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6册
Author: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Date: 2013-12-01

目录
七十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
七十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
七十四、发动“文化大革命”
七十五、支持“红卫兵运动”
七十六、在“全面夺权”的日子里
七十七、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
七十八、林彪事件
七十九、一九七二年的内政和外交
八十、十大前后
八十一、批评“四人帮”
八十二、支持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八十三、临终的日子
后记（一）
后记（二）
再版后记

七十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对毛泽东来说，对全党来说，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些都是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典型经验逐步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在探索，刘少奇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这中间，毛泽东的意见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而他的许多意见也是集中了别人的意见。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十中全会之后，由于忙于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中央工作会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没有作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印发会议的两个文件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1]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有刘少奇、邓小平参加。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这个时候，“四清”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宣讲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2]。毛泽东在谈话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3]

建立什么制度，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呢？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具体方案。他主要强调要靠教育，并且渴望了解下面提供的实践经验。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他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晚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刮“共产风”那几年，毛泽东也曾批评过基层干部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按劳分配原则和价值法则，违反和破坏了这些原则。现在又说基层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这两种批评合在一起，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认识和理解。

最后，毛泽东还特别嘱咐大家，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经济工作。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4]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做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三月二十三日转发，题目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毛泽东审批时，觉得标题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务”。这是保定地委在农村贯彻“六十条”、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当中提出来的。它所针对的主要是农村干部中大量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贪污盗窃等现象。报告认为这些都是损害社会主义、损害集体经济的行为，并且写道：“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5]毛泽东四月八日南下路过天津时看到这个报告，当即予以肯定，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随后路过济南、南京时，向山东省委和江苏省委负责人推荐了这个报告。（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汇报了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对全省社教运动的部署。

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到了上海，四月二十五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时，特地提请他们注意这几个报告。但当时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毛泽东觉得，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实在有加以强调的必要，于是便找彭真来，帮助起草转发这些报告的批语。后来，周恩来追述说：“那次，小平同志和几位同志到杭州去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陪阿联的萨布里到上海去见主席，在上海会合。四月二十五日在主席那里谈了一次，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地注意。当时主席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说应该注意，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当时还是对反修正主义谈得多，这个问题比较谈得少。主席感觉大家还是印象不深，所以我回来不久，主席就打电话要彭真同志去，起草这些批语。这是四月底。到五月二号，就起草了对东北、河南的报告的批语。”[6]

毛泽东很快觉得，指导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仅仅依靠一个一个地批转典型材料已经不够了，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法、政策，使全党统一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他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主持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从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修改文件时，又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批语和意见，以及印发的材料，成为形成决定草案的思想指导和基本素材。

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是五月二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在征求中央其他领导同意后，于五月十日发出。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7]

1963年5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宋任穷报告和河南省委报告的批语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这时，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内容已经形成一个基本规定。

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8]

第二天，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由彭真汇报前一天晚上他们自己讨论的情况，表示文件没有写好，作了自我批评。彭真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会上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就在八日这一天，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9]

彭真汇报到对阶级斗争调查研究做得不深入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有人谈到，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这句话，出自一本流行于民间的说唱书。从此，这句话就在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中流传开来，颇为时兴了一阵。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最后，毛泽东说：“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10]这等于宣布会议结束。

可是，九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来信，希望向他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的处理情况，同时想就便在杭州与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问各中央局书记：“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大家表示留下来等总理。这样，会议就又延长了四天。

五月九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毛泽东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他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他写道：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关于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他是这样写的：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11]

这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一个美好理想。他特别看重干部要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这个批语中不乏精辟论述，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产生了“左”的影响。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

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一）形势问题。着重说明整个农村的形势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列举九个方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所列举的这些事实中包括：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法统治的活动；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其中引用了湖南省委报告中的一段话：“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五）依靠谁的问题。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中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在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强调一定要分步骤，一定要经过试点。（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以上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决定草案附了经毛泽东批转过的二十个材料。

这几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并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

他写道：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他分析了人的认识形成的两个过程、两个飞跃。首先是无数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12]

这个“前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发，较之《实践论》，更为简洁概括、通俗易懂。其中说到认识上的第二个飞跃比认识上的第一个飞跃“更伟大”，实际上就是突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毛泽东切身的经验之谈。“前言”写作的直接动因是读了二十个材料和起草决定草案，但他所抽象出来的哲学思想，则远远超越了这些材料和决定草案的范围，形成了一个科学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关于这篇文字写作的由来，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有个回忆。他说：

“一九六一年年底，有一天我到主席办公室。毛主席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什么叫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对主席提出的问题，我一时答不上来。主席笑了笑说：这样简单的问题，有些人并不懂得。他对我解释说，人的正确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本来就有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毛主席告诉我，他正考虑在他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情况，再写一篇哲学著作。……现在搞社会主义，这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想使人的认识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这里有很多条件，就像你们游泳也有个规律，也要有条件一样。……学游泳必然要喝几口水，只有喝上几口水，才能认识水的特点和掌握游泳的规律。搞社会主义也是这个道理。接着毛主席又意味深长地说：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13]

一九六一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总结建国以来主要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毛泽东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想从认识论的哲学高度加以总结。当时，他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讲述这个问题，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但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他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践，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有自由的活动。可见这个“前言”是酝酿已久的。

毛泽东对决定草案的第十条也加写了一段话，强调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要性，提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4]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几个省跑一跑。他对在座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说：你们明天可以把草案带回去，每个省也可以发一份。开会的方法，可以先发材料，要先看这二十个材料，看个三天五天，议一天，引起议论。不要使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接着，大家对决定草案进行讨论。

周恩来提出：“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说，小平同志建议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同。

周恩来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关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关系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曾作过专门分析。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15]

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重视生产斗争，但他更重视阶级斗争。他认为，不搞阶级斗争，人们的精神面貌振奋不起来，还是搞不好生产。多少年来，他形成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抓革命，来振奋人们的精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推动生产的发展。这就是他常说的“抓革命，促生产”。

刘澜涛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在前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这主要是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这一次谈话又强调了另一面，说：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讲到干部退赔时，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16]

决定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开展。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夜未眠。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一清早，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17]

杭州会议结束了。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后十条”首先肯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并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两个十条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但“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一段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18]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提出一些意见。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在讲到国内问题时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指“前十条”——引者注），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19]

毛泽东这个讲话，实际上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把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进一步扩大到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文艺领域。他越来越关注文艺领域。过了两个月，十二月十二日，他写了一个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把这方面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20]

再过半年，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写了语言更为尖锐的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1]

看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读了他的这两个批语，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把文艺问题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后十条”经过多次修改，在十月五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拿到稿子后，没有表态，也没有立刻看。于是，党内就出来一种议论，说“后十条”右了，是纠偏的。究竟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起草者一无所知。突然，有一天得到正式通知，说毛主席同意了这个文件，而且还要将它同“前十条”一起，向党内外普遍宣读。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毛泽东带着“后十条”，于十月十日晚离京南下，分别向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的省委、一些地委和中南局的负责人征求意见。随后，又到华东同华东局和华东地区各省市负责人商量。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最有利。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在文件上加了有关点面结合的一段，同时还做了其他一些修改和补充。随后于十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肯定“后十条”是一个“重要文件”。指出：由于“后十条”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了修改，“前十条”通知中的规定要作相应的改变。原先规定，暂不搞社教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前十条”暂不传达；现在改为：“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向农村每个支部发两本，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发给他们阅读。对地、富、反、坏、右也要向他们宣读。“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22]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23]

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第六稿。刘少奇建议，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十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少奇、邓小平及柯庆施与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再次讨论修改“后十条”。

十一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后十条”，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通知一起下发。

毛泽东十分重视“双十条”的宣讲工作。找到这样一个推进社教运动的方法，他感到高兴。他从各省得到的信息，宣讲工作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军队方面还没有什么动静。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给林彪的复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军队如能照地方的做法办理，也一定会好的，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由团、营合组宣传队伍，向连队宣讲。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同志，也应选择一二个连队去做一二次讲解。

毛泽东这封复信，不仅推动了军队的宣讲工作，也进一步推动了地方的宣讲工作。

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收到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他们在企业里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发扬《鞍钢宪法》[24]的精神，“找到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工业部门学习解放军，这正是毛泽东几年来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个报告来得适逢其时。报告是十二月九日写的，毛泽东十一日就批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25]后来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要感谢王鹤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要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都成立政治部。”[26]

薄一波十二月十三日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十五日致信毛泽东，说我正遵照你的指示，召集工业各部的同志，查询各部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并讨论怎样加强工业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

毛泽东收到薄一波的信，立即（十二月十六日）致信军队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向他们正式提出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问题。信中说：“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27]。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28]

毛泽东作批示之后，各工业部门从机关到企业纷纷设立政治部。这一做法迅速扩大到所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设政治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产物。毛泽东根据石油部的经验，认为这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振奋人们革命精神，促进生产发展的极好的组织保证。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某些部门、某些企业，例如大庆油田，这个组织形式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机构得到很大加强。事实证明，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普遍设立政治部，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十二月十六日，罗荣桓元帅在北京逝世。罗荣桓跟毛泽东的关系，是从参加一九二七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的。多少年来，毛泽东一直对他很敬重，很信任。噩耗传来，毛泽东沉浸在悲痛之中，吟成了一首悼念诗《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䳛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去世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邓小平等在颐年堂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开始，他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接着，他深情地讲了一段话。他说：罗荣桓同志是一九〇二年生的。这个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他还说：党内要团结。党内不纯粹，这是社会现象。打麻将，即使“清一色”，还有一万、两万、三万的不同。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做到比较一致。允许少数同志犯错误，公开犯错误也可以，不许秘密搞鬼。

然后，由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毛泽东不断插话。

当汇报到苏联撤走专家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快了的时候，毛泽东高兴地说：这等于抗日时期何应钦不发饷，各根据地生产出来的比发的要多得多。他说：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有一本杂志叫《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

毛泽东很重视和喜欢自然科学，他更重视和喜欢社会科学。他批评《人民日报》登学术文章太少。一九六四年一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曾提出，《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他说，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要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29]为此，他专门作过批示：“《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30]

当汇报到用二十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时，毛泽东强调说：“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汇报说每年进口国外图书要花四百万美元，毛泽东嫌少了，说可以花一千万美元。

他听说科学方面的文章、图书稿费较低，当即表示：“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

在谈到十年科技规划要有三十亿投资时，毛泽东说：“每年三亿，不多嘛。”

谈到利用激光技术搞反导弹武器时，毛泽东说：“死光”[31]，搞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这个。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了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攻击武器，比如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是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听完汇报，毛泽东讲了一段富有远见的话。他说：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他又说：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32]

进入一九六四年，为国际反修而开展的中苏论战，和为国内防修而开展的社教运动，都进入高潮。毛泽东越来越把两者联结起来，并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反修转移到国内防修的问题上来。

一九六四年一月上旬，他在审阅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加写了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33]

一月五日，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也谈到中国国内反修防修问题。

他说：“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34]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时，甚至向客人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35]这个话，他又反复地向日本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讲过。

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开始在全国宣讲“双十条”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关注着这件在他看来关系到反修防修的大事，抓住不放。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要求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通知提出：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把“双十条”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36]这个通知一下去，各级领导干部，从军队到地方，纷纷下乡宣讲“双十条”，形成高潮。

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继续了解农村社教情况，对运动中提出的问题做调查研究。

三月二十八日，途经邯郸，毛泽东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和河北省五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主要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汇报。

听说山西全省从去年十二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点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并说：“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当汇报到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他了解到一些人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立即表示：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要什么今年搞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明年要搞完，何必那么急。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无论“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时间长一点，搞好一点。急了就不能达到目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慢腾腾地搞，现在不是慢腾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就是太急。

汇报中，陶鲁笳介绍了陈永贵的经验。说他们在依靠政治挂帅、防止出现高工分阶层问题上，解决得好。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毛泽东第一次听到陈永贵这个名字，问道：“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37]陈永贵领导大寨大队，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变了那里的面貌，引起毛泽东极大的注意和兴趣。不久，他发出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这里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了两个下午的会，听取他们汇报。

一开始，他接连提出几个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粗一些好，还是搞细一些好？时间长一些好，还是短一些好？他说：中央最近发了一个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搞彻底，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关于社教运动从何入手的问题，他在听了大家的议论后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毛泽东再次强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他要安徽、河南两省的负责人汇报黄河下游的排水问题。河南、河北、山东、苏北、皖北五个地区，由于以前执行以蓄为主的方针，下游各省到处筑坝，大雨一来水排不出去，地下水往上涨，土地盐碱化。他向两省负责人了解情况后，嘱咐说：“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再互相‘打仗’了。”[38]毛泽东决定由谭震林召集五省主要负责人开会，解决这个问题。

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当天下午，听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又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了解了湖北的做法后，毛泽东提出，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

毛泽东还问王任重，你们是不是向群众宣讲过两个十条？王任重回答：“省委、地委、县委大多数同志都去宣讲过了。我自己还未去讲过。”毛泽东说：“你为什么不去？你又不老，又没有病，应当亲自向群众去宣讲两个十条。”[39]

四月十日，毛泽东离开武昌，次日晨到达长沙。王任重随行。

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人汇报。张平化告诉毛泽东，陶铸和王任重让他向主席请示一个问题，城市街道是否可以成立劳动人民协会，进行阶级划分。这个问题，四月五日在湖北的谈话中，王任重曾经提出过，毛泽东没有表态。这一次，他作了明确的回答：“我赞成。农村有阶级，工厂有阶级，城市无阶级，那是全民党、全民国家了。城市也有阶级，过去没有划就是了。”[40]这样，社教运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汇报。

杨尚奎认为，社教运动对干部的处理总的方针还是偏严了。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把坏人搞出来，把坏人制服，“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41]以生产好坏衡量社教运动之成败，这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

四月二十三日晨，毛泽东到达杭州。二十八日，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委其他负责人霍士廉、林乎加等人汇报。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毛泽东说：那不要紧。你们经验不足，“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林乎加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他认为“六十条”对社办企业的劳力投入的限制有问题。毛泽东说：“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他还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浙江还有恢复蚕桑、桐油、茶叶的问题，要订出计划。[42]

从这两次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始终注意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的稳定，深刻记忆着“大跃进”中农业遭受破坏意味着什么。他总是担心搞社教而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在杭州过了“五一”节，五月二日到达上海。在这里住了几天，就准备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五月九日，接到北京电话，说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要来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因为这个问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

李富春等的这次汇报，随着毛泽东北上的路线，从五月十日到十三日先后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连续进行。毛泽东就一些问题发表意见，除经济问题外，还谈了一些社教方面的问题。

在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基本账。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他嘱咐说：“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在谈到划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了给大家。”

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43]

毛泽东这几天谈话的意见，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一些思想准备。

[1]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2]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3]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3年2月26日。

[4]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2月28日。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54页。

[6]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5月18日。

[7]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宋任穷报告和河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2日。这个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5月10日。

[8]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7日。

[9]毛泽东对《中南通讯》编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中的四个文件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8日。

[10]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8日。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92、293页。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0、321页。

[13]张仙朋《为了人民……》，见《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

[14]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10日。

[15]毛泽东听取薄一波、谭震林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16]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1日。

[17]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2日。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85-420页。

[19]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27日。

[20]毛泽东给彭真、刘仁的批语，手稿，1963年12月12日。

[21]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的批语，手稿，1964年6月27日。

[22]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手稿，1963年10月25日。

[23]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稿上的批语，手稿，1963年10月26日。

[24]毛泽东1960年3月将鞍山钢铁公司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总结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

[25]毛泽东对王鹤寿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12月11日。

[26]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3日。

[27]“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28]毛泽东致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的信，手稿，1963年12月16日。

[29]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43页。

[30]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编委会1964年1月31日关于增加学术文章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上写给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4年2月3日。

[31]死光，指激光。

[3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1页。

[33]毛泽东审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加写的一段话，手稿，1964年1月。

[34]毛泽东同听涛克己谈话记录，1964年1月5日。

[35]毛泽东同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月30日。

[36]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手稿，1964年3月22日。

[37]毛泽东听取陶鲁笳、林铁等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8日、29日。

[38]毛泽东听取刘澜涛、李启明、李葆华、刘建勋等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30日、4月1日。

[39]毛泽东听取王任重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4月2日。

[40]毛泽东听取张平化、李瑞山、王延春等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4月18日。

[41]毛泽东听取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才、黄知真等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4月21日。

[42]毛泽东听取江华、霍士廉、林乎加、谢富治等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4月28日。

[43]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七十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

中央工作会议，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六月八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他着重讲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当刘少奇说到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接过来说：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当然，他还是讲两种可能性。不过，他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出的可能性上。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1]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2]

六月十一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

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他又说：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3]

六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一起，在北京西郊观看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部队等的汇报表演。

十六日这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4]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地方抓军事的问题。他要求各大区、各省都要搞军工厂，搞民兵和地方部队，要作出计划。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他把地方抓军事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了出来。

六十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在东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越南战争的发展，对战备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包括三线建设问题、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问题、后勤保障问题等，要求地方抓军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但他仍然作两种估计：打得起来，或者打不起来；世界性的战争存在着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5]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

1964年毛泽东观看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部队大比武汇报表演

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行，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一九六四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马。八月二日和四日，美国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以此为借口在八月五日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跨过它自己宣布的“战争边缘”，走上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道路。消息传来，中国政府在八月六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6]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7]八月十九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

六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社教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这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通过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8]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9]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10]

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11]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12]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13]。

同一天（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14]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15]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陶鲁笳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他们是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16]

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将刘少奇十九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交邓小平，并告诉他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但过了几天，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作出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17]同时，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18]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十一月就要开始了。另外，修改了第二个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19]

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20]

毛泽东出席了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他表了态：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21]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九月一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22]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后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

毛泽东在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经济工作。他抓经济工作，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并且紧密联系到当前的战备工作。他多次听取经济和计划工作部门的汇报，提出意见。

当时，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有望提前实现经济调整的各项任务，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稳步增长的轨道。在这种形势下，筹备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定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更加长远一些的奋斗目标，便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还在一九六三年夏，毛泽东就提出：把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23]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参加。随后，形成了题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党内文件。制定这样一个文件，最先是毛泽东提议的。尽管这个文件后来没有正式下发，但它表明中央领导人已开始考虑经济恢复以后下一步的发展问题。

这个文件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设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24]

这些考虑，为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做了准备。

毛泽东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作过多次修改。在九月六日的稿子上，他加写了一大段话：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25]

1963年9月毛泽东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加写的一段话

从这篇精辟的历史总结中，不难看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一直是毛泽东思考国内问题和作出决策的重要出发点。不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一个不太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些话，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民族振兴、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有一些变化。他越来越重视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提出加强第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这是他鉴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周边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在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他把农业和国防比作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他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26]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第三线建设问题。他提出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

所谓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属于第一线。对第三线的建设，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在四川，而攀枝花[27]，又是重中之重。当时确定第三线的钢铁基地是两个，一在酒泉，一在攀枝花。毛泽东曾说过：“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而这两个钢铁基地，毛泽东把攀枝花放在第一位，对它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他同时提出，要加快成昆、内昆、湘黔、滇黔、川黔几条线路的建设。他说，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毛泽东把三线作为一个阵地，把一、二线作为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支援三线建设，而三线建设要抓紧。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28]

一九六四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问题。每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总容易想把建设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这好像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时毛泽东比较冷静，针对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提出一个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29]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30]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

“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31]

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

一九六四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确定，在这年年末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要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结束，新的经济建设发展时期就要开始。

在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回国以后，周恩来等便抓紧进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把起草好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送毛泽东审阅。十三日，毛泽东就把修改稿退回，上面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讲人类认识规律，另一段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两段话，很能反映毛泽东的世界观、历史观，反映他对发展和振兴中国的信念与理想。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其一：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其二：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32]

政府工作报告稿上有一句话是：“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毛泽东认为，只讲“赶上”还不行，还要讲“超过”。于是把这句话改为：“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33]

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且宣布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从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定下来的。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的不满，已经积累一些时间了。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恩来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34]

会议没有就陶铸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从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讲得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

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接下去，大家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毛泽东对“四清”概念的改变，是采纳了王任重的意见。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看到王任重十一月十五日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的一个讲话节录。王任重提出，县、区、社各级机关的运动，与农村一样都叫“四清”，不再叫“五反”，中心内容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对四不清干部都主张打击面不要太宽，在经济处理上也不要搞得太挖苦，要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会不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怕泼冷水。所以他又嘱咐：“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35]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请了一些人吃饭。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毛泽东一到场，就宣布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他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他挨个询问了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回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情况，接着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三侠五义》、《聊斋志异》等等，越读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个已经下农村了。今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够资格。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36]

据参加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37]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十二月二十七日，文件已经写好，印发给会议，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十七条。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陈伯达对文件作了一些说明。他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当陈伯达说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发言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

这一天开会前，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要去两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带到了会场。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两本书。在大会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文件的第一条“运动性质”，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 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 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文件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毛泽东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

他还说：“在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在敌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间那么凶，使人怕，那不行。我说，有鬼，不然为什么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话，使刚才还比较轻松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合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周恩来答：算集会。）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38]

这次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讲得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

毛泽东的话，讲得很尖利，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但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39]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40]，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1]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杨尚昆在一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是比较明白了，但还不是全都明白了！还得再听听，看看。总之问题是较大的，不只是方法问题。”[42]

“十七条”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杨尚昆一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小组会休会，由小平、彭真、伯达同志等拟文稿。我于晚间看到了文稿，已变为二十四段，有较大修改，整个精神完全变了！”九日又写道：“今天上下午均在北京饭店讨论新的纪要稿，已改为二十四条，主要的问题都逐渐明白了！”[43]

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刘少奇是中共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开这样的生活会，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王任重当天日记的标题就是“难忘的一天”。他写道：“党的领袖和他们领导下的干部在一起开党的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全世界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44]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45]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他说：“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46]，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他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他说：“归根到底，我们中央工作成绩多一点，错误少一些。……你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赫鲁晓夫——引者注）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47]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十七条”还不满意，觉得还没有解决问题，他还有许多话要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十七条”是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二十三条”则充分肯定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以来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

从两个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十三条”加了“形势”问题，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关于“运动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工作方法”。“十七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点，就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二点讲扎根串连，说“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从头到尾，都要这样做”。在“二十三条”里，“扎根串连”没有了。相反，强调的是：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单列为一条，却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关于“蹲点”。这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特地写了两段关于调查研究和调查会的话，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还讲到从中央局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除了在一个点上蹲下来以外，还要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关于“干部问题”。这也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指示。还说到，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群众同意，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

“二十三条”还保留并着重强调了“十七条”中一些积极的内容，例如：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等等。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48]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要纠正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但同时他又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指导思想。他的锋芒也越来越指向党内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层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亲身经历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并当场目睹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严重分歧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49]

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在八届十中全会的思想指导下，从反修防修出发，反对和清除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阴暗面的东西。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和做法问题上。这些分歧，通过“二十三条”的制定解决了，刘少奇服从了毛泽东。但他们之间的不和并没有解决，还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裂痕。这一次分歧的暴露，决不是偶然的，是自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来，围绕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克服困难的措施，以及如何指导“四清”运动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长期积累的结果。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两人分歧的表面化，是这种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这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今后还会演变出更加严重的事态。而这一切，在当时被中央工作会议达成的一致暂时地掩盖了。

历时三年的“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甚至被否定。这次运动，还只是在部分地区开展，而且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并且纠正过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运动的消极方面，全国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而且还有所增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

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作出后，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以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被当做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在哲学界，以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为代表，在经济学界，以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为代表，在历史学界，以翦伯赞等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史学观点为代表。

一九六三年二月，杨献珍在高级党校讲《唯物主义引言》一课时，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认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他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进一步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高级党校的哲学教师艾恒武等从杨献珍的讲课里受到启发，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送《光明日报》准备发表。康生得到了清样稿，便组织人写了批判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两篇文章，在几天内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上。[50]康生还把这两篇文章同时送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很快对“合二而一论”作出反应。六月八日，他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51]这样，就把一个学术问题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谈哲学问题。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搞了一些材料，还拟写了一个提纲送给毛泽东看。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几次谈到“合二而一”的问题。他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最后，谈到当前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表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写一篇报道。”[52]

自从《光明日报》在五月底和六月初发表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两篇文章以后，一些报刊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不少是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但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政治批判的分量越来越加重，上纲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高级党校召开会议，集中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当时，各种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讨伐。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的批判。

孙冶方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和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他认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他围绕提高经济效果这个中心，提出了价值论、流通论、企业论、利润论等有创见性的观点。但这些观点，都被作为“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观点遭到否定。

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对翦伯赞等人“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的批判。

一九六一年，翦伯赞针对学术界一些脱离历史条件的错误研究倾向，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早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关锋就在北京展览馆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讲演，开始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此后，批判逐渐升级。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给翦伯赞的观点扣上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帽子。在此之前，九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还发表署名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指责“让步政策论”是“根本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

这以后，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越来越升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厚。毛泽东的兴趣和注意力也从“四清”逐渐转到这个方面。文化批判运动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指宋任穷1964年5月13日报送的关于一个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材料。5月18日，毛泽东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2]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

[3]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6月11日。

[4]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讲话内容，见本书第1300、1301页。

[5]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

[6]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6日。

[7]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2日。

[8]刘少奇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

[9]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9页。

[10]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6日。

[11]毛泽东给刘少奇的复信，手稿，1964年8月18日。

[12]刘少奇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

[13]这六条标准是：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了。后来“二十三条”也引用了这六条标准，文字有二处改动：第二条的“彻底解决”改为“解决”；第五条“认真监督、批评，……就地改造”，改为“认真监督，就地改造”。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32页；同前书第20册，第22页。

[14]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

[15]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9日。

[16]毛泽东同华北局及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等省市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17]毛泽东关于印发“桃园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

[18]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

[19]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记录，1964年8月29日。

[20]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21]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30日。

[22]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的指示，手稿，1964年10月24日。

[23]转引自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6日。

[24]《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1963年9月。

[2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0、341页。

[26]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27]攀枝花位于四川西南边境金沙江沿岸，临近云南，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和水力资源以及较多的煤、石灰石等矿产。

[28]转引自中央召集的各中央局负责人谈计划问题的会议记录，1964年5月28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长远规划设想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1月23日。

[29]指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30]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31]毛泽东听取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6月16日。

[3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5、341—342页。

[33]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2月13日。

[34]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15日。

[35]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0日。

[36]毛泽东同邢燕子、董加耕、陈永贵等谈话要点，1964年12月26日。

[3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6、1167页。

[38]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8日。

[39]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5年1月3日。

[40]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这样说的。而八大一次会议的表述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41]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5日。

[42]《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89、490页。

[43]《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89、490页。

[44]王任重日记，1965年1月13日。

[45]王光美审读《刘少奇年谱》时的谈话记录，1994年6月20日。

[46]指刘少奇1964年8月1日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47]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14日。

[4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528—533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19—30页。

[4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9、1170页。

[50]艾恒武等的文章《“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发表在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上，署名项晴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在同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

[52]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18日。

七十四、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1]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三天，他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2]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3]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4]“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但对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这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5]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6]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这一年，另一件大事要求毛泽东不能不用很大精力认真应对，那就是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日趋严重的局势，战争似乎很有可能爆发。如：美国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派遣大量美军直接参战，严重威胁中国安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印边界地区也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危险，保证国家安全，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在一九六五年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谈得多的是备战问题。

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7]

这以后，中央军委在五月中旬召开备战会议。毛泽东对一旦战争爆发后应该采取的作战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现代化武器的研制、军事资材和粮食的储备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考虑得很周密很具体。六月二十六日，他同汪东兴谈话时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8]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总是作打与不打两种估计，而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应付打的可能性上，做到有备无患。

对备战问题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后，毛泽东把他防止国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八月三日，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来访，毛泽东同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马尔罗是一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曾在中国活动过。他说：“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回答：“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马尔罗谈到苏联，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这引出毛泽东谈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一大篇话来：“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9]

几天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备战问题。毛泽东在插话中又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10]

他这里说的“六二年刮歪风”，就是指他那时所说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他讲的是“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其实在他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他这段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可以感觉得到：他在考虑解决的是中央“领导人、领导集团”中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直接同“六二年刮歪风”这件事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极严重的判断。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并且表示需要过些日子才能“正式讲一次”。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规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的建议，并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上大部分时间用在讨论计划上。但最重要的事情却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对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他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先尝试了解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对提出这个问题有没有足够思想准备，提出问题时也好像漫不经心的样子。十月十日，他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一开始就问：“会开得怎么样？”有人说：“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毛泽东接着说：“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他又问：“就讨论这个问题吗？”有人说：“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整党、四清等四个问题。”他再问：“还讨论什么？”有人讲到“小三线建设相当快”。毛泽东看这些大区书记讲来讲去都没有讲到他心目中的“正题”上来，便借“小三线建设”中的小钢铁厂这个具体问题把话说开去，点了题。

他说：“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他讲了一大段汉、唐、宋、明的历史，接着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泽东又讲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说：“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在讲了这些尖锐的话以后，他又把话锋一转，对正在谈计划问题的余秋里说：“谈你的，我们插乱了。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厂，打起仗来要靠它。”[11]

两天后，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分别就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的建设、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大会发言。这一天，刘少奇到东北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当余秋里谈到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毛泽东又插话说：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五万吨左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个省也造不起来。”

彭真在大会发言中谈党的问题时说：“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毛泽东插话说：“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当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12]

王任重所记录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插话中，还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13]

毛泽东这些插话的中心是“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在他看来，现在必须把这个问题告诉党的高级干部，并且准备采取行动了。

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上海《文汇报》在十一月十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写的这篇文章，指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对《海瑞罢官》产生的背景这样说：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罗列的这些罪名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毛泽东一年多后曾对外国朋友讲过：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14]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做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层增加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两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有什么指示？”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一听，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很不满意地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15]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在十七日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自然很不满意。不久后，一九六六年一月，他对陶铸、王任重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16]因此，他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才能打开局面。

这段时间内，《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〇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17]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18]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后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过：“文章（指姚文——引者注）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19]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这时，又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的事件。

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20]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21]

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罗瑞卿在十二月十一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22]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23]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24]他对《海瑞罢官》“要害”的判断和主张要点翦伯赞的名，显然同他看了《光明日报》的《情况简编》后引起的思考有关。

彭真不赞成这样的政治批判。十一月二十八日，当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到“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十二月十四日，他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二日，他又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25]

随着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全国范围内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的政治性批判急遽升温。许多知识界人士心情紧张，惶惶不安。吴冷西回忆道：“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于一九六四年，成员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引者注），一九六六年二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26]

这个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其中写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这些说法，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一月五日从杭州到这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到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认可这个提纲，没有立刻表示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只是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对“左派”整风问题，他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这个提纲。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

几乎与《汇报提纲》的起草和发出同时，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后，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二十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只有很少几个人，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以外，主要是听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纪要初稿很不满意，交给张春桥修改，以后陈伯达也参加修改，然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重视，在三月间作了三次修改。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原来就充满着火药味，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毛泽东第一次修改时，在这段话后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写了下面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27]这个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中已传开；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上述这样一段话，表明一个全局性的大部署已在他头脑里酝酿成熟。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说：“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他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28]讨论其他问题时，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插话：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以上三月十八日）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的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以上三月二十日）[29]

毛泽东这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并不符合实际。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在谈话中谈了曹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30]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必然导致对全局工作做出错误的决断。

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31]

局势继续向前发展。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这件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32]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33]

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已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他的个人领导已逐步取代党的集体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34]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十四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四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指‘汇报提纲’——引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个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35]

毛泽东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36]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会议结束后，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做了准备。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十六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对“汇报提纲”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说它是在国内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高潮时“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通知”中写道：“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加写的这两段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37]

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在他看来，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一直受到重重阻碍而无法推行，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都无从说起。他把这种估计同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极为忧虑，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在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五月五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把他这种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38]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林彪寄来的军委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后称《“五七”指示》），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批语认为，工、农、学、商以及党政机关等，也都需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关于教育问题，批语特别强调：“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39]不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这个批语的主要内容，提出：“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40]

五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所写的杂文。文章提出：“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十八日，林彪在会上讲话，骇人听闻地讲了一篇“政变经”。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篇讲话，使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使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狂热更加泛滥起来。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二十六日，会议结束。

“五一六通知”，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它经过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并下发，意味着前一阶段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批判已扩展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但是，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极端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看法和主张。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方志纯回忆道：

“我从南昌坐火车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华东局委员、华东地区各省市的负责同志。会议的内容是传达贯彻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大家事先已感觉到政治气候的严峻。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志不像以前开会那样踊跃，而且话语显得有些谨小慎微。许多同志虽然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发表了一通讲话，但是对于文件中这样一些文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很不理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大家琢磨来琢磨去，越琢磨越觉得不可理解，越觉得不对劲儿。结果，华东局会议开了几天，气氛总是不那么活跃、热烈、和谐。”[41]

但在不少年轻幼稚的青年学生中却引起另一种极端的反应。有一个干部子弟写信说：万万想不到彭真、罗瑞卿这些老党员原来是这样一批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我指党内），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的心软（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心理），要会亡党亡国亡头。”他和另外几个学生的信，后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三印发。

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变得更加紧张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觉得，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对这些仍不那么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地、充分地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阴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他们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他当即写了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六月一日”[42]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并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康生的妻子）执笔，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攻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其中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43]谁是“应该坚决抵制”的“错误领导”，可以各有各的理解。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实际上就很难继续实行领导，他们的话也没有多少人听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

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乱斗了四十多人。“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工作组发现后立即加以制止，并“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44]二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赞成这种混乱的局面，公开地或消极地加以抵制。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手迹

对各大中学校迅猛掀起的“革命”浪潮，毛泽东是十分满意的。他写下了一首题为《有所思》的七律诗：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45]

他在不久后还说道：“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46]

六月十日，他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最初打击面宽也不可怕，以后再分类排除，要依靠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47]

同一天，他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话：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48]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途经江西时，列车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车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49]

十六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车来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下。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十一天。他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场他在事前“也没有料到的”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怎样迎接新的更大风暴的到来。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50]

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经长沙赴武汉。三十日，他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答复他们提出的在七月一日发表他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要求，那篇讲话着重讲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

“来信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话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51]

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这是他在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里面有许多话十分值得注意：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52]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这封信中、也是他在滴水洞中对应该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在六月一日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后，怎样对待已经出现、并且正在迅速蔓延的严重混乱现象，是必须首先作出回答的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花极大的力量，甚至以不惜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在他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他所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是指林彪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所说的“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因此，他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个“别人”指的也是林彪。

他把“这次文化大革命”看作防止“反共的右派政变”的“一次认真的演习”。在他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便不可避免了。

七月十六日，七十多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那天是武汉民众为亚非作家会议举行的横渡长江比赛。陪同毛泽东前去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五千人的渡江表演完毕之后，我陪主席下江游水，一个小时多一点才上船。主席的身体、精神都很好。”[53]这是一次万众瞩目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活动。“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他已经离开了半年多的北京。他的想法，和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截然不同。他连续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并看了北大、清华等几所大学的简报，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极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张春桥把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当时争议的焦点，是应该不应该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工作组原是刘少奇等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为了控制学校中出现的混乱局面而派的，最初也曾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在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已表示怀疑，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他还说：“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54]到毛泽东回到北京时，学校里已形成支持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群众组织，相互对立得很厉害。

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毛泽东接连找人谈话，第一次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二次各大区第一书记来开会的也参加了。在第一天，当谈到工作组问题时，他说：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55]

第二天，在有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谈话中，他说：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

“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

“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

“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

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学、中学停课，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课，他不闹事才怪啦！……一斗二改，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

“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大工作组组长——引者注），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挠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作用。”[56]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且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会后，将这次会议的录音分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196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

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一个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

八月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当时宣布会议时间为五天。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他又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了责任，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接着，陈伯达讲话。他指责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插话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陈伯达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时，毛泽东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57]

同一天，毛泽东给反对工作组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信中说：你们的大字报（指他们贴出的三张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58]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

从第二天起，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会期也延长了。八月四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

在接着的讨论中，毛泽东的话越说越重。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结束时，他说：“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59]这时，会议的空气已十分紧张。

第二天，毛泽东就写下了一篇使人更加震惊的文字：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60]

随后，毛泽东给这篇文字加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八月七日印发中央全会。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立刻改变了原有的议题和日程。这段文字中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这主要是指刘少奇。它最后写道：“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还有他在八月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所说：“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可以看出，毛泽东写出这篇文字，并不只是从“五十多天里”的“工作组”问题上引起来，而是一九六二年以来中央领导层中长期存在的意见分歧的结果。

这张“大字报”一写，并且印发中央全会，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他考虑接替刘少奇位置的人选是林彪。他作这样的选择，不仅因为林彪比较年轻（比他小十四岁，比刘少奇、周恩来也小九岁）；更重要的，是因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同他的想法一致。这次全会开幕时，林彪正在大连养病，会前曾打电报来请假。毛泽东通知林要来京参加会议，林彪是在八月六日中途到会的。同日，也就是毛写这张“大字报”的第二天和把它印发全会的前一天，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了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次序。全会的最后一天，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候补委员三人，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的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被列为第二名，而刘少奇却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把林彪称为副主席，不再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此外，还补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决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还肯定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强调当前运动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并要求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同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继续加温，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先提出：要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看来，毛泽东这时的设想，“文化大革命”大概可以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告一段落，随后在此基础上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认并巩固这次“大革命”的成果，继续前进。接着，他又谈了两个问题：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61]

接着，林彪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它所作出的决定，使中共中央从法定程序上确认了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针、政策界限和组织措施。有如箭在弦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内乱的发生已经不可逆转了！

[1]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14日。

[2]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手稿，1964年12月12日。

[3]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4]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4年12月20日。

[5]《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

[6]《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页。

[7]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

[8]毛泽东同汪东兴谈话记录，1965年6月6日。

[9]毛泽东同马尔罗谈话记录，1965年8月3日。

[10]毛泽东听取罗瑞卿汇报备战问题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8月11日。

[11]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5年10月10日。

[12]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13]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14]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15]毛泽东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11月12日。

[16]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17]《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1965年11月15日。

[18]《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7期，1965年11月20日。

[19]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20]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65年12月2日。

[21]毛泽东同中南局书记和各省负责人谈话，1966年1月16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2月3日。

[22]王任重日记，1965年12月28日。

[23]毛泽东同杨尚奎、方志纯等谈话记录，1966年1月5日。

[24]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记录，1965年12月21日。

[25]《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年5月16日。

[26]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0页。

[27]毛泽东修改《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66年3月。

[2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3月18日。

[29]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3月18日、19日、20日。

[30]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13日。

[31]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2页。

[32]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

[33]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34]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66年4月12日。

[3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4月22日。

[36]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29日。

[3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38]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39]毛泽东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5月7日。

[40]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41]《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8、39页。

[42]毛泽东在《光明日报》总编室《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6月1日。

[43]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的批注，手稿，1966年8月5日。

[44]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1966年6月18日。

[45]《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7页。

[46]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47]王任重日记，1966年6月11日。

[48]毛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49]《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41页。

[50]《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65页。

[51]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66年6月30日。

[52]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53]王任重日记，1966年7月16日。

[54]毛泽东听取刘少奇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6年6月12日。

[55]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谈话记录，1966年7月24日。

[56]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大区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

[57]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记录，1966年8月1日。

[58]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1966年8月1日。

[59]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6年8月4日。

[60]见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

[61]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12日。

七十五、支持“红卫兵运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1]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2]

1966年7月31日毛泽东修改的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的第一页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3]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4]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八月二十日，他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5]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6]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7]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武斗现象十分普遍，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所谓“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当李富春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8]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他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冲击到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9]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因红卫兵的无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人仍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10]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11]而在事实上，个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到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1966年11月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12]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13]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知道。”[14]

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在转发的批示中，又把这项规定适用的范围扩大了，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既然要“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那就对群众运动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了。

几天后，中共中央从十月九日起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他在周恩来关于会期的请示报告上批道：“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15]事实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结束。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16]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他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了这样的归纳：“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17]他所说的“一小撮”，到各地和各部门便成了一大片。这个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印发。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18]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19]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力图对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点“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他们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毛泽东召开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所在。他说：“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当东北负责人谈到他们向群众检查自己犯严重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他又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他又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康生插话说：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最后，他叮嘱与会人员：“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20]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实际上是对这次会议总结。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回顾历史，讲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问题。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说：

“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

“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21]

林彪在同一天的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22]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都可以脱离党的领导而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正在社会上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林彪这个讲话，经毛泽东的批准后下发。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军委、总政《规定》的下发，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又添了一把火，火烧得更旺了。

毛泽东这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再说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在“十六条”中也明白地写上了这一点；但是，既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天下大乱”，就必须放手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而对红卫兵行动中那些过火以至不法行为不加限制，便无法做到正确地对待广大干部。

事实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除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面更大了，冲击的势头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对党政机关打砸抢的行为，负责干部遭受侮辱打骂和被随意绑架的事件，到处发生。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形形色色对社会现状存在这样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种种不合理的破坏性要求也纷纷提出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连毛泽东要求他们举行的四级干部会议也根本无法召开。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这些干部更为不满。

进入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另一个重要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

这是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正常运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能否得到基本保障、国家建设事业能否继续发展的全局性大问题。

随着“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影响所及，不仅在学校和机关里，不少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已纷纷建立群众组织，相互串连，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本单位、本地区、本系统的党政领导。中央工作会议前，周恩来在九月八日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确定政策。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23]这两个文件在九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前一个《通知》中指出：“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

后一个《规定》中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24]

可是，就在这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没有给予承认，并对群众进行教育，被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十日凌晨，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三十一个小时，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车无法发出，严重影响了铁路交通运输秩序。他们并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他们的北上控告是革命行动，这次事件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等。

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连”，以至“停产闹革命”？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受蒙蔽、被裹胁工人的劝解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前往上海处理这个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不顾中央确定的原则，也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25]他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张春桥的这个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朕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

尽管如此，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他同林彪、江青等仍有区别。他不是不要生产，更不是要搞乱生产，而是主张首先抓好“革命”，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认为抓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就会上去。正如他对“十六条”修改的那句话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26]在“十六条”中，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他还在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批道：“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27]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会议（通常称为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且增加了以下内容：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陈伯达看到这个修改稿后大为不满，在二十一日把谷牧、余秋里找去，讥讽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28]

余秋里、谷牧向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了汇报。二十二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29]毛泽东虽已决心在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仍想把它限制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一旦让“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就决不是用“业余时间”所能限制得住。跨出了这一步，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就稳定不住了。

第二天，谷牧把工交座谈会期间修改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提纲》批印上报。但一场他没有料到的轩然大波发生了。据谷牧回忆：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十二月四日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在十二月六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的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30]

林彪过去从来不过问经济工作，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也很少出面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表现得如此积极，的确很不寻常。他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在三个半天的会议上配合得如此默契，也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们自身正要在乱中夺权的图谋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看出：在“安亭事件”后，毛泽东决心把“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它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重要步骤。这确实是毛泽东正在思考和酝酿着的新的重大部署。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派人告诉林彪：稿子已经有了。他所说的“稿子”就是指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工业十条”。十二月九日，中央碰头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下发到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讨论。文件中虽然仍写道：“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又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等等。[31]这一来，所谓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闹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

十二月十五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32]

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以席卷之势掀起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强调中国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全局性的大事，现在需要从学校、机关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城乡，形成整个的阶级斗争。他说：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33]

毛泽东心目中，面对的是那样一场“胜负还未定”的严峻的“整个阶级斗争”，弄得不好“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在他看来，那是比什么都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这样，他就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而光靠十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已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怕红卫兵”，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遇到的几乎都是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毛泽东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不一定”和“还要看”。[34]他下这样的决心，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才定下来的。不幸的是，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作出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35]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更大的“全面阶级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可是，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中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一九六七年的。

[1]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2]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3]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4]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

[5]毛泽东对《解放军报》总编室《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109号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20日。

[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

[7]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8]《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

[9]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

[10]毛泽东给林彪、周恩来、陶铸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11]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

[12]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13]《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14]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

[15]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7日。

[16]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17]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16日。

[18]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

[19]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2日。

[20]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21]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22]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23]毛泽东对周恩来请示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

[24]《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3页。

[25]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座谈纪要，1966年11月13日。

[26]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修改，手稿，1966年7月21日。

[27]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4日。

[28]《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

[29]《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

[30]《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7、28页。

[31]《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

[32]《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

[33]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34]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

[35]《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93—696页。

七十六、在“全面夺权”的日子里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1]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2]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3]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4]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5]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6]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7]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8]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9]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10]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11]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12]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13]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14]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唯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15]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16]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17]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18]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19]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20]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21]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22]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23]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24]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个道理。”

1967年5月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25]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26]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27]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28]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就向张春桥责问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29]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30]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31]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

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又把登载了天津小站公社情况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送给毛泽东，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在第二天看后批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32]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33]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陈云等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仍是很不满意的。

1967年5月29日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来信的批语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年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中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34]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浪。二十七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两天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35]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36]当他看到打着“革命”旗号起来夺权的造反派内部情况相当复杂时，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37]以后，《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一篇社论时，又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38]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事态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在这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是难免的，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引导”工作）并不难解决。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39]

五月十六日，他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40]

既然毛泽东依然认为“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他对当时全国混乱局面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仍缺乏认识，错误地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不能不付出的代价，以后不难收拾。

局势实际上在继续恶化。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又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到很大压制，着重强调要对军队做思想教育工作。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41]《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子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

五月十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报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遭受严重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42]四天后，他又就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的报告写了批示：“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他特别强调：“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43]这段话，很能反映出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很能反映出他面对如此混乱局势时的基本想法。二十七日，他又在转发五十四军在重庆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44]

显然，由于过于自信，毛泽东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总以为“其实不是那样严重”。这已严重地脱离实际。

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毛泽东在五月间同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前的发展过程，也谈了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从下文看，毛泽东这里指的是‘大批判’阶段。那两篇文章都是批判刘少奇的——引者注）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已经进入“正题”，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利在望，尽管现在依然是“天下大乱”，下一步该“达到天下大治”了。但他也发现事情的发展不完全如他设想的那样。他在这次谈话中说：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45]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的两个“本来”：一个是“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一个是“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引者注）培养一些接班人。”结果，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如他本来所想象的那样，使他深感失望。现在，他认为运动应该进入以“大批判”为主的第四阶段，着重“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圆满成功，结果，事情依然不是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发展。“十条”下达后，局势不是走向缓和，而是更趋恶化。

六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46]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支持这一派的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的。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也十分紧张。

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抱着“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的态度，并且想亲自到比较乱的中南地区去看看，继续做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47]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毛泽东说：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他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火车，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跟他谈河北省的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当晚先飞往武汉，为他安排住处。

毛泽东是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的。这是他自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他在路上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谈得仍很轻松。他说：

“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48]

当晚九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汉。他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他们静悄悄地下了车，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二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49]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曾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引起林彪、江青等的注意。四月六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江青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五月十六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六月四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先到武汉的周恩来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50]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武汉的。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原来在成都、这时被叫来汇报情况的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客舍的乙所。毛泽东到武汉后，发现情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复杂得多。连东湖客舍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派，互不合作，房子弄得不像样子，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才一起收拾房间，共同从事服务工作。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引者注）都不要打倒。”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他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51]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毛泽东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因为冲击得厉害，要维护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他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52]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53]

事情看起来似乎正在向乐观的方向发展，一天多后却陡然发生逆转，这是谢富治、王力造成的。谢、王两人是十四日到武汉的。他们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第二天，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指责他们：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能平等对待。十八日夜间毛泽东同陈再道等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回北京。周恩来一走，谢富治、王力立刻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十九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晚上，他们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七月二十日拂晓，“百万雄师”的两百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会见，答应下午接见，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时，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客舍，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去。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客舍，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入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54]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不是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这天发生的事情，被称为“七二〇事件”。

二十一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这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一离开乱哄哄的武汉，他的头脑就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随同毛泽东从武汉飞抵上海的杨成武，叙述了毛泽东在二十四日晚同他的一段对话：

“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我去一趟。向我交待了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我：‘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我回答说。‘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毛泽东经过两天冷静的思考，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了。‘他们不会反对您。’我又补充了一句。‘对！对！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说：‘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么地方？’‘不清楚。’我答。‘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55]

第二天，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56]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但在林彪、江青等把“七二〇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这个电报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对他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57]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杨成武等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58]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59]

林彪、江青等却抓住“七二〇事件”，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60]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1]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62]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继续升级，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但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还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往往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63]在他看来，一时被打倒的，还可以再站出来。

九月四日，他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着重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有的‘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64]

九月九日晚间，他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形势就很好了。

他又谈到上下级关系问题，说：“龙潜（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引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另一方面，他又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江苏省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江苏省另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他特别关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65]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这项决断的直接导因是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所作的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那时候，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〇”事件前后的混乱局面，组成千人“揪陈大军”，矛头直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八月七日晚，从武汉回到北京并受到盛大欢迎而得意忘形的王力，约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66]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67]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68]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指使并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制造事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决定采取对他们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沉重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在浙江，他一开始就谈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说：“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引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69]

在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70]

在湖南，他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但他又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71]

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应该提出批评那些“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的“极左派思想”。

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72]

九月十九日，他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73]

二十日，他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又说道：“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他也向曾思玉等提出九大什么时候开的问题，说：“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他又一次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他还谈到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74]这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但以前还没有这样明确地说出来。

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75]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经过河南，在二十三日回北京。这次南巡共两个月零十天。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是中央在“一月夺权”以来第一次下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但由于他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谈话收效甚微，各地的混乱状况仍在发展。

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势，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十月十四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

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这从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样讲：对你们来说，始终我们的话是不灵的，而错误的估计、极左的东西却不胫而走，传遍全国。直到现在，各地还在揪“军内一小撮”，许多群众组织还在打“内战”，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正从你们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完全错误的。[76]

毛泽东对自己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始终深信不疑。他看到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加以纠正，但看到社会上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又认为有必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能因“支流”而忽视“主流”。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尤其强调这个方面。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77]

十月三日，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他又用很长时间来讲干部问题，说：“我只要求你（指干部——引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另一方面，他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努马扎莱插话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78]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又讲道：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79]不久，他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道：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80]

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出发，毛泽东把召开九大和整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在十一月五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81]他要求拟出几条征询意见性的办法，在十一月内发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个指示。根据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后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这个理论的概括的表述，最先是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发表的，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编辑部文章把这个理论的要点归纳为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是建立在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基础上的。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篇编辑部文章，是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但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文章发表前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并同意的。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似乎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仍十分自信能有效地控制局势，认为“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可以在此基础上着手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来。可惜事实却不是这样。

[1]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2]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3]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

[4]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

[5]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

[6]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7]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8]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

[10]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11]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12]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13]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14]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1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16]《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

[17]《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

[18]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19]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20]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21]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

[22]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

[23]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

[24]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

[25]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26]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

[27]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28]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

[29]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30]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31]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

[32]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第1332号上的批语，手稿，1967年2月28日。

[33]江青传达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意见的记录稿，1967年4月15日。

[34]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35]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9日。

[36]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

[37]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3月16日。

[38]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39]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40]毛泽东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41]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的批语，手稿，1967年4月6日。

[42]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0日。

[43]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4日。

[44]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第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7日。

[45]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46]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47]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

[48]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49]《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页。

[50]《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18页。

[51]毛泽东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7年7月17日。

[52]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谈话记录，1967年7月18日。

[53]《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22页。

[54]《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4页。

[55]《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9、290页。

[56]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手稿，1967年7月25日。

[57]《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63页。

[58]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

[59]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60]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7月22日。

[61]《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4页。

[62]《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63]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

[64]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4日。

[65]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

[66]王力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的讲话记录，1967年8月7日。

[67]《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3页。

[68]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3—45页。

[69]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70]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71]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年9月18日。

[72]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73]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19日。

[74]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75]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76]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天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77]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78]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79]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12日。

[80]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81]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7年11月5日。

七十七、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

经过一九六七年“全面夺权”和到处派性武斗的大动荡后，进入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派性、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来。他仍设想这场“文化大革命”能够在三年左右告一段落。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表明了他对局势的这种估计。社论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1]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这年一、二月间，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国内局势比一九六七年要稍稍平稳一些。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已经陷入严重动荡以至失去控制的局面是很难收拾的。有些地区和有些部门情况仍极混乱，甚至继续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铁路运输方面。

二月二日，津浦铁路上两列客车遭到武装抢劫，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支等被抢走。这条铁路的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几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四日，周恩来将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且写了一封信说：这种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昆明、成都一线。他在信中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2]

保存下来的一份二月十二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记录道：“总理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记录还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写道：“主席说过，清一色是没有的，世界上就没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这种观点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烦了，要超脱派性。错了就检讨，没有关系。可以作深刻的检讨，可以承担责任。不管是党、政、军、民，都是军队负责。”[3]他希望由军队出面作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讲话记录，传达到军一级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长。

毛泽东很看重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件事，把它看作稳定局势、着手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的关键。三月间，他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4]这些话，在稍后不久的“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以黑体字刊出，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所在。

这时，出人意外地发生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这件事是林彪、江青联手发动的。杨成武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列席人员，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七年夏，杨成武、余立金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历时两个多月。途中，杨成武听到过毛泽东对林彪等不满的一些话。回北京时，叶群问他：“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讲没讲林总的什么话？”杨成武只能回答她：毛泽东没有讲过。不久后，林彪便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要杨成武派人查找一批鲁迅手稿的下落。这些手稿是戚本禹取去的。几天后，担负查找任务而到钓鱼台的傅崇碧被江青诬称“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替傅崇碧说话，又再次得罪了江青。在林彪、江青眼中，杨成武等已成为他们的“异己力量”，便发动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打倒。

打倒杨、余、傅，事前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已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5]但毛泽东仍作了一些保留。不久，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6]后来，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中又就这件事作了自我批评：“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7]

对毛泽东来说，他这时关注的重点仍放在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的大联合上。但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部署必然导致的结果；相反，却从他习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出发，认为一定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指挥。他曾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8]

基于这样的认识，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又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9]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新的提法，使问题进一步升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对象，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下要清查解放前有着或被怀疑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涉及的社会面更广。这样，“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推开的。五月十五日，先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以后，便掀起了再度席卷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毛泽东在发动这场运动时，曾多次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要给出路，防止扩大打击面，严禁逼供信。他说：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

“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10]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

“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11]

几天后，他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12]这份材料，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

但是，在各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违背政策、逼供信、造成冤假错案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造成不少悲剧。这同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泛滥、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有关，也同毛泽东对敌情的过高估计和采取的错误方法直接有关。

六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毛泽东说：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13]

不久，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又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14]

几天后，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15]

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一再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禁逼供信、防止扩大打击面，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他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异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极为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发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果，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现象，导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虽不长，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

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从三月到六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还有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原因是这些边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导致两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加剧。其他有些地区的武斗也仍在继续。

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在各地的武斗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一部分人破坏铁路交通，无法恢复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交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六月三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16]十三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17]，他们仍拒不执行。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布告》中以严厉的措词规定：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18]

《布告》发布后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转发各地，并要求各地检查宣传情况，加强领导，“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但是，一些地区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在陕西出现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七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19]

以往，毛泽东要求制止武斗的一系列要求以内部谈话、电报和文件等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在采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公开张贴布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力度就大得多，也显示毛泽东已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态再持续下去。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紧接着，毛泽东又采取一项大行动：直接找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也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20]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它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

那时候，北京高等学校多数师生已对这种无休无止、徒然造成严重破坏的派性武斗十分厌倦，做了“逍遥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大多数人是你们要打你们就去打，我不来。他们当逍遥派。”[21]但聂元梓、蒯大富等自恃“造反有功”，又有中央文革做“后台”，把自己封成“一贯正确”，一意孤行，不仅插手各地武斗，而且继续在北京高等学校内指挥大规模武斗，不断酿成流血事件，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七月二十七日，经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却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员，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这使毛泽东十分愤怒。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在座。谈话从晨三时半开始，到八时半结束，持续五个小时。毛泽东同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这“五大领袖”直接谈话，并且谈了这样长时间，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接着，他说：“你们看怎么办？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嘛！你说搞了两年了，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他提出四种解决办法：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呀？你们一派住一个城市，不要在一个城市。”第三，“统统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学生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办。”“这也是一种办法，统统走光，扫地出门。”第四，工人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闹。也可以让你们闹，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他一万年。“也不逼着你们就在这里答复，回去你们也可以开点会，考虑考虑。”

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他十分严厉地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在他到来前，参加谈话的人中间有的要韩爱晶劝一下蒯大富。韩爱晶说：“他（指蒯大富）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权的是运动初期造反的那派。武斗以后，他以为武斗就可以把‘四一四’（清华大学另一派群众组织——引者注）歼灭，实际上歼灭不了。他的力量达不到控制这个程度，老蒯控制不了了。我对他说：这对你不利，对全国的红卫兵也不利，给咱们垮台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毛泽东立刻插话说：“先把这个老虎打死。”

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在毛泽东对他们严厉批评这种场合，江青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她插话说：“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访的、逃来的，你们藏起他们来，我们也有委托，你们都做了，这个是好的。但是现在呢？变了，就得认识了。”她这样推托：“我们一直是心疼你们的。怎么办？你们后头那个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你们当面听我的话，背后也不听。有的呢？也听一些。”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

林彪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亲自找你们来谈，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正确的、最及时的表态。假如你们这次还是置若罔闻啦、不在话下呀，那么继续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去年，前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们这些学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现在的情况看呢？”“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大联合的方面，你们的学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的形势，运动发展的阶段，现在应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需要，还在老搞那一套。”“被坏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减少，开始走上反面。”

江青又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韩爱晶说：“别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江青说：“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22]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在当天整理印发了一份《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三十日，又重印了这份“传达要点”。重印时增添了一些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席的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23]北京市由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四十四个大专院校的代表进行传达。有武斗的六所院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八月八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24]

为什么这时又要派出工人宣传队呢？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时这样解释：“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25]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他在这次讲话中作了一个重要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姚文元问道：“要准备什么？”他回答说：“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九月至十月中旬差不多了。”[26]他认为，在接连采取几项大动作后，局势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原来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在审改时加写道：“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面对大量客观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觉得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不能过分。他在审改这篇文章时，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史无前例的”删去，并且写了以下批语：“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27]在这前后不久，他还多次提出不赞成使用“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一类说法。

“是时候了”，毛泽东八月十九日说的这句话，短短四个字，却很值得注意。它流露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境，认为他期待很久的那个时候终于到了。

形势确实发展得很快。八月十日、十四日、二十日、二十八日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先后批准云南、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一件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28]

八、九月间，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它们包括：《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等。在关于“五·七”干校的批语中，他写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29]这以后不久，他又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在不长的时间内集中地发表那么多有着毛泽东所写编者按或批语的调查报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它同前一阶段毛泽东言论的调子形成明显反差，说明毛泽东这时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更多地转移到斗、批、改上来，转移到怎样建立符合他理想的新体制和新秩序上来，也就是更多地从“破”转到“立”上来，尽管他所设想的那种新体制和新秩序事实上是行不通的，甚至产生了不少流弊。

既然“是时候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便突出地提到毛泽东的议事日程上来。他这样提出问题：“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当然，要召开九大，先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九月十九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送交毛泽东。报告中说：“十二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一是准备召开党的九大；二是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若干经验；三是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着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30]毛泽东在第二天作了批示，说这件事要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并指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够了。”[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国庆很快就到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且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32]

十月一日，毛泽东同各地工人代表和首都五十万军民共度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当巴卢库讲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时，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巴卢库问：“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毛泽东回答：“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33]

几天后，他正式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对敌情仍像以前那样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关于一部分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提出要同前面所说那种情况加以区别：“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提出“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和“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也反映出毛泽东注意的重点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归结起来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34]

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全会的一百三十三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五十九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八届的中央委员原有九十七人，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五十七人，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十人递补已去世的中央委员的名额，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五十人，稍稍超过法定最低人数。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其他参加会议的七十四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状况。

周恩来在全会开幕式上说：“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35]他宣布全会的议程有四项：一是九大代表如何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一讲形势；四是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谈了形势问题，中心是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在毛泽东看来是这次中央全会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和发展，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怀疑以至反对态度的人日渐增多。在全会开幕的前一天，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里包括红卫兵、“三支两军”等。此外，中央领导、各级领导中的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36]这种状况，使毛泽东更认为需要在这次全会上再一次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采取“提出问题”要大家“讨论”而不做“结论”的方式，其实他的意思很清楚。他说：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引者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他又说：

“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

“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37]

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毛泽东还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上海的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广州的杨荣国。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

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38]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39]

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他最后还是在全会上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全会《公报》发表了他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40]这就以党的中央全会的名义，把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肯定下来。

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个审查历时近两年，主要是审查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

对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他曾说过：“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41]那时，他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继续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他们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又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刘少奇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地位。但这时毛泽东仍将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看待：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42]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刚开始不久，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刘少奇表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到家，刘少奇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43]四天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44]

毛泽东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份。这个月初，毛泽东的老朋友、党外人士章士钊写信给他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十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45]十分清楚，这里说的“个别人”是指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是指历史情况“复杂”。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控制下，这个专案组实际上成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作些修改后批示：“看过，写得很好。”[46]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所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谁都看得明白是指刘少奇。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立刻大幅度升级。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这项专案工作完全在江青直接控制下进行。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曾明确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47]专案组采用刑讯逼供、断章取义、弄虚作假等极端卑劣的手法，制造出大批伪证材料；而对否认刘少奇有“变节”行为的材料，或当事人推翻过去因逼供而被迫提供伪证的声明（如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人在残酷逼供下被迫写过刘少奇自首变节的伪证，以后多次书面声明那份材料是不真实的），全部扣下不报。这些伪证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48]他对有些材料也存在怀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曾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中共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引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但总的说来，毛泽东相信了这些伪证材料。他在这次讲话中又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49]五月二十日，他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50]七月下旬左右，刘少奇这些被严重诬陷的“罪名”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十月十八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对《审查报告》的内容以及审案情况一无所知，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第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囚禁处含冤而死，终年七十一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起最大的冤案。

全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特地谈了这个问题。他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51]这样，把要开除邓小平的主张平息了下去。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52]

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三件事情上：一是整党建党工作；二是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三是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整党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毛泽东心目中“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他很早就在认真考虑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特别是各地相继“全面夺权”后，党组织普遍陷于瘫痪状态，广大党员（除人民解放军外）也被停止了组织生活。随着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相继建立，这个问题便迫切地提到他的面前。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请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批示：“应当这样做。”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答复在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毛泽东对复电稿作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一段话：“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53]这段话显然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的。十一月五日，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又提出党要“吐故纳新”的问题。

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党要“吐故纳新”那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54]毛泽东在审阅《红旗》目录时，把这篇社论从第四篇调到第一篇的位置上来，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这时还只在个别单位进行整党试点，到九大召开后，整党工作才逐步普遍开展起来。

在当时严重混乱的局势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毛泽东那样强调“吐故纳新”，表明他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能按照他所设想的模式来改造和重新组织党的队伍，这不仅无法做到，而且产生了不少弊病，有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就在这时被拉进到党内来，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

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是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谈得更多的问题，被他看作是召开九大的一项重要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出现“打倒一切”的浪潮，打击面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曾有过的。毛泽东力图对这种现象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十一月十日，他对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说：“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现在是共产党内部自己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易搞清楚。不过时间也不需要很长，比如过去要花二十二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三年左右就差不多了。”[55]

1968年12月1日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报告的批语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毛泽东觉得现在应当着重提出缩小打击面的问题了。十二月一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对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56]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两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57]

对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的老干部，他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态度。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58]二月十九日，他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一开始就说：“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又问李富春等：“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他还说：“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59]

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的，归根到底还是这次讲话中说到的“怎样搞社会主义”。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就落实政策问题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钱是著名力学家，梁是著名建筑学家——引者注），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六六年冬季和六七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始终有点不服，所以闹。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60]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特地把正下放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去参加，对他们说：

“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作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

他又对与会的人说：

“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61]

到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他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又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62]

这些谈话进一步表明，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把落实政策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一部分被打倒或受到批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得到“解放”。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但毛泽东这些话仍是在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个前提下来讲的。这个时期内，他仍然在说：“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63]这时，林彪、江青等人和他们操纵的造反派组织仍有相当大的势力。被“解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接受“再教育”，并被要求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却不涉及他们被打倒或受到批斗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偏差。相当一部分受到错误审查或处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仍没有得到“解放”。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干校“劳动锻炼”。这样，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至于九大的具体准备工作，是从一九六九年二月份开始的。二月二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内容包括：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

在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二月七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64]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开幕。十九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65]三月三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66]七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67]十二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68]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69]张、姚两人从十六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

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同林彪有很大关系。这个稿子被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起草后，“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70]

九大的准备工作，除起草报告外，还要产生代表。毛泽东对这件事过问得比较少。他只在一月间从一份《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71]二月份，他在周恩来关于九大代表人选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72]三月三十一日，又在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73]

这时，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74]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日到十四日，听取并讨论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第二阶段，从十五日到二十四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他时间是小组讨论。

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讲话

四月一日，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他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又说：

“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75]

他如此强调团结和胜利，显然认为经过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由九大肯定下来的这个新格局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接着，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的报告，用很大篇幅来回顾“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所谓九大的政治路线。

从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党章修改草案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还十分引人注目地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不仅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很快被事实证明是十分荒唐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道：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76]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召开了一次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他先说：“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他接着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面继续对敌情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一面又强调要谨慎，不要扩大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矛盾心情。他说：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了。”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最后谈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他说：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77]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已暴露出种种问题，毛泽东仍认为，这些都是次要的，不搞这场“文化革命”是不行的。四月十三日，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78]

四月十四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大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会上，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九人发言。孙玉国是来自珍宝岛前线、同苏联入侵军队作战的基层指战员代表。他上台时和发言结束后，毛泽东都站起来鼓掌，同他握手，并且说：“坦克、装甲车、大炮、飞机，我们都要，但是主要要靠我们步兵的勇敢。”[79]这次全体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九大最后一个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从四月十五日起，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它的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四十五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作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由于林彪和江青都力图多选一些自己方面的人，暗中争夺候选人的斗争异常激烈，使酝酿和预选时间拖长，原定二十一日选举和闭幕难以做到。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把名单增加了五人，共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作为正式候选人。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位，新排的二百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80]可见，他十分看重要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不脱离生产的工人和农民，把它看作一项重要改革。第二天，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经过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九大随即宣告闭幕。

四月二十八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的办法同样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的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二十五人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而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三十人（没有包括已去世的三人）中，只有十二人继续当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二百七十七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二百七十五票，黄永胜二百七十四票，江青二百七十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81]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是毛、林、周、康、陈五人，此外，江青得一百五十票，黄永胜得一百三十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三十五票以下。[82]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争夺已经很明显了。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一篇不太长的讲话，说：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

鉴于不久前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发生的中苏边防部队武装冲突事件[83]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准备打仗”。他说：“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84]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外，还决定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名单，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实际上把持了军委的日常工作。

九大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应该较快地告一段落了。但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在九大上分别加强了实力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矛盾和争夺迅速加剧。毛泽东怎么也不曾料想到，在他一再呼吁的“团结”和“胜利”背后，正在酝酿着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搏斗。

[1]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

[2]毛泽东对周恩来等1968年2月4日报送的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2月。

[3]《主席指示》，1968年2月12日整理。

[4]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

[5]《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03、339、340、374页。

[6]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批示稿的批语，手稿，1968年4月6日。

[7]毛泽东同出席中央军委会议全体人员讲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8]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9]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10]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11]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12]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1220期上的批语，手稿，1968年5月19日。

[13]毛泽东同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

[14]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15]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7月21日。

[16]毛泽东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沈阳、南京班时对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的谈话记录，1968年6月3日。

[17]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

[18]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3日。

[19]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24日。

[20]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报告，1967年3月5日。

[21]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22]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23]《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重印本，1968年7月30日。

[24]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25]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的记录，1968年8月17日。

[26]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8月19日。

[27]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送审稿的修改和批语，手稿，1968年8月22日。

[28]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29]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手稿，1968年9月30日。

[30]周恩来等关于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手稿，1968年9月19日。

[31]毛泽东对周恩来等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9月20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草稿上的批注，手稿，1968年9月25日。

[33]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日。

[34]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35]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

[36]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2日。

[37]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

[38]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31日。

[39]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40]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41]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42]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43]《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6页。

[44]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45]毛泽东给章士钊的信，1967年3月10日。

[46]毛泽东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23日。

[47]谢富治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告的批语，1968年2月26日。

[48]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

[49]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50]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20日。

[51]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31日。

[52]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53]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致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复电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10月27日。

[54]见《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

[55]毛泽东同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1月10日。

[56]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手稿，1968年12月1日。

[57]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2月。

[58]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3日。

[59]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

[60]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61]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3月22日。

[62]毛泽东在修改九大报告时加写的一句话，手稿，1969年3月31日。

[63]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1月4日。

[64]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2月7日。

[65]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

[66]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67]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7日。

[68]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2日。

[69]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70]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71]毛泽东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969年1月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

[72]毛泽东对周恩来1969年2月5日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2月。

[73]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3月31日。

[74]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75]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日。

[76]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13—115页。

[77]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1日。

[78]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记录，1969年4月13日。

[79]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4日。

[80]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记录，1969年4月23日。

[81]《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的九十五人名单》，原件，1969年4月28日。

[82]《被提名为政治局常委的十八人名单》，原件，1969年4月28日。

[83]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了祖国的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入侵的苏军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

[84]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28日。

七十八、林彪事件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相当乐观。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1]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2]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场生死搏斗，首先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爆发。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3]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活动能量。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张春桥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4]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但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却没有多少察觉。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客舍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5]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6]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在一九六八年九月，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时，几乎把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删掉了，还删掉以下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他并且写了一个重要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7]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当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

“1969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1968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8]

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湖北沿江一些地区因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成了当务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他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9]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10]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11]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12]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13]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14]另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15]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16]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17]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18]

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19]

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首都军民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20]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21]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引起极大震动。

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指示，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住在武昌东湖客舍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22]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23]

三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24]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25]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26]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的批示，是对林彪“三条意见”的答复。

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27]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28]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里说的“因人设事”，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从五月到七月，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十几批外宾，同他们分析国际形势，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会见外宾最多的一段时间。

七月下旬，毛泽东刚离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风波。

和往年一样，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这类社论稿通常都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在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29]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仿佛并不在意，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30]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绝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31]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越来越多的迹象已使毛泽东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八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九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七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为此，林彪、江青两股势力加紧了“较量”的步伐。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去掉那几个副词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32]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大的斗争。[33]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暗中作了积极准备的，而毛泽东并不知道。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登上庐山。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三次来到这里。

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心情很轻松，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八月二十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二十一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34]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35]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36]

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大多数人表示他们的“热切愿望”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37]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表示“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38]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布。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仍一无所知。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二百五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会。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39]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二十二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会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40]但是，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41]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42]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这个意见被通过了。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43]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44]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45]讲话很有煽动性。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46]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47]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决定，给正在自鸣得意的林彪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乱了阵脚。但林彪还试图稳住局面。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检讨时，林彪又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48]刚从北京来到山上的黄永胜也悄悄销毁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49]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50]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51]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的第一页

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且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这不是几天内能做到的。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52]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53]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全会闭幕当天（九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约集各组正、副组长，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54]在这里提出“拥军爱民”，自然有要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的意思在内。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据吴法宪后来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指吴法宪——引者注），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55]情况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先结束全会。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闭幕会上，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分别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他说：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所收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引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56]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57]

九月九日下午，心绪难以平静的毛泽东离开庐山。

九届二中全会离九大不过一年多时间。然而，竟酿成全会上这样大的一场“风波”，使与会的大多数人卷入其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全会不可能延期太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对会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需要继续弄清情况，需要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在弄清情况后再进一步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十五日到了武汉。十六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58]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59]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60]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61]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终于写下口气严厉的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指军委办事组——引者注）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指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引者注），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对吴法宪检讨中所说犯错误原因旁批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批语还驳斥了所谓“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他还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62]

第二天，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十三日送来的书面检讨。叶群在检讨中同样称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63]显然，这些都是欲盖弥彰的解释。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泽东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64]

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都批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于是，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

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65]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66]不久，他又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通称“华北会议”），观察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67]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为开好华北会议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强调：“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战争年代所立‘战功’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立‘新功’——引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68]

一九七一年初，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批告林彪、周恩来、康生，认为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69]

二月十九日，鉴于历时一个月的华北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即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引者注），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70]

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对他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71]

在极度不满中，毛泽东对黄永胜等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他心里很清楚，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在“批陈”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背后的林彪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林彪的抵触情绪。

在毛泽东一再指责下，黄永胜等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72]

然而，一直留在外地的林彪对“批陈”问题仍不作一字表示。

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审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73]三月三十日，他又对河北省一位负责人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所作检查写了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74]

毛泽东的这些话，特别是“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其实是针对林彪以及黄永胜等的表现讲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最后希望。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在那里的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75]

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76]

周恩来等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非常不满。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77]

四月上旬，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要求”，分别向毛泽东交上他们重写的检讨，其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一些观点，又拼凑一些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他们的后台林彪。十一日，对林彪等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毛泽东批告周恩来：吴、叶的检讨“我已看过，可以了”。他要求把吴、叶的检讨连同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78]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79]

实际上，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

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料想到在这以前，一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已经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了。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九六七年入伍，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后经吴法宪介绍入党。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不久，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一九七一年二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的草稿。《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80]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引者注）、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81]《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同年三、四月间，林立果直接部署了南京、上海、杭州三个据点，并指定人“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使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82]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政变计划。

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

这一年七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时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83]

这时，密切关注情况发展的毛泽东，通过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得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的两个月里，黄永胜等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得出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84]

对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部署进行。八月中旬，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八月十五日，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的二十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到处都谈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许多话都讲得很直率。

八月十六日、十七日，他在武汉分别同湖北负责人刘丰、河南负责人刘建勋等谈话。他说：

“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五十年来，没有分裂过。”“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85]

二十一日，汪东兴向他汇报对十六日、十七日两天谈话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

“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又说：“如果不是他（指林彪——引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引者注）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引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86]

二十五日，毛泽东找在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谈话，看到他戴着毛泽东像章，就说：“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又说：

“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87]

二十七日，他同刘丰谈话，又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88]

二十八日，他在长沙接见广东、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丁盛、刘兴元，说：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的，引起了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指吴法宪等吹捧林立果的话——引者注）。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89]

三十日，他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就说：

“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批陈整风汇报会——引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引者注）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一次比前九次（指毛泽东所称中共党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引者注）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作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我说的这些超过九十九人会议总理那个总结的，不过是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

他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他最后说：

“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90]

八月三十一日，他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谈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谈了他在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特别讲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的说法是不对的，也讲到南京军区等的工作。

九月三日，他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

“那个简报，影响最坏，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我看他们是恐惧。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四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91]

一星期后，他又对这三个人说：

“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他又说：

“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92]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严格保密。林彪、叶群等便千方百计地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和谈话内容。

南巡途中，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出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

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93]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又陆续得知有关叶群、林立果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使他更加警觉起来。

九月五日、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八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4]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宣称：现在首长（指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美国一种战略远程轰炸机型号，林立果等用作对毛泽东的代称——引者注）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95]

林立果等人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〇”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对林彪、林立果等秘密策划的这个狠毒计划，毛泽东此时仍一无所知。但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他对身边许多可疑迹象已有警觉。九月十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中午，毛泽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96]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在十二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在丰台，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最后说：“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97]下午四时多，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休息。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九月十一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引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98]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99]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当时，中共中央仍在按原定工作部署，积极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二十二时许，他接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谎称飞机出了“故障”。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紧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计向北逃往国外。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等在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他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行了三十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中央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毛泽东仍采取慎重的态度，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100]

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林彪一伙的叛国面目终于彻底暴露。

凌晨三时许，毛泽东、周恩来又接到报告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机起飞，现正向北飞行，机上坐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毛、周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原来这是周宇驰等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手令劫持一架直升飞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因为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周宇驰等的图谋，在凌晨六时半将飞机强行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的空地上，陈修文被枪杀，周、于等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获。从直升机上缴获的大量罪证，对后来弄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起了重要作用。

林彪飞机越出国境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一事，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当晚二十二时十五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十八时零四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因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101]

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

“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102]

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察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九月二十四日，鉴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天来一直拒不交待问题、反而加紧烧毁罪证，毛泽东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在这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捕归案。至此，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彻底粉碎。

林彪叛逃事件和他们一伙策动政变计划的暴露，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动和打击极大。他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抒发心中的感慨：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103]

诗中“折戟沉沙”四字，恰好成了林彪一伙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落蒙古沙漠、丧命异国的绝妙写照。

当然，“九一三事件”留给毛泽东的，决不仅仅是这样的感叹。

[1]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2]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送审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0月14日。

[3]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4]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5]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6]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7]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的删改和批语，手稿，1968年9月。

[8]《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9]毛泽东谈话记录，1969年5月19日。

[10]毛泽东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5月26日。

[11]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谈话记录，1969年6月26日。

[12]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谈话记录，1969年6月28日。

[13]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9年7月8日。

[14]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

[15][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6月5日。

[16]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记录，1969年9月11日。

[17]毛泽东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时加写的口号，手稿，1969年9月。

[18]见1969年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19]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20]《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见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21]《第一个号令》，1969年10月18日。

[22]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15、20页。

[23]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15、20页。

[24]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及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25]毛泽东对周恩来等送审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稿的批语，手稿，1970年4月3日。

[26]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27]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26页。

[28]吴法宪交代材料，1971年10月21日。

[29]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社论稿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0年7月28日。

[30]周恩来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手稿，1970年7月30日。

[31]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2页。

[32]吴法宪的书面检讨，原件，1971年4月9日。

[33]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34]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手稿，1970年8月21日。

[35]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的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37]见康生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2日。

[38]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4页。

[39]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4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的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41]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议记录，1970年8月23日。

[42]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43]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4]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45]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汪东兴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70年8月24日。

[46]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

[47]《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00页。

[48]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49]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95页。

[50]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51]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52]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53]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1页。

[54]见周恩来、康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6日。

[55]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56]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57]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58]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2—65页。

[59]毛泽东同陈先瑞、吴德谈话记录，1970年9月19日。

[60]周恩来关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检讨问题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22日。

[61]吴法宪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9月29日。

[62]毛泽东对吴法宪书面检讨的批语和批注，手稿，1970年10月14日。

[63]叶群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10月13日。

[64]毛泽东对叶群书面检讨的批语和批注，手稿，1970年10月15日。

[65]《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970年11月16日。

[66]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报告的批语，手稿，1970年12月16日。

[67]《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经毛泽东审阅），1970年12月18日。

[68]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70年12月19日。

[69]毛泽东关于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的信，手稿，1971年1月8日。

[70]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等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71年2月19日。

[71]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办事组报告上写的批语，手稿，1971年2月。

[72]毛泽东对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书面检讨的批语，手稿，1971年3月24日。

[73]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审稿的批语，手稿，1971年3月15日。

[74]毛泽东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讨稿的批语，手稿，1971年3月30日。

[75]《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6页。

[76]周恩来等在北戴河林彪处谈话记录，1971年3月30日至31日。

[77]《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09页。

[78]毛泽东关于黄永胜等人检讨问题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71年4月11日。

[79]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80]见李伟信交代材料，1971年10月13日。

[81]《“五七一工程”纪要》，1971年3月22日至24日制订。

[8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2日。

[83]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84]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0—33页。

[85]毛泽东同刘丰、刘建勋、王新等谈话记录，1971年8月16日、17日。

[86]毛泽东听取汪东兴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71年8月21日。

[87]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记录，1971年8月25日。

[88]毛泽东同刘丰谈话记录，1971年8月27日。

[89]毛泽东同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等谈话记录，1971年8月28日。

[90]毛泽东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记录，1971年8月30日。

[91]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话记录，1971年9月3日。

[92]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话记录，1971年9月10日。

[93]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04、105页。

[94]林彪的这个手令，在“九一三”当天为周宇驰（因叛逃未遂自杀毙命）所携带，周死前撕碎了手令。经公安部门对手令碎片进行复原并作技术鉴定，确认是林彪本人所写。1980年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有关部门再对此件进行技术鉴定，得出“字迹是林彪所写”的相同结论。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1980年第226号鉴定书。

[95]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2日。

[96]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05页。

[97]毛泽东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记录，1971年9月12日。

[98]见李伟信交代材料，1971年11月22日。

[99]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1980年11月2日。

[100]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8页。

[101]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手稿，1971年9月13日夜。

[102]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1、212页。

[103]杜牧：《七绝·赤壁》。

七十九、一九七二年的内政和外交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突然引起太大震动，中共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这件事，暂时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先在九月十八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二十八日，扩大传达范围到地、师一级。国庆期间，尽管整个北京城照例披上节日盛装，但人们都注意到：和往年不同，“十一”当天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代替它的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1]这是建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从此，毛泽东再没有在国庆时上过天安门城楼。

国庆过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深入揭发林彪一伙的阴谋和罪行，清查有牵连的人和事；有步骤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国内局势、特别是军队的稳定。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十月二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的工作。[2]三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同一天发出两个《通知》。一个通知写道：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3]

另一个通知写道：

“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4]

十月四日，毛泽东会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从历史上谈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说：“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对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应该怎样工作，他也作了叮嘱：“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5]

对林彪事件真相的传达范围是逐步扩大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对林立果等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因为它用词恶毒，政治局成员中也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6]他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7]

在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过程中，毛泽东态度十分慎重，一再强调：林彪当时是“副统帅”，许多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面目，因而同他有交往或工作关系，执行过他交办的事情；一定要把直接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极少数人和只是同林彪等有一般工作关系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在会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他说：“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同一天，他看到一件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材料后，批示给周恩来：“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8]

他找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谈话时，有人谈到林彪到处做工作。毛泽东说：“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当谈到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时，他说：“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了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在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9]

在会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时，他先对一位负责人说：“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他又说：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中央警卫部队——引者注）在毛家湾（林彪住处——引者注）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周恩来插话：粉身碎骨），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10]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去见毛泽东，检查自己过去同林彪、叶群等接触中有错误，并交上一份书面检查。他回忆道：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我跟随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

张耀祠还回忆道：

在这之后，“中央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待和说明问题的机会。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11]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待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12]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已快满七十八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又受到种种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一九七〇年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的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一九七一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13]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毛泽东的病情急遽变化，是在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后不久。

陈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因癌症去世。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密切共事，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平常的友谊。但“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受到不小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他去世后，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的追悼会，定于一月十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八日，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送来的悼词稿，当夜又送毛泽东审阅，同时附信说明陈毅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在悼词稿上删去其中有关功过的评价，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14]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当时的情景：“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15]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寒风凛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点，就使人感到肌肤僵冻。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去出席。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一月十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16]

毛泽东到达陈毅追悼会会场时间很早，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会来，除了陈毅家属和闻讯以最快速度赶来的周恩来外，还没有多少人到达。毛泽东一下车便要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张茜等人进入休息室时，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迎接。张茜上前握手，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毛泽东也凄然泪下。他请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张茜喃喃而语：“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她的话，不让她再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在询问了陈毅的几个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这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宋庆龄、朱德等陆续到达追悼会会场，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追悼会的规格明显地提高了。

在休息室里，毛泽东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又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张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身边工作人员立刻把一块黑纱戴在他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此时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登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上车。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出席陈毅追悼会

陈毅追悼会，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参加的少有的几次追悼会之一，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通栏标题是：“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同时发表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悼词和西哈努克亲王写的悼文。此后近一个月里，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等，悼念陈毅的活动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毛泽东这种显然包含着歉意的举动，很有象征意义。它给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们来说，是企盼已久的“信号”。周恩来不久后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17]

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二月十二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

这一次生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张玉凤回忆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情景说：

“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主席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同志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此时，毛主席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18]

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立刻赶来了。他的心情比别人更沉重、更着急。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跟随他去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道：

“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阜外医院麻醉科专家尚德延及护士长也在场。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有人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数脉搏。”

“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医生们测量血压，发现正趋向正常，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毛泽东的神志正慢慢地清醒过来。”[19]

毛泽东的生命力仍很顽强。经过紧张抢救，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对周围的一切愕然不解。当他知道自己刚才曾经休克时，平静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20]

毛泽东清醒过来后，体温仍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负责他的医疗工作。还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存在了一年多。[21]

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他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他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他的个性依然那么强。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三十九度五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吴旭君还说：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我掉眼泪了。他说你哭了，我说没有。他就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22]

就在抢救毛泽东过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这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23]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24]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25]同年十一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26]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27]

毛泽东重病的这些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但在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中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从中反映出他当时的健康状况。

现在保存下来的他在这一年内写有批语的为数很少的材料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他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28]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29]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30]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31]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32]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的妻子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33]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34]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建章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35]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邓小平和陈云来信的批示。他们两人下放江西已两年多，邓小平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陈云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

这年四月下旬，陈云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七月二十一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36]毛泽东在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37]

邓小平在八月三日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38]

陈、邓两人在八大以来一直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在党内外有着很高威望，后来又被认为犯了“严重错误”。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过去许多问题的重新认识。特别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当中曾被说成“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和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从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39]七月三十一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很关心。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批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处理好集体积累与社员分配的关系，在增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同时，反对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在工业方面，一九七二年二月初，经他审阅同意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提出从国外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自守、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

国内经济形势，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历了一个大的曲折。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大幅度下降，工业和农业都是如此。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稳定，一九六九年开始回升，恢复并略超过一九六六年的水平。一九七〇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又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一九七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增长百分之七，但又出现职工总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突破”。[40]一九七二年，经过新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逐步得到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三点八，经济形势继续得到好转。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是十分可喜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注视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通盘考虑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41]

借历史故事或古人的话来阐释某个道理和观点，是毛泽东常用的一种方式。这几句话，是毛泽东根据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外部环境，明确提出的当前和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一九七二年，是调整国内各项政策的一年，也是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取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等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人民共和国外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这里，需要作一点简单的回顾。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十分严峻的。

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有四十七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批评和抵制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方面的新动向，毛泽东早已注意。一九六八年冬天，他饶有兴趣地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籍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书“写得不错”。[42]一九六九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试图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商谈两国关系问题。随后，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内称：“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次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43]

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地作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44]

同年十二月三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官员，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电文的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45]这里讲的“门道”，是指中美政府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的渠道。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46]这个月底，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但不久因为发生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中美之间的接触又延搁了下来。

一九七〇年三月，长期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柬埔寨王国发生美国支持下的朗诺军人集团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也借机入侵柬埔寨。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中国政府于五月四日发表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强烈谴责美军近年来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声明指出：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47]

五月下旬，首都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五·二〇”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五十万人的盛大集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声明的全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告诫尼克松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作交易。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钦佩和赞誉。后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取得的出乎美国意料的胜利，同中国这种对外政策直接有关。

一九七〇年十月初，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十月下旬，他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罗领导人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48]

十一月中、下旬，中国方面先后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得到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也通过巴、罗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49]周恩来并且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十二月九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50]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51]

正当中美两国领导人频繁传递“口信”、为实现双方高级会晤做准备的时候，毛泽东想到了应该尽快恢复外语教学，抓紧培养翻译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语院校和其他学校一样中止了正常教学，“停课闹革命”，教师下放，学生下乡，外语人才的培养已陷于停顿。

在当时环境下，恢复外语教学的困难和阻力都很大。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意图，并且早就对保存现有外语人才的问题有所考虑。他曾指示有关部门统一安排“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外语学院学生的工作，要求接受这些毕业生的单位保证他们学习外文的时间，以免荒疏学业。在得知毛泽东的意见后，周恩来连续五次召集“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强调提高外语师资水平、加速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一九七一年六月，周恩来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八百名新生，实现了毛泽东的计划。

毛泽东后来找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讲到这个问题：“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52]

一九七一年春，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外的突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件事引起很大轰动，被称为“乒乓外交”。

这以前不久，在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关方面对是否参赛问题却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53]

从中国乒乓球队“出征”那天起，毛泽东每天关注着世乒赛的“动态”，并派人催送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他更感兴趣的是赛场以外的情况，对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同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一事表示赞赏。[54]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毛泽东决定的。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四日，周恩来将圈阅后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终于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毛主席在四月六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哝哝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代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代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55]

毛泽东自己也讲过：“那个文件（指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56]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57]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58]

“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转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正如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所说：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从这年四月起，中美高层接触的进程明显加快了。月底，尼克松接到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来的周恩来的“口信”，得知中方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美方认为事情“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间已经到来”。五月中旬，美方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后来中国。”用尼克松自己的话说，此时“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59]

五月下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写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准这个报告。同一天，中方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他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进行磋商。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的消息。这条不足二百字的公告，立刻震动了世界。三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十月二十六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就在基辛格即将结束他第二次来华使命时，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正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十月二十五日晚，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文，告知二十五日联大通过的决议。此时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以后。对毛泽东来说，这个消息让他感到格外欣慰。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就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操纵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却一直被台湾当局窃据。建国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论调。毛泽东曾在许多场合表示，台湾当局的“代表”继续留在安理会是完全非法的，应将它驱逐出联合国，同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还曾在一九六五年预计：大多数国家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反对而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果联合国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不会不接受。

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毛泽东一直看得很重。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说过：“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进去。”“世界不能始终让美、苏两国霸占下去，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也得算数。”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在这方面已没有多少问题需要他思考了，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认真阅读新华通讯社所编的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或者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还要看大量文件、电报。那时，局势仍不明朗，不少人对联合国这次能否通过这项决议抱着怀疑的态度。毛泽东说：“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接近联大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当得知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60]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代表团离京前的十一月八日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谈话当中，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61]第二天，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送行。

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裁军问题的大会上。会上，各国代表不顾原定议题，纷纷登台发表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贺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每天阅读外电报道的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前面所说毛泽东那次突然休克的危急日子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会见尼克松呢？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决定仍会见尼克松，尽管人们当时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健康状况。

尼克松到中国的当天下午二时许，便接到毛泽东要会见他的通知。尼克松、基辛格等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那天尼克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毛的印象：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62]

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哲学问题谈起。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等，他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引者注）跟你谈的事。”对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说：“就是啰。”当尼克松称赞“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诙谐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在回顾了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状况后，毛泽东特别谈到最近两年中美接触的过程和背景，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尼克松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他又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63]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毛泽东这一次会见尼克松，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但极少人知道，由于担心他在谈话中随时有可能发生险情，周围的人十分紧张。吴旭君回忆道：

“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有领导，有警卫，有电工等等，工作人员都等在这儿。那个时候，这儿没有水，上面铺了一层木板，那头是所有的专家睡觉的地方，这一块是所有抢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他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十五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六十五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64]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已十分疲劳，先在沙发上休息了三十分钟，才上床休息。

第二天起，由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意见。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出美军，但仍存在不同看法。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直到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最后，这个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事后，周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65]

在连续几天的中美会谈期间，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陪同尼克松一行赴杭州、上海时除外），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66]正如周恩来不久讲到的基辛格所说的话：“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67]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周和毛一样睡得很少，可是周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唐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68]

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二十八日，公报在上海发表。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尽管不少问题还有待此后逐步解决，但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69]

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

同年三月中旬，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只有两个星期，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新中国同邻国日本正式建交。

中美“乒乓外交”，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尤其是尼克松访华，给日本朝野极大震动，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九七二年七月，日本成立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周恩来表示欢迎。在中日关系出现转机的时刻，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70]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田中首相一行应邀于当年九月下旬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认真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成果。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陪同会见的除周恩来、姬鹏飞外，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当廖承志讲到他出生在日本时，毛泽东同田中开玩笑说：“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田中也笑着说：“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毛泽东说：“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跟你开始谈判吧！”[71]双方谈话的气氛十分轻松而活跃。

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两国从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这一年，中国先后同十八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这一年，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在十一月十七日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如往年，入冬后不能得感冒，以免引起其他并发症。十二月十日，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要求会见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回答他：“冬天天气冷，主席易着凉，咳嗽。上月见了尼泊尔首相以后，本月来的客人均未见。”[72]对外宾作这样的答复，以前从来不曾有过。

[1]1971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2]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1年10月2日。

[3]《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4]《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5]毛泽东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的传达记录，1971年10月4日。

[6]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7]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谈林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

[8]毛泽东对空军报社一封来信的批语，手稿，1971年10月4日。

[9]毛泽东同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14日。

[10]毛泽东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20日。

[11]张耀祠书中原文如此。

[12]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20、126、127页。

[13]毛泽东同塞拉西谈话记录，1971年10月8日。

[14]毛泽东对陈毅追悼会悼词稿的批语，手稿，1972年1月8日。

[15]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7、178页。

[16]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17]周恩来同回国述职的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记录，1972年8月1日、2日。

[18]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19]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5、247页。

[20]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21]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医疗组。第二个医疗组成立于1974年。

[22]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1年1月18日。

[23]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24]访问吴阶平谈话记录，2003年5月28日。

[25]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2003年6月6日。

[26]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病情报告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27]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28]毛泽东对吴冷西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月29日。

[29]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3月5日。

[30]毛泽东对杨成武女儿杨俊生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3月25日。

[31]毛泽东对廖汉生子女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7日。

[32]毛泽东对林枫子女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8月11日。

[33]毛泽东对柴沫妻子王若林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2月5日。

[34]毛泽东对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2月。

[35]周恩来对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2月18日。

[36]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72年7月21日。

[37]毛泽东对陈云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22日。

[38]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8月14日。

[39]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40]“三个突破”，指职工总数超过5000万人，工资支出超过300亿元，粮食销量超过800亿斤。

[41]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语，1972年12月10日。

[42]毛泽东同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43]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苏联领导人及苏驻华使馆同我联系情况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3月22日。

[44]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9年11月16日。

[45]《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5页。

[46]周恩来同凯瑟谈话记录，1969年12月12日。

[47]197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48]《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0页。

[49]周恩来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第五次单独会谈记录，1970年11月14日。

[50]《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经毛泽东审阅），1970年12月18日。

[51]《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2页。

[52]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53]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乒赛报告的批语，手稿，1971年3月15日。

[54]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页。

[55]吴旭君录像谈话。见《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2—144页。

[56]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57]周恩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家乒乓球队的请示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1年4月8日。

[58]《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3、234页。

[59]《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7页。

[60]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3年9月16日。

[61]《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99页。

[62]《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49、250页。

[63]毛泽东同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64]吴旭君录像谈话。见《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6、147页。

[65]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

[66]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2月22日至25日。

[67]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

[68]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4、255页。

[69]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4、255页。

[70]《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32页。

[71]毛泽东同田中角荣谈话记录，1972年9月27日。

[72]外交部《外宾接待简报》第485号，1972年12月10日。

八十、十大前后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1]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2]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3]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4]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5]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6]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7]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8]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9]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10]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他们知道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学、出版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11]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12]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时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13]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14]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5]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16]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17]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明白，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作出决断不可，否则难以落实。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建议。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18]“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19]

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20]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21]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22]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23]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24]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25]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结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兴奋地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26]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会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27]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28]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29]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30]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31]

正是从在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择一批人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32]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33]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34]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35]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36]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37]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尽管如此，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仍继续关注，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〇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38]

同年十二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39]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40]第二年四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41]

一九七三年七月上旬，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十五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42]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43]七月七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44]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45]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46]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烦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47]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48]七月十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49]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50]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51]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时列入王洪文而引起的。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二十三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52]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大会场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确定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53]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54]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一九七三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55]

在二十八日大会上，通过了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随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在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里，除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外，还有被九大所排除的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叶飞等。据周恩来说：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56]不少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王海容等没有被提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57]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58]这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当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通过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青一伙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其中，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59]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健康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面对的复杂局面而日益加深，甚至变成焦虑不安，直接影响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60]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61]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62]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63]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64]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〇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曾会见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 in 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65]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交换意见，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66]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67]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做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68]

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69]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再次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70]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71]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72]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73]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74]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75]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76]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77]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78]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指邓小平——引者注），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79]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80]（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81]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

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十二月二十一日那天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那天，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显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82]

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心情也愈来愈沉重了。

[1]毛泽东同黎德寿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2]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3]毛泽东同阿希乔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4]毛泽东同黎笋、范文同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5]毛泽东同蓬皮杜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6]毛泽东同比兰德拉等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7]毛泽东同李振翩和夫人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8]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9]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10]周恩来同回国述职的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11]张春桥、姚文元同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12]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原件，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13]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语，手稿，1972年12月6日。

[14]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15]见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16][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17]周恩来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18]《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19]《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20]周恩来为报送《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9日。

[21]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语，手稿，1973年3月10日。

[22]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23]见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24]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25]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26]毛泽东对叶飞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6月21日。

[27]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28]毛泽东同特拉奥雷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29]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30]见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31]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32]见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33]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34]毛泽东同黎笋、范文同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35]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36]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37]毛泽东同杨振宁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38]毛泽东对周培源关于1966至1970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39]徐志耕：《忧乐万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6页。

[40]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41]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手稿，1973年4月25日。

[42]毛泽东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15日。

[43]见周恩来关于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年6月17日。

[44]毛泽东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73年7月7日。

[45]见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46]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47]见周恩来关于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48]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49]见周恩来关于中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50]见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51]见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52]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53]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54]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4日。

[55]吴旭君录像谈话。见《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01、202页。

[56]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57]见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58]见周恩来、王洪文关于召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问题给毛泽东、康生的信，1973年8月30日。

[59]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60]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61]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62]见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63]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64]周恩来关于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65]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66]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2日。

[67]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68]周恩来同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69]周恩来关于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70]毛泽东同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

[71]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72]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的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73]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74]毛泽东同比兰德拉等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7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76]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77]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78]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79]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80]见《晋书·刘元海传》。原文是：“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指随何；陆，指陆贾；绛，指绛侯周勃；灌，指灌婴。

[81]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82]《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

八十一、批评“四人帮”

一九七四年元旦，八十高龄的毛泽东迎来又一个新年。

这一天，周恩来将年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会议商定当前需要做三件事：一、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二、将毛泽东在十二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三、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毛泽东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1]中共十大以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这次报告也是如此。

一月上旬，周恩来又主持召开过几次政治局会议，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关于这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与王洪文共同署名）中，只讲到“批林整风”，全都没有提到“批林批孔”。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来得十分突然。

前面说过，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但他并没有提出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主张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以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

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如有的文章写道：“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2]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

一九七四年元旦，江青等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十分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3]

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4]十八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通知》中也没有出现“批林批孔”的提法。

参与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的迟群（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等当众炫耀说：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里江青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江对此“像抓样板戏一样”认真仔细，不仅反复审看，还多次作出指示，指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改”。[5]他们没有一个字提到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是否知道这件事。几天后，迟群等又给江青写信说：“您亲自抓批林批孔，抓部队、国家机关的政治思想建设，抓教育革命，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事。”[6]这里只讲江青“亲自抓批林批孔”，连毛泽东也没有提到，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和忙碌。她指使迟群等先后前往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单位，以江青的名义送去有关“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春节期间（一月二十三日起），江青对迟群等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7]二十四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又要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月二十五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在江青策动下，这天下午在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为了使大会的主要发言者迟群等明白她要开这次会的“背景”，江青在会前对迟群讲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话。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

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衷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他们所说“折衷主义”、“中庸之道”，历来是指周恩来的。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8]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到会的年迈多病的郭沫若，也被江青当场点名。

“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还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包括批判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所谓“黑线回潮”[9]，追查所谓“蜗牛事件”[10]，迫使《解放军报》变相停刊[11]等等，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本来，一九七三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这是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才取得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政治局势一发生严重的动荡，经济立刻出现严重滑坡。国内生产总值比一九七三年只增长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零点六，几乎停滞不前，生产发展的速度明显下降。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想到的。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对江青的批评，并不是在此时才开始，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此后确实有明显的变化。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12]“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后，由于江青的种种表现和外界对她的反映，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越来越多。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江青这个人，谁也跟她搞不到一起。”江青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恶劣态度，也使毛泽东觉得难以忍受。他曾指着江青生气地说：“你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13]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他总认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功”的。他的办法，只是尽可能不见或少见江青。张玉凤回忆道：

“七〇、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

“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

“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14]

毫无自知之明的江青，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张玉凤回忆道：

“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发的就不发了。主席还让把大会的录音带要一套来，他要听。录音带要来后，主席始终没听。针对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15]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二月六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16]

“一·二五”大会后，叶剑英在一月三十日致信毛泽东，以“检讨”的方式反映江青的所作所为。几天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17]

毛泽东这些天正在高烧中，“只吃流汁”[18]，但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二月十五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19]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看过批件，哑口无言。[20]

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21]在这以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要见毛泽东的请求。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22]

毛泽东的一次次批评，并没有使江青等悔悟。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认错，内心却更加仇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王洪文指责一九七二年开展的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23]，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24]，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邓小平复出后的工作问题上，江青也同毛泽东的意见唱反调。

这年三月中旬，开始酝酿出席四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提议这件事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为主题，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会议，使这次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谁代表不久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政府在会上阐明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为举世所瞩目。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这时毛泽东思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年二月下旬，他曾先后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就“三个世界”划分等发表见解。他对卡翁达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5]

他对布迈丁说：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26]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从六十年代他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27]等论点发展而来，反映了他对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为中国公开阐明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主张，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毛泽东选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那时毛泽东的身体很不好，“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说话也不太清楚。[28]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二十二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在向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通报后，周恩来于二十四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可是，江青却在当天夜里把王海容等找到她的住地，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他们收回报告、重新考虑团长人选。

江青如此反对邓小平出席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有着更深的用心。半年前，中共十大已向国内外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近期内举行。在江青等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自己“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三月二十五日夜，江青又连续给王海容打电话，逼外交部撤回报告，在遭到拒绝后，竟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二十六日晚，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纠缠，声称她本人对邓小平出国一事“保留意见”。第二天，毛泽东提笔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29]

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江青被迫停止了无理取闹。

三月三十一日，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四月二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文件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托病”缺席。会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于四日致信毛泽东，报告联大讲话稿的修改情况。毛泽东就在信上批示：“好，赞同。”[30]那天，他还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见面，谈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为了显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的重要性，六日，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与数千名群众一起隆重欢送邓小平一行启程。十日，邓小平在纽约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和“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31]

邓小平出国期间，周恩来继续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工作。本来，这年三月起周恩来的病情已日趋严重。每天尿血几十毫升至一二百毫升，每星期输血两次。医疗组认为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制定出《检查治疗方案》，并向周本人和负责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作了汇报。但在当时江青等不断发难、政治风波迭起的形势下，邓小平不在国内，周恩来无法放心。他置病体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坚持等候到邓小平从国外归来，才在六月一日住进医院。

周恩来住院后，六月中旬，江青又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更明确地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话讲得比以前更加露骨。她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32]会上，迟群等解释道：当前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33]六月下旬，江青又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之类的说法，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她还借介绍国外传媒的某些提法（有外国记者就中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发表评论说：“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暗示周恩来就是她所说的“现代的儒”。[34]王洪文也攻击国务院决定从国外买船的做法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尽管这样，他在一九七四年五月间，还连续会见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六批外国客人。来访者惊奇地看到，毛泽东虽年逾八旬，重病缠身，但仍头脑清晰、反应机敏，熟悉和了解国内外的许多情况。他不仅和不同国度的政府首脑、党派领袖纵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外交等天下大事，还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侃侃而谈，交换意见。

五月三十日，毛泽东会见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涉及哲学、逻辑学、物理学等许多领域。当话题转入李政道所研究的宇宙间“对称”问题时，毛泽东赞赏李政道关于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相对对称”而不是“绝对对称”的论点，笑着说：“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谈到高能物理研究时，毛泽东表示：高能物理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他说：“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他说：所谓宇宙就是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我想，微观世界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人说这是诡辩，但我不这么看。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哪一年搞清楚了，那科学家就不要了。他还谈到世界形势，说：“我的看法就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啊！”[35]

李政道后来回忆这次会见时说：“我们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之间的对称以及它们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看起来对称所具有的美感简洁性与其含义的深刻普遍性的统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印象。”[36]

对国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很少发表具体意见。经他批准下发的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文件，主要是强调要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和纠正运动中的偏差，以及要注意“抓革命、促生产”。[37]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有：“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这些规定，对已经发展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损失起了抑制的作用。

这时，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她在天津巡视时的见闻包括当地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信中还说：“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毛泽东看过信后，对“批林批孔”未置一词，只是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38]

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

七月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他预感这次外出时间不会短，觉得需要在行前向政治局作出一些重要交代。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才做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会议。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用严肃的口吻批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还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王、张、姚四人——引者注）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由于江青常以毛泽东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少人弄不清她所说的话是不是毛本人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39]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且话说得那样重，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还留有余地。在主要是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政治局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抵达他南下的第一站——武汉，仍下榻在武昌东湖。在这里，他住了近三个月。

毛泽东到武汉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进行眼病会诊。

这年春天，毛泽东视力进一步下降，看东西日益模糊。多年来他一直每天看书读报、自己批阅文件和动手写文章。眼病这种状况，使他十分痛苦和不便。起初，毛泽东没有马上找医生检查，也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外讲这件事。后来实在看不清东西时，才不得已让秘书代读文件、书报等，有时还要秘书按他的意思在文件上画圈。

八月间，经来自各地的眼科专家确诊：毛泽东双眼都患有老年性白内障，以右目为重，左目稍轻。白内障是眼球内透明晶体发生浑浊现象，当时没有快速有效的治愈方法，需要等成熟后，才能进行手术治疗。

这时，毛泽东的右眼已只是稍存光感，仅能辨别光线方位及不同色泽的光亮。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单靠稍好的左眼来工作。医生给他服用药物，并配合滴用眼药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症。根据医生意见，决定毛泽东继续休养一段时间，随时检查，待适当时候再做手术治疗。

在武汉期间，年迈体弱、视力不清的毛泽东仍应对方要求接待了五批外宾。他们是：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随行人员（九月四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和夫人（九月九日晚）；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九月十九日上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九月二十七日）；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十月六日）。

他同这些外宾谈论国际形势，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就将是世界大灾难时，毛泽东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指投原子弹——引者注），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他又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40]

以上外宾，多由邓小平、李先念等陪同，从北京直接飞抵武汉参加会见。这提供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等见面的机会。外事活动后，他常常要与邓小平等交谈，了解情况，作出指示。他对李先念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谈到周恩来的健康时，他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41]他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42]

这时的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国内局势，尤其是干部政策的落实。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直十分看重这件事。前面说过，他在一九七二年重病期间所作的批示，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接着，周恩来就以很大力量来抓解放干部的工作，但不断受到江青等的无理阻挠，纠缠不休，僵持不下，很难取得进展。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道：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工作提了点分配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四人帮’捣乱，尽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只提问题，形成僵局。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走资派’不能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流行的叶帅的牵骡诗，是他在会场上即席写给我的：‘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那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叶帅把诗交给我后就请假退席了，我在会上给李先念看，李先念又给吴德看。这证明事情之难，阻力很大，收效甚微。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总理很为难。”[43]

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已提出整错了贺龙、罗瑞卿等人，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贺龙等的平反问题。可是，江青、康生等继续寻找借口，一拖再拖，压住不办。

一九七四年七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当时常采取的“解放干部”的一种方式。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抱病出院参加七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刚被“解放”的军队干部的会议，并且告诉吕正操：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44]又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45]在这种时刻和场合，周恩来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

第二天，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词。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46]

八一建军节过后，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他还着重地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47]

关于贺龙，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对张春桥讲过：“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派去“策反”贺龙的政客熊贡卿——引者注），贺把他杀了。”并说，“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事后，张春桥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更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48]一九七四年九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49]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在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的努力下，终于排除江青等的干扰，起草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平反的文件稿。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九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在列举林彪一伙蓄意捏造罪状诬陷贺龙的事实后，《通知》宣布：“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虽然《通知》在当时条件下还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澄清了基本事实，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罪名”。[50]

上海是“全面夺权”开始的地方。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这时仍在“隔离审查”中。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陈丕显的来信上批道：“洪文同志：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51]

毛泽东还通过确定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士的名单，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

这一年，是建国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放焰火、举办大型国庆招待会等。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报送毛泽东，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四十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两千多人的名单稿时，毛泽东又想起一些人，如萧华、侯宝林等，提出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里去，还询问商震[52]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53]二十九日，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稿时，另加上“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以及齐燕铭、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等。[54]

九月三十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盛大国宴，隆重庆祝建国二十五周年。几千名中外人士济济一堂，用热烈掌声欢迎周恩来致祝酒词。参加这次宴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中，不少人是刚从“牛棚”或“五七”干校赶来的。

国庆节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毛泽东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55]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他本来早就在催问四届人大能不能在本年内召开，并且得知主要是人事问题。当天下午，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

由于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病势日重，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对今后全国大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这个决定，对一直谋求在四届人大“组阁”的江青等人来说，无异是当头一棒。事情很清楚：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是对江青一伙“组阁”计划的致命打击，是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王洪文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56]

江青等还力图插手军队的人事安排。十月六日晚，江青赶到周恩来住的医院，向周提出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谈军队总参谋长的人选。周恩来对江青所提“方案”始终不作任何表态。在纠缠了整整两小时后，江青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回。一到住地，她就向王洪文“声明”要“保留提名观点”。她还称：总理在医院里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57]

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在四届人大问题上将发生一场风波。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后来，他又谈到：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58]

毛泽东这些言论，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他希望全国上下不再发生大的变故，特别是中央内部应该团结一致，以便在近期顺利地召开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

中央《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夜里，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的专列缓缓驶达长沙。

从武汉到长沙有三百多公里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疲倦，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同前来迎候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边握手边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秋色依然的山麓，沉入对往事的回忆。

“秋风万里芙蓉国”。十月的长沙，正处于最好的季节。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宾馆九所。这是一处不大的院落。在毛泽东居住的平房前，挺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桂树，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

毛泽东刚到长沙不久，就发生江青等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

十月十四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道（即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这是十月十二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向国务院及其所属交通部门提出质问，称：“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59]很明显，这不过是借题发挥，想通过“风庆轮事件”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它的背景，仍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

对江青的蓄意挑衅，周恩来、邓小平不予理睬。在江青要求政治局成员传阅的批件上，周、邓没有作一个字的表态。这使得江青等十分难堪。

十月十七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当会议快要结束时，江青突然又提出“风庆”轮问题，强迫在场的邓小平表态。邓小平驳斥了江的指责，表示：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搞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原来坐着，后来站起来说。理屈词穷的江青竟对邓小平肆意谩骂。张春桥、姚文元也跟着一起攻击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这件事就发生在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后十多天，格外引人注目。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力图阻挠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60]

197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客厅同周恩来亲切握手。中为邓小平

十八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信的最后又说：“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61]

当天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赴长沙。他一见到毛泽东，便称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他按照同江青等商量好的口径，诬告北京现在大有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还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62]王洪文在信中说“我们几个同志商量”，并附江青的三个材料，又说“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毛泽东一看，早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十分不满。听王洪文讲完后，他立刻严厉地批评道：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63]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便返回北京。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指周恩来——引者注）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他说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这样，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二把手——引者注）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64]

江青等的“组阁”图谋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毛泽东更明确地表明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而且郑重说明：这些问题，几天前王洪文来长沙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纪登奎回忆道：“毛主席的批评，王洪文始终没有向政治局传达。”“总理对我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三个职务。”[65]这样，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大局已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受到毛泽东批评的王洪文，这时已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十一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执行毛泽东十月二十日的指示，“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66]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已阅。同意”。[67]

同一天，陪同外宾去长沙的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他讲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毛泽东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代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68]

几天后，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见毛泽东。毛泽东问起十月十七日邓小平愤然退场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69]

同一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70]毛泽东这些批语，由于眼睛看不清楚，写得歪歪斜斜，有些字还重叠在一起，难以辨认，但他是十分郑重地对待的。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71]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72]由于毛泽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二把手还在“再考虑”中，江青又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73]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江青等人不但不能“组阁”，也不能担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主要领导人。

这些日子里，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步履蹒跚，行动艰难，他那两腿和双脚浮肿得像发面馒头，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但他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十二月四日，仍坚持在室内游泳池里游了四次泳。到十二月五日，他慢慢地划着水，显得很疲劳，动作也有些勉强，轻轻地对陪同他游泳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我浑身没劲，手和腿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使陈长江感到震惊。[74]这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十二月十七日，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的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结束后，又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二十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毛泽东说：“可以。”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75]

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邓小平所说“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说出了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表明他认可这个看法。以后大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也一直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但到他感觉到邓小平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他又不能容忍了。这仍然反映出他内心的剧烈矛盾。

十二月下旬，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下，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都已完成。纪登奎回忆道：“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弱。从七四年十月下旬起，他在三〇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了七次。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任何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他还交代把印出的清样交给他，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份。”[76]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带着名单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尽管医务人员认为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已不宜作这样的远行，周恩来强撑着重病之身，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坐飞机抵达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二十四日，在毛泽东的住地，周恩来、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问周恩来：“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又告诉周恩来：“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当周恩来讲到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77]罗荣桓早已去世了，毛泽东这样说无非是表示总政治部主任现在还没有合乎理想的人选。从这天起到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

鉴于江青等变本加厉地大搞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并且是向政治局正式提出来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他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嘱咐周：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他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人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当谈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说到邓颖超，周恩来解释后，毛泽东没有再提意见。他还嘱咐“问候郭老”（指郭沫若）。[78]

到临别时，王洪文又提出江青的任职问题。他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冷淡地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指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引者注），两本。我也是啊。”[79]谈话到此结束。

周恩来回到北京，亲自整理出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恩来在常委会上正式传达，还在会前先对江青本人谈了。

江青在第二天写信给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危险——一切都遗忘。”[80]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引者注），暇时可以一阅。”[81]

毛泽东的谈话，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企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毛泽东看到客厅里发生的“变化”，朝着工作人员会意地笑笑，没有说话。过去，毛泽东一直反对别人为他祝寿。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的土特产，他破例领受了大家这种盛情。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当晚，宾馆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燃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长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看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82]

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党中央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整理的谈话稿作过个别文字修改，并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补充。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他就注意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当时张春桥写过文章）。在他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经济的形式，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他认为，这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的制度，是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是变修正主义的温床。虽然他认为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但他更强调的是它的“弊端”和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但这些认识，明显地带有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理解，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在长沙的近四个月中，毛泽东会见了六批外国政府首脑和政党领导人。尽管他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中已表示，从明年（一九七五年）起，外宾一律不见了，对方要求见也不见了，但第二年元旦后，毛泽东仍见了两批外国客人。同在武汉时一样，陪他会见外宾的中方领导人仍是邓小平（四次）、李先念（两次）等，“四人帮”的成员一次也没有在这种场合出现。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李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每天早、晚总是由人搀扶着沿门前草坪散步。虽然已是步履维艰，但他仍习惯地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思绪集中时，便停住脚步，一言不发地静静地想事情。这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再讲话，以免打断他的思路。时而他还要求坐车巡行长沙市内。但对视力微弱、行动不便的这位老人来说，已只能以心去感受这块熟悉的土地了。休息时，他还常看电影和电视中的文艺节目，不少是他所喜爱的传统剧目。看过被江青一伙指责“为旧的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湘剧《园丁之歌》后，他称赞这是一出好戏。

一九七四年底，四届人大召开在即。鉴于“四人帮”在民兵领导体制上另搞一套、扩建江青所说的“第二武装”、煽动派性斗争，毛泽东向周恩来、王洪文提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这时，湖南的造反派也在组织“民兵指挥部”，准备冲击省委机关。毛泽东责令在全国解散这类组织，以稳定大局。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出现的动乱因素。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月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九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向二中全会讲，并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劝总理不要讲，并指示二中全会闭会时由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83]全会闭幕时，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84]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时间持续五年之久，中间几经波折，实在来之不易。这次会议取得两方面的重要成果：

一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85]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周审阅定稿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要求把“四个现代化”作为重点来写，以便与三届人大的提法相衔接。这也是整个《报告》的精髓。[86]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二是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四届人大闭幕以后，周恩来在他先后召集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还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评价。[87]二月初，在长沙的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有关国务院副总理分工的报告。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对这个结果，“四人帮”感到格外沮丧。四届人大开过不久，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对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都骂了一遍。她还要王、唐两人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得知后，对王、唐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他接着又讲：“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88]

这年一月下旬，江青不顾毛泽东月初“不要来看我”的批示，独自飞往长沙。毛泽东见到江青时表示：“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接着，他重复了过去批评她的话：“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89]江青一无所获而归。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长达一百一十四天的休养。这天早晨，他启程东进，前往江西南昌。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再去离这里不远的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韶山有关部门也已做好接待准备。但出于健康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他临走时对大家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一席话，说得周围的人们热泪盈眶。

深深眷恋着故土的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他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的最后诀别。

[1]周恩来、王洪文关于197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1月1日。

[2]劲云戈：《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见《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见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

[3]《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1974年1月1日。

[4]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请示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语，手稿，1974年1月。

[5]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讲话记录，1974年1月25日。

[6]迟群、谢静宜给江青的信，1974年2月6日。

[7]据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上公诉人赵世如对被告人迟群所犯罪行的发言，1983年2月5日。见《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1页。

[8]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74年1月25日。

[9]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等秉承江青一伙旨意，在清华大学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将几十名师生列为审查重点，进行批斗；同时诬陷和迫害原学校几位领导人。此后，文艺界也开始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回潮”。“反回潮运动”波及北京和全国教育界、文艺界和其他领域，造成恶劣影响。

[10]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国务院所属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无端指责该部赴美国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成员接受美方所赠礼品玻璃蜗牛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接受对方嘲讽中国“爬行”，是“崇洋媚外”，制造出轰动一时的“蜗牛事件”。

[11]1974年1月17日，《解放军报》刊登一篇根据周恩来、叶剑英有关讲话精神写的题为《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的文章，强调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搞好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不久，这篇文章便遭到江青一伙指责，称该文“离开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来讲团结”，“实际上宣扬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解放军报》为此变相停刊一百七十多天。

[12]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1月1日。

[13]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6页。

[14]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15]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16]毛泽东对江青来信及所附材料的批语，手稿，1974年2月9日。

[17]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2月6日。

[18]江青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4年2月18日。

[19]毛泽东给叶剑英的复信，原件，1974年2月15日。

[20]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1页。

[21]江青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4年2月18日。

[22]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原件，1974年3月20日。

[23]王洪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74年3月18日。

[24]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孔丘其人》送审稿的批语，原件，1974年3月26日、27日、28日。

[25]毛泽东同卡翁达谈话记录，1974年2月22日。

[26]毛泽东同布迈丁谈话记录，1974年2月25日。

[2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6—509页。

[28]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外交部有关人员谈话记录，1974年4月4日。

[29]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手稿，1974年3月27日。

[30]毛泽东对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74年4月4日。

[31]据法新社北京1974年4月2日、6日、7日电。

[32]江青接见“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员时的讲话记录，1974年6月15日。

[33]“梁效”成员及有关人员的揭发交代材料，1978年1月22日、7月6日。

[34]“梁效”成员的揭发材料，1977年12月14日。

[35]毛泽东同李政道谈话记录，1974年5月30日。

[36]《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96页。

[37]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下发的有关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1974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74年7月1日）等。

[38]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6月24日。

[39]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记录，1974年7月17日。

[40]《毛主席指示要点》。见《中央讨论文件》[1974]3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1月3日印发。

[41]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记录，1974年8月20日。

[42]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

[43]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44]访问吕正操谈话记录，1984年9月15日。

[45]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162页。

[46]1974年8月1日《人民日报》。

[47]《传达毛主席指示要点》，1974年8月18日印。

[48]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632页。

[49]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

[50]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宣布为贺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撤销1974年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51]毛泽东对陈丕显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9月17日。

[52]国民党元老人士，因不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反动统治，1949年辞职留居日本，1974年9月来大陆参观访问。

[5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

[5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

[55]王洪文给毛泽东的报告，原件，1974年10月4日。

[56]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页。

[57]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20页。

[58]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59]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在《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0月13日）上的批语，原件，1974年10月14日、26日。

[60]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94页。

[61]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4年10月18日。

[62]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19、120页。

[63]据张玉凤1980年7月18日提供的证言（节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4、95页。

[64]毛泽东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的传达记录，1974年10月20日。

[65]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66]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4年11月6日。

[67]毛泽东对周恩来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6日。

[68]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记录，1974年11月6日。

[69]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11月12日。

[70]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12日。

[71]江青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4年11月19日。

[72]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20日。

[73]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1974年11月。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

[74]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23、227、228页。

[75]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12月17日。

[76]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77]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4日。

[78]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79]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7日。

[80]江青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4年12月30日。

[81]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1月4日。

[82]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同周恩来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6日。

[83]唐闻生、王海容写的书面材料，1974年3月14日。

[84]周恩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1月10日。

[85]1975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86]《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4页。

[87]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2月1日。

[88]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5年1月。据王、唐写的追记材料（1976年10月17日）。

[89]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52页。

八十二、支持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浙江，这时也处在严重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曾就浙江问题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等，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张两人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就在毛泽东到达杭州前几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纠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抢回谭、铁两人。事情刚过，毛泽东来到杭州。负责接待的谭启龙、铁瑛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处境深深担忧。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已有所闻。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处兴风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厂停工、原是鱼米之乡的浙江不得不从北方调进口粮后，据铁瑛回忆：毛泽东“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有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1]经过考虑，他同意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2]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3]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4]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〇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5]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6]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7]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都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8]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打“歼灭战”，大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性、严肃纪律、强化管理等措施，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交通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这年四月底，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铁路运输的有效整顿，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多年积弊，只要有决心去整顿，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9]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0]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1]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毫无根据地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12]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13]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14]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15]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16]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17]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18]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人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特别嘱咐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19]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八十一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当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他又指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20]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21]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22]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对这件事的态度。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引者注），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下写出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他接下来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在重申“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后，他说：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23]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又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甚至把“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称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可见，毛泽东很清楚，这时十分需要由他本人出面，在政治局会议这样的场合，郑重地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自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24]，都说明了这一点。纪登奎也曾这样评论：“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25]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五月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恩来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随后，周恩来扶病用两天时间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时，意见稿多处反驳江青等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言论。周恩来还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认为“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并“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26]

江青等对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竭力拖延。在五月三日毛泽东批评江青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王洪文却一再推托，拖着不开。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并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这封信转到张春桥处时，他写下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等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且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写上：“不再改了。”

到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已经二十四天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谈到对毛泽东那次讲话的理解时，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发言中，邓小平还驳斥了江青等对四月二十七日批评“四人帮”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无理指责，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27]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他委员相继发言。叶剑英就邓小平上次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提出尖锐质问。六月三日，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28]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同邓小平亲切握手

几天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向他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又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29]

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30]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们的“自我批评”不满意。

六月二十八日，迫于压力的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承认确实存在着“四人帮”，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31]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承认错误，对她长期以来不可一世的气焰是沉重的打击。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原来对他并没有很多了解的毛泽东一直在留心观察。王洪文在这个时期的表现，使毛泽东深感失望。他向周恩来、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他的意见，王洪文于六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32]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33]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再次取得同“四人帮”斗争的重大胜利。

一九七五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少有的扬眉吐气的季节。人们发现，惯于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江青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中央开会批评江青”的说法也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时群情振奋。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出现了新的高潮。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下展开的。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34]七月四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35]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的着重点尤其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的时间多，不愿意起来，以前在床上还是坐着多。一天也没有同几个人说话。”[36]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一面态度明朗地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一面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作过多次批示。

他为长期遭受迫害的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写下这样的批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由此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原卫生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又写道：“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37]

他在原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来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38]这年十月，他在一件《关于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材料上又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39]

贺龙长女贺捷生的一封来信六月七日经周恩来转给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对以前由王洪文主持商定的低调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计划“设法补救”。毛泽东当即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在周恩来安排下，重新确定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规格，周恩来扶重病出席仪式，亲致悼词。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视力不济的毛泽东是躺在床榻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40]

此外，毛泽东还在陆定一、陈丕显、王恩茂、陶铸、李维汉等人的材料上作出批示，敦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材料大部分是邓小平送阅或报批的。

对其他“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审查对象，毛泽东也主张尽快释放。如对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他批示：“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于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41]他还对只是有“嫌疑”的受审查人员作出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于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42]他还要求有关部门“一律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并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43]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调整文艺政策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这正是江青等长期以来插手最多的“重灾区”，也是社会各方面特别注目的敏感领域。

在五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情况，他借用人们熟知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44]

七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45]

毛泽东不满意文艺界的现状和对知识分子一概否定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江青说的。不久，他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指二三十年代的文艺界情况——引者注），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46]

在有关传达这次谈话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又批示，“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47]这里，他用鲁迅提倡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生动比喻，进一步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点毛病就丢开的道理。

七月下旬起，毛泽东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来信的人（或材料涉及对象）有：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反映江青等人力图扼杀故事片《创业》）；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反映“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责难、压制故事片《海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揭露“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消极抵抗毛泽东对影片《创业》的批示）；山东省章丘县某学校教工谢革光（建议已停刊多年的《诗刊》杂志复刊）；已故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建议举办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建议抓紧出版《鲁迅书信集》和新版《鲁迅全集》）；作家姚雪垠（请求支持他继续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等。

在这些事情中，反响最强烈的是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问题的批示。

《创业》是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石油工人战天斗地形象的作品，被批准在一九七五年春节上映，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编剧张天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并通知了全国各地。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要求查一查背景，并写批评性的评论文章。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48]为什么称《创业》“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呢？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四人帮”亲信刘庆棠在宣布《创业》十条“罪状”中竟这样说：“影片中三次笼统的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49]其他指责大体与此类似。

给毛泽东读张天民这封信的张玉凤回忆道：“主席在听我读的过程中非常生气。听完后，即刻作了批示，并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这一天，主席一直不高兴，不愿吃饭，也没有睡觉，一直无法休息。”[50]

毛泽东所写的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51]

毛泽东的批示，语气严厉，明确具体，是对“四人帮”在文艺界倒行逆施的有力打击。这个批示下达后，江青一伙惊慌失措。江青一方面声称“不知道”十条罪状，另一方面又斥责张天民“告我刁状”，是有人给他“出主意”。[52]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文艺界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增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极少有人知道，毛泽东这时是在健康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作出以上一系列批示的。四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会见外国客人。六月下旬，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华访问。毛泽东在病榻上写了一封信：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泽东　倚枕
1975，6，27”[53]

1975年7月25日毛泽东对关于电影《创业》问题来信的批语

由于健康原因取消同外国首脑的会晤、并亲自向对方致函道歉，这对毛泽东来说还不曾有过。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自然，这是一封当时不能公开的信。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意对拖延已久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当天下午，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的左眼作了针拨手术，前后只用了不到十分钟，手术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在他的要求下，摘掉了本来需要戴几天的保护眼罩。第三天，毛就写下关于电影《创业》的批语。字仍写得难以辨认。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调看了“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一些故事影片，如《雷锋》、《自有后来人》等，并给予肯定。

在调整文艺政策的同时，毛泽东十分留意国计民生方面的问题，先后对农产品价格、农村社队企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国防、科技等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这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三十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54]

和过去一样，最容易牵动晚年毛泽东思绪情感的，仍是千千万万下层百姓的安危冷暖。

七月下旬做过白内障手术后，虽然毛泽东一只眼睛又可以看东西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毛平时要看的大量文件、书籍和报刊还是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泽东平时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调节一下。这些文件和材料，通常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念。

后来，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古代汉语多，张玉凤提出这些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教师来念。经汪东兴、张耀祠同意，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师芦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她时说：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有一次，芦荻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那时，毛泽东正要她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先读《水浒》。[55]张玉凤回忆：“七五年八月十四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56]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57]

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着我说，六四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58]

这些，其实是毛泽东一向的看法，并不是这时才突然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希望“再看看”被鲁迅批评的这个版本。[59]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他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60]毛泽东这次回答芦荻问他关于《水浒》评价的问题时，概括地谈了他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芦荻把这段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由于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而沉寂了三个来月的“四人帮”发现这正是一次“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他写信，提出要把毛泽东这段评论和鲁迅的评论一起都印在书的前面，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示：“同意”。不久，他又同意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得知毛泽东谈话和批示内容的江青立刻活跃起来。她先是对一些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大谈所谓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声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61]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邓小平。久未“露面”的她，在九月初又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到处散布这类言论。一时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

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到会的有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在九月十五日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

“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62]

这是邓小平对他力主的“全面整顿”思想的系统阐述。他所谈的“雄心壮志”也是十分鼓舞人的，在人们心中燃起热烈的希望。

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召集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和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班子成员一百余人谈话，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危言耸听地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63]对江青这些话，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讲完后，江青还要求在大寨会议上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为有必要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这些问题。九月二十四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期间的讲话时，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64]他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65]

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仍然信任邓小平并继续支持他的整顿工作。

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有关部门先后草拟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从这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各项主要指标稳步上升。一九七五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点一。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政策，大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正如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66]

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到他的身边。毛远新那年三十六岁，已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他是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一九四三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所以，毛远新小时候在毛泽东家住过，毛泽东在下一代亲属中比较喜欢他。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十月十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二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67]他还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引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那时接触实际很少。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这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就迟群（校党委书记）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向毛泽东告状。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一共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八月间写的。毛泽东看过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第二封信是十月间写的，毛泽东看后，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时说过：“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来信——引者注）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68]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的谈话，决定按照他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二十七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了报告，里面说道：“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一个“对”字。[69]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到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全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始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把这件事同毛远新所谈的情况联系起来，对他说：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小平同志）提高。”[70]

这是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还不曾用过这种口气来批评他，并且把事情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里，根本原因还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称赞并倚重邓小平。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出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党和国家治理好。当邓小平几次同江青等斗争时，他都给邓小平有力的支持。即使“四人帮”多次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依然继续支持邓小平。但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这场“大革命”的事情发生。

当天，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谈的时候，双方顶了起来。邓小平说：“你（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71]同时，邓小平也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三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四人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他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转弯。”“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72]

四日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个人第一次讨论的情况，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请示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他还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73]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并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弯”。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不接受这个要求。邓小平委婉地拒绝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

纪登奎谈他当时直接观察的印象，也反映出毛泽东那种矛盾心态。他说：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74]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对这段复杂经历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75]

毛泽东觉得，这件事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相当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引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76]邓小平所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就是接过毛泽东的话来说的。

后来，毛泽东又考虑要扩大打招呼的范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批评的第二天，仍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77]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这个《讲话要点》中传达的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有这样几句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其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打招呼”的活动仍由邓小平主持，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还留有很大余地。

毛泽东接到邓小平报告后，第二天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78]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本来是给老干部“打招呼”的会，如果有青年人参加，又会增加许多复杂因素。第三天，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79]可见他对这件事怎么做，态度相当慎重。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这个《讲话要点》。但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他们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一次会上见到邓小平。张震回忆道：“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80]

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要点》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常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仍没有将权力交给“四人帮”，还要邓小平暂时继续主持工作。本来，邓小平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后接替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81]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82]“批邓”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评邓小平的会议暂时仍要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83]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84]毛泽东当天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85]

给江青写“以不见为好”这个批示的前一天，是毛泽东八十二岁生日，是毛泽东所过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工作人员发现他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心事重重。应该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它所导致的动荡局面，并不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情况。他的体力已日趋衰竭。他的心境也陷于难以摆脱的深深矛盾之中。

[1]《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51页。

[2]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的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2月22日。

[3]《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4]毛泽东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1975年2月27日。同年2月28日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

[5]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6]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加写的话，手稿，1975年3月5日。

[7]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7页。

[9]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10]《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11]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12]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13]《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14]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15]江青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迟群1975年4月4日传达）和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意见（1975年4月5日）。

[16]周恩来给张玉凤的信，手稿，1975年3月20日。

[17]张玉凤给周恩来电话的记录，1975年3月。

[18]毛泽东同黎笋等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19]毛泽东同希思谈话记录，1974年5月25日。

[20]毛泽东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原件，1975年4月23日。

[21]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5年4月。

[22]毛泽东对江青来电话一事的谈话记录，1975年5月。

[2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24]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小型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插话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据毛远新记录整理稿。

[25]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26]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问题的意见稿，手稿，1975年5月4日、5日。

[27]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5月27日。

[28]张春桥记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1975年6月3日。

[29]王海容、唐闻生记录的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要点，1975年6月7日。

[30]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5年6月14日。

[31]江青给毛泽东和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书面检讨，原件，1975年6月28日。

[32]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1日。

[33]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5年7月。

[34]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29日。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14页。

[36]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37]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5月17日。

[38]毛泽东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日。

[39]毛泽东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的批语，手稿，1975年10月16日。

[40]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41]毛泽东对蒋葆生反映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6月30日。

[42]毛泽东对嫌疑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1日。

[43]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公安部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9月9日。

[4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3日。

[45]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5年7月。

[46]毛泽东同江青、张春桥谈话的记录整理稿，1975年7月14日。

[47]毛泽东在王洪文来信上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5日。

[48]张天民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5年7月18日。

[49]刘庆棠传达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影片《创业》的意见（通称“十条意见”），1975年4月8日。

[50]张玉凤写的揭发材料，1976年10月20日。

[51]毛泽东对张天民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7月25日。

[52]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谈话记录，1975年9月。

[53]毛泽东给邦戈的信，手稿，1975年6月27日。

[54]徐志耕：《忧乐万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8页。

[55]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56]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57]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毛泽东审定稿），1975年8月14日。

[58]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59]毛泽东给林克的信，手稿。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页。

[60]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61]江青同于会泳、刘庆棠等的谈话，1975年8月。据刘庆棠揭发材料，1977年3月5日。

[62]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9月15日。

[63]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记录和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谈话记录，1975年9月。

[64]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65]毛泽东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1975年9月。

[6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5、369页。

[67]毛远新笔记，1975年9月至11月。

[68]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记录，1975年10月19日。

[69]毛泽东在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来信上的批注，手稿，1975年10月28日。

[70]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初。

[71]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2日。

[72]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3日。

[73]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4日。

[74]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75]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26、427页。

[76]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3日。

[77]邓小平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11月21日。

[78]毛泽东对邓小平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22日。

[79]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75年11月23日。

[80]《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53、54页。

[81]邓小平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11月15日。

[82]毛泽东对邓小平报告的批语，手稿，1975年11月15日。

[83]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2月10日。

[84]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12月27日。

[85]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5年12月27日。

八十三、临终的日子

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

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他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1]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2]

在这前一天，上年岁末，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交谈中，讲到毛泽东将发表的两首词。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3]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九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毛泽东为首的一〇七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噩耗传来，神州大地笼罩在极度悲伤的气氛里。目击这种情形的外国记者的报道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4]

这以前，毛泽东已连续接到有关治疗和抢救周恩来的报告，对病情已无法控制和挽救，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读着这些报告，没有讲一句话。八日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来《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泪为毛泽东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而他仍一言未发。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是，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摩，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跷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5]。”

从一月十日起，中外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送别周恩来的灵车，场面极为悲壮感人。

重病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6]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持续两个月，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

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正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印发“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7]十五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8]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自己的处境日益困难。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9]此后，邓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10]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11]

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华国锋这时五十五岁，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时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历任县委、地委和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一九七一年调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由于经常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华的了解也增加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他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12]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他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

对华国锋的职务，这时还没有正式任命。一月二十四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领导人的唁电，在电文末尾，通常应当有联合署名的国务院总理的名字，这个电报上却没有。[13]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量日常工作也亟需有人主持，不宜再有耽搁。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二十八日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一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14]

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15]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他们本来期盼着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周恩来逝世后不久，“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曾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也因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的提议而落空。这两件事对“四人帮”是沉重的打击。二月三日，张春桥私下写出一篇“有感”，其中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包含着对华国锋的不满。[16]二月七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外国驻华使节。几天后，针对海外有关“（中国）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的说法，姚文元在日记中不满地发问：“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17]显然，“四人帮”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导地位而耿耿于怀。

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让“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对后来党能够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经毛泽东批准，从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继续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把一些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他对这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依然采取肯定的态度。这些谈话经过毛远新整理和毛泽东批准，先在“打招呼”会议上传达，再在三月三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印发。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错误地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18]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公开“批邓”这个决心很不容易下。

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后人不能推翻的结论。尽管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这同“文革”初期那种充满自信、讲得十分绝对的话已有不同；但他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能容忍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是他仍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必然结论。

华国锋主持了二月下旬起分批举行的“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要把学习这个《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又说：“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中有的人“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对运动的方式，他说：“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19]三月初，中共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也转发了华国锋这个讲话。

“四人帮”决不会放过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打招呼”会议前后，他们便加紧对邓小平的猛烈攻击。他们利用所把持的宣传舆论工具包括文艺作品，向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全面整顿大肆反击。在他们笔下，“三项指示为纲”成了“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而邓小平本人也被扣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等罪名。江青还要求她在文化部的亲信抓紧布置创作一批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和戏剧，以配合“当前的斗争”。[20]

他们自己也直接出面，点名谩骂邓小平。三月二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省、区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诬称邓小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21]她这篇讲话从一九七四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要求将“风庆轮”问题材料（有江青本人批注）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阅”，并在给华国锋的信中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22]张春桥也在这次会上攻击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毛泽东虽然批准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且点了邓小平的名，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邓小平。三月十日，他得知江青二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23]他还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24]

然而，在江青等煽动和指使下，各地造反派根本不顾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和方式方法，许多地区和单位层层揪“走资派”、揪“代理人”。随着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否定，国民经济再度滑坡，整个形势更加动荡不安。

正是从这时开始，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

周恩来逝世后，由于“四人帮”多方阻挠群众悼念活动，人们普遍感觉压抑和不平，民愤与日俱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目睹大批老干部重新遭受批判、生产和社会秩序又陷于混乱，人们蓄积已久的不满情绪急遽上升，形成一触即发的态势。

三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标语。这些行动，引起“四人帮”极大恐慌。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一名负责人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25]四月一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26]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及各地出现的动向，认为需要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并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得到他的认可。

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性悼念和抗议活动。数以百万计的首都市民自发地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向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纪念碑献上大量花圈、花篮、条幅、挽联和祭文。人们或举行宣誓、默哀仪式，或朗诵诗文、悼词，用这些方式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在人们争相张贴和传抄的诗歌、传单以及现场演说中，不少内容强烈谴责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真切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

这时，北京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群众强行干预，更引起人们的不满。清明节（四月四日）那天，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到几十万人，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27]根据会议的决定，第二天凌晨，有关部门将天安门广场内的花圈、横幅等悼念物品清理一空，并逮捕了在场的一些群众。这天上午起，又有很多群众来到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当场发生冲突。

四月五日下午六时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奉命发表广播讲话，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人们“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九时半，预先准备好的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了广场，对滞留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六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28]

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沉重。张玉凤回忆道：“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她又说：“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29]

这时，能常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就是毛远新。张玉凤说：“凡是毛远新每次要见他，主席总是很快就见。他反映的问题，主席也喜欢听。”“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的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30]四月五日凌晨五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31]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

四月六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32]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33]这对近年来不断拒见江青的毛泽东来说，是很少有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尤其是首都北京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使他觉得难以容忍。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使他更加确信所谓“阶级斗争”仍十分激烈。

四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34]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所有领域。

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性质作出错误的判断，对邓小平作出错误的处理，后果十分严重。这里固然有江青、毛远新等歪曲事实的因素，但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一整套错误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作出这样错误决断的主导原因。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他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35]

毛泽东一向不服输。就是严重的病痛折磨，他也很少在表情上流露出来，甚至还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五月，毛泽东仍扶病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会见几批外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见到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眼里，他已是一个不能独自行走、面容憔悴和说话困难的衰老病人。双方彼此简单地“寒暄”几句，会见就结束了。五月二十七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访，成为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当华国锋陪同客人进来时，毛泽东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这次会见只进行了十分钟，可能是他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六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除一次外，华国锋是陪同毛泽东最后那几次会见外宾的唯一中央领导人。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36]

除了少量的外事活动，毛泽东这时能够做的工作仍是批阅一些文件、看书和听读报纸。晚年生活的疲惫、郁闷和孤寂，并没有停止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和思维。这年二月初春，毛泽东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答复他上一年八月三日的来信。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37]

这成为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四月下旬，毛泽东从工作人员所读报纸中，得知不久前国内发生的一起自然奇观：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大范围的陨石雨。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并在吉林市郊区上空爆炸。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五百多平方公里，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大大超过现存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38]这篇报道吸引了病榻上的毛泽东。他少有地从床上坐起来，注意地听着，直到念完这条消息。他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那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深深的思索。

关于“死”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坦然处之。

进入老年后的毛泽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对一位工作人员说过：“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39]

当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一九七六年初农历除夕之夜（一月三十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40]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作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

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

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41]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这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42]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四人帮”又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七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没有作任何答复。

七月六日，毛泽东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得知这个不幸消息，他嘱咐要办好后事。同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由毛泽东、华国锋等组成的朱德治丧委员会名单。九日和十一日，在首都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等送了花圈。

七月十日，新华社播发由毛泽东、华国锋联名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成哲的电报，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这是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最后一份对外电文。[43]

这时，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了。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和唐山毗邻的天津、北京等地也受到这次强震的影响。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他用手势表示同意“搬家”。这样，就用软担架把他迁移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二〇二”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死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八月初，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慰问受灾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八月十八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进入七、八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于昏迷状态。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这份由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稿却不顾事实地称：毛主席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汪东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

病势沉重的毛泽东这时有个心愿：“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湖南韶山休养。鉴于毛泽东的身体现状，任何移动都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一要求。

九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泽东的住地值班。医护人员通过监护器械紧张地观察血压、心律、呼吸等数据，并随时为他导尿、输氧、输液……

从九月七日到八日下午，已在垂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七日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制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

“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44]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八日下午四时三十七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三十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八个多小时了。

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了。[45]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告人民书》说：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会场

1976年9月21日举行的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上，140多个国家的代表肃立为毛泽东主席默哀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尊敬。”“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46]

同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三百七十五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有关毛泽东治丧活动安排的公告。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播出后，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九月九日至十八日，全国各地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主席吊唁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守灵。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负责人、在北京的国际友人、首都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三十多万人参加吊唁，并瞻仰毛泽东遗容。六十多个国家和政党团体献了花圈。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分别举行各种悼念活动。

九月十八日下午，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下午三时，追悼大会开始。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全场肃立，向天安门前毛泽东的遗像默哀。接着，军乐团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他说：“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悼词回顾和缅怀了毛泽东的生平业绩，提出：“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悼词最后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47]追悼大会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结束。

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实况，通过电视和广播电台传遍全国所有城乡。在工厂矿山，在行进的列车里，在江河海洋的轮船和军舰上，汽笛长鸣，人们就地肃立默哀。

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对中国和世界的杰出政治家毛泽东主席表示深深敬意。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悼活动，法国、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上万民众的悼念游行。九月九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十日，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发来唁电。二十一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悼念毛泽东主席肃立默哀。

就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的时候，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十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动乱。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标志着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一九八〇年八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当谈到毛泽东时，邓小平深情地说：“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又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48]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成功地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决议》科学地评价和总结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在指出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后，《决议》写道：

“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49]

邓小平在起草这个《决议》时斩钉截铁地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50]

以后的十几年里，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迎来了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这天，首都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讲话。他阐述了纪念毛泽东的重要意义，再一次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一派生机蓬勃。在这样的形势下，纪念毛泽东同志，回顾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广泛的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为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所尊重。他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51]

斗转星移，世界和中国已经大踏步地跨入新千年和新世纪。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世界最大的广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当年由毛泽东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烫金大字熠熠闪光。广场南面，松柏环抱的毛主席纪念堂庄严肃穆，它年复一年地迎接着排着长长行列、从四面八方前来瞻仰的人流。广场北面，天安门城楼中央巨幅画像上的毛泽东凝视着前方，注视着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52]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对七千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讲过的一段话。

今天，中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百倍的信心和大无畏的气概，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阔步前进。

毛主席纪念堂大厅里的毛泽东坐像

[1]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

[2]《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毛泽东同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戴维·艾森豪威尔谈话记录，1975年12月31日。

[4]《震撼世界的20天——外国记者笔下的周恩来逝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13页。

[5]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6]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7]毛泽东在七机部舒龙山来信上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12日。

[8]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6年1月20日。

[9]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记录（毛远新笔记），1976年1月21日。

[10]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11]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毛远新笔记），1976年1月21日。

[12]汪东兴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西北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10月13日。

[13]197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14]毛泽东对毛远新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31日。

[15]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任职的通知，1976年2月2日。

[16]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原件。

[17]姚文元日记，1976年2月16日。

[18]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19]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2月25日。

[20]江青、张春桥在1976年2月间的一次谈话。据于会泳揭发材料，1977年3月1日。

[21]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3月2日。

[22]江青给华国锋的信，原件，1976年3月。

[23]毛泽东对江青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的部分省、自治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24]毛泽东对华国锋关于是否印发江青讲话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3月10日。

[25]王洪文对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记录，1976年3月30日。

[26]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1976年4月1日。

[2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4日。

[28]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6日。

[29]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30]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31]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原件，1976年4月5日。

[32]毛泽东对毛远新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76年4月6日。

[33]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34]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毛远新笔记），1976年4月7日。

[35]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77页。

[36]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37]毛泽东给刘大杰的信，手稿，1976年2月12日。

[38]1976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39]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49—151页。

[40]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41]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

[42]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话，手稿，1976年6月25日。

[43]1976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44]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4页。

[45]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

[46]197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47]1976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4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44、345页。

[4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5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9页。

[51]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26日。

[5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2页。

后记（一）

编写毛泽东同志的传记，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经过四年多的工作，建国前部分（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九年）已经完稿。考虑到建国后部分的完稿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先将建国前部分出版。

本书的主要依据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同志建国前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和他所参加会议的大量记录；同时，参考了同毛泽东同志有过直接接触的同志的访问记录、回忆录和当时的报刊资料。力求根据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比较翔实的信史。

毛泽东传记的编写工作，在逄先知主持下进行。建国前部分由金冲及任主编，各章执笔人如下：

一——六：陈晋

七——十八：黄允升

十九——二十九：廖心文

三十——三十五：姚杰（军事科学院）

三十六——四十：毕建忠（军事科学院）

金冲及统一地对全书作了较多的改写和补充，并负责定稿。

李琦审阅了全部书稿。冯蕙对抗日战争部分作了认真的修改。黄允升选定书中的照片和插图。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厅的秘书处和档案处，中央文献出版社，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做了许多工作。

书中不当的地方，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以便在再版时改正。

一九九六年六月

后记（二）

编写毛泽东的传记，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传》建国前部分，已于1996年8月出版。现在出版的是《毛泽东传》建国后部分。

本书主要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建国后的文稿，讲话和谈话记录；中共中央文件和有关的会议记录。还根据《人民日报》、新华社电讯等报刊资料；有关的书籍和资料；同毛泽东有过直接接触的同志的回忆录和对他们访问的记录。

毛泽东传记的编写工作，在逄先知主持下进行。本书（《毛泽东传（1949—1976）》）由逄先知、金冲及任主编。第一至三十三章的初稿执笔人为李捷，逄先知进行改写、补充和修改，并负责定稿。第三十四至四十三章的初稿执笔人为安建设，金冲及进行改写、补充和修改，并负责定稿。冯蕙为本书特邀责任编辑，核阅了全部书稿，并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滕文生审阅了全部书稿，并作了一些修改。

龚育之阅看了全部书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部分章节经有关部门负责人刘华秋、陈云林及李友九等审阅。

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秘书处、图书馆和信息中心，中央文献出版社，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做了许多工作。

本书力求根据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提供翔实可据的信史。书中不当的地方，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以便在加印和再版时改正。

二〇〇三年十月

再版后记

《毛泽东传（1893—1949）》于1996年8月出版，为一卷本。《毛泽东传（1949—1976）》于2003年12月出版，为两卷本。两部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欢迎，也有读者指出了书中的一些错讹。这次再版，为了方便读者，将两部书合起来，分六册印行，同时对书中的一些错讹作了订正。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