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5册
Author: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Date: 2013-12-01

毛泽东传

（五）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主编　逄先知　金冲及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073-3947-5

Ⅰ．①毛…　Ⅱ．①中…　Ⅲ．①毛泽东（1893～1976）—传记　Ⅳ．①A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0556号

毛泽东传

编　　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　　编：逄先知　金冲及

责任编辑：张文和

责任印制：寇　炫

出　　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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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版：北京华艺排版公司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680×960mm　16开　175印张　2050千字

2013年12月第3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73-3947-5　定价：198.00元（全6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卷目录

六十二、纠“左”的努力（上）
六十三、纠“左”的努力（下）
六十四、庐山会议
六十五、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上）
六十六、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下）
六十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上）
六十八、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下）
六十九、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上）
七十、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下）
七十一、中苏论战

六十二、纠“左”的努力（上）

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十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做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九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做调查，为杭州会议(1)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2)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泽东到河北调查。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3)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4)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做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这时，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账。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5)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卖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6)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十一月四日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在汇报工业、农业时，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没有反对，采取保留态度。他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并问道：“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最后，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饶有兴味。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史向生在汇报中谈到，讨论公社体制时，遇到了共产主义因素、大集体和小集体、大全民所有制和小全民所有制、商品交换等问题，始终没有讨论清楚，而且越说越糊涂。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这些也都是毛泽东正在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的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7)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一上来，毛泽东就问新到会的人：“把你们请来，有什么新闻？”

第一个发言的是柯庆施，他主要反映城市里有些混乱，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置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会上，其他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他说，纲要里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城市办人民公社，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似乎感到说冒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8)

十一月六日、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在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9)

经过两天讨论，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又作了补充修改。八日，送毛泽东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〇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在这次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没有全盘否定。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10)

在九日这天，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11)

这次郑州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十一月七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分六个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公社问题；城市公社问题；要抓农业；工作方法；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写的《关于读书的建议》的第一页

这个决议草案，尽管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强调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提高产品国家调拨的比例，但毕竟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他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

他说：“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12)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他又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他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13)

毛泽东反复强调，生产资料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因此产品也是公社集体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他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毛泽东十日的讲话，实际上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总结。在“划线”问题上，在对待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问题上，毛泽东形成了更为鲜明、更为系统的思想。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集中反映。但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还只能说是纠“左”的开端。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如高指标问题，浮夸风问题，两个“过渡”的时间问题，人民公社内部的诸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引发的“共产风”和极左思潮，来势猛烈，犹如一列急速行驶的火车，一时根本刹不住。而且毛泽东一直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总的是正确的，强调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不能设想，通过这次会议就能把错误的东西都纠正过来。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了。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这次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经过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然而，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14)

毛泽东改变主意，说明会议虽然散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正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15)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讨论会议制定的两个文件，组织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在郑州又停留了几天，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离开郑州，十五日凌晨一时许到达武昌。在郑州期间和去武昌途中，毛泽东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的负责人做调查。

离开郑州那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对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建议。他提议讨论两个问题：“（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16)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他解释说：“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他要求省一级的会议也要讨论这两个问题。(17)

划线问题，商品问题，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已经明确了的，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当作问题提出”，进行讨论呢？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的，并不是少数人。首先要在中央、省市区这两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充分讨论，真正把这两个问题弄懂弄通，才能在全党统一认识。这两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解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谈话，了解第一次郑州会议贯彻的情况和下面的反映。找来谈话的，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在第一天（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谈了八个问题：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二、十五年规划问题；三、这次会议的任务问题；四、划线问题；五、消灭阶级问题；六、商品经济问题；七、减少任务问题；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反复考虑的，据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关于郑州会议上搞的那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他提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做准备。这样，集中反映“大跃进”中追求高指标达到登峰造极的那个“纲要四十条草案”，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在谈到一九五九年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成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要不要降低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是毛泽东翻来覆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指标是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毛泽东当时是很赞成的，只是想过，生产这么多钢有何出路？干什么用？还没有想到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一到武昌，他已觉得不妙了，应当考虑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所以他在讲话中提出：“钢三千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邓小平马上接过来说：“是不是搞三千万吨，是值得考虑的。”薄一波又接上说：“三千万吨，我们在下面稍微议了一下，是值得考虑的。现在六千万人上山，造成各方面这样紧张的局势，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毛泽东问：“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薄答：“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稳妥。”(18)

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实际上已经是二十二日凌晨一时了），他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找来，问他们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19)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但是，就在二十二日这天召开的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同志还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万吨，争取二千五百万吨。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向他们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再次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他说：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六千万人上阵。“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但他又说：昨天晚上我们谈，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许多同志说有把握。毛泽东把各协作区报的一九五九年钢产计划数字加起来，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两本账，第一本账是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是翻一番，两千二百万吨。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从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幅度。走出这一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轻松的。他要克服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更要极力克制自己想把钢铁搞得越多越好的主观愿望。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他的头脑已经冷静一些了，经过翻来覆去地考虑，终于下决心大幅度压低钢产指标。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他强调地说：“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的口号。在这次讲话里，他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过一个分析。在这次讲话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20)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反映，这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件事，当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他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21)

在这以前，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前往武昌的途中，写了一个同样内容的批语。当时他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也把这个批语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批语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22)

要关心群众生活，生产、生活一起抓，要保证群众睡足、吃饱，不能把工作任务提得过重而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毛泽东从郑州会议讲起，一直讲到武昌会议，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重要问题。

在纠“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郑州会议来，武昌会议又前进了一步。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的重点放在分组讨论和修改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集中针对两个突出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着重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23)决议要求，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许多“左”的、超越历史阶段的东西，但它的锋芒，如毛泽东所说，主要是对着那些性急的人。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很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对这些指标，陈云有保留，向具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过，希望在会议公报中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这个意见没有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全会讨论通过了这两个决议。

这次全会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还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24)

这件事，毛泽东酝酿已久。从一九五六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一九五六年夏，在北戴河讨论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期间，他在一次几十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过这个意见。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又提出这个动议。以后，由于发生反右派斗争等事件，这项动议被暂时搁置起来。这次中央全会予以通过，毛泽东摆脱繁重的国务活动的愿望将成为现实。

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对“苦干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他再次表示怀疑，认为三年不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只能改变一部分。他说：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一种是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锋芒，就是对付性急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搞公社，搞社会主义建设太急了，内心有忧虑，怕我们跌跤子。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关于毛泽东提到耕作“三三制”问题，全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人建议不要把它写在决议里，有人说这个办法有点冒险。也有一些人说，这个事可以做到，决议里可以写得灵活一些。毛泽东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并且说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毛泽东所以作出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显然是由于听信了那些关于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的虚报数字，从而过分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后来这种估计很快就被实践打破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地讲了两种可能性问题。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不要自己骗自己。(25)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历时一个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只能说是纠“左”的开始。问题还没有更多地暴露，有的已经暴露，也还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认识领域，或者没有被他所重视。毛泽东反对作假，但仍被某些假象所蒙蔽。他一方面纠“左”，另一方面在他头脑里仍然有不少“左”的东西。纠“左”的任务还严重地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

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到广州住了十多天，十二月三十日返回北京。

一九五九年初，问题更加暴露出来。由于严重的浮夸风和高估产，一九五八年征了过头粮，把相当数量的农民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走了，致使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全民大炼钢铁又严重影响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正常发展。轻工业生产和原材料生产严重落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农村劳动力造成极大浪费，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对问题严重程度的估计仍远远不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一月二十六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问题、农业问题、劳动力调配问题等。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一月十八日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当时，他的注意力仍然在确定这一年的计划指标上，特别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在二月一日和二日的讲话中，提出完成任务的几个有利条件，确定一九五九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一年，这就为会议定了基调。这次会议虽然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但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的指标。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感到有些后悔。他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一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从前工业生产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厂，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旧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旧的。因而，武汉会议(26)定的指标难于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27)又据薄一波回忆：“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陈云在会上就压低钢指标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还回忆道：“因而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28)

会议最后的意见是，确保六中全会规定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和与之相应的其他指标，同时注意安排好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会议强调，要抓好市场供应，增加轻工业产品和农业的多种经营，力求在二三季度把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扭转过来。劳动力要好好安排，严格控制城市劳动力的增加。

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结束了，毛泽东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轻松，他感到很烦恼，睡不着觉。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一月开始，特别是二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他手里，是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报告说，必须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的批语也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毛泽东看了报告，异常兴奋，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其中写道：“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29)

毛泽东转发这个报告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可见他对这个报告之重视。令他十分烦恼的问题仿佛终于有了答案：大丰收年闹粮荒，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30)为什么会发生瞒产私分的现象，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要追根究底地弄个明白。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登车南下。当天晚上，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谈了三个小时。据毛泽东说，这次谈话对他有很大启发。他是这样说的：“他们（指河北省——引者注）一月九号散会的党代表大会的倾向是要一为大二为公，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到了一月中旬、下旬，觉得不对头了，省委赶紧转，到二月就下决心，二月十三日开了次电话会议，相当明确，但是还没有触及所有制。”(31)毛泽东在调查中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感到，那种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

二月二十四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随后，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又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他要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第二天，继续谈话。为了更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还找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几名基层干部：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队长。毛泽东对这个座谈会很满意。在吕鸿宾合作社里发生的故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吕鸿宾社是一个有名的合作社，也是搞“共产”，开条子，调这个调那个。后来条子不灵了，就派人拿着秤去称粮食，翻箱倒柜，统统受到群众抵制，也不灵。最后便是扣帽子，叫本位主义，还是不灵。这样，才教育了吕鸿宾他们转变过来，一做思想工作；二讲明政策；三使人“下楼梯”，不戴帽子。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天晚上，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等谈话，二十七日上午，又增加河南省四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这时，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已逐渐成熟，心里有了底。一开头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至此，毛泽东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一个多月来苦苦思索，经过调查研究后得到的一个认识。毛泽东还提到，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批评银行将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32)毛泽东的谈话，得到河南省委负责人和几位地委书记的赞同。

1959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

农村中是有瞒产私分的情况，但并不多。当时主要是缺粮而不是瞒产私分。反对瞒产私分更加重了农村缺粮的情况。但是，毛泽东从“瞒产私分”这个问题得到启发而提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的。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毛泽东这样说过：“‘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33)

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第一天的与会者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

他指出：“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说：“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地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这表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在逐渐深化。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34)

第二天（二十八日）的会议，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讲的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比如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35)从反对“本位主义”到赞成“本位主义”，毛泽东在思想上起了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这一天的会开得不大顺利，不少人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套主张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三月一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他还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36)

三月一日下午，将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分别参加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毛泽东指出：“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他说：“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李先念插话：二十七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吴芝圃插话：他们［指参加河南省委正在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的人——引者注］来的时候就谈本位主义，他们估计就是反本位主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王任重插话：“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37)

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三月二日凌晨四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38)上午八时，毛泽东又写信致刘、邓等，说：“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以昭慎重。”(39)讲话稿是指由胡乔木整理的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会议上的讲话。十二句话，指当时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二句话。原来有一句“多劳多得”，毛泽东认为，“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了两句“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变成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队为基础（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三月二日晚，继续开会。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几位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毛泽东发表第四次讲话，因新到会的人都看了二十七日讲话稿，没有再重复那些内容。这次会开得比前几次显得轻松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文件和如何开好六级干部会。毛泽东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斢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刘少奇说：“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确实给了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发。

关于这几天开会的情况，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载，很能反映一些与会者的心态和思想变化过程，摘录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四时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40)

三月五日，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出席的又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长篇的讲话中，又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地表达他纠正“共产风”的决心。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为了迅速扭转一种形势，总是爱使用一些十分尖锐甚至是极而言之的话，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如此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毛泽东的一种鲜明性格，是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许多场合都是如此。正如他所说的：“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又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胡乔木插话：等价交换没有说清楚，只说了社与社，社与国家，没有说社内的等价交换。）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稿中，有他作自我批评的话，他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都要写诗这件事的时候说：“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41)这句话倒是透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情，同发动“大跃进”时迥然不同。他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感到沉重，这是他最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在郑州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纠正错误、扭转局势之中。他虽然还没有能够找到导致丰年闹春荒的真正原因所在，但却透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会议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他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集中成果。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对原先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在纠“左”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比前两次会议迈出更大的步子。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42)尽管如此，由于受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包括毛泽东在内，纠“左”还要走过相当长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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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2) 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8年10月19日。

(3) 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4) 人民公社在建社初期，许多地方采用了军队的建制。

(5) 西安会议，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

(6)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3日。

(7)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4日。

(8)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5日。

(9)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6日、7日。

(10)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9日。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2、433页。

(12) 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36条，内容是：“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6—439页。

(14) 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2日。

(15) 毛泽东给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协作区负责人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2日。

(16) 指《对于与1951年11月讨论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这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主要部分。

(17) 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8年11月13日。

(1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1日。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42页。

(2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21) 毛泽东：《一个教训》，手稿，1958年11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51、452页。

(22) 毛泽东对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630期（1958年11月11日）刊载的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写的批语，手稿，1958年11月14日。

(2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06、607、611页。

(2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47页。

(25)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

(26) 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27)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2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5页。

(29) 毛泽东：《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手稿，1959年2月22日。

(3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3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32) 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59年2月26日。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和河南省四位地委书记谈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3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3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3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8日。

(36) 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信，手稿，1959年3月1日。

(3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38) 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4时半。

(39) 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8时。

(40) 王任重日记，1959年3月4日。

(4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5日。

(4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0页。

六十三、纠“左”的努力（下）

正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聚精会神地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调整农村政策的时候，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的宣传舆论工作。

自从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一直对西藏工作采取“极端谨慎、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对西藏上层的统战为主开展工作。但从《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行时起，西藏有那么一股反动势力没有间断过同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的较量。一九五二年发生过非法组织“人民会议”要求中央撤军的所谓“请愿活动”，一九五六年又发生康区叛乱，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平息下去。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西藏地区搞不搞民主改革，这个问题曾经在西藏上层人士中引起不安。针对这种情况，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明确作出“六年内不改革”的决策。他在这份复电中加写一段话，指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毛泽东同时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1)毛泽东把这个复电加发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把这个决策向正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达赖喇嘛作了传达。

为了贯彻“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中央在一九五七年春对西藏工作作了一些调整。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二，驻藏部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人民政府宽大、忍耐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不顾，逐步走上分裂祖国的危险道路，企图在西藏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

一九五七年五月，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分裂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2)的叛乱组织。

一九五八年四月，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及藏军代表同叛乱组织“曲细岗珠”签订了进行叛乱的同盟书，并在六月初分批前往山南、黑河、林芝等地集结，还企图把山南作为叛乱的大本营，宣布成立“卫教军”。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积极扩充藏军，藏军人数从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四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三千多人。

毛泽东对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叛乱有所警觉。一九五八年六月，青海地区发生了叛乱。这次叛乱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紧密相联。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中提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3)

一九五八年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的武装叛乱，已经在山南地区开始发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说：“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强调：“（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4)这个指示在一月二十四日发出，是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前夕的一个重要指示。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认为时机成熟，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公然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这一天，达赖喇嘛原定要到西藏军区机关驻地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乘机煽动僧众赶往达赖喇嘛的驻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如约前往。叛乱分子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错，还拖尸示众。他们高呼“西藏独立万岁”等口号，还在罗布林卡集会，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他们纠集叛乱武装七千多人，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等地构筑工事，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

西藏武装叛乱一发生，中央就给予明确的指示。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藏工委：“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同日，总参谋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也提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三月十二日，正在武昌的毛泽东致电中央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同时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还说：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同时提出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5)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驻藏部队十分克制，采取了后发制人的方针。三月十五日，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第三次致信达赖喇嘛，(6)仍然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十五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说这封复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同时提出：“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7)

然而，西藏叛乱分子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把驻藏部队的忍耐看作是胆小害怕。三月十七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一直发展到三月二十日凌晨向驻藏部队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发起武装进攻。

情况万分紧急，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难以想象。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立即组织拉萨市内现有兵力进行反击。上午十时，人民解放军打响了平息叛乱的枪声。一举攻下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随即又攻占罗布林卡。二十一日清晨对叛乱武装形成合围。二十二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藏工委：“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对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二十二日，又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提出一边平息叛乱，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地区暂时缓改。

三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实际上给达赖喇嘛留了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

三月二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周恩来总理并转毛泽东主席，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命令，接受国务院的任命，担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当即请邓小平告胡乔木即予发表。

山南是这次叛乱的大本营。西藏军区在平定了拉萨之后，迅即调兵进军山南，迅速控制了整个山南地区。这时，达赖喇嘛已于四月十八日到达印度的提斯普尔，发表背叛祖国的“达赖喇嘛声明”。

五月二十二日起，平叛部队挥师向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挺进。九月中旬基本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有了保障。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专门谈了西藏平叛问题。在谈到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时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还说：“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8)

连日来，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国对中国平息西藏叛乱进行指责。毛泽东密切关注这些动态，他要《人民日报》有选择地刊登一部分内容。四月二十五日，给胡乔木、吴冷西、彭真写了一个批语，对有关平息西藏叛乱的宣传工作，提出重要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原则。指出：“‘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9)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气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10)的评论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二十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11)

隔了几天，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电讯稿《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用事实驳斥了境外一些人散布的谣言。

四月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前往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五月七日，毛泽东高兴地会见他们。

毛泽东关切地向他们询问对民主改革的看法。班禅表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毛泽东说：“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

他说：“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12)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谈到宗教政策，毛泽东说：“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毛泽东对西藏寄予深切的厚望。他说：“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13)

一九六〇年七月，平叛部队歼灭了整个西藏地区的大股叛乱武装，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斗争，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统一，增强了民族团结。在平叛过程中，西藏地区普遍实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翻身解放，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按照统一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毛泽东留在郑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同时指导全国。

会议结束的当天（三月五日）晚上，毛泽东在河南省交际处会议室，同出席六级干部会议的省、地、市委的一些书记谈话，了解会议情况，七日凌晨又在专列上听取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汇报。八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九日凌晨，又在专列上约吴芝圃、胡乔木，谈他对《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和根据综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的修改意见。

谈完意见，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要到三月十六日才开六级干部会议，觉得太迟了，又提笔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催促他们尽快召开本地区的六级干部会议。他要求各地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都应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还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14)

三月八日至十日，毛泽东先后批转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省委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再次强调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15)

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来到武汉。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向王任重了解湖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十四日和十五日，又两次听王任重汇报。十七日，在洪山饭店接见参加六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

这时，毛泽东陆续收到一些省市区党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放在哪一级。郑州会议上定的是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但现在有两种不同的主张，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了武汉，他找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王任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周小舟表示赞成河南的办法。接着，毛泽东又收到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湖北的做法大体相同。

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可以并行呢？其实，毛泽东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为此，三月十五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16)

不久，毛泽东接到河南省委三月十八日的报告，报告说，在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决定改变原先的决定，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写了批语：“河南改变方针，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不久，这个报告转发全国。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三封《党内通信》，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信中要求各地在开过六级干部大会以后，还要接着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除了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他切切叮嘱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17)

此外，在各地召开的县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上，还普遍提出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都是涉及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过程中，从实践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要提到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去解决。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开始。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毛泽东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现在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18)此前，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路过南昌时，就曾向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说过：“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么行！”(19)

所谓生产小队，它的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初级社。承认小队部分所有制，涉及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随着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冷静下来的分析，从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个根本点出发，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上，又向着现实的方面迈出一步。

关于算账问题，他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算账有个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20)到三月三十日，他的态度更加明确而坚定，而且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他在一个批注中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21)

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讨论，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这个文件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正式下发以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22)。这个文件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但肯定了以大体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承认了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样做，从“一大二公”的观点来看，无疑是后退了，但实际上，是前进而不是后退。应当说，这个“前进”还是远远不够的，表现出这个文件的局限性，实际上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

文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继续搞高指标，维持了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两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三是整个的政策调整，还是放在将来要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基础上。

一九五九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主要是工业指标），是这次会议最主要的议题。

从一月初起，毛泽东一直希望经济部门能够拿出一个稳妥可靠的年度经济计划指标，但是，在“大跃进”中形成的指标低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压力下，这个愿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过去了，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是继续保持高指标，还是压低指标，这个问题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来了。

在三月二十六日的会议上，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毛泽东对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很不满意。据薄一波回忆：“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作者注），二月底还报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23)

二十八日，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工业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这是影响各项指标完不成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24)

指标问题一直讨论到八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四月二日至五日召开。四日，李富春报告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决定把钢产指标从六中全会提出的一千八百万吨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基建投资从三百六十亿元降到二百六十到二百八十亿元，基建项目从一千五百个减少到一千个。

关于上海会议讨论计划指标的情况，杨尚昆在四月三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这几天因常委提倡计划必须落实，钢已减为1640，生铁为2370。计划定的确实可靠一些，让大家心情舒畅地去超过，当然也引起了其他一些问题。东北、华东各同志还不大死心，还想多搞一些。中央各部，除冶金部心已虚了之外，其余各部均有意见，均纷纷议论，情绪不安；而事实上如果不采取坚决步骤，实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则武汉会议（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引者注）订的1800万吨计划，肯定是无法实现的。今年计划已经搞了第四次了，看来今后还会有相当的调整。”(25)

钢产指标降低了，要不要公开修改六中全会公布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成了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处于两难境地。有人建议，利用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的机会公开修改，但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主要的一个顾虑就是怕泄气，怕政治影响不好。结果，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继续维持原来的四大指标(26)，失去了一次公开修改指标以摆脱十分被动局面的机会。

这次全会还讨论和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准备经过同各方面协商后，向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提出。

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四月五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谈了十几个问题，包括：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侧面，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

毛泽东把多谋善断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因为他有特别深的感触。他说：“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被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的计划指标——引者注）。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还有，前天同胡乔木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也不反映，他有这么个想法：全会都通过了，还要变更，恐怕不是真理吧。这种话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日乔木同志才告诉我。乔木这个人在这方面是个诚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他挡回去了。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列宁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27)，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毛泽东接着说：“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所谓善谋，就是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鉴于这个，在座同志们，你们也要多谋一点，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委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个别农民，谋于厂长，谋于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个别的工人，谋于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就叫多谋。然后是善断。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

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有感而发，是针对他很不满意的几个会议文件而讲的。他说：“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讲了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28)

八届七中全会结束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杭州。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主持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四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

四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些报告。

这次会议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了国家领导人。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十六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毛泽东从一九五六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对国家机构主要领导人员候选人作了说明。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29)

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毛泽东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下来。八届七中全会刚刚开过，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就由周恩来送到毛泽东那里。报告是国务院秘书厅整理的，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的缺粮情况。这五个省，都是产粮大省，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分外关切。同时送来的，还有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表。

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看过这两个材料，立即作了批示给周恩来，请他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30)毛泽东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又批转了内务部的一个报告。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泽东在批语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31)

在全国出现了如此普遍的春荒，不难想象，对毛泽东会有多大的触动。这时，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大忙季节。在此重要时刻，如何真正调动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解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以达到增产的目的，实在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四月二十九日，他又提笔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捅到最基层。信写好后，先征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北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他在信里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这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不怎么相信那些浮夸数字了。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密植问题，是当时干部、群众中争论很大的一件事。越密越好的观点，那个时候相当流行，还很顽固，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一条，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

对粮食问题，毛泽东曾经过分乐观。经过“大跃进”错误的教训，他的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关于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是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口号，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在这封信中，他改而提出“播种面积要多”，确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关于机械化问题，他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件事要用十年时间来做。他要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试制新式农具。还说：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也包括在机械化之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党内通信》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32)

毛泽东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出来，就像是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谈心似的。他讲的也就是他们所想的，个个问题切中时弊。这封信一传播开来，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过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一时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来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还在那里就密植问题争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泽东见事早，抓得也早。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继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33)

这样，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并且开始注意解决如何发挥集体和社员个人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恢复，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在农村出现春荒的同时，工业方面的问题也突出起来。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34)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仍是高指标，问题并没有解决。从四月份的生产情况看，上海会议拟定的第二季度分配钢材二百五十万吨的方案，肯定要落空。毛泽东便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与此同时，四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也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一下钢产指标和钢材分配问题。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35)

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连续听取冶金部的六次汇报，从钢铁生产的总的情况到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逐一详细了解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一千三百万吨”。(36)五月十一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这次调查情况的汇报。

五月十五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他一方面阐述了钢材生产指标定为九百万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实反映了冶金部负责人的意见，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泽东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37)

经八届七中全会调低后而确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也保不住了，下一步究竟应该退到哪里？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陆续表示意见。在五月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38)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产指标定下来。五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他也表示：“思想上应从一千八百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眼睛只看到一千八百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39)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40)，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他说：“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两千万吨铁。”“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最后，毛泽东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41)据吴冷西回忆说：“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42)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表示，过去的大跃进，使全党注意抓工业，这是极大的收获，出现了一些问题，知道了缺点，这就是有成绩。现在农村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食堂如何办，想摸一下，准备最近出去，中央会议六月不开了。(43)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同一天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当多的这方面的错误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就是在报纸上以醒目位置提出来的，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纠“左”势必也要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毛泽东在十三日的会议上，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提议，刘少奇于六月二十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了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44)

听完汇报，已到晚上八时三十分。次日（六月二十一日）零时三十分，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45)，征求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同意这个提议。(46)

毛泽东又经武汉来到长沙。他准备回故乡韶山看一看，然后上庐山开会。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出现了许多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他时时刻刻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尽力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走。他克服重重阻力，果断地、大刀阔斧地（然而在有的问题上又有些犹豫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使它们能够尽量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在事实上，总是部分地否定了最初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着“大跃进”的失误。应当肯定，半年多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纠“左”就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局限。而毛泽东对这一点并没有认识到。在他看来，既然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钢产等指标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有了改变，整个经济形势就会很快摆脱混乱局面而出现根本好转。这个想法，可以在他的一个批注中得到证明，他写道：“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有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47)

他对未来充满自信，同时也感到纠“左”还有一些阻力。他想借在庐山召开会议的机会，总结一下经验，进一步统一认识。六月二十八日，他从长沙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他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庐山会议基本上还是要沿着半年多来纠“左”的路子，继续克服和解决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不料，在庐山会议期间，事情却又发生突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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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54页。

(2) “曲细岗珠”，汉语译为“四水六岗”，指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等省区在内的全部藏族聚居区。

(3) 毛泽东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4日。

(4)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4页。

(5) 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59年3月12日。

(6) 这封信是中共中央代拟的。

(7)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5页。

(8)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45页。

(9) 应为20日。

(10) 指《光明日报》。

(11)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86、187页。

(12) 薪巴，藏语，农民。

(13)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6—200页。

(14) 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9日。

(15) 毛泽东对中共湖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3月9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27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30、32、33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30、32、33页。

(1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

(19) 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59年3月20日。

(2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

(21) 毛泽东对陶鲁笳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注，手稿，1959年3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页。

(22) 十八个问题是：一、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二、确定基本核算单位；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四、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五、“旧账”的清算和处理；六、国家银行和公社间的信贷关系问题；七、收益分配方案要及早向群众宣布；八、关于工资制；九、关于供给制；十、一九五九年的粮、棉生产指标；十一、关于农业增产技术措施；十二、农村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十三、十亿元投资的用途和分配；十四、目前的工作重点要放在穷社、穷队；十五、关于开会方法；十六、公社的管理机构；十七、召开公社的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十八、制定人民公社示范章程的准备工作。

(2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7页。

(2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9年3月28日。

(25)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73页。

(26)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把1959年产1650万吨钢作为内定指标下达，但对八届六中全会公布的1800万吨钢产指标不做公开修改。因此，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钢产量数字仍为1800万吨。

(27) 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省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28)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29)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15日。

(30)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9年4月17日。

(31) 毛泽东对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4月26日。

(3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50页。

(33)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5月6日。

(34)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35)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36)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37)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140页。

(38) 转引自陈云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5月15日。见同上书，第139页。

(39)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64页。

(40) 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定的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

(4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6月13日。

(42)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35、136、140页。

(43)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8、401页。

(44)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35、136、140页。

(45) 即后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46)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8、401页。

(47) 毛泽东对李先念1959年6月11日关于1959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的批注。李先念在报告中说：“几个月来根据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全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在日用工业品生产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六十四、庐山会议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从一九二七年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回韶山前，毛泽东先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六月二十四日，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1)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2)

毛泽东当天来到长沙，下午游了湘江。这是他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他兴致很高，登上橘子洲，稍事休息，随口念了一副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这时，围拢来一群孩子，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照了相。

六月二十五日午后，毛泽东乘汽车踏上回乡的路。一路上，车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对三十多年前那些往事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谈起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3)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径自朝附近的小山上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墓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毛泽东在父母墓前鞠躬行礼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泽东顺道看望了一家农户，又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留念。

回到住所，毛泽东对随同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4)

当天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不大，坐落在两山之间，是“大跃进”时兴建的。毛泽东下了水，岸边站着不少父老乡亲。他时而躺在水面，时而坐起，时而立起，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乡亲们报以阵阵掌声。

游泳完了，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这里面已经没有祖宗牌位，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进去行三鞠躬礼。据陪同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下了车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门口走去。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行完礼以后，主席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还在那儿看，也没有讲话。一下子，我看他急转身往大门口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5)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乡亲们吃饭。既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也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6)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7)

六月二十七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就是有名的诗作《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他还写了一个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8)

六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第二天（七月一日）一大早，乘车上了庐山。连日来，庐山一直是阴雨天，这天早上突然放晴。一路上，毛泽东心情轻松，作了一首律诗《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在几天内接连吟成两首诗，这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生涯中并不多见。

毛泽东《七律·登庐山》手迹的第一页

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9)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为什么要把读书放在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毛泽东比较看重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加看重的，是形势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综合平衡列在四个问题的首位，把它提到与群众路线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历来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认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这次突出地强调综合平衡，是经过“大跃进”的生动实践和严重教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他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第四，明年任务；第五，四年任务。毛泽东把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讲。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很显然，比起上一年来，毛泽东的头脑冷静多了。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除了读书、形势、任务等五个问题，以下十二个问题都同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有关。

——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在这里，毛泽东对平衡不平衡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平衡是根本问题”。

——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10)

这两次讲话，实际上为这次会议在什么范围内、在何等程度上继续纠“左”定下基调。对问题的估计，从过去说的“一个指头”到这次的“一、二、三个指头”，也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从七月二日这一天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11)，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这几天，毛泽东没有怎么召集会议。他批阅了一些文件，印发会议，以推动与会者深入讨论一些问题。

七月三日凌晨一时，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在服用了安眠药以后，入睡之前，半靠在床上批阅文件，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12)这显然比“以粮为纲”的提法更为全面。

七月四日，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13)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

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14)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自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出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渡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从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些文件看来，庐山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想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具体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有不同意见，社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不满情绪，但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想要开展斗争、反右倾。

从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庐山会议开了有一个星期了。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15)

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16)，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万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

谈到总路线，他说：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过去搞一千九百项基建，现在安排七百八十八个，这还不是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一千八百万吨钢不行，现在搞一千三百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他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的问题，他说：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全局形势作这样的估计：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谈起高指标，毛泽东总有些后悔，但他认为“大跃进”总的来说不能说是得不偿失。

“去年北戴河会议开始，部分转入被动，特别是公布粮棉等四大指标，自己设一个菩萨自己拜。但我们只能说部分，不是全部，不是全军覆没。没有达到一千八百万吨钢，总还有一千三百万。北戴河会议时，人心高涨，形势很好。那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讲这部分问题，讲的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好比打仗，打败仗是失多于得，打胜仗是得多于失。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

毛泽东还谈到片面性的问题：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破坏是暂时的，但建起这些厂子从长期看是起作用的。）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来说也是好的。”

谈到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湖南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有的省的钢产量已超过蒋介石时代全国的钢产量。这样看，还就是成绩是伟大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他承认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认为路线正确与否还要看十年：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我们过去建国的十年中，第九年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在庐山开会。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炼钢铁的小土群转化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缩短提高质量的过程。”(17)

毛泽东作这篇讲话的时候，对一些批评和不赞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映材料已感到不满，担心这样会全盘否定去年以来的成绩，不过他讲话的语调还是平和的、说理的、有分析的，并且说，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对党内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要帮助他们认识，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关于对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从局部来说，从一个问题来说，缺点、错误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他肯定总路线，同时又说路线正确与否要用十年时间的实践来证明。他承认“大跃进”中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说来，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国民经济平衡受到破坏，只是暂时的，认识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总之，他对整个形势的估计，还是那三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他着重强调的却是“成绩是伟大的”这个方面。

毛泽东的讲话，对会议所讨论的和党内外普遍议论的重大问题，一一表了态。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这是几句很重的话。以后庐山会议发展到十分不幸的地步，也就是党中央内部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导致的结果。毛泽东希望他的这个讲话能够统一大家的认识，继续鼓劲，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并且觉得会已开得差不多了。

七月十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18)

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19)

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毛泽东当时向会议批示印发的文件不多，他利用晚上找人谈话。十一日晚，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20)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

七月十四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这天清晨六时和七时，毛泽东连写了两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此事。他还特地问到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陈云由于健康原因，到东北养病，一直没能到会。）

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员来参加会议，这显然是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但当时与会者们并不知底里。除了几位中央常委，连各组组长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实上，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而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这些步骤的，是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长信。

彭德怀是在访问东欧等七国后立即上山的，参加了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一九五八年八月以后，他曾到东北、西北和湖南湘潭等地视察，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这次开会，他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21)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七月十二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22)

也是这一天，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了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彭说，他正要给主席写一封信。(23)

第二天中午，彭德怀把拟好的提纲交给随行的参谋，还口述了要写进去的具体内容。七月十四日，他又仔细修改整理出来的信稿，要参谋抄正，自己在信上署了名，然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据彭德怀说：“为什么给主席写信？因截止十三日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从简报上看不出反面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缺点重犯。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个情况，就在十三日晚写了一个供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十五日就要结束，使我的心情更加急切。写信当时只考虑供主席参考用的，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24)

彭德怀后来在他的自述里，也讲到当年给毛泽东写信的情况。他写道：“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从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25)

彭德怀的信送到毛泽东那里，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对信没有做任何评论。

毛泽东的这种做法，彭德怀事先也不是没有估计到。信送出去以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他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26)

七月十七日，黄克诚上了庐山。据他回忆：“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27)

彭德怀的信，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彭德怀的信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随后，彭德怀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彭德怀在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28)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对此，《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在七月十九日的发言中予以说明。他说，《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然后，他把话题一转：会议已经开了十八天，但是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是不很浓厚。会议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希望研究经验的空气能有所增加。在这次会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说浮夸风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同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29)

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大体代表了“秀才”(30)们和一些与会者的一种看法，也反映了会议上的一种气氛。一些讲真实情况、讲缺点错误的人，发言时往往受到顶撞，感到有一种压力，不能畅所欲言。

毛泽东是要充分肯定成绩的，但他也并不完全赞成那些护短的人。他希望把缺点、错误尽快改掉，取得主动，以利继续跃进。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他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他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31)

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32)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33)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末，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大会并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

“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所反映的。”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什么都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到春节前后，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

“他们（指省和省以下地方各级干部——引者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说就是硬着头皮听，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点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明显的是针对彭德怀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出的反应。点到历史上的四次路线，点到“有失有得”，更显然是指彭德怀，只是没有说出名字。毛泽东接着说：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讲到这里，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这是全篇讲话中最厉害的一句话。

“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34)，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办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

“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嘛，一个时期计划机关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各部，还有地方。地方可以原谅。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去计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就要多少运力。……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〇七〇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会议上有同志建议搞到公报上，也觉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也不是大部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六百万吨，我是全国一〇七〇万吨。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35)

毛泽东这篇出人意料的讲话，引起很大震动。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36)

会散了。毛泽东走出会场，彭德怀迎上前去，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事后，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37)

毛泽东这次讲话，是一个转折，庐山会议的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

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分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但总的说来语气还比较缓和，气氛也还正常。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38)

七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李云仲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曾经担任过国家计委副局长。他的信主要是反映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

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先是肯定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

然后，把笔锋转到反右。他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他接着说：“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

毛泽东最后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39)

毛泽东四点意见特别是“对事也要对人”这一条的传达、和这个批语的印发，使得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小组会上的讨论，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彭德怀的思想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的总路线进攻”；“彭德怀的错误，不仅是立场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锋芒是对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代替中央的总路线”；彭德怀的信“是别有用心”，等等。到后来，越来越集中搞彭德怀历史上的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不正常了。

在分组讨论的同时，毛泽东一边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边向会议印发各种文件，推动和指导会议的进行。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是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这些材料，再加上先前印发的一些人对“大跃进”以来国内政策的批评，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和党内党外所谓右的势力在遥相呼应。

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40)、《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

批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41)

八月一日，毛泽东又把这三篇报道连同他的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42)

对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影射中国。后来，利用赫鲁晓夫十月访华的机会，向他当面澄清人民公社的问题。但不是在正式会谈的场合，而是在送赫鲁晓夫上飞机的会客室里的谈话中，似乎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自然，口气不会像写党内批语那样严厉。毛泽东说：“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43)

过了几天，一个波兰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会见时，把跟赫鲁晓夫讲的这些话，又对他们说了一遍，并进而指出：“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两条腿走路。主要的是集体所有。”他还告诉波兰客人：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成立公社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公社可以办相当大的中型水库，过去不能办的工厂、学校、托儿所等现在也能兴办了。至于名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叫公社也可以，叫合作社也可以。但它经营的不只是农业，它有工业，还有学校。(44)毛泽东这样详尽地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可能包含着消除赫鲁晓夫讲话在波兰的影响这样的意思。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在批语中对集中力量进行反右倾鼓干劲提出明确要求：“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这些批语，使庐山会议批彭反右的调子越来越高。

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次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想做两件事。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关于会议文件问题，他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45)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46)

为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集中批评彭德怀做准备，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彭德怀进行面对面的批评，同时争取一些跟彭德怀持相同意见的人。

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一次是七月三十一日，一次是八月一日。这两次会都没有正式记录。据当年列席会议的李锐说，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会上，大都是毛泽东讲话，其他常委也讲了意见。彭德怀也有不少对话，直率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对一些不能接受的意见，表明了态度。会议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讲彭德怀的历史旧账。

毛泽东说，他与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不同意，说是对半开。第一个出来为即将召开的八中全会批彭定调子的，是林彪。他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泽东说，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指七月二十三日讲话）说的不正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他又说：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两次常委会后，毛泽东把列席的四个人留下来，又谈了一阵。说让他们列席会议，是为了受教育，不要再受彭德怀和那封信的影响。毛泽东对争取周小舟看得更重一些。(47)

八月一日晚十时，毛泽东写信给周小舟，送上几句勉励他改正错误的话。周在延安时曾经给他当过秘书，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信的末尾，还嘱咐说：“如克诚(48)有兴趣，可给一阅。”

在这之前，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七月三十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49)

毛泽东的这些步骤，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集中力量批判彭德怀等主要的几个人。

八月二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九人，列席会议的十四人。这次全会是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也由此进入高潮。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说明这次全会的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关于改指标问题，毛泽东说：

“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它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

谈到路线问题，他说：

“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一个月了。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就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那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瘾。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还在去年）。对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为要重新议过。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这个民主大一些。他们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有党代表大会，准备明年春季开党代表大会。……现在要求民主，又是一九五七年那个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开头几天，我摸不着头脑，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件事。”

关于开会的方法，毛泽东提出：

“应该是历来为我们大家所赞成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总要有一种希望。我们是希望团结，还是希望分裂呢？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种倾向，我在去年五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我当时说，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在国际上打世界大战，一个是在国内把党分裂开来。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了。我看不行，不应该分裂，我们应该团结。那么，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

毛泽东最后说：

“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后头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少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少。他们要改换题目。问题不少是可以的，看是什么问题。现在改换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50)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九个月的“左”，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要反右的问题；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结论。

会前，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写得很挖苦，并首次提出“军事俱乐部”这个称号。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51)

毛泽东对张闻天非常不满，他认为张是“旧病复发”，而且“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搞到一起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来说，是最忌讳不过的。

八月四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

这以后，会议的揭发批判，集中到“军事俱乐部”问题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对这个问题的揭发和追逼，使得这次全会的气氛极不正常，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极大破坏。彭德怀为了顾全大局，一再作了检讨。他后来回忆说：“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52)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再次讲话。

这次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从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方面，对彭德怀等人做分析。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这些人“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他甚至说：“犯错误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领袖，比如彭德怀同志，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这些话，实在讲得太过分了。

他说：“我们跟彭德怀同志个别的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这些同志，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

然后，又历数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就发生变化，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毛泽东认为，这些就是彭德怀等这一次“迫不及待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的由来。

说彭德怀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者”，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的。这个观点，正是后来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这个错误观点的初始。

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今年上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全国人民，全体党员，在这一年半中间的进步，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什么叫价值法则，什么叫等价交换，“一平二调”是不对的。这是个大学校。反面的东西变成一种有益于我们的教材。

毛泽东特别讲到“秀才”问题。他说：有些人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我看挖不到，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

最后，毛泽东提出，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他说：“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过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全体会要大进一步。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毛泽东又说：“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七月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三十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53)

从八月十日至十六日，毛泽东连续写了几个长篇批语和通信，对彭德怀，对所谓“军事俱乐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进行批判，其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十一日的讲话。

八月十日，在对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54)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与会者写了一封关于读两本书(55)的建议信。信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他提出：“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56)

同一天，他又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这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等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中摘编的。毛泽东在八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先后写了两个长的批语，分别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在第二个批语中，他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57)

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大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深远。

关于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写道：“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58)

本着同样的目的，毛泽东还在八月十六日写了《关于枚乘〈七发〉》一文，借汉赋《七发》来比喻现实。他写道：“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然汗出，霍然病已’。”

尽管毛泽东反复讲党的团结，讲“团结—批评—团结”，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由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针，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整个会议被紧张气氛所笼罩，批判的调子更加升级，主要集中在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查说毛泽东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

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八中全会上批判彭德怀等人的一些情景：“自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三个大组，李井泉小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了批评质问的方法，没有长篇大论，但都很尖锐。这样尖锐的斗争终于迫使彭、黄、张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特别是八号以后张闻天说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周惠、李锐交待出他们私下攻击主席的一些言论，彭德怀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认了。”“从十三号开始大会，也是采取了面对面短促突击的方法。”(59)

若干年以后，黄克诚回忆说：“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作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60)

在会议的巨大压力下，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不得不承认了错误。八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61)

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承认错误的信。毛泽东同样以热情欢迎的态度给以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62)

又过了一段时间，九月九日，彭德怀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当即将此信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并加批语，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63)

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他说：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这样总结法才好，就是锋芒对着右倾。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起，落实指标，反对“共产风”，不断地批评，就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而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

从这段话里，可以注意到：在毛泽东看来，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近一年内，他一直致力于纠“左”，这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这次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却主要在右的方面。这多少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为什么会从反“左”一下转为反右。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说：“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

他又说：“要估计到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案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从这里又讲到海瑞：“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一个侧面是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并且把当前的形势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第二个侧面，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了认识。

毛泽东又一次表示，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我说三十一年就这么散了啊？毛泽东借用孔夫子的一句话，“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表达他希望彭德怀等人改正错误的心情。他估计“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是能转变过来，第二个是不能转变过来。我们极力争取第一个可能，使他们转变过来”。他说：“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做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

最后，毛泽东用林彪发言中的两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64)

在八月十六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和决定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中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65)

历时四十六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负责干部中对彭德怀、黄克诚继续进行严厉的批判。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随即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运动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作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它已经作出正式结论，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彭德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给毛泽东写信，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指出“大跃进”中的一些偏差和错误，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组织原则来说，都是正确的。（虽然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和个别谈话中，也说过一些情绪偏激的话，对毛泽东有刺激。）如果没有彭德怀那封信，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如此激烈的程度。这样看起来，事情似乎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的范围时，就会提出反右的问题，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彭德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一样，他在历史上也有过失误，而这些问题都早已解决。因发生意见分歧而算历史旧账，不仅无助于弄清是非，而且必然伤害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成为毛泽东失足的地方。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成为毛泽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

庐山会议错误地决定“反右倾”，使得持续不到一年、成果还很不巩固的纠“左”付之东流，以“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重新泛滥。一个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就是很难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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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史记·魏世家》。原文为：“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

(2) 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3) 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4) 吴旭君、沈同的回忆。周立波：《韶山的节日》，见《周立波文集》（4），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634页。

(5) 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0年10月。

(6) 指王任重、罗瑞卿、周小舟。

(7) 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5页。

(8)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4页。

(9)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5、406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5—82页。

(11) 朱德在华中、中南小组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6日。

(1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7月3日。

(13) 指协作区主任。

(1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3、84页。

(15)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9页。

(16) 指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

(17)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10日。

(18)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10页。

(19) 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9年7月13日。

(20) 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

(21) 《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48号。

(22)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740页。

(23) 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

(24)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26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32号。

(25)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9、275、276页。

(26) 庐山会议档案。

(27)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49页。

(28) 庐山会议文件36。

(29) 《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18号。

(30) 当时所称的“秀才”，主要指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31)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12页。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32) 《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14号。

(33) 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34) 指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谦领导的赴河北昌黎调查人民公社问题的调查组。在“反右倾”运动中，董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1年平反。在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科学院有一个具体事例，就是董谦为食堂问题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主席、少奇同志指示要平反。”（根据中国科学院保存的档案）1961年4月3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曾指出：“在一九五九年春，只有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是正确的。”

(35)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3日。

(36)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2、253页。

(37) 彭德怀1959年写的《庐山笔记》。

(38) 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39) 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手稿，1959年7月26日。

(40) 这是赫鲁晓夫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讲话的节录。其中讲到公社问题时说：“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他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

(41) 毛泽东印发《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的批语，手稿，1959年7月29日。

(42) 毛泽东给王稼祥的信，手稿，1959年8月1日。

(43)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10月4日。

(44) 毛泽东同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4日。

(45) 指正在起草中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

(4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9日。

(47)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1—213页。

(48) 克诚，即黄克诚。

(49) 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50)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2日。

(51) 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手稿，1959年8月2日。

(52)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8页。

(53)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1日。

(54) 毛泽东对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农村食堂给中央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8月10日。

(55) 关于两本书，毛泽东说：“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毛泽东所说的《哲学小辞典》应为［苏］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

(56) 毛泽东：《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手稿，1959年8月15日。

(57) 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手稿，1959年8月16日。

(58) 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手稿，1959年8月16日。

(59) 王任重日记，1959年8月21日。

(60)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9、260页。

(61) 毛泽东对张闻天来信的批语，手稿，1959年8月18日。

(62) 毛泽东给黄克诚的信，手稿，1959年8月24日。

(63) 毛泽东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手稿，1959年9月9日。

(64)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6日。

(6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509页。

六十五、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上）

庐山会议闭幕后第四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南昌。从南昌乘专列到杭州。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后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沿途中，不断找当地一些地、县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

这时，各地、各部门陆续报来一些令毛泽东十分高兴的消息。九月三日，中共河北省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九月六日，甘肃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于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重新作了调整。九月十一日，甘肃又报：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九月二十四日，石油工业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石油工业在一九五九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九月三十日，浙江省委报告：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生根。十月三日，四川省委在报告中说：在九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了干部会议，以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安排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仔细阅读并批转各地参考，还写了一些给予肯定的话。

十月八日，毛泽东接到薄一波前一天写给他的信。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1)

九月六日，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题名《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文章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一九五八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

不久前，毛泽东也曾认为，一九五八年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综合平衡的问题，而这时作为职能部门的国家统计局，却以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的。这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它同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估计密切相关，也是庐山会议后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自然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立即写信给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2)

陈伯达九月八日报告毛泽东，说：九月七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现象，经过调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3)

这一系列的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书面的报告。形势究竟如何，他还要到实际中去亲眼看一看，心里才踏实。从九月十八日起，毛泽东开始他为期一周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

十九日，在天津郊区看了一个农场的水稻，据农场负责人报告，亩产八千到九千斤。

二十一日，到济南，在专列上接见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舒同、郑松分别汇报了山东三年、五年经济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舒同汇报封山造林时，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舒同没有回答。接着汇报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又问郑松：“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郑答：“玉米亩产五百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毛泽东兴致很高。他突然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大家说，黄河的漩涡很大很多。他说：漩涡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就这样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

吃过午饭，毛泽东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看了棉田。又冒雨到东郊公社的大辛庄大队，专门去看那里的玉米、大豆生产情况。他问郑松：“亩产多少？”郑答：“这片丰产田可达八百斤。”毛说：“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4)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待了一天多。北返路经河北磁县时，下车看了看人民公社的棉田。后经保定，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此行主要是要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他一路所见所闻，似乎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其实，由于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试验田，就是很少数办得特别好的人民公社的几片丰产田。这些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也没有根据说都是虚假的，但是它们在全国并没有多大代表性。而这些不全面的情况，却被毛泽东看作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继续关注和指导全党的“反右倾”运动，不时批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推动运动深入下去，继续向着“左”的方向发展。

“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个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或谈话。

十月二日，毛泽东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赫鲁晓夫是刚刚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国后不久，来到北京的。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说明，这五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印边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九月九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争论公开化。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无理地指责中国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5)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毛泽东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日共代表团。谈话中，讲了一段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西方统治集团，美国集团，这个集团的大部，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着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不会是很短的和平时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情况是向好，不是向坏。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6)

“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思想。他渴望在这段时间里，把钢铁尽快搞上去，把粮食尽快搞上去，把整个工业尽快搞上去，超英赶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以争取主动。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京南下，经天津、济南、徐州、合肥、马鞍山、南京、上海，十月三十一日到达杭州。一路上参观视察，除了农业，重点是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看了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和一个化肥厂，还看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十月三十日，在南京到上海间行进中的专列上，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谈话，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

毛泽东最关心的仍然是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他问：“你们情况如何？”

答：“情况还好。”

问：“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毛泽东问江苏负责人：“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

毛泽东紧跟着问了一句：“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

答：“恐怕好得多。”

这时，有人插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毛：“心放下来了？”

答：“心比较放下来了。”

毛：“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就好。能不能够？”

答：“大概差不多。”

在粮食问题上，毛泽东记取一年多来的深刻教训，头脑冷静多了。然后，他又问到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情况，重申他的“大农业”思想：农业包括十二个方面，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还有畜牧业，林业，渔业，还有别的副业，都要发展。

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虽然搞了十年，经过那么多风波，问题还是存在，并且相当严重。以后若干年，甚至于几十年，还存在这个问题。总之，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这个问题。他提出，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来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他又问了一下江苏工业生产情况。(7)这时已经是下午六时多了，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

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

柯庆施问他：“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毛：“不下去。”

柯：“他们有个晚会。”

毛：“什么晚会也不看。”

陈丕显：“游泳吧！”

毛：“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八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十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四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与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谈话，谈话涉及工业、交通、副食供应、防治血吸虫病等等。

毛泽东很相信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显著好转。他说：“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六十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十九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柯、陈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

毛泽东又说：“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三十辆汽车，坏了二十六辆，只有四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就起来了，两三天工夫，就修好了二十四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8)

故事也好，材料也好，这类信息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递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经多少次的反复，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的渊源。

不久前，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9)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10)

1959年10月31日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的第一、二页。此信在印为文件下发时，将信中的“在人民日报发表”改为“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道路，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想，是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情况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立即要柯庆施当天上午印出二十份，发给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每人一份。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等六人请到专列上，议论这封信。

毛泽东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11)

毛泽东正在想方设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时候，发现了吴桥县的这个典型，高兴极了。他感到找到了解决农业增产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为水，二为肥。而肥料主要靠粪肥，养猪是第一位。毛泽东这封信发下去以后，全国兴起了一个大办养猪的运动。

毛泽东的这封信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当时那种人民公社体制下和政治气氛中，他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却成为一九六〇年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杭州。

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为此，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十一月三日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对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另外，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在这之前，十月六日，他访华回国途中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其中讲到“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来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报告中，宣扬他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12)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等等。(13)这篇报告引起周恩来等的注意，也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同时，还要谈谈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接下来，谈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周恩来和雷英夫(14)用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胸有成竹地说：“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原先已经相距二十公里的，那就不要退了。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

大家一致称赞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认为这样做是很主动的。

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已经考虑一阵子了。他说：“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

毛泽东说：“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大家的估计是，尼赫鲁很难不同意。但毛泽东估计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

毛泽东说：“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最后，毛泽东提出，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15)

毛泽东这次谈的，有两点值得重视，都是属于涉外重大方针的。其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盘子”。其二，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方，这个判断决定着中国长期以来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

在谈到一九六〇年的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说：“一九六〇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泽东说：“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周恩来和彭真都说，钢的产量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那个一千八。毛泽东紧接着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六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毛泽东总想把钢铁搞得多一些。

彭真谈到农村整社，说现在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彭真说：“现在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毛泽东说：“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对“反右倾”运动中出现的“左”，毛泽东已多少有所察觉，但他认为只是有这个苗头，并没有把它看成一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或者防范。

然后又谈到水利。一九五九年中国是个大旱年，入冬以来各地都在大搞水利，特别是河北、河南两省。胡乔木讲了一下他在河北的所见所闻：“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六百万人，不过两百万劳动力，他就有一百六十万人上水库。”

这种景象，可以说是当时大搞水利的一个缩影。

周恩来接着说：“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16)这些扫尾的工程还要搞，这边密云水库还可继续。现在冀东还要修两个水库，原来六个要收尾，又增加了三个。跟他算来算去，总要少一点，不然，到了春天农忙一来要受影响的。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毛泽东：“安徽大旱。”

周恩来：“比湖北还好一点。”

彭真：“三十一号到一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毛泽东：“下了四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胡乔木：“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三天影响还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周恩来：“河南有一千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现在最急的还是一个农业上的水利，水利为先，的确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劳动力太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电。还有农业机械。”(17)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

第二天，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彭真等返回北京。毛泽东要王稼祥继续留在杭州，准备他们两人一起，与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谈谈国际问题。

周恩来回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信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信是七日发的，八日由中国驻印度大使交给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尼赫鲁复信周恩来，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会晤，但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这一点被毛泽东估计到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往后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美国政府对外策略的变化，以及赫鲁晓夫对这种变化的态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

“找出杜勒斯几个文件来。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18)

以上就是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由来。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但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所关注的，一是国际问题，一是国内经济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庐山会议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贯穿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中。有时候偏重于国际问题（这种时候更多），有时候则偏重于国内经济问题。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这两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和各大协作区的负责人柯庆施、陶铸、李井泉、王任重、林铁、张仲良、欧阳钦等。会议地点在杭州饭店三楼会议室。

会议第一天，李富春作一九六〇年计划的报告，然后讨论。十二月三日起，讨论国际问题。这天凌晨三时，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19)

十二月四日晚，毛泽东专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没有正式记录，但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份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1959年12月毛泽东写的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的第一、二页

他接着写道：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20)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21)

这个提纲，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方针和基本原则；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历数了中共同苏共之间，特别是自一九五六年起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中苏之间的分歧，后来继续扩大，演变成为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以至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但此时毛泽东仍认为这些分歧，这些不团结，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十月二日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也反复指明了这一点）；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如何发展没有说死，还要看。毛泽东对全世界的和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就全世界而言，“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就中国而言，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这个提纲，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基本估计，其中有一些观点，具有长远的和战略的意义。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国际，特别是国际共运方面。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一段特殊的读书生活。

人们熟知，毛泽东酷爱读书，读书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离开的一部分。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革命家当中，像他那样酷爱读书，读过那样多的书的，恐怕不多。他曾说过（那是一九三九年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日”。(22)毛泽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直到一九七六年病危的时候，也没有中止读书。他最后读书的时间，有记录可查，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晨，也就是临终前一天的五时五十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读了七分钟。(23)毛泽东离开人世间的那一刻，也就是他的读书生活结束的时刻。

毛泽东这一次集中时间所读的书，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鉴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发生一些问题，干部中存在一些混乱思想，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在一九五八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以后又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次他自己带头来读。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邓力群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回忆：

“这一年（指一九五九年——引者注）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计划读的部分是下册。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时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苏州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为了不误读书，我们又乘夜车于星期一早晨赶回来。

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24)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我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从下午六时读至十时，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同志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作了个别文字改动。

1月4日，我们和毛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我被分到朱德、邓小平同志所在的组。我问：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传达。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记录详详细细地做了传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三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主席读书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主席读书的谈话记录和我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我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们随毛主席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陶铸、胡乔木同志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25)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毛泽东读这本教科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且从中国的经验同苏联的经验相比较中，来探讨一些问题。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独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说这次读书采取了“跟着书走”的方法，是为了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读教科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读；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论道，而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做。这次读书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观点。但又因为有了“大跃进”之后纠“左”的一段经历，因而同发动“大跃进”时又有所不同。

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一生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使用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始终贯穿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之中。他说：“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批评教科书没有运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说明量变中就有部分质变的道理。部分质变论，并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但经他重新提起并加以发挥，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不仅有哲学意义，还有实践意义。就像他所说的：“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

关于如何认识事物规律的问题，毛泽东说：“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批评这本教科书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他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里，他为人们指出了一个研究和认识规律的基本方法。

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他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在于，在运用这个理论观点指导社会实践的时候，不能以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如果这样理解，这样去做，就会出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要根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人们接受的程度。归根到底，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是毛泽东特别感兴趣、也是谈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也不奇怪。从“大跃进”以来，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认为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长期并存，否则“就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他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这些观点，仍然反映了毛泽东急于过渡的心态。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当时那种急于过渡的情况，作过一些纠正。庐山会议反右以后，又有明显的反复。他是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是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为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另一个是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角度，认为在小合作社的基础上，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必须从小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毛泽东在谈话中，以喜悦的心情，说到一些地方已经提出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从社有过渡到国有的问题。应当说，毛泽东在称道一些“过渡”典型时，不是一点担心也没有。什么担心呢？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的深刻教训，他是深记在心里的。他既希望早一点过渡，又怕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度刮起。他看到浙江的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他说：“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他反复叮嘱：“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尽管有这些话，但毛泽东对这种“过渡”的称道一传达，事实上就助长了急于“过渡”的“左”的思想。

毛泽东特别重视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他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形成了他的一个思想特点，并且用于指导实践。读教科书时，又反复讲这个问题。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是：对领导人员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的管理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他还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维护和尊重，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和平等观。

价值规律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斯大林又前进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价值规律和计划需要割裂和对立了起来。他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用“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来说明和解释“大跃进”的合理性，是不能说服人的，也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大跃进”之所以受到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违反了价值规律。

关于物质利益原则问题，是教科书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很不满意教科书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点。他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说：“教科书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是也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人们所普遍崇尚和遵循的一种主要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对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对个人利益有所忽略。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教科书的批评，并不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不发达的和发达的两个阶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论断。这是一个科学的创见，也可以被认为是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受到的启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涨的时候，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干部曾一度认为，用不了多长时间，甚至是很快，社会主义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践打破了这种空想。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便提出这个论断。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来的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最早见之于周恩来一九五四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法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决议采用了毛泽东的提法。这个提法有一个优点，它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仅对发展生产力，而且对发展文化都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但是没有提国防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可归入工业，因而可不单独列出。）这次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对“四个现代化”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直沿用了下来。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也谈了一些意见，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开来。”“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看法。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哲学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他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接着他说：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26)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一部分，远远不能涵盖谈话的全部内容。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其中有许多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这次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做准备的，首先要把一九六〇年的计划指标确定下来。会议的第一天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会议集中讨论的是计划问题和国际问题，还议了一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是一月四日晚上从杭州乘专列于次日凌晨到达上海的。十七日闭会那天，发表讲话，主要讲形势问题。

他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他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在讲到国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这次整风反右比历史上哪一次都要深刻。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包括了富裕中农中间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他对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而又很自信。他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基本上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使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除了杭州会议上讲的那些内容以外，他还对赫鲁晓夫访美一事作出这样一个评价：一方面是好的，跟西方国家讲好，我们公开支持这一点；另一方面是不好的，就是擦粉，讲话失去分寸。西方国家也给赫鲁晓夫擦粉，但是他们比较有原则，有分寸。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还是着重讲团结，说这是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所在，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赫鲁晓夫虽然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团结，估计到是可以团结的。同时他又说：“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邓小平插话说：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快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27)

这次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一九六〇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〇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〇年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上海会议结束后，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杭州。二十七日到广州，在这里最后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六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审读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主要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不像前三卷那样由毛泽东亲自动手做编辑工作，而是在别人编好之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他逐篇仔细审读，有时顺手改几个字。他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中共发言人的谈话。

《毛选》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泽东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28)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毛选》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其中《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篇名著，为新中国建国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将在长时间内保持它的生命力。

三月八日，是审读的最后一天，在毛泽东的住处广州小岛宾馆进行。除康、胡、田三人，参加《毛选》第四卷工作的其他人也都参加了。开始有的同志还有点拘谨，经毛泽东一番轻松的谈话，紧张气氛顿时消除，觉得很舒坦、愉快。

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日，毛泽东又审读了《毛选》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在题解和注释中，很多地方涉及彭德怀。彭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编《毛选》第四卷之时，正值庐山会议批彭反右之后，彭德怀的名字和他的战绩，能不能写到《毛选》里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敏感的问题。为此，田家英专门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明确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这是对待历史问题的一种郑重态度。这一卷军事方面的注释比较多，涉及四个野战军和华北部队等，所以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挂帅，请三位元帅、五位大将参加了注释工作。

《毛选》第四卷于一九六〇年九月出版，随即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热潮。至此，《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作为建国前毛泽东最重要著作的结集，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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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59年10月9日。

(2) 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9年9月6日。

(3) 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59年9月8日。

(4) 毛泽东同舒同等谈话记录，1959年9月21日。

(5)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纪要，1959年10月2日。

(6) 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8日。

(7) 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8) 毛泽东同柯庆施等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9) 威廉氏，即威廉斯。

(10)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0、101页。

(11) 毛泽东同柯庆施等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1日。

(12)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不要让人们在睡觉时还想：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和平的夜晚；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战争的浩劫。”

(13) 见195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14) 雷英夫，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15) 毛泽东同周恩来等谈话记录，1959年11月3日。

(16) 这是河北省西部太行山一带的四个水库。

(17) 毛泽东同周恩来等谈话记录，1959年11月3日。

(18) 毛泽东、王稼祥同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59年11月12日。

(19) 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的信，手稿，1959年12月3日。

(20) 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

(21)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手稿，1959年12月。

(22) 毛泽东在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的演讲，1939年1月28日。引文中的“三百五十九日”，是按中国农历算的。

(23) 毛泽东病历，1976年9月。

(24) 应是《毛主席诗词十九首》。

(25) 邓力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写的后记。

(26) 以上均引自《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2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1月17日。

(28)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2日。

六十六、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下）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审读《毛选》第四卷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心情是舒展的。文件看得多，批语写得多，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仅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一个月内，他为中央起草的重要批语和指示就将近二十件。

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引起毛泽东特别的注意。广东的文件，提出目前农村中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第四，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第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立即印发正在广东从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周恩来等人。然后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批示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像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1)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的第一页

广东提出的五个问题，都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过的问题，现在重新出现。其中对毛泽东触动最大的，可能是为急于过渡而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这些问题又跟干部作风密不可分。对急于过渡，广东提出了种种限制，诸如：规定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积极创造过渡条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公社试点，必须严格控制；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比重，决不能削弱大队经济。尽管规定了这些限制，但在强调“反右倾”、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方针又没有改变，可以预料，这些限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力的。在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既要求积极创造过渡条件（即提高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又不准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广东文件及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省相继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一些省报来的情况看，跟广东大致相同。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为重刮“共产风”，一为干部作风中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当毛泽东看到反映这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报告时，十分愤怒。三月下旬，他在批转山东省的一个情况简报时，以极严厉的口气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毛泽东写到这里，觉得说得太厉害，笔锋又一转：“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2)

三月三日，毛泽东看到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十分欣喜，立即转发各地。他“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3)技术革命，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对这个革命运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在三月三日至二十五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批转了四份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他在批语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4)“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5)他要求“在一九六〇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6)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无疑起着重大作用。但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来发展成为“四化”，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却助长了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出现了拼设备、“左”倾蛮干的情况。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尽管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总体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贵州省委二月二十四日有一个报告，是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个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其实，贵州的报告并不真实，毛泽东却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里给予很高的评价，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他写道：“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7)这个以近乎命令式的口吻写出的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地纷纷仿效。在毛泽东批转贵州文件的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电话汇报，整理出一份关于各地整顿和积极发展公共食堂的材料。另外，河南省委三月五日报来的一个材料说，河南全省有农村公共食堂近三十三万六千个，在公共食堂就餐人数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百分之六十六，二类食堂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三类就只占百分之二点八。毛泽东对这些书面的东西，深信不疑，立即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在批语里大加称赞：这两个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8)

一九六〇年，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这一年的卫生工作做得不错，还出现了一些环境卫生搞得很好的城市和街道。这同毛泽东三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的贯彻执行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件。一般说来，像这种内容的文件，很容易写得比较枯燥。毛泽东起草的这一篇却不是，写得很神气，很生动，很有思想，一看就是毛泽东的文风，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指示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即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9)这个一千二百字的文件，像一篇散文，读来朗朗上口。关于写这个指示，毛泽东讲了一段故事：“这个除四害，我替中央写了一个东西。原来中央那个批语不动人，就是那么两句，怎么能够动员呢？凡是办一件事，你不大吹大擂，有声有色，讲得神乎其神，谁听呀！所以，补充了一个指示。”(10)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11)

毛泽东写的这些话，是他早想说而没有说的，一直压在心里。他说过：“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开了个展览会，群众那么热烈。因此，我就灵机一动，写文章一篇。这是反华以来，主要是去年十月赫鲁晓夫跟我们当面谈话，到三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开会，积了好久了。要说透一篇道理，要有个形成时间，巴基斯坦这个群众运动影响了我。”(12)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反华的人，不仅指帝国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也包括赫鲁晓夫，就是批语中所说的“半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一直发到人民公社一级党委，在当时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华浪潮的情况下，对于帮助全党干部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和指示，都是党的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三月九日，《毛泽东选集》审读工作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经衡阳、株洲、金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于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天津，历时十五天。沿途与当地的省、市委负责人和一些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刘仁、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天津会议只开了两天，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中南五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那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三天会，有华东六省一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这一吹，就吹出十几个问题来了。

（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13)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

（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十一）除四害。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把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14)

（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十七）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毛泽东说，他在浙江只讲了十五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十七个问题。(15)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十七个问题。下午，邓小平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议论。

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后，出了很多乱子。为此，他曾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也破除了。而对于“敢想、敢说、敢做”这个口号，从总体上作出这样的限制，在“敢”与“不敢”之间划了界限。

在汇报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〇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地感叹起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毛泽东把发展钢铁的希望相当地寄托在小洋群上，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多搞一点钢铁的紧迫心情，总是不时地要流露出来。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16)，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17)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月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对此作出正式决定。这以后，由于集中精力发动“大跃进”以及随后而来的纠“左”工作，这个问题基本没有怎么强调。庐山会议出现了那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后，促使毛泽东又重提这个问题。

以上十七个问题，包括毛泽东这段时间写的批语和指示，是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以后，从阅读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中，从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大家意见而形成的，反映这一个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思想。

天津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但与一九五八年时有所不同，比如，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提出不要破坏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发展小洋群炼钢铁，必须在有煤、铁资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绝对化，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中后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还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像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农业综合发展问题等。总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早日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地探索。

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共三篇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由陈伯达主持起草。这篇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说明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要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一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由胡乔木主持起草。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重点放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说明为了维护和平，首先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篇是陆定一在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这个报告着重讲列宁的革命精神，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些意见：要充分说理，对我们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区别对待，而且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也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来同他说理。集中批驳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不要直接引用，特别是不要引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苏共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们这么批评，可能促使他们也考虑考虑自己讲的对不对，可以起抑制的作用。(18)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四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后来，毛泽东对三篇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来，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写什么纲领性的文章，这一次写了三篇，跟他唱对台戏嘛。”(19)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20)。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六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煤炭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十左右。这个计划，对年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些指标已经压缩了一些，但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四月二十八日凌晨，登上专列，离北京南下，又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这次陪他外出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第一站是天津。四月三十日，在专列上同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形势问题，特别是国内形势。一上来就问大家：“国内国际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21)，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病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毛泽东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大安慰，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其实，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却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毛泽东又问：“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22)。”毛泽东：“保收多少呢？”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超过。”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谭震林和廖鲁言汇报这些数字，不是他们在那里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那就是由各地层层浮夸报上来的。从一九五八年冬天起，反了几个月的浮夸风，庐山会议后又重新刮起来了。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询问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因为西北、华北几个省，以及河南、山东连续遭受严重干旱。他提出，水利建设要搞十个冬春，而不是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定的搞三个冬春。他说：“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

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最后，毛泽东问谭震林，“三反”(23)问题你们的会议议了没有？谭震林说，议了，有一个稿子，还得修改，你要看这个稿子，现在可以给你。毛泽东说，给我一份，正式的你们再到北京去研究，因为我关心这个事，各省又都在搞。毛泽东希望这个“三反”指示能在五月上旬发出去。(24)他说，教育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现在学生睡眠太少。一个反对贪污浪费问题，一个睡觉同休息的问题，要下个死命令，不准不做，不然要受处罚。(25)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歇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第二天是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随后，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会。下午五时，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登上专列，五月二日清晨到达济南。

济南是第二站。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粮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问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说：“那就好了。还有希望。”(26)

毛泽东在济南住了三四天，同舒同谈了三次话，还参观了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五月六日，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地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杨蔚屏说的是“一个丰产单位”而不是全县，接着问：“有那么多没有？”杨答：“他那里好。”毛泽东这个提问，与其说有表示怀疑之意，不如说是要确认一下这个令他高兴的单产数字。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食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其实，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27)

说到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只能靠下面反映的材料这一点，这恰恰是几年来工作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回想当年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那个著名口号，并亲自到最基层去做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据此而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是多么正确。他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28)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啊，确实是至理名言！

但是，令人十分惋惜的是，现在毛泽东却相当程度地离开了这些，他了解情况的渠道越来越狭窄，已经很难得到真实的基层情况。由于受到年龄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再做当年那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了。他所看到的来自下面的有些书面报告，不只是存在粗枝大叶的问题，而是有很多虚假的东西。比如这次外出，从天津到郑州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也听到反映一些地区的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少数地方或者个别地方，经过工作，困难局面一定可以转变过来。他对河南省委负责人说：“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29)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他制定的现行农村政策仍很自信。

毛泽东在郑州看了东郊人民公社的麦子，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随后登上南下的专列，五月十二日到达下一站武汉。

毛泽东在抓国内工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忽略国际问题。他频繁地会见各国朋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他在济南、郑州、武昌三地，先后会见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工会等代表团，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和著名人士，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代表团，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还会见了一些外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在谈话中，向各国朋友表达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感谢他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指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他说：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们老家去。

五月一日，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等四国访华代表团时，肯定苏联做得很正确。他说：“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毛泽东说的“这些人”，就是指赫鲁晓夫以及国际共运内部与赫鲁晓夫持相同观点的人。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谈到首脑会议。对首脑会议的看法，中共与赫鲁晓夫之间存在分歧。赫鲁晓夫把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大国首脑会议上；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大国首脑会议固然有重要作用，但主要是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30)这个首脑会议，就是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决定五月十六日在巴黎召开的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美国U－2型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对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毛泽东认为是好的，说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做对了。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31)五月二十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二百余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经长沙、九江，二十一日到达杭州。下车后直往南屏游泳池，在这里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金日成是因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而来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特地想来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中方参加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金日成说了这样一个情况：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毛泽东说：“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32)

二十二日，金日成离开杭州返回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以及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十七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陆定一说：“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关于对苏共的方针，大家认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住一下。毛泽东说：“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33)

这次会议还谈了一下国内问题，决定六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六月下旬召开八大三次会议。后因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八大三次会议没有举行。

正当国际局势出现紧张的时候，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应邀来中国访问，五月二十七日到上海。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过北非战役，又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这时他虽已退休，但在英国，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军界仍有影响。为了与蒙哥马利会见，毛泽东专程从杭州到上海，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而无拘束的谈话。

毛泽东谈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希望英、法、苏、中接近起来。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他问：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美国在全世界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三百万军队的一半在海外。它不顾一切，不跟别人商量办事。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从事使四国能在一起的工作。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蒙哥马利的心思，对他说：“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34)

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根据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实行的一个重要国际战略。

这次会见，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访华观感，题名《我同毛的会谈》。他说：他三十年前到过中国，那时的旧中国正受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的领导人便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35)

这就是蒙哥马利眼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上海参观了一个光缆技术展览和一个工业展览，便回到杭州。在杭州，一面审阅《毛选》第四卷注释，一面审阅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的计划报告，这个文件准备提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六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日和七日两次来信的复信问题。苏共二日来信，建议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七日来信又提出，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推迟举行，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举行兄弟党会晤，就代表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交换意见。根据常委会讨论的意见，六月十日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名义复信苏共中央，同意七日来信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复信指出：在六月二十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团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复信还建议，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以外，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

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时说：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36)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37)，值得我们警惕。(38)

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代表团于六月十六日离开北京经莫斯科赴布加勒斯特。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六月八日至十八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这次会议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召开的呢？

自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的纠“左”过程被庐山会议打断后，随着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从上到下，大讲一九六〇年要持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本建设项目上得过多，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需要提供的商品粮数量猛增，粮食征购任务一再加码，仍不能满足需要，农村和城市的缺粮状况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在一九六〇年春其实已开始暴露，到四五月间局势已很紧张。计划完成的情况也很不好。这些问题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最初还被一些假象掩盖着，一旦发现问题严重，而且是大面积的问题，事情已很难办。到四月开人代会的时候，上海告急，纱厂停工，因为已经没有棉花可以供应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所没有过的，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年初没有料到的。毛泽东感到十分被动，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更是感到焦虑。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近代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格，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39)

质量第一，数量第二，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就提出来了。但那个时候，人们正大讲“大跃进”，大讲“开门红”，高指标居高不下，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事过五个月，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把它同降低指标结合起来，就前进一步了。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会议最后的一天，毛泽东一清早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一篇《十年总结》。在下午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三年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

他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40)。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41)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比方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就是一个重要判断。当然，有一些判断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毛泽东的总结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42)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酝酿的时间很长。远的不说，大体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后经一九六〇年一月上海会议，三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会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为了全面降低计划指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他在谈到《十年总结》时说：“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43)

毛泽东极端重视主动权这个东西。人们都还记得毛泽东说过的关于军事上争取主动权的那段话：“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44)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始终注意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不是没有过丧失主动权或者处于被动的时候，但是凭他超人的智慧、丰富的经验和求是的精神，总能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迷恋高指标，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听信一些不负责任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因而对高指标虽曾几次决心调整，总是落不到实处，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提出减少盲目性，争取主动权，是他对两年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邓小平对《十年总结》作出一个评价，他说：主席这篇东西，我很赞成，需要总结一下。我看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如果说我们得到益处，恐怕就是这个。《十年总结》是全面的，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解决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45)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与会人员都一致赞成这个总结。

《十年总结》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在当时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包含一些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是适用的。当然，这个总结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肯定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表明对“左”的指导思想及其危害仍未能从根本上认识。

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做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〇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本来应该像往常那样，狠狠地抓会议精神如何一步一步落实；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严重事件转移了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几乎全被吸引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要对中国共产党发起全面攻击。中共代表团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受到全面封锁，在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见，持续六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共进行猛烈指责。二十三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他们还把这封信改为《通知书》的形式，提前在二十一日散发给到会的其他党代表团。二十三日这一天，苏共又送来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二十四日开会讨论。因此，会议开始前，空气已十分紧张。

从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举行会议，也就是苏共在六月七日致中共信中所提出的所谓会晤。“会晤”一开始，就是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着重批评他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签字。彭真说，我们要请示中央。

当时，指导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进行这场斗争，处在第一线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北京和上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六月二十三日，中央收到彭真来电，报告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来信即《通知书》的要点。中央书记处临时开会，讨论如何答复来电问题。同一天，毛泽东收到柯庆施送来的彭真来电的抄件，当天晚上，他邀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商量此事。从这一天起，毛泽东等四位常委，加上柯庆施，有时刘晓也参加，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连续开会五天，讨论布加勒斯特会议问题。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报告国内，中共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地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

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于六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七月二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七月五日开始，八月十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

一九六〇年已经过去半年了。这半年来，和原来的预期相反，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从四月以来，工业生产不断下降，农村中的“五风”和急于过渡的情况，虽有中央明文制止，但由于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缺乏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因而没有多少成效，加上一些地方严重干旱，粮食形势非常紧张。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十分紧迫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来这次会议需要充分讨论和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召集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就讲道：国外争论的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业、农业都未过关，必须下决心，立志气，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纠正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好。要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能百废俱兴，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把过关的任务完成。(46)但是，中苏关系问题却始终吸引着与会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注意力，对国内经济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七月八日，彭真向会议作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及中苏两党分歧问题的报告。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搞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的恶劣做法表示极大愤慨。为了使大家了解中苏两党关系怎样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作了一个系统论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邀集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和有关负责人，连续开会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如何作出答复。

七月十八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开始转到讨论国内问题。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粮食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尖端技术问题。

正当会议刚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时，突然又发生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重事件。苏联政府七月十六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七月二十五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第二天，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七月三十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特别关心的，影响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贸易占一半，中国主要出口粮、油、肉、蛋等农产品。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二十五亿卢布。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账。”(47)大家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他说国际形势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总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顶多百分之十。要坚信这一条。这是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反复论述这个观点。关于中苏关系，他说，反对修正主义问题讲了好多了，许多同志都讲了，你们也分组讨论了，特别是总理、彭真同志他们作了系统的报告，我就不需要多讲话了。

讲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

毛泽东讲到的这些政策，是在郑州会议以后的纠“左”过程中逐步制定的，对制止“共产风”、稳定农村生产秩序曾起过好的作用，但被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冲掉了。事隔一年，毛泽东又重申这些政策，预示着党的农村政策将会有一个新的调整。

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他的心情显得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象，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经济局面，等待着解决的棘手问题那么多，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精神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他在六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处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也确实太疲劳了。

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毛泽东：“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邓小平：“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少看文件。”

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这时，康生插了一句话：“《毛选》第四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彭真：“不要他看了。”

邓小平：“可以不看了，我们定了算了，那个里面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48)

北戴河会议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形成几个文件。一是《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二是《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三是《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会议决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这一切，都是为了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扭转困难局面，而规定和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成立中央局。

北戴河会议以后，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中苏两党会谈，是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提出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开好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其起草委员会会议做准备。

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两党会谈前，就把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书发出去。《答复书》的起草工作，在北戴河会议时即已着手，会后写出了送审稿，共十二个部分。八月下旬陆续送毛泽东审阅。九月七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过一次。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修改。九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文件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提了些修改意见。明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讨论，常委同志不参加，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给他，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十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陈伯达和吴冷西谈了一次，《答复书》最后定稿。九月十二日，由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把《答复书》(49)交给他，同时通知他，中共代表团于九月十五日动身去莫斯科。

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代表团出发前，九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两党会谈从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共举行五次。因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代表团二十三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汇报会上讲了一些意见。大意是：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我们需要团结，他们也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你讲我也讲，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那种一面倒的方式。将来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50)

九月三十日，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声明草案是苏共准备的，其中有不少是影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四日，接到中央指示：对苏共中央草案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有力的反驳，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对案。起草委员会从十月一日到二十二日，经过三个星期激烈的争论，声明草案最后基本取得协议，但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关于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可能性问题；（二）关于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问题；（三）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问题；（四）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平等、协商原则问题。中共代表团在二十二日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把上述问题暂时挂起来，强调团结，高举团结旗帜，以争取多数人的同情。(51)二十四日，邓小平、彭真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他们汇报。

十一月五日，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离京飞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等。这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件大事，引起举世瞩目。

十一月七日，红场游行后，苏方交来一个对中共《答复书》的答复，并且申明，希望不要把它与会议联系起来。苏共的这个“答复”集中攻击毛泽东的一些论点，同时也列举了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文章和讲话中的论点。十一月九日，苏斯洛夫等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说明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立场，是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答复书的问题。两党的分歧今后还可以讨论，不要拿到这次大会上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向他们表示，我们这次是抱着团结的目的来的，原定在会议上要讲一篇热情的团结的话。现在你们十一月五日的“答复”，破坏了这种可能，原来的想法已经不能不改变了。你们一面说要团结，不争论；一面发出一百多页的“答复”，你们要团结的讲话，是不真实的。看来是非在会上回答你们不可。争论是你们引起来的。(52)

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十一月十日正式开始。会议开到第六天，中共代表团鉴于大会的情况有新的变化，与起草委员会时不同，许多党的代表发言，指名指责中共搞宗派主义，以分裂相威胁。因此，代表团一致意见，如果不从声明草案上删去中共代表团所坚持的不同意的几点，中共代表团就不签字，并发表声明。代表团立即发电报向中央说明情况并请示方针。

十一月十六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小休息室，同周恩来、陈毅、李富春、陈伯达一起，研究代表团来电，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并告诉他们一切应作最坏的打算。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邓小平，转达中央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般性讨论结束。二十三日，赫鲁晓夫发言。他有意放低语调，力图抓住团结的旗帜，以争取群众，而对中共则是针锋相对，继续进行指责。二十四日，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在休息时间，苏方人员全体出动组织一些与会代表发言，一时会场情况十分紧张。休息后，发言的人，大都是一套定型的语言，明白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而印尼党的代表敢于出来说话，说这次会议已表明有多数对少数作决定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危险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用不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分歧，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这个讲话震动了全场。

这时，会议已经进行了两周。中共代表团对会议前途作了分析和估计。从现在看来，全部关键是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反对在声明草案里写上苏共二十大，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样做却不能像反对写上集团派别活动那样得到支持。对这个问题究竟采取什么态度，直接关系对声明是否签字的问题，代表团曾几经考虑，并于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连发三个电报，请示中央。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代表团的请示电，因事关重大，把各中央局书记也都请来了。会后，中央致电刘少奇：提议在声明草案有关的一段中，强调一致协商的原则；签字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待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才能答复。

中共中央关于签字问题的指示电，二十八日发出，主要精神是：要做到仁至义尽，巩固左派，争取中间，暴露右的。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绝不能同意写集团宗派和内部决议(53)。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是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一致的会议声明。

在二十八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过程中露出一点迹象，苏共作出一点让步，他们同意删掉“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

二十九日，起草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一开始，双方各不亮底，就一些不一致的意见，继续争论。在会议休息时，中苏双方单独会谈，中方是彭真，苏方是科兹洛夫。中方要求苏方提出自己的方案，苏方即表明：（一）二十大必须写进声明，二十一大可以不提；（二）集团派别活动可以不写；（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可以考虑；（四）可以考虑写上协商一致的话；（五）内部秘密决定可以不写。中方为了顾全大局，表示基本上可以按照苏方的办法解决，各向自己的代表团长报告，并约定时间由赫鲁晓夫和刘少奇会谈。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关键问题就是写不写苏共二十大。二十大被苏共视为命根子，别的它都可以让，唯独这一条万万不能让。中共中央根据对会议形势的分析，作出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的决定。这是关键的一招，使整盘棋走活了。

对于这一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形势好转的一天，也是此次会议的最后关头。经过我坚持力争之后，对方的诡计未得逞，逼得它不能不退让，显示了我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从此以后，指挥棒的作用可能更加不灵，老子党地位动摇，减少一切服从的恶习。总之，也是打开脑筋、破除迷信。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和各国革命的胜利，才更有了希望。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贡献，将来是会载入史册的！”(54)

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苏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会谈。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刘少奇着重谈团结问题。关于中苏两党争论，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再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状况。

十二月一日，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全体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各党代表团团长在声明上签字，并通过公报、呼吁书等。刘少奇、赫鲁晓夫先后讲话，都着重讲团结问题，会场空气为之一变。为时二十二天的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在充满热烈、团结的气氛中结束。

十二月二日，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十二月九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表示对中共代表团工作的支持和肯定，对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及其声明的支持。

从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共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到八十一党代表会议达成协议，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方针，经过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中苏两党的争论告一段落，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这符合中苏两党、两国的需要，也适应世界各党一致的要求。

后来，毛泽东对八十一党莫斯科代表会议及其发表的声明，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一九五九年春季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一九六〇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55)

但是，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声明，毕竟是中苏两党双方妥协的产物，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只是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从六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国际问题方面。

进入十月以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毛泽东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转回到国内。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斗争在第一线，他很放心，只是对代表团请示的一些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同周恩来等人商量后，下最后决心并给予指示。八十一党代表会议的胜利结束，中苏两党关系的改善，也为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抓国内问题创造了条件。

虽然中央决定毛泽东休息一个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他照样很忙，找人谈话，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当他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时，心情极为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从十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护士长怕他营养不够，影响健康，每天都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的体重这时下降到七十五公斤。(56)

主观上本来是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使国家早些实现富强，但超越了实际可能，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却适得其反，受到严厉惩罚。

对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认为，需要从坚决纠正“共产风”和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下手。十月十日，毛泽东看到湖北省和福建省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57)为中央起草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后十二日发出。这个指示强调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同时，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必须在农业战线上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58)

一九六〇年三月，毛泽东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决制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口气很严厉。但是，由于急于过渡这个产生“共产风”的根源没有触及，相反，各地都在竞相搞过渡试点，且有扩大之势；再加上几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等，更加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到了十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以及人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〇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十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分别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以及各大区第一书记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以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问题严重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59)信阳事件的材料，二十六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反“共产风”问题，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的第一次。历史似乎在重演。但一九六〇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问题如此严重，“共产风”酿成的危机已是迫在眉睫，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纠正。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毛泽东十一月二日收到指示信稿，三日早晨审改完毕，立即退还周恩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酌定。”“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60)三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发出。

毛泽东对指示信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一些。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至少五年不变”，是毛泽东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毛泽东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毛泽东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原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泽东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61)

从这些修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纠正和防止“共产风”，表现了更积极、更坚定的态度。

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共规定了十二条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上述十二条政策，在过去，基本上都作过规定。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右倾”运动，此时此刻，突然以紧急指示信的形式，如此集中而系统地强调必须坚决贯彻这些政策，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普遍感到这是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非同寻常的重大步骤。

的确，这是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纠正“共产风”和其他一些“左”的错误，而走出的重要一步。

十二条仍存在局限性。比如，坚持公共食堂就是一条。它长时间成为人们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不敢涉及的一个禁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毛泽东特地嘱咐值班秘书：“这些电报我都要看。”

毛泽东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包括像信阳事件那样的报告，对他震动极大。“五风”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使人感到，这种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这个问题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成为他以后发动“四清”运动的重要起因。

十一月十五日晨，看了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信中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当前农村形势作出严峻的判断，他说：“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他还在对报告的批注中指出：“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62)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63)

指示中说的中央将召开的会议，就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

像以往指导任何一项重要工作一样，毛泽东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报告，随时加写批语，转发各地。在他写的许多批语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毛泽东在这个批语里，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对于“大跃进”以来急于过渡的问题进行了比以往更深入的检讨，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重要教训。

这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　央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64)

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非在短时间内把“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彻底纠正不可，非把农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不可。但是，问题的解决从何着手，情况和问题是不是已经清楚了，怎样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有条不紊地把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掉，特别是怎样使“共产风”等“左”的一套东西不再出现反复，这就需要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动员全党的力量，集中全党的智慧，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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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指示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2)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3、164页。

(3)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4)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和《经济消息》刊载的《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文的批语，手稿，1963年3月1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52、153页。

(5) 毛泽东转发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两市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53页。

(6)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2日。

(7)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4日。

(8)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15日。

(9)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50页。

(10) 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3月24日。

(11) 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手稿，1960年3月22日。

(12) 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13) 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

(14)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6日）中指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关于毛泽东作出消灭麻雀以及后来又停止消灭麻雀的决定，事先都征询过有关专家的意见。

(15) 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4日。

(16) 指毛泽东1960年3月22日写的《关于反华问题》一文。

(17) 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

(18)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61页。

(19) 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

(20) 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

(21) 四化，这里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22) 1960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后来核定为2870亿斤（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第545页）。

(23) “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24)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于1960年5月15日发出。

(25) 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26) 毛泽东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60年5月2日。

(27) 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11日。

(28) 毛泽东《〈兴国调查〉前言》，1931年1月2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54页。

(29) 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60年5月11日。

(30) 1960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31)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03页。

(32) 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

(3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5日。

(3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1、188、189页。

(35) 见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60年6月16日下午版。

(36) “三无世界”，指“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37) 1960年6月5日，在中共中央出面召集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各国代表团中的共产党或工人党负责人座谈会上，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反对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的致词，并拒绝邓小平的解释，退出座谈会。

(38)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77页。

(39)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4日。

(40) 毛泽东：《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

(41) 以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话，均引自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42) 毛泽东：《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

(4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44)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23页。

(45) 引自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46)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8、519页。

(47) 引自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31日。

(48) 引自刘少奇等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

(49) 中共中央的《答复书》，对苏共中央的《通知书》作了系统的批驳。其中着重讲了五个问题：第一，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实行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第二，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所有协议，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第三，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指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化。第四，赫鲁晓夫吹捧艾森豪威尔，美化美帝国主义。第五，赫鲁晓夫公然对西德总理阿登纳宣传所谓“黄祸”，并要阿登纳帮助他对付中国。

(50) 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64、365页。

(51)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72、573页。

(52)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83—586页。

(53) 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提出要作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内部决议。

(54)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26页。

(55) 毛泽东审阅《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时加写的一段话，1961年1月23日。见1961年2月5日《人民日报》。

(56) 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5月21日。

(57) 毛泽东给李富春的信，手稿，1960年10月10日。

(5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640页。

(59) 王任重日记，1960年10月26日。

(60)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60年11月3日。

(61)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稿的修改，手稿，1960年11月3日。

(62)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和对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的批注，手稿，1960年11月15日。

(6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0、221页。

(6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2、223页。

六十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上）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毛泽东先后听了四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

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讲到退赔，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关于自留地，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要大家议一下。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1)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

关于整风整社。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说了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会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一百万劳动力，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五百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二十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一百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做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毛泽东说“这是个新办法”。其实，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就说过：“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2)中国共产党胜利地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它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能够防止反倾向斗争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避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新办法”呢？所谓新，实际上就是对庐山会议后一味反右的一种修改。

毛泽东对这次整风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说，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他认为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三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当有人汇报说，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〇年春毛泽东讲人民公社过渡问题的时候，在他强调过渡的条件必须是公社一级的经济比重占一半以上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恰恰是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3)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随着会议对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提高粮食价格。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一九五九年十月，柯庆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当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4)当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吃商品粮的一亿多人口的稳定问题，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稳定问题。现在，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算了一笔账，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十亿元，问题不大。他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汇报人说，廖鲁言曾说，搞丰产方、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汇报当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九个指头”出发。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九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〇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最后，讨论一九六一年的日子如何过的问题。在讨论中，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5)

一九六〇年即将过去。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由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关于一九六一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二千一百五十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二千万吨。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一千九百五十万吨，第二方案一千九百万吨。毛泽东说：看来一千九百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一千八百万吨。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一千八百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一九五九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一千三百五十万吨一下子提到一千八百七十万吨。刘少奇说：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后来又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邓小平说：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李富春说：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一九六〇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对一千八百七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产生怀疑，这是对的，但仅仅怀疑仍远远不够。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战线的困难情况还没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毛泽东又问到粮食定购问题。他说：陈伯达送给他宝坻县一个生产队的材料。那个生产队经过整风，干部作风转变了，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生产增加了，只要他有余粮，还是要卖给国家的。从这个材料，毛泽东得到一个启发，他希望各省市区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他说，现在整风是整顿那些坏的单位，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单位，如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了，生产又上去了。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6)

一月九日，毛泽东听第五次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印发了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三大纪律”，胡乔木写的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亦即党风中的要害问题。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得更简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一九三〇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他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其实，调查材料不在多，一个好材料就可以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整风整社有通海口的经验，现在又有信阳的经验，就解决问题了。调查材料搞了一大堆，会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下发。

刘子厚汇报河北省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三类县、社、队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他说：河南一九五九年就说有四百五十亿斤粮食，实际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二百一十亿斤是假象，我们被这种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7)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8)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历经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从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表示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全会还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9)

毛泽东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那就是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

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忽然见到他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早已散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一九五九年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的，由田家英亲自送到他手里。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对这篇文章一直念念不忘，时下正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真是来得恰逢其时。

一月二十日，他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一九三〇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10)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关于组织调查组问题给田家英的信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做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毛泽东带头做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做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一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听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

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他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11)“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三个省都汇报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他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他说：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12)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做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田家英重点抓那个最坏的生产队。这个队是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嘉兴县。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这个生产队的调查情况时，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主要由于“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第二，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二月六日，在听了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住地汪庄，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林乎加是浙江调查组的成员之一。

讲到社、队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浙江有六百个公社，一分为二，一千二百个就好办了。他说：“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应当是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

讲到食堂，毛泽东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13)

此时毛泽东还并没有放弃办食堂的主张，但是松动了，还开了一个口子，就是有的人也可以不吃食堂。毛泽东的这一变化同浙江调查组的反映不无关系。毛泽东在这里提出衡量党的工作是否适合情况的两个标准：增加生产和群众高兴。这是极为重要的。

二月八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毛泽东开头就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江华汇报时说，浙江粮食产量一九六一年争取达到一百六十亿斤。）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二百九十一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林乎加谈到，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林乎加讲到自留地问题，说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毛泽东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你变得太多了嘛！”又说：“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他说：“现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基本原则是要增产，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当林乎加谈到三类队的排队数字和比例的时候，毛泽东对三类队作了一个分析：“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严重，加上‘三风’(14)、贪污多占等等；有的是能力太弱，糊里糊涂。要按情况办事。”毛泽东作出这个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改变了原先那种把三类队统统说成是坏人当道或反革命复辟的判断。这个认识正是来源于调查研究。和合生产队属三类队，它就不是坏人当道，更不是反革命复辟，根本问题是“五风”为害。

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这个问题，从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讲起，一路讲下来，这回是讲得最系统的一次。他说：“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六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北伐。北伐一半，蒋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脸，以后就失败了。我们搞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来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南方根据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彻底，还不会认识那么深刻。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丢失，经过这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使抗日战争的路线比较正确。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还有一九四五年半年，我们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风，后开七大，这才为团结、统一和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15)

就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被毛泽东所采纳。在这以前，一九六〇年夏，邓子恢受刘少奇委托，带领工作组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这个条例后来成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

毛泽东听完浙江省委和浙江调查组汇报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准备在那里与三个调查组会合。路经江西、湖南时，又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

二月十日，他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时，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他认为，江西的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也都太大了，一个公社可以划分为两个或者三个，以乡为单位，一乡一社。他说，现在看来，只有四川一个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他们的公社都是以乡为单位。河南一直想搞大的，公社也想搞大的，基本核算单位也想搞大的。公社应当一律以原来的乡为单位，凡是以原来的区为单位的，给它一个不合法。

关于食堂，毛泽东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的，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16)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二月十一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二月十二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一个社划成三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毛泽东又提出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的问题，他说：“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三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三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毛泽东问：“你们有多少生产队？”(17)胡继宗答：“一万五千个。高级社时是五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一万六千个大队。”毛泽东说：“你们还是大体上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五万个。”胡乔木说：“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毛泽东说：“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胡乔木说：“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大队，那个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要缩小，它的权力也要缩小，权力跟责任都要缩小，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几年湘潭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有个组在湘潭，到一个坏的生产队，它的特点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坏，根本就是破坏。”毛泽东说：“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18)

第二天再次汇报的时候，一开头就谈体制问题。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五万多个大队；现有的一千一百个公社可能变成三千个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张平化说：“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毛泽东说：“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这时，胡乔木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毛泽东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胡乔木说：“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毛泽东立即纠正：“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19)

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到这时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负责农村工作的人在内，像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相当原来的初级社）的地位和权力。毛泽东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

毛泽东几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毛泽东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对方，然而，在浙江也好，在湖南也好，都没有人作出反应。

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经过杭州、向塘、长沙多次谈话，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从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一开始，毛泽东就把“一大二公”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和优点，加以肯定和宣传。全国各地，蜂拥而起，公社办得越来越大，有的甚至一县一社。一九五九年春，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人民公社进行体制调整，权力下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所说的队，是指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范围。不久，毛泽东又提出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初级社）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一次，他一方面提出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另一方面又提出把生产小队也作为一级核算单位，甚至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纠“左”努力的重新恢复和继续，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点的进一步否定，使农村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向着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有了人民公社两年多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实践过程，又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均主义，它只能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当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一开始就提醒说，吃食堂不能勉强，并问，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根据他们的调查，认为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的。他说：“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毛泽东问：“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胡乔木说：“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去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毛泽东又问：“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张平化接过来回答：“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以后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毛泽东特别嘱咐：“烤火问题要解决。”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讲到柴火，毛泽东联想到浙江的调查，他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毛泽东说：“那何必呢？”胡乔木接着又谈起他们调查的情况：“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张平化紧接着说：“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毛泽东在湖南听到的都是对食堂肯定的话，这与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他进一步提问：“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张平化说：“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十；办得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二十。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胡乔木又补充了一句：“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20)

食堂问题就谈到这里。

同样是食堂，同样是经过亲身调查和耳闻目睹，浙江调查组与湖南调查组反映的情况却这样不同。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调查的是一个坏的生产队，湖南调查的是一个好的生产队。这样，对毛泽东来说就有一个比较。对待食堂这个关系千百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毛泽东比过去冷静得多，客观得多。他不但能够认真听取对食堂持否定态度的意见，而且对肯定食堂的意见，总要从反面提出疑问。他力求使自己得到一个符合真实情况的认识。

关于农村整风整社，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讲到一些县、社领导班子烂掉了、坏人当道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于是乎他夺取了一个县的几个公社的领导权，夺取了县委的领导权。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他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问题，必须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不论浙江调查组还是湖南调查组都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第一手的，但毕竟是初步的，因而也难免受到一些局限。随着调查的深入，问题就会看得更准确一些，从而改正原来的认识，如湖南调查组对食堂的看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怎样，各种意见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同大家一起讨论，出现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这对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二月十二日晚，毛泽东与湖南省委和调查组的谈话结束后，就离开长沙，前往广州。他要在那里过春节，这一年春节（正月初一）是二月十五日。

春节一过，毛泽东即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去广州。二十二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在鸡颈坑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有的市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的好。还有人说，“大”还是个方向。这些情况表明，缩小社、队规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大二公”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比较固定，要改变还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来证明。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21)

两种平均主义的提法，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分配弊端的重要概括。此前，毛泽东在二月六日杭州谈话中，继而又在二月十一日、十二日长沙谈话中，多次提出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指出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生产小队有富、中、贫之分，统一分配，就是搞平均主义，群众就不满意。广东调查组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把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生产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的意见。陈伯达在二月十九日报送毛泽东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中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广东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同毛泽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调查纪要》还说：“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22)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即将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正沿着纠“左”的方向继续发展。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由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回顾郑州会议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带有反思和总结的性质。他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来接着汇报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正在汇报中间，毛泽东突然转到食堂问题：食堂可以搞多种多样，有长期的；还可以办农忙食堂；另外一些人可以让他去家里单独吃，但是这一种我们不提倡。

周恩来继续汇报。毛泽东的心思好像不在这里。他对钢的生产情况，只问了一句，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说，这同当年义无反顾地抓大炼钢铁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了。他的兴奋点和关切点早已转到农业方面，转到人民公社问题上。毛泽东总是这样，当他抓住一个在他看来带有战略意义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时，他就必定是全神贯注，锲而不舍，非抓出成果不可，别的在他看来次要的工作可以暂时搁在一边。他认为，这时的农业问题、公社问题就是这样性质的问题。他在会议上，一开口就讲公社问题、食堂问题、工作条例问题。当周恩来汇报市场供应问题时，他又讲起公社问题，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会上，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还有些顾虑，主要是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是否会有影响；怕现在变动，影响生产，因为正是春耕季节；同时还考虑到国际影响问题。

毛泽东坚持公社要划小。他说：“我的家乡湘潭，原来是二十一个都。以前对那个都还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二十一个公社，但现在只有十三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一千二百个公社，湖北只有六百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二百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十一个生产小队，这十一个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几年来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公社规模要划小。他说：“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23)这是毛泽东的性格，凡是他认定的事情，非坚持到底不可，谁都难以改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王任重：“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说：“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但他又说：“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毛泽东说：“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百分之四十，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看来，彻底解决食堂问题还不那么容易。中央紧急指示信明文规定，要坚持食堂制度，毛泽东也讲要坚持食堂制度。在干部中间，有的人依然主张办食堂；有的人并不赞成食堂，但受思想禁锢，不敢对食堂有所非议。

毛泽东告诉王任重：要搞一个公社工作条例，公社没有一个章程，原来有的都废掉了。“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并没有规定生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生产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公社这一级管些什么事。”

毛泽东又问王任重：“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瞎指挥，这是造成农业连年减产的最大祸害之一，而且很顽固，令人头痛。毛泽东总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弊病。王任重说：“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他没有提到中央。毛泽东说：“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24)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

为引起大家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在三南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将他的《调查工作》一文印发，并写了一个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25)

三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信中写道：“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26)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关于反对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北京会议各同志的信的第一、二页

北京方面得知毛泽东准备派陶铸向三北会议传达他的指示这一消息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提出，鉴于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北京方面又得不到毛泽东的指示，建议双方合开为好。毛泽东同意两会合开，地点在广州。这样陶铸就没有去北京。

在三月十三日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就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和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然后，他着重地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强调，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要做这样的调查研究。他对三十年前写的那篇《调查工作》很有些偏爱。他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〇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27)……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最后，讲到食堂问题。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28)毛泽东对食堂（当然是部分的）作这么尖锐的批评，还是第一次。尽管这样，此时毛泽东仍然肯定食堂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取消食堂的打算。

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三月十四日分乘两架专机，抵达广州。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讲了话。

他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第一是太长，第二是太杂，第三是逻辑性不强，要修改。

毛泽东又一次重申：公社、生产大队划小这个原则，已经肯定了，过大了对生产不利。他说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的。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到公社化一路讲下来，说它们一直存在着平均主义而没有解决。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反思。他说：“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刘少奇接着说：“群众对多产多购少吃，很有意见。他丰产了，可以多购，但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购少吃，这个他倒没有意见。国家应该采取奖励的政策。按劳分配问题，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上。国家、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个人，一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毛泽东举了浙江嘉兴县的例子，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嘉兴，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但是农民多产不能多吃，结果成了少产少吃了，所以粮食严重减产。毛泽东说，今后高产的地方农民一定要多吃。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的问题，毛泽东又提出来，说还可以研究。可见，这个问题总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反复思考着。

毛泽东确定这次会议讨论三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29)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月十六日写出第二稿，毛泽东决定印发各小组讨论。

从十五日开始，两会合一，重新编组。各组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关于调整社、队规模的意见。河北主张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印发时，在标题下面特别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有一个是陕西省委关于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泽东印发这些材料，想引起与会者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三月十九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当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了一次话，主要内容是：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〇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〇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30)

毛泽东可能觉得这个条例纠“左”的步子大，而且在有些问题上还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所以提出有无危险的问题。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他十分后悔农业问题抓晚了，这次非下决心彻底解决不可。

三月二十一日，工作条例改出第三稿，印发会议。第二天，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31)

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调查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六十条”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过去各地很不统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那一级，有的叫管理区，有的叫生产大队，有的叫生产队，从“六十条”起，一律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规模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研究。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了。

话是从《调查工作》讲起的。他对这篇文章失而复得的高兴心情，又一次流露出来：“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32)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在这里，毛泽东从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上，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他说：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但是不要满足。“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了一个故事：“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他说：“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33)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信中有一个名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增强了人们在调查研究中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力量。此信的发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广州会议和“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六十条”的制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供给制、食堂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但是，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做了一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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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3日。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页。

(3)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7日。

(4) 毛泽东同柯庆施等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5)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30日。

(6)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3日。

(7)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9日。

(8)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3、234、237页。

(9)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月18日。

(10)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9、240页。

(11) 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6日。

(12) 毛泽东听取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9日。

(13) 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简要记录，1961年2月6日。

(14) 三风，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15) 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和浙江调查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1年2月8日。

(16) 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简要记录，1961年2月10日。

(17) 这里说的生产队，有时又称生产大队，都是基本核算单位。在谈话中，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往往是混用的。

(18) 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

(19) 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1年2月12日。

(20) 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

(21) 毛泽东同陶铸等谈话简要记录，1961年2月25日。

(22) 广东调查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1961年2月17日。

(2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5日。

(24) 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简要记录，1961年3月7日。

(25) 毛泽东对《调查工作》一文的说明，手稿，1961年3月11日。

(2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0页。

(27) “像丢了小孩子一样”一句，在会议记录中没有，这是根据田家英的传达记录和王任重日记（1961年4月1日）补上的。

(28)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2—254页。

(29)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要记录，1961年3月14日。

(30) 毛泽东同陈伯达等谈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3月19日。

(3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1、222页。

(32) 两篇文章，指《调查工作》和在这之前毛泽东写的一篇短文《反对本本主义》。

(3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6—265页。

六十八、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下）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干部和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广州会议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刘少奇带头做调查。他深入到湖南农村，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四月十一日，在长沙与毛泽东会面，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刘少奇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

毛泽东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听完汇报第二天就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他从广州出发的时候，正是广东插秧季节。他在火车上细心地观看铁道两旁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问几个农民，那几个农民都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1)毛泽东说，瞎指挥生产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毛泽东听了一段汇报后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毛泽东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2)

对于一个中央文件，毛泽东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经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见，从“大跃进”以来，实属罕见。以后，毛泽东越来越看重“六十条”，把它当作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毛泽东谈话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多了。第二天（四月一日）他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立即赶赴武汉。他对张平化说，他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毛泽东在武昌待了七天。四月一日，会见外国客人。三日，同王任重谈话（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六日，同周恩来谈今年的经济计划问题。在短短七天中，毛泽东游泳两次，跳舞两次，这种情况同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大不相同。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比较好了，心情也比较好了。经过这一段调查研究，情况更加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政策心中都有数了，看到了中国农村以至整个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的希望。

四月八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回到长沙。

四月九日，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谈困难，谈问题，也没有多大顾虑。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插几句话。

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关于粮食定购，他说，生产队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交大队的、交给国家的粮食数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

讲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张平化说：“现在看来不见得。”毛泽东肯定地说：“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张平化汇报供给制问题时说：“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百分之三十，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毛泽东说：“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百分之三十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调，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由于社、队规模划小，又加大了生产小队的权力，原来人民公社的那个“大”字，事实上已被基本否定。这回毛泽东又说，所谓“公”只是表现在积累上，而且两三年内又不能搞积累，这样，原来的那个“公”字，事实上也发生很大变化。对人民公社制度，毛泽东没有否定。但它的内容，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分配方面，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同公社化运动时大力宣传的那个“一大二公”，是大大地不同了。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这四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3)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是平均主义的东西。他对于平均主义表现的认识，已经不限于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这个层面上，而且深入到供给制和食堂这两个敏感领域。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深化。对于公社化以来由毛泽东和由中共中央决定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决定，在一个一个地推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那封信中所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的判断和决定”。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对毛泽东来说，这里是熟人、熟路、熟地方，听起汇报来，自然有一种亲切感。

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4)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展开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毛泽东问：“你参加了？”胡乔木答：“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列举了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被破坏了。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毛泽东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接着又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答：“农村里头有些问题了。”毛泽东：“锅灶、柴火、粮食。”胡乔木：“主要还有房子问题。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又问：“他要维持干什么呢？”胡乔木：“有个思想没有解放，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胡乔木：“《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毛泽东：“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胡乔木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说：“我们倾向于快一点解决为好。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陆续续自己去解决的。”

湖南调查组在食堂问题上态度的改变，说明要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食堂这样的敏感问题，必须做深入的调查。走马观花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只调查一个地方也不行。胡乔木这次对食堂问题的汇报比上一次汇报，深刻得多，具体得多了。他的汇报，把广大群众对解散食堂的迫切希望和要求，活龙活现地展示出来，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听你这一讲，我现在到韶山去，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还不是你讲的这一套。”这时，由中央明令解散食堂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但湖南调查组关于食堂问题再调查的结果，对毛泽东后来下决心全部解散食堂，肯定是有影响的。

胡乔木又汇报分配问题。他说：“食堂问题也跟分配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把食堂问题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毛泽东说：“现在不是顺三七的问题，也不是倒三七的问题，而是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统统按劳分配。”所谓“顺三七”、“倒三七”，都是工资部分（按劳分配部分）与供给部分的比例。这样，毛泽东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供给制。胡乔木紧接着说：“多数的社员跟干部都倾向于这个意见。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大队三七开，小队全部按劳分配。这样做的结果，大体上就是一九开，这样五保户有了保障，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户，也可以过得去。”毛泽东说：“这种户可以喂猪。”意思是说，对他们不必用供给制的办法照顾，但胡乔木仍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毛泽东问：“他们赞不赞成呢？”胡乔木答：“这个意见可以得到多数的同意。”毛泽东又说：“还有另一种照顾的方法，湖北的办法，在分配工作时给他一些便利。”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想不采取部分供给制的办法而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户的困难问题，尽量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他再次强调：“基本原则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

毛泽东向胡乔木提出另外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胡乔木认为：“现在由小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小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小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小队。”毛泽东进一步提问：“比如讲，韶山大队十一个生产小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胡乔木说：“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映不多，实际上各小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毛泽东说，这是私分的结果。胡乔木认为，这里有一个经营得好不好、超产不超产、养猪养得好不好的问题。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胡乔木问：“主席，你对我们这里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就是要用真正听群众的意见这种态度，不能学那个桥头湾小队长那样一种态度。”桥头湾小队长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胡乔木在汇报时，曾讲到韶山大队桥头湾生产小队队长，不给社员分自留地，当然也就不让社员养猪，茅房也只有公共的，没有私人的，思想比较“左”，又坚持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在听取张平化、胡乔木汇报的时候，讲话不多，主要是听，提问题，听得很仔细。对他们的汇报以及对湖南的工作，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性意见。但他敏锐地察觉到湖南工作有些问题，却又丝毫没有流露。四月十一日，毛泽东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觉得，湖南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5)当时，湖南正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多住了几天，主要是为了了解开会情况。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湖南调查组根据韶山一个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6)

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个附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予以讨论。十六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7)过了十天，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在文件标题下面加了一个副题“胡乔木同志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以突出食堂问题。

这是在食堂问题上的真正突破。曾几何时，“公共食堂万岁”，“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必须坚持公共食堂”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人们都把公共食堂看作人民公社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反右倾”运动中，多少人因反对公共食堂而被批判甚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情景，人们记忆犹新。人们的思想被紧紧地禁锢着。况且，“六十条”对食堂的规定，总的精神还是要办。所以，在解散食堂问题上，要全党上下达到一致的认识，还需要一段时间，并且涉及修改“六十条”的问题。但从毛泽东的态度，特别是从转发胡乔木的调查报告来看，他是想在将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四月十八日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住在汪庄。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汪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小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8)会议通知于当天晚上发出。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按照通知的要求，纷纷到农村做调查。

五月初，毛泽东收到陈正人从四川简阳县一个公社写来的信，很高兴。他借复信的机会，再次催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到农村去做调查。信是写给李井泉和陈正人的，其中写道：“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9)这时，毛泽东已从杭州到了上海。

五月七日，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电话给毛泽东，汇报他在武安县伯延公社等调查的情况。周恩来汇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10)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五月八日，毛泽东收到胡乔木当天的来信，信中报告最近调查情况。（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为六个，其中五个不久都将不办。对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基本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应热烈的程度难以想象，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预计最近即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解决。（二）农村商业问题。湖南省委已决定原韶山的五个公社作成立供销社的试点。（三）手工业问题。中南各省委都决定，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四）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这类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小于农村。（五）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样做势必增加人员，分散精力，实在困难，而且对附近农村的生产也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六）城市工商业和城市整风方面，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迫切要求解决，对此，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11)

五月九日晨三时，毛泽东将胡乔木来信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午四时半复信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12)

五月十三日，毛泽东转发了邓小平、彭真十日来信。邓小平和彭真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的顺义、怀柔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的主要情况是：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都已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关于供给制，要求废除，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实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制度。关于食堂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关于耕畜、农具，普遍主张归生产队所有。对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为此，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13)

毛泽东已陆续收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来信。从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连续转发了其中的四封。(14)对张平化的来信还写了一个批语，强调调查研究。话虽不多，分量很重：“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15)这个批语是在天津写的，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前一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与会者对情况有了更深入一些、更真实一些的了解；思想解放的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来，是前进了一步，比较敢于讲真话，说实情。并且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开得比较活泼。

会议开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讨论粮食问题。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讨论林业、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最后，讨论了一下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象的。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春天已经过去，夏荒正在面前。从“十二条”下发以后，农村形势开始有所好转，但是粮食问题依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和陈云在全体会议上专门讲了粮食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就这个问题讲了话。刘少奇说：现在各种矛盾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不可。现在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16)陈云分析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四条办法。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是根本的。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这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17)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三年中间，全国共招收职工二千五百多万人，使城市人口从九千九百万增加到一亿三千万，而粮食，一九五九年以来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动员城市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招收的职工）下乡，压缩城市人口，成为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林业问题、退赔问题等四个文件。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六月十二日上午，发表了讲话。

他说：这次会议大有收获。去年北戴河会议时不甚清楚。后来十月开了几天会，搞了“十二条”，但是还要办食堂，还要搞三七开。今年三月广州会议，大有启发，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不彻底。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林业问题，没有提到。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毛泽东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他说：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〇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他说：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18)

毛泽东对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作过多次回顾和总结，而这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讲得更加系统而深入，对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所犯的错误）作出明确判断。第一，庐山会议后应当继续反“左”，反右错了。（但毛泽东仍坚持庐山会议关于彭、黄、张、周的错误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反右把许多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犯了错误。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第三，郑州会议精神、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问题是不正确的。第四，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再度泛滥。第五，强调普遍反对“五风”特别是“共产风”。整风整社，开始主要整三类县、社、队，强调夺权斗争。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中主要的普遍的问题是“五风”问题。第六，总的说来，现在大家解放思想了，对社会主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差不多正好一年前，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过总结，就是那篇《十年总结》。《十年总结》有一些很好的内容，但“左”的东西仍不少。比如，对全国刮“共产风”起过很大影响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加以肯定；又如，认为七八两月的庐山会议基本上取得了主动。而且，《十年总结》完全没有触及当时已经严重泛滥、对全局产生严重影响的“五风”特别是“共产风”的问题。这次总结，触及许多实质问题，作出一些比较符合实际比较公正的论断。所以，毛泽东认为，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所谓“大为深入了”，当然只能放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来理解。从长远来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要认识清楚，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实践和探索的过程。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要警惕受骗。他说，他就受过骗。河南省委一位书记曾对他说，河南的食堂半机械化可普遍啦。其实根本没有，就是展览会上的一个机器。后来邓小平去河南调查一个县，那个省委书记就连夜把那个机器从郑州展览会运去。毛泽东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严重教训来记取，提醒各级领导同志们注意。此时毛泽东也许会联想到，一九六〇年他参观了那么多的“四化”展览、新技术展览，那里头有多少展品只是作个摆设而没有真实意义和实际价值呢？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他以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证明，教育干部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问题。他说：“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经过那次整风，七大以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套，全党就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时期还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从现在开始，要长期教育干部，非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19)

毛泽东建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八月。这一段时间先把农业问题搞好，下次会议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城市整风问题。他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上山之前，他对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自然要联想到第一次庐山会议。第一次庐山会议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的感受不会比别人小，在那次会议上他的心情也并不舒畅。他决定二上庐山，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第二次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

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做了许多调查研究，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更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起草了一系列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会议议程。

毛泽东先问了各地的年成，又问到贯彻“六十条”及农村的情况。中南的同志谈到“六十条”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等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这样，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这正是毛泽东长时间以来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

对于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工业，毛泽东曾经很自信，认为没有什么神秘，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困难。但经过一九六〇年的大挫折，改变了看法，认为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对工业，就他个人来说，也是不甚了了。他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了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

“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20)

这次会议一共听取了六个报告：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关于《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说明，陆定一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的说明。邓小平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讲了五个问题：（一）对最近三年的估价；（二）三年调整的目标；（三）方法问题；（四）集中统一，分级管理；（五）统一认识。邓小平的讲话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总结。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毛泽东没有在全体会上讲话，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他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21)

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过分歧。

这次庐山会议的气氛同第一次庐山会议迥然不同，总的说大家的心情比较轻松，也比较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会议中间有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有过批评，但都属于正常的讨论。

毛泽东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有闲游览庐山含鄱口、仙人洞等名胜。九月九日，赋诗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仙人洞，在庐山佛手岩下，牯岭之西，高约两丈，深广各三四丈，传说为唐朝仙人吕洞宾所居，因而得名。凡游庐山者，大都要到此一游。

这首诗既是写景，更是抒情，写景是为了抒情。“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含有哲理的诗句，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说是他那不平凡经历的艺术概括。

九月十六日，会议闭幕那天，毛泽东又书写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赠给庐山管理局党委诸同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很能反映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庐山，九月二十一日到了武昌，准备在那里会见蒙哥马利元帅。这是他们第二次相见，也算是老朋友了。

二十三日下午，他们在武昌东湖客舍第一次谈话，然后共进晚餐。二十四日下午第二次谈话，仍在东湖客舍。谈话后，毛泽东约蒙哥马利游泳，蒙哥马利不会游泳，坐在船上观看。上岸后，毛泽东到蒙哥马利住处胜利饭店，同他进行第三次谈话。蒙哥马利见毛泽东喜欢抽烟，送给一盒三五牌英国香烟。毛泽东则书写他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游长江时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赠给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两个问题。他先问：“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毛泽东向蒙哥马利大致地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情况。

蒙哥马利又问：“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蒙哥马利进一步提问：“当时按照轻重缓急来说，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毛泽东说：“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蒙哥马利又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回答十分干脆：“一开始就看到了。”蒙：“我用的是一句英国成语，意思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条道路了？”毛：“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蒙：“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

毛泽东说：“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说，根本没有。蒙说，但你们得到苏联的技术帮助。毛泽东说：“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毛泽东回答蒙哥马利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在谈到革命问题的时候，蒙哥马利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毛泽东说：“对，多少还要遗留下去。”蒙：“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毛：“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蒙：“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毛：“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

共进午餐之后，继续谈话。蒙哥马利说想跟毛泽东谈谈三原则问题。所谓三原则，就是“一个中国，两个德国，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他说，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他说，这三个原则，多年来都单独提过，这一次要一揽子提出。毛泽东表示支持，说“提得对，提得好”。(22)

在第二次会见中，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蒙哥马利又问毛泽东对核武器怎么看。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蒙：“刘主席告诉我，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毛：“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23)

第三次谈话是在毛泽东游长江上岸之后，游泳便成为宾主之间的一个话题。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蒙哥马利，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他还说，密西西比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逊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24)

游泳，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爱好。他特别喜欢到大江大河大海中去游泳。全国几条著名的大江，长江、湘江、珠江、邕江、钱塘江都游过了；黄河想游而没有游成。在他的词作中，以游泳为主题的就有两首。在海里游泳，他更喜欢有狂风巨浪的天气。与大自然挑战，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满足。他从一九五四年在北戴河游泳之后，年年游泳，几乎没有间断过。一九七四年在长沙，他当时已是重病缠身，走路都要由人搀扶，但到游泳池一下水，却又恢复了那种自如的体态，看不出是一个重病人。那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第二次庐山会议虽然主要讨论工业等方面的问题，但毛泽东着重关心和注意的仍在农业方面，在“六十条”。他在会议期间也批示印发过工业等方面的材料，如陈伯达、田家英率领的天津调查组关于工业问题的调查报告等，但都没有写批语。写批语的只有一个材料，那就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批语写道：“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25)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26)毛泽东后来一直称赞这个文件。

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第一天，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就曾讲道，“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事实确是如此，至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六十条”就没有解决，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念念不忘。九月二十一日到武昌，同王任重又谈到这个问题。据王任重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记载：“二十一日主席到了武昌，下午我去看了他，除了谈灾情以外，着重谈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主席是主张生产队核算的。二十二日下午又找我去谈了这个问题。”“二十三日晚给主席送了关于生产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二十四日午后，主席对我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没有话说。主席接见了书记处书记和地委第一书记，主席表示了他的看法。”(27)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会见后，就乘专列北上。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问刘子厚：“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刘子厚说：“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一提大包干，立刻引起毛泽东的兴趣：“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毛泽东：“这是烦琐哲学嘛。”刘子厚：“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泽东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活的，钢、铁是死的。”

就对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这个问题的看法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比过去更接近实际。已经不再是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化宣传“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时的那种认识了，更不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搞“一大二公”时的那种认识了。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过去讲“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讲“一大二公”，也都说出了许多道理，论证这些观点的理论文章也不计其数。但实践终归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自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起，反复讲人的认识要通过实践，就是这个道理。

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说：“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

刘子厚又汇报到按劳分配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顺口说来：“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刘子厚介绍了他们准备实行的实物分配办法。所谓实物，当然主要是粮食。毛泽东说：“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

从“吃饭不要钱”到废除供给制，再到压缩基本口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公社演变的过程——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逐步推进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实行。

刘子厚说，对困难户进行补助，人们是同意的。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人们都不同意补助。毛泽东说：“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28)

最后，毛泽东把大队应管之事归纳了几条。

第二天，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写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29)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30)

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月六日晚召开，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会前毛泽东印发了胡耀邦报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报告说，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六十条。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同时，报告对一些地方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担心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

当时，在中共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在高级干部中，像胡耀邦这样，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如此鲜明地表达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的肯定和支持，为数不多。毛泽东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在批语中写道：“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31)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又一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毛泽东派田家英率调查组再次去农村调查。田家英选在山西长治地区的一个村庄，作为调查地点。这是老解放区，而且有良好的农业合作的基础。经过调查，他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完全正确。

邓子恢于十月二十八日到了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十一月九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反映，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小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报告对体制改变后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二十三日，毛泽东把邓子恢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32)

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有针对性地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不热心、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反对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十二月十二日写出初稿。毛泽东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报送的指示稿中，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多少年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邓小平主张改为二十年。田向毛请示：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毛泽东将“四十年内”改为“至少三十年内”。并在批语中写道：“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33)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以后，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载入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以生产队（当时称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时间，可见纠正“左”的思想，突破一种旧的观念和体制之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是对“六十条”的重要突破。实际上，就经营规模的大体而论，这是正确地回到了初级合作社，但还保留着政社合一这个障碍农业生产发展的体制。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虽然这是恢复性的增产，但增产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是连年增产。走出这三大步，实际上也是对原先设想的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的否定。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每走出一步的时候，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最后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并不是靠批判，更不是靠斗争，而是靠调查研究，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带头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寻求真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总归要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随着这个条例的制定，其他许多领域，在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也都相继制定了相关的条例，形成包括许多重要方面的一整套具体政策。被“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打乱了的工作秩序逐步恢复，走上正常轨道。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渐趋活跃起来。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一九六一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毛泽东对怎样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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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秧苗的行距和株距各为六寸。“大跃进”中瞎指挥，搞过度密植，许多地方批评六寸乘六寸是“稀植”，是保守。

(2) 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简要记录，1961年3月31日。

(3) 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记录，1961年4月9日。

(4)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

(5) 毛泽东给汪东兴的信，手稿，1961年4月11日。

(6) 胡乔木给毛泽东的报告，原件，1961年4月14日。

(7) 王任重日记，1961年4月16日。

(8) 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61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8、269页。

(9) 毛泽东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手稿，1961年5月6日。

(10) 周恩来给毛泽东电话的记录，1961年5月7日。

(11) 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1年5月8日。

(12)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61年5月9日。

(13) 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1年5月10日。

(14) 指张平化1961年5月10日关于浏阳县大江大队调查的来信；李井泉1961年5月13日关于恢复供销社试点工作的来信；王任重1961年5月10日关于湖南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来信；阎红彦1961年5月9日关于调查农村几个问题的来信。

(15) 毛泽东转发张平化来信的批语，手稿，1961年5月14日。

(16)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5—341页。

(17)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61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3—277页。

(19)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6月12日。

(20)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和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8月23日。

(21) 王任重日记，1961年8月23日。

(22) 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23) 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记录，1961年9月24日上午。

(24) 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记录，1961年9月24日下午。

(25) 十个问题，指：（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没有按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六）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做法。（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在改造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26) 毛泽东对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1年9月日。

(27) 王任重日记，1961年9月26日。

(28) 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6日。

(29)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4、285页。

(30) 毛泽东给邓小平、彭真的信，手稿，1961年10月4日。

(31) 毛泽东对胡耀邦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0月6日。

(32)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邓子恢调查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1月23日。

(33) 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的信，手稿，1962年2月11日。

六十九、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上）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1)说六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2)

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这一年多来，关于国内情况，毛泽东听到的和看到的（包括书面材料），尽是困难和问题，农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农村的饿、病、逃、荒、死现象等等，使他感到压抑，这次听到江苏省委讲的一些好消息，工业、农业、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原打算只听一次汇报就走，结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写信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们也来听一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3)

听取汇报中间，毛泽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关于形势，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讲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他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4)

“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这些话，最能反映毛泽东此时的心态。

十六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十七日路过济南，又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

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从这里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更小一些才好。

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5)

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6)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会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

毛泽东讲话之后，刘少奇谈了一下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说：“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刘少奇这番话一下子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讲述他对《红楼梦》和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7)

中共领导人在讨论党和国家大事之余，也轻松地谈一些文艺小说一类的东西。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席谈，代表了红学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是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说：关于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关于党的工作，邓小平说：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谈一谈党的问题。过去多少次会议，没有把党的问题集中地作为一个问题来谈一谈。

邓小平针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七点要求：要立志气；要加强纪律性；要强调统一领导；要有全局观念；要提倡实事求是；要搞群众路线；要严格党的生活。

最后，谈到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他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8)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

中央工作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计划。第二段，讨论商业问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问题。

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正在抓紧进行。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已经印出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下发各小组讨论。九日，又改出了第三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

到一月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看过了报告稿的前两部分。他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等，说：“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9)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来商量，他认为刘少奇报告的中心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并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

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进行得很热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10)

十六日，杨尚昆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邓小平商量，决定向毛泽东汇报。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他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11)，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12)

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成立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他说：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问题，怎样修改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个稿子。虽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意见时，都可以自由发表，决定后遵守。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与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他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13)

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规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看完这个修改稿，但他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4)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与会者表示基本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

报告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草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15)这十六条，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得到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补充修改。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间，对于反分散主义问题，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个部分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报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面意见，终于形成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的文件。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七千人大会的安排问题，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提纲，决定二十七日下午召开全体大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已经起草的报告稿，而是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外作发挥和说明，这就是刘少奇口头报告的由来。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刘少奇讲了四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问题；党的作风问题。

关于国内形势，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一九五九年以来这三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减产百分之四十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讲，尤其是在出现工作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现在，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其实，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但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说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

关于集中统一问题，刘少奇着重谈了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强调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把地方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决不允许在国家计划以外，还有独立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

关于党的作风问题，刘少奇突出地谈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16)

刘少奇报告后，毛泽东对今后几天的会议作了安排。他说：明天(17)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号，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三十一号。如果三十号搞不完，那末我们加一个三十一号。总而言之，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18)

一月二十九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林彪讲话。林彪的讲话，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显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他在讲到这几年的困难时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19)

林彪还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20)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鼓掌。

毛泽东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21)

当天晚上，各中央局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好“出气会”进行部署。

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高潮。

毛泽东一共讲了六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

七千人大会的主旨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是赞同的。但问题是如何实现集中统一，用什么来反对分散主义。实际上，在当时既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也有个人专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因此，大会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不同意见，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把反对分散主义而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心问题来讲，强调和坚持民主集中制，来实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他力求从更高和更全面的层次上，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毛泽东这次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与其说强调集中，不如说更强调民主。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的一种现象，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他举了一些省委发扬民主、作自我批评的例子，说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十分赞同。他提出来，要把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到他的报告里头。他说：“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要修改一下，把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这个问题，在各组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去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底下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起草委员会修改的时候注意不够。今天找了陈伯达和胡绳他们几个同志，谈这个稿子如何修改的问题。根据主席的意见，想把这个第二部分的题目改成‘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倾向。这种集中过多，不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他还说：“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过去我们在这方面不让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堵了言路，这是一条很大的教训。所以，毛主席就讲了一篇民主集中制。”(22)

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的时候，常常讲到认识论问题，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这次讲话，系统地发挥了这个问题。他详细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进行民主革命，是经过了二十四年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这一历史过程。然后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他坦诚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23)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曾经信心十足地但又是很轻率地认定，只要有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冷静多了，改变了那种不切实际的认识，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还回忆了一九六一年对蒙哥马利说过的一句话：“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这同他当年认为很快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估计，真是有天壤之别了。从这里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必须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24)

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大会的民主气氛。当晚，他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局负责人会议，决定常委几个人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再用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少数空气沉闷的省份，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亲自坐镇下，初步揭开了盖子，前几年严重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二月二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出气大会告一段落。

春节临近了。二月四日是除夕，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二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拥政爱民春节联欢晚会，同首都四万多军民共度春节。

大年初二（二月六日），继续开大会，邓小平和朱德讲话。邓小平着重讲党的建设问题。朱德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

大年初三（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讲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等问题。在通过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之后，由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有些批评指名道姓，包括对毛泽东的指名批评，这种情况，在建国后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在全体会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邓小平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央首先负责，而在中央，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责。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深深地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总结大会，又是一次动员大会。通过这次会议，大家精神振奋，团结一致，积极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去。

七千人大会也有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会议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地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地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

七千人大会一结束，二月八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刘少奇主持。这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

按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久，刘少奇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的财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的危险。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陈云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25)陈云这个讲话，成为西楼会议和随后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26)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27)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它在七千人大会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检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当前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摸清了多年来想搞清楚而没能搞清楚的家底，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财政赤字的危险性。在此基础上，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第二，“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28)第三，由陈云、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二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陈云发表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先念作关于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李富春作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三个讲话，特别是陈云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三月十八日，在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三个讲话。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是在西楼会议开过不久酝酿恢复成立的。后来确定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担任副组长，周恩来等为财经小组成员。

在七日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再次就如何恢复生产、克服困难问题讲话。他强调，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是恢复阶段。对一九六二年计划要进行相当大的调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指标，要“伤筋动骨”。关于综合平衡，他认为，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结果不能平衡；按短线搞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29)

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同时他又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关于“恢复时期”的提法问题，他说：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30)

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等。刘少奇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31)

七千人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一直在外地。他在离京前，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二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对田家英整理的稿子不太满意。二月二十四日凌晨，给田家英写了一个条子，说：“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32)

第二天，讲话稿送来了，是一个录音记录。毛泽东花了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改出后即交田家英，并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33)

从这时起到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改了七遍，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和补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制问题和认识客观世界问题这两部分。其中有一段话，意思是说，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毛泽东在修改整理稿时，读到这里，觉得言犹未尽，忽然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随手引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引证之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发挥了一篇议论。为了引证无误，毛泽东特地嘱咐田家英找来《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加以校对。

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以及文字上的润色，使得这篇讲话内容更丰富，理论色彩更浓，文字也更为流畅。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34)

毛泽东的心始终牵挂着农业问题。农业“六十条”下发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各地正在抓紧进行，农村和农业的情况究竟怎样，“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他非常需要了解。二月二十五日，找来田家英，要他再组织一个调查组，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他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都在湖南。一个是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还有湘乡唐家圫（毛泽东的外祖家）和长沙天华大队（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他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并且很关心调查组，说湖南三月份天气还很冷，可以向湖南省委借些棉大衣给大家穿。

很快，田家英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调查组。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兴致很好，谈笑风生，并向调查组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的劳动。(35)

三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和唐家圫。天华大队一直没有去。

这时，毛泽东已经改出七千人大会讲话第七稿。三月二十日，批示将讲话整理稿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征求意见。

四月初，陈伯达同胡绳、吴冷西、邓力群一起，对毛泽东的讲话整理稿通读了一遍，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采纳了这些意见，并批给刘少奇和邓小平，说：“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修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36)

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讲话稿的修改，至此告一段落。他在修改讲话稿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西楼会议以后中央采取的一些举措。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昌回复刘少奇、邓小平：十六日来面谈一次，商议当前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国际问题。十五日，又提出要周恩来和刘、邓一同来，并带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月十六日到达武昌，当天晚上，就在东湖客舍向毛泽东汇报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随即，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十七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后来周恩来谈到这次汇报情况时说：“今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主席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今后十年要划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调整，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是农业的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又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讲了话，后头到武昌向主席汇报，成立了财经小组。”(37)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讲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而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在形势估计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就十分清楚了。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三月十八日返回北京。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出席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刘少奇在会上根据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报告。毛泽东出席了四月九日的第二次会议，先听了讨论刘少奇报告的发言，然后讲话。

在三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刘少奇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一列出，并且指出，缺点、错误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在中国共产党又是由中央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负责人士没有责任或者责任很小。对此，与会者反应十分强烈，对中国共产党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精神深受感动。张治中更有深切的感受。他说：“我这个人跟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二十五年之久，我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有十几年之久，我就从没听过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论在大会上、小会上，他总是骂街，骂这个人不对，骂那个人不对，好发脾气，好骂人。有个故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恐怕在座的也有人知道。国民党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也在大会上骂人。当时会场上不晓得什么人写了一个条子，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书经》上的：‘万方有罪，朕躬有责’(38)，蒋介石把它改成‘朕躬有罪，万方有责’。这句话传遍了全场。”(39)

七位与会者发言后，大家要求毛泽东讲话。毛泽东作了一个不长的讲话。

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在讲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三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在谈到当前的困难时，毛泽东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最后，他归结了一下自己的讲话：“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作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40)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在召开。他表示希望这次人代会能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开成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等继续着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41)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42)

四月上旬，中央财经小组曾经多次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方案。在周恩来主持下，把讨论意见整理成《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修改后的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报送毛泽东。他在信中说：“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43)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44)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45)

五月一日，毛泽东看完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写了一个批语：“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46)

五月二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七月六日返回北京。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周恩来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等问题，邓小平讲了当前的中心工作和甄别平反问题，朱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47)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抓迟了。”“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

邓小平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善于抓要点，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还特别强调甄别平反工作，他说：“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请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48)

刘少奇的讲话，带有总结性质。他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49)

这次会议确定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中央财经小组吸取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和充实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对经济形势作出比较清醒的分析，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一九六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对于下最大决心一心一意搞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了批发这个报告的指示，于五月十九日连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一起，请李富春阅后立即送毛泽东审批。他在信中说：“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50)，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51)

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两个文件后，批示：“退总理，照办。”(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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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961年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

(2)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的大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1月13日。

(3) 毛泽东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手稿，1961年12月15日。

(4) 毛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插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2月20日。

(5) 毛泽东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摘要，1961年12月17日。

(6) 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

(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

(8) 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2月21日。

(9) 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的批语，手稿，1962年1月10日。

(10) 《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11) 起草委员会共21人，包括各中央局负责人和部分中央部门的负责人。

(12) 《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13)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17日。

(14)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25日。

(15) 这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是：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适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61—367页。

(16)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页。

(17) 1962年1月28日是星期日。

(18)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7日。

(1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8页。

(20) 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21)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9日。

(22)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2月8日。

(23) 此处原有一段话：“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在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话。

(2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9—304页。

(25)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0—206页。

(26) 指七千人大会。

(2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85页。

(28)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

(29)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7—215页。

(30) 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3月8日。

(31)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页。

(32) 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4日。

(33) 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6日。

(3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7页。

(35)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8页。

(36) 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7日。

(37)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5月11日。

(38) 见《论语·尧曰篇》，原文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又见《书经·汤诰》，原文是：“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39)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40)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41) 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4月16日。

(42) 程子华在中共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上传达刘少奇在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的讲话的记录，1962年4月25日。

(43) 林总，指林彪。

(44) 指定于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45)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4月25日。

(46) 毛泽东对周恩来来信的批语，手稿，1962年5月1日。

(47) 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5月11日。

(48)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18、319页。

(49)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44—446页。

(50) 指1962年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

(51)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5月19日。

(5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手稿，1962年5月24日。

七十、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下）

一九六二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总的说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度过的，但平稳之中也有波折。

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并要中共接受它所说的“共同路线”。

三月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邓小平，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1)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后，三月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来信的估计及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复信。(2)同一天，派专机将苏共中央来信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三月二十九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刘少奇两次召开会议，修改复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四月三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复信稿。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封复信。

四月九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对他说：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3)

然而，从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后，苏共中央已无意再开这样的会议。他们五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里，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这一建议只好搁置下来。

这时的中苏关系，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党之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两国关系又因为新疆部分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事件而紧张起来。

从一九六二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从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从四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

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4)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5)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这以后，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六月底，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这次事件，使得毛泽东等人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6)北戴河会议期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7)

这一时期，另一个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问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8)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9)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10)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11)

到了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外交部在七月八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

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12)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13)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在同毛泽东商量后，周恩来七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14)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后来，印度军队终于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犯，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反击。

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经济严重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并积极作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还在四月间，中央军委就开始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

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15)

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16)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17)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

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日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18)

毛泽东原打算六月二十三日离开武汉到青岛，后来改变主意，想在武汉多游几次长江。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写给彭真的信中说：“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19)

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20)七月六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调整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政策的文件，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克服农村面临的困难，在安徽等地曾经实行过“责任田”、“包产到户”等做法，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明显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21)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22)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23)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24)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前几天，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做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25)

过了几天，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26)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据薄一波说：“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赶到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27)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28)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29)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30)

但是，性格耿直的邓子恢，却在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之后的七月十七日，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31)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指邓子恢——引者注）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32)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33)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34)

毛泽东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35)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议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有二十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上议论的问题很广泛，从国际形势到莫斯科和平裁军会议，再到国内形势、东南沿海备战、党内出现一些右的苗头、精简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36)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七千人大会”以后，王稼祥等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37)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38)

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起草文件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分别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省市区负责人谈话，听他们汇报情况，议论一些问题，谈自己的看法。他把这个过程称作“周游列国”。

这是毛泽东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他要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时，先要分别与地方上的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起一种“吹风”的作用。

保留下来的谈话记录不完全。下面是现有材料中那几次谈话的主要情况。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

他先问目前的生产情况，又问到农村单干的情况。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的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说明山西、内蒙古和北京的单干情况并不严重，河北有少数生产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39)

八月三日，同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

八月四日，同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党委负责人谈话。

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出的。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毛泽东在这里用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40)

这次谈话，是为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做最后的准备。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刘少奇提议、中央常委一致赞成，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负责人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中心小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41)

这段时间，毛泽东接连批了几个材料，印发会议。其中有：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给毛泽东的信，新华社关于南共联盟领导人谈南斯拉夫经济情况的一篇综合报道，新华社播发的题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报道，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刊载的一篇访问记《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还有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是专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看的。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接着，他讲到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单干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42)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接着又谈到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敌我矛盾。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说，实际上是起点题作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在会上我只是提了个题目，没有表示态度。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等一两天再讲一点。”这个讲话后，会议便转到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而且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八月九日中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从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内，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中心小组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

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六个组汇报讨论情况，谢富治讲了敌我矛盾问题，罗瑞卿讲了部队对单干的看法，陈伯达讲了合作化的历史，康生讲了苏联集体化的历史。毛泽东随时插话。他对这两天各组讨论的情况，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

李井泉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43)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在听取了各组汇报以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

大家汇报说，根据主席指示，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毛泽东满意地说：“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邓小平发言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这个历史时期还有阶级、阶层，还有阶级斗争。”邓小平还讲到，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厉害。

刘少奇说：“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我们这个国家阶级存在的时期还是很长的，因此，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关于形势问题，他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毛泽东插话：“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毛插话：“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五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刘少奇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插了一段话，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刘少奇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刘少奇谈到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泽东又插话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44)，否则生产就要破坏。”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

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又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提到所谓砍二十万个合作社的历史旧账。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45)

第二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找来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印发过的一个文件，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当时曾经写过一个批语，肯定了这个文件。这一次，毛泽东要求重新印发，并写了一大段批语批评邓子恢，不但算了一九五五年所谓砍合作社的旧账，还算了一九五〇年“提倡四大自由”等老账。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彭真等作了发言，邓子恢再次作检讨。

罗瑞卿发言，在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泽东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这是毛泽东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46)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

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泽东插话，讲了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当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方法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样做总是事与愿违，往往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谭震林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

康生在发言中，主要讲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他说，过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搞出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47)

从八月十七日起，中央工作会议转入讨论商业、物价、粮食等问题。

同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李先念、周恩来发言。

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说征购任务减少了，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五百四十万吨，今年进口四百七十万吨，减少了七十万吨。逐年减少。毛泽东说：“减少了七十万吨，就是十四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他问周恩来：“今年进口粮食减少七十万吨，明年能减多少？”周恩来比较谨慎，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少七十万吨，再看一看。

李先念又说：“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泽东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当时商业工作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同时存在两个市场（国家计划收购市场和自由市场）、两种价格（国家计划收购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李先念提出一个问题：粮、棉、油是否进入自由市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一致做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刘少奇说：“自由市场事实上是存在的。你不让搞，它有黑市。不让它存在是不行的。”(48)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容易划分不清，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

刘少奇的这个建议极为重要，防止了在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后在全党立即出现反右。

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

他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49)，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讲话又转到阶级问题。他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50)

这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讲的中心问题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已经出现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绝对化的情况。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至此，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为八届十中全会做了准备。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回到北京，将在北京主持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八届十中全会先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从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

二十四日的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并讲话。他说：

“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

“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接着，他对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

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接着谈形势问题，对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很概括的论述。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毛泽东谈到第三个问题，矛盾问题。

“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越来越把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的意见分歧），同国内、党内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开始了。而今，干脆就把“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为“修正主义”，并且确立了在国内要解决“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提法。他认为，这两种斗争，国际的和国内的（主要是党内的），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观点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化了。

毛泽东接着说：

“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尽管毛泽东重申延安整风时期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正确方针，但是由于前提搞错了，甚至是颠倒了，把党内的一些不同意见分歧，错误地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或叫做“修正主义”，进行批判。这就不可能做到正确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分歧，而使一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使党蒙受重大的损失。

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大家：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51)

这是注意了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教训，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而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表示了这样一种鲜明态度，才使得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的几年内，经济调整工作仍能基本上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没有受到正在发展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所谓“翻案风”中间，康生利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提出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是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以此陷害支持过这部小说写作的习仲勋等人。在这次全会上设立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一个是彭德怀一案，另一个就是习仲勋等人一案。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52)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53)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小说《刘志丹》也确有缺点或错误。但是，毛泽东把上述论断用到当时的文艺界用到习仲勋等人身上，则是用错了。而且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讲完话，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毛泽东又有一些插话。

当陈伯达谈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时，毛泽东说：“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〇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陈伯达谈到经过一九六〇年下半年的“十二条”、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〇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在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在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时，毛泽东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在这里，毛泽东肯定了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很重要的。从六十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了大量成套设备。一九六三年六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八十四项成套设备和技术。(54)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提起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去河南嵖岈山调查的往事。他说：“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毛泽东说：“我就批评他。”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毛泽东：“还有吴芝圃。”陈伯达：“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里布置的。”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55)

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批评了邓子恢。他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实际上是作为当时党内主张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三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主张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泽东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他只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建议，而没有到其他场合去讲。因此，不论是大会还是中心小组会，毛泽东都没有指名批评他，只是在一些小范围的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过。田家英，是他的秘书，也是当面向他提建议的，所以对他仅仅在中心小组会上点名批评，语气也不那么严厉。而对待邓子恢则不同。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并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不仅在中心小组会上，而且在大会上，指名批评。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对邓子恢也开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还相当猛烈。

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业的技术条件下。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仍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以致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几次出现要求包产到户的浪潮，都被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而受到压制。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毛泽东总结经验，找到以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的体制，作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形式。他认为就当时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形式。应当说，这种体制，由于基本核算单位规模小，加上有一些比较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政策措施，同公社化初期那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相比较，甚至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较，都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然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许多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的。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二十五日的大会，由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二十六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二十七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十个文件(56)前，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

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政权的。阶级斗争观念深深地印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头脑中。他们的工作经验，主要也是阶级斗争的经验。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对于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定的。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57)

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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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3月1日。《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9页。

(2) 《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页。

(3) 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4月9日。

(4)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27日。

(5) 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纪要，1962年4月30日。

(6) 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

(7) 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摘要，1962年8月3日。

(8) 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

(9) 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

(10) 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11) ［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5月版，第390页。

(12) 转引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页。

(13) 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1962年8月10日。

(14)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与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给陈毅并代表团的指示，手稿，1962年7月23日。

(15) 毛泽东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时的指示记录，1962年6月3日。

(16) 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中加写的话，手稿，1962年6月11日。

(17)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62年6月18日。

(18) 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

(19) 毛泽东给彭真的信，手稿，1962年6月22日。

(20) 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5日。

(21) 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5月9日。

(22)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页。

(23) 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7月6日。

(24)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82年11月22日。

(25)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7月2日。

(26)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22—327页。

(2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页。

(28) 周恩来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台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页。

(29)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页。

(30) 《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31) 《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64页。

(32)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董必武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5日。

(33) 《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34) 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要点，1962年7月20日。

(35) 毛泽东对《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的批语，手稿，1962年7月22日。

(36) 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

(37)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45、455页。

(3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28日。

(39) 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要点，1962年8月2日。

(40) 毛泽东同华东和中南地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8月5日。

(41)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由22人组成，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42) 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

(43)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9日。

(44) 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

(45)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1日。

(46)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3日。

(47)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5日。

(48)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7日。

(49) 指邓子恢。

(50)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20日。

(51)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52) 据薄一波回忆，在毛泽东这次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30、1131页。

(53)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54)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55)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56) 这十个文件是：《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关于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建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关于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5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53、654页。

七十一、中苏论战

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一九六二年十月，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1)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2)，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3)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4)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六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二日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5)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邓小平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6)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犹”应为“且”；第七句中的“飒”应为“瑟”，“下”应为“畔”。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7)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8)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9)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说文章写得很好。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等。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对苏共及其领导人没有点名。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他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做了一些好事。”(10)

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一月八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1)：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一月九日，他又将这首词书赠周恩来。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

苏联共产党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他审阅了这篇社论稿，认为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就是：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并且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做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封来信。二十三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做准备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12)

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二月十一日开始的，二十八日结束，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一九六三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刘少奇讲道，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道，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刘少奇讲道，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道，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道，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13)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从五号算起，开了二十四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谈到国内的反映时，他说：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毛泽东说：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14)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他建议文章分四天连载，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

毛泽东修改引言部分时，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道：“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15)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16)

二月二十日，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17)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〇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

文章一共讨论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十六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经验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评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评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文章重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强调要“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对“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改良主义或投降主义思想。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阐明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正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并试图划清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文章重申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论点，强调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三月八日，发表了第七篇答辩文章：《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作为第一轮论战，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发表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以留有余地。

七篇答辩文章发表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暂时平息了下来。这是双方准备两党会谈的共同需要。实际上，这种暂时的宁静，又在酝酿和准备着更加激烈的新一轮争论。

还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初《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刚发表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在考虑如何进行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

在三月五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刘少奇提出：两党会谈，一次可能谈不好。可能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谈不完，然后第二阶段到北京来谈。可以轮流谈嘛。(18)

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就在准备工作抓紧进行当中，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四月二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既然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我们就要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四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几个月以后，邓小平谈到关于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说：“我们得感谢他们的来信。因为他们的来信给我们出了个题目，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感觉到确实需要解决总路线的问题了。”(19)

这封复信的起草工作相当艰难。据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他又说：“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20)

复信先在北京起草，逐渐形成共二十条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初稿。

四月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上海等地。他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有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参加。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部分讨论。

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一次。以后又经过多次修改。

从五月二日到十二日这个期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这个决定草案。会议结束后，他又集中精力修改复信稿。

在五月十九日稿上，毛泽东增写了两段内容。其中一处，是在讲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他写道：“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21)

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时，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从五月下旬起，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就复信征求他们的意见。

与此同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成两个组，对复信稿连续讨论了几天。

六月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复信稿起草和修改的经过。他说：“这个文件，原来二十一条，后来一改，变成二十二条，二十三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成了二十五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六月十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会议通过了复信稿，决定六月十五日交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广播。(22)

这封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当面交给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十七日，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全文发表。

复信全文共二十五条，每条着重阐明一个意思。

前三条，可以看做是整个复信的总纲。第一条，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必须坚决捍卫。第二条，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现阶段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第三，说明这条总路线是同苏共纲领中所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相对立的，指出如果把国际共运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第四条到第二十二条，是上述总纲的具体展开。第四、第五条，分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第六条，是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国内和国际的主要任务。第七条，是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第八、第九条，是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问题。第十至十二条，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和平过渡的问题。第十三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互相援助。第十四至十六条，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以及全面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的问题。第十七至十九条，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第二十条，是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准则。

最后三条，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党和资产阶级改良党的界限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问题。

复信在结束时表示：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将于七月五日举行的两党会谈，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对国际共运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并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发表以后，引起强烈震动。六月十八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对于苏共中央的这个声明和决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没有理由不进行回击。新的一轮“声明战”就这样在两党会谈前夕开始了。

六月十九日收到苏共中央声明的当晚，毛泽东决定立即全文发表，《人民日报》第二天就登出来了。

接着，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声明稿。下午二时，在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当天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声明和中共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所采取的方针。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说：最近在主席那个地方多次考虑了谈判的方针。首先要估计一下，这次谈判究竟能不能取得什么结果。看来，取得什么积极成果，现在不可能，赫鲁晓夫也没有这个准备。他现在的一系列步骤，包括驱逐我们六个人(23)在内，就是不想达成什么协议的。原来，常委、主席大家都在考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他求得达成一个某种限度的协议。我们考虑的结果，根据他现在的态度，根据他现在的措施，不可能。我们这二十五条，挖了他的底，他现在不好讨论这些问题。它的决议，实际上就是拒绝讨论。因此，这次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今天在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第一条要放在他破，我们不主动破。我们不给他一个借口，好像我们首先来破裂。今天政治局决定了这样的方针，我们代表团轻松愉快，就好办了，就比较自由了。至于讲话，当然也不给他抓我们，也要讲分寸，也要站得稳。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主席今天也说了，这是边缘政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破裂，一个拖。这个破裂必须要准备。今天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破二拖，达到边缘，你走到哪里，我们代表团跟到哪里，摆到边缘，看你敢不敢破裂。我想，在破裂和拖以外，还会出现又破又拖的情况。我们要准备他破，但是又可能拖，拖里头又要破。总是在一破二拖、破中又拖的斗争中，极其复杂地交叉着。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斗争。主席说一破二拖，这个问题就全面了，辩证了。(24)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声明。声明公布参加即将于七月五日开始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和潘自力。声明责成中共代表团坚持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复信的原则立场。

七月四日，苏共中央针对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声明再次发表声明，除公布苏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外，摆出了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的姿态。

这样，在中苏两党会谈举行前夕，人们已不难预料这次会谈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对苏共声明的处理问题。会前在邓小平主持下，很快起草了一项简短但措辞强硬的声明，经毛泽东审定后在七月五日发表。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按照事前的约定，双方轮流发言，在一方发言时，另一方不得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第一天的会谈，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代表团作了长达五个钟头的发言。隔了一天，七月八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也有五个小时。（五个小时均包括翻译的时间。）十日和十二日，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再次分别作长篇发言。这以后，又经过四轮发言。中共代表团在七月十九日提出暂时休会的建议。在七月二十日的会谈中，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接着便起草了两党会谈的公报，宣布：“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关注两党会谈情况，直接指导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会谈期间，几乎天天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研究代表团来电及其他有关问题，及时提出对策。

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这个题目，是毛泽东拟定的。

中苏两党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是预料之中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于七月十九日发表。声明指出，所以要重新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毛泽东在审定声明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两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并称苏共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人民日报》七月二十日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有一个编者按，列举了苏共中央公开信中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攻击中共领导人的事例。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说中国领导人对它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本来是由苏联造成的中苏经济贸易缩减，却反而责怪到中国方面。在列举了这些事例后，编者按说：“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这是毛泽东审定编者按时加写的，立此存照。这就是后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文章的由来。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同前往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五千多人到机场欢迎，场面格外隆重热烈。

就在中苏两党在莫斯科进行会谈的时候，从七月十五日起，美、英、苏三国代表也在莫斯科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七月二十五日，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的研制工作，很自然地使人怀疑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三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三十一日，针对三国条约，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修改、毛泽东审定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连持中立态度的《柬埔寨电讯报》也发表评论说：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取得妥协，但赫鲁晓夫同西方接近的既成事实，使这种希望完全化为乌有。(25)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的分工，写文章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九篇，通称“九评”。

“九评”的第一篇（《一评》），九月六日发表，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把中苏两党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

在《一评》发表的时候，《二评》已在起草修改中。毛泽东对《二评》修改了三次。

第一次是对九月二日稿的修改，把原先的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话，这段话后经修改，形成最后的文字是：“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在九月二日稿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对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泽东也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抵制斯大林对中国的某些错误的影响的时候，九月二日稿写道：“早在三十多年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对这句话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上了刘少奇的名字，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26)

九月六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九月五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27)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28)

九月十三日，《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对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作了揭露和批驳。

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主要讨论一九六四年经济计划、农村社教和农村工作、关于工业发展的决议、国际问题。在二十七日大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国际形势问题。

几天前，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

毛泽东先让杨尚昆当场念了这个报告。报告认为，苏联政府的声明，除了答复我九月一日的声明外，还企图回答我最近对它的揭露。对我公布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其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报告还认为，苏联领导人近来比较集中地攻击我制造分裂，是在为全面分裂做准备。目前，苏联方面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种要求“停火”、“谈判”的舆论，企图阻止我新的反修攻势，并想“找借口嫁祸于我”。

念完后，毛泽东说：“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谈到目前对苏共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29)

九月二十六日，《三评》发表，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这些认识，对于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社会情况和党内状况的观察影响很大，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

1963年11月毛泽东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的修改

《三评》发表后，国庆节临近，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纷纷来华参加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这期间，暂时不再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才发表了《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这篇文章，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文章重申，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是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泽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会见外国客人，特别是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外国客人时，总是讲这个观点。

《四评》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文章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十一月十九日，《五评》发表，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

《五评》共六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历史的教训”里，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第二部分“最大的骗局”，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指出美国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及他们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第三部分“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详细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同时又强调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种种论点；第五部分“是斗争还是投降”，阐明了毛泽东关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第六部分“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是对全文的总结，试图说明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路线的对立。

十二月三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一天下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人大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他说：考虑到我们对他们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四十几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毛泽东还谈到，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30)

十二月十二日，《六评》发表，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五条，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强调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丰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新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以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区别对待。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文章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

接着，起草《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毛泽东说过：《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31)据吴冷西回忆：“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32)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如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的意志”、“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等。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33)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七评》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答复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苏共中央来信的问题。

中共中央的复信，签署的日期是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送出的日期是三月一日。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复信的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十七国(34)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做进一步的准备。

三月七日，苏共中央又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二十九日的信提出的各点逐条批驳，并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复信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十月提前到五月；同意举行有部分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议，并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召开，但不赞成中共提出的十七国名单，坚持要由参加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所有二十六国(35)兄弟党组成筹备会议；同意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一九六四年秋。

这时，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北京，希望对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做一些调解工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做了解释工作。

三月三十一日，《八评》发表，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的开头一段话，是毛泽东加写的，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36)

文章起草班子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末尾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37)

文章从苏共二十大讲起，由此联系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联系到列宁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运内部主张“和平过渡”的一些代表人物，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文章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阐述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言词也愈加尖锐。

四月三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声称：“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38)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苏共采取的一个使论战升级的重要步骤。按照预先商定的方针，决心一面继续写《九评》给予还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毛泽东等的名义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发贺电。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四月十三日下午，他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贺电稿的修改等问题。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谈了四点意见。第一是关于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第二是关于准备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第三是关于推迟发表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问题。少奇同志建议推迟发表复信，这个建议好，因为情况变化了，要改写后才能发。到时候，可以把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信件，全部公开发表。第四是关于继续写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问题。《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39)

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署名的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毛泽东特地嘱咐，贺电发出以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发表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十天以后，四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和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以及《真理报》在发表这些文件时配发的反华社论，并加写了按语，申明：“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40)这是在论战中“立此存照，将来再议”的通常做法。

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还全文发表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他六封来往信件。

五月七日的复信，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是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复信表示：在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以前，不可能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二是关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代表筹备会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如五月）较为适宜。至于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要看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三是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复信表示：如果苏共中央急急忙忙地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这封复信的要点，是在预见到有分裂危险的情况下，采取了拖的策略，力图避免苏共把分裂的责任嫁祸于人。其中，第二、第三点是关键。这两点都是毛泽东修改定稿时加上的。复信指出：“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41)毛泽东在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中写道：“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42)后来这个会真的没有开成。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二是讨论农村“四清”运动。前者是要防范突然发生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后者是要防止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各级领导权。这些都是毛泽东心目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会议期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近郊昌平县的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召开一次会议，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说：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43)

经过近一年的中苏公开论战，随着国内“四清”、“五反”运动的进行，毛泽东愈来愈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为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他把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作为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提上日程。上述讲话的五条主要内容，不久被写进《九评》。

七月十四日，《九评》发表，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时，同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正好相隔一年。这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九篇评论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九评》是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驳斥“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所以原先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破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源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文章分析了苏联的社会状况，认为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文章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主要是回答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和平演变。文章把近年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系统整理，概括成为十五条内容。这十五条，包括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思考，如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是，这十五条也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迅速发展着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思想系统化了。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44)所以，《九评》将毛泽东六月十六日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全文发表，并强调指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九评》关于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论述，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突出论点，同时直接引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上。

由于对国内形势过分严重的错误估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九评》把中苏论战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运用到对国内政治生活状况的观察。而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其含义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他将修正主义这个概念不断扩展，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也叫做修正主义，甚至把一些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也当做修正主义来批判。这样，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的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还在《九评》发表以前，苏共中央曾于六月十五日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对中共中央五月七日信的答复。信中认为中共中央放弃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并申明他们要尽快召开由二十六国组成的筹备会议，“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信中虽然说了“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但实际上已把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了。

中共中央是六月二十日收到这封信的，毛泽东提出对此信暂不理睬，先发表《九评》再说。

七月十五日，也就是《九评》发表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才腾出手来修改复信稿。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坚持认为，“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复信稿对此作了批驳，毛泽东认为分量还不够，提出：“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毛泽东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和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做法，在复信稿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在复信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加写了几段话，劝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45)

这个复信，可以看做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评论文章的继续，借着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话题，着重批驳苏共领导人惯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的老子党作风，揭穿赫鲁晓夫等人以兄弟党国际会议作为“指挥棒”，让兄弟党服从于自己，把自己党的纲领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但是，综观整个论战前后的情况，毋庸讳言，在激烈的争辩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以自己的观点划线、把自己的某些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复信。三十一日，这封复信连同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的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以后，围绕着召开兄弟党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的问题，继续展开你来我往的“信件战”。

七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前一封信发给所有的兄弟党，“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还说：苏共中央已经邀请二十六国（包括中国在内）兄弟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

这封信表明，赫鲁晓夫已下决心，不论中共同意与否，都要召开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这一情况，毛泽东预先是估计到了。在接到苏共中央的来信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决定不参加苏共中央召集的二十六国筹备会议。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把这个决定正式通知了苏共中央。

北京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消息传来，似乎为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

也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巧合地遇在一起，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

当时，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前一句是指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句是指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这是他在十月十九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的。当时还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十年和平时间。毛泽东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46)

十月十四日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上述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贺电。毛泽东在住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局势，商量对策，决定借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派周恩来率领高规格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访问。

十一月五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透露了来意：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

在十一月七日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他对中方人员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47)经过中方的强烈抗议，苏联方面把这一事件解释成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

在周恩来等同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的会谈中，苏方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他们坚持说，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信中关于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二十六国筹备会议一事仍然有效。在十二日最后一次会谈中，他们还表示：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48)这就紧紧地封闭了调整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

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画上了句号。

随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一九六六年三月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逐步陈兵百万，使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也在加剧，直至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些严重的情况，早已远远超出了两党关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领域。教训极为深刻。

往事如斯。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回首往事，曾经对中苏论战作过这样的评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同时他还谈道：“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49)

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就是指苏联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比的勇气，敢于顶住苏联的种种压力，没有跟着赫鲁晓夫等人的指挥棒转，保持了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历史证明，这对于中国的安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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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情况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3年2月19日。

(2) 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3) 毛泽东在《参考资料》第5406期上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19日。

(4) 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5) 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14日。

(6)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7) 指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8)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12月29日。

(9) 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30日。

(10) 毛泽东同袴田里见等谈话记录，1963年1月6日。

(11) 郭沫若的词《满江红》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

(12) 毛泽东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13)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63年2月25日。

(14) 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15) 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2月。

(16) 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2月。

(17) 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18)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19) 邓小平同藏原惟人第二次谈话记录，1963年8月3日。

(20)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21)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

(22)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3年6月12日。

(23) 1963年6月下旬，苏联政府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由，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6名工作人员，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24)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63年6月30日。

(25) 见1963年8月1日《人民日报》。

(26) 毛泽东对《二评》9月2日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

(27) 毛泽东对《二评》9月5日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

(28) 毛泽东对《二评》修改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11日。

(29)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27日。

(30)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55、656页。

(31) 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64年2月29日。

(32)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62页。

(33) 毛泽东对《七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月28日。

(34)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七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法国。

(35) 苏联共产党提出的二十六国，除了上述十七国以外，还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国、澳大利亚。

(36) 毛泽东对《八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3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9、740页。

(38) 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39)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45—747页。

(40) 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41)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4月30日。

(42) 毛泽东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30日。

(43)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版，第18—21页。

(4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81页。

(45)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7月。

(4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的插话记录，1964年10月19日。

(47) 见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

(48) 米高扬在中苏两党会谈时的发言记录，1964年11月9日。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12日。

(4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294、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