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4册
Author: 中央文献研究室
Date: 2013-12-01
Publisher: 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卷目录

五十三、《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上）
五十四、《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下）
五十五、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五十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上）

五十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下）

五十八、第二次访苏
五十九、发动“大跃进”（上）
六十、发动“大跃进”（下）
六十一、炮击金门

五十三、《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上）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我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结合进行、同时并举的。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这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

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1)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

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自朝鲜停战以来，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毛泽东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他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他认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3)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做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做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4)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四十三天。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三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二月十四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

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贯彻，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二月十五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两天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毛泽东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二月十七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毛泽东称赞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时，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5)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最后他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6)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基本建设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二月二十一日，听城市建设总局和二机部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二月二十二日，听取二机部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二月二十五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我们有可能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二月二十八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一九五五年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二月二十九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三月一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三月二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三月三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在汇报到手工业改造速度时，毛泽东说：我觉得慢了一点，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似乎低一点。在汇报到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的时候，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在汇报到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的时候，毛泽东说：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汇报到手工业劳动生产率和手工业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的时候，毛泽东说：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在汇报到行业安排、产品分类时，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在汇报到提高工艺美术品和保护民间老艺人时，毛泽东说：这些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开办学院，召集会议，给予名艺人学术头衔。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

三月五日、六日、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7)

三月十三日，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汇报。

三月十五日、十六日、十八日，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汇报。

三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

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汇报。

四月二日、五日、八日，分别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汇报。

四月九日到十一日，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汇报。

从三月十三日到四月十一日，这十几次汇报，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七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从四月十八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二十四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做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8)毛泽东不久又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做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9)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的成果。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到二十八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0)“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1)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是有重点的。毛泽东后来说过：“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12)

一九五六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3)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以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做是一个转折。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4)他在《十年总结》中又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5)

十九年后，邓小平对《论十大关系》作过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16)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17)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18)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19)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20)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作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苏联方面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警示，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最近一次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学派。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他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毛泽东自然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四月十八日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21)

毛泽东还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在自然科学界存在着对不同学派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陆定一在二十七日发言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他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毛问：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陆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毛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陆说：不是，没有给。毛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继续发言。在讲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时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插话：“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说：“我看过，很好。”毛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22)

也许是一种巧合，正当中共中央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在浙江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毛泽东看了两次。一次，四月十七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另一次，四月二十五日在中直俱乐部。一出改编的古装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像周恩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23)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24)

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25)

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十大关系问题。他在讲话中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26)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27)

“现在春天来了嘛”，的确，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位亲历者，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28)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此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语。按语说：“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29)

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种信心。双百方针的主旨同《论十大关系》完全一样，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部门汇报，着力研究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同时，十分关注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这一过程中，又引发出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考。

苏共二十大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大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以及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

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是米高扬。苏共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发言中，也程度不同地表示反对个人崇拜。

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报告说斯大林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并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批判。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国家公开披露出来。六月四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为这个报告引起极大混乱，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批共产党员退党。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英国的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在事后的一番话很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景。他说：“斯大林问题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苏联同志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是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发泄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党没有前途。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丧失了七千党员。”(30)

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的。在他逝世不久，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看到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在一个月以前报送中央的一份材料，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这份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在去年四月已有些端倪，到去年七月后便已十分明显。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一些，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为了纠正这个偏向，目前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并且更不单独叙述。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提得比列宁还多些。那时对斯大林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功绩有些过分强调，因此现在也有所纠正，而特别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列宁创造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则是把列宁的许多原理具体化。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学说的发展，不能构成一个新阶段。

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那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出乎他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31)，很不赞成。

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于三月三日下午一时半回到北京。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开会，由邓小平作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三月十二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商谈到凌晨二时。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32)。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由于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漏子，就是讲，赫鲁晓夫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33)

从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泽东在继续听经济部门汇报的同时，也把较多的注意力转到苏共二十大问题上，或召集会议，或进行个别谈话，讨论和研究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

三月十八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开会，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三月十九日，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三月二十三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问题。

这些会议和个别谈话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了解会议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毛泽东讲的主要内容。

会上，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恩来就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讲了话，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王稼祥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至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34)

毛泽东提议发表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与会者一致赞成。

毛泽东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采取发表文章的办法，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也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事态仍在发展之中。

毛泽东还谈了他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设想：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35)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毛泽东要求在一周之内写出文章的初稿。

这篇文章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稿于三月二十九日写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吴冷西讨论了两次。再作修改后，四月一日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四月一日晚十时五十分，毛泽东约陈伯达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至二日凌晨二时。二日四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36)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四月四日毛泽东再次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并在标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四月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当天晚上，毛泽东又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四月四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七人，还有田家英和吴冷西等。

从四月一日到四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现在保存下来的经毛泽东修改的过程稿，就有七次之多。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斯大林，长时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一向是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形象。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来说，历来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地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出来，怎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那么大的错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一系列问题摆到一切相信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们面前。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正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回答了这些问题。而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重大失误，正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修改此文下功夫最多的地方。

提起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造成损失最大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其根源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不让中国共产党反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又被怀疑为“半个铁托”。毛泽东曾多次坦诚地剖白过自己那种不高兴的心情。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于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毛泽东完全抛开个人感情，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正如他所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37)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过评价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文章在评述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章对斯大林错误所作的分析，有许多深刻而中肯的话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他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又说：“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割裂。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38)

综观斯大林的是非功过，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全面地评价这位在正反两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呢？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末尾写了很长一段话，作了科学的回答。他写道：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39)

在指出缺点和错误难以避免的同时，毛泽东又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40)

从斯大林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要在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

又说：“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41)

文章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出现。这一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他说：“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可惜后来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并付诸实践，重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

必须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发扬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精神，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斯大林问题得到的又一个教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42)

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引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破除了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差异没有矛盾的传统观念，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矛盾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43)这些思想，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的多次讲话里，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过反复修改，日臻完善。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不是把斯大林问题作为一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来看待，而是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高度来分析，来认识；不是追究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而是把斯大林的错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全面公正地评价其功过是非。正由于有这样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态度，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问题上引起的国际风波，不但没有干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反而进一步推动了他的思想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毛泽东是很满意的，在四月四日最后一次讨论修改稿的会议上，说了一番意义深远的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44)

“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这些，也正是贯穿在《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在指导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被吸收到了《论十大关系》之中。《论十大关系》从总结中国建设经验（以苏联为鉴戒）方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则从总结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方面，为中共八大的召开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

(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82页。

(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5) 多快好省的口号，是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6) 指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是在1956年8、9月间召开的。

(7) 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2月14日至3月9日。

(8) 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在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对若干问题的指示记要，1956年4月18日至24日。

(9)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0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页。

(11)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8日。

(12)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369、370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369、370页。

(15)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16)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5年7月13日。

(17) 当时毛泽东比较赞成郭沫若的主张。他对陈伯达说：郭老有实物根据，他掌握那么多甲骨文。

(18) 刘大年：《“百家争鸣”方针侧闻记》，见《党的文献》1986年第4期。

(19)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843页。

(20) 毛泽东对中宣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6年2月19日。

(21) 毛泽东给张际春的批示，手稿，1956年4月18日。

(22) 陆定一发言，毛泽东等人插话，引自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7日。

(23) 《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54、155页。

(24)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8日。

(2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55页。

(26) 指1956年4月25日至28日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7)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5月2日。

(28) 谈家桢：《我期盼着中国的腾飞》，见1998年9月22日《文汇报》。

(29)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转载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写的编者按，手稿，1957年4月30日。

(30) 这段话是英共总书记高兰和英共主席波立特1957年11月9日在莫斯科同毛泽东会见时高兰说的。

(3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2页。

(32) 指1956年2月19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和同年2月28日发表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两篇社论。

(33)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

(34)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5—7页。

(35)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页。

(36) 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6年4月2日。

(37)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38)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9、90页。

(3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8、239页。

(4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27、228、230、233页。

(4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27、228、230、233页。

(4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4、235页。

(4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2页。

(44)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9、10页。

五十四、《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下）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下午二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一名，他们代表着一千零七十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名代表，几十个党员。三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领导着拥有六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了。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象征着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空前巩固。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成为一支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中共八大开幕，并致开幕词。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强调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经济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号召。

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1)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三千字，鼓掌达三十二次之多。整个会场，充满了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

为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做了长时间的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会议一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便开始了。

一个月后，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送来两个名单。一个是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另一个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毛泽东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七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九人组成。

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

党章第一次修改稿，在邓小平主持下，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就拿出来了。经过半年的反复修改，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提交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专门就修改党章问题讲了两段话。他说：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2)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五月底，邓小平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和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3)等问题，提请各地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

这些都是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一九五三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设想。当时还就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征询过意见。但由于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反党，这个意见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到准备八大的时候，才又重新提出，并且得到大家一致满意的解决。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大家都负一点责好”。(4)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原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时，是这样说的：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并且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5)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事情。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正如刘少奇后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6)当年参加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做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这说明刘少奇对毛主席很尊重，毛、刘之间在政治上当时完全一致。随后，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关系为纲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后来听乔木说，起草时他最费斟酌的就是十大关系这个问题在政治报告里如何安排，如何体现，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7)

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有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认识上都是明确而一致的。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8)

七月初，政治报告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从这时起，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对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

七月六日到十四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十五日和十九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这时，北京已进入盛夏时节，酷暑难挨。从七月二十三日起，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移往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继续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及其他重要事项。

盛夏的北戴河，松林茂密，绿树成荫，海风习习，气候宜人。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一到北戴河，第一件事就是下海游泳。在北戴河的二十八天当中，除了三四天没有下海，天天都去，有时一天下海两次。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不仅体力好、精力好，心情也好。

在北戴河近一个月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会议，并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还常常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在繁重的准备工作和文件修改工作中，毛泽东始终把重点放在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定稿上。

为了参加定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毛泽东于八月二十日回到北京。这以后，他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稿虽经多次修改，毛泽东对其中的建设部分、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仍不很满意，要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再作修改。

直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九月十四日凌晨，毛泽东还审阅了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段批语：“即送少奇同志：（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9)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写完批语，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毛泽东又在封面的另一空白处补写了一段话：“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10)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11)

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通信以及他所写的批语，就生动地体现出这种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

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12)

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刘少奇送来的这两部分草稿，写了一段批语：“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还补充了一句：“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13)

五天以后，八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刘少奇又把修改后的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三部分送给毛泽东。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14)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15)

毛泽东对这三部分很满意，当天复信：“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16)信中提到的“前一部分”，指的是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统一战线部分，也就是刘少奇在信中提到的“前面统一战线部分”。

八月三十日，刘少奇又送来政治报告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的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一万二千字，按版面计算有一万三千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作？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他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17)

同日，毛泽东复信表示赞同：“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还建议：“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18)

八月三十一日凌晨三时，毛泽东看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写信给陈伯达并刘少奇：“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19)

同日晨六时，毛泽东又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对政治报告稿提出压缩的要求：“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20)

九月初，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根据多方面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再次修改调整。毛泽东觉得，这一部分还需要再征求陈云的意见。九月四日，嘱咐陆定一，把这部分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在五日晚十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五日，陈云对这部分稿子作了修改以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21)

六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看了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批示胡乔木：“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22)

这一个时期，周恩来忙于关于“二五”计划建议报告的起草和修改，从九月六日起也参与政治报告的修改工作。九月七日晨六时，毛泽东要人送去政治报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请周恩来修改，并在信中说：“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23)

第二天，周恩来改完这两部分，立即送毛泽东过目。上午九时，毛泽东转送刘少奇，并在周恩来改稿上批写了一段话给刘少奇：“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24)

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不少，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八大政治报告的见证。

毛泽东在九月七日上午十时给周恩来的信里，除了要他抓紧修改政治报告，还提出：“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所说的“建议”和“报告”，就是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对这两个重要文件，毛泽东也都认真审阅。

九月九日，毛泽东看了“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十三日，又看了“报告”稿，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语：“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25)周恩来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了，整个报告达到了逻辑清晰、文笔流畅的要求。

1956年9月11日毛泽东关于中共八大报告的修改问题给刘少奇的信

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对大会的有关事项作出决定。这次全会，为顺利召开八大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八大议程等六个文件作了说明。毛泽东多次插话。在讲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准备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现在的报告稿子九万字，能够缩减三分之一就好。请大家首先对大势提一些意见，看大局部分是完全要不得，还是勉勉强强，还是大体可以，还是有些要修改。刘少奇表示：毛主席讲至少要缩减三万字，我看很有必要。

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提出：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26)

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会第三次会议。这时，离大会开幕仅有两天，大会的所有准备工作就要结束了。

毛泽东先讲了一下文件准备情况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预选情况。他说：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十万字，一砍就是四万多字，现在不到五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第三种写法，也可以第四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27)

会议对政治报告和其他几个文件进行讨论后，基本通过。

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着重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了话。

他说：“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又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毛泽东又谈到自己，并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在谈到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职务时，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在讨论中间，陈云曾表示，他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也特地讲了一段话：“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最后，毛泽东说：“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28)

透过毛泽东这篇讲话和讲话的氛围，人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坚强团结的，就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至此结束。

在七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八大预备会议也从八月三十日起，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八月三十日晚，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在对会议议程作了说明之后，接着就八大会议的目的和宗旨、继承党的传统、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毛泽东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在谈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时，毛泽东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关于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提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他说：“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谈到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说，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并且证明斗争得不对的人。他说：“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毛泽东首先肯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在任期内的工作成绩，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随后，对选举在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的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作了说明。他说：“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29)

对待犯错误的包括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采取这样的方针，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定下来的。八大开会期间，毛泽东曾向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德治介绍了这个经验，还举了李立三的例子。他说：李立三“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的两面，现在剩下来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30)

这里所说的苏联同志，就是米高扬。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时，对他说的。八大期间，他们两人再次相会，毛泽东又谈起对党内犯错误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米高扬回顾了七年前的那次谈话，他说：“您方才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来中国时，就曾经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我当时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做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他虽未说话，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31)

总之，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开好八大，像七大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动员作用。

九月十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先由陈云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说明。会议同意陈云的说明，通过了这个名单。

接着，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重点讲经济建设和中央委员的选举。他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32)

人们还曾记得，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中讲过的那段话：我们已经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又曾记得，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号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以求经济上的独立和科学上的独立。现在，根据已经迅速发展了的客观形势，毛泽东沿着这样的思路又前进了，他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科学家和专家，以适应全面经济建设的要求。

接下来，毛泽东又谈到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他说：“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教育党的高级干部要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对待受到的冤屈。他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最后谈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他说：“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33)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在团结、和谐、生动活泼的气氛中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大会就要正式召开了。

大会前夕，毛泽东还做了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那就是八大开幕词的起草。

八大开幕词，毛泽东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写完。也许是对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或许是工作太忙，毛泽东又要陈伯达代为起草。九月八日，他写信给陈伯达催问起草情况：“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34)

毛泽东自己起草的两次稿子，内容大致相同，虽然没有写完就放弃不用了，但是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比如，关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国际国内条件，他写道：“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又比如，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毛泽东作了两个估计。一个是实现初步工业化的时间，另一个是接近或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国家的时间。他写道：“到那时，即到一九六七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地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六亿人口的国家，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人计算，那时将有七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这是毛泽东当年思考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又比如，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分析，毛泽东写道：“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三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相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35)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未完成的开幕词讲稿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就是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整个八大会议的主题。

很快，毛泽东收到陈伯达起草的八大开幕词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要田家英起草，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十分紧急。当年田家英三十四岁，精力充沛，很快赶写出一个初稿。毛泽东比较满意，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然后让杨尚昆送给有关的人审阅修改。这已经是九月十四日清晨四时三十分了，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作修改，于九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还说：“这件是否讲，要看十五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作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36)

吸收了大家的意见，稿子改得越来越好，毛泽东满意了。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别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见、并经毛泽东本人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而形成的一个集体创作。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致开幕词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刘少奇的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七年来的基本经验，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的新的方针政策。整篇报告贯穿着《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报告说：“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里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

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报告提出，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同毛泽东最初把反对保守主义作为八大的指导方针，是不同的，这反映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部门汇报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在《论十大关系》里并没有提反对保守主义。

中共八大主席台

报告还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

关于台湾问题，报告提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特别引人注目。

关于对外关系，报告声明：“我们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37)

八大政治报告，集中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汇集了全党的智慧，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九月十六日，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同七大的时候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经处于执政地位。由此，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不能不把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放在中心的位置。

报告分析了党在执政的情况下所面临的种种新的考验，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认为它必然会发展成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报告指出：“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38)

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是毛泽东多年来抓住不放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在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开展这方面的斗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不论是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是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都集中地批评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这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半年后，于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全党整风的初衷。

在修改党章的报告里，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显而易见，这同借鉴苏联的教训有直接关系，如果把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拿来同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加写的有关内容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修改党章报告里的这些话，同毛泽东加写的那些话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著称于世的。到中共八大，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任何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39)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

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不论是党内还是在党外，当时也没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问。而且，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

邓小平报告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大会对三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同意这三个报告。

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六十八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四十五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大会结束前，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

毛泽东对决议起草工作非常重视。他多次约陈伯达、胡乔木谈决议稿修改问题。九月二十四日晨五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决议草案，并于当天下午二时以前，各个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二十六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会议从晚上十点半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五十五分。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在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封面上写给胡乔木一个批语：“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时间是九月二十七日晨二时。

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大闭幕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经过集体讨论和反复修改，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0)

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共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当时在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间，在全党，认识上是一致的。

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关于这件事情，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41)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42)

据胡乔木后来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43)

毛泽东提出异议的，只是这一个提法，并不是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44)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一批出席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交谈。据不完全统计，共会见了二十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代表团。

会见都安排在下午，地点是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每天下午一般是两次会见，有时是三次。一次会见，少则一个多小时，多则三个小时。会见结束后，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工作，对于年过花甲的毛泽东来说，如果没有充沛精力，是不可想象的。看了当年那些会见记录，会深深地感到，毛泽东的思想是那样的敏锐机智，思路是那样的清晰，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当他问起对方国家的情况时，你又会看到他是多么如饥似渴地想知道外部世界的一切。

会见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总结斯大林错误的教训到探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以波立特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

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谈到斯大林问题。波立特说：“你们那篇文章(45)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说：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历史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根源。在这次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作了说明，主要原因是认识不符合实际，其他原因是次要的。为什么列宁没有犯错误呢？“当时苏联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白军的叛乱，他面临的问题更为困难，更为复杂，但是他并没有犯错误。到了斯大林时期环境更好了，斯大林却犯了错误。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中国。他说：“我们的胜利只有七年。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46)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对斯大林的错误根源作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说：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47)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以乌布利希为团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会见。

乌布利希向毛泽东表示感谢：“第八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泽东：“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乌布利希：“我们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同。”

毛泽东：“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48)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

在国际共运中，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有过类似的命运，即都受过斯大林错误的损害。毛泽东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赞成对斯大林错误进行批评。他说：“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毛泽东从斯大林的错误，又讲到共产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问题，即所谓的“父子党”关系。他说：“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49)

事实确是这样。比如在早些时候，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在讲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时，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50)

毛泽东从苏联的教训以及中国自己的情况中，已经看出，在政治生活中存在集中统一过多而民主不够的问题，他很想改变这种状况。集中和民主，作为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如何把它们统一起来，达到比较完满的结合，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还应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国的前途问题。他这样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51)

九月二十六日，大会闭幕的前一天，毛泽东会见了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他问客人：“你们觉得这个会怎样？”

于哥夫答：“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毛泽东说：“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又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52)这可以看做是毛泽东对八大的一个总评价。他突出了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

十月一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观看焰火，回到住地，已经十点多钟了。稍事休息后，又在颐年堂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二时三十五分。

毛泽东问客人：“你在中国还要呆一阵？”

杜克洛：“去广州、上海，返北京后回法国，满脑子里装满了你们的东西。”

毛泽东：“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杜克洛：“有意思的东西很多。”

毛泽东：“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

杜克洛：“中国人民的力量超过了这些任务的重荷。”

毛泽东：“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们是先有了工业和无产阶级，再革命，等到你们革命胜利了，东西是现成的。我们就不同。”

毛泽东看到了经济落后的国家搞工业化十分艰巨。接着，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杜克洛：“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象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毛泽东：“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杜克洛：“法国资本家也很着急。”

毛泽东：“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克洛：“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装备、安装造纸厂。”

杜克洛：“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

毛泽东：“请帮助。”(53)

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中法建交后，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逐步实现。但从这个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于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急迫心情。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工业化，尽早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毛泽东在上述一系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可以看做是对八大路线的理论阐发，对八大政治报告的重要补充。在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他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探索。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了史册。这次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总任务。如果说，七大是党的历史上以革命、胜利为主题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八大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为主题的代表大会。

与七大相比，中国共产党这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是全新的，对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也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发生许多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这些情况决定了八大以后的道路，将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是八大的主要功绩和贡献在于，它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宣告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4、116、117页。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页。

(3) 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八大后设立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4)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5) 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2月5日。

(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0页。

(7) 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8)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9) 指政治报告稿新增加的关于英、法外交政策的一段论述，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同志增写的。

(10)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11)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12) 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4日。

(13)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批语，手稿，1956年8月24日。

(14) 高智，当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5) 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16)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17) 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18)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19) 毛泽东给陈伯达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20) 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21) 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9月5日。

(22)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6年9月6日。

(23)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7日。

(24)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8日。

(25)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13日。

(26)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27)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28)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0—113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6—96页。

(30) 毛泽东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7日。

(31) 毛泽东同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3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102页。

(3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2—107页。

(34) 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6年9月8日。

(35)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八大开幕词（未完稿），手稿，1956年9月。

(36) 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37)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02—276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14、215页。

(39) 毛泽东1954年12月19日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曾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7页。

(4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1、342、350、351页。

(41) 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42) 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个小时。

(43) 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的讲话记录，1980年9月21日。

(44)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45) 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6) 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47) 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2日。

(48) 毛泽东同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4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6、127页。

(50)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07页。

(5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4页。

(52) 毛泽东同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6日。

(53) 毛泽东同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日。

五十五、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就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采用封锁、遏制等种种手段，包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等。一些亚洲邻国，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新中国还存有怀疑和畏惧的心理。

新中国的诞生，对于世界和亚洲来说，究竟是和平的因素，还是危害和平的因素？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作出肯定而明确的回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

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

从一开始，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就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

毛泽东根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制止的。依据这个判断，在一九五一年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远设想。即使是发生了抗美援朝这样大的意外事件，也没有改变毛泽东的基本估计。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场局部性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插手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通过两年多的观察，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第二，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对美国来说，朝鲜停战，大势所趋，不和不利。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仍然认为：“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巩固的基础。”(3)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对朝鲜停战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九月二日，他在一封电报里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4)九月十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又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5)

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外交上做出两项重要努力。一是努力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谋求通过和平协商，进一步缓和亚洲的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逐步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为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半岛恢复了和平局面，但是重新导致紧张局势的因素依然存在。实现停火以后，美国并没有从朝鲜撤军的迹象。然而，无论如何，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武力对抗转向谈判，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把握时机，进一步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展开了一场争取召开政治会议的外交攻势。

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应当由双方司令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别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中国对召开政治会议的意见。电报写道：“我方对于政治会议的方针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争取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还提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不采取双边谈判的形式；参加国包括苏、中、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以及四个中立国波兰、印度、瑞典、缅甸；会议议程应当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先解决撤军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再讨论其他问题；表决方式采取协商决定，即停战双方一致同意的方式；会议地点，建议在新德里举行。(6)这个意见，得到苏联和朝鲜的同意。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上述意见通知印度和瑞典驻华大使：“如果印度政府及瑞典政府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印度和瑞典在联合国的代表与有关方面进行接触，以便使之成为在联合国中的共同提案”。同日，毛泽东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金日成，并且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和创造一个以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的开始。”(7)

就在这一天，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关于政治会议成员的提案。讨论中，美国在政治会议的组成和形式等问题上，同不少国家发生意见分歧。美国不赞成开圆桌会议，主张停战双方单独谈判，即参加国只限于朝、中和美、韩。它担心中立国的参加会对美国不利。

为了支持苏联提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八月二十四日由周恩来发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声明，并建议朝鲜在二十五日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声明。(8)

但是，八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履行”的决议案，否决了召开包括中立国在内的圆桌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九月十二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重申中国政府关于迅速召开有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及有关中立国家参加的圆桌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的立场。

九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了一个多月以来围绕召开政治会议展开的外交斗争，估计如果继续坚持中朝方面的原定方案很难有什么结果，便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新步骤》仍坚持政治会议应当有其他中立国参加，但为了推动政治会议的召开，同意美国方面的建议，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就政治会议问题举行初步会谈。“初步会谈的主要问题应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其次则为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问题”。(9)

在征得朝鲜和苏联同意后，十月十日和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发表关于政治会议的声明和通知，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政治会议不应该是板门店谈判形式的重复，应该有中立国家参加。通知对美国经过瑞典驻华大使馆转交的多次函件作了答复，表示朝中方面“同意共同派遣代表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板门店与美国代表会晤，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10)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朝中方面代表奇石福、黄华和美方代表迪安在板门店开始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由于美方故意制造障碍，会谈开始不久，就在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陷入僵局。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会谈形势，决定由朝中方面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以打消美方故意拖延会谈进程的借口。这项全面建议在十一月三十日发表，内容包括政治会议的成员和地点、时间、程序、行政、经费等各个方面。但是美方还是不断挑起争论，并在十二月十二日无理中断了会谈。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美方将两万多名朝中战俘强行押往南朝鲜浦项、群山和台湾基隆，强迫他们分别编入南朝鲜军队或送交台湾国民党当局，严重破坏了朝鲜停战协定关于遣返战俘的规定。在这种气氛下，重新恢复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停战协定明文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终于未能召开。

通过这场斗争，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政府对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真诚愿望。在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上，中国赢得主动，而美国陷入被动。

在板门店和平协商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大门被美国方面强行关闭以后，经过苏联等国的努力，决定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谋求缓和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局势的大门又开启了。

早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联政府就曾经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一、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二、召开法、英、美、苏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十月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八日，法、英、美、苏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奥地利问题。会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再次提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法、英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希望在五大国外长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对中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同意。柏林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举行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美、法、英、中五国以外，还请有关的其他国家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平等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这表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迅速提高，中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承认。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懈努力的结果。

对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大国抱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对美国来说，列为会议两大主题的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在它以冷战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也是它的亚洲政策的两大战略支点。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过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他说：“我们还能够在失掉朝鲜之后，经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影响。但是如果丢掉了印度支那，南亚就会跟着丢掉，而我们就极难不受其后果影响了。”(11)艾森豪威尔深受这番话的影响。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他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点，认为如果印度支那失手，接下去就会失去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动摇由日本、台湾、菲律宾结成的“岛屿链”，进而波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2)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不但不想在朝鲜问题上作任何让步，而且一再呼吁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和它采取联合行动，以军事对抗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然而，美国自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允许它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投入过多的力量，产生了欧洲战略重点同亚洲遏制政策的矛盾；另一个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同英、法等盟国的战略利益难以协调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感到力不从心，处处受到掣肘，不敢把事情做绝。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上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它在亚洲的最大愿望，是保持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区的利益。因此，英国对朝鲜战争一直持消极态度，也不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扩大。它担心，一旦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会引起同中国的战争，最终危及它在香港等地区的利益。四月二十五日，在日内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英国内阁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不准备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对法国在日内瓦为达成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英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大失所望，不得不承认：“这个决定就使我们寻求任何满意的同盟干涉方式的努力暂时终止了。”(13)

法国对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支那原是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到一九五四年，法国进行印支战争历时已近八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军队六易主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法国政府深感即使继续付出巨大代价，仍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在柏林会议上，法国向美国提出，要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否则法国政府将会因为印支战争的失败而垮台，并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这样，美国只好勉强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

柏林会议作出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同毛泽东提出的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的设想是相符合的。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认为：“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14)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同时提醒越方，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15)

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解放了越南西北重镇奠边府，歼灭法国远征军精锐部队和南越保大政府军队一万六千多人，这是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在法国引起极大震动。六月十二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国内反战运动掀起高潮。奠边府战役，还进一步扩大了法国同美国的矛盾。在奠边府法国守军告急的时刻，美国迟迟不履行军事干预的承诺。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国表示无力单独进行这场战争。美国又乘机提出七点要求(16)，实际上是要把法国势力挤出印度支那，以便自己乘机取而代之，遭到法国的拒绝。

这样，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中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使这个地区在战后第一次出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转机。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

中国政府接到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邀请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他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初步意见》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以及在朝鲜、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对策都作了明确而周密的规定。

《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利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关于中国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初步意见》提出：要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这三大口号，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坚决支持朝鲜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并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火。

《初步意见》确定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两大问题时最低限度的斗争目标是：在朝鲜问题上，如果朝鲜政府的全面建议不能被对方接受，“我们应在承认维持南北朝鲜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朝鲜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在实现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要力争在十六度线附近划定南北双方停战线。

根据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总方针，《初步意见》还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我们除朝鲜和越南问题外，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17)

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初步意见》的第二天，三月三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时，他一面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一面继续处理高饶事件。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问题。

四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最后一次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做到充分准备，仔细斟酌，力求万无一失，谋定而后动。

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

四月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士出席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由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临行的前一天，对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表示了中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始举行。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一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持。美国根本无意解决朝鲜问题，更不愿看到南北朝鲜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由全民选举实现和平统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柏林会议上就告诉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朝鲜问题会议可以开，但什么协议也达不成。”英、法等国则对解决朝鲜问题持消极态度，而急于使会议转向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尽管朝中方面一再作出让步，在美国的阻挠下，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直到六月十五日结束时，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是国际舆论看清了中国政府在实现朝鲜和平问题上的真诚愿望和主张，也看出了朝鲜半岛走向缓和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六月二十三日在英国国会演说中表示：“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这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看法。

日内瓦会议从五月八日起，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越南人民军前一天取得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会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预见到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将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根据他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建议越南人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扩大战果，切不可消极等待会议谈判的结果。五月十二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18)的指示电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19)和谈从来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日内瓦会议上外交斗争的成功。

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过程中，美国想方设法阻挠和平的实现。但由于与会各方，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都迫切希望达成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美国实际上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它的企图没有得逞。这再一次表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日内瓦会议首先在实现柬埔寨和老挝的停火问题上取得突破，六月十九日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随后，宣布休会。

在休会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访问关心会议进程的印度、缅甸等国，同这些国家的首脑进行会谈；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在广西柳州举行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并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七月六日，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会议，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

从日内瓦会议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行，研究各主要国家的言论行动，观察和分析东南亚以至整个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考虑我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

毛泽东对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很满意，他在讲话里充分肯定这一点，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

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在国际斗争中如何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问题。他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他又说：“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毛泽东还提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在全篇讲话的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0)

周恩来记录的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的第一页

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奉行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谋求睦邻友好、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指导方针。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和今后的方针，为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阶段取得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七月八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

毛泽东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几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

“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

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

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

八、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

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21)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22)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同时也考虑到英、法等西方大国短期内不会改变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因此，只好将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暂时搁置一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英、法等国同美国的矛盾日益明显，以及它们对中国态度发生的一些变化，特别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充分表现出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作出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也要主动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变化。这是适应新形势（国际的和国内的）而采取的新方针。中国的外交工作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

七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这两次讲话，表明他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有了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而且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步骤。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成功外交实践。这些实践，使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对国际局势和国际矛盾所作的判断和分析，得到进一步验证和补充。

七月九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飞离北京。七月十二日，返抵日内瓦。由于休会期间做了充分的磋商准备，越南、中国、苏联三方在七月十九日共同商定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方案，为达成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铺平了道路。

七月二十一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落下了帷幕。

在与会国中，只有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表示不满，但也只能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美国拒绝在会议的最后宣言上签字，充分反映出它何等顽固又何等孤立。它在特别声明中表示“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但又声称：美国“对于任何违反上述协定重新进行侵略的行为将极为关切，并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23)这是美国为它日后扩大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埋下的伏笔。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日内瓦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政界要人进行了较多的接触，在谋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上也取得进展。六月十七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与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实现了中英两国互换代办而建立的半外交关系，使英国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走在西方大国的前列。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于对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从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起，在北京派驻负责建交谈判的代办。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采取矛盾暧昧的态度，并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主动表示，希望中国也派代办来伦敦。虽然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立场，并从最大限度地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阵营的方针出发，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见。

一九五四年八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这时，距中英两国发表公报不过两个多月。

英国工党，创建于一九〇〇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三次执政。对内它采取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在对外政策上则仍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艾德礼这次访华时，已不担任英国首相，但还是工党领袖，中国政府给予很高的礼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他，同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英方参加会见的有：工党领导人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

会谈的话题从中英关系开始。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谈话中，双方对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彼此谈得都很坦率。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当客人问道：“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引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并对和平共处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又说：“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毛泽东还向客人表示希望他们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客人又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毛泽东说：“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接着，毛泽东着重谈了共同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又说：“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毛泽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指出：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他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24)

这是毛泽东建国以来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发表长篇谈话，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详细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阐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以后，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中国在走出国门、争取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方面，又跨进了一步。两个月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谈评论道：“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很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25)

中法关系在这一时期没有大的改善。但是通过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外长的直接接触，法国政府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些了解，开始试探同中国建立某种关系。以后又表示，愿意先发展经贸关系，为逐步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对这些友好的举动，中国政府都给以积极的回应。

在西方大国中，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最富有戏剧性。美国先是阻挠召开有中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开始后，又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摆出强硬的姿态。但在会上，美国代表团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转达口信，表示愿意就美国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示要同新中国接触。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在请示中央同意后，立刻作出积极的回应。从六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五次接触。从九月二日起又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这些会谈和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它结束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开始建立起保持接触的官方渠道。仅此一点，它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就超过会谈本身。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能够出现这样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又一次证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这件事也证明了毛泽东所说：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

日内瓦会议前后，中国政府在同西方国家逐步改善关系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上，争取在新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这种新型的平等关系，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等文献里，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原则，也写入《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这以前，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26)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外交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同世界各国进行建交谈判所遵循的指导原则。这些，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第一天，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27)

这次谈判，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结束，在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写进了这五项原则。

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先后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都郑重地写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印联合声明里还确认：“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28)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的方针指导下，总结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的产物，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建交原则的发展。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括、提出和推广，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中国毗邻的多数亚洲国家，先后摆脱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世界和平，是这些国家的共同要求。中国和这些国家在近代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愿望。这是中国争取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厚基础。彼此间也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最主要的是边界领土、华侨双重国籍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在以往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也有近代以来外国殖民统治留下来的。同时，有些国家由于受帝国主义宣传和西方舆论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存有误解，对新中国心怀疑虑和畏惧。能否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合理地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关键。

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形势，决心高举维护和平、睦邻友好这两面旗帜，首先争取同印度、缅甸这两个有影响的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此带动同整个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而且是一个亚洲大国。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他举行了三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驻印大使袁仲贤。

十月十九日，第一次会谈。谈什么？毛泽东经过考虑后，确定以东方国家的共同点作为会谈的主题。一开场，毛泽东就说：“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对毛泽东的话，尼赫鲁立即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说：“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过去二百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的各自的国家。”

毛泽东又说：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尼赫鲁紧接着说：“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29)

十月二十一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总理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前往出席，格外引人注目。席间，毛泽东继续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话题，同尼赫鲁交换意见。

毛泽东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尼赫鲁点头称是。

毛泽东又说：“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30)在两天前的会谈中，他曾经对尼赫鲁说：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31)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尼赫鲁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第二次会谈。

在第一次会谈结束前，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如果有机会，想共同讨论一下“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问题”。这成了第二次会谈的主题。

在讨论中，毛泽东和尼赫鲁发生了意见分歧，相持不下。尽管如此，这场友好的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共同面对的任务方面达成共识。这就是：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又说：“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32)

在和毛泽东会谈期间，尼赫鲁还和周恩来举行了四次会谈。通过这些会谈，进一步巩固了不久前两国政府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以及周恩来总理访印的成果。

尼赫鲁访华，还有一个目的，是想就拟议中的亚非会议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

印度是亚非会议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缅甸、锡兰(33)、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开会，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得到与会国的赞同。但在会下，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对亚非会议能否开成还存有疑虑。

当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时，周恩来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支持印尼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

十月二十六日，在尼赫鲁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的前一天，毛泽东同他举行第三次会谈。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会谈一开始，就带有惜别的气氛。

尼赫鲁（对在座的周恩来）：“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毛泽东：“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尼赫鲁：“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能适用。”

毛泽东：“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

毛泽东重申了前两次会谈中阐明的一些观点，对中印两国首脑的多次会谈作了总结。

谈到两人在核战争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34)

尼赫鲁表示赞同。

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谈取得了成功。两国之间增进了相互了解，消除了一些不信任，使中印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发展得比较顺利。同时，这次访问的成功，也影响到和中印两国都有密切关系的缅甸，为缅甸总理吴努访华起了促进作用。

缅甸是中国的近邻，也是对新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妨碍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障碍，除边界问题外，还有华侨问题、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同缅甸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在尼赫鲁访华后一个多月，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应邀访问中国。在此以前，周恩来总理曾在这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的短暂时间，对缅甸进行过正式访问，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吴努总理的这次中国之行，正是要探讨和平解决中缅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吴努访华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刚刚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三天后，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吴努举行第一次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参加了会谈。

这次会谈从两国关系的历史谈起。

毛泽东说：“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吴努说：“打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毛泽东：“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吴努：“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如同与尼赫鲁的会谈一样，毛泽东在同吴努的初次会谈中，着重强调了中缅两国的共同点。

他说：“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

接着，双方就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问题、中缅边界问题、华侨问题等这些涉及中缅关系的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友好坦率地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谈到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表示：“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吴努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谅解态度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直言不讳地把他一直担心的事说了出来：“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末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

谈到中缅边界问题时，毛泽东针对缅甸方面的疑虑说：“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毛泽东似乎摸透了吴努的心思，对他说：“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吴努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是的，怕得很。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周总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飞机这次不能飞过云南的山脉。”

毛泽东耐心地对吴努解释说：“我们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是有些距离的。你们很害怕，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对情况很清楚。我们嘱咐那里的人对缅甸友好，不要闹麻烦。我们已经做了准备，让吴努总理从云南回国。”毛泽东并表示，欢迎缅甸在昆明设立领事馆。

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他又特别说道：“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毛泽东的明确承诺，使缅甸来宾喜出望外。吴努说：“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中国政府非常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泰国结成友好关系。这个意愿，毛泽东曾向尼赫鲁表达过了，这次又向吴努提出，希望他从中给予帮助。吴努痛快地答应了，说他和尼赫鲁总理将会把上述意见转达给泰国政府。

毛泽东和吴努还谈到亚非会议。毛泽东主动表示：“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吴努告诉毛泽东，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毛泽东再次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35)

正如吴努估计的那样，在这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召开的科伦坡五国茂物会议上，是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后来回忆：“邀请中国的问题，确实成了茂物会议棘手的难题。直到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于参加亚非会议。吴努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大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36)

在随后几天里，吴努同刘少奇、周恩来先后举行会谈，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十二月十一日晚，在缅甸来宾到外地参观访问的前夕，毛泽东再次和吴努会谈。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他再次重申，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

毛泽东还谈到大国小国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国家不论大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37)

这就是毛泽东理念中的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要通过倡导和履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与国之间逐步建立起这种新型关系。同时他相信，只有在这种新型的完全平等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创造出和平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真诚态度，感动了吴努。会谈结束前，他告诉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38)

中缅两国首脑会谈圆满结束了。这次会谈为通过谈判解决两国间的边界等实际问题，为中缅两国日后长达数十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朝鲜停战以来，特别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使周边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国内建设有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虽然由于美国的阻挠，朝鲜半岛未能实现全面撤军，但是长期停战已成定局。印度支那半岛，虽然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危险，但是八年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十七度线(39)南北实现全面停火，大大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压力。中国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努力初见成效，与印度、缅甸实现了高层互访。与此同时，中国同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有了松动。中国正在逐步地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

当中国在周边环境得到改善，并且正在重新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中国内部的台湾问题，由于美国插手，出现了国际化的危险。

朝鲜停战后，美国一方面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一方面谋求建立以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目标的共同防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以造成台湾与中国大陆永久分裂的事实。蒋介石则利用美国急于在亚洲建立共同防御体系的机会，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日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同台湾等订立双边或多边共同安全条约，以便把台湾的安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进而希望借助美国军事力量伺机反攻大陆，形成美国插手中国台湾问题的复杂局面。

一九五三年九月，美国和台湾当局秘密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并在台北成立“协调参谋部”。协定规定，国民党军的编练、监督、装备由美方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的调动指挥，必须获得美方的同意。协定中的“军事协调地区”包括金门、澎湖、大陈、马祖及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第十三和第二十航空队为参加协定的单位。

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是美国继一九五〇年六月宣布向台湾海峡派遣第七舰队以后，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长期把台湾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又一严重步骤。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秘密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当局游说，企图再订立一个像一九五三年十月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那样的攻守协定。

美国插手台湾事务、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严重态势，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关注。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首攻金门失利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责成有关部门，重新制定收复金门等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的作战方案，并做了包括组建海军、空军在内的多方面准备。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计划不得不暂时拖延下来。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制定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的准备工作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计划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

毛泽东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多方征求意见。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上报中央军委的来信。信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一、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二、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保证供应，即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使物资得到交流。毛泽东将这封信退给彭德怀，批了一句话：“此意见可注意。”

这时，有关部门已作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陈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概算上报毛泽东时，彭德怀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40)

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概算，连同他的批语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传阅。批语写道：“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41)，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42)

毛泽东权衡利弊，审时度势，采纳了陈毅等人的意见，果断地下令暂缓攻打金门的作战准备。（后来经他同意，贯通福建的鹰厦铁路破土动工，一九五七年实现全线通车。）

这时，美国进一步加紧插手台湾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表示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十二月，台湾当局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公开向中国政府炫耀武力，并邀请蒋介石观看这次演习。在通过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是一致的。但美国又担心蒋介石利用这个条约把美国再次拖入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他们希望台湾当局接受劝告，把自己作为“海外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43)美蒋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拖延了将近一年。另外，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七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44)。但是，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前，七月八日，蒋介石会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大使兰金，表示愿意满足美国的要求，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必须征得美国同意。这个表态，加快了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进程。

面对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台湾问题有可能被国际化的严重事态，中国政府不能不作出强烈反应。

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在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汇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到台湾问题。

他说：“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就会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嘛。”(45)

七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个决定昭告全世界。社论列举美国企图长期侵占台湾、提出所谓“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正在同蒋介石谈判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协定”等严重事态，表达了全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决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台湾问题，致电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46)电报所针对的，正是美国策划的“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里，重申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八月二十二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提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的响亮口号。

当时，国民党台湾当局为争取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派海空军在大陆沿海及其空域频繁出动，严重影响了大陆的航运及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为此，毛泽东批准，进行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的军事斗争。这场军事斗争，锻炼了部队，初步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以解放台湾作为长期的斗争目标，制定了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和实施步骤。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即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加强空军和海军建设，推动军事工作、外交工作、政治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炮击金门，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炮击金门，原定在八月十日前后开始，后因发生洪水，交通受阻，兵力调动困难，推迟到九月上旬。(47)九月三日和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分两次开始连续多日炮击金门，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斗争的序幕。

炮击金门，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在中国还不能通过联合国等渠道申述自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干涉、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充分地表达出来，并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国际社会面前。

为了扩大炮击金门的政治效果，十月十日，周恩来致电第九届联合国大会，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动，责令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中国岛屿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人员。十月十五日，苏联也向联大提出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在美国的操纵下被否决，但它使人们联想起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控诉发言，揭露了谁是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真正制造者。

炮击金门，打痛了台湾当局，也使美国人慌了手脚。

美国当局得知炮击金门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美国是否要帮助台湾当局保住沿海岛屿。讨论陷入激烈的争吵中。艾森豪威尔发现，炮击金门已使美国政府处于像在决定朝鲜停战之前那样的尴尬境地。其一，美国必须冒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48)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首先要想清楚，自己的战略重点究竟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主要敌人是苏联还是中国？(49)其二，美国必须冒失去盟国支持的危险。连杜勒斯都认为：“如果我们定下一个方针，自己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发现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和赤色中国作战。”(50)杜勒斯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由联合国出面斡旋，维持沿海岛屿现状，实现台湾海峡停火。

不料，这个被杜勒斯称为“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决定，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美蒋矛盾。蒋介石看到了这个举动的严重后果：一旦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就是朝着让联合国安理会来决定谁应占有台湾，以及谁在联合国享有代表权迈出了第一步。(51)在这种情况下，美蒋双方都作了一定妥协。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接着，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授意新西兰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关于讨论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地区“停火”问题的提案。

毛泽东发起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时，曾经把阻止美蒋签约作为斗争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没有能够实现。这里面除了美国顽固坚持既得的战略利益，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实际国力又比较薄弱等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来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当时还没有深入了解美蒋在签约谈判中的矛盾分歧，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美蒋在炮击金门的压力面前会迅速达成妥协。

尽管如此，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对美蒋条约还是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台湾当局固然得到了美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承诺，但也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第一，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安全承诺，只限于台湾及澎湖列岛，不包括国民党军占据的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第二，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行动，将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十二月十日，台湾当局以换文的方式，向美国实际上作出了不得单方面行动进攻大陆的承诺。美国无论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战争状态来考虑，都只能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成为一个防御性质的条约，而不是进攻性质的条约。这种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加深了美蒋矛盾。

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为此，毛泽东精心指导实施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位于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一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国民党军只好在二月十一日撤离大陈岛。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到二月下旬，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二月二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写了一段批复：“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52)

三月十四日，他再次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53)

与此同时，在外交方面，周恩来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会见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要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强调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54)

至此，由毛泽东决策发起的反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这时，亚非会议召开在即。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正式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二月十日，中国政府复电接受邀请。随后组成了以周恩来为团长和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

当时，整个亚洲的局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亚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地区。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巴基斯坦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相继出现。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迫切要求消除殖民统治在国际关系上造成的不平等，要求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朝鲜停战，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亚洲的局势正在走向缓和。但是，由于美国对亚洲一些地区的进一步卷入，再一次加剧了这一地区紧张的局势。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个条约，和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联结在一起，使亚洲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潜伏着新的危机。

亚非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机并存的背景下召开的。《南亚五国总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关系；二、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三、讨论对亚非国家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做出的贡献。(55)这些问题，都是亚非各国在其独立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

中国作为重要的亚洲大国，和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决心和这些国家共同努力，把这次亚非会议开成一个民族独立的盛会，维护和平的盛会。

毛泽东对这次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十分重视。周恩来负责准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案。四月四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四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些文件。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提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案》提出：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就之一。

估计到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挑拨，会上很可能针对中国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方案》提出具体的应对原则：在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这些方针和原则，体现了中国政府求同存异、顾全亚非国家的整体利益、谋求会议成功的真诚愿望。

四月七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踏上了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路程。

四月十一日，台湾当局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座机爆炸事件，企图谋害周恩来，破坏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当时，周恩来正在昆明，闻讯后丝毫不受影响，在访问缅甸以后，于四月十七日抵达万隆。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与会的二十九国代表，一致推举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

不出所料，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有的国家的代表提出了“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的问题，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各国代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代表团身上。中国将作何反应，各国代表都在等待着。

面对这种情况，第二天周恩来决定将拟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并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作了补充发言。

周恩来在短短十八分钟的发言中，首先申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接着，他针对两天来在三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责难，即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及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一一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他的讲话，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气氛，一场好似就要来临的大辩论被化解了，友好谅解、求同存异的精神主导了会场。

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出了关于和平宣言的议案。议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提出七点建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此外，周恩来说，在中国的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些，反映了亚非各国的普遍心声。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在有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小型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重要决策：“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56)

在场的缅甸总理吴努作出这样的评价：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

四月二十四日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圆满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从此，人们把这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亚非国家要求摆脱大国政治干涉，平等协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精神，称作“万隆精神”。

“万隆精神”的出现，是亚非国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反对强权政治和新殖民主义的运动日益高涨的标志。它预示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将逐步建立。中国政府和其他与会国一道，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和“万隆精神”的诞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五月七日中午，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毛泽东还请他们一起吃饭。会上，谈了亚非会议情况，决定最近向人大常委会作一次报告。

亚非会议的成功，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使友好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信心，也使一些原来对社会主义中国存有疑惧或对抗心理的亚非国家，开始改变看法，转而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取得重要的进展。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巴基斯坦是亚非会议发起国之一，一九五一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毛泽东的谈话还是从东方国家的共同点谈起，从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这个主题谈起，然后讲到刚刚结束的亚非会议。他说：“亚非会议要不是由五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他对大使说：“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它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毛泽东向大使再次重申周恩来几天前在亚非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的表态。他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57)

亚非会议以后，中巴两国关系发展很快，逐步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正式访华。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他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说：“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58)表示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59)

十月二十三日，中巴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回访巴基斯坦。两国关系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以亚非会议和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西亚为契机，中国同印尼两国关系在一九五五年间也有新的发展。周恩来访问印尼，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协议，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中国同一些邻国间存在的敏感问题，印尼政府大为赞赏。

同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七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隆重接待。

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会见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参加会见。

毛泽东以充满热情的语言表达了对客人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讲到亚非会议，毛泽东十分称赞印尼对这次会议所做的贡献。他说：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他说，过去中印间存在的西藏问题，中缅间有华侨和国界问题，中国和印尼也有华侨问题，这些都能够友好地解决。毛泽东再一次表达了中国对改善同泰国、菲律宾关系的愿望，希望印尼总理见到泰国、菲律宾的领导人时，告诉他们中国是想和他们的国家友好相处的。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毛泽东表示：“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他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例证，说明战争的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并不利。他说：“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会谈，双方谈得那样愉快、和谐。正如毛泽东说的：“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说：“这次谈话是既愉快又有益。”(60)

这次会谈给印尼总理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61)

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详细讨论了中美举行谈判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访问结束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把会谈情况向美国方面作了通报，得到的答复是，拒绝这样的谈判。印尼政府的斡旋虽然失败了，但事实使印尼领导人看到是谁在真诚地谋求和平。

亚非会议以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关系也有了较大进展。

一九五一年九月，美国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对日媾和国际会议。这为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在中日官方关系难以有进展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方针。而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是从发展两国民间贸易开始的，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中日先后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定。一九五三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安排日侨回国，在日本各界引起良好反响。日本政界、财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政府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

一九五五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由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日本各重要政党的国会议员。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毛泽东向日本朋友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恢复中日邦交的期望。他说：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还对日本朋友说：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62)

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以及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鸠山一郎内阁成立(63)，增强了中国政府争取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从一九五五年十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国多次建议两国政府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并向鸠山首相发出访华邀请。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在押的一千零一十七名日本战犯被宽大释放，另外四十五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家属前来探视。中国政府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采取的这一行动，在日本各界深得人心。获释的日本战犯，不少人后来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者。

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邦交正常化很快成为现实。由于日本当时历届政府都没有勇气改变追随美国的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还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历程。对鸠山首相访华的邀请没有能实现。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把中日关系的立足点继续放在民间，着眼于长久，着眼于未来。

泰国是中国的近邻。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多种渠道向泰国政府转达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还主动和泰国外长旺亲王接触，解除他对中国政府的误解和猜疑。

当时，泰国和台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泰缅边境还有国民党军队残部。泰国政府一直怀疑中国利用华侨搞颠覆活动，认为中国云南成立傣族自治州是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颠覆”。而泰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也制约着它同中国发展关系。

这种情况在亚非会议后有了重要的变化。泰国朝野开始对中国建立起信任感，疑虑逐渐消减。另外，泰国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大米出口受到美国竞争压力，橡胶和锡的价格大跌，使它尝到追随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苦果。泰国工商界看到新加坡、马来亚解除了对中国的禁运，也要求政府解除禁运，改善泰中关系。

经过双方的努力，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中泰两国建立了秘密接触渠道，达成四点协议：（一）双方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二）中方愿意考虑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帮助泰国解决经济困难；（三）适时增加相互往来，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以期最后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四）双方愿意经常保持联系。中泰两国通向睦邻友好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泰国派出经济文化代表团秘密访华。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谈话。毛泽东表示：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不挑起人家来反对自己的政府。还表示两国可以进行贸易，中国可以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64)代表团访华期间，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

这次秘密访华的成功，促成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访华。代表团包括了泰国各党议员、商人和记者。二月十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他对泰国朋友说：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又说：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65)

以这次公开访问为起点，来华访问的泰国友好人士日渐增多，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这样，到一九五六年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为友好信任的合作气氛所代替。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在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分量也在加重。

这种局面，是坚持奉行遏制和孤立中国政策的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事到临头，它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这一既成事实。

亚非会议以后，在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谈话的敦促下，经过英国、印度、印尼等国的斡旋，美国政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议程包括平民遣返问题和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质问题。七月十五日，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首任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任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从此，中美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交锋，长达十五年之久，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双边外交谈判。双方的谈判代表换了几次，会谈地点后来也从日内瓦迁到波兰首都华沙。

尽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它使美国一再反对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对等外交谈判对手，成为现实，使中美两国从局部热战转入冷战对抗中保持外交接触。

从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战争停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方针以来，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中国和平外交，就在各个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同周边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建立，和西方大国的和解及贸易往来在逐步发展，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受到有效的制约，就连美国也开始同中国政府保持外交接触。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就是根据这个情况作出的。正如中共八大所指出的：“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66)这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

(1)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44页。

(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3) 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4) 毛泽东、周恩来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1953年9月2日。

(5)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9月12日。

(6) 这个电报是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并以他的名义发出的。

(7) 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18日。

(8) 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22日。

(9) 周恩来主持拟定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1953年9月。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1953），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2月版，第161页。

(11) 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80页。

(12) ［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80、181页。

(13) ［美］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390页。

(14) 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15) 毛泽东致胡志明电，手稿，1953年11月23日。

(16) 1954年5月13日和15日，美、法举行秘密会谈。美国表示必要时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战争，但有七点要求，包括“法国政府必须重申印支三国独立的完全性质，它应明确说明这种独立包括从法兰西联邦分离出去”。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7、78页。

(17) 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手稿，1954年2、3月间。

(18) 韦国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19)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电报稿的修改，手稿，1954年5月12日。

(20)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2—335页。

(21) 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

(22) 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4年7月8日。

(23) 《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第116页。

(24) 毛泽东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8月24日。

(25) 毛泽东同尼赫鲁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3日。

(26) 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49年1月。

(27) 周恩来同印度政府谈判代表团谈话记录，1953年12月31日。

(28) 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1954年6月28日。见1954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29) 毛泽东同尼赫鲁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3—167页。

(30) 毛泽东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宴会上同尼赫鲁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1日。

(31) 毛泽东同尼赫鲁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3—167页。

(32) 毛泽东同尼赫鲁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3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8—174页。

(33) 锡兰，今斯里兰卡。

(34) 毛泽东同尼赫鲁第三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5、176页。

(35) 毛泽东同吴努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7—186页。

(36) ［印尼］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57页。

(37) 毛泽东同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6—196页。

(38) 毛泽东同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6—196页。

(39) 指1954年日内瓦会议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所规定的临时军事分界线。实际上，临时军事分界线位于北纬17度线稍南。

(40) 彭德怀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报告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1日。

(41) 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一直使用至今。新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

(42) 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报告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2日。

(43) 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关于台湾之行的汇报，1953年12月23日。

(44) 1954年4月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决定，在日内瓦会议前美国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进行与台湾缔结双边安全条约的讨论。

(4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3、334页。

(46) 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1954年7月27日。

(47) 彭德怀向毛泽东的请示报告，1954年8月5日。

(48) 艾森豪威尔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议论一场有限的‘丛林’战，而是在议论跨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如果我们进攻中国，我们将不会如同在朝鲜那样，限制我们的军事行动了。”见［美］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1页。

(49) ［美］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50) ［美］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523页。

(51) ［美］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523页。

(52) 毛泽东对海军司令部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给中共中央军委请示电的批语，手稿，1955年2月2日。请示电中提出：“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阅后，在一旁批：“不妥”，并写了这个批语。

(53) 毛泽东对彭德怀转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的批示，手稿，1955年3月14日。

(54)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7页。

(55) 《新华月报》1955年3月号，第54、55页。

(56) 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57) 毛泽东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谈话记录，1955年4月27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3、204页。

(58) 巴格达条约，即《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1955年2月24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同年，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相继加入。

(59) 毛泽东同苏拉瓦底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9日。

(60) 毛泽东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记录，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8—213页。

(61) ［印尼］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81页。

(62)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19—227页。

(63) 鸠山一郎是日本民主党人，对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比较热心，曾把改善日苏、日中关系作为三大施政纲领之一。

(64) 毛泽东同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谈话记录，1955年12月21日。

(65) 毛泽东同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2月10日。

(6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818页。

五十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上）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

十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当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团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交谈。这时，苏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1)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地得到解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两党协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了。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

就在二十三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过了一天，苏共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三十一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为中共代表团送行的时候，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2)十一月四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分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3)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在原定讨论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等议题外，还讨论了时局问题。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4)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5)

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国际上又发生一个事件，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泽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两天以后，胡乔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这篇初稿。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四月间文章的续篇。他说，文章可以更富于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对文章的要点，毛泽东重新作了构思。(6)

从十二月十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

在讨论中间，他又讲了一些指导性和理论性的意见。

他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煞；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7)

《再论》播发前一天，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8)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就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又一篇历史性文献。围绕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涉及的问题更为宽广，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更加展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再论》长达两万字，在篇幅上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在《一论》里，只是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刚刚出现，其严重后果还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阵营及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没有充分暴露。《一论》的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种理想化的迷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而且被后来的波匈事件所证实。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9)

《再论》用上述观点，综观国际共运的整个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理论性和政论性兼有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所始料不及的。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10)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萌发了一些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

这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六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民主建国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民主建国会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先的工商业者。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现在不应当再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因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已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另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在民建中央全会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一致。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十二月四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还有新的矛盾会产生。但是矛盾的状况，包括性质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变化。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中的两页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怎么解决？他说：“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11)

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现象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判断。要把这些判断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践经验。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有人习惯地把它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在诸多问题中间，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问题，他在这一天的讲话里，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情。

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思想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谈到这些思想动向，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次大风潮。他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针对上面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二）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三）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面对一年来国内外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12)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共讲了七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些都是针对会上的议论和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思想情况而讲的，是对会议的一个总结。

除了第三点国际问题外，其余六个问题，都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正处》思想的形成做了重要准备。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毛泽东想把近来思索的一些问题，先在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再到大会上去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13)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

他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又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他又说：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14)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要在全党，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前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以前，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人。从一月会议到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在一千多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15)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他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他说：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所谓对抗消灭了，就是说资产阶级被打倒了，没有敌对阶级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毛泽东回顾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由来。他说，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这个公式，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这个方法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的。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对他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没有解除武装以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改造他。改造他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毛泽东讲到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时，分别回答了肃反工作究竟是好是坏；合作社究竟有没有优越性；资本家还要不要改造，还有没有两面性。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议论而讲的。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泽东首先肯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很大进步，同时指出：他们中间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回避改造。过去那些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么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专门讲到计划生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他还谈到解决失业的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十五分钟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开始讲第八个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正处》讲话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那本书里头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得好，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的矛盾；处理得不好，那就要发展为对抗，（这时周恩来插话：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这一点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不是没有辩证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他接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要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样的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

他自问自答地说：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的，孤立的，搞片面性，不加分析。

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像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释迦牟尼、耶稣、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他说：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

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他说：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该给予批评。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第十个问题，讲闹事、出乱子的两重性问题。他提出，包括闹事、匈牙利事件等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毛泽东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看法。这是对上一个问题进一步作理论上的分析，引导人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种问题。

在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时，他发表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种基本估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搞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争殖民地。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矛盾。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目前，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

第十一个问题是关于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的问题，西藏问题。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改变面貌的问题，实际上谈的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他说：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条。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即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和农业，对于农业刮得太多。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轻工业和农业。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周恩来插话：没有农业，是重工业比轻工业。）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这是否能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快一些？看起来要慢一些，实际上反而要快一些。

这里涉及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他说：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16)

毛泽东讲到这里，已是傍晚时分。大家兴味正浓，讲话却戛然而止。通篇讲话，讲的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谈笑风生，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他在讲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坚定信心，对人民政权的坚强信心，对人民群众的充分信赖，以及那种包容百川的博大胸怀，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随后，二月二十八日整天和三月一日上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三月一日下午，大会发言。发言的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等十六人。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四十五分钟的总结讲话。有的是对二十七日讲话的补充，有的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讨论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毛泽东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有人问：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毛泽东过去讲的“两个万岁”，也就是这个意思。）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毛泽东又讲到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他还谈到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并且还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讨论中，有人还提出了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17)

《正处》讲话，是毛泽东对他几个月来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比较系统的阐发。但他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他从来不认为，讲了一篇话（尽管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发出一个文件，问题就会解决，特别是涉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他的建议下，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会议首先听了《正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没有马上发表讲话，而是利用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五个座谈会，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发议论。

这实际上是又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调查对象集中在知识界，调查的面相当广泛，也很有特色。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识，了解到宣传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丰富了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的认识。

三月七日，晚八时四十分至十二时零五分，在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各省教育厅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参加了座谈会。

毛泽东谈了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18)

三月八日，晚八时至十一时五十五分，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等座谈。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了座谈会。

文艺界在经历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后，有些沉闷。这些批判和争论是必要的，但是火力过猛造成了一些副作用。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从原先的文艺理论的争论发展到对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清理，更造成了一种政治压抑和恐惧心理。虽然这些还是局部的状况，一部分人中间的问题，但在整个文艺界还是留下了一些埋在人们心里的问题。在毛泽东反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特别是《正处》讲话的鼓励下，一些问题在这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被提了出来，有些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上。

对与会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尽量给予回答。

有人问，能不能把官僚主义者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毛泽东举了一部电影叫作《荣誉属于谁》的例子。电影描写一个铁路局长，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但没有被撤职。毛泽东说，这样写，叫做不彻底。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

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整风很关心，提出了一些询问。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整风的内容是整主观主义（重点放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是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泽东回答说：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

关于文艺批评的现状，是当时意见比较多、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毛泽东说：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适当的批评不多。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文艺的目的问题等等，毛泽东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表示，对这些问题，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作结论，也不用紧张，可以研究讨论。(19)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

三月十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四十分，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等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

新闻出版界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反应灵敏，思想也比较活跃。他们在会上提出了不少问题。毛泽东边听边答，轻松自如。

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的问题，他说：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

有人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毛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他说：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在谈到共产党人要向党外人士学习时，他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

三月十一日，晚八时三十分至十一时二十五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

三月十三日，也就是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那天，从晚上八时至次日一时，毛泽东召集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是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参加了座谈会。

这些座谈会表明，毛泽东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很熟悉，思想很开放（或许还包含着对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某种反思），是真诚地希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三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讲话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期。他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现在这个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宽广得多。这样大的变动反映到了我们的思想上来，反映到了我们的意识上来。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起变化，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所以，各种不同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巩固。现在这个时期还是不巩固的一种时期。我看大概需要五年，中国这个社会制度就会巩固起来。我们会在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业化的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前途应该看到。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左右。其中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甚至抱有一种敌对的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活不长，会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要恢复到资本主义。这种人是很少数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点。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爱国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也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如何答复，不大清楚。拿对待马克思主义来说，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知识分子，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赞成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少数；多数人是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也学了一点，就是不那么熟悉，有些人还有些怀疑。拿爱国主义这个标准来说就不同了。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外国人面前他就表现为爱国主义者。有许多人欢迎马克思主义，但不熟悉，另外有些人有怀疑。这是中间状态。这些人占大多数。应该承认这种状态在很长久的时期里会存在的。同志们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们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还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中有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他们通过实践（科学的实践、生产的实践和各种工作的实践），懂得比较多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也就好了。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家接受。

第三个问题，关于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我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论办学校的，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先生。这五百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五百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还要改造。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要在他自己愿意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

毛泽东在这里讲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提法，跟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一致的。但修改后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讲话里，这一提法不见了。在这之前，知识分子已被划到资产阶级范畴里头去了。这个变化，同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的“左”倾错误是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整风。他说：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在整风中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推进一步。我们不应该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过的范围，应该按照他们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发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为人民服务（这个题目后来改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有几个同志到农村去蹲了几个月，很有益处。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不应该去呢？我看是应该去的。科学技术人员都跑下去，那当然不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要逐步地争取这些知识分子去跟生产者直接接触。现在有许多人下去跑一跑，说是体验生活。结果有些人有成绩，有些人就没有成绩。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这就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关系。如果在十一年内有百分之七十的知识分子都去接触工人、农民，这样就可以使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为自己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看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人、农民的接触中，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很多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共同语言，而且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方面的共同语言。

毛泽东说：百家争鸣，说一百家，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说百家，无非言其多也。马克思主义里面也有几家，修正主义算一家，教条主义是一家。

第六个问题，关于片面性问题。毛泽东说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把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来解释，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过去那个时期叫革命，我们党就是搞这一套的，叫作阶级斗争。这方面确实有些学问，有些办法。因为在革命的时候，就是率领广大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不能犹豫的，有许多事情不能从容讨论，需要迅速作出决定。于是养成了一种作风，有许多同志在新的情况下也就只有那个经验，只有那么一点办法。这里面也产生了一些简单化，行政命令。他说：另外一种人是否定一切，说得没有一点好事，一团黑暗。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至于批评者，是有片面性的，有错误的，要加以批评。

他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我们要逐步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方法，就是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讲点道理，不靠摆官僚架子压服别人。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要把自己做过多少年的官，现在是处长，是局长，还是部长，把这些东西丢到九霄云外，跟任何人平等。

接下去，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有人说，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我说，这种说法讲对了一半。在现在这个时期，我看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对。但是有一半不对。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工夫，从一九二一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了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似乎要扣一顶帽子就好办事了。

毛泽东讲的第七个问题：“放”还是“收”？他说：这是个方针问题。中央的意见是不赞成“收”，而是要“放”。会不会乱？会不会变成匈牙利事件？变不了的。有两种领导中国的办法，就是“放”或者“收”。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这是发展的辩证法。

他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这种面貌。那末，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

第八个问题，是对各地党委的要求。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地也学这次宣传会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请党外人士参加，把思想问题抓起来。他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抓思想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研究。(20)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发自肺腑的。这个讲话，从思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在不久前提出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主题。参加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曾在一封家书中十分动情地谈了他的感想：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21)

三月十七日是个星期天。上午十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的目的地是杭州。不过，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在沿途演讲，题目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太大、太重要了，他要唤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

当天中午，专列抵达天津。他先同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等谈话。晚上，来到人民剧场，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开始了。

接着他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末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他说：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同那些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见面，以便同它作斗争，使自己发展起来。他说：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22)

毛泽东的天津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不仅把它当作发展科学和文艺的基本方针，而且着眼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把它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

十七日当晚，毛泽东就离开天津，继续南下。次日清晨到达济南。晚上七时五十分，在山东省府大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讲话。讲话开宗明义，专讲思想问题。

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毛泽东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国际国内原因。他说：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毛泽东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最后，谈到整风。他说：我们党现在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23)

毛泽东这次讲话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内容，就是讲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意思，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十二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都没有讲到或者没有明确地指出来。这是他所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思想有一些乱”这种情况在他头脑里的反映。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他的重视，使他力图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作出新的说明。

毛泽东讲话结束一个小时后，乘专列离开济南。第二天（十九日）清晨到达徐州，在徐州改乘飞机，十二时到达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

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前往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前，毛泽东做了认真准备，写了一个提纲，南京讲话和随后的上海讲话，都是照这个提纲讲的。

毛泽东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他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他说：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一百五十年历史进程的一个总体描绘和宏伟构想：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正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从现在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用一百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好。毛泽东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来，一直是很明确的，没有因思想界出现一些混乱而有什么改变。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毛泽东称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他在这里讲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指对于全国六亿人口和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处于不同状态的各类人如何对待的问题，并且着重讲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他说：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他强调指出：“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

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最后讲整风问题的时候提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24)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略事休息，便在下午一时乘飞机前往上海。先游了一会儿泳。下午五时，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是毛泽东南下的最后一次讲话。内容和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更为系统。

讲话还是从转变时期的特点谈起。他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毛泽东认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还是一个问题，这是知识分子新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要向他们说明，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他再一次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说：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中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25)

在他的讲话提纲里，最后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26)

最后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正处”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他南下全部讲话的点睛之笔。这里面，寄托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的理想和希望。

从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在短短的四天旅途中，毛泽东接连做了四场报告。这一年，他六十四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对新事物仍然有着过人的敏锐。

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经过天津等地四次讲话，毛泽东结合党内外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一面讲，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丰富些。

他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特点——处在一个转变时期。由于这个大变动，引起了社会诸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没有完全结束，阶级斗争还要长期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多种多样的思想包括错误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即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不能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讲到民主，毛泽东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人民要接触各种思想包括错误思想，经风雨，见世面，才有抵御和鉴别错误思想的能力。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央的意见是只能“放”不能“收”。党所以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欣欣向荣的国家，一个使人可亲的国家。

尽管社会上暴露出不少问题，尽管思想有一些乱，毛泽东对局势的看法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中国不是匈牙利，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因此，他主张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毛泽东四次讲话的许多内容，后来补充到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了。

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约复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周谷城畅谈了一次。当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子夜到达南行的终点杭州。毛泽东自从一九五四年在杭州起草宪法以后，经常来杭州。

这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但毛泽东的心思仍然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想更深入地摸一摸情况。在离开杭州前，从四月四日到六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等。

上海、江苏、浙江以及附近的一些省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当时，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已经在党内外逐级传达，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种议论纷纷发表出来，出现了少有的思想活跃的景象。

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

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百分之八十都降下来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〇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未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得太少了。

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27)

座谈会开得很活跃，问题也谈得比较深。这是党内的小型座谈会，提问题的没多大顾虑，毛泽东的回答也自如，坦率。大家直来直去，是一种平等讨论问题的气氛和宽松的思想环境。人们通过这些当年的记录，可以更具体地了解毛泽东此时的一些思想脉络。

————————————————————

(1) 见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2) 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3)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

(4)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5)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1957年3月1日。

(6)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78页。

(7)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78页。

(8)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80—82页。

(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562、563页。

(10)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4页。

(12)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18日。

(13) 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14) 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16日。

(15) 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手稿，1957年2月。

(16)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2月27日。

(17)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日。

(18) 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57年3月7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5—248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9—258页。

(20)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2日。1964年，毛泽东对讲话整理稿作了修改，根据当时对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加进了一些“左”的思想内容。这篇文章收入同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21) 《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8页。

(22) 毛泽东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7日。

(23) 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8日。

(24) 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25) 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26) 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19日。

(27) 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1957年4月4日至6日。

五十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下）

这时已经进入四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1)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其实，《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据胡乔木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2)

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3)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4)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四月十九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5)

这个指示，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这些，都是他最近两个月反复讲述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他觉得现在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因此，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事情变化多快呀！直到三月底，毛泽东还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改变这个部署，也就是在四月间半个来月的时间内。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已着手起草。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作了明确的界定，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6)

指示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省部级党委（党组），对在党同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7)

紧接着，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四十四人。毛泽东讲话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毛泽东最后表示：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8)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五月五日，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对信中陈述的理由作了四点批注。

信中说：当前“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信中还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针对信中提到的将引起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的问题，毛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陈叔通、黄炎培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申明不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理由。批语说：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9)

毛泽东把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连同他的批语，一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道：“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并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10)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

五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是否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除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11)

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吹风会，是号召民主人士畅所欲言的动员会。会后不久，五月四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指示。

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党外人士批评意见的诚恳态度。同时，也不是对一切批评意见大包大揽地接受下来，而是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指示说：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待共产党整风成功，再推动社会各界整风。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12)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全党整风运动的安排已大体就绪，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

毛泽东修改讲话稿用的底本，是胡乔木的整理稿。三月三十日，胡乔木曾经送过一个整理稿。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四月上旬回到北京又忙于会见外宾、准备整风等事情，修改讲话稿的工作拖了下来。胡乔木的这次整理是初步的，保持了讲话记录稿的原貌，只是把文字和逻辑顺序梳理了一下，把一些过于口语化和内容重复的地方尽量删掉。随后，他又送过一个整理稿，加了十二个小标题，风格也更加接近书面语言。毛泽东的修改工作，就是在胡乔木第二个整理稿的基础上进行的。

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反映到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过程中。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补充，主要来源于他在二月二十七日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以及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得出的一些新的判断。

从四月二十四日起，修改工作时断时续，到五月七日，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作“自修稿第一次稿”。

在这一稿上，毛泽东把标题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确定了十二个题目：（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为后来的修改提供了一个基础。

这次修改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

第一节“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增加了关于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相互关系的论述：“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些道理，广大人民是完全懂得的。”还增加了一大段关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这是毛泽东此次修改中的重要补充，提高了这篇文章的理论价值。

第二节“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部分，是直到《正处》正式发表为止改动最小的。

第三节“关于农业合作化”，改动最大，有些段落被整段地改写了。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先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曲折困难，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这些论述，都是这次新加的。

第四节“关于资本家的改造”，补充不多，主要加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

第六节“关于节约”，主要增加了关于企业规模问题的内容：“我们必须建设少数规模大的现代化机械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大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从小规模做起，逐步发展，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应当力求节约，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第七节“从六亿人口出发”。原先的标题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举例说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这次修改，把这些内容大大压缩，而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

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二月二十七日讲话的重点之一，论述比较充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只在个别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

在“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后面，加了一句话：“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罢了。”

谈到新生事物只能在斗争中发展的时候，补充了一段：“和旧社会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条件好得多，但是仍然存在着矛盾，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化建议，仍然是经常存在的。不是由于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发生矛盾，也需要有一个鉴别的时间。”

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这样的话：“我们提出让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并且互相监督，只许做好事，不许做坏事，这有什么不好呢？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主党派，监督它们的首先是人民。再则，政党的党员又监督政党的领导者。现在我们加上一条，各个政党互相监督，这样岂不是更有益处吗？监督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这一节，在后来又做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但是，一些基本的意思在这个修改稿里就已经有了，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等等。

第九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没有多大修改，主要是根据南下时的讲话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然而后来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一些严重情况，促使他对这一节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他原先讲的对处理闹事的四条。(13)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对西藏问题作了一些修改。

第十二节“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改得更加条理化和理论化，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之后，补充一段话，阐明了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批判地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种态度。”(14)

这次修改，实际所用的时间，累计大约用了八个半天。

五月八日上午，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

这次的修改主要有：

标题有两处改动，第一节改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节改为“关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内容方面的改动，集中在第一、第八两节。

在第一节，谈到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补充了一段重要的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现象而补充的。

第八节，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补写了一大段：“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段论述又作了补充，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一起，移到了笼罩全篇的第一节，成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括性论述。其中关于“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八大精神的继续，也是毛泽东南下讲话逐步强化的一个思想，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心任务应当转到经济建设。

其他几节的修改，大致是这样：

第五节，加重了对前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第七节，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时，增写了一段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这样做。”

计划生育问题，这次修改继续保留着，改成这样：“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第九节，对闹事问题作了比较周全的分析：“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很守纪律的，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决不无故闹事。闹事的只是极少数无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严格的惩治。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五月八日晚十时，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

这次修改，主要在第一、第七、第八、第十这四节。另外，改了两个标题，第五节改为“关于知识分子”，第九节改为“关于群众闹事”。

第一节增加了两段。

在谈到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以后，加了一段：“我们的专政，叫做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过去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专政。所谓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在论述了只有具体的民主和自由以后，补充了一段：“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些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第七节又增加和改写了一段：“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

第八节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两段话。

一段是关于这个方针提出的过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不是突然提出来的，酝酿了好几年。互相监督，早已是事实，已有七年了，不过从现在起应当做得更好些。长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我记得在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含有长期共存这个意思的话，以后也说过。到去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个口号就可以明确地提出来了。”

另一段是讲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写得很长，经过后来的修改，只保留了几句话：“一个人或一个党，耳边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主要监督我们的是劳动人民和我们自己，并不是民主党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几句话，在正式发表时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来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力量很大，怕的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这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一种判断。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再次修改时，把这句话删去了。

第十节，加写了一段关于矛盾着的对立物互相转化的问题：“总之，互相对立的两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地位。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变化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的。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地需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一齐努力。”

五月九日和十日，毛泽东继续修改《正处》，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

这一稿改动不多。大一点的修改有两处：第一，第四节的标题又改为“关于私营工商业者”。第二，去掉了第七节中的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事。毛泽东多次讲到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还是讲要实行计划生育。但这次修改时把它删掉了，加了另外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毛泽东把这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决定在小范围里征求意见，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等。在征求意见稿上，批了一段话：“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毛泽东集中精力修改《正处》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他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全党整风运动上。

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已经进入高潮。各种意见在不同场合都提出来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还刊登在报纸上，配以醒目的标题，更增强了批评的气氛和力度。这些批评意见，自然都是针对党在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的。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是第一次。

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指导力度。从五月一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二日）、《同群众共甘苦》（五月三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五月七日）等，对全党整风和党外人士提意见，给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

到五月十五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召开过六次，每次半天。为照顾这些人士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座谈会都安排在下午。会上提出的意见，集中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

五月八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

章伯钧在发言中，对国家机关的党组领导制度提出责难。他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就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章乃器提出了“党党相护”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15)

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分别以“行政领导和党组职权应该划分清楚”、“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为题，刊登了他们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五月九日，座谈会进入第二天。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发了言。胡子昂提出了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的问题；谭志清和闵刚侯都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出批评；王昆仑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16)他们的意见尽管尖锐，但比较中肯，与人为善。

五月十日，座谈会的第三天。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民盟中央常委楚图南，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等，在会上发言。民革副主席张治中生病缺席，也作了书面发言。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

邵力子批评了“以党代政”的问题，但对党组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提出：“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进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王绍鏊认为：“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他还说，这堵墙垒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从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语言不同。不要把语言习惯都看作是思想问题，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搬出来整人。

张治中在书面发言里，就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17)

五月十一日，座谈会的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委员千家驹，致公党中央常委黄鼎臣，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锴，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冯宾符，民盟中央常委黄药眠，在会上发了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派重视不够。(18)

五月十三日，第五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社会上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了这次座谈会。

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19)

提意见的人，并非都是在政治上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当时出现的那种社会气氛。

五月十五日，是第六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会上先后发言。

这次座谈会，明显地有两种声音。

马寅初等人提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的人则认为，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20)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同时，还在五月六日和七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会上，一些人提出要依靠教授治校，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活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和中共组织地位平等。座谈会开始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的醒目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

从半个月的情况来看，在整风鸣放中，一方面揭露出党政工作中大量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语，是写在五月十日《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在这一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该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

毛泽东原来估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中国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他真诚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希望通过社会上和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召开以后，他曾经听取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并要《人民日报》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出来。他相信，这种做法一旦形成为制度，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发现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五月十四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五月十六日，继续开会，从晚九时到次日一时二十分。参加会议的人，增加了吴冷西。这两天的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可以推断，同整风鸣放情况有关。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重要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原本准备公开发表。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变成“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在六月十二日印发党内以前，作者又对文章作过多次修改。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

毛泽东分析党内的思想状况时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另一部分人是有教条主义思想的，还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后这一种人比较危险，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对文化事业实行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评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对反倾向斗争提出的一个新的方针。在这以前，他批评的锋芒是针对教条主义。这一变化，对于他继续修改《正处》讲话，有相当的影响。

毛泽东又分析了社会上的状况，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他估计，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他还认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并且感到：“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他在文章中提出了鉴别政治上真假善恶的标准：“主要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对于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他仍然认为“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又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说：“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

文章最后提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有两三个五年计划，估计也就差不多了。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21)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党外批评意见的主流，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另一方面，对如何对待右翼言论作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22)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

这样，中共中央对整风鸣放工作的指导发生了一个变化，有了两种方针。一种是对待善意批评的，无论怎样尖锐，都要让其充分地放，而共产党则要彻底地改。这类的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另一种是对付极少数人的恶意言论的，也要放手让他们放，但暂不批驳，使他们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前面所说的那篇文章和那个指示，当时都没有公布，并且传达的范围非常小，社会上一般都不知道。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仍在继续举行。从五月十六日到六月三日，又开了七次会。

五月二十一日，第八次座谈会。章伯钧首先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治设计院”和共产党的领导怎么摆？他没有明说，但把他在五月八日的发言对党委（党组）领导的否定性批评联系起来看，事情已很清楚了。

五月二十二日，第九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解决防止打击报复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23)罗隆基主张设立的这个机构，后来被简化称作“平反委员会”。

六月一日，第十二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从章乃器关于“党党相护”的说法讲起，提出“党天下”的问题。他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六月二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还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在这期间举行的二十五次座谈会上，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一些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没有两面性”，“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要不要撤走”，“工商联中的党员秘书长是不是应当留下”等问题，反映了部分工商界人士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这些意见，在座谈会上引起热烈的争论。

与这两类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校园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二十二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还在报道中用“北京大学‘民主墙’”来称呼。五月二十三日晚，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整风鸣放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映。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还说过：“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24)又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25)其实，当时着急的不只是毛泽东。中央其他领导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许多党员也都着急，对少数人那些煽动性的极端言论非常不满。

很快，毛泽东的心里有底了。几个月过后，他回忆说：“四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五月二十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26)

邓小平在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说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27)这个估计，代表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见。

五月中旬以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整风鸣放工作的指导。一面继续鸣放，一面做反击右派进攻的准备。

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指示还要求跟党的基层干部和党外可靠的左派分子打个招呼。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通报了一些情况。最后，刘少奇讲话。他说：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28)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简短的讲话里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29)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了这段讲话。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重要的政治信号。

毛泽东又开始修改《正处》讲话稿。这一时期，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更多地体现了面对右派进攻所作的观察和思考。

他发出征求意见的第一稿（即自修稿第四次稿），半个月过去了。五月二十四日，又改出用来征求意见的第二稿。他要求在更大的范围里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他批了一段话：“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

这次修改，对各节标题和顺序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将第六节（关于节约）和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在内容方面，主要作了以下修改和补充：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防御外部敌人作用的论述；把第八节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的一大段论述，移到这一节里。

第三节，增加了关于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合作社的许多矛盾的论述。

第四节，适当强调了工商业者必须加强思想改造。

第五节，增加了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完成世界观上的根本转变的一大段论述。后来，在这一段内容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扩充。

第七节有少量补充，并恢复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内容。

第八节有两处重要变动。一处是把“我国虽然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这句话，修改成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吸收了南下谈话的内容，并根据新近暴露出来的情况，对阶级斗争形势所作的描述。此后几天，五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三次补充修改，形成最后正式发表的定稿。

另一处是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

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尖锐性，强调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性，是这次最主要的修改。

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三稿，要求立即印发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以及当天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负责同志。他在批语中写道：“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六月五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并特别注明：“我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

他所说的重要修改是什么呢？

一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分析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中右三派的情况，以及共产党对他们所采取的方针。后来修改时，又全部删去了。

二是增加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政治标准，最后形成的文字表述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三是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增加了两段话：“这是我们的愿望。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今后的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当然，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要看那些意见、批评是否合乎上述六个政治标准。如果不合，那就会丧失监督的资格。因此，任何民主党派都要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这些重要修改，都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来的。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一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的第四稿。他在通知中说：“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所说的“重要的修改”，就是增写了一大段关于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进行斗争的问题。后来再作修改时，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这一修改也很重要。显然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到了，不能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强调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将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则强调“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此外，在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之后，又加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把“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改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这样，把已经基本结束的“阶级斗争”又作了一些限制。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改出征求意见的第五稿，要求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这次修改，主要是个别地方的文字润色。当天下午，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修改问题。

六月一日，在几位“秀才”的参加下，毛泽东对《正处》作了一次较大改动，形成征求意见第六稿。

第一节，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这一重要理论观点。

第五节，对七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进步，以及更好地团结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内容，扩充了篇幅，加重了分量。

第八节，在讲“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地方，加上了两句话：“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加上了“他们要从各个方面首先是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后来这句话又改为：“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在六条政治标准后面，加了一段话，说明：“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却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六月九日凌晨，改出了征求意见第七稿，毛泽东把这一稿称作“六月八日修正稿”。这一稿的修改，仍然是他和几位“秀才”一起完成的。

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节。原先一开头就谈两类矛盾的区别。这次改写，扩充成很长的五段话，分别论述：我国的空前统一和两类矛盾，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分清敌我与分清是非。同时，还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本质不同的论述，以及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分析。

第八节，增添了关于各党派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即“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和“得到人民信任”。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可以说，这一篇重要的理论著作，是毛泽东的精心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

六月九日凌晨二时，毛泽东改完最后一道，批示：“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30)

六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

五月底、六月初出现了高等院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31)当时，还有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六月六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32)

当时还出现了卢郁文遭到匿名信恐吓的事件。

卢郁文是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会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六月六日下午，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当众宣读了这封匿名信。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他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会上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33)

毛泽东决心抓住这个时机，组织对右派的反击。

吴冷西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是六月七日上午，毛泽东约胡乔木和他去，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接替邓拓工作的问题。以下是吴冷西回忆的摘要。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没有当场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要我再考虑考虑，十天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34)

这以前，毛泽东已从几个方面做了比较充分的反击准备。

一是打招呼。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李维汉准备在会上讲话。据李维汉回忆：“六月三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35)

六月五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他们两位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六月九日晚又约李达在颐年堂谈话。

二是发指示。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它的基本精神，是抓紧做好反击前的准备，要求各地按照左中右的标准排一下队，同时尽快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指示特别关照：“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一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

这些日子，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社论抓住卢郁文事件进行分析，指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用党报社论的形式公开批评整风鸣放以来的错误言论，这是第一次。这是开始反击的信号。除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六月八日和十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36)后一个指示，通报了当前反击的进展情况和当前的部署。再次重申：“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37)

六月八日以后，《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社论，批驳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反击右派的声势造起来以后，毛泽东一边召开不同范围的会议，研究情况，指导运动；一边继续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修改《正处》讲话稿。

六月十四日，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八稿。毛泽东注明“六月十四日修正稿”。

这次修改，把第十节的标题“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为“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样，全部十二节的标题就最后确定下来了。

其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第一节加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第二节加了：“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第八节对“双百”方针的表述，改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带着重号的是新加的——引者注）第九节，在谈到闹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官僚主义的地方，加上了：“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第十二节，加上了肯定苏联经验的一段话：“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

《正处》一文的修改，已接近尾声。

六月十六日，只作少量文字修改，为第九稿，注明“六月十六日定稿”。

第二天，又有一次修改，这已经是征求意见的第十稿（加上毛泽东最初三次“自修稿”，共十三稿），注明是“最后定稿”。《正处》讲话稿的修改工作，从四月二十四日开始，至此全部结束，前后共五十五天。

六月十九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全国其他主要报纸也都全文刊载。

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他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38)

文章发表后，在西方国家也引起反响。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社论。美国许多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讲演的消息。(39)

从以上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这篇著作从酝酿到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反复思考的过程。如果从《论十大关系》算起，经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致黄炎培信》、一九五七年一月会议讲话，经过这些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才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这篇讲话。随后，又进一步了解情况，继续思考、研究，经过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天津等地干部会议上的四次演讲，先后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反复修改，最后形成正式发表稿。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述更加严谨。在修改过程中，中国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因而毛泽东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到修改稿中。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一年多来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它提出并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从反右派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十分注意抓舆论导向工作。他亲自起草《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六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文章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文章提出，在新闻问题上也要作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这个讨厌的东西，也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这时，全国反右派运动的局面已经形成。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批驳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六月二十九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40)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这时，毛泽东仍注意做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努力争取他们。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他在游泳池先后约费孝通、赵超构谈话。后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说道：“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比如北京的费孝通，争取过来是有用的。”(41)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42)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变成为政治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如何正确地领导这种斗争，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起草的。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

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反右派运动迅速扩大，急剧升温，揭发批判的内容又从右派言论联系到“历史劣迹”，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的人越来越多。七月九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把六月二十九日指示中提出的右派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的右派骨干名单从四千人增加到八千人，北京从四百人扩大到八百人。报纸上的点名人数，也允许从占右派骨干总数的百分之三，逐步增加到百分之十左右。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迅速发展到哲学和社会科学、新闻、教育、文艺、科技等社会各界。

七、八、九三个月，全国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数迅速上升。到十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国已划右派分子达到六万多人。到了一九五八年整个运动结束时，竟有五十五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很不幸的后果。大批正直的包括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共产党员，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摧残和迫害，许多家庭因此受到牵连。大量的所谓右派言论，只是对党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只是对党的某个基层组织或者某个领导人提出批评，也都被当作右派言论进行批判，并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极大的妨碍。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

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至一九六四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帽子。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九月，又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进行复查，截至一九八一年底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都得到了改正。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五十年代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一九五七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43)

七月一日清晨，毛泽东乘专机飞往杭州。六日到达上海。八日晚，出席上海市干部会议，就整风反右问题讲话。他说：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整风）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他点了上海知识界几个人的名。他说，在民主党派整风时，要把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究竟好不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来领导？(44)毛泽东这次讲话的气氛同三月间在这里讲话的气氛大不一样。这反映了一百多天来中国政局的变化，也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在思想上的变化。

为了总结前一段反右派斗争的经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开会地点选在青岛。

青岛会议分两段进行。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会议期间，他找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把谈话要点归纳起来，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八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很看重这篇文章，改了十一稿。他曾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确的。青岛会议是个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45)

所谓补充，显然是指关于反右派及其有关内容。“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就是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不完全，仅有《正处》是不够的。《正处》是二月的讲话，发表时，反右派刚刚开始。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成文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发生严重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也急剧地向“左”发展，因而这两篇文章在基本倾向上是大不相同的。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毛泽东在七月一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已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定为敌人。）这一来，大批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虽然还保留选举权，但长期承受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打击、歧视和伤害。这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混淆。

文章又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

这篇文章也有一些精辟的论述。例如：“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在探索从政治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得出的重要成果。

又例如：“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46)

青岛会议以后，毛泽东继续督促指导整风反右。八月一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就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47)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升级。这时，毛泽东也注意到分化和争取右派分子，说全国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48)

八月十一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从六月八日社论发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已经两个多月了。经过青岛会议对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和进一步部署，毛泽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从八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做准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是整风问题，一个是农村问题。十八日、二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

为进一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准备材料，毛泽东于九月三日至十八日，先后到河北、湖北、浙江、江苏、上海，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

九月十一日（农历八月十八）上午十时许，他从杭州驱车来到浙江海宁县七里庙，观赏了著名的钱塘江大潮，赋诗《七绝·观潮》一首，抒发观潮的感慨：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下午二时，离开七里庙。在返回的路上，游了钱塘江。

十七日晚，在上海会见党外人士舒新城、赵超构和束世澂等，一起吃了晚饭。十八日上午，在离上海前，专程到上海国棉一厂看了大字报。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除中央部委和省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各省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也列席会议。与会人数四百一十六人。

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一批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

会议前，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先在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说：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他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工夫讨论。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看来，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了要抓农业的问题。他说，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有两只手，一只手抓工业，一只手抓农业。要偏一下才能平衡。(49)

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要集中搞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加以区别，说明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但是，说阶级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又容易发生将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混淆，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应当而且必须肯定，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和主要的都不属于阶级矛盾的范围。

最后，毛泽东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50)

十月九日下午，八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式。邓小平就整风运动、体制、农业问题和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等问题作总结发言。最后毛泽东讲话。

谈到整风，他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认为这是群众的创造，是我们过去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要传下去。

关于农业，他特别强调农业发展纲要的重要性，重申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他说：“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

谈到建设的两种方法时说：“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引起的。他又批评了反冒进，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他说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全会重申了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

最后，毛泽东再一次谈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我们干了革命，没有提，也没有害事。”(51)

毛泽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52)这些，都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这样的形势判断作出的。但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反右派运动以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期间，他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展开。尽管他对八大决议的论断，只是说“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不必去修改它。但是，他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很深的影响。从程序上正式改变八大决议的论断，是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八届三中全会，是从整风反右转向发动“大跃进”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还在青岛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形成一个看法：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的全民性大辩论。“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提出要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为国家打下巩固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53)

中国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以后，又在酝酿着一场经济建设的大发动。

————————————————————

(1) 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3页。

(3) 这篇社论发表在1957年4月6日《人民日报》。

(4) 毛泽东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等谈话记录，1957年4月10日。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293页。

(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23页。

(7)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8)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9) 毛泽东关于不再任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10) 毛泽东关于不再任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11)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

(1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6、297页。

(13) 这四条是：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

(14) 以上均根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一次稿中的手稿部分，1957年4月24日至5月7日。

(15) 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16) 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17) 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18) 195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19) 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20) 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2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64—270页。

(2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72、273页。

(23) 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2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9日。

(25)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

(26)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同省市委书记的谈话记录，1957年9月22日。

(27)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

(28)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7年5月23日。

(29) 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30) 以上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情况及批语，均根据修改过程手稿。

(31) 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

(32) 毛泽东关于印发6月4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57年6月6日。

(33) 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

(34)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39、40、42页。

(3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35页。

(3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5、286页。

(37)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手稿，1957年6月10日。

(38) 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39) 1957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40)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和加写，手稿，1957年6月29日。

(41) 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8日。

(4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58、359页。

(43)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页。

(44) 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8日。

(45)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7日。

(4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4—494页。

(47)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手稿，1957年8月1日。

(48) 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7年8月18日。

(49)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谈话纪要，1957年9月19日。

(50)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上的谈话纪要，1957年10月7日。

(51)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52) 见本书第1603—1604页。

(5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90、491页。

五十八、第二次访苏

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这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与一九五六年相比有了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各国，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重新恢复了平静。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期望的那种大混乱大分裂的局面。倒是相反，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同英、法等国的矛盾充分暴露。而苏联又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这方面的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领域暂时居于领先地位。这对提高苏联的威信，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提出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这是自一九五六年四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苏联的建议一提出，立刻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党的重视，并作出积极响应。

召开这样一次国际会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以及各国党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对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如何处理好苏联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许多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各种分歧意见都暴露出来了。

对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以及如何认识苏联经验等问题，中共中央已经通过《一论》和《再论》两篇文章，公开地表明态度。但是，对于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和平过渡问题，以及是否要坚持“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表明自己的看法。苏联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恰好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阐明自己的观点、争取一些兄弟党的理解和赞同，提供了一个机会。

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们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的宣言草案。他们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南共不赞成，并表示不准备在这个宣言上签字。这时，苏共中央才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中共中央接到这个草案，已经是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他将中共中央对这份宣言草案的意见转告苏共中央。一起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毛泽东告诉尤金：“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宣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究竟只准备这一种可能性，还是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更有利。

毛泽东说：“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第二个问题，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会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可以笼统地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再一个问题，是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还派米高扬专程来中国，七月五日在杭州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支持的，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毛泽东对尤金说：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指莫洛托夫——引者注），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毛泽东这样提，是委婉地表示不同意见的一种说法。

毛泽东说，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引者注），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一）要团结；（二）要和平，反对战争；（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四）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他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毛泽东一再说明，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2)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通过尤金很快转告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党政主要负责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到机场迎接。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事前，毛泽东得知苏联方面准备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二百万人上街欢迎。毛泽东谢绝了，他向苏方表示：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三百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苏联方面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又说：“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3)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苏共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就旗帜鲜明地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这无疑是对苏联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晚，同赫鲁晓夫等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

会谈一开始就谈会议文件问题。

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赫鲁晓夫还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毛泽东听了赫鲁晓夫这些话，对会议文件问题，没有再提两种方案的事。他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他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他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表示，不赞成办一个刊物，也不赞成在近期内成立组织。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做会议召集人。(4)

当时，苏联同波兰的关系比较紧张，赫鲁晓夫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和斯大林墓。六日，出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午，赫鲁晓夫作长篇报告，下午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这是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个庄重的国际讲坛上，毛泽东热烈地赞扬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高度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全面分析。他说：“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侧重点，这同《再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讲话最后落到团结问题上：“在我们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继续努力，保护和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保护和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5)

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不断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动人的情景：“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地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6)

纪念大会的成功举行，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这一天起，直到二十日，毛泽东为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成功，为了达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团结，频繁地会见一些重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同他们交换意见，做一些说服工作。

谈话首先从波兰党开始。当时，波兰局势已趋于稳定，但波苏关系还比较紧张。由于受苏联长期干涉波兰内部事务的影响，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召开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对宣言内容有些不同意见，对在宣言上签字有过一些迟疑。同时，也不愿意再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波兰党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抱着尊重、友好的态度。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中国共产党阻止了苏共对波兰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而中国共产党长期走独立自主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又赢得了包括波兰党在内的东欧各国兄弟党的敬佩。

十一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利用纪念大会休息的半个小时，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开始第一次会谈，当晚继续进行。双方交换了对宣言草案的意见，主要涉及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关于国际形势，哥穆尔卡认为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波兰党吃过苏共的苦头。他们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力图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7)

这次会谈，很友好，很坦率，讨论问题是认真的、严肃的，气氛又是和谐的、轻松的，体现了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关系。

随后，毛泽东接连同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而且都不止一次。这三个党都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影响较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它们所处的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有很大不同。这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战后恢复期，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就成为这次莫斯科会议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毛泽东同西欧几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还想通过这些接触，更多地了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互相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

按照苏共起草会议宣言时的设想，是要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意两国的共产党共同在宣言上签字。会谈中，陶里亚蒂提出，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在宣言上签字，但是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论两个党还是三个党，在宣言上签字。十一月三日同赫鲁晓夫会谈时，他就提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它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8)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谋而合。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是毛泽东和陶里亚蒂会谈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

毛泽东认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是否坚持俄国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与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同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他说：“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陶里亚蒂表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与和平过渡问题同时提出来的，还有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问题，即整个形势究竟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帝国主义阵营更有利。毛泽东再次强调他对国际形势作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他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说：“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是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又认为，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9)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全部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主要问题上得到了共识。

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会谈。谈的主要问题，跟同陶里亚蒂谈的差不多。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10)

十一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两次会谈。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国际形势转折点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当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十五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他非常仔细地向对方了解英国的经济情况。他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二千到二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吨。”他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回答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11)这样，毛泽东对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觉得有把握了。

宣言的起草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原先苏共提出的那个草案，中国代表团不很满意，到莫斯科以后，在毛泽东主持下，用了三天时间（三日至五日），重新起草了一个。

从六日开始，中苏双方就宣言交换意见，最后基本上采用了中方的草案。十日，双方达成对全部草案的共同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十一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十三日，中国代表团研究各党的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提出的意见。然后，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稿子。关于这天讨论文件的情况，杨尚昆日记有一段记述：“五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十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地讨论。到九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会场，开到十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一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十一时再到会场，开到十二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12)这时，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只有十多个小时了。

十一月十四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十二国党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专门讲“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毛泽东接着说：“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

他又说：“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

为了增加讲话的分量和说服力，毛泽东谈到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他说：“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哪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13)

根据赫鲁晓夫提议成立的宣言起草委员会，主要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组成，同时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与全体代表会议交叉进行。起草委员会十五日开会，会上争论了一天，有几个问题始终未能与波兰取得协议。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要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等等。下午五时半，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讨论的情况。

事情很明显，宣言能否达成协议，关键在波兰。谁能与波方就分歧意见进行商量并取得有效结果呢？只有毛泽东。赫鲁晓夫不行，其他党的领导人也难。赫鲁晓夫早就对毛泽东说了：“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14)

毛泽东听完汇报，六时半即去哥穆尔卡住处同他会谈。这是毛泽东同哥穆尔卡举行的第二次会谈。

毛泽东有意使会谈气氛轻松一些，一开头就说：“今天，天上地上随便谈，参加的人由你们定。”哥穆尔卡直截了当：“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宣言的事。”毛泽东问：“起草委员会开得有成绩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

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波兰党提出了四个有原则性的修正意见，有一个被采纳了，还有三个存在分歧。他说：“关于修正主义问题取得了协议，因为都作了些让步，提出主要的危险在于修正主义，但也须反对教条主义，各国的主要问题由各自决定。”

接着，双方就宣言中的一些主要分歧展开讨论。双方都很坦率。毛泽东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能让步则让步，能妥协则妥协，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点。毛泽东完全用商量的口气，充分说理，使对方没有一点强加于人的感觉。

分歧意见之一，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这一句。哥穆尔卡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

毛泽东说，其他国家，如英、法可以分开提，突出美国是合乎事实的。讲美国是指问题实质，因为美国是他们中最强的，其次才是英、法、葡萄牙等国。毛泽东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可以把“独霸世界”改为“独霸大部分世界”。哥穆尔卡插了一句：“我们认为在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是：全体反对一国。”毛泽东紧接着也说了一句：“也可以说是一国反对大家。”哥穆尔卡：“是这回事。”毛泽东：“还是应该进行协商。”

分歧意见之二，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所写的“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资本主义非通过战争方式不可，波兰有部分反动分子正是想通过战争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哥穆尔卡建议改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反对这些国家的敌对行为”。毛泽东说，这话不是对帝国主义及反动分子说的，而是对那些不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讲的。如果不说“复辟”，也可改为“颠覆活动”。哥穆尔卡表示同意。

分歧意见之三，是波方不同意说“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毛泽东解释说，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符合事实。“现在世界局势已经紧张，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哥穆尔卡说：“刚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用强硬回答强硬，这才能促使国际局势的缓和。”毛泽东说：“不是用炮弹而是用口。”哥穆尔卡说：美国统治集团对人们宣传说，共产党和苏联要消灭美国，他们不说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说要消灭美国这个国家。毛泽东说：我们说不说，反正他们都会这样宣传的，还得靠打文字仗。“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唇枪舌战。”“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地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

会谈在坦率而友好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毛泽东说：都需要让些步，需要大家取得一致。我们和苏联也都互相让了步。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我已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过两次，你感觉到我想对你施加压力吗？（哥穆尔卡笑着回答：没有。）我只是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我，我们都没想施加压力。哥穆尔卡说：“我没有这种感觉。”

在平等协商的气氛中，双方就三个分歧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或比较接近的认识：（一）把“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一句中的“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地区”。（二）把“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中的“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三）“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一句中的“使它成为”，改为“企图使它成为”。这些修改，基本上都是接受了波方的意见。所以，毛泽东说：“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

毛泽东申明，今天谈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还要与赫鲁晓夫谈一下。哥穆尔卡真情地对毛泽东说：“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毛泽东：“我准备见你一次。”(15)

会谈从下午六时半持续到晚上十时，共三个半小时。会谈取得重要进展，为最后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陪同毛泽东去谈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六时半与主席一起去哥穆尔卡处谈话，共三小时半，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16)

十一月十六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继续举行。赫鲁晓夫宣布开会，毛泽东第一个发言。看来这是苏共的有意安排。显然，毛泽东对宣言的表态，具有很大影响力。

毛泽东一开头就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毛泽东又说：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没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17)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了，通过了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十九日，除南斯拉夫以外，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宣言上签了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期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汇集在莫斯科，共同讨论并签署了这个宣言，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这是自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宣言分析了国际局势及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四十年来，社会主义证明了它是比资本主义远为优越的社会制度。”当前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共处。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

宣言提出，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作。其中特别讲到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宣言论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规律，概括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18)

宣言在强调共同规律的同时，也肯定了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性。

毛泽东十分看重宣言关于共同规律的九条，把它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一个政党究竟坚持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理论认识。

宣言的最后部分，论述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自己的看法，并且和苏共中央交换过意见。苏共领导一再提出，希望宣言中的表述能够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起来。照顾到苏共中央的实际困难，中国代表团同意作出一定的让步，以苏共中央提出的宣言草案的写法为基础，作了必要的修正。修改主要有两点：第一，同时指出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并加写了一段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适当地加重了后一种可能性的分量。第二，在论述和平过渡的内容里，在强调议会斗争之外，加写了有关开展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的论述。关于这两点，毛泽东同几位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都讨论过，并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

在中苏两党就宣言草案达成共同意见的同时，中国代表团在十一月十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这份备忘录性质的意见提纲里，提出了五点意见：（一）要同时提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二）当前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三）取得议会的多数，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国家机器；（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五）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模糊我们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限。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其宣言，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初步统一了社会主义各国的认识，使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人心波动、思想混乱的局面有所改变。

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十一月十六日，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空前盛会。

会议一致通过了《和平宣言》。宣言针对西方国家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威胁”为借口，奉行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冷战政策，旗帜鲜明地提出：“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战争是可以制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住和巩固起来的。”“无论哪一个共产党或是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发动战争和对别国进行军事攻击的动机，都没有掠夺别国土地的动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想用暴力把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任何一国人民。它们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是它们也知道，社会主义不能从外边移植，它应该首先是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进行国内斗争的结果。”宣言率先提出立即停止核试验、无条件禁止生产和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并提出“给世界以和平”的响亮口号。(19)

与会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共同签署了这个宣言。

这个会议共开了三天，十一月十九日结束。在十八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集中论述国际形势和团结这两个问题。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现在国际形势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他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十件大事，来证明上述的判断。这十件大事是：苏联在打败德国、日本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只好坐视蒋介石失败；朝鲜战争，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越南战争，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认输；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对埃及的进攻被制止；苏联制止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冒险；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把美国甩在后面；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等国。

从这十件大事中，他得出两条结论。第一，“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第二，“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这个论点，毛泽东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说过了。今天，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重申这些论点，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说：“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

他特地讲到波兰和南斯拉夫，对他们的态度表示满意：“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波兰党，哥穆尔卡一直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他们吃了不少苏联的苦头，对苏联有所戒备。而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以苏联为首”，主要是从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出发的。对哥穆尔卡的这一转变，毛泽东是很看重的。毛泽东又说：“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指《和平宣言》——引者注）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

鉴于斯大林时期，对于犯错误的党内同志，对于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往往采取不加分析、一棍子打死的错误做法，而这种做法又流传很广，在许多兄弟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毛泽东专门讲了团结的方法问题，党内团结的辩证法问题。

他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毛泽东又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说：“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我很高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20)

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整个会场特别安静，讲话一结束，立即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这次讲话是即席讲话，没有照稿子念，讲了一个钟头，因为他曾害过一次脑贫血症，站着讲话不方便，是坐着讲的。会后，他同哥穆尔卡的一次谈话中，讲到这个事。他说：“这样坐着吹牛可以吹几个钟头，站着说就要倒了，尤其不能念稿子，那要死了。”哥穆尔卡说：“我们就是照稿子读，这是个缺陷。”毛泽东说：“我在国内也是这样，紧张得要命，人是死的。这次来莫斯科不读稿子了，这才活起来。今后我不愿读稿子了。”(21)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同法共书记杜克洛谈话，就法国政治局势、英法等西欧国家同美国的关系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是同法共代表团的第二次会谈。

毛泽东问：法国国内，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力量现在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还是不大不小？（杜克洛答：现在已开始有所发展。）据你们看，法国的革命单独胜利的可能性如何？是不是一定要等世界形势的巨大震动？（答：这很难说。）比、荷、卢这三个国家是更倾向于英国，还是更倾向于法国，还是倾向于美国？（答：对这三个国家，法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主要是英、美之间的斗争。）关于英国，它倾向于美国，还是倾向于法国？英、法资产阶级之间有没有共同点？是不是都不要战争？（答：他们都怕战争。）这就好。英、法资产阶级有共同点。

毛泽东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德国军国主义现在是想打仗呢，还是不敢打仗？（答：不一定想发动战争，但它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这表现在共同市场上，它的经济力量非常雄厚。）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了没有？有没有实现的可能？（答：需看情况的发展。）毛泽东接着分别问到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的钢产量。又问：西德的侵略矛头是指向东方还是指向西方？（答：如果西德向东方发动战争，首先就得打德国人自己。）然后，毛泽东说：归根到底就是一条，能不能有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又说：我觉得西方资产阶级心里很不安，也恐慌，包括美国在内。这次会议有六十八个国家参加，表现大家的信心很高。

最后，在谈到党与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党就没有束缚了。各个党都会自己坚持原则。不要为别人起草决议，马列主义原则比什么决议都好。(22)

十八日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与陶里亚蒂会见，举行第二次会谈。对毛泽东来说，这与其说是一次会谈，不如说是一次调查。他向陶里亚蒂详细询问了意大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意大利各阶级、各政党及其力量对比的状况。毛泽东不断地提问，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也发表他对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

毛泽东问：你们有多少党员？意大利有多少人口，城乡人口的比例如何？意大利还有封建势力吗？可不可以说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意大利有多少钢？陶里亚蒂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我觉得意大利革命的希望很大。”陶里亚蒂说：“是的。有两个因素促成：资产阶级力量弱，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毛泽东接着问到意大利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他说：“进行这方面的调查很有趣。”

毛泽东又问：社会党在工人中的力量怎样？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的力量对比如何？天主教党有没有派别？有没有开明的民主派？意大利有没有保皇党？力量怎样？你们对教廷的态度怎样？毛泽东听了陶里亚蒂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后说：“你们一面反对教廷干涉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一面不提出打倒宗教的口号。好，灵活。宗教既已存在，提出打倒的口号就会脱离群众。”

毛泽东又问：你是否认为现在局势的特点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所指的是革命的暴雨。西方国家的心理状态是有把握呢，是无把握呢，还是有些把握但信心不足？你觉得有没有世界震动，例如战争的震动，能不能在意大利实现革命？毛泽东说：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种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欧洲会不会有这种爆炸性矛盾呢？陶里亚蒂说：不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制度将继续受到打击。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和革命爆炸的可能性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表示同意。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陶里亚蒂：“你觉得这次会议怎样？”陶里亚蒂：“会议的结果很好。虽然仍有些分歧，但是不要怕。主要的是团结。会议的宣言也使我满意，里面吸取了我们的一些修正。”毛泽东说：“会议宣言没有涉及各国的具体问题，宣言一般谈的是原则问题，这样灵活性就大了。”陶里亚蒂：“我完全同意。”(23)

十一月二十日，波兰代表团来看毛泽东。这是他们的第三次会见。毛泽东问哥穆尔卡：“你们对这次旅行的看法怎样？是否感到受了委屈？”又问：“你们有没有感到苏联同志在协商作风和与各国党的关系上有进步？还是认为没有进步？”哥穆尔卡说：“我们感觉到这种进步。”

毛泽东说：“在走以前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如批评得不对固然坏，如批评对了也不好。假如有错误的话，那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

话题转到第三国际。毛泽东：“第三国际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托洛夫。但头和尾巴都不长，而身子却有这么长。”

哥穆尔卡：“在我们也难说尾巴是好的，因为解散了我国共产党。”

毛泽东：“第三国际解散了，这应感谢上帝。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去年三月米高扬到北京，来解释为什么要批判斯大林时，我同时也向他提出问题。他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我说，你们召集会就是了。你们苏共中央有事召开会议，我们来参加，谈些必须讨论的事，有事则开，无事则散，不要有像第三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

毛泽东又谈到中国党的经验。他说：“我们是犯了‘左’倾及右倾机会主义这两次错误后才教会了我们这个党，才教会了领导干部。结果使这两个阶段的革命(24)有很大损失，这当然不好，但这只是一个侧面。第二个侧面是很好的，有益的，它成了教员。没有这两次的失败，我们教育不过来，没有比较，在人们的脑子中不会引起大的震动，就不可能找出不‘左’又不右的道路。”又说：“我是吃过苦的，你们也吃过苦，一定知道时间是不能短的。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开始，到一九五七年共二十三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今天谈得很有兴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不损害。我没有损害你的意思，你也没损害我的意思。我们是互相支持的，这很需要。”哥穆尔卡说：“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助，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及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今天谈话的缺点是我讲多了，下一次吧。”(25)

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谈话。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看望了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十一月十七日，是个星期日。刚巧头一天，莫斯科下了这年的第一场雪。这一天特别晴朗。蔚蓝的天空，火红的太阳，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亮丽清新。

下午六时，毛泽东在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刘晓等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受到等候在这里的三千五百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

礼堂里挤满了人。在座位的两侧和后面的空地上，都站满了人。能在异国他乡见到自己的领袖，大家的心情格外激动。当年参加会见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把毛泽东的谈话和现场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下面是这个记录的节录。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天，这初冬的天气，清晨晴空万里，太阳升起来不久，耀眼明光的，真是莫斯科少有的景致。毛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正在这里。今天代表团同志要向我们全体在莫斯科的留学生作报告，我们都抱着一个热烈的希望，希望在报告会上能得到毛主席接见。

下午六点钟，大礼堂中各个角落的水银灯一起放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毛主席第一个安详地从主席台左手的小门中走了出来，紧跟着的是其他同志，这时我们只顾欢腾。大礼堂中一下子充满了这样的欢腾，以至大家只顾一个劲地看哪，笑哪，鼓掌，却没有一个人像在走过天安门时那样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自己是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没法打招呼，也没法喊。毛主席一下就走到主席台的最边缘上来和大家亲切地招手。这时我只觉得毛主席的步伐稳重而矫健，水银灯光映着毛主席的面孔红喷喷地，原来毛主席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他老人家多高兴啊！

毛主席从广阔的台上由左边一直走到右边，这才绕到桌子后边，却还没有就坐下来，轻轻地拿起水瓶来向玻璃杯中倒了一杯水，端起来慢慢地喝。这时在最前边的人就一边鼓掌一边喊：“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听见了就故意把杯子举向前面，高高地，好像要和大家碰杯的样子。这时我们真是想跳起来奔向前去，当然，没有一个人实际上这样做。等着毛主席喝了这杯水，安详地把双手在胸前一握，站到了扩音器旁边时，我们马上安静下来。

首先是由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代表团的全体人员。等全体都介绍过后，大家依次坐下来，只有毛主席仍旧安详地站在扩音机旁。这时我们有多激动啊！生平第一次当面就要听到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毛主席好像也了解了我们这一点，所以第一句就亲切地说：“同志们！我问你们好！”接着毛主席右手轻轻一抬向前推动了一下说：“世界是你们的！”好像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这样一个深湛的鼓励与期望稳稳地送给了我们似的。毛主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稍停了一下，毛主席自问自答地说：“为什么说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呢？你们看，像我们这些人都老的不成个样子了嘛！”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哄嚷起来了，高声说：“毛主席不老！不老！不老！”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老了，也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富有经验，老于世故！”这一下我们才又连笑带鼓起掌来。毛主席看到这么热烈的情形，不免又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有朝气，我们有暮气，这叫各有长短。”惹得大家又笑起来了！

中国留学生做的毛泽东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的讲话记录中的一页

毛主席这时像谈家常似地向大家说：“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们只是几小时以前才听代表团同志讲的，这时就连声答应说：“知道，知道！”毛主席说：“这次会开得很好，苏联同志很能够和各国同志商量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和八年前我那次来时很不相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

“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两句话是谁说的呀？你们读过《红楼梦》吗？（有人说读过）这两句话是《红楼梦》里的一个人说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约有十亿，帝国主义阵营约有四亿，剩下的该是多少呢？（台下有人说：十三亿。）对！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十三亿基本分布在三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三亿当中已经有七亿多取得了民族独立。像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还有个黄金海岸等等。剩下的还有六亿，像日本、伊朗、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意现在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这十三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却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

“我们中国现在是六亿四千万人口。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我们是个小国，和比利时一比较，我们还比不上呢！同志们，你们听了不高兴吗？”（真的有人说：不高兴！）这时毛主席大声地说：“我们说，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兴不高兴的？”这样我们才又大鼓掌了！

“同志们！这次庆祝十月革命节四十周年，一共有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来参加。这是自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最盛大的一次集会。这几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这个会开得很好，决定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当然，我们就大声嚷：不反对！）这两天在开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同志们！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听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语句，怎能让人不尽力欢呼和使劲鼓掌呢？

“你们年轻人应该具备两点：一是朝气勃勃，二是谦虚谨慎。”我们就使劲鼓掌，表示我们一定要照着毛主席的话去做。

“今年在我们国内五月到六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作‘硬起头皮顶住’。”说着说着毛主席用自己的手指向宽阔的前额上一指，而且用力向前顶了顶，大家体会了中央这一英明的方针，不由地又会心地大笑了。

“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八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错误和缺点，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同志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六亿四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我们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都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和不少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过话，问他们能否做得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二千二到二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十五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两千万吨，再过十五年顶多达到三千万吨。那么，再过十五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十五年，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个小尾巴，说：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要好好地完成五年计划。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五年；如果能再活十五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下子我们可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喊得毛主席也笑起来了）他老人家说：“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那当然更好。可是还得估计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这时我们不少人还接着喊毛主席万岁！等稍为平静一点，不知哪个小伙子直着脖子猛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声音真响，毛主席听了又笑了，好像是向着这个小伙子似地说：“什么？假如孔夫子到现在还不死，两千多年前的人到现在还都活着，那还得了啊！那你们可怎么活着呢？那不就不成一个世界了吗？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祝贺你们！世界是你们的！！”这时我们又不由地从心底涌起来无限的欢欣，的确，世界是我们的！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令人无限振奋的展望呢？

毛主席离开了扩音器，安详地坐下来，又和前排的同志们聊起家常来了。虽然没有扩音器广播，但是大家都极安静，所以声音仍是清晰得很。毛主席问：“你们怎样锻炼身体的呀？你们喜欢爬山运动吗？我今年登过黄山，还有别的山，一共五次。”又问：“你们有湖南人吗？在湘江里游泳过吗？我去年游过三次，还横渡过长江两次。”说着毛主席用他的大手轻轻比划了两下，好像横渡长江丝毫也不费力似的。这时前排有几个同学齐声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又问：“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得怎样呀？”又嘱咐说：“你们一定要和苏联同志结成亲密的朋友！”

终于，毛主席向左右环顾了一下，说：“怎样？咱们走吧！”说着，其他同志也都依次站起来，我们也跟着一起站起来，为了再多看毛主席一眼，多留一个幸福的印象，礼堂后边的人索性就站到椅子上去。我们目送着毛主席离开我们，所有的水银灯光又都集中到主席台上，仿佛主席台上留下了一片五彩的云锦。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些话语，很快就传开来了，传遍了神州大地，一直流传到今天，还要传到永远。毛泽东会见中国留学生的动人情景，正是反映了中国青年乃至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炽热情感和崇高敬意。这是一个缩影。

毛泽东对苏联为期半个多月的访问就要结束了。临行前，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送别宴会。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安排毛泽东和苏联各界著名人士见面。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回到北京。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获得了圆满成功。这一次出访，整天都是在会谈、开会、修改文件之中紧张度过的。用杨尚昆的说法，就是“无非是从北京的房子里头搬到莫斯科的房子里面去住”。(26)

在莫斯科同一些兄弟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讲道，他两次访苏感觉到的气氛很不一样。第一次访苏，不仅不能随便讲话，连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单独会面都不可能。当时苏共同其他党的关系，名为兄弟党，其实是“父子党”。这一次则不同，在兄弟党之间表现了平等协商、团结合作的精神。苏共中央也很尊重毛泽东，借重他的威望和影响做了大量的团结和说服工作，中苏两党关系中出现了平等协商的新气象。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使毛泽东更为满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和主要的意见，都得到与会各兄弟党的赞同，并写入了宣言。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同苏共及其他兄弟党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

杨尚昆曾经对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作过这样的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27)

莫斯科会议距今已经四十多年。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主要是中苏两党之间原来存在的一些分歧，由于各方面的需要和妥协，基本达到一致。但这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歧随后不久又重新暴露出来，并且逐步演化成为深刻的分裂。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反映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威望有了很大提高，成为国际共运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不仅是因为新中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去年国际共运出现风波，处于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给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以强有力的支持，并在调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信任。

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地位和威望的提高，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经济落后造成的压力和束缚，(28)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处境。在莫斯科，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反复讲，现在的国际形势出现了转折点，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上升，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下降。他认为，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到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时期。经过十五年的努力，苏联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赶上和超过英国，战争就更打不起来了，中国就争得了更长的和平时期，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次访苏，更加激发了毛泽东只争朝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

回国不久，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介绍莫斯科会议情况，同时向他们通报了关于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此前不久，十二月二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大的祝词中，已经把这个设想正式公布于全国。从此，“赶超英国”就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开战，向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宣战。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正以期待的目光展望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迎接着各条战线的全面跃进。

————————————————————

(1) 出席这个会议的，实际上是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其中有4个党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

(2) 毛泽东同尤金谈话记录，1957年10月29日。

(3) 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4)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5) 195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6)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87页。

(7) 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6日。

(8)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9) 毛泽东同陶里亚蒂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7日。

(10) 毛泽东同多列士会谈记录，1957年11月8日。

(11) 毛泽东同波立特、高兰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9日。

(12)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2页。

(13)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日。

(14)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15) 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5日。

(16)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3页。

(17)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6日。

(18) 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19) 195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20) 毛泽东在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

(21) 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拜会毛泽东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20日。

(22) 毛泽东同杜克洛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7日。

(23) 毛泽东同陶里亚蒂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8日。

(24) 指1924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1927至1937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25) 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拜会毛泽东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20日。

(26) 杨尚昆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12月2日。

(27) 杨尚昆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12月2日。

(28) 毛泽东1957年11月19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中国在经济上还受束缚，政治上已经消灭了束缚。至少要有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才能消灭经济上的束缚。

五十九、发动“大跃进”（上）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

这一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是实践十五年赶超英国目标的头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1)

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不断革命”。

同时，他又交代，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件事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2)

毛泽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领导经济建设全神贯注，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他是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很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新中国八年来的迅速发展，也的确为迎接这一历史性变化准备了条件。

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

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入手。

从一九五六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3)随后，《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4)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有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反冒进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篇社论，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5)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堤坝，挡一下水。(6)

过了十个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八届三中全会后，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7)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8)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不久，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南宁会议。

在南宁会议前，有一个杭州会议，由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杭州会议共开了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两天，这一次有周恩来参加。据毛泽东说，第一次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9)

在一月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一月六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10)

南宁会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以及正在酝酿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它们是：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一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11)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12)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毛泽东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了四万吨钢，理应失败。”(13)

一月十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二次讲话，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14)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讲到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15)

这以前，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一月十四日，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他再次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16)

从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条。从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一月十六日，柯庆施汇报。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从柯庆施的一篇报告谈起。柯的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报告大加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很明显，毛泽东是借此批评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17)这些话，显然说得很重，也太过分了。

毛泽东又说：“周恩来的报告，(18)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

他批评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他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毛泽东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他说，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19)多读书，多研究理论，以增加共同语言；去掉暮气，保持朝气，以鼓起革命干劲。这是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两个重点。他批评了一些人和事，这些批评又是集中对着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负责人的，这就使得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儿，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20)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21)

一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22)

刘少奇说：《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23)

一月二十日，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三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批评。

他提出，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24)

南宁会议就是一个由部分中央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工作会议。毛泽东集中了中央的和地方的多方意见，在杭州会议十七条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在讲到六十条形成过程时说：“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25)

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产生的又一个重要文献。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中几个主要的矛盾；那末，《工作方法六十条》所要解决的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但是其中有不少“左”的脱离实际的东西。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工作方法问题呢？这同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现在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全国人民为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

《六十条》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讲工作方法，还涉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党的战略任务和目标，以及思想方法等等。

《六十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术革命，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26)与此同时，规定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抓社会主义工业，抓社会主义农业；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政、金融、贸易。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运动之后，这些规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振奋，令人鼓舞。这是中共八大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的延续。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前言

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在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提出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这时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观点，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当着毛泽东认为需要提出另外的新的任务时，工作重点就会随之而改变，就像后来所发生的那样。

《六十条》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政治气氛中，在没有经过充分科学论证的情况下确定的，要求过高，过急，是难以达到的。例如，五至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等。（而在一年以前，毛泽东还是这样估计的：“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27)）“大跃进”，就是在这些不切实际但却十分鼓舞人心的口号的激励下，在过高过急的任务的压力下，一步一步地发动起来的。为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六十条》里规定的一些工作方法，如生产计划三本账，(28)普遍组织省、市、县直到基层单位的检查和评比，提高农业合作社的积累等，助长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的滋长。

毛泽东还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叫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29)这个比喻，在一定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但把它普遍化，到处套用，就往往会成为拒绝批评、掩饰错误的借口。

关于改革规章制度问题。这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被毛泽东所肯定，作为《六十条》中的重点条目之一。这一条是这样写的：“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又指出：要根据具体情况，“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30)这一条贯穿着改革的可贵精神，规定的原则也是对的。但在“大跃进”中，大量合理的规章制度也被破除，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生产无政府状态，使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

在《六十条》中，有许多规定是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有它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的一条。毛泽东说：“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31)

关于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也很重要，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平等观。他强调指出：“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32)“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33)

关于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又是一条。这个方法的适用性不只限于开会，而具有普遍性。“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34)

关于写文章和文件要有“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也是一条。“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35)

毛泽东还专门讲了一段认识论，可以当作一篇哲学短文去读。其中写道：“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36)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它的内容，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和不科学的。而且还应看到，一些虽然是正确的东西，但在后来的“大跃进”中也被简单化、绝对化了，引出了不好的结果。尽管如此，对《六十条》中凡属正确的、包含着真理性的思想观点，都应当作为一份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加以研究和应用。

南宁会议结束前夕，中央讨论了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问题，就是否兴建三峡水库问题听取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为了加强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工作。

南宁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次会议继承了中共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并且提出要努力开创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南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毛泽东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建设速度的问题上。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又提出一些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而被会议一致通过，这就直接导致“大跃进”的开始发动。

经过南宁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在中共最高领导层被一致接受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关键，但又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他的主张推广到党内外的更大范围，推广到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去。

南宁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飞往广州，在那里休息了两天，二十六日离开广州返回北京。

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做准备。这是八年来讨论预算和经济计划最早的一年。毛泽东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十五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

“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掉一个东西：我们是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生产节约，各种社会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有七百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多万吨，粮食水平很低，不识字的人很多。因此，现在这个觉醒，群众这个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37)

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认为，有群众这么大的热潮，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他特别称赞元旦社论的两句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座谈会上，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张奚若对共产党的工作提了个批评意见，归纳为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毛泽东接过这四句话，当作正面的东西作了新的解释。

毛泽东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他说：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也不行。《易经》上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曾子也说：“夏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我们要的是革命的、合乎实际的平均先进定额（指标）。过去的东西不轻视不能活下去。历史是要的，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人类历史是五十万年。(38)“拿现在来比，倒数上去，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才叫进化，才叫进步。所以，轻视过去，在这一点意义上讲完全必要”。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所以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四句话，恰好是正确的。

毛泽东强调说，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39)

二月一日至十一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会议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体现出跃进的精神，也还照顾到实际可能性。计划提出：基本建设总投资一百四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六百八十八亿三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一。粮食产量要达到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五百万担。工业总产值六百四十三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钢产量拟定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二。

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鼓起干劲，力争上游！》、《高产区能再跃进，低产区也能跃进》、《发动群众打破陈规》等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此时的毛泽东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他利用开会间隙，跑了一趟济南，接着又到东北，去做调查。

二月五日上午，乘专机到了济南。毛泽东在住地召集几位地方负责干部和农业合作社社长谈话。有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泰安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社长，寿张县一个农业合作社驻社干部。第二天上午，又在住地同省委、莱阳地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人谈了一次话。下午返回北京。

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东北之行。他想更多更快地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增加一些感性知识。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这次出行，不坐火车而乘飞机。二月十二日下午到沈阳，顾不得休息，立即去东塔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参观。晚上，与辽宁省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等人谈话。十三日上午，参观沈阳飞机制造厂总装配车间、沈阳地方国营小型开关厂，看了沈阳高坎农业社打井情况。接着，不顾疲劳乘汽车到抚顺参观露天煤矿，向矿党委书记和矿长询问生产情况。然后，又来到电解铝厂参观。中午，接见抚顺市委负责人。十三日下午，从沈阳飞抵长春。一到长春，就去长春汽车厂的作工车间和总装配车间参观。然后在住地与吉林省委书记等人谈话。十四日上午，再次与吉林省委、长春市委负责人谈话，并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下午返回北京。

1958年2月毛泽东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观看国产解放牌汽车

四天跑了四个城市，看了不少工厂，找了不少人谈话。在谈到这次调查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三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四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40)

这次调查，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了一些准备。

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一百一十九人。这次会议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是继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以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的更大规模的会议。毛泽东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41)

二月十八日开会那天，恰好是春节。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叫“团拜会”。他以高昂的情绪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

接下来就批评反冒进：“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一九五六年夏季就来一个巴掌。十一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进还要厉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应该调整。但是他十分忌讳提“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他提出，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而不能提反冒进的口号，这就带来片面性，同他历来所倡导的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是不一致的。

毛泽东着重地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又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分配。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著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最后他说：“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42)

毛泽东讲话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并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陈云在发言中，表示要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并自责说，在财经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43)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对《论十大关系》中涉及经济方面的几个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他说：十大关系中跟经济有关的，最大的是工业农业两个产业的关系。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季，我们就感觉到应该有所调整，不要单调地搞重工业，要着重农业和轻工业，但是明确地讲，就是见于去年二月二十七日讲的、六月十九日发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上面说的是同时并举。再就是去年三中全会上讲的，宣传上不要偏于工业的宣传。

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讲到沿海内地关系时，毛泽东说，这也是一大解放。沿海把辽宁算进来是八个省，人口大批集中在沿海。有原材料，你就可以开工厂。有铁矿、有煤矿，就可以搞小型钢铁厂。化肥厂、机械厂，各省都可以搞。

讲话结束时，又回到反冒进问题上来，但口气缓和了许多。他再一次肯定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接着他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44)

对反冒进的这一定性，对涉及的有关人来说，是一种解脱。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当他认为党内出现了重大错误或偏差的时候，大声疾呼，在犯错误的人背上击一猛掌；待他们作了自我批评，他又加以鼓励，继续委以重任。一九五三年八月全国财经会议上是如此，一九五五年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是如此，此次南宁会议上又是如此。在以后的党内生活中，类似的情况还出现过多次。这一次对反冒进的批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对当事人采取继续信任的态度，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开始受到破坏，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三月四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当天下午到达成都，将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三月的川西平原，呈现一片美丽的景色。金色的油菜花、紫色的蚕豆花、绿色的麦苗，间以数不尽的竹林盘，恰似一幅鲜艳的图案，镶嵌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

此时，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正在掀起一个生产高潮。在党内，随着批评反冒进的范围越来越大，地方上的一些领导人竞相攀比，提出的生产指标越来越高。毛泽东的头脑越来越不冷静了。成都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毛泽东和与会人员都住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后来又增加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三月九日是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讲话。他提出了二十几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如协作问题、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问题、税制和价格问题、完成计划问题、大量招工问题、平衡问题、发展地方工业问题、地方分权问题等，也有些是属于领导方法方面的。重点讲反冒进，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这次对反冒进的批评，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成了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45)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心情极为舒畅。一方面，周恩来、陈云等都对反冒进问题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另一方面，各地区正在制定新的跃进指标，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被激发起来，一个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高潮看起来已在各行各业普遍出现。他感到，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到这次成都会议，情况已经根本扭转过来，“大跃进”已成定局。这使他始终处于亢奋之中。在会议的十九天中，他一连发表六次讲话，广征博引，谈古论今。

三月十日，毛泽东第二次讲话，讲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

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他分析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毛泽东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独立探索的历程。他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这是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初批评教条主义以来，又一次批评教条主义。一九五六年那一次，以苏联为鉴，引发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解放，提出了一系列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新思路。成都会议这一次的批评，提出的一些见解，从道理上讲也不能说不对，比如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地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助长了盲目蛮干情绪，把许多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当作迷信而废除了，造成无章可循或作出一些不恰当的规定，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

他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46)

这段话，分析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并加以区别。实际上是很难区别的，结果是鼓励和助长了不加分析的、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从三月十日起，到十九日，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话，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

——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建设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可以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从这些话里，可以感受到成都会议上那种过热的气氛。不久前，还一直在讲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国，现在变成“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些，虽然没有作为正式口号提出来，但思想的倾向是清楚的。本来，提出十五年在钢的产量上赶上英国，是有根据的，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薄一波曾经说：“十五年赶上英国，就钢的总产量来说，也不能算是冒进。”“如果我们按一九五六年八大确定的指标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办事，不搞什么‘大跃进’，那么，我国一九七二年的钢产量超过英国是绰有余裕的。”(47)但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笼统地提出十年赶英就成为主观想象的东西了，二十年赶美就更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时间也大大提前，原来规定十二年完成的指标，有的提前到三至五年，有的提前到五至七年。

对于一些地方提出的太离谱的高指标，毛泽东还有所顾虑。比如，辽宁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毛泽东就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提得活动一点，留有余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动。”

——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

——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五年之内逐渐合并。

——“二五”计划期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水利的综合利用，提高水的使用效益，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兴起了大搞水利运动，在许多地方，已经冲破了现有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并社。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倡导，可以预料，并社和扩社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起来，这就是后来人民公社运动的出现。在社员家庭副业方面，毛泽东采取慎重和保护的政策。他说：苦战三年，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的养猪。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积累，分得少了，应该使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要多养猪，两头堵死不好。(48)

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批转了一批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在会议印发的一百余份文件中，毛泽东提议印发的近六分之一，其中相当多的是一些省和部的跃进计划和经验。他印发这些材料的目的是要推动其他地区和部门也能打破常规，来一个“全面跃进”。毛泽东还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选出一些反对所谓落在群众运动后面、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印发会议。

听了几天汇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日发表第三次讲话。

他对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他说，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49)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脱离实际、根本办不到的跃进计划，毛泽东虽然并无太大把握，但还是有些相信，并未制止，而是采取大体肯定的态度，主张试试看。他认为：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他又说：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那末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毛泽东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四十条还没有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50)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他说：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毛泽东对于已经和正在出现的跃进局面，从根本上说是肯定的和欣喜的。但对这样一件从未干过又毫无经验的大事业，他似乎也预感到可能会出什么乱子。但他相信，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虽然有时说还要看几年），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高涨起来，只要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这两级领导一年抓四次，开会研究，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就不会出大问题。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的精神越来越兴奋，情绪越来越高昂，思想越来越活跃。这次主要讲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敢想敢说敢做。为此他提议把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以解放思想，提高风格。

他说：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他还讲不要怕教授，说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他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的这个思想，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来了，但没有展开，这次大大地发挥了，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为目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也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只三十二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毛泽东还提出“六不怕”：“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他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为了活跃党内思想，在领导干部中形成带头学理论、想大事、抓大事的风气，毛泽东提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中央办一个，各省都办一个。

开会期间，毛泽东的精神和工作，并非总是绷得那么紧，也有松闲的时候。他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出来发给大家。其中有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李商隐的《马嵬》等。这是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活跃一下气氛。这既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爱好，也反映了他此时的一种心境。

他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各地负责同志回去收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跃进”中兴起了一个写作和收集民歌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我们可能搞到几百万或者成千万首的民歌。(51)

民歌，也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创造是不能搞群众运动的。当时一些流行的民歌，尽管也可以说反映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但对“大跃进”中的浮夸作风和形式主义的盛行也起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毛泽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出路问题，所提出的新的见解，则是应当引起重视和研究的。

毛泽东讲话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先后发言，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有的还作了进一步发挥。有的人提出，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也要破除对经典著作的迷信，提倡大胆怀疑与独立思考。有的说，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52)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问题。

对反冒进的问题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接着他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他说：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

毛泽东称赞了冶金部党组的一个做法。他们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说，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

每当中国革命事业向前胜利发展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提醒全党，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成都会议上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又说：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53)

毛泽东讲话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先后发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大都是讲思想、理论问题，主要有：反对教条主义问题，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思想斗争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问题，思想解放运动问题，领袖的作用问题等。还有人提到逐渐削弱城乡、工农差别，以及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发言的基调仍然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有的说，教条主义在内战时期主要表现为“左”，在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右。有的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思想斗争具有深远的原则性的意义，这场斗争，是在建设路线、方针方面的斗争，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种是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一种是慢慢吞吞，冷冷清清，两种方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问题。反冒进和其他错误，根源是主观主义，或者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要有雄心，但心要热头要冷。有的说，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急性病的问题要防止，但也不甚可怕。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是截然分开的。集体所有制将来要转化为全民所有制，但目前不要搞集体变国营的群众运动。

在发言中，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对毛泽东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有的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54)他们说这些话，态度是诚恳的和严肃的。他们对毛泽东的信任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三月二十六日，历时十八天的成都会议结束了。在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又讲了话。这是他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六次讲话。

他说：“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年抓四次，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这正是毛泽东以往所不很熟悉的。

他说：“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55)

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在发动“大跃进”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批评反冒进为主，转到发动“大跃进”为主，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中央会议。生产指标，一涨再涨；完成任务的时限，一缩再缩。反教条主义、反经验主义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本来都是好事情，但是在“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却鼓励了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情绪。由于反复讲唯物论、辩证法，使得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更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形态。

成都会议提出和研究了许多问题，而最主要的是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尽管还没有明确地把它突出出来，作出一个正式的规定。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同这年二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八年计划指标相比，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钢产指标从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吨提高到七百万吨，粮食指标从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亿斤。基建投资从一百四十五亿七千多万元增加到一百七十五亿元。

会议还搞了四十几个文件，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工作会议上，如此集中地讨论经济问题，搞出这么多经济文件，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成都会议结束后，各省立即回去传达。在提出“苦干三年，改变面貌”的河南省，其负责人宣布：“水利化已经做到，已完成五十二亿土方的水利工程。”在大搞水利方面，在南宁会议期间曾经得到毛泽东表扬的安徽省，其负责人说：“水利落在河南后面了，现在是赶河南，四月底可以到四十五亿土方。四十九个县可以宣布水利化。”又说：“完成农业四十条，不要七年了，可能是三到五年。”(56)超越实际可能的盲目攀比赶超之风，就这样在一些地方从上到下以不可阻挡之势刮起来了。

————————————————————

(1)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2)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4) 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

(5)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3日。

(6)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7) 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9)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10) 在毛泽东开列的到会人的名单里，陈云、邓小平、潘复生因故没有到会。

(11)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12) 王任重日记，1958年1月12日。

(13)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14) 指写于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个序言。

(15)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16)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4日。

(1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

(18) 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

(19)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6日。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

(21)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7日。

(22) 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58年1月19日。

(23) 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1月19日。

(24)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8年1月20日。

(2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页。

(26)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页。

(27) 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手稿，1957年2月。

(28) 生产计划三本账是指：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9条。

(2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7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

(3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页。

(3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3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3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页。

(36)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8页。

(37)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

(38) 这是当时通行的说法。根据最新的考古成果，人类历史至今至少已有300万年至350万年。

(39)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

(4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41)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8年2月17日。

(4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43)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2月18日。

(4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45)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9日。

(46)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4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44、745页。

(48) 以上均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插话记录。

(49) 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在12年内所要达到的指标，即：黄河、秦岭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达到800斤，简称“四、五、八”。

(50) 指由地方各级分别投资兴办的建设项目。

(51)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2日。

(52) 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2日。

(53)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5日。

(54) 成都会议记录，1958年3月25日。

(55)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6日。

(56) 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3月26日、4月2日。

六十、发动“大跃进”（下）

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正式决定，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在那里召开华东和中南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委书记同他一道去。同时还告田家英通知吴冷西一同游三峡，到武汉。

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也想对长江上游做一点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初，他曾经由武汉出发，乘军舰考察过长江中下游，直到南京登岸。就是在那次视察中，他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了综合治理长江的远景设想，首次提出要搞三峡工程。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听取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对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都作了认真考虑。在成都会议期间，他认真审阅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与可能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修三峡水利工程，是毛泽东的夙愿，他是多么希望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色，使三峡工程为民造福！他认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对待这个特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他慎重地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认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的条件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长江三峡，闻名遐迩。它既秀丽多姿，又奇拔险峻，时而驯服温顺，时而变幻莫测，集险、奇、美于一身，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著名的李白诗《早发白帝城》，就是描写三峡奇景的名篇，为毛泽东所赞赏，在成都会议上把它印发了。后来他还手书过此诗。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成都，次日凌晨一时五十分到达重庆。二十八日下午先后参观了重庆钢铁厂和二九六工厂。二十九日清晨上船，六时十五分开船。在船上，先后与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话。

关于毛泽东乘船过三峡的情况，当时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里有几段记载：

“我们乘坐的是江峡号轮船，柯老、井泉和我与主席住在头等舱。”

“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精神很愉快。”

“三月三十日船过三峡，主席、柯庆施、李井泉和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主席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在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1)

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也是当年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吴冷西，对这一段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江峡轮’二十九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但闻隐隐涛声。三十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2)

三月三十一日，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问了一些情况。四月一日晨二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武昌东湖客舍住下。(3)

四月一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四月一日下午，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二日下午，曾希圣汇报，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三日下午，舒同汇报。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当天晚上七时半，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四日下午，江渭清汇报，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了，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

五日下午，周小舟汇报，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八日下午，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4)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在四月六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含义，同八大决议中所说的基本胜利的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毛泽东在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全力抓经济、抓建设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武汉会议九日结束。十二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当天晚上，又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吃湖南菜。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愉快的。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到广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准备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在六月一日创刊的《红旗》杂志上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5)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6)

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

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从四月二十三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临时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7)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8)

二十五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9)信中所邀的这些人，分别为冶金、化工、铁道、煤炭、石油各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的三位副部长。与前几次会议不同，这次广州会议的与会者全部是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从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连开三天，讨论工业问题。毛泽东每天都下珠江游泳，又开会，又游泳。比如，二十七日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住地开会。六时十五分上船，继续开会。六时五十分休息，下水游泳。七时十分上船，七时三十分就餐。八时在船上继续开会。十时二十五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十二时半。

就在二十七日那天会上，毛泽东对中央两个部提出的十五年赶上美国（比毛泽东刚刚说的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又提前了五年），表示了这样一个态度：认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时又说，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对于十五年赶上美国，看来毛泽东有些动心，对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乐观了。但他又要人们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10)

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很难使它放慢下来了。

五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机，经武汉，次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商量有关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三）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1)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不过，工作报告作了一个修改，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发生的变化。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

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3)这样，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为后来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道：“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14)“势如破竹”四个字，恐怕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他认为满意的报告或讲话的最高评价。

刘少奇的报告，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和拥护这个报告。

毛泽东在五月八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三日四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五月八日，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第一次讲话。

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最后，把他的讲话归纳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15)

在五月十七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的伟大号召。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提议将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研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为印发这个报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还讲了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插红旗辨风向等问题。

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从南宁会议一路讲下来，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把它提到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加以提倡和强调，同时严厉地批评使人厌恶的官气。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泽东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有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两行。懂这一种，对这一种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就是外行。

毛泽东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插红旗、辨风向。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16)毛泽东这些话传达下去，使得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又增加了一些“左”的做法，搞得又比较猛，把许多人当作“白旗”来拔，伤了不少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毛泽东还谈到设置对立面的问题，这个思想在党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曾产生过消极影响。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他说：

“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谿’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谿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谿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谿谷’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毛泽东这段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他用《风赋》来启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的变化中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当一种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研究它，识别它。这是作为有政治敏感性、有预见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不过，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分析。刚“起于青之末”的小风，可以发展成为“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风；但并不是任何一阵小风都能发展成为那样的大风，即便是可能发展成大风的，当它还处在“青之末”的时候，在对待它的做法上，同已经“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也必须有明显区别。如果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识上夸大了它，混淆了两者，那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从五月八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原规定十二年完成，已经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一些代表发言的主题。冶金部门提出，一九五九年钢产量计划一千二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一九六七年七千万吨，一九七二年一亿二千万吨。化工部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也能在十五年赶上美国，而且群众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门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三万公里），等等。这些高指标，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批评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破除迷信的过程中，人们的头脑越来越发热，一步一步抬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代表们给予高度评价。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还有几位省区的负责人发言，批判了本地区发生的所谓“分裂主义”、“地方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对大会发言很重视，听得很有兴致，几乎每次大会都出席。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总路线和这一系列口号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一步一步地发动“大跃进”的重大决策最后确定，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工农业生产方面，特别是工业，又特别是钢铁和机械。据档案记载，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十九日的二十天内，他先后同主持这些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单独谈话共九次，包括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分管农业）。

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跃进”消息不断报来，毛泽东为之高兴，作了许多批示。

六月六日，王鹤寿报告说，他与林铁（华北协作区主任）商谈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一九五九年底达到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17)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报告的计划数又翻了一番，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个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六月七日，冶金工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毛泽东将此件批发给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批示中写道：“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18)

六月十一日，农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毛泽东把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将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并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19)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二五”计划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十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这个报告使毛泽东“大开眼界”。他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20)国家计委的这个计划要点，将赶上美国的时间又提前了五年。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其中谈到粮食“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21)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还要多二百亿斤”。毛泽东也批给军委扩大会议，称“此件很好”。

六月十七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汇报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22)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超英的时间就由十五年改为两年。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一百万吨。时间是六月十九日，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陈云是这样说的：“六月十九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23)毛泽东后来也讲过这件事：“开始是六百万吨，第二本账是七百万吨，第三本账是八百万吨，争取九百万吨。(24)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王鹤寿同志就很有劲，布置了。”(25)这个攸关全局的重大指标就这样来确定，显然缺乏科学论证，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隔了仅仅两天，六月二十一日，冶金部党组送来一个报告，说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一九五九年华东地区（不包括山东）钢的生产能力为八百万吨，(26)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个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最近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更坚定了钢产量翻番的决心，很快将报告批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及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

谭震林六月二十五日将在合肥召开的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报给了毛泽东。总结说，华东闽、浙、苏、皖、上海四省一市今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全国粮食的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当然这又是一个使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毛泽东将这个总结推荐给《红旗》杂志发表了。

从上述毛泽东写的一系列批语来看，他对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高指标，是相信了。这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这里，仿佛又重复了当年农业合作化时的类似情景：毛泽东首先提出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同样对领导工业生产缺乏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加码，纷纷提出比毛泽东更高的指标，又反过来影响毛泽东；根据这些不实的情况，毛泽东再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深信这是能实现的。如此几经往复，所谓“大跃进”的局面也就越来越远离实际，成为主观主义的幻影。

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变化。成都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很快试办了一些千户以上的大社。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据陆定一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27)

毛泽东这些想法，是对未来农村组织形式的一种设想，事实上相当程度地带有他所说的“乌托邦”的色彩。他的这些设想，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过一些人在发言中引用而传播开来，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在六月间便开始试办作为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

毛泽东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六月底七月初，谭震林在郑州召开的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介绍了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个介绍材料，立即要《红旗》杂志社派人调查，总结经验，写成《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这个章程，并批示印发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九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七期全文刊登了这个简章。

在这以前，《红旗》杂志在七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四期上，发表了陈伯达在“七一”前夕北京大学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的讲演，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讲演中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谈话，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他还解释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正在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这两项措施逐步明朗化。

这样一来，人民公社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就从毛泽东等中央少数领导人对未来农村的一种设想，经过一些地区的试办和毛泽东的肯定，很快变成中国农村的现实发展方向。

一九五八年八月，进入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前夕，毛泽东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要实地看一看农村情况。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拨接着一拨地进行座谈。他还走进试验田、高产田，亲眼看一看。他所听到的几乎是一片粮食年产翻一番的声音。他总是盯着问：有把握吗？有保证没有？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是毫不含糊的。他看到大片大片的农田里，庄稼长得格外好，心里很高兴。他问干部们：群众对大跃进，愿意不愿意干？高兴不高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高兴。毛泽东所听到和所看到的，使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更加充满信心了。

他这次三省视察的重点题目之一是关于并大社、办大社。所到之处，都是鼓励并社、办大社。说社大好办事，可以更好地调动劳动力，可以很好地使用土地，有农业，有工业，有文化，有学校，有戏院。

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六日到八日，视察河南的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棉田、粮田、社办工业、托儿所、幸福院和食堂。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28)九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在这种形势逼人的情况下，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等。

毛泽东是八月十六日到北戴河的。这天上午，他还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中午十二时二十分结束，十二时五十分便登上专机飞往北戴河。毛泽东外出是很少乘飞机的，一九五八年却是例外，连到北戴河这样的短距离出行都乘飞机。这一年，全国工农业的生产节奏很快，毛泽东的行动节奏也很快。下午二时到北戴河，三时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以及王鹤寿、赵尔陆也参加了会议。这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这时，毛泽东感到一千一百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因此，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六月十九日，即毛泽东决定钢产量翻一番的那一天，和八月十六日这一天，就被有些人称为当时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上的“两个伟大的日子”。(29)

八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直疗养院礼堂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话。他集中上一天大家的意见，提出会议准备讨论的十七个问题，包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一九五八年的钢铁铜铝生产问题、一九五九年农业问题、一九五九年水利问题、合作化问题，一九五八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教育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劳动制度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协作问题、深耕问题、民兵问题等。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除个别外，全部是经济问题。

毛泽东说：“第一个题目，经济计划问题，是重点，这次会议的性质是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第二个题目，也是工业问题，就是今年要搞一千一百万吨钢。”关于今年粮食生产和分配，各地报来的情况，毛泽东非常乐观，说今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六千五百亿斤，(30)即每人平均一千斤，明年人均一千五百斤，后年二千斤。毛泽东问谭震林：“明年你们安排怎样？”谭答：“有的地区是人均二千五百斤，口径不一。”毛泽东对深耕特别有兴趣。他觉得，深耕，可以搞密植，可以多施肥，可以多蓄水，因此他说：“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31)

八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当时称一号楼）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他们是：柯庆施（华东）、李井泉（西南）、陶铸（华南）、林铁（华北）、王任重（华中）、张德生（西北）、欧阳钦（东北）。

毛泽东要求第一书记亲自抓工业。鉴于百分之八十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在工业管理、物资分配等方面又出现了分散和混乱现象，他提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方针。强调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他说“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他强调，所有计划要统统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现在铁也调不出来，钢也调不出来，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钢产量明年二千七百万吨要完成，今年一千一百万吨要保证。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毛泽东最后又回到工业问题、钢铁问题上来，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他说：“钢铁检查小组，每十天要检查一次。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32)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计划问题。刘少奇发言，主要讲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说，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33)邓小平也发表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发言。他说，现在不是统死不统死的问题，恐怕要统点死，就是要“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34)刘、邓的发言，都是为了保证全国重点项目，特别是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再次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他说：“保证重点，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到三千万吨钢，三十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二十四号开工业书记和市委书记会议，(35)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一千一百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他要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

毛泽东对能否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总是担心。这不可能不担心。到七月底为止，全国钢产量累计起来才三百八十万吨，而到年底只有一百五十三天，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生产七百万吨钢，谈何容易。但毛泽东当时还是有信心的。靠什么呢？用他的话说，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民更是和我们一条心。”

毛泽东再一次地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他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他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在各类社会人群中，毛泽东比较关心又比较担心的是干部子弟。认为他们有优越感，脱离群众，担心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所以，对他们包括他本人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让他们多接触群众，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

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同时又提出，不要马上废除工资制度，将来再取消。他说：“进城以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他认为供给制比较平等，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36)

根据毛泽东这个提议，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机关中，开始酝酿恢复供给制，有的地方并已开始实行。但由于实际生活中遇到许多困难，没有搞成，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却相当普遍地实行了。

毛泽东上述讲话，反映了他的一种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二十多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实际生活的经历，它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深的。这中间，有合理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特别是对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平等作了绝对化的理解，走上绝对平均主义，就变成消极的东西，严重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因为同军队领导人研究我国领海和台湾海峡问题，没有出席这两天的会议。二十二日会议讨论钢铁问题。陈云传达了二十日毛泽东听取关于钢铁生产问题汇报时作出的八条指示。毛泽东批评了前一段偏重于搞计划，忽视了搞生产；强调原材料调拨和生产要服从国家计划，要有纪律；提出开一个工业书记会议。(37)二十三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刘少奇说：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也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社的规模大小、社的发展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勉强，不要强迫命令。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应该是很自然的，就是全民所有制也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示有三个条件，即社会产品大为丰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大为提高、教育普及和提高，由此消灭三大差别。在这次会上，柯庆施率先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有不少人赞成。刘少奇表示：“吃饭不要钱，今天不作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他强调，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内容，一定要有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38)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一号楼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这时，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几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完成，经毛泽东审阅后交会议讨论。关于吃饭不要钱，毛泽东也表明了态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39)由于毛、刘的明确表态，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没有提这件事。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决议发下去以后，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同时又说，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毛泽东为这个决议加写了一段话，是整个决议的灵魂和理论指导，全文如下：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40)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全党办工业问题。出席工业书记会议的全体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以欣喜的心情谈到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一个决议。”

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叫大公社。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大，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人民公社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的一个新事情。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有个同志（指柯庆施——引者注）提出，可否明年放个‘人造卫星’，全国办个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要个过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虑。”

他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看来，毛泽东对他写在决议上的这句话，心里并不那么踏实。这句话在公社化运动中造成很大危害，急于过渡，大刮“共产风”，同这句话有很大关系。后来他很后悔，并就这个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把中国建设成什么样子，毛泽东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他想，既然粮食几倍、十几倍地增长，粮食多得都使人发愁，那末，还要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呢？所以，他提出一个设想，拿出三分之一的耕地植树、种草，真正实现绿化。他说：“现在中国刚刚建设，我们要想到怎样建设得更合理，更好一些。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规划一下，搞得很美，是园林化。”毛泽东的这个愿望看似很美好，但却是建立在浮夸虚报所造成的假象的基础上，只能流于空想。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毛泽东说：“有一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我加了‘第四个’三个字。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不然，太短了。”这时，刘少奇插话说：“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

可能由于长期指挥作战的缘故，毛泽东在指导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常常采用类似用兵作战的方法，使用一些军事术语。他说：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又着重讲了抓工业的问题。他说：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工农商学兵什么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要第一书记来抓。从现在这个时候起，从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我们的工作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农业比较上轨道了，工业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所以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理由的。关于生产计划，毛泽东主张有“死”有“活”，全国一盘棋，一个计划，分级管理，有重点，有枝叶。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产任务，这是“死”的，一吨也不能少。明年二千五百万吨是“死”的，如果生产了二千七百万吨，二百万吨归地方自由支配，就是“活”的。

毛泽东在会上推荐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41)，要求公开出版，广为传播。他说，这本书，第一，对我们很有启发；第二，相当不足，许多话是模糊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经验。(42)

历时十四天的北戴河会议，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完成了各项任务而结束了。这次会议一共通过了四十个文件。会议作出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43)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其中有：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一九六〇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标作为党中央的正式决定来公布，给后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

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44)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一个举动。满山遍野的小土高炉，一到夜晚，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火光。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的严重浪费，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引起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破坏了大量林木，大批劳动力从农业战线上调出来炼钢铁，严重影响了农业收获，搞得丰产不丰收。这些代价太昂贵了。

与此同时，在全国农村立即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完全突破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先做试点的范围，突破了他关于明年春天实现公社化的规划，他和刘少奇再三讲的暂不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意见也不算数了。其来势之迅猛，远远超过当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九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成立了二万三千多个公社，平均每社近四千八百户，还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取代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同时又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

“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合起来被称为“三面红旗”。

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些，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二十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关于发表《七律二首·送瘟神》给胡乔木的信

“大跃进”中取得的新成绩激励了毛泽东，六亿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志感动了毛泽东。当他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兴奋不已，“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的早晨，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富于浪漫色彩的瑰丽诗句，不仅是对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奇迹的赞叹，不仅是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无限感慨，也是对“大跃进”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的颂扬。

毛泽东深知抓住时机的极端重要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际上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当时他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间地带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45)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设速度，使国家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

对于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客观条件来说：第一，中国有六亿人口，这是决定的因素。第二，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经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形成了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平等关系，由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从主观条件来说，党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能够适应“大跃进”，并能够保证“大跃进”不出大的乱子。

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很满意，认为发展速度太慢，决心另辟蹊径，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八年的实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还很不足。别人的经验不愿意照搬，自己的经验又很缺乏，这样就很容易把过去领导革命的一些成功经验移用到经济建设中来。用群众运动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搞经济建设，就是突出的例子。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但在“大跃进”中，他背离了这些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政策，片面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意志的作用，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很多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调查研究不是没有，但大多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或是从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中得到很多并不真实的和虚假的东西。而这些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归根到底，是从上面（包括毛泽东本人）用行政力量压出来的。根据这些来决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多么危险！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地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过去那样讲实事求是，从思想路线上偏离了正确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以后二十年的曲折道路，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

“大跃进”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凭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速度完全可以快一些，也应当快一些。但是由于要求过急，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无法实现的工作任务，而且把是否实现这些高指标和工作任务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样，就在党内助长了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坏作风的滋长。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被抛弃了。主观愿望代替了科学论证。所谓“破除迷信”连科学的东西也破除了。以“一〇七〇”的钢产量指标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指标，牵动了全局，一压下来，正常的经济秩序被完全打乱，许多正确的政策规定也成为一纸空文。

毛泽东曾经谆谆教导党内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胜利面前，他自己却骄傲起来了。他常说：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没有想到；农业合作化完成得那么快，他没有想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那么顺利那么快，他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原来以为十分困难的任务，都一个一个顺利地实现了，在他看来，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由于他过分地自信，由于听到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就逐渐地难以再听不同意见了，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深刻总结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不可抹煞，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对此，邓小平在过了二十多年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46)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公正地作出如下论断：“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47)

————————————————————

(1) 王任重日记，1958年3月29日、30日。

(2) 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6页。

(3) 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1日。

(4) 以上根据《毛主席插话摘要》，1958年4月1—9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4月2日、8日。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2日、12日。

(5) 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信，手稿，1958年4月15日。

(6) 毛泽东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4月2日。

(7) 即前文称的武汉会议。

(8) 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的信，手稿，1958年4月23日。

(9) 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信，手稿，1958年4月25日。

(10) 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插话记录，1958年4月27日。

(1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1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1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14)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8年5月24日。

(15)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8日。

(16)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

(17) 毛泽东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7日。

(18)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冶金部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19)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农业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20)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17日。

(21)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将“一九五七年”改为“一九五六年”。

(22)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23)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

(24) 这里是指1959年钢产指标几次变化的数字，即：薄一波1958年的报告中提出的624.8万吨；4月15日国家经委根据各地报来的钢产指标汇总的711万吨，称第二本账；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800万吨到850万吨，称第三本账。

(2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

(26) 关于这个情况，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一书中，有一段记述。他说：柯庆施“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6月中旬来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1959年就能达到8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够搞得更多吗？”见该书下卷第725页。

(27) 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19日。

(28) 1958年8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等人汇报。史向生说，他们参观浙江诸暨县农场以后，给各省试办的公社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的名字，后来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27页。

(30) 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是4000亿斤。

(3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7日。

(32) 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9日。

(33)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

(34)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

(35) 这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于1958年8月25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

(36) 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

(37)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22日。

(38)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8年8月23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8月23日。

(39)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4日。

(4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49、45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

(4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

(43) 原定为1100万吨，根据薄一波的建议，在发表会议公报时改为1070万吨，正好是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的两倍。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31、732页。

(4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75页。

(45) 毛泽东同中国驻外使节谈话记录，1958年6月16日。

(4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308、309页。

(47)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806页。

六十一、炮击金门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猛烈的炮火震动了金门，也震动了整个世界。近三万发炮弹从福建前线猛轰金门国民党军阵地，金门全岛顿时淹没在浓烟烈焰之中。这是不是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开始？蒋介石摸不着头脑，美国人也慌了手脚。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下子从中东转向台湾海峡。

作出炮击金门决策的，正是毛泽东。这一决策绝非心血来潮，是经过长时期的考虑、酝酿和斟酌的。

炮击金门一役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毛泽东的决策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自从一九五五年四月万隆亚非会议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逐步确立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一努力遭到美国的阻挠。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起，美国先是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继而纵容台湾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骚扰破坏，使台湾海峡再次出现紧张局势。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抓住时机决心发动炮击金门的斗争。毛泽东这时的决策，包括了通过炮击迫使蒋介石集团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走的意图。随着金门炮击的进一步发展，美蒋在金门、马祖撤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美国企图逼迫蒋介石接受“划峡而治”，实现“一中一台”的图谋。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作出继续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集团手上、金马台澎最终一起解决的决策，利用美蒋矛盾，挫败了美国搞“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的祖国统一构想，对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一直是毛泽东的一个夙愿，也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决定由粟裕负责解放台湾的筹划准备工作。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爆发朝鲜战争，同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

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共中央军委也曾考虑准备攻打金门，但因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大量经费等原因，这项计划被搁置下来。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前后，出现了美国进一步插手台湾事务、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严重事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保卫领海领空主权的斗争，反对美台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斗争，并取得了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重大胜利。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1)显露出美国长期霸占台湾的企图，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希望中美两国坐下来谈判以和缓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郑重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这个声明，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欢迎，使中国赢得了主动。

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时，也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的意愿。

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中国政府，也始终拒绝同中国进行外交谈判。但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做出某种表示。四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七月十三日，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政府转达以下口信：中美双方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3)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是由国际上各种复杂因素促成的，也是一九五四年以来东南沿海斗争的一个成果。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正式开始，起初进行得比较顺利。到九月十日，在第十四次会谈中就两国平民返回本国的问题达成协议，发表了有关协议的声明。一时间，国际舆论普遍关注中美会谈，负责会谈的两国大使也成了新闻记者追逐的对象。然而，人们不久就看出，这将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很难有什么结果的会谈。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当局除遣返国民问题外，并不想就其他实质性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在内）展开认真的讨论，有意进行拖延。它的真实意图，是想把台湾海峡两岸分裂的状况在事实上永久固定下来。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国政府公布日内瓦会谈情况，并通过印度向美国表示，如果再不解决问题，中国将另作打算。(4)为了打破僵局，同年八月，中国政府还宣布一项重大决定：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并向美国十五家新闻机构发出邀请，请它们派记者来华作一个月的访问。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出乎美国的意料，使美国政府很被动。一些美国记者评论说，中国领导人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反对美国国务院。(5)

美国采用拖延的办法不成，又变换手段。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第七十三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通知中方说，他已经调任驻泰国大使，美国政府已经委任他的副手马丁参赞为美方代表。这是美国设置的一个障碍，想通过单方面降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级别，使会谈陷于停顿。在多方挽回无效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二日发表声明，公布了大使级会谈长期陷于停顿的经过。(6)

从讨价还价到借故拖延，再到中断会谈，暴露出美国政府根本无意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而想把“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固定化、合法化的企图。

美国在拖延会谈的同时，正逐步扩大对台湾的卷入程度。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以后，美国加强在台湾的军事指挥系统，派出美军协防台湾司令，美军驻台军事顾问团扩大到两千六百人，美空军第十三特种航空队进驻台湾。一九五七年五月，美军公开宣布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电导导弹，增强了国民党当局的防卫和进攻能力。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的气焰更加嚣张。

尽管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有限制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条款，但是从一九五七年起，美国对国民党当局向中国大陆和沿海的骚扰破坏持纵容态度。一九五七年四月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将会去防守沿海岛屿；那就是，如果这些岛屿的防守看来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守有关。”(7)摆出在必要时将把共同防御的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岛屿的姿态。

美国对华政策从稍有松动到重新强硬，在一定程度上，同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调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有关。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杜勒斯在一次演说中提出：要让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知道，“他们并没有被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做出任何牺牲他们的利益的政治协议，随着他们进一步获得自由，衷心的欢迎和新的机会在等待着他们”。(8)同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旧金山发表对华政策演说，声称：“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把这样一种假设作为我们的政策的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的强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9)美国重新强调原先的错误判断，即中国政府是一个没有人民支持的、很快要崩溃的政府。同时，毫不掩饰地道出它打算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图谋。

台湾海峡局势从一九五七年开始，重新紧张起来。在美国对华政策的鼓励下，国民党军的飞机深入大陆内地达到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出动飞机到福建沿海轰炸。蒋介石还在金门、马祖一线增加兵力，到一九五八年夏季，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达到十万人，占其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不能不适当调整对美政策，从争取和平协商到加强对美斗争。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负责人和部分驻外大使。毛泽东说：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二十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你一定会承认的。(10)

毛泽东决定对美斗争采取针锋相对，以文对文，以武对武，先礼后兵的做法。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在这之前，中方曾在一月十四日和三月二十六日两次催促美国政府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美国都不理睬，却故作姿态，似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的责任是在中国方面。这种情况迫使中国政府不能不发表一个“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声明》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11)

美国不能无视中国政府这个声明，但又不愿认真对待。六月三十日，先由国务院新闻发布官怀特发表谈话。第二天又由杜勒斯亲自出面，就中国政府声明发表谈话。他宣布，如果中国同意改变会谈地点，美国将指派它的驻波兰大使参加会谈。但他又说，美国不会向中国限期指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的“最后通牒”低头。(12)这种妄自尊大自相矛盾的态度，使美国政府又一次错过了和缓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机会。

这时，经过多年准备，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条件已经具备。

早在半年以前，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铁道兵承建的鹰（潭）厦（门）铁路正式通车，极大地提高了福建前线的国防运输能力。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空军入闽的问题，十二月十八日，作出批示：“请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的问题。”(13)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由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担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七月下旬，尽管连降暴雨，空军部队仍然顺利完成了入闽转场任务。国民党军得到情报，立即派飞机频繁骚扰，企图趁我空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入闽空军果断迎击，在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十四日击落击伤美制国民党军飞机九架，取得了福建沿海地区的制空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前线的后勤运输保障和制空权，一直是影响沿海岛屿作战和解放台湾的两大难题。如今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为大规模炮击金门创造了条件。

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的十五天期限到了，却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正在这时，七月十五日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的事件。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爆发革命，第二天美国就以此为借口对黎巴嫩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宣布在远东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美国的行径成为众矢之的，在世界舆论中激起一片反对声。中东事件虽然引起台湾海峡局势进一步紧张，但是这一事件毕竟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降低了它对台湾海峡的反应能力。而蒋介石却想趁火打劫，伺机扩大事态，在七月十七日宣布国民党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14)同时加紧军事演习和空中侦察，摆出反攻大陆的姿态。

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果断地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

中东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从七月十五日到十八日连续四个下午召集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在认真分析中东事件和国际动向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

七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作出明确指示。他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他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他设想，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的同时或者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15)当晚，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对炮击金门作战作出部署。(16)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军准备问题。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成员，共四十四人。

经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以叶飞为首的福州军区前线指挥所，还分别组成以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为首的空军前线指挥所和以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为首的舰队前方指挥所。七月十九日，叶飞一行赶到厦门，指挥部署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

尽管福建连降罕见的暴雨，一部分公路桥梁被冲垮，部队集结遇到极大困难，但是炮击金门的准备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就在炮击金门作战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决定推迟发起战役的时间。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写信给彭德怀、黄克诚，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17)

促使毛泽东推迟炮击金门，有各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的事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不能不分出精力，来处理中苏关系中的这一重大事件。

苏联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两国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的要求，是七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提出的，当即遭到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把这个事件看作是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二十二日毛泽东约见尤金，历数苏联对待中国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作风。参加这两次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等。

毛泽东的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来华向毛泽东解释。从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三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举行了四次会谈，最后以赫鲁晓夫收回要求而告平息。

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会谈期间，只字未提炮击金门的计划。不过，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引起美国种种猜测。八月三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公布后，外电议论纷纷。美国当局注意到，中苏两国国防部长参加了这次首脑会谈。也注意到《公报》里有这样一段话：“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18)

美国一直拖到七月二十八日，才将派驻波兰大使参加中美会谈的决定，通过它的驻英使馆正式通知中方代表王炳南。这时，离中国政府声明规定的期限已经过了十二天。八月六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得到确切情报，中共想对沿海岛屿再次发起攻击。他很自然地把这一情况同赫鲁晓夫秘密访华联系在一起。(19)也正在这一天，台湾当局宣布，台澎金马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一年后，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见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那时他们做得不对，不应该把兵舰调来调去。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指中苏双方——引者注）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兵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八月中旬才决定打。因为八月二十、二十一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撤军的决议，所以，我们八月二十一号没打，二十三号才打。美国人在黎巴嫩总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队从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地中海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什么事情啦，就在新加坡停下来啦，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们一骂，他们就退回到菲律宾去了，住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慌很乱。”(20)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定采取“战争边缘”政策，企图用恐吓的办法迫使中国政府改变炮击金门的决心。八月十日，关于伊拉克新政权，杜勒斯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表示“要不遗余力地促使这一短暂政权的完结”。美国国务院还向驻外使团发出《关于不承认共产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要警惕苏中联盟的危险性。(21)八月八日和二十二日，美国国务院两次召开会议，研究台湾海峡局势，作出三项决定：一、增派航空母舰和战斗机，向台湾提供登陆艇、响尾蛇导弹、火炮和军需。这是“武”的一手。二、通过杜勒斯复函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摩根，向中国施压。这是“文”的一手。三、授权驻台大使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换文加以“澄清”，如中国大举进攻外岛，可以进行报复，但小型攻击不在其列。(22)

然而，外交恐吓也好，“战争边缘”政策也罢，都不可能动摇毛泽东发起炮击金门的决心。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期间，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

八月十八日，凌晨一时，毛泽东看了广州军区十三日关于在深圳方向进行演习的部署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写批语给彭德怀：“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州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还说：“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23)毛泽东已经下了立即发起炮击金门的决心。“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八个字，就是这次炮击金门的指导方针。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约集有关人员，研究炮击金门的一些问题。当年受命指挥金门炮战的叶飞回忆道：

“二十一日下午三点钟，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一见到主席，我先汇报了炮击的准备情况。彭老总、林彪参加了，少奇、总理没有在，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也在。地图是摊在地毯上的。

主席听我汇报时，精力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别的没有说，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啊？那个时候，国民党军中的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营一级。我说：那是打得到的。听我这样一说，主席又考虑了十多分钟没有说话。后来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说：避免不了。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给我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

第二天继续开会。这个时候，主席下决心了，说：那好，照计划打。并要我在北戴河指挥。”(24)

八月二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林彪、黄克诚、叶飞、萧劲光、陈锡联、王秉璋、王尚荣、陶勇开会，具体部署炮击金门作战。(25)毛泽东又决定，暂时不打马祖，集中火力炮击金门。(26)

当时调入福建前线参战的陆海空部队，共有四百五十九门大炮、八十多艘舰艇和二百多架飞机。一声令下，各路部队在八月二十一日晚全部进入阵地或指定位置。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大规模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近三万发，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岛上的大批军用设施被摧毁，通信系统被严重破坏。

第二天，又进行了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重创国民党军“中海”号大型运输舰，击沉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台生”号货轮（前一天已被击伤）。

这两次打击，对金门地区形成了严密封锁，金门岛的军需补给只相当于炮击前的百分之五点五。储存在金门地区的军需物资，只能维持三十天。国民党守军情绪低落。

随后几天的炮击，巩固了“万炮轰金门”的战果，基本上实现了对金门的封锁。

炮击金门使美国慌了手脚，急忙调太平洋第七舰队主力和第六舰队一部前往台湾海峡。

炮击金门是一种特殊的作战形式。按照毛泽东的最初预想，是要通过炮击来封锁金门，最终迫使蒋介石集团放弃金门，达到收复金门的作战目的。这是充分估计到美国插手阻挠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利用美蒋在协防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不给美国以武力干涉的借口，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

据吴冷西回忆，在八月二十三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27)

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另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九万五千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他还说：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联系金门打炮。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28)

在参与指挥的军事领导层里，并不是都明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作战意图。八月二十七日起，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用福建前线指挥所的名义，连续播发了一篇广播稿，敦促防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官兵放下武器，其中提到“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引起外电的关注。九月一日前后，毛泽东从外电报道中得知这一情况，严厉批评这是违反集中统一原则。(29)他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九月三日经他审阅修改后下发。

这个指示指出：“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是目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

指示对包括炮击金门在内的沿海斗争的方针作了四点规定：一、继续炮击封锁金门，但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二、炮击封锁金门的活动，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三、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机不轰炸大陆，我也不轰炸金、马；蒋军轰炸大陆，我轰炸金、马，但不轰炸台湾。四、我军不准主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我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

指示还指出：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

这个指示使炮击金门的斗争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原则。

继续开展炮击金门的斗争，遇到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付护航的美国军舰。在指导炮击金门的斗争中，毛泽东亲自掌握着斗争的策略和分寸。

叶飞回忆说：

“金门向台湾告急，蒋介石便请求美国军舰护航。这样，事情就搅复杂了。怎么样对付美国人护航呢？美国的军舰左右配置，国民党军的舰只夹在中间，而且间隔只有二海里。毛主席下令，‘只准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要我们避开美舰护航，等蒋舰到港口后才能开炮，还要我们每半小时向北京报告一次。这个指示可难执行了，不好掌握。我们又请示一个问题：如果护航的美舰向我们开炮怎么办？毛主席马上答复：‘如果美舰开炮，不准还炮。’我怕是电话里没有传清楚，又重复问了三遍，答复是‘不准还击’。于是，我向各炮群下达主席的命令。

这个时候，蒋舰已进至港口卸货，再不打不行了。我马上请示北京，才下令开炮。我们一顿密集的炮击，一下子击沉了一艘蒋舰。我们的炮声一响，美舰不但没有还击，反而掉转头就跑，大出洋相！美舰一跑，蒋舰孤孤单单的，完全暴露在我炮火之下，向台湾告急。台湾方面问：朋友呢？蒋舰说：什么朋友不朋友，早就逃跑了。他们互相指责，骂美国人混蛋。

事后我才明白，毛主席这个动作很高明。主席的意图是要摸美国人的底。美国人表面上气势汹汹，究竟敢不敢和我们打？原来美国是只纸老虎，一打起来就跑了。金门炮战，是我们与美国互相摸底的一出戏，一出很紧张很有意思的戏。”(30)

加强沿海斗争，势必涉及划定领海的问题。当时，中国对于自己的领海范围还没有明确的规定，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只承认别国的领海宽度为三海里。还在发起炮击金门之前，周恩来就主持起草了中国政府关于领海宽度的声明稿。八月二十二日，即发起炮击金门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北戴河住处召集会议，专门研究领海、领空问题。

这时，美国在台湾海峡摆出了架势，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到九月初，共集结各种类型飞机四百三十多架，舰艇六十余艘。(31)

九月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声明重申：“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32)

这个声明是针对美国当局的。向美国当局表明捍卫中国领海领空的严正立场，也包含着试探美国底牌的意思。

美国人沉不住气了。就在中国发表声明的当天，杜勒斯发表语调强硬的声明，终于亮出了底牌。这个声明一方面重申“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福摩萨）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给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另一方面，又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和谈的信号，暗示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33)

九月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讲话，着重分析炮击金门以来的国际形势。在讲话里，他提出了著名的“绞索政策”，说：“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毛泽东说：“我们并不要登那个什么金门、马祖。你登它干什么？它的工事相当坚固。就是吓它一下。但是，金门、马祖并不是一定不打，一有机会，我们就机钻上去，相机而行。”

谈到前一天发表的《关于领海的声明》，他说：“这个文件是相当复杂的。那里头要想一想才想到这个道理的。为了这个文件，准备了好几个月，去年就起草了，这回又准备了一个多月。总要有法有天吧。不然，搞得无法无天就不好办事。”

谈到对美斗争的问题，他提出了几个判断，都是通过最近几年的观察得出来的。第一条，美国人和我们都怕打仗，但是谁怕得更多一点呢？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这里有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里有两个主义比较接近，就是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条，美国等国结成北大西洋公约、巴格达条约、马尼拉条约等军事团体，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现在我看是向民族主义进攻。社会主义这个“骨头”啃不动，它就啃那个比较好啃的地方。第三条，紧张局势是不是对我们有害？对西方和我们都有利有害，但是比较起来，对我们的利要多一点。现在当然没有战争，但是这种在武装对立的情况下的紧张局势，也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使落后阶层想一想问题。

最后，毛泽东提出要准备作战的问题。他说：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所以要准备作战。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打原子弹。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34)

当时，杜勒斯一再散布所谓“战争边缘”政策。毛泽东的讲话，起到了鼓舞斗志、稳定人心的作用。

九月六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继续举行。在这次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总理针对四日杜勒斯声明发表的《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周恩来作了说明。他一边说，毛泽东一边插话。

周恩来：“我看不要多讲，就是把这个念一念，全部的立场、方针、政策、策略都在上头了。前天晚上不是发表了一个领海声明吗？也是抢先一步。这是主席昨天说的，我们的行动是调动世界上一切方面的力量，各方面都表示了态度。”

毛泽东：“公开支持它的，只有一个南朝鲜李承晚。”

周恩来：“连菲律宾都是有条件的，要打它那个军事基地，它才参加。我们怎么能打它那个军事基地呀！”

毛泽东：“连菲律宾都不参加，除非我们打了它，它才参加。”

周恩来：“英国也是很担心，表示沿海岛屿是属于中国的。日本这回态度也不同一点，藤山说这个沿海岛屿是中国的内政，他一直把台湾看作是中国内政，希望一个中国。所以美国很孤立。我们是后发制人，毛主席的方针，后发制人总是有利的。”

毛泽东：“打炮是先发，说话是后发。”

接着，周恩来对杜勒斯的底牌作了分析。他说：“打炮就是试验他，这回试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有四点可以说一下。第一，他还是艾森豪威尔从前那个声明，没有前进一步，强调而已。就是说沿海岛屿到底与台湾有没有关系，现在关系更增加了。是不是马上要行动，他还没有说，还没有判断。所以，杜勒斯发表声明后，美国国务院马上接着说，他自己也在参议院里说，这个方针并没有改变。证明他还是原来的立场，没有改变，不过强调而已。第二，他就想试一试，如果蒋介石不行，他就顺着溜来，就是保护运输，到公海边上。然后蒋介石自己拿小船运上去，自己防守。他相信还可以守，还是要靠蒋介石自己守。第三，他表示，如果我们正式登陆，他难免要采取行动。但是他这个话说得没有劲儿。他说他真诚地希望中共大概也不是这样想。这不是话松了吗？第四，他表示还要谈判。这个是他漏了底的。我们不是限期他答复吗？他晚了十二天，为了面子，结果还是答复了。说他派出驻华沙的大使跟我们的王炳南见面，或者跟他继续会谈。这封信我们还没有答复他，我们压了一压，他这回漏出来了。他这个牌四点都漏出来了。所以，我们炮轰金门，把杜勒斯、艾森豪威尔的牌就亮了底，然后我们再将这张牌打出去。我们就可以动员世界舆论和全国人民。”

毛泽东也讲了话。他首先分析了当前台湾海峡斗争的形势：

“至少美国是被动的。它仓促调兵，有一个航空母舰，是从菲律宾调来的，还没有到，有些是从夏威夷调来的，有些是从日本调来的。它真诚地希望我们不去登金门，它是被那个索子把它套住了，使它难办。台湾是一根大索子把它套住，金门、马祖也算一个索子。我们这个蒋委员长，就是有那么多兵，他搞三分之一的兵力十一万人在两个岛上，其中九万五千人在金门岛，一万五千人在马祖岛。而金门岛三面在我们炮火包围中。金门距我们只有三公里。金门岛把厦门变成一个死港，马祖岛就把我们福州的闽江海口塞住了。这个东西得整它一下。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笑声）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了，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我还是暂时不去，你过去谈判又那么冷淡，中断了好几个月。现在你想谈，那好，可以谈。你不打它就不想谈，要把这个绞索捏紧一下，它感觉到痛了，它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你不捏它就不谈。

他说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撤退金门、马祖，但是他又不撤。你不撤我就打，你一撤那我就可以不打了，你全部撤走我可以一炮不打。这对蒋介石也是一个难事，他怕一撤，影响人心士气，又丧失了这两块土地，他的土地也就不大了。（笑声）听说美国人也劝过他撤，不晓得是真的是假的。你现在不撤，我们反正老是打，我可以隔几个星期或者隔几天打那么一次，或者隔个把两个月打一次，一打就是几万发炮弹，或者每天打点零炮，打个什么一百发两百发炮弹。

他要拿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我们是原则上不能交换台湾。你这个沿海岛屿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这个东西总不可以吧？！在座诸公，可不可以？原则上总不行吧。至于解放，哪一年解放，我们又没有定期，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都没有作决议，一定要在哪一年哪一月解放。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

谈到周恩来总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毛泽东说：

“这是经过斟酌了的，有些观点是一路过来的，几年以来我们就是这样的观点。现在好处就是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它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它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下地，它每天紧张，它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它前天那个东西，(35)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笑声）就是雷声大，雨点小。”(36)

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于当天发表，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并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申明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存在着像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美国的任何战争挑衅都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相反地，只会激起六万万人民更大的愤怒和更坚强的同美国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第二，鉴于美国政府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争端，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但是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所造成的战争危险并未因此减轻。

第三，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中国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自己的领土，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37)

第二天，北京举行百万人游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周恩来总理的声明。

苏联也出面表态了。九月七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呼吁美国政府要慎重行事，否则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并且强调：中国有着忠实的朋友，这些朋友在中国遭到侵略时会随时援助它。

此前，九月五日晚，赫鲁晓夫让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面见周恩来，周恩来向他表示：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会拖苏联下水。这使赫鲁晓夫放了心。

九月六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受赫鲁晓夫委派来到北京，先后同周恩来、毛泽东会谈，进一步了解中国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毛泽东会见葛罗米柯时，葛罗米柯表示：苏共中央完全赞同周总理昨晚向苏达利柯夫谈到的中国方面的立场、策略和做法；同时赫鲁晓夫也准备给艾森豪威尔写信，对美国和英国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提出警告。他还通报了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信的主要内容。葛罗米柯对毛泽东说：周恩来的声明“是一个十分及时和很好的声明。我相信，周恩来总理的声明和赫鲁晓夫同志致艾森豪威尔的信，都会起到十分重要和应有的效果”。(38)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比较满意。九月七日清早，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批语，要他本日上午约五六个人，对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稿认真研究一次。“如可能的话，写出一个意见书交葛外长带去。肯定正确部分占百分之九十，可商量部分只占少数。”并提出：“赫文中应对中美新声明有所评论。”(39)

美国当局也看到，继续扩大事态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连忙对周恩来总理的声明做出回应。

九月八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继续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

他说：“我们前天发表了声明，美国跳起来欢迎。他们是四号声明，我们是六号声明。（周恩来插话：他回答也是六号。）它六号是第二个，是回答我们的。跳起来欢迎，可见如获至宝，就是说可以不打了。在黎巴嫩，它是带着紧张的心情登陆的，生怕苏联闯祸。七月十四号到十八号，十五个吊桶打水。十九号一块石头落地，大为欢迎。因为苏联十九号发表最高会议要开会。我们呢？八月二十三号打炮，它忍不住了，就在第十三天把底牌打出来了。到九月六号，我们把底牌打出去，中间隔了一天。华盛顿那些人老奸巨猾，一看就跳起来了。艾森豪威尔马上回华盛顿，开了个‘五三’会议，实际上是最高国务会议，他叫做国防安全委员会会议，发表一个声明，立即恢复谈判（我们叫准备恢复谈判）。你看他之急。”

讲到这里，毛泽东突然停下来问：“今天我们总是要打几万发炮弹吧？”周恩来答：“三万发，二十分钟就解决了。”毛：“二十分钟打三万发炮弹。什么时候打？”周：“十二点。”毛看了一下表，说：“现在是十一点半，快到了。”

原来，毛泽东曾提议，从九月四日起暂停炮击三天，以观各方动态。美国却趁机恢复为国民党军护航。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九月八日对金门再次实行大规模炮击。

毛泽东接着说：“美国人不整是不行的。但是所谓‘整’，请同志们放心，双方都是谨慎小心的。我们已经公布了十二海里，你到了七海里我都不打。我专打国民党军，我就不打你那个美国军舰，七打八打，你也得跑。”

毛泽东提议把“绞索政策”发表一下。他说：“讲清楚这个问题，对人民有益处，对世界各国也有益处，对美国人也有益处。我说过，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约旦，早一点退好，还是迟一点退好呢？它把军队退了，一身干净，又是好人了。它不退，还不是侵略者？众矢之的。金门、马祖这十一万人，你不退，我就有文章可做。今天打一炮，明天打一炮，有时打几万发，总是使得你不安宁就是了。”(40)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于九月九日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论目前形势，美国侵略者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为题，摘要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

对于炮击金门会不会引发中美战争，毛泽东有清醒的估计。九月十日，他收到胡志明八日来电，电报说：鉴于台湾情况之紧张，美帝态度之顽固，请您告诉我们：（甲）可能不可能发生美华战争？（乙）我们越南应该有什么准备？毛泽东回复说：“九月八日来信收到，谢谢你。我认为：（甲）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乙）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41)

前一段的斗争，已初见成效。通过炮击金门、封锁台湾海峡，显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迫使美国政府亮出了“底牌”，并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准备采取缓和的政策。九月八日、九日两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闻天、黄克诚、王炳南、乔冠华等人，商谈中国政府关于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随后，毛泽东把台湾海峡的斗争委托周恩来等人处理，九月十日离开北京，前往湖北、安徽、南京、杭州、上海等地视察。

这时，美蒋在防御外岛问题上的矛盾已开始显露出来，美国人也已经看出蒋介石的意图。九月七日，美国军舰为国民党海军护航，在金门料罗湾港口附近，国民党海军舰只遇到人民解放军猛烈炮击时，美舰掉头就走，撤离了金门海域。十一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告诉艾森豪威尔，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国民党军应当撤出金门、马祖，或者作为前哨，仅部署少量人员。他认为，“蒋希望促成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的序幕”。(42)

九月十五日，中断了九个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斗争从福建前线转移到了谈判桌前。会谈地点由日内瓦改为波兰首都华沙。中方的代表没有变，仍然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的代表换为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

毛泽东对中美重开谈判十分重视，外出视察前在九月八日、九日的会议上，曾听取过王炳南关于前一段会谈的情况汇报。在王炳南返回华沙前，还专门接见了他。据王炳南回忆：“在返回华沙前，毛主席特意接见了我，指出了在会谈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他还说，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他还向在座的同志指示，在我返回华沙时由新华社发一条消息，就说王炳南回国述职完毕。”(43)

在会谈第一次的会议上，美方代表没有提出方案。王炳南提出中方的方案，建议双方共同发表声明，保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在台湾和远东其他地区的争端，并就以下五点达成协议：

第一，中国政府声明，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是中国大陆的内海岛屿。中国政府有权采取一些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中国的这些领土，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

第二，美国政府保证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

第三，中国政府声明，直接威胁厦门、福州两海口的，为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必须收复。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国政府将不予追击。

第四，中国政府声明，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

第五，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致认为，在台湾海峡公海和公海上空的航行和飞行的自由和安全，必须受到保证。(44)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设想，中方的这个方案，应当是一个争取主动并使美国陷入被动的方案。九月十三日他在武昌写信给周恩来、黄克诚，嘱咐说：“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45)

然而，中方代表过早地提出自己的方案，给美方代表产生一个错觉，误以为中国政府急于解放金门、马祖，便想趁机抬高要价，态度再次强硬起来。

中方方案提出三天以后，九月十八日，美方正式提出一个“停火”方案，要中国“放弃对金门和马祖群岛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同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也提出要尽快“停火”。美国还动员北欧国家和印度等国，向联合国提出所谓“停火”方案。

谈判再一次陷入僵局。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安徽合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写信给周恩来，对谈判的指导提出建议。

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来信，立刻召集陈云、彭真、张闻天、黄克诚、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开会研究，于当天夜间致信毛泽东：“我方方案提得过早，给了对方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急于求成，因而杜勒斯今日在联大讲话便强调停火，但也提到了消除挑衅行为。同时，彼此都露了底，美国知道我们目前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我们知道美国不愿卷入金马战争。蒋介石希望金门战争扩大，拖美国下水；美国想压我们停火，摆脱它的被动地位。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周恩来提出了五条具体措施：一、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二、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三、将我们的斗争策略分告苏联代办和刘晓转告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便苏联和兄弟国家配合我们行动；四、以我名义致电西哈努克，感谢他支持我们，向他解释美国所谓的停火的阴谋，说明我国收复沿海岛屿的决心和解放台湾的神圣权利，这些不容美国干涉；五、将上述同样内容以外交备忘录形式递交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它们注意。(46)

毛泽东九月十九日凌晨收到周恩来的来信（同样是用电话传的）。晨四时，即复信周恩来：“十八日夜来信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47)

九月二十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发表声明，驳斥杜勒斯在联大的发言，指出：中国在金门、马祖并未同美国打仗，根本谈不上“停火”。中国惩罚金门、马祖蒋介石军队，属于中国内政，外人不能干涉。解决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是美国撤军。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做一些国家的工作，劝这些国家不要上美国“停火”建议的当。福建前线部队再次猛烈炮击金门、马祖，加大了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

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对金门作战方针提出建议，特别重申了“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毛泽东当天回复：“你九月二十二日三时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是很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48)

美国人见中国政府态度十分强硬，便又想主动摆脱僵局。九月三十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在台湾地区“有了可靠的停火”，在金门、马祖保持大量部队就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慎重的”。他还说，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十月一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军队驻在那里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这些迹象表明，美国开始总结前一段的教训，调整对台政策，企图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从“战争边缘”政策转变为“脱身”政策。

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这个变化。他在十月二日会见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六国代表团时说：“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49)“不要轻易让他溜掉！”这是针对美国当局的“脱身”政策而作出的一个重要决断。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做出最后的决定，他又考虑了两三天。他还需要冷静地观察一下美国特别是蒋介石方面的反应。

十月五日早上八时，毛泽东给彭德怀和黄克诚写了一封信，要求福建前线部队暂停炮击，观察两天再说。他写道：“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空军必须防卫，但不出海。还有一事：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50)六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又给彭德怀、黄克诚等写了一封信，说：“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了一下，还是先作声明为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此件即将发出，请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多播几次，为盼！”(51)这里提到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毛泽东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

从“偃旗息鼓”到“先作声明”，发生这样一个变化，说明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反复考量，最后下定不让美国从金门、马祖脱身的决心。同时，告诫台湾当局不要跟美国人跑到底，不要相信美国人不会抛弃他们。

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是毛泽东在十月六日凌晨一时写完的，发表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并通过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向外广播。

《告台湾同胞书》一开头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接着，指出国共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共识：“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告台湾同胞书》驳斥了杜勒斯的所谓“停火”建议，再次重申早日和平解决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倡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

《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52)

在从金门、马祖撤军的问题上，美蒋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就在杜勒斯发表谈话的第三天，十月二日，蒋介石在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中急忙宣布：杜勒斯的讲话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声明”，国民党当局“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毛泽东决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有利于进一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

根据中共中央的分析，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手里有三张牌。一张是保卫金、马，另一张是搞“两个中国”，第三张是冻结台湾海峡。经过前一段的斗争，美国人收回了第一张牌。对第二张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蒋介石也不接受。至于第三张牌，由于蒋介石的强烈不满，美国人还不会马上打出来。中央原先的方针是准备分两步走：先收复包括金门、马祖在内的沿海岛屿，再争取解放台湾。现根据目前的局势变化，决定还是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暂时不收回，今后争取一下子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53)

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的第一、二页

从“两步走”改变为“一揽子”解决，这是对台湾海峡关系产生长远影响的重大决策。

后来，毛泽东在回顾炮打金门这段历史时，对于这个重大决策是怎样改变的和为什么要改变，作了很详细很生动的说明：

“金门打炮每一个环节都是我跟总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么一个严重的局面，美国十二艘航空母舰来了六艘，第七舰队是他最大的舰队，搞边缘政策，护航。这个地方是美国军舰，这个地方是国民党军舰（主席讲这两句话时，摆两个茶杯作比——记录者注）相隔这么一点。他这里铺起美国国旗也不动，他也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我们专打国民党。这个事情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后头转到双日不打单日打，以后又搞什么告台湾同胞书这套东西。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舆论，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内部资料《参考资料》——引者注），你才了解情况，才知道动向，不然怎么决策？开头我们不是在这里报告了吗？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头一到武昌，我不是跟你（指张治中——记录者注）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十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笑声）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总统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54)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一个星期过去了。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项命令，金门炮击，再停两个星期。这个命令是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给福建前线部队的，公开登载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

命令说：“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

本来双方正处在敌对状态，我方却要停止炮击，专门让对方补充粮食和弹药，这种打法，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极为罕见。然而，这正是这场金门炮战的特殊之处。毛泽东把它叫作“基本上还是文打”。

命令解释说：“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

命令重申：“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

命令重申不准美国军舰护航的原则：“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55)这一条底线，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政府决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强决心。

毛泽东同时还起草了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后来没有发表。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当时的重要思想。他写道：“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即向你们建议谈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洽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内部的磨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56)

同一天（十月十三日），毛泽东会见了定居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

毛泽东告诉他：“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57)

毛泽东这次谈话，是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本方针的重要补充。后来被周恩来概括成为“一纲四目”，于一九六三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引者注）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58)

停止炮击以后，十月十九日夜，美国军舰又恢复了金门海域的护航行动。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十月二十日中午，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一个书面报告。报告说：“警告美国在金门海域护航的新闻已于今日十二时半起广播，连续二次，中外文相同。”“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村、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三时广播，以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中外文语同时广播。”(59)毛泽东当即批复：“照办。”“口头广播后，隔一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60)

下午三时，发布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为恢复炮击给福建前线部队的命令。四时，人民解放军再次给金门国民党守军以惩罚性炮击。

这次恢复炮击，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十月二十一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评论说，“中国共产党恢复炮击金门的明显原因是要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明，只要他们喜欢这样做，他们就能够这样做。”二十二日，《苏格兰人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国人重新恢复炮轰金门一事表明“他们大概会停停打打。对他们来说，把金门作为一个使蒋和美国人发生纠纷和使台湾问题一直搞得火热的手段，要比金门落入他们手中更为有价值”。(61)

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杜勒斯到台湾访问，同蒋介石多次举行会谈。这次访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世界面前进一步暴露了美蒋的矛盾。他们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中也承认：“这次磋商是安排在中国共产党人宣布他们要对金门实行停火的两个星期中举行的。本来希望，在这种情况之下，本来可以主要考虑那些原可有助于稳定一种实际的非战局面的措施。但是，在磋商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违反了他们的宣言，恢复了对金门的炮击。鉴于这些事态发展，这些磋商当然着重讨论了局势的军事方面。”杜蒋会谈公报宣称：“在目前情况下，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美国的脱身计划就此破产。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而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不欢而散。

他还说：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62)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隔日炮击的决定。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又起草了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发表。

《再告台湾同胞书》着重揭露美国政府搞“两个中国”的企图，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

《再告台湾同胞书》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

《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对四种军事目标实行隔日炮击的做法：“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63)

总之，隔日炮击的用意，在于击破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这样，逢单日炮击就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使金门继续成为美国的绞索；另一方面，使蒋介石有充分理由拒绝从金门、马祖等外岛撤军，以利于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

炮击金门，是毛泽东纯熟地运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和舆论宣传攻势，并将它们交融于一体的一次重大行动，尽管炮击金门未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但对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特别是对于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适时地改变和调整部署，灵活运用策略方针，迫使美国不能不继续保持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一外交对话渠道。事实证明，这场斗争对确保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

(1)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于1954年12月2日签订，1955年3月3日生效。

(2) 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3)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99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349页。

(5)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64页。

(6) 1958年4月13日《人民日报》。

(7) 《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6月版，第285、292、314页。

(8) 《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6月版，第285、292、314页。

(9) 《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6月版，第285、292、314页。

(10)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记录，1958年6月16日。

(11) 1958年7月1日《人民日报》。

(12) 转引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评杜勒斯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谈话，1958年7月2日。见1958年7月3日《人民日报》。

(13) 毛泽东对彭德怀转来的副总参谋长陈赓1957年12月9日关于台湾飞机侵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7年12月18日。

(1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480页。

(15) 《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93页。

(1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480页。

(17) 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手稿，1958年7月27日。

(18) 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 ［美］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下），三联书店1977年7月版，第327、328页。

(20)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9月30日。

(21) 美国《国务院公报》第36期，1958年11月3日，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95页。

(22) 转引自林正义：《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6月版，第56—58页。

(23)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手稿，1958年8月18日。

(24) 访问叶飞谈话记录，1984年7月22日。

(2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481页。《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654页。

(26) 《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94页。

(27)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4、76、77页。

(28)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4、76、77页。

(29)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698页。郑文翰等：《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36、337页。

(30) 访问叶飞谈话记录，1984年7月22日。

(3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481页。

(32)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

(33) 195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34)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9月5日。

(35) 指杜勒斯1958年9月4日发表的声明。

(36)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9月6日。

(37) 195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38) 毛泽东同葛罗米柯谈话记录，1958年9月6日。

(39)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8年9月7日。

(40)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9月8日。

(41) 毛泽东复胡志明电，手稿，1958年9月10日。

(42) ［美］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下），三联书店1977年7月版，第336页。

(43)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72、73页。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441页。

(45) 毛泽东给周恩来、黄克诚的信，手稿，1958年9月13日。

(46)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8年9月18日。

(47)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53页。

(48) 毛泽东复周恩来电，手稿，1958年9月22日。

(49)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56页。

(50) 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手稿，1958年10月5日。

(51) 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手稿，1958年10月6日。

(5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20、421页。

(53) 见周恩来同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10月5日。

(54) 毛泽东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9月15日。

(55)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

(56) 毛泽东起草的《再告台湾同胞书》，手稿，1958年10月13日。

(57) 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8年10月13日。

(58) 见张治中给陈诚的信，1963年1月4日。

(59)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58年10月20日。

(60) 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10月20日。

(61) 1958年10月24日《参考消息》。

(62)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88、89页。

(6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27、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