结论。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饶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触动，他在两个问题上感触特别深。一是察人识人之难；二是骄傲情绪的危险。毛泽东长期以来对高岗、饶漱石（特别是高岗）的工作是信任的，满意的，并委以重任，没有想到他们会辜负党的信任，串通一气，阴谋反党。毛泽东在党代表会议的结论中说：“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18)毛泽东在同陈毅谈话时，用一句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来表达他的这种心情。(19)毛泽东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是，要戒骄戒躁。防止骄傲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讲，全国胜利前夕又讲。高、饶事件的发生，更使他感到，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是对党的团结的最大危险。他在结论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个人主义的骄傲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他告诫全党同志，首先是老同志，要夹紧尾巴做人，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20)

鉴于高饶事件的教训，经毛泽东提议，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会议选举产生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前进了一步。

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的第一次严重党内斗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教育。对于受高、饶影响而犯了错误的人，在处理上是慎重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这些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无锡，对陈毅曾说过：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21)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22)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次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因此更加团结了，更有战斗力了。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不仅是加强党的建设、增进党的团结的大会，而且是全面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动员大会。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

在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总任务，在大约几十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的宏伟奋斗目标。

他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23)

毛泽东的讲话，指明了中国所处的时代、面临的历史任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困难的态度，并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自然科学、掌握客观规律的号召。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决心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奋起直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宣言书。

毛泽东在对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还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24)一年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25)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成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指针。

关于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作出研制原子弹决策的具体情节，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有过生动的回忆。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我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同时被召到周恩来办公室，在座的还有薄一波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讲我国铀矿资源勘探情况，接着由我介绍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听了我们的每一句话，并且洞察问题的关键，详细询问了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这项事业的必要条件等。然后他告诉我们：‘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做点准备，简明扼要，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作点现场演示。’

第二天，我和李四光等按时到达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边已经围坐许多熟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

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开宗明义：‘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我国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

我汇报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做的工作。……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开始作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议对大力发展原子能表示了极大兴趣和决心。

……

到了吃饭时间，大家从会议室来到餐厅，摆有三桌饭菜，六样普通的菜，多带辣味。我同毛泽东在一桌，坐在他的对面；他左边是彭真，右边是李四光。李四光改用湖北话同毛泽东交谈，无拘无束，十分开心。

……

最后，毛泽东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26)

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这一天起，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开始了艰巨而伟大的历程。

随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著名科学家任新民，提出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一九五六年二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关于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引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并被采纳。中国导弹的研制工作提上了日程。一九五七年十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27)的号召。

“两弹一星”工程，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力协同”(28)的指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国防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全面而深入地进行，毛泽东又在学术思想领域，领导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

问题的提出，是从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的。一九五四年三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作者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俞平伯早年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名著《红楼梦考证》齐名。他们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做出过贡献。他在《红楼梦简论》里，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带有积极意义。但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评论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于是，他们便选择俞平伯这篇带有学术总结性的文章提出批评。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青年人向一位学术权威提出的批评。文章写出后，他们曾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又向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投稿，《文史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九月中旬，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报》转载。

《文艺报》主编是冯雪峰。为了转载这篇文章，他写了一个编者按，九月底出版的《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

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编者按旁写下批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尖锐的语言，显然对编者按、特别是它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线，批了两句话：“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旁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还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这些话的旁边画了两道线，打了一个问号，批了两句话：“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29)

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并加编者按以示重视。《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一九五二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看了这个编者按，也很不满意，用质问的口气写了几句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30)

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和“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旁边，批了一句话：“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这样，就把俞平伯的观点直接同胡适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红楼梦》是毛泽东喜爱和推崇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他对这部书读过多遍，有许多独到见解。他认为，应当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31)，“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32)。他劝别人要读一点《红楼梦》，不然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33)。他分析过小说人物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他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解释小说中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过：“《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34)所以，毛泽东历来把《红楼梦》看做是社会历史乃至阶级斗争的典型反映。不论是对《红楼梦》社会意义的认识上，还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上，毛泽东同过去的“旧红学”和“新红学”都截然不同。“旧红学”用小说中的人和事去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新红学”则把小说视为作者的自传。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即《红楼梦研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红学”的观点。例如，书中说“《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底一生历史和书中宝玉底性格，便可知道”(35)。“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36)。“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37)“《红楼梦》底篇章结构，因拘束于事实，所以不能称心为好”，(38)等等。显然，这些观点，毛泽东都是不赞成的。(39)

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他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封上写了二十八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随信附有李、蓝的两篇文章。信中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觉得还需要交代一下政策问题，便又补写了一段：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40)

本来，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平等研讨的方法来进行。但是，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认为对俞平伯的批评，是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认为不支持或不积极支持这种批评的有关负责人，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并且使被批评者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难以用平等研讨的方法对问题进行讨论。

十月二十四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十月二十七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同时也提出：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当天，毛泽东就将这个报告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也在这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在文章列举《文艺报》压制青年作者的老爷态度后，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41)毛泽东将这篇文章批给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

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周扬便立即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作为《文艺报》的主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被迫公开检讨。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

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旁画了粗线，并指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42)

《文艺报》编辑部和冯雪峰的问题，被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十一月十四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一些批注。

检讨中讲道：“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43)

从十月十六日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到十一月中旬批注冯雪峰检讨文章，毛泽东的批评调子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严厉。随着批判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集中到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文化界有重要影响。要批判他，必须作出一个周密的计划。为此，中宣部起草了一个计划草案，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不太满意，十二月一日晚找周扬来谈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计划草案作了根本的修改，并于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计划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题目十分广泛，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毛泽东看了周扬十二月二日的这个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上讲话，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个讲话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毛称周稿“是好的”，郭稿“很好”。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也是经毛泽东审定的。决议的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这以后，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

转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

这次批判运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扩大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又进而扩大到整个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步一步地升级和扩展。这次批判，是因为一篇批评文章受到压制而引起的，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有其必然性。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末，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只要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44)

应当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党内出现压制“小人物”批评学术权威的现象进行批评，以推动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也是必要的。但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火现象，把一些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伤害了一批虽然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给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同时，也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毛泽东读了一些批判文章，也发现了批判中的一些偏差。其实，毛泽东对胡适也并不是全盘否定，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考据方面的建树，还是肯定的。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45)

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初步展开的时候，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又开始了。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发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曾经受到鲁迅的肯定。三四十年代，在文艺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上，胡风同党内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分歧很大，他们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分歧和争论依然存在。

一九五二年文艺界开展整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是一项重要内容。从九月到十二月，由周扬主持，先后召开四次文艺界的座谈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胡风等人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这次座谈会，把胡风文艺思想的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用旧现实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第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第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

随后，《文艺报》在一九五三年第二期、第三期上，接连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

林、何的文章发表前，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一月二十九日，中国文联召集一个座谈会，由林默涵作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和有关情况。二月二十五日，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会议情况，并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

毛泽东看到这封来信，当即批给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46)说明毛泽东已在关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

四月八日，熊复将调查结果报给毛泽东。报告说：“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又说：“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缺点，如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47)

对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中的观点，胡风认为无法接受，后来在长达三十万言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逐一作了反驳。

胡风三十万字的报告，是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七月间写成的，七月二十二日，当面交给分管文艺工作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中共中央。

胡风的报告集中地对着“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文艺上的领导倾向”提出比较系统的批评。他的基本看法是：“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48)

中共中央收到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后，一时没有处理。这年十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两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对《红楼梦》研究问题进行批判。会议中间，发生了胡风、路翎与他人之间的争论。胡风发言说《文艺报》在批评工作上基本上是用庸俗社会学作武器，并点名批评周扬、萧殷等人。路翎发言也点名批评了以往批评过他的作品的人。实际上把多年来争论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袁水拍发言反驳胡风。郭沫若、艾青等人也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十二月八日，周扬在联席会议上作了带有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这个发言稿事先经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还作过一点修改。发言中专门有一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主要批评胡风关于《文艺报》宣传了庸俗社会学的观点。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为此写了一个文字说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不少修改，一月十二日批示：“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

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说明是这样的：“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49)

这时，胡风听到了风声，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果要发表，希望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50)一月十五日，周扬就此问题写报告请示陆定一并转毛泽东。周扬在报告中认为，胡风的声明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陆定一批示：“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都可以登载的。”毛泽东也在这一天将这个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他在批语中写道：“（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51)

毛泽东在一月十二日修改中国作协主席团说明时，称胡风的文艺思想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在一下子改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这为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的运动定了基调。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作了修改。原报告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之后，毛泽东加写了：“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52)

从一月到五月，文艺界集中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他对自己亲近者以外的人的态度，确实并不是没有缺点和毛病。而这一阶段的批判，已经出现不少断章取义、无限夸大上纲的情况，但当时还没有从政治上根本否定胡风。例如在林默涵、何其芳的批判文章中，都肯定了胡风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有他的贡献，他的文艺思想也不是全都错误的。

可是，一个情况的出现，使对胡风问题的定性骤然发生重大变化，从批评他的文艺思想和认为他存在一个宗派小集团，演变成对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清查。这就是从舒芜那里得到的胡风在四十年代写给他的一批信。

这些信件最引人注目，也是使人感到吃惊的是，信中使用晦涩的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着憎恶的态度。这些信件成为胡风问题改变定性的关键材料。

周扬和林默涵看到这些信件后，决定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起，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并加写了按语。五月九日，周扬将这些材料一并报送毛泽东审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看了这样的材料，毛泽东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认为按语不行，对舒芜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将它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批复周扬，说：“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53)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写道：“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

按语还提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惟一出路。”(54)

五月十三日，按语、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

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审阅修改了编者按和结束语。

和第一批材料相比，这次发表的大都是五十年代的信件。因此，在编者按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指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在结束语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把胡风称为“反革命”。他写道：“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55)

这样，对胡风问题的定性，由“胡风反党集团”又变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六月三日，毛泽东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六条，提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56)这个指示，毛泽东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后发出。由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揭露和追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由于这部分材料侧重于揭发胡风的所谓“反革命”阴谋，毛泽东对这批材料看得特别仔细，并加写按语达十七处之多。在这些按语里面，说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的策略手段是“往往采取以攻为守”和所谓“清君侧”等等。这些论断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这些不正确的论断出发，毛泽东提出：“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57)

同时，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毛泽东修改这篇社论时，加写了三段话。

他写道：“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58)

随后，这三批材料结集出版，定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两条按语。《序言》说，编辑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提高辨别能力，清查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对于确实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清除，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完全必要的。但当时，毛泽东在思想上存在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左”的情绪。在这种不切合实际的估计下，肃反运动发生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偏向，严重伤害了不少人。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胡风被逮捕。十年之后，一九六五年被正式判处徒刑十四年，被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被彻底平反。这是建国以后思想文化界的一起严重冤案，教训是深刻的。在肃反运动中，错误地处理了一批人，教训同样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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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1页。

(2) 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10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页。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5)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07页。

(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48页。

(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9页。

(8) 《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73页。

(9) 梁漱溟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1953年9月11日。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05页。

(1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50页。

(12) 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页。

(13) 陈云写的一份揭发林彪的材料，1971年10月8日。

(14) 转引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1955年3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8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8、319页。

(16)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7日。

(17)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22日。

(1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01—403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01—403页。

(20)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500页。

(21)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96页。

(22) 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294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393、395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393、395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页。

(26) 钱三强：《神秘而诱人的路程》，见《请历史记住他们》，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57—60页。

(27)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7日。

(28) 毛泽东对罗瑞卿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3日。

(29) 毛泽东对《文艺报》转载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加写的编者按的批注，手稿，1954年10月。

(30) 毛泽东对《光明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时加写的编者按的批注，手稿，1954年10月。

(31) 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演讲，1938年4月28日。

(3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

(33) 毛泽东同王海容谈话记录，1965年。

(34) 张仙朋《为了人民……》，见《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

(35) 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

(36) 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

(37) 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

(38) 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

(39) 毛泽东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他画的杠杠和圈点的笔迹，还打了许多问号，共50多处。本书所引俞著中的那些话，毛泽东都画了杠杠，打了问号。

(40)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2、353页。

(41) 毛泽东对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加写的话，手稿，1954年10月27日。

(42) 毛泽东对黎之《〈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43) 毛泽东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4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3页。

(45) 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会上讲话的传达记录，1957年2月16日。

(46) 毛泽东在一封人民来信上的批语，手稿，1953年3月4日。

(47) 熊复关于中国文联座谈会和文艺界批评胡风问题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53年4月8日。

(48) 《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48页。

(49) 毛泽东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关于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说明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55年1月12日。

(50) 胡风的声明主要内容是：“这个‘材料’（指《三十万言书》）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51) 毛泽东对周扬关于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1月15日。

(52) 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时加写的话，手稿，1955年1月。

(53) 毛泽东对周扬来信的批复，手稿，1955年5月11日。

(54)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等写的编者按，手稿，1955年5月。

(55) 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和结束语的修改，手稿，1955年5月。

(56)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5年6月3日。

(57) 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加写的按语，手稿，1955年6月。

(58)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修改，手稿，1955年6月。

四十九、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是制定宪法。

到这时为止，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一直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种与新中国初始时期状况相适应的国家政治体制，对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稳定社会，保护和扶植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毕竟是带有临时性质和过渡性质的。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着手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中说，为了充分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决定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五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知在分析了“三年准备”的任务胜利完成、“一五”计划即将开始的国内形势后指出，现在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拟于一九五三年九月间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将制定宪法，批准五年计划纲要，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机关。

这是经毛泽东审定、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第一个文件。

后来由于高饶事件和其他原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推迟了两年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能够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召开。但是，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筹备工作在通知发出后就开始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四十三次会议，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会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于一九五三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会议接受了这个提议。

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里，把“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列为一九五三年的三项伟大任务之一，向全国公布。

一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惯例，在决定这样的大事之前，毛泽东或其他中央领导人，事先都要向党外人士通通气，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次也不例外。毛泽东于十一日召集了有十八位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周恩来于十二日又召集了政协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从两次座谈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的讨论中，反映出有些人对现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还存在一些顾虑和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点：一、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二、这样做有什么作用？三、这样做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困难？四、这样做对有些党派、阶级、团体是不是不利？

在一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针对这些问题作了解释和说明。

毛泽东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他特别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他还说：“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

谈到争民主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

关于现在办选举、制定宪法有没有困难的问题，毛泽东说，困难总是会有的，但是比起我们已经做过的几件事，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恢复经济，困难都要少一些。经过我们努力，训练好干部，安排好工作，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是可以把选举工作搞好的。关于制定宪法，毛泽东在十一日那个座谈会上就说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几天工夫，由十九个代表（每省一个人）就搞出了“临时约法”。我们的《共同纲领》，经过大家讨论，实际上搞起来，前后也不过一个月。(1)

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也说，起草宪法虽然有困难，但是可以解决的。宪法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只是规定现在要做的事情，我们将要制定的宪法是现阶段的宪法。(2)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代替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形式；制定宪法，以代替《共同纲领》，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两件大事，中国的政治建设将迈出新的重要的一步，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在社会的某些方面，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们中间，引起一些波动。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厌其烦地在多次会议上进行说服和解释工作。经过这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在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统一了思想，消除了某些人的顾虑。这对于保证民主普选、制定宪法工作的顺利进行，并取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充分信任和全力支持，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倡导的通过民主协商解决国家重大问题的制度和方法，再一次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会议通过的《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于一九五三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3)

这里只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提出了要求，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则没有作具体规定。这样，可以使准备工作更加充分，并且留有余地。

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

为了进行选举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法必须早日出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一成立，就投入紧张的工作，很快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草案）》。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选举法草案的修改本送毛泽东审阅。二十六日毛泽东批复赞同，并同意将选举法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二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这部选举法，三月一日公布施行。

普选，是这部选举法最重要的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如今，通过选举法的形式，把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成果和人民民主的原则在法律上确定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选举法的颁布和实施，获得极大成功。为了切实搞好各级普选，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据统计，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二十四时全国人口为六亿零一百九十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一人。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工作，有三亿二千三百八十万九千六百八十四名选民进行了登记，占进行选举地区十八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一八。各地公开张贴选民榜。领到选民证的公民普遍感到兴奋和自豪。随后，在全国基层单位进行选举，参加投票的选民共二亿七千八百零九万三千一百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八八。(4)

近三亿人口的选民参加选举，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也是一个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

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公民的身份，参加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选区的基层选举，投了自己庄严的一票。

到一九五四年六月至八月间，全国各地又先后选举产生了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妇女代表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九九，少数民族代表占百分之十四点四四。

普选制的实行，使中国人民第一次自主行使神圣的民主权利。普选的成功，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选举代表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所占比例以及对他们的安排。

一九五三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的统一战线组织问题和民主人士安排问题，并通过两个相关文件，(5)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一九五四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关于这两个文件的补充意见的文件。这三个文件，在实践中得到认真贯彻。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在国务院各部、委的三十五个正职中，非中共人士为十三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二；国务院组成人员共四十七人，非中共人士为十三人，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的委员中，中共党员约占百分之二十七；在常务委员会委员里，中共党员约占三分之一。(6)这样做的结果，人民民主专政因为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变得更加稳固，更加富有效能。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政治协商会议是否继续存在？它的性质是什么？它的任务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事情。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前两天，毛泽东召集党内外几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专门就这些问题作出说明。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主要的问题是政协的性质问题，是国家机关还是人民团体？”他明确指出：“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曾有人提出，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毛泽东回答：“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7)

政协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毛泽东提出政协有五项任务。

第一项是协商国际问题。

第二项是商量候选人名单。

第三项是提意见。

第四项是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

第五项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说：“学习是自愿的，不能强制。对马列主义有的人信得多，有的人信得少，比如有的政协常委他只爱国，不愿学习马列主义，也没有办法。要提倡努力改造思想，三勤夹一懒。”(8)

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有一份陈毅传达记录稿。根据这份传达记录稿，毛泽东还谈到下面一些内容：

“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这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包括了各方面，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不是多余的。”

“蒋介石也搞过参政会，但他的做法是把本来有事可做的机关搞成无事可做的机关，他不敢也不愿意要这些机关起作用，他要的是扼杀民主。我们的做法，则是把本来没有多少事可做的机关搞成很有事可做的机关。”

谈到第四项任务时，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内部是团结的，这种团结还在增强着，但这不是说没有矛盾了，在各种生活中还是有矛盾的。因此就需要提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加以调整。”他说：“内部关系要经常调整，政协就要担起这个任务。政协要把各方面的意见反映给我们，我们加以处理，所以政协大有事做。”有人担心政协是否会变成说闲话的机关。毛泽东说：“只要不是恶意，讲闲话也可以，这样可以使我们知道社会上存在着这样的意见。”

毛泽东最后说：“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懂得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清一色。”(9)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经过历史考验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仍然长久地延续下来，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为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进行民主协商、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成为我国的一种基本政治制度。

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宪法。宪法的起草工作推迟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制定宪法指导思想和基本依据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还处在酝酿和完善的过程中。毛泽东的主要精力用于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及有关问题，一时还腾不出手来搞宪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审定工作刚一结束，他便立刻投入到宪法起草工作中来。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的几个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乘专列离开北京，于二十七日夜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开始做一项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千秋基业的大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关于这部宪法的起草经过，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作过这样的回顾：“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七个月。最初第一个稿子是在去年十一、十二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二稿，是在西湖两个月，那是一个小组起草的。第三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那一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八千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10)

陈伯达起草的宪法草稿，没有被采纳。从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起，毛泽东领导的宪法起草小组又重新起草。

当时负责安排毛泽东一行住所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回忆说：“毛主席住在刘庄一号楼。每天午后三点，他便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八十四号的办公地点。当时北山路八十四号大院三十号是由主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主楼先前是谭震林一家居住的，谭震林调到上海后，我家搬进去了。我们让出后，毛主席就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11)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等，通报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一月九日开始，计划如下：（一）争取在一月三十一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二）准备在二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三）三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三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四）四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五）五月一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四个月，以便九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12)

宪法起草工作的实际进程比这个计划延长了大约一个多月，从总体看，计划是全部实现了。

毛泽东在电报里，还开列了一个关于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共十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时间阅读：“（一）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四）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13)

为了起草宪法，毛泽东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进步的，有反动的。他认为制定本国宪法，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宪法，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是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他同样要求参加讨论宪法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也这样做，所以特地列出上面那个书目，并作出画龙点睛式的评论。

这是中共最高层领导第一次如此系统地学习法律，这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是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多次讲，我们的这部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因此，他特别注意研究和借鉴一九一八年颁布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一九三六年颁布的苏联宪法，以及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此外，还注意参考东欧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

据当时为宪法起草小组做资料工作的史敬棠回忆：“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毛主席看了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东欧国家的宪法。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作为第一篇。毛主席从中受到启发，决定在宪法总纲的前面写一段序言。”(14)“序言”这个形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个特点，一直保持到现在。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毛泽东也作了比较研究。他对资产阶级宪法和资产阶级民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是一笔抹杀。他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15)

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毛泽东比较看重一九四六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认为它代表了比较进步、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对于中国从清朝末年以来的历次宪法，他是这样评论的：“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16)

清朝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公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发布的《十九信条》和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条文不多，文字简明。毛泽东很欣赏这一点，他提出我们的宪法以一百条左右为宜，而且文字要简单明确，不能有多种解释。(17)

外国的宪法也好，中国过去的历次宪法也好，都只能作为制定新中国宪法的参考。制定新中国的宪法必须从现时中国的实际出发。毛泽东为起草宪法确定的根本指导方针是：“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臆造”。(18)宪法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的事实，就是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事实。这就是说，这部宪法要总结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把人民革命的成果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还要着重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改革、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上出现的重大变革，并且正在逐步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事实。从这些事实出发，这部宪法只能体现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因而它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1954年2月17日毛泽东关于起草宪法问题给刘少奇的信

关于宪法要不要有纲领性的内容，即将来要完成的任务，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后来毛泽东谈起这个问题时说：“一般地说，法律是在事实之后，但在事实之前也有纲领性的。一九一八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就有纲领性的。后头一九三六年斯大林说，宪法只能承认事实，而不能搞纲领。我们起草宪法那个时候，乔木称赞斯大林，我就不赞成，我就赞成列宁。我们这个宪法有两部分，就是纲领性的。国家机构那些部分是事实，有些东西是将来的，比如三大改造之类。”(19)

宪法起草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一月九日开始，二月十七日左右草案初稿出来了，虽然比原计划推迟了半个来月，但是也只用了不到四十天的时间。随后，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通读通改。二月二十四日完成“二读稿”，二十六日完成“三读稿”，三月九日拿出“四读稿”。至此，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本。

三月初，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宪法草案初稿说明》，并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组”的下款。这是一篇重要文献，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小组起草宪法的指导思想。共分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宪法草案从法律上保证实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说明》写道：“宪法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从国家的制度、国家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等方面作出正确的适合历史需要的规定，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完成获有法律上的保证。宪法草案的主要努力，首先用在这个目的上。”宪法草案分析了我国现存的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且分别规定了国家同这些所有制的关系。作出这些规定，就使我国的宪法“区别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以及我国自清末以来的历次宪法。这些宪法都不敢涉及社会制度方面，而其实宪法的基本任务总是维护某种社会制度。这些规定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基本上相同，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我国还处在过渡时期，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一定的合法性。宪法草案不限于描写已经完成的东西，也描写了没有完成但已开始实施的东西。从这一点上说，宪法草案有某种程度的纲领性；但是在整个宪法草案中，没有任何现在还没有开始实施的东西。因此它仍然是宪法，而不是理想的描写”。

第二个问题是：宪法草案从法律上保证发展国家的民主化。《说明》指出：“国家的社会主义化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民主化。同时国家的社会主义化也要求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宪法草案关于国家机构和人民权利的各项规定从法律上保障了国家民主化的发展。”“草案规定，我国实施自下而上的代表大会制。人民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政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国务院作为国家管理机关，同时选出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即常务委员会——引者注）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日常工作机关。国务院不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而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种既彻底民主而又不互相掣肘的制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和不能有的。这种制度反映我国广大人民的政治上的统一。”《说明》特别讲到国家主席问题，是这样写的：“草案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制度，也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我国历史上的总统制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他既不是立法的也不是行政的首脑，并不具有特殊的个人权力，但是依靠他的地位和威信，他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和国务院提出建议，或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因而向国家作出他的贡献。”

为什么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解释：“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20)，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21)设国家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国家机构设国家主席，这同党中央领导班子分一线、二线和当时正在酝酿的党内设副主席和总书记，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这是毛泽东为保证党和国家的安全而对领导体制提出的重要建议。毛泽东还提出设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他在宪法草案的最初稿上批示：“设副主席一人，主席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主席代理之。”后来，他又在草案四读稿上批示：“副主席受委托得代行主席部分职权，此点必须加入。”这些内容都写入了宪法。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2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这一条，是毛泽东提出并再三坚持的。

关于草案对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各种保证，《说明》认为，“这些保证都是我国政府过去几年所已经开始实现的；但是我国还处在过渡时期，所以草案对这些保证的规定都说明是在逐步扩充中”。这一点，毛泽东后来也作过解释，他说：我们的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我国的各种办法，大部分是过渡性质的。人民的权利，如劳动权、受教育权等等，是逐步保证，不能一下子保证。(23)宪法草案关于国家民主化的规定，体现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原则，体现了国家民主化的过程性。

第三个问题是：宪法草案从法律上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中国是一个由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中国境内各民族逐步汇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说明》指出：“草案在序言和总纲中确定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享有自由平等的地位，结成友爱互助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和压迫，禁止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这是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关于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这在《共同纲领》中已经作了原则规定。而宪法草案对于民族自治区域作了专门的详细的规定。按照这些规定，各种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区域的自治机关，一方面是我国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和普通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一样，受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却享有普通国家行政地方机关所没有的特殊职权。宪法草案对民族区域自治和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比《共同纲领》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第四个问题是：宪法草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说明》指出：一九四九年《共同纲领》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在过去几年的历史实践中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的一部分内容带有浓厚的时间性，已经完全实现，例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而不需要继续规定了；一部分内容则在新的形势下需要以新的规定代替旧的规定；一部分原有的规定过于简单，在宪法上需要作出比较详细的具体的规定；另有一部分原有的规定，在宪法上则需要加以简化或省略。“宪法草案在起草的时候充分利用了《共同纲领》，所以草案的序言说，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而在内容上有新的发展。”“宪法草案保留了《共同纲领》中关于我国国家性质、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权利、民族政策各方面的各种基本原则，而作了充分详细的规定。《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的原则，一部分仍然有效，一部分已经过时，宪法草案抛弃了那些已经过时的原则而作了新的规定，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各项规定。”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宪法草案在结构和文字上的特点。《说明》指出：宪法草案的结构和文字力求简明。草案只分四章，凡是可以在这四章中规定的，都不另设专章。关于宪法的总任务（也就是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宪法产生的基本背景和实施宪法总任务的条件，都写在草案的序言里。宪法草案的条文不足一百条(24)，字数连序言不足一万字。这在各国宪法中要算是比较短的一个。这样简要，不但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凡是可以由普通法律规定的东西一般无需列入宪法。而且由于第一，我国既然处在过渡时期，宪法的许多规定必须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以免在实际生活的迅速发展中变得不适用和成为障碍；第二，我国人民对于实施宪法还缺少必要的经验，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细节，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得到结论，不可能也不应当过早地作详细的规定；第三，人民对于宪法既然还缺少经验，宪法愈繁杂人民也就愈难了解。《说明》又指出：“宪法是必须在全国人民中间普遍宣传和普遍遵守的，因此条文固然要尽量简单，文字尤其要尽量通俗。从这个观点出发，宪法草案的文字完全用白话写成，凡是可以避免的难懂的字眼，一律加以避免。”

二月二十八日和三月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宪法草案初稿的三读稿。会议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三人，以董必武为主，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对三读稿进行研究和修改。还请了周鲠生和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和吕叔湘为语文顾问。

三月九日，杭州宪法起草小组又提交了四读稿。三月十二日、十三日和十五日，刘少奇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稿子。这样，宪法草案初稿的起草工作告一段落，准备扩大范围讨论修改后，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为此，会议决定：（一）以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等八人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初稿的最后修改；（二）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以李维汉为秘书长。

这时，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也在杭州作启程回北京的准备。

这是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第一次到杭州，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在杭州期间，除了起草宪法，他的最大收获就是每天坚持爬山，几乎走遍了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

在毛泽东的住处刘庄附近，有座不大的山，叫丁家山。初到杭州，他就乘兴登上这座小山，并对跟随的工作人员说，他要每天坚持爬山。从这以后，果然是风雨无阻，天天爬山。天气好，起得早，就爬大一点的山；遇到下雨，或是起得迟了，就爬小山。这样坚持不懈，不仅游览了西湖名胜，还锻炼了身体，体重减轻了将近十斤。这对身躯高大偏胖的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意外收获。

当时跟随毛泽东一起爬山的汪东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摄影记者侯波，对毛泽东爬山的情况，都作过一些回忆。

汪东兴回忆说：“一九五三年底，毛主席到杭州去搞宪法。他住在刘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也住在刘庄，他们到北山（指杭州北山路八十四号大院——引者注）办公。毛主席喜欢爬山，每天十二点左右起床，吃点东西就去爬山。他宣布一条，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有一次我们爬上玉皇顶，用了两个多钟头。以后又上了南高峰、北高峰、六和塔，还上了凤凰山。田家英说，他们就靠主席爬山的时候改宪法稿子。毛主席有一次问我们，在杭州看风景哪里最好？我们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主席说：在山顶看，风景最好，杭州全景尽收眼底。西湖是一个锅，杭州市区是锅边。毛主席还考我们：哪个朝代在这里建都？雷峰塔为什么建在这里？美国的首都为什么在华盛顿，不搬到纽约？等等。和毛主席在一起，我们增加很多知识。毛主席爬山，有毅力，风雨无阻，坚持锻炼，说得到就做得到，要改变他的主意很难。说今天下雨，不上山了。他说，去，带上雨伞。说路滑，他说拄上竹棍。毛主席喜欢杭州，主要是气候好，空气新鲜，靠水边。毛主席喜欢水。他为什么喜欢中南海？因为有水。”(25)

徐涛是这样回忆的：“有这么一天，主席比较早就醒了。他对我说：‘我现在想爬山。’我建议他去爬丁家山。这是刘庄旁边的一座小山。主席说：‘我不爬小山，要爬大山。’我去找叶子龙、汪东兴、罗瑞卿、王芳商量，大家觉得还是爬丁家山。主席一听，这么多人都不同意他爬大山，只好听从。丁家山不高，大概有一二百级台阶。主席爬的时候，跟走平路似的，一会儿就爬完了，没有尽兴。第二天，主席睡醒以后还要爬山。我们商量后，建议他爬桃花岭。以后，又爬了宝石山、梯云岭、葛岭、栖霞岭等。这些山比丁家山高一些，大约是海拔二百米左右。再以后，还爬了炮台山、凤凰山、狮峰、天竺山等。在制定宪法的繁重工作中，主席抽时间坚持爬山，充分体现了一位伟人的毅力和胸怀。这是主席在建国以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也是最有特殊风格的一次爬山活动。”(26)

侯波回忆说：“跟着毛泽东爬山，是我和他在一块时最愉快的时刻。他不喜欢人搀扶，拿着一根竹杆当手杖，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他边走边和我们聊天，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提出很多问题让大家回答，给大家讲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古今中外、天南地北都有，引发大家读书学习的兴趣。他谈笑风生，大家也无拘无束。这种时候，他是我们慈爱的长辈，是我们敬重的老师。”(27)

就这样，毛泽东爬过了北高峰、南高峰、五云山等大大小小的山峰。一年以后，他再次登上这些山峰时，吟成了《五律·看山》、《七绝·五云山》两首诗。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
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这两首诗，展现了他登高远眺，西湖和整个杭州的景色一览无遗的壮阔场面，令人神往。

毛泽东喜欢爬山，还喜欢赏雪。这一次在杭州，他的这两个爱好都得到了满足。

大概是老天作美吧，一九五四年初，杭州下了几十年未见的大雪。美丽的西子湖畔和远近的群山，都披上了银装。太阳一出，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毛泽东兴致很高。一起床就来到湖边观赏雪景。他身穿深色呢子大衣，头戴浅灰色呢帽，两手合插在身前，含笑站立在刘庄西湖边的石栏处，让摄影记者拍照留念。随后，他又兴致勃勃地登上住所后面的小山，远眺西湖的雪景。

杭州之行，给毛泽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从此，这里成了他经常驻足的地方。

在杭州期间，正值中共中央刚刚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毛泽东时刻关注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情况。他多次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汇报。在三月初的一次汇报中，他得知绍兴东湖农场通过科学种田，使当年的“放鸭畈(28)”变成浙江有名的高产样板田，十分兴奋，当即向谭启龙表示，他要亲自去看看。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着毛毛细雨。陪同的人劝毛泽东等天晴了再去，他执意不肯，在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陪同下，来到东湖农场。他冒雨走在田埂上，一面细心察看，一面向农场负责人询问情况。毛泽东称赞东湖农场科学种田好。

毛泽东又游览了东湖风景区。面对陡峭的悬崖，潺潺的流水，以及散布在山水之间的飞檐亭榭、拱形石桥，毛泽东感慨万千。他指着陡立的石壁对陪同的人说：“这不是老天爷的鬼斧神工，而是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开凿石条而造成的。”毛泽东说得是对的，那笔直的峭壁，确是人工开凿形成的。

毛泽东和谭启龙走进一个小茶馆小憩。在八仙桌旁，毛泽东向谭启龙谈起了绍兴的历史和名人。

绍兴，古称会稽，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吴越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近代以来，这里有两个著名人物为毛泽东所称道。一是清末女革命家秋瑾，自号“鉴湖女侠”；另一个是被毛泽东称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

毛泽东对谭启龙说：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当代文豪鲁迅先生的家乡。鲁迅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句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种为人民甘做牛马的精神。(29)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立即着手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宪法草案。

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等和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张澜、黄炎培、程潜等，共二十六名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首先，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随后，陈伯达受毛泽东委托，在会上作关于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的说明。

会议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修改，以便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作为草案公布。会议还决定，除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外，还要会同全国政协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分发给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展开讨论。

为了加强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修改的组织工作，会议决定：以李维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齐燕铭、田家英、屈武、胡愈之、孙起孟、许广平、辛志超为副秘书长，由他们负责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30)

五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在刘少奇主持下，宪法起草委员会接连召开四次全体会议，对草案初稿逐章讨论，形成宪法草案（修正稿）。六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修正稿进行讨论。

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和各省市党政机关，军队领导机关，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共八千多人，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讨论，提出各种修改意见五千九百多条。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对宪法草案的讨论情况，随时由田家英向他汇报。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也特别忙碌。他们要随时收集、整理和研究从各个方面报来的大量修改意见、建议以及提出的种种疑问，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准备。

六月十一日下午，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宪法草案（修正稿），准备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并公布。

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并讲话。他说：“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经开了六次会议，今天是第七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应当把它所做的工作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并把这个宪法草案（修正稿）作为草案批准公布，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讨论，收集意见。那时，起草委员会还要做工作。宪法草案公布以后，估计意见不会很多，但是尽管意见不多，总还会有些意见。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以前，宪法起草委员会还要开会，同时要准备一个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因为宪法草案是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收集了意见以后，还要再修改。修改成了最后稿，还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这个报告进行讨论，那就是它的事了。”(31)

这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修正稿）的全部条文作了最后的审查，全部条文定为一百零六条。

经过三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历时八十一天的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宪法草案提交全国人民公开讨论的条件已经成熟。六月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

在表决前，李济深、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二十一人发言。他们认为：中国人民要求立宪行宪已经有五六十年了，但是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民主的宪法。如今，中国人民多年来流血奋斗所寻求的目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就要如愿以偿了。这将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宪法，也是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宪法。在宪法草案中体现了建设性、和平性、团结性和进步性。张治中在发言中，用三句话概括了这部宪法草案的特点：“第一，结构谨严而明确；第二，内容完整而充实；第三，措词简易而明确。”(32)

最后，毛泽东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

毛泽东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接着他说：“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同时，在讨论中还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被采用了。“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的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

毛泽东认为，这次起草宪法草案的一个成功经验，是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今后，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

他说：“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在讲到宪法的意义时，他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在谈到中国的奋斗目标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

1954年6月14日傅作义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最后一页

在讲话的最后，毛泽东解释了一个问题。他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33)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删掉的条文是指哪一条呢？在宪法较早的稿子上有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毛泽东所指的就是这一条。所谓谦虚不谦虚的问题，也是就傅作义发言中关于这个条文的意见而作的说明。傅作义在发言中说：“最后我愿意提到，在召集人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写上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可是被毛主席抹去了。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愈谦逊愈伟大，愈伟大愈谦逊。”(34)

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郑重地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并征求意见。深受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如此充分的民主权利，享受到经过长期的人民民主革命所得来的胜利果实。

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全国各界共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他们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又提出许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讨论中提出的意见，都由各地党政领导部门及时上报中央。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给中央一个电报，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提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接到这份电报，立即送毛泽东。八月六日，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上批示：“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在全民讨论中，还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也被毛泽东拒绝了。

经过全国性大讨论，宪法草案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九月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这时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的日期——九月十五日，只有七天时间。

九月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对第二天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作最后的审议。毛泽东首先讲话，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两项修改意见作了说明。

第一条意见是，将序言中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面加上“第一次会议”，将“庄严地通过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毛泽东说，这些修改都是属于文字性的，但不改不行。过去中国的宪法有九个，说这个宪法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不妥。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名副其实。这是属于文字性质的修改，但又是重要的修改，不改就不那么妥。

另一条意见是总纲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西藏的代表提出，这样写法不妥，说“改革宗教”还可以，说“改革宗教信仰的自由”，似乎是不要宗教了。语言学家也认为，“改革信仰”在文字上说不通。

毛泽东说，这些意见是有道理的。西藏人民信仰宗教，信得厉害，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怕得很。这一句改一改好不好？免得误会，免得重复，也免得文字不通。这一条完全是抄《共同纲领》的，可见《共同纲领》也有错误。最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把“和宗教信仰”五个字删去，改为“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两处修改。

表决之后，毛泽东说：“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五百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八千多人讨论，然后是三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千多人又讨论。宪法的起草算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字都是认真搞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但是又有灵活性。”“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天衣无缝’，书上这样说过，但天衣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从天上取下来看过。我看到的衣服都是有缝的，比如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有缝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就及时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35)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在到会的一千一百四十一位代表的热烈的掌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制定宪法；

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上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他在开幕词里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在全体代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用一些格言式的警句，结束了他简短的开幕词：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热烈鼓掌）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热烈鼓掌）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热烈鼓掌）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热烈鼓掌）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鼓掌）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鼓掌）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热烈鼓掌）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36)

毛泽东的开幕词，是一篇充满激情与自信的政治宣言，表达了中华民族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坚定意志。它是新中国蒸蒸日上、人民群众情绪高昂这一历史真实的反映；同时它又极大地激励着千百万群众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奋勇前进。

在这天的会议上，刘少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托，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的结论中说：在全国人民讨论中，证明了我们的宪法草案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的，是实事求是的。宪法草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后，将成为我国的国家根本法，全体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他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地位，决不应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是使他们担负更大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37)

九月二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席会议代表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投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同意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

在九月二十七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十三人当选为副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五十分，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会议胜利结束。

中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终于有了一部代表自己利益的、体现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法。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一个重要的良好开端。这部宪法的实行，证明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对这部宪法的执行是比较好的。六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严重的曲折。从一九八二年以来，根据新时期的实践经验，我国宪法经过几次修改，但仍然是建立在一九五四年宪法的基础上的，是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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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1月13日。

(2) 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1月13日。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6、17页。

(4) 邓小平关于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1954年6月18日。

(5) 这两个文件是：《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

(6)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1955年1月17日。

(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4—387页。

(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4—387页。

(9) 陈毅传达毛泽东关于政协工作的指示，1954年12月。

(10)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4年6月11日。

(11) 《毛泽东与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5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0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0、321页。

(14) 访问史敬棠谈话记录，1996年6月29日。

(15)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6月1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6页。

(16)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6月1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5、326页。

(17) 访问史敬棠谈话记录，1996年6月29日。

(18) 转引自陈伯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的说明，1954年3月23日。这个说明，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

(19)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20) 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曾一度考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议长和副议长，后来改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

(21) 当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

(22)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4年3月23日。

(23)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4年3月23日。

(24) 宪法草案初稿条文共98条，正式通过的宪法为106条。

(25) 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1994年9月12日。

(26) 访问徐涛谈话记录，1996年6月28日。

(27) 《毛泽东与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31、132页。

(28) 畈，田地。

(29) 《毛泽东与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7页。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54年3月23日。

(31)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4年6月11日。

(32) 《新华月报》1954年第7期，第10页。

(3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4—330页。

(34) 傅作义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发言稿，1954年6月14日。

(35)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4年9月14日。

(36)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0页。

(37)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67、168页。

五十、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上）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把中国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为农业现代化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事业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投入格外多的精力，自始至终地具体指导着这场农村的巨大社会变革的进展。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际上，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老解放区，当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〇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二百七十二万四千多个，参加农户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三千多户。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发展到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多个，参加农户有二千一百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一九五〇年的十九个，增加到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个。(1)

正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毛泽东对农村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实际上从这时就开始了。

一九五一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出现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织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认为，这些因素“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2)报告中所说的“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五月四日，华北局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3)五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认为，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4)六月三日，刘少奇在同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5)七月三日，刘少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6)

当时，刘少奇等的想法是，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富农也让他发展，这样有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建设能提供大批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同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说：“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7)

刘少奇的这种意见，当时在党内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认识，同对于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总体设想是相联系的。当时的设想就是，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到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工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再采取严重步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

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而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他找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把自己的态度告诉他们。还要有关同志准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薄一波有一个回忆：“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8)

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在面对缺乏经验的新问题的情况下，党内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争论中涉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能不能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由个体农业向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第二，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自愿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当时及以后的实践证明，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的适当形式。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全国创办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高了农业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起了示范的作用，为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事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事实。

长期以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这种模式，就是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如今，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了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群众实践中来的，是从中国互助合作运动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同时又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说明。

早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就曾指出：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9)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10)

在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毛泽东所要推动的，正是这种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上的第二次革命。

在中国农村，最后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农业集体化，在这个根本目标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在发展步骤的指导思想上，建国初期他们之间又有所不同。毛泽东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十分关切，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他认为，经过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但那是一个痛苦的而且很长的过程。而经过互助组、初级社这些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不但是发展生产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集体化的必由之路。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之后，形成《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这次决议草案，十月发过一次，后经修改，十二月又正式发出。

毛泽东直接主持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写好后，他让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看了以后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从这个意见中受到启发。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议草案全面分析和肯定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产生的两个生产积极性。决议草案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这样写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关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决议草案指出：“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

但是决议草案的重点，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方面。它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决议草案总结各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提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主要形式，即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并规定了党在不同地区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不同的方针。总的精神是，“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

决议草案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到达社会主义。这些是‘左’倾的错误的思想。”

决议草案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用什么作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好坏的标准。它是这样说的：“示范是在多方面的，但一切事情需要能够真正做到提高生产率，达到多产粮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入这样的目的。只有在多产粮食增加收入这样的号召下，才可能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是真正为农民服务，而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可能巩固下来，并影响四周围的农民逐步地组织起来。因此，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11)

决议草案还强调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绝对遵守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十二月十四日，王震关于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问题，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计划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十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甚为高兴，十七日致电王震，说：“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12)

毛泽东在修改决议草案中加写关于集体农庄的话是：“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13)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大体反映了毛泽东这段时间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这个决议草案的基础上，全党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问题，取得了共同认识。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这个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将它印发到县委和区委，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强调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决议草案的广泛传达，推动了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到一九五二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国还成立了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创办了几十个高级社（当时称集体农庄）。这年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粮食总产达到三千二百多亿斤，比上年增产四百亿斤。(14)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在毛泽东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中共中央将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三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发表前，毛泽东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方面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这就是说，办高级社并不是非有农业机器不可。另一方面，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他加写了一段话：“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另一个重要补充，是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15)这个重要补充，是针对当时，也就是一九五三年春决议准备正式公布的时候，在相当多的一些地方党政领导过多地干涉农民，因而严重脱离群众这一突出情况而写的。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日益发展的需求，为了带动和影响其他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必须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向着更广、更高的阶段发展。

从一九五三年秋季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农业战线采取了互相联系、互为促进的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断绝农村经济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为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一是制定第二个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为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程度确定指导方针。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的出台，是由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紧张引起的。这一重大举措，被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大战役”。(16)它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几亿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安定，起了重大作用。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粮食市场还是自由市场。农民上缴了农业税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经营粮食的，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时，这部分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告急，收进的少，销售的多，京、津等地粮价上涨，与此有很大关系。

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据粮食部的报告，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五百四十七亿斤，支出五百八十七亿斤，收支相抵，出现四十亿斤赤字。各大城市的粮食库存迅速减少。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在这一年又受水灾，预计减产七十亿斤，对严峻的粮食供销形势无异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形成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制止，势必极大地妨碍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步骤的实施。

毛泽东立即要中财委拿出具体解决办法。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正在就一项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议。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分析研究后，就改变粮食现行的购销办法向毛泽东作汇报，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要陈云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十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陈云作报告，全面分析了全国粮食的严峻形势，指出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导致物价全面波动，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和投机商人。他说，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陈云提出，根据现在的情况，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17)，严格管理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至于在农村实行征购，这是陈云从八种处理办法中经过慎重比较后选择出来的。下这个决心很不容易。陈云后来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18)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赞成陈云的报告。他着重地分析了农民和农村的现状。他说：“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19)后面这一翼，如果没有粮食征购这一项，就不完全。他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20)

毛泽东把粮食统购统销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他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看作一项解决当前粮食供求困难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改造个体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有利于粮食统购工作的进行。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从十二月初开始，结合农村正在进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除个别地区）普遍地实行了。随后，又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一九五四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对下一阶段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作出部署。

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省委以上领导机关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规定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21)这是毛泽东为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组织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毛泽东亲自点将，指定对农村工作有丰富经验的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一九五三年一月初，邓子恢离开武汉到达北京。一月十七日，他和杜润生(22)一起去向毛泽东报到。晚上七时，毛泽东在住地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说：关于农村工作，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还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23)另据邓子恢说，他刚调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就告诉他：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些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24)

这年十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具体研究大力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和部署。

当时，邓子恢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十月十五日，毛泽东找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25)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闭会的前一天，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再次约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26)

以上是毛泽东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包含了他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一些基本思想、理论观点及具体工作部署。第一，对互助合作运动的关注点，已由互助组转移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第二，强调个体所有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才能提高生产力，解决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求矛盾。第三，提出解决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统率农村一切工作的纲。第四，规定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发展道路；但又提出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不经过互助组，直接建立初级社，乃至高级社。第五，对发展合作社的态度是，只要条件具备，数量上多多益善，规模上能大则大。要打破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一定慢的观念。这里说的条件，指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第六，再次重申检验合作社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是看是否增产。毛泽东这些基本思想，在以后指导农业合作化的实践中，又发展了，强化了。

毛泽东这两次谈话是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九五三年春发生的纠正农业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自一九五二年九月第二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以来，各地农民对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互助合作事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但从秋收开始，在一些地区程度不同地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主要是盲目追求互助合作的高级形式，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贪多贪大，将耕牛农具变相地无偿归公，盲目强调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由此引起农民主要是中农的不安，影响了生产。与此同时，在农村中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对农民干涉过多的现象，即所谓“五多”（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发现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并代中央起草了几个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文件，下发实施。经过一段工作，这一倾向得到克服，农民生产情绪趋于安定。但在纠正冒进时，一些地方又出现不积极发展互助合作的自流现象。也有一些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自发办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称“自发社”）不被承认，被视为非法。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总的说来，毛泽东对一九五三年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批评，还是比较平和的。但是，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毛泽东的两次谈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初步形成他指导中国农业合作运动的一套理论、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就是根据毛泽东两次谈话的精神起草和修改形成的。

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了这个决议草案。会后，在毛泽东主持下，又作了修改。十二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公布。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二个决议。这个决议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部立论的依据，分析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并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规定了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决议指出：“根据党的这个总路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27)

同第一个决议相比较，第二个决议有许多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第一，从分析农民的两个积极性出发，提出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决议说，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反映农民（主要是中农）本身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而由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逐步上涨，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就越来越带着明显的、不可忽视的性质。我们的政策是在于积极地而又谨慎地经过许多具体的、恰当的、多样的过渡的形式，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从而克服那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28)第二，把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重要环节，肯定这是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高级社）的适当形式。为了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在修改这个决议时，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这是自然的不勉强的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资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29)第三，规定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这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从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的、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第四，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上，如果说，第一个决议强调“稳步前进”，第二个决议则又加上一条“积极领导”（完整的提法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在积极领导和推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忽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他已经注意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的潮流中可能发生歧视和打击个体农民的情况，提示各级党委注意这个问题。在决议修改时，增加了一节关于保护单干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内容。毛泽东看后说：“第七节加得好，但还应发挥一点，可引用过去决议中的一些话。”(30)根据他的建议，这一节又引用了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中关于照顾、帮助和耐心教育单干农民的两段话。其中“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一句，是毛泽东修改第一个决议时加写的。

决议规定了近年内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从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以前，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由现有的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即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争取发展到八十万个左右，参加的农户应争取达到农村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从两个决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经过两年的实践，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公布，这三件事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展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九五三年冬季的一万四千个发展到一九五四年春的九万多个，增加五倍多，超过决议计划数的一倍半以上，参加的农户达到一百七十多万户。

在合作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至十八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拟定了新的发展计划：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发展到三十万或三十五万个；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达到一百三十万或一百五十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在一九六〇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31)

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报告。六月三日中央转发这个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时，提出一个新思想、新概括，这就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同时进行两个革命即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原来的报告中说，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个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将这段话修改为：“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32)（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新思想、新概括，后来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里又大大地发挥了。

毛泽东破除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念，开辟了中国式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重视机械化（机械化本身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认为农业合作化可以长久地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不是的。他主张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他认为足够的农业机器是农业合作社赖以巩固的物质基础。这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至三十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目的是总结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新的发展计划。

这时，全国又有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十二万个。根据各地的要求，会议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春耕以前发展到六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说，把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指标翻了一番。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五七年，全国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入社。这是个大发展的计划，很快得到中共中央批准。

这次会议，明确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讨论时，会上有些分歧意见，主要集中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有的认为，“土改依靠贫农，生产依靠中农”；有的认为，新中农不能依靠，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上升了，思想上就要抵抗社会主义；有的主张以“依靠新中农”来代替“依靠贫农”的口号；有的主张，“贫农和新老中农都应成为合作化的依靠”，等等。经过讨论和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取得一致认识。认为贫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依靠力量，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最积极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没有理由不依靠他们。土改以后上升的新中农，他们经济上升的道路和老中农不相同，一般都会积极拥护社会主义，这一点同土改后的贫农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是可以依靠的。因此，这次会议确定：“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33)这是自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以来，在党的文件上，对合作化的阶级政策表述得比较完整的一次，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报告时，作了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毛泽东对农村阶级作了更细致的分析，主要是把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和原来的老中农，根据他们的经济状况，分为新上中农和新下中农，老上中农和老下中农，以新老下中农为依靠力量，新老上中农为团结对象。

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以后，下边的积极性很高，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很快，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初，仅短短的两个月，全国办起三十八万多个新社。这些新社相当部分是在没有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农村粮食统购工作全面展开，加上一九五四年遭受严重水灾，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一百亿斤。一方面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一方面粮食收购数量增加，引起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不安。各地纷纷反映“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滥宰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种情况，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说：“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合作社能够有这样大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看到合作化既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又是‘大势所趋’，因而踊跃入社，当然是好现象。但是，对这种有利的形势，需要有全面的估计，不能只是盲目叫好，将合作化工作看得过分容易简单，而忽视了农民特别是中农在改变生产关系时，可能发生的严重的怀疑和顾虑，以及可能在农村中引起的震动。最近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原因固有多端，但是必须了解，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当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想早抓一把的思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知》决定，“对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34)具体说来，按照三种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基本上完成或者超过了原定发展计划的地方，应该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距完成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应该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有关省委要切实帮助县委进行整顿社的工作，在不伤害积极分子热情而又保证新建社质量的原则下，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

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二月，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集中研究当前农村情况和国家粮食购销问题。会议根据各地的反映，认为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这里面有互助合作运动过粗过快的原因，但主要是农民对粮食统购心中无底，感到收购的过多，给自己留用的太少。因此，会议确定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粮食年度征购数为九百亿斤，与上一年度大体相当，认为征购九百亿斤这个向农民要得较少的数字，是我们对广大中农的让步，是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新老中农团结的步骤，这是完全必要的。(35)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于三月三日发出。

这时，农村中的粮食紧张情况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一些强迫命令现象，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三月五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的一个村子，在农业合作化当中，简单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毛泽东在给林铁的信中说：“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36)过了几天，毛泽东又收到黄炎培的一封来信，信里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毛泽东很快回信，说：“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37)

面对农村紧张情况，毛泽东决定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步子。据杜润生回忆：“在三月八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五七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38)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说，发展合作社一九五五年春就停下来，到明年秋收再看，停止一年半。(39)

三月中旬，毛泽东约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汇报后，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40)这个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同一月十日中央通知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是，一月十日中央通知发下去以后，在一些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控制，最突出的是浙江省。一九五四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六，秋天也只占百分之一点九，一九五五年春，突然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

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现在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万个，完成了预定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41)与此同时，邓子恢在三月二十四日会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分管农业），邀请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一起研究浙江合作化的问题。根据他们商定的结果，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于三月二十五日向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出《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意见》说：“建议你们对合作化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估计你们在加强了领导的条件下，能巩固好三万个社，保持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继续合作下去”。(42)

浙江接到电报后，同意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浙江省委还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部派到浙江解释《意见》精神的杜润生的建议，实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杜润生四月十一日在给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报告中，曾经提出“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下粮食之马”，“下合作之马”。(43)他在浙江省委会议上又说：“中农不向社投资，闹着退社；贫农缺口粮，要向社预支款项，情绪也不稳定，这一批合作社是上马难下了；不下马，误了春耕生产，并影响工农联盟。”(44)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要“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的由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五万三千多个减少到三万七千多个。压缩下来的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在收缩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甚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乡。

这一段全国的整社工作，总的看，提出的措施是及时的，得力的。在整顿中，既肯定了成绩是主流的一面，又正视存在的问题，使合作化运动在巩固中发展。对不能巩固的合作社，能够妥善处理，保护了农民搞合作化的热情。全国共减少二万个合作社，由六十七万变为六十五万个。

这年四月间，六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他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高，认为不能说农民生产消极，生产消极的只是小部分。他在上海听柯庆施说，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种情况，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毛泽东根据新近了解的情况重新思考，作出新的判断。他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估量开始发生变化。

1955年毛泽东在南京郊区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

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根据原先商定的精神，继续贯彻一般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少数省县适当收缩的方针。他对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变化并不了解。

四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五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谭震林表示，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45)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五月五日晚，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46)情况，准备在第二天作总结。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47)邓子恢对这个警告未引起重视，第二天作总结的时候，没有向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这个话。他在总结中，仍按照三月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量发展。(48)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区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九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开会，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周恩来也在座。

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邓子恢仍坚持三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也不勉强，说：“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说：“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还说：“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49)

毛泽东的谈话，流露出对中央农村工作部自一九五五年初以来工作的不满。

一九五五年春季以来农村中出现的紧张情况，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征购过多，一是农业合作化的步子过快。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路。毛泽东的主张是，在粮食问题上向农民让步，减少征购数量，以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以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增加农业生产。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他认为，造成农村紧张，当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粮食问题，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方面。(50)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同邓子恢等在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农业合作化方针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十五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这次会议，从下午一时开到晚上十时。

会上，省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前情况和发展计划。毛泽东提议江苏要和浙江比赛，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要放手发展。于是，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等省的书记，在会上重新报上一九五六年春耕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些怨气，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51)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谈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毛泽东重申了三月间提出的“停、缩、发”方针，但是重点放在“发”字上，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这同三月间的精神有明显的变化。山东和浙江，本来被列为重点整顿的省份。这一次把山东作为应当发展的地区。浙江，属于后解放地区，按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的意见，也成为应当发展的地区。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中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原则。他说：“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贫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实行自愿互利原则，十分重要的是要正确解决中农和贫农之间经济利益问题。毛泽东提出，国家要从信贷上扶持贫农，贫农不要在生产资料上揩中农的油，不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这就抓住了当时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在谈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说：“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已经减了九亿斤，可再减十一亿斤，留下八百八十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八百七十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跟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五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52)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53)

毛泽东根据会上的一些发言，认为农村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所以他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54)

最后他作出结论说：“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55)他并要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是在农业合作化决策方面出现的一个大转折，是毛泽东对合作化形势估量以及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方针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会后，各地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加紧部署工作。但是，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

中央农村工作部认真研究了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的讲话，二十八日向中央表示，要按照大发展的精神，重新修改替中央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文件。

六月八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杭州。

六月十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刘少奇说：“建社有很大成绩。要估计到我国和苏联情况不同。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一两年内减产。我国显然不同，社一建立起来，百分之七十五都增产（去年）；减产的，整顿后第二年也增产了。对农业合作化事业要有充分的信心，对成绩要有充分的估计。”(56)会议批准了到一九五六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的计划。刘少奇还说：“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57)

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到继续发展（一年间由六十五万个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社），这是指导方针上的大变化。但是，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充满乐观，对这个一年翻半番的计划仍不满意，觉得少了，建议翻一番，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某些边疆地区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六月二十三日晚，毛泽东回到北京。六月二十五日，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到达北京。从六月二十五日到七月七日这十几天里，毛泽东主要忙于外事活动，无暇过问合作化的事。七月九日，刘少奇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跟他说了，他准备向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七月十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58)、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七人谈话，从中午十二时谈到下午五时四十分。

先是邓子恢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严厉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谈话结束了，人们起身要走，毛泽东说，不，留你们吃饭。据当时参加谈话的刘建勋回来说，他很紧张，因为是第一次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饭。(59)

那次谈话给一些当事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毛泽东与邓子恢和解了，似乎事情已经过去。但是，邓子恢对于一九五六年发展合作社要翻一番，始终放心不下，经过反复考虑，于七月十五日又向刘少奇反映，说一百三十万不行，还是一百万为好。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60)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邓子恢为什么坚持一九五六年合作社只能发展到一百万个而不能发展到一百三十万个呢？主要有三条理由：（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二）现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繁重，要打好基础；（三）地区不平衡，干部领导水平、群众觉悟水平不同，应逐步推广。(61)他还认为：我们党的干部有这种特点，就是有任务都要超额完成。如果订计划超过一百万个社，下面执行起来就会更多，结果会造成更多的合作社减产。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邓子恢的这一坚持，引发了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对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了一下，说是不是先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

毛泽东对即将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极为重视，后来把它称作中国农业合作化事业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他做了精心准备。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调阅四、五月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为了摸清农村的情况，毛泽东派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调查，有河南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七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报告，而且对每个报告都写了一些话。关于河南兰考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语：“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关于河南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写的批语是：“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关于河南新蔡县一个乡的调查，反映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写道：“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三百二十斤余粮，只出卖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二十斤，人民有意见。”以上三个报告（连批语），毛泽东都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后退他。关于广东南雄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百分之三十。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示：“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关于广西防城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报告又说，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道：“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毛泽东还表扬了一个关于湖南宁乡县的调查报告，说：“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62)

七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又连续三天，分三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汇报，同他们座谈。每一次汇报都在三个小时以上。毛泽东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并同他们一起讨论。汇报内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粮食问题，合作社问题，基层干部作风问题。他问一名战士：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他说：“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还说：“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讲的话都讲出来了，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农村合作化情况的第一手材料。(63)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向有的省委书记进一步了解农业合作化情况。七月二十六日，他单独找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陶鲁笳说：初级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三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一九五四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一九五五年四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毛泽东问：你们的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陶说：一九五四年全省减产百分之四点八，而初级社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平顺、武乡等二十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百分之三点八。全省的大牲畜，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年递增率为百分之十。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分析了苏联集体化减产、死牛，农业生产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教训。陶鲁笳告辞时，毛泽东一再叮嘱他，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64)

山西是老区，有一定的代表性。毛泽东后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的“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在他的心目中，山西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地方。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毛泽东报送一份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其中提到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度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是一百零三万余个，而不是毛泽东要求的一百三十万个。二十九日，毛泽东将这份简报印发省、市委书记会议。

毛泽东在这份简报的正面和背面写了许多文字（他嘱咐这些文字不要印），记录了他此时此刻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许多思考。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问题，他写道：“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这个问题实际上从一九五一年起草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时就提出来了。他的回答和判断是：“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

毛泽东又带着批评的口气写道：“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写了这样一段话：“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65)在此之前，七月二十六日他同陶鲁笳谈话时，就谈到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即将作出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决策时，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从正面想问题，也从反面想问题，他特别牵挂的是增产还是减产的问题。这反映了他的某种担心，他要力求避免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农业大减产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错误。

七月二十八日，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中共中央上海局做了一个电话汇报，汇报中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五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66)柯庆施来京开会时，把这份电话记录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到会人员。他在记录中“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这种估计不对。”(67)

毛泽东已下决心要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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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3、354页。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1页。

(4)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1页。

(5) 转引自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41、142页。

(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0页。

(7)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17、218页。

(8) 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7、198页。

(9) 当时所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泛指农民的互助组织，而不是后来那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10)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0、71页。

(1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510—517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19页。

(13) 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14) 《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4页。

(15) 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3月24日。

(16)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63页。“第一大战役”是指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

(17) “定量配给”的提法，根据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建议改为“计划供应”，相应地将“粮食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

(18) 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0月10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08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5页。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74、275页。

(2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10页。

(22) 杜润生是同邓子恢一起从中共中央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的，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

(23) 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376页。

(24) 《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52、453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8—301页。

(26)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306页。

(2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61、662页。

(2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62、663页。

(29) 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12月13日。这段话，在形成正式决议时又有修改。其中“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改为“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突然上升而引起的”改为“突然变化所可能引起的”。

(30) 毛泽东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稿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13日。

(31) 这里是指初级的农业合作化。

(3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修改，手稿，1954年6月7日。

(3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30页。

(3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12、78页。

(3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12、78页。

(36) 毛泽东给林铁的信，手稿，1955年3月5日。

(37) 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3月14日。

(38) 《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1页。

(39) 《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09页。

(40) 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0页。

(4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7页。

(42) 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17、318页。

(43) 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19页。这里所说的“下粮食之马”，指减少征购，合理销售。“下合作之马”，指实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去掉虚假成绩，集中全力巩固真实成绩。这些都是就浙江省的情况说的。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6页注〔1〕。

(44) 转引自《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485页。

(45) 杜润生《忆五十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3页。

(46) 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受中共中央委托，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4月21日至5月7日在北京召开。

(4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24、425页。邓子恢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4日。

(48) 《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11页。

(49) 毛泽东同邓子恢等谈话记录，1955年5月9日。

(50) 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1955年5月6日。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09页。

(51) 《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14页。

(52) 六民，指盐民、林民、渔民、牧民、船民、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

(53) 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5月17日。

(54) 刘少奇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发言中曾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叫喊最初我们也有些怀疑，但是不久，毛泽东同志就发现了这种叫喊也是不真实的，并且驳斥了这种叫喊，以致指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

(55) 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5月17日。

(56)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记录，1955年6月14日。

(57) 中共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的附件。

(58) 刘建勋，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59) 档案。访问王谦（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访问李友九（当时任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4日。

(60) 档案。访问王谦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

(61) 中共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

(62) 毛泽东对中央警卫团战士的几份调查报告写的文字，手稿，1955年7月19日。

(63) 韩庆余1955年7月整理的毛泽东听取警卫战士汇报的情况和谈话记录。韩庆余，当时担任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一中队队长。

(64)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54—156页。

(6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上写的文字，手稿，1955年7月29日。

(66) 《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3页。

(67) 《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3页。

五十一、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下）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会议定于下午三时开始。下午一时毛泽东就来到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一时四十分找陶铸、江华、周小舟三位省委书记谈了一会儿，约半个多小时，随后进入会场。

据参加那次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回忆，当时会议的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作报告时也显得轻松自如，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可以想象，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认为，他对农业合作化的形势估计和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对“右倾错误”的批判也是正确的，对于指导合作化运动的一套政策和步骤已成竹在胸。

毛泽东的报告，一开头就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1)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这就是毛泽东对当时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对农业合作化采取的指导方针。

他批评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他认为，这些人是“胜利吓昏了头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甚至认为这些人“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2)

毛泽东不是不了解，要把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是，他认为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他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因此他断定，中国的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中国共产党又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这是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全部立论的基础，是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的主要根据。

毛泽东的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而批评邓子恢等人采取了“特别迟缓的速度”。

他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他又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他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骤，毛泽东提出，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合作化，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一九六七年完成，而且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

他对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的进程作出一个大致规划：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3)同时，他已经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他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

在生产上，毛泽东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4)

毛泽东三番五次地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增产，不能减产。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成败的关键。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现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增产的，这就给毛泽东以信心和勇气，大刀阔斧地推进合作化，这也是他用来说服和批评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的主要事实依据。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提出不少重要的有独创性的政策思想和理论观点。这个报告，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许多论述是正确的。其中关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相互关系的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对于农业合作化发展步骤的规划，大体上也比较稳妥。但是，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步骤和计划上更稳当一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方针路线之争，认识上的不同看法变成阶级立场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同意见就很难再发表，关于用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实行起来势必要打乱；关于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逐步发展的步骤，也难以保证实施。

毛泽东在指导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间，历来注意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防止另一种倾向。他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后来在修改这个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些话：“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就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说，很希望这些话能够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以保证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而不发生重大偏差。但是，在反“右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在群众运动大发动的情况下，这些话的分量和实效被大大地削弱了，冲淡了，甚至就不算数了，大家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一方面，而是一味求快，甚至脱离实际条件去求快，以致带来许多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八月一日结束。八月三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了一次话，从下午二时三十分谈到四时四十五分。八月七日，毛泽东便去北戴河了，一面休息，一面摆脱其他工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精心指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直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

根据这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的意见，毛泽东对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和补充，主要是增加了关于建社准备工作的一段和苏联经验的两段。八月二十三日将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十三人征求意见。

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将报告（修正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农业合作化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集扩大会议等各种形式的会议，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研究本地区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各地一致表示完全拥护这个报告，都说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示。同时，检讨和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有的省委检讨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有右倾思想，表现在怕多、怕乱”。“没有去想一下省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放手，是否有领导大运动的气魄，对建社条件有限制太严太死的缺点”。(5)有的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要“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各级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6)有的省委提出，“必须严格批判右倾思想，首先从领导上彻底解决问题”，“合作社大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7)许多省纷纷提出提前完成合作化的规划。

毛泽东在北戴河每天阅读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他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他还从中选出一些重要的报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加写批语，转发各地。

批语的基调仍然是反“右倾”。各地已出现头脑发热的现象，毛泽东的批语却在继续加温。他在安徽省委报告上写的批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8)在这以前，只是讲“右倾思想”、“右的错误”，这个批语使用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在辽宁省委报告上所写的批语，再次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必须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可只强调工业化，减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9)

九月二十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写出一个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主席的检讨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了一些意见，送刘、周、陈、朱、彭真、邓小平、陈伯达、廖鲁言即阅，退邓子恢。毛泽东批的意见，口气严厉，上纲很高，远远超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批“右倾”的程度。例如，他说：“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八月一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10)

毛泽东的批语，在尖锐地批判“右倾”，催促各地加快合作化步子的同时，也提醒各地务必注意做好现有合作社的整顿工作。湖北省委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在批语中写道：“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11)毛泽东所以强调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担心在合作化快速发展的时候，如不把现有合作社真正整顿好，合作社是不会巩固的，甚至还会出乱子。他对一些地方在合作化运动中采取的比较稳妥的办法，比如山西省委提出的“不要急于办大社”、“居住极为分散的山庄窝铺不宜建社”等等，加以肯定，并转发各地参考。

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想着农业增产问题。他在批转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时，要求各地都要做出农业增产的规划，写道：“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做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12)用了“是为至要”四个字，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多么重视。此时，毛泽东已开始在酝酿制订全国农业发展规划了。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长期以来实行一个重要口号，叫做“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不是仍然适用？对这个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没有作出回答。有人认为，我们党现在似乎放弃了这个口号。毛泽东在转发福建省委的报告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13)。

这里所说的，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毛泽东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为慎重起见，他把这个批语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传阅，并且嘱咐：“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14)这个批语，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略作补充后，作为中央指示于九月七日下发，从此成为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问题的一个规范的表述。

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除了每天批阅各地送来的报告，主要为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准备，同时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通知说：“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15)这时还没有说开中央全会。九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十月间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正式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九月七日发出。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亲笔起草会议通知这不是第一次，但这次通知写得别具特色。他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通知要求：“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至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16)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同时，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九月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最后审定这两个文件，六日印发在京中委、候补中委、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九月五日，毛泽东由北戴河回到北京。六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会后，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文件作了两次修改。十一日晚，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决议草案。毛泽东将修改后的决议草案审阅完毕时，已是次日清晨四点钟。他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当天将决议草案看完后，要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在京中委等，同时用飞机分送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于月底来京参加六中全会时带来。十三日，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九省粮食会议的汇报。十四日，离开北京，再去北戴河，一直住到二十五日。

九月中下旬的北戴河，气候已渐渐进入中秋，秋风阵阵，不时给人几丝寒意。然而毛泽东游泳的兴致很高，每天下海，风雨无阻。有一天，大雨瓢泼，狂风卷起的巨浪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下海游了十分钟。

毛泽东再次到北戴河，主要是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这部书的编辑情况，毛泽东自己说过：“我用十一天的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几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快，所有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17)从九月十五日开始编书，到二十五日写好序言、返回北京，正好是十一天。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一开头就这样提出问题：“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18)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上升到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意见的分歧，超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的提法。

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些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材料。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又说：“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19)

把来自实际生活中的典型材料，加以汇集，在党内进行宣传学习，以利贯彻党的路线，推广群众中创造的新经验，加紧对工作的具体指导，并且用来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常常采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大革命时期的一九二六年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主编《农民问题丛刊》以推动农民运动，用了这个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一年先后两次编辑《农村调查》以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思想原则，用了这个方法；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九五五年，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又用了这个方法——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编成后，毛泽东决定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人手一部。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于十月四日至十一日在北京怀仁堂举行。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并就此作出决议。同时，还讨论关于召开中共八大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区党委、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共四百五十一人。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八十人在会上发言，另有一百六十七人作书面发言。

发言的人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给以高度评价。刘少奇在发言中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从规定党的总路线以来，为进一步地贯彻实现总路线而斗争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文件。”(20)邓小平说：“毛主席的报告不只是从理论到实际最透彻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方面，具有普遍的意义。”(21)

会上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许多发言的人认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认为犯“右倾”错误的同志，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发言者强调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强调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必须建立贫农的优势。有些发言，用个别事例，夸大地说明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何迅速地不断高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猛烈的批评。有些地方上的同志提出，晚解放区同老解放区一样，可以大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山区也可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的同志纷纷表示，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要重新规划，提前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有些发言还提出，不但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其他方面也都存在着这种情况。

由于继续批“右倾”，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意见出现一边倒的形势。这个情况，从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发言中也能反映出来。例如朱德说：“我听到同志们的讲话都很有信心，叫我这个素来乐观的人更加乐观了。我估计在全国农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会比中央预定的速度要快些。”(22)刘少奇也说：“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三年至四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七月三十一日报告中所提出的速度”(23)。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结论。

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24)

这是对七届六中全会的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又是对今后在全党展开大辩论、加快各方面工作的一个动员。

毛泽东说，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许多争论。他列举了十三个问题。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他一些问题，如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社容易巩固难”的问题；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等，他认为经过讨论都解决了。毛泽东对一些观点和说法，诸如“办社容易巩固困难”、“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等，逐一进行批评。最后，他回答这次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他说，应当办一批。但又说：“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所作的上述总结，把一些需要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把一些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的问题，都说成是“迷信”而加以破除，加以批评，这就很难不助长农业合作化脱离实际地过快发展。

毛泽东根据大家的发言，对全国农业合作化提出一个新的规划：多数地区，到一九五八年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少数地区的一部分，一九五七年春可以基本完成，其中的个别地区在一九五六年春就可以基本完成；少数地区的另一部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就是要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规划写进了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所规定的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毛泽东对全会的讨论情况非常满意。他认为经过这次讨论，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重点应当放在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质量，有必要提出防“左”的问题。

他说：省（市、区）、地、县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如果遇到情况不对，立即煞车。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我就是怕死牛。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25)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后第三次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补充的内容，主要也是“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甚至提出：“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26)

在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更明确地提出：“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27)

毛泽东提出防“左”的问题，提出注重合作社质量、控制合作社发展速度的问题，都十分重要。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因而毛泽东这些话没有引起各级领导和干部的足够注意。

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从七月三十一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到六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评一直是尖锐而严厉的，甚至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一条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自己的路线和方针。等到六中全会一开，毛泽东看见大家一致批评“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问题解决了，邓子恢也作了检讨，这时他对邓子恢的批评，就不再使用严厉的语言了，也不采取“击一猛掌”的办法了，并且还对邓子恢说了一些肯定的话。他说：“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28)

六中全会的精神贯彻下去后，毛泽东很快收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从报来的情况看，到十一月下旬，大多数省的入社农户已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些省的领导人都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据此，毛泽东作出一个新的判断：“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则可以肯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29)这就是说，合作化的时间，比刚刚通过的六中全会决议又提前了将近两年。

从一九五五年七月到十月，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作为推进和带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一个中心环节，紧紧地抓住。经过党内的一场思想斗争，他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和主张，从思想上为全党所接受，并且郑重地作出决议。全会以后，他最关注的是把决议贯彻到实践中去，变为党和群众的实际行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扩大工作成果。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五日到达杭州。他一路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

这里有一个毛泽东这次南下的行车时刻表，摘自一份档案资料。

“十一月一日，晚九时二十五分专列起站。十一时五十分在天津，停车一小时，与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谈话。

十一月二日，晨六时五十八分，到德州车站，停车一小时，与德州地委书记谈话。上午十时四十三分到达济南，与谭震林、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下午一时结束。晚九时十分，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九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一时五十六分到达泰安，在火车行进中，继续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十一月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四分到达兖州，二时与泰安地委书记谈话结束。二时二十五分与兖州地委书记、副专员谈话。六时四十五分，到徐州，停车一小时，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九时四十分到达符离集，四十五分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十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一时四十五分到蚌埠，十一时五十分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下午一时三十分结束。

十一月四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到滁州，一时五十四分，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二时五十分结束。三时到浦口。三时二十五分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五时二十八分结束。七时二十一分到镇江，二十五分与镇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八时十八分结束。十时五十四分到无锡，与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十一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二时四十七分到苏州，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下午二时三十分结束。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东同行，四时二十五分到达上海。毛泽东在上海下车，到游泳池游泳一个小时后上车继续行进。

十一月五日，早六时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谈到九时四十分，中间吃早餐。中午，再一次下车游泳一个小时。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到松江，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三时三十七分结束。下午七时到达杭州。”

这是一次多么紧张的调查工作啊！

毛泽东到杭州后，调查工作继续进行。十一月七日向警卫一中队江苏、浙江籍的七名战士了解农村情况。十一月十日，又向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他们家乡的情况。用毛泽东的话说，向这些家在农村的战士调查等于间接地到农村调查。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农业合作化这个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很需要有一个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他这次到杭州，做了一路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为这件事做了一些准备。他在杭州期间，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搞出了十五条。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离杭州北上。二十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当天晚上回到北京。

毛泽东这次视察南方的主要成果，就是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七条》。这是第一个全面规划我国农业发展远景的蓝图，内容包括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卫生教育、文化设施以及道路建设等等。以后经过不断地修改补充，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四十条，简称《四十条》，内容比《农业十七条》更为详细而具体了。后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回顾《四十条》形成过程时说：“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搞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30)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31)

《四十条》的产生，反映了毛泽东急切地希望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严重疾病，建设一个富庶而环境优美的国家。这个文件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从抓社会主义改造向抓经济建设工作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人们头脑普遍发热，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一项，其他各项都未能如期实现。

六中全会期间，有些省委书记提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他作结论时说：《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见，限十月二十五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十一月下旬从杭州回到北京，自十二月起，就动手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由他的秘书田家英帮助做编辑工作。

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形势发展很快，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这也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当九月编书的时候，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为三千八百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32)到这次重编的时候，十二月下旬，相隔只有三个多月，入社农户已达到七千五百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三。一场有五亿农民参加的社会大变革，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

毛泽东对此感到很兴奋。在编书的那些日子里，他全神贯注，仔细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他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拟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材料，原来的题目是《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三十一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了九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一看就留下印象。又如另一篇材料，原来的题目是《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类似情况还很多。

毛泽东为这本书共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有十九篇是九月写的，未作改动，其他都是十二月写的或者九月所写而十二月又加以修改的。无论从内容的重要性和广泛性，还是从文字的尖锐性和抒情性来说，十二月写的都远远超过九月写的。这不但反映了农村形势的重大变化，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

在新写的按语中，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论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内容。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33)在另一个按语中，他写道：“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34)

对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描述，最有代表性的要算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所写的按语了。他说：“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35)

说到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必然要涉及农村的阶级政策。毛泽东写了一个最长的按语，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他提出：“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他同时又强调：“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36)

在新增加的材料中，有几篇是讲办高级社的，毛泽东看了分外高兴，特加写按语，大力推荐。他说：“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37)又说：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以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38)毛泽东看完了《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一文后，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这样的按语：“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39)同样使毛泽东高兴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社的事情。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这是两个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形式、没有经过初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些条件适合的地方可以这样做。白盆窑的情况，使人看了高兴。”(40)毛泽东这些按语，直接推动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

对于办高级社，毛泽东一直是比较慎重的。要不要很快就办高级社，在一个相当的时间里，党内也不很清楚。直到七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才作出明确回答：在最近一个时期就应当办一批高级社。尽管他交待说，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而且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但是这个口子一开，许多地方很快就动手做起来。不但办高级社，还办大社；不但由初级社转高级社，而且由互助组直接跳到高级社。

毛泽东为什么对办高级社这样高兴？他的考虑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点出发的。他认为，小规模的、半私有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初级社）虽比互助组前进了一大步，但仍在相当程度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能大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的继续发展，导致后来“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出现。

毛泽东在好几篇按语中，以充满激情的笔调颂扬和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表达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设富强国家的志气。他写道：“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41)“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42)

以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化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在一篇按语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43)

山东省曲阜县有一个合作社，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看完了这个合作社的材料，写出一篇抒发情怀的按语：“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44)

毛泽东在按语中还提出了一些著名论点。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按语还涉及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兴修水利，水土保持，绿化荒山荒地，发展副业，提倡养猪，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等等。

毛泽东所写的一百零四篇按语，合起来有四万多字，可算得上一篇“大文章”。他一直很喜欢这篇“大文章”。后来，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建国以后，再没有写什么文章了，就是写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些按语。

这些按语，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度革命热情，对于迅速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坚定信念和急切希望，也充分表现了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在领导革命运动中的气势和风格。当年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深受到它们的感染和影响。许多按语的内容，包含着科学的真理，是长期有效的，不但对于农村，而且对于整个的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就总体而言，按语是以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为主旨，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的变革进程，加以人为地加速，助长了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编工作全部结束。书名叫什么呢？起先曾考虑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书名叫做《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45)田家英不赞成这个书名，认为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他主张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向毛泽东陈述了理由，为毛泽东所接受。

编书工作一结束，毛泽东就南下杭州。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杭州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序言。序言中说：“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写一篇。”“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46)

这个序言表明，毛泽东把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开展大辩论以加快各方面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并把它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出版。原先毛泽东决定发一条出版消息。当田家英把拟好的消息稿送他审阅时，他咯咯地笑起来，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他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对毛泽东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有了长期思想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几亿个体经营的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三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

面对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毛泽东不无某种担心，一度进入比较冷静的思考。一月十九日，王任重为湖北省高级社发展计划问题打电话给中央农村工作部，说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一部分人赞成省委的计划，即春耕前全省发展一万个高级社（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就停下来，到秋收前后再发展；另一部分人主张放手发展，春耕前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他认为还是省委的计划比较稳当，不知中央以为如何，为此请示。王任重还说，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同志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于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即于十九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当天就作出批示：“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

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入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短短几个月，就达到并超过毛泽东所提出的基本完成合作化的指标。当时，毛泽东曾指出：有些同志脑子发热，报上不要再发表合作化的数字，要强调质量第一。因此，报上没有公布这个数字。到三月底，入社农户的比例已达将近百分之九十。四月底，中央批准按照三月底的数字发布新闻，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47)

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国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百分之八十七。原先计划十八年完成的目标，提前了十一年。在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这个阶段，步子走得过快了。

从一九五一年冬毛泽东主持制定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到一九五六年底完成合作化，用了五年时间。这五年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一九五一年底到一九五五年上半年为第一阶段，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底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和初级社，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在稳步而健康的情况下发展的（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波澜），互助合作的优越性逐步显现出来，并且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对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初级社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它的规模不大，一般为二三十户。从生产要素（土地、耕畜、农具、劳动力等）的合理配置来说，它大体上是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是适应农民的接受程度和干部的管理水平的，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初级社还保存着半私有制，这样既能发挥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又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形成一种比较合理的双重结合。可以设想，如果在初级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经济的逐步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和群众觉悟程度，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坚持稳步发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先有后地发展合作化的方针，而且不要搞得那么整齐划一，那末，后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将会是另一种情况，而避免走上曲折的道路。

但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形势骤然起了变化，合作社的发展迅猛异常，出现了全国的合作化高潮。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作过这样的描述：“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48)

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发展和表面上的巨大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更加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而且是能够立即见效的。当然，这不是说，合作化高潮纯粹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不可能的。它的产生还有深刻的社会基础。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和建立新国家后，普遍急于摆脱原来的贫困落后状态。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势单力薄而又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确有发展互助合作的需要。但是，问题出在没有充分估量甚至不顾客观实际的条件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过急地人为地加速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从农业合作化的加速进程中，人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毛泽东作为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和信赖的领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带领人民取得难以想象的胜利，当他提出一个主张并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行的时候，各级干部总是闻风而动，积极贯彻实行，唯恐落在别人后头。这样，往往在相互攀比中又提出一些超过毛泽东预计的情况和规定的指标。这些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十分兴奋，又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标。如此互相影响，循环往复，使得原来提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要求，变得逐渐并越来越离开了实际。

毛泽东急于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急于将小社合并为大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更多地着眼于发挥集体经营的长处和优势力量，而对于农民个体经营（或称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及其生命力和潜在的活力，严重估计不足，往往对它忽略，甚至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已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所证明。

毛泽东急于并社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而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他的心，他的感情，总是同广大贫苦农民息息相通、紧密相联。他认为，大社、高级社利于提高生产力，能够更好地为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总的说来，中国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了两次历史性社会变革。不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主义革命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于分散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连年增产。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办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在抗御自然灾害中显示出力量，特别是在全国普遍开展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中国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受到苏联集体农庄的明显影响，这在当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中国的高级社又有不少有别于苏联集体农庄的自己的特点和新的创造，特别是采取了与苏联明显不同的逐步实现合作化的道路，并不是简单照搬苏联的模式。在实现高级合作化这一目标上，中共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在于后期的发展速度，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践证明，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是错误的，邓子恢在合作化步骤上的逐渐演进的主张是比较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49)

究竟什么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新事物，是一个缺乏经验的重大而复杂的经济变革问题，因而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才能一步一步地全面深刻地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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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句话在毛泽东7月31日作报告时为：“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就要到来。”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改为“高潮”。

(2)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8、424、425、433页。

(3) 以上均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1—433、438页。

(4)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8、439、426页。

(5)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社部署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5日。

(6) 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2日。

(7)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9日。

(8)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31日。

(9)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6日。

(10)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检讨报告的批注，手稿，1955年9月26日。

(11)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3日。

(12)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10日。

(13)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7日。

(14) 毛泽东给周恩来等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4日。

(15)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55年8月27日。

(16)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手稿，1955年9月5日。

(17)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18) 毛泽东：《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手稿。1955年9月25日。

(19) 毛泽东：《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手稿，1955年9月25日。

(20) 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11日。

(21) 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10日。

(22) 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8日。

(23) 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5年10月11日。

(24)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25) 以上均见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26) 毛泽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加写的话，手稿，1955年10月13日。

(27)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55年11月1日。

(28)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29)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答复甘肃省委并告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电报，手稿，1955年11月30日。

(30) 指1956年1月5日至9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一次会议，讨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陈毅、柯庆施、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陈漫远、杨尚奎，共25人。在这次会议上，将十七条扩展为四十条，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3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32) 这是1955年10月的统计数字。

(33)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29页。

(34)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48、777、778页。

(35)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48、777、778页。

(36)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857—860、611、651页。

(37)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285页。

(38)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857—860、611、651页。

(39)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857—860、611、651页。

(40)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294、295页。

(41)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294、295页。

(42)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16、45页。

(43)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16、45页。

(44)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475页。

(45) 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55年12月20日。

(46)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3、4页。

(47) 《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78页。

(48)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29、730页。

(49) 中共中央办公厅1981年3月9日《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上的所谓“错误”，予以平反。

五十二、成功地实现赎买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讲到将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是从总的方向上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1)，而没有指明怎样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过程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在思考，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根据对三年来实际生活的仔细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认识的萌芽。

同年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2)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献厂”方式，只是一种设想，而且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要做的事。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一些资本家代表座谈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3)

周恩来没有否定“献厂”这一方式，也没有肯定这一方式，只是强调，现在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这显然是针对资本家产生的顾虑而讲的。他强调和平转变。其中提到“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这是很重要的思想。

探索在不停地进行着。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4)这比刘少奇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信上所说“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

正在这时，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按照李维汉原先的布置，是为了解决“五反”运动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但下去以后，关于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李维汉便把目光集中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来，成为这次调查的主题。五月，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五月二十七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李维汉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里，概括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还是从《共同纲领》讲起。他说：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共同纲领五种经济成分之一，是我们向资本主义提出的一种过渡形式，经过三年来的努力和斗争，已有相当发展。公私合营是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较少，但其中一九五二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五点八倍”。“至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等形式则有很大发展，……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私企处估计全国比重为百分之三五至四十。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已包括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行业和主要工厂，还在继续发展中。经验似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5)

如此明确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提出来，还是第一次，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的。李维汉在报告开头特地交代了一句：“因为对业务无知，我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恐不免有错误；但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故着重地提了出来。”(6)

调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7)

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六月十五日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十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讨论调查报告，并听取李维汉的报告。正是在六月十五日这次会上，毛泽东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李维汉向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另行起草的，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不少修改，一个重要修改，是把题目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当时，毛泽东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组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8)所以重点是改造。在胡乔木的参加下，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文件三易其稿。毛泽东准备把它作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来，觉得还不太成熟，为了慎重，改为李维汉向全国财经会议的报告。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它把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清晰地勾画出来，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这个文件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而对资本主义商业则采取利用、限制和排挤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改变了对私营商业采取挤掉的方针。他在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9)至此，利用、限制和改造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方针，最后完善起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报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澜。高岗是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但是会上不说，散会后对李维汉说：“你读过斯大林的《两条路线》吗？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高岗身居高位，正在阴谋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但还没有暴露。从他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扯到被斯大林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会感到该有多重的分量。李维汉有些紧张，对有关同志说：“不要太高兴，不是都同意的。”李维汉亲自到高岗家里，想问个究竟。高岗却推说这不是他的意见，是张闻天的意见。李维汉又找到张闻天。张闻天只是向他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而在政治局讨论时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10)

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这里的关键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认识。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的经济”，包括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但在实际上，租借等形式基本上没有发展，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许多新形式却大量涌现。这些都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建国之初到一九五二年，在实行财经统一，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调整工商业，以及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困难，缓和公私、劳资的紧张关系，减少工人失业，保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社会稳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新形式应运而生。这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为国家所需要，也符合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为它们所需要。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是顺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本要求的。

当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出现的时候，对它们的意义，人们，包括毛泽东在内，并不是立刻就完全认识的。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之后，终于发现：这些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同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生长着社会主义成分，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11)

为了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这个工作由中央统战部负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作出了决定。但是，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却是经济部门的事情，由统战部来管，工作起来关系不顺。怎么办？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很赞成，说胡乔木提了个合理化建议。(12)随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第六办公厅，具体负责有关工作，许涤新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李维汉任主任。

经过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党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确。当务之急，是要在党内外，首先在领导机关和各界上层代表人物中间进行传达和讨论，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为此，从九月八日至十八日，连续举行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还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前途问题。

九月七日，也就是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了十位党外人士谈话，他们是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参加。

毛泽东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13)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步骤，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这就是说，分两步走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用三五年的时间，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再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而且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写的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要点中的三页

关于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工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先毛泽东曾向在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做过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所得税 | 34.5％
福利费 | 15％
公积金 | 30％
资方红利 | 20.5％
总计 | 100.0％(14)

这就是所谓“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15)后来大致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不过他这里所说的私营工商业，是指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16)

毛泽东的谈话，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政方针说得十分透彻。九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和解释了这个谈话的内容。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转发了谈话要点，其中特别指出：“主席谈话要点所指示的培养先进资本家，望有系统地进行，做到大、中、小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资本家。”

这样，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全党高层领导干部。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工商界的切身利益。毛泽东很想听听工商界人士的反映，同时也做做他们的工作。九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又约请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这五位都是工商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工商界有着重要影响。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做先进资本家的工作。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从下午七时四十五分谈到十时零五分，其间并共进晚餐，算得上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下面是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记忆在当天追记下来的谈话记录。抄录如下：

“毛泽东：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郭棣活：三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事。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工商界是不行的。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下是饭后所谈的。）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什么波动？

（五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会同意的。）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郭棣活：工商界从一九五〇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家都会想得通。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毛泽东：同意情形不同的说法。一个企业也不能由一个人决定，还要看董事会等大家的意见。关于大、中、小，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大的重要。

（胡厥文在此讲了一段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

毛泽东：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很快解决。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17)如果提到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五百亿(18)办纱厂资本家能获利多少？

郭棣活：五百亿可办一万纱锭，可赚五十亿，（资本家）只能分得十二亿五千元（表示似少一点）。但目前情况是有利可图，无利可得（意思即如能保住四分之一也可接受）。

荣毅仁：现在利润不止此数，锭子价低，因加工订货关系，流动资金用不了许多，所以五百亿资金可以办一个二万五千锭的厂，应赚一百亿左右。

毛泽东：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定于市场。今年四百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无穷。

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三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

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传开以后，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说“上了贼船”。有的大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了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月至十一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讲话，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这次大会开得比较及时，收到显著的成效。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多数人受到教育，程度不同地、勉强或不勉强地接受了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许多人感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有的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黄炎培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黄炎培的发言，博得许多代表的赞同。代表们开始认识到，只要遵循国家的总路线，将来可以稳步进入社会主义。许多人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怕挨整而转变为比较开朗。会议闭幕时，李烛尘致闭幕词欢呼“毛主席万岁”，会场情绪很高。经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集中学习讨论，资产阶级中间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并在以后几年中日益增多，成为协助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会议期间，李维汉向毛泽东讲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根据这一意见，有关部门在工商界中间，有领导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作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19)

一九五四年，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和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

一九五三年底，在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总产值中，公私合营的产值只占百分之十三点三。为了发展公私合营企业，中财委第六办公厅在一九五三年底拟订了《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草稿）》，并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至十六日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草案。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在当时被称作大工厂。

《意见》要求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毛泽东基本赞成这个计划。他说：“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淹不死人’。”(20)

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与此同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比较完整而明确的办法。

国家对私商的改造，首先是从批发商开始的。私营批发商，特别是大的批发商，有很大投机性，往往同国家争夺货源，操纵物价，扰乱市场，危害国计民生。为了保持市场稳定，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对私营批发商采取了排除代替的方针，从而使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到一九五三年底，国营批发的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私营零售商的主要部分，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从私营批发商或从生产者方面进货，而必须依靠从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方面进货，来维持它们的营业。

这样，需要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适应新情况的改造私商的政策和办法。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发出《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陈云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

指示根据市场关系的变化，确定改造私营商业的方针是：“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21)

指示发出后，推动了整个私营工商业改造稳步而又协调一致地进行。

一九五四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总的说是稳中求进，但公私合营的步子却迈得很大，大大超过了年初预定的发展指标。

这一年，采取所谓吃“苹果”即逐个企业合营的方式，合营了七百九十三户规模较大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业企业，当年产值达二十五点六亿元，超过过去几年全部合营企业产值的总和，私营工业产值的比重降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九。

吃“苹果”的方式，产生了新的矛盾。大的“苹果”吃掉了，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中小私营工业企业，生产遇到严重困难。加上国营部门在加工订货的分配上，往往只照顾国营和合营企业，没有照顾那些中小私人企业，更使这些企业生产难以为继。部分私营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工人失业。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地方工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发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计划，但是面对各地暴露出来的这些严重问题，不得不临时改变部署，首先研究对私营工业的生产安排问题。主管八办工作的陈毅对此提出批评：“改造速度太猛，孤军独进”。

会议中间，从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由陈毅主持，邀请刚参加过全国政协会议的六十三位工商界委员，举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陈云到会讲话，提出对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和私营的工业生产要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他说：我国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为了维持私营生产，国营企业要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企业。如果我们安排了私营生产，使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较慢，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就可以造成更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22)

一九五五年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了统筹兼顾的方针。毛泽东说，这才对，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指出：在工业中，原料和订单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23)

由于及时调整公私关系，私营工业再次渡过困难，稳住了人心，公私合营又得到稳步发展。

然而，从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特别是十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以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影响下，私营工商业改造再也不可能照以前的步伐稳中求进了。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报告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他说：“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24)

七届六中全会最后解决了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以后，毛泽东立即着手解决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

这时从客观条件来说，适当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已有可能。在工业方面，到一九五五年底，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总和，已占到合营企业和非合营企业总产值的一半（百分之四十九点六），其余一半的产值是十二万多户的中小企业，也大多纳入了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取得了结合私营企业的改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成功经验。在上海，已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造纸、卷烟、搪瓷八个行业，在北京，也有面粉、机电、棉布三个行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私营商业在批发行业中的转业改组已基本完成，在零售行业中只占全国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一。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去独立存在的条件，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对于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私营工商业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震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加快私营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更多的人则对前途没有信心，在惶惶不安中抱着得过且过的念头，无心继续生产。

在这重要的时刻，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也为了稳定私营工商界的人心，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商界的工作，打通思想，消除忧虑，指明前途。

当时，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在北京开会，各地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云集北京。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两次约集一些代表人物座谈。

第一次座谈会是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约出席。

毛泽东先讲话。他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这里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地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改变要逐步地进行。

最后，他提出怎样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来鼓励大家。他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25)

毛泽东讲完了，接着请大家提意见。下面是他们之间对话的主要内容。

章乃器：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泽东：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乃器：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黄长水插话：还有下一代）。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乃器：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泽东：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李烛尘：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毛泽东：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陈叔通、胡子昂：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

黄长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五千多人，每周三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一万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毛泽东：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荣毅仁：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26)

一听到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毛泽东当即表态：整个提法还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改造，还留下一些尾巴。随后，与大家共进晚餐。

晚餐后继续座谈，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上来，他说：“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27)

隔了两天，十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开会的前一天，毛泽东通知彭真、邓小平：“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28)结果，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委员，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等，范围比较大，地点改在中南海怀仁堂。

座谈会首先由陈云讲话，着重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接着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人们都还记得，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29)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又讲这个问题。这就是舆论宣传工作。毛泽东最懂得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最善于运用这个工作，特别是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时候。他在两次座谈上讲话，就是做舆论宣传工作，就是在为新制度的产生“大喊大叫”，并且希望通过与会者向更多的人广为宣传。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赎买政策。

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30)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他接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把一九四九年定为赎买时间的起点，这同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一理论观点是相一致的，或者说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依据的。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31)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32)

最后，毛泽东讲了讲领导方法问题。他要求领导者努力适合客观发展规律，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进步更快一些，缺点和错误更少一些。

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和几位副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陈叔通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感觉兴奋、愉快和感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人民的政府，哪一件事不是先向我们说得清清楚楚而后去做的，而不是突然的。经过这几年的教育和具体事实证明，大家都看见了并承认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思想也就有了转变。现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工商界应当体会到这个新形势，在工作中也要提高一步，向前一步，以适应这个新形势。

李烛尘副主任委员说：前次我们讨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向主席汇报，有些工商业同志常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也将到来一个高潮。”这不仅是一个面对新形势发展情况的预见性的推测，它将是一个必然性的现象。民建会同志们商议发出一个文件，号召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会员，先行一步，以积极带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行动，迎接这样一个高潮的到来。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工商界执委全体起立，欢呼。）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应该做好准备，迎接这个高潮。

荣毅仁副主任委员说：我是一个资本家。我家从一九〇五年办工业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申新棉纺厂的历史也有四十多年。我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由于国际间的不景气，以及接连的国内战争的影响，企业非常困难。日本人企图通过英国银行来霸占企业，宋子文也企图并吞，但在工人和同人的支持下渡过了困难。在解放前夕，我们受到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压迫，加上主持者采取投机的办法，内部矛盾，形成外强中干。要不是解放，申新的情况如何，很难预料。解放后，同业之间非常团结，相互合作，关系很好。棉纺业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个别的公私合营，一直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步步地前进、发展，从困难到好转。上海棉纺业的生产、福利、利润是逐步好的，其他行业也是好的。逐行逐业改造，大中小都得到安排。在解放初期，由于发生困难，当时我们确曾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当初接受国家加工订货时，有些工商业者怕受束缚，后来则争取加工订货，现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工厂接受了国家的加工订货。从国家建设的发展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七百六十六亿元，私营工商业的资产只不过三十三亿，相差很大，上海申新的资本不过七千万元，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所以，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又何必对私有制恋恋不舍呢？人总要有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所以我的企业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我并不满意，我还要走上全民所有制。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广大工商业者密切联系，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共产主义。

黄长水副主任委员说：从几年来私营工商业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充分证明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私营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体会到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困难还很多。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愈深入、愈具体、愈前进，我们的工作随之愈复杂、愈细致、愈艰巨。但这只是前进中的困难，有毛主席、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使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去逐步克服困难，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胡子昂副主任委员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私营工商业者愿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接受改造。如四川的批发商，有的已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有的已成为国营公司的代批店，还有很多人结束了企业，参加了国营公司工作。他们都是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拥护政府的这些新的安排。今天同工商界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已经不是过去那样陌生。我们应该团结全国各地工商联的委员们，团结民建会的同志们，更广泛地团结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团结在党的周围，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33)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再一次讲话。根据会上发言的情况，他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即强调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准备、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刮风，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34)

座谈会开得融洽，热烈。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讲话，高屋建瓴，又贴近实际，生动活泼，对工商界的朋友们起了重要而切实的教育作用。反过来说，工商界这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发言和表态，又为毛泽东进一步推动工商业改造提供了重要依据。工商界的上层代表人物，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达到基本上一致，这是很重要的，是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治基础。毛泽东的讲话，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毛泽东几次讲话的推动和鼓舞下，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充分肯定工商界取得的进步。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35)

十一月初，毛泽东前往杭州。在那里，一面讨论制定《农业十七条》；一面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准备提交定于这个月中下旬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为起草决议作准备。参加座谈的有陈伯达、柯庆施、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十九人。十二日，毛泽东又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决议起草得很顺利，前后不到半个月。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并在信中说：“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36)

决议起草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在杭州又住了几天，召集九个省的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问题。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回到北京。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二十四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首先提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都有这种情况。他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毛泽东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37)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38)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两次座谈会讲话的进一步概括和阐发。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就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概括出来，并经毛泽东修改而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决议》特别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教育的方法。这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转变性质。《决议》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像“五反”那样的群众斗争的方法，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而当基本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以后，就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方法，即通过讲演、上课、开座谈会、办学习班以及引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加强对资本家的教育。毛泽东在这里加写和改写了一段话：“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强调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资本家，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改造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动摇或反抗。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能够减少他们的动摇或反抗，并能防止党内右倾的发生。

《决议》对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作出重要调整，规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这就是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五年。

1956年1月毛泽东在陈毅、荣毅仁陪同下视察上海申新九厂

《决议》最后提出要同时防“左”和防右。对这部分，毛泽东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重点是批评当时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偏向。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39)

在毛泽东主持下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鲜经验，及时地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提出方针和政策指导，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比较健康地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进入高潮。

搞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这是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首先提出来的。一些原来没有合营的分散落后的私营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相继合营后，在生产和经营上都感到有许多困难，也纷纷要求早些实行合营。最初，毛泽东还“泼了点冷水”。他觉得，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已经解决，工商业改造的速度问题也已解决，为稳妥起见，似乎无需再来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或者说，现在提高潮还不是时候。但是，高潮竟然来了，而且来得那样迅速和猛烈。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但他又十分高兴。事后，他说过：“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40)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41)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

一月十五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庆祝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接着，二十多万群众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笼罩整个北京城。在随后的几天里，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兴奋之中。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共中央只得改变原来制定的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两年内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采取“先收编，再改组”的办法，即先批准公私合营，再做行业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等工作。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曾设想，在一九五七年争取百分之九十的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九六二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

在全国范围内，这么快地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搞得很被动。后来，毛泽东指出这一点。他说：“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42)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对原私营工商业者采取发放固定股息的办法，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率）。当时宣布，这种办法七年不变。到一九六三年，又决定延长三年，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发。中共中央关于分两步走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至此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三十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实行以后，原先的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企业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家除了领取定息，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原先由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二是生产地位的变化。资本家不再是企业的统治者，而是以公职人员身份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开始处于从剥削者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三是通过定息制度，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原资本家的定息收入，只取决于股金多少，同企业的盈利情况完全脱钩。总之，这种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发展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进而发展成为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中国经济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不断解决生产中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而向前发展的。从加工订货等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是如此，从个别企业合营到全行业合营也是如此。正如陈云所说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在目前是合适的，必要的。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既然按整个行业来安排生产、实行改组，那末，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实行全行业的合营，就无法安排生产，也无法进行改组。”(43)

一场以改造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的、如此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和平和稳定中实现了。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九五六年，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44)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把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结合起来。既让他们明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消灭剥削，又让他们在逐步过渡中能够比较自然地接受改造。在经济上给以出路，在政治上给以地位，在思想上给以教育，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赎买政策，严格地讲，还只是一种设想。列宁曾想在俄国把它付诸实践，但是没有获得实现的条件。这一政策在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成功地顺利地实现了。

同其他许多重大决策一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是从实践中来的，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毛泽东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并且在理论上做出新的概括和新的贡献。

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它的后期，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这中间虽然也提出过要纠正“左”的偏向，但从总体上并没有解决“左”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由于急于求成，在高潮到来的时候，既缺乏思想上的准备，又缺乏工作上的准备，搞得过于粗糙。二是，在实行合营中，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一起带进合营企业，对他们同对资本家一样地改造，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区别。三是，对小企业和商业网点实行大并大裁，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四是，实行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后，有些产品质量下降了，花色品种减少了。五是，合营以后，对一部分工商业者使用和处理不当，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上述问题，有一些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毛泽东也看到了，他当时就指出：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45)陈云也很快发现这个问题。他指出：“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轻率地并厂并店，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46)不久，他又提出：在公私合营以后，出现了盲目的集中，盲目的合并，认为集中是高级，单干是低级。有些地方把剃头担子都合到理发铺子去了，本来理发铺子就不多，再把剃头担子并掉，对群众特别是码头工人和郊区农民更不方便。(47)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引者注）的经济基础。”(48)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49)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构成过于单一。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也曾有所察觉和思考。他说：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50)

这一段讲话中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可惜没有深入研究下去，更没有付诸实践。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尽管如此，中国终究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变革。

中国成功而又顺利地用和平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得到，这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相对说来比较弱小，未曾得到过充分的、长足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逐步被纳入国家经济管理的轨道，在原料供应、市场销售等方面依赖于国营经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的一面，在中国革命中总的说来处于中立者或者参加者的地位，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中国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功，还决定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以上两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能成功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和国内的其他因素。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在解决了加速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以后，又着手推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曾把广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比作两个大海(51)，他认为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要比改造私营工商业困难得多。当农业改造和工商业改造相继出现高潮并在迅速发展的时候，毛泽东又把关注点转到手工业方面，提出加速进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52)

手工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就很发达，以后时盛时衰。近代以来，又和民族工商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无论怎样变化，除少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绝大多数手工业一直保持手工劳作、分散经营的状态，在生产力结构和组织形式上，都同现代社会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引导个体手工业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从建国初到一九五三年底，全国共组织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四千八百零六个，社员二十九万八千余人。根据不完全的材料估算，在当时，如果说个体手工业每人年平均产值四百九十万元（旧人民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每人年平均产值为一千七百万元。(53)初步显示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

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合作形式。据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程子华回忆，苏联专家根据苏联的经验，只承认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不承认手工业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程子华向中央作了汇报，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中央讨论，认为还是应当按照我们改造手工业的三种形式，即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供销生产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发展。(54)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快的。到一九五五年底，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点四。但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急速到来的情况下，这样的速度却显得滞后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更迅速地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会后，迅速掀起手工业改造高潮。到一九五六年六月，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手工业改造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盲目集中，一律合作，造成许多新的不便。一些传统手工艺品质量下降，有的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

毛泽东听到这些反映后，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55)

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目标是：在生产上，从手工劳动发展成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劳动；在所有制上，从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最后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个目标，后来基本上实现了。五十年代中期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后来基本上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有不少发展成为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大企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翼的三大改造，高潮迭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当时，他向一位外国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56)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57)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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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8页。

(3)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5、126页。

(4) 《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页。

(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5、216，212页。

(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5、216，212页。

(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2页。访问郑新如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郑新如、黄铸均为调查组成员。

(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9)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页。

(1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4页。访问郑新如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

(11) 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7月。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页。

(12) 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

(13) 《共同纲领》第31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14)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292页。

(15)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15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293页。

(17) 指按照“四马分肥”的分配方法资本家分得的红利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

(18) 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19) 以上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50—752页。

(2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2月9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21)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49页。

(22)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67、268页。

(23) 陈毅传达毛泽东在1954年12月19日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记录。

(2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7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8—491页。

(26) 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记录，1955年10月27日。

(2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1页。

(28) 毛泽东给彭真、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0月28日。

(29) 毛泽东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06页。

(30) 见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03页）；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29—531页）；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05、506页）。

(31) 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3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9、500页。

(33) 毛泽东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记录，1955年10月29日。

(34)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1—503页。

(35) 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11月17日。

(36) 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1月7日。

(37) 指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其中说：“这种工商业现在已经有一只脚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而另一只脚也已经非跟着进来不可。谁要是看不到事实的这个主要方面，他的观点就不会是正确的。”这篇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

(3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1月24日。

(3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8—161页。

(40) 指李烛尘。

(41)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5日。

(42) 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5页。

(43) 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11月16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86页。

(44)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182页。

(45) 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

(46)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页。

(47)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页。

(4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2页。

(4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10页。

(5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70、171页。

(51) 见《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3页。

(5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页。

(53)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9、340、364页。

(54)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9、340、364页。

(55) 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12页。

(56) 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5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